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1 年第 3 期編輯委員會主　 　 任: 嚴肇基副 主 任: 李雁蓮　 劉澤生委　 　 員: (以姓氏筆畫為序)王利民　 王長斌　 毛思慧朱　 劍　 仲偉民　 李向玉李長森　 李惠芳　 李雁蓮吳承學　 吳新凡　 林子予林發欽　 姚　 申　 徐秀菊高自龍　 陳志雄　 陳慶雲崔月琴　 張耀銘　 黃貴海齊鵬飛　 劉　 明　 劉澤生劉曙光　 韓璞庚　 韓麗麗謝丹嬋　 嚴肇基顧　 　 問: 李向玉總 編 輯: 劉澤生副總編輯: 陳志雄澳門理工學院主辦

目　 　 錄2021年第 3期 ( 總第 83期 ) 1998年 4月創刊·名家專論·新文化運動轉向與民國政府應對“俄蘇文學熱” 林精華　 (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 劉澤生　 (26)…………………………………………………………………澳門“愛國者治澳”的治理探索及其啟示 楊愛平　 (27)………………………………以科技創新為引擎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參與雙循環研究 鍾　 韻　 (38)………………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思考 左連村　 (46)……………………………………·中西文化·來華耶穌會士白晉《易經》研究的歐洲思想淵源 張西平　 (55)………………………後“禮儀之爭”時代在華耶穌會士研究———宮廷樂師魯仲賢及其中國報導(1743~1747) 柯　 卉　 (67)………………民國初年天主教反對孔教入憲的輿論考察———以天津《益世報》為中心 趙秀麗　 (78)………………………………………

·總編視角·主持人語 劉澤生　 (89)…………………………………………………………………開放評價、前沿學習與開放教育革命 劉益東　 (90)……………………………………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的倫理困境及破解之道 徐雅雯　 (102)……………………………·文學研究·“蜜蜂的寓言”:奧爾科特的工作倫理與情感經濟 楊　 靖　 (110)……………………“意外”的社會政治倫理:以歐·亨利為例 龔浩敏　 (122)……………………………藝術共情的限度:《屈服》中的“9·11”紀念碑之爭 但漢松　 (131)……………………·動物研究專題·主持人語 陳懷宇　 (143)…………………………………………………………………中國歷史動物研究的反思與重構 吳傑華　 曹志紅　 (144)……………………………動物倫理、本土調適與名物對應:漢地佛教涉藥文化史三論 蘆　 笛　 (154)…………歷史與神話的交織:漢唐時期雲南蛇的敘事及其形象變化 王　 彤　 (165)…………銀荒亡明論的經濟學辨析 王五一　 (172)………………………………………………論清代後期外國銀幣的流通 郭衛東　 (184)……………………………………………廣東省參議會與 1947 年收回澳門運動 彭　 展　 (194)………………………………本期英文內容提要 (203)…………………………………………………………………徵稿啟事 (208)……………………………………………………………………………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Vol. 24, No. 3 (Serial No. 83), 2021CONTENTSThe Turn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Boom of Soviet-Russian Literature in China Lin Jinghua (005)………………………………The Explo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Macao SARs “Patriots Governing Macao”　 Yang Aiping (027)……………………………………………………………………………………Driving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Participate in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Zhong Yun (038)……………………………………………………………………………………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uo Liancun (046)……………………………………………………………………………………Joachim Bouvets Figurismus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 Zhang Xiping (055)………………………Jesuits in China during the Post-Rites Controversy Era: Johannes Walter, Court Musician and His　 China Reports (1743-1747) Ke Hui (067)…………………………………………………………An Investigation of Catholic Public Opinion against the Inclusion of Confucianism into the Constitution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ased on the Social Welfare Tientsin Zhao Xiuli (078)………………Open Review, Frontier Learning and Open Education Revolution Liu Yidong (090)…………………The Ethical Dilemma of Academic Misconduct in Journals and Its Solutions Xu Yawen (102)………“The Fable of the Bees”: Louisa May Alcott’s Work Ethic and Sentimental Economy　 Yang Jing (110)………………………………………………………………………………………Political Ethics of Surprise: The Case of O. Henry’s Short Stories Gong Haomin (122)……………The Limits of Artistic Empathy: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9 / 11 Memorial in The Submission　 Dan Hansong (131)……………………………………………………………………………………An Introsp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bout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cal Animals　 Wu Jiehua & Cao Zhihong (144)……………………………………………………………………Animal Ethics, Local Adaptation and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mes and Entities: 　 Thre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of Materia Medica Lu Di (154)……Interweaving History and Myth: A Study on the Narrative and Change Image of the Snake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Period Wang Tong (165)………………………………Did a Silver Shortage Cause the Demise of the Ming Dynasty? From an Economic Analysis　 Wang Wuyi (172)……………………………………………………………………………………On the Circulation of Foreign Silver Coi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Guo Weidong (184)……………The Assembl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Movement to Recover Macao in 1947　 Peng Zhan (194)………………………………………………………………………………………本期基本參數 : ISSN 0874-1824∗1998∗q∗A4∗208∗zh∗P∗MOP50∗1350∗18∗2021-07英文顧問 : Joanna Radwanska Williams(安霞)　 　 　 　 　 本期英文編輯 : Áine Ní Bhroin(譚小果)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名家專論·新文化運動轉向與民國政府應對“俄蘇文學熱” *林精華[提　 要] 　 訴諸帝俄問題的現代俄國文學,本不具有普世性的審美價值,而布爾什維克有意識推動的蘇俄文學及批評則問題更多。 自 1919 年末中國開始興起“俄蘇文學熱”,其規模和影響不斷改變着新文化運動方向:由廣泛譯介世界各主要國家文學,轉為側重譯介俄蘇文學,塑造現代中國的審美資源,日趨偏向蘇俄的反映論。 這種俄蘇文學熱,看似是滿懷愛國熱忱而對俄羅斯問題認識不足的激進青年所推動,實則是共產國際暗中支持的結果。 在對蘇俄外交上多有掣肘的北京政府、南京政府,以法律或意識形態之手段查禁紅色話語,卻收效甚微,既未召喚文化精英認真嚴肅研究包括文學在內的俄蘇問題,又反向激發更多的人傾心於這種文學,並把它轉化為行動指南。[關鍵詞] 　 十月革命　 共產國際　 俄蘇文學熱　 新文化運動　 北京政府　 南京政府[中圖分類號] 　 I109; K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005 - 21眾所週知,於新文化運動中風生水起的《新青年》,在召喚社會積極面向現代文明方面,功勳卓著,原因之一是錢玄同、胡適、李大釗、劉復、沈尹默等有世界視野的編委,和主編陳獨秀同舟共濟;但 1920 年,編委會分裂,個中原因複雜,陳獨秀本人思想發生急劇變化,可謂最為關鍵。 史料披露,此前他已接受共產國際資助,①使辦刊方向日趨激進(如 1920 年 5 月刊行的“勞動節”專號);得第三國際代表吳廷康即維經斯基(Г. Воитинский)指示和資金,於是年 8 月在上海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 年《新青年》成為共產黨機關刊,上述編委和魯迅兄弟等完全離去,1922 年 5 月 7 日胡適、高一涵、陶孟和等在北京創辦《努力週報》。 這類事件絕非意外:巴黎和會未能如中國文化精英所願,直接引發五四運動,自此歐美便由寄寓理想和希望之所在,轉而變成失望對象,如梁啟超《歐遊心影錄》(1920)直書歐洲的經濟破產、文化衰敗,和中國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的《使西紀程》所描述的歐洲全然是另一番情景。 與此同時,帝俄本因地緣政治和教會勢力範圍而和歐洲分裂,在蘇維埃政權那裡則發展到敵視歐洲,也導致歐美聯合起來抵抗。 中國是十四個直接參加反對蘇俄政權5∗本文係北京市教委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高水平教師隊伍建設支持計劃特聘教授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陣營的國家之一。 為穩住中國,蘇俄政府兩次發表《對華宣言》,眾多文化精英不諳此舉乃蘇俄的高超外交行為,便不明就裡地突然傾向於蘇俄。②這種風雲際會,意外促使新文化運動急劇轉向:在晚清以來廣泛譯介世界多國的思想、文學藝術及理論之潮流中,來自俄國的近乎無,1919 年底後那些滿腔愛國熱忱卻受現代教育不足的青年,無論是否懂俄文,紛紛轉向俄蘇文學,以求快捷獲得國家重建的美學資源,從而使漢譯俄蘇文學及社會理論加速成為主流思潮之一,如瞿秋白《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1920)所說,“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思想都受它的影響。 大家要追溯其遠因,考察其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於俄國,都集於俄國的文學;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裡,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裡開辟一條新道路,聽着俄國舊社會崩潰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 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 於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 這一態勢切實地影響着社會思潮,如北大學生創辦的月刊《新潮》之變化,在周策縱看來,“其領導人物所主張的社會革命觀念,顯然是部分地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③這類情形不斷改變着“新文化運動”的性質:“新文化運動”之說,在“五四”運動過後半年流行開來,翌年 1 月孫文稱,“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 推遠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致輿論大放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 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④新文化運動在“五四”之前就已發生,其後持續,但發展趨向則日益偏離辛亥革命以來所形成的“民主”、“共和制”和“科學” 潮流,日益受蘇俄文學及其建構的諸多觀念所左右,即朱光潛《現代中國文學》(1948)所說的,“新文學所受的影響主要是西方文學……耿濟之、曹靖華、魯迅、高植所譯俄國小說影響則最大”。⑤這一反差,即“布爾什維克對五四運動及其以前的影響,很難與自由和民主的觀念相比”(周策縱語),“俄國巨變作為一種酵素間接地影響,遠比不上世界大戰甚至威爾遜總統的民主和民族自決觀念的影響力”,“就技術而言,中國並無布爾什維主義的準備及資質” (杜威演講《中國的新文化》),還有在華的蘇俄難民 20 萬,⑥為何未喚起文化精英嚴肅面對此勢以及中國俄蘇文學熱? “五四”時期的中國還存在多國的勢力範圍、交戰區、租借地、租界等,外國人的郵局和法庭,國人與僑民的法律訴訟需由外國法庭裁定,海關稅和鹽稅這類國家主要稅收來源被外國所控制,進出口稅率由列強確定,這些意味着中國乃尚非主權完全獨立的國家,而仍是一個列强可以在此攫取各種利益的龐大區域。 共和制重視國家認同,而倡導國家非主權化的共產國際所宣傳的俄蘇文學如何能在民國暢銷起來? 為何北京政府用法律查禁卻不能克,南京政府用意識形態阻止之,同樣禁而不絕,並釀成更具影響力的潮流?一、北京政府:法律查禁的失敗在對十月革命真相並不清楚,對何以發生這種革命的國家之文學基本上缺乏研究之情勢下,一些人熱情洋溢地經由日文、英文和德文等譯介俄蘇文學,在很短時間內(1919~1925)商務印書館陸續推出《近代俄國小說集》5 集(“東方文庫”)、《俄國戲劇集》10 集(“俄羅斯文學叢書”之一)、《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另有《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新中國雜誌社)、《普希金小說集》(亞東書局)、《托爾斯泰小說集》(泰東書局)、《契訶夫短篇小說集》 (北新書局)等相繼問世,以及《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學生雜誌》等老雜誌,《新青年》、《新潮》、《國民》、《少年中國》、《建設》等新刊物,發6

表大量俄蘇文學譯作。 如此翻譯力度、傳播廣度、接受程度,俄蘇文學在中國迅速超過英、法、德、日、美等國文學。 造成如此情景,並非俄蘇文學表達了對中國的認同,相反,中國形象在俄人之作中,除托爾斯泰某些論述之外,多為負面,如哲學家索洛維約夫( 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 《中國與歐洲》(1890)立足於歐化的帝俄中心論,論述信仰儒教的中國會如何危及基督教的歐洲;象徵主義文學家別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入了基督教的中國佬》 (1927)也不相信中國。 尤其是,這種否定性論及中國之國度裡的文學,和蘇維埃制度一樣,若無專業能力難以理解。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制度,按別爾嘉耶夫這位有俄羅斯情懷的烏克蘭裔思想家之《俄羅斯共產主義的起源和傳播》(1933)所論,是和東正教及斯拉夫村社傳統相關聯,不具普世性價值的純俄羅斯政治文化行為,其文學不單不具有向世界傳播的審美魅力,一開始就危機四伏(大批重要作家或流亡,或被審查制度限制,而新入文壇的作家,文字能力和文學修養皆不足,把文學寫作當作意識形態演繹,並且文壇還充滿着沒有最左只有更左的話語紛爭),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當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後來的文學史家筆下,“1918~1930 年代文學”之地位持續下降,在當代俄國學者的論述中更是降到低點,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莫澤爾(Charles Moser)主編的《劍橋俄羅斯文學史》(1989 年初版)則從語言、敘述方式和立意等角度多番論述其不足。百餘年來被中國所熱讀的普希金,其成名作《皇村的回憶》被俄國人稱道,乃因少年得志的詩人用帝俄官方宏大修辭抒發帝國青年的志向;其代表作《致誹謗俄羅斯的人》(1831)訴諸的是對帝俄的使命感(著名詩句“別再說了:那始終是斯拉夫人內部的爭論,/一場你們解決不了的問題 /是命運所決定的古老家族紛爭……你們根本不懂家族世仇;/克里姆林宮和布拉格對你們無話可說……”,用詩意修辭掩飾歷史真相,即 18 世紀末波蘭被帝俄、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但分散於各國的波蘭人復國志業從未停止過,1830 年 11 月末俄屬波蘭王國的波蘭裔軍官率先起義,旋即得到散布帝俄多地的波蘭人地下組織之呼應,但起義被俄軍所鎮壓,尼古拉一世由此取消協定規定的波蘭王國之自治地位,華沙被降級為一個駐軍單位,此地的大學被關閉。 對此,歐洲強烈譴責之,而普希金寫這首詩回應,按官方話語,把信仰天主教的波蘭和信仰正教的帝俄之地緣政治衝突,說成是斯拉夫兄弟內部紛爭。 這種強烈的帝國情懷,在長篇敘事詩《波爾塔瓦》 (1829)中同樣存在:把追求烏克蘭民族獨立的烏克蘭英雄馬澤帕(Иван Мазепа /Jan Mazepa),定位為俄羅斯祖國的叛國者、俄羅斯正教會的叛教者等,把這位烏克蘭獨立運動的精神象徵,塑造成純真愛情的騙子手,由此就順理成章地屏蔽了烏克蘭的國家歸屬、教會隸屬、語言差別和身份認同等方面的主體性,把它敘述成是俄羅斯一部分。 這種詩篇,和果戈理、舍甫琴科等諸多表達烏克蘭訴求之作,不可並置。 至於萊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等作品的深刻性,多基於東方正教徒對帝俄諸多敏感問題的複雜敘述,如高加索、烏克蘭、波蘭等成為他們筆下的帝國邊陲。⑦對這種俄羅斯中心論的內部殖民戰略,絕大多數的作家習慣性地心神往之,如百餘年來被中國推崇備至的別林斯基,其成名作《文學的幻想》 (1834)就聲稱,相信政府在普及教育方面的大筆投入、細緻監管、獎勵,“我們很快就有俄羅斯國民的教育;我們會迅速證明,我們用不着非我族類的思想監護。 屆時我們會輕鬆就能做到這點:聲望赫赫的部長們、在皇帝辛勞處理民權事務領域的臣僚們,出現在擠滿着愛智青年的俄羅斯教育中央殿堂裡,向他們宣布君主的神聖意志,指出通往教育之路在於正教、君權神授(самодержание)和國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之精神”。⑧這種把文學批評直接訴諸於“官方國民性理論”,並懷疑通過圖書市場途徑而繁榮起來的文學在國民教育中之作用的主張,絕非他一時興起,而是其基本理念。 翌年發表的《俄羅斯中篇小說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7

說》,同樣表達對當局支持教育和推動文學發達之偉業的期待。 這類被書報刊審查制度所馴化出的帝俄認同,讓非俄羅斯裔作家常處於更危險境地,飽受俄羅斯作家難以體認的惶恐,但這類情形,直到十月革命之後,大批非俄羅斯族裔的作家流亡或移民到蘇俄之外,才被些許地揭示出來,到俄聯邦時代知識界才部分地正視這類事實。⑨更嚴重的是,五四時期孕育出的“俄蘇文學熱”,持久不衰,多是那些熱血青年按布爾什維克話語,對俄蘇文學的一廂情願理解而已:在五四運動前三個月,布爾什維克就創設共產國際,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以圖在世界多國或地區建立支部,開啟大外宣方式,介紹蘇俄共產主義革命的正當性,推廣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經驗。 在這樣的大戰略中,布爾什維克在“五四”之後的中國見出希望:時任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長沃茲涅先斯基(Вознесéнский) 《東方革命之烈火》 (《消息報》1919 年 9 月 14 日)宣稱,五四運動為布爾什維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機會。 與此同時,蘇俄強力監管文學藝術發展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如 1922 年驅逐 160 位最為傑出的人文學科教授,強化共產主義文藝學建設,導致蘇俄文學不斷分裂為境外的和境內的、非法的和合法的、被查禁的和受到鼓勵的。 遠離蘇俄真相的俄蘇文學熱,改變了此前多方位譯介世界文學之格局,也加速促成新文化運動追求啟蒙主義的趨向,被創造社、太陽社和左聯等簡單化敘述中國問題所替代。 這些意味着, “俄蘇文學熱”多是缺乏研究俄蘇文化的激進青年所為。疑惑就來了:自《璦琿條約》(1858)、《北京條約》 (1860)以降,中國屢遭俄國陷害,到 1920 年代後期中俄邊境接壤超過四千公里,若加上中蒙邊境線則超過九千公里(當時國人知道,蘇俄接續帝俄戰略,繼續嚴重滲透外蒙:以肅清外蒙有反布爾什維克軍的白衛軍為名,1921 年蘇俄出兵蒙古,卻在此建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簽署《俄蒙修好條約》),中國怎麼就少有通俄文的俄羅斯文學專才,懂包括俄國的文學、正教、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等等在內的俄蘇問題之通才呢?從莫斯科公國而擴張成跨歐亞的俄羅斯帝國,哪怕經歷過雅克薩戰役(1685~1689)並簽訂《尼布楚條約》,大清帝國對這個已然成為實實在在威脅的北方鄰居卻素無深入研究,雖然 1708 年理藩院設立俄羅斯館,培養滿—俄文翻譯人才,因招生制度設計(以招收八旗子弟為主體)、教學條件不足(俄語師資是俄國商人,1730 年之後改為俄羅斯正教會駐北京傳教團神父,而這個傳教團本負有外交使命,任俄語教師另有利益考慮,不會真心讓學生掌握俄語),完全沒能力培育出真正的俄羅斯問題專家,甚至連培養稱職的翻譯人才也難。 按俄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Егор Ковалевский)《中國之旅》(1853),到 1805 年,學生對俄語多一竅不通、俄語考試錯誤百出;1845 年俄外交部給該館贈送圖書,卻無人能識。 俄國人借助此館卻一直謀私良多。 不否認,1690 年大清帝國和帝俄邊境立有界碑(碑文用漢、滿、蒙、俄及拉丁文),其後偶爾有士大夫或官員重視東北、西北的地理、防務,如楊賓《柳邊紀略》(1707),圖理琛《異域錄》(1717)、方式濟《龍沙紀略》 (1717)、高官傅恆參與責編的《皇輿西域圖志》、何秋濤的《北徼彙編》 (咸豐帝賜名《朔方備乘》)、林則徐所譯的《俄羅斯國紀要》(《俄國疆界風俗記》)、張鵬翮的《奉使俄羅斯行程錄》、俞正燮的《俄羅斯佐領考》和《俄羅斯事輯》、張穆的《俄羅斯事補輯》等等,但多是概述性的,未觸及帝俄的根本性問題。 如此情勢導致,清廷不知俄國通過歐化之途,成為世上最大的疆域連片殖民帝國並極富國際政治經驗,致使鴉片戰爭兩年後,未經戰事,就迫使中國簽署《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協議過程居然由俄國神父任翻譯)。 而彼時帝俄狀況極為糟糕:剛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敗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不久(1855)及引發國內矛盾(被迫進行 1861 年改革),歐洲持續支持土耳其反對俄國。 因官僚體制和士大夫言說之間缺乏有效通道,中國局勢變得更為凶險:繆祐孫利用出使俄國兩年(1887~1889)的機會及8

時著述《俄遊彙編》,雖提供豐富知識,卻未助力朝廷更理性對待帝俄;任翰林院編修和陝西道監察御史的朱一新,其《無邪堂答問》(1892)提出國之最大禍患莫如俄,力主要擇譯那三百餘種涉及俄國的政教、風俗、輿地、兵法、器物、種植等書籍,但最終無果。 曾參與維新變法的湯睿譯《俄土戰記》(1897),梁啟超作序(《時務報》1898 年 2 月 11 日)稱,“欲得志於東方者數百年”,以警示清政府勿“倚強盜以作腹心,引餓虎以同寢食”;晚清駐英公使館翻譯陳貽範譯英國人的《俄人蠶食太平洋迤北邊地考》(《時務報》1897 年 9 月),借英人之口說俄常在中國危局時,“乘隙而入,肆意要求,侵割土地”;《清議報》刊行譯自日文的《俄國侵略中國志略》 (1900),借日人之口說俄正加緊對中國侵略,譯此書“以供我國人之省覽”。 諸如此類,未能阻止《中俄密約》之簽訂和中東鐵路之南伸。體制內外的文人言路堵塞,導致清廷缺乏嚴肅認識世界和俄國之可能性,這也是教育制度設計的結果之一。 和洋人打交道盡失顏面,1862 年清廷被迫創辦同文館,內設有俄文班(俄羅斯文館並入其中),1887 年在迪化設新疆俄文館:俄文課仍聘請俄國人教授,學生只限於八旗子弟,以圖給官府培養漢滿俄語翻譯人才。 這種教育模式不可能造就通俄問題的戰略人才,導致未經戰爭就從中國獲得大片土地,甚至在俄早已盯住東北的情況下,慈禧仍要與俄合作。 1902 年同文館並入京師大學堂後,俄文也僅限於語言教學;北京大學廢門設系,俄文系在培養通專才的質量上,不比琿春俄文書院、黑龍江俄文學堂、吉林外語學堂、奉天方言學堂、漢口華俄商業學堂等更有效。進入民國後,中國在培養有關研究俄羅斯問題和文學的人才方面,亦乏善可陳。 1899 年清政府創辦東省鐵路俄文學堂,民國成立後改組其為外交部俄文專修館,以培養外交翻譯人才,1922 年易名為北京俄文法政專門學校,1928 年並入北平大學俄文法政學院(1931 年易名為北平大學商學院)。 1917~1919 年就學於此的瞿秋白、耿濟之乃其優秀畢業生,但只按蘇俄話語譯介俄國文學,缺乏認識蘇俄問題的中國意識,足見該校無力培養研究俄蘇問題通才。 曾入海參崴帝俄東方語專科學校的張西曼,1920 年代譯列寧《俄國共產黨綱》,出版彰顯蘇俄偉大性的《新俄羅斯》和《蘇俄民法》、《蘇俄憲法》等,積極推動孫文聯俄容共,與楊明齋一樣,皆為旅俄華人的俄共黨員,後者1920 年夏在上海主持成立“華俄通訊社”和“外國語學社”。 該校不以培育懂俄國問題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家為宗旨(這所補習學校存續時間短,學員為各共產主義小組選派的代表,而作為屈折語的俄語,短期學習不可能掌握)。 俄文教員和社長楊明齋 16 歲輟學務農,後去海參崴務工,被召喚入布爾什維克,1920 年 3 月作為共產國際工作組成員兼翻譯回國,成為中國馬列主義理論家。 而張聞天、王明、蔣經國等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接受共產國際教育,卻觀察不到共產國際促成中國的“俄蘇文學熱”之真相。正因二百年來中國始終未建立能培養全方位通俄羅斯問題的國際戰略人才之機制,民國初年不少文化精英,雖不懂俄語且欠缺專門知識,卻對引發蘇俄內戰的十月革命發表熱情洋溢的禮頌文字,如羅家倫《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創刊號 1919 年 1 月)聲稱,“現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 以前的革命是法國式的的革命,以後的革命是俄國式的革命”;在這期創刊號上,傅斯年刊文《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更聲稱,俄國將來會兼併世界的,不是領土,也非國權,而是在思想上。 尤其是李大釗《Bolshevism 的勝利》(《新青年》第 5 卷第 5 號)讚歎“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 Bolshevism 戰勝的旗。 到處所聞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凱歌的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言治》1918 年 7 月)籲請“吾人對俄羅斯今日之事變,唯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時之亂象遂遽為之抱悲觀也”。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9

實際上,“俄蘇文學熱”持續興盛,在相當程度上更是共產國際在中國實施其戰略的一部分。1919 年 3 月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決議聲稱,工人解放不是一個地區或民族的問題,而是國際問題,須協調全球無產階級,民族利益須服從國際革命利益,即蘇俄利益;⑩基於維護蘇維埃政權的安全,對十月革命後立即撤走駐俄外交機構官方代表的中國政府,蘇俄一方面通過外交人民委員會發布兩次“對華宣言”,促使北京政府與其談判(首先是解決進入中國的白俄不再反蘇),另一方面通過共產國際接觸在野的政治力量並予以切實支持。正因後一戰略,1922 年 8 月 27 日孫文致函越飛說,只要支持他重建中央政府,就同意蘇俄紅軍暫時駐紮外蒙等要求,三天後越飛致函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說“孫(文)已上鉤”;翌年 1 月下旬越飛和孫文在上海會晤,答應給後者“三百萬金盧布”,此後發表“聯合宣言”,多滿足蘇俄要求,雖然孫文“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 據 1993 年俄聯邦披露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蘇聯資助中國的經費,給國民黨的要比共產黨還多;1920 年 10 月俄共派駐中國代表給阿穆爾州委報告說,上海是社會主義者活動中心,有 300 多種報刊雜誌,皆帶有社會主義性,“可以得出結論,在中國南方容易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共產主義不受追究,卻得到鼓勵”,陳炯明和閻錫山皆熱心於出版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報刊。由此出現上述《新青年》獲共產國際特別青睞的事件。 更有甚者,共產國際直接安排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國共合作,也推動了蔣介石領導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成員包括蔣介石、沈定一、張太雷、王登雲)赴俄考察(1923 年 9 月 5 日抵莫斯科、11 月 29 日返國)。 期間,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就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形成了決議案(11 月 28 日),按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重新詮釋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是要同時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本國資產階級壓迫,民權主義不是“天賦人權”,而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鬥爭的權力。 蔣介石攜帶這決議案返國,國民黨一大宣言(1924 年 1 月)按蘇俄話語修改:“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反之則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但蔣介石此行得出如是結論:俄國革命成功在於工農接受革命之煽動,蘇俄國家建設特點則是工人皆受軍隊教育,要強分階級、講求鬥爭、對革命友人的策略比對敵人的策略更多,紅軍組織嚴密,蘇維埃制度乃專制和恐怖組織,與中國三民主義政治制度根本不能相容。其實,蘇俄政權之建立遠比這複雜:1861 年改革成果累積到 19~20 世紀之交,破壞傳統的莊園經濟制度,弱化東正教信仰,引發對資本主義進程不滿、非俄羅斯族群對帝國的疏離感增大等,二月革命是這種改革的“成果”,但十月革命及其建立否定私有制和去西方化的蘇維埃政府,則撕裂已歐化兩個世紀的社會、中斷正常的歷史進程,引發內戰,也導致全球緊張。 為此蘇俄政權急需安全環境,鑒於孫文熱心於聯俄容共,便在十月革命八週年之日(1925),蘇聯在莫斯科黃金地段建立中山大學(1928 年易名為孫逸仙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1930 年夏解散。 共產國際書記拉狄克和共產國際遠東部副部長米夫先後任校長),隨即(11 月 24 日)國立廣東大學致函國民政府,要給赴中山大學的留學生置裝費(人均 150 大洋,共 2700 大洋),此舉“尤足表現本校熱心革命之精神”。北京政府對布爾什維克政權一開始就提防:1918 年 2 月 24 日駐俄公使劉鏡人受命撤回主要成員,一個月後日本外相本野一郎和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就達成合作對抗紅色浪潮的增長,並很快簽署秘密的軍事互助、合作協定(但中國知識分子擔心日本滲透而抗議);恢復中斷多時的庚子賠款,支持原臨時政府派駐北京的使館人員;拒絕和兩次發布《對華宣言》的蘇俄政府談判(直到 1920年 9 月 20 日才不承認臨時政府)。01

尤其是,北京政府對蘇俄滲透抱持高度警覺,效仿歐美對新聞出版業的管理辦法,通過法律手段阻止之:1919 年 9 月 17 日,內務部發布訓令,對入境的蘇俄“過激黨”印刷物,“亟應加意偵防,嚴密查禁”;通過共產國際(1920 年共產國際二大吸納斯大林《不要忘記東方》的核心思想,落後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轉而成為革命者),蘇俄思想在中國日益壯觀,1920 年 2 月初內務部要求“查禁嚴防”登載蘇俄思想和文藝的刊物;1919 年 9 月國務院公函內務部,據日本駐巴黎少將報告書,“查出過激黨列寧一派注目中國,欲使投入漩渦,曾以支那語之印刷物配布中國及中亞等情。 俄國過激黨以印刷物流布中國,意圖煽惑情事,亟應加意偵防,嚴密查禁”,並附報告書原件。 其中寫道:“過激派之列寧一派,以蔑視人道正義而逞虐待暴行,為文明及自由之公敵,而為文明國民之所敵視……西歐諸國大加警戒,過激派不易達其目的,乃注目於中東及遠東,就中尤着眼諸國,欲使投入漩渦,其畫策進行,不難審而知也。 列寧刊行的那些支那語出版物之要旨:俄國勞農政府破棄帝俄時代與日本和中國所締結之秘密條約……勞農政府欲與支那人民唯一之同盟者。” 旋即,內務部訓令京師警察廳和各省督軍、省長要嚴查之。 翌年 2 月初國務院公函內務部,查處列寧黨在中國傳播的書目,包括《俄國過激派施行之攻略》、《列寧之解剖》等 82 種漢語讀物;繼而,內務部警政司發布《防範新思潮傳播辦法》(1920),聲稱“值此歐戰告終,物力缺乏,世界潮流,日趨險惡,俄之過激黨,幾遍全球,雖因窮迫所致,但政治未盡改良所激而成。 我國毗連俄疆,關係尤切。 數年來,內訌未息,交亂相尋,國家之元氣大傷,人民之生機日困,危機四伏,至為堪憂,若不先事預防,誠恐一旦受其播及,則危害國家社會,何堪設想”。1921 年 4 月 18 日東省特別區警察總管理處抓捕蘇俄《前進報》主編,6 月 5 日關閉該報館(此後易名出版,皆被查封),因其犯有“宣傳過激主義”之罪;1925 年11 月,針對東北地區的蘇俄報刊特別活躍,頒布《暫行限制俄報辦法》,關閉所有俄文報社,限制創辦新的俄文報。北京政府雖始終處於内憂外患中,但即便在末期仍嚴防蘇俄的滲透,如 1928 年 3月 13 日外交部致函内務部,“頃據俄報登載蘇聯政府現製各種宣傳影片,定於本年春間在中國等處演映等語”,如哈爾濱《霞報》轉載莫斯科《真理報》,蘇聯赤化將以影片為宣傳手段,為求更好之功效,準備製造以廢除現有社會之組織為目的影片,免費或低廉放映於印度、中國、埃及等(內務部旋即轉致從直隸到新疆或察哈爾等地的省長、都統,嚴加查辦)。但這些行為不敵蘇俄政府兩次發布的《對華宣言》激發在野政治力量和知識精英對蘇俄的熱忱。 在國際殖民主義體系瓦解之際,布爾什維克以暴力手段建立蘇維埃政權,並以“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之名,迫使剛從帝俄解體後獲得獨立的烏克蘭、白俄羅斯、高加索諸多民族等,加入蘇俄,阻止這些民族的自決運動。 此舉招致世界多國政府共同抵抗。 為了緩解蘇維埃政權東西方夾擊之危局, 不僅在貝加爾湖和遠東之間開辟緩衝帶, 成立所謂遠東共和國 (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1920 年 4 月 6 日~1922 年 11 月 15 日),而且為使北京政府退出抵抗蘇俄的陣營,1918年 7 月 4 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發表報告稱,蘇俄政府將廢除帝俄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和在蒙古的治外法權,撤回設在領事館裡的軍隊,歸還中國的賠款等。 翌年 7 月末,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加納罕發布致南北政府的《對華宣言》,9 月發布提出更具體建議的第二份《對華宣言》。 這些實乃蘇俄繼承帝俄外交遺產的經典手法。 蘇俄政權組建過程就極重視“東方”,知悉中國的狀況,明白“宣言”會激發中國各派精英的幻想,的確出現蔣介石《蘇俄在中國》所說的情形:“這在東方國際政治史上,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偉大宣言,真使中國全體國民感覺革命是一個侵略強權的舊帝制滅亡、一個平等博愛的新政權成立。 百年來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蘇俄是首先自動撤廢的,故其對中國的影響之大,而其所收獲之豐富,亦是史無前例的”。 文公直《中俄問題之全部研究》11

(1929)追述“宣言”之反響:“十月革命前,中國與俄交涉,無往而不失敗。 及歐俄內亂,西伯利亞紛擾,各國起而干涉。 我國於東路主權,始稍稍收回”,“唯有俄國願東亞病夫健康恢復,挺然屹立。強大集中足以抵抗外來勢力之中國,對於蘇俄將為最誠信之友邦! 蓋中國對俄絕無侵略之目的,一若目前俄國毫無侵略中國民主權與利益之旨趣”,各地“承認蘇俄親善之必能,中國政府與各界皆熱望早日建設對俄關係”,受外交總長顧維鈞之命,王正廷任中俄交涉督辦,促成 1924 年 5 月末中俄恢復邦交,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當時沒人明白這僅是蘇俄策略而已,且是其全球戰略一部分,完全不打算落實。 1918 年 8 月末,蘇俄政府宣布廢除 18 世紀末帝俄與普魯士和奧地利三次瓜分波蘭的一切條約,承認波蘭享有“獨立和統一的絕對權利”。 波蘭趁奧匈和德國趨於崩解之際,於是年 10 月末在奧佔區的克拉科夫成立“波蘭清算委員會”、11 月初社會民主黨人在盧布林成立波蘭共和國臨時政府,很快在華沙組成聯合政府:從 1795 年波蘭被瓜分滅亡以來,歷經 123 年,得以重建祖國,1919 年末協約國最高委員會巴黎和會通過決議,同意重建波蘭國家。 蘇俄政府拒絕波蘭要恢復 1772 年之前俄波邊界線之正當要求,並引發慘烈的蘇波戰爭,把戰火燃及華沙,導致 1921 年 3 月 18 日國土面積大為收縮的波蘭,被迫簽訂《波蘭與俄羅斯和烏克蘭和平條約》(《里加條約》),波蘭須承認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從中獨立出來。 波蘭獨立是以巨大犧牲才換來的,同樣,1809 年被迫併入帝俄的芬蘭,其獨立獲准後,很快被共產國際滲透,所幸蘇波戰爭給芬蘭保持獨立提供了機遇,1920 年 10 月蘇芬簽署《塔爾圖和約》,但二戰前蘇德瓜分波蘭之際,發動對芬蘭戰爭,迫使其簽署讓出 11%領土、30%國民資產的《莫斯科和平協定》。 這些意味着,未經血腥戰爭,就希望蘇俄踐行其宣言,無疑癡人說夢。 更何況內戰期間,蘇俄為減弱東方的威脅,成立實際上所謂遠東共和國,而兩次宣言所及的要歸還給中國的領土,就屬於該國。 一旦內戰結束,遠東共和國並入蘇俄,就勿需擔心來自東方之威脅。 由此,王正廷受命落實《協定》時,加拉罕不願開議,拖到 1925 年 8 月末開會仍無誠意(他得知王正廷在滬,便臨時要求中方開會落實協定,以為王來不及趕到會場,再嫁禍於中方;王正廷急速抵達會場,蘇方弄巧成拙,但會議仍不解決“宣言”所及的核心問題)。而蘇聯之所以敢這樣冒險,乃因深諳中國局勢。 1919 年 3 月 15 日共產國際遠東代表維連斯基致函列寧說,中國“沒有普遍承認的中央政府”,北方是張作霖奉天派、中原和華北是曹錕和吳佩孚的直隸派、華南則屬於孫逸仙和陳炯明勢力範圍,還有安福派,美國希望中國內戰,日本為反對美國而實行相反的對華政策,建議蘇俄和孫逸仙結盟。 第一份《對華宣言》 遲到八個月才到北京(1920 年 3 月),以及北京政府拒絕與蘇俄談判,引起知識界對政府的懷疑,很快就有 30 多重要團體和蘇俄政府聯繫,如中華民國學聯總會致函蘇俄政府說,無限感謝這樣的宣言,“我們自當盡我們所能,在國內一致主張,與貴國正式恢復邦交;並敢以熱烈的情緒,希望今後中俄兩國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義方面,以美滿的友誼勠力於芟除國際的壓迫, 以及國家的種族的階級的差別,俾造成真正平等、自由、博愛的新局面”;同樣,國民黨機關刊《星期評論》發表社論說,“對俄問題,絕不僅是對一國的問題,而是對世界的問題。 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侵略主義與和平主義、國家主義和世界主義之種種衝突,究竟怎樣解決,都和各國對俄國的態度有關”。1922 年越飛抵達北京時,中央政府冷淡待之,但新潮社、社會主義研究會等熱情款待。 針對《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簽訂未果,陳獨秀《中俄會議之成敗》(《向導》週報第 58 期,1924 年 3 月)稱,“蒙古人民免得馬上要受中國軍閥的統治及中國兵的奸淫焚掠;在中國兵未去之前,他們可以多得時間充分準備抗鬥自衛的武力”;外交部迫於國內壓力,倉促簽署《中蘇懸案協定》,陳獨秀在《評中俄協定》 (《向導》第 5921

期)中稱,“對於這次中俄協定,也有一點不滿意,就是蘇俄承認中國在外蒙之主權,輕輕地將外蒙獨立的國民政府否認了。 或蘇俄也有一種苦心,以為蒙古獨立的力量還不充分,與其放任了為帝國主義的列強所取,不如歸之中國,中國的侵略力量究竟不及列強”;尤其是,在《向導》 第 68 期(1924),陳獨秀發表極富有感召力的文章《中俄協定簽字後之蒙古問題》,更強烈地反對把外蒙歸還中國。 這些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措辭,抵消了北京政府為維護國家主權所做的努力。如此一來我們也就明白了,北京政府在對蘇俄外交上受制於《對華宣言》所營造的社會輿論,在制止共產國際滲透的法律行為上受困於文化精英的一廂情願,導致俄蘇文學熱在 1919 年底之後迅速形成並蔓延,孕育出《小說月報·俄國文學研究》(1921)。 它內含中國最早關於俄國美學研究的文獻:郭紹虞《俄國美論及文藝》,沈澤民根據克魯泡特金的演講《俄國文學:理想與現實》而編譯出《俄國文學批評》,又據此成文《克魯泡特金的俄國文學論———俄國文學的理想與實質》,等等。這些文字顯示出中國對俄國文學的認知基本上受囿於蘇俄話語。 即便實地考察蘇俄的瞿秋白,其《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也是遵從蘇維埃意識形態,完全認同性地聲稱,“俄國文學的偉大產生於這文學評論的偉大,———引導着人類文化進程和人生目的”。這樣的俄蘇文學熱,完全未觸及 19~20 世紀之交俄國知識分子如何深入闡釋俄羅斯文化的內在危機。 1905 年革命促使俄國文化精英在《路標集》(1909)中表達對俄羅斯文化的絕望(如著名法學家基斯嘉科夫斯基在《路標集》中稱,連普列漢諾夫這樣的人也無視法律,“標誌着他們具有歪曲法律意識的傾向,甚至他們中的某些天才領袖都準備為暫時利益,拒絕須遵守的法制原則” ),十月革命後這批文化精英所著的《來自深淵》、高爾基所發表的《不合時宜的思想》等,無不憂慮這場革命帶來的文化災難,1922 年之後思想多元化的文化思潮盡失,別爾嘉耶夫等傑出知識分子流離失所於世界各地,在海外探討俄蘇問題變得步履維艱。 可見,《小説月報》專號上這類關於俄蘇文學批評的文字,為在中國日趨興盛的遠離俄國真相的俄蘇文學熱提供了理論依據。中國迅速出現俄蘇文學熱,是共產國際在全球推廣布爾什維克話語的一部分。 蘇俄有針對性地建立推廣組織:1923 年在德國率先創建“新俄友人會”(Society of Friends of New Russia),翌年這類協會在英國創建,隨後在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瑞士、丹麥、日本、瑞典、芬蘭、波蘭、美國、中國、阿富汗等,甚至在屬於中華民國的外蒙,也紛紛建立了類似協會。 它們作為蘇俄外宣機構,積極向所在國介紹蘇俄革命。 1925 年伊始,蘇聯文化對外關係協會創辦的《新聞週報》,用英、法、德等語刊行,向五大洲展開紅色大外宣。 但共產國際只有在中國、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獲得巨大成功,“俄蘇文學熱”屬於其中之一,在日本和英國殖民地印度獲得部分成功,在其他地方多失敗。 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出現反資本主義浪潮,與蘇俄以血腥暴力所建立的反資本主義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是兩回事:議會政治已在歐美形成,左翼政黨能在議會合法表達共產主義訴求,暴力革命完全不被認可;隨着蘇俄內戰持續,超過二百萬難民從南俄經土耳其,流寓到剛獨立的芬蘭、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等,再由此流亡到歐洲,或經遠東共和國流亡到中國,再隨局勢變化去美國。 這些迫使歐美切實觀察、把握蘇俄革命進程。許多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在現場記錄十月革命或內戰。 1917 年 8 月,美國社會主義者里德(John Reed)夫婦從紐約出發去歐洲,經芬蘭入俄,巧遇十月革命,目睹事件過程,先後出版《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紅色俄國:布爾什維克工人社會主義聯邦的勝利》 (1919)、《蘇維埃國家的結構》(1919)等,記錄左翼人士所親眼目睹的蘇俄革命及布爾什維克政權真相。 英國著名作家蘭瑟姆(Arthur Ransome)為《每日新聞》報道戰事,1917 年前往俄國,采訪過列寧等,期間結識了托洛茨31

基的秘書謝列賓納(Е. Шелепинa),並為此離婚而娶她為妻。 他回國後發表《1919 年在俄國的六個星期》(1919),介紹所目睹的蘇俄狀況:“吾清楚,材料本身會被愚蠢的紅白兩陣營所誤用。 此非吾之錯矣。 吾有意嚴格限定。 吾試圖用親身見聞所論,訴說莫斯科發生什麼和產生何思潮、描述這派或那派所犯下的本該勿需犯下罪行之真相,說出這些無德的無賴製造了我們文明史上最大的動亂,目前無人能控制。 吾非發表二手材料的報告。 本書非宣傳也。 捍衛共產主義觀點的宣傳,需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經濟學知識,吾不能假裝知之。 在革命期間,吾常強烈感受到此類悲劇,俄人以並非英人所認可之方式,在一個國家進行一場無節制的巨大實驗。 任何一個非共產主義者的外國人,能目睹正在發生的一切,已屬萬幸。 即便是在耗費自己生命而研究它的機會中,吾一直痛苦不堪,但仍不能把它們置於那些受過良好教育、保證做得更好的英國人身上。 在第一次作為資產階級報紙的新聞記者所獲難得機會中,寫自己在俄國看到,對共產主義者而言,此非吾等英國人所認為的戰争。” 以這等視角敘述,使得該作在歐美風行一時。 1914、1920 年科幻小說家豪威爾斯(H. Wells)兩次訪俄,期間在《星期日快報》上發表系列文章,合集成《陰影下的俄國》 (1921),把帝俄解體生動描述成現代社會最深刻變革,描寫布爾什維克革命家而寫出蘇俄革命的部分合理性,並觸及列寧等共產主義領導人的務實風貌。 德國文學理論家本雅明(W. Benjamin)因愛上拉脫維亞女演員拉西斯(Asja Lācis),從她那裡獲知蘇俄革命情況,由此在《單向街》(1928)中提出通向共產主義之路是否象徵着人類歷史前進方向之重大問題。 1926 年他來蘇聯考察,解決猶豫不決的德共黨籍問題,但《本雅明日記》記錄極權主義對蘇聯人的閉鎖(不知道巴黎是否有地鐵),“俄國對世界其他地方很無知,就如十盧布的票子,在俄國很值錢,在國外不被承認是硬通貨”。這些現場記錄文字使歐美人最大限度地接近蘇俄革命的複雜真相。歷經一個世紀發展,歐洲斯拉夫學隨着俄國的壯大,轉而關注現實的俄羅斯問題,也正視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制度。 哥本哈根大學斯拉夫學教授卡爾格倫(A. Karlgren)以瑞典文出版《布爾什維克的俄國》(1925 年,翌年被譯成英文),敘述所親身經歷的十月革命期間的俄國。 1917 ~ 1919年,法國右翼政治家安東內利(Étienne Antonelli)參與了法國對蘇俄的干預活動,1919 年任里昂大學法律系教授,刊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 ( La Russie bolchéviste ),該作翌年在紐約出版英文版( Bolshevik Russia ),介紹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理論、私有制和公有制、工業生產制度、政權體系、外交關係等,追述布爾什維克學說和實踐的歷史、組織原則,論述布爾什維克與俄羅斯民族主義之關係問題、共產主義學說背後的民族主義訴求,以及布爾什維克治下的階級構成、個人主義、社會公平正義、婚姻、宗教、財產等情形;在此基礎上推出《布爾什維克俄國:一種哲學探究》 (1920),探討布爾什維克革命在俄國發生的理論依據。 愛爾蘭女王學院高材生奧哈拉(V. O’Hara),長期任職於彼得堡英俄委員會,1918 年因擔心紅色政權而回國,翌年受英國政府指派到波羅的海三國處理政務,期間依據斯拉夫學知識,著述《愛沙尼亞:過去和現在》 (1922)、《拉脫維亞森林》 (1922),和友人合作出版《俄國》(1925),介紹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及其和俄國的複雜關係,以及俄國的自然條件和歷史,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及其後的政權、工人階級、工農業民族化、外交政策等,認為俄國屬於歐洲國家,其歷史深受過去影響,每次革命都破壞了權力架構,蘇共國際主義很快就走向進攻性的帝國主義(aggressive imperialism),認為新經濟政策在蘇俄是臨時性的,哪怕蘇俄承認私有財產、要重建和歐美關係。 多倫多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梅弗(James Mavor),同情來自帝俄的分裂派正教徒,安置七千名神靈守護派(Духоборы)信徒入籍加拿大,和寓居倫敦的激進思想家克魯泡特金私交甚篤,著述《俄國經濟史》(1914,1925),介紹資本主義改革對俄國經濟發展的複雜影響;《俄國革41

命》(1928)描述十月革命發生的情形。 華盛頓大學外交學院創建者沃爾什(Edmund A. Walsh),1922 年曾作為牧師赴蘇俄傳教,據親身經歷,寫下《俄羅斯帝國的陷落:羅曼諾夫王朝的最後故事和布爾什維克的出現》(1928)。 這些人所著的具有現場感的文字,大量引述俄國當事人的證據,為歐美認識蘇俄革命提供了事實真相或思想啟示。尤其是,自 1880 年代法國開始大量翻譯俄國文學始,歐洲斯拉夫學家便關注文學在俄國的境遇。 波蘭裔俄籍學者瓦里舍夫斯基(K. Waliszewski)長期寓居巴黎,從事俄羅斯歷史研究,在巴黎和紐約刊行法文版和英文版《俄羅斯文學》 (1900),把卡拉姆津視為從西化向俄羅斯化轉型的作家,普希金被視為推動俄羅斯認同的作家,並着重論述從萊蒙托夫到契訶夫等如何敘述俄羅斯問題;美國早期斯拉夫學者和翻譯家哈普古德( Isabel Hapgood),其《俄羅斯文學概觀》(1902)生動敘述文學在俄國複雜性;1881 年始任柏林大學教授的波蘭裔俄僑布呂克納(A. Brückner),其《俄國文學史》(1905)以斯拉夫學的專業能力,對俄羅斯文學進行不同於俄國人的解釋;寓居柏林的俄僑作家艾廖斯別爾格(A. Eliasberg),立足於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紮實研究的基礎,以及此前所刊行的《俄國藝術:論俄羅斯性格》(1915)所顯示出的宏大視野,著述《插圖本俄國文學史》(1923),關注 19~20 世紀之交頹廢派(die Dekadenten)文學即俄羅斯現代主義如何受尼采等德國思想以及索洛維約夫的宗教哲學之影響,梅列日科夫斯基等象徵主義者、高爾基等現實主義者之創作如何不同於歐洲文學,還論及革命後大批作家流亡……這些連同德國斯拉夫學家亞瑟(L. Arthur) 《俄羅斯文學史》(1924)、倫敦大學俄僑學者米爾斯基(D. Mirsky)《當代俄羅斯文學史》 (1925)和《俄羅斯文學史》(1926)等,建構了不同於布爾什維克政權所編造的俄國文學景觀,使歐洲受眾不會按蘇俄紅色話語認識俄羅斯文學。上述各類人群的敘述無論多麼矛盾,至少多角度提供了觀察蘇俄革命、內戰和文學之可能性,而中國則缺乏之,雖有 20 萬白俄流亡到哈爾濱、上海和天津等地,但他們形成了隔絕於中國的俄僑圈子(白俄刊行俄文版《公報》、《戰鬥思想》、《俄羅斯文字》、《前進》、《時報》、《曙光》、《一天新聞》、《生活新聞》、《光》、《論壇》、《上海生活》、《上海曙光》、《俄羅斯先鋒》等近 50 種,開設只面向俄僑子弟的大學、中小學,創辦只使用俄文的出版社、教堂等),不融入中國社會,使中國失去通過僑民知曉蘇俄革命之真相的通道。 由此,只能偶爾從歐美人那裡得知關於蘇俄的信息:1919 年瞿宣穎翻譯美國人杜蒂的《赴俄都記》,即用美國人的視角,介紹革命中的彼得堡,“至末一日,有多數軍人上車,佔據走廊殆遍,但亦無何等暴行。 間有被刦之處,燼餘狼藉,……下車時,人甚寂寥。 廣場被雪,蕭然在望”;1921 年羅素和杜威在中國巡迴演講,前者多次讚賞性提及蘇俄革命,主張世界各國應協助俄國維持其共產制度,“每一個文明國家應試驗這種卓越的新主義”,俄式共產主義不會盛行於西歐,也非為世界謀和平的理想制度,但中國可裁剪俄式共產主義而善加運用,後者雖也非社會主義者,但建議中國應把重要資源國有化,公路、礦產、森林、水道等不應開放為私有,傳統資本主義無助於促進社會福祉。相較於歐美的多角度描述,中國那些關於俄蘇文學和蘇俄革命的文字及其所導致的左翼對蘇俄問題之認知的質量之低,就可想而知,而實際上,“在現在中國革命的進行中,對俄國革命的真實瞭解確是非常需要,中國人現在對俄國革命所知的確實太少了”。正因如此,中國有了共產國際在歐洲未能催生的俄蘇文學熱,並隨着蘇維埃政權的穩定、共產國際在中國影響的加劇,布爾什維克所認定的那些經典潮水般進入中國,蘇俄文學批評話語也一並進入:蔣光慈發表《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和《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郭沫若《革命與文學》、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等等宛如漢語版的蘇俄文學評論,充斥着如“布爾喬亞” (資產51

階級)、“意德沃羅基”(意識形態)、“階級鬥爭”、“普羅精神”等讓時人不知所云的蘇俄概念。 在如此氛圍中,連魯迅也被感染,主持翻譯《蘇俄文藝論戰》(1925),並要追蹤蘇維埃文學。 這樣的俄蘇文學熱持續盛行,強化五四文學中的激進方向,以至於 1928 年初創造社和太陽社以革命文學之名,宣布五四作家已落伍,阿 Q 時代已死去,鼓吹第四階級即無產階級的文學,鄭伯奇稱,“我們批評的不是魯迅個人,也非語絲派幾個人,乃是魯迅與語絲派諸君所代表的一種傾向”。可見,一戰之後全球出現反資本主義浪潮,歐美有人傾心於蘇俄革命及其文學,但沒演變成有社會執行力的思潮,而“五四”之後中國大批有為的青年傾慕蘇俄而孕育出俄蘇文學熱,由此改變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方向,以至於朱自清 1929 年為清華大學開設課程《中國新文學研究》 就設有“‘外國的影響’與現在的分野”專題,論述“俄國與日本的影響———理論”,包括《新青年》、五四各社團、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如何推動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並先後深受俄國和日本之影響。這種國際性反差,一方面因北京政府只把蘇俄文學及其在中國影響歸之於共產國際滲透,另一方面因現代歐美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了私有制傳統發達的中國,經濟發展加速,也激化了中國社會矛盾,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了各國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失望,此時蘇俄紅色政權出現,正吻合全球反資本主義潮流,因而中國許多青年和歐美左翼人士一樣,也對蘇俄投入熱情。 查禁俄蘇文學而未果,卻未促成知識界切實正視俄蘇文學熱何以持續走高這一社會性現象,更錯失嚴肅研究蘇俄革命及其和私有制之關係這一重大問題。 私有制客觀上帶來許多問題,以至於柏拉圖在《共和國》(通譯《理想國》)中希望以共產制代之,但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社會出問題不僅是由於私有制,更因人性本身,即使廢除私有制,也不能解決人性問題。 私有制既促成現代資本主義,也加劇社會關係的緊張,馬克思主義由此而生。 十月革命及其所建立的政權,雖被布爾什維克冠以馬克思主義之名,聲稱建立消滅私有制社會,本質上是斯拉夫—俄羅斯村社傳統之升級版。 北京政府順應共和制,創設新聞出版自由制度,用法規阻止蘇俄話語滲透,卻不諳共產國際這一新生的國際事物,使蘇俄影響力在中國越來越大(連廣州政府和北伐戰爭皆為共產國際安排)。二、南京政府:意識形態阻止的困境意味深長的是,在南京政府時期(1928~1937)俄蘇文學熱更興盛,蘇俄批評話語也由此甚囂塵上,如未名社刊行的 11 種書中,8 種是蘇俄文論,包括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 (1922~ 1923 年間所寫的蘇俄文學現狀評論、1907~1914 年所發表的文學評論之集結,1923 年刊行。 1928 年 2 月韋素園和李霽野譯該作),俄蘇文論之重要性也被凸顯,即魯迅《南腔北調集·〈豎琴〉前記》 (1932)所稱的,“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墮入神秘,淪於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當時許多人反對俄國的“為人生的文學”,“但還是有着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着”。魯迅如此理解的俄國文學,在南京政府時期,有更多的左翼知識分子熱衷於翻譯、閱讀、傳播和接受,但他們不諳此文學乃布爾什維克經書報刊審查制度所欽定的,更不觸及文學背後的俄羅斯問題,其實是踐行蘇俄意識形態。 這正是布爾什維克實施對中國的話語戰略所期待的。 本來共產國際就看準了巴黎和會後中國反歐美的機遇,便在政治活動之外,資助《新青年》等雜誌,推動俄蘇文學熱,而蔣介石對蘇俄紅色話語不屑一顧,蘇俄卻借共產國際介入中國事務,1928 年加大支持左翼文化力度,持續推動蘇俄文學理論熱。匪夷所思的是,同樣受益於共產國際才壯大起來的國民黨,1927 年 4 月 18 日宣告成立南京國61

民政府,則始於清除共產國際扶持的共產黨之血雨腥風中,到翌年被正式承認為中央政府,以及其此後的歷史,和蘇俄關係糾纏不清。 權力遠大於北京政府任何一屆總統的蔣介石,其個人憎惡蘇俄的制度和話語表達,便把北京政府試圖通過制度性阻止共產國際滲透的法律行為,演變為直接查禁蘇俄滲透的意識形態行動:“四一二”事件後,美國公開支持國民黨抵抗蘇俄滲透的戰略,《紐約時報》當即發表關於中國問題的特輯,討論中國如何可能不被蘇聯所左右,並成為亞洲最大的反蘇和反共國家,進而在《新對華計劃》(1927 年 3 月 30 日)中支持蔣介石、要求蘇聯停止干涉中國,翌年7 月 24 日發布第二次對華宣言,承認南京國民政府及其關稅自主權,簽署《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 此舉促成法國等 13 個大國隨後與南京政府訂立新的關稅條約。 在如此情勢下,蔣介石那次蘇俄之行所催生的反蘇俄思想,轉換為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 按他本人所說, “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 但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 我斷定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如此之論,成為國民黨意識形態,與國民黨崇尚儒家的道德標準(按蔣介石的演講《新生活運動發凡》,新生活運動就是要融禮義廉恥之類傳統道德與國家主義、基督教的某些價值觀於一體,對國民進行生活方式之改造)、保守文化政策(如恢復尊孔)相一致。由此,南京政府比北京政府更強化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審查:1929 年 1 月末頒布《宣傳品審查條例》,第五條規定“宣傳共產主義及階級鬥爭的”即為反動作品,後在《宣傳品審查標準》 (1932年 11 月 24 日)中重申該條款;1929 年 6 月國民黨中央召開全國宣傳會議,決定創造三民主義文學,取締違反三民主義的一切文藝作品(包括鼓吹階級鬥爭之作),是年國民黨中央制定《反革命宣傳品規範》,把批評國民黨政策、宣傳共產主義及鼓動階級鬥爭的文字列為“反革命宣傳品”;翌年12 月通過《出版法》(1935 年 5 月又修訂),使查禁蘇俄作品的意識形態考量,變成法律的制度性行為;1932 年 11 月中央執委會增訂《宣傳品審查標準》,再次添列宣傳共產主義及鼓動階級鬥爭之作;1934 年 6 月國民黨中央設立上海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並公布《圖書雜誌審查辦法》,翌年 5 月國民黨中執委成立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規定廣播內容播出前需審核;1936 年 3 月國民黨中央成立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制定《國民黨中央文化事業計劃綱要》,重新檢閱所有報刊,取締損國、有傷風化等作品;繼而實施《確定文化建設原則與推進方針以復興民族案》 (1936 年元旦),其乙項第十款規定“擴充民族文藝運動,消滅普羅文藝”。 相應地,加強對電影審查:1932 年 10 月國府發布查映蘇聯影片令,教育部旋即要求教育機關對這類影片“概予禁演”,浙江省主席魯滌平發文《電影藝術與共產黨》(1933 年 4 月),充分論述蘇聯共產黨如何重視電影進行大外宣。這些意識形態政策,是得到切實落實的:1921 年 7 月郭沫若等創建的創造社,1929 年 2 月被封殺;1929年國民黨中宣部公告禁書中包括共產黨刊物 184 種(佔查禁刊物 54% );是年 7 月 11 日,國民黨中執委向國民政府送達《查禁刊物表》、《共產黨刊物化名表》,包括《紅旗》、《列寧青年》、《布爾什維克》等;國民政府電影審查委員會成立近三年(1931.6~ 1934.2)之際發布報告說,1929 年中俄復交之前對蘇俄影片一律禁演,此後僅核準《人生大道》、《金山》等五部;1935 年 3 ~ 9 月江海關稅務司先後查扣了從莫斯科寄來的《列寧主義問題》、《列寧文集》、《斯大林文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低潮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等;1929~1936 年中宣部取締社會科學書刊就包括《列寧主義概論》、《十月革命小史》、《蘇俄的經濟組織》、《蘇俄之現勢》、《蘇聯紅軍史》、《蘇俄農村生活》等 400 多種。71

這種查扣每年進行,營造出相應的氛圍:國民黨“復興社” 掌控的《汗血月刊》 第 2 卷第 1、4 期(1932)推出“文化剿匪專號”,把普羅文藝視為“完全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舶來品的又一種形式”,“赤色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是要“消滅民族意識、迷醉青年心理”,要求禁止赤色文化刊物、關閉左翼書店,逮捕這類反動作家、電影人;繼而,推動上海《前途》第 2 卷第 8 期(1934)、山西《文化與社會》在 1935 年元旦(第 1 卷第 8 期)分別刊出“文化統制專號”,踐行否定赤色文化的官方意識形態。這種以國家力量,通過意識形態手段去壓制共產主義及其文學在中國傳播,外加共產國際自身的問題(1923~1927 年共產國際任性地干預包括中國事務在內的許多主權國家內政,導致它聲望一落千丈,又甩鍋中共,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先後被撤、批判;1928 年 6~ 7 月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之後,共產國際干預中共內部事務更甚,直到 1931 年 4 月後,南京政府破獲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聯絡組織,才使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活動減弱),以及 1926 年中蘇雙方就重新劃界、訂立新約的談判無果,1929 年 7 月張學良在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感染下,強行收回蘇聯掌握的中東鐵路部分管理權,引發兩國斷交、軍事衝突,這些卻未改變一些人繼續向往蘇俄的趨勢。 如此一來,南京政府理應重視蔡元培所說的,“俄國是共產主義的實驗者,他所根據的是馬克思學說,馬克思是德國人,其著作在英國發表,但英德等國都不能行他的政策,而俄國乃首先實行,且行之十餘年,倍受歐美各國反對,而尚未失敗,這決非偶然的事”,“我們想認識現在的俄國,不可不讀俄國史” 。然而,這些行為卻未喚起國人嚴肅對待蘇俄問題,相反,促成俄蘇話語之盛行,更勝於北京政府時期。 兩度以優異成績考取官費留學日本的李達,受日本左翼對布爾什維克革命之熱誠所感染,放棄所學專業並回國,在忙於受布爾什維克資助而建黨的事務中,著述讚賞蘇俄革命的《勞農俄國研究》(1922),此後的文字,如《社會學大綱》(1935 年作為北平大學法商學院講義印行,1937 年上海筆耕堂書店出版),多是對蘇俄唯物辯證法的演繹。 和蘇俄接觸最多的早期中共黨員瞿秋白,按其《多餘的話》(1935)所說,在李大釗和張崧年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時期,“我也因讀了俄文的倍倍爾《婦女與社會》某幾段,對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理想發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有機會派駐莫斯科(1920 年 8 月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赴俄採訪),想借機看看新國家,好好研究俄國文學,在最初幾個月研究俄文、俄國史和文學史,“為應付《晨報》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產黨的報紙、文件,調查一些革命事蹟。 我當時對共產主義只有同情和相當瞭解,並沒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在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時擔任翻譯和助教,“因職務關係,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文藝書反而看得少了”,在人生觀形成期,“我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其實,他從未獨立嚴肅研究蘇俄革命及其歷史根據,而是被蘇俄紅色話語所同化。 從小隨父母定居高加索並畢業於彼得堡大學的劉澤榮,深得列寧信任,曾任共產國際中國執委,知曉中東鐵路問題(1920 年回國,在哈爾濱滯留十年),但他比瞿秋白更堅定信仰蘇俄,看不到布爾什維克對高加索地區的滲透和兼併,堅信“俄國之企求具有積極之性質,且更具有一種原素———俄國力求鞏固的及正式的通商關係”。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些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傾心於蘇俄的情形,未因南京政府時期內政危機重重,在處理中蘇關係上多有掣肘(如收回中東鐵路主權引發中蘇斷交;“九一八”國難後,因需尋求共同抗日力量而被81

迫與蘇聯復交),有所緩解,相反,在 1932 年 12 月中華民國駐國聯代表顏惠慶和蘇聯外長里特維諾夫(Максим Литвинов)在日內瓦簽署中蘇復交文件前後,變得更嚴峻。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1936~1938 年任駐蘇大使的蔣廷黻,其四萬字長文《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清華學報》1932年 12 月),以及根據蘇聯《紅色檔案》而選輯的《帝俄與蒙古》和《甲午戰爭之俄國外交》(1934),力陳蘇俄的不可靠。 尤其是,《中國與蘇俄》雜誌連續發文,如方山子《中俄復交感言》(1933)聲稱,復交有顧此失彼之勢,為應付日本,復交蘇俄,未做深切打算,結果會是“前門打虎後門進狼”;門中《一個華僑關於蘇聯經濟建設的通訊》認為,蘇聯經濟成就是基於“一黨獨裁和軍事化工作方式”,包括強制勞動法、徵募勞動、低工資、飲食質量惡劣、公共衛生和居住皆糟糕(創刊號);鑒於“九一八”國難後在社會呼聲中與俄復交之局勢,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史地系教授陳高傭《中俄復交與中國民族志復興》(1933)聲稱,主張要清楚:1)蘇俄推翻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制度,引發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對蘇宣傳上的不可靠;2)表面奉行馬克思主義,實為經濟發展遵循的民族資本主義,“五年計劃之成功,乃蘇俄民族資本主義之成功;3)無產階級專政下充滿着各種矛盾;4)奉行國際主義,希望世界大戰爆發,以便一舉結束帝國主義生命;5)扶助弱小民族是有條件的,即必須服從蘇俄”;6) “要救中國,絕不是僅憑中俄復交一事可以有濟,質言之,要中華民族之解放與復興,絕非只求諸外力可以有為的”,對俄國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去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方法,主張應當努力效法(1933 年第 2 期)。 大量諸如此類的論述,並未促使南京政府對蘇俄文化的認識清晰起來。 1935年 10 月在南京成立中蘇文化協會,翌年 5 月《中國與蘇俄》易名為《中蘇文化》,作為機關刊物(經費主要由蘇聯對外文化委員會提供,每月 7,000 元,不足部分卻由中國立法院補貼)。 孫科在此刊文《中蘇兩國對世界和平所負的責任》稱,“蘇聯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不但愛好和平,並且有維護世界和平的志願”,中國雖因帝國主義列強的破壞,對世界和平貢獻力不大,但愛好和平,兩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實有共同努力之必要”,相信蘇俄對日本侵略會尤加注意(第 3 卷第 10 期,1939 年4 月);毛澤東在同期發表《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盛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訂立之後的整個形勢,大大地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加強了中國抗戰派的地位,打擊了投降派。 中國人民對這個協定表示歡迎,很正確”。 但《蘇日中立條約》1941 年 4 月就簽署並有附帶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當即引起國民政府嚴重抗議,但它仍維持近四年(至今俄國仍認為,該條約使蘇日維持了和平關係,“遺憾的是,斯大林屈從同盟的壓力,批准了提前違背該條約,使蘇聯捲入對日戰爭” )。南京政府對蘇外交引發社會認知的分裂,而那些意識形態查禁蘇俄話語之舉,則招致俄蘇文學熱的升溫。 在中蘇復交的尷尬之際,魯迅卻稱,“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但“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 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辛酸,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張聞天《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 (1932)把當局查禁俄蘇文學之舉視為“國民黨的反動文化政策”,《論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1933)則公開倡導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 導致這種困局的,直觀上是南京政府從意識形態上壓制俄蘇文學及其影響之反彈的結果,與蔣介石對蘇俄的態度不無關係,他自稱親自訪俄後,便認識到俄共政權一旦強固,其帝俄時代的政治野心會復活,對於中國的國民革命之後患,將不堪設想;並致信廖仲愷說,布爾什維克殊無誠意可言,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共為其正統,對中國之政策在於使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部分,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與英、法、美、日等91

國只圖利本國與損害他國之心相比則更甚;1929 年 4 月末,出席長沙市民歡迎大會的演講《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稱,廣大青年沒認清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方法,誤以為此舉也適用於中國、可以解除中國人的痛苦、解放中國民族的壓迫等。 他的個人主張衍生出意識形態政策,殊不知,在當時從反向使“俄蘇文學熱”持續升溫。《中國與蘇俄》雜誌發刊詞(1933 年元旦)云:“最近數十年來,中國青年感於本身處境之不滿,遂於舶來主義之新奇,不問是非,兼收並蓄,撿拾一二,廣為宣傳。 思想所趨,日行龐雜。 原其初心,未嘗不以救國拯民為忠,究其結果,則國未救而民先病。 流弊之深,有若是者,斯蓋體格不強,精神渙散,意志薄弱,缺乏主張,有以致之,偏激失中,罔足為訓。 雖然盲從不可,因噎廢食尤不可。 世每有抨擊共產主義,因而痛惡蘇俄,一切情形慨置不問者。 此則迂腐之見,至謬極誤———在此世界經濟恐慌,國際戰雲彌漫,滿洲局勢愈現緊張之時,蘇俄舉足輕重,地位不容忽視。 我國為切身利益計,尤應對其徹底瞭解,刻不容緩。 反觀我知識界之於蘇俄,或肆意謾罵,視為洪水猛獸,或附和誇大,視為塵世天堂,毀譽參半,真相莫名。 衡以客觀態度,研究精神,兩者俱非,殊為遺憾! 平心論之,俄人堅韌剛毅,宏大深沉,國性民風,頗堪取法,其五年計劃大成,國家民族之復興皆基於此。 即無馬克思主義之操縱人心,而奮發有為,亦非沒落之氣象,反之主義縱臻完善,而民氣消沉,奉行不力,則效果取得,恐亦甚微”,為此創《中國與蘇俄》,同仁作者,“或留俄有年,或富有研究蘇俄興趣,對蘇俄一切政治經濟之設施,社會文化之進展,及其目前實況,將來趨向”。 但此後和過往一樣,體制內外人士多概要性討論中俄關係,如陳登元《中俄關係述略》(1926)、陳復光《中俄外交秘史之一幕》(1931)、孫幾伊《中俄交涉論》(1931)、張雲伏《中蘇問題》(1937)等,只歷數俄國在中俄關係中如何訛詐、侵佔我領土之論,除強化國統區讀者對蘇俄的惡感之外,這樣的論述實際上無助於國人切實認識蘇俄問題、中蘇關係。 更為嚴重的是,南京政府也未促成體制內外的文化精英嚴肅研究蘇俄文學。五四前後曾留學歐美多國的陳寅恪、胡適、吳宓、梅光迪、林語堂等,五四高潮期間從歐洲遊歷歸來的梁啟超,以及後來留學歐美的聞一多、梁實秋、朱自清、梁宗岱、李健吾、錢鍾書等,甚至從馬克思恩格斯故鄉留學歸來的宗白華、朱光潛、季羨林等等,各佔據了國立大學或私立大學的重要職位,作為建構現代中國的最重要人文學科群體,卻從未認真研究過俄蘇文學。 這種情勢遠非他們不懂俄語,更是基於其身份認同———信仰歐美學術話語,無視俄蘇文學及其所傳達的理念。 梁實秋曾在科羅拉多大學和哈佛大學留學並獲文學碩士學位,1927 年回國先後任東南大學等名校的教授,著文《文學與革命》(1928)、《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1929)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 (1929),輕蔑論述魯迅譯介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之作,稱文學意識形態遠不及於文學質量重要。 這種情勢影響到西南聯大不開設蘇俄文學課,抗戰後蘇俄滲透更嚴重,仍無人嚴肅研究俄蘇文學。相反,伴隨蘇維埃社會進程,歐美仍有一些知識分子一如既往地嚴肅觀察蘇俄進程:奥地利的俄國文化史學家米勒(René Fülöp-Miller)《俄國秘密警察》(1930),論述俄國以警治國的恐怖情形,在歐美廣為傳播。 該作說的是實情:普列漢諾夫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聲稱,“以我個人之見,甚至對普選權原則都應當從我已指出的民主基本原則的觀點來看待。 這樣的情況在假定上可能發生,即我們社會民主工黨人表示反對普選權。 意大利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曾剝奪有貴族身份者的政治權利。 革命無產階級可以限制上層階級的政治權利,正如上層階級曾限制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一樣。 關於這種措施的適合性,只能從‘革命利益是最高法律’這一規則來判斷。 在關於議會制度問題上,我們也應當持這一觀點。 如果在革命熱情高漲時,人民選出一個很好的議02

會———某種‘難尋的議會’,那麼我們就應當力圖使它成為長期議會;倘若選舉不成功,我們就應努力解散它,不是經過兩年,而是在有可能的情況下,只需經過兩週”。曾在瑞士結識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的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935 年 6~7 月受高爾基之邀訪蘇,得斯大林接見,但歸國後沉默不語,去世後所公布的《我和妻子的蘇聯之行:1935 年 6 ~ 7 月》披露了蘇聯的黑暗;1936 年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應邀訪蘇,目睹蘇聯真相後,當即在法國發布《訪蘇歸來》,直接抨擊蘇聯的政治。 曾預言蘇聯和納粹德國會結盟的作家沃爾夫(Henry C. Wolfe)之《蘇維埃帝國的未來》(1940),曾是孟什維克、先後移民歐美的俄僑學者達林(David J. Dallin)之《真正的蘇維埃俄國》(1944)等,嚴肅討論蘇俄共產主義和紅色帝國戰略等重大問題。進而,國民黨看不到那些有抱負的文學青年熱衷於俄蘇文學之歷史基礎。 1870 年代盛極一時的俄國民粹主義文學,隨着經濟高速增長、帝俄治理國家水平的提升、現代化成果落實到城市居民生活的成效等,19~20 世紀之交被象徵主義所替代,期間未來主義對社會進步和科技飛躍之信心,令人鼓舞。 這種沒有審美力的民粹主義文學,卻作為虛無黨小說在晚清和民初暢銷一時。 對粗糙的蘇俄文學如何中斷了 18 世紀以來文學積極面對歐洲審美傳統、人為地去西方化並在敘述上強調階級衝突,以及那些有為的中國青年何以熱衷於這等蘇俄文學,這原本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問題,連瞿秋白這樣對共產國際和蘇俄體制有體驗的傑出知識分子,也不曾注意。 按《多餘的話》,囿於中國局勢和自身條件,“馬克思主義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系統地研究過。 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 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即便如此,他擔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卻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五四”後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等很少人寫過幾篇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或歷史之作,而對馬克思主義只一知半解的瞿秋白,卻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程度、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爭形勢及其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係等等”,並贏得聲望。而此乃普遍現象,如隨着創造社被查禁,1930 年 3 月 2 日,40 來名作家在上海成立左聯(李立三籌劃在大城市創建文化陣線,吸引魯迅等同路人作家),此後戲劇、電影、美術和教育、新聞等左翼組織相繼建立,組成“左翼文化總同盟”。 如此聲勢,就如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所說,中國人從俄羅斯文學中看到希望、共鳴。 其實,蘇俄共產主義在別爾嘉耶夫《俄羅斯共產主義之起源於傳播》 (1937)看來,是俄羅斯東正教影響下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轉換,和馬克思主義關聯不大。南京政府未下功夫消解蘇俄文學之功力,左聯卻趁勢利用這種政策失誤,持續推動俄蘇文學熱,並把蘇俄文學批評當作馬列文論運用。 左聯成立大會上通過的《文學的理論綱領》和左聯執委會起草的長篇報告《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要求作家須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描寫,用工人農民聽得懂的語言文字去敘述。 左聯這種強調思想正確、組織嚴密之論,和蘇俄的“拉普”無異,進而使蘇俄紅色話語在中國煥發生機,左翼文人鮮有思考蘇俄文學批評的國際政治學意圖,而直接運用之。 如阿英、李初梨和朱鏡我等自命馬克思主義者,熱心於把蘇俄意識形態演繹成普羅文藝,以至於魯迅《三閒集·路》(1928 年 4 月)諷刺說,“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無產階級文學使者,沸沸揚揚,說是要來了。 問問黃包車夫,車夫說並未派遣……於是只好在大屋子裡尋,在客店裡尋,在洋人家裡尋,在書鋪子裡尋,在咖啡館裡尋……文藝家的眼光要超時代,所以到否雖不可知,也須先行擁篲清道,或者傴僂奉迎。 於是做人便難起來,口頭不說‘無產’便是‘非革命’,還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險了。 這真要沒有出路”。是年,茅盾的長文《從牯嶺到東京》更聲言,過12

去六七年間的文學,僅為受過教育的青年提供閱讀材料,“革命文學”的讀者面更為狹窄,大眾不可能理解它,也不願意接觸,“與其保護無產階級,不如去擴大既作為讀者,又作為題材的小資產階級的範圍”,所以現在為“新文藝”即“革命文藝”的前途計,“第一要務在使它從青年學生中出來,走入小資產階級群眾,在這小資產階級群眾中植立腳跟。 而要達到此點,應該先把題材轉移到小商人、中小農等等的生活。 不要太多的新名詞,不要歐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說教似的宣傳”。尤其是,連魯迅也接受這種激進思想,認為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創作革命文學,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難中聯合起來,這種文學屬於革命的勞苦大眾即無產階級的文學。瞿秋白則以筆名“宋陽”、“史鐵爾”發表《大眾文藝問題》、《普羅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 (1932),號召新“文學革命”,它由無產階級領導,針對的是殘留的文言、五四式白話、傳統民間小說中的舊白話。南京政府把俄蘇文學熱視為蘇俄意識形態的滲透,放棄“四一二”之前國民黨的主張,不再正視推動這一文化現象的共產黨人乃另一群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中國精英,並非僅僅是意識形態對手,他們可能同樣是具有家國情懷的同道。 有些早期中共黨員和孫文、蔣中正、杜聿明等國民黨人士一樣,也滿懷理想追求、有強烈中國意識。 陳獨秀第二次東渡日本專習軍事,曾因 1903 年帝俄違約不從東北撤兵,便在東京參加了黃興等組織拒俄義勇隊,並對日政府勒令解散義勇隊大憤。 他在共產黨總書記職位上和共產國際的人接觸多了,認識到蘇維埃政權的帝國主義性,便不斷放棄布爾什維克主張,反對斯大林,不願意再與蘇俄合作,發表《我的根本意見》等,公開聲言,根據“蘇俄二十餘年來的教訓”,“科學而非宗教的”重估布爾什維克理論,在抗戰初期又發表《資本主義在中國》等,用唯物史觀論述中國需要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命題。 對蘇俄瞭解最多的瞿秋白,《多餘的話》更顯示出對蘇俄共產主義的迷惘,“到 1930 年,我雖在國際上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知識,受到一些政治上鍛煉,不但不進步,自己反而覺得退步了……最後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為馬克思主義奮鬥,為蘇維埃奮鬥,為站着黨的正確路線奮鬥嗎? 例行公事辦了些,說‘奮鬥’是太恭維了”。其實,羅素、杜威等人已明言蘇俄革命及蘇維埃制度很複雜,米勒《布爾什維主義的心靈和面孔:對蘇維埃俄國的文化生活考察》(1926)更明確道,“迄今為止,一直把布爾什維主義近乎當作純粹的政治問題,是誤導和膚淺判斷。 改變此等判斷,乃作者目的所在。 俄國現在所發生的,對我們時代接受或拒絕那些近乎完全依賴戰術考量的政治家們地位,意義太大、極為重要。 布爾什維主義問題遠超出狹隘的政治範疇。 對其接受或反對,乃是對整個歐洲文化的反對或接受” 。 他由此認真考察布爾什維克的哲學、音樂、戲劇、詩歌等重要問題。 此說為我們理解受困於蘇俄的國民黨提供了啟發。受共產國際支持的孫文,本來就不信任俄國,如其《支那現勢地圖》跋(1898)云,“中國輿圖,以俄人所測繪者最為精審。 蓋俄人……久已視此中華土地為彼囊中之物矣”。1914 年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的演講稱,“俄國則對於我國,不肯承認,而對於庫倫(外蒙)獨立,獨不惜首先承認。 不但自己承認,並介紹於各國。 因為俄國對於我國,絕無利害相關,不過持一種侵略主義。 今日親俄,壞了蒙古,再要親俄,內地十八省恐怕都不穩了”;《中國存亡問題》則列舉俄國侵佔中國領土和佔據外蒙、新疆、北滿等最罪行,“俄國人之待遇中國人,又較德人為酷”;甚至在聯俄容共時刻,他發表演講《民族主義》(1924)稱,“近百年以來,俄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現在俄國疆土佔歐洲一半,佔亞洲也到一半,領土跨佔歐亞兩洲;他們這樣大的領土,都是從侵略歐洲亞洲而來”,尤其是從中國侵佔很多;1924 年 11 月在上海對日本記者說,“中國有中國的制度,俄國有俄國的制度;因22

為中國同俄國的國情彼此向來不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同樣,蔣介石本人也曾傾向於蘇俄,訪蘇之後,才發生思想逆轉。 既然國民黨主要領導人自身經歷了這樣變化,卻對紅色話語、俄蘇文學熱採用意識形態手段查禁之,對已拒絕蘇俄共產主義的陳獨秀等或捕或殺,製造出左聯五烈士等白色恐怖案件。 用意識形態處理俄蘇文學熱,反而促成熱血青年更向往蘇俄共產主義,使蘇俄文學在中國發生了難以想象的社會影響力,堵塞了那些左翼青年自我反思或嚴肅研究蘇俄文學之路,也導致南京政府對蘇外交和處理俄蘇文學熱問題的左支右絀,使國民黨始終未能建立起自我檢討意識形態的機制,以至於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仍不直面持續壯大的俄蘇文學熱,甚至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仍只是堅持反蘇反共意識形態,而不嚴肅研究蘇俄紅色話語及其肌理。可見,南京政府承續五四運動改變新文化運動之後果,在對待蘇俄外交政策上的困局更甚,而那些贊同紅色蘇俄的激進人士不顧蘇俄侵擾中國之事實和威脅中國安全之勢,那些反對蘇俄紅色制度的自由派人士也不嚴肅研究俄蘇問題真相,蔣介石對蘇俄的認知成為國民黨意識形態,以此查禁蘇俄話語滲透,卻造成俄蘇文學熱持續升高,甚至直接踐行蘇俄文學批評之風蔚為壯觀,使原本可以貢獻於國家認同之建構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意外加劇國家撕裂和社會衝突。 如此情勢未因抗戰而終止,戰爭結束後只是短暫廢除消極限制文藝作品之法規,但很快又嚴厲起來。三、結語總之,“‘五四事件’之所以能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獨一無二的地位,毋寧說是因為遊行示威所引起的這些後果,而不單是因為遊行示威本身”。如引發五四運動的原因之一山東問題,其實不久後就解決了(1921 年 11 月 1 日~1922 年 2 月 4 日,中日直接談判,日本把膠州租借地歸還中國,從山東撤軍,青島海關並入中國海關,膠濟鐵路及所有財產移交中國),但許多滿腔愛國熱忱而國際見識不足的熱血青年,在尚未理清俄蘇文學及其與蘇維埃政權之關係的情形下,就大量譯介俄蘇文學作品、踐行蘇俄文學批評。這樣的“俄蘇文學熱”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共產國際所參與推動的結果,哪怕民國政府在外交上強行應對蘇俄,先後運用多種手段查禁蘇俄話語,但俄蘇文學熱卻愈禁則愈旺,“五四”後蘇俄列寧主義替代了 1903 年以來中國社會自發譯介的馬克思主義。 其實,一戰傷及歐洲各參戰國,導致殖民體系開始崩解、民族國家認同成為潮流,此勢對從帝制轉型共和制的中華民國而言,本是恰逢其時;布爾什維克政權以反資本主義和反西方之名,通過共產國際在全球推動去民族國家化的紅色意識形態,並把蘇俄文學納入紅色話語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對多國左翼產生影響,但只在中國產生俄蘇文學熱,並造成越是熱情譯介和踐行俄蘇文學,就越一廂情願地演繹蘇俄話語的困境,進而否定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初期文學,使解決中國問題變得更艱辛曲折。 如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1938)上發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呼籲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廢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調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五四傳統及其在 1930 年代延續進行了否定性的批評。可見,民國政府只查禁蘇俄話語,卻未曾喚起重要知識分子嚴肅研究俄蘇文學,反而促使其影響壯大,不斷消解着新文化運動時期已然成勢的歐美文學譯介潮流。 哪怕羅素和杜威等歐美學人巡迴演講成為北京政府時期重大文化事件,譯介英美和歐洲大陸文學的勢頭持續,現代的小說、戲劇、詩歌之創作日益增多,南京政府時期仍延續此勢,但就整個文壇而言,這些最終不敵蘇俄文學影響力。 這樣一來,中共獨自承擔了探討蘇俄及其文學真相的任務,且不可避免地走了一些彎路。 中32

蘇論戰期間中國是用斯大林的蘇聯話語反對赫魯曉夫的蘇聯話語,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嘗試去蘇聯化的改革,向蘇聯所反對的西方開放,並在 1982 年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①1921 年 8 月,陳獨秀夫婦、楊明齋等人被捕,馬林聘請法國律師應訴,最後以《新青年》曾刊發過激言論而罰款 5000 元結案。 所有款項由馬林向共產國際申領。 見《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 372~431 頁。 關於共產國際資助中共之史,見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考察》,北京:《黨史研究資料》,2004 年第 1 期。②《每週評論》創刊詞(1918)稱,三年前中國認為美國總統威爾遜是“世界第一好人” (倡導廢除秘密外交、主張保障弱國的政治獨立等),五四運動前(1919年 2 月 20 日),北京政府和廣州政府受威爾遜之調停,於上海舉行南北和談。 巴黎和會後北大再度進行“世界第一偉人”民意測驗,497 張票中列寧獨得227 票居第一,威爾遜僅得 51 票。③⑥周策縱:《五四運動史》,陳永明等譯,長沙:岳麓書社,1999 年,第 81 頁;第 303、306 頁;第 167 頁。 ④孫文:《民國週年與海外國民黨同志書》,載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 3 卷,上海:民智書局,1930 年,第347~348 頁。⑤朱光潛:《現代中國文學》,上海:《文學雜誌》,第 2卷第 8 期(1948 年 1 月)。⑦參見湯普遜:《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楊德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⑧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М.: Худо. лите, 1978, T. 1, C. 121.⑨當時任教於劍橋國王學院的艾特金德(Alexander Etkind)刊行《內部殖民:俄羅斯的帝國經驗》( Internal Colonization: Russias Imperial Experience, 2011),及時被俄譯並發表(Внутренняя колонизация: имперский опыт России, 2013), “How Russia Colonized Itself. In-ternal Colonization in Classical Russian Historiograph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History, Culture, and Moder-nity , Vol. 3, No. 2, 2015, pp. 159-172.⑩郭恒鈺:《俄共中國革命密檔(1920~ 1925)》,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第 6~ 7 頁;第 6~ 7 頁;第 24~25、46、59 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第 1 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第 36~40、45 頁;第 72~76 頁。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 年,第 78頁;第 13~14 頁;第 9 頁;第 45 頁。 下文致信廖仲愷的話、在長沙演講皆轉引自該書,不另外注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四輯(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1640 頁。費正清、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 1912 ~1949》下卷,劉敬坤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第 119~120 頁;第 189~190 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524、527~532 頁;第 499~500 頁;第 178~180 頁。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 2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 228 頁。文公直:《中俄問題之全部研究》,上海:益新書社,1929 年,第 175~196 頁。參見《對於俄羅斯勞農政府通告的輿論》,上海:《新青年》,第 7 卷第 6 號,第 5、22 頁。瞿秋白:《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瞿秋白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 年,第 78 頁。Б.Кистяковский, В защиту прав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правосознание) // Вехи. Изглубины. М.: Правда, 1991. С.142.Arthur Ransome, 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 Lon-don: The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1919, p.vi.《本雅明日記》,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年,第 70頁。杜蒂(M. Z. Doty):《赴俄都記》,瞿宣穎譯,上海:《婦女雜誌》,第 5 卷第 8 期(1919 年)。42

如《布爾塞維克的思想》(《羅素月刊》第 1 卷,1921年 1 月),和英文版《中國問題》(1922)第 15 章有異。杜威:《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上海:《新青年》第 7卷第 3 號(1920 年 2 月 1 日),第 130~132 頁。山內封介:《俄國革命運動史》序言,衛仁山譯,上海:太平洋書店,1928 年,第 1~2 頁。何大白(鄭伯奇):《文壇的五月》,上海:《創造月刊》,第 2 卷第 1 期,1928 年 8 月。朱自清:《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朱自清全集》第8 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83~84 頁。《魯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 432~433 頁;第 70~71 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75、59、214~226、92、377~386 頁;第 393~394、241~276 頁。佛那次基:《俄國史》序言,周新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 《瞿秋白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年,第 696 ~ 697 頁;第 705 ~ 706 頁;第 704 ~705 頁。王之相:《故宮俄文史料》,劉澤榮譯,北平:故宮博物院,1936 年,第 6 頁。方山子:《中俄復交感言》,南京:《中國與蘇俄》,1933 年第 2 期。B. Slavinsky, The Japanese-Soviet Neutrality Pact, a diplomatic History, 1941-1945,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p.xxi.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魯迅全集》第 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第 511 頁。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протоколов Второгоочередного Съезда Р.С.-Д.Р.П. Женева, 1903, С.169-170.李何林編:《中國文藝論戰》,上海:東亞書局,1929年,第 379 頁。戴乃迭編譯:《無聲的中國:魯迅著作選》,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73 年,第 176 頁。René Fülöp-Miller ( tran. from the German by F. S. Flint and D. F. Tait),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an Examination of Cultural Life in Soviet Russia , Lon-don &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Ltd. 1927, p. xiii.《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188 頁。《孫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26 頁。《孫中山全集》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87 頁。《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191 頁。《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365 頁。作者簡介:林精華,首都師範大學燕京學者、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市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研究員。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劍橋俄羅斯(九卷本)翻譯與研究”(2014)首席專家,中國歐美同學會留蘇分會理事,中國外國文學學會、中外關係史學會、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等理事,中國高教學會外國文學專業委員會和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等常務理事。 先後得到國家留學基金委四次資助(兩次為高級研究學者),分別留學於國立莫斯科語言大學俄語系、國立莫斯科師範大學語言文學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彼得堡大學歷史系,又曾受邀在愛丁堡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從事學術研究。 有 160 餘篇學術論文發表於《外國文學評論》、《文學評論》、《國外社會科學》、《澳門理工學報》等刊物,在商務印書館、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刊行《誤讀俄羅斯 :中國現代性問題中的俄國因素》、《想象俄羅斯》、《現代中國的俄羅斯幻象》等著作和譯作九種。 學術成果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獎,教學獲北京市高等教育優秀成果獎。[責任編輯　 劉澤生]52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早在 1984 年 6 月,鄧小平先生就明確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什麽叫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正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應有之義。香港、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香港(澳門)基本法關於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以及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組成人員的規定,貫穿着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原則,要求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都必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別行政區。 2021 年 1 月27 日,習近平主席在聽取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2020 年度述職報告時強調,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 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得到有效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護,各種深層次問題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在“一國兩制”實踐中,“愛國者治港”和“愛國者治澳”,不僅是“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的政治標準的具體化,也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不變形、不走偏的重要基礎,需要通過相應的治理機制予以保障。 澳門回歸祖國 20 多年來,在探索“一國兩制”的實踐中積累了若干成功的經驗。 楊愛平教授《澳門“愛國者治澳”的治理探索及其啟示》一文,從澳門社會治理實踐入手,以政社合作治理與全流程治理為視角,論述了“愛國者治澳”的具體實踐機制,認為澳門“一國兩制”之成功實踐,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澳門特區政府勇於承擔主體責任,通過不斷的實踐探索,創設出一套“愛國者治澳”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實現了愛國者倫理的制度化和政策化。 一是通過築牢“愛國愛澳”的社會政治基礎,實現“愛國者治澳”的政府與社會各界合作治理;二是通過構建“愛國愛澳”管治團隊的“進入—管理—監督”無縫連接機制,實現“愛國者治澳”的全流程治理。 澳門這種內外兼治的治理模式,提升了“愛國者治澳”的整體治理效能。 澳門在行政及社會治理層面的相關探索,對豐富和發展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本期專欄同步推出鍾韻教授《以科技創新為引擎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參與雙循環研究》,以及左連村教授的《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思考》。 鍾韻指出,科技創新產業將是粵港澳大灣區這一以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發展目標的城市群參與雙循環的產業抓手。 深入瞭解大灣區的基礎條件、發展優勢,尤其是發展科創產業的獨特優勢,是提出以科創為引擎推動大灣區參與雙循環路徑的前提;強化制度保障、增強內部聯繫、用好獨特優勢、協調官產學研作用等策略,將對增強大灣區科創產業在新發展格局中的增長極作用有所裨益。 左連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發展冷鏈物流,對於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定位和目標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作者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的供求現狀和發展條件,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思路,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應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按照一體化運作方向,注重空間合理布局,完善區域內冷鏈物流標準化體系,促進冷鏈物流智慧化、高端化、國際化發展。 　 　 (劉澤生)62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澳門“愛國者治澳”的治理探索及其啟示*楊愛平[提　 要] 　 “愛國者治港(澳)”是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則,法律層面的建章立制是有效落實“愛國者治港(澳)”根本原則的法治基石。 而從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看,其“愛國者治澳”事業不僅建基於各種建章立制工作,還貫穿於澳門特區的治理過程中。 一方面,通過築牢“愛國愛澳”的社會政治基礎,實現了“愛國者治澳”的政社合作治理,不斷壯大了愛國者管治聯盟;另一方面,通過構建“愛國愛澳”管治團隊“進入─管理─監督”的無縫連接機制,確保了“愛國者治澳”的全流程治理,有力地提升了管治團隊的政治忠誠度及其管治能力。 澳門特區“愛國者治澳”的治理機制對豐富和發展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有重要啟示。[關鍵詞] 　 “一國兩制” 　 愛國者治澳　 愛國者治港　 政社合作治理　 全流程治理 [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027 - 11眾所週知,“愛國者治港(澳)”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根本原則,本應屬於一個政治常識問題。 早在 1983 年和 1984 年,“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即明確提出了“愛國者治港”思想。 但香港回歸 20 多年所發生的“反 23 條立法”運動、“反國教”運動、非法“佔中”、“修例風波”等極端事件,導致一時間“港獨”猖獗、“黑暴”肆虐、“攬炒”橫行,充分暴露了反中亂港分子蓄意製造香港特區與國家、“兩制”與“一國”關係對立的險惡意圖,也反映出香港特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上的制度漏洞。 質言之,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這些變形、走樣問題,意味着“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尚未在特區管治中全面、充分、徹底落實,更說明鄧小平先生的戰略研判極具先見之明。也正是在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日漸偏離正確軌道的時刻,習近平主席在聽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述職報告時強調指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 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 ① 由此,“愛國者治港”這一天經地義的政治倫理要求,再次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 從近年香港發生的政治亂像來看,大批反中亂港分子、“港獨”等激進分離勢力之所以通過各種選舉進入特區各級各類治理架構,成為公職人員,72∗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澳門增強國家意識與愛國精神的治理探索及其對香港的啟示研究”(項目號:20AZD098)的階段性成果。

“利用建制反建制”,關鍵性癥結在於:香港特區現行的選舉制度存在着不能有效保障“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全面落實的嚴重漏洞和缺陷。②為此,中央充分行使全面管治權,繼去年出台香港國安法止暴制亂後,今年又修改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力圖從香港公職人員的進入機制上設置安全閥,堵住“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無法有效落實的制度漏洞。應當說,從法律的層面建章立制,規範和完善各級各類選舉制度,落實了“愛國者治港”的依法治理精神,是對香港回歸 20 多年來發生的反中亂港事件的撥亂反正,具有壓艙石的重要作用。 然而,有了香港國安法和修改後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是否意味着“愛國者治港”的政治倫理就能從法理變為現實,或者說香港就能全面有效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呢? 從澳門特區的“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看,事情遠不是那麽簡單。 澳門的“一國兩制”實踐之所以不變形、不走樣,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澳門特區政府勇於承擔主體責任,通過不斷的實踐探索,創設出一套“愛國者治澳”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實現了“愛國愛澳”政治倫理的制度化和政策化。 筆者認為,澳門特區“愛國者治澳”的治理探索,可集中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通過築牢“愛國愛澳”的社會政治基礎,實現“愛國者治澳”的政府與社會各界合作治理;二是通過構建“愛國愛澳”管治團隊的“進入─管理─監督”無縫連接機制,實現“愛國者治澳”的全流程治理。 為此,本文專門從政社合作治理與全流程治理的角度,總結澳門特區“愛國者治澳”的主要舉措及經驗,在此基礎上提出豐富和發展新時期“一國兩制”實踐中“愛國者治港(澳)”的幾點啟示。一、澳門特區愛國者政社合作治理的社會政治基礎古語有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再好的制度都是由人來制定和執行的,但人是社會性動物,是各種社會關係的總和。 因此,是否具備良性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環境是確保制度有效執行和治理效能提升的基礎性條件。 在這方面,澳門特區正是擁有堅實的“愛國愛澳”社會政治基礎,才確保了“愛國者治澳”根本原則得到有效落實。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0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澳門的成功實踐源於不斷鞏固和發展同‘一國兩制’實踐相適應的社會政治基礎、源於在愛國愛澳旗幟下實現了最廣泛的團結,這是‘一國兩制’始終沿着正確軌道前進的根本保障。” ③我們知道,“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在澳門有薪火相傳的優良傳統,回歸前澳門就形成了一個由愛國社團所主導的、高度自治的“華人社會”,這些愛國力量共同構築起了一個強大的“愛國愛澳”陣營,在澳門回歸前的眾多關鍵事件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 澳門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乘勢而為,從法律、政策、學術與智庫建設等層面,採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舉措進一步夯實了“愛國愛澳”的社會政治基礎,從而為“愛國者治澳”奠定了政府與社會各界合作治理的深厚根基。(一)從法律層面規範和保障愛國愛澳社團的參政議政澳門特殊的歷史發展背景與社會環境,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兼具社會與政治複合功能的愛國社團組織。 回歸前,澳門以愛國社團為主導的廣泛的社會力量便有着良好的社會自治基礎,其長期的“擬政府化”運作為澳門培養了大批兼具愛國意識與管理經驗的社會治理人才,並積累起了豐厚的社會資本,④但當時沒有明確的法律制度規範為其提供保障。 回歸之後,澳門特區的各類愛國社團積極參政議政,成為澳門社會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股重要力量。 為此,澳門特區政府首先從法律層面着手,為澳門社會以愛國力量為主的參政議政體制提供規範與保障,使得澳門愛國愛澳的社團力量得以延續並繼續發揚光大。82

一方面,在基本法律層面,《澳門基本法》的多項條款規定了澳門社團組織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會服務、體育運動等公共管理領域結社活動的權利,使得眾多愛國社團能夠積極參與到公共服務的提供及公共事務的管理中來,形成政府與社會中愛國力量雙向合作的良好局面。 另一方面,在一般法律層面,澳門特區政府在《結社權規範》、《選民登記法》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等法律的相關條款中,對社團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權利與義務作出了更為詳盡的規定。 如《結社權規範》第二章中將“主要為協助行使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以及參加政治活動有具長期性質的組織”定義為“政治社團”,並為之規定了“參加選舉”、“提出施政及管理上的建議、意見及大綱”等職責。⑤與此同時,澳門特區政府進一步發展完善了各種社團諮詢組織,從而使大量的愛國社團成員積極參與到各種公共事務諮詢工作當中,包括各項新政策的制定、執行與後續評估等。 在公共事務的有序參與治理過程中,愛國愛澳社團充分發揮了橋樑的雙向溝通作用,對上充分反映民意,對下積極宣傳並推動執行,成為澳門特區繁榮穩定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二)從政策層面資助愛國愛澳社團發展壯大回歸以後,澳門社團組織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組織成員自發籌集的資金;二是澳門特區政府給予的資源輸入,其中後者佔有很大比重。 澳門特區政府對社團的資助一般分為直接資助與間接資助兩種方式。 直接資助表現為物質性資源(資金或設施等)的直接投入,澳門政府部門對社團直接資助是通過“民間社團財政資助政策”以及各政府部門制訂的資助相關範疇的相關行政性規章來規範的,其中資助政策有條款明確規定了“對政府部門直接參與範圍以外所發展的活動給予財政資助,應列為施政方針之重大目標,目的在實現民間社會的計劃,鼓勵民間社會創立事業的能力和公民參與”。 而間接資助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政府向社團購買服務,二是給予社團稅收優惠地位。 給予社團稅收優惠地位是一種國際慣例,澳門社團稅收優惠資格的確認適用於統一法律、統一條件,且優惠範圍廣泛。 但需指出的是,無論是對社團的直接資助還是間接資助,澳門特區政府都是有明確的政策指引和傾斜的,只有那些符合政府施政目標和政策要求的,才給予積極支持;反之,則不予支持,以此確保社團參政議政的政治純潔性。可見,澳門特區政府將以社團為主的民間力量發展作為其施政方針的重要部分,並從資源輸入、稅收優惠及政策規制上切實把這種支持落到了實處。 與此同時,相關政策法規也對澳門社團的義務進行了規定,並通過監督條款保障其資金的合理使用,如“按法律規定提出年度報告及過去的營運賬目”、“向有權限的官方實體提供所要求的數據”、“在能力範圍內遵照其性質與行政當局合作”等,⑥這就使得社團活動是在澳門特區政府的監督之下展開的,並且密切了社團與政府間的合作。 這種放鬆發展與強化監管齊頭並進的舉措,推動了澳門愛國愛澳社團欣欣向榮的發展局面,進而成為“愛國者治澳”強大的執政合作力量。(三)從學術共同體層面夯實“愛國愛澳”的廣泛政治共識由學術界和各類智庫組成的學術共同體,是澳門社會愛國愛澳的重要依靠力量,在輿論傳播、話語體系建構、政治共識凝聚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澳門回歸意味着全新的政治秩序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建立起來,相應地,構建起與全新政治秩序相適應的社會價值觀、掌握愛國愛澳在社會上的話語權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⑦因此,在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方面,澳門學術界與澳門特區政府充分發揮了各自的積極性:一方面澳門眾多學術團體通過不斷發展和完善自身,使其研究成果和知識產出成為了闡釋澳門社會發展規律的主流話語;另一方面澳門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智庫建設,積極與高校學者展開合作,從而形成了構築澳門社會話語權的強大合力。92

從爭取澳門特區學術話語權的回歸來看,澳門不斷發展壯大的學術團體,在構建澳門特區社會價值觀和政治共識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回歸前,澳門置身於葡萄牙殖民主義政治秩序的語境之下。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澳門本地歷史及社會發展規律的相關研究雖成果頗豐,⑧但澳門社會的意識形態話語權被葡萄牙殖民者掌控,這對澳門的社會價值觀造成了極大損害。 祖國內地改革開放以後至澳門回歸前,澳門本地的學術團體逐步得到長足發展:一方面在理論上積極推進澳門本地的學術發展,進一步發展豐富“澳門學”的學術概念之內涵和外延,並進行了相關的學科建設,旨在通過對澳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進行研究,讓主流社會客觀地掌握澳門的歷史發展與現實狀況;另一方面在實踐上承擔起了中葡建交談判時期即已開始的釐清社會運行機制,確立澳門城市精神、本地身份認同以及內部社會關係等與建立澳門本土話語體系緊密相關的任務,旨在構建回歸後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社會價值觀與政治共識。 澳門回歸以後,澳門本地的學術研究更是進入了與國家發展大局緊密相連的研究階段,這一時期澳門基金會適時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傳統,構建澳門本地知識體系”的總目標,繼續推動學界投入澳門學術發展,並積極適應時代發展要求。⑨總之,隨着澳門學術共同體的發展壯大以及知識產出的增加,一批具有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愛國愛澳”學者脫穎而出,他們重塑着澳門學術的話語權,進而與澳門特區政府一道,把“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捏合為澳門社會的最廣泛共識。在發揮智庫的諮政建言作用、實現政府與智庫的雙向互動方面,澳門特區政府首先是積極開展官方、民間及高校智庫(研究機構)建設,並鼓勵支持澳門高校的專家學者加入。 官方智庫主要建立了澳門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室(後改為“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和澳門基金會澳門研究所等。 民間智庫建設上則大力支持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學者同盟、澳門經濟學會、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等。 澳門高校智庫(研究機構)主要有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等。 這些智庫(研究機構)吸納了學術界大量的專家學者,為其提供了廣闊的參政議政平台。 同時,澳門特區政府善於聽取智庫學者的建議,促進澳門特區政府的科學決策與民主決策,推進“一國兩制”的貫徹落實。 譬如“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其宗旨是積極擁護《澳門基本法》,致力於參與“一國兩制”的實踐,以理性、客觀、持平的態度開展澳門發展策略的研究,該中心的諸多研究成果,如“澳門社團現狀與前瞻”、“澳門特區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研究報告”、“澳門與區域合作系列研究”等,都得到了政府部門的認同與採納。 因此,澳門“愛國愛澳”學界的優秀成果能夠通過智庫這一重要平台,滲透到澳門特區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及實施過程中,從而增強特區政府施政的合法性、民主性和認受性,凸顯出澳門特區政社合作治理的鮮明特色。二、愛國管治團隊“進入—管理—監督”的全流程治理如果說“愛國愛澳”的社會政治基礎是孕育愛國者意識的土壤,那麽以愛國者為核心的管治團隊即是生命力旺盛的種子,是實現“愛國者治澳”的中流砥柱。 在“一國兩制”環境下,香港和澳門特區的管治團隊包括特區政府、立法會和司法系統的主要官員及公職人員。 就現實而言,如何選拔政治忠誠的愛國者進入管治團隊、如何培養和提升愛國者管治團隊的管治能力、如何監管愛國者管治團隊的管治行為,是貫徹“愛國者治澳”或“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要解決的三個核心問題。 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一方面通過鞏固夯實“愛國愛澳”的社會政治基礎,為“愛國者治澳”的政社合作治理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另一方面,勇於承擔主體責任,從事前進入、事中管理、事後監督三個03

環節探索無縫連接治理機制,形成了“愛國者治澳”的進入─管理─監督的全流程治理過程。(一)“愛國愛澳”價值認同是進入管治團隊的首要條件官員及公職人員的事前進入機制,是嚴格落實“愛國者治澳”根本原則的第一道閥門。 為紥實和守護好第一道閥門,澳門特區政府以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為基礎,從落實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選舉、官員就職宣誓、公職人員的入職考核等方面,建立健全了“愛國愛澳”管治團隊進入環節的相關制度規則。一是嚴格按照《澳門基本法》及其附件一附件二的修正案,進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 《澳門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是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澳”的法治基石。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憲制秩序地位,通過對《澳門基本法》實施的制度化及細則化,有條不紊地開展了澳門特區歷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循序漸進地推進了澳門特區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確保了澳門社會和政治的穩定。二是建立並完善了官員就職宣誓制度。 早在回歸元年的 1999 年,澳門特區政府就通過了《就職宣誓法》,一方面明確規定了澳門特區政府核心官員的中國居民身份,從國籍限制上保證了“以我為主”的管治團隊的建設;另一方面明確了澳門特區管治團隊宣誓效忠的義務,即特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法官、檢察官、終審法院院長和檢察長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香港發生立法會議員的宣誓風波後,2017 年澳門特區又按照“未雨綢繆、防患未然”的一貫原則,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精神,主動修改立法會選舉制度,加入了“防獨”條款,明確規定立法會議員在任職期間不得擔任外國的議會或立法會議員、政府的成員或公共行政人員,擔任上述外國職位的據位人不得參選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 此舉更進一步完善和規範了效忠制度,限制了特區政府公職人員的雙重效忠,避免損害國家的主權,維護了特區的安全及政治穩定。⑩三是規範對公職人員憲法與基本法知識的入職考核要求。 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化,也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重要保障。 習近平主席曾多次強調基本法素養對於建設澳門特區“愛國愛澳”管治團隊的重要性,提出“要培養造就一大批熟悉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具備深厚專業素養的法治人才,為依法治澳提供堅強人才保障”。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也曾指出:“要將學習掌握基本法的水平作為特別行政區任用和評價公職人員的重要標準,努力提升管治團隊的國家觀、大局觀和法治觀。” 根據澳門特區政府《公務人員的招聘、甄選及晉級培訓》的規定,公務人員的招聘及甄選由行政暨公職局負責主導、各部門協同,並對擬招聘公務人員採取統一考試的模式進行考核。 考核內容包括綜合能力評估與專業或職務能力評估兩大部分。 其中,綜合能力評估是進入專業或職業能力評估的前置考核,只有在前者的考核中通過才有資格進入下一環節。 而在綜合能力的評估中,《澳門基本法》的相關內容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如果應試者不了解、不掌握“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就不可能通過考試,這就使得憲法與基本法的掌握成為進入公職人員團隊的基本素養與基本門檻,為澳門特區建立知法懂法、愛國愛澳的管治人才團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貫穿於管治團隊的日常管理中“愛國者治港”或“愛國者治澳”有兩層含義:一是要讓真心擁護祖國、擁護“一國兩制”的愛國者治理特區;二是要讓有能力的愛國者,有熱忱、有擔當、有勇有謀地治理特區。 從這個意義上講,建立健全官員及公職人員的進入機制,是實現“愛國者治澳”的起點,而對於管治團隊“愛國愛澳”意志的長久維持及其能力建設而言,則需要通過政府治理體系與公職人員治理能力的提升來加以13

解決。 對此,澳門特區政府採取了憲制責任的明確及其履行、公共行政改革,以及公職人員的定期培訓與學習三種日常管理策略,培養出了一支有能力的愛國者管治團隊。首先,澳門特區三大政權主體完好地履行了憲制責任。 特區的憲制即是由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根本制度“一國兩制”,而憲制責任即是憲制主體履行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責任,包括維護憲制中確立的政治關係的秩序,防止、制止和糾正破壞憲制秩序的行為。 因此,明確憲制責任並切實履行憲制責任,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保證澳門特區政府在“愛國愛澳”及保證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前提下施政的關鍵所在。 回歸以來,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立法會、法院和檢察院這三大政權主體,完好地履行了各自的憲制責任,堅守了“愛國者治澳”的法律底線。 一是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及其實際履行,具體表現在新版《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制定上。 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2009 年及以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可以修改,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堅持政治發展主導權和決定權在中央的原則,首先向中央提出啟動兩個產生辦法修改的報告,經中央同意後,再徵求社會各界意見,最後由立法會審議通過,很大程度上維護了中央在澳門特區政治發展上的主導權和決定權。 二是立法會的憲制責任及其實際履行。 澳門特區成立以來,立法會制定了許多與基本法條文直接相關的法律,對基本法的實施及中央全面管治權的維護起到了保障的作用。 譬如為保障中央履行防務的職責,立法會分別通過了《軍事設施的保護》、《訂定規範駐澳門部隊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的事宜》以及《駐澳門部隊因履行防務職責而享有的權利和豁免》。 這些法律的制定不僅起到了對駐軍履行職責的保障和規範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中央對澳門的管治權威。 三是法院和檢察院的憲制責任及其履行。 法院作為司法機關,其憲制責任是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對基本法進行解釋,保證其具體、準確地適用於基本法規範,即在基本法規範具體適用過程中將基本法細則化。 譬如在 2014 年澳門 3 個小團體發起的“民間公投”案中,澳門特區政府以該行為嚴重侵犯及破壞了《澳門基本法》為由,禁止該社團在公共地方舉辦民間公投活動,該社團提起上訴被澳門法院依法駁回,澳門法院在該案件中嚴格履行其憲制責任,通過對基本法的合理細則化,明確了法律是自由的邊界,維護了政治穩定與基本法的權威。其次,通過公共行政改革提升澳門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治理能力。 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採取向世界學習和向內地學習的態度,持續進行了公共行政的增量改革,顯著提升了澳門特區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澳門公共行政改革大致經歷了重構公共行政體系和以制度建設完善治理體系兩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澳門特區政府在全力消除澳葡時期遺留弊病的基礎上,建立起了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公共行政管理體系。 在這一階段,對於公務員行政方面的規範主要推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首任行政長官倡導以核心帶動推進澳門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為全體高、中級公務員開辦相應的課程,加強澳門特區公務人員尤其是領導及主管人員的政治素養;與此同時,完善廣大公務員的工作指引,保證公務人員規範行政、依法行政,樹立起政府人員愛國愛澳、廉潔奉公的形象。 在第二階段,繼續以制度建設來推進澳門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以公共組織的不斷優化來實現公共行政管理的現代化。尤為重要的是,澳門特區政府以寬廣的視野和胸襟,消除“一國兩制”下制度差異的偏見,勇於向內地學習,借鑒內地經驗設立了澳門特區政府的五年發展規劃、政策研究與區域發展局,推動數字政府建設等。 這些改革舉措,既提升了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能力,也有利於增進澳門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對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機制的理解。第三,對公職人員定期開展基本法與國情的教育培訓。 為了保證公職人員深刻理解“一國兩23

制”與基本法,不斷提升特區管治團隊的政治覺悟及素養,澳門特區政府針對各層級公職人員進行了一系列的學習與培訓,內容涉及基本法培訓、公務員能力提升以及國情深造等方面。 在基本法培訓方面,特區政府在對公職人員進行基本法入職考核的基礎上,為入職後的公務人員也開設了針對不同層級官員需求的基本法培訓課程。 該課程由澳門特區行政暨公職局長期與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及“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合作開展,包括針對澳門特區政府領導及主管官員開設的基本法高級研討班、針對澳門特區政府的高級技術員和職務主管開設的基本法培訓班,以及針對新入職的公務人員開設的入職基本培訓課程和晉級達標課程。 在公務員能力提升方面,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根據《公務人員的招聘、甄選和晉級培訓》等相關法律法規,對澳門公務員提供了大量的素質能力培訓工作,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在國情深造方面,作為澳門特區公務員整體培訓規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澳門特區政府全體主要官員和檢察長積極赴內地進行任中培訓,有助於加深澳門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對國家發展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最新情況的了解,使得澳門特區政府與中央聯繫更加緊密,有利於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三)“愛國愛澳”管治團隊的管治行為需接受多方監督澳門特區的“愛國愛澳”管治團隊,包括澳門行政、立法、司法等政權性機構的主要官員及公職人員。 根據憲法與《澳門基本法》,所有管治團隊的官員及其公職人員均要接受法律的監督,以確保“愛國者治澳”根本原則在澳門特區依法順利落實。 由於行政主導是澳門特區政制的基本特徵,行政權在澳門特區政權機構的權力格局中佔據主導地位,因此,對澳門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及公職人員是否在“愛國愛澳”原則下遵守紀律、依法行政進行事後監督,顯得更為重要。 在澳門,特區政府官員及其公職人員除接受廉政公署和審計署的常規監督外,還需接受來自立法、司法和社會方面的依法監督,為此,下面就此進行專門闡述。一是立法機關的監督。 澳門特區立法會屬於地方性立法機關,除了行使立法權這一基本職能外,另外一個重要職權就是行政監督,其履職手段主要包括質詢、辯論、調查、彈劾。 質詢即是當立法會發現政府部門在行政過程中存在問題、或社會上發生了亟待解決的焦點事件,立法會議員可以書面或者口頭的方式向政府首腦或政府部門主要負責人提出詢問和質問,並要求政府進行合理解釋;辯論則是立法會議員與政府間可以就政府即將制定或已制定的政策進行溝通、討論;調查是指立法會對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進行監督,防止公職人員觸犯法律邊界、損害社會利益;彈劾主要是針對澳門特區的行政長官,當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立法會有權對行政長官提起彈劾案,經過一系列嚴格的投票及調查,最終的彈劾案須提交中央政府審核,即最終決定權屬於中央,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需要指出的是,從澳門特區立法會的成分組成來看,超過一半的議員是來自於愛國社團的建制人才。 因此,以愛國者為主構成的立法會能夠在一種理性、合法的環境下對澳門特區主要官員及公職人員的施政過程進行監督,保障澳門特區政府在堅持“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依法行政。 這與香港特區立法會前段時間出現的“拉布”、“攬炒”等非理性監督形成鮮明對比。二是司法機關的監督。 司法機關對行政權的監督主要體現在司法部門對行政部門和行政人員的監督上,包括兩部分重要內容:其一是對公共行政部門施政程序是否符合規範進行法律上的監督,使公職人員不會輕易進行違法行政,一旦違法便會由司法部門進行審判並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 從澳門特區檢察院網站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澳門的司法監督力度在逐年增強,而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水平及規範性也在不斷提升。 可以說,澳門特區的司法部門積極履行監督職能,推動了行33

政部門依法施政、維護了憲法與基本法的權威。 其二是對行政法規進行司法審查。 制定行政法規是行政長官的一項重要權力,而在澳門特區的行政主導體制之下,司法機關對於這些制定出來的行政法規進行合法合憲性的審查是十分必要的。 在澳門特區的司法實踐中,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在多個司法案件的判決中均表示,在對行政行為所提起的司法上訴中,法官可以對一個行政法規的合法性提出附帶性審理,積極履行並保障了司法部門的監督權,提升了行政法規制定的規範性。三是社會監督。 澳門是一個社團社會,以“愛國愛澳”社團為代表的社會力量與政府之間結成了較為和諧的關係。 因此,相較於香港而言,澳門有一個較為理性、平和的社會環境和輿論生態。除了《澳門基本法》中明確規定的澳門居民可以向特區立法會提出申訴的途徑之外,各種新聞媒體、網絡媒體、社會團體等也是澳門社會不可忽視的監督力量,他們通過輿論監督的方式,督促政府部門公職人員依法行政、維護澳門社會政治的清明與穩定。 回歸以來,澳門的社會監督總體上保持政治正確的良好態勢,對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發揮了正能量作用。三、“愛國者治澳”的基本經驗及其啟示綜合上述,回歸以來澳門特區在“一國兩制”實踐中,逐步探索出了外部的政社合作治理與內部的全流程治理有機結合的“愛國者治澳”模式(見下圖 1),形成了澳門特色的“愛國者治澳”經驗。 這對於推進新時代“一國兩制”的新實踐,更好履行特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上的憲制責任,具有重要啟示。圖 1　 “愛國者治澳”的政社合作治理與全流程治理模式(一)澳門特區“愛國者治澳”的基本經驗歸結而言,澳門特區“愛國者治澳”的基本經驗是:通過內外兼治的兩種機制,形成了政府內外部的系統治理、建章立制的依法治理和全流程的綜合治理特色。在外部的政社合作治理方面,“愛國愛澳”社團和學界共同體是澳門特區愛國者管治聯盟的重要力量來源。 為此,澳門特區政府首先從外部環境的塑造開始入手,通過規範保障“愛國愛澳”社團參政議政、資助“愛國愛澳”社團發展壯大、夯實“愛國愛澳”的廣泛政治共識等系列舉措,鞏固並進一步築牢了澳門“愛國愛澳”的社會政治基礎,從而不斷擴大愛國者管治聯盟的規模。 而愛國者43

管治聯盟規模的不斷擴大,自然使澳門的社會秩序和政治生態步入更為良性的循環,這就為特區政府與澳門各界友好合作,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澳”根本原則奠定了深厚的社會根基。從內部的全流程治理來看,澳門特區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構之間良性互動,緊密合作,構建了從事前進入到事中管理,再到事後監督的無縫連接機制,從而實現對“愛國愛澳”管治團隊的全流程治理。 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愛國者治澳”的全流程治理不僅關注愛國者管治團隊的進入機制問題,同時也十分重視進入後的日常管理和事後監督問題。 而且,就進入機制而言,澳門特區的經驗是不僅要完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制度,還應做細做實公職人員的就職宣誓、入職考核工作。 無縫連接的全程流治理,確保了澳門特區愛國者管治團隊的政治忠誠度,提升了他們的整體管治能力,使“愛國者治澳”的根本原則真正落實到日常的治理行動中。(二)“愛國者治澳”經驗對豐富和發展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啟示筆者認為,澳門特區之所以能探索出內外兼治的“愛國者治澳”治理機制,關鍵在於澳門特區政府敢於、勇於、善於和樂於作為,完好履行了澳門特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上的憲制責任,從而確保了“一國兩制”實踐的不變形,不走樣。 總結並吸收澳門特區探索的“愛國者治澳”經驗,對於更好推進新時期“愛國者治港(澳)”的新實踐,均有重要的啟示。首先,特區政府敢於依法治理,是保障“愛國者治港(澳)”的基石。憲法與基本法一同構成了特區的憲制基礎,是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法治基石。 作為“一國兩制”的法律化,基本法的生命在於實施,貴在遵守。 習近平主席指出:“澳門回歸祖國 20 年來,以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為基礎的憲制秩序牢固確立,治理體系日益完善。 澳門特別行政區堅決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正確行使高度自治權。 順利完成基本法第 23 條和國歌法等本地立法,成立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有效落實。 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嚴格依法履行職責,正確處理相互關係,自覺維護行政長官權威,確保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順暢運行”。應當說,這是對澳門特區政府敢於依法治理,樹立憲法與基本法權威的高度認可。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但回歸 20 多年來,香港特區卻令人遺憾地出現了不依據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的問題,如本地 23 條立法遲遲不動、區議會違法擴權、“雙普選”不依法推進等,導致“一國兩制”實踐出現變形、走樣問題。 在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到興的新時代,香港特區政府要把嚴格依據憲法、基本法和國安法辦事作為特區治理的基本準則,不斷健全完善依法治港的制度體系和實施機制;而澳門特區也應與時俱進,總結回歸以來“依法治澳”存在的某些短板和弱項,更好完善“愛國者治澳”工作。其次,特區政府勇於承擔主體責任,是落實“愛國者治港(澳)”的關鍵。“行政主導制”是港澳兩個特區政制安排的共同特質。 “愛國者治澳”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一點在於澳門特區政府勇於承擔主體責任,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維護了“行政主導制”。 2009 年《維護國家安全法》在澳門立法會獲得高票通過時,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就特別指出:憲制責任不僅僅只在於立法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要將特區政府的工作落到實處,“和任何法律一樣,要成功推動特區的法制建設,我們必須持續不斷深化法律的推廣、宣傳以及相關人員的培訓工作。” 回歸以來,歷屆澳門特區政府勇於承擔“愛國者治澳”的主體責任,在行政長官親自領導、政府部門切實履職下,不折不扣履行好三大政權機構的憲制責任,並“以內地為師”、持續推進公共行政改革,嚴格落實公職人員的就職宣誓、入職考核和赴祖國內地學習培訓制度。 這些系列舉措,既有利於穩固澳門特區愛國者管治團隊的政治忠誠度,又鍛煉和提升了他們依法治理本澳事務和大灣區跨境事務的素養53

和能力。 而香港回歸以來,受泛民主派尤其是激進反對派的政治掣肘,“行政主導制”曾一度面臨嚴峻的挑戰,導致“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難以完好貫徹落實到具體的治理實踐中。 在香港由亂轉治的歷史關頭,香港特區政府要抓住香港國安法出台和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完善的契機,勇於擔當“愛國者治港”的主體責任,建立健全事前進入、事中管理和事後監督的全流程治理機制。 一方面,讓那些“是其是、非其非”、能為香港解決問題的賢能愛國者能脫穎而出,進入特區各類政權機構治理香港;另一方面,讓那些有能力的愛國者,有熱忱、有擔當、有勇有謀地治理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區政府則應更上層樓,在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做出表率和示範引領作用。 應當說,近年來粵澳雙方探索的共建共商共管的“粵澳深度合作區”,以及澳門特區政府新近設立的“融入國家發展工作委員會”,就是推進新時期“愛國者治澳”新實踐的重要舉措。再次,特區政府善於凝聚社會各界力量,是保障“愛國者治港(澳)”的基礎。“愛國愛澳”作為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是澳門特區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澳”的民心基礎,也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最重要原因。 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深諳民心政治的深刻道理,立足澳門是社團社會的政治實際,採取多方舉措,進一步築牢了“愛國愛澳”的社會政治基礎,鞏固和擴大了澳門特區愛國者管治聯盟的規模,從而紥實了政府與社會各界合作治理的社會土壤。 相較而言,“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之所以面臨實踐難題,重要原因就在於香港社會存在着左、中、右不同的政治光譜,導致香港特區缺乏“愛國愛港”的強大社會政治基礎,無法形成具有廣泛政治共識的愛國者管治聯盟,進而影響到政府與社會各界合作治理的整體效能。 但在香港選舉制度得到完善後,“選舉政治”對行政的過度掣肘問題將得以逐步消解,政治分野和社會裂痕也將逐步修復,這為香港特區政府集中精力、有效施政提供了機制保障。 為此,香港特區政府一是要聚焦解決各種深層次問題,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贏得基層市民的更廣泛支持;二是要着力培養一大批愛國社團的青年領袖,為愛國者為主的管治團隊提供充足的建制人才儲備;三是要用好愛國學術共同體的資源和話語優勢,掌握政策議程設置和政治話語權,達成“愛國愛港”的最大社會政治共識。對於澳門特區而言,如何更好地讓普通市民在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過程中更有參與感和獲得感,將是澳門特區政府進一步夯實“愛國愛澳”社會政治基礎要面對的重要問題。第四,特區政府樂於並善於開展國家認同教育,是踐行“愛國者治港(澳)”的依歸。習近平主席曾對“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做過深刻論述。 他說:“‘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 因此,能否在社會各界尤其是公職人員和廣大青少年中加強憲法和基本法的宣傳教育,增強港澳同胞的國家意識與愛國精神,這是做好“一國”的國家認同和踐行“愛國者治港(澳)”根本原則的前提與基礎。 應當說,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引領澳門的教育部門、各級各類學校、廣大愛國愛澳社團在開展國家認同教育方面,誠心誠意、腳踏實際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一國”導向的“去殖民化教育”改革、公職人員的入職宣誓和憲法與基本法入職考核、公職人員赴內地進行國情教育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培訓、對青少年開展深入的國情教育等等。 但香港特區在開展國家認同的宣傳教育、踐行“一國”的治理行動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比如,香港公務員入職考試尚未把憲法與基本法納入必考內容;又如,國家發展日新月異,已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如今的強起來的階段,但香港對國家的發展和規劃一直以來缺乏深入了解,存在“不知道”的問題,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還需迎頭趕上。 可喜的是,香港特區政府正積極開展多方面工作:一是檢視現行公務員培訓的做法,加強對香港特區憲制秩序及《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的培訓教育;二是制訂中高級及首長級人員到內地培訓學習的系統規劃,開放香港公務員63

到內地政府、機構或部門掛職學習,增進對國情和內地基層的體悟與認識;三是創新學習交流機制,加強香港青少年對“一國”的政治、文化和心理認同。四、結束語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一國兩制”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應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澳門特區探索形成的“愛國者治澳”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體現出系統治理、依法治理和綜合治理的特色,很好地履行了澳門特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上的憲制責任,保障了澳門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從而把“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有效轉化為“愛國者治澳”的治理效能。 當然,本文限於篇幅,對於“愛國者治澳”的源頭治理問題,即各級各類學校如何培養和塑造“愛國愛澳”人才問題沒有納入論述,而事實上澳門在這方面也有值得深入總結的經驗。 面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新時代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和澳門特區的“愛國者治港(澳)”,既應着眼於固根基、揚優勢,也應着力於補短板、強弱項,攜手推進“一國兩制”新實踐。 ①新華社:《習近平聽取林鄭月娥述職報告》,北京:《人民日報》,2021 年 1 月 28 日。②齊鵬飛:《香港選舉制度為何非改不可?》,北京:中國新聞社,2021 年 3 月 9 日。③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0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北京:《人民日報》,2019 年 12 月 21 日。④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17~233 頁。⑤⑥婁勝華:《澳門社團法律制度分析:以政府與社團關係為中心》,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 6 期。⑦⑨吳志良、陳震宇:《學術話語權的回歸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共識的形成》,北京:《港澳研究》,2019年第 4 期。⑧劉澤生:《回歸十年澳門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中心》,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 6 期。⑩王振民、劉林波:《“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成就、經驗與展望》,北京:《港澳研究》,2020 年第 1 期。張德江:《堅定“一國兩制”偉大事業信心,繼續推進基本法全面貫徹落實》,北京:《人民日報》,2017年 5 月 27 日。駱偉建: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以澳門“一國兩制”實施為視角》,北京:《學術前沿》,2018 年第 21 期。駱偉建: 《論特別行政區實施基本法的憲制責任———以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踐為視角》,北京:《港澳研究》,2019 年第 1 期。蔣朝陽:《澳門回歸 20 年:公共行政的變革與發展》,北京:《港澳研究》,2019 年第 1 期。殷嘯虎:《論特別行政區行政主導下的行政權控制與監督———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例》,上海:《政治與法律》,2014 年第 2 期。畢永光:《何厚鏵指〈維護國家安全法〉重在落實》,北京:中國新聞網,2009 年 2 月 28 日。黃芷淵:《香港需要“是其是、非其非”的賢能愛國者》,香港:《文匯報》,2021 年 3 月 24 日。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北京:《人民日報》,2017 年 7 月 2 日。作者簡介:楊愛平,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廣州　 510006[責任編輯　 劉澤生]73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以科技創新為引擎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參與雙循環研究*鍾　 韻[提　 要] 　 科技創新有助於催生新發展動能,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具有良好基礎,大力發展科技創新產業是當前大灣區各大城市的共識,也是港澳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 從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所需的資金和人才資源兩方面看,大灣區具有獨特的優勢,建議以協同發展理念逐步增強大灣區科創產業在新發展格局中的增長極作用,令科技創新產業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參與雙循環的重要引擎。[關鍵詞] 　 雙循環　 粵港澳大灣區　 科技創新產業　 推動機制 [中圖分類號] 　 F2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038 - 08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和國內的發展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關聯。 新冠疫情加劇了國際形勢的複雜性,世界多國利用疫情收縮其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參與度,這對我國經濟平穩發展帶來了挑戰。 加快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我國順應歷史潮流、應對新機遇與挑戰提出的戰略部署。 新發展格局理論強調依靠更有質量的創新,①需儘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②科技創新產業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了新發展動能,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③ 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儘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有助於解決各類“卡脖子”和瓶頸問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塑造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主動地位的關鍵。④創新是雙循環的戰略核心和關鍵,雙循環的引擎是研發和技術創新投資。⑤粵港澳大灣區(以下簡稱“大灣區”)作為“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對接的重要平台,具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經濟外向型特徵顯著,大灣區如何參與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亟待深入探討。 人類工業革命的歷史顯示,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最根本的動力來自科技創新,全球經濟在前三輪技術革命浪潮下實現了長期的可持續增長。⑥根據 2019 年 2 月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粵港澳83∗本文係暨南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專項資金項目“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模式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兼與西方灣區發展模式對比”(項目號:19JNYH09)的階段性成果。

大灣區城市群將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由此可以預測,科技創新產業將是粵港澳大灣區參與雙循環的產業抓手。 以科技創新為引擎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參與雙循環,有助於大灣區在新發展格局促進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有效對接,成為世界級創新平台和增長極。 本文將從回顧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至國家戰略這一研究背景入手,從港澳的發展需求及大灣區的科創基礎兩個方面,探討以科創產業為引擎推動大灣區參與雙循環的原因及必要性,進而從金融和人才兩個視角分析大灣區發展科創產業的獨特優勢,最後提出大灣區科創產業參與雙循環的主要思路。一、研究背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為歷史悠久的粵港澳合作開啟了新的篇章,也為該區域的發展明確了方向。 釐清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國家戰略的背景,有助於理解科創產業推動大灣區參與雙循環的引擎作用。1. 大灣區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大灣區概念的提出,與“一帶一路”倡議密切相關。 2013 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 2014 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一帶一路”確定為優化經濟發展格局的三大戰略之一。 大灣區概念在國家頂層設計文件中的最早出現,便是在2015 年印發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⑦中。 《規劃綱要》指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五大戰略定位之一。根據《規劃綱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新時代推動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⑧紥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主要任務之一。⑨ “一帶一路”建設搭建了全球經濟開放合作的新平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為大灣區的企業發展提供了新空間與機遇,大灣區作為“一帶一路”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樞紐節點,將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獲得新的發展驅動力。可見,充分發揮粵港澳的綜合優勢,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大灣區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起支撐引領作用,推進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性因此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2. 大灣區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新機遇與新空間國家高度關注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港澳的發展須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以本地產業升級為例,回歸以來,港澳產業升級均面臨新的需求,與內地開展區域合作成為促進當地產業升級的重要路徑。 對香港而言,二戰後兩次成功的產業升級,先令香港通過工業化躋身亞洲四小龍,再憑藉快速發展的服務業躋身全球城市之列。 回歸伊始,香港特區政府便認識到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必要性,並建立了發展高增值知識型產業的產業升級思路,加強與內地尤其是廣東的區域合作,為香港產業升級轉型提供了新機遇。 對澳門而言,回歸以來雖然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當前澳門的本地稅收對博彩旅遊業依然具有較強的依賴性。 為維持澳門經濟的穩定,需要通過區域合作為澳門尋求新的發展空間,以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同時,大灣區為港澳青年發展提供了新的工作與生活空間,從而亦拓寬了港澳青少年就讀專業與職業的選擇空間。《規劃綱要》明確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⑩ 可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作為國家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僅為港澳繼續發揮獨特優勢提供93

舞台,還為港澳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3. 大灣區是已現雛形的“世界級城市群”城市群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城市化的主體形態,幾個城市群或單個大的城市群可進一步構成國家層面的經濟圈,對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力,國家間的競爭正日益演化為城市群之間的綜合實力比拼。 城市群在我國區域經濟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十四五規劃提出將以 19 個城市群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抓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在經濟規模、人口規模、土地規模乃至國際影響力等方面,已經擁有可與舊金山灣、紐約灣和東京灣相比擬的實力,與三大國際灣區已處於一個量級範疇。 已建成的發達交通基礎設施,為大灣區內部的快速聯繫,以及大灣區與全球交通網絡的銜接,奠定了優良基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港澳回歸後,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粵港澳三地政府建立了持續動態更新的跨境合作制度,並取得了顯著的合作成效。 以三地在服務業領域的合作為例,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港澳回歸後,通過制度安排推進區域合作已成為中央政府,乃至粵港澳三地地方政府的共識,推進區域合作的制度框架亦不斷完善。 可見,大灣區現有的經濟實力、發展潛力、交通基礎設施,以及粵港澳地區多年來形成的內部聯繫機制、回歸後不斷完善的合作保障制度,為大灣區參與雙循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二、港澳產業升級轉型的需求縱觀近代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及當前全球經濟發展態勢,科創產業無疑將是重構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重要動力,全力推動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各地政府的發展共識。 從特區政府在回歸後的一系列產業支持措施可見,加快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已經成為港澳地區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與需求。1. 香港的第三次產業轉型回顧上世紀 50 年代以來香港的產業升級歷程可見,已完成的兩次產業升級轉型不僅推動了地區經濟增長,更拉升了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 回歸伊始,特區政府便已明確科技創新產業對香港的重要性。 1997 年,時任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於在其首份施政報告提出香港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必要性,並建立了發展高增值知識型產業的產業升級思路。 1998 年的施政報告更是明確指出,創新與科技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 年特區政府研究選定了六個重點發展的新興行業,創新科技產業便是其中之一。 2015 年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以來,香港創新及科技氛圍快速提升,特區政府對科創投入大幅增加。2020 年施政報告指出,本屆特區政府已撥款逾 1,000 億港元推動香港的科創發展。 當前,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金融科技被特區政府列為具有優勢的四大產業。 據報導,2019 年 2 月,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通過特區政府設立的 InnoHk 項目的資助,與瑞士、英國、美國的三所大學簽署合作協議,將在香港科學園的“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集中開展三個與醫療科技和人工智能(AI)大項目的研發,特區政府計劃將在未來五年為此投入 7 個億。 這一案例直觀反映出,在第三次產業轉型中,香港特區政府已清晰認識到科技創新產業對地區經濟的作用,正全力發揮本地優勢推動科創產業發展。2. 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是澳門回歸後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思路。 回歸以來,澳門整體經濟呈04

現跨越式快速發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地位正逐步顯現。 但是,當前澳門的本地稅收對博彩業依然具有極強的依賴性,仍需繼續全力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響,澳門遊客量大幅下降,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布的資料顯示,2020 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同比實質下跌 56.3% ,服務出口下跌 74.9% ,其中博彩服務出口下跌 80.4% ;服務進口下跌 37.9% 。 隨着疫情防控穩定,澳門遊客量逐漸增加,經濟活動逐步恢復,第四季度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同比實質下跌 45.9%,跌幅較第二季度的- 67.8%和第三季度的- 63.8%有明顯收窄。 可見,維持澳門經濟的穩定,不僅要推動旅遊休閒業的縱向多元,更要充分利用澳門的優勢培育新興產業促進產業的橫向多元。澳門特區政府自回歸伊始,亦已開始推動本地的科技創新。 2001 年成立科技委員會統籌和協調澳門科技事務,2004 年設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對相關的教育、研究及項目的發展提供資助。2021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指出,澳門將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推動科技創新與旅遊、金融、會展、文化創意等產業融合發展,發揮國家重點實驗室作用發展應用型的高新技術產業。 由此反映出,澳門特區政府對於推進科技創新產業發展亦有強烈的意願。三、大灣區的科創基礎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規劃綱要》對大灣區發展的明確戰略定位。 結合科學技術對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生態化等將要改變人類生活工作模式的幾大趨勢的作用,可以認為,科技創新產業不僅是大灣區現代產業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關係到本區域未來國際影響力與國內增長帶動能力的重點產業。 因此,以推動科技創新產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參與雙循環,符合區域規劃發展預期和國家發展需求。 當前,大灣區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已具備良好基礎。 試從以下四方面做概括:1. 領先國內的發展水平大灣區內多個城市的現代科技產業已達到國內的領先水平,本地的現代科技產業體系對本地經濟的影響日益顯著。 例如,廣州近年來着力推進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前沿科技領域發展。 經國家認定的廣州高新技術企業從 2015 年約 2,000 家發展到 2019 年約 12,000 家,排名全國第四。2020 年前三季度,廣州 IAB 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5.8% ,遠高於同期 GDP 增速。又如,深圳已培養打造了一批國際知名的科技創新企業,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於 2020 年末接近 1.8 萬家,居全國城市第 2 位,是“十二五”末期的 3 倍。再如,以製造業起家的東莞市,近年來正朝以科技創新為引領的全國先進製造之都轉型,布局於東莞松山湖科學園的中國散裂中子源科學裝置,已支持國內外科研與工業界的數百個研究課題,其中包括基礎研究創新項目。2. 已經建立的科技創新聯繫網絡大灣區內部已經建立科技創新聯繫網絡,港澳通過與內地的科研機構合作,已深度參與到大灣區的科技創新網絡之中。 實證研究發現,緊密的城市創新聯繫網絡關係,有助於以提升區域的整體競爭力,與回歸之初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的科技創新聯繫已大幅提升。以日前開展的嫦娥五號月面採樣工作為例,港澳高校研究團隊均參與助力。 其中,香港理工大學團隊研發的“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助力完成採樣工作,該香港研究團隊早在 2011 年便已開始與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合作,共同研製表取採樣執行裝置並於 2017 年交付,並參與其後的反復測試工作。 澳門科技大學研究團隊從 2005 年便開始參與國家“嫦娥探月工程”飛行器的數據分析和研究工作。 目前澳門的四14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其中一個便是依託澳門科技大學建設的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3. 已建立重大科研合作平台重大科學裝置和國家重點實驗室是開展科創合作的重要硬件基礎設施。 大灣區內已建立的多個服務於科技創新合作的功能性合作平台和硬件基礎設施,為吸引優質國際資源、推進深度改革試驗提供了保障。 目前,廣東省內已建立多種類型的合作平台,平台功能逐步完善並對粵港澳科創合作發揮實質性作用。 包括東莞散裂中子源、深圳大亞灣中微子實驗站、江門中微子實驗站、惠州強流重離子加速器、深圳國家基因庫,以及國家超級計算廣州、深圳中心等一批大科學裝置已落戶珠三角,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已批覆同意“光明科學城—松山湖科學城”片區作為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的主體,若干重大設施已獲批覆或正開展可行性研究。4. 已形成科創產業增長點大灣區已經形成了一批地區尺度的科技產業集聚增長點,為構建國內和國際尺度創新聯繫網絡,參與科創產業的“雙循環”奠定了基礎。 以東莞松山湖國際機器人基地(XBOT PARK)為例,該基地作為廣東省入選的兩個全國創業孵化示範基地之一,專注於機器人及相關行業的創業孵化,由大疆無人機名譽董事長、香港科技大學李澤湘教授帶領團隊,聯結全球高校研究所、企業和大灣區的製造業產業鏈,為孵化企業提供從創業導師、到資金和企業供應鏈合作夥伴的全方位資源支持。2014 年成立以來,先後引進了東莞大疆等近百家孵化實體,孵化成功率遠高於全省乃至全國平均水平。 大灣區現有的多個產業基地、制度創新壓力測試合作區等科創合作平台,已發展成為地區尺度的科創產業集聚增長點,這些產業集聚已經通過產業關聯,實現了跨地區科創合作“雙循環”的雛形,對大灣區參與國內國際科技創新循環具有重要意義。四、大灣區發展科創產業的獨特優勢充分認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科技創新產業的優勢,有助於將優勢放大。 資金和人才是科技創新產業發展的兩項重要資源,以下試從金融支持與人才支持兩方面,分析大灣區科創產業發展的獨特優勢。1. 金融支持優勢首先,位於香港與深圳的兩個證券交易所,為企業上市及融資提供了強大的支持,亦是大灣區金融業一項重要的比較優勢。 尤其是香港,具有資金流通自由、金融市場發達、金融服務業高度密集、法制健全和司法獨立、商業文明成熟等種種優勢,資本市場一直是香港金融業的強項。 據香港證券交易所 2021 年 2 月公布的 2020 年全年業績數據顯示,港交所 2020 年公開招股市場集資總額達 4,002 億港元,為 2010 年以來最高,位居全球第二。 2019 年,港交所此項數據為 3,142 億港元,位居全球第一。據統計,自 2009 年以來,港交所 IPO 總額已 7 次位居全球首位。 在 2021 年 4 月公布的 2021年第一季度業績中,香港 IPO 市場繼續保持活力,2021 年第一季度融資總額達到 1,366 億港元,是2020 年第一季度的 9 倍多。2018 年 4 月 30 日,被稱為港交所 25 年來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正式生效,改革內容包括便利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創新型公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等新經濟公司在香港上市,以及為尋求在香港作第二上市的中資及國際公司設立新的第二上市渠道。 2020 年,雖然全球經濟遭遇新冠疫情的嚴重影響,但在生物科技及新經濟公司融資強勁增長勢頭推動下,港交所 IPO 總額大幅提升。 據港24

交所公布數據,港交所 2020 年年度的收入及其他收益總額達 192 億港元,較 2019 年上升 18% 。與此同時,深圳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金融業將是建設的重點內容。 國際經驗表明,科技創新和產業化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初創期科技創新企業能否獲得融資支持將影響全社會的創新活力強弱與創新文化的形成。 香港與深圳兩大證券交易所為大灣區科創企業提供了優質的融資平台。其次,同樣具有“一國兩制”獨特優勢的澳門,近年來銀行業與特色金融發展也出現了可喜的勢頭,有望成為大灣區金融業的新亮點。 立足於“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發展定位,並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目前,澳門的特色金融業建設已取得一定的進展,例如,在中葡人民幣清算方面,澳門人民幣清算行獲得批准成為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清算成員行,並正式接入 CIPS;分別在 2017 年 12 月及 2018 年 9 月,特區政府與中國銀監會(現稱中國銀保監會)及人民銀行簽署了《關於發展澳門特色金融的合作備忘錄》。 又如,2018 年,澳門銀行首次參與分銷由廣東省政府發行的“粵港澳大灣區土地儲備專項債券”,令澳門成為內地以外首個有金融機構參與分銷地方債券的地區。 當前,澳門正研究建設澳門證券交易所方案。再次,在粵港澳科創合作所需的跨境金融支持體系方面,三地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近年來廣東傾力打造以創新鏈為中心的金融生態系統建設,現正致力於構建服務於科創產業協同發展的資金扶持體系,服務於科技創新的金融體系建設已取得一定成效。 廣東省科技廳已分別與香港、澳門特區政府簽署了相關工作安排,分別組織實施粵港、粵澳對科創合作的聯合資助。 2019 年 6 月廣東省科技廳公布的數據顯示,自 2014 年實施“粵港科技創新聯合資助計劃”以來,粵港聯合資助計劃共支持項目 151 個,廣東省支持總金額達到 1.63 億元。 其中,2018 年度粵港雙方擬聯合資助 11個合作研發項目,粵方資助金額共人民幣 1,100 萬元。 廣東省財政科研資金過境港澳使用政策已開始實施,其中包括允許省財政科研資金直接撥付港澳機構使用。 廣東省的重點領域研發計劃、省自然科學基金計劃,以及對外科技合作計劃指南的部分專題已向港澳高校科研機構開放申報。 截至 2019 年底,港澳機構參與的省級財政科研項目已成功跨境撥付資金超過 1,700 萬元,廣東省成功跨境撥付科研資金共計已超過 1 億元。2. 人才支持優勢人才是創新的根基,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 從人才儲備和人才吸引兩個層面看,粵港澳大灣區科創產業發展的優勢顯著。首先,在高層次基礎研究人才儲備方面,高校是基礎研究人才儲備的主要來源,大灣區有良好的高校資源支持。 例如,香港是全球高等教育和基礎科學研究資源較為集中的地區之一,2020 年QS 世界大學排名前 100 中有 5 所香港高校;澳門的高等教育回歸後亦快速發展,以澳門科技大學為例,該校目前已有工程學和分子與遺傳學進入 ESI 全球前 1% 。 近年來,隨着大灣區高校不斷增加,大灣區宜居宜業宜遊的環境對人才的吸引力亦不斷增強,本地高校為儲備高層次人才提供了重要支持。在青年人才儲備角度看,香港多家高校在大灣區以不同形式設立分校並培養人才、珠三角各地市積極推進高等教育,為大灣區基礎研究提供了青年人才儲備。 目前,香港高校已在大灣區設立分校的包括:2005 年創立的位於珠海等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2012 年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由深圳全額投資建立、2014 年香港中文大學和深圳大學在深圳合作設立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此外,香港科技大學(廣州)計劃將於 2022 年開始招生、香港理工大學將在佛山建設分34

校、香港城市大學東莞校區已確定選址東莞松山湖科學城。 深圳近年亦全力推動高等教育,新增了包括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中山大學(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等本科以上層次大學。其次,在人才吸引方面,2020 年 10 月印發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 年)》(以下簡稱《方案》)以及《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首批授權事項清單》,包含深圳吸引外籍高層次人才與境外專業人才的多項新措施。 《方案》支持深圳實施綜合授權改革試點,不僅對深圳吸引高端人才具有重要意義,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高端人才建設同樣影響深遠。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的快速交通網絡將力爭實現大灣區主要城市間 1 小時通達。 在現代交通設施技術支持下,人才在大灣區內的自由流動將加快,隨着城市之間的經濟和民生領域的交流將日益密切,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區域的整體性將增強。 因此,深圳的綜合授權改革不僅將助推深圳成為面向全球的一流創新人才聚集,其引才改革還將惠及粵港澳大灣區,《方案》的制度創新效應將為粵港澳大灣區科創人才隊伍的建設提供有力支持。 作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人才引進將不僅局限於國內,而將是面向全球。五、以科技創新協同發展推動大灣區參與雙循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域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產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基礎、獨特的發展優勢,將是粵港澳大灣區參與雙循環的重要引擎。發揮科創產業作為大灣區參與雙循環引擎作用,應立足於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充分發揮大灣區的獨特優勢及區域內部合作基礎,推動大灣區科創協同發展,以逐步增強大灣區科創產業在新發展格局中的增長極作用。 具體建議包括:第一,強化制度保障,制定促進大灣區內資金、人才、科研設備等科創要素便捷流動的政策。 例如,為內地科研人員的日常跨境流動給予超於其他人員的支持,利用現有的科研合作平台推動聯合培養博士生,支持廣東三個自貿片區在知識產權保護、市場監管、科技金融、人才培養、成果轉化等方面的體制機制銜接。第二,增強內部聯繫,加快構建科創聯繫網絡,增強大灣區科創整體性,以更好發揮國內循環科創增長極的帶動作用。 例如,發揮當前大灣區內多個地方尺度的科創產業集群的增長點作用,一方面用好港澳融資能力強、國際化渠道廣、專業化服務與國際接軌等優勢,推動大灣區科創融入全球科創生產網絡,另一方面,通過國內的科創聯繫網絡構建,打開更大的內地市場,使大灣區成為內循環科技創新的增長極。第三,用好獨特優勢,制定大灣區科創產業的引資引智計劃。 例如,圍繞重大科學裝置打造的科學城、科學中心等科創平台吸引全球優質科創團隊集聚大灣區,配合以完善的科創融資支持服務,建設“大型公共科學裝置—充足的基礎性科研服務人員配套—與國際接軌的科研課題招標—先進的科研管理—成果產業化” 的一條龍配套服務平台,以此吸引全球資金與科創人才集聚大灣區。第四,協調官產學研作用,促使基礎研究創新與應用研究創新齊頭並進。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泉,基礎研究理論的突破將帶來新科學和技術的發現,是解決“卡脖子”技術問題的關鍵,基礎44

研究創新推進需用好大灣區高校的高層次人才資源,運用“雙區驅動”的制度創新優勢,給高校科研人員營造更為寬鬆的科研環境。 同時,通過市場的力量,推進應用研究的創新,使企業層面的研發平台成為基礎研究創新的助推器。①馬建堂、趙昌文:《更加自覺地用新發展格局理論指導新發展階段經濟工作》,北京:《管理世界》,2020年第 11 期。②習近平:《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北京:《人民日報》,2017 年 1 月 18 日。③習近平:《正確認識和把握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北京:《求是》,2020 年第 2 期。④劉鶴:《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北京:《人民日報》,2020 年 11 月 25 日。⑤李夢婕、姚遂:《張培剛獎頒獎典禮暨“雙循環新格局與中國經濟轉型發展”論壇綜述》,北京:《經濟學動態》,2020 年第 11 期。⑥朱民、鄭重陽:《關於相互促進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思考》,北京:《經濟與管理研究》,2021 年第 1 期。⑦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國務院授權發布,2015 年 3 月。⑧⑩中共中央、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前言第 1 頁。⑨汪洋:《紥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北京:《人民日報》,2017 年 11 月 10 日。顧朝林:《城市群研究進展與展望》,北京:《地理研究》,2011 年第 5 期。鍾韻:《粵港服務業的創新合作:制度與平台》,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7 年。《3 家廣州企業新入選國家企業技術中心,數量全省居首》,廣州:《廣州日報》,2021 年 1 月 12 日。《2020 年深圳創新成績單出爐:國高企業或超 1.8萬家,數量全國第二》,南方網,2021 年 1 月 7 日。鍾韻、葉藝華、魏也華:《基於創新聯繫的城市網絡特徵及影響因素研究———以粵港澳地區為例》,廣州:《科技管理研究》,2020 年第 7 期。作者簡介:鍾韻,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廣州　 510632[責任編輯　 劉澤生]54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思考左連村[提　 要] 　 冷鏈物流是物流業的組成部分,也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領域。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良好的冷鏈物流發展環境,面臨良好發展機遇,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應結合區域內多關稅區並存的實際,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按照一體化運作方向,注重空間合理布局,完善區域內冷鏈物流標準化體系,促進冷鏈物流智慧化、高端化、國際化發展。 大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關鍵詞] 　 一國兩制　 粵港澳大灣區　 冷鏈物流　 一體化　 智慧化　 高端化 [中圖分類號] 　 F2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046 - 09引言冷鏈物流是物流業發展模式之一,也是物流業發展的細分領域。 隨着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於高質量產品的消費意願逐步增強,冷鏈產品作為成本相對較高的消費品逐步進入人們的生活。 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推動了冷鏈物流業爆發式擴展,冷鏈物流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對國民經濟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物流業發展規律和世界冷鏈物流實踐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冷鏈物流發展的快慢與經濟發展水平有着密切關係。 經濟發展推動冷鏈物流發展,冷鏈物流發展也對經濟發展形成重要支撐。 從世界各國實際看,一般表現為發達國家冷鏈物流發展水平較高,發展中國家冷鏈物流發展比較緩慢。 從國內實際情况來看,由於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冷鏈物流也呈現出不平衡的發展格局。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開放程度高、經濟活力強的區域之一,在冷鏈物流發展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港澳地區的冷鏈物流發展已經基本與國際接軌,珠三角九市的冷鏈物流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明顯差距。 從大灣區整體看,冷鏈物流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冷鏈物流產業,表明冷鏈物流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重要性。①深入研究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的發展對於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和戰略目標,對於科學把握新發展階段,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64

一、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供需現狀冷鏈物流是指冷藏冷凍類食品在生產、貯藏運輸、銷售,直到消費前的各個環節中始終處於規定的低溫環境下,以保證食品質量,減少食品損耗的一項低溫物流系統工程。 冷鏈物流涉及初級農產品、加工冷凍產品、藥品和特殊產品等,鮮活食品及加工冷凍食品在冷鏈物流產品結構中所佔比重較大,成為市場供需的主要內容。(一)珠三角九市冷鏈物流供需狀况首先,珠三角九市冷鏈物流供給具有良好基礎和能力,主要體現在冷庫、冷藏車、冷鏈基地和港口冷鏈物流設施等方面的建設和發展。珠三角九市冷庫建設:廣東省的冷鏈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在全國名列前茅,冷庫容量位居全國第三,僅次於山東和上海(2019 年江蘇略高於廣東)。 截至 2016 年底全省擁有大小冷庫超過 1,700座,冷庫容量 300 多萬噸,主要分布在廣州、深圳、東莞、汕頭、湛江以及陽江等地。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2016 年至 2019 年廣東冷庫容量一直呈現快速增長態勢。 2016 年 307 萬噸,2017 年 323 萬噸,2018 年 340 萬噸,2019 年達到 456.06 萬噸,2019 年冷庫出租面積 529,600 平方米。②珠三角地區冷鏈物流相對發達,冷庫容量和出租面積一直佔廣東全省的主要部分。 按照 2016 年珠三角地區與粵東西北地區冷庫容量分布比 96.2:3.8 來推算,2019 年珠三角九市的冷庫容量仍佔廣東全省冷庫容量 96%的比重。③珠三角九市冷藏車建設:相關資料顯示,廣東省冷鏈運輸車輛大部分集中在廣州、深圳兩地,珠三角九市所佔比例超過全省的 90%以上,粵東西北冷鏈物流運輸幾乎都需要從珠三角調撥冷鏈車輛。 根據廣東省十三五冷鏈物流發展規劃建設目標,全省冷鏈運輸車保有量由 2016 年的 10,000輛擴大到 2020 年的 15,000 輛,冷藏車運輸率由 2016 年的 48%擴展到 2020 年的 55% ,預冷保鮮比例達到 30% 。珠三角九市農產品冷鏈物流基地規劃建設:根據廣東省政府 2020 年發布的《廣東供銷公共型農產品冷鏈物流基礎設施骨幹網建設總體方案》,廣東省將用三年時間,在廣州建設庫容約 20 萬噸的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冷庫,以此作為骨幹網運營管理中樞。 同時布局農產品冷鏈物流產地網和配套建設冷鏈物流銷地網,建設冷鏈物流資源整合平台、冷鏈運輸配送平台、公共型智慧冷鏈物流信息服務平台。 打造覆蓋全省特色優勢農產品主產區和主銷區、從田間到餐桌的全程一體化農產品冷鏈物流保障體系。 到 2022 年,骨幹網運營管理的冷庫容量達 160 萬噸左右,新增冷藏車 2,000輛以上、移動預冷裝置 1,000 台以上。珠三角九市港口冷鏈物流設施:根據中物聯冷鏈委的資料顯示,2020 年全國海港空港和陸港都擁有一定的冷庫設施,但海港冷庫佔比 55% ,為主要港口冷庫集中地。 廣州港冷庫和深圳港冷庫是珠三角兩個最大的港口冷庫,庫容量分別是 11.8 萬噸和 3.6 萬噸。 2020 年建成的廣州南沙國際冷鏈項目定位為全國規模最大的臨港分配樞紐型冷庫功能的綜合性冷鏈物流基地,項目 100 公里範圍內覆蓋粵港澳大灣區和珠三角主要城市,打造立足灣區、輻射華南、面向全球的國際冷鏈物流樞紐,是目前全國最大的臨港冷庫。④其次,珠三角九市農產品冷鏈物流需求空間巨大。 農產品冷鏈物流需求主要包括水果、蔬菜、肉類和水產品四大類。 2019 年珠三角九市農產品上述四大類產量規模達到 2,156.56 萬噸(個別項目缺少統計資料不計算在內),其中水果 398.39 萬噸,蔬菜 1,334.18 萬噸,肉類 116.12 萬噸和水產74

品 307.87 萬噸。 蔬菜佔比最大,達 62% 。⑤根據中物聯的統計資料,中國內地 2019 年以上四大類農產品冷鏈流通量比率分別是水果 30.3% ,蔬菜 30.4% ,肉類 21.4% ,水產品 17.9% ,依據這個平均標準計算,2019 年珠三角農產品冷鏈流通規模只有 606.26 萬噸,其中水果 120.71 萬噸,蔬菜 405.59 萬噸,肉類 24.85 萬噸,水產品 55.11 萬噸。 說明大部分農產品在消費過程中沒有得到冷鏈保障。 與歐美發達國家冷鏈流通率均在 90%以上的情况相比,珠三角農產品冷鏈物流的需求規模存在巨大上升空間。(二)港澳地區冷鏈物流供需狀况首先,從港澳地區冷鏈鮮活食品需求來看。 香港居民冷鏈鮮活食品的需求與居民人口的變動相適應,除個別年份受到疫情影響之外 ( 如 2019 年的豬瘟),長期保持穩定,具體見表 1。 澳門的鮮活食品主要依賴進口,也很少出口和轉口,因此鮮活食品的進口規模基本與市場需求規模相一致。 澳門居民每年的冷鏈鮮活食品消耗基本上保持穩定,具體見表 2。 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港澳市場的鮮活食品需求出現短暫波動,但隨着疫情的緩解和好轉,市場又逐步恢復正常狀况。其次,從港澳地區冷鏈鮮活食品供給來看。 港澳地區冷鏈物流供應鏈暢通高效,冷鏈通道堅持質量標準,確保全鏈條安全不斷鏈。 港澳冷鏈物流企業的業務運作涉及冷鏈物流的生產、代理、進口、運輸、倉儲、銷售等上下遊各個環節,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冷凍冷藏鏈。 港澳地區農產品供給主要依靠進口。 香港農業生產穩定高效發展,但規模較小, 2017 年農業總產值佔香港 GDP 的比重僅有0.14% ,香港農產品消耗超過 90%來自進口。澳門基本沒有農業,所需農產品幾乎 100%來自進口。⑥港澳農產品來自世界各地,進口量比較大的有中國內地、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南韓、新西蘭、泰國、荷蘭、台灣、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中國內地是港澳地區最大的農產品供應者。 深圳海關數據顯示,從該口岸出境的新鮮蔬菜、水果、活禽等佔到香港市場的85%以上。 香港的部分生鮮食品轉口澳門,澳門的活動物基本上 100%由內地供應。內地供港澳的鮮活冷鏈食品始終保質保量,貨源充足。 根據海關總署 2019 年 4 月 2 日公布的《供港澳蔬菜備案種植場名單》,全國供港蔬菜種植場有 463 個,供澳 261 個。 這些種植場也被稱為生產基地。 統計顯示,廣東供港蔬菜種植84

基地 117 個,佔全國數量的 25.7% ,其中珠三角 9 市有 64 個,佔廣東數量的 54.7% 。 廣東省供澳基地 76 個,其中珠三角有 52 個,佔廣東數量的 68.42% 。 廣東惠州是廣東最大的供港蔬菜基地,出口香港的冰鮮冷凍豬肉佔廣東供港量的二分之一,佔全國供港量的四分之一,出口香港的牛奶佔全國供港量的四分之一。 其次是廣州、中山、東莞、肇慶、佛山等基地。 供澳蔬菜基地有 23 個,中山在廣東省供澳蔬菜基地中排第一位,其次為佛山、肇慶、廣州、惠州等基地。 廣東和珠三角這些供港澳蔬菜基地是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合作發展的重要基礎。⑦內地對港澳鮮活冷鏈食品的供給長期保持穩定,即使在國家最困難的時期也沒有發生動搖。早在 1962 年,為保障港澳鮮活商品的供應,在中央的關懷下,內地開創了“三趟快車”運輸模式,定時、定點、定班,每天三趟專列分別自武漢、上海、鄭州三地始發,經深圳運抵香港,為港澳兩地居民帶去鮮活商品和冷凍食品。 從 1962 年開通到 2010 年退出歷史舞台,“三趟快車”開行 48 年,保證了香港的勞務成本長期處於較低水平,成為香港社會保持活力的幕後英雄,被港澳同胞形象地稱為“生命線”。⑧ (三)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供需分析從一般經濟發展規律來看,隨着經濟的長期增長,自然會產生需求的高端化,高端需求對高端供給提出要求,從而推動高端供給的增長,高端供給又拉動高端需求的增長,這是一個互相促進又互為前提的動態平衡過程,國家宏觀層面是如此,行業層面也是如此。 近年來我國冷鏈物流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不少包括基礎設施、倉儲運輸能力、企業主體、產品服務以及供應鏈等許多方面的結構性矛盾,這些矛盾集中體現為冷鏈物流供給和需求的矛盾,整體上表現為冷鏈物流總需求大於冷鏈物流總供給,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於供給側。 本文第二部分對冷鏈物流約束條件的分析也說明了這個問題。港澳地區冷鏈物流業已經比較成熟,從其與國際市場的聯繫來看,基本上解決了“兩個一公里”的問題,斷鏈情况較少發生。 加上港澳市場規模相對有限,港澳本身的冷鏈物流供需矛盾不是十分突出。 但從港澳市場與珠三角和內地的合作來看,冷鏈物流操作過程還需要加強協調和一體化發展。 同時由於香港澳門經濟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較大衝擊,通過擴大冷鏈供給來促進需求的擴大,進而拉動經濟的發展,也是重要的途徑之一。 珠三角的冷鏈物流發展雖然比廣東省以外內地的一些地方和廣東省內珠三角以外的地方發展快一些,但由於整體上屬於內地一體化的經濟發展體系,在冷鏈物流供需關係上存在的問題與內地其他地方基本一致,冷鏈物流需求大於冷鏈物流供給同樣表現比較明顯。 整體來看,粵港澳大灣區需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向,大力推進冷鏈物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二、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條件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迎來良好發展機遇,具有十分有利的條件。 同時也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面臨不少挑戰,存在不利發展條件。(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冷鏈物流的有利條件首先,疊加的政策效應為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創造了有利政策環境條件。 CEPA 的實施,為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提供通關便利和冷鏈物流進出口業務量的增加。 口岸部門的監管互認、信息互換和執行互動,使通關效率得到提高,進而促進大灣區冷鏈貨物流動,提高冷鏈物流94

效率。 同時也有利於內地與港澳冷鏈物流企業的合作與相互滲透,加速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行業的有效融合,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得粵港澳大灣區進出口貿易不斷增強,特別是在農產品、能源和橡膠方面表現更為明顯。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生鮮農產品進出口數量的不斷增大,也為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帶來難得機遇。RCEP 協議的簽署和實施,將促進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的增長,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進而促進亞太地區和全球經濟的發展。 RCEP 貨物貿易零關稅產品數量整體上超過 90% ,這在大型自貿協定中屬於高水平,服務貿易和投資開放水平也顯著高於原有的“10+1”自貿協定。 RCEP 採用新技術推動海關便利化,促進新型跨境物流發展,採用負面清單進行投資准入承諾,大大提升了投資政策的透明度,這些都將為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的國際化發展提供有利平台。 “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推進,使得跨境冷鏈業務日益頻繁。 依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對沿線冷鏈物流要素進行優化配置,形成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冷鏈物流樞紐,有利於促使冷鏈物流國際間的合作和冷鏈物流的快速發展。 國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以及廣東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運行,導致創新機制快速形成,創新成果不斷湧現,對外貿易和國際交流不斷擴大,這些對大灣區冷鏈物流的發展有着直接促進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推進粵港澳物流合作,大力發展冷鏈物流和第三方物流,提高供應鏈管理水平,建設國際物流樞紐,這為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提供了直接操作指引和政策依據。 近幾年來,為支持冷鏈物流發展,國家和粵港澳大灣區地方政府圍繞冷鏈物流體系建設、冷鏈物流網絡布局、冷鏈服務質量和監管等許多方面相繼發布一系列促進冷鏈物流產業發展的政策法規,使得冷鏈物流產業政策環境持續改善,為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的長期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其次,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是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重要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三地合作不斷深化,已經形成多層次、全方位的良好合作格局。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水平全國領先,擁有完備產業體系,經濟互補性強。 香港、澳門服務業高度發達,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先導、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經濟基礎和實力大大增強。 根據國際經驗,人均收入達到 4,000 美元,冷鏈物流就會得到快速發展。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居民收入早已超越這一水平。 2018 年,大灣區人均 GDP2.33 萬美元,2019 年 2.34 萬美元,其中港澳地區人均收入早已進入發達經濟狀態,珠三角九市 2020 年人均 GDP 達到 17,205 美元。 粵港澳大灣區在中國以及在世界都屬於經濟發展的增長極,經濟影響力位居世界四大灣區之首,活躍的經濟發展環境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重要基礎。第三,現代化的綜合交通網絡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重要保障。 交通是經濟發展的先行官。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多次提出要加強交通互聯互通建設,構建現代化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已初步形成以廣州、香港、深圳、澳門、珠海為樞紐,其他城市為節點的多核放射線與環線結合的現代綜合交通網絡,粵港澳大灣區的高速公路、鐵路、軌道交通、港口和機場無論是總體能力還是總體交通量,都在世界各大灣區中名列前茅,已基本達到現代化發展水平,為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現代化的綜合交通網絡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過程中,有助於冷鏈物流運輸大通道的形成,冷鏈物流行業將直接受益,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有力支撐條件。第四,對外開放的優勢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有利條件。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擁有高度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以及遍布全球的商業網絡,是全05

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 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作用不斷強化,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日益彰顯。 珠三角九市是內地外向度最高的經濟區域和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在全國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引領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提出多項國際化發展鼓勵措施,強調一致對外,加強對外開放合作。 這將為冷鏈物流走向國際市場帶來重大機遇。 國際化發展優勢是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有利條件。第五,“一國兩制”是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重要制度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不同關稅區條件下推進區域深度合作,這不僅是世界上任何灣區都不具有的制度特徵,也是國內其他任何區域發展中都不具備的制度特徵,是沒有先例的開創性、探索性事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支持港澳融入內地發展大局,將進一步推進大灣區經濟一體化發展,市場化機制的作用將會得到更充分發揮,有利於促進粵港澳優勢互補,實現共同發展,這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是獨特的發展機遇。(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冷鏈物流的不利條件首先,冷鏈物流企業規模較小,行業集中度不高。 冷鏈企業的發展規模無論是從全國來看還是從粵港澳大灣區來看都顯得較小。 根據中物聯冷鏈委統計,2015 年中國百強企業收入總額不足冷鏈市場的 10% ,美國前 5 強冷庫企業佔市場份額約 63% 。 2018 年中國冷鏈物流百強企業總營收約佔 2018 年中國冷鏈物流市場總規模的 13.79% ,冷鏈市場集中度雖然有一定加強,但整體上中國冷鏈物流行業基本上還處於較早期階段。⑨廣東的冷鏈物流企業數量在全國各省區中排在前列,其中珠三角九市佔有較大比例,但基本上都是中小型冷鏈物流企業,多為供方和需方自己提供物流服務,第三方冷鏈物流企業的比例較低,不具有整合冷鏈物流企業的能力,也缺乏市場控制力。 香港澳門的冷鏈物流企業在規模上也不大。 冷鏈物流行業小規模運作模式,導致行業集中度不高,無法提升市場化和社會化程度,無法形成規模效應,企業運營成本高盈利水平低已經成為冷鏈物流行業的普遍現象,也成為冷鏈物流發展的短板。 受到冷鏈物流產業規模和冷鏈運輸能力的限制,冷鏈物流需求得不到滿足,使我國農產品損耗率高達 25% ,而發達國家農產品損耗率則只有 5%左右。 這直接導致整個物流成本的提高。其次,冷鏈物流發展不平衡。 廣東及珠三角九市冷鏈物流區域發展不平衡,產地冷鏈物流中心以及預冷站的建設投入不足,普遍缺乏不同層級的冷鏈集散中心,尤其是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及區域性配送中心缺少冷凍冷藏設施,導致大量生鮮產品在產地的浪費。 中心城市和節點城市冷鏈設施建設不平衡,部分需求量較大的城市,冷鏈物流配送中心數量較少,基礎設施布局與需求規模不協調。 冷凍倉儲結構不合理,功能相對單一,低溫庫所佔比例較高,保鮮冷庫佔比較低。 冷鏈物流園區建設遲緩,港口冷鏈物流中心建設不足。 配送體系不完善,斷鏈情况經常存在。 配送節點、配送方式、配送工具、配送管理和配送信息技術應用等,都存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第三,冷鏈物流標準化體系建設滯後。 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技術標準不統一,標準體系不完善,明顯降低冷鏈物流發展效率。 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技術標準化的建設有四個方面的問題需要面對。 即港澳的標準、珠三角九市(內地)的標準、粵港澳大灣區內部標準的統一以及與國際標準接軌。 香港澳門的冷鏈物流整體上已經與國際接軌,標準化建設已經比較成熟,雖然大部分農副產品從廣東輸入,但由於港澳有着相對獨立的冷鏈貨運通道,能夠堅持自己的標準。 內地與珠三角的冷鏈物流標準化建設起步較晚,存在冷鏈標準體系不健全、標準制定矛盾較多、不同行業標準協調不易、已有標準推廣效果不明顯等多方面的問題。 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標準的統一還需要一15

個發展過程。 冷鏈物流標準化建設的滯後,是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⑩第四,缺乏大數據平台支撐,冷鏈物流公共信息系統尚未建立。 冷鏈物流產業發展的特殊性,必然要求通過信息共享機制節約資源和降低企業成本。 但由於我國冷鏈物流信息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推廣相對緩慢,整體冷鏈物流的信息技術水平比起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差距。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系統和公用型社會化冷鏈物流信息綜合平台尚未建立,大量冷鏈物流信息缺乏銜接機制,信息數據成為商業機密和競爭策略,致使農產品產銷信息對接不暢,供需不匹配,影響冷鏈物流行業整體效率的提升。 相對於日益擴大的冷鏈物流業,冷鏈物流共享信息系統平台的建設和完善顯得相當滯後。第五,冷鏈物流人才缺乏。 無論是整個中國內地還是粵港澳大灣區,都面臨着冷鏈物流專業人才缺乏的情况。 主要表現在冷鏈物流人才供給不足,創新能力弱,對冷鏈物流人才重要性認識不夠,沒有引起高度重視。 從人才培養看,目前國內本科專業目錄還沒有設置冷鏈物流專業,物流專業培養的人才遠遠滿足不了冷鏈物流行業發展的需求。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無論是對吸引國外人才,還是鼓勵港澳人才到內地就業創業都提出了相關的舉措,但實施起來並不容易。 稅收制度、出入境管理、醫療保險、住房、社會福利、科研經費管理、國籍問題等等方面都仍需進一步協調,所以大灣區內冷鏈物流人才的聚集和流動都還存在一定難度。 冷鏈物流人才不足特別是掌握冷鏈技術和管理的高端人才嚴重不足,已成為制約冷鏈物流健康快速發展的瓶頸。最後,社會制度差異和物流管理體制差異對冷鏈物流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在發揮“一國兩制”優勢的同時,社會制度差異也給粵港澳融合發展帶來一定的困難。 從經濟貿易領域來看,明顯存在經濟自由度、市場開放度、營商便利度及社會福利水平等方面的差異,這些差異對珠三角九市與港澳在經濟貿易融合方面產生一定障礙,市場互聯互通會受到一定影響,生產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局面也不易形成。 冷鏈物流在這種差異化的社會制度下要做大做強面臨不小的挑戰。 從合作機制和體制層面來看,內地和香港在物流管理體制方面存在着明顯差異,也會增加物流企業間的合作難度。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在發展冷鏈物流過程中如何加強協同性和包容性,如何正確處理合作與競爭的關係,如何在更高層次上推動區域創新等許多方面都面臨思想和行動的挑戰。 總之,如何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是一門高超的管理藝術。三、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思路(一)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一體化發展。 推進冷鏈物流一體化發展是粵港澳大灣區物流業發展的方向。 首先,加強冷鏈物流管理體制的協同創新,建立統一的協調機構,理順粵港澳大灣區內部不同關稅區的冷鏈物流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為冷鏈物流一體化發展提供制度保證。 其次,推動港口群冷鏈一體化和機場群冷鏈一體化發展。 建設粵港澳三地更加便捷的一體化冷鏈物流交通網絡,推進多式聯運服務,促進多種合作模式協同發展。 第三,加快通關一體化建設。 實現口岸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創新通關模式,建立鮮活產品綠色通道,優化通關流程與作業方式,創新冷鏈監管模式和優化冷鏈監管流程,助力大灣區冷鏈物流快速發展。 第四、構建冷鏈物流信息共享平台,促進冷鏈信息共享和冷鏈基礎設施設備共享,共同開拓冷鏈業務市場,共同提高冷鏈綜合服務能力。(二)注重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布局合理化。 推進產業發展合理布局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25

的基本要求。 冷鏈物流產業應根據灣區目前的實際,加快空間合理布局和結構優化。 首先,鼓勵企業加大對高溫冷庫建設的投入,以滿足消費者對於生鮮果蔬類產品的需求。 根據市場供求情况,廣州、深圳和佛山等城市應將建設重點放在冷庫種類的協調和數量的增加,根據冷庫需求的增長擴大冷庫的規模。 其次,在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建設大型冷鏈物流樞紐,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 同時推動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 7 個節點城市冷鏈物流中心的建設,發揮中心城市和節點城市不同規模的冷鏈產品集散功能。 第三,構建點線面全覆蓋的冷鏈物流發展體系。 加強產地冷倉建設,做好產地預冷處理,完善配送體系。 加快投資建設綜合型的冷鏈物流園區,促進港口冷鏈物流中心的發展。 形成主要城市間高效連接的網絡化空間格局,構建產地預冷、冷鏈運輸、市內配送中心和銷售終端緊密相連的閉環式冷鏈模式,減少斷鏈的可能,形成點線面全覆蓋的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體系。(三)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標準化建設。 標準化是冷鏈物流這種特殊行業發展的靈魂。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業標準化建設應突破傳統思維,創新發展。 首先,應提升對冷鏈物流標準化的認知能力。 認識冷鏈物流標準化建設的重要性,堅持冷鏈標準制定的科學性,提高企業推行標準化和消費者購買標準化冷鏈產品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而提升冷鏈物流的質量和水平。 其次,重構大灣區冷鏈物流標準化體系,研究和推進港澳冷鏈標準和珠三角九市(內地)冷鏈標準的協調和統一,逐步與國際標準接軌。 第三,建立全程冷鏈物流可追溯系統,嚴格冷鏈物流標準的執行。 通過建立冷鏈物流全程質量檢查與監督機制, 嚴密監管產品在冷鏈物流各環節中的運行狀况,從而掌握企業冷鏈物流標準化執行狀况,為完善冷鏈物流系統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四,政府部門為標準化推廣提供引導和支持,建立冷鏈物流服務管理規範體系。(四)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智慧化發展。 冷鏈物流智慧化是冷鏈物流明顯的發展趨勢。智慧冷鏈物流強調將冷鏈物流的硬件和智慧物流的信息獲取、加工處理優勢進行融合,通過信息化將冷鏈物流系統升級改造,健全信息系統,建立企業生產、加工、儲運、銷售全程冷鏈監控和管理平台。 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冷鏈物流必然向供應鏈一體化、數字化發展,信息化、可視化、智能化以及無人化將是冷鏈物流發展的主要特徵。 粵港澳大灣區應抓住數字化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加快推進冷鏈物流的智慧化發展。信息共享和大數據支撐是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智慧冷鏈的關鍵所在。 首先,加強冷鏈物流理念創新與技術研發,以理念創新引領技術創新。 加大對冷鏈物流企業、研究機構和高校的研發投入,促進粵港澳三地合作研發,推動冷鏈物流思維創新、技術創新和經營管理創新。 其次,以數字經濟為引領,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的裝備和技術升級。 隨着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發展,冷鏈物流裝備技術應與時俱進,進行升級換代。 主要包括倉儲管理裝備與技術、運輸管理裝備與技術等。第三,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信息化建設。 冷鏈物流信息化應在國家冷鏈物流的發展方針和方向的指導下,以一般物流行業的信息技術為依託,結合粵港澳大灣區的實際進行創新性建設。 第四,加強對各種新技術的應用,包括射頻技術、3S 技術及冷鏈物流信息化技術等,大力發展“互聯網+”冷鏈物流,提高冷鏈資源綜合利用率。(五)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人才與服務高端化。 冷鏈物流的發展離不開專業人才,特別是冷鏈物流標準化技術、服務標準、管理方法等愈加複雜,對從業人員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要推動冷鏈物流人才向高端化發展。 應鼓勵高校加快冷鏈物流人才的培養。 增設大學本科及以上層級的冷鏈物流專業,優化人才培養方案,推進冷鏈物流專業課程改革,加強冷鏈物流實驗室建設,培養35

應用型、複合型、技能型和創新型冷鏈物流人才。 發揮企業在冷鏈物流人才培養中的作用,通過職業培訓、校企合作以及人才引進等措施,形成多層次的人才教育培養體系。 完善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人才管理體制,建立冷鏈物流人才共享機制,推進冷鏈物流人才一體化運作,建立科學的獎懲機制,提高冷鏈物流人才的層次和質量,全方位建設大灣區冷鏈物流人才高地。 冷鏈物流服務具有多元性和相互性的特徵。 服務高端化就是要以高效、一體化的供應鏈服務為特徵,建立覆蓋冷鏈物流全鏈條的現代服務體系。 發揮政府、行業協會和企業的協調作用,推動冷鏈物流服務質量的提升。(六)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國際化發展。 對外開放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突出優勢,冷鏈物流的國際化也是必然的發展趨勢。 首先,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堅持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體,同時積極開闢冷鏈產品的國際通道,加強國際合作,形成冷鏈物流國內外雙循環相互促進。 其次,加強境內外冷鏈物流節點與服務網絡鋪設,在重要進出口樞紐點建設冷鏈物流園區和冷鏈物流中心,對接國際冷鏈物流機構,建立國際合作平台,參與國際冷鏈規則制定,在全球物流與供應鏈網絡中發揮更大作用。第三,培養冷鏈物流龍頭企業,打造冷鏈物流國際化品牌。 第四,建立冷鏈物流海外倉儲。 海外倉儲作為一種新型跨境物流模式,能夠提高效益,降低成本,也能提高消費者的體驗。 特別是跨境冷鏈物流,海外倉儲可以克服環節多、鏈路長、成本高、風險大等缺陷。 第五,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產業合作與協作,推動冷鏈物流產業鏈的整體性,提升冷鏈國際競爭力 。①中共中央、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②⑨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冷鏈物流專業委員會、國家農產品現代物流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冷鏈物流發展報告(2020)》,北京:中國財富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③葛春鳳等:《促進粵東西北農產品冷鏈物流發展的對策研究》,天津:《產業創新研究》,2018 年第 5 期。④龐彩霞:《全國最大冷鏈母港———廣州南沙國際冷鏈項目封頂》,北京:《經濟日報》,2020 年 6 月 29 日。⑤數據來源:根據珠三角九市 2019 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綜合整理。⑥⑦古小東:《粵港澳大灣區農業合作發展:現狀、問題與對策》,廣州:《政法學刊》,2019 年第 4 期。⑧張曉東:《“三趟快車”與港澳特供》,上海:《檔案春秋》,2017 年第 8 期。⑩趙皎雲:《中國冷鏈物流標準化建設的現狀及方向》,北京:《物流技術與應用》(冷鏈增刊),2019年第 4期。張恬:《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智慧物流產業升級及供應鏈生態閉環系統研究》,北京:《物流技術與應用》,2019 年第 10 期。陳丙成等:《構建我國冷鏈物流標準體系的思考》, 湖北襄陽:《物流技術》,2020年第 5期。秦玉鳴:《冷鏈物流發展趨勢預測》,北京:《中國物流與採購》,2020 年第 24 期。何黎明:《我國物流業 2020 年發展回顧與 2021 年展望》,北京:《中國流通經濟》,2021 年第 3 期。作者簡介:左連村,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教授。 廣州　 510420[責任編輯　 劉澤生]45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來華耶穌會士白晉《易經》研究的歐洲思想淵源張西平［提　 要］ 　 法國來華耶穌會士白晉是中國與法國文化交流的奠基性人物，正是由他溝通了法王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的聯繫。 禮儀之爭發生後，白晉用了十餘年時間研究中國五經之首《易經》，並用中文和法文寫了幾十萬字的研究手稿。 從歐洲思想史角度探討索隱派的來源，可以看出，白晉受到歐洲解經傳統思想的影響，他將這種方法運用到了《易經》的研究之中。［關鍵詞］ 　 白晉　 易經　 聖經　 禮儀之爭［中圖分類號］ 　 B221; B9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055 ⁃ 12清初來華耶穌會士中以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為首的索隱派是中國和歐洲思想互動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個案，①來華耶穌會士索隱派思想反映出了明清之際歐洲思想與中國思想的交織。 德國漢學家朗宓榭（Michael Lackner）將索隱思想（Figurism）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所謂廣義的索隱思想是從歐洲文化史角度加以追索，揭示其索隱思想有著極其久遠而深刻的文化傳統；所謂狹義的索隱思想則是特指以白晉為代表的在華的法國耶穌會士的索隱思想及其活動。 這樣的區分就勾連起歐洲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的互動，同時，也使我們對法國來華傳教士的索隱思想有了一個歷史背景的了解。②一、歐洲《聖經》解釋的索隱傳統1. 在《舊約》和《新約》之間的索隱從基督教思想史來看，“索隱解釋”可以被看作早期基督教時期《聖經》解釋的基本特點和方法。對聖經《舊約》的解釋是“索隱思想”的起源。 在歐洲對聖經的解釋中，如何處理《舊約》與《新約》之間的關係，是當時基督教面臨的重大問題，這樣就產生了《舊約》索隱派的理論，他們從《舊約》中尋找《新約》的形象和真諦。 最初的基督徒都是猶太人，對他們來說沒有必要將希伯來聖經和他們對基督的信仰做出太嚴格的區分。 但當基督教向猶太以外的地區傳播時，就會面臨如何向外邦人解釋和說明猶太信仰的希伯來聖經和基督信仰之間的關係。 公元 2 世紀時，一位名為馬西55

昂（Marcion）的基督徒最早提出了新、舊約的關係問題，“他看到使徒們在立場上有曖昧的地方，同時也注意到舊約給基督教信仰帶來的其他問題。”③哪些問題呢？ 首先是上帝的形象，在《新約》裡，耶穌所說的上帝是仁慈的，而《舊約》裡的上帝有時是極端野蠻、殘忍的；《舊約》是以色列人的信仰，《新約》是基督徒的信仰，這種差別也是明顯的；“耶穌本人宣稱，他來到世上是為要‘成全’希伯來聖經（馬太福音 5:17）；但他在行動上卻似乎撇棄了其中某些最有特色的教導，不僅是在守安息日（馬可福音 2:23－28）和飲食律例（馬可福音 7:14－23）這類問題上，在某些道德教訓上也是如此（馬太福音 5:21－48）。”④這樣《舊約》和《新約》的關係問題就擺在基督徒面前。採取一種索隱的方法，將《舊約》和《新約》連接起來，這就產生了《聖經》解釋的索隱派，因為，從神學上說《舊約》是《新約》的基礎，如果沒有《舊約》，基督教就沒有了上帝和自然關係這樣的視角，就沒有了《新約》全部解釋的基礎，如果忽略《舊約》，《新約》自身很難自圓其說。 這樣，確立堅信只有一個上帝，他是宇宙全能的主宰，也關愛著所有人———這是《舊約》和《新約》最根本的共同點；在解釋耶穌基督與人類的關係時，其神學框架也必須建立在《舊約》創世故事中的上帝與人類的關係論述之上。如何來實行這些最基本的神學原則呢？ 這就要採取索隱的方法，將《舊約》中並未顯現出來的道理解釋出來，通過這種象徵性解釋，使《舊約》和《新約》成為一個邏輯上緊密連接的整體。 例如，法國普瓦蒂埃的主教希拉利（Hilary of Poitiers，315－368）就有一個很典型的解釋：聖卷裡的每一卷都以言語作宣告，以事實作解說，並以實例影射主耶穌基督的來臨……從世界之初，基督就被族長真實而絕對地預表出來：亞當的沉睡、挪亞時代的大洪水、麥基洗德的祝福、亞伯拉罕稱義、以撒出生、雅各為娶妻服事拉班……分別預表著基督建立教會，潔淨它，使它成聖，揀選它，將它分別出來，並救贖它。 聖卷的目的在於顯示出，每個時代的每個人物的每個行為，都是基督來世、教導、復活和教會的影子，如同鏡子裡的反射一般。 （《神秘論》引言）⑤這裡的“影射”，《舊約》“如同鏡子裡的反射一般”折射出《新約》的所有內容，這就是典型的索隱派論證，如學者所說“他們認為耶穌的誕生在《舊約全書》中，通過‘書信、世界、人類、事件’已有預言。除了《舊約》裡外在文字上的預言外，字裡行間也內在地蘊含和預示了耶穌的誕生、他的貢獻，以及他對人類的救贖等等。 以該種方式，《新約》中的種種便成為了彌撒亞對於猶太人的預言，而這種預言在《舊約》中已有體現”。⑥2. 斐洛的寓意解經法開啟《聖經》的索隱解釋傳統在《聖經》的解釋歷史上，斐洛（Philo Judeaus，前 30～40）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他是亞歷山大里亞城的猶太人，地處中東核心地區的亞歷山大里亞城是一個猶太人、羅馬人、希臘人等多民族混居的城市，正是在這裡，猶太文化和希臘文化開始融合。 斐洛就是這一時期“綜合主義”的代表性人物。⑦他繼承了斯多亞學派的“寓意解經法”，在對《聖經》的解釋中注意其隱蔽的意義，他認為“《聖經》的文本有雙重意義，一種是字面的（ rete）或者顯明的（ phanera）意義，另一種則是潛在的意義。”⑧例如他在解釋《舊約》裡的河流名稱時，就使用了這種“寓意解經”法。 在《舊約》中有四條河，一條河名叫比遜，就是環繞哈腓拉全地的。 在那裡有金子，並且那裡的金子是好的，在那裡又有珍珠與紅瑪瑙。 第二條河名叫基訓，就是環繞古實全地的。 第三條河名叫希底結，流在亞述的東邊。 第四條河名叫伯拉河。 斐洛認為在《舊約》中摩西之所以告訴我們這四條河，就是用這四條河來表示四種美德，這就是：謹慎、自制、勇敢、公正。⑨在這裡斐洛已經把“寓意解經”法成功地運用到65

對《聖經》的理解之中。 這樣的方法其實是運用柏拉圖主義對猶太文化核心《舊約》的一種融合。因為在柏拉圖看來，世界是二重化的，現象的世界和理念的世界相互關聯而不同，只有透過現象界，才能理解深藏於事物背後的理念。 這樣認識現象的世界也就是不斷解構它，通過索隱方法，接近理念的世界。斐洛也認為《聖經》文本的潛在意義一般人是看不出來的，對許多人來說，這種真正的意義是模糊的。 這和柏拉圖的只有“哲學王”才能看到理念的立場是一致的。 他在《論摩西有關創世的敘述》中談到世界的理智構造“看著原初的理智之光，神創造出我們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天體，我這裡提到的理智之光屬於無形世界的序列”。⑩這完全是柏拉圖式的論述，希伯來文化正是通過斐洛這樣的思路和論證方法，開始希臘化，兩希文明開始逐步走向融合。 同時，斐洛的做法的另一個意義就在於他通過這種“寓意解經”，實際就是用索隱解經的辦法，將民族性的《舊約》闡發出更為普遍的意義。 這是“寓意解經”的理論意義，“寓意解經法乃是《聖經》與柏拉圖哲學有效結合的途徑。寓意解經法的文化意義在於，它認同了文化元素的差異性，並把這種差異性顯現為跨文化的表達。它不是原封不動地維持各種傳統，而是一種重新的創造”。3. 帕斯卡的“隱蔽的上帝”如果說早期《聖經》的解釋和斐洛的“寓意解經”是以白晉為代表的法國來華耶穌會士索隱派的思想背景的話，那麼與來華耶穌會士同時代的法國著名哲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則可能是他們實際思想的引路人。 畢諾說：“他們是被帕斯卡帶上這條路的。”帕斯卡是 17 世紀最偉大的數理科學家和思想家之一。 他生於法國奧維涅，是一名科學的天才，16 歲時寫出了《圓錐曲線論》，被稱為“帕斯卡定理”。 18 歲時研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計算器。1648 年發表了《液體平衡輪》和《大氣重力論》，確立了大氣壓力的理論和流體力學的基本規律，其後的《真空論》是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光輝篇章。在宗教研究領域，他是冉森派的代言人，是耶穌會的死敵，他曾以《致外省人信札》名聲大躁，這本書也成為法國文學名著。 儘管帕斯卡在法國是耶穌會的死敵，但在思想上，他提出的“隱蔽的上帝”的解經方法卻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帕斯卡認為，一方面人的知識是有限性的，懷疑主義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人又具有信仰，這是一切懷疑主義所無法克服的。 我們關於上帝的認識也同樣處在這種矛盾之中。 一方面，上帝無所不在；另一方面，上帝並不是感官的對象，像在數學論證中那樣清楚。 他以《舊約》的詩篇為例：“耶和華啊，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祈禱要達到你的面前。 耶和華啊，你為何丟棄我，為何掩面不顧我。”這說明彌賽亞先知認為全能的上帝一方面對人類充滿眷顧，但同時上帝又是隱蔽的。 帕斯卡說：“世上所呈現的事物既不表示完全排斥神明，也不表示神明之昭彰顯著的存在，而是表示有一個隱蔽的上帝的存在。 萬物都帶有這種特徵。”帕斯卡揭示出了人與上帝之間的雙重性關係，他說：如果宗教自稱能夠清楚地看見上帝，並且能夠保持零距離接觸，那麼我們要說，世界上不存在這樣的證據來證明它，而這樣說就已經在攻擊它了。 不過這種情況卻從反面說明了人處在愚昧中並且遠離上帝，上帝只好把自己隱蔽起來。 而這就是聖書中上帝加給自己的名稱：“隱蔽的上帝”。如何認識到“隱蔽的上帝”？ 帕斯卡認為上帝只讓那些對其虔誠的人看見。 從理論上來說，帕斯卡這種“隱蔽的上帝”必然要採取索隱的方法來追求和證明上帝。 通過解釋字面的意義，來揭示在字面背後的深層含義。 這就是一種索隱的方法。 “帕斯卡運用‘索隱派’理論而希望指出《聖經》可能75

具有兩種意義；其一就是他稱之為‘物質’方面的意義，僅關心物質方面的現實而放任自己；另一種就是精神方面的意義，它明顯是與前者背道而馳的。 然而，在帕斯卡的辯證法中，這種‘索隱派’理論成了《聖經》真諦的一種證據，因為他解釋了‘對立的意見’。”帕斯卡也談到了中國，他說：“你聲稱中國變得難以理解，我回答說：中國難以理解，但能夠找到光明的啟示，去尋找它吧。”筆者現在並無直接的證據來說明白晉、馬若瑟（Joseph⁃Henry Marie de Prémare）等人直接運用了帕斯卡“隱蔽的上帝”的索隱派理論，但鑒於帕斯卡在法國思想界的影響，以及索隱派思想在人文界的廣泛影響，筆者認同畢諾所說的“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人文學者，這些耶穌會士們不可能不知道思想家的這種傾向”。4. 基歇爾的弟子們柯塔納修斯·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是歐洲 17 世紀著名的學者、耶穌會士，曾在維爾茨堡任數學和哲學教授。 他興趣廣泛，知識廣博，僅用拉丁文撰寫的著作就有四十多部，被稱為“自然科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機械學家、哲學家、建築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東方學家、音樂學家、作曲家、詩人”，以及“最後的一個文藝復興人物”。基歇爾曾在羅馬耶穌會學校做數學老師，因此他能夠同來華傳教士如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白乃心（ Jean Grueber）、卜彌格（Michel Boym）等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基歇爾也是歐洲最早從事埃及楔形文字研究的人，他對中國的研究，影響最大的就是《中國圖說》，這本書當時成為歐洲最為流行的關於中國的書，書中的大部分材料來源於衛匡國、曾德昭等人，特別是卜彌格為此書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基歇爾在《中國圖說》中運用索隱方法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文字做了解釋，以調和來華傳教士所帶來的中國歷史和文字的信息和歐洲已有的歷史文化。 基歇爾從歷史和宗教上認為，埃及是中國歷史之源，希臘眾神是中國宗教信仰的母本。 關於中國和埃及文明的關係，他列出幾條證據來證明埃及文明是中國文明之源。 他說：第一，像埃及人和希臘人那樣，他們相信某些神控制著整個世界。 他們修建神秘的廟宇，並同埃及人一樣，用各種禮儀去撫慰憤怒的神，並取悅一些對自己有利的神。 第二個證據足以確定中國的宗教來源於埃及是毫無疑義的。 直到今天，在中國的寺廟裡仍能發現供奉戰神、美神、幸福之神、和平之神、山神，以及希臘與埃及人供奉的其他的神。在基歇爾看來，中國和埃及廟宇相同，所祭拜的神相同，所以，中國文化源於埃及。 例如，海龍王這個中國神，就是埃及神話中的“泰豐”。 希臘和埃及古代神話中的朱庇特（ Jupiter）、瑪爾斯（Mars）、涅普頓（Neptune）、武爾坎 （Vulean）、俄西·里斯 （Osiris）、拉里斯 （Lris）、荷賴 （ horus） 、提豐（Typho）都同時是中國古代的神仙。不知哪位來華的傳教士給基歇爾帶了一幅中國的神仙圖，他竟然將圖中的中國神仙一一標注出相應的西方古代神話人物。 他說：這是中國人關於諸神的信仰。 這裡顯然有埃及與希臘神話的遺跡。 A 神（作為上帝的佛）相當於朱庇特，旁邊的 B 神和 C 神相當於阿波羅和墨丘利，手持劍和槍若非是戰神與酒神，那又是什麼？同樣，以 I、L 和 M 符號標出的是較低等的、引人注目、面目可憎的諸神如火神與海神等，類似於涅普頓（Neptune，羅馬神話中的海神）和武爾坎（Vulean，羅馬神話中火及金工之神）。 中國人把他們稱作海、山與火的精靈。 以 C、G 符號標出的火神，有危險的“涅普85

頓”和“武爾坎”的威風，畫出了各種元素之間的鬥爭。 同希臘人與埃及人一樣，中國人也繪出自然界的變化。基歇爾從未來過中國，他僅僅依靠從中國返回羅馬的來華耶穌會士那裡得到有限的材料，但卻做出了大膽的假設和推想。 在文字方面，他的一些做法更是成為白晉等人的先驅。 基歇爾是歐洲最早研究埃及古文字的人之一，他在 1643 年出版了《埃及語言之復原》 （ Lingua aegyptiaca restitute ），1652 年出版了《埃及的俄狄浦斯》（ Oedipus Aegyptiacus ）。 基歇爾在《中國圖說》中對中國文字有著獨特的興趣，在書的第六部分，他用了五章來介紹和研究中國的文字。 特別引起筆者注意的是他對幾個漢字的分析和結構。 他認為“門”這個字裡面加上“心”就是“悶”，這兩字結合後表達了“悶”的含義。 他認為“全”這個字是由“人”和“王”組成的，這樣表示國王是完美的人。 第三個例子“孌”這個字，它是由“女”、“系”和“言”三個字組成，這表示人們的心靈也是需要來裝飾的，正像人們要用繩子和線來裝飾外在一樣，心靈需要用“言”來裝飾。這樣一種結構和解釋的方法，我們在白晉那裡也可以看到。 所以，孟德衛（D·E·Mungello）認為：對基歇爾來說，中國文化的基本要素，例如中國的宗教，並不是世界另一頭冒出來的全新的信仰。 它們是從埃及和希臘宗教中得來的。 漢語也不是中國人的獨創，因為基歇爾說漢字顯示出與埃及象形文字一樣的演變原理，因此是從埃及象形文字得來的。對於基歇爾的這種觀點和看法，不能簡單認為是一種沒有根據的設計，其實在這樣的論述中包含著世界普遍性的基督教追求和理想。基歇爾的《中國圖說》第一版是 1667 年出版的，第二版是 1670 年出版的，白晉是 1687 年來華的。 《中國圖說》由於配有大量的插圖，在當時歐洲的影響力實際上比利瑪竇的《耶穌會入華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的影響還要大，成為 17 世紀歐洲關於中國最受歡迎的書籍，白晉來華以前是會看到這本書的。 柯蘭霓認為“白晉對知識淵博的學者基歇爾的作品格外感興趣，並且受到其很大的影響。”他在法國未來華之前，就開始收集關於中國的書籍，基歇爾的《中國圖說》肯定在其收集之中。 在白晉那裡，我們可以隱隱約約看到基歇爾思想的影子。 榮振華（ Joseph Dehergne）甚至將白晉稱為“基歇爾復興思想的繼承者，將他列為基督教秘法家（Christiche Cabalisten）之列是完全有理由的。”因此，白晉的索隱思想並非無中生有，這個思想和基督教歷史上的釋經傳統緊密相連，和希臘的“赫爾墨斯神秘主義”（Hermetismus）有著深遠的關係。 白晉只不過在這個基礎上展現出了新的特點。5. 作為方法的索隱思想索隱思想不僅僅成為基督徒解經的方法，同時作為一個重要的方法在文學和其他宗教的發展中產生了影響。 在歐洲的文學傳統中索隱就是一個重要的傳統。 如何解釋古代的文學作品，如何解釋《聖經》中的人物與故事，不少人採取了索隱的辦法，他們認為在古代文獻中有許多真理並未被古人發掘出來，需要今天的人去發掘，這就是“加強以‘索隱’來解釋古代神話和尤其是史詩的成果”。例如，《伊利亞特》本是一部史詩，但它也應是一部充滿教義的歷史，因此，在理解這部史詩時，可能要借助於《聖經》中夏娃與蛇的對話。利用索隱的方法，對《舊約》重新解釋，這是摩尼教獲得自己合法性的重要方法。 他們認為《舊約》中的宗教與倫理思想不符合上帝真正的思想，由此推斷出希伯來人的上帝和先知並不是真正的上帝和先知。 “他們認為所有民族都有他們的先知，因而沒有任何理由偏愛希伯來人而不是其95

他任何民族的先知。”顯然，這樣的索隱思想對當時的歐洲宗教和思想是一個重大的挑戰。通過以上歐洲解釋聖經的傳統可以看到，解經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字面的解經，另一種是超出字面的解經。這裡先討論第一種字面解經的方法。 這種方法就是依據文本，從語言上對《舊約》或者《新約》的書面文字內容進行解釋闡發其宗教意義。 《聖經》並不是由一位作者所完成的，而是有許多位作者，在不同的時期，因為不同的原因，按照不同的書寫風格，在長達千年的時間中形成的。 這樣，在記述上會有前後矛盾和不一致之處。 面對信徒的質疑，必須從文字上對經書進行整理，按照語言固有的規律和特點加以研究。 這種釋經的方法就是後來西方語文學的根源。 語文學（Philology）就是通過對文獻文字的語言學研究“確立由傳統流傳下來的文本，並力圖重新實現文本的意義”。在我看來，儘管這種解經的方式是依據文本和語言來說明和揭示文本的意義的，這裡同樣包含了一種索隱思想，因為思想的解釋和文本之間並非完全一致，這要靠解釋者來加以說明。 當然，相對於超出字面的索隱方法，這樣可以將這種字面解經的方面稱為“具象性索隱法”，即這種文本意義的闡發，必須是根據文本的文字———這一具象來完成的，意義的產生不能完全脫離文本。第二種是超出字面的解經方法。 所謂超出文本，就是說從文本中無法獲得一種意義，從字面上，無法展現出更為深刻的思想，文本的意義和思想必須超出文本來加以說明和闡釋。 最典型的就是斐洛的解經方法。 上面已經對斐洛的解經方法和思想做了初步介紹。 由於斐洛生活在希臘時代，他認為在《聖經》中應該包含著希臘思想的核心“邏各斯”，而上帝應該是摩西律法和希臘哲學的共同根源。 “上帝創世的聖經式神話是如何給人類啟示呢？ 斐洛認為這依靠上帝與它創造物之間的中介———邏各斯。 ……在斐洛的眼中，它就是上帝之言，或上帝之道，它是非創造的，無限的和超越的……”在對《新約》的解釋中，耶穌道成肉身後成了邏各斯的化身。 斐洛認為柏拉圖在《聖經》中獲得了智慧，並將《舊約》中的靈魂墮落、大洪水等隱喻在自己的著作中。 反過來，又按照《舊約》來解釋柏拉圖的思想，他的核心是架起《舊約》和希臘哲學之間的橋樑，如黑格爾所說的，在聖經和柏拉圖的著作中找出一種神秘的聯繫。 斐洛對早期基督教神學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斐洛的這種釋經方法可以稱之為“抽象索隱法”，即這種對文本的解釋，完全脫離了文本本身，其意義的產生完全是從解釋者的抽象說明中展開的，所謂抽象是指，意義和文本之間的毫無文字的關聯，只有想像的關聯。如果把基於文字解釋的方法，即“具象索隱法”作為索隱方法的初級階段的話，那麼，這種脫離文字的解釋方法，即“抽象索隱法”，可以稱之為索隱方法的高級階段。 這兩種解經的方法都是《聖經》的解經方法，這樣的傳統成為西方宗教與人文學術發展的重要思想資源和背景，深刻地影響了以白晉為代表的法國來華傳教士。二、來華傳教士索隱思想的發展歐洲的釋經索隱傳統對來華的耶穌會士也產生了影響，白晉對《易經》的索隱解釋並非是空穴來風，他不僅繼承了歐洲的索隱派傳統，更是直接發揮、擴大了他的前輩———中國基督宗教的奠基人利瑪竇的索隱思想的傳統。1. 利瑪竇的索隱思想利瑪竇（Matteo Ricci）在中國生活了 13 年後，對中國的儒釋道得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儒家不承認自己屬於一個教派，他們宣稱他們這個階層或社會集團倒更是一個學術團體，為了恰06

當地治理國家和國家的普遍利益而組織起來的。”在確立了儒家的性質後，利瑪竇又得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這就是儒家在其漫長的發展歷史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先秦上古的儒家是真正的儒家，而後儒，尤其是利瑪竇生活時代的宋明理學背離了儒家的精神。 由此，他提出了“崇先儒而批後儒”的儒家政策。 利瑪竇說：“理也者，則大疑焉。 是乃依賴者，自不能立，何能包含靈覺為自立類乎？ 理為物，而非物為理也。 故仲尼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如爾曰‘理含萬物之靈，化生萬物’此乃天主也，何為之‘理’，謂之‘太極’。”利瑪竇在對後儒批判的同時，又明確指出先儒的合法性和正確性，在他看來，先儒是具有和基督教一樣的信仰的。 從比較宗教學的角度，對古代中國經典的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思想加以比較，認為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與中國古代的“上帝”是一樣的。 “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在《天主實義》中利瑪竇顯示出了自己的博學，對儒家經典的熟悉，他引用《易經》6 次，《尚書》18 次，《詩經》11 次，《禮記》2 次，《左傳》2 次，《大學》3 次，《中庸》7 次，《論語》13 次，《孟子》23次，《老子》和《莊子》各 1 次。他說：“吾遍察大邦之古經書，無不以祭祀鬼神為天子諸侯重事。”然後引出《舜典》、《盤庚》、《金縢》、《康誥》、《召誥》等經典，來說明後儒所理解的儒家經典是不符合先儒的。 他在《天主實義》中多次以“中士”的提問來介紹朱子、二程的話，然後在“西士”曰中加以駁斥。 他對宋儒採取十分明顯的批判態度，多次用“今儒”、“腐儒”來加以稱呼。從文化的角度看，利瑪竇這是在調和中國古代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因為中國古代的確存在著上帝崇拜。 從方法角度看，利瑪竇採取的是“具象索隱方法”，通過對中國古代文獻的字面索隱，將其解釋為中國古代的上帝和基督教的上帝是一個上帝。 在這裡利瑪竇對中國古代經書的解讀已經採用了索隱派的方法，這樣的思想傾向，顯然對後來白晉索隱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2. 後利瑪竇時代的索隱派白晉在書信中也清醒地認識到，從利瑪竇以來這種索隱路線一直在延續。 1704 年 10 月 26 日他在給比尼昂（Jean⁃Paul Bignon）的信中說：尊敬的耶穌會士陸若漢神父（ João Rodrigues，1561⁃1633）的某篇論著，被龍華民神父（Longobardo，1565⁃1655）極力推崇，並認為其富含學識，對傳教士們十分重要。 他在論著中認為，伏羲（Fo⁃hi）就是偉大的瑣羅亞斯德（Zoroastre），巴克特里亞（Bactriane）的國王，和迦勒底人的祭司長（chef des Mages chaldéens）。 他開啟了東方所有的教派的先河，隨後來到中國並建立了中華王國和儒家教派（ secte des lettrez）。 儘管這個觀點與我們的不盡相同，但至少有些相近，尤其是，假如瑣羅亞斯德與赫爾墨斯（Hermes）就是同一個人，就像某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白晉說，在龍華民的著作中，中國的和歐洲的偶像崇拜之間有一種很大的相似性。 他們所言的唯一的上帝，就是他們所想像的萬物的根據，這與聖奧古斯丁《上帝之城》（ Cité de Dieu ）第 4 卷第 10、11、12 章中所言的是一回事。這說明從陸若漢在日本傳教開始到龍華民，他們都有著索隱思想的因素和論述，而且白晉在通信中指出，其實托缽修會的黎玉範（ Juan Bautista Morales）神父在其Ex⁃plication de la sainte loy 一書中也認為，中國的古籍是符合上帝之法的書籍。 諾亞和其子孫建立了中國的君主國，中國的文字來自於他們。 無論是耶穌會還是道明會等其他托缽修會也都有著索隱的傳統和論述，白晉繼承了這個傳統。3. 基歇爾的繼承者前面已經討論過的基歇爾，他的赫爾墨斯神秘主義思想既可以作為歐洲基督教整個的索隱傳16

統的一部分，也可以直接介入到來華耶穌會士的索隱思想傳統之中。 因為，他與歐洲歷史上的《聖經》釋經派的索隱思想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基歇爾同時直接參與到來華耶穌會的思想建設上來，他和傳教士有密切的接觸，這在歐洲本土是無人可比的。 基歇爾對中國文字的解釋充滿了想像，“對象形字的重構是有些荒誕的”。白晉對基歇爾思想的繼承主要在方法上，在《中國圖說》中，他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看法與來華傳教士並不完全相同，甚至是矛盾的。 因為，白晉等人認為，中國文化是最古老的理想文化，而基歇爾則更為崇敬埃及文化；白晉等人在漢字中發現神秘，而基歇爾不過認為漢字是埃及楔形文字的變種而已。但從對待不同文化的融合上，白晉大大吸收了基歇爾的索隱思想。 “17 世紀末，法國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士白晉的索隱派理論稱中國傳說中的伏羲發明了語言。 這種說法和稱‘三重偉大’的赫爾墨斯發明了埃及象形文字相類似。 不過，基歇爾將埃及象形文字看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而白晉神父則認為伏羲所寫的《易經》是最早的文字作品。 正如基歇爾認為埃及象形文字中包含著一種秘密而神聖的意義，白晉認為《易經》的卦圖包含著將世界上所有現象簡化為數量、重量和大小等量的要素的奧秘。 正如‘三重偉大’的赫爾墨斯在年代上早於基督的啟示卻先獲得了對神的奧秘的認識，白晉認為基督教的奧秘以一種預言的形式存在於這部最早的中國古書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基歇爾去世以後，他的思想和思路在以白晉為代表的法國來華傳教士的索隱派中延續著和發展著。三、白晉索隱派思想的特點白晉在解釋中國經典，特別是在對《易經》的解釋中，大體仍延續著歐洲索隱派思想的手法和利瑪竇以來的來華耶穌會士的對中國儒家經典的索隱傳統。 這種傳統就是從字面加以解釋的“具象索隱法”和超出字面解釋的“抽象索隱法”。 白晉熟練地運用了這兩種索隱方法來解釋《易經》。1. 白晉的“具象索隱法”為了解釋《周易》的文字，白晉首先將《周易》神秘化，認為這本書真正的含義從古代開始已經無人所知了，在《易經總說》一文中，他開篇就說：“惜哉，《易》道之原旨不明也久矣！ 程子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白晉用這樣的引文無非說明，《周易》的道理無人可知，這點前人已經多有論述。 將《周易》歸為“原旨不明”，這樣就是為他的詮釋打下了基礎。 不僅現存的《周易》難以理解，更為嚴重的是《易》原有三種文本也不全了。 按照《周禮》所說，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據說《連山》有八萬字，《歸藏》有 4,300 字，漢代時尚存。 但也有的說，《連山》《歸藏》，早在周末已亡。 白晉的思路很清楚，《易學》文獻三份已經丟失兩份，而僅存的《周易》古人也都認為很難理解，原意易經不易把握，但並非不可理解。 既然古人解釋不清，那麼，我就可以來試試給予解釋。 由此，他的解釋就有了合法性的依據。 以白晉對“屯卦”的解釋為例來看他的索隱性解釋。經文 震下坎上 水雷屯。 屯。 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余敦康先生對屯卦的含義做了十分清晰的說明：《屯》卦的卦義是屯難，總體特徵是艱難險阻，很不安寧，代表事物發展處於屯難之時，屯難之世。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震的卦象為雷，坎的卦象為雲，有雲有雷而未成澤，震26

的卦德為動，坎的卦德為險，在危險的環境中行動，這兩卦的組合象徵著剛柔始交，孕育物之初生，正在經歷產前的陣痛。余先生抓住了屯卦中的“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和“宜建侯而不寧”這兩個關鍵，來說明陰陽互動，通過雷和雲的相交引起的自然社會的變化，從動盪、艱險到建侯安寧的兩個階段。 這個分析對內容的理解準確、全面。白晉完全理解了屯卦的原意，也同樣抓住“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和“宜建侯而不寧”這兩個關鍵，但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兩種解釋。 他在屯卦的“內意”中說：內意　 先天人祖未獲罪於天之初，時真大幸，屬帝天君父宰治下，為其忠臣孝子。 若恒如此，不方大主大君之命，即後萬世萬方子孫同然，先天國家定矣。 ……故命厥從無始之始所生惟一之聖子，超神人萬生之長，代先天君父為後天之君子。 乃命於帝庭，出乎震，繼先天，立後天之極，降生為人，親入於罪民坎險之中。 以其神陽全善剛正全能之德，奮發自為，震動萬民。原本在《周易》中的陰陽互動轉換成《舊約》人祖和上帝的互動故事，由於偷吃禁果，從而人祖不幸獲罪，成為逆子叛臣，引出人性之惡，從而先天國家亂矣亡矣。 但前途是光明的，在白晉筆下的“大亨貞”表現為耶穌的誕生，他撥亂反正，力挽狂瀾。 “全能開後天再造”，同時，社會制度開始穩定，“救世主出乎震，以理普世之亂”。這是白晉對屯卦的解釋，由此來看，他的索隱方法用得較為高明。 其一，從解釋的內容來看，基本符合屯卦的幾層含義，並未完全跑題；其二，他的高明之處在於，只講一個和屯卦含義大體相關的故事，對其所包含的《舊約》中關鍵的人名一字未提，文中沒有亞當、夏娃，沒有耶穌，但是如果熟悉《聖經》的歷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所說的內容就是《聖經》的故事。 問題在於，對當時的閱讀者康熙帝來說，並不一定熟悉《聖經》的故事，白晉所講的故事完全可以理解為一個中國早期的神話故事。 這樣，在另類的講述中，隱蔽的內容就包含在其中了。 不過，平心而論，白晉對屯卦精神內核的理解十分準確，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他在採取索隱的講述方法時，使聽眾可以接受，因為《周易》言簡意賅，也為其提供了一種可以發揮的基礎。白晉的“具象索隱法”的典型是對漢字的解讀和索隱。白晉認為中國的文字充滿神秘與魅力。 他說：“不過，雖然中國人已不再懂得這語言，他們對這體系，或這些文字的真正奧妙卻仍懷有特別的尊崇，這奧妙所在不僅能幫助我們重建中國古人真正的法則，使全國人認識真正的上帝；還能幫助我們樹立在一切科學中都應遵守的自然法則，或更確切地說，重新找出理性之光最為純潔時古人所遵循的古老法則。”這樣，對中國古代文字的解讀是其“具象索隱法”的重要手段。 關於這類索隱方法，研究白晉思想的德國學者柯蘭霓 （Claudia von Collani）提供了許多典型的例子。 按照當時的歐洲宗教觀來解釋人類史，所有人類都是大洪水後諾亞的後代，正是諾亞方舟拯救了整個人類，使其延續下來。白晉根據歐洲宗教史的這個記載把中文中的“船”字解釋為：這個字由三部分組成，“几”象徵著八，“口”代表人，由此，“船”的這一邊就是象徵八個人，諾亞，他的妻子，兒子以及兒媳。 這樣的解釋正好符合了《聖經》中《創世紀》第 6 章第 7 節、《伯多祿前書》第 3 章第 20 節、《伯多祿後書》第 2 章第5 節的內容。關於“太一”這個詞，白晉這樣解釋：“‘太一’（大同）這種表達方式和‘上帝’這個稱謂是相一致的，這兩個詞都表示的是天主教中的上主。 ‘大’表示偉大，‘、’表示‘統治者’。 ‘一’表示的是36

‘獨一’或‘同一’，合起來的意思就是‘獨一無二的偉大統治者’。”同樣，“天”字是由偉大的“大”和“一”構成，這樣的結構表達這個“天”不是指物質的天，而是精神的天，證據就是這個字的中文發音正好與希臘文 theos“神”的發音很相似，因此，中文的“天”是指精神的天。 他對漢語的“主宰”這個詞的解釋也很獨特，“主”字是“王”和“、”組成，而“宰”是表示天的“宀”和表示 10 的“十”，以及“立”三部分構成，合起來就是“天與地的創造者”。同樣，“天”這個字是由“二”和“人”組成，代表上主聖三中的第二位，即聖言，與聖人的完美結合。白晉用同樣的方法解釋了中文的“尭”字，這個字的上半部分由三個“十”組成，白晉認為這象徵著三位一體，而堯字的下本部分的“元”是由‘二’和‘人’組成，這意味著第二位格。白晉從歷史觀上認為歐洲通行的宗教歷史觀是正確的，人類是大洪水後諾亞的後代，這樣他也儘量把中國的上古人物傳說解釋為是與希臘神話相同的。 例如，伏羲的全名在中文文獻中被稱為“庖羲太昊伏羲”。 如何理解伏羲呢？ 白晉認為：（1）第二和最後一字都是羲，便是敬奉的祭祀品，這是伏羲的一個定語，因為他和赫諾克（Henoch）一樣都是祭祀上帝和宗教儀式的發起者。 （2）第三和第四個字合起來表示的是“三重偉大”，這也與對赫梅斯（Hemes）的描述相符合，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伏羲也被稱為太昊。 （3）“伏”字由“犬”和“人”組成，其中“犬”字的發音幾乎和希臘文字中表示狗的詞 Kyon 是一樣的。 在埃及 Kyon 代表的是赫梅斯的智慧和才能。這樣白晉就把中國古代的人物和希臘古代的人物連接起來，從文字的具象索隱中，推論出中國人和希臘人同源，都是諾亞的後代。 他甚至舉出 15 條例證，來證明伏羲就是希臘神話中的赫梅斯。2. 白晉的“抽象索隱法”如果說“具象索隱法”是從文字的字面加以解釋，那麼，“抽象索隱法”則完全脫離了文字本身，做出與文本無關的解釋。如果脫離文字本身進行說明，就需要給出一個理由，為何要脫離文字本身來進行說明。 白晉的解釋也有其自身的邏輯。首先，他認為，中國古代的文本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中，一些文獻被燒掉了。 “且正值中華遭秦焚書坑儒，盡失《易》內意精傳之時。”其次，在歐洲的文獻中保留著先秦被毀燒的文獻。 他認為，古圖古典古語，實包《易》圖文，蘊藏天地始終之精微。 其所傳者，皆出於西土至古有名之二邦，乃大秦如德亞國、厄日多國，為西土歐羅巴諸學之原。 且正值中華遭秦焚書坑儒，盡失《易》內意精傳之時，西土幸由大秦獲天地始終之真理。白晉的邏輯很清楚，先指出先秦文獻被銷毀，這些文獻在哪裡還有呢？ 他引出西方聖經文獻。在解釋中引出了新的文本，而不再從舊文本來尋求道理。 白晉胸有成竹地將他所說的大秦國在古代文獻上所做的工作的價值，介紹給康熙帝：時乃自今二千年前，東西南北四方之中，大秦惟一有道之國，明知誠事天地真主。 其相近之國為厄日多，國之賢王名多祿茂，好學重儒，欲集萬國經書，共成大院。 時已集書二十萬種，其意必欲集至五十萬。最後，他指出，《聖經》中所包含的道理與中國古代經典的道理則是異曲同工：西土自得大秦天經後，明知萬有之眾，歸於純神純形，兼神形，乃天地人三類，同由一原而出。 宇宙萬事，不外於先後終，乃天地人三宗。 明知萬世萬民，同係一家，為同胞兄46

弟，上古一心一理、一道一學，成天民之一統。 明知天下先古之景，與後大不相同。 先乃聖世，古風醇美，天地神人，萬物之性情，中正平和，完全無忒而吉。經過這樣三個階段的論證，白晉已經把對中國文獻的解釋轉換成對《聖經》的解釋，而這樣文本的轉換也是建立在歷史的基礎上的，他告訴康熙帝，自己所說的大秦就是唐朝來到中國的景教徒的故鄉。應該說，白晉這樣一種釋經的方法，從邏輯上是合理的。 他不再直接解釋《周易》為代表的中國經典，而將其轉向對《聖經》的解釋。 這種轉向解釋的合理性基礎就是：秦火燒掉了古代文獻，保存在大秦國《聖經》中的文獻就是中國古代被燒掉的文獻。 大秦國並非虛無子有，他就是唐代歷史上所說的景教，“至今西安府尚存景教碑”。白晉對《易經》的研究是來華耶穌會士對中國經典的研究的一個典型代表，他的索隱釋經的方法並非空穴之風，而是直接繼承了歐洲索隱派釋經的傳統。 來華耶穌會士開啟了歐洲文化和中國交流，這種交流除了他們介紹給中國科學技術以外，也通過這種索隱形式，將歐洲傳統的宗教思想介紹到中國。 白晉這種介紹不同於其他來華傳教士的做法在於他試圖通過對《易經》的解釋，將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解釋成同源的文化。 白晉這樣的方法並非另類，而是他繼承了歐洲和來華傳教士已有的索隱傳統。 同時，歐洲傳統的宗教思想也進入中國。 此時對中國歷史的解讀，對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理解必須放到全球史的框架中加以解釋，必須熟悉和了解歐洲宗教思想史。①參閱韓琦：《白晉的〈易經〉研究和康熙時代的“西學中源”說》，台北：《漢學研究》，1998 年第 1 期； 韓琦：《再論白晉的〈易經〉研究：從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所藏手稿分析其研究背景、目的及反響》，載榮新江、李孝聰主編：《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 韓琦：《科學與宗教之間：耶穌會士白晉的〈易經〉研究》，載陶飛亞、梁元生編：《東亞基督教再詮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4 年； 韓琦：《易學與科學：康熙、耶穌會士白晉與〈周易折中〉的編纂》，北京：《自然辯證法研究》，2019 年第 7 期。②朗宓榭（Michael Lackner）：《耶穌會索隱派》，王碩豐譯，北京：《國際漢學》，2015 年第 4 期。③④⑤約翰·德雷恩（ John Deane）：《舊約概論》，許一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377 頁；第 376 頁；第 378～379 頁。⑥參閱朗宓榭（Michael Lackner）：《耶穌會索隱派》。用索隱的方法解釋《舊約》和《新約》的關係，已經成為基督教釋經的基本辦法。 我們可以從基督教釋經的著作中隨便挑出一些論證。 例如，“要明白新約聖經上所說的‘福音’這一名稱的意思，我們須先回到舊約。”“因耶穌的出現，彌賽亞時代的曙光來臨，而舊約先知的預言應驗了。”參閱施壯樂等：《聖經考釋大全：新約論叢》，謝扶雅等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2 年，第 1 頁、第 8 頁。⑦“寓意解經法”最早起源於斯多葛學派，它是希臘四大學派之一，同柏拉圖學園派、亞里士多德的逍遙派和伊壁鳩魯學派一樣著名。 不少西方學者認為西方政治文明的思想淵源大都來自斯多亞里學派。 他們的興趣不是關注希臘文獻中字面上的敘述，而是力圖解釋出在字面意義之下的被掩蓋的意義。⑧⑨⑩章雪富：《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7 頁；第 51 頁；第 49 頁；第 53 頁。維吉爾·畢諾（Virglle Pinot）：《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第 402 頁。 在歐洲，帕斯卡是冉森派的代言人，他的《致外省人信札》以其獨特的寫作風格而受到歡迎，成為法國文學名作，帕斯卡所論戰的對象正是耶穌會。 但在東方，在中國帕斯卡的索隱思想卻被白晉所代表的索隱派耶穌會士所歡迎和介紹。 參閱道格拉斯·格魯秀斯（Douglas Groothuis）：《最偉大的思56

想家： 帕 斯 卡 爾 》， 江 緒 林 譯， 北 京： 中 華 書 局，2014 年。帕斯卡爾：《思想錄》，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251 頁。帕斯卡爾：《思想錄》，張志強等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41 頁。維吉爾·畢諾：《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第 402 ～ 403 頁；第 403 ～ 404 頁；第 406頁；第 405 頁；第 410 頁。G. J. Rasen Kranz, Aus dem Leben des Jesuite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1850, vol. 1, p. 13; Sheng⁃ChingChang, Natur und Landschaft, der Einfluss vonAthanasius Kirchers “ China illustrata ” auf dieeuropäische Kunst , Berlin, 2003.參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編輯部譯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 4 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 年，第 173～174 頁。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中國圖說》，張西平、楊慧玲、孟憲謨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 年。基歇爾：《中國圖說》，第 252 頁；第 257 ～ 258頁；第 257～258 頁。孟德衛：《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陳怡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 年，第142 頁；第 150 頁；第 11～12 頁。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李岩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第 211 頁；第 214頁；第 147 頁；第 196 頁。潘德榮：《詮釋學導論》，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19 頁。梁工主編：《西方聖經批評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第 147 頁。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李申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72 頁；第 20 頁；第 21 頁。參閱馬愛德（Edward Malatesta）等編的《天主實義》中英 文 對 照 本 後 的 “ 附 錄”， 利 瑪 竇 著， 馬 愛 德（Edward Malatesta） 主編： 《天主實義》 （ The True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藍克實 （ DouglasLancashire）、胡國楨譯註，台北：利氏學社，1985 年。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33 頁。李天綱：《跨文化的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比尼昂（Jean⁃Paul Bignon, 1662⁃1743），曾任法國皇家科學院院長、皇家圖書館館長等職，也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佈道者。轉引自 Claudia von Collani (ed. u. kom.), Einewissenschaftliche Akademie für China. Briefe des China⁃missionars Joachim Bouvet S. J. an Gottfried WilhelmLeibniz und Jean⁃Paul Bignon über die Erforschung derchinesischen Kultur, Sprache und Geschichte ( StudiaLeibnitiana Sonderheft 18) (Stuttgart 1989)，感謝張放先生提供譯稿。白晉：《易經總說》，Borg.cin.317，第 2 頁。余敦康解讀：《周易》，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第 82～83 頁。白晉：《易稿》，Borg.cin317.7，第 1 頁。《萊布尼茨與在華耶穌會士通信集》，1698 年 2 月28 日白晉致萊 布 尼 茨 函。 Herausgrgrbrn von RitaWidmaier, Leibnizi Korrespondiert mit China Der Brief⁃wechsel mit der Jesuitenmissionaren ( 1689⁃1714 ),Frank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90.參閱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第 123 頁；第 181 頁；第 152 頁；第 196～204 頁。白晉：《易考》，Borg.cin.317.4，第 1 頁；第 2 頁；第 3 頁。作者簡介：張西平，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國際漢學》主編，國際儒聯原副會長。 北京　 100083［責任編輯　 陳志雄］66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後“禮儀之爭”時代在華耶穌會士研究———宮廷樂師魯仲賢及其中國報導（1743～ 1747） *柯　 卉［提　 要］ 1715 年，羅馬天主教會就中國禮儀爭端給出定論，清廷幾乎同步出台禁教國策。 宮廷傳教士是清廷禁教時期的特殊存在。 作為該群體的增援力量，德意志耶穌會士魯仲賢於 1741 年抵京，以音樂才能服務宮廷。 魯仲賢完成於 1743～1747 年的四篇中國報導，從傳教士和歐洲人的角度報導中國新聞。 其中既有“南堂”復建、求雨成功、乾隆視察欽天監之類的好消息，也有 1743 年澳門危機、1746 年福安教案之類的壞消息。 上述報導表明後“禮儀之爭”時代，歐洲傳教士作為中國信息的傳遞者，仍然發揮重要作用。 魯仲賢的中國報導有兩處細節值得關注：其一，對欽天監建制的完整介紹，彌補此前已有報導的欠缺；其二，指出引發 1743 年澳門危機的案犯並非“夷人”，而是葡化華人，該說法罕見於中文文獻，有其合理性。［關鍵詞］ 魯仲賢　 耶穌會　 中國報導　 欽天監　 澳門危機［中圖分類號］ 　 B97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067 ⁃ 111705 年與 1720 年，教廷特使兩度訪華，希望解決爭論已久的中國禮儀爭端，並說服中國皇帝允許歐洲人傳教，兩次外交會談並不成功。 教廷態度強硬，1715 年，教宗克萊孟十一世頒佈通諭《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1742 年，教宗本篤十四世頒佈通諭《自上主聖意》（Ex quo singlari），重申 1715 年通諭，禁行中國禮儀，禁用“上帝”、“天”稱呼惟一真神，並禁止教內人士再行討論中國禮儀相關問題。 清廷對在華傳教活動的政策也日趨明確，康熙晚年改變寬容默許態度，規定傳教士必須領“票”，方可在中國繼續傳教；自雍正朝開始，清廷厲行禁教，驅逐緝拿 “非法”入境的歐洲傳教士，但宮廷傳教士不在驅逐之列。 禁教時期，朝廷仍不時徵召有技能的歐洲人上京。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二日，通音律、工書法的大臣張照回稟皇帝：“臣問得西洋人在京師明於樂律者三人。 一名德理格，康熙四十九年來京；一名魏繼晉①，乾隆四年來京；一名魯仲賢，今年十月內新到。 德理格年已七十一歲，康熙年間考定中和韶樂，纂修《律呂正義》時，伊亦曾預奔走，能言76*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文化域外傳播百年史（1807⁃1949）”（項目號：17ZDA195）的階段性成果。

其事，較二人為明白，但曾經獲罪放廢，理合聲明。 魏繼晉略能漢語，魯仲賢新到，言語不通。 考其樂器，大都絲竹之音居多，令其吹彈，其音不特不若大樂之中和，較之俗樂更為噍殺促數；但德理格能以彼處樂器作中國之曲，魏魯二人倚聲和之立成，可知其理之同也。”② 德理格 （ TheodoricoPedrini）是遣使會士，奉傳信部派遣於 1710 年抵華，參與纂修《律呂正義》，為康熙譜寫 12 首奏鳴曲。 在“禮儀之爭”中，德理格支持教宗特使鐸羅，主張禁止中國禮儀習俗，後被捕入獄。 雍正即位後釋放德理格，並恩准他在京城建立居所和禮拜堂（今北京“西堂”）。③魏繼晉（Florian Bahr）為耶穌會士，1739 年抵京，參與編撰乾隆《華夷譯語》，負責其中的德漢雙語詞匯表編撰，受到後世學者關注。④相比較之下，魯仲賢（Joannes Walter）顯得默默無聞，⑤1741 年來華，1759 年終老北京，葬於北京滕公柵欄墓地，沒有著述存世。 不過，保存在耶穌會輯刊《新世界信使》 （ Der Neue Welt⁃Bott ）⑥當中的魯仲賢書信，特別是 1743～1747 年以書信形式完成的年度中國報導，確定魯仲賢作為後“禮儀之爭”時代中國信息傳遞者的地位。 本文的敘述即以魯仲賢的中國報導為重點。宮廷樂師魯仲賢自印度來華魯仲賢本名若望·瓦爾特，1708 年生於波西米亞地區（今屬捷克），加入耶穌會波西米亞會省。魯仲賢奔赴遠東傳教，他的首個目的地不是中國，而是印度南部。 1739 年 10 月，在馬拉巴爾的魯仲賢表示，“我在短短的時間內就為 100 名孩子和 3 名成年人施洗”。 5 個月之後，魯仲賢接到前往中國的調令。 他在書信中告訴父母，省會長將他調換到中國傳教區，“主要是因為我具備一些音樂知識，這是現如今中國皇帝的一項愛好。 相比較馬拉巴爾，在中國能夠收穫更多的傳教成果”。⑦乾隆五年（1740），魯仲賢經海路抵達中國，同期抵達的還有數位法國耶穌會士。 “修士趙聖修通曉曆法，魯仲賢能知律呂，湯執中、紀文能製玻璃。”⑧乾隆六年（1741），除了臨時患病的趙聖修之外，魯仲賢、湯執中、紀文奉召入京。⑨擅長演奏絃樂器的魯仲賢入京後，會同德理格、魏繼晉，教導內廷太監學習西洋音樂。 “三名出色的歐洲音樂人才，尊敬的德理格先生、魏繼晉神父還有我體驗了更大的榮耀。 陛下最終欣賞到了歐洲音樂的動人之處，他將宮廷中的 18 名年輕侍從託付給我們，要我們以歐洲的方式，傳授彈奏不同樂器的技藝。 這些學生剛剛學會按照歐洲風格演奏一兩種樂器不久，就被召到皇帝面前。 皇帝一方面想知道，他們在我們的教導下在音樂方面有了哪些進步，另一方面是為了聽一聽歐洲音樂究竟如何。 皇帝聽了演奏，極為滿意，以至於下令給每名學生賞賜一筆數額不小的錢，我們作為師父，每人獲賞一匹最上等的絲綢，我們稱之為大馬士革（Damasc）。”⑩除了實物賞賜，三位西洋樂師還被允許進宮覲見皇帝，當面向皇帝表達感激之情。 被皇帝接見，在帝制時代被視為無上的榮耀。在京西洋傳教士在他們寄回歐洲的信件中，為了證明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還有希望與前途，常常會將皇帝給予的恩寵詳細記述。 如魯仲賢所說：“感謝天主的幫助，給予我們方式和手段，贏得中國君主和從前一樣的喜愛，讓福音能像從前那樣在這塊廣闊的帝國自由傳播！ 中國皇帝對我們歐洲人的善意表示，是讓我們在這個帝國獲得認可、得到尊重和愛戴的惟一決定因素。”皇帝的認可，消除了魯仲賢的疑慮。 “我們最初擔心，因為與中國音樂之間存在巨大差別，我們的吟唱和演奏方法不會受歡迎。 中國人的傲慢與生俱來，排斥所有外國的事物，不過在宮廷中沒有人表現出抗拒之意。”皇帝既已表現出對西洋音樂的興趣，表達與皇帝相左的意見並不明智。何況，偶爾聽聽西洋音樂，滿足獵奇需求，也無傷大雅。 中國樂師演奏的音樂，也讓魯仲賢感受到中西方音樂的顯著差別。 “就如同中國與歐洲遙遠相隔一般。 中國音樂，雖然也有他們的藝術規則，86

但非常單調，儘管樂器的種類繁多且各不相同，但都是一個聲調，演奏的速度也十分緩慢。 與此相反，歐洲音樂的聲調是混合型的，並且以合乎規則的速度演奏樂器”。乾隆皇帝認可西洋樂師的演奏技藝。 “有一次，我們的年輕學生在皇帝面前演奏一件歐洲樂器，不過聲調偏低，與中國樂器接近，這位君主說道：‘我們也有同樣的樂器，你們要學習更多的技巧，如你們的師傅所教的那樣，演奏出令人愉悅的快音和裝飾音。’我們竭盡所能教會我們的學生彈奏管風琴、不同的絃樂器和管樂器，以使皇帝高興。”不過，乾隆皇帝對西洋音樂的認知有限，相信西洋樂師的優勢不過是掌握更好的演奏技巧罷了。1744 年，乾隆皇帝有意重啟宮廷音樂教學，“這位君主今年再次讓我和魏繼晉神父開展進一步的音樂教學工作，我們在兩年前給這些太監們講授過最基礎的歐洲音樂知識”。那麼，重啟的西洋音樂教學成果如何？ 魯仲賢、魏繼晉培養的宮廷樂隊有沒有形成規模？ 這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耶穌會士在書信中鮮有提及。 不過可以確定一點，魯仲賢與其他具音樂才能的西洋教士繼續留在北京宮廷聽候調遣。 1750 年，皇帝諭令在京西洋樂師編寫琴譜，演奏樂器。 “（乾隆十五年）九月十二日柏唐阿福明來說，八月初九日太監胡世傑傳旨：俟出外以後著傳會琴的西洋人打出琴譜，交與弦索上人學。 欽此。 于本日員外郎白世秀為西洋人魏繼晉、魯仲賢、那永福三人在瀛台教琴譜”。遺憾的是，魯仲賢雖然具備良好的音樂素養，但對中國音樂了無興趣。 作為宮廷樂師，他只是奉命行事：演奏樂器、教授弟子、編寫琴譜。 佈置給他的任務做完了或是終止了，一切也就告一段落。 反觀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 Jean⁃Joseph⁃Marie Amiot），雖然沒有從事宮廷音樂服務，卻翻譯了《古樂經傳》，還編撰有《中國古今音樂考》（《中國古今樂記》），“帝對西樂失去興趣後，各教士亦轉而研究中國音樂；錢德明既譯古樂經傳，復以法文撰中國古今音樂考，氏蓋亦精於此道者”。魯仲賢如此描述包括他在內的宮廷西洋人的日常事務：“數學家們總是坐在計算表面前，或者在觀象台觀察天體運行，夜晚的安寧因此被打破；玻璃和鐘錶製作者在火爐和鐵砧（Ambos）旁，汗流浹背；建築師拿著榔頭、鑿子和鉛錘（Bley- Senkel）；音樂師們的中國學生不夠有靈氣，他們千百次的抑制心中煩惱；畫師們的工作最為艱辛。 因為君主對於繪畫作品永不滿足的喜愛，他們必須從清晨到深夜，整個禮拜的時間都投入在繪製作品上面，只有禮拜天才能把手從畫板上拿開”。那麼，北京耶穌會士們的工作意義何在？ 誠如錢德明所說：“凡供奉者，無論具何才能，皆未可輕視；蓋終有一日被傳召也。 帝之好尚時有變遷，有如季侯。 昔好音樂與噴泉，今好機械與建築……同一好尚或將恢復，則應常有其人以備供奉。”只要皇帝沒有徹底厭惡西洋技藝，西洋人在宮廷就會有容身之地，時刻做好準備總是沒錯的。 魯仲賢成為宮廷樂師之後，一度抱樂觀想法：“如果這名君主認為我們的藝術和學識是他的宮廷服務工作所需要的，那麼這對我們的基督教整體來說貢獻巨大。 因為，只要我們能擔任類似的工作，那麼我們就能期盼傳教士們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安全的處境。 即使是出現迫教危險，依靠宮廷中不同的大人物以及官員們，也有望化險為夷，迅速獲得幫助。”雖然現實打破了宮廷傳教士的此類幻想，不過魯仲賢通過他的書信告訴當時及後世讀者：有信仰支持的人，所思所想終究不會過於消極。魯仲賢逝於 1759 年，已知存世書信計有七封，時間跨度為 1739～1747 年。 其中四封中國來信的內容近似年度中國報導：1743 年 11 月 19 日，致富格伯爵夫人；1744 年 12 月 2 日，致父母和友人；1745 年 11 月 27 日，致親友；1747 年 11 月 15 日，致富格伯爵夫人。從完成信件的密度來看，1748 年到 1759 年之間，魯仲賢繼續年度報導的可能性很大，或許是耶穌會士郵傳系統出現問題，或許是返回歐洲的海舶遭遇惡劣天氣或海盜侵擾，導致此一階段信件失落。96

魯仲賢中國報導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有利中國教會的消息；不利中國教會的消息；歐洲讀者可能感興趣的中國消息。有利中國教會的消息1. “南堂”復建1743 年，遭受地震破壞的北京宣武門教堂（俗稱“南堂”）重新開放，對於在京耶穌會士而言，這是一件具有象徵意義的大事。 藉此可以向歐洲的天主教信徒和耶穌會的反對者們表明，中國教務沒有一蹶不振，因為氣派絢麗的聖堂再次聳立在京城。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魯仲賢當年的書信以極大的熱忱向富格伯爵夫人描述了教堂重建過程和積極意義。宣武門教堂在 1730 年地震中坍塌，因為資金問題，重建工作直到 1740 年才提上日程，但還需要皇帝的恩准。 按照中國的農曆，乾隆六年（1741）並不是一個適宜進行土木工程建設的年份，因為這一年是辛酉年，乾隆的生辰年是辛卯年。 魯仲賢努力解釋中國的風俗：“如果這一年的一個字與皇帝生辰年的一個字相同，那麼這個帝國的人們為了表示對皇帝的尊敬，為了將這些盲目的異教徒假想之中的災禍驅離他們的國土，一年當中都不開挖地基、興建房屋。 中國俗語說：不動土。 該習俗不適用於安葬以及土地耕種。”乾隆六年正月上諭：“欽天監所奏本年不宜大修營造，原指在官工程而言。 至於民間一應興作，自不在禁止之列。”在京耶穌會士想當然地以為，宣武門教堂並非重新開挖地基興建，而是在此前的基礎上重建，應當不受習俗的影響。 “為了保險起見，我們的官員神父還是詢問了海大人，他是皇帝宮廷的最高大臣。 去年年底，皇帝的一座漂亮宮殿打下了地基，今年雖有禁令，但宮殿建設繼續推進。 我們是否也可以仿效皇帝的做法，繼續教堂建設？ 然而，我們得到的答覆是：如果想要消除惡毒的非議以及許多壞人的污蔑，我們就應當將建築工作推遲到下一年。 用這樣的讓步，贏得皇帝以及民眾的好感，至於所請求的恩准，到時候自然就會獲得。”在京耶穌會士接受了“海大人”即內務府大臣海望的建議。 1742 年，由宮廷畫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出面，請求皇帝恩准重修教堂。 1743 年 9 月宣武門教堂重建完成，“聖母聖名瞻禮，教堂第一次開放，舉辦了首場彌散，一片歡愉情景。 這座宏偉莊重的教堂帶給基督徒心靈上的觸動難以述說，他們來自我們在此地的五處公教教堂，聚集到這裡，在這個快樂的感恩慶典上為基督演奏，那種中國式的、非常令人喜愛的樂聲從清晨持續到深夜”。新開放的教堂擁有氣派的大門、高懸御賜匾額，順治、康熙皇帝嘉獎宮廷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徐日昇（Tomás Pereira）的石碑被立在庭院當中，教堂內部裝飾也富麗堂皇，精湛的貼金工藝和透視技法完成的西洋風格繪畫隨處可見。 魯仲賢需要讓歐洲的捐助人相信，在推行全面禁教令的情況下，乾隆皇帝恩准了聖堂重建，除了感謝天主大能，再無其他理由可以解釋。 在京耶穌會士同時認為，聖堂還可以威懾那些仇教的官員以及非教徒們。 當各地官員來到京城，看到皇帝恩准復建的壯麗教堂，在搜捕隱匿西洋傳教士、迫害信徒時或許會有所忌憚。2. 祈雨1744 年直隸地區的持續乾旱引發大範圍的饑荒，魯仲賢借助當時的邸報獲知官方的賑災行動和社會實況。 邸報一直是西洋傳教士瞭解中國信息的重要媒介，在華法國耶穌會士對邸報多有譯介，魯仲賢亦強調邸報的信息傳播功能：“需要注意，北京的皇家印房（Hof⁃Lager）每天都會印製報紙（Zeitungen），維持政府良好運轉的各類事項、帝國全境官員們的報告，皇帝對官員奏報的批07

示，以當時最迅速的方式形成消息報導。”久旱無雨，雖然朝廷撥發了救災錢糧，但湧入京城的逃荒者數量不斷增加，饑饉一天比一天嚴重。 京城治安惡化，民眾怨聲載道。 “儘管每天都會在許多公開場所向有需求的人發錢，以及數量巨大的大米，但人們無法阻止形形色色的偷盜活動，這樣的行為每天發生，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窮人們也會洗劫那些攜帶食物回家的人。”面對嚴重旱情帶來的社會動盪，乾隆下令全國大赦，還以個人名義發文安撫民眾：一春以來。 雨澤稀少。 二麥黃萎。 今逾芒種之期。 甘霖猶未普降。 切恐秋禾難以蔔種。 民食堪虞。 朕心憂灼。 思過省愆。 無一時之暫釋。 朕詣暢春園問安。 皇太后雖慈訓屢頒。 寬慰朕躬。 而每見皇太后以天時亢旱。 憂形於色。 朕心更為不寧。 今日太后從寢宮步行至園內龍神廟。 虔誠祈禱。 朕敬聞之下。 惶恐戰慄。 此皆朕之不德。 不能感召天和。 而累母后焦勞。 至於此極。 為人子者。 實無地可以自容。 即刻前往請安。 諄懇謝罪。 恐眾不知。 以為別有他故。 並諭內外臣工知之魯仲賢全文轉譯了這篇官方文書並聲稱，皇帝指定喇嘛求雨，但被證明無果：這些惡魔的僕人們膽敢公開四處散播這樣的話：上天被這個國家激怒了，因為人們不敬他們的神。 如果人們想要雨水，皇帝必須要去敬拜他們的神，地點是一處距離北京城兩里路的修院。 該修院建在山間，位置十分優越，氣派非凡。 皇帝對這些惡魔的僕人們有特別的好感，於是很快下了一道諭令，要求和尚們必須從那裡搬走，這些中國異教神的侍奉者在此地已經居住了大約三百年。 和尚們抗拒這樣做，找到了支持他們的朝廷大官們，儘管如此，佔據了領先位置的喇嘛們還是搬進了修院，舉行隆重的儀式，慶祝住所以及供奉韃靼惡魔的異教寺廟落成，皇帝親臨現場。 利用這個機會，喇嘛們還得到各種寬待和自由，獲准在城中建造一座修院和異教寺廟。 喇嘛們沒有忘記所承諾的雨水，他們利用巫術天天喚醒風暴，四面八方電閃雷鳴，最後一陣狂風刮來，將近在眼前的大暴雨吹散。 天主不允許喇嘛們利用巫術誤導民眾信奉他們錯誤的教義。儘管如此，在京傳教士還是擔心喇嘛們可能煽動人們反對西洋人以及天主教，在久旱無雨的危機之下，作為外來者的西洋人很容易被聯想為引起上天懲罰的根源。 “深思熟慮之後，我們在教堂舉行了公開的禱告日活動，基督徒們用他們的熱情求告仁慈的天主，讓我們避開危險免遭迫害，施予一場及時雨。 天主似乎聽見了信徒們的求告，儘管這些人的數量很少，此次公開禱告活動後的數日之後，至高者賜予了一場豐沛的大範圍降雨。”據魯仲賢透露，此次降雨前數天，皇帝與宮廷畫師郎世寧有如下對話：“皇帝問我們的修士郎世寧，同樣的狀況下，歐洲人需要做些什麼，以獲得雨水？ 修士回答：我們通過神聖的禱告以及其他禮拜，求告天空與大地至高的主宰。 教堂裡基督徒們的禱告也的確是為了這一目標。”乾隆聽到郎世寧的回答作何反應，我們不得而知，但及時降下的雨水至少緩解了皇帝的焦慮，也讓在京歐洲人暫時擺脫了危險處境。3. 乾隆視察欽天監魯仲賢第三篇中國報導，寫於 1745 年 11 月 27 日。 除了教務新聞，魯仲賢的敘述重點與欽天監有關。 歐洲教士在欽天監的供職自湯若望開始，持續到 19 世紀 30 年代。目前已知關於欽天監功能與組織架構的西文記述，以魯仲賢的報導最為詳實。魯仲賢關於欽天監的講述以乾隆皇帝 1744 年視察觀象台為發端。 《清實錄》以一句話歸納乾17

隆皇帝此次視察活動：“復幸紫微殿觀象台。 還宮。”魯仲賢的報導以數十倍之多的文字量還原了乾隆九年十月庚午（1744 年 11 月 30 日）欽天監成員接駕“盛景”：“皇帝出行的陣仗非常氣派。 一大群人走在皇帝前面，他們中除了士兵，還有一品大員，他們都騎在馬上，身著最豪華的衣服。 君主穿著令人目眩的華服，坐在一架裝飾極其精緻的轎椅之上。 跪在大院第一道大門處迎接皇帝陛下的人是欽天監滿人監正 以及代表西洋監正戴進賢（ Ignatius Kögler）的劉松齡（Augustinus vonHallerstein），戴進賢因為腳疼無法參加此次慶典。 其餘 190 名官員皆是欽天監的成員，他們在院子中排成兩列，皇帝從隊伍中間經過，伴隨輕快的奏樂聲，一直進入大廳。”乾隆皇帝在觀象台看到耶穌會士南懷仁與紀理安製作的六個體型龐大的青銅天文儀器，感到驚奇的皇帝讚揚了為他服務的西洋僕從：“的確！ 歐洲人是聰明人啊”。除了記錄御駕親臨欽天監的榮耀時刻，魯仲賢還介紹了欽天監的組織結構，以及清代帝國官僚機構體系特有的“滿漢雙軌制”，為當時的歐洲讀者提供了最新信息：欽天監（das Collegium Astronomicum），也稱算學院（der Mathematische Rath），有些人還稱它為觀星院（das Gericht der Stern⁃Seher），該機構人數如此之多，對此不必感到驚奇，因為從遠古時代開始，中國人就精通天文學，特別是觀星術方面，非常出色。 該學者聚集之地的成員有二百人，分屬三組。第一組，即前面提到的天文曆算，人數眾多且地位重要。 這些人全年觀察所有行星之間的分合、六星與恒星的分合，進行計算並編寫一本天文日誌，中國人稱之為《時憲》（Ci⁃tsching）。 要求印製並在帝國全境分發，像喜報一樣。 《時憲》只記載行星的運動以及確切位置，至於行星沖日與合日的現象，記錄在‘凌犯（Ling⁃fan）表’之中。 曆書的一份樣本會呈交皇帝，其餘交付欽天監監正和副監正。該機構的第二組成員，利用天文儀器觀察行星的運行、行星沖日與合日，他們輪班工作，在觀象台上日夜不停地觀測。 持續不間斷的觀測結果，每天必須以文字形式交給我們的戴進賢神父，以便他在機構駐地進行調查。 神父將收到的材料有序整理，進行查核，加以評估，駁回或者認可上報的結果。 同樣的方式也施用於第一組成員的工作，對他們的考核同樣也是公開進行。第三組，也是最後一組是星相學（Stern⁃Deutern），戴進賢神父不參與該組的工作。 從已有的真正的占星術角度來說，他們的占星術是異教徒自己的方式，毫無價值。 但是出於習慣，作為一種古老儀式在欽天監得到保留。欽天監所設三個小組，每組都有正師（Lehrer）、副師（Halb- Lehrer）以及在師傅們指導下負責此項科目的學員（Lehrlinge）。 該機構設兩名監正和五名監副。 滿人監正一，西洋監正一，滿人副監正二，漢人副監正二，西洋副監正一。西洋監正戴進賢不參與的“星相學”工作，當指漏刻科。 該科的職能類似堪輿師，負責推算陰陽，占卜墓地風水等等。 在耶穌會看來，此類工作帶有迷信色彩。 湯若望任職欽天監期間，只負責時憲科與天文科。 戴進賢顯然遵循了前輩湯若望的原則。 按照魯仲賢的說法，欽天監西洋人希望從事天文科的工作，因為這是技術層面的工作，不會過多捲入俗務和財務問題。既然提到俗務和財物，魯仲賢針對性地講述了欽天監的一樁醜聞。 乾隆十年（1745），帝國全境通報欽天監鬻賣天文生頭銜一事。 各省主政官員向皇帝投訴，要求徹查並處置此事。 欽天監的滿人監正以及數位副監正被懲處。 “此次事件中，我們的兩位官員，作為監正的戴進賢和作為副監27

正的劉松齡，沒有受到任何懲處，表明他們是正派人士，不為金錢賄賂所動。”按照官方說法，戴進賢和劉松齡之所以被免責，“係外國人，從寬免其處分”。皇帝的寬容態度被耶穌會士視為利於教會的好兆頭，“皇帝對我們表現出的友好善意，讓許多王公大臣和官員效仿”。不利中國教會的消息1. 1743 年澳門危機1743 年完成復建的新“南堂”華麗氣派，卻無法掩蓋在華天主教會日益加深的窘況，也無法阻止同年澳門一宗涉外命案引發的嚴重危機。 危機關乎澳門西洋人的生存，關乎來華耶穌會士的存亡。 魯仲賢 1744 年信件報導了此次危機以及關聯事件。引發 1743 年澳門危機的導火索是澳門民人陳輝千被殺案，據中文文獻記載：“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在澳貿易民人陳輝千酒醉之後，途遇夷人晏些嚧，口角打架，以致陳輝千被晏些嚧用小刀戮傷身死。”如何處置涉案嫌犯，中方與澳葡當局意見不一，經過多次協商之後，最終，在中方官員的見證下，澳葡當局在澳門的廣場上絞死了嫌犯。魯仲賢筆下的案件經過：“1743 年年底，12 月 3 日，一名喝醉酒的中國人攻擊了一名 17 歲的年輕教徒，這名非教徒的怒氣如此之大，他把年輕教徒弄翻在地，還想掐死他。 這個年輕人在長時間反抗未果之後，從刀鞘中拔出刀來刺中了那名非教徒，不然准會被掐死。 這一自衛行動激發了一次大規模的人員聚集，這座城市中不計其數的非教徒大量聚集。 此事很快報告給了廣東省的總督，他要求人犯接受中國法庭相應的最嚴厲懲處。 但是，葡萄牙在澳門的管理者拒絕了這項要求，不同意將這名年輕人交給陌生的法庭，聲稱類似人犯理應由他們自己審判。”有關陳輝千被殺案的研究，此前的研究重點多著力探討澳門司法權屬、清政府與澳葡當局之關係等方面，對案件記錄並無爭議。然而，有關年輕嫌犯的身份認定，魯仲賢給出了與中文文獻記錄不同的一種說法：“整個事件中，對這名年輕人來說尚有一點特別的運氣，那就是他被中國官員當成一名歐洲人，不過他並非歐洲人。 雖然他的父母是基督徒，將他生在澳門，按照歐洲式樣穿著打扮，接受教育並成長。 一旦中國官員們獲知，這名年輕人與他們一樣是中國人，肯定會一致同意，按照中方的意願進行處罰。”被廣東官員認定為“夷人”的“晏些嚧”，竟是葡萄牙化的澳門華人！ 研究澳門早期歷史的著作皆不曾提及這一點。 魯仲賢所言是否屬實，尚不能斷定，但該說法具有合理性。 案發之後，澳門方面為安撫廣東地方政府，很快同意公開處決人犯，假如“晏些嚧”確為一名葡萄牙人，或許澳門方面的處置會更為謹慎。 我們可以參看澳門發生的另一起涉外命案。 乾隆十三年（1748），兩名中國民人被駐澳葡萄牙士兵拘捕並毆打致死。 事發後，香山縣丞、海防同知先後要求交出涉事人犯。 與被當眾絞殺的“夷人晏些嚧”不同，兩名確認是葡萄牙人的涉案士兵得到了更好庇佑，時任澳門兵頭私自將涉事人犯遣送帝汶。 此舉當然也激怒了廣東地方政府，後果是引發新一次澳門生存危機。“夷人晏些嚧”伏法並不代表 1743 年澳門危機結束。 在魯仲賢看來。 英國船長安森在廣東沿海的一系列動作，以及三艘西班牙戰船的到來，都有可能危及澳門西洋居民和天主教會的生存。 安森被認為劫掠成性，他“征服”了一艘從墨西哥抵達馬尼拉的西班牙船隻來到澳門。 澳門人將英國人視同為海盜，不歡迎他們，嚴禁提供生活物資。 在這樣的情況下，安森把船隻直接駛向廣州港，向廣東地方政府控告澳門人。 因為安森的廣州之行，澳門西洋居民獲悉一道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諭令，“上面示意澳葡當局，為防患於未然，今後會派一名中國官員前來管理澳門城，逐步整頓海上、陸地37

上形形色色的無序行為”。新到任的中國官員聲稱奉命對此地中國人加強管理，包括奉教中國人。“他秘密安排了一次調查，要查清此地是否有一些中國人已經入了基督教。 如果他們是基督徒，會被收監，並戴上枷鎖（Canga）作為懲罰”。同一時期，從馬尼拉駛來的三艘西班牙戰船進抵澳門，據稱是為了對付海上活躍的英國人。 廣東地方政府封鎖了澳門，斷絕西班牙戰船的物質供應，以防不測。 所幸，西班牙戰船將領及時與地方官員溝通並承諾在遠離澳門處停泊，事態很快平息。遠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密切關注澳門事態，因為這關係到在華傳教事業的存亡。 魯仲賢慶幸1743 年的種種風波沒有帶給澳門更大的災難。 因為隨著時間推移，澳門城再次獲得安寧，“中國官員們漸漸不見了，雖然人們不明其中緣由，不知他們出於什麼原因撤離。 天主護佑這座城市，澳門現在是我們惟一的港灣。 保有了澳門，藏匿在中國全境的傳教士，還有東京、交趾支那以及其他地方的傳教士，就有了一個開放的通道”。2. 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魯仲賢存世的最後一封中國來信，落款時間是 1747 年 11 月 5 日，被作者直接稱為“年報”，內容涉及亞洲各地年度最新傳教信息。 報導重點是中國黯淡的傳教狀況，特別是福安教案。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福安潛藏的五名多明我會傳教士被官府查獲，先後被處死。 作為中國教區重大事件，在華耶穌會安排專人報導福安教案始末，所以魯仲賢的補充記述更為側重北京耶穌會士的救援行動以及個人對多明我會士的支持。“福安教案”發生後，宮廷耶穌會士希望通過廷臣遞交陳情書，求得皇帝對被抓獲西洋教士的寬大處理。乾隆寵臣訥親是他們的求助對象。 “我們把相應的求情以及辯護書遞交給首席大臣，此人在去年被指定為我們的保護者，我們本以為，在合適的時機他可以在君主面前為我們說話。”遞交給“首席大臣”訥親的陳情書並無太多新意：重複強調天主教有別於當時公認的邪教；回顧前期君主給予天主教士的恩典，並抄錄康熙朝頒布的《容教詔令》（1692 年）。 魯仲賢相信，耶穌會士的陳述很難被訥親認可。 因為“與中國宮廷習慣的敘說方式相比，耶穌會士的一些表達或許過於自由。 那些王公們，除了會逢迎皇帝，不會用其他方式進言。”訥親的確不打算將西洋教士的陳情書遞交給皇帝，且拒絕為他們進言或說情，反而告誡在京西洋人安分守己：“若是你們不違反這個國家的法令或是王國治理方式，我們會好好對待你們”。在京西洋教士的努力並沒有產生積極效果，在魯仲賢完成 1747 年信件之前，“福安教案”的首犯———多明我會士白多祿（Pedro Sans Jordá）已在同年 5 月被公開處斬。 魯仲賢手頭有一份白多祿庭審口供抄本，他全文翻譯了這份口供，且認為其中多有不實指控。•用銀錢收買民人入教———白多祿供詞：“呂宋地方原是番子國最窮的，後來我國在彼行教，有錢給他，便降了。”•不許寡婦與守貞女婚配———白多祿供詞：“一項是鰥寡不許續娶再醮，一項是自幼入教者永不許嫁娶，叫做守童貞。”•賞罰傳教士的標準———白多祿口供：“總是要從教的人多就有功，人越多功越大，將來便可升做會長。 若沒有收得從教的人，回到本國，教王不給飯食，還要當街把荊條打辱。”魯仲賢聲稱，認定天主教傳教士用錢誘民入教是存在已久但毫無來由的謠言。 不許女子婚配之說不屬實，是對白多祿口供的惡意修改。 魯仲賢相信多明我會士所說實際是守貞女“不許嫁”，寡婦“不許再醮”。 “許不”與“不許”的含義有差別，前者有包容意，後者為專斷意。至於出現在口47

供中的教廷賞罰傳教士的標準，在魯仲賢看來，根本不是白多祿所說，而是一位中國信徒遭到脅迫之後的臆造供述。魯仲賢的辯護並不能影響中國官府對白多祿及另外四名多明我會士的死刑判決，他的辯護更像是告訴耶穌會的捐助人以及潛在的歐洲讀者：耶穌會士與多明我會士在華根本目的一致。 此前因為中國禮儀問題，耶穌會與多明我會多有爭論。 隨著制度層面的“禮儀之爭”告終，往事似乎不再提起，在華西洋傳教士選擇共同面對嚴峻的宣教形勢。結　 語雍乾禁教時期，以耶穌會士為主的宮廷傳教士安居北京，依託的恩主是皇帝，竭力為皇帝服務成為他們重要的世俗工作。 費賴之如此評述：“供奉內廷諸傳教士忠事仇教之君主者，蓋欲便利其超世的職務，不特為彼等自身，且兼顧散處各省之教侶。”方豪的見解與此類似：“教士為求減輕各省之教難，偶有潛入傳教而被捕時，亦可進一言而獲赦，遂終老宮中，其遇悲，其志可嘉。”無論是自我犧牲，還是“終老宮中”，背後隱含都是某種無奈情緒，因為僅憑權宜之計無法改變天主教在華傳播的被動局面。 作為教會學者，費賴之、方豪或許不願深入批評導致此等被動局面的己方責任。 竊以為，與前輩耶穌會士相比，後“禮儀之爭”時代在華耶穌會士的開拓性不強，對儒家學說的理解和認知沒有更多突破，羅馬教廷禁止討論中國禮儀特性的最終決議出台，更為此類思想惰性提供了法理支持。 在華耶穌會士不再深入研讀中國典籍，不再嘗試耶儒對話，如魯仲賢這樣的宮廷傳教士，沒有能力也沒有機會與士大夫學人進行平等的學術爭論，天主教及其教義在中國的影響力受到限制。後“禮儀之爭”時代的宮廷耶穌會士雖不能深度推進東西方思想交流，但他們作為群體在中國的客觀存在，切實促進了 18 世紀的全球信息交流。 清廷全面禁教，但中國與歐洲的通信交往沒有完全切斷，除了傳統的海路交通，1715 年俄羅斯東正教使團獲准常駐北京，還為宮廷耶穌會士開闢中歐陸路交通新渠道。 作為宮廷樂師的魯仲賢，利用京城見聞、邸報和基層信徒通訊網絡收集信息，他以書信形式完成的年度中國報導部分被公開刊載，友教的歐洲讀者得以瞭解中國教會發展動態，普通歐洲讀者則從中獲知感興趣的中國時事新聞。①原文為“普”，此處加以訂正。②《律呂正義後篇卷首檔》，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1937 年第 1 輯）第 9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第 115～116 頁。③德理格事蹟參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349～360 頁。④魏繼晉是德意志耶穌會士，隸屬耶穌會波西米亞會省。 乾隆三年（1738），傳教士官員舉薦“能知律呂之學”的魏繼晉入京，參見《睿鑑錄》，鍾鳴旦（NicolasStandaert）、杜鼎克 （ Adrian Dudink）、蒙曦 （ NathalieMonnet）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6 冊，台北：利氏學社，2009 年，第 431～ 432 頁）。 乾隆朝《華夷譯語》由故宮出版社在 2016 年出版。⑤魯仲賢生平，目前所知僅有法國學者費賴之（LouisPfister）所著來華耶穌會士列傳中的簡短介紹，參見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839～841 頁。⑥ 該輯刊全名為 Der Neue Welt⁃ Bott mit allerhandNachrichten dern Missionarium Soc. Jesu. Allerhand soLehr⁃ als Geist⁃reiche Brief, Schriften und Reis⁃Be⁃schreibungen,welche (meistens) von denen Missionariisder Gesellschaft JESU aus Beyden Indien und andernüber Meer gelegenen Ländern （《新世界信使：耶穌會提供的各類信息———包羅萬象的書信、文稿、遊記，57

〔大部分〕出自兩個印度和其他海外國度的耶穌會傳教士之手，不僅增長見識，且妙趣橫生》），屬連續出版物，經歷多位編者，下凡引用該書，簡稱中譯名《新世界信使》，僅注頁碼和出版年代。⑦魯仲賢 1740 年 2 月 25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32 冊 （ edited by Francisco Keller, Wien: LeopoldJohann Kaliwoda, 1755），第 635 號，第 105 頁。⑧張榮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 2 輯，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 年，第 198 頁。⑨魯仲賢抵京時間有 1742 年之說。 方豪、費賴之、榮振華持此說。 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630 頁；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 839 頁；榮振華（ Joseph Deherg⁃ne）：《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耿昇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736 頁。⑩魯仲賢 1743 年 11 月 19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34 冊 （ edited by Francisco Keller, Wien: LeopoldJohann Kaliwoda, 1758），第 680 號，第 68 頁。魯仲賢 1743 年 11 月 19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4 冊，第 680 號，第 69 頁；第 68 ～ 69頁；第 68 頁；第 69 頁；第 69 頁；第 69 頁；第 70 頁。魯仲賢 1744 年 12 月 2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34 冊，第 684 號，第 91 頁。張榮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 5 輯，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 年，第 57 頁。 “弦索”原文作“弦鎖”。方豪：《中西交通史》，第 631 頁。魯仲賢 1745 年 11 月 27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4 冊，第 686 號，第 115 頁；第 113～ 114 頁；第114 頁。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 840 頁；《傳教信札》卷 IV，第 56 頁。魯仲賢 1744 年 12 月 2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4 冊，第 683 號，第 91 頁；第 89 頁；第 89～ 90頁；第 90 頁。費賴之對魯仲賢存世書信有過簡單概述，所錄僅有書信完成時間、地點與收信人，參見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 840～841 頁。 奧格斯堡的富格 伯 爵 夫 人———瑪 利 亞 · 特 蕾 西 婭 （ MariaTheresia von Fugger⁃Wellenburg） 是中國和越南耶穌會傳教士慷慨的捐助人之一。 夏伯嘉（Hsia, R. Po⁃Chia）著有 Noble Patronage and Jesuit Missions: MariaTheresia von Fugger⁃Wellenburg (1690⁃1762) and JesuitMissionaries in China und Vietnam,Rome: Institum His⁃toricum Societiatis Jesu, 2006）。《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4，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按：海大人指海望，時任內務府總管，負責宮廷西洋人事務。邸報是早期官方新聞紙。 “提塘”與民間報房承擔邸報的傳抄與發行流通。魯仲賢 1744 年 12 月 2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4 冊，第 683 號，第 86 頁；第 88 頁；第85 頁；第 85 頁；第 86 頁；第 87 頁；第 87 頁。《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16；魯仲賢 1744年 12 月 2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4 冊，第 683 號，第 88～89 頁。儘管遭遇本土學人的競爭，欽天監任用西洋職員的做法頑強維持到 19 世紀。 1838 年，最後一位欽天監西洋職員、遣使會士畢學源（Gaetano Pirès Pereira）在北京去世。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27。按：原 文 為 “ 韃 靼 監 正 Tartarische Praesident desMathematischen Gerichts”。魯仲賢 1745 年 11 月 17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34 冊，第 686 號，第 112 頁。魯仲賢 1745 年 11 月 17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34 冊，第 686 號，第 113 頁。 Lehrer / Halb⁃Lehrer / Le⁃hrlinge，皆為直譯，對應該機構內不同職階，欽天監職官制度詳情參看史玉民：《清欽天監職官制度》，北京：《中國科技史料》，2001 年第 4 期。《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36：（乾隆十年三月）“吏部疏請：將不遵定例、濫收天文生之欽天監堂司官，分別革職降調。 得旨，戴進賢、劉松齡係外國人，從寬免其處分”。時任兩廣總督策楞陳述，載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乾隆十六年修，嘉慶五年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影印本，第 144 頁。乾隆九年，朝廷就陳輝千被殺案出台處理意見，稱“乾隆九年定例”。 此次事件因此也被稱為“第一起67

清朝政府堅持對殺死中國人之外國兇手實施司法管轄權的案件”。 參見王巨新：《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研究：以廣東地區來華外國人管理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06 頁。西班牙歷史學家袁若瑟（ José Maria González）收集整理了教案中罹難的五位多明我會士的大部分書信，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 Madrid, 1960⁃1967; Misiones Do⁃minicanas en China , Madrid, 1952⁃1958。 張先清《官府、宗族與天主教：17—19 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對這部分書信有所介紹和引用。 《清中前期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及《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收錄關於此次教案的豐富中文史料。在華奧地利耶穌會士南懷仁 （ Gottfried Xaver vonLaimbeckhoven）在 1747～ 1748 年間完成教案回顧報導，載《新世界信使》第 35 冊，第 691 號；法國耶穌會士尚若翰（ Jean⁃Gaspard Chanseaume）1748 年底澳門來信追述此次教案，參見“尚若翰神父就中華帝國1746 年爆發的全面教案而自澳門致聖—夏欣特夫人的記述”，杜赫德：《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第 4 冊，耿昇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參見趙彥昌：《明清奏本運轉流傳研究》，北京：《檔案學通訊》，2010 年第 4 期；陳玉芳：《康熙時期宮廷傳教士的上疏途徑》，長春：《古代文明》，2018 年第3 期。魯仲賢 1747 年 11 月 15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35 冊 （ edited by Francisco Keller, Wien: LeopoldJohann Kaliwoda, 1758），第 690 號，第 31 頁。魯仲賢 1747 年 11 月 15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5 冊，第 690 號，第 33 頁；第 34 頁。 魯仲賢 1747 年 11 月 15 日信件，第 38～40 頁為口供譯文。 中文口供原文參見韓琦、吳旻編校：《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 （以下簡稱《文獻彙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4 號文獻，第 130～133 頁。韓琦、吳旻編校：《文獻彙編》），第 130 頁。 魯仲賢譯文回譯：“馬尼拉是王國之中最窮的，不過自從歐洲人在他們那裡宣傳教義，給馬尼拉人錢物，他們很快就屈服了”（魯仲賢 1747 年 11 月 15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5 冊，第 690 號，第 41 頁）。韓琦、吳旻編校：《文獻彙編》第 34 號文獻，第132 頁。福建地方官員認定西洋教士不許童貞女嫁人，乾隆十一年教案善後事宜處置意見中有一條：“守童貞者，勸令及時嫁娶”，韓琦、吳旻編校：《文獻彙編》第35 號文獻，第 144 頁。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 876 頁。作者簡介：柯卉，凱里學院人文學院教師，博士。貴州凱里　 556011［責任編輯　 陳志雄］77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民國初年天主教反對孔教入憲的輿論考察———以天津《益世報》為中心*趙秀麗［提　 要］ 民國初年尊孔派力爭孔教入憲，通過立孔教為國教，實現其在意識形態、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主導地位，以延續中華文化之傳統，挽救社會道德風俗，體現了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傾向，在國會中也不乏支持者。 尊孔派與袁世凱相互利用，以及將孔教議題提交國會審議的系列運作，使孔教問題政治化。 在政治紛爭的裹挾之下，孔教入憲背離了其道德教化的初衷，也迅速激起了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多個領域的強烈回應。 天津《益世報》是天主教徒創辦的報紙，不僅發表社論、時評堅決反對，還刊登了全國各地天主教團體的請願書、電文及教外人士的反對文章，對國會討論和表決進行了追蹤報道，逐漸成為天主教反對孔教入憲的輿論陣地。 該報不僅表達了天主教徒維護宗教信仰自由的集體訴求，而且揭示了孔教入憲的諸多面向，呈現了孔教問題的複雜性。［關鍵詞］ 天主教　 孔教入憲　 《益世報》 　 政教分離［中圖分類號］ 　 B979; K2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078 ⁃ 11民初孔教入憲問題，涉及到政治、法律、教育、宗教等多個領域，相關議題的研究和討論延續至今，學術成果不斷推陳出新。 就目前研究成果看，無論是對孔教入憲的史實考證，還是學理探究，均體現出較高的學術水平。 部分學者認為，孔教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康有為等人在學理上建構孔教的失敗。 吳震指出，孔教問題背後存在的本質問題是政教關係問題，即“如何處理政教問題以重建中國政治社會秩序”。 康有為立孔教為國教失敗的根本原因不在於他未能堅守政教合一的立場，而在於他“過分自信地以為世俗儒教可以變身為如基督教一般的純粹宗教，而且可以將孔教打造成君主立憲制的道德根基”。①民國建立以後，孔教在維繫國魂、政黨教化、國民教化、政治教化中的功能日漸顯現，康有為認為，只有將孔教定為國教，才能更好發揮其上述功能。②王士良認為，“康87*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社交媒體時代的基督教傳播與社會治理研究”（項目號：20BZJ062）的階段性成果。

有為將儒學進行基督教式的制度化建構一定程度上違背了中國的歷史傳統”。③徐慶文也認為，康有為、陳煥章對孔教進行的宗教化改造，並不成功，“沒有被知識分子乃至國人認可”。 康有為等人拋棄了西方宗教的傳教途徑，而是通過佔領意識形態的主導性地位，依靠皇權維繫孔教。 這種強加於國民的傳統社會模式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可能實現。④有學者考證了袁世凱與孔教入憲的關係，認為袁氏尊崇孔聖，利用孔教為其復辟帝制服務，但卻否認孔教的宗教性，更反對立孔教為國教。⑤社會輿論認為孔教入憲運動與袁世凱帝制自為關係密切，主要是因為“梁啟超、汪榮寶等親政府派進步党人士竭力主張尊孔入憲的言論活動，使反對派議員將此議題看作袁世凱政府的主張”。⑥反對派將孔教問題與袁世凱復辟帝制相牽涉，有混淆視聽、爭取更多輿論支持之嫌。 基督教是反對孔教入憲的積極力量，范大明以基督徒張亦鏡為例，認為基督教在尊孔運動中的回應具有“護教性”。⑦劉義梳理了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信教自由會爭取信教自由的論爭和請願活動，認為憲法確定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促進了中國政教關係的現代演變，“是中國政教關係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標誌”，實現了基督徒“從‘教民’到‘公民’身份的轉換”，“更是將中國宗教問題合法化的一項重要內容”。 但對於這些轉變也不能“過高估計”，民國時代“信教自由很難得到實際的貫徹”。⑧學者也對《新青年》雜誌中有關孔教的文章進行了分析⑨，對陳獨秀有關孔教的論述進行了梳理⑩，筆者在行文中亦有所參照。目前學界有關天主教與孔教問題的研究成果還較為匱乏，有學者以《聖教雜誌》為例，對天主教徒反對孔教為國教的言論進行了初步梳理。也有學者認為，天主教徒馬相伯對儒學持否定態度。由於史料的局限，上述學者均未就其間涉及的政教關係、中西文化衝突、天主教徒的群體反應等議題展開深入分析。 天主教是反對孔教入憲的重要力量之一，天津《益世報》做了積極的輿論宣傳，因該報創刊於 1915 年 10 月，筆者僅就 1916 至 1917 年的孔教入憲運動展開考察。一、反對孔教入憲之評論1912 年，教育部廢止尊孔讀經是孔教入憲的誘因。 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在《關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中指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部廢止尊孔讀經、摒棄儒學的教育方針旋即引起尊孔派的反對。 上海國民公會會長姚子樑等呈請袁世凱尊崇孔聖，“立國當以孔教為腦筋，若廢棄之，是不啻剜全國人之腦筋”，“尊孔乃維持禮教，喚醒道德萬不可緩”。同年 10 月，陳煥章在上海成立孔教會。 孔道會、孔社、昌明孔教社、孔道維持會等組織亦紛紛成立，呈請袁世凱尊崇孔道，並在內務部備案。 時任內務總長的趙秉鈞反對政治權力介入孔教問題，“如果一般國民心理確尊孔學，將來或由政府採集理由，提交國會議決，或由各該會社自行請願國會議決，著為會典，以示依歸，方於民主國體不相悖謬”。1913 年 6 月，袁世凱頒布尊崇孔聖令，“以正人心，以立民極”。國會制憲委員會成立後，陳煥章、梁啟超等上書參眾兩院，呈請定孔教為國教。 此為第一次孔教入憲運動之開始。 在國會議員羅永紹、鄭人康等反對派的力爭之下，1913 年通過的《天壇憲法草案》第十一條確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則，“中華民國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但卻又在第十九條第二項中加入“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受初等教育之義務，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天壇憲法草案》為孔教保留了教育領域的一席之地，成為後來憲法會議繼續審議孔教問題的緣由。 雖然袁世凱不贊成立孔教為國教，但又相繼頒布尊孔典禮令、祭孔令、親臨祀孔典禮令等。 其尊孔舉措與國會審議孔教入憲並行不悖，造成了時人對袁世凱支持孔教入憲97

的誤解。 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以後，反對派更是將孔教問題與復辟帝制相聯繫，在國會表決和宣傳中佔據了話語優勢，成為社會輿論反對孔教入憲的重要理由。天主教徒參與了第一次反對孔教入憲的請願活動。 1913 年 11 月，天津天主教中華全體進行會致電袁世凱及國會，明確反對第十九條之規定。 “苟明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是強使他教人民同守一教之範圍，隱然限制非孔教者不得受國民同等之教育，與信教自由大相牴觸。 且孔子為數千年大教育家，國民均已公認，惟生民以來堪作教育模範者不止孔子一人，又何必於憲法上獨將孔子之道定為修身大本？ 使孔教會取孔子修身之學編入教科書籍，吾人決無異議，如必欲著之憲法，特示崇異，則教理所在，人權所關，委係萬難承認。”上述呈請說明天主教徒並不反對尊孔，但將尊孔寫入憲法，不僅妨礙教育公平，而且有違人權。1913 年的孔教入憲運動，雖然孔教未被列為國教，但卻寫入了教育項下，保留了其在教育上的特殊權利，也算是尊孔派的成功。 民國初年，新文化待興，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依然佔據著思想的主流。 知識精英乃至地方紳商對儒家文化的認同並未隨著國體的變更迅速減退，反而在民族主義思潮的刺激之下，形成了某種“文化自覺”。 在文化民族主義的驅動之下，尊孔具有“護教”的性質，在政界和知識界不乏支持者。 如《東方雜誌》刊文指出，“吾國道德，實無根本改革之必要，然因是而謂舊道德之無須改易，且謂當設國教以振興之，則又不可”。 立孔教為國教，“從理想之自由而趨於宗教之羈縛，閉遏知識，阻礙進步，莫甚於此”。民國初年，反對孔教的言論多限於孔教是否是“宗教”的學理層面，對於政教分離、信仰自由、民族宗教政策等少有涉及。 雖然國會內部有反對之聲，但並未引起廣泛、激烈的反對聲浪。 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以後，隨著國會的重開，在 1916 ～1917 年的憲法修訂過程中，孔教的存留再度成為議題。 第二次的孔教入憲審議，與袁世凱、張勳的復辟帝制、新文化運動、民族宗教等問題相伴而行，引發了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宗教等諸多領域強烈的反對，社會輿論群起而攻，尊孔派在政治和社會輿論上的優勢漸失，而終歸於沉寂。1916 年 8 月，國會重開，參議院議員張魯泉列舉三項理由，提議將十九條第二項刪除。 其一，“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確與國體相左”。 其二，“草案第四條中華民國人民於法律上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別，均為平等，如對孔子之道特別規定，實與第四條矛盾”。 其三，“如以孔子之道為特別規定於國民教育項下，是以憲法條文壓迫其他宗教，對外則教派衝突，足以釀國際紛爭，對內則回佛解體，且恐使統一破壞”。天津《大公報》、《益世報》均刊載了張魯泉的議案，表示贊同與支持。9 月 7 日，康有為致電黎元洪、段祺瑞，認為二人執政之初，富民強國之政未一舉，而“先以棄教，誘民導惡，失天下心，鼓志士怒，貽百國笑”，況且“萬國禮教主無不跪，中國民不拜天，不奉耶回，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為？”在“風俗壞極，百廢未修”的國勢之下，廢除祀天祭孔，“失人心，為外國笑”。康氏的電文雖未提及孔教入憲問題，但在袁世凱復辟帝制之後不久，重提祀孔祭天，極易引起社會輿論對尊孔派政治意圖的猜測。 陳獨秀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一文中，從六個方面逐一駁斥了康有為的觀點，認為康氏所論“強詞奪理”，“大小前提皆誤”，“無辯駁之價值”。陳獨秀認為，孔教問題實質上是“吾人實際生活及倫理思想之根本問題也”，因倫理的覺悟晚於政治的覺悟，才發生孔教問題。 憲法乃“全國人民權利之保證書也，決不可雜以優待一族一教一黨一派人之作用”。 縱觀陳獨秀有關孔教的評論，其並未否定孔子學說的價值，也並未否認儒學在引導社會風俗，維護社會道德方面的作用，只是孔教作為封建時代的道德已經不適合現代生活。 “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益世報》更是將康氏列為“民國之十大妖孽”之首，以“諧文”的形式表達了堅定的反對08

立場。孔教是不是宗教，是孔教入憲的前提。 知識分子多認為，孔教是教化之教，而非宗教。 利瑪竇指出，“儒教不是一個正式的宗教，只是一種學派，是為了齊家治國而設立的”。這一觀點對西人的儒學觀產生了深遠影響。 梁啟超認為，“孔子者，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該論斷在近代知識分子中也頗具影響力。 蔡元培也認為，“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孔子宗教，二不相關”。利瑪竇、梁啟超、蔡元培等人對孔教非宗教的論斷否定了立孔教為國教的學理基礎，也是康有為等尊孔派亟需回答的先決性問題。 基督宗教反對立孔教為國教的依據也多出於此。 現代學者認為，孔教是否為“教”的問題在中國傳統社會不會發生，是人們以西方文化和學術為標準，對儒家文化進行身份或性質判斷時發生的。民初儒學宗教化的實質是“中西交通下的文化、政治衝突的產物”，反映了“儒學在近現代變革中秩序化意義喪失的現實焦慮”。《臨時約法》規定宗教信仰自由，確定了政教分離的基本原則，為基督宗教在華傳播創造了良好的政教環境。 《益世報》創辦人雷鳴遠指出，《臨時約法》規定信教自由，“為新中華定一方針”，聞之“喜而不寐”。 他認為，信教自由原則的確立，“此非獨為公教幸也，蓋知自有此信教自由之善政，吾華五色國徽必能飄揚於世界之上，進化之速度必能如怒潮如飄風”。然而孔教入憲議案的提出，卻為基督宗教在華傳教事業蒙上一層陰影。 自 1916 年 9 月起，《益世報》刊登了系列署名“夢幻”、“春雷”、“志道”的社論和時評，明確表示反對孔教入憲，主要圍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第一，國民可尊崇孔子，但不能定孔教為國教。 從學理上言，孔子是聖賢，並非宗教家。 孔子學說在塑造中華文明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僅限於道德倫理範疇。 孔學無宗教的實質，自然不能定為宗教，孔子也不是教主。 “以孔子為道德家、教育家、政治家而矜式之、崇拜之，可也；誣之為宗教，則不可也；列之於大祀，編之於憲法尤不可也”。按照宗教信仰自由原則，“中國讀書人之視孔子固無不可尊為聖人，亦無不可奉為教主”。孔教是否為國教，也並不妨礙尊孔，因為中國古代歷史上從未有憲法，孔教也未被立為國教，但“尊孔未嘗少替”。從信仰主體看，尊孔、崇孔是個人行為，憲法無從干涉，體現了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則。 社論指出，“孔子之道優乎尚已，中國人即無憲法之明文，當亦服膺無失則。 對於草案之規定，自無異辭”。 但憲法並非孔教一派的憲法。將孔教列入憲法，是“一部分人之私見”。第二，立孔教為國教的危害極大。 從法理上而言，憲法體現人民意志，是“五族人民之公共物，未可以一族人之舊習慣惹起他族人之惡感情，強之共同遵守也”。 教育不應有宗教色彩，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而列入憲法，實則導致“他教人之學校不能享此公權”，妨礙教育公平。 孔教入憲的危害有三：其一，引起教爭。 定孔教為國教，實際上是宗教專制，“非但內亂環生，牽及國際，即蒙古回藏各部必將首先解體，而流血將無已時”。其二，對社會道德不利。 孔教派爭立國教，不過是借機把持國教權力，爭奪孔廟公產，勢必激起教內紛爭，助長“傾軋霸持之惡習”，於社會人心道德不僅無益，反而有害。 其三，對新學制有害。 民國以來，教科書逐漸拋棄孔子之教，甚至主張中學以上，皆廢棄讀經。 孔教入憲，勢必導致新式教育停滯。 “如必定國教，則享其利者，不過孔教會一部分人，而被其禍者將遍全國。”第三，駁斥尊孔派議員，披露國會議決過程。 《益世報》社論認為，趙秉麟等尊孔派議員提出的立孔教為國教的四大理由均不成立。 其一，孔教主張仁愛，適宜於共和，自當立為國教。 社論認為，宗教莫不主張仁愛，仁愛不僅適宜於共和，也適宜於帝制。 其二，“非規定國教，諸教不能推行其自由”。此論不能成立。 孔教若為國教，勢必妨礙宗教信仰自由。 其三，孔教立為國教，可以連帶保18

存諸子百家。 社論認為，諸子百家皆不屬於宗教範疇，與定國教無任何關係。 其四，因國民多數信仰孔子，遂立孔教為國教。 社論指出，立孔教為國教，“實基於少數人之權利思想，與多數人信仰孔子之意大相背馳”。社論認為，各宗教無不尊崇孔子，若強行立孔教為國教，勢必導致其他各教仇視孔教兼及仇視孔子，因之而必然損害孔子之尊，“是直毀棄孔道而已矣”。為促進孔教立憲，康有為不僅去曲阜拜孔，而且專程去徐州拜謁張勳，借助於軍閥力量，力促孔教立為國教，迫使國會屈服。 《益世報》批評國會議員“見識之卑劣”，“國教問題，並無法理之可言，不過憑私見以圖擾亂，不意堂堂國民代表，其識見之卑劣一至於此”。《益世報》記者披露國會審議過程，力求審議公開，促進輿論監督。 1917 年 1 月 10 日，趙炳麟因議案被多數否決，“大為氣憤，蜷伏休息室中不肯出席，自言孔教既不通過，省制亦不與議，且謂王正廷為基督教徒，羞與為伍”。 議員李景濂則“憤不欲生，即伏於地下，號哭喊叫，勢將拼命，當被警衛扶出，各議員為之齒冷”。2 月 4 日，孫光庭的議案被否決，尤為憤懣，“謂不定國教，必至解散國會。 大多數以其無理取鬧，嗤之以鼻”。信教自由一條與孔道修身一條合併討論以後，兩派爭執不休，“以致開會三次，鬧出種種笑談，迄無結果而散”。 議員李文治“演說至三時之久。 全場鬨其下台而置之不理，請其簡單發言，又置之不理。 以致台下喝彩聲、鼓掌聲、笑語喧嘩聲幾如小丑登場，插科打諢，惟妙惟肖，不料以驚天動地之國教大問題演出一場大趣劇”。孫光庭、王謝家、張琴等三人，“似有秘密之協約，一人登壇，則二人必緊緊相隨，宛似護身兵狀態。 如是者至再至三，旁觀者頗不知其用意。 所在及至，孔教被否決之後，張琴與某議員口頭爭執，竟挺身握拳，洶洶欲鬥”。上述國會內部兩派紛爭揭示了民初國會的亂象，但卻也體現了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 因孔教議題與黨派利益無直接關聯，國會討論中的黨派之爭並不明顯。 各黨議員能夠依據自己的判斷做出議決，在沒有行政權力強力介入的情況之下，各派議員據理力爭，保證了表決結果的真實性和有效性。第四，通過輿論監督憲法審議，力促國會客觀公正表決。 1917 年 1 月 12 日，《益世報》刊登《本報對於國家大計之主張》，表明了基本立場。 “（一）主張憲法刪除草案：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一條；（二）主張憲法仍規定人民有完全信教之自由；（三）主張中華民國萬不能有國教。”憲法審議會期間，《益世報》批評了各省督軍越俎代庖，干涉憲法審議的行為，“編訂憲法為國會之專責，各省軍民長官鎮撫各地方，自有其應盡之職務。 乃舍己田而芸人田，越我俎而代之庖，抑何不憚煩耶。 軍民長官既富於憲法知識，若是則憲法竟由彼輩訂定可矣，奚用國會為？”在各界輿論壓力之下，各省督軍對孔教徒的鼓動，開始“消極反對”。因國會審議中纏鬥不休，延誤憲法按期出台。 政府重新擬定私人疏通、調停干預、監督手續三種疏通辦法來推動憲法審議程序。在輿論的監督下，政府開始積極推動憲法審議，力避軍閥勢力干預，保證了國會議決的客觀公正。綜上，《益世報》在反對孔教入憲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輿論效力。 通過學理的論證和法理的分析，否定了孔教入憲的理論依據。 該報通過披露國會議決內幕，報道尊孔派的活動，發揮輿論監督的積極作用，形成了天主教反對孔教入憲的輿論陣地。二、教內反對孔教入憲之通電及教外評論《益世報》不僅刊發社論、時評反對孔教入憲，還刊登了全國各地天主教團體和公民代表致國會的電文、請願書，表達了天主教的集體訴求。 此外，該報還通過刊登教外人士的反對孔教的文章，擴大輿論影響，給國會審議造成了一定的輿論壓力。 第二次憲法審議期間，《益世報》已然成為華北報界反對孔教入憲的輿論中心。28

（一）天主教各團體通電憲法審議期間，各地天主教團體和代表紛紛致電國會、大總統，或遞交請願書，反對定孔教為國教。 《益世報》刊登的電文有 37 件之多：各省致國會電文：直隸、天津（6），山西（7），河南（3），山東（3），湖北（5），陝西（1），湖南（1），東蒙（1），廣西（1），福建（2），浙江（1），上海（1），吉林（1），四川（1）；全國天主教公民代表電文：周公鼎、朱志堯等（2）；全國基督宗教團體公民電文：天主教會、聖公會、長老會等共 350 萬人（1）。從電文內容和代表人數看，涉及的區域較為廣泛。 例如《豫西天主教公民致國會電》就代表了河南西境 31 個縣的天主教公民。 上述統計雖以省域為依據，但各地請願書和電文多以縣域或教區為代表，諸如：河南南境，膠東，東蒙十三縣，滄、青等十縣，慶、南、鹽、滄四縣，川東，靜海，湖北南路，等等。 從電文中不難看出，天主教會各教區動員教內人士以通電、遞交請願書等方式為反對孔教的輿論造勢，可能也是天主教內部有計劃、有組織的針對孔教的輿論攻擊。 筆者雖未發現足夠的史實證據，但《益世報》對各教區電文和請願書的披露，實為反對孔教入憲爭取輿論支持的有意之舉。綜觀天主教各教區的電文和請願書，其反對孔教入憲的理由無外乎剝奪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破壞宗教平等、違背政教分離原則、引起教爭，等等。 各地通電內容多充滿了火藥味，也具有故意誇大事實、施行輿論攻擊的特點。 具體表現為：第一，孔教入憲，引發“教爭”之禍。 孔教入憲，實為得不償失之舉。 “各教莫不重修身而各異其道，若強限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規定於憲法，則凡非孔教之學校即不得列於國民教育之範圍，則非孔教之國民即不得同受民國憲法之保障，不中不平孰逾於斯，誤加一語之投，挑動五族之釁，瞻念前途，曷深懍懍。”天主教、基督教等各教派發表的《敬告全國同胞》書，指出了定孔教為國教的四大禍端：“帝制復活”、“民教相仇”、“文明阻遏”、“民族分裂”，四者凡具其一，不僅“足致國家於滅亡，且將啟歐洲古代歷史上之宗教戰爭而重演於吾國”。社會輿論一般認為，孔教入憲，必然引起教爭。 而探究歷史事實，以孔教為修身之大本，其危害性有被誇大之嫌。 反對派預言的五族分裂，民教相仇，國際干涉等現象並未出現。 陳煥章等人成立孔教會，爭立孔教為國教，還曾得到李佳白等外國傳教士的贊同。陳煥章認為，“外人入主中國，必立孔教為國教”的依據即出於此。 天主教誇大孔教入憲的危害，達到危言聳聽之宣傳效果，其指責多於論證，也不無偏頗之處。第二，帝制復活之虞。 袁世凱利用孔教，籌劃復辟帝制，而孔教派則伺機利用袁世凱，謀求孔教在憲法上的地位。 二者互相利用，牽涉甚深，成為輿論攻擊孔教的重要理由。 袁世凱復辟帝制是民初國家亂治的重要原因，導致“海內鼎沸，全國騷然，國幾不國，人民之生命財產殉於帝制之一念者，曷勝枚舉”。 孔教立為國教與“尊孔真旨亦甚背馳”，“致國家終無安定之日也”。孔教存於憲法，也必將埋下帝制再起的隱患。 “以孔道為修身大本，則國民教育盡屬尊王忠君之談，祭天祀孔尤為帝王時代之禮俗，保存帝王之禮俗，又焉得不引起帝王之思想。”只有徹底刪除草案第十九條第二項，才能“恢復信教自由真諦，使政教完全分離，永絕帝制復生之萌孽”。袁世凱利用孔教為復辟造勢，各地天主教電文也多予披露。 天主教內不少人士認為，支持孔教就是支持復辟帝制。 天主教將反對復辟帝制和反對孔教相捆綁，造成二者相通的主觀判斷，以引導反對復辟帝制又對孔教有好感的知識分子加入反對孔教的陣營。第三，對陳煥章等孔教派的人身攻擊。 如有電文斥責陳煥章附逆袁世凱，“陽托尊孔之名，實行仇教之實，推其是欲以圓滑手段間接取消自由之明條，一誤再誤，是擯公民等於化外，高張孔教之38

旗幟，直不啻與各教下宣戰之書。”陳煥章等孔教會會員，“不審國情，罔顧公理，貿然請定孔教為國教，托尊孔之虛名，啟教爭之實禍”。陳煥章“私存壟斷之心，不明共和原理，妄為非分之求，欲為虎作倀”，等等。 中國天主教徒中，不乏熟習孔學的鄉紳，他們既認同儒學倫理，又是天主教徒，儒學傳統與天主教信仰結合於一身，他們是天主教本地化的推行者。 在鄉村社會，儒學傳統並未因天主教的傳播而消失，鄉紳對傳統文化的情懷亦並未因信仰而消散。 他們尊崇孔子，但卻是孔教入憲的堅決反對者。 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一，孔教非宗教。 “孔子之道，人道也，非天道也，顧其所言，不外日用尋常所傳，不過正心誠意，至於神聖之大道及天地之本原，不惟孔子所未悉，抑亦孔子所未言。 今定為國教，殊與大道相背。”其二，不滿於陳煥章等人利用孔教謀求私利，將孔教問題政治化。 若孔教列為國教，天主教徒若不改信仰，便不容於憲法，成為“叛民”。 無論在政治身份上，還是文化身份上，他們都難以接受。 孔教定為國教，是國家強力介入公民信仰、干預公民私領域生活的舉措，終將破壞孔教與各教的關係。 天主教徒反對定孔教為國教，並非反對儒學，孔教是否為教也並非爭論的焦點。 天主教反對孔教入憲，質言之，就是要維護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基本原則，杜絕國家權力借助於某一宗教改變公民宗教信仰，維護天主教權益。從天主教各團體的請願書及通電內容上看，涉及到宗教與政治的多個方面，但總體上缺乏學理的分析。 通電和請願是輿論宣傳的策略之一，具有鮮明的“護教”色彩。 電文對孔教派的輿論攻擊甚至有人身攻擊之嫌，已超出學理爭議的範疇。 全國天主教各團體的通電以及請願書，涵蓋了多數的天主教教區，體現了天主教內部的團結一致。 與基督教和孔教派的輿論宣傳相比較，天主教能夠做到相對集中、統一，有計劃地集體發聲，《益世報》發揮的陣地作用和輿論引導作用不可低估。（二）天主教教外的反對評論《益世報》還刊登了國會議員、他教人士及學者的反對評論。 筆者在史料選擇過程中，為避免重複，對涉及孔教是否是宗教、政教關係、信仰自由、民族分裂等與上文中重複的論點不再摘錄，僅摘取與之不同的觀點，作為史料的補充，呈現反對孔教輿論中的多個理論角度和輿論方向。第一，立孔教為國教，是污蔑孔子，斷絕孔子之道。 若為維持中國道德計，不必尊孔教為國教。“我國數千年之國性，培養涵濡，根器深厚，經外力之壓迫而卒能光復，皆賴孔道之餘蔭斬喪未盡，故有此雄偉之憑藉，是無待定為國教而效力自著。 如欲動搖中國國本，以諸君能力擾亂中國而有餘，何必污蔑孔子，假其教以覆亡中國。”議員羅永紹認為，孔子是大教育家，其道合乎教育原理，但並不適合國民教育。 “孔道在中國流傳數千年，斷無遽令湮滅之理”，若施之於普遍教育，使學童“熟於口而盲於心，未見有秋毫之益”。 弘揚孔道應在大學中設立經學學科，“聚國中聰穎嗜古者，極深研，幾以保國粹，以尊古學”。若強迫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本，是“合四萬萬人之聰明才智囿於一途，統滿蒙回藏之懸絶情形範於一治，則斷然以為不可，孔子復生當不以斯言為妄矣”。回教徒劉孟揚認為，回教、佛教與基督教並不禁止孔子之書，“立身行事諸大端其範圍亦均不外乎孔子之道”，若定為國教，則各教必然禁絕孔子之書，此舉無異於“遏絕孔子之道”。 第二，國教妨礙國家進步。 美國傳教士丁義華（Edward Waite Thwing）認為，孔教定為國教，妨礙宗教自由和國家進步。 “耶穌教以聖經為修身大本，回回教以古爾阿尼經為修身大本，多神教以釋迦牟尼佛經及關岳言行為修身大本，是各教遵從自己所信仰者之經訓為修身大本，乃真宗教自由。 若此次一經憲法載入，專採孔道，則萬萬人無宗教自由矣。 試問凡屬土之內原無異視，因宗教意見而分畛域，幾無統一之象。 國教妨礙國家進步至於此極。”如若定孔教為國教，則各教必因不改信仰而違背憲法，“國家若不加以干涉，則憲法之規定為無效，若依該項之規定，迫五族各教人民48

履行孔道，恐民國之政府亦無此強制之威力耳。 即有此威力，令五族各教諸同胞受此無理之壓迫，則是直以共和之國家謬行專制之政體，必致因孔道問題，激起革命之風潮，而國家前途之危險不堪設想矣”。第三，法律與道德不容相混。 以法律規範道德問題，必將損害法律效力，道德問題也難以解決。“道德所以導人之為善，而法律則所以禁人之違法者也，人苟無違法之行為，則法律不能過問”，“則今憲法而定道德之範圍也，真不啻井蛙夏蟲，管窺蠡測之陋見耳”。法律具有強制性，道德多以自律為基礎。 “憲法，一國之公法也；修身，個人之私德也”，以修身定於憲法，則是以公法限制私德，干涉公民信仰，是萬不可取的。第四，抨擊國會議員的不負責任。 署名孫靜娥的女士認為，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議員們“未能遠謀，不顧大局之阽危，徒逞私人之憤氣，國教問題是其證也”。 “憲法一日不成，國體一日不固，消磨歲月，耗費光陰，尊孔諸人能逃其咎乎？”署名“朝陽悲觀客”的作者指出，“今於憲法中定此一項，是明明樹敵於國內也，是明明迫兄弟為寇仇而使之操戈於一室也，是明明埋伏一亡國之導火線以內亂應外侮之需求，而召瓜分之慘禍也。”國民心理，當以平靜觀察之後做出決議，而非意氣行事，“立法諸君苟欲以國殉孔，必須將此條文列諸憲法之內。 此亦個人志願，鄙人亦不願再贊一詞，倘猶有一線良知，不忍下此亡國種子於憲法內，則請毅然決然全場一致。 速將此（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一項，完全取消，則民國前途無量之福也”。相較於報紙的社論、時評以及天主教內人士的通電、請願書等，上述來自於教外人士的評論雖然也有對陳煥章等孔教派施行輿論攻擊的方面，但總體上還是較為客觀的。 從他們反對孔教的立論看，不乏標新立異之處，也凸顯了孔教問題是牽涉多個領域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複雜議題。餘　 論孔教入憲的論爭，體現了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出路的憂慮。 這一憂慮隨著國體的變更日漸突顯。 康有為等人依附袁世凱，將“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寫入憲法第十九條第二項之下，從傳承中華文化根脈的立場上看，其初衷和目的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孔教派將孔教問題與政治捆綁，使孔教問題政治化並加諸於憲法條文，這種謀求政治庇護的途徑並不可取。 孔教入憲背離了依託孔教施行道德教化，挽救世風的初衷，使孔教成為被軍閥政客利用的政治工具而遭到社會輿論的抨擊。 1915 年以後，新文化運動興起，復辟帝制歸於失敗，社會思想日益進步。 康有為等人再提國教問題，無異於將孔教置於燃薪之上。 陳獨秀認為康有為此舉無異於學術思想專制，“其為害之烈，遠在政界帝王之上”。李大釗更是直接指出，此憲法為“孔子之紀念碑也，孔子之墓誌銘也”。不僅如此，尊孔派將孔教議題政治化的運作引起了多數知識分子的反感。 基督宗教界為維護傳教權利和教會利益群起而攻之。 上述反對聲浪致使尊孔派在社會輿論中逐漸喪失優勢，其失敗在所難免。《益世報》創刊之初便有意淡化天主教的“外教”色彩，推動天主教融入中國社會，施行本地化傳教策略。 該報以“益世”為宗旨，關注下層民生。 “欲知國家興衰之點，當視其社會之良苦”，在華北天主教徒的支持之下，該報積極介入世俗社會，參與社會救濟，在政界、商界以及地方社會具有較大影響力。 天主教對待儒學的態度，深刻影響著其中國化的進程。 《益世報》在反對孔教入憲的評論中，對孔子、儒學持尊重態度，其反對的不過是孔教列入憲法、尊為國教一項，並非全盤否定儒學。 與《申報》、《大公報》等報紙輿論相比較，《益世報》與其社論、評論立場基本一致。 值得一提58

的是，該報反對孔教的社論、時評以及刊登的電文和評論文章，也不乏偏頗之處。 其對康有為、陳煥章乃至袁世凱的輿論攻擊偏於政治，有失客觀。孔教入憲，使其捲入政治紛爭，學理的、文化、道德層面的討論演變成了政治攻擊，孔教涉及的道德、倫理乃至文化議題被暫時擱置。 1917 年的憲法審議最終將尊孔與信仰自由一併列入憲法，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憲法中保留尊孔一項，是各派互相妥協的結果，也不枉尊孔派的一番努力。 但經過媒體“煉獄”式的抨擊，孔教不僅沒有脫胎換骨，反而淪為了帝制的符號，其在思想文化界的優勢地位已不復存在。 “因小失大”，這也是尊孔派始料未及的。①吳震：《近代中國轉型時代“政教關係”問題———以反思康有為“孔教”運動為核心》，杭州：《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17 年第 2 期。②唐文明：《敷教在寬：康有為孔教思想申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174 頁。③王士良：《儒學、孔教與現代社會———以康有為思想為中心》，北京：《世界宗教文化》，2016 年第 2 期。④徐慶文：《民國孔道的理解維度與儒學的發展理路》，成都：《社會科學研究》，2018 年第 1 期。⑤裘陳江：《憲法、國教與帝制———袁世凱帝制運動前後的孔教入憲問題》，上海： 《史林》，2015 年第5 期。⑥張祥幹：《有關民初國會孔教入憲之爭的幾個問題》，長沙：《求索》，2016 年第 3 期。⑦范大明：《反對國教：基督教在尊孔運動中的回應———以張亦鏡為考察中心》，成都：《宗教學研究》，2018 年第 1 期。⑧劉義：《基督徒與民初憲法上的信教自由———以定孔教為國教之爭為中心（1912⁃1917）》，濟南：《東嶽論叢》，2004 年第 1 期。⑨李維武：《〈新青年〉視野中的孔子、孔教與儒家綱常》，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15 年第 9 期。⑩李先明：《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反孔非儒”的歷史重探》，上海：《復旦學報》，2018 年第 1 期。楊瑞：《〈聖教雜誌〉與民國時期的天主教》 （1912⁃1938），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謝麗莎：《馬相伯的宗教思想》，西安：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以下簡稱《益世報》，1915 年 10 月由雷鳴遠神父（Vincent Lebbe，比利時人，1927 年加入中國籍）創辦於天津。 該報自創刊以來一直由中國天主教徒參與管理，報紙以“益世”為宗旨，關注社會改良，是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嘗試。 雖然為世俗性報紙，但報紙創辦之初，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曾專門開闢“公教叢談”一欄，闡釋天主教教義。 該報反對孔教入憲，體現了天主教徒維護信仰自由、主張政教分離的基本立場。蔡元培：《蔡元培關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教育），南京：鳳凰出版社，1991 年，第 22 頁。《教育部公佈教育宗旨令》，《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教育），第 22 頁。《尊崇孔聖之公呈》，上海：《申報》，1912 年 9 月14 日。《內務部批第 162 號》，《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文化），第 84 頁。《大總統發佈尊崇孔聖令》，《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文化），第 2 頁。《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13 年 11 月 1 日），岑德彰等編輯：《中華民國憲法史料（中編）》，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3 年，第 4～5 頁。《憲法上之孔教問題》，上海：《申報》，1913 年 11月 3 日。高勞：《國民今後之道德》，上海：《東方雜誌》，第10 卷第 5 號（1913 年 11 月 1 日）。《張魯泉請刪除以孔教為修身大本條文》，天津：《大公報》，1916 年 9 月 4 日。《主張刪除憲法中尊孔案》，天津：《益世報》，1916年 9 月 4 日；《憲法會議與宗教問題》，天津：《大公報》，1916 年 9 月 6 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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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係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研製的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其中文全稱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自 1998 年建立以來,已經建設成為一個擁有學術期刊、學術集刊、港澳台及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學術圖書等多個引文數據庫的大型人文社會科學文獻數據平台,業已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知名品牌,贏得了海內外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廣泛認可。2021 年 5 月,CSSCI 正式發布了 2021 ~ 2022 年來源期刊目錄。 新版目錄共收錄了來源期刊615 種,涉及 26 個學科分類,擴展版來源期刊 229 種。 其中有 43 種期刊新晉升為 CSSCI 來源期刊目錄;有 27 種期刊從 CSSCI 來源期刊目錄調出(列為 CSSCI 擴展版);有 37 種期刊又從擴展版調出。 同時收錄學術集刊 223 種。 雖說每兩年一次的目錄更新屬於南大評價中心的例行公事,但新版 CSSCI 來源期刊的公布還是引起各界廣泛關注,其中仍有若干新的舉措。 其一,拓寬評價視野,新增報紙收錄。 將《人民日報·理論版》和《光明日報·理論版》納入收錄範圍。 其二,創新期刊分類,單列冷門絕學。 獨立新增“冷門絕學”類,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具有重要意義。 其三,拓展收錄範圍,增列台灣期刊。 CSSCI 共收錄了 30 種台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此舉對推動兩岸學術交流、構建面向全球的中文學術成果傳播平台、增強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影響力具有積極作用。筆者有感於此,以為還有兩個方面可以有所加強。 一是除了已經新增設的台灣學術期刊,還需要增列港澳地區的學術期刊,並從總體上有序地推進全球中文學術期刊的收錄範圍與學術質量。這是中國學術期刊乃至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二是加快 CSSCI 英文版的研製。 據悉,CSSCI 已經建成了包括 100 餘種一流中文學術期刊英文題錄的索引數據庫,今年還新增收錄了十餘種雙語出版來源期刊的英文版收錄。 目前內地外文學術期刊已有近千種(包括僅有 ISSN 號的刊物),雖然自然科學類的刊物佔多數。 這是一個不小的群體,如何推進此類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的研究與收錄,進而促進中外學術交流,值得相關部門的重視。在學界充分關注 CSSCI 在內地發展的同時,我們不妨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點———CSSCI 應該在國際化的道路上更好地跨出新的一步———處理好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這組關係。 多年來,筆者曾多次撰文,認為經過 20 多年的耕耘,CSSCI 已經具備了國際化發展的若干基礎條件,學術界與期刊界也對其未來寄予厚望。 假以時日,CSSCI 終會邁出這一步———從本土化走向國際化,乃至比肩SSCI 與 A&HCI,成為世界上知名的數據庫,那將是學界的福音,對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化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 這也是對 CSSCI 的期待。回到“總編視角”專欄。 本期推出劉益東教授《開放評價、前沿學習與開放教育革命》及徐雅雯博士《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的倫理困境及破解之道》。 劉益東認為,信息技術和開放評價使得學習者都可向最好的教師學習。 開放評價可及時獲得系統化的前沿知識,改變學習對象二缺一(只有系統的教科書,沒有系統的前沿知識)的局面。 大 IT+、開放教育資源、翻轉課堂等教學新探索、向最好教師學習、前沿學習、人才評價客觀化等將引發開放教育革命,一流大學或將面臨重新洗牌。 徐雅雯指出,學術期刊作為傳播知識的重要載體和推動知識創新的重要資源,對於保護學術誠信生態和捍衛學術道德規範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期刊編輯作為學術期刊出版工作的重要行為主體,不僅需要內在的道德約束力,也需要外在的行業規範監督和完善的期刊評審機制。 　 　 (劉澤生)98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開放評價、前沿學習與開放教育革命劉益東[提　 要] 　 在當前的教育條件下,大部分學生因沒有機會向最好的教師學習,而向二三流教師學習的結果是形成了二三流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學習習慣和價值觀,無法成為一流人才,據此揭示“二流教育陷阱”、“夾生學習陷阱”以表明教育變革的緊迫性。 信息技術和開放評價使得學習者都可以向最好教師學習。 開放評價可及時獲得系統化的前沿知識,以彌補教育以教科書為主、零散的前沿知識為輔的知識失衡缺陷。 面對大 IT+、開放教育資源、翻轉課堂、向最好教師學習、前沿學習、人才評價客觀化等將引發的開放教育革命,一流大學或將重新洗牌。[關鍵詞] 　 開放評價　 前沿學習　 開放教育　 精英教育普惠化　 二流教育陷阱　 夾生學習陷阱 [中圖分類號] 　 G40- 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090 - 12教育至關重要。 在知識爆炸和社會急劇變化時代,教育成為頭等大事,但是教育長期存在的四項缺陷卻至今無解:優秀教師短缺,前沿知識零散,能力教育無法代替學歷教育,無法隨時隨地按需精準學習,雖然名校公開課和互聯網及人工智能的應用對此有所緩解,但是由於教育理念和人才評價方法沒有改變,總體而言,目前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遠不能滿足學習者和社會的需要。 筆者從事學術評價和人才評價研究 20 多年,提出克服同行評議缺陷的開放評價法及其簡明版“互聯網+代表作”評價法,力求實現人才評價客觀化,探索開放科學與開放教育,據此本文通過揭示“二流教育陷阱”、“夾生學習陷阱”,以表明教育變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進而提出四項措施以克服教育的四項缺陷:一是解決學科評估標準失效問題;二是何謂最好的教師? 學習的捷徑是向最好的教師學習;三是如何獲得系統化的前沿知識? 高等教育應該傳授系統化的基礎知識和前沿知識;四是基於開放評價和大 IT+,及時精準普惠地實現向最好教師學習、學習應包括前沿知識在內的完整知識體系。 本文指出大 IT+、開放教育資源、翻轉課堂等教學新探索、向最好教師學習、前沿學習、人才評價客觀化等將引發開放教育革命,一流大學或將重新洗牌,為率先實行開放教育者提供後來居上的機會,最後探討了中國率先發動開放教育革命的有利條件及其啟動方案。 本文述及的一流學科、一流大學、一流成果、一流人才等均指世界一流。一、何謂二流教育陷阱與夾生學習陷阱:錢學森之問新探“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09

已有大量解釋錢學森之問的研究,例如認為“過窄的專業教育”、“過強的功利主義”和“過弱的文化底蘊”等是其原因。 實際上,即使是發達國家的學校,培養的傑出人才相比畢業生數量而言也很少,因此錢學森之問不僅針對國內教育,在發達國家乃至世界範圍內同樣適用,“廣義錢學森之問”可表述為“為什麽許多學校培養出的傑出人才如此之少?”筆者認為除了具備“熱愛+天賦”條件的學生較少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學生都沒有機會向最好的教師學習,而向二三流教師學習的結果是在學習知識的同時,形成了二三流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學習習慣和價值觀,再也沒有機會成為一流人才了(只有極少數自學能力超強者可以例外),也可以說是學“夾生”了,特別是研究生教育,如果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是二三流學者,研究生基本就無法成為一流人才,筆者將這一現象稱之為“二流教育陷阱”和“夾生學習陷阱”,其表現包括三點:一是迷惑性強。 較差的教育,好學生不會選擇,選擇了也會保持警覺而加強自學,但是二流教育,看上去挺好,二流大學的教授也有不少在國際頂級刊物發表論文,有一定知名度,使得學生誤以為這就是頂級的教育,就像二流書法家的作品也挺好看,讓初學者認為是頂級作品,社會各界也會因為二流大學的各項定量指標很好,國際榜單名列前茅而把二流教育誤認為是一流教育。二是阻礙最大。 二流教育比起三四流教育而言對培養一流人才形成的阻礙最大,因為三四流教育很差,好學生可以規避,而二流教育具有迷惑性,學生有可能以二流人才為榜樣,接受二流的思維方式、學習習慣和價值觀,形成二流的知識結構,而被鎖定(lock- in)為二流人才。 以往研究者已經注意到“夾生學習”問題,但主要是從知識點掌握順序的角度分析(一個知識點沒有完全掌握,就學習後面的知識點),而沒有從形成二三流的思維方式、學習習慣、價值觀和知識結構的角度分析。二流人才與一流人才有質的差別,遠大於二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差別。 三流人才和二流人才的核心特徵分別是人云亦云、精緻的人云亦云,缺乏批判精神和標新立異的意識,一流人才則是重新認識、另闢蹊徑、突破引領,二流人才幾乎不可能培養出一流人才(除非依靠自學),人才培養也存在“路徑依賴”效應。三是教育內卷化。 吉爾茨(Clifford Geertz)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後,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 教育也容易發生內卷化,停留在二流水平階段不能發展成一流教育。 就國內情況而言,長期實行“四唯”、“五唯”而據此勝出者佔據學界高位,他們擅長在國際頂刊發表論文,追隨國際潮流,容易得到國際同行認可,在國際化的語境下掌握學術話語權,而這些“中材大用”者的最大短板是做不出原始創新,做不出世界一流工作,一些人卻利用同行評議的主觀性和創新非共識來排斥、壓制原始創新成果,以維護既得利益。 在以計量方式為主的學科評估標準中,他們可以使學科評估的數據越來越漂亮,可以使大學和學科的國內相對水平不斷提高或得到鞏固,在國際榜單上也表現不俗,甚至名列前茅,但是因為缺乏做出原始創新的一流學者,而使得教育水平始終不能提升到一流水平。①在學術上乃至許多領域都存在“二流誤事”、“中材大用最糟糕”的情況。② 教育內卷化凸顯“二流教育陷阱”、“夾生學習陷阱”的巨大危害。 2021 年 3 月,由斯坦福大學、莫斯科國立高等經濟學院、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以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印度的合作大學共同發起的 Supertest 測試報告發表,結果顯示中國大學生在經過大學學習後,批判性思維能力和學術技能水平均出現了下降,在中美俄印大學生中表現墊底。③顯然這與多年來以效仿西方學術為榮,擅長迎合式國際合作、安於在科學上做西方的“外包工”、④缺乏批判精神有關。 學習與衣食住行不同,即使是二三流的衣食住行條件,也不影響其成為一流人才,而二三流的教育形成的19

是二三流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學習習慣和價值觀,即使社會越來越重視教育、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資,大學也很難培養出一流人才。 “二流教育陷阱”、“夾生學習陷阱”不僅在我國存在,在發達國家乃至世界範圍內都存在,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的楊衛院士指出,“以美國大學為例,它們是三流學校數論文篇數,二流學校數論文的影響因子,一流學校不對論文發表提要求,而頂尖的大學非常強調教學”。 這意味着在美國二流大學,擅長在高影響因子刊物發表論文的學者自然成為學校的主流,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該校進步成為一流大學。 破除這些“陷阱”絕非易事,需要克服一流學科標準缺陷和提出新型評價方法。二、開放評價法及其對一流學科標準缺陷的克服學科評估和一流學科建設的目的是達到世界一流水平,但是目前學科評估的標準只反映國內相對水平,不能反映國際相對水平,對學術帶頭人(PI)的評估權重過低,不能有效體現“雙一流”建設的初衷。⑤以計量方法為主根本不能準確反映學科和學術的實際水平,國際上不少離譜的評估結果已經充分暴露其缺陷(例如,U.S. News 發布的 2021 世界大學排行榜,其中數學學科榜單顯示曲阜師範大學數學學科力壓北京大學,位列中國第一,位居全球第 19 位)。 學科評估標準是學科建設的指揮棒,如果繼續沿用以往的標準,頂刊論文、基金等級、“帽子”頭銜繼續重要,二流人才將繼續如魚得水。 筆者提出以是否做出前沿突破來衡量學科的國際相對水平,因“確認的突破性創新”可能引領學科發展者為 A+,因“公認的突破性創新”引領學科發展者為 A++。 以此解決目前學科評估標準失效的難題。⑥這既符合“雙一流”建設的初衷,更是滿足目前國家加強基礎研究、鼓勵原始創新、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目標的必要舉措。 確認突破性創新的評價方法可用開放評價法及其簡明版。筆者提出的開放評價法包括規範展示、規範確認、規範推薦,評議組由同行專家、評價專家及相關專家組成,同行專家負責挑錯,確認成果是否有顛覆性錯誤,評價專家負責查新、定級,相關專家負責環境、風險等評估,對受評成果進行格式化處理(創新成果展示創新點四要素、突破性成果展示突破點四要素等)並公開或在網上規範展示,採用承認推定原則,新穎而無顛覆性錯誤的成果即通過規範確認,進入規範推薦環節。 開放評價繼承同行評議的優點、避免其缺陷,強調“用戶承認”而非“同行承認”,有利於突破性成果及時勝出。⑦實際上這種考慮在學術界已經出現,例如著名學者林毅夫明確指出“如果一個理論在邏輯上挑不出毛病,各個有關的推論也不被已知的經驗事實所證偽,經濟學界就應該暫時接受這個理論”。⑧突破性、原創性、顛覆性創新成果的核心分別是突破點四要素、原創點四要素、顛覆點四要素,原創性和顛覆性成果都是突破性的,可用突破點四要素統一表述,具體內容上可分別反映原創和顛覆性成果的特點。 突破點四要素為:1)突破什麽(學術定論∕主流共識∕思維定勢∕研究範式∕現行做法∕權宜之計∕學術僵局,或技術僵局∕技術範式∕主流技術∕技術系統∕應用系統∕生產方式∕產業結構∕技術經濟範式等。 其中之一或幾個);2)怎麽突破(通過提出和解決什麽問題實現突破的);3)突破的結果(突破性成果、原創成果、顛覆性成果等);4)突破開闢的新領域及其意義。 開闢新的研究領域或技術產業領域是突破、原創、顛覆性成果的共同特徵。 突破點四要素凸顯成果的核心貢獻,還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用一句話來對其進行精煉概括。⑨開放評價的簡明版“互聯網+代表作”特別適合甄選一流人才,因為一流人才的代表作是突破性成果,按照突破點四要素規範展示於互聯網,並與國內外同類成果盤點比較,水平高低一目了然。⑩用開放評價法可以對尚未得到公認的突破性成29

果進行及時確認,使其及時勝出,成為可傳授的前沿知識,完成人成為一流學者,可作為學術帶頭人和傳授前沿知識的最好教師。三、學習的捷徑:向最好的教師學習學習有沒有捷徑? 當然有,不走彎路、講究方法就是走捷徑,避免“夾生學習”就是走捷徑,學習的捷徑是向最好的教師學習,在一些領域的實踐中早已如此了。 例如學習書法和繪畫,就是臨摹名帖、名畫,筆者提出“臨帖法則”和“康南特法則” (用哈佛大學前校長 Conant. J.B.命名),即以學習書法為例說明學習應該向最好的教師學習,初學者不是先向三流作品學習,進步後再向二流、一流作品學習,而是一步到位,向頂尖作品學習,書法就是臨帖顔柳歐趙“楷書四大家”;“康南特法則”是指十個二流人才抵不上一個一流人才,一流人才和二流人才的區別不是程度上的,不是 95分和 70 分的區別,而是方向和層次上的區別,是有解與無解、想得到與想不到的區別,一流人才是最好的教師,因此向最好的教師學習才能避免“夾生學習”、不走彎路,才能抓住機會。何謂最好的教師? 筆者認為最好的教師分兩類,一類是特別會講課的教師,即講課型最好教師,可以讓學生學得快、記得牢,可以活學活用,在基礎課程學習中(特別是中小學),最會講課的教師就是最好的教師,例如創辦可汗學院(Khan Academy)的孟加拉裔美國人薩爾曼·可汗(Salman Khan)。 另一類最好的教師是特別擅長研究與創新的一流學者,即研究型最好教師,他們主要講授大學本科和研究生的課程。 據李志文教授介紹,世界一流大學對教師發表論文的數量和是否發表在頂尖刊物上不作要求,除了要其保持頂尖學者的地位外,還要求他們花時間在學生身上,讓這些最好的學生受到教育和啟迪。確定特別會講課的老師比較容易,通過口碑、獲獎、教育機構評比等即可完成,關鍵是如何確定特別擅長研究和創新的教師,創新包括推進性創新和突破性創新,原始創新屬於突破性創新,研究型最好教師是做出突破性創新的一流學者,可分為成名、半成名、未成名三類,成名者往往是得到同行公認的一流學者,半成名者和未成名者有時更具價值,他們才是新思想的策源地。 當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所以研究型最好教師不僅包括成名學者,更需要包括做出突破性創新不久的未成名、半成名學者,而由於主流評價方法──同行評議法對於突破性創新這樣挑戰學術權威的成果很難給予及時承認,所以只有使用替代同行評議的開放評價法及其簡明版“互聯網+代表作”才能及時確定半成名、未成名的一流學者,以得到各種研究型最好教師。 當然,所謂最好教師是與學習者需求匹配的,不同類型、不同學科,彼此對應。 例如,學習者希望成為高層次高技能人才,那麽最好教師就是大國工匠,學習者希望成為科學家,則最好教師就是做出突破性成果的前沿學者。向最好教師學習,首先是對學習者負責。 科技史和現實都表明,一流學者在學術研究中的作用突出,正如康南特所說“十個二流人才抵不上一個一流人才”;再者也是對教師負責,面對來勢迅猛的人工智能,如何不被替代,就要採取針尖戰略,在一個研究場點上做得最好。 向最好教師學習,不會因為最好教師數量少而供不應求,通過互聯網、人工智能、虛擬技術等信息技術和特定的組織管理,完全可以做到精英教育普惠化。 對於講課型最好教師,只要通過線上學習、配合優秀教師輔導即可;對於研究型最好教師,情況比較複雜,各個學科專業,各個研究方向的研究型最好教師的數量不多,有志於從事科學研究的學習者(博士研究生、跨學科學者)應該選擇最好教師,學習者多而最好教師較少,需要雙管齊下加以解決,一是技術手段和組織管理,通過信息技術深度應用解決,最好教師可以通過線下和線上結合而多帶學生;二是通過研究生制度創新予以解決,即設置線下與線上39

結合的研究生導師制度,實行導師工作室制,配有輔導教師團隊。 導師招生包括兩類,一是線下學生(和以往一樣),人數限制比較嚴格,而作為線上導師(要匹配第二導師,作為線下導師),可以招比較多的學生。 這樣就解決了最好教師緊缺問題。 選擇一流學者做“線上導師”對研究生也很有利,參加一流學者的組會,儘管只是線上“旁聽”,也受益匪淺。 信息技術與教學深度融合,可以讓“線上導師”發揮更大作用。四、前沿知識與前沿學習以往的學習,都是以教科書為主、以零散的前沿知識為輔進行學習。 不能系統講授剛發表的前沿知識的原因,是它們還沒有得到同行公認,而得到公認時已是若干年之後,它們不再是前沿新知了。 筆者提出的開放評價法,在發表和公認之間增加了“規範確認”這一環節,即同行專家確認該成果沒有顛覆性錯誤,經過規範確認的知識,就可以給學生系統講授了。 因此,前沿學習從零散地學習升格為對系統化的前沿知識的學習。與學習教科書相比,前沿學習有八個特點:1)作為教材的優秀論文、學術報告、國際專利是最新研究成果,是學術前沿的最新進展;2)不僅學習前沿新知,而且及時替換、更新過時的知識,是知識吸收與知識更新並舉;3)授課教師是最新研究成果的作者;4)授課方式是討論、對話、批評與辯論;5)學生範圍大幅擴大,除了在校學生、研究生之外,還包括培訓學員、各行各業的研究者、跨學科的專家學者、對科技前沿感興趣的各界人士;6)與前沿諮詢結合。 主持前沿學習的教師是做出前沿突破的學者,也是提供前沿諮詢的最佳人選;7) “學中幹,幹中學”,學習與研究一體化。 前沿學習與以往學習最大的不同是使得學習成為前沿研究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改變以往學習與工作各自分開的習慣,實現“科教融合”;8)前沿學習成為知識爆炸時代學習的核心,教科書學習只是基礎,前沿學習成為核心,是贏得競爭優勢的決定性因素,充分體現愛因斯坦所強調的“一旦停止學習,無異於死之將至。”前沿學習不僅關乎發展,更關乎生存,前沿學習的出現對現行教育與科研均產生巨大衝擊。 前沿學習包括前沿知識來源、前沿學習教師、前沿學習方式、前沿學習考核、學習者成為懂行的知識用戶等五個方面。1. 前沿知識的來源:開放評價讓基本正確的前沿突破及時成為前沿知識前沿知識包括兩部分,推進性創新與突破性創新(原始創新、顛覆性創新、突破性創新,統稱突破性創新)。 推進性創新涉及內容多,包括合格的學術論文、博士學位論文都在此列,因為推進性創新產生的知識與教科書中的知識往往具有延續性、改進性,沒有多少方向性、層次性的差別,而突破性創新產生的知識具有方向和層次上的變化,對學習者的認知升級、把握機會等產生重要影響,限於篇幅,本文着重探討突破性創新產生的前沿知識(簡稱突破性前沿知識)。 突破性前沿知識主要有三個來源:新近的期刊論文、學術會議的論文和報告、專利(國際專利與國內發明專利)等,運用開放評價法對其中的突破性成果及突破點四要素進行規範確認,對其新穎性、是否有顛覆性錯誤進行確認,通過確認其基本正確者即為前沿知識。 通過自薦、他薦、文獻檢索、人工智能檢索等方式,對各個專業領域的所有可能的突破性成果進行及時的規範確認,形成系統化的前沿知識。 突破性成果在學術成果中的比例較小,因此確認突破性前沿知識的工作量並不大,但是至關重要,及時了解、掌握突破性前沿知識,對於認知升級、把握方向、搶佔先機等,意義重大。 當然,對於數量眾多的推進性創新成果也儘量進行規範確認,優先對其中重要成果進行確認,及時收入前沿知識庫。49

2. 前沿學者:教授前沿知識的最好教師講授前沿知識的首選是知識創造者本人,特別是講授突破性前沿知識的更需要完成者本人,他們即為“前沿學者”,當然已經掌握前沿知識者也可以講授。 前沿學者是因做出突破性成果並得到普遍承認或得到規範確認的傑出學者,即通過開放評價對突破性成果及突破點四要素進行確認,既得到前沿知識,又甄選出前沿學者,一舉兩得。 突破性成果因挑戰學術權威和觸動利益格局而被“非共識”,這裡重點探討如何甄選以“十年磨一劍”為代表作的前沿學者。 筆者認為十年磨一劍完成的突破性成果應該成為一流人才的金標準,以此替代流行多年的以頂刊論文數量作為一流人才的標準。 理由如下:其一,用規範確認代替同行承認,及時甄選未名或半成名的一流人才作為前沿學者。 做出突破性成果不容易得到同行承認,在得到承認之前,就不是突破性成果,所幸的是突破性成果往往是十年磨一劍,已有較多成果發表和較多學界反饋,通過在互聯網上列出四項內容可凸顯其競爭優勢:1)突破性成果核心貢獻及突破點四要素;2)發表的系列論文論著等;3)獲獎、轉載、引用、評論、受邀大會報告和學術演進等學界反饋;4)國際同類工作的盤點比較,水平高低一目了然。 由於學術界反饋多,可視為長時間的同行評議。 這裡的十年磨一劍指的是突破性成果,對於職業學者而言,能夠長期堅持研究某一重要問題,通常是經過反復自我評價、學術共同體交流互動、資料多次檢索查新,認定自己的研究思路或技術路線合理、結論成立、獨創獨有、且屢受好評。其二,甄選規則是只要做出前沿突破,即可擔任學術帶頭人,成立名師工作室。 對突破性成果進行開放評價,規範確認其沒有顛覆性錯誤,即可成為學術帶頭人,擔任該研究方向的最好教師,成立名師工作室,因為做出突破性成果這一標準明顯高於目前的高端“帽子”人才標準,且突破性成果可引領學科(包括其中某個分支)的發展。3. 前沿學習方式前沿學習的主要特點有三:一是研究型學習。 通過把握前沿動態和研究進展,來學習前沿知識,為開展前沿研究做好準備,及時跟進前沿探索,有可能做出一流工作;二是前沿地帶、交叉領域的學習。 當代信息爆炸、知識爆炸,學科交叉往往形成前沿地帶,論文、報告往往以問題為導向而不像教科書那樣拘於學科體系,更體現當代科學研究的特點和趨勢;三是需求導向,學習聯繫實際。前沿知識往往都來源於學術需求和社會需求,與學習教科書相比,前沿學習更加聯繫實際,面向需求,促成“幹中學、學中幹”,與前沿學者互動,把握學術趨勢,加快認知升級。4. 前沿學習考核前沿學習考核的不僅是掌握前沿知識的程度,還包括對科技前沿發展的把握、理解和預測,是對學習方法、前沿分析、研究能力的考核,凸顯能力教育的特徵。 考核內容就是做出創新成果,用開放評價法評價創新點四要素(創新了什麽,新觀點、新概念、新方法、新理論、新發明等;如何創新的,通過提出和解決什麽問題實現創新的;創新成果及其與其它相近成果的比較;創新的意義與影響。) 前沿學習者是研究生(博士生)和有一定基礎的學員以及其他學科的學者,要求其考核內容是完成一項較小的推進型創新成果並不為過,就像發明家培訓的結業考核是申請一項專利(實用新型)一樣。 開放評價法解決了客觀評價學生學員能力的難題,通過確認創新點可以完成創新人才認證,確認突破點可以完成創新拔尖人才的認證。5. 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者成為懂行的知識用戶對學習者(學生、學員、其他學科的研究人員)而言,都希望向最好教師學習,以往只是限於條59

件,大多數學習者做不到。 以學習者為中心就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學習者這一願望。 學習者要向最好教師學習,自己識別誰是最好教師十分必要,因此學習者應該成為懂行的用戶,成為懂行而挑剔的用戶。 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的挑剔性消費者理論廣受好評,認為消費者對產品質量有嚴格要求,有助於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筆者認為該理論也適用於知識生產領域,越來越多的懂行而挑剔的用戶,對用戶(學習者)自己有好處,用戶可以做到不以“帽子”頭銜論英雄。學習者是懂行而挑剔的用戶,對真正的高水平教師、對真正最好教師,也十分有利,最好教師的優勢才能得以凸顯,懂行而挑剔的學習者把徒有虛名的教師篩除,維護公平競爭。 科技史和科研特點都表明,層次越高的人才越能用一項標誌性代表作體現其水平,諾獎、菲爾茲獎獎勵的都是一項具體成果,美國科學院院士評選要求候選人至少有一項成果特別突出,拔尖人才、頂尖人才(即一流人才),就是因為有“尖”,“尖”就是突破點,“尖”就是學術招牌,可以說,所有著名學者都有自己的學術招牌,例如馮康—有限元法、薛其坤—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席澤宗—古新星新表,即使有多項重大突破,也仍然會以其中最大突破作為學術招牌,愛因斯坦—相對論,楊振寧—規範場。 對於半成名、未成名的前沿學者,其學術招牌還沒有得到公認,但是其十年磨一劍的突破性成果同樣特徵鮮明,完全可以以“劍”識才。五、精英教育普惠化:從現行教育到開放教育開放教育的核心特徵是向最好的教師學習,學習最好的知識(學習系統化的前沿知識等),實現精英教育普惠化,相比之下,傳統教育存在諸多問題和缺陷。 英國白金漢大學副校長、《第四次教育革命:人工智能如何改變教育》一書作者安東尼·塞爾登(Anthony Seldon)指出,當代教育存在五大難題:“社會階層固化問題、教育制度僵化、教師因行政而不堪重負、大班教學抑制學習的個性化和學習的廣度、教育同質化和缺乏個性化”,認為人工智能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安東尼·塞爾登的對策過於籠統,而且對人工智能風險缺乏深入分析。 薩爾曼·可汗指出傳統教育的弊端是:傳統的教育模式將學生根據年齡劃分成不同年級,制定統一課表,教師在課堂講,學生聽,學生回家做作業,學生的創造力無從展現,被“困”在了一種根深蒂固而又安於現狀的教育環境中,希望學生能夠在這種“一刀切”的學習中學有所成。 他提倡學生應該在家自學新知識,到“課堂”上做作業,也即“翻轉課堂”,增加學生與教師的交流時間,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薩爾曼·可汗提出新的教育思想,利用信息技術,使得個性化教育與在線教育有機結合,開創了互聯網時代的高效教育範式。 筆者則從另一個角度審視傳統教育,指出“最好教師稀缺、前沿知識零散、能力教育無法代替學歷教育、無法隨時隨地按需精準學習”是傳統教育的另外四大缺陷,特別是其中“前沿知識零散,教學知識體系二缺一(以教科書為主的學歷教育知識體系比較完整,以新近期刊會議論文為主的前沿知識零散不堪)”以往鮮為人知,教師應該精英化也很少被提及,對此更沒有人提出有效應對之策,並通過揭示“二流教育陷阱”、“夾生學習陷阱”,來表明其嚴重危害性。 薩爾曼·可汗更多的是對中小學及大學教育進行改革,讓任何人都可以享受最會講課教師(講課型最好教師)的教育服務,以改變“教與學”關係的“翻轉課堂”為特色。 《未來學校:重新定義教育》一書的作者朱永新教授強調今天的學校會被未來的學習中心取代,設想用“學分銀行”來評價學習效果 ,此法對學習教科書的學習效果評價明顯優於目前學校的應試考試,但是對於衡量學生(特別是研究生、跨學科學習者)的研究能力、創新能力並不能給予客觀評價。 筆者則重點探討大學和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讓求知慾強者可以享受最會研究與創新教師(研究型最好教師)的教育服務,以精英教育普惠化、“向最69

好教師學習和及時學習系統化的前沿知識”與提供“基於開放評價的能力證書”實現從學歷教育向能力教育轉變為特色。開放教育資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OER) 開始於 2001 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OCW(Open Course Ware,網絡開放課程)項目,宣布用10年時間將自己所有學科的課程資源全部開放上網,表 1　 現行教育與開放教育比較項目 現行教育 開放教育教師教師水平參差不齊,大部分學生沒有機會向優秀教師學習,存在學“夾生了”的糟糕情況(詳見“二流教育陷阱”、“夾生學習陷阱”)。主講教師精英化,主講教師包括優秀和極優秀(最好) 兩等,分講課型和研究型兩類。 任何學生都可以向優秀教師學習,求知慾強的學生可以向最好的教師學習。學習者主要是在校生,繼續教育學生,成人教育學生,培訓學員。包括在校生、繼續教育學生、成人教育學生、培訓學員之外,還有研究人員、跨學科的研究人員等社會各界有學習需求者。教材基礎知識與專業知識:以教科書為主,輔以新近發表的期刊和會議論文、報告、專利等前沿知識,前沿知識比較零散,缺乏系統性。基礎知識、專業知識+前沿知識:以教科書為主的系統化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以新近發表的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報告、專利等為主的系統化前沿知識。組織形式小學、中學、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培訓機構等。小學、中學在一定程度保留,部分中小學和大學被學習社區取代,學習社區以優秀教師工作室和名師(最好教師)工作室為節點的教育網絡組成(網絡私塾體系)。教育成效精英教育小眾化。 階段性學習,學歷為主。 學歷教育,考試成績、學位證書。精英教育普惠化。 隨時隨地學習,終身學習。 學歷教育+能力教育,考試成績、學位證書+能力證書。技術手段 應用信息技術,信息技術與教育兩張皮。深度應用信息技術:互聯網、人工智能、虛擬技術等,信息技術與教育深度融合。主要特徵1. 以教師為中心,教師水平參差不齊,但是仍然要考慮教師就業,教師要有學生教,研究生導師要有學生帶;2. 學習與工作是不同階段的事情,涇渭分明。1. 以學習者為中心,教師精英化,首先要考慮學習者希望向最好教師學習,要實現精英教育普惠化;2. 學習與工作一體化,特別是前沿學習是工作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 前沿知識系統化導致前沿學習熱潮,引發開放教育革命。供全球用戶免費共享。 開放教育資源這一術語則是 200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一次會議上推出,2011 年給出定義:“開放教育資源是指所有公開捐贈或具有開放協議的各種媒體形式的教學、學習和研究材料,任何人可以在無限制的或有限的限制下訪問、使用、修改。”世界著名大學和我國著名79

大學紛紛加入開放教育資源,我國於 2003 年成立中國開放教育資源協會(China Open Resources for Education 簡稱 CORE),正式開始開放教育資源的工作,互聯網教育在國內蓬勃發展。 MOOCs(Massive Open On line Course)是開放教育資源的新進展,產生了普遍影響。 隨着開放教育資源(OER)的出現以及對教育價值認識的深化,開放概念遍及全球,且具有多樣性,包括 OER、MOOCs、開放研究、開放科學、開放學習、開放出版、開放獎學金、開放機構競爭等,傳統教育機構是平等獲取知識的障礙,所以需要開放引起真正的改變。 開放教育、特別是開放教育資源(OER)本身使教育民主化,它不僅解決全球教育危機,而且是開啟 21 世紀全球可持續增長的關鍵。目前的開放教育主要是開放教育資源,讓更多的學習者方便地使用教育資源,但是還遠沒有實現開放教育的理想目標。 開放教育的實質不僅是讓任何人可以方便地使用各種教育資源,更應該是任何人都有機會向最好的教師學習,隨時隨地學習最好的知識,學習包括前沿知識在內的完整知識體系,這是開放現有教育資源所不能解決的,而是需要對現有教育本身進行變革。 筆者對傳統教育與開放教育進行了比較,參見表 1。六、大 IT+與向最好教師學習引發開放教育革命歷史表明,一流大學的崛起往往是重大創新與變革的結果,僅靠加大投入是不夠的,斯坦福大學和洛克菲勒大學就是很好的例子。 首創科技園區,讓美國斯坦福大學成功逆襲。 在 70 多年前,斯坦福還只是一所普通的地區性大學,大學的年度預算只有不到 2,000 萬美元。 為解決當時斯坦福大學的財務危機,1951 年,該校工程學院院長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決定利用大學土地較多的特點,在校園創辦工業園區,以遠低於市場價格租給高科技公司使用,條件是要優先聘用斯坦福畢業生。 吸引了通用電氣、惠普公司、柯達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等入駐,促成了硅谷的誕生,特曼也被稱為硅谷之父。 斯坦福大學迅速跨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研究重大問題、開闢新學科讓洛克菲勒大學異軍突起。 一流學科的核心內涵是在學科發展中發揮引領作用,而不是簡單地在學科排名中名列前 1%或前 3% 。 “世界一流大學擁有一批一流的學科,往往就是這些學校圍繞着一個重大問題開展學術研究,形成系統化的理論成果,開創了一個新的學科領域……一個重大的綜合研究項目有時往往可以催生一批相關新學科。” 例如,在 1918年大流感爆發及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美國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的科學家們一直致力於研究流感問題。 1926 年,里維斯(T.Rivers)定義了病毒和細菌的區別,開闢了病毒學領域;1944 年,艾弗里(O.T.Avery)和同事證明攜帶遺傳信息的是 DNA 而不是蛋白質,導致了 DNA 雙螺旋結構的發現,催生了分子生物學的誕生。 此外,人口統計學也是研究 1918 年大流感的產物。洛克菲勒研究所後來發展成洛克菲勒大學,在生理學或醫學、化學領域擁有 37 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世界上在生物醫學領域擁有諾貝爾獎最多的機構。目前在互聯網、人工智能、數字技術、虛擬技術等的應用和推動下,高等教育出現新趨勢,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預言,未來的教師將成為自由職業者,新教育實驗發起人朱永新教授強調,今天的學校會被未來的學習中心取代, 北京師範大學未來教育高精尖創新中心執行主任余勝泉教授指出,未來將出現一些從根本上重新設計的學校,教育通過網絡實現不受地理位置和主體限制的教育功能,形成需求個性化、資源協同化、角色多樣化的自組織形態的學習社區。 《牛津大學史》一書作者勞倫斯·布羅克利斯(Laurence Brocliss)指出,在新技術的影響下,牛津大學遲早會變得“多餘”,網絡教育取代高校“只是時間問題”。 這些為新型一流大學的崛起提供了可能。 89

推動教育發生巨大變革的因素很多,筆者認為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六項:大 IT+、開放教育資源、翻轉課堂等教學新探索、向最好教師學習、前沿學習、人才評價客觀化,它們將引發開放教育革命。 信息技術是發展最快的技術,與 20 世紀 80 年代的信息技術相比,筆者稱 21 世紀以來的信息技術為“大信息技術”、“大 IT”,主要包括計算機、通信、網絡、數字、人工智能、物聯網、虛擬、雲計算、大數據、軟科技,軟科技也是信息處理,並且作為協調、整合、聚變、重構的因素,所以也包括在大IT 之中,互聯網+、AI+等都統一為大 IT+。 互聯網、人工智能推動教育變革的論述很多,關於開放教育資源和翻轉課堂等教學新探索的論述也很多,在此不贅。 本文提出的向最好教師學習、前沿學習(學習系統化的前沿知識)和人才評價客觀化是引發開放教育革命的另外三個主要因素,這些為以往研究所忽視。 在筆者看來,大 IT+、開放教育資源是基礎,翻轉課堂等教學新探索是推進性創新,因為主要還是提高學習教科書的效率和效果,而向最好教師學習、前沿學習、人才評價客觀化則是顛覆性創新,前者是精英教育普惠化,是在大 IT+出現之前難以企及的理想;前沿學習則是有史以來首次彌補教育以教科書為主、以零散的前沿知識為輔的知識失衡缺陷,以往儘管知道在知識爆炸、社會急劇變化的當代,前沿知識最為重要,它直接關乎對發展趨勢的把握和前沿機會的捕捉,但是一直限於“前沿知識尚未得到同行普遍承認而不能作為學習對象”這樣的清規戒律,使得前沿知識只是零散地被教授,通過開放評價及時規範確認未見顛覆性錯誤的新近期刊和會議的發表物,得到系統化的前沿知識,首次改變了學習對象二缺一(只有系統的教科書,沒有系統的前沿知識)的局面;人才評價客觀化則是從學歷教育轉變為能力教育的決定性因素,沒有能力評價客觀化,學歷教育就無法超越,名校畢業生總會比普通院校畢業生高貴。 筆者提出“能力教育+人才認證”模式,開放評價可以客觀地評估研究能力,促成從學歷教育發展到能力教育,能力證書比學歷證書更重要。 能力教育包括通能教育和專業能力教育,通能教育與通識教育共同構成開放教育的重中之重,授人以漁。 能力認證已日趨成熟,目前國際上專業認證體系比較發達,有國際公認的五大工程專業技術人才認證體系。 沒有對學習效果和畢業生能力的客觀評價,開放教育資源再豐富也不會成為高等教育的主流。 筆者提出兩級創新人才認證──創新人才和創新拔尖人才的認證,即用確認創新點四要素來評價創新成果以確認創新人才,用確認突破點四要素來評價突破性成果,以確認創新拔尖人才,即確定其在相應的細分研究領域居於世界前沿。 細分領域很多,體現互聯網時代的針尖戰略,能夠獲得這樣認證的人才數量並不少。 這套體系比較嚴格,創新人才認證可以“登堂入室”,創新拔尖人才認證可以“自立門戶”。 能力評價客觀化,使得學歷教育的重要性明顯降低,就像運動員有客觀的比賽成績加持,而在哪個體育學院畢業就無足輕重了。 避免“夾生學習陷阱”、向最好教師學習,學習系統化的前沿知識,把握發展趨勢、捕捉前沿機會等用戶需求帶來新動力,推動開放教育蓬勃興起,一批新的一流大學、一流學科或將應運而生。七、開放教育革命的啟動方案開放教育革命以精英教師為中心,網絡型組織方式更加凸顯傑出個人的重要性,一流人才是一流學科、一流學習中心的決定性因素。 開放教育包括三部分:技術系統,組織系統和人才系統,技術和組織很容易趨同,競爭力的核心是一流人才的數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硬實力、軟實力,歸根到底要靠人才實力”。 開放教育革命啟動方案是建立科教特區,在創新型城市的大學城、有實力的大學和民辦大學,均可基於大 IT+、開放教育資源和翻轉課堂等教學方式新探索,率先實行向最好教師學習、學習系統化前沿知識、開展創新人才和創新拔尖人才能力認證,首要工作是延攬一99

流人才。 由於科教界曾經長期實行“四唯”、“五唯”,埋沒和半埋沒了為數可觀的一流人才,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強調“十年磨一劍”精神,用十年磨一劍的“一把劍”足以破除“五唯”,可謂“劍”到“帽”除。 應該提倡“一把劍主義”,鼓勵學者潛心研究,做出重大突破等原始創新。 倡導十年磨一劍、鼓勵原始創新的最好方式就是讓完成人及時勝出,鼓勵科研人員今後要甘於坐冷板凳、要加大投入、寬鬆考核制度等是第二位的。 當務之急是儘快盤點十年磨一劍,讓原始創新和一流人才及時勝出,可起到極好的示範作用。 十年磨一劍是指做出突破性成果,用十年磨一劍替代以頂刊論文數量論英雄,以“劍”識才,其優勢一目了然,可以甄選出真正的一流人才,可作為一流學科的學術帶頭人,為其成立名師工作室。概而言之,一流大學重新洗牌,希望後來居上者可以利用的機遇有四項———其一,一流人才標準回歸正途的機遇。 以原創突破論英雄,替代以頂刊論文數量論英雄。 長期以來“四唯”、“五唯”標準盛行,誤認為頂刊論文等同於頂級成果,實際上一流人才的標準是做出原創突破。 近年來,我國政府強調推行代表作評價制度和“十年磨一劍”精神,以十年磨一劍做出的突破性成果特徵突出,作為一流人才標準,將讓為數可觀的大材小用、大材中用者脫穎而出。其二,一流學科標準改革的機遇。 目前學科評估標準只反映國內相對水平,不能反映國際相對水平,以是否做出前沿突破來衡量學科的國際相對水平作為新標準勢在必行,以做出突破性成果為特徵的一流人才,成為一流學科建設的決定性因素。其三,面向用戶的一流學科建設的機遇。 建設一流學科應該雙管齊下,自上而下的面向教育部學科評估和雙一流建設固然重要,自下而上的面向用戶的一流學科建設也同等重要,用戶都希望向最好教師學習,一流人才成為重中之重。其四,開放教育革命的機遇。 開放教育革命的核心是精英教育普惠化和前沿學習,教師精英化,然後再普惠,通用的大 IT+和網絡組織形式使得一流人才具有一榮俱榮的核心地位,延攬一兩位一流人才及其團隊足以讓學科成為一流學科,擁有一定數量的一流人才足以讓大學成為一流大學。 總之,凡是有一定實力的大學和城市,率先響應政府號召,讓已經十年磨一劍的完成人及時勝出並予以延攬,迅速形成一流人才數量優勢,即有望後來居上。綜上所述,開放教育革命的發生需要具備特定條件,幸運的是中國率先發動開放教育革命具有四大優勢,一是精英教育普惠化最能有效實現人才強國戰略,實現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二是中國是信息技術應用大國,數字化經濟大國,互聯網教育、人工智能教育已經蓬勃興起;三是基於開放評價的向最好教師學習、前沿知識系統化、人才評價客觀化的原創研究來自中國;四是“雙一流”建設備受重視、動力十足,那些認清趨勢,積極採用反映國際相對水平的學科評估新標準,期待在一流大學重新洗牌過程中後來居上者,願意率先啟動開放教育革命。①⑤⑥劉益東:《面向用戶的開放評價與一流學科建設———從“以尖識才”力破“五唯”開始》,北京:《科技與出版》,2021 年第 2 期。②劉益東:《從同行承認到規範推薦———開放評價引發的開放科學革命與人才制度革命》,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20 年第 3 期。③Loyalka, P., Liu, O.L., Li, G. et al. Skill levels and gains in university STEM education in China, Indi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AT HUM BEHAV (2021) . https://doi.org/10.1038/s41562- 021- 01062- 3④汪 品 先 等: 《 要 有 原 創 性 突 破, 不 當 科 學 上 的“ 外包工”》,北京:《新華每日電訊》,2016年8月3日。 001

http://www.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6 - 08/03/c _129200930.htm⑦劉益東:《試論超越同行評議的複合型學術評估法》,北京:《自然辯證法研究》,2004 年第 1 期;劉益東:《開放式評價:替代同行評議的新方案》,蘭州:《甘肅社會科學》,2015 年第 4 期。⑧林毅夫:《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慶祝〈經濟研究〉創刊 40 周年》,北京:《經濟研究》,1995 年第10 期。⑨劉益東:《外行評價何以可能———基於開放式評價的分析》,河南開封: 《河南大學學報》,2016 年第5 期。⑩劉益東:《“互聯網+代表作”是拔尖人才試金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 年 10 月 30 日。李志文:《漫談二流大學》,https://wenku.baidu.com/view/79241d754a7302768f99394e.html.劉益東、王彥雨、高璐:《重大科技突破中的“及時跟進”現象研究———以諾貝爾科學獎為例》,南寧:《廣西民族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版), 2016 年第1 期。劉益東:《用“互聯網+代表作”落實代表作評價制度———並論開放評價引發的開放教育革命》,北京:《情報資料工作》,2020 年第 5 期。安東尼·塞爾登等:《第四次教育革命:人工智能如何改變教育》,呂曉志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 年,第 39~58 頁,第 243~260 頁;第 171~172 頁。薩爾曼·可汗:《翻轉課堂的可汗學院:互聯網時代的教育革命》,劉婧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年。 朱永新:《未來學校:重新定義教育》,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 年,第 194~202 頁。Villegas Carmelo Branimir, Caeiro Rodriguez Manuel. Open Education with OER (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Ecosystem (EB/O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4922924_Open_Education_with_OER_OPEN_EDUCATIONAL_RESOURCES_EcosystemDianne Conrad & Paul Prinsloo (eds.)Open(ing)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RILL SENSE (2020 ), LEIDEN, BOSTON. 1- 6, 391- 395.楊玉良:《關於學科和學科建設有關問題的認識》,北京:《中國高等教育》,2009 年第 19 期。余勝泉:《互聯網+教育:未來學校》,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9 年,第 266~269 頁。劉益東:《大 IT 革命:從思維到社會的深刻變革》,北京:《學術前沿》,2015 年第 15 期。作者簡介:劉益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未來研究會副理事長。 北京　 100864[責任編輯　 劉澤生]101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的倫理困境及破解之道徐雅雯[提　 要] 　 近年來學術不端事件頻發,成為中國科研實力提升的“絆腳石”。 學術期刊作為服務知識生產和推動知識傳播的重要載體,應該承擔起預防和抵制學術不端行為的主體責任。 然而,面對論文作者、審稿專家和編輯者的學術不端行為,期刊編輯因多重角色和多元價值帶來的責任與利益衝突而陷入倫理決策困境。 因此,需加強期刊對學術倫理的宣傳教育工作,建立行業規範和溝通交流平台,健全期刊學術不端行為調查機制,以及加大新興技術應用於期刊評審全過程。[關鍵詞] 　 期刊學術不端　 倫理困境　 倫理決策　 內部控制　 外部控制 [中圖分類號] 　 G23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102 - 08一、引言學術不端已成為全球學術圈的共同“麻煩”。 據統計,2000 年到 2018 年,全球論文撤稿量從 40篇激增至 1400 篇,撤稿論文中 60%與學術不端行為相關。 近期,英國皇家化學學會對 2020 年度學會內論文進行調查,最終發現 70 篇問題論文並被撤稿,撤稿論文全部由中國學者發表,這是繼中國對 521 名涉及 2017 年《腫瘤生物學》 (Tumor Biology)107 篇中國作者論文集中撤稿事件作者進行處理後,又一備受關注的學術不端事件。 頻發的學術不端行為不僅背離了求真嚴謹的科學精神,影響了中國學術生態,也挫傷了研究者的學術積極性,打破了崇高的學術理想,同時也促使政府和學術共同體對學術倫理進行全面反思。中國一直以來關注學術生態圈的健康發展,針對各個學術主體學術不端行為都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倫理規範要求。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制”,將學術研究中的倫理要求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 目前,中國已建立起以中辦、國辦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和《關於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中辦發〔2019〕35 號)等為統領,各地區各部門發布的具體措施為指導,教育、科技、新聞出版等部門為依託的學術倫理體制,對學術創作主體、傳播主體和評價主體的科研誠信和作風建設、行為倫理規範、評價體系優化等方面做出一系列要求,為破除學術不端亂象提供了方向引領和制度保障。201

聚焦期刊學術不端行為,在 2019 年 5 月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的《學術出版規範———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CY/T174- 2019)》中被區分為學術期刊論文作者、審稿專家和編輯者可能涉及的學術不端行為。 不同於以往對學術共同體不端行為的廣泛界定,這是中國首次以行業標準形式明確界定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為學術期刊出版倫理規範提供標準和尺度,也是對近年來期刊學術不端行為亂象的回應和擔當。 然而,實踐中論文作者剽竊、偽造、篡改、不當署名、一稿多投、重複發表、違背研究倫理等行為,審稿專家和編輯者違背學術道德評審、干擾評審、違反利益衝突規定、違反保密要求、盜用稿件內容、謀取不正當利益等行為仍屢禁不止,嚴重損害了中國學術期刊的形象和聲譽,污染了風清氣正的學術生態,由此引發對學術期刊如何更好作為,如何發揮編輯在反對學術不端行為中的重要作用等問題的思考。期刊編輯作為學術期刊出版工作的重要行為主體,是學術不端行為的重點防護平台,也是學術道德規範的捍衛者和學術期刊誠信生態的保護者,應在學術不端行為的各個環節當中擔負起監督者和糾正者的角色。 但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由於期刊編輯職業身份的特殊性使得期刊編輯的倫理困境問題往往具有隱蔽性的特點。 因而現有研究在聚焦各類學術不端行為產生根源和應對策略的同時,往往忽略了面對學術不端行為,期刊編輯在履行職業操守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動搖及這一複雜情形的深層次原因。 基於此,本文擬從已有研究成果出發,結合作者工作經歷和切身體會,探究面對學術不端時,期刊編輯可能面臨的倫理困境,並提出相應的解決之道。二、編輯倫理的內涵與外延世界範圍內學術不端行為(misconduct)的定義具有差異性。 美國將學術不端行為界定為在申請、實施、審查研究或報告研究結果時的偽造( fabrication)、篡改( falsification)、剽竊(plagiarism)行為。①在歐洲,影響較大的出版倫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提供了更為簡短和寬泛的概念,即未能達到良好道德和科學標準的一切行為,無論故意或無意。②相比之下,中國對學術不端的定義超過了偽造、篡改、剽竊三大行為,將不當署名、一稿多投、重複發表也納入學術不端範圍,③ 是科學研究及相關活動中發生的違反公認的學術準則、違背學術誠信的行為。 從定義來看,中國對學術不端行為的界定似乎更為明確,然而,有關中國學者發表在國內外期刊的論文被撤稿事件頻發,似有明知故犯之嫌。 那麽,是什麽導致學術不端行為屢禁不止? 這背後的根源到底為何?以往研究在討論影響學術不端行為的因素時,有劃分為個體、情境、組織、結構、文化因素,④也有分為環境、體制和行為因素。⑤ 通常情況下,激勵、機會和壓力結合時會產生各種形式的行為異化,這些行為異化在個體層面體現為個體理性,而在集體和社會層面則體現為破壞性。⑥根據歸因理論可將這些影響因素歸入個體內部和外部環境因素兩類,⑦前者是指個體的動機和能力,後者主要是環境和制度性因素,這兩類因素通常相互作用產生行為結果。 對於研究者來說,他們會根據成本效益分析做出行為選擇,強激勵可能會改變行為動機從而帶來行為異化。⑧實證研究發現個人對職業規範的了解、教學工作壓力、科研考核壓力、職稱考核壓力和同行中學術地位對學術不端行為具有顯著影響。⑨面臨這種“不發表就出局”(public or perish)的壓力,⑩ 儘管存在期刊、同行評議、職業倫理規範等對學術不端行為的約束機制,但只要個體研究者期刊發表的壓力增加就可能產生學術不端行為。也有研究發現,個體的性格特徵與職業操守之間也存在相關關係,自戀性人格可能會導致缺乏職業操守行為的發生 。 對於研究機構來說,為了獲取外部資源可能會存在變相“鼓勵”學術不端行為的組織氛圍。 根據資源依賴理論,組織的生存和發展需要依靠外部資源,只有組301

織與其他組織或外部環境合作時,才能獲取賴以生存的關鍵資源 。在這種情況下,組織力量可能為了自身目的改變個體研究者的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進而影響研究者識別倫理問題的能力。一般來說,研究機構需要研究者發表學術成果以提升名譽並帶來更多財政資源和社會資源,因而會制定與學術成果掛鈎的評獎、評優、晉升、工資薪酬等功利性考核指標,研究者在應對巨大考核壓力過程中,可能就會做出學術不端行為。 不僅如此,研究機構在發現學術合作的不端行為時,甚至可能會對內掩蓋事實,對外粉飾太平,充當學術不端行為的“保護傘”。編輯工作是期刊出版過程的中心環節,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與期刊編輯的職業道德素養、業務能力、經驗閱歷以及主觀論文把關態度等因素有着直接的聯繫。 隨着市場化進程在學術期刊領域的逐步推進和科研競爭壓力的與日俱增,期刊編輯在工作中不僅要面對發文需求的日益提升,還要考慮事關期刊生存發展的經濟效益。 一方面,期刊編輯數量無法應對激增的工作量,出現對文章審校不嚴,對學術不端行為識別不足,對相關不當行為懲罰力度不夠等問題,給學術不端行為帶來可乘之機。 另一方面,學術期刊為適應業內的競爭規則和自謀出路,也存在片面追求期刊排名和學術影響力,在廣受詬病的影響因子、被引頻次、下載量、轉載次數、基金支持等方面下大功夫。加之網絡書刊和電子雜誌等無紙化出版物的興起,對於絕大多數傳統學術期刊的發行量和正常運轉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這些原因給期刊編輯工作的各個環節帶來了兩難性,從而給學術不端行為帶來可趁之機,同時也對期刊編輯的倫理道德底線不斷提出新的要求。 本文提出,編輯倫理是編輯職業及其工作應該遵守的職業道德規範和規則,是為捍衛學術誠信生態和刊物質量的內化約束力和學術價值觀。 這一倫理主要體現在稿件篩選、初審、專家審稿程序、處理稿件和發表等一系列編輯工作的各個環節,包括不斷積累和學習專業領域知識和前沿方向,遵守稿件評審程序和規則,尊重知識產權成果和學術規範,以及對知識生產和創造過程持有嚴謹和敬畏之心等學術和職業價值觀。 正如 COPE 官網指出的,學術期刊要求論文作者和審稿專家遵守學術倫理,而期刊如若忽略或失察學術不端行為,同樣也是有失倫理的。 編輯倫理與論文作者、審稿專家以及研究機構對待學術科學性和規範性的態度是高度一致的,且在具體扮演“把關人”的過程中對學術不端行為應具備更敏銳的覺察力和更堅決的抵制力。 然而,由於中國學術期刊對論文作者、審稿專家、期刊編輯的學術倫理道德要求並不明確,大部分期刊僅在投稿要求中強調論文要保證原創性,需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杜絕剽竊抄襲等行為,有少數綜合類和自然科學類期刊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界定,並明確責任編輯在此過程中應承擔的職責。 此外,雖然中國 55 家財經高校期刊發布聯合聲明堅決反對學術不端行為,並形成了期刊之間論文作者學術不端行為信息的共享公開機制,但相關約束並未拓展至審稿專家與期刊編輯學術不端行為。對於期刊編輯而言,學術不端行為主要指在刊物篩選、評審、修改和發表等一系列編輯工作環節中存在的一切有違學術誠信標準和規範原則的行為。 面對學術不端行為,學術期刊及編輯人員的處理方式一般包括退稿並不再接收相關作者的後續來稿,或撤銷原發表文章後重新投稿、與作者溝通並修改等,必要時還會公開相關人員的學術不端行為。 然而,以上措施側重事後應對,不可否認的是評審專家和學術期刊實踐中存在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辨識不足和把關不嚴等事前審核問題。雖然有初審、複審、終審的三級審稿制度和同行評議機制,但由於論文作者與期刊編輯和審稿專家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學術不端行為的事前預防成為阻礙解決學術不端行為的絆腳石。 有學者指出,期刊編輯不是也不能和不應該充當學術界的警察,雖然期刊編輯可以通過編審過程來提升研究的完整性和可信度, 但是面對學術不端行為,不僅需要責任編輯個體或是單個期刊組織擔負起相401

關責任,更需要負責任的作者、審稿專家、期刊編輯形成合力共同擔負保護和遵守發表倫理的原則和規範。 因此,作為論文發表的最後關卡,學術期刊和編輯群體應認識到自身與其他學術主體的“清”和“親”的紐帶關係,在服務作者和審稿專家方面做到親切和真誠,但面對學術不端行為時需做到清醒和清白,擔負起識別、指正和處理學術不端行為重要責任。三、期刊編輯面臨的學術不端倫理困境面對以上學術不端問題,學術期刊除了做到“潔身自好”不觸碰學術不端行為的“紅線”外,也需要在文章發表過程中發揮破除學術不端亂象的作用。 根據《學術出版規範———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CY/T174- 2019)》,期刊編輯學術不端行為包括違背學術和倫理標準提出編輯意見、違反利益衝突規定、違反保密要求、盜用稿件內容、干擾評審、謀取不正當利益等行為,然而,這些要求僅僅與編輯自身職責相關,忽略了編輯在文章發表過程中對其他學術共同體學術不端行為的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等倫理問題。 這恰恰是期刊失去研究人員和公眾對其信任的原因之一,期刊的科學性、嚴謹性及其聲譽都受到嚴重損害。談到倫理,就涉及更系統地思考嵌入在選擇中的價值,對價值觀的排序可能帶來倫理困境 。此外,在現代社會和後現代社會,人們往往扮演多種角色,每種角色都包含特定責任和利益,極易引發不同角色的衝突。對於期刊編輯,在應對學術不端行為中主要面臨的倫理困境主要來自編輯工作中的客觀責任與私人利益之間的衝突。當同為期刊編輯的領導或同事出現學術不端行為時,可能會出現價值觀支配下的角色衝突。作為期刊編輯,所持有的社會價值觀和職業價值觀在於努力滿足讀者和作者需求,保證期刊文章質量,服務知識生產、推進知識傳播,為人類文明與科學進步做出知識貢獻,有責任阻止一切影響上述價值實現的不端行為,但對不當行為的檢舉可能會對期刊聲譽產生不利影響。 作為下屬,需要對上級負責,完成其交辦的事務,保持對上級領導的忠誠關係,對上級的行為提出質疑會影響其職業發展和資源獲取。 作為同事,由於害怕影響同事間合作關係,雖有責任提醒和告知對方行為不當之處,但這種提醒和告知可能會帶來對方的報復行為。 作為朋友,為了維繫朋友關係,可能會對不端行為選擇視而不見,甚至幫忙遮掩。 當一人承擔以上多種角色時,角色之間就可能發生衝突,對學術不端行為採取一致的和可靠的應對措施的難度就會大大增加。 面對這樣的衝突時,可能會導致期刊編輯倫理道德標準降低、責任感消失、避責、甚至辭職等後果。當發現論文作者存在學術不端行為時,自己的個人利益與作為編輯的職責之間可能發生利益衝突。 一般來說,在論文發表過程中,期刊編輯有責任和義務識別、指正、處理論文作者的剽竊、偽造、篡改、不當署名等學術不端行為。 然而,如果期刊編輯揭露論文作者的學術不端行為,雖履行了職責但當下卻不能獲得任何收益。 如若期刊編輯率先考慮個人利益,接受論文作者賄賂或是進行權力兜售掩蓋學術不端事實,則期刊編輯維護期刊聲譽保障論文質量的動機就會被以權謀私的動機所取代。 造成個人利益之上的思想根植於現代社會結構中,個人將自己視為“一系列價值觀、慾望、動機和利益的綜合體”,使個人追求自身利益合理化。 因此,緩解個人利益與客觀職責、私人生活與公共角色之間的緊張關係,是解決期刊編輯對論文作者不端行為負責的關鍵。如果說對期刊編輯和論文作者的不端行為因存在責任和利益衝突而難以應對,那面對審稿專家的學術不端行為,期刊編輯的處境更為複雜。 與期刊同事相比,期刊編輯與審稿專家之間並不存在上下級命令控制或同級合作鏈條,而是較為鬆散的網絡結構。 與論文作者相比,期刊編輯難以從501

審稿意見中識別審稿專家是否存在偏見、濫用稿件等學術不端行為。 大多數情況下,期刊編輯對審稿專家是否剽竊論文的觀點和思路等學術不端行為的知曉發生在審稿行為之後,更沒有合適渠道對其行為進行過程控制,大大削弱了期刊編輯的監督作用。 此外,一些研究領域的審稿專家數量較少,期刊編輯需要與其建立長期合作關係,關係越緊密,越難以客觀公正看待審稿專家的不當行為。除了期刊編輯面對其他編輯同事、論文作者和審稿專家學術不端行為時可能發生的倫理困境外,期刊編輯還會面臨短期利益與長期責任的衝突。 一篇文章的責任編輯不僅需要對在文章的發表過程中發生的學術不端行為有指正和處理責任,還對文章發表後發現的與其職責相關的學術不端行為負有長期責任,例如:因期刊編輯違反保密要求導致稿件信息外洩帶來對作者的不良影響,或是在文章發表過程中為謀取不當利益使問題文章得以發表等。 以上不當行為雖然發生在文章發表之前,但期刊編輯應對其發表的所有文章和一切過程負責。 因此,這就涉及到期刊編輯在面對短期利益和長期責任時,可能僅考慮短期利益,而忽視了對發表文章長期負責的要求。 這也使得一些期刊編輯在後期發現其負責文章出現問題時,非但公開更正、澄清、撤回和道歉,而是採取各種極端手段“捂責”而非“擔責”,這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問題文章在發表後,非嚴重問題不撤稿、不處理等現象。四、避免期刊編輯陷入倫理困境的破解之道基於以上分析,規範學術行為、避免學術不端的關鍵在於期刊編輯能否處理好不同價值、角色、責任、利益間的關係,這就需要在理解期刊編輯行為選擇過程的基礎上,通過內部和外部控制兩種策略,破解學術不端行為帶來的倫理困境。根據倫理決策的一般行為模型,倫理決策是個人識別倫理情境,根據對倫理問題的敏感性,做出倫理判斷,進行倫理選擇,最後形成倫理行為的過程,這一過程受到個體特徵和外部環境的影響(見圖 1)。圖 1　 倫理決策的一般行為模型那麽,可以看出,影響情境是否被判斷為倫理問題,以及是否按照正確的倫理標準做出行為選擇的核心在於個體和環境兩類影響因素。具體來說,個體影響主要包括個體的倫理認知水平、個人對生活的控制力、年齡、工作經驗、性別等。其中,倫理認知水平越高,控制力越高(個人將結果視為601

自己努力的結果而不是運氣),則越容易促成符合倫理標準的行為。 環境影響涉及社會、法律、組織、專業等除了個人屬性的變量,例如獎懲結構、組織規範和行為準則、道德的工作氛圍等。 當不符合倫理道德的行為受到懲罰時,更可能促成倫理決策和行為,且組織規範和行為準則為內部人員提供了明確的行為方向,也能夠減少不道德的決策行為,此外,當組織對什麽是正確的倫理行為以及如何處理倫理問題持有相同看法時,組織的道德工作氛圍較強,能夠帶來符合倫理標準的行為。基於此,學術期刊作為期刊編輯嵌入的組織環境,塑造了影響個人倫理認知水平和行為環境的場域,因此,要破解期刊編輯陷入的倫理困境,需要將組織設計成為有助於期刊編輯遵循學術倫理處理問題的場所。 在公共組織中,要使組織人員保持負責任的行為一般有外部控制和內部控制兩種途徑。 前者一般指通過制定制度和規則約束組織內部成員的行為,或者是重新安排組織結構或建立新的組織對組織成員行為進行嚴格監管,此類控制因素多來源於組織成員個體的外部環境,認為個人判斷力和專業素養不足以做出合乎倫理的行為。 後者則通過教育、培訓等社會化過程來強化個體內心價值觀和倫理準則,使得組織內成員個體在缺乏規則和監督機制的情況下自發採取符合倫理道德規範的行為,有助於構建一套負責任、具有創新性的組織制度。 由於中國大多數學術研究者都屬於政府編內人員,且學術研究行為本身對社會發展具有巨大影響,因此,本文借用規範公共組織倫理行為的外部控制和內部控制觀點探討提出應對策略。外部控制主要體現為以法律、規章、制度和準則的他律。 以芬納(Herman Finer)為代表的外部控制觀點認為,只有法律和制度等被用於管理中才能產生負責任的行為,不能依賴當事人自身道德和責任感規範他們的行為,必須要有制度約束。而內部控制則體現為內化的態度、價值觀和信仰等,表現為自律。 不同於芬納,弗雷德里克(Carl Fridrich)認為應以內部控制為主要手段約束人們的不道德行為。但要認識到無論是外部控制還是內部控制,均各有利弊。 外部控制尤其是行為準則雖能幫助學術研究者澄清和內化正確的學術價值觀,但也會存在抽象、模糊或過於高尚難以理解和實施的問題,有時也會出現約束力薄弱,可操作性不強,沒有相應強而有力的懲罰措施,且懲罰標準難以規定等問題,且外部控制一般僅短期有效,難以發揮長期約束作用。 而內部控制的優點在於內化於心的價值觀在學術行為決策過程中起關鍵作用,且有助於產生更為正向和積極的行為效果,然而,內部控制在多元化社會中也會出現多元價值衝突,使學者對同一問題的觀念無法達成共識,可靠性較低,不能保證個體不會以滿足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 當前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各類行業準則宣傳理解吸收內化於心的階段,因此,應以內部控制和外部控制相結合的手段為原則,通過外部控制防止個體自私自利和短視行為的發生,還要輔以內部控制鼓勵利他主義、責任型社會的建立,從而平衡期刊編輯“自律”與“他律”的動機和行為。第一,加強學術倫理的宣傳和教育工作。 編輯工作是神聖而崇高的,編輯職業擔負着知識在過去、現實與未來之間不斷對接、運輸和碰撞的主要護航人。 學術共同體的良好倫理道德修養是實現自律的基礎,需要以正確學術價值觀作為支撐,這就少不了通過宣傳和教育使其內化於心。 學術期刊應定義開展學術倫理的宣傳和培訓,邀請論文作者、審稿專家、期刊編輯等學術共同體成員,以案例教學為主要方式,收集各類偽造、篡改、剽竊、獲取不當利益等學術不端行為的案例,為培訓對象識別、分析、判斷學術不端等有違學術倫理的行為提供理解倫理規則的現實場景並予以警示。 此外,開展“弘揚科學家精神”、“立德樹人”、“作風學風”的學習活動,塑造正確學術倫理和道德觀念,並將此類價值觀和願景植入期刊編輯日常行為準則,提升期刊編輯的倫理認知水平,在學術期刊內部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從源頭減少學術不端行為。701

第二,建立行業規範和溝通交流平台。 內化的道德約束力和學術價值觀之所以得以延續離不開更加廣泛的業內支持和認同,倫理道德自律需要更為廣泛而開闊的信息交流和分享的平台。 因此,需要依靠制度建設等“他律”手段,根據各主體自身情況出台應對學術不端行為相關的行業行為準則和規範,明確限制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目前還尚未建立出版行業有關學術倫理的合作組織。 應借鑒 COPE 等出版倫理相關組織,建立中國學術期刊的學術倫理委員會,定期交流應對學術不端行為的經驗和教訓,並編制《編輯行為準則與實踐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為準則》,為編輯處理學術不端行為提供流程圖和樣函的方式,明確期刊編輯如何與同事、論文作者、審稿專家、出版社等主體配合處理學術不端行為。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編輯行為準則還是出版商行為準則,相關內容既要內容豐富也要語言簡潔,尤其在期刊編輯與作者、審稿專家之間的利益衝突方面,制定較為明確行為準則,為編輯處理利益衝突問題提供指導。第三,健全期刊學術不端行為調查機制。 細緻的規則和制度設計有助於監督和支持編輯人員在執行工作的具體各個環節中實現編輯倫理困境的突破。 學術期刊作為論文發表的最後關卡,對論文存在的學術不端行為負有主體責任,因此,學術期刊不僅需要配合其他學術共同體開展學術不端調查,還要明確在論文發表過程中期刊編輯在識別、指正、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責任,並對失職情況進行問責。 具體來說,學術期刊應針對不同學術不端行為和行為的影響程度制定調查方案、調查內容、參與人員、工作方式、保障措施等,情節較輕和影響程度小的,授權給責任編輯處理,情節嚴重造成不良影響的則應組成調查組。 調查過程中應秉持公正公平公開原則,全程留痕,並公布調查結果。 明確期刊編輯在遇到學術不端行為時的工作流程和處理方式,界定不同性質的失職差錯行為,若期刊編輯故意瞞報遮掩予以嚴懲甚至開除,對於能夠及時發現不端行為的則給予適當獎勵,做到獎懲分明。第四,加大新興技術應用於期刊評審全過程。 審稿程序在技術方面的與時俱進有助於消除編輯倫理困境的隱蔽性。 應推動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輔助論文查重、審稿專家選取、同行評議等環節,充分發揮其事前預測、事中事後檢測學術不端行為的功能。 利用大數據技術,深入挖掘投稿論文是否存在剽竊等“看不見”的深度內容和潛在風險。 通過對審稿專家以往發文經歷等信息的深度挖掘,為評審專家進行“畫像”,精準匹配文章適用的評審專家。 區塊鏈技術則使偽造、篡改、剽竊、一稿多投等學術不端行為無處遁形,其去中心化、可追蹤、無法篡改、永久有效等特徵,使抄襲、篡改等過程得以識別,論文信息一旦上鏈則進入人人參與的多中心信用體系,有效遏制了以往“隱形”的學術不端行為。 人工智能技術則改變了以往單純依靠專家和同行評議等主觀判斷方式,不僅能夠在初審環節審查論文結構是否合理、方法應用是否得當、檢測是否存在圖片造假等學術不端行為,還能夠進行審稿人推薦並預測稿件的學術影響力,輔助判斷文章刊發與否等決策。此外,相關技術使學術不端行為信息隨時留痕,為建立學術失信行為數據庫夯實基礎。①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Federal Pol-icy on Research Misconduct. Federal Register , 2000(65) : 76260- 7626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ori.hhs.gov/federal- research- misconduct- policy.②A Consensus Statement on Research Misconduct in the UK, BMJ/COPE High Level Meeting 12 January 2012. Available: https://publicationethics. org/news/re-ports- copebmj- meeting- research- misconduct.③全國新聞出版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學術出版規範———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CY/T174 - 2019)》,2019- 5- 19。④Davis, M. 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research miscon-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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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文學研究·“蜜蜂的寓言”:奧爾科特的工作倫理與情感經濟*楊　 靖[提　 要] 　 20 世紀中後期以來,西方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研究從傳統的文藝美學轉向更為寬泛的性別、種族、階級等文化研究範疇,但鮮少有人關注她對勞動問題的倫理學和經濟學思考。 從蜜蜂這一意象入手,對奧爾科特《花兒的寓言》、《小婦人》以及《工作》等作品中涉及的“工作倫理”加以剖析,或可說明奧爾科特並非普通意義上的“少兒作家”或“情感小說家”,而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道德倫理持強烈批判態度的“顛覆性作家”。 如何在工作與休閒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藝術追求與家庭責任之間統籌兼顧,並最終實現物質的豐裕和精神的完滿? 針對上述問題,奧爾科特提出以兩性和諧的“情感經濟(學)”來對抗無情競爭的政治經濟學,主張以家庭“愛的回報”取代單純的市場經濟法則。 當然,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面前,奧爾科特的這一烏托邦願景根本無從實現,但至少為現代經濟學說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一種文學參照,也為普通讀者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式”。[關鍵詞] 　 蜜蜂的寓言　 路易莎·梅·奧爾科特　 工作倫理　 情感經濟[中圖分類號] 　 I109.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110 - 111872 年,路易莎·梅·奧爾科特自傳體小說《工作》 ( Work: A Story of Experience )由波士頓“羅伯特兄弟”出版社公開發行。 引人注目的是,封面上除了書名和作者(“《小婦人》作者”),還放置了一只小蜜蜂———它的右翼背負碩大無朋的“工作”一詞,如同打上烙印一般,令人聯想起殘酷的奴隸制的印記。 不僅於此,正如萊希(Sarah T. Lahey)指出的那樣:在書的版權頁以及隨後各種廣告海報上,這只蜜蜂都堪稱是過目難忘的“顯在”。①作為與閒散花蝴蝶相對應的小昆蟲,“忙碌的小蜜蜂”在民謠兒歌中從來都是積極向上的能指,然而在此處———無論是金色的昆蟲還是翅身的烙印———這些副文本(paratext) ②似乎並不意味着蜜蜂是勤勞而愉快的勞動者的象徵。 相反,乍看之下,人們幾乎覺察不到蜜蜂的存在———因為它的身體輪廓和它授粉的花朵的輪廓基本上重011∗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康科德作家群研究”(項目號:17BWW052)的階段性成果。

合———暗示蜜蜂幾乎要被它的工作完全吞沒。 這或許正是奧爾科特本人工作及生活狀態的隱喻。英國 17 世紀著名“聖歌”詩人艾薩克·沃茨( Issac Watts)的一首教諭詩《避免閒散和嬉戲》(Against Idleness and Mischief)使得“忙碌的小蜜蜂”形象深入人心。③18 世紀哲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中則將人類社會比作一個巨大的蜂巢,將人比喻成蜂巢中的蜜蜂———“這些不幸的人每天都勞累得精疲力竭,僅僅只是為填飽肚皮”,並認為每個人“出於自私”的貪婪忙碌恰好能成就“社會公利”。④時至 19 世紀,在各類社會學著作中,蜜蜂不僅代表傳統的職業道德,還象徵任勞任怨的勞動哲學,而這正是新興美國資本家孜孜以求的“理想工人”的標準。⑤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的興起需要更多定時可用的、規範化的產業工人,由此也催生出一種新的工業道德規範———而奧爾科特恰恰對這一種道德規範提出質疑。⑥20 世紀中後期以來,西方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研究從傳統的文藝美學轉向更為寬泛的性別、種族、階級等文化研究範疇,但卻鮮少有人關注她對勞動問題的倫理學和經濟學思考。 本文擬從蜜蜂這一意象入手,對奧爾科特《花兒的寓言》、《工作》以及《小婦人》等作品中涉及的“工作倫理”加以剖析,旨在說明奧爾科特並非普通意義上的“少兒作家”或“情感小說家”,⑦相反,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道德倫理持強烈批判態度的“反叛性”或“顛覆性作家”;⑧傳記作家馬特森(John Matteson)也認為奧爾科特和她的康科德鄰人梭羅一樣,尤其擅長借助商業化術語對無所不在的商業現象和法則進行嘲諷。⑨如何在工作與休閒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藝術追求與家庭責任之間統籌兼顧,從而最終實現物質的豐裕和精神的完滿? 奧爾科特提出以和諧溫馨的“情感經濟學” (或稱之為“非金錢的經濟學”)對抗無情競爭的政治經濟學,⑩並主張以家庭之“愛的回報”取代單純的市場經濟法則(as an alternative to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place)。 當然,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面前,她的這一烏托邦願景根本無從實現,但至少為現代經濟學說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一種文學參照,也為普通讀者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式”。一蜜蜂的意象最早出現在《花兒的寓言》 ( Flower Fables )一書中,這是一本兒童故事合集,是年方 16 歲的奧爾科特為鄰居愛默生的女兒埃倫·愛默生所作。 表面上看,《花兒的寓言》作者認同“忙碌的蜜蜂”這一工作理念,並在書中讚頌了勤奮、順從的傳統清教徒價值觀。書中的主人公像蜜蜂一樣,不辭辛苦,舍己為人,而那些懶散逾矩之人則受到嚴厲的懲罰。 但細究一下不難發現,作者其實也主張休閒放鬆,反對過度勞作(認為過度工作貶低人的價值而不是改善人的生活),甚至敢於向這一不合理勞動制度背後的權威發起挑戰。 通過故事書中的蜜蜂這一意象,可以窺見奧爾科特思想的矛盾性和複雜性:工蜂普遍營養不良,它們累垮自己的身體,為蜂巢創造充裕的物質條件以便於蜂巢的後代繁衍———它們一方面是受壓迫者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勞動者———豈不正是資本主義文化商品機制下作家奧爾科特本人的寫照?《花兒的寓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百合鐘與薊花冠”(Lily-bell and Thistledown)。 該篇描寫兩位下到凡間的小精靈:前者是光明使者,後者則被稱為黑暗精靈。 故事的道德教諭是:在善良溫順的光明使者影響下,懶惰成性的黑暗精靈最終認識到勤勉勞動和自我奉獻乃是實現靈魂救贖的唯一途徑———然而,像班揚筆下的朝聖客,這一目標必須歷經艱辛才能實現。 故事一開始,他被小蜜蜂領進蜂巢,此處蜂王的座右銘是:“勞動帶來真正的快樂” ———不幸的是,這一顛撲不破的111

蜂巢真理卻遭到黑暗精靈的質疑:他生性懶散,不喜歡此處的工作環境,蔑視此地的勞動體制———從未感到“真正的快樂”。 像羅馬酒神巴庫斯一樣,黑暗精靈企圖用享樂主義對抗(並破壞)嚴格的紀律規定———他煽動蜜蜂去偷盜為過冬而貯藏的蜂蜜:“讓我們在這美好的夏日盡情享用、盡情歡樂……冬天還遠着呢,為什麼我們要虛度這美好的日子,辛苦工作就為了貯藏我們本應該現在就享受的美食。 快來,我們現在享用的可是我們自己的勞動果實。 不要理會蜂王的話。” 可見,與蜂巢的“主流”價值觀不同,黑暗精靈強調自我放縱和及時行樂,更像是一種“異端”。很顯然,奧爾科特小說描繪的是蜂巢,影射的卻是人類社會:蜂王壟斷了整個蜂巢的物資調配權,親自部署屬下分工合作,採花釀蜜。 然而身着長袍、戴着鐐銬的“工蜂”在各自的崗位上並不開心,因為它們無從享用自己的勞動成果。 在此,奧爾科特含蓄地將蜂巢和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兩個概念聯繫起來———這種聯繫在蜂王不停地讚美“勤勞”品質時表現尤為明顯———蜂王說道:“要使我們的家園美麗可愛,那麼必須依靠我們的辛勤勞動。 在這裡,我們所有人組成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沒有悲傷顧慮,大家和諧共處。 蜂王努力想成為一個明智而仁慈的統治者,所有人都必須服從她的命令。” 但奧爾科特隨後的描寫卻揭示出:儘管蜂王聲稱蜂巢是有愛的大家庭,是命運共同體,人人享有平等和自由,但實際上她卻像母系氏族的家長一般進行統治。 她給予臣民的是威嚴而不是慈愛———蜂巢的結構設計和經濟秩序說到底都是為最高統治者一人服務。 蜂王再華麗的詞藻也無法掩蓋這一事實。奧爾科特用象徵勤奮工作的蜜蜂這一意象去影射美國現代工業制度,可謂是一大發明。 黑暗精靈故事的前半部分表明一種烏托邦理想:通過自由享用自己生產的勞動成果,人們將工作與生活融為一體。 後半部分卻證明這只是一套安撫和麻痹勞動者的說辭。 由此,“百合鐘和薊花冠”的故事不僅揭示出資本主義工業化體制下惡劣的工作環境,同時也對工業勞動背後的社會理念提出質疑:黑暗精靈反對蜂王以及其嚴格的管理策略,從某種意義上便體現出女作家對 19 世紀社會勞動制度理論和實踐的不滿,以及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整體性反抗。 如果說在《花兒的寓言》中,這種反抗的態勢在作家筆下只是一股潛流,則在成熟期的作品如《小婦人》、特別是《工作》中它已轉變為公開的“憤怒”。在《小婦人》一書中,馬奇家四姐妹在康科德家中自發組建了“忙碌蜜蜂協會”,它要求每一個成員都要從事某種有用的工作,比如縫紉或者編織,來分擔家庭的經濟壓力———無疑代表了一種理想的勞動和工作狀態。與此同時,在《小婦人》第十一章“實驗”中,借馬奇太太之口,奧爾科特提出一個重要的見解,即休閒娛樂也可以像忙碌的蜜蜂那樣富有成效———馬奇太太設計的第一個“實驗”便是讓女孩們知曉“只有娛樂沒有工作,和只有工作沒有娛樂一樣糟糕”,因為無所事事的生活滋生的是厭倦而不是幸福。 而當姐妹們宣稱,周末“我們要像蜜蜂一樣工作,並熱愛它”時,馬奇太太又提醒道:“只是不要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能像奴隸一樣工作。 工作和娛樂都要留出固定的時間,讓每一天都有用且有趣。 好好利用時間吧,由此也證明你理解了時間的價值。” 換言之,她要求她的女兒們不要像蜜蜂(奴隸般的工蜂)一樣工作,而是首先需要明確人類有限的工作能力和無盡的欲望之間的界限。 通過平衡“工作和娛樂”,女孩們既能發現工作中的樂趣,也能發現娛樂中的樂趣,便是最理想的狀態。 可見,奧爾科特在此嘲笑的不僅是流行的女性小說,如蘇珊·華納《遼遠的世界》( The Wide, Wide World )中泛濫的情感主義,還有資本主義清教倫理中“忙碌的蜜蜂”這一嚴格的工作理念。1868 年《小婦人》的出版,極大緩解了奧爾科特的經濟壓力,但她念茲在茲的“工作”問題並未211

徹底解決。 當初《花兒的寓言》一書中所使用的“忙碌的蜜蜂”意象,只是部分顛覆人們對於工業勞動的理想化認識;《小婦人》也提出勞動與閒暇應當統籌兼顧的理念,但囿於題材(“一本寫給女孩的書”)所限,並未能進行深入探討,因此需要在隨後的《工作:經驗的故事》一書中就此問題進一步加以深究。 在這兩個出版時隔將近 20 年之久的文本當中,奧爾科特將注意力從廣義的勞動階級(“工蜂”)轉移到一個更加明確的群體:那些介於勞工階級和中層階級之間的女性。 相比於前兩部作品,《工作》書寫的不僅僅是一位追求獨立自主的女性通過克服性別偏見走向成功的故事,它也為普通讀者就勞動和閒暇如何取得和諧一致的問題樹立了樣板,同時對清教工作倫理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其弊端進行了強有力的針砭。自傳體小說《工作》採用線性敘事模式,講述女主人公克里斯蒂離開養父母出門闖蕩,經歷幫傭、演員、家庭教師和有償陪護等多種職業考驗,最終實現個人經濟自由和人格獨立的故事。 正如一些批評家所說,這部小說的主旨在於宣揚“有償工作”可以給女性帶來體面的生活———在 1870年代這種言論可謂“相當激進”。更重要的是,通過克里斯蒂求職屢屢碰壁的經歷,奧爾科特試圖揭示女主人公外出尋找工作時受到的阻力並非來自於工作本身,而是來自於她的動機———她在小說一開頭便發布“獨立宣言”———即便在家庭收入足以維持生活時仍堅持離家外出工作,以實現個人價值。在小說的後半部分,甚至當女主人公步入婚姻生活以後,她仍未像時人預期的那樣甘願做“家中的天使”,而是選擇再次走上社會,繼續自己的人生追求。 從某種意義上看,“叛逆的”克里斯蒂也正是作者奧爾科特本人的寫照。故事的轉折點是克里斯蒂的自殺。 在之前種種求職失敗的遭遇後,克里斯蒂選擇成為金先生和科頓小姐的私人裁縫。 在此期間,克里斯蒂與一個名聲不佳的女人雷切爾(Rachel)成為朋友(後來發現雷切爾是男主人公戴維的姐妹),旋即因交友不慎遭到解雇。 此後,克里斯蒂希望通過辛勤工作努力養活自己,並拒絕了各類好心人的幫助。 正如故事敘述者所言,儘管克里斯蒂“知道哈里(前追求者)很樂意捐錢,伊諾斯叔叔(養父) 也樂意借錢給她,但她既不會祈求他人也不會借錢”。疾病、饑餓和長時間工作讓她變得虛弱和沮喪,某一天當她沿河散步時,終於下定決心跳河自殺(幸而獲救)。 至於自殺的原因,克里斯蒂坦白說:“我病了;我工作太拼命了;今晚我不是我自己;我欠了錢。 人們對我感到失望和擔心;而我如此疲憊和虛弱。 我只想要過我自己的生活。” 借克里斯蒂之口,奧爾科特揭示出正常工作和過度工作之間的巨大差異及其危害性:由於遭遇冷血雇主,她被迫在惡劣的條件和過度的壓力之下工作,命懸一線。 此時,奧爾科特顯然已注意到當時美國社會工作倫理的矛盾性:即勞動階級在被工作救贖的同時,又飽受其壓迫。奧爾科特筆下的小說主人公常常是典型的“忙碌的蜜蜂”,通過不斷的勞動來獲得幸福———正如克里斯蒂在故事的開篇所說:“世界上有很多工作,而我不懼怕它們……(我)總能找到一份工作。” 這位年輕的女主人公想要通過外出工作使自己過上一種充實的生活———很顯然,任何事情都沒有工作更令人感到幸福。 克里斯蒂為斯特林太太的草莓園除草時,鮑爾斯牧師看到她“像蜜蜂一樣哼着”,在沉默中帶着微笑進行勞作。 鮑爾斯牧師認為勞動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拯救失落的靈魂。 他宣稱“一想到勞動二字便會讓精力充沛的人振奮不已”,並建議克里斯蒂完全信任“工作的力量”。這一說法當然也是源於時人的共識:人們只有通過工作才能獲得幸福。 因為工作不僅能滿足物質需求,更能帶來道德和精神的享受。 比如克里斯蒂在離開家時曾發布“獨立宣言”:“如果我能掙錢,我就不會乾坐着等其他人給予我獨立。” 正如奧爾科特在小說題詞中引用的卡萊爾名言“工作有無窮的意義,無所事事只有無盡的絕望”:從表面上看,《工作》是一部關於女性外出尋311

找工作的故事,但它也在更深程度上對 19 世紀普遍的觀點———勞動帶來無窮無盡的益處和回報———提出了質疑。 經過一番打拼,克里斯蒂意識到相比於辛勤工作,與家人共享的閒暇與休息也同樣重要。 因此在小說結尾,她不再排斥依靠之前積累的財富為生———即使其中一部分是由男性親友提供。 克里斯蒂告訴她的孩子:閒暇並非羞恥之事,而是和工作一樣有意義。 她本人對於繁忙工作所帶來的壓力有過親身體驗,所以希望孩子未來能夠充分享受閒暇和娛樂。當然,奧爾科特的這一烏托邦理想在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很難有立足之地。二儘管早在 1860 年代初奧爾科特便已着手,但直到 1868 年《小婦人》的成功出版使她名利雙收之前,《工作》這一工作一直處於“擱置”狀態。 由於南北戰爭的爆發以及她在文學界聲望的不斷增長,這部當初曾命名為《成功》的小說在市場大獲成功。 克里斯蒂的故事引發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對其所處困境的同情與共鳴:那些獨立女性,她們富有才華、熱情洋溢,出於生活的需求、天性的釋放以及對道義的追求,她們勇敢地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尋找支持、快樂和屬於自己的家園。作為“新女性”的代表,克里斯蒂在《工作》中將她對“偉大行動”的渴望、對自我犧牲精神的渴望,以及對愛與責任的渴望融為一體,並由此掙脫了傳統家庭道德和經濟的雙重束縛,這無疑是對《小婦人》“家中的天使”主題的一種突破。在小說後半部分,克里斯蒂遇到男主人公戴維·斯特林,一位花房管理員,同時又是一位社會改革家,投身於以西奧多·帕克(Theodore Parker)為首的爭取“勞工權利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奧爾科特將戴維的工作刻意加以理想化———他把與其母親同住的家作為一家托兒所來經營:“專心料理他的花朵”,而且“從不涉足名利場” ———19 世紀中期新英格蘭地區轟轟烈烈的禁酒、廢奴、男女平權等社會改造運動並不在他關注之列:他的信條是伏爾泰所謂“看好自己的園子”。 或許正是這樣一種人生態度打動了克里斯蒂。 經過尋尋覓覓,她終於找尋到真愛,之前所遭受的痛苦終於得到雙倍的回報。美滿的婚姻讓克里斯蒂明白“家裡終究才是女人要呆的地方,學會如何完美地煎牛排、煮茶以及製作一個美味的布丁,這種工作,若是能得到男人們的讚許作為回報,也是值得去做的”。 現在克里斯蒂才意識到,“她之前各種躁動的野心都已經消失不見” ———然而,這種幸福快樂極為短暫:美國南北戰爭的爆發使得這一切戛然而止。 在克里斯蒂支持下,戴維毅然應征入伍奔赴前線。戰爭期間,為救助一名逃亡女奴,戴維不幸中彈。 彌留之際,他懇求克里斯蒂繼續完成他未竟的工作:“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世界! 有那麼多美好的工作值得去做。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再多待一會,再多盡一點力……你能代替我的角色,並且做得比我還好。 親愛的,不要悲傷,工作去吧,漸漸地你就能從中感到慰藉。” 克里斯蒂帶着繈褓中的女兒潘茜,回到家中,接管戴維的花房,繼續其未竟的改革事業。 叔叔的遺產給了她經濟上的援助,因而得以與昔日的工友重聚,重新建立起一個充滿姐妹溫情、互幫互助的“愛”的大家庭———由此將家庭之愛與社會工作融為一體。在奧爾科特看來,克里斯蒂獲得的這種愛的回報也可算是美德在“道德市場” (moral market-place)中理應獲得的酬勞。 “美德”一詞最初是指男性公民通過參與公共生活,將大眾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政治行為。 根據古典政治理論家的說法,女性無法涉足政治領域是因為她們缺少一種“理智”———她們更熱衷於攀比享受、飛短流長,因此會玷污男性世界的“美德”。但是,19 世紀初,政治活動不再被認為是“美德”的體現,該詞更多被用來形容女性的自我奉獻和虔敬純潔。 造就美德的重任落到了女性手中,女性作為母親和家庭管理者,她們肩負傳播美德的責任和義務,並411

由此獲得“共和國母親”的封號。顯而易見的是,美德意味着女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犧牲,這種高貴品德也是對市場競爭中的“大男子主義”的抵制和消解———根據“道德市場”學說,市場運作被視為一個長期作用過程,而家庭生活則提供了某種暫時緩解,讓人在得到身心恢復後以飽滿的精力再次投入冷酷無情的市場競爭。從這個意義上說,《工作》絕非傳統意義上描寫家庭生活的小說:它的前半部分展示出獨立女性能夠從事的不同工作崗位,後半部分則着力刻畫女性從事社會工作的價值和意義———儘管兩個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抵牾之處,但女作家仍不遺餘力地試圖居中調和。 鑒於戰爭時期英雄主義一詞的特定涵義,奧爾科特反對將無私奉獻形容為一種女性獨有的美德(戴維的犧牲即為反證),而是將理想的自我奉獻延伸至整個社會,將其提升到一種道德責任的高度———既適用於男性,也適用於女性;既適用於整個社會,也適用於單獨個體。 《工作》再現了一個將(男性)美德和(女性)自我克制兩者融為一體的模式,以此代替殘酷的市場競爭機制。“道德市場”是宗教改革後的新教/清教主義和古典政治經濟學融合的產物。 根據這一法則:市場會獎賞那些兢兢業業、胸懷壯志、才華橫溢之人,而懲罰那些慵懶墮落、急躁冒進、揮霍無度之輩。從本質上說,它是一種社會矛盾的緩衝與和解。 不同於叢林法則主導的競爭市場,“家庭避風港”作為一種情感象徵,通過為男性提供家庭生活的情感慰藉來減輕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破壞性影響———這既是從激烈競爭中的暫時逃離,也是投入下一步競爭的動力。 在奧爾科特的筆下,家庭生活好比是一個稀缺品“倉庫”,其中藏儲着忠誠、合作、自我奉獻等資本主義競爭經濟中缺失的社會價值———其作用無可比擬,亦無可取代。通過將婦女的工作領域從狹隘的私人家庭擴展到廣義的社會生活,小說將為公共利益而犧牲的美德與女性情感的無私精神融為一體———女性將家庭勞動視為“無私奉獻”,以此緩和男子個人主義與商業競爭帶來的影響,並構建出一個“任何一種勞動形式都能得到合理報酬”的經濟,以此來解決道德自我犧牲與經濟個人主義之間的矛盾。這就是奧爾科特所倡導的“情感經濟”,這種經濟將兩種對立的形象———如獨立與依賴、工作與閒暇、自我奉獻與利己主義等———合為一體。 就像奧爾科特在《工作》一書中所做的轉換:將自我奉獻重新定義成“為愛而工作”,由此將工作(尤其是女性的工作)想象成一種市場競爭的替代品,並堅信“愛的回報”是一種和金錢一樣有形的報酬。 換言之,《工作》試圖用家庭之愛來代替經濟報酬,讓愛成為一種理想的工作動力,並以此構想出一種合理公平的補償來掩蓋社會不公和不平等。 這一方面揭示出 19 世紀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背景下的社會矛盾以及性別歧視,另一方面也表明作家力圖對上述經濟制度進行改良和變革的願望和幻想。 在像奧爾科特這樣的改革者的想象中,讓家庭與愛作為回報成為競爭性經濟制度的有益補充,不僅能夠促進生產發展,也能適度鼓勵消費,從而得以有效緩和階級、社會矛盾。正如批評家所說,《工作》一書體現出濃厚的烏托邦色彩:小說在承認上流社會與底層貧民之間存在嚴峻社會差異的同時,又幻想着不同階級、不同種族(以及膚色)的民眾(尤其是女性)能情同手足。作為中下層代表,一開始,克里斯蒂希望能找到像家庭教師那樣體面的工作,但是她並未能如願。 後來,迫於生計,她只好放下尊嚴,轉而投向私人裁縫、有償陪侍等低人一等的服務性行業。 與戴維結婚後,女主人公決定回歸家庭操持家務———在此,奧爾科特並沒有貶低家政勞動,而是堅信它能給個人帶來報酬,並且對社會有益處。 也正是秉持這樣的觀念,克里斯蒂在故事結尾重返故鄉,並組建了其樂融融的婦女大家庭。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奧爾科特的這一套“情感敘事”與她本人的政治理念可謂格格不入:她提511

出一種對勞動的的獎賞———即有別於常規的資本主義交換經濟的“愛”的回報,試圖以此解決男女之間,乃至各個階級之間所面臨的異化、剝削和壓迫等問題。 然而,作者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冷漠與殘酷似乎一無所知———這種經濟是由一種機械化的計算手段支配的,而非仁慈或需求:“仁慈在這樣一個以金錢為主的經濟社會中未免過於奢侈。” 因此小說最終沒有解決女性自我奉獻和獨立(經濟和人格獨立)之間的關係。 小說在開頭就指出,在有償工作的世界里,女性必須要努力把握、找尋機會去從事有意義的工作並實現生活獨立。 然而,當克里斯蒂認識到市場經濟的無情之後,感到滿心厭惡,並由此轉而投身到充滿溫馨親情和女性情誼的情感經濟之中。 如此看來,小說在轉了一圈之後,由終點回到起點,又回到了情感主義的老路。奧爾科特為調和、緩和階級矛盾做出了富有建設性且極具想象力的貢獻,但是《工作》一書的矛盾之處也一目了然,比如作家一方面讚揚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即韋伯所謂“禁欲的”新教倫理———但另一方面又揭示其不合理之處。 在小說中,奧爾科特假設,物質的成功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獎賞具有普遍性。 通過這一假設,奧爾科特用自我奉獻必將帶來的回報來撫慰和平衡女主人公此前的艱苦奮鬥,可謂順理成章。 這也是美國中產階級普遍崇奉的工作倫理。 他們相信“禁欲”(自我克制)乃是獲得長遠收益的方式———今朝存款,明朝享用;今朝工作,明朝休息;把現時的幸福延期,那麼將來定會收獲更多的回報。 這種“道德經濟”似乎向所有人作出承諾:只要願意承擔和忍受暫時的犧牲,那麼人們物質上獲得成功的機會是均等的;這一信念由此為“禁欲”的新教倫理做出了令人欣慰的背書。但奇怪的是,與此同時,奧爾科特卻又通過克里斯蒂及其女伴的親身經歷,證明了這一“道德經濟”的虛幻性:市場無情,只會服從冷酷的競爭法則,“愛的回報”只能存在於想象之中。 根據小說的刻畫,當時勞動婦女所遭受的社會壓迫簡直令人窒息:勞動時間長,工作環境差,而且隨時可能遭到解雇,毫無保障可言。事實上,奧爾科特本人也意識到“情感經濟”在嚴酷的現實中並無任何效力:家裡的男人不是離開(《小婦人》),就是去世(《工作》),根本不可能帶來道德的寬慰和經濟的補償。 女作家為此既感到痛心疾首,卻又無能為力。 小說《工作》一開始流露出的對於種族關係、階級關係、勞工條件以及性別不平等的控訴至此也就不了了之,反映出作家思想的矛盾性和軟弱性。 可見,相比於之前《花兒的寓言》和《小婦人》,《工作》進一步深化了對勞動和工作倫理的思考,也深入揭示了競爭性經濟制度的弊端,但奧爾科特自始至終無法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三作品中反映出的這種矛盾性事實上也是作家生活狀態的真實寫照。 在奧爾科特文學創作生涯中,貫穿始終的除了繆斯女神,還有如影隨形的家庭經濟壓力。 工作與休閒、天賦與責任、藝術靈感與商業化量產等矛盾衝突對她的創作實踐皆產生了深遠影響。 由於其父創辦“果園農莊”失敗欠下巨額債務,奧爾科特 18 歲開始通過教書、縫紉和寫作賺錢補貼家用,30 歲左右接管家庭財務。正如她在 1866 年一則日記中所寫的那樣,“枯燥的一個月,大部分時間都感到不適,由未來必須要付款的賬單驅動着向前”,“夏天異常疲憊,大腦一刻不停,為了掙錢”。八個月之後,她再次抱怨:“累積的賬單使我糟心,讓我在經歷了長假之後又要去工作。 比起魔鬼我更害怕負債。” 奧爾科特將她自己視為這個家的“經濟支柱”,擔負起每月的支出和長期的債務。同時,奧爾科特在日記中也表達出對於“勞動創造幸福”學說的堅定信念。 像克里斯蒂一樣,她時常採用“忙碌的蜜蜂”這一意象形容自己快樂生活的狀態。 1868 年她寫道,“我在我的小屋子611

裡過着忙碌又開心的日子”,回憶起一年前,她說,“生日快樂,雖然我沒有禮物,但我身體健康,而且工作繁忙”。 在她看來,“忙碌”幾乎必然和幸福快樂聯繫在一起。 而她本人也一再選擇通過勞動(寫作)將自己從情感困境中拯救出來。 比如她在此前的一則日記中寫道:“我發現當我感到失望或疲倦時,腦袋和雙手才是我的救贖……謝天謝地! 終於償清了債務。” 長大以後,奧爾科特明白自己的定位既不屬於有閒階級也不屬於勞工階級。 她“只是一位可憐的女人,將寫作視為一種體面的職業,為供養家庭而賺錢”。1870 年代,《小婦人》獲得的巨大經濟效益讓奧爾科特步入有閒階級,但並沒有使她停止掙錢。 在此以後,憑借源源不斷的版稅和稿酬,她不僅支付了全部家庭賬單———包括購置房屋,送妹妹梅(May)去巴黎學習藝術,不定期向慈善機構捐款,而且將部分資產委托銀行家親戚代為理財。或許正是由於家庭(傳記作家稱之為“奇特的一家人”)長期背負的巨大經濟壓力,使得奧爾科特形成了“勤勞”的習慣。 成名後的奧爾科特無暇享受《小婦人》帶來的巨大收益,而是繼續埋首工作,一刻也不放鬆。 據說她每天堅持長時間工作,有時一天能連續寫 14 個小時。 以 1871 年為例,當年她總共賺取 7,654 美元,卻還在超負荷工作,以至於第二年在創作《工作》時拇指永久癱瘓。她在日記中寫道:“忙於《工作》,一次性寫下三頁油印紙,比徹、羅伯茨和來自倫敦的洛都想馬上要到成稿……這就是我拇指癱瘓的原因,這使我餘生都沒辦法工作。” ———在評論家看來,這一事件無疑極具反諷意味。讓奧爾科特陷於“癱瘓”的寫作,除了《小婦人》系列小說和報刊登載的短篇故事,還有大量“鮮為人知”的驚悚小說,通常以巴納德(A. M. Barnard)筆名發表。 對於這類純粹旨在賺錢的“哥特式”小說———總數高達 38 部,題材則涉及間諜、仇殺、吸毒甚至異裝癖,可謂無所不包(單從《面具之後》、《天才畸人》、《雙面生活》、《黑暗中的耳語》、《我的神秘女郎》 等標題便不難想象其內容)———奧爾科特聲稱“它們都是垃圾,如果我繼續寫的話,它們會變得更垃圾,因為每一個都比前一個更煽情。 我之前太盲目了,為了賺錢,傷害自己也傷害了別人。 我知道這樣,因為我無法冷靜地讀這些東西,太令人感覺羞恥了”。在現實生活中,她小心翼翼地掩蓋真相,並在臨終前焚毀與編輯書商往來的所有記錄———直到 1940 年代,這一“雙面寫作”的歷史懸案方始告破。 文學史上這類“雙面”作家並非個例,但像奧爾科特掩蓋得如此之好,堪稱絕無僅有。對她而言,保持嚴肅作家的形象在文學市場可能帶來更大收益。奧爾科特忘我的工作一方面出於家庭責任感(父親誇她是“忠於職守的女兒”),一方面也可以被視為一種迷戀———仿佛“工作”一詞被粘貼在蜜蜂的翅膀之上。 對於女作家而言,她非常規的成長歷程———自幼父親拿她做試驗品,以便了解“人性”;常年忍受饑寒交迫,很大程度上依賴親友施舍(愛默生是最大的“施主”);緊張的財務狀況和清教文化氛圍都迫使她成為名副其實的工作狂。1886 年 10 月 16 日,奧爾科特正經歷一種致命的病痛的折磨,她寫信給邦德姨媽 (Aunt Bond):“這麼長時間以來我都是推動這個家庭運作的輪轂(hub),所以很難學會‘不去做事’”。生病狀態下,她頗感失落,因為她發現自己很難丟棄養家餬口的重擔。 對於奧爾科特而言,無法工作等於死刑,生病就是失敗,失去勞動的酬勞更讓她感到惶恐不安。 因此,如何平衡工作和閒暇,以此來尋求一個介於自我享樂和承擔家庭責任的中間地帶,乃是奧爾科特時常掛心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工作》書寫的不僅僅是一個女性通過克服性別偏見走向成功的故事,它也為中產階級(以及中下層)的讀者重新定義了勞動和閒暇這兩個概念,並對 19 世紀流行的工作倫理提出了質疑。711

奧爾科特當然明白,現實中的商品經濟完全不可能效仿小說中愛心滿滿的道德市場,為愛工作的情感理念也不可能真正取代市場經濟的嚴酷法則。 如果真像小說中描繪的那樣,奉獻僅僅是將幸福延期,那麼生活中甘於奉獻之人肯定會得到大量且及時的回報———可惜現實將這一美夢擊得粉碎。晚年,奧爾科特被診斷為腸癌和紅斑狼瘡晚期。 她的最後一則日記寫於 1888 年 3 月 2 日:“很好。 頭腦好些,但不太方便進食。 寫信。 付給羅普斯 30 美元,付給諾特曼 4 美元。 縫紉。 寫點東西。” 成長在超驗主義家庭的奧爾科特沒有像父親建議的那樣專注於塑造自我的內心世界,而是養成了終生記錄每一筆收入和花費的習慣。 而此前一天,她記錄的是:“牛奶花費 2.32 美元,房租花費 375 美元。” 奧爾科特最後一則日記中表明:通過畢生勤奮的寫作,她盡心盡力地完成了這份利潤豐厚的“工作”。 對奧爾科特來說,這是她從事供養家庭這一道德事業(moral enterprise)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符合她的“情感經濟”倫理———恰如評論家對《工作》封面上“忙碌的蜜蜂”這一意象的闡釋:“她們(工蜂)似乎死的很突然。 似乎在最後的日子裡,甚至在最後的幾個小時裡,他們還在從事有益的工作。” 或許這也是她構建浪漫的情感經濟學的全部意義之所在:通過自我奉獻所獲得的“愛的回報”遠高於市場價值。由此可見,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面前,奧爾科特在《花兒的寓言》、《小婦人》、《工作》等小說中表達的烏托邦願景根本無從實現,但至少為現代經濟學說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一種文學參照,也為普通讀者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式”。 奧爾科特辭世不久,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康芒斯等人正是由此突破,創建旨在化解種族、階級、性別等社會利益衝突的“制度經濟學”學說。①③Sarah T. Lahey, “Honeybees and Discon-tented Workers: A Critique of Labor in Louisa May Al-cott”, in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 Vol. 44, No. 2 (Winter 2012), p.143; p.133; pp.141-145; p.140; p.153.②即熱奈(Gerard Genette)所謂的“超文本”———金色昆蟲的形象嵌入封面,在人們翻閱前就帶給他們視覺和觸覺的感官體驗,引起他們對圖像的思考———讀者必須跨越這道門口方能邁入文學殿堂。 See Mi-chael Winship, “Manufacturing and Book Production,” in Scott Casper & Stephen W. Nissenbaum eds., History of the Book in America, Volume 3: The Industrial Book, 1840-188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pp.59-60.④伯納德·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肖聿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第 8 頁。⑤正如韋伯在書中所說,具有虔信派背景的少女最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因為她們具備高度工作責任心,擁有善於計算工資的嚴密經濟頭腦,同時兼具能夠提高生產成效的冷靜自制和節儉精神。 參見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彭強、黃曉京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36 頁。⑥以《工作》為例:奧爾科特從個人的工作經歷出發(本書副標題即為“經驗的故事”),一方面強調工作的必要性和“神聖性”———尤其對女性而言———全身心投入工作享受其中的樂趣乃是無可爭辯之事;另一方面更強調以自我犧牲之名進行的過度勞動近乎自虐,而在工作中失去自我簡直等同於自我毀滅。See Madeleine B. Stern, “Louisa May Alcott and the Boston ‘Saturday Evening Gazette ” , in American Pe-riodicals , Vol. 2 (Fall 1992), pp. 64-78.⑦Elizabeth Lennox Keyser, “Louisa May Alcott: Con-tradictions and Continuities” ,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 Volume 24, 1996, p. 212.⑧Beverly Lyon Clark,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Lit-tle Woman” ,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 Volume 17, 1989, p. 82. 有評論家指出:奧爾科特小說主旨“並非道德說教,而是暴露不公;並非調和女性主義和傳統價值,而是反抗。”或將其歸入 H.S.康馬傑在《美國精811

神》中所謂“反抗的”文學。 See David Hicks, “Deco-ding Alcott: Keysers Whispers in the Dark ” ,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 Volume 23, Number 4, Winter 1998, p.221.⑨例如奧爾科特使用市場化的術語形容慈善事業:禮物 稱 為 投 資 ( investments ), 地 下 鐵 路 的 股 份(shares)可以分紅( dividends),堪稱絕妙反諷。 See John Matteson, Edens Outcasts: The Story of Louisa May Alcott and Her Father ,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 p.221.⑩Glenn Hendler, “ The Limits of Sympathy: Louisa May Alcott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 ,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 Vol. 3, No. 4 (Winter, 1991), p. 687.Tara Fitzpatrick, “Loves Labors Reward: The Sentimental Economy of Louisa May Alcotts Work” , in NWSA Journal , Vol. 5, No. 1 (Spring, 1993), p. 31; p. 31; p. 38; p. 38.Laura Dassow Walls, “The Cosmopolitical Project of Louisa May Alcott” , in ESQ: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 Volume 57, Number 1-2, 2011, p. 116.See Madeleine B. Stern, “Louisa May Alcott and the Boston ‘Saturday Evening Gazette ” , in American Pe-riodicals , Vol. 2 (Fall 1992), pp. 64-78.奧爾科特終生飽受病痛折磨但不輟寫作。 因為患病,更因閱讀和寫作用腦過度導致失眠、頭痛等神經性疾病(瑪格麗特·富勒以及亨利·詹姆斯之妹艾麗斯·詹姆斯等才女皆患此病)。 這也是女性不適合從事“複雜性工作”的一個反面例證。 奧爾科特曾在日記中感慨“健康、時間和金錢”三者“不可得兼”,而她本人則注定“勞碌終身”。 在《小婦人》中,奧爾科特不止一次用蜜蜂形容“馬奇家的女兒”;《工作》中艾麗斯第一次從事的社會工作恰好是 “蜜蜂協會”———“這是一個縫紉協會,專門為窮人服務”。 See Norbert Hirschhorn, Ian Greaves, Louisa May Alcott: Her Mysterious Illness,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 Volume 50, Number 2, Spring 2007, p.257.Louisa May Alcott, Work: A Story of Experience , Boston: Roberts Bros., 1873, p.34; p.35; p.34; p.153; p.160; p.160; p.309; p.8; pp.216-217; pp.288-289; p.406.大衛·羅迪格(David Roediger)認為,19 世紀資本主義的興起需要更多訓練有素的、標準化的工人,它催生出一種由新教倫理演化而來的資本主義“工業道德規範”,力圖將人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嚴格加以區分(“公事公辦”),強調勤奮和節儉,反對鋪張浪費和及時行樂。 See Sarah T. Lahey, “Honeybees and Discontented Workers: A Critique of Labor in Louisa May Alcott”,in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 p.141.借小說人物之口,奧爾科特在《小婦人》中宣稱“我不會坐等男人賜予我獨立自由,我要靠自己爭取”。在《工作》中,她不止一次對女性艱辛工作獲得的微薄薪酬表示憤慨。 在給婦女協會的回信中,她曾憤怒揭示當下女性面臨的經濟困境,並預言“我們一定會贏!” See Suzy Goldman, “Louisa May Alcott: The Separation Between Art and Family” , in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 Volume 1, Number 2, 1977, p. 95.日後舉家遷居紐約之時,奧爾科特母女曾開辦職業介紹 所, 並 一 同 加 入 當 地 慈 善 機 構 “ 蜜 蜂 協會”———一群婦女共同縫紉和編織衣物,用以賑濟難民(主要是愛爾蘭大饑荒難民)。 See John Matteson, Edens Outcasts: The Story of Louisa May Alcott and Her Father , p.198.Louisa May Alcott, Little Women, New York: Nor-ton, 2004, p. 93; p. 100.關於奧爾科特在階級與勞動,工作與閒暇方面的觀點及評述,詳見 Stephane Foote, “Resentful Little Women: Gender and Class Feeling of Louisa May Al-cott” , in College Literature , 32(2005): pp.63-85。當時流行的女性情感小說更多強調外出工作的危險性,其言下之意是家庭才是女性最佳的避風港灣。瑪格麗特·富勒擔任紐約《論壇報》記者,只能寄宿在報社老板霍勒斯·格里利家中,因為單身女子獨居在外“有傷風化”。 參見楊靖:《瑪格麗特·富勒在1844———“從超驗自我到公共良知”》,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9 年第 3 期,第 161~162 頁。《小婦人》 第十二章也提及女性的“獨立精神”。See Louisa May Alcott, Little Women , p. 136.馬德琳·斯特恩(Madeleine Stern)將《工作》視為女性成長小說,認為由此女作家奧爾科特完成了從“兒童之友到女權主義者的轉變”。 See Carolyn R. 911

Maibor, Labor Pains: Emerson, Hawthorne and Alcott on Work and the Woman Questi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124.有評論家指出,故事在“轉了一圈後,又回到原點”。 宣稱“獨立”的克里斯蒂最終選擇回歸家庭,令人大感意外。 《工作》前後兩部分內容自相矛盾,嚴重脫節,足以證明“激進思想行不通”。 See Jean Fa-gan Yellin, “From Success to Experience: Louisa May Alcotts Work” , in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 Vol. 21, No. 3 (Fall, 1980), p.528. 奧爾科特在日記中曾抱怨說,家庭經濟的壓力猶如磨刀石(grindstone),為了迎合市場需要,有時候她不得不根據編輯意見,為作品添加一個“光明的尾巴”。See Elaine Showalter, ed., Alternative Alcott ,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XXIII.有人據此將奧爾科特稱為“家庭女權主義者”,因為她的反叛最終並未脫離家庭。 See Beverly Lyon Clark,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Little Woman” ,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 Volume 17, 1989, p. 93.奧爾科特在書中反復申言———所有痛苦都會得到回報,“屈服順從和自我奉獻是嚴厲而悲傷的天使,但是隨着時間的流逝,人們學會理解和愛它們,因為當他們受到懲罰時,他們就會從此受到鼓舞和祝福”,與愛默生演講“補償”的主旨思想高度吻合———奧爾科特的“犧牲”經濟學很大程度乃是愛默生學說的翻版。關於愛默生的影響,參見 Carolyn R. Maibor, Labor Pains: Emerson, Hawthorne and Alcott on Work and the Woman Questi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104。布萊克曾引述當時流行的觀念:婦女必須工作,否則會因“遊手好閒”而敗壞道德。 參見納爾遜·曼弗雷德·布萊克:《美國社會生活與思想史》(上冊),許季鴻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年,第 267 頁。Helen Lefkowitz Horowitz, Attitudes towards Sex in Antebellum America: 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 , Boston: Bedford/St.Martins, 2006, p.3. See also Naomi Z. Sofer, “Carry[ ing] a Yankee Girl to Glory” : Rede-fining Female Authorship in the Postbellum United States” , in American Literature , Volume 75, Number 1, March 2003, p.36.“工作定義自我身份,(女性)社團強化自我身份”,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See Carolyn R. Maibor, La-bor Pains: Emerson, Hawthorne and Alcott on Work and the Woman Questi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105.現代經濟學研究表明,“互補”型的家庭經濟“效率更高”。 參見加里·S. 貝克爾,《家庭經濟分析》,彭松建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年,第 26~27 頁。類似於凡勃倫所謂“經濟的道德心”。 參見凡勃倫:《有閒階級論》,蔡受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78 頁。這也是女作家的親身經歷。 奧爾科特母女在紐約設立職業介紹所,幫助流落街頭的難民。 她們參加的“蜜蜂”縫紉社也是慈善組織。 See John Matteson, Edens Outcasts: The Story of Louisa May Alcott and Her Father , p.181.參見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 163 頁。與這類從事勞動服務女工相似的是在紡織廠或紗廠工作的女工,她們只能住在由專人監督的集體宿舍,平均每天工作 12 小時以上,另外,廠主設立黑名單,一旦違犯紀律便遭解雇。 參見納爾遜·曼弗雷德·布萊克:《美國社會生活與思想史》 (上冊),第267~269 頁。這是制度性問題,作家根本無法提供解決方案。根據森的論斷,“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其根源在於“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隔閡不斷加深”,這也是斯密主張研究經濟學的《國富論》與探討倫理學的《道德情操論》“同等重要”的原因。 參見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王宇、王文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 13 頁。Susan Cheever, Louisa May Alcott: A Person-al Biography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p.206; p.206; p.253; p.253. Quoted in Sarah T. Lahey, “Honeybees and Discon-tented Workers: A Critique of Labor in Louisa May Al-cott”, in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 Vol. 44, No. 2 (Winter 2012), p.150.肖瓦爾特說奧爾科特自稱 breadwinner,很大程度上受到愛默生“自立” ( self-reliance)學說影響。 See Elaine Showalter, ed. Alternative Alcott , p. XI.在她的日記中,她將自己描繪為“沉默的窮人”或021

“貧困但值得尊敬”的人,經常“受到忽視,因為不願屈身乞討”。 最終通過寫作獲得成功,從此“我可以安眠”。 See Susan Cheever, Louisa May Alcott: A Person-al Biography , pp.206-208.這是一筆巨款,足以在康科德購買兩座豪宅———她的鄰居霍桑由駐外使節卸任後,重返康科德,購奧爾科特家“路邊居”,總共花費 3,000 美元,可資參考。Quoted in Sarah T. Lahey, “Honeybees and Discon-tented Workers: A Critique of Labor in Louisa May Al-cott” , in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 Vol. 44, No. 2 (Winter 2012), pp.151-152.奧爾科特後來被迫改用左手書寫,仿佛“高效而靈巧的寫作機器”,由此開啟她名副其實的“雙面文學人生”, 與她的生活信念和創作理想。 See Elaine Showalter, ed. Alternative Alcott , p. IX.Quoted in Naomi Z. Sofer, “‘Carry[ ing] a Yankee Girl to Glory: Redefining Female Authorship in the Postbellum United States” , in American Literature , Vol-ume 75, Number 1, March 2003, p. 46.比如女作家拒絕簽署真名,儘管署名可以增加 25美元的收益。 正是由於出色的“保密”工作,美國學者要經過一百年的考證,才能揭開這一謎底。 See Elaine Showalter, ed. Alternative Alcott , pp. IX-X.John Matteson, Edens Outcasts: The Story of Louisa May Alcott and Her Father ,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 p.404.Quoted in Sarah T. Lahey, “Honeybees and Discon-tented Workers: A Critique of Labor in Louisa May Al-cott” , in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 Vol. 44, No. 2 (Winter 2012), p.152.即便是赴歐遊歷期間,她也時常備感自責,因為家中賬單堆積,債台高築———亟需她的稿酬支票來“填坑”。 於是她只得放棄旅途的宴飲閒暇之樂,將自己關在小旅館內奮筆疾書。 See Susan Cheever, Louisa May Alcott: A Personal Biography , p.190.See Jean Fagan Yellin, “From Success to Experience: Louisa May Alcotts Work”,in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 Vol. 21, No. 3 (Fall, 1980), p. 537.如小說家本人時常自怨自艾:在她的資助下,梅(May)學業有成,後結婚生子,可謂應有盡有,而她本人連一場曖昧的邂逅也是奢望之舉。 See Elaine Showalter, ed., Alternative Alcott , p. XVII.這是卡萊爾創立的新宗教“勞動崇拜”論在生活中的具體體現,儘管奧爾科特對“一刻不停勞碌之人必定心滿意足”這一說法向來表示懷疑。 See Sarah T. Lahey, “Honeybees and Discontented Workers: A Cri-tique of Labor in Louisa May Alcott” , in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 Vol. 44, No. 2 (Winter 2012), p.153。她的這一主張與奧地利學派頗多共鳴。 該派認為傳統經濟學更多注重人的物質需求,而該派倡導的“人的經濟學”則轉向精神和情感享受。 參見楊靖:《〈瓦爾登湖〉 的經濟學闡釋》,北京:《英語文學研究》,2019 年第 1 輯,第 44~46 頁。尼古拉斯·K. 布羅梅爾在《辛勤耕耘:戰前美國的文學與勞動》 ( By the Sweat of the Brow: Literature and Labor in Antebellum America )一書中探討了工作的本質,認為女性勞動者無權擁有財產和土地,並非“自由”勞動者,也不利於美國民主制度的繁榮和穩定,因此這一經濟制度必須加以變革。 See Carolyn R. Maibor, Labor Pains: Emerson, Hawthorne and Al-cott on Work and the Woman Ques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25。在奧地利經濟學家眼中,近代自由市場經濟普遍繁衍於天主教傳統文化的國家,正是這種文化孕育了人們對效用和享樂的追求,它比起單純強調節儉和辛勞的加爾文主義等新教信條來,更能夠為市場交換與經濟發展提供動力。 這是 R. H. 托尼、凡勃倫等人與韋伯大異其趣之處。 參見莫瑞·N. 羅斯巴德:《亞當·斯密以前的經濟思想:奧地利學派視角下的經濟思想史》(第一卷)“譯者序”,張鳳林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第 Vii 頁。 此外,在康芒斯等人看來,“階級利益調和論”乃是制度經濟學最核心的理念。 詳見王運成:《簡評》,康芒斯:《制度經濟學》(上),于樹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第 2~6 頁。作者簡介:楊靖,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南京　 210046[責任編輯　 桑　 海]1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意外”的社會政治倫理:以歐·亨利為例龔浩敏[提　 要] 　 藉由分析美國短篇小說家歐·亨利的三個名篇———《最後的常春藤葉》、《麥琪的禮物》和《警察和讚美詩》,可發現作家標誌性的“意外結局”這一敘事手段的倫理與審美間的關係。 探討兩個核心問題———作為修辭手法的意外結局,在歐·亨利的敘事中展現出怎樣社會與政治倫理;其社會與政治倫理如何與審美交互作用,構建與延展作品的意涵———之間複雜的勾連,或將打開認識意外結局的修辭倫理學的契機。[關鍵詞] 　 歐·亨利　 意外結局　 敘事倫理[中圖分類號] 　 I109.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122 - 09當代敘事學不僅視“意外結局”為一種修辭手段,更在倫理學意義上審視其美學價值。 著名敘事學家詹姆斯·費藍(James Phelan)曾論道,“有效和無效的意外結局間的區別,既是倫理的、也是美學的。 或者說,其區別展現了美學與倫理之間的糾纏不清的關係”。①本文以美國小說家歐·亨利為例,探討其標誌性的意外結局這一敘事手段的倫理與審美間的關係。 筆者所追問的核心問題是,作為修辭手法的意外結局,在歐·亨利的敘事中展現出怎樣社會與政治倫理? 其社會與政治倫理如何與審美交互作用,構建與延展作品的意義? 對兩者間複雜勾連的探討,將為我們打開認識意外結局的修辭倫理學的契機。一、意外結局的倫理意義費藍在其敘事倫理學的文章中表明,意外結局這一敘事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重整了作者、敘述者、文本和讀者之間的關係,以最後一刻戲劇性的反轉製造出強烈的審美效果。 敘事由開始向結尾推進,情節因此展開和被遮蔽,而人物和讀者隨之調整對事件的認知,由此產生不穩定與穩定感交錯出現的審美過程。 費藍區分了兩種不穩定關係:(1)故事人物和情境之間的不穩定關係;(2)作者、敘述者和讀者間的不穩定關係———即“如神秘事件或不同價值事件的不可靠敘述者的敘事中的不平等認知”所造成的結果。 前者被稱為“故事的不穩定性”,後者被稱為“話語的張力”。②只有當真相大白的那一刻,所有關係才最終獲得穩定,審美過程得以完成。在這一審美過程中,作者、敘事者、人物、讀者等各個要素的“定位”便具有了倫理的維度———221

費藍視“定位”為“被置於某一倫理位置” (ethical location)與“在某一倫理位置行動”的兩概念之和。 各個要素不斷調整互動,產生出複雜且激烈的倫理情境。 而作家對於敘事的整體控制亦具有強烈的倫理意義。③對於費藍而言,同時具有美學和倫理學意義的意外結局具有兩個特點:(1)作者設計伏筆細緻巧妙,讀者回溯事件發展,會發現意外結局完全符合敘事邏輯和情理;(2)意外結局深化讀者對於人物的情感投入和意義生產。④最終,讀者與作者合作,賦意於作品的留白,共同完成作品的意義,這是一部作品最大的倫理。歐·亨利以其小說出人意表的結局聞名於世。 其作品往往在最後一刻發生某種戲劇性反轉,造成行動與情感上的突兀與糾葛,從而給予讀者一種特別的審美愉悅。 對於這一典型意外結局的藝術效果,識者多有精彩論述,從敘事學到文化研究等多角度闡述其產生機制、表達形式以及美學意涵。⑤論者指出小說家精煉的文字、精心的伏線鋪排與結構安排等等,尤以限制性視角這一手段最為突出———作家利用敘述者視角的有限性,為讀者提供片面信息,遮蔽另一部分,從而造成人物、敘述者、讀者與作家之間的信息差異與不平衡;因此,當小說在收束處最終揭開真相之時,讀者定然產生某種強烈的錯愕之感(卻又不無會心之處),因而創造出“歐·亨利式的”意外之藝術效果。⑥然而,歐·亨利作品意外效果的達成,並非僅僅在於技巧的運用;更重要的是,在由敘事到情感再到意義這一過程中,其社會政治倫理意義與審美經驗相互激蕩,建構起作品豐富的內涵。 在以下的討論中,筆者將以作家的三個名篇《最後的常春藤葉》、《麥琪的禮物》和《警察和讚美詩》為例,由敘事技巧切入,勾連技巧背後所隱藏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意義,闡明種種意外的倫理所在。二、《最後的常春藤葉》:那個不在中心的中心人物從敘事策略來看,《最後的常春藤葉》結局的意外效果,是典型的第三人稱限制性視角(敘述者將其視角嚴格限定於瓊珊與蘇艾一方)與雙故事線索編織(女畫家瓊珊與蘇艾養病作畫和老畫家貝爾曼冒雪畫藤葉)共同達成的。 與之對應的是“中心錯置”的鋪排,即中心人物與中心情節被安置於一個非中心的位置,而非中心的人物與情節佔據敘事的中心;當故事情節最終走向真相大白之時,讀者突然發現小說的“敘事中心”與“情感 / 倫理中心”發生偏差與錯位,而並非如預期(或潛意識裡自然以為)那樣天然重疊或對等。 於是這一意外帶來倫理的反轉,從而達至道德感最大幅度的昇華。小說的情感中心當然是貝爾曼先生,正是他無私的自我犧牲構成了整個作品最終的情感爆發與意義昇華。 然而,與其情感中心地位截然相反的是,其故事在小說的情節鋪排中被作家看似漫不經心地(實則是小心翼翼地)放落至一個絕不起眼的位置,而其倫理價值也低下寒酸。⑦貝爾曼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場是在小說敘事進行過半之時,蘇艾找他當模特,讀者也借着蘇艾的眼光唯一一次正面見到他生活的景況。 他其餘的故事則是由蘇艾、醫生與房東轉述的。 佔據敘事中心的則是瓊珊與蘇艾的故事。 雖然二人是貝爾曼行動的對象與意義的承載,她們的故事亦構成了作品敘事的框架與整體性,然而,這一敘事線索的情感力度與倫理強度顯然是輔助性的。 也就是說,小說的敘事中心與情感 / 倫理中心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倒掛”。相應地,敘事的倒掛對應着人物表現上的糾葛與作品意義的重組。 作為中心人物的貝爾曼,在敘述者的目光中顯然是一個不太討好的形象:除了有一把“像米開朗琪羅的摩西雕像上的鬍子”和“薩蒂爾似的腦袋”(第 537 頁),⑧可以為他(做模特)掙得一點微薄的生活費以外,他幾乎可以說321

是一無是處———窮困潦倒,脾氣暴躁,還經常酗酒;在藝術界不得意,卻又誇誇其談 25 年都沒動筆的“驚世傑作”。 更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兩位女畫家的態度:當他從瓊珊那裡聽說蘇艾數樹葉的事情時,他對這種“白癡般的想法”表現出“大不以為然,連諷帶刺地咆哮了一陣子”(第 537 頁),之後還直接對瓊珊不客氣地嚷道:“你真女人氣!”(第 538 頁)種種行為和話語似乎表明,貝爾曼並不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物;他猥瑣的形象招來的也更多是不屑。 然而,在這一不堪的形象中又暗藏着某種不確定:他所居住的那間又暗又邋遢的房間在瓊珊與蘇艾房間的樓下,象徵着其更為低微的景況;然而,他又將自己視為“保護樓上兩個青年藝術家的看家凶狗”(mastiff- in- waiting)(第 537 頁)。 這一兇惡卻又忠誠的形象,一方面對應着貝爾曼並不光彩的亮相,而另一方面卻又是精心安排卻似不經意的伏筆,預示着他其後令人動容的行為。人物形象的翻轉,是在敘事的最後一刻通過他人的轉述完成的。 先是醫生在肯定蘇艾病情徹底好轉時,“順便”告訴她貝爾曼先生病了且病情不大樂觀;後是第二天蘇艾跑過來,瓊珊靠在床上“心滿意足”地織着一條“毫無用處的”深藍色肩巾時告訴蘇艾(第 539 頁),那最後的一片不落的常春藤葉是貝爾曼畫在牆上的。 在揭開謎底之際,作家仍然在努力創造一種不經意的氛圍,意圖以舉重若輕的方式造成一種反差跌宕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隨着中心人物形象的翻轉與小說敘事意外結局的發生,小說的意義也在此進行了一次完全重新的編織。 之前那個不堪的貝爾曼在那一刻散發出偉大的人性光輝,而讀者(和蘇艾)也最終明白,他一直未完成的“驚世傑作”就是他用生命繪出的這一片小小的常春藤葉。 正如弗蘭克·凱慕德指出,敘事的結局(或“終結的意識”)賦予敘事以意義。⑨彼得·布魯克斯進一步指出,結尾具有一種建構性的力量,即結尾可以反過來將敘事過程的發展軌跡顯明,將其意義重新編排。⑩在《最後的常春藤葉》中,正是這一意外的結局,反轉了整個故事的意義以及倫理價值,造成一種錯位的審美與倫理力度。這一審美與倫理的錯位,或者說“實則虛也、虛則實也” 的效果,讓德里達所言的“補充性”(supplementarity)有了某種新的呈現:情節鋪排上,貝爾曼是的瓊珊和蘇艾的“必要的補充”,而情感 / 倫理意義上,瓊珊和蘇艾則是貝爾曼的“必要的補充”。 作為“補充者”,前者其自身價值或是卑微與無足輕重的,然而它們卻又是構成後者“主體性”所必不可少的要件;補充者這一看似可有可無實則卻又不可或缺的特點,一方面質疑了所謂主體性“自然”或“天生”的中心地位與權威,另一方面又構成了主體內在矛盾、多元、曖昧的品質。 就小說本身而言,兩條線索、兩個中心互為補充又相互對立,在相互拉扯與糾纏之中,構成了敘事的強烈不穩定性與倫理話語的巨大內在張力。三、《麥琪的禮物》:一個美麗的現代童話故事如同《最後的常春藤葉》,《麥琪的禮物》亦是整體上利用限制性視角,從而激蕩出驚愕(而不失溫暖)的藝術效果。 但與《最後的常春藤葉》不同的是,如果說前者所展現的是“中心偏置”的巧妙運用的話,那麼《麥琪的禮物》體現的則是“平行敘事”的典型操作。 小說中德拉與吉姆的兩條故事線索平行發展,並行不悖;作者展開了德拉而遮蔽了吉姆的故事,從而造成了“已知”和“未知”之間的張力。 當兩條線索最終合而為一,這一張力必然引發敘事上的衝撞與情感 / 倫理上的衝擊。敘事上,小說最為後世評家所詬病的,或許是敘述者的角色。 不同於《最後的常春藤葉》中那位的“非個人化”的( impersonal)敘述者,《麥琪的禮物》中的敘述者是非常“個人化” (personal)的:他不時中斷敘事流跳出來說話,對事物進行一番評點說明;特別是最後一段有關文題主旨的文字,極盡能事將故事的意義昇華並明晰地“傳達”給讀者,表現出某種對讀者的不信任感;而主題思想421

過於明確的表述,也有損作品的含蓄性。 相較於《最後的常春藤葉》中所體現的那種內斂與節制,《麥琪的禮物》似乎損於顯張且遜於餘味。作家並非不明白節制敘事所帶來的含蓄的藝術效果,論者也多有評點作家在其他作品中用詞精略、筆法簡約等寫作特色。 但為何在《麥琪的禮物》中作家卻選擇這樣一個略顯突兀的敘述者來作如此煽情的總結陳詞呢? 筆者以為,對作家來說,這個故事本身就是一個美麗的童話;作家所要創造的也正是這樣一個現代的童話故事,而非社會的“真實”反映,也無意於直接的社會、政治經濟抑或意識形態的批判。它所要呈現的正是一個某種童話般的溫情的感動。《麥琪的禮物》是一個發生在耶誕節的故事,是一個關於聖誕禮物的故事,且是一個如敘述者所說,回歸聖誕“原初意義”(耶穌基督降生於馬槽)的故事。 故事從一開始便展現出童話所具有的講故事的呈現方式與對現實的脫離感。 “我們不妨抽空兒來看看這個家吧” (第 1 頁)———敘述者在開頭描述完德拉的生活窘境後如此說道。 這一插入語明顯改變了作品的敘事節奏,造成脫節的效果,而這正是“講故事型”敘事的一個顯著標誌。 其後,在吉姆從德拉賣頭髮的事實中清醒過來後,敘述者再一次跳出來提醒讀者自己是在講故事這一事實:“我們不要冒昧,先花十秒鐘工夫瞧瞧另一方面無關緊要的東西吧。”敘述者借此機會作了一個具有強烈教化意義的表述———麥琪的禮物是無關金錢的。 “對這句晦澀的話,下文將有說明”———敘述者緊接着又一次顯明了自己的存在(第 5~6 頁)。當敘述者最後———亦是最強勢地———站出來進行最終的說教時,讀者或許會驚訝於這一過於淺白的表露;然而,如若視之為一個童話故事最終的道德訓誨與情感昇華的話,或許我們不會感到過於不安。 相反,這一敘述者的直接介入,有若童話電影結尾處所經常使用的遠拉鏡頭,將讀者和觀眾的視角作一大跨度的遠景式拔高,最終強化童話的倫理超脫感。抑或,讀者不妨將這一敘述者的介入置於小說的“反諷機制”中來解讀。 《麥琪的禮物》本身是一齣“喜劇性的諷刺劇”(comic parody),是含淚的笑,道出了社會底層小人物的心酸。 德拉與吉姆所做的事情,從結果上看無疑是“愚蠢”的,他們賣掉了自己最寶貴的財產,給對方買了他們認為是最讓對方心儀的禮物,然而陰差陽錯的是,正是由於他們把自己最寶貝的所有賣掉,而使得兩件禮物變成最“無用”的東西———這無疑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然而,恰恰是這看似最“愚蠢”的舉動與最“無用”的結果,卻最有力地見證了人性中的最為溫暖與良善的(卻也充滿心酸的)感情。 因此,這一諷刺何嘗不更是一種心靈的慰藉? 此不正是所謂的“謔而不虐”,或者“可歎的幽默之反諷”(sadly humorous irony)麼?可見,敘述者將這兩個“笨孩子”比作耶穌誕生時送來禮物的三位“非常有智慧的人”(第 7 頁),既是一種善意的反諷,亦是更是對於他們“蠢蠢 / 純純的愛”的肯定。承擔這一反諷敘事的敘述者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首先,我們看到,構成這一反諷的各對立項———“愚蠢”與“智慧”、“失去”與“擁有”、“無用”與“寶貴”———在敘述者看似漫不經意的敘事中,被似有若無地編織與鋪排;直到小說進入最高潮處,意外結局的不期而至,使得人物之前的一切行為突然顯得“愚蠢”、“失去”與“無用”,而同時卻又無可抑制地予與讀者以“智慧”、“擁有”與“寶貴”的強烈情感與道德訓示,由此,兩者間形成了一種既相互對立又相互推動的辯證關係。 這一辯證關係的達成,與之前所討論的敘事結構上“已知”與“未知”之間的張力,有着同構的關聯。 一方面,正是由於敘事中“已知”與“未知”之間所構成的緊張,才造成故事結局的意外;而另一方面,由這一意外所顯明的“愚蠢”與“智慧”之間的辯證,又使得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在“已知”與“未知”之間,我們到底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 我們所看到的這一對小夫妻表面上的“失去”,是521

否正正遮掩了他們對彼此最為珍貴的“擁有”? 他們送給對方那愚蠢至極的“無用”的禮物,是不是最為彰顯其智慧的“寶貴”情感? 可以說,敘述者限制性的敘事策略所蘊含的內在張力,與小說情感的轉換和辯證反諷間,有着結構上的相互對應與關聯。進而言之,小說的反諷機制更體現於作品游離於現實與童話間的敘事方式。 小說中“愚蠢的智慧”這一中心辯證所傳達出人性的溫暖,恰恰是建立在一種既基於現實又超脫於現實的基礎之上的:它既是一種理想主義化的逃避,又是一種無法逃脫的深深的無奈———這毋寧說是一種更為深刻的反諷。 製造這一反諷效果的,正是敘述者講述童話故事式的且又現實主義式的敘事方案。 這一充滿內在張力與辯證的敘事方案所創造出的,是(如同賣火柴的小女孩在火柴光中所看到的)一個既與現實緊密聯繫,又投射於現實之外的想像的世界。 這個世界既真實可親,又顯得不那麼真實;它既為人物提供片刻的溫暖,卻又注定要熄滅於現實之中。 正如論者早已指出,《麥琪的禮物》是“浪漫主義的”而非“現實主義的”或“自然主義的”,其人物刻畫較流於表面且多愁善感。可以說,德拉和吉姆既是現實中的小人物,又是童話中浪漫式的人物。對於小說這一非現實的、類似“心靈雞湯”式的表現,評家也多有微詞。 如尤金·庫倫特加西亞曾言,歐·亨利幾乎從未從“社會經濟”或“政治哲學”的角度來創作小說;他有的只是一種“真誠的人道主義”立場。然而,這一童話般的安慰,對於像德拉與吉姆這樣生活在社會下層的小人物,其處境艱難且無法看到改變境況的希望,或許是伴隨他們度過艱難時事的一種莫可奈何的方子。敘述者將他們的故事納入這樣一個童話故事般的敘事之中,對於同情他們的讀者來說,未嘗不是一種心靈上的慰藉。另一方面,這一人道主義的同情又不無滲透着淡淡的反諷。 這種反諷來自於構成小說意外結局的另一種敘事技巧,即“巧合性”敘事的運用。 《麥琪的禮物》屬於西拉里·丹尼伯格所說的典型的“傳統巧合性情節”鋪排。 這種傳統的巧合性情節講求相關角色在敘事時間與空間上實際的關聯,以及在敘事過程中暗線與伏筆的巧妙設置。 當巧合性因素最終碰撞而帶來認知上的震撼時,作品也爆發出強烈的情感,同時更重要的是,這一認知也構建出作品的意義。當然,也如大衛·洛奇指出,小說作品往往都或多或少地運用巧合性因素的結構策略來構建作品明確整飭的意義;然而,對巧合過度的依賴,也將損害對偶然無序的現實進行真實的描摹。歐·亨利對於巧合的運用已然構成其作品最為標誌性的特色,以至於有評家不無反諷地感歎道:“歐·亨利能給我們最大的意外,或許是一個自然的、不出乎意外的故事結局。” 也正因如此,眾多論者以為歐·亨利對社會的介入與批判失之於表面與膚淺。 然而從另一方面而言,對於掙扎於社會底層且無法掌控自己命運的小人物,他們從情感上最需要的或許正是某種巧合性的“奇跡” / 契機? 當現實無法為他們提供改變現實與命運的契機時,他們所能期待和依賴的或許只有巧合的奇跡了。 這也正是作家將此故事設置於一個介於童話與現實間的敘事框架內的用心所在。我們或許可以說這一切是否過於“機巧”? 然而,這一機巧也不過是底層小人物為數不多可依傍的某種“機緣”,它體現的是這樣一群人的一種生存的“智慧”,而此種智慧所體現的則更多的是一種別無選擇的無奈。 因此,所謂的“智慧”,也只能是一種帶引號的“智慧”而已。 小說中德拉與吉姆所有的“智慧”並未給他們帶來奇跡的發生;相反,他們只是弄巧成拙、越弄越糟而已。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可笑的反奇跡。 然而,這一反奇跡帶來的是一種反童話的意味,或者說是一種現代童話的意味。 這一童話世界為現代性的諷喻感抹上了一層自涉與反諷的色彩,也是本篇的倫理所在。621

四、《警察和讚美詩》:“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與《最後的常春藤葉》和《麥琪的禮物》均不同,《警察和讚美詩》雖然同樣有着出人意表的結局,但製造這一效果的機制卻全然與限制性視角和巧合的運用無關。 小說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來敘述,並無前文所見的以“已知”與“未知”間的張力來製造意外的效果。 又正因為是全知視角,最後情節的反轉,就顯得不那麼巧合,而更近似於一種荒唐。 那麼,究竟是什麼造成了《警察和讚美詩》結局的意外? 而這樣一種意外又傳遞出怎樣的美學與社會倫理意義呢?筆者以為,《警察和讚美詩》的意外結局,是一種“社會性荒謬”的體現,而造成作品意外結局的社會性荒謬感,一方面浸透於社會本身而不受敘事視角影響,而另一方面又與小說的第三人稱全知視角不無關聯。 換言之,與前兩篇正好相反,《警察和讚美詩》的意外結局非但不依賴限制性視角,反而是全知性視角所造就的。實際上,小說中的第三人稱全知性視角為作品設置了一種上帝般的眼光,全知而全能:它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審視着人間的悲歡離合,又以俯瞰的視線把玩着世人所演出的一齣齣悲喜劇;在這種無所不知且高高在上的目光下,萬物皆顯得渺小與微不足道,它們所演出的種種或宏大或微渺、或莊重或戲謔的經歷,無不必然呈現出一種無足輕重的無謂感、無意義感,以至於荒誕感,同時又使人不由得生出悲涼、憐憫與同情。 正是這種人世間無法擺脫的荒誕與不可理喻以及個人在其面前深深的無能為力,而非某種突然出現的巧合與意外,造就了蘇貝最終命運的不可意料的反轉。 可以說,蘇貝命運的反轉與德拉、蘇艾們的意外之悲或喜有着完全不同的內在意涵與倫理價值。與德拉、吉姆和帕爾曼等人相比,蘇貝是一個更為邊緣性的小人物。 他是紐約街頭一名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在每年新英格蘭嚴酷的冬季來臨之前,他所必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送自己去那個可躲避嚴寒的去處———布萊克韋爾島上的監獄。 在監獄裡,他將得到讓他挨過寒冬的暖氣與基本的食物。 這是蘇貝這一小人物的生存“智慧”,他與前述人物間有着某種相似,但也更顯無奈與諷刺。而更為尖酸的諷刺在於,蘇貝所作的種種能使他被投入監獄的嘗試,卻屢屢遭受挫折,這不禁讓人啞然失笑———做好人不易,做壞人也這麼難? 可我們注意到,蘇貝並非真正的“壞人”,他所使出的種種伎倆也不過是“小惡”,例如去餐廳吃霸王餐,砸爛商店櫥窗的玻璃,調戲路邊女子,在街頭故意喧嘩吵鬧,搶人雨傘等等。 他並不希望真正傷害他人,而無非是想用一些無足輕重的小惡來換取進監獄的結果罷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蘇貝是善良的;他如此而為只是為生活所迫而已。 相較而言,那些屢屢讓蘇貝“作惡”不成的“正人君子”們,反而更為不堪:將蘇貝攆出餐廳的侍者一副打手嘴臉,路上巡警是非不分而只會對“上等人”阿諛諂媚,看似溫惠賢良的女子卻是煙花巷的老手,而衣冠楚楚的紳士模樣者原來是真正的偷傘賊。 正人君子們的背後是虛偽與冷酷,光鮮的表面下隱藏的是醜惡與不堪,世界是如此不可理喻,小人物的命運可想而知。 敘述者以片段式的敘事,拼貼出世間百態,而那個上帝般的目光在上面冷眼旁觀,構建出一股難以名狀的世態炎涼背後的辛酸。進而言之,這個社會的虛偽與荒謬其實深藏於蘇貝所一直“秉持”的“自由原則”。 蘇貝從一開始就明白,寒冬來臨時他擁有兩種選擇:去慈善機構或者是去監獄。 於常人,選擇慈善機構似乎理所當然;然而在蘇貝看來,“法律比慈善更為仁慈”,因為一旦接受了慈善的恩賜,他就得犧牲掉個人的自由,這對於像蘇貝這樣自詡“性格高傲”的人來說,是行不通的。 因此,他覺得“還是做做法律的客人來得痛快,法律雖然鐵面無私,照章辦事,究竟不去過分干涉一位大爺的私事” (第 32721

頁)。這套說辭顯然是為其拒絕救贖而開脫,而其背後的邏輯正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價值觀。 蘇貝篤信這一“個人自由至上”的理念,寧肯蹲監獄也不願讓他人干涉自己的“私事”,“個人”對於他似乎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價值。 然而弔詭的是,蘇貝不願承受慈善對其造成的“精神上的屈辱”(第 32 頁),卻並未從其所崇尚的“個人自由”中獲得任何尊嚴。 相反,在他處處碰壁後,作家不無解嘲地寫道:“他似乎註定是自由的”(第 35 頁)。顯然,在蘇貝所處的經歷巨大轉型的 19 世紀美國社會裡,所謂“自由”,只不過是有產者的自由;而對於像蘇貝這樣一無所有的人來說,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早已指出,有的只是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 而這,正是蘇貝在整個故事中一直努力在做的:他用自己“自由” 的“勞動” (伎倆),來換取自己的所得(監獄裡的溫飽),正正符合一個“自由個人”所應追求的生活方式與價值。然而蘇貝所不明白的是,他這“高貴的追求”看似是自我主張的選擇以及對自我價值的肯定,而實際上卻是為資本主義社會機制所牢牢規定的毫無自由可言的弔詭的神話。作家在這裡對“蘇貝的‘自由’與監獄的不自由”這一悖論作出最辛辣的諷刺。 然而,筆者想進一步指出的是,在這一諷刺的背後,隱藏着更為深刻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悖論。 如前所言,蘇貝所服膺的“自我”與“自由”,僅僅只是交換與出賣的自由———它是以資本主義市場與商品化的邏輯,而造就的原子性個體的自由觀,這一邏輯和觀念共同構建了資本主義賴以存在與其統治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 也正是這一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造成蘇貝當前的境況:他看似一直掌握着自己的命運,有着他人無從干涉的處分自我的自由,而沒能將自己在這個“公平”的市場上交易出去,或許只不過是自己一時運氣不好而已;然而,我們看到的是,蘇貝根本沒有改變自己命運的自由———正如他不無恐懼地感覺到,“是不是一種可怕的魔力使他永遠不會遭到逮捕了呢?” (第 35 頁)這一“可怕的魔力”並非超自然的不可把控的命運,而是恰恰資本主義市場與商品化的“物化”的魔力。如盧卡奇精闢地指出,資本主義將其所奉為圭臬的市場原則物化為商品,使得商品獲得一種拜物教主義的身份與地位,讓一切運行於這一由市場與商品所構成的“自由公平”機制之中;而這一看似公平自由的機制,卻隱秘地掩蓋了資產階級以剩餘價值為手段的剝削方式,是資本主義社會人被異化的根源。小說中,蘇貝一心想“自食其力”,將自己可憐的一點勞動力(以惡作劇的方式)投入市場,試圖“平等”地換得監獄裡的溫飽———這自有其不言自明的荒誕性。 然而更荒謬的是,這一“平等交易”卻正正符合市場平等交換的原則,條理分明,“鐵面無私、照章辦事”,毫無任何強迫與越軌,也無由他人干涉。 可是,這一“嚴格”地基於工具理性的行為,具有簡單而單一的目的性,即交換價值對等的交易,不問其他。 對於蘇貝來說,這是好事,因為無人可以干涉他的“私事”;但同時它也枉顧蘇貝行為的動因,任由其“合理”地利用法律和市場的遊戲規則,踩着道義的底線卻帶着義正辭嚴的“正義感”標榜個人自由,“無愧”地進行着他的交換行為。 實際上,這一極度自我的行為並不涉及“自我”,它的不摻雜私情的“無私”是一種自私,它所謂的“正義”無關心靈,因此,它是一種拒絕救贖的行為。蘇貝的醒悟,正是對“支持他生存的低下的動機”的醒悟;他正是在老教堂的讚美詩的音樂中意識到自己“墮落的生活,卑鄙的欲望”(第 37 頁)。 顯然,這是心靈的救贖:他打開了自我,拋棄了這一扭曲的交易的企圖,願意被“干涉”而改變。 而恰在此時,意外發生了———蘇貝莫明來由地被警察抓起來,被判在監獄裡監禁三個月。 他卑微的願望就這樣莫名其妙、卻又令人啼笑皆非地實現821

了。這是怎樣一種意外呢?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或許這並不意外,因為此時的蘇貝對於資產階級有產者來說,並無任何剩餘價值可言,他被拋棄於“神聖的”市場交換體系之外,其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同時又讓人感到意外的是,當他在無法且不願出賣勞動力時,他夢寐以求的交易結果卻得以實現。 但顯然,此時蘇貝被抓入獄不再是“公平交易”的結果,而在監獄裡過冬,對蘇貝來說也不再是什麼利益或福利;相反,這一切是國家機器的暴力與權威的體現。 資本主義社會以市場和商品意識形態來維護有產者的權力,這一溫情脈脈的面具在此露出了其真正非理性的面孔。 蘇貝的交易從一開始便是扭曲的,但唯以其扭曲,其本質的荒謬與悖論方得以被聚焦、放大而彰顯———無產者這一出賣勞動力的自由,正是他們不自由的根源。因此,小說的意外結局具有強烈的黑色幽默之感,個人遭遇的荒謬讓人覺得無能為力又不知所以;但同時,這一意外與荒謬又是如此確定,它其實早已深植於社會體制之中,或隱或顯,必然如此。所以,小說看似以巧合拼湊出的意外與荒謬,是有別於前兩篇中由巧合構建出的溫情與感動的,它是一種更具社會性的反諷。 由是觀之,《警察和讚美詩》或許是最接近於社會政治經濟批判,儘管作家可能是無意為之。正因如此,從敘事策略與技巧上而言,既然《警察和讚美詩》的意外更多是基於社會內在的荒誕,那麼敘述者的敘事功能———包括情節之鋪陳、人物之調度、細節之安排、視角之設計、語氣之變化等等———則顯得不如《最後的常春藤葉》和《麥琪的禮物》中的那麼突出。 如前所述,作品的敘述者表現為一位超然在上的全知的上帝般的個體,俯視着人間的種種悲歡與不經;他跟蹤着蘇貝的一舉一動,不即不離地展示着他的所做所想;這個敘述者深知小人物的悲哀與無奈,也明暸這個世界的詭譎與不堪,他甚至看到了蘇貝命運的詭異,但卻任由這個微小的生靈在人間去努力卻無助地演出自己的命運;可以說,他“同謀”出這樣一場荒誕的悲喜劇,卻又不懷好意地偷偷竊笑。 正是這樣一位高高在上而冷眼旁觀的敘述者,以及其看似決絕超脫的敘事,與小人物無能為力又令人唏噓的命運之間產生一種強烈的張力,使得人物命運的乖謬呈現出一種不知所以的荒誕審美與倫理悖論。五、結語歐·亨利式的意外是由多種敘事方式和策略的共謀與角力所達成的,所帶來的不僅僅是錯愕的審美,也必然內含倫理的教化與荒誕。 意外的倫理向度與審美維度交織,延展出作品的豐富與複雜。 因此,意外不僅是修辭的,也是政治的;不僅是審美的,也是關乎社會倫理的。①②③④James Phelan, “Narrative as Rhetoric and E-dith Whartons Roman Fever: Progression, Configura-tion, and the Ethics of Surprise,” In Walter Jost and Wendy Olmsted ed.,A Companion to Rhetoric and Rhe-torical Criticism ,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p.343; p.344; p.342; p.343.⑤例如,阮溫淩歸納出歐·亨利製造意外結局的三種主要技巧:巧設機關、疑雲頓開、伏兵出擊。 見阮溫淩:《走進迷宮———歐·亨利的藝術世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第 419~428 頁。 關於歐·亨利的敘事研究,另見 Karen Charmaine Blans-field, Cheap Rooms and Restless Hearts: A Study of Formula in the Urban Tales of William Sydney Porter , Bowling Green, Ohio: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88; Eugene Current- Garcia, O. Henry: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 , New York: Twayne Pub-921

lishers, 1993。⑥這一“歐·亨利”式的結局被視為一種可標榜的藝術風格,而這一風格又因為美國每年評選的(短篇小說)“歐·亨利獎” (The O Henry Award)所經典化,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 See Henry Alley, “The Well- Made World of the O. Henrys, 1961- 2000,” The Kenyon Review 25, 2 (Spring 2003), pp.36- 58.⑦福斯特在其《小說面面觀》中對故事與情節作出區分:如果說故事是一個個事件按照時間順序敘述的話,那麼情節則是按因果或內在邏輯順序敘述;因此它們分別體現按照“時間”和“價值”來衡量生活的方式。 對於小說家而言,價值的強度顯然大於日常時間的強度。 因此,此處情節的鋪排(包括伏筆的妙用),都體現了作家處理故事情節這一小說的基本維度的用心。 見 E. M. Fo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 , New York: Penguin, 2005.⑧歐·亨利:《歐·亨利短篇小說選》,王仲年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年。 以下引用該書僅隨文標註頁碼。⑨Frank Kermode, 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⑩Peter 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42- 165.Blansfield 稱《麥琪的禮物》這一情節安排為“交叉模式”( the cross pattern),即兩條並行的人物線索在故事中看似不期然地交匯,從而產生意外的結局。Karen Charmaine Blansfield, Cheap Rooms and Restless Hearts: A Study of Formula in the Urban Tales of Wil-liam Sydney Porter , pp.39- 42.歐·亨利傳記的作者傑拉德·朗福德 (Gerald Langford)認為歐·亨利的小說人物流於“淺薄”(su-perficial),其原因在於他無意關照小人物命運背後最核心的問題,如“資本” 和“勞動” 等。 Gerald Lang-ford, Alias O. Henry: A Biography of William Sydney Porter , New York: Macmillan, 1957, pp.218- 219.Karen Charmaine Blansfield, Cheap Rooms and Rest-less Hearts: A Study of Formula in the Urban Tales of William Sydney Porter , p.40.Eugene Current- Garcia, O. Henry: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 , p.64; p.64.Hilary P. Dannenberg, “A Poetics of Coincidence in Narrative Fiction,” Poetics Today 25, no. 3 (Fall 2004), pp.399- 436, 408, 414.David Lodge, The Art of Fiction: Illustrated from Classic and Modern Texts ,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92, p.150.Eugene Current - Garcia, O. Henry: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 , p.156.Mauricio D Linde, “‘Truth is Held in Disrepute’ : O. Henry and the Dismantling of Paradigms,” Miscelánea: A Journal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 38 (2008), pp.11- 27.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 Rodney Livingstone, tran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2, pp.83- 222.小說結尾處蘇貝決定要重新做人,用自己的誠實勞動去換取應得的報酬與尊嚴。 顯然,這一“改邪歸正”表明他將努力回歸資本主義市場的“正道”之上,也顯示了基督教新教救贖的方向。 這正印證了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闡釋的基督教與資本主義的內在精神關聯。 這是否就是蘇貝這樣的無產者的真正出路呢? 小說在此切斷了這一線索,我們無從而知,但這是否暗示了對這一可能性的深切懷疑呢? See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Revised Edition, Stephen Karlberg,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作者簡介:龔浩敏,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英文期刊Prism: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副主編,博士。 　[責任編輯　 桑　 海]031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2 期藝術共情的限度:《屈服》中的“9·11”紀念碑之爭但漢松[提　 要] 　 藝術可以激發關於他者的共情,是我們廣泛接受的一個共識。 然而,在艾米·瓦爾德曼寫於 2011 年的小說《屈服》中,作為公共藝術的“9·11”紀念碑設計卻成為了共情限度的測試場,藝術非但未能彌合恐怖襲擊之後紐約的城市社會矛盾,反而使之激發成為一種隱形的“文化種族主義”。 以《屈服》為個案文本,借助跨媒介、跨文化的研究視角,可以揭示公共空間的建築藝術如何成為情感政治的角力場所,探究當藝術審美從私域進入公域後,跨文化共情如何在多重社會力量參與的複雜博弈中變成一種“脆弱的善”。[關鍵詞] 　 “9·11”紀念碑　 藝術共情　 建築　 媒介化　 《屈服》[中圖分類號] 　 I109.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131 - 12在“後 9·11”文化想象中,共情往往被認為是極端暴力至關重要的解藥,人文學者們相信共情能打破以自我為中心的狹隘主體意識,甚至還能夠讓自我在對他異性、同一性的反思中激發出崇高的體驗。 蒂姆·高蒂爾(Tim Gauthier)就認為,“共情可以開啟我們與各種不同類型他者之間進行潛在互動和理解的通道。 共情在本質上需要積極主動和有意義的參與,能創造出有自我意識的、自我批判的共情者,這種共情者往往能更好地評估和實施對於共享世界的他者的倫理責任”。①如果說科學家關心共情的生物化學實現機制,那麼人文學者更關心的則是共情對於社會的意義,它可以分解為以下五個問題:1)誰感覺到共情;2)誰值得被共情;3)共情是怎樣的過程;4)社會—歷史狀況可能對共情產生的影響;5)共情在特定的文學/藝術形式中如何運作。②顯然,共情作為具有主體間性的意識活動,不可避免地在“後 9·11”語境下成為了帶有政治色彩的批評關鍵詞。心理學家在實驗研究中發現,社會歷史狀況與文化身份對共情的對象有著重大影響,我們往往傾向於在共同體的內部施加共情。③同理,共情在文學與藝術的審美活動中也未必可以實現價值的中立或平等。 為此,基恩主張對共情做進一步細分:其一,“有界的策略性共情” (bounded strategic empathy),它發生在一個群體的內部,基於相互性的經驗,這種共情的施予只針對“與己相似的他者”;其二,“使節的策略性共情” (ambassadorial strategic empathy),它顧名思義具有某種外交的特131

性,其共情雖然指向邊界之外,但仍有特定的目標群體和具體目的;其三,“撒播的策略性共情”(broadcast strategic empathy),它旨在向全體讀者發出籲求,有意激發讀者對於不同族裔和文化的普遍性共情,共情的出發點是基於全人類“共有的脆弱性和希望”。④我認為,基恩的這種劃分意義重大,因為她幫助我們認識到共情的內部分化特徵,不再簡單地將文學藝術作品中蘊含的共情潛能視為社會的德性目的,而是以批判的思維審慎看待作品、共情和意識形態之間複雜的共謀關係。 保羅·布魯姆(Paul Bloom)對共情的陰暗面有更為尖銳的論述:“假如我對於 IS 的受害者不是那麼在意,我也許會更樂意去傾聽各方不同的意見。 但因為我在意,所以我真的想讓他們血債血償。” ⑤所以,這就引出了一個奇怪的悖論:共情有時非但不會遏制暴力,反而會激發暴力。 換言之,我們對共同體內部受難所產生的共情式痛苦,可能會導致侵略性的應激反應。 近年來,一些腦科學研究者發現,暴力衝動和共情在大腦中的迴路機制是相同的。 共情非但不是解決恐怖主義的答案,反而是問題本身———它在最好的情形下或許只是尋找答案的一個跳板。美國作家艾米·瓦爾德曼(Amy Waldman)寫於 2011 年的“9·11”題材小說《屈服》( The Sub-mission )正是一部以跨媒介的方式探討藝術共情的邊界和限度的作品。 小說圍繞公共建築藝術的闡釋和“後 9·11”紐約的悲悼文化,展現了藝術作品激發跨文化共情能力的必然限度。 這種限度源自一種被稱為“文化種族主義”的東西,它通過“政治上的權宜,媒體的操縱,社交的網絡,以及口頭傳聞”而得以產生,並沉澱在美國人的集體意識中。⑥為什麼設計圖紙上的“9·11”紀念碑以彌合創傷為願景,卻成為了符號闡釋的戰場? 災難紀念碑作為城市空間的組成,究竟是召喚和集聚共情的建築藝術場域,還是被大眾媒體、藝術競賽評選和流行文化共同塑造的情感政治產物? 面對爭議性的藝術審美事件,不同族裔和文化背景的個體在文化種族主義的干擾下,是否可能超越“有界的”或“使節的”共情,甚至抵達那種“撒播的”策略性共情? 本文試圖循著瓦爾德曼小說敘事的線索,並對文本內外的藝術話語進行反思性追溯,以進一步廓清“後 9·11”時代公共藝術與共情的複雜關係。一、建築競賽中的“認識失調”和共情策略《屈服》講述了一個叫穆罕默德·可汗(身邊人稱他為“默”)的美國穆斯林的“失樂園”故事。這位才華橫溢的建築師生於弗吉利亞的一個印度穆斯林移民家庭,他自幼並未接受過任何宗教教育,“吃豬肉……和猶太人約會,更不要說天主教教徒和無神論者”,其父母“將現代性作為自己的宗教,世俗化的程度幾乎如同清教”。⑦換言之,默雖然有一個典型的穆斯林名字,卻從未履行過教規儀軌。 他在純粹的美國文化環境中長大,人生軌跡中完全沒有任何極端分子的端倪,“各方面都像個美國人,甚至包括那種事業上的野心”。⑧然而,“9·11”的發生改變了一切。 幾乎與《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中的昌茲一模一樣,默在紐約恐怖襲擊發生後被扣留在機場問話,安保人員反復質問他的穆斯林背景和對於聖戰的看法。 在近乎屈辱的漫長拷問中,默似乎只有公開聲明與那個並無情感認同的宗教切割,才能盡快擺脫機場警察的懷疑。 然而一個身份認同的悖論出現了:“就在他打算否認自己擁有穆斯林身份的時刻,潛意識卻揭示了該身份存在的內核。” ⑨真正讓他面臨身份危機的,則是“9·11”之後兩年的“歸零地”紀念碑設計比賽。 和當年越戰紀念碑的設計徵集一樣,這裡的遴選流程體現了美好的美式民主精神———所有投稿者一律匿名,由藝術設計師、歷史學家、大學校長、“9·11”遺孀等各界不同人士組成的評審團對設計進行充分討231

論和比較,然後以投票的方式在兩件決選作品中確定最終方案。 小說一開始就展現了評委在最後決選時的激烈分歧。 一個方案叫作“虛空”(The Void),它的設計思路是:“一座高聳的黑色矩形大理石,約有十二層樓高,位於巨大的橢圓水池中間,在設計圖上就像是天空的一道巨大傷口。 死難者的名字將刻在石頭的表面,倒映在下方水面上。” ⑩ 與之競爭的是另一個名叫“花園” (The Gar-den)的方案,它出自默之手,其設計理念體現了生命的綿延,而非死亡:一個有圍牆的矩形花園,體現嚴格的幾何結構。 中心有一座亭子建在高處,用於冥想。 花園占地六英畝,兩條寬水渠垂直相交,將之四等分。 每一部分都建有小徑,將樹叢分成網格狀,這些樹既有真的,也有鋼塑的,像果園一排排展開。 白色的圍牆高 27 英尺,將整個花園包入其中。 遇難者的名字會被列在圍牆內面,所有的名字組成一個圖案,模仿被毀的兩棟大樓的幾何形外壁。 鋼塑的假樹更是兩棟大樓的真實化身:其鋼材全部取自廢墟。不難發現,“花園”和“虛空”旗幟鮮明地代表了兩種“後 9·11”創傷文化。 正如評委激辯的那樣,“虛空”方案中的大理石碑是“國家的象徵,歷史的能指”,它傳遞的基調是“發自肺腑的,憤怒的,黑暗的,粗糲的……它創造出了毀滅,從而讓真正的毀滅失去了力量”。換言之,“虛空”表達了一個國家的痛苦記憶與憤怒意識,它是“9·11”創傷的“行動化復現”(act out)。 相較之下,“花園”更像是關於“修通”(working through)的寓言式建築,它的空間語法是有機的,暗示了生命的秩序以及人在時間中的療愈。 作為評委中唯一的遇難者家屬,克萊爾力推的方案就是“花園”,她認為“虛空”的設計太過壓抑陰森,無限延宕了家屬們的痛苦。 她甚至因此夢見在“9·11”那天罹難的丈夫卡爾,對方從黑色的水池中伸出手,仿佛想把她拉下去。“花園”給她的感受則截然相反,它給予生者以節哀順變的慰藉,因為在她看來“花園是一個寓言……它堅信改變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一定會發生”。其他評委雖然也承認“花園”設計具有自然和諧的美感,但他們認為曼哈頓“歸零地”紀念碑代表的是對國家災難的記憶,具有公共藝術的政治性,應該展現強大的美國對於恐怖襲擊的不屈服和堅韌的團結,而非溫情款款的亡者追思。評委之間圍繞“9·11”紀念方案的爭論,體現了建築設計競賽的典型特徵。 與一般人設想的情形不同,建築設計競賽表面上有嚴格的匿名評審和投票制度,但其實最終遴選過程並無絕對客觀的評價標準,其結果往往充滿了主觀性與任意性。 出於民主代議制的精神,評審團往往會包含非建築專業人士的利益團體代表和其他領域的專家,當他們面對以視覺方式呈現的建築設計圖紙和效果圖時,這些競賽作品實則是克里斯蒂安·克雷納(Kristian Kreiner)所說的“沉默的認識客體”( si-lent epistemic objects),無法以建築內行的語言向普通的外行評委進行交流。 然而,當“花園” 和“虛空”這兩套設計方案進入決選環節時,圍繞兩者象徵意義的解讀就讓建築競賽中的“認識沉默”(epistemic silence)轉變成了“認識失調”(epistemic dissonance)———兩者的區別並不在於建築美學或技術上的價值優劣,而是它們承諾了不同的未來,代表了迥然有異的格式塔。此時此刻,評委投票的過程變成了康德所說的“實踐判斷”而非“審美判斷”,它的評價標準並不是基於建築設計作品本身,而是要選擇一套外部的價值敘事來為作品所承諾的不同未來去進行權衡和賦值。 換言之,圍繞“歸零地”紀念碑設計方案的投票與其說是選擇建築學意義上的最優作品,不如說是評委以各自視角去甄選出一種關於“後 9·11”悲悼文化的最佳建築敘事。 如克雷納所言,在建築設計競賽中“價值和權重關乎的不是事實,而是想象的未來,因為確定獲勝者這個行動會決定未來什麼是有價值的,什麼是重要的”。331

所以,在保密的評選室裡上演的並不是關於“何為好的紀念碑”的辯論,它更像是一場關於未來的文化創傷敘事的競爭。 克萊爾曾在雙子塔痛失伴侶,故而對暴力帶給家庭的戕害有著更深的切膚之痛。 在她的文化想象中,“9·11”作為國家政治符號的能指意義並非她最為關心的,她更在乎的是這個紀念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重塑生者與死者的聯結。 克萊爾似乎意識到了一種與國家政治合謀的大眾文化在試圖將“9·11”變成一套由符號組成的創傷文化,它具有商業性、政治性,卻無法顧及到生命個體的不可通約性。 另一個意見相左的評委阿里安娜(此人是紐約最有名的公共藝術批評家)的看法頗具代表性,她認為“9·11”紀念碑不應該是一個安詳的墓地,過於強調悲悼和情感是一種示弱,顯示了美國在恐怖分子面前的無能,而“虛空”的設計更為黑暗、憤怒、暴力,更符合了美國主導的全球反恐戰爭的氣質。可以說,“花園”是面向“9·11”每一個具體的死難者,以及與這次襲擊有著“直接關係”的死難者親屬及後代,當他們日後徜徉在這個場所,能夠思念逝去的親人並獲得慰藉。 相較之下,“虛空”更像是獻給國家的紀念碑,它通過對一個標誌性建築物(即世貿中心)死亡現場的模仿式再現,試圖在集體中激發出一種負面的恥辱感和仇恨意識。在關鍵的投票環節,克萊爾利用自己作為遇難者遺孀的情感與道德優勢,成功地說服了大多數評委選擇“花園”,從而讓個體創傷的療救訴求獲得了比政治化的國家創傷敘事更高的優先級。 這也是克萊爾在小說中的一個高光時刻,它似乎完美體現了“羅伯特議事規則”下美式民主的交往對話理性———每個評委的審美意見可以得到完整的陳述,每個人的有效性主張均得到尊重,在平等的交往行動中共識得以建立。 克萊爾對“花園”方案的高度欣賞,源於她對這一設計物的共情能力。幾何化的構型與樹木水渠的自然有機性之所以能讓她“感同身受”,是因為園林空間的語法和設計美學與她作為遇難者家屬的心理結構實現了共振,同時這種共情力的存在又令她在評委會中表達的有效性主張更具說服力。 她讓其他評委相信,“花園”之所以優於“虛空”,是因為前者對遇難者家屬群體的悲悼情感(而非恐怖記憶)的喚起。 阿里安娜在向評審主席保羅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時說道:“我不想讓我們的決定過度建立在情感的基礎上。” 然而,克萊爾支持的“花園”方案之所以在表決中通過,恰恰就是基於以共情者為本位的情感主義的勝利。 概言之,小說第一章展現的這些唇槍舌戰說明了兩點:建築藝術喚起的審美共情是選擇性的,它與觀看者的個體記憶和情感結構有關;建築競賽的價值判斷是一個實踐的、動態的過程,其結果是在不同參賽作品制造的“認識失調”中被任意設定的。這裡,瓦爾德曼似乎是在暗示讀者:基於私人悲悼的審美共情具有情感傳染的潛能,它可以在交往理性的實踐中進行人際傳遞。 然而,小說中揭示的實際情況更加複雜。 事實上,早在“花園”的設計者身份被揭曉之前,共情已經暴露了其被濫用的可能。 作為名校法律系的高材生,克萊爾非常明白社會心理學中共情的修辭機制。 她曾這樣思考如何去影響評委的決定:“在阿希實驗(Asch Experiments)中,阿希證明了什麼? 那就是人類很容易受到他人感知的影響。 從眾性。 群體極化。規範性壓力。 聲譽雪崩:獲取社會讚同的慾望如何影響人們思想和行動的方式。” 克萊爾深知,自己無可取代的優勢並非藝術鑒賞或建築設計,而是她的遺孀身份。 為了確保“花園”入選,她巧妙地在評委會中將自己對作品的共情提升為一種規範性壓力。 甚至當評委會知道設計者名字後,克萊爾和部分評委依然堅持以包容的心態看待此事,避免掉入“恐穆”的陷阱。 評委們很清楚,當年耶魯大學建築系學生林瓔(Maya Lin)就曾是類似的黑馬,她以少數族裔的面孔贏得了越戰紀念碑的設計遴選,雖然起初這個結果也曾遇到反對的浪潮,但最終成為了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 儘管讓穆斯林設計“9·11”紀念碑,遠比讓越戰紀念碑由華裔設計更刺痛大眾的神經,但林瓔的前例依然431

潛在地激勵著評委恪守自由主義的競賽規則,在建築質量和評審過程的合法性之間達到平衡。然而,當設計師默的穆斯林身份被媒體曝光之後,對“花園”設計的闡釋和審美就不再是評審團成員之間敘事權重的博弈,而是迅速成為了涉及諸多利益集團、闡釋共同體的公共話題,甚至成為群體極化的催化劑。 可以說,一旦對“花園”的解讀變成全體紐約人(乃至全體美國人)的事務,“如何理解一幅建築設計作品”就不再取決於個人審美習慣、藝術趣味或私密情感的結構,而是成為了公共領域燙手的他者政治議題。 此時,共情變成了一種面向大眾的策略和修辭,出現了基恩所說的三種共情———即有界的、使節的、散播的策略性共情———之間的激烈爭奪。 正如克萊爾意識到的那樣,“無名無姓時,可汗曾經是屬於她的。 現在,他屬於所有人”。換言之,當藝術審美從私人領域進入到專業小團體,然後再轉入更廣的公共領域,共情在這個過程中變成了更多社會力量參與的博弈。 克萊爾積極主張的情感主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後 9·11”情感政治和創傷文化的左右,評審團經由程序正義遴選的建築競賽獲勝者不再具有權威的合法性———群體極化是無可挽回的結局。二、從“政治不正確”到“文化不正確”“花園”作為建築競賽獲勝者的合法性喪失,是參賽作品由“政治不正確” (political incorrect-ness)滑向“文化不正確”(cultural incorrectness)的轉變所決定的。 瓦爾德曼以一位前記者特有的社會洞察力,將“花園”引發的紀念碑事件分為兩個階段進行“報道”。 起初,並沒有人質疑“花園”是一個文化正確的優秀設計,矛盾的焦點只是該不該由一個穆斯林設計師來承擔紀念碑的設計。 對於那些以自由主義為傲的紐約人來說,在專業評選過程中產生的合法獲勝者應該被尊重,僅僅因為作者的少數族裔身份就推倒一個符合程序正義的評選,這是可鄙的狹隘與不寬容。 對於藝術批評來說,作品則往往被認為具有某種自給自足的獨立性,因為藝術家政治身份的不正確而否定作品本身是審美上的愚蠢。 克萊爾起初對於默的支持,也是與她作為信奉藝術創作自由的紐約進步派的自我定位分不開的。然而在第二個階段,輿論爭議從“花園”設計師的資格問題,轉變為“花園”本身在文化形式上的危險寓意。 隨著事件的不斷發酵,代表美國右翼媒體的福克斯電視台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他們宣稱:“紀念碑的設計可能實際上是殉道者的天堂……我們現在知道的是,涉案的恐怖分子認為他們可以因為自己的行為而進入天堂……他們的遺骸也在歸零地。 他設計的是一座墳墓,一座墓園,是為他們(恐怖分子)設計的,而不是為遇難者。 他清楚在阿拉伯語中,墳墓與花園是同一個詞。” 福克斯的觀點一石激起千層浪,默的設計迅速變成了一個可怕的反美陰謀:他不止是帶著穆斯林身份這個天然的原罪,而且是要在假借“9·11”紀念碑來為聖戰張目。 一個原本被認為讓“記憶”和“療治”和諧共存、自然園林與城市空間相得益彰的公共藝術建築,突然變成了大眾意識中可怕的噩夢之源———“那些通常以自己的自由主義為傲的曼哈頓人承認,他們在尋求心理治療師的輔導,講述穆罕默德·可汗作為紀念碑設計師對他們造成的不適。” 這種審美共情的逆轉和情緒傳染的戲劇性,說明了在“後 9·11”文化中棘手的問題不只是如何包容生活在美國的穆斯林,也指向了社會共情的高度不確定性和排他性。 在評委獲知“花園”設計者名字之前,他們以專業的視角認定“花園”的造型是在師法歐洲的幾何花園,而圖案則很與法國牆紙的風格頗為相似。藝術評論家阿里安娜在評選中指出:“這種花園不是我們的民間風格。我們有公園(parks)。 規則式花園( formal garden)不屬於我們的譜系……譜系就是經驗。 我們在531

特定的地方會被編碼(coded)產生特定的情感。”阿里安娜所言非虛,我們在審美中情感的喚起是因文化而異的,審美共情並不是主體觀看者“虛位以待”地接受藝術作品的符號系統對人腦的激發和調動;相反,主體有著被自身文化和個體經驗所型塑的期待視界,它與審美對象有著積極的相互影響,譬如習慣於法國凡爾賽宮裡那種對稱花園的遊客,很可能短時間內無法理解中式園林的曲折、雅趣和奇巧。在福克斯電視台提出“花園”與伊斯蘭教殉道者天堂的平行指涉之後,就連自由派立場的《紐約客》也發表了令人不安的看法:我們只能用他的設計來評價他。 但是這裡其實很蹊蹺。 在進入了公共空間之後,私人想象就立下契約去服務國家,它必須放棄個人的意識形態和信仰。 這個紀念碑並不是自我表達的實踐,也不應該展現宗教的象徵主義,無論如何充滿善意。 華盛頓國家廣場的那些紀念碑僅僅反映了我們對於古典建築、以及理性與和諧的崇拜,這就是我們的民主原本要體現出來的東西。《紐約客》的文章正確指出了“9·11”紀念碑作為建築藝術的特殊性所在:它不只是個人想象的產物,藝術家在接受委托生產這個建築空間時,就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藝術的私人表達,作品需要承擔公共藝術品的社會功能,服務於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 同時,“歸零地”作為公共藝術的場所也具有極端複雜的意義承載,因為它既是關於對“9·11”事件及其帶來的文化創傷的理解,也表徵了社會共同體將如何以象徵方式重建紐約和表述美國國家權力的意涵。 換言之,“歸零地”之上的紀念碑既是關於美國的過去,也是關於美國的未來。 正如高蒂爾所言,歸零地是“一個白板(tabula rasa),上面可以書寫各種不同的敘事”,同時它也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空間……銘寫了本地的、國家的和全球的意義,它還是生活社區、商業區、記憶和悲悼的場所”。必須承認,“9·11”紀念碑的這種複雜性,的確是當年的越戰紀念碑設計競賽所不具備的,畢竟後者的獲勝作品建在林肯紀念堂旁邊,遠離真正的死亡戰場。評委會主席保羅還指出,僅僅讓“花園”在專業人士的挑選中勝出,並不是這個項目的終點。 評委會需要賣出這個設計,找投資方籌集一筆巨資完成紀念碑的修建工程。 保羅非常清楚,如果設計方案存在政治爭議性,“籌款將更困難,而且可能難度要大得多。 紀念碑可能會面臨曠日持久的爭議,甚至是法律訴訟。 這裡的成本與我們想要表達的觀點比起來,真的值得嗎?” 由此可見,在這個資本運作的過程中,“花園”絕不只是默的私人作品,它已成為了一件需要考慮投入、風險和回報的公共商品,其投射的文化與政治上的象徵意義不是由設計師本人完全決定的。概言之,默的藝術生產在這個事件中遠不只是個體欣賞者如何與之共情的問題;一旦攜帶了他異性的藝術品進入公共空間,它將很可能陷入政治化、商業化的複雜漩渦。 此時此刻,情感的政治不再是一種主導性力量,反而變成了多重社會力量角鬥過程中被支配的對象。 “花園”的意義與價值不是內在於默的設計圖紙上,而是在建築競賽產生結果之後才開始生成的。 如何欣賞“花園”也不再是個體的主觀審美決定,它其實變成了一個潛在的“阿希服從性實驗”。 面對默的建築設計,人們只能看到狹隘的“後 9·11”創傷文化暗示他們看到的東西。 甚至當默打破沉默,向評委會和公眾解釋自己設計作品中豐富的多元文化藝術元素時,已經被“伊斯蘭花園”的說法影響的聽眾顯得興趣索然,因為文化合法性的喪失已成為人們心中確鑿無疑的事實。如果是藝術鑒賞的內行人士,如果繞開“文化不正確”的觀念遮蔽,我們不難認同默的自辯,即:“花園”確實包含了不同區域、不同時代的藝術風格(譬如鋼塑的假樹深受西方現代主義的影631

響,亭子作為沉思之所源自中國傳統建築的理念)。當克萊爾質疑那種四等分的花園平面屬於典型的伊斯蘭花園傳統時,默明確表示反對:平面上的直線。 幾何形狀不屬於任何單一的文化。 網格是最典型的現代主義藝術形式,我相信《紐約時報》的評論家完全知道這一點。 這種風格在 20 世紀之前很少出現,之後就突然變得非常流行。 蒙德里安不是穆斯林。 密斯,艾格尼絲·馬丁,勒維特,艾德·萊因哈特,他們當中沒一個人是穆斯林。 僅僅因為我是穆斯林,所以我就一定會讓你產生這種聯想。默列舉的這些名字都是 20 世紀初聲名赫赫的美國抽象派、極簡派藝術家,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廣泛運用過幾何網格元素。 默憤怒的理由是:為什麼非穆斯林藝術家和穆斯林藝術家運用同樣的藝術元素,前者能夠激發自由的審美解讀,在政治上不會受到任何非難,而後者卻要被刻意聯想成特定文化的象徵? 為什“Mo”這個名字一定意味著“穆罕默德”,而非“蒙德里安”? 這一點頗像是默對於“9·11”之後蓄須的態度:他並不是真的以蓄須來表達與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團結,而是要用蓄須捍衛一個美國公民不因為特定族裔背景而遭到區別對待的自由。 然而,面對包括克萊爾在內的一致質疑,默漸漸意識到他已經百口莫辯。 就算他願意公開表態,聲明作品完全不涉及任何“殉道者天堂”的含義,其批評者也可以不依不饒地繼續指控他故意隱瞞自己的真實信仰,因為“塔基亞”( taqiya)是寫入伊斯蘭教義中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花園”到底是什麼已經不再重要,它作為“認識客體”如何主動打破沉默都無濟於事,真正重要的是美國公眾對於這個建築設計的“前理解”( fore-understanding),它左右了公眾對於審美對象的認知方式和情感取向。 這裡,“前理解”是伽達默爾闡釋學中的重要概念,他認為一切的闡釋都以前理解為前提條件,它“決定了統一意義的實現”。伽達默爾也將前理解稱為“前見”(prejudice),並將之區分為“使理解成為可能的生產性前見”和“阻礙理解並導致誤解的前見”,這兩者往往很難區分。伽達默爾告訴我們,如果要想完整地把握文本或藝術作品的真理,就需要借助“完全的前見”(prejudice of completeness),而這一點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極難實現。 默和克萊爾之間的決裂,就是這種“反生產性”的前見(或“前理解”)所導致的。 事實上,默並非無法用清晰的語言向克萊爾解釋自己的作品設計,問題在於他的解釋“只能呈現克萊爾已經‘知道’的意義,譬如,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克萊爾自我感覺良好的自由主義立場,讓她的共情滑向了一種自我為中心的同情。 她對默最初的嫌隙就是因為兩人初次見面時,默居然沒有向這位捍衛他作品的“恩主”表示感激之情。 默敏銳地感覺到克萊爾期待這種認可,但他認為:“感謝她就意味著在暗示她做了了不起的事情。 他不會因為她做了正派的事而祝賀她。 她的期待讓他想拒絕。” 克萊爾的共情暗示了一種隱性的文化霸權,誠如基恩警告的那樣,這種自詡為包容進步的共情“會成為另一個將帶有自身價值觀的西方式想象強加於陌生文化或人民的例證,但還假定自己是在情感的文化帝國主義中去實現‘共感’”。默與克萊爾的交流失敗具有典型意義,它標明了共情在文化政治中的顯著限度。 在小說中,紐約州長說了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美國遇到的危險不僅僅來自於聖戰者。 它也來自於那種將寬容看得比任何東西(包括國家安全)都重要的幼稚衝動。 穆罕默德·可汗讓我們親眼看到了自身的脆弱性。” 這位州長或許說對了一半,我也認同默引發了美國新自由主義文化中寬容觀念的一次壓力測試,但這次測試中所暴露出的脆弱性,恐怕不是美國人對於寬容的過度沉溺(畢竟連克萊爾最後也放棄了她信仰的自由主義寬容,站在了默的對立面),而恰恰是情感在“後 9·11”創傷731

文化中的脆弱性和易變性。 小說中一位紐約白領在匿名接受採訪時說的這番話最能說明該問題:“我內心有一種原始的情感在對它(‘花園’)說‘不’,儘管我的頭腦在說‘是’。 我能說什麼呢? 我沒有什麼很好的理由。 它就是讓我不舒服,而不舒服這件事本身讓我甚至更不舒服。” 這種內心(gut)與頭腦(brain)的矛盾代表了紐約人在選擇共情對象時的分裂態度———儘管理性思維下主體深知“撒播的策略性共情”更值得稱道,但基於身體情動的情感卻總是讓主體傾向於“有界的策略性共情”。 默最終在各種壓力下選擇退出,即體現了“9·11”創傷文化的影響下朝向他者文化的審美共情的必然失敗。三、“四分花園”的共情之旅如果說“花園”的退選是一個關於與他者文化共情失敗的故事,那麼小說裡還有另一條隱匿的線索,講述的則是默與伊斯蘭文化之間成功的共情。 默在成長過程中對於宗教教育、齋戒和禱告沒有任何興趣,但由於“9·11”創傷文化對普通他者的偏見和標簽化,他開始改變自己對穆斯林身份的態度。 從喀布爾回來之後,默開始蓄須和齋戒,他並非是有了什麼極端化的信仰,而“僅僅是想表達他的蓄須權,看看人們如何因為胡子而假定他信教”。在首次遵守齋月的體驗中,默領悟到這種有意識的禁食讓他對美國的當代生活方式有了他者化的距離感:“他以前從未意識到食物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塑造了 21 世紀的美國人———做食物計劃、獲取它、準備它、吃它、談論它、浪費它、崇拜它、創造它、銷售它。” 他敏感地意識到,齋月對於普通穆斯林來說是一種宗教意義上的服從,但對他來說卻意味着“去美國化”的反抗。 在小說的尾聲,默決定離開西方世界去往印度生活,這個重大的個人決定也表現了他與傳統美國身份的斷裂。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他像《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中的昌茲那樣回歸一個純粹的穆斯林共同體,印度雖然也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但仍然是以印度教為主的多元混雜文化空間。 可以說,默並不是在美國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二元對立中做了一個取舍;相反,他更多地是借助對伊斯蘭教的共情,獲得了一種美國黑人學者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所指的“雙重意識”———他既是他所不是的,亦不是他所是的。值得注意的是,默與伊斯蘭的共情並不是昌茲那樣的政治共情,而更像是文化意義上的共情。“雙重意識”賦予了默一種藝術上的雙重觀視能力,瓦爾德曼故意在小說結尾時才以倒敘方式和盤托出的主人公的巴布爾花園(Bagh-e Babur)之旅就是最好的證明。 巴布爾花園是阿富汗著名的文化古跡,它占地 11 公頃,由 14 級梯台組成,中間軸線是一條筆直貫穿的水渠。 這個古花園是莫臥兒王朝的開國大帝巴布爾在 16 世紀下令修建的,後成為了他的陵寢。 巴布爾花園建成後屢遭地震和戰爭的破壞,多次重建。 默在訪問阿富汗間隙參觀的這個花園,當然與它最初的樣子已經大為不同。 讓克萊爾對默產生幻滅的關鍵一點,是她知悉了這次阿富汗之旅,於是認定默從這個窩藏了基地組織頭目的國度汲取了伊斯蘭文化的靈感給養,並將之用於“9·11”紀念碑的修建。 然而特別反諷的,巴布爾花園最初的設計布局早已散軼不可考,默眼前見到的花園是由阿富汗君主阿布杜爾·拉赫曼汗在 19 世紀末期重建而成。 他當時用歐洲花園的方式對遺址進行了改造,在中心軸線上增加了一個花園涼亭,並在旁邊改建了七個花圃和噴泉。換言之,現代的巴布爾花園並不是默設計稿中那種四分花園的格局,也不是典型的伊斯蘭花園風格,而是結合了西亞與歐洲花園的雜糅建築,正如默為“9·11”遇難者設計的“花園”那樣。那麼,歐洲的“規則式花園”就是純粹的西方創造了嗎? 園藝建築史會告訴我們,答案是否定的。 西班牙著名的阿罕布拉宮的花園是伊斯蘭文明和歐洲文明交匯時的產物,而法國巴洛克式幾831

何花園復興的正是傳統的波斯花園樣式。 小說中的“花園”陰謀論者認為默最大的嫌疑證據,是堅持使用平面四等分的花園格局,而這種花園布局的確是波斯文化中查赫巴格花園(Charbagh)的典型標誌。 “查赫巴格”一詞在波斯語中就是“四個花園”的意思,它用橫豎兩條軸線將花園四等分,而在《古蘭經》第 55 章中也提到“天堂由四個花園構成”的說法(印度的泰姬陵就是查赫巴格花園的典範)。 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也認為,對花園天堂的明確刻畫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區別所在:“《聖經·舊約》並未明確提到來世的樂園。 《新約》除了零散的寥寥幾筆,也很少涉及該話題……有別於幾近沉默的《舊約》和態度曖昧、少言寡語的《新約》,《古蘭經》反復描述了地獄的煎熬和樂園的歡愉。” 但是,伊斯蘭花園並不等於伊斯蘭教本身。 正如默在聽證會的自辯中所言:(我的設計)———源自日本花園,來自蒙德里安和密斯·凡德羅這樣的現代藝術家和建築師,也來自我們稱為伊斯蘭花園的東西……我們現在管這種花園叫伊斯蘭花園,雖然它們比伊斯蘭教的出現要早至少一千年,因為是農業而非宗教影響了它們的結構……花園比伊斯蘭教更早,所以也許我們在《古蘭經》中讀到的花園是基於當時的情形,也許穆罕默德去大馬士革旅行時見過這種花園。 也許《古蘭經》的作者所寫的,是對他語境的一種回應:與沙漠相比,花園宛如天堂,所以他們照此創造了天堂的概念……我想證明的觀點就是,“花園”這個設計有各種各樣的影響,這種影響的混雜性正是美國的特質所在。默當然所言非虛。 事實上,查赫巴格花園對於四等分花園的概念並非伊斯蘭教的獨創,而是繼承自更早的瑣羅亞斯德教(即古代波斯帝國的國教,也稱為“拜火教”)的自然四元素說,即:火、土、水、風。 按照伊斯蘭建築史學家拉格爾斯(D. Fairchild Ruggles)的看法,伊斯蘭園藝景觀中四等分花園、林蔭樹以及中軸線水渠等形式,早在《古蘭經》成書之前就已經出現了,所以“並不是這些形式反映了一種穆斯林化的天堂構想,而是他們對天堂的描述反映了早已有之的花園形式術語”。拉格爾斯進一步指出,由於當代學術專業的壁壘,伊斯蘭文化研究者往往習慣性在本領域內部來解釋其物質文化的特徵,殊不知在公元七世紀伊斯蘭教誕生時,它所在的地中海地區有羅馬天主教、拜占庭教會、猶太教和一些多神教的共同影響。概言之,“花園”的設計靈感並非僅來自伊斯蘭花園,而伊斯蘭花園的風格遠早於伊斯蘭教,其四分花園的幾何構型來自波斯的古老宗教,後來的發展又受到東西建築文化的共同影響。 查赫巴格花園不是伊斯蘭教獨有獨創,也不是現代恐怖分子的象徵;更重要的是,查赫巴格花園在建築史上與東西方文化互動互融的歷程,本身就構成了一個撒播的跨文化共情的寓言(allegory)。默之所以能破解巴布爾花園的寓言密碼,或許恰恰在於巴布爾花園並非典型的伊斯蘭花園,它的建築空間中蘊含了多元歷史的異質性———它既是帝國的,又是殖民地的;既是過去的,又是當下的;既是集體的,又是私人的。 默第一次置身於這個花園時,非但沒有被其藝術上的魅力征服,反而有自己作為建築師的專業批評意見。 他意識到:“巴布爾花園不夠清晰分明。 對遊客來說,這裡沒有自然化的或被引導的進程,沒有旅行的感覺。 幾個世紀來各種幹預橫加其中,未能很好地協調。花園裡的陵墓,清真寺,亭子和遊泳池,體現了這個落後城市缺乏規劃的一面。” 巴布爾花園之所以調動了他作為觀看者的審美共情,並不是因為它具備藝術上的精湛造型,而是他徜徉其中時在亭子的短暫停留。 那一刻,他抬頭看見遠處梯台中間一直流下的水渠,發現它如同“一個長長的地毯,倒映出天空”。 這個亭子帶來的停留(如“亭”在漢語中和“停”的諧音)成為了一次沉思活動的場所,他感到“回憶湧入”,他開始回想起“童年時的印度之旅,克什米爾之旅,這其中包括他去過的931

巴格”。“巴格”(bagh)即波斯語中的“花園”,亦指向了默童年在父母的故鄉曾經見過但卻早已遺忘的查赫巴格花園。 由此可見,巴布爾花園制造的審美共情並非源自作為物的花園本身,而是正如英國美學家弗農·李(Vernon Lee) 所說的那樣,在於觀看者那一刻的記憶經歷了復活( revivis-cence) ———默由此憑借建築的形式進入了一個歷史的通道。這樣的頓悟激活了默的他異性,讓他意識到身份流動和自我塑造( self- fashioning)的限度。 這或許也暗示了一點:種族間的隔閡與誤解,或族裔身份的差異,並非像後結構理論家(如霍米巴巴)設想的那樣只是一種中空的話語建構;相反,它本身具有某種實在的身體/物質基礎。 必須是這樣一個經歷了後“9·11”排他性文化的默坐在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感的巴布爾花園,才能產生這樣的藝術感受。 瓦爾德曼在最後時刻才將之付諸筆端,因為它是“花園”得以誕生的終極秘密———它來自一個雙重意識的穆斯林建築師的情動時刻,這份體驗如此私密而且無法言說,是默無法向一般意義上的美國公眾分享的。 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與克萊爾在知識結構和社會地位上截然相反的另一個“9·11”寡婦———生活在紐約布魯克林貧民區的孟加拉非法移民阿斯瑪。 與克萊爾高調的悲悼立場不同,阿斯瑪無法公開宣泄她的亡夫之痛,因為在“9·11”的死難者中穆斯林非法勞工只是一個灰色群體。 但就是這樣一個充滿自我壓抑、未受到任何正規教育的典型穆斯林寡婦,卻與默的“花園”產生了真正的共情,她大膽地在聽證會上表達了自己的支持:“我認為花園是個好主意,因為這才是美國———所有穆斯林與非穆斯林,聚集在一起並且共同生長。 你們怎麼能裝作我們和我們的傳統不屬於這個地方呢? 難道我的丈夫不如你們所有人的親屬重要?” 可以說,正是阿斯瑪身上他者的“非美國性”幫助,她領悟到了默設計的“9·11”紀念花園中的“美國性”,而她最後被仇穆的美國白人刺殺,也進一步說明她和默秘密聯結所產生的審美體驗是無法言說、無法通約的。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文化溝壑的存在,劃定了共情的必然限度。四、結語無獨有偶,瓦爾德曼虛構的這個文化政治事件在現實中得到了重演。 2010 年春,曼哈頓下城將開發建設一個 13 層的伊斯蘭社區和文化中心的消息激怒了一些保守派人士,他們將這個代號為“Park51”的項目稱為“歸零地清真寺”,因為這裡距離“9·11”襲擊遺址只有兩個街區。 嚴格意義上說,“9·11”之前這裡就有穆斯林禱告設施,新的設計方案也旨在促進宗教間的教育交流,而非凸顯宗教性。 但是,在組織抗議的仇穆人士看來,Park51 就是“慶祝恐怖襲擊,象徵了伊斯蘭教接管美國的橋頭堡”。這次抗議的很多言論與《屈服》中的語言有驚人的重合,而此事發生時瓦爾德曼已經基本完成了其書稿,讓我們不禁再次感歎“9·11”小說的預言性。當然,瓦爾德曼虛構了一個穆斯林設計師和“花園”的方案,這本身也是對 2004 年決選出的“9·11”紀念館設計方案的一種評論。 以色列裔的年輕設計師邁克爾·阿拉德(Michael Arad)的作品“缺之思”(Reflecting Absence)在來自 63 個國家的 5201 件作品中脫穎而出。 在 2003 年開始徵集設計方案以來,圍繞雙子塔是否重建、“9·11”紀念建築的爭論非常多。 南錫·魯賓斯(Nancy Rubins)提出在原址地下修建兩座 110 層的建築,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則建議修建 110座單層的建築,還有的先鋒設計師玩笑式的提議,在曼哈頓下城的原址建一座農場,裡面養奶牛。最終入選的阿拉德設計方案和《屈服》中的“虛空”有部分相似之處,兩者強調的都是雙子塔缺席的存在。 “缺之思”的核心部分是在雙子塔的底座建了兩個人工瀑布池,水流注入被稱為“腳印”的深井———井是死去的建築留在世上的腳印,奔流的水簾則意味着生命的永不停息。 瑪麗塔·斯圖肯041

(Marita Sturken)認為,這種對於“腳印”的崇拜說明美國國家“9·11”紀念館(The 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 Museum)“希望將雙子塔的缺席放在一個可辨認的紀念碑傳統中”。作為由藝術家(包括林瓔)、遇難者家屬、政府代表和當地市民共 13 人組成的評審委員會集體認可的方案,“缺之思”選擇了黑暗的設計基調,它時刻提醒所有置身其中的遊客這裡曾經矗立過什麼,與“花園”寧靜有機的自然氛圍顯然大異其趣。 但這就是現實的美國社會所能夠接受的方案,它和俄克拉荷馬城大爆炸的紀念館一樣,無法提供任何關於“9·11”歷史和政治的複雜語境,因為“任何對爆炸發生原因的討論,都被認為是在給施暴者言說的機會”。這裡只被允許成為國家悲劇的記憶聖地,這裡只能提供擦除了一切他者文化痕跡的悲悼,從而最大限度避免政治爭議。《屈服》講述的共情失敗,或許可以被視為是對共情文化的一種警告。 近年來,隨着人文學科內部“情感研究”的興起,似乎共情成為了“後 9·11”時代超越狹隘的他者政治的解毒劑。 如果說情感(emotion)往往被意識形態、階級、族裔身份、大眾傳媒等多重因素不斷中介,那麼共情中的情動(affect)似乎有着不言而喻的優勢。 情動的觸發基於身體性,它需要真實親密的人際接觸才能實現,也較少被文化和意識中的超身體話語所掌控。 然而,“花園”中試圖孕育的人文和藝術的共情場域畢竟只是一廂情願的烏托邦,實際上我們各方都無法擺脫意識形態、政治權力、族裔身份等因素決定的“前理解”。 所有人在進入“9·11”紀念館時都無法擺脫概念的先設,也無法以絕對價值中立的方式來看待花園和其他城市建築空間的關係。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面對“花園”這個概念時調用的語義象徵系統都不同,譬如《屈服》中有人就提到,美國人無法接受帶圍牆的紀念空間,認為這有悖於美國清教文化和邊疆精神,圍牆是“非美國化”的象徵。阿拉德設計的紀念廣場就是無圍牆的開放空間,他曾說“我們不能建造一座封閉的城堡”。 由於“9·11”創傷文化中使用的建築、展覽、紀念品、圖片等物在本質上是一種符號化的運作,它們無法繞過語言直接喚起複雜的他者共情並實現積極的歷史認知。 所以,主體與物、“我們”與“他們”之間必然存在無法通約的前理解,從而讓超越性的共情式情動成為一種不可能。不過,我依然認為,共情的危險並不應該成為否認共情價值的理由。 我們不應混淆“失敗的共情”( failed empathy)和“錯誤的共情”( false empathy):前者是共情者無法與被共情者實現聯結,而後者則是一種所謂的“自以為傲的幻想,錯誤認為自己從別的文化、性別、種族和階級出發,感知到了他者的受難感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寧可要失敗的共情,也不能選擇錯誤的共情。 力有未逮的共情至少具有自我反思、自我糾正、自我改進的可能,但那種自以為獲得他者真相的共情方式,卻不啻於一種新的文化帝國主義。 在這個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頻繁遭遇文化他者的全球化時代,不完美的共情或許是我們僅有的邁向他者的橋樑。 ①Tim Gauthier, 9/11 Fiction, Empathy, and Otherness ,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5, p.29.②Meghan Marie Hammond and Sue J. Kim, “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Empathy through Literature , eds. Meghan Marie Hammond and Sue J. Ki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2. ③科學家曾做過一個實驗,以證實文化身份對於共情對象的影響。 實驗中,受試者看到一些人臉被針扎的照片,當照片中是同種族人被扎時,受試者某些腦區的活動表現得很顯著;當觀看異族人被紮時,該腦區的活躍顯著度就明顯下降。 該實驗還進一步比較了在美國或歐洲出生和長大的中國人在實驗中的表現,結果發現有多元文化生活和教育經歷的受試者,無論是看見白人、黑人還是黃種人痛苦,腦區的141

共情表達幾乎沒有差別。 參見 Kim Armstrong, “‘ I Feel Your Pain’ : The Neuroscience of Empathy,” ④Suzanne Keen, “A Theory of Narrative Empathy,” Narrative 14.3 (October 2006), p.224.⑤Paul Bloom, “The Dark Side of Empathy”, The Atlan-tic Sept 25, 2015, ⑥ Peter Morey, Islamophobia and the Novel , New York: Columbia UP, 2018, p.128⑦⑧⑨⑩ Amy Waldman, The Submission , New York: Picador, 2011, p.28, p.49, p.28, p.4, p.4, p.5, p.10, p.11; p.21;p.114; p.269; p.167; p.167; pp.125- 126; p.114; p.186; p.218; p.280; p.281; p.231; p.222.Kristian Kreiner, “Pick the Winner, So You Can Then Choose the Reasons: Epistemic Dissonance in Ar-chitecture Competitions,” David Stark ed. ,The Perform-ance Complex: Competition and Competitions in Social Life , Oxford: Oxford UP, 2020, p.42; p.42, p.44;p.45; p.6; p.7; p.9; p.93; p.116; p.125; p. 5; p.125.. Tim Gauthier, 9/11 Fiction, Empathy, and Otherness , pp.194- 195.1981 年,林瓔獲獎後,其敏感的亞裔身份引發了越戰老兵和保守派人士的強烈抵制。 主辦紀念碑設計比賽的越戰退伍軍人協會為了達成妥協,在越戰紀念牆(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Wall)旁補建了弗萊德里克·哈特(Frederick Hart)的三個士兵雕像(此方案在投票中排名第三),後來又在 1993 年修建了格雷娜·古達克(Glenna Goodacre)設計的越南婦女紀念碑。Amy Waldman, The Submission, p.132.《屈服》中多次提到“塔基亞”( taqiya),它指的是穆斯林在生命或財產受到威脅時,或是受到宗教迫害時,可以假裝自己是非穆斯林或另一宗派的穆斯林。 在歷史上,伊斯蘭不同派別對於“塔基亞”的原則有著不同的看法。 在 20 世紀及新世紀的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則鼓吹聖戰士為了發動聖戰,可以用塔基亞隱瞞真實信仰,以躲避執法者的檢查。Hans - 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 Lon-don: Continuum, 2004, p.294; p. 295.Uzma Jamil, “Reading Power: Muslims and War on Terror Discourse,” Islamophobia Studies Journal 2. 2 (Fall 2014), p.38.Suzanne Keen, Empathy and the Novel , pp.148-149; p.159.參見 ArchNet 網站對花園的歷史介紹, < https://archnet.org/sites/3940/media_contents/76237>羅伯特·波格·哈里森:《花園:談人之為人》北京:三聯書店,蘇薇星譯,2011 年,第 136 頁。D. Fairchild Ruggles, Islamic Gardens and Land-scapes ,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89; pp.89- 90.Vernon Lee and C. Anstruther - Thomson, Beauty & Ugliness and Other Studies in Psychological Aesthetics ,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12, p.55.Peter Morey, Islamophobia and the Novel , p.132.Marita Sturken, “The Aesthetics of Absence: Re-building Ground Zero,” American Ethnologist 31. 3 (Aug., 2004), p.319; p.319; p.323.作者簡介:但漢松,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南京　 210023[責任編輯　 桑　 海]241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動物研究專題·主持人語:據媒體報導,2021 年 4 月 23 日一隻野生東北虎將一名在田地里幹活的村民撲倒,但未造成致命傷害,當地警方將虎麻醉控制,送往中國橫道河子貓科動物飼養繁育中心,數日後該虎被命名為“完達山 1 號”。 經過數週觀察,這隻猛虎由當地林業局批准放歸東興農場,回歸自然生活狀態。據推測,這隻虎來自俄羅斯,屬於誤入黑龍江省邊境地區,但野性未改,不熟悉和人類打交道,放生之後能否順利生活,仍然有待觀察。這一事件有幾點值得關注。 一是人與野生動物的不期而遇,可能是因為生存環境的變化使得它為了尋找食物而誤入人類活動領域,所幸並未對人造成傷害,也沒有被人類獵人傷害。 二是野生東北虎是瀕危動物,如果不是歷史上存在很多教訓,人類可能仍不能自覺建立這樣一套有效流程、制度和技術,使其在貓科動物養育中心得到專業的觀察和保護。 三是為了維持野生動物的生存習性,養育中心仍然不得不將其放歸野外,從而再次在人類社會和野生動物之間形成一種相互脫離的平衡。 這種遭遇、照護、放歸模式能夠有效地維持人和野生動物之間的相互依存。 然而回到人與動物的歷史,向來便是人類佔據主導地位,無論是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還是文化創造,皆取動物為資料和資源,視動物為一種人類權力的“處理”對象。 而人對動物的“處理”方式基於多種因素,如倫理、歷史、時代潮流、地方習俗。 人對動物的處理方式顯然受到時代潮流的影響,如對歷史動物的認知和研究在環境保護運動興起後,逐漸受環境史影響,在動物研究中注入了現實關懷,旨在創造出人與動物和環境之間的和諧共處,從而引入了環境倫理的面向,在歷史研究中體現了一種對現實的考慮和對未來的期許。 以倫理而言,也受到人對動物的認知、日常生活的需要、政權的意識形態需要等等因素的影響。 比如佛教對各種動物的不同部位即有不同的認知,早期佛教雖不許僧人食用蛇肉、飲用蛇血,卻默許僧人以蛇骨入藥。 動物的一些部位被作為藥物的成份,在中國古代亦有漫長的傳統。 當域外宗教進入中國之後,其對動物的認知也與中國本土的動物入藥認知發生融合,有些傳統在變形之後被中國本土僧人接受。 與此同時,統治者如梁武帝則將政治意識形態和個人宗教實踐結合在一起,下令宮廷太醫不得以動物入藥。 其政治意志不僅影響到太醫,也通過詔令進入民間,從而形成一種社會風氣,南朝素食主義的興起,與統治者的制度化努力和政策推廣關係密切。 政治制度對人與動物關係的介入,也成為一種中國歷史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完達山 1 號東北虎的命運即受到一系列政府部門的介入和政策的影響,否則難以順利得到照護和放生。 另外,動物在人類文化生活中也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特別體現在文化藝術創作中的動物形象及其象徵意義,而這種文化象徵又體現出強烈的地方主義色彩,即人作為創造動物形象的主體對動物的認知受到當地動物生存環境的強烈暗示,多創造出與當地習見動物有關的藝術形象。主持人簡介:陳懷宇,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哲學、宗教學院與國際語言文化學院合聘副教授,河南大學特聘教授,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院、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劍橋大學克萊兒學院、柏林馬普學會科技史研究所訪問研究員。 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宗教史與思想史、絲綢之路文化史、近代思想與學術。 已出版《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在西方發現陳寅恪》等多種中英文論著, 以及數十篇中英文論文。 即將出版英文專著《龍蛇之地:在中古宗教中與動物共生》( In the Land of Tigers and Snakes: Living with Animals in Medieval Chinese Relig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341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中國歷史動物研究的反思與重構吳傑華　 曹志紅[提　 要] 　 中國歷史動物研究作為專門的領域,始於文煥然、何業恒於 1970 年代開創的歷史動物地理研究。 進入 21 世紀,歷史動物研究打破原有模式,進入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環境史研究範式。但無論是原有模式,還是新範式,在對歷史動物的關照上均存在缺陷。 舊模式在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上相對狹窄,新範式則側重於關注人類出現以後的歷史,研究時段難以延展,故而二者都無法將歷史動物研究完全納入各自的學科領域。 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歷史動物研究應當取二者之長。 在特定動物的實證研究中,應正視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遵守基本的動物倫理,尊重歷史文獻,重新審視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喚醒對生命的敬畏。[關鍵詞] 　 歷史動物地理　 環境史　 歷史動物　 動物倫理[中圖分類號] 　 K2;Q9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144 - 10國內外學者對歷史動物均有關注,陳懷宇、沈宇斌、張博對國外歷史動物研究狀況作了詳細介紹。①中國亦有研究歷史動物的傳統,曹志紅、楊傑、陳洪源等人在學位論文或專論中對中國的歷史動物研究已有初步整理,②但尚有補充空間,對歷史動物研究目前面臨的問題也需要深入的討論。鑒於此,筆者在此對中國歷史動物研究作一系統梳理、反思,以求教於方家。一、作為歷史地理領域之一的歷史動物研究目前較早關注歷史動物的論著當屬章鴻釗先生《中國北方有史後無犀象考》,③文章結論雖有待商榷,卻開近代歷史動物研究先河。 隨後徐中舒撰《殷人服象與象之南遷》,④文中認為商代河南就存在大象,周代以後大象不斷南遷。 而後,考古學、古生物學領域的學者楊鐘健、劉東升考察了安陽殷墟存在的哺乳動物群,將名稱一一列出。⑤也就是說,考古與古生物學在歷史動物研究領域尚未成型時就已經介入其中。雖然歷史動物研究在 20 世紀初已經出現,但其作為專門的研究領域,即歷史動物地理,⑥卻是由文煥然、何業恒兩位先生開創。 1976 年文煥然在《動物學報》發表《我國古籍有關海南諸島動物的記載》 ⑦一文,是為文煥然研究歷史動物之開端。 此後文先生陸續有成果問世,與其他人成果一起,匯成《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⑧歷史動物地理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初見雛形。 何441

業恒先生是歷史動物地理形成過程中另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專以動物為研究旨趣,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湖南珍稀動物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中國虎與中國熊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 II)》,⑨歷史動物地理作為歷史地理學科下的分支自此完全形成。從時間上看,歷史動物地理形成至今不過三四十年左右,歷史並不長。 而反觀兩位先生的研究與歷史動物地理的成型,可以發現兩個問題。第一,文煥然、何業恒開創歷史動物地理有着強烈的現實關懷。 在生命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地球上的動物已經歷多次大規模的新生與滅絕,寒武紀物種大爆發和白堊紀恐龍滅絕就是其中的代表。 這意味地球上的動物在不斷變化,不斷有動物興起,又不斷有動物滅絕。 近一萬年人類力量漸漸壯大,影響、介入了其他動物的生命軌跡,有的動物因為人類的出現,難以存續,甚至滅絕。 在人類力量的影響下,僅從 1600 年到大概 2000 年,就有大約 85 種獸類、113 種鳥類、21 種爬行類、2 種兩棲類、23 種魚類、98 種無脊椎動物滅絕,動物滅絕的速度還在不斷上升,“在 1600~ 1700 年間,鳥類和獸類的滅絕速率大約是每十年一種,但在 1850~1950 年間卻上升到每年一種”。⑩而歷史動物地理的出現與社會對動物滅絕的關注不無關係。 在《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歷史動物地理”部分,文煥然、何業恒以《中國珍稀動物歷史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作為開端,其他內容也多圍繞珍稀動物展開,說明兩位先驅在歷史動物地理開創之初是以歷史上的珍稀動物作為切入點。 何業恒先生更是將注意力集中在珍稀動物上,通觀其著作名稱———《湖南珍稀動物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中國虎與中國熊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 II)》,就可以發現相關內容都以珍稀動物為研究對象。 故而,歷史動物地理的出現和發展,和現實中人們對動物滅絕的關注息息相關。第二,在歷史動物地理成型之初,就形成了以歷史動物種類、分布、變遷為主要線索的研究模式。 具體的研究內容圍繞動物分布變遷展開,如《中國珍稀動物歷史變遷的初步研究》圍繞歷史上揚子鱷、孔雀、鸚鵡、野象、犀牛、野馬、野驢等動物的分布變遷、滅絕展開。 若對何業恒的著作稍一觀察,也可以發現同樣研究理路的存在,對鳥獸蟲魚的關注亦多集中於梳理其分布、變遷。 這樣的研究理路構成了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的模板和底色,之後大多數研究者都無法擺脫這一敘述模式,如文榕生《中國珍稀野生動物分布變遷》 、劉洪傑《中國古代獨角動物的類型及其地理分布的歷史變遷》 、藍勇《歷史時期中國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 、曹志紅《老虎與人:中國虎地理分布和歷史變遷的人文影響因素研究》 、李玉尚《海有豐歉:黃渤海的魚類與環境變遷(1368 ~ 1958)》 、李冀《先秦動物地理問題探索》 、張潔《中國境內亞洲象分布及變遷的社會因素研究》 等。這樣的模式雖不能涵蓋所有成果,確曾屬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的主流,亦是其獨特之處。 但若僅以動物種類、分布、變遷為主要線索開展歷史動物研究,其內涵稍顯狹窄。 正因如此,歷史動物地理的論著在回顧以往的研究成果時,總是將其與其他歷史地理分支研究進行對比,認為其相對薄弱。如,曹志紅認為“相較於歷史自然地理中其他要素的研究而言,依然不可否認的是,歷史動物研究因起步晚,理論研究缺乏,以致研究對象分散、研究人員分散、研究進展緩慢、研究成果依然較為薄弱。 主要成果還是體現在文、何兩位學者的專著上”。張潔也道“歷史動物地理,不論是在已有研究成果上,還是研究人員的配備上,相對歷史地理其他內容的研究而言都是較為薄弱的”。作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領域之一,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確實相對薄弱,但這並不是歷史動物整體541

研究的現狀,因為歷史動物研究不僅僅關注動物的種類、分布和變遷。 正因如此,歷史動物地理目前的研究模式有其局限性。第一,研究對象的局限性。 歷史動物地理主要關注動物種類、分布、變遷,這種研究模式極大的縮小了其可研究的對象。 在歷史上,大多數動物的數量或者分布區域都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動,但這種變化並不是絕對的,動物的演化、變遷往往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 而在一定的時間內,歷史上多數動物恐怕並不會發生顯著變遷。 比如在中華文明出現以後數千年,對於大象、老虎等動物而言,確是滄海桑田,其命運經歷了巨大的起伏變化。 但對於蛇、螞蟻、老鼠等動物而言,這數千年卻並未發生整體性的顯著變遷。 若用動物種類、分布、變遷的模式來研究歷史動物,蛇、螞蟻、老鼠等動物很容易被排除在外。第二,研究內容的局限性。 因歷史動物地理主要關注動物種類、分布、變遷,這就限制了其研究內容。 若將視野進一步放大,以歷史動物為主要關注對象的研究還有很多。 動物作為可移動的生命物種,與周圍的環境、生命存在交互,動物的習性、數量在變化,其對自然環境和動物生態也造成影響。 動物與人的關係和互動更是值得探究的課題,人對動物的認知、動物對人的影響、人對動物的影響、動物文化都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內容,其他諸如歷史動物入侵、動物疾病等也應屬於歷史動物研究的範疇,歷史動物研究內容不應僅包含動物種類、分布、變遷。要之,歷史動物地理在開創之初存在一定的局限,在研究對象和內容上無法有效囊括歷史動物研究的範疇。 但在理解上述局限性時,必須明白所謂的局限性是建立在對比之上,也是在梳理歷史動物研究成果後進一步反思的產物。 因為歷史動物地理也是一門新興學科,創立至今不過三四十年,任何學科在草創和最初發展階段都不可能很完善,何況歷史動物地理在學科上本就屬於自然地理,更多地關注動物自身分布、變遷也是其學科特點,至今動物自身的分布、變遷仍屬歷史動物研究中的基礎內容。二、歷史動物研究的新範式及其限域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經歷了一段相對沉寂的時期,何業恒先生之後,鮮有學者專門從事歷史動物研究。 直至 21 世紀,歷史地理出身的侯甬堅在 2004 年成立“歷史動物研究小組”,復原歷史上動物的數量、分布情況,探討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其成果僅學位論文就達十餘篇。這些研究已突破了歷史動物地理原有的敘述模式,內容不僅涉及動物的分布變遷,也涉及對動物的認識、利用等。毫不諱言,在歷史動物研究上,繼文煥然、何業恒兩位先生之後,“歷史動物研究小組”開創了中國歷史動物研究的另一次高潮,走出了歷史動物地理的原有框架。 這一次變革是歷史動物地理學者的內部突破,同時又深受環境史的影響,“歷史動物研究小組”的發起人侯甬堅是中國環境史的主要學者之一,小組成員的成果也多載於《中國環境史研究》第 3 輯《歷史動物研究》。環境史近幾十年在中國迅速興起,主要關注歷史上人與自然的互動,讓自然進入歷史,人類回歸自然。而動物屬於自然的一部分,歷史上人與動物的關係自然也就進入環境史研究的範疇。環境史對動物的關照同樣有着現實關懷,如王利華所言,人類與其他物種同屬一個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體”,“自人猿揖別,人類自信不斷增強,自詡為萬物靈長,但長期以來未能處理好與其他物種的關係,承擔好保護‘生命共同體’應盡的道德義務,導致物種銳減、生物多樣性嚴重破壞,長此以往必將禍及人類自身”。 出於對相關問題的關照,“環境史家亦自覺開展對人類與其他物種關係的歷史探討,給保護動植物資源和生物多樣性提供過往經驗”。641

在環境史當中,有關歷史動物的研究對歷史動物地理有所繼承。 環境史同樣涉及動物的分布、變遷研究,只是更進一步,在此基礎上考量人與動物的互動與環境變遷,王利華《中古華北的鹿類動物與生態環境》通過考察中古華北鹿類的數量分布以反映當時當地的環境狀況,是為代表。 環境史視野下的歷史動物研究打破了最初的歷史動物地理研究模式,可稱為動物環境史。環境史關注人與自然的互動,而環境史之“環境”又具有變態與常態兩面性。 趙九洲認為,常態環境是長時間持續穩定存在的環境狀況,如山地或平原的地貌、土壤、水文、氣候等;而與此相對的變態環境則是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急劇的變化而持續時間卻有限的環境狀況。這樣定義有一定道理,但若是如此劃分、定義常態環境與變態環境,恐怕還是有一定的問題。 具體而言,所謂變態與常態都只是相對的,在不同的時段下,環境要素所呈現出來的狀態也不一樣,只要時段夠長,任何環境要素都是變化的;同樣,只要時段夠短,任何環境要素都有不變的一面。 因此,常態和變態是環境要素的一體兩面,大多環境要素都明顯具備這兩個特徵。 而且,環境要素的常態與變態若是放入人類社會文化中,又更為複雜,對於相關的人員而言,環境要素是否變化本身已經不重要,只要環境要素仍然存在(甚至已經消失),對其而言都具有常態性,比如泰山封禪對於古代帝王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不論泰山如何變化,泰山的含義一直被延續,故對於帝王而言,泰山在文化上是常態的。“環境”常態與變態同樣也體現在動物上。 從自然的角度,在不同的時段下,動物在分布、變遷、產生、消亡上呈現出的狀態並不一樣。 放眼數億年,地球上絕大多數動物都經歷過產生、變遷和消亡的命運。 但在歷史當中,若時段僅僅為數十年或數百年,不少動物不會發生顯著的變化。 而動物環境史同時關注環境要素常態與變態這兩個方面,使得那些短時段內種群並未發生顯著變化的動物也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同樣,動物環境史在內容上比較廣泛。 “無數動物種類‘曾經’參與並將繼續影響人類經濟、社會和文化;人類活動亦不斷改變着許多動物的歷史命運,並賦予他們無比豐富的文化內涵。” 動物環境史關注的是歷史上人與動物的關係,考察人與動物如何互相介入各自的生活、生命軌跡,這種介入又產生了什麼影響。 沿着這條線索,可以延伸出很多課題,這些課題包含的具體內容目前尚未有過清晰的討論。 但美國學者休斯曾將環境史的主題寬泛地分為三大類:環境因素對人類歷史的影響;人類行為造成的環境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反過來在人類社會變化進程中引起回響並對之產生影響的多種方式;人類的環境思想史,以及人類的各種態度藉以激起影響環境之行為的方式。若借鑒其劃分邏輯,動物環境史的研究主題也可以分為三大類:動物對人類與人類社會的影響;人類對動物產生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反過來對人類造成的後果;人類的動物認知、動物文化,以及人類對動物施加影響的思想、方式。 如此,其研究內容已然超脫動物本身的分布與變遷,將人類與動物糾葛在一起,放入“生命共同體”的範疇中。 在動物環境史中,動物利用、動物災害、動物疾病、動物文化等等都被納入研究的範疇。 黃志繁和夏炎等多位學者已經先行一步,利用環境史視野重新審視歷史上的動物,將動物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動物文化信仰納入到研究當中。若以環境史視角重新梳理中國的歷史動物研究,會發現相關的研究非常豐富。 歷史動物地理的相關研究前文已有詳述,除此之外還有動物災害研究,如歷史上蝗災的成果比較豐富,研究也比較成熟,具體可以參見《近十年來中國自然災害史研究綜述》、《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研究述評》。再如,關於虎患(即人虎沖突)的研究,也湧現出藍勇、劉正剛、曹志紅等發表的系列成果。 蝗災是蝗蟲與人之間互動的一種表現形式,虎患是人虎之間的一種衝突形式,符合動物環境史的研究理念。 但在以往,動物災害都被劃入災害史研究中,沒有受到歷史動物地理研究人員的足夠重視。741

其次是動物利用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歷史動物地理也有涉及,如滕馗對熊的利用進行過詳細研究,張潔對象的關注、聶傳平對海東青的研究等等也都涉及這一點,但這些研究深受環境史的影響,這在前文已有論述。 而有關牧業、漁業的研究以往多屬於經濟史或農業史的範疇,實際上,牧業和漁業也屬於動物利用的範疇。 再者是動物文化的研究。 中國歷史上動物的文化、信仰非常發達,蛇、老虎、老鼠、魚、鱷魚、黃鼠狼、刺蝟等都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留下過自己的痕跡,有關歷史動物文化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內容多集中於十二生肖,在此不詳述。在研究對象和內容上,動物環境史較之前已經大大拓展,但動物環境史也存在值得注意的問題。 環境史是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動物環境史亦是研究歷史上人與動物的關係,這種構建背後蘊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 一方面,強調人與動物的關係使得動物環境史的研究時段被限制在人類出現以後,這意味着環境視野下的動物研究無法將研究拓展到人類出現之前的時代,人類出現之前動物的分布與變遷、動物與自然的互動就被環境史視野所不容。 另一方面,歷史動物研究試圖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將視野放在較少被關注的動物之上,而強調人與動物的互動,將導致歷史動物研究無法擺脫“人”的陰影。故而,環境史的介入一方面給了歷史動物發展新的契機,在繼承歷史動物地理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完善了歷史動物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與此同時,由於環境史本身着眼於研究人類出現之後的歷史,其在時間縱向上有一定的缺陷, 相關研究無法推向人類出現之前的時段。 強調人與動物的關係,則可能將歷史動物研究淹沒在“人”當中,成為披着歷史動物外衣的人類史。三、歷史動物研究與動物倫理動物倫理是處理人與動物關係的準則,要求人在對待動物時,保護、善待動物。 動物倫理的概念是由西方提出的,西方第一個自覺將道德擴及動物的思想家是邊沁,而真正專注於動物倫理,並進行系統闡述的學者有辛格、雷根、費恩伯格等。 辛格在代表作《動物解放》中,深刻檢討了在人與其他動物關係中,人類所表現出的人類中心主義,以及在這種邏輯下,動物所遭受的無端痛苦與災難,這種災難表現在動物實驗、動物飼養等各個方面,為此,辛格呼籲一切動物均為平等。而雷根、科亨的著作《動物權利論爭》也值得關注,雖然兩位作者都認為人類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上要高於其他動物,甚至認為動物不具有權利,但在保護動物和不虐待動物上,其立場卻極為堅定。動物倫理學將倫理道德從人與人之間擴大到人與其他動物之間,這是對以往人類中心主義的反動,特別是在西方,基督教認為人類是上帝的寵兒,人類天然擁有高於其他動物的權利。 而在中國,在對待動物上,雖也逃脫不開人類中心主義的傾向,但佛教認為眾生平等,故而素食、不殺生,這實際上也是提倡保護和尊重動物,在古代農業社會中,這種思想一直被宣揚,不善待動物被認為會遭致惡報。歷史動物研究中也不免涉及道德倫理,因為歷史動物研究的對象比較特殊,動物與其他物品、制度並不一樣,它們是有生命的物種,與人類非常相似。 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使得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即如何看待、處理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在以往的研究中,對於人與動物的關係,有兩種傾向,一種是人類中心主義,處理人與動物的關係時,以人類利益為中心,對動物的痛苦、權利漠視;另一種是生態中心主義,即認為動物與人類擁有完全同等的權利,人類不可為了自身的利益傷害其他動物,甚至為了保護動物人類需讓渡自身利益。 為了避免在環境史研究中產生這兩種傾向,王利華提出“生命中心論”,主張“既要關懷人類自841

己的生命,同時還要關懷其他物種和整個環境的生命”。 但這種關懷也是有差別的,總體上仍傾向於人本主義。楊通進在動物倫理學的闡述中也曾提出類似看法,其曾借歸真堂活取熊膽事件,反思人與動物的關係倫理,並提出基本利益優先原則,即當人的基本利益、重要利益與動物的基本利益發生沖突時,優先考慮人的基本利益和重要利益;當人的瑣碎利益與動物的基本利益發生沖突時,動物的基本利益優先於人的瑣碎利益。也就是說,動物倫理要求我們保護、善待動物,但人類為了滿足自身基本的生存、健康,殺害、利用動物並不受道德譴責。實際上,作為人類,在處理與其他動物的關係時,保證自身的生存、延續是我們本能的選擇,若為了保護動物犧牲人類的生存與健康,這只存在於道德空想當中,在現實生活不可能大規模推行,故而歷史動物研究學者在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時,不免會有人本主義的傾向,比如我們多數人在研究動物利用課題上很少會猶豫,但只要不走向極端,這無可厚非。 與此同時,無論是動物倫理學,或者是“生命中心論”都在告訴我們,歷史動物學者在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時,不可毫無道德顧忌,在面對其他動物時,也應該有最起碼的敬畏與尊重。在以往的歷史動物研究中,雖然能見到對動物的關懷,如在大量的動物變遷史研究中,研究者會發現人類在動物變遷、減少和滅絕中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大多數動物在歷史時期的人類面前屬於弱勢一方。 但總體上,歷史動物研究者大多缺乏自覺,他們很少真正考慮過如何面對活生生的研究對象,或者真正將自己的研究對象看作是有血有肉,能夠感受到痛苦的物種。 近期陳懷宇《從生物倫理到動物倫理:動物研究的反思》已涉及動物倫理,但將其納入或應用於歷史動物研究中尚需時日。故而,在歷史動物研究中,引入動物倫理有助於歷史動物學者重新思考、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身懷對生命的敬畏,更加審慎地展開自己的研究。當然,上文已經表達過,引入動物倫理並不是要限制歷史動物在某些方面的研究,比如動物利用等,也並不妨礙研究者追求歷史的真實。 只是當我們把動物看作活生生的物種時,一方面可以發現另外的歷史真實,探尋在動物馴化、動物利用中動物所遭受的命運;另一方面,在講述這些動物遭受苦難時,研究者可以稍存對生命的敬畏,而不是文筆飛揚、眉飛色舞,恨不能以為珍饈、補藥。不過,動物倫理只是給歷史動物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和方法指導,糾正我們在研究中經常出現的人類中心主義傾向,喚起歷史動物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重新思考和對生命的敬畏,但切勿因此陷入生態中心主義,走向另外的極端。四、中國歷史動物研究的基本構建從前述中國歷史動物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歷史動物地理、動物環境史各有特色,又各有局限,無論是歷史動物地理抑或動物環境史都無法清晰勾勒歷史動物研究的全貌。 國外的歷史學研究已出現“動物轉向”,國內歷史動物研究的隊伍也在不斷壯大,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共同關注歷史動物這一話題,相互碰撞。 但歷史動物研究的原有模式遭到衝擊,近期出現的動物環境史存在缺陷,尚不成熟,新的研究框架目前仍未成形,歷史動物可以研究的範疇,中國歷史動物可以如何研究等這些基本的問題亦模糊不清。為了探明以上問題,可以再次轉向中國已有的歷史動物研究。 中國歷史動物研究成果分布在多個學科,早期的學者楊鐘健、劉東升就屬於考古、古生物學領域,現在這些領域仍涉及歷史動物,只是相關的專論較少。 歷史學較早涉及歷史動物研究,較為系統的有歷史動物地理與動物環境史。歷史動物地理目前的研究模式偏向於自然地理,強調動物的分布、演變,在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上941

稍顯狹隘;動物環境史關注人與動物的關係,將研究時段隱隱限制在人類出現以後,使歷史動物研究難以走出“人類中心主義”。 但轉換視角,動物環境史的研究對象和內容非常豐富,可以從自然、文化等多個維度考量發生在歷史動物身上的故事。 歷史動物地理在理論框架設定上,不強調人的作用,其時段也存在無限延長的可能性,甚至囊括人類出現之前的時代。 顯而易見,歷史動物地理與動物環境史存在互補關係,二者互相結合各取所長,可避免各自的局限。基於上述梳理,歷史動物研究的輪廓或可確定如下部分。首先,歷史動物研究的內容、對象廣泛豐富,以歷史動物為主題的研究都可納入,其中的動物是除人以外的所有動物。 歷史動物研究的主題可以僅圍繞歷史動物本身及其與自然的互動展開,也可以圍繞歷史動物與人展開,考察動物災害、動物利用、動物馴化、動物入侵、動物疾病、動物文化等廣泛的議題。 但在研究歷史動物的過程中,我們往往自動將人排除在動物界之外。 事實上,在整個生態系統中,人類也是諸多動物的一種,雖然人類的力量現在很強,但這改變不了人類屬於動物的現實。 歷史動物確實以動物為研究對象,而其出發點是為了跳出以往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模式,關注人類周圍其他動物的命運,故而在具體的研究中並不以人類為研究主體。 與此同時,歷史動物中不排斥人類的出現,因為在人類力量不斷壯大的過程中,其他多數動物的命運深受人類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動物研究很難將人完全排除在外。其次,歷史動物在縱向上,並不止步於人類出現以後的時段。 中國數千年來有大量文獻、圖像傳世,為歷史動物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素材與便利,而這同樣也使多數歷史動物研究者將時段限於有文獻記錄的時代。 這種現象本身並不值得非議,而且相對於其他國家,延續不斷的歷史文獻正是我們的特色和知識寶庫。 但我們不能被目前的研究蒙蔽雙眼,誤以為歷史動物是研究人類出現以後動物的歷史。 在生命進化史上,人類出現不過區區百萬年,而地球在數億年前就已經出現動物,若是將這些動物棄置,所謂歷史動物研究未免過於狹隘。 考古、古動物學等領域的專家對人類出現以前的歷史動物已有研究,歷史學者亦可與之開展合作,借鑒他們的研究成果,進行相關研究。再者,歷史動物是多學科的研究領域,除歷史學外,考古與古動物等學科需接觸古文獻或地層中的動物骨骼、化石,通過對文獻、骨骼、化石進行分析,可以對動物分類、分布、演變等等進行研究,故其時常進入歷史動物研究的領域,前述楊鐘健、劉東升就屬此類,動物學者編寫的《中國動物志》 不少內容也是對歷史動物的研究和追溯。 歷史動物跨越了諸多學科,卻又不完全屬於目前任何一個學科,這就是歷史動物研究的現狀,未來這一情況應當仍然會持續。 在學科發展的道路上,這樣的情況恐怕會越來越普遍,跨界變得越來越頻繁,邊界將逐漸模糊。歷史動物研究的範疇大致確定後,如何研究歷史動物是另外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 對於大多數學科,理論和方法是不斷更新的,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研究方法和路徑,大數據分析、計量史學、歷史人類學、歷史地理信息系統、文獻考據等方法都可以按需應用到歷史動物研究中,未來新的方法和路徑也可按需不斷納入其中。 但歷史動物研究中,至少有兩點內容可能是很難改變的。其一,歷史動物研究需要跨學科。 研究動物的前提是了解這種動物,而動物學的知識多屬於生物學科,研究歷史動物則需涉足歷史,這意味着進入歷史動物的前提就是跨學科。 何況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中,來自考古、古動物學、人類學,甚至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都需兼容並包,方能粗略展示發生在動物以及動物與人身上的故事。但另一方面,本文特別強調歷史文獻對中國歷史動物研究的功用。 轟轟烈烈的後現代主義對歷史的真實性大加鞭撻,一度引得史學界內外沸沸揚揚。 後現代主義讓歷史學者進一步清醒地認051

識到他們正在追求的真實只是相對真實,但在追述歷史的時候,恐怕後現代主義也無法否認歷史文獻的作用,可能正如伊萬斯所說,“後現代主義鼓勵歷史學家更仔細地審視文獻,更認真地去掉其表面上的銅鏽,以新的方式思考文本和敘事”。文獻對於史學的作用之大無需贅述,特別是對於中國。 在中國,不算甲骨文,歷史文獻也已連續傳承兩千餘年,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所不具備的。 在歷史動物研究中,跨學科,借助自然科學手段在世界範圍內是共通的,全世界的學者都可以如此展開自己歷史動物研究的歷程。 唯獨在中國,憑借自身海量的歷史文獻記錄,我們可以做出自己有特色的歷史動物研究,這是國外學者所難以達到的,也是我們需要珍視和重視的。再則,歷史動物研究需要遵循基本的動物倫理。 由於歷史動物研究面對的是活生生的動物,它們與人類一樣,有呼吸、有生命,同樣會經歷生老病死,故而歷史動物研究在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時,需遵循基本的動物倫理。 在以往的中國歷史動物研究中,很難發現明顯的動物倫理訴求,對於中國歷史動物學者,這是需要注意的方面。五、結語從 20 世紀初中國歷史動物研究開始出現,到文煥然、何業恒兩位先生開創歷史動物地理,再到新時期歷史動物研究新範式的出現。 回顧歷史動物發展的這段歷程,環境史的影響及歷史動物研究新範式的出現,對已有的歷史動物研究理念和框架產生衝擊,這使得歷史動物研究處於新的探索和整合期,其研究框架和方向有些模糊不清。 在梳理、繼承已有歷史動物研究基礎上,新時期歷史動物研究的輪廓方得以逐漸清晰。 大體而言,新時期的歷史動物研究應突破主題、時段和學科的限制,以歷史動物為主題的研究都可納入其中,各學科的相關研究也可囊括在內。 在研究方法和路徑上可根據主題多樣化選擇,但基本的跨學科意識和動物倫理卻無法回避,在研究中不可漠視生命。中國的歷史動物研究更應在此基礎上,利用歷史文獻優勢,形成特色。①陳懷宇: 《歷史學的 “動物轉向” 與 “ 後人類史學”》,長春:《史學集刊》,2019 年第 1 期;陳懷宇:《動物史的起源與目標》,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19 年第 3 期;沈宇斌:《全球史研究的動物轉向》,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19 年第 3 期;張博:《從近20 年〈歷史地理學雜志〉的相關文章看西方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的新動向與啟示》,北京:《史學理論研究》,2020 年第 1 期;張博:《近 20 年來西方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發展動向》,北京:《世界歷史》,2020 年第 6 期。②曹志紅:《老虎與人:中國虎地理分布和歷史變遷的人文影響因素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年;楊傑:《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芻議》,廣州:《暨南學報》,2012 年第 2 期;陳洪源:《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簡述》,長春:《考試週刊》,2009 年第 10 期。③章鴻釗:《中國北方有史後無犀象考》,北京:《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1926 年第 2 卷第 18 期。④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0 年第 1 期。⑤楊鐘健:《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上海:《國聞周報》,1936 年第 1 期;楊鐘健、劉東升:《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北京:《中國考古學報》,1949 年第 4冊。⑥藍勇在《中國歷史地理學》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將歷史自然地理分為歷史地貌地理、歷史水文地理、歷史生物地理、歷史氣候地理和歷史災害地理,其中歷史動物研究被囊括於歷史生物地理中,稱為歷史動物地理。 為行文方便,本文運用歷史動物地理這一概念時,指的是歷史地理學科中的歷史動物研究,就不再具體說明。⑦文煥然:《我國古籍有關南海諸島動物的記載》,北151

京:《動物學報》,1976 年第 1 期。⑧文煥然:《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 年。⑨何業恒:《湖南珍稀動物的歷史變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 年;《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 年;《中國虎與中國熊的歷史變遷》,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的歷史變遷》,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Ⅱ)》,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⑩相關內容和數據參考 R.普里馬克、季維智主編:《保護生物學基礎》,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0 年,第 47~51 頁。林頫(華林甫)對歷史動物地理主要研究成果作了初步統計,共列出論著 35 篇(部),內容均以歷史動物的分布、變遷為主。 林頫: 《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23~125 頁。文榕生:《中國珍稀野生動物分布變遷》,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年。劉洪傑:《中國古代獨角動物的類型及其地理分布的歷史變遷》,西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 年第 4 期。藍勇:《歷史時期中國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討》,上海:《歷史地理》第十二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4~56 頁。曹志紅:《老虎與人:中國虎地理分布和歷史變遷的人文影響因素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年。李玉尚:《海有豐歉:黃渤海的魚類與環境變遷(1368 ~ 1958)》,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李冀:《先秦動物地理問題探索》,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年。張潔:《中國境內亞洲象分布及變遷的社會因素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年。曹志紅:《老虎與人:中國虎地理分布和歷史變遷的人文影響因素研究》,第 35 頁。張潔:《中國境內亞洲象分布及變遷的社會因素研究》,第 3 頁。曹志紅:《唐宋時期黃土高原地區的獸類資源》,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年;張潔:《歷史時期中國境內亞洲象相關問題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孫欣:《歷史時期川渝地區大熊貓的分布及其變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陳海龍:《臺灣島西部平埔地區野生鹿類資源分布變遷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康蕾:《環境史視角下的西域貢獅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滕馗:《歷史時期人們對熊類的認識和利用》,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黃家芳:《中國犀演變簡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曹志紅:《老虎與人:中國虎地理分布和歷史變遷的人文影響因素研究》;聶傳平:《遼金時期的皇家獵鷹———海東青》,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李冀:《先秦動物地理問題探索》;張潔:《中國境內亞洲象分布及變遷的社會因素研究》。侯甬堅等編著:《中國環境史研究(第 3 輯):歷史動物研究》,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14 年。“人類回歸自然,自然進入歷史”出自李根蟠《環境史視野與經濟史研究———以農史為中心的思考》,天津:《南開學報》,2006 年第 2 期。王利華:《環境史視野下人與動物的關係》,天津:《南開學報》,2013 年第 4 期。王利華:《中古華北的鹿類動物與生態環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 年第 3 期。趙九洲:《環境史的“環境”問題》,南昌:《鄱陽湖學刊》,2012 年第 1 期。J .唐納德·休斯:《什麼是環境史》,梅雪芹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3 頁。相關成果參見黃志繁:《“山獸之君”、虎患與道德教化———側重於明清南方地區》,《中國社會歷史評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43~160 頁;夏炎:《轉凶為吉:環境史視野下的古代喜鵲形象再探討》,天津: 《南開學報》,2013 年第 4 期;夏炎:《“附會”與“訴求”:環境史視野下的古代雁形象再探》,西寧:《青海民族研究》,2014 年第 3 期;夏炎:《環境史視野下“飛蝗避境”的史實建構》,長春:《社251

會科學戰線》,2015 年第 3 期;吳傑華:《再論高祖斬白蛇》,北京:《中國典籍與文化》,2017 年第 1 期。王欣欣、楊超:《近十年來中國自然災害史研究綜述》,南寧:《經濟與社會發展》,2013 年第 1 期;趙豔萍:《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研究述評》,北京:《中國史研究動態》,2005 年第 2 期。藍勇:《清初四川虎患》,成都:《文史雜誌》,1993年第 2 期;藍勇:《清初四川虎患與環境復原問題》,西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 年第 3 期。劉正剛:《明清閩粵贛地區虎災考述》,北京:《清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劉正剛:《明清南方沿海地區虎患考述》,廈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 第 2期;劉正剛:《明清時期廣東虎患考》,廣州:《廣東史志》,2001 年第 3 期;劉正剛:《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西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 年第 4 期。曹志紅、王曉霞:《明清陝南移民開發狀態下的人虎衝突》,上海:《史林》,2008 年第 5 期;曹志紅:《湖南華南虎的歷史變遷與人虎關係勾勒》,西安:《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2 年第 6 期;曹志紅:《福建地區人虎關係演變及社會應對》,天津:《南開學報》,2013 年第 4 期;葉松、曹志紅、方曉陽:《明代貴州虎患及人類社會應對》,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2020 年第 2 期。滕馗:《歷史時期人們對熊類的認識和利用》。張潔:《論中國古代的象牙制品及其文化功能》,鄭州:《中州學刊》,2009 年第 5 期;張潔:《宋代象牙貿易及流通過程研究》,鄭州:《中州學刊》,2010 年第 3期;張潔:《宋代瑳象雕牙業及其市場消費狀況探究》,鄭州:《鄭州大學學報》,2012 年第 1 期;聶傳平:《唐宋遼金時期對獵鷹資源的利用和管理———以海東青的進貢、助獵和獲取為中心》,貴州凱里:《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3 年第 3 期。辛格:《動物解放》,祖述憲譯,山東青島:青島出版社,2004 年。湯姆·雷根、卡爾·科亨:《動物權利論爭》,楊通進、江婭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 年。曹文斌撰文比較西方動物倫理與佛教護生觀的異同,具體內容見曹文斌:《西方動物解放論與中國佛教護生觀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王利華:《探尋吾土吾民的生命足跡———淺談中國環境史的“問題” 和 “主義”》,天津:《歷史教學》,2015 年第 12 期。楊通進:《人對動物難道沒有道德義務嗎———以歸真堂活熊取膽事件為中心的討論》,上海:《探索與爭鳴》,2012 年第 5 期。 楊通進相關論著不少,如《環境倫理學對物種歧視主義和人類沙文主義的反思與批判》,長沙:《倫理學研究》,2014 年第 6 期;《動物擁有權力嗎》,鄭州:《河南社會科學》,2004 年第 6 期;《非典、動物保護與環境倫理》,哈爾濱:《求是學刊》,2003 年第 5 期;《中西動物保護倫理比較論綱》,天津:《道德與文明》,2000 年第 4 期等。陳懷宇:《從生物倫理到動物倫理:動物研究的反思》,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4 期。陳懷宇: 《歷史學的 “動物轉向” 與 “ 後人類史學”》,長春:《史學集刊》,2019 年第 1 期。《中國動物志》編寫的時間跨度較長,從 1980 年代至今,不斷有內容問世,但仍未完成。轉引自趙世瑜:《歷史學即史料學:關於後現代史學的反思》,廣州:《學術研究》,2004 年第 4 期。作者簡介:吳傑華,南昌大學歷史系講師,日本愛知 大 學 客 座 研 究 員, 博 士。 江 西 南 昌 330031;曹志紅,中國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 北京 100049[責任編輯　 桑　 海]351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動物倫理、本土調適與名物對應:漢地佛教涉藥文化史三論蘆　 笛[提　 要] 　 歷史上的漢地佛教涉藥文化內容豐富,有很多議題都能展示跨文化互動的印記。 其中,動物入藥不僅牽涉早期佛教教義、中印間的物質交流、漢地傳統醫療與斷肉食的佛教傳統,而且也引人反思佛教動物倫理問題。 此外,佛教東傳過程中的中介者對厘定早期佛教中的藥物名實,及其與漢地藥物之間的對應關係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 這為漢地僧人、信徒或民眾認知、尋找或應用早期佛教中的涉藥物質提供了重要參考;對於其中為漢地所無的藥物,則亦不乏因地制宜地以本土藥物代之的做法。 然而中介者的自身識見和本土物質文化的影響有時又會左右名物對應關係的確立,是以今人在辨識漢文佛經中的藥物等物質時應保持一定的謹慎。[關鍵詞] 　 佛教　 麝香　 瑪瑙　 唐宋　 茯苓[中圖分類號] 　 B82;G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154 - 11佛教文獻數量龐大,其中有關醫療的資料自上世紀以來即不斷得到學者的整理與研究,而學界對佛教文化中的藥物的關注也有漸興之勢。①此類藥物種類繁多,牽涉跨國視野下宗教思想與醫學知識的傳播與流變,是探討歷史時期不同地域佛教(醫學)物質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媒介。 於此,漢地佛教中的藥物及相關應用和知識,既存在承續原始佛教醫療的情形,又存在與本土藥物知識傳統之間的複雜糾葛。②同時,很多物質因不囿於藥用或佛家群體,故而更能呈現漢地佛教涉藥文化的豐富性,及其與中土世俗社會間的緊密聯繫。 本文主要以中古及以前的漢地佛教涉藥文化為背景,探討其中相對較少受到學者關注的動物倫理、本土調適和名物對應問題,以期能對既有的有關佛教醫療的認知有所拓展。一、戒殺生、斷肉食與動物入藥梁武帝所撰《斷酒肉文》提到早期佛典中存在可食淨肉和不得食一切肉的兩種說法,③而當時“佛弟子甘酒嗜肉”,在梁武帝眼中不僅違背了佛陀的教導,而且連外道都不如;該文即對此引經據典、說理論辯,戒殺生,提倡蔬食,同時強調“若猶不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問”,且“驅令還俗,與451

居家衣,隨時役使”;而他對自己要求更嚴,甚至決定都不再“飲於乳蜜及以酥酪”。④此外,梁武帝在天監十六年三月丙子(517 年 4 月 21 日)即基於戒殺生的考慮而“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公家織官紋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衣,裁翦有乖仁恕。 ……郊廟牲牷,皆代以面,其山川諸祀則否”,而且“時以宗廟去牲,則為不復血食,雖公卿異議,朝野喧囂,竟不從”。⑤可見其態度堅決。眾多學者如顏尚文、諏訪義純、夏德美、馬俊傑(Mark Strange)等圍繞梁武帝《斷酒肉文》的內容和背景做出了深入探討,指出堅持蔬食的僧人在南朝及以前即已有之,而此文不僅僅體現着帝王的個人宗教信仰,還聯結着社會中僧伽流弊、鞏固君權之政治需求等,其中論證涉及對本土傳統文化的援引,而梁武帝的崇佛形象及其意義在後世的文本書寫中亦因現實世界中宗教與國家間的複雜糾葛而有所變化。⑥不過本文關注的,是梁武帝“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的做法。 這固然與其戒殺生、斷肉食的主張相呼應,但也明確與“藥”聯繫在了一起。 “生類”在《斷酒肉文》中也被提及,是作為蔬食的對立面,或魚、肉的提供者,指的是動物。 雖然梁武帝的敕令針對的僅是太醫,並不影響社會醫事中對動物藥的使用,但是卻不禁引人思考佛教中的動物入藥問題。眾所週知,中國本土醫藥歷來兼收並蓄,以動物、植物、礦物等入藥的情形屢見不鮮。 例如《神農本草經》中就收載了菖蒲(植物)、雲母(礦物)、牡蠣(動物)等。⑦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五十二病方》中也有桂(植物)、鼢鼠(動物)、消石(礦物)等。⑧至若《本草綱目》,則蔚為大觀,毋庸贅舉。 梁武帝令太醫不使用動物藥這一事實,應當也說明動物藥在當時或此前宮中得到使用。 毫無疑問,動物藥的使用無可避免地伴隨着人對動物的暴力控制,甚至殺戮。 而殺生為佛陀所反對,是五戒之一,這在原始佛典中多有體現。 例如《增一阿含經》記載,佛陀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曾對諸比丘說:“若有人意好殺生,便墮地獄、餓鬼、畜生。” ⑨ 《六度集經》中記載佛陀曾對眾比丘講述自己過去身為鹿王,為保護眾鹿免遭殺戮而兩度與國王見面,最終致“王及群寮率化,黎民遵仁不煞,潤逮草木”,其意即在宣揚仁德、慈惠。⑩《四分律》中也記載諸比丘在乞食過程中,吃了一些“信敬沙門”的人為其所殺的象、馬和龍的肉,以及旃陀羅家的狗肉。 佛陀知道後便禁止他們勿再食用這些肉,更稱吃狗肉將得突吉羅。在這方面,學界已有大量專論,其中即強調六朝時期戰爭頻仍、社會動蕩的局面推動了中土人士對佛教戒殺生思想的接受。 戒殺生的結果之一即肉食的斷絕。然而原始佛典中畢竟也有可食淨肉的說法,而且也不絕對禁止在醫療中使用動物或動物制品。 考之《四分律》之“藥犍度”部分,可知其中所記不少醫事都涉及動物。 例如:時有顛狂病比丘,至殺牛處,食生肉、飲血,病即差,還復本心畏慎。 諸比丘白佛。 佛言不犯,若有餘比丘有如是病,食生肉、飲血病得差者,聽食。 ……時世尊在靜室作如是念:諸比丘秋月得病,顏色憔悴,形體癬白枯燥。 我今當聽諸比丘食何等味,當食常藥,不令粗現。 即念言:有五種藥是世常用者,酥、油、蜜、生酥、石蜜。我今寧可令諸比丘食之。 ……爾時舍利弗患風,醫教服五種脂:羆脂、魚脂、驢脂、豬脂、失守摩羅脂。 白佛。 佛言聽服。 ……時有比丘患胞,醫教用人脂。 佛言聽用。 ……時有比丘自往塚間取人發、人脂,持去。時諸居士見,皆憎惡污賤。 諸比丘白佛。 佛言聽靜無人時取。 ……爾時世尊在毗舍離,時眾僧多有供養飲食。 諸比丘身患濕,白佛。 佛言聽作吐下藥,湏羹粥與羹粥,湏野鳥肉應與。以上幾則涉及醫療的例子涉及到吃肉、飲血、不用殺生即可制取的動物制品酥,以及需要殺生551

才能獲得的動物脂肪。 更有甚者,對於需要用到人體脂肪(儘管應是獲自塚內屍身)的患病比丘,佛陀也網開一面。 考慮到佛陀反對殺生的態度,那些提供動物脂肪的動物和野鳥應當不是由比丘自己殺死。 那位顛狂病比丘吃的生牛肉和血,即應由屠夫而非這位比丘殺死牛所得。 這種肉應即屬於淨肉。 不過食人肉的個例亦有之。 “藥犍度”中另講述了一位叫作“蘇卑”的優婆私(即優婆夷)為了給“服吐下藥”後而須吃肉的患病比丘吃上肉,克服該比丘所在的波羅 國因不屠殺而無肉可賣的狀況,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給這位比丘吃,並使後者病愈的故事。 但是事後,佛陀告誡該比丘不要再吃人肉,云:“汝癡人食人肉,自今已去,不得食人肉。 若食,偷蘭遮;及餘可惡肉不應食,若食,突吉羅。”總體而言,佛陀在醫療方面較為開明,並不絕對排斥動物或動物制品的使用,而這種寬容應是以比丘不主動殺戮動物為基本前提。 明代漢地僧人智旭述《梵網經合註》即說:“開遮者,或鹿角、虎骨等制入藥中,此應非犯。 若為藥故傷生命,同得殺罪。” 雖然智旭反對殺害動物以獲取鹿角、虎骨等藥材,但是患疾僧人使用的虎骨藥材等不可能都源於自然死亡的動物。 早在梁陶弘景《名醫別錄》 的中品藥內就列有“虎骨”,同時也記載了虎的“膏”(即脂肪)、“爪”、“肉”、“屎”、“尿”、“牙”和“鼻”的不同療效。由於文字記載的滯後性,虎骨入藥的歷史自當更早,其市場需求不可能單憑自然死亡的虎來滿足,而且虎死後身體腐敗變質,不適合作藥用。 此外,古代自然環境受到的人為干預程度相對較輕,虎患較多,殺虎現象亦不鮮見。例如東漢王充曾記載“虎食人,人亦有殺虎”,又稱“虎狼入都,弓弩巡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來之患。” 歷史上這些被殺的虎有可能部分被用作制藥。 南宋醫家王璆在一個藥方中使用了“虎糞內骨”這種成分,注云:“殺虎,大腸內者亦可用。” 藥用的虎骨與社會上的藥物消費緊密聯繫,其供應對象包括但不局限於有需求的患疾僧人;既有需求,則不分僧俗,都會在藥材供應和貿易網絡的作用下導致捕殺虎以制藥的行為。 在這一點上,有麝香的例子可供參考。佛教文化素重用香,而香之種類和用途亦多,其中也包括涉及但又不局限於藥用的動物性天然香料麝香,且常常伴隨着強烈的儀式感。 例如唐實叉難陀譯《觀世音菩薩秘密藏如意輪陀羅尼神咒經》中所記載的一種眼藥的成分中就含有“射香”(即麝香),但是用藥前需要在觀世音菩薩前將“三咒各誦一千八遍”。在藥用之外,麝香也有其它用途,如唐代天竺僧人寶思惟譯《佛說浴像功德經》中就詳細記載了佛陀所說的用麝香等香料制作香水沐浴佛像的儀式。密教儀軌中也有涉及麝香的情況,例如唐代天竺僧人阿地瞿多譯《佛說陀羅尼集經》中所記“馬頭法心印咒”即需使用麝香、牛黃和龍腦香。從當今生物學角度看,麝香實際上是雄性成年麝科動物腺囊中的乾燥分泌物,包埋於腺囊且位於體表以內。 佛陀曾說“是戒餘力猶如牛黃,是牛雖死,人故取之,亦如麝香,死後有用,能大利益一切眾生”。其中把麝香與牛黃(即牛膽囊中的結石)類比,一方面是由於它們都屬“有用”之物,另一方面應是它們都位於動物體內。雖然佛陀說的“死後”有用應指自然死亡後可供取出使用,但是世間的麝香僅靠這種方式獲取是遠不能滿足需求的。事實上,由於技術局限、唯利是圖等因素,古代獲取麝香的途徑通常是殺麝取香,即如唐代《新修本草》中所說的“殺取”,或北宋《本草圖經》中所說的“捕得殺取”。至少約自東漢三國時期以降,漢藏地區出產的麝香就開始出口至近東伊斯蘭世界,而印度並非麝香產區,其麝香乃由漢藏地區轉運而來。斯坦因(Marc A. Stein)於 1907 年在敦煌西北發現的郵包中,有一封寫於公元 313 或314 年的送往撒馬爾罕(Samarkand)的粟特語信函,貿易代理人在信中稱自己已將 32 囊麝香運往敦煌。而麝香也曾由中國傳到日本。 鑒真和尚於天寶二年十二月(744 年初)與日本僧榮睿、普照等第二次東渡日本時,船上就備辦了大量食物、佛經、香料等物品,其中包括“麝香廿臍(劑)”。日651

本東大寺正倉院於公元 756 年登記入庫的中藥材中也有麝香。鑒真本人精通醫藥,其攜帶麝香理應有實際考慮,可能也包括醫藥、浴佛等用途。 當然,僧人也並非不知麝香的獲取之道。 中國本土的佛教三階宗(隋朝僧人信行所創)敦煌文書《大乘法界無盡藏法釋》(S.721)中就提到當時社會上存在“殺麝求香”的現象。中古社會中也存在信徒或民眾以藥材供養僧人的風氣。無論如何,通過殘忍殺麝而獲得的麝香,自然有不少通過布施或貿易流入僧人或佛教信徒之手。 雖說後者在戒律的約束下應非推動殺麝的始作俑者,但是既有此需求,客觀上不免無形之中間接參與推動了殺麝求香的活動。總之,早期佛教雖然展示出對待動物生命之慈悲,但是其在面對人的疾病與醫療時又對源於動物的成分不無開緣,這在漢地佛教中也得到一定繼承。 然而部分動物類藥物(如麝香)的獲取常以犧牲動物生命為代價,且在佛家弟子中的用途不一定局限於醫療,因而觸及佛家處理自己與動物(乃至人類群體)之間的生命倫理問題。二、密教“五藥”本土尋佛教密宗修法時常使用“五藥”。 例如唐代一行述記《大日經義釋》云:“凡擇地平治,了知其方分,即穿漫荼羅中心,深一肘許,用成辦諸事真言,加持五寶、五穀、五藥,安置其中。”此外又提到“吉祥瓶法”,須在瓶中“灌漉淨水,盛滿其中,內五寶、五穀、五藥於瞿醯中說之”,但是“此五藥皆出五天,此方不能遍有也”。雖然唐代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記載佛陀在室羅伐城時,曾告訴一位患病的比丘五種藥物(即餘甘子、訶梨勒、毗醯勒、畢缽梨、胡椒),並稱“此之五藥,有病無病、時與非時,隨意皆食,勿致疑惑”,但是殊難斷定它們就是一行所說的五藥。部分密教典籍中記載了五藥的具體所指,但說法不一。 例如唐代中天竺輸波迦羅譯《蘇悉地羯羅經》明言五藥即 杔迦哩藥、勿哩何底藥、娑訶藥、娑訶提婆藥、稅多擬裏訖哩迦藥。唐代北天竺(一說獅子國)不空譯《蕤呬耶經》列舉五藥曰:“僧祇(一)、毗夜(二)、乞羅(二合)提婆(三)、娑訶提婆(四)、枳 羯(上)尼(五)。” 北宋天竺法賢譯《佛說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則稱“五藥者,謂黃牛乳汁、瞿母怛啰、瞿摩耶、酪、吉祥草”。值得一提的是,不空在自己所譯另一部密教典籍中論述《法華經》觀行儀軌中的作壇法時,提到壇建成後,在其中央穿一小坑,坑中安置一個裝有五寶、五藥、五香和五穀各少許的小瓶子;其中的五藥依次為娑伽者羅、娑賀禰嚩、建吒迦黎、擬哩羯啰拏、勿哩賀底,但同時強調“若無此藥,即以大唐所出靈藥如赤箭、人參、伏苓、石菖蒲、天門冬等代之”。不空的這一建議折射出密教五藥在中土不易獲取的境況,而他對中土藥材顯然也有一定的了解。 他的學生慧琳集《建立曼荼羅及揀擇地法》在記錄五藥的各個梵語音讀(與不空所記者近似)之外,曾說五藥“當於外國估客處求覓,若無此藥,即以唐國所出靈藥替之,所謂赤箭、人參、伏苓、石昌蒲、天門冬”。五藥需向“外國估客”處購買,可見其在中土的確鮮見,由此也印證了不空的建議。 不過慧琳在《一切經音義》中雖說五藥“並西國藥,此國無,即以此土所出靈藥替之”,但是替代的藥物卻變成了伏苓(即茯苓)、朱砂、雄黃、人參,以及赤箭。這五種本土“靈藥”在遼代覺苑《大日經義釋演密鈔》中又有新的說法:“五藥,謂乹朽迦哩藥、勿哩何底藥、娑訶藥、娑訶提婆藥、稅多擬裏迦藥,即是茯苓、朱砂、雄黃、仁參、赤箭,有說是蓽苃、赤箭、人參、茯苓、茴香也。” 由此也可知,覺苑似乎不知後面的五種藥物並不是前五個梵名實際所指之物,而是針對密教修行過程中異域藥物難以獲取的境況而所做的本土化調適。751

不空大師以五種本土藥物替代密教“五藥”的因地制宜的做法也聞於異邦。 日本僧人元海(1093~1156)《厚造紙》中就說:“實五藥者,唯在天竺。 故不空三藏以大唐所出靈藥代之,所謂赤箭、天門冬、人參、茯苓、石菖蒲。” 當然,漢文化中也有五藥之說,因出自儒家經典《周禮》而影響甚廣。 《周禮》論“疾醫”時,曾說“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又說“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東漢鄭玄註“五藥”云:“草、木、蟲、石、穀也。”唐賈公彥疏:“草謂麻黃、勺藥之類是也,木謂厚樸、杜仲之類是也,蟲謂吳公、蠃、鱉之類是也,石謂磁石、白石之類是也,穀謂五穀之中麻、豆之等有入藥分者是也。” 然而這五藥與不空所說的赤箭、人參、茯苓、石昌蒲、天門冬差異甚大,說明不空在這方面應未受到《周禮》的影響。不空選擇那五種大唐“靈藥”的具體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它們在中國早期醫藥經典之一的《神農本草經》中都位列上品,且皆有延年之功,其中菖蒲、人參、天門冬和赤箭(又名鬼督郵)屬於草部上品藥,而茯苓屬於木部上品藥。它們在後世也的確常用於醫療,例如唐代孫思邈《千金翼方》中的不少藥方就含有它們之中的一種或幾種。敦煌卷子 S.5901 中記錄了某位僧人向大德乞賜藥物的名單,其中即有人參、天麻(即赤箭)、茯苓,說明當時的僧人之中有熟悉藥材藥性者。通常情況下,有名的藥物知者更多,與之相聯的藥物貿易和醫療應用也相對更廣,客觀上相對較易為人所獲取。 以常理推之,不空選擇這五種藥物,除了考慮到它們都產於大唐外,應當也考慮到它們在大唐的知名度;而後者也與不空所說的大唐“靈藥”身份相契合。三、唐宋佛籍中瑪瑙與琥珀之糾葛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曾提到“琥珀”的梵語音讀,稱“梵書謂之‘阿濕摩揭婆’”。這一說法早已有之。 例如南宋法雲《翻譯名義集》在介紹佛教“七種珍寶”時,曾引《佛地論》云:“一、金;二、銀;三、吠琉璃;四、頗胝迦;五、牟呼婆羯洛婆,當硨磲也;六、遏濕摩揭婆,當瑪瑙;七、赤真珠。”之後在釋“阿濕摩揭婆”一詞則稱:“此云虎珀,其色紅瑩。 《博物志》云:‘松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年,化為虎珀。’《廣志》云:‘生地中,其上及傍不生草木,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上皮,中是琥珀。’” “遏濕摩揭婆”與“阿濕摩揭婆”都是梵語詞“a ma- garbha”之譯音,其在法雲所引《佛地論》中指瑪瑙,而在法雲自己的釋義中則指琥珀。當代的一些梵語辭典,有的釋之為綠寶石(emerald),有的將其等同於瑪瑙,而有的則列舉瑪瑙、琥珀、赤色寶、硨磲等。從字面意思看,“a ma- garbha”可理解為岩石之內。這與琥珀不甚相符,因為琥珀雖屬於化石,但是常見於煤層而非岩石之中。此外,梵語中也存在表示琥珀的詞,如“ tri a - maṇi” (字面意思為吸引草稈的寶石),其音讀亦與“阿濕摩揭婆”迥異。 當然,這些廣為人知的辭書中的釋義差異不僅說明學界對“a ma- garbha”的理解並不一致,而且體現出純粹從古老的詞匯本身探究其確切涵義的難處。 筆者並不意在從語源角度對此做出是非判斷,而是藉由瑪瑙與琥珀之間的糾葛揭示漢文佛經中的名物對應問題。在法雲以前,就已有將“阿濕摩揭婆”與琥珀相聯的例子。 例如唐代玄應《一切經音義》釋“阿濕摩揭婆”云:“此云石藏,或是虎魄。”繼而在釋“遏濕摩揭婆”時又稱“是赤色寶也”。這兩個釋義也見於唐代慧琳《一切經音義》的相應詞條之中。二書在釋義中提到“虎魄”(即琥珀)時都使用了“或”字,語氣並不肯定,這與法雲的態度不同。 另外,法雲所附兩則引文亦見於慧琳《一切經音義》的“虎魄”條,但是慧琳在釋義中並未提到“阿濕摩揭婆”等音近的梵語詞。 反倒是在有關瑪瑙的“馬腦”和“馬瑙”條中,慧琳記下了與瑪瑙對應的梵語詞的音讀,即“阿濕摩揭波” 和“遏濕摩揭851

婆”,指出其意為“石藏”或“杵藏”,並稱“此寶出自石中”,屬於“玉類”、“石之類”。可見與琥珀相比,慧琳更為肯定瑪瑙與“阿濕摩揭婆”等音近梵語詞之間的對應關係。瑪瑙是佛經文獻中常被提起且頗受重視和讚譽的一種寶物。 例如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佛經》記載,佛陀曾對長老舍利弗描述極樂國土的七寶池,池邊階道上有樓閣,就以“馬瑙”、金、銀等七種寶物裝飾。世親菩薩釋《攝大乘論》中所記佛師尊所在的“七寶”莊嚴處時,列出七寶之名目,其中即包括“阿輸摩竭婆”。慧琳將“阿輸摩竭婆”同於“遏濕摩揭婆”,且釋為“赤色寶”,實際上也就是慧琳自己所認同的瑪瑙之意。 值得一提的是,西晉聶道真譯《佛說文殊師利般涅盤經》中提到文殊師利菩薩入於三昧後,房前“自然化生五百七寶蓮華,……阿茂吒馬瑙以為其台”。慧琳僅釋“阿茂吒”云:“梵語,寶名也。” “阿茂吒”一詞鮮見於漢文佛經,且未見學者討論,於今思之,則可能即與之相連的“馬瑙”所對應的梵語詞的省略音譯。在唐代及以前,“阿濕摩揭婆”等音近詞基本都對應於瑪瑙,而不是琥珀。 例如唐代圓測在疏解其師玄奘譯《解深密經》中的“七寶”時,稱其中的“阿濕摩揭拉婆者,舊云馬瑙”,並引述南朝陳時期真諦的釋義云:“是赤色寶。” “舊云”說明過去就是認同這種對應關係,而赤色寶與瑪瑙並無抵牾,前引慧琳的闡釋中對此也有提及。 唐代窺基在疏解其師玄奘譯《說無垢稱經》中的“七寶”時,也稱其中的“褐濕摩揭婆,舊云馬腦。” 窺基在自己的解經著作中也沿用這種對應關係。然而宋代及以後,“阿濕摩揭婆”等音近詞與瑪瑙之間的對應關係雖仍得到沿襲,但是確認其與琥珀間的指稱關係的僧俗作者和文獻也愈發多見,其中不無《翻譯名義集》的影響。 例如明代一如等《大明三藏法數》中在“七寶”條下註明參考了《翻譯名義集》,進而在釋“阿濕摩揭婆”時稱:“華言琥珀,其色紅瑩,世所希有,故名為寶。” 明代焦竑《楞嚴經精解評林》亦曾摘錄《翻譯名義集》中的梵漢對應詞,其中稱“阿濕摩揭婆,琥珀也”。此外,李時珍《本草綱目》 (見前引)、明顧起元《說略》、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等都採用這種對應關係。法雲雖然在書中提到“遏濕摩揭婆”與瑪瑙的對應關係,但這種關係只見於引文,而非法雲自己的觀點。 從閱讀角度看,如果不是為了專門考辨詞匯之涵義,那麼以常理推之,《翻譯名義集》的大多數讀者未必會細嚼引文。 上述焦竑在摘錄梵漢對應名物時就忽略了引文,而焦竑的讀者自然就更不可能發現詞匯理解上的分歧。除了法雲的影響,宋以來這種對應關係轉變的主要原因可能還與以下兩點密切相關。首先,瑪瑙與琥珀在佛經文獻中常常同時出現(例如在提到佛教七寶時),且在物理特征上具有存在相似之處的可能性(如“紅瑩”和“赤色寶”都可以用來形容二者),因而也就容易對解析梵漢名物對應關係造成干擾。其次,佛家五明之一即醫方明。 與瑪瑙相比,琥珀在古代中國民眾生活(特別是醫療)中的運用相對更為廣泛。 誠然,瑪瑙和琥珀在先秦時期就已作為飾物等進入漢地人群的生活,不少相關出土文物亦已見諸報道。二者在漢文文獻中也都出現較早,且存在多種寫法。 西漢史遊《急就篇》作“虎魄”,東漢班固《漢書》述西域罽賓國物產時,記有“虎魄”。至於瑪瑙,三國曹丕作有《瑪瑙勒賦》。《三國志》裴松之註中曾稱大秦多“瑪瑙”等物。以漢地用藥歷史觀之,則琥珀相對入藥較早。 梁陶弘景《名醫別錄》就將“虎魄”列入上品,指出其“味甘,平,無毒,主安五藏,定魂魄,殺精魅邪鬼,消瘀血,通五淋”,且產於“永昌”(今甘肅永昌)。南朝宋雷斅《雷公炮炙論》則記載了“琥珀”的炮制方法。此外,《山海經·南山經》中有云:“麗 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其中的“育沛”具有一定的醫療作用,有學者從讀音和療效判斷其即琥珀。瑪瑙在漢地951

醫籍中則首載於唐代陳藏器《本草拾遺》。 陳藏器雖在該書“玉石部”記載了“馬腦”,但甚少提到其藥效,僅稱其“味辛,寒,無毒,主辟惡,熨目赤爛”,而重點乃在陳述其“紅色似馬之腦,亦美石之類,重寶也,生西國玉石間”等。北宋寇宗奭則在《本草衍義》中直言“馬腦”是“出西裔者佳”,且“今古方入藥”,即稱其入藥歷史不長。特別是琥珀早在西晉張華《博物志》的“藥物”篇中就與漢地名藥茯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即琥珀由茯苓轉化而來),由此可能也相對更易在文化接觸中引起聯想,前面提到的法雲《翻譯名義集》中就引述了《博物志》中的說法。在唐代醫籍,如孫思邈《千金翼方》和王燾《外台秘要方》中,常見琥珀,而未見瑪瑙。在敦煌醫書中,筆者目前只見應用琥珀,而未見應用瑪瑙。 例如唐代敦煌卷子 P.3596V(唐高宗以後唐睿宗以前寫本)中即記錄了使用“ 珀”(即琥珀)的“療癭方”。在涉醫佛經中,筆者也僅見運用琥珀的例子。 如據唐代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虎魄”細屑等可用於治療“逢鬼口禁吐沫不知人色應急死者”。另外,從藥性角度看,陶弘景所說的琥珀的“安五藏,定魂魄,殺精魅邪鬼”亦能有助於佛家的靜心修持。唐宋時期及以後“阿濕摩揭婆”與瑪瑙或琥珀間的指稱糾葛,本質上源於文化接觸過程中,尋求不同地域間名物對應關係的努力。 這並非易事,因中介者須對本土和異域的繁雜名物都要有所了解,加之時代變遷,則單純基於文獻或語言的判斷有時可能無法避免會與實際情況有所偏差。 不過,闡釋名物時所征引的文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闡釋者的文化考慮或取向。 例如在前述法雲的例子中,其作為僧人在介紹佛教七寶時引用《佛地論》等經書實屬自然。 同時,他又是一名在蘇州出生和長大的漢家子弟。在解釋“阿濕摩揭婆”即琥珀時,他採用的是西晉張華《博物志》和北魏前期(5 世紀中葉)成書的《廣志》中的相關記述,而非佛籍中有關琥珀的內容,主要應是考慮到其所面向的漢地受眾,但也不排除漢地物質文化對他的影響。 這種影響在前述“五藥”的例子中即已得到體現。四、結語漢地佛教涉藥文化包含豐富的跨文化接觸印記,這在本文選取的三個案例研究中皆有體現。例如動物入藥在漢地醫療傳統中本無問題,而早期佛教則戒殺生、禁肉食,儘管對於患疾僧人出於醫療目的在不主動殺生的情況下食用動物或動物制品不無開緣,且也有可食淨肉的說法。 後者在佛教東傳的過程中,因宗教、社會、政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中土得到延續的同時,也在梁武帝時期因皇權的介入而有所取舍,遂得以轉變為制度化的傳統。 佛教涉藥物質中,部分並非原產印度,如麝香,反倒是由漢藏地區輸入印度;但是佛教使用麝香的知識卻傳播到漢地,豐富了漢地對麝香的運用和認知。 然而麝香的獲取以殺戮生命為代價,雖然僧人非此類行為的始作俑者,但是也會在俗世社會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中起到間接的推動作用,由此也不禁令人反思佛教動物倫理。此外,由於早期佛教所使用的藥物不一定也都產於他處,因此在漢地進行佛教涉藥實踐時就不得不做出調適。 唐代不空大師以五種大唐“靈藥”代替密教五藥即是因地制宜的一個例子,而其對藥物的選擇也有基於本土藥物知名程度的考慮。這其中又涉及最根本的名物對應問題。 佛教東傳過程中的中介者對此多所致力,為在漢地認知、尋找或應用早期佛教中的涉藥物質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然而唐宋佛教中瑪瑙與琥珀間的糾葛也表明,中介者本人的學養和識見,加之時代因素和物質文化的影響,有時會左右其所確立或認同的名物對應關係。061

本文所討論的三個案例,折射出佛教東傳過程中跨文化間的涉藥物質和文化互動。 然而它們僅是漢地佛教涉藥文化史中的冰山一角,其中可供探索的空間頗為廣闊,值得宗教學、人類學、歷史學等領域的學者從本領域或跨學科的角度予以關注和研究。①這方面的史料整理類書籍有劉怡等編:《中國佛教醫方集要》,廈門:鷺江出版社,1996 年;釋永信、李良松主編:《中國佛教醫藥全書》,北京:中國書店,2011年等。 研究論著有大日方大乗:《仏教醫學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65 年;史旺成:《佛教醫藥學淺談》,太原:《五台山研究》,1990 年,第 1 期,第 8 ~ 12頁;馬忠庚:《佛教與科學:基於佛藏文獻的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第 127~294 頁;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329 ~ 435 頁;陳明:《漢譯密教文獻中的生命吠陀成分辨析:以童子方和眼藥方為例》,林富士主編:《宗教與醫療》,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第 263~ 286 頁;顧加棟:《佛教醫學思想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 年;C. Pierce Sal-guero, Translating Buddhist Medicine in Medieval Chin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等。②例見祝平一:《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係》,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 年,第 68 期,第 1 ~ 50頁;陳明:《“施者得福”———中古世俗社會對佛教僧團的醫藥供養》,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2 期,第 37~48 頁。③梁武帝在文中只引用了佛經中有利於自己論點的經文。 事實上對於純粹規定可食淨肉(而非隨事漸制)的說法亦有之,例如在《四分律》中,佛陀曾說:“有三種淨肉應食,若不故見、不故聞、不故疑應食。”參見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四分律》卷 42,《中華大藏經》第 4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 831 頁。類似的說法另見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四分律》卷58,《中華大藏經》第 4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01 頁。④道宣:《廣弘明集》卷 26,《中華大藏經》第 6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第 311 ~ 324 頁。 古今文獻中關於《斷酒肉文》成書年代的說法不一,此處採取夏德美的推論結果,即普通四年(523 年),參見夏德美:《論梁武帝的〈斷酒肉文〉與佛教中國化》,《煙台大學學報》,2010 年,第 3 期,第 86~92 頁。 關於中國佛教史上禁食肉傳統之由來,可參見道端良秀:《中國仏教と肉食禁止の問題》,京都:《大谷學報》,1966年,第 46 卷第 2 號,第 49~62 頁等。⑤李延壽:《南史》卷 6,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196 頁。⑥顏尚文:《梁武帝的君權思想與菩薩性格初探———以“斷酒肉文”形成的背景為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988 年,第 16 期,第 1~ 36 頁;諏訪義純:《中國南朝仏教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97,第 118~ 136 頁;Mark Strange, “Representations of Li-ang Emperor Wu as a Buddhist Ruler in Sixth - and Seventh- century Texts” , Asia Major , 2011, 24(2): 53~112。 夏德美文已見前引。⑦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註》卷 2,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 年,第 41、149、190 頁。⑧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年,第 27、33~34 頁。⑨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 7,《中華大藏經》第 3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57 頁。⑩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 2,《中華大藏經》第 1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842~843 頁。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四分律》卷 42,《中華大藏經》第 4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 825 ~ 826頁。紀志昌:《六朝佛法與世教交涉下的戒殺論述》,台北:《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14 年,第 45 期,第 41 ~94 頁。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四分律》卷 42、43,《中華大藏經》 第 4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 825 ~829、842 頁。智旭述,道昉訂:《梵網經合註》卷 5,《新編卍續藏經》第 60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年,第 711161

頁。陶弘景集,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卷 2,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 年,第 182 頁。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卷 16 和 25,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 707、1042 頁。王璆:《是齋百一選方》卷 4,長沙:嶽麓書社,1994年,第 532 頁。這方面可參見張梅雅:《佛教香品與香器全書》,台北:商周出版,2010 年。實叉難陀譯:《觀世音菩薩秘密藏如意輪陀羅尼神咒經》,《中華大藏經》第 1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 807 頁。寶思惟譯:《佛說浴像功德經》,《中華大藏經》第1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255 頁。阿地瞿多譯:《佛說陀羅尼集經》卷 6,《中華大藏經》第 2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96~97 頁。佚名譯:《大方廣十輪經》卷 3,《中華大藏經》第 1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117 頁。一些涉醫佛典中也有使用牛黃的例子,如用“胡盧遮”(原註云:“胡盧遮那,牛黃是也”) “塗身點額”,以使“一切天龍鬼神人及非人皆悉歡喜”,參見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新編卍續藏經》第 3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年,第 300 頁。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新修本草》卷 15,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 年,第 364 頁;蘇頌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卷 13,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年,第 436 頁。Anya H. King, Scent from the Garden of Paradise: Musk and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 , Leiden: Brill, 2017, pp. 85~149.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17- 119.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第 47 頁。朱晟、何端生:《中藥簡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6~18 頁。藍吉富主編:《三階教殘卷》,台北:彌勒出版社,1982 年,第 163 頁。 該殘卷年代不詳,是用來補綴一份寫於公元 764 年 7 月 8 日的《金剛經》註本卷子,參見 Jamie Hubbard, 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 264。陳明:《“施者得福”———中古世俗社會對佛教僧團的醫藥供養》,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 2期,第 37~48 頁。一行述記:《大日經義釋》卷 3、5,《新編卍續藏經》第 36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年,第 598、679頁。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 1,《中華大藏經》 第 3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第 6頁。輸波迦羅譯:《蘇悉地羯羅經》卷 2,《中華大藏經》第 2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811 頁。不空譯:《蕤呬耶經》 卷 2,《新編卍續藏經》 第 2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 年,第 645 ~ 646 頁。該文本中,“提婆(三)” 中的“三” 原作“三合”,其“合”字當屬誤加,否則文句不通。法賢譯:《佛說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卷 2,《中華大藏經》第 6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第 703 頁。不空譯:《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中華大藏經》 第 6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第 2頁。慧琳集:《建立曼荼羅及揀擇地法》,《新編卍續藏經》第 104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 年,第 542~543 頁。慧琳撰,徐時儀校註:《一切經音義》卷 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137 頁。覺苑:《大日經義釋演密鈔》卷 5,《新編卍續藏經》第 37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年,第 108 頁。元海記:《厚造紙》,《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78 卷,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34 年,第 259 頁。鄭玄註,賈公彥疏:《周禮註疏》卷 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10~112、115~116 頁。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註》卷 2,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 年,第 41、45、47、80、124 頁。例見孫思邈撰,蘇禮等校釋:《千金翼方校釋》卷 5、7、10、12,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 年,第 82 ~ 83、109、167 頁。261

李應存、史正剛:《敦煌佛儒道相關醫書釋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第 182~183;127 頁。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37,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 年,第 2152 頁。法雲:《翻譯名義集》卷 8,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制中心,1995 年,第 141~143 頁。法雲所引《佛地論》 當即親光菩薩等造《佛地經論》,有唐代玄奘譯本。 核之後者,則未見“遏濕摩揭婆”後附有“瑪瑙”之釋義,參見親光菩薩等造,玄奘譯:《佛地經論》卷一,《中華大藏經》第 2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3~ 4 頁。 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法雲引自業已散佚的《佛地經論》註疏本或其它典籍(如唐代遇榮《仁王經疏法衡鈔》卷四),當然也不排除“瑪瑙”系法雲自註。 但若是後者,則與法雲將“阿濕摩揭婆”解釋為琥珀不符。Monier Williams, A Sanskrit - English Dictionary ,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72, p. 100; 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2),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3, p. 81.Akira Hirakawa, Buddhist Chinese- Sanskrit Dictiona-ry , Tokyo: The Reiyukai, 1997, p. 828.荻原雲來:《漢訳対照梵和大辭典》,東京:鈴木學術財団,第 159 頁。Monier Williams, A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72, pp. 100, 284; p. 382.George O. Poinar, Life in Amber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14.玄應撰,徐時儀校註:《一切經音義》卷 21、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442、480 頁。慧琳撰,徐時儀校註:《一切經音義》卷 27、32、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075、1387 頁。“阿濕摩揭婆”在該書中作“阿濕摩揭拉婆”;而慧琳在解釋“遏濕摩揭婆”時,稱“梵語也,亦名‘阿輸摩竭婆’,是赤色寶也”。慧琳撰,徐時儀校註:《一切經音義》卷 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982 頁。慧琳撰,徐時儀校註:《一切經音義》卷 21、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870、971 頁。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佛經》,《中華大藏經》第1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676 頁。世親菩薩釋,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 15,《中華大藏經》第 2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994 頁。慧琳撰,徐時儀校註:《一切經音義》卷 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387 頁。聶道真譯:《佛說文殊師利般涅盤經》,《中華大藏經》第 2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164 頁。慧琳撰,徐時儀校註:《一切經音義》卷 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278 頁。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1,《中華大藏經》第 1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477 頁;玄奘譯,圓測疏:《解深密經疏》卷 1,《新編卍續藏經》第 34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年,第 611 頁。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卷 1,《中華大藏經》第 1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909 頁;玄奘譯,窺基疏:《說無垢稱經疏》卷 2,《新編卍續藏經》第 29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年,第 420 頁。 “褐”或即“遏”字之訛。例見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卷 2,《中華大藏經》第 10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第 378 頁。一如等集註:《大明三藏法數》 卷 23,《中華大藏經》第 8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第 823 頁。焦竑:《楞嚴經精解評林》卷 1,《新編卍續藏經》第90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年,第 329 頁。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 173,《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1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734頁;顧起元:《說略》卷 19,《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64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694 頁。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市西工區 C1M3943 戰國墓》,北京:《文物》,1999 年,第 8 期,第 4 ~ 13 頁;許曉東:《中國古代琥珀藝術———商至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 年,第 6 期,第 112~131 頁。史遊:《急就篇》,《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32 頁。班固:《漢書》卷 96,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第2864 頁。 漢學家謝弗(Edward H. Schafer)認為漢語中的“琥珀”起初很可能是音譯詞,而不是為表示虎之魂魄(即“虎魄”)與琥珀形成間的聯繫,且可能源自西亞或南亞的某種語言,例如普林尼提到的敘利361

亞語“ harpax”,參見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 ang Exotic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247.曹丕撰,魏宏燦校註:《曹丕集校註》,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119~121 頁。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魏書卷 30,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第 638 頁。陶弘景集,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卷 1,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 年,第 18 頁。雷斅撰,王興法輯校:《雷公炮炙論》卷 1,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86 年,第 32 頁。袁珂校註:《山海經校註》卷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1 頁。章鴻釗:《石雅》卷 2,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第58~59 頁。陳藏器撰,尚志鈞輯釋:《〈本草拾遺〉輯釋》卷 2,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年,第 25 頁。寇宗奭:《本草衍義》卷 5,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 年,第 35 頁。蘆笛:《元代以前茯苓的產地與開發》,上海:《歷史地理》,2017 年,第 35 輯,第 164 ~ 178 頁。 《博物志》中對琥珀與茯苓間這種聯繫的論述並非張華首創,而是引自《神仙傳》,參見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卷 4,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48 頁。例見孫思邈撰,蘇禮等校釋:《千金翼方校釋》卷11,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 年,第 181 頁;王燾:《外台秘要方》卷 21,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 年,第401 頁。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新編卍續藏經》 第 3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年,第 300~301 頁。周永年輯:《吳都法乘》卷 6,《中國佛寺志叢刊》第33 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 年,第 855~859 頁。關於《廣誌》(已佚)的成書,參見王利華:《〈廣志〉成書年代考》,北京:《古今農業》,1995 年,第 3 期,第51~58 頁。作者簡介:蘆笛,倫敦大學學院社會與歷史學院訪問學者,博士。 　[責任編輯　 桑　 海]461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歷史與神話的交織:漢唐時期雲南蛇的敘事及其形象變化*王　 彤[提　 要] 　 蛇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動物之一,亦是我國歷史悠久、分布廣泛、種類眾多的一類動物。漢唐時期雲南人在與蛇天長日久的相處過程中,對蛇的認知亦在不斷變化,且不同的族群因其所處環境、時代背景、知識結構、認知方式及價值判斷的不同,對蛇的認識亦有差異。 差異背後反映的是創作者的現實動機及社會歷史文化水平,可從另一側面幫助我們認識和瞭解雲南社會文化的階段性變遷。[關鍵詞] 　 漢唐時期　 蛇形象　 雲南少數民族　 歷史　 神話[中圖分類號] 　 K2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165 - 07民國《新纂雲南通志》有言:“全世界產蛇六百三十五種,有二百四十種均在東洋區雲南,即屬此區故以產蛇為著”,①可見雲南是蛇的主要產地之一,不僅數量豐富,而且種類眾多,且很早就引起人們的關注。 但目前關於蛇的研究多集中於龍與蛇的關係研究,如聞一多、孫作雲、李埏、秋浦、何星亮等老一輩學人認為龍的基形是蛇,②而關於雲南蛇的研究多關注於蛇的種類、生物屬性及其藥用價值,③抑或是漢代青銅器中的蛇形象研究,④亦有相關蛇的神話與禁忌相關的研究,⑤而尚缺乏從歷史學和民族學出發,探尋雲南蛇的多元歷史敘事源流以及背後相關文化內涵、流變過程的研究。 故本文試圖在系統梳理漢唐時期雲南蛇史料的基礎上,厘清這一階段雲南蛇的敘事脈絡以及背後的社會文化進程,以期從蛇的動物視角呈現出雲南社會歷史發展的多元面向。一、虛實之間:雲南考古和歷史文本中的蛇形象流變雲南青銅器是西南青銅文化中成就最高的代表,其又以滇國創造的青銅文化最為輝煌,出土器561∗本文係 2017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 (項目號:17ZDA158)和 2020 年度國家民委民族研究自籌經費項目“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保護和傳承研究”(項目號:2020-GMD-090)的階段性成果。

物最多,青銅備器、扣飾上的動物種類及形態最為多樣和豐富,⑥ 其中就包含有大量的蛇的紋飾。如在雲南晉寧石寨山滇王墓中,更是有大量蛇的形象頻繁出現。 據粗略估計,具有蛇圖像的青銅器不下 100 餘件,有 20 餘件是在人物或在動物活動場面中處於顯要或者特殊位置上,其餘則作為裝飾性題材出現於各種器物之上。⑦這些青銅器中蛇的形象往往與其他動物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個栩栩如生的種群生態圖像,給人以強烈的視覺衝擊感。 如 1955 年發掘出土的石寨山 1 號墓中,有一件“殺人祭銅柱貯貝器”,器蓋上出現了殺人場面,柱子前面有一個被縛着雙手反綁的裸體女子,柱子上則盤繞着兩條蛇,柱頂上立有一虎。⑧此外,在 1956 年發掘出土的第 20 號墓中,出土有一件“殺人祭銅鼓貯貝器”,蓋上亦出現了蛇的圖象,在蓋子的中央,用三口銅鼓架成一柱,上面盤繞着大蛇,旁邊有作為犧牲而綁縛起來的男性奴隸。⑨關於雲南石寨山各種青銅器上出現的形態各異、場景不盡相同的蛇的形象,學者給予了不同闡釋,有圖騰說、土地說、水神說、多功能說等四種不同的說法。⑩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認為蛇很有可能是當時滇池區域普遍存在的一種動物,由於它具有毒性和攻擊力,對人的生命財產有着直接的危害性,人們對蛇產生了恐懼心理,後來由畏懼轉向崇敬,故把蛇作為圖騰來崇拜。馮漢驥則從自然萬物生長規律和季節循環的特徵,認為蛇象徵着“地的蕃殖力”,將它與土地、女性繁衍聯繫在一起,認為當時對蛇的尊崇是很普遍的現象,是與農業生產有關。 黃美椿否定了“滇文化”中蛇的圖騰說,認為蛇不是圖騰崇拜,也並非完全象徵土地,而是水神的象徵,並通過分析蛇與龍的關係,認為蛇是當時整個“滇文化”中重要的水神。黃德榮《蛇在滇國青銅器中的作用》一文指出,蛇紋飾在滇國是一種南方民族定居、農耕的標誌,在構造力學上有着降低器物重心、左右平衡以及支撐上部的三大作用。 雖然說法各異,但可以確定,在雲南青銅文化中,蛇是常常出現的動物,還往往咬在其他動物的足端,這透露出一個生物信息,即在很多生態原始、地形相對封閉的濕熱環境中,蛇、蜥蜴、龜等水生動物數量較多,分布廣泛。 這說明當時水域面積極為廣泛,滇池流域是一個河流湖泊、沼澤濕地、溪澗箐潭密布的地區,是個典型的漁獵耕作的水鄉之國。值得注意的是,在石寨山第 6 號墓中還出土了玉衣片與黃金做成的“滇王之印”,按照漢王朝對邊疆少數民族君主冊封的標準,已是最高品級的賜封,這件金印的紐部也是鑄成蛇形鈕。 滇王國蛇紐金印的土出至少反映出:滇王國的君長以蛇作為其崇拜信仰的對象,認同其為一種象徵權力的標誌;漢王朝的正統意識中,也同樣認同“滇”是以蛇為信仰對象的民族,所以賜以蛇紐金印,以區別於其他少數民族。至東漢後期外戚梁冀主政期間,時任永昌太守劉君世為巴結討好梁冀,搜刮民財鑄黃金為文蛇狀,獻給梁冀,遭到時任益州刺史种暠的彈劾。 “質帝本初元年(146 年),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暠(時益州刺史)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黃金文蛇被沒收入大司農的府庫,為此種暠遭到梁冀的記恨,梁冀想從大司農杜喬處借出,未得到同意,因此也遷恨於杜喬。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漢安元年……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衣,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永昌太守將黃金鑄成文蛇形狀,亦反映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永昌當地自然環境適合於蛇類的生長,且當地有大量的蛇類種群;二是蛇是權貴的象徵,因此得到永昌最高長官劉太守的關注,並用黃金鑄造其形狀以呈進給朝廷大員,可見東漢中期蛇在雲南仍備受尊崇。 “永昌,產金蛇之地,而採取頗艱。 後世官法工本,召募抽收,猶為民害;何況賦斂於民,以為奇玩乎! 种暠糾發,亦以征貪定亂矣。 嗚呼,守土大臣,奈何不以暠為法乎”。東漢後期,蛇的形象開始有所變化,其生物屬性日漸凸顯,且反映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人們661

對蛇的感情顯得更為微妙和複雜,如李膺《益州記》云:卭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床間。 姥憐,怡之。 後稍長大,遂長丈餘。 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 令因大忿恨,令姥責出蛇,母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大而無所見。 令遷怒,殺姥。 蛇乃感人以靈言,嗔令何殺我母? 當為母報仇。此後,每夜輒聞,若風,四十許日。 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 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 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由此可見,當時西南地區蛇類種量多,人與蛇的接觸亦為頻繁,蛇偶爾會寄宿到人居場所,威脅人畜安全,因而受到人們的怨恨。 從此蛇不再只是受人尊崇的高高在上的形象,而變得多元複雜化,縣令為了保證屬地的安全,責令殺蛇,而與蛇相處日久的老姥憐愛蛇,保護蛇,由此產生了衝突,導致老姥被殺,從而又引出了蛇為姥報酬,並在地陷災害中保護老姥住宅不受破壞。 從此故事中可以看出東漢後期時,“蛇”的敘事轉向以及對蛇的情感變化。晉代以後,蛇在各種地方志書及各種筆記文集之中頻繁出現,特別是大蛇,因其體型龐大,喜食鹿、牛等大型動物,亦食人,為患甚劇,從而更多被時人關注和記錄,如《舊唐書·西南諸蠻傳》:“南平僚者,東與智州、南與渝州、西與南州、北與涪州接。 部落四千餘戶。 土氣多瘴癘,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 《新唐書》進一步說明:“南平僚……人並樓居,登梯而上,號為干欄。” 由此可知,雲南山高林密,水草豐茂,適宜於蛇的生存,尤其多大蛇,它們回爬到人居的樓上,危害到人。 因蛇種類眾多,分布廣泛,山林和江河皆有之,故名稱不一,如“興古郡有蛇名青蔥,有大蛇名赤頸” 、“姚府舊城北百餘步……(有)黃津江,在郡南側,有大蛇名曰青蔥,好食人” 、“永昌郡有歧尾蛇” 、“水左右甚饒。 犀象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糜泠縣深山中更是有“大蛇,長數丈,圍三尺,於樹上,野鹿過便低頭繞之,鹿於是有頃而死,先含水濡之,令濡,乃合頭角並吞之,訖,便不能動,至數日,鹿乃消盡;蛇自繞樹,鹿角骨悉鑽皮出,得一月乃愈”。時人對蛇的威脅也不是毫無辦法的,他們會發現和總結出治療蛇毒的藥方,晉代張華的《博物志》中就有治蛇毒的記載:“雲南郡出茶首。 茶首,其音為蔡茂,是兩頭鹿名也。 獸似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虺毒。 永昌亦有之。” 但並不是所有的蛇都是有毒的,有些蛇類不僅無毒,而且味道鮮美,是可口的佳肴,雲南少數民族民眾看到此類蛇,往往會捕而殺之,並食之。“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簽簽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珍異”。 並總結出了誘殺大蛇的方法:“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駮犖,其文錦章。 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 搏之,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 雖然人們對於蛇的認識不斷加深,對蛇的習性也日趨了解,但關於蛇的神秘印象卻一直纏繞和記錄在雲南史志之中,如《神異經》有云:“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馮青龍,右手馮白虎”,蛇的神聖之處再次得到體現。 由此可見,蛇在滇人中的形象在東漢後期經歷過一個明顯的轉變過程,東漢前期,蛇在滇人心目中是神化和權力的象徵,被人所尊崇。 東漢後期以後,隨着滇人對蛇認知的不斷加深,蛇的形象開始世俗化,變的多元複雜,既有神聖的一面,亦有現實的一面,一方面人們尊蛇、敬蛇和愛蛇,一方面又厭蛇、殺蛇和吃蛇。二、善與惡的纏繞:漢唐時期大理白族對蛇的多元認知在雲南少數民族人們的心目中,蛇如同那些饕餮、鴟鴇、人面獸身的怪物一樣,是個頻繁出現761

的、帶着神秘信息的形象。 作為一個具體的象徵符號,蛇不僅象徵着罪惡、禍祟、破壞力、死亡,而且代表着英雄、喜慶、繁衍、重生,它與一切神秘的超自然的魔性力量之間有一種特殊的關係。 因此,在雲南各少數民族中形成了種類多樣、內容豐富的與蛇有關的敘事與文化。大理洱海周圍的白族對於蛇的多元認識是雲南少數民族的一個典型,大理位於高黎貢山、碧羅雪山-怒山、雲嶺-點蒼山的滇西峽谷地區,不僅是甘肅、青氐羌族群南下和古越人、濮人北上的民族走廊,而且是與南下的氐羌族群的交匯點,因此白族先民受到多種族群的影響,是以僰人為主的許多氏族和部落的融合體。白人有蛇圖騰崇拜的傳說,如《南詔中興二年畫卷》和《大理國張勝溫畫卷》上都有《西洱河神圖》,畫的是兩條大毒蛇,公蛇在上,母蛇在下,兩蛇用身子圍成一個圓圈,頭和頭,尾與尾相絞,有相互求性之姿態。 公蛇旁有一條金魚,白頭、頭上有紅纓,眼睛瞄准着對面的白玉螺。 白玉螺長條形,平躺在母蛇身旁。 金魚、玉螺是白族人公認的西洱河河神,蛇與金魚、玉螺並列一處,雖不能確定它也是河神之一,但至少說明當時的白族人是崇拜蛇的。 洱海東岸雙廊鄉的洪山本主就是蛇的化身,保護着漁民在海上的安全和打魚豐收,1985 年農歷四月十五日會期當日,來朝拜的大小船只多達 276 只,人數達 25,000 人次,說明大理白族地區的蛇崇拜文化延續至今。此類蛇(龍)神話,應是由原始水神神話演化而來的。 “白族初民觀念中的水神,是社會生活實踐中習見的蛇”,“所以見之於白族水神神話中,往往以蛇、蟒之屬為水神。”關於以蛇為水神的神話,發展為龍神話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白族以蛇為水神的神話,發展為龍神話……受諸羌、諸夏文化的影響分不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引《廟周誌》言,越人“從南蠻為蛇種,觀其蛋家神宮蛇像可知”,《峒溪志》亦言“其人蛇中,故祭祀皆祀蛇神”。當然,這還不僅是諸羌帶來諸夏的崇龍思想,形成白族龍神神話而已。 更重要的是諸羌的魔術、咒語等巫術,強化了白族原始多神崇拜的巫教……既然諸羌的巫術滲透進白族原始巫教中,白族以蛇為水神的神話,轉化為以龍為水神的神話後,得到白族巫教的利用而更加鞏固和普及。”因此,由於各民族間的相互交往和交流,傳說神話也相互影響,在相互交融中塑造了內容和類型相似的神話和傳說,其中亦包括蛇。唐貞觀末年以後,洱海地區白族的社會生活逐步向農耕方向轉變,貞觀二十二年(648 年)唐將梁建方出兵西洱河時,發現“其土有稻、麥、粟、豆。 種獲與中夏同……有絲、麻、蠶織之事……” 此後,大量漢人不斷遷入洱海地區,白族的生產技術和文化逐漸與漢族趨同,至唐中後期樊綽至雲南時,“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棟下宇,悉與漢同……城池郭邑皆如漢制”。特別是農業的發展,使白民在社會生活實踐中認識到水的自然力量和功能的重要性,因而對水產生一種特殊的畏懼,蛇作為與水相伴相生的生物,形成了與水的自然力具有同樣“魔性”的認知,成為人們憤恨的對象,從而被妖魔化。 大理流傳甚廣的人與蛇鬥爭故事莫過於白族神話《段赤城斬蟒》,講述的就是唐中期時的故事。 傳說南詔王勸利晟在位時(穆宗長慶四年),洱海中有一惡蟒危害百姓,在地方官民皆束手無策之時,段赤城自願縛刀入水,最終與惡蟒同歸於盡,從而贏得大理白族民眾的世代崇敬與傳頌。 雖在不同村寨的傳說及不同文本中,《段赤城斬蟒》故事敘述有細微出入,但“蛇”都是作為“妖”出現在整個敘事體系之中的,段赤城因斬殺妖蛇,平息水患,而逐漸被神化,最終成為龍王的化身,受到當地白族民眾的世代祭祀。 故每年正月初三日,為喜洲河涘城、中和邑、江上村等村本主段赤誠敕封妙感玄機洱河靈帝聖誕節。 由於他舍身除害救民,故在大理地區本主神中威望最高,奉他為本主的有好幾個村子,如羊皮村還有他除蟒犧牲後,村民用蟒蛇的骨拌上石灰造成的“蛇骨塔”,從南詔晟豐佑時期到現在,蒼山馬耳峰下還屹立着此塔。 這一帶村落也奉他為本主;還有柴村建有段赤誠廟,稱他為“海神”,廟內對聯寫着:“綠桃人傑,玉洱民天。” 由於蛇經常與天降暴861

雨,江河之水暴漲相伴出現,通常把蛇與水患相關聯,從而認為暴雨洪澇是因為“蛇妖”所致,故又體現出對蛇的憤恨和不滿,從而出現了段赤城斬蛇妖的故事。 可見“蛇”對人生存和發展在不一樣的社會情境中的利弊作用不同,白民對於蛇形象的認知也是複雜多樣的,既有崇拜祈禱的一面,亦有畏懼斬殺的一面。此外,和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大理白族地區也流行着蛇郎的故事,“在木蓮花山下的村子住着一對老夫婦,他們有三個女兒,被蛇郎愛上,蛇郎請蜜蜂說媒,只有小妹願意嫁,蛇郎和小妹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但被大姐嫉妒,為其所害,最後為蛇郎發現,驅逐大姐後又過上幸福生活”。這裡的蛇又成了一個正面的形象,但就故事的大體結構而言,卻有着普遍性,這也體現出雲南少數民族神話故事既是幾個神話體系的融合,又受到了中華文化、南方文化的影響,也反映出雲南各民族長期以來生活於大體的環境,歷史上民族的形成中有極為複雜的分化及同化現象,因此,不同體系的神話又呈現出融合的趨向。不僅如此,這個故事裡還深刻地反映出原始人的思想,從文本中的兩次變形可以看出,第一次是男主人翁由獸變成人,第二次是人的鬼魂的輾轉變幻,最多的有四處,至少也有兩處,這也體現了人類社會初期先人的思想與觀念,而且從最終勝利者多是幼女這一敘述中還可以看到遠古制度季子權的倒影。三、從自然到社會:雲南蛇與龍形象的轉換及其文化內涵蛇的起點很低,不過是在草叢池沼中伏竄的初等的水生動物而已,最初多與原始、惡劣的自然環境相連,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等,許多出土的陶器和青銅器上的水波型紋飾,又象蛇的盤曲狀及爬行狀。此時的蛇多是以粗鄙、原始的形象出現的。 但自漁獵採集社會開始,人對水的依賴性不斷提高,蛇為水中最為常見的生物之一,不僅自身具有危險性,而且與人們的生計密切相關,而為先民所畏懼和敬仰,從而出現在各民族的創世神話及史詩中,並成為雲南許多少數民族的圖騰,如傣族民間有許多蛇、龍圖騰傳說,以及蛇紋文身形態。 傣族部族神為人身蛇尾的猛神,“傣族的祖先是龍,世世代代都是龍變的。 經書上說愛在河邊水邊生活的人是龍,為了不忘記老祖宗是龍,總是要把兩條腿紋成龍殼(龍殼即魚鱗狀紋),鑲金牙是龍齒”。 這主要因為傣族聚居地古代是濮、越各族雜居之地,漢晉以來又有西遷的部分駱越、西甌及漢晉間雲貴高原上故有的越人後裔,故而烙上了越人的印跡,而越人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生成了有蛇圖騰崇拜的習俗,對傣族的蛇圖騰有着重要影響。進入農業時代後,先民對物候的依賴度越來越高,而蛇對天地異常最為敏感,對先民有着一種玄妙的預知力,如天災到來之前蛇多有諸多反常行為,原始民族見之,便以為是蛇帶來的災禍,就對蛇產生了敬畏之心。 在《山海經》中,蛇多與大旱和大水相連,“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等等,可見蛇與水的關係成為先民關注的焦點,人們對水的重視間接的提高了蛇的地位,更因蛇的神秘性更為大增,從而被賦予了龍的神性。 8 世紀以後,洱海地區普遍使用了鐵犁和牛耕,農業成為南詔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到 9 世紀三十年代,南詔統治者在今大理地區修築了“橫渠道”,用以灌溉農田,並修建了蒼山高河蓄水工程,農業生產得以快速發展。 水利的興修和水田的開辟,使白族等少數民族對水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就這樣,居於水中的蛇靠水昇華成了龍,具有了神性。 但蛇轉化為龍,實現地位的飛躍是與水利化農業相適應的,如果沒有日漸發達的可供農業生產的水網體系,蛇也不可能成為實現“騰躍”。 至此,蛇作為一種超自然神權力量的原始特徵,已經失去當初許多自然形態的東西,具有了更多的社會形態內涵。另外,自漢代以來,由於戰爭、通商、移民等各種因素,漢人不斷向雲南遷移,漢文化也被帶到了961

雲南各少數民族之中,尤其對生活在交通便利的壩區民族影響更大。 至南詔統一洱海地區以後,為了鞏固其統治勢力,不斷向唐王朝學習先進的漢文化及生產方式,從而大大加快了漢文化在雲南地區的傳播力度。 為了彰顯其統治的合法性和取得唐王朝的認可,南詔王異牟尋在大力崇奉佛教的同時,並宣稱自己是哀牢夷沙壹的後裔,而沙壹的傳說主要就是(蛇)龍與水及龍(水)與女人的關係。 這個傳說與其他中國民間傳說如女媧一樣,都擁有水與蛇(龍)的基本元素,同樣暗示着農業社會中“水”的重要性。 表面上看沙壹只是個傳統文獻中的神話人物,但實際卻遠非如此,她是一個社會文化和一種知識系統開始轉變的象徵符號,反映的是社會結構及其文化調整的整體性漸進過程。所以沙壹神話中的(蛇)龍形象已經失去了其自然的特徵,更多的是其賦予的社會變遷意義。 總之,原始民族所理解的世界是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的合一體,所表達的世界亦常常是直觀摹寫和想象幻化的混合物。 而蛇在雲南古代歷史記憶和少數民族傳說中,因其“形”而傳其“神”,因其“象”而寓其“意”,生動地象徵着那似乎可感而又不可知的超自然神秘力量,將存在於原始民族心中朦朧的精神內涵借一朦朧的寓體釋放、“顯象”出來,它是可見的“形” (物象)和幻想的“神” (幻象)互相拼合。 雲南神話、造型藝術及歷史文獻中的蛇,正是由於寓體(形)的奇異怪誕,在不知不覺中沉積了複雜的歷史、民俗和民族心理內容,反射着原始文化的神秘之光。四、結語歷史故事(亦含傳說、神話等)是一種常見的歷史文化現象,因其多帶有神秘離奇性,故常被習慣於以科學思維認識事物的今人視為“迷信”。 不過,所謂的虛妄是其外在的表象,在它背後還存在抽象的思想元素和創作者的主觀動機。 雲南歷史圖像與文獻中關於蛇的形象及敘事雖然看似荒誕不經,但其背後卻有着深厚的認知邏輯。 因受歷史條件的制約,不同時期雲南各個民族社會發展水平、文化素養、科學水平、風俗習慣的不同,對蛇的態度和觀念也不盡相同,從而塑造了不同的蛇的形象。 但隨着社會的日趨發展,蛇逐漸從神聖走向世俗化,關於蛇的情感和態度亦變得日趨紛繁複雜,無論其是善是惡,抑或是神是妖,都給雲南地方社會留下了豐富的記憶和多樣的文化,從記憶和文化的背後可探知出漢唐時期多元複雜的雲南區域社會發展進程史。①《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雲南·民國新纂雲南通志(二)》卷 60,南京/上海/成都: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2009 年,第 597 頁。②聞一多:《從人首蛇身談到龍與圖騰》,昆明:《人文科學學報》,1942 年第 2 期;孫作雲:《敦煌畫中的神怪畫》,北京:《考古》,1960 年第 6 期;李埏:《龍崇拜的起源》,廣州:《學術研究》,1963 年第 9 期;秋浦:《說龍》,北京:《民間文學論壇》,1988 年第 1 期;何星亮:《中國圖騰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③四川省生物研究所兩棲爬行動物研究室:《雲南西雙版納遊蛇科的兩種國內新紀錄———黑紋遊蛇和頸斑蛇》,北京:《動物學報》,1973 年第 3 期;熊鬱良等:《雲南蛇藥的研究》,北京:《藥學學報》,1979 年第 9期;孫國政等:《雲南老君山發現福建華珊瑚蛇》,北京:《動物學雜誌》,2015 年第 2 期;楊典成等:《雲南河口瑤族自治縣發現尖喙蛇》,北京:《動物學雜誌》,2015 年第 5 期;楊新周等:《雲南不同產地白花蛇舌草揮發性成分研究》,昆明:《雲南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0 年第 4 期。④馮漢驥:《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器研究》,北京:《考古》,1963 年第 6 期;霍巍:《中國古代的蛇信仰與稻作文明》,《中國西南文化研究》(第 3 輯),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8 年;黃美椿:《晉寧石寨山出土銅器上蛇圖像試釋》,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青銅文化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李躍平:《滇071

國青銅器中的蛇造型再探》,杭州:《藝術科技》,2015年第 12 期;劉西諾:《滇池區域青銅器上的動物形象探究———以蛇和牛為中心》,昆明:雲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⑤楊海濤:《試論西南蛇神話的類型及其歷史內涵》,雲南昭通:《昭通師專學報》,1990 年第 3 期;李金蓮:《恐懼與象徵:雲南少數民族的蛇禁忌與蛇巫術》,雲南蒙自:《紅河學院學報》,2004 年第 5 期;李青:《崇拜與畏懼:對玉溪地區蛇禁忌的探析》,哈爾濱:《北方文學(下半月)》,2012 年第 8 期。⑥周瓊:《虛妄與存在:青銅圖像與先秦環境史研究》,藍勇主編、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中國圖像史學》(第 2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年,第24 頁;第 27 頁。 ⑦黃美椿:《晉寧石寨山出土銅器上蛇圖像試釋》,第 148 頁。⑧⑨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年,黑白圖 73、74。 ⑩劉西諾: 《滇池區域青銅器上的動物形象探究———以蛇和牛為中心》,第 48~49 頁;第 49 頁。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晉寧石寨山遺址和墓葬》,北京:《考古學報》,1956 年第 1 期。 馮漢驥:《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器研究》。 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省博物館》,第 166 ~ 167頁。 霍巍:《中國古代的蛇信仰與稻作文明》。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一卷》,徐文德、木芹纂錄校訂,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68~69 頁;第 216 頁。 倪蛻輯,李埏校注:《滇雲歷年傳》,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42~43 頁。 《太平御覽》卷 791,四夷部 12。 《舊唐書·西南諸蠻傳》卷 197。《新唐書·南蠻傳》卷 222 下。《太平御覽》卷 932,鱗介部 6。《太平寰宇記》,西南地區摘錄,劍南西道 8。《太平御覽》卷 36。《太平御覽》卷 960,獸部 18。張華撰:《博物志》,轉引自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一卷,第 215 頁。《太平御覽》卷 37。楊海濤:《試論西南蛇神話的類型及其歷史內涵》。《白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白族簡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 1~35 頁;第 88 頁。張旭:《大理白族史探索》,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79 頁。蒼銘:《雲南民族遷徙文化研究》,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7 年,第 150 頁。趙櫓:《白族龍神話與宗教》,雲南省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室編:《民族文談》,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5 年,第 73 頁。《西洱河風土記》,轉引自李光榮、楊政業主編:《古籍中的大理》,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 35頁。方國瑜著,林超民編:《方國瑜文集》 (第二輯),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68 頁。雲南省編輯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 修 訂 編 輯 委 員 會 編: 《 白 族 社 會 歷 史 調 查(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124~125 頁。 白庚勝總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全書·雲南·永平卷》,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 年,第 158~159 頁。李子賢編:《雲南少數民族神話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1~12 頁。鍾敬文:《蛇郎故事試探》,《鍾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 200~203頁。 鄧啟耀: 《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一個原始象徵———雲南各族神話和造型藝術中的蛇及文化背景試析》,上海:《民間文藝季刊》,1986 年第 3 期。吳春明、王櫻《“南蠻蛇種”文化史》,南昌:《南方文物》,2010 年 2 期,第 95 頁。趙寅松主編:《白族文化研究 2008》,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68~169 頁。作者簡介:王彤,雲南大學西南環境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昆明　 650091[責任編輯　 桑　 海]171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銀荒亡明論的經濟學辨析王五一［提　 要］ 　 從西方全球史觀中衍生出的“白銀史觀”，正確地指出了中晚明的繁榮與白銀貨幣的關係，但誇大了明末銀荒在明朝滅亡中的作用，更錯誤地把白銀進口的減少說成是銀荒的原因。 白銀貨幣化，形式上是幣種結構的演化，本質上是貨幣制度的置換；白銀進口，本質上是在進口一種新的貨幣制度。 銀兩貨幣所具有的純市場性及其利於窖藏的特點，是導致明末銀荒的制度條件。 朝廷對這種新的貨幣制度疏於理解和應對，才是明末銀荒的主要病源。 要準確地理解此一病理，需要一些經濟學的概念提點。［關鍵詞］ 　 明史　 白銀　 銀荒　 明朝滅亡［中圖分類號］ 　 K2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172 ⁃ 12西洋史學界“普遍的 17 世紀危機”理論，以世界範圍內的白銀生產與貿易為線索，把大西洋貿易與大帆船貿易串接起來，把中國歷史兼併進去，為明史研究演繹出一條新邏輯：從日本、歐洲、美洲等地源源輸入的大量白銀，使中國由貧銀國迅速變為富銀國，從而使明代的貨幣體系發生了一場廣泛的白銀化演變，進而刺激朝廷實行了一系列改革———賦役皆用銀，朝野皆用銀，官民皆用銀，經濟財政皆用銀……“一切向銀看”製造了對白銀的進一步需求。 白銀需求越大，就越是拉動著“全球史”意義上的白銀貿易、生產和開發的進一步繁榮。 終於，到了明末，這一條龍的繁榮撞上了 17世紀的“普遍危機”，幾個白銀供應來源突然都出了問題，白銀進口驟然下降，由此引發了中國內部的銀荒，進而引發了一系列的災難性經濟政治事件。 染上銀癮的明王朝，被白銀憋死了。西風吹來的史學雞毛，很快變成了中國人手裡的史學令箭，中國明史學界因之而起的白銀熱，成為世紀之交明史研究的一個新亮點。本文帶著如此論點加入這個討論：一個早就感染上了 HIV 病毒的艾滋病人，最終死於一次感冒———明末銀荒在明朝滅亡中的作用，恰如此種感冒———說它與明朝的滅亡一點關係沒有，不對；說它是明朝滅亡的主因，也不對。 而銀荒本身並非白銀進口減少所致，而是由於“銀兩”這種貨幣所包含著的特殊的制度內容，以及明朝廷對此一制度內容的無知和無為。一、白銀繁榮與銀荒危機明中期，寶鈔貶值，銅錢匱乏，白銀進口，中國經濟機體中的白銀貨幣在逐漸累積，地位在逐漸271

提高，於嘉靖朝開始成為市場上居主導地位的貨幣。 然後，一系列的歷史事件湊在了一起：王直死了，倭寇少了，胡宗憲死了，嘉靖帝死了，戚繼光走了，馬尼拉大帆船通了，隆慶開海了，墨西哥白銀進來了———整個東南海岸的地理環境和政治概念發生了根本變化，由抗倭戰場變成了貿易通道。再然後，隆慶帝死了，張居正當首輔了，一條鞭法了，賦役皆用銀了，寶鈔、銅錢、白銀三者間二百年的幣制糾結大體結束，白銀大規模地流入和全面地登堂入室，大大地緩解了困擾多年的貨幣短缺難題，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廣闊的天地。 首先受惠的自然是東南地區。 農民們的副業在充裕的白銀貨幣的灌溉下得到了快速的成長，乃至越來越多的主副兼營的農家變成了手工業或商業的專業戶，副業變成了主業。 而白銀貨幣，一方面使得這些“農轉非”的專業戶有了充裕的經營資本，一方面有了可靠的產品銷路———國際市場上手握大量白銀的買家正在張手以待。 充裕的貨幣供應與日益繁榮的手工業相結合，當然地推動了商業的發達。 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又反過來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繁榮，促進了新農具的發明、施肥灌溉技術乃至種子的改良等。 同時，在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綜合推動下，經濟作物的種植也趨於多樣化，棉花、桑蠶、染料、果木、煙草、花卉、茶葉、家畜養殖等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生產力提高的同時，生產關係也在演變。 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土地的租佃關係開始向勞動力的雇傭關係轉化。①所謂“萬曆中興”，白銀無疑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②然而，白銀並不是像天降雨露那樣普灑中國大地的，而是通過月港、澳門、廣州等少數口岸一點點流進來的。 指望著自由市場機制能夠自動地將流進來的白銀均勻合理地配置到各個地區、各個行業、各個領域，如同指望著一條河流能夠靠它自身的自然流動力而自動地將河水灌溉到天下任何一塊需要它的土地上。 晚明朝廷的白銀化政策，尤其是“賦役皆用銀”的財政政策，就是建立在此種假定基礎上的。 河水在總量上足天下之用，與它在區域配置上真正能夠灌溉天下，不是一個概念；白銀供應的總量性膨脹，③與結構上的合理配置，不是一個概念。 而現實生活永遠是結構性的。強迫農民由交糧改為交銀，一個大問題自始就存在：農民去哪裡尋找如此成熟的市場以糧換銀？ 尤其是那些白銀貨幣灌溉未及的地區，如顧炎武所說，“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捨所有而責所無故也。 夫田野之氓，不為商賈，不為官，不為盜賊，銀奚自而來哉？”④那些以前鮮與銀子打交道的自耕農戶，家無存銀，只有到收割時拿著新糧食到市場上去換白銀，而農業季節是同步的，全體農民同時到市場上以糧換銀，銀價形勢不難想像。 在沒有期貨市場的情況下，這等於是政府運用稅政之鞭把農民們驅趕到銀商大鱷的口中供其宰殺。 顧炎武痛斥這是“吏之寶，民之賊也。”⑤國家收稅收銀，財政開支花銀，銀之一收一支，如黃仁宇所說，由白銀的財政解運和財政花銷而形成了一個全國範圍內的白銀回流路線，⑥“這一來回流通的過程斜放在明代的地圖上，就像一個巨大的回形針，不斷促進著貨幣的流動，而且也可以相信這一過程加劇整個帝國地區間經濟的不平衡”。⑦這個“回形針”覆蓋的區域是白銀化程度高的區域，白銀充裕，經濟活躍，出了這個區域則是貧銀區。 顧炎武在對山東和陝西兩省進行考察後指出：“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 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山東與陝西都是“回形針”以外的貧銀區，農民手裡有糧也換不到銀，從而，在賦役皆用銀的大政策下，豐年歉年皆是災年。 顧炎武描述了其悲慘狀況：“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 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 則有穀而無銀也。 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⑧西北貧銀區被賦役皆用銀的政策折磨了半個世紀後，“回形針”內也開始釀出危機，只是表現與西北有其不同。 西北是糧價暴跌，這裡是糧價暴漲；西北地區的受害者是糧食生產者，東南地區371

的受害者是糧食消費者。 由白銀進口催起來的、以江南市鎮的迅速增加為標誌的、從嘉靖朝就開始了的東南地區的經濟繁榮，到崇禎朝時已歷百年，產業結構、經濟結構、財政結構已從傳統的農耕經濟走出了相當一大段的距離，不可能再回去了。 銀荒來臨時，大批早已不種地而買糧吃的工商專業戶，一旦手裡無銀買米或市場上無米可賣時，馬上就會餓死人。 而這正是糧商囤積，富戶窖銀，發糧荒財、發銀荒財的時候。 大批工商戶因之而倒閉破產，“江南、福建沿海和其他從前的富庶地區，納稅人拖欠稅款，或拋棄他們的財產；佃戶攻擊地主和收租人；奴僕反對主人；城區工人鬧事；盜匪活動增加；饑餓的農民在鄉村到處流浪覓食。 到 1642 年，大城市蘇州明顯衰落，許多住家‘人去屋坍’，而曾經是富裕的鄉村，土地沒有了主人，只有武裝的人才敢去”。⑨蘇杭天堂變成了蘇杭地獄。在這場全國性的經濟災難中，越來越多的白銀進入了富商大賈和豪強顯貴的私人地窖。 百姓無銀以交稅，政府無源以收稅，終於，“銀荒感冒”，把早已潛伏在明朝機體中的 HIV 病毒激活，艾滋病發病，明朝滅亡了。二、通貨危機，但不是貿易危機明朝滅亡三百五十年後，西方興起的全球史學，為中國送來了關於銀荒成因的“理論補充”，曰，銀荒源於白銀進口減少。 “銀塊的不平衡流動產生了某些危險。 秘魯、墨西哥和日本白銀生產的波動，馬德里和江戶的保護主義情緒，海上掠奪和船舶失事，所有這些都使中國在 17 世紀的對外貿易自始至終很不穩定。”⑩進而，“1639 年，日本和菲律賓所發生的事情對明朝經濟的關鍵部門造成嚴重困難。 1639 年夏，德川幕府不允許澳門來的商人在長崎貿易。 這樣，這種近一個世紀以來有利可圖的貿易就突然結束了，它曾從日本給廣州和中國其他市場帶來大量白銀；儘管在整個 17世紀 40 年代，荷蘭和中國的商人繼續從日本輸入白銀，但比起這個世紀初期中日貿易的全盛時期來，數量大為減少。 葡萄牙人從日本被趕走後幾個月，中國和西班牙在菲律賓已經大為減少的貿易，實際上停止了。 在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爆發為暴力衝突，有兩萬多中國人死亡。 結果，在隨後幾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銀流入中國”。這是《劍橋明代中國史》對明末白銀進口驟減情況的描述，顯然是在暗示銀荒危機的根源。中國學者接茬，把最後一個邏輯環節補上：“社會出現了通貨危機，銀賤物貴，既缺少白銀，米穀等實物也相當匱乏，市場一片蕭條。 而白銀單位價值下跌，與以往比較，同樣數量的小麥和勞務必須支付更多的白銀才能取得，這使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銀。 但與此同時，美洲和日本銀礦的開採量卻在減少，影響流入量也在減少，無論國內還是世界，白銀生產和流通都在縮減。 於是，社會動盪加劇，內憂外患迭起的明王朝便在中外互動的作用下滅亡了。”《劍橋中國明代史》的話，實際上是對其時歐美史學界諸多此類觀點的一個綜述。 如中國學者倪來恩、夏維中所歸納的：“西方史學界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即十七世紀的的歐洲經歷了一場‘普遍危機’。 近來又有人試圖把這一觀點運用在中國史的研究上。 他們試圖根據十七世紀歐洲的歷史經驗，即當時以西班牙塞維爾（Seville）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因西屬美洲白銀輸入的大幅度減少而首次出現衰退，造成歐洲各國政治、社會的嚴重不穩定，來論證十七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也因美洲白銀輸入的減少而同樣經歷了經濟衰退，從而出現了政治、社會的一系列動盪，這種動盪導致了明王朝的最後滅亡這一歷史結論。”到上世紀末，另一本綜述性著作，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一書出版，以歸納正反兩面論戰的姿態，實際上為銀荒亡明論製造了一個更大的推介作用，對明史研究的白銀史觀，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471

關於明朝滅亡的原因，明朝甫亡，以清初六大師為代表的中國學界即展開了大討論，歸結出了幾條亡國原因的線索，其中並沒有銀荒亡國論。 中國史學界自 20 世紀三十年代才開始關注白銀貨幣和白銀貿易的話題，但也沒有將之與明朝的滅亡聯繫起來，更沒有把明末白銀進口的下降看作是銀荒的原因。這基本是一個泊來的史學話題。明末市場上的銀荒現象當然是不可否認的。 戈德斯通認為明末的危機只是“財政危機，並非通貨危機”，這話對一半錯一半。 是財政危機，也是通貨危機，而且此一危機與晚明財政的白銀化確實有著很大關係。 正是財政的白銀化，打通了通貨危機與財政危機之間的傳導渠道，使得貨幣體系的病症很容易地傳染到財政領域。財政的白銀化，來自經濟白銀化———民間白銀日多，朝廷看著紅眼，才開始琢磨著通過稅收的途徑從中分杯羹，才開始由糧食財政向白銀財政轉化。 白銀化了的財政，當然也就很難躲避白銀市場的風浪了。 而經濟的白銀化，確實是白銀進口的產物。 進口的白銀向國內經濟的各個領域滲透，進而向國家的財政機器和行政機器滲透。 可能正是此一“貿易白銀—經濟白銀—財政白銀”的邏輯路線，為西洋史學家們製造了一種錯覺，以為到了明末，當銀荒爆發時，也應當回到這個因果鏈的龍頭環節———國際貿易上找原因。其實，無論像阿特韋爾所認為的，明末白銀進口確有大幅下降，還是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實際上並沒有明顯的下降，都是文不對題。 銀荒的成因是純內生的，與白銀進口的波動並無關係。三、幾對經濟概念白銀進口下降導致銀荒，銀荒導致明亡———一些中國史學家之所以對這個泊來的的因果鏈產生興趣，問題可能不是出在史料掌握上，而是出在邏輯推論上。 為了進一步把道理廓清講明，歷史學也許需要一些經濟學方面的知識提點，具體說，需要搞清以下幾對概念關係。1. 長期分析與短期分析經濟學的理論模型，一般都是有時間性的，或者說，有個時間維潛藏其中。 例如，當經濟學認為擴大消費可以拉動經濟、促進增長的時候，模型中是隱含著一個短期分析的時間維設定的。 如果把這個時間維度換掉，換成長期分析，則模型的邏輯就會顛倒過來。 從長期趨勢看，高消費與低積累一體兩面，一個低積累的社會必定是個低增長的社會。 在短期分析中，消費是增長的朋友；在長期分析中，消費是增長的敵人。這種同一個邏輯框架因時間維度不同而結論相反的例子，現實生活中多得很。 一個以掄錘打鐵為業的勞動者，一天工作下來，最累的、最沒勁的是他的胳膊，這是短期的邏輯；而長期的邏輯正相反，這位打鐵工人渾身的肌肉系統中，最發達最有勁的就是他的胳膊。混淆時間維，是經濟學家也常犯的錯誤，遑論史家。 我們看到，明史學家們在建立起白銀興明與白銀亡明這樣在時間上相序、邏輯上相銜的兩個理論框架時，顯然忽略了一點：兩個模型的時間維度是不對稱的，一個是長期維，一個是短期維。 這就很可能隱含著邏輯硬傷。外國白銀百年裡源源不斷地流入、融入中國經濟體，帶來了晚明的繁榮，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史學界關於白銀興明的理解，無疑也是一種長期性的道理。 然而，要運用這個現成的因果鏈而把邏輯倒過來說事，要把明朝的崩潰用崇禎末年那幾年的白銀進口減少來解釋時，這就是在偷換時間維度，把時間維由長期換成了短期。 試想，一個在持續百年的白銀進口中已經擁有幾億兩白銀存量的經濟體，怎麼可能因為那幾年並不明顯的進口減少而驟然發生銀荒呢？ 白銀進口的不斷累積對經濟的正面影響沒有那麼快，同理，其負面影響也不可能那麼快。 慢說僅僅是進口減少，即使是571

反過來，白銀開始外流，要把國家流出毛病來，沒個十年二十年恐怕難以見效。 這裡有一個確鑿的史實證據：明亡一百多年後自乾隆年間始，洋人開始向中國走私鴉片，白銀因之開始外流，流了幾十年，到 19 世紀初，經濟機體才流出毛病來———銀貴錢賤。 銀貴錢賤轉化成致命的大病———太平天國，又用了近半個世紀。 要用白銀的流進流出來解釋國家的興亡，興，要用長期分析，亡，也要用長期分析。 僅僅用崇禎朝那幾年白銀進口的下降，無論如何解釋不了明朝滅亡這麼大件事。2. 貨幣與通貨經濟學說通貨膨脹而不說貨幣膨脹，是有講究的。 流通中的貨幣與放在倉庫裡或埋在地窖裡的貨幣都是貨幣，但並不都是“通貨”。 通貨量與貨幣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後者的一部分。 在今天的紙幣時代，二者的差異已經很小，所有可以稱為貨幣的東西，實際上都在流通中，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紙幣，其實只有一個功能，支付手段，它既不能作為價值標準，因為它本身的“價值”就很不穩定，更不能作為儲藏財富的載體，因為離開了金融系統它的財富性質就消失了。而明代的白銀貨幣，則是價值標準、儲藏財富、支付手段三功能圓滿的貨幣。生活在紙幣時代的我們，可能會把生活中所形成的關於貨幣的概念，帶回到歷史上去，而只從貨幣的支付功能立論，置其他兩個功能於不顧。 問題是，我們可以在理論上把白銀貨幣抽象為純粹的“通貨”，卻無法在實踐中把它的其他功能排除掉，更無法防止其第二第三功能在實際生活中發生作用。 當我們用白銀進口的下降來解釋國家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時，曲解的是這樣一個事實：調節國內白銀通貨量的最大樞機，其實並不在那幾個口岸，而是國內的那一個個家庭銀窖；在歷史上發揮更大作用的，可能並不是我們在理論上關注的貨幣的支付功能，而是它的窖藏功能。 白銀進口下降導致國內銀荒的理論，錯就錯在，它把貨幣的概念與通貨的概念混為一談，而假定它的窖藏功能是不起作用的。 為了進一步理解窖藏，我們再來介紹一個經濟學概念，預期。3. 現在值與預期值經濟變量之間的邏輯傳導關係，不但會有時滯性，而且會有前瞻性———此一理念因理性預期理論以及盧卡斯因之得 1995 年的諾貝爾獎而得到很大弘揚。 一種農產品的價格大跌，是因為春耕時種得太多，春種決策與秋收價格之間的因果傳導，有半年的“時滯”。 今天華爾街股市大漲，是因為今天早上美聯儲宣佈了降息，這種經濟因果的傳導是“即時”的。 天啟年間一位在月港貿易中靠倒絲綢發了財的富商，“預期”自己賺來的銀子明年將會升值，而決定將其窖藏到院子裡，自己安享清福。 時滯、即時、預期，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間概念，對於經濟史的理解應當是有幫助的。預期，是經濟當事人對未來可能性的一種判斷，一種認識活動，但這只是預期概念一半的含義，另一半是，人們會根據自己的預期而採取行動，從而使得預期具有自我落實的能力———當人們都預期一件事會發生的時候，這件事往往真會發生。 例如，當人們普遍預期物價會上漲而開始搶購囤積的時候，物價真地會上漲。 而這個預期的“準確性”實際是人們用自己的行動製造出來的。 明末白銀市場上的情況基本就是這麼個道理。 當人們普遍認為銀價會上漲時，引發了普遍的窖藏活動；普遍的窖藏活動，導致銀價真的上漲了。 於是，人們對自己預期的“準確性”更有信心了。 通貨緊縮由預期變為現實以後，為社會製造出了下一輪預期的依據，使人們預期銀價還會再漲，從而推動著進一步的窖藏活動，產生出新一輪通貨緊縮。 如此，在預期的作用下，通貨緊縮便成為了一個具有自我保持功能的正反饋機制。 “17 世紀 40 年代初，東南先進地區的銀價猛漲，同時許多商品作物和製造品的價格直線下降，低到無法想像。 這就導致貨幣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銀從流通中消失，人們把它存起來準備應付更壞的日子。”這段話不全對，不是要“準備應付更壞的日子”，而是“銀價671

猛漲”激發了人們認為它還會再漲的預期，是這個預期在促使人們埋銀子。窖藏，是因為大家相信銀將要升值，而人們相信銀將要升值的原因，卻可能有很多，甚至一個謠言也能把這個正反饋機制啟動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也許，明末白銀進口的縮減起到了某種“第一次推動”的作用？ 起到了類似一個謠言的作用？ 至多如此。銀荒不是形勢使然，而是制度使然，它是從銀兩貨幣的制度本性中派生出來的。 只要國家以生銀為幣，只要幣制是純市場性的，只要貨幣供應量是隨行就市的，這種由“預期—窖藏”機制引發的銀荒，或早或晚或大或小總是會發生的。 許多學者注意到了明末銀荒中的窖藏現象，但一般都將之看作是銀荒症候群中的一個普通症候而擺錯了它的因果位置。 實際上，窖藏，在銀荒形成的因果機制中扮演著極核心的角色，它才是整個國家貨幣流通量的主閥門。白銀，因其在保質和保值方面的優勢，而具有較錢鈔更強的儲藏功能———若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若是把白銀進口理解成一種特殊幣種的進口，一種特殊貨幣制度的進口，一種窖藏危機之可能性的進口，那倒真可以找到一條把白銀貿易與明末銀荒掛起鉤來的邏輯線索。 黃仁宇說：“提高白銀的地位實際上會阻礙投資”。 “很清楚，一個擁有 10 億文銅錢財產的人不可能持有這麼多銅錢，但是明朝末年一個大財主可能會在其家中窖藏 100 萬兩白銀。 1580 年的一份上奏透露出在長江以南的許多家庭確實貯藏有成千上萬兩白銀。 通常為了安全，都是將這些銀條、銀錠埋入地下。”埋銀不埋銅，這很好理解———一種貨幣的窖藏功能越強，越是容易引發通貨緊縮。 由此引申出深一層的道理：當一個社會改變它的主幣種的時候，它同時也可能在改變整個社會的貨幣制度乃至經濟規律，而為自己的經濟財政帶來意想不到的問題。 明末的銀荒，恰恰就是源於朝廷的意想不到。 商人們往裡倒騰的，不僅是一種新貨幣，也是一種新制度，而朝廷自始至終也沒有為迎接這種新制度做好準備，因為它自始至終也沒有完全搞明白市場貨幣與國家貨幣的根本區別。4. 市場貨幣與國家貨幣人類幣制演化的大趨勢，是由貝殼走向紙幣，由市場貨幣走向國家貨幣。 明朝的幣制演化，卻是逆此勢而行。 寶鈔銅錢，都是國家印製鑄造發行的國家貨幣，而中晚明登堂入室的白銀，則是純市場性貨幣，它成為貨幣僅僅是因為市場接受它為貨幣，國家只是承認、接受這個市場現實而已。《大明會典》中只有錢法和鈔法而無銀法，說明朝廷在接受白銀貨幣化之事實的同時，並未在理念上、法律上和行政上給以適當的面對。所謂國家貨幣，顧名思義，國家製造和發行的貨幣。 在國家貨幣制度下，出口商賺進來的“外匯”，不能直接在國內流通，而必須到衙門去換成本國的國家貨幣才能在國內使用。 國家貨幣制度下，市場上通貨量的控制閥門，既不在貿易口岸，也不在那一個個的民間銀窖，而是在政府手裡。 由於國家可以控制貨幣的發行量和市場流通量，也就可以把貨幣體系與財政體系綁在一起，而大大增加財政的抗擊打能力，從而大大提高一個政權的生命力。市場貨幣，貨幣的身份與貨幣的數量皆由市場決定，國家不能控制，貨幣體系與財政體系兩張皮。 當市場上的貨幣量偏離了健康水平時，政府手裡沒有槓桿以資調節；當貨幣量的不健康波動衝擊著整個經濟發生大的震盪和危機時，政府手裡沒有槓桿以資挽救；當這種經濟動盪導致國家的稅源萎縮國庫空虛時，政府手裡沒有槓桿以資彌補。 顯然，明朝的白銀貨幣就是這種貨幣。一般說來，產業結構越多元，生產關係越高級，國際聯繫越密切，國際競爭越激烈，就越是要求貨幣國家化。 這一點，已經為五百年世界近代史所證明。 晚明商品經濟的大發展，國際貿易的大膨脹，經濟結構之出口導向成分的大增加，貨幣供應的國際化程度的大提高，都向朝廷發出了幣制國771

家化的強烈要求信號。那麼，朝廷有沒有辦法把白銀貨幣由市場貨幣改造成國家貨幣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最後來搞清下面這對概念。5. 銀兩與銀元白銀貨幣，在概念上包括兩大類：銀兩和銀元。 二者的經濟學性質差異極大，實際上，分別代表著兩種貨幣制度———市場貨幣與國家貨幣。銀兩，即生銀，按成色乘以重量定值，這就是它的定義。 無論其物體形式如何，銀元寶、銀餅、銀條，乃至蓋有官戳印信，只要它不能在市場上直接點數流通，就是銀兩。 銀兩的物質、物體、經濟屬性都決定了，它無法作為國家貨幣，因為誰都可以生產它。 要把銀兩變成國家貨幣，在當時的條件下，最好的辦法，就是官鑄銀元。銀元，在市場上無須稱重驗色而可以直接點數交易的銀鑄幣。 凡符合這個定義的，不管大小形狀花式，都是銀元。 銀元一般須是由鑄幣機器鼓鑄而成，因為澆鑄的銀幣，很難標準化、同一化，而很難為市場接受為直接點數流通。 這就從技術上規定了此種貨幣的近代性。 規定其近代性的另一個要素是經濟財政需要。 當人們日益感到建立國家貨幣制度的必要性時，也就是人們開始考慮官鑄銀元的時候。 當社會需要官鑄銀元的時候，正好，鑄幣機器也發明出來了。四、假如張居正鑄造銀元綜上所述，明末的銀荒是內生的，是制度性的，其核心成因是“預期—窖藏—通貨緊縮—再預期—再窖藏……”的正反饋機制，形成此一機制的根源與銀兩貨幣利於窖藏有很大關係，與銀兩貨幣的純市場性有更大關係。銀荒是有可能避免的———如果朝廷能把市場貨幣改造為國家貨幣的話。 黃仁宇將這一點點了出來：“近代開始之際，在一個大國還沒有用銀幣來進行財政管理是一種很奇特的情形。”林滿紅也發出過類似的訝異，並深深感覺到了“中國不存在貨幣主權的概念”。林氏說的是清朝的事，但何嘗不是明朝的情況。 史學家們的這些認識未必建立在足夠的經濟學理解上，但大家至少有一個國際比較意義上的感覺印象：彼時的歐洲，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體量可以和明朝相比，但卻很難找到一個仍然以銀兩為貨幣的國家。彭信威對歐洲鑄幣史的大背景有如此一段概述：“十五世紀後半，歐洲白銀生產大增，有人開始鑄造大銀幣，……採用了七錢二分重的大銀元，這就是有名的雙柱，後來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大量鑄造，流到亞洲來。”林滿紅也說，“1535 年西班牙政府首度於墨西哥的官營鑄局鑄造銀元。”這就是說，張居正時代，若要走官鑄銀元的路，已無技術障礙。假如張居正在他的改革措施中加上“官鑄銀元—強制兌換”一條，並通令全國，只有官鑄銀元方可在國內流通，生銀和外國銀元必須兌換成官鑄銀元才能在國內使用，違者治罪，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對防止銀荒有什麼意義，對整個國家的財政經濟會帶來哪些好處。1. 國家控制貨幣總量與通過稅收途徑從進口白銀中揩點油不同，用“官鑄銀元—強制兌換”的行政手段，政府可以將全國的白銀一把抓到手。 並且，官鑄銀元，鑄多少，發多少，政府說了算，流通貨幣量就控制住了。控制住了通貨量，也就控制住了全國的物價水平和市場大勢。 另外，“出口創匯”不能直接在國內使用，這就建立起了一道防浪壩，把中國的“貨幣內湖”與國際的“白銀外海”隔離開來。871

2. 財政得一筆巨額鑄幣稅百姓拿著銀兩和外國銀元到衙門來換官銀，政府要加徵鑄幣稅，例如，一兩生銀換一枚七錢二（一比索）的官鑄銀元。 這樣，除去鑄造成本，政府可從一兩白銀中淨得三錢鑄幣稅（七錢二的銀元一般要加百分之十的銅，故其實際含銀量只有六錢五）。 以全國三億兩的白銀存量、每年四百萬兩的進口增量計，這將構成一筆巨額的財政收入。 有了這筆鑄幣稅，國家財政將徹底脫貧。3. 政府增一條宏觀經濟槓桿鑄幣稅率是可調的，既可用來調節財政收入，也可用來調節通貨量。 稅率提高，官銀貴了，換官銀的就少，便可以抑制通貨膨脹。 反之，稅率降低，官銀便宜了，換銀元的人增多，可以抑制通貨緊縮。 甚至，還可以像許多國家做過的那樣，通過銀元鑄造環節上的信用灌水，如增加銀元中銅的比重，來增加通貨的供應，並把窖藏著的官鑄銀元掏出來———官銀老縮水，誰還願意窖它。4. 補徵關稅本來，面對晚明國際貿易的大發展和白銀的大進口，國家的稅收結構和稅收政策也應當跟著做出相應的“外向型”調整，至少，隆慶開海後，國家應在月港建立正式的海關，大規模地開徵進出口關稅。 然而實際情況卻是，除了福建省從月港每年收二、三萬兩的地方兵餉外，朝廷財政從國際貿易中幾乎毫利未獲。如果有了“國鑄銀元—強制兌換”這個環節，徵收鑄幣稅就成了向商人補徵關稅的最方便的卡子口———國家在月港和廣州沒收你的進出口貿易稅，在這個環節補上，鑄幣稅率就是進出口稅率，合情合理。5. 方便市場交易生銀貨幣之不便不言而喻：“明代各種形式的白銀，標準既不劃一，成色更難一望即知，每次支付，都須秤稱，所以普通叫賣商人都要隨身攜帶戥子，……”磨損要貼費，成色不一要勘驗，各地匯價差異要加減水，計價標準不一要折色，庫平重量不一要換算，等等。 發行官銀元，把這些麻煩一風吹，出門做生意不用帶戥子、剪子了，如此便民好事，政府以鑄幣稅的名堂收服務費，也合情合理。6. 促進金融業發展在以生銀為幣的條件下，商品交易麻煩，金融性交易更麻煩，例如，假定有銀號要放一筆貸款，則其條款中要寫上哪種“平”，哪種“兩”，將來還的時候要一一對應，一一查驗，還的時候債務人手裡如果沒有這種平這種兩，要用其他平其他兩來還，如何換算，也都要在條款中寫明。 明代金融業發展不起來，其重要原因就是沒有標準化貨幣。 這就像期貨市場的道理，只有那些可以作標準化合約的商品，才能進行金融化交易。 而一個發達的金融市場，對於經濟的運轉乃至國家的整體命運，至關重要。 它具有把“河水”送到目的地的“灌溉渠”功能，具有在全國範圍內實現貨幣的區域配置、行業配置、用途配置的功能。 前面提到的那個僅僅依靠財政配置而形成的“回型針”，就是金融業不發達的結果。7. 有利於建立公債機制國家沒有標準化貨幣，導致金融業不發達；金融業不發達，導致商人有閒錢就埋在地下，國家因之而難以建立公債機制。公債的意義，從戰爭的角度最好理解。明亡前夕，朝廷已積欠了幾百萬兩軍餉，而同時民間銀窖中儲藏著大量白銀無以為用。 彼時倘有公債的辦法，北方督撫可以到南方去借錢，帶兵統帥可以到民間去推銷公債券，或者，由中央政府統籌，專債專用，官商相濟，軍民互惠，何至於國家亟亡。生死關頭國家不搞公債，肯定不是因為想不到這條逃生之路，而實在是因為各種條件的制約。971

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制約條件就是：一，沒有一個標準化的國家貨幣體系，因而沒法制作標準化的公債券以推銷之；二，沒有一個發達的民間金融系統可為政府代銷公債券。 不難想像，如果當時有了官鑄銀元，有了國家貨幣體系，從而有了一個發達的民間金融市場，那麼，國家不但有了一個可以代銷公債券的櫃檯系統，而且這些民間金融機構本身就會成為公債券的大買家。 並且，民間金融業的保鏢押運系統，對於政府的貨幣漕運也會是一個很大的補充。 甚至，當民間金融業達到一定規模時，銀元的財政解運問題基本就不存在了———票商直接拿銀票買公債券，政府直接在市場上花銀票買東西即可。 只要政府解決了標準化銀元，民間的金融市場就會為政府解決紙幣發行問題。 要驗證這種假定是不是空想，看一下當時歐洲的金融業就可以了。可惜的是，晚明中國仍然是萬事僅靠常規財政一條槓桿，萬事都靠這個腐朽的國家機器。 財政找不來錢，則別無生路，只有戰敗等死一途。明末的兵敗，與國家沒有公債機制而無錢打仗，有一半的關係；另一半關係是無錢養兵。8. 利用鑄幣稅改革軍制明朝的衛所軍屯制，既不是以糧養兵，也不是以錢養兵，而是以地養兵。 從財政上看，辦法挺好，而從軍事上看，此種亦兵亦農的制度，實乃弱軍之道，腐軍之道。 好辦法當然是募兵制，兵駐軍營，日夜操練，養成紀律，釀成文化，官兵相親，將帥相識，戰時易於動員，其戰力優勢，通過戚家軍、俞家軍以及北邊的關寧鐵騎等，早已得到了有力證明。 可以設想，假如張居正改革時，在“官鑄銀元—強制兌換”的基礎上，利用鑄幣稅的橫財，實行軍制改革，改掉軍屯制，實行募兵制，而為國家打造出幾十萬戚家軍式的軍隊，則斷無兵敗亡國之理。 何況，若國家真可以通過“官鑄銀元—強制兌換”的辦法盡攬天下白銀入囊中，它也就不必琢磨著通過賦役皆用銀的笨辦法從農民身上榨油，闖王之事也就根本不會發生了。 單獨一個後金，面對募兵制下的虎狼之師，自然不敢動心思。韓毓海說，“在軍事暴力和戰爭債務驅動的世界上，只有‘槍桿子’和‘債印子’才是‘硬道理’”。若張居正把這兩條道理都能硬起來，募兵制加公債制，國家既有錢養兵，又有錢打仗，歷史的結局必當有大不同。餘　 論隆慶開海後，明朝士大夫們皆見過墨西哥銀洋的模樣，有些人可能已經從手上的這枚銀元身上多少理解到了大洋那邊貨幣制度的本質。 但沒有證據顯示，曾有人想到過中國其實也可以、也應當鑄造它，更沒有人理解到官鑄銀元對於明王朝之生死存亡的意義。 其實張居正本人曾經意識到生銀貨幣依賴進口而隱含著的經濟安全問題，但他顯然並沒有想到這種危險其實是可以通過官鑄銀幣的辦法來防範的。 就這樣，萬歷朝就該幹的事，一直拖到了三百多年後由袁世凱去幹。那麼，張氏想不到鑄銀元，是不是還有更深的原因？人們在說商鞅變法、吳起變法、王安石變法這些術語時，為什麼卻更願意把張居正做的事稱為改革而鮮有人稱之為變法？ 這僅是個詞語習慣嗎？ 例如王安石的“青苗法”，是政府為百姓排憂解難而把原來由市場做的事情，由政府擔起來。 史家之所以不願意把張居正的改革稱為變法，很可能是人們感覺到張居正改革的精神似乎與此正相反，它不是通過強化政府職能而從社會攬一塊責任來，而是把原來政府承擔的一部分責任放給市場。 例如，財政的糧食徵集和調撥本是由政府組織的，張居正通過賦役皆用銀的改革將之推給了市場。 本來，百姓向政府直接交糧食，張居正改革後，百姓打下糧食需要先到市場上去以糧換銀，然後以銀交稅。 政府那頭則拿著百姓交來的銀子到市081

場上買糧食。 而晚明的市場經濟不可能成熟到可以供財政如此之驅使，糧食這種東西又非同小可，市場機制略有失靈，運轉略有滯壅，馬上就餓死人，經濟就崩潰掉了。 張氏改革的此種性質，黃仁宇一語道破：“張居正從未企圖改組政府或重新創制文官組織。 除了加緊邊防之外，他惟一可能導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驟乃是 1580 年的全國土地測量。”測量土地，就是為推廣“一條鞭法”做準備。 為什麼要一條鞭？ 政府運銀比運糧省事多了嘛。 這種“吏之寶，民之賊”的改革，仍然可以叫改革，但要叫變法，許多人可能就張不開口了。 說張居正是力挽狂瀾，不如說他是順水推舟。這樣說不一定是降低張居正的歷史評價。 他仍然是個傑出人物。 他的傑出在於：在整個國家機器的行政能力日益弱化的情況下，他在以一己之力為國家想辦法，看看能不能在政府之外編織出一種替代性社會構造，讓它把事接過去。 讓市場為政府扛著———這就是張居正改革的大邏輯。 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設想，不是因為張居正認為收銀比收糧的辦法好才實行賦役皆用銀的改革，而是因為這個腐朽的國家行政機器已經無法再維持糧食稅政的運轉了。 例如，許多地方官員對糧長的壓迫使得已經無人願意做糧長了。 甚至，我們還可以更大膽地假設：張居正其實想到了鑄造銀元，但他同時還明白，這個國家機器已經幹不了這件事了！ 買幾台鑄幣機來鑄銀元很容易，但要實行強制兌換，全面監督市場，查禁使用非法貨幣，打擊官銀與生銀的黑市交易等，要管理由此帶來的一系列行政問題，這個國家機器已經沒這個能力了。也許還有更大的政治麻煩，強制兌換且兌換抽水（鑄幣稅），商人們會反對，很有可能，文官集團、縉紳集團、山人集團、遊棍集團，以及由所有這些集團彙集而成的輿論集團，會與商人勾結起來，在朝廷上組成反對力量。 自己為奪情事已經丟了不少分了，為考成法已經得罪了不少人了……有王安石的前車之鑑，作罷吧。明朝必然滅亡的艾滋病毒，其實是潛伏在這個層面上。①萬曆年間生活於松江府的潘允端的《玉華堂日記》中“反映租佃關係的記事僅見四條，而反映雇傭關係的記事卻有十五條，可見在其擁有的一二千畝土地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雇工經營的。 在日記中，關於墾田、耘田、挑泥、蒔秧、砟稻、撻花、種麥等往往有發給‘工本’和‘工銀’的記載，這不僅說明是由雇工來耕作，也說明付給雇工的是貨幣工資。”王天有、高夀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台北：三民書局，2008 年，第 281 頁。②“中國由於出口奢侈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銀和西班牙—美洲白銀，這個事實明顯地影響了 16 世紀後期中國某些經濟部門的增長。 這種增長證明它是件好處多於壞處的事。 在積極方面，在這個國家的先進地區，如南直隸南部、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廣東，已經是很快的經濟發展速度變得更快了。 商人、放債者和實業家趁此機會大發其財，奢侈品開支和個人勞務費用的增加證明了這個事實並在這個時期的通俗文學中有生動的描寫，此外，會館、當鋪、銀號和錢莊的激增也證明了這一點。 明朝政府也從這種貨幣流通的增長中得到好處，因為這使它能夠對複雜與過時的賦稅制度進行早就需要的改革。 儘管複雜並受制於區域性甚至地方性的差異，改革把大多數田賦、徭役以及加派改為徵銀，從而使王朝立足於也許是從未有過的比較健全的財政上。”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明代史：1368 ～ 1644年》（上卷），張書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第 568 頁。③關於明代白銀的進口量，由於沒有權威性的統計，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估算，淨流入量大致在二至五億兩左右，王裕巽考證當在 330,512,750 兩。 即使僅僅把這個數額看作是明末整個國家的貨幣存量（不算國家自產的白銀數），也是相當巨大的。 參見王裕巽：《明代白銀國內開採與國外流入數額試考》，北京：《中國錢幣》，1998 年第 3 期；劉軍：《明清時期白白銀流入量分析》，遼寧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9 年第 6 期；邱永志、馬召會：《明代的白銀性質問181

題及其流動的考察———基於市場的角度來分析》，北京：《學術理論與探索》，2011 年第 12 期；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北京：《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④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一《以錢為賦》，《日知錄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4 年，第 398 頁。⑤⑧任繼愈主編，吳翌鳳編：《中華傳世文選 清朝文徵（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70頁；第 368 頁。⑥“在 16 世紀晚期，稅收的解運基本上是向北方解運銀錠。 中部和南部各省要將稅額解運到京師，同時，北方各省除了向京師解運外，還要將稅額解運到更北的北邊軍鎮。 16 世紀中期以後，中央向這些軍鎮供應的年例逐漸增加。 鹽課收入也是遵循著同樣的運輸路線。 我們可以估計這些例行的解運至少從東南向西北運送了大約 500 萬兩白銀。 毋庸置疑，大多數的白銀又回到了它最初的起運地。 對於白銀，北方邊境是一個絕對的障礙。 沒有它的流回，向北的運動不可能不間斷地超過一個世紀。”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北京：三聯書店，2015 年，第 102～103 頁。⑦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第 103 頁；第 103 頁；第 101 頁。⑨⑩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明代史：1368⁃1644 年》（上卷），第 612 頁；第 569 頁；第 612 頁；第612 頁。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中國與世界連接的新視角》，石家莊：《河北學刊》，2004 年第 5 期。倪來恩、夏維中：《外國白銀與明帝國的崩潰———關於明末外國白銀的輸入及其作用的重新檢討》，福建廈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倪來恩、夏維中所說的“西方史學界流行著”的銀荒亡明的主要學術思想，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差不多都提到了，或者說，都批判到了。 如阿特韋爾和阿謝德的觀點，“17 世紀 30 年代，西屬美洲和日本的白銀生產和出口的衰減促成了明朝的衰亡”。 如阿特韋爾所認為的，“16 世紀後期外來白銀的大量湧入反而導致了（貨幣供給的）失控”。 參見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年，第 221～231 頁。“中國學者也注意到了明代的白銀進口和十六世紀中葉以後白銀進口的戲劇性上升。 梁方仲早在 30年代就撰寫過有關的論文，全漢升把這一領域的研究水平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中國學者已經揭示了明末中國對美洲白銀和日本白銀的依賴程度；有關白銀進口的討論至今仍在繼續。 長期以來，日本學者也十分重視東亞地區貴金屬貿易的重要性。 然而，東方學者卻沒有像他們的西方同行那樣提出類似的設想，即這種對外國白銀的依賴，使中國捲入‘世界經濟’的萎縮，捲入十七世紀‘普遍危機’。 他們認為，對旨在追求貴金屬的海外貿易的依賴不能被視為是明王朝崩潰的促進因素。”倪來恩、夏維中：《外國白銀與明帝國的崩潰—關於明末外國白銀的輸入及其作用的重新檢討》。 Jack Goldstone, Revolutions and Rebellions in the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and LA: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91, p. 371.阿特韋爾認為，“白銀進口的急劇衰減……對於晚明經濟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轉引自貢德·弗蘭克：《白 銀 資 本： 重 視 經 濟 全 球 化 中 的 東 方》， 第225 頁。“根據他們對中國進口的日本白銀通過馬尼拉、台灣及其他渠道進口的白銀的全部可考資料所作的重新考察，我們看到了相反的情況。 按照他們的計算，17 世紀 30 年代前半期，從日本進口的白銀在 120 噸上下波動，在 1637 年和 1639 年上升到當時最高數量200 噸和 170 噸，然後在 17 世紀 40 年代前半期又跌落到平均每年 105 噸。 他們認為，人們在塞維利亞看到的越過大西洋而來的西屬美洲白銀的減少並不意味著美洲白銀生產的衰退，這是因為跨太平洋的銀貨運量平均為總產量的 17% ，在 17 世紀最初 30 年增加到總產量的 25% ，40 年代增加到 40% 以上。‘西班牙所損失的至少一部分就是中國所得到的。’”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225 頁。 關於崇禎末年白銀進口下降的情況，李隆生有詳細的逐年統計，它說明白銀進口減少的幅度其實很小，因而與明朝的滅亡沒有關係。 見李隆生：《晚明海外貿易數量研究：兼論江南絲綢產業與白銀流入的影響》，台北：秀威資訊，2005 年，第 181～281

182 頁。關於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角色，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教科書的前幾版中，都有這麼一個長期分析的模型：假定有 ABC 三個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國家，各自選擇了不同的國民收入分配戰略。 A 國選擇了高積累低消費，C 國選擇了低積累高消費，B 國居中。多年以後，選擇高消費的 C 國，成了最窮的國家；選擇低消費的 A 國，成了最富的國家。 道理一目了然。經濟學中的制度概念（ institution），較之人們日常使用的制度概念（ system），有著深得多的學術含義。當我們把白銀貨幣說成是一種制度時，主要不是指國家管理這種貨幣的制度，而更多地是指這種貨幣本身的經濟屬性和特徵。 貨幣本身就是一種制度。“清政府的白銀供應，無論是銀元還是銀兩，都依賴商人，這與印度和日本政府有所不同。 印度是另一個亞洲主要用銀的國家，其銀元是由政府鑄造。日本德川幕府也鑄造銀元和銀兩。 相反的，清政府雖然提供地方使用的通貨，也規定了銀錠的形式與重量，但是它對前朝貨幣的放任流通，對國內或國外私幣以及私人發行的銀、錢票未予管制，這都說明中國不存在貨幣主權的概念。”林滿紅：《銀線：19 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9～60 頁。歐洲早在古羅馬時期就已鑄造金幣銀幣，但在機器衝壓技術發明之前，澆鑄的鑄幣很難標準化，因而做不到點數流通，交易時和中國銀元寶一樣需要估重驗色。 15 世紀以來歐洲的鑄造銀元，則是真正意義上可以點數流通的官鑄銀元了。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457 頁。林滿紅：《銀線：19 世紀的世界與中國》，第 50 頁。世界上所有實行官幣的國家都是這麼做的，今天中國對出口創匯的管理也是這麼做的。“1600 ～ 1644 年，平均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約在400 萬兩左右。”李隆生：《晚明海外貿易數量研究：兼論江南絲綢產業與白銀流入的影響》，第 181 頁。“月港第一年徵餉 6,000 兩。 到 1594 年，增加到每年 29,000 兩。 ……所有收益都被福建省存留，用作當地兵餉。”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第 340 頁。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 457 頁。明代的“金融業”主要是當鋪一類，到明末時才有一些錢莊一類的“金融機構”，也經營少量貸放款業務，但總的來說，其金融業與已經相對繁榮的市場經濟程度很不相稱。 “到了末年，錢莊已成為一種近代的金融機關，不但可以兌換銅錢和金銀，而且積極地攬作放款，對顧客供給簽發帖子取款的便利。”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 516 頁。“從歷史上看，很少有大的國家能夠從當前的財政收入中支付它們的軍事開支。 相反，它們要以這樣或那樣形式的借貸來應付短缺：向銀行家借錢並讓其分享將來政府的財政收入。 如果一個政府能夠借款，那麼它就能在收入之前花費。 而在收入之前花費，則使得昂貴的戰爭更容易，因為政府的收入按年增長是很慢的，而戰爭的費用則是龐大的，而且，一個借錢很快的國家能夠比它的敵國調動得更快，從而更能夠贏得戰爭。”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 990⁃1992 年）》，魏洪鐘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91 頁。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 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第 198 頁。“Zhang feared that the uncertainty of the supply ofsilver－uncertain principally because silver was importedfrom abroad－bode ill for the long⁃term health of the e⁃conomy.” 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96, p. 146.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5 年，第 234 頁。“明朝的問題關鍵不是閉關自守，不改革開放，不搞市場經濟造成的，而是由‘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造成的。”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 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第 136 頁。作者簡介：王五一，澳門理工學院榮休教授，博士。［責任編輯　 陳志雄］381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論清代後期外國銀幣的流通*郭衛東［提　 要］ 1436 年，明朝政府改行以銀為主的幣制，中國的自產銀卻嚴重不足。 好在，先是日本銀，然後是美洲銀成為主要補充。 海道大通後，多種外國銀幣以其成色穩定、形制劃一、計值方便、輕巧易攜等優長流入中國。 鴉片戰後，英國率先，各國跟進，外國銀幣入華的規模更大，特別是列強相繼實行金本位制，銀幣成為其擴容銀出口套匯金銀差價的重要選項，形成入華銀幣紛繁雜亂的畸景，嚴重干擾了中國的貨幣市場，也是列強競逐世界金融霸權的手段。 貨幣的主權化是國族獨立自主的重要表徵，是國家步入近代化的基本指標。 中國朝野的認知漸趨一致，通過內外舉措基本限制了只向外域定向發行的外幣輸入中國，中國貨幣成為法定國幣，外國銀幣在中國橫行無阻的時代逝去。［關鍵詞］ 外國銀幣　 列強　 中國　 近代　 主權［中圖分類號］ 　 K25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184 ⁃ 101436 年，明朝政府“為它的經濟重新確定通貨”，①銀正式取得價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職能，此銀錢複本位一直沿用到 1935 年的法幣改革，前後正好 500 年。 銀在中國的貨幣體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那時中國使用的是銀兩，外國使用的卻是銀幣，銀幣較之銀兩凸顯出諸多優越：本位貨幣、形制劃一、不用切割、易於攜帶、使用方便、花紋精美，很快地先在外貿領域、後在國內商業及至民間交易；先在閩、粵、江、浙等沿海口岸，後在內陸腹地廣泛流通。 《申報》有評：“至中國與西國通商貿易今已百數十年，而沿海各省通行西國洋錢亦百數十年”。②其實，到報章所論時間，中國與西方貿易遠不止百數十年，外幣流入中國也不始於此。 海道大通後，中西規模化貿易展開，各種外國銀元隨之進入中國，葡萄牙的“克瑞斯達” （Crusado）、威尼斯的“竇吉吞” （Ducaton）、法國的“埃居”（Eco）和“皇冠”（Crowns）、日爾曼和北歐的“里可斯”（Rixdollars）、美國的“蓬頭”（FlowingHair）等，品種不下幾十種；惟流行較廣的是西班牙銀元（Pesoduro———國人習稱“本洋”），“今中國所行洋銀，俱呂宋（西班牙）所鑄，他國銀錢罕”。③“貴金屬不斷從西班牙的保險櫃中流出，周遊整個世界”。④直到 19 世紀中葉之前，中國的“一切國際匯兌和外國人的買賣，都以西班牙銀元為準。481*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古代絲綢之路的衰落與近代新商道的開闢研究”（項目號：17BZS015）的階段性成果。

中國商人承認這種鑄幣為一種穩定的代用貨幣；外商用它來進行他們的交易”，外國銀行也以此“匯價掛牌”；這是一種怪異現象，因為此時的西班牙基本上是“一個和遠東沒有貿易的國家”，而且“本洋”在 1808 年“名義上就已經停止鼓鑄”。⑤繼之而起的是墨西哥銀元（Mexico dollars，國人習稱“鷹洋”），“前時中國所開洋銀，乃日斯巴尼亞國所鑄，向稱本洋。 現在通商各口及內地所用鷹洋，乃北亞美理駕墨西哥國所鑄”；⑥竟至於“自海禁大開，東南各行省不知有銀，知有鷹洋而已”。⑦但列強對墨西哥弱小國家的銀元居重格局並不服氣，多國試圖取代這一優勢地位，紛紛鑄造發行銀元入華，形成晚清時代入華外幣光怪陸離紛繁雜亂的奇景。 這嚴重干預了中國的金融主權，也是列強無孔不入競逐世界霸權各個領域的表現。 該議題，前人研究有所涉及，⑧但仍有繼續深入的空間。一、英國率先貨幣發行關係到流通國的國計民生，帶有壟斷性的國際貨幣是利源所在，中國又是一個大市場，“這個國家，擁有四億以上人口，……當它第一次被迫對外國開埠通商時，墨西哥銀元就被用來為價值標準，至今也沒有變化。 幾乎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曾力圖使它們的銀元與墨西哥銀元競爭”。⑨工業革命先行的英國也是機器鑄幣的先進，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錢幣用手工硬模壓製，頗不精準，供應不足，易於仿鑄。 18 世紀末，博爾頓（M. Boulton） “在伯明罕附近的索霍地方建造了一台極其壯觀的造幣設備”，機器由蒸汽機驅動，可將“錢幣的兩面和邊沿同時鑄造，工藝極其精良而又廉價，……運用這機械，四個十或十二歲的孩子能在一小時裡沖出三萬畿尼，這機器始終準確無誤地計算所壓出的錢幣的數目”。⑩鴉片戰爭爆發後，英國挾戰爭之威和對華貿易最大國的地位，加持不平等條約的庇護，宣稱要讓“先令在所有英國鼓聲響起的地方流通”，成為最早在中國土地上鑄造銀元的國家，是時，“廣州有一家英國商行擁有一個造幣廠，鑄造西班牙洋，獲利甚巨”。公然仿造，假幣造作的詳情如何，不得而知，該廠也不知所終。 1853 年，在英國駐廣州領事館供職的羅伯遜（D. B. Robertson）建議“在香港開設一家造幣廠”。 羅氏後改任駐上海領事，依然費力推動此事，各方人士也質詢“為什麼香港銀行不試造一種英國銀元？ 從政治觀點以及商業觀點看來，它都可以發揮極大的效能”。多方力促之下，1866 年，英國在香港設廠“鑄造銀元，正面為維多利亞女王頭像，背面圖形中有‘香港銀圓’四個中國字”。香港造幣廠由金德少校（Major Kinder）主持，面向中國大陸發行，對中國市場的覬覦赫然可見。 不過，造幣廠生不逢時。 除了所鑄銀圓含銀量低，加上中國人用慣了鷹洋，不太願意接受新幣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機遇不好，鑄幣成本太高，“不必要的職員太多了，而薪給也過高”；再有投機心理，“自從美國戰爭爆發以來，遍及於商業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的投機大風浪，還在繼續，人們是不屑於在經濟上注意這些小的節約的”。 實際上，衰落已經降臨，中國大陸和香港“在這時都感到很困難，許多銀行和商號在 1865 與 1866 年都停業了，剩下的各種企業也大大縮小業務，足有二三年之久”。 加上對華鴉片貿易的合法化，使得“大量的銀兩與銀元向印度流出，這樣自然就沒有人需要香港造幣廠的服務。 對香港造幣廠說來，再沒有比它從開設到停閉這兩年間更不吉利的時候了”。 對此，英國當政者也不能辭其咎，因造幣廠“每年要受到一萬兩千鎊的損失”，區區小數使得政要們“對前途失去了信心”，這是“麥克唐納（R. Macdonmell）爵士先前政府的一個大錯誤，它喪失了引入英國鑄幣的一個最好機會。”主政者們缺乏遠見，沒有看到“當造幣廠機器出售給日本政府的時候，經濟趨勢正開始轉變，香港政府方面應該有勇氣、耐心”，無論如何應該“再給這個造幣廠以多幾年的試驗”。 後來，美國人曾譏笑：香港銀圓“鑄了大約有一千萬枚。 其中一部分是流通581

了，一部分卻作了紐扣、手鐲和其他裝飾品；他們沒有使這個貨幣在這個國家裡通行，他們的鑄幣撤回了”。 該廠因不能獲利而關張，連機器也連鍋端地賣給了日本人。英人自鑄不成，反過來排斥其他新幣入華。 1850 年代後，上海逐步成為中國乃至亞洲的金融中心，外幣“近且漸入內地，前經飭查上海進口之數，每年不下千餘萬元，利源外溢，實為中華一大漏卮”。1876 年，英人甚至反對中國自己設廠鑄幣，當年 11 月 2 日，來華英商在上海“召集了一個公共集會，討論總商會關於建立中國政府造幣廠的來文。 會議由羅里閣下（Hon. P. Ryrie）主持”，與會者不加掩飾地宣稱：“我們必須時刻銘記在華外人的利益。 ……就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裡，從事發行的任何造幣廠，對外國人都是十分不利的”；出席者“無限期望看到英國造幣廠發行的銀元能夠進入它所能夠進入的各個港口通用，如果可能的話，還要誘使中國政府把它推薦給中國內地使用”。 進而提出英國銀元應該成為中國的“標準貨幣”，成為“中國貨幣的一個構成部分”。 這些鼓噪得到參會人的熱烈掌聲。 顯然，成為中國通貨，是其夢寐以求的追逐目標。 會議通過修正案：“在中國政府當局管理下的造幣廠，在中國通商口岸發行法定鑄幣的任何建議，本會不認為是適當的”。竟然不許駐在國自行鑄幣，干涉他國主權到了如此地步！回顧往事，英人懊悔不已，“熟悉中國貨幣情況的多數人士都認為，1868 年香港造幣廠的關閉是很大的錯誤，造成了貿易的嚴重損失。 如果香港造幣廠再堅持一兩年，它就完全可以作為一個企業而繼續維持下去，或者它鑄造的銀元，早就可以成為中國的本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和全部海峽殖民地的通貨了。 墨西哥銀元必早已實際上從東方消失。”補救舉措次第出籠，1878 年，英商主張在“帝國造幣廠鑄造英國銀元”，此時英國早已實行金本位制，重鑄銀幣自然是流通於中國等地區。 但操辦人經過考察，並“和一度存在的香港造幣廠的主持人金德少校商議之後”，放棄了這個計劃。 此策不行，又生一計，與中國貿易利益直接攸關的在華商會“遂決定提倡殖民地造幣廠的重建”，即重建香港造幣廠。 沒有政府參與，只是商人群體很難成事，重建計劃無果而終。 隨著對華經貿的迅猛發展，英人插足中國貨幣市場的衝動益發強烈，眼見得“多年以來，海峽殖民地與中國的貿易不得不依賴墨西哥銀元作為通貨，……因而在貿易上就經常受到阻礙。 墨西哥銀元供應的不正常和它的價值有時過高，就給日本政府以機會將日圓引入中國的某些金融市場和新加坡”，使得日不落帝國居然在此番較量中處於下風，“所有這一切，都由於香港政府停閉造幣廠而無從實現。 如果不把這個造幣廠出售給日本，香港政府繼續堅持鑄幣，它的銀元不僅可以成為中國廣泛流通的通貨———把墨西哥銀元和西班牙銀元驅逐出去，而且，它還有可能成為日本的通貨”。多方尋摸，英人還力圖楔入中國鑄幣以借力打力，“曾企圖替上海鑄銀幣，並代為設計上海一兩的銀幣的圖形”，但因幣面上“竟有英國的國徽”，太過惹眼而被清政府堅拒。在廣東當局籌措自鑄銀元時，滙豐銀行也曾“遣人至海防善後局面商，聞粵省欲鑄銀元，該行有英國輪墩（倫敦）及美國三藩市所出條銀，……欲求代為附鑄，按月陸續交來，多則十餘萬兩，少亦四五萬兩，……每鑄銀百元，補工火銀一元”；最關鍵的是這一句話，“鑄成後，願在中國各口一體通行”。 對此，清廷戶部予以有保留的同意，主要是顧慮到有“部臣”反對，也擔心“銀元鑄成後是否即由該洋行發出行用”等問題，本來自鑄銀元就是為了收回貨幣主權，允許外國銀行介入，反倒與宗旨相悖，隨即，廣東主官換人，此議不再提及。1895 年，英人終於補上了在華銀元的“缺憾”。 上年底，英國政府就已決定鑄發銀元，“關於長期盼望的在遠東流通英國銀元，最近已接到官方通知，倫敦殖民大臣已給香港政府拍來電報，批准了在香港和海峽殖民地發行英國銀元”，該幣在印度孟買造幣廠鑄造，印模在英國設計，“銀元正面有不列顛尼亞女神手持叉杖的站像，並有英文字樣，背面有中文和馬來文的文字”，中國人稱之681

為“站人洋”或“杖洋”。 略後，銀元鑄造點擴及加爾各答和倫敦，發行則由“上海、香港、新加坡、檳榔嶼等地”的英國銀行操作。該幣在日本銀幣退出後，成為僅次於鷹洋的第二大在華流通銀元，據統計，在 1898 至 1908 年間，外國銀元進出口的數字是，廣州：鷹洋 17,578,000 元，站人洋 2,862,000元，本洋 9,812,000 元，這是三個大項，其他外國銀元合計 10,629,000 元。 瓊州：鷹洋 30,332 元，站人洋 84,682 元，他項洋 109,869 元等。 福州：站人洋 5,929,446 元，他項洋 75,143 元，英國銀元在該地幾乎是獨得其厚。 廈門：鷹洋 981,976 元，站人洋 990,693 元，本洋 72,693 元，他項洋 17,880,442 元等。 天津：鷹洋 196,000 元，站人洋 2,966,500 元，他項洋 2,500 元。 蒙自：法洋 11,850,294 元（與法國殖民地越南鄰近）；思茅：印度盧比 172,122 元（與英國殖民地緬甸鄰近）。二、他國跟進接踵而來的是日本。 日本一度通用中國錢，豐臣秀吉時代恢復自鑄；德川幕府時期實行金銀平行本位。 香港鑄幣廠倒閉後，日本將其全套鑄幣機器買下，籌劃鑄幣。 1871 年 5 月 10 日，日本政府“遂令大阪之國家造幣廠開始鑄造銀幣，定名為圓。 ……行用數年後，……日本政府決定增加幣重，由 416 英釐增至 420 英釐，俾與美國貿易銀元相仿。”日本銀圓因為背面有蟠龍紋，亦稱“龍洋”。 “蕞爾小國”的胃口不小，不僅想藉此驅逐在日本市場盛行的鷹洋，甚至追求日圓流播整個遠東。 不料，新鑄重幣發行後，效果不好，1878 年，日政府決定停鑄重幣，“轉而續鑄舊有之輕幣”。將舊輕幣“仍規定為全國之法幣。 俄爾銀價跌落，其造幣廠不得不積極添鑄銀幣”。 1871 至 1897年間，計鑄有 165,000,000 枚（其中輸出國外者逾 110,000,000 枚）。 據認為，其時的日圓不僅將“墨幣由日本境內逐出”，而且在亞洲多國均成為鷹洋的“勁敵”，“是即馬來半島及新加坡之主要貨幣。……並在中國各主要商埠，以及朝鮮、安南、暹羅等處流通，亦與墨幣分庭抗禮之概云”。日圓一度成為除了鷹洋以外在華流通量最大的外幣。 1897 年，日本國內改行金本位，仍續鑄銀圓海外發行，這年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報告：“日本改行金本位制後，日圓相對於紋銀急劇升值”，此種情況“給日本棉紗擴大進口造成了良機”。1898 年 6 月 22 日的《東京日日新聞》消息：“據駐新加坡領事報告，明治二十二年至三十年三月日本輸入海峽（星加坡地）殖民地銀貨六千三百五十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八弗”，遠遠多於新加坡流往日本的銀貨。 此時，就連英國佔領地的香港也普遍使用日本銀幣，可見日圓流通地區之廣。 情況卻驟然發生改變，1898 年初，日本廢除銀圓，“宣佈其不再為日本的法貨，並在 7 月 31 日喪失其交換價值，從而只成為一般的銀塊”；據統計“此項鑄幣總數共達162,077,072 圓，此外，另有貿易銀圓共 3,056,638 圓。 據權威計算，在 7 月 31 日尚未兌換的鑄幣還有 26,150,471 圓。 ……這個銀圓的銀塊價值在今天只有 87.1 仙。 於是，在 7 月 31 日以前沒有兌換的銀圓持有者，每圓必損失 12.9 仙”。 此招非常陰損，日圓在海外廣泛流通，跨國界的人們信息不靈，難以兌換，日本利用時間差大賺一筆。 更令人不齒的是，當中日甲午戰爭時，日本將大量銀圓運往中國，用來支付日軍開銷，在東北與山東戰場上花用。 “這樣運出的鑄幣是不會在海關報冊上發現的，並且，轉到中國人的手中，以後大概還在中國流通，因為這些持有人對於日本的新貨幣措施，是完全茫然的”。利用戰時大規模引入即將廢除的銀幣，借此大發戰爭財，不但侵略他國領土，殘殺他國軍民，而且利用貨幣手段毫無止限地掠奪他國財富。 直到 1920 年，有人到福建省涵江等地仍看到“所用銀幣均係外國銀幣，日幣尤多”。美利堅也是銀幣的重要輸華國，“1805～1815 年這一時期，美國輸出到廣州的硬幣價值 2,271.9萬美元，佔美國出口總額的 70% ，而商品出口總額僅為 1,023.9688 萬美元，只佔美國出口總額的781

30% ”。美國當時尚未發現大儲量的金銀礦，這些幣當多是西班牙或墨西哥銀元。 美國位於美洲，先得“本洋”之便，又得“鷹洋”之利，“鷹洋行自墨西哥國，而美國又專販此洋，在美僅及八角五分；在華則用作十角，此中暗耗，何可悉數”。美國還是積極的仿造人，1873 年，“美國欲行自鑄洋錢以裕通商之用，擬每年鑄成五百萬塊。 ……據云此洋已於西曆本年七月半發兌，有人兌定一百萬元運至東洋中國開用”。這是指當年發行的“美國貿易銀元”（ trade dollar），此幣專供對遠東貿易使用，與本洋、鷹洋有性質的不同，本洋、鷹洋在鑄造國也是通用貨幣，而美國貿易銀元則只定向流通於美國之外的地區，是典型的外貿本位幣。該幣 1878 年改版成“摩根銀元”（以其設計者的名字命名），海外仍稱貿易銀元，鑑於鷹洋在東亞獨步一時，美國羨其利，貿易銀元的重量也以鷹洋為準，“但成色低於鷹洋，所以終歸失敗，只行了十四年便收回去。 ……惡幣驅逐良幣的法則不能發生作用。 這裡人民的習慣和意志起了決定性作用”。貿易銀元發行了大約 3,500 萬元，在華流通有限。 需知，“良好的硬幣制度中的每一組成部分的價值都是明確固定的，並普遍地被認為是本位幣的一部分。……其價值完全等於用來鑄造它的金屬的價值”。違背規律必受懲罰。 1887 年，美國人又有了更大的野心，索性在中國開辦鑄幣機構。 年初，米建威（C. E. S. K. de Mitiewiez）來華，打算設立銀行，該人是一個入了美國籍的波蘭人，在到美國之前，自稱是俄國伯爵，到美國後“和一個百萬家產的繼承人安娜·麗斯特（Anna Lester）結了婚，變成了一個社會名流”；到中國後，“由伯爵搖身一變為馬格里博士”，頂替曾經投效過李鴻章辦軍火工廠的馬格里（H. Macartney）之名。 米建威“會晤了李鴻章和他手下的大小官員”，提出合辦銀行計劃，獲得認可，並得到李鴻章的代表馬建忠和中國駐美公使張蔭桓的配合，該計劃引起了美國東部金融中心費城“白銀財團”的注意，就連助理國務卿包特（Porter）也打算辭職來擔任該行的專任董事。 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擬成立一個龐大的金融機構，名曰“國家和國際混合銀行”（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malgamaties Bank），可能感到太過招搖，後改稱“華美銀行”（American Chinese Bank），擬在天津建總行，在上海和費城、倫敦設分行。 銀行的主營“業務”便是“鼓鑄金銀錢”和“發行貨幣”，還有“經理國庫和包攬匯兌”等。 上海的外僑報紙評論：“它在中國國內的地位，超過了英格蘭銀行在英國的地位，而在國外，它為中國政府和中國商業充當了其他的外匯銀行的角色”，因此“它的範圍是無限量的”。米建威計劃遭到其他列強的反對；還遭到了張之洞等人的抵制，因為“正在這個當口，這個廣州的總督已經向皇帝請求在他所在的城市裡設立一個專鑄銀元的鑄幣廠，他（李鴻章）把鑄幣權讓與米建威的華美銀行”，自然引出不滿，只好作罷。美國人不願就此罷手，藉口墨西哥鑄幣廠生產能力不足，每年只能生產 2,500～2,600 萬元的墨幣，遠不能適應中美貿易的需求，1893 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是三百九十萬美元”，從中國進口“則在二千萬美元以上”。 相形之下，美國在華通貨則與突飛猛進的美國經濟實力以及中美貿易愈發不相襯。 此時的美國又是銀的富產國，如果在美國製造銀元，“在太平洋沿岸就要產生一些活躍的白銀市場；這裡，銀元易於裝船出口，而商業也將發展。”現如今，與莫大需求對應的美國窘況是：“我們的熔爐是冷卻了，我們的爐火是熄滅了，我們的礦山大部分是停閉了；一些還在繼續開工的礦山也只是為防止坑木的腐朽，和地下水在坑中的氾濫”。 同時招致美國的礦工“發覺是這個國家的貨幣政策阻礙了他們獲取這份工資，並且只有挨餓的一途”。 面臨內外壓力，美國政界感到仿鑄鷹洋不失為解困良策，1894 年 4 月 9 日，美國參議院就參議員瓦柯特（Wolcott）的議案進行討論，瓦氏鼓噪中國擁有四億以上人口，有諾大的貨幣市場空間，美國不應該在當中缺位，參議院最後議決：“鑑於同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商務關係有待加強與擴展，特請求美國總統與墨西哥共和國進行有關由美國造幣廠鑄造墨西哥標準銀元的談判”，即允許“美國造幣廠使用墨西哥造881

幣廠的銀元模子，目的是把落磯山上的生銀直接運送三藩市與其他太平洋港口，然後從這些地方再把墨西哥銀元運往中國和新加坡”。 著名的白銀問題專家傅利文（M. Frewan）預判“這個議案幾乎一定會得到墨西哥政府的同意”。但此判斷落空，在別人既有的地盤上插一腳，靠完全模仿鄰居來牟自己的利，此一損人利己的策劃定然遭拒，“無疑的，這個計劃將遭到墨西哥政府的反對。 必須注意，墨西哥銀元已經成為墨西哥的唯一的出口物資，在任何方面危害這項出口都將削弱它的貿易”。法國與英國有類似之處，利用殖民地來染指。1879 年 6 月 6 日，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接到法國外長諮文：“法國現議鑄造大圓銀錢，用之安南等處地方，並擬用之附近各國，甚願貴國家收受此錢，通行天下，並望海關衙門准其收用”。 曾氏認為其他國家也有在華流通銀錢者，“事同一律，……目下自不必設詞拒之”，獲清廷批准。1885 年法國人在安南開鑄“西貢銀元”，因成色好於鷹洋，每每被熔解或藏匿；1895 年法國改鑄新幣，減輕重量。 法國財政部為此授權東方匯理銀行“在巴黎的鑄幣廠鑄造足夠銀元來滿足它的需要”。這些金屬貨幣國人稱“法光”，與法國本土流通的法郎不同，而是從屬於法國殖民地金融體系的越南貨幣。 前後流通的“法光”版式林林總總，至少有 30 餘種。據海關統計，1904 至 1907 年，共有值關平銀 7,176,394 兩的“法光”運入雲南；而“滇越鐵路公司在築路期間，曾鼓鑄越南銀元 7,500,000 元，專供支發路工之用”。列強之間你爭我搶，互為藉口，法國人抱怨美國錢“流行中國沿海各省垂數十年”。美國人又不無醋意地談及“法國也曾開始鑄造銀元來處理它和中國的商務。” 法國人對既已形成的列強在華金融佈局深感不滿，大言不慚地放話中國人需要的銀錢，“這種貨物出產最多的國家是法國，所以，法國通常應能從中獲取最大利益。 ……為了完整地使用這股力量，必須使這種資格是惟一的”，但是，本應享有的“唯一”卻被多國截取，“佔有優越地位的滙豐銀行便是在這種基礎上建成的。 對德國而言，德華銀行的情況也如此。 正是這些原則保證了華俄道勝銀行好幾年的成功”。處此情勢，法國政府感到東方匯理銀行在各國競爭中不甚得力，該行“心胸狹隘和畏首畏尾”；甚至以為“東方匯理”的名稱本身就會引起中國人懷疑，“將使中國人老是把它看作一個外國政府的工具”，視其為“不合法產物”；更要命的是，在中國的東方匯理分行仿佛“是一系列四散的賬台，取決於一個遙遠的領導機構”。 與此相反，英國的滙豐銀行“則是一個精明的統一體，它有總體目標和思想，有某種氣質、毅力和行動，有傳統和政策”。 兩相競爭，東方匯理自然落敗。 朝野之間積怨漸深，1905 年，法國政要醞釀撇開東方匯理，另立新行，新銀行的矛頭所向和目標企及很明確，就是針對在滬的英國銀行來工作；內閣“部長的希望，是在中國建立一個法國資本代理人的堅強的金融地位”。 不滿情緒持續發酵，“最近幾年來，外交部的某些官員，以及定居在遠東各港口的主要法國商賈曾提出，在我們向中國、高麗、日本、暹羅灣，甚至印度支那的經濟擴張所必不可少的活動手段中存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那便是在這些地區連一所法國商業銀行都沒有”。 1908 年，成立新銀行的設想再被提出，準備將該行總部設在“中國經濟中心”上海，另外在香港、廣州、漢口、天津、日本和印度支那設立分行。 之所以如此考慮，是因為滙豐銀行的總行也不在倫敦，由於處在東亞大市場的中心，滙豐“在近十年至十二年間能夠如此方便地參與中國和日本的多次貸款活動，貸款給各省總督和巡撫，貸款修築鐵路等等。十分明顯，正是這些貸款使英國在遠東的這個大金融設施獲得大量利潤，使它的股票從發行時的一百二十五元發展到今天標價近九百元”。 顧慮到 1905 年的計劃就因遭到東方匯理銀行的反對而擱淺，所以這次特別強調這家醞釀中的新行並不影響東方匯理的利益，“兩家銀行遠不是互相競爭、相互妨礙，而應一致行動、互相支持”。此言並未打消疑慮，東方匯理並不這樣認為，他們預感到新981

機構的潛在威脅，於是聯合其他金融機構予以堅決反對，使得這家擬議中的新遠東銀行胎死腹中。中國成為外國銀元的鬧市場，成為列強在華貨幣的競逐地，固體的金屬幣，卻似液體般地流通。因地緣關係，俄國的勢力集中在西北與東北，咸豐年間的新疆伊犁“商賈輻輳，貨泉流通，洵極邊一重鎮也。 其時行使制錢，半由外購，半由寶伊局鼓鑄，頗不缺乏”，誰知，到同治四、五年，“九城淪胥，旋經俄國代收代守，縱有制錢，俱賤價買去，消滅無蹤；洋帖因之充斥洋元洋普（維吾爾語洋普即俄國鑄幣），若忘其為中國地面”。在華勢力頗為有限的德國也插足其間，“若以價值一定之圜幣輸入中國，則殊與德國有益，今當竭力以圖達此目的云”。開始主要在膠濟鐵路沿線使用，隨即“刻聞德人以膠濟鐵路日形發達，德華銀行決意在青島鼓鑄銀幣，以便流通”。續後拓展於山東勢力範圍以外。 據 1906 年的調查，在華通用的外國銀元共有 15 種。外幣拼力搶佔中國這個大市場，是為了操控中國的貨幣經濟，謀取利益的最大化；也是為了與其他列強競逐，多分得一杯羹。三、逐漸退市除銀元外，列強還在華發行銀輔幣，“一角、二角者數種，便於零用，民尤賴之”；光緒前期，“沿海各市面，凡貿易至百十文以上，從無用現錢者，皆以一角、二角之洋錢代之”；僅“法光”一元幣，前後鑄了 33 年，共鑄 275,440,000 多枚。1896 年日本駐杭州領事館報告，當地普遍使用“日本所鑄銀輔幣”等。列強在華隨意發行大小銀錢，卻禁限中國鑄造輔幣，1911 年，英國駐華公使向清朝外務部抗議，反對中方“不停地鑄造中國輔幣。 ……廣東造幣廠每天造出二角銀幣八千枚，而這些鑄幣在香港流通，不僅擾亂了當地通貨，而且也癱瘓了香港與廣東的貿易”。 中方回應，此類輔幣“粵民慣用已久”，歷來中國銀幣“仰給外人”，中方不過是尋求小有改變而已。 這不是英方的第一次抗議，“歷年英領事藉口有礙商務屢請停鑄”，中方都予“駁覆”。 此次不過是將事態升級，從領事升格公使，由廣東地方當局越級清廷外務部，因為提升至國家外交層面，清政府被迫讓步，“為顧全外交起見，不得不略為變計，勉徇其請，以杜外人之口”，改鑄“大元”，減鑄“小毫”，“以此辦法，公家吃虧歲計數十萬”。 妥協退讓後，外方仍舊不依不饒，“英使不詳究市面情形，專以粵鑄小毫為病，似非的論”。這種鳩占鵲巢只許外人放火不許主人點燈的言行委實令人匪夷所思，若此一來的局面是“內地之銀元有限，外來之銀元無窮”。銀幣發行還與紙鈔掛鉤，更是一本萬利的營生。 滙豐銀行在中國“發行鈔票（兌換券），截至1932 年底已達 13,740 萬港元，當時外匯牌價，一港元折合我國銀元一元”。 麥加利銀行在中國發行價值不少於 1,894,000 英鎊的鈔票，折合“銀元為 28,418,000 元”。 橫濱正金銀行“在開始營業後就利用特權發行了與我國通行銀元等價的銀元鈔票，及銀兩鈔票”。 日本朝鮮銀行“發行鈔票（兌換券）總額為 12,521 萬日元，折合我國銀元為 112,689,000 元”。美國花旗銀行在華發行“銀元紙幣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及一百元五種，全部在中國流通”，發行額巨大，1907 年在華發行紙幣價值 160,344 美金，後逐步增加，到 1933 年的發行數字計值 25,000,000 美元，折合中國貨幣 1 億元。時人著文：“按孫逸仙先生的計算說：‘列強以種種經濟的壓迫，每年吸取中華民國的民脂民膏，合計十二萬萬元’。 茲計其體積為十五萬立方尺，須十二尺寬十二尺長十二尺高的房子，滿滿的裝盛起來，要八十六間之多，若以每個銀元的直徑相銜接，可成兩萬八千五百英里的直線，能繞地球一周又十分之一，平均每秒鐘須流出三十八元，總數的重量為七千二百三十二萬鎊，須四十噸火車頭九百零四輛才拉得動呢”。外幣的氾濫導致“銀圓來自外洋，止憑市面存積之多少為價值之低昂”。對中國政府而言，金融失守，主權外溢，國計受損，“西國之人計算最精，茍非中有餘利，安肯091

每年鼓鑄如此之多”，形成“西國洋錢”在中國“獨擅其美哉”的局面；對小民百姓而言，銀錢波動，市面恐慌，生計受累。中國地域遼闊，“況各省用法不同，數十年前間有用西班牙本洋者，今皆改用墨西哥之鷹洋，然如安徽等處，近來仍用本洋，不用鷹洋，如河南等處及江蘇之徐州，不論巨細買賣，概用銅錢。 若北五省，則用銀錠，閩粵等省，則用花洋”。雜亂外幣還帶來造假盛行，鴉片戰前，盜鑄外幣已然猖獗，“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紋銀，仿鑄洋銀。 其鑄於廣東者曰廣板，鑄於福建者曰福板，鑄於杭州者曰杭板，鑄於江蘇者曰蘇板、曰吳莊、曰錫板，鑄於江西者曰土板、行莊。 種種名目，均係內地仿鑄，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清季，假幣愈甚，“近聞沿海僻靜處所，時有奸民私購外國銅餅，用手搖機件壓成銅元，販入市面。”迫不得已，清政府通知海關嚴禁外國手搖壓幣機器入關。20 世紀上半葉，外國銀幣被迫退出中國市場。 個中緣由，時人歸結為：“以國內銀行信用之擴張，銀元鑄造量之增加，及國人民族意識之發露之三因”。可謂一語中的，遺憾的是只矚目於國內情勢，未及國外情況，屆 19 世紀後期，外國大多實行金本位制，“在大多數文明國家，銀幣曾是價值標準，但這一標準的精確性已由於銀幣數量的不斷減少和成色的不斷降低而減弱”。於是相繼停鑄銀元，外國金屬貨幣的來路成了無源之水。 列強在華流通外幣的很重要目的是利用金銀價差博利套匯。 中國長期實行銀錢複本位，於是造成在白銀流入的同時，大量黃金卻從中國流出。 金與銀的“量”與“質”天然具有成為通貨的品性，但對中國這類人口眾多的國家，相對便宜易得的銀貨更合適，使得中國的金銀比價與世界脫鉤，“當新大陸的白銀開始到達時，中國的金銀比價仍然只有1:6，而歐洲是 1:11 或 1:12，波斯是 1:10，印度為 1:8，由於套匯交易如此有利，新大陸全部白銀的 1/3到一半左右最終進入了中國”。 1816 年，英國以法律形式確定金為貨幣本位，是世界上第一個金本位制國家。 在澳大利亞和加利福利亞等地發現富藏金礦前後，多國步英國後塵，將黃金當作通貨的基礎。 中外之間“因這種標準分歧而造成的匯兌上的波動是這樣的大，以致在一切貿易中都滲入了賭博的成分。”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中國的國內情勢，首當其衝地是民族主義的高漲，意識到貨幣是國家命脈，不能操縱在外人手中，“我國之現金盡行入外人之手，若一旦有變，則非但兌現無門，即我國之法律亦無從制裁之也”。而貨幣離心的根源在於國勢衰微和國人懵懂，中國對列強“尤必惟命是從，一舉一動，各國皆得以己意之所在而指麾之，干預之，於各國之意得矣，如中國之主權何。 主權既失，而財政復何有乎”？貨幣利權的喪失讓逐漸覺醒的國人痛心疾首，“外國貨幣之已行用於民間者，惟來源不絕終無肅淸之日”。收回幣權，發行國幣，成為朝野上下的一致認知：“此次宗旨專為創定幣制，改正圜法，齊一民用，保存國權，大利自在無形之中”。爭回貨幣主權無非兩種招數，一是對內，中國“自鑄銀錢”，環視“歐洲各國，則各國皆有自鑄之洋錢通自民間流用，……日本自改用西法以後，購得機器自鑄洋錢，每日所成約十數萬員”。1889 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奏准在廣東鑄銀元（龍洋），開啟政府鑄造銀元的始基，中國銀元制度漸次確立。 所以成色分量均仿鷹洋。 正因此前只行用稱量白銀（主要）與外國銀元（次要，因部分外國銀元也被溶成銀塊），從而導致中國金融市場的混亂並影響了經濟的發展。 所以中國自鑄銀元意義殊大。 宣統二年公佈的《幣制則例》也是採取鷹洋標準，即庫平七錢二分、純度 0.9 為銀本位的基礎，七錢二分的重量由此成為中國銀元的定規。 民國初年，“嘉禾銀幣”（袁大頭）開鑄，製造精美，發行巨量，對外國銀元起了極大的掃蕩廓清作用。 二是拒外，盡力壓縮外幣流通範圍，20 世紀初新立的中外商約改變外國銀錢可以在中國隨意流通的既有規定，“惟新定英約第二款內載有中國允設一律合例之國幣，兩國人民用以191

完納各稅等語意，美國新約第十三款與此同義。 有此兩國之條款在先，日後禁止他項銀錢必係可以辦到之事”。政府曾耽心頒行新幣不難，“所難者惟收回舊幣耳”，僅以外國銀元來說，量大品雜，涉及邦交，“此宜由外部於發行新幣之前諮照外幣輸入之各該國公使，聲明我國發行新幣統一幣制，請其毋許本國貨幣再行輸入，外商如有違犯者，宜訂科罰之律”。國家行為漸趨嚴厲，“外交部昨接福建省長公署來諮，內稱洋商及日本籍民來閩經營保險，及儲蓄各業者，日漸增多，恐生流弊，部中對此有無取締方法，請即查明見覆云”。事情終於到 1934 年的法幣改革有一個了結，中國海關佈告：“奉令禁止外國鷹洋、站人洋、龍番進口”，即不允許那些在其本國已不流通只向外國定向發行的錢幣入華通貨，而對在其本國國內“通用者”，仍可在中國兌換流通。國幣成為法幣，外國銀錢在中國橫行無阻佔據主流的時代淡去。①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建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49 頁。②《論自鑄銀錢之便》，上海：《申報》，1876 年 11月 7 日。③魏源：《海國圖志》卷 39《大西洋》，陳華等校注，長沙：岳麓書社，1998 年，第 1145 頁。④費爾南·布羅代爾：《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龍、曾培耿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第 711 頁。⑤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 3 卷，張匯文等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第 400 頁；第401 頁。⑥《美國自鑄通用新式銀錢》，上海：《申報》，1873年 9 月 9 日。⑦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 1091 頁；第 1087 頁；第 1092 頁。⑧主要研究成果有：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年；林滿紅：《銀線：19 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詹慶華、林滿紅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年；張寧：《清代後期的外幣流通》，武漢：《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 3 期；馬冠武：《論近代時期流入廣西的“法光”和“法紙”》，南寧：《廣西金融研究》，2000 年增刊，等等。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 711～712 頁；第 716～717 頁；第 717～718 頁；第719、713 頁；第 799 頁；第 718 ～ 719 頁；第 674、678頁；第 719～720 頁；第 723～ 724 頁；第 722 頁；第 722～723 頁；第 714 頁；第 713 ～ 716 頁；第 712 ～ 713 頁；第 716 頁；第 713 頁；第 1003 頁；第 634 頁；第 1097、1088 頁；第 789 頁；第 1194 頁；第 1060 頁；第 743 頁；第 1108 頁。⑩亞·沃爾夫：《十八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下冊，周昌忠、苗以順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第 800～801 頁。Sir Robert Chalmers, A History of Currency in theBritish Colonies, London: Printed for HMSO, 1893,p. 23.李必樟編譯：《上海貿易經濟發展概況 1854～ 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彙編》，張仲禮校訂，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年，第 13 頁。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579 頁；第 586 頁；第 579 頁；第580 頁。The Proposed Chinese Mint,The North⁃China Herald,Nov. 16. 1876, 22nd Edition.耿愛德：《中國貨幣論》，蔡受百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年，第 145 頁。李少軍等編譯：《晚清日本駐華領事報告編譯》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第104、108 頁；第 174 頁；第 86 頁。《南洋流用日本銀圓》，澳門：《知新報》，1898 年第63 期。《江蘇吳江程念劬筆記》，上海：《申報》，1920 年 1291

月 14 日。潘序倫：《美國對華貿易史》，李湖生譯，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2013 年，第 6 頁。美國佔領菲律賓後曾頒令：只許使用美國貨幣，“並禁墨西哥銀錢入境，以保國權而一政令云”。 殖民者在殖民地談“保國權”，真乃絕妙諷刺。 參見《外國紀事：鑄造銀元》，福建廈門：《鷺江報》，1903 年第47 冊，第 18～19 頁。馬歇爾：《貨幣、信用與商業》，葉元龍、郭家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第 17 頁；第 57 頁；第55 頁。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中國通商銀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697～699 頁。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編：《美國花旗銀行在華史料》，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0 年，第 5 ～ 9頁；第 637～638 頁。因為中國和越南相鄰，越南錢幣早有流入中國，“道光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奉上諭，御史張曾奏，風聞廣東省行使錢文，內有光中通寶、景盛通寶兩種最多，間有景興通寶、景興巨寶、景興大寶、嘉隆通寶，謂之夷錢，摻雜行使，十居六七，潮州尤甚，並有數處專使夷錢”。 上列全都是越南錢，可見，在法國完全殖民越南之前，就已有越南錢的流入。 而且，越南“輕錢”不僅流入廣東，還流入福建，乃至山東等地。參見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上冊，第 99～101 頁。王彥威、王亮輯編：《清季外交史料》卷 15，李育民等點校，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2冊第 306～307 頁。周伯棣：《中國貨幣史綱》，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第 146 頁。W. S. Wetmore, The Silver Question,The North⁃ChinaHerald, Jul. 26. 1895, 3rd Edition.馬冠武：《論近代時期流入廣西的“法光” 和“法紙”》。壽充一、壽樂英編：《外資銀行在中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 年，第 97 頁；第 184、186、162、190 頁。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 7 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長江出版集團，2006 年，第 13 頁；第 9、16、77～79 頁。《德人干涉中國幣制之漸》，上海：《申報》，1911 年4 月 23 日。《京外近事述要》，上海：《東方雜誌》，第六卷第 4號（1909 年 5 月 14 日）。王克敏、楊毓輝編：《光緒丙午（三十二）年交涉要覽》下篇卷四，天津：北洋官報局，光緒三十四年，第25 頁。雲南省錢幣研究會、廣西錢幣學會編：《越南歷史貨幣》， 北 京： 中 國 金 融 出 版 社， 1993 年， 第 68 ～69 頁。《中國每年流入外國之銀元》，直隸唐山：《唐大月刊》，1925 年第 2 卷第 5 期。《論鑄銀圓為便民要務》，上海：《申報》，1877 年 3月 7 日。審宜：《改革幣制問題》，上海：《申報》，1911年 8 月 10 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上冊，第 43 頁。《外國紙幣之前途》，上海：《時報》，1909 年 9 月18 日。《外國銀行紙幣之激增》，上海：《經濟週刊》，1931年第 41 期。顧寶善：《對於外國銀行發行紙幣之管見》，北京：《大陸銀行月刊》，1923 年第 1 卷第 3 號。《閩省取締洋商儲蓄》，察哈爾張家口：《察哈爾實業雜誌》，1926 年第 1 卷第 4 期。《江海關佈告九件：（六） 第一三八二號》，上海：《關聲》，1934 年第 3 卷第 10 期。《九龍關公署佈告：第三五五號》，香港：《香港華商總會月刊》，1934 年第 1 卷第 4 期。作者簡介：郭衛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北京　 100871［責任編輯　 陳志雄］391

澳門理工學報　 2021 年第 3 期廣東省參議會與 1947 年收回澳門運動*彭　 展［提　 要］ 　 廣東省參議會策劃並推動了 1947 年的收回澳門運動，廣東省民眾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應運而生。 該促進會通過開展演講、座談會、廣播、賽跑等系列運動，將粵籍國民參政員、教育界、職業團體等勾聯起來，不斷擴大宣傳，影響波及廣西、湖南、河南、福建等省。 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對此態度冷淡，與廣東民眾形成鮮明對比。 究其原因，澳門對於南京國民政府和廣東民眾的意義迥異。受制於抗戰後的國內外環境，國民政府需要並依賴於英美的“支持”，導致收回良機錯失。 收回澳門成為牽涉內外多方的複雜問題。［關鍵詞］ 　 廣東省參議會　 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　 國民政府［中圖分類號］ 　 K2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3 ⁃ 0194 ⁃ 091947 年 4 月，在廣東省參議會的推動下，內地民眾一度掀起收回澳門運動。 有學者分四個階段梳理了民國時期的收回澳門運動，認為在 1947 年達到高潮，作者側重於整體把握，故對此次運動著墨不多。 有的聚焦於抗戰勝利前後各界對收回澳門的態度差異，外交部始終持“緩進”主張並直接影響國民政府的中樞決策，而張發奎等廣東軍事當局則主張“急進”，曾於 1945 年 11 月發起封鎖澳門行動。①還有論者從新聞傳播角度分析了戰後地方報紙有關收回澳門的報導，或以朱文彬事件為分界，將戰後收回澳門運動分為官方和民間兩個階段予以考察。②作為國民政府時期收回澳門的最後努力，1947 年的收回運動為何付諸流水？ 通過梳理其發展過程，分辨各方考量的差異，可以管窺廣東省參議會在此次運動中的作用，並探尋導致運動失敗的內外因素。一、廣東省參議會主導收回澳門運動1947 年 4 月 1 日，葡萄牙駐華公使豐賽嘉（J. B. Ferreira da Fonseca）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關於取消葡萄牙在華領事裁判權及其它特權問題正式交換文件，但該文對橫亙兩國間的澳門主權問題卻隻字未提。③9 日，《大公報》上海版首先披露這一消息，④一時引起各方關注，成為收回澳門運動的導火索。491* 本文係嶺南師範學院“人才專項”項目“抗戰後的廣東省參議會研究（1946⁃1949）”（項目號：ZW2021014）的階段性成果。

國民參政會率先反應，該會 11 日召開駐委會議，議決“請政府從速向葡萄牙政府交涉收回澳門”一案。⑤翌日，廣東省參議會迅即響應，參議長林翼中、副參議長何彤、參議員郭英殊及全體駐會委員召開會議，“通電全國請一致促請政府迅予執行本會第一次大會及參政會第廿次駐委會收回澳門決議案”，辦法有三：一是發動各界組織收回澳門運動協會；二是電請中山縣參議會就近發動各界採取有效行動；三是推定郭英殊、李偉光、黃漢山、陳喜清、劉平等負責籌辦。⑥在 1946 年 10 月廣東省參議會第一次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中，參議員李仲仁、黃漢山、楊家凡、陳喜清等分別提案，請國民政府積極交涉收回香港（九龍）、澳門，以維國家主權。⑦可知從第一次大會始，黃漢山、陳喜清等省參議員對於收回香港、澳門態度積極，二人及何彤、李偉光還是剛剛落幕之收回香港運動的主力，⑧他們均是廣東省參議會中主張收回港澳運動的主角。1947 年 4 月 18 日，郭英殊、黃漢山、陳喜清、劉平、鄧大璋等召開記者會，根據廣東省參議會駐委會議決議案，計劃組織各界收回澳門運動協會，向國民政府請願並電請外交部向葡萄牙交涉。⑨兩天後，省參議會稱國民政府如不答應所求，則“不達目的誓不甘休，必要時採取抵制封鎖行動”，中山縣民眾答稱隨時準備“杯葛”澳門。⑩澳門與中山歷史上同屬香山縣，在廣東省參議會力持以強硬態度收回澳門聲中，兩者迅速達成共識，約定在行動上相互策應。翌日，省參議會在何彤主持下召開民眾團體座談會，組織成立了廣東省民眾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推廣東省市參議會、小廬同志社、機器工會、市總工會等 35 個出席團體的代表為常務委員，經費由常務委員會籌集；決議約請全省各報刊發行《收回澳門運動》特刊，並派員赴中山縣、澳門聯絡。廣東省參議會是組織收回澳門運動的發動者、召集人和常務委員，並提供辦公場所，成為促進會的組織與領導核心。 上海有報紙承認廣東省參議會在收回運動中的主導作用，稱其發動成立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認為“收回澳門”既是廣東全省人民的呼聲，也是全國民眾的共同願望。23 日，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舉行首次常務會議，推選郭英殊、徐蕙儀、陳士成、伍繼南、黃文寬、馮伯球、譚振祺為駐會委員，分總務、行動、宣傳、聯絡、財務五組，推定各組負責人，其中郭英殊任總務組主任。該會行動方針是“先宣傳，後聯絡，最後行動”，宣傳包括舉行收回澳門民意測驗，出版收回澳門專刊，以國語、客家話、英語對國內外廣播；組織訪問團前往中山、澳門調查，向全國同胞徵求收回澳門資料及意見。以上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儘管該會分為行動、宣傳、聯絡等組，但“宣傳”的內容豐富且詳盡，說明該會重點工作是擴大收回運動的聲勢與影響；二是關於如何收回，除發動各界民眾開展收回運動外，只有“對澳輸出，必要時採取有效辦法”一途，“行動”可謂單薄，或已預示著結局；三是郭英殊作為省參議員擔任該會總務組主任，籌劃活動方案，掌握著活動的進展。該會的宣傳工作很快取得成效，不少團體積極響應。 中山縣旅省新聞、文化界同仁，在德奧瑞同學會座談收回澳門問題，決定組織回鄉訪問團，先行到中山等地蒐集各方意見，提供政府採納施行。 小廬同志社理事長伍繼南表示擁護省參議會的主張，呼籲全國民眾一致協助。中山國民參政會、婦女團體一致回應。社會輿論對於收回運動給予密切關注。 《大光晚報》認為港澳與廣東關係密切，“這兩個今日繁華的海市，原是本省割出去的兩塊肉”。《華南日報》稱國民政府並非忘記，只是當時外交重點不在澳門，而在東北及南洋，認為強力的外交勢不能行。 《華南日報》乃廣東省政府機關報，時任省府主席羅卓英與參謀總長陳誠係保定軍官學校同期同學，而陳誠為蔣介石親信，故該報立場偏向國民政府，言論與南京方面保持一致，一方面“希望政府於理智之外，兼顧及國民的感情”，重視國民外交的積極作用；同時告誡國民要“以理智去駕馭情感，尋求比較妥善合理的解決途徑”。《大光晚591

報》主編陳錫餘是戰時省府主席李漢魂的親信，此時處於在野狀態，與《華南日報》意見明顯迥異。澳門各界反應明顯不同。 澳葡當局態度激烈，表示不惜採用暴力手段。 1947 年 4 月 15 日，《中山民國日報》因登載《省參會籲請當局交涉收回澳門》一文，被澳門警察沒收，隨後搗毀並封閉該報駐澳辦事處。《中山民國日報》直屬廣東省黨部，設於中山縣石歧鎮，是該縣的權威報紙，也是廣東省黨部對澳門宣傳的重要窗口。 兩者在地緣、歷史方面的淵源，使得澳葡當局對該報的風吹草動均給予高度重視，登載收回澳門的消息即是一例，“除聯絡一般土豪劣紳反對，及禁止各報登載消息外，一面迫令各印刷店不准承印此項消息傳單及宣傳品，違者拘究，同時對滬港省各報入口，須先檢查認可，方准零售，間有提及收回澳門者，視其新聞篇幅之大小，大者沒收，小者用墨塗抹發還”。另有消息稱，一般澳門華人對於收回澳門“感到欣悅，希望政府早日實現”，而澳紳及藉賭煙為生者則提心吊膽，攤館、煙館、賭業、戲院呈現蕭條景象。與收回澳門運動前後相隨，香港問題同時被提出，欲雙管齊下同時解決。 1947 年 4 月 7 日，在省參議會第 21 次駐委會議上，郭英殊提議將“香港政府非法拘辦我緝私保安隊兵”一事提出，主張電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省府交涉，並回覆香港問題辦理經過。接著，省參議會秘書長江醒東及派出調查人員向省府、保安司令處詳查該案辦理情形。同月 30 日，省參議會組織新聞和各界團體座談會，陳喜清、黃漢山屢次表示不滿，呼籲各界向港府交涉，建議張添祥後援會再翻舊案。以廣東省參議會為領導核心的收回運動，開始形成以宣傳為主導的強勁狀態，以圖引起各方關注。二、收回運動虎頭蛇尾根據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首次常務會議的決議，收回活動按預定計劃次第開展。 1947 年 4 月30 日，該會再開常務會議，仍由郭英殊主席。 會議決定：5 月 3 日與粵籍參政員交換意見；邀請大學史地教授開展澳門問題座談會；舉辦論文比賽和中學演講比賽；中央電台以英、粵、國、客、潮等五種語言向世界廣播澳門問題。其中第一項和第三項活動最先開展。先是 5 月 3 日召開粵籍參政員座談會。 參政員何春帆、官祎、王若周、伍智梅、張香圃、韓漢藩六人參加，表示要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收回澳門問題，強調收回運動要有計劃地推進，公佈宣傳、聯絡、行動等原則。 此外，鄭仲楚作為中山縣籍省參議員，報告了中山縣民的行動情況。粵籍國民參政員與省參議會在收回澳門運動上意見一致，並因此聯絡起來。接著，演講比賽有序開展。 該活動目的非常明確，旨在“吸引國民注意、增強民眾認識”；聘請張香圃、鄧蕙芳、袁晴暉、郭英殊、金曾澄、吳鼎新、李應林、王星拱、林翼中等擔任評委；對象是廣東省公、私立中學在校學生，參加者需攜學生證到省參議會填寫報名表，演講題目從“為什麼收回澳門”、“收回澳門意見”、“怎樣收回澳門”中任擇其一。 初定 5 月 11 日在文德路律師公會禮堂比賽，後為使準備更為充分而展期至 25 日。值得注意的是，從活動宗旨及評判員的身份可以看出，該活動以擴大宣傳和影響為目的。 各評判員中，張香圃是國民參政員，鄧蕙芳來自婦女會，袁晴暉是廣州市參議員，金曾澄是市黨部委員，吳鼎新來自廣東省農會，李應林和王星拱分別是嶺南大學、中山大學校長，而郭英殊、林翼中分別為省參議員、參議長，可知各界團體、黨部、學校等機構參與進來。 更有意思的是，郭英殊是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的領導者，該活動策劃人之一，卻又擔任比賽評委，不知如何體現公允。截至 22 日，中大附中、培正、中山、二區葡中等 24 校共 51 人報名參加演講。 三日後，演講比賽如期舉行，參加者增至 85 人，並組織比賽學生聯誼會，具體討論收回澳門的宣傳問題。27 日，演講691

結果揭曉，第一名廖坤恩，第二名樓符闌，第三名李瀚，特別獎何菊華。整個活動以宣傳收回澳門為宗旨，聯絡黨部、團體、大中學校等，力圖擴大宣傳，團結各方力量。5 月 21 日，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舉行第五次常務委員會，郭英殊報告工作進展，決定舉辦“還我澳門賽跑”。此外，郭氏在廣州廣播電台播講《澳門要歸還祖國》，《前鋒日報》出版收回澳門專刊。隨後，該促進會舉行收回澳門運動民意測驗，問題包括應否收回澳門、如何收回，要求從“政府外交途徑”、民眾“杯葛”澳門和斷絕澳門物資接濟、直接使用武裝行動等四項中選擇。該測驗卷發出後，除廣州市民及廣東所屬各縣民眾參與外，閩、湘、桂及澳門民眾亦參加投票，6 月 18 日公佈結果，票數達 1,263,545 張，均表示應即收回。隨著測驗卷的發放，收回運動擴大至鄰省的福建、湖南和廣西，卻未回應收回途徑問題。延至 7 月，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的各項工作仍在繼續，先後發放演講比賽的冠、亞、季軍獎金，同時組織中山縣民訪問團，定 8 月中旬赴澳門調查收回事宜。從前、後活動的效果與頻次來看，該促進會 5、6 月份較為活躍，轉至 7、8 月份，活動雖仍在零星舉行，但已漸趨沉寂，整體上呈現虎頭蛇尾之狀。廣東省內，中山縣最早響應收回運動。 該縣臨時參議會先是舉行座談會，徵求民眾意見，蒐集澳門被佔史實檔案，商討收回辦法。座談會決議如下：組織中山民眾收回澳門運動會，定期示威請願；勸告澳門僑胞速離澳門；破壞岐關車路，杜絕與之通車；勸告商船不得灣泊澳門等。中山縣文獻委員會亦將該會所藏澳門史料細目，錄送縣參議會備考。 中山縣不但積極參與收回運動，而且有具體的行動措施。 接著，新會、瓊山縣參議會亦紛起響應。此外，江蘇、廣西、河南、西康等省（臨時）參議會分別函電行政院，贊同廣東省參議會收回澳門的主張，要求外交部與葡國政府交涉。由廣東省參議會策動成立的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從 1947 年 4 月至 8 月，通過舉辦形式多樣的收回活動，影響範圍從省內擴至省外。 就省內外響應主體而言，省內限於各界團體、參政員、教育界、縣屬民眾，省外波及江蘇、廣西、河南、福建、湖南等省的參議會、民眾，但各級政府均未見回應，且大多省份位於長江以南，故《華北日報》一方面呼籲政府收回澳門，另一方面將收回運動視作“南方的民眾”行為。以廣東省參議會為中心的收回運動，表面上看起來轟轟烈烈，波及小半個國家，但因影響僅及民意機關，而官方卻鮮有回應，造成收回運動虎頭蛇尾，難以影響到國民政府的既定政策。三、收回運動偃旗息鼓在廣東省內各界努力推動收回澳門運動之際，國民政府對於收回澳門的態度具有決定作用，通過梳理其前後變化，亦可衡量省參議會在是項運動中的位置。1947 年 4 月 28 日，外交部覆電廣東省參議會，“收回澳門，現秉中央意旨，正在研究籌劃中”。5 月 8 日，外交部仍稱“循一貫之國策，在籌劃中”。此時距離《大公報》曝出該問題已過去整整一月，外交部仍在“研究籌劃中”。 10 日，有外交部高級官員稱“應該收回”，但國民政府實際並無收回計劃，形成廣東地方收回運動高漲與外交部冷淡處之的鮮明對比，致使收回運動一度低沉。然而，隨著收回運動的開展，5 月 22 日，外交部再電廣東省參議會，表示願接受民意，設法收回澳門，情況似乎有了轉機。 在同日舉行的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三次大會上，外交部長王世傑受到791

質詢，即為何中葡條約未提澳門、港澳何時收回，及相關交涉情形等，王氏答稱收回問題取決於英美蘇法，不贊成使用武力。在王氏眼中，港澳問題是牽涉英美等國的外交問題，換句話說，收回澳門不僅取決於國民政府，更重要的是英美等國的態度。查閱王世傑此階段的日記，1947 年 3 月 9 日至 4 月 14 日部分缺失，無法得知中葡換文時的情形，4 月 15 日至 8 月的日記亦未有直接關乎收回澳門的內容，卻多次提及向美國貸款十億美元、學潮、國民黨戰場失利等問題。作為外交部長，其糾結的是與美、蘇等大國的關係、國內戰場和國民黨的統治問題。 在王氏眼中，後兩個問題才是根本，但其解決卻依賴於美國的貸款，故牽涉英美外交的澳門主權問題難洽其時。 果然，王氏在 5 月 22 日日記中稱，“今晨予出席參政會報告外交，會場中有陳耀東、潘朝英、商文立等數人，態度甚激昂，惟所指摘多不衷於事理，或懷有成見”，歸因於對蘇聯的外交不滿。潘朝英正是收回澳門案的提案人，可見相關問題的質詢頗為激烈。 但王氏認為“指摘不衷於事理”或出於“成見”，即“指摘”未考慮國民政府的處境與現實。 此時國共戰場的主動權因魯南戰役已悄然發生轉移，國統區因物價高漲引發劇烈動盪。 蔣介石認為“時局因軍事挫折而發生大動搖 ……尤其是參政會所表現者更為惡劣，只求和談而不究利害”，並稱經濟、物價、學潮和軍事政治不可收拾，這些棘手問題亟待解決，哪裡會再“有心”於收回澳門？另有消息稱，1947 年 3 月 13 日，國民政府與澳葡政府締結協定，前者有權管制以澳門為轉運地的中國出口品，後者負責阻止華南地區從澳門進行走私和資金逃避問題。同日，澳葡政府公佈法例，擴大經濟局權力以履行相應職權。將此協定與中葡換文聯繫起來，國民政府既試圖利用澳門防止華南走私問題，那麼就等於承認澳門現狀，不可能於兩週後的換文中提出收回澳門。5 月 31 日，國民參政會審查外交提案，儘管通過了收回澳門案，但收回香港案由提案人潘朝英撤回。6 月 5 日，兩廣外交特派員公署發表談話，稱“邇來本省及各地發動收回澳門事件，此點純為國民外交態度，若依合理推動，政府當予協助，惟收回澳門問題，國防部亦早有具體步驟，故現各地民眾對此事之擴大宣傳，對政府將來發動收回時，當有莫大協助”。該文稱國防部對收回澳門“早有具體步驟”，將各省參議會的收回運動定位為“國民外交”，只有該運動能夠“合理推動”既定步驟時，政府才“當予協助”，可見，對於國民政府而言，由廣東省參議會發起的收回運動難以影響其既定的外交政策。考察近代中國的“國民外交”運動，可追溯至 1903 年的拒俄運動，強調普通國民通過“國民之輿論”為外交後援，總結“國民外交”的三層含義，在內憂外患的晚清民國時期，“政府外交需尊重民意，而國民有權監督政府外交”成為國民要求外交民主化的表徵。各省參議會屬於民意機關，理應更能代表民意，然而通過前述收回運動的過程梳理，可知廣東省參議會的影響有限。 究其根源，省參議會制度本是國民政府的無奈之舉，所謂實施“立憲政體”空有其名。 有研究指出，抗戰後期國民政府面臨外交、政治與軍事危機，中國共產黨又順勢提出“聯合政府”的主張，國民黨“一黨專政”面臨巨大挑戰，故以結束訓政、實施立憲政體來應對。1944 年 12 月 5 日，《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省參議員選舉條例》應時頒佈。同月 20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稱，徒居是時一黨專政惡名，不如早開黨禁，使其他黨派公開成立。 1945 年元旦，蔣在廣播中宣佈將提前實行立憲政體，並於翌日告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認為此舉是“政治上一成功也”。各省參議會正是在此背景下產生。作為國民政府高級官員，王世傑卻在日記中對“憲政”前途甚表憂慮，“蓋立法院委員將達七、八百人，監察院亦有民選之委員二百餘人，如此龐大之政治性機構，幾乎長年集會，則負行政責任者，勢必終日困於應付這許多人，不能作事，而立法、監察兩院本身，亦因人眾而工作無法上軌道，異891

日民主之失敗，其因在此”。1947 年 4 月國民政府改組，在程序上是其邁向“憲政”的重要一環，立法院、監察院是立憲政體的關鍵部門，王世傑卻將兩院制衡行政的局面視為掣肘，那麼，同樣具有監督性質的省參議會，發動收回澳門的舉措未能引起王氏關注，自在情理之中。6 月 21 日，儘管立法院建議外交部迅速向葡國交涉，於最短期內收回澳門，但據《華北日報》報導，立法院卻批准了外交部簽定的中葡外交換文。對於收回澳門，國民政府稱在“目前國際形勢之下，此問題一時難以解決”。國民政府明確答覆後，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的活動亦隨之逐漸沉寂。 可見，立法院同樣不能左右外交部的既定政策，與前述王世傑不屑於立法院的制衡相一致。6 月 29 日，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益世報》潘朝英勾結監察委員吳本中（舊外交部部員），在外宣傳擬對予提彈劾案，虛構關於用人及外交部經費等事，以圖污毀予之名譽。 潘之為此，出於所求未遂，蓋彼曾求為外交部顧問，而予未允也”。 7 月 12 日，王氏表示近日“極煩悶”，因部分人公開攻擊，迫其去職。在派別林立的國民政府中，收回澳門運動亦是派系鬥爭的工具。8 月初，澳門發生葡警毆斃朱文彬事件，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又在廣東省參議會召開會議，仍以各界名義要求收回澳門，並組織調查團。該案並未引起任何波瀾。 是月底，蔣介石“示諭認為時機未至，不適宜於此時發動，著令從緩辦理”，收回澳門案被徹底擱置。 至此，國民政府失去戰後收回澳門的最後契機。《南洋（吧城）》雜誌發表看法，“在兩三個月前，廣東各黨報與準黨報一致高唱收回澳門，近來論調已改，絕不提起此事，反而提倡與澳門親善，澳門總督且有訪問廣州之行，據熟悉政情內幕的人說：此事實奉蔣主席訓令，不准談論收回澳門。 我們若回想前幾時曾有美國投資澳門，建設澳門港口之傳說，則不難理解”。收回澳門運動起於國民外交，止於政府命令。所述美國在澳門建港口說，有報紙披露美國以三百萬美元取得澳門新填海全部港口的商埠開闢權，儘管美駐華大使館發言人很快闢謠，“此係無稽之說，吾等從無所聞”，俗話稱無風不起浪，美國顯然不會對澳門問題棄置不理。對澳葡當局而言，有研究稱葡國政府始終以英國為靠山，將香港作為參照，“堅持英國不退出香港，葡人不交還澳門”，極力阻撓、拖延澳門回歸。 國民政府本可於戰後兵不血刃地收回澳門，但卻因內戰錯失良機，甚至作出極大讓步。收回澳門運動實際代表廣東地方勢力的訴求。 張發奎是廣東“舊四軍系”首腦，戰後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轅主任，曾向蔣介石、張群等提議收回澳門，僅切斷對澳門的供水即可收回，一個營足夠維持澳門治安，並稱將為其行為負責，故發生 1945 年 11 月“杯葛”澳門的行動。 蔣介石對此極力反對，“收回澳門是任何時間都可以辦到的，可是香港……你能拿回香港嗎？ 如果你決定同葡萄牙人打仗，你必須考慮英國人的反應，你也得準備同英國人打仗。 再者，美國人會反對你，這一切都會導致嚴重後果”。蔣介石等國民黨掌權者同樣將港澳問題相聯，視為對英美外交問題，“緩辦”成為處理的基本原則，預示收回運動必定無果而終。廣東省參議會作為收回澳門運動的推手，是廣東地方民間勢力代表，副議長何彤是核心人物。據中國共產黨調查，何彤曾任廣東省民政廳長八年，“對各地方縣長士紳打得甚熟，同時舊軍人中故舊亦多，形成天然地方派頭子”。根據前文第一部分內容可知，何彤、郭英殊、黃漢山、陳喜清、鄭仲楚等是收回運動的發起人，他們分別是順德、南海、鶴山、寶安、中山等縣選出的省參議員，屬珠三角富庶地區，在省參議會中具有重要勢力。 在地域上，這幾個縣份與港澳相連，具有促進收回澳門的動力基礎，抑或是收回後的獲利團體，故而積極運作。 可惜的是，國民政府無意收回，造成991

良機流失。 這一使命，最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予以實現。綜上所述，廣東省參議會借中葡換文發起的收回澳門運動，集合廣東民眾團體、教育機構、職業團體等組織成立了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通過開展演講、問卷調查、賽跑、座談會、廣播等多種宣傳活動，取得廣西、河南、湖南、福建等省民眾、省參議會的支持，使得收回運動持續擴大。 然而，前述運動影響僅及於各界團體、民意機關，而未及於政府層面。 國民政府因緣於國內外環境，對於收回澳門運動缺乏熱情，在外交答覆中呈現疲軟狀態，官民之間形成鮮明差異。 根本而言，澳門對於國民政府與廣東地方勢力的意義不同。 廣東與港澳毗鄰，地緣與利益密切相關；國民政府則著眼於對國家權力的掌控，需依賴於英、美尤其是美援的“支持”而不敢逾越，導致良機坐失。 與此相對的是，葡萄牙政府以香港比附，拒絕交還澳門主權，收回澳門形成牽涉英美與港澳、中央政府與廣東地方勢力等內外多方的複雜問題。①呂一燃的《民國時期中國人民收回澳門的鬥爭與中國政府的態度》（北京：《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6期）將民國時期的收回澳門運動分為北洋政府時期、1922 年、北伐前後和抗戰勝利後共 4 個階段。 另參見左雙文：《抗戰勝利前後中國收回澳門的謀劃與流產》，北京：《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6 期；莫世祥：《抗戰時期的中葡交涉———蔣介石與國府高層處理澳門事項的內幕透視》，澳門：《澳門研究》，2016 年第 4 期。②劉正剛、邱德鑫：《試析抗戰勝利後地方報紙收回澳門的報導》，澳門：《澳門研究》，2019 年第 2 期；李幹：《朱文彬事件與抗戰後收回澳門運動》，澳門：《文化雜誌》，第 100 期（2017 年）。③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 （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068～2070 頁。④《社評：澳門怎樣？》，上海：《大公報》，1947 年 4 月9 日。⑤《參政會駐委會開會請政府收回澳門》，上海：《立報》，1947 年 4 月 12 日。⑥《省參會駐委會昨舉行會議，策動收回澳門運動》，廣州：《華南日報》，1947 年 4 月 13 日。⑦林翼中：《廣東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彙編》，1946 年 10 月，第 39 頁。⑧1946 年 10 月及 12 月，在香港先後發生港警踢斃小販王水祥案、英軍越境槍殺張添祥案，引發收回香港運動。 參見李朝津：《戰後國民政府對香港問題之處理———王水祥事件個案研究》，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 年。⑨《澳門是我領土我們必須收回，省參會駐委會昨提出》，廣州：《誠報》，1947 年 4 月 19 日。⑩《請國府飭外交部交涉，向葡國收回澳門》，廣州：《前鋒日報》，1947 年 4 月 20 日。 1945 年 11 月，在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指示下，中山縣縣長張惠長、駐軍159 師師長劉紹武曾發動“杯葛”澳門行動，12 月 26日奉外交部命令恢復。 參見左雙文：《抗戰勝利前後中國收回澳門的謀劃與流產》。《粵各界組織促進會，籲請收回澳門領土》，廣州：《華南日報》，1947 年 4 月 20 日。《廣東三千餘萬民眾發動收回澳門運動》，上海：《甦報》，1947 年 4 月 26 日。《收回澳門運動重要步驟決定》，廣東順德：《復興報》，1947 年 4 月 26 日。《收回澳門促進會昨首次會議》，廣州：《華南日報》，1947 年 4 月 24 日。《省市卅餘團體議決組織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廣州：《誠報》，1947 年 4 月 20 日；《婦女團體一致回應》，廣州：《和平日報》，1947 年 4 月 19 日。《小評：收回澳門》，廣州：《大光晚報》，1947 年 4月 13 日。《我們對收回澳門的看法和意見》，廣州：《華南日報》，1947 年 4 月 14 日。《省參會籲請當局交涉收回澳門》，廣東中山：《中山民國日報》，1947 年 4 月 15 日。《澳門政府納粹作風，竟禁中山民國日報入境》，廣州：《大光晚報》，1947 年 4 月 19 日；《收回澳門粵參會討論中》，銀川： 《寧夏民國日報》，1947 年 4 月002

20 日。《收回澳門聲中，僑胞咸欣悅，澳政府震動實行種種愚民政策》，廣州：《華南日報》，1947 年 4 月 20 日。《收回聲中澳門冷落不景》，廣州：《大光晚報》，1947 年 4 月 22 日；魯伯：《收回澳門易如反掌，葡督故作鎮靜內緊外弛，華籍差警均被暗中監視》，廣州：《針報》，第 80 期（1947 年 4 月 28 日）；政梅：《都市特寫：收回聲中的澳門》，上海：《市政評論》，第 9 卷第 7期（1947 年 7 月 20 日）。《省參會電外部請嚴重交涉，省參議痛問善救舞弊，李應林答詞隔靴搔癢》，廣州：《華南日報》，1947年 4 月 8 日。《港府扣留我保安兵，省參會電外部呼籲，調查真相今晨開會報告》，廣州：《華南日報》，1947 年 4 月12 日。《張添祥案後援會將再請向港交涉》，廣州：《誠報》，1947 年 4 月 30 日。《澳門應由我收回！ 粵社團提出四項充分理由》，廣州：《誠報》，1947 年 5 月 1 日。《收回澳門參政員將請當局循外交途徑交涉》，廣州：《誠報》，1947 年 5 月 4 日。《收回澳門促進會舉辦演講比賽辦法》，廣州：《前鋒日報》，1947 年 5 月 5 日。《收回澳門運動演講比賽展期》，廣州：《前鋒日報》，1947 年 5 月 9 日。 《收回澳門促進會昨舉行演講比賽》，廣州：《前鋒日報》，1947 年 5 月 26 日。《收回澳門運動演講比賽揭曉》，廣州：《華南日報》，1947 年 5 月 28 日。《省運會特殊節目，收回澳門賽跑，促進會已決定舉辦》，廣州：《華南日報》，1947 年 5 月 22 日。《本報第十二期新聞眼：為什麼要收回澳門》，廣州：《前鋒日報》，1947 年 5 月 30 日。《收回澳門運動民意測驗表》，廣州：《和平日報》，1947 年 5 月 13 日；《收回澳門促進會舉辦民意測驗》，廣東順德：《復興報》，1947 年 5 月 16 日。《民意測驗結果澳門應即收回》，上海：《立報》，1947 年 6 月 21 日；《收回澳門民意測驗，百餘萬人參加投票》，海口：《瓊崖民國日報》，1947 年 6 月 21 日；《澳門是我們的，廣東人都［主］張收回》，成都：《兒童日報》，1947 年 6 月 22 日。《立法院已通過決收回澳門，中山訪問團八月中出發》，廣州：《華南日報》，1947 年 7 月 27 日。光：《中山縣參議會蒐集澳門史實》，廣州：《前鋒日報》，1947 年 4 月 28 日。禾：《中山人士大聲疾呼，收回澳門先絕往來》，廣州：《前鋒日報》，1947 年 4 月 30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抗戰勝利後各省縣參議會要求收回澳門通電一組》，南京：《民國檔案》，1999年第 4 期；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民國時期（1912⁃194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723 頁。《迅速收回澳門！》，北平：《華北日報》，1947 年 6月 23 日。林水先主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 年，第 24 頁。《收回澳門仍須加強行動，外部覆省參會內容空泛，我們提議派武裝兵入澳門護僑》，廣州：《針報》，第 83 期（1947 年 5 月 8 日）。《澳門問題外部未作正面表示，透露實有收回必要》，漢口：《廣漢旬刊》，第 1 期（1947 年 5 月 10 日）。《收回澳門運動漸低沉，澳門陷葡人手經過，葡人係掠奪而來我門必須收回》，廣州：《針報》，第 88 期（1947 年 5 月 13 日）。《收回澳門，外部電覆粵參會》，上海：《立報》，1947年 5 月 23 日。《參政會上和平聲髙，張君勱提出和平方案》，上海：《大公報》，1947 年 5 月 23 日。王世傑：《王世傑日記》 （上），1947 年 5 月 6 日、8日、10 日、14 日，6 月 24 日，7 月 5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第 858、859、860、861、870、872 頁。王世傑：《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六冊，1947 年5 月 22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第 73 頁。蔣介石：《蔣中正日記（1947 年）》，1947 年 5 月 24日、6 月 7 日“上星期反省錄”，台北：抗戰歷史文獻研究會，2015 年，第 68、74 頁。《阻止華南走私，我與澳門協定將公佈》，銀川：《寧夏民國日報》，1947 年 3 月 16 日。102

《澳門對中國輸出入管制法例業已公佈》，北平：《華北日報》，1947 年 3 月 16 日。 1947 年 12 月，國民政府中央銀行駐港代表余英傑、外交部駐澳專員郭則范與澳督柯維納（Albano de Oliveira）、經濟局局長羅保（Pedro José Lobo）就雙方經濟問題討論合作，澳葡政府協助中國海關防止走私事宜，中國政府滿足澳門地區糧食供應；1948 年 1 月 5 日，澳葡政府頒佈加強黃金管制辦法；22 日，廣東省政府主席宋子文與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在廣州簽訂協議，雙方建立糧食互助關係。 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民國時期（1912⁃1949）》，第 2731～2732、2735～2736 頁。《收回澳門提案審查通過》，昆明：《中央日報》（昆明版），1947 年 5 月 31 日；《參政會通過提案》，上海：《大公報》，1947 年 6 月 1 日。《華僑復員限制，外交部在交涉中，兩廣特派員負責人談政府擬具收回澳門步驟》，香港：《新寧雜誌》，第 39 卷第 15 期（1947 年 6 月 5 日）。 兩廣外交特派員公署是國民政府外交部兩廣外交特派員香港辦事處的辦公地點，時郭德華擔任特派員。 據稱郭德華是外交部長王世傑一手提拔的，是英美系“五星陣營”之一。 《王世傑與“英美系”之孤立》，廣州：《政海人物秘聞》，1948 年第 40 期。曾榮：《1903 年中國“國民外交” 的出現》，廣州：《學術研究》，2011 年第 3 期。周斌：《清末民初“國民外交”一詞的形成及其含義論述》，合肥：《安徽史學》，2008 年第 5 期。鄧野：《聯合政府的談判與抗戰末期的中國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 年第 5 期。《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省參議員選舉條例》，重慶：《行政院公報》，渝字第 8 卷第 1 號（1945 年 1 月31 日）。蔣介石：《蔣中正日記（1944 年）》，1944 年 12 月 20日，第 183 頁；《蔣中正日記（1945 年）》，1945 年 1 月1 日、2 日，第 8 頁。王世傑：《王世傑日記》（上），1947 年 7 月 7 日，第872 頁。吳競龍：《流光碎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 285 頁。《國民政府對各省參議會請求收回港澳的批示》，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二），9224 號，外 13 號，轉引自黃鴻釗：《澳門史綱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236 頁。王世傑：《王世傑日記》（上），1947 年 6 月 29 日、7月 12 日，第 870、873 頁。《收回澳門穗各界堅決主張，並組朱案調查團》，西安：《西京日報》，1947 年 8 月 5 日。《“收回澳門”洩了氣》，香港：《中山華僑》，第 5 期（1947 年 9 月 5 日）。《不准收回澳門》，荷屬巴達維亞：《南洋（吧城）》，第 23 期（1947 年 10 月）。《社會服務：關於收回澳門問題》，紐約：《中美週報》，第 268 期（1947 年 12 月 18 日）。《澳門建軍港美使館闢謠》，漢口：《大剛報》，1947年 8 月 14 日。《美使館否認澳門填海港口劃歸美開商埠》，北平：《經世日報》，1947 年 8 月 14 日。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1999）》（下），合肥：黃山書社，2006 年，第 1054 頁。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記錄，鄭義翻譯校注：《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年，第 420～421 頁。廣東省參議會參議長林翼中，因蔣介石的力挺當選，並為此立下“軍令狀”，“要其對得起整個議會，不致發生政治上的‘彆扭’，是基本條件”，故其思想偏向国民政府。 《家門穢事說參場》，廣州：《政海人物秘聞》，1947 年第 33 期；《林翼中赴京前談片》，廣州：《華南日報》，1947 年 3 月 8 日。《廣東時事情報———廣東統治集團派系鬥爭的動態和各派系主要人物情況》，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廣東區黨委文件）1946.1⁃1947.7》，廣州：廣州市成教印刷廠，1989 年，第423 頁。作者簡介：彭展，嶺南師範學院法政學院歷史系講師，博士。 廣東湛江　 524048［責任編輯　 陳志雄］202

ABSTRACTSThe Turn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Boom of 　 Soviet-Russian Literature in China Lin Jinghua (005)……………………………………………………………………Abstract: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which appeals to the imperial Russian problem, does not have a universal aesthetic val-ue, while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consciously promoted by the Bolsheviks has more problems. Since the end of 1919, the “Russo-Soviet literature craze” began to rise in China. Its scale and influence constantly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ture from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translation of Russian and Soviet literature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the aesthetic resources shaping modern China became increasingly biased towards the Soviet-Russian reflection theory. This Russo-Soviet literature craze was driven by radical young men full of patriotic fervour and uneducated knowledge of Russian problems, but in fact this resulted in the implicit support of the Comintern. The governments in Beijing and Nanjing, which had many constraints on the diplomacy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banned the red discourse by means of law or ideology, but this had little effect. They did not summon the cultural elites to seriously study the Russo-Soviet issues including literature, and in reverse inspired more people to fall in love with this kind of literature and turn it into a guide for action.Keywords: October Revolutio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boom of Soviet-Russian literature in China; Peking Government; Nanjing GovernmentThe Explo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Macao SARs “Patriots Governing Macao” Yang Aiping (027)……………………Abstract: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Macao)”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o ensure that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table and far-reach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egal system is the legal cornerston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Macao)” effectively. Macao’ s uniqu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Macaos “Patriots Governing Macao” is not only based on various constructions of institutions, but also is ref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Macao’s governance. On the one hand, by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Patriots Governing Macao” ,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Patriots Governing Macao” has been realized, and the Patriot alliance has been expande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On the other hand, by constructing the “Entry-Management-Supervision” seamless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Patriots Governing Macao” , the Whole Process Governance has been realized, and has also ensured the political loyalty and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e governance team. The Macao SAR’s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Patriots Governing Macao”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he new era.Key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Patriots Governing Macao;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Cooperative Govern-ance between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e Whole Process GovernanceDriving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Participate in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Zhong Yun (038)…………………………………………………………………………………………………………Abstra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enerating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dustr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is on a sound foundation. It is the consensus of all major cities in GBA to vigorously develop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dustry. To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industry is an urgent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here are unique advantages in capital and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dustry in GBA. To increase the industry as the main mechanism for this area to participate in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this industry within GBA.Keywords: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dustry; driving mechanism302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uo Liancun (046)…………………………………………………………………………………………………………Abstract: Cold chain logistic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and also an important field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a favor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cold chain logistics and is faced with goo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ut it also has some unfavorable factors.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reality of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customs territories in the region, give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follow the direction of integrated operations, pay attention to the rational layout of space,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in the region, and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high-end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We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cold chain logistic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optimiz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dynamic balance in which demand leads supply and supply creates demand.Key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ld chain logistics; integration; wisdom; high-endJoachim Bouvets Figurismus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 Zhang Xiping (055)…………………………………………Abstract: Joachim Bouvet S.J. was the founder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He establish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King Louis XIV and Emperor Kangxi. After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he spent more than ten years stud-ying The Book of Changes , the first of the Chinese Five Classics. He wrot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words in Chinese and French research manuscrip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rigin of the Figurismus f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to explain how 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thoughts of European interpretation. He applied this method to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Keywords: Joachim Bouvet; The Book of Changes ; Bibl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Jesuits in China during the Post-Rites Controversy Era: Johannes Walter, Court Musician and His China　 Reports (1743-1747) Ke Hui (067)…………………………………………………………………………………………Abstract: In 1715, while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was making its final judgment o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the Peking government was implementing a policy forbidding Christianity in China. However, court missionaries were an excep-tion to this prohibition. A German Jesuit named Johannes Walter, who came to Peking in 1741, served as a court musician. During this time, he wrote four reports on China (1743-1747) reporting Chinese ne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ssionaries and Europeans. There was good news, such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ntang” (Xuanwumen church), the success of praying for rain, and Qianlongs inspection of the Imperial Board of Astronomy, as well as bad news, such as the crisis of Macao in 1743 and the Fu’an religious persecution case in 1746. These reports show that in the post-Rites Controversy era, European missionaries sti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transmitters of Chinese messages. Walter’ s China reports have two particular detail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First of all, they contain an extensive introduction to the Imperial Board of As-tronomy Supervision system, which makes up for a lack of previous reports. Secondly, they report that the perpetrator of the 1743 Macao crisis was not “a foreigner” , but rather a Portuguese Chinese, a statement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any other historical Chinese report.Keywords: Johannes Walter; Society of Jesus; China records; Imperial Board of Astronomy; crisis in MacaoAn Investigation of Catholic Public Opinion against the Inclusion of Confucianism into the Constitution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ased on the Social Welfare Tientsin Zhao Xiuli (078)…………………………………………………………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fucianist sect tried hard to incorporate Confucianism into the constitution, and realized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ideology,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rough establishing Confucianism as the state religion, so as to continue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ave social moral customs. It showed a strong tendency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and it also had some supporters within the government. The mutual use of the Confucianist sect and Yuan Shikai, as well as a series of operations of submitting Confucianist issues to the parliament for deliberation, politicized 402

the Confucianist issu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disputes, the entry of Confucianism into the constitution deviated from its original inten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nd quickly aroused strong responses from many fields such as politics, law, culture and religion. The Social Welfare Tientsin , a newspaper founded by Catholics, not only published editorials and com-mentaries against it, but also published petitions from Catholic groups all over the country, telegraph messages and anti-reli-gious articles, followed by discussions and voting in congress, and gradually became a public opinion front for Catholics to oppose the entry of Confucianism into the constitution. This paper not only expresses the collective appeal of Catholics to safeguard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but also reveals the many aspects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Confucianism into the constitution, presenting the complexity of Confucianism.Keywords: Catholic; “Confucianism” into the constitution; Social Welfare Tientsin ;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Open Review, Frontier Learning and Open Education Revolution Liu Yidong (090)………………………………………Abstract: Under current educational conditions,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have to learn from second or third-rate teachers due to a lack of opportunities to learn from the best ones. The result is their formation of second or third-rate knowledge structures, thinking modes, learning habits and values, preventing them from becoming top-class talents. The Sec-ond-class Education Trap and Superficial Learning Trap show the urgency of educational reform. Whil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pen review enable all students to learn from the best teachers, open review could give credit to systematic frontier knowledge, so that the defect of unbalanced education featured with emphasis on textbooks and fragmented frontier knowl-edge could be compensated. Confronted with the open education revolution to be triggered by Big IT+,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flipped classroom, learning from the best teachers, frontier learning, as well as objectification of talent evaluation,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will be re-acknowledged.Keywords: Open education; open review; frontier learning; popularisation of elite education; second-class education trap; su-perficial learning trapThe Ethical Dilemma of Academic Misconduct in Journals and Its Solutions Xu Yawen (102)……………………………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cademic misconduct has increasingly occurred and thus become a “ stumbling block” to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scientific research strength. With their significant role in serv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promo-ting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cademic journals should assum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preventing and resisting academic misconduct. However, in the face of various subjects of academic misconduct, such as authors, reviewers and editors, journal editors are likely to be caught in an ethical decision-making dilemma due to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conflict of interest brought by multiple roles and various valu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academic ethics, estab-lish industrial standards a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improve the mechanism for investigating academic misconduct in journals, and increase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journal review.Keywords: Academic misconduct in journals; ethical dilemma; ethical decision-making; internal control; external control“The Fable of the Bees” : Louisa May Alcott’s Work Ethic and Sentimental Economy Yang Jing (110)…………………Abstract: Since the mid and late 20t h century, the study of Louisa May Alcott in western countries has shifted its focus from traditional literary and aesthetic study to cultural studies in a broader category, such as gender, race, and class. However, few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her ethic and economic thinking concerning the problem of “work” . This paper, by means of the image of bees, endeavors to analyze the “work ethic” in her novels like Flower Fables, Little Women, Work , and illus-trates that Alcott is a “subversive writer” who severely criticized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its morality, rather than simply being a “ juvenile writer” or a “sentimental novelist” as many believed. How can one create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leisure; artistic pursuits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y? Furthermore, how to achiev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success in this world? Aiming to solve these contradictions, Alcott put forward an ideal “sentimental economy” based on the harmony of both sexes, in place of the merciless and competitiv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is way, the “ love’s labor’s reward” as she ad-vocated could substitute the overwhelming market economy. It is obvious that Alcott’s Utopian prospect cannot be realized in circumstances of our cruel reality, yet it can not only offer a literary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502

modern economics, but also provide “another possible way of living” for common readers.Keywords: The Fable of the Bees; Louisa May Alcott; work ethic; sentimental economyPolitical Ethics of Surprise: The Case of O. Henry’s Short Stories Gong Haomin (122)…………………………………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O. Henry’s three most well-known short stories – “The Last Leaf,” “The Gifts of the Magi,” and “The Cop and the Anthem” as examples, and investigate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thics in his fictional world. The key questions asked are: as a rhetorical device, what kind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ethics does a surprise ending have? How are so-cial and political ethics intertwined with aesthetics to re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a fictional work? An examination of these issues will open an opportunity for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ics of surprise.Keywords: O. Henry; surprise ending; ethics of surpriseThe Limits of Artistic Empathy: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9/11 Memorial in The Submission Dan Hansong (131)………Abstract: It is a widely accepted consensus that art can be used to stimulate empathy towards others. However, in Amy Waldman’s 2011 novel The Submission , the design contest of a 9/11 memorial as public art becomes the site where the limits of empathy are exposed. Not only does art fail to alleviate the social tension in the wake of the 9/11 attacks, but art is used to stimulate an invisible version of “cultural racism” . This essay looks into the inter-medial and intercultural conflicts in The Submission as a case study, disclosing how architecture art in public space is appropriated by affect politics, and how intercultural empathy is reduced to a fragile goodness whe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step into the public sphere, where multi-ple social forces are contested and entwined.Keywords: 9/11 Memorial; artistic empathy; architecture; mediation; The SubmissionAn Introsp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bout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cal Animals Wu Jiehua & Cao Zhihong (144)…Abstract: As a specialized field, Chinese historical animal research was initiated by Wen Huanran and He Yeheng. Unfortu-nately, few other scholars paid attention to the later related research. In the 21s t century, with the arduous efforts of scholars, historical animal research has broken the original study model and been faced with new opportunities. However, whether the original model or the new model, both have their limits. The original model has limited research object and contents, where-as the new model has a limited study phase. The historical animal research in China shall refer the virtues of existing models and observe animal ethics and respect our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is ba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can be re-examined.Keywords: Historical animals’ geography;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ical animals; animal ethicsAnimal Ethics, Local Adaptation and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mes and Entities: Thre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of Materia Medica Lu Di (154)………………………………………………Abstract: There are abundant sources o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materia medica in Chinese Buddhism, many of which demon-strate traces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The use of animal drugs involves early Buddhist doctrines, Sino-Indian material exchange, Chinese medical tradition and Chinese Buddhist tradition of abstaining from meat and prompts reflections on Bud-dhist animal ethics. Moreover, the mediators in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pioneered the work on clarifying the names and entities of medicinal substances in early Buddhism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with those of Chinese medicinal substances. This work provide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ese Buddhists, believers and ordinary people knowing, seeking or using medicinal substances in early Buddhism. Meanwhile, suggestions for using local medicinal sub-stances were also given to substitute for those absent in China. However, mediators’ ow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local material culture would sometimes aff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mes and entities. Therefore, people today must be cautious when identifying the medicinal substances mentioned in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Keywords: Buddhism; musk; agat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uling602

Interweaving History and Myth: A Study on the Narrative and Change Image of the Snake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Period Wang Tong (165)……………………………………………………………………………Abstract: The snake,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animals in our daily life, has a long history, wide distribution and great variety in China. During the longer-term co-existence with snakes from the Han to Tang period, people in Yunnan have an increasingly changing cognition of the snake.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d various understandings of the snake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habita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knowledge structures, cognitive modes and value judgments. What was lying under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was creators’ realistic motivations and social historical culture levels. Therefore, we can have a view of the stages of change of social culture in Yunnan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Keywords: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the image of the snake; ethnic minorities in Yunnan; history; mythDid a Silver Shortage Cause the Demise of the Ming Dynasty? From an Economic Analysis Wang Wuyi (172)…………Abstract: The global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vented by the western historian community, has created a theory for the Ming history tha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silver’s historical role. This theory correctly indicates that a long period of silver importa-tion and thus a rich silver supply led to prosperity in middle-late Ming, but inappropriately exaggerated silver’s role in cau-sing the Ming’s eventual demise. As a matter of fact, silver importation was not just importing a new currency for the mar-ket, but also importing a new monetary institution for the country. Raw silver, as a kind of easily home-stored wealth, when directly used both as market currency and state money, sooner or later would lead to silver shortages anyway. Yet the Ming government, due to its 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failure to confront the new monetary institutio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ctu-al cause of the shortage, and perhaps also, to some extent, this was the dynasty’s final death. To accurately explain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some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s is needed.Keywords: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silver; silver shortage; demise of Ming DynastyOn the Circulation of Foreign Silver Coi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Guo Weidong (184)………………………………Abstract: In 1436, the Ming government changed its monetary system to that of silver and copper. However, Chinas own sil-ver production wa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As a result, silver from Latin America became the main supplement. A variety of foreign silver coins flowed in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Britain took the lead and other countries followed, with foreign silver coins increasingly flowing in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is seriously interfered with Chinas money market and was also a means for the powers to compete for world financial hegemony. The sovereignty of mone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e basic index of the countrys modernization.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Chinas currency became a legal national currency, and foreign silver currencies were gradually delisted in Chi-na.Keywords: Foreign silver coins; Great Powers; Modern China; sovereigntyThe Assembl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Movement to Recover Macao in 1947 Peng Zhan (194)…………………Abstract: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Assembly planned and promoted the campaign to recover the sovereignty of Macao, and from this emerged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Peoples Reclaiming Macao Movement Promotion Associ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campaigns, such as speeches, symposia, broadcasts and running races, the association connected Guangdong nation-al counselors, educational circles and professional groups, etc., and constantly expanded its publicity, which influenced Guangxi, Hunan, Henan, Fujian and other provinces. Howeve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d little response to the move-ment, which wa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masses of people in Guangdong. The significance of Macao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Guangdong was quite different. Restricted by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fter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needed and begged for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which led to the loss of a good opportunity to recover Macaos sovereignty. Taking back Macao had become a complex issue involving many parties at home and abroad.Keywords: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Assembly; Guangdong Provincial Peoples Reclaiming Macao Movement Promotion Associati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