澳門理工學報（第 85 期） - 在線閱讀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1 期編輯委員會主　　任: 嚴肇基副主任: 李雁蓮　劉澤生委　　員: (以姓氏筆畫為序)王利民　王長斌　毛思慧朱　劍　仲偉民　李向玉李長森　李惠芳　李雁蓮吳承學　吳新凡　林子予林發欽　姚　申　高自龍陳志雄　陳慶雲　崔月琴張耀銘　黃貴海　齊鵬飛黎明海　劉　明　劉澤生劉曙光　韓璞庚　韓麗麗謝丹嬋　嚴肇基顧　　問: 李向玉總編輯: 劉澤生副總編輯: 陳志雄澳門理工學院主辦

目　　錄2022年第 1期 ( 總第 85期 ) 1998年 4月創刊·名家專論·“澳門學”再認識———以“一國兩制”文明範式構建為視角齊鵬飛　 (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劉澤生　 (25)…………………………………………………………………“雙循環”新格局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蔡赤萌　 (26)………………………………粵港澳大灣區:尊重法治的制度創新彭艷崇　 (40)……………………………………澳門高等教育治理變革的影響因素探析———公立高校財政協同變化的視角張紅峰　 (49)………………………………論為學之藝———以“遊於藝”為中心的教育考察孫　傑　 (58)………………………………“詩教”演進敘論———兼及當代“詩教”的路徑選擇周奉真　 (66)…………………………………·中西文化·巴黎外方傳教會士 Charles Maigrot 漢名考———兼論其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地位譚樹林　 (75)……………………………歷史檔案中的葛蘭言盧夢雅　 (87)……………………………………………………胡適禪宗史研究與法國漢學王學進　 (97)……………………………………………

·總編視角·主持人語劉澤生　 (106)…………………………………………………………………出版生活史:對象、立場與可能的走向范　軍　劉曉嘉　 (107)………………………西方期刊評價的現實困境及其啟示江　波　 (120)……………………………………·文學研究·“現代”文學觀與現代白話小說“開篇”之爭沈慶利　 (129)……………………………探尋作為終點的起點:抗戰文藝中的“東北”———以鄭伯奇四幕話劇《哈爾濱的暗影》為中心楊　慧　 (137)…………………張愛玲《流言》之大楚報社再版本略說凌孟華　 (150)…………………………………培育“模範兒童”———黎鏗與 1930 年代中國電影童星生產游曉光　 (158)………………………“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再思考:人民敘事與思想動員潘　雨　 (169)…………清帝辭位詔書的擬稿與改定駱寶善　 (175)……………………………………………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制度傳承與變異關曉紅　 (181)…………………………………五四運動與中國革命史敘事之建構王　旭　 (191)……………………………………本期英文內容提要 (203)…………………………………………………………………徵稿啟事 (208)……………………………………………………………………………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Vol. 25, No. 1 (Serial No. 85), 2022CONTENTS“Macao Studies” Revisited: A Perspectiv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ivilization Paradigm Qi Pengfei (005)………………………………………………………………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nder the “Dual-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Cai Chimeng (026)……………………………………………………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ak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Peng Yanchong (040)…………………………………………………………………………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Macao: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Co-ordination Change in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Zhang Hongfeng (049)……Research on the Art of Learning: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Practice in Art”　 Sun Jie (058)…………………………………………………………………………………………On the Evolution of Poetry Education Theory - Exploring the Roadmap of Poetry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Zhou Fengzhen (066)…………………………………………………………………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Name of Charles Maigrot, MEP———Also on His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Tan Shulin (075)…………………………………………………………Marcel Granet in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His Chinese Studies Lu Mengya (087)…………………The Study of Hu Shihs Zen History and French Sinology Wang Xuejin (097)…………………………Publishing Life History: Objects, Standpoints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Study　 Fan Jun & Liu Xiaojia (107)…………………………………………………………………………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Enlightenment of Western Periodical Evaluation Jiang Bo (120)…………“Modern” Literary View and the Dispute over the “Opening” of Modern Vernacular Novels Question　 Shen Qingli (129)……………………………………………………………………………………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arrative about “the Northeast” in the Literature of Anti-Japanese War: 　 Centered on The Shadow of Harbin by Zheng Boqi Yang Hui (137)…………………………………Research on the Reissue of Eileen Changs Write on Water Edited by DaChu Newspaper　 Ling Menghua (150)…………………………………………………………………………………Cultivating “Model Children”: Li Ke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Child Stars in 1930s Chinese Films　 You Xiaoguang (158)…………………………………………………………………………………Rethinking on Seventeen-year Xinjiang Minority Theme Films: Peoples Narration and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Pan Yu (169)……………………………………………………………………………Draft and Revision of Imperial Edict on the Abdication of the Qing Emperor Luo Baoshan (175)……The Institutional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1912-1928　 Guan Xiaohong (181)…………………………………………………………………………………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Wang Xu (191)………………………………………………………………………………………本期基本參數 : ISSN 0874-1824∗1998∗q∗A4∗208∗zh∗P∗MOP50∗1350∗19∗2022-01英文顧問 : Joanna Radwanska Williams(安霞)　　　　　本期英文編輯 : Áine Ní Bhroin(譚小果)

·名家專論·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澳門學”再認識———以“一國兩制”文明範式構建為視角齊鵬飛［提　要］　澳門回歸，不僅是政治回歸、法理回歸，而且同時也是文化回歸、學理回歸。澳門回歸這一偉大歷史性轉折，對特區政府和澳門同胞提出了適應這一巨變、完成“去殖民化”和“去西方中心化”而有機構建“一國兩制”新時代之澳門新文化的歷史性課題。放置於“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之大視野中的“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的創立和發展，為澳門回歸歷史進程啟動以來所破題的“澳門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可以參照也必須參照的歷史坐標系，積極回應這一時代呼喚，將為“澳門學”研究創造廣闊的學術發展空間和無限的學術發展可能。［關鍵詞］　 “一國兩制” 　澳門回歸　 “澳門學” 　學術體系　文明範式［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005 ⁃ 20近四十年來，在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中，由澳門本地學者率先提出和大力倡導的“澳門學”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重大進展。無論是在“澳門學”概念和理念之界定和釐清，在“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研究範圍和研究邊界之梳理和闡釋，在“澳門學”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徑、研究工具之提煉和總結，在“澳門學”研究的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之歸納和概括，在“澳門學”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建構方面，所逐步形成的一些具有基本共識和主流意見分量的獨到思考，還是在特定意蘊的“澳門學”研究領域所湧現和積累的研究成果及其產生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使其成為“澳門研究”中的一個最具標識度、彰顯度和指向性的學術流派和學術現象，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的。“澳門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取得今日之煌煌成就和影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必須提及的：其一是“澳門學”研究的首倡者及其附議者，從一開始就將其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放置於具有深厚底蘊和豐沛資源的澳門歷史和澳門文化這兩個特定的場域；其二是“澳門學”研究的首倡者及其附議者，從一開始就將其研究視閾放置於“中西交匯交流交融”之“全球史觀”的理論維度，努力推動實現此一“地域學”的“本土化”、“中國化”和“國際化”。但是，必須同時實事求是地指出：就筆者個人化的觀察———迄今為止，“澳門學”研究距離化境5

的目標也許還在路上，其學術探索和理論探索尚未全面完成從自在到自為、從自發到自覺的創新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三大體系”尚未全面完成有機構建的基礎性任務。之所以如此言，可能有些“危言聳聽”，但絕非空穴來風，一個頗具說服力的例證———“澳門學”研究大體上還停留在“本土化”、“中國化”、“國際化”的初創階段———一方面其研究隊伍和“學術圈”除了少數的北京學者和里斯本學者外，基本上局限於嶺南一隅，即主體的澳門本地學者和部分廣東學者；另一方面其研究成果及其學術影響力的狀況也基本如此。無論是在祖國內地學界以及海外華文學界，還是在美歐西方學界，某種程度上還處於存在比較大局限性的層面，澳門本地學者所自我設計、自我期許的爭取實現該項研究可以彰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之“新路徑”、“新樣態”、“新範式”的種種努力，尚未能得到中外學界廣泛而熱烈的關注、重視和反響、回應。也就是說，迄今為止，“澳門學”研究大致還是澳門的“澳門學”研究，還沒有能夠全面進入中國學術和國際學術的大視野和話語系統，或者至少說還沒有進入其前沿狀態———當然，對於“澳門學”研究者所進行的艱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以及其所取得的卓有成效之階段性成果，是任何人都心懷敬意的。造成目前“澳門學”研究這種堪稱微妙境遇的制約單元，同樣是錯綜複雜的，如背後至關重要的經濟因素———不僅僅有澳門微型經濟體之偏小、偏弱的經濟體量及其影響力，而且還有長期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對外形象———“大航海”進入輪船時代以後，自單一依賴“造船”、“製炮”和“三大傳統手工業”，至單一依賴鴉片走私、苦力貿易和賭博業，即使是“九九”回歸以後“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發展目標、發展路徑日益明晰和堅定，但是其“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即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發展定位和發展藍圖，還沒有演進為可觀的現實存在。憶及“九九”回歸前後筆者一再倡言之“經濟香港”、“文化澳門”論———“‘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澳門模式’的特殊價值何在？簡言之：‘經濟香港’、‘文化澳門’。”即筆者當時曾經明確提及的———傳統觀念“大香港、小澳門”的“大、小”之分，僅僅具經濟層面的意義，對“新”、“舊”澳門“文化特區”的地位、作用解讀、論證不足。作為西方文明衝擊而成的中華文明圈兩個傳統的“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東方明珠”之“國際經濟中心”的風光和“東方寶石”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異彩，交相輝映。 “葡人治澳”的“舊澳門”時代之“不古不今，亦古亦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舊文化”，即所謂“中西合璧”的“海島文化”、“海洋文化”或曰“中西交匯”的“鹹淡水文化”、“混血文化”，乃“澳人治澳”的“新澳門”時代之“新文化”建設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基礎。 “新香港”社會發展，“經濟建設”是重心，是支撐點和增長點，是優勢和特色；“新澳門”社會發展，“文化建設”是重心，是支撐點和增長點，是優勢和特色。①凡此種種所論，就曾經在學界尤其是在海外學者中引起過不大不小的非議，批評者的焦點是所謂“經濟香港”、“文化澳門”論，有“重澳門輕香港”之嫌，或曰“藏污納垢的文化沙漠”，不堪負載“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之盛名，或曰“以淺陋的殖民地文化為底蘊”的“澳門學”，無法與“以經濟奇蹟為內涵”的“香港學”比肩。對於此一“喧嘩”，本人長期保持了緘默，也主要是囿於“文化澳門”論的經濟基礎支撐，即使是在“九九”回歸以後也長期沒有走出畸形發展的死胡同，而無法理直氣壯所致。同樣，我們回到“澳門學”研究本身檢視，也可以發現其中存在的諸多令人思想困惑之處。我們以“澳門學”研究的基本問題為例———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在長期的學術爭鳴和理論探討過程中，已經取得一系列主要聚焦於“三大體系”構建方向上的基本共識和主流意6

見，如以“綜合”和“交叉”為“特色”，以及以“特色”建“優勢”；如不僅要“往回看”，而且要“向前看”；如不僅要“國際化”，而且要“中國化”，等等。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從一開始就已經敏銳地觀察和意識到，初始狀態的“澳門學”研究，與可以比附的但其早已成為一門比較成型和成熟之國際顯學的“敦煌學”研究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性———典型者如“敦煌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已經拉開距離、已經固化的歷史結晶體，而“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則是由遠至近而沒有拉開距離的、正處在進行時態的現實性“活體”。這都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其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且至關重要的缺憾，也是筆者長期所關注的一個問題點———那就是“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和“澳門學”研究之間的關係問題。不否認，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也並沒有忽視、沒有規避“一國兩制”因素在“澳門學”研究之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構建、在“澳門學”研究之“三大體系”建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對於兩者的關係，相當一部分學者還有頗具思想深度和理論高度的學術探討和闡釋，如知名學者楊允中先生、吳志良先生②等。但是就整體性而言，對於將“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將“一國兩制”因素作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作為“澳門學”研究的基礎支撐和主要驅動力的思想自覺、理論自覺、學術自覺，還是有所欠缺的。本文的問題意識正聚焦於此。試淺析之，以一己陋見就教於方家。一、澳門回歸：“澳門學”發軔的驅動力1986 年 11 月，時值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前三輪外交談判告一段落，即將迎來決定性的第四輪外交談判，並將最終簽署明確“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移交之中葡“聯合聲明”的前夕，亦即自 1553 年開始的葡萄牙在澳門地區居留及其後進行殖民統治的逾四百年歷史，即將以外交談判和簽署雙邊國際條約的方式劃上句號，而全面開啟“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之新時代和全面開啟澳門同胞在中國澳門當家作主之新征程嶄新一頁之前夕，一年前剛剛成立的旨在集聚澳門本土研究力量、自主構建澳門本土之“澳門研究”學術體系和學術話語權的民間社會團體———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在中葡談判“颱風眼”的澳門，舉辦了一次以“澳門研究”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澳門的社會科學學者和資深媒體人陳樹榮（時任《澳門日報》副總編輯）、黃漢強（時任澳門《華僑報》副總編輯）以及楊允中等，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以“澳門學”來整合和統領“澳門研究”的問題，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澳門學”的概念和理念，並得到了與會者的普遍認同和積極響應。由於此前一水相隔的香港本地學界，也在自“舊香港”至“新香港”社會轉型和嬗變的“過渡時期”裡，打出了創立“香港學”的旗號，兩相觀照，頗令人耳目一新，加之“澳門學”主要倡導者之學界翹楚和資深媒體人的地位和影響力，所以儘管一開始“澳門學”的概念和理念，還沒有經過嚴密的學理化論證和邏輯闡釋，但是“澳門學”一詞，很快成為通常意義上的“澳門研究”領域風靡一時的學術術語。這裡，有我們必須關注到的一個基本事實———“澳門學”的發軔、“澳門學”概念和理念的醞釀和破土而出，直接的誘因和驅動力，就是中國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在澳門問題和澳門地區的付諸實踐，就是“一國兩制”模式的澳門回歸。探究“澳門學”的歷史底蘊和亮色，這是繞不過去的門檻。澳門回歸，也就是中國中央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將其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徹底結束其被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屈辱歷史、徹底結束其與祖國內地分離而長期孤懸海外的悲痛歷史，是澳門開埠以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歷史轉折點。它昭示着，澳門從此將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直轄下的7

一個地方行政區域，與祖國內地有機融為一體，共同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攜手奮鬥；澳門同胞從此將真正成為這塊土地上的主人，與祖國內地一起共同享有已經“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偉大榮光。而且，澳門回歸，是“一國兩制”模式的澳門回歸，“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之核心要義和基本特點，是“一國”與“兩制”的有機統一，“求一國之大同、存兩制之大異”，不僅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祖國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中國澳門建設好；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有機統一，是“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與“保障澳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統一，是“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澳門自身競爭力”的有機統一。同時，澳門回歸還是在中國澳門“廢除殖民主義”和“保留資本主義”的有機統一。因此，我們講———“一國兩制”是中華文明發展史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和偉大貢獻，有機構建了“和平、發展、合作”時代國與國之間和平解決領土爭端實現民族國家統一、中央與地方之間不同社會制度共存共生的新路徑、新模式。我們講———“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而且也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在這種解決方案和制度安排下，澳門歷史發展中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對外關係方面，所積累積澱的一些不可替代之“優勢”和“特色”，將得以最大限度的保留———當然，必須適應澳門回歸的歷史性轉折，在“一國兩制”的新時代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自澳門開埠以來，在“大航海”的帆船時代，澳門作為中西交通和中西貿易的重要中轉站，曾經締造過長達幾個世紀“海上絲銀之路”（亦即今日通行的“海上絲綢之路”之稱謂）的經濟繁榮期，也正是以此為依憑，同一時期澳門作為被中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廣東地方政府所默認的對外開放的“經濟特區”、“文化特區”，也曾經出現過一段至今仍然為學界津津樂道的西學東漸、中學西傳之中西文化交匯、交流、交融的文化繁榮期，以“中西合璧”與“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以及“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為底蘊和亮色的澳門文化，即發軔於此。儘管其後由於“大航海”進入輪船時代的澳門，因為沒有深水港而導致其中西交通和中西貿易的重要中轉站之“壟斷”地位喪失，而不得不走上單一依賴特種行業維生的畸形發展道路，導致其經濟凋敝和文化凋敝，一直到 20世紀 60 年代，隨着“四大支柱產業”（旅遊博彩業、出口加工業、建築地產業和金融保險業）的漸次勃興，而艱難地走上經濟現代化道路之後，才有所恢復元氣；儘管由於 1849 年以後葡萄牙徹底排斥中國政府對澳門的有效管轄而開始實行全面的殖民統治，開始全面地以“宗主國文化”壓制澳門本土的中華文化，但是，“中西交融”、“中西合璧”的澳門文化並沒有斷流，而是頑強地自發和自在地和時興時衰地在野火中叢生———當然澳門開埠以來幾百年未經歷戰火侵擾的歷史機緣，也是澳門這座保留了大量的有形和無形歷史文化遺存、歷史文化遺產的“中西交融”、“中西合璧”之“活體博物館”，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條件。而“九九”回歸以後，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申報成功的第 31 處世界文化遺產之“澳門歷史城區”，就是其具象化的集中體現和顯著標誌。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葡人治澳”的“舊澳門”時代，澳門文化構建的主導權和話語權，是掌握在宗主國、掌握在殖民統治者手中的。 “舊澳門”時代的澳門文化，從本質上、從根本上論，是葡萄牙征服和統治東方的殖民地文化，是僅僅雜糅和兼容了“中華元素”和“東方風情”之“西方中心”本位的拉丁文化和基督文化。儘管“舊澳門”時代的澳門文化，也可以從主體上簡析為葡人文化、土生葡人文化和華人文化三個支流，但是作為外來統治者的葡萄牙人，雖然在人口結構上始終沒有佔據“統治地位”，但是，從里斯本延伸和移植來的葡人文化，卻一直是受保護的、享有“壟斷權”和“優越感”之“官方文化”，而華人在人口結構上的主體地位，並沒有同時贏得其在文化上的8

“主體地位”，使華人文化成為“主流文化”，直至“九九”回歸“葡人治澳”將止而“光榮撤退”之際，華人文化被壓制的“民間性”，也沒有得以根本性的改變，甚至連中文，都沒有取得與葡文同等的“官方化”地位。因此，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直接催生了澳門同胞當家作主的主體意識的萌發，催生了澳門同胞中華民族之民族意識、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家意識的全面復甦，催生了澳門同胞重構以“中西交融”、“中西合璧”為底蘊和亮色的澳門文化之中華文化主體、主流和統領地位的思想自省和自覺，催生了澳門同胞在迎接“一國兩制”新時代，進行澳門新文化建設進程中“去殖民化”、“去西方中心化”，而重新建立“中國澳門”本位的澳門文化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的學術自省和自覺。其率先探索和突破的領域，就是澳門文化的意識形態主陣地———“澳門研究”。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全新的思維、全新的範式，對於澳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對外關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進行適應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和“一國兩制”新時代的重新審視和重新梳理、重新闡釋，這一歷史任務，就成為愛國愛澳的澳門同胞尤其是澳門本土的文化人和學者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而“澳門學”概念和理念的醞釀和破土而出，就是其中最直接、最強烈的歷史回音。在“澳門學”概念和理念正式提出以後，伴隨着中葡談判開啟的澳門回歸進程的不斷推進，伴隨着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和澳門“基本法”的起草以及“新澳門”的籌備，在自“舊澳門”至“新澳門”社會轉型和嬗變的“過渡時期”裡，在澳門歷史第一次湧現的澳門本土化指向之“澳門研究”的學術大潮中，澳門本地的文化人和學者也適時對“澳門學”研究之基本問題，進行了廣泛而熱烈的研討和論證。這種研討，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同時也吸納了部分香港、廣東、北京學者以及外籍學者參與其中，通過舉辦各種專題研討會、座談會，發表訪談和學術論文等形式，各抒己識、仁智互見。這種研討，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前沿意識和創新意識，其聚焦“澳門學”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研究範圍和研究邊界、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研究視閾和研究維度問題，已經直接涉及“澳門學”研究的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之構建問題，涉及“澳門學”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構建問題。在這場大討論中，以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其創辦宗旨為：“研究社會，服務澳門，面向社會，聯繫實際”）為代表的、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紛紛成立的一批澳門民間社會組織和學術團體，1984年葡澳當局成立的先後定位為“慈善機構” （1984 ～ 1988 年）、高等教育建設和管理機構（1988 ～1992 年）、人文社會科學建設和管理機構（1992 年～）的澳門基金會，1988 年澳門基金會接管後的私立東亞大學，以及 1991 年由東亞大學轉制而來的公立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成為主要的組織和推動力量；以《澳門日報》、《華僑報》等主流媒體，以及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的會刊《濠鏡》、先由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主辦後由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學術刊物《澳門研究》等，成為主要的陣地和平台；以陳樹榮、黃漢強、楊允中、吳志良、湯開建、錢乘旦、郝雨凡、劉澤生、金國平、章文欽、林廣志、李長森、朱壽桐、林發欽等長期從事“澳門研究”且有造詣、有建樹的一批澳門學者和部分廣東學者、北京學者，為主要的學術研究力量，形成第一批有價值、有分量、有影響的學術研究成果，為“澳門學”研究的真正發軔，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這場大討論，以 1986 年 11 月由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舉辦的以“澳門研究”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為濫觴，以 1989 年 4 月由澳門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舉辦的“關於建立‘澳門學’問題”學術研討會為全面啟動，以“九九”回歸將屆一周年之際於 2000 年 11 月由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帶有“瞻前顧後”之總結和展望意義的“‘澳門9

學’的對象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告一段落，期間累計近二十場不同側重點的學術研討會、座談會和直接以“澳門學”為關鍵詞的近百篇深淺、詳略不一的發言稿和學術論文。③在這場大討論中，相關學者聚焦“澳門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主要就“澳門學”研究的學科性質和特點、“澳門學”研究的對象和重點等關節點，展開了集思廣益、見仁見智的梳理和闡釋。關於“澳門學”研究的學科性質和特點，相關學者的意見是比較趨同的———即“澳門學”儘管孕育和發軔於因歷史上長期作為中西交通、中西貿易、中西文化交匯、交流、交融的“獨木橋”、同時現實和未來發展中仍將繼續承擔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國際通道”、“超級連絡人”，而鑄煉出“中西交融”、“中西合璧”鮮明特質的嶺南一隅澳門，但“澳門學”絕非僅僅是澳門的，“澳門文明”在中華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上的獨特地位，決定了“澳門學”必然也是中國的、是世界的；“澳門學”研究絕非單一領域、單一專題、單一向度的單一學科研究，而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相結合、內向本土化與外向國際化相結合，涉及澳門政治發展、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和對外關係等多領域的綜合性的交叉學科研究。 “澳門學”研究絕不能自我設限、自我封閉，而應充分體現其開放性、包容性、多元性，要有構建和豐富中華文明新形態、新範式和人類文明新形態、新範式的戰略高度和博大胸襟。關於“澳門學”研究的對象和重點，相關學者的意見，則存在有一定的分歧，概言之，大體上有兩種主要的取向：其一，歷史的維度。即認為“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和重點，是澳門歷史，是“舊澳門”文化，是以澳門開埠以來在澳門的中西交通、中西貿易、中西文化之交匯、交流、交融過程中，所積累積澱下來的體現“中西交融”、“中西合璧”特質的各種歷史文化遺存、歷史文化遺產的集成———包括澳門卷帙浩繁、未曾斷檔的中西歷史文獻（僅僅如已整理編輯出版的《澳門專檔》、《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中葡澳門交涉史料》、《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中葡關係檔案史料彙編》、《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粵澳公牘錄存》、《澳門問題史料集》、《廣東澳門中文檔案史料選編》、《葡萄牙東坡塔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錄：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中文）》、《民國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外文部分）》、《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彙編》等歷史文獻集，以及發掘和披露了大量新史料的《澳門史新編》和《澳門編年史》等著述，即可窺其豐富程度），基本上可謂是“活化石”解剖，是“故紙堆”研究，是拉開距離的對於“過去完成時”的研究。如果說“敦煌學”研究，是以中華文明史上第一次對外開放的高峰———“陸地絲綢之路”的輝煌為底蘊為支撐的話，那麽“澳門學”研究，則是以中華文明史上第二次對外開放的高峰———“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為底蘊為支撐的。也就是說，通過還原歷史現場和本真，彌補歷史空白，以歷史研究觀照現實，以歷史經驗“以古鑒今”體現當代價值。其二，現實的維度。即以澳門社會現實問題為前沿意識和導向，凡是與澳門歷史與現實發展相關聯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對外關係領域的諸問題，包括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帶來的“一國兩制”因素，均涵蓋其中。不僅關注“舊澳門”的舊文化，而且重視“新澳門”的新文化。不僅“往回看”，而且“向前看”。可謂包羅萬象，與通常意義的“澳門研究”高度同構或曰是其集大成者。當然，同時必須明確指出的是，“澳門學”研究的這兩種主要的取向，在這場大討論中，一方面，並非絕對涇渭分明、相互割裂、彼此對立，而是相互包含，時有交叉和兼容的；另一方面，均沒有將01

“澳門學”研究僅僅局限在單一“地域學”的自閉層次，而都是具有“中國本位”的自主意識，都將其放置於高度開放的“世界歷史”之“國際化”的宏觀視野下。這裡，“澳門學”首倡者之一黃漢強先生所論，是具有代表性的———“澳門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發展和現實存在的“澳門社會”、“澳門文化”。他明確指出：“澳門學”，研究澳門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尋找和闡明其發展的規律性；從社會各領域來剖析它的橫切面，即分門別類地研究澳門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社會以及同外界關係等各方面的架構、特點及其規律性。即通過縱向和橫向的研究，“澳門學”成為一門反映和闡明澳門社會及社會各領域的矛盾、規律及其相互關係的學問。也就是說，“澳門”這樣一個充滿特殊活力和魅力的社會，實在是一座待打開的“博物館”，是一個待開發的社會科學的“富礦”，亦是一面可給中小城市發展借鑒的“樣板”。 “研究它、剖析它，便會發現其中許多特殊性及特殊的規律。無論是認識中國對外開放史、東西方貿易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抑或了解一個中小城市參加國際市場而促進自身發展的規律性，澳門都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④相關學者在“澳門學”研究創議階段的大討論中之開放、包容、寬鬆的自由發揮心態，為“九九”回歸後“一國兩制”新時代“澳門學”的持續深化研究，奠定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和可資參引的規範。二、“一國兩制”建設：“澳門學”深化研究的支撐力澳門回歸以來，在“澳門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進展和重大成就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繁盛景象的同時，關於“澳門學”問題的深化研究，亦即“澳門學”研究的“三大體系”構建的工作，也在持續推進，出現了一些令人矚目、令人振奮的新氣象、新局面，迎來了“澳門學”大討論的第二次高潮。“九九”回歸以來的二十餘年間，澳門的“澳門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取得比較大、比較好的成就和影響力，有三個至關重要的背景性、基礎性、支撐性的條件———其一，是“九九”回歸前停滯不前陷入嚴重困境的澳門經濟，在回歸後重新煥發了青春，走出了一條繼續保持祖國內地對外開放之“國際通道”和“超級連絡人”的“傳統特色”和“區位優勢”，全面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和“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設的經濟發展新路，創造並維繫了年均兩位數的“超高速”經濟增長態勢，經濟總量、經濟實力、經濟影響力攀升至其經濟現代化之旅啟程以來的最高點。一個頗具說服力的例證———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和人均 GDP、入境遊客數量、博彩業毛收入和博彩專營稅、進出口貿易總額六個基本可以反映澳門經濟典型特徵的指標，在“九九”回歸之年分別為 493 億澳門元和 14,718 美元、744 萬人次、130 億和 48 億澳門元、339 億澳門元，而到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的 2019 年，則分別為 4,451 億澳門元和 81,893 美元、3,940 萬人次，2,925億和 1,024 億澳門元、1,029 億澳門元，⑤均可謂“大躍進”般的非常規增長。當然，“賭權開放”是其中一個關鍵性的引爆點和驅動力，由此而帶來的旅遊博彩業“一業獨大”對於澳門經濟健康發展之“利”與“弊”的雙重影響，也是我們觀察和分析澳門問題時無法漠視和迴避的“兩難”境遇。這裡，我們僅僅單純論及的是“九九”回歸後澳門經濟快速發展以及日益提升的經濟實力和經濟影響力，對於澳門“一國兩制”新時代澳門新文化發展的支撐和推動的正面作用。其二，祖國內地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 2001 年“入世”以來經濟快速、高速增長，使得中國的經濟總量、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地。祖國內地的 GDP，在澳門回歸祖國的 1999 年僅為約 1 萬億美元（人均約 1,000 美元），世界第七，為世界第一的美國 12% 左右，而到11

了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的 2019 年，則為 14.4 萬億美元（人均約 10,000 美元），2010 年超越日本以來已經連續十年世界第二，現為美國的 70% 左右。⑥澳門回歸二十餘年來，中國經濟全面崛起進入了不可遏制的歷史進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而伴隨着中國經濟的全面崛起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作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公共產品的供給者，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中國日益走進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九九”回歸後的澳門，作為中央政府直轄下的特別行政區，在有機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自覺搭乘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發展的“快車”和“順風車”，充分享有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發展的“紅利”，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在與祖國內地日益深化之“互補互利、協同發展”的經濟交流與合作中，把“國家所需、澳門所長”和“澳門所需、國家所長”有機結合起來，將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祖國內地因素”最大化、最優化，以澳門的獨特地位、獨特優勢和獨特貢獻，演繹精彩紛呈的“一國兩制”的“澳門故事”，與祖國內地一起共同享有已經“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偉大榮光，共同享有偉大祖國的尊嚴和榮耀。也就是說，正是“九九”回歸以後在與祖國內地共同推進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澳門”的經濟總量、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包括知名度，才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歷史新高點。其三，“九九”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澳門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和巨大成功，成為“一國兩制”偉大試驗中的“模範區”和“示範區”。對此，歷屆中央政府的領導人在澳門回歸祖國一周年、五周年、十周年、十五周年、二十周年時親臨澳門視察所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在歷年接見來北京述職的特區行政長官的重要談話中，包括 2018 年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訪問團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均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這裡不再冗述。對比“一國兩制”偉大試驗的率先垂範地———“九七”回歸後的香港，儘管“一國兩制”香港實踐也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和巨大成功，但是同時其行穩致遠則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和巨大困難，出現了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香港回歸以來，香港社會中有那麽一部分人對於“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以及香港“基本法”的理解和貫徹，不僅根本談不上全面準確，而且是有意識地加以肢解、加以割裂，有選擇地取捨。他們拒不承認“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香港“基本法”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他們將“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割裂並對立起來，不認同、不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基礎和前提；他們將“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與“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割裂並對立起來，不認同、不接受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是特別行政區行使高度自治權的基礎和前提；他們將“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與“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割裂並對立起來，不認同、不接受“祖國內地因素”是“香港經濟發展和經濟繁榮”的基礎和前提。他們對於“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之根本宗旨的“兩個基本點”，僅僅認同和接受其“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一面，而不認可、不接受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另一面。事實上是對“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以及香港“基本法”，進行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所謂“民主派”、“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真本土派”中的少數極端分子，實際上是“逢特區政府必反”、“逢中央政府必反”的極端反對派和“攬炒”派。他們甚至幻想在香港回歸以後、在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以後、在中央政府直轄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仍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某種範圍內使“資本主義的香港”與“社會主義的祖國內地”有效隔離或分離，使香港擁有“完全21

的政治實體”或“半政治實體”的超然地位。從“香港價值至上論”、“香港利益至上論”一直到“香港城邦論”、“香港民族自決論”、“香港獨立論”，在這一“反共又反華”的危險道路上越走越遠。而且，在他們的背後，還有西方社會在遏制和封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之戰略考量下的全力支持和直接干預。如此，基於此一消極因素作祟，香港回歸以來，從“反二十三條立法”運動、“反國民教育”運動、“反‘8·31 決定’”運動，一直到非法“佔中”、“旺角暴亂”、“反修例”風波等等，極端事件層出不窮，一度嚴重危及“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底線，讓所有真正關心“一國兩制”前途和命運的人們充滿了困惑和擔憂。一直到 2020 年中央政府祭出確保“一國兩制”香港實踐“不走樣、不變形”的重拳———以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依歸出台香港“國安法”，以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為依歸修改和完善香港民主選舉制度，對“一國兩制”香港實踐進行全面、徹底的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開啟以“人心回歸”為基本內容和主要特徵的“第二次香港回歸”之旅，才使“一國兩制”香港實踐行穩致遠的光明前景再現，才“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⑦因為“九七”回歸後的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長時期步履維艱，與“九九”回歸後的澳門“一國兩制”實踐一路凱歌行進，形成比較鮮明和強烈的對比，不能不令所有真正關心“一國兩制”前途和命運的人們，對於“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的“亂”和“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的“治”，陷入深深的思考；對“九九”回歸以後“一國兩制”澳門實踐“不走樣、不變形”，作為主流價值觀的“愛國愛澳”根本原則深入人心，“愛國愛澳、包容共濟、務實進取”的優良傳統即“澳門精神”發揚光大，全面實現“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有機統一，全面實現“三個有機結合”和“三個不可偏廢”的成功之道，陷入深深的思考。這也正是習近平主席所深刻總結和高度概括的———“九九”回歸以來，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在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澳門進入到經濟發展最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歷史新階段，進入到澳門同胞共享偉大祖國尊嚴和榮耀感最強的歷史新階段，譜寫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華彩篇章。澳門雖然很小，但是在國家“一國兩制”偉大試驗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獨特。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同胞堅持把“一國兩制”原則要求同澳門實際相結合，勇於探索和創新，使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呈現出許多亮點。 “俗話說，桌子上唱大戲———擺布不開”，而“一國兩制”澳門實踐卻證明：“只要路子對、政策好、身段靈、人心齊，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戲。”“九九”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澳門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就，“實現了‘小而富’、‘小而勁’、‘小而康’、‘小而美’，小的桌子上唱出了精彩的大戲。”也就是說，“九九”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所取得的成功經驗和鮮明特色，值得我們認真梳理和總結。它讓我們堅信，“在中央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在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必將譜寫出新的精彩篇章，澳門這朵祖國的美麗蓮花必將綻放出更加絢麗、更加迷人的色彩！”⑧也正是由於“九九”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澳門實踐的巨大成就，“一國兩制”新時代的“澳門研究”尤其是澳門的“澳門學”研究，就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和比較充分的支撐和保障條件，有了比較新鮮、比較豐富的研究素材和思想內容，“一國兩制”因素作為其底蘊、亮色和主基調的客觀地位和作用也被進一步強化和彰顯。對比“九七”回歸前被熱議的“香港學”，在“九七”回歸後的歸於沉寂，“九九”回歸後澳門的“澳門學”則恆溫不減，始終是相關學者的思想興奮點。“九九”回歸後之澳門的“澳門學”研究發軔以來的第二場大討論，斷斷續續時急時緩一直持續至今。主要的策劃者、組織者，仍然是澳門本土的學術團體、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這“三大推手”。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的相關研究機構，以及祖國內地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31

中心、⑨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的相關研究機構，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等，也程度不一地參與其中。除了廣州的《港澳經濟》和澳門的《澳門研究》等傳統的學術期刊外，全面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和祖國內地新創刊的《港澳研究》，也逐漸成為這場大討論的重要平台。基本的學術研究隊伍，仍然是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部分廣東學者、北京學者以及外籍學者程度不一地參與其中，作為主力的老一輩學者仍然在第一線，一批中青年學者也開始嶄露頭角。其研究成果的高頻呈現，一般集中在以“澳門學”或“澳門研究”為主題的各種學術研討會上或學術報刊特定的研究“專欄”上。⑩“九九”回歸後之澳門的“澳門學”研究發軔以來的第二場大討論，對於“澳門學”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熱點，與“九九”回歸以前的第一場大討論相比，大體上屬於延續和深化性質，並無太多的游離或突破，仍然是聚焦於“澳門學”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研究範圍和研究邊界、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研究視閾和研究維度問題，聚焦於“澳門學”研究的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之構建問題，聚焦於“澳門學”研究的“三大體系”之構建問題。這從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等單位自 2010 年開始連續舉辦的六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研討主題可見一斑———2010年的第一屆重點圍繞“澳門學”的學理化與國際化等問題；2011 年的第二屆重點圍繞“澳門學”的文獻調查與實證研究等問題；2012 年的第三屆重點圍繞“澳門學”的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等問題；2015 年的第四屆重點圍繞“澳門學”的文獻基礎與學科建設等問題；2017 年的第五屆重點圍繞“澳門學”與早期全球化浪潮、“澳門學”與“澳門精神”、“澳門學”與澳門發展道路等問題；2019 年的第六屆重點圍繞“澳門學”與澳門民間文化等問題。當然，相關問題的研討相比上一階段，在學術厚度、視閾寬度、思想深度和理論高度以及規範性和針對性方面，均有了比較明顯的提升。在這場大討論中，相關學者對於“澳門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又進一步地形成了一些高度共識和主流意見，比較突出的主要有：“澳門學”研究，必須充分挖掘、利用、發揮澳門開埠以來幾百年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積澱下來的龐大而豐富的中西歷史文獻、中西歷史文物，以及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已逝的和尚存的歷史文化遺存、歷史文化遺產之研究資料、研究素材、研究資源的堅實支撐作用。而澳門文化發展和社會發展之傳統和基因幾百年未斷流、未斷檔的始終處於“正在進行時態”之“活體博物館”屬性，讓其與可以比附的“敦煌學”研究，既找到了共同點，也顯示出了巨大的差異性。 “澳門學”研究，必須重視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橋樑”、“國際通道”進行中西交通、中西貿易、中西文化交流所形成的、所鑄造出的“中西合璧”與“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以及“多元兼容、互動共生”文明樣態的精神特質和底蘊之強勁牽引作用。因此，“澳門學”研究，既必須“往回看”，也必須“向前看”，在構建“一國兩制”新時代之“澳門文明”、“澳門精神”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從歷史發展的“舊文化”中吸納積極的思想營養，而且更需要從現實發展的“新文化”中汲取正面的思想動能。 “澳門學”研究，既必須“中國化”，也必須“國際化”，在構建“一國兩制”新時代之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在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從中國的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中吸納積極的思想營養，並以此為根為魂，而且也需要繼續發揮其作為中國對外開放“國際通道”、“超級連絡人”的區位優勢和獨特地位，在既對內也對外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建設，以及“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設中，汲取人類文明發展正面的思想動能。也就是說，“澳門學”研究，不能是對內自我封閉的地域性小學科，而必須是對外全面開放的可以體現人類共同價值、豐富人類文明發展樣態的國際化大學科。這裡，“澳門學”研究的一些代表性學者所論，是具有鮮明而突出的典型意義和目標指向價41

值的———吳志良先生指出：澳門自 16 世紀中葉開埠以來，在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中西交流、交匯、交融作用。在眾多中國城市中，沒有一個城市像澳門這樣長期、持續地擔任過如此的角色，也沒有一個城市像澳門這樣在西學東漸、中學西傳中擁有如此特殊的地位。而這一切，不僅是澳門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和根本，也是中國在新時代全面實現現代化以及重新返回世界舞台中央可資利用的寶貴財富，值得我們竭盡全力去挖掘、整理、研究、推廣、利用和弘揚。因此，構建“澳門學”，對確立澳門學術自主性和鞏固澳門學術話語權，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澳門學”不僅是知識的匯總與歸納，又是體系的建構與理論的昇華，既具有本土意義，也具有全球意義；“澳門學”既着眼本土，又要放眼全球。也只有這樣，“澳門學”才符合澳門社會古今同在、中外並存的客觀事實，才能真正體現澳門獨特的社會形態、人文風貌和精神，才能提煉出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價值和學說。吳志良強調，應該正確建立澳門的宏觀歷史敘事。 “從遠古到澳門港口城市的起源及之後的歷史演進和社會變遷、澳門在早期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和在中國近現代史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澳門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典範意義，是此一宏觀歷史敘事的主線。建立一個符合澳門歷史事實和發展規律、真實反映澳門社會形態、人文風貌與精神的宏觀歷史敘事，在相當程度上，也可以從學理上解釋‘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最佳方案這個重大課題，為‘一國兩制’的不走樣、不變形提供更多的知識增量和智力支撐。”湯開建先生指出：“澳門學”的概念，關鍵是這個“學”字，這裡的“學”，不是指一般的知識學問，而是指一種學術分類或一定的科學領域，也就是說，這個“學”字是指學科而言，前面又冠以“澳門”二字，那就限定，這只是一門專門研究澳門問題的區域性學科。既然是區域性學科，那發生和存在於這一區域的有關問題，均應是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這一概念是十分清楚明晰的。 “唯此一詞，可以較為準確地表述研究澳門的千景萬象。”那麽，建立“澳門學”需要哪些條件呢？關鍵是兩個方面：一是被研究對象的內涵量，二是研究者隊伍的數量和質量。如果被研究對象可供研究的內涵很大，而對這一對象感興趣的研究者又具有一定的數量和質量，那麽，這個“學”就可以建構起來。而“澳門學”的建立，在上述兩個方面的條件應該是完全具備或基本具備的。 “以研究澳門歷史為例，四百餘年來澳門政治體制的發展演變、中葡兩國對澳門行使的司法權、澳門經濟的興衰、澳門城市建設的發展過程、中葡關係、澳門與日本、與菲律賓、與印度、與越南、與泰國、與英國、與荷蘭的關係等均是極為重要的課題，既有研究價值，亦具可供研究的基礎。在歷史研究中僅對澳門檔案的整理研究即是一座窮數十年之力亦難以開採罄盡的寶山。以檔案存積的數而論，完全可以和著名的‘敦煌學’中的敦煌經卷媲美。”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諸先生撰文指出：“澳門學”是由來已久的“澳門研究”的必然發展和結晶體。作為“澳門學”的學術基礎，“澳門研究”從一開始就透溢着中國政治歷史乃至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宏觀因素，這種關於“澳門學”的學術原生態決定了“澳門學”從最初發軔之際就越出了澳門本土自身的內涵，蘊含着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諸多深刻命題。澳門作為近 500 年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具有壟斷地位的“獨木橋”，以及東西方各種宗教、文化交匯碰撞之地，在西方走向中國、中國連接世界的大航海時代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澳門學”作為一種獨立的學問，須以澳門深厚的歷史及其研究為基礎，建構以澳門歷史和社會現實為核心內容，同時又能豐富世界歷史認知的知識系統，揭示出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澳門圖式及其學術範式，從而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乃至世界和平的進程，提供有價值的參照。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澳門學”材料豐富多彩，立體多元，源遠51

流長，生生不息，其所構成的知識系統，不僅精彩豐綽，引人入勝，而且也為“澳門學”研究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能性。 “澳門學”的知識體系，所呈現的這種宏大結構和獨特品性，歷史地同時又是現實地存在於世界文明的偉大進程中。 “澳門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一個富有個性意義的存在”。 “對於世界的中國學來說，澳門是中國文明乃至東方文明的最初模塊；而對於中國的西方學來說，澳門則是西方世界投射到中國視閾的原初鏡像。澳門所具有的這種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使‘澳門學’在中國與世界知識體系中具有別樣的風情和魅力。 ‘澳門學’的全部學術指向近 500 年來中西文明交流史，指向中國近代史的重新認知，同時也指向世界文明史的學術重構。 ‘澳門學’具有豐富而深邃的中國近代史礦藏，具有廣闊而深刻的世界史內涵，具有在世界文明史和文明交流史中不可忽略的學術意義和價值”。 “隨着全球建構世界多元文化和諧交融的時代主題的明確化，它應該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的更大關注，躋身於國際學術的顯學之列。”劉澤生先生指出：“澳門研究”以及集大成者的“澳門學”研究，是一項涉及澳門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文化、歷史、宗教、中外關係等領域跨學科、綜合性的研究，既有學術研究的一般規律，又有澳門自身的特殊印記；既要研究澳門的古代歷史，又要研究澳門的近現代史；既要研究澳門這一特定資本主義社會在 1999 年回歸前葡萄牙管治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的運行規律，又要探索回歸後在“一國兩制”下澳門從“回歸模式”到“實驗模式”的歷史演變。 “澳門研究”乃至“澳門學”研究，不應該僅僅是局限於“澳門”這一狹小時空的研究範疇。她既要研究澳門在西方殖民主義者東來之前自身的歷史變遷，也要研究澳門在 1999 年回歸前葡萄牙管治下的社會、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演變，更要探索澳門回歸中國後，在“一國兩制”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趨勢及其在祖國統一大業中的示範作用。“澳門學”的形成與發展，需要有一個更高更廣的研究視野，需要一個跨越多學科、可以足夠包容的學術範式。澳門既有豐富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也有現實的影響與時代的特徵，可謂之為東西方文明交流融合之典範。 “澳門研究”的特點與影響，實際上已經遠遠超出了她本身的地理範疇。 “澳門學”具有作為一個獨立學科進行研究的內涵與價值。儘管目前“澳門學”研究仍然有不少可供改進和提升的空間，但是，“相信隨着‘澳門學’探索、研究的逐步深入，隨着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與澳門學術自主性的確立並走向成熟，關於‘澳門學’這一學科的基本概念與內涵，將會日臻完善，‘澳門學’的研究成果將更加豐碩，‘澳門學’的影響也將更加深遠。”三、“一國兩制”因素：“澳門學”深化研究的重要內容客觀而論，對於“九九”回歸前和“九九”回歸後近四十年的“澳門學”研究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學術史梳理和評價，並非本文的初衷和要旨，筆者對其發展演進脈絡進行的粗線條勾勒，僅僅是本文主題闡釋的一個鋪墊。因為筆者在這一探究過程中，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近四十年來，關於“澳門學”研究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或曰基本局限在以“澳門學”為關鍵詞的各種專題研討會、各種專題論文集、各種專欄文章中。當然，通常意義的“澳門研究”，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是涉及到“澳門學”相關問題的。但無論是 1999 年以前關於“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指導的澳門回歸史的研究，還是 1999 年以來關於“一國兩制”澳門實踐史的研究，總體上言，其中“澳門學”研究的探討是有意無意地缺位的。或者我們可以換一種角度講———迄今為止，“一國兩制”因素還並沒有被自覺和有機地、全面和系統地納入“澳門學”研究的視閾和範疇，還並沒有真正成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更遑論作為其底蘊、亮色和主基調。突出61

者如目前澳門的“澳門學”研究，相關學者比較多的關注，是其中中西兩種文化、兩種文明交匯、交流、交融而“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的大背景問題，而比較少關注澳門與祖國內地“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相互碰撞、相互磨合、相互交融而“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的大背景問題。那麽，我們極言之，如果這一重大缺憾、重大疏離，不能從根本上、從整體上及時彌補、及時校正的話，已經在路上的“澳門學”研究，究竟還能再走多遠、走多深，可能都是個疑問。自 20 世紀 80 年代初中國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出台並付諸實踐以來，“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的探索和構建，經歷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和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後“開創澳門新紀元”的全面建設，在取得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積澱了極其豐富而深刻的成功經驗———包括面對和破解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各種矛盾和困難的成功經驗。澳門回歸和“一國兩制”建設，給澳門歷史發展所帶來的翻天覆地、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和深遠影響，不僅是澳門的“澳門學”孕育和發軔的基本背景和主要驅動力，是“澳門學”持續深化研究的基本支撐力和主要營養劑，而且也應該和必須被自覺和有機地、全面和系統地納入“澳門學”研究的視閾和範疇，真正成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成為“澳門學”研究源源不竭的動力源、資料庫和資源庫。“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即“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的探索和試驗，歷史性地構建了“兩個大局”（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背景下之“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建設和“中華文明”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和“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新路徑”、“新樣態”、“新範式”———“一國兩制”文明範式。那麽，何謂“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對此，筆者始終堅持這樣的解析———“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實際上包含有兩層基本涵義：一是指“九七”、“九九”港澳回歸前的“國際爭端解決模式”與“國家統一模式”；二是指“九七”、“九九”港澳回歸後的“國家治理模式”與“中央和地方關係模式”。當然，無論就哪層涵義而言，即不管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通過當事國之間的外交談判和平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領土和主權爭端問題；還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國家治理，通過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大框架、大範圍內，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之間、祖國內地與港澳地區之間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圓滿解決港澳地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基礎和前提下“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問題，都是前所未有、獨一無二的全新試驗———“‘一國兩制’，馬克思沒說過，世界歷史上沒有過。”“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明的獨特貢獻。”“‘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舉。在統一的國家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個別地區依法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在過往的人類政治實踐中還從未有過。”“‘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異。”“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所構建的“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的巨大價值和意義也正是如此。那麽，我們進一步具體化深論，根據此一邏輯推理和事實認定，“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的構建，其基礎、其核心，應該既包括“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的設計原點———“一國兩制”之“台灣方案”及其付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和平統一實踐的歷史經驗之積累積澱和總結提煉，也包括“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成功付諸實踐的突破口，即“率先垂範”試驗田———“一國兩制”71

之“港澳模式”探索的歷史經驗之積累積澱和總結提煉。而“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這個與“一國兩制”之“台灣方案”相輔相成、互學互鑒、交相輝映之相對獨立的系統工程中，又是由“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和“澳門模式”兩個各具特色的子系統共同熔鑄而成。 “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一切具共性的積極因素，自然是應該同時也必須是被自覺和有機地、全面和系統地納入“澳門學”研究視閾和範疇的“一國兩制”因素；而獨具特色的“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的一切探索成果，更是應該同時也必須是“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之“一國兩制”因素，且是作為其主題主線主流的“一國兩制”因素。至於可以直接納入“澳門學”研究視閾和範疇、作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的“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的“一國兩制”因素，限於篇幅，本文不擬全面、系統地展開，將另文撰述，這裡僅僅就具代表性的兩個基本關注點簡要說明：一是“九九”回歸前的“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探索———這裡主要是與“九七”回歸前的“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探索比較而言。儘管澳門回歸基本上是依循和借鑒“率先垂範”的香港回歸之成功模式和成功經驗而進行的，但是由於“九七”回歸前、“九九”回歸前，“英人治港”、“葡人治澳”的歷史傳統及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狀況迥異，所以澳門回歸之路與香港回歸之路就有了千差萬別的“錯位”感。一如決定港澳前途的兩場外交談判———由於中英兩國對於香港問題和香港的“政治地位”、中葡兩國對於澳門問題和澳門的“政治地位”的認識不同，原則區別如英國堅持“永久性改變”或“階段性改變”香港“主權、治權歸屬”的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而葡萄牙則承認“澳門是葡萄牙管理的中國領土”，因此，中英談判、中葡談判，其推進之難易、繁簡、快慢的反差十分明顯：中英談判是“馬拉松”，漫長、複雜、曲折，起伏跌宕，正式會談前英方即有“以主權換治權”和“三方會談”之梗，正式會談中，英方又製造了“駐軍風波”和找“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麻煩，最後，由鄧小平“如果中英談判失敗，中國政府將單方面地宣布收回香港的決策和對香港的政策，將被迫考慮改變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時間”之“最後通牒”才打破僵局，才導引中英談判由“山重水復疑無路”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中葡談判是速戰速決，是“潮落江平未有風，扁舟共濟與君同”，是“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除了中葡雙方一度在澳門交接的時間問題上各執一詞（一曰“本世紀”，一曰“跨世紀”）卻又通過“緊急磋商”互諒互讓而很快趨同（1999 年 12 月 20 日）外，基本上是波瀾不興，十分順利。另外，中英“聯合聲明”、中葡“聯合聲明”，在體現“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總的精神、總的原則以及基本結構和主要條款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的同時，在內容和形式上，也是有所分別，各有側重的。如中國政府對香港 1997 年 7 月 1 日、對澳門 1999 年 12 月 20 日恢復行使主權的問題，中英“聯合聲明”採取的是雙方分別宣布的方式，立場有異；而中葡“聯合聲明”則採取的是雙方共同宣布的方式，立場無異。而 1993 年頒布的澳門“基本法”從內容到形式、從基本結構到主要條款，均以 1990 年頒布的香港“基本法”為參考，保持了高度一致（兩個“基本法”都是由序言加九章的正文、三個附件和四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有關決定組成），但是，澳門“基本法”畢竟不是對香港“基本法”簡單的照抄照搬，而是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在具體條款上充分反映出了澳門的特點，突出者在經濟制度方面集中體現在“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政策、在政治制度方面集中體現在對於民主化進程之“雙普選”目標的模糊化或曰開放性處理。再如自“舊香港”至“新香港”、自“舊澳門”至“新澳門”的兩個“過渡時期”———由於香港在“九七”回歸前已經是發達的、比較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澳門在“九九”回歸前只能算是發展中的、“初級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兩地的社會發展水平和生81

活質量有很大距離，所以儘管香港雖然由於中英對抗之故政治形勢一度十分嚴峻，但是經濟形勢一直向好，經濟自由指數和國際競爭力在世界排位始終名列前茅。對於這一點，無論是香港人自己還是國際社會滿意度都比較高，直面“九七”，他們更看重“一國兩制”中“不變”的成分。而澳門的情況則明顯不同，雖然葡萄牙人口口聲聲“中葡合作”，也奢談“光榮撤退”，但是，其“夕陽政府”心態始終作梗，根本沒有負起“聯合聲明”所賦責任，不僅舊的“三大問題”———“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化”久拖不決，新的“三大問題”———“經濟不振”、“治安不靖”、“移交不清”又接踵而至，使“九九”回歸前的澳門形勢嚴重惡化。對於這一點，無論是澳門人自己還是國際社會都非常失望，直面“九九”，他們更看重“一國兩制”中“變”的成分。因此，江澤民主席在“九七”之年香港“移交大典”上祝福“香港明天更好”，在“九九”之年澳門“移交大典”上希望“開創澳門新紀元”，意味深長！二是“九九”回歸後的“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探索———這裡主要也是與“九七”回歸後的“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探索比較而言的。澳門回歸二十餘年來，“一國兩制”澳門實踐之所以被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所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個經常被我們所有意無意忽略的至關重要因素，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香港和澳門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基礎和歷史起點是不一樣的———比較由“舊香港”的“好”到“新香港”的“更好”之“難”，由“舊澳門”的“不好”到“新澳門”的“好”，可以言“易”。 “新香港”的任何一點點“退步”都可能被放大到極致，舉世矚目，一如“新澳門”的任何一點點“進步”都可能被放大到極致，舉世矚目。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由於英國人在香港“九七”回歸前精心設計的“光榮撤退”中預留了與未來的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相對立的某些或“顯性”或“隱性”的政治架構和政治勢力，導致“九七”後香港“去殖民化”和“人心回歸”的歷史任務艱鉅，香港同胞當家作主“港人治港”建設“新香港”的歷史任務艱鉅。而葡萄牙人在澳門“九九”回歸前“全面撒手”的“短期行為”，客觀上為“新澳門”徹底唾棄“殖民主義遺產”和“殖民主義心態”之“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排除了重要障礙。當然，我們也必須同時承認，除了以上這些客觀因素，“九九”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和澳門同胞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對於“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構建的艱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是“新澳門”贏得“一國兩制”偉大試驗中的“模範區”和“示範區”美譽之決定性因素。對於“九九”回歸後“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所取得的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及其背後深層次原因，中央政府是有全面總結和高度概括的：“澳門地方雖小，但在‘一國兩制’實踐中作用獨特。總結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可以獲得以下 4 點重要經驗”：“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正確方向；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擔當；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澳門同胞素有愛國傳統，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這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最重要原因。”對此，學界也是有基本共識的，擇其要者，主要為———其一，“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必須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必須把維護中央對澳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澳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只有這樣，才能把路走對了走穩了，否則就會左腳穿着右腳的鞋———錯打錯處來。”其二，為保障“一國兩制”澳門實踐行穩致遠，就必須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91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水平；就必須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團結帶領澳門社會各界繼承和發揚愛國愛澳傳統，增強大局意識和憂患意識，銳意進取，勇於擔當，堅持從國家戰略全域和澳門繁榮穩定大局出發謀劃和開展工作；堅持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放在首位，把澳門建設得更美、更好、更繁榮。其三，澳門經濟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正視和高度重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全面解決前進道路上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和深層次問題，必須走“經濟適度多元化”之路，必須堅持走把“國家所需、澳門所長”和“澳門所需、國家所長”有機結合之建設“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澳門特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路。其四，澳門經濟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國家治理效能，善於從祖國發展大勢中把握機遇，更好搭乘祖國改革發展的快車；努力同全國人民一起共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譜寫更加精彩的“澳門故事”。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澳門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國家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澳門的地位和作用只會加強，不會減弱。澳門同胞一定會抓住機遇、乘勢而為，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拓展發展空間、培育發展新動能。對澳門來說，“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是新的重大機遇。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也是澳門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客觀要求。這裡，筆者擬重點談談“九九”回歸後“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探索中關於“中西交融”、“中西合璧”特質傳承的一個典型例證———“中葡論壇”。澳門回歸二十餘年，“中葡論壇”在澳門正式成立並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澳門繼續保持並進一步強化其作為祖國內地對外開放，尤其是與拉丁語系國家和葡語國家進行經濟交流與合作的“窗口、橋樑、國際通道”和“超級連絡人”之區位優勢和特殊地位的一個新的支撐點和助推力，成為澳門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進程和建設“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發展戰略、發展目標的一個新的支撐點和助推力，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優勢互補、利益共享的原則基礎上建立和發展高水平的、穩定而深入的經濟交流與合作關係、共建“中國與葡語國家命運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紐帶和重要橋樑。 “中葡論壇”的正式成立以及可持續發展，表明了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在認識和處理葡萄牙殖民統治歷史問題上的現實主義立場，將“舊澳門”與葡語國家幾個世紀以來的歷史淵源由“歷史包袱”，有機轉化為“新澳門”對外開放和進行中西交通的政治優勢、經濟優勢、文化優勢和社會優勢，充分利用澳門的“紐帶和橋樑”、“通道和平台”的作用，充分利用澳門的“一帶一路”之“中介地”的作用，全面加強與遍及亞非拉歐四大洲、總人口逾兩億的葡萄牙及其前殖民地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聯繫，以“優勢互補、利益共享”及“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原則基礎、主要通過經貿合作實現中國與葡語國家包括中國澳門的共同發展，共建“中國與葡語國家命運共同體”，極大地豐富了“一國兩制”澳門實踐的內容和形式，極大地加強了中國的和平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在該地域的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猶記得 2016 年 10 月李克強總理出席“中葡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時關於“中葡論壇”之“跨洋大橋”的精妙之論———“來過澳門的人都知道，橋是澳門的‘生命線’。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人們的工作和生活，都離不開橋。 ……澳門還有一座更長的‘跨洋大橋’，那就是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這是一座無形的橋樑。它以語言文化為紐帶、以經貿合作為主題、以共同發展為目標，充分發揮澳門的獨特優勢和平台作用，對推動中國與 7 個葡語國家加強聯繫已經並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這個形象比喻，一直都是“中葡論02

壇”這個澳門的優勢和特色品牌、被人津津樂道的權威評價和宣傳語。同理，它對於“澳門學”研究的啟示之益，也是一樣重要的。也就是說，與“九七”回歸後的“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探索比較而言，呈現出鮮明而突出特點的“九九”回歸後的“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探索，應該同時也必須是被自覺和有機地、全面和系統地納入“澳門學”研究視閾和範疇的“一國兩制”因素，是可以直接納入“澳門學”研究視閾和範疇、直接作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的。總而言之，“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的構建，為澳門的“澳門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應該同時也必須參照的歷史坐標系，積極回應這一時代呼喚，將為“澳門學”研究創造廣闊的學術發展空間和學術發展可能。 “一國兩制”文明範式，既全面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和為貴”、“和為上”卻又“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之開放、包容、多元的思想底蘊和精神特質，也充分體現了傳導時代脈動和世界發展大勢之“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是“中國經驗”、“中國智慧”與人類文明的當代價值體系的有機熔鑄體。而以“中西交融”、“中西合璧“內核為傳統、特色和優勢的“澳門學”研究，高度契合“一國兩制”文明範式構建的內驅路徑和目標指向，也必將成為“一國兩制”文明範式構建的一個主體性支撐和學術增長點。如果說舊中國時代“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不在中國”之論的背後，曾經有過無法言說的悲涼，而今在當代中國學界重新雄踞“敦煌學”研究高地之際，“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在世界”之論，則充分體現了當代中國學界海納百川的學術自信。至於澳門的“澳門學”研究，由於直接發軔和成長於“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時期和新時代，直接回應和觀照於澳門回歸和“一國兩制”澳門實踐行穩致遠的時代呼喚，則始終秉持了“澳門在中國，‘澳門學’在澳門、‘澳門學’在中國、‘澳門學’在世界”的學術自覺和學術自信。因此可以說，“澳門學”是澳門的，也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近四十年來，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相關學者關於“澳門學”的研討，有高潮，也有低谷。近一個階段，在推進到其“三大體系”構建這一具有前沿價值和意義的關節點上，在推進到其全面實現“中國化”和“國際化”這一具有突破價值和意義的關節點上，似有遭遇瓶頸而徘徊不前之勢。故本文願做一粒推波助瀾的小石子，希冀助力“澳門學”研究知難而上、激流勇進，不斷取得新成績，不斷開拓新局面。①可參見齊鵬飛：《葉落前的“喧嘩”與“靜寂”———“舊澳門”文化淺談》，載劉澤生、梁軍主編：《邁向新世紀———“九九”澳門回歸專家談》，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齊鵬飛：《“文化澳門、經濟香港”價值論》，1999 年 11 月“澳門歷史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耿軍：《“文化澳門、經濟香港”價值論引起關注》，中新社澳門 1999 年 11 月 7 日電，中國新聞網：https://www.chinanews.com/1999⁃12⁃1/26/9894.html；齊鵬飛：《“一國兩制”模式的“文化澳門”建設芻議》，2001 年 10 月“澳門文化、漢文化、中華文化與 21 世紀”學術研討會論文；齊鵬飛：《“文化澳門”芻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 年第 1 期等。②參見吳志良 2017 年 11 月 25 日在“第五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致辭（《澳門學與澳門發展──澳門學研究的新思路》），他明確指出，“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而且也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那麽，如何解釋“最佳方案”及“最佳制度”，學術界應該義不容辭地進行理論詮釋。 “我們要以澳門‘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文化景觀以及‘一國兩制’12

的成功實踐，向國際社會發出強烈信息，就是世界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的共生共存是完全可能的，不同的社會制度也是可以共生共存的。”這些觀點是富有前瞻性和啟示性的。③這一階段以“澳門學”為關鍵詞的代表性文章主要有黃漢強：《硏究澳門服務澳門》，澳門：《文化雜誌》，1987 年總第 2 期；吳國昌：《批判 “尖澳門意識”，重建“澳門問題”》，澳門：《濠鏡》，1987 年總第 2期；黃漢強：《對幾個主要問題的認識》，澳門：《華僑報》，1988 年 5 月 9 日；黃漢強：《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廣州：《港澳經濟》，1989 年第 2 期；吳志良：《舊話重提“澳門學”》，1994 年 6 月 28 日在《澳門總覽》（國內版）出版發行座談會上的發言，收入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 年；章文欽：《澳門歷史文化研究之展望》，澳門：《澳門研究》，1994 年總第 2 期；常紹溫：《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澳門學”問題》，澳門：《文化雜誌》，1994 年總第 19 期；陳樹榮：《建立澳門學促進澳門研究》，澳門：《澳門日報》，1995 年 1 月 22 日；湯開建：《“澳門學”芻議》，廣州：《特區與港澳經濟》，1995 年第 2 期；楊允中：《面臨新突破的澳門社會科學研究》，載吳志良、楊允中、馮少榮編：《澳門 1996》，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 年；鄧正來：《深度研究與自主發展———尋求社會科學研究在澳門的深度發展》，澳門：《澳門研究》，1997 年總第 6 期。特別說明：筆者在這裡所列舉的代表性文章，僅限於此一特定領域，而非“澳門研究”或“一國兩制”研究的成果枚舉。④黃漢強：《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廣州：《港澳經濟》，1989 年第 2 期；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廣州：《學術研究》，2001 年第 7 期。⑤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https://www.gov.mo/zh⁃hant/），統計暨普查局以及博彩監察協調局相關統計數據。訪問時間：2021 年 8 月 18 日。⑥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xwf⁃bh/）相關年份的經濟統計數據。訪問時間：2021 年 8月 18 日。⑦《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日報》，2021 年 11 月 17 日。⑧以上主要參見習近平：《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上的致辭》，北京：《人民日報》，2014 年 12 月20 日；《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15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北京：《人民日報》，2014 年 12 月 21 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上的致辭》，北京：《人民日報》，2019 年12 月 20 日；《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0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北京：《人民日報》，2019 年 12 月 21 日。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中心，原名“港澳經濟研究中心”，成立於 1980 年 8 月，係全國最早成立的以香港、澳門和經濟特區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多學科綜合性專業學術研究機構，同年創辦《港澳經濟》（月刊）。 1984 年 4 月經國家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香港經濟研究會。 1988 年 3 月，香港經濟研究會改組為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和廣東港澳經濟研究會兩個機構，在推動各地的港澳研究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⑩這一階段以“澳門學”為關鍵詞的代表性文章主要有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廣州：《學術研究》，2001 年第 7 期；齊鵬飛：《“文化澳門”芻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 年第 1期；吳志良：《澳門歷史研究述評———兼談中國與西方的觀點和方法之溝通》，北京：《史學理論研究》，2002 年第 1 期；齊鵬飛：《“一國兩制”模式的“文化澳門”建設》，澳門：《澳門》，2004 年總 38 期；郝志東：《社會科學的責任：論當前澳門的社科研究》，澳門：《澳門研究》，2006 年總第 33 期；王旭：《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與重點領域》（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注：本屆會議於 2006 年 12 月 7~ 8日在澳門舉行，下同；陳章喜：《關於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問題的探討》（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劉伯龍：《政策研究：澳門社會科學界的未來發展重點》（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鄧正來：《全球結構中的澳門社會科學發展》（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劉澤生：《回歸十年澳門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中心》，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09 年第 6 期；卓新平：《澳門學與基督宗教研究》，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0 年第 4 期；許嘉璐：《研究澳門文化，弘揚澳門精神》（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注：本屆會議於 2010 年 4 月 15~ 16 日在澳門舉行，下同；趙偉：22

《推動澳門學研究，打造澳門“文化名片”》（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金莉：《加強合作，共同推動澳門學研究的發展》（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郝雨凡：《澳門學的範式及意義》（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湯開建：《澳門學的起源及分期》（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楊允中：《整合學術，確保長期繁榮穩定》（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陳樹榮：《再議建設澳門學》（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張西平：《澳門學的重要內容：西文歷史文獻的整理》（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林廣志：《互動—相生：人類文明發展的澳門模式———近 20 年澳門學研究述評及其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朱壽桐：《澳門學視域中的澳門文學》（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劉澤生：《澳門熱·澳門研究·澳門學———關於“澳門學”的若干思考》（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王杰：《交匯·內化·昇華———兼論澳門學形成之樣態》（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楊開荊：《論澳門文獻學為澳門學的基礎科學》（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吳宏岐、趙超：《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澳門學研究》（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胡根：《博彩研究是澳門學的重要內容》（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龔剛：《小澳門，大歷史———建構澳門學之我見》（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葉農、袁紹珊：《“澳門學”研究的學理化與國際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評析》，澳門：《澳門研究》，2010 年第 2 期；郝雨凡、林廣志：《澳門學：互動共生的文化“活化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 年 5 月 27 日；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0 年第 6 期；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廣州：《學術研究》，2011 年第 12 期；郝雨凡：《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瀋陽：《社會科學輯刊》，2012 年第 1 期；吳宏岐、吳滿強、趙超：《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澳門學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2 年第 4 期；夏泉、董錦：《澳門學研究與〈澳門編年史〉的學術貢獻》，廣州：《當代港澳研究》，2012 年總第 9 輯；韓震：《澳門學：揭示澳門文化的內涵與價值》（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注：本屆會議於 2012 年 11 月 15 ~ 16 日在北京舉行，下同；吳志良：《學術規範：澳門學學科建設的基礎》（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高翔：《澳門學發展的三個要素》（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郝雨凡：《澳門學：知識體系中澳門譜系的呈現》（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胡阿祥：《澳門學：我們應該做些什麽？》（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吳志良：《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3 年第 2 期；劉澤生：《“港澳研究” 專欄主持人語》，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3 年第 2 期；林發欽：《澳門學的新生：走出文化焦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 年 3 月 21日；郝雨凡：《澳門學：中西文化互動共生的範型》，澳門：《澳門日報》，2014 年 4 月 2 日；劉澤生：《“港澳研究”專欄主持人語》，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 年第 3 期；吳志良：《放寬視野，深耕細作，構建澳門學的話語體系》，澳門：《行政》，2017 年第 4 期；吳志良：《從五個方面推動澳門學走進學術界研究的舞台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 年 1 月 17 日；吳志良：《澳門學：歷程、使命與發展路向》，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2 期；郭萬達：《基於經濟學“小”方法論的澳門學研究———對澳門城市功能、產業發展和空間格局演變的分析》，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2 期；吳志良：《澳門學與澳門發展道路》，澳門：《南國學術》，2019 年第 1 期；于茗卉、郝雨凡：《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範式———回歸 20 年澳門學的發展與未來之路》，北京：《港澳研究》，2019 年第 3期；陳杰：《近 30 年來“澳門回歸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北京：《港澳研究》，2019 年第 3 期；吳志良、陳震宇：《學術話語權的回歸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共識的形成》，北京：《港澳研究》，2019 年第 4 期；吳志良：《“澳門學”與“一國兩制”的實踐》，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1 期；郭萬達：《澳門學學科構建的理論問題、實證分析及策略建議》，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1 期；婁勝華：《澳門學需要明確的幾個關係》，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1 期；陳杰：《近三十年來澳門史研究述要》，澳門：《澳門研究》，2021 年第 2 期；郝雨凡：《再談澳門學》，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3 期；錢乘旦：《關於澳門學的幾點思考》，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432

期，等等。吳志良：《澳門學：歷程、使命與發展路向》，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2 期。湯開建：《“澳門學”芻議》，廣州：《特區與港澳經濟》，1995 年第 2 期。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廣州：《學術研究》，2011 年第 12 期。劉澤生：《回歸十年澳門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中心》，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 6 期。劉澤生：《“港澳研究”專欄主持人語》，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3 年第 3 期。可參見齊鵬飛：《“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香港模式”異同芻議》，北京：《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 1 期；《“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的成功實踐及其歷史經驗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 997 頁。《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1987 年 4 月 16 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18 頁。胡錦濤：《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10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07年 7 月 1 日），北京：《人民日報》，2007 年 7 月 2 日。習近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上的致辭》（2017 年 6 月 30 日），北京：《人民日報》，2017 年7 月 1 日。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17年 7 月 1 日），北京：《人民日報》，2017 年 7 月 2 日。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0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19年 12 月 20 日），北京：《人民日報》，2019 年 12 月21 日。《李克強在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16 年 10 月 11日），北京：《人民日報》，2016 年 10 月 12 日。作者簡介：齊鵬飛，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兼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當代中國外交史、“一國兩制” 與港澳台問題研究。在港澳台問題研究領域的主要著作有《日出日落———香港問題一百五十六年（1841—1997）》、《澳門的失落與回歸》、《鄧小平與香港回歸》、《“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的成功實踐及其歷史經驗研究》等，論文有《“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香港模式”異同芻議》、《“文化澳門”芻議》、《習近平關於“依法治澳”的新理念、新論述》、《香港回歸20 年“一國兩制”實踐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等，先後承擔課題《中國共產黨關於實現和維護新中國國家統一和國土安全的理論與實踐之研究》、《習近平關於新時代“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的重要思想研究》等。獲“霍英東教育基金會”優秀青年教師（研究類）一等獎、中共黨史學會全國優秀論文一等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等獎項。係北京市“新世紀”優秀理論人才“百人工程”首批培養人選、北京市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第一批培養人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培養人選，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責任編輯　劉澤生］42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2021年,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與反復,世界經濟復甦艱難曲折,不穩定因素仍然較多。中國內地經濟表現出韌性,承接上年率先復甦態勢,經濟發展質量逐步提高。前三季,內地 GDP 達 82.31 萬億元,同比實質增長 9.8% ,兩年平均增長 5.2% ;消費“壓艙石”作用顯著,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 64.8% ;淨出口和投資支撐有力,貢獻率分別為 19.5%和 15.6% 。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不斷提升,營商環境與超大規模市場獲外資持續青睞,是全球第二大國際直接投資流入國,1~10 月全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同比增長 17.8% 。中國答卷靚麗耀眼,世人矚目。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表現不俗,整體呈現不同程度的復甦態勢。 2021 年前三季,廣東省 GDP 8.8 萬億元,規模繼續居全國首位,同比實質增長 9.7% 。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前三季的 GDP,深圳 2.18 萬億元,廣州突破 2 萬億元,同比實質增長分別為 7.1%和 9.9% ,全國城市排名中分別位居第三和第四;香港前三季 GDP 為 2.12 萬億港元,同比增長 7.0% ,復甦步伐穩固;澳門前三季 GDP 約為 0.18 萬億澳門元,在上年基數上增長 28.3% ,已連續 2 個季度正增長。與此同時,大灣區體制機制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今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圍繞國家總體規劃的目標任務,地方“十四五”規劃與部門規劃相繼公布,都內涵着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推進探索體制機制創新的具體落實措施。自 2021 年 9 月以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方案措施密集出台,在原有廣東自貿試驗區片區、粵港澳合作平台的基礎上,疊加新的開放與改革措施,推動大灣區制度型開放與區域協同發展邁向新高地。2021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橫琴方案),開放力度之大,超乎社會預期。以全新合作模式探索琴澳一體化發展格局,形成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合作區空間擴展至整個橫琴島 106 平方公里並實行一線管理,合作主體由珠澳上升為粵澳,探索構建與澳門一體化高水平開放的新體系,推動實現構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體制新機制。 9月 6 日,《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頒布,合作區面積增至120 平方公里,直接對接香港現代服務業優勢,納入航空、會展、海洋經濟等現代服務業,以及創新科技、戰略性新興產業,着力在現代服務業、科技發展、營商環境乃至治理模式等方面深化改革。 10月 6 日與 11 月 16 日,香港、澳門兩地行政長官先後發表新的施政報告,在報告中分別對《前海方案》、《橫琴方案》作出積極回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入深化融合的提速期。整個大灣區空間格局由此改變,跨經濟體之間將形成相向而行、協同發展的空間布局,顯示了有目標導向的規劃對於推動經濟深度融合的重要作用。灣區蓄勢以待,藍圖前景可期。粵港澳大灣區在此跨越性發展大背景下,需要學界予以更多的關注。長期從事灣區發展研究的資深研究員蔡赤萌,其《“雙循環”新格局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文,正是從學理基礎和發展戰略視角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展開探討,提出區域一體化戰略是“雙循環”的重要支撐,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形成與區情相配套的“雙循環”模式與建設路徑,以“一國兩制”紅利最大化目標為原則,策略性地軟化邊界效應,暢通內循環、強化外循環,形成“以內為主、內外互促”區域高質量發展新格局。彭艶崇則在《粵港澳大灣區:尊重法治的制度創新》中強調,粵港澳大灣區需要為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提供示範經驗和開創性探索,建立與國際貿易規則發展趨勢相適應的貿易規則體系,通過法律的銜接機制實現三地法律的合作協調,構築一流灣區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劉澤生)52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雙循環”新格局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蔡赤萌[提　要]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有着內在的經濟邏輯與學理基礎,是中國順應經濟發展歷史規律作出的戰略選擇,並以區域一體化戰略為重要支撐。具有“一國兩制”獨特性的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形成與區情相配套的“雙循環”模式與建設路徑:優化區域要素重組和整合能力,暢通內循環;拓展國際高端要素的集聚與輻射能力,強化外循環;創新區域軟基建,構建內外循環規則雙向銜接的轉換機制。需要以“一國兩制”紅利最大化目標為原則,策略性地軟化邊界效應,形成“以內為主、內外互促”區域高質量發展模式。[關鍵詞] 　 “一國兩制” 　粵港澳大灣區　 “十四五” 　 “雙循環” 　創新驅動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026 - 14在當今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所有經濟體都已不同程度地參與全球分工體系、嵌入全球產業鏈,都存在內循環與外循環,只是重心、方向和結構有所不同。 “十四五”時期中國轉向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並將其作為未來五年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以及高質量發展的主線,這既是新形勢下中國經濟應對內外挑戰的戰略抉擇和實施路徑,同時也有着內在的經濟邏輯與學理基礎。內外循環關係的結構轉型,同步貫穿於區域發展戰略,並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指引與路徑選擇。一、基於學理視角的“雙循環”:內涵與核心“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內涵很廣,不僅反映了內外循環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結構之變,還包含着多重深層次內容。 “十四五”時期着力構建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模式,不僅要暢通與發展“內循環”經濟,夯實內需基礎、通過內需增量與消費升級賦能產業鏈升級、推動自主創新,還要通過高水平開放穩步推進“外循環”,以規則制度型開放為重點推動更高層次開放,全面升級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重塑競爭新優勢,為高質量開放與發展奠定基礎。整個系統綜合推進,以此形成一種內循環與外循環互相推動的螺旋式發展新模式。作為中國新發展階段的發展戰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有着其獨特的經濟背景和內在的經濟邏輯。從學理上看,“雙循環”新格局涉及要素流動、資源稟賦調整、產業鏈提升、體制規則優化等多個領域,是全球化經濟規律在中國新發展階段的具體體現。基於不同的理論視角,“雙循環”的內62

涵與核心,有着各自的側重點。(一)基於經濟循環視角“經濟循環”是“雙循環”最基本的概念,因經濟空間視角的不同,“經濟循環”的內涵構成與側重也有所不同。在宏觀層面,“經濟循環”包括生產和再生產環節的循環;在中觀層面,“經濟循環”既包括產業經濟之間的供需循環,如金融與實體經濟、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內部的供需循環,也包括如何構建能夠不斷滿足最終消費需求的供給體系;在微觀層面,“經濟循環”包括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①基於“經濟循環”內涵空間的多層性,“雙循環”涵義的外延,在空間上進一步區分“國內”與“國際”兩個經濟循環,兩者既相互區分又存在內在聯繫。暢通經濟循環的核心,就內循環而言,重點是要解決中國經濟運行中“重大的結構性失衡所導致的經濟循環不暢的問題”,涉及供給側、需求側相關改革;而外循環的重點,則是要應對及預防正常經濟循環鏈條出現問題,提升產業鏈韌性、增強供應鏈彈性與抗風險能力。美國對中國經濟與科技圍堵、全球保護主義抬頭,對部分產業鏈穩定性造成衝擊;疫情引發全球供應鏈局部斷鏈,也將推動各國加速產業鏈的調整與重構,都會對經濟循環產生衝擊。從經濟循環的視角,“雙循環”的實質,是更高質量的國民經濟循環,是新發展理念引領下更加積極主動作為的國民經濟循環。 “雙循環”中的國內循環、國際循環,同時又是相互交集的兩個體系,其內在聯繫體現在:“雙循環”中的國內大循環,內含着開放性,每個環節中都可能有國際循環的參與;“雙循環”是一種雙向循環,具有內在統一的邏輯關係,存在相互促進的互動空間,進而呈現出內循環為主、外循環賦能、雙循環互促的新特徵。(二)基於要素流動視角要素流動的視角相對經濟循環較為微觀,將國家間、區域間、產業間、產品間的分工網絡及相互關係視為生產要素間的關係,體現為要素的流動、組合。任何經濟體的經濟循環、生產與再生產的有效運行,均有賴於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良性循環,而其基礎是生產要素在各個環節中的便捷流動、高效循環。一個通暢、高效的要素流動大市場,有助於生產資源的有效整合與合理配置,進而成為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的動力。要素流動理論更多關注的是要素的流動與循環,主張消除阻礙要素流動與循環的各種因素。基於要素流動理論視角,“雙循環”的核心是促進生產要素的充分流動和高效循環,打通“雙循環”中的各個環節與各種堵點。無論是經濟內循環還是外循環,其關鍵是要讓生產要素能夠形成一種有效率的、沒有斷裂的供應鏈基礎上的循環,形成一種能夠吸收消化外部衝擊、推動國民經濟平衡穩定地向前發展的能力。從促進國內大循環而言,是要打破國內市場上存在的各種顯性與隱性的要素流通障礙,通過促進要素在國內的自由流動和要素市場化來塑造國內統一大市場,消除內部循環現有的不暢通、分割化和碎片化等現象,打通供給、需求、機制和市場一體化等方面的堵點。在 2020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要素範圍涵蓋了土地、勞動力、專業人才、金融資本、技術成果與數據,從政策層面推動與促進要素定價的市場化以及要素在國內的自由流動。從促進外循環而言,要素跨境順暢流動與循環,重點是要確保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彌補和修復受到衝擊的產業鏈、供應鏈,並促進中國企業通過各種努力實現技術進步、產業鏈價值鏈持72

續向上攀升。借助外循環賦能,進一步提高內需循環的有效性與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目前,我國正面臨美國等部分西方國家在高科技領域的竭力打壓以及疫情衝擊引發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加速重構的雙重挑戰,需要把握產業鏈重構區域化的新演進趨勢,在更加深入融入全球大循環、努力參與各種多雙邊區域合作的過程中,增強供應鏈的彈性與消化風險能力,提升經濟韌性。(三)基於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視角要素稟賦比較優勢,是從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及比較優勢差異來構建國際分工基礎的。勞動力比較豐裕的國家,在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資本比較豐裕的國家,則傾向於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根據該理論,各國參與國際分工,也即參與國際循環的方式與能力,主要取決於其生產要素稟賦的相對優勢。各國的要素稟賦,會在企業家等個體行動中不斷變化的;而要素稟賦的變化,又會對一國的產業結構、內外循環格局與地位產生密切關係。經過改革開放 40 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實力及要素稟賦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在經濟規模、貿易規模、資金跨國流動規模等方面,中國均居世界前列;自然資源要素的短缺,則更加突出。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 GDP 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預計到 2035 年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開放之初充裕要素勞動力的紅利已逐步釋放,勞動力淨增長演進呈現“緩慢增長―停滯―下降”趨勢,佔全球勞動力的比重從 1980 年的 22.4%下降至 2018 年的 20.0% ,下跌了 2.4 個百分點。作為當初短缺要素的資本,到今天已逆轉為最富裕要素,投資能力持續快速增長,資本形成總額佔全球的比重從 1980 年的 1.8%猛增至 2018 年的 27.2% ,躍升了 25.4 個百分點。同期,研發投入也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佔全球研發資本的比重,從 1980 年的 0.5%快速增加至 2018 年的21.2% ,增加 20.7 個百分點。②隨着要素稟賦的持續轉變,國內、國際兩個循環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也出現調整。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外循環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開始減弱,中國對外貿易、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佔全球的比重,開始低於 GDP 的全球佔比;內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超過外需,2020 年內需的貢獻率為 72% 。基於要素稟賦的視角,雙循環的核心是要借助既有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在更深層次和更高水平上參與全球分工,拓展高端要素、戰略性資源要素的豐厚度與集聚能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形成新的更高質量的要素稟賦,為實現更高水平的國民經濟循環體系賦能。(四)基於產業鏈、供應鏈的視角從產業鏈供應鏈視角看,“雙循環”是產業鏈、供應鏈的有序銜接與暢通循環,而且是在高水平、高競爭力基礎上的暢通和循環。這是形成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市場基礎,需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現代化水平,使產業和產業之間,產業內部各個環節之間,能夠暢通連接有效循環,並通過市場的力量形成供求之間總量和結構的均衡。在全球化經濟中,由跨國公司直接投資主導的產品內分工在全球進行投資布局,把處於“微笑曲線”底部的製造與裝配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形成國際生產網絡和全球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間通過供應鏈相互連接。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是新型全球化的重要體現,也是全球經濟互相嵌入、產業鏈供應鏈深度關聯的基礎原因。同時,也蘊含着在國際大變局下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安全性風險。新冠疫情則加速了這一風險的顯性化。發達國家產業鏈供應鏈布局開始回縮與調整,出現本土化、近鄰化、區域化趨勢,意圖將部分供應鏈放在自己可控的範圍。而美國利用科技與美元霸權地位直接限制其他國家與中國高科技產業開展業務,更是對中國部分產業鏈、供應鏈的正常循環帶來嚴重衝擊。全球產業鏈調整正在呈現“全球性收縮”和“區域82

內強化”的新趨向。中國製造業“兩頭在外”比例較高,產業鏈供應鏈對國際循環高度依賴。如何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固鏈、擴鏈、強鏈,成為新形勢下應對外部斷鏈風險衝擊以及暢通“雙循環”的重要環節。依托自身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做大做活國內市場,並通過堅持開放來留住產業鏈、促進產業鏈的持續升級,以產業鏈條的集聚來增加供應鏈黏性。而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塑造中國在國際大循環主動地位的關鍵。為此,需要集中力量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鍛造產業鏈供應鏈長板,補齊產業鏈供應鏈短板;需要雙向集成全球資源,以更大力度暢通內外循環,在更多領域中集成全球資金、知識、技術、信息和人力資本,加快提升自身技術水平,增強在全球創新鏈中的地位。處於激烈競爭中的企業,通常是在不斷優化重組內外部各種資源過程中持續增強自身優勢;而要實現國民經濟循環體系走向更高水平,需要把握全球產業鏈、創新鏈調整的發展趨勢,構建“雙循環”暢通、內循環為主、外循環賦能的綜合支撐體系。(五)基於制度(體制規則)視角制度是推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落地的根本保證和基礎支撐。無論是推進要素市場化、暢通國際經濟循環,還是提升產業鏈韌性與全球價值鏈位置,都離不開各個環節制度型改革的支撐。二戰以來的經濟全球化,從本質上講就是全球範圍內多元化市場主體的運行規則的高度一體化。而要實現雙循環互動,尤其是要形成“以內促外”的新格局,則需要實施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通過與市場經濟規則的高水平接軌,融入到國際經濟體系,吸引更多的高級要素集聚到內循環體系。與此相適應,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將從過去以市場準入為主的門檻式開放,轉到以規則、體制和制度的改革為主要方向,促進建成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國際貿易規則正在加速重構。近年來,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加劇了全球貿易投資治理體系的碎片化傾向,國際經貿治理框架正在由多邊轉向區域,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USMCA(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大型區域貿易協定,以及 CETA(歐盟與加拿大《全面經濟貿易協定》)、EPA(日本與歐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雙邊自貿協定的達成,國際貿易規則重構的演進,呈現出顯著的區域內“高標準”和區域外“強排他”的雙重特徵:③域內關稅減免將進一步強化區域內產業鏈和供應鏈網絡;域外“強排他性”規則將使區域間產業鏈趨於弱化,原產地規則的“高標準”、毒丸條款等成為域內成員對域外成員的非關稅貿易保護工具。此外,由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參與、主導的經貿規則重構,意圖通過“規則合圍”築高中國所面臨的貿易投資壁壘,將中國排除在新一輪經貿規則改革進程外,例如美國在 USMCA中引入“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排他性條款。而新冠疫情也促使國際經貿規則演變提速。疫情後各方制定國際經貿規則的考量標準,開始從成本收益和產業分工向價值觀取向和產業鏈安全靠攏,這將對全球產業鏈布局和流向產生重大影響,也對中國參與外循環提出了更高的制度標準與開放要求。到 2020 年底,中國已與 26 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 19 個自貿協定,並提出加入 CPTPP 申請,深化改革與開放的步伐正在全面提速,向國際高標準規則靠攏。從以上不同視角與維度考察“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可以更加豐富與有效把握“雙循環”內涵及實踐着力點。促進要素流動、暢通經濟循環是實現“雙循環”的基本要求;強化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價值鏈競爭力與產業鏈安全性,是“雙循環”補鏈、強鏈、拓鏈的有效渠道;而深化改革開放、創新體制機制,則是有效打通循環堵點、促進“雙循環”互動的制度保障。以內循環為主、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核心是從外源主導型開放發展模式,向內源主導、內外聯動的新型開放發展模式轉92

型,涉及到多層面的綜合改革與聯動,體現了新時期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對內外環境變化挑戰的有效應對與策略調整。二、發展戰略視角的“雙循環”:演進與探索從經濟發展戰略的視角看,以內為主的“雙循環”新格局,是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後因應內外形勢變化的發展戰略調整,其核心是要解決新變局下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能與安全性,是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新興大國,在當今全球大變局中對自身發展模式的一種新探索。如何以自身的確定性和穩定性來應對世界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如何在對外開放面臨較大不確定性、邊際收益減弱的情況下,通過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深化國內改革打通內部經濟循環,來促使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好地連通、互動與相互促進。這種以大國分工體系助推國際分工合作,進而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格局,是立足自身優勢實現高質量發展戰略任務的重要保障。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基於中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順應經濟發展歷史規律的戰略選擇。(一)內外循環的結構演進一個有效運轉的經濟體,在任何時候都存在着內循環和外循環。內外循環關係在一國中的結構、地位及其變化方向,與該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發展環境及發展目標有着密切關係。環顧當今世界,凡屬於經濟強國的,一般都是以內循環為主;而經濟小國、弱國或者在高速發展中的國家,則多以外向型為主,參與到國際分工網絡中。以出口導向為特徵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發展中國家早期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時通常採用的發展戰略。在這種模式下,參與國際循環的後發國家,通過從外部輸入資金、技術、市場資源等本地稀缺資源,與本國低成本的人力、土地等資源要素結合,在一定歷史時期實現了某種幅度的經濟增長,但這種“以外為主”獲得的全球化經濟紅利,具有較強的依附性和脆弱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只從事低端的加工環節,“兩頭在外”,如果不能吸收、消化與提升轉型,較易進入“低端鎖定”。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通過消化吸收、自主創新延長產業鏈,突破世界經濟體系“中心―外圍”格局,成功地縮小了與發達經濟體的落差。建國以來,中國的內外循環結構經歷多輪演進,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49~ 1977),依靠低水平的“內循環”獨力支撐。建國初期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封閉對立,“外循環”處於被脫鉤狀態,進出口總額佔 GDP 比重僅 8.0% ;“內循環”受“短缺經濟”掣肘,通暢性和穩定性較低,但依靠舉國體制民族工業體系從無到有,自主完成工業化發展。該階段經濟年均增速 6.5% ,波動性高。④第二階段(1978~2019),轉向以“外循環”為主導、“內循環”同步完善的階段。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 2001 年入世後的“國際大循環”,是一種強調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國際經濟大循環,“外循環”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持續增強。直到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才出現逆轉,“外循環”的邊際貢獻才由強轉弱、漸次回落,進出口總額佔 GDP 比重的均值為 34.3% 。 “內循環”改革攻堅,“調結構、擴內需”,推動經濟發展向國內需求主導轉變,從外向型“世界工廠”逐漸轉向內外循環相對均衡的內生增長模式。第三階段(2020 年起),在國際變局中順勢而為,主動重塑內外循環、協同推進內外循環發展,進入“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雙循環”階段,從上一階段“以外促內”轉向“以內為主、內外互促”的“雙循環”發展模式。 “內循環”邁向高質量發展,增長動力從要素驅動型轉向創新驅動型。03

(二)外循環功能的局限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外循環作用受到約束,內外循環結構演化進入新的調整階段。其一,中國經濟規模持續擴大,外部需求越來越難帶動如此體量的中國經濟。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國際市場需求轉趨疲弱,中國經濟調結構、轉動能,內部需求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開始回升,逐步形成外循環與內循環相對均衡的結構。目前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20 年 GDP 達到14.7 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 71% ;人均 GDP 超過 1 萬美元,日益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預計到2035 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外部需求的不持續性,難以支撐超大規模經濟體實現從中高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跨越。相反,外部循環對中國市場需求的依賴性逐年提高,近年來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保持在 30%左右。其二,中國持續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與先發國家合作的存量空間在縮減。中國製造業規模已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儘管人均製造業增加值與高收入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距離,但依托規模龐大的製造體系,市場導向的應用型創新研究快速發展,持續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當處於外圍的後發國家在科技領域向中心層演進時,與以美國為代表的原中心層國家的摩擦與競爭會顯著增大。自2018 年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將中國視為戰略性競爭對手,對華戰略急劇轉變,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全面封殺中國高科技產業。拜登政府繼續將“戰略競爭”作為中美兩國關係的框架,並尋求通過增強美國活力和國際夥伴關係來建立一種長期競爭方法。拜登政府在口頭上表示要尋求與中國“再掛鉤”,但在核心領域對中國的遏制絲毫沒有鬆動,以“小院高牆”方式對中國進行精準遏制,並試圖組建國際聯盟對中國進行聯合圍堵。歷史發展顯示,大國關係中關鍵位次的跨越,並非單純依靠開放所能實現,必然會受到現有國際權力格局的制約,會受到非經濟因素的阻撓。其三,國際競爭出現新變局,全球產業鏈布局呈現新趨勢。全球產業鏈正在加速重構,各國努力在效益與安全的取捨上尋求新平衡,布局趨向本地化、近鄰化、區域化。產業鏈輸出國政府推動“產業回歸”和“再工業化”,力促其離岸生產轉回母國生產。新冠疫情加速了這一趨勢,基於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各國政府加大力度促進工業回流,期望將供應鏈控制在本土或臨近的可控範圍內,出現一種區域內合作強化、區域外保護抬頭的局面。全球產業鏈調整趨勢,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正常循環會形成一定衝擊,增添了諸多不確定性。其四,國際創新鏈合作遭遇諸多壁壘。高科技作為核心技術要素,是難以通過正常貿易投資渠道引進。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近年來在應用研究上有長足的進步,自主創新能力持續提升,2021年在全球創新指數(GII)排名躍升 2 位至第 12 位,⑤但是仍存在以下主要差距:基礎研究短板較為突出、原始創新成果較少,底層技術缺乏、核心技術和關鍵設備對外依賴度較高,“卡脖子”技術較多等。⑥美國在創新鏈上一直處於主導性控制地位,不僅可以限制技術出口、實施各種非貿易壁壘乃至單方面宣布基於自身需要的經濟制裁,遏制其他國家的發展,還可以借助美元霸權地位對外實施長臂管轄,制裁被美列入實體名單的國家、企業及個人,甚至是與美國制裁對象有間接業務往來的任何機構及個人。嚴峻的現實顯示,“以外為主”國際大循環難以支撐新興大國的強國戰略與國家復興,在創新鏈關鍵核心技術上需要自立自強,形成主要依靠國內要素的內生動力機制。(三)內外循環格局重塑:轉向以內循環為主一國一地區通過“以內循環為主”格局來獲得穩定的增長動能,並實現“以內促外”,需要諸多基礎支撐。相較於改革開放以來“國際大循環戰略”及其後以外循環為主要動能的發展模式,當下13

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更加強調對外開放主動性以及內外循環相互促進功能,更加重視自主創新與體制機制改革對經濟動能的支撐作用。衡量“國內循環”是否居於主體地位的標準,不僅僅是內需在經濟中佔比的大小,關鍵是看能否主要基於國內要素供給,打通從科學到技術、到產業化、到消費普及的閉環,⑦需要集合“中國製造”與“中國市場”雙重優勢與影響力。一是需要具有自主創新的競爭實力。在美國關閉技術輸出渠道時,能夠作為內循環的動力起源———創新策源地和戰略性科技產業高地。需要形成基於科技創新的內源性的經濟動力機制,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擺脫核心技術“卡脖子”現象,為“雙循環”暢通提供保障。通過自主創新,全面提升“中國製造”的核心競爭力,提升價值鏈位置,以利於在更高層次上融入國際循環。二是具備產業鏈“補短板”、“鍛長板”的體系化能力。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擁有 1.4 億戶市場主體和 1.7 億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種專業技能的人才,研發能力不斷提升,研發投入總額達 2.44 萬億元排全球第二,佔 GDP 的 2.4% 。在國內循環中,通過重點突破、聯合攻關,推動產業鏈上中下游全鏈條協同創新,重建國際循環中斷裂的科技創新產業鏈,通過“補鏈”在關鍵時刻可以實現自我循環,實現與西方的技術制衡。依托既有優勢“強鏈”,在產業鏈高端發力,調整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和參與度,讓更多的產業鏈環節和終端留在或靠近本國市場。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競爭,不僅僅是產業和供應層面的技術問題,同時也是轉變發展方式、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重塑經濟發展優勢的重要環節。三是國內政策的調整變動、國內經濟增長情況可以傳導到國際市場,並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大國經濟及產業配套體系,一般都具有足夠大的規模,在產業鏈供給端及需求端都有影響力。在大規模生產製造環節,中國已建立起顯著的競爭優勢:工業門類齊全、主要工業品產能巨大、主要區域產業高度集聚,大規模生產製造的優勢將保持相當長時期。在市場覆蓋度方面,中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以及通過創新商業模式實現產品普及等優勢,⑧使得國內市場規模效應能夠攤薄科技研發成本,有效支撐創新產業經濟循環的實現。重塑“雙循環”格局,在結構上,國內循環居主體地位,而且是更高質量的“國內大循環”;在功能上,整合了國內國際兩個循環的內在聯繫,是具有互相促進功能的“雙循環”。鑒於現行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上的局限與部分失靈,中國參與外循環,還需要從被動接受既有國際經貿規則的要素參與型開放發展,提升至規則構建型開放發展,需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改革,參加國際多雙邊經貿合作、國際性組織並參與經貿規則制定。以包容性發展及全球命運共同體理念,拓展國際合作空間、構建“一帶一路”等新的全球價值鏈,在美國全面遏制中國科技經貿發展的不利環境中,為外循環暢通尋求新的國際空間與回旋餘地。(四)大國經濟內外循環的國際對比在“雙循環”新格局下,中國經濟發展轉向更多地依靠內部循環的“以內為主”模式,符合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是大國經濟在這個歷史階段的共同特點,同時也是最近十多年來中國內外循環結構持續轉型的現實反映。一般而言,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大國經濟得益於較為完整的經濟體系、內部循環餘地大,其外貿依存度會相對低於小國。就大國開放經濟而言,處於經濟工業化階段,外貿依存度會相對較高,需要借助國際大循環來解決資金與技術缺口,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當經濟發展逐漸成熟並走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外貿依存度會從高位逐漸回調至相對適宜位置,而內需貢獻在國內經濟中逐漸增大並開始佔有重要地位。23

其一,大國經濟的外循環。總體上看,大國的外循環演變呈現以下規律:在發展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依存度較低,在快速發展中外貿依存度顯著提升,經濟增長趨於穩定後開始降中趨穩。對外貿易依存度是一國對外貿易總額在 GDP所佔的比重,用於衡量該國經濟增長與國外資源和市場的關聯程度,可以反映“外循環”在經濟總循環中的地位及其變化。與人口 1 億以上大國的平均外貿依存度相對比,外循環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及變化趨勢,符合大國經濟的一般規律。 1980 年,中國開放之初,外貿依存度僅為 12.4%,遠低於當年大國平均外貿依存度 28.2%,在大國中排名最後。其後在經濟全球化推進下,全球外貿依存度普遍提升,中國升勢更加顯著,2006年,大國外貿依存度平均值升至 46.9%,中國則升至64.5%達到最高峰,高出大國平均值 17.6 個百分點,在大國中排名第二,這是外循環在中國最重要的時期。 2008 年金融危機是外循環貢獻的分水嶺,此後中國外貿依存度開始回調,從 57.6%回落到 2019 年 35.7% ,低於大國平均值 7.5 個百分點,在大國中居中偏後。⑨美日的外貿依存度也低於大國平均數,分別為 26.4% (2019)和 36.8% (2018)。其二,大國經濟的內循環。從成熟的發達經濟現狀看,大國經濟“內循環”的重要特徵是,在國內能夠實現有效循環,並能提供巨大國內市場和高端供給能力,產生外溢效應,支撐並帶動外循環。⑩也就是說,大都呈現“以內循環為主”、並能夠實現“以內促外”。以美日歐為代表的發達大國經濟,國內循環與內部需求對其經濟增長都發揮着重要貢獻,呈現內需拉動模式。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同時也是全球第一大進口市場,其內部需求對自身經濟及全球經濟都有重要影響力。美國消費佔 GDP 比重維持在 85% ~90%之間;歐盟約為 80% ,日本約 76% 。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居民消費佔 GDP 比重還不高,徘徊在 50% ~ 60%區間,具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 總量超過 100 萬億元,產業體系完整,是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研發規模達世界第二位,大規模生產能力可有效分攤高額研發費用;消費需求龐大,是全球第二大市場,可以提供國內產業所需要的各類市場。從需求潛力看,中國擁有 14 億人口、4 億多中等收入群體,正在向高收入行列邁進,是最大最有潛力的市場。(五)“雙循環”的支撐載體:區域一體化戰略區域一體化戰略,是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布局,也是國家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成渝等核心區域,具有相對成熟的基礎條件與改革能力,可以更好地起到發揮疏通“雙循環”堵點、提升發展質量、集聚要素輻射周邊的主力區。因此,借助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率先在全國重點區域探索提升區域一體化水平,促進區內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成為構建國內大循環的有效途徑與現實支撐。近年來,國家採用區域發展戰略與區域開放戰略相疊加的發展模式,先後啟動多項區域重大戰略,出台系列區域規劃,賦予優勢區域新的戰略功能與改革要求,形成區域主體功能鮮明且互相補充、東西南北中縱橫聯動、共同引領開放發展支撐“雙循環”的新格局。對內,進一步暢通區域大循環,攻克區域生產體系內部循環不暢、供求脫節、結構轉型受阻等難題,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可持續性,引領開放發展、探索示範功能。對外,努力打通國際循環,提升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可控性及競爭力,增強區域經濟韌性;在國際循環中成長一批有國際一流競爭力的區域性城市群,作為國際競爭的前沿高地,為國家經濟穩定發展與安全發展奠定基礎。貫穿其中的核心環節是深化改革、創新體制機制、探索“雙循環”建設路徑,形成可供複製推廣的制度性成果。而粵港澳大灣區,以其“一國兩制”的獨特性,在國家區域一體化戰略及“雙循環”新格局中扮演着獨特的角色。33

三、粵港澳大灣區“新格局”:路徑與機制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最為開放、內涵最為豐富的灣區城市群,處於“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個法域”的特殊背景下。該區域有着最開放、最市場化的兩個經濟體———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全域實施自由貿易港政策,市場經濟相對成熟、經貿規則與國際接軌,分別是亞太區重要的服務樞紐、中葡經貿合作平台;也有着政府引領與調節功能較為強大、市場經濟發育趨向成熟、經濟增長較具後勁的廣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形成多元治理模式,差異化優勢與差異性阻隔並存,在空間上呈現多極點的網絡化結構。粵港澳大灣區需要探索跨經濟體的世界級灣區城市群發展模式,形成與區情相配套的“雙循環”建設路徑與機制。(一)暢通內循環:優化區域要素重組與整合能力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循環,包含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與珠三角 9 個城市,分屬三個關稅區,要素流動存在邊界管理。目前大灣區 11 個城市已經在 CEPA 框架下形成自由貿易區,但尚未形成共同市場。港澳實行獨立的經濟政策、自由港制度與簡單低稅制度,而內地在資金、信息、人員等經濟要素跨境流動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就開放程度與稅收政策方面,區內珠三角與港澳存在明顯落差;珠三角內,廣東自貿試驗區 3 個片區、粵港粵澳合作平台與其他地區也存在政策差異。就大灣區整體而言,存在要素跨關稅區流動受到管制、區內聯繫密度與強度不高、產業協同度有待改善等不足。暢通內循環,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共建單一自貿區,在現實中有較大提升空間。其一,提升區域內部聯繫,打通內部市場經濟循環。暢通內循環,對於跨關稅區的區域經濟而言,更具迫切性,也具現實挑戰。推動灣區城市群內部要素流動整合、產業協同發展,提升區內核心城市與腹地城市之間的聯繫深度與密度,其核心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發展。大灣區除了要消除珠三角內部存在的國內城市群共有的影響要素流動不暢的各種淤堵點外,還要面臨着如何解決珠三角與港澳之間的規則銜接與貫通,涉及到如何使“邊界”成本最小化。促進要素跨界便捷流動的重點,是要提升邊界彈性,加速完善硬基建的連通性,逐一打通軟基建的對接渠道與銜接端口,在實踐中摸索出符合各方需求、產業鏈創新鏈配套互補的區域協同發展模式,率先探索優化內地與港澳 CEPA 制度體系。近年來新冠疫情對大灣區內部人流暢通帶來嚴重衝擊,珠三角與港澳間的邊界效應凸顯。香港與內地儘早恢復免隔離通關,成為近期打通大灣區內循環的重要議題,需要政府間對常態化防疫政策與機制進行有效協商與對接。其二,促進區內產業鏈黏性與韌性,提升政府經濟引導功能。區域經濟順暢循環,表現為產業鏈受到外來擾動、衝擊時的恢復力和自我調整力,以及區域產業鏈之間的協作能力。大灣區需要加快營造一流營商環境,利用政策優勢在橫琴、前海等合作區先行探索實施與港澳相銜接的經貿規則,提升產業鏈根植性;依托龍頭企業帶動供應鏈本土化,提高供應鏈安全性和可控性;協作培育可替代的產業鏈,應對供應鏈“斷供”等問題。在市場調節與配置資源的基礎上,加大政府尤其是港澳特區政府的規劃引導作用,推動形成區域產業發展的協同效應、增強區內產業鏈的黏性與韌性。港澳的經濟管理模式、政府角色功能,與內地有很大差別,在大灣區規劃的戰略目標及協調機制的帶動下,港澳需要善於學習與吸收內地規劃戰略導向作用的長處,提升政府對經濟的引導能力,逐步彌合由市場失靈與制度差異帶來的內部分割。政府“自上而下”引導與市場“自下而上”推動,形成合力,共同促進大灣區產業鏈黏性以及新產業生成。與此同時,區域各核心城市相向而行,規劃對接、產業布局銜接,各方要素稟賦比較優勢與資源整合功能相疊加,可產生乘數效應並衍生新的43

要素稟賦,形成大灣區內互相對接與支撐、內外聯動的產業協同效應。其三,依托大灣區合作平台載體,探索一體化發展新模式。以自貿試驗區、區域合作平台、邊界連接區為核心紐帶,探索創新深化合作,為區域要素便捷流動與有效整合創造條件。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基礎上,2021 年 9 月又密集出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橫琴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等開放合作措施,在廣東自貿區橫琴、前海兩個片區功能上,疊加新的開放措施,為有效地推進大灣區內循環的強化,尤其是粵澳、港深間的深化合作,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在橫琴粵澳深合區,將重點探索實施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新體制,推動橫琴與澳門形成規則深度銜接的制度體系,構建與澳門一體化的高水平開放的新體系。這是對珠澳橫琴合作平台的重大突破,以全新合作模式探索琴澳一體化發展格局,快速提升橫琴的創新要素集聚能力,推動人才、貨物、資金等高端要素的暢順流動與整合,催生新的特色產業。粵澳在橫琴將協同推進四個新產業: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產業、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文旅會展商貿產業、現代金融產業,作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載體,以及銜接粵澳產業鏈、打造創新鏈的重要節點。在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設定兩大戰略定位,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目標是要打造世界一流營商環境,建立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建成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強、創新策源能力強、協同發展能力強的高質量發展引擎。前海擴容後,合作區面積增大 7 倍多至 120 多平方公里,直接對接香港現代服務業優勢,納入航空、會展、海洋經濟等現代服務業,以及創新科技、戰略性新興產業(人工智能、大數據、集成電路、信息技術、物聯網等),為發揮香港功能創造了新空間,也有助實現深港產業深化合作與聯動,共同發揮促進“雙循環”、服務內地新格局的節點樞紐作用。《前海方案》着力在現代服務業、科技發展、營商環境乃至治理模式等方面深化改革,是前海深化改革、創新平台功能的新提升。香港“北部都市區”方案,是完善香港及大灣區整體布局、推動港深產業協同發展的重要突破。在香港,形成“北科技―南金融”兩大都會區;與鄰近深圳,形成“雙城三圈”的空間結構以及協同發展的格局。“北部都會區”面積達 300 平方公里,其中新田科技城將重點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香港的硅谷,並與香港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深圳福田的深港科創合作區一起,整合成540 公頃的非常具競爭優勢的深港科技園區。香港以新的規劃思維,與深圳相向而行,增加口岸連接、強化協同效應,對於改善大灣區內循環、提升創新鏈都將產生積極效應。(二)強化外循環:拓展國際高端要素的集聚與輻射能力區域在國際循環中的競爭力,與其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及要素的對外輻射力密切相關,具體體現在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服務鏈和金融鏈功能上,反映在國際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地位上。其一,優化產業鏈供應鏈。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中,產業鏈供應鏈一端連着國內製造業,一端連着國際市場,既要引進大量的中間產品,也要輸出最終產品滿足國際需求。外向鏈條對整個分工網絡具有控制作用。優化、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重點是要能夠與國際鏈條高效銜接並具循環能力,面對外來衝擊時具有韌性,能夠有效調整,補鏈、固鏈和強鏈。一是提升資源配套及產業化能力,這是產業鏈、創新鏈生態系統中的重要節點,也是強鏈、補鏈的重點;二是依托超大規模市場效應,變“世界工廠”為“世界市場+世界工廠”,擴大外循環對中國最終產品消費市場的依賴,固鏈、強鏈,留住國際企業在灣區發展;三是利用區域差異化優勢與集成能力,在共同的優勢領域圍繞產業鏈發展需求,培育產業龍頭企業、隱性冠軍企業,孵化更多的獨角獸,在若干領域形成以大灣區企業53

為主導的價值鏈產業鏈,帶動上下游配套企業並與之形成高效銜接、有序循環的供應鏈網絡。此外,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及知識產權保護,借助港澳特區以及前海、橫琴的政策優勢,加大力度引入海外高端資源與人才,為提升產業鏈的國際競爭力提供人才保障。其二,強化創新鏈。經濟外循環的暢通,從供應側而言,關鍵是科技創新,需要有基於自主創新策源地基礎上的對產業鏈的引領力及控制力,為產業鏈安全及有效競爭提供保障。創新鏈是國際競爭與合作的重要趨勢,可以有效提升高端要素的集成能力及產業鏈對外輻射帶動力。處於國際競爭頂端的國家/區域,通常是全球創新鏈中的雙向貿易大國/強區,既大量出口高技術產品,又大量進口高技術零部件,具備集成全球最高水平技術的能力。這種高科技產業集成能力,是以科技創新策源地功能及全球創新網絡控制地位直接相關。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鏈,已形成良好的基礎,正在協同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2021 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在 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GII)排名中,中國繼續升勢位居全球第 12,香港位居第 14;香港深圳廣州科技走廊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科技集群。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強化創新鏈的重點,是要打通創新鏈的關鍵環節,為區域創新資源匯聚、整合以及創新鏈條的暢通創造條件,以實現區域創新鏈的協同效應,增強其國際競爭力與外向循環功能。首先,完善區域創新體系和科創生態圈,一是多層次布局大灣區創新基礎設施,加大對前沿基礎性科學領域的投入與戰略布局,在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重點領域進行科技創新聯合攻關,加快布局以深圳為主陣地的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二是加強大灣區內部創新合作與資源互補,引進港澳高校、科研院所在區內設立研究機構或科技成果轉化基地,鼓勵與港澳建立重點領域的產學研聯盟,積累核心技術,培育科技創新領軍人才;三是推動建立科研人才跨境流動、科研資金跨境使用、科研成果跨境轉化的有效模式,率先探索大灣區科技市場一體化發展路徑,為科技要素跨境流動提供“綠色通道”,推動一批高質量區域科技合作項目的落地。其次,整合和匯集各方資源,打造大灣區“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人才支撐+科技金融”全過程科技創新生態鏈,促進區域創新鏈與產業鏈雙向互嵌、協同升級,提升創新鏈的對外輻射能力。第三,加快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更好地匯聚和運用國際創新資源,發揮香港國際化平台的重點功能,打造一批高等級的國際科技合作平台,為國家開放創新提供核心“通道”與轉接“端口”。第四,提升穗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的極點帶動效應。深港邊界正在形成科技要素集聚互動的創新科技產業合作帶。香港行政長官在 2021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以發展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重點的“北部都市區”規劃,與深圳形成空間上連接、產業布局協同、基礎設施銜接、發展目標相向而行的“兩城三圈三區”,為深港乃至整個大灣區創新鏈的優化以及軟硬基建的銜接奠定基礎。深港強強聯合,將成為大灣區科技產業集群及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新高地,催生出一批新的以我為主的高科技產業鏈。第五,共同建設大灣區國際知識產權合作中心,加強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合作與營商環境的改善。創新鏈的強化與優化,將進一步提升大灣區在國際循環中的輻射力與競爭力。其三,提升服務鏈。服務樞紐地的集聚功能,表現為企業集聚、功能集聚和人才集聚。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功能齊全,內部市場龐大,已形成較為齊全的產業鏈和供應鏈生態,具有提升國際服務樞紐功能的基礎。香港一直是重要的國際服務樞紐,扮演着全球城市的主要功能,集聚了龐大的國際專業化服務機構和國際化人才,為國際機構的亞太區總部經濟功能提供優質服務。未來,以大灣區產業鏈供應鏈為依托,可進一步提升香港及整個大灣區的國際服務樞紐功能。在生產性服務業,可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功能、國際貿易物流中心、高端專業服務業集聚、總部經濟功能與珠三角製63

造業產業鏈供應鏈發展需求相融合,進一步強化生產性服務業的國際地位,並將大灣區的服務樞紐功能沿“一帶一路”海外投資路線外移,為企業海外投資需求提供專業服務;可與國際區域自貿協議相疊加,向東盟、RECP、CPTPP 等延伸服務鏈。在消費性服務業,利用香港、澳門購物天堂與珠三角殷實的消費能力,依托發達的電子商務與物流網絡,形成多層次的國際消費中心功能。提升國際服務樞紐功能,與國際分工網絡的地位密切相關,香港及大灣區需要從作為“超級聯繫人”的平台鏈接型功能,向創新策源地持續轉變,進一步邁向價值鏈控制中心。其四,創新金融鏈。金融是經濟循環的血脈。金融雙向開放以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功能,與外循環密切相關。在全球國際金融中心的版圖中,大灣區三個核心城市———香港、深圳、廣州進入榜單,其中香港是中國唯一的離岸國際金融中心,也最具國際競爭優勢。 2021 年 9 月公布的第 3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GFCI),香港排名重新回升至全球第 3 位,僅次於紐約、倫敦;深圳和廣州,分別位居第 16 位和第 32 位。香港在國家金融開放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幣國際化先行先試地、金融市場擴大開放的互聯互通管道,具有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而大灣區作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功能的對接區域,先行擴大大灣區人民幣跨境使用的規模和範圍,在金融深化開放中先行先試、探索功能。相較於其他產業,金融業及國際金融中心功能具有網絡化運行、輻射範圍廣、較少受人流管制影響等特點,在疫情期間體現出較強的韌性,2020 年內地和廣東的金融業增長分別為 7.0%和 9.2% ,均高於兩者同期的 GDP 增幅(2.3% )。大灣區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優勢,可為暢通區域經濟循環及拉動區域經濟增長提供支撐。一是發揮香港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的功能,作為大灣區企業境外融資的主體平台、境外投資的高端資源配置中心,也是國際資本進入大灣區、進入內地的金融服務平台。二是集成大灣區金融資源,推動深穗高科技產業集群、新型金融科技公司與香港金融業態深度融合,打造金融科技生態圈,共創“金融+科技”新優勢。三是探索金融中心服務實體經濟的實踐模式,將大灣區金融優勢轉化為科技創新優勢,形成資金鏈、創業鏈、產業鏈良性互動,創新金融與創新投資深度融合,國際金融中心與國際科創中心“雙中心”互融互促。四是強化通往內地和國際市場雙向門戶的管道功能,持續完善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基金互認、人民幣跨境貸款等均是在香港先行試點,成熟後再向海外推廣。近年來,“跨境理財通”、“債券通”南向通相繼在大灣區先行試行,進一步擴大粵港澳跨境人民幣雙向流通管道及離岸人民幣產品的發展。其五,拓展區域多雙邊合作平台。深化與東盟、RECP 及“一帶一路”等多雙邊機制的區域經貿合作,是拓展外循環網絡的有效途徑。國際經濟合作總體趨勢呈現區域化與城市群化,中國主動深化開放,以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來贏得外循環的有利空間。繼中國與東盟自貿區協議生效後,RECP 將於 2022 年 1 月生效,這一全球超大的東亞自貿區的形成,將顯著提升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鞏固和促進區域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融合,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撐。近期,中國先後向 CPTPP、DEPA(數字經濟夥伴關係)提出加入申請,顯示中國擁護多邊協定、直接對標高標準區域經貿規則的開放決心。東亞是國際三大生產網絡之一,國際經濟重心持續向東亞轉移,其對中國及大灣區的重要性正在提升,2020 年起東盟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粵港澳大灣區位於東亞自貿區的前沿,是融入亞洲自貿區的重要節點,香港與東盟簽有自貿區協定並已申請加入RECP,大灣區有條件深耕亞洲區域經濟合作,探索直接對標 CPTPP 等高標準的區域經貿規則,通過內部產業協同發展形成更為強大的集聚輻射能力。此外,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在產業鏈供應鏈上的協調合作,藉此帶動大灣區乃至中國的裝備、服務、品牌、標準“走出去”,帶動香73

港及整個大灣區服務樞紐功能的進一步擴展。(三)創新區域軟基建:內外循環規則的雙向銜接與轉換粵港澳大灣區,處於國家內循環與外循環的交匯點,在外向聯通上,香港、澳門的自由港體制及與國際經貿規則相銜接的機制,在若干鏈條上具有較強的循環帶動力,是亞洲重要的服務樞紐、鏈接葡語國家的重要節點;在內向聯通上,珠三角屬於國家的經濟增長極與開放高地,輻射粵西、泛珠三角等區域,香港金融等高端服務業的輻射網絡及影響力更遠至全國。大灣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規則多元、標準多層次,區域一體化市場的形成、要素自由流動與高效配置存在一定阻隔,需要在制度與機制層面予以創造性的調整,有效推進區域內規則、體制的對接與銜接。首先,策略性地軟化邊界效應,提升邊界管理彈性。大灣區建設實踐中面臨的重要命題,離不開對“兩制”邊界的把握。跨關稅區之間的邊界,其效應有兩重性,既是不同關稅區“兩制”邊界的體現,也是異質性區域進一步融合的制度屏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其目標並非通常意義上的經濟一體化、也不是簡單的趨同與一致,而是要在保持異質性的基礎上根據區域(國家)利益最大化原則、兼顧參與方需求與願望,通過政府層面的合作機制的協商,策略性地、有選擇地軟化邊界效應,逐個突破,以點聚面、逐步擴大。 “一國”優勢,為區域戰略目標制定、多層次協商機制有效展開、利益協調資源調節等創造有利基礎。內地向港澳單邊開放,支持港澳融入內地發展,體現了“一國兩制”紅利最大化效應;橫琴方案,將多倍於澳門面積的橫琴島規劃為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合作區,體現“一國”原則下管治模式的重大突破,是中央對澳門特區的政策傾斜與支持,同時也是以開放促發展的大手筆。率先提升邊界管理彈性的領域,可以是跨境民生領域的協調,也可是高科技資源要素的綠色通道,或者是邊界通關政策的協商與銜接。凡是有利於區域發展的、有共同需要的,都可以通過協調機制商談,尋找解決路徑並落地實施,完善 CEPA 走向單一自貿區。其次,以低標準向高標準看齊為原則,展開規則機制的對接銜接。暢通內循環的核心,是區域內部規則的統一或者相銜接,為形成統一大市場、深化融合發展奠定制度基礎。在大灣區多元制度、規則的背景下,區域內規則機制對接銜接的基本原則,是低標準向高標準對接。香港澳門全域實施以自貿港為基礎的自由經濟制度,經貿規則與國際接軌,因此,在經貿規則領域,重點是要深化與港澳規則、制度、機制的連通貫通融通,並在廣東自貿區建設好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示範區,同時需要兼顧國家參與國際更高開放水平區域合作的發展趨勢。再次,互鑒互學,創新區域軟基建。差異化優勢,是大灣區的特色,也是互鑒互學的重要基礎。大灣區區域軟基建的建設,是要在共同願景下互相借鑒,集成各方所長,探索適合中國區域特色的落地形式。既要向港澳學習,共同對標高標準經貿規則,也要在內地領先的若干領域向內地標準銜接,甚至共同創設灣區新標準。疫情管理的常態化防疫標準,內地模式較國際嚴密、有效與安全,港澳要與內地標準相銜接,為與內地通關創造條件;港澳要學習內地有目標導向的規劃思路,制定與之相銜接的地方規劃,並在行政上精簡程序,為規劃的落實拆牆鬆綁、提升效率。總之,創新區域軟基建,核心是“一國兩制”下以有利於區域發展為依歸,增強邊界彈性,推動大灣區內部規則、制度、機制的銜接與貫通,策略性地軟化邊界效應。這是加強區域發展協同性、提升區域協調機制效率的重要基礎,也是推動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速與國際接軌、構建內外循環規則雙向銜接轉換機制的重要環節。四、結語“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有着內在的經濟邏輯與學理基礎,基於經濟循環、要素流動、要素稟賦、83

產業鏈供應鏈及制度規則等視角考察,可以更加豐富與有效把握“雙循環”的核心內涵與實踐着力點。基於發展戰略視角考察,“以內為主、內外互促”的雙循環,是中國順應經濟發展歷史規律作出的戰略選擇,也符合國際上大國經濟內外循環結構的演進趨勢,其核心是要解決新變局下國家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能與安全性,涉及多層面的綜合改革與聯動。區域一體化戰略,是國家推進“雙循環”戰略的重要支撐。通過具有相對成熟基礎條件與改革能力的核心區域,率先在全國重點地區探索提升區域一體化水平,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創新體制機制疏通“雙循環”堵點,發揮提升發展質量的主力陣地。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最為開放、內涵最為豐富的灣區城市群,處於“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個法域”的特殊背景,差異化優勢與差異性阻隔並存,需要創設“一國兩制”特有的區域經濟治理模式,形成與區情相配套的“雙循環”模式與建設路徑:暢通內循環,優化區域要素重組和整合能力;強化外循環,拓展國際高端要素的集聚與輻射能力;創新區域軟基建,構建內外循環規則雙向銜接的轉換機制。要實現上述目標,大灣區需要共同提升區域治理機制的創新能力。一是要以“一國兩制”紅利最大化目標為原則,在大灣區內異質型城市中形成有明確目標導向的區域跨境治理機制,推動各方發展規劃、政策及措施與總體戰略目標“相向而行”。二是在體制機制層面,探索與創新不同層次合作模式與合作體系,以點帶面推進。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要建立大灣區整體意識,策略性地軟化邊界效應、增加邊界彈性,有效促進“以內為主、內外互促”區域發展新格局的形成。①趙昌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趙昌文解讀“雙循環”政策含義》,見微信公眾號“中國財富管理 50 人論壇”,2020 年 9 月 1 日,https://mp.weixin.qq.com/s/d3Hvdtt_jMyC2dG3UE8DNA②江小涓:《新中國對外開放 70 年:賦能增長與改革》,北京:《管理世界》,2019 年第 12 期。③中國銀行研究院全球經濟金融研究課題組:《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的隱憂———中國銀行全球經濟金融展望報告(2020 年第四季度)》,北京:《國際金融》,2020 年第 10 期。④程實:《內外循環演進的順勢之道與制勝之基》,財新網,2020 年 9 月 25 日, https://opinion. caixin. com/2020- 09- 25/101609427.html⑤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2021 年全球創新指數》,瑞士日內瓦,2021 年 9 月。⑥付保宗:《明確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使命》,北京:《經濟日報》,2021 年 10 月 18 日。⑦⑧張岸元:《外循環實現追趕內循環謀求超越》,上海:《第一財經日報》,2020 年 9 月 1 日。⑨江小涓、孟麗君:《內循環為主、外循環賦能與更高水平雙循環———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北京:《管理世界》,2021 年第 1 期。⑩劉鶴:《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北京:《人民日報》,2020 年 11 月 25 日。楊盼盼、崔曉敏:《“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國際比較與啟示》,廣東深圳:《開放導報》,2021 年第 1 期。香港特區政府:《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香港,2021 年 10 月 6 日。(英國)Z/Yen 集團、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第 3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2021 年 9 月。蔡赤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理論框架與香港角色》,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9 年第 1 期。作者簡介:蔡赤萌,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872[責任編輯　劉澤生]93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粤港澳大灣區:尊重法治的制度創新彭艷崇[提　要] 　粤港澳大灣區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區、示範區,不僅僅是經濟灣區,而且也是制度創新的灣區。以尊重法治的精神推進粤港澳大灣區建設,意味着在新的國際貿易環境中,政府應轉變區域治理方式,依照法治的原則進行制度創新,建立與國際貿易規則發展趨勢相適應的貿易規則體系,通過法律的銜接機制實現粤港澳三地法律的合作協調,構築一流灣區的法治化營商環境,為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提供示範經驗和開創性探索。[關鍵詞] 　粤港澳大灣區　 “一國兩制” 　制度創新　法治 [中圖分類號] 　 D92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040 - 092019 年粤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開啟後,見證了諸多的歷史性事件:香港“修例風波”、中美貿易談判以及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貿易秩序和經濟體系出現深度調整,雖然給粤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諸多挑戰,但也更加凸顯粤港澳大灣區在新時代肩負的歷史使命。作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國家重大戰略之一,粤港澳大灣區承載着國家多重戰略功能,既是提升區域發展新動能的重要實踐,也是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安排,可以促進粤港澳區域經濟協同發展、重塑港澳新動能。①2021 年 3 月,國家制訂的“十四五”發展規劃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粤港澳大灣區高質量建設,這意味着不僅要把粤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經濟灣區,而且也是制度創新的先行區,通過制度創新,落實新發展理念,實現創新驅動提升發展質量。面對國際和國内的新形勢,在粤港澳三個差異化明顯的社會里實現制度創新,最終要落實到法律制度的相關安排上,粤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才能體現法治的現代治理原則。從法治的視角看,粤港澳大灣區高水平的制度創新面臨三個主要的任務:一是建立與國際貿易規則新趨勢相適應的貿易規則體系,提升其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二是加快粤港澳三地規則的銜接,建立起灣區的法治秩序,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三是提升政府區域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尊重法治的精神進行制度創新,構築一流灣區的法治化營商環境,有序保障三地共同參與大灣區建設,在大灣區内形成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提供示範經驗和開創性探索。一、法律創新:為國際貿易規則發展提供方案粤港澳大灣區是我國經濟活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開放程度最高意味着大灣區04

擁有一套可以同國際貿易規則對話與接軌的開放型經濟體制,積極推動國際貿易規則的創新發展,全方位參與國際經濟合作。21 世紀以來,在 WTO 多邊貿易體制下,新興國家積極參與全球分工與合作,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改變世界經濟的格局和力量對比。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從本國利益優先出發,繞開以WTO 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通過單邊措施或雙邊貿易談判協調各國國内政策,並通過對邊境後措施和新議題的引入,逐步推動國際貿易走向“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在市場准入及貨物、服務和投資貿易中開放自由競爭,減少國家干預和不正當競爭保護,為全球貿易和投資活動確立新的遊戲規則。儘管 WTO 確立的原則框架仍是當今世界貿易領域中的基本準則,但是受歐美發達國家的影響,國際貿易規則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變化:首先,區域貿易發展興起,世界主要貿易體之間重新開展雙邊貿易談判,多組合、多路徑的區域貿易安排不斷發展,反映出主要發達國家面對新興經濟體崛起調整貿易政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例如美加墨、美英、美國與歐盟、美日等之間開展貿易談判,形成一些有影響力的區域貿易協議。②其次,貿易談判關注環境、勞工、知識產權、原產地規則、金融監管、競爭政策、經濟立法、市場透明等議題,實施更嚴格的法律約束機制,要求貿易夥伴在國内法層面修訂落實。例如,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美墨加協定》 (US- Mexico- Canada Agreement)增加關於勞工和環境的章節,對知識產權章節進行重大更新,訂明這些領域受到協議的爭議機制和執法機制所約束。③美國談判代表要求實施更嚴格的原產地規則,限制外國零部件的使用,以提高北美產品的價值含量。同時在與非市場經濟體談判方面作出重大改變,規定任何一方若考慮與非市場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必須先諮詢貿易夥伴的意見,貿易的針對性和保護性更為明顯。第三,隨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分工合作更為緊密,歐美貿易談判注重一些阻礙自由貿易的國内監管措施,不僅要求打開自由貿易的國門,而且在一些原本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内的國内經濟監管競爭政策放開,以體現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法則,國際貿易規則由邊境開放進一步向邊境内開放拓展。從中美貿易談判來看,邊境内措施也構成了談判焦點之一。以上變化顯示國際貿易規則正在向縱深拓展,多邊貿易規則在單邊措施和雙邊貿易談判的衝擊下進一步“碎片化”,對全球經濟格局及地緣政治重構產生深遠的影響。面對新時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貿易環境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多,民粹主義傾向突出,並通過中高端產業回流、技術遏制等措施打壓中國經濟,中國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④2021 年,拜登政府制訂“戰略競爭法案”,正式開啟與中國全面競爭的新時代,預示中美在國際貿易領域的衝突常態化。在發達國家影響下,以 WTO 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受到較大衝擊,在多邊貿易中崛起的發展中國家積極應對國際貿易規則的發展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堅持多邊主義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也獲得國際社會多數共識。在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重構中,爭奪規則制定主導權無疑是維護自身利益的戰略制高點。⑤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一國兩制”框架之下的粤港澳大灣區具備充當國際貿易規則創新的試驗田的先發優勢,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通過制度創新,以適應國際貿易規則發展的新趨勢,在相關制度上有所突破和創新,為中國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訂提供更多經驗和方案,增強中國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粤港澳大灣區一個顯著特色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國家發展戰略。 “一國兩制”不僅要解決港澳回歸祖國後保持繁榮發展的問題,同時要推動以社會主義為主體的國家進行市場經濟改革。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針對社會主義要不要發展市場經濟的問題上,指出:“市場經濟不等14

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 ⑥不要爭論並不是不要回答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問題,而是在大膽嘗試的進程中,把姓“社”姓“資”的問題更多地留給社會發展本身去回答。這一論斷也意味着粤港澳大灣區建設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因應國際貿易環境的發展變化不斷實現制度創新。實行資本主義經濟的港澳回歸祖國以來,港澳特區為中國改革開放打開了通往世界的窗口,内地實現與資本主義經濟的對話和合作發展,讓世界各國與中國開展安全可靠、公平公正的貿易、投資和交流。廣東正是基於與港澳毗鄰的地緣優勢,成為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實施市場經濟改革的前沿陣地,在參與國際貿易規則體系發展以及引領國内改革方面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中國内地與香港、澳門的經貿安排(CEPA)的簽署,是國家主體與香港、澳門單獨關税區之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通過 CEPA 及其 10 個補充協議,内地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便利化等方面對港澳開放已達到較高程度,充分體現了内地與港澳制度性合作的新路徑,展示了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區域貿易規則創新方面的成功實踐。 “一國兩制”之下三地制度差異為粤港澳大灣區的創新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和發展空間,通過制度創新把制度差異變成制度優勢,有利於打造成最具經濟活力的灣區。粤港澳大灣區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區,已經具備廣泛的國際聯繫、完備健全的法律、自由流通的信息、匯聚全球人才等先發優勢,在國際貿易規則創新發展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大灣區中深圳前海、南沙、橫琴自貿區的建設,實施比特區更特的優惠政策措施,包括税收和關税、出入境通關等方面實行寬鬆的政策。而港澳獨立關税區及自由港政策,實行高度開放的貿易政策,市場經濟的透明度高,外匯無管制,資金進出自由,低税率以及簡單的税制都吸引國際資本的進入。到 2019 年止,香港連續二十五年被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澳門作為自由經濟體在世界排名也屬前列。⑦在一定意義上,港澳對於國際貿易規則的創新發展起到標桿作用,特别是香港作為大灣區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一直是國際貿易規則創新的引領者。粤港澳大灣區貿易規則的創新,一方面可以借鑒參考香港適用的一些成熟和合理的規則,另一方面,可以根據大灣區發展的實際需要進行修改調整,融合創新。⑧ 例如,2016 年 3 月 28 日,香港海關與内地海關正式推出“跨境一鎖計劃”,透過應用同一把電子鎖及全球定位系統設備,以“跨境一鎖,分段監管”為原則,減少同一批貨物在兩地入境及出境時被海關重複檢查的機會,將香港海關的“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與内地海關的“跨境快速通關”對接與整合,簡化清關手續和加快貨物轉關流程,打造粤港物流綠色通道,為業界提供無缝清關服務。該計劃現已覆蓋廣東省 63 個清關點,聯同香港的 13 個清關點,合共提供 819 條路線給業界選擇。⑨貨物跨境運輸“一把關鎖”的清關制度創新,有效加快貨物通關速度與效率,降低企業跨境貿易成本,有助於大灣區的經濟要素高效流動,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的地位及競爭力,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際貿易貨物運輸提供新的便利,體現了粤港澳大灣區在國際貿易規則上的創新發展。因此,建設高質量粤港澳大灣區,需要在新的戰略站位和定位上,在國際貿易、環境、勞工、知識產權保護等標準上提升對高標準國際規則、標準的適應力,構建更加國際化、開放型區域創新體系,通過先行先試、制度創新來推動大灣區三地經濟循環融合發展。粤港澳大灣區深度合作不僅要有“破”,而且要有“立”,在貿易便利化、投資准入、知識產權保護、財税政策、口岸管理等薄弱領域率先尋求突破,密切跟蹤國際貿易規則的發展變化,推動貿易規則和標準的創新發展,建立一套促進資本、技術、人員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機制,建立一流灣區營商環境,為中國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提供更多灣區經驗和創新方案,為國家構建與國際貿易發展趨勢相適應的制度體系和監24

管模式、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發揮先行先試的獨特示範作用。二、法律銜接:理順灣區内部法律秩序粤港澳大灣區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區、示範區,不僅要適應外部環境新形勢的變化,實現國際貿易規則的創新發展,拓展對外開放的空間,而且還要在灣區内部通過法律的銜接,理順灣區的法律秩序,建立起法治灣區,促進灣區内部有序流動。在《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港澳納入灣區構成“9+2”的城市群,形成了一個異常複雜的格局:“一國兩制”、三種法律制度、三種關税區、三種貨幣、四個中心城市、十一個城市。就法律制度而言,“一國兩制”之下,粤港澳大灣區存在着三種法律制度,有着各自的法律傳統、特色和優勢,在某些方面還會構成一定的法律衝突和體制障礙。如何減少粤港澳三地之間規則差異和壁壘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經濟要素全流通?這是粤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面臨的一項重要挑戰。從域外經驗看,歐盟在推進歐洲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由於各成員國之間規則不統一,導致成員國之間交易成本高,不利於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因此歐盟在成員國的市場准入、市場監管和產品技術等方面逐步建立統一的規則與標準,並監督各成員國内部實施,有力地推動了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粤港澳大灣區是“一國兩制”之下具有自身特色的灣區,在目前尚不存在有權限制訂統一規則的機構的情況下,減少三地法律的衝突或缺位的首要任務是通過法律的銜接重構灣區新的法律秩序,便利於灣區經濟要素的有序流動和人員往來。“十四五”期間,粤港澳大灣區深入推進重點領域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促進灣區三地之間融合互動、融通補充,才能取得新的突破性進展。粤港澳大灣區法律規則的銜接首先需要建設大灣區法律信息平台,提供法律查明系統。從比較法的角度看,中國内地和澳門都具有大陸法系傳統,香港屬於普通法系。即使是灣區中内地 9 個城市之間有些法律也具有差異性,因為内地除了中央的立法權之外,還授權地方立法,經濟特區還有特定的立法權。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底,内地法律近 300 部、行政法規 700 多部、地方性法規近9,000 部;香港法例有 1,182 章;澳門特區制定的法律 322 項,行政法規 679 項,所以灣區内法律之間的差異甚為複雜。⑩因此,面對“一國兩制”下三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及眾多的法律,粤港澳大灣區要實現法律的銜接,首先要了解三地法律的具體規定,對三地法律進行摸家底的法律清理、整理工作。三地逐步建立法律的數據庫和法律信息共享平台,從而可以進一步開展法律的比對工作,尋找差異,便於制訂相應的法律銜接方案。例如,澳門回歸以來除了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規外,還有回歸前制定的、保留下來的原有法律,内容複雜,大部分已經與社會發展脱節。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加快對原有法律、法令的清理工作,2017 年澳門特區通過法律宣布 1976 至 1987 年的不生效法律、法令有 472個。2019 年通過法律確定 1988 年至 1999 年公布的 284 項法律及法令不生效。法律清理和適應化有利於釐清澳門特區現行法律,也有利於日後開展大灣區法律的比對銜接工作。澳門法務局也於 2019 年 4 月開通“粤港澳大灣區法律信息網”,發布與大灣區有關的法律信息及政策措施,在推動大灣區法律信息共享平台建設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其次,通過負面清單的方式逐步推進法律的銜接。在三地法律法規清理的基礎上,需要具體分析需要銜接的法律法規。《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到的融合有 13 處,主要還是經濟和民生領域的融合,表明不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要銜接。一方面,三個法域的制度體系中已經按照衝突法的原則確立了法律衝突解決的一些規則;另一方面,對於涉及灣區要素流動、民生、基本社會秩序34

等方面的衝突,在現有法律衝突機制不能解決的情況下,可以通過負面清單的方式列出法律銜接的規劃,尋找共識,先易後难,市場主導,政府引導,成熟一項,推出一項,最大程度實現求同存異,實現灣區要素流動的便利化、法治化。在灣區建設的五到十年期間,法律規則的銜接會越來越多,便利性、創造性的制度安排也會越來越多,互聯互通也會越來越順暢。所以,對於三地法律差異所造成的障礙也不應誇大,從積極的意義上講,正是因為有差異的多元化特色的法律制度,才有制度創新的機會和空間去構建具有創新活力的法律秩序。在法律銜接方面,建立和完善三地的司法互助及多元爭端解決機制,對於灣區法治的形成有重要意義。目前三地都建立了有關民商事判決及仲裁互認和執行、司法文書送達的機制,但是刑事方面的司法互助安排尚未取得進展,而全面的司法互助機制可以確保灣區基本的法治秩序,所以作為灣區法治建設的一項基礎工程,需要加快推動完善三地的司法互助的制度安排。第三,以憲法和基本法作為粤港澳大灣區法律銜接的依據。對於三地規則哪些需要銜接? 哪些不需要銜接? 其依據是憲法和基本法。憲法和基本法作為“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理應成為粤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協調處理三種法律制度差異和衝突的最高法律依據,這是由憲法和基本法在中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所決定的。嚴格依據憲法和基本法,確保法律銜接的各種制度創新具有合法性,實現灣區法律秩序的有序化。以憲法和基本法為依據進行法律的銜接,大灣區就不會出現“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港澳内地化或内地港澳化的趨勢,確保三地法律的銜接不會改變“兩制”的基本特徵:港澳憲制地位方面保持不變,基本法確定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保持不變,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繼續保持不變,私人財產和自由繼續受法律保護等。 “兩制”中帶有根本性特徵的制度不變的依據也在於堅持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在保持“兩制”差别的基礎上實現法律的銜接,使得灣區的各項活動都有法律的依據,有利於推動灣區法治秩序的形成。在粤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問題上,有一種方案是倡議建立大灣區“法治特别合作區”,三地“讓渡出部分立法、執法、司法等權力,共同組成粤港澳大灣法治特别合作區,制定共同的法律規則和制度政策”施行於大灣區。然而這一具有理想性的制度創新,未必符合“一國兩制”基本原則,“讓渡權力”的設想與港澳基本法規定的港澳高度自治權相衝突,同樣會引起一些港澳人士對削弱港澳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擔憂。至少在目前“一國兩制”框架下通過三地讓渡部分立法權來解決法律一致性的問題缺乏憲法和基本法的依據。從已有的三地合作的經驗看,可行的方式是粤港澳大灣區工作領導小組及粤港澳合作聯席會等工作機構協商需要銜接的相關政策議題後,三地再通過各自立法推行,既保證灣區做到有法可依,相互協調合作,也保證了港澳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要求。例如,澳門居民參與珠海醫療保險的解決方案就是這種方式的體現。目前,澳門實行福利性質與商業保險相結合的醫療保障模式,而内地實行的是醫療社會保險模式。為適應灣區融合發展趨勢和民生需求,澳門特區政府與廣東省及珠海醫療保障部門協商確定了澳門居民參加珠海市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方案,從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以橫琴作為澳門居民加入内地醫療保險制度的先行先試地區,解決粤港澳大灣區的跨境醫療保障問題,實現兩地規則的銜接。珠海對澳門居民開放醫療保障制度,符合條件的澳門居民參加珠海市基本醫療保險後,可按規定享受珠海市同等醫療保險待遇。而澳門特區政府也制定相應的法律政策措施支持澳門居民跨境醫療保障,由特區政府承擔參加内地醫療保險制度的國家財政補貼部分,10 歲以下兒童、中小學生,以及 65 歲或以上澳門居民的自付保費部分,澳門特區政府提供全部津貼,不減損澳門居民現有的醫療福利水平。針對跨境醫療保障事項,粤澳44

兩方在尊重“兩制”差異、開放協商、規則銜接的過程中,遵循了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為粤港澳大灣區各種跨境民生事務的銜接提供了創造性的制度安排,充分體現了法治的原則和精神。三、政府治理:尊重法治精神的制度創新無論粤港澳大灣區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對接,還是三地消除各種差異的政策措施、制度創新,最終必定要落實到法律制度的安排上。從政府治理角度看,“一國兩制”之下,粤港澳大灣區存在多重政府間關係,包括縱向關係(中央與粤港澳地方政府)、橫向關係(粤港澳地方政府)以及斜向關係(香港與深圳、澳門與珠海)等。基於不同的權限範圍,在大灣區公共事務中不同層级的政府需要建立一種法治秩序規範權力的運作,避免權力之間的相互衝突或者缺位,在制度創新過程中減少政出多門,各自為政。以往依靠各種政策優惠、分割管理以及飛地經濟等這些特殊政策或措施,既不能完全適應多樣化的利益格局和深度融合的現實需求,也不能完全體現法治治理模式的意蘊。法治強調各項政策及制度創新法律化,凸顯制度及政策的透明度、可預期性及公正性,有利於構建公平的營商環境。《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指出大灣區建設要尊重法治,三地政府需要依照法治的原則和精神來推動灣區的制度創新,在多重府際關係中政府權力的運作依法行使,不斷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1. 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是法治化制度創新的總體要求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及任務之一。衡量國家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的標準包括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範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和協調等五個方面。法治構成國家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的一項重要指標與内容,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要求。粤港澳大灣區作為一項國家戰略,三地政府在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也應起到先行示範作用。從根本上講,無論多重府際關係中政府權力的行使還是制度機制的創新都要習慣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從中央權力的角度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行使憲制權力,已就港澳融入國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民生事務、基本法有關條款的適用等事項作出了多個決定和解釋。例如香港西九龍高鐵站“一地兩檢”和澳門大學橫琴校區法律管轄問題的決定,解決了在粤港澳大灣區範圍内實施新興事項管理的合憲性、合法性依據問題,為制度創新奠定了法律基礎。通過上述決定或解釋,也基本上形成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憲制權力的基本程序和規範。在未來粤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中,依照既有的經驗和做法,中央權力的行使依然會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積極處理涉及需要在中央層面解決灣區法律制度銜接與創新問題,並在實踐中總結完善體現憲法和基本法精神的權力行使規範。回歸以來港澳特區的實踐也充分顯示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的重要性。以澳門為例。回歸以來,國家對澳門實行自由行政策、經貿合作安排、澳門大學橫琴校區歸澳門法律管轄、劃定澳門海域管轄範圍等大量措施,積極支持澳門發展,讓澳門融入國家發展,體現“兩制”共同發展的目標。而澳門特區政府也積極抓住國家發展機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社會各項事業繁榮和諧發展。回歸二十多年來的管治實踐中,澳門特區政府清醒認識到特區的憲制地位,尊重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處理好“一國”和“兩制”的關係,形成良好的央地關係,施政管治成效顯著。澳門特區二十多年來積澱的經驗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寶貴經驗就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54

上述實踐經驗表明,粤港澳大灣區法律創新和銜接的過程中需要尊重法治,而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是實現制度創新法治化的總體要求。2. 以法治的原則處理灣區深度融合的民生公共事務粤港澳深度融合發展的趨勢下,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人員流動更加頻繁,三地深度融合會產生更多新的民生需求,政府公共服務需要響應這些民生需求。例如,“一國兩制”下,内地與港澳之間仍存在邊境口岸的區隔。從“兩地兩檢”到“一地兩檢”通關模式,加上 24 小時通關的制度,人員流動的便利性得到極大提高,但是與灣區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需求相比還有些距離。如果說在目前條件下還不能實現無邊境檢驗放行的情況下,那麼在電子化和信息化技術條件下,通過身份證數據的互聯互通互認,是否可以實行居民身份證的通關模式呢? 在“一國”之内使用身份證而不再需要第三種證件———通行證來通關,從而真正體現“一國”的原則以及内地居民與港澳居民的國民待遇。當“特區邊防證”退出歷史舞台後,期待不久的將來“通行證”也可退出歷史舞台。粤港澳大灣區可以實行人流通關模式及物流統一關税模式的探索與創新,實現人員無障礙、無縫隙流動。在實現灣區内部經濟循環流動之後,人員流動深度融合之下的民生需求,如就業、醫療、教育、養老、居住、納税等,粤港澳大灣區需要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對於灣區内的政府管治而言更具有挑戰性,某種意義上可以倒迫政府治理方式的變革和創新。一方面,港澳特區政府要響應港澳居民北上置業居住、養老醫療、消費投資等帶來的公共事務管理變革;另一方面,内地也要響應越來越多的港澳居民在内地工作生活等方面社會事務的管理,而不僅僅是原有的本地居民。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之下,政府之間通過法律政策的協調和合作機制來實現社會的管治,逐步實現灣區内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粤港澳大灣區在實現深度融合中面臨最主要的阻力還是行政體制的阻力,政府管治基於地方責任在制定相關融合政策時,總是不能及時回應三地民眾的現實需求,與民眾的期望有一定的差距,沒有實現三地深度融合下市場要素的雙向流動。 2019 年的新冠疫情下,三地加強了既有的合作力度,共同嚴防嚴控,但三地體制機制的不同,還是會對各地政府抗御疫情的協調運行產生一些障礙。當三地合作發展已經突破了貿易、投資領域,向民生這一深度融合領域邁進時,人員的跨境流動諸如安居、養老、醫療、教育、消費及通行、衛生防疫等民生息息相關的公共事務,需要三地政府提升法治化治理能力來處理深度融合下的公共事務,在其政策視野中也應該有面向三地居民公共事務的視野和前瞻性,便利居民在灣區生活,實現真正的國民待遇。三地政府在區域治理的法治化過程中,可以向三地居民開放政府公務員系統,建立三地公務員交流掛職制度,讓三地居民參與政府公共事務的管理機制,以便能夠有效處理深度融合趨勢下居民對公共服務的廣泛需求。通過構建開放的治理體系,三地民眾可以在制度框架下進行自由、理性、廣泛的對話和討論灣區民生事務,在制度創新過程中吸納三地民眾的智慧,保障居民在灣區的主體地位,提高其參與灣區建設的積極性。正如美國著名行政學家登哈特所說,公共利益最好被視為小區對話和參與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既可以使人們了解政策制定的情況,又可以培育公民意識。通過法律及相關制度將灣區居民參與政策的内容、方式、途徑、步驟等明確下來,促進居民參與公共事務過程的規範化、常態化、有序化,增強三地居民對公共事務相關政策的認同度和理解,從而有利於政府推動相關議題的順利實施。3. 以法治的原則推動開放包容的區域合作國家主席習近平考察橫琴時指出,建設橫琴新區的初心就是為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創造條件。64

橫琴有粤澳合作的先天優勢,要加強政策扶持,豐富合作内涵,拓展合作空間,發展新興產業,促進澳門經濟發展更具活力。這對於粤港澳大灣區建設而言具有切實的指導意義。新時期粵港澳合作要相互促進,互利共贏,協同配套,同向共進,才能可持續,才能長久。改革開放初期,粤港澳在產業鏈上形成一個“前店後廠”的區域合作模式。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别是在 CEPA 的推動作用下,粤港澳原有的合作互補關係也由此逐漸向競爭替代關係過渡,粤港澳的利益格局出現分化,粤港澳間互補性下降,競爭性和替代性增強,三地合作的互補性利益結構逐漸轉向競爭性利益結構。在新時代條件下利益格局的變化迫切需要三地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在大灣區建設過程中,三地政府通過法治的治理方式來協調三地的利益分歧,全面深化三地互利合作,探索實施三地“共同謀劃、共同開發、共同管理、共創收益、共享成果”的合作方式,解決彼此的利益關切,共同建設粤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助力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例如,在橫琴開發中,有學者提出,為了彌補現有協商機制不足,需要一個機構既能從中央層面統籌兩地利益,又具有行政管理權,確保琴澳合作政策從頂層設計到落地實施,建議設立粤澳橫琴深度合作示範區管理委員會(簡稱“粤澳合作管委會”)。管委會是在粤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領導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管理權、具有公法人地位的管理機構(類似原來的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以“共商、共建、共管”的合作目標建立粤澳深度合作協調管理機制。這種思路就是要突破以往“鷲政策”、劃地隔開管理的模式,實現琴澳居民以主體的身份而不是一個旁觀者、投資者或者是外人來共同參與開發橫琴。在琴澳合作中,經常把橫琴看成是澳門的後花園,希望通過飛地經濟的形式參與橫琴開發,澳門出資、橫琴出地,或者是劃地給澳門大學並適用澳門法律管轄的模式,這些參與橫琴開發的模式可以理解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可以看作是一項政策創新,但是新時代條件下琴澳深度合作的發展使命而言,尋求特殊政策不利於調動各方參與橫琴建設的積極性,也不符合可預期的、體現普遍主義的法治化營商環境的要求。因此,通過法治的治理方式保障粤港澳三地共同參與大灣區建設,摒棄保護主義,清除利益分歧、協調不順、資訊混亂和執行不力的情況,以更開闊眼光和更大氣魄,在民主治理、社會管理、經濟管理乃至民生福利方面能夠與港澳和國際社會接軌,消除粤港澳合作中的制度障礙,深化改革,創新治理能力,立足於維護國家利益和粤港澳共同發展的長遠利益,強化平等合作意識,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體制優勢和港澳的特色優勢,通過制度創新實現各方利益的共贏,將粤港澳大灣區打造成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相互包容、優勢發展的新模式,探索構建粤港澳共商共建共管的治理機制,建設更為開放的法治化灣區,才能吸引港澳及全球參與灣區的建設。四、結語從世界各大灣區的比較來看,開放性和創新性是衡量灣區競爭力的兩大重要指標。一流的灣區除了經濟上的成功,還要為世界提供通過制度創新解決發展中面臨的問題的經驗成果。粤港澳大灣區可以吸收借鑒世界一流灣區的成功經驗,但是沒有捷徑,只能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特别是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粤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有其自身的困境和特點,因此需要更開放和包容的心態去推動灣區的制度創新,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建設成為更開放自由的經濟體和引領世界經濟創新發展的重要區域。正如 2018 年 10 月習近平主席在廣東考察期間指出,廣東及粤港澳大灣區建設要以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充分認識新形勢下改革開放的時代性、體系性、全局性問題,74

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因此,在國際貿易規則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形勢下,粤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思路與模式必須有所創新,需要三地政府建立與灣區時代發展相適應的治理模式,通過法律的銜接理順灣區的法治秩序,因應國際貿易規則的發展變化,加快貿易制度改革,全面引領國際貿易規則高質量發展,以尊重法治的原則進行制度創新,構建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努力實現世界一流灣區的建設發展目標。①蔡赤萌:《粤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挑戰》,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7 年第 4 期。②2018 年 11 月 30 日簽署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替代施行 24 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2016 年 2 月 4 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正式簽署,2018 年 12 月 30 日更新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正式生效。③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網站,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 trade- agreements,檢索日期:2021 年8 月 28 日。④林毅夫:《中國的新時代與中美貿易爭端》,武漢:《武漢大學學報》,2019 年第 2 期。⑤陸燕:《在全球價值鏈中尋求制度性話語權———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重構與中國應對》,北京:《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5 年第 23 期。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3~374 頁。⑦相關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數據見美國傳統基金會網站,https://www.heritage.org/index/,檢索日期:2021年 8 月 26 日。⑧鄭永年教授指出,粤港澳大灣區亟須做的事情就是統一規則,見《粤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經濟平台》,北京:《光明日報》,2021 年 5 月 28 日。⑨見香港海關網站:“跨境一鎖計劃”,https://www.customs. gov. hk/sc/trade _ facilitation/sels/content/index.html,檢索日期:2021 年 8 月 28 日。⑩相關數據來自全國人大網站、香港律政司網站及澳門印務局網站,檢索日期:2021 年 8 月 28 日。見澳門特别行政區《特區公報》,2017 年第 34 期第一組,第 1069~1082 頁。見澳門特别行政區《特區公報》,2019 年第 48 期第一組,第 2618~2626 頁。李林:《粤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法治問題》,香港:《中國評論》,2019 年 1 月號。鄞益奮:《珠澳合作開發橫琴中的政府間關係》,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4 期。俞可平:《衡量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本標準》,北京:《北京日報》,2013 年 12 月 9 日。莫紀宏:《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法治化》,北京:《法學雜誌》,2014 年第 4 期。特區邊防證是實施經濟特區後的通關管理措施,2013 年起,特區邊防證逐漸退出歷史舞台;2018 年 1月,國務院同意撤銷深圳經濟管理線。2021 年 5 月 10 日,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通過媒體宣布,即將與廣東簽署相關事宜,讓兩地公務員互相“掛職”,大灣區三地公務員交流掛職,成為公務員培訓的一個重要内容和方向。珍妮特·V. 登哈特、羅伯特·B. 登哈特:《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88 頁。習近平:《高舉新時代改革開放旗幟把改革開放不斷推向深入》,廣州:《南方日報》,2018 年 10 月26 日。陳廣漢、劉洋:《從“前店後廠”到粤港澳大灣區》,廣州:《國際經貿探索》,2018 年第 11 期。封小雲:《粤港澳經濟合作走勢的現實思考》,北京:《港澳研究》,2014 年第 2 期。楊道匡等:《自由港政策延橫琴,推動粤澳深度合作》,澳門:《澳門日報》,2020 年 4 月 1 日。吳思康:《深圳發展灣區經濟的幾點思考》,北京:《人民論壇》,2015 年第 6 期。作者簡介:彭艷崇,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副教授、博士。[責任編輯　劉澤生]84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澳門高等教育治理變革的影響因素探析———公立高校財政協同變化的視角*張紅峰［提　要］　高等教育治理與高校財政模式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院校財政的變化能夠促使高等教育治理發生改變。澳門特區政府高等教育治理的施政目標是：教育市場化、院校自主、擴大外地生規模和推動科研成果轉化，而公立院校財政模式的變革是推動高等教育治理變化的外部因素。然而，制度發展的“路徑依賴”和“回報增加”，使得公立院校“公法人”的法律性質成為影響財政和治理關係的內在因素。內因（公法人）不僅通過影響外因（院校經費籌措模式變革）起到作用，而且也直接對治理目標產生影響，成為制約因果發展的關鍵所在。［關鍵詞］　高等教育治理　公立高校財政　澳門　公法人　市場化［中圖分類號］ G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049 ⁃ 09高等教育治理與公立高校財政一直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重要議題。關於前者，一些典型的研究集中在高等教育宏觀治理①、公立大學內部治理②、治理的比較研究③等幾個方面。而關於後者，研究一般分為政府撥款和院校經費籌措兩個視角。在政府撥款方面，許多學者分別從高等教育財政撥款的模式④、公立高等教育財政撥款的制度體系⑤、公立高等教育財政撥款的比較視角⑥等方面進行探討；在院校經費籌措方面，一些學者則從經費籌措的理論⑦、經費籌措模式的多元化⑧、高校經費籌措的國際比較⑨等方面進行研究。儘管上述研究的內容和角度多樣化，但卻鮮有研究將上述兩個主題聯繫起來，探求其中的關係。尤其是在一方尋求發生變化的時候對另一方產生什麼影響，以及內在因素對兩者產生的制約作用。本研究則試圖在此有所突破，擬通過澳門的微縮現象闡釋高校財政模式的變革與高教治理的關係及相關影響因素。94* 本文係澳門理工學院研究項目“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澳門高質量高教發展及政策研究” （項目號：RP/ESCHS- 04/2021）的階段性成果。

一、澳門高等教育治理與公立高校財政澳門是一個面積很小的城市，得益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制度保障，澳門的經濟突飛猛進，人均 GDP 居世界前列。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配合之下，回歸 20 多年來，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也是成績顯著。 2019/2020 學年，澳門高等教育注冊學生人數為 36,107 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驚人的 95.02% 。⑩就其發展規模而言，澳門高等教育已走過了精英教育和大眾化階段，連續多年保持普及化，這是發達國家需要經過上百年時間的努力才完成的結果。不過，這種總量較小的跨越式發展，是基於微型社會多元開放特徵優勢以及財政撥款支持的結果，並不必然帶來教育質量的跳躍式提升和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澳門的公立院校屬於政府機構，特區政府通過核定公立高校的“項目開支預算”進行撥款，實施集中收付制度，撥款額占公立院校總經費的比例很大且較穩定。這種財政制度便於政府對於財政資金使用的全過程進行監督。毋庸贅言，澳門特區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撥款、對各類高校和學生的經費資助，極大地促進了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和質量的提高。由於政府財政收入的豐裕，在高教撥款方面，澳門似乎沒有出現其他國家和地區所面臨的財政困難情況，高等教育治理在這種撥款模式下也鮮有變化。然而，居安需要思危，尤其是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響下，特區政府完全占據主導地位的撥款模式，是否能夠得到有效、靈活的利用以及是否能夠保證院校發展的自主權，成為澳門社會重點關注的問題。在 2020 年特區政府施政報告及《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 2030）》中，明確提出擴大澳門院校招收外地學生的比例，推動高校自主及市場化，促進科研成果轉化。這些目標既是對澳門高等教育治理提出的要求———“規模擴張、院校自主、高等教育市場化”，也是對高等教育財政變革提出的指南———“市場化、外地生擴招、科研成果轉化必然帶來院校自籌經費的增加和特區政府撥款的減少”。 2022 年的施政報告進一步細化了上述要求。治理和財政顯然是密切關聯的，現代治理模式變革的基礎就是財政的變革，而這兩者之間如何相輔相成，按照施政目標達成所願，則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澳門是一個微型城市，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一種變化都能將其中的矛盾清晰地展示出來。以澳門作為微縮模型進行分析，能更加有效地探討公立高校財政和高等教育治理之間的密切聯繫以及運作中的矛盾環節，從而為其他國家或地區提供借鑒。二、澳門高等教育治理的歷史回顧（一）回歸以前澳門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高等院校是由香港商人於 1981 年創辦的東亞大學。 1988 年 2月，澳葡政府為了配合澳門回歸過渡期間培養本地人才的需要，透過改組以後的澳門基金會收購了私立東亞大學，使之轉型成為一所公立院校，澳葡政府成為東亞大學的主要出資者和管治者。為了在回歸以前推廣葡萄牙的語言和文化，澳葡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傳播葡萄牙的文化價值，竭力使之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文化燈塔”，並認為這些“文明和文化正是現實獨特的澳門的形象和靈魂”。在許多方面，澳葡政府直接介入東亞大學治理。首先，澳門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同時兼任大學校董會常任委員會主席，對大學擁有直接治理權；其次，專門設置相應的政府機構，繞過東亞大學管理層，開設法律和公共行政專業，由里斯本大學負責學術指導；最後，加強東亞大學和葡萄牙各機構的合作，選派葡國專家來澳門指導。在東亞大學公立化轉型時期，澳葡政府通過撥款及加大對澳門本地學生的補貼力度，逐漸成為公立院校的主要出資者。05

進入 1990 年代，第一部澳門《高等教育制度》（以下簡稱“1991 年高教法”）頒布，澳門高等教育治理有了制度的指引。 1991 年公立東亞大學分成了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1995 年旅遊學院成立，加上 1988 年就已經成立的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四所公立院校共同為澳門回歸過渡期培養急需人才。從公立院校經費來源看，澳門大學 1995 年總經費預算約為 2.68 億澳門元，其中調整後的政府津貼約為 1.78 億澳門元，占比約為 66.3% 。由於澳葡政府的津貼占公立院校經費構成的主要部分，澳葡政府勢必要對大學施加影響和管理。以澳門大學為例，雖然澳門大學的校董會已經成立，但澳葡政府依然可以通過高級管理職位的設立，對澳門大學的人事、行政和財政插手管理。在澳門大學內部教職員工看來，雖然澳門大學校長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者，但是行政總監才是最有實權的職位。澳門的公立高校誕生於澳門回歸過渡期間，這一時期的澳門高等教育治理具有特殊性，澳葡政府通過各種方式直接介入到大學的治理中，院校的自主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二）回歸以後回歸以後，澳門一直沿用 1991 年高教法。在陳舊的法律框架下，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受到很大的束縛。澳門大學急需通過制度上的變革改變大學在治理架構、課程批核以及人員管理等方面的現狀，保證大學的學術自主，因為“以管理政府部門的概念來管理大學，將令大學難以發揮開拓社會視野的正常作用”。2002 年，澳門大學改變了由特首、總督（回歸前）擔任校董會主席的模式，擁有了更多的辦學自主權，自此開始了其修章的歷程。在內外的互動和交涉之下，2006 年，特區政府還為澳門大學專門制定了《澳門大學法律制度》（以下簡稱“澳大法”）。澳大法獲批後，澳門高教領域一度出現 1991 年高教法和澳大法並行的局面。單獨為某一所大學制定法律，並且可以和地區的法律平行並置，似乎不太符合規範。但這就是澳門的特點，社會發展的敏感度高，對於那些能夠迅速為澳門高等教育帶來收益的舉措，在澳門可以計日奏功。然而，澳大法的頒布並沒有為其他公立院校的自主發展帶來任何便利，一些高校甚至因為名稱上是“學院”而不能招收研究生。制度的落後無疑意味着治理的落後，而高校如果想要跨越式發展，就必須通過修法在學術發展、大學治理方面獲得制度上的指引。經過澳門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的不斷努力，2017 ~ 2018 年，新的澳門《高等教育制度》法律（以下簡稱“2017 年高教法”）及一系列行政法規獲得通過，使澳門高校在學位頒授、教育教學、課程開設、素質保證、基金資助等方面獲得了法律上的根本依據。三、澳門公立高校財政與治理的困境澳門現有 10 所高等院校，其中公立高校 4 所。對於公立院校而言，澳門特區政府撥款是其經費來源的主要組成部分，其次是學生學費，其餘收入相對較少。根據某公立院校章程規定，該校作為公法人，具有學術、教學、行政及財政、財產，以及紀律的自主權。院校的收入包括：源自本身資產或享有收益權的資產的收入；學費收入；提供服務或售賣出版物的收入；津貼、補貼、共享收入、贈與、遺產及遺贈；源自知識產權、工業產權及專門知識讓與的收入；儲蓄存款利息；以往各年度管理賬目的結餘；費用、手續費及罰款的所得，以及依法獲得的其他收入；信貸收入；源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外地的公共或私人基金的援助；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的撥款。以公立院校的經費組成來看，2020 年以前政府撥款占到院校經費總收入的 80% 左右，學費收入（學生和公營部門）占總收入的 10% 左右，自籌經費占比較少。上述經費結構表明，公立院校的發展基本靠政府撥款維持，而院校收取的學費很低，學費標準和生均成本比較相差很多，根本無法15

和國際接軌。此外，公立院校的捐贈、投資及服務性收入較少，院校教育、科研發展缺少產業化動力，從而導致對外服務性收入很少。在財政資金供給機制中，政治過程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基於這樣的公立院校財政撥款模式，特區政府無疑需要對公立院校擁有更多的治理權。表面上看來，從 1991 年高教法到 2006 年的澳大法，再到 2017 年高教法，三大法律中都有一個核心內容：保障院校的自主權。然而，以上法律中也明確提到“公立高等院校為公法人，具有學術、教學、行政及財政的自主權”。這意味着，院校自主權必須要建立在“公法人”的基礎上，所有公立高等院校在享有行政、財政自主權的時候，必須首先要遵循一切有關公共行政機關的法律和行政法規。也就是說，所有公立院校只能是政府行政機關中的自治機構，必須首先遵守一切與公共行政相關的行政程序法典、公職人員系列制度（如招聘、甄選及晉級培訓）、公共采購制度、公共財政制度，在此基礎上才能討論其他行政、財政自治方面的問題。回歸以後，原先通過行政指令直接影響大學自治的做法已經基本不存在，但是高等院校“公法人”的性質定位，必然導致高校在人事、財政、行政等方面要受到適用於公法人的法例所約束，讓所有的公立高等院校陷入另一重“治理困境”。具體而言，在人事制度方面，公立院校對外招聘人員的開考必須將有關通告公布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後才能開始。屬於統一管理制度的開考，尚需將開考通告或有關通告摘錄，至少刊登於兩份報章上，其中一份為中文報章，另一份為葡文報章。聘請本地以外的專家、學者必須要經過一系列程序，如行政長官批准、登政府公報、刊登報章等，手續繁瑣，一套程序走下來要數月之久，容易喪失許多挽留人才的機會。教師的薪酬不能突破政府人事制度所訂立的薪酬上限，難以引進本地以外的傑出人才，體現不出創造性學術工作的特點。在財政制度方面，財政年度預算與學年制教育之間容易出現矛盾，導致每到 12 月份，財政年度決算的到來使得很多工作無法正常展開，院校財務部門開始催促學術單位將有關開支進行結算，整個 12 月份與開支相關的工作處於停滯狀態。而在會計制度上，預算需要按照公共會計制度規定的分類予以列明，會計方式需遵循現金收付制，導致院校無法應對教學、科研過程中的一些緊急狀況，如在缺少準確預算的前提下，院校不可能臨時邀請某個知名專家參加學術活動，本校教師也不可能臨時出外參加某項重要活動。同時，上年度的盈、虧不能帶到下一年度，缺乏財務上的連續性。在采購制度方面，高校經過最高決策機構討論後的最大開支權限僅僅為 50 萬，還必須要三家報價，上報社會文化司審批，無法應對教育、科研工作中的一些緊急需求，等等。總之，這一切問題的出現，都與公立院校“公法人”的定性有關，導致院校發展缺乏靈活性。院校及其教職員工在行政、財務制度的約束下，經常會采取保守的思路進行策略選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缺少臨機應變、創造性、可持續的發展思路。四、澳門高等教育治理的期望目標歷史制度主義在追尋政策歷史的過程中認為，某種政策方案的選擇和實施往往受制於既定的政策制定模式，而既定政策模式的形成又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實際上，這就是“路徑依賴”的過程，某種制度一旦進入固定的發展模式以後，學習成本、退出成本、適應性預期、磨合效應等使得改變這種制度的可能性變小，而沿着這種制度路徑繼續走下去會“回報增加”（ increasing returns）。澳門高等教育的治理發展同樣具有延續性，這種延續也存在着“回報增加”。既然院校自治是高教治理理念的核心，澳門特區政府就不會直接插手高校的“內務”，但是法律上的“公法人”定義卻得以延續。因為“公法人”的治理模式是特區政府管理高校的最優選擇，能夠使得對公立院校的25

監管既有法律保障又能達到讓高校“自主”的目的。雖然特區政府、立法會、公立院校、社會大眾等每一方都有着相應的訴求，也有着自己的一套邏輯準則，但無論這些準則的平衡點在哪裡，高等教育治理都還需要有一個期望目標和基本前提，即大學主體性的重建。這個目標應該懸置在任何利益訴求和法律說理之上，主體性意味着高校能夠在科研、教學、行政等方面獲得真正的自主權，從而為澳門高等院校快速發展奠定制度基礎。具體來說，特區政府和公立院校之間的關係應該堅持政校分開和管辦分離的基本原則。政校分開的含義是指，政府和院校（包括公立院校）是不同性質的機構，公立院校不是政府的附屬機關。高校與行政機構的區別是：它一方面缺乏行政組織那樣的從上到下的層級控制手段，另一方面又必須使其成員受到學術自由制度的保護。所謂自治性不是簡單指具有一定財務支配和行政運作的靈活性，而應是指整體辦學的自主性。管辦分離的含義是指，政府負責舉辦公立高校，但是具體公立高校內部治理和管理運作屬於高校的權限範圍，而政府則利用定期財政審計和質量保障監控對公立高校進行宏觀調控。實際上，特區政府已經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促進院校自主”的公共政策目標。與此同時，“擴大外地生比例”、“科研成果轉化”和“高等教育市場化”也在施政報告和中長期規劃綱要中被提出。高等教育治理變革向着“准市場化模式”轉變，讓市場競爭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院校可以提出自己的發展目標，但一定也要站在特區政府的立場去思考問題，而不是僅僅從學術的角度單方面提出訴求。特區政府無疑需要更多地思考公共支出的預算，這也意味着，公立院校未來的經費籌措將會是：學費和產業化收入等方面的比例需要不斷上升，而特區政府的撥款比例將會下降。參照一些發達國家的高校經費組成結構，英國政府在巨大的財政支出壓力下，實行新的高等教育財政政策，大幅調升了學生學費，公共財政撥款顯著減少。英國高校的學費加教育合同占比已經達到 49.5% ，其他收入（包含產業收入）約為 21% ，而政府公共經費占比已下降為 29.6% 。從1978 年以來，美國公立院校中政府撥款急劇下降，加上通貨膨脹的因素，已經下降了 40% 。如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 2019/2020 學年的政府撥款占比僅為 20.1% 左右，學費及各項收費占比達到 72.7% ，產業化服務等收入在 7.2% 左右。依照美國和英國的標準，以及美國經濟學家約翰·斯通提出的成本分擔理論，澳門特區政府投入公立院校的經費比例應該大幅下降，然後通過一系列的轉移支付措施對公立院校中的澳門本地生和學業優秀學生進行補貼和獎勵，最後統計下來，澳門公立院校的特區政府實際撥款預期能占到院校總經費的 50% 左右。即使這樣，公立院校的特區政府撥款也將比當前下降 30% 左右。與此同時，學費和其他來源的收入應大幅上升。五、“公法人”———公立高校治理與財政變革的矛盾焦點在澳門公立院校高教治理和財政模式變化之間的關係中，似乎只要公立院校經費結構有所變動，院校自主籌集經費的能力增強，公立院校的自主性就可以增加。然而，這只是一種理想化的邏輯。公立院校是“公法人”，首先必須遵守公共行政機構的財政制度，即院校要花什麼錢就按照公共會計制度規定的各項分類細目進行預算，然後特區政府審核以後進行撥款。在這樣的撥款機制下，公立院校一切其他收入（如學費、產業化、投資、捐贈等）都必須統一作為公共收入納入財政，然後再按照預算進行撥款。而特區政府的公共收入分為“經常收入”和“資本收入”，這兩類收入至多包括一些勞務和資產投資、利息等，都是根據公共部門的性質所訂定的收入形式。嚴格意義上來說，學費和產業化收入都不應包含其中（僅僅和“服務”有些關聯，通過高教法確認了院校經費收入35

的來源）。每一所公立院校缺乏自主籌集經費、提高學費的動力，因為公立院校不論是否自主籌集經費，其財政收入都需要通過項目分類預算進行。當然，特區政府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強制公立院校執行市場化或者科技成果轉化的公共政策，公立院校也必須執行。然而，這就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必須做和主動做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做了但做不通，回過頭公立院校還是需要按照公共財政制度進行預算，由於公立院校是“公法人”，上級政府部門只能批准下級部門預算的合理性，但不能否定這一預算所屬的性質，因為性質是受法律保護的。此外，公立院校是“公法人”，如果院校執行產業化或市場化政策，那麼根據院校章程，公立高校設立的私法人產業，將如何履行法律監管程序、財政上的運營和對接以及知識產權的利益分配等，都是很難處理的問題。事實上，公立的澳門大學就曾嘗試通過建立“私法人”性質的澳大基金會籌募資金，結果在2015 年 2 月卻被審計署認定為監管不當：“在籌備發展基金方面，澳大在籌備成立澳大基金會向外界收取捐款時，由始至終只考慮以個人名義透過《民法典》成立澳大基金會的模式，並沒有考慮其他模式成立澳大基金會，更沒有分析各種模式的相關利弊，造成澳大基金會成立之後是一個在法律上完全獨立於澳大的私法人……澳大所采用設立澳大基金會的模式，導致澳大無法對澳大基金會進行監督及控制，亦無權干涉澳大基金會的運作，支持澳大發展的捐款是交予一個與澳大沒有直接法律關係的基金會進行管理，增加了澳大在捐款管理及使用上的各種潛在風險。”從報告中可以看出，審計署的審計有一個根本出發點就是澳門大學是“公法人”，任何行為必須遵循公共行政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公法人”必須善用公共資金以及以私法人形式運作的基金會無法受到有效監管等。站在審計署的立場來看，這個審計報告當然沒有問題。但是從大學發展需要和追求卓越的目的而言，澳門大學的做法也有自己的道理。實際上，矛盾的關鍵點就在於“公法人”的定位。雖然當前澳門大學採取了增加學費、科研成果轉化的經費籌措策略，但未來仍然會因為“公法人”的身份而面臨重重困難。表面上看，澳門特區政府給以公立院校以很大的自主性，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即澳門高等教育治理對公立院校而言是“名義上的自治與實質上的不自治”。這一治理模式具有歷史制度主義所言的路徑依賴性，正是在這一穩定而不失法理依據的“公法人”定性之下，澳門高等教育的宏觀治理才能具有歷史的延續性，表面上“無為而治、院校自主”的模式才能成為澳門高教宏觀治理中的價值選擇。然而，本文經過深層次的分析解剖後認為，這一價值選擇於未來發展而言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尤其難以促使公立院校在治理和財政方面有更大的突破和發展。六、思考與討論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不僅對人才培養的規格、發展速度與質量提出具體要求，還要求高校按照公平競爭原則從市場中尋找辦學經費。從成本分擔理論來看，高等教育成本不應該單獨由政府公共財政來負擔，而應該由政府(納稅人)、學生及家長、高校和社會捐贈者幾方面來分擔。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們對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斷提高，高等教育屬性發生了變化，逐漸由公共產品向准公共產品、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並存發展的方向轉變，因而政府財政撥款占公立高校經費總收入的比例下降是必然的趨勢。此外，由於高等教育是公民未來享受優質生活的保證，即公立高校的公共性降低（學生未來可能是受益者），因而公立高校學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對於公立高校而言，亦需要憑借科研成果轉化或專利轉讓、醫療衛生、教育等服務向社會及國際學生提供多45

樣化有償服務，以其收入來反哺高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從而促進公立高校的良性發展。社會分擔高等教育成本通常是指企業組織和個人在高校設立獎學金和教育基金、提供捐贈等，高校可以使用這些資金及利息來支付高校的教學成本及學生的個人生活成本。本質上而言，公立院校財政模式必須發生變化，不只因為這是世界各個國家的發展趨勢，還因為所謂公立院校不再完全是“公立”的了，而是“准公立”的了。所以，澳門公立院校要想獲得行政和財政上的真正自主，輔以政府的宏觀監控，就必須改變當前“公法人”的性質，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將公立院校從政府的公共行政機構中脫離出來。實際上，在高教法修訂的細則性審議過程中，澳門特區政府也曾經希望通過一種“但書”的形式，讓公立院校能更好地與國際接軌。 “但書”在法律草案的條款中具體體現為“公立高等院校為公法人，但不妨礙其設立法規或相關修改的特別規定的適用”中的後半句，目的是為了在一些關鍵的行政、財政管理環節上，公立院校能夠與政府管理脫鉤，以私法人的形式運作，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然而，參與討論的立法會議員卻一致認為暫時看不到澳門的公立院校由“公變私”的可能性。立法會法律顧問指出，因法律沒有寫清楚一旦公立學校“公變私”後將如何規管，建議先取消“但書”，若屆時真的出現“公變私”，再另立新法規範。最後的結果則是，在 2016 年 11 月 8 日的討論中，特區政府聽取了相關法律意見，綜合權衡後，不得不撤回“但書”條文。然而，從前面的分析來看，要想從根本上促進院校自主和改變院校財政模式，僅僅在公法人的語句表述後面加上“但書”也是不夠的，必須從改變澳門公立院校“公法人”的性質着手，才能建立真正的現代大學制度。由於澳門公立高等院校的公法人定性主要來自葡萄牙，所以葡萄牙在高等教育領域的變革非常值得澳門參照。 “葡萄牙公立大學一向是公法人，所以受適用於其他行政性質的公法人制度管轄。但自 2007 年 9 月修訂新法律制度後引入“私法制度下的公共基金會”的運作模式，容許公立大學脫離公法人身份，透過適當申請程序取得此私法制度的公共基金會地位……以私法制度招聘人員，與公務員制度脫鉤：自行訂定人員薪酬；不用跟隨公共采購程序；自由運用去年的財政結餘，不用通過批核手續；自行按授權決定買賣不動產或作投資；自行管理售賣資產所得的收入；自行處理捐贈。政府撥款是按多年度（最少 3 年）的協議而訂定，且根據政府對院校的撥款方程式而逐年撥出。”顯然，葡萄牙的變革比較適用於澳門。澳門特區政府可以從處理高教治理和院校財政模式變革之間的矛盾以及高教未來發展需求的角度，向立法會做出系統的建議。一種方案，特區政府可以通過修法在法律層面上對法人的類別、內涵及性質做出詳細的解釋，如，可設立公、私法人之外的獨立法人或在公法人之下設立適用於不同法規的事業法人（公立院校）和機關法人（原公法人），並加以闡釋和配套立法。另一種方案，特區政府則可以參照葡萄牙的做法，修法承認可以在私法制度下運作的公共基金會模式。然後，訂立系統的運作規範，促使澳門公立院校對外積極募集院校發展經費（學費增加、院校產業化收入、捐贈、投資等），當公立院校對外籌集的經費來源超出一定比例（如40% ~ 50% ）時，院校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向特區政府申請成為私法制度下的公共基金會身份，從而保證院校的自主性。七、高等教育治理的影響因子模型當前，對於澳門高等教育政策的目標而言，高等教育治理和公立院校財政模式變革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院校財政模式的變化能夠促使高等教育治理發生改變。然而，公立院校“公法人”的法55

律定位，才是真正影響兩者之間關係的關鍵所在，而只有從“公法人”的內因出發，才能真正通過經費變革促進院校自主的實現。這一過程如圖 1 所示。澳門特區政府高等教育治理的施政目標是：外地生規模擴張、院校自主、推動適度產業化及高等教育准市場化，這些目標的達成無一不與院校財政模式的變化相關。換句話說，院校財政模式的變革是推動高等教育治理變化的外部因素。然而，制度發展的“路徑依賴”和“回報增加”，使得公立院校的“公法人”法律性質成為影響兩者關係發展的內在因素。在此，內因（公法人）不僅通過影響外因（院校財政模式變革）起到作用，而且也直接對治理目標（院校自主）產生影響。所以，在這圖 1　高等教育治理的影響因子模型個影響因子模型中，內因成為制約因果發展的關鍵所在。從更大的範圍來看，該影響因子模型具有較強的適用性，並且可以將法律的內因擴展至文化、政治等方面。如，英國自 2010年開始，為了更好地應對經濟衰退和財政赤字，通過調整高校經費結構和增加撥款的競爭性，塑造“具有企業精神的（ entrepre⁃neurial）大學”。而英國古典大學自治的文化傳統則起到內因作用，認為“追求利益與追求高等教育是完全不同的理念，企業目標和商業利益的過多介入會改變大學的性質。” 在法國，無論高等教育法以及政府通過改變撥款模式，如何強調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權，但起決定作用的內因依然是久已存在的政治制度。中央政府集權仍是法國高等教育管理的基礎，大學所獲得的辦學自治權源於中央政府的授權。同樣，我國內地公立高校曾經在政府撥款一統天下之時，為解決辦學經費困難，通過多種途徑爭取辦學經費，甚至吸納民營資本，公立院校經費來源已非單純的政府撥款。並在此背景下，單純從發展學術等角度（政治論、認識論）討論高校自治，這種研究路徑和基礎日益變得脆弱，而從法律的角度明晰公立高校的產權才是解決高校籌資和治理問題的根本。因此，本文提出的高等教育治理影響因子模型，對處理一般意義上高教治理和院校財政之間的關係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也為解決兩者相互影響過程中的矛盾問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①宣勇：《我國高等教育治理：體系構建、邏輯審視與未來展望》，北京：《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 9 期；張應強、張浩正：《從類市場化治理到准市場化治理：我國高等教育治理變革的方向》，武漢：《高等教育研究》，2018 年第 6 期。②袁廣林：《我國公立高校治理結構的改革—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北京：《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6年第 2 期。③徐來群：《美國公立高等教育治理的模式及特點》，武漢：《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 年第 6 期；張65

紅峰：《英國宏觀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思考》，北京：《中國高教研究》，2013 年第 3 期。④馬陸亭：《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模式改革研究》，北京：《北京教育（高教）》，2006 年第 5 期。⑤孫志軍、王善邁、成剛：《論現代高等教育財政撥款制度》，北京：《教育研究》，2009 年第 6 期。⑥張紅峰：《英國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撥款方法的變遷研究》，北京：《中國高教研究》，2017 年第 5 期。⑦崔來廷：《美國公立高校高等教育成本分擔解析》，瀋陽：《現代教育管理》，2012 年第 1 期。⑧晏成步：《高等教育籌資渠道多元化：背景、現狀與國際經驗》，北京：《教育與經濟》，2014 年第 3 期。⑨陳武元：《美日兩國高校經費籌措模式及其對我國的啟示》，武漢：《高等教育研究》，2018 年第 7 期。⑩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教育局：《高教統計數據匯編》， 2019. https://www. dses. gov. mo/doc/2019/2019statistics.pdf，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24 日。張紅峰：《大學的自為與依附—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發展歷程研究》，武漢：《高等教育研究》，2014 年第 12 期。文禮治（澳葡政府總督）：《在東亞大學七周年校慶暨第十二屆頒授學位典禮上的致辭》，澳門：東亞大學，1988 年 3 月 26 日。文禮治（澳葡政府總督）：《澳門東亞大學第十屆頒授學位典禮致辭（華務司譯文）》，澳門：東亞大學，1987 年 10 月 6 日。澳門大學：《財政預算統計》，澳門：《澳門大學工作年報》，1995 年。余振等：《澳門歷史、文化與社會》，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協會，2003 年，第 165 頁。《校董會當為澳大爭取自主發展權》，澳門：《澳門大學通訊》，2002 年第 9 期。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法律組：《〈高等教育制度〉法律框架重點》，澳門：《澳門高等教育雜志》，2017 年第 19 期。崔世安：《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28/2019 號行政法規》，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2019 年，第 2203~2204 頁。崔世安：《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0/2017 號法律〈高等教育制度〉》，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2017 年，第 942 頁。張紅峰：《回歸 15 年澳門高教治理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中國高教研究》，2014 年第 12 期。崔世安：《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4/2016 號行政法規：公務人員的招聘、甄選及晉級培訓》，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2016 年，第 478 頁。何俊志：《結構、歷史與行為———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範式》，北京：《國外社會科學》，2002 年第 5 期。P.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 and the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2000,94(2):251- 267.張應強、蔣華林：《關於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的理論認識》，北京：《教育研究》，2013 年第 11 期。陳學飛、展立新：《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觀的反思》，武漢：《高等教育研究》，2009 年第 8 期。張應強、張浩正：《從類市場化治理到准市場化治理：我國高等教育治理變革的方向》，武漢：《高等教育研究》，2018 年第 6 期。Universities UK. Income and expenditure (2017- 18)， http://www.universitiesuk.ac.uk/，檢索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MSU Facts- Finances(2019- 2020)，https://msu.edu/about/thisismsu/facts.php，檢索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審計署：《專項審計報告〈澳門大學員工宿舍制度、於珠海設立研究院、籌備發展基金〉》，2015 年，第 3~ 4 頁。《二常會審高校“公變私” 膠着》，澳門：《澳門日報》，2016 年 1 月 21 日，B10 版。《當局撤高校公變私“但書”條文》，澳門：《澳門日報》，2016 年 11 月 9 日，B10 版。澳大修章小組：《各地區高等教育改革概況摘要》，澳門：《校董瞭望台季刊》（澳門大學），2012 年第 5期。張紅峰：《英國宏觀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思考》，北京：《中國高教研究》，2013 年第 3 期。楊慧林：《英國高等教育觀感》，北京：《讀書》，2010年第 3 期。別敦榮：《現代大學制度的典型模式與國家特色》，北京：《中國高教研究》，2017 年第 5 期。作者簡介：張紅峰，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副教授，博士。［責任編輯　桑　海］75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論為學之藝———以“遊於藝”為中心的教育考察*孫　傑[提　要] 　四條目是夫子對其一生進學成德歷程的自述。作為四條目之一的“遊於藝”之藝,既可以釋為三代教育理想中的《周官》之六藝,又可以釋為儒家教育生活中的孔門之六藝,或還可以作小藝與大藝的解讀。學與藝之學藝一體、德與藝之德本藝末、道與藝之道本藝末,分別從學、德、道三個層面構成了藝之基本範疇體系。遊藝在道德仁藝中的整體意義,從進學層面來看是為學之序的博學與格物,從成德層面來看則是追求本末具舉、內外交養的為學旨趣。讓人人遊於藝且有時習之樂,正是四條目中遊於藝之本真所在。[關鍵詞] 　四條目　六藝　學與藝　德與藝　道與藝　道德仁藝[中圖分類號] G40- 09; B2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058 - 08孔子在《論語·述而》中將君子大成之學的理想樣態表述為:“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簡稱“四條目”)。句首的“子曰”,既是孔子對其一生進學成德歷程的自述,又是對儒家為己之學底蘊的道破。之後,朱熹從為學層面詮釋了四條目所蘊含的旨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慾不行;遊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論語集注·述而》)。朱熹之所以從先後與輕重、本末與內外的雙重維度,來闡釋為學之道、德、仁與藝之間的關係,正是基於對“遊於藝”在為學體系中地位的理解和判斷。本文就是遵循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詮釋“遊於藝”的致思路徑,從為學之藝的內容、範疇和意義三個層面來全面梳理和呈現古代學者闡釋藝及其與道德仁之間關係的學術脈絡,以便從源頭上理解和把握藝在道德仁藝語境中的內涵及意義,從而實現切近古代教育語境與內在理路的教育史研究。85∗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三五”規劃 2020 年度教育學一般課題“中國古代教育經典文本研究的雙重路徑”(項目號:BOA200047)的階段性成果。

一、何種內容的藝:六藝及其他古代學者詮釋“遊於藝”之藝的文本依據和思想來源,主要有二:一是源起於夏、商、周三代的《周官》之禮、樂、射、御、書、數(即《周官》之六藝),二是濫觴於儒家學統的孔門之《詩》、《書》、《禮》、《樂》、《易》、《春秋》(即孔門之六藝)。(一)《周官》之六藝:教育理想中的“遊於藝”“吾從周”是夫子對於周代禮治理想模式的向往和追求,“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 吾從周”,夏、商、周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因宗師仲尼,故“吾從周”遂成為後世儒家學者所學習和效仿的榜樣。周禮由此就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一種代表古代理想社會秩序的文化符號。作為周禮內容之一的《周官》之六藝,自然就成為古代學者溯源和詮釋“遊於藝”之藝的經典依據。以何晏《論語集解》為代表的歷代《論語》注釋者,包括皇侃《論語義疏》、邢昺《論語注疏》、朱熹《論語集注》、劉寶楠《論語正義》、程樹德《論語集釋》、楊樹達《論語疏證》,都援引了《周禮·地官·保氏》中的“六藝”來釋“藝”。其中:(1)何晏集解:“藝,六藝也”。何解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六藝即《周官》之六藝,但是從對“遊”的“不足據依”的注解中,可推測所理解的六藝就應該是《周官》之六藝,由此開啟了後世學者以《周官》之六藝釋藝的端倪。 (2)皇侃義疏:“藝,六藝,謂禮、樂、書、數、射、御”,這是古代學者第一次明確提出以《周官》之六藝來釋藝。 (3)邢昺注疏:“《周禮·保氏》云:‘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此六者,所以飾身耳,劣於道德與仁,故不足依據,故但曰遊”,這是古代學者第一次明確引用《周禮·保氏》中有關六藝的具體內容來釋藝。 (4)朱子集注:“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間不可闕者也”。朱熹雖然同樣也是以《周官》之六藝來釋藝,但是卻將六藝分為文與法兩部分,文與法之間就存在內涵高下之分,並且將藝與日用生活相結合,從而可能帶來將《周官》中“六藝”思想“祛魅化”的實踐傾向,進而在日常生活經驗層面肯定了六藝自身存在的價值必然性。之後,以《周官》之六藝來釋藝就成為古代學者詮釋“遊於藝”之“藝”的基本取向。 (5)劉氏正義、程氏集釋、楊氏疏證雖都是以《周官》之六藝來釋藝,但是程氏集釋在“餘論” “發明”兩部分,援引《四書恒解》、《黃氏後案》、《論語正錄》、《反身錄》中,注釋者結合漢代以來的教育現實生活來詮釋藝的“另類聲音”,體現了古代學者試圖突破《周官》六藝的思維局限,從教育實踐層面來詮釋藝的務實學風;楊氏疏證引證《禮記·少儀》 “士依於德,遊於藝”、《學記》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中之“藝”來釋藝,這樣一是從“士”之實踐主體層面來理解藝(據程氏集釋“考異”記載“《魏書·崔光傳》引‘志’上有‘士’字”,就是說現今四條目文本中可能或缺一“士”字,即:“(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而從先秦至明清以來習藝主體的變化,必然會導致習藝的範圍和內容隨之發生改變;二是從“藝”與“學”相結合的實踐範疇來釋藝,並置於《學記》文本的整體語境中,更加吻合先秦社會以來的教育實踐生活,或者說更加符合孔門之六藝的教育實踐。(二)孔門之六藝:教育現實中的“遊於藝”四條目中“遊於藝”之藝,或就是指孔門之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究其原因有四:一是《論語》中不見夫子以射、御、書、數教授弟子的相關記錄,同樣對於禮與樂的討論也並非是從藝的層面來展開;夫子雖博學,曾謂弟子曰:“吾何執? 執射乎? 執御乎? 吾執御矣”,這是在“我多能鄙事”語境中來談論射與御等藝,或許這本是夫子自謙之語,不以成德自居,而自齒於鄉人也。二是在先秦學者的著述中,藝主要是種植的意思,後泛指與謀生相關的活計,“如《論語》95

‘遊於藝’、‘求也藝’之‘藝’,及《莊子》‘說聖人耶,是相當於藝也’(《在宥》,三六七頁)的‘藝’字,主要指的是生活實用中的某些技巧能力。稱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乃是藝的觀念的擴大”。①三是夫子生活的時代養士之風盛行,“國主遊士所圖在陰陽相斫之術,已非車服管弦揖讓周旋之世。禮、樂、射、御既不合時務,更秦之季世,坑術士,六藝從此缺”;②故夫子迎合時務之所需,“繼承西周貴族‘六藝’教育傳統,吸收採擇了有用學科;又根據現實需要創設新學科,雖襲用‘六藝’名稱,但對所傳授的學科都作了調整,充實了內容”。③ 四是在漢代以藝和文為中心的知識體系中,“‘藝’乃王官之學,‘文’是私學子學。 ‘藝’指經藝,特指《六藝》,泛指《六藝》經傳。 ‘六藝’本指禮、樂、射、御、書、數,它們是上古貴族階層必須掌握的六項本領。《六藝》借用此義,《詩》、《書》、《禮》、《樂》、《易》、《春秋》六書被孔子轉化成修身成德的六門學問,故謂之‘六藝’”。④ 《史記·孔子世家》所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此“六藝”就是孔門之六藝,即六經。或許有學者因“遊於藝”位列四條目之後的緣故,故從先後關係上認為“遊於藝”之藝就只能是《周官》之六藝。然“人之習於藝,如魚在水,忘其為水,斯有游泳自如之樂”,故“本章所舉之四條目,其先後輕重之間,正貴教者學者之善為審處。顏淵稱孔子循循然善誘人,固難定刻板之次序”,⑤鑒於先後關係而以《周官》之六藝來釋藝,正是學者困囿於“刻板之次序”所致。更有學者認為“蓋六經不當居後而以遊言之也”,一是六經不可居後,二是不可云“遊於經”,所以“遊於藝”只能是《周官》之六藝。對於是否可以“遊於經”,《漢書·藝文志》就曾給出明確的答案,儒家者流“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由此可見經並非不可遊。由此可見,以孔門之六藝來釋“遊於藝”之藝,有其學理依據且貼近教育現實。(三)小藝、大藝及其他就六藝本身來說,有大藝與小藝之分,一種是《周官》之六藝,書數為小藝,禮樂射御為大藝;另一種是《周官》之六藝為小藝,孔門之六藝為大藝。這兩種劃分或都來源於對同一文獻的解讀,“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大戴記·保傅》)。與此同時,《禮記·內則》則依年齡來闡述為學次第:“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衣不帛襦褲,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漢書·食貨志》闡述周室先王之制云:“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義禮”,這就是將《周官》六藝之書數列為小藝、禮樂射御列為大藝的文獻依據。張政烺在《六書古義》中就曾指出,“書數為民生日用所需,不可不講,其學必普及;禮樂射御為貴族所務,學書計者適可而止,未必人人習之,甚且無由而習之。蓋有入小學而不入大學者矣,然未有入大學而不入小學者也。故大學肄業實具六藝,而小學僅書計而已”,⑥書數為小學與大學之共學,禮樂射御則為大學必備,這就是《周官》六藝分為小藝與大藝的緣由。至於“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就需要學習以先王文法典藝為主的大藝與大節。孔門之六藝本源於先王文法典藝,經夫子編輯整理,由先王政典變為孔門聖典乃至帝國經典,這就是以《周官》之六藝為小藝、孔門之六藝為大藝的緣由。或就六藝地位來說,漢代以後教育文化生活“偏重《詩》、《書》經典,而忽射、御實藝”,乃至“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06

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四·志於道章》),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人才選拔都是以孔門之六藝為主,或只有“儒風衰微之世,轉多通藝多才之士,或擅一技,精一能,或留意典章制度,能出而濟世用”,⑦由此形成以孔門六藝為主、《周官》六藝為輔的教育樣態;或就六藝範疇來說,介於《周官》六藝與日常生活技藝之間,一是表現為六藝範疇的狹隘化,藝者“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王陽明:《傳習錄·黃修易錄》),成為體道的一種途徑或工具;一是表現為六藝範疇的泛化(與實踐主體的範圍由士擴展至普通人有關),六藝之學被視為包括兵、農、錢、穀、水、火、工、虞等在內的一切實用之學,“藝學是實下手工夫”,“先之以六藝,則所以為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藝精則行實,行實則德成矣”(顏元:《四書正誤》卷三《述而》),六藝是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實學,是為學的入門工夫。這就是存在於古代社會生活之中且不斷變化、豐富和實踐着的藝。二、何種範疇的藝:學與藝、德與藝及道與藝正如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詮釋四條目時所言:“此夫子誨弟子進德修業之法”,其中“‘遊於藝’者,《學記》云:‘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又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⑧ 《學記》“大學之教”章與“遊於藝” 條目之間的相互印證,表明蘊含於“大學之教” 範疇中的“藝” 與“遊”,就在於實現“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大學之道”。藏修、息遊是《學記》上一章“時教”與“退息”關係的引申,也可以說是“正業”與“居學”關係的引申。 “遊於藝”之藝與遊就是正業(時教)與居學(退息)關係中的藝與遊,就是弟子進學成德中的藝與遊,所以此藝就是指向於學、德與道之藝,此遊就是遊心於學、德與道之遊。(一)學與藝高時良在《學記研究》中將與“大學之教”章相關的章節分為三部分:正業居學、興藝樂學、安學親師與樂友信道。 “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學記》),此句中的正業與居學體現在下一句“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學記》)之中,操縵、博依、雜服就是居學,安弦(《樂》)、安《詩》、安禮(《禮》)就是正業。《學記》文本關於何謂正業的表述,與《論語·泰伯》中“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一致的,同樣也是實現四條目大成之學的必由之路。《學記》“興藝樂學”的表述中以“不學操縵”為開端,《述而》四條目中以“遊於藝”、《泰伯》中以“成於樂”為終結,這表明藝與樂存在於君子之學的始終,“孔子述志道之序,則終於遊藝,豈非樂與藝固學之始終歟”。⑨從歷代學者對《學記》“興藝樂學”的代表性詮釋來看,處於正業與居學語境中的學與藝,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的關係:第一,道器合一,興藝樂學是實現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相結合的中介環節。 “詩、禮、樂之精微,非樂學者不能安意而曲體之。然而形而上之道,即在形而下之器中,唯興於藝以盡其條理,則即此名物象數之中,義味無窮,自能不已於學而道顯矣”,⑩操縵、博依、雜服之藝中蘊含形而上之道,只有興藝才能樂學,才能領悟形而上之道。第二,藝學一體,居學所興之藝根源於正業之學。 “弦、詩、禮者,時教之正業,是皆學也;操縵、博依、雜服者,退息之居學,是乃藝也”,操縵、博依、雜服為弦、詩、禮之藝。其中:(1)操縵者,雜弄也。學者“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手指不便,則不能安正其弦。先學雜弄,然後音曲乃成”。 (2)博,廣也;依,依也,謂依譬喻也。學者“若不學廣博譬喻,則不能安善其詩,以詩譬喻故也”。 (3)雜服至皮弁至朝服,玄端服飾之類。學者“不能明雜衣服,則心不能安善於禮也”。故此,“若欲學詩、書政典,意不歆喜其雜藝,則不能耽玩樂於所學之正道”。第三,藏息相輔,實現從正業居學與興藝16

樂學到安學親師與樂友信道的下學上達。 “興者,意之興起而不能自己者;藝,即三者之學是也。言退息時,若不興起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遊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由此而來,“內則信乎己之所得,外則樂乎師友之相成,至於學之大成而強立不返也”。(二)德與藝“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藝與德相依並存,藝不離德而偏行,德不離藝而獨成,這是徐幹在《中論·藝紀》中對藝與德之間相互關係的經典闡述。《藝紀》一文對藝與德之間相互關係的闡述,主要從三個方面來展開:第一,藝者,德之枝葉。《藝紀》中的六藝和六儀(以六藝為主)以德為本,“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但正如“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故人欲為君子就必須修其藝成其德,只有成為德藝兼修的體全之人,“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既可進入清廟祭祀先王、先祖,又可進用於王公。第二,藝以事成德。 “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聖人因民心有智而造藝,造藝將以治民,心智與藝能內則存之於身,外則能治人理事。《藝紀》提出“因智以造藝”,體現了先秦以來尤其是漢魏之際重智德、尚智能的學術風格,智德、智能在君子道德人格中處於統帥的地位。 “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聖人之所不能己也”,這就是藝所以表彰智能、統事治眾,故君子聖人都不可不學。第三,聖德之士,文藝必眾。從君子修養來看,聖德君子正是文質兼備之人,德即質,藝即文,文質兼備則體全,體全則聖賢之器就矣。 “君子者,表裡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君子就是言貌與心志、藝能與德行相稱合之人。從藝之本體來看,“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藝為心之所為,乃德之聲音,仁之形象;藝是情實與華飾的統一體,“恭格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恭格廉讓、中和平直皆六藝之實,藝之實在成人之德;齊敏不匱(如精通於射、御之法式)、威儀孔時(如嫻熟於禮、樂之儀制)皆六藝之儀文末事,非六藝之根本所在也。 “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論道就是討論六藝之道,君子以道為業;“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講事就是修習六藝之事,有司以事為職,這就是“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的緣由所在。 “君子兼之,則貴之”,君子與有司的區別就在於,君子既習藝(華飾) 又論道(情實) 並專以論道,“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藝之情實就是藝之本體所在。(三)道與藝道與藝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解讀,一是從道、德、仁三者之間的範疇關係來看,道德仁既屬於德之範疇,又可歸屬於道之範疇。首先,從德之範疇來看,仁、知、勇為夫子心目中三達德,而仁居其中,“惟仁亦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統攝諸德”;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德修在己並為己所得,故從修己層面來看道、德、仁都可以屬於德之範疇。其次,從孔子成德思想的最高境界來看,求仁就是為了求道,夫子所志之道就是仁道,仁是手段,道是目標,成德就意味着道的實現。同樣,六藝的終極價值依據和意義根源就是道,學藝就是為了致道,“君子學以致道” (《論語·子張》),六藝與致道之間由此構成了手段與目的的關係。二是從古代學者詮釋四條目中道與藝之間的關係來看,大體上形成了道本藝末、藝為道之載體、藝即道三種基本關係:(1)道與藝為本末關係:“道德仁君子之務本,藝則君子餘事”(陳祥道《論語全解》),“若說本末,則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朱熹《朱子語類》),君子以道為本、以藝為末。 (2)藝載道:“藝非道也,而其理即道之所26

寄”(劉宗周《論語學案》),“凡身心性命之要曰道、曰德、曰仁,凡名物器數為藝,六藝皆載道者,而有本末之別”(李光地《讀論語劄記》),名物器數之中蘊含儒家之道。 (3)藝即道:“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 (王陽明《傳習錄》),“若藝,則與道相為表裡,而非因依仁而始有”(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藝與道相為表裡,藝或是體道的一種途徑或工具。必須說明的是,在道與藝的諸種關係之中,道與藝之本末關係是最為基本的關係,“志道則為道德之士,志藝則為技藝之人” (李颙《二曲集·論語上》),四條目中之“遊”字就體現夫子對於藝的態度———不可過於執著更不可拘泥,“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論語·子張》),這正是古代學者對於志道與志藝之態度(包括道與藝之態度)的生動體現。三、何種意義的藝:道德仁藝古代學者對於四條目意義的理解和把握,以王夫之在《四書箋解》中的詮釋最為概括而精要。王夫之認為,“每句三字,一氣讀,不可偏重上四字,亦不可偏重下四字。若偏重上四字,雖可云德必須據,仁必須依,卻不可云道必須志,尤不可云藝必須遊。若重下四字,可云‘志於道’志乃正,‘據於德’所據乃有本,卻不可云依必於仁,未仁者此心直無所依,尤不可云遊必於藝,惟藝乃可謂之遊也。只一氣渾說大意,不可挑剔。四者工夫雖未嘗不有淺深,但志道是德仁之基,餘三者更無先後。遊藝是格物,是博文,豈待依仁之後? 且即志道,亦不是據德後便可放下。道既無窮,志亦續持,雖已依仁,仍不懈此志。四段只平平說個大成之學,勿立次序。一立次序,便不是聖人教學者全備工夫”。四條目是夫子對於大成之學的形象描述,雖然話語表達上由前後相連的四句話構成,但是如此表達並不是為了要區分四句話之間的先後關係,四句話之間只有工夫上的淺深之分而無先後之別。(一)進學層面之藝與道德仁南懷瑾在《論語別裁》中將四條目概括為“道德仁藝”並評價道:“假如有人問,孔子的學術思想真正要講的是什麼? 可以大膽地引用這四句話作答,這就是他的中心。也可以說是孔子教育的真正的目的,立己立人,都是這第四點”,這就是進學層面的道德仁藝。古代學者對於道德仁義整體意義的理解,以朱熹在《論語集注》中的詮釋最為經典,再加上朱熹本人的學術影響及《四書章句集注》在宋元明清的學術地位,朱注在確立標准的同時又引發了眾多學者的效仿和誤讀。王夫之在《讀四書大全說》中對宋元明清以來學者們的誤讀進行了糾正,並提出了對於四條目整體意義的再理解:《集注》“先後之序,輕重之倫”,自慶源以下,皆不了此語。朱子嘗自云“注文無一字虛設”,讀者當知其有字之必有義,無字之不可增益,斯不謬耳。《集注》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慾不行”。德緣志道而得,而特進以據之功,斯所服膺者不失也。仁緣據德而性足用,而進以依之功,則用可常而慾不行也。此所謂“先後之序”也。又云:“遊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不遺者,言體道之本費也。動有養者,德之助也;息有養者,仁之助也。而云“不遺”,則明道無可遺,苟志於道而即不可遺也;云“有養”,則養之以據德,養之以依仁,為據德、依仁之所資養也。此遊藝之功,不待依仁之後,而與志道、據德、依仁相為終始,特以內治為主,外益為輔,則所謂“輕重之倫”也。36

志道、據德、依仁,有先後而無輕重;志道、據德、依仁之與遊藝,有輕重而無先後。故前分四支,相承立義,而後以先後、輕重分兩法,此《集注》之精,得諸躬行自證而密疏之,非但從文字覓針線也。在王夫之看來,學者們對無論是“先後之序”還是“輕重之倫”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誤讀,《集注》中的“先後”主要指德與仁生成方面的先後順序,“輕重”主要是志道、據德、依仁與遊藝之間存在內外之別,值得一提的是,“先後”、“輕重”僅是進學成德邏輯進程上的區分,在意義層面上四條目之間是“相承立義”的整體。王夫之對於遊藝與志道、據德、依仁之間輕重關係的解讀,事實上重新肯定了遊藝在四條目中的應有地位,“遊藝是格物,是博文,豈待依仁之後?” 更是對古代學者因曲解先後關係而誤讀遊藝自身地位的糾正。之後,黃式三用博學來釋遊藝:“遊者,博學無方、遍閱歷以知之也”,“近解云依仁之後有精義入神之妙,方可言遊,本《集注》‘先後之序’而申之,深言之也。然志道、據德、依仁、遊藝,並非截然判先後四事,正如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皇《疏》:‘遊者,履歷之辭,宜遍遊歷以知之也’,皇說是”,遊藝就是博學。無論是《論語》中的博文、《大學》中的格物、《中庸》中的博學,還是朱子為學之序中的博學之,博學就是儒家為己之學的一貫傳承。“孔子之學,惟顏回言之最盡,曰‘博文’,曰‘約禮’。博文之大者,曰‘六藝’,曰‘《詩》《書》’。孔子博學,執御執射,又曰:‘我多能鄙事。’學而時習,皆遊於藝之事也”,遊於藝在四條目中由此而獲得整體性意義。 “故‘遊於藝’乃為學之始事。 ‘志於道’,乃為學之終極。賢者識其大體,不賢者識其小。而夫子何所不學,又何常師之有。大哉孔子! 斯其所以博學而無所成名也”,始於藝而終於道,正是夫子一生為學之真實寫照。(二)成德層面之道德仁與藝古代學者從成德層面對於道德仁與藝之間的關係詮釋,主要體現在從四條目本身和四條目間關係而言兩個方面。首先,四條目本身就遵循一以貫之道,“道之大,可以通於天。然必據於德,非性所近,即不可據。又必依於仁,非人所近,即不可依。又必先遊於藝,凡人世間一切藝,皆必依仁、據德而始成其為一藝者”,道德仁藝內在所秉承的道是一貫的。其次,就四條目間關係而言,道德仁與藝之間存在本與末、體與用、內與外的關係。朱熹在《朱子語類》中將道德仁與藝的關係概括為本末關係,“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說本末,則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四·志於道章》);在《論語集注》中則是從輕與重(輕重之倫)、本與末(本末兼該)、內與外(內外交養)來闡述道德仁與藝的關係,其中:道德仁為重、本、內,藝為輕、末、外。朱熹對道德仁與藝之間關係的闡述,體現了古代學者對於道德仁與藝之間關係認識的最高水平。之後,在尊朱的基礎上,學者們進一步拓展和延伸了對於道德仁與藝之間關係的認識。如:陳祥道在《論語全解》中指出:“道德仁君子之務本,藝則君子之餘事”;劉宗周在《論語學案》中認為,四者之學是“內外合一之學也”;李颙在《二曲集·論語上》中則是從體用層面來論述道德仁與藝之間的關係,“古之所謂藝,如禮樂射御書數,皆日用不可缺者,然古人不以是為志,必體立而後用行”;王夫之在《讀四書大全說》中認為,遊於藝“與前三者同為為學之目,而以成本末具舉、內外交養之功”,這就是古代學者從成德層面來詮釋道德仁與藝之間關係的宗旨所在,即追求本末具舉、內外交養的為學旨趣。總而言之,“孔門之學,有始卒焉,有本末焉。今日而言尊孔子,莫過於廣共學之途。使人人遊於藝,有時習之樂。進而博之,深之,教其依於仁,據於德,而志於道。實學光昌,大道宏通,則人得46

所安,性得所暢,而孔子之思想,亦即此而在”,讓人人遊於藝且有時習之樂,不正是夫子“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論語·學而》)的為學為道真諦。這就是以遊於藝為中心來闡釋古代為學之藝的用意所在。綜上所述,以“遊於藝”爲中心對爲學之藝的教育考察,究其目的,一方面是通過梳理和總結歷代闡釋者對《周官》之六藝、孔門之六藝以及小藝與大藝的代表性詮釋,來全面呈現“遊於藝”之藝在不同歷史語境中的生動内涵,從而爲重新認識和理解“遊於藝”之藝提供學術邏輯和學術空間;另一方面是通過對學與藝、德與藝及道與藝等範疇體系中藝的邊界界定與源流考辨,力圖在學理層面厘清“遊於藝”之藝的意義指向與價值承載,從而有助於道德個體在“遊於藝”中實現進學與成德,在樂學之中感受與體悟“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内心歡愉與爲學境界。①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36 頁。②⑥張政烺:《六書古義》,《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226 頁;第 226 頁。③孫培青:《中國教育史》 (第三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34 頁。④丁四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辨與漢代儒家學術思想專制說駁論》,濟南:《孔子研究》,2019 年第 3期,第 137 頁。⑤錢穆:《論語新解》,北京:三聯書店,2012 年,第155 頁。⑦錢穆:《略論孔學大體》,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年,第 2~3 頁;第 1 頁,第 3~4 頁;第 3 頁;第4 頁。⑧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257 頁。⑨⑩孫傑:《教學相長:〈學記〉歷代注釋的整理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 195 頁;第 199 頁;第 199 頁;第 194 頁;第 194頁;第 197 頁;第 200 頁。徐幹:《中論解詁》,孫啟治解詁,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112 頁;第 127 頁;第112 頁;第 115 頁;第 112 頁;第 112 頁;第 115 頁;第127 頁;第 126~127 頁;第 127 頁。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91 頁。黃懷信:《論語匯校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573~574 頁;第 573 頁。南懷瑾:《論語別裁》,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 年,第 305 頁。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 307 頁。黃式三:《論語後案》,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年,第 172 頁。作者簡介:孫傑,山西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太原　 030006[責任編輯　桑　海]56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詩教”演進敘論———兼及當代“詩教”的路徑選擇周奉真[提　要] 　 “詩教”在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縱觀“詩教”史,溯源考究“詩教”在不同時代地位的消長,就會發現每當社會穩定、國力强大的盛世,就會高度重視詩教,提高國民素質,詩教即爲輔助國家長治久安的利器。研究總結詩教演進的歷史經驗,繼承詩教涵養人文的傳統,探討詩教在今天化育國民的路徑,無疑有着積極的時代意義。[關鍵詞] 　詩教　文化傳統　重構　民族精神[中圖分類號] G40- 014; I20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066 - 09“詩教”在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有研究者言:“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像中國一樣,對詩或曰文學賦予了如此之多的責任,讓文學(詩)承擔如此沉重的化育民眾心靈、提升民眾精神世界的功能,是謂‘詩教’。” ①詩教對華夏民族精神世界的建構、對中華文化歷史的形成及對中國人品格的塑造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總結詩教演進的歷史經驗,繼承詩教涵養人文的傳統,探討詩教在今天化育國民的路徑,無疑有着積極的時代意義。一、“詩教”起源鉤沉在探討“詩教”的起源之前,我們先明確一下“詩教”的概念。歷史上的“詩教”有廣、狹意義的區別。狹義的“詩教”主要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以《詩經》為教本,對人的道德品質的培養,對君子人格的塑造。廣義的“詩教”是西漢之後,除了教《詩經》外,以各個時代產生的優秀詩歌作為內容的一切詩教和美學教育,這其中包括解析詩、學習詩、寫作詩、欣賞詩。詩教概念的首次出現,是漢代人假託孔子口吻在《禮記·經解》的記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②是說詩教的最佳效果是造就了“溫柔敦厚”的人品和社會風俗。其實詩教的實踐應該早於孔子,有了人文,就有了“詩”,同時也就產生了“詩教”。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言:“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 ③這是說“詩教”傳統在夏、商、周之前就普遍存在了。考諸史實,此說蓋不妄。應該說自從人類有了勞動和生活,就有了詩歌、詩66

教,只是那時還沒有文字,原始詩歌罕有書面遺存,只靠口耳相傳。今天,我們只能通過《禮記》、《尚書》、《易經》等歷史典籍文獻對原始詩歌的追記,來瞭解當時詩及詩教的狀況。在後世學者看來,這些詩作有些是真的,有些可能在後人追記時有改動,有的也不排除後人假託,但無論是何種情況下的流傳,都應該依傍着上古的歷史人文精神,從中可窺得上古詩歌及詩教的端倪、風貌。章學誠言及三代之前的“詩教”,應指上古五帝時期。其實在五帝之前,人文萌芽初始就出現了歌謠(詩),也就有了詩教。五帝之前的上古,詩是全民勞動生活的產物,且與樂(曲調)和舞(動作)合三為一,統謂之“樂”,詩在此際就是配合樂、舞的歌謠。所以,當時的詩教包含在樂的教化之中。《吳越春秋》卷九《彈歌》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④就是對當時打獵過程的記載。堯時老人唱的古《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與我何有哉。” ⑤描述了閒適寧靜的農家生活。原始先民生產力水平低下,對自然災害束手無策且畏懼,於是將希望寄託於神靈,通過宗教祭祀,用詩歌來向神靈禱告祈願。《禮記·郊特牲》記神農時的《蠟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⑥郭沫若《卜辭通纂·第三七五片》記:“癸卯卜:今日雨? 其自西來雨? 其自東來雨? 其自北來雨? 其自南來雨?” ⑦這些唱辭都是初民向神靈發出的祈禱,表達他們的願望,祈求不發生自然災害,風調雨順。原始初民在日常生活生產中創作歌謠、唱歌謠、聽歌謠,在各種祭祀的儀式裡親身參與“樂”的活動,日常生活生產潛移默化,詩教就寓於其中。及至五帝時期,生產力水平與文明程度都有所提高,“樂”教被統治者着意強化,而詩教的地位也隨之提高。《尚書·堯典》記堯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⑧這是堯帝讓樂師“典樂”、“教胄子”,說明樂教被規範化了,其中就包括了“詩教”,詩也被明確賦予“言志”的功用。其對樂詩的標準及詩教的要求為“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在我們今天看來,就是孔子論《詩經》首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另一種表述。《禮記·樂記》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 ⑨這裡講的虞舜時期的《南風歌》為:“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⑩說明此時的詩還含於樂中,統治者注重樂中歌謠的教化作用,用樂中歌謠來勸勉官民為德為善。這時專門從事教育的機構學校也出現了。《禮記·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庠,是虞舜專設的為部族作出過貢獻的樂官養老的地方,分為上庠與下庠,年老的樂官在這裡一邊養老一邊發揮餘熱,進行樂教,樂教包括了詩教,於是詩教有了專門的傳授之所。五帝時期的《咸池》、《九招》、《六列》、《六英》等諸多的樂詩都是貴族子弟學習的內容,用以培養提高貴胄子弟政治文化素質。前 21 世紀,華夏第一個具有國家性質的夏王朝建立,出於統治的需要,原本為唱頌生產生活和溝通神靈之用的原始之樂,被賦予了“人事”的職能,統治者用樂強化人等級有別的觀念,功成制禮作樂成為夏初樂的主流。經夏、商二代的發展,及於西周之初,禮樂制度臻於完美。此時樂、舞、詩雖依舊統於一體,但詩在這一時期的作用最為凸顯。統治者為了使下情上達,制定了“采詩觀風”、“獻詩諷諫”的制度。設專人採集編纂《詩》以獻於君王,讓君王通過詩歌瞭解民俗土風,從而起到“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 的作用。同時,為培養提高貴族子弟政治素質,維護王室的長久統治,周王朝擴大採纂之《詩》的運用成果,將詩(樂)教確立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官學“辟雍”、“泮宮”裡對“國子”進行“詩(樂)教”。《禮記·內則》載:“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禦。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 可見,西周對貴族子弟的成長與培養都有具體的學習內容規定,《詩》是當時貴族子弟學習的重要內容,可見詩教的力度在加大。76

據此我們還可獲知,後來的《詩經》在西周已被編纂成《詩》這一入樂的詩歌總集,成為詩教的教材。 “詩(樂)教”的主要內容是:“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實際是傳歌(詩)諷誦的六種方法。而樂(詩)教的中心則是:“興、道、諷、誦、言、語。” 重視的是歌辭的“詩言”與“詩義”之教。樂(詩)之教使樂歌之辭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春秋中期之後,隨着諸侯國之間的外交及人與人之間溝通交流頻繁,賦詩(引詩)傳意之風興起,“詩教”已深入人心,“賦詩言志”成為時尚。清代勞孝輿《春秋詩話》言:“自朝會聘享以至事物細微,皆引《詩》以證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輿台賤卒,所有論說,皆引《詩》以暢厥旨焉。” 社會上“引詩以暢厥旨”的廣泛應用,不僅在本國內君臣交流對話引詩以表其意,也體現在國與國的外交場合中,以至於普通人交流也引詩譬說。這些情況表明,“詩”在春秋中後期廣為諸侯國與國諷誦、社會各層面引用交流,“詩教”不僅深入人心而且分佈廣泛,成為顯示個人修養和文明禮義的共通話語和外交辭令。及至春秋末年,天下大亂,諸侯征伐,禮樂制度遭破壞,諸侯僭越,對禮樂隨意運用。在禮崩樂壞官學失守之際,詩逐漸擺脫了禮樂的束縛,獨立發展,詩教也隨之脫離禮樂之教,以其顯著的言志功能成為文化教育的獨立門類,於是有了獨立後的《詩三百》。孔子的偉大之處,正在於他此刻站了出來,打破了王公貴族“辟雍”、“泮宮”的壟斷式教育,“設教閭里”,首創私人辦學,且“有教無類”,以個人力量把“詩教”普及到了平民之中,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二、孔子“詩教”觀索隱《詩經》作為中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其中有豐富的古代歷史文化、社會生活、民俗藝術等資訊,且文辭優雅、情感淳厚、格調溫婉,無疑是“詩教”的元典、經典,也是孔子“詩教”的主要教材。所以我們要瞭解孔子的“詩教”觀,就先須從他對《詩經》詩義的說解和他用《詩經》教育學生的實踐入手,這些相關材料多收集存留在《論語》裡。我們就以《論語》為觀照,來研究孔子的“詩教”思想。《論語》共出現討論《詩經》的言論有十八次,其中論斷式語句,主要有如下幾條: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季氏》)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從上述文獻,我們可以分析歸納出孔子至少從三個方面闡述了他的“詩教”思想:(一)“詩教”的精神———“思無邪”“思無邪”出自《詩經·魯頌·駧》:“思無邪,思馬斯徂。”“思”是語助詞,“無邪”本是形容馬的矯健神駿,孔子假借來用以說解《詩三百》思想健康,內容純正,合於禮樂制度和社會道德規範。“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歸於正。” 即《詩》的思想內容是“思無邪”、“歸於正”,用來進行道德教育。然而就是因為《國風》中數量眾多的情歌,後儒及宋代道學家都不同意將此歸入“思無邪”範疇。朱熹《詩集傳》甚至認為“鄭衛之樂,皆為淫聲”,清龐塏《詩義固說》中言:“喜怒哀樂,隨心所感,心有邪正,則言有是非。合於禮義者,為得性情之正,於《詩》為正風正雅;不合於86

禮義者,即非性情之正,於《詩》為變風變雅。聖人存正之為法,存變以為戒,變則非禮義之正,而知者知戒。” 直至 20 世紀,在《詩經》研究中關於“思無邪”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爭論的焦點依然在後儒及衛道士自設的樊籬之中。其實早在先秦,荀子就對《詩三百》中所謂“變風”、“變雅”作了正面的肯定,對《國風》中的所謂“好色”詩未予貶損否定,而是充分肯定這種人性欲望的合理性,詮釋說“不想其止”(即這種合理的人性欲望並沒有違背禮儀道德),並稱讚這種情感“其誠可比於金石”,可謂切中要害,準確揭示了《國風》不同於“雅”、“頌”的精神實質。鄙意以為,荀子充分理解並認同孔子關於《詩經》“思無邪”的論斷,是孔子的知音。(二)“詩教”的作用———“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由於春秋賦詩言志的影響以及社會交往的需要,孔子把《詩》作為重要課目,指導學生學習,培養學生語言表達能力。 “不學《詩》,無以言”,並非是“不學詩就不會說話” 的意思,這裡的“言”,非指日常生活中的說話,而是指學《詩》以致用,提升在行政外交中的傳意能力。此即《論語·子路》所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學《詩》表意溝通、達政專對,講的就是詩的功用。更加明確詳盡的表述,見之於《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如果說“不學《詩》,無以言”是在“賦詩言志”的社會背景下對《詩》溝通交際功用的揭示,那麼這則定性的評價,則從學習者角度闡發了《詩》所承載的文化含量。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講的就是學《詩》可以獲得豐富的知識,提升學習者對事物的認識能力。 “興”、“觀”、“群”、“怨”的各種功能,都是圍繞禮樂道德的維護與建設來設定的,目的是為維護現有的社會秩序服務。《論語·顏淵》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以君臣父子為核心的宗法制度,是構成周代社會政治倫理的基石,“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把《詩》的社會功能說到了極致,中國的政教就在人倫倫理的逐漸構建中發展形成了。(三)“詩教”的次第———“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對《論語·泰伯》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何晏《論語集解》引包咸注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 講的是孔子立教的“三步走”,提升學生的人生修養。從教育和學習的難易次第來看,《詩》適合於啟蒙教育。為此,孔子把誦《詩》列為學習禮樂的初級階段,這也說明了作為教育家的孔子對教學規律有深刻的理解和有效的把握。此外,還有流傳甚廣的《禮記·經解》裡假託孔子的口吻,將“溫柔敦厚”作為孔子的重要詩教思想:“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早在半個世紀之前,朱自清在《詩言志辨·詩教》裡,從“六經”形成的過程及思想邏輯,令人信服地明辨了《經解》這則記載非孔子所言,而是漢代人的“詩教”主張。三、歷代“詩教”演進述論孔子之後,秦統一六國不久,即發生了“焚書坑儒”事件,此後楚漢爭霸,項羽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秦、項兩火使古代經典毀壞殆盡,“詩教”遭遇毀滅性的打擊。及至漢興,漢儒痛惜典籍之不存,詩教飄零,斯文不振,便自覺地承擔起文化復興的責任。(一)漢魏六朝“詩教”的嬗變進入西漢,儒生尊孔讀經,把《詩》的地位尊奉為“經”。最初,設壇講《詩》進行“詩教”的有齊、96

魯、韓三家。歷經漢初四代到漢武帝時期,他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儒家詩教備受尊崇。齊、魯、韓三家詩教悉入學官,“詩教”正式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主張,此時《詩》開始稱《詩經》。在推崇“詩教” 之際,漢儒從實用出發,豐富了孔子的“詩教” 理念,創造性地提出“溫柔敦厚”、“美刺”說,將詩學政教批評的觀念牢固牢籠,成為後世衡文論詩的最高原則。至東漢衛宏作《詩大序》,初次從理論上系統地構建了儒家詩學批評的原則,闡發詩與時代、政教之關係:“情發於聲,聲成於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衛宏高度強調詩的教化功用,使詩有了崇高的社會地位。東漢末年,朝綱不振,其衰亂與前漢的興盛形成強烈的對比,一般知識階層對曾經神聖的儒家權威思想發生了懷疑,道家在沉寂了幾百年之後復甦,外來的佛教思想也開始傳播,及時行樂、趨利輕義的趨向出現,產生了直露表現情愛的《上邪》、《青青河畔草》等詩作,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進取的人生態度被及時行樂的追求消解,文人放下了一貫的政治、道德責任,個性覺醒,追求人性的解放。在理論上,魏晉南北朝出現了何晏、夏侯玄、王弼等玄學大師,他們祖述老莊,宣導玄學,崇尚“自然”,輕視“名教”。何晏著《論語集解》,用“玄學”觀闡釋儒家經典的意義,使儒家經義與現實脫離,使儒家詩學理念從文化中心地位位移,從而導致在魏晉時期詩教式微。在文學創作主張上,曹氏父子以慷慨之氣、磊落之才強調文學自覺,詩文“尚通脫”,並以卓越的創作成績實踐了其文學主張。延及齊、梁,三百餘年間,詩文重“情”求“美”,“獨尊儒術”即告終結,詩教也隨之遁跡。曹丕《典論·論文》倡“詩賦欲麗”說,才人文士,聞斯回應,以純文學詩賦為先鋒,標誌着中國文學無論從文體還是創作主體,都進入了一個自覺的時代,其影響綿延至魏晉南北朝。西晉陸機《文賦》提出“詩緣情而綺靡”,詮釋、完善了曹丕的“欲麗”說,首次撇開了詩的“言志”傳統,提出詩因“緣情”而美,把“情”引入詩的美學範疇,這是對傳統詩教觀的公開反叛。與陸機同時的葛洪更倡揚詩之“美”,其《抱樸子·勖學》云:“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鉤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積;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猶彼也。” 公開質疑孔子“繪事後素”美學觀,認為“素”只有“繪事”才美,“質”必附於“文”才完美。在葛洪眼裡,“今詩”之美勝於《詩經》之美,他推崇潘岳、夏侯湛等人:“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作也。” 此際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提出了“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的精闢論斷,認為“情變”是詩歌文體、特點發生變化的內在動因,並立“情采”一章專論“情”固有美的品質,是詩文重要的文采所在。他也曾肯定詩歌“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 的詩教精神,但事實上詩教卻非劉勰衡詩的標準,而是被高舉輕置。鍾嶸《詩品》提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鍾嶸探尋詩歌美學的發生動因,他回歸到詩的本體論詩、評詩,審視詩人,認為詩就是詩人感於物而動於心、形於篇什的精神產品,不帶任何功利目的,這是着意淡化儒家的詩教色彩。至於“風流齊梁”的詩歌,更是取向唯美,以“綺麗”、“繁文縟采”的詩風,大膽反叛儒家詩教,如蕭綱將文章與立身判然而分,提出“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鼓勵作家個性解放,追求審美,破除傳統“詩教”戒律,儒家“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詩教思想在此時此地黯然退場。(二)唐、宋“詩教”的復興在唐初,國家最高統治者在文學主張詩歌教化等關乎國家意識形態方向的確立上,從問題導向07

着手,針對齊、梁浮靡文風,力矯其弊。唐太宗作詩、論詩皆秉持“雅正”,主張文學“師古”、“尚德”、“求雅”、“切直”,強調文學要有“裨政”的功用。唐太宗和貞觀諸賢臣的共同的詩學詩教主張與創作實踐,為唐詩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最高統治者的主張,使長久被忽略的儒家思想得以重拾,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理論被重新尊崇,魏晉“風骨”被繼承,使有唐一代現實主義、政教與審美有機結合,成就了唐詩的輝煌、詩教的輝煌。唐初陳子昂宣導“風骨”,之後整個唐代詩壇詩人,都圍繞“風骨”去體悟宇宙“大道”,自覺關注現實社會,追求建功立業的人生,呈現了唐詩著名的“盛唐氣象”。李白是“風骨”詩學說的第一個偉大實踐者,杜甫的詩作將秦、漢以來詩學的政教育人傳統與魏晉六朝以來形成的詩學審美價值有機結合起來,內外兼美,對中國詩學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白居易、元稹提倡“新樂府運動”,實踐現實主義的詩學觀。白居易本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的現實主義態度,將他創作的“新樂府”,從理論上昇華,形成了用詩“化成天下”的“詩教”觀,提出“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於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花聲、實義”,把詩人個人的喜怒哀樂之“情”上升到聖教大而化之“感人心”之情,體現了政教與審美的完美結合。及至宋初,歐陽修領導詩文革新運動,再倡詩歌的政教功用,力矯晚唐綺豔之文風,且繼之者甚眾。依循其跡,可見宋代儒家詩教清晰的脈絡。呂本中《夏均父集序》云:“今之為詩者,讀之果可使人興起其為善之心乎? 果可使人興、觀、群、怨乎? 果可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 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 他強調詩要有認識和教化作用,舍此,詩歌便無存在價值。韓駒《陵陽室中語》云:“詩言志,當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則道德仁義之語、高雅淳厚之義自具。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謂‘思無邪’也。先具此質,卻論工拙。” 韓駒強調詩人首先必須“正其心志”,詩作才可能具有美刺之義,方可合乎儒家“思無邪”的原則。葉適《習學記言》云:“白居易論詩,謂‘周衰秦興,六義始刓,及江、鮑則六義盡去’。按《周官》教六詩,不言詩有六義;主文譎諫,蓋後人顛倒其說;孔子教詩,但言興、觀、群、怨而已。居易專以諷為主,固已失之。白既以此致謗,至本朝蘇、蔡,遂成詩禍矣。” 葉適認為白居易“以諷為主”的創作追求失去了傳統詩學精神,否定了這種片面的詩學功能主張,認為北宋蘇軾的“烏台詩案”、蔡確的“車蓋亭詩案”也是受此詩學觀影響而遭慘禍。而羅大經卻強調作詩要有勸誡之意,並以此作為詩的主要價值:“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附畫雕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 認為“過於求適”、“吟賞物華,流連光景”之作,則近於“誨淫教偷”,價值極其有限。宋代還有不少詩人論家對“溫柔敦厚”詩教原則有討論。黃庭堅也不同意“強諫爭於廷,怨仇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的詩學觀,以為此乃“失詩之旨”,折射出他中和審美的詩歌主張。兩宋占統治地位的理學思想以儒家道統為底色,吸收道佛思想,大談義理性命,把儒家倫理道德推演成無所不在的“理”,其消極影響使詩學、詩教蒙塵。如朱熹曰:“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 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 他以此論詩、評詩,否定了許多有成就的詩人,譬如屈原:“惟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 還指摘杜甫“歎老嗟貧,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也哉?” 皆為後人所不允。(三)元明清“詩教”在艱難中構建,然風流已沫蒙元統治時間較短。在元代,較著名的傳統詩人如趙孟頫、楊維楨都重倡漢代詩教理論,主張詩“可以觀民風,可以觀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重新主張漢《詩大序》以來的17

詩教觀,強調詩歌創作的裨政補世作用。然而恰是不以詩名世的吳澄,其詩教主張契合了元代的文學成就。吳澄力倡詩歌的“情性之真”,尚風不尚雅,重視古代民間歌謠,對有元一代的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元曲文學成就以雜劇為最高,多表現性情,對“溫柔敦厚”的漢代傳統詩教思想多有反叛轉移,從著名的雜劇《竇娥冤》中就可以看清元曲元雜劇真正的詩學審美趨向。進入明代,隨着城市興起商業繁榮而產生了市民階層,有了市民文化,形成了市民讀者群。文人為適應市民階層的文化趣味,創作也趨向世俗化,傳統儒學的重鎮詩教遭遇了嚴峻的挑戰,雖然劉基、方孝孺、李東陽、徐禎卿等曾高標詩歌的教化功用,楊慎《選詩外編序》、胡震亨《唐音癸簽》、陳子龍《皇明詩選序》等都對溫柔敦厚的審美原則有論說,但顯然難扼詩教頹風。清初的儒家詩教,還是一批前朝遺民詩人和詩論家在主導,錢謙益、方苞等人都有不同角度的論說建構,其對詩歌教化功用的論說,仍襲於前明,並以“溫柔敦厚”為詩則。值得觀注者,至號稱盛世的清康雍乾時代,因最高統治者推崇詩教並喜好寫詩,使此際詩教詩學呈現出夕照回光式麗景。康熙以文武兼備之資,一生寫詩千餘首並有十多篇詩論,其中寄託了他希望詩歌繼承“温柔敦厚”詩教傳統,肩負起化育人心、裨益天下的責任,行經世致用之事功,爲他平生欲以建構的理想太平盛世發聲著韵。乾隆秉承乃祖詩教大旨,風流自命,一生寫詩幾萬首,雖有粗濫之譏,但對當時張揚詩教、詩歌創作影響甚巨。深得盛世帝心的沈德潜應時而出,他以深厚的詩學修養,依傍康乾二帝詩教主張,在他的《説詩晬語》裡以“忠愛”、“温柔敦厚”傳統詩教觀爲底色,暢言詩歌“格調”、“性情”、“論法”諸説,成當時詩教主流學説。基於體現他詩學理論的考量,沈德潜選編了至今負有盛名的《唐詩别裁集》,以“宗旨”、“體裁”、“音節”、“神韵”四端爲繩檢,所選唐詩浸透了“雅正”、“温柔敦厚”的儒家詩學觀,其中杜甫的忠君愛國、憂國憂民、揭露社會弊病詩篇收入甚夥,李白的愛國激情、關心國家命運篇什在别裁集裡引人注目。進入清季民初,西學東漸,新學衝擊,傳統文化幾遭全盤否定,儒學的“詩教”觀被全面清剿,“詩教”從此徹底衰落。梳理中國的詩教史,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詩教在長期的演進形成過程中,沉澱了諸多寶貴的人文價值,如重人倫注重人的道德品質的塑造,重進取堅持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以及重和諧注重培養“溫柔敦厚”審美人格和追求天人合一審美的文化境界,等等。詩教主張的核心始終與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息息相關,展示了華夏民族濃厚的人文主義精神傳統。詩教精神也完全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對道德品質不斷自我完善的要求,對人生價值意義持續的探尋求索,對人格境界永無止境的追求,是中華民族獨特的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四、當代“詩教”重構的路徑選擇“五四”對舊傳統舊文化包括詩教傳統的否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時中國積貧積弱,被列強稱之為“東亞病夫”,備受侵淩,這種否定有利於中國“鳳凰涅槃”全面浴火重生。然而彼一時此一時矣,縱觀“詩教”史,每當國家穩定國力強大的盛世,就會高度重視文教重視詩教,注重人文涵養,提高國民素質。西周結束了商紂的無道統治,大興禮樂,將詩教納入周朝統治千秋萬代的政教之中;西漢結束了長期的國家動亂,以儒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指導,把《詩》提高到了“經”的地位,創造性地繼承發展了“溫柔敦厚”的詩教理念;唐宋興盛,倡言詩教與政教的統一,使詩教成為輔助國家長治久安的利器。今天,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長足進展,國富民殷進入小康,建設人文鍛造國民人格品格就顯得尤為迫切。當此之時,我們正宜剔除傳統歷史文化中的糟粕,繼承弘揚其中的精華部分,用以重塑27

人文提高國民文化道德素質,就不失為一種正確的理路。對此我們已形成共識:“中華文化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而“教”是中國歷史形成並在文明演進史上具有核心地位的文化傳統,“詩教”就是最顯著的標識。詩教傳統的價值,不在“教”的內容上,而在於詩歌對國民人格的養成、在於詩歌對全體國民家國情懷培育上。當代詩教與傳統詩教應是一種傳承關係。我們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價值取向,繼承“思無邪”、“溫柔敦厚”等優秀傳統詩教精神,着重於以詩化人,突出詩歌的審美教育,參與現代人格建設和文化建設,旨在培養一代具有家國情懷的新人。五四及之後的一百年產生的中國新詩是中國詩史發展的新階段,所以今天的詩教內容應有優秀的新詩。將古代經典詩歌與現代精品新詩包括優秀的外國詩歌引入民眾生活,納入當代的詩教範疇,探討有效的詩教路徑,教化民眾,提高國民的素質,是詩歌的使命,也是我們的時代責任。(一)將“詩教”確定為大、中、小學教育的內容青少年兒童處在身體發育成長和人格素質發育成長的雙重時期,我們應將“詩教”作為素質教育的優質資源,加以創造性的應用,讓他們從“扣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起,就在詩教中確立熱愛祖國、明辨是非的思想底色,從小學會思考、學會做人。國家應組織專家選取優秀詩歌,增加中小學語文課本中詩詞的份量,其中應有詩詞格律常識的文章,對少年兒童進行詩歌啟蒙教育。對中小學學生的“詩教”,不僅僅要講解詩意幫助他們鑒賞詩詞,還要指導他們從小學習寫作新舊體詩。宣導在校園結詩社,組織詩歌朗誦創作比賽,條件成熟的地方還可以將寫作詩詞納入作文及語文考試內容。大學文史哲等社科院系須詩詞課必修,本科畢業生一定能創作完全合於格律規範的詩詞。目前大中小學語文教師不懂詩詞或不會創作詩詞是個普遍的存在,教育行政部門應規劃為“詩教”培養師資,強化教師的詩詞修養,保障“詩教”的品質。(二)將“詩教”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對全民進行詩歌化育國家在制度設計上應將“詩教”當作公共文化納入服務體系,設置具體“詩教”的內容項目,讓各層級文化部門組織實施。在國家法律規定現成已有的各級公共文化陣地如“三館一站”的公共講堂,加入詩歌講座。中國素有詩國之譽,文化行政部門應像設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那樣,設置“詩歌之鄉”等諸多的具有榮譽性的詩教平台,如詩市、詩縣、詩鄉、詩鎮、詩村、詩校等,進行全民性的創建,藉此讓詩歌的神聖性深入全民,對全民進行詩教。(三)宣導支持社會“詩教”活動各級各地文化藝術組織及社會團體,可舉辦各類詩詞大賽、朗誦演唱會、研討會,亦可組織詩人、詩歌愛好者集體采風、創作,讓更多有意願有熱情的民眾參與詩歌活動,擴大詩詞影響,培養詩詞人才,發現詩詞新秀。在不同媒體舉辦詩歌節目,如央視舉辦的“中國詩詞大會”,在更大的開放平台上張揚詩性,進行詩教。鼓勵支持各地社會組織舉辦各種“詩歌節”,如近年已成功舉辦數屆的甘肅“李杜詩歌節”、四川“陳子昂詩歌節”,形成詩歌節會品牌,釋放詩教的輻射效應。在街道社區專設經典詩歌牆,用 LED 屏滾動推送優秀詩作,將中國偉大的詩人塑像置於公園景點,在車站、地鐵通道等地方陳列經典詩歌,將優秀詩歌譜曲成為優美舒緩音調在社區等公共場所播放等,都應該是有益於詩教的好形式。總之,摒棄傳統詩教的糟粕,發掘闡釋應用其價值精華,提升國民文化素養和道德品質,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構建當代詩教文化,推動新舊體詩健康發展,無疑在今天有着積極的意義。37

①閆霞:《論中國古代詩教的宗教性》,西寧:《青海社會科學》,2008 年 1 期。②⑥⑨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第 800 頁;第 394 頁;第 597 頁;第208 頁;第 444 頁;第 447 頁;第 432 頁;第 800 頁。③章學誠撰,倉修良校注:《文史通義新編校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第 59 頁。④趙曄撰,薛耀天譯注:《吳越春秋譯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48 頁。⑤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 214 頁。⑦郭沫若:《卜辭通纂》,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年,第 368 頁。⑧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 192 頁。⑩王德明主編:《孔子家語譯注》,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374 頁。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 439 頁。勞孝輿:《春秋詩話》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第 42 頁。陳開先:《論語新解》,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335 頁。劉寶楠:《論語正義》,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2 頁。朱熹:《詩集傳》,北京:中國書店,1994 年,第 60頁。龐塏:《詩義固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 728 頁。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第336 頁。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201 頁。陳開先:《論語新解》,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 261 頁;第 246 頁。何晏:《論語集解》引包咸注,見《論語注疏》卷八。朱自清:《朱自清說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19 頁。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315頁。張少康、盧永璘編選:《先秦兩漢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第 342 頁。郁沅、張明高編選:《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3 頁;第 147 頁;第354 頁。楊明照:《抱樸子外篇校箋》 (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 114 頁。楊明照:《抱樸子外篇校箋》 (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 75 頁。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第 65 頁;第 22 頁。周振甫:《詩品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第15 頁。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 (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4 年,第 96 頁;第 96 頁。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江西詩派序》。魏慶之著,王仲文校勘:《詩人玉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程毅中主編:《宋詩話外編》 (下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 年,第 1045 頁。羅大經著,劉友智校注:《鶴林玉露》,濟南:齊魯書社,2017 年,第 497 頁。黃庭堅著,屠友祥校注:《山谷題跋》,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 年,第 48 頁。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朱熹:《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朱熹:《跋杜工部同谷七歌》,《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八四。趙孟頫:《趙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 174 頁。吳澄:《譚晉明詩序》,《全元文》第 14 冊,卷四八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303 頁。習近平 2018 年 8 月 19 日在全國思想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作者簡介:周奉真,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蘭州　 730070[責任編輯　桑　海]47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中西文化·巴黎外方傳教會士 Charles Maigrot 漢名考———兼論其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地位譚樹林［提　要］　明清來華傳教士自利瑪竇開始，出於適應中國文化和傳教便利，大都仿效中國人姓名，為自己取個地道的漢名。巴黎外方傳教會士 Charles Maigrot 作為中國天主教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在華期間曾擔任福建宗座代牧，不僅自取三個漢名，還有數個漢譯名。文章掇拾中外文獻並借鑒前人已有研究成果，追溯其諸名之來歷，並探究他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地位。［關鍵詞］　 Charles Maigrot　顏璫　嚴嘉樂　禮儀之爭［中圖分類號］　 K2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075 ⁃ 12明清來華傳教士自晚明利瑪竇（Matteo Ricci）開始，出於適應中國文化和傳教便利，大都仿效中國人姓名，從中國文獻典籍取材，為自己取個道地的漢名。①奇特的是，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sÉtrangères de Paris，簡稱 MEP）來華傳教士 Charles Maigrot 不僅自取三個漢名，還有數個漢譯名。然而迄至目前，國內外學者尚未見對 Charles Maigrot 漢名進行細緻考釋。本文擬掇拾中外文獻並借鑒前人已有研究，追溯其諸名之來歷，進而探究他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地位。一、自取漢名：“顏粴”、“顏璫”與“嚴嘉樂”揆諸史料，可以發現，與其他來華傳教士不同的是，Charles Maigrot 僅自取的漢名就有三個，即“顏粴”、“顏璫”和“嚴嘉樂”。（一）“顏粴”：陸方濟墓碑上署名陸方濟（François Pallu）②是法國傳教士，巴黎外方傳教會主要創始人之一。為擺脫葡萄牙遠東保教權，羅馬教廷決定在遠東設立代牧區（Vicariatus Apostolicus），委派宗座代牧。 1658 年 7 月 29日，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發出委任狀，任命陸方濟為赫里奧波里斯（Heliopolis）領銜主教，同年 11 月17 日祝聖。翌年 9 月 9 日，越南東京宗座代牧區成立，陸方濟被任命為首任宗座代牧，署理中國西南五省（雲南、貴州、湖南、廣西、四川）以及老撾的教務。 1680 年，傳信部對宗座代牧區進行調整，東京、交趾兩個代牧區不再兼理中國教務，陸方濟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區的司教總代理，特別是負57

責中國的江西、廣東、浙江、廣西、四川、湖南、湖北、貴州、雲南諸省以及台灣島和海南島的教務”，③同年 4 月 15 日再任命他為福建宗座代牧。④為避開葡萄牙保教權的阻撓，陸方濟一行於 1683 年先到達暹羅，當暹羅國王得知他們將赴中國傳教後，不僅提供船隻，且命令派赴廣東的使節待陸方濟抵達後資助 2,000 埃居（Ecu）的旅費。⑤然而，陸方濟一行並未在廣州登陸，據《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華大事錄》稱：“一六八三年八月十二日本會創始人方主教（Mgr. François Pallu）初入中國，帶有神父二位至台灣沙崗登陸，因為正值明清戰爭，不能進入大陸，方主教在台居留五個月。”⑥這兩位神父中，其中一位即是 Charles Maigrot。 1684年 1 月 24 日，陸方濟等由台灣乘船赴廈門，實際上最後在漳州登陸，陸方濟由此成為第一位真正到達中國大陸（福建）的宗座代牧。在漳州停留一段時間後，陸方濟等“經泉州、興化抵達福州，再由此前往福安，最後抵達穆洋。 ……9 月初，其在福安城教堂與眾教徒一同慶祝聖母誕辰節，之後返回穆洋。”⑦因身染重病，陸方濟於同年 10 月 29 日在穆洋（Mo⁃Yang）去世。⑧據 Charles Maigrot 說，陸方濟在逝前的 7 月 24 日“將自己署理副本堂神父和司教總管的權力”移交給了他。⑨溫加爾特（Anastase Van den Wyngaert）則不認同 Charles Maigrot 的說法，他認為陸方濟臨終前在 CharlesMaigrot 和方濟各會士伊大仁（也作“伊大任”，Bernardin della Chiesa）之間分割了其管理在華傳教事務的權力。⑩近年更有中國學者指出，Charles Maigrot 所說陸方濟“授予他監管全中國教務的全權的說法，完全是一派謊言”。陸方濟逝後，被葬於穆洋教會“聖地”，Charles Maigrot 等在 1685 年 1 月為其立墓碑。該墓碑在 1876 年重修，1954 年由穆洋遷至巴黎，安庴於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地下聖堂裡。碑文如下：諱濟各泛蘭濟亞國渡倫府人年六十一歲癸亥年入華於甲子年九月廿一日卒在穆水聖堂泰西司教方公先生墓光緒二年四月傳教事邱修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門人顏粴等志據此可知，Charles Maigrot 自署漢名是顏粴。由“顏粴”又延伸稱“嚴粴”、“閻粴”。（二）“顏璫”、“嚴嘉樂”：中文譯作之署名Charles Maigrot 之漢名“顏粴”，除見於上揭陸方濟墓碑，並未見於其他著錄。當代學者指出：“巴黎外方傳教會來華傳教士，與來華耶穌會士相比，並不注重著書立說。因為該會會士實施的是傳統的‘行為轉教’（原文如此）或‘直接傳教’，而不是迂回的‘文化傳教’。但這並不妨礙有一批該會會士，在‘文字傳教’方面，取得成果。”而 Charles Maigrot 即是這樣一位留下著述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士。一種頗為通行的看法認為，Charles Maigrot 在華期間，因長期在福建等東南地區傳教，幾乎不懂北京官話，證據即是 1706 年 8 月初，Charles Maigrot 應召到熱河行宮覲見康熙帝，因只會說閩南語，與康熙帝對話需法國傳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從旁翻譯；康熙帝讓他辨認御座後的“敬天法祖”四字，他“僅識一字”。但是，誠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如果僅憑此就斷言其“中文能力不強，漢語水平不高，則有失公允”。實際上，他非常重視學習漢語。到中國後，他就請了兩位中國文人，即他所說的“相公”———李義芬（Leontinus Li Yifen）和江為標（Franciscus Jiang Weibiao）教中文，並參考利用過多明我會士萬濟國（Francisco Varo）的《官話詞典》。因此，Charles Maigrot的漢語水平並不差，這從其現存手稿《中國宗教四論》（ De Sinica Religione Disserationes quatuor ）可窺其一斑：這是—部長達 1,300 頁的中文與拉丁文雙語著作，不僅翻譯了正統理學家對佛教的理67

解，還包括對四書五經的討論及其解釋。其實在中國期間，據目前可以確知的，他就留下兩部中文譯作：一部題名為《天主聖教要理》，現藏於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未注明刻印時間，書頁面題有“閩三山懷德堂刻”字樣，“三山”即福州，懷德堂為巴黎外方傳教會在福州的主教座堂。文末自題“閩聖教會顏璫述”。另據美國學者羅索（Antonio Sisto Rosso）提供的信息，在福建侯官縣懷德鋪發給 Charles Maigrot 所在天主堂的門牌上，清楚地寫着“天主堂教主顏璫”。可見，“顏璫”一名在當時也為官府所知。另外，梁啟超所撰《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在中國者及其著述》中，記荷蘭傳教士盧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現譯作“魯日滿”）也撰有一部《天主聖教要理》。這裡有兩處錯誤：其一，梁啟超稱魯日滿國籍為荷蘭，應誤，實際上他是比利時人；其二，這本書的準確書名是《聖教要理》，撰者並不是魯日滿，該書 1866 年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重印時特別注明：“我們沒有找到魯神父的這本書，可能傳記作者費賴之神父把陸安德神父所著《聖教要理》混淆了。” 陸安德（André⁃Jean Lubelli）為意大利來華耶穌會士，他確實著有一冊《聖教要理》，初版刻於 1811 年，內容為聖教規誡要點。據梅乘騏、梅乘駿附注可知，該書版藏於土山灣印書館，1915 年再版時，完整的標題為《聖教要理選集》。他的另一部中文譯作即《天主聖教告解道理》。奇怪的是，該書未用“顏璫”之名，而是署名“嚴嘉樂”。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庋藏一本《天主聖教告解道理》，作者標注為“Charles Maigrot（1652⁃1730），Jiale, Yan”，從外文名字、生卒年月及名字的漢語拼音來判斷，應該就是“嚴嘉樂”，而且在該書的描述中，明確指出是“古恒目錄第 7276⁃Ⅰ⁃Ⅻ號（Courant nrs. 7276⁃Ⅰ⁃Ⅻ）的複印件”。遺憾的是，鍾鳴旦（Nicloas Standaert）等人在整理出版時，不僅誤將嚴嘉樂的《天主聖教告解道理》的作者標為“無名氏”，而且也誤將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的《救世聖號來歷》和《天主聖像來歷》的作者均標為“無名氏”。總之，“嚴嘉樂”為 Charles Maigrot 的漢名是確定無疑的，馮承鈞、張宏英等將 Charles Maigrot 漢名譯為“嚴嘉樂”，均應據此。此後，不少著譯，都將 Charles Mairgot 之漢名作“嚴嘉樂”。眾所周知，18 世紀有位來華捷克耶穌會士 Karel Slaví ek，其漢名亦為“嚴嘉樂”。作為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捷克漢學家，他 1678 年 12 月 24 日生於摩拉維亞，1694 年加入耶穌會，1714 年 10 月被派往中國傳教。 1716 年 3 月自里斯本啟程，1716 年 8 月 30 日到達澳門，奉詔於1717 年 1 月 2 日安抵北京。由於他兼通曆算、音律，康熙帝“待一兼通曆算、音律之人久矣，今得汝，朕心甚歡”，於是讓他服務於宮廷，並成為康熙帝的寵臣。 1735 年 8 月 24 日，嚴嘉樂在北京去世，葬於萬曆帝專為傳教士劃撥的墓地中。這位捷克耶穌會士的漢名“嚴嘉樂”是否襲用了 Charles Mairgot 之漢名呢？筆者認為，這絕無可能。原因在於：一般來講，傳教士襲用漢名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被襲用漢名的傳教士已不在中國，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漢名“閔明我”的西班牙多明我會士 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在離開中國後，意大利耶穌會士 Philippus Maria Grimaldi 便襲用“閔明我”的名字進入北京，成為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的助手。概因如此，方豪稱意大利耶穌會士“閔明我”為“假閔明我”；另一種情況是出於對已逝前輩傳教士的尊敬而襲用其漢名，典型者為 19 世紀來華的比利時傳教士、聖母聖心會（Congregatio Immaculati Cordis Mariae）創始人 Théophile Verbiest 取漢名“南懷仁”。聖母聖心會士韓德力（Jeroom Heyndrickx）稱，Théophile Verbiest 之所以取漢名為“南懷仁”，是為了紀念 17世紀來華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這位出名的耶穌會傳教士”。就此而言，Karel Slaví ek 來華時，Charles Mairgot 早已返回歐洲 10 多年，似可襲用其漢名，但由於 Charles Mairgot 對中國禮儀的77

態度完全站在耶穌會士的對立面，頑固堅持嚴禁中國天主教祭祖、祀孔，導致康熙帝對其極為不滿，以致最後對其下達遣返令。本身即為耶穌會士、又是康熙帝寵臣的這位捷克傳教士，自然對這一切有所瞭解，所以他斷沒有襲用 Charles Maigrot 之漢名的道理。至於 Karel Slaví ek 漢名“嚴嘉樂”之來源，當代捷克著名漢學家高馬士（ Josef Kolmaš）根據捷克目前通用的漢語拼音法，將 KarelSlaví ek 漢名拼寫為 Yan Jia⁃le，高馬士並解釋其“中文名字的第一字應讀為‘Yan’”，“‘嚴’是嚴格、嚴厲之意……至於‘嘉樂’二字只是他的名字 Karel 的音譯”。二、Charles Maigrot 之其他漢譯名令人不解的是，Charles Maigrot 自取的三個漢名“顏粴”、“顏璫”和“嚴嘉樂”，除“顏璫”偶在清代中文文獻出現，其他兩個均不見於中文史籍，倒是以“顏”、“閆”、“嚴”為姓的 Charles Maigrot之漢譯名頻見於清代官方文獻。《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中，以“顏”為姓的除“顏璫”外，還有“顏當”：《康熙面諭德里格並德里格誓詞》稱“朕數（原作“好幾”）次與爾（原作“你”）說多羅、顏當的壞處”。以“閆”為姓的漢譯名稱“閆當”，《康熙於嘉樂來時面諭西洋人》中出現三次：“因自多羅來時，誤聽教下閆當”、“若以閆當之論，必當呼天主之名”、“多羅、閆當等知識扁淺（原作“井蛙之見”），何足言天”。以“嚴”為姓的漢譯名稱“嚴襠”，在《康熙硃筆刪改〈嘉樂來朝日記〉》出現次數最多：“朕將嚴襠、德里格等，俱從寬免究”、“但臣在西洋，不知嚴襠、德里格之事”、“再嚴襠等不通小人，妄帶書信，顛倒是非委屈”、“此數條都是嚴襠當日御前數日講過使不得的話，他本人不識中國五十個字”、“覽此幾句，全是嚴襠之當日奏的事，並無一字有差”、“嚴襠若是正人，何苦不來辨別”、“而且嚴襠之不通訛字錯寫，被中國大小寒心”、“嚴襠、德里格等，俱係不通小人”、“朕先已有旨將嚴襠、德里格之罪，俱從寬不究”、“其條約之詞，俱係嚴襠當日在朕前講過的話”、“明係嚴襠在西洋搬弄是非，以致教王心疑”、“朕此番故將嚴襠之罪聲明，將德里格告人之字譯與爾（指嘉樂）看”、“再三哀懇朕將嚴襠、德里格等之事，仍從寬不究”。據筆者統計，“嚴襠”在這件文書中，出現達 13 次之多。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漢譯名出現在不同的文書中，但每一份文書使用的漢譯名是相同的。這說明 Charles Mairgot 在當時並沒有統一的漢譯名，上奏者各自採用不同的漢譯名，而康熙帝在御覽奏摺時，只是對所奏內容給予批示，對傳教士的漢名則不作改動。 Charles Mairgot 的漢譯名如此，服務於宮廷的意大利遣使會士 Teodorico Pedrini 的漢譯名，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中也不統一：（六）中作“德理格”，（七）、（八）中作“德里格”，（十二）中作“德立格”，唯一例外的是（十三）中“德里格”與“德理格”並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將 Charles Maigrot 譯為“嚴當”、“嚴黨”。由於清代官方文獻中 Charles Mairgot 的漢譯名不同，導致後世研究者對 Charles Mairgot 之漢譯名的選用亦不統一。羅光選用“顏璫”，1706 年 8 月 3 日康熙給多羅的諭示，羅光即譯為：“顏璫既不識字，又不善中國語言，對話須用翻譯。這等人敢談中國經書之道，像站在門外，從未進屋的人，討論屋中之事，說話沒有一點根據。”楊森富也選用了“顏璫”。張澤則選用“嚴璫”，梅乘騏、梅乘駿二神父也將 Charles Mairgot 漢名譯為“嚴璫”。方豪在枚舉了大量文獻後，將 CharlesMairgot 漢譯名定為“閻璫”，馮作民則譯為“閻當”。美國學者羅索指出，包括康熙帝在內的一些人之所以用“閻”、“襠”這些帶有不雅意涵的字來翻譯 Charles Mairgot 之姓名，是因為他們對 Charles Mairgot 在“禮儀之爭”中的行為極為不滿。這87

樣的解釋不無道理。翻譯理論家孫藝風指出：“翻譯活動與意識形態似乎有不解之緣，包括源語文本的意識形態、贊助人的意識形態、譯者的意識形態以及譯入語讀者的意識形態（讀者期待不可不考慮），這些可能彼此不同的意識形態相峙相映，諸種不同領域邊界的相互摩擦的張力，對翻譯認知及操作構成巨大的挑戰。”確然如此。中國自古即以文化中心自居，目四周弱勢文化為“蠻”、“夷”。 “蠻”出自《詩經·大雅》，本為禽鳥名稱，借用來象徵未開化的或野蠻的部族的生存狀態；“夷”本來有“平”或“消除”之意，《老子》和《周禮·秋官》之“夷”，則是“以‘夷’的視而不見或取消之義形容未開化的弱小部族生存狀態，顯然透露出‘中國’自身作為世界文化中心的文化優越感”。近代中西交往早期，中國人仍然對西方充滿了鄙視和輕蔑，翻譯國名和人名時，往往在前面加以“口”字，國名如“ 咭唎”（英國）、咪唎（美國），人名如“嗎嘎呢（George Macartney）、“哆嗎嘶噹 ”（George Thomas Staunton）等，有學者指出：“在旁邊加個‘口’字旁或者‘犬’字旁，簡直是視之為非人類。”還有就是“夷”的使用，將西方人稱“夷人”，商人稱“夷商”，軍隊稱“夷兵”，頭目稱“夷目”。懾於清政府的權威，西方人起初只能接受，但當通過鴉片戰爭打敗清政府，尤其洞悉了“夷”字的涵義後，西人就表示強烈不滿，英國駐華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香港譯作“砵甸乍”）以“夷”字不善，堅持要求禁止把“夷”字寫入《南京條約》中。儘管璞鼎查未能得逞，但《天津條約》（1658 年）簽訂時，禁止使用“夷”的法律禁令，終被正式寫入條約中。國名、人名的翻譯，也隨着清政府被列強打敗，對列強的態度從疑忌自大轉向畏恐，“口”字旁被去掉，且採用氣象高華的字眼，像英吉利、美利堅、瑞士、法蘭西等，語詞選擇寓意深遠、用意至誠。康熙朝正處大清盛世，採用具有不雅意涵的字翻譯外國人姓名，尤其是令康熙帝極為不滿的 Charles Maigrot，實在情理之中。除上揭外，Charles Maigrot 之漢譯名還有“滿格老”、“梅羅格”、“邁格羅”、“嘉樂”等譯法，“滿格老”、“梅羅格”以及“邁格羅”顯然是其姓 Maigrot 的音譯，而譯為“嘉樂”卻與 1720 年到北京調解中國禮儀之爭的第二任教皇特使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rba）重名。綜上可見，Charles Maigrot 之漢譯名素來極為混亂。相比而言，“顏璫”是目前學界較為通行的名字。為行文方便，論述中將採用“顏璫”這一漢名。三、顏璫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地位17、18 世紀的“禮儀之爭”是中國天主教史、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這次事件圍繞可否用“天”、“上帝”來翻譯天主教中的主宰真神、中國天主教徒是否可以參加敬天、祭祖、祀孔的各種儀式等內容展開。爭論首先始自耶穌會士內部，後來擴大到多明我會士、方濟各會士，由於他們將有關中國禮儀呈由羅馬教廷裁決，這就使“禮儀之爭”不再只是東方傳教區內部的問題。 17 世紀 90 年代後，隨着巴黎外方傳教會士顏璫的加入，“禮儀之爭”被推向高潮，最終導致羅馬教廷與康熙帝的直接衝突。方豪神父曾說“在中國禮儀問題上，康熙帝最不滿意者為德理格與閻璫二人”，誠為的論。顏璫於 1652 年出生在巴黎，自幼虔信天主教，24 歲被祝聖為司鐸，1678 年從巴黎索邦（Sor⁃bonne）神學院畢業，獲神學博士學位，1680 年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兩年後被傳信部派往東亞傳教。 1684 年 1 月，作為助手與陸方濟一同抵達福建。 1687 年 2 月 5 日，顏璫被教皇英諾森十一世正式任命為福建宗座代牧。然而，直到 1700 年 3 月 14 日，才由意大利方濟各會士伊大仁（Bernardius della Chiesa 也作“伊大任”）在浙江嘉興一座耶穌會教堂內祝聖。97

顏璫入華時，“禮儀之爭”本已式微，至少從表面看似已風平浪靜。隨着“熙朝曆獄”平息、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被平反，康熙帝基於對西學的興趣，對利類思、南懷仁等傳教士也懷有好感，導致天主教在華傳教政策逐漸發生改變。康熙八年（1669）下旨：“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隸各省，或復立堂入教，仍着嚴行曉諭禁止。”康熙九年（1670）再頒諭旨，已准許因“熙朝曆獄”羈留廣州的傳教士———通曉曆法者進京，其餘回返各自本堂：“此內有通曉曆法的，着取來京與南懷仁等同居。其不曉曆法的，准其各歸本堂”，但“直隸各省一應人等不許入教，仍着遵前旨禁止。” 這樣，精通曆法的閔明我（ Philippus Maria Grimaldi）、恩禮格（ ChristianWolfgang Herdtrich，也作“恩理格”）奉召入京，“不曉曆法之汪汝望等十九名各送本堂”。然而，傳教士期待的清廷對天主教弛教政策仍未實現，康熙二十六年（1687）行將辭世的南懷仁利用為清廷製砲頗受康熙褒獎的時機，上疏請求寬免禁教，仍未獲准，“天主教如以前一樣仍受到限制”。事情的轉機發生在康熙三十年（1691），該年爆發的杭州教案最終促成康熙帝於 1692 年 3 月 22 日批准禮部所題允准天主教在華傳教的部本，即“容教詔令”（Edict of Tolerance）。茲將現藏於梵蒂岡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一冊文獻中（編號為 Brog. Cinese376）康熙帝 3 月 22 日批覆禮部題本的抄件，抄錄如下：禮部等衙門尚書降一級臣顧巴代等謹題，為欽奉上諭事。該臣等會議得：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砲，差往阿羅素，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麻僧道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康熙叁拾壹年二月初貳日（以下上奏官員名稱省略）本月初五日奏旨：依議。1692 年康熙“容教詔令”是自晚明利瑪竇入華傳教以來百餘年間中國朝廷首次正式以詔令的形式允准天主教在華自由傳教，是“鴉片戰爭以前天主教在華‘正教奉傳’之惟一官方正式認可之文件”。歷史如果照這般發展下去，不僅天主教在華傳播重現晚明的盛況指日可待，“禮儀之爭”自然也不會重啟。然而，歷史沒有假設，就在康熙“容教詔令”頒布僅僅一年後，福建宗座代牧顏璫即於 1693 年 3 月 26 日在福建長樂公布著名的“七條禁令”，“啟動了‘禮儀之爭’的第三個階段”，最終導致康熙帝晚年對天主教在華傳教政策的改變：“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顏璫“七條禁令”是針對“容教詔令”而對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在華傳教方式的徹底否定。 “七條禁令”內容如下：1）只能使用“天主”一詞而禁止使用“天與上帝”。 2）嚴禁在任何教堂置放刻有“敬天”字樣的牌匾。 3）遞交給亞歷山大七世要求裁決的問題並沒有如實描述，教皇的回答雖然正確英明，但鑒於所依據的材料有疑問，所以這道敕諭不能作為允許中國人崇拜孔子和祖先的依據。 4）傳教士不得任何時間以任何理由允許基督徒舉行、參加或出席一年兩度祭祀孔子和祖先的神聖儀式，這些祭祀沾染着迷信。 5）嘉許那些力主基督徒將祖先牌位移出家中的傳教士。若不能這樣做，至少要禁止在牌位上書寫“神主”、“神位”、“靈08

位”字樣，只能寫死者之“位”。 6）嚴禁在本代牧區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傳播那些能將粗心的人導向錯誤、能打開迷信之門的言論。 7）傳教士們要確保基督徒不受中國學校裡中文教科書中無神論和迷信內容的影響，同時要強調關於上帝、創生和基督教優越性等教義。顏璫此舉的目的是結束其轄區內傳教士長期以來因意見不合造成的分裂，並確立其宗座代牧的權力。巴黎外方傳教會及派遣其來華的教廷傳信部，都希望取代或壓制由葡萄牙、西班牙兩國保教權所支持的各傳教會。因此，1684 年受法國與教廷支持的陸方濟與顏璫甫抵福建，即遵照 1678 年教皇英諾森十一世頒布的通諭《當聖座》（ Cum hace Sancta Sedes ），命令所有傳教士服從宗座代牧。結果引起普遍反對，蘭溪天主教徒甚至致信羅文藻主教予以抗議。可能正因如此，在擔任宗座代牧後，顏璫更希望通過“七條禁令”結束轄區內的分裂及確保他在轄區內的權力。禁止信徒用“天”和“上帝”、禁止在教堂懸掛“敬天”匾額等禁令，可知顏璫是想通過徹底打擊耶穌會士來實現其目的，誠如美國教會史家賴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所說，“這個訓令雖然不提及耶穌會士，但它禁止他們所支持的各種做法”。然而，顏璫“七條禁令”並未如他所願，“使福建的所有傳教士和天主教徒以正統的方法一致行動，卻在執行中遭遇耶穌會士和天主徒的雙重抵制”。本來對宣誓問題持反對態度的耶穌會士尤其以質疑顏璫的權力為由不予聽從，中國天主徒則因害怕來自禮部的制裁而反對顏璫。在這種情況下，顏璫於 1693 年底派同工肖莫（Nicolas Charmot）去羅馬遞交禁令文本和他的一份報告，試圖借助羅馬的權力鞏固其宗座代牧的地位並在全中國貫徹他的禁令。肖莫先抵達巴黎，取得巴黎外方傳教會神學院同意顏璫的意見後，於 1697 年初到達羅馬，立即將顏璫禁令及其根據顏璫的命令寫成的陳情書，呈遞給教皇英諾森十二世和宗教法庭。宗教法庭立即組織了由四位樞機主教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進行審查。顏璫禁令挑起的波瀾，使繼任教皇克萊孟十一世希望徹底解決中國禮儀問題。因此，未待宗教法庭作出決議，克萊孟十一世就於 1701 年 7 月 5 做出決定，派意大利人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作為出使中國、印度及附近各國的巡閱使，全權處理教務問題。經過長期討論和審閱，宗教法庭於 1704 年 11 月 20 日通過了基本支持顏璫禁令的《和最美好的上主同在》（ Cum Deus Optimus ）通諭，克萊孟十一世當天就予以批准。當多羅將教皇通諭奏知康熙帝時，康熙帝硃筆諭多羅：要為以後西洋人來華定一規矩，“若不定一規矩，惟恐後來惹出是非。也覺得教化王處有關係，只得將定例先明白曉諭，命後來之人謹守法度，不能少違方好。以後凡自西洋來者，再不回去的人，許他內地居住。若今（原作“近”）年來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許住。此等人譬如立於大門之前，論人屋內之事，眾人何以服之，況且多事。更有做生意、跑賣買等人，益不可留住”。康熙帝對教皇的不滿躍然紙上。可見，多羅出使與《和最美好的上主同在》通諭的通過，使這場原本教會內部爭論，演變成了羅馬教廷和清廷之間的衝突，終致“禮儀之爭”一發不可收拾。而這一切，皆與顏璫有着直接關係。顏璫挑起這次波瀾，其作為宗座代牧的地位得以確保，但其權威並未得到認可。在福建工作的耶穌會士駱保祿（Giampaolo Gozani）和楊若翰（ João de Sa）仍對顏璫拒不服從，繼續允許福州教徒參加祭祖禮儀；中國教徒亦不服從，福建教徒還曾向南京主教、耶穌會士羅曆山（AlessandroCiceri）抗議顏璫。甚至在 1700 年 4 月 18 日，還發生了福州教徒毆打顏璫的激烈事件。清廷方面，顏璫禁止天主教徒用康熙帝允准的“天”和“上帝”，特別是禁止教堂懸掛“敬天”字樣的匾額，引起康熙帝的極度不滿，因為這是康熙帝御賜耶穌會士的。尤其是多羅來華後，顏璫應其之請，從18

福建抵達京師，他對中國禮儀的解釋，特別是他堅持禁止中國天主教徒參加祭祖、敬孔儀式的頑固態度，徹底激怒了康熙帝，先是在北京將其囚禁，繼而於 1706 年 12 月 17 日下旨將其遣返：從今以後，不許其在中國諸行省滯留。着令將其移交軍機處，軍機處選一官員用車馬將其帶到廣東，並將他們交給廣東總督，廣東總督應將他們驅逐至澳門，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許他們再返回內地。1707 年 3 月，顏璫從澳門啟程，悻悻返歐。但是，顏璫與中國禮儀之爭的關係並未就此畫上休止符。返回歐洲後，顏璫於 1709 年 3 月到達羅馬，主要在梵蒂岡工作，蒐集關於中國禮儀的材料。教廷和傳信部每遇中國禮儀問題，都會徵詢顏璫意見。 1711 年對於中國禮儀之爭的裁決，顏璫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之後，他繼續在傳信部工作，主要處理越南的傳教事務。直至 1730 年 2 月 28日，顏璫在羅馬去世。顏璫自進入中國直至去世，中國禮儀問題始終是其關注的重要問題。顏璫以他的“七條禁令”重啟了禮儀之爭，返回歐洲後又憑其對中國禮儀的理解，影響着教皇對中國禮儀的裁決，所以“顏璫對禮儀之爭之過程的影響怎麼估計也不會過高”。這種影響改變了康熙帝對傳教士的好感，並使其對羅馬教廷的意圖產生懷疑，康熙晚年即開始的禁教政策，其後諸朝益趨嚴厲。迄至道光朝，因清朝在鴉片戰爭的失敗，傳教士才藉不平等條約重獲傳教合法地位。禁教政策不僅使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幾乎葬送，而且中外交往（除朝貢外）亦幾乎完全中斷。這一切，如果追根溯源，似與顏璫不無關係。①實際上，利瑪竇之前，“已有三教士具有漢式姓名字號：一位范禮安，字立山（Alexander Valignani）；一為羅明鑒（或作堅），字復初（Michael Ruggieri）；一為巴範濟，字庸樂（Franciscus Pasio）。 ……范禮安為其姓氏之譯音，立山其領洗名簡譯也；羅為姓氏之首音，明堅其領洗名也，復初則純然漢化字矣；巴為姓氏之首音，範濟為領洗名，字庸樂，則亦漢化矣”，然利瑪竇之漢名“就漢式姓字別號言，不獨為前三人所不及，抑亦非後來者所可比擬”。方豪：《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487 頁。但是，關於“利瑪竇”這一漢名的來源及涵義，迄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近年的研究請參龐乃明：《晚明所見利瑪竇名稱字號瑣談》，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學報》，2011 年第 1 期；譚樹林：《Matteo Ricci 之中文名字“利瑪竇”新釋》，北京：《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 6 期；葉君洋：《再論 Matteo Ricci 之漢名“利瑪竇”及尊名“西泰”》，北京：《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7 年第 6 期。②關於 François Pallu 的中文名字，一度有多種譯寫：教會史文獻《黔疆諸證》按法文讀音譯作 “巴呂”（《黔疆諸證》，貴州主教施准，1899 年刻本，第 6 頁，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特藏）；羅光、顧衛民譯作“巴祿”（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年，第 77 頁；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545頁）。包萬才稱“方主教”，即主張其姓“方” （包萬才：《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華大事錄》，收入羅光：《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台南：徵祥出版社，台中：光啟出版社，香港：真理學會，1978 年，第 133 頁）。陳開華根據現藏於巴黎的陸方濟墓碑，指出 François Pallu姓“方”名“濟各”，漢名“方濟各” （陳開華：《巴黎外方傳教會創始人陸方濟》，北京：《中國天主教》，2013年第 5 期）。③榮振華、方立中、熱拉爾·穆塞、布里吉特·阿帕烏：《16～20 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耿昇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956 頁。④謝子卿：《中國禮儀之爭和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1640 ～ 1710）：早期全球化時代的天主教海外擴張》，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9 年，第 102 頁。⑤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Siam, 1622⁃28

1811: documents historiques, Paris: Charles Douniol andRetaux, 1920, tome 1, p. 118.⑥包萬才：《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華大事錄》。⑦張先清：《官府、宗族與天主教———17 ～ 19 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第 105 頁。⑧Mo⁃Yang，即今福安穆洋，包萬才作“福洲穆水”（羅光：《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第 133 頁），耿昇譯作“毛陽”（榮振華等：《16～ 20 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第 956 頁），陸方濟墓碑作“穆水”，方豪作“福州穆水”（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7 頁），均為“穆洋”之誤。⑨吳旻、韓琦：《禮儀之爭與中國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和顏璫的衝突為例》，北京：《歷史研究》，2004年第 6 期；榮振華等：《16 ～ 20 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第 956 頁；謝子卿則認為陸方濟“在 7 月 23日和 7 月 24 日發別將代牧一職及最高管理者的權限移交閻當”，參見《中國禮儀之爭和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1640～1710）：早期全球化時代的天主教海外擴張》，第 105 頁。⑩Anastase Van den Wyngaert, “Mgr. Fr. Pallu et Mgr.Bernardin della Chiesa, le serment de fidelité auxVicaires Apostoliques,1680⁃1688,” Archivum Francisca⁃num Historicum, 31 (1938), pp. 31⁃37.張鎧：《羅文藻及其在“禮儀之爭”中的歷史地位與影響》，北京：《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7 年第4 期。轉引自陳開華：《巴黎外方傳教會創始人陸方濟》。據筆者管見，迄今未見署名“顏粴”的任何文獻。葉農、劉亞萍：《省港澳與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的傳教活動》，載劉正剛主編：《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二十二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7 年。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第 24 頁。南志恒（ Adrien Launay ）則稱他認出兩字， AdrienLaunay, Mémorial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Paris: Séminaire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1916, Vol. 2, p. 418.吳旻、韓琦：《禮儀之爭與中國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和顏璫的衝突為例》。柯藍妮（Claudia von Collani）：《顏璫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角色》，王瀟楠譯，北京：《國際漢學》，2010 年第 1 期。《官話詞典》現譯為《華語官話詞典》。柯藍妮稱 2,000 個頁碼，參見柯藍妮：《顏璫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角色》。梅謙立：《十八世紀初巴黎外方傳教士顏璫〈中國宗教四論〉手稿論佛教》，台灣宜蘭：《佛光學報》，新五卷第二期（2019 年 7 月）。據雷立柏（Leopold Leeb）考證，該書是顏當在 1690年刻印，見雷立柏編：《中國的拉丁語墓碑和中西文化交流史》（ Latin Tombstones in China and the Historyof Cultural Exchange ），載麥克雷（Michele Ferrero）主編：《拉丁語言文化研究》（ Journal of Latin Languageand Culture ），香港：商務印書館，2018 年。鍾鳴旦（Nicloas Standaert）、杜鼎克（Ad Dudink）、蒙曦（Nathalie Monnet）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25 冊，台北：利氏學社，2009 年，第 214頁。從《天主聖教要理》封面題“遠西顏嘉樂先生譯”，可知“嚴”亦作“顏”，同上書，第 148 頁。門牌影印件見 Antonio Sisto Rosso,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Pasadena: P. D. and I. Perkins, 1948, p. 133。新會梁啟超任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昆明：中華書局發行所，1941 年，第 36 頁。費賴之（Louis Pfister）：《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梅乘騏、梅乘駿譯，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 年，第 382 頁；第 378 頁；第553 頁。《天主聖教告解道理》實為一部合集，除嚴嘉樂《天主聖教告解道理》外，還包括味德子《聖教宗第十一位意納增爵新頒大赦念珠聖牌聖像等恩赦條略》、《十誡原本、天主十誡、十誡十意》、《辟輪迴非理之正》；獨醒齋主人《進呈書像：天主政道解略》、《領聖體緊要》、《格言六則》；柏應理《救世聖號來歷》、《救世聖號來歷》、《天主聖像來歷》、《天主聖教永瞻禮單》。 https://www. worldcat. org/title/tianzhu⁃sheng⁃jiao⁃gaojie⁃daoli/oclc/66923128? referer = di&ht = edition，訪問時間：2021 年 8 月 8 日。此處與徐宗澤所列“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錄”7276⁃Ⅰ⁃Ⅻ的書目，除獨醒齋主人《進呈書像：天主政道解略》改為《進呈青像天主正道解38

略》，重複《救世聖號來歷》（7276⁃Ⅸ），少了《真福八端》（7276⁃Ⅹ），其他相同。參見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第 320 頁。“Courant” 即法國漢學家、外交官古恒（ MauriceCourant），畢業於巴黎大學法學院及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1889 年起先後在法國駐中國、韓國及日本外交機構任職。 1895 年後赴里昂大學任教。 1896 年憑藉《朝鮮書志》（ Bibliographie coréenne, 1894⁃1901）獲儒蓮獎。此後又於 1903 年、1913 年、1915 年三次獲儒蓮獎。 1913 年獲博士學位後，成為里昂大學漢學教授。著有《北京朝廷》（ La cour de Pékin, 1891）、《在中國：風俗習慣與制度，人和事》（ En Chine: murs et institutions, hommes et faits, 1901）、《朝鮮書志》等，並為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漢學書籍編目。承蒙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講座教授宋黎明賜示，特致謝忱。在萊頓大學圖書館網站檢索“Charles Maigrot”，即可看到簡體中文的“天主圣教告解道理”以及漢語拼音 Tianzhu shengjiao gaojie daoli，從目錄信息來看，與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所列“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錄”7276⁃Ⅰ⁃Ⅻ的書目完全相同，見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第 320 頁。鍾鳴旦、杜鼎克、蒙曦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24 冊，“目次”第 II 頁。馮承鈞 1936 年將費賴之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 ancienne Missionde Chine (1552⁃1773 ) （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Mission Catholique, 1934）一書譯為中文，以《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為題名出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年），但均只包括列傳前50 篇；1995 年中華書局出版全譯本，分為上下兩冊，書名也改為《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嚴嘉樂”出現在“駱保祿（195 傳）”中，參見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475 頁；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張宏英譯，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 年，第 90 頁。莫東寅：《東方研究史》，北平：東方社，1943 年，第88 頁；《漢學發達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 年，第56 頁；雷立柏編：《中國基督教史辭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年，第 533 頁。耿昇的譯作中均譯為“嚴嘉樂”。Karel Slaví ek 也寫作 Charles Slaví ek。據 1925年 3 月《寧波簡報》（ Le Petit Messager de Ningpo ），其漢名也作“顏家樂”或“燕嘉祿”，參見 Louis Pfister,Notices bi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del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tome II,p. 655。但馮承鈞與梅乘騏、梅乘駿均將“燕嘉祿”誤為“燕嘉樂”，分別見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第 670 頁；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第 794 頁。墓誌作“嚴嘉樂”，見林華等編：《歷史遺痕：利瑪竇及明清西方傳教士墓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 67～68 頁；1716 年 9 月廣東巡撫在奏摺中稱“嚴嘉樂”，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第 15 頁；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十八日面諭西洋人，亦稱“嚴嘉樂”，見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十一），北平：故宮博物院，1932 年影印本。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第669 頁。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第 257 頁。聶斯托·畢克（Nestor Pycke）：《壯志未酬！聖母聖心會會祖南懷仁的中國夢》，蔡耀緯譯，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15 年，“序”，第 12 頁。Karel Slaví ek 對顏璫應該是有所瞭解的，因為他在 1730 年 12 月 18 日的信中提到：“當時我想找一個對中國的科學懷有敵對成見的人，沒有想出別的合適的人名，就寫上了閻當（即顏璫———引者注）先生。”見嚴嘉樂：《中國來信（1716⁃1735）》，叢林、李梅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 年，第 97 頁。費賴之用羅馬拼音拼寫為 Yen Kia⁃lo（嚴嘉樂）、Yen Kia⁃lou （燕嘉祿），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tome II, p. 655.嚴嘉樂：《中國來信（1716⁃1735）》，第 15、151 頁。1733 年 10 月 2 日給什傑潘·蘇西埃的信署名為“Garolus Slaví ek”（第 119 頁），Garolus 似亦可譯為“嘉樂”。48

據筆者管見，“顏璫”亦僅出現一次，即《康熙教西洋人帶信與多羅說》：“自今以後，再不可聽顏璫等的言語生事。”見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三）。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七）。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十一）。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十三）。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六）（七）（八）（十二）（十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第422、424、426 頁；第 436、725～726 頁。Maigrot, Copie d’un rapport, pp. 587⁃590. 轉引自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台北：光啟出版社，1961年，第 117 頁。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第 138 頁。張澤：《清代禁教時期的天主教》，台北：光啟出版社，1992 年，第 18～19 頁。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第 21～26 頁。馮作民編譯：《清康乾兩帝與天主教傳教史》，台北：全史書局，1975 年，第 40 頁。Antonio Sisto Rosso,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 131⁃133.孫藝風：《視角·闡釋·文化———文學翻譯與翻譯理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第 62 ～63 頁。王一川：《中國形象詩學———1985 至 1995 年文學新潮闡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年，第 18 頁。支振鋒：《鬼話、童話與神話———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西話”》，北京：《紅旗文稿》，2012 年第 12 期。但也有學者認為加“口”字並無惡意，只是表示譯音，參見周劭：《一管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377 頁。劉禾：《帝國的政治話語———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楊立華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年，第 78 頁。伍立楊：《藝文翻譯的趣味及選擇》，北京：《中華讀書報》，2009 年 6 月 4 日。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8 年，第 234 頁；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0 年，第 137 頁。伏爾泰：《風俗論———論各民族的精神與風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歷史》（上冊），梁守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89 頁。裴化行：《利瑪竇神父傳》（下），管震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第 651 頁。韓承良：《由方濟各會的傳教歷史文件看中國天主教禮儀之爭的來龍去脈》，台灣高雄：《善導週刊》，1993 年 4 月 18 日、25 日。教皇特使嘉樂也被譯作“嘉錄”、“嘉祿”，分別見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372 頁；裴化行：《利瑪竇神父傳》（下），第 630 頁。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第 21 頁。Adrien Launay, Mémorial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tome 2, p. 418.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第 317 頁；第 87 頁。萊布尼茲編：《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梅謙立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 15 頁；第 18 頁。該敕令第一次被譯成歐洲語言並傳回歐洲者是衛方濟（François Noël），他在 1694 年出版的荷蘭文版《中國六經》中收錄了該敕令譯文，見 NicolasStandaert, The “Edict of Tolerance” (1692): A TextualHistory and Reading, in Artur K. Wardega & AntónioVasconcelos de Saldanha ( eds.), In the Light andShadow of an Emperor: Tomás Pereira, SJ (1645⁃1708),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pp. 308⁃358. 關於杭州教案與康熙“容教詔令”之間的關係，參見張先清：《康熙三十一年寬容敕令初探》，北京：《歷史研究》，2006 年第 5 期；龔纓晏、陳雪軍：《康熙“1692 年寬容敕令” 與浙江》，杭州：《浙江社會科學》，2007 年第 2 期。轉錄自龔纓晏、陳雪軍：《康熙“1692 年寬容敕令”58

與浙江》。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年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年，第 211 頁。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十四）。“Mandatum seu edictum D. Caroli Maigrot, PresbyteriVicarii Apostolici Fokiensis” , Acta causae rituum seuCeremoniarum Sinensium complectentia, Coloniae, 1715,pp. 2⁃7; 英文版本見 Claudia von Collani, CharlesMaigrot’ s Role in the Chinese Controversy, in D. E.Mungello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pp.152⁃154. 此處中譯文轉引自張國剛：《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39～440 頁。1678 年 10 月 10 日，教皇英諾森十一世發布的Cum hace Sancta Sedes 通諭規定，所有在中國、安南東京、交趾、柬埔寨與暹羅的傳教士，都必須按照指定的程序宣誓服從宗座代牧。 José María González,El primer obsipo chino. Exc. Sr. Fray Gregorio Lo, oLópez, OP, Villava⁃Pamplona: OPE, 1966, pp. 557⁃565.保羅（Pablo Robert Moreno）：《〈蘭溪天主教徒致羅文藻主教書〉考》，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7 年第4 期。賴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雷立柏等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9 年，第 119 頁。吳莉葦：《中國禮儀之爭：文明的張力與權力的較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85 頁。柯藍妮：《顏璫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角色》。通諭全文見蘇爾、諾爾編：《中國禮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1645⁃1941）》第 6 篇，沈保義、顧衛民、朱靜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5～42 頁。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二）。1696 年 10 月，教皇英諾森十二世重新任命其為福建宗座代牧，領科儂（Conon）主教銜。見謝子卿：《中國禮儀之爭和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1640～1710）：早期全球化時代的天主教海外擴張》，第 439 頁。關於這次抗議發生的時間，學者推測應該在 1696年 10 月之後。因為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歷山 1694 年被葡萄牙任命為南京主教，但直到 1696 年 10 月才到南京上任，所以這次抗議應該是這以後的事。不過此時南京主教轄區剛被教皇調整為只轄江南及河南，福建教徒很可能尚不瞭解這一變化，所以仍向南京主教申訴。張國剛：《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42 頁注釋①；吳莉葦：《中國禮儀之爭：文明的張力與權力的較量》，第 86～87 頁。Adrien Launay,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sMissions⁃Étrangères, Paris: Séminaire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1912, tome 1, pp. 391⁃392.作者簡介：譚樹林，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　 210046［責任編輯　陳志雄］68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歷史檔案中的葛蘭言*盧夢雅［提　要］　法國漢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著述豐碩，所涉學科和領域多樣，畢生致力於中國文明史研究，對中西方學術影響頗深。然而，與之相關的大量史實卻長期隱藏在歷史檔案中，整體上影響了學界對葛氏的準確認識。通過挖掘葛蘭言的生平檔案，梳理其研究思路、著述邏輯和學術譜系，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西方多學科理論範式的繼承者，以對中國事實的歷史結構主義研究反哺了西方學術，推動了法國漢學研究和漢學教育的轉型，培養了許多歸國建勳的中國學者，是中西學術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關鍵詞］　葛蘭言　法國漢學　中國文明　歷史檔案［中圖分類號］　 K207.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087 ⁃ 10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曾任巴黎高等實踐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法國東方語言學院（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巴黎中國學院（ Institut desHautes Études Chinoises，今“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的前身）教授，出版專著 8 部（包括遺著兩部），發表文章 20 餘篇，書評 30 餘篇，三次被法蘭西文學院授予“儒蓮獎”。葛氏在法國漢學乃至西方漢學中，開闢了文明論視野下的綜合性中國研究，對東西方學術界產生了深刻影響。直到今天，他的著述仍是西方人瞭解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參考書，也是我國學者借取方法和視角的重要來源。有鑑於此，筆者通過挖掘原始檔案和梳理其主要著述，力求從研究邏輯、漢學教育、學術交往中揭示個葛氏對西方漢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重要貢獻。一、葛蘭言生平1884 年 2 月 29 日，葛蘭言出生於法國阿爾卑斯山西部的迪城（Luc⁃en⁃Diois），少年時代生活在普羅旺斯地區，因考取名校路易大帝高中（Lycée Louis⁃le⁃Grand）前去巴黎。葛蘭言專長於歷史學，高中連續三年在全國人文學科比賽歷史組獲獎，1904 年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Supérieure，以下簡稱巴黎高師）歷史學專業。與之同年和次年入學的還有未來涂爾幹（ Émile78*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中文古籍的編目、複製與整理研究” （項目號：17ZDA267）的階段性成果。

Durkheim）社會學陣營的讓·雷（ Jean Ray）、達維（Georges Davy）、于貝爾（Henri Hubert），比較哲學家馬松—烏爾色（Paul Masson⁃Oursel），年鑑學派創始人之一布洛赫（Marc Bloch）以及數學家高斯（René Gosse）等，他們在這裡結下了深厚的同窗情誼。① 讀書期間，巴黎高師圖書館館長埃爾（Lucien Herr）與葛蘭言成為“忘年交”，建議他研究中國，推薦他師從沙畹（Édouard Chavannes），葛氏也將副博士論文致以埃爾。②由於大量閱讀了古朗日（N. D. Fustel de Coulanges）的著述，葛蘭言對古代社會制度史產生了濃厚興趣，在獲得歷史學士學位後又攻讀了一年法律專業，最初將博士課題擬為就中國周代分封制與法國中世紀封建制度進行對比論證。③從巴黎高師畢業時，葛蘭言通過了歷史地理教師資格考試（現稱 CAPES）。這是一個高水平的選拔性資格考試，始創於 1766 年。絕大多數巴黎高師的學生都立志於學術和教育事業，往往參加該考試以獲教資，包括我們熟知的柏格森（H. Bergson）、薩特（ J. Sartre）、福柯（M. Foucault）等。據巴黎高師檔案記載，歷史地理方向資格考試的科目包括哲學、歷史、拉丁文寫作、拉丁文翻譯、希臘語翻譯及法語寫作等，1907 年參加考試的 180 位候選人中，僅 35 人獲得資格，葛氏以優異的成績一次性通過。④據史料推斷，葛蘭言在巴黎高師就讀時（1904 ～ 1908）已經受蒙於涂爾幹。當時涂爾幹在巴黎高師講授教師資格考試的預備課程，包括第一年的“知識教育”和第二年的“中學教育特點”。⑤除教育學課程外，涂爾幹還於 1905～1907 年在索邦文學院開設“婚姻家庭”和“宗教起源”兩門公共課，而此時巴黎大學（索邦文學院，下同）與巴黎高師範合併，從翌年葛蘭言轉入社會學專業攻讀博士這一情況來看，當時他很可能去旁聽涂氏的相關課程。⑥涂爾幹社會學的廣闊視野和多元方法深深地吸引了葛蘭言，1908 年，在獲得歷史學和法學兩個學位之後，葛氏轉向社會學和中國學，在巴黎大學的社會學專業註冊，同時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和巴黎高等實踐學院跟隨沙畹學習中國宗教和古漢語。⑦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葛蘭言申請到“梯也爾基金” （Fondation Thiers）的資助，與年鑑學派創始人布洛赫、古希臘人類學家熱爾內（Louis Gernet）住在“梯也爾基金會”專供的宿舍裡，相互奉為知己。⑧三年後，葛氏帶着“封建社會威望”和“家族制度”的課題，親赴中國考察（1911 年 9 月～ 1913年 3 月），在法國駐華使館任職，與時任北洋政府外交顧問、漢學家鐸爾孟（André d’Hormon）結為摯友，在社會調查時得到鐸氏的許多幫助。從葛蘭言的一封長信中⑨我們得以更為細緻地瞭解他：愛吸煙，不喜有色人種，無法以現代漢語交流，出門要靠學生的翻譯或鐸爾孟的陪同；喜歡上街觀察，尤為關注民間節日慶祝、戲劇演出、報刊文章等，目睹了“壬子兵變”，他對時局的關切和思考體現出左派的政治傾向。事實上，在上學時，葛蘭言已是一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曾在巴黎高師加入“社會主義研究陣營”，在法國總統大選中為社會黨投票，是法國社會黨報紙《民眾》（ Le Populaire ）的忠實讀者，還是“反法西斯知識分子警覺委員會（CVIA）”的成員。⑩1913 年返回法國後，葛蘭言作為預備役人員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兩次負傷，三次被授以“軍功十字”榮譽。停戰後，葛蘭言被派往北京逗留了幾周時間，作為中國專家顧問又隨法國軍事參謀部駐派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 1919 年 6 月終於退伍返回巴黎，與苔蓮（Marie⁃JosèpheTerrien）結婚，並完成了博士答辯，自此得以全心投入科研和教學當中。這樣一個錚錚鐵骨的勇士，內心卻存有一份對古典時代的美好憧憬，他在艱苦卓絕的戰爭環境中堅持對中國詩歌和傳說的研究，發現了蘭草在中國的重要文化意義，為自己取名“蘭言”，“蘭之言說”即為關於蘭草的詩歌和傳說，透露出葛氏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深切情愫。88

二、漢學理念與學術脈絡（一）漢學方法和理念葛蘭言的學術有三個突出特點：（1）僅選取受到中華文明輻射地區的人類學資料，因其屬於同一個文化集團，社會模式大致相同，可作比較對象；（2）對經學的態度並非盲從或一味批評，而是嘗試理解，進而在研究中加以利用；（3）具有歷史結構主義的整體觀。1. 引入周邊民族志資料。過去的法國漢學經常拿中國與西方比較，甚至將中國文明的起源追溯至西方，即便是反對這一傾向的沙畹，也經常參照外來文化來理解中國文獻，比如將希臘與中國音樂、社神與西方神祗進行比較。在葛蘭言看來，這種比較不能夠幫助闡釋中國，因為“研究遠東應當研究中國，是中國文明開化了整個遠東地區。”他在研究中，極少與西方社會比較，行文中鮮有西方理論術語，更罕有抽象的哲學推論，認為應當在中國古代的社會環境下對具體事實進行觀察和分析，用中國文化來解釋中國。葛氏指出：“如果有必要求助於外在依據，寧可選擇那些包含民俗事實的經典文本，當然時代越早越好，而如果是現代的文本，在必要時最好取自遠東文明範圍之內。這些文獻的好處是，由於法律或宗教的反思作用，極少遭到歪曲。”他堅信，在這些邊疆少數民族和自歷史上與中國有深刻交流影響的地區，包括日本、越南、馬來等“親緣文化”中，極有可能仍保留着中國古老的話語形式和風俗習慣，可以對這種共有文化進行民族學上的比較，對中國早期民間習俗進行合理想像和推斷。這種比較研究的方法得益於“社會年鑑學派”，特別是與涂爾幹合辦《社會學年鑑》的梅耶（Antoine Meillet）。梅氏早在《印歐語比較研究導論》（1903）中提出語言分化理論，認為從同一語言分化出來各個語言離開原始母語的語源中心越遠，其受語源中心變化的影響就越小，因而可以在這種語言中找到同源諸語言中最古老的語言特徵。這種對不同語言結構的所屬關係研究，或許啟發了葛氏的社會家庭結構的親屬關係研究。2. 理解和利用歷代經學家的注釋。葛蘭言發現，經學家們不僅是思想家，同時還是史學家和道德家：他們“熱衷於追溯事件的年份，將一切改造為編年史上重要人物的歷史軼事。為了顯示某首歌謠諷刺或者讚美某位君王，毫不猶豫地用最冠冕的象徵主義方式來解讀這些詩歌”。因此，必須撇開與道德教化相關的解釋去閱讀典籍原文。但這不等於完全否定中國歷代經學家的成績，葛氏尊重經學家的文字考據成果，尤為推崇漢代經學和清代乾嘉時期復興的漢學，以之為直接論據。與此同時，他嘗試去理解義理注釋中的“謬誤”：為何這些沒有語義價值的、服務於道德和政治教化的注釋，兩千年來不被人質疑、否定和推翻？葛氏指出，除“以今量古、以今釋古”的緣故之外，在於經學家注釋中的“象徵主義”承載了中國人的哲學和思維方式。例如，他注意到經學家往往關聯起“鬼”和 “歸”、 “圓” 與 “元” 等同音字，這種解釋實際上體現出漢語詞匯中概念與形象（concepts⁃images）之間的對應，以及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心理事實和既定習慣。再如，他對於經學家將《詩經》中描寫自然現象的詩歌與君王后妃聯繫起來的做法，看作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中國自古認為人必須與自然規律保持和諧，以達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平衡和協調。這樣一來，經學家注釋裡所隱含的古人思想原則，成為剖窺中國人思想觀念的論據，葛蘭言正是得益於對經學家注釋的理解，寫出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思想史巨著《中國人的思維》（ La pensée chinoise,1934）。3. 葛蘭言“首先考慮的是社會結構”，在所有著述中都表現出了其富有歷史結構主義內核特徵的中國研究，他的着力之處是社會現象的來源和演變過程：民間“聖地”分散的功能是如何集於98

一人的？是什麼樣的封建君主權威替代了民間的土地崇拜？葛氏來華考察時收集了大量報紙文章、風俗小說、戲劇演出和法律文本等中國現代本土資料，從中發現與古代社會事實具有內在聯繫的實例，揭示和闡釋了中國人自古特有的並且延續幾千年的社會習俗和思想觀念體系，把從上古到漢代，甚至到現代，中國人的婚姻制度、神聖觀念等如何與封建社會政治制度、君王的威望權威等問題聯繫和統一起來，連接了上古和歷史時期的“過渡”。因此，葛氏著作沒有以“史”冠名，而是概稱《中國人的宗教》、《中國人的文明》、《中國人的思維》等。但是，在史料使用上，因為葛氏憑“關聯模式（ schème obligé）”一說就快刀斬亂麻地了斷了文獻的可靠性問題，受到不少批評；他的論證過程也往往基於觀念聯想（association d’ idées）方式，也就是作者的淵博學識，在幾個或者更多的神話素材及社會學概念之間的聯想，而非邏輯推演論證某個預設，導致讀者對其中一些推論不敢苟同。實際上，歷史結構主義的思想可以解釋這一質疑。他堅信，這些文獻儘管相隔三、四百年，但其價值相近，因為它們講述的是同一傳說，這些傳說從久遠的過去就被記錄下來，一直支配着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無論如何，這種歷史結構主義式的中國文明史研究，秉持了一種整體觀，不僅涵蓋了對中國人思想意識與社會制度相互影響的關係，還試圖闡釋文學史、社會史、宗教史、制度史等多方面的發生和演變過程，使西方人真正承認且聚焦於中國文明的獨特性和獨立性。這種漢學觀點與當時仍然流行的“中華文明西來說”全然不同。（二）研究思路通觀葛蘭言畢生主要著述，其研究脈絡如下：習俗觀念層面：《中國上古婚俗考》（ Coutumes matrimoniales de la Chine antique , 1912）、《中國古代節慶與歌謠》（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 1919）、《生與死：中國古代的信仰與教義》（ La vie et la mort. Croyances et doctrines de lantiquité chinoise , 1921）、《置嬰於地：古禮與神斷》（ Le dépôt de l’enfant sur le sol, rites anciens et ordalies mythiques , 1922）、《中國人的宗教》（ La Reli⁃gion des Chinois , 1922）、《中國傳統喪禮中的悲哀語》（ Le langage de la douleur, d’ après le rituelfunéraire de la Chine classique , 1922）、《帝王飲：中國君權觀念》（ Le roi boit où l’ idée de majesté enChine , 1928，手稿）、《中國人的思維》（1934）、《帝王飲，妃子笑：中國古代風俗考》（ Le roi boit. Lareine rit. Notes sur le folklore ancien de la Chine , 1952，石泰安整理）。社會制度層面：《中國封建媵婚的古代形式研究》（ La polygynie sororale et le sororat dans laChine féodale , 1920）、《古代中國儀式中的封建家庭研究》（ La famille féodale en Chine étudiée d’après les rituels anciens , 1922～1924，手稿）、《中國古代舞蹈與傳說》（ 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ancienne , 1926）、《中國人的文明》（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La vie publique et la vie privée , 1929）、《中國封建制度》（ La féodalité chinoise , 1936）、《中國古代婚姻類別及親屬關係》（ Catégories mat⁃rimoniales et relations de proximité dans la Chine ancienne , 1939）。1. 葛蘭言認為，雖然“封建君主權威”是最初着手的課題，但“家族制度研究”是洞悉封建君主之間權力競爭的一個良好媒介，因此這兩個課題成為其中國研究的主要目標。但是，涂爾幹社會學相信一種演化論和發生學，即現行形式可能生發於一種低級形式，那麼要追溯封建家庭出現以前的社會情況，就必須拋開官方文獻，從古老的民間歌謠入手。就這樣，中國最古老的詩歌集《詩經》成為葛蘭言漢學研究的起點。 1912 年，葛氏發表了博士論文的前期成果《中國上古婚俗考》，在附論09

《論民間慣俗與貴族禮俗》中闡明了觀點———中國古代社會的習俗同樣具有延續性和演變性，原始信仰或風俗在現代鄉村綿延不絕，甚至在城市中仍遺風盛行。 1919 年，葛氏憑藉博士論文《中國古代節慶與歌謠》和副博士論文《中國封建媵婚的古代形式研究》取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兩篇長文相得益彰，從社會學角度分析了中國古代婚姻俗制發展演變的過程以及與祭祀活動和政治目的之關係：地域共同體內家族間的集體聯姻（一家所有兄弟與另一家所有姐妹）和單偶形式（一夫一妻）並行，與上古低級的農業社會形態相適應，而一夫多配偶制服務於後來的貴族政治結盟和宗廟祭祀；上古村落中男女雙方進行相對直接的溝通，婚姻匹配合乎天時地利，男女分工合作，平等自由；而封建婚姻中男女的交流較少，需要依賴媒介，族內男性之間出現不平等，長男獲得相對於其他男性的權威，對女性單方面專偶的媵婚、妻妾婚隨之出現。2. 《中國人的宗教》是葛蘭言退伍後一系列相關研究的總結，包括《生與死：中國古代的信仰與教義》、《置嬰於地：古禮與神斷》、《中國傳統喪禮中的悲哀語》等關於中國人生死儀式和觀念的論文。在《中國人的宗教》中，葛氏通過對家庭宗教和帝王祭禮的分別研究，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了上古習俗和觀念如何演變為封建貴族的禮法與道德。這些以整體社會事實和總體歷史視野探討中國宗教基礎的論述，使葛蘭言在文字考據和經典翻譯盛行的歐洲漢學界脫穎而出，受到沙畹的極高讚譽。於是，沙畹將巴黎高等實踐研究院“遠東宗教”的教席讓位給葛氏，將較為傳統的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席傳給了馬伯樂（Henri Maspero）。3. 後來，葛蘭言將中國婚姻研究發展為親屬關係研究，成為他的主要學術課題之一。在這項研究中，他以中國的稱謂系統、昭穆制和交表婚特徵對西方的親屬關係研究洪亮地發出了中國文明的聲音。他所撰寫的《中國古代儀式的封建家庭研究》雖未發表，但 1922 ～ 1924 年，他一直在巴黎高等實踐學院就該文研究成果進行授課。葛氏認為，家族宗教和制度首先體現在親屬關係上，他發現，儘管封建婚制以父權式為特徵，但在家庭禮法中仍可見母系制婚姻的遺跡。葛氏將一種歷史結構主義的觀念運用於闡釋中國婚姻家庭史，在去世前一年發表了長達 254 頁的《中國古代婚姻類別及親屬關係》。他認為，中國的父權制與羅馬的家長制不同，中國的家族制度殘存着古老的母系氏族遺俗，這種龐大的家族逐漸縮至父系氏族，而封建制的消失導致了中國家族向羅馬式父權制家族意義上的演變，因此父權制家族是中國家族制度的演變終點而非起點。他在《中國人的文明》中又重申了這點：“中國家庭是一種過渡類型……是父系氏族和純粹的父權家庭的中間位置。”這篇長文對涂爾幹學派基於澳大利亞土著所得出的外婚制、亂倫禁忌、親屬關係等研究有新的延伸和修正，其重要意義“不僅在中國古代宗教與中國古代家族之研究一方面，而且是法國現代社會學派近十年來最重要的一種表現”。 “結構主義人類學之父”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博士論文中用了整整一章來闡釋葛蘭言的親屬關係理論，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進行討論。4. 葛蘭言的神話學代表作《中國古代舞蹈與傳說》全面呈現了對“封建威望”的研究。他使用人類學概念和社會學分析法，從古代傳說和神話碎片裡闡釋出夏、商、周三代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思想觀念的演進情況，給予中國神話學一個全新的視角———於神話中揭示中國封建社會形成史。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探索，顧頡剛、江紹原等人都曾關注該書中對原始宗教儀式的分析，曾留學巴黎的徐旭生和李玄伯所撰寫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和《中國古代社會新研》也受到此作的深刻影響。這本長達 700 多頁的著作通過堯、舜禪讓的故事，洞悉時空秩序與道德準則在新舊政權交替時的重新確立；通過大禹殺防風、黃帝殺蚩尤、夸父及后羿的傳說，推測儀式舞蹈的實質以及君主威望的形成；通過大禹治水、鴟、鼓與冶金者之間的傳說，假想掌握鑄鐵科技的族群如何逐漸掌握政19

權等。葛蘭言把“觀念聯想法”與文獻考據相結合，使這項研究令人嘆為觀止。但也正因於此，漢學界的新舊兩派（文字考據派和考古派）均難以接受這種非實證式的方法，而社會學界又因列維—施特勞斯、杜梅齊爾（Georges Dumézil）等人的學術路徑與葛蘭言一脈相承，往往跳過了這位漢學家的創見與貢獻。從這部作品中，儘管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涂爾幹學派思想對葛蘭言的啟發，但後者以具有獨特性、延續性的中國古代文明為對象，拓展和反哺了法國社會學的視野和理論。自此，葛氏形成了將原始村落和封建城市兩種社會形態，歷史與社會，習俗與禮制對立統一的漢學格局，並集中體現在代表作《中國文明》（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1929）中。5. 葛蘭言以此前所有的研究為基礎，撰寫了一部有別於西方哲學史編纂體系的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國人的思維》，還原了中國思想體系中的基本構成元素，包括空間、時間、數字以及與之相關的學問醫學、天文學、哲學、數學等，將中國人的形象思維、農業思想、文人邏輯、傳統信仰等整合在一起，賦予了結構主義的某些基礎概念。他在短文《生與死》中已經開始注意到數字對於中國人的重要性，又在該書中以 120 頁的篇幅論述年齡、天干地支、五行、八卦、音律、建築比例等關於中國人對數字的象徵觀念和關聯體系，呈現出中國人的特殊思維，成為中國社會的思想基礎和基本結構。該書成為西方瞭解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參考書，俄國戲劇家謝·愛森斯坦（ SergeyEisenstein）曾使用此書中的見解闡釋對梅蘭芳戲曲藝術的理解。三、注重漢學教育葛蘭言對法國漢學的貢獻不僅在於著述本身，還在於他畢生致力於漢學教育，培養漢學後人。1907 年考取教師資格後，葛氏曾在巴斯蒂亞高中、馬賽高中和蒙比利爾高中做歷史教師謀生，不過他在學術上的卓越成績很快得到了高等教育機構的青睞。 1913 年，29 歲的葛蘭言接替沙畹執教巴黎高等實踐學院“遠東宗教”，培養出一批年輕的東方宗教學者，如東南亞宗教專家麥斯特（Édouard Mestre）、日本宗教專家阿格諾埃（Charles Haguenauer）、西藏宗教專家石泰安（Rolf AlfredStein）、道教專家康德謨（Maxime Kaltenmark）夫婦、東南亞研究者 É. P. Maspero（馬伯樂的侄女）等，據《巴黎高等實踐學院學報》的“講座總結”顯示，神話學家杜梅齊爾、社會學家達維（GeorgeDavy）、比較哲學家馬松—烏爾色（Paul Masson⁃Oursel）、漢學家艾田蒲（René Etiemble）以及中國學者李璜、楊堃等也名列註冊課程的名單中。葛蘭言把涂爾幹學派的宗教社會學思想和概念帶入東方宗教研究中，如聖地、威望、親屬關係、交換等，在課上講授了《儀禮》中喪禮、婚禮等在古代中國維持社會秩序、建立家族聯盟的過程和功能，分析文獻編纂的口頭性（如《列子》和《莊子》），闡釋《荊楚歲時記》與《月令》中的習俗和曆法關聯，《山海經》中昆侖的神聖力量，比較《抱樸子》與西藏秘儀的關聯，《淮南子》中的象徵體系等。很多學生都積極參與了文獻的翻譯、彙報和討論。1926 年起，葛蘭言兼授巴黎東方語言學校（現稱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遠東地理、歷史與法制”課程，此外，在北洋政府和法國政府支持下，於 1921 年在巴黎大學與伯希和（ PaulPelliot）等人創辦了巴黎中國學院。結合自己的學習經歷，葛蘭言希望在漢語教學與漢學教育之間建設一個過渡的高校機構，目的是加強多學科的互動滲透，培養綜合型的漢學人才，使之有別於教授傳統漢學方法的法蘭西學院、培養實用外交人才的巴黎東方語言學院和專於遠東宗教領域的巴黎高等實踐學院。漢學研究所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中、法、德、俄、英、日等國，師資力量雄厚，開設了“中國文明史”、“中國文學藝術”、“中國美學”、“中國現當代經濟史”、“中國當代政治史和外交史”、“中國律法”、“中國科學”等課程，與巴斯德學院合作開設醫學衛生方面的課程，並與中央29

研究院、北平漢學研究所等科研機構保持了緊密的合作，為歐洲學生提供來自中國的最新研究和成果。葛蘭言擔任所長期間，親授“中國文明史”課程，還為中國學生開設了博士預科課程，培養了凌純聲等中國學者。學生評價他的課程“艱深又令人振奮”，因為學到了如何深入課題，如何發掘新問題，並且找到適合的研究方法去解決。這種多領域、跨學科的課程設置，對當時法國漢學的整體視野有極為重要的開拓意義。可以說，漢學高等研究所的設立是法國漢學一次轉向的標誌。回顧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名稱，從1814 年到 1966 年一直沿用“韃靼、滿洲和漢語言文學講座”；1967 年，葛蘭言的嫡傳弟子石泰安接掌後易名為“漢語世界研究：制度與觀念”；1975 年，謝和耐（ Jacques Gernet）再次將其更名為“中國社會精神史”，無疑繼承了葛氏中國文明史的研究取向，並且稱讚葛蘭言“是第一個在中國古史研究中，將人類行為和人類心理作為社會事實來研究的人”。雖然葛蘭言從未進入法蘭西學院，卻影響了整整一代歐洲東方學家，其漢學思想和路徑後繼有人。據楊堃記錄，葛氏曾在歐洲各地進行講學：在法國吉美博物館的講座“中國神話學研究”（1921）、“中國祖先和灶神崇拜”（1923）、“古代中國的轉圈舞與雷公節”（1929），在國際綜合研究所的講座“中國人思想中的天與天子”（1936），在挪威奧斯陸比較文化學院關於中國封建制度的系列講座（1936），在英國劍橋大學的講座“中國習俗中的禮物之爭”（1937）等。1933 年至 1936 年還擔任了法國社會學學會（ IFS）主席。四、廣闊的學術視野綜上可見，葛蘭言學術視野廣闊，方法多元，研究涉及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法制學、心理學、文學、數學等多種領域，應得益於其閱讀的豐富和知識的廣博。我們從相關檔案中可見端倪。巴黎高師圖書館的借書記錄顯示，1905～ 1907 兩學年間，葛氏共借閱了 215 部 289 冊書刊，所借書籍語言多樣，包括法語、德語、英語、拉丁語；種類繁多，包括學術期刊（如《兩個世界》、《學者雜誌》、《法國與域外法制史新刊》、《歷史學刊》、《歷史問題學刊》、《巴黎學刊》、《文學歷史批評》等）、高校學報（如《巴黎高等研究院圖書館刊》、《法國銘文和美文學院刊》、《雅典學校和羅馬學校圖書館刊》等）、文學作品（如巴爾扎克小說 22 本、福樓拜通信集等）以及學者文集或博士論文，內容橫跨歷史、法律、地理、植物、宗教、民俗、民族、藝術等領域。法學方面包括呂塞爾《卡佩王朝時期的法國君主專制史》，弗拉什《古代法蘭西的起源》，庫朗日《古代法國政治制度史》、《古代城邦》，莫姆森《論文明民族的古代刑法》等；歷史學方面包括基佐《法國文明史》、《現代歷史進程》，莫諾主編的《日耳曼歷史文獻彙編》，朗格洛瓦的《歷史文獻教程》等；宗教學方面如《宗教史學刊》、吉溫《宗教史導論》、哈里森《古希臘的宗教》；地理學方面如德拉諾伊《土地的形態》，施姆培《生理植物地理學》、《地理年鑑》等；其他還有布仕—勒克萊爾克《希臘天文學》、《上古占卜史》，羅貝爾布朗《希臘神話的閃米特人影響》，莫姆森《雅典城市的節日》，吉洛《上古經濟學》，謬恩茲《文藝復興期間的藝術史》，德尼克《人類民族與種族》等。葛蘭言這樣廣泛且大量的閱讀，與當時備考“大中學歷史地理教師資格證”有關，但也離不開他致力於學術的濃厚興趣和堅定決心。葛蘭言去世後，將私人藏書捐贈給了母校圖書館。從巴黎高師圖書館所提供的清單可以看出，葛氏收藏了大量古代文獻的清代刻本和民國書籍：禮學如《儀禮正義》、《欽定儀禮義疏》、《儀禮注疏校勘記》、《周禮注疏校勘記》、《欽定禮記義疏》、《欽定周官義疏》等；文字學如《廣雅疏證》、《爾雅義疏》、《爾雅正義》；史學如“二十四史”、《春秋繁露》、《新書》、《周書》、《左傳周書校勘記》、39

《毛詩周書校勘記》、《毛詩注疏考證》、《竹書紀年統箋》、《欽定書經傳說匯纂》、《欽定春秋傳說匯纂》、《谷梁公羊校勘記》、《國語附札記、明道本考異》、《戰國策附札記》、《白虎通疏證》等；諸子著述如《論語正義》、《孟子正義》、《孫子》、《墨子》、《管子》、《楊子法言》、《文中子中說》、《文子纘義》、《商君書附考》、《孔子集語》、《孔子家語》、《尸子存疑》、《晏子春秋校勘》、《晏子春秋音義》等；律法文獻如《唐律疏義》、《大清律例匯輯便覽》；文學修辭方面如《佩文韻府》、《韻府拾遺》、《金玉緣》；道家著作如《補注黃帝內經·素問》、《黃帝內經·素問》、《黃帝內經·靈樞》，以及經學叢書《皇清經解》、《皇清經解續編》等。現代書籍分為兩類，一類是留法學者之作，作者大多與葛蘭言有師徒或交往關係，如王力（《老子研究》、《中國文法中的係詞》、《南北朝詩人用韻考》、《類音研究》、《從元音的性質說到中國語的聲調》）、楊堃（《法國民族學遠東之新發展》）、楊成志（《雲南民族調查報告》、《雲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西南民族的研究》、《從西南民族說到獨立羅羅》）、李璜（《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凌純聲、童之弦（《霓裳羽衣》）、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等；其他著作基本與葛氏的研究課題相契合，如中國社會史（郭沫若《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刊物《社會科學研究》、《民族學研究集刊》、《燕京社會學界》、《燕京學報》等）、思想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廖文奎《人生哲學之研究》）、婚姻家庭（黎瀠《家庭問題》，蘇完瓜爾佳籛年《女子家庭模範》、《女兒經》）、戲劇文學（林謙三《隋唐燕樂調研究》、吳梅《曲選》，刊物《戲考》、《文學年報》）、民俗（江紹原《發須爪》，刊物《民俗》）、歷史（胡適《淮南王書》，胡銓《禮記傳》，《滿文書籍聯合目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等。葛蘭言不但關注現代的中國資料，也關注現代的東方。他發表了演講《伊斯蘭教與現代政治》，撰寫了探討中西文化同質與異質的《中國人與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圈內部分歧的《論中日衝突———中國人及其四鄰》，還評論過關於中國外交、民主革命內容的書籍。葛蘭言對現代社會的關注，說明他的中國研究並非局限於古史，他以涂爾幹和莫斯提倡的一種發生學方法，同時關注着社會現象的低級形式和現行形式，相信二者具有共同的本質，以聯繫起所有的相關事實，找到起源和演變的解釋，從而找到中國社會的結構體系。正因於此，葛氏的一些中國學生回國後投入邊疆少數民族調查並成為建立中國民族學的先驅（如楊堃、凌純聲、楊成志等）。五、葛蘭言的學術命運葛蘭言習得古文，卻無法以現代漢語交流，幾乎不與中國學者來往，吳宓和吳文藻都曾吃過他的閉門羹，當時很多中國學者也難以理解和認同他的治學方法。在中國學界，僅李璜、楊堃、王靜如、高名凱等與之有師生之緣的留法學生曾撰文力挺老師。近年來，法國漢學研究頗有聲勢，而這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卻難以被準確理解：中國學界認為他是社會人類學家，西方學界認為他是中國史專家，歐洲漢學界以他不循翻譯和考據的基本路徑，將其擱置在學術史中。回看葛蘭言的求學之路，事實上反映了西方近代學科發展、細化、轉向的過程，新興的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語言學等學科相繼浸潤傳統歷史學，與中國歷史研究的碰觸是 19 世紀西方學術發展與進步之必然，而葛氏始終走在各個學科的邊緣或前沿，難以被各個學科視為正統或主流。早年，葛蘭言帶着一箱《社會學年鑑》（ L’Année sociologiques ）來到中國，又帶着一箱“二十四史”回到法國，法國社會學和中國歷史確實是他的兩大標簽。儘管歷史學是其學術起點，但在巴黎高師的學習過程中，葛氏深感莫諾（Gabriel Monod）的實證主義史學和泰納（H. Adolphe Taine）的新史學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歷史學的方法論困境，故轉身投向探索社會起源、結構和功能的學科；49

同時以中國古史為研究對象，形成了自己的學術特色———以法國社會學開拓了中國古史研究，又反過來以中國的社會事實和文明特性深化了當時一般的社會學理論。另一方面，隨着法國歷史學的轉型，葛蘭言的社會史、心態史研究亦反哺了西方史學，其代表作《中國文明》和《中國人的思維》均參與了拜爾（Henri Berr）發起的“綜合史學”運動，極大地影響了法國年鑑學派的形成。布洛赫的代表作《封建社會》對中世紀的社會結構、集體記憶、貴族制和親屬關係研究中明顯有葛氏的影子，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提出的“長時段”和“總體史”學說，亦可以追溯到葛氏的中國史研究。從此，西方人開始從社會和歷史兩個維度，從整體上和根本上認識這種與歐洲不同的文明存在和人性類型，繼而反思自我。 21 世紀初，巴黎七大成立了葛蘭言中心（Le centre Marcel Granet），目的是於跨學科、跨文化中進行東西方的對話與思考。1936 年，葛蘭言榮獲法國政府頒發的最高榮譽“騎士勳章”，1940 年 11 月被選舉為巴黎高等實踐學院宗教學系的主席。然而不日便傳來噩耗，在離巴黎不遠的索鎮（Sceaux）去世，享年 56 歲。葛蘭言與夫人合葬於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公墓信息稱之為“涂爾幹的學生，莫斯的同事和朋友，將社會學方法引入中國研究的先驅之一”。①參見 Gilles Candar, M. Reberioux, Jaurès et les Intel⁃lectuel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l ’ Atelier / ÉditionsOuvrières, 1994, p. 162；Dossiers aux Archives nationales,Granet,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cote 61/AJ/233 以及巴黎高師 1904 年的入學檔案、法蘭西漢學研究所（ IHEC）保存的葛蘭言檔案資料。②⑥參見 Yves Goudineau, Introduction à la sociologiede Marcel Granet, Thèse de Doctorat, Paris: Universitéde Paris X, 1982, p. 34; p. 19。③參見 Fondation Thiers, Rapport Année 1908⁃1909,Annuaire 1910, p. 14。④參見 Dossiers aux Archives nationales, cote 61/AJ/17⁃61/AJ/18。⑤參見 Dossiers aux Archives nationales, Avis de la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cote AJ/16/2902 ; Stage pédagogique Réglementation Année 1905⁃1906, cote 61/AJ/176。⑦關於沙畹對葛蘭言的學術影響，參見盧夢雅：《葛蘭言對沙畹的批判與繼承》，上海：《文匯學人》，第358 期（2018 年 9 月 7 日）。⑧ Louis Gernet, “ notice nécrologique” , Bulletin desélèves et anciens élèves de l’ENS, 1940.⑨“La Mutinerie du 29 Février 1912 à Pékin vue parMarcel Granet, Introduction et notes de MarianneBastid” , Études chinoises, vol. VI, n° 1 (1987), p. 94⁃123; p. 105.⑩參見 Gilles Candar, M. Reberioux, Jaurès et les intel⁃lectuels, p. 162。參見法蘭西漢學研究所（ IHEC）保存的葛蘭言檔案資料。參見 Édouard Mestre, Marcel Granet (1884⁃1940),“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Section des sciencesreligieuses. Annuaire 1940⁃1941 et 1941⁃1942” , 1939,pp. 39⁃43 以及 Yves Goudineau, “ Une vérificationexpérimentale dans la Chine de 1912 ” , Gradhiva,14, 1993。春水之畔，男女歡歌，互訴情愛，以蘭為憑，締結良緣（《詩經·溱洧》）；鄭文公之妾夢見祖先賜蘭，後生穆公，名之曰蘭（《左傳·宣公三年》）等。中文名“葛蘭言”為其本人所譯，參見楊堃：《民族學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年，第 99 頁注釋 40。參見 Édouard Chavannes, “ Appendice II”, in Taichan, Paris: Ernest Leroux, 1898; “Le Dieu du sol dans laChine antique”, in Tai chan, Paris: Ernest Leroux, 1910。Marcel Granet, “Programme d’ études sur lanciennereligion chinoise” , in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Paris: Ernest Leroux, 1914, p. 2.59

Marcel Granet,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Chine, Paris: Albin Michel, 1982, p. 29.參見梅耶：《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岑麒祥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 年。Marcel Granet, “Coutumes matrimoniales de la Chineantique”, Leyde: Toung⁃pao, vol. 13 (1912), p. 524.參見 Marcel Granet,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la Chine, Paris: Albin Michel, 1982。Marcel Granet, “Quelques particularités de la langueet de la pensée chinoises” , 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France et de l’étranger, mars⁃avril 1920, p. 113.Marcel Granet, La féodalité chinoise, Oslo: Institutpour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Civilisations, 1952, p. 15;p. 2.楊堃曾為葛蘭言發聲，認為應當將其作譯為《中國宗教史概論》、《中國古代社會史》、《中國思想史》和《中國封建制度史》。參見楊堃：《葛蘭言研究導論（下）》，北平：《社會科學季刊》，第 2 卷第 1 期。批評主要來自於高本漢（B. Karlgren）。例如葛蘭言在描述共工等被放逐之神時將《書經》和《神異經》一起使用；甚至將《書經》與《竹書紀年》的現代注釋，或者《列女傳》、《史記》並置，以講述舜的妻子，或者《述異記》和《國語》，《拾遺記》和《左傳》，甚至用《拾遺記》來解釋《史記》。參見 Rémi Mathieu, “ Préface” , in Danses et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 1994, p. XV; p. XIX。後被挪威比較文化學院（ Institut pour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Civilisations）整理並出版。參見 Annales sociologiques, collection de l’ Annéesociologique, série B, Paris: Librairie Félix Alcan, 1939。參見 Dossiers aux Archives Nationales, Missions del’ Instruction publique, cote F/17/17272。Marcel Granet,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p. 368.楊堃：《葛蘭言研究導論（下）》。參見 Claude Lévi⁃Strauss, 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de la Parenté, “Théorie de Granet” , Berlin &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2002, pp. 358⁃453。參見李璜：《古中國的跳舞與神秘故事》，上海：中華書局，1933 年，第 7 頁；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年，第 2 頁。參見 Katerina Clark, Moscow, the Fourth Rome: Stal⁃inism,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SovietCulture, 1931⁃1941,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p. 201⁃209。1931 年之後，麥斯特、阿格諾埃也開始在“遠東宗教”講席名下單獨開設講座，麥斯特還擔任過北平中法研究所的行政秘書。參見 Marcel Granet, “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 Rapports annuels”,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Paris, 1932, pp. 514⁃517。參見 Édouard Mestre, “Marcel Granet (1884⁃1940)”,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Section des sciencesreligieuses. Annuaire 1940⁃1941 et 1941⁃1942, p. 42。Yves Goudineau, “Marcel Granet devant la Chine etla sinologie: entretien avec Jacques Gernet” , Préfaces:les idées et les sciences dans la bibliographie de laFrance, n°7, 1991.借書記錄由巴黎高師圖書館 Sandrine Iraci 女士提供，參見盧夢雅：《葛蘭言的漢學發生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181～210 頁。感謝巴黎高師圖書館文獻資源部主任 Lucie Fléjou先生提供該資料，據稱，葛蘭言的四百餘本私人藏書已在 1975 年編目併入學校圖書館。原文為手寫稿，書目均為筆者根據注音譯出，此處略去版本信息。參見盧夢雅：《葛蘭言的漢學發生研究》，第 165 ～180 頁。參見李孝遷：《葛蘭言在民國學界的反響》，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0 年第 4 期。參見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信息 http://www.landruci⁃metieres.fr/spip/spip.php? article2415。作者簡介：盧夢雅，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濟南　 250100［責任編輯　陳志雄］69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胡適禪宗史研究與法國漢學王學進［提　要］　 20 世紀初期，敦煌文書的發現對中國乃至世界均具有極重要的學術價值。胡適禪宗史研究正是此“新潮流”下之“預流”。為研究禪宗史之需，胡適赴巴黎和倫敦等地查閱敦煌佛教史料，與伯希和、高本漢等保持密切往來和交流探討，是最早利用敦煌文獻的中國學者之一。胡適吸收借鑒了法國漢學研究成果，不僅研究方法與法國漢學相似，甚至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亦與伯希和觀點一致。探討和考察胡適禪宗史研究與法國漢學之間的聯繫，有助於認識和理解胡適及其學術思想，管窺中國近代學術轉型與生成的內外因素。［關鍵詞］　胡適　禪宗史　法國漢學　伯希和［中圖分類號］　 K26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097 ⁃ 0920 世紀初期，敦煌文書的發現極大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在此交流和互動過程中，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尤其是法國漢學對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從羅振玉、董康、王國維，到胡適、傅斯年、陳垣、陳寅恪，以及馮承鈞、王靜如、王重民等，中國幾代學者與伯希和（Paul Pelliot）相知交，並受其影響。胡適是圍繞敦煌文獻中外學界交往中的一員，其禪宗史研究資料主要來源於敦煌文獻，是最早利用敦煌文獻的中國學者之一。 1926 年 8 月，胡適利用赴歐洲參加庚款會議之機，順道去查閱藏於巴黎和倫敦的敦煌文獻。胡適在旅歐期間，除了參加庚款會議和必要的應酬之外，大多數時間往返於倫敦和巴黎兩地，查閱藏於大英博物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卷子，直到 12 月底離開英國，轉赴美國。在此之前，胡適關於禪宗史研究的文章僅有《從譯本裡研究佛教的禪法》和未完成的《禪宗史草稿》。在研究方法上，他試圖從佛教早期經典入手，探討古代印度佛教的禪法，屬於傳統注疏式理解方式。在查閱敦煌文獻之後，胡適禪宗史研究論著蜂擁而出，如《菩提達摩考》、《禪學古史考》、《菏澤大師神會傳》、《神會和尚遺集》、《〈壇經〉考》、《〈四十二章經〉考》、《楞伽宗考》等。研究方法與前期迥異，主要集中在對佛教初期史實考證，鮮有涉及佛教義理方面。學界對胡適與國際漢學界的交往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對認識和瞭解胡適與法國漢學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幫助。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胡適禪宗史研究與法國漢學在方法上的聯繫，特別是他們對胡適禪宗史研究的具體影響，進而窺探在西學東漸背景下，中國近代學術轉型與生成的內外因素。79

一、“歷史的觀念”和“科學方法”法國漢學對中國近代學術的影響主要在方法論層面，這是對中國學者觸動最大的地方。敦煌文獻發現後引起國內學者對法國漢學，尤其是對伯希和的關注。當時有人提醒留意法國漢學的研究方法，“我們所要留意的，在他們成績之外，固然特別在他們對於中國學術的治學方法”。②傅斯年稱伯希和是“全世界治漢學者奉為祭酒者”，提醒人們學習漢學的研究方法。③王靜如認為法國漢學之所以取得驚人成績，並對中國產生重要影響，“一半固起於法國學界的提倡與個人的努力，而他半則為治漢學方法之精進”，希望中國學者“儘量採法國漢學的方法及其優點以董理國學、史學”。④19 世紀被稱為歐洲的“科學時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促進了科學理論與方法的提出，並被廣泛應用到人文社科領域。其中，最典型的孔德的實證主義，把科學引入到哲學研究，並影響了歷史學等其他學科。科學與實證相結合產生了所謂的“歷史主義”，“歷史主義認為人性和理性的形成都離不開特定的時空和具體歷史環境，它關注事物生成的歷史連續性，並將它當作個體，注意闡述其特殊價值”。⑤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生活在 19 世紀中後期，正是科學主義和歷史主義盛行之時，他將當時流行的科學主義和歷史主義引入到漢學研究，使漢學走上了科學研究的道路，被譽為“第一個真正走上科學道路”的漢學家。⑥從沙畹、伯希和等人的研究來看，這種科學主義和歷史主義思想在法國漢學研究中具有非常明顯的體現，他們運用科學實證方法，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兩方面入手研究中國，探尋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軌跡和歷史進程。如馬伯樂（Henri Maspero）在《漢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考證》中，根據中國古代文獻記載，按照時間順序，從最早記載漢明帝感夢的《四十二章經》開始，到《牟子理惑論》、《吳書》、《化胡經》、《後漢書》，再到《出三藏記集》、《高僧傳》、《洛陽伽藍記》，以及《水經注》、《魏書》等，通過對各歷史時期關於漢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蹟的記載及變化，闡述漢明帝感夢遣使求經傳說故事的來源與發展演變的過程。他認為：“《四十二章經序》在感夢與遣使方面，為諸文共同之源，《牟子》則為圖像及起白馬寺二事之源。”此後其他經文陸續增益，使故事越來越完整，情節越來越豐富。 “佛教輸入中國之傳說，完全根據二世紀末年之若干信教故事，雖經正史所採錄，然不能掩蓋其來源之薄弱也”。⑦沙畹和伯希和在《摩尼教流行中國考》中，“將所輯中國史料次第列述”，從最早記載摩尼教的《西域記》開始，到《佛祖統記》、《冊府元龜》、《太平寰宇記》、《唐會要》、《全唐文》、《舊唐書》等，通過各時期的文獻記載闡述摩尼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過程。⑧這種研究方法對胡適的小說史和禪宗史研究，乃至顧頡剛的“層累說”均產生了深刻影響。法國著名語言學家梅耶（Antoine Meillet）認為比較方法有兩大目標：“一種是從比較中揭示普遍的規律，一種是從比較中找出歷史的情況”。⑨將胡適與沙畹、伯希和、馬伯樂等對佛教初期歷史的考證文章相比較，可以發現他們在研究方法，甚至寫作風格上的相似性。胡適對菩提達摩的考證亦是按照時間順序，從最早記載菩提達摩的《洛陽伽藍記》開始，到《續高僧傳》、《楞伽師資記》、《歷代法寶記》、《舊唐書》，再到《景德傳燈錄》、《聯燈會要》等，梳理考證菩提達摩傳說故事的來源和發展演變過程。他指出時間愈後，菩提達摩的事蹟愈豐富，記載愈詳細，禪法愈深奧玄妙。 “這一件事的演變可以表示菩提達摩的傳說如何逐漸加詳，逐漸由唐初的樸素的史跡變成宋代的荒誕的神話。傳說如同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住史學方法的日光，一照便銷溶淨盡了。”⑩所謂“史學方法的日光”，即運用歷史演進的方法追溯事物的來源和發展演變過程，有時又稱“歷史的觀念”、“歷史的態度”等，與法國漢學的研究方法如出一轍。胡適在整理國故中提倡用“歷89

史的觀念”和“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具體表現在對《水滸傳》、《紅樓夢》等小說史和佛教禪宗史的整理與研究。 “歷史的觀念”和“科學方法”表面看來自美國，究其根源仍源自歐洲。 18 ～ 19 世紀，隨着歐洲科學的發展，自然科學理論向人文科學領域擴散，極大地促進了人文學科的發展。流行美國的實驗主義、科學史學及新史學等，均與之密切相關。胡適留美期間，正是這些方法在哲學和歷史學科中應用和成熟時期，他提倡的“科學方法”融合了杜威的實驗主義和中國傳統考據學方法。杜威的實驗主義思想來自於孔德的實證主義，而中國傳統考據學與西方實證主義亦存在共通之處。法國漢學對佛教經典和神話傳說故事的考證，以追求事物的客觀真實性為目標。戴密微（PaulDemiéville）指出：“有關中國佛教的起源問題，馬伯樂首先要以其慣有的辛勤勞動，而首先履行其除魔的角色，將已被接受的傳說還給傳統”。胡適強調整理國故是“以漢還漢”、“以宋還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其對菩提達摩傳說故事的考證，基本上把神話的還給了“神話”，傳說的還給了“傳說”，把菩提達摩還原為普通歷史人物。胡適對佛教神話傳說故事和疑偽經的質疑與考證，與法國漢學對佛教經典和神話傳說故事的考證存在某種思想上的聯繫，這是科學和科學思想與方法在世界傳播和發展的共同體現。《漢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考證》和《摩尼教流行中國考》分別發表於《遠東法國學校校刊》（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10）和《亞洲報》（ Journal Asiatique, 1911⁃1913），胡適的《菩提達摩考》是否參考了他們的文章，我們不得而知。 1923 年 1 月，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提醒人們借鑒西方漢學方法研究國學問題，不僅《國學季刊》刊載大量對法國漢學作品的譯介，胡適本人已與伯希和等建立了密切的私人聯繫。《菩提達摩考》作於 1927 年，此時胡適對法國漢學已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另外，伯希和在《六朝同唐代的幾個藝術家》（1923 年）中，同樣採用此種方法，通過對王昭君傳說故事來源的考察，追溯王昭君如何從歷史記載到民間傳說故事的演變過程。他認為中國史籍中關於王昭君的記載具有很大的猜測成分和文學加工手段，實際上許多“是子虛烏有的”。胡適在巴黎圖書館查閱敦煌卷子期間，伯希和曾將該書送給他，從《菩提達摩考》中可以看出其對伯希和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鑒，這是胡適受法國漢學影響最直接的表現。二、文獻學和考古學方法沙畹、伯希和等人的漢學研究主要是利用文獻學和考古學方法，根據中國古代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梳理考證中國古代社會和歷史沿革變遷。如《魏略·西戎傳》、《宋雲行紀箋注》、《大月氏都城考》、《中國乾漆造像考》、《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等。伯希和漢學研究的優勢是對中國文獻史籍的掌握，不僅是敦煌文獻資料，還有敦煌文獻之外的中國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文獻資料。戴密微稱伯希和是“天才的文獻學家”，“他對一大堆確實令人望而生畏的文獻運用自如，深邃的學問使他對於有關中國、印度支那、印度的地理和歷史的所有出版物均了如指掌”。文獻學方法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伯希和依靠對中國歷史文獻資料的掌握，熟練運用各種文獻資料，旁徵博引，勾勒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線索，考證事物的來源和發展演變過程。文獻學在中國起源甚早，我國雖無文獻學之名，而具文獻學之實。如古代的校讎學和目錄學，實際上可看作是文獻學的前身。著名文獻學家張舜徽指出：“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於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學者，在過去稱之為校讎學家。所以校讎學無異成了文獻學的別名”。文獻學方法是在文獻整理和研究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方法，包括目錄編審、版本鑒別、文字校勘和考99

證真偽等，其中，目錄是文獻學的最重要部分，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目錄學，將其視為治學的方法與門徑。伯希和重視目錄的作用，其漢學研究的最大優勢是對中國歷史文獻目錄的掌握。目錄學在歷史研究中具有獨特的作用，可以用來考證古書之真偽，進而為考證古史服務。胡適與梁啟超、湯用彤等關於《四十二章經》真偽問題的討論，就是運用目錄學方法，根據《出三藏記集》和《安錄》等早期佛教文獻目錄，判斷《四十二章經》的真偽。梁啟超根據僧祐《出三藏記集》所載：“舊錄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師所撰錄，闕此經”，以道安之廣博，“雖疑偽之經，猶不闕遺”，推斷“此書必為中國人作而非譯自印度，作者必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過吳，最晚不過東晉”。胡適和湯用彤認為僧祐的《出三藏記集》是現存最早的經錄，《四十二章經》已見錄其中，而“安法師所撰錄闕此經”，是因為道安遺漏了此經。由於佛經目錄在中國目錄學中最為完備，根據佛經目錄可以推斷佛經的傳譯年代，為判斷佛經真偽提供參考。雖然我們無法判斷胡適以目錄學方法考證佛經真偽問題是受中國傳統目錄學影響，還是受法國漢學的影響，但他很可能通過伯希和在文獻目錄上的幫助，按圖索驥，尋找自己所需要的材料。胡適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對禪宗史的整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用西方理論和方法整理中國佛教史籍。文獻學中的目錄、版本和校勘本身包含了辨偽和考證部分，它以實事求是為原則，以追求事物的客觀真實性為目標，在這一方面中外是一致的。胡適在禪宗史研究中特別注重史料的審查和辨偽，認為研究中國早期禪宗史應用敦煌佛教早期史料，而非唐以後被篡改的史料，這也是他赴歐洲查閱敦煌文獻的主要原因。在版本問題上，他強調“以古為尚”，用敦煌寫本校勘後期版本，論證後期禪宗史的作偽。如《〈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壇經〉考之二：跋日本京都堀川興聖寺藏北宋惠昕本〈壇經〉影印本》、《跋〈神會語錄〉第一殘卷》、《跋〈南宗定是非論〉殘卷》、《跋〈神會語錄〉第三殘卷》等，均是利用版本和校勘方法，考證《壇經》、《神會語錄》、《曹溪大師別傳》等的來源和真偽，認為《壇經》是神會偽作，其他諸如《曹溪大師別傳》、《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都是經過了後來和尚的竄改和偽造。由於版本考證以研究版本的淵源流變為目標，通過版本校勘可以瞭解一定時期內的社會思想文化特點，從而為研究佛教早期歷史提供參考和佐證。考古學是近代西方興起的新興學科，法國漢學的考古學方法對羅振玉、王國維、胡適，乃至中國近代考古學均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和伯希和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探險和考古發掘，為漢學研究蒐集了大量珍貴的中國文物和文獻資料，對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歷史具有重要意義。斯坦因將中亞考古資料，尤其是敦煌漢文寫本部分交給沙畹整理，為其漢學研究提供了極大地便利。其中，碑銘石刻作為考古資料受到漢學家的重視。金石碑刻在歷史研究中具有重要輔助作用，可彌補正史記載不足。沙畹最早在漢學研究中利用金石碑刻資料，馬伯樂稱：“他是第一個聯想到，完全如同在西方一樣，對古文物和碑銘的研究，可以有益地補充對史學文獻的研究，並為我們提供成千種被作家們忽略的信息。沙畹從他在中國第一次居住時期起，便蒐集了一整套碑銘拓片。他後來發現了一部使他獲得首次成功的《漢代石刻錄》”。馬伯樂則根據金石資料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對於古代，金石銘文至少提供了某些原始資料：卜辭、宗教禮儀、法律或行政文書。這就是它們能向我們提供的一切，以補充一種仔細的查閱，便可以從經典文獻中揭示出來的實證性稀見資料”，他“善於根據古代金石文，從經濟觀點上去考慮，描繪中國封建制度的景象”。胡適在禪宗史研究中十分重視利用金石碑刻資料，曾作有《佛道兩教碑目》，《金石錄》幾乎是其隨身攜帶的參考資料。胡適利用金石碑刻史料考證禪宗的傳法系譜，根據《白氏文集》中《傳法001

堂碑》的記載考察唐中期的禪宗傳法系譜，認為“白碑甚精確，所記惟寬的‘心要’四項，正合道一的學說”，碑中所記載的“五十代說”與其他諸家不同，“此說可算是八九世紀之間的一種說法”。胡適與單不庵關於《傳法堂碑》的校勘和討論，由瞿氏本《白氏文集》到日本翻宋本（《四部叢刊》本），再明刻本《文苑英華》，並擴大到《全唐文》、《唐文萃》、《金石萃編續編》、《佛教史跡》等，充分利用金石碑銘資料研究禪宗史問題，以致他在致單不庵的信中感慨：“為了這一篇碑文，你和我竟費了這許多精力，還不能得完全滿意。史料之難用，近古正未必易於上古也。”胡適禪宗史研究早期的兩篇重要論著《楞伽宗考》和《菏澤大師神會傳》，利用了《大通禪師碑》、《大鑒禪師碑》、《六祖能禪師碑銘》、《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塔銘》、《興福寺大義禪師碑銘》、《大證禪師碑》、《大照禪師碑》、《嵩嶽寺碑》等碑銘石刻資料，將碑銘與佛教典籍及其他相關史籍記載相參證，考證和補充禪宗在中國的歷史沿革變遷，特別神秀、慧能、神會的法統、教義及歷史地位與作用等。胡適重視《全唐文》、《金石萃編》等金石碑刻資料的運用，據其自稱：“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讀了六朝唐人的無數和尚碑傳”。金石學被視為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它以金石碑刻為研究對象，具有考訂古史訛誤的作用。法國漢學對碑銘資料的重視和使用是近代考古學發展的結果，但伯希和對碑銘史料的重視和運用是否受到中國金石學的影響？以其對中國目錄學的掌握，應對歐陽修、趙明誠、錢大昕等人的金石學及金石考史情況有所瞭解。胡適重視和使用碑銘資料既有中國傳統金石學的影響，同時也可能受到伯希和等法國漢學的啟發和影響。此外，如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及對西域史地的考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法國漢學影響，將文獻學和考古學方法相結合。其《摩尼教流入中國考》受伯希和的啟發和影響，並以沈曾植所藏俄人拉特祿夫《蒙古圖志》等資料進一步補充校正。對此，伯希和曾稱：“王國維君在一九二一年發表的，他的研究蓋以沙畹同我發表的成績為依據。”三、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濫觴於 19 世紀初，由英國東方學家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奠基，經德國的葆樸（Franz Bopp）、格里木（ Jacob Ludwig Carl Grimm）等日臻成熟。它不僅推動了語言學的發展，使語言學走上科學道路，同時也為哲學、歷史學等學科提供了理論借鑒。 20 世紀早期，以法國漢學為媒介，由王國維、胡適等譯介，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傳入中國，並對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以歷史比較法為基礎，研究語言的親屬關係，通過對語音和語義的比較，尋找共同語及語言的演變規律。格里木指出語言具有“民族歷史碑銘”的作用，語言的發展往往反映出社會經濟、文化和風俗習慣等，通過研究語言的歷史發展演變，可以達到闡明歷史的目的。沙畹、伯希和等將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引入漢學研究，發揮了以語言研究闡釋歷史的功能。歷史文獻是歷史語言學的基礎，中亞考古，尤其是敦煌文獻中的梵、藏、漢、土、巴等語言資料為法國漢學研究提供了便利。法國漢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敦煌文獻資料，運用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通過考察文獻中的外來詞匯與中國原有詞匯在語音和語意之間的聯繫，推斷考證中國古代歷史地理和社會風貌。伯希和精通多種語言，對中國古代及中亞和南亞地區的文獻了如指掌，能夠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各種語言進行比較，考察語言之間的相互聯繫。如他在《交廣印度兩道考》中，通過對支那101

（Cian）、日南（Nit⁃nam、Sinae）、滇國（Dien、Chan）和秦（China）之間的對音比較，考證“支那”名稱的起源問題，認為“支那一名發源於最初秦國之說，在音韻及地理方面皆得其解，而於歷史亦能相符，復由中國譯人採用”。此外，如《突厥語與蒙古語中之驛站》、《〈彌爛陀問經〉漢譯本中的專用名詞》、《藏文名詞中的幾個漢文對音》等，無不如此。中國古代在與印度、安南，以及中亞和西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往過程中發生語言、詞語互相借用和輸入等情況，尤其佛教傳入中國，在佛經翻譯中保留了大量梵語、粟特語、吐火羅語等，利用歷史語言學方法，根據梵語等的譯音考證古代漢字的讀音，或根據古代漢字的讀音考證梵語等的讀音，可以解決佛教中的一些疑難問題。胡適對歷史語言學方法的接觸和瞭解較早，在北京大學期間曾為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擔任翻譯，跟其學習梵語。 1922 年 4 月，鋼和泰在《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中，試圖將漢語與梵語及印歐語相比較，尋找兩者之間的聯繫，並介紹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呼籲中國學者注意古代漢譯梵文書籍。 “我很盼望中國學者將來能注重這一類的古音材料，把這些古譯音研究出來，不但中國音韻沿革可以得許多旁證，歐洲研究印度史和中亞史的學者，也可以得益不少了。”胡適將該文譯成中文發表於《國學季刊》創刊號上，引起了中國學者對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的關注和討論。高本漢是歷史語言學方法的集大成者，他從漢語方言入手，構擬中國古音系統，繼而考訂中國古書和古史。高本漢將對中國古音的研究用於考證《左傳》真偽使胡適深受啟發。他指出中國學者研究音韻學，“自陳第、顧武以至章炳麟，都只在故紙堆裡尋線索，故勞力多而成功少”，高本漢研究中國音韻學，“充分地參考各地的方言，從吳語閩語粵語以至於日本、安南所保存的中國古音，故他的《中文解析字典》詳列每一字的古今音讀，可算是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開後來無窮學者的新門徑”。他發現高本漢的研究與自己早前發表的《爾汝篇》和《吾我篇》十分相似，不僅研究方法和材料相同，甚至結論也幾乎完全一致。他提醒人們注意這種方法，因文法與時代和地域相關，隨時代和地域變化而變化。此後，胡適專門研究古音韻的《入聲考》便是受高本漢的影響。然而文章初稿寫定後，他又收到了高本漢寄來的《中國古音問題》，發現兩人在研究中國古音問題上竟不謀而合。受法國漢學的影響，胡適將歷史語言學方法用於佛教史研究，考證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和路線問題。如他在《〈四十二章經〉考》中，以及與陳垣關於“佛”、“浮屠”、“浮圖”、“桑門”、“沙門”的討論，就是運用歷史語言學方法，根據佛教語言詞匯的語音和語意演變關係判定佛經翻譯的早晚和真偽，從而為判定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和線路提供依據。胡適認為漢末的牟子博已經使用“佛”、“佛道”、“佛教”等名詞，“大概浮屠與浮圖都是初期的譯名，因為早出，故教外人多沿用此稱。但初譯之諸名，浮屠，浮圖，復豆都不如‘佛陀’之名。 ‘佛’字古音讀 but，譯音最近原音；況且‘佛’字可單用，因為佛字已成有音無義之字，最適合做一個新教之名；而‘浮’‘復’等字皆有通行之本義，皆不可單行，‘浮家’‘浮道’亦不免混淆。故諸譯名之中，佛陀最合於‘適者生存’的條件，其戰勝舊譯絕非無故”。他指出應使用歷史演變的方法來考察這些詞語的變化，“凡一名詞之成立，非短時期所能做到”，“‘佛’之名稱成立於後漢譯經漸多信徒漸眾的時期”，“浮屠、浮圖之稱漸漸成為教外人相沿稱呼佛教與佛之名，後來輾轉演變，浮圖等名漸失其本義而變成佛教塔寺之名”。從語音、詞匯和形態方面進行比較以確立語言的親屬關係是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基本方法，即梅耶所稱確定“共同語”的三個系統。由於語言的發展和演變與其所在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環境相關，能夠反映特定時代和地域關係，而語音和語意的對應是證明語言同源關係的直接證據。在早201

期佛經翻譯中使用了許多對音，通過對佛教早期語言的語音和語意的比較，可以為判定《四十二章經》的來源和譯出年代提供依據。繼胡適之後，季羨林和周一良亦使用歷史語言學方法探討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和線路問題，尤其是季羨林的《浮屠與佛》、《再談“浮屠”與“佛”》進一步補充論證了胡適的觀點。陳寅恪和湯用彤亦將歷史語言學方法用於佛教史研究。早在 1923 年，陳寅恪就提出將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用於漢藏語系比較研究，認為藏文與中文係同一系文字，就像梵文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同屬一系。後來他在《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中再次提出把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用於漢藏語系研究，將西夏文、藏文和漢文相比較，推斷該經題的來源。歷史語言學方法作為一種輔助方法，在佛教史研究中發揮了獨特優勢，起到他山之石的效果。此外，胡適還將歷史語言學方法用於考察佛教與中國文學之間的關係，探討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及中國俗文學的起源問題。他指出：“凡一個宗教之流行，其最通俗的迷信之普及必早於其文學體裁之影響”，“我近來研究敦煌寫本，得了二大教訓：一、佛家之通俗文學起來甚晚，遠不如我們向來揣測之早”；“二、敦煌卷中之‘非宗教的’俗文學，或全是散文，或全是韻文，無有散文與韻文參互，如《維摩唱文》或後世彈詞的。我以為中國古來自有說故事的一線遺風，其散文的，直追《列仙傳》一類故事；其韻文的，直回到《焦仲卿妻》、《木蘭辭》之類。至唐以後，受了佛家唱文的影響，始漸用散韻參合之體耳”。他認為唐代小說“皆屬於舊有之全散文或全韻文的體裁”，“除非我們能切實證明佛教之俗文遠在唐以前，我們不能說中國沒有一線相傳的故事”。因語言與特定的民族和時空相關聯，通過對歷史語言的考察可以瞭解一定時期內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情況。陳寅恪認為比較研究方法“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像把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國文學上的影響及演變等問題，互相比較，方符合比較研究之真諦”，一定程度上呼應了胡適的研究。胡適晚年在《口述自傳》中稱：“我因掌握了以中國文法與外語文法作比較研究的知識而受到實惠”，“須知文法和語言文字本身一樣都是隨時間和空間變遷的。一個研究者要注意到他的研究對象上歷史和地理的因素，經過數千年演變，各地區各時代方言的文法可能皆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論”。他因受《馬氏文通》的影響，“知道先歸納相似的例句，分析比較，然後再求其概括性的結論”。《爾汝篇》、《吾我篇》就是如此，說明了他“對時代變遷所影響的語言和文法上的研究興趣”。從胡適早期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從《詩經》、《爾雅》、《方言》等入手探討中國古代的語音和語義問題，屬於中國傳統小學方法，是同種語言之間的比較，側重於對語言內部結構進行分析，與高本漢的研究方法相近。文獻學、考古學和歷史語言學方法等是興起於西方的社會科學方法，隨近代中西聯繫和交流的加強，這些方法傳入中國，並對中國近代學術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研究方法在某種程度上與西方社會科學方法存在一定相似性，如校讎學與文獻學，金石學與考古學，以及小學與歷史比較語言學等。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指出：“須知東西的學術思想的互相印證，互相發明，至多不過可以見得人類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異的境地時勢，便會產出大同小異的思想學派。”他認為在治學方法上，“東西雙方原是一致的”。胡適稱在中國傳統考據學與西方科學方法之間找到了契合之處，發現科學方法在精神和本質上中外是相通的。由於這些共通性，我們很難具體區分胡適禪宗史研究哪些是受中國傳統方法的影響，哪些是受法國漢學研究的影響。方法無國界，準確來說，應是胡適在中國傳統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吸收借鑒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形成了獨具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301

餘　論胡適不僅吸收借鑒了法國漢學研究方法，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亦與伯希和觀點一致。如伯希和對菩提達摩神話傳說故事的考證，幾乎被胡適悉數採納。一向對佛教經典和歷史持懷疑態度的胡適，在《四十二章經》和《牟子理惑論》真偽問題上信以為真，很可能是受伯希和的影響。另外，在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和路線問題上胡適亦受到伯希和的影響。伯希和認為佛教傳入中國除了陸路之外，可能還會經由海道。胡適則提出了海路猜想，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並非西域一途，很可能還由海路經交趾進入中國南部，由南向北傳播。後來考古發現進一步證實了伯希和、胡適等人的海路傳播觀點。法國漢學側重於佛教的歷史沿革變遷，而非教理和教義。有學者將近代西方的佛教研究稱之為“世俗的”學術研究，與中國傳統佛教研究追求宗教解脫的信仰主義不同，中國傳統的佛教研究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代西方的佛教研究多是從外部觀察，受到“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的限制。所以，從 19 世紀晚期到 20 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伯希和、馬伯樂等對佛教神話傳說故事的考證具有祛魅性質，即祛除佛教的神秘性和神聖性，回歸歷史真實。胡適禪宗史研究同樣如此，甚至還有更深遠的考慮。胡適禪宗史研究是整理國故的一部分，整理國故是新文化運動的環節之一，故其研究的目的和意圖並不在佛教，而在新文化，試圖通過對佛教歷史的質疑和批判，使人們走出對神佛的迷信和崇拜，回歸理性和科學，求助於西方科學，而非東方神佛。胡適禪宗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佛教早期史料的蒐集、整理和考辨，側重於佛教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而缺乏對佛教教理和內容的理解。這種從外部觀察佛教，而非從內部理解的研究方式，與中國傳統佛教研究注重參悟的方式不同，以至遭到諸多批評，如湯用彤、梁漱溟、錢穆等。胡適由早期從佛教經典入手到轉向對佛教歷史的考證，與法國漢學的影響不無關係。漢學研究對中國的影響並不在內容或思想的深刻性方面，而在方法論上提供了新的借鑒理論和方法。就此而言，胡適禪宗史研究的意義並不在內容或思想的深刻性方面，而在方法論上的示範和指導意義，也即余英時所稱的“新典範”。胡適禪宗史研究開創了新的研究模式，對推動佛教研究乃至中國近代學術研究由傳統向現代過渡和轉變起到重要作用。陳寅恪在為陳垣《敦煌劫餘錄》所作序言中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胡適禪宗史研究正是此“新潮流”下之“預流”。由於敦煌文獻以佛教寫本為主，其發現引起了世界學者對佛教問題的關注。為研究禪宗史之需，胡適赴巴黎、倫敦和日本等地搜求敦煌佛教早期史料，與當時頗負國際聲望的漢學家伯希和、高本漢等保持密切的往來和交流探討，為其禪宗史研究打開了廣闊的國際視野。胡適禪宗史研究主要得益於新發現的敦煌文獻資料，並吸收和借鑒了法國漢學研究成果，以新材料和新方法研究禪宗史是其取得成功的關鍵。①桑兵的《伯希和與近代中國學術界》（北京：《歷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和《胡適與國際漢學界》（北京：《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系統梳理了伯希和與中國近代學術界，以及胡適與國際漢學界的交401

往情況，指出伯希和與中國學者的交往，對推動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胡適與國際漢學界的交往和見識彌補了其在學術上的不足。歐陽哲生的《胡適與五四時期中西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漢學》，2019 年第 3 期）梳理了 1917 ～ 1926 年間胡適與西方政學界人士尤其是西方漢學家的交往和互動情況。②幼椿：《法國支那學小史》，李孝遷編：《近代中國域外漢學評論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91 頁。③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五），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69 頁。④王靜如：《二十世紀之法國漢學及其對於中國學術之影響》，李孝遷編：《近代中國域外漢學評論萃編》，第 176～185 頁。⑤張廣智：《西方史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229 頁。⑥陸侃如：《歐洲“支那學”家》，李孝遷編：《近代中國域外漢學評論萃編》，第 299 頁。⑦馬伯樂：《漢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考證》，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四編》（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年，第 40～47 頁。⑧伯希和、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國考》，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年，第 43～104 頁。⑨梅耶：《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岑麒祥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 年，第 5 頁；第 23 頁。⑩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19 ～ 328 頁；第 338 ～ 341頁；第 362 頁；第 781 頁；第 193 ～ 218 頁；第 245 ～246 頁。戴仁編：《法國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耿昇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年，第 202 頁；第 181頁；第 157 頁；第 198～199 頁。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2），第 8 頁。伯希和：《六朝同唐代的幾個藝術家》，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第二卷），第 220 ～223 頁。張舜徽：《中國文獻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3 頁。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 年，第 26～28 頁。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9），第 212～213 頁。袁英光、劉寅生編著：《王國維年譜長編（1877 ～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79 ～284 頁。伯希和：《福建摩尼教遺跡》，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第二卷），第 125 頁。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馮承鈞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88 頁。鋼和泰：《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北京：《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第 56 頁。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4），第 191～211 頁。參見季羨林：《浮屠與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本（上）；《再談“浮屠”與“佛”》，北京：《歷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2009 年，第 1 頁。陳寅恪：《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24 頁；第 252 頁；第 266 頁。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30），第 395～396 頁。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18），第 278～ 279 頁；第 253 頁。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5），第 221 頁。參見吳廷璆、鄭彭年：《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北京：《歷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宇井伯壽、山口益：《中印佛教思想史、般若思想史》，釋海印、肖平等譯，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 4～6 頁。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 年，第 179 頁。作者簡介：王學進，浙江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杭州　 310053［責任編輯　陳志雄］50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張耀銘系期刊界的一位大家,中國名刊《新華文摘》原總編輯。近日,大象出版社推出其文集《學術期刊與學術創新》,洋洋灑灑 50 萬言,可喜可賀! 耀銘兄與敝刊是頗具緣分的。筆者 2010 年應邀赴《澳門理工學報》就任總編輯時,即先後往北京、南京、濟南等地,拜訪《新華文摘》、《清華大學學報》、《北京大學學報》、《南京大學學報》、《文史哲》等刊界“大佬”。正是張耀銘、朱劍、仲偉民等師友之傾情相助,才有了理工學報改版新的思維碰撞與策劃方案,才有了“學術厚實,品位高雅,特色鮮明,編輯規範”辦刊風格的最初構想。其中“總編視角”欄目的創辦與成長,就離不開耀銘兄的智慧奉獻,開欄第一篇文章即為他的《學術創新的幾個問題》(2011 年第 4 期),堪稱經典。收入文集中的《學術期刊肩負的使命和職責》、《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的學術啓示》、《重建學術期刊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媒介融合”:學術期刊轉型發展的新趨勢》、《數字人文的價值與悖論》等,均是先後發表於敝刊的扛鼎之作。《學術期刊與學術創新》分為上中下三編,收文凡 35 篇,大致是近 10 年發表的新作,涉及當前學界比較關注的期刊評價、學術創新、媒體融合、人工智能、數字人文等諸多領域。除下編之 14 篇學術隨筆外,文集之上編“學術期刊”與中編“學術創新”共收入學術論文 21 篇,主要發表於《澳門理工學報》、《清華大學學報》、《四川大學學報》、《西北大學學報》、《濟南大學學報》、《中國青年社會科學》等知名期刊,從中或可窺見耀銘兄退休前後十年學術之路的點滴印記。捧讀文集,回望來時之漫漫長路,更深感學術探索之不易。筆者尤其欣賞耀銘兄的學識眼界與選題拿捏。其學術上的建樹,除了自身的積累,還與其 36 年的編輯生涯、尤其是在《新華文摘》27年的歷練大有關係,因而在選題上別有一番功力,換位思考,視角不同,另闢蹊徑,或有新見。他在《學術創新的幾個問題》中就明確提出,中國的和平崛起離不開思想崛起,而思想崛起有賴於學術創新。社會科學能否取得有價值和有成效的學術創新,不僅取決於是否具有問題意識,更取決於從何處發現問題、如何找準問題和怎樣回答問題;學術創新需要提出新問題、新視角、新觀點;需要運用新方法,掌握新史料,開闢新領域,找到新的學術增長點。我們可以從文集中感悟到作者之選題傾向———恢宏大氣、觀照現實,大多具有前沿性、新穎性,緊扣時代的脈搏,最大限度地吸引讀者的關注,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言近旨遠,意蘊悠長。這也是張氏的過人之處。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退休後的耀銘兄,繼續保持對學術的敬畏與持續的求知慾望,探求新的知識領域,有所寄情,有所追求。正所謂書房挑燈,揮翰臨池,其樂融融者也。據統計,此次收入文集的 21 篇論文中,竟有 14 篇系 2015 ~ 2020 年退休六年間所發表,這真有點不像是一位退休編輯的生活常態,圈內友人對此甚表驚訝。心若年輕,歲月不老。張總耀銘兄已然完成了在任與退休角色的圓滿轉換。心存一個閑夢,其他隨了秋風。到了這等年齡,退休有年,不僅知天命、耳順,而且已近乎可隨心所欲,做點自己想做的事,寫點自己喜歡的文章,不亦樂乎? 風風雨雨數十載,回頭終歸是書生。這既是一種情懷,一種修養,也是一種境界了。回頭再看文集,其“自序”中有一段張氏風格之話語,特恭錄於此,與諸君共賞———“有人說三春醉裡三秋別後,是人一生中最好的時光。 ‘三春醉裡’我誤在紅塵大半生,想想挺不容易,總算幹了點事兒。 ‘三秋別後’期待能閒雲野鶴,學會優雅。路還長,天地也大,好在還年輕,趕路要緊,山野有歌聲。”想想也是,這條山西漢子,倒也頗具納蘭容若的幾分真性情……　　 (劉澤生)60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出版生活史:對象、立場與可能的走向范　軍　劉曉嘉[提　要] 　出版生活史作為出版史研究的一種新範式,研究對象主要是指向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出版生活史所持基本立場有二:一是批判的立場,二是他者立場,二者統一在對“人”的深切關懷之上。新的研究範式亟待應用於實際的出版史研究,將來的出版生活史研究可以嘗試從三個方面進行:一是由點及面,構建出版人日常生活的立體群象,二是由表及裡,探尋傳統與現代的二重變奏,三是上下融通,剖析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交互作用。[關鍵詞] 　出版史　出版生活史　對象　立場　研究方向 [中圖分類號] 　 G23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107 - 13出版生活史是出版史研究的一種新視角、新方法、新理論。 2017 年筆者與人合撰在《現代出版》上發表《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學研究新視閾》一文,首次系統闡述了出版生活史的緣起、內涵、研究意義和展開的方法,① 引起了學術界和出版界的廣泛關注。如果說以前的出版史也有“不自覺地從生活史角度研究”的一些學術成果,在上文發表以後,國內學者才逐漸從學理角度自覺地將生活史範式引入出版史研究,並取得了一些成果。②這些成果或側重於理論建構,或偏向於實踐與個案研究,但都體現了出版生活史研究從自發轉向自覺的趨勢。任何新理論都有一個產生、發展到走向成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學界同仁的切磋、探討、碰撞,激起思想的火花,並圍繞新理論展開實踐的探索,方能釐清這個新理論的來龍去脈。出版生活史亦是如此,作為出版史研究的一種新範式,在研究對象、所持立場以及可能的走向諸方面,言人人殊。而出版史因其跨學科的特點,邊界相對開放,若不能對這些基本問題有比較明確的答案,則亂花漸欲迷人眼,乃至失去出版生活史本來的研究旨趣。本文擬在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就出版生活史的幾個基本問題進行辨析。一、出版生活史研究的主要對象對象是人們行動或思考時作為目標的人或事物。認識對象即客體的正確區分和歸類,是理論的起點。對象不明確,則研究無從展開。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對象,筆者明確指出,主要是“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休閒娛樂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際交往生活” ,③而“衣食住行、休閒娛樂、人701

際交往”帶有明顯的“日常生活”特性。所謂“日常生活”,是指以“重複性思維和重複性實踐為主的自在的活動方式”。④ 因此可以說,出版生活史是以出版人的日常生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筆者又指出:“在國內學術界,對於‘生活史’ ‘日常生活史’ ‘社會生活史’幾個概念也並沒有進行嚴格區分,大多數時候名異而實同。我們講生活史研究也不作嚴格分辨,只是更偏重於普通民眾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生活。” ⑤但是不“嚴格區分”不代表沒有區分,筆者也提出了更偏重的是“普通民眾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生活”。實際上,對出版生活史研究對象做一個明確的區分,正本清源,更有利於以此為範式來胸有成竹地進行出版史研究。反之,邊界過寬則泛濫而流於形式,邊界過窄則又管中窺豹不見全貌。出版生活史,從其本身的語義來看,落腳點在“史”,出版生活史屬於“史”學的一個專門研究領域當無疑義;而“出版”與“生活史”到底是偏正結構還是主謂結構,則需要進一步明確。我們以為,出版生活史是生活史研究的一個部分,是有關出版的生活史研究,而不是出版的生活史研究。從層次上看,“史”是第一層次,“生活史”是第二層次,“出版生活史”是第三層次。出版學科是典型的跨領域的交叉學科,出版史是有關出版的歷史,而出版生活史是有關出版的生活史,“出版”是作為定語來進行修飾和限定的。生活史(可以等同於日常生活史)是以人的日常生活作為研究對象,則出版生活史當然要以出版人的日常生活作為研究對象,這在邏輯上是合乎情理、順理成章的事情。如果跳出這個範疇,將一切生活都視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對象,則看似無所不包實則一無所包,最終導致研究的空心化和無意義。因此,關於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對象,應該明確兩點:第一,出版生活史關注的是人,因此是出版人的生活史而不是出版機構抑或其他一切的生活史;第二,出版生活史指向的主要是以“重複性思維和重複性實踐”為主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所謂劃時代、開天闢地等以“豐功偉績”為特徵的非日常生活。1.為什麽是出版人的生活史?出版生活史有其明確的理論淵源,其主要理論淵源就是來自於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理論。日常生活史是西方 20 世紀 80 年代社會史革命之後興起的史學理論,從誕生之初,日常生活史是就是為了反省社會生活史“見物不見人”、單純關注宏大的社會結構而忽略生活世界的弊病。常建華曾提出,日常生活史研究“一定要以‘人’為中心,不能以‘物’為中心”,⑥歐陽敏、王雅菲也說,“生活史範式在學術光譜上屬於後現代主義陣營,它試圖合理降低結構在歷史中過於耀眼的能見度,凸顯”人“(尤其是普通人)在歷史中的主體地位”,⑦ 由此可見,出版生活史既然萌生於日常生活史的腹中,就必然與日常生活史有剪不斷的血緣聯繫,就必然帶有日常生活史的遺傳基因,也就必然是把“出版人”的日常生活當作最主要的研究對象,這實際上是歷史學對人性的復歸和對人的現實關懷。按人文主義歷史學家的觀點,“人”是歷史的主體,歷史學也是研究人性的不二法門。⑧ “人既然是歷史的主人,是所謂‘創造歷史的動力’,他的全部精神能量及其活動(即歷史)就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核心。” ⑨出版史則更與人的關係密切,從出版的諸要素來說,無論是作者、出版者還是接受者(讀者),都是活生生的人。因此,出版生活史倡導要重視對“出版人”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休閒娛樂等精神生活以及交際生活的研究。如果不明確“出版人”是出版生活史最關注的對象,則極有可能與出版生活史的理論來路背向而馳。一門新的理論、一種新的範式當然不是說一定要與淵源有自的理論、範式完全一致,當然要有鼎革和創新,但是基本的內涵、要素和模式還是應該有一脈相承的印記,否則便失去了賴以依存的根基。所以出版生活史和日常生活史一樣,都是關注人,把“人”當作核心,只不過,這裡的“人”801

有明確的指向,是“出版從業人員和其他與出版有密切關係的人群”。有學者對出版生活史理論提出自己的闡釋,如楊衛民、宣曉鳳認為,“生活史實際上就是歷史學領域中常說的社會生活史”,因此,出版生活史“可解釋為出版機構和出版人的生活史”,⑩ 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生活史不等於社會生活史。社會是什麽? “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因而可以說:“社會是人類生活的共同體,是人們相互交往的產物,是各種社會關係的總和,特別是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繫的人們組成的有機系統。” 社會生活正如楊衛民、宣曉鳳自己闡述的,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內涵外延界定殊為不易,而總的來說,社會生活帶有明顯的宏觀性、總體性,將社會生活史等同於生活史,與生活史堅持反宏大敘事、採用微觀視角、觀照具體的人等取向大相鑿枘。其次,出版生活史是且只可能是出版人的生活史,而不是出版機構的生活史,不能說機構也有生活,生活是人———無論是單數的“人”還是作為集合名詞的“社會”———的生活。如果將稿酬制度、出版機構的發展變遷都視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對象,則失去了出版生活史研究的本意,這些充其量只能作為出版生活史研究的背景。2.為什麽主要指向日常生活?筆者在另外一篇文章《論出版史學對出版學學科合法性的建構》中提到,出版生活史研究可以從現象學的“生活世界”理論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日常生活”理論中尋求關照。 “生活世界”是胡塞爾後期現象學的一個重要概念。胡塞爾認為,歐洲人性危機的根源在於過分迷戀實證主義的科學理論,因此在 1936 年發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提出只有對實證主義進行批判,回到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的“生活世界”,才是拯救歐洲生存危機的唯一出路。《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提出的“生活世界”指的實際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是一個非主題化、非客觀化的、直觀的世界。而“日常生活”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那裡,更是具有特殊的哲學意蘊。在列斐伏爾看來,“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已經不再是有着豐富主觀性內涵的‘主體’,它已經淪為了社會組織的一個‘客體’”。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日常生活”並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概念,而是有其明確的指向,更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納入。赫勒認為,日常生活是指“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 。在此基礎上,國內學者衣俊卿對日常生活做出界定:“日常生活是以個人的家庭、天然共同體等直接環境為基本寓所,旨在維持個體生存和再生產的日常消費活動、日常交往活動和日常觀念活動的總稱,它是一個以重複性思維和重複性實踐為基本存在方式,憑藉傳統、習慣、經驗以及血緣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維繫的自在的類本質對象化領域。” 他還把非日常活動與日常生活區分:“非日常活動總是同社會整體或人的類存在相關,它是旨在維持社會再生產或類的再生產的各種活動的總稱。” 可見,日常生活與非日常生活相比,具有個體性、重複性等特徵。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之間雖有交叉,但也要保持適度的張力和距離。這是把“日常生活”做為史學研究對象的前提性要求。具體到出版生活史,既然是以“生活世界”理論和西方馬克思主義“日常生活”理論作為淵藪,則須自覺把出版人的“日常生活”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包含哪些內容,筆者曾將之劃分為三類:一是出版人的經濟生活;二是出版人的交往生活;三是出版人的休閒娛樂生活。從實際操作來看,三者有部分的交叉,特別是交往生活和休閒娛樂生活殊難區分,比如,出版人的舞會、牌局可能就兼具交往生活與休閒娛樂生活的特性。鑒於此,這裡還可以參照衣俊卿的分類,將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分為日常消費生活、日常交往生901

活和日常觀念生活。日常消費生活是指以個體肉體的生命延續為宗旨的日常生活資料的獲得與消費活動;日常交往生活是指雜談、閒聊、禮尚往來、情感交流、遊戲等以日常語言為媒介,以血緣關係和天然情感為基礎的日常交往活動;日常觀念生活,是指一種非創造性的、以重複性為本質特徵的自在思維活動,它包括傳統、習慣、風俗、經驗常識等自在的日常思維。這樣的分類,可以比較好的規避類屬的交叉混淆,日常消費生活與個人關係最貼近,日常交往生活延伸到周圍的人群,日常觀念生活則更是擴展到文化血脈的範疇。二、出版生活史所持的立場立場是指認識和處理問題時處在的地位和抱有的態度。既有的出版生活史理論研究成果,對“出版生活史是什麽”“為什麽要研究出版生活史” “怎樣研究出版生活史”着墨較多,而對進行出版生活史研究時應該持什麽立場還落筆甚少。站在不同地位,所抱態度不同,則立場也會有差異。史學研究本來就可以說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採用什麽視角,站在什麽立場,對通過觀察史實得出何種結論至關重要。出版生活史作為出版史的一種新的研究範式,不僅僅是對傳統研究範式的吸收和借鑒,更是補充和完善。結合相關理論來源,筆者認為,出版生活史所持的最主要立場有二,一是批判立場,二是他者立場,二者統一在對“人”的深切關懷之上。1.批判立場出版生活史主要借鑒於西方史學的微觀史和日常生活史。在《論出版生活史研究範式的雙重特質》一文中,筆者提到,同為微觀史學者的金茲伯格和列維觀點有所分歧,前者認為微觀史作為一種方法正在獲得年輕一代學者的青睞,微觀史將會有更大的發展,後者則認為微觀史就其整體而言已失去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立場而已然死去,前者把微觀史作為一種方法,而後者則把微觀史作為一種批判立場。這體現了一種從立場導向向方法導向的轉變,並認為日常生活史也遵循着這一轉變過程。這一轉變也確實在實踐過程中有跡可循。不過,微觀史主要是為突破年鑒史學的總體史觀而誕生,側重在研究對象與視角要從微觀出發;而日常生活史則與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密不可分,是日常生活批判在史學研究領域的展開,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理論發展有密切的關聯。出版生活史作為理論範式,最核心、最關鍵的特質之一仍然是為彰顯出版人的主體性所持的批判立場。前文已述,出版生活史是把出版人的日常生活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 “日常生活”作為一個術語出現在哲學、歷史學的研究領域,有其特殊的含義,先天性地帶有批判的意味。具體到出版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對“大寫歷史”的“批判”。西方自 18 世紀啟蒙運動以降,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了以“宏大敘事”和“元敘述”為特徵的歷史哲學的基石。這些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大都認為歷史的演化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有其內在的、形而上的意義,這是“元敘述”。同時,這一意義是有普遍性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地區、所有的國家都要遵循這一普遍意義,都要按照這種演化的路徑行進,這是“宏大敘事”。無論黑格爾的“精神”演化,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還是亞當·斯密的財富論,皆可以看出他們認為人不僅僅能解釋世界,而且能在理性的指導下改造世界。從而所有的歷史都只能萬流朝宗,只能匯總到一條路線上來,只有一個“歷史”,也就是所謂的單數的“大寫歷史”。歷史既然是單線演進的(實際上是以西方為模板的),那就存在先進落後的程度之別,就隱含着一種邏輯,凡是不按照西方國家的歷史演進路徑前行的,都是逆流;凡是沒有達到西方現代化標準的,就是落後,這實際上就是以011

西方為中心的一種傲慢和偏見。歷史的演進,有不同的路徑,這些路徑絕不是先在的、預設的。後現代主義史學堅決反對所謂“大寫歷史”,出版生活史帶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史學的色彩,自然對“大寫歷史”持批判的立場。傳統的出版史研究強調時間的順序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出版生活史則極大地消解了這種時間性和因果律,這和以往以宏大敘事為基礎的革命史、社會史範式是極不相同的。當然對出版史的革命史範式、對出版研究中的宏大敘事,不能一筆抹殺、全盤否定。但是到現在還只能有這一種範式? 是否可以有新的東西? 從這個意義上講,筆者覺得要有新的路徑出來,至少是作為補充或擴展。 “天道遠,人道邇”,天道不是出版生活史主要關心的對象,人的日常生活才是。人的日常生活是血肉豐滿而鮮活多姿的,並不是一個凌駕於一切之上的天理可以完全覆蓋。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出版生活史也難以套用以前的研究模式。比如近現代出版生活史,涉及近現代的界定,按照革命史的分期,一般是從 1840 年到 1949 年,但是出版生活史能套用這個分期嗎? 顯然較困難。出版生活史不能既選擇以往革命史的分期又按照自己的理論模式前行,那在理論元點上就留下了矛盾。因此,出版生活史試圖在單一的“大寫歷史”之外另闢蹊徑;它追求的是複數形式的、搖曳多姿的全息歷史。其次是對人的異化的“批判”。日常生活理論的提出,正是出於技術革命背景下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的深刻關切。列斐伏爾曾說過:“人們一般不了解他們如何生活,因此,提出日常生活理論是必需的。” 他坦承“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完全是圍繞異化理論建立起來的” 。“異化”理論源自馬克思,後又被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繼承、改造和發揚。對“異化”的批判與對現代化的反思密切相聯。現代化對日常生活的改造是顛覆性的脫胎換骨,前現代化趣味盎然、充滿生機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變為同質化的、重複性、永恆輪迴而又百無聊賴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被技術理性全面接管,人們的行為、習慣和思維都受到了隱蔽的規訓,陷入韋伯所稱的“鐵籠子”之中,然而這是對人性的疏離和棄絕。最關鍵的是人們對於深陷鐵籠之中懵懂不自知,人成為馬爾庫塞所謂“單向度的人”,日常生活成為流水線般的生活。在列斐伏爾看來,這種異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是無處不在的,並不因社會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出版產業的發展對媒介技術有極強的依賴性,工業化、現代化的浪潮強有力地衝擊着出版業的組織結構、生產方式和發展路徑,在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裹挾下,人的異化、日常生活的異化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背景之下,人往往會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發出“我是誰”的喟嘆,身份認同的焦慮和對現代化的恐懼是他們躲避命運被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所宰制的主要表徵。比如,晚清民初,許多傳統士人廁身出版界,正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被邊緣化,被推向了民間,失去了官方意識形態的話語權,轉向立足於“民間崗位”的大眾化話語空間。他們迫切需要重新想象和建構自己在社會中的身份定位。這個經由傳統士人轉型而來的出版人群體,並非是先驗存在的,現代化日常生活導致的身份認同迷茫,使他們產生了通過交往等各種日常生活來重新形構自我、建構群體身份的需求。又如,鄭振鐸等人反對王雲五在商務施行的科學管理法,正是基於對把人視作機器的不認同,人的主體性和自覺性與工業化背景下的機械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因此,出版生活史理當堅持批判的立場,關注技術、制度對人的壓抑和異化,關注人在現代化的背景下“何以為人”的深刻焦慮。再次是對歷史書寫方式的“批判”。西方史學本來把敘述史學當作主幹,和中國有所不同。中世紀以後,西方的編年史開始流行起來。編年史的書寫中,歷史起於何時終於何處,一般有自己明確的時間順序,史實的編排也不能輕111

易悖逆這個順序;敘述史則留給史家相對比較大的空間,編排、組織、解釋史料都比較自由。近現代以來,西方的歷史書寫伴隨史學理論的流變,也發生了一定的轉變,以海登·懷特的《元史學》為標誌,歷史研究性質的關鍵問題從“歷史學是不是科學?”轉變為了“歷史學是不是小說?”或者說,歷史敘述的“詩性”成為研討的中心問題。這種轉向深受“語言學轉向”的影響,根源於後現代對歷史“客觀性”的質疑。歷史客觀性的討論見仁見智,姑且不論,克羅齊將一切編年史都當作後於歷史的“僵死的歷史” 自然也可以商榷;單從日常生活史來說,日常生活史“唯有從豐富的歷史細節中構建出鮮活的歷史當下感與在場感,才不失其初衷本意” 。質言之,出版生活史就是要用濃墨重彩深描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注重對生活歷程、心靈體驗等的挖掘與鋪敘,以呈現出版人乃至出版史血肉豐滿的立體化圖景。這是對“如實直書”、“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的書寫方式的反動。麥考萊主張一個完美的歷史學家必須具有一種充分有力的想象力,使他的敘述動人而又形象化。出版生活史在書寫方式上與微觀史、日常生活史一脈相承,都講究工筆劃而非簡筆劃,迥異於嚴肅、刻板、單調的傳統歷史書寫方式。這種書寫方式的背後,既含有對“大寫歷史”見物不見人的批判,也是消減歷史寫作者和歷史閱讀者二元對立的需要,更是對受眾的人性關懷。 “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從受眾的角度來看,詩性的描述比起平鋪直敘更能激起閱讀的興趣,《三國演義》比《三國志》更能深入普羅大眾的內心便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史景遷的微觀史學名著《王氏之死》很好地體現了史學書寫中的文學之美。《王氏之死》開篇有段文字:“傍晚時分,月亮緩緩升起。除了一陣像是從某處發出、傳向西北的嚇人轟隆聲外,沒有一點預警。 ……裂泉湧向路面,淹沒了溝渠。試着維持立姿的人,覺得腳像是旋轉失控的圓石,終於跌落在地面。” 這種在歷史著作中極為少見的書寫方式當可為出版生活。2.他者立場如果說傳統出版史主要是求“同”的歷史,是希冀通過對出版史實的條分縷析、歸納整理,明瞭出版史的脈絡走向,從而總結出版業的演進規律,尋找出版的必然歸途,則出版生活史主要是求“異”的歷史,這個“異”,體現在立場上,就是為“他者”寫史。 “他者”是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與事物,與“自我”形成一種二元對立。相對於“同”,“異”是他者;相對於廟堂,草野是他者;相對於現代,傳統是他者;相對於西方,東方是他者。 “他者”在後現代和後殖民的語境下,具有深邃的哲學意蘊。具體到出版生活史,我們不妨把“他者”理解為和中心、上層相對而言的邊緣、下層。相對於傳統的“高大上”的主題歷史,出版生活史毋寧說是一種反其道而行之的主題之外的歷史。這種主題之外的歷史,絕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正是因為其作為“他者”的存在,才燭照出所謂主題歷史存在的意義以及出版人生活的豐富多彩。去中心化、下層視角的出版生活史研究,以其重新審視出版史,矢志建構搖曳多姿的全息出版史的理論自覺,祛除先入為主和理論預設的魅影,反而使其有可能對歷史和現實具備雙重的洞見。出版生活史堅持“他者”立場,就是要在陳寅恪所說“了解之同情”的基礎上,站在歷史當事人的立場,真正去理解他人,理解了他人就是理解了自己。首先是研究視角下移,炯炯有神的“他者”眼光應該凝視(gaze)、投注在與國家相對的社會、與官府相對的民間、與上層人物相對的底層草民身上。出版史不僅僅是政府、社會機構、上層精英所創造的,沒有普通編輯、印刷工人、市場推廣人員等數量巨大的普通出版人,也不會有出版史。 “大歷史”固然重要,“小人物”也不可或缺,出版生活史應該也必須回到下層出版人的日常生活中,發掘那些曾經難入法眼的瑣屑的日常生活事件,去尋找歷史的真諦。 “小人物”的歷史不是補充,不是勾縫劑,而在於其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只不過沒有那麽耀眼,過去或多或少地被有意或者211

無意地忽略了。只有主幹,沒有枝葉,樹難以成活;只有上層,沒有下層,上層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這就是出版生活史所要堅持“他者”立場的原因,也是出版生活史區分於其他出版史研究範式的特徵之一。當下出版史、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從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理論成果中也可獲得某些啟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秉持“關注下層”的寫作宗旨,一方面他們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史學“接軌”,另一方面又與當代西方新史學“重視研究生活於一定社會中的普通人”的觀點暗合。他們注重宏觀分析與微觀考察相結合,即在倡導總體史觀的同時,也不遺忘建構歷史中的“細節”;其歷史研究“自下而上”出發,但又不排斥“自上而下”,也就是既關注普通民眾的歷史作用,也不否定上層人物的歷史貢獻。宏觀與微觀、總體與細節、上層與下層等各組關係中間,不是互相對立、非此即彼的。其次是從“常事不書”到“主書常事”。中國史學的傳統是“常事不書”,但出版生活史的他者立場,正體現在對以往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關切。去同求異、為異寫史是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動機之一,習焉不察的“常事”相對於以宏大敘事為特徵的“元敘事”是典型的“異”,出版生活史正是要從千姿百態、各不相同的日常生活中探尋不同出版人對歷史變遷的體驗。普遍理性是傳統史學試圖發見和揭櫫的對象,而日常生活史志不在此。出版生活史作為日常生活史之一隅,其研究重心正在於普通的、所謂的“非關鍵部門”的“非關鍵事”,也就契合了呂特克所說的,“日常生活史”更多地是表明一種觀點,是為了發現橫亙在社會與統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性。比如,出版人的風花雪月、行吟歌賦、琴棋書畫作為生活瑣事並不是出版史考察的重點,但在出版生活史的視閾下,這些與傳統史實大相異趣的“常事”卻是不折不扣的研究重心。不僅如此,出版生活史亦不主張站在現在的角度和立場,根據現在的價值觀,對他們的這些日常生活輕易地陟罰臧否,而是要持了解之同情,還原歷史現場。筆者倡導並正在進行的中國近現代出版生活史研究,希望發掘下層人士尤其是那些普通編輯、一般出版管理人員、下層印刷工人和書店員工的資料,但限於各種條件,能找到的相關史料極少。倒是一些出版精英人物的日記、書信、家譜、傳記等中,蘊含了不少與他們日常生活相關的資料,這些東西過去的研究者往往習焉不察,熟視無睹。當我們轉換一個視角,調整一下立場,像張元濟的飯局、開明人的酒會、王伯祥的朋友圈等話題就會源源不斷地進入我們的筆下。以後相當長一個階段,出版家、編輯家的日常生活仍舊是我們關注和書寫的重點。再次是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辯證詮釋。從歷時態的角度看,傳統相對於現代是“他者”;從共時態的角度看,東方相對於西方是“他者”。甚至可以激進一點,正如波伏娃所說“女性”相對於男性是“絕對的他者”,傳統、東方也是“絕對的他者”。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說,現代性與西方是同構的,意謂西方就代表着現代性,現代性實際上也是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核心主題和邏輯起點。出版生活史理論的養分主要汲取自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但至少到目前,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的研究成果,卻都是在中國(東方)的出版史領域。中國近代以來的所謂現代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向西方學習。近現代以來的出版業迥異於古代出版,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對現代化的一種回應。如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雲集一批有志有能之士,是因為他們都把出版當作昌明教育、拯救疲敝羸弱中國的良藥,都是“為國家謀文化上之建設”。但近代出版產業的轉型發展到底是完全因為費正清所說的衝擊—回應,還是本身從內部就有變遷的蹤跡和脈絡可尋,這是值得進一步研討的。而這又關涉到是否永遠以中國為“客體”,永遠把舶來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奉為圭臬,迷失中國立場、民族311

根源,這是要辯證地看待的。器用之辯也好,全盤西化也好,都是關乎東西方、關乎傳統與現代的問題。筆者以為,出版生活史應該有一種理想,至少是先有一種立場,或者說一種勇氣,不僅僅是把中國當作“他者”,更應該建構中國理論、中國話語,從單純的理論消費者變為理論生產者,西方、現代於我們而言,也可以是“他者”。這在實踐中也是可行的,例如,日常生活史主要是對現代社會被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所裹挾的日常生活的關照,具體到近現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轉型時期的出版生活史研究,是不是可以把對現代性的批判,轉向對當時的出版人如何在“現代性”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存有“傳統餘緒”呢? 這種傳統餘緒和現代基因又是如何融於出版人一身的呢? 這裡的自我和他者應當是互相滲透、辯證統一的。出版生活史是否持有立場、持什麽樣的立場,與把出版生活史僅僅當作一個手段、一種方法,還是把出版生活史當作一種理論、一種範式關係重大。如果沒有自身的邏輯元點,動機不明確,僅剩方法論,則極易淪為其他學科或者理論的註腳,自身作為理論存在的合法性便蕩然無存。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日常生活史可以以其有血有肉成為社會史的補充,意謂日常生活史是社會史龐大身影籠罩下的附庸,這即是把日常生活史僅僅看作了一種對象或者方法的轉變。出版生活史作為新理論、新範式,應當避免這種褊狹。三、出版生活史可能的走向出版生活史是一種剛剛誕生不久的新的出版史研究範式,以此範式為指引的研究成果雖然近幾年比較豐富,但從總量上看,仍然不算太多。檢驗一種範式是否有用,最簡便直接的辦法便是應用於實際的研究,“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凡不能以所講方法做出高明具體研究者,充其量無非章學誠的翻版再世”。因此,出版生活史範式亟待用於實際的出版史研究,以此來對出版生活史理論進行檢驗、反饋和修正。正如前文所述,出版生活史不僅僅是“研究什麽”的轉向,更要搞清楚“為什麽研究”以及應當堅持什麽樣的立場,唯有如此,才不至於僅有生活史之名而無生活史之實。對於出版生活史研究將來如何進行,在總體理論範式指導下當有多種可能,本文無意於整體的爬梳,僅就筆者在對出版生活史研究對象、所持立場之體悟的基礎上從幾個方面做進一步闡發。1.由點及面,構建出版人日常生活的立體群象出版生活史倡導“小而美”的研究視角和研究規模,選取個案或者小群體進行深描,以期以小見大,反映出版人整體特徵。因而,從個案和小群體這樣的點入手,是比較容易操作和可行的路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見微知著,睹始知終,是微觀史的追求。但是眼光過分向下,過分聚焦於孤立的個案,則容易招致“碎片化”的詬病。人類社會生活固然有很多地方呈自相似性,卻也更要注意各不同個體之間的差異,此地葉落而秋至,他處卻可能是花繁正春深。出版生活史無意於“求同”,更希冀“索異”,何況並不是每一滴水珠都能折射太陽的光輝。不同群體階層、不同地位身份、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個性性格的出版人日常生活大有差異。要避免管中窺豹、盲人摸象,則可能的取向是將個案研究作為起點而不是終點,首先按照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不同機構的類屬,盡可能全面地研究某個時期、某個區域、某個出版機構所有在某些方面具有典型意義的出版人,然後將之相互勾連,連綴成片,從不同的日常生活中發見出版史的多重面貌。這和社會調查的樣本選取有相通的道理,樣本量越大,越能反映被調查對象的真實情況。否則要麽是以偏概全,要麽因流連於所謂個體研究的趣味性而失去了歷史研究的意義。日常生活史無意於“宏觀史”,卻有着重建“全面史”的野心。出版生活史亦當如此,視角下移、411

微觀研究只是方法,而不是出版生活史最終的目的。傳統出版史研究大多是宏觀研究,其主題先行、意圖明確的“議程設置”和“六經註我”、高度概括性的“正確”結論,面對具體而微的個案、複雜多變的現象往往難以自圓其說,抑或說存在某些無法自洽的偏頗。出版生活史正是要消弭這些偏頗,倡導要重視對以往不被重視的“邊緣人物”的研究,這是對傳統出版史研究不夠“全面”的修正。倘若出版生活史僅僅停留於個案研究,那本身就是片面的、孤立的研究。即便偶有所得,也只可能是吉光片羽。出版生活史固然是由上而下視角的轉向,但在史觀上,卻不折不扣是由下而上的取向,目的乃是通過“底層人物”(當然在某些場合也不完全排除“上層人物”)的日常生活,梳理出不同於以往單線演進、宏大取向的出版史演進的其他脈絡,映射出版史立體化的全面圖景。而這些“底層人物”,數量龐大,千差萬別,故而更需要由點及面,方能蔚為大觀。金茲伯格認為,微觀史從本性上來說就是一種比較的進路(雖然其比較可能是隱含的),其最終目的是開啟更好地做一般化概括的可能性。例如,民國時期“商中世大開”五大書局作為近現代出版史上成就斐然的出版機構,雲集了一大批青史留名的著名出版人。對這些知名出版人的研究早已成為熱點或者說潮流,這是無可厚非也非常重要的。但歷史並不只由大人物創造,小人物也需要關注,燦爛的星空,並非只有璀璨奪目的那幾顆巨星。汪家熔先生曾說,上海出版文獻研究所在“文革”前做過一個統計,僅民國年間就有 8,000 個出版單位,我們清楚的才多少呢?更不用說那數以千計、萬計的普通編輯、印刷工人了。歷史研究不能持成王敗寇的態度,這些普通出版人可能出版方面的事功並不耀眼,但是即便是失敗的經歷,也能反映出版史另一方面的真相,歷史的深奧和繁複正蘊含在千人千面的生活世界中,不同的當事人對同樣的歷史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體驗和感受。構建出版人日常生活群象,這些非關鍵部門的非關鍵人不應是被遺忘的群體。為“他者”寫史,持了解之同情關注這些用普通標準衡量並不那麽成功的人,正是出版生活史的本意之一。另外,近現代出版史上還有一大批並非以出版為唯一職業,甚至是把出版作為業餘工作的具有多重身份的人。魯迅、巴金、葉聖陶、茅盾、鄭振鐸、胡風等既是作家又是出版人,當代也有很多著名學者既是高校教師又在某出版機構任職。過去對這些人的個案研究,主要還是側重於文學作品、學術成果等方面,但若把目光更發散一些,從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中尋找他們多重身份變動的原因,特別是他們為何會與出版發生勾連而又並未選擇出版作為自己最主要的職業,以及他們怎麽經歷、體悟出版實踐,如何通過出版來重構自己的身份和階層,又對整個出版業發生了何種影響,這樣的研究取向也能從另一側面成為出版生活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還有一些人看起來和出版完全沒有多大直接關係,但是因其和出版人之間的交往也可以成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內容。如胡適,雖未在出版方面有多直接的貢獻,但是王雲五能入主商務則與他和胡適的交往有莫大之關係。當時商務原本想約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來擔任編譯所所長,胡適自視甚高,覺得自己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甘於僅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便推薦自己的老師王雲五以自代,而彼時的王雲五完全沒有進入商務高層的視野,胡適反覆遊說,終於玉成此事。因緣際會,王雲五才走上了出版的道路,而王雲五後來在商務的成功又與他的社會交往有密切關係。蔡元培更是與王雲五相交三十年,用王雲五自己的話說:“蔡先生視我如手足,我則視蔡先生如長兄。”以蔡元培的身份和資源,對王雲五的支持是無與倫比的。王雲五能夠出版《大學叢書》,就與蔡元培的支持密不可分。因此,若把蔡元培、胡適,還有鄭孝胥、孔祥熙等這些歷來不是出版史重點關注對象的人納入研究視野,從他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社會交往中,探析他們的生活世界及其對出版的影響,應當也是大有可為的。511

要注意的是,強調眼光向下,是相對的向下,而研究者切不可畫地為牢。相對於普羅大眾,知識分子群體是上層;而相對於帝王將相,知識分子又是不折不扣的下層。出版本身就與知識分子有天然的血緣關係,出版的影響不在於經濟而在於思想文化。因此,出版生活史把視角拓寬,將知識分子群體納入研究領域也是可行的路徑。如前所述,普羅大眾的史料流傳下來的較少,從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入手,考察知識分子如何在社會變局中重建身份,尋找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世界,梳理他們與出版的多重聯繫,亦是值得嘗試的方向。對於更廣泛底層出版人的研究,可以從新史料入手,新史料的發掘考辨、整理出版都是出版生活史可以努力的方向;史料未具備,則待以來日,這是從實際出發的合理做法。2.由表及裡,探尋傳統與現代的二重變奏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和日常生活史的興起與資本主義以及由此帶來的工業文明有直接的關係。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科西克指出,日常生活是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新的工業文明製造出新的生產工具,滋生了新的階級關係和政治制度,並且帶來一個“新的平日生活方式,引入了一種與先前時代根本不同的平日” 。這從二戰以後以德國、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哲學、社會學、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社會背景和研究動機的回顧中可以看到,一條隱約可見的主線貫穿其中,這就是現代性 / 現代社會批判。但是,源自西方學術理論發展的日常生活史是否適用於中國史研究呢? 如果我們原封不動地生搬硬套,難免出現水土不服的問題;但若能在保留原有基本理論框架的前提下有所揚棄、有所超越,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則必有所裨益。日常生活史提供的思考問題的方式自然並無太大限制,但若從日常生活史本身的批判內涵來講,則中國的現代化路徑和西方有明顯的差異,而且資本主義從未在中國完備地發展過,若僅盯着“現代性 / 現代社會批判”,難免在很多具體問題研究上捉襟見肘,左右為難。其實我們探尋中國近代以來歷史變遷的脈絡,基本上是圍繞“傳統 / 現代”的二重變奏展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皆是如此,至於何為主何為輔,何為器何為用,則是他們之間的差異。出版生活史若能從日常生活的表象中發現潛藏其中的文化內涵,廓清傳統與現代對立統一、相伴而行的脈絡,則可避免研究意義的空疏,從日常生活中尋找關乎時代重大問題的答案。比如,中國的出版業從傳統模式向現代出版轉型當是在清末民初。但為何會出現這種轉變呢?除了技術的進步、生產力推動生產關係的變革,人的因素也是至關重要的。科舉廢止後,傳統的四民社會宣告終結,大量舊式知識分子要各自尋找出路,其中一部分湧入了出版業。在這些人身上,交織着新與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各種特質,也構成了形形色色不同的日常生活。如果說中國傳統社會講究天人合一、講究和諧,則西方就是講究人定勝天、講究競爭,用韋伯的話說,“儒教理性主義意味着理性地適應世界;清教理性主義則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這些舊式知識分子,即便已經投身於具有“現代意味”的出版產業,找到了遠離廟堂又可實現某種人生理想的“民間崗位”,但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卻處處可見傳統文化的魅影。從生活史的角度切入,我們與其說是批判現代化(工業化)對這些人的異化,毋寧說是關注他們在面對與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相伴而來的各種理論、各種思潮時表現出來的不適和焦慮,以及他們如何調適自我,重新建構自我,在救亡圖存與向西方學習之間尋找妥協的寓所。也就是說,不僅要批判現代化對人的壓抑,也要關注日常生活中人道化的意味。只有這樣,才能回答為何許多近代出版人並非把營利放在第一位,或者說並不在意營利與否,而是為了昌明教育、傳播文化。這種理念,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能夠尋找到更多的頭緒。視角的反轉,不僅僅是去熟悉化,更是從習焉不察的日常生611

活中窺見傳統向現代變遷的潛在動力。此外,西方近現代思潮隨着國門洞開蜂擁而至,自啟蒙運動以來,這些思潮在西方發展了一兩百年,有的還有時間上出現的先後和更替,但是卻幾乎同時進入中國,並且登堂入室,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話語和出版界重點關注的對象。雖然有些經由舊式知識分子轉型而來的出版人對傳統文化依然眷念,家國天下的情懷依然濃厚,但是不管他們對一些西方現代思潮是全懂還是似懂非懂,都喜歡開始用西方的一些學術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比較,這足可看出西方現代思潮,不僅是一種學術觀念,還是一種意識形態或權力話語。倘若從這些出版人的出版事功來探覓其心路歷程乃至他們對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經驗和感受,可能並不能發現真正的面相。而以出版生活史的理路,爬梳他們的日常生活,則有可能發現他們是如何在眷戀傳統文化的同時達成自我的妥協,去適應並且融入現代化的大潮的。又如,既然現代性是伴隨工業文明的進程而發展的,而日常生活史又是以對現代性 / 現代社會批判為主線的,這就意味着和工業文明相隔甚遠的廣大農村甚至是小城市會落在出版生活史的視線之外。而傳統文化的根基深埋於鄉土中國的沃壤之中,雖然近代以來大部分農村地區仍然在現代化門外徘徊,但若換一種角度,比較農村地區和城市地區讀書人的日常生活的差異,特別是可以研究從農村向城市流動、並走入出版業的讀書人,他們思想內核中的傳統質素是如何影響他們對現代化的反饋的,對現代性的呼喚、嚮往和拒斥又是怎麽樣影響他們的出版生涯的,這也應該會有新的發現。3.上下融通,剖析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交互作用出版生活史主要是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史,也主要是從微觀的角度切入,形成與以往大結構、大進程、大比較迥然不同的研究範式。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日常生活世界既是時間的,也是空間的,它必然存在於一定的社會背景之下。沒有孤立的,不與社會發生聯繫的日常生活。衣俊卿把人類社會視作一個金字塔結構:處於金字塔頂端的是科學、藝術和哲學等活動的領域,是非日常的、自覺的人類精神和人類知識領域;處於金字塔中部的是非日常的社會活動領域,主要包括政治、經濟、技術操作、經營管理、公共事務、社會化大生產等;處於金字塔底部的是以個體的生存和再生產為宗旨的日常活動領域。前兩個層面即有組織的社會活動領域和自覺的人類精神生產領域具有共性,構成了非日常生活世界,它與處於人類社會金字塔結構底基的日常生活世界相對應。從出版人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的交互作用來探討出版史的演進脈絡,筆者以為,也是將來出版生活史可以發展的走向之一。由下往上看,不代表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出版生活史固然反對宏大敘事,但如果只是不厭其煩地細描各種瑣碎的出版人的個人生活,卻不能融會貫通,發現蘊藏其中的歷史意義,那就只能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即便趣味盎然卻也不是出版生活史研究的目的。比如,出版生活史固然不以為國家、社會是日常生活存在的先驗的、理所當然的前提,但是卻也不能完全忽視國家、社會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可能是緩慢的、潛在的、漸進的。特別是在中國,和西方具有明顯的私人生活領域不同,歷來重視家國同構,個人生活在宗法社會裡面本就無甚地位,如一味避開國家、社會的影響,則反而變得狹隘了。更為可行的是,不把國家、民族、社會作為主要的分析工具,不把國家、社會、民族當作日常生活的基礎性結構,而是反轉個人與國家、民族、社會在歷史書寫中的地位,“從日常生活的眼光來看國家,認識國家對市井小民的意義。如此,‘國家’便不再是一種本質性存在,而是在不同脈絡下,被以不同方式解讀的權力客體。換言之,國家 / 人民之間的那條權力界線,恐怕才是日常711

生活史”。從出版生活史來說,國家、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是分析對象、背景而不是絕對的決定因素,出版人如何感知、經驗這些結構性因素,並與自己的日常生活互相滲透、互相作用,從而影響出版業的發展,才是出版生活史要解決的問題。例如,科舉廢止,使得許多傳統士人另覓出路而走入出版業,但出版生活史並非是關注科舉廢止所導致的這一後果,而是要探析這些傳統士人是如何經驗、體會這樣的社會變革,日常生活發生了哪些變動,怎樣重新形塑自我、尋找自身賴以存在的合法身份的,從而又與社會生活如何勾連,怎樣形成了新的科學思想、藝術思想與哲學思想。這就把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聯繫起來了,從底層反觀頂端,從日常生活世界反觀非日常生活世界。又如,出版生活史作為日常生活史之一脈,是堅持“中國中心”的史觀的,這就意味着與費正清“衝擊—回應”模式和列文森“傳統—現代”模式的決裂。但是,無論如何,近現代以來,西方的衝擊給予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此為事實,固不待言。尤其是出版業,所受西方影響更大,近代出版業發達的城市多在通商口岸即為明證。假如我們不僅僅把中國當作研究的客體,而是調轉視角,從出版人的角度,他們怎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又是如何感知、體悟西方文化,他們的出國留學、平素與西方人士的交往如何改變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又反過來如何將這種改變遞進到他們的出版實踐中,這也是從日常生活世界與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勾連中探尋出版史的多重圖景。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既保持有一定的間距和張力,又相互滲透、相互依賴。馬克思指出:“人對自身的關係只有通過他對他人的關係,才成為對他來說是對象性的、現實的關係。” 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日常生活只有通過與非日常生活的相互作用,才能體現其作為人類社會金字塔結構的基礎存在。借用連玲玲的話,出版生活史是否能突破舊的研究框架、為出版史開出一條新路,那得看我們採取怎樣的研究取徑。如果我們在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對象、所持立場和可能的走向上達成一定的共識,則出版生活史作為一種新的典範,指導出版史研究走向繁榮,是十分值得期待的。①③⑤范軍、歐陽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學研究新視閾》,北京:《現代出版》,2017 年第 2 期。②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范軍:《張元濟的飯局》,北京:《出版史料》,2017 年第 1 期;洪九來:《1949 年前後一個商務代理人的日常生活變遷———基於〈史久芸日記〉的考察》,上海:《都市文化研究》,2017 年第2 期;張國功:《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分子轉型———以出版家張元濟的公共交往為中心的考察》,南昌:《南昌教育學報》,2017 年第 4 期;楊衛民:《改革開放以來近現代出版生活史研究芻議———以上海出版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的結合為例》,江蘇蘇州:《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20 年第 4 期;歐陽敏、王毓:《朱生豪與莎士比亞戲劇———基於出版生活史視角的學術考察》,中國新聞史學會編輯出版研究會學術年會(2018)未刊稿;羅蓉蓉、范軍:《出版生活史視閾中的胡風———以〈七月〉為中心的考察》,武漢:《出版科學》,2019 年第 3 期;賀燕:《陸費逵的出版生活史述論》,北京:《出版參考》,2019 年第 2 期;金炳亮:《論商務精神的傳承:以張元濟和王雲五的交往為中心》,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2019 年第 4 期;歐陽敏、王雅菲:《中國近現代出版生活史研究述評》,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19 年第 4 期;萬安倫、劉浩冰:《出版學科視閾下出版生活史的實踐探索與問題啟示》,北京:《中國出版史研究》,2020 年第 3期;范軍、歐陽敏:《論出版生活史研究範式的雙重特質》,太原:《編輯之友》,2020 年第 7 期,等等。④衣俊卿:《現代化與日常生活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1 頁;第 31 頁;第 13 頁;第31 頁。⑥常建華:《從社會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國社會史811

研究的再出發》,北京: 《人民日報》,2011 年 3 月31 日。⑦歐陽敏、王雅菲:《中國近現代出版生活史研究述評》。⑧參見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年,第 1~22 頁。⑨何兆武:《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北京:《史學理論研究》,1996 年第 2 期。⑩楊衛民、宣曉鳳:《改革開放以來近現代出版生活史研究芻議———以上海出版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的結合為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477 頁。龔書鐸、曹文柱、朱漢國:《中國社會通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5 頁。范軍、歐陽敏:《論出版史學對出版學學科合法性的建構》,南寧:《出版廣角》,2020 年第 16 期。張廷國:《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理論及其意義》,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02 年第 5 期。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p. 60.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年,第 3 頁。范軍、歐陽敏:《論出版生活史研究範式的雙重特質》,太原:《編輯之友》,2020 年第 7 期。參見王晴佳: 《人寫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嗎? ———西方史學二十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葉齊茂、倪曉輝譯,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 年, 第551 頁。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第 2 頁。王晴佳:《人寫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嗎? 西方史學二十論》,第 317 頁。參見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傅任敢譯,香港:商務印書館,1982 年,第 1~14 頁。胡悅晗、謝永棟:《中國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評》,上海:《史林》,2010 年第 5 期。史景遷:《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1 頁。張廣智主編:《西方史學通史》 (第六卷,現當代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78~79 頁。見斯特凡·約爾丹:《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辭典》,孟鐘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1~3 頁。見桑兵:《治學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 (緒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見汪家熔:《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太原:《編輯之友》,2000 年第 3 期。《胡適日記》1921 年內容中多處有關薦王自代這樁公案的記載,參見《胡適日記》,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年。後 1936 年胡適在《高夢旦先生小傳》中亦有記敘。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傅小平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 年,第 53 頁。李小東:《理論與實踐的反思:為什麽研究日常生活史?》,北京:《史學理論研究》,2020 年第 6 期。韋伯:《儒教與道教》,王容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第 299 頁。衣俊卿:《中國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論視野》,哈爾濱:《求是學刊》,2005 年第 6 期。連玲玲:《典範抑或危機? “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台北:《新史學》,2006 年第 4 期。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60 頁。作者簡介:范軍,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　 430079;劉曉嘉,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博士。湖北宜昌　 443002[責任編輯　劉澤生]91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西方期刊評價的現實困境及其啟示*江　波[提　要] 　西方期刊評價根植於深厚的理論和技術基礎,經過同行評議的嚴格把關,在幾十年的探索與實踐中日趨走向成熟。目前西方期刊評價面臨工具價值導向下評價功能異化,定量與定性評價方法的偏離,指標體系考核固化等多重現實困境。未來需要從評價理念、方法、內容等多方面對西方期刊評價體系進行完善與創新,並以他山之石對我國期刊評價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提供啟發與思考。在評價理念上要注重團隊績效的考核,追求知識共享與學術包容;在評價方法上應科學把握質與量,提升期刊評價的信度與效度;在評價內容上實現多元化轉向,全面考量學術成果。[關鍵詞] 　西方期刊評價　同行評議　量化評價　學術期刊　評價體系 [中圖分類號] 　 G2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120 - 09一、西方期刊評價現狀(一)基礎深厚:根植於成熟的理論和技術基礎西方期刊評價體系形成於 20 世紀初期,成熟於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其產生和發展擁有深厚的理論和技術基礎。西方數學、統計學等基礎學科的發展為期刊評價奠定了紮實的理論基礎,文獻計量學的發展為期刊評價奠定了相應的技術基礎。西方期刊評價理論發源與實踐先行的最早的國家是英國和美國,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英國文獻計量學家布拉德福(S.C. Bradford) 首次揭示某一領域內的文獻在期刊中分布不均的現象,即關於某一學科的大量文獻高度集中在少數專業期刊中,這一文獻集中與分散定律大大提高了文獻信息服務的效率,同時應用於文獻情報的指導工作,揭開了期刊評價的序幕。到了 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著名情報學家加菲爾德(E. Garfield)通過對期刊文獻的引文進行大規模的統計與分析,發現了期刊在分布上呈現核心區域和邊緣區域之分,總結出了多數被引用文獻集中在少數期刊上,而少數被引用文獻散布在大量期刊中的引文分析規律。這種引文在期刊中呈現集中與離散分布的趨勢,證實了文獻的引用率在某種程度上能反映出學術論文的真實質量,於是以被引次數為代表的各類量化指標便成為評估學術期刊論文高下的準則之一。這02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融媒體時代學術期刊品牌價值評估及運營策略研究”(20BXW050)、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雙一流’背景下高校教育類期刊品牌建設與發展策略研究”(18YJA860006)的階段性成果。

一定律不僅從另一個方面驗證了布拉德福的文獻分散定律,也推動了這一定律在理論與方法上的普及與應用。隨後加菲爾德建立了《科學引文索引》(SCI)數據庫,在對這個數據庫中的期刊文獻引文進行統計與分析之後,他建立了一套統計評價指標應用於學術期刊評價,使得期刊評價相較於過去更加地全面綜合,由此產生了世界上著名的“期刊引用報告” (JCR)。 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學者普賴斯(D. S. Price)就科學文獻量隨年代變化做了研究,發現了科學領域內日益增長的文獻數量是呈指數增長的定律,並提出了量度文獻老化速度與程度的普賴斯指數。此外,普賴斯還創新性地提出了引文峰值思想,即科學文獻被引用的頻次一般在發表後的第二年達到高峰,這一規律後來廣泛應用於引文分析中,在理論上為學術期刊影響因子指標的提出奠定了基礎,推動了學術期刊評價的研究。基於布拉德福的“文獻集中分散定律”、加菲爾德的“引文集中定律”以及普賴斯的“文獻老化指數和引文峰值理論”三大理論,西方期刊定量評價的理論架構基本形成,並在未來幾十年的探索與實踐中逐步走向成熟。(二)通行規則:經由同行評議的嚴格把關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只有經由同行評審的學術期刊才是真正可以被學術共同體認可的發表形式。溯歷史之源,西方學術期刊評價長期以同行評議為主,早在 17 世紀,英國《哲學匯刊》作為世界上最早的學術期刊在創辦之時就已實施同行評議規則。在這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同行評議制度實際上並未得到廣泛的應用。經歷了兩百多年的發展一直到 20 世紀後,隨着自然科學研究的不斷進步,一些服務於特定學會以及學術組織的學術期刊不斷湧現,此時的同行評議主要發揮着把控學術期刊質量的功能,在過去漫長的兩個多世紀裡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 20 世紀 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後,西方國家逐漸意識到科學技術在戰爭中所發揮的鉅大作用,紛紛於戰爭之後加大了對科研的投入,導致期刊種類和數量的翻番以及科技論文產出量的指數級增長。①在學術期刊版面有限的條件下,同行評議成為篩選學術文獻的方法之一,其作為一種有效的控制手段在實踐中被廣泛採用,漸漸形成了一套標準化的操作流程,並作為學術文化的要素之一在學術共同體內部獲得了普遍的認可。 20 世紀中葉以來,同行評議逐漸成為西方學術期刊遴選論文的關鍵標準。直至今日,西方學界在評判學術期刊的質量時,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看其是否有同行評議,這一制度扮演着科學守門人的角色,對於學術期刊的質量把控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學術界普遍認為,同行評議中的同行應當擁有豐富的科研工作研究經歷並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擁有足夠的學術科研能力,能夠對學術成果的價值作出客觀理性的分析和評判。美國ISI 數據庫對同行評議制度的應用主要表現在來源期刊的遴選過程中,經過同行專家的嚴格把關,具有較高學術質量的期刊會被 ISI 的文獻檢索與科學評價系統所收錄,成為學術期刊評價的重要工具和基礎數據來源之一,保證了高水平學術成果的出版和傳播。(三)現實分歧:引文評價與同行評議的持續爭議自從西方國家所開發的學術研究引文數據庫以及檢索工具問世之後,學術界有關引文評價與同行評議的實踐與爭論一直持續至今,②目前西方學術期刊評價主要依靠世界上著名的科學引文索引,諸如美國的《科學引文索引》(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藝術與人文學科引文索引》(A&HCI)以及歐洲的 Scopus 引文數據庫等檢索工具,基於期刊定量評價的三大理論基礎,既有諸如論文質量的表徵方式等量化評價指標,同時也會參考同行專家評議等質性方面的指標對學術期刊進行評估。然而在評價實踐過程中難免會陷入諸多困境,以 SCI 為例,一個國家科學文獻被 SCI收錄的情況可以從另一方面反映該國的國際學術地位以及科技軟實力。因此,SCI 被國際學術界121

公認為是衡量世界基礎學科研究水準的工具,然而它本質上並非是專業的學術評價系統,只是用於文獻索引的工具。 SCI 實際上只能反映學術評價過程中的一個側面,過度看重 SCI 論文相關指標將導致學術工作者盲目追求以高影響因子論文為根本目標,則會導致科研領域出現價值追求扭曲等異化現象。後來學術科研界普遍意識到僅靠引用次數等相關指標並不能有效揭示研究的影響力,通過此類量化指標無法真實反映研究者背後的引用行為和動機。③學者伯恩曼(Bornmann)採用引用行為研究方法分析學術成果的引用行為,發現對學術成果的引用行為會受到其他非質量因素的影響,如學術成果展現平台、作者自身影響力、研究所在領域和學科、發表文獻的期刊、文獻自身特點、可獲取性等。④2012 年 12 月,在美國召開的細胞生物學學會的年會上形成了“舊金山宣言”,該宣言呼籲學術界採用更廣泛的影響測度指標作為評價單個研究論文或學者個體貢獻的標準,例如增加對社會實踐的影響等定性指標。 2014 年,美國在荷蘭萊頓召開了學術評價會議,此次會議的參會人員聯合提出倡議要改革學術期刊評價,其中佐治亞理工學院教授西格斯(Diana Hicks)首次提出了“萊頓宣言”。⑤該宣言一方面肯定了量化評價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強調量化評價需要與質化評價有機結合才能發揮更大的價值,學術期刊評價如果使用單一的量化指標將與其本身性質的綜合性和複雜性背道而馳。期刊評價的有效進行與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休戚相關,一個成熟的評價體系是在反覆的學術實踐互動中產生的,因此如何實現學術期刊的科學評價,進一步提高學術期刊的質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二、現實困境:期刊評價理念、方法與內容亟待創新(一)評價理念:工具價值導向下期刊評價功能異化期刊評價的本質是服務於學術研究的,而不應成為學術研究者們競相追逐的學術“目的”和追求績效工作評價的工具。現存的期刊評價體系存在的問題是未能實現其工具價值和目的價值的有效平衡與統一,過於突出期刊評價的工具價值而忽略了目的導向,不僅不利於反映研究者真實的學術水平,阻礙了學術創新與進步,從更深遠的影響來看對整個學術團隊以及學術體系的健康發展都是具有負面意義的。在西方,基於 h 指數閾值和“高影響力”期刊的文章數量已經成為影響個人評價的“績效資源”,尤其是在生物醫學領域。⑥在斯堪的納維亞等一些國家,學術研究者的獎金是根據他們自身發表期刊論文的數量來決定的,通過為影響因子高於 15 的期刊上的出版物向學術研究人員提供獎金。⑦在德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政府根據科研工作者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的多少來決定基金資助發放的額度高低,影響因子的應用已遠遠超出其最初的目的。這種學術成果產出與自身利益相掛勾的量化考核機制不僅沒有帶來高質量的產出,還違背了學術研究的規律,使得學術領域“工具至上”主義之風盛行,利益驅使下的無節制的濫用對學術界的公平公正產生了難以消除的負面影響。早在 SCI 誕生之時,加菲爾德先生就發出警告:“影響與重要性不是一回事。個人發表的論文數量與其工作質量或重要性之間沒有特定的關聯”。⑧ 將期刊評價變成學術研究的指揮棒就是本末倒置,對學術期刊評價的極端關注也會導致對科研成果內容價值的忽視,遮蔽了學術領域的自然生態。如何建立一個科學有效的期刊評價體系對期刊評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來學術期刊評價的健全和優化應當體現價值關懷,以合理的評價機制和健康和諧的學術氛圍為基礎。科學公正的評價機制是保證學術期刊朝着良性方向發展的重要基礎,現有的期刊評價機制無法發揮期刊評價體系應有的功能,逐漸形成個體之間高下的畸形競爭,這種學術個體之間的內221

耗與共享、互助的學術精神背道而馳,不利於整體學術氛圍的建構。(二)評價方法:人為因素下定量與定性評價的偏離西方期刊評價現存的困境之一是人為因素下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方法的失衡,實踐表明單一的定量或定性評價方法都很難評估出學術成果的真正價值。定量的評價方法是通過搜集整理相關數據以建立數學模型,利用統計方法對數據及模型進行處理分析後得出的評價結果。雖然具有客觀化、精確化、便捷化等優點,但這種簡單量化的指標簡化了對系統和結構的認知,容易偏離其真實的評價目的。單純以定量的標準來評判論文水平的高低乃至期刊的優劣,其弊端是諸多方面的,例如它忽略了期刊評價中某些難以量化的品質和行為,導致數據不一定能夠反映學術成果的真正價值,諸如批判性、反駁性的負面引用目的在定量評價中就難以被識別出來。學術成果是一種複雜的智力成果體現,單一的量化評價方式會扼殺智力勞動的積極性、創造性和探索性,干擾學術研究的純粹氛圍。 21 世紀以來,隨着學術論文數量逐漸成為衡量學術工作者研究水準的標準,使得研究者們面臨着越加激烈的學術競爭以及大規模的發表壓力,事實上這種衡量機制並不能成為評估學術工作質量的基準。⑨國際上已於 2014 年發布了“萊頓宣言”,⑩對學術評價界存在的“量化至上”現象進行了反思與糾正,得到了專家學者們的普遍認同。而定性評價方法則基於同行專家的知識與經驗,既在總體上概括論述了評價對象,又依據一定的理論與實踐揭示了評價方法與對象之間的內在聯繫,即便在本質上優於定量評價帶來的偏離,但是也容易受到個人的知識結構、價值觀、情感與偏好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在群體壓力的環境下容易產生評價異化的弊端,會導致研究者偏重學術界主流題目,阻礙創新研究,而且同行評議結果差異性大且具有難以檢驗的缺陷。在學術期刊的實際評價中,定性評價是定量評價的前提和基礎,而定量評價是對定性評價結果的進一步解釋和說明,只有將定性與定量二者有機結合,從兩個不同的方面分析評價,得到的評價結果才更具有說服力。定量評價效果的偏離結果是可控的,而定性評價的效果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則是不可控的,定量評價大都滲透着定性評價的結果,將單一的量化或質化評價方法應用到所有的研究領域無疑會影響評價的質量,消解學術研究成果的科學精神和人文價值。(三)評價內容:簡易操作下指標體系考核的固化在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技術創新對應不同的成果形態,不同的研究領域應該採用不同的評價標準。自然科學本身主張精確和量化,而社會科學研究的觀點往往有待於時間的過濾,尤其是其中的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部分中所提出的原理、假說成立與否,往往有待於多數專家的認可。從橫向的視野來看,在學科高度融合發展、跨學科領域越來越多的新形勢下,綜合學科性質的期刊和交叉融合的期刊日益增多,如果忽視了學科之間的差異性,採用統一的量化標準對各個學科進行評價,便會造成對交叉學科評價統計的不準確性。除此之外,每一學科的內部都由若干分學科、子領域構成,即便是自然學科和社會學科各下屬學科之間也存在鉅大差異,對某一學科的所有期刊進行綜合排名會造成學術期刊走向同質化,不僅不利於新生領域期刊的成長,更影響到了學科的健康發展。現有的西方期刊評級往往基於定量指標的計算與評估,這種評估方法的優點是操作簡易,可實施性強,但沒有遵循不同學科之間的規律和特點。比如 JCR 在進行期刊評估時,期刊所刊載文獻的被引用率和影響因子等因素就成為重要的指標,影響因子等所佔的權重決定了期刊排名的高低,缺乏特定化、專業化的評價往往導致學科與研究類型的差異性難以消除。還有 SCI 實際上篩選收錄的期刊較偏重於生命科學、化學、藥學、醫學學科等世界上公認的重要主流學科,並沒有覆蓋到所有的學科領域,例如對較偏的地質學等學科就不夠重視,因此在學科分布321

上是極其不均衡的。未來期刊評價應採用最恰當的尺度,朝着分門別類、多元評價和精準評價方向發展和完善。從縱向視野考察西方現有期刊評價指標,其局限性在於其只考察學術成果的學術性價值而忽視其長遠的經濟性及社會性的價值。經濟性價值是學術研究為經濟生產和服務所帶來的重要貢獻,而社會性價值則是學術成果在推動社會建設、完善國家規劃上所發揮的正向作用,這些長遠的價值很難通過短期的考量體現出來。英國的 RAE 評價機制強調在 4 至 6 年短期內出研究成果,在這樣的短期時間限制下,不管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他們對學術研究中的前沿問題所發揮的導向作用以及深遠的社會影響都無法及時地進行考量,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長期的、開創性的研究。期刊評價工作由於評價客體的動態性而具有一定的複雜性,因此評價主體也應當隨着時間的推移在具體的背景和語境之下準確識別評價問題,基於不同的評價目的構建相應的期刊評價理論,從而保證全面、客觀地反映客體的真實狀況,構建科學的期刊評價體系。三、探索與啟迪:構建更加開放、平衡、多元的期刊評價體系(一)評價理念:注重團隊績效的考核,追求知識共享與學術包容學術期刊作為學者們展示科技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的平台,其評價結果具有非唯一性的特質,因此期刊評價需要一定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多樣性。隨着學術和社會環境的不斷變化,評價指標也需要順應環境的變化而作出定期審查和更新。構建期刊評價包容性的指標體系必須注重對團隊績效的考核,改善期刊評價工具導向的風氣,正如《萊頓宣言》所提出的根據機構、團體或研究人員的研究任務衡量績效的原則,實現個人和團隊考核指標之間的有效平衡,在評價指標的選擇上不應只局限於個人的考核,還應將廣泛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考慮其中。期刊評價體系背後存在諸多的局限性,例如數據的動態變遷以及人為操作等因素的客觀存在,可能會使學術期刊評價陷入偏頗的境地。相關研究表明,團隊之間的合作研究可以使得研究領域重點突出,對於增強研究實力、實現知識共享具有重要意義。當下的大數據技術為學術期刊多元評價提供了廣闊的數據基礎,完備的通信網絡設施條件為實現學科之間、地域之間以及國際之間的合作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技術支撐。學術合作研究團隊應抓住這一機遇,利用新的網絡技術、信息技術完善各類評價數據庫以及公示平台,通過數字化的技術手段實現信息共享與整合,為團隊科研人員進行學術交流、合作開拓、知識擴展提供新的路徑。搭建多元評價主體的基本架構,使得具有不同學科背景、來自不同區域的評價主體共享知識與設備,有助於建立公正合理的期刊評價體系,實現評價過程與評價結果的公開化、公平化與公正化,使學術研究更好地為社會服務。此外,注重對團隊績效的考核不僅可以培養團隊內部的合作互助精神,還能回歸對學術本真的追求,增強學術界的包容性,優化學術期刊的辦刊環境從而營造期刊界良性公平競爭的局面。如何處理好團隊內部的個體之間在名譽、地位、獎勵分配、對課題貢獻的大小等多方面的競爭,避免沉浸於期刊排行榜所帶來的權力與利益之中,維護整個學術團隊的利益是未來期刊評價機制亟需探索的方向。通過對學術團隊中的成員進行多元化考核,在一定程度上能扼制單一量化考核所帶來的形式主義弊病,有助於挖掘潛在創新點,在探尋學術規律中不斷促進學術創新,讓學術評價真正起到推進學術進程的導向作用,不斷加強學術成果的開放共享,使得學術期刊整體朝着正確的辦刊方向發展。因此,反思與重構期刊評價體系應把握知識共享時代學科發展的多樣化趨勢,實現從傳統的以學科為中心的合作研究機制轉向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合作機制,搭建雙向溝通交流和知識共享421

的合作平台,促進不同學者智慧與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增加學術評價的民主性和公眾參與度,認真分析學術創新形式的需求和學術期刊所處的階段,追求學術期刊評價的健康發展。(二)評價方法:科學把握質與量,提升期刊評價信度與效度學術評價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性問題,不僅涉及量的評價,質的評價也同樣不可忽視。目前西方最主要的兩種期刊評價方法是基於引文(citation-based)的評價法和基於感知(perception-based)的評價法。前者往往以定量指標為基礎,通常基於影響因子、特徵因子、h 指數及其衍生指標等外在的客觀數據,這種評價學術成果價值的方式不僅能夠克服個人的主觀因素從而保持客觀性,同時可檢驗的操作使得其結果具有一定的確定性,但現實存在的指標片面性、自我引用、不適合人文社科領域期刊等問題也使其在學術評價界飽受爭議。基於感知的評價方法則是根據同行專家的意見,對學術成果的規範性和創新性進行評審與判斷,近幾年來這種評價方法逐漸成為學術界通行的做法,有助於把握學術研究成果背後的科學本質,而不只是局限於表面的數據,從而實現更全面地評估新的學術成果在學科發展中的貢獻。因此,平衡好定性和定量評價方法是實現學術成果質與量統一的要求之一,將同行專家的定性優勢與數據評估的客觀優勢相結合,將進一步提升期刊評價的信度與效度,有助於開創學術評價新局面,回歸學術期刊應有的功能。自 20 世紀 80 年代至 90 年代,從“核心期刊”的概念引入我國到 SCI 被國內學術界所普遍認可,我國的期刊評價工作由定性評價為主轉為以採用文獻計量學指標的定量評價為主。然而,我國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在評價方法上研究缺乏定性與定量的有機結合,自然科學背景的研究者往往拘泥於西方的定量分析,而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研究者相對欠缺定量分析。現階段的我國的核心期刊評價體系仍處在“簡單量化評價”階段,儘管各評價機構對同行專家意見等定性因素有所考慮,但在評價中也往往是形式重於內容。此外,我國學術期刊定量評價主要是對學術期刊質量的評價,更多的是基於“期刊影響力大小”的評價,例如引文索引作為評價工具,還主要是一種基於形式的量的比較,而非對期刊學術價值的質的評價。加氏定律和布氏定律雖然和期刊“質量”有正相關性,但“正”相關性並不完全等於“質量”評價,本質上這兩個定律指導下的核心期刊評價並不能完全反映學術期刊的質量。在期刊的定量評價中,對數據的簡單量化的處理會造成對計量指標的過度追求,導致評價者缺乏對評價原則的審視和指標背後倫理價值的思考,機械地依據期刊影響因子來決定期刊的質量,必然使得學術期刊評價的過分形式化和簡單化,助長了學術領域的量化攀比之風和學術研究的功利浮躁之心。由“學術量化考核”盛行衍生的期刊評價功能異化不僅使得學術泡沫泛濫,在深層次上更導致學術理念淪喪,污濁了學術成果的創作環境,不利於學術積累和創新。量化評價之所以存在諸多問題和弊端,關鍵並不在於方法本身,而在於功利意識驅使下的簡單化濫用。 2020 年 2 月 20 日,教育部明確指出:“扭轉當前科研評價中存在的 SCI 論文相關指標片面、過度、扭曲使用等現象,規範各類評價工作中 SCI 論文相關指標的使用。”因此,必須要堅持學術研究成果的多維化評定原則,打破傳統的工具導向思維,不能僅僅根據報刊級別、影響因子和被引用頻次等表象數據來評定成果質量。除此之外,我國學術期刊評價應盡量排除評價者學術視野、個人偏好與情感等主觀因素的干擾,尤其是評價結果的社會化與學術利益的分配相掛勾這一機制導致這些因素的不可避免性。例如,近年來發生的中國作者論文被國際期刊撤稿事件,引發了國際學術期刊界對作者自薦同行評議制度的反思,包括愛思唯爾在內的多家學術出版鉅頭都曾查處過此類事件。因此,對待我國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中的定性評價不應只是進行一味地批判,而應當更加關注如何去優化和規範期刊定性評價中的情感性和社會性因素,建立一種能夠全面衡量期刊質量521

的評價體系。(三)評價內容:實現評價內容的多元化轉向,全面考量學術成果採用科學的評價標準,構建合理的分類指標體系,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不同的學科類別採取不同的標準。自然科學類期刊的研究對象以自然現象和規律、科學原理等為主,而社會科學期刊主要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等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無論是在研究內容還是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學期刊和社會科學期刊都具有各自的側重點。自然科學類期刊的評價更多的是選取經過嚴密的反覆論證實踐過的指標,強調過程的專業性、可靠性和評價數據結果的精確性。社會科學期刊相較於自然科學期刊則更加注重政治方向、學術導向、價值導向等學術方向 ,其內在規律和社會功能難以簡單地通過量化指標來衡量。西方 SCI、Scopus 等期刊評價體系內的指標幾乎是統一執行,或者僅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有較小的區分對待。多元共存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方向,任何試圖建立一套固化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都是不明智的。因此,需要賦予不同領域學術成果以靈活性的評價,根據學術期刊的不同類型採取不同的方法和指標,從而實現期刊評價的科學性。構建分類指標體系對我國的期刊評價同樣具有啟發意義,在我國,學術期刊的跨學科評價陷入諸多現實困局,學科分類標準的不統一、學科之間的相互交叉滲透以及跨學科期刊的綜合性質等難題阻礙了期刊評價的科學化進程。特別是隨着社會融合發展,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不斷增多,新興學科的不斷出現,對學科的分類越來越複雜化,我國原有的按照學科劃分學術成果的模式已經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有些交叉學科的成果很難劃分到某一類學科當中。學科的劃分對期刊的評價結果會產生關鍵的影響,對學科分類不準確會直接導致期刊評價結果出現較大的差異,要想實現科學合理的評價,必須對學術期刊進行科學的分類和分層。因此,對於基礎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成果的期刊評價,需要關注研究的性質以及學科的差異,採用各有側重的評價方法。分類評價原則應當建立於學科之上,不管是應用於評價主體還是評價對象上,都應考慮相應的背景適用性。關注期刊評價的學科差異以及評價文化,評價主體應當具備相應的學科背景,並考慮評價對象所處學科文化、學術共同體和學科發展規律,增強評價方法的學科和期刊的適用性。由於期刊的社會效益在時間方面表現的久遠性、潛移默化性等特徵,全面考量學術成果不應只局限於其學術價值,實現多元化的期刊評價不應忽視學術成果對所在領域帶來的經濟價值和產生的長遠社會影響。發表在國際頂級期刊上的論文也許對學科的發展有重大意義,但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有待商榷。美國學者傑森·普里姆(Jason Priem)在 2010 年提出了全面衡量學術成果影響力的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不僅涵蓋了學術成果的學術價值,更綜合考量了其產生的社會影響。學術期刊評價歸根到底是為了推進學術研究進程,最終目的是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但是目前我國現有的期刊評價體系更多側重的是對期刊學術影響力的評價,例如對期刊論文數量方面的指標要求,這些指標可以體現期刊在某一方面的影響力,但過多關注這些表象的數據就容易忽視學術成果的社會影響力,忽略其對社會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的相關性的考量。期刊評價應當採用靈活的評價方法,基於大數據技術對不同的學科內容進行多維度比對分析,將期刊評價放入一個相對較長的評價周期中。學術成果從被發表到被引用有一個較長的周期導致其影響力無法在短期內得以體現,因此必須認識到學術成果的價值體現需要一個較長的反饋過程。在將來,對於學術研究與社會需求以及影響力相關性的評價,研判學術成果對改善社會治理的作用,也應當成為我國期刊評價的主要內容之一。621

四、結語學術期刊對科學評價體系的構建發揮着基礎性的作用,學術期刊的最初使命是為學者們的學術交流提供展示的窗口,其出版通過評審和交流制度在知識生產中發揮規範確立、價值引導、信息供給和人員溝通等作用。伴隨着知識生產環境與模式的改變,學術期刊的社會功能和角色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使得期刊評價工作越來越具備一定的綜合性和複雜性。國際一流學術期刊大多歸屬於西方學術出版集團所有,在分布不均衡的背景下,我國的學術期刊尚未形成體系和規模,缺口較多。我國的期刊評價工作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展開,20 世紀 90 年代進入規模化開展期刊評價工作階段,激烈的學術競爭和稀缺的學術資源吸引了社會對期刊評價結果的關注。隨着中外學術交流的日益加強,以 SCI 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評價體系對我國期刊評價工作起到了良好的帶頭作用,在有意識地學習和借鑒西方學術評價的經驗後,我國學術評價進入以量化評價為主要特徵的新階段,並逐步形成了以論文和期刊為中心的學術評價體系。現階段,基於文獻計量的引文評價法和基於專家意見的同行評議法,成為我國學術期刊評價的兩大方法。目前,國內期刊評價實踐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但仍然存在不足之處。基於社會環境、文化取向、制度體系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西方的期刊評價體系不可直接照搬至我國的評價實踐當中,單純的技術主義路徑不可能解決期刊評價中的實際問題,對西方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的考察,指出西方期刊評價體系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是為了更好地建立我國客觀公正的期刊評價體系。對於以上總結的西方學術期刊評價面臨的問題,在我國期刊評價中也值得警惕。如何平衡定量和定性的評價方法,加強學術成果的開放共享,全面考量學術成果,也是當下國內學術期刊評價亟待面臨的現實問題。健全科學合理的期刊評價機制,回歸理性的期刊評價導向,是當下需要解決的一個現實而又緊迫的任務。學術共同體的缺失是學術期刊評價陷入偏頗境地的重要原因之一,隨着研究領域內學科知識的交叉與融合不斷深入,如何在現有的體制下積極發揮學術共同體的作用,改善期刊評價面臨的現實難題,應當成為學術界努力追求的目標。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一個自律的學術共同體對於構建科學合理的期刊評價機制具有重要的意義,學術共同體應當以專業的學術素養和批判性的態度來審查學術成果質量,始終堅持將追求學術價值作為其評判的最高目標,以學術規範和專業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摒棄個人的學術偏見與情感,準確洞察各自學術領域內的研究現狀和進展從而實現學術評價的專業化和科學化。科學合理的期刊評價體系有助於引導學術期刊更有效地實現其價值,也是實現我國學術評價公正化的路徑之一。科學化和精準化是我國未來期刊評價體系變革的方向,不僅是在學科的分類上更加科學,還包括對各類期刊評價方法的權重把握得更加精準。隨着科學評價方法的不斷創新和實踐經驗的持續積累,網絡化、數字化的覆蓋必將對當下學術期刊的個體面貌和整體命運產生深刻的影響,也必然使得期刊評價體系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會遭遇新的挑戰。基於開放共享的學術評價理念的產生,亟需利用新技術、新思維、新方法去推動期刊評價理論的創新,破解期刊評價實踐中的既有問題,我國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終會不斷走向科學,建立起一個真正服務於學術研究、合乎學術發展規律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將是一個艱鉅而長期的任務。①Derek J. de Solla Price, Little Science, Big Science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②葉繼元:《近年來國內外學術評價的難點、對策與走向》,蘭州:《甘肅社會科學》,2019 年第 3 期。721

③E. Garfield, Random Thoughts on Citationolog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Commentson Theories of Citation,Scientometrics , Vol. 43, No. 1, 1998, pp. 69-76.④L. Bornmann, H. D. Daniel, What do Citation Count Measure? A Review of Studies on Ci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 Vol. 64, No. 1, January 2008, p. 45.⑤⑥⑦⑩D. Hicks, P. Wouters , L. Waltman, et al., The Leiden Manifesto for Research Metrics, Nature , Vol, 520, No. 520, April 2015, pp. 429-431.⑧E. Garfield, Citation Index in 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American Documentation , No.14, May 1963, pp. 289-291.⑨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Empfehlungen der Kommission„ Selbstkontrolle in der Wissenschaft “ R. Bonn: DFG, 1998.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r Bewertung und Steuerung von Forschungsleistung EB/OL .(2011-11-11) 2020-02-20. https://www. wissenschaftsrat. de/download/archiv/1656-11.html.田依林:《我國高等教育合作研究團隊的分析———基於部分 CSSCI 刊源教育類期刊載文研究》,北京:《中國高教研究》,2014 年第 6 期。A. Serenko, M. Dohan, Comparing the Expert Survey and Citation Impact Journal Ranking Methods: Example from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 Vol. 5, No. 4, 2011, pp. 629-648.B. Mckercher, R. Law, T. Lam, Rating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Journals, Tourism Management , Vol. 27, No. 6, December 2006, pp. 1235-1252.B. Wheeler The Ontology of the Scholarly Journal and the Place of Peer Review, 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 Vol. 42, No. 3, April 2011, pp. 307-322.李玉軍、王春、尹玉吉:《中西學刊評價體系比較研究論綱》,太原:《編輯之友》,2019 年第 6 期。張志強:《高質量發展視域下核心期刊評價體系完善之我見》,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2020 年第 4 期。沈固朝:《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中的 CSSCI》,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7 年第 3 期。葉繼元、袁曦臨:《基於核心功能的學術期刊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框架探討》,江蘇無錫:《江南大學學報》,2021 年第 4 期。岳嶺:《人文社科學術期刊評價應側重社會效益的考量》,河南南陽:《南陽理工學院學報》,2021 年第1 期。張澤青:《關於期刊社會效益幾個特點的思考》, 太原:《編輯之友》,2016 年第 11 期。邱均平:《余厚強論推動替代計量學發展的若干基本問題》,北京:《中國圖書館學報》,2015 年第 1 期。劉愛生:《國外學術評價體系中的“網文”:興起、行動與挑戰》,北京:《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8 年第5 期。何文:《Altmetrics 與引文分析法在期刊影響力評價上的相關性研究》,南京: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第 21 頁。朱劍:《破除“SCI 至上”與學術評價體系的重建》,北京:《行政管理改革》,2020 年第 7 期。羅雯瑤、江波: 《學科建設與學術期刊協同發展———以我國大學教育學科及教育期刊為例》,江蘇蘇州: 《蘇州大學學報 (教育科學版)》,2020 年第4 期。朱劍:《從扭曲到重構:四十年來高等教育與高校學術期刊關係的演變》,江蘇蘇州:《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0 年第 4 期。作者簡介:江波,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州大學學報編輯部主任。江蘇蘇州215006[責任編輯　劉澤生]8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文學研究·“現代”文學觀與現代白話小說“開篇”之爭沈慶利[提　要] 　在小說成為“正宗”的現代文學時代,現代小說的開端是現代文學產生的重要標誌,其引發的爭論折射出不同現代文學觀念的交鋒。魯迅等五四新文化先驅確立了現代小說的典範傳統,卻未必是其“開端”;陳季同的《黃衫客傳奇》可視為“現代中國小說”宏大交響樂中引人入勝的優美“序曲”,稍後出現的《老殘遊記》、《孽海花》之於“現代中國小說”的開端意義卻被忽略了。從本土文學“(人文)現代性”觀念出發,《紅樓夢》等“古典”小說的現代性特徵已然成型。[關鍵詞] 　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　《黃衫客傳奇》　現代文學觀[中圖分類號] I20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129 - 08一、問題緣起與多種觀點的交鋒誰是率先創作現代白話小說的第一人? 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是哪一篇(部)作品? 學界就這一問題給出的“標準答案”曾是魯迅的《狂人日記》。該小說創作於 1918 年 4 月,發表於 1918 年 5月 15 日 4 卷 5 號《新青年》。但這一“主流”觀點近年逐漸遭受質疑,其中最大的“雜音”是認為女作家陳衡哲 1917 年 6 月發表於《留美學生季報》的短篇小說《一日》,才是“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該說法最早由胡適在 1920 年代提出,1970 代末又由夏志清等人“發掘”,在台港暨海外產生了一定影響。 1980 年代初輸入內地學界後,頗引起一番“漣漪”卻未獲普遍認可。《一日》的確早於《狂人日記》一年多,支持者甚至認為《一日》更接近於現代國人的日常口語,比《狂人日記》等“半文半白”的語言形式更符合現代白話文的語言特徵。 1928 年陳衡哲把《一日》收入其小說集《小雨點》出版時,胡適特意為之作序並指出:“試想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是何時發表的,試想當年作白話文學的人怎樣稀少,便可了解莎菲的這幾篇小說在新文學史上的地位了。”①胡適的“言下之意”十分明顯,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反響,從《新文學大系》到眾多新文學史、中國現代小說史,依然堅持現代白話小說始自魯迅的說法,連夏志清寫於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現代小說史》也持這一看法。夏氏後來斷定最早一篇現代白話小說是《一日》,②依據的就是胡適、陳衡哲等人的說法,不過發表《一日》的《留美學生季報》目前已查不到,僅憑陳衡哲周圍幾位朋友的回憶難免有“空口無憑”之嫌;而且連陳衡哲本人都坦承《一日》“既無結構,亦無目的”,不能算為小說。921

所謂“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之說恐難成立。進入 21 世紀,“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為《一日》的觀點又重被提起,除夏志清介紹陳衡哲等人的《新文學初期作家及其作品選錄》一文節選並改為《小論陳衡哲》,作為“附錄”收入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並引起關注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一些論者借此話題“顧左右而言他”。如李西亭認為“中國新文學第一篇小說”可界定為“是指由中國人執筆,捨棄文言而使用白話寫出來的有人物、有情節、有結構,在時間上是最早的小說”。③如此一來,既然比《狂人日記》更早的《一日》算不了“小說”,若發現“算得了小說”的其他新文學作品取《狂人日記》而代之,就可成為真正意義的“中國新文學第一篇小說”了。他通過考證認為現代文壇上幾近“失蹤”的劉韻琴女士的“紀實短篇白話小說”《大公子》,應該算得上新文學第一篇白話小說。該作收入上海泰東書局於 1916 年 8 月出版的《韻琴雜著》中,全文共 4,466 字,敘述一位戴姓議員為收買袁世凱大公子袁克定而傾家蕩產,卻一無所獲自尋短見的故事。然而讀者不僅難以從該作探尋到所謂“現代”思想,藝術成就和文學史影響也與更早的《黃衫客傳奇》、《海上花列傳》等無法相提並論,此說只能“姑且存疑”。第三種觀點認為李劼人實乃“現代白話小說第一人”,理由是他發表於《四川公報特別增刊·娛閒錄》(1915 年 7~9 月)上的《兒時影》等作品,不僅早於《狂人日記》和《一日》,而且“按照學界對現代白話小說的界定標準衡量”,它們無疑都屬“現代白話小說”範疇。④《兒時影》等作品發表時間“有據可查”,問題只在於現代白話小說的“界定標準”是什麼。然而在這最具“根本性”的問題上,該文作者卻語焉不詳,或許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常識,但看似“不言而喻”的常識若不加界定,恰恰可能導致“問題迭出”。此外還有一種觀點,幾乎隨着嚴家炎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而“橫空出世”。該文學史集結國內眾多知名學者參與編撰,不僅堪稱迄今學術視野最為開闊、資料最為完備的現當代文學史,而且被列為國家級規劃教材,近十年來在學術教育界影響不可謂不巨大。這部文學史著最引人注目的觀點,是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推進到 19 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認為旅法華人作家陳季同用法語創作的“篇幅達三百多頁的長篇小說”《黃衫客傳奇》為“中國作家寫的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小說作品”。⑤與現代西方文學“接軌”的陳季同,因特殊歷史機緣“站到了時代的巔峰上”,其文化視界和文學成就或高於當時的國內同行,⑥然而從“現代中國文學史建構”角度看,該觀點又不無“荒唐”面向。小說被視為現代文學之“正宗”,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的出現常常被認定為整個中國現代文學開端的重要標誌,討論的背後體現的其實是多種“現代文學”觀念的交鋒,其中的一個核心“焦點”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發端於何時的不同看法。 “中國現代文學”至少可有兩種界定:其一是“現代中國社會的文學”,其二是“具有現代性的中國文學”。按照第一種界定,它不僅包含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文學作家作品,也應將現代中國社會的一切文學創作和文學現象統統“囊括”其中,既包括“新”“舊”“左”“右”不同文化立場、政治意識形態的創作,又應容納漢族以外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若按照第二種界定,則需對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加以探討。這些重要問題難以在一篇文章內闡釋清楚,筆者謹從“(五四)新文學”觀、“文學的現代轉型”觀和“現代中國文學”觀三個維度切入,思考它們與“第一篇現代小說”爭論之間的關聯,並求教於方家。二、(五四)新文學觀與“新文學第一篇小說”之確立西方學界關於“現代性”的探討,一般傾向於馬泰·卡林內斯庫等學者提出的“兩種現代性”概念: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的“現代性”與“先鋒派”文學藝術領域的“審美現代性”。前者包括關於031

“(社會)進步”的學說、對可測度(線性)時間的關切、“相信科學技術造福人類的可能性”等等;後者則以審美領域的“先鋒派”為代表,主要表現為“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公開拒斥,以及它強烈的否定情緒”等。在卡林內斯庫看來,大約從 19 世紀前半期的“某一時刻”開始,作為西方文明史上一個重要“發展階段”的現代性觀念與美學領域的“現代性”之間就發生了難以彌合的分裂,彼此之間充滿“不可化解的敵意”卻不斷相互影響,共同形塑了充滿張力又彼此“制衡”的現代文化景觀。⑦這一觀點雖然是西方語境的產物,但對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進程不無啟示。縱觀中國現代文學史,除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短暫出現的深受日本文學影響的“新感覺派”和借鑒法國象徵主義的“象徵派”詩歌外,整體思想內涵大致不脫西方啟蒙主義文學傳統路徑,卻與 19 世紀後期逐漸湧現的西方現代(主義)文藝大異其趣。基於“文化啟蒙”和線性“進步”史觀立場,五四新文化運動甚至被學界認定為現代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西方史學界將自己的歷史劃分為古代(典)、中世紀、現代三個階段,中國學界也仿照他們把中國歷史劃為“古代”與“現代”兩個歷史時期。這種劃分是否完全符合歷史實際面貌尚需進一步探討。或許是意識到了從“古代”到“現代”實現一步“跨越”不太可能,於是國內學界又產生了一個連接兩者的“近代”概念。 “近代”一般界定為從“古代”到“現代”的過渡階段,是從古代通往現代的“橋樑”。在目前通行的歷史教科書中,1840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之間通常被稱為“近代”。但“近代”之說很難與國際“接軌”,例如在日本學界“近代”和“現代”被認為是一回事,“近代文學”就是指“現代文學”。國內史學界對“近代”與“現代”的強行劃分,幾乎導致所有歷史敘述都刻意(人為)制造了一個“近代”、“現代”截然不同的分野。文學史敘述也不例外,“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一度被概括為“舊文學”與“新文學”之間“非此即彼”的天壤之別。將“新文學”界定為迥異於傳統“舊文學”的全新文學,本身已包含明顯的價值判斷:“新”的往往意味着“好”的、善的、進步的和有生命力的;“舊”的則通常被認為“落後的”、“腐朽的”甚至“反動的”。這與那個時代人們執著地求新求變、渴望社會變革和進步有關。 “五四運動”催生了“五四新文學”,後來文學的發展顯然已超出“五四新文學”,於是“中國新文學”概念便“應運而生”。然而“新文學”不可能永遠“新”下去,在一系列“天翻地覆”的社會變革中,很多“新生事物”常常別無選擇地淪為“舊事物”、“舊勢力”,所以“新文學”逐漸被更適合於“定型化”的“(中國)現代文學”概念所取代。 1950 年代初,隨着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等文學史著的出現,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開始成型,1980 年代以後出版的相關文學史論則多以“中國現代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命名,冠以“中國新文學”的現代文學史著越來越少。 “像過去那樣,現代文學史就從五四文學革命寫起,如今的學者恐怕已多不讚成”,⑧或許也與這種“新舊截然對立”的文學史觀不合情理有關。五四文化先驅普遍存在的伴隨“革命”思維而生成的“創世神話”思維模式,對於文學史建構的影響也不可低估。曾幾何時,幾乎所有主流文學史都刻意強調胡適、陳獨秀等五四文化先驅在新文學創始階段“開天辟地”般的歷史功績:1915 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拉開了新文化啟蒙運動的序幕;1917 年留美學生胡適將《文學改良芻議》寄回國內的《新青年》雜誌發表,吹響文學革命的號角,開啟了中國文學嶄新的“現代”面貌。 “美中不足”的是從胡適、陳獨秀到周作人、吳虞等人只是對文學革命的理論鼓吹,直到 1918 年魯迅創作並發表《狂人日記》,才真正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奠基性的創作實績。 ———此番描述至少有幾點不妥當:首先是“五四運動”雖然是受時政事件刺激而爆發,但古代中國類似的文人士大夫和學生群體“干涉政治”而示威的事件卻有諸多“先例”可循,當然“五四運動活動之廣、意義之深卻是無可比擬的”。⑨其次,“五四新文131

學”的發生肇始於“文學革命”理論的倡導,然後才出現響應“號召”的創作實績,這不符合中外文學史發展的“普遍規律”。若將五四新文學的發生歸屬於歷史上“個別特例”也未嘗不可,但實際情形卻可能更複雜。魯迅小說等五四新文學經典在 1920 年代初“噴薄而出”,既與“五四事件”和整個新文化運動的刺激熏染有關,又與半個多世紀中國社會的啟蒙變革思潮,以及文壇前輩創作實踐的積累不可分割。再次,魯迅被認定為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人,《呐喊》、《彷徨》等小說創作迄今又被視為中國現代文壇上難以企及的高峰。這種“開創者”直接建構“藝術高峰”的描述也不太符合情理。更準確也更合理的說法應是:作為“五四新文化主將”之一的魯迅確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範式,《狂人日記》等作品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典範”傳統。而只要整個“五四新文學”觀念不被“顛覆”,《狂人日記》開創現代文學“典範”傳統的歷史地位就不可能被撼動。反觀胡適當年對陳衡哲小說“文學史地位”的說辭,則更像是文人間的彼此“應和”,是文人“小圈子文化”的一種表現;夏志清的“借題發揮”也有失學術嚴肅立場。而劉韻琴女士的《大公子》、李劼人的《兒時影》等作品創作時間雖然早於《狂人日記》,但其時“五四新文學”尚未誕生,它們又怎麼可能先於“新文學”而問世? 至於《大公子》、《兒時影》等是否可視為“現代小說”則另當別論。三、文學的“現代”轉型觀與“(本土)現代小說”溯源有學者指出,20 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敘事模式是“靠着歷史學的滋養形成的”,將其視為“歷史主義的一個神話”並非刻意誇張。文學研究正以“學術化”的名義越來越趨向“歷史化”,已習慣於“用歷史學的觀念、方法、技巧,來圓滿編織和隨時豐富文學史的傳奇故事”。⑩而史學觀念的遞變轉型對於作為“專業史”的中國文學史觀和文學史編撰體系的影響之大,則怎麼估計都不過分。中國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後發型”國家,其現代性進程主要是受到西方衝擊和“脅迫”被動接受的結果。在這種“(西方)衝擊—(本土)回應”的解釋模型作用下,傳統中國的不足落後被認為有一個漸次“發現”、“步步深入”的認知過程。梁啟超在《五十年進化概論》一文(1922 年 4 月)中最早進行了概括:中國知識界面對西方衝擊,從“器物的”、“制度的”和“文化的”三個層面認識到自身“不足”,這三個層面對應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與啟蒙思潮持續深入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三個歷史階段。他的觀點長期在中國思想界乃至海外漢學界居於主導地位,從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到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都沿用該論斷並作了發揮。真正跳出此種解釋模型,試圖從“本土性”縷析出現代性“自身發展脈絡”的,是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崛起的日本“京都學派”。他們不僅從日本自身出發探析現代性的本土淵源,還從“中國自身”出發探索中國“本土現代性”的源頭,甚至將中國“近世國家”的誕生推演至宋代。近年國內學界如葛兆光等人提出將宋朝作為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萌芽”階段,也與此影響相關。如今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擺脫了“衝擊—回應”單一解釋模型的束縛,站到“中國自身”或“中國中心”視角探究中國社會的現代性進展,如美國漢學家孔飛力、柯文、杜贊奇等人深入到中國社會歷史“內部”,從而“發現”了更多也更真實複雜的歷史圖景。海外漢學界歷史研究模式的變遷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不可能不產生影響。王德威等人提出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沒有晚明,何來現代(文學)”等主張,也相繼在國內學界產生反響。這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及現代小說開端之類問題開拓了很大的討論空間。國內學界對此作出較早“回應”的朱德發之觀點頗有代表性,他借用皮亞傑“結構主義”理論,從“文學作為特定的文化系統中的特定的有機的結構體系”認識論出發,將中國古代文學向現代文學的轉型看作一個漫長而有序的“動態系統”,如果說有機系統的231

“結構”轉化大致要經過三個階段:“萌芽”、“(新舊)結合”和“成熟”階段,那麼這個(本土)現代文學的“萌芽”階段可追溯到明朝中葉以後的嘉靖、萬曆年間,與史學界普遍認可的這一時期已出現類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一致,而這“並非西歐直接影響的結果”,儘管它們之間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應當說這一觀點有其充分“邏輯自足性”,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使用的“文學的現代性”概念,實際上指的是西方“社會文化現代性”中的“人文現代性”觀念,與卡林內斯庫所說的“兩種現代性”中的“審美(藝術)現代性”無關。西方“現代性”觀念對中國近現代社會造成最大衝擊、帶來最大社會影響的主要是兩種思潮:其一乃人文主義思潮,該思潮助長了中國社會“人”的發現和覺醒;其二是現代民族主義思潮,該思潮促進了華夏子民對“現代民族國家”的發現和民族自我意識的醒覺。前者表現在文學領域,就是促進了“人的文學”觀念的發生發展;後者與文學相結合,則表現為對現代民族國家“本位”文學觀念的召喚和催生。就“人的發現”和“人的文學”觀念的發展而言,華夏本土顯然有其自身歷史演變脈絡,並非是受西方直接影響才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不可忽略小說的發展興盛本身就是晚近(現代)社會的產物,與市民群體乃至新興國家觀念的崛起息息相關,“明清小說”與歷史上的“唐詩”、“宋詞”等都可視為“時代的產物”,但也未嘗不能解釋為中國文學由“古代”向“現代”的轉型開端;另一方面,如果將這一轉型比喻為有機生命(結構)體的形成,那麼它自然有一個從“孕育(‘萌芽’或‘新舊結合’)”到“新生兒降生”至活力四射的“青壯年(成熟)時期”的歷程。以此重新“溯源”中國“現代小說”的開端,筆者認為將“孕育”時期追溯至明代中後期未嘗不可。而這個“偉大新生兒”的降臨定位在哪部作品最合適? 能夠擔當這一“角色”的當然非最偉大的“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莫屬。筆者甚至“忍不住”套用恩格斯對意大利詩人但丁的評價,認為《紅樓夢》的出現不僅是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終結”,同時也開啟了“現代小說”的新紀元。這一觀點在持“嚴謹”立場的一些學者看來可能近似“胡言亂語”,但以人文主義“現代性”視角審視《紅樓夢》這部“古典”作品,無論藝術成就還是“現代”特質都不遜色於“五四”以來的任何一部小說。且不說小說中“千紅一哭”、“萬豔同悲”之女性命運悲劇的揭示及其背後深藏的人道主義、人文主義信念與“現代文學”並無二致;單是貫穿作品首尾的“悲涼之霧”和“直面慘淡人生”的寫實主義手法,也開啟了“現代”文學的歷史先河並滋養無數“現當代”作家。四、“現代中國文學”觀與現代小說之“開端”所謂“現代中國文學”,表面上與“中國現代文學”沒有多少區別,但本質內涵大不相同。 “現代中國文學”概念差不多與“中國現代文學”同時出現,多數人卻只是將這兩個詞語視為“同義異形詞”混淆使用,筆者認為以“現代中國文學”命名目前通行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更為妥當也更符合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文化歷史邏輯。 “現代中國文學學科”的建立不同於主要從“文學本體現代性”進行立論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而是依托“現代國家觀念”之基礎,試圖“以現代多民族國家多區域的主權國家概念”來整合現代中國社會的一切文學現象,創建並打造“國家本位”的文學(史)觀念。朱德發等學者在新世紀初提出的這一觀點,與全球範圍內現代意義“文學史”觀念的形成邏輯可謂極為契合,可惜沒有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和回應。“文學史”概念由西方“轉道日本”在 20 世紀初傳入中國,而西方學界創建現代意義“文學史”觀念的核心思想理論基礎則是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文學作為文化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民族精神、民族意識的反映,“當文學與一個有着地域邊界的民族國家聯繫起來”的時候,“一個被331

賦予了民族精神和靈魂的國家形象,便在人們的想象之間清晰起來”,編制和傳授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目的即是運用“科學的手段”,通過“回溯”的方式塑造民族精神,同時激發愛國情感和民族主義情緒。至於作為“新興文學體裁”的小說之興起,更與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及建構密不可分,由此導致了整個文學觀念由“古代”向“現代”的轉型。眾多文學史家和小說理論家對此已有深入考察,筆者不再贅述。值得一提的還有錢基博早年編撰的《現代中國文學史長編》,將上古以來的歷代文學和“時下”的“現代文學”一起納入“現代中國文學史”之內綜合考察,自然也是出於建構“(現代)國家本位”文學史考量的結果,但其“最廣泛意義”的文學史觀念本文不予採納。一般認為從“古代中國”向“現代中國”的演變涉及社會政治和文化心理、價值觀念體系的各個領域,其中最主要的乃是“世界觀”至“家國層面”價值體系的轉換。具體來說就是從“皇朝天下”抑或“天下國家”轉變為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觀念;傳統歷史中的“君權神授”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信仰體系被現代“天賦人權”、“民主共和”觀念顛覆取代,“天子”不再代表“上天”統御人間萬有,成為普天之下的唯一“至尊”,本土華夏文明也不再是“天朝上國”的唯一(或最高)文明傳統,只是“萬國之一”或“世界文明體系”之一。如果將現代“民族”建構視為一種“歷史過程”,那麼現代西方“刺激”和衝擊下的現代中華民族意識,其“萌芽”理應追溯至鴉片戰爭。正是那場戰爭打破了傳統中國歷史舞台反復上演的朝代更迭、“成王敗寇”的循環規律,而將一種全新的世界觀、民族國家觀和社會價值觀強制輸入中國,由此引發了一場“天崩地裂”和“改天換地”式的變革。但鴉片戰爭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震蕩,除了極少數“睜眼看世界”的精英士大夫如魏源、李鴻章等人外,在相當長時期內並未被上至“皇親國戚”下至社會大眾充分認知。目前學界普遍將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萌生“回溯”至中日甲午海戰後的戊戌變法時期,不能不說是有其充分“歷史依據”的。現代民族主義既可指一種強化民族意識、突出民族特點的思想理論體系和政治意識形態,也可指民族成員對本民族國家熱愛、忠誠的情感,還指將上述兩者結合起來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運動”,華夏本土知識界自覺建構現代中華民族的“運動”,的確可以戊戌變法為開端,中經“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的演變,迄今尚未最終完成。 “現代中國文學”觀念和文學史建構與這一歷史運動過程息息相關,現代文學不僅鮮明體現了現代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個性,還直接參與到現代中國建構進程的各個環節和“現場”之中。葛兆光在《宅茲中國》等著作中參照日本京都學派的觀點,通過梳理華夏民族自身歷史脈絡,認為古代中國並非是從古代“中華帝國”直接轉型為民族國家的,而是先由“無邊帝國”的家國意識轉為“有限國家”觀念,同時在“有限的國家認同”中保留了某些“無邊國家的想象”成分。此種“有限國家”觀念在宋代已初步形成,傳統中國的“皇朝天下”和華夷觀念在那時已從實際的運行“策略”轉化為主觀“想象的秩序”,“過去那種傲慢的天朝大國態度”在現實中不得不與“實際的對等外交方略”妥協,並開始萌發一種“自我想象的民族主義”。這一觀點既充滿深邃的歷史洞見又不無謬誤,尤其對“民族主義”概念的濫用誤用。宋朝的確(迫不得已)出現過與“夷邦”之間“實際的對等外交方略”,但到明清時期隨着“國家危機”的暫時解除,“天朝上國”觀念不僅死灰復燃,而且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優越性更為根深蒂固不可救藥,直至遭受現代西方的侵入和衝擊才爆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此外古代中國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義”與西方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觀念有本質區別,我們今天“想象”的民族主義,從本質上說乃是一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共同體(共和國)理念,絕不能等同於古人的“(有限)君主國”想象。而這樣一種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創建,與其說是由一國“本土”自發生成,不如說是全球性“現代”社會持續演進的歷史過431

程,與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全球範圍內“現代國際體系”的建構相輔相成。差不多與此同時,“以民族性為基礎和以國別為單位的文學史”,也在“世界文學”的觀念下產生,“世界文學的觀念乃是國別文學史的前提”。現代中國文學觀念和文學史建構與逐步融入“世界(文學)一體化”格局是相輔相成的。古代中國文學當然也不乏中外之間的交流融合,但其變遷大致沒有超越“相對封閉的社會系統和文化結構”,現代中國文學的生成與發展卻“總是處在‘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世界文學走向中國’的雙向交流和往復循環中,並賦予現代文學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文化特質”。而從“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學史觀出發重新審視將《黃衫客傳奇》視為中國現代小說“開端”之觀點,其“合理性”和其“不足據”都頗明顯。這部作品充分體現了現代中國文學“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文化特質,展示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與“世界文學走向中國”的雙向交流循環過程,將其納入“中國現代小說”範疇內“名正言順”。但它畢竟是用外國語言寫成,將其作為“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山之作,未免給人以有傷“文化自尊”之嫌。儘管這部作品後來(2010)被翻譯成白話漢語在國內出版,然而畢竟已是“百年之後”。國內讀者頗有發現珍貴“出土文物”般的喜悅和好奇,但文學史影響和文學地位是否完全“照搬”歷史學觀念,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無論基於“現代中國文學的生成”還是“中國文學的(本土人文)現代性轉型”之視角,五四新文學均不能被簡單視為“現代文學”的開端,但這並不影響該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若將此類“現代性”的發生看作生命孕育、產生和茁壯成長的發展歷程,藉由五四新文化運動“登上歷史舞台”的“(中國)新文學”無疑是這一生命體迄今最輝煌、也最富創造力的“青春”時期。當然,“生命體”難免會走向衰老和死亡,或許將其比喻為一個可以反復“青春化”、不斷“再青春”的神話系統更為妥當。 1980 年代曾出現“回歸五四”的“(現代文學)再青春”時期,筆者相信中國文壇一定還會湧現無數“再青春”的輝煌時期。其次,“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不僅標誌着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對人權和民族獨立觀念的迅速覺醒”,還顯示了他們追求和倡導的已不再是“半新半舊的改革或部分的創新”,乃是“一個大規模的激烈的企圖,要徹底推翻陳腐的舊傳統,代之以全新的文化”。這一“全新的文化”可以用魯迅的話概括為“立人”與“立國”的有機統一。 20 世紀中國文學的啟蒙主潮以及與此相關的幾乎所有議題莫不與此相關並由此生發。再次,任何民族國家觀念的建構都離不開“國語”形式和“國語”觀念,“國語運動”雖在晚清就已醞釀,黃遵憲等人也差不多同時提出“吾手寫吾口”的言文一致詩文觀。但將“言文一致”昇華至“國語”層面,以現代經典白話文學作為“國語”推行的傳播手段,卻不能不歸之於胡適等五四文化先驅的貢獻。 “國語運動”與“白話文學”相得益彰,才共同構造了現代(中國)文學的典範傳統。就“現代中國文學”的生成脈絡看,陳季同《黃衫客傳奇》、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等作品雖然出現年代較早、藝術成就也頗高,但它們只能稱之為“現代中國文學”、“現代中國小說”之宏大交響樂中引人入勝的優美“序曲”,稍後出現的《老殘遊記》、《孽海花》等晚清“譴責小說”才意味着現代中國小說的“開端”。這些作品不僅表現了夏志清等人概括的“感時憂國”之現代中國文學特質,也折射出當時社會民眾國家觀念的轉型,它們在“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地位在筆者看來被忽略了。五、餘論:“創世神話”思維定勢與“標準答案”之誤眾所周知古代中國人秉持的是一種“歷史循環”觀,西方“現代”史學觀念湧入中國後,歷史進步論才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就人類生產力的發展、日常生活的便捷豐富、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而言,“進步”的確隨時可見。但在文學藝術等審美領域,僅僅以單一的“進步論”描述其歷史卻太過531

武斷。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後起的文學卻未必比前代的文學更富審美價值。由“古代”向“現代”的躍升,同樣未必只是單向度的“進步”。漢語“現代”一詞由英文“modern”翻譯而來。 “modern”可直譯為“摩登”,在相當長時期內近似於貶義,特指既新潮時尚又有悖於“正統”的行為和現象,如上海一度很“摩登”,但同時它又被稱為“魔窟”;當“modern”意譯為“現代”的時候,它卻完全變成“高大上”的另一副面孔。英語中的modern 一詞又來自拉丁語“Modernus”等詞,其出現和使用最早可追溯至東羅馬帝國將基督教國教化的公元 5 世紀時期,與基督教教義裡皈依信仰後進入一個“新天新地”和“新紀元”,實現“脫胎換骨”般變革的歷史觀、人生觀不可分,後來則指稱從黑暗蒙昧的中世紀“解放”出來,走向“現代”的社會變革運動和歷史時期。這一重新“開天辟地”的“新紀元”觀念還可進一步追溯至人類祖先的“創世神話”思維。對於渴望成為“創世英雄”的人們來說,一次又一次(重新) “開天辟地”、打造“新世界”不僅是其本能衝動,也更反映他們的自我成就感和心理優越感,某種自我美化的危險也潛藏其中。將歷史一分為二地劃為“古代/現代”、“新/舊”、“落後/進步”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某種程度也正是受到了此種“創世神話”思維的潛在影響。在中國傳統觀念作用下,“最早”、“最先”常常與“首要”、“第一”聯繫起來,因而更容易制造此類形形色色的“歷史主義神話”。只有走出“創世神話”思維定勢的陰影,心平氣和地對“中國現代文學第一篇(部)白話小說”議題展開討論,諸多被遮蓋的真相和細節才有可能被重新發現。與其對該議題匆忙給出結論,不如將其看成展現多重文化心理的一個“語義場”,一個“見仁見智”、萌發諸多創新思維的“學術生長點”。筆者用百度引擎搜索了一下“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關鍵詞,瞬間冒出 6,790,000 多個相關結果。原來已有眾多學習軟件、考試資料都明確給出了不容置疑的“標準答案”,從“作業幫”、“學小易”到“高等教育考試自學考試”題庫等等,各類“考題”和教輔材料都在反復強化“標準答案”的確定性。從中折射出的豈不是當下文學教育乃至整個文化教育刻板化、“標準答案化”的“隱痛”嗎?①胡適:《陳衡哲〈小雨點〉序》,見陳衡哲: 《小雨點》,上海:新月書店,1928 年 4 月。②夏志清:《小論陳衡哲》,《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374 頁。③李西亭:《中國新文學的第一篇小說〈大公子〉》,北京:《中國文化》,2002 年第 19、20 期。④賈劍秋:《現代白話小說第一人辨》,成都:《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 年第 11 期。⑤⑥⑧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10 頁;第 10 頁;第 7 頁。⑦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端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47~48 頁。⑨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3頁;第 13 頁。⑩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57 頁;第 2 頁。朱德發:《世界化視野中的現代中國文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3 頁;第 24 頁;第 9 頁;第 73 頁。劉舸:《民族主義視野中的中日文學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5 頁。葛兆光:《宅茲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46 頁。戴燕:《世界·國家·文學史》,北京:《文史知識》,2003 年第 1 期。作者簡介:沈慶利,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5[責任編輯　桑　海]63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探尋作為終點的起點:抗戰文藝中的“東北”———以鄭伯奇四幕話劇《哈爾濱的暗影》為中心*楊　慧[提　要] 　鄭伯奇取材於 1933 年哈爾濱西蒙·卡斯普綁架案的四幕話劇《哈爾濱的暗影》,與章泯的獨幕劇《痛打日本鬼》、陽翰笙的電影劇本《日本間諜》、林適存的四幕話劇《日本的間諜》和顧佛影的《二十鞭雜劇》一道,在彼時的抗戰文藝中構成了一個以 Amleto.Vespa(萬斯白)的 Secret Agent of Japan (《日本密探》)中譯本為史源的“東北”敘事譜系。對於萬斯白著作的“集體性”挪用與改寫,體現了全面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東北”不僅為抗日鬥爭正當性和民族尊嚴神聖性提供了追認和證明,更為“抗戰到底”標示了不可動搖的歷史與民心刻度,因而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與文化符碼。在對此“作為終點的起點”的文學探尋中,鄭伯奇獨辟蹊徑地聚焦於交織着國際鬥爭的西蒙·卡斯普事件,關注“弱小民族”猶太人的悲劇命運,不僅展現了其包括左翼作家和國際政治觀察家在內的豐富面向,更是為世界反法西斯文學貢獻了一種來自中國的“光明磊落的抱負”。此一跨越不同文類乃至不同學科的挪用與改寫的創作方式,恰從極端化的戰時情景出發,深刻揭示出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左翼文學與現實的血肉連帶及其介入現實的強大力量。[關鍵詞] 　鄭伯奇　萬斯白　《哈爾濱的暗影》　抗戰文藝　東北[中圖分類號] I20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137 - 13以章泯連載於 1939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1 日《新蜀報·文鋒》副刊的獨幕劇《痛打日本鬼》為先河,繼之以陽翰笙的電影劇本《日本間諜》 (1939,同名電影首映於 1943 年 4 月)、林適存的四幕話劇《日本的間諜》(1939)、鄭伯奇的四幕話劇《哈爾濱的暗影》 (1940),以及顧佛影的《二十鞭雜劇》(1942),在彼時的抗戰文藝中,形成了一個以華籍意大利人 Amleto.Vespa(萬斯白)所著的 Se-cret Agent of Japan (《日本密探》)一書為史源的“東北”敘事譜系。而鄭伯奇的《哈爾濱的暗影》(以下簡稱《暗影》)不僅獨辟蹊徑地以萬斯白原著所載的 1933 年哈爾濱西蒙·卡斯普綁架案為題73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關内‘東北’叙事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研究”(項目號:21BZW031)的階段性成果。

材,更是藉由對於原著相關敘述的大幅度“改寫”,營造出全新的故事情景,展現出獨立的問題意識,因而成為同源戲劇譜系中最具“原創性”的文本。《暗影》首發於 1940 年 6 月 18 日第 6 卷第 5期的《中蘇文化》雜誌,隨後數月連載於該雜誌的第 7 卷第 1、3、4 期(以下簡稱“首發版”)。翌年 9月,劇本經過細致的修改,特別是其中的第三幕更是近乎重寫,又被作者列入其主編的上海雜誌公司“每月文庫”叢書出版單行本(以下簡稱“單行本”)。有關《暗影》在鄭伯奇文學歷程中的位置、左翼知識界與《日本密探》一書的流布、《暗影》與《日本密探》中譯本的關係,以及抗戰文藝同源“東北”敘事文本的譜系,筆者曾在《鄭伯奇抗戰話劇〈哈爾濱的暗影〉史源考》一文中進行了初步的探索。①在此基礎上,本文重點討論鄭伯奇創作《暗影》的思想脈絡、改寫萬斯白原著的運思軌跡,以及這一“東北”敘事展現和形塑其左翼作家與國際政治觀察家面向的生動歷程,以期抉發鄭伯奇與“東北”之間的深層關聯,明確“東北”在抗戰文藝中的重要位置。一、從“上海”到“哈爾濱”:鄭伯奇的變與不變早在 1932 年 9 月,鄭伯奇就在中篇小說《寬城子大將》中處理過東北題材,但正如小說開篇對“考據”真實的調侃所暗示的那樣,②這個文本雖以 1920 年代末 1930 年代初發生在東北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但卻是一種旨在揭批漢奸罪行的諷喻性寫作,並不追求細節的真實。而八年後的《暗影》則無法循此先例,因為無論是現實題材還是話劇體裁都有其內在的寫實性要求,這進一步凸顯了鄭伯奇與“東北”的距離,並在文本中留下了許多細微的痕跡。在《中蘇文化》版《暗影》的第一幕,馬迭爾飯店的“總茶房”、希臘人福多普祿在向手下的中國茶房大耍威風時自稱“拿摩溫”。這個在今天看來頗為怪異的詞彙其實是源自“洋涇浜英語”的上海方言,又寫作“拿馬溫”,讀如“Number one”,“為首腦、工頭、經理,即最高管理者之意”。③讓一個身在哈爾濱的希臘人總茶房說上海話,這顯然不符合人物的身份,因而鄭伯奇在隨後的單行本中將其修正為更為平實的“總管兒”。④劇中另外兩個來自上海方言的詈詞和稱謂分別是“豬玀”與“僕歐”,前者的本義為“豬”,也可借來“罵人愚蠢、懶惰”,⑤ 後者則是上海話中的外來語,源自英文“boy”,指“旅館、飯店裡的男服務員”。⑥在《暗影》單行本中,用來辱罵猶太人的“豬玀”一詞大部分被替換為“鬼”、“老豬”或“豬”,⑦但卻仍有殘留的痕跡,而“僕歐”的說法則始終未改,可見這兩個帶有鮮明上海特色的詞語植根於鄭伯奇的滬上記憶,在文本中的潛伏亦深,細致如鄭伯奇者竟也習焉不察。究其原委,鄭伯奇筆下之所以存留着如此深刻的上海印記,不僅因為這座城市是其曾經居停十年的第二故鄉,更是其“對文藝大眾化、通俗化潛心研究、努力實踐的結果”。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在《偉特博士的來歷》、《普利安先生》等作品中,這位世居西北內地又長期留學異域的作家,對上海方言,特別是小市民、小商人、電車工人的習語、行話的精彩描述,即令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讀來,也不能不表示佩服”。⑧的確,這位踐行“新通俗文學”理念的作家,一向將“體驗民眾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情感,學習民眾的言語”作為創作的前提。⑨就在構思《暗影》的 1939 年 3 月,鄭伯奇撰文強調創造典型的方法在於“個別觀察綜合描寫”,而這首先要求作者“和自己所要觀察描寫的人物生活在一起”,特別是“對於必要的言語必須加意學習”,因為“言語應用的適當與否”決定着作品的“生死成敗”。⑩而從上述的文本痕跡看來,儘管也曾“加意學習”,但鄭伯奇似乎並不熟悉其筆下“東北”人物的生活與言語。那麼,他為何要“一反常態”,取材於發生在哈爾濱的卡斯普綁架案呢?窮本溯源,“新通俗文學”是鄭伯奇在 1930 年代中期進行的一項頗有成效的“文藝大眾化”嘗831

試,而其選題的重點之一,就是深受大眾歡迎、富於教育意義的“轟動一世的新聞”。毫無疑問,經過萬斯白著作中譯本的披露,這一發生在 1933 年的卡斯普綁架案重新成了“轟動一世的新聞”。不過,這一在“七七事變”之前提出的“新通俗文學”理念必須要有新的發展變化,如此才能因應抗戰文藝所面臨的時代要求。 1940 年 6 月 4 日,也就是《暗影》第一幕首發前夕,鄭伯奇應邀為《中蘇文化》“抗戰三周年紀念特刊”撰寫了《略說三年來的抗戰文藝》一文,在評述全面抗戰以來文藝活動的基礎上,肯定最近隨着戰局的穩定,作者的態度更加“安詳”,觀察也變得愈發“周密而深刻”,“這就戲劇方面講,的確是一個顯著的進步”。而就在《暗影》單行本即將出版的 1941 年 8 月 14日,鄭伯奇在《新蜀報》發表了《文學的新任務》一文,更為深入地闡明了自己對於抗戰文藝的理解。在他看來,1938 年 10 月武漢會戰結束之後“開始了抗戰第二階段”,此時“文藝才恢復了由游擊戰到陣地戰的經常狀態”,而“今後文學的任務”就是“提高並發揚作家的批判精神”,“一切合乎抗戰最高原則的行為,都值得表揚;一切違反抗戰最高原則,破壞抗戰最高原則的都應該無情地加以暴露或譏諷”。鄭伯奇所言的“抗戰第二階段”,源自 1939 年元月蔣介石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開幕式上的訓詞,這是國民黨政府對於抗戰時局的權威論斷,並在隨後的《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宣言》中得到了更為明確的闡釋:“及廣州失守,武漢撤退,抗戰局勢,乃由前期而轉入後期。前期抗戰之主旨,在於消耗敵人力量,暴露敵人陰謀,完成後期抗戰之方略與布置;而後期抗戰之任務,則在承接前期奮鬥之成績,發揮我前後方及被占地區內一切抗戰力量,以期望獲得最後勝利與建國之成功。” 此後《大公報》接連發表社論呼應了這一戰略部署,以發揮前後方一切抗戰力量為“必勝之道”,並且特別強調“肅清少數人的‘和平’幻想”的重要性。概略而言,彼時最高當局“抗戰第二期”戰略部署的要義有二,一是“被占地區”的抗戰力量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二是反對投降成為凝聚全民族抗戰意志的關鍵。而反對投降之所以成為抗戰的重心,則是因為 1938 年 12 月汪精衛投敵叛國。正如時任《中蘇文化》雜誌編輯的趙康所言,即使在 1939 年 1 月 1 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並撤銷一切職務之後,仍有“少數人”不能深刻認識汪精衛叛國的歷史因果和思想根源,甚至發出同情或美化汪氏之言論,因而“全國的同胞們,必須起來堅決申討汪精衛的叛賣祖國及其所代表的變節思想,只有肅清這種思想,才能夠澈底消滅親日分子,鞏固革命抗戰的國策,以爭取抗戰最後的勝利!” 彼時已經淪陷七年有餘的東北,既是日本侵略者最為重要的以戰養戰的“被占地區”,又是飽受日寇蹂躪的苦難之鄉,更是在全國最早點燃抗日聖火的革命策源地,正處在“抗戰第二期”戰略的核心位置,因而成為大後方知識精英共同關注的焦點。二、走向“東北”敘事的路途1939 年 2 月初,黃炎培在一篇時事評論文章中藉由一個親耳聽聞的故事,以“東北”為例,生動詮釋了普通民眾“為個人身家性命而抗戰”的樸素心理,也讓讀者看到了“東北”在“抗戰第二期”的典型性意義:某軍事長官下鄉動員農民抗戰,對方“答稱,我們田裡事忙得很,那有功夫去打敵人,某長官急轉論調,說:‘你們還沒有知道,要使讓敵人到來以後,田早被他們搶去了。東三省百姓的土地,他們要搶便搶,房屋要占便占。幾十個村莊裡老百姓,房和地都給敵人占領完了,趕向一個村莊裡住,叫做‘併村’,你們還不知道呀’。大家聽到這段話立即跳起來說,那還了得,吾們大家一齊去打”。而《大公報》在當年 9 月 18 日的社論中不僅再次回顧了“東北”這一沉痛的教訓,更是931

從中發現了民族復興的生機。文章寫道,“中國未亡,東北同胞先過了十足的亡國奴生活。請全國同胞睜眼看看,捫心想想,若當真亡國給暴日,這慘痛,這殘虐,還有我們黃帝子孫的生存餘地嗎?……我們的抗戰,是為了抵抗暴敵,是為了保衛民族國家的生存自由,同時也是為了拯救東北同胞的苦難”。而正因如此,“東北是這次國難的起點,也將是我們抗戰勝利的終點”。只有回到“起點”,我們才能認識“歷史的必然”:正是那次事變“把中國引上一條覺醒的大道”,告別了依靠帝國主義列強的迷夢。唯有展望“終點”,我們才能明確“抗戰到底”的歷史與民心刻度:“今後‘九一八’卻正是我們奮鬥的目標。” 正如 1939 年 9 月 18 日《新華日報》頭版標語所言,“加強關內同胞的抗戰與關外同胞奮鬥的聯繫,給東北艱苦鬥爭的游擊運動以精神物質的各種有效幫助,認識我們抗戰到底的目標,是在把日寇逐到鴨綠江的對岸,是今年紀念‘九一八’八周年的最低限度的具體工作”。而隨着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國閃擊波蘭以及 9 月 3 日英法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拉開帷幕。此時的“九一八”事變已經成為“世界反動的起點”,《大公報》在當年 11 月的一篇社論中指出,正“因為暴日未曾受到公理的有效制裁”,遠東戰禍的“瘟疫”才“傳染到歐洲,給世界造成更大的慘禍”。同樣,“九一八”也必將成為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正義戰爭的終點:中國的抗戰既是“為了爭取我們國家的獨立與生存,同時也是為了保衛世界和平。 ……因此,我們對世界大局也抱有一種光明磊落的抱負”。翌年 9 月,面對着“抗戰三年,打弱了東方巨強的日本,熬倒了西方多少的國家,中國非但屹立不撓,且已可瞻望抗戰之勝,建國之成”的輝煌戰績,《大公報》不禁在社論中感歎中國的“偉大”,進而從歷史的縱深和國際的視野出發,重申了“東北”的戰略地位:“九一八事變是中國的國恥,卻不是中國的損失”,“它雖使我們暫時失去東北,而由此喚起大中國的自力立國的精神,執行一個民族國家的神聖自衛,我們這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國,將由此而整個的翻身復興”。 “說到世界大局,九一八事變真是歷史巨變的燎原星火”,“現在的歐洲大戰不始於去年的波蘭問題,而實始於九年前的九一八事變”。因而,回到“東北”這一“起點”,就有着無比重要的戰略意義:“此次中日戰爭,在時間上是開始於九年前的今天,在地點上是爆發於東北之瀋陽,我們的抗戰任務,至低限度,要清算這九年來的血債,重整東北河山”,而“九一八事變給予世界的教訓,世界各國也應該勇敢接受”,給予推行南進戰略的日本侵略者迎頭痛擊。這些見解深刻、擲地有聲的《大公報》社論大都出自主筆張季鸞之手,它們或許就是鄭伯奇日後在追悼張氏文章中所言的自己深為服膺的“對時局的卓越的論斷”。而在筆者看來,彼時有關東北問題最具學理深度的分析來自時任“東總”機關刊物《反攻》雜誌主編的于毅夫。在 1940 年 9 月18 日《新華日報》發表的《今日東北問題———紀念“九一八”九周年》一文中,于毅夫強調今日之“東北”已經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指標”,事關“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並從“東北問題的一般性與特殊性”、“東北問題之現狀”和“怎樣為收復東北而努力”三個方面論述了“東北”問題的來龍去脈和解決之道。唯其一般,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國土,唯其特殊,近代以降的東北逼處日俄兩大強鄰的壓迫之下,有着與關內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甚至成為國人民族意識中的一個模糊地帶。究其現狀,東北既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蘇聯緊張對峙的“前哨陣地”,更是日本深度依賴的“進攻中國的軍事基點”。正緣於此,一切收復東北的努力必須以團結全國人民的力量和形塑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識為根本原則。回到抗戰戲劇的歷史現場,1938 年 5 月吳祖光取材於東北義勇軍領袖苗可秀壯烈殉國事跡的四幕話劇《鳳凰城》在重慶首演一鳴驚人,並藉由 1939 年初的再次公演而風行全國。苗可秀生前041

的親密戰友、“中國少年鐵血軍”總司令繼任者趙侗更是親臨公演現場並發表演講,為該劇的一飛沖天提供了強大助力。而隨着 1938 年末在華北領導抗日游擊隊的趙侗來到重慶,彼時的陪都迅速興起了一股“趙侗熱”。1939 年元月,趙侗在《中蘇文化》雜誌發表了有關華北敵後鬥爭工作的講話,並且特別強調“一般救亡團體動員民眾的工作最初最能收效的是演劇”。而鄭伯奇在 1939 年元月來到重慶後最先觀看的兩部話劇就是《鳳凰城》和“以淪陷區的民族解放鬥士發動農民游擊戰爭為主題”的《中國萬歲》(唐納編劇),並且不吝讚譽地寫道,“在二期戰爭的現階段,這兩個戲劇都具有提高民族意識鼓動抗敵情緒的偉大力量”。不僅如此,1939 年元月的《中蘇文化》刊載了宋之的取材於華北敵後鬥爭的四幕劇《自衛隊》,並在隨後三期續完,而鄭伯奇在當年 6 月將其收入自己主編的上海雜誌公司“每月文庫一輯”,並出版單行本。可見鄭伯奇對於第二期抗戰的戰略及其在抗戰劇中的呈現都非常熟悉,並已通過自己的評論和編輯活動參與到這一主題的文學實踐當中。以上種種,無疑揭示出鄭伯奇等人“集體性”挪用與改寫萬斯白著作的思想背景。不難理解,萬氏之書因東北問題而備受矚目,而東北問題之重要性亦因萬氏之書而得以凸顯,兩者彼此結合,相得益彰,共同形成了一個思考中國抗戰前途和世界反法西斯事業走向的問題框架,從而牢牢抓住了鄭伯奇等人的目光和想象。具體到鄭伯奇而言,既然書寫東北已是最能體現“抗戰最高原則”的當務之急,那麼作為“轟動一世的新聞”的卡斯普綁架案就獲得了敘述的正當性。這宗在萬斯白原著中大約只占十五分之一篇幅的案件具有四個關鍵詞:一是國際性,這從小卡的法國籍白俄猶太人的身份就能看出,更何況還直接牽涉到日本特務、白俄匪徒、希臘茶房和中國法官;二是日本人,日本殖民者是這宗綁架案的幕後黑手,當然也是事件的主角之一;三是白俄,本案的受害者和罪犯都具有白俄身份,透過本案亦可看出哈埠白俄社群的劇烈分化;四是猶太人,本案的受害者小卡和老卡是白俄猶太人,然而白俄只是官方和社會給定的身份,他們雖然“學習俄語,但從來沒有把自己看作是俄國人”,其真正的認同仍是猶太人。如果了解鄭伯奇的文學履歷,我們馬上就會發現前三個關鍵詞都可以納入其熟悉的題材範圍。首先,處理華洋雜處的國際性議題一直是鄭伯奇的強項,1936 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普利安先生》可謂傑出代表。其次,留東十年的鄭伯奇對於日本社會有着深刻的洞察,這既體現在其作為國際政治觀察家完成的著譯當中,也可在初創作《最初之課》和成名作《帝國的榮光》中找到充分的證據。再者,白俄敘事是鄭伯奇長期持續關注的領域,《深夜的霞飛路》(1933)和《偉特博士的來歷》都是個中名篇。而在從原本陌生的東北題材中開掘出卡斯普綁架案這個相對熟悉的領地之後,鄭伯奇動用自己豐富的文學儲備,為劇中人物設置了很多頗具生活真實的細節。此處只舉一個與小卡的鋼琴家身份有關的例子。劇中白俄女歌唱家帕芙樂娃演唱、小卡鋼琴伴奏的歌曲是 Avé Maria,歌曲原名為法文,漢譯為《聖母頌》,這是一首著名的“天主教稱頌聖母馬麗亞的樂曲”,有舒伯特 1825 年所作的聲樂曲,1895 年古諾根據巴赫鋼琴曲改編的樂曲,用於女高音、管風琴和樂隊,還有李斯特、門德爾松、威爾第等人的同名作品。而這一恰到好處的嵌入,顯然與作家在上海天主教震旦學院三年的學習浸潤有關。事實上,出於左翼作家的批判視角,鄭伯奇曾在短篇小說《聖處女的出路》中,刻畫了西安主教石丹白這樣一個“交結官紳“和“哄騙百姓”的“能手”,而這也正是《暗影》中那兩位以宗教之名行殖民之實的日本浪人———憲兵隊總顧問、東正教“神學博士”中村和曾在朝鮮傳教十年的偽滿洲國路警處顧問井上的文學“前輩”。如前所述,鄭伯奇本不熟悉“東北”,並且因此付出了一些細節真實上的代價,不過我們更應該141

看到,儘管受限於較為單一的史源,但這位堅持“新通俗文學”理念的作家還是通過選取發生在哈爾濱這座國際都市的外僑綁架案,有效地規避了與題材隔閡的敘事風險,將寫作控制在自己相對熟悉的領域。換言之,鄭伯奇沿着“抗戰最高原則”的指引,以自己最為熟悉的方式走向了“東北”敘事。三、“改寫”、“反猶主義”批判與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國際情勢回顧中國現代文學史,《暗影》大概是最早揭示反猶問題的文本。而這樣的主題雖然襲自萬斯白的敘述,但在主人公老卡的人物形象刻畫上卻有着非常明顯的變化。在萬斯白筆下,痛失愛子的老卡當然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受害者,但也正是其隨處張揚的“大弱點”招引了災禍,之後又因他的吝嗇和固執而失去了保全小卡性命的最後機會。時過境遷,隨着小卡綁架案檔案逐漸解密,我們發現萬斯白對於老卡的看法並非一己之見。很多當事人都將老卡“做不出決定和沒有作為視為一種吝嗇的表現”,彼時直接負責此案的法國副領事阿貝爾·香本就宣稱,他曾先後六次派出自己的“私人調查人員”前往“馬迭爾賓館”,但老卡最終僅同意“支付 150 美元用來調查”。領事雷諾也曾指出,老卡在處理危機時“表現出脫離現實的狀況,他仍試圖通過要價還價來讓對方釋放他的兒子”。甚至就連被綁架的小卡都認為父親既“不願支付贖金也不採取其他辦法”,並在 1933 年 11月留給母親和兄弟的絕筆信中“詛咒”了自己的父親:“他已經殺死我了。我詛咒他,我詛咒他給我生命的那天,我求求你們別再見他。” 這的確是一個讓人悲傷的故事,殘忍的日本殖民者不僅奪走了一個年輕的生命,更是殺死了親情和愛。不過正如有國外學者所論,彼時那些有關老卡吝嗇的指責,很可能是重複了與《威尼斯商人》一樣的反猶主義陳詞濫調,我們或許更應當把老卡的表現“看成是一個民族對威脅自己的暴力的一種堅定的反抗。而這種暴力是 1933 年俄國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所奉行的”。若以猶太民族的苦難歷史視之,老卡看似執拗和無謂的抗爭其實體現了一種堅定的認信,那就是以自己的兒子作為捍衛民族尊嚴的犧牲(獻祭)。因而,他的表現就“和亞伯拉罕對待以撒一樣,但上帝這次沒有停住父親的手”。震旦學院出身的鄭伯奇想必讀過《舊約》中這則“以撒獻祭”的故事,但卻沒有從更為抽象的神學角度解讀老卡在危難時刻的選擇,而是緊緊圍繞其被構陷為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猶太代理人”的困境,深刻揭示出白俄法西斯黨反猶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共謀。因而,作家徹底抹去了萬斯白原著中老卡的吝嗇鬼形象,並且通過老卡、高福門和小卡等人的不同視角,將其最初在不明就裡的情況下壓低贖金的執拗解釋為不甘為綁匪脅迫的強烈的“名譽心”使然。而這樣的設置既符合老卡剛愎自用的性格,也揭示出這位“法國公民”挾洋自重的心理,更是卸去了他在原著中非人性的冷酷。在《暗影》單行本中,鄭伯奇從一個側面增補了老卡在收到小卡被割下的耳朵後的反應,而其之所以面對如此血腥的警告仍然無動於衷,是因為堅信這不過是綁匪用來要挾的詭計,而“西敏的耳朵仍然好好地長在他的身上。他們還不曾傷損過他的一根汗毛呢!” 劇中此類旨在“修復”人性的增補還有一例,那就是老卡在從法國副領事夏朋處得知小卡綁架案的複雜性和嚴重性後,救兒心切的他非但不再堅持對於贖金的態度,反而“亂找路子”,甚至因此落入了日本浪人井上的騙局。顯然,在鄭伯奇筆下老卡恢復了人性,成為一個雖不無缺陷但卻始終以自己的方式關愛兒子的父親。而其剛愎自用的性格,既來自資本的驕橫,也有早歲備嘗艱辛的流亡生涯的影響,更是對與241

生俱來的各種反猶主義迫害的應激反應。面對着這樣一個依附於帝國主義者的“受害者”,鄭伯奇既有嚴正的批判,也有深切的同情。一方面,作家藉由小卡和高福門父女的視角引入了哈埠青年白俄群體的分化與新生,以此消解了老卡的頑固與沒落。而這既是對萬斯白有關哈埠白俄不堪日人虐待、紛紛返回蘇聯之原始敘述的援引與改寫, 更是延續和深化了 1920 年代末 1930 年代初普羅—左翼文學中“奔向蘇聯”的改造白俄的敘事模式。另一方面,作家在《暗影》單行本中弱化了老卡作為“白俄”的反動性,甚至以中性的“俄僑”一詞替代了首發版中對於包括老卡在內的普通俄國僑民的“白俄”命名,轉而強化其雖然奮力掙紮但卻無能為力的悲劇性。而除了老卡形象的重塑,《暗影》還有一處對於高福門國籍的改寫,雖然細微但卻不無深意。在該劇單行本人物表中,鄭伯奇分別為“猶太系白俄”老卡與高福門增補了“後入法國籍”和“後入美國籍“的身份。然而,與老卡真實的法國籍不同,高福門的“後入美國籍”是一處既沒有譯本依據,也沒有史料來源的“小說家言”。回到《暗影》首發版的語境,“日本憲兵隊總顧問”中村如此教訓老卡和高福門:“不是共產黨,也是願意當什麼法國人(看老卡)或是美國人(看高福門),這是大大的不好!” 可見前述的增補進一步明確了劇情中本已設定的人物身份,而其真正的敘述功能則在《暗影》單行本新增的老卡和高福門等人討論時局的場景中得到了彰顯。在這裡,鄭伯奇借由“美國人”高福門之口,嵌入了如下一段文字:“依我看,日本這個國家最會欺軟怕硬。對於史汀生主義的美國日本倒還客氣。對於事事遷就他的法國,他倒不見得會客氣呢。” 所謂“史汀生主義”(Stimson Doctrine),是指 1932 年 8 月 8 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史汀生(Henbry L.Stimson Doctrine)在紐約外交討論會的演講中所提出的不承認日本對東北的占領、取消美國在華中立地位等對日外交原則。而有關“史汀生主義”對於東亞局勢的影響,鄭伯奇曾在 1933 年 2 月的《良友》雜誌有過深入剖析:因為日本獨占中國東北,而美國又堅持門戶開放,日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成為最為激烈的國際矛盾,兩國“恐終不免一戰”。1939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中蘇文化》第 4 卷第 2 期發表了《紀念“九一八”八周年認識中日關係的清算》一文,這篇署名“編者”的類乎社論的文章深刻分析了中國抗戰所面臨的國際形勢,並且特別指出法國已經淪為“四面楚歌的二等國家”,而“在各民族的屈辱失敗中,獨有中國,義旗高撐,實現理想,不屈不撓,愈打愈強……這一世界的擅獨的光榮精神,更鼓勵教訓了正為世界民主制而前進的美利堅! ……更配合着蘇聯社會主義和平外交的正確步驟”,而彼時的蘇聯已經“成就了強大的保衛和平的真實武力”,實乃當今鞏固世界和平與正義的柱石。鄭伯奇顯然讀過這篇文章(詳後),不過,與其說《暗影》有關國際角力的敘述借鑒於此,毋寧說後者為我們理解《暗影》提供了一個可以彼此發明的視角。的確,在鄭伯奇筆下,兼具猶太人、白俄、法國籍/美國籍的老卡和高福門不僅代表了東北高度國際化的獨特面向,更是折射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合縱連橫的複雜背景。當然,在東北這個日蘇鬥爭的“前哨陣地”,老卡等白俄猶太人最為重要的敘事功能還是作為蘇聯的鏡像,從“內部他者”的角度去“反證”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暗影》首發版第二幕中還出現了兩位“蘇聯公民”,即中東鐵路工人阿斯達金及其妻子。阿斯達金被控向東北義勇軍提供幫助,並被日本憲兵少佐“原”殘忍槍殺,這一情節實錄自《“神明的子孫”在中國》一書,而其由作家“虛構”的妻子則繼續出現在第四幕的庭審中,並且表現得和壯烈犧牲的丈夫一樣大義凜然。雖然這一代表蘇聯的敘事線索在隨後的單行本中被刪除,但已充分揭示出作家以蘇聯為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中堅和旗幟的主張,而這也體現了與陽翰笙在電影劇本《日本間諜》中關注卡斯普綁架案的立意相通之處。341

不過,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鄭伯奇對於蘇聯的推崇並非出於中國抗戰的國際情勢所做出的權宜之計,而是體現了其一以貫之的國際主義精神。換言之,彼時的蘇聯正是包括鄭伯奇在內的眾多左翼作家心目中的國際主義象徵。 1941 年元月,鄭伯奇應邀為《新華日報》副刊的發展提出建議,希望其更多地關注“數百年來在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東方被壓迫民族———我們的兄弟民族———的生活”。沿着這一思路回溯,《暗影》中老卡父子的遭遇正是猶太民族備受壓迫之苦難命運的縮影。在劇本第一幕,哈埠白俄法西斯黨頭目雷佐耶夫斯基要求剛從法國回來的小卡加入法西斯俱樂部,但卻遭到了對方的嚴詞拒絕:“我是音樂家,我是尊重精神自由的人。那種燒毀海涅的詩歌,侮辱樂聖驅逐愛因斯坦那樣世界級學者的野蠻團體,我是絕對不會加入的。”小卡所言的這些毀滅文化的暴行,顯然是對於德國納粹的指認,而其接下來那句“更諷刺”的反詰:“聰明的法西斯主筆先生,竟忘記了我是一個猶太人了”,則為文本帶來了彌漫在歐洲的反猶氣息。在隨後高福門與老卡父子的談話中,鄭伯奇更是直接嵌入了“德國的猶太人大批向俄國移住”的反猶議題。而在這些文本細節背後,則是作為左翼作家和國際政治觀察家的鄭伯奇對於蘇聯民族政策和猶太人命運的長期關注。四、“國際政治觀察家”視域中的蘇聯與日本1944 年末,鄭伯奇回顧自己在長達 25 年的文學生涯中所留下的“沙上足跡”時,曾特別提及其在 1920 年代初擔任過上海《新聞報》的“東京通訊員”,並以“虛舟”的筆名寫過一年多的日本通訊。而從鄭伯奇在 1950 年代初留下的另一份自述中可知,其在 1930 年代初曾以同樣的筆名為《良友》寫過一年多的“國際論文”。可見在為人熟知的“創造社”重要參與者、“左聯”常委、小說家、劇作家、文學評論家、編輯家諸面向之外,鄭伯奇還非常在意自己的國際政治觀察家身份。而在全面抗戰期間,這樣的身份仍在或隱或顯地繼續存在着。在發表於前述之 1939 年 9 月《中蘇文化》雜誌的《蘇聯戲劇給予中國抗戰戲劇的參考》一文中,鄭伯奇特別指出,“蘇聯自革命成功以後,厲行列寧的民族政策,各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獲得了自治的政權,在文化上建立和發展了獨立的文化,因而也建立並發展了自己民族的戲劇。就是沒有祖國的猶太人和流浪的吉卜西人也都在蘇聯國度內得到了建立和發展民族文化民族戲劇的沃土”。不僅如此,鄭伯奇還在自己的譯文中介紹了蘇聯的“國立猶太人劇場”,強調“猶太民族的文化在蘇聯得到很好的發展”。而由擔任該刊“編輯委員”的鄭伯奇組稿的另一篇譯文則重點介紹了這家成立於 1919 年元月的劇場,強調“猶太”與“國家”一詞的結合,在壓迫猶太人的沙俄時代根本不可想象,該劇院的成立是在“猶太民族文化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重要事件,如今這家“全國性的劇場”已經成為蘇聯民族團結的象徵。而與這篇文章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譯者按語,“法西斯對猶太民族文化的摧殘與迫害,可謂無所不至了;然而在同時代的另一個世界裡,猶太民族文化卻像春花一樣地日益繁榮燦爛”。鄭伯奇這些有關蘇聯猶太民族生存境遇的譯介和評述,其學理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作家 1937 年4 月在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蘇聯新憲法》一書。鄭伯奇將這部在世界法西斯主義狂潮和歐洲戰爭硝煙中產生的蘇聯新憲法比作“陰霾中的太陽”,盛讚其為“以階級與民族彼此之自由平等和平為基礎的偉大的交響樂”,並在書中引述了斯大林在“蘇聯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報告的《蘇聯新憲法草案》,強調與資產階級國家民族主義的憲法不同,“蘇聯新憲法則為徹底國際的。其出發之前提為一切民族種族均享平等權利”,因而必將保障“蘇聯各民族以民族主義為形式,以社441

會主義為內容之民族文化之高度發展”。而比勘文字,可見鄭伯奇書中有關斯大林報告的引文均出自 1937 年元旦《中蘇文化》第 2 卷第 1 期所載的《蘇聯新憲草之形成及其特質》一文。循是以觀,鄭伯奇至遲在 1937 年 3 月 10 日,也就是《蘇聯新憲法》一書付排之前,就已將《中蘇文化》作為研究蘇聯的參考讀物,並且接受了斯大林有關“民族形式”的著名論斷。由此我們也就能夠理解,1940 年 11 月鄭伯奇在評價由向林冰和葛一虹引發的“民族形式的爭論”時,為何會從探究這一熱點問題的“史源”———蘇聯《新憲法》所言“‘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這種對於民族文藝的政策”入手,指出所謂“民族形式”問題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的內容”如何實現“中國化”之文學表達,進而從中華民族的整體視域出發,強調這一概念的外延還應包括“邊疆民族的傳統形式”。早在 1939 年 8 月,鄭伯奇就在《典型的貧乏》中寫到,中國抗戰的主體“有漢人,有回民,有蒙人,也有其他邊疆民族”,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而在當年 11 月《中蘇文化》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鄭伯奇更是明言自己在此介紹蘇聯民族政策的用心,就是因為在“今後的抗戰建國中,民族問題仍不失為重要問題之一”。如該文編者按所示,面對“敵人的‘大蒙’、‘大回’等自治欺騙”,學習和借鑒蘇聯成功的民族理論與政策顯得尤為必要和迫切。正因如此,在寫作於 1940年 6 月初的《略說三年來的抗戰文藝》一文中,鄭伯奇一再強調“描寫邊疆民族抗戰的劇本,也豐富了抗戰劇的內容”,並將陽翰笙的《塞上風雲》等引為成功的範例。以此推考,藉由哈埠“猶太系白俄”的苦難遭遇“奔向蘇聯”,再從這個“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精神原鄉重返中國的抗戰現場,進而整合全民族的救亡力量,形塑中華民族的集體認同,這或許就是鄭伯奇改寫萬斯白原著猶太敘事的主旨,而唯有高度國際化的“東北”才能為其提供如此廣闊和豐富的視域與資源。校讀《暗影》與《“神明的子孫”在中國》,除了反猶問題的凸顯,劇本還有兩處重要的改寫,即日本顧問“浪人”身份的指認和偽滿法官傀儡本質的揭露。在《暗影》中一共出現了四個實錄自萬斯白原著的日本侵略者形象,即日本憲兵隊總顧問中村、偽濱江省高等法院刑事顧問江口、偽滿洲國路警處高等顧問井上和日本憲兵少佐原,而前三位“顧問”又都有着“日本浪人”的身份。不過,萬斯白在原著中雖曾提及日本殖民者通過派遣“不下十萬人”的“顧問”控制了偽滿洲國政權,而這些顧問又幾乎“全是犯罪的惡棍、騙子、‘冒險家’、私販、毒販,妓院的老板,幾乎沒有例外”,但卻沒有直接稱之為“浪人”。三者當中的“鐵路警察局的‘高等顧問’大井”,也就是《暗影》中的井上,在萬斯白眼中則是“留下優良的政績”的“真正的君子”,而且正因為他“維持嚴格的公平和正道”,才在轄區抓獲了三名參與綁架小卡的白俄匪徒,堪稱破獲該案的頭號功臣。而在鄭伯奇筆下,就是這位“真正的君子”,竟然在明知小卡已經遇害的情況下,搶在他的同類中村之前騙取了老卡營救小卡的三萬元“賞錢”,殘忍地蹂躪了一個老人和父親最後的希望。比讀《“神明的子孫”在中國》,劇中日本浪人在小卡死後仍然騙取賞金的情節,化用自該書有關 1933 年 2 月白俄猶太人藥房老板柯夫曼綁架案的記述。可見鄭伯奇在創造性地改寫這一原型人物時非常嚴謹,而其對於此類無惡不作之徒的“浪人”命名,正是建立在鐵的事實之上的藝術概括。至於鄭伯奇在單行本《暗影》的人物表中,開宗明義地將這三個顧問的首要身份全部標示為“日本浪人”,則又體現了其對於日本軍國主義權力構成與宰制方式的洞察。所謂“浪人”,1933 年版的《現代語辭典》釋之為“日本失業的無所屬的軍人遊民”,並且特別指出“日本的浪人常為法西斯利團體所用,如大地震時殺害朝鮮人及一二八事變前在上海殺人放火,皆若輩所為”。而在 1932 年 9 月問世的中篇小說《寬城子大將》中,鄭伯奇就已提及日本浪人在東541

北的罪惡活動,1934 年元月又在為《良友》寫作的一篇“國際論文”中深入指出,日本軍國主義的猖獗離不開“在鄉軍人和浪人”的推波助瀾,而以“五一五事件(即刺殺犬養事件)”為標志,“浪人的暗殺和暴舉”已經變成了日本恐怖政治的中心。的確,“浪人”問題其實是破解日本軍國主義之匙,並在全面抗戰爆發後成了報界敵情分析和救亡動員工作的重點。 1938 年 8 月 24 日的《大公報》社論在分析日本民族性的歷史成因時特別強調,“日本軍閥的專權秘訣,在驅策浪人群去海外效死,成功了則功狗同肥,失敗了則搗亂鬼消滅”。大約半年後,該報的另一篇社論再次將揭批日本軍國主義的矛頭對准“浪人”,認為日本“最醜劣的是所謂武士階級與浪人群。日本的武士,是奴隸與強盜的混合體。他們不事生產,食藩閥俸給,奴顏婢膝,以至為豢主效死,尋仇殉葬,是他們的本技;而對於一般平民,則欺壓淩辱,殺人越貨,無所不為。最不幸的,……日本國家整個被所謂武士階級與浪人群控制着”。顯然,正因為作為“國際政治觀察家”的鄭伯奇對於日本的“浪人”問題有着深刻的認識,才會在《暗影》中做出上述畫龍點睛般的“改寫”。不僅如此,誠如鄭伯奇在前引致《時事新報·青光》編者信中所言,“在《哈爾濱的暗影》中,主要地想寫出滿洲浪人的幾種不同的典型”。可見由“浪人”形象的塑造入手,揭露日本侵略者對於東北的殘暴統治,此乃《暗影》的主旨所在。而這樣的人物設置既體現了左翼作家鄭伯奇的追求,也彰顯了“國際政治觀察家”鄭伯奇的特質。五、結語綜觀《暗影》,從劇本題名到核心情節再到人物身份,或可以“統言則通”的方式歸納出一組詞彙:題名曰“影”,國籍曰“傍”,總管曰“諜”,綁案曰“騙”,顧問曰“假”,法官曰“偽”……。顯然,這些“家族相似”的詞彙都有“依附性”的特質。如若從中選取一詞作為代表,則又非“偽”莫屬。有必要解釋的是,老卡最為倚重的馬迭爾賓館總管、希臘人福多普祿竟然是日本特務機關安插的間諜,而這也是對萬斯白原著的挪用,至於主審此案的中國法官林求榮,則是劇中最後一處重要的改寫。為了更好地刻畫這個賣主“求榮”的漢奸,作者甚至在《中蘇文化》首發版第四幕的結尾留下了全劇唯一的注解:“本幕為暴露偽組織的傀儡性,布景不必全求真實,舉動不妨稍帶誇張,而法官言語動作以能多表現出傀儡形態為尤妙。” 而與井上顧問的“浪人”身份尚能在萬斯白原著中找到“觸類旁通”的依據不同,“漢奸林求榮”完全出自鄭伯奇的虛構。在萬斯白的敘述中,主審小卡案的中國法官最終之所以被日本特務機關逮捕,正因其“按照法律,以觸犯劫掠綁架和暗殺各項罪狀將四人判處死刑,兩人判處無期徒刑”,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與萬斯白秘密接觸,並在後者的幫助下獲得了有關此案的核心證據。值得注意的是,陽翰笙的電影劇本《日本間諜》在此完全追隨了萬斯白的敘述,而同為左翼作家的鄭伯奇卻做出了不同的選擇。盱衡全劇,林求榮可謂最具諷喻性的人物,劇中與之政治性質對立但命名方式同一者,還有曾在首發版第四幕庭審現場出現的四位東北義勇軍英雄:趙國秀、張漢魂、王祖烈、黃漢英。然而,不同於鄭伯奇以往反諷文學譜系中的“黃克歐” (《抗爭》)或是處在反帝和反諷文學譜系交會處的“王漢魂”(《偉特博士的來歷》),林求榮等人的形象塑造並非來自於對生活事實的深入觀察,似乎又回到了《寬城子大將》的諷喻性寫作模式當中。雖然在單行本的《暗影》中,作家將東北義勇軍和蘇聯工人這兩條敘述線索刪除,但卻未改變林求榮的身份設置,並且讓原本“着制服”的馬迭爾飯店中國茶房全部換上了“白色中山裝”。如此峻急,如此艱辛,透過“林求榮”和“中山裝”,我們仿佛看到了鄭伯奇的心與淪陷多年的東北貼得如此之近,但卻受制於歷史、思想和文化的內在阻隔,641

仍然無法抵達那片神聖國土的心靈最深處。1938 年末,曾有論者在《中蘇文化》雜誌撰文慨歎,“東北,在中華民族解放鬥爭史上,占有這樣慘痛與光榮的一頁,但,東北本身在過去被國人忽略了,現在仍然被國人所忽略”。而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東北”的戰略地位得到重新審視,僅就以萬斯白所著《日本密探》一書為史源的“東北”敘事譜系而言,這五位作家都並非東北籍或曾經長期居停東北意義上的“東北作家”,可見此時的“東北”已經成為“中華民族解放戰爭中重要的一部分”。尤有要者,人們逐漸形成共識,“九一八”事變給予國人最大的教訓就是對於東北的忽視,隱藏在“不抵抗”背後的其實是“根本失掉自力立國的信心”,而全面抗戰的意義正在於重新發現東北,就是“由‘九一八’的火口而清算奴役歷史”。就歷史縱深和世界大局而言,“東北”的確是標定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正義事業“終點”的“起點”。而在《暗影》中,通過對於萬斯白原著的創造性改寫,鄭伯奇努力探尋這一作為“終點”的“起點”,不僅准確把握了抗戰文藝的脈動,更是以飽含國際主義精神的猶太敘事,為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文學貢獻了一種來自中國的“光明磊落的抱負”。在老友郭沫若看來,鄭伯奇有着當代作家少見的多方面“學殖”,不僅是心理學方面的專家,而且“法國文學,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的教養一樣的深”。事實上,一向為學界所忽視的《暗影》,不僅匯聚了鄭伯奇多方面的“學殖”,更是展現了其包括左翼作家和國際政治觀察家在內的豐富面向,堪稱一部非“鄭”莫屬的力作。而從 1940 年的《中蘇文化》首發版到一年後的上海雜誌公司單行本,鄭伯奇對《暗影》做了大量的增刪和改寫,可見在越出了《中蘇文化》這一“奔向蘇聯”的特定場域之後,劇本的主旨與敘述變得更為明確和流暢。這一不免曲折的探索,則又體現出作家立足於“抗戰最高原則”和左翼作家的革命立場不斷調整寫作姿態的思想軌跡。誠如鄭伯奇在 1942 年 9 月發表的一篇文章所言,“抗戰以來,戲劇始終站在文藝戰線的最前列,儼然居於領導地位”。而戲劇又是最適合採用改編/改寫方式的文類之一,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有源”的“東北”題材劇本何以不斷湧現。不過如此的創作方式倒也並非戲劇的專利,1941年 7 月 25 日徐遲在《中蘇文化》雜誌發表了《獻詩》 (長詩《東北,我的東北》的第一歌),而據其文末“附記”所示,這部“一共分六個歌”的長詩是“一個朋友供給作者的材料,由他口述,由作者筆錄的”,至於此處發表之“第一個歌”的“材料”,則有一部分來自“《東北地理》一書”。因而更為深入的探討或許在於,這種跨越不同文類乃至不同學科的深度融合,恰恰從極端化的戰時情景出發,深刻揭示出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左翼文學與現實的血肉連帶及其介入現實的強大力量。①參見楊慧:《鄭伯奇抗戰話劇〈哈爾濱的暗影〉史源考》,福建廈門:《廈門大學學報》,2021 年第 5 期。②鄭伯奇:《寬城子大將》,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2 年,第 1 頁;第 5~6 頁。③參見邢墨卿編:《新名詞辭典》,上海:新生命書局,1934 年,第 100 頁。④鄭伯奇:《哈爾濱的暗影》,廣西桂林:上海雜誌公司,1941 年,第 11 頁;第 89 頁;第 123頁;第 1 頁;第 93 頁;第 131~136 頁;第 5 頁。⑤參見于能:《趣吳語———江南人文手記》,上海:學林出版社,2015 年,126 頁。⑥參見王均熙:《上海話中的外來語》,《王均熙文集》,上海:文匯出版社,2014 年,第 163 頁。原載上海:《新民晚報》,2000 年 6 月 30 日,第 20 版。⑦即將“猶太豬玀”改為“猶太鬼”、“猶太老豬”或“猶太豬”。參見鄭伯奇:《哈爾濱的暗影》,第 18、19、53、55、67 頁。按,“猶太豬玀”一詞在《“神明的子孫”在中國》一書中就已存在,鄭伯奇其實是不假741

思索地追隨了譯者的稱呼。參見樊思伯(萬斯白):《“神明的子孫” 在中國———一個日本情報員的自述》,邵宗漢譯,重慶:國民出版社,1939 年,第 192、193、197 頁。⑧參見陳青生:《鄭伯奇》,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聯”作家》 (上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 年,第 129 頁。⑨參見鄭伯奇:《新通俗文學論》,上海:《光明》,第2 卷第 8 號,1937 年 3 月 25 日。有關鄭伯奇“新通俗文學”實踐的論析,可見拙文《白俄與洋奴“病毒”的思想偵測———從〈偉特博士的來歷〉看鄭伯奇的文學“原創性”》,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 年第 2 期。⑩參見伯奇(鄭伯奇):《典型的貧乏》,重慶:《理論與現實》,第 1 卷第 1 期,1939 年 4 月 15 日。參見鄭伯奇:《略談三年來的抗戰文藝》,重慶:《中蘇文化》“抗戰三周年紀念特刊”,1940 年 7 月 7 日。參見鄭伯奇:《文學的新任務》,廣西桂林:《文藝新哨》,第 1 卷第 6 期,1942 年 7 月 15 日。原載重慶:《新蜀報·七天文藝》,第 19 期,1941 年 8 月 14 日。參見《五中全會開會蔣總裁講我國必勝》,重慶:《大公報》,1939 年 1 月 6 日,第 2、4 版。參見《全會發表宣言———期盼國人力行三事:加強團結積極奮鬥努力建設》,重慶:《中央日報》,1939年 1 月 31 日,第 2 版。參見《讀蔣委員長全會訓詞》,重慶:《大公報》,1939 年 1 月 27 日,第 2 版。參見《五中全會閉幕》,重慶:《大公報》,1939 年 1月 31 日,第 2 版。趙康:《聲討汪精衛》,重慶:《中蘇文化》,第 3 卷第5 期,“抗戰特刊”,1939 年 1 月 16 日。參見黃炎培:《心》,重慶:《時事新報》,1939 年 2月 5 日,第 2 版。參見《“九一八” 八周年———更要堅定我們的信念》,重慶:《大公報》,1939 年 9 月 18 日,第 2 版。參見《六中全會閉幕》,重慶:《大公報》,1939 年 11月 21 日,第 2 版。參見《九一八的教訓》,重慶:《大公報》,1940 年9 月 18 日,第 2 版。參見鄭伯奇:《雨中的哀思———悼念張季鸞先生》,重慶:《大公報》,1941 年 10 月 6 日,第 4 版。參見洪波(于毅夫):《今日東北問題———紀念“九一八”九周年》,重慶:《新華日報》,1940 年 9 月 18日,第 4 版。參見楊慧:《“如子始堪稱國士”———〈鳳凰城〉的“苗可秀”塑造與抗戰時期民族意識的建構》,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20 年第 5 期。參見趙侗:《華北游擊隊的發展及其現狀———趙侗先生在文化座談會講》,重慶:《中蘇文化》 “抗戰特刊”,第 3 卷第 5 期,1939 年 1 月 16 日。參見鄭伯奇:《觀客席上的感想》,重慶:《新蜀報·文鋒》,1939 年 2 月 2 日,第 4 版。參見西奧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爾濱猶太人》,劉全順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17 頁。參見鄭伯奇:《哈爾濱的暗影》,重慶:《中蘇文化》,第 6 卷第 5 期,1940 年 6 月 18 日;鄭伯奇:《哈爾濱的暗影》,第 15 頁。參見文庸等主編:《基督教詞典》 (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第 429 頁。參見鄭伯奇:《沙上足跡———文壇生活二十五年的回顧》,西安:《高原》,第 1 卷第 2 期,1944 年 12 月1 日。參見鄭伯奇:《聖處女的出路》,《鄭伯奇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638 頁。原載上海:《現代》,第 2 卷第 4 期,1933 年 2 月。參見樊思伯:《“神明的子孫”在中國———一個日本情報員的自述》,第 196、199 ~ 204頁;第 116~ 118 頁;第 36 ~ 37 頁;第 202 ~ 205 頁;第193~194 頁;第 214~217 頁;第 217、210~212 頁。參見丹·本- 卡南:《卡斯普事件:1932 ~ 1945年發生在哈爾濱的文化與種族衝突》,尹鐵超、孫晗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39 頁;第 448 頁;第 439 頁。鄭伯奇:《哈爾濱的暗影》,重慶:《中蘇文化》,第 7卷第 4 期,1940 年 10 月 10 日。鄭伯奇:《哈爾濱的暗影》,重慶:《中蘇文化》,第 7卷第 1 期,1940 年 8 月 15 日。參見萬斯白:《“神明的子孫”在中國———一個日本情報員的自述》,第 69 頁。有關於此的初步探討可參見拙文《隱秘的書841

寫———1930 年代中國東北流亡作家的白俄敘事》,北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 年第 3 期。鄭伯奇:《哈爾濱的暗影》,重慶:《中蘇文化》,第 6卷第 5 期,1940 年 6 月 18 日。參見《史汀生主義》,上海:《新生周刊》,第 1 卷第8 期,1934 年 3 月 31 日;浩:《史汀生主義》,上海:《申報月刊》,第 2 卷第 8 期,1933 年 8 月 15 日。參見虛舟(鄭伯奇):《一九三三年前奏曲》,上海:《良友》,第 74 期,1933 年 2 月 28 日。參見編者:《紀念‘九一八’八周年認識中日關係的清算》,重慶:《中蘇文化》,第 4 卷第 2 期,1939 年 9月 1 日。參見鄭伯奇:《一些過分的希望》,重慶:《新華日報》,1941 年 1 月 11 日,第 5 版。參見鄭伯奇:《我的文學經歷》,北京:《新文學史料》,1995 年第 3 期。參見鄭伯奇:《蘇聯戲劇給予中國抗戰戲劇的參考》,重慶:《中蘇文化》,第 4卷第 2期,1939年 9月 1日。L. Grigoriev:《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度的蘇聯戲劇季》,鄭伯奇譯,重慶:《中蘇文化》,第 4 卷第 2期,1939 年 9 月 1 日。參見 S. M. Mikhoels:《蘇聯特種劇場點描·蘇聯國立猶太劇場》,潘德楓譯,重慶:《中蘇文化》,第 4 卷第 2 期,1939 年 9 月 1 日。參見鄭虛舟(鄭伯奇):《蘇聯新憲法》,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7 年,第 1 頁;第 12頁;第 14 頁;第 25 頁。《蘇聯新憲法》一書 1937 年 3 月 10 日付排。參見該書版權頁。參見鄭伯奇:《關於民族形式的意見》,重慶:《抗戰文藝》,第 6 卷第 3 期,1940 年 11 月 1 日。參見鄭伯奇:《蘇聯的民族政策及其成果》,重慶:《中蘇文化》 “蘇聯十月革命廿二周年紀念特刊”,1939 年 11 月 1 日。參見鄭伯奇:《略說三年來的抗戰文藝》,重慶:《中蘇文化》“抗戰三周年紀念特刊”,1940 年 7 月 7 日。參見李鼎聲編:《現代語辭典》,上海:光明書局,1933 年,第 375 頁。參見虛舟 (鄭伯奇):《悲慘的插話》,上海: 《良友》,第 85 冊,1934 年 1 月 15 日。參見《讀〈第三百零三個〉》,湖北漢口:《大公報》,1938 年 8 月 24 日,第 2 版。參見《遠視日本》,重慶:《大公報》,1939 年 3 月 2日,第 2 版。參見伯(鄭伯奇):《作家小簡》,重慶:《時事新報·青光》,1942 年 1 月 4 日,第 4 版。轉引自趙國忠:《釋鄭伯奇一封遺簡》,上海:《現代中文學刊》,2020 年第6 期。鄭伯奇:《哈爾濱的暗影》,重慶:《中蘇文化》,第7 卷第 4 期,1940 年 10 月 10 日。參見王克道:《東北抗日游擊運動在抗戰中底地位》,重慶:《中蘇文化》 “抗戰特刊”,第 3 卷第 1 ~ 2期合刊,1938 年 12 月 1 日。參見編者:《紀念“九一八”八周年認識中日關係的清算》,重慶:《中蘇文化》,第 4 卷第 2 期,1939 年 9月 1 日。參見郭沫若:《爭取今天———慶祝伯奇五十及三十年創作生活》,西安:《高原》,第 1 卷第 2 期,1944 年12 月 1 日。參見鄭伯奇:《最近文藝的趨向》,廣西桂林:《半月文萃》,第 1 卷第 5 ~ 6 期合刊,1942 年 10 月 20 日。原載重慶:《新蜀報》,1942 年 9 月 6 日。參見徐遲:《獻詩》,重慶:《中蘇文化》 “抗戰四周年紀念特刊”,第 9 卷第 1 期,1941 年 7 月 25 日。作者簡介:楊慧,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天津300071[責任編輯　桑　海]94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張愛玲《流言》之大楚報社再版本略說*凌孟華[提　要] 　 1945 年 8 月 1 日漢口大楚報社出版的《流言》,是此張愛玲經典散文集之重要再版本,在封面文字與排列方式、目錄編排與字體、“畫頁”順序內容與正反等方面都與 1944 年 12 月上海的初版本存在細節差異,其誤植空格、橫字斜字、標點字形等差別都說明並未沿用初版紙型,而是重排再版。漢口大楚報社再版本《流言》的重新發現,對張愛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是張愛玲研究資料的重要補充,足資新版張愛玲傳記、張愛玲年譜編寫者參考。[關鍵詞] 　張愛玲　《流言》　大楚報社　再版本　胡蘭成[中圖分類號] I20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150 - 082020 年,被海內外一眾“張迷”稱為“愛玲愛玲”年,張愛玲的作品出版、傳記修訂與學術研究,都迎來一個高峰。作品出版方面,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推出的“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版”作品集(十五冊)可謂得風氣之先。傳記修訂方面,魏可風的《謫花:再詳張愛玲》 (台灣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9 月)與劉川鄂的《張愛玲傳》 (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20 年修訂版)可作兩岸之代表。學術研究方面,也是異彩紛呈,如許子東的《許子東細讀張愛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張小虹的《文本張愛玲》及《張愛玲的假髮》(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嚴紀華的《愛張·張愛:讀解張愛玲》(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吳琪的《張愛玲小說苦難敘事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20年)等等。 2021 年,則有陳子善的《不為人知的張愛玲》(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年)、止庵的《講張文字:張愛玲的生平與創作》(北京:華文出版社,2021 年)、張鈞的《張愛玲傳》 (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 年修訂版)等,可謂“愛玲愛玲”年輝煌之續寫。張愛玲雖以小說名世,但其散文創作,尤其是成書於抗戰時期的經典散文集《流言》,也流布甚廣,粉絲眾多,想必不用筆者饒舌。專門研究《流言》的評論,經過七十多年的積累已經為數不少,如果加上兼及《流言》的文字,其體量051∗本文係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整理與研究”(項目號:19JZD037)、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抗戰大後方文學史料數據庫建設研究”(項目號:16ZDA191)、重慶市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協同創新團隊“抗戰大後方文化與文學研究協同創新團隊”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早已數倍數十倍於《流言》本身。對於這樣的“熱點”問題,筆者一般是敬而遠之的。但湊巧的是,幾年前整理讀書筆記,卻意外地“發現”了似乎不為人知的張愛玲《流言》再版本,比對思索之後,草成本文初稿,今略作增補,供讀者諸君批評。一、版本介紹與相關信息此種《流言》再版本係“南北叢書”之一種,作者署“張愛玲”,發行印刷署“大楚報社”,地址署“漢口交通路十八號”,發行所也署“大楚報社”,地址同前,印數:三〇〇〇冊,定價:中儲券四〇〇〇元(外埠酌加郵費),中華民國卅三年十二月十日初版(上海),中華民國卅四年八月一日再版(漢口),版權頁標明“版權所有不准翻印”。就筆者目力所及,“大楚報社”版《流言》既不被抗戰勝利後多家大陸及港台出版社印行的《流言》之前言後記提及,也不見於諸多張愛玲的傳記與年譜資料,利用百度、谷歌、CNKI 知識搜索等網絡檢索工具都找不到有效信息。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是第一部也是迄今最為詳盡的張愛玲年譜資料,其 1944 年 12 月譜文有“同月,散文集《流言》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出版”的記載,以及插圖、篇目、印數、紙張等相關信息,①但沒有說明再版情況,更沒有提到“大楚報社”版《流言》。日本學者池上貞子著《張愛玲:愛·人生·文學》不僅辟有《〈流言〉考———張愛玲之 1943—1945 年》專節,對《流言》收錄作品的原載雜誌以及分類和內容等進行詳實深入的考論,而且在末尾的《張愛玲年譜》中著錄了 1944 年 12 月“《流言》(散文集),張愛玲刊行,中國科學公司印刷,五州書報社銷售”和 1945 年 1 月“《流言》再版,街燈書報社銷售”的情況,②但也沒有論及“大楚報社”版《流言》。此前萬燕著《女性的精神:有關或無關乎張愛玲》附錄的《新編張愛玲年譜》也有“同月,《流言》散文集由上海五洲書報社初版;1945 年 1 月街燈書報社再版,三版” ③的記錄,同樣沒有涉及“大楚報社”版《流言》。請教“在張愛玲身上花的功夫,漸漸已有黑社會作風” ④的陳子善先生,也不曾見過這個版本。如此看來,筆者在有幸展讀眾多張愛玲研究專家都很可能沒有翻閱過的“大楚報社”版《流言》之後,捉一管禿筆予以介紹,或不失其意義。值得辨析討論的是,街燈書報社到底是再版《流言》的銷售者,還是出版者,或是其它? 查“在上海圖書出版業工作五十年(1921—1970)”的朱聯保編《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對“街燈書報社”的介紹是“抗日戰爭時期專門推銷汪偽出版物的機構”,⑤說明的是其“經售”情況。所見 1943年 7 月出版的《新中國叢書》第 12 種之《時局人物》一集,雖然署有“總發行:街燈書報社”,但其右有“出版者:新中國報社”,左有經售處多家。 1945 年 1 月出版的《雜誌》14 卷 4 期第 152 頁《文化報道》之“張愛玲新著:《流言》出版,係作者年來所作散文小品之結集,並有作者所作素描及作者像片,內容甚精,售五百元———街燈書報社總經售”,⑥也只談“經售”,無關“出版”。馮和儀(蘇青)編《天地》1945 年 2 月號第 17 頁的“《流言》(再版)”廣告也仍然是“張愛玲著街燈書報社經售”。⑦筆者目前尚未見到 1945 年上海再版、三版的《流言》,不知持街燈書報社“出版”說者所本何處。眾所周知,1944 年 11 月,與張愛玲共寫婚書成婚尚不足半載的胡蘭成飛赴淪陷區武漢,接手日偽背景的《大楚報》,任大楚報社社長,副社長沈啟無,總編輯關永吉,撰述主任潘龍潛。關於大楚報社,黃開發整理的《沈啟無自述》有多處涉及,比如“1945 年初,隨胡蘭成到漢口接辦《大楚報》,(1944 年底去漢口,1945 年初接辦大楚報) 胡是社長,我任副社長,主編《文筆》副刊(不定期)。《大楚報》編輯部長是關永吉(現名張守謙)”,⑧ 可供參照。雖然很快就另有十七歲的新歡———小護士周訓德,但胡蘭成仍然不忘廿四歲的舊愛———紅作家張愛玲。雖然武漢到上海隔着151

千里河山,但張愛玲與胡蘭成仍有鴻雁傳書,《流言》在上海初版的情況,胡蘭成想必知悉,更何況胡蘭成《今生今世》中還憶及 1945 年“陽曆三月裡我要回上海……隨後我到上海,一住月餘。與愛玲在一起,過的日子只覺是浩浩陰陽移”。⑨這樣看來,張愛玲不能忘情於上海,將《流言》在上海初版後,交由得“人和”之便的大楚報社再版,就應當是非常合情合理之事,絕非其它盜印本可以比擬。顯然再版不僅可以繼續擴大影響,而且還如初版策略性地放入玉照一樣,有助於實現“那麼我的書可以多銷兩本。我賺一點錢,可以澈(徹)底地休息幾個月,寫得少一點,好一點” ⑩的訴求。當然,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合理的未必是存在的。世間不合理之事,何其多矣! 陳子善先生指出的“張愛玲本人可能並不知道”,也不能排除。事實上,張愛玲在胡蘭成主事的大楚報社出版的作品不止《流言》一種。三個月之前的 1945年 5 月,張愛玲已經在該社“大楚報快讀文庫”出版過 32 開 57 頁帶插圖的小說《傾城之戀》單行本,相關情況在《民國時期總書目》 (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新文學大系 1937—1949》(史料·索引)、《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 (小說卷)等資料中都有著錄。遺憾的是,這些產生重要影響的著述都遺漏了同一作者在同一機構出版的《流言》再版本。“大楚報社”版《流言》封底有“大楚報社新書雜誌”與“大楚報社新書”兩則廣告。前者披露該社“卅四年春季起……出版叢書雜誌,以俾於文藝復興運動稍盡微力……新評論叢書已出四種,南北叢書已出六種,快讀文庫已出六種,知識叢書已出一種,均得好評”。後者則羅列已出版或即出版的各叢書之新書書名、作者、價格等信息。其中新評論叢刊五種(含胡蘭成作品四種)、南北叢書八種、快讀文庫七種、知識叢書四種。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在快讀文庫中排在第二的位置,《流言》在南北叢書中排在最末。在拙著《舊刊有聲:中國現代文學佚文輯校與版本考釋》中,筆者曾有“明顯偏高的價格”之推論。現在看來,當時對物價上漲因素的估計還是很不充分。查從 1939 年 3 月6 日創刊到所見最晚的 1945 年 8 月 16 日《大楚報》,其定價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年物價之飛漲。創刊號售洋二分,到年底已售洋四分。 1940 年 6 月 15 日每份五分,年底漲至每份一角。 1941年價格比較穩定。 1942 年 1 月 1 日“每份軍票八分”,1943 年 1 月 11 日每份“日金八分”。 1944 年2 月 25 日發布《大楚報武漢報江漢晚報改定售價聯合啟事》,稱三月一日起,大楚報“每月五十元”;同年 8 月 30 日,再發“聯合啟事”,稱大楚報零售每份“國幣六元”,定閱“每月一百八十元”。1945 年 1 月 1 日發布《本報改訂售價啟事》,零售每份國幣十二元;2 月 25 日零售每份十五元,4 月16 日零售每份四十元,5 月 4 日同為零售每份四十元,5 月 31 日零售每份五十元,8 月 1 日零售每份一百五十元,8 月 16 日更是漲到零售每份三百元。雖然尚未查到 1945 年 8 月武漢中儲券與國幣的準確兌換標準,但已經可以推斷 8 月 1 日大楚報社版《流言》發行之時,“中儲券四〇〇〇元”的價格其實並不“偏高”,所謂影響云云更是近乎臆測,這裡收回此說並向拙書之讀者致歉。關於大楚報社的“南北叢書”,所見介紹最詳盡的是蔡登山先生的《張愛玲文壇交往錄(1943—1952,上海)》,但也僅列出前面六種,即“《思念集》 (開元著)、《懷狐集》 (吳公汗著)、《鎮長及其他》(關永吉著)、《牛》(關永吉著)、《奴隸之愛》 (袁犀著)、《某小說家手記》 (高深著)”,這是令人感佩的。但遺憾的是,這裡沒有注明所引“‘大楚報社新書’的預告”之出處,不知與“大楚報社”版《流言》封底的“大楚報社新書”廣告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麼蔡先生就將《奴隸之愛》與《某小說家手記》的作者抄錄反了,前者是高深作品,後者才是袁犀著述。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蔡先生抄錄全部八種“南北叢書”,補充“《招隱集》(廢名作)、《流言》(張愛玲作)”這十餘字,就不會遺漏肯定能讓他眼前一亮的與所論話題直接相關的關鍵詞“張愛玲”,就會提及《流言》的這一再版本,甚251

至順藤摸瓜,發現大楚報社版《流言》。如果是這樣,對於蔡先生來說,真是失之交臂;而對於筆者來說,卻是幸甚幸甚。當然,如果本來就不一樣,或者字跡漫漶缺損,又另當別論。但其中機緣,同樣應該心存敬畏與感激。1945 年 8 月 6 日《大楚報》第二版刊出消息“南北叢書又一種張愛玲《流言》出版”,稱“張愛玲之出現中國文壇,雖未必是奇跡的存在,但以其作為實質而論,確能給予讀者一種嶄新的感覺,如同天際的彗星,那一霎那的光輝,照澈了整個的人生,使人們對於這種出現,保有傳奇的驚訝和喜悅,久久不能忘去。張愛玲的小說和散文,其所以富有魅力者即在於此。本報特將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列入南北叢書,在漢再版,這本書裡收有文章三十篇,篇篇清麗可誦,並且附有作者自繪之插畫二十餘頁,二十五開本裝訂,封面為炎櫻繪制,兩色套印,全書計二百餘頁,是事變以來少見的豪華版。《流言》現已開始發售,雖然紙價步漲,每冊僅售四千元,只有三千冊。愛讀者幸勿交臂失之。”此文筆法老道,功力不俗,或為胡蘭成手筆。之後的 8 月 8 日至 23 日,《大楚報》還有十餘次不同版式內容的《流言》廣告刊出,可見對張愛玲此作的高度重視與着力推廣。二、版本發現過程及價值為筆者“發現”大楚報社版《流言》提供幫助的幾位師友,也值得感激。為什麼說是整理讀書筆記意外“發現”《流言》再版本呢? 因為讀書筆記中存有大楚報社版《流言》版權頁截圖,整理時忽然注意到其是在武漢出版的,頗為特殊。查看筆記時間,卻是 2013 年底。當時為準備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而查詢“讀秀學術搜索”之張愛玲著譯,隨手記錄下反饋的結果。其時無疑是因為其篇目與《流言》初版一致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以為只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再版本,沒有一心想要通過比對發現的“佚作”。這番引起注意之後,仔細檢索相關文獻,才發現它居然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寶貝。從“讀秀”數據庫中下載大楚報社版《流言》全文之後,首先被其封面所吸引。因為其封面上着清裝大襖(與 1944 年業餘攝影家童世璋攝入鏡頭的張愛玲穿着的那件“唯一的清裝行頭” 非常相似)的女性居然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這明顯區別於初版封面女人“那沒有五官的空白平板的臉”。這種顛覆性的處理顯然值得重視和討論。這是張愛玲的意圖嗎? 如果不是,誰如此膽大妄為呢? 而且不管是與不是,都應該追問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接連數日都百思不得其解,卻又偶然發現人像右邊眉眼間有擦拭的痕跡,難道這眉眼是後來畫上去的? 將圖像在不同設備上反復放大觀看,並參考家人朋友意見,可以確定修眉美目,瓊鼻丹口都是好事者加上去的,只因增添得頗有水準,而幾可亂真。然而,為穩妥計,還需要進一步落實。而落實的渠道無非是兩種,要麼找到這本電子版《流言》的紙質原書,核查其封面是否有人為增補;要麼找到另一本大楚報社版《流言》,核對其封面人像面部是否是空白。於是聯繫讀秀客服老師,試圖尋找紙質原書。熱心的客服老師很快有了回復,但提供的數條館藏信息對應的都是初版本,甚至讓相關人員也幫忙查找,最後還是“目前沒有找到哪個單位有大楚這本”。這頗令人失望,也暴露了強大讀秀的一個漏洞,不能回溯文獻來自哪個機構。東方不亮西方亮,轉而求助國家圖書館。雖然國圖缺藏,但在楊鎮老師的幫助下,查閱到湖北圖書館有此書,但該館與國圖沒有館際互借關係,不能傳遞文獻。最後終於在重慶圖書館唐伯友老師的幫助下與湖北圖書館梅老師取得聯繫,找到了紙質的大楚報社版《流言》。但意外的是,湖北圖書館此書缺封面! 其它內容倒是和讀秀的電子版一致,另外看到了讀秀所沒有的重要的封底頁。在沒有找到更完善的大楚報社版《流言》的情況下,筆者先就這些材料完成了這篇習351

作。《大楚報》之《流言》“消息”與“廣告”,則得益於趙國忠老師的提點。在此向給予幫助的幾位老師表示衷心感謝!一冊《流言》再版本,竟然麻煩了三家圖書館,這一方面顯示了資料查找的艱難,另一方面也凸顯了進一步整合的必要。同時,筆者畢竟足不出戶,就看到需要的絕大多數頁面,也體現了現代社會信息交流的方便與快捷,數碼相機+互聯網+人際關係的組合就可以讓更多的稀見資料來到研究者案頭,有效改善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生態。大楚報社的《流言》再版本的重新發現,對張愛玲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在特殊的時間特殊的地點出版的一部特殊的書籍,版權頁標注的 1945 年 8 月 1 日,距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和抗戰勝利結束僅兩周,距 8 月 27 日《大楚報》停刊不足一月,距 9 月 18 日日本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在漢口中山公園簽降也不到 50 天。它是張愛玲抗戰時期出版的最後一本作品集,也是張愛玲民國時期在上海之外出版的唯一一本散文集。它涉及兩位特殊人物,張愛玲與胡蘭成,其間的愛恨情仇與溝通合作雖難以還原,但“紙墨壽於金石”,它的存在就是客觀的見證,無聲的信物。它不僅是張愛玲著作出版史乃至民國出版史的一則不應忽視的史實,而且也是《流言》版本流變史的一個值得關注的環節,同時還是張愛玲與胡蘭成交往史上一段不為人知的插曲,可以對已有張愛玲研究資料形成重要補充,完全有必要寫入新版的張愛玲傳記和張愛玲年譜。令人費解的是,這樣一部獨特的散文集,何以會湮沒至今呢? 當事人方面,不管是張愛玲還是胡蘭成或其他相關人士,不管是《小團圓》還是《今生今世》或另外的著述,為什麼對此都只字不提呢? 僅僅是和大楚報社的日偽背景和胡蘭成的文化漢奸身份有關? 這就需要高度重視洪子誠先生曾指出的令人警省的“重要問題”:“因敘述人身份、講述時間和動機所呈現的單一指向性”與回憶的“再造”性質。傳播方面,何以此書存世如此之少,眾多圖書館,甚至是保存抗戰時期文學文獻相當豐富的圖書館,乃至國內圖書館界之執牛耳者都缺藏呢? 它的 3,000 冊印數是實際印刷的數目嗎? 它有多少進入銷售流通渠道,能夠真正賣出多少呢? 它的庫存有沒有因出版機構的原因被查禁乃至銷毀呢? 柯靈先生名文《遙寄張愛玲》所謂“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陸出版的《傳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包括這稀見的“大楚報社”版麼? 這些問題目前都還難以回答,有多種可能,值得進一步思考和研究。三、版本差異舉隅和紙型對讀“大楚報社”的《流言》再版本與張愛玲自任“發行者”的《流言》初版本,發現二者之間存在着明顯的聯繫與重要的區別。從封面看,《流言》初版本封面上那些獨特的標志性元素:手繪的面部一片空白的清裝女人,張愛玲手書的書名和作者名都一仍其舊。只是筆者所見“大楚報社”的《流言》再版本封面顏色淡了許多,不知是由於歲月的剝蝕,還是本來就作了淡化處理。同時,再版本書名“流言”二字的位置稍有變化,比初版本偏左一些,更靠近人像,而且“流”字向左傾,“言”字向右傾,成弧形排列。個人以為,若非印刷失真,書名的這點小改動是可取的,靠近人像可以增強整體感,弧形排列則更有作者在《紅樓夢魘》的《自序》中自釋“流言” 乃“Write on water(水上寫的字)” 之特徵與韻味。兩個版本的目錄中均標明封面係“炎櫻作”,但對於再版本封面而言,“炎櫻作”的僅僅是改動前的底本,還是改動也出自炎櫻之手? 尚不得而知。從目錄看,編入《流言》初版本目錄的 30 篇散文作品中前 29 篇的題名、順序和對應頁碼都在“大楚報社”的《流言》再版本中延續。其差別在於初版本目錄第一頁排篇名 14 個,在《銀宮就學451

記》之後翻頁,而再版本目錄第一頁排篇名 13 個,在《走! 走到樓上去》之後就轉下頁;在於最末篇《談音樂》對應的頁碼是初版本第 209 頁,再版本 207 頁;在於初版本目錄是仿宋體,再版本目錄係宋體。 “畫頁”目錄的差別就更大了,雖然初版本和再版本都是在目錄後面單列“畫頁”目錄,但初版本“畫頁”目錄第一頁排題名 12 個,在《活潑》之後翻頁,而再版本目錄第一頁排題名 14 個,在《地方色彩》之後才翻頁。也就是說,《流言》初版本目錄與“畫頁”目錄的版式不一樣,“畫頁”目錄少排兩行,要疏朗一些;而再版本目錄與“畫頁”目錄的版式是統一的。在字體上二者同樣有仿宋體與宋體之別。當然,這些都是細節問題。最重要的差別在於,初版本“畫頁”目錄列入 23 條,從《封面》到第 22 條《跳舞》(175 頁),到最末的《照片三幅》 (207 頁);而再版本“畫頁”目錄列入 22條,從《封面》到第 22 條《跳舞》 (175 頁)就戛然而止了。也就是說,再版本“畫頁”目錄雖然前面22 條的題名、順序和對應頁碼都和初版本保持一致,但卻刪除了初版本“畫頁” 目錄的最後一條———《照片三幅》。從正文看,《流言》初版本與“大楚報社”的《流言》再版本版式一模一樣,都是每頁 15 行,每行43 字,篇名占 3 行,小標題占 2 行。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別:《流言》再版本“畫頁”之《勢利》排在了《青春》的前面,“畫頁”目錄顯示《青春》在 13 頁,《勢利》在 14 頁,但事實上正文中 13 頁是《勢利》,14 頁才是《青春》。這種和目錄頁不統一,和初版本也不一致的編排,應當是“手民之誤”。與此同時,再版本《勢利》3 幅小圖的說明文字“闊人對窮人”、“雜種人對中國人”、“外國人對中國人”前面的序號為(上)、(中)、(下),三處文字及序號位於同一行;而《流言》初版本《勢利》3 幅小圖說明文字前面的序號為(1)、(2)、(3),三處文字及序號均位於圖片的左下或左側,不在同一行。《流言》再版本“畫頁”之《外國人(二)》的圖(2)說明文字作“英國太太碰到天災人禍,事無大小,總叫你:親愛的,鎮靜一點”,這句說明在初版本中末尾有後引號,不見前引號,再版本刪除了這個沒有前引號的後引號,作了必要的修正。《流言》再版本“畫頁”之《物傷其類》集 4 幅小圖“橫”、“淺薄”、“笨”、“做作”的序號為①、②、③、④,初版本也是小圖 4 幅,序號作(1)、(2)、(3)、(4)。這種序號差別在緊隨着的《夫主·奴家》中也同樣存在。《流言》再版本“畫頁”之《戲劇》的第 5 幅小圖說明文字作“英雄,美人,三角,四角”,而初版本此圖說明為“英雄美人,三角四角”,再版本多兩處逗號。《流言》再版本“畫頁”之《跳舞》圖中女性側臉向右,仿佛看着散文題目《談跳舞》,而初版本圖中女性是側臉向左,後腦勺對着散文題目《談跳舞》。想來是“手民”放反了張愛玲畫作所致,但張愛玲原作是左視還是右視,恐怕難以判斷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差別,當然是《流言》再版本刪除了初版本第 207 頁和 208 頁的《照片三幅》了。其中 207 頁兩幅,配文字“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句號或應為逗號);208 頁一幅,配文字“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兩句話均出自《〈傳奇〉再版序》。從張愛玲後來的《“卷首玉照”及其他》中我們知道,《流言》初版本這幾張照片是作者和“朱先生”多次交涉的結果,甚至已經說出了“大約你從來沒遇見過像我這樣疙瘩的主顧”與“真對不起,只好拉個下趟的交情罷,將來我也許還要印書呢”這樣的話來。最後修改的結果如何呢? 從張愛玲“雖然又有新的不對的地方,到底好些了,多了點人氣”的表達看來,其實還是不夠滿意的。所以在前文“將來我也許還要印書呢”後緊接着的就是“可是無論如何不印照片了”的決定。這樣看來,“大楚報社”的《流言》再版本不印照片,就是理所應當之舉了。但值得追問的551

是,這種處理是來自張愛玲的明確要求呢,還是編輯者明白張愛玲意圖後的個人決定? 目前的材料還難以回答這個問題。再版本文字部分有沒有可能是沿用了初版本的紙型呢? 二者的相似度如此之高,仿佛很有可能,而且初版本是張愛玲自己發行的,紙型很可能就在她手中,若要沿用也很便利。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文字部分的排版還是有細微差別。比如再版本誤植空格。再版本正文第 91 頁《談女人》之“惟有黑種人天真未鑿,精力未耗,未來的大時代裡恐怕要輪到他們來做主角”,在“鑿”後衍一空格,導致初版本位於行末的“耗”字下移至行首,隨後文字也相應下移,此段末兩行初版本行首為“的”、“能”,再版本行首為“度”、“不”。又如再版本橫字斜字。再版本正文第 109 頁《洋人看京戲及其他》首段四行行首“這都是中國,紛紜,神秘,刺眼,滑稽”之“稽”字排橫了,順時針旋轉了九十度,而初版本無誤,再版本又見“手民之誤”。正文第 182 頁《談跳舞》末行行首“還大驚小怪叫別的女孩子都來看”之“小”字排斜了,逆時針旋轉了 45 度,初版本沒有問題。再如標點的不同。再版本第 117 頁《洋人看京戲及其他》之“現代的中國是無禮可言的。除了在戲台上,”,初版本“無禮可言的”後面為逗號,“在戲台上”為句號。從文意看,當以初版本為佳。當然,也有再版本糾正了初版本誤植標點之處,比如正文第 156 頁首行《私語》之“也有一種快心的感覺”後面,初版本連用兩個句號,明顯有誤,再版本就刪除了一個句號。還有字形的差別。正文第 161 頁倒數第三行“煙鋪上跳起來劈頭打去”之“烟”,初版本就是“烟”,而再版本作“煙”。第 172 頁第三行“像楊貴妃牙痛起來含在嘴裡的玉魚的凉味”,初版本“凉”作“涼”。類似例子還有,此不贅述。總而言之,1945 年 8 月漢口大楚報社“發行印刷” 的張愛玲《流言》再版本之主體內容雖與1944 年 12 月張愛玲兼任着作者與發行者的《流言》初版本一致,但在封面文字與排列方式、目錄編排與字體、“畫頁”順序內容與正反等方面都存在細節差異,其誤植空格、橫字斜字、標點字形等差別都說明並未沿用初版紙型,而是重排再版。還是陳子善先生說得好,“哪怕她沒有寫過一篇小說,她的散文也足以使她躋身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散文家之列,一部筆調瑰奇、文思雋逸的《流言》即為明證”。換言之,《流言》堪稱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散文集之一,其出版、再版、傳播過程,無疑屬於龔明德先生書名《有些事,要弄清楚》(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 年)倡導的追問精神的範疇。漢口大楚報社版《流言》的重新發現,對張愛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是張愛玲研究資料的重要補充,足資新版張愛玲傳記、張愛玲年譜編寫者參考。最後,還值得一提的是,筆者近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有限公司開發的“中國曆史文獻總庫”之“民國圖書數據庫”中,得閱另一《流言》再版本。此版孔夫子舊書網“豫古書局”有複印件出售,試讀頁鈐有“北京圖書館藏”印章。 “民國圖書數據庫”收錄之電子版封面同初版,但也有好事者畫上了眉眼,只是技術似乎不及“大楚報社”版,容易被人識破。此版目錄頁文字為楷體,所排篇目順序及翻頁位置同初版本,即第一頁列出 14 篇,依序至《銀宮就學記》,第二頁列出 16 篇,從《洋人看京戲及其他》至《談音樂》,但刪去了全部“畫頁”目錄。此版正文每頁 18 行,每行 44 字,篇名占 4 行,小標題占 3 行,共 163 頁,文字、標點與初版本略有出入。版權頁除題名“流言”之外,分五行列出著作者張愛玲、總發行上海五洲書社、中國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再版、定價(中儲券)七百元。五洲書社應該不同於五洲書報社,目前對其 1945 年前後的圖書出版及人員情況所知不多。不知其與出版《謀業捷訣》 (1924 年 11 月 15 日初版、1926 年 9 月 1 日再版)、651

《青年男女性生活之救星》(1926 年 9 月初版),印行《說部精英》 (乙丑花、丙寅花)的五洲書社,是不是一脈相承? 懇請知情的師友讀者有以教我。“五洲書社”版《流言》出版時間在“大楚報社”版之前,同樣未見張愛玲文字、書信提及,也不曾為大陸、台海學界注意,其出版機緣、授權與否、內容變化等均值得詳細考察,其意義價值及相關問題有待專門論述。①張惠苑:《張愛玲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7 頁。②池上貞子:《張愛玲:愛·人生·文學》,趙怡凡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總社有限公司,2013 年,第 222頁。③萬燕:《女性的精神:有關或無關乎張愛玲》,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367 頁。④毛尖:《愛玲、子善和其他》,上海:《新民周刊》,2015 年第 39 期。⑤朱聯保:《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 年,第 369- 370 頁。⑥《文化報道》,上海:《雜誌》,1945 年第 4 期,1 月 10日。⑦《流言(再版)》,上海:《天地》,1945 年 2 月第 17期。⑧黃開發整理:《沈啟無自述》,北京:《新文學史料》,2006 年第 1 期。⑨胡蘭成:《今生今世》,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6 年再版本,第 231 頁。⑩張愛玲:《“卷首玉照” 及其他》,上海: 《天地》,1945 年 2 月第 17 期。凌孟華:《舊刊有聲:中國現代文學佚文輯校與版本考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年,第268 頁。陳子善:《〈中國現代文學佚文輯校與版本考釋〉序》,長春:《關東學刊》,2020 年第 1 期;凌孟華:《舊刊有聲:中國現代文學佚文輯校與版本考釋》,第 4 頁。蔡登山: 《張愛玲文壇交往錄 ( 1943—1952, 上海)》,北京:《新文學史料》,2011 年第 1 期。張愛玲:《對照記》,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 年,第 60 頁。金宏宇等:《文本周邊:中國現代文學副文本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 186 頁。唐惠虎、朱英主編:《武漢近代新聞史》下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12 年,第 472 頁。洪子誠:《易彬〈穆旦年譜(修訂版)〉序》,北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年第 7 期。柯靈:《遙寄張愛玲》,北京:《讀書》,1985 年第 4期。張愛玲:《自序》,張愛玲:《紅樓夢魘》,台北:皇冠雜誌社,1977 年,第 8 頁。陳子善:《〈張愛玲集〉跋》,《張愛玲叢考》下卷,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 年,第 366 頁。社址在上海東橫濱路景雲里 15 號,離魯迅先生1927 年 10 月至 1930 年 5 月先後居住的景雲里 23號、18 號、17 號不遠。參見施曉燕:《魯迅在上海的居住與飲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 年,第 61頁。作者簡介:凌孟華,重慶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重慶　 401331[責任編輯　桑　海]75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培育“模範兒童”———黎鏗與 1930 年代中國電影童星生產*游曉光[提　要] 　童星一直是中國早期電影明星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本土影業的重要資源。黎鏗是 1930 年代本土童星的代表,他在當時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贏得了“中國神童”、“兒童們的模範”、“中國兒童的典型”等讚譽。分析其明星形象的內涵及成因,一方面有助於我們更為清晰地認識本土電影童星形象的流變,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們對早期中國電影童星生產有更為全面的認識。[關鍵詞] 　中國電影　童星生產　 1930 年代　黎鏗　模範兒童[中圖分類號] J9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158 - 111920 年代初,中國影業興起之時,便有但二春、任潮軍、鄭小秋等本土童星出現在影壇。然而,本土童星真正產生廣泛的影響力卻是在 1930 年代,其代表便是黎鏗。黎鏗 1928 年出生,四歲時便登上銀幕出演影片《人道》。此後,他還參演了《神女》、《香雪海》、《天倫》等頗為重要的影片,被譽為“中國神童”,①與在銀幕上順風順水相得益彰的是,銀幕之外的他也“類為要人”。②1936 年的兒童節,黎鏗作為上海兒童代表在慶祝活動上唱歌。③同年,他承擔了一項“光榮的政治任務”———應邀出演影片《密電碼》。該片反映國民革命中國民黨人的英勇事跡,由中電籌拍,時任中國國民黨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民政府內政部常務次長的張道藩親自編劇。 1937 年雙十節,作為中國兒童協會會員的黎鏗和另一位童星陳娟娟給美國童星秀蘭·鄧波兒寫信,希望後者能夠“聯絡美國的小朋友來幫中國兒童的忙”。④黎鏗的明星形象到底蘊藏着何種光環,這種光環是又是如何產生的? 本文嘗試站在歷史的維度,從明星生產角度解釋這一問題。一、“縮小的成人”:傳統色彩濃厚的 1920年代童星電影明星雖然是現代社會的產物,但 1920 年代的中國童星卻深深烙着封建文化的印記。85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青年項目“中外電影交流史研究(1896~ 1949)”(項目號:21CC179)和江蘇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南京影業史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1904~ 1949)”(項目號:19YSC006)的階段性成果。

(一)影界理想與本土童星的誕生1921 年,美國影片《尋子遇仙記》在華上映。片中,與卓別林搭檔的兒童演員傑基·庫根(Jackie Coogan)奉獻了出色的表演,這使他在中國也備受追捧,被視為電影童星。他成為中國本土童星誕生的一個直接的外在誘因。然而,本土電影童星的出現,更多源自於國人的文化與電影理想。首先,童星們被給予了爭取民族尊嚴的厚望。 1924 年,任潮軍、鄭小秋和但二春已在銀幕上初露頭角,但國人在看完傑基·庫根的影片後,仍然慨歎道:“深望潮軍小秋二春諸子,努力實習,為吾國電影界放一異彩,勿讓賈克柯根專美於前也。” ⑤在 1920 年代中後期的武俠片浪潮中,任潮軍習武並逐漸向武俠童星方向發展,國人期待他在日後可以“公其技於全球觀眾”,⑥ “匪僅執銀幕之牛耳,直堪新國粹紀元”。⑦其次,電影童星的培養還與中國電影的本土化訴求息息相關。什麼樣的影片具有民族特色,能夠滿足本土觀眾的口味,這是早期中國影人一直思考的問題。 1923 年《孤兒救祖記》的成功,讓影人們意識到家庭倫理是國人心之念之的電影題材。家庭倫理片中,親子關係是一項重要的內容,兒童演員自然成為中國電影必須培育和倚仗的資源。第三,是兒童題材電影創作的需要。本土影人力求通過電影指陳社會問題,改良社會風俗。受到新文化運動、“兒童本位”觀等思潮的影響,兒童問題成為他們關注的重點之一。為此他們創作了《棄兒》、《孤兒救祖記》、《苦兒弱女》、《好哥哥》等兒童片,這些電影觸及遺產繼承、兒童教育、流浪兒以及戰爭對兒童影響等問題。在這類影片中兒童演員是不可或缺的創作者。正是基於上述電影理想,中國早期電影人一直在努力培養本土兒童影星。然而,傳統封建觀念還是深植在此時的影人身上,這也直接投射到他們對童星的塑造上。(二)銀幕之上:舊倫理的代言人1920 年代,電影童星在銀幕上扮演着傳統倫理道德維護者的形象,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遵守“孝”和“義”是這些形象最為鮮明的特徵。《孤兒救祖記》中十歲的余璞(鄭小秋飾)極為孝順。朋友邀他出去玩耍,他說:“媽叫我用功念書,我不敢玩”;老伯伯(即他的祖父楊壽昌)邀他到家中做客,他因怕母親惦念而拒絕;老伯伯給余璞的點心和錢,余璞都帶回給母親。余璞還是一個重道義的孩子,他曾解救落水的同學;當老伯伯落入歹人之手時,他又挺身而出。⑧ 《小公子》中的小公子(但二春飾),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為給母親籌錢買藥,他頭部受傷,血流滿面。此外,他為人善良,“恤老憐貧,對兒童尤為親愛”。⑨塑造這類人物時,創作者還有意借鑒古人故事,余璞解救落水同學的情節就模仿了“司馬光砸缸”的事跡,《苦兒弱女》中的小慧(鄭小秋飾)也學習董永,要賣身葬父。其次,這些角色還展現出遠超其年齡的責任感和能力。《孤兒救祖記》中的余璞、《棄兒》中的棄兒(但二春飾)、《玉梨魂》中的鵬郎(任潮軍飾),分別挽救過祖父、父親和母親的生命。《好哥哥》中的大寶(鄭小秋飾)在父親從軍,母親離世的情況下,帶着弟弟沿街乞討,並於盜匪刀下救出了弟弟。《小朋友》中的來發(鄭小秋飾)和《弟弟》中的弟弟(但二春飾)小小年紀便開始自謀生路。來發與《傳家寶》中的小琳(但二春飾),還敢與惡人鬥智鬥勇,前者在遭遇歹徒綁架後,“不甘坐斃,撬窗破之,結帶縋之”;⑩後者為救玲妹,數次與歹人周旋。綜上看出,這時的銀幕兒童形象仍然殘存着濃厚的封建觀念:理想的兒童首先應該遵守孝道,951

成為道德的楷模;其次,即便年齡小,他們也有義務和能力擔起保護家族的責任。還需強調的是,這些影片基本上都是在講述大家族的故事,通常會涉及祖孫三代人。可見,此時的影人在潛意識中仍然將兒童視為封建秩序與倫理的繼承者。(三)演技為重與銀幕外形象的缺失明星是角色和演員的“混合體”,其銀幕外活動對明星形象的製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檢視文獻可以發現,時人還未得銀幕之外童星製造的要領。其時,在銀幕之外,電影生產者和媒體對明星的包裝主要採取兩種方式:傳記寫作與演技評價。所謂傳記寫作,就是將明星的出身、品行、事跡、特長以及為何投身電影行業等信息進行整理、總結與正面評價。演技評價,就是將演技作為評判明星的主要標準;許多評論者嚴肅指出,銀幕外的活動會影響明星演技的磨練,因此要求明星嚴格控制在社會上的曝光度。就童星生產而言,傳記寫作並不適用,年齡小、資歷淺的童星不具有被樹碑立傳的資本。因此,演技評價也就成為銀幕外塑造童星的唯一手段。時人稱讚任潮軍和鄭小秋在《孤兒救祖記》中的表演:“表情最自然者,當推任潮軍與鄭小秋之余璞,此無他,因其無做作之態,全顯一片天真而已”。但二春的表演也得到了認可,評論者認為他在《古井重波記》中的表演,“種種動作,無不出於自然之天真,囧非勉強者可同日而語”,還有人高度讚揚其表演是“‘非藝術所可約束而又根基於藝術的’天真的表演”。為何沿用成人明星的塑造方式,其原因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第一,電影生產者將童星視為成人明星,以演技為重。評論者不約而同地都提到兒童的表演應當以“天真”為最高標準,其實兒童本來就是天真的,其在銀幕中如何展現出這種特質,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指導。第二,本土明星生產經驗缺乏,未能認識到銀幕外活動對童星生產的重要性。有媒體報道,鄭小秋因為拍戲而耽誤了學業。這樣的結果及其報道,無論是對於兒童的養成,還是童星的培養都是極其不利的。實際上,鄭、任、但的父輩都是電影人,這樣的關係本有利於他們銀幕外的宣傳。可惜的是,受到其時明星觀念的影響,他們在銀幕外的生活並未被充分發掘。綜上,1920 年代,在西方童星的刺激下,在啟蒙思潮的影響下,伴隨本土影業的形成,中國影壇出現了第一批電影童星。此時的童星生產呈現出以下兩點特徵:第一,在生產觀念上,本土影人深受封建兒童觀的束縛,童星在銀幕內外都被當作“縮小的成人”。第二,在生產方式上,以銀幕形象塑造為主,童星在銀幕之外的活動沒有被正視。時光流逝,1930 年代,鄭小秋、但二春、任潮軍隨着年齡的增長逐漸淡出了童星的行列,中國影壇迫切需要新一代童星的出現。二、“萬花筒下的黎鏗”:顯著提升的銀幕外曝光1935 年第 7 期的《聯華畫報》刊登了名為“萬花筒下的黎鏗”的組照,其中包含了《凸出大肚子》、《為什麼愛哭? 原來沒穿褲子!》、《勞工神聖》等十餘幅照片。這些照片中黎鏗行為、表情、衣着各異。可以說,這組照片是 1930 年代童星甚至是明星生產的一個縮影:明星們銀幕外的活動顯著增多,並被以各種方式曝光於大眾視野之內。(一)媒體報道頻次大幅增加———基於量化的分析“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是目前國內收集近代報刊最全的電子數據庫,筆者選擇以“全字段 =姓名”、“精確檢索”的方式對該庫進行檢索。活躍於 1921 ~ 1929 年間的童星,筆者選取了鄭小秋、061

但二春和任潮軍。活躍於 1930~1937 年的童星,筆者選取了黎鏗、葛佐治、陳娟娟和胡蓉蓉。具體圖 1　 1920~1937年中國電影童星在報刊上出現次數統計檢索結果如圖 1 所示。由此可以發現,1930 年代童星在報刊上出現的次數遠多於 1920 年代,其中“黎鏗”出現的次數最多。(二)涉及內容廣泛這些報道大概涵蓋以下內容。童星們的工作是媒體報道的重點之一。《〈人道〉中深刻動人之一幕》、《〈城市之夜〉裡的黎鏗》、《聯華新片〈神女〉中之阮玲玉及黎鏗》等內容都是對影片攝制進度的跟進。《聯華足球隊未比賽前加油情形,小明星黎鏗也在場參觀》、《聯華乒乓隊與各友隊:黎鏗對外作戰》、《參觀的小朋友和聯華的小明星黎鏗,站在一起拍照》等則披露了黎鏗參加聯華公司其他活動的情況。童星的家庭生活也是媒體熱衷的話題。《五分鐘和黎鏗在一起》、《小明星黎鏗的爸爸和媽媽》、《黎鏗偕妹入校讀書》、《黎家小景》等報道就深入到黎鏗的日常生活及其與家庭成員的關係。童星們還會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上海兒童節兒童代表黎鏗唱歌》、《黎鏗在香港》《兒童救亡會代表小明星陳娟娟黎鏗慰勞傷兵》等都聚焦於此類事件。童星的業餘愛好和趣聞軼事為媒體津津樂道。《黎鏗賣冰淇淩》、《黎鏗的乒乓台》、《黎鏗習乒乓的經過》、《潘胡婚禮拉紗之小天使黎鏗》等報道的就是這些內容。正是通過這些消息報道,童星工作生活的各個方面被全方位地展露在公眾的視野之內。(三)呈現形式多樣1920 年代,明星生產者還是習慣用文章來描摹與評價明星的事跡和品行。到了 1930 年代,除了文字媒介,生產者還開始充分利用照片、漫畫、廣播等新興媒介來塑造明星形象。此時的文字報道呈現出兩個明顯的變化:第一,文言文以及半文半白的表達方式基本被摒棄,通俗易懂的白話文成為首選。第二,短消息與人物特寫成為常見的報道形式。聯華公司機關刊物《聯華畫報》設置了“小事情”和“每周情報”兩個欄目,這些欄目通常會用短消息的方式報道公司及明星的動態。《聯華畫報》還會不定期的對某位明星進行專訪或特別報道。大量刊登明星照片是本時期明星生產最為顯著的特徵之一。筆者以“全字段=黎鏗照片”的檢索式對 294 條包含“黎鏗”的條目進行了篩選,結果發現其中 74 條文獻含有“照片”,占到了總數的近四分之一。這些照片包括劇照、生活照、肖像照、新聞照片等。這時的電影生產者也會通過流行的漫畫藝術來塑造明星形象。《慈母曲》根據同名電影創作,以鳥哺育後代的活動回應了影片的主題。另一幅題名為《林娘楚楚不是人,好是南海觀世音;小兒黎鏗更作賊,偷得蟠桃獻母親》的漫畫中,黎鏗成為了紅孩兒,林楚楚則被描畫為觀世音,創作者希望借鑒《西遊記》中的人物和故事展現林、黎母子的性格和關係。161

不只是明星的照片,明星的作品也受到了媒體的喜愛。《黎鏗速寫:在春假中的一天》一文中就加入黎鏗畫的戰艦和風景畫。《看見嗎!》則是黎鏗參加“兒童救亡漫畫展覽”的作品。1930 年代,上海的廣播業蓬勃發展,電影明星經常會到電台一展歌喉。黎鏗就曾和胡蓉蓉、陳娟娟、牟菱等童星到電台演唱抗日救亡歌曲。這些媒介在明星生產中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白話文寫作的短消息和專訪使大眾能夠及時而深入地了解明星動態,照片在表現人物相貌、情態和動作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漫畫以極具親和力的方式突出了明星的性格特徵,明星的作品則以“畫如其人”的方式表現了明星的魅力,而電台播音則使觀眾在觀其貌之外,還能聞其聲。因此,明星的真實性、立體感、親切感和鮮活度都得到了明顯提升。這樣一來,銀幕外的媒體報道成為明星生產的又一種有效渠道,童星形象的生產也就由銀幕內外通力完成。三、模範兒童:富含時代精神的童星形象那麼,黎鏗被塑造為何種童星形象,其形象的內涵又是什麼? 筆者認為,正如當時的媒體所定義的,黎鏗是“兒童們的模範” 、“中國兒童的典型” 。黎鏗的明星形象不但符合當時“兒童本位”的教育理念,也迎合了國民政府對兒童的期待。(一)天真、活潑之兒童“兒童本位觀”的主要內涵之一便是以民主的態度對待兒童。這種理念一改傳統社會以成人標準要求兒童的做法,開始尊重兒童的生理和心理特性。在現實生活中,這集中表現為天真、活潑逐漸被視為兒童的本性。 1920 年代影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文化慣性使他們並未能有效實踐這種觀念。 1930 年代,該特質成為童星的顯著標識之一,這在黎鏗身上體現得極為明顯。影片中,黎鏗的角色都不諳世事,心地單純,對長輩十分依戀。《歸來》中黎鏗飾演鑒兒。戰爭爆發,在家人收拾行裝准備逃難之時,“鑒兒卻悠閑地把他的玩物———小軍艦,很開心地取來”。當母親給歷盡千辛從海外歸來的父親換新枕套和床單的時候,鑒兒卻將枕套和床單弄髒,母親責備他,他卻撅起嘴說:“媽不給我睡,我叫爸也不給媽睡”。《香雪海》中的兒子(黎鏗飾)在看到母親不停地燒香拜佛時,忍不住喊:“不要燒香,我的肚子餓了。” 在《神女》中,神女的兒子(黎鏗飾)不懂得成人世界的法則:他不明白為什麼鄰居家和同學都排斥他,也無法感受母親所受的屈辱與痛苦———當母親因為流氓的騷擾痛不欲生時,他回家迫不及待要做的是,教母親做在學校新學的體操。在銀幕外,電影人和媒體人也着意凸顯黎鏗的這種特質。譬如,《黎鏗賣冰淇淩》記述了黎鏗做冰淇淩並賣給其他聯華電影人的經過,通過文中的描寫,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兒童對食物無法掩飾的喜愛:過去的不久,最熱的一天他開始工作了;一只小手握住機柄像搖紡車般的迅速地搖起來。因為他恨不得早早地嘗到自己攪成的冰淇淩是什麼滋味,便不時地要停住掀開冰淇淩的筒子看看。看情形自己也很心急,蹙着眉,不時用手拭額頭上的汗。又如,在家中,黎鏗主動要求喂弟弟黎錫吃杏仁粉。起初他很認真,漸漸地便不顧弟弟吃沒吃完,一勺接一勺地送到後者嘴裡,最終弄得弟弟滿嘴滿臉滿身都是杏仁粉。這展現了兒童喜歡被稱讚卻又缺少耐心的一面。通過上述方式,黎鏗作為一名兒童的天真、活潑特質被展現地淋漓盡致,這與 1920 年代“早261

熟”的童星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二)科學養成之兒童“兒童本位觀”另一個重要內涵是科學育兒,即兒童的養育應當在現代科學知識的指導下進行,具體包括生活有規律、飲食合理健康、注重體育鍛煉等。黎鏗也是這方面的典範。黎鏗的作息有規律。黎鏗家門口走道掛了一面鐘,在窗前也放了一個鬧鐘,就是為了孩子們能養成規範的作息習慣。他每天六點半起床做運動,七點半吃早餐,八點半去學校,十二點回家吃午餐,下午一點去學校,六點吃晚餐,吃完晚餐聽故事,晚八點洗澡睡覺。黎鏗擁有優良的飲食習慣。他早晨會喝牛奶、吃餅乾;午飯是“兩碟菜和一碗湯”,飯後會吃水果,天津的鴨梨、美國的蘋果都是黎鏗喜歡吃的;三餐之間還會有加餐,如雞蛋糕、面包、餅乾等。黎鏗吃糖果很有限,因為這對牙齒有危害。黎鏗吃飯時細嚼慢咽,不說話。此外,他吃飯的時候會帶上圍兜,與弟妹或其他小朋友一起吃飯的時候,還會才採用“分食制”。黎鏗還熱衷於體育運動。《神女》中他就喜歡做體操。現實中,他跑步、摔跤、游泳,其中乒乓球是他的最愛。在媒體上會經常看到他練習乒乓球、參加或觀看乒乓球比賽的消息。黎鏗的成長離不開玩具和遊戲。傳統中國有“玩物喪志”、“勤有功戲無益”的說法。 20 世紀,這種觀念被扭轉,合適的玩具和遊戲被認為是兒童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據報道,黎鏗有許多玩具,“大約有兩大木箱,裡面沒有一件可說是不合教育原理的”。最後,在學習上,黎鏗接受的是適合兒童心智特徵的教育。近代以來,各種社會力量組織編寫和出版了大量新式兒童啟蒙讀物。在黎鏗的臥室就有一個共十六格的大書架,“裡面有小學生文庫,幼童文庫及其他各種的兒童讀物;其中有幾個格是放置各種標本及手工的”。在《神女》《母愛》《慈母曲》等影片中,黎鏗飾演的角色也接受的是現代教育。由此看出,銀幕內外的黎鏗,都是在科學育兒觀下茁壯成長的兒童。(三)不忘救國之兒童1930 年代,中國的兒童教育其實“兒童本位”與“國家本位”並行。1936 年國民政府兒童節的口號將兒童明確定義為“新中國未來的主人翁”、“建設新中國的基石”和“復興民族的主力軍”。黎鏗也是這樣一位堪當救國重任的兒童。身體健康是未來主人翁的第一要素。 1935 年 8 月至 1936 年 7 月,國民政府在全國範圍內舉辦“兒童年”活動,其第一工作要點就是要推進兒童的健康。黎鏗作息規律、膳食合理、熱愛運動,身體強健也是必然。記者曾經這樣描述黎鏗:“烏黑而光滑的的短發,龍眼核似的大眼珠,紅蘋果似的兩頰;不拖鼻涕;強健的手臂,肥壯的的腿腕子,身穿着工服式的童裝,挺着胸膛,露着兩膝蓋。” 其次,黎鏗癡迷於軍事,擁有好戰的性格。黎鏗崇拜趙子龍、拿破侖等有軍事才華的人物。他的玩具許多與軍事相關,如坦克車、裝甲車、手槍、軍艦等。他喜歡做軍事體操,“返家後必持刀劍自舞,人們都稱他為‘小將軍’”。在平日的遊戲中,黎鏗也經常玩戰爭遊戲,假想敵就是日本人。再次,黎鏗關心時政,能響應政府的號召積極參加各種社會公益活動和抗日救亡運動。 1935年,黎鏗兩次在賑災活動中登台表演。1937 年,中日衝突升級,黎鏗參加兒童救亡會,接受戰時教育,創作抗日漫畫,並作為代表慰勞傷兵,救濟難民。他加入了全國最大的兒童劇團———中國模範兒童劇社,並在劇團中演唱救亡歌曲,表演救亡曲目。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迅速向歐美尋求援助,黎鏗也扮演起民間使者的角色,他和陳娟娟一起給秀蘭·鄧波兒寫信。信中他們描述了戰爭給中國兒童帶來的苦難,希望鄧波兒和美國兒童也能伸出援助之手。361

天真、活潑的性格,健康科學的成長方式,立志報國的拳拳之心,使黎鏗當之無愧地成中國兒童們的模範。四、特殊的家庭:對童星個性元素的充分運用1930 年代的童星生產還極為重視對童星個性的塑造和運用。葛佐治被稱為“野孩子”;陳娟娟則被認為是“純粹東方式的一個貧苦女兒”;因為擅長歌舞,胡蓉蓉常被與秀蘭·鄧波兒相提並論。與他們相較,黎鏗的獨特性凸顯在他經常與自己的家庭捆綁在一起,時人經常以黎民偉和林楚楚的“公子”稱呼他。(一)父母作為電影從業者黎鏗的父親是著名的電影導演和電影企業家黎民偉,母親是知名電影演員林楚楚。 1930 年,黎民偉出任聯華公司的協理、制片主任兼任一廠廠長,林楚楚隸屬一廠。 1936 年,黎民偉退出聯華,復辦民新影片公司,林楚楚也隨丈夫來到民新。正因長期從事電影行業,黎、林夫婦為黎鏗的星路提供了優良的文化資本與堅實的物質基礎。首先,父母的身份有利於黎鏗“模範兒童”童星內涵的塑造。一是,黎民偉作為電影公司的管理者,他有權為黎鏗選擇影片並安排角色。 1934~1937 年,黎鏗共出演過《人道》、《歸來》、《神女》、《人生》、《香雪海》、《天倫》、《母愛》、《靈肉之門》、《新人道》、《密電碼》、《慈母曲》共 11 部影片。除《歸來》外,其餘影片均由黎民偉擔任制片主任。這些影片中,黎鏗飾演的角色很相近,基本上都是天真活潑,懂事乖巧,接受了現代教育的兒童。二是,在現實生活中,由於收入豐厚,父母可以為黎鏗提供成為“模範兒童”的物質資本。健康衛生的食物、各種兒童書籍和玩具、豐富的業餘活動……其實都離不開堅實的物質基礎。據媒體報道父母給他買玩具,只考慮是否適合兒童,“代價貴昂卻不在乎”。1937 年,黎鏗參加的“夏令兒童健康營”需要膳宿及學費十五元,還需要購買被單、棉被、線毯等許多生活用品,而 1930 年代上海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僅有十五元左右。三是,《人道》《人生》、《天倫》、《母愛》分別獲得了,1933 年、1934 年、1935 年“全國影片選舉最優影片” 的榮譽,這無形中提升了黎鏗的社會影響力。我們也可以想見黎民偉在背後所作的努力。其次,父母的身份還可以極大提升黎鏗的表演水平,這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第一,與林楚楚飾演“銀幕母子”,有助於黎鏗的發揮。《人道》、《人生》、《母愛》、《天倫》、《新人道》、《慈母曲》都是林楚楚與黎鏗聯袂演出,在影片中二人的關係也都為母子。眾所周知小孩子的戲難拍,因為兒童的心智尚未成熟,自我控制力和理解能力都有限。然而,當影片中的母親就是現實中的母親時,兒童演員便很容易進入狀態。第二,據當時的媒體記載,黎鏗拍戲時,林楚楚基本都在場,並對黎鏗進行指導。第三,黎鏗對電影工作環境十分熟悉。他家就在聯華一廠的職工宿舍,“廠內什麼工友,導演員,攝影師,布景師……他都有認識……他還有許多許多小朋友,男男女女都有,總不下數十個,常是聚在一起玩”。可以推測的是,由於母親是大明星,父親是本廠主任,其他人也一定會對黎鏗呵護有加。在熟悉而友好的群體中拍戲,他更容易發揮。此外,還需強調的是,由於黎鏗和父母都是著名電影人,三人就產生了集群效應。個體的曝光率和聲望都因為另外兩者的存在而大幅增加。可以看出,正因父母都是資深電影人,黎鏗在選片、表演、生活等多方面所擁有的優勢非普通兒童演員所能比擬。(二)母親作為電影明星461

“有現代之兒童,不可無現代之父母”,其時,無論是“兒童本位”觀,還是“國家本位”觀,很大程度上是對父母的要求。現代家庭教育中,父母被認為有同等重要的責任,但是在具體討論和實踐中,更多地是對母職的要求。林楚楚有“銀國中的慈母” 之稱,她的明星形象就是一位模範母親。這其實從另一方面成就了黎鏗。1930 年代,除《一剪梅》外,林楚楚在《故都春夢》、《人道》、《國風》等 10 部影片中均飾演母親的角色。這些母親形象也極為接近,性格溫良、勤勞節儉,甘願為子女和家庭付出所有。譬如,《故都春夢》和《人道》中林楚楚飾演的都是被丈夫拋棄的妻子。但是兩位妻子都恪守婦道,堅持一人含辛茹苦地撫養孩子。《慈母曲》講述了母親為六個子女付出所有,老來卻無所養的故事。影片如教科書般“演示”了母親的職責:照顧孩子與丈夫的飲食起居,承擔各種家務,維護丈夫一家之主的地位……銀幕之外,林楚楚也是一位以家庭為中心的母親。媒體說她婚後“便開始擔任了賢妻應做的職”,有了孩子後“她運用全盤的腦力、體力……為家庭而服務”,“是一家的主腦,是小孩們的好媽媽,是丈夫的賢內助”。她和善仁慈,對孩子們極具耐心。她生活樸素,不追求時髦。林楚楚自己也對媒體坦言:“做母親的,應當在兒女的身上多盡點心,不能把孩子完全交給別人,自己落得清靜了事。” 與傳統慈母不同的是,林楚楚還深諳“兒童本位”。她注重孩子們的身體健康,會帶他們進行體育鍛煉,觀看體育比賽。她還能為子女們制定健康、合理的飲食計劃。對於孩子們進行遊戲,她非但不反對,還會積極引導和參與。林楚楚還懂得基本的護理知識,家中購買了多種藥品,遇到孩子磕碰的情況,她會及時處置。林楚楚也十分注重子女們的智育和美育,會教孩子們識字,給他們講故事、唱歌,吃飯的時候還會放音樂。在閒暇時間,她會做蛋糕、織毛衣、剪裁縫制小孩們的衣服。以家庭為己任的林楚楚,並未忘記婦女的社會責任。她關心時政,能夠將愛國情感投入到子女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去。他們夫妻二人與孩子“絕不會上洋貨商店”。愛國人士希望她能夠為綏遠抗戰捐款,她不但自己捐了五元,讓黎鏗也捐了五元;她表示在國家危難的時刻,“婦女界應當要聯絡起來,做些對於國家有益的事”。基於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林楚楚是一位集傳統美德、先進的現代育兒理念、強烈的家國情懷、良好的藝術修養於一身的明星母親。她的形象與黎鏗的形象相輔相成,正因這位現代慈母的存在,黎鏗的形象更具可信性與說服力。講述到這裡,我們不妨再來看看同時期其他童星的家庭。葛佐治的父親是西班牙人,母親是中國人。母親早逝,父親忙於生意,疏於對他的教育。陳娟娟尚在繈褓之時,父親便自殺身亡,從此她便與母親和外婆相依為命。胡蓉蓉的家境優越,父親是一位電影企業家,哥哥胡心靈是電影編劇和導演,嫂子龔秋霞也是當時著名的電影明星。然而,她的母親很少為人提及,應當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婦。張敏玉雖為明星老板張石川的千金,但其母何秀君並不是電影明星。一經比較便不難發現:父母都是著名影人,且母親是電影明星的童星,除去黎鏗,再無他人。黎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一獨特優勢的充分發揮。五、結語經由本文討論可以發現:首先,黎鏗作為一名“模範兒童”,他天真活潑、作息規律、身體健康、561

熱愛國家的童星形象,凝結了國人對於中國現代兒童的諸多美好想象。其次,作為本土童星生產的成功案例,黎鏗使我們看到 1930 年代中國影人已經建立了一套成熟的童星甚至是明星生產方式:(1)在銀幕之外,綜合運用文字、漫畫、照片、廣播等多種新興媒介提升明星的曝光度;(2)由銀幕角色和演員個體共同塑造的明星形象,是大眾所渴望的某類群體的典型代表;(3)明星生產尊重並最大限度的發掘了明星蘊藏的個性化因素。1937 年日軍逼近上海,黎鏗隨家人遠赴香港,此後他又輾轉廣西、廣東等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黎鏗先後在北京電影制片廠和珠江電影制片廠工作,參與了《民主青年進行曲》、《上海姑娘》、《七十二家房客》等影片的攝制。讓人唏噓的是,在新中國,黎鏗未能重現童年的風采。 1965 年,年僅 37 歲的他,離開人世。黎鏗的一生略似方仲永,個中緣由,我們似乎可以從其童星形象中找到部分答案———長大了的“模範兒童”該成為何種模範? 這是黎鏗不曾解決好的問題,也是今天的童星們仍要面對的問題。①參見沈哀娟:《中國神童黎鏗》 [照片],上海:《青青電影》,1934 年第 9 期。②《類為要人的黎鏗》[照片],上海:《影與戲》,1937年第 1 卷第 7 期。③《紀念兒童節:上海兒童節兒童代表黎鏗唱歌》[照片],上海:《中國學生》,1936 年第 2 卷第 14 期。④《雙十節陳娟娟黎鏗寄秀蘭頓波兒的一封信:中國兒童協會會員陳娟娟黎鏗給秀蘭頓波兒原信》,上海:《中國兒童》,1937 年第 3 期。⑤仇湘:《評賈克柯根之影片》,上海:《申報·本埠增刊》,1924 年 8 月 9 日,第 1 版。⑥毅華:《任潮軍練武》,上海:《申報》,1926 年 8 月26 日,第 22 版。⑦天官:《任潮軍學拳》,上海:《大羅天》,1927 年 10月 9 日,第 3 版。⑧參見《〈孤兒救祖記〉本事、字幕》,原載於《孤兒救祖記特刊》 (1923 年),轉載於中國電影資料館編:《中國無聲電影》,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 年,第60~74 頁。⑨參見《〈小公子〉本事》,上海:《上海》,1925 年第 1期。⑩參見《〈小朋友〉本事》:中國電影資料館編:《中國無聲電影劇本》(上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年,第 205 頁。參見拙作:《明星文化與中國電影明星的誕生》,貴陽:《電影評介》,2019 年第 22 期,第 52~57 頁。伯奮:《〈孤兒救祖記〉之新評》,上海: 《申報》,1923 年 12 月 24 日,第 17 版。《上海影片公司最近之傑作》,上海:《申報》,1923年 4 月 23 日,第 17 版。姚庚夔:《從天真說到電影藝術———〈盧鬢花〉是但二春黃金時代的作品》,上海:《電影月報》,1928 年第 3 期。參見春鶯:《鄭小秋的求學問題》,上海:《笑報》,1926 年 9 月 26 日,第 3 版。魯迅曾指出,在中國傳統社會兒童被認為是“縮小的成人”。參見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年 11 月 1 日,北京:《新青年》,第 6 卷第 6 號。參見《萬花筒下的黎鏗》 [照片],上海:《聯華畫報》,1935 年第 7 期。《〈人道〉中深刻動人之一幕》[照片],上海:《開麥拉》,1932 年第 63 期。《〈城市之夜〉裡的黎鏗》 [照片],上海:《聯華畫報》,1933 年第 1 卷第 4 期。《聯華新片〈神女〉中之阮玲玉及黎鏗》[照片],上海:《中華月報》,1934 年第 2 卷第 12 期。《聯華足球隊未比賽前加油情形,小明星黎鏗也在場參觀》[照片],上海:《聯華畫報》,1933 年第 1 卷第 14 期。《聯華乒乓隊與各友隊:黎鏗對外作戰》[照片],上海:《聯華畫報》,1933 年第 6 卷第 9 期。《參觀的小朋友和聯華的小明星黎鏗,站在一起拍661

照》[照片],上海:《聯華畫報》,1933 年第 7 卷第 9期。《五分鐘和黎鏗在一起》,上海:《聯華畫報》,1933 年第 1 卷第 21 期。《小明星黎鏗的爸爸和媽媽》[照片],上海:《青青電影》,1935 年第 2 卷第 1 期。《黎鏗偕妹入校讀書》,上海:《電聲日報》,1933 年9 月 6 日,第 1 版。董哥:《黎家小景》,上海:《聯華畫報》,1935 年第 5 卷第 11 期。《上海兒童節兒童代表黎鏗唱歌》 [照片],上海:《中國學生》,1936 年第 2 卷第 14 期。《黎鏗在香港》,上海:《聯華畫報》,1936 年第 7 卷第 12 期。《兒童救亡會代表小明星陳娟娟黎鏗慰勞傷兵》,上海:《國聞週報》,1937 年第 14 卷,33 ~ 35 期合訂本。蔣涵揚:《黎鏗賣冰淇淩》,上海:《聯華畫報》,1936年第 2 卷第 2 期。《黎鏗的乒乓台》,上海:《聯華畫報》,1936 年第 7卷第 12 期。雨草:《黎鏗習乒乓的經過》,上海:《聯華畫報》,1936 年第 4 卷第 25 期。《潘胡婚禮拉紗之小天使黎鏗》[照片],天津:《天津商報畫刊》,1935 年第 16 卷第 3 期。汪子美:《慈母曲》 [漫畫],上海:《聯華畫報》,1936 年第 7 卷第 7 期。汪子美:《林娘楚楚不是人,好是南海觀世音;小兒黎鏗更作賊,偷得蟠桃獻母親》 [漫畫],上海:《獨立漫畫》,1935 年第 6 期。阿遜:《黎鏗速寫:在春假中的一天》,上海:《聯華畫報》,1936 年第 7 卷第 10 期。黎鏗:《二幅滿意作品》 [漫畫],上海:《民報》,1937 年 9 月 25 日,第 3 版。阿遜:《記黎鏗》,上海:《電影畫報》,1935年第 21 期。董遜:《訪黎鏗》,上海:《青青電影》,1934 年第 4期。南鋼:《上海家庭教育的近代轉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4 年,第 85 頁;第 109~117 頁;第 105~108 頁。參見胡樹: 《〈歸來〉我評》,上海: 《新聞報本埠刊》,1934 年 2 月 19 日,第 2 版。參見《〈香雪海〉本事》,《中國無聲電影劇本》 (下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 年,第 2864 頁。參見陳秉良:《黎鏗的日常生活》,上海:《電聲》,1937 年第 1 期。參見露萍:《模範的兒童———黎鏗》,上海:《聯華畫報》,1934 年第 4 卷第 13 期。參見《運動家黎鏗》,上海:《聯華畫報》,1933 年第2 卷第 6 期;《聯華足球隊未比賽前加油情形,小明星黎鏗也在場參觀》,1933 年第 1 卷第 14 期;陳嘉震:《泳池中:黎鏗》 [照片],上海:《玲瓏》,1934 年第 4卷第 21 期;等等。參見露萍:《六歲的小乒乓家:黎鏗與乒乓》,上海:《乒乓世界·連環兩周刊》 (合刊),1934 年第 9 期;雨草:《黎鏗習乒乓的經過》;野菲:《黎鏗善拍乒乓》,上海:《時代日報》,1935 年 9 月 18 日,第 6 版;《黎鏗打乒乓得心應手》,《新聞報本埠副刊》,1934 年 10 月2 日,第 6 版;等等。參見蔡潔:《國難、啟蒙與黨政話語———政治文化視野下“兒童年”(1935~1936)》,蘭州:《蘭州學刊》,2017 年第 2 期。《首都兒童節籌備會通過》,南京:《中央日報》,1936 年 3 月 23 日,第 2 張第 3 版。國兒童實施委員會:《兒童年宣言》,南昌:《江西地方教育》,1935 年第 16 期。參見影探:《人小志大的黎鏗》,上海:《福爾摩斯》,1934 年 1 月 27 日,第 1 版。《銀壇花絮:黎鏗人稱小將軍》,上海:《微言》,1934年第 2 卷第 5 期。參見《電影界助賑遊藝會後台花紅柳綠:小明星黎鏗獨唱老公公》 [照片],上海:《青青電影》,1935 年第 2 卷第 9 期;《體育消息:上聯會主辦之乒乓慈善賽明晚舉行》,上海:《青青電影》,1935 年 4 月 29 日,第 14 版。《小明星陳娟娟、牟菱、黎鏗在兒童救亡協會戰時教育班聽講》[照片],《抗戰攝影集》,1937 年 10 月卷。《獻金與慰勞:兒童教育救亡會代表小明星黎鏗慰761

勞傷病》[照片],上海:《國聞周報》,1937 年第 4 卷第 33~35 期合刊;《電影小明星黎鏗陳娟娟等肩負物品,前往慰勞》[照片],上海:《戰事畫刊》,1937 年第1 卷第 2 期。《後方活躍:小明星黎鏗參加救濟難民工作》 [照片],上海:《抗日畫報》,1937 年第 1 期。參見《本市新聞·救亡運動情緒高張犧牲到底抗戰到底》,上海:《申報》,1937 年 4 月 10 日,第 10 版;《臨時夕刊·各界救亡工作》,上海:《申報》,1937 年9 月 26 日,第 8 版;《電影·救亡兒童劇團將大公演》,上海:《申報》1937 年 4 月 10 日,第 19 版。參見杜鼇:《野孩子葛佐治》 [照片],上海:《明星特寫》,1937 年第 1 期。《小明星編者話》,上海:《明星特寫》,1937 年第 1期。參見《現在的小天使未來的大明星:林楚楚的公子黎鏗》[照片],上海:《電影·漫畫》,1935 年第 1 卷第 4 期;《銀幕上之童星》,上海:《良友》,1934 年第97 期。根據《黎民偉電影事業簡表》統計。參見羅卡整理:《黎民偉電影事業簡表》,上海:《當代電影》,2004年第 3 期。參見《金牌明星奪標影片》,上海:《母愛特刊》,1935 年。《天倫》中,林楚楚飾演的是祖母,黎鏗飾演的是孫子,但由於兒子、兒媳向往城市的現代生活,對孫子的成長不聞不問,祖母仍然扮演着母親的角色。參見平次:《黎鏗的家庭》,上海:《明星特寫》,1937年第 1 期。張秉輝:《現代父母對於兒童應負之責任》,上海:《申報》 ,1936 年 7 月 31 日,第 5 版。相關論述可參見盧淑櫻:《科學、健康與母職:民國時期的兒童健康比賽(1919 ~ 1937)》,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2 年第 5 期。丁鳳珠:《振興女學之功效》,上海:《婦女雜誌》,1915 年第 1 卷第 7 期。參見阿遜:《記林楚楚》,上海:《聯華畫報》,1935 年第 5 卷第 4 期。參見汪曼頎:《林楚楚女士談話記》,1937 年第 1卷第 1 期。張宛青:《林楚楚女士訪問記》,上海:《現代父母》,1937 年第 5 卷第 2 期。參見《電影雜碎》,上海:《時代日報》,1935 年 10月 22 日,第 8 版。參見董哥:《黎家小景》;阿遜:《記林楚楚》。參見穆一龍:《記葛佐治》,上海:《明星特寫》,1937年第 1 期。參見陳麟書:《記陳娟娟》,上海:《時報》,1934 年12 月 26 日,第 8 版。參見克白:《蓉蓉之家》,上海:《明星特寫》,1937年第 1 期。作者簡介:游曉光,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南京　 210046[責任編輯　桑　海]86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再思考:人民敘事與思想動員*潘　雨[提　要] 　 “十七年”電影是一場在特定年代下關乎特定主體的敘事運動。其核心以銀幕形象為載體,通過夯實敘事主體———“人民”的合法性,將現代國家觀念匱乏的民眾凝聚起來,構建屬於新中國的國家認同與國族認同。可以說,“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與同時期其他藝術作品一樣,面臨着用人民敘事解決一系列現實性與現代性的迫切問題。[關鍵詞] 　十七年　新疆民族題材影片　人民敘事[中圖分類號] J9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169 - 06一、一場關於“人民”的敘事運動 “十七年”電影是一場在特定年代下關乎特定主體———“人民”的敘事運動。 “人民”既是“十七年”電影的敘事主體,也是其所構建和形塑的“新中國”的國家主體和“中華民族”的國族主體。這場關於“人民”的敘事運動,契合着彼時最重要的社會變革與思想變革。建國初期,基層群眾對於“國家”、“民族”、“人民”等想象的共同體概念十分陌生,“一盤散沙”是新中國所面臨的現實性問題。因缺乏國家認同和國族認同,如何推動社會主義建設這一關乎發展的現代性問題也隨之浮現。無論現實性還是現代性,歸根結底都是人的問題,只有實現國家認同與國族認同,才能萬眾一心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就此,通過電影這一大眾文化載體,以“人民”敘事完成意識形態喚詢,實現思想上的社會主義改造,成為“十七年”電影創作的核心使命。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體。關於“人民”的敘事創作既是一種文藝路線,也是一種政治態度。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①通過“十七年”文藝作品的“人民”敘事,民眾成為推動社會變革和革命的動力。當喚醒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成為敘事重點,“人民共和國”便有了堅實的政治倫理基礎。而作為敘事主體,“人民”也為96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新疆民族電影文化史”(項目號:16BC033)的階段性成果。

新中國和中華民族等現代國家概念提供了強大的共情和凝聚動力。20 世紀以來,中國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和民族解放戰爭“打破了鄉土觀念對中國農民的控制……並使[農民]意識到一種新型的關係、身份和目的的可能性”(邁克爾·曼)。在新政治觀念中,“中國”和“中華民族”成為關鍵詞,這些想象的共同體需要通過“人民”這個具體形式體現出來。杜贊奇指出,人民必須通過創造而成為人民。如何通過重新塑造,讓作為民族主義基礎的古老的“人民”獲得新生,參與到新世界的建構,是新興民族國家面臨的重大工程。 1953 年,全國第二次文代會召開,明確規定文藝的重要任務是創造新的英雄人物,② 通過對英雄人物的刻畫與謳歌,以榜樣形象教育人民,重塑人民。 “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語境下,展開新中國革命敘事、邊疆敘事和建設敘事,並以“人民”為敘事主體,發展出以下四種召喚結構。(一)反特敘事:主要矛盾———邊疆各族軍民 vs 美蔣敵特;關鍵詞———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反特敘事是“十七年”邊疆革命敘事的主旋律。新中國成立之初,地處邊陲的新疆、雲南等少數民族地區處於反特戰線最前沿,當時嚴峻的國內國際形勢,催生出多部優秀反特電影。例如表現雲南邊防部隊與國民黨特務激烈鬥爭的《山間鈴響馬幫來》 (1954 年),刻畫西南邊防戰士和彝族同胞同心協力戰勝潛藏敵特的《神秘的旅伴》 (1955 年),以及講述守護西北大沙漠的邊疆解放軍與國民黨殘餘特務展開殊死戰鬥的《沙漠追匪記》(1959)等。在邊疆敵我鬥爭異常嚴酷的形勢下,表現軍民團結打敗美蔣敵特的反特敘事,既是一種故事要求,更是時代所需。 1963 年,由長春電影制片廠出品,趙心水執導,梁音、阿依夏木、谷毓英等人主演的新疆塔吉克族題材影片《冰山上的來客》,就是一部在反特敘事中備受矚目的作品。在人物關係塑造方面,影片採用了和《山間鈴響馬幫來》、《神秘的旅伴》等相似的故事策略,主要矛盾是邊疆各族軍民和美蔣敵特之間的衝突,表達出揭露“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意識形態訴求。在人物關係建構上,邊疆各族軍民大團結是敘事核心,也是反特敘事的題材基礎和內在動力。反特敘事在懸疑類型框架下展開一系列矛盾衝突,形成強烈的戲劇張力。這些故事策略讓該類影片從“十七年”電影中脫穎而出,廣受觀眾喜愛。利用反特敘事,《冰山上的來客》展現了邊疆革命鬥爭的嚴峻性和殘酷性。影片結尾,隱藏的漢族敵特被楊排長抓獲,邊疆再次恢復安寧。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就像逝去的英魂照耀夜空。解放軍戰士和少數民族同胞犧牲的壯烈以及動人的歌聲,讓全國各族人民同仇敵愾反美抗蔣的決心被激發出來。通過反特題材,新中國的邊疆敘事完成了對國防建設的意識形態喚詢。(二)性別敘事:主要矛盾———少數民族進步女性 vs 落後的丈夫;關鍵詞———婦女可頂半邊天。性別敘事自延安新文藝作品到“十七年”電影,一直占據着新中國革命敘事的主流話語。農村婦女作為雙重被壓迫者,她們“翻身得解放”的革命敘事尤其具有傳奇色彩,被反復借用、大書特書。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後,性別敘事再次改寫,成為建設敘事的依託。 1962 年,由上海電影制片廠出品的農村題材影片《李雙雙》成為“十七年”建設敘事中的性別範本。影片成功塑造了性格潑辣爽直、熱心集體事業、敢於與自私自利現象做鬥爭的農村婦女李雙雙。在她的幫助下,保守落後的丈夫喜旺也不斷提高思想覺悟,爭取共同進步。新疆民族題材影片《綠洲凱歌》 (1958 年)和《天山的紅花》(1964)不約而同地採用了與《李雙雙》相同的基本結構範式———主人公/妻子都是積極進步的婦女隊長或先進分子,丈夫則是保守落後的頑固派,夫妻之間因思想道路問題發生激烈衝突。在妻子的幫助教育下,丈夫或幡然醒悟,重新投入到火紅的生產建設之中(《天山的紅花》);或妻子離開丈夫,重新開始屬於自己的新生活(《綠洲凱歌》)。從“十七年”正典劇《白毛女》到農村現實題材影片《李雙雙》,再到新疆民族題材的《綠洲凱歌》、《天山歌聲》、《兩代人》、《阿娜爾罕》、071

《生命的火花》、《草原雄鷹》、《天山的紅花》、《黃沙綠浪》等,性別敘事的召喚結構在“十七年”電影中隨着時代變遷不斷發展,並與其他敘事融合演變出更為複雜、複合的結構意味。(三)合作社敘事:主要矛盾———少數民族婦女隊長 vs 少數民族落後男性;關鍵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合作社敘事是“十七年”文藝創作的重中之重。為配合在全國上下掀起的農村合作社熱潮,合作社敘事以作品多、所涉範圍廣一直居於創作前列。新疆民族題材影片中也不例外,合作社敘事影片達到四部:《綠洲凱歌》、《天山的紅花》、《草原雄鷹》 (1964)和《黃沙綠浪》 (1965 年),占所有新疆民族題材影片的三分之一。這四部作品在敘事範式上採用了合作社敘事+性別敘事的組合方式。主人公都是思想進步的少數民族婦女隊長,主要矛盾圍繞婦女隊長與思想落後的頑固分子作鬥爭展開,主題則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落腳點。以《黃沙綠浪》為例,故事講述新疆綠洲生產合作社副主任、女幹部帕塔木汗響應上級號召,積極爭取糧食自給自足,動員社員到沙園子開荒種糧,但社主任哈斯木卻一心想着搞副業賺大錢。帕塔木汗不顧哈斯木反對,帶領社員植樹造林,抵抗風沙,以實際行動打擊了階級敵人的種種破壞行徑,教育了哈斯木。人民公社成立後,坎兒井修成了,沙漠從此變綠洲。合作社敘事標誌着新疆少數民族農村牧區在意識形態和生產生活上,與內地廣大農村地區趨於一致,而這也正是少數民族合作社敘事建構的基本目標與要求。(四)天路敘事:主要矛盾———漢族女幹部 vs 落後知識分子;關鍵詞———敢教日月換新天。除反特、性別與合作社敘事外,新疆民族題材影片還有第四種召喚結構,即描述邊疆鐵路建設的現代性敘事———天路敘事。天路敘事圍繞“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社會主義建設豪情展開。一條條從祖國內地通往邊疆的天路,讓新中國的邊疆敘事和建設敘事蒙上濃厚的革命浪漫主義色彩。人物塑造方面,天路敘事的主人公與合作社敘事一樣,都是女性。此刻,天路敘事+性別敘事取代了合作社敘事+性別敘事,構成邊疆建設敘事的主要脈絡。例如 1959 年出品的《天山歌聲》和《兩代人》,主人公都是天山築路隊的女黨委書記。與合作社敘事不同的是,天路敘事中的先進女性不再是少數民族婦女隊長,而是漢族女幹部。作為內地支援邊疆建設的代表人物,在艱苦卓絕環境下敢想敢幹的漢族女幹部,成為邊疆建設敘事中多重視角的建構核心。天路敘事是“十七年”民族題材影片中最為獨特的一種召喚範式。它與合作社敘事一同,在即將到來的社會運動中發揮出強大的動員力量,對 1960 年代內地學生奔赴新疆,投身邊疆建設起到了關鍵的心理推動作用。二、人民敘事與思想動員莫里斯·梅斯納認為,作為中國共產黨集體成就的毛澤東思想更強調人的思想意識在改變社會現實中的決定性作用,而不是社會現實對人的思想的決定作用。③因此,中國共產黨堅持思想動員和改造是解決新中國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核心與關鍵,是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價值基礎。可以說“十七年”電影的人民敘事正是這樣一場自上而下的大規模意識形態喚詢,而其間所歷經的跌宕起伏和風雲變幻,可以從一部部作品中一探究竟。(一)民族敘事和“誰是必須團結的力量” 作為首部新疆民族題材電影作品,《哈森與加米拉》的誕生並不曲折。然而在它一帆風順的背後,則湧動着建國初期在民族題材影片文藝創作路線尚未清晰的情況下,如何正確把握民族政策,維護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等一系列敏感問題。從歷史上看,1952~1953 年的文藝整風運動讓文藝界在社會主義創作觀的思想上達成共識,但171

隨之而來的另一部影片岌岌可危的命運,則直接影響着其後諸多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的創作思路和方向。這部電影就是《內蒙春光》。《內蒙春光》是中央電影局東北電影制片廠於 1948 ~ 1949 年間創作的新中國第一部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編劇王震之,導演干學偉,主演恩和森。影片歷時兩年多的艱苦拍攝制作,於 1950 年 4 月在全國公映,剛一問世就受到各界關注和廣泛好評。然而就在公映第九天,也就是 1950 年 5 月 6 日,導演干學偉突然接到中央電影局通知,《內蒙春光》需要連夜接受複審。影片公映後再進行複審的反常操作說明這部影片問題的嚴重性。作為新中國第一部民族題材影片,《內蒙春光》不僅僅是一部電影作品,它的情節內容、公映與否關乎到建國初期中共中央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統一戰線等根本性問題。《內蒙春光》講述了解放戰爭時期,內蒙青年牧民頓得布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經過鬥爭最終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的歷程。原片在塑造蒙古王公貴族道爾基王爺這一人物時,將其刻畫成一個殘忍的王爺,不僅勾結國民黨匪特,還殘酷鎮壓廣大牧民,最終引狼入室,自食惡果,死在國民黨敗兵的槍口之下。《內蒙春光》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反面刻畫引起參加 1950 年國家民委召開的全國統戰會議的西北代表的不同意見,認為該片在新區放映與政策不符。④的確,雖然影片也同時刻畫了國民黨特務“楊先生”,揭露他和道爾基王爺狼狽為奸,破壞共產黨幹部開展群眾工作等罪行,然而“楊先生”在原片中只是配角,不是主要敵人。影片的大量篇幅集中描寫道爾基王爺的倒行逆施和咎由自取。實際上通過影片概述可以看出,《內蒙春光》一片雖然使用了當時在政治上絕對正確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二分法結構了影片的主要矛盾,然而它卻未能考慮和關注到建國初期另一重大問題———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可以說這部影片在政治上混淆了“誰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和“誰是我們需要團結的力量”這一主旨,也是對 1949 年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六章《民族政策》的違背。其後,《內蒙春光》經過大量修改,於 1951 年 3 月終於得以重映。重映的片名由毛澤東親自修改為《內蒙人民的勝利》,讓“人民”的主體地位再次獲得確認。在延續人民敘事的基礎上,故事的主要矛盾衝突發生巨變———原片中殘忍、頑固不化的少數民族上層人士道爾基王爺,修改後成為思想落後、受到階級敵人/國民黨特務“楊先生”和蒙奸“大管家”蠱惑的中立派。影片結尾,道爾基王爺認清“楊先生”所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的醜惡嘴臉幡然醒悟,果斷站到廣大牧民一邊,成為“必須團結的力量,可以被改造的對象”。原片本屬於配角的國民黨特務“楊先生”則成為反派主角,是一切陰謀的幕後黑手。是他與王爺身邊的蒙奸“大管家”相互勾結,利用種種謊言迷惑了中立的道爾基王爺,兩人最終被共產黨領導下的蒙漢聯軍抓獲懲辦。《內蒙人民的勝利》為“十七年”少數民族題材影片奠定了創作基調,明確了創作方向,規定了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和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1953 年之後,民族題材影片在全國以每年平均三部的速度推開,成為邊疆敘事的主流話語。同年,導演吳永剛接受上海電影制片廠委派,奔赴新疆深入生活,着手創作新中國第一部新疆民族題材暨哈薩克族題材影片《哈森與加米拉》。由於《內蒙人民的勝利》定調在先,《哈森與加米拉》在矛盾衝突方面着重刻畫國民黨反動派為利用大牧主居努斯的勢力鞏固他們在草原上的統治,迫害戀人哈森和加米拉,殘害他們的孩子等罪行,確保了影片在政治導向和民族問題上不犯錯誤。此外,該片還通過對哈薩克青年哈森和加米拉忠貞愛情的歌頌以及對中國傳統戲曲話本的現代性改寫,開創了在邊疆敘事中嵌合愛情敘事的經典範式。⑤1957 年,《哈森與加米拉》獲得文化部“1949~1955 優秀影片評獎”三等獎。自此,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奠定了它在“十七年”民族題材電影中的特殊地位。271

(二)合作社敘事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十七年”電影除了維護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激發廣大人民群眾同仇敵愾反對帝國主義和階級敵人的職責外,還承擔着反對各民族內部共同敵人的重任。如果說民族團結、民族平等等“共同綱領”問題已經通過反特敘事等邊疆敘事在新疆少數民族題材影片中得以反復確認,那麼反對各民族內部共同敵人的敘事則交給了合作社。合作社敘事浪潮並非創作者脫離生活的主觀臆想,而是為了解決五十年代中國農村所面臨的嚴峻的現實問題而開展的旗幟鮮明的思想動員。1953 年,國家統購統銷政策推行後,農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受到嚴重打擊。 1956 年前後,廣東浙江一帶出現退租退耕現象,甚至浙江金華五縣出現千畝荒田無人耕的狀況。 1958 年《紅旗》雜誌發表許立群的署名文章《從是否“已經到了共產主義”說起》,歸納了人民內部矛盾的三種表現形式: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富裕中農和社會主義思想的貧下中農之間的矛盾;擁護合作社的廣大勞動人民在新舊思想上的矛盾和其他思想矛盾;合作社化後幹部和群眾之間的矛盾。⑥為解決合作社引發的種種問題,1958 年全國相繼推出若干部包含合作社敘事的電影作品,其中長春電影制片廠出品了趙樹理小說《三里灣》改編的《花好月圓》、馬烽同名小說改編的《三年早知道》、表現合作社女幹部的《女社長》,以及上海江南電影制片廠出品的《三八河邊》。1959 年,由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新疆電影制片廠聯合攝制的《綠洲凱歌》成為新疆民族題材影片中的第一部合作社敘事作品。影片描述了代表社會主義新思想的維吾爾族婦女隊長阿依木罕和代表舊思想的富裕中農丈夫、公公之間的矛盾衝突。故事將上述“人民內部矛盾”的三種表現形式雜糅起來,加深了邊疆合作社敘事的典型性和複雜性。隨後,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創作中斷了五年,直到 1964 年才短暫恢復,1965 年宣告終結。在 1964 ~ 1965 的兩年間,共拍攝新疆合作社題材影片三部:包括北京電影制片廠出品的《草原雄鷹》,北京電影制片廠、西安電影制片廠聯合出品的《天山的紅花》,以及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出品的《黃沙碧浪》。這三部影片也是“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的封箱之作。此後,民族題材影片和其他國產影片創作一樣,迎來了沉寂的十年。可以說“十七年”電影合作社敘事是時代的必然產物。它通過不斷強化合作社的先進性,確保在經過自然災害和人為破壞的廣大農村地區,人民群眾依然能夠保持思想上、行動上的一致統一和樂觀向上。提供艱苦條件下的精神撫慰和美好想象是合作社敘事的基本訴求。然而,它又不僅僅是安慰劑,合作社敘事也是“十七年”人民群眾戰天鬥地、艱苦奮鬥的真實寫照。(三)天路敘事和“道路之爭”在邊疆建設敘事的各類主題中,天路敘事是繼合作社敘事之後的另一個敘事重點。新疆地處西部邊陲,具有全國最為複雜多變的地貌。高原、草原、荒漠、山脈,這些景觀不僅構成了新疆民族題材影片的視覺奇觀,同時也是天路敘事建構的基礎。天塹變通途,是中國人對現代性想象的重要部分。天路敘事不僅滿足了這一想象,也實現了“十七年”電影對邊疆建設敘事構建的基本訴求。除此之外,天路敘事還承載着一個大目標,即通過參與邊疆建設的知識分子厘清“道路之爭”的關鍵問題。 1959 年關於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出後,“道路之爭”成為其中的重點。在當時所有人民內部矛盾之中,最關鍵的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之爭。 “兩條道路”問題之所以是關鍵問題和難點問題,是因為它的界線模糊:既可以歸為人民內部矛盾,也可以歸為敵我矛盾,因而容不得半點差池,同時也成為最容易被創作者混淆的雷區。1959 年前後,全國除了農牧合作社的矛盾衝突加劇之外,工礦基建領域的衝突也在加劇。 “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創作也將敘事重點轉向了解決邊疆建設的“道路問題”。 1959 年由西安電371

影制片廠出品的《天山歌聲》和 1960 年由新疆電影制片廠出品的《兩代人》都屬於此類範疇。而1964 年由北京電影制片廠出品的《草原雄鷹》則結合了牧區合作社敘事和道路之爭的交叉敘事結構,讓作品呈現出更為紛繁複雜的時代面貌。無論上述幾部影片的場景如何變化,創作者始終將人民內部矛盾聚焦在“道路之爭”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這種敘事策略決定了人物關係和矛盾衝突構成,也為影片獲得了某種安全保障。不將“敵我矛盾”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是表現道路之爭的關鍵。例如《天山歌聲》中的女主人公、築路工地女幹部容書記,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不講情面,堅決與思想保守的王隊長和孔技術員作鬥爭,最終得以“治病救人”。而《兩代人》則更加凸顯創作者對“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尺度把握。《兩代人》主人公孟英和《天山歌聲》容書記一樣,都是女幹部。解放時期就在新疆開展革命工作的孟英與丈夫一起被關進監獄,丈夫英勇就義,幸而孩子被同獄維吾爾族姑娘的父親救下。新疆解放後,孟英在組織安排下回到烏魯木齊從事邊疆建設。在攻克天山段工地的硬骨頭莫頂山的修築方案上,孟英失散多年的孩子、推土機駕駛員艾里主張劈開莫頂山,這個提議遭到殘留反動分子王冬和思想落後的隊長買買提強烈反對。孟英與反動分子王冬展開了堅決鬥爭,並嚴厲批評隊長買買提的落後思想,同時也對艾里的莽撞行為進行教育,最終決定打通莫頂山。影片創作者在處理不同人物關係的矛盾衝突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政治立場,明確了道路之爭的基本態度。艾里雖是配角,但他身上帶有漢族血脈和維吾爾族養子的雙重烙印,是民族情深血濃於水的最好例證。可以說“十七年”民族題材影片在保持邊疆敘事的先進性和完整性方面已逐漸趨於成熟。三、結語“人民”敘事在“十七年”電影中的總體目標是解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的思想問題。左翼電影評論家王塵無在評論影片《人道》的錯誤傾向時,指出電影的使命是“指示大眾出路,組織大眾意識”。⑦“十七年”電影在喚醒群眾、組織群眾、動員群眾等意識形態喚詢方面,對於新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建構意義重大。今日,當我們回首“十七年”電影和民族題材影片研究,“人民”敘事是無法回避的重要課題。 “十七年”電影再次證明:是人民創造並書寫了歷史,而歷史也反哺與締造着人民。①《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54 頁。②胡志毅:《神話、原型與意象:新中國十七年戲劇的召喚結構》,《中華藝術論叢》第 7 輯,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20 頁。③張碩果:《“十七年”上海電影文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第 163 頁。④饒曙光等:《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1 年,第 26 頁。⑤潘雨:《邊疆敘事中的中國文化心理與戲曲原型策略———也談“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創作》,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9 年第 2 期。⑥林霆:《被規訓的敘事———十七年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研究》,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4 年,第 62 ~63 頁。⑦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局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領導小組/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三十年代中國電影評論文選:紀念左翼電影運動 60 周年》,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 年,第 3 頁。作者簡介:潘雨,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088[責任編輯　桑　海]47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清帝辭位詔書的擬稿與改定駱寶善［提　要］　清帝辭位詔書的擬稿與改定，歷來聚訟不一。近年，在檔案中發現了清帝辭位詔書的兩件稿本。其簽批文字與袁世凱的手批改定的文本，表明了詔書文稿修改與定稿的梗概，釐正了多年來的歷史疑案，以及袁世凱以“授彼全權”一語“竄入”張謇之擬稿的誤說。［關鍵詞］　清帝辭位詔書　袁世凱　張謇　胡漢民［中圖分類號］　 K2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175 ⁃ 06清帝辭位詔書，是辛亥革命時期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文書。然而，民初以來，社會上與史學界對於它的撰擬與定稿，一直眾論紛紛，莫衷一是。近年，我們在編輯整理《袁世凱全集》時，在從袁世凱內閣及總統府檔案流出的文件中，清理出清帝辭位詔書稿本兩件，上面有袁世凱內閣人員的一系列簽注、簽批、修改文字，以及袁本人手批改定文字，反映了袁世凱內閣對於詔書文本修改、批定過程的梗概。它們是 20 世紀 20 年代末，從一個掌管袁世凱總統府檔案的重要文員手上流出的一大宗秘檔中的兩件原始文本，為澄清這一歷史疑案，提供了可靠的歷史依據。兩件文本原圖可見於《辛亥時期袁世凱秘牘　靜嘉堂文庫藏檔》。①為了便於問題的討論，謹先將兩件文本中的詔書稿與各種簽批與修改文字分別整理出來，以釐清文字，明確關係，正本清源。同時，為行文簡便，將前後兩個文本，分別稱為前稿、後稿。一、前稿以及簽注與批改文字前稿原文，酌加標點，如下：上諭：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經降旨，召集國會，將國體付諸公決。近日東南留寓諸大臣及出使大臣並各埠商團紛紛來電，咸稱國會選舉節目繁難，非一時能以解釋，籲請明降諭旨，俯順輿情，速定國體，弭息戰禍各等語。查比年以來，各省迭被災祲，小民生計維艱。轉瞬春耕，長此兵連禍結，四民失業，盜賊蠭起，荼毒生靈，豈牧民者所忍膜視。又何忍爭君位之虛榮，貽民生以實禍，致與古聖民為邦本、先賢民貴君輕之訓大相剌謬。用是，外觀大勢，內察輿情，自應將權位公諸天下，即定為共和立憲國體，以期回復秩序，海宇乂安。在朝廷無私天下之心，在中國當作新民之始。必須慎重將事，以謀幸福而奠初基。着授袁世凱以全權，籌辦共和立憲事宜。惟是皇室關係重大，皇族支派蕃衍，即八旗兵丁571

亦素無恆產，生計均應妥為規畫。着袁世凱一併籌商辦理。予與皇帝但得長承天眷，歲月優遊，重覩世界之昇平，獲見民生之熙皞，則心安意愜，尚何憾焉。欽此。本稿頁邊有兩行簽注文字，文曰：“略聲出民軍發起之功，袁為資政院所舉”。簽注根據國內局勢，首先明確接替國家大統的政治勢力。這是詔書的核心內容，所以也是詔書稿修改的綱。不過，“袁為資政院所舉”，這是硬性的事實，而“民軍發起之功”如何“聲出”，則是隨時可作不同表述。前稿修改稿以及其後的修改稿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亦正是如此。稿內還有長短不齊的批改文字，分別為：1. 刪除“近日東南留寓諸大臣及出使大臣並各埠商團紛紛來電，咸稱國會選舉節目繁難，非一時能以解釋，籲請明降諭旨，俯順輿情，速定國體，弭息戰禍各等語”。2. 改“君位”為“一姓”。3. 改“貽民生”為“貽萬民”。4. 將“着授袁世凱以全權，籌辦共和立憲事宜。惟是皇室關係重大，皇族支派蕃衍，即八旗兵丁亦素無恆產，生計均應妥為規畫。着袁世凱一併籌商辦理。”改為“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領土保全，滿、漢、蒙、回、藏五族仍能合為一大中國，即為至幸。”5. 改“則心安意愜，尚何憾焉。”為“豈不懿歟。”把這些增補、修改的文字，與刪後保留的文字連接起來，就是一篇完整的對前稿的修改稿。全文如下：上諭：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經降旨，召集國會，將國體付諸公決。查比年以來，各省迭被災祲，小民生計維艱。轉瞬春耕，長此兵連禍結，四民失業，盜賊蠭起，荼毒生靈，豈牧民者所忍膜視。又何忍爭一姓之虛榮，貽萬民以實禍，致與古聖民為邦本、先賢民貴君輕之訓大相剌謬。用是，外觀大勢，內察輿情，自應將權位公諸天下，即定為共和立憲國體，以期回復秩序，海宇乂安。在朝廷無私天下之心，在中國當作新民之始。必須慎重將事，以謀幸福而奠初基。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領土保全，滿、漢、蒙、回、藏五族仍能合為一大中國，即為至幸。予與皇帝但得長承天眷，歲月優遊，重覩世界之昇平，獲見民生之熙皞，豈不懿歟。欽此。這篇新的修改稿，第一，回答“簽注”對“民軍發起之功的”的“略聲出”的表述是，“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第二，新增加一節內容：“總期人民安堵，領土保全，滿、漢、蒙、回、藏五族仍能合為一大中國”。吾民吾土，國之根基，在詔書中不可或缺。總之，簽注和修改稿對前稿提供了具有原則意義、又兼具實際作用的修改意見，彌補了前稿的缺失之處。二、後稿及袁世凱的手批改定後稿原文如下：上諭：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671

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暨完全領土，悉行付畀國民，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本稿的字面與前稿及其修改稿看似大不相同，但其主要內容，都是它們內在邏輯合理的延續。也可以視其為前稿的一篇修改稿。本稿採納了前稿“完全領土”之說，僅略為變通直接引用了建立五族為一大中國之文：“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為一大中華民國”。而對於前稿簽注要求對“民軍發起之功的”的“略聲出”的回應，則與前稿修改稿作了不同表述：“即由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本稿呈袁世凱審批。袁世凱親筆做了批改。前後共計四處：1. 將本稿“人民心理傾向共和”，批改為“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2. 刪改“暨完全領土悉行付畀國民”為“公諸全國”。3. 將“即由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手批改為“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也就是採納前稿修改稿的說法。翻來倒去，就是前稿“簽注”所說的“民軍發起之功”如何“略聲出”的表述，是袁世凱“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還是“民軍”降格為僅僅是“協商統一辦法”的參與者。其實，“袁世凱以全權”的地位和身份則是始終不變的。4. 在“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為一大中華民國”句中“五族”下移入前文“完全領土”四字。袁世凱的手批後稿，即成為清帝辭位詔書的定稿。與胡漢民僅視退位詔書為應景的“遺囑”不同，袁世凱則是把它作為國家大統更替、權威而嚴肅的具有法律意義的歷史文書來看待的。袁、胡的觀念與識見不在同一個維度上。在我國歷史上，不乏中央大統以“揖讓”的形式和平更迭的先例。但是，像袁世凱這樣，親筆改定前代的“禪位”文書者，則是前所未有的僅見。這也可謂是一幕歷史奇觀。三、張謇草擬的退位詔書稿及其他（一）張謇所擬清帝退位詔書稿應該即前稿清帝的辭位詔書為張謇擬稿，而塞入了袁世凱的話，這是統一共和民國建立之後的眾說公論。但真實的歷史依據以及袁塞入了什麼話，則不得其詳。所以，1930 年，張謇之子張孝若出版所著《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時，亦以不得一睹清帝退位詔書稿為憾，且不指名道姓地含蓄地隱寓對袁世凱的不滿與批評。胡漢民得悉後，寫信給譚延闓，說明此事的原委。胡漢民的信說：“清允退位，所謂內閣覆電，實出季直先生手。是時優待條件已定，弟適至滬，共謂須為稿予清廷，不使措詞失當。弟遂請季直先生執筆，不移時脫稿交來，即示少川先生，亦以為甚善，照電袁。原文確止如此。而袁至發表時，乃竄入授彼全權一筆。既為退位之文，等於遺囑，遂不可改”②。胡漢民敦請張謇草擬清帝退位詔書稿，選得其人。從各方面的原因和條件來說，張謇的確是最佳人選，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給清室留足了面子。張謇是甲午科狀元，光緒皇帝的“天子門生”，在晚清預備立憲運動中，以著名的立憲派領袖的身份，同袁世凱互尊為民意領袖和政治領袖，結成771

政治同盟。③辛亥革命爆發，張謇又以同樣的身份，應邀加入南京臨時政府出任實業總長。總之，在南北三方均擁有豐厚的人脈和很高的聲望，人品和文章亦為世所公認。然而，我認為新從秘藏中面世的前稿，才應該是張謇所擬清帝退位詔書稿，其理由如下：張謇的擬稿，按胡漢民所說，是由胡漢民、唐紹儀共同閱定認可，直接電寄北京袁世凱的。這是當時南北和談的正式形式與南北電信來往的唯一正式渠道，當可無誤的到達袁世凱處。胡漢民以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的身份，運籌並親自見證交辦此事，他信中所說，應當確實。而且當時南北方的重要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亦都表明，正是這篇電達北京的張謇擬退位詔書稿，才是袁內閣進行討論修改的依據。此其一。前稿全貌顯示，它是袁內閣合簽注、簽批、修改文字於一體的工作本，而其供作依據的文本，即是退位詔書稿原文。足見前稿這篇退位詔書文本，其來歷非同一般。此其二。後稿的內容表明，其許多文字（包括袁世凱的手批）都是直接從前稿的簽注及修改稿引用而來。此其三。據此三點，人們有理由相信並認定：前稿就是經胡漢民、唐紹儀共同認可的電寄袁世凱的張謇所擬退位詔書稿的抄正本。唯一的缺憾是，現在能見到的公私檔案和記述中，查不到胡、唐寄北京袁世凱的退位詔書電報原本來印證此事。而在上海方面，張謇所擬詔書原稿也同樣下落不明。史學界把搜尋目標不約而同地集中於趙鳳昌藏札。如所周知，上海趙鳳昌宅惜陰堂是光宣之際聞人政要會聚之所，尤其為辛亥革命時期南北議和會談之所。唐紹儀即假此為辦公之地，亦為張謇草擬退位詔書之地。趙宅匯集了大量的來往文電函札，因而以趙鳳昌藏札聞名，時人眾口一詞說張謇的擬稿即收藏在內。趙鳳昌之子趙尊岳以獨擅趙鳳昌藏札收藏、披閱利用之便，亦曾著文宣示張謇之擬稿的確收藏於藏札內，且曾有親自影印刊布之事。趙尊岳說：“張手稿存惜陰堂有年，某年，《申報》國慶增刊，屬予記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趙尊岳的回憶還記述了所見張謇擬詔書稿的過程與內容：“一日，先公（趙鳳昌）語張謇曰：明詔未頒，恐京師無大手筆足了此案，君試擬為之。張初笑謝。 ……終於着筆，就其案頭八行橫箋，不具首尾，書數百字，文甚樸雅。先公以為可用，亟電京師。 ……袁（世凱）正患無策，得之大事稱許，不易一字，僅加由袁辦理一語頒布行之”。④對於趙尊岳在《申報》影印刊布張謇之擬稿一說，經研究者排查《申報》，確定並無其事⑤，確屬誤記。近年，《趙鳳昌藏札》正式影印出版，經查，內中亦未見收錄張謇所擬退位詔書稿。據影印本整理者的介紹文章可知，趙鳳昌藏札全 109 冊，雖幾經輾轉由私人收藏到入藏國家圖書館，但始終裝幀完好，所以，張謇所擬退位詔書稿在入藏國家圖書館前，不存在單獨散逸出去的可能，足以說明趙鳳昌藏札內並未收入張謇的擬稿。趙尊岳早年是藏札的直接經營人，但在他晚年撰寫這篇往事紀述時，至少有將近二十年已無緣一睹這部藏札了。半個世紀之後憶往，記憶失誤，事在情理之中，未可深究。而趙尊岳還說，袁世凱得到張謇所擬退位詔書稿後，“大事稱許，不易一字，僅加由袁世凱辦理一語頒行之”。此話道明，原來，趙尊岳與胡漢民說所見的張謇擬稿，不過都是袁世凱所據以修改批定的後稿而已。這在前文已經反復辯明，不贅。過往社會上的傳聞，學術界的一直期待，在趙鳳昌藏札這裡都落空了。那就留待新的史料發現來證實吧。不過，有一點是確定不移的，那就是張謇的擬稿，只有應胡漢民之請的這一篇，沒有它時、它地的任何第二篇。（二）胡漢民函謂張謇手擬的退位詔書稿，即袁世凱“竄入授彼全權一筆”之內閣覆電之說，不符史實。871

胡漢民致譚延闓信說“內閣覆電，實出季直先生手”。 “原文確止如此，而袁至發表時，乃竄入授彼全權一筆，既為退位之文，等於遺囑，遂不可改。”按照胡氏的話，換個說法就是，從“內閣覆電”中挖掉授袁世凱“全權”的話，就是張擬退位詔書的稿本了。這與史實不符。首先應該弄明白胡漢民所說的“內閣覆電”的內容是什麼。胡漢民致譚延闓信說，他是看了張孝若著“季直先生傳記第八章文字”所引用的內閣覆電，“似有可補充者”而致信譚氏的。但是，張孝若書第二編第八章引用的內閣覆電，在《張季子九錄》稱之為歌電附錄於張謇本電，未注明月份。從其內容考察，當在南北方議和“議開國民會議”期間，即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前，距清帝退位之日甚遠，它自然不是張謇擬的退位詔書稿，也不是張孝若書中所說的，“內閣即日遜位的覆電，來到我父親手中了”⑥的那通內閣覆電。胡漢民請張謇擬稿的清帝退位詔書文本電寄袁世凱後，袁內閣經過修改的定稿文本，在清皇室正式頒布前，以內閣覆電形式電知南方，以完成例行公事。這通內閣覆電，才是張孝若所說的那通“即日遜位”的內閣覆電，也是胡漢民所說的竄入授袁“全權”一語的內閣覆電。胡漢民借張孝若書第八章說的話，是移花接木借題發揮。這通內閣覆電所依據的文本為何？前文已經敘明，就是袁世凱手定的後稿。孫中山在收到袁世凱這通來電之後，當即急覆電袁世凱，明確表示反對說“清帝辭位”，“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節”，以及唐紹儀致孫中山密電轉述梁士詒等人的辯解⑦，都可確定致南方的內閣覆電，即是袁世凱修改批定的清帝辭位詔書文本。辛亥十九年後，以張謇傳記出版的偶然因素，張謇擬稿清帝退位詔書之議重起。胡漢民親自出面作證：在這通內閣覆電中，剔除授袁全權的話，就是張謇所擬的退位詔書了。胡漢民以敦請張謇擬稿的籌劃人、張稿的第一經眼人並電袁內閣簽發人的身份，又是內閣覆電首批閱讀人的身份，這樣的雙重身份，認定這通內閣覆電就是張謇擬的清帝退位詔書稿，按常理自然是十分可信的。胡漢民在民初的政治地位，更增加了其權威性的份量。於是，胡漢民的說法，就為社會所接受了。張謇家藏的檔案管理者，根據胡致譚信所說的認證和指引，將所收藏的這則即日遜位內閣覆電，釐定為張謇擬稿的《清帝遜位詔》，並由曹文麟根據胡信所說的話寫了一篇三百餘字的題記附存。近年出版的張謇的各種著作集，亦均以張氏著文正式收入。⑧然而，袁世凱手定的後稿原件，從秘檔、秘藏中被發現公諸於世，則證實了胡漢民所說與史實不符。第一，袁世凱手定後稿，就是清帝辭位詔書的定稿本，亦即電知南方的“內閣覆電”所據文本。第二，袁世凱手定本所依據的後稿，是袁內閣幕僚根據前稿的簽注、修改意見，重起爐灶的一篇新的辭位詔書稿（當然也吸收了其他意見）。因而，即使前稿原本不是張謇擬稿的退位詔書，這篇後稿，也完全可以確定，它不是張謇所擬的原稿。第三，縮小到授袁“全權”這一個具體範圍來說，袁手定稿及其所據的原稿顯示，都有“袁世凱以全權”之語，只是“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還是“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之區別。 “袁世凱以全權”的話，並非袁的硬性“竄入”。第四，以袁世凱手定清帝辭位詔書文本與張謇存檔整理者根據胡漢民信所說的話釐定的《清帝遜位詔書》文本相比照，除了數處極個別的文字的差異外，字句完全相同，僅只有無袁世凱“以全權”三字之別（而且人們有理由懷疑此乃整理者根據胡漢民的提示而做的技術處理）。所以，這篇《清帝遜位詔書》並不是張擬的詔書稿，實乃袁手定本的一個電報抄件。胡漢民以自己的誤斷，誤導了後世史學界對這個問題的判斷與認識。歷史就是這樣，不斷以新發現的史料去否定那些違背971

史實的成說或定論。（三）餘說清帝辭位詔書，向有出自張謇一人之手，而經袁世凱竄入一語之說，和成於眾人之手一說。出自張謇一人之手說，本文前後二稿之修改、批定文字，已經證明其說之不確，無須進一步申說。成於眾人之手一說，亦只可理解為是袁世凱內閣人員（或幕僚）集合了眾家修改意見，形成文稿，交由袁世凱批定，並非是眾人各執一詞修改而定。此亦為現在修改稿的文字所證實。清帝辭位詔書從動議草擬至定稿頒布，前後只有十天半月的時間，而南方和北方則有一批人士分別撰文記述其撰擬與修改之事。南方的記述文字側重於張謇的擬稿與收藏。有說是胡漢民請張謇擬稿，電寄北京的，有說是趙鳳昌動員張謇擬稿，而後寄北京的。張謇擬稿的地點有說就在趙鳳昌宅惜陰堂，有說是到大生二廠辦事處。而自稱是代張謇擬稿者，就有劉垣（厚生）和諸宗元兩人之說，也有人說，僅只是詔書的最末幾句，才是劉垣手筆。在北京方面，袁世凱周圍的政要、聞人，多有預聞遜位詔書擬稿的信息。有隆裕太后命徐世昌擬遜位詔書，學部官員張元奇擬稿徐世昌潤色的報道。葉恭綽說，亦有人請他代為修改草擬的遜位詔書稿，但南方代擬稿電達北京，此稿就廢了。劉垣說，據好幾個參與清廷機密的老朋友說，電稿到京後，袁世凱、徐世昌就把稿子交給了汪袞甫（榮寶），汪讀後當即表示：“不類季直手筆，或當另有其人”。這些南方和北方人士的記述文字，或為自己撰寫的、或為時人撰寫的文史筆記，或見諸其本人的傳記、信札，或為專篇文史記述，或見於辛亥史事回憶錄，等等，均已分別出版刊行，時跨上世紀二十至六十年代近半個世紀。作者們各就其歷經和聞見，記述了一個歷史側面。其內容繁簡不一，言人人殊。但撥開分歧，更有其值得注意的一面則是，不論持何說的人都一致共認，其一，張謇是詔書的正式擬稿者；其二，張謇的擬稿確實電達到北京袁世凱內閣，而且是袁內閣及袁本人據以修改、批定辭位詔書的文本。作為證據，就使前稿就是張謇手擬退位詔書稿之說，前進了一步，已經踩到了確認的門檻。這正是多年來關於這一問題紛爭討論的一項重要結果。①《清帝辭位詔書草稿》，載劉路生、駱寶善、村田雄二郎編：《辛亥時期袁世凱秘牘　靜嘉堂文庫藏檔》，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63～66 頁。②⑥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中華書局 1930年版影印本），上海：上海書店，1991 年，第 155 頁；第154～155 頁。③參見駱寶善：《清末新政中的袁世凱、張謇聯盟》，香港：《二十一世紀》，2006 年 12 月號。④趙尊岳：《惜陰堂辛亥革命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總102 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第 254～255 頁。⑤見吳訒：《關於〈清帝退位詔書〉和〈秋夜草疏圖〉》，南京：《民國檔案》，1991 年第 1 期。⑦參見孫中山覆袁世凱急電，又唐紹儀致孫中山巧電，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十八號附錄第 2 頁，第二十號附錄第 3～4 頁，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 年影印本。⑧例如，楊立強編《張謇存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534～535 頁題為《清帝遜位詔》；曹從坡、楊桐主編《張謇全集》第 1 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207 頁題為《清帝遜位詔》；李明勳、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第 1 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年）第 238 頁題為《擬清帝遜位詔》。作者簡介：駱寶善，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廣州　 510410［責任編輯　陳志雄］08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制度傳承與變異關曉紅［提　要］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延續清末新政的制度變革，成為近代中國政制頻繁選擇與試驗的重要階段。其中諸多曲折，不少是前清變制困擾的擴展。所涉三個至為關鍵的問題，即政權的合法性、立法與行政、省與國的關係，均受制於中國傳統的政治和文化格局。而傳承與變異的情形，較前更複雜、階段差異更大，選擇與轉換更為多元快速。因此，研究者不能只將眼光盯在各方明爭暗鬥的政爭情形，應該透過黨派紛爭的亂象，體察制度調適的關節，從而對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於制度構建的制約有深入一層的認識。［關鍵詞］　北洋軍閥　北京政府　政權合法性　立法與行政　省與國關係［中圖分類號］　 K2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181 ⁃ 1020 世紀初期中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動加劇，其範圍之廣、幅度之大，影響深遠。清季十年，相繼推行新政、實行預備立憲，成為中國政治制度轉型的重要分水嶺。辛亥革命在推翻兩千多年帝制的同時，形式上也終結了清廷以明治日本為模板仿行君主立憲的進程，進入政體構建的嶄新時期。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傳承與變異，在各個時期有着不同的形式與特徵，這本來是研究者必須深入瞭解與辨析的關鍵，可是，囿於歷史分期與史學分科的緣故，常常畫地為牢，有意無意中，割裂或切斷了不同歷史階段演進的聯繫。例如，學術界迄今為止對北京政府時期（1912 ～ 1928 年）①的制度研究，不少未能接續晚清，尤其是低估了終結帝制、走向共和這一重大歷史轉折，在觀念與制度層面所遭遇的障礙與困難，研究者的關注點更多地集中於北洋軍閥專制統治的各種表現，疏於對隱伏其後之制度性複雜關聯的追蹤探尋。一些研究往往就事論事，缺少對歷史的整體觀照與長時段變化的把握，從而割斷了歷史連續性的內在聯繫。實際上，清末至民初的政壇，不僅人脈與思維前後延續，變制的成果與局限也多有制約性的影響。因此，全面深入研究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制度變化，應當在進一步理解國情與歷史的制約作用的基礎上，充分瞭解此期傳承與變異的幅度和程度。②1912 年至 1928 年，被稱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北京中央政權雖然頻繁更迭，各階段政體因執政者理念及利益取向而發生變化，甚至不止一次出現帝制復辟，但就制度沿革而言，由於民主共和的呼聲較高，不同的執政者為順應民心，多以立憲與制憲為目標或號召，試圖將共和從觀念層面落實於典章制度，因而成為近代中國制憲最多的密集期。政治制度的形式以及相關的章程內容，與清181

季變革的取徑類似，或是參照移植歐美日本各先進國家的政制並有所取捨融合，或是借鑑漢唐以來的固有古制而加以變通。在努力維繫統一局面的情況下，北京政府不僅使得憲政體制形式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實，形成了一整套支撐根本大政的制度，而且將共和制的形態基本穩固下來，使得東亞大國的政體形式在當時人看來已經進入世界先進行列。③儘管後來南京國民政府認定之前的北京政府政制是繼承清朝的衣缽，而將通過國民革命獲取政權視為接續辛亥革命的事業，但倘若沒有北京政府時期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以及各項充滿紛爭曲折的制度建設承前啟後，折衝轉圜，不但共和制的維繫可能出現變數，就連憲政體制能否堅持落實也未可知。可以說，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既是近代中國政制頻繁選擇與試驗的時期，也是繼清末新政之後制度轉型的又一關鍵階段。值得注意的是，民初政體選擇過程出現的諸多糾結，不少是清季變政困擾的延續發展，其中三個至為關鍵的問題，即政權的合法性、立法與行政以及省與國的關係，均受到中國古代歷史的制約影響。跳出既往研究範式的窠臼，就不難發現，繼晚清應對千古未有之變局後，以武昌起義為標誌又出現新的轉折點，使得民初政制的傳承與變異，較清末更複雜，選擇與轉換更為多元。儘管其間各階段有所差異，各具特點，但政體變化的急劇與集中，的確成為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重要特徵。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對於北京政府時期的制度研究成果不多，且有諸多疑難尚未解決，而在複雜紛繁的現象背後，蘊含着不少規律性聯繫，認識相關歷史，對於今人不無啟迪。一、共和政權的合法性中國從秦始皇稱帝至溥儀宣布“遜位”，帝制綿延 2132 年，其間王朝屢屢更迭，圍繞帝位傳承，制度多有變化，農民起義曾有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質疑，但君權神授的觀念，在絕大多數時候都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皇權天授、真命天子承繼大統，表明籠罩於神秘色彩中的政權合法性毋庸質疑。天災之後，天子往往以“罪己詔”表明自己接受天譴後的反省。皇帝制度與皇位繼承制度，成為政權合法性的制度性保障，在已知的文字記載中已有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雍正帝實施“秘密建儲”之前，由漢人皇帝開啟或繼承的歷代王朝，多以嫡長子繼承（即按皇子母親的地位和皇子長幼之序）作為皇位傳承合法性的主要標誌。政權來源及其移交程序是否合乎“正統”，極大地制約着後人對歷史的判斷與評價。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清世宗胤禛等，都曾經被得位不正的傳聞所困擾。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大勢所趨之下，民主共和成為取代君主專制的唯一選擇。④但是，共和制與君主制，就權力來源而論二者截然對立。近代共和制架構中，無論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其權力來自民眾自下而上的授權，而非如君主的權力是自上而下的天賜。⑤理論上，共和制的政府需要通過選舉產生，被選舉人獲得權力後，必須對選舉人負責。而武昌起義前的中國歷史上，並無類似近代西方由選舉產生政府的案例與經驗。隨着歐風美雨的浸潤，武昌起義後成立的第一個政權———湖北革命軍政府，卻將“永久建立共和政體”的理想寫進了獨立後發布的宣言中。⑥其後響應的各省，多以湖北為典範，將主權在民的理念，以及與此相應的自下而上產生政府的取向，明確寫入所發布的各種文本之中。然而，在一個廣土眾民、傳統悠久的國家，驟然跨越文化與歷史的差異而移植外來政制，不僅有賴朝野輿論達成共識，平和爭議，更需要各方力量本着“天下為公”的原則，超越權勢與各自利益的爭奪，共同建設與維護新型政體。由於從君主制至共和制，一躍而由昔日的皇帝“子民（ subjects）”變成共和的“國民（citizens）”，完全沒有任何過渡，人們心理尚未做好準備。在此背景下，1911 年281

12 月底至 1912 年 1 月南北和談期間，全國聯合會等團體曾提出帝國共和的建議，試圖保存帝制的外殼，包裹共和的內容，消弭政權合法性的爭議與質疑，以期實現政權平穩交接，減少社會震盪。⑦其所謂帝國共和，不過是變相的君主立憲。儘管英國、日本均為近代君憲制的成功案例，可是清末出台的“皇族內閣”，已將世人對君憲制的幻想打得粉碎，這樣的主張自然會被人們所鄙夷唾棄。理想美好畢竟敵不過現實的殘酷。對於帝制歷史長達兩千多年的國家而言，將源自西方政制的共和理念付諸實踐，首要問題即在君權神授的“天意”消失之後，如何確認政權的合法性，包括權力來源和政權產生程序的合法性。新生的共和政府是否符合法理，能否代表法統，直接關係到其在國民心中的權威性。南北和談伊始，革命黨方面對清帝遜位抑或辭位的用詞並不嚴格講究，⑧但已經有人認為，“遜位說的要害正是混淆了新生共和政權權力基礎的應有之義，使得國體變更的意義模糊不清。”儘管由於唐紹儀的斡旋，最終隆裕太后代表清廷宣布接受共和時，對遜位或辭位盡可能含糊其辭，社會黨人仍從優待清室的條件中嗅出日後對政權合法性質疑的端倪，並議決反對袁世凱為總統，預見到二次革命的不可避免。⑨按照社會黨人的理解，此處隱伏着一個與現實安排相悖的邏輯，即清帝以遜位方式交出統治權，就意味着新的民國政府權力來源於清朝相授；如果清帝是辭位，客觀上便無優待清室的必要。作為天子，皇權既源於神授，遜位即為傳遞天意，而袁世凱為清朝的內閣總理大臣，承接清朝大統變為民國的總統，權力來源出自清廷皇帝。辭位則既非合法禮讓，又不是公眾選舉，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必然受到質疑。加上交涉過程有不少暗箱操作，使得權力交接的理由十分曖昧，為民初政局的風雲變幻留下隱患。⑩其後相繼出現的護國運動、張勳復辟及段祺瑞三造共和、孫中山二次護法，均由於民初各方對北京政府政權合法性質疑所引發的矛盾衝突所導致。伴隨着道義上的聲討，各種對北京政府及其執政者的問責，多在《臨時約法》的法理依託下以軍事實力為後盾，借助軍事行動而展開。桑兵教授的研究指出：“民國肇建之後，替代君權神授的國民公舉始終沒有從制度上落到實處，因而歷屆政府都未能獲得國民的普遍認同。權力來源不清，自然導致執政的合法性不斷受到質疑和挑戰。”由於這一問題始終未能解決，必然導致“辛亥以後國民對於歷屆政府的認同度相當低。得不到國民的普遍認同，要想切實有效地貫徹行政，就不得不經常性地動用各種非常手段。”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政壇的諸多亂象，以及令人眼花繚亂的軍事紛爭，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二、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清末已有不少有識之士意識到，移植西方政制需要完成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設置，並確保其相對獨立與制衡。清末內外官改制啟動時，以君主立憲為終極目標，學理上朝野大都認同三權分立的理念。只是這種認同，多限於形式上的朦朧理解和義理上的模糊接受，至於由此可能帶來的實際變化，以及變化的幅度與程度，並無足夠認識和思想準備，更大大低估了依託新形式的具體改革內容對傳統思維及制度的顛覆性改變，以及傳統文化對政制改革隱形卻有力的制約。民初同樣如此，紙上談兵的義理高懸，一旦落實為機構和官制等政體設置，並劃分權限規範時，官場積習和利益考量，就會潛移默化地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在中國兩千多年帝制的歷史中，儘管也有種種不同的分權制衡，總體而言是要確保帝王的大權獨攬以及自上而下的權力運作。帝制時代皇權至高無上，所有官制與衙署均以此為中心設置安排，一切機構職官，實際上都是皇帝的辦事處和辦事員，黜陟權掌握在皇帝手中。皇權下的分權制衡，381

主要出於對臣子可能擅權的防範。清末以日本為模板仿行憲政，新設的資政院和諮議局僅有“議政”資格，沒有立法權，更起不到對行政權的監督制衡作用。換言之，清末改革，行政權與立法權沒有完成實質性分離，君權更未真正被削弱。帝制中國的權力一統於皇權的政治格局，使得權力的意志與力量無比強悍，給民初的政體構建，乃至後來的改革帶來莫大困擾和阻礙。辛亥鼎革，驟然由君主專制進入民主共和，困擾各方至深的問題就是如何採用共和政體形式，以及採用哪一種共和政體形式，以期實現立法與行政分離，並統籌兼顧地妥當安置各方在革命中取得的實際地位與利益。武昌起義及各省獨立，雖然各地相繼建立了軍政權，光復各省還聯合組織過臨時政府，草創了共和政權的形式架構，可是結束帝制後如何設置政體，卻受到各種人為因素的影響。民初總統制與內閣制之爭，很大程度上就是立法與行政之爭。孫中山最初力排眾議，堅持採取總統制，繼而為了制約袁世凱，又改行內閣制。前者以美國為藍本，後者以法國為楷模。權衡取捨，主要基於兩方面的考慮：其一為立法、行政的關係，總統制為立法、行政兩者分離；而內閣制恰好相反，內閣對國會負責，故立法、行政自然互相聯通。其二為總統與各部的關係，在總統制架構下，總統為行政首長，各部對總統負責，行政權相對較大；內閣制下，各部聽從內閣，內閣則由議會多數黨組織，對議會負責，基本可以確保立法機構對行政的監督制約。可是，民初由於各地都督與政黨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無論總統制還是內閣制，都不能不依據國情時勢有所變通，使得總統、內閣、參議院的權力均不完整，各自權限不清，並為此而爭辯不已、糾纏不休。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民初構建政體時先後產生的若干法案，均未能處理好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章程文本已使行政權力遠遠超過立法，造成兩者嚴重失衡。楊幼炯指出，《臨時約法》（1912 年 3 月參議院通過）的缺陷，即立法對行政的監督“均無規定”。袁世凱的《中華民國約法》（1914 年 5 月約法會議議決）則進一步倒退，徹底解除了立法對行政的監督控制，“採用極端集權主義”，內閣制在實際上已徒有其表。然而，學術界至今對於民初政體構建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特別是立法與行政的失衡，與中國歷史上皇權政治傳統根深蒂固的聯繫，以及兩千多年帝制傳統對整個民初政治格局的影響仍估計和檢討不足。這突出表現在將民初構建政體的曲折反復，主要歸咎於袁世凱的個人行為和野心，抑或軍閥勢力過大等。這些割裂歷史聯繫、片面膚淺的理解，不僅極大妨礙了對民初政治與中國歷史整體之間聯繫的深入探究，也忽略了對移植域外政體與國情相容性關係的檢討和反思。1912 年 3 月，北京臨時政府改行內閣制，而內閣並非由國會多數黨組織執政，本身就處於弱勢地位，無法取得國會的支持，有效地制衡總統。脫離政黨政治，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在民初的仿行過程中，便失去了其重要且實際的內涵。儘管民國北京政府初期的社會輿論總體上趨向內閣制，但事實上內閣往往被總統掌控與操縱，頻繁更迭，難以有效運作。這樣的格局最終導致 1913 年10 月後總統制捲土重來，並以行政優先的名義大幅度強化大總統的權位。政黨控制的國會，一度試圖通過選舉實行多數黨掌權、建立完全責任制內閣的努力宣告失敗，國會遭到解散。改制後的大總統大權獨攬，內閣亦被廢除，立法不敵行政，更遑論監督制約，三權分立名存實亡，按照西方憲政理論，即淪為集權專制體制。1915 年 12 月，為反對袁世凱稱帝，蔡鍔、唐繼堯等人發動了護國運動。 1916 年 6 月，袁世凱在眾叛親離中去世。此後，各方對於政體的建構期望各異，失去宗主的北洋各派曾主張責任內閣制，以便爭奪掌控行政實權，獨立施政，而將總統大位虛化，避免成為眾矢之的；同時又要防止立法對行481

政的束縛干預，故而府（總統府）、院（國務院）、會（國會）的權限關係陷入犬牙交錯的衝突糾葛。同意劃分府、院權限的黨派，則主張維持並加強立法對行政的監控制約。儘管對責任內閣制各方大體達成共識，但由於孫中山辭職後頻繁更換的數十任內閣，並非由國會的多數黨執政，而是變相為仰仗軍人的武力為後盾並受其操控，沒有民意基礎的責任內閣，其責任義務極易畸變為脫離監督與約束的權力，對權力的爭奪又導致內閣頻繁更換，形成惡性循環。在總統府、國務院、國會的頻頻衝突中，政黨進一步衰微，成為各省日益強勢的軍事實力派的附庸，導致國會的墮落，進而引發了 1920 年代關於改良代議制的大討論。鑒於國會容易被各種勢力操縱，成為其傀儡而導致行政失效，不少人主張削減國會的權力，引入直接民權，國民大會成為重要選項。各種意見均反映了時人對照搬套用西式政體與國情時勢不相鑿枘的反省，及謀求解決之道的努力探索，並顯示後來近代中國政治體制越來越多與歐美藍本不同的調整變化，確為歷史實踐淵源有自，亦與淮橘為枳的客觀規律所印證。由此可見，政治制度的移植仿效並非一廂情願所能奏效，更非簡單用先進、落後的價值評判即可取捨。譬如歷史上羅馬共和國（公元前 509 年）的創立比秦始皇稱帝還早，故歐洲的共和確有古今一脈的淵源，卻與中國古代的“周公共和”迥異，所以，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政制選擇背後的歷史因由、時空軌跡、人事狀況、政見衝突、輿論民意、文化心理因素等等，都有進一步拓展及深入探究的必要。三、國、省關係中統一與分裂的考量如何確定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性質，與前述政權的合法性、立法與行政關係等問題相互聯繫，而民初紛繁的政爭表明，這是困擾近代中國政制走向與政治格局形成、穩定的又一關鍵要素。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無論是清季民初以來改革的主持者與參與者，抑或現在的研究者，大多未能跳出當局者迷的誤區，即均以歐美、日本既成的中央與地方的立憲理論和模式觀察思考，忽略了清末憲政只是仿行而非實行的事實。時人各自據“已成”之觀念，襲“已成”之軌跡，要求未成之現狀去達到這個標準，甚至彼此相互據此評價與指責，從而在現實中屢屢造成諸多困擾糾結。清末先行改制的京師各部院，多附和中央集權的說法，並以中央政府的身份自居，不斷勉強各省督撫按照憲政中的地方政府模式處理雙方關係，未能認真考究中國歷史傳統、國情與歐美、日本模式的差異，忽略或漠視仿行憲政各階段遇到的不同問題。民初的政客以激進的面孔，打着速行改革的幌子，借用各種西方時髦的憲政模式，堂而皇之地“各據其私”爭權奪利，而非正心誠意地實踐天下為公、富國利民的允諾，這是清末民初政治的一大通病。孫中山後來在國民黨一大提出聯俄容共，就是想跳出“南與北如一丘之貉”的惡性循環，消除套用日本與歐美的立憲模式，給中國政治變革發展帶來的諸多困擾。在中央層面，總統府、國務院、國會的設置，必須基於各方對政體的共識。而新生的共和國究竟是實行聯邦制還是單一制，當時不少人視為國體問題，經歷了長時間的討論。其實，從孫中山引入民主觀念制度起，就包含聯邦制的指向，所以開始叫作合眾國。隨着地方自治的影響不斷擴大，無論革命黨還是保皇會，都曾經主張以省為單位先行獨立自治，然後再合眾連橫，最終實現民主富強的統一民族國家。辛亥各省光復，先後宣布獨立，建立了分治的軍政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頗有幾分類似聯邦制的聯合政府的意味，各省政權在其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近代中國移植域外政體最棘手的問題，是中國的省能否比照當時歐美和日本的州、府縣，581

視為一級地方自治的行政區劃。清季改制過程中，朝廷、中樞與各省的關係，是否屬於西方憲政體制下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就令朝野上下相當困擾。其核心問題即改制前的清代官制，向來以距皇帝、皇宮之遠近及位置劃分“內”、“外”，並無西方憲政架構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設制，甚至“地方官員”的指代也形似而實不同，內涵更加迥異。漢唐以來，州、縣一直是皇權在全國實施統治的基本行政層級，各類官方史籍間有將州縣稱為“地方”，不過所謂“地方”的內涵，僅與皇朝統治所轄區域相關，區別於皇宮所在地的京都或京師而已，而非近代憲政“地方自治”具有相對自主性的意義。至於所謂省，唐代原為朝廷設置的管理全國事務的機構（尚書、中書、門下省），元代設行中書省，意在分地而治，並非地方層級。經過明清兩代前後相沿的調整發展，清中葉行省逐漸固定化，變成直省。直省總督和巡撫均由皇帝派出，多兼兵部尚書或侍郎、都察院右侍郎銜。咸豐、同治之後，督撫借由局處所的發展，逐漸使得其衙署實體化，加之各項洋務、新政、憲政事宜多以省為單位推行，省的地位潛移默化地發生變動，成為區域性的分界和標誌，分省意識日見清晰。但是無論怎樣變化，在正式體制上，省作為與京師部院分事而治相對的分地而治之基本屬性並無變更。迄今所見清廷所頒政令，始終未將各省視為地方，督撫不過是皇權在各地的分身代理而已。清季內外官改制，理念借助歐美日本，先行一步改制的京師部院，主觀上抱有將省的區劃變為地方層級的強烈意向，以便推行中央集權。這也使得京內外一些大員有時會不自覺地使用外來觀念指稱固有事物，而造成後來者理解的混淆。可是，即便以外來體制相比附，督撫也有作為國家政務官與地方行政官一身二任的糾結，令當局進退兩難。樞臣疆吏與駐外使節們先後提出各種協調方案，卻始終懸而未決。直到清亡，外官改制仍在進行之中。辛亥革命後，省制歸於地方還是繼續隸屬中央，依然糾結不清。如果說中央政權主要受困於皇權空出後，模仿西制的權力各方如何分界定位，省制的麻煩則在於必須平衡專制與民主、統一與分治的輕重取捨，防止造成分裂的隱患。中國歷史上分合治亂往往相互關聯，區域分治或割據的結果，多是分裂紛爭，戰禍迭起、民不聊生。辛亥兵興之際各方最終能夠達成妥協，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無論哪一方都不敢承擔國家分裂的罪責。而堅持統一，又難免因集權走向專制。取法歐美的聯邦制抑或邦聯制，南北各方的執政者大都借其名而無其實，號稱聯省自治無非是拉大旗作虎皮，向上要自治，對下講集權。辛亥革命時期各地紛紛以“省”為單位宣告獨立，脫離清朝統治後曾短暫獲得過事實上的自治。臨時省議會的設置，及以省為單位投票表決民國肇建和推舉臨時大總統，使得省的地位空前凸顯。而王朝體制坍塌後，重新界定“省”與“國”的關係，成為民初省制構建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南京臨時政府因施政受到獨立各省的掣肘，為了理順各省分立與全國統一的關係，一度試圖將“省”釐定為地方政府最高層級，同時明確都督為各省地方行政長官，擬在各省實行官治、自治並立，互不相涉。後因南北和談最終實現統一，未能付諸實施。被迫交出政權的國民黨為了防止袁世凱專權，於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時，改變強化中央集權的取向，轉而按照南方各省官制，規定由省議會選舉都督。而袁世凱趁輿論希望建立強力中央政權以穩定內外局勢之機，提出以中央集權為主導的省官制案。各派政治力量則基於各自的利益考量，圍繞官治、自治的形式與比重，提出不同的方案和主張，先是要求官治、自治並立以互相制約，繼而偏向削弱官治，提高自治權力，再到取消“省”作為自治實體的資格，在省一級確立單一官治。不同意見反復交鋒，省官制案三次提出又三次撤回，始終未能定讞。為了爭取列強的承認，袁世凱繞過臨時參議院，以命令代法律，直接公布本諸虛三級制草擬的681

暫行官制。此舉遭到臨時參議院、南方國民黨籍都督及各省議會的反對，卻獲得多數都督的贊成，得以實施。 1913 年二次革命爆發後，熊希齡內閣力主由國務院主導的中央集權，積極籌畫廢省改州，後因與之衝突的袁世凱聯合各省都督逼迫熊希齡下台，又相繼解散國會和省議會，確定變相的總統責任制，以保留省制為前提，恢復清代原來的內外官制，“省”成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關。1916 年洪憲帝制結束後，中央政府無力控制各省。圍繞各省官制的釐訂，各派政治勢力在維護國家統一的旗號下，就中央集權抑或地方分權，省、道、縣三級制還是省、縣二級制等問題主張各異。總統府和國務院之間，乃至國務院內部亦意見相歧。 1916 年 8 月，國會恢復後重議天壇憲法草案，在省制加入憲法、省長民選等方面，議員意見相左。雖然經過調和，省制入憲達成共識，但“省”究竟是國家行政區域還是自治團體，抑或二者兼有，仍然爭論不休，最後國會解散，省制入憲隨之擱置。 1917 年 9 月，重掌大權的段祺瑞試圖通過創設教育、實業兩廳，部分變動省官制來實現集權，扭轉中央權力日益式微的頹勢，卻因一些省份軍政長官的抵制，兩廳雖在多數省份得以建立，結果仍偏離了集權中央的初衷。1919 年春夏，南北政府均試圖通過召開雙方的和會，解決包括省制在內的諸多爭議。南方主張地方分省、縣兩級，省為自治體，北方主張設省、道、縣三級，“省”為察吏區域兼自治區域。由於雙方立場不同，主張各異，最後無果而終。 1920 年後，處於南北衝突間實力較弱的湖南、四川、福建、江西等省，先後提出確定省的自治地位並要求省長民選，期待在擴充省權的前提下劃分國、省權限，由此陷入省憲與國憲程序先後的糾結，難以在無礙統一的同時將省自治訴求納入國憲。省制建構的一波三折，一方面反映機構、政黨、派系等各方利益的錯綜複雜，另一方面，則顯示省制在體制上牽扯廣泛，如省制與省區的確定，議會與軍政長官的關係，官治與自治的形式，中央集權還是各省分權，省長簡任或民選，軍民分治還是軍政分立，以及“省”是國家行政區域還是自治團體，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相互纏繞，彼此牽連。鑒於省制問題難以兼顧上下，各方紛爭不已的情勢，孫中山及國民黨另闢蹊徑，轉而學習蘇俄，從而在政體構建時跳出集權與分權、官治與自治、民主與專制的糾纏，由此開啟了省制構建的新方向。四、結語概而言之，民初北京政府的政制構建，同時面臨着國體與政體的艱難選擇，以及與此相關的集權與分治何去何從的兩大難題，既要避免分裂割據，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又要貫徹民主憲政，防止專制暴政。這倒未必是說頻繁更換的北京政府的當權者們有多少實行民主的意願，而是作為辛亥革命重要成果的《臨時約法》已經確定了中華民國不允許帝制，而且至少形式上不能以專制為取向。制度研究必須上溯下延，不應拘泥於皮相。民初北京政府時期，雖然辛亥革命確定的共和制大方向有時還會遭遇帝制復辟的威脅，但是，如何從政治體制上確保共和的穩固，或者說，建設適宜於中國國情時勢的各級制度，才是考驗國人動機、勇氣和智慧的更大難題。當時各黨各派雖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和政治盤算，卻不敢亦不能公然違礙民國的基本趨向。畢竟，在共和制架構下找到各自的穩定位置和發展前景，既是大勢所趨，也大致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只是各方的利益訴求差異太大，反復角逐、多方試驗之下，仍然找不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辦法，於是人們開始懷疑照搬移植歐美、日本政制的可行性，並針對政權來源的合法性、立法與行政的關係等問題，努力嘗試進一步調整改進。國家層面的總統制、內閣制之爭，批判代議制並代以國民大會的建議以及由此展開的激烈爭781

論，即其中較為典型的表現。另一方面，各省層面的官治、自治，以及地方行政的分層，固然有各方利益作祟，更多的還是制度與國情時勢不相吻合造成的困擾。倘若僅用國民革命以後的觀念，一味指責當事各方的政治品格，只將眼光盯在各方的明爭暗鬥之上，非但不能透過黨派紛爭的亂象，體察制度調適的關節，而且無助於理解制度建設的癥結所在。更為重要的是，倘若漠視清末民初制度發展承前啟後的客觀事實，忽略中國兩千多年帝制的歷史給社會與政治變革帶來的制約影響，一廂情願地斬斷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政治體制的聯繫，將後來國共兩黨實行的體制簡單地認為是模仿蘇俄，容易忽略北京政府時期政制建設的實踐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以及由此暴露出來的問題癥結。其實北京政府政體設制與西制有別的部分，往往正是其不斷調適與努力的結果，能夠一脈相承地延續下來。而面臨的各種困擾與糾結，諸如自治與集權、統一與分裂如何取捨平衡，以及立法與行政、中央與地方關係怎樣處置等問題，大都源自歷史文化及其所造成的國情，可見傳統的影響即使在制度層面也不容小覷，而有效的解決之道只能孕育於實踐之中。一言以蔽之，研究者們應以旁觀者清的方式全面、整體、動態地考察歷史進程，深入具體語境，打破固有觀念造成的誤導，摒棄以西為正、任意切割與孤立放大等不當做法，釐清上下左右前後的時空聯繫，以便更好地掌握政爭紛擾的脈動，從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紛繁亂象中，看清前人遺留下來的棘手難題，發現破解之道，為新的制度建設提供歷史啟示。①關於“北洋軍閥”一詞與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桑兵教授有詳細考辨和闡釋。詳見桑兵：《歷史的本色———晚清民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200～249 頁。②民國史研究，除通史類著作外，熱點集中於辛亥革命及南京政府時期，北京政府時期的研究相對薄弱。改革開放以來，情況未見明顯改變。參見汪朝光：《50 年來的中華民國史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趙利棟：《近年來中華民國史研究述評》，北京：《教學與研究》，2005 年第 7 期。此外，有前賢提示，辛亥革命的“前因與後果都有連續性與複雜性”，強調“應該在連續性與複雜性方面多下功夫，換言之，就是在時間與空間兩方面做更大的擴展，以期形成長時段與多維度的整體考察”。章開沅：《辛亥百年反思：百年銳於千載》，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11 年第 1 期。唐啟華教授認為清末到北洋、南京政府之間的傳承性，遠大於斷裂性。唐啟華：《北洋視角與近代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4 年第 3 期。③至少就形式而言，民初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採用近代共和制的正式國家。④張謇等人奏請攝政王贊成共和時稱：“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國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識者議論亦無異致，是君主立憲政體，斷難相容於此後之中國。”丁賢俊、喻作鳳編：《伍廷芳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93 年，第 366 ～370 頁。⑤關於清帝遜位與民初統治的合法性問題，近年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參見楊念群：《清帝遜位與民國初年統治合法性的闕失———兼談清末民初改制言論中傳統因素的作用》，北京：《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5期；楊天宏：《清帝遜位與“五族共和”———關於中華民國主權承續的“合法性”問題》，北京：《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桑兵：《旭日殘陽：清帝退位與接收清朝》，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123～266 頁。南北談判之際，孫中山與袁世凱鬥法的焦點，就是新的民國政權不能由清王朝私相授受。⑥《中華民國軍政府布告全國文》，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政協湖北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合編：《湖北軍政府文獻資料彙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 年，第 6 頁。881

⑦《宣統三年十一月□□日全國聯合會代表張琴等致內閣袁世凱呈》，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 162～163 頁。⑧在古代中國的文化中，遜位多指謙遜禮讓，往往指當政者主動出讓政權給有才能的人，主觀上有舉賢能之美意；辭位則只是表明辭去職位的客觀事實，這一事實既有可能是被迫造成的，也不排除是自己同意的，但並無舉賢能之意。桑兵注意到，作為南方談判總代表的伍廷芳，於南北和談第二次會議時“首先提出遜位之說，並稱前此已和湯、程、張各都督致電攝政王，只請遜位。而會談期間又間雜使用讓位一詞。伍廷芳致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及獨立各省的正式電文一般均稱退位，但在 1912 年 2 月 6 日覆袁世凱電時，則標題和正文混用遜位、退位。如標題為“關於皇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行文開頭稱“清帝退位之後”，各款行文又說“清帝遜位之後”。同日伍廷芳致電孫文、各國務總長、參議院議長，也稱“遜位之後”。 2 月 9 日伍廷芳致電孫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則混用退位、去位。此後，伍廷芳對北方將領及袁世凱所發函電，多用遜位。而對南方政府及各省光復政權，則主要用辭位。如 2 月 13 日致孫文等電，用辭位。 2 月 17 日致孫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電，專論此事，多處提及，全用辭位。但其他致孫文各電，仍有間用遜位或退位的情形。”桑兵：《民國開國的歧見、新說與本相》，載《歷史的本色：晚清民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第 177 頁。⑨桑兵：《歷史的本色：晚清民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第 179～180 頁；第 186 頁。⑩桑兵在對這一曲折過程認真研究後指出：“通過清帝退位，辛亥革命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成果，在實現帝制到共和的跨越的同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共存，同時也留下了重大隱患，令當事人後來痛心疾首當初做出的妥協”。桑兵：《旭日殘陽：清帝退位與接收清朝》，第 21 頁。例如清末張之洞主政湖北時，致力於警政、派遣留學及開辦新式學堂，成為開明新政的榜樣，卻極力阻止行政與司法的實質性剝離。《臨時約法》究竟以西方何國憲法為參考，民國時期各方已有爭議，至今學術界亦說法不一。近有學者據時人說法為本，並在認真比較約法文本的基礎上，提出《臨時約法》主要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為藍本的觀點。詳見張學繼：《〈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的比較研究》，杭州：《浙江社會科學》，2011 年第 11 期。楊幼炯、瞿同祖：《近代中國立法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 年，第 96 頁。錢端升等：《民國政制史》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73 頁。梁啟超宣稱：“同人確信舊式的代議政治，不宜於中國，故主張國民總須在法律上取得最後之自決權。”《解放與改造發刊詞》，《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 20 頁。另見楊端六：《國民大會平議》，上海：《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17 號；程耿：《余對於國民大會辦法之意見》，上海：《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17號；王徵：《國民大會問題》，上海：《東方雜誌》，第 17卷第 17 號。又稱“共和行政”，指公元前 841 年周厲王出逃後，西周出現臨時攝政，“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史記》卷四《周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44 頁）近年有人對《古本竹書紀年》與其他古籍、金文材料比勘解讀，認為“共伯和”是人名，後亦為年號，尊共伯和為名義上的最高首領，對內對外稱“共和”，具有臨時性與應急性的特徵。陶興華：《“共伯和”與“共和行政”考》，蘭州：《西北師大學報》，2007 年第 3 期。1909 年 10 月，湖北諮議局議員胡柏年在辭職呈中，表達了他對局勢的擔憂：“憲政之速期成立，議院之速期開辦，此固天下志士所爭求，而朝廷所嘉許者也”，但五大臣出國考察的各國政制，都是已實施憲政“數十百年所締造之成績，非當日創始立憲過渡時之規畫”。比照各國成熟的立憲官制來規劃清朝的官制改革，容易忽略“過渡之際，皆必有由漸改革，因其情勢，養其程度，以馴至立憲之秩序者”。參與起草官制的留學生，其所學之法政，均為各國現時的法政，與中國情勢程度不符。 “以過渡之時，襲已成之跡，是猶醫者不問其人之體質如何，感受之天時地氣如何，而概投以古方，欲其奏效也”。為此，當政者應根據國家財力與人民程度，因時制宜，“以期將來實行其政策，而達預構之目的。”否則“以一年之間，求981

加倍與不止加倍之效，中外古今，無此神速。”上述意見雖以清末仿行憲政為指向，但民初與此時相距不遠，所陳域外制度移植中需要考量的國情因素與現實條件，頗有發人深省之處。《條陳憲政利弊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五輯（1901⁃1911）第 1 分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第 471～474 頁。詳見關曉紅：《從幕府到職官：清季外官制的轉型與困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 480～544 頁。清末廣西清理財政局曾將“地方”界定不清所造成的困惑，寫進該省財政說明書的序言：“地方之義意云者，即本章程所謂地方，省歟？府廳州縣歟？城鎮鄉歟之同題也。夫稅項因主體發生，主體之地位不定，則稅項之屬甲屬乙亦不能定。除府廳州縣城鎮鄉性質較為明瞭外，其不無疑義者，即行省是否為地方團體是也。” 《廣西全省財政說明書》 “總論”，（出版地不详），經濟學會，1914 年刊行本，第 66 頁。由於督撫身份和省的地位未定，公債的屬性亦難以明晰：“第地方稅項未分以前，若各省紛紛發行非國家非地方之公債，而不為之確定性質，非獨為國庫增重負擔，恐明年預算案內又添一重障礙也。”《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第三十號議場速記錄》，李啟成點校：《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晚清預備國會論辯實錄》，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年，第 464、466 頁。如《史記》：“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司馬遷：《史記》校點本第 1冊“項羽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 320 頁。元代的中書省，是主管國家行政事務的最高機構，行中書省則是由朝廷派出、代表皇權行使管理各地行政事務的機構，行中書省長官，既是各地最高行政長官，又是朝廷派出各區域的大臣，具有雙重性質。參見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507～509 頁。關曉紅：《從幕府到職官：清季外官制的轉型與困擾》，第 537 ～ 539 頁；第 549 ～ 551 頁；第 558 ～579 頁。今人習慣於用中央與地方觀念倒看歷史，而在清末民初，無論觀念還是體制，今義指稱的中央和地方尚在轉型過程中。就制度而言，清代只有文武、內外官的區別，內外官與中央地方，不僅是指代和稱謂的不同，二者的身份、屬性、行事，有着本質的差異。清末民初處於轉型的過渡時期，其時因舊制已破而新制未成，古今中外的知識與制度相互纏繞，糾結橫生，以至於當事人也難以釐清，無所適從。詳見關曉紅：《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擾》，北京：《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 5 期。詳見關曉紅：《辛亥革命時期的省制問題》，北京：《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陳明：《試述 1917 年教育、實業兩廳的創設》，武漢：《近代史學刊》第 9 輯（2012 年 5 月）。陳明：《民國初期的政體選擇：省制構建及其問題（ 1912⁃1928）》，廣州：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年，第 310～313、318～347 頁；第 373 頁。國民大會問題，不僅與制憲相關，亦與民權監督相連。辛亥民元南北和談時即已出現，北京政府時期仍不斷被提出，學理探討與操作的可行性爭議較多。因牽涉甚廣，另文詳論。作者簡介：關曉紅，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廣州　 510275［責任編輯　陳志雄］09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五四運動與中國革命史敘事之建構王　旭［提　要］　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加速了 1920 年代之後社會的變革烈度。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解釋體系中，五四運動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界標，屬於中共革命敘事的邏輯起點。 20 世紀中國革命運動和社會變遷的過程，時常折射着“五四前奏”、“五四精神”、“五四餘波”乃至“後五四時代”變動帶來的延續性作用，五四運動逐步被強化為一個與革命意涵同構同生的符號與象徵。五四運動與中國革命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思想、文化、社會和政治話語共濟相成的動態綜合體。事實上，理解中國革命的形成與演變，離不開對於五四的闡釋與建構。［關鍵詞］　五四運動　思想文化　革命敘事　意識形態［中圖分類號］　 K26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191 ⁃ 12思想文化革命和社會力量的興起所涉及的深層次內涵是權力組合方式的轉變，從晚清至五四運動前後，國權下移和民權張揚這種現實對比促進了現代國家建構理念的再次躍升。科舉制度瓦解之後，士人身份評價機制走向多元化，同時各類社會團體所蘊涵的能量不斷加大，在民族主義和救亡啟蒙思想的多元張力中，孕育出革命文化的種子，湧現出各類社會改造運動，重組着帝制向民國轉型之後的政治秩序。五四運動的爆發，是中國革命史歷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中共革命史敘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即就是五四運動。因此，在政治言說與學術話語之間，五四運動具有顯著的交叉特質。五四運動常與新文化運動並稱，事實上這兩個事件不僅在起源上頗具一致性，其影響也在 20世紀的歷史發展中走向合流。在中共革命史範疇內，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醞釀，其分界線即五四新文化運動。學術界基於各種討論立場和客觀事實，對於五四運動的性質多有爭論，但有一個相對的共識：五四運動是一場思想文化革命。這一論斷在周策縱、佛郎克、施瓦支等人的研究中不斷被強化和擴充。五四運動其烈度、深度和廣度不同以往，對民國知識階層的思想和文化觀念產生了顯著的形塑與影響。新式知識精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五四運動的名稱也直接來自於參與五四的羅家倫等人。中國革命的走向和民眾的選擇，在“後五四時代”逐步實現。事實上，中國革命史敘事的形成與演變，與五四運動之間亦呈現着顯著的源流關係。一、五四運動與概念演進五四運動史是中共革命史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孜孜追求的研究課題，191

並一度以“專史”的面孔出現，在某種程度上與“黨史”、“革命史”的建構隱為一體，濃厚的階級話語和意識形態佔據了闡釋層面的主導性。立足於社會轉型的敘事框架內，五四運動被視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全面啟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從而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條件。這樣的論說，在 1949 年之後歷史學者的各類論著和不同層級的教科書中多有呈現，是五四運動的主流敘事。革命敘事源於對事件的表述、重構與再造。李大釗曾如此評述五四運動：“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①。作為一個事件的五四運動，已經超越了原本的界限而形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意義集合體。以新中國的歷史學發展為坐標，革命史範式長時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唯一範式，主導着史學研究的方向。進而，五四運動的義理化詮釋也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不斷完成與擴充的。 1954 年，孫伏園在《回憶五四當年》指出：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改革開放初期，胡繩出版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在馬克思主義和革命史觀的指導下，對於包括五四在內的重大歷史事件闡釋作出了系統的論證。 1980 年代之後，學術研究的深化和各類新範式的湧現，如現代化範式、社會史範式、文化史範式、區域史範式、國家—社會範式等，包括對五四運動性質的爭論和反抗行為本身的再界定，亦派生和擴展出諸如五四精神、五四學、大五四、小五四、後五四時代、五四青年、五四黨人、五四時期、地方五四史等概念/說法，在微觀界定層面還存在着範圍上的“狹義與廣義”之分。改革開放之風帶來了學術的春天，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單調局面，深刻影響了研究的取向。新範式導向下的新解釋，並非是對革命史範式的消解，而更多是對一元化闡釋的有機延展。學術路徑的多元性充分說明了五四運動研究的多向可能，五四運動闡釋在話語體系的演進中呈現出強烈的時代特色和政治特質。頗為有趣的是，五四運動的學術詮釋與內涵界定，無論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文化運動”、“思想革命”、“社會改造運動”、“反啟蒙運動”、“反傳統運動”，還是單純政治史視野下的“愛國政治運動”、“群眾反抗運動”，都可以在各自的範疇內說得通，呈現出政黨五四、學術五四和五四本身的多維景觀，這種現象更多折射出五四運動本身的複雜性和五四之後社會各界記憶的不一致。以淵源而論，清末民初思想界和社會形態近乎革命性的劇烈變化，進一步促進了文化與政治的轉型，成為五四爆發的前奏。愛國救亡、民主科學、文化啟蒙三個關鍵詞成為“五四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德先生”、“賽先生”和“莫小姐”等簡約表述也構成了五四精神的基本話語。從社會抗議的直接出發點來說，乃是社會各界不滿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和日本對華的侵略，即“裡應外合的日禍、賣國的秘密外交”，舉起反帝與愛國大旗，主要是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面孔呈現的。而五四運動的影響，卻並不局限於單純的政治層面，而是形成了一個涉及思想文化、社會組織和知識變奏的多面體。在反傳統思維和啟蒙主義的導向下，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和舊禮教，客觀上促進了社會革命的演進歷程。政黨因各自理論源泉的不同，對於五四運動也有不同的闡釋，在野的共產黨傾向於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定義五四運動，而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更願意從思想（文化）運動的角度來定義五四運動，一度宣傳為“從西方文藝復興到東方文藝復興”②，這是明顯的思想文化史路徑。與此對應的是，1939 年陝甘寧邊區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將 5 月 4 日設定為中國青年節。 1941 年 5 月 3 日，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青年喲，人類的春天》一文，頗含革命年代的浪漫主義基調：我們把“五四”定為青年節的意義，也就是這種意識覺醒的明白表示了。我們希望：“五四”運動時所表現的那種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遠保持下去，而今後無數代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運動的朝氣向前躍進。繼承五四，推進五四，超過五四。使青年永遠文化化，使文化291

永遠青年化。傾向中共一方知識分子的五四敘述，進一步加強了“五四價值”的意識形態特質。毛澤東認識到，五四運動時期雖然中國共產黨尚未正式成立，“但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③，馬克思主義在 1919 之後也出現了傳播廣泛的局面，產生了“資本主義已成強弩之末，社會主義之實行，不過方法問題與時間問題”④的初步趨向。在中共革命史的解釋體系中，民主主義革命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其分水嶺就在於五四運動，並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強調無產階級作為獨立政治力量出現的重要意義。在延安時代，毛澤東的《五四運動》、《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青年運動的方向》等文章初步確立了五四評價的政治基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層面的歷次紀念活動與社會各界不同程度的研究行為，加強了五四運動的事實闡釋，五四其意義與價值已經遠超於一般的事件史，儼然為一個中國近代史上的符號與界標，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趨向。 1967 年，《人民日報》社論指出：“我國現代史上的文化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展為革命的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這是客觀的規律”⑤，中共高層將五四運動同正在發展的文化大革命貫通起來，革命的意義在歷史延續中新舊演替。因此，“自五四運動以來”成為一個固定的敘述模式，借此描繪個人的成長，揭示社會之變遷，似乎都離不開這樣的開篇。⑥在政治史層面，五四運動這種“典型化”解釋，確實具有某種“單調”色彩。諸多概念的產生、譜系的重構和話語的移易，呈現出五四運動本身的複雜性，也和相對“單調”的五四政治化解釋產生了一些齟齬。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來說，政治話語主導着歷史事件的意義詮釋。意識形態與五四運動解釋之間，從民國時期已然不可割離，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曾對此頗有不滿。關於五四的研究，胡適晚年就曾說：“此間人家寫的五四運動的文章，我連看都不要看。他們只有黨派的立場，決沒有客觀的判斷”⑦。國民黨對於革命史的建構、三民主義的實現，在敘事模式上從“政治抗議”和“社會參與”的角度，對五四運動的評價也是充滿政治色彩的，並把青年學生的一系列行為與三民主義理論刻意掛鉤，“五四運動，是中山先生集了大成，豎起主義，學生起來，發動了一個嶄新的劃時代的文化運動”⑧，進一步導引和塑造五四運動解釋走向國民革命的路線，相對漠視了五四爆發的偶然性。 1928 年葛武棨的《五四運動與中國國民革命之關係》、1929 年印維廉的《中國革命史》和 1943年國民黨福建省軍隊聯合特別黨部編寫的《五月的革命運動》（“宣訓叢書”第一種），基本皆秉持類似論說。中國共產黨五四敘事所呈現出的意識形態特徵，也是歷史上形成的。 1926 年 4 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五月各紀念之宣傳工作》的通告，視五四為“紅色五月，帝國主義者所提心吊膽的五月快到了”，“我們不放過一點宣傳的機會，同時也不簡單的妄動”。 1937 年，張聞天撰寫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將五四運動定性為“工商學聯合的廣大群眾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眾革命”。處於“在野黨”之際，中共鼓勵學生運動和遊行抗爭，弘揚五四帶來的精神力量，並試圖將之擴展化和實踐化，特別是 1945～ 1949 年國統區民眾運動的勃興，五四代表的政治反抗和運動機制，都是“第二條戰線”運作的應有之義。因此，立足於政治立場和五四價值界定層面，意識形態的介入是“革命之所以成功和革命運動如何解釋”的必然選擇。五四運動之後，在革命文化的催引下，形成了一個淵源有自的現象群，事件意義不斷泛化。新式文化活動和社會運動的五四化，演變為一個日常生活話語。 1919 年之後，被五四青年學生認可的新式服飾如旗袍、白衫黑裙，也一度被稱之為“五四裝”。惲代英在《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一文中指出：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八個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時濫俗的格調了。然而這總表明一般青年崇拜五四運動的心理。這些人崇拜五四運動，正如前十餘年的人，崇拜三代之治、先王之道一樣。391

可見，五四運動造就了一種帶有潮流性的政論話語。從歷史學關注的領域來說，五四運動客觀上促成了“學潮史”研究對象和學人群體的擴展。僅以五四運動後十年為例：1922 年，五四運動的餘波尚未完全褪去，顧倬出版了《學潮研究》一書，考察了學潮發生的來龍去脈與社會環境；1925 年 12月，常道直、余家菊合寫了一本書，名為《學校風潮的研究》，由教育雜誌社編纂於商務印書館出版，乃是最早關於“學潮”的著作之一，對 1924 年校園發生學潮的 12 種成因、地域分布與社會反響現狀做出了初步分析，並自覺運用了社會科學的方法，頗有創見；1927 年，世界書局出版了查良鑑《中國學生運動小史》一書，此書對於中國歷史上學生運動、參與政治狀況及 1927 年之前的學潮成因做出了梳理，是中國較早關於學生運動的通史型著作。這些關注學生運動現象的論說，很難說與五四期間浩蕩的學生抗議沒有聯繫。五四運動呈現出的運動縱深，以及社會各界參與的廣度，甚至超越了發起者和知識人本初的規劃與想像。 “北京學界之有四日義舉，舉國有血氣者莫不敬服”⑨。學生群體的縱火和暴力，在五四親歷者和同時代人看來：“最大多數的學生，實在沒有這種預備的”⑩。當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熱忱暫時消退之後，五四之後該何去何從？以 1919 年為坐標，社會各界的躁動和思想界的分化有一個明顯的轉折。五四運動使得新文化更為廣泛流播，也使得“改造社會”與“救亡圖存”更具迫切性。然而，思想呈現的價值需要在社會實踐和行動方略中予以完成，“後五四時代”諸多政治方案，又是起源於五四時期而合流於社會改造運動之中的。在新文化運動延續的線索中，五四運動可以看作一次社會力量的集聚與釋放，並進一步推動了社會思想的革命。 1937 年，陳伯達在評價五四運動時，便有一個類似的表述：“五四：這只是表示這個新文化運動整個時代的里程碑”。形格勢禁的政治社會環境和眾聲齊奏的思潮市場影響着知識人心態的走向，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潮無形勾勒着五四前後的文化界，各顯神通而無統一的傾向，對新舊知識人產生了極強的思維塑造和影響，也給五四繪製出多重底色。事實上，發軔於晚清的“家庭革命論”，五四之後也更為流行，新知識階層呼籲打破宗法社會而倡導家庭革命，以推進社會機體的進化。五四運動成為革命的必經之路、必然結果和必要過程，思想、政治與社會變革，是“五四餘波”帶來的延伸結果。尤其值得關注的是，1946～1947 年中國政壇出現的“新五四運動”呼聲，也是對於五四意義的二度詮釋和重新確認。故而，五四運動的價值與內涵，關切着政黨合法性和中國革命的完成機制。能夠看出，五四運動已經成為一個與文化轉型、知識人交際網絡和新政治思潮互動的觀察切口，而不單單是一場政治運動。除此之外，五四運動對於中國社會影響的持續性和關鍵性，引發了不少西方學者的關注，這些討論也加深了中國對於這一事件的理解。五四運動發生與 1910 年之後的國際社會走向，如美國、日本與歐洲思潮同時期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各種要素之間的作用與排斥，諸多研究可以使得這一時期的社會場景更為豐富與充實。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之後的五四運動史研究，其縱深超越了之前的“單線”解釋，多元範式的引入，自然就呈現出思想文化的內在張力和“複調”色彩。從“單調”到“複調”乃至多元化線索，反映了五四運動史持久的生命力和學術價值。二、中國革命與五四機制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中國新式知識階層開始走向自覺。現代媒介與講演形式對於思想界和社會成員走向“緊密化”的作用甚大，五四前後一系列新式報章、現代媒體和城市講演，加上一些群體組織的創設與發展，產生了一個微妙的“化合”與“拉近”效應，促使富有朝氣的青年學生和試圖保障自身訴求的工人階級得以在距離上融入起來，並在五四運動中展現出這種新變化帶來的動力491

與能量。所謂街頭政治、遊行拉幅、罷課罷學和示威抗議，儘管在清末時期已有雛形，但真正的社會化和組織化，實際上完整呈現於五四運動。由於新式文化和各類思潮的催化，借助類似於《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等報刊，形成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黨”與“同人”。這樣一種亞文化和小圈子，與新聞記者的時政報告相聯合，助力着抗議網絡和集會模式的成熟化，對於五四運動的產生和五四之後的社會組合，具有機制層面的價值。美國學者施瓦支的研究也說明這一點：“如果沒有《新青年》先生們的支持，他們在闡明喚醒中國的想法時，也不會有充夠的信心”。從革命的構成和演變來說，20 世紀中國革命首先是以反帝與反封建為目的。其次，文化界域的革命也一直伴隨着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而存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中國舊文化給一新估價，又介紹了許多西洋思想”。精於五四運動研究的美籍華裔學者周策縱，對於五四運動便有高度的概括：“它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以及新式知識分子的種種社會和政治活動”，給予五四一個全方位的定義與認知，而不是局限於政治運動的解釋。實質上，這一認識的來源很早，1949 年之後不少學者也秉持此觀：“五四運動不單是政治上的革命運動，同時也是思想、學術和文化上的革命運動，後來中國思想與學術的發展有賴於五四所給的刺激”，五四運動帶來全方位的社會革新，是事件爆發與影響的現實結果。中國革命形成之機制，五四是一個節點性事件。在軍閥政治與政黨政治轉型期間，中國革命的動員網絡，五四之後實現了多種政治力量的有機組合，成為民國社會走向的思想起點和革命運動的範本。正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進與多元，在思想上對於民初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識界）衝擊甚大，動搖了傳統文化的根基，產生了“走什麼路”的政治與文化追問，特別是五四後的文化釀成和學術新造，被看作“學潮以後的中心問題”。 20 世紀歷史的走向也確實證明了，青年學生的革命化、工人階級力量的擴展和社會各界對於革命的服膺，都是建立於五四以來的思想文化餘脈之中，這個事實使得中國革命具有不可迴避的“五四特質”。在中共革命的話語中，“五四”以後中國文化鬥爭的主題就是“歷史唯物論—辨證唯物論與唯心論—形式主義”之間的鬥爭，社會各界選擇“革命還是反革命”，這些都是建基於“五四餘波”之內的。進一步來說，五四之後的社會各界，在“革命化”道路上，衍生出相當強度的改造力量，不少知識人甚至呼籲“家庭革命”、“生活革命”，把個人置於社會中，與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等運動遙相呼應，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域的互滲，顯示了五四摧枯拉朽的重構功能。選擇“走社會主義”與五四運動之間，具有思想源流上的關係，這也是中共革命敘事以五四為基點的原因之一。五四似乎顯示着一個變動時代的到來，“這回五四運動，如狂風怒潮的掃蕩了全國，我們大家覺得幾年裡邊，終有一個大事業生出來”。知識界相當熱鬧，“形勢大變，只聽得這處也談新思潮，那處也談新思潮；這處也看見新出版品，那處也看見新出版品”。五四之後社會力量的崛起是客觀的，1949 年蔡尚思評述五四之影響，甚至言及應“設立學生節和群眾節”，以張揚五四蓬勃之精神。 1919 年之後，另一個與中共革命直接相關的現象就是涉及共產國際、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相關的書籍報刊迅速增多，社會主義成為眾多思想流派的一支，階級、剝削、唯物辯證法等觀點擁有了一定的話語市場，並被不少知識人所認可和傳播。新舊、中西和不同文化類型的交鋒，成為五四前後一個思想界的忙碌場景，社會革命及改造思潮最終取得了相對優勢的地位。在“後五四時代”，解除了思想禁錮的知識人，頻繁介入政治活動，無論思想立場和實踐方式為何，基本都奔向了革命運動的洪流之內，使得中國革命呈現出不同的路徑。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前後，發生了分化。但是有一個共同點：無論哪一派皆稱自己為革命派。知識人參與革命或者具備的泛革命意識，“參591

加革命的人完全被超常進步的、與中國傳統完全決裂的觀念吸引了”，這樣一種激進與反傳統的色彩，成為五四運動的遺產。五四運動的爆發兼具偶然性和必然性兩種特性，5 月 4 日的示威遊行有其突發性的一面，而運動的迅速擴張並持續甚久則是一個社會力量勃興的必然結果。在五四前夕，“公理戰勝不了強權”和“弱國無外交”思想的流布，加強了學生群體潮動的愛國情愫，“拿來主義”遭到了某種質疑，關注社會內部的變動成為部分知識分子的復興訴求和手段，“有人比擬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實在不能說他過當”。民國前期思想界處於相當混沌的狀態，拉斯基、克魯泡特金、拉狄克、基爾特、費邊主義等多重思潮，無政府主義有着顯著的影響力，勾勒着複雜的政治圖景，“學界思想界均有所謂英美派、法日派、以及尚不明顯的俄國派之分”。這樣一種思想領域的格局，不僅給知識人走向帶來了多重可能，也反映在社會改造與建設的實踐之內。五四爆發乃至餘波延續，傳統文化分裂和新型思想的洶湧，不免帶來了迷茫和彷徨的選擇困境。針對無政府在當時的流播，陳獨秀曾撰文評論：“無政府主義在政治、經濟兩方面，都是行不通的路”。因此，如何以適應潮流和中國現實的政治理念統攝民眾，建構起現代國家的機制，面臨着巨大的爭議和派別的分異。革命的發生和勝利不是一個虛幻的結果，有着實際且具體的動員手段和行進邏輯，包含着革命理念、革命組織、革命動員、革命力量和革命事件等多個維度的內容。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受蘇聯影響下的革命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以共產革命和階級鬥爭為綱領的革命路線，並在 1920 年代與國民黨的“國民（三民主義）革命”、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共同構築起三大革命思想陣營。在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結構的分化是一個必然趨勢。革命由“過去的一黨獨導發展為多黨競舉的局面，三黨對革命的積極認證和遐想式期待，將革命建構成為一種與自由、解放相關聯的強勢政治文化”。革命風起雲湧，包括農民、工人、學生在內的社會群體，在動盪中維持着艱難的平衡。與傳統中國底層抗爭的無序性和相對簡約的訴求不同，精英的集體抗爭往往予以政治發展某種方向性，並在適當的時機可以演變為社會變革的核心力量。五四運動之後，接受不同層級教育和身處不同地域的青年學生，面臨多樣的政治選擇和職業流向，形成了政治參與界面上的理念組合與分布格局。青年學生趨向革命或認同社會進化，具有在政黨競爭中“組織起來”的迫切性。五四之後，社會各界呈現出“或曰改造，或曰革命，其精神則一而已”的局面。可謂，五四新文化運動給予社會整合一個強勁的思想根源。五四運動及其精神逐步演變為現代革命的源動力之一。在這種邏輯下，五四釀造的激進主義在民族主義和階級鬥爭的雙重規定中繼續延伸，思想激蕩和愛國情緒被革命黨善加利用，鑄造出民族主義革命的機體。政府在引導學生之際，也多加防範，“實恐工學互相團結，以為對付中央之舉”。瞿秋白的描述或可以看出五四餘波隱約的轉向：“五四時代，大家爭着談社會主義；五卅之後，大家爭着闢階級鬥爭”。 1924 年，陳獨秀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性做了充分論析：“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後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天然對敵者”，階級話語逐步擁有了無可比擬的社會影響力。到了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人善加導引五四遺產，張揚青年學生蘊含的抗爭力量，賦予五四新意義：“中國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學生在文化落後的國家，始終居於先知先覺的領導地位，發難的火炬是執在他們手裡的”。不難看出，國共兩黨都十分注重五四運動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意義和民族主義精神，有人甚至直接宣稱五四運動的本身原是一種抗日運動，從而將五四時期的反日與三四十年代的抗日銜接起來，以此動員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全民族抗日的決心和信心。可見，五四運動建構的意識形態，對於中國歷史走向691

的影響非常深遠，而不斷賦予的新意義則是五四精神的時代價值和五四符號象徵的折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的表述或可以便於理解中國革命的“五四性”，他指出：“無論五四運動如何失敗，五四運動實開中國革命的新紀元。自五四運動以後，有革命覺悟及了解世界革命意義的新青年，在勞動階級之間盡宣傳與組織之力，以求中國革命的勝利，且更進而求世界革命的成功”。從敘事角度來講，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特別是中共革命史敘事的起點。 1939 年，毛澤東建構了一個革命史的詮釋體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弘揚五四等於宣傳革命，五四成為一種“青年人的血統”，成為一種打破傳統、反對專制和謀求權利的符號與武器。故而，以五四運動作為標誌，在經典的中共革命史敘事中，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向，由舊入新，既是革命性質的變更，也有社會形態的變化。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結合，促使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流布，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變化的樞紐，孕育出了一個“新時代”。以五四為基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即被視為中國現代歷史啟動的樞機。在國民黨的革命史書寫建構中，1928 年之後將晚清至北伐運動結束的一系列事件革命化，建構出太平軍革命、義和團革命、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革命的理論邏輯，呈現出顯著的序列化特徵。孫中山“一意努力於革命事業之完成，以謀中國之富強”的目標，在歷史中最終完成。國民黨按照時代的需求賦予五四以新意義，“趕快在中國國民黨的指導之下，努力打倒軍閥及其所賴生之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以圖貫徹五四運動的使命吧！”同時，將五四價值與三民主義進行理論性闡釋，“五四運動之影響到國際方面，足以促進本黨民族主義的實現；五四運動之影響到政治方面，足以促進本黨民權主義之實現；五四運動之影響到經濟方面，足以促進本黨民生主義之實現”。在這兩種革命史敘事路徑中，五四運動都是一個關鍵點。也就是說，中國革命敘事具有超越於黨派分別的“五四特性”。三、五四坐標與社會延伸1920 年代之後中國變革更劇，五四精神構成了社會運動的思想坐標。知識界對於五四運動的反應，影響了對於社會進步的認識。 1919 年 8 月 26 日，傅斯年致信袁同禮，自言：“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新動機大見發露，頓使人勇氣十倍”。郭沫若《青年喲，人類的春天》激情地指出：“五四”以來的二十二年間的進展，毫不誇張地，可以說抵得上“五四”以前的二千二百年間的進展。1926 年 12 月，許仕廉在《現代評論》雜誌撰文稱：救中國，一定要從社會改造入手。這是五四之後一種較為理性的認識。中國革命的“五四性”與“社會化”，源於五四運動帶來的多重影響，呼應着中國近代社會面臨的難局和政治轉型過程中的曲折。五四運動既是中國革命走向“社會”的基點，也是中國革命之所以形成的思想文化坐標。五四之後，社會運動迅速蓋過了文化運動，實施社會改造成為知識界的思想重心。革命思維、革命組織和革命階層形成存在一個適合發育的社會基礎。羅家倫善於總結和反思：“現在的思想革命，不是從前的思想革命了；從前是否定家族主義，現在是否定個人主義”。他進而指出：“一則促進了改革思潮的進一步發展；二則催生了許多社會的組織；三則提升了民眾的勢力”。五四價值不斷延展，“推倒了舊的社會基礎，而要創立一個新的”。後五四時代革命思想走向社會化，既是各個階層群體的整合，也是城鄉社區的進一步動員和聚力。新式知識分子從五四791

勝利中嘗到了社會運動的優勢，從而轉向社會改造和運動實踐。五四前後，各類新式社團和學會層出不窮，如新民學會、少年中國學會、覺悟社、國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武漢互助社、利群書社、北京工讀互助團等，代表了知識人對於社會改造的時代理解。改造社會需要有思想啟蒙與制度層面的前提。晚清之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革新，為五四發軔提供了現實的條件。社會各界公民意識的萌發與成熟，繼替了士人消退後新型學術與話語力量的位置，形成勢力強盛的社會參與理念，可以看作革命力量構成的來源之一。社會力量在皇權消退之後，其力量正式呈現出來，“專制是和社會力量不能並存的，所以專制存在一天，必盡力破壞社會力”。社會改造與社會革命之間，隱約建立了某種關聯，“如不及早圖社會之改造，恐待時機之到，激烈之社會革命，興起必不可免”，革命的邏輯也在社會改造中得以推進。一些較為激進的知識人亦宣傳：“從前一般社會運動，大半太重視國家大政，太輕視鄉村細務了。我們此後應該排起隊伍，向民間去。而要到民間去，學生先要放下自己的架子。別把自己看成是一種特殊階級，把社會當作待我改造的階級”。同時，不可停留於理念而應落實在行動上，“學運多以揭露社會苦難為主，並未深入思考而提出改善國家的建議和辦法，這種做法只能徒增國人悲觀而於事無補”。毛澤東在五四後不久呼籲：“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可見，走向社會的呼聲已經較有影響。在革命蓬勃的年代裡，政治話語的不同表述會產生多樣的社會效應。羅家倫是一位優秀的學潮發動者和理論家，他敏銳地指出：“五四以前中國的社會，可以說一點沒有組織”。走向社會化的實質是對人的統合和集聚，並借此擴展革命力量的對比。民國學者查良鑑所言：“社會政治秩序紊亂的時候，學生運動可以做其他各項運動的先鋒”。在革命實踐中，容易合力“形成農工商學兵的大聯合”。而且，新學生不同於舊學生，“新學生既要研究學問，修養道德，更要鍛煉身體，服務社會”。 1920 年代之後，投身革命即為家、為國破家等話語口號的表述，無不顯示了“後五四時代”思想觀念凝聚化的特徵，學生“已是一社會勢力了”。 1920 年，惲代英在其言論中對於革命組織化的期許甚高，若黨派組織“真是純潔勇猛而有計劃，能充分謀破壞，亦能充分謀建設，那便革命可以說是救時的唯一良策”。也就是說，革命完成須在組織化的進程中才能夠有效地實現。儘管民國知識人的選擇是相對寬泛的，但是如果不是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思潮不免會改變知識分子的選擇和行動。當然，也存在思潮過繁，缺乏政治共識，使得思潮與某一群體的結合具有不穩定性的問題。學生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定位，被革命家賦予了獨特的社會價值。科舉之後新學勃興，學生的角色由“體國經野”到“國家希望”，蘊含着社會結構變動和民族振興的要素。五四運動為學生群體的團結和組織化提供了契機，“從前之知識階級不團結，宜就現在設法；現在之知識階級不團結，可向將來着手；將來之知識階級，大部分產出於現代之學校。今日之學生聯合會，或即其團結之基礎；以為團結在學校之時，尤宜團結於出學校之後；在學校時，宜以準備為範圍；出學校後，乃以實行為鵠的”。在民主革命時代，青年及學生是極富朝氣的積極力量。自五四運動之後，青年學生既是“驕子”也是“叛逆”，與政黨結合成為不可遏止的社會潮流，並且在“後五四時代”呈現出與國家走向關聯的特有圖景。正如杜亞泉的期許：“學校團結”和“終生團結”的背後，是一種組織性和社會化訴求，是一個構建政權和黨派力量的基本訴求。李大釗在《雙十與五四》一文中，把五四與辛亥革命並列，視為中國革命史上的標誌事件。在中共革命話語的建構過程中，其邏輯是首先“借助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詮釋了中國革命的正當性與中國革命的任務、道路等問題，使中國革命贏得了891

民眾的理解、認同和支持”。毛澤東說曾說：“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使人們公認，任何違反這個觀念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非法的”。繼而，充分肯定五四運動期間學生與工人群體的革命性，關照視野不斷下移、走向社會，最終實現了政黨理論建構的革命基礎。中國革命的社會化，是一個革命力量的多寡進而漸次發展的過程，社會動員在革命中進一步延伸。要救自己，便須得人人成為反帝、反封建的戰士。以五四之後時人對學潮的論析來說：“學生運動太重視學生自身，忘卻自身以外之社會。現在中國的學生只有若干人，投身運動者又有若干人，有覺悟有理想而從事運動者又有若干人。我恐怕把各種不相關的人減而又減，只剩下一個極可憐的少數”。在陶孟和的表述中，已經初步有了思想多元（特別是具有主導性的政治思想）而缺乏統一性的憂慮，“學生們好像一幅白紙，着上什麼色就是什麼色。我現在正努力着色呢，看將來成個什麼色？”確然，國共兩黨皆曾從思想、文化和政策中加以規範，引導青年學生走向社會實踐和認同各自的黨派教義，試圖統攝和利用學生這一不可忽視的力量。故而，整個 20 世紀中共革命和社會革命化其具體過程所呈現的是：個人的生活、價值的選擇和社會的終極走向之間，在不同思潮展演中，最終達到了某種一致，強動員性和被制度化成為選擇革命後的現實結果，“入黨是現在中國學生從事於救國的唯一道路”，並以國際潮流來強化其合法性，“加入政黨為今日世界各國國民之共同自由”。 1920 年知識人這個“驚人”的論說，代表了當時文化界已經萌芽的政治觀念。五四運動之後，政治主義和組織建設的融合就成為革命網絡制度的兩個向度。從學生群體到整體社會力量的發動，工農群體和政黨建構理念的彌合，實現了政黨底層革命與精英階層的相對貫通。五四運動加快了總體社會力量被激發的進度，促進了現代政黨的成熟。社會改造思潮勃興之後，受到蘇俄革命的影響，國共兩黨對於群眾動員和引導學生，理念上達成了一致。正如有學者所評述：“五四學生的集體身份認同是以國民身份意識為導向，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在五四運動後期，國民黨人和新興的共產黨人對青年學生的爭取，也是五四學生運動政治轉向的一個重要因素”。各界民眾被建構於國家主義和政黨理論的脈系裡，擴大了政治思潮與社會群體之間的粘性。政黨政治取代軍閥政治之後，政黨則被賦予了建構現代國家的意義，“政黨—救國”之間建立了邏輯關係，各個階層的民眾在對“黨義”的認識、遵從和認可過程中被“組織起來”，形成了能量不一的革命力量。 “我們如想中國民族得到自由獨立，只有全國民眾到國民黨的旗幟下，聯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實行國民革命”。政黨是社會力量組織起來的基礎，民國政治家稱無序的政治運動無法改造中國，而只能“以理想之政黨來改造中國”。一些服膺國民革命的知識人，視“以黨治國”為救國路線，信服強大政黨應不為“軍閥所蹂躪踐踏”，且“朋”與“黨”不同，“黨”是有信念與理論的，故而民眾融入黨團之中，實現社會改造，是革命的必經之路。社會的整合性促使知識階層不斷“政黨化”，新式知識階層在後五四尤其是國民革命時代，傾注於“黨化”與“化黨”，試圖以政黨力量改造社會與再造中國。社會力量通過有理念的黨派再度集合起來，這樣一種理念建構也與政治制度的結構互動共生。“強權就是政府，強權本沒有自性，不過隱伏在組織裡面”，突出組織與權力之間的聯合性。中共強調動員廣大群眾，使之成為政治力量與革命推進的核心來源。很明顯，五四運動與中共革命之間的關係，選擇“社會主義”的理念被強化，“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在動員機制層面具有顯著的邏輯關聯。 1928 年之後，國民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成為執政黨。由於恐懼學生運動帶來的反抗力量，“無取於學生干政之風”，於是從各個方面加以制約和規訓，鼓吹理性與樸實而指責無序991

和衝動。五四價值的評價，國民黨由於身處位置和立場的不同，變得保守與曖昧起來，與中共出現了理論認識上的差異。直到國民政府敗亡，學生運動的解決措施和合理引導民眾反抗的制度設計，也沒有建構起來，進而失效。五四之後，已有學人從傳統遭到破壞或者運動烈度過大的角度予以反思（秉持“告別革命論”者也有此種考慮），但是基本上少有全盤否定五四運動者。五四被建構為一個激情的、浪漫的且革命化的美好事物，而反五四被視為一個落後的、保守的甚至反革命的思想弊病。這個認識超越於後五四時代林立的黨派和多元的思潮，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價值標準。可謂沒有五四，就沒有革命的興盛，成為社會運動合法性的正義表述。 1928 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後，“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地說道：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呵！”晚清革命運動的正當性，通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所強化，充滿了政治義理層面的闡釋。即使五四運動確有局限，也在此種言說中被遮蔽，直到 1980 年代之後，中國大陸諸如“反傳統”、“無序性”等反面評價才又一次以學術面孔現於台前。這也意味着，五四運動在政治象徵的視野下，是一個革命話語的起點與延伸。“五四餘波”和“後五四時代”的社會機制與思潮圖景，都是“五四意義”下的接續與轉向。也就是說，五四反抗在事實上造就的“原教旨”色彩，成為 1920 年代之後中國社會運動的思想坐標。四、結語革命構成了 19～20 世紀中國社會變遷的核心命題。五四運動的源流與晚清之後的社會變革息息相關，“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觀點確有其道理，誠如梁啟超其言：“近數年來中國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辛亥革命作為一場政治革命，並沒有帶來足夠力度的社會改造和文化革新。事實上，缺乏思想文化的同步進化，“革命在另一種形式下早熟了，超過社會發展的速度；生是生下地了，可是一出世就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東西”，而且還陷入了“一個混亂的彷徨的軍閥官僚政治泥潭的裡去”。在此種維度下，五四新文化運動可以看作政治革命在思想文化層面的延續，並之於政治秩序以強大的衝擊力，派生出社會革命的客觀效果。現代國家的形成機理，是一個邏輯相繼和新舊交融的綜合體，五四運動其政治導向和社會滲透，展示了一種本土力量被組織、動員和接受新知的可能路徑。並且，五四之後的政治走向，就是在思想文化界論辯和社會力量重組下不斷行進的。作為個體的民眾，在多重社會變奏中，實現着個人社會化、關係集團化和革命組織化的多個面孔。中共革命的成功，其動員的網絡結構和政治觀念被認可，都是在五四之後思想界所鑄就格局上的再次統一和詮釋。中國革命“五四性”與“社會化”的表達，在政治話語、意識形態和時代變遷的交錯磨合中，實現着一種微妙的差異與平衡。總而言之，五四運動是中國文化、思想與社會結構一次深層次的躍遷，並最終與革命話語合流內化，形成了 20世紀中國革命敘事的邏輯結構。中國革命史敘事的建構與演變，從五四的起源到其影響解釋的不斷強化，構成了現代中國形成機制和革命道路選擇的思想坐標。中國革命史的進一步延伸與充實，“五四解釋學”當然是不能缺位的。在告別革命與回歸革命、學術界的新舊範式體系之間，多樣化論爭所反應者，不僅是政治話語的“去革命化”，更是學術話語的“新革命化”。這樣一種路徑，或可以彌合“宣傳下的革命”與“實際中的革命”其本相的背離。可以說，在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動中，革命當然難以揮手“告別”，五四研究仍可煥發出當代的“新意”。 20 世紀中國歷史的走向與闡釋，五四傳統與現代話語的交織，就是在思想文化和社會運動的張力中，不斷呈現出具有經世意義的內涵與價值。002

①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64 頁。②陳端志：《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上海：生活書店，1935 年，第 1 頁。③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00 頁；第 651 頁。④王瑾、胡玫編：《胡政之文集》上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88～90 頁。⑤《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北京：《人民日報》，1967 年 1 月 1 日。⑥惲代英：《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上海：《中國青年》，第 26 期（1924 年 4 月 12 日）。⑦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 年，第 260 頁。⑧吳稚暉：《五四產生了兩位新先生》，重慶：《世界學生》，第 1 卷第 5 期（1942 年 5 月）。⑨惲代英：《惲代英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2 頁。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年，第 494 頁。陳伯達：《論五四新文化運動》，重慶：《認識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37 年 6 月 15 日）。微拉·施瓦支：《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運動》，李國英等譯、吳景平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61 頁。張奚若：《五四運動的將來》，北平：《北大半月刊》（五四特大號），第 4 期（1948 年 5 月 1 日）。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5 頁。陶孟和：《五四：中國人民歷史的轉折點》，北京：《科學通報》，1951 年第 5 期。蔣夢麟：《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第 55 頁。“五四”卅周年紀念專輯編委會：《“五四”卅周年紀念專輯》，北京：新華書店，1949 年，第 251 ～ 252頁；第 11 頁。蔣夢麟：《學潮後青年心理的態度及利導方法》，北京：《新教育》，第 2 卷第 2 期（1919 年 10 月）。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五四” 紀念增刊），北京：《晨報》，1920 年 5 月 4 日。蔡尚思：《劃時代的五四運動》，北京：大眾文化出版社，1949 年，第 1～2 頁。石約翰：《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王國良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年，第 174 頁。柳湜：《國難與文化》，上海：黑白叢書社，1937年，第 32 頁；第 31 頁。羅志田：《西方的分裂：國際風雲與五四前後中國思想的演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9 年第3 期。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廣州：《廣東群報》，1921年 1 月 19 日。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國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北京：《歷史研究》，2004 年第 5 期。張君勱：《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上海：《東方雜誌》，第 3 期（1922 年 2 月）。《中央預防工潮學潮之大團結》，上海：《大公報》，1923 年 2 月 8 日。《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見《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460 頁。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 2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820 頁。惲逸群：《紀念五四運動》，上海：《導報》，1938年 5 月 4 日。張太雷：《五四運動的意義與價值》，上海：《中國青年》，第 77、78 期合刊（1925 年 5 月 2 日）。“有五四血統的青年們”這個表述，參見：《五四在北大》，北京：風雨社編印，1947 年，第 2 頁。印維廉：《中國革命史》，上海：世界書局，1929 年，第 1～12 頁。《大元帥在全國學生會演說》，上海：《民國日報》，1923 年 8 月 18 日。陳彩鳳等編：《廣州民國日報·青運資料選輯（1923⁃1929）》，廣州：廣東省檔案館， 1991 年，第156 頁。《五四運動十一周年紀念告青年書》，南京：《中央日報》，1930 年 5 月 4 日。102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第 55 ～56 頁。葉青：《五四文化運動的檢討》，上海：《文化建設》，第 1 卷第 5 期（1935 年 5 月）。羅家倫：《五四運動的精神》，北京：《每週評論》，第23 期（1919 年 5 月 26 日）。傅斯年：《青年的兩件事業》，北京：《晨報》，1920年 7 月 3 日。林雲陔：《近代社會主義進行之動機》，上海：《建設》，第 2 卷第 6 期（1920 年 8 月）。朱孟實：《談中學生與杜會運動》，上海：《一般》，第2 卷第 3 期（1927 年 3 月）。《今後青年學子宜注重救國方法》，天津：《大公報》，1919 年 9 月 12 日。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毛澤東新聞作品集》，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 年，第 43 頁。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北京：《新潮》，第 2 卷第 4 期（1920 年1 月）。查良鑑：《中國學生運動小史》，上海：世界書局，1927 年，第 3 頁。嘉樹：《南京學生的工人運動》，上海：《中國青年》，第 104 期（1925 年 12 月 6 日）。楊賢江：《新學生與舊學生》，上海：《學生雜誌》，第12 卷第 3 號（1925 年 3 月 5 日）。仲英：《湖南安徽之學生界》，上海：《中國青年》，第7 期（1923 年 12 月 1 日）。惲代英：《惲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224 頁。杜亞泉：《知識階級之團結》，上海：《東方雜誌》，第16 卷第 10 號（1919 年 10 月）。陳金龍：《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話語的建構》，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1 年第 10 期。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4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第 546 頁。陶孟和：《評學生運動》，上海：《新教育》，第 2 卷第5 期（1920 年 1 月）。張紹麟：《鄧恩銘烈士專集》，山東青島：中共青島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印，2006 年，第 307 頁。蒼水：《禁止學生加入政黨問題》，上海：《中國青年》，第 104 期（1925 年 12 月 6 日）。《學總會反對學生禁止入黨通電》，上海：《民國日報》，1925 年 11 月 27 日。馬建標：《學生與國家：五四學生的集體認同及政治轉向》，北京：《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省國民黨之宣言》，天津：《大公報》，1925 年 6 月16 日。張君勱：《政治活動果足以救中國耶？》，北京：《改造》，第 3 卷第 6 號（1921 年）。印維廉：《中國政黨史·序例》，南京：中央圖書局，1929 年，第 1～2 頁。葛懋春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年，第 519 頁。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54 頁。《五四精神與中國外交》，重慶：《大公報》，1942 年5 月 4 日。魯迅：《魯迅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第 78 頁。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20 頁。無論是政治制度史、社會經濟史視野，還是思想文化史、知識轉型角度，革命話語都是 20 世紀中國史中一個不可迴避的核心命題。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李金錚教授近年提出“新革命史”研究的思路，與頗為流行的“告別革命論”互為關於中國革命闡釋的兩條路徑。儘管“告別革命論”中的意識形態色彩並非是刻意或先行的，但不甚符合中國近代歷史尤其是中共黨史的邏輯建構，“新革命史”在學理意義上，更多是一種辨證與柔和的解釋範式，可以給予革命史在詮釋中一個更為貼合歷史事實的“中庸路線”。作者簡介：王旭，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責任編輯　陳志雄］202

ABSTRACTS“Macao Studies” Revisited: A Perspectiv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ivilization 　 Paradigm Qi Pengfei (005)…………………………………………………………………………………………………Abstract: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Macao is a political and legal shift and a cultural and academic homecoming. This grand historical turn has placed a new historic mission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SAR Government and the compatriots of Macao. They must adapt to this significant change, overcome colonization and “Western - centrism,” and systematically build a new Macao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n the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s well as building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ization paradigm -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has provided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Macao studies” launched since the return of this region. Positively responding to this call will create a broader space and unlimited academic development possibilities for “Macao Studies.”Key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Macao” ; “Macao Studies” ; academic system; civilization paradigm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under the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Cai Chimeng (026)………………………………………………………………………………………………Abstract: The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has an inherent economic logic and academic foundation. It is a strategic choice made by China in compliance with the historical law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 supported by a re-gional integration strategy.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with its uniqu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needs to form a “dual- circulation” model and path of construction that matches regional conditions: optimize the a-bility to reorganize and integrate elements in the region, and smooth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expand the concentration, in-tegrating and radiating power of international high- end elements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outer circulation; innovate the regional soft infrastructure, and build a conversion mechanism for the dual connection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rul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the dividend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we need to strategically soften the boundary effect, and form a region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model of “mainly internal, with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Key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14t h Five- Year Plan; “Dual Circulation” ;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Mak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Peng Yanchong (040)………………………………………………………………………………………………………Abstract: As the pilot demonstration area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endeavors to meet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through realizing a paradigm change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points out tha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 - Hong Kong - Macao Greater Bay should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It means that in the new world trade environment, the thre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change the way of regional governance, mak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establish a trade rule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Through the legal convergence mechanism, the leg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can be re-alized to build a first- class legal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bay area, and provide demonstration experience and pioneering exploration for a new round of national reform and opening- up.Keywords: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rule of law302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Macao: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Co- ordination Change in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Zhang Hongfeng (049)…………………………………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the financing mode change of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s very close. The governance objectives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for higher education are: institution-al autonomy, scale expansion and promotion of marketization with the financing mode change of institutions being the exter-nal factor driving the change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However, the “path dependence” and “ increasing returns” of the system development make the legal nature of “public legal person” of public institutions become the internal factor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ng and governance. In this context, the internal factor (public le-gal person) not only plays a role by impacting the external factor (institutional financing mode change), but also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governance objectives. Therefore, the internal factor becomes the key to restrict the causal development.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financing change of public institutions; public legal person; Macao; marketizationResearch on the Art of Learning: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Practice in Art” Sun Jie (058)…………………Abstract: The Four Items are the self- narration of Confucius on his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moral in his life. As one of the four items, the art of “Practice in Art”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Six Arts of Zhouguan in the educational ideal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and the Six Arts of Confucius in the educational life of Confucianism, and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as the minor arts and the great arts. The basic category system of art is composed of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art, the fundamental and extreme of virtue and art, and the fundamental and extreme of Dao and art. The overall significance of recreational arts in moral and benevolent arts is the erudition and elegance of the order of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vanced learning, and the purport of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accomplishment is the pursuit of the root and end,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l diplomacy. Let everyone “Practice in Art” and learn that joy is the essence of the four items.Keywords: The Four Items; Six Arts; learning and art; morality and art; Dao and art; morality RenyiOn the Evolution of Poetry Education Theory - Exploring the Roadmap of Poetry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Zhou Fengzhen (066)………………………………………………………………………………………………………Abstract: Poetry education theory plays an invaluable ro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Through review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poetry education in the ancient rite system in China, it can be found that elevated status of poetry education was often coupled with a stable society and great national power. It reflects that poetry education was the cornerstone of sus-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Given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poetry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it is meaningful to incorporate poetry in modern education systems in the 21s t century, and explore the roadmap of inheriting the aesthetics and Confucian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ms.Keywords: Poetry education theory; Chinese tradition and culture; Restructure; National spirit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Name of Charles Maigrot, MEP———Also on His Position in the ChineseRites 　 Controversy Tan Shulin (075)……………………………………………………………………………………………Abstract: Since Matteo Ricci came to China, most of the missionaries imitated Chinese names and chose authentic Chinese names for themselves out of adaptation to Chinese culture and missionary convenie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tholicism, Charles Maigrot of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served as the vicar apostolic of Fujian province during his stay in China. He not only gave himself three Chinese names, but also had sev-eral translated Chinese names. This article combines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and predecessors research achievements to trace the origins of his various names, and explores his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Keywords: Charles Maigrot; Yan Dang; Yan Jiale;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Marcel Granet in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His Chinese Studies Lu Mengya (087)………………………………………Abstract: Marcel Granet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and wrote extensively on a wide 402

range of subjects including language, literature, philosophy, religion, sociology and history, and as a highly regarded French sinologist, he bridged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hip. By Granets biographical archives and sorting out his research thinking, authorial logic and academic genealogy, we can see that this heir to the Western multi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paradigm has fed Western scholarship with a historical structuralist study of Chinese facts.Keywords: Marcel Granet; French Sinology;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c exchangeThe Study of Hu Shihs Zen History and French Sinology Wang Xuejin (097)……………………………………………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 h century, the discovery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s was of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to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study of Hu Shihs Zen Buddhism history is a new achievement of this new material discovery. In order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Zen, Hu Shih went to London and Paris in search of Dunhuang docu-ments, whilst also maintaining close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ion with Pelliot, Bernhard, etc.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scholars to make use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s. Hu Shih absorbed and borrow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French Sinol-ogy. Not only is the research method similar to French Sinology, but even on some specific issues, it is consistent with Pelli-ot. This study aims to sort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y of Hu Shihs Zen history and French Sinology, which can help to know and understand Hu Shih and his academic thought,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cademic knowledge from pre- modern to modern. Keywords: Hu Shih; Zen history; French Sinology; Paul PelliotPublishing Life History: Objects, Standpoints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Study Fan Jun & Liu Xiaojia (107)………………Abstract: As a new paradigm of publishing history studies, publishing life history focuses on the daily lives of publishing practitioners. The study of publishing life history is based on two standpoints—the stance of criticism and the stance of oth-erness, which converge on the deep concern for “Humane” . It is urgent that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be applied to practical publishing study. Future scholars can further the study from three aspects: to create the group portraits of publishers in their daily lives inductively; to examine the varia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ideology deeply;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between personal life and social life comprehensively.Keywords: Publishing history; publishing life history; objects; standpoints; research directions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Enlightenment of Western Periodical Evaluation Jiang Bo (120)………………………………Abstract: The evaluation of Western journals is rooted in a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foundation. After strict control of peer reviewing,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mature in decade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At present, the evaluation of Western journals is faced with multiple realistic dilemmas, such as the alienation of evaluation func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ool value, the devi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the solidification of index system assess-ment.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improve and innovate the Western journal evalu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valua-tion concepts, methods, content, etc., and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thinking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s journal evaluation with stones form other hills. In the evaluation concep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valuation of team performance, and pursue knowledge sharing and academic tolerance; in the evaluation method, we should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journal evaluation; realiz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evaluation content and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Keywords: Western journal evaluation; peer review;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cademic journal; evaluation system“Modern” Literary View and the Dispute over the “Opening” of Modern Vernacular Novels Question　 Shen Qingli (129)…………………………………………………………………………………………………………Abstract: In the modern literary era where novels have become “authentic” ,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novels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terature. The debate over the “opening” of modern (vernacular) novels reflects the confrontation of different modern literary concepts. Lu Xun and other pioneers of the May 4t h new culture established the 502

exemplary tradition of modern novels, but it may not be the “beginning” ; Chen Jitongs Legend of Yellow Shirt can be re-garded as an attractive and beautiful “prelude” in the grand symphony of “modern Chinese novels” . The initial significance of later Lao Cans Travels and Nie Hai Hua to “modern Chinese novels” has been ignored.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lo-cal literature “ (humanistic) modernity” , the modernity characteristics of 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 and other “ classi-cal” novels have taken shape.Keywords: The first modern vernacular novel; Legend of Yellow Shirt ; modern literary view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arrative about “ the Northeast” in the Literature of Anti- Japanese War: Centered on 　 The Shadow of Harbin by Zheng Boqi Yang Hui (137)…………………………………………………………………Abstract: The Shadow of Harbin as a four- act drama written by Zheng Boqi, and Beat the Japanese as a one- act play by Zhang Min, Yang Hanshengs screenplay Japanese Spy , the four- act play named The Spy of Japan by Lin Shicun, constitu-ted a series of the narratives about “ the Northeast” , which were coincidentally writt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ecret Agent of Japan by Amleto Vespa. It is the “collective” rewriting and adoption of Secret Agent of Japan that draws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 the Northeast” as a symbol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grity of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time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Especially, The Shadow of Harbin , written by Zheng Boqi and based on a real event “ the Kidnapping of Simon Casper” in Harbin that shocked the world in 1933, focused on the tragic fate of the Jewish nation in th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affairs, which not only represented the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Zheng Boqi as a left- wing writer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but also contributed a remarkable Chinese writing to world anti- fascist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texts above mentioned conjointly concerning the situation of “ the Northeast” during the war, manifested profoundly tha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left- wing literature,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eality and the power to intervene in reality.Keywords: Zheng Boqi; Amleto Vespa; The Shadow of Harbin ; The Literature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The NortheastResearch on the Reissue of Eileen Changs Write on Water Edited by Dachu Newspaper Ling Menghua (150)…………Abstract: Write on Water was edited by Dachu Newspaper in Hankou on August 1,1945,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issues of Eileen Changs classic collection of essays. Compared to the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Shanghai in December, 1944, the reissue varied in details, such as cover texts, fonts, arrangements of the catalogue and pictures. The differences in misprinting blank space, printing words in reverse, the modifications of punctuation and character pattern, all reflect the reis-sue and did not use the original paper- mache but were reordered and reissued. The rediscovery of Write on Water edited by Dachu Newspaper could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Eileen Changs Studies, supplement important research data of Chang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to the authors of biography and chronicle of Eileen Chang.Keywords: Eileen Chang; Write on Water ; Dachu Newspaper; reissue; Hu Lancheng Cultivating “Model Children”: Li Ke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Child Stars in 1930s Chinese FilmsYou Xiaoguang (158)……………………………………………………………………………………………………………………………Abstract: Child stars have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early Chinese film, and also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the local film industry. Li Keng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local child stars in the 1930s. He was very famous at that time and was giv-en praise such as “Chinese Prodigy” , “Model of Children” and “Typical of Chinese Children” . On the one hand,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auses of the child star images can help us to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s of the child star images in local films;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duction of child stars in early Chinese films.Keywords: Chinese film; child star production; 1930s; Li Keng; model childRethinking on Seventeen- year Xinjiang Minority theme Films: Peoples Narration and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Pan Yu (169)………………………………………………………………………………………………………………602

Abstract: Seventeen- year film is a narrative movement related to a specific subject in a specific era. Its core is to take the screen image as the carrier, consolidate the legitimacy of the narrative subject - “People” , unite the people who lack the concept of modern state, and build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elonging to new China.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Seventeen- year Xinjiang minority theme films, like other works of art in the same period, are facing a series of urgent prob-lems of realism and modernity with Peoples narration.Keywords: Seventeen- year; Xinjiang minority theme films; Peoples narrationDraft and Revision of Imperial Edict on the Abdication of the Qing Emperor Luo Baoshan (175)…………………………Abstract: The draft and revision of the imperial edict on the resignation of the Qing emperor has remained highly conten-tious. In recent years, two manuscript copies of the above- mentioned imperial edict have been found in the archives. The re-vision record on the manuscript and the revised text by Yuan Shikai himself show the outline of the revision and final draft of the imperial edits. At the same time, it clarifies the historical disputed case over the years and the wrong statement that Yuan Shikai added “Give him a blank check” in Zhang Jians draft.Keywords: Imperial Edict of the Abdication of the Qing Emperor; Yuan Shikai; Zhang Jian; Hu HanminThe Institutional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1912- 1928 Guan Xiaohong (181)…………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of Republican China (1912- 1928) occurre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that toppled the imperial system and before the rule of the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or modern China, it was an era of frequent trial and error in implementing political systems,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phase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following the New Policy reforms of the late Qing. Many twists and turns during this period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stemmed from problems with the late Qing political reforms. The three major issues occurring during the 1912- 1928 era, namely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ranch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ovinces, were all dominated by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rameworks. All of this made the 1912- 1928 era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late Qing period, increas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ne stag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nother, and accelerated the change in political systems while also broadening the choices available.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complex contention among all parties, but also acquir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s imposed upon institutional renovation by tradition and circumstances th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s behind the chaotic partisan politics.Keywords: Beiyang warlords; Beijing government of Republican China;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ranche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ovinces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Wang Xu (191)……Abstrac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in modern China, and it accelerated the intensity of social changes after the 1920s. In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the landmark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it w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narrative of the CCP revolutio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20t h century often reflected the continuity effect brought about b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into a symbol, a symbol that had the same structure and coexistence with the revolutionary mea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s a dynamic com-plex of ideolog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s. In fact,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Keyword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ought and cultur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political ideology702

徵稿啟事　　《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學院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 年創刊。 “人文社會科學版”為中文版,季刊,大 16 開本,每期 208 頁。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歷史研究等。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茲就中文來稿規範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本刊係學術理論性刊物,尤其歡迎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篇幅以 10,000 ~ 15,000 字為宜,簡體、繁體文本均可,錄入請採用 Word 軟件。二、本刊注釋一律採用文末注,標號順序採用加圓圈的阿拉伯數字①②③……,並置於正文文字的右上角。具體標注格式如下: 1. 專著、譯著、論文集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2. 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報告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地點、機構、文獻形成時間、頁碼。3. 期刊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刊名、年期。4. 報紙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報名、日期。5. 古籍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卷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責任者、文獻題名、部類名、卷次、版本。6. 檔案文獻的標注順序為: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收藏地點。7. 外文文獻的標注格式原則上採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三、參考文獻置於注釋之後,按其重要性或參考的先後順序編號排列。注釋中已出現的徵引文獻,在參考文獻中不再列出。參考文獻的標注格式與注釋的格式基本相同,但不標示具體頁碼。四、本刊採用網上投稿,請登錄採編系統 http://MPIJHS.cbpt.cnki.net,在“作者投稿系統”中註冊賬號。稿件成功提交之後,即可在線跟蹤處理結果。五、來稿需提供 200 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3~6 個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本刊實行匿名審稿,請作者另紙附上學術簡歷以及聯繫地址、郵政編碼、電話、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基金項目或資助項目請注明具體名稱及編號。六、本刊對擬採用稿件有酌情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時特別聲明。來稿一經刊用,即付薄酬,並贈送兩本樣刊。凡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文稿的著作權,均由澳門理工學院和作者共同享有,作者著作權使用費已在稿酬中一次性給付,本刊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所授權的相關收錄、上網、下載、轉載或收入論文集等用途,請在來稿時作特別聲明。稿件請勿一稿多投。來稿一律不退,敬請作者自留底稿。七、本刊倡導良好學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來稿如發生侵犯他人著作權或人身權行為,作者應負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八、歡迎光臨 journal.ipm.edu.mo,免費查閱本刊自創刊以來的各期電子版全文。九、本刊聯繫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報》編輯組。電話: (00853)28555937。傳真:(00853)28723786。電子郵箱:xuebao@ipm.edu.mo《澳門理工學報》編輯組2022 年 1 月 15 日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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