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理工學報（74） - 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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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名家專論·近四十年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研究的主要趨勢與反思王震中［提　要］　本文從學術思想的變化和突破着眼，分為七個議題：一、20世紀80年代關於文明要素的研究；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於國家形成標誌的研究；三、“酋邦”理論在國家起源研究中的運用；四、“文明和國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態演進”說；五、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態的諸種學說；六、夏商西周三代“複合制王朝國家結構”；七、從國家起源到秦漢以來民族與國家之關係，對1978～2018年四十年來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研究的主要趨勢，作了梳理、闡述與反思，其中也穿插了作者本人三十多年來的研究軌跡與學術體系。［關鍵詞］　國家起源　聚落形態　複合制國家結構　權力的空間性　宗教的社會性［中圖分類號］　K901.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005⁃23從1978年至2018年，我國的改革開放整整四十年。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研究，四十年的成就蔚為大觀，也很值得進行學術史的梳理和反思。如何作梳理和反思，也許見仁見智。比如，有人會以這個領域代表性的著名學者成果發表時間為依據，來作學術發展階段的劃分和評述；也有人會把這個領域分類為幾個側面，分別加以總結和闡述。我以為，學術的進步，最本質的是學術思想和方法的推進與突破，這是學術的靈魂。為此，本文從學術思想的變化，對四十年來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研究的主要趨勢進行梳理，闡述本人的一些思考。一、20世紀80年代關於文明要素的研究從學術思想的演變入手考察四十年來我國學術界對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研究的趨勢，我們發現20世紀從70年代末到整個80年代，發表的大量論文都是通過文明的“三要素”或“四要素”來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所謂文明三要素，是指銅器、文字、城市；文明四要素是指銅器、文字、城市、祭祀禮儀中心。例如高廣仁、邵望平《中華文明發祥地之一———海岱歷史文化區》一文，就是以原始文字、金屬工具、城堡來探討海岱地區文明起源的。①鄒衡《中國文明的誕生》一文從文明起源的5

三要素論證夏文明是中國最早的文明。②李先登《關於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問題》一文，也是通過文字、青銅禮器、城市來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③諸如此類的論文④形成一個時代特色，其中，夏鼐先生1985年出版的《中國文明的起源》影響較大。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書共由三章組成，第一章是“中國考古學的回顧和展望”，第二章是“漢唐絲綢和絲綢之路”，第三章是“中國文明的起源”。⑤這三章是夏鼐先生1984年在日本作的三次演講，其中第三章“中國文明的起源”是從殷墟文化所呈現的“都市、文字、青銅器鑄造技術”向前追溯到鄭州二里崗文化、偃師二里頭文化、新石器文化，採用的是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何謂文明社會，夏鼐說：“現今史學界一般把‘文明’一詞用來以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⑥這與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的“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是一致的。由此，我們可以說，探討文明的起源，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探討國家的起源。夏鼐在講中國文明的起源時，是明確地通過“三要素”進行論述的。他說：“中國的考古工作者，現正在努力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探索的主要對象是新石器時代末期或銅石並用時代的各種文明要素的起源和發展，例如青銅冶鑄技術、文字的發明和改進、城市和國家的起源等等。”⑦夏鼐先生這樣的研究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特別是考古學者代表性的研究範式。我國學者20世紀80年代用所謂文明的“三要素”或“四要素”來探討文明起源的這種研究趨勢的特點，其方法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50年代。其時英國的考古學家柴爾德曾提出了由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轉變的“農業革命”論，以及由新石器時代向文明社會轉變的“城市革命”論。他描述了城市國家的若干項指標：人口的大量增加；糧食的剩餘和財富的積累；專業工匠等手工業的專門化和對外貿易；經濟的積累與科學技術的進步；冶金技術的出現；文字的發明和文字體系；城市中心設有的神廟等祭祀禮儀中心；以及祭司、官吏、商人、工匠和士兵等新的階級的出現等。⑧20世紀80年代，我國學者把前人所說的“城市國家”的若干項指標簡化為3項或4項，做了高度的概括，從而形成了文明起源的“三要素”或“四要素”說。然而，所謂文明起源的“三要素”或“四要素”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關於銅器，中國、西亞兩河流域、埃及、南歐愛琴海等地，其早期文明時代固然是銅器時代，但是，墨西哥的特奧蒂瓦坎文明和瑪雅文明都是沒有銅器的文明，在中美洲不存在銅器時代，中美洲的文明時代被稱為“古典期”；西歐也並非在其銅器時代而是在其鐵器時代才進入文明社會的。⑨尚需指出的是，即使是在那些銅器時代亦同時大體上就是古典文明時代的地區，是否銅器一出現，立即由史前進入了文明社會？回答也是否定的。從理論上講，銅器由發明到較為普遍地使用顯然有一個過程。從實際上來考察，例如在我國甘青地區的馬家窯類型的文化中就發現有完整的銅刀和其他銅器碎塊，然而學術界都不認為馬家窯類型的文化已進入文明時代。在考古學上，有時也使用“銅石並用時代”，這是指在“青銅時代”之前已發明銅器冶煉但社會生產中又不起決定作用的時期。發現了早期銅器，標誌著冶金技術的發明，這在人類科學技術史上是重要的，但要判斷它究竟是文明時代之前的原始社會末期的東西，還是文明社會的產品？必須聯繫其他條件綜合研究，必須考察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整體狀況。關於文字，摩爾根在其《古代社會》一書中認為，文明時代“始於標音字母的發明和文字的使用”，並說“刻在石頭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視為與標音字母相等的標準”。恩格斯進一步說：正是“由於拼音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但是，作為原生形態文明之一的南美洲秘魯的印加文明，雖已建立了強大的帝國式的國家，卻沒有發明和使用文字；包括匈奴在內的6

許多遊牧民族，在其初期文明社會雖已建立了國家政權機構，卻也沒有文字。此外，對於那些發明文字的民族來說，究竟是以文字的出現為文明的標誌，還是以“應用於文獻記錄”為標誌？也是難解的問題。在我國，從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溪文化等陶器上的刻畫符號，經距今5000～45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上的“炅”“斤”“鉞”等原始象形陶文，距今5000～4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四字陶文”等多字陶文，距今4300～4000年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陶扁壺上用硃砂書寫的可釋為“文堯”的象形文字，再到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從符號到文字，乃至再到成系統的文字，經歷兩三千年發展的歷程。如果以有無成文歷史或有無“應用於文獻記錄”而論，則“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到商代才有成文歷史。可見，用文字的發明和使用作為判斷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不但有許多民族在進入文明社會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並無文字的發明，就是發明了文字的民族，從文字的萌芽、發展到成熟，必然要經歷相當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文字發展到什麼程度才算進入了文明社會，實難劃定。此外，今天看來，摩爾根和恩格斯提出的“由於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適合作為人類文明史中“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代”開始的標誌，也就是說，它可以作為國外學術界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史前時期—原史時期—歷史時期”這樣的分類體系中的“歷史時期”開始的標誌。在這樣連續發展的三個階段中，所謂“歷史時期”，是指有文獻記載的歷史時期；“原史時期”（Protohistory），西方學者一般將其定義為緊接史前，但是又早於能以書寫文獻證明的歷史，其時間段被界定在史前與歷史兩大階段的過渡階段。聯繫中國古代史的具體實際，中國的“原史時期”，有一種觀點認為它包括從距今4500年前的考古學上龍山文化時代中後期開始，經夏朝，再到商朝前期（即甲骨文之前的商朝前期）。興起於歐美、後來在我國也有回應的“史前時期—原史時期—歷史時期”的劃分，只是按照是否有當時的文字記載而作的分期分類，其分期分類的標準根本不與社會形態的推移相關聯，所以，這一分期系統不適合作為劃分文明社會和國家起源的分期來使用。關於城市、城邑或都市，雖說可以視為許多民族文明社會形成的充分條件，但也不是每個民族都具備的。例如，對於遊牧民族的早期文明社會而言，城市並不成為其絕對性的東西。即使在農業民族中，古埃及從前王朝的諾姆文明到早王朝時期的文明，都不屬於嚴格意義上城市文明或都邑文明的範疇，因此有些歐美學者為了突顯埃及文明的這種個性，稱之為“沒有城市的文明”。既然對世界各古代文明而言，“三要素”“四要素”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再就具體的某一地區或民族而言，我們也無法以“三要素”“四要素”中的哪幾項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那麼，就應該轉變思路。對此，我在1984年發表的《試論我國中原地區國家形成的道路》一文中曾對當時學術界以“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所出的這些原始的象形文字”、以“銅的出現和銅工具的使用”、以“龍山文化中、晚期出現的城堡”，“來判斷此時中國已進入奴隸制國家時代”，提出了我的質疑。嚴格地來說，最初明確指出“以文字、銅器和城市三者的出現作為文明社會到來的標誌”的局限性問題的是吾師田昌五先生。田昌五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古代社會形態析論》一書中，在對“三要素”論提出質疑的同時，轉換思路，他指出：文字、銅器和城市“這些物質文化可以說明人類文明社會到來的某些社會現象，不足以揭示人類文明社會產生和形成的規律。人類文明社會的產生和形成是社會形態的一種運動和推移過程，我們只有從社會形態的發展和變化上進行考察，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文明社會的起源實際上是階級社會的起源。人類的文明史是伴隨著階級的產生和形成而7

開始的。”那麼，階級是如何出現的呢？田先生提出：“氏族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分解為母系大家族。母系大家族由於經濟的原因轉變為父系大家族，階級就隨之產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初的階級結構，是以父權大家族的面貌出現的。”在這裡，我們暫且不論田先生“將父權家族的出現作為人類文明社會的開端”是否妥當，但他轉換了思想思路是很有價值的。1993年，彭邦本教授也指出，早期文字符號、青銅器和古城這“三因素”說，沒有注意區分文明起源與形成這兩個社會性質不同的歷史階段，他認為文明社會形成亦即文明社會開端的一般標誌是社會中地域關係已居主導地位和特殊的公共權力機關的確立。1994年，我出版的《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專著，徹底轉換了研究思路，針對文明起源“三要素”論的局限性，而提出通過對史前聚落形態演進的研究來探討文明和國家起源的路徑和過程。在1997年合著的《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一書中，我又再一次系統闡述了“三要素文明史觀”的局限性。對於“三要素”論或“四要素”論的局限性進行質疑的，不僅有歷史學者，也有考古學者。陳星燦《文明諸因素的起源與文明時代———兼論紅山文化還沒有進入文明時代》一文，以及童恩正《有關文明起源的幾個問題———與安志敏先生商榷》一文，就較全面地論述了將銅器、文字、城市之類作為世界各民族進入文明時代的統一標誌的局限性問題。說到從社會形態的視角來劃分文明時代，持有“三要素”論或“四要素”論的學者也是清楚的。例如，夏鼐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書中就說，文明社會的開始是“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儘管如此，夏鼐先生之所以通過“都市、文字和青銅器三個要素”來探討文明的起源，大概是因為這些“要素”在考古學上具有可操作性。由於一百多年來考古學獲得了長足發展以及人們習慣於從考古學角度對古代文明進行概括的緣故，這就形成了20世紀80年代國內外較為流行的做法是把文字、銅器、城市等作為文明的標誌或要素來探討文明的起源。但是這一做法有局限性。“三要素”論或“四要素”論的文明觀，明顯地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其一是這類“標誌物”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很難適應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樣性和區域性；其二是它將文明看成是單項因素的湊合，形成所謂“博物館清單”式的文明觀，這既難以對文明社會的出現作出結構特徵性說明，更難以對文明社會形成過程作出應有的解釋。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於國家形成標誌的研究上述所謂文明的要素或標誌，我也稱之為文明社會具體的“物化形式”或文化形式，它只是文明社會到來的某些社會現象。由於世界各地的生態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不同，其文明到來時的現象即文明的因素及其表現形式，自然也就不盡一致，它體現了各地文明社會演進格局的多樣性。事物每每都是二律背反，愈是具體性的東西，在抽象上愈具有它的局限性。既然用具體的文化形式難以對各地文明社會作出共同標誌的概括，那麼就應該在這些具體文化形態之外的抽象層次上確立一個既能反映文明社會結構特徵的共同標誌，而又允許這種統一的共同標誌在不同的生態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中有不盡相同的文化表現或物化形式。這就促使我們不得不將視野轉向文明的伴隨物———“國家”身上，亦即以國家的出現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這樣就可以把對文明社會的形成過程和文明社會結構特徵的研究與國家形成的研究，聯繫了起來。恩格斯曾有過“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合理命題。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並不是說文明等同於國家，而只是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政治表現。一百多年來，將國家的出現視為原始社會的終結與文明社會和文明時代的開始，已在學術界相當廣泛的範圍內形成了共識。但值得指出的是8

對國家形成的標誌和有關國家的概念定義，是很需要討論的。100多年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曾提出國家形成的兩個標誌：即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和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是為了區分原始社會的組織結構以血緣為特色而概括出的標誌，這與現代當代歐美人類學家們在國家的定義中強調國家裡的國民已經脫離了血緣關係而被地緣關係所取代，是一致的；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說的是伴隨著國家的出現而產生了強制性權力機構，這與現代當代歐美人類學家們在國家的定義中強調國家具有強制性權力（或稱為“合法的壟斷的武力”、“暴力”，或稱為“國家機器”、“政府機構”等）是一致的。對於恩格斯提出的這兩個標誌，我國學術界長期以來一直是這樣使用的。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發現，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並不適用於古代中國的歷史實際。古代中國的國家社會一直到商周時期，其血緣關係還在政治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是商周社會的歷史特點。當年，侯外廬先生在提出古代中國經歷的“城市國家”的歷史道路時即指出，中國古代國家和文明社會的形成，走的是保留氏族組織的“維新”路徑。之後，我國學術界多認為，夏商西周三代，國家政權雖已建立，但社會的基層單位依舊是血緣性的家族—宗族乃至氏族，國家還沒有徹底與血緣組織分離，這是中國早期國家形態一重要特徵。對此，我稱之為家族—宗族組織與政治權力同層同構。但是，如果按照恩格斯“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以及現代當代歐美學者“超越血緣關係”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的話，古代中國一直到商朝和西周王朝都無法把它完全劃入國家社會，亦即商朝和周朝都不能算是文明社會。也正是基於此，何茲全先生在1995年發表的論文堅持認為：西周和西周之前，其社會形態因並未脫離血緣關係而只能算是由原始社會向國家過渡的“酋邦社會”，從春秋開始才算進入“真正的國家社會”。這是一個困惑：屬於已有當時文字記錄的所謂“歷史時期”的商周王朝，卻並未由地緣關係取代血緣關係。在這裡我們又遇到了需要轉換思路來解決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當年張光直先生曾提出兩種解決方式：“一是把殷商社會認為是常規以外的變態。如JonathanFriedman把基政權分配於血緣關係的古代國家歸入特殊的一類，叫‘亞細亞式的國家’（AsiaticState）。另一種方式是在把國家下定義時把中國古代社會的事實考慮為分類基礎的一部分，亦即把血緣地緣關係的相對重要性作重新的安排。三代考古學在一般理論上的重要性，自然是在採用後一途徑之下才能顯示出來的。”張先生提出了試圖解決問題的這兩種方式，並已有自己的傾向，但沒有進一步去實踐它。我在最初研究文明和國家的起源時，也深感有必要對一般所說的國家的概念和標誌做出新的探討，為此，我在1990年發表的《文明與國家》一文中提出應對恩格斯“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的這一標誌進行修正。我認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提出的國家形成的兩個標誌———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及凌駕於全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對於古希臘羅馬來說是適用的，而對於其他更為古老文明民族則有一定的局限性。國家形成的標誌應修正為：一是階級的存在；二是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階級的出現是國家得以建立的社會基礎，凌駕於全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則是國家的社會職能，是國家機器的本質特徵。”其後，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一書中又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並說：儘管在國家形成的途經或機制上的解釋有內部衝突論、外部衝突論、管理論、融合論、貿易論等諸多理論觀點的不同，但作為國家形成的結果，都有階級或階層、等級之類社會分化的存在，都有某種形式的強制性權力的設立，則是確鑿無疑的。所以，即使各個古文明國家中階層、階級和強制性權力的形成途經和存在形式可有差異，但並不影響將二9

者（即階級和強制性權力）的出現作為進入國家社會的標誌。與二十多年前相比，雖說我其後對商周時期的血緣關係又有進一步的認識，例如我在研究商代的都邑時曾提出安陽殷墟這個晚商王都的族居特點是“大雜居中的小族居”，其族氏結構是“商的王族和一些強宗大族雖有可能是以宗族與家族相結合的結構而組織起來的，但王都內其他不同族屬的族人們，特別是那些在朝為官的外來的族氏，最初每每是以家族的形式出現的現象，以及晚商王都族居的特點主要是以家族為單元而呈現出的大雜居小族居等現象，它反映出王都內的地緣性即親族組織的政治性要較其他地方發達一些”。也就是說，晚商王都內“大雜居小族居”的族居特點屬於血緣與地緣的一種結合，也是史前氏族部落血緣關係在形制上的轉型演變（我稱之為轉型了的血緣關係），儘管如此，家族—宗族組織與政治權力同層同構，血緣關係以其轉型了的結構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自己的作用，是當時的歷史實際。為此，我們對包括恩格斯在內的歐美人類學者對國家脫離或超越血緣關係的強調的修正，依然是科學有效的。經我修正後的國家形成的這兩個標誌，就其可操作性來講：一是關於早期國家中階級是否已形成，我們可以通過對考古發掘出土的貧富懸殊的墓葬材料和居住建築物的規格等方面的材料來進行考察。二是關於凌駕於全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亦即強制性的權力，我們可以通過它的物化形式———都城和城内的宮殿等建築物來進行考察。在古代，營建一個龐大的城垣，需要組織調動大量的勞力，經過較長時間的勞動才能修築而成；而城垣之內宮殿宗廟之類的大型房屋建築，也需要動員眾多的人力物力資源。這樣的公共工程，顯示出在其背後有完善的社會協調和支配機制來為其保障和運營。儘管有些時候，古代公共工程的運營機制也可以是宗教信仰所致，而且我們並不主張一見城堡即斷定國家已存在，有些城邑屬於原始社會由於軍事防禦或其他原因而修建的，例如，湖南澧縣城頭山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時期的城邑遺址就是國家形成之前的中心聚落時期的城址。但是，當一個社會已存在階層和階級時，都城和宫殿的出現則可視為國家構成的充分條件。也就是說，城邑宮殿只有和階級現象結合在一起時，才能說明修建城邑宮殿所體現出的是一種強制性的權力存在。對於上述我提出的國家形成的這兩個標誌，經過20年之後，也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階級的出現只是“國家產生的前提條件”，把“前提條件”“作為主體事物本身的標誌，十分不宜。任何的一種前提條件，都可以存在於主體事物出現之前很久，這是一個常識。並且，就社會發展來看，有了階級，國家並未產生的情況，比比皆是。典型的例子如中國涼山彝族”。這樣的討論，對問題的深入是有益的，但也有似是而非的地方。首先，不能把我提出的兩個標誌加以割裂。我並非僅僅以階級的產生作為國家形成的標誌，而是把它與強制性的凌駕於全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一起作為國家形成的標誌，二者缺一不可。其次，儘管可以存在只有階級分化而沒有國家政權的社會實體，但絕不存在只有國家政權而沒有階級的社會；不論是階級產生之後才有國家，還是國家是隨同階級的產生而一同出現的，階級是國家社會的基礎，是國家社會的重要現象，所以，這一現象既可以是所謂“前提條件之一”，也可以同時是“主體事物本身”的標誌之一，何況以階級的存在作為國家形成的標誌之一，有助於說明國家權力的強制性。提出上述質疑的易建平教授在該文中比較認同馬克斯·韋伯的有關國家的定義。韋伯認為，國家是一種“在一個給定範圍領土內合法壟斷了武力（暴力）使用權的”組織。但易建平又認為韋伯的定義中的國家所“壟斷了”的強制權力一直到近代也沒有完全實現。所以，易建平說韋伯的這個定義只適用於所謂“早期國家階段”、“成熟國家階段”、“標準國家”這三者中的“標準國家”。01

這裡有兩點需要質疑：其一，既然“韋伯的‘國家’定義本身存在著根本性的問題”，那麼我們為何還要用這一定義來作為衡量國家形成的標準呢？其二，說韋伯的這個定義只適用於“早期國家階段”、“成熟國家階段”、“標準國家”這三者中的“標準國家”，也是自相矛盾的。難道“早期國家”、“成熟國家”就不是國家了嗎？關於古代國家形成的標誌問題還會繼續討論，這也是人類學者和考古學者孜孜不倦探索的話題。20世紀70年代以來，作為酋邦理論的一種發展，一部分西方人類學者和考古學者通過所謂四級聚落等級來區別酋邦與國家，提出“四級聚落等級的國家論”的理論，就很有代表性。所謂“四級聚落等級的國家論”，其理論邏輯認為複雜社會發展中根本的變化首先是決策等級的增多。例如，約翰遜（G.A.Johnson）提出部落和酋邦擁有一到二級行政管理機構，國家則至少擁有三級決策機構；亨利·瑞特（HenryT.Wright）、厄爾（TimothyK.Earle）等人將這種決策等級（行政管理層次）與聚落規模等級相對應而提出：四級聚落等級代表村社之上的三級決策等級，因而表示國家；三級聚落等級代表在村社之上的二級決策等級，因而表示複雜酋邦；二級聚落等級代表其上有一級決策等級，因而表示簡單酋邦。至於劃分和衡量聚落等級的標準或方法，採用的是“第二大聚落（即二級）應是最大中心聚落規模的二分之一，第三大聚落（即三級）應是最大中心聚落規模的三分之一，以此類推”。現為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劉莉教授在2007年出版的《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一書，即以此為標準，分析了中國史前聚落形態，並列表予以表示（見表1）。表1　衡量社會複雜化程度的四種變數之間的大致對應關係社會組織聚落等級層次管理等級層次人口規模（人）*簡單酋邦21數千複雜酋邦32數萬國家4310000～100000或更多*簡單和複雜酋邦的人口規模根據Earle，國家的人口規模估計基於Feinman用聚落等級的劃分來表示社會複雜化程度，在理論上原本是有意義的。但是，“四級聚落等級的國家論”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顯的，它的局限性有如下表現：第一，劃分和衡量史前聚落等級的標準，研究者的主觀因素大於客觀量化的意義。例如，以山西臨汾地區的陶寺文化的聚落而言，劉莉教授對其劃分出的等級是3個等級，而何努教授則劃分出5個等級。再如，在劉莉《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一書中，同樣作為龍山時代的第一級聚落，陶寺中期的城址規模是280萬平方米，伊洛地區王灣類型的一級聚落規模是20～30萬平方米，豫北地區后崗類型的一級聚落是30～56萬平方米，豫中地區的一級聚落是20～50萬平方米，山東臨沂地區的一級聚落是75萬平方米，山東日照地區的一級聚落兩城鎮是246.8萬平方米，魯北地區一級聚落城子崖城址是20萬平方米，等等。可見，雖然都被稱為第一級聚落，但各地的懸殊是很大的，並沒有統一的標準，也無法作出統一標準。此地被劃分為第一等級的聚落，放在彼地就只能屬於第二乃至第三等級的聚落。所劃出的各個規模等級在本聚落群中有相對意義，但在各地之間卻沒有可比性。原本是要用量化的方法，其結果卻是在各地的聚落群之間無法給它一個統一的量化標準，它含有研究者主觀因素是顯而易見的。第二，聚落的規模面積只是問題的表面，由聚落的規模面積來劃分聚落的等級，並由此決定其11

行政的決策等級，並未抓住問題的實質，用中國上古時期即虞、夏、商、周四代的情況來檢驗，似乎與古代中國的實際不符。一直到春秋時期，一些小諸侯國的聚落等級就是《周禮》所說的“體國經野”式的兩級結構。例如，《左傳》昭公十八年記載說：“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這段記載是說：魯昭公十八年六月，鄅國國君出城去巡視籍田，邾國軍隊襲擊鄅國。鄅國人將要關上城門，邾國人羊羅把關城門人的腦袋砍下，用手提著，就因此進入鄅國，把百姓全都俘虜回去。鄅國君說：“我沒有地方可以回去了。”跟隨他的妻子兒女到了邾國。邾莊公歸還了他的夫人而留下了他的女兒。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鄅國國小民少，邾人破城便滅其國，可見其統治的範圍僅限於都城周圍地區，顯然屬於一個以都城為中心的小國寡民的城邑國家，很難作出聚落形態上的三級或四級之類的等級劃分。此外，據我的研究，商王朝內的王國之地（商王朝的“內服”之地）的都鄙邑落的等級可分為三級：即王都為第一級（最高級），朝臣、貴族大臣的居邑或領地（類似於周代的采邑或公邑）為第二級，普通村邑或邊鄙小邑為第三級。商王朝內的諸侯邦國（商王朝的“外服”之地）的都鄙邑落的等級亦可分為三級：即最高一級是侯伯之君所居住的中心性都邑，如甲骨文中“侯唐”（即唐侯）之“唐邑”、丙國之“丙邑”、“望乘”族邦之“望乘邑”等；第二級是該邦內其他貴族之邑或族長所居住的宗邑；第三級是該邦內的邊鄙小邑或侯伯貴族領地內貧窮家族所居住的普通村邑，如“沚”伯領地的“東鄙二邑”、甲骨文中的“鄙二十邑”、“三十邑”之類用數字計量的小邑等。如果套用“四級聚落等級的國家論”，只有把商的王都與諸侯邦國內的三級聚落等級累加起來，才能湊夠所謂的四個等級。但是，由於商代是“複合制國家結構”王朝國家，早已越過了作為初始國家的階段，所以，它與“四級聚落等級的國家論”說的不是一回事。可見作為區分酋邦與國家的衡量標準，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某個聚落群中聚落等級究竟是由三級還是四級而構成，而在於該政治實體是否存在較集中的強制性權力機構，社會中是否存在階級和階層。我們將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結合起來研究古代國家和文明的起源，固然要對聚落的等級做出劃分，並由此來說明社會的複雜化，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對史前社會組織、等級、階層、階級的產生、權力性質的演變，乃至宗教意識形態領域的變化等，進行多方面的考察，方可說明早期國家與文明社會是如何產生的，其演進的機制和運動的軌跡是什麼，早期國家的形態和特點是什麼。僅就國家形成的標誌而論，我依然主張階級與階層的出現和凌駕於全社會之上的強制性公共權力的設立是最具特徵性的，而且在考古學上可以找到其依據和物化形式，因而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三、“酋邦”理論在國家起源研究中的運用討論了國家形成的標誌，接踵而來的是國家形成的過程與路徑問題。這也是我們要把“三要素”或“四要素”式文明觀的研究思路，轉變為對文明社會起源過程和路徑的研究時所對應的做法。在研究國家形成過程和機制問題上，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國內學者對於酋邦理論的應用是這一時期的顯著特點。酋邦（chiefdom）概念的提出及其酋邦理論的建立，都是針對摩爾根的氏族理論的不足而產生的。摩爾根在其《古代社會》一書中主張：原始社會所有的氏族一律是平等的———氏族內部各個氏族成員之間是平等的，氏族與氏族之間也是平等的。他也使用“軍事民主制”和“部落聯盟”來說明原始社會後期（從“野蠻時代”的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社會組織情形，他還說過部落聯盟“是美21

洲土著所達到的最高組織階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接受了摩爾根的這種說法，並有進一步的論述。這樣，在從史前社會走向國家社會這一演進過程中，摩爾根使我們看到的是“兩個極端的社會組織結構，即新石器時代的‘平等主義’的部落社會和文明時代的國家”。根據摩爾根的相關論述，國內學者在相當長的時期都一直是按照“氏族一律是平等的”這樣的框架，來把“軍事民主制”和“部落聯盟”作為從原始社會向國家轉變的過渡政體來對待的。在這個問題上，不但考古學者這樣做，人類學者和歷史學者也是這樣。例如，研究古史傳說的人，或者運用古史傳說材料來說明上古歷史的人，總是把堯舜禹時期和堯舜禹的禪讓傳說描繪成軍事民主制下的部落聯盟，並由此來說明由堯舜禹到夏代的發展，亦即由史前社會的部落聯盟的軍事民主制到國家社會的演進。然而，西方學術界針對摩爾根的氏族理論的不足，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提出“酋邦社會”概念，並於20世紀60年代發展出一套不同於摩爾根的從原始社會到國家的演進模式。最初提出酋邦概念的是美國人類學家卡萊爾沃·奧柏格（KalervoOberg）。奧柏格在1955年寫的一篇論文中，根據墨西哥南部低地哥倫布之前的印第安部落社會結構的特點，總結出六種類型的社會形態：（1）同緣部落（Homogeneous，或可譯為“同族部落”），是指同一血緣群組成的部落，其棲居或聚落形態表現為分散家庭組成的鬆散游群、單一村落的部落和多村落的部落等。同族部落經濟主要為狩獵採集和輔助性的栽培農業，存在大量從母居的社會形態。（2）異緣部落（Segmen⁃tedtribes），是指由兩個以上有名分的直系血緣群構成的部落（namedunilinearkinshipgroups），即異緣部落是由不同世系的血緣群組成。（3）政治上組織起來的酋邦（Politicallyorganizedchiefdoms），這是在一個地域中由多村落組成的部落單位，由一名最高酋長統轄，在他的掌控之下是由次一級酋長所掌管的區域和村落。其政治結構的特點是酋長有法定權力來解決爭端、懲罰違紀者。酋長可以為戰爭而動員民眾和後勤供應，通過聯盟來加強團結。政治權威基於部落對共同淵源的認同。酋邦沒有常規軍隊、永久性的管理機構和稅賦。財產和奴隸從戰爭中獲得，酋長的親屬和武士構成了社會最高階層，常被稱為貴族，其下面大批的普通民眾和奴隸構成了最低的社會階層。酋長頭銜繁多，妻妾成群，房屋很大，出行乘轎，身上掛滿珍稀的裝飾品，通常通過中間人與民眾對話。哥倫比亞北部低地的許多部落形態屬於這種酋邦社會。（4）聯邦型國家（Federaltypestates），這種社會結構存在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一批世襲的貴族和一批專職的祭司。在分佈著村落的地域上增加了兩種新的建築特點：宮殿和廟宇。刀耕火種和點種的農業經濟可以支持這種社會，只要統治者能夠控制大量的人口。哥倫比亞的契布查（Chibcha）已經達到了這個社會層次。（5）城邦國家（Citystates，或譯為“城市國家”），其社會結構和下面的經濟形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手工業專門化出現，從而形成了專業階層，進而導致日用品交換和貿易市場的出現，都市化造成農村生活和城市社會的分化，像秘魯沿海的昌昌（ChanChan）就是城邦國家的例子。（6）神權帝國（Thetheocraticem⁃pire），通過將高地和沿海平原複雜程度不同的社會群體聯合起來，並將廣闊區域中的城市經濟組織到一起，從而形成帝國。農業賦稅養活了統治者、軍隊、官吏和工匠，徵用勞力來建造廟宇、宮殿、道路和其他公共建築。印加帝國就是這種社會類型的代表。顯然，奧柏格將酋邦確立為國家之前的一種不同平等的社會類型，這與摩爾根的氏族理論是很不相同的。到20世紀60年代，塞維斯在其《原始社會組織的演進》一書中，在奧柏格的酋邦概念的基礎上，建立了他的酋邦理論模式：即“遊團（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國家（state）”這樣一個演進模式。再到20世紀70年代以後，厄爾（T.K.Earle）等人把酋邦劃分為“簡單酋邦”與31

“複雜酋邦”二種類型，並提出只有複雜酋邦才能演變為國家。與“部落聯盟”和“軍事民主制”等概念相比，酋邦制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論模式的建立，顯然是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成就。它突破了摩爾根所主張的氏族制社會中的氏族都是平等的，提出存在於原始社會的酋邦，是一種從平等的部落社會走向國家社會的一個不平等社會類型，建立了由部落到國家之間的發展鏈環。第一位把“酋邦”理論引進我國的是美籍華人張光直教授。張先生1983年在中國出版的《中國青銅時代》收錄的論文中，第一次向國內介紹了塞維斯的酋邦理論。在該文中，他把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時代與部落社會相對應；把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龍山文化時代與酋邦社會相對應；把夏商西周時代與國家社會相對應。其後，國內的童恩正、謝維揚、易建平、陳淳、沈長雲等教授在自己的論文或著作中也開始應用酋邦理論。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我國學術界興起的“酋邦”熱，也許可以視為在國家起源研究領域上對國際學術的追隨。當時，一般採用的是“拿來主義”，即用中國史前考古材料或古史傳說材料，直接套用酋邦理論模式，對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作出新的闡述。其中，也有學者對酋邦理論做出了自己新的發揮，如謝維揚教授1995年出版的《中國早期國家》一書。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把中國古代國家的演變劃分為“早期國家”與“成熟國家”兩大階段：夏朝、商朝、周朝乃早期國家階段（春秋和戰國屬於中國早期國家的轉型期），秦漢以後進入成熟國家階段。他認為夏代之前的五帝時代乃酋邦階段。謝維揚對酋邦理論的發揮，主要是他提出從原始社會走向早期國家的過程中有兩種模式類型———氏族模式（亦即部落聯盟模式）與酋邦模式。謝維揚說的“氏族模式”也即“部落聯盟模式”，其例證就是恩格斯論述過的雅典和羅馬，其國家的“權力結構上的特點是沒有出現擁有社會最高政治權力的個人”。謝維揚說這是一條由氏族制經過部落聯盟並最終走向城邦的民主政治的道路。酋邦模式則相反，其主要特點是“社會在進入國家社會前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中央集權的權力”。酋邦模式在世界各地有廣泛的分佈，中國從五帝時代的酋邦走向夏朝的早期國家就屬於酋邦模式，中國古代國家的專制主義就因為走的是酋邦模式。謝維揚的“兩個模式”說遭到易建平的強烈批評。易建平教授在其《部落聯盟與酋邦———民主·專制·國家：起源問題比較研究》一書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討論謝維揚的兩個模式，得出的結論是它們不能成立。在此，我們對易建平批評的要點加以歸納，並作一點反思。（1）易建平認為，謝維揚所說的希臘羅馬走向國家的路徑是氏族模式亦即部落聯盟模式，不能成立。這裡既涉及希臘羅馬在原始社會末期以及由原始社會走向國家的過程中，其組織形式或族共同體究竟是“部落聯盟”還是“民族”的問題；也有在國家產生前一階段的希臘羅馬社會究竟是部落聯盟還是酋邦的問題。對此，易建平說：謝維揚“與許多中國的和外國的學者一樣，把軍事民主制和部落聯盟等同了起來，認為，摩爾根把部落聯盟當做了人類社會進入文明社會以前也即國家社會以前的最高的政治組織形式”，這是不正確的；謝維揚“主要把摩爾根用來描述處於野蠻時代低級階段的易洛魁人部落聯盟的權力結構特徵，用來描述國家產生前一階段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以及所謂部分日爾曼人社會的權力結構特徵”，這是不正確的。（2）易建平認為，謝維揚“對古典學缺乏基本的瞭解，也不知道當代文化人類學家大體上把國家產生前一階段的希臘人和羅馬人置於一種什麼發展階段”；“不知道當代文化人類學家把國家產生前一階段的日爾曼人社會置於一種什麼發展階段”。41

（3）關於中國等經歷的國家起源的“酋邦模式”，易建平認為，謝維揚“把集體性質的權力與所謂‘中央集權’，實際上是‘集中的權力’，或者更為精確地說，‘集中的權威性的權力’，對立了起來”，這是不正確的；謝維揚“在酋邦———個人性質的權力———中央集權———專制政治之間劃上等號，在通過所謂酋邦模式產生出來的國家與專制主義之間劃上等號”，這是不正確的；謝維揚“將對外戰爭的有無與早期專制政治和民主政治的發生發展，必然地聯繫了起來”，這也是不正確的。（4）由上述幾個方面，易建平的結論是：“謝維揚的部落聯盟模式與酋邦模式兩種國家起源理論，尤其是其中的早期社會民主政治和專制政治起源的理論，都是不太容易站得住腳的。”易建平的上述商榷和批評，所依據的材料和邏輯是可靠的，有許多地方是有說服力的。但是，關於希臘羅馬在國家產生前一階段的社會究竟是不是酋邦的問題，易建平雖然舉出一位今日西方的古典學家認為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度最初是從不平等的酋邦社會中產生出來的，但易建平在書中介紹今日西方古典學家對此的論述是很不充分的，或者至少說其論述並沒有展開。易建平更主要的是用希臘羅馬文明是次生形態的文明來辨析這個問題，但僅僅停留於此是不夠的。其次，關於酋邦社會或史前社會後期的權力問題，易建平強調酋邦社會呈現出的是“權威”，有正確的一面，但尚不全面。酋邦與國家最主要的區別就在於前者的權力系統是非強制性的，而後者則是強制性。我認為，在非強制性的前提下，酋邦社會的權力特徵最主要的是神權性的，此外也有軍事權力的層級性與集中性相結合的問題以及族權問題。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它萌發於史前社會後期，尤其是萌發於國家產生前一階段的社會之中。由於是非強制性的，所以確實根本談不上謝維揚所說的專制主義的問題，但酋邦社會的不平等也體現在大小酋長之間的不平等以及最高宗教祭祀權和軍事指揮權力相對集中於最高酋長身上。謝維揚對酋邦權力問題的發揮顯然過了頭，但易建平若只用“權威”來解釋酋邦社會的權力和權力系統，有許多地方尚感不能解決問題。對於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一書，後來，沈長雲教授除了對謝維揚所說的酋邦的“中央集權”問題加以批評之外，還從另外一個角度也進行了批評。謝維揚在書中為了區別希臘羅馬的“部落聯盟”模式，把中國五帝時代的酋邦稱為“部落聯合體”，聯合體內的各方有堯舜禹等所代表的各部。對此，沈長雲引用張光直關於酋邦的概括———“酋邦的主要特徵是其政治分級與親屬制度相結合”而指出：“酋邦社會首先仍是一個泛親族社會，它的不平等，只是這個親屬社會內部的不平等，並不是不同親屬關係的社會團體的不平等。而謝維揚稱酋邦為‘部落聯合體’，卻是意在強調這個聯合體是不同親屬部落間的聯合，強調社會上‘不同血緣淵源的居民的混居’和他們之間的不平等，以別於各個親屬部落相互聯合的‘部落聯盟’。換言之，他心目中的酋邦乃是許多具有不同親屬關係的部落結成的聯合體。這種理解可以說與當代主流人類學者有關酋邦的概念全然不同，因而是一種錯誤的解釋。”沈長雲的這一批評是正確的。謝維揚所說的作為酋邦的聯合體內各部的血緣並不相同，是一些不同血緣部族的集團，例如堯為祁姓，舜為媯姓，禹為姒姓；而酋邦則屬於同一個大的血緣團體，酋邦社會內最初的等級也每每是因與最高酋長的血緣關係的遠近區分出來的。可見，謝維揚作為“聯合體”的酋邦根本就不是酋邦。實際上，堯舜禹聯盟應該稱之為“族邦聯盟”或“邦國聯盟”或“部族聯盟”。堯舜禹具有雙重身份———他們既是聯盟的盟主，又是本邦（本國）的“邦君”（國君）。為什麼要把過去稱之為“部落聯盟”的堯舜禹聯盟改稱為“族邦聯盟”呢？是因為所謂“部落聯盟”是原始社會的範疇，而史稱“萬邦”時代的堯舜禹時期，被稱為“邦”的政治實體，有一些可能是部落或酋邦，但也有一批政治實51

體實屬早期國家的邦國形態，而我們知道，矛盾的性質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規定的，在“萬邦”之中，那些早期國家的邦國顯然屬於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例如，位於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從時間、空間（地理位置）和圖騰崇拜的文化特徵等方面，都可論證其為唐堯部族所在的都邑國家的都城。從這個意義上講，沈長雲言下之意說謝維揚作為“聯合體”的酋邦根本就不是酋邦，有正確的一面，但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其問題就在於堯舜禹時期各種政治實體中最高層次的政治實體已經屬於早期國家，因而所谓“聯合體”當然不是酋邦，實際上是族邦聯盟，而沈長雲則認為中國古代最早的國家產生於夏代，這一點沈長雲與謝維揚又是一致的。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一直到21世紀初，應用酋邦理論來探討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是我國學術界呈現出的一種新的趨勢。然而，我以為酋邦理論有其學術建樹，也有其局限性。對於酋邦理論的局限性，我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和《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中，都曾有所論述。概括地講，我認為酋邦理論的局限性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第一，酋邦概念和定義的極不統一。例如，奧柏格將酋邦定義為由一個最高酋長管轄下由次一級酋長控制的、以一種政治等級從屬關係組織起來的多聚落的部落社會。塞維斯把酋邦定義為“具有一種永久性協調機制的再分配社會”。斯圖爾德將酋邦定義為由許多小型聚落聚合而成的一個較大的政治單位，他進而將酋邦分為軍事型和神權型兩種。弗蘭納利認為酋邦是社會不平等世襲的開始，自此社會中不同血統是有等級的，血統和地位也與財產的擁有相聯繫，不管個人的能力如何，其地位的高貴和低賤與生俱來，為此他認為酋邦從考古學上辨認的訣竅是看是否有高等級的幼童和嬰兒墓葬，可以說明權力和地位的世襲。皮布林斯討論了塞維斯所說的酋邦興起的再分配機制，不贊成將再分配概念看作是定義酋邦的基本特點，他同意酋邦為一種不平等的社會體制，貴族和酋長具有實施控制的權力，這種權力多少依賴神權來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對社會進行管理和控制。卡內羅說酋邦是一種超聚落的政治結構，將它定義為一個最高酋邦永久控制下的由多聚落或多社群組成的自治政治單位。厄爾把酋邦劃分為“簡單酋邦”和“複雜酋邦”，認為酋邦是一種區域性組織起來的社會，社會結構由一個酋長集中控制的等級構成。克利斯蒂安森認為，人類社會組織最基本的區別在於部落社會與國家社會，酋邦只是部落社會的一種變體，或者說，酋邦是社會組織的一種部落形式。歐美學者對酋邦的種種定義，其根源在於被稱之為“酋邦”的類型的多樣性。酋邦類型的多樣性，是由於史前社會後期或由史前向國家的轉變時期不平等現象和形式本身就是多樣的，也就是說，是社會的複雜性和不平等的多樣性才使得學者們對於酋邦的定義和特徵的歸納存在著許多差異。為此有人說酋邦“涵蓋了從剛脫離原始部落的較為平等的狀態一直到非常接近國家的複雜社會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形態”。如果我們一定要將那些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類型都冠名以酋邦的話，只能犧牲豐富性和具體性而上升抽象性，可將酋邦的主要特徵概括為：酋邦乃是原始社會中血緣身份與政治分級乃至社會分層相結合的一種不平等的社會類型；並用“簡單酋邦”與“複雜酋邦”來表示酋邦社會中不平等的發展程度和酋邦演進中的前後兩個階段；而作為酋邦的發達形態或所謂“複雜酋邦”，其組織結構，應當是由最高酋長所在的中心聚落與許多處於從屬或半從屬地位的中小型聚落聚合而成的一個較大的政治單位；其複雜酋邦中的不平等，應當是既包括因血緣身份和職務所致的不平等，也包括其後發展出來的具有經濟意義的社會分層，而不是像塞維斯的酋邦理論所說的酋邦社會不存在具有經濟意義的社會分層。第二，在塞維斯的酋邦理論模式中，酋邦興起於生產的地區分工與再分配機制，即由於環境資61

源的不同，不同的村落之間出現生產的地區分工和交換的需求，從而產生相關的協調活動和再分配機制。這是一個假說，厄爾等人對此作了辯駁。若依據塞維斯的這一模式，酋邦只產生於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之中，那麼對於那些更為普遍的屬於自給自足的地區或聚落群來說，豈不就是無法由部落發展為酋邦，酋邦也就不具有普遍性。事實上，不贊成塞維斯這一說法的歐美人類學學者，在面對酋邦產生的機制和酋邦演進的動力等課題時，都提出過自己的新說，諸如人口增長壓力說、戰爭說、對集體化生產活動的管理與對貴重物品的控制說，等等。應該說這些新說也含有假說的成分，也屬於假說的範疇。理論需要聯繫實際，這些假說能否成立或者有多少合理因素，關鍵在於它是否符合各地的歷史實際或者需要滿足什麼樣的歷史條件，這既是理論創新的魅力所在，也需要我們繼續進行深入的研究，但至少不能簡單地套用塞維斯的模式來解決問題。第三，塞維斯不承認酋邦社會裡存在弗里德（MortonH.Fried）在其“社會分層理論”中所說的具有經濟意義的社會分層，這也是塞維斯酋邦理論的一個局限。在塞維斯的酋邦概念中，酋邦社會的不平等只是由血緣身份地位造成的，是社會性的，是酋長職位的出現產生了酋邦，酋邦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利益並無必然的聯繫，弗里德所說的具有經濟意義的社會分層不屬於酋邦社會。若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某些不平等的史前社會類型，將會變得十分矛盾而難以處理。例如，菲律賓群島的卡林伽（Kalinga），塞維斯一度把它列入原始國家的行列，一度又把它列入酋邦行列，而最後又完全刪除了卡林伽這個人類學的例子。有人說，這是由於卡林伽不好歸類的原因。卡林伽有一些國家的特徵，為此塞維斯最初是把它歸入原始國家的，但是與同列於此名下的瑪雅和印加相比，卻又十分缺乏國家的結構。卡林伽有法律的概念，有政治等級制度，這都與瑪雅和印加相似，然而在官僚結構、軍事組織和親屬結構上卻又與之大不相同。為此，延戈揚（AramA.Yengoyan）認為，把卡林伽放在部落、酋邦和原始國家三類中哪一類裡都不合適。但我們推測，塞維斯一度曾把卡林伽作為他列舉的酋邦的四個例子中的一個，後又將它拿掉，除了在卡林伽有法律的概念和政治等級制度之外，大概還有一個原因是在卡林伽社會中已存在具有經濟意義的社會分層。在塞維斯的酋邦概念中，該社會是沒有社會經濟階級的，而卡林伽卻有這樣的社會分層，塞維斯當然要把它從酋邦的行列中拿掉。但把它從酋邦的行列中拿掉，卻又不能放入原始國家的行列之中，這只能說明塞維斯的酋邦概念、機制是有問題的。誠然，在史前社會中，先有血緣性的身份地位的分等，後有經濟性的社會分層；可以從軍事的、宗教的社會職能和職務中產生貴族、產生統治者，即分層起源有政治方面的途徑或方式，但這不等於說在原始社會末期沒有經濟意義上的社會分層。在這方面上，同樣屬於主張酋邦理論的厄爾和約翰遜就與塞維斯完全不同。在厄爾和約翰遜看來，具有經濟意義的社會分層並非在酋邦社會之後，而是始於酋邦社會之中，酋邦社會成員掌握生產資料權力的差異，這是佔有重要經濟資源權力不平等的一種制度。比較弗里德、厄爾、約翰遜與塞維斯之間這方面觀點的優劣，我認為弗里德、厄爾和約翰遜更勝一籌，這也是塞維斯酋邦理論的一個局限。第四，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樣，塞維斯酋邦理論中“遊團———部落———酋邦———國家”的模式，是按照社會進化觀點，把民族學人類學上可以觀察到的現存的共時性的各類原始社會組織，邏輯地排列為歷時性的縱向演變的關係，因而其邏輯色彩很強。但是，對於已經消失的遠古社會是否果真是這樣，也還是需要證明的。我認為，“對於史前社會的研究，若想達到邏輯與歷史的統一，除了人類學或民族學之外，還必須借助於考古學，因為考古學可以依據遺跡的地層疊壓關係確定其時代的早晚和先後順序，從而觀察到社會的發展和變化”。實際上，塞維斯本人後來對自己這樣的邏輯排71

列已有動搖。據易建平介紹說，在1958～1978年的20年間，塞維斯一直在重新審視有關自己進化類型的若干問題，比如首先是塞維斯感覺混合遊團這種類型應該去掉，部分原因在於認為，這種遊團並非是一種原始的形態，而是可能為應付歐洲文化侵入而產生的一種適應的形態。由於受到弗里德等人的影響，塞維斯在他1971年的《文化演進論：實踐中的理論》一書裡甚至宣稱，遊團—部落—酋邦—原始國家四階段劃分法並不符合“事物的原生狀態”，“它們也許可以用來進行現代民族志的分類，卻難以用來從現存諸階段推論已經消失的時代”。這實際上等於放棄了他原來的四階段發展理論，取而代之的是塞維斯認為，可能只有使用三個階段來劃分比較合適：（一）平等社會，和從中成長出來的（二）等級制社會———在世界上，其中只出現過少數為帝國—國家所代替的例子———以及（三）早期文明或者古典帝國。也許有人認為塞維斯後來的三階段發展理論，過於一般化，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但是，它卻是塞維斯本人針對他自己的酋邦理論的局限性而提出的，應該說“史前平等社會—史前等級制社會—早期文明或者原始國家”的演進框架，反映出了由史前社會向國家演變過程中三個發展階段的本質特徵，更具有普遍性。四、“文明和國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態演進”說面對歐美學術界“酋邦”和“社會分層”等理論的建樹和它的局限性，就需要對它們進行“揚棄”，即吸收其合理的部分而克服其局限的部分。揚棄的方式，我採用的是將聚落形態與社會形態相結合，以聚落形態為主，去整合酋邦理論和社會分層理論。從克服酋邦理論的局限性出發，我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一書中提出了“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態演進”說。“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態演進”說是以聚落考古為基礎的。1984年，張光直教授在北京大學曾作過有關聚落考古學的系列講座，對推動我國聚落考古學的發展是一個促進。在這之前，北京大學的嚴文明教授和鞏啟明先生合作發表的《從姜寨早期村落佈局探討其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論文，就屬於聚落考古學研究的典型佳作。此後，嚴先生還發表了《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態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的考察》等一系列大作，在我國聚落考古學研究的起步階段做出了巨大貢獻。若更向前追溯的話，尹達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就曾提出“從物見人”，對典型遺址進行綜合研究。他說：“通過這裡所殘存的許多房屋佈局及其墓地的安排，大體上是可以推測出當時社會組織的情況的。個別房子的復原固然十分必要，而整個聚居地點中許多房子的組織情況卻更為重要”，他提倡研究典型遺址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遺址與遺址之間的關係。這是在學術界尚不知“聚落考古學”這一概念的時候而實際上提倡類似於聚落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所謂聚落考古學，研究的就是聚落內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及聚落群中聚落與聚落之間的社會關係。而考古學上的地層疊壓關係，又使得我們能夠觀察到不同聚落形態的前後演變關係，而這種聚落形態的演進，直接體現了社會生產、社會結構、社會形態的推移與發展，從而克服酋邦理論中不同社會類型的演變過程只能靠邏輯推演。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社會類型學）有著天然的聯繫。基於上述考慮，我以農業的起源和農耕聚落的出現為起點，按照聚落形態的演進，把古代文明和國家的起源過程劃分三大階段：即由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發展為含有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態（也可稱之為“原始宗邑”），再發展為都邑國家（都邑邦國）形態。對此，有學者稱之為“中國文明起源途徑的聚落‘三形態演進’說”在上述三大階段中，第二階段即中心聚落形態階段，它是由原始社會走向國家社會的過渡階81

段，相當於酋邦模式中“簡單酋邦”和“複雜酋邦”兩個時期，也相當於弗里德社會分層理論中“階等社會”和“分層社會”兩個時期。與酋邦和社會分層理論相比較，在中心聚落形態的聚落群的結構中，“中心聚落—普通聚落”這種兩級相結合的形態或“中心聚落—次級中心聚落—普通聚落”這樣三級相結合的形態，與最初提出酋邦概念的奧柏格，以及後來的斯圖爾德、卡內羅等人對酋邦的定義是一致的。如奧柏格說，政治上組織起來的酋邦，是在一個地域中由多村落組成的部落單位，由一名最高酋長統轄，在他的掌控之下是由次一級酋長所掌管的區域和村落。斯圖爾德對酋邦定義是由許多小型聚落聚合而成的一個較大的政治單位。卡內羅說酋邦的政治結構是由一個最高酋邦永久控制下的由多聚落或多社群組成的自治政治單位。就社會的不平等而論，隨著中心聚落形態由初級階段向發達階段的發展，其不平等逐步在加深，並走向了社會分層。如果說河南靈寶市西坡村遺址僅僅屬於中心聚落形態的初級階段的話，那麼，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的墓葬資料和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資料，所表現出的社會不平等要比靈寶西坡遺址突出得多，其大墓與小墓之間顯著的財富差別，呈現出貴族與平民之間的不平等。江蘇新沂花廳北區墓地發掘出62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其中10座大型墓中8座有人殉現象。由於這一時期還呈現出父權的家族、宗族組織以及父家長權的結構，所以中心聚落形態的不平等是政治經濟權力的不平等。這是發達的中心聚落形態階段的特點，相當於厄爾酋邦分類中的複雜酋邦，弗里德所說的史前分層社會也應當放在這一階段，這種分層應該是在原有的血緣身份分等的基礎上又含有經濟權力不同的一種分層。中心聚落形態時期的權力特徵是民事與神職相結合以神權為主導的權力系統。例如，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墓地中著名的87M4號墓和07M23號墓就表現出民事與神職相結合的神權政治的性格。87M4和07M23是該墓地隨葬品數量最多品質最精美的兩座墓。在大量的隨葬品中，87M4隨葬有占卜用的玉龜和琢刻著表示“天圓地方”、“四極八方”宇宙觀等觀念的玉版，是十分突出的現象；此外，87M4還隨葬8件玉鉞、18件石鉞，在中國古代的傳統中鉞是軍事權力或權威的象徵。07M23號墓，在大量的隨葬品中也有玉龜、玉龜狀扁圓形器以及2件玉鉞和44件石鉞。這兩座大墓墓主是集宗教占卜之權與軍事權力於一身，即他們既執掌著宗教占卜和祭祀，也領有軍事指揮之權。這顯然是《左傳》成公十三年所說的中國古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現象在中心聚落形態階段的表現。在遼西和內蒙古東部地區的紅山文化中，神權十分突出。遼寧喀左縣東山嘴祭祀遺址有大型的祭祀石社的方壇和祭天的圓形祭壇；遼寧西部凌源、建平兩縣交界處的牛河梁遺址有女神廟、積石塚。關於女神廟和積石塚之間的關聯與區別，我認為，女神廟裡供奉的是久遠的祖先，積石塚中埋葬的是部落中剛剛死去的酋長，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死去的著名酋長，也會逐漸列入被崇拜的祖先行列。紅山文化的先民們，在遠離村落的地方專門營建獨立的廟宇和祭壇，形成規模宏大的祭祀中心場，這絕非一個氏族部落所能擁有，而是一個部落群或部族崇拜共同祖先的聖地。由於這些大型原始宗教祭祀活動代表著當時全社會的公共利益，具有全民性的社會功能，所以，在原始社會末期，各地方酋長正是通過對祖先崇拜和對天地社稷祭祀的主持，才使得自己已掌握的權力進一步上升和擴大，使其等級地位更加鞏固和發展，並且還使這種權力本身變得神聖起來，從而披上了一種神聖的合法外衣。對此，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理論提煉：在“權力的空間性與宗教的社會性”之間的關係上，中心聚落時期原始宗教的社會性有助於促進其權力空間限制的突破。這樣，我們通過中心聚落形態這一理論構架，將酋邦中的簡單酋邦與複雜酋邦以及社會分層理論中的“階等”與“分層”等理論概念，予以整合，以考古發現為依據，來研究由原始社會向國家轉變91

的這一過渡形態，既有方法論上的意義，也是學術體系創新上的一種探索。我把中國最初始的國家稱為都邑國家或都邑邦國，意在表明其早期國家的特質。使用“都邑”而不是“城市”，強調的是其城邑作為都城的政治功能和軍事防禦的功能而不是商品集散地的經濟功能，而且依據先秦文獻，中國古代有國就有城，建城乃立國的標誌，所以它是“都邑國家”。使用“邦國”而不是“王國”或其他，這與史稱這一時代為“萬邦”的歷史特點相一致，邦國是當時國家的形態特徵。這是考古學上邦國林立的龍山時代，山西省襄汾縣的陶寺遺址、浙江杭州的良渚文化莫角山遺址、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河南登封王城崗大城遺址、河南新密古城寨遺址、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等，都是經過發掘的典型邦國都城遺址。這樣高規格的邦國都城，也是該區域的政治中心，即各地各個族邦聯盟盟主所在地。僅就中原地區而言，這樣的情形與堯舜禹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本邦的國君又是聯盟的盟主，是十分吻合的。五、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態的諸種學說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我國學術界不但在文明和國家起源的研究上有一系列的突破，對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態與結構演變的研究，也是學術思想活躍，碩果累累。關於中國古代國家形態或類型的演變，20世紀50～80年代，在日本學術界，宮崎市定、貝塚茂樹提出了“氏族制—城市國家—領土國家—帝國”模式。20世紀90年代，我國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了“古國—方國—帝國”說；田昌五先生提出了“族邦時代—帝制時代”說；謝維揚等教授提出了“早期國家—成熟國家”說，嚴文明先生提出了“古國—王國—帝國”說；我提出了“邦國—王國（以王國為核心的王朝國家）—帝國”說，等等。日本學者“氏族制—城市國家—領土國家—帝國”的模式中，所謂商代和西周是城市國家，春秋戰國為領土國家的說法，並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雖說中國古代有國就有城，建城乃立國的標誌，為此我把它們稱為“都邑國家”或“都邑邦國”，但是，商周與春秋戰國時期國家在都城之外都是有領土的，商周王朝一度還有過所謂“兩京制”，如商代前期的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一度就是並存的，西周的鎬京與東都洛邑也是並存的，兩都之間廣大領土範圍是由王直接控制的，並非如古希臘那樣一個城市即為一個國家。無論是龍山時代的都邑邦國，還是夏商西周時期的王朝國家，都是把某種程度的較廣範圍的領域置於其支配之下，只是因其綜合國力的不同而使得各自領土的範圍大小不同而已。也就是說，虞、夏、商、西周、春秋各個時期，那些大大小小的國家或王朝，它們之間的區別不在於領土的有無，而在於國土結構、權力結構和統治方式的不同。蘇秉琦先生“古國—方國—帝國”中的“方國”，與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商周史的學者們對“方國”概念的使用是矛盾的。“方國”一詞，來自甲骨文中的“方”，自1904年孫詒讓在《契文舉例》中提出“方國”以來，甲骨學界一般是用它來指商代與中央王國相對而言的各地方的國家，與周代文獻中的“邦國”是同一個意思。甲骨文中的“多方”就是“多邦”的意思。在夏商周三者的關係中，當商尚未取代夏之前，商對於夏王朝來說是方國，但在滅夏以後，商就不能再稱為方國了，而已成為取得正統地位的、以王邦（王國）為主幹為依託的王朝國家。周也是如此，滅商前的周是商王朝的方國（諸侯國），可稱為“周方國”，滅商後，取代商的正統地位而成為以王邦（王國）為主幹為依託的王朝國家。此外，蘇先生把夏商周的中央王國和北方的夏家店文化、東南方的良渚文化都作為“方國”，這既在概念上有問題，在時代上這些政治實體所處的時間也是有先後差異的。所以，我曾指出蘇先生的“方國”等概念有主觀上的隨意性，若不作特別說明是很難理解的。02

田昌五先生提出的由先秦“族邦”到秦漢“帝國”的發展模式，其族邦概念，強調了先秦國家中的宗族特質，但商周王朝的國家結構，並非全處於族邦或邦國這一層面，它還存在中央王國與地方邦國、諸侯的關係問題，而從矛盾的性質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來規定的考慮，中央王國顯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從族邦到帝國的框架，也不盡人意。謝維揚等教授關於“早期國家”與“成熟國家”的劃分，在吸收歐美學者關於“早期國家”這一概念上有其積極作用，但所謂“早期”與“成熟”，主要表達的是國家的發達程度，難以說明國家的形態特徵。嚴文明先生“古國—王國—帝國”的劃分，與我所說“邦國—王國—帝國”的劃分，基本是一致的。但我認為，“古國”屬於時間範疇，“王國”和“帝國”屬於形態範疇，這三者不在同一層面上。蘇秉琦先生的“古國—方國—帝國”論，也有這樣的問題。“古國”體現的是時間古老，“方國”體現的是空間方位，“帝國”體現的是體制形態，三者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不屬於遞進關係。吸收上述諸說中的合理成分而剔除其不足，對於中國古代進入文明與國家社會以後的政治實體的演進，我曾經表述為：“邦國―王國―帝國”三個階段和三種形態；現在，我更願意表述為：“邦國—王朝國家—帝制國家”這樣三個概念。“邦國―王國―帝國”說，在漢語詞彙上，“邦國”與“王國”出現於青銅器銘文、《尚書》《詩經》《周禮》等先秦文獻，是中國古代固有的。在概念邏輯上，不但特徵鮮明，而且體現了遞進演變的關係，比較貼近古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因而，我以為用“邦國—王國—帝國”這一模式來概述中國古代國家形態特徵的演變，原本也是有它的科學性的。尚需指出的是，在“邦國—王國—帝國”模式中，“王國”只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國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位於中央的王國（王邦）是王朝國家的核心，是王直接統治的地區，即後世所謂的“王畿”之地，是王最主要的依靠；由這樣的王國與王國周圍的諸侯邦國共同組成的王朝國家，王國只是王朝國家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已。今天看來，我對此更精準的表達是：“邦國—王朝國家—帝制國家”，即“龍山時代的邦國—三代王朝國家—秦漢以後的帝制國家”。其中，“邦國階段”是指夏代之前的“萬邦”時代，這是中國最原始的國家形態，是小國寡民式的單一制，在族共同體上也可以稱為部族國家。邦國的進一步發展是複合制結構的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國家。這是以王國為核心，以王為“天下共主”的多元一體的複合制王朝結構。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國家以後，經過春秋戰國的過渡階段，走向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以郡縣制為結構的秦漢至明清的帝制之國。六、夏商西周三代“複合制王朝國家結構”上述劃分出國家形態的三種類型及其發展階段，是必要的；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僅僅提出“古國”“邦國”“王國”之類的概念上，還需對每一個概念所表示的形態結構給予相應的說明。也就是說，研究早期國家的類型，必須考慮其國家結構，二者是配套的。傳統上，關於夏商西周國家結構的觀點主要有兩種：最早的一種觀點認為，夏商西周為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也有學者提出另一種觀點，認為夏商西周屬於邦國聯盟。但是這二者都有其局限性。主張夏商西周屬於“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論者，忽視了夏商西周時期的諸侯邦國與秦漢時期的郡縣制根本不同的問題。夏商西周在王朝內處於屬邦地位的諸侯邦國，與後世郡縣制下的行政機構或行政級別不同，不是一類。諸侯國的國君之位是世襲的，而秦漢以後的郡守縣令等行政官吏則是任免的。這些諸侯邦國可以受王的調遣和支配，但並沒有轉換為商周王朝的地方一級權力機12

構，它們服屬於王朝，只是使得該國的主權變得不完整，主權不能完全獨立，但它們作為邦國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內的“國中之國”。因此，如果把夏商周王朝定性為與秦漢王朝差不多一樣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顯然不符合歷史實際。主張夏商周王朝是“城邦聯盟”或“方國聯盟”論者，忽視了夏商周王權對於諸侯邦國的支配；忽視了地方邦國在政治上不具有獨立主權；在經濟上要向朝廷貢納，經濟資源尤其是戰略資源要輸送到中央王國；在軍事上，地方邦國的軍隊要隨王出征或接受王的命令出征；在國土結構理念上，“城邦聯盟”或“方國聯盟”解釋不了《詩經·小雅·北山》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面對上述兩種觀點的局限性，我認為若用複合制國家結構來解釋這一切，問題即可迎刃而解，為此，我提出了“夏商西周三代王朝乃複合制國家結構”說。所謂複合制國家結構，是指在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內包含有王國和受王所支配的諸侯邦國兩大部分：在夏朝，它是由以夏后氏為核心的王國與其他從屬的邦國組成；在商朝，它是《尚書·酒誥》以及青銅器銘文所說的由王邦（王國）所構成的“內服”百官系統和受商王支配的“外服”諸侯邦國系統组成的；在西周，它通過分封制和宗法制的機制，由周王直接掌控的周邦（王國）和周王所分封的、主權不完整（不具有獨立主權）的諸侯邦國組成。聯接商王朝“內服”與“外服”的紐帶之一，是“外服”的諸侯邦國之人在朝為官者。例如，卜辭中有“小臣醜”（《合集》36419），這位在朝廷為官者，就屬於來自山東青州蘇埠屯一帶作為侯伯之國的“亞醜”。再如，殷墟花園莊54號墓是一座在朝為官的顯赫貴族墓，墓內出土的青銅器族徽銘文稱其為“亞長”，這個“亞長”與甲骨文武丁時期的“長伯”（《合集》6987正）、廩辛康丁時期的“長子”（《合集》27641），以及卜辭中“長友角”、“長友唐”（《合集》6057正、6063反等）等長族將領之“長”是一族。所以，花園莊54號墓墓主人也屬於外服侯伯在朝為官的顯赫貴族。類似的情形在安陽殷墟還有許多。這些“外服”的諸侯邦國，在王朝中央任職，既是對王朝的國家事務的參與，亦是對中央王國這個天下共主的認可，並成為在複合制王朝結構中聯結王與諸邦的紐帶。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均為複合制國家結構，只是其發展程度，商代強於夏代，周代又強於商代。夏商西周三代“複合制國家結構說”重在說明王朝內王國與諸侯邦國的關係。在王朝國家內，王國為“國上之國”，諸侯邦國為“國中之國”，二者以王為“共主”而處於不平等的結構關係之中，並在王權的統轄下構成多元一體（多元一統）的王朝國家，夏商西周的王權也是在這樣的複合制國家結構中得以固化和傳承的。在這裡，三代的王國（王邦）是王朝國家的根基和依託。到了春秋時期，因王國綜合實力顯著下降，使得王權衰落和諸侯國獨立性增強，造成了複合制國家結構的名存實亡和所謂“禮崩樂壞”。“夏商西周三代多元一體的複合制國家結構”說，不但克服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說的局限性和“邦國聯盟”說的局限性，也有助於說明戰國時期大一統思想的歷史淵源。我們知道，戰國時期至少戰國七雄都屬於完全獨立的國家，戰國不是統一的王朝，然而，戰國時期成書的典籍文獻中卻每每呈現出大一統的思想意識。以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史觀而論，這種大一統的思想意識不可能是戰國社會現實的直接反映，而是戰國時期的人把夏商西周三代多元一體的複合制王朝國家結構理想化的結果。戰國時期大一統思想觀念的歷史淵源只能來自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多元一體的複合制國家結構。22

七、從國家起源到秦漢以來民族與國家之關係在研究文明和國家起源的過程中，也應涉及民族的起源與國家起源及其關係問題。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學者們的研究多傾向於民族是民族、國家是國家，沒有把國家的起源及其發展與民族類型的演變聯繫起來進行研究。針對這種狀況，我在《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一書中專門列有一章“從部族的國家到民族的國家”，探討了夏代之前“萬邦時代”的單一制的邦國與部族的關係以及從夏代開始的“多元一體的複合制國家結構”與華夏民族的關係。關於華夏民族的形成，以前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是依據“華”、“夏”、“華夏”、“諸夏”等民族稱謂大量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而主張華夏民族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其二是依據夏禹劃分九州的古史傳說，說這個時期出現了地緣關係，因而形成了夏民族。後者是把恩格斯說的國家形成的標誌之一———按地區劃分它的國民，作為民族形成的必要條件。在主張華夏民族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學者中，沈長雲教授用力最勤。沈先生的論理邏輯是：（１）在《左傳》中大量出現“華”、“夏”、“諸夏”、“華夏”等稱謂，這標誌著華夏民族形成於春秋戰國之際。（２）周初的封建“是華夏民族形成的先河，並且周人在華夏民族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主導作用”。（３）在華夏族族稱的來歷方面，周人自稱“有夏”（《尚書》的《康誥》、《君奭》、《立政》）。“夏者，大也”，《爾雅·釋詁》及經、傳注疏並如此訓。周人自稱“有夏”，“他們大概只是使用了‘夏’這個字的本義來表現自己，表現以周邦為首的反商部族聯盟的浩大聲勢。……筆者懷疑‘夏’這個稱號也就是在文王受命稱王之時正式冠在自己所領導的部族聯盟頭上的。……隨後，華夏部族聯盟在周王室領導下展開對商王朝及東方部族的征服，隨著征服的順利進行，周王室又把‘夏’的名稱冠在自己分封出去的諸侯國的頭上，這些諸侯被稱作‘諸夏’。”對於沈先生的這些觀點，我們有同有異。相同之處是：（１）我與沈先生都認為黃帝族與周族是同一族系；（２）戰國時期，諸夏（華夏民族）以及諸子百家都尊崇黃帝，這是華夏民族內諸部族高度融合的結果。相異之處也是需要加以辨析的地方：（１）“華”、“夏”、“華夏”、“諸夏”等民族稱謂，大量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這是華夏民族自我意識強烈的一種表現，這表明此時的華夏民族已屬於一個自覺民族，而在民族發展過程中，“自覺民族”之前還經歷了“自在民族”的發展階段，夏、商時期的華夏民族則屬於自在民族。（２）“夏”字儘管有“大”和“雅”之意，但它更表示的是夏王朝。夏朝是在先周時期就已存在過的多元一體的國家，在文獻中根本看不到給予“西戎八國”等反商部族聯盟冠有“夏”的稱謂。（３）周人自稱為“有夏”，確實不是與夏有族源上的考慮，而是出於以夏王朝為正統的考慮。不論是“受天命”時的文王，還是推翻商朝之後的周公，自稱“有夏”都是表示自己接受了正統，這個正統就是中國第一個王朝國家———夏王朝。（４）根據《史記·周本紀》和《逸周書·度邑》等文獻，周推翻商朝後，武王對弟弟周公旦說，為了平定殷，需要依據天室，尊從憲命和天意，他想在“有夏之居”的地方營建新都洛邑。周初的青銅器銘文《何尊》稱新都洛邑及其所在地為“中國”，並說武王要在這裡“統治人民”。在周初人的意識中，這個被稱為“中國”的新都洛邑所在地，固然是出於它處於四方之中，便於治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它恰恰與商周之前的夏都之地———“有夏之居”聯繫在一起，所以也有承襲正統的考慮。（５）沈先生也認為民族形成的條件之一是有自己的共同地域，可是春秋時期由於諸侯稱霸以及一些戎狄族群來到中原地區居住的緣故，形成了與西周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國土結構很不相同的格局，也就是說共同地域已遭破壞；到了戰國，至少被稱為“七雄”的國家各自是獨立的，更談不上哪個區域是共同的地域。32

我們總不能一方面說民族的形成需要有“共同地域”，而另一方面卻發現到春秋戰國之際已改變了曾經所具有的“共同地域”，事實上這種共同的地域是在春秋戰國之前的夏商西周王朝時期形成的，它就是三代王朝的國土。那麼，伴隨著國家的起源和早期國家的發展，華夏民族的形成及其類型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過程？我的思考是：把華夏民族的形成劃分為“自在民族”與“自覺民族”兩個階段，春秋戰國時期“華”、“夏”、“華夏”、“諸夏”等民族稱謂大量出現，這是民族自覺意識的強烈表現，大概從西周開始，經春秋，到戰國，華夏民族已屬於自覺民族，這樣的民族也屬於“文化民族”；而西周之前的夏商時期的華夏民族，則屬於自在民族。所謂“自在民族”，就是民族意識還處於朦朧、潛在狀態的民族；自己作為一個民族已經存在，但自己還不知道，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夏、商時期的華夏民族就是這樣的狀態。中國自夏代開始，之所以已形成華夏民族，就在於自夏朝開始的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國家結構，是多元一體的複合制國家結構。在這樣的複合制結構內，它容納了許多不同血緣的部族和諸侯邦國在其中。為此，我認為嶄新的夏王朝是華夏民族的外殼，是維繫華夏民族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相同經濟生活、共同文化的穩定的民族共同體的基本條件。由此，我提出了民族類型與國家形態結構具有對應關係：這就是與夏代之前、堯舜時期單一制的邦國相對應的是部族（血緣民族、小民族）；與夏商周多元一體的複合制國家結構相對應的是華夏民族；自秦漢時期開始，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相對應的是“正在形成”中華民族，即以漢民族為核心，在漢民族之上包括各個少數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自秦漢開始已處於正在形成之中。當我們把民族的形成及其類型的演變與文明和國家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相互關聯而加以研究的時候，不但使我們對文明和國家起源的研究走向深入，也使我們發現從國家產生伊始到國家形態結構的演變，國家與民族始終具有一體兩面的關係，而且這與我們對於“民族”作不同層次的分類可以協調起來。以上七個方面闡述了從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８年這四十年間我國學術界對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研究的主要趨勢和我自己的思考。誠然，文明與國家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的研究，內容頗為豐富、涉及面甚為廣泛，遠不是這七個方面所能囊括，但作為其主要趨勢，我以為這七個方面議題具有代表性，也比較重要。在這七個方面議題之外，還有一些議題需要我們的進一步梳理與研究，例如，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社會和早期國家形成的時間問題；關於古代中國有無奴隸社會形態的問題；關於史前權力系統的演進問題等等。綜上所述，對於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研究的主要趨勢，我以學術思想和方法的推進與突破為著眼點，詳細闡述了七個議題（限於篇幅，還有三個議題將另文闡述），並對它們作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其中也穿插了三十多年來本人的研究軌跡與學術體系。儘管本文的篇幅已較大，但對這一領域做四十年的梳理，掛一漏萬和不妥之處在所難免，歡迎學術界同仁批評指正。①高廣仁、邵望平：《中華文明發祥地之一———海岱歷史文化區》，西安：《史前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１期。②鄒衡：《中國文明的誕生》，北京：《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１２期。③李先登：《關於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問題》，天津：《天津師大學報》，１９８８年第２期。④孫廣清：《從考古發現談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問題》，鄭州：《中原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２期；耿鐵華：《中42

國文明起源的考古學研究》，鄭州：《中原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２期；曹桂岑：《我國何時進入文明時代》，黃明蘭等主編：《河洛文明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⑤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⑥⑦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第８１頁；第８０頁。⑧柴爾德（Ｖ．Ｇ．Ｃｈｉｌｄｅ）：《遠古文化史》，周進楷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據群聯出版社１９５４年本影印），第１３１～１６８頁。⑨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頁、４０８～４１８頁；第２頁；第１頁；第４頁；第３頁；第４３５～４３６頁；第３頁；第５頁；第６頁；第６～７頁、１６７～１７３頁；第７頁。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頁；第２～６頁；第２０６～２１４頁。摩爾根：《古代社會》（新譯本）上冊，楊東蓴、馬雍、馬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７年，第１１～１２頁；第１２４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２頁；第１７６頁；第１６４頁。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２３～２７２頁。《尚書·多士》。Ｊ．Ａ．Ｗｉｌｓｏｎ，＂Ｅｇｙｐ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ＮｅｗＫｉｎｇｄｏｍ：Ｃｉｖ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ａｒｌＨ．Ｋｒａ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Ｍ．Ａｄａｍｓｅｄ．，Ｃｉｔｙｉｎｖｉｎｃｉｂｌ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王震中：《試論我國中原地區國家形成的道路》，北京：《中國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田昌五：《古代社會形態析論》，上海：學林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８２～１８３頁；第１８４頁；第１８７頁。彭邦本：《文明起源的“三因素”說質疑》，西安：《考古與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１９９４年版）。陳星燦：《文明諸因素的起源與文明時代———兼論紅山文化還沒有進入文明時代》，北京：《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５期。童恩正：《有關文明起源的幾個問題———與安志敏先生商榷》，北京：《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喬納森·哈斯：《史前國家的演進》，羅林平等譯，北京：求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王震中：《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頁；第９～１１頁；第５～１４頁；第２０～２５頁；第３８３頁；第３９頁；第２４４～２６４頁；第４７７～４７９頁；第４８０～４８５頁；第３５８～３８８頁。侯外廬：《中國古典社會史論》，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１９４３年，“序言”第４頁，正文第５０～５２頁，第１２０～１２５頁。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７６頁；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２頁；田昌五：《古代社會斷代新論》，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８８～１０２頁；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會結構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７～３８頁；趙伯雄：《周代國家形態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２３頁；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頁；趙世超：《西周為早期國家說》，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１９９２年第４期；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４７～２５０頁、第４３４～４３６頁；沈長雲、張渭蓮：《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１頁、第１１６～１２１頁。何茲全：《中國早期文明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中國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８３年，第５３～５４頁；第４９～５２頁。王震中：《文明與國家》，北京：《中國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王震中：《商代都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９頁；第３５９頁。易建平：《文明與國家起源新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１日，第５版。轉引自易建平：《文明與國家起源新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１日，第５版。Ｇ．Ａ．Ｊｏｈｎｓｏｎ，Ｌｏｃ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ｔｅ52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ｒａｎ，ＡｎｎＡｒｂ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１９７３，ｐｐ．４－１２．ＨｅｎｒｙＴ．Ｗｒｉｇｈｔ，Ｒｅｃ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ｗ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６，１９７７，ｐ．３８９；ＴｉｍｏｔｈｙＫ．Ｅａｒｌｅ，＂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ｅｆｄｏｍ＂，ｉｎＴ．Ｅａｒｌｅｅｄ．，Ｃｈｉｅｆｄｏｍｓ：Ｐｏｗ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３．劉莉：《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陳星燦等譯，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４６頁；第１５８～１５９頁；第１６０～１６９頁、第１７８～１８９頁。何駑：《２０１０年陶寺遺址群聚落形態考古實踐與理論收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２１期，２０１１年１月。王震中：《商代都鄙邑落結構與商王的統治方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王震中：《論商代複合制國家結構》，北京：《中國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陳淳：《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外理論、方法與研究之比較》，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８～８０頁；第１４１～１４４頁；第１４１頁。Ｅｌｍａｎ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２．易建平：《部落聯盟與酋邦———民主·專制·國家：起源問題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３頁；第３２２頁；第３２２頁；第３２３頁；第３２２～３２３頁；第３２３頁；第３２３頁；第３２４頁；第３４７頁；第１８８～１９２頁；第１２２～１２５頁；第１２５頁；第１５６～１５７頁。童恩正：《中國西南地區古代的酋邦制度———雲南滇文化中所見的實例》，成都：《中華文化論壇》，１９９４年第１期。謝維揚：《中國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酋邦》，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１９８７年第５期；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易建平：《部落聯盟與酋邦———民主·專制·國家：起源問題比較研究》。陳淳：《酋邦的考古學觀察》，北京：《文物》，１９９８年第７期；《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外理論、方法與研究之比較》。沈長雲、張渭蓮：《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研究》，第７４～１１３頁；第８８～８９頁。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第７１頁；第１４５～１７０頁；第７３頁；第２３６～４７２頁。《左傳》成公十三年。王震中：《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第３０４～３３０頁；王震中：《陶寺與堯都》，南昌：《南方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王震中：《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導論·五、酋邦理論的貢獻與局限”。ＭｏｒｔｏｎＨ．Ｆｒｉｅｄ，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７．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鞏啟明、嚴文明：《從姜寨早期村落佈局探討其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西安：《考古與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期。嚴文明：《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態研究》，收入嚴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嚴文明：《中國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的考察》，《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尹達：《新石器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７９年，第２３３頁；第２１９～２３４頁。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初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增訂本。楊升南、馬季凡：《１９９７年的先秦史研究》，北京：《中國史研究動態》，１９９８年第５期。宫崎市定：《中國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國家か》，東京：《史林》３２卷２號，１９５０年。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９９年。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續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嚴文明：《黃河流域文明的發祥與發展》，鄭州：《華夏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期。62

王震中：《邦國、王國與帝國：先秦國家形態的演進》，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現狀與思考》，陝西省文物局等編：《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楊升南：《卜辭中所見諸侯對商王室的臣屬關係》，原載胡厚宣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又收入楊升南：《甲骨文商史叢考》，北京：線裝書局，２００７年；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第３８３頁。林澐：《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王震中：《夏代“複合型”國家形態簡論》，濟南：《文史哲》，２０１０年第１期；《論商代複合制國家結構》，北京：《中國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３６～４３８頁、第４７１～４８４頁。沈長雲：《華夏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田繼周：《夏代的民族和民族關係》，北京：《民族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沈長雲：《華夏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華夏族、周族起源與石峁遺址的發現和研究》，北京：《歷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沈長雲：《華夏族、周族起源與石峁遺址的發現和研究》。王震中：《商周之變與從帝向天帝同一性轉變的緣由》，北京：《歷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王震中：《從複合制國家結構看華夏民族的形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王震中：《從華夏民族形成於中原論“何以中國”》，河南信陽：《信陽師範學院學報》，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王震中：《從複合制國家結構看華夏民族的形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第六章“從部族國家到民族的國家與華夏民族的形成”，第３５８～３９０頁。王震中：《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的凝聚》，北京：《紅旗文稿》，２０１６年第１期。作者簡介：王震中，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１９８４年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師從尹達、張政烺、楊向奎先生；１９９２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學博士學位，師從田昌五、伊藤道治先生。現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首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歷史所學位委員會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主任。其代表作《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１９９７年獲“第二屆全國青年優秀社會科學成果專著獎”和“首屆胡繩青年學術獎”；代表作《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２０１６年獲“第二屆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並作為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日文翻譯已於２０１８年由日本汲古書院出版發行，英文翻譯正在進行中。目前學術兼職：擔任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國家教材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責任編輯　劉澤生］72

澳門理工學報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期待已久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終於在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正式公佈了。這是指導粵港澳大灣區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闡述了國家戰略的重大意義、發展定位、目標願景、主要任務、推進策略等，全文約２．７萬字。誠如《綱要》所強調的，“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為此明確了建設大灣區的六項基本原則：創新驅動，改革引領；協調發展，統籌兼顧；綠色發展，保護生態；開放合作，互利共贏；共享發展，改善民生；“一國兩制”，依法辦事。大灣區發展規劃為粵港澳三地發展描繪了亮麗藍圖，既作出清晰定位和分工，又列明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方向目標。《綱要》從頂層設計了大灣區發展的五大戰略定位：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並劃分為兩個階段予以實現：到２０２２年，粵港澳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粵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廣泛，區域內生發展動力進一步提升，發展活力充沛、創新能力突出、產業結構優化、要素流動順暢、生態環境優美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到２０３５年，大灣區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大幅躍升，國際競爭力、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大灣區內市場高水平互聯互通基本實現；區域發展協調性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有效保護，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全面建成。為實現上述目標，《綱要》提出空間佈局的總體要求，通過極點帶動、軸帶支撐、輻射周邊，香港－深圳、廣州－佛山、珠海－澳門將作為“三大極點”，引領帶動大灣區深度參與國際合作；推動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補，提升區域發展協調性，形成“四大中心城市＋七個重要節點城市＋眾多特色城鎮”的城市群體系，優化提升中心城市功能，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將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增強對周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發揮帶動泛珠區域、輻射東南亞和南亞的支撐帶功能。圍繞大灣區五個戰略定位，結合城市群空間佈局，《綱要》規劃了七個重點領域的發展方向：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共建粵港澳合作發展平台，列明了發展目標和政策支持的重點方向。這是對大灣區關鍵領域發展的戰略性佈局和發展指引，同時也是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具體運用。為推動規劃的有效實施，《綱要》加強了組織領導，強調溝通協商、擴大社會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統籌指導規劃實施，粵港澳三地政府穩步落實相關目標和任務。粵港澳要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解放思想創新體制機制，同心協力探索互利共贏區域合作關係，用法治化市場化方式協調解決大灣區合作發展中的問題；充分利用大灣區“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港澳獨特優勢、廣東省改革開放先行先試優勢的“三大優勢”，提升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打造高品質發展的典範，為港澳發展注入新動能。時代賦予粵港澳大灣區騰飛的一次極佳的歷史性機遇。港澳同胞將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劉澤生）82

澳門理工學報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演進和趨勢∗陳廣漢　譚　穎［提　要］　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在市場主導和政府推動的雙重作用下不斷演進和發展，在微觀市場機制下依託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疊加的雙重優勢下實現區域的功能性整合。在宏觀層面上政府區域發展規劃和政策制度安排下，自上而下進行制度性整合。和國際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要素稟賦豐裕、產業完備已經具備打造世界級灣區的條件。新時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粵港澳合作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需要充分發揮政府統籌協調功能，進一步突出市場機制功能，實現“一國兩制”下制度多樣性和互補性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推動灣區全方位互利合作。［關鍵詞］　粵港澳大灣區　區域合作　發展趨勢［中圖分類號］　Ｄ６７６．５９／Ｆ１２３．６　［文獻標識碼］　Ａ　［文章編號］０８７４⁃１８２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２９⁃１１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４０年來，區域分工合作、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縮影。１９７８年廣東憑藉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和先行一步政策優勢，率先進行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改變了當代中國的發展格局。在市場主導和政府推動的雙重作用下，珠三角和港澳以比較優勢為基礎進行分工合作，珠三角吸引香港、澳門的工業轉移和國際投資，在香港和澳門與珠三角之間形成了服務─製造的垂直產業分工體系。港澳與珠三角的合作，一方面加快了珠三角從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的轉型和城市化的進程，珠三角成為世界製造業基地；另一方面香港、澳門完成了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的轉型，成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和旅遊中心，形成了以港澳為國際窗口，廣州、深圳為區域中心，“廣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多城市聯動的城市群發展格局。經過４０年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以０．６％的國土面積，集聚了全國５％的人口，創造了全國１２．４％的ＧＤＰ，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之一。２０１７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均ＧＤＰ達到２２，３００美元，城市化率達到８５％，是我國對外開放程度最高和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全球化新格局、國家經濟發展新時期和改革開放新階段的背景下，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核心的92∗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港澳經濟結構重建與多元化發展研究”（項目號：１７ＪＪＤＧＡＴ００２）、中山大學“三大建設”項目“香港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多元化發展研究”（項目號：９９１３２⁃５２１４３２１１）階段性成果。

城市群面臨內部結構調整和外部區域競爭的雙重壓力。國家適時適勢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國家戰略，有利於粵港澳城市群構建新的分工協作體系和合作機制，以便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繼續發揮獨特優勢，朝向全球最具活力的新經濟區域和最具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演進。本文通過回顧和梳理粵港澳在市場主導和政府推動的雙重作用下的演進和發展過程，總結新時期大灣區建設面臨的問題，從合作機制和合作內容的變化探討新時代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趨勢，並為未來深度合作提出發展方向與策略。一、理論基礎：區域經濟一體化下的城市群演進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經濟聯繫和空間結構不斷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集團和城市群在世界和國家經濟發展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國家的經濟實力越來越體現為區域經濟的競爭力。美國經濟學家Ｂａｌａｓｓａ從靜態和動態兩個維度對經濟一體化進行了解讀。①經濟一體化既是一個過程又是一種狀態，就過程而言，它包括採取各種措施消除各個經濟主體之間的歧視；就狀態而言，則表現為經濟主體之間各種形式的差別消失。②隨著經濟學理論的演進和現實經濟合作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涵與外延不斷變化，應用領域也不斷擴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僅包括跨國區域經濟一體化，也包括次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國內跨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本質是實現區域內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新經濟地理學、新制度經濟學等理論都認為，經濟集聚會不斷突破原本城市間距離和市場分割的束縛，在空間尺度上弱化領土邊界，推動區域空間格局向著經濟一體化和城市群演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中距離是區域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距離決定了合作的難易程度，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將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引入國際貿易，研究發現規模經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運輸成本是影響貿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區域一體化有助於形成集聚效應實現規模經濟。③區域非均衡增長論的增長極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的中心外圍理論也反映了在經濟集聚下城市中心的形成和新城市產生的機制。在市場機制下區域空間結構會受到不同力量共同作用，一是“本地市場效應”，廠商傾向於選擇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生產；二是“價格指數效應”，在產業集聚地區，由於生產的產品種類和數量較多，輸入的產品減少，支付的運輸費用少，因此商品比其他地區便宜。“本地市場效應”和“價格指數效應”都形成積累循環因果關係，使得要素向核心區集聚，逐步形成中心城市，經濟規模越大，集聚效應越顯著。但是，也還存在著“市場擁擠效應”，即產業集聚形成的“離心力”，指廠商傾向於選擇競爭者較少的地區生產，從而形成從核心城市向邊緣的擴散效應。區域一體化通過集聚和擴散效應推動城市不斷突破傳統邊界，從各自獨立的單個城市演變成為功能相互依存的城市群。但是，由於是在市場自發的作用下形成的，存在市場失靈和負外部性的可能。從區域空間發展視角看，區域經濟整合過程可能會出現區域非均衡增長，Ｍｙｒｄａｌ提出了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和地理上的二元結構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達區域與不發達區域之間的“回波效應”往往大於“擴散效應”，市場力作用通常傾向於擴大區域差異。④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和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的核心與邊緣理論發現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不僅不能改善區域不平衡發展現狀，區域發展間的差距會不斷擴大並惡性循環。⑤此外，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看，一方面，區域間的經濟活動中會產生政策協調、貿易摩擦等交易03

成本，降低市場機制的效率；另一方面，行政壁壘和行政區經濟顯著，而區域公共產品更具有跨區域外部性的典型特點，主體跨區域使得區域合作中“搭便車”問題更為嚴重。外部性、信息不對稱和壟斷都會導致市場的低效率，需要政府進行調節。因此，Ｂａｌａｓｓａ將區域經濟一體化劃分為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兩個不同的階段。⑥區域經濟功能性整合是指某一區域內在自發的市場力量推動通過分工和合作實現經濟的融合，區域間的分工和貿易與規模經濟都是涉及區域城市群在產業方面的協同，主要是市場機制以“看不見的手”引導區域合作和發展。在區域功能性整合的基礎上還需要進行區域經濟的制度性整合。在區域合作從產業協同向基礎設施協同和制度協同的過程中，主要是政府主導區域整合過程，更多的是強調政府“看得見的手”的調節功能，協調經濟效率和區域平衡兩大發展目標。區域合作主要是通過制度化和法制化克服區域一體化中的障礙，和功能性整合相比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具體而言，區域一體化的城市群演進中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平衡城市之間的利益關係，消除歧視，真正的實現共同市場和市場公平；二是促進要素資源優化配置，提高城市的競爭力。區域政策是政府對區域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的重要工具，主要包括有區域發展規劃、產業政策、戶籍政策、土地政策、投融資政策等。孫久文指出區域政策具有空間異質性、空間局部干預性和相對開放性等理論特質，而空間局部干預是針對“問題地區”的干預，體現出“積極的區域傾斜”特徵，差別對待不同類型區域，進而形成分工合理、優勢互補和合作共贏的區域關係。⑦《２００９年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中指出，中國未來將湧現和發育一批高密度（生產要素高度集聚）、近距離（生產要素近距移動和專業化）、淺分割（區域一體化）的巨型功能地域，以大城市為核心，有著主次序列、分工協作的城鎮群體。⑧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中國已經開始形成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城市群，成為推動中國發展的核心力量。與京津冀城市群和長三角城市群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更具有特殊性，它是在“一國兩制”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的特殊條件下的區域合作，既有別於國際層面的跨國區域一體化，也不同於一般國內省際間區域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過去的形成與演化是區域一體化的城市群發展的典型縮影，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演進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機制，將區域發展理論與粵港澳發展實踐相結合，有利於為大灣區未來發展提供啟發和指導。二、演進邏輯：市場主導與政府推動的雙重作用４０年粵港澳合作的實踐說明，粵港澳大灣區的演進和發展既是“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推動作用，也得益於“看得見的手”的精心規劃。（一）市場邏輯：分工合作、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的疊加優勢１．動態的比較優勢是影響粵港澳區域產業分工的重要因素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區域稟賦差異推動了區域間的分工和貿易。Ｒｉｃａｒｄｏ在絕對優勢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區域稟賦的差異使得各國具有不同的比較優勢，通過生產並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可以實現專業化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⑨改革開放初期，港澳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面臨著勞動力短缺、人工和土地成本過高等問題，生產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和東南亞等國家的競爭使得港澳製造業發展面臨困境。而港澳作為國際自由港，在資金籌措、企業管理和市場開拓方面具有明顯優勢，毗鄰港澳的珠三角地區有廉價的勞動力13

和土地資源。在國家開放政策的支持下，珠三角地區吸引大量的港澳資本、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在港澳與珠三角之間在形成了“前店後廠”的垂直產業分工體系。“前店後廠”的合作模式反映了比較優勢對貿易分工的影響，港澳地區發揮的“店”的作用，憑藉自身優勢，承接海外訂單、負責市場推廣、對外銷售和新產品開發，而珠三角地區則扮演“廠”的角色，利用土地、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優勢，負責產品生產製造環境的工作。港澳與珠三角根據各自資源稟賦條件通過貿易分工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有效地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但是，隨著港澳和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兩地的比較優勢也在不斷發生變化。２１世紀以來，港澳自由經濟體、低稅率等優勢吸引了很多跨國公司，港澳經濟由製造業為主轉型為以貿易物流、金融保險、專業服務等高端服務業為主，經濟地位也由遠東的裝配中心轉變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因此，基於雙方比較優勢的變化，珠三角與港澳的合作也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變，從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轉變。另外，隨著經貿合作深化和要素流動的需要，跨境就業、學習情況增加，社會領域的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廣東和珠三角要為港澳居民內地發展創造更加便利化的條件。三地之間比較優勢的變化，將會決定區域之間的產業分工和演進。２．空間貿易成本和產業集聚收益影響區域經貿合作緊密程度新經濟地理學將空間因素納入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傳統製造業中由於空間距離所產生的運輸費用和貿易成本，以及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領域邊際收益遞增，會影響產業的空間佈局。由於珠三角走的是一條外向型工業化道路，在工業化初期香港是發揮了引領作用，因此粵港澳合作的經濟輻射半徑與港澳特別是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空間距離有著密切的聯繫。港澳與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深圳、東莞位置臨近且具有共同的種族、語言、文化、歷史和風俗，從而在貿易及合作中更容易達成共識，因此港澳企業流入的初期，香港主要的製造業約８０％以上的工廠或加工工序轉移到了廣東，其中轉移到了珠三角的佔９４％，地處珠三角東岸地區的深圳、東莞率先承接了香港的產業轉移，快速發展起來。⑩港澳產業轉移催生了珠三角東岸地區加工工業的高速發展，開啟了珠三角的工業化進程。隨著珠三角地區西岸及廣東地區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港資企業的輻射半徑逐漸增大。從粵港澳空間發展格局演變上看，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東岸依託毗鄰經濟中心香港的區位優勢，接受香港的經濟輻射，率先發展起來。珠三角的經濟重心逐漸東移，珠三角西岸與東岸經濟實力的差距日益擴大，從而改變了珠三角初始的經濟格局，逐漸形成了廣州—佛山—東莞—深圳—香港的“Ｓ”型經濟發展軸線和以廣佛都市圈與深港都市圈為區域中心的兩極發展格局。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從雙軸線向單軸線、三角鼎立向兩極化格局演變，珠三角城市的融合趨勢更加明顯。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內港珠澳大橋的建成通車和深中通道的建設，區域內的基礎設施將縮短了珠三角東西部地區的運輸成本，改善珠三角西岸城市的區位條件。可以預見珠三角西岸的發展會進一步加快，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協調發展。３．市場開放度決定粵港澳合作的形態和演進階段港澳是對外高度開放的、高度自由的海島型城市經濟體系，粵港澳的經貿合作關係發展主要取決於內地的市場開放和市場化改革。中國內地的市場開放程度是決定粵港澳三地合作演進的最基本要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根據發展實際選擇了漸進式的市場開放路徑，從局部開放逐步向全方位開放轉變，對應粵港澳合作也經歷了直接投資主導下投資與貿易並進階段和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及投資便利化的新階段。23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內地開始局部開放，粵港澳合作開始進入直接投資主導的投資與貿易並進的合作階段。改革開放初期內地沿海城市和地區率先開放，其中位於珠三角地區的深圳、珠海是國家開放的經濟特區。而開放的行業上來看，首先是針對製造業的要素開放。在大力引進海外直接投資的同時，為了有利於國內本土工業的發展，對國內市場實現了不同程度的保護，特別是對一些技術含量較低、勞動密集產業的產品的內銷市場實現了比較嚴格的限制。正是在內地市場局部開放的條件下，港澳與珠三角地區之間形成了以優勢互補為基礎，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分工體系中建立其製造業“前店後廠”的跨境生產網絡體系。２００１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標誌著內地市場開始從局部開放向全方位開放轉變，２００３年內地和港澳簽署《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ＣＥＰＡ）協議後，粵港澳不斷提高了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內地市場逐步由局部開放擴展到統一市場。粵港澳合作進入了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的新階段。（二）政府邏輯：頂層設計和擴大開放的雙重作用由於粵港澳合作具有“一國兩制”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的特殊性，在合作上會遇到許多體制機制障礙，國家和廣東省各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相關政策和制度安排通過頂層設計和擴大開放的雙重作用統籌粵港澳城市群間的合作協調。１．政府通過區域發展規劃進行頂層設計政府從宏觀上對區域發展進行戰略性規劃和空間部署，協調區域矛盾，解決區域一體化的外部性問題。１９８４年，我國的經濟地理學家陸大道在中心地理論和增長極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點─軸”開發理論，被國家所採納，成為其後歷次五年計劃全國經濟佈局的宏觀框架。地區的發展規劃也按照“點─軸”系統模式確定了本地區的重點發展軸線和中心城市。從１９８９年以來珠三角地區先後出台了５次大型的區域發展規劃，整個規劃的城市群空間結構從點狀結構向點軸和軸帶網絡結構發展。在１９８９年廣東省政府出台的《珠三角城鎮體系規劃（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中，提出以經濟特區為增長極，培養廣佛、深圳、珠海、中山、江門、順德、東莞、惠州─大亞灣、肇慶、清遠等１０個城鎮群構想。隨後在１９９４年《珠三角經濟區城市群規劃》中根據“點─軸”開發理論將珠三角的發展調整為建設廣深雙中心、推進沿廣深和廣佛兩個軸帶線點軸發展以及構建中部廣佛（廣州、佛山）、東部深莞（深圳、東莞）、西部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門）三大都市區。在２００４年《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中，提出建設珠三角世界級城鎮群，加大珠三角內部城市以及與泛珠三角區域聯繫，建設“一脊、三帶、五軸”的結構。２００８年，廣東省發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首次將港澳納入珠三角規劃視野，提出三大都市圈。２０１５年的《珠江三角洲全域規劃（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更加強調城市群的發展，提出以廣州、深港為主要對外輻射核心，形成“廣佛肇＋清遠、雲浮”、“珠中江＋陽江”、“深莞惠＋汕尾、河源”三大組合型新型大都市區。１９９４年確定的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城市群的區域空間發展結構一直延續至今，但是，從珠三角的發展實際來看，區域規制的空間結構沒有完全形成，珠三角呈現出較明顯的圈層結構，而非規劃的三大都市區，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核心城市之間出現的強聯繫，但是珠海、中山、惠州、江門的外圍城市之間和核心之間呈現出了弱聯繫，尤其是珠三角西岸珠海、中山、江門的聯繫薄弱。在一主兩副的結構中，廣州和深圳起到了中心城市的作用，但是，規劃中在珠海副中心並未出現。從33

珠三角的空間發展結構反映出珠三角的發展更多的是市場推動形成的結果，沒有完全按照政府規劃統籌發展。表１　珠三角區域發展規劃的演進規劃名稱出台時間　　　　　　　規劃的區域發展空間體系珠三角城鎮體系規劃（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１９８９年兩個增長極、十個城鎮群：以經濟特區為增長極，建設廣佛、深圳、珠海、中山、江門、順德、東莞、惠州─大亞灣、肇慶、清遠等１０個城鎮群。珠三角經濟區城市群規劃１９９４年兩主軸、三大都市群和七拓展軸：廣深（香港）、廣珠（澳門）兩條發展主軸；中部廣佛（廣州、佛山）、東部深莞（深圳、東莞）、西部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門）三大都市區；廣州─肇慶─西江拓展軸、廣州─清遠─韶關拓展軸、廣州─佛山─湛江拓展軸、廣州─惠州─汕頭拓展軸、珠海─湛江拓展軸、（香港）深圳─惠州─河源拓展軸。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２００４年一脊、三帶、五軸：廣深、廣珠及港澳發展軸形成珠三角發展“脊樑”；北部城市功能拓展帶、中部產業功能拓展帶和南部濱海功能拓展帶等三大功能拓展帶，強化珠三角與省內其它地區的合作聯繫；依託城鎮密集區，構建沿江肇─江珠高速公路、１０５國道、莞深高速公路、廣深鐵路和惠澳大道等五大“城鎮─產業”聚合軸。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２００８年雙核雙軸：以廣州、深圳為中心，以珠江口東岸、西岸為重點，優化以深圳市為核心，以東莞、惠州市為節點的珠江口東岸地區的佈局，提升以珠海市為核心，以佛山、江門、中山、肇慶市為節點的珠江口西岸地區發展水平。推進珠江三角洲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帶動環珠江三角洲地區加快發展。珠江三角洲全域規劃（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５年雙核聯動、南拓西進：以廣州、深港為主要對外輻射核心，以向北和向西城市聯繫為主線的區域城市網絡，形成“廣佛肇＋清遠、雲浮”、“珠中江＋陽江”、“深莞惠＋汕尾、河源”的三大組合型新型大都市區，實現“９＋５”共贏合作格局。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資料整理。２．政府利用區域差異政策擴大開放在國家漸進式的改革開放中，政府採用實行差異化區域傾向性政策，引導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市場開放度決定粵港澳合作的形態和演進階段，政府針對粵港澳區域合作的現狀和需求在粵港澳大灣區內設定了一些有利於深化合作、具有政策偏向性的制度性安排。從開放地區來看，內地首先是從珠三角等沿海城市進行開放。１９８０年國家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設立經濟特區，通過經濟特區的制度安排，擴大珠三角地區的局部開放，掃清早期粵港澳合作的制度性障礙。２０１４年國家批准在廣東省設立廣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橫琴三大自貿片區。國家賦予自貿區“先行先試”的政策優勢，實現更深層次的開放，推動在自貿區內開展粵港澳深度合作，探索突破粵港澳合作的體制機制障礙。43

從開放領域來看，內地首先是對直接投資市場進行開放。珠三角地區吸引大量港澳直接投資，從１９７９～２０１４年，廣東實際利用外資３，６７６．３６億美元，其中６２．４％來自香港的資本。在大量港澳資本推動下，在珠三角地區快速形成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產業集群，港澳與珠三角之間形成“前店後廠”的產業合作分工模式。２００１年中國內地加入ＷＴＯ，２００３年６月ＣＥＰＡ正式簽署後，內地開放領域從直接投資向服務業開放拓展，港澳與廣東進入了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的新階段。２００３年內地與港澳先後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簡稱ＣＥＰＡ），協議規定自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內地對原產於港澳的產品實行零關稅，內地與港澳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此後每年內地和港澳還會根據雙方合作的需要簽署補充協議，內地與港澳先後簽署了《ＣＥＰＡ服務貿易協議》、《ＣＥＰＡ投資協議》和《ＣＥＰＡ經濟技術合作協議》。《ＣＥＰＡ服務貿易協議》首次在內地全境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方式全面開放，大幅放寬了港澳企業進入內地服務行業的准入門檻。在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的１６０個服務部門中內地已經對港澳開放了１５３個，其中，６２個部門對港澳完全實現國民待遇，服務貿易整體開放率高達９５．６％。協議還確立了港澳最惠國待遇，明確內地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只要有優於ＣＥＰＡ的措施均將適用於港澳，這樣保障了內地對港澳的開放程度會一直處在最高水平。ＣＥＰＡ是內地迄今為止商簽的內容最全面，開放幅度最大的自由貿易協議，為內地參與其他雙邊自貿區積累了經驗，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粵港澳大灣區已經是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經濟總量第三大的灣區，在灣區內已經形成了金融、航運、電子、互聯網等優勢產業和世界知名企業，已經具備打造世界級灣區的條件。但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種貨幣、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的獨特性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還面臨著以下的問題與挑戰。（一）體制差異，制約合作深化，存在要素自由流動與體制機制多樣性的矛盾港澳與內地在經濟政治制度、法律體系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導致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在跨區域流動上仍存在諸多障礙，制約了合作深化。港澳長期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理念和積極不干預政策，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有限。同時，三者在經貿合作中面臨一系列制度性障礙，實施中面臨著“大門開了小門不開”等諸多問題。目前，ＣＥＰＡ代表內地對外最高開放水平。ＣＥＰＡ《廣東協議》和ＣＥＰＡ《服務貿易協議》採用了“負面清單＋准入前國民待遇”的開放模式，對港澳服務業開放部門的承諾覆蓋率已高達９６．５０％，但無限制覆蓋率僅佔１８．１３％。這表明雖然ＣＥＰＡ的覆蓋率較廣，但開放深度有限。在大灣區合作中，不斷增加體制互補性的收益，減少體制差異性的成本，是合作體制和機制創新的重要目標。（二）產業水平分工，加劇區域競爭，存在區域經濟互補合作與同質競爭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從局部開放到全方位開放的過程，開放水平得以不斷提升。港澳的傳統優勢相對減弱，使得粵港澳傳統產業的合作互補性下降。在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壓力下，各個城市都鼓勵和培育高科技產業和高端服務業，導致灣區內同質化傾向嚴重，產業競爭加劇。港澳與內地特別是港澳與珠三角之間的產業分工，從早期的垂直分工轉向水平分工，導致港澳與珠三角之間服務業、機場設施例如港口和機場等行業中競爭態勢加劇。灣區內各個城市發現還缺乏明確的定位和規劃，經濟發展類型單一趨同，具有重合性和重複性。53

（三）協調制度缺失，降低合作效率，存在局部利益與全域利益的矛盾在現行的政府政績考核標準和壓力下，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間會存在行政壁壘，導致“行政區經濟”和“諸侯經濟”普遍存在。更深層次來看，這是在大灣區發展中存在的局部利益和全域利益、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不完全一致的矛盾。珠三角和港澳的合作地位不對等，沒有形成常態化的統籌協調機制，在協調機制缺失時，局部利益與全域利益的矛盾衝突會更加明顯。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三個獨立關稅區”特殊性導致大灣區的建設中會較多涉及到法規政策和區域協調問題，這是市場機制下無法解決的內部矛盾。需要政府頂層設計，自上而下建立區域統一的協調機制，統籌灣區發展事宜，提高灣區的合作效率，推進灣區一體化進展。四、發展趨勢：模式、內容和機制轉變２０１９年２月，國家出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戰略定位，大灣區的發展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粵港澳大灣區是珠三角城市群發展的升級版，旨在推進城市群內部空間結構和分工協作體系的優化和重構，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隨著國家整體發展策略的提升，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合作在不斷深化。（一）從合作機制看，從市場引導下的企業“自發性合作”向市場主導、政府推動的“自覺性合作”，進而向基於利益共同體的“自為性合作”轉變。合作初始階段，粵港澳三地合作是在市場的引導下，由企業和商人推動的功能性整合為主的區域經濟合作。港澳與珠三角兩地生產要素價格和經濟發展階段巨大差異的客觀條件和中國內地開啟的對外開放政策的雙重作用，推動粵港澳形成“前店後廠”的分工合作模式。隨著合作的深化，粵港澳三地的合作開始從區域經濟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過渡。政府需要經濟合作中發揮重要的作用，ＣＥＰＡ就是一個國家內三個獨立關稅區之間的緊密經貿安排，為粵港澳合作創造公平的營商環境和國民待遇。隨著合作的深化，需要建立更穩定，更高層次的合作機制，需要政府成立協調組織負責區域合作的相關事宜。２０１８年８月國家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由中央統籌，粵港澳三方參與的政府工作機制正式啟動。政府的協調組織有利於突破在大灣區合作中體制機制障礙，保障要素能在區域內便捷流通，市場機制能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在區域合作向自為性合作的過程中除開要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外，還需要社會組織、民間機構的廣泛參與。政府主要扮演組織者和協調者的重要角色，推進區域合作制度的制定和實施、組織機構的建立，確定區域的重大發展戰略，協調區域內的經濟利益衝突，進行利益的重新分配。政府以外的研究智庫、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機構通常具有獨立運作的特徵，靈活性較大，便於民間的交流、溝通與合作，能夠彌補政府組織在合作機制中的不足，在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在未來大灣區的建設中需要充分發揮研究智庫、行業協會以及企業的作用，實現民間的平等交流、友好協商，促進內地與港澳社會大眾之間形成合作共識，凝聚發展合力，共同推動合作的發展。（二）從合作內容看，從經濟領域的直接投資與貨物貿易到建立開放和統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場，進而向經貿合作深化、民生領域福利整合、社會融合全方位合作轉變。１．經濟領域：從直接投資和貿易向資本、技術、人才多維度合作轉變當代科學、技術和產業發展的趨勢表明，信息產業、生物醫藥、能源技術的融合發展，正推動以數字化、網絡化、自動化和綠色化為標準的新一輪產業革命。以科技創新、高端智能等為主的經濟競爭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關鍵，世界各國都紛紛開展創新要素集聚的競爭。德國的工業４．０、美國的63

“全面減稅計劃”等都是旨在謀求全球經濟競爭重構的新優勢。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和外部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應從以往單一的直接投資和貿易向資本、技術、人才多維度合作轉變，構建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產業相關向高端化、智能化發展，經濟發展動能向創新驅動的內生增長轉變。通過發揮港澳國際化創新資源、金融市場和珠三角高科技製造業體系的優勢，構建“香港、廣州知識生產———深圳知識轉化———珠三角產品應用”的區域創新體系，攜手打造粵港澳國際科技創新中心。２．社會合作：從人文交流向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轉變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向巨型城市發展，去邊界化趨勢明顯。粵港澳合作將從經濟領域的合作，向社會領域、民生領域拓展，破解港澳居民在珠三角生活、工作和養老等方面制度性障礙。粵港澳大灣區有先行先試的政策空間，為社會合作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大灣區需要推進港澳與內地醫療、養老、教育、就業等制度銜接，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機制，讓港澳居民能夠分享到區域合作的成果，改變以往政策“惠商不惠民”的傾向，構建港澳居民能夠分享內地發展紅利的新機制。在生態建設方面，建立協同環保合作機制，堅持綠色低碳的發展模式，構建生態環境共同體，打造生態安全、環境優美的宜居、宜業、宜遊的粵港澳優質生活圈。３．對外開放：從全面開放向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質量轉變粵港澳大灣區的開放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珠三角與港澳間的開放，二是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對外部的開放。對於珠三角和港澳間的開放將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通過基礎設施和體制創新不斷擴大珠三角對港澳的開放程度，破解制度性和物理性障礙，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合理有序流動，實現內地與港澳產業優勢互補、錯位發展。得益於４０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國更多的是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接受者和國際標準的追隨者融入全球貿易體系，使得對外開放缺乏自主性和主導權。因此，在國家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應發揮香港、澳門作為自由貿易港和獨立關稅區的獨特優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從過去成本優勢向市場競爭優勢轉變。以香港和澳門國際化營商環境、貿易規則和全球化商業網絡的優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率先形成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新機制，培育大灣區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的新優勢，增強我國在國際規則重構中的權力和影響力，引領和帶動國家新一輪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五、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政策建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粵港澳大灣區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地區的綜合優勢，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需要以“市場主導，政府推動”的原則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推動灣區內各種生產要素在區域內更加便捷流動和高效配置。（一）發揮政府協調作用，統籌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已經進入深水區，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由市場機制推進的經濟合作潛能已經釋放，需要政府層面進行頂層設計，對大灣區的建設進行宏觀指導和戰略規劃，避免同質競爭和市場無序的問題。在灣區城市群的建設中政府需要消除阻礙商品與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最大程度降低行政壁壘，減輕行政區劃帶來的歧視。從而確保市場能夠提供正確的信號，充分發揮價格機制在區域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粵港澳大灣區的穩步推進，需要逐步形成統一的市場體系。一是要學習國際先進經驗，歐盟、73

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建立統一大市場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可在汲取國際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探索出一條適合粵港澳大灣區實際情況的統一大市場之路。二是要實現ＣＥＰＡ“負面清單”全面升級和多領域推廣，在制度層面解決“大門開了小門不開”的問題，消除三地之間的市場壁壘，推行和落實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清理阻礙要素合理流動的各種規定和做法。三是創新市場管理機制，建立智能化的大灣區市場管理體系，運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促進共同市場的形成。（二）突出市場機制功能，改善營商環境制度的多樣性和互補性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特徵，因此要在“一國兩制”的背景下，盡量降低制度差異導致的成本，增加制度互補帶來的收益，追求制度多樣性和互補性條件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始終要追求的目標。首先，利用“一國兩制”優勢，發揮自由市場機制。在尊重國家主權、體制的前提下，允許兩制差異的存在，把發揮內地作為堅強後盾的積極作用與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提高粵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及對外開放中的功能和地位。其次，比照港澳經濟體制，逐步改善灣區營商環境。大灣區未來的發展取向不是更低的關稅，而是從政府透明度、法制、市場規則，從投資准入到投資補償等一系列與國際規則相銜接的營商制度環境制度。注重開放性和市場性體制建設，強化內生性動力，對灣區經濟的推動作用，發達的市場經濟和開放的市場格局是全球一流灣區建設的共同特徵，同時也是推動灣區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因素。在推進灣區經濟建設過程中，要注重發揮市場在生產、生活、生態協作關係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注重灣區本身優質要素與外界優質資源的良性、互動關係，營造一個良好的要素流動氛圍，保障灣區經濟的持久創新活力。（三）優化空間發展格局，協調城市功能中心城市的形成、帶動和輻射是國際上大灣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特徵，一個區域內多個中心城市為區域發展提供的多個增長極，但同時也對城市之間的分工和協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粵港澳大灣區存在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四個核心城市，在區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需要特別處理好中心城市和外圍城市發展間的關係。大灣區在發展定位上首先要處理好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個城市功能定位和相互關係，避免龍頭之爭，強調多核心協同發展，協調好各城市之間的利益衝突。一是應根據各城市的產業優勢，進行適當分工，合理佈局，形成以香港為中心的金融和專業服務、以澳門為中心的休閒旅遊業、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先進製造業、以深圳為中心的科技創新產業的產業佈局。二是允許各城市適度錯位競爭。對產業進行總體佈局並非人為設置產業壁壘，應允許和支持各城市根據自身特點選擇產業發展，並允許在同一產業上適度競爭。通過適度競爭，促進發展，但應避免惡性競爭。如在金融業方面，在維繫和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時，應允許和支持澳門、廣州、深圳在金融業方面與香港錯位發展；在科技創新方面，支持深圳繼續走在全國前列，香港、澳門、廣州等其他城市也應根據自身特點，推動科技創新。（四）加強基礎設施對接，實現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是區域合作的物理性保障，通過新建或改善灣區內的交通基礎設施，提升交通可達性，降低運輸成本，提高產業的關聯性，促進產業聚集和區域專業化發展。在大灣區內可以建設以香港、廣州、深圳為核心，聯合其他港口共同發展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航運中心港口群，打造“２１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家門戶。加快建設以香港、廣州、深圳為核心的粵港澳世界級機場群，加快推進沿海主樞紐港口、區域性樞紐港口和內河港口口岸的經營運作銜接，83

實現口岸互聯互通。推進內地與港澳大型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在珠江口東西兩岸形成一個更加完整、更加快捷的交通路網，促進沿線經濟要素的流動，形成規模和集聚效應，打造互通互聯的交通網絡。①②⑥ＢｅｌａＢａｌａｓｓａ，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Ａｌｌｅｎ＆Ｕｎｗｉｎ，Ｌｔｄ．，１９６１．③ＰａｕｌＫｒｕｇｍ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ｔｕｒｎ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１，９９（３）．④ＧｕｎｎａｒＭｙｒｄ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ｓ，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５７．⑤Ａｌｂｅｒｔ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ＪａｃｋＰ．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ａｖｅｓｉｎａ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ｙ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６６，７１（４）：１０３３⁃１０５４．⑦孫久文：《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意義與“十三五”時期發展思路》，鄭州：《區域經濟評論》，２０１５年第６期。⑧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９：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９．⑨ＤａｖｉｄＲｉｃａｒｄ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１８１７ｖｅｒｓ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４ｒｅｐｒｉｎｔ．⑩陳廣漢：《論港澳與中國內地經貿關係的發展和演進》，廣州：《當代港澳》，２００５年第２期。陸大道：《關於“點－軸”空間結構系統的形成機理分析》，長春：《地理科學》，２００２年第１期。賴壽華等：《珠三角區域規劃回顧、評價及反思》，上海：《城市規劃學刊》，２０１５年第４期。新華社：《韓正主持召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２０１８－０８／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１４１２２．ｈｔｍ。陳廣漢等：《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科技協調創新體系研究》，福州：《亞太經濟》，２０１８年第６期。李郇等：《從巨型城市區域視角審視粵港澳大灣區空間結構》，北京：《地理科學進展》，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作者簡介：陳廣漢，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山大學粤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副院長；譚穎，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廣州　５１０２７５［責任編輯　劉澤生］93

澳門理工學報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評估與路徑陳章喜［提　要］　區域協同創新包括區域內直接主體之間的協同及間接主體與直接主體之間的協同兩個方面。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經濟最發達、最具活力的區域，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平台。根據區域協同創新的理論，通過構建區域協同創新的指標體系，運用計量分析方法，實證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協同度。研究發現，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協同度處於弱協同的狀態，區域協同創新的協同程度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並提出了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效應的路徑。［關鍵詞］　協同創新　粵港澳大灣區　評估　路徑［中圖分類號］　Ｄ６７６．５９／Ｆ１２３．６　［文獻標識碼］　Ａ　［文章編號］０８７４⁃１８２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４０⁃１２一、引言粵港澳大灣區以２０１７年３月政府工作報告為標誌，上升為國家行動的戰略層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行動指南。國家發改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２０１７年７月，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下聯合簽署了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框架協議。“香港和澳門的發展同內地發展緊密相連，要支持香港和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是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重大戰略部署。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佈。２０世紀以來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加速，地理位置優越的沿海灣區在吸引投資、鼓勵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以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為代表的沿海灣區，成為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的強勁增長極。協同創新是灣區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目前，理論界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相關問題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競爭力的研究；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戰略的研究；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制度創新的研究；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歷史演變的研究；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城市聯繫的研究；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競合關係的研究。通過對現有文獻的觀察發現，現有文獻主要是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功能定位、歷史演變、發展戰略、制度創新、產業關係等方面進行的研究，對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研究文獻甚少，尤其缺乏在理論方面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點發展的大型城市群，是04

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平台，也是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平台。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戰略的實施，粵港澳的區域合作必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①本文以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為研究對象，在理論與實證的結合上，對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進行系統的理論分析與實證評估，試圖通過探索性研究，為中國新時代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路向提供依據。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區域競爭的不斷加劇，城市與區域經歷著的巨大變革正在不斷推進中，區域間以協作的形式揚長避短、實現共同繁榮已成為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舉措。粵港澳大灣區實現協同創新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協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科技資源創新優勢，整合區域內部科技創新資源，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創新體系，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整體創新，形成包括研發共同體、科技服務共同體和科技成果轉化共同體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共同體，是在國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進程中所面臨的重要戰略任務。二、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理論描述（一）協同創新的理論內涵根據“協同學”的經典定義，“協同”一詞最早出現在經濟學的描述領域，其直接的意義是指兩個企業在資源共享的基礎上所產生的共生互長關係。而對於區域協同概念的理解，是指由城市及城市之間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構成的開放型系統，突破行政區劃的制約，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交換，發揮初始稟賦與比較優勢，實現發展要素和資源的優化配置，自發形成時間、空間和功能上的有序結構，進而實現區域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推動區域共同發展。在區域創新系統的整體框架內，區域創新系統內部的企業、高校、科研機構、政府和金融中介等主體之間的協同創新和各區域創新系統之間的空間關聯，構成了區域創新要素組織與協調的方式。在區域創新的空間關聯上，表現為各區域創新系統之間通過創新要素的動態流動所產生的地理空間上的聯結關係。這種空間上的聯結關係有助於促進知識的溢出，增加區域創新生產的要素規模，並改善其配置效率，進而對區域創新績效產生影響。在協同創新的層面上，區域創新的直接主體是區域創新系統內部的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而政府和金融中介等並不直接參與研發，其主要功能是對直接主體的研發活動予以支持，構成區域創新的間接主體，這種直接主體之間以及間接主體與直接主體之間通過資源共享、協作互動所形成的協同創新，如果配合得當，就可以產生１＋１＞２的協同效應，促進創新生產績效的提升。區域協同創新表現在兩個方面，即區域協同創新直接主體之間的協同，區域協同創新間接主體與直接主體之間的協同。理論路徑是：在區域協同創新直接主體間的協同方面，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作為知識創造、技術產生和人才培養的重要載體，具有龐大的創新人才隊伍和先進的科研儀器設備，掌握著前沿的知識和技術，但是這些優勢能否順利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則需要市場信息的引導和研發資金的支持。在此情形下，通過區域協同創新直接主體間的協同互動，企業將產品研發的市場信息和所需資金輸送給高校和科研機構，而高校和科研機構則利用自身的人才、知識和技術優勢，幫助企業實現產品創新，這在促進創新資源優化配置與高效利用的同時，也促進了區域創新產出績效的整體提升。在區域協同創新間接主體與直接主體的協同方面，在政府結構的職能上，通過直接資助的方式，彌補直接主體研發資金的不足，從而使得原本缺乏資金，無法完成的創新項目得以實現，通過改14

善基礎設施條件來為直接主體的創新活動提供便利，通過發佈相關信息、搭建協同創新平台等途徑引導直接主體的創新行為，降低直接主體間的信息搜尋成本，通過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規範直接主體的創新行為，降低交易成本。在金融中介的職能上，可以幫助直接主體對創新項目的投資組合進行優化，分散和降低投資風險，提高創新收益，可以為直接主體創新活動提供融資支持，利用自身的專業優勢和信息優勢對直接主體的創新項目進行評估、篩選和監督，減少盲目投資等。由此可見，區域創新系統中，不論是直接主體，還是間接主體，均各有優勢且又各具功能，其有效聯結、協同互動，將有助於區域創新生產績效的提升。（二）協同創新評估的理論推演通過引入協同度的度量概念，定量刻畫協同創新發展的程度。協同度是指在特定階段城市群各城市之間為實現某種共同目標而採取步調一致的行動的程度，它是與衝突程度相對而言的，協同度越大，衝突度越小。在本研究中，協同是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中各子系統之間在整個創新系統演化過程中的協同效應，協同度是對系統協同發展程度的度量，協同度的測算方法如下：根據陳丹宇（２０１０）整理的計算模型，並結合協同學相關研究，本文對於協同度測算主要利用以下方法：首先，創新系統Ｓ＝｛Ｓ１，Ｓ２，…，Ｓｋ｝，其中Ｓｉ為複合成Ｓ的第ｉ個區域子系統，ｉ＝１，２，…，ｋ，且Ｓｉ＝｛Ｓｉ１，Ｓｉ２，…，Ｓｉｋ｝，即Ｓｉ由若干個子系統的元素計算而得，由於本文中的研究對象是粵港澳大灣區，那麼Ｓｉ指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１１個區域子系統。Ｓｉ的相互作用及其協同關係形成創新系統Ｓ的複合機制，對於這種複合機制的複合方式，我們用數學表達式為：Ｓ＝ｆ（Ｓ１，Ｓ２，…，Ｓｋ）（１）定義１：稱Ｓ＝ｆ（Ｓ１，Ｓ２，…，Ｓｋ）中的ｆ為區域創新系統Ｓ的複合因子。若ｆ可以用精確的數學方程式表達的話，對於複合區域創新系統Ｓ而言，ｆ一般為非線性方程。定義２：Ｅｇ（Ｓ）＝Ｅ｛Ｆ［ｆ（Ｓ１，Ｓ２，…，Ｓｋ）］｝＝Ｅ［ｇ（Ｓ１，Ｓ２，…，Ｓｋ）］＞∑ｋｉ＝１Ｅｆ（Ｓｉ）（２）式（２）中Ｆ就是區域創新系統Ｓ的協同作用表達，如果用Ｔ表示為區域創新系統Ｓ的協同作用的集合，可以把Ｔ稱為區域創新系統的創新協同機制。對於以上公式的說明：①定義２中的不等式表達了前文提到的協同學中的協同效應“（１＋１＋ΔＶ＞２）”的狀態。就是指在區域創新系統的協同作用下，區域創新系統協同發展所帶來的正向效能要大於在非協同狀態下單個要素或單個系統的效能簡單的加和。②能夠滿足定義２中不等式的Ｆ不止一個，就是說Ｆ代表的協同表達式不唯一。對於指定的區域創新系統Ｓ，至少有一個Ｆ能夠使其從現狀走向創新協同的作用，即從無序走向有序。創新系統的協同作用Ｆ，包括了能夠使區域創新系統的狀態、結構、功能得以改善的外部作用，因此定義２規定了“創新協同機制”的集合體。創新協同機制Ｔ作為協同作用Ｆ的集合，表明了創新協同作用Ｆ的形成規則與作用程度。定義３：將下式定義為子區域創新系統Ｓｉ的序參量ｃｉｊ的系統有序度μｉ（ｃｉｊ）＝ｃｉｊ－βｉｊαｉｊ－βｉｊ，　　　　ｊ∈［１，ｌ１］αｉｊ－ｃｉｊαｉｊ－βｉｊ，　　　　ｊ∈［ｌ１＋１，ｎ］ìîíïïïïï（３）24

如式（３）可知，μｉ（ｃｉｊ）是０－１之間的一個數值，這個數值是通過定義３中的公式計算出來的，這裡αｉｊ，βｉｊ是系統穩定時，處於臨界點上序參量ｃｉｊ的上下限，μｉ（ｃｉｊ）的數值越大，表示ｃｉｊ對子區域創新系統有序的作用越大。定義４：在不失一般的前提下，本研究採用相對容易計算的幾何平均法進行集成和整合，即μｉ（ｃｉ）＝ｎ∏ｎｊ＝１μｉ（ｃｉｊ）（４）稱上述定義的μｉ（ｃｉ）為子區域創新系統Ｓｉ序參量變量ｃｉ的系統有序度，μｉ（ｃｉ）是０－１之間的數值，其數值越大，則說明了ｃｉ對子區域創新系統Ｓｉ有序的作用的效果越重要，表明Ｓｉ子區域創新系統有序程度狀態就越好，反之則越低。定義５：區域創新系統整體協同度模型（用Ｗ代替）假設初始時刻為ｔ０，各子區域創新系統序參量的系統有序度為μ０ｉ（ｃｉ），ｉ＝１，２，…，ｋ，在區域創新系統演變過程中的某時刻ｔ１而言，如果ｔ１時刻各子區域創新系統序參量的系統有序度為μ１ｉ（ｃｉ），ｉ＝１，２，…，ｋ；則定義ｔ０—ｔ１時間段的複合區域創新系統整體協同度為：Ｗ＝θ∑ｋｉλｉ［｜μ１ｉ（ｃｉ）－μ０ｉ（ｃｉ）｜］（５）其中θ＝ｍｉｎｉ［μ１ｉ（ｃｉ）－μ０ｉ（ｃｉ）≠０］｜ｍｉｎｉ［μ１ｉ（ｃｉ）－μ０ｉ（ｃｉ）≠０］｜，ｉ＝１，２，…，ｋ（６）λｉ≥０，∑ｎｊ＝１λｉ＝１，ｉ＝１，２，…，ｎ本文中，λｉ＝ＧＤＰｉ∑１１ｉ＝１ＧＤＰｉ，其中ｉ＝１，２，…１１。當式（６）大於０的時候，區域創新系統才能夠保證Ｗ大於０，也就是在ｔ０—ｔ１時間段，系統中不存在任何一個還沒有走向有序的子系統，相反若式（６）的Ｗ為負，說明系統中存在至少一個子系統還沒有處於從無序走向有序的狀態，即整體區域創新系統還處在非協同演進的過程中。區域創新系統整體協同度Ｗ為［－１，１］的數值，若其值取得越大，則表明複合區域創新系統的整體協同的程度越高，反之則其協同度就越低。當Ｗ為負數的時候，Ｗ體現為［－１，０］，表明整個創新系統是不協同的，當其為正數的時候，Ｗ體現為［０，１］，表示是協同的，其正值越大，表示協同的程度越大。即可將協同度Ｗ作為判斷系統是否處於協同發展進程中和協同程度的評價標準。表１　區域創新系統協同度等級劃分表等級範圍［０，０．４］（０．４，０．５］（０．５，０．６］（０．６，０．７］（０．７，０．８］（０．８，０．９］（０．９，１］協同評價協同極低協同較低協同低弱協同基本協同良好協同高度協同（三）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特點１．協同創新主體的多元性。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主體不僅包括企業（技術創新主體）、高校和科研機構（知識創新主體）、政府（制度創新主體），還包括中介組織、金融機構等，這些主體從屬於不同的行政區域，分佈在粵港澳大灣區不同的區段，同一類型、同一層次的創新主體是平等的，其關係主要表現為“橫向水平關係”，而不是“縱向垂直關係”，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關係。粵港34

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是多元化創新主體開放包容、共同參與、協同互動、交互催化的過程。２．協同創新關係的緊密性。粵港澳大灣區雖然空間分佈較廣，但不同城市在地理區位、自然稟賦、航運交通、經濟發展、歷史文化、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有著天然的聯繫，這種相互依存性會激發創新主體自發地進行創新合作。由於創新合作與聯繫的日益深入廣泛和密切，粵港澳大灣區水陸交通城市之間產生了密集人流、物流、資金流、知識流和信息流等，促進和保障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體系的形成和發展。３．協同創新聯絡的複雜性。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要進行空間協同、主體協同、要素協同等多方式協同，而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一國兩制”的實施區域，空間分佈比較廣，不同城市在經濟實力、科技水平、社會發展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技術、資金、人才、信息等創新要素差異明顯，創新主體、創新要素之間不是簡單地線性疊加，而是進行動態的、多元的、交互的、非線性的、強耦合的多維協同，推動協同創新體系的演變和優化。４．協同創新環境的統一性。基礎設施、經濟基礎、市場環境、政策法律環境、科技資源條件、創新創業文化狀況等創新環境是地區創新能力的保障和支撐要素。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必須具備互聯互通的電力、通信、交通等基礎設施網絡，形成比較發達的統一市場體系和市場制度，制定並實施一致性的經濟、產業及科技發展、環境保護等政策規劃，倡導共識性的創新創業文化等，推動創新主體“無縫”對接，實現創新要素“順暢”流動，為協同創新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和支撐。５．協同創新定位的區段性。粵港澳大灣區的節點城市分佈在不同的區段，在資源稟賦、產業佈局、科技實力、發展目標等方面往往具有比較大的差異，存在比較優勢的區域產業分工，區域創新會形成明確又高效協同的創新分工功能定位，這些創新活動分工既包括按地區、部門或產業的橫向分工，也包括按產業鏈的縱向分工，區域創新分工功能定位往往沿經濟組團分佈，形成粵港澳大灣區不同區段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增強創新合作的動力協同效應。三、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現狀考查（一）基本現狀１．協同創新資源投入雷同。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內創新主體的聯繫和協作度偏低，給創意延伸到產業方面造成一定阻礙，對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潛力的發揮造成一定影響。灣區內城市分工不明確，本城市研發、產業化等功能定位錯配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導致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產業結構雷同嚴重，進而導致要素跨城市流動受阻，缺乏利用效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體系和網絡建設尚處於啟動階段，並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沒有形成統一的技術標準規範，缺乏良性的互動機制，導致資源浪費與供給不足現象並存。２．協同創新資源分佈不均。總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資源比較豐富，創新能力在全國乃至全球均處於前列，但是灣區內創新能力不均衡。灣區內三大龍頭城市，其中深圳、廣州作為全國創新型城市，要素集聚且具有集聚的創新要素、豐富的創新資源和引領性的創新能力，是國家最重要的自主創新高地和技術輻射源頭之一；香港擁有４所世界一流大學，使其具有較高的創新能力，但製造業衰竭導致其創新績效並不顯著。其他城市特別是處於珠江西岸的珠海、中山和江門的創新能力相對比較落後，創新資源相對匱乏，與深圳和廣州比較，還存在高層次人才比較缺乏、研發經費投入偏少、專利申請授權量偏低、技術合同成交額偏小等問題。創新資源的分佈不均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能力的空間異質性。地理上臨近而科技創新水平和能力不均衡，意味44

著大灣區內科技溢出效應較弱。３．協同創新機制不夠完善。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要破解“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條件下制約要素便捷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原則，在體制機制、制度政策上系統謀劃，為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創新提供內需拉動力、創新驅動力。近年來，雖然粵港澳地區領導互訪頻次增長迅速，但高層次的創新合作磋商協調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灣區內創新合作的大項目偏少。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合作相對薄弱。科技中介服務體系仍不完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的“結構洞”優勢還不能有效發揮。４．協同創新要素流動受阻。首先，大灣區內主要是珠三角９市尚無事業單位科研人員到企業從事技術研發的鼓勵性政策，科研院所和高校創新研發人才向企業的流動缺乏動力和制度保障，整體創新效能有待提升。其次，大灣區內１１市在社會公共服務、工作環境等方面還存在較大的地理空間差異，導致大灣區內相對落後的城市（如珠江西岸的城市）難以吸納並集聚創新要素和資源，相比之下，香港、深圳、廣州等龍頭城市卻形成了強大的“虹吸效應”，人才、資本、信息等要素大量集聚。再次，與國有企業制度資源比較，科技型民營企業在社會保障、戶籍政策、職稱申報等方面對人才缺乏吸引力。此外，薪酬、工作環境等方面也是造成這些企業引進和留住人才的瓶頸問題。５．協同創新服務網絡失衡。雖然，在珠三角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等創新平台建設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重複建設，“重佈局、輕運行”，缺乏比肩硅谷、築波創新城、華爾街等引領性科技園區等問題。粵港澳三地分屬不同的關稅區，且城市間、地區間發展不平衡，訴求、利益也不盡相同，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三地協同創新服務網絡的形成。此外，各種數據平台、人才平台、專利平台等發展相對滯後，對網絡服務能力的發揮造成了一定影響。而粵港澳大灣區內１１個城市的科技服務能力發展不均衡，也會阻礙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進程。（二）差距：與國際灣區比較灣區經濟是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是引領世界技術創新變革的領頭羊。目前，國際一流灣區主要包括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其中紐約灣區以金融為特徵著稱，舊金山灣區以科技為特徵，東京灣區則以產業為特徵聞名全球。專利是創新的重要衡量要素，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創新能力，將專利作為衡量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能力的重要尺度，對標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有利於分析揭示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能力的現狀及不足。根據《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２０１８）》的內容，在發明專利總量方面，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利總量超越紐約灣區，２０１３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利總量約為紐約灣區的１．６倍，２０１５年為３．７倍，２０１７年達到６．５倍。粵港澳大灣區雖然實現了對紐約灣區的超越並有望保持擴大趨勢，但是在發明專利使用程度上出現了不同的結果。利用施引專利數，可以分析發明專利質量的高低。施引專利數就是指發明專利被引用的次數，被引用次數越多，說明發明專利質量就越高。在這一數據上，粵港澳大灣區卻不及紐約灣區。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間，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利施引數量低於紐約灣區。２０１３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利施引數為紐約灣區的４６．３７％，２０１６年差距變大為１４．９５％，２０１７年差距縮小為８４．３４％。與舊金山灣區比較，粵港澳大灣區的施引專利數量明顯低於舊金山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施引專利數與舊金山施引專利數的比值整體呈現下降趨勢，說明在發明專利的質量上，粵港澳大灣區仍然與舊金山灣區存在較大的差距。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乃至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之一，在科技創新領域如ＩＴ、高端製造、智能裝備製造方面已經形成良好的新興產業基礎，符合國家大力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方向。但是在54

創新質量方面仍然任重而道遠，提高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能力，就需要通過加大協同力度突破創新障礙，打造交流平台，通過政府、市場作用整合金融、產業、科技、人才資源，打造世界一流創新型灣區。四、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實證評估（一）指標選擇與數據來源創新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基於可行性、客觀性、科學性的指標建立基本原則和本文指標建立的依據原則，結合《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和其他學者相關研究的評估系統，明確本研究的評價體系主要分為知識創造、知識獲取、知識應用、創新環境、創新績效五個準則（一級指標），本文評價指標體系如下表２所示。通過對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能力的科學評價，可以為政府、機構、企業等實施區域創新戰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能力提供決策參考。表２　區域創新系統協同效應評價指標區域子系統一級指標二級指標知識創造Ｃｉ１政府科技投入專利授權數科研論文數知識獲取Ｃｉ２發明專利申請增長率外國直接投資知識應用Ｃｉ３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究開發投入每萬人專利申請高技術產業產值創新環境Ｃｉ４每萬人計算機數居民消費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技術企業數創新績效Ｃｉ５人均ＧＤＰ高技術產值佔ＧＤＰ比例商品出口額人均收入高技術產業就業人數佔就業人員比重　　本研究設置的指標體系包含１７個二級指標，二級指標數據主要來源為《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各城市歷年統計年鑒、香港政府統計處網站數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數據、歷年科技統計年鑒、各城市（廣州、深圳、東莞、惠州、佛山、江門、肇慶、中山、珠海）統計局網站數據手工整理所得，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數據時間跨度為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７年。（二）協同度測算利用式（５）的創新系統協同度測算模型和表２指標體系，本文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的協同效應，對大灣區內創新系統協同創新過程中各子系統、子系統之間及整體創新系統發展過程中創新系統協同度進行分析。根據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的發展過程，確定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及其子系統的序參量，應用式（４）、式（５）和式（６）的公式計算子系統序參量和子系統有序度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整體的協同度。64

表３　香港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指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知識創造ｃ１１６３．９５５４．５６５４．４８６６．５８６８．８５７１．４５７３．２４知識獲取ｃ１２６１．５６６２．５３６３．５８６６．１２６７．８９６８．２３６７．６５知識應用ｃ１３６５．２１６６．５８６５．５６６１．２３５９．４７５８．２３５７．６２創新環境ｃ１４５２．６８５４．１２５３．８７５５．６８５７．５３５９．６８６１．１２創新績效ｃ１５７３．２８７２．５６６９．５８７０．３４７１．２８７２．１３７３．５４表４　澳門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指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知識創造ｃ２１５２．６８５６．４８５４．６９５７．４６５５．３８５３．２７５４．６２知識獲取ｃ２２５９．３６５８．４５５５．６８５８．６９６０．２３６１．８９６２．２５知識應用ｃ２３５９．２３５８．４２５４．６８５７．４６５８．６７６０．０１６１．３１創新環境ｃ２４４５．６８４８．６９５１．２７５３．４１５２．６９５３．６８５４．３６創新績效ｃ２５４９．６８５１．６４５３．６１５４．６９５５．０２５４．７８５５．４表５　廣州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指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知識創造ｃ３１４９．６８５０．２４５６．８７５９．６３６４．７５６９．５８７２．１５知識獲取ｃ３２４７．５６４８．１２５０．２３５２．３６５５．６８６０．３８６３．２６知識應用ｃ３３５９．６８６０．６８６１．５７６３．４３６２．５７６２．５９６３．１２創新環境ｃ３４４８．６８５０．３８５２．６９５４．３７５６．３８５９．６８６１．５５創新績效ｃ３５５２．１３５１．６８５３．３７５５．６９５８．１８６１．３８６３．８４表６　深圳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指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知識創造ｃ４１４７．２６４９．２６５５．６８６０．２９６３．７８６９．６７７４．５１知識獲取ｃ４２４７．２７４８．１９５０．８９５２．６８５６．４８５９．３６６４．２１知識應用ｃ４３５５．６８５７．２６５９．１２６０．２８６１．６９６０．８９６２．１４創新環境ｃ４４４９．２６５１．６８５４．６８５５．３７５６．８９６０．３７６２．４９創新績效ｃ４５５１．９８５２．３６５３．３１５６．７８５８．１７６１．０９６５．４８表７　珠海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指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知識創造ｃ５１４５．２７４７．２９５０．３８５２．６７５５．６８６１．５８６２．３３知識獲取ｃ５２４６．５８４６．９８４７．５３４８．６７５１．２４５４．２８５６．１７知識應用ｃ５３４９．６２５０．３８５２．６４５４．７８５５．２６５８．９３６１．２５創新環境ｃ５４４５．２１４７．２９４９．１２５１．７８５３．４６５７．８２５９．３８創新績效ｃ５５４６．７９４８．２９５０．１８５２．６７５４．８７５６．４３５９．０２74

表８　佛山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指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知識創造ｃ６１４４．６９４７．１８４９．６８５２．６８５４．６７６１．０５６３．２８知識獲取ｃ６２４７．２８４７．８９４８．５７４９．３９５１．４８５３．９７５７．１２知識應用ｃ６３４８．９６５０．１８５２．９６５３．９８５４．９７５９．３６６２．３２創新環境ｃ６４４３．６８４６．６８５０．１２５１．７４５３．１６５６．９８５９．２５創新績效ｃ６５４６．２８４８．０１４９．６８５１．６９５３．７８５６．７４５８．８１表９　惠州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指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知識創造ｃ７１３９．６８３９．５６４２．８９４５．６９４８．７２５０．９８５２．５４知識獲取ｃ７２４５．３６４６．７５４９．６７４９．３１５１．６８５２．３６５４．１８知識應用ｃ７３４０．３９４２．６９４５．６７４７．８６４９．６８５３．４８５６．０６創新環境ｃ７４４１．８９４３．４９４６．３７４８．３８５０．３６５１．３６５２．７１創新績效ｃ７５４４．３１４５．６３４７．３６４９．６７５１．３５５３．６８５５．２９表１０　東莞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指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知識創造ｃ８１４５．６７４７．２３４９．１２５２．６４５４．１２６０．２７６４．１５知識獲取ｃ８２４６．１２４６．８９４８．０２４９．０１５１．０２５３．５７５６．２７知識應用ｃ８３４８．０１４９．９８５２．６８５３．３７５４．６９５９．０２６２．３９創新環境ｃ８４４３．６５４６．３５４９．８６５１．２７５３．０１５６．６７５８．２１創新績效ｃ８５４９．６８４７．５６４８．６８５１．６８５３．０６５６．３３５８．５４表１１　中山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指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知識創造ｃ９１４２．３７４３．１２４４．６９４７．１５４９．６７５２．６９５４．２７知識獲取ｃ９２４６．５８４８．１７５１．２８５３．６４５４．２６５３．７８５５．０４知識應用ｃ９３４２．５３４３．７５４６．７８４８．２６５０．３６５３．００５４．１６創新環境ｃ９４４１．８９４３．４９４６．３７４８．３８５２．３６５４．１２５６．４９創新績效ｃ９５４６．３１４７．５５４９．０６５１．２４５３．３６５４．６８５６．１２表１２　江門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指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知識創造ｃ１０１３８．５６４０．２１４１．３６４４．１６４７．６４４８．２３４９．６６知識獲取ｃ１０２４４．８９４５．６７４８．２６４９．６５５１．３７５２．０２５３．２９知識應用ｃ１０３４０．３２４２．３５４４．８９４６．８９４８．５６５２．６７５４．１５創新環境ｃ１０４４１．３２４３．４１４６．３６４７．８９４９．５６５０．６８５２．４８創新績效ｃ１０５４４．０８４５．６２４７．０８４９．６１５１．０９５２．６８５４．７４84

表１３　肇慶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指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知識創造ｃ１１１３６．８９３８．２４４０．６８４３．２４４５．６８４９．６５５１．７６知識獲取ｃ１１２４４．６８４６．２６４８．２４４９．３６５１．６１５２．３２５４．１５知識應用ｃ１１３４０．０２４２．３６４５．０８４７．１２４９．６４５３．１２５５．１８創新環境ｃ１１４４１．６８４３．４２４６．３２４８．３１５０．２３５１．３２５２．４８創新績效ｃ１１５４３．７６４４．８９４６．３４４８．６７５１．０６５３．６１５５．２４表１４　區域子系統有序度指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香港０．６２９８０．６１６７０．６１０９０．６３７８０．６４７７０．６５６８０．６６３２澳門０．５３０５０．５４５９０．５３９６０．５６３１０．５６３３０．５６６２０．５７４９廣州０．５１３７０．５２０５０．５４８１０．５６９６０．５９４１０．６２６２０．６４６８深圳０．５０１９０．５１６６０．５４６７０．５７０００．５９３３０．６２１７０．６５６２珠海０．４６６７０．４８０３０．４９９４０．５２０８０．５４０８０．５７７６０．５９５９佛山０．４６１４０．４７９７０．５０１８０．５１８７０．５３６００．５７５７０．６０１１惠州０．４２２７０．４３５５０．４６３４０．４８１６０．５０３５０．５２３６０．５４１４東莞０．４６５８０．４７５９０．４９６５０．５１５７０．５３１７０．５７１２０．５９８４中山０．４３８９０．４５１６０．４７５８０．４９６８０．５１９７０．５３６５０．５５２１江門０．４１７７０．４３４００．４５５３０．４７６００．４９６２０．５１２３０．５２８３肇慶０．４１３１０．４２９４０．４５２６０．４７２９０．４９６００．５１９８０．５３７４本文按照上述定義４、５中的公式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創新系統協同度進行測算，結果如下：表１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協同度年份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整體協同度０．２３０．３１０．５９０．６８（三）結果分析從表１４可以看出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各城市子系統的有序度還是中等以上的水平，從表中可見，從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７年，其區域創新系統的有序度逐漸提高，但是香港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以及澳門在２０１３年處於特殊狀態，有序度下降，說明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處於非協同發展狀態，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的四年時間內，粵港澳大灣區處於協同發展狀態，所以我們選擇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的有序度計算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的整體協同度。也可以將本文所選的指標時間區間內分為兩個階段，２０１３年以前，創新系統處於不協同發展狀態；２０１４年以後，則整體處於協同發展階段。由表１４還可以看出，所計算的技術結果基本與當前各區域子系統經濟發展趨勢、科技創新水平是一致的。在２０１７年，粵港澳大灣區中子系統有序度最高的是香港、深圳和廣州，這與三個子系統的經濟發展水平、創新水平的真實情況基本吻合。有序度最低的三個城市是江門、肇慶、惠州，三個子系統從無序走向有序的進程中仍然面臨比較大的困難，雖然顯示為協同發展狀態，但是仍然要重點關注到有序化進程的動力，提高子系統城市的有序程度。從表１５的結果可以看出，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７年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協同度逐漸提高，但94

是總體的協同度還比較低，按照表１的協同度等級標準，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現階段仍處於弱協同的狀態，創新系統的協同程度還有很大提升空間。五、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政策路徑（一）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制度建設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步伐，要加強三地間的制度對接，完善跨區域政府間的協商協調機制，促進粵港澳三地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創新主體互動融合。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進行粵港澳三地協同創新的頂層設計，加強各城市的協調與溝通，打造創新的利益共同體。在《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的基礎上，加快構建粵港澳科技合作的常態化機制，逐步統一市場准入、市場監管的相關制度，統一技術研發、使用、考核等標準，推動區域一體化發展。建立以地方政府為主導、中央政府參與的區域創新合作委員會，作為大灣區協同創新的權威指導機構，協調和規範創新活動，保障和促進三地創新合作項目的實施。②打造大灣區協調開放、競爭有序的營商環境，使創新要素自由且高效流動、創新主體跨區域深入合作。同時，應完善國家層面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職能。為推動大灣區規劃的實施，中央成立了高層統籌決策和實施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由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擔任該領導小組組長，香港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參與中央高層架構的工作，這對於有效協調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創新，是一個極大的推動。考慮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世界其他灣區建設比較的複雜性，應完善領導小組的相關職能，以便使國家各主管部門出台的政策能夠得到有效協調與貫徹。（二）重塑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市場環境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創新，要發揮市場機制對灣區內創新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打破地方保護的行業壁壘和灣區内的制度壁壘，緩解“一國兩制”帶來的市場分割，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統一的信用體系和社會信用獎懲聯動機制並納入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建立鼓勵創新、統一透明、有序規範的市場環境，逐步縮小灣區內１１市創新發展的市場環境差距。③要保證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自由流動，就必須有發育完善的市場體系和統一市場作基礎。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進程，應以要素市場一體化為紐帶，促進產品市場的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各城市應從人流、物流、技術流、信息流及貨幣流的角度出發來加強各城市之間的聯繫度，大力促進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與金融市場一體化的實現，保證要素充分合理流動與要素統一市場的形成。④（三）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優勢互補粵港澳三地在基礎研究、科技成果轉化、科技服務與產品生產方面各有千秋，資源互補性很強，需構建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創新合作體系，提升區域創新效率。在總結已有產學研合作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完善城市產業分工合作機制，打造大灣區“研發—轉化—生產”良性循環的區域科技創新產業鏈。在科技研發階段，要充分利用香港和廣州優質的高校資源，推進知識創新與技術研發，為灣區高技術產業和傳統製造業轉型升級提供科研支撐。在成果轉化階段，要充分發揮深圳高技術企業以及香港科技服務業的作用，提高灣區科技成果轉化率。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階段，要利用廣州、東莞、珠海等城市製造業發達的優勢，將具有市場前景的科技創新產品批量生產。發揮廣、深、港灣區核心創新區的輻射力、影響力，推進粵港澳三地在重大技術研究、創新平台共建、科技成果轉化等產學研領域的深度融合。（四）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戰略平台05

１．構建人才平台。要制定大灣區的引才計劃，建立更加科學、務實、完善的知識型外籍人才引進機制和技術移民制度體系，提升灣區對人才的吸引力。依託前海、南沙、橫琴自貿區設立國際人才特區，探索引進海外科技人才的綠色通道及綠卡制度，簡化外籍科技人才辦理就業簽證的程序，放寬入境時長，增加技術移民簽證數量。粵港澳三地共同探索建立科研經費跨境使用制度，便於科研人員跨境開展科研活動。為解除後顧之憂，妥善解決引進人才的戶口、醫療、子女教育等問題。２．構建教育平台。粵港澳大灣區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託區域內眾多高校，培養一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引進國外優質的教育資源，加快大灣區教育國際化進程，培養複合型國際化人才。鼓勵國內有實力的院校與國際知名高校在粵港澳大灣區聯合辦學，打造高質量、國際化的灣區高校群，培養一批國際化創新型人才。３．構建合作平台。要建立一批區域技術創新合作平台，促進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在特定區域集聚並融合，共享創新資源。在有效政策引導下建立大灣區內產學研資源共享機制，以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契機，加快建設協同創新服務體系和創新資源開放共享平台。搭建科技信息共享平台，開發技術交易市場，規範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加快推進科技成果在大灣區轉移和產業轉化。在大灣區內建立實驗室、研發中心、儀器設備和檢驗檢測中心的共享機制。打造一批協同創新平台和科技公共服務平台。（五）完善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服務網絡１．完善金融服務。充分發揮香港“變壓器”、“翻譯器”和“轉化器”的作用，減小內地與境外金融市場在金融基礎設施、監管理念、監管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帶來的影響，推進內地高技術企業跨境融資。依託澳門自由港的優勢，發展特色金融，關注融資租賃、資產管理等領域，打造中國與葡萄牙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融資租賃平台。⑤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雙向開放與聯通，實現金融產品互認、資金互通、市場互聯。進一步完善深港通、滬港通、新股通等資本市場聯通機制，讓更多海外資金進入內地市場支持企業技術創新。放寬香港金融機構進入廣東市場的條件，讓內地企業可以獲得香港專業化的金融服務，推動內地企業開展國內外兼併重組和跨界並購。２．完善法律服務。鑒於三地法律體系存在的差異，要建立跨境商事仲裁、粵港澳版權登記、司法協助合作、區際律師事務所等跨區域的法律服務組織與機構，為企業跨境創新與創業提供法律支持。通過逐漸消除行政壁壘，完善區際法制體系。３．完善決策服務。發揮粵港澳地區商會、協會、諮詢機構和智庫等中間組織的作用，鼓勵企業界、勞工界、專業服務界、學術界等各界共商共議，共同促進灣區各領域科技合作可持續健康發展。①陳章喜：《港珠澳大橋對珠江口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影響效應》，澳門：《澳門理工學報》，２０１７年第３期。②張立真、王喆：《粵港澳大灣區：演進發展、國際鏡鑒與戰略思考》，南寧：《改革與戰略》，２０１８年第３期。③辜勝阻等：《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的戰略思考》，北京：《中國軟科學》，２０１８年第４期。④陳世棟：《粵港澳大灣區要素流動空間特徵及國際對接路徑研究》，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８年第２期。⑤陳章喜：《“一帶一路”與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澳門：《澳門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作者簡介：陳章喜，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經濟社會與區域合作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廣州５１０６３２［責任編輯　劉澤生］15

澳門理工學報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歌舞共情與文化認同———從《西部舞狂》談新疆歌舞電影的文化基因與情感建構∗李　彬［提　要］　在商業電影創作中，歌舞片被稱為是最具娛樂性的類型片。好萊塢歌舞片已經有近百年歷史，印度電影也因其歌舞片的持久魅力蜚聲國際影壇，然而在中國，歌舞類型創作始終匱乏，學界研究也鮮少提及資源豐富的新疆歌舞電影。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廣春蘭導演創作的現代歌舞片，與現代新疆歌舞文化密切相關，歌舞天生具有穿越國界和文化的特性，相較於其他類型，歌舞片更容易為不同國家、地域、文化的人所認同和接受。創作鮮活生動、豐富多彩的新疆歌舞片是對內建構情感共同體，對外傳遞新疆文化魅力的重要手段。［關鍵詞］　歌舞電影　新疆歌舞　地域文化　西部舞狂　文化認同［中圖分類號］　Ｊ９０　［文獻標識碼］　Ａ　［文章編號］　０８７４⁃１８２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５２⁃０９在商業電影創作中，歌舞片被稱為是最具娛樂性的類型片。好萊塢歌舞片已經有近百年歷史，印度電影也因其歌舞片的持久魅力蜚聲國際影壇，到了１９９０年代末，音樂歌舞甚至成為印度電影產業的三大主要來源之一。①歌舞如今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娛樂方式，將歌舞引入電影創作，可以使觀眾賞心悅目，令生活絢麗多姿。然而在中國，歌舞類型創作始終匱乏，學界研究也多集中於民國時期或者香港電影，以及“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電影中的歌舞類型，而歌舞資源非常豐富的新疆地區，歌舞片創作卻鮮少被提及。新疆地域廣闊，地貌豐富，歷史悠久，民族眾多，自古為多元文化彙聚之地，眾多民族在特殊的地理和歷史條件下，創造了“兼具農耕、草原、商貿三位一體的文化類型”，②“來自中原漢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等中外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在古西域交匯融合，使得新疆某些民族的文化帶有異域色彩，如具有中亞特色的烏孜別克文化、具有歐洲特色的塔塔爾文化、具有波斯特色的塔吉克文化等”。③文化的多樣性對歌舞也具有深刻的影響。新疆各民族在舞蹈上，“一方面受到希臘文化的影25∗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新疆民族電影文化史”（項目號：１６ＢＣ０３３）的階段性成果。

響，舞蹈都以健美為審美意向，或是帶有波斯、印度的舞蹈特點，奔放而富有張力；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衝擊，舞蹈兼具華夏文明的審美意蘊。”④因而，多姿多彩的歌舞文化使得新疆擁有歌舞片創作得天獨厚的條件。一、地域文化與生活儀式歌舞作為文化符號，一向是特定社會集體的禮俗儀式，是婚喪嫁娶等日常禮儀的重要環節。在新疆，自古以來歌舞藝術便十分發達，“其獨特的音樂旋律和舞蹈姿態更是備受中原人士的喜愛，如龜茲樂舞、於闐樂舞等都著稱於世。”⑤甚至在唐朝，“西域樂舞是舉國崇尚的樂舞藝術”，音樂“洪心駭耳”，舞蹈“濃麗多姿”。⑥其中，胡旋舞、胡騰舞和柘枝舞是最具西域民族特色的三種胡舞。⑦陳凱歌導演的影片《妖貓傳》中曾展示了唐朝時期胡姬的“胡旋舞”。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考證認為，胡旋舞是流傳於中亞粟特地區的一種舞蹈，“胡”在當時專指粟特人，旋轉是粟特人的特技。⑧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和元稹、岑參等人都對胡旋舞做過精彩的描摹。其中白居易的《胡旋女》描繪得最為出色：“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飖轉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詩中描寫了胡旋女隨著樂聲舞動的優美身姿，“曼妙的身姿如陀螺般旋轉，輕如雪花飄搖，又像蓬草迎風轉舞。她時而左，時而右，好像永不知疲勞，令人目不暇接。在千萬個旋轉的漩渦中，都難以分辨出她嬌美的面目和身形”。舞者在舞蹈中投入所有的情感，與音樂旋律和節奏緊密契合，人、舞、樂、情融為一體。⑨與中國古代儒學所推崇的“中和靜穆”之樂不同，胡樂胡舞一向“尚情”，崇尚個人情感的自由表達。明朝時期西域整體伊斯蘭化，使新疆的樂舞受到阿拉伯音樂文化的影響而發生很大變化。伊斯蘭教的傳入影響到西域社會生活各方面，但它不能全然改變各民族原有的文化基質。有不少西域傳統樂舞散落在民間，仍然帶有佛教文化所遺留的痕跡，例如，新疆維吾爾族的麥西來甫就來自於信奉佛教的龜茲“飲宴樂舞”的遺風。麥西來甫是新疆維吾爾族民眾從長期的社會生活中流傳下來的一種集各種民間娛樂、風俗習慣、歌、舞於一體的集體娛樂活動，群眾性的自娛自樂的舞蹈“是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在新疆，日常生活中，經常可以看到各族民眾載歌載舞的場景，歌舞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從出生、成年禮、婚禮到聚會、節日，只要是值得慶祝的日子，歌舞絕對是儀式中的重頭戲，成為一個重要的民俗特徵，是“藝術生活化的典型表現方式”。在電影中，表現新疆地域文化的影片常常要穿插歌舞表演進行抒情，甚至推動敘事發展。十七年時期的反特影片《冰山上的來客》，源自於塔吉克民歌的主題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作為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元素，成為辨認“真假古蘭丹姆”的核心環節，優美的塔吉克風格的旋律，至今廣為流傳，膾炙人口；表現哈薩克文化傳統的影片《鮮花》則將哈薩克族的傳統音樂文化阿依特斯與哈薩克民族的生活與情感緊密接合，在展現故事脈絡時，“穿插了數十首草原民歌，如睡搖籃、挽歌、挽聯歌、謊言歌、阿肯歌、哭嫁歌等，哈薩克風俗都在影片中以歌曲的形式鮮活表現”；表現新疆巴音布魯克草原英雄抗日傳奇的影片《悲情布魯克》中，有一段戰鬥間隙，騎士們喝酒撒歡，享受片刻安寧的抒情段落，趁著夕陽的壯美，撒開韁繩的血性男兒們邊喝得東倒西歪邊縱馬飛馳，精彩的動作場面猶如一段酣暢淋漓的“馬上芭蕾”，鏡頭畫面的寫意化、舞蹈化處理與豪情萬丈的英雄氣概相得益彰，令人心潮澎湃。35

在表現新疆地域文化的影片中，維吾爾族歌舞出現的頻率最高。《阿曼尼薩罕》描寫了維吾爾族音樂之母，葉爾羌汗國王后阿曼尼薩罕到民間收集整理十二木卡姆音樂的故事；《火焰山來的鼓手》用貫穿影片的維吾爾族手鼓，講述了一個技藝精湛的吐魯番小鼓手與烏魯木齊一個兒童藝術團之間的故事；《買買提外傳》講述的是一個勤懇善良的個體戶小老闆買買提的愛情故事，婚禮儀式上，女主人公熱烈的現代舞讓人過目不忘……《火焰山來的鼓手》和《買買提外傳》的導演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活躍於影壇的新疆天山電影製片廠導演廣春蘭。廣導創作履歷豐富，獲獎無數，其最具新疆特色的歌舞電影最為人稱道。她曾撰文描寫她創作歌舞故事片的心理動因：迷人的新疆歌舞，在我童年的記憶裡就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在北京唸書的時候，每當看到新疆歌舞都非常的迷戀。當然這或許與我出生在新疆少數民族的一個小小“藝術之家”有關吧。事實上，我一回到新疆，歌舞就像磁石般吸引了我，在我的心裡埋下了拍攝歌舞故事片的種子。曾有學者將廣導的作品命名為“少數民族特色的‘歌舞片’”。不過，廣導的創作中，雖然歌舞元素是重要特色，但是，整部影片構成更倚重歌舞元素的影片要數《不當演員的姑娘》和《西部舞狂》。《不當演員的姑娘》和《西部舞狂》都是著重表現維吾爾族生活與情感的影片。在創作《不當演員的姑娘》之時，廣春蘭導演提出影片“並不是記錄新疆山水歌舞的歌舞片，而是以歌舞演員的生涯為題材……的故事片”，該片編劇也曾專門說明，他最初的創作意圖就是寫“一部以故事串歌舞的輕鬆音樂喜劇”，以此表現新疆的好山好水、好歌好舞。到了《西部舞狂》，廣春蘭導演已經立意要拍攝專門的歌舞片，要“狂歌勁舞讚新疆”。二、身體景觀與時代氣息《西部舞狂》描寫了一群新疆青年熱愛霹靂舞和搖滾樂的故事，而圍繞著勁歌勁舞，又產生了一系列浪漫的愛情故事。影片給人印象最深的便是當時席捲全國的霹靂舞熱潮。１９８４年，在第２３屆洛杉磯奧運會的閉幕式上，美國黑人歌星萊昂內爾·里奇演唱了一首ＡｌｌＮｉｇｈｔＬｏｎｇ，在焰火的映照下，現場出現了２００多名舞者，伴隨著這首歌跳起了“霹靂舞”，成為當年美國霹靂舞熱潮的最高峰。同年，有７部關於霹靂舞的電影問世，其中米高梅公司拍攝的Ｂｒｅａｋｉｎ’被引進中國，並翻譯成了《霹靂舞》，講的是一位黑人小夥子立志成為舞蹈家，並且通過當時不被主流舞蹈界認可的霹靂舞成功登上舞台的故事。這部電影的舞蹈及其配樂成為當時最火爆的作品，在上映期間創造了３，８００萬美元的票房，１９８７年引入中國後，更是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霹靂舞狂熱”。在中國，那個時候錄影機剛開始進入家庭，《霹靂舞》的錄影帶通過各種途徑傳遞到中國青少年的手中，那些最早擁有電視機錄影機的青少年家庭成為霹靂舞的傳播中心。滿大街一時間出現了許多頭紮花布、腳蹬回力球鞋的“馬達”（《霹靂舞》中的主角之一，名叫布加洛·施林普（ＢｏｏｇａｌｏｏＳｈｒｉｍｐ，街舞歷史上著名的舞者）們，他們就像大腦出了毛病一樣一會兒一隻手到另一隻手“傳電”，一會兒前後左右地走起“太空步”，一會兒又對著空氣“擦玻璃”。霹靂舞在中國的另一個早期重要影響者是邁克爾·傑克遜，今天仍然有許多年輕人模仿他的45

舞步。邁克爾·傑克遜將霹靂舞重新包裝成更易為大眾所接受的流行產品，他幾乎所有有代表性的舞步都是學自美國地下霹靂舞藝人。他每一張專輯都要拍攝製作精良的音樂錄影，而舞蹈正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他的舞蹈很多都是瘋克舞、嘻哈舞、爵士舞相結合的新派霹靂舞經典之作，編舞者是紐約著名的霹靂舞高手，而傑克遜在演唱會上的舞蹈表演更是風靡中國，持久不衰。彼時的中國電影內外，洋溢著蓬勃的都市熱潮，現代氣息。在１９８４年，香港動作片大師張徹就曾拍攝過一部結合現代舞蹈與武術動作的影片《霹靂情》，並引入內地。在１９８０年代“都市電影”的創作氛圍下，電影紛紛將目光對準踏進改革開放大門的國人所經歷著的“自我思索中的文化蟬蛻”，在文化氛圍裡，呈現著經濟大潮中，“每個個體的生活方式、情調方式、價值觀念的騷動”。１９８８年，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人物田壯壯從探索片創作轉向娛樂片，拍攝了影片《搖滾青年》，展現了當代青年的時尚追求，特別是他們對霹靂舞的熱愛，創造了１９８８年拷貝訂購數量的最高紀錄，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不過，影片雖然有大量霹靂舞的奇觀化展示，田導的意圖卻並不在於呈現舞蹈本身的生命美感，而是用舞蹈的轉型作為象徵，以一種對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的叛逆、批判姿態，探討國人“從傳統人格過渡到現代人格”的內心裂變，被觀眾稱為“沉重的娛樂”。相比之下，《西部舞狂》要純粹的多，熱烈的多，也生活的多。廣春蘭導演在創作之初就將之明確定位為一部“以現代歌舞氣氛為主要內容的歌舞情緒動作片”，要“塑造的是一群在群眾文藝大舞台上以現代氣息閃閃發光的具有強烈萌動意識的人物群像”。與《搖滾青年》中，霹靂舞的舞台化呈現和富有審視意味的視角不同，霹靂舞是源自街頭的藝術，《西部舞狂》的舞蹈展示便充分利用了各種生活空間，工地上、咖啡館裡、公車上、群藝館中……無處不可以舞蹈，無處不洋溢著熱情的氣息，與歡天喜地的都市生活場景無縫鏈接。在故事設置上，影片創意完全來自於生活。日後成為新疆現代流行音樂翹楚的艾斯卡爾曾經是天山電影廠的電影放映員，業餘喜愛音樂，組建了電聲樂隊“塞阿西”，夜晚承包了一個飯店的夜舞會，進行現場演出，深受年輕人歡迎。廣春蘭導演親身感受過演出現場的勃勃生機，因而決定以此為原型創作一部“光彩奪目”的歌舞片，“男主角是歌星，女主角是舞星”，且直接啟用故事的原型———業餘演員艾斯卡爾作為主演。在音樂選擇上，《西部舞狂》選用了大量彼時彼刻最紅火的國內外流行音樂。當時的電影創作版權意識薄弱，美國流行天王邁克爾·傑克遜的歌曲、香港ＦＡＣＥ（飛時）公司出品，１９８６年由廣州太平洋音像公司引進的“猛士的士高”（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舞曲合集、１９８７年由香港ＦＡＣＥ（飛時）唱片公司授權，中國唱片總公司廣州分公司發行的“荷東舞曲”（全稱“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ＥａｓｔＳｔａｒＴｒａｘ———東方好萊塢明星舞會”）等曾引發霹靂舞狂潮的歐美音樂均直接在影片中使用，再加上曾風靡一時的日本電影《阿西門的街》的主題曲、內地新興搖滾歌曲《世界需要熱心腸》等等，動感熱烈，深情狂放，構成了“勁歌熱舞”中的“勁歌”，為影片營造了熱火朝天的時代氛圍。在舞蹈方面，雖然維吾爾族民族舞蹈久負盛名，但是影片中呈現的全部都是“最尖端的霹靂舞，都帶著時代特色”。廣導自言，她“最反對一部歌舞片在情節發展中停下來跳舞，這樣的舞蹈是死舞蹈，《西部舞狂》裡面的舞蹈都是在交流，在說話”。影片的主線是男女主人公因為歌舞而相識相知相戀的愛情故事，副線有三條，一條是女主人公帕夏對帕哈爾飯店的改革，另一條是新疆與內地霹靂舞高手的“鬥舞”，還有一條是年輕人參加群眾藝術館的歌舞選拔。幾條線索將人物情感在“以歌舞為核心的激流中得到了盡情的宣洩”，將大量“勁舞”有機地融入到影片中，推動了情節的發展。55

影片的主演都是疆內外現代舞高手。女主人公扮演者吐爾遜·娜依畢業於中央民族學院藝術系，被稱為新疆第四代舞蹈家的代表，新疆的舞蹈皇后；居來提的扮演者是在北京長大的維吾爾族小夥子周來提，曾獲北京市霹靂舞大獎賽一等獎；內地霹靂舞高手李三的扮演者是烏魯木齊霹靂舞高手霍江；配角小鬍子的扮演者拜克力是烏市霹靂舞大賽第一名；連女主人公的小弟弟艾山的扮演者都是烏市霹靂舞大賽三等獎獲得者。吐爾遜·娜依在片中有多場精彩的現代舞獨舞表演。美國現代舞之母鄧肯特別強調舞蹈的即興性，認為舞者隨時隨地都可以舞蹈，且這種即興並非簡單的情緒發洩，而是飽含著對生命的理解和對藝術的感悟，情緒飽滿真實，能夠給觀眾帶來強烈的心靈震撼。她認為，舞蹈就是情感的自由表達，是真性情的抒發。吐爾遜·娜依在影片中的舞蹈恰恰詮釋了這種自由奔放的舞蹈中所蘊含的人物的真摯情感。有意味的是，這種現代舞的情感表達方式與新疆民族歌舞的源頭———西域樂舞一脈相承。有研究者曾專門撰文論述興盛於唐朝的胡旋舞之美。這種美是在舞蹈過程中，“胡旋舞舞者的動態節奏和舞蹈構圖的不斷變換中產生的。這種變換使其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反映出了胡旋舞的舞動性審美特徵。胡姬在表演時，其舞蹈造型的千姿百態，不間斷的運動、變化使胡旋舞被賦予了激揚的生命力。”胡旋舞表演時多用鼓、笛等樂器，音域寬廣深厚，節奏強烈，營造出強烈激越、熱情奔放的情感氛圍，胡姬舞動時矯健、明快、活潑、俊俏，飛旋如風，充滿了青春活力，身體各個部位靈動和諧，眼神也要求靈動顧盼，配以扭頭、抖胯等裝飾性動作，奔放熱烈又不失飄逸雅致，是對人體動態之美的最貼切闡釋，呈現出一種流動的審美特徵，既柔美又陽剛。此外，胡旋舞勁歌熱舞的表現方式，抒發出舞者強烈的自我意識。這些恰恰都是吐爾遜·娜依在《西部舞狂》中的“民族迪斯可”所呈現出的精神氣質。民族與現代的完美相融，讓影片中的每一段舞蹈都精彩絕倫，充滿了痛快淋漓的感染力。影片還特別設計了“鬥舞”的線索。居來提與來自內地的霹靂舞高手幾次鬥舞，都是展示霹靂舞文化的核心段落。霹靂舞（即現在街舞的前身）有一種特殊的舞蹈形式———鬥舞（Ｂａｔｔｌｅ），源自美國街頭黑人文化的幫派鬥毆，不過並不是以暴力，而是以創造力來贏得比賽，雙方分站兩邊，每方各出一人，輪流到圈中央比試，舞藝最高超，動作最新穎的一方獲勝。但廣春蘭導演的劇作設置卻並非為了呈現這種街頭文化背景，而是在比賽中展開情節，表現出當代青年人的“競爭意識”和“表現意識”，使得勁爆的霹靂舞表演能夠在情節發展中有層次地得到發揮，比單純的舞蹈動作展示要更有懸念，影片也更有情趣。霹靂舞動作剛勁有力，迅捷靈敏，有很多高難度動作，因而極具觀賞性。影片中，居來提跟同伴們在公車上跳起了舞蹈，旁邊觀看的漢族乘客禁不住讚歎：“霹靂舞的希望在新疆”，“維吾爾族對舞蹈有一種特殊的接受能力，不得不佩服！”殊不知，西域三大樂舞中最剛健強勁的胡騰舞，也正是這樣一種節奏激越，舞姿“剛健有力，騰跳翻轉自如，帶有競技性特點”，既“體現出極強的陽剛之美和熱烈奔放的情感特徵”，又著力表現舞者肢體柔韌度的舞蹈，以男性表演為主，需經過專門訓練，強調體能技巧和體力素質，學會各種技巧、騰跳、翻轉等難度動作，身體敏捷靈巧，動作嫺熟驚險，展現出力與美的完美結合。《西部舞狂》中體現出的霹靂舞精神與技藝，正是這種民族藝術基因在當下時代氛圍中的發揚光大。為了強化舞蹈表演的奇觀性，創作者在舞蹈動作的剪輯中穿插了大量筆力恣意的國畫現代歌舞速寫，同樣是傳統藝術結合現代手法，用蒙太奇語言，強化了鏡頭的動感特徵和舞蹈的瀟灑俊逸。65

“《西部舞狂》正是這樣一個特定的故事、特定的情節、特定的人物個性和人物關係，使燦爛的歌舞極其自然地融於影片的情節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並與健美表演、時裝表演一起構建起一道道靚麗的身體景觀。三、歌舞共情與文化認同西部歌王王洛賓曾說過：“人們都說絲綢之路是駝鈴隊踩出來的，如果你愛音樂，就會發現它是用美的民歌鋪成的。”從第一首整理、編曲，並用漢語配詞的維吾爾族民歌《達阪城的姑娘》開始，大量出自王洛賓之手的有各民族特色的新疆民歌誕生，並廣為傳播，“傳遞著新疆民歌的魅力與文化”，也構建起聽眾對於新疆那帶有原始民族風味的浪漫多情的“異域想像”，“在古絲路音樂早已沉寂和被遺忘的年代裡，他喚起了人們對西北少數民族民歌的注意力”，“既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又把西洋音樂體系與傳統的民族音樂文化巧妙地融為一體，在民族音樂的基礎上，融入個人的理解和認識，從而賦予了民歌一種新的活力和內涵，使新疆地區那種粗放、狂熱、濃烈的西部風情在藝術上得到了完美體現。”２００２年冬，一首《２００２年的第一場雪》被原名羅林的歌手刀郎唱火，並迅速升溫，一浪高過一浪，從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延伸到了天山南北，並最終席捲了２００３年中國流行樂壇，形成持久不衰的“刀郎熱”。探究出現“刀郎”現象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獨特的配器，羅林大量使用彈撥爾、都塔爾、艾捷克等新疆民樂與現代電聲樂隊的伴奏，令人耳目一新。此外，以前人們聽到的新疆本土歌曲的演唱不是通俗唱法，就是民族或美聲唱法，而在現代搖滾樂大量充斥的今天，刀郎演唱方式的革新，滿足了人們求新求異的心理需求。從“王洛賓”現象和“刀郎”現象可以看出，“只有能夠適應新時代的民眾日常生活，只有能夠適應新時代的音樂存在方式，‘原始民歌’才能獲得新生命”，即“汲取原始民歌的豐富營養，適應當代音樂的存在方式，以表達自己內心的真情實感”，從而使之進入“現代音樂傳播管道之中”。廣春蘭的《西部舞狂》其魅力就在於展示了一個“現代新疆”，同時，這種現代感又完美結合了民族元素，就像依然保留胡旋舞、胡騰舞風韻的民族迪斯可和霹靂舞，還有服裝模特展示的艾德萊絲綢時裝，以及艾斯卡爾融合民族與搖滾風格的歌曲……影片一派朝氣蓬勃，創作者對年輕人的昂揚與銳氣讚賞有加，借助片中的群藝館館長艾力之口，讚歎年輕人有個性，有追求，“他們代表著這個時代，有一種強烈的向上的萌動力量，這是時代變動的力量！”此外，影片也充滿生活氣息。歌舞原本就是新疆民眾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因而載歌載舞的情節與故事相穿插，非常自然貼切。普通的集市、街道、民家小院和其中的人和事是廣春蘭影片的表現主體，“日常化的表達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久已形成的‘異域新疆’印象，弱化了觀眾對‘新疆’的距離感”。《買買提外傳》就曾被廣春蘭導演定位為一部“謳歌當代少數民族青年現代生活”的喜劇故事片，“要通過對活躍在新疆經濟經營戰線的年青的個體戶生活側面的生動展示，為八十年代青年在思想意識、理想觀念上的最新追求叫好”。《西部舞狂》則更要通過“展示西部邊陲群眾文化陣地的新人、新事、新歌、新舞、新的人際關係，熱情地讚頌新疆社會在改革開放中的發展進步，給人以祖國安定團結、邊疆蒸蒸日上的安定感和希望”。歌舞類文化表演的一個最重要特徵是它能夠昇華和強化人的情感。歌舞表演大量使用的象徵符號，比如賞心悅目的食物、優雅得體的行為舉止、美麗鮮亮的服飾、優美動聽的歌曲、歡快熱烈的舞蹈等，都能為參與表演、欣賞表演的人創造一種“共情”的氛圍，並且愉悅其中，甚至由此產生75

一種更為強烈的情感和認同感。在新疆，熱愛歌舞絕不是民族同胞的專利，公園裡，廣場上，到處可以看到漢族同胞跳起民族舞蹈，樂此不疲。同樣是民族大省，擁有５２個民族的雲南與擁有５５個民族的新疆，在文化形態上卻並不相同。在雲南，少數民族眾多，但漢文化占絕對主流，而新疆，民族之間，特別是１３個世居民族之間，文化交融，互相影響的狀況非常明顯。歌舞新疆已經成為一種典型的地域文化，而非單純的民族文化。廣大內地聽眾對王洛賓、刀郎的歌曲如此喜愛，傳唱如此廣泛，並不是因為它們屬於某些民族，而是因為它們動人心脾，令人回味，是新疆文化明信片。創作者創造出的歌舞作品可以說是其內在生命情態的投射，欣賞者在感受音樂歌舞作品時，內心情感得到了具體化呈現，根據其自身的生活經歷、生活體驗和歌舞文化修養，以及對具體作品文化背景的瞭解，能夠與創作者的內心情感產生共鳴，並發生交流。對於《西部舞狂》，觀眾的反應非常熱烈，認為影片“突破平庸、出奇制勝，有新穎、具美感，能給人以某種藝術享受，這才是觀眾所需求的娛樂片”，而片中呈現出的“萌動意識”，“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青春的萌動。《西部舞狂》能夠贏得青年的喜愛，我想正是它使人感受到了青春氣息”。這種青春氣息是與１９８０年代整個中華大地欣欣向榮的氛圍共識共情，而３０年後的今天，影片中傳遞出的熱烈奔放，仍然可以緊扣時代的脈搏。影片中透露出強烈的對現代生活、現代文化、現代藝術、現代歌舞的認同。影片導演廣春蘭是錫伯族，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主演艾斯卡爾成名後選擇離開新疆，闖蕩北京，創建了“灰狼”樂隊，致力於將現代新疆音樂廣泛傳播，成為新疆音樂史上的里程碑；女主角帕夏的扮演者吐爾遜·娜依從中央民族學院藝術系畢業後，曾在北京工作了十幾年……越來越多的新疆各族歌者舞者走出新疆，或者回到新疆，將新的時代氣息帶回新疆，也傳遞著嶄新的現代新疆風貌。２０１８年，網絡綜藝節目《中國新說唱》引爆暑假娛樂檔，這是愛奇藝製作的“第一檔華語青年說唱音樂真人秀”。節目意圖“在兼具‘燃、酷、潮’三大基因的同時”，借由“中國元素與說唱音樂的華麗碰撞，以及新時代新青年的自信表達”，“推動《中國新說唱》更好地回歸音樂本身，打造一場華語青年說唱音樂盛會”。這是目前國內最受年輕人歡迎，最潮爆的音樂節目，“天山四子”的亮相讓人們見識到了新疆ｒａｐｐｅｒ的強大實力並為之驚歎喝彩。四人中，兩個維吾爾族，一個蒙古族，一個回族，加上之前《中國有嘻哈》節目中來自新疆的漢族ｒａｐｐｅｒ艾福尼傑（本名陳嘉申）、黃旭，幾位新疆說唱歌手的創作能力、表演能力以及控場能力都相當強勁，令人心服口服。新疆說唱豪邁硬朗，自成風格，但更讓他們被推崇的，是其音樂內容中的陽光能量。“天山四子”中的馬俊是推動新疆說唱發展的重要人物，他一直強調“愛與和平”是新疆說唱的精神內核，這也令他們贏得了更廣大範圍的讚譽和認同，成為新生代新疆青年人的代言人。其實，在十年前，烏魯木齊的Ｈｉｐ－ｈｏｐ文化就已經是時尚年輕人的心頭好。“熱愛Ｈｉｐｈｏｐ文化的年輕人打扮時髦，隨時隨地都可以來一段街舞，或者是用一段Ｆｒｅｅｓｔｙｌｅ過過嘴癮”。而追根溯源，這股“西部潮流圖景”的發源便是《西部舞狂》。艾斯卡爾作為新疆搖滾教父，３０年後的今天，其“音樂仍保留一種創作的活力，和骨子裡流淌的新疆底色”。新疆一直是多種文化的交匯之處，多民族的環境又帶來各種不同的文化，獨特又具有包容性。音樂方面，維語等少數民族語言會被運用到說唱中，新疆本地的樂器，例如馬頭琴等也是新疆說唱音樂的特色元素之一。這使得他們的作品風格也異常豐富。既能寫贏得大眾共鳴的個人情感經85

歷，又能唱滿足聽眾對新疆想像的家鄉風情。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茲認為，在血緣、語言、習俗等方面的一致性中，蘊含著一種天然的，有時是難以抗拒的強制力。但是，幾乎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代、就任何一個人而言，有些情感則更多的是源自於某種自然的或“精神上”的同源關係，而不是源自於社會互動。他認為文化並不是那種具有生態或者社會適應功能的行為模式，人的許多行為和追求並不完全出於理性或經濟利益上的算計，而是出於對於某種象徵意義或難以名狀的美感的執著和迷戀。歌舞是溝通人與人心靈的橋樑，天生具有穿越國界和文化的特性，歌舞片中“無論是歌唱還是舞蹈都有其自身獨特的存在意義，電影中所塑造的主人公角色不再只是一個人物形象，而是一個有血有肉、充滿激情與情感的生命，觀眾為電影中的歌聲所沉醉、為電影中的舞蹈所傾倒，它們賦予了影片主人公朝氣蓬勃的生命力與豐富多彩的內心情感”，真實的人，生動的情感，以及沸騰的生活無疑是具有強烈吸引力的，因而，歌舞片相較於其他類型，更容易為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所認同和接受。結　語人類之所以不同是因為被不同的文化所形塑。文化和藝術具有建構功能，可以超越自身本體，生成一種神聖的能量，通過儀式表演來塑造社會生活，並維持社會結構。商業電影作為文化載體和藝術儀式，在輸送主流文化價值觀、柔化情感、撫慰心靈、建構文化共同體方面有著特殊的功效。新疆的文化地位不可忽視，“一帶一路”的戰略規劃，從根本上說，是建構新疆與世界聯繫的開始。電影在其中所承擔的文化戰略意義非同小可。新疆民眾愛歌舞愛生活，認同現代理念，熱愛歌舞電影，就必然遠離保守文化思想。因而，創作鮮活生動、豐富多彩的新疆歌舞電影無疑是對內建構情感共同體，對外傳遞新疆文化魅力的重要手段。①Ｖａｎｉｔａｋｏｈｌｉ－ｋｈａｎｄｅｋａｒ，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Ｍｅｄｉ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ｏｏｋｓ－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ｐ．１２１．轉引自吳延熊、李曉丹：《印度歌舞片的市場特徵分析》，北京：《現代傳播》，２０１６年第６期。②羅雄岩：《中國民間舞蹈文化》，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９頁。③④古麗米娜·麥麥提：《多元文化對新疆舞蹈的影響———以維吾爾族“喀什賽乃姆”和烏孜別克族“費爾幹納”為例》，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２０１７年第２期。⑤⑨鄒淑琴：《從唐詩看胡旋舞的藝術形象及其文化內涵》，北京：《北京舞蹈學院學報》，２０１３年第５期。⑥周轅：《歌舞藝術在新疆民俗文化中的傳承與發展》，石家莊：《大眾文藝》，２０１０年第４期。⑦鄒淑琴：《唐詩中的胡姬形象及其文化意義》，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４７、１８６、１５１、１５５～１５８、１７８～１７９頁。⑧石田幹之助：《胡旋舞小考》，歐陽予倩譯，見歐陽予倩：《歐陽予倩全集》（第５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５８～２６５頁。周晶：《胡人樂舞與尚情思潮》，蘭州：《蘭州交通大學學報》，２０１７年第５期。阿依努爾·卡斯木：《龜茲樂舞對現代維吾爾舞蹈的影響》，烏魯木齊：《新疆藝術學院學報》，２０１１年第３期。阿布都克里木·熱合曼：《維吾爾文學史》，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９頁。祖木拉提·哈帕爾：《巴紮麥西來甫儀式的人類學解讀》，蘭州：《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阿迪娜·亞克甫：《北京維吾爾音樂人的演藝生活與認同》，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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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情感能量與情感共同體敘事———新疆民族電影的情感策略研究∗余　莉［提　要］　新疆在我國“一帶一路”建設中處於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各族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其中情感認同構成了“從感性到理性”的基礎。出於此，本文以情感研究的視角，通過十七年期間新疆民族電影的情感敘事分析，尤其是以其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流傳最深遠的《冰山上的來客》為例，進行詳細的文本分析，分析了該片在情感能量轉換與情感敘事策略上的特徵，認為該片將革命敘事與情感敘事有效交織、置換、融合，利用情感認同策略，建構了一個情感共同體，從而形成一個行動共同體，這種情感策略暗合了中國革命的情感工作模式，其成功具有必然性，對今天的主旋律商業電影亦有重要的示範意義。［關鍵詞］　情感敘事　情感共同體　情感工作　新疆民族電影［中圖分類號］　Ｊ９０　［文獻標識碼］　Ａ　［文章編號］　０８７４⁃１８２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６１⁃０９一、情感研究視角下的電影研究１９７０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學術界出現了“情感研究的革命”，波及到諸多學科，主要有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學等研究範式。當前西方頗為流行的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ｏｒｙ，就是社會科學領域正在經歷的一次“情感轉向”，凸顯了當代社會中情感問題日益複雜的趨勢，是對現代人情感世界的一次重新發現。國內也有一批社會學者致力於情感議題的研究，有郭景萍、成伯清、侯鈞生等成熟學者，亦有王鵬、徐律等青年學者不斷加入到這一研究陣營中。但是社會學者的情感研究依據的是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鮮有將電影作為研究文本納入到其研究對象之中。將電影研究與社會學研究結合起來的路徑，也納入了中國電影理論與批評的實踐之中。早在２０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有一波電影社會學的討論浪潮，老一輩的電影理論家提出建立電影社會學的研究範式，鄭雪來（１９８４）、鍾惦棐（１９８５）、李少白（１９８８）、周斌（１９８９）等分別探討了電影社會學研究範疇、意義和價值並進行了豐富的電影社會學批評實踐。涉及情感議題的中國電影批評主要聚焦在電影的情感表達、情感關係、情感反映生活等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對電影視聽元素的表16∗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新疆民族電影文化史”（項目號：１６ＢＣ０３３）的階段性成果。

情達意作用進行美學分析和敘事研究，例如表演、色彩、配樂、影像風格、空間、敘事等與情感的投射關係；其次是從性別研究角度的情感批評。視聽研究和性別研究，都是電影批評中經典的常規研究範式，對於當下不斷湧現的社會新問題來說，在解讀和批評上略缺新意和力度。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中國電影與情感研究批評範式。唐宏峰（２０１６）注意到《百鳥朝鳳》的鄉愁文化從情感結構上體現了時代的懷舊症狀。劉春（２０１３）借助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結構”這一分析範式對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間的中國電影展開分析，以“道德感”、“個人感”、“現實感”、“漂泊感”來指代各個階段電影中當代中國的“情感結構”類型。在全球化消費主義浪潮下，中國社會急劇轉型，近２０年的發展變化之大令世人瞠目。很多新的社會問題浮現，關於階層固化、貧富差距加大、城市生活成本增加、生存競爭激烈等問題的疑慮加重了普通百姓的心理失落感。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文化上的不同發展階段等等問題，都造成越來越難以彌合的意識主體。而這些深刻的社會問題必然在電影中有所折射呈現，電影也必然擔負著慰藉普通人心靈、詢喚個體進入共同精神主體的藝術使命。電影是情感溝通的藝術，又是意識形態工具，可謂是情感研究的天然文本。筆者近年來嘗試以電影中的社會情感／個人情感表達、親密關係與個體成長、情感的正／負性母題等各個角度對電影進行研究。筆者認為，電影的情感功用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將愈發得到體現，而探討電影的情感策略就非常必要和及時。我國著名哲學家蒙培元認為儒家“不僅將情感視為生命中最重要的問題，兩千年來討論不止，而且提到很高的層次，成為整個儒學的核心內容。”①這是從哲學高度肯定了情感文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國夢”構建中，情感文明內涵的研究與建設有著重要作用。講好中國故事要“以情動人”，“中國夢”的建設需要對中國情感進行正確的建構和引導，情感策略在中國故事的講述中舉足輕重。近年來一批主旋律商業電影在市場上突圍成功，從《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到《戰狼２》、《紅海行動》，這些電影的票房勝利不僅僅是因為主旋律商業化策略對市場投其所好了，或者是類型製作成熟了，更是因為迎合了某些觀眾的情感需求，在一個恰當的市場時機觸發了成功的市場行銷和社會情感傳染的傳播效果。情感敘事策略是電影俘獲消費者的重要基石，尤其對於擔負著傳播情感共鳴、構建文化共識的主旋律電影來說，成功地完成情感敘事、建構起一個情感共同體，是事關意識形態腹語術能否奏效的關鍵方面。新疆在我國“一帶一路”建設中處於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各族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其中情感認同構成了“從感性到理性”的認同基礎。在我國少數民族電影發展歷史上出現過兩次高潮，一次是“十七年”時期，一次是１９８０年代中後期至１９９０年代初。而這其中，相對來說，“十七年”時期的成果更具影響力和文化症候性，其中最為成功的一部是《冰山上的來客》。基於此，總結“十七年”期間新疆民族電影的情感敘事經驗，反思電影如何發揮“情感工作”的革命作用對今天的意識形態工作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十七年”時期，涉及到新疆少數民族的電影共有１１部，《哈森與加米拉》、《綠洲凱歌》、《沙漠裡的戰鬥》、《天山歌聲》、《兩代人》、《遠方星火》、《阿娜爾罕》、《冰山上的來客》、《草原雄鷹》、《天山的紅花》、《黃沙綠浪》。這１１部電影具有“政治電影”②的天然屬性，使其難以避免意識形態說教意圖。一些電影採用了革命敘事與情感敘事相結合的敘事策略，例如《兩代人》中的將家庭關係糅合進入民族關係，以主人公對親生母親的認同隱喻群眾對黨的認同，《哈森與加米拉》、《綠洲凱歌》等片中人物關係的情感線索設置等，但是由於特殊時期的政治背景，階級鬥爭成為影片表現內26

容的重點，導致意識形態話語表述的過於表面化和直白，故事中重要的情感敘事功能被遮蔽和弱化，很多影片的藝術成就和社會影響力都大打折扣。從這個角度來看，《冰山上的來客》特別值得我們今天再次學習揣摩。這樣一部涉及多民族、邊疆、對敵鬥爭的驚險反特類型電影，是新中國“十七年”電影史上一部成就突出的電影，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和濃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同時也是廣受全國觀眾喜愛的一部電影。《冰山上的來客》攝製於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即使今天來看，這部電影仍然因其跌宕起伏的情節、真摯強烈的情感而具有獨特的魅力。電影配樂《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懷念戰友》等膾炙人口、流傳至今，這樣一部反特電影，其中傳達的歌頌友情、嚮往愛情的內涵更具有穿透歷史、跨越民族的情感力量。“十七年”時期反特類型電影的大量生產有著其歷史必然性。革命敘事是時代的主流，但是革命敘事得以奏效，其原因不乏是因為其中裹挾、交織了情感敘事，將情感敘事代入革命敘事，並通過並行、置換、融合等手段的使用，從而令觀眾／人民完成了情感認同、衷心臣服的精神歷程。我們可以通過對《冰山上的來客》的敘事結構和情感能量的分析，獲得關於情感策略之於主旋律電影商業化的重要啟迪。二、《冰山上的來客》的情感敘事結構分析根據麥茨的組合段落理論，我們大致將本片的敘事結構分為２１個組合段落。如果將這些段落的主要情感狀態進行概括、定義，並按時間軸順序歸納，依次如下：恐懼、仇恨———和諧、歡快———悲傷、糾結———威脅、警惕———輕鬆、詼諧———屈辱、緊張———仇恨、悲憤———懷疑、警惕———仇恨、悲憤———激動、感動———懸念———緊張、喜悅與仇恨交織———悲壯、崇高。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整個電影的敘事結構中，各種情感狀態的起伏交織、張弛有度，到了最後三分之一部分，則通過強烈的悲憤、仇恨，激發出復仇的快感和犧牲的崇高悲壯。表１　《冰山上的來客》的情感敘事結構序號敘事組合段人物關係情感基調１土匪槍殺群眾敵我恐懼仇恨２阿米爾報到路上偶遇娶親、參加婚宴軍民和諧歡快３阿米爾閃回往事青梅竹馬仇恨悲傷４阿米爾和假古蘭丹姆相認軍民／舊情悲傷糾結５偵查員卡拉深入敵區，遇到女僕敵我難分悲傷６特務活動敵我威脅警惕７假古蘭丹姆尾隨阿米爾值勤，傾訴舊情／軍民／敵我難分威脅警惕８假古蘭丹姆夜訪營地軍民、家庭衝突威脅警惕９排長阿米爾放羊唱歌試探假古蘭丹姆戰友輕鬆詼諧１０土匪欺辱真古蘭丹姆，卡拉解救敵我仇恨屈辱１１排長警惕假古蘭丹姆刺探情報敵我警惕36

１２敵人謀劃進攻，敵我危險緊張１３一班長犧牲、納烏如孜遇難戰友悲憤１４排長辨識真假古蘭丹姆敵我難分懷疑警惕１５真古蘭丹姆講述卡拉犧牲過程戰友悲憤痛苦１６真古蘭丹姆與阿米爾重逢相認舊情激動１７排長解謎卡拉留下的情報戰友胸有成竹１８軍民認親、商議婚期軍民、親人感動激動１９敵人準備進攻敵我懸念２０婚禮、節慶、對決共同進行，我方大獲全勝敵我／軍民／家庭喜悅與仇恨交織２１緬懷戰友和民族兄弟戰友、軍民悲壯崇高《冰山上的來客》全片１０１分鐘，影片一開始，用了１分３０秒的段落交待了土匪槍殺群眾，以“奴僕們，等著共產黨來解救你們吧”點明了階級對立關係、刻畫了土匪的惡毒和倡狂。這個段落的作用是在影片的一開始就激起觀眾的恐懼和仇恨情感，為影片的情感基調奠定了基礎。仇恨和恐懼帶來“大敵當前”的同仇敵愾，作為電影來說，這種情感帶來緊張，帶來懸念。在字幕之後，影片開始了較為舒緩的一個大組合段落，娶親路上偶遇段落既表現了新婚夫妻間的甜美和諧，又有軍民相遇時的親密無間，俚語“咱們是一個鏈子上的駱駝，到一個地方去啊”具有雙關含義，暗示了群眾與解放軍是同路人。緊接著充滿民族風情的叼羊比賽、同志間的賽馬、婚禮上的載歌載舞都洋溢著歡快、青春、活力，充滿了日常和平的喜悅，襯托了軍民情、戰友情、群眾親情的可貴。隨著阿米爾報到、偵查員卡拉的出發，再次暗示一片祥和之中存在威脅和危險。經過這樣的鋪墊，這部分情節的情感能量主要是積極、愉悅的。到了阿米爾閃回往事段落，強調鏡頭中，阿米爾被古蘭丹姆的叔叔推開、掉在地上的錢幣、象徵珍貴情誼的鮮花被地主老財踩在腳底，象徵著被壓迫階級在經濟上被鄙視，在感情上受到屈辱對待，而這些將激起銀幕之下廣大觀眾（在當時中國的革命話語中，人民＝勞動人民＝被壓迫階層）關於屈辱的階級仇恨、被拆散的窮人感情的共鳴感。在影片的四分之一處，古蘭丹姆和阿米爾的相認，帶來的不是重逢的喜悅，而是舊情與現實的衝突、個人感情對軍民情的威脅。這種情感的衝擊帶來影片第一個小高潮，主人公的感情線發展給觀眾既帶來期盼又帶來焦灼擔憂。接下來在影片的發展段落裡，一方面匪特活動製造了緊張、恐懼感，一方面古蘭丹姆對阿米爾的窮追不捨，這種男女感情戲威脅了安定團結的軍民關係，帶來了戲劇的張力也衝擊了觀眾對男女主人公情感關係的認同。終於在影片的二分之一處，古蘭丹姆夜訪營地段落，表現了危險的情感關係威脅到家庭安定、軍民關係，並出現了第一次革命危機。此時家庭矛盾與軍民矛盾交織在一起，將懷疑、不信任、敵對的情緒推到一個小高潮。顯然，這個古蘭丹姆是一個“不守本分”、執意腐蝕解放軍戰士、別有用心的女人，一個刻意激化矛盾的人，是一個壞女人。阿米爾是否對她還有著友情或者愛情就成為了一個讓觀眾擔心焦慮的懸念。影片的愛情敘事該如何發展呢？在接下來的段落，在楊排長機警地意識到古蘭丹姆形跡可疑46

時，他問了阿米爾到底喜歡的是哪個古蘭丹姆（過去的／現在的，大的／小的）。此處關於愛情的明目張膽的討論，可以說是非常突出。第一，段落敘事主線是楊排長考驗阿米爾、試探古蘭丹姆，是革命偵查的需要，因此情感討論具有政治合法性；第二，段落的基調是輕鬆詼諧的，所傳達的對個體情感的態度積極健康，在禁慾主義革命敘事的文藝創作洪流中，這樣的情感討論，無疑是對觀眾情感慾望的極大挑逗；第三，其中關於愛不愛、愛哪個的情感問題的主題討論，大膽露骨卻合情合理，因為此時這個古蘭丹姆已經讓銀幕內外都對她的身份產生了懷疑，而阿米爾的感情立場顯然不僅僅是一個感情問題，而是一個革命立場的問題。革命的敘事與愛情敘事合二為一。敘事線索再次切換到匪特方的活動，第二次出現了女僕這個人物角色，影片將她身份設置為一個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者。這樣的身份設置可激起觀眾的身份認同和情感認同，也更加激起觀眾的同情。兩個女性角色的不同塑造呈現方式，也為後面觀眾的情感立場選擇打下伏筆。影片的三分之二處第一次敵我正面鬥爭是敘事的關鍵轉捩點，革命鬥爭遇到挫折，暫時遇到困難，一班長壯烈犧牲，阿米爾生死不明，納烏如孜也遇難了。此時情感能量積蓄到了一個憤怒的高潮，而悲憤、仇恨的情感不斷累積，可以適時地激起觀眾團結的強烈情感。新娘古蘭丹姆作為一切悲劇的肇始者，既是革命的共同敵人，又是個人情感的敵人，所以她作為阿米爾感情糾葛對象的身份必然需要轉變。在影片的最後三分之一段落，另一個古蘭丹姆（即女僕）的出現帶來影片敘事的轉機和情感基調的轉變。而這種敘述又和影片的反特偵探條線一脈相承，在這條線索裡，革命的領導者楊排長是主線人物。當真古蘭丹姆帶來卡拉犧牲的消息時，影片再次發展了一個悲劇高潮，為後面的鬥爭總攻、行動總攻、情感總攻不斷積聚能量。而真古蘭丹姆與阿米爾在歌聲中相認帶來了一個重逢的、激動的喜悅高潮。兩個情感高潮疊加在一起，為影片的大結局積累了充分的情感勢能，必將期待著一場痛快地動作解決戲。隨著楊排長解謎卡拉留下的情報，軍民認親、商議婚期等正面動作的發展，我方勝券在握的感覺隱隱傳遞給觀眾。然後是非常短促地展現了敵特一方的準備進攻活動，就進入了影片最後的高潮段落－－婚禮與節日同時進行、叼羊比賽與埋伏對決同時進行，在緊鑼密鼓的追逐戲中（動作戲的快節奏可助推影片情緒基調向高潮發展），我方大獲全勝，特務頭子暴露，敵人被抓獲。而且，最後的“真神”身份暴露為是國民黨專員，巧妙地化解了敵人身份可能隱蔽指向的民族衝突、宗教衝突，而將矛盾對立的雙方轉移為國民黨與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全國人民之間。至此，影片完成了全部敘事任務。但在最後一分鐘，楊排長發出號令“向天空放射三顆照明彈，讓他們照亮祖國的山河！”，通過想像性鏡頭在勝利時刻緬懷犧牲的戰友，一班長、納烏如孜、卡拉正面向鏡頭走來，展現了漢人、塔吉克人，軍人和老百姓的共同犧牲才帶來勝利與和平。這樣的設計既表現了同仇敵愾的革命情誼，又激起革命的崇高感，影片的情感和主題都得到了昇華。三、情感能量的轉化與情感敘事策略社會學家特納將人類的基本情感歸納為正性情感和負性情感，分別有憤怒、恐懼、悲傷、高興四大基本情感。③在特納理論的基礎上，我們把本片中敘事段落的情感狀態，標記為積極和消極兩種指向，並依據觀影心理的主觀判斷，將不同段落的情感強度賦予一定量化的指標，以及根據各個敘事段落的時長，以柱狀圖的形式做出圖１。圖中黑色柱體標記的是影片中敵人主要活動導致消極的情感能量，例如仇恨、恐懼、強烈的悲傷；白色柱體標記的是軍民一方主要活動帶來積極的情感能量，例如友好、和諧、歡快、崇高；深灰色56

柱體標記的是一些悲欣交集的情感狀態，例如閃回往事阿米爾回憶悲傷友情時，想起屈辱的階級仇恨。另外，圖中將影片中敵我不明、主人公處於危險境遇的充滿懸念和警惕的段落，也標記為深灰色柱體。其中，有的段落呈現的情感狀態是複雜的，例如阿米爾和假古蘭丹姆在婚禮段落重逢相認，流露出舊人重逢的友情／愛情的苗頭，但是這對軍民關係是一種威脅，軍民情與個人情產生衝突，埋下了危機感，所以這個段落的情感能量是積極、消極兩種指向性並存的。同樣道理，一班長犧牲、納烏如孜遇難的段落，除了激發觀眾對敵人的仇恨憤怒之情之餘，還有著表達解放軍戰士崇高奉獻、激起軍民團結產生悲憤共情的作用，在消極情感表達中有著積極情感能量作用。圖１　《冰山上的來客》的情感敘事結構與情感能量時間軸通過《冰山上的來客》情感能量時間軸的圖示分析，我們可以獲得啟示，這部影片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它對情感敘事的嫺熟把握是分不開的。整個影片不停地在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中調動觀眾情緒，讓觀眾完全緊跟劇情走向、人物情感發展而緊張。對情感戲的重視，是這部反特影片的真正魅力所在。在本文的題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導演的創作手記表達的他的創作理念。阿米爾的扮演者阿木都力力提回憶，拍阿米爾初遇結婚的“古蘭丹姆”一場戲時，導演要求“阿米爾”的眼睛要表現出三個層次，一是對“古蘭丹姆”的愛，二是對“古蘭丹姆”嫁人的怨，三是自己是解放軍戰士，要克制和回避。④可以說，《冰山上來客》的敘事成功，就是因為它充分喚起了觀眾的情感體驗，並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是一種情感敘事成功。陳剛在１９６３年以現實主義批判視角，充滿了階級鬥爭意識的話語對電影進行了批評。⑤其中對影片情節中的邏輯不嚴謹之處的分析不無道理，例如阿米爾對假古蘭丹姆的倉促相認，假古蘭丹姆的暴露等情節。但是為什麼這樣一部影片成為十七年電影中的經典之作？顯然觀眾最關心的不是藝術反應現實、反特鬥爭的真實性問題，而是反特類型片中驚險、危險的情感刺激，以及以反特為表，以愛情為裡的敘事和情感滿足。影片的敘事進程既是解放軍與敵特鬥爭的進程，也是阿米爾獲得真愛的進程。“阿米爾，沖！”這句經典台詞在１９６３年的時代語境中，有著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是個人追求愛情受到組織鼓勵的象徵。這顯然是創作者對當時政治文化環境的“違禁”和突破。但是，就是因為這個愛情故事是66

隱蔽在反特敘事的大主題之中的，通過以大公無私的反特鬥爭主題獲得了對個體追求愛情的政治合法性的掩護。對於廣大觀眾來說，情節引人入勝、敘事策略真正奏效的原因，是個體情感敘事的生動打動了觀眾、刺激挑動了觀眾、取得了觀眾的廣泛共鳴。在前文的分析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影片中革命敘事與情感敘事兩條線索的交織、融合，這是反特與愛情故事、革命與個人感情緊密交織在一起的敘事結構。考慮到１９６３年的時代背景，在革命禁慾主義盛行時期，愛情戲對當時觀眾具有挑逗刺激的吸引力，讓觀眾緊緊地被影片的革命敘事所吸引。而觀眾對情感走向發展的關注與對革命鬥爭勝負的關切就緊密地融為一體，從觀影心理角度出發，觀眾的感知重點從革命敘事置換成了情感敘事。但是情感敘事不等同於愛情敘事，而是各種情感的彙集，既有個人情感，也有社會情感。階級仇、敵我恨是負性社會情感，軍民情、民族情則是正性社會情感。正性、負性社會情感的交替發展，讓影片不斷積聚情感能量。其中，仇恨、屈辱、憤怒等情緒的一再被激發，和情感能量轉化有著內在因果邏輯。影片開頭槍殺群眾的段落奠定了情感敘事的基礎，激起觀眾的恐懼感。恐懼是情感反應，也是一種力量，是一種在危險自然界中獲得的生存力量，是一種積極的戒備，因此負面情感卻具有正面意義。適當的恐懼，其表現形式就是警惕，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多次出現“警惕”的情緒段落。激起恐懼和利用恐懼，是革命敘事的手段，是剛剛建國時期，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和文化策略需要，對敵特力量的警惕需要文藝形式來強調這種恐懼。反特片的時代必然性，就是迎合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理需要。當時中國人共同的恐懼是什麼？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中蘇關係破裂，對未知的革命鬥爭的可能性、對新的隱藏敵人的恐懼和警惕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集體意識。而適當的恐懼有利於激起團結，反特電影就是通過恐懼情感、仇恨情感的再現，來強調革命意識、強化革命意志。所以，《冰山上的來客》不僅僅是一部禁慾主義時期偷偷夾帶個人情感追求的文藝作品，更是有著鮮明時代主題的表達社會情感的宏大敘事篇章。只不過在敘事策略上，該片以個人情感與社會情感共譜與交織，以“私”代入“公”，由“私”而昇華至“公”，個人情感表達成為社會情感形塑的工具、手段和橋樑，最後完成意識形態的核心使命。四、情感共同體的構建與情感工作的理性反思如果將《冰山上的來客》的情感敘事策略概括為交織、置換、融合，那麼其情感的認同策略可以總結為強調同一性，弱化我他之分，注重以日常性、細節刻畫來展現人性的個性和共性等特點。例如在影片開始叼羊比賽中，表現解放軍戰士俏皮的、生活化的細節———“我說班長，你往優勝區裡丟羊，你扔我幹什麼”，讓觀眾具有某種可以與國家機器（戰士、部隊）建立情感共通的基礎，戰士的人物個性、生活細節、人物關係也和普通人一樣，充滿了日常性。影片中少數民族日常婚俗、娛樂活動、家常生活情境等的表現，對於以漢民族為主的全國觀眾來說，既具有異域風情奇觀效應的觀賞價值，又可以對少數民族同胞的生活狀態、情感表達有了親近的瞭解、從而產生共鳴的作用。“這部影片是八個民族人員合作完成的，體現了民族間的友誼和團結。如該片編劇烏·白辛是赫哲族，影片風俗顧問古里米爾是塔吉克族，演員馬陋夫是回族，恩和森是蒙古族，白德彰是滿族，扮演真古蘭丹姆的是維吾爾族，還有哈薩克族演員。這樣的合作在少數民族電影史上是很有意義的。”⑥《冰》是一部反特電影，也是一部少數民族電影。從這個維度上來看，這種電影在今天的市場化競爭中似乎失去了對觀眾的吸引力，因此不具有現實參考意義。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這還是一部驚險諜戰電影。在商業主旋律電影的維度上，它仍然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商業片的外衣76

可以非常好地包裹住民族融合的主旋律主題。在反特敘事中那些關於真假辨別的危險寓意，非常有效地構建了一個各民族群眾想像中共同的敵人，以“同仇敵愾”獲得革命的“共情”。而個體愛情故事中的波折、考驗則設置了一個追求美好愛情、大團圓結局期待的“人同此心”的情境。反特敘事是將新疆、少數民族敘事納入到中國大地的革命主流敘事中，而愛情敘事可以成為主流話語反向獲取少數民族的認同手段。情感認同與文化認同具有緊密相關性，這對涉及到異族、異種、異質文化的融合來說，更是具有重要意義。影片７８分４０秒定格為楊排長和老漢站在山巔，手握手深情對視，對稱構圖、平分畫幅，此時無聲勝有聲，他們一個失去戰友，一個失去兒子，這種悲痛感的共情以及同仇敵愾的仇恨將影片的革命敘事推向一個必然。毫無疑問，在這樣的情感高潮段落，軍與民形成了情感共同體，也必然形成行動共同體。在這個定格畫面中，楊排長和老漢，解放軍／老百姓、漢族官兵／少數民族群眾，完全對等並立，身份差異符號已經完全淹沒在了同生共死的“共情”時刻，並明確表達雙方結盟的關係。至此，革命鬥爭中的主體與跟隨者的身份差異消失，他們成為了共同的主體。這個影片的高潮時刻，正是銀幕內外———影片中各人物主體和不同民族的觀眾作為想像性主體等多方面“主體”在一個想像性時空，情感、革命立場達到了交織融合的時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對“民族”作過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⑦也就是說，民族是以“想像”的方式建構的，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在這裡，想像不是虛假和捏造，而是一種“想像性關係”，“正如阿爾都塞把意識形態界定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想像性關係，個人與民族或民族屬性的關係也是以想像性的方式來完成的”。⑧意識形態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想像性關係，民族也是一種個體與群體間的想像性關係，它是建構的，而且是不斷建構的。情感也是一種想像性關係，也是建構並不斷建構的。無論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還是民族身份傳承，情感都在其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成伯清在《社會建設的情感維度———從社群主義的觀點看》⑨中提出了社群主義（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又譯為“共同體主義”、“社區主義”）的精神和精髓是“建立在對共同體的理解和期待之上”，而“共同體的內核恰恰是一種軟性的、彌漫的主觀體驗”。成伯清認為共同體的核心是共同情感，“重建共同體的強烈訴求，歸根結底也就是對重建共同情感紐帶的熱切希望”。以此角度回顧《冰山上的來客》，更加可以看到該片在凝聚各民族群眾的革命意識、共建共同情感方面的意義。在今日新疆，隨處可見“各民族群眾就像石榴籽一樣緊密團結在一起”的宣傳口號。可見，不分彼此是民族政策宣傳中最為重要的情感基石，而強調共性、塑造共情，就是對分裂異化的抵抗。《冰》中的戰友情，就是在戰友身份下，超越了民族身份的關係，是戰鬥的友誼，是共生共死、血與火淬煉過的深厚情誼。區分，意味著異化，意味著排斥。不分彼此，意味著同化，意味著接納，意味著融合。情感共同體和民族身份、意識形態認同一樣，也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相對其他想像的共同體來說，情感認同通過同情共情的模式，更容易達到一種非理性的認同，即感性的認同。其基礎就是最具有普適性的人性中的共性。但情感共同體既然是建構出來的，就意味著它可能是流動的。而且，它的流動性遠甚於民族、宗教、文化等。它附著在民族、宗教、文化、藝術等形式、體制之上。構建情感共同體意味著這是一種“情感工作”手段。這種工作手段在我們的革命記憶中一點都不陌生。裴宜理的《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通過對國共兩黨革命手段的比較，發現共產黨在革命年代通過情感調動的工作模式（ｅｍｏｔｉｏｎｗｏｒｋ）來發動群眾革命是一個被經驗證明十分有效的手段，而戲劇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共產黨人究竟是如何鼓動———實際上是需要———人們86

公開表達心中的憤怒、恐懼和羞愧等感情的。這篇論文將描述在戰爭年代得以確立的這一情感工作模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繼續存在的諸種方式，以及它在諸如鎮壓反革命、反右傾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當中的深刻影響。”⑩裴文中關於批鬥會的程式描述，精准地再現了一場“反特戲”的敘事結構：激起仇恨、屈辱———激起復仇的慾望———復仇之後的快感昇華。無論是土地改革時期的戲劇動員大會還是以此為濫觴的各種批鬥會，其情感工作的過程結構和革命影片具有著同構的本質，恰與列寧認為電影是最好的意識形態宣傳工具如出一轍。戲劇、電影等藝術形式在情感工作上的特殊而巨大的功能，都使得它們作為情感工作的載體———一種意識形態工具被充分重視和利用。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情感調動這一奏效的方式，其中極容易充滿非理性的扭曲。情感被當作工具使用時，掌握和使用這一工具的主體，需要其他的手段來配合才能做到收發自如。如果沒有理性的轡頭，情感敘事容易使觀者在衝動之下臣服於一些缺乏邏輯與事實的傾訴，從而失去對真理、真相的追求和自主思考。與講事實擺道理的工作方式相比，訴諸情感的同化手段確實來得容易和直接，但是我們要警惕其中非理性成分的氾濫，用現代文明的視野和標準建立理性的底線。《冰山上的來客》的情感敘事策略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示範意義，對於敵我鬥爭敘事模式的電影類型仍然具有參考意義。也許今天的電影創作，情感敘事已經不需要藉助一個革命主題來獲取政治合法性，但是敵我鬥爭這種基本創作模式由於它具有緊張懸疑、驚險刺激、勾心鬥角等類型特點，起到電影敘事結構的支撐作用，通過變形、移植等劇作手段，仍然具有廣泛的市場適用性。而在這種類型中，情感敘事起到推波助瀾、煽動情緒的作用，則具有另外一番巨大無比的威力。現象級主旋律商業大片《戰狼２》的大獲成功，與其情感敘事策略吻合了敵我鬥爭敘事模式、吻合了一貫奏效的中國群眾運動的情感工作模式不無關係。但是如果以情感共同體構建的維度，將《冰》與《戰狼２》做比較，也許我們會發現今天的電影創作者，在思想意識高度上並沒有超越５０多年前的這樣一部呼喚了民族大團結、大融合的經典之作。①蒙培元：《情感與理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頁。②邴波、聶愛文：《“十七年”新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意識形態、敘事結構與女性形象》，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漢文版），２０１５年第２期。③特納：《人類情感———社會學的理論》，北京：東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頁。④⑥申志遠、魏春橋：《〈冰山上的來客〉背後的故事》，北京：《大眾電影》，２００４年第１９期。⑤陳剛：《從反特新片所想到的一些問題———兼評〈跟蹤追擊〉與〈冰山上的來客〉》，北京：《電影藝術》，１９６３年第６期。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⑧張慧瑜：《民族與民族主義———關於〈想像的共同體〉的讀書筆記》，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ｉｂｏｏｋｓ．ｃｎ／ｂｏｏｋｓ／ｂｋ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ｂｋｉｄ＝９９３１２＆ｃｉｄ＝２７２７００。⑨成伯清：《情感、敘事與修辭：社會理論的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９～６０頁。⑩裴宜理：《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見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總第八輯，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１年，第９７～１２１頁。作者簡介：余莉，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電影電視系副教授。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責任編輯　桑　海］96

澳門理工學報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邊疆敘事中的中國文化心理與戲曲原型策略———也談“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創作∗潘　雨［提　要］　分析三部“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哈森與加米拉》、《冰山上的來客》和《阿娜爾罕》的情感策略與人物塑造，可揭示出“十七年”民族題材影片借用前現代戲曲話本原型，通過身份置換和情境置換等現代性改寫，在新中國邊疆敘事中嵌入符合廣大基層觀眾文化心理和文化無意識的故事策略，創造出與左翼電影和延安新文藝作品一脈相承的中國經典敘事。［關鍵詞］　新疆民族電影　邊疆敘事　中國文化心理　戲曲原型策略［中圖分類號］　Ｊ９０　［文獻標識碼］　Ａ　［文章編號］　０８７４⁃１８２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７０⁃０７１９４９年之前，我國有據可考的民族題材影片僅有三部─《瑤山豔史》（１９３３）、《塞山風雲》（１９４０）、《花蓮港》（１９４８）。“十七年”間拍攝同類題材共４６部，涵蓋２４個少數民族。這些民族題材影片不僅數量眾多、廣為人知，一些經典作品至今還深受觀眾喜愛，經典歌曲傳唱不衰。可以說，“十七年”民族題材影片標誌著中國電影從家國敘事轉向包括邊疆敘事在內的革命敘事和建設敘事，成為構建新中國國家敘事的重要部分。雖然“十七年”電影受到強大的政治話語支配，然而一旦剝開故事的意識形態外衣，我們依然能夠清晰地看到其深層內核所承載和傳續著的中國文化無意識。這些文化無意識或文化心理結構成為隱匿在左翼電影時期的家國敘事和“十七年”電影國家敘事中的強大潛流，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話語，超越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歷史演進，持續影響著我們的文化建構。本文以“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中的三部電影為研究文本，通過對《哈森與加米拉》、《冰山上的來客》和《阿娜爾罕》的敘事策略和人物塑造分析，揭示出“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在邊疆敘事中所伏潛的中國文化心理與戲曲原型策略。07∗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新疆民族電影文化史”（項目號：１６ＢＣ０３３）的階段性成果。

一、中國文化心理與戲曲話本的共生關係早在延安時期，戲曲就被認為是具有深厚群眾基礎的藝術形式。群眾的道德觀和歷史觀大多來自戲曲，戲曲中的故事影響著一代代中國人的價值判斷。１９４２年，延安中央黨校遵照《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重新編寫、創作、演出了革命京劇《逼上梁山》。毛澤東親自前往觀看三次，並寫下賀信，摘抄如下：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舞台上（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①如果說，戲曲話本中的敘事原型是中國故事的敘事原點或稱元類型，那麼延安時期對舊劇傳統的改寫與改造則是對中國敘事元類型的意識形態再加工。從“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到將“歷史的顛倒，再次顛倒過來”，舊劇中的新生面成為“十七年”電影創作的模版和答題庫。新中國成立後，電影在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制與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與過去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②電影成為意識形態宣傳、構建新中國國家認同和國族認同的主陣地。彼時，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中國電影觀眾從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市民階層向廣大農村基層人群和邊疆地區群眾快速轉化。電影從城市到鄉村、從內地到邊陲的迅速普及不僅改變了中國電影的業界形態，為電影大發展帶來了時代新機遇，同時也呈現出新問題：如何拍好既讓廣大基層觀眾和各族群眾感同身受，又符合新時代政治話語的新故事。建國初期，我國約有人口５．５億，文盲率高達８０％，農村的文盲率更是高達９５％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走遍方圓幾十里的所有村莊也找不到一個能識字的人。③為了配合電影在國家政治語境中的新使命，適應人口眾多且比重龐大的未受教育人群，從中國戲曲話本繼承發展而來的敘事策略和審美範式，經過左翼電影和延安時期新文藝作品的檢驗，開始步入“十七年”電影的主流敘事框架。１９５１年由東北電影製片廠搬上銀幕的《白毛女》便是一次空前成功的、對前現代戲曲話本母題的現代性改寫。這部由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根據“白毛仙姑”民間傳說集體創作的歌劇《白毛女》改編的同名影片，在全國２５個城市１２０家影院一經公映，便轟動一時，首輪觀眾人次達到６００多萬。《白毛女》是一部契合了“磨難”和“復仇”雙重母題的經典作品，帶有前現代神鬼文化色彩，以“沉冤得雪”和“破鏡重圓”的中國敘事元程式、元審美與元情感，在“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制度講述中，將白毛女“磨難”和“復仇”的“個體遭遇”改寫為底層民眾遭受統治階級壓迫的“階級遭遇”，在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再包裝下，書寫出新中國革命敘事和歷史敘事的重要篇章。《白毛女》的成功傳遞出一個信息：無論意識形態如何變化，真正能夠激發中國廣大基層群眾愛憎情感的始終是傳統原型敘事視閾下的“好人蒙難”，最能夠安撫人心的還是普通百姓希冀卻無法得嘗所願的“善惡報應”。《白毛女》將個體命運融入階級命運，以親情和愛情的普適情感作為催化劑，在共產黨“為民伸冤做主”的“青天大老爺／明君”語境下，完成了對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書寫。某些研究者如美國學者畢克偉（Ｐａｕｌ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把中國早期電影和２０世紀三、四十年代左翼電影的範式歸因於好萊塢“通俗劇”的影響，然而回溯前現代戲曲話本，“通俗劇”的一些敘事要素作為某種程式和範式早已在中國戲曲話本中自然生成。與其說早期中國電影從好萊塢那裡學到了“通俗劇”的手法，不如說中國電影人在好萊塢電影中找到了最契合本民族審美心理的敘事形式。④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積澱過程，也是一個高度選擇的過程。文化心理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共同記憶，17

《白毛女》以“十七年”正典劇身份展現出來的中國文化深層結構令人印象深刻。其成功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同時代其他影片創作，為“十七年”電影和“十七年”民族題材影片提供了國家敘事的審美範式和原型策略。二、邊疆敘事中的原型策略和人物塑造在南宋羅燁編撰的話本《醉翁談錄》中，收錄已標出類別的故事共１９卷，其中包括“私情公案”、“煙粉歡合”、“重圓故事”，“負心類”、“不負心類”等。在這些故事類別中，“重圓故事”的共同“程式”是：男女主人公都有夫妻之緣，但命中註定要經歷重大的劫難，尤其是女主人公更加悲慘，或因國破而被迫入權豪之家（如《樂昌公主破鏡重圓》之樂昌公主），或因家亡而被迫入深宮禁苑（如《無雙王仙客終諧》之劉無雙），或因寇亂而被劫作番將之妻（如《韓翊柳氏遠離再會》之柳氏）；其後，男女主人公的重圓再會必得到第三者的幫助，始得成功。⑤“十七年”正典劇《白毛女》的歌劇版本將主要矛盾集中在“磨難”和“復仇”的親情主題上，以父女感情為主線，愛情篇幅所占不多。改編後的電影《白毛女》強化了愛情主題，將喜兒與大春從普通鄰居改為一對青梅竹馬的戀人。爹爹楊白勞被黃世仁逼死，喜兒被霸佔，大春救喜兒未果悲憤之下投奔紅軍。當故事結尾大春隨八路軍回到家鄉與白发喜兒意外重逢，在全村公審大會上，喜兒在共產黨主持下終於“沉冤得雪“，與大春“破鏡重圓”。一如正典劇《白毛女》，《哈森與加米拉》、《冰山上的來客》和《阿娜爾罕》等無不是在革命敘事和邊疆敘事中鑲嵌表現親情母題的“沉冤得雪”和表現愛情母題的“破鏡重圓”。這種將親情與愛情附著在階級衝突和階級矛盾上，在政治和意識形態話語中融入情感色彩的敘事策略，極大增強了影片的情緒感染力和表現力。“讓觀眾在心甘情願之中接受了影片所預設的國家意識形態詢喚。”這種敘事策略和情感策略不斷成功複製，構成了“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中關於邊疆愛情敘事的主體框架。（一）原型敘事中的情感策略１．破鏡重圓與愛情敘事《哈森與加米拉》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於１９５５年，導演吳永剛。該片經過一年多的演員挑選和訓練，於１９５４年６月正式開機，１９５５年８月１日在烏魯木齊首映。適逢伊斯蘭傳統節日古爾邦節，公演前一天即售出門票兩萬多張。影片全國放映場次高達１２，３２６場，觀眾達到６，２９０，８１９人次，所引發的觀影熱潮甚至超過當時風靡一時的印度電影《流浪者》，並於１９５７年榮獲由文化部頒發的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優秀影片三等獎。⑦《哈森與加米拉》不僅是我國第一部反映哈薩克族人民生活的影片，也是第一部使用民族語言拍攝的電影，同時還是第一部建構了以愛情敘事為核心策略的民族題材作品。影片不僅展現了多姿多彩的哈薩克民族風情和新疆地域風貌，還以哈森與加米拉的情感故事為主線，歌頌了堅貞不屈的美好愛情。作為首部新疆民族題材影片中的愛情敘事，在情節上《哈森與加米拉》有著和《醉翁談錄》講述的“重圓故事”相似的結構關係，這種結構關係被元明愛情戲曲／小說借用，演化出同屬於“重圓故事”的一種變體─“才子佳人小說”。此處，元明愛情戲曲／小說中的才子佳人小說是個特指而非泛指，並非我們平常所言的才子佳人題材小說。在敘事策略上，“才子並不是如唐宋傳奇或元明中篇傳奇那樣動輒出身於豪門世家，而多為平民子弟，其與佳人的關係多是親緣相同，或是寓居女家。而佳人們在尋找、追求理想的婚姻時常表現出少有的大膽、熱烈。……而且，在這些越名犯分的行27

動之後，佳人們便會投入真摯感情，堅守盟約，忠貞不渝。這類小說即以佳人們的這些忠貞之舉來淡化她們追求愛情婚姻的違禮色彩。有學者把這種情節模式歸納為三個主要組成部分：男女一見鍾情，小人撥亂離散，才子及第團圓”。⑧用四字成語概括，即為“破鏡重圓”。《哈森與加米拉》有著和“破鏡重圓”相仿的敘事程式關係。影片伊始，哈薩克族青年哈森和加米拉深深相愛─此處對應程式中的第一部分“男女一見鍾情”。隨後，加米拉被大牧主居奴斯之子帕的夏伯克橫刀奪愛。在富有正義感的牧民幫助下，兩人逃進深山，生下一子。大牧主居奴斯與國民黨反動派狼狽為奸，抓回哈森和加米拉，並殘害了他們的孩子。─此處對應第二部分“小人撥亂離散”。哈森與獄友暴動逃出監獄，參加了民族聯軍。後來，哈森與共產黨部隊重返草原，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懲辦了罪惡的牧主父子，與加米拉夫妻團圓，過上了幸福生活─此處對應第三部分“才子及第團圓”。在這一系列敘事語句中，人物被置換─“小人”置換成“階級敵人”，“才子”置換成“革命青年”。情境也被改寫─“及第”改寫為“參加共產黨獲得最終勝利”，整體句式結構不變。這種情節模式和置換方法不僅構成了《哈森與加米拉》的主線敘事，同樣也是《阿娜爾罕》和其他“十七年”民族題材影片愛情敘事的基本故事框架。導演吳永剛１９３４年自編自導了他的第一部無聲電影《神女》，被譽為中國電影黃金時代最優秀的默片作品之一。１９４９年後，他從舊上海左翼文人導演成長為新中國革命文藝家導演。當新中國剛剛建立，其他海上導演或茫然無措、或將目光聚焦於都市文化景觀改造等革命宣傳作品時，他已在１９５０年執導了建國後第一部反映農村土地改革的影片《遼遠的鄉村》。１９５３年，吳永剛接受上海電影製片廠委派，從火紅的革命敘事轉向當年更為急迫艱巨的邊疆敘事，拍攝了首部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哈森與加米拉》。１９５６年，他自編自導奇幻電影《秋翁遇仙記》，該片根據馮夢龍《警世恒言》中的《灌園叟晚逢仙女》改編，講述了官宦子弟出身的惡霸張委闖入愛花如癡的秋翁花園，惡意採摘、大肆破壞，最終被花神仙女懲治的故事。影片以灌園叟秋翁“遇仙得救”的奇幻外衣妝點了真善美的勞動人民必將獲得幸福的階級敘事，將中國民間文化無意識移植到階級鬥爭話語中，產生出複合的政治意義。無論是１９３４年的《神女》，１９５５年的《哈森與加米拉》，還是１９５６年的《灌園叟晚逢仙女》，以及吳永剛在“十七年”到“改開”前拍攝的一系列戲曲電影和戲曲舞台藝術片，如１９５８年《林冲》，１９６２年《碧玉簪》，１９６３年《尤三姐》，１９７６年《讓徐州》，１９７８年《劉三姐》和１９７９年《茶童戲主》，無不在作品中透射出他對創作傳統戲曲題材和刻畫底層女性人物的偏愛。可以想見，當民族題材影片《哈森與加米拉》的拍攝任務擺在吳永剛面前時，從戲曲話本借用而來，貼近中國基層觀眾文化心理的傳統敘事程式於他早已了然於胸。這些程式不僅影響了延安時期新文藝作品和“十七年”正典劇《白毛女》的創作，同樣也影響了早期中國電影和左翼電影，成為中國故事的元程式和元類型。作為成長在中國電影誕生地上海且有著豐富創作經驗的導演，吳永剛在民族題材影片中採用成熟的戲曲原型建構策略，顯得胸有成竹、順理成章。表像上，《哈森與加米拉》仍然屬於“十七年”電影以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為原則的主流階級敘事範疇。然而通過對戲曲話本的現代性改寫，這部影片開創了在邊疆敘事中嵌合愛情敘事的經典範式。可以說《哈森與加米拉》、《冰山上的來客》和《阿娜爾罕》三部影片在敘事原型和情感策略上，都借用了“重圓故事”的表述形式。“重圓”不僅承載著關於愛情的敘事，還承載著關於離合的悲苦。顧頡剛先生曾經在研究孟姜女故事敘事時這樣說：“孟姜女故事的基礎是建設於夫妻離別的悲哀上，與祝英台故事的基礎建設於男女戀愛的悲哀上有相同的地位。因為民眾的感情與想像中37

有這類故事的需求，所以這類故事會得到了憑藉的勢力而日益發展。”⑨可見，夫妻別離是中國人情感敘事中的大題目，而“破鏡重圓”則是大題目中的大戲劇。與孟姜女故事的“先分離，再死別”不同，“破鏡重圓”故事裡的“先別離、再重逢”蘊含的悲喜劇色彩和大團圓結局，讓悲苦的中國人在艱難時刻得到心靈慰籍。正是民眾的情感想像與需求，讓這類故事成為曆久彌新的經典母題。２．沉冤得雪與階級敘事除了“破鏡重圓”，《哈森與加米拉》和《阿娜爾罕》還鑲嵌著另外一個源於戲曲話本的原型傳統———“沉冤得雪”。“十七年”民族題材影片中的愛情敘事往往與階級敘事共生，即把古老的敘事範式“破鏡重圓”和“沉冤得雪”同時改寫為具有現代性範式的愛情敘事和階級敘事，並以“沉冤得雪”的階級敘事統合“破鏡重圓”的愛情敘事，實現影片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先進性和正確性。“沉冤得雪”在前現代文本中往往藉由“青天大老爺／明君”之手讓冤屈之人得以昭雪。“十七年”電影同樣將其進行了置換與改寫，主持正義、懲治惡人的“青天大老爺／明君”被轉碼為“中國共產黨”，講述著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最終勝利的歷史必然。文以載道，微言大義；說一個故事，講一個道理，是中國敘事的核心使命。中國故事歷來因大團圓受到批判，認為與西方悲劇相比輕浮淺薄。然而在壁壘森嚴的舊制度下，底層民眾冤屈無處申訴，只能借由故事和唱本想像，消除心中的塊壘。中國人所期待的“好人好報”，是在想像中與生命之苦和解。無論“沉冤得雪”還是“破鏡重圓”，過程的挫敗感與張力越強大，給民眾帶來的撫慰就越有效，大團圓的敘事框架和結構也就越穩固。由北京電影製片廠和新疆電影製片廠聯合攝製於１９６１年的影片《阿娜爾罕》有著與前述作品幾乎相同的故事結構和敘事程式，只是善惡對立雙方的人物更多，中間過程也更為複雜。《阿娜爾罕》的故事發生在１９４０年代末、１９５０年代初新疆南疆地區的喀什鄉村，彼時全國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放，然而西部邊疆卻依然籠罩在一片黑暗勢力的包圍中。故事以一對維吾爾族青年男女的愛情悲歡和情感坎坷為主線，展現了新疆和平解放前後社會與時代的巨大變遷。阿娜爾罕與《哈森與加米拉》、《冰山上的來客》的女主公一樣，同為美麗善良、性格堅韌的少數民族底層女性。故事開篇，大地主烏斯曼威逼利誘霸佔了貧農出身的阿娜爾罕。婚禮當晚，阿娜爾罕不堪淩辱，抗婚逃跑未遂，被烏斯曼打得奄奄一息。長工庫爾班同情阿娜爾罕，幫她逃出虎口。解放軍入疆，烏斯曼與反動勢力勾結，變身為宗教人士。為籠絡人心，烏斯曼假意解除與阿娜爾罕的婚約，赦免長工庫爾班。然而烏斯曼卻懷恨在心，處處暗中迫害，阿娜爾罕和庫爾班只得流浪他鄉，在沙漠中結為夫妻。１９５０年南疆和平解放，二人回到家鄉，但是烏斯曼卻依然控制著這裡，並利用宗教勢力將叛教罪名加在夫妻二人身上。阿娜爾罕與庫爾班生生分離，愛人不知所終，阿娜爾罕一心掛牽，拒絕了傾慕者買買提的求婚，被關進果園。共產黨幹部張傑帶領工作組來到鄉村，批鬥會上，阿娜爾罕衝出果園揭露了烏斯曼的醜陋嘴臉。此時庫爾班已經成為一名幹部，跟隨工作組也來到這裡，阿娜爾罕與庫爾班終於重逢。烏斯曼恐怕罪行暴露，唆使買買提的媽媽鬧事，污蔑工作組的庫爾班搶走了她家兒媳婦，又指使他人殺害買買提，嫁禍庫爾班。烏斯曼氣焰囂張，但終究邪不壓正，在工作組與宗教人士的團結努力下，反革命分子烏斯曼終於認罪伏法。阿娜爾罕和庫爾班這對夫妻終於歷經重重波折、沉冤得雪，與新疆各族人民一同獲得了自由、解放和幸福。《阿娜爾罕》可以看作是《哈森與加米拉》和《白毛女》等文本的孳乳與融合。電影與傳統戲曲話本一樣，有著互文的關係和影響。在既有原型的熟悉感和新編故事的陌生感之間不斷加工再創造，增加情節的曲度和振幅，取得新的敘事平衡。47

３．冒名頂替與反特敘事１９６３年１月１日在全國公演的《冰山上的來客》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導演趙心水。影片通過真假古蘭丹姆和解放軍戰士阿米爾的愛情懸念，講述了邊疆戰士與國民黨特務鬥智鬥勇獲得勝利，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故事。《冰山上的來客》融合了“冒名頂替”、“破鏡重圓”、“沉冤得雪”三重敘事原型。尤其“冒名頂替”，是構建《冰山上的來客》所有懸念的核心，也是貫穿故事情節發展的重要線索。在所有“冒名頂替”的古老敘事原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西遊記》的“真假美猴王”。這一敘事程式的特點是：某一人物形象被某個妖怪“克隆”了，二者雖然是一真一假，可是真假莫辨，真的力辯自己是真的，假的也力辯自己是真的，不少權威人物也分辨不清。六耳獼猴和孫悟空的“真假美猴王”原型敘事被其後無數戲曲話本反復使用，演繹變化出不同形態。京劇《雙包案》裡“黑鼠大仙”幻化出假包拯，與真包拯在公堂上唇槍舌劍，詼諧熱鬧。越劇《追魚》裡“鯉魚精”幻化成假相府小姐，替代真小姐牡丹與落魄書生張珍相愛，最終修成正果。這些程式的句法雖然相同，均是妖怪幻化成人形混亂視聽；但又有著不同的敘事趣味，側重表現的情緒內涵各不相同。《冰山上的來客》中，假古蘭丹姆冒充真古蘭丹姆誘惑戰士阿米爾，欲與之發展出一段危險關係，幸而楊排長及時識破，假古蘭丹姆“原形畢露”。此處的敘事句法同樣是將前現代敘事程式“冒名頂替”進行了現代性改寫─原型敘事中的“妖魔鬼怪”與反特敘事中的“美女特務”構成了轉換關係。而真假古蘭丹姆和阿米爾的情感糾葛不僅交織出複雜的情節結構，還展現出正與邪、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的階級衝突和階級對立。故事不是一個單獨的、靜止的、自足的存在。故事是一個歷史演進的過程，一個經由歲月累積，慢慢沉澱厚實的過程。“冒名頂替”中“以妖代人”的符號想像經過時間沉澱，逐步進入中國基層社會的文化無意識，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心理。當《冰山上的來客》通過敘事原型展現出文化無意識中的集體性選擇時，真假古蘭丹姆的寓意便在觀眾心中呼之欲出、不言自明了。這些如同解碼般的原型敘事策略，通過層層疊加，時而讓沉潛於觀眾內心的焦慮不斷放大，時而又讓觀眾的情緒和情感獲得極大釋放。古老的敘事原型和情感程式交替出現，最終輝映出《冰山上的來客》的傳奇色彩，使之成為“十七年”民族題材影片中的經典之作。（二）人物塑造中的性別話語羅燁在《醉翁談錄小說引子》中總結了傳統戲曲話本中若干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認為有兩類人物在元雜劇中被反復打磨塑造，一類是“春濃花豔佳人膽”，一類是”月黑風寒壯士心”。在這兩類風標特出的人物中，“佳人膽”涵蓋了那些不甘屈抑、敢於反抗、為自己的幸福不竭追求的女性。“壯士心”則搏動著一群狹義靈魂，有不畏強暴、反抗壓迫的勇士，有抵禦外辱、敢赴國難的英雄。前文曾經提到，毛澤東在１９４２年觀看革命京劇《逼上梁山》後給延安中央黨校同志們的賀信中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而在舊戲舞台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十七年”間，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受壓迫人民。作為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的“壯士心”和“佳人膽”被留存下來，尤其是“佳人膽”，在“十七年”民族題材影片中持續發揚光大。１９４９年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人民與內地女性群體相繼獲得平權和解放，具有舊時代雙重邊緣身份的邊疆少數民族女性成為“十七年”民族題材影片最重要的表現對象。膾炙人口的《冰山上57

的來客》、《五朵金花》、《劉三姐》等，無不以美麗智慧、勇敢善良的少數民族底層女性為主角。這些個性鮮明、反抗意識強烈的少數民族女性人物所展現出的對愛情的忠貞不渝，對反動勢力威逼利誘不為所動的大無畏精神，既符合中國文化無意識對女性的身份想像與性格塑造，又代表著無產階級和性別話語的勝利。除在性格塑造上強調少數民族女性大膽追求自由生活的權利之外，在人物關係刻畫上，同樣更進一步。《哈森與加米拉》和《阿娜爾罕》都有男女主人公私下定情的情節，這與唐傳奇中的男女私定終身，元明中篇傳奇中男女婚前私合關係如出一轍。作為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婚姻制度的挑戰，“私定終身”這種情感關係在反封建的階級敘事和性別話語中顯得尤為恰合。更有意味的是，這三部影片的男女主人公分別代表了新疆的三個少數民族─《哈森與加米拉》描寫的是那拉提草原上的哈薩克族，《冰山上的來客》刻畫了帕米爾高原上的塔吉克族，而《阿娜爾罕》則書寫了南疆高原腹地與沙漠之間的沖積平原喀什地區的維吾爾族。對三個不同少數民族青年男女的塑造指涉出了新疆的民族多樣性特徵，這也是“十七年”民族題材影片以邊疆敘事構建新中國國家敘事和國族認同的重要環節。結　語“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在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話語下，潛藏著許多由時間沉澱出的中國文化印記。這些影片不僅講述了新中國邊疆敘事的宏大與遼闊，還通過一個個根植於中國人文化記憶中的原型故事，以相似的生命體驗與價值判斷，用千百年來古老的敘事傳統置換、改寫、延續了政治時代的中國話語。回望那段歲月，我們發現歷史並未斷代。在看似僵硬的文本下面，是生長在我們生命深處的中國故事。重讀這些故事，我們會看到傳統的穿透力，看到其中“各種敘事程式總是‘有意味’地昭示著後人：我們這個民族是這樣或那樣地帶著歷史的煙塵、踏著有時歡快有時沉重的步伐走過來的。”①童慶炳總主編，吳秀明、劉起林分卷主編：《歷史題材文學系列研究（第４卷）─中國當代歷史文學的創造與重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３頁。②葉月瑜主編：《華語電影工業：方法與歷史的新探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１頁。③董上德：《古代戲曲小說敘事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７６、２８４～２８７、３２～２９１頁。④⑥余紀：《國家建構的一個側面─“十七年”電影中的邊疆敘事與國族認同》，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９頁。⑤⑦吳玉霞：《新疆本土電影發展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６～１０頁。⑧徐大軍：《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係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８３～３８４、１９２～１９５頁。⑨顧頡剛著、錢小柏編：《顧頡剛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５８頁。作者簡介：潘雨，上海戲劇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副教授。上海　２０１１０２［責任編輯　桑　海］67

澳門理工學報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中西文化·主持人語：文化交流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縱觀人類歷史，沒有哪個文明能夠在完全封閉的環境中獨立存在，高度發展的幾大古代文明中心，均與周邊文化有著長期的交流和互動。十六世紀以來的東西方文化交流，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交流之一，是形成現代人類社會面貌的重要原因。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早期階段，天主教傳教士扮演著主要的中介角色，而天主教在東方傳播本身，也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與物質文化乃至科技文化的交流相比，宗教傳播更具挑戰性，難度更大。晚明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不僅要面對異文化的抵拒，也會引發教權、王權、皇權之間的衝突，而且在傳播過程中，各修會之間甚至某一修會內部也常發生矛盾，爭議不斷。解決這些問題的最重要途徑，是宗教的自我調適和本土化。這不僅是天主教紮根中國的主要途徑，而且也是一切宗教傳播的普遍規律。基督教從小亞細亞傳入歐洲如此，佛教從南亞傳入中國亦如此。如果說禪宗是佛教中國化的結晶，那麼未來亦可能出現某種形式的、影響深遠的中國本土基督宗教。二十世紀以來，文化交流的研究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特別是全球史理論興起以後，文化交流與互動更成為全球史書寫的主要對象。但是研究文化交流史有著極高的難度，不僅要求紮實的多語種訓練，更重要的是要對彼此文化均有深入的認識。以十七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史為例，研究者除了要掌握多種東西方語言之外，也要對中國和歐洲傳統文化、政治、社會等有較為深入的認知，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產出精深的研究成果。近年來，中國學術界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掌握多語種的年輕學者，且在文獻數字化飛速發展和出國交流越來越便利的條件下，東西方學界在資料的掌握方面差距越來越不明顯了。但是，在對東西方傳統文化、政治和社會的認知方面，本領域中的學人仍需努力，否則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深度無法提高。本期“中西文化”欄目所刊載的論文，有兩篇為天主教在華傳播史，另一篇則是近代學術交流史，均屬於廣義的文化交流史範疇，而且均與宗教史相關。陳玉芳的論文利用葡萄牙原始文獻復原了耶穌會士蘇霖入京的經過，通過這一個案呈現了耶穌會內部、耶穌會與宗座代牧之間的爭執和衝突，並分析了衝突背後的權力張力、民族國家立場等問題；閔心蕙的論文同樣是以小見大之作，通過考訂多明我會士黎玉範的一封書信和一部中文著作，考察多明我會傳教士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觀點和立場，並進一步分析了天主教中的“敬親”與儒家思想中的“孝親”觀念的相遇、調適與衝突；胡適與鈴木大拙的交流和爭論，是近代學術史的一樁公案，王學進的論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還原了胡適與鈴木大拙有關中國禪宗思想史的爭論焦點和內容，尤其詳細探查了其對中日兩國佛教研究的深遠影響。三篇論文在史料發掘方面均有貢獻，同時也提醒我們在個案研究中，將研究對象置入歷史脈絡中（基督教傳統與儒家思想傳統、中日近代學術脈絡）加以分析的重要性。主持人簡介：董少新，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名譽教授、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客座教授（２０１７）、美國富布賴特訪問學者（２０１５～２０１６）。長期從事近代早期中西關係史、中國基督宗教史、東亞海域史、明清史等領域的研究。著有《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葡萄牙耶穌會士何大化在中國》，編著《西文文獻中的中國》、《感同身受———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與感覺》等，譯著《伯駕與中國的開放》，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已發表各類論文５０餘篇，承擔國家社科重點項目等多項省部級以上項目，學術成果曾獲得省部級以上獎項５項。77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教廷、國家與修會：1688年葡萄牙耶穌會士蘇霖入京小考*陳玉芳［提　要］　明末以來，耶穌會是天主教在華傳播的主要修會，且處於葡萄牙保教權的控制下。1688年中國皇帝召葡萄牙耶穌會士蘇霖入京效力時，這一局面正發生變化，而蘇霖入京也引發了教會內部一系列的異議、爭執和衝突。本文利用傳教士文獻，考察蘇霖入京的緣由和入京過程中引起的耶穌會內部、耶穌會與宗座代牧等之間的爭執和衝突，並分析爭執和衝突背後複雜的權力張力、民族國家立場等問題。［關鍵詞］　蘇霖　耶穌會　保教權　皇帝［中圖分類號］　B9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078⁃081688年1月28日，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Verbiest）去世，僅有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TomásPereira）、比利時耶穌會士安多（AntoineThomas）、意大利耶穌會士閔明我（ClaudioFilippoGrimaldi）①奉職京廷。徐日昇遂向皇帝推舉葡萄牙耶穌會士蘇霖（JoséSoares）入京。在華傳教士視京廷耶穌會士為傳教團的“支柱”和“根基”，在調派傳教人員時一般會滿足京廷的需求。然而，耶穌會長上們在調派蘇霖入京一事上，出現爭執和衝突，招致直屬教廷的宗座代牧的不滿，甚至對北京神父發佈禁令。這些爭執和衝突的背後，深藏的是耶穌會中國副省內部權力的衝突、耶穌會士民族立場鬥爭、宗座代牧對在華耶穌會長上的權力制衡、葡萄牙保教權面臨的挑戰等諸多問題。此外，蘇霖入京前在山西絳州傳教，皇帝卻下旨禮部前往南京著取蘇霖，這種矛盾也暴露出皇帝在調派傳教士入京時的一些問題。本文利用在華傳教士的文獻，探討蘇霖入京始末和由此引發的爭執，分析其中複雜的權力張力與民族國家立場等問題。一、入京計劃與過程1688年2月8日，耶穌會中國副省巡察員（ViceVisitor）徐日昇致信澳門耶穌會中日巡察員87∗本文係董少新教授主持的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計劃冷門絕學項目“１７～１８世紀有關中國的葡萄牙文手稿文獻的系統翻譯與研究”（項目號：２０１９⁃０１⁃０７⁃００⁃０７⁃Ｅ０００１３）的階段性成果。

（Ｊａｐａｎ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Ｖｉｓｉｔｏｒ）西蒙·馬丁（ＳｉｍãｏＭａｒｔｉｎｓ），提出調派蘇霖入京的計劃：恐怕必須要讓蘇霖神父入宮了。為此，也必然要借調齊又思神父到山西和陝西，任命他為長上，管理那裡的法國傳教士。……擅長彈奏風琴和豎琴的（馬瑪諾）修士更有理由入宮，因為我們要抓住一切機會取悅皇帝，尤其是在現在，在南懷仁神父去世後。②蘇霖當時在山西絳州，信中提到的齊又思（ＬｕｉｚＡｚｚｉ）神父在廣東沿海一帶，馬瑪諾（Ｍａｎｏｅｌ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修士③在澳門。概括而言，徐日昇的計劃是，蘇霖、馬瑪諾入京效力，齊又思赴山西和陝西接管教區。是月２４日，他再次致信西蒙·馬丁，敦促執行這一計劃：……解除齊又思神父現有的工作，令他儘快前往絳州，他將更好地為天主服務。這樣一來，我可以讓蘇霖神父前往宮中。齊又思神父留在那裡，監督法國人一兩年。④徐日昇為何調蘇霖入京呢？他指出，南懷仁離世後，安多由於不通漢語，短時間裡難以勝任欽天監職務。蘇霖熟諳漢語，教習安多最為合適。此外，北京教務繁忙，也需增派人手。皇帝在徐日昇呈請之後，恩准蘇霖入京，並打算派官員著取。然而，蘇霖偷潛入華，時在絳州傳教，皇帝並不知情，有可能派人前往澳門著取接應。蘇霖人在山西一事一旦暴露，西洋傳教士可能陷入欺君犯上、闌入境內的危險中。考慮到這一點，徐日昇說服皇帝由他親自安排著取。他讓蘇霖從山西前往南京，按照從澳門到南京的路程計算好抵達南京的時間，這樣看起來像是從澳門過來的。同時，齊又思偕同馬瑪諾從廣東前往南京。待與蘇霖會合後，齊又思前往絳州，馬瑪諾和蘇霖同往北京。⑤徐日昇的這一計劃未能順利進行。巡察員西蒙·馬丁１６８８年１月２日在澳門離世，１月６日葡萄牙神父方濟各（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Ｓａｖｅｉｒｏ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ｃｉ）繼任。⑥徐日昇２月８日向馬丁提議調派傳教人員時，全然不知這一消息，甚至在３月２日寫信給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意大利神父殷鐸澤（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時，仍不知情。殷鐸澤提到：宮廷的神父們３月２日寫信給我，然而沒有人知道馬丁神父離世。因此，一切如舊，副省巡察員徐日昇管理所有事務。他寫信告訴我，他已經向山西的蘇霖發出命令，讓他取道南京前往北京，佯裝奉旨從澳門過來。他還告訴我，已經給在澳門的巡察員寫信，調齊又思到山西，同時調派一位會彈奏風琴的修士前往北京。⑦蘇霖聽從徐日昇的調動離開山西，但是抵達南京後，殷鐸澤阻撓甚至命令他返回山西。不過，“皇帝等得不耐煩了，派人到南京著取蘇霖。副省會長這才不再阻撓。”⑧中文文獻載，１６８８年４月１３日（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康熙下旨：“禮部速差人前往江寧府天主堂，取西洋人蘇霖赴京，恐或蘇霖在路，亦未可知，十分留心，路遇同來。”次日，禮部派“八品筆帖式山圖、撥什庫阿進前往江寧，取西洋人蘇霖一同馳驛來京。”⑨不過，蘇霖信裡說明，只有一位官員到南京接應他。蘇霖與他一同前往京城，日夜兼程，歷時十一天，於５月３日抵京。蘇霖抵京後，６日向巡察員方濟各神父彙報了皇帝召見他的過程：我們５月３日下午時分到京，之後很快前往宮中，途中遇趙老爺。皇上派他轉告我們，因我舟車勞頓，可先回教堂，次日再去拜見。這位老爺護送我們到堂。因我來時勞累，讓聖上憂心，故九次叩拜。次日，我們去拜見皇上。皇帝按規矩接見了我們，對我仁愛有加，問了我許多問題。最後，他令趙老爺送我們返堂。趙老爺是我們領受這位偉大國王的仁愛的渠道。⑩蘇霖到京後，方濟各神父有意任命他為徐日昇離京期間的北京會院副院長：考慮到院長神父徐日昇即將前往東韃靼，我已經通過三條途徑寄信給他：５月２２日97

直接寄到宮廷，同月２９日經由杭州這第二條郵路，第三條經由江寧，信中任命閣下為院長神父離開期間的副院長。閣下要儘快執行，不必回覆我寄給他的這些命令。除此之外，方濟各指示他學習天文計算知識，維持西洋人在欽天監的地位：我緊急命令閣下堅持不懈地投身學習天文計算。上帝賜予了這麼好的一個機會來學習它。上帝將助你成功。讓你學習天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宮廷裡的神父們都熟知天文。我們最終都會死亡，但是不知道何時，因此，不要浪費時間，要保持欽天監監官這樣一個對基督教有利的職位。可是，蘇霖多次致信方濟各，表示無法投身其中，理由有三：一是，身體欠佳，時而出現眩暈、失聰。二是，教務繁忙，且要應付皇帝、官員的需求，難以投心一門科學。三是，天文學深奧難懂，力難從心。他也婉拒北京會院副院長一職，但是應允在徐日昇離京期間代理北京會院院長的職務。二、衝突、爭執與阻撓十五世紀，隨著教皇授予葡萄牙一系列的特權並頒佈相關條令，葡萄牙逐漸擁有了遠東傳教的保教權。前往遠東傳教的傳教士，包括耶穌會士、方濟各會士等須向葡王效忠，乘葡萄牙船隻從里斯本啟航，且享葡王的經濟支持。入華耶穌會士雖然來自歐洲不同國家，但受葡國保教權控制，都效忠葡萄牙國王，維護葡萄牙的利益。１５８３年始，耶穌會士以葡萄牙的貿易基地澳門為中心，深入中國內陸，且在１６２３年成立耶穌會中國副省（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掌握著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傳教權。這一局面在十七世紀中後期開始發生變化。先是，羅馬教廷為從葡萄牙手中奪回在遠東傳教的統治權，實施宗座代牧制，且於１６７８年１０月１０日下令，遠東宗座代牧管轄區內的傳教士，必須宣誓效忠教皇，聽命於宗座代牧。宗座代牧區的設立，影響了葡萄牙保教權下的耶穌會在中國副省的管理權。繼而，１６８８年初，五位法國耶穌會士來華傳教。雖然同為耶穌會士，但是這五位法國傳教士是奉法國國王之命而來，不僅對葡萄牙的商貿利益構成威脅，也打擊了葡萄牙的保教權，且使耶穌會中國副省的管理更加混亂。葡萄牙籍耶穌會士極力排斥這五位法國傳教士，包括中日教省兩任巡察員西蒙·馬丁和方濟各，以及中國副省巡察員徐日昇。１６６８年２月７日，法國耶穌會士已抵達京廷候命。巡察員西蒙·馬丁和繼任者方濟各不希望他們任何一位留在京廷，一方面是因為這五位法國耶穌會士挑戰了葡萄牙保教權，另一方面是他們尚未表明服從耶穌會中國副省長上的管理。方濟各為了阻撓他們留京，２月６日致信徐日昇，任命他為北京會院院長，授權他管理五位法國耶穌會士；１０日寫信給副省會長殷鐸澤，明確要求五位法國傳教士離開京廷，並提到，若是讓他們留在京城，澳門總督和印度總督可能會收繳中國副省在澳門和果阿的房產；１９日再次寫信給殷鐸澤，讓他把五位法國傳教士分別派遣到西安、杭州、絳州等地協助傳教，因為“我有必要派蘇霖到京城以外、汪儒望神父無法顧及的地方去”。徐日昇２月８日提出調派蘇霖入京，信件到廣東方濟各神父手中需數月時間，而新任巡察員方濟各２月１９日信就表示要把蘇霖調離山西。雖然尚未發現相關文獻，但是由此可以推斷，蘇霖入京或是前任巡察員馬丁已敲定之事，且有迫使法國耶穌會士離京、調派葡籍耶穌會士入京之意，而新任巡察員也默認同意。然而，副省會長殷鐸澤強烈反對並阻撓蘇霖入京。殷鐸澤可能從徐日昇信中得知要調派蘇霖入京這一計劃，在尚不知曉方濟各神父的立場和決定時，於３月１７日致信巡察員，提出他的計劃：留兩位法國耶穌會士在宮廷，另外三位分別到山西、陝西和杭州。這三位法國傳教士在前往目的地08

前，先到絳州與蘇霖共同生活一段時間，學習漢語。他在３月１８日回信徐日昇時，同樣提到這一安排，並表示：如果我們讓蘇霖神父離開山西，讓他入宮，那麼誰來指導和教導這些新的傳教士快速靈活地幫助北方眾多哭泣的信徒呢？這些教徒知道蘇霖神父離開，會哭泣得更厲害。此外，儘管讓齊又思神父來山西指導新傳教士，但即使他以前學過漢語，現在也已經忘了。他怎麼能成為北方這些法國神父們的老師和嚮導呢？我親愛的神父啊！我相信閣下對救贖這些靈魂是有熱情和善意的。我請求閣下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幫助我們時要謹慎而為，讓蘇霖留在山西，如果他在途中，則令他返回，而不是讓他在如此遙遠的路途上顛簸和花費錢財。在宮廷可以這樣安排，既然閣下想讓他看起來是從澳門過來教習安多神父語言這件事已經不可能實現，那麼閣下身在宮廷，完全能找到一個更適合的人，而不用調派我們這些對拯救靈魂來說十分必須的下屬。殷鐸澤的回信立場堅決，但語氣委婉；然而，他３月２０日致信方濟各信提及此事時，反應十分強烈。他寫道，得知徐日昇的這一計劃後，他備受折磨。讓蘇霖放棄三省牧區前往北京的這道命令是“偏離方向的”“倉促的”和“有害的”，理由是，徐日昇對三省信徒棄之不顧。蘇霖身處的北方三省急需傳教人員，殷鐸澤曾經在１月致信巡察員馬丁，請求調派一位神父到北方協助蘇霖：“我之前忘了請求閣下派一位神父做蘇霖的同伴。（目前）僅有他一人照料北方山西和河南二省的信徒。”在這種情況下，徐日昇卻將蘇霖調離山西，無疑有違殷鐸澤的計劃。信中，殷鐸澤也反對調派齊又思到山西，理由是，齊又思神父對日本教省、海南、兩廣的信徒而言十分重要。殷鐸澤在寫給方濟各的信中附上１８日致徐日昇的回信，希望方濟各與他一同阻止蘇霖進京。殷鐸澤反對蘇霖入京除了上述因素外，還有一點是，蘇霖是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召同籍會士入京，而阻撓法國會士留京，帶有強烈的民族國家情結。殷鐸澤是意大利籍耶穌會士，儘管受葡萄牙保教權的控制，但在傳教問題上，沒有民族國家立場的考量。在他看來，法國耶穌會士的到來，緩解了中國傳教人員不足這一問題，而徐日昇卻因個人民族情結，排斥法國耶穌會士，破壞耶穌會內部的團結。殷鐸澤、徐日昇二人因蘇霖入京一事僵持不下，這與耶穌會在華的管理結構不無關係。耶穌會實行從上至下的管理結構，總會長為修會最高權力者。耶穌會以教省為單位劃分管理傳教區，教省會長是一個教省的最高長上，由總會長任命，一般任期為三年，教省內的各級長上，由教省會長任命。耶穌會《會憲》規定，教省會長或副教省會長有權調派人員。教省巡察員是總會長臨時而非常設的任命，直接代表總會長，職位高於教省會長，負責調查某一教省各項人員配備，有權任免長上，包括教省會長，也有權調動傳教人員。耶穌會中國副教省１６２３年從日本教省獨立出來，但人員和財務管理等仍未完全分開。中日教省巡察員負責中日兩個教省事務，常駐澳門，權力高於中國副省巡察員和副省會長。徐日昇提出調派蘇霖入京時，是中國北方副省巡察員（任期至３月２９日，之後任北京會院院長），有權調動副省內的傳教人員，故直接命令蘇霖從山西赴京。殷鐸澤是中國副省會長，同樣有調動傳教人員的權力，與副省巡察員的權力範圍重疊。因而，蘇霖到南京後，殷鐸澤有權滯留他，且命其返回絳州。然而，副省會長和副省巡察員在人員調動上出現分歧和矛盾時，應該如何解決呢？徐日昇似乎認為，副省會長無權干涉副省巡察員的決定：“副省會長神父利用職權將蘇霖滯留南京。他不能這樣做，因為副省會長不能阻撓副省巡察員的決定。他似乎應該受到指責。”蘇霖入京一事也受到南京宗座代牧的干預。首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於１６８５年被任命為南京18

宗座代牧，分管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等地教務。徐日昇曾向羅文藻請示蘇霖入京事宜。然而，從羅文藻４月２日致方濟各信可以看出，他對徐日昇向皇帝撒謊一事十分不悅：現在山西、陝西和河南省沒有牧者，原因是尊敬的蘇霖神父現在南京一天天等待著前往北京宮廷———徐日昇和安多神父調他入京與他們一同居住。我相信閣下已經收到消息，因為副省巡察員徐日昇神父寫信告訴我這一計劃並請求同意時，補充說已經寫信給澳門，請求派某位神父到山西接替蘇霖神父。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我無法表示同意，也無法消除這之後的麻煩。因為這些神父沒有稟明皇帝這位神父（蘇霖）在山西，而是說他往返澳門和廣州之間學習漢語。如果皇帝得知蘇霖實際在山西，那麼有失去對這些神父的信任的風險。我很快回覆了他們我的意見，並把副省會長的決定或命令傳給他們……面對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殷鐸澤和南京宗座代牧羅文藻的異議，中日教省巡察員方濟各極力勸說兩位支持此事，主要有兩個理由，一是木已成舟，帝命難違；二是，這是前任巡察員同意之事。蘇霖入京後，方濟各５月１０日致信羅文藻：蘇霖離開山西前往北京這件事，令我備受困擾；然而，這是北京會院現任院長徐日昇向皇帝許諾的。我看不到任何迴旋餘地，因而請求尊敬的閣下支持他。５月２５日致信殷鐸澤時表示：“假定這是徐日昇在前任巡察員的允許下向皇帝的舉薦，沒有辦法補救是一件好事。這件事情的發生可以當做是天主的旨意……”２６日再次致信羅文藻，希望他贊同和祝福蘇霖入京一事，並給出另一個理由：然而，這看起來更像是天主的旨意，因為，假設徐日昇奉皇帝旨令離京時，蘇霖不在宮廷，那麼就只有我們新來的和沒有經驗的神父們，他們尚不熟悉漢語，會給這些教團的共同利益造成影響。因此，請賜福這件已經沒有其它退路的事。儘管蘇霖入京因皇帝下令著取而成定局，方濟各也極力徵得宗座代牧和副省會長的同意，但是，宗座代牧對徐日昇印象極為不好，而且不滿方濟各授權徐日昇管理五位法國耶穌會士。其中一個原因即是，徐日昇對皇帝撒謊，未徵得代牧同意就調派蘇霖入京，對三省信徒棄之不顧。此外，法國耶穌會士受皇帝召見後，兩位留京，另外三位離京前往各地傳教。之後，葡萄牙耶穌會長上方濟各和徐日昇對法國耶穌會士實施了一系列的限制，包括禁止用法語寫信、禁止使用天文儀器，甚至計劃再將一位法國耶穌會士驅離京城。法國耶穌會士怨言重重，有意返回歐洲。宗座代牧不滿耶穌會士之間的民族爭鬥，發佈了一道絕罰令，禁止在未告知所在教區代牧以及未得到同意的情況下隨意調動京廷傳教人員，而這道命令意味著宗座代牧對耶穌會內部管理的干預。副省會長殷鐸澤認為，若要避免宗座代牧干涉中國副省的內部管理，那麼要消除北京神父們的民族國家立場，也即解除徐日昇的職務，任命安多為北方省份的長上，蘇霖為北京會院院長。三、其他傳教士的安排徐日昇的調派計劃中，除蘇霖外，還提到另外兩位耶穌會士：馬瑪諾修士和齊又思神父。蘇霖從山西前往南京時，齊又思和馬瑪諾未按計劃一同前往，馬瑪諾修士也未與蘇霖一同入京。馬瑪諾５月１８日從廣東出發前往北京宮廷，６月１４日抵達南京。由於旅費緊張等問題，在畢嘉的指示下，馬瑪諾１８日離開南京，改道河南，９月抵達北京。其間，徐日昇、蘇霖多次致信方濟各，敦促派馬瑪諾入京。至於齊又思神父，方濟各沒有派他到北方傳教，原因或如他５月１０日致羅文藻函中所述：“鑒於澳門緊迫的局勢，無法再派一位神父到北方。”不過，這次調派計劃中又涉及另一位神28

父李西滿（Ｓｉｍãｏ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方濟各４月２４日曾致信殷鐸澤，提出有意派李西滿到北直隸：另外，因為這位院長（徐日昇）向皇帝提議讓蘇霖入京，同時北直隸牧區需要一位神父，如果此前有過在華經歷的李西滿神父能前往北直隸，我將十分高興；然而，由於這取決於宮廷神父認為的現有情況的各種條件和即興出現的做出上述決定的機會。為了抓住機會，閣下要授權給北京會院院長，就像我授權他利用機會一樣。殷鐸澤６月１日針對此事回覆方濟各時，似乎仍對調派蘇霖入京一事耿耿於懷：閣下有意讓李西滿神父進京，而非到山西接替蘇霖神父。我想說，李神父可能無法滿足徐日昇神父的意圖。如果能的話，徐日昇神父之前做副省巡察員時就會調派他入京，而不是調動蘇霖神父，對北方信徒棄之不顧。他調派蘇霖時，我的授權也不是必須的。此間，方濟各有可能提到派李西滿到山西，然而，蘇霖和殷鐸澤兩位神父表示反對。蘇霖為何有權發表意見呢？徐日昇奉旨離京之前，授命蘇霖有權閱覽所有寄給他的信件。重要和私密信件待他回京後再做回覆，其它的可由他代為答覆。針對是否派李西滿到山西一事，蘇霖認為他體質虛弱，無法適應當地環境。殷鐸澤同意蘇霖的觀點，表示李神父留在南方傳教較為妥當：李神父絕對不能到山西去，那裡需要強健的體魄來抵禦風寒、應對騎行數千里去牧養教徒的大量工作。我也是這麼認為的，我很瞭解李神父的情況，派他到北方意味著我們會失去一位優秀的恪盡職守的下屬，而他在常熟信徒中德高望重。最終，李西滿沒有前往北方，而是留在江南一帶傳教。蘇霖入京一事折射了十七世紀末教廷與耶穌會之間的權力張力、耶穌會內葡法會士的民族國家鬥爭、教廷對保教權奪取以及由此引發的耶穌會中國副省的管理混亂等問題。耶穌會中國副省當時有兩位巡察員———北方的徐日昇神父和南方的普安多（ＡｎｔｏｎｉｏＰｕｓａｔｅｒｉ）神父、一位副省會長殷鐸澤神父、一位中日教省巡察員方濟各神父。此外，由於教廷在中國設立了南京和福建兩個宗座代牧區，幾乎覆蓋了耶穌會中國副省的轄區，在華耶穌會士也處於兩位宗座代牧———羅文藻主教和伊大任（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ｏｄｅｌｌａＣｈｉｅｓａ）主教的管理之下。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和副省巡察員有調動傳教士的權力，且聽命於中日教省巡察員，而在華耶穌會士又宣誓效忠教皇，聽命於宗座代牧。權力的重疊和交叉，必然會帶來衝突和矛盾。由於地方傳教人員的缺乏和葡籍神父的民族國家立場等問題，副省長上們對蘇霖入京一事持不同意見，對如何安排來華法國傳教士立場相異，而宗座代牧的插手干涉，使得耶穌會中國副省的管理問題更加複雜。結果是，宗座代牧下令禁止北京神父隨意調動傳教人員，進一步蠶食了葡萄牙保教權下的耶穌會對中國教區的管理權。此外，調派蘇霖入京也反映出教權和皇權的相互制衡。選派何人入京是傳教士綜合考量傳教需求，經長上同意做出的決定，不完全聽命於皇帝。然則，若無皇帝旨意，傳教士無法出入京城，甚至中國。此外，蘇霖在南京遭副省會長阻撓，傳教士長上就此事爭執不下時，皇帝的一道諭令打破僵局，似乎化解了所有問題。徐日昇欺瞞皇帝，遭到羅文藻和南京會院院長詬病。然而，宮廷傳教士在調派傳教人員時欺瞞皇帝或向皇帝假傳消息的情況並非罕見。１６９２年，為了讓羅歷山（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Ｃｉｃｅｒｏ）和李國正（ＭａｎｕｅｌＯｓóｒｉｏ）入京，前往廣東打探閔明我消息的蘇霖與羅歷山、張方濟（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Ｎｏｇｕｅｉｒａ）假造閔明我寫給皇帝的書信，在信中建議羅歷山、李國正、何大經（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Ｐｉｎｔｏ）入京效力。爾後，由於何大經在福建傳教，無法及時與他們會合。蘇霖寫信給京城傳教士，讓安多等傳話皇帝，羅歷山的一個同伴去世，無法入京。皇帝主宰著在華傳教士的境遇，宮廷神父們並非不知其中利害，但是迫於傳教需求，有時不得不欺瞞皇帝，冒險為之。38

①閔明我１６８５年奉皇帝命令返回歐洲，１６８８年時尚未返回。②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ｓＣａｒｔａａｏ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Ｓｉｍãｏ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ｅｑｕｉｍ，８／２／１６８８，ｉｎ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Ｏｂｒａｓ，ＬｕｉｓＦｅｌｉｐｅＢａｒｒｅｔｏｅｄ．，Ｌｉｓｂｏａ：ＣｅｎｔｒｏＣｉｅｎｔíｆｉｃｏ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Ｍａｃａｕ＆ＦｕｎｄａçãｏｐａｒａａＣｉêｎｃｉａｅＴｅｃｎ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１１．Ｖｏｌ．１，ｐｐ．１２４⁃１２５．③馬瑪諾，助理修士，澳門人，１６８５年任澳門學監，１６８８年在北京為管風琴吹奏家和音樂家，１７０３年在澳門去世。④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ｓＣａｒｔａａｏ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Ｓｉｍãｏ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ｅｑｕｉｍ，２４／２／１６８８，ｉｎ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Ｏｂｒａｓ，Ｖｏｌ．１，ｐ．１３３．⑤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ｓＣａｒｔａａｏ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Ｓｉｍãｏ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ｅｑｕｉｍ，２６／２／１６８８，ｉｎ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Ｏｂｒａｓ，Ｖｏｌ．１，ｐｐ．１３４⁃１３５；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ｓＣａｒｔａａｏ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Ｓｉｍãｏ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ｅｑｕｉｍ，２７／２／１６８８，ｉｎ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Ｏｂｒａｓ，Ｖｏｌ．１，ｐ．１３６．⑥參見Ｏｕｔｒａｄ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ｄｅ２０ｄｅＭａｒｃｏａ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ｅｍ２ｖｉａｓ，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５３ｖ．⑦Ｏｕｔｒａｄ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ｄｅ２０ｄｅＭａｒｃｏａ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ｅｍ２ｖｉａｓ，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５３．注：本文利用的阿儒達圖書館藏《耶穌會士在亞洲》卷４９⁃ＩＶ⁃６３從第２６９頁開始，出現兩種頁碼標記，一是從第１頁重新開始標記，二是繼續前面頁碼順序標記。《耶穌會士在亞洲目錄》按照新頁碼編輯目錄，本文仍然按照整卷頁碼順序標記。⑧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ｓＣａｒｔａａｏ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Ｓａｖｅｒｉｏ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Ｐｅｑｕｉｍ，７／５／１６８８，ｉｎ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Ｏｂｒａｓ，ｖｏｌ．１，ｐ．１５３．⑨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７０頁。⑩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ＪｏｚｅｐｈＳｕａｒｅｓｅｓｃｒｉｔａｄｅＮａｎｋｉｍ（ｍｓ．Ｐｅ⁃ｋｉｍ）ａ６ｄｅＭａｙｏ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ｓ．１６７ｖ⁃１６８．Ｃｏｐｉａｄａ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ａｏＰｅ．ＲｅｉｔｏｒＪｏｚｅＳｕａｒｅｓ，ａｏｓ１４ｄｅＪｕｎｈ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３３０ｖ．Ｃｏｐｉａｄａ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ａｏＰｅ．ＲｅｉｔｏｒＪｏｚｅＳｕａｒｅｓ，ａｏｓ１４ｄｅＪｕｎｈ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３３１ｖ．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ＪｏｚｅｐｈＳｕａｒｅｓｄｅＰｅｋｉｍｄｅ６ｄｅＡｇｏｓｔｏｄｅ１６８８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２０７ｖ⁃２０８；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ＪｏｚｅｐｈＳｕａｒｅｓｄｅＰｅｋｉｍ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ｄｅ３１ｄｅＡｇｏｓｔｏ，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２１６；Ｏｕｔｒａｄ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ＪｏｚｅｐｈＳｕａｒｅｓｐａｒａ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ｄｅ２ｄｅＳｅｔｅｍｂｒ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２１７．有關葡萄牙遠東保教權的研究，可參見ＭａｎｕｅｌＢｒａｇａｄａＣｒｕｚ，ＯＰａｄｒｏａｄｏ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ｎ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ｉｎＤｉ⁃ｄａｓｋａｌｉａ，ＸＸＸＩＩＩ（２００３），ｐｐ．２３９⁃２５５．參見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ｓＣａｒｔａａｏＰａｄｒ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Ｐｅｑｕｉｍ，１１／２／１６８８，ｉｎ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Ｏｂｒａｓ，ｖｏｌ．１，ｐ．１２７．參見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ａｏＰｅ．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ｄｅ１０ｄｅＭａｙ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７３，１７４．參見Ｃｏｐｉａｄａｑｕｅｅｓｃｒｅｖｅｏ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ａｏＰｅ．Ｔｈｏｍａ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ｅｍＰｅｋｉｍａ６ｄｅＦｅｖｅｒｅｙｒｏｄｏｄｉｔｏａｎｎｏ，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ｓ．２７６ｖ⁃２７８．Ｃｏｐｉａｄｅｏｕｔｒａｄ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ａｏＰｅ．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ａｄｅｚｄｅＦｅｖｅｒｅｉｒｏｄｏｄｉｔｏａｎｎｏ，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ｓ．２８０⁃２８０ｖ．Ｃｏｐｉａｄａ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ａｏＰｅ．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ａ１９ｄｅＦｅｖｅｒｅｉｒ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２８２ｖ．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ｄｅ１７ｄｅＭａｒｃｏ，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５４．Ｏｕｔｒａｄ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ｄｅ２０ｄｅＭａｒｃｏａ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ｅｍ２ｖｉａｓ，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ｓ．１５４⁃１５４ｖ．Ｏｕｔｒａｄ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ｄｅ２０ｄｅＭａｒｃｏａ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ｅｍ２ｖｉａｓ，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ｓ．１５３⁃１５３ｖ．Ｃｏｐｉａｄａ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ｄｅ１８ｄｅＪａｎｅｉｒｏａｏＰｅ．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ＳｉｍａｏＭａｒｔｉｎｓｃｏｍａｓＮｏｔｉｃｉａｓｄａｉｄｅＤｏｓＰＰ．Ｆｒａｎｃｅｚｅｓ，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４５．Ｏｕｔｒａｄ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ｄｅ２０ｄｅＭａｒｃｏａ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ｅｍ２ｖｉａｓ，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48

ｆｌ．１５３ｖ．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ｄｅ１ｄｅＪｕｎｈ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９２．ＤａｕｒｉｌＡｌｄｅｎ，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ａ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Ｊｅｓｕｓｉｎ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ｉｔｓＥｍｐｉｒｅ，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１５４０⁃１７５０，ＣＡ：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２４２．ＤａｕｒｉｌＡｌｄｅｎ，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ａ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ｐ．２４７．參見Ｃｏｐｉａｄａ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ＪｏａｏＧａｂｉａｎｉ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ｅｓｃｒｉｔａｅｍＮａｎｋｉｍａ４ｄｅＪｕｎｈ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３１１ｖ．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ｓＣａｒｔａａｏ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Ｓａｖｅｒｉｏ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Ｐｅｑｕｉｍ，７／５／１６８８，ｉｎ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Ｏｂｒａｓ，ｐ．１５３．有關宗座代牧制和羅文藻的關係，參見張鎧：《羅文藻及其在“禮儀之爭”中的歷史地位與影響》，北京：《北京行政學院學報》，２０１７年第４期；保羅（ＰａｂｌｏＲｏｂｅｒｔＭｏｒｅｎｏ）：《首位華人主教羅文藻（１６１７⁃１６１９）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７年。ＣｏｐｉａｄａｃａｒｔａｄｏＳｅｎｈｏｒＢｉｓｐｏＢａｓｉｌｉｔａｎｏｅｓｃｒｉｔａｅｍＱｕａｍｔｕｍ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Ｘａｖｉｅ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ｅｍ２ｄｅＡｂｒｉｌ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２８８ｖ．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ｄｅｄｅｚｄｅＭａｙｏａｏＳｅｎｈｏｒＢｉｓｐｏＢａｓｉｌｉｔａｎｏｄｅ２６ｄｅＭａｙ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８０．Ｃｏｐｉａｄａ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ａｏＰｅ．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２５ｄｅＭａｙ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３０９ｖ．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ａｏＳｅｎｈｏｒＢｉｓｐｏＢａ⁃ｓｉｌｉｔａｎｏｄｅ２６ｄｅＭａｙ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８０ｖ．ＣｏｐｉａｄａＳｅｇｕｎｄａＣａｒｔａｄ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Ｇａｂｉａｎｉａ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ｎｏｍｅｓｍｏｄｉａ，ｍｅｚｅｈｏｒａ（１２ｄｅＪｕｎｈｏ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ｓ．３２９⁃３３０．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ｄｅ２８ｄｅＤｅｚｅｍｂｒ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ｓ．２６４⁃２６４ｖ．Ｃｏｐｉａｄａ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ａｏＰｅ．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ｅｍ６ｄｅＪｕｎｈｏｄｅ１６８８，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ｓ．３１２⁃３１２ｖ．ＣｏｐｉａｄｅＳｅｇｕｎｄａＣａｒｔａｄ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Ｇａｂｉａｎｉ）ａ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ｅｍ２８ｄｏｍｅｓｍｏｍｅｚｅａｎｎｏ（Ｊｕｎｈｏｄｅ１６８８），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３３９．白晉９月信中提到馬瑪諾修士在他寫信前幾日到了京城。參見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ＪｏａｑｕｉｍＢｏｕｖｅｔ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ｄｅ１９ｄｅＳｅｔｅｍｂｒ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２２７。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ｄｅｄｅｚｄｅＭａｙｏａｏＳｅｎｈｏｒＢｉｓｐｏＢａｓｉｌｉｔａｎｏｄｅ２６ｄｅＭａｙ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８０．Ｃｏｐｉａｄａ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ａｏＰｅ．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ａｅｍ２４ｄｅＡｂｒｉｌ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ｓ．２９４ｖ⁃２９５．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Ｖ．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ｄｅ１ｄｅＪｕｌｈ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９２．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ＪｏｚｅｐｈＳｕａｒｅｓ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ｄｅ１４ｄｅＪｕｎｈ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８４．ＣａｒｔａｄｏＰｅ．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Ｖ．Ｐ．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ｄｅ３ｄｅＪｕｌｈｏｄｅ１６８８，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９６ｖ．ＣｏｐｉａｄａｏｕｔｒａｄｏｍｅｓｍｏＰｅ．Ｖ．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ａｏＰｅ．Ｖｉｚｉｔａｄｏｒ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ｈｉｄｅｖｉｎｔｅｅｈｕｍｄｅＦｅｖｅｒｅｉｒｏｓｏｂｒｅｏｓＰａｄｒｅｓＦｒａｎｃｅｚｅｓ，ＢＡＪＡ，４９⁃ＩＶ⁃６３，ｆｌ．１４６ｖ．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ｈｏｍａｓｔｏＧｅｎ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ＣａｎＣｈｅｕ，３１／１０／１６９２，ＡＲＳＩ１４８，ｆｌｓ．１８５⁃１８６．材料由魯保祿（ＰａｕｌＲｕｌｅ）教授翻譯提供。作者簡介：陳玉芳，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講師，博士。長春　１３００１２［責任編輯　陳志雄］58

澳門理工學報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禮儀之爭的伏線———多明我會士黎玉範《聖教孝親解》新考∗閔心蕙［提　要］　西班牙多明我會傳教士黎玉範是明清之際中西禮儀之爭的重要當事人，他對中國禮儀問題的許多看法被記錄在《聖教孝親解》一書中。本文從歐洲所藏三個不同版本的《聖教孝親解》以及黎玉範的一封書信入手，分析這一文獻的時代背景，考訂其成書年代，並對文本內含的孝親觀念做一補正，以重新瞭解多明我會對中國禮儀問題的看法。［關鍵詞］　《聖教孝親解》　黎玉範　多明我會　禮儀之爭［中圖分類號］　Ｂ９７８　［文獻標識碼］　Ａ　［文章編號］　０８７４⁃１８２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８６⁃１０明末清初，天主教內部就中國信徒的祭祀行為、“天主”、“上帝”的譯名問題產生分歧，禮儀之爭（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ｉ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一觸即發，這場論爭涉及中西異質文化的衝突、清廷與教皇的關係、葡西兩國的遠東角力，個中原委，著實複雜，影響綿亙逾百年。①一、被遺忘的聲音禮儀之爭的相關史料浩繁，研究多如汗毛，但既有成果大多參考耶穌會檔案。②隨著其他來源的檔案資料陸續被發現，學界對禮儀之爭的認識角度可以更為多元。③如黃一農曾指出中國奉教人士的聲音常被忽略，他將明清之際徘徊於儒耶之間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喻為“兩頭蛇”。梅歐金（Ｅｕ⁃ｇｅｎｉｏＭｅｎｅｇｏｎ）利用歐洲的修會檔案，探討明末以來閩東地區天主教的本土化問題；張先清蒐集福安地區的宗族資料，試圖還原１７～１９世紀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④此外，受制於材料和修會立場，以往學界對“禮儀之爭”中托缽修會的聲音也關注不足，⑤他們在譯名和禮儀問題上與耶穌會分歧頗大。⑥新近發現的黎玉範《聖教孝親解》與他的一封書信，使我們能一窺禮儀之爭中多明我會的立場。黎玉範（ＪｕａｎＢａｕｔｉｓｔａｄｅＭｏｒａｌｅｓ，１５９７⁃１６６４）是西班牙多明我會（ＯｒｄｏＰｒａｅｄｉｃａｔｏｒｕｍ，Ｏ．Ｐ．，也68∗本研究受國家留學基金委“２０１７年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資助。

稱道明會）傳教士，１６３３年前後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他曾親赴羅馬，就祭祀等中國禮儀問題上陳教宗，批駁耶穌會。⑦作為明清之際中西禮儀之爭的重要當事人，黎玉範留下的文字材料幾近闕如，目前已知的是，梵蒂岡圖書館藏有黎玉範所撰《聖教孝親解》的一個抄本。⑧除此之外，筆者有幸見到了《聖教孝親解》的另外兩種抄本，均藏於羅馬國家檔案館，它們同為珍貴的漢籍原典，為耶穌會文獻之外記載禮儀之爭的另類聲音。⑨本文將依據歐洲所藏《聖教孝親解》三個抄本的原文，結合黎玉範的生平經歷，尤其是他寫於１６４５年的一封書信，考證抄本的成書時代，並在中西異質文化的背景下，重新審視多明我會與耶穌會的“孝親”觀念。二、黎玉範的一封書信１６３３年前後，黎玉範離開菲律賓甲米地（Ｃａｖｉｔｅ）前往中國福建傳教，他從當地信徒口中得知，天主教仍然參與地方的祭祖儀式，而耶穌會對此不置可否。１６３８年福建教案爆發，黎玉範和蘇芳積（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Ｄｉａｚ）被官府逐至澳門。他公開反對在華耶穌會士對中國禮儀問題的立場，遂於１６４０年啟程前往羅馬，三年後得以面見教宗烏爾班八世，闡述中國禮儀問題。此後，教宗英諾森十世命傳信部頒佈了著名的１６４５年部令，嚴禁中國信徒祭祖、敬孔、拜城隍，多明我會的申訴得到了教廷的認可與支持。⑩１６４９年，黎玉範回到闊別十一年之久的中國，他帶來的部令在中國引發巨大爭議。兩年後，耶穌會士衛匡國（ＭａｒｔｉｎｏＭａｒｔｉｎｉ）前往羅馬向傳信部解釋並陳情，１６５６年教廷重新頒佈了一份對耶穌會有利的諭令。雖然教廷最終實質上允許傳教士以靈活的方式應對中國禮儀問題，但這種朝令夕改加劇了各修會在華的紛爭。１６６１年，多明我會在浙江蘭溪召開會議，詳細討論中國禮儀問題，他們仍然決定貫徹１６４５年部令的精神，嚴禁中國信徒敬天及參與祭祖、敬孔、拜城隍等活動。蘭溪會議後，黎玉範身體每況愈下，１６６４年在福寧病逝。１６３５～１６３６年黎玉範等人在閩東地區展開調查，第一次將耶穌會與托缽修會在遠東地區的矛盾公開化。此次調查始於中元節前後福安穆陽村繆氏的一場祭祖儀式，繆氏族人中的部分士紳已皈信天主，但他們仍然參與到在教會眼中屬於異教徒的祭祖活動中：六位德高望重的文人教徒引領了整個宗族的祭祖儀式，分別司職主祭、輔祭和禮生，其餘教徒則和族人一起，站在祠堂中央，秩序井然地做禮拜。站在祠堂門口的黎玉範和利安當（Ａｎｔｏｎｉｏ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ｄｅＳａｎｔａＭａｒｉａ）親眼目睹了這一場景，認為繆氏信徒有違教義且事關“迷信”，要求他們即刻悔改。談到“迷信”，不得不提起利安當初至福建時，曾問起相公（助手）王達陡（ＴａｄｅｏＷａｎｇ）“祭”為何意，王氏熱心地解釋“祭”就是中國人的祭祖儀式，相當於基督徒的感恩祭，這令托缽修會對耶穌會的在華傳教策略產生質疑。與王達陡不同，福建奉教鄉紳郭邦雍則嚴守天主教齋戒儀式，視中國祭祖祭孔為異端迷信，直言“人間追遠祭祀為虛文，惟天主為真實”，這也是早期教會內部有別於耶穌會的另一種聲音。托缽修會有關中國禮儀問題的調查結果最後匯總成了一份長達數百頁的報告，因其事關修會的傳教利益與各國的保教紛爭，始終未有定論，最終馬尼拉主教決定將中國禮儀問題提交給教宗裁定。１６３９年６月３日，黎玉範給時任耶穌會視察員李瑪諾（ＭａｎｏｅｌＤｉａｓ）寫信，將托缽修會和耶穌會間的矛盾概括為１２條，並請求調解：第一，中國的耶穌會神父沒有要求基督徒們恪守戒律，諸如守齋、主日和節日望彌撒、進行告解與每年領聖體，甚至在主受難日也不忌肉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第二，上述神父在為女性施洗禮時，沒有在口耳處抹鹽和唾液，也未在胸口和頭部行78

塗油禮。第三，拒不承認基督徒放高利貸的事實，且放貸利率高於中國律法允許的百分之二十。第四，作為基督徒的神父，卻為異教徒的節日慶典和偶像崇拜活動提供資金，因為如果不這麼做，就會引發異教徒的暴動和騷亂。第五，神父們縱容中國官員每月兩次前往城隍廟，對偶像焚香磕頭，這是無可辯白的。第六，允許官員和士人祭祀孔子，哪怕他們是基督徒。第七，基督徒可以享用異教徒給予的祭品，他們對這些偶像畢恭畢敬，尤其是最大的偶像———孔子，他們認為參與這些可得福。第八，神父們同意基督徒在家中、墓園、寺廟等場所，與異教徒一同對逝去的先輩表達敬意，並提供麵包、魚肉、酒水、水果、米飯、鮮花、蠟燭等祭品，但同時有三個條件：第一，不得燒紙；第二，不能相信死者的靈魂不滅；第三，不允許向死者尋求幫助。第九，（中國的）葬禮是這樣子的：（人們）要進行三到四次跪拜，給已故者上香，在死者家前擺一張桌子，上面陳設死者的畫像和一個１ｔｅｒｃｉａ（筆者注：ｔｅｒｃｉａ為計量單位）長的牌子，牌位上寫著“此乃死者靈魂所在之處”。不僅信徒們去參加這樣的葬禮，而且耶穌會的神父們也會著白色絲綢（黎玉範注：這是中國的喪服）到異教徒家中，做出上述舉動。第十，耶穌會的神父允許信徒在他們的家裡擺放祭台，供奉死者的牌位，祭器包括香爐、花瓶和燭臺，按照中國人的說法，死者的靈魂就在牌位處。同時，神父還允許一併供奉祖先牌位與耶穌及其他聖像。第十一，中國的士人和其他人等，不止一次詢問耶穌會神父一些很重要的問題，他們思索：孔子是不是會下地獄？一妻多妾是不是正當的？就像堯和舜這兩位古代國王一樣。其他的聖徒也有這樣類似的問題。神父們的回應模棱兩可，因為他們很清楚地知道，中國人對這些問題感到十分困擾，（準確的）答覆會站在他們的老師、聖人和國法的對立面，而這恰恰會對神父們繼續傳播福音造成阻礙。第十二，當中國信徒前來懺悔時，神父們應當清楚地知道，寬恕他們的罪行，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所作所為能被允許；也不意味著兩害取其輕，允許以一個較小的惡避免一個更大的惡；這也不意味著，由於他們的鐵石心腸，如果沒有神父在場而寬恕他們時，這種情況（祭祖祭孔）就會發生並且被允許，但現在他們已經被寬恕了，這是好事；或者，至少他們現在正在做的（懺悔）是必需的，否則他們不會得到寬恕。黎玉範在書信中直陳托缽修會對中國禮儀問題的質疑，可簡要概括為以下三點：第一，如何行天主教的日常禮儀，如彌撒、聖洗、告解、傅油等；第二，如何調解天主教與中國傳統習俗間的矛盾，如祭祖、祭孔、拜城隍、納妾；第三，天主教在中國的放貸問題。然而，托缽修會是否收到了耶穌會士的答覆，學界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的是，黎玉範於１６４０年５月啟程前往羅馬，他在書信中提出的１２條問題，奠定了此後禮儀之爭的基本內容，托缽修會和耶穌會之間的矛盾也從遠東擴及歐洲。三、成書年代與版本考證《聖教孝親解》一文圍繞天主教的“孝親”觀念展開，由黎玉範口述。已有學者展示了梵蒂岡圖書館所藏《聖教孝親解》的全文，並對文本做了細緻的爬梳與轉寫。然而，結合羅馬國家檔案館新88

近發現的兩份珍貴抄本，《聖教孝親解》的文本內容及其文獻價值仍然值得進一步挖掘，筆者梳理了三個抄本的基本信息，見表１：表１　《聖教孝親解》各抄本比對羅馬長本梵蒂岡本羅馬短本館藏地點羅馬國家檔案館（ＡＳＲ）梵蒂岡圖書館（ＢＡＶ）羅馬國家檔案館（ＡＳＲ）裝幀紙本，線裝紙本，線裝紙本，線裝尺寸高２３．４ｃｍ，寬１２．３ｃｍ高１６．４ｃｍ，寬１２．５ｃｍ高１８．６ｃｍ，寬１２ｃｍ紙張黃色竹紙黃色竹紙黃色竹紙頁碼ｆｆ．１２９⁃１４２ｆｆ．１７７⁃１８４ｆｆ．１１９⁃１２８文理官話，文理曉暢官話，文理曉暢官話，文理通順，有幾處用詞訛誤其他信息封面正中有７行拉丁文，字跡難辨，另有附頁，記載“鐸德黎玉範回到羅馬事”正文第一頁及第二頁起始兩行有西班牙譯文，文末附有“鐸德黎玉範回到羅馬事”文末附有“鐸德黎玉範回到羅馬事”三個抄本的內容各有詳略。羅馬長本細分為《聖教孝親解》、《拯民略說》、《代疑篇》和《中華禮》，其中《拯民略說》和《代疑篇》均為耶穌會文獻，上接《聖教孝親解》，探討天主教的祭祖與孝親問題，《拯民略說》是明末浙江天主教徒朱宗元所撰《拯世略說》第十九節“祀先當循正道”，“民”、“世”一字之差，許是抄本有訛；《代疑篇》出自楊廷筠，摘錄《孝親與娶妾辨》一節；《中華禮》作者不詳，內容與《禮記·王制》篇所載古代天子諸侯祭祀之禮相關，由傳統的王官祭祀推演到天主教祭禮。而梵蒂岡本與羅馬短本均只收錄了《聖教孝親解》一文，未見其他和孝親祭祖有密切關係的文獻。有關黎玉範《聖教孝親解》的成書年代，中譯本《明代名人傳》給出了如下論述：１６６１年４月２０日，多明我會就教區教務問題出臺了相關規定，提交羅馬教廷裁決。為了幫助皈依者更好地瞭解有關規定，黎玉範還編寫了一部中文小冊子《聖教孝親解》來專門闡釋天主教的“孝義”。這無疑將《聖教孝親解》的成書時代置於１６６１年蘭溪會議後。但對觀英文原本，可知中譯本對《聖教孝親解》的年代判斷屬於無中生有。黎玉範書信以及《聖教孝親解》三個抄本的發現，將有助於學界重新判定其成文年代。首先，三個抄本的內容相似，始於孝親，詳於祭祖，結尾處用第三方口吻記錄了黎玉範面見教宗、陳述中國禮儀問題的情況，以及教廷頒佈諭令等事，約二百餘字。與其他兩個版本不同，羅馬長本另附一頁，單獨敘述：鐸德黎玉範回到羅馬京都，顓求教皇頒定大明教中該行什麼禮規，上疏云云。教皇吳依巴諾，先命諸先生中極高明博學者，聚論黎某疏事，至幾閱月始定，嗣而教皇意諾增爵即位，隨頒定云：“大明教中人，不該祭祖先，不該祭孔子，更不該祭城隍；講道時節，該傳吾主耶穌降生救世受難諸情，該立耶穌苦像於主台；教中人家，不該設祖牌，不該放利錢；凡婦女初領聖洗時，鐸德該代搽聖油，並與嘗聖鹽，其臨終又該代搽聖油；凡教中男女，該遵守主日，並大瞻禮日與夫大小齋也。”98

文中的“教皇吳依巴諾”和“教皇意諾增爵”，分指烏爾班八世和英諾森十世，這也和禮儀之爭西文文獻的內容相吻合。其次，仔細爬梳《聖教孝親解》末段英諾森十世頒佈的諭令，不難發現它與上文黎玉範書信所呈１２條質疑高度相似，部分內容甚至能一一對應：“不該祭祖先”———第八條“不該祭孔子”———第六條、第七條“更不該祭城隍”———第五條“講道時節，該傳吾主耶穌降生救世受難諸情，該立耶穌苦像於主台”———第十條“教中人家，不該設祖牌，不該放利錢”———第三條、第十條“凡婦女初領聖洗時，鐸德該代擦聖油，並與嘗聖鹽，其臨終又該代敷以聖油”———第二條“凡教中男女該遵守主日，並大瞻禮日與夫大小齋也”———第一條內容上的高度相似，表明二者的成書年代可能相去不遠，想必黎玉範前往羅馬，面陳教宗時所提的問題便與這１２條密切相關，而１６４５年傳信部的部令，也印證了這一觀點。１６４９年，黎玉範帶著部令回到中國，嚴禁教民敬天及參與祭祖、敬孔、拜城隍等活動。從黎玉範書信、《聖教孝親解》末段“鐸德黎玉範回到羅馬事”和傳信部１６４５年部令這三個文獻，可以初步推斷《聖教孝親解》的成書年代為１６４５年之後，即黎玉範面陳教宗後。那麼，黎玉範是回國途中寫就此文，還是１６４９年回國後完成的？筆者更傾向於後者，因為《聖教孝親解》是由黎玉範口述，中國文人潤色成書。雖然有學者指出，黎玉範在馬尼拉生活了８年之久，負責向僑居此處的閩南華裔傳教，因而學會了閩南語；同時他也掌握了官話的基本語法和詞匯，耶穌會士ＡｒｔｕｒｏＧｏｕｖｅａ稱讚黎玉範的官話是他見過的傳教士中最好的。即便如此，黎玉範的漢語水平仍有待考證，沒有中國文人的幫助，他很難憑藉一己之力完成此文的寫作、潤色與謄抄工作。梅歐金的《祖先、貞女與修士》一書考證了梵蒂岡圖書館所藏《聖教孝親解》的成書年代可能為１６５０ｓ；而柯蘭霓（ＣｌａｕｄｉａｖｏｎＣｏｌｌａｎｉ）也認為《聖教孝親解》成書於１６４９年。因此，黎玉範書信和新抄本的發現將有助於確認《聖教孝親解》的成書年代約為１６４９～１６５０年，即黎玉範回到中國後，授意當地文人，潤色成書。過往學界普遍認為黎玉範《聖教孝親解》僅有梵蒂岡本一個抄本的說法，已顯得不再可靠，相信隨著更多有關多明我會的原始檔案陸續地重新進入研究者們的視野，《聖教孝親解》這一文本的成書時代及三個抄本的成書先後問題，有望在將來得到更加確切的結論。四、“孝親”觀念的格義中國“孝“的觀念源遠流長，儒家對孝親觀念的重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個體生命觀念的理解；二是家庭倫理的情感需要，如子女對父母所盡的義務，是為了報答父母的生養之恩；三是在家庭之上，孝還表現為一種政治道德規範，每個人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對父母的孝順與對君王的忠誠往往是一體兩面的；古代社會以君父為核心，孝親觀念被進一步抬高，甚至神化，行孝常常與敬天、祭祖、鬼神、福祿信仰相聯繫。因此，《孝經》直言，“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明清鼎革之際，中西異質文化相碰撞，產生了許多對舊有觀念的格義，“孝”是其中一例。對比黎玉範《聖教孝親解》和其他耶穌會文獻，可知雙方在闡釋中國傳統語境中的“孝親”觀念與天主教09

教義中的“敬愛父母”時，採用了不同的解釋路徑。嚴格意義上，基督教教義中沒有“孝親”觀念，中國人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基督徒的一切則是由主所賜，只有先愛耶穌，才能愛父母。愛父母自身沒有獨立性，《聖經》將其視為“主”的意志，如十誡中第四誡“孝敬父母”並沒有儒家“孝”的味道。和合本《聖經》雖然譯作“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出埃及記２０：１２），但察其英文本，“孝敬”一詞的原文為“ｈｏｎｏｕｒ”，直譯為“敬愛”，是榮耀主的意思。若向前追溯到馬士曼（ＪｏｓｈｕａＭａｒｓｈｍａｎ）所譯《舊約全書》（１８２２年），十誡中的“愛父母”譯為“敬汝父母，致得久存於汝神耶賀華賜汝之地”。可見，從“敬愛父母”到“孝敬父母”，一字之差，實為基督教教義在中國語境中被賦予了儒家的孝親色彩。《聖教孝親解》的正文共分三段，第一段講述天主教中孝敬父母的重要性；第二段篇幅最長，闡述天主教嚴禁祭祖的諸多理由；第三段結語強調祭祀天主實為正道。“天主聖教，孝敬父母，第一要也。宇宙孝禮，萬難擬天主教中孝禮”，黎玉範開門見山，指出天主教孝敬父母之禮為第一要務，十誡除前三條與崇敬天主相關，便首推“孝敬父母”。隨後，他著眼於天主教孝禮的“內”與“外”：“雙親在日，為人子者，天主欲其愛敬之，聽從其命，衣食其身，代任其勞，顧恤其病，式扶其衰；訢慶其喜，寬慰其憂，左右前後，不敢睨，不敢侮，不敢詈，不敢憾，不狠應對，不敢願其速逝死，不敢以貴哲驕其愚賤。此真孝敬之實也”，天主教令信徒愛敬父母，具體表現為父母在世時，子女膝下承歡，這是孝敬父母的意義所在。仔細體察文本，黎玉範以“孝敬父母”置換了“愛敬父母”的概念，黎玉範對“孝”的邏輯置換體現出基督教教義和中國傳統孝親觀念間的矛盾，他在《聖教孝親解》中試圖掩蓋其中的不協調。再來看耶穌會士對“孝”的理解，利瑪竇《天主實義》中有一段頗為經典的論述：吾今為子定孝之說。欲定孝之說，先定父子之說。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謂國君，三謂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為不孝子矣。天下有道，三父之旨無相悖，蓋下父者，命己子奉事上父者也，而為子者順乎一，即兼孝三焉。天下無道，三父之令相反，則下父不順其上父，而私子以奉己，弗顧其上；其為之子者，聽其上命，雖犯其下者，不害其為孝也，若從下者逆其上者，固大為不孝者也。利瑪竇對“孝”的闡釋同樣建立在西方基督教的傳統上，他擴展了“忠孝”的對象，在國君和家君之上，樹立了一個無可超越的天主形象，乍看是把“信主”置於“忠君”、“孝父”之上，其實將以忠孝為體認的中國社會和以神俗為基礎的西方社會雜糅，天主凌駕於萬物之上，故而，敬天主為孝。耶穌會的這種傳教策略反映出它和儒學傳統之間的不協調，後人便把矛頭指向利氏的“三父說”：“‘國主於我相為君臣，家君於我相為父子，若比天主之公父乎？’以余觀之，至尊者莫若君親。今一事天主，遂以子比肩於父，臣比肩於君，則悖倫莫大焉”，直斥利氏所言亂忠孝人倫。黎玉範和利瑪竇都將“孝”視為天主的要求，置換了“孝”（ｆｉｌｉａｌｉｔｙ）和“敬”（ｈｏｎｏｕｒ）的內涵。其中，黎玉範對未嘗受洗之人的態度非常悲觀，他並不認同中國本土的生命觀念中認為祖靈有威能保佑後人的信仰，反對中國人事死如事生的祭祖方式，希望代以天主教的儀式，因而《聖教孝親解》一文明確反對祭祀亡者與偶像崇拜；不相信鬼神的存在。“第所禁者，惟是祭獻死人虛事”，因為天主教教義中一切善惡禍福皆由至高的天主所定，信徒若違背了聖教十誡，則死後靈魂不能升入天堂，無論後人如何祭之拜之，皆為虛事。利瑪竇採用了另一種詮釋方式，在君父的等級觀念上置入天主，同時改變了孝的適用範圍。孝19

在儒家倫理中本是私孝，是個體對父母的孝順，對血緣祖先的崇拜；但利瑪竇則將這種私孝擴展為一種普遍的孝———對天主的孝（中文更近似“敬”）。這種闡釋與中國傳統孝的觀念相互衝突，傳統語境中的敬天、忠君、孝親觀念並存，各有適用的範圍，即使是君，也不能反對臣民敬天祭祖，但利瑪竇引入了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強調“公父”之下君臣父子皆平等，事實上打破了這種敬、忠、孝的並存：“國主於我相為君臣，家君於我相為父子，若使比乎天主之公父乎，世人雖君臣父子，平為兄弟耳焉，此倫不可不明矣”，後人嘗以孟子諷楊墨無君無父來批駁利氏，言辭更為激烈。孝親格義的背後，是兩種不同的“天主”觀，二人理解的“天主”，含義大不相同。利瑪竇稱“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猶，惟後”，他將西方的造物主等同於中國的“上帝”，援引中國經典，一一論證，賦予這些概念以新的含義。利瑪竇的“天主”概念橫跨中西，雜舊雜新，如此解釋遭到了同會龍華民（Ｎｉｃｏｌòｓ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ｏ）和後人的諸多批評。黎玉範則稱“……故《尚書》云‘維皇降衷下民，厥有恆性，性即靈也’，《大學》釋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不昧詎非靈哉？肉身既屬父母攸生，故人子該孝敬父母之身，不忘本也”。此處隱去“上帝”二字，可能因為１６２８年嘉定會議召開後，各會就譯名問題達成暫時的妥協，保留“天主”譯名，不再使用儒家經典中的“天”和“上帝”。黎玉範雖然清楚西方的“天主”和中國的“上帝”、“天”不能混為一談，但他對“天”的解釋同樣存在斷章取義的問題。黎玉範引用《尚書》和《大學》，是為了附會人的肉身源自父母，靈魂則來自天主，然而，黎玉範並未意識到兩個文本所表達的“靈”的觀念不同，且靈肉分離的思想實則晚出，他顯然沒有注意到文本使用語境的差異。早期傳教士對“天主”的認知事實上否定了祖先神靈之於每個人的優先性和個別性，只有當“天主”居於優先的地位並具有普遍的影響，方能解釋為何敬天主為第一要務，如艾儒略直陳“天主也者，天地萬有之真主也。造天、造地、造人、造神、造物，而主宰之，安養之。為我等一大父母。心身性命，非天主孰賦異？天下國家，非天主孰安排？吾人所極當欽崇者也。”多明我會與耶穌會對中國典籍的引用，對儒家思想的理解存在較大分歧，由此可以解釋雙方在祭祖等問題上意見相左。黎玉範明確反對祭祖，“生不孝敬，死祭曷益？”他無法理解祭祀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所扮演的關鍵性作用，認為它從根本上威脅到了天主存在的獨一性和超自然性，將其視為一種宗教迷信。前述中國奉教鄉紳郭邦雍原受洗於耶穌會，但在與多明我會接觸後，認為中國傳統禮俗屬異端，祭祀為虛文，故改隨多明我會。利瑪竇則把西方的“天主”與中國的“上帝”、“天”同構，未嘗明確反對祭祖、祭孔，《天主實義》引言中說道“顧吾人欽若上尊，非特焚香祭祀”。那麼同時相信西方的“天主”與中國的“上帝”、“天”，是否是一種危險的“合”？“因為本來想追隨所有的宗教，但因為沒有用心追隨任何一個宗教，結果一無所有。……這樣，一些人坦承他們的不信，另外一些人則不信而自以為信，大部分人遂處於無神論的深淵（ｎｅｌｐｒｏｆｕｎｄｏｄｅｌｌ＇ａｔｈｅｉｓｍｏ）”。明末反教之作《聖朝破邪集》則認為天主教以夷亂華，以邪說惑人，“最可異者，方具詳間，有生員黃大成、郭邦雍忿忿不平，直赴本道為夷人護法，極口稱人間追遠祭祀為虛文，惟天主為真實，且以本道為古怪不近情者，此等情狀似不普天下而入夷教不已者，二生更應行學道重處等緣由。”五、結語黎玉範書信和《聖教孝親解》抄本的發現，為我們補充了早期多明我會對中國禮儀問題的看法。僅通過考訂其文本，即可知明末清初的多明我會傳教士在如何對待中國信徒祭祖敬孔等問題上與耶穌會的立場頗有扞格，此間的異同值得從思想史等角度加以專門研究。在禮儀之爭這一中29

西異質文化的衝突過程中，不僅有著中國反教與奉教人士的矛盾、多明我會和耶穌會的紛爭，明清易代的歷史背景也無疑大為加劇了事件的複雜性。黎玉範於１６４９年重返中土，本想將羅馬教廷的好消息帶給中國的多明我會，但同一年，清軍即徹底攻陷福安，奉教鄉紳郭邦雍殉國，等待傳教士們的是一個全新的皇朝和政局。黎玉範們為之奔走著述的中國信徒祭祀問題才剛剛開啟序幕。①下文出現的基督教，若無特殊說明，指廣義上的基督宗教。②如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台北：光啟出版社，１９６１年。ＧｅｏｒｇｅＤｕｎ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ｉａｎｔｓ，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Ｋｅｓｓｉｎ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６２；中文版參見鄧恩：《一代巨人：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故事》，余三樂、石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Ｍｉｎａｍｉｋｉ，ＧｅｏｒｇｅＳ．Ｊ．，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ｉ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ｆｒｏｍｉｔｓ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ｍｅ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ｏｙｏｌ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Ｄ．Ｅ．Ｍｕｎｇｅｌｌｏ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ｉ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ａｎｋ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Ｎｅｔｔｅｔａｌ：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Ｓｔｅｙｌ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ｅｒｉｅｓＸＸＸＩＩＩ，１９９４；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Ｎｉｃｏｌａｓ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ｏｉｃｅｓｉｎＲｉ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Ｂｏｏｋ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Ｒｏｍ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ｕｍ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ｉｓＩｅｓｕ，２０１２。相關研究不能一一贅述。③前有ＤｏｎａｌｄＦ．Ｓｔ．Ｓ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ＲａｙＲ．Ｎｏｌｌｅｄ．，１００Ｒｏｍａ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ｉ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１６４５⁃１９４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Ｒｉｃｃ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９２；中譯本見蘇爾、諾爾編：《中國禮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１６４５⁃１９４１）》，沈保義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近有ＰａｕｌＲｕｌｅ，ＣｌａｕｄｉａｖｏｎＣｏｌｌａｎｉ，ＴｈｅＡｃｔａ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ａｏ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ｌｌａｒｄｄｅＴｏｕｒｎｏｎ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ＩＨＳＩ⁃ＭＲＩ，２０１５，該書原是德國耶穌會士紀里安（ＫｉｌｉａｎＳｔｕｍｐｆ）以拉丁文寫就的康熙年間羅馬教宗特使鐸羅（ＤｅＴｏｕｒｎｏｎ）使華記；宋黎明：《“譯名暨禮儀之爭”的重要一頁———１７００年春福州教徒與顏璫主教衝突新探》，澳門：《文化雜誌》，２０１７年總第１００期。④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ＥｕｇｅｎｉｏＭｅｎｅｇｏｎ，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Ｖｉｒｇｉｎｓ，＆Ｆｒｉａ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ａｓａＬｏｃａ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張先清：《官府、宗族與天主教：１７⁃１９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⑤近年來的研究，參見張鎧：《西班牙的漢學研究》（１５５２⁃２０１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ＦｉｄｅｌＶｉｌｌａｒｒｏｅｌ，＂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ｉ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ｉａｎａＳａｃｒａ，２８（８２），１９９３，ｐｐ．５⁃６１．⑥耶穌會於１５４０年正式成立，是當時羅馬教廷對抗宗教改革的主要力量之一，明清之際，耶穌會曾是在華影響力最大的天主教團體。而托缽修會誕生於１３世紀，也稱乞食修會，托缽僧團，強調神貧，重視獻身傳道，以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奧斯丁會為主。托缽修會早期的研究（以多明我會為主），參見ＢｅｎｎｏＢｉｅｒｍａｎｎ，ＤｉｅＡｎｆäｎｇｅｎｄｅｒｎｅｕｅｒｎＤｏｍｉｎｋａｎ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Ｖｅｃｈｔａ：Ａｌｂｅｒｔｕｓ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２７；ＪｏｓéＭａｒíａＧｏｚｌｅｚ，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ａｓＭｉｓｉｏｎｅｓ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ａｓｄｅ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１６３２⁃１７００），ｖｏｌ．２（１７００⁃１８００），Ｍａｄｒｉｄ：ＪｕａｎＢｒａｖｏ，１９６２，１９６４，１９６７；ＪａｍｅｓＣｕｍｍｉｎｓｅｄ．，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ｏｆＦｒｉａｒＤｏｍｉｎｇｏＮａｖａｒｒｅｔｅ，１６１８⁃１６８６，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ｋｌｕｙ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⑦黎玉範的生平可參考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ａｎｄＣｈａｏｙｉｎｇＦａｎｇｅ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Ｍｉｎｇ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３６８⁃１６４４，Ｖｏｌ．ＩＩ，Ｎ．ＹａｎｄＬｏｎ．：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ｐ．１０７３⁃１０７６；富路特、房兆楹等：《明代名人傳》，第四冊，北京：時代華文書局，２０１５年，第１４５６～１４６１頁；張鎧：《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鄭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２９～２４５頁（２０１３年增訂版，第２６８～２９１頁）。黎玉範與中西禮儀之爭的回顧，參見張先清：《多明我會士黎玉範與中國禮儀之爭》，北京：《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39

⑧楊慧玲：《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文獻———對梵蒂岡圖書館藏稿抄本Ｂｏｒｇ．ｃｉｎ．５０３的初步研究》，北京：《史學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⑨感謝宋黎明教授惠賜檔案。截止目前，歐洲所藏《聖教孝親解》的三個版本分別為：梵蒂岡圖書館藏本（Ｂｏｒｇｉａ．ｃｉｎ．５０３，ｆｆ．１７７⁃１８４）、羅馬國家檔案館藏本（ｍｓ．Ｃｉｎｅｓｅ，ｆｆ．１１９⁃１２８）和羅馬國家檔案館藏本（ｍｓ．Ｃｉｎｅｓｅ，ｆｆ．１２９⁃１４２）。⑩羅馬教廷於１６２２年設立傳信部，收回原先傳教會的諸多特權，直接掌控所有傳教工作。張先清：《多明我會士黎玉範與中國禮儀之爭》。王達陡，１６２８年由艾儒略（Ｇｉ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領洗入教。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徐昌治：《聖朝破邪集》，載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第５卷第５７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９～８０頁。郭邦雍教名若雅敬（Ｊｏａｑｕíｎ），出身貢生，１６２７年由艾儒略領洗，長期擔任福建地方傳教員，１６３７年因福建教案被捕，後與黎玉範、蘇芳積逃往澳門，郭本人也從耶穌會轉入多明我會。參見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３９０～３９１頁。是年３月，多明我會省長克萊門特（ＣａｒｌｏｓＣｌｅｍｅｎｔｅ）致函李瑪諾，調解雙方的分歧，此信由黎玉範轉交，黎本人也借機陳述自己的看法。感謝劉天元惠賜譯稿，以及宋黎明教授和ＳｔｅｆａｎＣｈｒｉｓｔ對譯文的幫助。此信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ＣｏｐｉａｄｅｕｎａｃａｒｔａｄｅｌＰａｄｒｅＦｒ．ＪｕａｎＢａｕｔｉｓｔａｄｅＭｏ⁃ｒａｌｅｓｐａｒａｅｌＰａｄｒｅＭａｎｏｅｌＤｉａｓ，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ｓｏｂｒｅｌａｓｃｏｓａｓｄａＣｈｉｎａ，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Ｐａｒｉｓ，ＦｏｎｄｓＥｓｐａｇ⁃ｎｏｌ，ｍｓｓ．４０９，ｍｉｃｒｏｆｉｌｍ１３．１９３，ｆｏｌｓ．５６⁃５６ｂ（ｈｔｔｐ：／／ｇａｌｌｉｃａ．ｂｎｆ．ｆｒ／ａｒｋ：／１２１４８／ｂｔｖ１ｂ１００３３７０２５／ｆ５８．ｉｍａｇｅ．ｒ＝ＭＯＲＡＬＥＳ，％２０Ｊｕａｎ％２０Ｂａｕｔｉｓｔａ）。筆者在西班牙龐貝法布拉大學數據庫見到了ＡｎｎａＢｕｓｑｕｅｔｓ的轉寫本（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ｐｆ．ｅｄｕ／ａｓｉ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ｓ／ｃｈｅ／ｓ１７／ｍｏｒａｌｅｓ．ｈｔｍ）。其中有幾處轉寫錯誤，下詳。Ｖｅｎｔａ轉寫有誤，應為ｂｅｉｎｔａ（同ｖｅｉｎｔａ），整個詞組的意思是百分之二十。轉寫本中，ｅｏｒｕｍ誤作ｃｏｒｕｍ，“ａｄｄｕｒｉｔｉａｍｃｏｒｄｉｓｅｏ⁃ｒｕｍ”的意思為“由於鐵石心腸”，常見於《聖經》經文中。此處可能指“信徒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分辨”。鄧恩認為，李瑪諾收到信後，聲稱要轉給時任耶穌會副會省長傅汎濟（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Ｆｕｒｔａｄｏ），但傅汎濟又將此信轉給遠在山西傳教的高一志（ＡｌｆｏｎｓｏＶａｇｎｏｎｉ），高的回信直到６個月後才收到，彼時，黎玉範已啟程前往羅馬（參見Ｄｕｎ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ｉａｎｔｓ，ｐ．２９８）。而ＦｉｄｅｌＶｉｌｌａｒｒｏｅｌ指出，李瑪諾於同年（１６３９）去世，他是否遵從了和黎玉範的約定把信帶到，已經無從知曉。（參見ＦｉｄｅｌＶｉｌｌａｒｒｏｅｌ，ｐ．３２）但傅汎濟確實在１６４０年對黎玉範的１２條問題作了答覆，詳見Ｆｒａｎｃ．Ｆｕｒｔａｄ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ａｎｔｉｑｕｉｓｓｉｍａｄｅｐｒａｘｉ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ｏｒｕｍＳｉｎｅｎｆｉｕｍＳｏｃ．Ｊｅｓｕｃｉｒｃａｒｉｔ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７００，由此可修正前輩學者的一些看法。僅舉一例，短本將“中夜一思、清心難昧”誤作“清夜一思、中心難昧”。楊慧玲對梵蒂岡本《聖教孝親解》的卷宗情況做過具體介紹：第一部分是《漢西詞典》，詞典正文前有７頁漢字注音和西班牙語對照的天主教經文，接著是３２６頁的詞典正文；第二部分是１６頁黎玉範的《聖教孝親解》抄本，按中國人的書寫習慣自上而下，自右向左；第三部分是３３頁的《拜客問答》，漢字右側有注音和西班牙語對譯；第四部分有摘自《禮記》二十二卷關於神位與祭祀的段落紙條；第五部分是１頁紅色中國紙刻板頁“噏毒石用法”。經楊文考證，《漢西詞典》的編寫時間為１７世紀下半葉，此時黎玉範業已離世，而《拜客問答》則是耶穌會士學習漢語的經典文獻，這兩個文本與《聖教孝親解》關係不大，應是後期匯纂成冊。參見楊慧玲：《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文獻———對梵蒂岡圖書館藏稿抄本Ｂｏｒｇ．ｃｉｎ．５０３的初步研究》。富路特、房兆楹等：《明代名人傳》第四冊，第１４６０頁。英文本從未明確指出蘭溪會議期間黎玉範所撰基督教孝親觀念的冊子就是《聖教孝親解》，文末談到黎玉範所著《聖教孝親解》時，並未給出成書時代。參見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ａｎｄＣｈａｏｙｉｎｇＦａｎｇｅ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Ｍｉｎｇ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３６８－１６４４，Ｖｏｌ．ＩＩ，１９７６，ｐ．１０７６．傳教士黎玉範述：《聖教孝親解》，梵蒂岡圖書館，Ｂｏｒｇｉａ．Ｃｉｎ．５０３。１６４５年傳信部的解釋最為詳細，共１５條，對天主49

教在中國的儀式和中國禮儀問題做了諸多細節性規定。中譯本參見蘇爾、諾爾編：《中國禮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１６４５⁃１９４１）》，第１～８頁；英譯本參見ＤｏｎａｌｄＦ．Ｓｔ．Ｓ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ＲａｙＲ．Ｎｏｌｌｅｄ．，１００Ｒｏｍａ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ｉ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１６４５⁃１９４１），ｐｐ．２⁃５。感謝吳小新教授惠賜英譯本。此處徵引原文，Ｆｒ．ＡｒｔｕｒｏＧｏｕｖｅａ很有可能是何大化（ＡｎｔóｎｉｏｄｅＧｏｕｖｅａ），其晚年常在福州傳教。參見ＪｏｓéＭａｒíａＧｏｚáｌｅｚ，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ａｓＭｉｓｉｏｎｅｓ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ａｓｄｅ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ｐｐ．３８１⁃３８３；ＦｉｄｅｌＶｉｌｌａｒｒｏｅｌ，＂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ｉ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ｐｐ．２３⁃２４；張先清：《多明我會士黎玉範與中國禮儀之爭》，北京：《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楊慧玲指出很有可能是ＪｏａｃｈｉｎＫｕｏ（筆者注：實為ＪｏａｑｕíｎＫｕｏ，即郭邦雍）教授黎玉範漢語，楊慧玲：《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文獻———對梵蒂岡圖書館藏稿抄本Ｂｏｒｇ．ｃｉｎ．５０３的初步研究》。梅歐金對《聖教孝親解》成書時代的判斷，參考了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Ｓａｖｅｒｉｏ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ｃｉ（Ｄ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ｕｍｒｉｔｉｂｕ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ａｃｔａ，Ｐａｒｉｓ：ＡｐｕｄＮｉｃｏｌａｕｍＰｅｐｉｅ，１７００，ｐ．１１６）的觀點，後者指出《聖教孝親解》一文似乎在１６４９年黎玉範從羅馬返回中國後被曝光，他在新教徒中披露了教廷的答覆和宗座法令的中譯本，參見ＥｕｇｅｎｉｏＭｅｎｅ⁃ｇｏｎ，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Ｖｉｒｇｉｎｓ，＆Ｆｒｉａ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ａｓａＬｏｃａ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ｐｐ．１１１⁃１１２；２７６⁃２７７。柯蘭霓的判斷，參見ＣｌａｕｄｉａｖｏｎＣｏｌｌａｎｉ，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ＪｕａｎＢａｕｔｉｓｔａＭｏｒａｌｅｓＯＰ，Ｃｈｉｎａ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ｈｔｔｐ：／／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ｋｏｎ．ｃｏｍ）此外，中文基督教文獻資料庫（ＣＣＴ）亦指出《聖教孝親解》的成書時代大約為１６４９或１６５０ｓ，並非１６５９年。（ｈｔｔｐ：／／ｈｅｒｏｎ－ｎｅｔ．ｂｅ／ｐａ＿ｃｃｔ／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Ｄｅｔａｉ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１７５４）阮元：《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５４９頁。原文為“Ｈｏｎｏｕｒｔｈｙｆ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ｔｈｙｍ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ｔｔｈｙｄａｙｓｍａｙｂｅｌｏｎｇｕｐｏ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ＬＯＲＤｔｈｙＧｏｄｇｉｖｅｔｈｔｈｅｅ”（ＫＪＶ，Ｅｘｏｄｕｓ２０：１２）；“Ｇｉｖｅｈｏｎｏｕｒｔｏｙｏｕｒｆ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ｔｏｙｏｕｒｍｏｔｈｅｒ，ｓｏｔｈａｔｙｏｕｒｌｉｆｅｍａｙ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ＬｏｒｄｙｏｕｒＧｏｄｉｓｇｉｖｉｎｇｙｏｕ”（ＢＢＥ，Ｅｘｏｄｕｓ２０：１２）。《舊約·出埃及記》２０：１２，馬士曼（ＪｏｓｈｕａＭａｒｓｈｍａｎ）：《舊約全書》，印度塞蘭坡，１８２２年，台灣聖經公會藏。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４年，第２１３頁；第２１３頁；第１０１頁；第７７頁。參見林中澤：《利瑪竇的“大西三父說”與儒家的忠孝論———析親子關係的中西歧義》，廣州：《學術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陳候光：《辨學芻言》，徐昌治：《聖朝破邪集》，載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第５卷第５７冊，第１６３頁。“又曰：‘楊墨之道，無父無君是禽獸，而率獸食人。’……其言痛切，幾於一字一淚。則以禽獸視天主教與從其教者，誠非刻，而可以佐天香闢邪之本心矣。”周之夔：《破邪集序》，徐昌治：《聖朝破邪集》，見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第５卷第５７冊，第９１頁。艾儒略：《三山論學》，載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第１卷第７冊，第３２９頁。《利瑪竇資料》第１卷第１３２頁，轉引自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８０～２８１頁。作者簡介：閔心蕙，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德國漢堡大學亞非學院聯合培養博士生。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責任編輯　陳志雄］59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胡適禪宗史研究與日本王學進［提　要］　胡適禪宗史研究吸收和借鑑了日本佛教研究成果，同時亦對日本佛教研究產生一定影響。為研究禪宗史之需，胡適赴歐洲和日本等地蒐尋敦煌文獻佛教早期史料，與常盤大定、矢吹慶輝、鈴木大拙等保持密切往來和交流探討，以及資料共享等，為其禪宗史研究提供了極大幫助。特別是在禪的理解問題上，胡適與鈴木大拙之間的探討和辯論，以及由此提出的研究方法，對後來中日兩國的佛教研究均產生了深遠影響。考察胡適禪宗史研究與日本佛教研究之間的關係，不僅有助於理解胡適禪宗史研究，對瞭解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互鑒亦有積極意義。［關鍵詞］　胡適　禪宗史　佛教　日本［中圖分類號］　B94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096⁃0820世紀初期，敦煌文書的發現極大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發展，胡適禪宗史研究正是此“新潮流”下之“預流”。為禪宗史研究之需，胡適赴巴黎、倫敦及日本等地蒐求敦煌佛教早期史料，與當時頗負國際聲望的漢學家伯希和、高本漢、矢吹慶輝、鈴木大拙等保持密切的往來和交流探討，是國內最早利用敦煌文獻的學者之一。胡適不僅吸收和借鑑了法國漢學研究成果，同時還受到日本佛教研究的影響，在佛教初入中國的史實考證上，參考了忽滑谷快天等人的研究成果，並與常盤大定、矢吹慶輝等交換材料和意見與看法。特別是在禪宗的理解問題上，胡適與日本學者鈴木大拙之間的爭論，以及由此提出的研究方法，主張把禪宗放到它所在的歷史時空中考察，對後來中日兩國的佛教研究均產生了深遠影響。目前學界關於胡適與日本學者之間的交往已有較多論述，但多偏向於人際交往，尤其是胡適與鈴木大拙的交往及辯論情況，乃至由此引出的禪宗研究方法論之爭。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胡適禪宗史研究與日本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而揭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互鑒的過程。一、胡適對日本佛教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鑑及批評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由於特殊的地緣和法脈關係，日本學者對中國佛教研究格外重視。日本保存了大量中國佛教史料，包括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流入日本的佛教史料和敦煌文獻流入日本的部分，許多中國佚失的佛教典籍，在日本仍有保存。胡適指出：“要得到唐以前的材料，只有兩種方69

法：一、從日本寺廟中去找，因為日本還保存著一部分唐代禪學。二、從敦煌石室寫本中去找，因為三十年前所發現的敦煌石室裡，有自晉到北宋佛教最盛時代的佛教古寫本”。②而“敦煌寫本現在分藏倫敦、巴黎兩處，日本所藏的是法隆寺、興聖寺、正倉院聖語藏三處的舊藏”。③為研究禪宗史之需，胡適不僅赴歐查閱藏於巴黎和倫敦的敦煌佛教史料，還將目光投向日本，多次致信日本友人展開“大索”，蒐保存在日本寺廟中的佛教早期史料，並請求代購日本《大藏經》、《續藏經》等。中國近代佛教研究深受日本的影響，如楊文會、梁啟超、蔣維喬、黃懺華等，他們不僅向日本蒐尋流入日本的佛教典籍，同時還吸收和借鑑了日本的佛教研究成果。胡適禪宗史研究同樣吸收和借鑑了日本佛教研究成果，尤其在禪宗初期史實考證方面，參考了忽滑谷快天、矢吹慶輝等人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忽滑谷快天的《中國禪學思想史》，幾乎成為胡適禪宗史研究的案頭工具書。1926年9月，胡適在倫敦查閱敦煌文獻時曾要求家人把該書寄去，將其與敦煌佛教寫本資料相互對照。④對此，有學者懷疑胡適禪宗史研究是受忽滑谷快天的啟發和影響，甚至抄襲了忽氏的著作。⑤實際上，胡適禪宗史研究早在忽氏著作出版前已經開始，在赴歐查閱敦煌卷子之前，對巴黎和倫敦的敦煌文書資料情況已有所瞭解。胡適對忽滑谷快天的《中國禪學思想史》推崇備至，曾多次向國人推介。1934年12月，胡適在北師大演講時稱：“日本有許多關於禪學的書，最重要的，要推忽滑谷快天所著的《中國禪學史》，因為就材料而言，在東方堪稱最完備最詳細的”。⑥後來他又將此書推薦給嚴耕望：“送上《歷代法寶記》一冊，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上冊，備你檢查”。⑦胡適與日本佛教學者高楠順次郎、常盤大定、矢吹慶輝、鈴木大拙、入矢義高等人的交往，為其禪宗史研究提供了極大幫助。胡適在《神會和尚遺集》序中稱：“十六年歸國時，路過東京，見著高楠順次郎先生，常盤大定先生，矢吹慶輝先生，始知矢吹慶輝先生從倫敦影得敦煌本《壇經》，這也是禪宗史最重要的材料”。⑧矢吹慶輝是日本最早利用和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之一，1916年曾在倫敦調查斯坦因劫掠的敦煌寫本資料，並將其中一部分拍照帶回日本，成為後來撰寫《三階教之研究》（1927）、《鳴沙餘韻》（1930）、《鳴沙餘韻解說》（1933）的基礎。⑨矢吹慶輝將影印的敦煌本《壇經》送給胡適，使胡適頗為感激，這些資料成為他考證《壇經》和研究神會的基礎。“我要感謝日本矢吹慶輝博士寄贈敦煌本《壇經》影本的好意。我得著矢吹先生縮影本之後，又承Dr.Giles代影印倫敦原本。不久我要把敦煌本《壇經》寫定付印，作為《神會遺集》的參考品”。⑩鈴木大拙亦為胡適的禪宗史研究提供了便利，“去年十月我過日本橫濱，會見鈴木大拙先生，他說及日本有新發現的北宋本《六祖壇經》。後來我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鈴木先生寄贈的京都堀川興聖寺藏的《六祖壇經》的影印本一部”。胡適對《壇經》的考證不僅參考敦煌本《壇經》，還參照了日本保存的唐本《曹溪大師別傳》和北宋本《六祖壇經》等資料。胡適與國際學界的交往，特別是日本佛教學者高楠順次郎、常盤大定、矢吹慶輝、鈴木大拙，以及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等，為其禪宗史研究打開了廣闊的國際視野，不僅為其提供了資料幫助，還提供了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借鑑，這是胡適禪宗史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胡適在吸收和借鑑日本佛教研究成果的同時，亦對日本的佛教研究提出批評。他認為日本學者研究的是日本禪而非中國禪或印度禪，實際上日本人並不懂得禪宗。“日本人的信禪，大似北歐人的信基督教：禪其名而日本其實”。他批評日本人對禪“實在不曾‘窺其藩籬’。他們以‘禪定’為禪，是印度禪而非中國禪，他們以‘茶禮’為禪，是日本禪而非中國禪”。這與日本學者批評中國佛教背離了印度佛教本義一樣。實際上，佛教在傳播與發展過程中因時因地而易，印度佛教、中國佛教、日本佛教都打上了深深的區域烙印，即便是同一地區，在不同時期和不同人群，佛教的宗旨和79

教義亦各有不同。日本佛教研究側重於隋唐之後傳入日本的佛教，在材料上多以唐代以後的資料為准，而這正是胡適懷疑和批判的對象。胡適認為研究禪宗，必須蒐求唐代及唐代以前的原料，“那些未經九世紀、十世紀，特別是十一世紀和尚們糟蹋過的史料”，如此才能瞭解禪宗的真相。而唐代以後的佛教資料屢經“竄改”，多不可信，佛教在“竄改”中逐漸失去了本義。他批評“日本治中國佛學史的學者，並未懂得中國佛教史的真相，因為他們都不肯去檢查九世紀的日本求法僧從唐土帶回來的許多當時爭法統的史料。所以他們分的宗派也不是可信的”。由於日本佛教研究者多集僧人和學者於一身，出入釋教和學院之間，在對佛理的理解和解讀上具有優勢，而在客觀性方面則會大打折扣。故胡適批評日本學者研究佛教只採取信仰的態度，對偽造和不可信史料視而不見，看不到歷史的真相。二、胡適與鈴木大拙之爭及思想史研究路徑的提出胡適與鈴木大拙的交往和爭論前後持續數十年，受到中日學界的普遍關注。由於立場和研究方法的差異，註定了胡適與鈴木大拙之間的“決裂”。與胡適注重對禪宗歷史的考證不同，鈴木大拙的全部工作集中在對禪的解讀和詮釋上。他認為禪宗是“精通思辨的神秘主義”，“參究的人們必須長久地痛下苦功並且親身對某些事物進行體驗才能理解那最深奧精微的意義”。“對於那些沒有這種洞察力即接觸著自己的日常生活卻體驗不到禪意的人來說，只會覺得禪宗的教義及其表現完全是奇怪、矯異甚至全然不可理解。這樣的人們或從概念角度去看待禪，視之為荒誕無稽，或從外在的批評角度出發，為維護它而把它那些深刻的思想說成是故意不令人可解的東西。但是，對於禪者來說，無論什麼奇異詭怪的話語都不是為了隱匿自身的作偽，只是由於人類的語言並不能表現禪的奧義，所以其道理無論如何都不是可以靠邏輯推理來解釋說明，而只能靠心靈深處的體驗才能得到的”。鈴木大拙強調宗教體驗的重要性，認為“禪宗無論何時何地最強調的就是心靈的經驗”。這種“心靈的經驗”是一種“神秘的體驗”，它存在“一個人的內心活動中”，是一種“無法用語言和道理解釋清楚的經驗”，只有親身經歷過這種體驗的人才能明白它，才知道生命的意義。鈴木大拙強調的體驗和心靈經驗，即佛教所說的“悟”，這是中國佛教僧徒和大多數研究者所持的共同觀點，如歐陽漸主張的“多聞熏習，如理作意”、湯用彤提倡的“默應體會”等。他認為禪宗是非邏輯、非理性的，要理解禪，必須拋棄傳統的邏輯思維方式，用心靈去感受，即以個體內在的知覺去體會和感悟，與邏輯和理性無關。鈴木大拙強調的心靈體驗帶有宗教神秘主義色彩，與注重科學和理性的胡適迥然異趣。鈴木大拙重視公案的作用，常以公案、機緣和話頭解釋禪，認為諸如當頭棒喝、呵佛罵祖及胡言亂語等無不蘊含著禪機，是引導人們開悟的方式。公案、話頭和機緣等體現了禪的非邏輯、非理性特徵，“它大大超越了我們合乎邏輯的理解能力”。禪機的妙處和悟的力量使禪具有永恆的生命力和無窮的魅力，它不僅揭示了生命的本源，還能喚醒人的心內體驗，使人煥發旺盛的生命力。鈴木大拙對禪的解讀和詮釋遭到了胡適的質疑和批評。“作為他的一個朋友和研究中國思想的歷史學者，我一直以熱烈的興趣注視著鈴木的著作，但我對他的研究方法，卻也一直未掩飾過我的失望。他使我最感失望的是———根據鈴木本人和他弟子的說法：禪是非邏輯的，非理性的，因此，也是非吾人知性所能理解的”。胡適稱自己是“研究中國思想的歷史學者”，這就表明了他與鈴木的不同之處。他認為：“禪學運動是中國佛教史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國佛教史又是中國整個思想史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們只有把禪放在它的歷史背景中去加以研究，就像中國其他89

哲學流派都必須放在其歷史背景中去予以研究、理解一樣，才能予以正確的理解”。此即今人強調的歷史時空或歷史語境。胡適指出：“假如我們把禪學運動放回它的‘時空關係’之中，這也就是說將它放在適當的歷史背景中，把它和它看似陌生的教義視作‘歷史事實’去加以研究的話，然後，也只有如此，我們對於中國文化和宗教史中的此一偉大運動，始可得到知性和理性的瞭解與評鑑”。這種思想史研究的路徑和方法，主張把事物放到具體的歷史背景和時空關係中考察，對後來中日兩國的佛教研究均產生了深遠影響。針對胡適的批評，鈴木認為儘管胡適對歷史知道很多，“但他對歷史背後的行為者卻一無所知”。因為禪是“不容歷史學者作客觀的處理的”，禪背後的構成要素“是無法作為歷史客觀對象去加以研究的”。他強調禪是一種“獨特的存在”，人們只能以“直覺覺之”，“窺視它的內在情況，並非歷史學者所能辦到的事情”。他批評胡適“根本不知禪為何物”，其所知僅為“禪的歷史背景，而非禪的本身”，要瞭解禪，“必須從禪的裡面去瞭解禪，而非從它的表面去認識它”。鈴木主張從內部體會禪，只有這樣才能瞭解禪、認識禪，而胡適從外部觀察禪，所得到的僅是表面現象。針對胡適主張把禪放到它所在的歷史背景中去研究，鈴木認為這種“把禪放在歷史的框子中去看”的方法是欠妥的，因為禪具有非歷史性，不依賴於歷史而存在，不管歷史學家把禪放到何種歷史背景中，以及運用何種方法，“不論他的技巧如何高明，態度如何真摯”，所得到的只是“關於禪的事情”，並不能認識禪的本身，要研究禪必須對禪的本身有所體會。鈴木大拙的觀點體現了宗教體驗與學術研究的差異，他強調宗教體驗的重要性，認為沒有真正切身體會的人永遠不會明白禪是什麼。有學者指出胡適與鈴木大拙對禪宗的研究方法存在根本差異，“胡適是在歷史觀念指導下的客觀求證”，“以材料考證史實”；而“鈴木則是在信仰基礎上的超二元對立的主觀詮釋”，“以體悟為入道途徑”。鈴木從宗教信仰出發，把禪作為人生的真諦，追求用心體證禪，屬於神秘主義；而胡適從學術研究出發，把禪作為一種文化和方法，追求以歷史還原（考證）禪，屬於現實主義。葛兆光將兩人稱為“禪者鈴木”和“史家胡適”，認為兩人一個“堅持著超越時空”，一個“執著時空”，“鈴木大拙的立場是禪者‘超越時空’、‘超越歷史’，而胡適的立場是將禪放置在時空和歷史之中，這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差異，並無對錯之別”。由於出發點和落腳點不同，決定了兩人如同兩股軌道上的跑車，南轅北轍而不相撞。胡適與鈴木大拙在對待佛教的態度和目的上存在根本差異，爭論雙方不僅是學術批評，還涉及到學術批評之外的宗教信仰問題。胡適試圖向鈴木說明禪宗經典和禪宗史作偽的事實，如若經典係偽，則依據經典為理論基礎的禪固不足信。1960年2月，胡適為鈴木大拙90歲大壽作了《禪宗的真歷史與假歷史》，指出從“拈花微笑”、“西天二十八祖”到“東土六祖”，以及《壇經》、《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都存在偽造和作假，神會大造，後人續之，從而編造了禪宗偽史。但在鈴木看來，這些並不重要，他承認胡適考證結果的可能性，“歷史學家的研究表明，在達摩到來之前中國就已經有了禪。歷史上是否真的有達摩這個人尚無定論。達摩和梁武帝相見的典故也非史實。就算達摩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相見一事也絕非史實。這些都是學界的說法。對於學禪、修禪或禪宗的師傅們來講，知不知道這些禪宗的歷史經緯並不重要”。鈴木大拙認為真正重要的是禪的內容和思想，即如何認識禪，參悟禪。作為佛教徒，鈴木大拙把禪宗作為拯救人類靈魂的工具，試圖通過對禪宗的宣揚使人們認識禪、走向禪，以禪來實現人們內心的和平與寧靜，超脫現實生活的困擾和苦難。而作為學者，胡適把禪宗作為束縛人們思想的枷鎖，試圖通過對禪宗的批判使人們認清禪、遠離禪，走出對神佛的迷信和崇拜。這與兩人的生活環境和面臨的形勢有關，在鈴木禪中，他化身為99

普渡眾生的“佛”，欲以禪拯救世界人心，使人們擺脫戰爭、恐慌，以及內心的憂慮和不安。而胡適充當了啟蒙者的角色，試圖以科學作為破除迷信的工具，打破人們對神佛的迷信和崇拜，求助於西方科學，而非東方神佛。科學與宗教是中西聚訟，至今仍爭論不休的問題。科學重視實驗，強調事實；而宗教注重心靈，依靠玄想。由於近代科學的發展，社會上逐漸形成了一種科學至上的科學主義觀念，人們過於強調科學方法的普適性，把科學方法視為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根本方法。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認為，精神科學是超出科學方法論控制之外的經驗科學，諸如哲學、藝術和歷史本身的經驗等是不能用科學方法的手段加以證實的。受西方思想影響，許多中國學者亦認為科學方法具有其適用性問題。如王國維認為諸如人性等是超出知識之外的精神世界，“至於人心之靈及人類所構成之社會國家，則有民族之特性，數千年之歷史與其周圍之一切境遇，萬不能以科學之法治之”。張君勵引馮特觀點為據，認為心理學和哲學等是“精神科學”，“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絕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科學方法是認識世界的合理方式，但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尤其對於佛教玄想的世界。20世紀20年代的“科學與玄學”之爭，以及此後胡適與王季同及教內人士之間的科學與佛學之爭，均屬此類現象。雖然胡適對中日學者不接受自己的禪宗史研究感到不平，“不但中國佛教徒不能接受我的結論，日本的佛教史家也還有多數不能接受我的結論”，但他對自己的研究卻有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體會，他在《佛學雜記》中明確指出：“歷史的研究法可應用於佛書上，於佛法則不可能”，“研究佛法的，應把自己放在佛法裡面，去證會他，至於處旁觀態度的研究法，只能看到佛學的表面，卻不能看到裡”。鈴木大拙與胡適的出發點和立腳點完全相反。鈴木大拙為了弘揚佛教，而胡適則是為了批判佛教，故兩人在爭論中一個談禪，一個講歷史，雙方如同雞同鴨講。鈴木大拙談禪多取《五燈會元》、《景德傳燈錄》等禪宗燈史資料為據，拾禪宗公案和話頭等解釋禪，將其視為禪宗開示的方法。胡適認為所謂的禪宗公案、話頭和機緣等不過是騙人的文字遊戲，“根本算不得是禪”，人們處於一種盲目跟風而實際對“棒喝”無知的濫用狀態。胡適批評鈴木拋棄時空關係談禪，而鈴木關注的是禪宗的思想和內容，至於它的歷史則無關緊要。鈴木批評胡適不懂禪，確實，我們從胡適的考證中看不到禪為何物。在胡適禪宗史研究後期，他與入矢義高和柳田聖山的通信明確表達了與鈴木大拙等日本佛教學者的差異。胡適在致柳田聖山的信中稱：“先生似是一位佛教徒，似是一位禪宗信徒，而我是一個中國思想史的‘學徒’，是不信仰任何宗教。所以我與先生的根本見解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一致”。他對日本佛教學者不接受自己的禪宗史研究表示遺憾：“貴國的學人，如宇井伯壽先生的《禪宗史研究》，至今不肯接受我在三十年前指出的神會的重要，我頗感詫異。根本的不同，我想是因為他們是佛教徒，而我只是史家”。柳田聖山認為胡適的“研究立場和日本學者大相徑庭”，“日本學者視禪為中國思想的成分，但在其思想的理解和方法上，有欠歷史的考慮”。他承認“佛教徒構想的思想史，有時墜入疑似史學；佛教徒處理史料的態度，難免對本文批判有失冷靜”。但他對胡適的觀點也有所保留，認為“處理史料必須徹底吟來，固屬當然之事，可是思想史旨在理解思想，其範疇絕非只限於史家一方之理”。針對胡適與鈴木之間的區別，他認為“胡適之做學問與鈴木大拙之為佛教，兩人之間有相當距離。更明白的說，胡適對中國現代佛教發生過作用與否？不得而知；但鈴木大拙一直是想在日本以及歐美的現代思想界中，強調禪乃至佛教市民權的存在。胡適始終是近代歐羅巴的合理主義者，鈴木大拙卻批判近代合理主義，置禪於超越的地位，他認為禪就是禪，佛教001

就是佛教，有時還會超越歷史性。胡適對此主張斥之謂神秘主義，非合理主義，兩人的立場是水火不相容的”。胡適禪宗史研究對中國近代佛教是否發生過作用，我們不得而知。但胡適意不在此，其禪宗史研究的意義亦不在此，胡適對中國近現代思想或學術研究產生的影響，絕不亞於鈴木大拙對日本或歐美現代思想或學界產生的影響。三、胡適禪宗史研究對日本的影響柳田聖山指出胡適的禪宗史研究對中日兩國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胡適關於“楞伽宗”的論斷，“影響了一九三五年以後，中日兩國初期禪宗史的研究工作，沒有人能脫出他的斷定。譬如從宇井伯壽的《禪宗史研究》（昭和十四年）開始，接著有鈴木大拙的《禪宗思想史研究第二》（昭和二十六年）以及關口真大的《達摩大師之研究》（昭和三十二年）都被胡適《楞伽宗考》的陰影籠罩著”。確如其論，胡適關於“楞伽宗”的考證，認為禪宗初期從菩提達摩到神秀是以《楞伽經》為“心要”的楞伽宗，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日兩國的佛教史研究。此外，如胡適對菩提達摩和神會的研究亦對日本學者產生了深刻影響，特別是他整理出版的《神會和尚遺集》，成為日本佛教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胡適與日本學者的交往、互動和資料共享，使他的禪宗史研究從一開始就與日本佛教研究發生了密切的聯繫。柳田聖山稱：“胡適的禪學研究在日本佛教學者間，已發生了很深的連帶關係”，這種“連帶關係”直接表現在對日本佛教學者個人的影響，進而表現在對日本佛教研究的整體發展趨勢上。宇井伯壽雖不接受胡適的觀點，但在《壇經》問題上明顯受到胡適的影響。在研究方法上，他強調佛教研究的歷史性和客觀性，認為“過分的神秘渲染反而會淹沒歷史的真實性”，“把信仰殆盡研究之中，從一開始就會犯一個錯誤，即將一切都訴諸於崇拜”。這與胡適的主張相接近，柳田聖山稱其重於歷史而無視哲學。塚本善隆的《中國佛教通史》從中國社會歷史背景入手，論述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結合的中國化過程。鐮田茂雄提出研究中國佛教要把它放到中國社會和思想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考察，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在本質上截然不同，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思想受中國思想影響發生了新變化，“佛教與中國固有的文化，及宗教思想相接處後，而與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彼此本身都由於對方之影響而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他在《中國佛教史》一書中，從歷史的角度，闡述佛教傳入中國後，如何適應漢民族的特徵而逐漸中國化的歷史過程。這與胡適提倡的“歷史的觀念”，強調“把禪放在它的歷史背景中去加以研究”十分相似。柳田聖山的禪宗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胡適的影響。小川隆指出柳田聖山繼承了胡適的禪宗史研究方法，“今天理所當然地以文獻批判為主軸的所謂實證的歷史研究的方法，在胡適之前的禪宗研究中，幾乎是不存在的。與傳統‘宗學’、‘禪學’相區別的‘禪宗史’這一學術專業的成立，說是以胡適的研究開其端緒，應該不算言過其實吧。不過，對今天的‘禪宗史’研究方法，直接地給予最大影響的，應該算柳田聖山的《初期禪宗史書の研究》（法藏館，1967年）。然而，柳田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帶有胡適方法論的繼承的一面。所謂基於嚴密的史料批判的實證研究，在今天，也許有人會感到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沒有必要在這裡強調它。然而，禪宗史研究引進這種方法，而且全面地運用作為其材料的敦煌文書和唐代碑文資料，不可否認地，它始於胡適，其後，經柳田聖山而傳到今天”。與胡適一樣，柳田聖山重視對禪宗史料的審查和辨偽，認為禪宗燈史資料虛構成分較多，並試圖重建禪宗信史。柳田聖山指出，研究禪宗“有必要重溫過去，重新思考它在印度、中國和日本的101

歷史發展”。所以，他在研究過程中，“把禪———那充溢著當今時代色彩的禪，暫時放回博物館的展櫃裡，重新加以冷靜地鑒賞”，強調“把禪的思想當作過去的東西，集中思考它的歷史來源和變遷”。從柳田聖山的闡述中隱約可以看到胡適的影子，但與胡適強調的歷史時空又有一定差距。柳田禪學研究的思想史路線仍舊是日本傳統注重文獻解讀的方式，對時空關係的關注較少。胡適對柳田聖山的佛教研究亦有關注，認為他的《燈史和系譜》“有許多見解與我相同”，並指出“此文也有不少錯誤”。另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柳田亦受到胡適的影響，如禪宗史作偽及慧能和神會的歷史地位與作用等。他認為禪宗經典中的記載並不一定符合史實，如“《傳燈錄》是老師與弟子，或修行者們互相間的禪問答的記錄，對史實並不忠實”。但與胡適側重於揭露禪宗史作偽不同，柳田的目的是“透過這些文獻的編纂史，發現這些文獻被編纂的真實的歷史背景”，與湯用彤的佛教史研究相似。自入矢以來，日本佛教史研究表現出明顯的思想史傾向，這與胡適不無干係。柳田聖山曾參加入矢義高主持的京都大學《臨濟錄》研究會，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獻學方法為主，強調歷史的客觀性。有學者認為柳田聖山在《臨濟錄》研究中特別重視歷史的觀念，“柳田先生指出，應當慎重對待中國禪的燈史與語錄在傳承與編纂過程中產生的偏差，以及為了主張法脈的正當性和獨創性而進行的潤色修飾，通過對這些偏差和潤色的嚴密分析，時常附加大膽的推論，以試圖闡明被面紗所掩蓋的中國禪宗史的真實性”。繼入矢義高和柳田聖山之後，衣川賢次和小川隆亦受到胡適的影響，在許多問題上採納了胡適的觀點。伊吹敦在禪宗史研究中，主張把禪宗放到具體歷史背景中，“關注每個禪僧或禪宗教團是如何在與社會的互動中形成自己的禪思想、進而影響到社會的”。他認為胡適對禪宗史的研究，特別是與鈴木大拙的論爭，對中日兩國學術界均產生了重要影響。就其自身而言，在禪宗的傳法系譜、菩提達摩傳說故事、僧粲存在與否，以及袈裟傳衣說等問題上，仍被胡適的“陰影”所籠罩。柳田聖山引用吉川幸次郎對胡適的評價：“世人對氏毀譽兼半，毀之者連文學革命提唱者的功績，都想一筆抹殺，我認為不妥。氏之後，如氏之對日本人的業績，有如此敏感的中國學者恐不多見了”。他認為：“時至今日，對中國禪學作研討的人，在相當期間還不能忽視胡適的遺業”。小川隆認為：“胡適在禪宗史研究的草創時期，其引進實證性、批判性的研究手法，為禪宗史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今天的禪宗史研究，也基本上處在其延長線上”。由此可見，胡適對日本佛教研究的影響，以及近代中日佛教研究互相借鑑和相互影響的過程。①相關研究參見柳田聖山：《胡適博士與中國初期禪宗史之研究》，《胡適禪學案》，台北：正中書局，1975年；麻天祥：《胡適、鈴木大拙、印順禪宗研究方法之比較》，長沙：《求索》，1997年第6期；江燦騰：《胡適的早期禪宗史研究與忽滑谷快天》，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葛兆光：《文獻、思想與闡釋》，《葛兆光自選集》，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桑兵：《胡適與國際漢學界》，北京：《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②③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9），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2頁；第123頁；第307～308頁；第162～163頁。④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日記》（30），第345頁；第374～375頁。⑤江燦騰：《從大陸到台灣———近七十年來關於中國禪宗史研究的爭辯與發展（1925⁃1993）》，《新視野下的台灣近現代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29～383頁。201

⑥胡適：《中國禪學的發展》，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佛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61頁。⑦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書信》（26），第373頁；第371～372頁；第621頁；第545～546頁。⑧⑩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4），第314頁；第315頁；第326頁。⑨柳田聖山：《敦煌禪籍總說》，劉方譯，蘭州：《敦煌學輯刊》，1996年第2期。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18），第382～383頁。鈴木大拙：《通向禪學之路》，葛兆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頁。鈴木大拙：《禪是什麼》，張喬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6年，第71頁；第65～66頁。鈴木大拙：《不惑》，江月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年，第28、42頁。鈴木大拙：《禪：敬答胡適博士》，張文達、張莉編：《禪宗：歷史與文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0～56頁。參見麻天祥：《胡適·鈴木大拙·印順———禪宗史研究中具體問題之比較》，北京：《佛學研究》，1994年；《胡適、鈴木大拙、印順禪宗研究方法之比較》，長沙：《求索》，1997年第6期。葛兆光：《葛兆光自選集》，第17～18頁。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1）“導言”，洪漢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頁。袁英光、劉寅生編著：《王國維先生年譜長編（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1頁。張君勵：《人生觀》，《科學與人生觀》，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38頁。柳田聖山：《胡適博士與中國初期禪宗史之研究》，《胡適禪學案》，第6～7頁；第18頁；第10頁；第26頁。宇井伯壽：《瑜伽論研究·緒言》，慧觀、周麗玫等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1～3頁。鐮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關世謙譯，台灣高雄：佛光出版社，1985年，第9～10頁。鐮田茂雄：《近代日本的中國佛教史研究》，聖凱譯，北京：《法音》，2000年第2期。小川隆：《語錄的思想史———解析中國禪》，何燕生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39～240頁；第252頁。柳田聖山：《禪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第14頁；第167頁。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日記》（34），第696頁。張文良：《禪宗研究的兩種路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1月24日。葛兆光：《〈語錄的思想史———解析中國禪〉小引》，小川隆：《語錄的思想史———解析中國禪》，第3頁。古勝亮：《日本戰後〈臨濟錄〉研究評述》，李玉梅譯，北京：《佛學研究》，2013年總第22期。伊吹敦：《禪的歷史》“前言”，張文良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第3頁。伊吹敦：《禪的歷史》，第5～10、29～33頁。作者簡介：王學進，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廣州　510275［責任編輯　陳志雄］30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作者合著及署名是學術研究中一個頗為引人關注的話題，其間涉及署名作者對研究成果做出的實質性貢獻、擁有的著作權、需要承擔的相應責任等一系列問題。近年來，學術著述中的合著現象及名譽分配所引發的矛盾，不僅僅存在於自然科學領域，就是在有崇尚獨著傳統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隨著實證研究方法的廣泛應用以及信息交流成本的大幅降低，合著也漸成一種普遍現象，但另一方面，隨之而來的各種署名糾紛也日益增多。當前，我國正在建設和完善科研誠信制度和科研評價體系。由於合著行為是在合作者之間進行的分工協作，具體情況不易為外界所知，成為科研誠信監督過程中難以公開監督到的薄弱環節。因此，如何清晰地界定合著作者的權利與責任，如何進行作者名譽的合理分配與評價，如何防範合著過程中的學術不端，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本欄特邀蔣穎研究員撰寫了《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視域下的作者合著現象及名譽分配》一文。蔣文從人文社科領域作者合著及其增長趨勢的描述開始，對作者與署名權的界定、合著署名的一般規則、學術評價中的合作作者名譽分配方法、合著中的問題及爭議等，逐一進行了細緻的分析，提出應該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學術規範體系，制定明確、具體、可操作性強的署名規範，強調和明確作者的責任；在評價政策方面，要修正不合理的統計評價指標，進行作者名譽的正確分配。作者強調，合著署名及名譽分配看似小事，實則關係到學者的切身利益和學術評價的公正合理，對學術誠信與學風建設有著直接影響。文章建議學術期刊與論著的出版發行採用作者貢獻聲明制度，要求在合作成果出版或發表的同時公開發佈每位作者所做的工作及其對最終成果的貢獻比例。這不但便於根據具體情況合理分配作者名譽，為學術評價打好基礎，同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不當署名，保障合作者的權益。這種做法使內部道德要求變為外力約束，更加陽光、開放，便於監督和管理，有助於建立科研過程可追溯制度，最終實現自律與監督並重的管理目標，這對完善當前科研誠信制度和評價體系、防範及解決有關的學術爭議和名譽糾紛均具參考價值。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建設（簡稱“雙一流”）是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繼“211工程”、“985工程”之後的又一國家戰略，有利於提升中國高等教育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其總體目標是到21世紀中葉，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數量和實力進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強國。在這一重大戰略中，中國高校學術期刊將如何借鑒國內外辦刊經驗，助力“雙一流”，這是擺在學術界和期刊人面前的一個新課題。范軍教授認為，“雙一流”建設使中國高等學校學術期刊發展面臨著新的問題與挑戰，也帶來了良好的發展機遇。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的《關於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使得高等學校的學術期刊建設與大學“雙一流”建設有了新的契合點。高等學校、學科及其學術期刊三者之間的彼此依託和互生共榮是顯而易見的。如何通過大學“雙一流”建設的機會促進學術期刊真正上層次、上水平，與國際接軌；反過來，如何通過大學學術期刊的提檔升級，反哺高等學校整體發展與學科進步，這些都主要不是純理論問題，而是實踐性很強的現實課題。有鑒於此，本文以開闊的視野與豐富的資料，通過梳理和總結國內與國外、近現代和當代有代表性的各類典型案例，探尋大學、學科與期刊相互促進的特點、規律及路徑，為我們當下的高校“雙一流”建設與一流期刊建設雙雙提供有益的借鑒。　　（劉澤生）40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視域下的作者合著現象及名譽分配蔣　穎［提　要］　科學研究中的合作現象由來已久。近年來，自然科學及醫學領域出現的超大規模的合著現象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隨著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作者合作規模和合著比例的不斷上升，以獨著為基礎的傳統學術評價體系遇到很大的挑戰。文章討論了人文社科領域作者合著現象及增長趨勢、促進合著增長的主要因素、合著作者的署名及名譽分配方式，分析了合著中存在的問題、爭議和矛盾，最後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關鍵詞］　作者合著現象　名譽分配　學術評價　作者貢獻聲明［中圖分類號］　G3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105⁃14科學研究中的合作現象由來已久。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國家對學術研究投入的不斷增加，科學合作持續發展，自然科學及醫學領域出現了超大規模的合著現象，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合作規模和合作數量也呈不斷上升的趨勢，以獨著為基礎的傳統學術評價體系遇到了很大挑戰。一、作者合著現象及其增長趨勢早期的學術研究以單槍匹馬的工作方式為主。Beaver等認為科學的專業化分工是合作研究的起源和發展的動因。①在自然科學領域，學術合作的普及和發展是在二戰之後，隨著“大科學”特徵的出現，國家對科學研究的投入越來越大，科學合作迅速興起，合作規模不斷增長。反映在學術研究成果方面，合作的增長表現為合著成果數量的增加，以及合作作者規模的迅速擴大。近幾十年來，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合著作者規模以極快的速度增長。1980年代時，很少見到超過100位作者的論文。第一篇千位作者的論文發表於2004年，2008年出現3,000位作者的論文。②2015年發表的一篇物理學論文擁有5,154位作者。③超大規模的作者群引起了科學界的討論和普遍關注，Cronin將之稱為“超級作者”（hyperauthorship）現象。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論文雖沒有出現“超級作者”，但是很多研究都揭示了一個共同的事實：幾十年來，各學科的作者合著呈增長趨勢。1.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合著趨勢501

國內外的相關研究都顯示出人文社科的合著增長趨勢，但是不同學科情況差異較大。其中，社會科學領域的合著率和合作度（合作規模）增長較快，人文學科的合著率也在緩慢增長。心理學、健康經濟學、環境研究等與自然科學和醫學關係密切的學科領域中，作者合著率和合作度最高，經濟學、管理學、教育科學、政治學等學科的合著率增長迅速。歷史學、法學、文學、哲學等人文學科的合著率呈增長趨勢，雖然在這些學科中獨著依然佔較高比例。在國際範圍內，社會科學各學科的作者合作獲得了普遍而迅速的增長。⑤以經濟學為例，合著現象的快速增長引起了很多經濟學家的關注和討論。Hudson指出，二戰之後的經濟學家是典型的個人工作者。如1950年《政治經濟學雜誌》論文合著率只有6%，《美國經濟評論》只有8%，1993年，兩刊的合著率比例分別上升到39.6%和54.9%。⑥魏眾與蔣穎統計了SSCI數據庫中1978～2017年間有關中國經濟研究的國際論文的合著情況。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學研究國際論文的作者規模持續快速增長。按每十年為一個階段進行比較，四個階段中論文最大合作人數從5人增加到23人；論文的平均作者合作度從1.22增長到2.57；合著率從18.88%增長到80.46%，獨著的論文只有不到20%。⑦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合著已經成為國際經濟學研究的常態。與國際論文情況相似，在中文期刊中，合著現象在各個學科有一定的普遍性。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人文社科各學科的合著經歷了普遍的增長過程，同時不同學科之間又具有明顯的差異。例如，人大“複印報刊資料”轉載的期刊論文的平均合著率從2014年的36.03%增長到2016年的38.15%，篇均作者數從1.49增長到1.54。其中，社會科學領域的合著論文比例相對較高，人文學科比例較低。⑧張宜平、宋嬌艷、陳悅、黃靖芸等分別對不同學科領域進行了作者合作統計，印證了上述觀點。⑨同中文期刊論文的統計數據相比，我國作者在國際論文中的合著率和作者合作度都更高。羌麗利用SSCI和A&HCI統計了截至2009年我國高校文科的發文及合作情況，發現21所大陸地區高校發表論文的合著率為73.83%，平均合作度為3.08，遠高於中文期刊的同類數字。在本文作者對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國際論文統計中，發現2008～2017年期間，中國作者參與發表的論文的作者合作度為2.94、合著率為89.96%。對比“複印報刊資料”的統計數據（應用經濟學的作者合作度和合著率分別為1.88和63.32%，理論經濟學為1.69和45.01%）可以發現，中國作者在中外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合著程度差異非常明顯。2.合著的特徵與作用合著存在不同的模式。從合作對象的關係、地域和學科等方面來看，存在師生合作、機構內合作、跨機構合作、跨地域合作、國際合作、跨學科合作等合作類型；從合作對象的相對身份和地位來看，存在強強聯合、以強帶弱、優勢互補等合作模式。學者們對部分學科和期刊的統計表明，除了學科差異外，合著與期刊質量、論文特徵和經費支持等很多因素相關。如有證據表明合著與文章和題名長度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係，經費支持與每篇論文作者數的增長相關，有課題立項論文合著率顯著高於無立項論文，立項級別越高合著率越高等。合著是一種深度的學術交流和協作。通過合作者的思想碰撞，可以產生新的理論；通過合作者的分工協作，可以提高科研生產率；通過合作者之間的相互學習，可以提高科研水平和能力，進行人才培養；通過資源及人力的聯合，可以完成憑一己之力很難完成的大規模、高複雜性的研究。總之，合作對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具有較大的推動作用。在自然科學領域，大家普遍認為合作可以促進高水平成果的產出。學者的研究表明合著論文傾向於更頻繁地被引用，國際合著論文對增加科601

研單位論文的平均影響因子貢獻非常大。但是在人文社科領域中，關於論文的合作規模與被引量之間的關係，針對不同學科的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結論。Rath和Wohlrabe的研究發現，經濟學領域期刊論文的作者合作度與論文被引量之間呈正相關關係。宋嬌艷認為，在平均的意義上，科研合作對經濟學文章被引頻次的提高作用是顯著的。而Avkiran對1987～1991年14種財政學期刊的統計發現，在合著論文和獨著論文中的被引率沒有差異。高自龍、范曉莉的研究表明不同學科情況有較大差異。在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和人文地理學等社會科學學科中，合著論文的某些指標水平確實優於獨著論文；在哲學、外國語言文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法學、圖情檔學科中，合著論文的個別指標水平低於獨著論文；其餘學科中，合著論文與獨著論文水平基本持平。他們認為，合作研究對各學科產生的正影響程度較大，負影響程度較小；合作研究對社會科學學科的影響大於人文學科；合著率或篇均作者數較高的學科，合著論文質量較易高於獨著論文。總之，合著可以帶來許多好處，但有時合著成果也未必一定優於獨著。實際上，合著需要較大的協調和組織成本，由於多人參與，文章內容存在多個來源，容易導致論述不如獨著時嚴密。再加上合著者未必都全力以赴，如果存在名譽分配不合理，還會影響一部分合著者的積極性，這些因素都會直接影響到成果的質量。此外，合著方式也使得掛名等學術不端行為有機可乘。3.促進合著增長的主要因素“超級作者”的出現，引發了大家對合著現象的關注和重新思考。我們需要重新檢視什麼原因促成了合著，又是什麼原因使得近幾十年作者合著的規模越來越大。有關科技合作的研究表明，經濟、社會、政治、地理、歷史、文化、語言等均可能是合作研究的重要影響因素。從合作角度來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也與此類似。但是如果只聚焦在合著增長現象，我們可以從內外因動力因素進行分析。本文認為，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在內的主要促進因素，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首先是學科內部因素，也就是科學範式的演變。隨著數據密集型學科的出現，科學的研究與發展越來越多地依賴於大型實驗設備和現代化的設施以及各種基礎的數據來源。這就改變了傳統的研究模式，能夠提供數據、處理數據的人員變得非常重要，因此一些原本不屬於傳統作者範疇的人被納入到作者名單中。其次是交流工具因素，即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特別是互聯網和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大大提高了交流效率，降低了交流成本，進而促進了交流與合作的發展。第三是政策因素，也就是科學政策的影響日益增大。國家科學政策中，大部分政策都是主張、支持和鼓勵科學合作的。學術評價政策是國家科學政策的直接體現，它關係到機構、團體和個人的利益，具有很強的“指揮棒”作用。現行的學術評價政策大都包含定量產出指標的評價政策，促使學者和機構努力提高科研生產力和科研效率，而通過科學合作可以有效地增加論文發表數量，獲得較好的評價指標。因此，學術評價政策是合作增長的直接刺激因素。Ossenblok與Feeser等也認為合作度的提高與學術評價政策有密切關係。當然，我們也要看到，評價政策對合作具有雙重作用。在某些政策的主導下，也可能產生不合作傾向，甚至迫於評價壓力而產生一些學術不端的做法。例如，Slone對醫學領域的調查表明，不當署名是在該領域普遍出現的嚴重問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學術職位晉升政策的推動，合作規模越大，“不當”合作者比例越高。總之，從科學研究領域總體來看，學術合作發展是一個大的趨勢。合作促進了學科發展，但是701

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如何科學認定合著成果中每位作者的貢獻，如何促進良性合作，以制度和管理規範合作行為，遏制合作中的學術不端現象，這正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二、合著作者的署名及名譽分配在學術研究領域，論著的署名是作者對研究成果的權利和責任聲明。署名關係到學者的名譽分配，關係到論著的責任擔當，關係到學術評價的對象。長期以來，學術界遵循學術共同體認可的署名規則。隨著合著現象的普及和合著規模的擴大，合著成果的名譽分配難度增加，學術評價也遇到更多新的問題。為此，作為學術評價的基本統計指標，合著作者署名及其名譽分配問題又被重新提出。1.作者與署名權的界定在學術著作或論文出版發表時，對作者如實進行署名，是學術規範的基本要求。作者署名既明示了作者的權利，彰顯了作者的名譽，便於進行學術交流，同時也記錄了為該學術成果承擔責任的人員清單。對於作者署名問題，相關法律法規和學術規範中都有規定。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署名權，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1987年頒佈的國家標準《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和學術論文的編寫格式》第5.1.2條規定了什麼人可以署名為作者以及作者署名的次序：“在封面和題名頁上，或學術論文的正文前署名的個人作者，只限於那些對於選定研究課題和制訂研究方案、直接參加全部或主要部分研究工作並做出主要貢獻、以及參加撰寫論文並能對內容負責的人，按其貢獻大小排列名次。”至於“全部或主要部分研究工作”所包括的內容，該標準沒有具體說明。美國心理學會編輯的《APA格式———國際社會科學學術寫作規範手冊》中規定，作者是“對所出版發表作品做出實質性貢獻且接受該作品責任的人”，同時說明“實質性專業貢獻包括提煉問題或形成假設、設計試驗、組織並進行統計分析、解釋結果，或撰寫文章的一個主要部分”。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nternationalCommitteeofMedicalJournalEditors，ICMJE）制定的《ICMJE推薦規範》是目前獲得廣泛認可的作者署名規範。該規範建議根據以下4條標準確定作者身份：1）對研究工作的思路或設計有重要貢獻，或者為研究獲取、分析或解釋數據；2）起草研究論文或者在重要的智力性內容上對論文進行修改；3）對將要發表的版本作最終定稿；4）同意對研究工作的各個方面承擔責任以確保與論文任何部分的準確性或誠信有關的問題得到恰當的調查和解決。所有滿足以上4條標準者都應該被確定為作者，未滿足全部4條標準者應該被致謝。與ICMJE規範類似，很多學術規範都規定，對於一些參與項目但沒有實質性貢獻的人員不能署名為作者，需要以致謝的方式在文中註明。在較為詳細的學術規範中（如APA），規定提交發表的文本要徵得所有作者的同意。同時，如果有致謝名單，需要徵得被致謝人同意。也就是說，所有的作者和被致謝者都有知情權。從實質上看，署名是一種名譽分配，同時更是一種責任分配。作者署名的一項重要意義在於明確論著的責任人，也就是“文責自負”原則中的責任主體。教育部頒佈的《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範（試行）》規定：“署名者應對該項成果承擔相應的學術責任、道義責任和法律責任”。我國《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和學術論文的編寫格式》中也有相應規定。一旦發現論著中存在問題，作者就要為其付出相應的代價。極端情況下，有人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例如，2014年日本科學家小保方晴子的論文被認定造假，作為導師和論文合作者的笹井芳樹，被認為是整個事件的主要責任人，為此他自殺身亡。801

只有詳細、明確、操作性強的學術規範才能給作者有效指導，避免署名糾紛，維護學術秩序。應該說，目前我國在作者署名方面的相關規定比較全面地覆蓋了主要內容，但是同國外的規範相比，還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大多數規定側重科技文獻的署名，缺少針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專門規定。其次，很多規定都是原則性內容，較為籠統，缺乏可操作性指導。如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範（試行）》在署名方面只有“學術成果的署名應實事求是”一句話。第三，多數規定沒有涉及作者及被致謝者的知情權。2.合著作者署名的一般規則合著情況下，最常見的署名方式是按貢獻從大到小的順序進行作者排列。但是不同學科領域的署名習慣可能有所不同。有些學科的期刊，如經濟學領域很多著名的國際期刊，作者署名按照姓名順序排列。此外還有隨機排列的方式，在一個較為穩定的合作團隊中還可採用輪流排列等方式。大部分學術規範都明確規定應該按作者貢獻大小排列名次。APA格式中對作者署名順序的規定更加細緻：“主要作者身份以及署名順序的榮譽應該準確地反映參與人員的相對貢獻。相對地位（例如：系主任、年輕員工、學生）不應該成為決定署名順序的因素。”對於容易產生爭議的師生合著情況，APA明確規定：“在多數情況下，對於實質上基於博士論文的多作者論文，作為博士論文作者的學生一般都應該作為主要作者。博士生不作為第一作者的例外情況是，博士論文作為包括其他研究人員在內的系列研究集中的一個部分出版發表。”“對於碩士生或博士生的研究，學生是否應該享有主要作者的榮譽，這完全取決於其在研究中的貢獻。”具體的署名順序一般由合作者之間協商確定，也有些合作在開始時就約定好具體的署名方式。多數情況下是按照常規的習慣，由論文的主要責任者提出署名方案，因此也受潛規則或無形中的壓力的影響。按作者貢獻排列的署名體系中，第一作者通常是對論文貢獻最大的人。隨著合著論文的增加和合作作者規模的增大，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署名，如通訊作者、共同第一作者等。通訊作者最初是為了便於編輯部聯繫作者而設定的一個角色，即作者中負責與編輯部聯繫的人員，通常是項目的管理者，對論文的撰寫與定稿起主要作用的人。隨著合作規模的增大和科研評價的需求，近些年通訊作者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按作者姓名順序進行署名的論文中，通訊作者就是合著者中最重要的人。肖慎華通過比較幾種不同模式的作者統計數據，認為以通訊作者作為作者統計的方法簡便且較合理。我國的相關規範沒有提供有關“通訊作者”的定義和解釋，但是目前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中，經常可以看到通訊作者的標識。ICMJE規定，通訊作者是在投稿、同行評議和出版過程中主要負責與期刊聯繫的人。一般來說其職責包括：1）負責投稿達到期刊的要求；2）回答審稿和編輯的問題；3）論文發表後及時回覆對研究工作的評論；4）當文章發表後受到質疑時，配合期刊提供原始資料或其他信息。ICMJE同時建議編輯與通訊作者的通信要發給全部署名作者。在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還經常可以見到“共同第一作者”，也就是當一篇論文的兩個作者完成的工作都很重要，數量上難分伯仲，可以將其都署名為第一作者。有時甚至還會出現“共同第二作者”等。這種現象在人文社科領域較為少見。3.學術評價中的合作作者名譽分配合著情況下，每位作者對論文的貢獻程度不一樣，如何合理地為合作作者進行名譽分配是學術評價中的重要問題。對於按照作者姓名順序排列或隨機排列方式署名的論文，如果文中沒有特殊的說明，也沒有標注通訊作者，只能將論文的名譽平均分配給幾位合作者，每人為幾分之一，或者所901

有作者都算作發文一篇。對於按作者貢獻大小順序署名的論著，存在多種不同的分配方法。樊向偉、肖仙桃對作者名譽分配的各種方法進行了梳理。XuJ.等比較了多種名譽分配方法，最後將其歸納為直線型、曲線型和其他三類，但該文認為目前還沒有被普遍接受的方法。還有很多作者提出了具體的分配方法。本文將不同方法進行歸納，認為作者名譽分配通常包括以下幾種模式。1）第一作者模式：只統計第一作者，將論著的全部名譽都歸於第一作者。這是最簡單的一種方法，也是目前經常使用的方法，然而誇大了第一作者的作用，完全忽略了合作者的貢獻。2）小數模式：按署名順序的一定比例分配給不同的合作者，所有作者貢獻之和為1。這種分配看似合理，但操作有一定的複雜性，與作者的實際貢獻也未必相符。針對小數模式的具體分配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較多。3）均分模式：小數模式的一種特殊情況。每人均分名譽，即有幾個人合作，每個人的貢獻就是幾分之一。這種方法計算簡單，但忽視了作者之間的貢獻差異。4）整數模式：所有作者都算發文一篇。這種方式經常被用於機構或地區發文量計算中。但是它除了忽視作者之間的貢獻差異之外，還會誇大作者整體的貢獻，導致發文量的計數膨脹。5）U形模式：對第一作者和最後一位作者（或通訊作者）予以較高的權重。按照不同模型計算，每位作者得到的發文數量可能相差甚遠。肖慎華對作者均一、第一作者、通訊作者、作者加權統計4種名譽分配方法進行了作者發文數據的對比分析，發現通訊作者統計法得到的結果與加權後得到的作者排名結果相關性很高。但是我們從該文的數據來看，可發現不同方法計算出的作者發文量相差較大，特別是只統計第一作者的方式，無論作者發文的數量還是發文排名次序，都與其他方式相差甚遠。以上名譽分配模型大都應用於對作者發表論文情況的統計。相比之下，合著作者被引用時的名譽分配所存在的困難更大、問題更多。首先是引文中作者信息著錄不完整。在標註參考文獻時，為了控制篇幅，通常最多只允許標註3位作者。如我國國家標準《信息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則》中規定著作方式相同的責任者超過3個時，只著錄前3個。這樣，參考文獻的原始數據中就沒有第四位及之後作者的信息，如果引文數據庫沒有與來源文獻建立數據聯繫，統計的數據就不會包含其他合作者的信息。其次是目前常用的被引統計指標沒有考慮合作者貢獻的比例不同，從最基本的被引量統計，到基於被引量的其他指標都是如此。比較簡單的做法是只統計第一作者，或者每位合作者的被引量都等同於整篇論文的被引量。例如在計算學者個人的評價指標h指數時就存在這樣的問題，合作成果的多少會直接影響到學者的h指數大小。為此，包括Hirsh本人在內的很多學者提出h指數的修訂算法。但是這些算法計算複雜，且尚未得到普遍認可，在評價實踐中幾乎沒有被使用。合理統計合作作者被引數量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全面揭示合作作者信息，這就需要將引文數據與來源文獻建立映射關係，從而獲得合作作者的全部名單；另一個是解決對合作作者分配被引權重的問題，歸根結底還屬於前面所討論的合作作者名譽分配的問題。總之，合作作者名譽分配的合理確定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分配的難點在於以下幾方面：首先，作者貢獻大小的確定有時存在模糊性。對一篇特定的論文來說，合作作者各自的工作量或許可以定量描述，但是很難給出每項工作對成果貢獻大小的精準描述，有時甚至連作者自己也不能清楚地說明每位作者的貢獻比例。加上作者角色及分工日益多樣化，超出了傳統合作中的討論、寫作為核心的簡單合作方式。尤其在數據密集型研究中，數據的收集和處理、分析與建模工作的重要性越來越大，有時甚至對研究成果的創新程度起到決定性作用，因此很難給出撰稿與數據分析的貢獻比例，這大大增加了名譽分配的難度。其次，合作者之間對彼此貢獻大小比例的認知存在一定的主觀011

性，人們通常更容易認可自己參與的工作。杜建等對內地醫學領域學者的調查顯示，無論資歷較低的年輕學者還是資歷較高的科研人員，都傾向於肯定自己在論文中的客觀角色，認為自己所做的貢獻更大。因此合作者之間有時不能就貢獻比例達成共識。第三，存在合作規模效應，合作規模越來越大之後，要想精確合理分配作者名譽就變得越來越困難。例如，七個人的合作中，誰能準確說出第四到第六作者之間的貢獻有多大差異呢？正如有學者所說的：“如果作者的數量呈算數級別增長，那麼確定作者責任的難度就呈指數級增長。”除此之外，合作作者的名譽分配還存在一些其他困難。例如，從統計意義上看，各種規模的合作或許存在一個較為通用的公式或分配模型，但是在具體到每一篇論文的研究與寫作過程中，每個人的貢獻大小會各有不同。以最簡單的二人合作為例，既有旗鼓相當、平分秋色的合作，也有一人為主、另一人為輔的合作，每位作者的貢獻大小不可一概而論。綜上所述，合作作者名譽分配是一項複雜的工作，但在科研管理工作中，卻存在評價方法簡單化的需求傾向，即希望利用盡量簡單統一的指標或模型就可以完成對合作作者的名譽分配工作。然而儘管學者們採用多種方法試圖建立各種分配模型，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些較為複雜的模型基本都處於理論探討和模型建立階段，沒有付諸實踐。其中的原因或者是公式計算複雜難以實施，或者是這些模型只能揭示宏觀規律，並不適用於對具體成果的評價。因此不如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把名譽分配權力交還給作者，請作者提供分工內容及工作量，並將這些內容記錄在案，作為今後可長期使用的評價依據，這就是在論著出版發表時公佈作者貢獻聲明。4.作者貢獻聲明為了解決合作作者之間署名及名譽分配的問題，1996年，《美國醫學會雜誌》（ＪＡＭＡ）的Ｒｅｎｎｉｅ等人提出作者署名的基本條件，並要求作者對完成的相關工作進行聲明。１９９７年，醫學期刊《柳葉刀》率先採納了該方案。之後，該意見被ＩＣＭＪＥ採納，修改了其作者署名指南。在此基礎上，ＪＡＭＡ設計了量化的“貢獻單”。此後，很多期刊開始增設作者貢獻聲明，並引發了學術界對此的討論。作者貢獻聲明就是在期刊論文發表的同時，在文後或腳註中寫出每位作者的具體工作內容，其目的是界定作者的範疇，明確並公開作者的分工與貢獻，便於根據具體情況合理分配作者名譽，減少發表後作者之間的糾紛。此外，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掛名作者的出現，為科學評價打下較好的基礎。在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作者貢獻聲明已經被廣泛接受，包括《自然》和《美國科學院院報》等著名期刊在內的很多期刊都要求合著論文提供作者貢獻聲明。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期刊《現代圖書情報技術》（現更名為《數據分析與知識發現》）自２０１４年起要求作者投稿時提交“作者貢獻聲明”。目前，不同期刊的作者貢獻聲明內容有所不同，尚未有統一的標準，影響較大的是ＩＣＭＪＥ的作者貢獻聲明。張閃閃、顧立平將國外科技期刊的貢獻聲明歸納為構思與設計、研究準備、數據分析、數據解釋、論文撰寫、論文修訂、數據搜集、數據整理、提供試劑及案例、提供分析工具和技術、監督管理、獲取資助、執行實驗、文獻調研與整理、構建模型、繪製圖表等１６個要素，並對十種期刊做了要素分析，發現綜合性期刊的要素比醫學專業期刊的要素少。《數據分析與知識發現》在《作者署名要求和貢獻聲明》中提出貢獻聲明包括以下四個部分：１）研究命題的提出、設計，包括某個具體觀點或方法的提出；２）研究過程的實施，例如進行試驗或調查；３）數據的獲取、提供與分析；４）論文起草或最終版本修訂。本文作者注意到，當前的各類聲明中都包括了作者貢獻的內容，但均未要求寫出每位作者貢獻的具體比例。111

面對合著日益增多，合著規模日益增大的趨勢，人文社科領域，尤其是合著率已經達到較高程度的社會科學學科，也有必要開始在期刊甚至學術圖書的出版時刊登作者貢獻聲明。三、合著中的問題及爭議美國科學社會學學者朱克曼曾經在其專著《科學界的精英》中展示了部分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老師們在署名上的“高尚行為”。這些老師是一流科學家，為了提高學生們在研究貢獻上的聲望，他們不僅與年輕的學生們聯合署名，而且往往把年輕人的名字排在作者名單的前列。這一點被朱克曼總結為諾獎獲獎者成功的因素之一。這些老師的品德令人尊敬，諾獎獲得者大多數在成名之後也採用同樣方式對待他們的學生。然而慷慨的人是少數。朱克曼的調查也顯示，諾獎獲得者在合著署名時，特別是在具有重大價值的科研成果發表時，８２％的論文採用了按貢獻大小的署名模式，獲獎作者傾向於佔有高度引人矚目位置。這種“毫不含糊”的署名方式，顯示出學者對重要成果的所有權及名譽權的重視。由於署名問題直接關係到合作者的名譽分配，因此有時也會出現針對合著成果署名的糾紛或衝突，有些人甚至為此訴諸公堂。與此同時，合著成果的署名中所存在的學術不端現象也為學術界所詬病。總結起來，合著中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１．不實署名儘管人人皆知“如實署名”是作者署名的基本原則，但現實中仍然存在很多署名不實的現象。比較明顯的就是存在“掛名作者”和“捉刀作者”。“掛名作者”，有時翻譯為“名譽作者”（ｈｏｎｏｒａｒｙ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或“禮物作者”（ｇｉｆｔ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就是被署名為作者但對該研究及論文寫作沒有實質性貢獻的人。這種情況相對比較常見。對醫學領域的一項研究發現１９％的論文存在掛名作者，個別期刊的這一比例甚至達到３９％。掛名通常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被掛名的是有較高學術水平或影響力的人，他們自己並不知情，但是真實作者願意或主動將其署名為作者，因為他們的署名對論文的發表有幫助；另一種情況是被掛名的人以要求或施加壓力的方式，讓真正作者將其寫到作者名單中，這時通常會存在一定的利益交換。還有一些不法機構提供有償圖書掛名或論文掛名服務，擾亂了學術規則，引起很壞的社會影響。“捉刀作者”或稱“幽靈作者”（ｇｈｏ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就是對論著有實際貢獻但未被署名的人。同掛名作者相比，捉刀作者數量相對較少，也較為隱秘，多見於初級研究者或研究生。在某些領域，如醫學，捉刀作者包括某些公司的成員，為了屏蔽公司信息，他們雖然為論文的數據搜集整理乃至寫作做了很多工作，但通常都不要求署名，這種文章有軟廣告之嫌。２．署名順序不合理在按照貢獻大小署名的體系中，署名順序不合理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這就是說沒有按照每位作者的實際貢獻來排名，而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合作雙方在學術地位和學術能力上不平等，其中學術地位較低的合作者在名譽分配中容易受到不公正待遇。在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學術論文和圖書中的署名存在“馬太效應”，即越是有影響力的學者，越會署名在先，越是無名小輩，署名在先的機會越小。很多研究也驗證了這個道理。女性科研工作者、學生，以及年輕（或初級）研究者在合作中往往處於弱勢。署名順序不合理會影響合作者的積極性和責任心，同時，對他人成果的侵佔屬學術不端行為，容易在合作者之間產生糾紛。３．不進行致謝致謝事情雖小，但是卻能體現作者的基本修養，同時也是學術規範的要求。但很多作者往往忽211

略了給有幫助的人致謝。致謝也是名譽分配的一種方式。Ｄｅｓｒｏｃｈｅｒｓ等對１９６５⁃２０１５年間的２２９篇有關致謝研究文獻做了總體分析。其中的１５２篇論文研究致謝在榮譽分配方面的作用。關於致謝的格式與習慣，每個學科並不相同，甚至差異比較大。有研究表明，社會學與心理學中的致謝比物理、化學多。科睿唯安（原湯森路透）已經明確ＳＳＣＩ從２０１５年數據起開始收錄致謝信息。隨著致謝信息的積累，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開展名譽分配體系的研究。４．侵犯合作者和被致謝者的知情權被署名者或被致謝者不知道自己被署名或被致謝，這也是我國論著署名中比較常見的一個問題。從學術規範上講，每一位參與署名或被致謝的人都應當知道並同意被署名為作者或被致謝，因為作者身份除了帶來名譽，同時還帶來責任。曾經有師生合作的論文被發現有學術不端行為後，導師表示對發表此文並不知情。如果導師的話是實情，就說明學生侵犯了老師的知情權。５．學術圖書作者的署名問題以上我們重點討論了期刊論文合著過程中的問題。但是我們絕不應該忽視學術圖書這種人文社科領域最重要的文獻類型。目前，學術評價與學術規範研究大多集中於期刊論文，對於學術圖書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學術圖書的合著比例相對較高，且有多種著作方式，不同出版社和作者的署名習慣也不一樣，因此在署名方面存在更多難點和問題。首先，圖書的署名作者有人數限制，一般不能超過四人。通常可在後記或前言中列出參加該書工作的具體人員及分工。但是因為這並非強制性要求，且沒有統一格式，因此也有部分圖書只籠統列出參與者名單。自然，不排除有些圖書連合作者名單也沒有。其次，學術圖書從規模體量上看有叢書、多卷書、單卷書等多種不同層次，存在“著”、“編”、“譯”等多種著作方式。圖書的編輯出版過程中，雖有相應的出版規範，但是著作中的個別信息標註仍存在一定的隨意性，如著作方式除了“著”、“編”、“編著”、“主編”、“譯”、“編譯”之外，還有“主筆”、“執行主編”、“第二主編”等多種情況。這種複雜的情形下，如果既有主編又有若干作者，一般會以主編者作為圖書的主要責任者寫入圖書的封面及版權頁。在個人考評時，既非主編又非第一著者的具體撰稿人，所得到的正向評價就很少。此外，不同圖書的主編之間工作差異很大，有的主編也是主要的創作者，有的是組織編纂者，也有人會掛名出現，對圖書的編輯出版並沒有做出實質性貢獻。通常情況下，圖書署名中的馬太效應更為強烈，出版社會盡力邀請學術大家或著名學者擔任叢書主編，因為這對圖書的影響力和銷售量都很有幫助。這樣一種知識產權不夠清晰，不能保證合作者權益的名譽分配方法，影響了參與者的積極性，容易導致集體合著的圖書質量不高。６．機構署名的問題隨著對機構成果定量考核要求的增強，各機構加強了對本單位成果的署名要求。與此同時，各種靈活的人才引進和交流制度使得科學研究人才可以同時在多個學術機構任職，帶動了合作單位的學術發展。被引進的人才在發表論文時通常除了自己的真正單位之外，還要將兼職聘用單位的名稱署在自己名下。因此在論文的署名單位中，會經常出現一個作者兩個單位或多個單位的情況。目前對學術機構進行成果評價和統計時，通常按作者的署名順序計算作者所在單位的發文量，一般只計算第一作者所在機構。這樣會帶來兩個問題，一個是非第一作者的機構沒有被算在內，會導致合作機構之間對第一作者的爭奪更加激烈。師生合作中導師署名第一的規定就受此影響。論文發表時，學生可能因畢業離開學校，而老師的工作單位更加穩定，所以學校更傾向於讓老師署名第一311

作者。第二個問題是第一作者如果有多個署名單位，每個單位都可算作發表一篇論文，最終計算出的機構發文總量超過了實際的論文總數，由此產生統計數據膨脹。目前對學者兼職數量缺乏限制和控制，少數人存在兼職單位過多的問題。本文作者曾經見到過兩篇英文論文，機構署名包括１個美國機構和４個中國機構，但作者只有１人。這就是說，原本是一人獨著的論文，變成五個機構合作發表。這不但使得數據膨脹，還造成虛假的合作現象。７．合作中的爭議和矛盾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由於署名爭議而引發的作者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甚至部分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曾有過署名之爭。隨著合著現象的增加以及合作規模的擴大，合作中的糾紛也越來越多。Ｗｉｌｃｏｘ對醫學領域的統計發現作者在合作中的爭議論文比從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度的２．３％增長到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度的１０．７％。在各種爭議和糾紛中，師生之間的比例是最高的。師生合作，素來有學生署名在先、導師在後的傳統。一些學術規範中也規定了師生署名的原則，如前文提到的ＡＰＡ的規定。梁立明、劉俊婉曾對我國自然科學領域１９８９～１９９８年的數據進行統計，結果表明師生署名中，約有８０％為學生在前。隨著我國定量評價考核制度的加強，師生合作中因署名產生的糾紛和衝突越來越多，師生矛盾聚焦於第一作者的署名問題。部分學生產生被剝削、被侵佔的感覺，有的學生自稱“學術民工”。在國內的各種學術論壇，如知乎、小木蟲、經管之家（原人大經濟論壇）中，類似於“博士發文章為什麼一定是導師第一作者？”“自己寫的論文，指導老師要求署第一作者，這樣合理嗎？”的抱怨不絕於耳，說明這種情況的普遍存在。為了解決師生署名的矛盾，同時更是為了提高學校的評估指標，一些學校出台相關政策，將潛規則變成明文規定。例如，２００５年某大學的一個院系通過一項規定：碩士生發表論文，原則上導師是第一作者；博士生發表論文，導師必須是第一作者。這件事被媒體報道後引起了很大爭議和很多批評，最後該院系不得不取消了這個規定。而另外一些學校默認老師署名在先的事實，出台了如果導師是第一作者，學生是第二作者，學生可視同為第一作者的規定。這看似解決了師生考核的矛盾，但實質上卻違反了“根據貢獻大小如實署名”的基本學術準則。本文認為以下幾方面原因導致矛盾或衝突：１）由於多數人都傾向於認可自己的工作，當合作作者之間不能就各自的貢獻達成一致意見時就容易產生矛盾；２）存在不公平的分配，特別是對當事人意義越重大的，越容易產生糾紛；３）很多情況下，合作雙方的權利地位不平等，對於權利大、地位高的人缺乏制約；４）片面、極端的定量評價考核不但給個人，同時也給機構帶來巨大壓力，重壓之下形成的潛規則或部分明文規定違反了學術規範，加劇了名譽分配的不平等，刺激了衝突和糾紛的產生。這種由於制度不合理而帶來的衝突和糾紛，尤其值得我們重視。四、政策建議合著署名及名譽分配看似小事，實則關係到學者的切身利益和學術評價的公正合理性，對學術誠信與學風建設有直接影響。當前，我國正在不斷建設和完善科研誠信制度和科研評價體系，２０１８年５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落實《意見》要求，同時更好地解決前文所述有關合著署名及名譽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有必要對其中涉及的學術規範及學術評價制度進行完善，建立健全保障機制，更好地促進學術合作和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１．加強學術規範管理，明確規則與責任針對前文的分析，本文認為應當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學術規範體系。要加強學術規範管理制度411

建設，建立從《著作權法》到相關的管理條例，直至懲罰措施等一系列完整的政策體系，制定明確、具體、可操作性強的署名規範。我國現有學術規範的主要問題在於原則性條款較多，規則界定不夠清晰，缺乏明確、細緻的規範標準與操作流程。因此，亟須制定一個包含署名問題在內的詳細的學術規範。應參照《ＡＰＡ格式———國際社會科學學術寫作規範手冊》、《芝加哥手冊：寫作、編輯和出版指南》等國外成熟的規範，制定適合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科特點、更為詳細並得到學術界廣泛認可的學術投稿與出版規範。在相關的規定中，要注重保障弱勢群體的署名權，建立防範掛名作者、捉刀作者的機制。高校可特別針對師生合作等情況制定相關規定。為保證合作的質量，防止單位掛名和減少數據膨脹，要適當限制人才在不同單位兼職和署名的數量。同時要特別針對學術圖書出台詳細的有關著者分工及工作量聲明的內容及格式，寫入圖書出版規範，並應要求出版社強制執行。與此同時，各學科可以在此基礎上根據學科特點進一步細化，形成本學科的規範。其次，應進一步強調和明確作者的責任。《意見》中要求：“對嚴重違背科研誠信要求的行為依法依規終身追責。”不但如此，《意見》還要求從事科研活動及參與科技管理服務的機構“要切實履行科研誠信建設的主體責任”，這就進一步完善了科研誠信管理工作機制和責任體系。為落實這個要求，需要對署名中的學術不端行為制定詳細的和可操作性的規定，明確作者的責任，將責任與名譽相聯繫，誰署名誰負責，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要對論文的質量和問題負主要責任。同時還要明確處理程序和處罰措施，情形嚴重的甚至要追究法律責任。２．加強學術道德教育和學術規範宣傳，提高學者的規則意識和自我約束水平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集團的一項調查表明，只有１８％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在所屬的研究機構中受到有關合著署名規範等方面的培訓或者指導。也許正是因為缺乏正規培訓，３６％的研究者不知道他們所在機構的科研倫理政策中是否涉及了有關作者署名的問題。徐貞、牛夢虎的調查結果顯示，５５．２％的研究生表示瞭解署名規範，但是不同身份層次的研究生對署名規範瞭解程度的差異非常顯著。對學術規範缺乏深入瞭解、學術道德約束力不足是署名失當和署名學術不端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學術道德及學術規範的宣傳和教育。應當將系統的學術規範和學術誠信教育納入研究生教育中，對新入職的科研人員和教師開展相關的學術道德教育。讓年輕人遵守科研倫理道德，維護科學完整性，形成正確的學術價值觀，掌握實際的操作技能。兩辦發佈的《意見》中強調要加強科研誠信教育，將科研誠信工作納入日常管理，並規定在入學入職、職稱晉升、參與科技計劃項目等重要節點必須開展科研誠信教育。管理部門應創新手段、拓寬渠道，充分利用傳統媒體及新媒體平台，加強科研誠信宣傳教育；在大力宣傳科研誠信典範榜樣，發揮典型人物示範作用的同時，及時曝光違背科研誠信要求的典型案例，開展警示教育。３．完善學術評價政策，促進合理的合作學術評價政策對合作具有多方面的影響，它可以刺激作者合作的積極性，也可以抑制合作或降低合作質量。學術評價政策中，如何對作者進行科學合理的名譽分配至關重要。隨著合作數量和合作規模的增長，原有的評價政策遇到了更多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建議採取以下方法：首先，要促進和保證名譽分配的平等和合理性，修正不合理的統計評價指標，進行作者名譽的正確分配。要積極開展合著作者名譽分配模型研究，分析各學科合著的特點和規律，形成相對合理、可操作、能計算的分配比例，並將模型用於機構、學科等相對宏觀的評價中，消除統計數據膨脹，緩解第一作者爭奪現象。其次，可考慮認可通訊作者的貢獻，制定合理的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的分配比例。511

第三，要求在成果發表的同時發佈作者貢獻聲明，以作者貢獻聲明的數據作為評價的基礎。首先將數據用於個人評價中，待數據的覆蓋面和獲得性有保證之後可以用於宏觀評價。最後，還要加強圖書署名規範與評價研究，確定圖書評價中，不同類型責任者（如主編、著者）的統計和加權方法。４．發佈作者貢獻聲明，解決合作作者名譽分配問題正如前文所說，作者貢獻聲明可以在合作成果出版或發表的同時，通過公開方式發佈每位作者所做的工作及其貢獻，這不但便於根據具體情況合理分配作者名譽，為學術評價打好基礎，同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不當署名，保障合作者的權益。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由於作者分工相對簡單，文稿撰寫的重要性程度比較高，因此可以考慮通過作者協商，在明確分工的基礎上直接確定每位作者對成果的總體貢獻百分比。期刊論文作者貢獻聲明在投稿時一併提交，可以放在論文的文後或首頁腳注中，並提供所有作者同意的證明。學術圖書可在後記或其他固定位置明示每位作者的具體貢獻，作為書稿內容的一部分，並提供所有作者同意的證明。鑒於學術圖書的署名相對複雜，所以其作者貢獻聲明應有一定的強制性。為便於規範使用，可由相關部門制定作者貢獻聲明的格式標準，並與學術規範、學術評價政策相銜接。為體現不同學科的差異性，作者貢獻聲明的主要內容可分為核心要素和附加要素兩部分，不同學科可根據本學科特點增加附加要素，制定相應的具體要求，但是核心要素為必備內容。核心要素可包括：研究命題的提出、論著的設計構思；內容撰寫；文稿修改。附加要素可包括：數據搜集、數據處理、模型計算、數據分析、工具與方法等。５．發揮出版社、編輯部的審查把關作用，將學術規範落到實處出版社和編輯部是論著發表的第一關，也是監督和規範論文署名的責任者。徵稿啟事中應明確合作作者相關的署名規定，要求作者對論文的原創性進行承諾，要求投稿時提供作者貢獻聲明以及全部作者認同署名資格和署名順序的親筆簽名；要求作者對於給予幫助但是不能成為作者的人進行致謝。出版社、編輯部要強調作者的責任。如果發現署名不實，出版編輯單位有權利不予出版或發表。發表後發現署名問題，需要撤稿，並寫出聲明。６．加強基礎數據建設，提高評價水平和評價能力數據是評價的基礎，數據收錄完整規範是合理評價的條件。中文的引文數據庫或期刊全文數據庫中應逐步增加作者貢獻聲明、致謝信息，並逐步建立與ＯＲＣＩＤ、圖書館書目數據庫的聯繫。此外，還要優化圖書引文數據庫，提高數據規模、質量和可用性。將圖書引文數據庫與期刊引文數據庫中的數據進行整合，以便獲得全面的學術著作被引用數據。①Ｂｅａｖｅｒ，Ｄ．Ｄ．，Ｒｏｓｅｎ，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７８，１（１）：６５⁃８４．②Ａｄａｍｓ，Ｊ．，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２，４９０：３３５⁃３３６．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３８／４９０３３５ａ．③Ｃａｓｔｅｌｖｅｃｃｈｉ，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ａｐｅｒＳｅｔｓＲｅｃｏｒｄｗｉｔｈ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０００Ａｕｔｈｏｒｓ，Ｎａｔｕｒｅ，１５Ｍａｙ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８⁃２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ｎｅｗｓ／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ａｐｅｒ⁃ｓｅｔｓ⁃ｒｅｃｏｒｄ⁃ｗｉｔｈ⁃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０００⁃ａｕｔｈｏｒｓ⁃１．１７５６７．④Ｃｒｏｎｉｎ，Ｂ．，Ｈｙｐｅｒ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Ａ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Ｐｅｒ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ｈｉｆｔｉ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５２（７）：５５８⁃５６９．⑤Ｏｓｓｅｎｂｌｏｋ，Ｔ．Ｌ．Ｂ．，Ｖｅｒｌｅｙｓｅｎ，Ｆ．Ｔ．，Ｅｎｇｅｌｓ，Ｔ．Ｃ．Ｅ．，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Ｂｏｏｋ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ｉｎ611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６５（５）：８８２⁃８９７．Ｅｎｄｅｒｓｂｙ，Ｊ．，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ｅｄｉｔ，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６，７７（２）：３７５⁃３９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ｓｔｏｒ．ｏｒｇ／ｓｔａｂｌｅ／４２８６３４７３．⑥Ｈｕｄｓｏｎ，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Ｍｕｌｔｉ⁃Ａｕｔｈｏｒ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１９９６，１０（３）：１５３⁃１５８．⑦魏眾、蔣穎：《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國際論文的幾個特徵事實———基於ＳＳＣＩ的分析》，北京：《經濟學動態》，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⑧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複印報刊資料轉載作者合著狀況分析報告———基於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複印報刊資料的轉載數據》，２０１８⁃８⁃２２，ｈｔｔｐ：／／ｏｌｄ．ｚｌｚｘ．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ａ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ｓＩｄ＝ｄｅ０ａ１６０１⁃ａ６ｆ０⁃４ａ８ｄ⁃ａ３５３⁃ａ０８３ｂｆｃ６ｃ６ｄ０。⑨張宜平、於鳳菊：《我國社會科學論文合著規律研究》，鄭州：《河南圖書館學刊》，１９９３年第４期。宋嬌艷：《科研合作與學術水平———基於經濟學期刊論文的實證研究》，杭州：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７年。陳悅、劉則淵、龐傑等：《中國管理科學合著現象分析》，北京：《科學學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黃靖芸、朱德芝：《〈鹽業史研究〉刊載論文合著現象分析》，四川自貢：《鹽業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羌麗：《中國文科重點高校國際化科研生產力比較研究》，南京：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１年。Ｒａｔｈ，Ｋ．，Ｗｏｈｌｒａｂｅ，Ｋ．，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ＲｅＰＥｃ，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６，２３（１２）：８９７⁃９０２．Ｈｅｆｆｎｅｒ，Ａ．Ｇ．，Ｆｕｎｄ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Ｓｕｂ⁃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ｕ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８１，３（１）：５⁃１２．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複印報刊資料轉載作者合著狀況分析報告———基於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複印報刊資料的轉載數據》，２０１８⁃８⁃２２，ｈｔｔｐ：／／ｏｌｄ．ｚｌｚｘ．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ａ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ｓＩｄ＝ｄｅ０ａ１６０１⁃ａ６ｆ０⁃４ａ８ｄ⁃ａ３５３⁃ａ０８３ｂｆｃ６ｃ６ｄ０。Ｂａｓｕ，Ａ．，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１，５２（３）：３７９⁃３９４．Ｒａｔｈ，Ｋ．，Ｗｏｈｌｒａｂｅ，Ｋ．，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ＲｅＰＥｃ，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６，２３（１２）：８９７⁃９０２．宋嬌艷：《科研合作與學術水平———基於經濟學期刊論文的實證研究》，杭州：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７年。Ａｖｋｉｒａｎ，Ｎ．Ｋ．，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ＬｅａｄｔｏＢｅｔ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７，３９（２）：１７３⁃１８４．高自龍、范曉莉：《合作研究與人文社科論文質量的相關性探析———以人大〈複印報刊資料〉２０１０年轉載論文評估數據為例》，鄭州：《中州學刊》，２０１１年第６期。Ｏｓｓｅｎｂｌｏｋ，Ｔ．Ｌ．Ｂ．，Ｖｅｒｌｅｙｓｅｎ，Ｆ．Ｔ．，Ｅｎｇｅｌｓ，Ｔ．Ｃ．Ｅ．，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Ｂｏｏｋ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６５（５）：８８２⁃８９７．Ｆｅｅｓｅｒ，Ｖ．Ｒ．，Ｓｉ⁃ｍｏｎ，Ｊ．Ｒ．，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４，１５（１０）：９６３⁃９６９．Ｓｌｏｎｅ，Ｒ．Ｍ．，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ａｊｏｒＰａ⁃ｐｅｒ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Ｊ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Ｕｎｄｅｓｅｒｖｅｄ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１６７（３）：５７１⁃５７９．《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根據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６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２０１８⁃１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ｆｌｆｇ／２０１０⁃０２／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５４４４５８．ｈｔｍ。《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和學術論文的編寫格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ＧＢ／Ｔ７７１３⁃８７）。美國心理學會編：《ＡＰＡ格式———國際社會科學學術寫作規範手冊》，席仲恩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頁；第１５頁。《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關於作者署名的推薦規範》，上海：《臨床兒科雜誌》，２０１８年第９期。《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範（試行）》，711

２０１８⁃９⁃２，ｈｔｔｐ：／／ｏｌｄ．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ｓ３１０３／２０１００１／ｘｘｇｋ＿８０５４０．ｈｔｍｌ。肖慎華：《合著論文作者計量方法研究》，北京：《農業圖書情報學刊》，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學術研究實施與報告和醫學期刊編輯與發表的推薦規範》，周慶輝、陳紅雲、黃念譯，上海：《中國循證兒科雜誌》，２０１７年第３期。樊向偉、肖仙桃：《論文合著者貢獻分配算法研究進展及比較分析》，北京：《圖書情報工作》，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Ｘｕ，Ｊ．，Ｄｉｎｇ，Ｙ．，Ｓｏｎｇ，Ｍ．，ｅｔ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Ｃｒｅｄｉｔ⁃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ａ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６７（８）：１９７３⁃１９８９．《信息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１５）。劉烜貞：《考慮合著者的ｈ指數的修正－國際研究回顧》，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杜建、張玢、唐小利：《基於作者引用與合作關係的學術影響力測度研究進展》，北京：《圖書情報工作》，２０１３年第８期。錢壽初：《作者署名和作者的貢獻》，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張閃閃、顧立平：《作者貢獻聲明政策的初探性研究》，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數據分析與知識發現》編輯部：《作者署名要求和貢獻聲明》，２０１８⁃１０⁃２５，ｈｔｔｐ：／／ｍａｎｕ４４．ｍａｇ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Ｊｗｋ＿ｉｎｆｏｔｅｃｈ＿ｗｋ３／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ｆｉｌｅ／２０１６１２１３／２０１６１２１３１７０４１０＿１４７．ｐｄｆ。哈里特·朱克曼：《科學界的精英———美國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周葉謙、馮世則譯，周葉謙校，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３年，第２０４頁，第２４６～２５２頁。Ｆｅｅｓｅｒ，Ｖ．Ｒ．，Ｓｉｍｏｎ，Ｊ．Ｒ．，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４，１５（１０）：９６３⁃９６９．Ｄｅｓｒｏｃｈｅｒｓ，Ｎ．，Ｐａｕｌ⁃Ｈｕｓ，Ａ．，Ｐｅｃｏｓｋｉｅ，Ｊ．，ｅｔａｌ．，Ｆｉｖｅ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Ｍｅｔａ⁃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６８（１２）：２８２１⁃２８３３．Ｅｎｄｅｒｓｂｙ，Ｊ．，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ｅｄｉｔ，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６，７７（２）：３７５⁃３９２．Ｗｉｌｃｏｘ，Ｌ．Ｊ．，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Ｃｏｉ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２８０（３）：２１６⁃２１７．梁立明、劉俊婉：《師生合作發表科技論文署名模式的研究與思考》，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２００３年第５期。李健：《華中科技大學電信係明文規定博士生發論文，導師必須是第一作者》，北京：《中國青年報》，２００５年４月６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２０１８年５月。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ｒｏｕｐ，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ＧｌｏｂａｌＶｉｅｗ，Ａ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ｆｒｏｍ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１２⁃５，ｈｔｔｐｓ：／／ａｕ⁃ｔｈ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ｍ／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７／０９／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ｐｄｆ．徐貞、牛夢虎：《研究生教育中師生合作發表的學科差異分析———基於全國３９所研究生院高校的調查》，北京：《中國高教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作者簡介：蔣穎，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副館長、研究館員，中國社會科學情報學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北京１００７３２［責任編輯　劉澤生］811

澳門理工學報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大學學術期刊與“雙一流”建設范　軍［提　要］　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簡稱“雙一流”）使高等學校學術期刊發展面臨著新的問題與挑戰，也帶來了良好的機遇。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歷史上還是現實中，大學、學科與學術期刊之間都不乏互生共榮的典型案例，盤點這些案例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媒體融合的深入與“雙一流”建設的契合，更給大學和學術期刊雙雙開拓了新的發展路徑與巨大空間。［關鍵詞］　“雙一流”　大學　學科建設　學術期刊［中圖分類號］　Ｇ２３７．５／Ｇ６４　［文獻標識碼］　Ａ　［文章編號］　０８７４⁃１８２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１９⁃１２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１日，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關於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以下簡稱“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公佈，一流大學建設高校４２所，一流學科建設高校９５所。為此，國務院專門印發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黨的十九大報告特別強調，要“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７日，教育部等三部委又聯合發佈了《關於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指導意見》，這個“意見”從人才培養、內涵建設、深化改革等方面對高校加快“雙一流”建設提供了指導。８月底，教育部又在上海召開了“雙一流”建設現場推進會。這些都標誌著我國加快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已經進入了新階段。９月１０日，習近平主席在新時代第一次全國教育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要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鼓勵高校辦出特色，在不同學科不同方面爭創一流，為加快“雙一流”建設指明了方向。如何借助“雙一流”建設的有利條件進一步提升大學學術期刊的質量水平和國際影響力、傳播力，同時又通過大學學術期刊的發展助力“雙一流”建設，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動，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課題、新使命。一“雙一流”建設為我國大學學術期刊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和更堅實的基礎。改革開放４０年來，我國學術期刊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數量大幅增加，質量不斷提高，國際影響力也有較大提升。１９７８年，我國創刊和恢復出版的學術期刊只有７８０種，而到現在，我國各類期刊超過一萬種，經認證的學術期刊已達到６，４４９種（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新聞911

報刊司李軍司長說，經過總局兩批學術期刊清理認證工作，共認證社科學術期刊是１，９１８種；①而中國期刊協會會長吳尚之給定的社科類學術期刊數量是２，６６０種，②二者有較大出入，不知後者是不是把部分學術集刊也放進去了（就我所知，如果完全把集刊統計進去應該相差不止７４２種）。近些年來，我國的社科期刊不僅數量日漸增多，門類更加齊全，體系更加完善，而且學術水平、辦刊綜合質量也穩步提升。社科學術期刊對於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科學文化事業、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中，高等學校期刊（包括綜合性的大學學報和各種專業期刊，還有為數不少的學術集刊）無疑是一支“主力軍”，其數量、規模、質量、影響力都不可小覷。我們這裡所說的學術期刊出版，既包括傳統形式的紙質出版，也包括新型出版（或融合出版）；主要討論社會科學期刊，也部分涉及自然科學期刊。作為大學期刊出版母體的高等學校，尤其是進入了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高校，不僅是培養人才的搖籃，而且是科學研究的殿堂，是一個地方乃至全國、甚至有一定國際地位的科學文化高地。從世界範圍看也是如此，大學歷來是學術成果生產的重要機構，是學術研究的制高點。據統計，全世界２／３的論文是大學發表的，３／４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大學工作。這就使以展示成果、弘揚學術、服務社會為宗旨的大學學術期刊出版有了堅實的依託。我國當下的大學“雙一流”建設，一是把高水平人才培養作為首要標準；二是把產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國內外公認的優秀成果作為重要考量；三是把形成的重大影響力作為最高標準。新的政策支撐，新的資源配置，可以期許的更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和科研成果，無疑會成為高等學校學術期刊出版的源頭活水和不竭動力。說到底，“雙一流”建設就是要堅持以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為核心，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以支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為導向，從而全方位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而且“雙一流”戰略的提出是對過往“９８５”、“２１１”教育工程建設造成的大學辦學模式日漸趨同的撥正，不再強調規模和數量，而是突出質量和特色。這意味著未來的高校建設將以學科、專業為主導，追求內涵式發展。特別是國家“雙一流”建設高校在學科建設和專業建設上，更要發揮優勢，形成學科高原，打造專業高峰，真正成為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這種轉變在學術期刊上的反映，就是教育部在２０１６年５月推出的Ａ類期刊目錄。雖然出台後存在著較大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份目錄是與“雙一流”高教戰略的精神一致，引導學術評價由數量轉向質量，重在原創價值、學術貢獻和學術影響力。這給學術期刊和學術出版帶來了壓力，也帶來了動力。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了１５個重要文件，其中之一是《關於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在科學技術界，人們認可的所謂“世界一流期刊”是指能發表最具原始創新意義的研究成果，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認可、學科影響力指標位居世界綜合或學科領域定量統計排名前５％的期刊。一流的科技期刊是與世界科技中心相伴相隨的，它們傳承人類文明，匯聚科學發現，引領科技發展，往往是一個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的直接體現。對於當下中國來說，著力培育一流期刊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基礎性工程，對於建設世界創新高地、聚集一流創新要素具有至關重要的樞紐作用。雖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的上述文件重點是講科技期刊，但對社會科學期刊具有同樣的參考價值。這樣一種大背景，特別是高校“雙一流”建設給大學學術期刊無疑是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也提出了新的更高標準和要求。綜上所述，當前的這些大背景大戰略，對高等學校的學術出版，尤其是學術期刊出版毫無疑問021

是利好的消息。前不久，《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原主編龍協濤教授在一次高校期刊建設研討會上提出應將創建世界一流期刊納入學校的“雙一流”建設，成就世界一流大學、世界一流學科、世界一流期刊，認為創建一流的學術期刊可以為高校的“雙一流”建設提供巨大的助力。這為學術期刊和學術出版指明了方向，但前行之路也充滿了困惑、疑問、阻礙和波折，必定不是一條簡單、平直的道路。如何搶抓機遇，加快建設步伐呢？放眼世界，回望歷史，我們無疑還可進一步從國外（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一流大學、一流學科與學術期刊的良性互動中，從中國現代大學與學術出版的互生共榮中，得到更多有益的啟示。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抓住新的歷史機遇，國外一流大學和大學學術期刊出版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給了我們有益的啟示。在西方，有學者把大學的圖書館、實驗室和出版機構稱為繼教學、科研之後的“第三勢力”，認為它們能代表一個大學的學術成就和學術風範，賦予大學學術出版（期刊是其中的重要板塊）崇高的職責與使命。一流的大學需要一流的學術出版為支撐，一流的學術出版同樣需要以一流大學為依託。③這方面最為典型的是享有盛譽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及其各自的出版機構。④牛津大學出版社始創於１５世紀末，是大學的一個部門。牛津大學的目標直指研究、學術和教育的一流水平，出版社則通過在全世界開展出版活動來推動這一宗旨的實施。５００多年來，牛津大學出版社通過高質量的研究與出版活動，已發展成每年在５０多個國家出版４，５００多種新書的世界最大的大學出版社。據牛津社官網介紹，該社業務分為這樣幾個類別：學術專業、教育、字典、英語教育和大眾圖書，牛津期刊是學術專業下設的一個分部。牛津出版期刊已有逾百年的歷史，它的第一本學術期刊是１９０７年出版的《醫學季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ＱＪＭ）。牛津期刊致力於出版優質的學刊並將其傳播給最廣大的受眾，以此踐行自己的學術使命和價值。牛津社出版了３５０多種期刊（２０１９年將達到３５７種），其中２／３是受各類學會或學術機構委託出版。期刊內容分為：人文、社會科學、法律、自然科學和醫學５大類。在百種期刊ＩＳＩ影響因子排名中，牛津期刊在前１０名中的占比最高，在後５０名中所占比例最低。在最新版《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簡稱ＪＣＲ，是全球權威的期刊評價文本）中，牛津社的２６９種期刊有影響因子，其中１７１種的影響因子在提高。具體數據：在７個科目中牛津期刊的影響因子排名第１位，並有７種期刊得到了影響因子第１位的殊榮。２３．４％的牛津期刊在至少１個科目中排名前１０％，５２．８％的牛津期刊在至少１個科目中排名前２５％，６３．６％的期刊影響因子在升高。牛津社是第一家將一種成熟的期刊轉變為開放獲取出版的出版社。目前牛津社有超過１００種期刊使用部分開放獲取模式，９種期刊採用完全開放獲取模式。牛津社還會代表出版夥伴選擇不同的開放獲取出版模式，例如一些學會可以設置一段禁看期，之後其期刊文章就可以免費獲取。另據有關資料，還瞭解到牛津大學學術期刊的典型個案，值得重視。如《美國歷史評論》，該刊創辦於１８９５年，由康奈爾大學歷史系和哈佛大學歷史系聯合創辦。在長達百年的出版歷史中，它的主辦單位先後有康奈爾大學、印地安那大學伯明頓分校、芝加哥大學；從２０１２年起，它的出版事宜由牛津大學負責。最新版的《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該刊的影響因子為１．７３０，在ＳＳＣＩ數據庫該年收錄的８９種歷史學類期刊中高居榜首。再如《美國歷史期刊》，它前身是創辦於１９１４年的《密西西比河谷歷史評論》，１９６４年改為現名。目前該刊為季刊，出版單位是牛津大學。最新版的《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該刊的121

影響因子為１．０３２，在ＳＳＣＩ數據庫該年收錄的８９種歷史學類期刊中居第３位。比起牛津社來，歷史同樣悠久的劍橋大學出版社十分重視期刊出版。劍橋社的部門設置分為三大塊：劍橋學術、劍橋英語、劍橋教育。學術期刊從屬於學術部門，所屬期刊均可以通過劍橋社的線上平台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ｒｅ獲取。劍橋大學社不僅是國際領先的人文社會科學出版社，也以專業權威的自然科學期刊出版獨樹一幟。每年都會出版一些探討新興交叉領域的學術期刊，也積極和各學術協會合作出版優秀的期刊。如２００７年新增１９種新期刊，２００８年新增１５種期刊。劍橋社與國際著名的學術機構合作，不僅保障學術的權威性，也保證為會員和全世界讀者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劍橋社還採取兼併、收購等辦法，擴大期刊群。例如２００４年，該社收購了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ａ和Ｔ．Ｍ．Ｃ．Ｐｒｅｓｓ，這使得劍橋社的學術期刊在醫藥（尤其是麻醉、神經外科）和法律方面都有所加強。２００６年７月收購了ＣＡＢＩ（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的期刊部。ＣＡＢＩ的１５種關於生物、農學和營養學方面的高質量學術期刊的加入，使得劍橋社在生命科學及ＳＴＭ方面的期刊出版得到了強化。它的１００多種人文社科類期刊中，有５５％的期刊被ＳＳＣＩ和Ａ＆ＨＣＩ收錄（國內大陸地區曾經只有華中師範大學《外國文學研究》被Ａ＆ＨＣＩ收錄）。它涉及的學科並處於領先地位的包括歷史、地域研究、政治學和語言學等。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和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是所在學科排名第１位的期刊，此外，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ｏｄａ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等都是在中國最受歡迎的期刊，是很多綜合性大學教學和研究的必備之選。劍橋創辦於１９４７年的刊物《國際組織》（季刊）也很成功，影響力很大。最新版的《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該刊的影響因子為４．５１７，在ＳＳＣＩ數據庫該年收錄的１６９種政治學類期刊中高居第２位，在ＳＳＣＩ數據庫該年收錄的８５種國際關係類期刊中居第１位。到２０１８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３８０多種同行評議的學術期刊。２０１９年，預計該社的期刊目錄中還會再添７種。這些期刊均可以通過其線上平台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ｒｅ獲取。作為大學出版社，劍橋社向來十分支持各種可持續發展的開放出版，他們非常尊重學者們希望將學術成果分享給最廣大受眾的想法。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該社啟動了新的開放式研究出版議程，成為世界上首家在自己的線上平台加入分享服務的大學出版社———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ｒｅＳｈａｒｅ。通過它，作者或訂閱者可以讓期刊文章生成只讀鏈接，並通過網絡將該鏈接推薦分享給任何人，使他們免費閱讀該期刊文章的最終見刊形態，同時文章的使用情況將被記錄，使作者可以展示自己成果的影響力。比牛津社、劍橋社規模小很多，歷史也較短的哈佛大學出版社有自身特色，其出版模式被稱為“哈佛模式”，即“學術出版模式”，而且主要是圍繞學科專業出版發行個性鮮明的學術圖書。與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擁有４０多種學術期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擁有５０餘種學術期刊不同，哈佛大學出版社只有學術圖書資源。但哈佛大學旗下的哈佛商學院卻在期刊編輯出版方面成就不俗。與哈佛大學出版社不同，哈佛商學院出版社擁有自己的兩種權威期刊———《哈佛商業評論》和《哈佛通訊》。創刊於１９２２年的《哈佛商業評論》既是商學院的標誌性雜誌，也是全球頂尖級的管理雜誌，被譽為“管理聖經”；而《哈佛通訊》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在美國的工商界有“管理利器”之稱，實戰、技能、工具，是其最顯著的特徵。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哈佛商業評論》平均年利潤就超過２００萬美元；１９８５年該雜誌發行量２４．３萬份，僅重印雜誌就收入２５０萬美元；１９９０年，淨利潤高達３００萬美元。加上案例、其他圖書和雜誌，哈佛商學院出版社經濟效益是非常可觀的，在這方面它遠遠超過哈佛大學出版社。最新版《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哈佛商業評論》的影響因子為４．３７３，在ＳＳＣＩ數據庫該年收錄的１４０種商科類期刊中排第１９名，屬於一區期刊。這家刊物可說是雙效俱佳，名利雙收。⑤221

綜上可見，世界一流大學與學術出版、學術期刊的互動沒有統一的模式，但它們在期刊國際化上的開拓、學術話語權上的把握、在秉持用戶至上理念推進期刊開放獲取、在加強學術出版與大學發展上的密切聯繫等方面，既使我們看到了國內大學和大學期刊與它們的差距，也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和可行的路徑。我們需要高度重視的是，西方發達國家近年來在學術出版尤其是學術期刊出版方面積極應對開放知識浪潮的衝擊，正在努力構建以開放獲取出版、開放教育資源、開源軟件和知識共享授權為基礎的開放知識的體系構架。國外一流大學的學術期刊出版中，開放存取（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簡稱ＯＡ）期刊已逐漸成為一種全新模式、主導模式，不斷發展壯大，得到全球學術界的認同，並成為各大搜索引擎和數據庫收錄的對象。有材料顯示，在學術期刊的開放存取方面，巴西、印度、土耳其等國也遠遠超過了我們。倘若我們還是停留在傳統思維、傳統觀念、傳統做法基礎上，還是把學術期刊論文當作牟利的工具，以賺一點小錢為樂，那麼再過五年十年，將會與發達國家顯現出巨大的而又難以追趕的差距。三除了牛津、劍橋、哈佛等世界名校，國外有特色的、高水平的非一流大學也高度重視學術期刊的作用，並有自己的特點和經驗。就像運動員，能當全能冠軍的人是非常少的，但可以拿單項或某幾項冠軍的人則比較多。世界一流大學畢竟是極少數，更多的大學各有自己的歷史、傳統、特點和學科優勢。那些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學、有自己優勢學科的大學要想保持甚至擴大自身的優勢，辦出學校的特色、風格和水平，學術出版、學術期刊出版往往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方面成功的案例也還不少，給我國更多的進入世界一流學科建設的大學多方面的啟發。這裡我們來看看美國兩所並非名校的佩斯大學、洛克菲勒大學及其學術期刊出版。美國的佩斯大學建校於１９０６年，位於世界最大的經濟和金融中心紐約市，是紐約面積最大的私立綜合性大學。主要院系有魯賓商學院、戴森藝術與科學學院、計算機與信息系統學院、教育學院、法學院、護理學院等。佩斯大學充分利用身處紐約這個國際性大都會的金融、藝術、科技中心等優勢，讓學生獲益匪淺，同時為學生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機會。作為一所整體實力並不太強的大學，佩斯大學能辦３種全球頂尖的商科類和管理類期刊，值得學習和仿效。若單從影響因子來看，全球商科期刊中影響因子排名第１、第２和第７的刊物均由該校出版。全球權威的大學排名機構ＱＳ的數據顯示，佩斯大學的國際排名一般在６００～７００區間，在美國的排名在１５０～２００區間。但是它的商科在全球屬於一流學科，魯賓商學院被權威評價機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Ｕ．Ｓ．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Ｒｅｐｏｒｔ）評為全球一流商學院。佩斯大學所出版的３種一流期刊與一流學科之間有著明顯的互相依存和促進的關係，而且似乎期刊對學科的促進作用更大一些。佩斯大學的３種商學期刊是《管理學會年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ｎａｌｓ）、《管理學會期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管理學會評論》（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這３種刊物均為美國管理學會下屬的刊物，其出版事宜由佩斯大學負責。《管理學會年刊》（半年刊）１９９４年之前沒有固定的出版機構；從１９９４年開始，由佩斯大學負責出版。《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該刊的影響因子高達９．２８１，在ＳＳＣＩ數據庫該年收錄的１４０種商科類期刊中位居第１名，在ＳＳＣＩ數據庫該年收錄的２０９種管理學類期刊中也位居第１名。其影響因子遠超同為商科一流期刊的《哈佛商業評論》。《管理學會期刊》（雙月刊）創辦於１９５８年。《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該刊的影響因子為６．７，在ＳＳＣＩ數據庫該年收錄的１４０種商科類期刊中位居第７名，在ＳＳＣＩ數據321

庫該年收錄的２０９種管理學類期刊中位居第４名。《管理學會評論》（季刊）創辦於１９７６年。《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該刊的影響因子為８．８５５，在ＳＳＣＩ數據庫該年收錄的１４０種商科類期刊中位居第２名，在ＳＳＣＩ數據庫該年收錄的２０９種管理學類期刊中也居第２名。顯而易見，在佩斯大學，優勢學科與一流期刊出版相互輝映，相得益彰，協同發展，形成了學術出版與學科建設的良性互動。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８４年起步的佩斯大學出版專業教育也有一定特色和影響，國內許多學者和研究生都曾前往該校出版系就讀或訪學。無獨有偶，美國的洛克菲勒大學及其出版社也在學科建設與期刊發展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他們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在生物醫學領域創造了輝煌。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於１９０１年創立的這所大學，是一所只招收生物醫學方面研究生的小型私立大學，典型的小而精，小而優，小而特。２０世紀科學領域許多重要的突破都是誕生於這所大學的實驗室，其中有２３位科學家、細胞生物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與專業建設、人才培養、科學研究互相配合，該校出版了３種生物醫學類學術期刊。一是創辦於１８９６年的《實驗醫學雜誌》。該刊在１００多年的歷程中始終是報道實驗醫學領域最新研究進展的重要平台。二是創刊於１９１８年的《普通生理學雜誌》，２０１８年正好是１００周歲，以登載有關生理學的基礎生物學、化學和物理機制方面的原創文章為特色。三是創辦於１９５５年的《細胞生物學雜誌》。作為原創的國際性期刊，它為當代細胞生物學研究的重大課題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陣地。３本刊物緊緊圍繞所在大學的學科優勢、人才優勢，互相之間既有所聯繫，又分工不同，各具特色，形成互補關係。強有力的專業支撐，悠久的辦刊歷史，嚴謹的辦刊態度，使得它們在世界生物醫學期刊領域均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時也有效地促進了大學母體的科學研究、人才培養與學科建設。⑥可見，一流大學、一流學科與學術期刊共同存在於教育與出版交織而成的場域中，彼此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耦合關係。在學術場域、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是關鍵性的力量代理者，一流學術期刊是建設一流高校、一流學科的極為重要的象徵資本，相互間形成共生共榮的烘托關係。毫無疑問，佩斯大學也好，洛克菲勒大學也罷，還有前面提及的牛津、劍橋、哈佛商學院，它們各自的學術期刊對其學科貢獻度都是很高的。事實上，國內高校主辦的ＳＣＩ收錄期刊，從發文量和被引頻次等方面都對其高校ＥＳＩ學科建設有重要的貢獻，也有可圈可點之處。對大學及學科的學術評估，基本科學指標（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ＳＩ）數據庫已成為當今世界範圍內普遍認可的重要指標工具之一。在我國，目前公認的“雙一流”考量體系中最核心指標是ＥＳＩ學科排名。國內已有學者就中國高校主辦的ＳＣＩ收錄期刊對ＥＳＩ學科貢獻度進行量化研究，其方法和結論都很有意義。作者利用ＥＳＩ和ＩｎＣｉｔｅｓ數據庫，從發文量和被引頻次兩個方面研究中國高校的４２種ＳＣＩ收錄期刊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對ＥＳＩ學科的貢獻度，旨在評估中國高校主辦期刊和ＥＳＩ學科發展的匹配度，並提出促進兩者和諧發展的措施和建議。文章涉及的４２種樣本期刊的主辦單位集中在２３所高校，其中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主辦的期刊各有６種，其次為上海交通大學和吉林大學，各有３種，之後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和中國地質大學，各有２種，其餘高校均為１種。⑦有研究者據此進一步分析指出，高校主辦的ＳＣＩ收錄期刊從發文量和被引頻次兩個方面對其高校ＥＳＩ學科建設作出了較大貢獻。例如，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的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ｃｉｅｎｃｅ，對學校ＥＳＩ地球科學學科貢獻不小，發文量貢獻度１５．７％，被引頻次貢獻度１２．０％。華中科技大學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對學校ＥＳＩ臨床醫學學科貢獻度也不低，發文量貢獻度為１５．５％，被引頻次為貢獻度６．６％。那些一421

所大學有多家ＳＣＩ收錄期刊者，往往對本校同一學科具有明顯的累加貢獻。⑧我們也贊同有關專家的意見，在目前英語仍舊是國際學術界主要同行語言的背景下，中國大學需要積極創辦更多的能與國際接軌的英文學術期刊，而不是簡單地鼓勵把國內專家學者的優秀成果拿回來在中文刊物上發表。中國高校的英文學術期刊包括ＳＣＩ收錄期刊，既要關注其對本校學科貢獻，同時也絕不能關起門來自己玩，只發或主要發表本校作者的論文。在科技期刊領域，人們言必稱Ｎａｔｕｒｅ，該刊總部是在英國，而多少年來總是美國學者的文章在這裡刊載的最多，英國論文占比一般只在２０％左右。顯然，要辦好世界一流的學術期刊，就要吸納世界一流的作者，刊發世界一流的成果。讓本校作者、國內專家和國外學者同台競技，才能更好地促進人才成長和高水平成果的推出，也才能更高水平地助力自己相關學科的建設。上面講的這些都是自然科學方面的刊物，人文社科期刊其實也很需要進行這樣的仔細分析。國內有少數人文社科期刊進入了類似ＳＳＣＩ、Ａ＆ＨＣＩ檢索系統的，這些刊物對所在高校的相關學科貢獻度多大，有哪些經驗，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問題，都值得深入研究。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有些是完全可以和國際接軌的，如理論經濟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等，無疑需要主要依靠國際評價體系來進行。而有些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學科，如中國史、中國語言文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從期刊角度看就只能主要依靠中文核心期刊等來進行評價（當然不能把這些評價極端化、簡單化）。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對學者、學科、學院和大學的評價往往只看在ＳＣＩ、ＳＳＣＩ等國際檢索系統收錄期刊是否發表文章，發表了多少篇論文，而到底研究了什麼問題、有什麼重要的學術貢獻反倒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不少高校和科研機構重獎ＳＣＩ收錄期刊論文，近些年這種風氣開始向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蔓延，即便是在中國獨有的傳統文史哲領域，也唯西方是崇。據說，某些單位對一篇普通的ＳＳＣＩ論文的獎勵是ＣＳＳＣＩ論文的１０倍，甚至更高。因此，一方面我們要重視一流學術期刊的培育，另一方面又不能簡單地、片面地用期刊本身來作為學術評價、人才評價的唯一標準。一所大學擁有成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南大ＣＳＳＣＩ來源期刊的刊物，無疑會對本校相關學科有重要貢獻，但貢獻度到底多大，還是需要用數據來說話，這方面的量化研究目前還很薄弱。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近年來組織校內信息管理學專家，對本校創辦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做年度質量分析報告，很有成效。但裡面對這些刊物與學科相互促進的關係，對刊物、學科貢獻度的分析，還可進一步加強。就筆者所知，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在教育部的高校學科排名中，連續幾次都是位居第一，這與該院辦有《圖書情報知識》、《出版科學》兩種ＣＳＳＣＩ來源期刊應有一定關係，近年另有兩種新期刊加盟，在學術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一些大學的頂級學院、優勢學科都有自己的高水平學術期刊，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辦有《國際新聞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辦有《新聞大學》，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近也創辦了《新聞與傳播評論》（原為學術集刊）。這些高水平學術期刊、集刊對該學院及其學科的貢獻，其實也是可以進行個案研究的。四除了上面提及的，現當代中國大學中學術期刊和學科建設、學校發展相互促進的成功案例也還頗不少。筆者在《民國時期的大學出版》一文中曾經說：“民國時期各大學普遍重視出版活動，把出版工作視為培養人才、改進教學、提升學術水平的重要一環。在制度設計層面上，設立了大學出版委員會，從宏觀上指導和管理出版工作。在機構設置層面，設立了大學出版部（組或社），負責具體的出版事務，並接受出版委員會的指導和管理。在出版物刊行層面，民國時期的大學出版物包括圖521

書、期刊和報紙。民國時期大學出版的最突出貢獻還在報刊，尤其是期刊方面，出現了一批高水平的學術刊物。”⑨民國時期的學術期刊，大致有三種來源：一是新式學會創辦的專業期刊；二是各大學創辦的學報及其他學術性刊物；三是獨立的專業學術機構創辦的學術刊物。如果說在圖書出版領域，社會上的出版機構像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還佔有絕對優勢的話，一到期刊特別是學術期刊出版領域，大學出版機構就不僅毫不遜色，反而有更加驕人的成就。民國時期最好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有所謂“四大名刊”，它們是清華的《清華學報》（１９１５年創辦），北大的《國學季刊》（１９２３年創刊），燕京大學的《燕京學報》（１９２７年創辦），另外就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其中前３種都是大學所辦。這和當今所謂權威刊物基本上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壟斷的情形完全不同，箇中緣由當然很複雜，不在此處細說。上述３種大學所辦的學術期刊各有特點。《國學季刊》隸屬於北大國學門，章門弟子、著名訓詁學家沈兼士擔任國學門主任，刊物的編委會主任則由新派教授胡適擔綱，“發刊宣言”就是出自他之手。該刊大力倡導國學研究，引進新的理論和方法，刊登了眾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金石學、古器物學的論文，對推動國學研究的深入開展具有重大意義。《燕京學報》先後擔任主編的有容庚、顧頡剛、齊思和幾位著名教授。該刊特別注重刊發文學和藝術學，尤其是戲曲研究方面的成果，注重學術信息傳播和反映前沿學術動態。《清華學報》是文理科綜合的刊物，在社會科學方面側重於社會問題研究，一些對改善國計民生有實際意義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領域的文章受到重視。以上述３家期刊為代表的大學學術期刊，在推動現代大學制度創設、促進現代學術規範建立、型塑現代知識與學科體系諸方面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後燕大併入了北大，今日的北大、清華歷史地位的形成，這樣一些學術期刊的積極作用沉澱其間。筆者以為，現在既有的中國現代出版史、民國出版史，很少甚至基本不寫大學出版，其實是個缺憾，如果把學術出版、尤其是學術期刊出版作為一個重要方面，中國出版史是有必要重寫的。除了上述３種期刊之外，還有《北京大學月刊》值得一提。《北京大學月刊》１９１９年１月創刊，是文理綜合性學術月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比上文提及的《清華學報》更具大學學報的特質，不光因為《清華學報》是１９１５年１２月由清華學校創辦，而清華學校１９２５年才設立大學部，更是因為北京大學是中國近現代第一所綜合性國立大學，並曾一度代行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機關的職能。該刊由蔡元培任主編，編輯部成員包括胡適、李大釗、朱希祖、沈兼士、劉文典、馬裕藻等。刊物以倡導學術研究、網羅眾家學說、發表學術見解為宗旨，刊登了大量屬於當時科學前沿探索的論文，極大的推動了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科研事業的進步與發展，是中國自己創辦的最具典型意義和最富大學學報形態及特徵的學術刊物，它更以其學術編輯成就而飲譽當時的學術界，在近代中國學術由舊到新的轉變中，影響了一代學術。在其４年共９卷的出版歷史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發現人文、社科方面的論文數量逐漸增多，佔據較大比重，而理科、工科的論文數量則逐漸減少，這固然與新文化思潮和刊物貼近現實、強調研究實際問題的編輯方針有關，但更重要的應該是受到北京大學學科建置和學術發展的影響，作為學術期刊的《北京大學月刊》必然要與學科建設保持同步，實現共振，以推動學校、學科的建設與進步。後來《北京大學月刊》被《國學季刊》（１９２３年創刊）、《社會科學季刊》（１９２４年創刊）和《自然科學季刊》（１９２９年創刊）分而繼之，這又是學術期刊適應大學學科建設、專業設置的典型反應。新中國成立後的大學學術期刊在社會主義新型大學的建設與發展中也曾有過一些堪稱典範的事例。比如，山東大學的《文史哲》就是一個典型。這份名刊創辦於１９５１年４月，起初是山東大學621

文學院和歷史語文研究所部分教師一起辦的同人性質的刊物，後來被收編成為山東大學學報之一。它的創辦和發展，與時任校長的華崗教授有密切關係。創辦之初的《文史哲》以學者氣息濃厚的同人刊物起步，主動踐行了鼓勵爭鳴和多元觀點並存的學術傳播理念；在“雙百”方針貫徹過程中，又更加積極地投身其間，成為國內學術爭鳴的重要陣地。數十年來，該刊在魯迅研究、《紅樓夢》評論、中國歷史問題分期、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亞細亞生產方式、批判胡適、批判宋江等話題上都有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前期在立足學術前沿、活躍學術氣氛、引領學術方向上可圈可點。當然，《文史哲》有過輝煌歷程，也有過苦難歲月，故事很多，無法細說。我們這裡還要特別強調的是作為山東大學主辦的重要人文學術期刊，對山大學術發展和學科建設的重要作用。例如，從１９５４年第７期到１９５５年第１２期，用連載方式分１８期刊載了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文學史稿》。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構架和闡釋中國文學歷史的第一部系統性的著作，此書使山東大學文學史研究的重鎮地位由此確立。刊物後來還發表了有關此書座談會的多位專家發言，把推介與評價推向高潮。此外，該刊從１９５５年第４期起連載（用了４期）蕭滌非的《杜甫研究》，加上此前所發蕭滌非的系列杜甫研究論文，山大杜詩研究的地位因此得以奠定。後來，《文史哲》還和中華書局合作出版“文史哲叢刊”，出版了數種相關書籍，進一步擴大了影響，促進了學科建設。無獨有偶，新時期以來的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期刊與學科發展互動，成就特別突出。作為國內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名校和研究重鎮，該校注重發揮人文社科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諮政育人、服務社會的作用，又在學科建設方面成效顯著。在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２０１７年公佈的全國一級學科評估結果中，獲評Ａ類學科總數為１４個，其中９個是Ａ＋。這個人文社科學科排名在全國所有院校中都是處於絕對領先地位的。這中間，學術期刊的作用不可低估。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公開出版發行人文社科領域１４８種期刊和６大系列數據庫產品，其編輯的年度報刊資料索引是中國重要的文獻索引之一。名校名牌專業辦名刊，而且形成了期刊集群，極大地推動了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其實，這樣的典型在中國大學發展史、大學學術期刊發展史上應該還有一些，值得深挖和總結。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是：當下的“雙一流”建設要做的工作很多，任務很重，但學術期刊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抓手”。五“雙一流”建設背景下高等學校與學術期刊並行共進需要進一步總結探索，廣泛學習借鑒，不斷開拓創新。在一流大學的名單中，浙江大學位居前列。而浙江大學在一流大學建設中一直非常重視學術期刊群的打造。浙大將學校主要的學術期刊整合歸併到出版社旗下，統一管理，形成合力，並注重轉型升級。據浙大學術期刊網介紹，成立於２００８年的學校期刊中心目前已有１８種期刊。包括《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工學版、理學版、農業與生命科學版、醫學版，《工程設計學報》，《地基處理》，《浙江大學學報》英文版Ａ輯（ＪＺＵＳ－Ａ［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Ｅｎｇ］）、Ｂ輯ＪＺＵＳ－Ｂ［Ｂｉ⁃ｏｍｅ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Ｆｒｏ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Ｅｎｇ（ＦＩＴＥＥ）、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ＷＪＰ）、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ＢＰＤ－ＩＮＴ）、Ｆｏｏ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ＦＱＳ）、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ＪＥＭ）、Ｖｉｓ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ＶＩ）、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ＬＥＲＳ）、Ｂｉｏ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ＢＤＭ）、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ＪＰＳ）等７種中文期刊和１１種英文期刊，另有多種加盟刊，包括《高校應用數學學報》、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721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Ｍ－ＪＣＵ）、《高校化學工程學報》、《管理工程學報》等。目前，浙大還在設法創辦新刊、推出學術輯刊方面不斷發力，屢屢有新的舉措。多年來，浙大期刊中心秉承百年老校“求是創新”校訓和“海納江河、啟真厚德、開物前民、樹我邦國”的浙大精神，以浙江大學為依託，精辦學術期刊，恪守學術誠信，獲得了學界和業界的肯定，先後有多種期刊獲中國出版政府獎、百家科技／社科期刊獎、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獎等多項全國性榮譽。２０１７年學報英文版被國際出版界推薦，與法國、澳大利亞等國際知名出版集團共同入圍倫敦國際書展“國際學術出版卓越出版者”提名，是該獎項首次有學術期刊入圍，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乃至亞洲的學術期刊形象。目前，該期刊中心已有６種期刊被ＳＣＩ數據庫收錄，有６種期刊先後入選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１種期刊入選國家社科基金期刊資助項目。在２１世紀的今天，浙大辦刊人正用行動踐行著期刊的精品化、國際化、數字化辦刊理念，以國際化的胸懷廣納高水平的學術科研成果，嚴格評審規範，建設數字平台，創辦特色名欄，集聚一流學者，傳播優秀學術成果，在努力推動中國學術國際化和國際學術中國化的同時，努力為全人類的共同進步做出他們的貢獻。作為進入一流大學建設行列的著名高校，浙江大學發展勢頭良好，學術期刊建設顯然是他們的重要舉措之一。而那些整體上沒有進入一流大學，而有部分學科進入的高校也各有自己的具體做法和成功經驗，並且還在繼續探索。如上海體育學院在２０１２年５月創辦了中國大陸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英文版體育學術期刊，旨在全方位、深層次報道國內外運動與健康科學領域前沿性研究成果，搭建國際學術交流平台，促進學科建設與發展。兩年後因為刊登論文質量水平突出，引用率和轉載率高，被科學引文索引（ＳＣＩ）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ＳＳＣＩ）收錄，成為中國第一本被ＳＣＩ和ＳＳＣＩ數據庫同時收錄的體育類學術期刊。上海體育學院也正是依託這一學術平台，與國外高校進行頻繁、活躍的學術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國際論文合作比例上表現出色，所以在２０１７年“全球體育類院系學術排名”中進入百強行列，位列中國大陸院校之首。毫無疑問，這本在國內外頗具學術影響力的刊物對上海體育學院體育學入選一流學科是一個重要的砝碼，也必將在一流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無獨有偶，北京林業大學也有著相同的做法。該校依託優勢學科林學在２０１４年創辦了英文學術期刊《森林生態系統》（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組成由中、美、德等１６個國家的近５０名知名專家的編委會，向全世界徵求高質量稿源。同時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組織兩次國際研討會，借此組建了千餘人的國際審稿專家團隊和穩定而優質的作者隊伍。這份學術刊物的創辦和發展，為北京林業大學林學專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推力，從發文量和被引頻次兩個方面對“雙一流”考量體系中最核心指標ＥＳＩ學科排名作出較大貢獻，這也讓北京林業大學的林學專業順利進入了世界一流學科建設名單。入選一流學科後學科、專業建設力度的加大，反過來又促進了《森林生態系統》的發展，辦刊水平和國際影響力得以不斷提升，２０１８年初被ＳＣＩ（科學引文索引）收錄，並於６月獲得首個ＪＣＲ（期刊引用報告）影響因子———２．４２６，在國際林學領域的６６種期刊中排名第１２位，是我國唯一一份進入ＪＣＲ林學領域Ｑ１區的期刊。又如上海大學期刊社於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舉辦第二次主編聯席會議，就專門探討學術期刊與“雙一流”建設的關係，並且將部分期刊納入學校“一流學科三年建設規劃”之中。上海大學期刊社是獨立建制，刊社下設《上海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應用科學學報》、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社會》、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上821

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自然雜誌》、《秘書》、《應用數學與計算數學學報》、《運籌學學報》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和ＣＳＲ共１３個期刊編輯部。出版的刊物涉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上海大學入選一流學科的是機械工程，但上大期刊社另闢蹊徑，以《社會》雜誌為核心，在全國社會學期刊中建立了“全國社會學專業期刊聯盟”，向著“期刊專業化、出版數字化、經營集約化、評價標準化、傳播國際化、互動社區化”的方向努力。上海大學注重學術期刊的對外輻射和橫向聯合，意在通過學術期刊建設培育新的一流學科增長點，推進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力發展。筆者所在的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和中國語言文學雙雙進入一流學科建設行列。政治學科是以原先的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為基礎建設發展而來，而華中師大早在１９７８年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創辦的《社會主義研究》，為這個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壯大立下了汗馬功勞。此外，高原教授１９８０年代主編的高等學校教材《科學社會主義》被全國各高校廣泛採用，也為該學科地位的奠定起了關鍵性作用。華中師大漢語言文學專業在全國近７００家大學同類專業中能脫穎而出，成為全國同類專業進入一流學科建設的５家單位之一，實屬不易。這裡既有該校文學院文學和語言學齊頭並進、民間文學等特色學科成績突出等因素，更有學術期刊的重要扶助之功。華中師大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就有３種進入ＣＳＳＣＩ的專業學術期刊，它們是《外國文學研究》（雙月刊）、《漢語學報》（雙月刊）、《華中學術》（輯刊）。另有一個面向中學語文教育的《語文教學與研究》。其中，《外國文學研究》２００５年開始被Ａ＆ＨＣＩ收錄，曾是中國大陸唯一被該國際知名期刊索引收錄的刊物，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該刊的宗旨是反映外國文學理論、思潮和創作的新動向，刊載我國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的新成果，開拓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的新領域、新課題，拓展我國文藝學界的視野並提供借鑒。該刊通過主導的兩個國際性學術組織———中美詩歌協會、國際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會策劃並定期主辦國際學術會議，加強與海外大學與科研機構的交流合作，吸納海外優質稿源，同時也將華中師大及中國的外國語言文學學科學者、研究成果推向海外，有效地促進了學科的健康持續發展和影響力提升。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從１９９７年以來的４任主編均來自文學院，有中文專業學術背景，文科學報則始終將漢語言文學作為支持的一個重點，也對學科建設起到了一定的扶助作用。如果說學科是月亮，期刊就是星星，那麼，多種學術期刊圍繞著一個學科運行，就形成了眾星捧月的效果，其累加效果顯而易見。世界一流大學是以一流學科為依託的，而學科建設與發展，離不開一流的學術期刊做支撐。但無論是一流大學、一流學科，還是一流學術期刊，其發展都需要深厚的歷史積澱和文化積累，需要經過長期的品牌經營，厚積薄發，久久為功。羅馬城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本文主要從具體事例入手，探討了大學“雙一流”建設與學術期刊的關係問題。在我看來，這主要不是一個理論課題和學術話題，而是一個有其時代內蘊和現實意義的實際問題。我們從若干中國的、外國的，歷史的、現實的豐富而鮮活的事例中，不難悟出一些道理，學到某種策略。學術出版，內容為王，大學要繼續發揮傳統期刊優勢，將期刊內容做好做優，瞄準國際高水平同類期刊，不斷提升刊物的學術價值和學術質量。與此同時，還要像中國期刊協會吳尚之會長所強調的那樣，加快融合創新，既要立足於把傳統期刊繼續做強做大，鞏固立足點，又要創新思路，加快推進傳統紙質期刊的影響力向新興網絡空間延伸，拓展傳播渠道，實現兩者的一體化發展，找好佈局點，尋求新的增長點。隨著融合出版的深入發展，逐漸成熟，學術期刊面臨著從訂戶到用戶、從傳統思維到互聯網思維、從線下到線上、從相對封閉的出版到開放獲取出版、從國內到國際等諸多方面的機遇和挑戰。在融合創新方面，大學學921

術期刊迫切需要配合“雙一流”建設，做好知識服務、信息服務的大文章；真正樹立用戶至上理念，採取切實措施推進學術期刊的開放獲取，更加積極主動、卓有成效地助推大學的學科建設，服務整個學術事業的發展。〔本文承王雅菲講師、曾建輝副教授、歐陽敏博士在有關資料搜集和翻譯方面提供了幫助，特此致謝！〕①李軍：《加快集群化數字化建設步伐》，北京：《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②吳尚之：《努力提升中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北京：《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③范軍：《“雙一流”建設更需要一流的大學出版》，武漢：《出版科學》，２０１７年第６期。④本文涉及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上海體育大學、浙江大學出版社、上海大學期刊社相關資料，均主要來自相關官方網站。⑤馮會平、范軍：《哈佛大學出版社的成功之道及啟示》，北京：《出版發行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⑥張學東、趙愛群、楊雷等：《美國洛克菲勒大學出版社考察紀實———兼對我國科技期刊辦刊體制的思考》，呼和浩特：《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１年第４期。⑦丁佐奇：《中國高校主辦的ＳＣＩ收錄期刊對ＥＳＩ學科貢獻度研究》，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７期。⑧ｎｉｎｇｂｉ的個人博客：《創建世界一流期刊，助力“雙一流”建設》，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ｔ．ｃｎ／ｕ／ｎｉｎｇｂｉ⑨范軍：《民國時期的大學出版》，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４年第２期。胡曉：《學術轉型視野下民國四大學術期刊的比較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６年５月。宋月紅、真漫亞：《蔡元培與〈北京大學月刊〉》，北京：《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１９９７年第６期。宋應離編撰：《名刊名編名人》，鄭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１～２１０頁。劉亦凡：《北京林業大學：國際化學術期刊助力一流學科建設》，北京：《中國教育報》，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９日。作者簡介：范軍，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主編。武漢４３００７９［責任編輯　劉澤生］03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學術短訊·2018年度複印報刊資料轉載指數排名發佈《澳門理工學報》轉載率榮列全國高校學報第二名2019年3月26日，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科成果評價發佈論壇暨學術評價與學科發展研討會在北京隆重召開。本次論壇發佈了由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聯合研製的《2018年度複印報刊資料轉載指數排名研究報告》和《複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機構（2018版）》兩項成果。在“全國高等院校主辦人文社科學報”全文轉載排名中，《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連續六年穩居前列，2018年度轉載率位列第2名；轉載量位列第5名；綜合指數位列第4名。目前全國各類高等院校主辦學報約有1,150種，被2018年度複印報刊資料學術刊全文轉載的學報有351種。《澳門理工學報》總編輯劉澤生教授出席了本次論壇，並應邀在“科研管理與學術評價論壇”上圍繞“學術期刊的使命與科研管理評價目標的異同”作了專題發言。複印報刊資料轉載指數排名自2001年首次發佈以來，已持續、定期發佈19年。複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機構於2015年首次發佈，2018年版是第二次發佈。複印報刊資料的系列評價研究成果，堅持“以學術成果為評價指向，以同行評議方法為主導、以評價數據分析為基礎、以對成果的學術價值判斷為依據”的基本理念，至今已發展成為覆蓋期刊評價、科研機構評價、學者評價、學科內容評價、論文評價的完整體系，成為評價論文、作者、期刊、機構水平和影響力的重要參數。《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學院主辦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理論刊物，1998年4月創刊。自2011年改版以來，《澳門理工學報》博採眾家之所長，兼容並蓄，學術質量不斷提高。2014年榮獲“全國高校精品社科期刊”獎，被譽為高校學報陣營“異軍突起”的一匹“黑馬”；2018年出版的六卷本“澳門理工學報叢書”，亦獲得學界廣泛好評。近年來，《澳門理工學報》的學術影響力有了比較明顯的提升。2013年度在複印報刊資料的全文轉載率位列全國高校學報第13名，2014及2015年度均位列第6名，2016年度位列第4名，2017年度位列第7名；2018年度共發表論文77篇，其中34篇被轉載，轉載率高達44.16%，位列全國高校學報第2名。學科期刊排名方面，2018年度新聞傳播學科涉及全文被轉載的期刊數量為71種，《澳門理工學報》全文轉載率居全國第6位；歷史學學科涉及全文被轉載的期刊數量為175種，《澳門理工學報》全文轉載率居全國第17位。而在被2018年度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的541種綜合性期刊中，《澳門理工學報》的全文轉載率亦位列第4名。與此同時，《澳門理工學報》還先後入選《複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2014年版和2017年版。除複印報刊資料外，2018年度本刊發表的多篇文章也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及《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二次文獻轉載。其中葉嘉瑩教授的文章同時被《新華文摘》和《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陶一桃教授的文章同時被《新華文摘》和複印報刊資料轉載；GerhardLauer教授的文章同時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和複印報刊資料轉載。這既是對作者學術水平的認可，亦是對《澳門理工學報》編校質量的肯定。　　（編輯部）13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澳門電子競技產業發展環境的PEST分析翟　群　張青華［提　要］　近兩年來，澳門開展了多項電子競技活動，澳門電子競技競賽產業總會和澳門電子競技總會也相繼註冊成立，表明電子競技這一新興的體育運動項目及其產業發展進入快車道。通過對澳門政治（P）、經濟（E）、社會文化（S）和技術（T）等四個主要外部宏觀環境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澳門已經具備了大力發展電子競技運動及產業的良好環境。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積極推動下，電子競技完全有可能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開拓出一條新途徑。［關鍵詞］　澳門　電子競技　PEST分析［中圖分類號］　G8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132⁃07電子競技（ElectronicSports）一般是指利用高科技軟硬件設備作為運動器械，在統一的競賽規則下進行的人與人之間的對抗性運動。通過運動可以鍛煉和提高參與者的反應能力、思維能力、協調能力、毅力、團隊精神和對現代信息社會的適應能力，從而起到對參與者全面發展的促進作用。①早在2003年11月18日，國家體育總局已批准將電子競技列為第99個正式體育競賽項，2008年改批為第78個正式體育競賽項。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OCA）在2017年4月宣佈，電子競技將在2018年雅加達亞運會作為表演項目登臺，在2022年杭州亞運會成為正式比賽項目。2016年4月，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等24個部委聯合發佈《關於印發促進消費帶動轉型升級行動方案的通知》，明確提及開展電子競技遊戲遊藝賽事活動，要求各地加強組織協調和監督管理，在做好知識產權保護和對青少年引導的前提下，以企業為主體，舉辦全國性或國際性電子競技遊戲遊藝賽事活動。2016年7月，在國家體育總局發佈的《體育產業發展“十三五”規劃》中，強調以電子競技等新興運動項目為重點，引導具有消費引領性的健身休閒項目發展。2016年9月，教育部將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專業列入正式公佈的增補專業。在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中國的電子競技，作為互聯網+體育的新興產業，正在快速蓬勃發展。據企鵝智酷和騰訊電競共同完成的《2018中國電競發展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電競使用者規模達到2.5億，預計2018年將突破3億。2017年中國電競市場規模超過了50億元，2018年將增至84.8億元，其中核心市場規模約29億元，衍生品市場規模約55.8億元，並預計在2020年將突破200億。②互聯網領域研究諮詢專業機構艾瑞諮詢與華體電競（北京）體育文化有限公司共同發佈的《2018年中國電競行業研究報告》顯示，2017年231

中國電競市場整體規模（包括端遊電競市場規模、移動電競市場規模和電競生態市場規模）突破650億元，2018年將突破860億，年增長率達到31.6%。③據相關機構統計，2017年中國內地共有20,941場電競賽事，其中，KPL、LPL、守望先鋒聯賽、Ti等品牌賽事正在逐步向規範化、職業化發展。眾所周知，電競帶動內容製作、授權、分發、賽事運營、傳播、監管、教育與培訓、專業設備研發等一系列相關環節的全面發展，是一項融合了體育、文化、科技多元素的體育項目。未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電子競技有望與繪畫、雕刻、建築、音樂、文學、舞蹈、戲劇、電影等八大藝術相融合，產生出全新的“體育＋文化”創意內容。④電子競技運動及其產業的迅猛發展，對傳統體育產業的發展既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也提出了新的挑戰。一、電子競技在澳門的發展歷程澳門的電子競技運動起步和發展，可以追溯到本世紀初。2003年，澳門本土電競選手首次赴香港參加世界電子競技大賽（WCG）舉辦的港澳賽區比賽並一舉奪魁，在兩地電競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2004年，澳門體育電子競技協會（MEGSA）正式註冊成立，成為澳門的第一個民間電競團體。2006年7月，澳門體育電競協會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首次主辦了澳門電子競技運動會（MEG）。2007年第二屆亞洲室內運動會在澳門舉辦時，第一次將電子競技運動納入國際綜合性體育運動會之中，澳門作為東道主亦組隊參加了電子競技項目的比賽。此後，由於缺乏政府的積極引導和扶持，澳門的電子競技項目發展一直處於散養的停滯狀態。2017年7月，澳門電子競賽協會正式註冊成立，協會宗旨是推動澳門電子競技活動的發展，培養本地專業電子競技人才，積極創造良好有序的電子競賽環境。同年8月，由國家體育總局體育信息中心和澳門電子競賽協會聯合主辦的國家級官方電競賽事———“澳門銀河·CEC2017中國電子競技嘉年華”在澳門舉行。這是在澳門舉辦的第一個頂級電子競技活動，賽事得到了特區政府旅遊局和貿易投資促進局的大力支持，邀請到諸多高水平的戰隊參加，由此開啟了澳門電子競技活動的熱潮。11月，在澳門舉行的2017MGS澳門娛樂展高峰論壇邀請了眾多中國內地電競行業巨頭出席，暢談了電競行業及其在澳門的未來發展。12月，澳門又承辦了2017MDLMacau國際精英邀請賽。作為大熱電競項目———DOTA2的官方賽事能夠落戶澳門，充分說明了各大廠商對澳門電競氛圍和潛力的認可與看好。澳門電子競技競賽產業總會和澳門電子競技總會於2017年底相繼正式註冊成立，成為引領澳門電子競技行業發展的雙駕馬車。兩個總會共同的發展宗旨是廣泛聯繫和團結電子競技社團組織和愛好者，引導電子競技健康發展，弘揚競技體育精神和傳播電子競技文化，積極推動及提升澳門電子競技及相關行業的長遠發展，使澳門電子競技行業向國際化標準推進，鼓勵建立健康的電子體育生態環境。澳門電子競技總會首任會長何猷君表示，澳門具備各種與國際接軌的獨有優勢，應進一步明確將電競事業發展至國際水準，透過電競賽事、交流、學習考察、會展、座談等活動，提升澳門國際的形象，將澳門打造成亞太區電子競技培訓中心及競賽平臺。從電子競技在澳門的整個發展歷程看，本世紀初電子競技開始進入澳門，經過了一個較長時期的緩慢發展。直到2017年，澳門電子競技運動及產業發展開始進入快車道。2017年成為澳門電競發展之元年。二、澳門電子競技產業發展環境分析任何產業從其產生、發展、成熟直至消亡，都處於一定的宏觀環境當中。宏觀環境既是產業發331

展的制約因素，也是產業發展的外部條件。對於宏觀環境分析，不同行業和企業由於自身特點和需求的不同，分析的具體內容也會有所不同，但一般都應對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和技術（Technological）這四大影響行業的主要宏觀環境因素進行分析，簡稱PEST理論。根據產業發展環境分析的一般規律和電子競技產業的自身特點，我們採取PEST綜合分析法來對澳門電子競技產業的發展環境進行系統分析。這些錯綜複雜的外部宏觀環境因素會深刻影響產業的發展，對其進行深入分析，有助於發現產業發展中的有利時機，規避潛在風險，提升產業發展的快速應變能力和可持續的創新變革能力。⑥因此，分析澳門電子競技產業的發展，必然要特別關注並深度分析其所處的政治法律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以及技術環境，才能為電子競技產業發展戰略的制定提供必要的現實依據，對電子競技產業的發展趨勢判斷奠定可靠的理論基礎。（一）政治法律環境是指與產業產生、發展、運營等相關的各種社會政治因素和法律法規系統。包括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體制、社會制度，執政黨的性質，政府頒佈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法令以及執法機構等。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社會性質，不同的社會制度對於產業運行的相關活動有著不同的限制和要求。綜合考察澳門電子競技產業的發展，其所處的政治法律環境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澳門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通過，於1999年12月20日開始實施。《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確保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得以實施。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澳門基本法》的制定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具體化和法律化表現，它將實現國家和平統一與落實“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有機結合起來，對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作了合理界定，對居民的基本權利作了全面保障，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所實行的政治制度作了科學規定，對特別行政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作了明確指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得以繼續向前發展的根本保證。在《澳門基本法》的指引下，澳門政府結合中央政府制定的國家發展戰略，也出臺了一系列推動澳門經濟和產業多元化發展的法規和政策，不斷推動澳門社會和經濟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2.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目標的制定2009年初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珠江三角州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明確指出澳門應鞏固其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2011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的“十二五”（2011－2015年）規劃綱要中，進一步強調了把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在中央政府的指引下，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就成為澳門本世紀中期的方向定位和發展目標。2015年10月，澳門政府組建了“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經濟財政司、社會文化司、運輸工務司司長，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政府發言人，以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代表（兩名）和政策研究室代表（兩名），其主要的職責就是統籌制定以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基礎的澳門未來五年發展規劃。2016年9月，澳門特區政府正式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這是澳門回歸16年來首次公佈中長期發展規劃，該規劃與國家“十三五”規劃接軌，實現了與國家發展戰略同步發展的戰略目標。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規劃”的七大主要目標是：（1）整體經濟穩健發展；（2）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3）旅遊休閒大業態逐步形成；（4）居民生活素質不斷提高；（5）文化與教育持續發展；（6）環境保護成效顯著；（7）施政431

效能進一步提升，法治建設不斷加強。⑦為了積極回應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願景，澳門旅遊局於2017年9月正式公佈了《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制定了澳門旅遊業未來十五年的發展藍圖，確保澳門旅遊業能全面配合國家及特區政府的發展方向。為了實現建設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總體目標，《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覆蓋多個旅遊議題，並以八個關鍵目標作主導，由多項針對性策略指導規劃建議和具體行動計劃以促進實踐。這八個關鍵目標是：（1）增強多元化的旅遊產品和體驗；（2）提高服務品質和技能；（3）塑造多日旅遊目的地形象，拓展高價值旅客市場；（4）優化城市發展模式；（5）管理澳門旅遊業的承載能力；（6）部署和應用創新科技；（7）強化旅遊業協作；（8）鞏固澳門在區域和國際旅遊領域的核心旅遊城市地位。⑧以上兩個規劃都是圍繞著把澳門建設成為“世界休閒旅遊中心”的宏偉目標而制定和實施，其願景是：到本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建成一個特性具有以旅遊為形式、以休閒為核心、以中心為方向、以世界為品質，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宜居、宜業、宜行、宜遊、宜樂的城市。3.智慧城市的發展戰略為了早日實現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遠大目標，澳門特區政府在城市的軟件和硬件方面都要有全面的改造和提升。構建智慧城市提升城市的運行和管理效率與水準，是特區政府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的戰略舉措之一。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澳門特區政府與阿里巴巴集團於2017年8月共同簽署了《構建智慧城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根據協議，澳門特區政府將充分利用阿里巴巴領先的雲計算、應用大數據等相關技術能力，促進澳門智慧城市建設的步伐，將澳門發展成為一個“以數字引領科技，智能服務民生”的智慧城市。阿里雲的大數據以及深度學習技術已經在中國內地幫助多個城市發展“城市大腦”，改善居民生活。借助阿里巴巴的技術優勢和豐富經驗，雙方對在澳門落實智慧澳門項目，讓澳門成為亞太地區發展智慧城市的典範充滿信心。電子競技運動是一項建立在現代資訊科技基礎上的新興時尚活動，因此深受年輕人的青睞。從以上對澳門目前所具有的政治環境、城市發展戰略以及相關的政策法規等方面的分析來看，在澳門推動和開展電子競技運動具有良好的政治生態環境。（二）經濟環境澳門回歸以前，社會經濟發展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1999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約500億澳門元，人均GDP約12.1萬澳門元。回歸之後，澳門特區政府開放博彩業的經營權，引進競爭機制和國際資本，為澳門博彩旅遊業發展注入了活力。為促進中國內地與澳門經濟共同繁榮和發展，2003年10月，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並推行內地遊客赴港澳自由行政策，從而帶動了整個經濟的高速增長。經過近20年的積澱和成長，澳門特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穩步邁入“成熟期”。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澳門2018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指出，過去一年，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門社會各界同舟共濟，克服困難，使經濟社會穩定發展，並呈現穩中趨好的態勢。⑨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澳門經濟2017年前三季度按年實質增長9.3%。按本地生產總值主要開支項目劃分，私人消費支出上升1.1%，貨物出口及服務出口分別增加9.2%及15.3%。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澳門特區2018年經濟增速將達到7.0%。在公共財政方面，IMF預測2017年、2018年澳門特區政府的綜合經常帳目將保持盈餘。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澳門繼續舉辦各類大型會議及展覽，積極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531

料顯示，2017年前三個季度澳門入境旅客共2,384萬人次，同比增加4.2%。澳門特區政府依循“會議為先”的方針推動會展業發展，成效顯著。以2017年首季度為例，在澳門舉辦的會展活動有366項，其中會議344項，較上一年同期增長17%，佔比超過90%。其中，規模200人以上的大型會議按年大幅增長超過40%，達到54項，相應的與會者數目更增加超過1.9倍。國際展覽業協會（UFI）發佈的《第十三版亞洲展覽業年度報告》指出，澳門特區雖然是亞洲地區歷史最短、規模最小的展覽市場之一，但過去5年表現卻最為出色。報告顯示，澳門的淨銷售展覽面積由2012年的7.25萬平方米上升至2016年的21.5萬平方米，升幅近200%，為全亞洲升幅最高的地區，平均每一展覽錄得近210萬美元的收入，澳門的展覽市場表現優於整體經濟表現。澳門政府的資料顯示，截止2017年上半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為1,886.4億澳門元，與2016年上半年比，實際增長10.9%，2016年全年為3,622.65億澳門元。2016年澳門人均GDP為7萬美元，僅次於盧森堡、瑞士和挪威，位列全球第四。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的資料數據顯示，2017年澳門人均GDP為62.1萬澳門元（7.76萬美元）。用國際上通用的經濟發展指標衡量，澳門現今的發展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港珠澳大橋開通，連接香港、澳門、珠海，為打造大珠江三角洲一小時經濟圈提供了現實可能，將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合作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2017年，港澳兩地政府簽署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港澳CEPA”）。協議覆蓋貨物貿易開放、服務貿易開放、海關程序和貿易便利化、知識產權等多項內容。作為《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升級版重要組成部分的《CEPA投資協議》和《CEPA經濟技術合作協議》先後在香港和澳門簽訂。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表示，CEPA相關協議的簽署，表明中央政府充分肯定了澳門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獨特角色，明確支持澳門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建設，加強了支持和配合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力度。同時，也拓寬了澳門中小微企、專業人士和青年人的發展空間，為澳門社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三）社會文化環境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澳門華洋雜處、中西合璧的歷史，使它成為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澳門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使澳門文化具有以傳統的中華文化和以葡萄牙文化為特質的西方文化共存的特徵，是一種以中華文化為主、兼容葡萄牙文化的具有多元化色彩的共融文化。澳門以其中西文化融合特色散發出獨特魅力，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不可代替的角色，也是“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重要通道。澳門中西交融的社會文化發展歷史和特色，既對當今的澳門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對西方現代科技觀念與時尚文化亦具有接受和同化的先天基因。澳門特區第三屆政府成立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需扶持適合澳門的新興產業成長，重點推動會展業、文化創意等產業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由此可見，發展文化產業是特區政府既定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的一項重要戰略手段。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特區政府於2010年先後設立“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及“文化產業委員會”，並制定了發展文化產業的初步政策框架，且以設計、視覺藝術、表演藝術、服裝、出版、流行音樂、電影錄影及動漫八大行業作為先行先試的重點推動對象。2013年10月，特區政府正式成立“文化產業基金”，運用其資源支持發展特區文化產業的項目，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2014年4月，特區政府完成制定並正式公佈了《澳門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框架》，為澳門文化產業的定位、政策的具體目標和工作內容等方面提出了基本框架和方向。《澳門文化產業發展政策631

框架》根據澳門相關的行政法規，把“文化產業”定義為：源自於文化積累，運用創意及知識產權，生產具文化含量的商品並提供有關服務和體驗，創造財富及就業機會，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經濟活動。《澳門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框架》將澳門的文化產業按行業特徵分為創意設計、文化展演、藝術收藏及數碼媒體四個核心領域，涵蓋數十個行業門類。其中的數碼媒體領域中就把遊戲軟件的開發與維護、電動網遊人物的創意設計、製作與市場化等列入主要發展的行業。特區政府發展文化產業的主要目的是配合經濟適度多元的施政方向，利用文化產業融合性好、輻射效應強的特性，為驅動產業結構升級轉型注入新的活力，避免經濟結構進一步過度依賴旅遊博彩業，為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做好適當的風險管理，為社會創造更多元化的產業和就業選擇。由此可見，在澳門發展電子競技運動的文化及其產業的氛圍已經成熟。（四）技術環境技術環境主要是指產業所涉及的國家或地區政府的技術、水平、技術政策、新產品開發能力以及技術發展的動態等。產業除了要考察與產業所處領域的活動直接相關的技術手段的發展變化外，還應及時瞭解國家及地區政府對科技開發的投資和支持重點、該領域技術發展動態和研究開發費用總額、技術轉移和技術商品化速度、專利及其保護情況，等等，這樣才有可能準確地把握產業未來發展的潛力和趨勢。1.澳門特區政府對發展科技的大力支持與推動澳門特區政府自成立以來，積極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與進步。2000年7月訂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科學技術的政策綱要》，2002年成立科技委員會，2004年成立科技發展基金。2005年，為促進內地與澳門在科技及其產業領域的合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科技委員會與國家科技部簽署了《內地與澳門關於成立科技合作委員會的協議》。2010年，在澳門特區政府及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的支持下，澳門大學終於成功通過國家科技部的審查，建立了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特區政府不斷推出促進澳門科技發展的措施，大力推動澳門的科技創新發展與進步。在國家和澳門政府的大力支特下，短短幾年間，澳門科創取得驕人的成績。澳門大學的積體電路設計在國際上已經處於領先位置，成為企業大中華地區IP研發設計的引領者。市場上不少最灸手可熱的電子產品，如手機、數字電視廣播、全高清數字電視、數字相機/攝錄機、高保真音訊/多媒體播放機等，都用了澳門設計的IP。澳門在電子科技方面的發展水平和科研機構與技術團隊，也為在澳門推廣和開發電子競技這個新興領域提供了技術支援和保障。2.移動技術與智慧終端機技術的發展與普及自1994年接入國際互聯網以來，澳門積極投身世界互聯網發展變革大潮中，互聯網在融入澳門民眾生活、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發表的《澳門居民互聯網使用趨勢報告（2018）》顯示，澳門居民的上網率持續上升，互聯網使用移動化趨勢明顯。2018年，澳門互聯網使用進一步普及，居民上網率和網民人數都有所上升，上網率為84%，高於全球平均（54%）及亞洲平均水平（48%），與歐洲平均水平相近（85%），在亞洲處於領先位置，但與日本（93%）、韓國（93%）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澳門網民人數約51萬人，年輕人已經全員上網。現時，居民的手機使用率超過90%，85%居民擁有及使用智能手機。網民上網的最主要目的為“消閒娛樂”（54%）、“獲取資訊”（44%）、“與人溝通”（40%）、“網上新聞”（30%）及“網上社區”（18%）等。以上這些數據表明，澳門已經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龐大的智慧終端機用戶以及“消閒娛樂”的主要上網目的等，為推動電子競技產業發展奠定了基礎。731

三、結語結合以上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技術等四個主要外部宏觀環境因素的分析，我們認為，澳門已經具備了大力發展電子競技運動及產業的優良環境。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在會見澳門電子競技競賽產業總會領導層時表示肯定和支持該會的工作思路，認為電競作為新興經濟，形成產業規模必須具備經濟效益，需要思考如何確立澳門發展電競產業的市場定位，使電競產業在澳門健康有序地發展，亦可配合澳門旅遊淡旺季趨勢籌備大型活動，促進周邊產業配套發展，令澳門旅遊業及文創文化等更多行業受益。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薛曉峰在會見澳門電子競技競賽產業總會領導層時，充分肯定了該會在培養愛國愛澳價值觀，促進澳門文化、體育、旅遊等產業發展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並對未來的發展提出建議：要為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多做貢獻；要為豐富澳門市民體育文化生活提供更加優質的資源；要為青少年健康成長發揮引領帶動作用；要為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去多做努力。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對澳門電子競技行業提出的意見，既指明了產業的發展方向，也勾畫出了未來的前景。從以上的宏觀因素分析可見，澳門發展電子競技運動的時機已經成熟，可謂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我們相信，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積極推動和支持下，電子競技完全有可能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開拓出一條新的途徑和產業。①何慧嫻：《讓數字演繹體育無限精彩———電子競技運動及在中國的發展》，北京：《體育文化導刊》，2004年第8期。②《2018年中國電競運動行業發展報告》，廣東深圳：企鵝智酷（騰訊科技），2018年。③《2018年中國電競行業研究報告》，上海：艾瑞諮詢，2018年。④王輝：《“體育+娛樂”驅動電競發展步入快車道》，北京：《中國體育報》，2018年7月16日。⑤吳一：《我國電子競技產業發展的現狀及對策研究》，西安：西安體育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⑥陳東：《中國電子競技產業發展研究（1996⁃2015年）》，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2016年。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2017年。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〇一八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17年。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7年第三季資料》，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華盛頓特區：貨幣基金組織（IMF），2018年。國際展覽業協會：《第十三版亞洲展覽業年度報告》，巴黎：國際展覽業協會（UFI），2017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框架》，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14年4月。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澳門居民互聯網使用趨勢報告（2018）》，澳門：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2018年。《梁司：思考定位促電競發展》，澳門：《澳門日報》，2018年1月17日。《薛曉峰會見澳門電子競技競賽產業總會領導層一行》，澳門：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2018年6月6日。作者簡介：翟群，澳門理工學院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教授，博士；張青華，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責任編輯　陳志雄］83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的特徵與機制：精準化走向*郭遠兵　漆昌柱［提　要］　體育運動對心理健康有促進作用，但是二者關係比預想複雜。本文梳理了近10年相關的研究基礎，對比前期較為粗放的研究，通過支撐證據、研究結論和研究方法三個維度，展示了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的新特徵。重新審視既有的三種對運動促進心理健康機制的理解，介紹了對二者機制更合理和綜合的理解模型。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的特徵和機制呈現出研究的精準化態勢。［關鍵詞］　體育運動　心理健康　“健康中國2030”　NPB模型［中圖分類號］　G804.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139⁃07“健康中國2030”國家戰略推出了今後15年建設健康中國的綱領，把健康問題視同國家興亡大事，提出全方位健康服務理念。“以運動促進健康”包含於全方位健康服務理念中。在體育運動心理學領域，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一直是國際運動心理學和健康心理學炙手可熱的研究主題。“以運動促進心理健康”在經驗生活中也日益受到關注。然而，一方面該主題已積累了豐富的研究，另一方面該主題又存在大量懸而未決的問題，有待科學進一步回答。①大眾需要體育運動，體育運動需要科學地進行。體育鍛煉對心理健康有積極影響，但影響效果要考量體育鍛煉的類型、強度和頻率差異；未來應進一步改進研究方法，深入探究體育鍛煉促進心理健康的機制。②近年來，隨著這方面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方法和結論上呈現出分化和精準化的趨勢。結合該主題近年來聚集的研究證據和趨勢，本文採用比較和歷史的視域，對比過往研究，呈現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特徵的新近研究，評估對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機制的更為合理的理解。一、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的特徵儘管學界對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的結論已達成初步共識，但二者的關係要比預想的複雜。通過931∗本文係湖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計劃項目“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的社會文化維度研究”（項目號：Ｂ２０１８２１８）的階段性成果。

支撐證據、研究結論和研究方法三個維度，審視既往較為粗放的研究，展示運動促進心理健康更為具體的特徵。（一）支撐證據的精確化大量研究顯示，運動對消極心理（如抑鬱、焦慮等）有緩解和干預作用，對積極心理（如自尊、認知水平）有保持和提高作用。但是，Morgan、Parker和Alvarez⁃Jimenez等認為這方面的研究需要進一步細化，要補充支撐證據，例如最佳運動鍛煉參數（鍛煉類型、鍛煉時間，等等）。③就鍛煉類型而言，大部分研究認為有氧鍛煉有利於心理健康；也有人認為有氧鍛煉和無氧鍛煉對心理障礙的作用沒有顯著性差異。④還有研究進一步比較運動的個體形式和群體形式的效應差異，認為嚴重心理障礙患者適宜採取群體鍛煉形式。⑤就鍛煉持續時間而言，持續鍛煉超過10周才能降低抑鬱⑥；達到12周才能降低焦慮⑦。還要結合單次鍛煉持續時間，探究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的即時劑量效應。對臨床抑鬱患者而言，臨床症狀與劑量效應間不存在線性關係⑧；對於臨床焦慮患者，高劑量（17.5Kcal/kg/wk）的效果顯著高於低劑量（7Kcal/kg/wk）⑨。還有研究發現，對於沒有抑鬱家族史的女性，在心理健康促進效應上，採取高劑量鍛煉的被試高於採用低劑量者；而有抑鬱家族史的女性，則反之。換言之，性別和家族史在當中起調節作用。⑩還有研究重新發現了一些以往不被看好的運動方式的健心效應。例如，對比中等強度的持續運動方式，高強度間歇運動同樣能提升認知執行功能，並且能更快地平復消極情緒。冒險性體育運動一直被認為是少數人尋求刺激的活動，近年來的大量研究發現，冒險性體育運動可以通過提升審美水平、自主性、勝任感和堅毅品質等特質來達到促進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儘管如此，囿於運動和心理健康測量方式的異質性以及研究質量的良莠不齊，這方面研究的準確解釋和推論受到限制，於是以辯證化思維理解二者關係的研究順理成章地興起。（二）研究結論的辯證化學界對運動與心理健康關係的理解，由線性逐步過渡到辯證化。線性思維會妨礙理解很多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研究結論。例如，一方面認為體育運動促進性格發展，另一方面又發現體育運動妨礙性格發展。只有將構想效度、研究範式和第三變量納入考量，才能超越體育運動性格促進還是妨礙之爭。再例如，關於運動劑量與心理健康的研究結論間不一致。Netz、Dunsky和Zach則認為，應結合被試的人口學特徵和身體健康狀況來考慮運動劑量問題。甚至，運動劑量的選擇受到被試婚姻狀況和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Asztalos、Bourdeaudhuij和Cardon認為，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體育運動與心理健康的辯證關係：（1）針對心理健康或心理問題的運動領域、強度、頻率和持續時間的特異性；（2）體育運動的標準化程序；這不僅會產生運動效應的差異，還會增加研究過程的變異；（3）個體差異。漆昌柱、邱澤瀚和趙丹妹等發現，兒童性別角色社會化要受到性別、運動項目、運動時間等的影響。另外，體育運動的心理健康效應，還要區分臨床人群和普通人群的差異，臨床人群尤其要注意運動類型和劑量問題。除去在研究中貫徹聯繫與區別的辯證思維外，該主題研究正在補上歷時的辯證思維。Hamer、LavoieL.和Bacon對3,454個英國老年人（60歲以上）的身體鍛煉和軀體功能與抑鬱指數的關係進行了8年的追蹤研究，發現體育鍛煉能夠顯著推進健康老齡化。TakedaF.、NoguchiH.和MonmaT.等對958,000個日本成年人進行了5年的歷時研究，發現體育鍛煉能有效地改善心理健康狀況。041

綜上，要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設計劑量—反應聯繫（鍛煉類型、強度、頻率、時間、時期和過程等成分），在一般方案指導下進行個別對待。（三）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支撐證據的精確化和研究結論的辯證化，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該主題早期的行為學研究，主要採用單組後測設計、無同等組後測設計以及單組前測後測設計，這很難說明運動與心理健康間的因果關係。另外，還有因研究效度不高招致詬病，例如採用不標準的運動方法、信效度不高的測量問卷以及非典型的研究被試。缺乏方法恰當性的爭論，其實質是栽下了一棵不結果實的智慧之樹，由此導致該主題既呈現豐富成果，又產生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可以通過改進設計加以修正，也可以通過引入新方法加以彌補。與行為學研究範式應用於該主題的式微相比，認知神經科學技術和研究在該領域方興未艾。例如，採用ERP技術，探討不同身體活動量對認知功能的影響及其大腦神經電位特徵。採取探究結構像的sMRI或大腦功能的fMRI，探究身體活動對負責相關心理健康的腦功能區域特徵。近年來，一些研究還採用心生理指標，如心率變異性、光學探索腦組織氧合作用的功能性近紅外光譜儀，或以分子影像為基礎的正電子放射斷層攝影，探究近期鍛煉時認知功能特徵。進入21世紀，類似元分析、結構方程技術、歷時縱向研究以及增強了生態效度的認知神經科學技術手段的引介，使該主題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學，研究結論更加合理。其中，元分析和大數據對主題研究的自我反思和革新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例如，White、Babic和Parker等對1988～2015年涉及648,726個樣本的98項研究進行元分析，發現對於臨床心理障礙被試，心理健康效應不存在運動領域（家庭、學校和社區）特異性；而對輕微心理問題的被試，則存在運動領域特異性。二、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的機制對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機制的理解大致分為兩類：生理學因素（生理調節機制）和心理學因素（心理調節機制），這方面的研究趨勢表現為框架內細化以及框架間融合發展。通過審察新近關於該主題的研究，展示對二者關係更合理和綜合的理解。（一）生理調節機制運動和心理健康間的生理調節機制包括新陳代謝改變、中樞神經遞質產生（例如，五羥色胺和內生性阿片類物質）以及睡眠調節。這方面的研究是一個更新證據和發現新結論的過程。例如，前期研究發現運動促進細胞和神經元的再生；新近研究具體發現體育鍛煉促生了位於前額皮質的星形膠質細胞和少突膠質細胞。Praag認為，體育運動還促進了海馬齒狀回的神經生長，進而改善了記憶和學習能力。另有大量研究著眼於體育運動對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和五羥色胺的調節以及對心理活動力的影響。MRI、fMRI和ERP等技術的發展應用，使這方面的神經生化機制研究頗為活躍，並據此提出一些亞型假說。例如，Voss採用fMRI分析體育運動的健心效用中認知調節的活躍腦區，提出了腦血管儲備假設和生物能效應假說。Machado、Paes和Rocha等通過回顧神經科學技術在該主題領域的研究，提出了以神經迴路加強為路徑的急性運動機制，以及以神經元可塑性和血管再生為路徑的慢性運動機制。還有人從進化認知神經科學角度，認為有氧運動是進化選擇的結果，以及體育運動促進大腦朝大容量方向進化。另外，以運動干預某些心理障礙的生理機制也有新發現。例如，運動鍛煉通過調節犬尿氨酸代141

謝途徑實現降低抑鬱，強調由代謝物質所調節的組織間交互機制；通過調節內啡肽、線粒體、哺乳動物雷帕黴素靶蛋白和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等方式降低焦慮和應激；堅持長期運動可以延緩阿爾茨海默病患海馬容量的萎縮進程；通過增加毛細血管化，減少氧化損傷，進爾對中風和帕金森病患起預防和治療作用。總之，“運動是良醫”論斷正在並會持續激發大量饒具啟發價值的研究。（二）心理調節機制運動和心理健康間的心理調節機制是指體育運動有助於提升某些積極心理品質或消解某些消極心理品質。這方面的研究和提法很多：早期理論有自我效能假說、控制感假說、消極情緒轉移說和認知能力提升說，等等。還有新假說不斷提出，例如情商調節假說，認為情商技術在體育鍛煉和心理健康間發揮調節作用。社會紐帶和支持假說，認為體育參與形成的社會紐帶和支持促進心理健康或緩衝心理危機。此外，還有研究假設同時檢驗兩種以上心理變量，例如自我效能和社會支持調節因素。這方面的新研究和結論此起彼伏，但是所形成的結論囿於局部，其原因主要是受研究方法影響。這方面的研究方法大致分為三種，一是在測量數據的基礎上，通過回歸方程或結構方程檢驗第三變量的調節或中介作用；二是通過準實驗設計，驗證第三變量的存在；三是純粹的理論分析。採用第一、二種方法獲得調節變量，基本上都標定了樣本來源（例如學生或成人）。由此可見，心理調節變量具有多樣性和非限定性特徵，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通用性。未來，這方面的研究結論會更加多元化和豐富化，建議進一步關注社會文化心理變量的調節作用。在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的心理調節機制研究中，還包含（或衍生）行為機制研究。體育運動可以通過改善睡眠模式、飲食習慣以及自我調節和應對技巧等方式，進而促進心理健康。行為學機制研究兼顧使用了主觀自我報告和客觀生理指標，在獲得方式上提高了會聚效度。另外，還有一些行為方式可以通過體育運動得到改變，由此促進心理健康或認知功能。例如，體育運動降低在校大學生的退學率，降低抑鬱和焦慮症狀，使之形成健康的生活風格和提升心理健康。（三）NPB等綜合模型採取更為綜合的視角，有助於更為完整地理解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的機制。獲得綜合模型有兩種思路：一是自上而下的理論驅動，提出略顯宏觀的理論模型。例如，清水安夫、內田若希和笹尾俊明以生態心理學和健康行為過程模型建構出鍛煉心理健康模型。二是自下而上的數據驅動，提出綜合了生理和心理變量的模型。例如，Wipfli、Landers和Nagoshi等研究認為，在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中，自我概念、自尊和自我效能三個心理變量和五羥色胺分別獨立地發揮調節作用。NPB模型是Lubans、Richards和Hillman等將PubMed、PsycINFO、SCOPUS、OvidMedline、SportDiscus和Embase收錄的該主題研究進行再分析後，提出的一個NPB概念模型。NPB模型綜合運用理論驅動和數據驅動兩種思路，認為在體育運動和心理健康間可能存在三種機制（N指神經機制，P指心理社會機制，B指行為機制）；二者要考慮人格差異，受體育運動的頻率、強度和類型等因素調節；心理健康變量包括病理心理、積極心理和認知功能。儘管如此，NPB模型在實證上被完全證實，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還有研究另闢蹊徑，以批判性思維，在方法學上審視關於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機制的相關研究。例如，Cerin分析有關體育運動和心理健康中間的調節機制研究，認為研究方法差異、心理健康指標的選擇差異、被試選取差異、參與體育運動的環境差異等對揭示二者間的調節機制結論產生影241

響。Holt回顧了採取質性研究方法探討該主題的研究，認為這類研究集中支持體育運動是通過提升社會互動、安全感、意義感、人格健康等來促進心理健康。小結與展望多方面數據已經確認體育運動對心理健康具有促進作用，因此有充分理由鼓勵人們積極從事體育運動。但是，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的確切特徵和機制並未徹底明確，有待進一步研究。儘管如此，這方面的研究歷史不可謂不長，但進展差強人意。Ekkekakis分析原因，認為癥結在於主客二分思維、範式窠臼、缺乏批判思維以及人為的分科細化。體育運動和心理健康之間還存在雙向關係，這尚待釐清。開闢哲學上的道路，是為了給具體研究前進掃除障礙。類似對該主題進行哲學層面的思考有待加強。在具體研究上，要儘量避免低水平重複研究，著力解決有待解決的問題，例如進一步精準回答體育運動與心理健康的劑量反應問題。進一步完善和驗證體育運動促進心理健康的綜合模型（NPB模型）。要大膽採用新方法，創新性引入新理論和新模型。還要就本土性運動的精神養生主題進行科學回答和理性祛魅研究。需要強調的是，該主題研究缺乏對社會歷史文化維度的系統思考，需予以補償性關注。還可以積極採用大數據技術，或許會呈現該主題研究的另一番景象。如此，未來該主題才能繼續激發出更豐富的研究價值和實際效用。①EkkekakisP.,PleasureandDispleasurefromtheBody:PerspectivesfromExercise.CognitionandEmotion,2003,17(2):213⁃239.②漆昌柱、徐培：《體育鍛煉對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及其機制》，武漢：《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③MorganJ.,ParkerG.,Alvarez⁃JimenezM.,etal.Exer⁃ciseandMentalHealth:AnExerciseandSportsScienceAustraliaCommissionedReview.JournalofExercisePhysiologyOnline,2013,16(4):64⁃73.④StathopoulouG.,PowersB.,BerryC.,etal.ExerciseInterventionsforMentalHealth:A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Review.ClinicalPsychology:ScienceandPractice,2006,13(2):179⁃193.⑤SilvaD.,SuraweeraC.,RatnatungaS.,etal.MetformininPreventionandTreatmentofAntipsychoticInducedWeightGain:aSystematicReviewandMeta⁃analysis.BMCPsychiatry,2016,16(1):341⁃351.⑥KroghJ.,NordentoftM.,SterneA.,etal.TheEffectofExerciseinClinicallyDepressedAdults:SystematicReviewandMeta⁃analysisof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s.JournalofClinicalPsychiatry,2011,72(4):529⁃538.⑦HerringP.,O'ConnorJ.,DishmanK.,TheEffectofExerciseTrainingonAnxietySymptomsamongPatients:aSystematicReview.ArchivesofInternalMedicine,2010,170(4):321⁃331.⑧RethorstD.,WipfliM.,LandersM.,TheAntidepressiveEffectsofExercise:aMeta⁃analysisofRandomizedTrials.SportsMedicine,2009,39(6):491.⑨DunnL.,TrivediH.,KampertB.,etal.ExerciseTreat⁃mentforDepression:EfficacyandDoseResponse.Amer⁃icanJournalofPreventiveMedicine,2005,28(1):1⁃8.⑩TrivediH.,GreerL.,ChurchS.,etal.ExerciseasanAugmentationTreatmentforNonremittedMajorDepressiveDisorder:aRandomized,ParallelDoseCom⁃parison.JournalofClinicalPsychiatry,2011,72(5):677⁃684.CostiganS.,EatherN.,PlotnikoffC.,etal.High⁃Inten⁃sityIntervalTrainingforCognitiveandMentalHealthinAdolescents.Medicine&ScienceinSports&Exercise,2016,48(10):1985⁃1993.CloughP.,HougeMackenzieS.,MallabonL.,etal.AdventurousPhysicalActivityEnvironments:AMain⁃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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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文學研究·雜糅的商品、性別審美及跨文化比較的挑戰：回應莫雷蒂《小說：歷史與理論》〔美國〕林淩瀚　〔美國〕戴利婭·波特（DahliaPorter）（撰）曾毅（譯）　林淩瀚（校）［提　要］　在其富於啟發性的文章中，弗蘭克·莫雷蒂提出了一些關於小說批評的核心問題。本文的兩位作者借此進行了一場活潑的跨學科對話，對莫雷蒂的洞見（與不見）作出回應。文中引入了幾種替代方法，對莫雷蒂的論證加以重新定向和擴展，並未將中國小說（作為審美對象）與英國小說（作為商品）僵硬地對立起來，而是著眼於審美化與商品化在這兩個小說傳統中的交叉互動。小說研究的量化方法和對散行體的偏重，無意中導致了將女性讀者所生產和消費的雜糅文類排斥在外的結果。廣泛而無章次的閱讀與審美專注之間的對立不過是批評實踐的產物，這種批評實踐與小說的“崛起”同時發生，反映了大眾讀物的性別體系。［關鍵詞］　小說閱讀　印刷文化　18世紀　性別審美　中國小說　歐洲小說［中圖分類號］　I05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146⁃11在《小說：歷史與理論》（TheNovel:HistoryandTheory）一文中，弗蘭科·莫雷蒂著眼於敘事性和複雜性，將二者視為小說散行體語言中內在的一對矛盾傾向，代表著通俗與高雅之間社會以至風格上的對立。①他指出：兩者之間既緊密聯繫又充滿張力，構成了兩種可能的小說研究路徑。對莫雷蒂來說，當前的理論討論未能承認這種“極化”現象，也未能做出解釋，因為這些討論僅僅“著眼於兩個極點中的一端”，即那種高雅的、現代主義式的複雜性偏好。小說理論應該反其道而行之，研究“小說領域中的廣大多數”，在選擇“研究的基本對象”時應當用“一毛錢小說”（dimenovel）來取代複雜而精緻的作品。②與散行體語言風格的研究一樣，小說研究整體上也需要一次量化轉向：“問題不再關乎本質，而是關乎相對頻率。”③然而，如果現在我們把複雜作品視為小說史中“罕有的副產品”，④轉向量化方法就可能誘使我們將敘事性視為小說文類的決定性特徵。關於我們的批評方法扭曲了小說領域這一點，莫雷蒂言之成理。然而，在他對西方小說和中國小說所進行的跨文化比較中———那是莫雷蒂整個介入行動的核心，也是最觸目的地方———複雜性與敘事性之間的張力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再次浮現。莫雷蒂的比較姿態納入了各種不同的歷史641

走向和小說概念框架，看起來世界大同，立論持平。他引用了彭慕蘭（Pomeranz）的論述，指出“我們應當讓我們的比較……變得真正具有相互性”，並“將被比較的雙方均視為另一方期待視野中的‘偏離現象’，而非總是將其中一方視為標準”。⑤在莫雷蒂看來，就小說而論：中國人進行精讀和審美分析，但並未創造出大量小說；與他們相對，歐洲人在18世紀中經歷了小說的“數量飛躍”，採用的卻是廣泛而無章次的閱讀（extensive,desultoryreading），而非審美欣賞。⑥他進一步解釋說：這種數量爆發是出現在歐洲的一種獨特發展，得益於消費社會的誕生；後者導致了“越來越多的小說，和每況愈下的注意力。奠定這種新閱讀習慣的基調的，是一毛錢小說，而非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⑦從方法論角度來看，這種比較並不完全是相互性的：在莫雷蒂的講述中，與歐洲小說不同，中國小說事實上由複雜性來定義，而他又用這種狀況解釋小說何以未能在18世紀的中國“崛起”。由於莫雷蒂已經將一毛錢小說設定為普遍意義上的小說研究中的“基本對象”———一毛錢小說構成了“廣大多數”，而複雜性只是一種“意外的副產品”⑧———因此，莫雷蒂後來在其跨文化比較中所描述的相互獨立的西方小說史和中國小說史就從未被放在彼此對等的位置上看待。歐洲的“小說崛起”單純由數量定義，卻成了小說文類中默認的常規，而複雜卻數量稀少的中國小說只能成為一種奇特的偏離現象。正因為如此，莫雷蒂所應用於中國小說的，恰恰是他堅稱我們不可應用於小說這一文類的分析。儘管他承認“在18世紀之前，中國小說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品質上很可能都要更加偉大”，⑨他卻從未過問中國傳統中對應西方“一毛錢小說”的作品是什麼狀況，也沒有關心中國讀者如何將這些小說當做商品來消費。他沒有提及中文語境裡的“小說領域中的廣大多數”，反而將自己關於中國小說的討論集中於六部在傳統文人評點和現代接受中被經典化的“名著”上。歐洲小說的數量飛躍和中國小說審美的稀釋化作用（rarefication）於是對立起來，並由此讓前者成為默認的常規。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對立反映出來的是莫雷蒂在方法上的前後抵牾，而不是歷史的實況。在下文中，我們將探討不同的路徑———包括有關圖書、印刷和閱讀的歷史———如何幫助我們重新考察莫雷蒂提出的對立。我們不會過分強調兩種傳統之間的相似性，但是將會指出：小說創作的數量並不等同於具體的閱讀風格；廣泛而無章次的閱讀並未在18世紀歐洲小說中一統天下，而專注閱讀也並不專屬於中國人；此外，受到兩種傳統中小說批評裡的各種性別建構的影響，我們反而對小說這一文類本身的雜糅性視而不見了。哪怕統計數據是真實的———在18、19世紀之交，較之歐洲各國，中國的小說產量較低（截至1830年代，中國小說數量總計約400種，而光從1810至1829年間出版的英國小說就超過2,200種）———這也不應該讓我們一邊倒地強調關於小說的“中國式美學”。受到1970年代的結構主義和敘事學的啟發，研究中國小說的學者曾把目光轉移到從16世紀末開始問世的文人評點上，從中發掘一種可供比擬卻又有所不同的詩學。後來的學者借助印刷和大眾文化的社會史，將文人評點置於一個更廣袤的語境中。近來的研究，強調讀者的分層以及中國小說五花八門的包裝和消費方式———這些方式已然背離了文人評點者所要求的那種飽學式的閱讀方法，反諷地回應了莫雷蒂對於（西方）小說主要作為一種大眾商品的描述。儘管中國小說擁有文人階層作為執牛耳的“解讀群落”，17世紀中葉之後，充斥書肆的仍舊是迎合那些只圖娛樂的讀者口味的廉價插圖本。莫雷蒂將廣泛而無章次的閱讀視為歐洲小說生產數量飛躍背後的驅動力，然而從16世紀開始，這種閱讀方式對中國的讀者大眾來說並不陌生。莫雷蒂的文章提及最多的“傑作”《金瓶梅》（其最初的流傳在1596年前後）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金瓶梅》的評點者張竹坡（1670-98）推薦741

一種精讀方法，要求讀者將這部數千頁的作品中的諸多段落視為彼此呼應的內容。然而張竹坡的方法不一定能夠代表中國人閱讀這部小說或一般意義上的小說的方式。相反，新近的研究顯示：《金瓶梅》從來就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是一團成分各異的拼貼，有著眾多文本來源，甚至往往是原文照錄的“抄襲”。由此看來，這部小說建基於一種快速流覽的閱讀習慣，即人們在面對雜誌式的、內容多樣的類書（所謂“日用百科”）時所採用的閱讀方式。這種類書在每一頁上，都把色情笑話、道德格言、占卜、不同主題的生活指南，以及虛構敘事和戲劇選段等欄目塞在一起。張竹坡主張讀者對這部小說詳加考察，為之投入向來專屬於儒家經典的注意力，事實上是在反對那種與印刷商品相關的閱讀實踐。《金瓶梅》這個例子證明：我們不能從小說數量較少這一點推論出中國人對小說更講究精讀而不是泛讀，也不能推斷說作為審美對象的中國小說與作為商品的西方小說是對立關係。比起小說的數量，我們更該關注小說在一個廣大得多的印刷文化體系中的位置。這體系由中低端印刷商品所組成，這些商品從16世紀晚期開始便以顯著低廉的成本被生產出來，供精英分子、底層文人、商賈和粗識字的市民消費。反過來說，在應用於英國小說時，印刷文化研究揭示了大部分專利商品式的小說如何同時被理解為值得專注閱讀的對象。這方面最為顯著的例子也許是塞繆爾·理查森（SamuelRichardson）的《帕米拉，或美德有報》（Pamela,orVirtueRewarded，1740）。這部小說在出版界引發了大規模的反響———在它首度付梓後的五年中，出現大量散行體的戲仿、頌讃詩、戲劇和歌劇的改編、獲得或未獲授權的續作、節本，還有評論文章。此外，市面出售以《帕米拉》作為商標、吸引一眾書迷的茶具和撲克牌等商品。理查森的小說既是一宗“印刷事件”，也是用於促銷其他商品的流行貨色，擁有快速消費品所具備的一切特徵。事實上，書中帕米拉的自述，正是整場關乎女主人公真誠與否的爭議中的核心：她那“即時記錄”式的敘事將我們向前推動；然而，正如菲爾丁（Fielding）的《莎米拉》（Shamela）所明示，那種看似無縫連貫的敘事流可能輕易隱藏著一系列充滿機心的作偽。在1742年的插圖本第六版中，很明顯是為了強化《帕米拉》的商品地位，理查森在書前增加了一份概述各章內容的目錄，以方便讀過這部小說的讀者找到“最關鍵的段落”，並讓沒有餘暇重讀這些段落的人也能“對其內容一目了然”。這一豪華八開本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讓人按順序閱讀。它更像是茶几上擺放的大本圖冊，意在展示，或是為了讓人直接翻到旖旎篇章細看那裡的配圖。理查森的小說具有清晰的大眾商品特徵，但它同樣結合了不同的體裁，以創造“一種嶄新的、混合形態的閱讀實踐：它將攝人心魄的小說閱讀與行為指南裡的倫理工夫混合在一起，讓身體被小說勾引，讓心智進入反思”。正如利婭·普賴斯（LeahPrice）所指出，理查森後來從《帕米拉》、《克拉麗莎》（Clarissa）和《查爾斯·格蘭迪森爵士》（SirCharlesGrandison）中分別摘出一些“反思性”段落，綴合成一部道德觀念和警句集，並用武斷的字母順序取代了敘事上的時間順序。我們也許可以像普賴斯那樣將這一舉動理解為一種策略，用以反擊小說所鼓勵的那種一味追逐情節的快速閱讀。不過18世紀的讀者們其實本來就把理查森的小說推崇為快速消費的對立面，因為其故事更傾向於用拖遝的細節、繁瑣的描述和沒完沒了的重複害得讀者精疲力盡。這一點正如塞繆爾·詹森（SamuelJohnson）的揶揄，“如果你打算懷著看看故事的心情去閱讀理查森，你會因為不耐煩而焦躁不已，恨不得上吊自盡。然而他書中的情感卻不容錯過”。然而，要觸及這種情感，讀者需要擁有1781年一位維也納作者所觀察到的那種專注：侍女們“傾心閱讀戲劇、小說和詩歌，將它們整幕、整段、整篇地牢記在心”。從這個角度來看，理查森的索引也許並不標誌著這部小說本身是個快速消費品，而是宣示了它作為一種值得不斷研究和重讀的對象的地位。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這兩841

類讀者———一類忽略情感，追逐敘事；另一類忽略故事，追逐情感———都不約而同地投身於無章次閱讀，光給後一種閱讀實踐貼上“失焦”的標籤的話就未免有失牽強。適才的討論仍然集中在高度正典化的文本上，撇開了廉價小說。然而，姑且承認18世紀末的英國得益於1774年的版權法修訂和蓬勃發展的消費文化，出現了一次書籍和閱讀的爆發，也姑且承認敘事連貫、向前遞進的小說構成了這場爆發的一部分，難道這就代表———正如羅爾夫·恩格爾辛（RolfEngelsing）就德語語境所主張、莫雷蒂（通過弗格斯〔Fergus〕之口）就英語語境所重申的那樣———廣泛而無章次的閱讀（尤其是以小說為對象時）取代了對少數正典作品的精讀嗎？威廉·聖克萊爾（WilliamSt.Clair）在《閱讀之國》中給出的證據表明：在1774年之後讀者和可供閱覽的書籍數量出現指數級增長的同時，新近獲得版權的小說的價格先是翻倍，然後又升至原來的三倍。法律上的變化並未讓人們對新出版的小說的閱讀出現大量增長，反而讓18世紀舊作品的重印本暢銷起來，因為後者的價格變得前所未有地低廉。這些作品（包括散文、戲劇、詩歌，還有斯特恩〔Sterne〕和斯摩萊特〔Smollett〕的一些小說選段）很快就被重新包裝為各種雜錄、“美文”（beauties）輯錄，以及教授朗誦和培養品味的課本。換言之，為18世紀末的閱讀“革命”不斷提供養料和支持的，是那些由零星的摘要所構成的選集（還有雜誌報紙等其他各種雜錄形式），以及一些經過挑選的舊小說和舊詩歌的重印本，而不是那些被快速創作出來、供人快速消費的“一毛錢小說”。或許無章次閱讀已然成為常態，但其主要對象並非價格低廉的小說。速食小說（dashed-offnovel）倒的確成為當時批評界的主要話題。英國雜誌的書評版面上充斥著一幅幅駭人的畫面：年輕小姐和僕人們津津有味地啃下一部部情節老套、人物刻板，還會導致道德淪喪、民智衰落的下三濫小說。這種批評傳統影響深遠，不容小覷：現在的批評家們將小說推崇為理解當時讀者及其閱讀習慣的不二文類時，他們也就照搬了18世紀保守的品味裁定者們的做法，再次肯定了小說的主導地位（以及危險性）。小說這一文類與印刷工業的宏觀體系密不可分。在對這種宏觀體系進行闡釋的同時，我們還需要將中國小說的微觀世界中的“天文”數字納入視野。莫雷蒂在探討中國小說時饒有興致地羅列裡面各種巨大的數目：“《儒林外史》有600個人物；《水滸》和《金瓶梅》各有800個人物，而《紅樓夢》有975個人物。”數量有著誘人的光芒，但莫雷蒂很快就開始懷疑中國的數字已經失去了量化的實質：與“前趨的歐洲散行體”所造成的效果相反，中國小說中數量可觀的人物群體帶來的是“不可預見性的縮減”，而非增加。這無非是在說：歐洲小說由連貫的散行句子構成（即擁有敘事性），而中國小說中人物的龐大數量卻吊詭地重新建立了詩歌語言的“對稱性”，並因此不僅稀釋了情節變化的花樣，也減少了小說的產量。在中國小說中，數字造就了一座由種種呼應構成的、支配著文人審美觀的宏偉建築。然而，只消聽聽書中人物關於其群體大小的說法，這一關於中國的想像便會不攻自破。李汝珍的小說《鏡花緣》（成書於1815年至1828年間）刻畫了一百位富有才華、由天上的花仙轉世的女子（外加數倍於此的次要角色）。其中最重要的女主人公唐小山來到一座仙島，在一塊石碑上發現了她們這百名女子的名單。按她的說法，名字實在太多，她無法記住。她將名單抄下，試圖默誦，卻徒勞無功。因緣際會，百名女子後來得以相見，並為這次會面舉行了盛大的慶祝。仿佛是為了反映讀者乃至敘事者本人的困境，才女們怎麼也記不住彼此的名字，更遑論把盛會上每個人都身在何處、在幹什麼一一說清。到了行酒令的時候，閱讀問題越發凸顯出來———在這場遊戲中，她們每個人必須從一部書中背誦一段文字，並且不得選擇已經有人用過的書。其中一名才女（綽號：“一卷941

書”）立刻抱怨說：要在這個遊戲中勝出，她需要記得至少一百卷書的全部內容，顯然是強人所難。如莫雷蒂所指出，歌德在1827年曾錯誤地聲稱中國已經有了數以千計的小說。可是比這更早的時候，正如《鏡花緣》所示，中文圖書業已浩如煙海，讓人難以逐一涉獵並仔細記誦。大部頭小說中，諸如一大堆名字之類的細節，顯然以其支離破碎的狀態讓任何尋找一貫性的徒勞成為笑話。在《鏡花緣》中，數字的微觀世界（一百個人名）與書籍的宏觀體系（macroeconomics）（一百卷書），分別居於小說的內外兩側，裡應外合，相映成趣，成為廣泛而無章次的閱讀行為的證明。如果你為了尋找統合性而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這部19世紀初的中國小說只會讓你不解。光是才女聚會的部分就長達26回，其中除了她們進行一個接一個的遊戲之外，沒有別的內容。僅僅是在閱讀這部分的過程中，讀者就會陷入迷失。我們大可以從中隨意挑出一種遊戲而跳過其他不看，也不會覺得缺了些什麼。然而重點正在於此。很顯然，作者對敘事性漠不關心，更談不上審美專注。他感興趣的，是遊戲的玩法、語音表格、藥方、數學題、詩歌、笑話、猜謎，和許多其他風馬牛不相及卻隨意收入的材料。整部小說裡，與其說隱藏了什麼審美呼應的條理有待專注之眼去發現；不如說是一種“大百科”（encyclopedic）的衝動，在背後推動著隨筆記錄、奇物展示、學識炫耀和消閒娛樂；情節只是這些內容的藉口，如有審美呼應，實屬雷同巧合。在此，我們為中國小說的“稀少”找到了一種可能的解釋。稀少並非如莫雷蒂所說，是由於中國小說旨在審美欣賞而非商品消費，而是由於中國小說因其形式上的雜糅性而佔據了“元商品”這一特殊位置：它展現一種大百科的衝動，亟亟於指涉其他書籍商品或在印刷世界內外流動的各種商品化知識碎片。大百科的衝動本身實際上就是知識的商品化效果，而這種商品化從18世紀開始逐漸摧毀關於學問和文人身份的傳統描述。體現這種因大百科式衝動而產生的極端雜糅性的，並不是中國小說中的“廣大多數”，而是像《金瓶梅》和《鏡花緣》這樣的代表之作，以及創作年代介於二者之間龐雜淵博、牢籠百態的小說，如《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強調這些大百科式小說中內在的駁雜性並不意味著每一部中國小說都如此包羅萬象，也不是全盤否定中國小說作者的美學構思，因為作品之間必然各不相同。不過，這些典型案例揭示了小說何以能夠成為關於文化商品化過程的一種元評論（meta-commentary）。也正是在這裡，我們可以注意到作為商品的中國小說更為基礎性的話語視野。與這種視野相比，追求一致性的美學構思在根本上就是極其有限和充滿妥協的假象。得益於新批評的遺產（與中國文人傳統中的情況相仿），一致性長久以來一直是英語小說研究中的一種強大批評範式；其應用範圍不只是小說，還包括個別的詩篇（最著名的例子是濟慈〔Keats〕的《希臘古甕頌》〔OdeofaGrecianUrn〕）和詩歌結集（例如華茲華斯〔Wordsworth〕和柯勒律治〔Coleridge〕的《抒情歌謠集》〔LyricalBallads〕）。人們對笛福（Defoe）小說的批評，向來在讚美其道德堅持（如摩爾〔Moll〕的悔悟）和批判其缺乏藝術控制力和喜歡節外生枝（例如《魯濱遜·克魯索》〔RobinsonCrusoe〕結尾處常常遭人詬病的獵熊場景）這兩端之間搖擺。作為一部主人公漫遊無方、缺乏清晰走向也缺乏統一道德核心的作品，《魯濱遜·克魯索的更遠歷險》（FartherAdventuresofRobinsonCrusoe）更是鮮有批評家問津。同樣道理，理查森為《帕米拉》所寫的續作也讓人卻步；這恰恰是因為這個故事無所不及，卻又原地踏步———其格言色彩和對旁徵博引的偏好遠遠蓋過劇情的連貫性。事實上，所謂敘事的體系與文類同質性似乎正是我們強加給18乃至19世紀小說的東西：作為一種本質上的雜糅形式，小說對先前已有的文類加以回收和再造，而這些文類包括了指南手冊、遊記、新聞報導和罪犯傳記，以及———如加布里埃爾·斯塔爾（GabrielleStarr）所示———各種類型的抒情詩。斯塔爾認為，《克拉麗莎》讓我們看到，“高度詩意的情景出現在本來051

平淡無奇的題材裡”，這並未有失“當時有關文類分野的禮數”，反而為小說中的現實主義這一概念添磚加瓦，而“現實主義”小說反過來又確立了浪漫抒情詩的面貌。看似對立的文類卻又彼此融合、相互影響，這就打破了莫雷蒂那巴赫金式的二分對立，在對稱而恆固的韻文與前趨的散體之間，開拓出一種可讓類似中國傳統大百科式小說的雜糅形式出現的空間。在18世紀下半葉，英國小說中的文類雜糅性成為書頁上實質可見之物。與1774年以後選集的興起同時出現的，是每章開頭的韻體箴言的流行（在安·拉德克利夫〔AnnRadcliff〕和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Smith〕的哥特小說中尤為明顯），而小說文本中出現的詩歌也開始成為情感強度或個人省思的標誌。這些詩歌的插入強行讓閱讀策略發生轉換，從而使連貫的敘事失去效果。這一挑戰的廣度，在諸如約翰·塞爾沃爾（JohnThelwall）的《漫遊者，又名：關於心靈、自然和社會的速寫，以一系列韻文和散體的政治-情感日誌講述西爾瓦努斯·泰奧弗拉斯托斯的奇異遊歷》（Peripatetic;or,SketchesoftheHeart,ofNatureandSociety;inaSeriesofPolitico-SentimentalJour⁃nals，inVerseandProse,oftheEccentricExcursionsofSylvanusTheophrastus）這樣極端雜糅的形式中表露無遺。散漫游離形成了情節和結構，由此產生出的“敘事”幾乎不具備莫雷蒂識別為敘事性的那些特徵。然而，將這一文本視為現代主義複雜性的例子卻是錯誤的———它那些迂回曲折的句子和折裂中斷的形式，正反映了通俗指南的特點———那些指南本身就由美學論述、遊記和旅行日程雜糅而成，其空間結構並不要求概念上的一致性。儘管紋路條理大可存在於塞爾沃爾的小說中（朱迪絲·湯姆森〔JudithThomson〕就建議我們將它當作一部梅尼普斯式〔Menippean〕的諷刺作品，其中核心觀念會在不同文類中“以交織的事件簇的形式不斷重複卻又發生變化”），但其組織的原理卻讓連貫敘事與美學複雜性的對立變得混淆不清———它根本無法歸到任何一方。塞爾沃爾的《漫遊者》這個例子可能看起來太過特異，但這也許是我們將不同文類之間的界線劃在何處的問題。夏洛特·史密斯那些暢銷的兒童小說———如《鄉間漫步》（RuralWalks）、《更遠的漫步》（RamblesFarther）、《小道理》（MinorMorals）和《詩歌入門談》（ConversationsIntroducingPoetry）———通過散體敘事將一連串詩歌選段編織在一起，創造出一個由當時最流行的兩種教育形式（即演講雜錄和勸善故事集）構成的複合體。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漢娜·莫爾（HannahMore）的《廉價知識手冊》（CheapRepositoryTracts）以叢書形式出版時也屬於同一情況，其中包含體裁多樣、彼此之間關係鬆散的篇章，以傳授謙卑、虔誠和基督教慈善價值觀為目標。儘管莫爾的小冊子每年能以每冊一便士的價格賣出200萬冊，但這兩類作品都不是讓人們快速消費後棄如敝履。它們以教喻為宗旨，希望讀者加以精心研習，與人分享，並保留下來以便將來重讀。儘管莫爾創造出受歡迎的雜糅形態，在談到文本的斷裂對頭腦簡單的人群所產生的影響時，她卻是毫無保留的批評者。在《對現代女性教育體系的批評》（StricturesontheModernSystemofFe⁃maleEducation）中，她呼應當時對小說的批評，發起猛烈抨擊：“數量氾濫的節本、美文和彙編嚴重佔據了年輕女士們的書房，（並且）大多數情況下它們都可以被視為造就膚淺心智的完美配方。”在莫爾看來，問題出在編撰者的所作所為：一些優秀篇章“被摘錄者胡亂湊到一起。他們用殘缺和錯亂的材料拼成短小而彼此毫無聯繫的碎片……既不能充實心智，也不能塑造品味。”莫爾將矛頭對準那些在她看來鼓勵“愉悅而無章次的閱讀”的形式，重複了文藝復興以來那些針對輯錄作品的撻伐。面對這樣的批評，瑪麗·沃拉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提出抗辯，認為自己編輯的《女性讀物》（TheFemaleReader）對婦女的“提升”大有幫助：“各個主題並非僅僅分插在各卷之中，而是細心編排成一個讓它們互相映發的系列”，因此讀者大可以回溯編者“連綴離散篇章”的苦151

心，以操練、強化自己的知性功能。在這場辯論中，文集的斷裂性被認為與小說的連貫性一樣，同樣容易腐化年輕女士的心智。然而，斷裂的閱讀也可能讓她對自己的頭腦加以條理化———這正是男子們從嬰兒時期就“被培訓”的讀書法。以上討論說明：問題並非在於讀者採用了何種閱讀類型，而在於閱讀的人究竟是誰。這樣一來，莫雷蒂把小說理論的出發點一掰為二的做法，當中隱藏的性別政治含義，至此便呼之欲出了。在《鏡花緣》中，基於遺忘和分散注意（而非記憶與專注）的文本生產和消費模式，與女性氣質緊密相扣，這一點絕非偶然。以通俗文學為對象的新興閱讀大眾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選擇性的、不連續的閱讀習慣。從16世紀晚期開始，這種習慣就在中國文人之間引起了疑慮。女性被認為是幼稚而易感的，常常被挑出來當做缺乏學識、無法正確閱讀的讀者的代表。在教育（男性）讀者應該如何恰當理解《金瓶梅》時，張竹坡發出了一個臭名昭著的警告：不要讓你們的妻子讀到這本書，也不要讓她們有所耳聞。毫不意外，18世紀晚期那些對英語小說的誹謗也有這樣的論點。在這種情勢下，長於士紳之家、受過良好教育的上層女性往往致力於古典詩歌，顯然與小說保持距離。因此，有關前現代中國的女性小說讀者的記述便相對稀少，而且存世的小說中只有一部被歸於一位女性作者。在現代的、西方風格的虛構敘事興起之前，中國小說似乎一直是男性的專屬領地，與18世紀英格蘭那種“女性權威”在小說寫作和閱讀中引起爭議的局面形成鮮明對比。然而，在18世紀的中國，變化其實一直在發生：上流女性與商業化出版者之間的互動不斷增長，讓前者從詩歌領域突破出來，進入其他寫作形式的領域；女性讀者熱情地討論並推崇如《紅樓夢》（這部小說從18世紀中期就開始流傳，並在1791年出版）和《鏡花緣》這樣的小說。女性沒有太多直接參與到小說生產當中，卻創造了一種頗具性別特色的替代文類———彈詞。彈詞是一種吟唱故事，原本由女性吟唱者和樂師們在閨閣中表演。從17世紀中葉開始，彈詞變成了一種由女性創作、以女性為目標對象的讀物，以手抄本的形式廣為流傳，到了19世紀早期才得以大量印行。一部典型的彈詞由韻文構成，頁數動輒以千數，講述女主人公的浪漫冒險故事。她通常會女扮男裝，為了追求愛情或事業而闖入公共領域。在敘事功能和生產模式方面，彈詞與長篇白話虛構敘事（大部分用散體寫成）之間驚人地相似，然而我們通常只將西方舶來的“長篇小說”（novel）一詞用於後者（儘管在中文裡，這兩種體裁都納入更廣泛的“小說”範疇）。不過，1827年1月31日，也就是歌德告訴埃克曼（Eckermann）說自己近來在閱讀一部“中國長篇小說”(ChinesischenRoman)那天，他顯然並未覺得有區分彈詞與散行虛構敘事的必要：儘管接下來他開始簡述第一部被完整翻譯成歐洲語言的中國長篇小說《好逑傳》的故事，他的日記卻顯示他當時在讀的其實是廣東彈詞《花箋記》。今天，人們大抵同意莫雷蒂的前提———長篇小說是用散行文字寫成的；然而與英語世界的情況一樣，中文語境中這種對散行和韻體的形式區分看似無傷大雅，卻掩蓋了關於兩性不平等和性別歧視的政治。推崇將女性讀者邊緣化的中國（男性）文人審美，還把彈詞排除在關於中國小說的討論以外———這樣做的話只會無意間重複了歷史上那種一開始就將女性放逐到彈詞領域的性別偏見。文人評論並非（如莫雷蒂的文章所認為）反映中國小說真實鑒賞情況的標準模式，而是作為一套意識形態工具，旨在對抗正在崛起的閱讀大眾和女性性別意識，這一點已在當前的中國研究中被揭露出來。然而，我們在面對這個結論時應當謹慎：我們把中國小說重新評定為一種元商品，以供（女性傾向的）廣泛而無章次的閱讀，與審美專注形成對立———可是，這麼一說，我們會不會僅僅重新肯定了莫雷蒂的小說文類標準呢？也許是這樣，不過我們也讓大家注意到：翻印、節選和專注閱讀等251

實踐把英語小說重新塑造為消費商品兼嚴肅讀物的混合體。本文吸收近來關於中國和英國小說與其他形式的印刷品之間關係的研究，重點提出了與莫雷蒂所想不同的另一種文學圖景———它所展現的不均衡和混亂情況超出莫雷蒂的對立模型（敘事性vs.複雜性）所能容納的程度。不管是將文人評點看作是精英分子針對大眾崛起的反動，還是將審美專注與無章次閱讀對立起來，抑或是確立一毛錢小說與亨利·詹姆斯之間的二分，都會啟發人們對歷史現象的探尋，卻始終不夠深入，揣摩不到小說作為文化商品的動力機制。我們應當奉行莫雷蒂本人的建議，以“媚俗藝術（kitsch）來解釋文化”而不是反過來。在媚俗藝術中，審美從來不會阻礙生產的飛躍，也不會通過生產的飛躍而窒息；恰恰相反，審美構成了媚俗藝術的實質，並因為商品生產而無處不在。文人們對中國小說的評點和雜誌對英國小說的攻擊，與其說培養了什麼美感或道德的抽象觀念，不如說滿足了不斷擴張的閱讀大眾想要購買高尚“品味”的需求。將一個文本切割成眾多碎片，詳細審視各種前後呼應的線條紋理（就如理查森的目錄對讀者所提示的那樣）———無論在中國還是歐洲，這樣的審美專注實乃小說的商品化及大眾化不可或缺的成分。我們已經提到過，以中國小說那種大百科衝動為前提，任何關於審美呼應的發現都只能是偶然的。然而偶然事件卻不斷發生———這正是傳統評點的魔法。小說中相隔數百頁的任意兩點之間，我們總能找到某種比較關係，接下來各種前後呼應的條理紋路也就自然出現———動/靜、高/低、冷/熱、顯明/隱晦、交代圓滿/未清、重複/差異。就像在星空中尋找星座一樣，利用這樣一份可以長到無窮無盡的互補範疇清單來繪製一部小說的脈絡，文人評點家目光所及之處，總能“發現”某種條理。評論者（有時也是作者本人）的審美專注———或編輯/編撰者的精挑細選———向粗心的讀者重新保證：哪怕她跳過書中的大塊內容，隨意翻到某些片段，她仍然能從中發現合理之處，而一致性也會照常存在。在這一更深的層次上，審美化從來不曾試圖壓抑廣泛而無章次的閱讀，更不會阻撓文化商品的產出。恰恰相反，文人評點不過是商品的一部分，幫助提高銷量的同時，也為普通讀者胡亂翻看一部小說的隨性方式找到了理由———既然審美的條理無處不在，隨意翻書又有何不可呢？這樣的魔法當然並非某個名為中國的奇異國度所獨有，甚至也不是現代批評家的專利：這魔法其實存在於全球語境中小說生產與消費及相關論爭的核心之中。在得出這些結論的過程中，我們秉承了莫雷蒂的比較精神，但在切入問題時採取了合作的方式。近來，無論是中國小說還是英國小說的研究者們都已經對批評界的老生常談發起了有力的挑戰，但若是各自為戰，我們兩人誰也無法將這些洞察聯結在一起。我們對莫雷蒂的主張有著共同的興趣，在對此展開探索時，我們發現：在任何關於小說文類研究方法的討論中，性別和印刷都處於核心地位。將這一主張應用於有關讀者或作者的討論，英國小說研究者們或許會覺得見怪不怪。然而，一旦將英國小說與中國文人評點對大百科式小說的重新演繹，以及女性讀者為主的韻體彈詞在19世紀初的興起等現象放在一起討論，我們就會發現：同樣存在於英國小說的雜糅性被某種性別化的批評範式給隱沒掉了。另外，近來中國小說研究領域中出現了從美學到作為商品的小說的轉向（這可回應了莫雷蒂的偏好）。這種轉向容易讓商品與審美之間的糾葛變得模糊，而這糾葛在英國那些旨在培養女性讀者的審美專注的流行雜錄和教育書籍中倒是清晰可見。跨文化比較的要旨並非在於讓兩種歧異身份之間的明確對立變得更加具體，而在於迫使每一方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以對方為參照，我們是否會對自己有不同的理解？合作式的比較方法可以用來闡明文學史和批評實踐中的一些以其他方法難以釐清的問題。我們希望本文能成為證明這種方法有莫大效果的一個例子。351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FrancoMoretti,“TheNovel:HistoryandTheory,”inNewLeftReview52,p.113,pp.113-114,p.112,p.114,p.119,pp.118,121,p.123,pp.113-114,p.118,p.117,pp.117-118,p.114.譯按：文中“小說”一詞，是對英文“novel”的翻譯，應理解為“長篇小說”。中文習慣裡，“小說”一詞沒有限定故事的長度。不過為了行文簡潔，譯文中凡是言及“小說”的地方，其實是“長篇小說”的縮寫。參見WangQingping,“TheCommercialProductionoftheEarlyQingScholar-BeautyRomances,”Ph.D.diss.,StanfordUniversity,1998。莫雷蒂未能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他採用了傳統的觀點，認定保守的清王朝（1644~1911）阻礙了商業在中國的發展。然而近來的全球研究顯示：18世紀中國經濟實際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階段，甚至讓同時期的工業化英格蘭也相形見絀。參見JackA.Goldstone,“NeitherLateImperialnorEarlyModern:EfflorescencesandtheQingFormationinWorldHistory,”inTheQingFormationinWorld-His⁃toricalTime,Ed.LynnA.Struv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4,pp.242-302。關於中國傳統小說的數量，我們並沒有一個可靠的統計數字。這顯然是因為文人們並不總是將小說看成是在審美上具有收集價值、值得保存和記錄的作品。類似科維藏書（Corveycollection）這樣的資源在中國很難得到。我們在此給出的大致數量基於《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參見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説研究中心/江蘇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參見RobertHegel,“DistinguishingLevelsofAudiencesforMing-Ch’ingVernacularLiterature:ACaseStudy,”inPopular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Eds.DavidJohnson,AndrewJ.Nathan,andEvelynS.Rawski,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5,p.126;AnneE.McLaren,“MingAudiencesandVernacularHermeneutics:TheUsesofThe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inT’oungPao81(1995)，pp.51-80。RobertHegel,ReadingIllustratedFiction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p.302,pp.335-336.參見ShangWei,“JinPingMeiCihuaandLate-MingPrintCulture,”inWritingandMaterialityinChina,Eds.JudithZeitlin&LydiaH.Liu,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ofAsiaCenter,2003,pp.187-238。參見ChowKai-Wing,Publishing,Culture,andPowerinEarlyModern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4。對《帕米拉》的回應之作，現在有複製本可供參考。參見ThomasKeymerandPeterSabor(eds.),ThePamelaControversy:CriticismsandAdaptationsofSamuelRich⁃ardson’sPamela,1740–1750,6vols.,London:Pickering&Chatto,2001,p.29。JennieBatchelor,“Reinstatingthe‘PamelaVogue’”WomenandMaterialCulture,1660-1830,Eds.JennieBatchelor&CoraKaplan,HoundmillsandNewYork:Palgrave,2007,p.165.SamuelRichardson,Pamela:or,VirtueRewarded,6thedn.Vol.1.London:PrintedforS.Richardson,1742.,p.i.WilliamWarner,“‘IshopthereforeIam’:thenewscholarshipon18thcenturyconsumption;or,LifeinaNetworkofHumansandNon-Humans,”inTheDigitalCulturesProject,Dir.WilliamWarner,2003,UCSantaBarbara,15Jan.2010,Web.LeahPrice,TheAnthologyandtheRiseoftheNo⁃ve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p.17,p.18.QuotedinReinhardWittmann,“WasthereaReadingRevolutionattheEndoftheEighteenthCentury?”inAHistoryofReadingintheWest,Eds.GuglielmoCavallo&RogerChartier,Trans.LydiaCochrane,Cambridge,UK:Polity,1999,p.291.WilliamSt.Clair,TheReadingNationintheRomanticPeri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p.120.李汝珍：《鏡花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357、408頁，第357、408、540頁，第613-614頁。這些女子中只有孟紫芝一個人注意了哪個女孩與誰在做什麼的問題。接下來她背誦了一份完整的、以地點和行為來分割的名單，依靠的是一種記憶451

術，類似利瑪竇於1595年引入中國的“記憶宮殿”（MemoryPalace）。然而，如果孟紫芝就是維持這一敘事的最後記憶手段，她表現得卻更像一個佔位符，很難掩蓋其他主要人物的遺忘所造成的空白。然而，莫雷蒂還是有值得稱道的地方：在試圖解釋作品“稀少”的時候，他探索了更深層次的社會、經濟因素，而非停留在傳統的中國學界慣於提到的理由：清朝政府對小說的查禁，以及20世紀之前小說據稱“卑微”的社會地位。關於清朝的審查制度的對象、結果和影響，我們原先那種缺乏批判性的理解早已備受質疑，而小說的社會地位也根本與商業化生產毫無關聯。18世紀英國小說的數量飛躍從來沒有暗示小說這種文類獲得了任何更高的地位。我們甚至可以反過來問：在中國，小說地位這麼“卑微”，豈不是更應該促進低端小說作品的生產嗎？參見StephenJ.Roddy,LiteratiIdentityandItsFictionalRepresentations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中文學界一般把《鏡花緣》與屠紳《蟫史》、陳球《燕山外史》和夏敬渠《野叟曝言》相提並論，歸類為“才學小說”。本文有意走出這種次文類的嚴格拘囿，指出在更廣義的層面上，其他清代巨構也有著龐雜漫衍的共性。因此我們不應抱怨莫雷蒂在談論整個傳統時只提到了六部中國小說。（我們發現的唯一問題在於：他錯將這些範例視為審美對象而非商品。）然而，莫雷蒂嘗試通過六個範例來把握中國傳統，這一事實顛覆了他在普遍性的小說研究中所主張的統計學方法。將少量的範例視為決定性的事件，並在這些範例跟該領域中其他林林總總的案例之間作出仲裁（因此打破了質與量的二元對立）———這做法指向一種截然不同的方法論，即個案研究。參見JohnForrester,“Ifp,thenwhat?ThinkinginCases,”inHistoryoftheHumanSci⁃ences9,no.3(August1996),pp.1-25。GabrielleStarr,LyricGenerations:PoetryandtheNovelintheLongEighteenthCentury,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4,p.9.這一點的例子甚夥，比如在《艾米麗：古堡孤女》（Emmeline,TheOrphanoftheCastle）第四卷中，史密斯為了提高某個場景的情感強度，讓主人公戈多爾芬背誦了她自己的一首商籟體詩———“我愛你，裝束謹嚴的淒涼夜晚”（Ilovethee,mournfulsober-suitednight）。關於這一問題的更細緻的探討，參見AdelaPinch,StrangeFitsofPassion:EpistemologiesofEmotion,HumetoAusten,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尤其該書的尾聲“QuotationsoftheCircula⁃tionofFeelinginEarlyNineteenth-CenturyEngland”。JudithThompson,“Introduction,”inThePeripatetic,Ed.JohnThelwall,Detroit:WayneStateUniversityPress,2001,p.38.例如，17世紀有位佚名作家認為：文集製作者和讀者的所有學識“都只是些不經大腦的塗鴉，不過是把作者們留下的碎片拼湊起來，從來就沒有好好理解過，也消化不了”。HannahMore,“StricturesontheModernSystemofFemaleEducation,”inSelectedWrit⁃ingsofHannahMore,Ed.RobertHole.London:WilliamPickering,1996,pp.121–236,p.166,pp.166-167,p.192.MaryWollstonecraft,TheWorksofMaryWollstonecraft,vol.4,Eds.JanetTodd&MarilynButler,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1989,p.55.MaryWollstonecraft,TheWorksofMaryWollstonecraft,vol.5,1989,p.91.AnneE.McLaren,“ConstructingNewReadingPublicsinLateMingChina,”inPrinting&Book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Eds.CynthiaJ.Brokaw&Kai-WingChow,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5,pp.152-183.NancyArmstrong,“ChineseWomeninaComparativePerspective:AResponse,”inWritingWomeninLateIm⁃perialChina,Ed.EllenWidmer&Kang-ISunChang,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pp.397-422.EllenWidmer,TheBeautyandtheBook:WomenandFic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6.EricA.Blackall,“GoetheandtheChineseNovel,”inTheDiscontinuousTradition:StudiesinGermanLiteratureinHonourofErnestLudwigStahl,Ed.P.F.Ganz.,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71,pp.29-53.HuSiao-chen,“LiteraryTanci:AWoman’sTradition551

ofNarrativeinVerse,”Ph.D.diss.,HarvardUniversity,1994.DingNaifei,ObsceneThings:SexualPoliticsinJinPingMei,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2002.克利內斯庫（Calinescu）率先對媚俗藝術的“審美貧乏”展開了經典的批評。在他看來，連高雅藝術（以坎普風〔camp〕的名義）都加入了媚俗的行列，這簡直是場浩劫。他最終假借一個現代悖論來安慰自己：“要通往‘良好品味’，最簡單也最自然之道，莫如取徑於糟糕的口味。”如果說克利內斯庫在浪漫主義中看到了媚俗藝術的源頭，那麼作為浪漫主義時代的桂冠詩人，歌德將中國小說推崇為“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也就不足為怪了：中國小說正是經由媚俗的感性才出現在全球視野中。MateiCalinescu,FiveFacesofMo⁃dernity:Modernism,Avant-Garde,Decadence,Kitsch,Postmodernism,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1987,p.236,p.230,p.258.舉例來說，這種魔法也定義了法國百科全書學派的最高目標：如達朗貝爾（D’Alembert）所宣稱，百科全書體例的旨趣在於“搜集深入微茫的知識，並把哲學家放置到制高點上，俯視這片廣邈的迷宮……。從那裡他可以……辨清人類知識的主要分枝，還有它們分離或結合的節點。有時，他甚至能窺見那些將它們彼此聯繫起來的秘密”。JeanLeRondD’Alembert,Pre⁃liminarydiscoursetotheEncyclopediaofDiderot,Trans.RichardSchwab,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5,p.47.作者簡介：林淩瀚（LingHonLam），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副教授，博士；戴利婭·波特（DahliaPorter），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英語文學高級講師，博士。譯者簡介：曾毅，自由譯者，現居澳大利亞坎培拉。［責任編輯　桑　海］65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十八世紀美學的一項生理學考察———論埃德蒙·伯克與情感姜文濤［提　要］　18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許多關於情感的歷史文本。同時，這也是近代印刷文化和醫學科學話語迅速發展的一個歷史時期。埃德蒙·伯克的《論崇高與美麗概念起源的哲學探究》就是這個歷史時期一份十分重要的美學文獻，充分地談論了情感所產生的各種身體感覺和感官效應，並涉及語言在其中的作用。將伯克的這個文本與18世紀的“生理學文本”並置起來進行考察，可以歷史性地討論伯克和他的同時代人關於情感及感覺感官社會組織形式的觀念，並以此為出發點，在情感史視閾下討論近代西方美學與近代西方感覺知覺方式的誕生。［關鍵詞］　美學　生理學文本　同情　18世紀　印刷文化　伯克［中圖分類號］　I01/B8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157⁃12一、情感、人的科學與治理術的興起文化史家們普遍認為，在18世紀，有關情感的討論經歷了一個圍繞經驗主義而發生的轉向，①並因此呈現出更具近代型態的表達。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關於“同情（sympathy）”的討論。②這是當時醫學界從生理學方面關於“感性或者情感（sensibility）”討論的一部分。醫生們開始認為“感性或者情感”是“協調身體各部分和諧完整的原則，它為身體功能總體上的融合提供了基礎”。③蘇格蘭名醫羅伯特·懷特（RobertWhytt,1714~1766）在其《論動物的生命運動，及其他意志的活動》（EssayontheVitalandOtherVoluntaryMotionsofAnimals，1751）中寫道：神經“被賦予了情感，且在整個身體系統之內運行著一種一般意義上的同情；因此，身體的不同部分之間有一種具體的、顯著的一致”。對懷特來說，“人們的神經系統之間存在更奇妙的同情，不同的運動和病態症狀常互相轉移，雖然他們沒有身體上的接觸”。④評論家克里斯托弗·勞倫斯認為，從這個歷史框架來看，同情“僅僅是身體器官之間情感的交流（thecommunicationoffeeling），體現為若其中一個器官受到刺激，另一器官便會產生功能上的擾亂”。⑤斯蒂文·布魯姆的看法相似：“18世紀晚期道德哲學家宣揚的‘同情’，是具備生理學知識上的基礎的。在蓋倫體系下，醫學也討論過同情，但只是將它看作遍佈全身的體液移動的產物。”⑥在這個歷史時期的“生理學文本”⑦中出現了某種型態的情感知識論。18世紀的蘇格蘭道德哲學、英751

國經驗主義哲學以及法國的倫理學討論中都存在大量這樣的“生理學文本”。這也與特里·伊格爾頓所認為的18世紀的美學是“作為身體的話語產生的”⑧相一致。對近代意義上的美學做出概念上梳理的德國哲學家鮑姆加登（AlexanderGottliedBaumgarten,1714~1762），在他的《美學》（Aesthetica,1750）中認為美學主要並不是指藝術，而是“人類知覺和感覺的整個區域，和抽象的概念思想場域形成對照”。⑨也就是說，“美學”的所指可能並非首先在於藝術和生活之間，而更多與身體的感官和認知規範相關。從這樣的歷史語境出發，本文擬探討18世紀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29~1797）關於“崇高”和“美麗”的美學理論中涉及的情感知覺和感官方式，及其與其時正在發生的近代印刷文化的社會媒體變革之間的關係。伯克的《論崇高與美麗概念起源的哲學探究》（APhilosophicalEnquiryintotheOriginofOurIdeasoftheSublimeandBeautiful）發表於1757年4月，第二版發表於1759年。在這部18世紀重要的美學文本中，伯克區分了“崇高”（Sublime）和“美麗”（Beautiful）兩個重要的概念。正如有些評論家注意到的，美麗、崇高、品位、想像力和如畫的景觀（picturesque）確實是18世紀英國最重要的觀念。一般意義上的概念史研究會談到“崇高”概念的來源及其在思想史和理論史譜系中的地位，本文則偏重於將這篇美學文獻和18世紀有關情感與身體的規範話語聯繫起來，考察當時關於身體的政治、醫學話語及其媒介性。伯克提出其美學理論的歷史背景之一是，當時西歐語言正在向以傳播為目標轉化。從17世紀開始，西歐各國的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語言逐漸成為一個自足的認識論領域，語言的這種變化使得近代的知識成為可能。從印刷技術的角度來說，根據歷史學家詹姆斯·雷文的描述，在18世紀末，“有幾百台印刷機在運行，它們分佈於倫敦以及這個國家的幾乎每一個小鎮上”。印刷媒體的近代化使得寫作和閱讀更多地參與到近代感官意識形成的建構中。福柯在《詞與物》一書中勾勒出了西方文化從16世紀末開始從“相似性（resemblance）”到“表現性（representation）”模式的轉換。近代印刷文化的興起是這個轉換的歷史和技術媒體背景。同時，它也與福柯稱之為“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的興起是同步的。按照阿米特·雷的解釋，“治理術”是對於實踐、話語、情緒、規範等形態的一種新的排列，是“一種廣泛的規範化裝置”。這種福柯式的對近代社會技術的思考，也可以借用來理解伯克的美學理論，後者多處涉及“勸服、傳播、方法、媒體、媒介、表現”等特徵，而這正表明了在近代媒體社會產生時，語言在朝著其傳播方向的功能進化。福柯在其知識考古學中，勾勒出了四種“相似性的形式”，“同情（sympathy）”是其中之一種。對於福柯來講：（同情）激發了世上物的運動，並且甚至能使最遙遠的物相互接近。同情是運動性原則：它讓重物吸引泥土的濃重，讓輕物吸引沒有重量的以太，它驅使根伸向水，它使向日葵的巨大的黃色花盤隨著太陽曲線轉動。而且，通過一種外在的和可見的運動，使得事物相互間吸引，同情還產生了一個隱蔽的和內在的運動———即從事物的相互交替中得來的性質的置換……同情是同之強求，它是如此強烈和迫切，以至於它不會僅僅滿足於成為類似性形式之一；它擁有危險的同化力，擁有使物與物相互等同，把它們混合在一起，使它們的個體性消失———從而使事物與它們以前的所是毫不相干的危險力量。同情起改造的作用。同情在改變一切，但是，它是沿著同一性方向進行改變的，因此，假如它的力量平衡不了的話，它就會把世界歸結為一個點，一個相似的點，同之暗淡形象：世界的所有部分都會結合在一起，相互聯繫，而沒有斷裂，沒有距離，類似於那些金屬鏈因同情而被一塊磁石吸住懸在空中一樣。851

福柯定義早期歐洲近代“相似性”的形式不是通過化學、生物學，而是通過物理學：同情激發、運動、同化等。福柯用例子來說明，“相似性”是一種力學與熱力學科學的知識：“火因是熱的和輕的，升入空氣中，火焰總是力圖升入空氣中；但是，這樣的話，火就喪失了自己的乾燥性（這使得火類似於泥土），這樣就獲得了濕潤性（這使火與水和空氣聯繫起來了）；火因此消失在輕薄的蒸汽中了，消失在藍色的煙霧中，消失在雲層中：火成了空氣。”在福柯意義的古典世界中，世界是鏈接在一起的，不同形式的知識通過“相似性”的語義網路組織在一起，這裡存在著四種基本的主要形式：適合、仿效、類推、同情。福柯所討論的這四種形式的主要功能有些像牛頓《數學原理》（Principia,1687）中討論的“兩種吸引力的主要例子”。關於後者，R.W.霍姆是這樣描述的：“力量引起的振動運動和物體之間的距離成正比，力量引起的錐形軌道中的運動和距離的平方成反比。”二者都是有關相距一定距離的物體之間的關係。總而言之，這些更多地是關於非人類的領域，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在18世紀晚期將之稱為“岩石，石頭，樹木”。在英國的背景中，有關人的科學“直到18世紀中期才開始影響到慣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這種“人的科學”關注人之生理和知識之間的關係，其源頭也許要追溯到1690年哲學家洛克發表《人類理解論》。“同情”是18世紀英法常常出現的文化主題。“同情”與“自由主義的情感（liberalsentiment）”作為社會話語實踐產生於18世紀。作為一個歐洲概念，同情首先指的是“（具體的或本該具有的）某些事物之間的吸引力或趨同性，事物因此相似地或者相應地受到同一種影響，互相影響（尤其是以某些神秘的方式），或者互相吸引”。在18世紀，這個歐洲概念更多是指“兩個身體器官或者身體部分的關係，其中一個的紊亂或其他狀況會誘發另外一個產生相似的狀況”，即這個概念更多地由形容事物轉向關於人的科學。這與福柯意義上西方“治理術”產生在同一歷史時刻，並非歷史的偶然。阿米特·雷認為，“實際上，規訓因為對他者的同情成為可能，安全感因為對他者的同情而合法化———貧窮人、異教徒、德性不良者、離經叛道者、妓女、奴隸、殖民對象以及精神不正常者是同情的對象，他們的狀況也因此得到改善。也就是說，同情在製造自我的他者過程中很關鍵，因此是讓自我適當、得體的一種方法”。有關人的科學的產生在帝國形成的過程中，事物之間的類同關係轉移到了人之情感方面，並成為帝國“治理術”的內容：統計科學、人口治理、主體規訓、國家機構化的知識、社會安全等。這也就不難理解18世紀醫學中為何出現大量關於情感與身體之間同情，以及某種主體間性質同情的討論了。這是伯克近代美學寫作的總體上的知識背景，是我們可以把這部寫於18世紀的美學作品作為一種“生理學文本”進行解讀的歷史基礎。二、同情、人相學與媒介的確，伯克談到“同情”，即這種“身體的不同部分之間……顯著的一致”，他使用的語言是各種感官之間“總體上的一致”或者是“所有感覺感官之間清楚地同時發生”。伯克在論述“情感中的美麗”一節中寫道：“我們所有感官之間存在著一個鏈條；它們只是不同類別的情感，適合受到不同的影響，但全是以相同的方式受到影響。”在同一節裡，伯克把不同身體器官和感覺之間的同情稱為“這些感覺產生的快感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存在的條件是：“如果通過感情識別顏色是可能的（據說一些盲人就是這麼做的），如果相同的顏色，或者對顏色的相同處理，若在視覺上是美麗的，則可能在觸覺上也同樣地令人愉悅。”對於在18世紀中期寫作的伯克來說：（同情）必須作為一種替代的關係來思考，通過這樣的關係我們被置於另一個人的處境中，如他受感染那樣受感染；於是，這種情感可能具有自我保護的性質，而轉向痛苦會是崇高951

情感的一種源頭；或者，［同情］也會轉向愉悅的觀念；這樣，有關社會情感的思考，不管是關於社會總體的，還是僅僅關於社會的某些具體模式的，也適合使用這樣的理論。本來屬於個體生理的情感具有了社會性。想像性質的替代關係實現了某種趨同性。這樣的情感媒介是伯克認為維護“社會大鏈條”的三項主要環節之一，它在個體裡引起痛苦、病痛、死亡及恐怖等諸種強烈情感。這與亞當·斯密（1723—1790）發表於1759年、到他逝世前仍一直不斷修改的《道德情操論》中的觀點相近：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憐憫（pity）或同情（compassion），就是當我們看到或逼真地想像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時所產生的感情。在伯克的美學理論中，它也引起崇高的美。這使得伯克能建立起情感的某些具體社會形式：“主要是依照這種原理的方式，詩歌、繪畫和其他以情動人的藝術形式，將它們的情感注入至人之胸懷中。”在伯克的情感美學理論中，個體更容易受到來自外在的情感的感染，外在的事物與情形是個體情感產生的主要渠道。這有些像他同時代的哲學家大衛·休謨（1711~1776）的觀點。後者寫道：“情感會蔓延地傳播，它們會以極大的能力從一人傳播至另一人，並在所有人的胸懷中產生相應的運動。憤怒、憎恨、尊敬、愛、勇氣、歡樂以及憂鬱；所有的這些情感，我更多是從交流中感覺到，而不是來自我自己天生的脾氣和性情。”在《論崇高與美麗概念起源的哲學探究》中，伯克重述了一樁在歐洲流傳甚廣的故事：他從“斯龐先生（Mr.Spon）的《古代追憶錄》（Récherchesd’Antiquité）之中”轉述了“一位著名的人相學者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一個稀奇故事”：看起來這個人不僅僅對人的面龐有非常準確的觀察，而且在模仿別人方面也很在行，很值得注意。如果他想深入瞭解那些他涉及到的人的意願，他就將自己的面部神情、手勢及體型擺佈成與他要瞭解之人確切相似的樣子，然後仔細觀察他因為此種變化而獲得的心意的變化。就這樣，給我講這故事的人說，他能全然地進入那些人的性情和思想，幾乎如同他變成了那些人一般……我們的精神和身體密切相聯，彼此親密，若其中之一沒有相應的感覺，另一部分必不能體會痛苦或者快感。而我們所談論的康帕內拉，可以將注意力從身體的痛苦上轉移開來，以至於可以忍受刑架而不知疼痛；在與刑架相比輕緩的疼痛中，大家一定觀察到，若我們將注意力放到別的事情上，疼痛即暫時得到延緩。另一方面，若身體朝著嫌惡這種姿勢或者情感的方向，那情感即永不會產生，雖然產生它的原因可能在行為上會非常強烈，雖然它可能僅僅是反映在精神方面，而沒有直接影響到任何感官。這個康帕內拉的故事在英國文化史上流傳甚廣，影響到早期近代思想家如培根、霍布斯等。內化式的情感表現模式強調內在的情感是外在表達的源動力，我們對這種表現主義習以為常。與此相反，近代早期康帕內拉的例子說明了當時情景模式的情感方式，即情感的內容和形成方式與主體所在的情景有著很大關係，而情感的感染性也是在這種情形下發生的。伯克注意到這一點，使用這個有些極端的例子來說明發生在身體和情感之間的“同情”。這表示他的寫作所處於的知識型（episteme）更可能是早期近代的，當時的情感模式還不是後來由近代文學的發生所促成的個體主義式的內在情感模式。也許正是對情感外在性和情景性特徵的重視，使得情感在主體之間的流傳在他的理論中更為重要。伯克強調身體與情感間的關係，即身體如何受處於情感的影響、會產生怎樣的感官認知。這與同時代的蘇格蘭醫生懷特的主張相似：“整個身體系統之內運行著一種一般意義上的同情。”需要明確指061

出的是，他拒絕抽象化身體的感官性質分配，認為其中的情感既是交流的信息、又是渠道。對他來講，身體、身體的思考、情感與觀念之間的彼此分離，從政治上來說是沒有道理的。在這方面，他採取的是一種情感中心（patho-centric）的生理形式。比如，他寫道：事實上，所有的字詞描寫僅僅是直接的描寫，對所描述物事觀念傳遞得如此貧乏、不足，從來沒有準確過，若非藉助一些標識強烈、活潑情感的講演模式，演說者幾乎不能達成最為低微的效果。由此可見，我們因情感的傳染性捕捉到在另一人那裡已燃起的情感，這樣的情感很可能永不會從所描述的對象本身產生。這種談論情感的方式體現了近代出現的“人的科學”對人之生理和知識之間關係的重視。按照文化理論家雷蒙德·威廉姆斯的理解，“‘媒體（medium）’是社會組織的一種形式，在本質上，它與即時交流的內容是不同的”，而“媒介”（mediation）是指生產者異化在他產品中的方式。那麼，伯克是反對媒介的，他將情感理解為一種絕對的狀態，其中生產者和生產過程本身成為一個無縫隙的有機統一體，這個統一體體現在身體的情感化體驗中。這種經驗總體化的傾向是伯克美學思想的特徵之一。在這一點上，伯克和與他同時代的法國哲學家狄德羅（1713~1784）的理論觀點相似。狄德羅在《論聾啞者書信集》（Lettresurlessourdsetmuets,1751）中，談到美學客體和它所引發感知的感官的關係：我們靈魂的狀態是一件事情，我們如何將其敘述給我們自己及其他人，是另外一件事情。一方面，存在針對這種狀態的總體的、即時產生的感知；另一方面，為了分析它、表達它、理解它，我們針對這種狀態必須付出持續的、具體的觀察。我們的靈魂是一幅運動著的圖像（movingpicture），我們在不停地描繪它的運動。我們得花些時間才能以某種程度的忠實度來描述它，但它是以整體的方式突然出現在某個時刻：我們的精神並不像語詞的表達，後者需要逐漸地按照步驟進行。在狄德羅看來，對世界總體的、直接的即時感官知覺，比需要藉助某種形式表達的行為更為重要，無論這種表達形式是通過字詞表現還是以圖像模仿。後者需要針對已經發生過的感覺現實，從而得滿足“客觀性”和“抽象化”的前提，這使得個體化的介入不太可能。需要具備形式的語義表達，與傑克·古迪和伊安·瓦特所稱的實際生活中發生的“直接語義交流”完全不同。在後者的情形中，對文字的使用是即時即地的。伊格爾頓論證說，在18世紀中期，“美學”這個詞開始強調一系列的區別，比如“事物和思想之間、感覺和觀念之間的物質性和非物質性”，這體現在“兩者之間的對立：與作為生物的生命相關聯的具體，和在思維深處神秘莫測地存在著的抽象形成對比”。這種對立關係的解決也許需要訴諸於語言。在伯克的美學理論中也存在著這種對立，這好像是浪漫主義中某種區別的預演：一方面是物理的實際存在，有機統一、具備生命、充滿情感；另一方是物質性的，充滿惰性、死氣沉沉、以及機械無意識。和伯克同時代的哲學家康德（1724~1804）在他《判斷力批判》（1790）中對這種區分與“美麗”和“崇高”兩種美學情感之間的對應關係是這樣描述的：“美麗這種情感是和有限的客體相關，與形式相關；崇高的情感存在於無限的客體中，它們沒有形式，雖然與它們相伴的總是一種具有總體性的‘超級思想’”。在這樣的情形下，也許可以把伯克“崇高”與“美麗”的情感美學理論看作是一種與語言相關的身體經濟的“裝置”。由此，伯克關於身體感覺感官的美學可以看成是身體和情感的一項裝置，它可能會以視覺上很壯觀的形式呈現，也可能是劇場性的。在情緒交流的最初時刻，它美學上的優先是“即時性（immediacy）”和“本真性（authenticity）”，這與伯克寫作的歷史時期密切相聯。161

三、即時性、經驗主義與美學為了對伯克情感美學的這個方面進行更加歷史化的探討，我們可以對“即時性”這個詞展開一項歷史性的考察，以明確其所具有的政治涵義，並進一步展示它在寬泛意義上的媒介史（historyofmedi⁃ation）中所具有的層次。在牛津英語詞典中，“immediacy”的一個語義項描述的是個人與他所面臨的權力之間的關係。在中世紀歐洲封建權力的語境中，“immediacy”描述的是佃農和地主、君主與封臣之間的束縛關係：“在封建時代的語言中，該詞指兩人之間的關係，一人直接佔有另一人，比如是直接的臣民、佃戶和土地佔有。”隨著封建政治權力制度的消退，“immediacy”的這個語義漸漸淡去。理解“即時性”的這個歷史語義項，對我們從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理解感官的歷史有幫助。在J.F.蘇特爾看來，伯克“在才能和財產的關係上發展出了一個有趣的辨證法，它存在於兩類人之間：一類是除了天賦才能別無所有的人群（律師、醫生、商人、作者），一類是那些在國家中的影響來自其所繼承的財富的人群（貴族、鄉紳、教士）”。對伯克來說，財產權原則的使用體現了個體的“懈怠、懶惰和畏怯”，它必須在國家生活中居於支配地位、得到保護，使其不會受到“朝氣蓬勃、積極進取的”個體能力原則的“侵犯”。伯克認為，“堅實的土地資產”必須來“平衡中產公民卓越的技能和活力”。蘇特爾認為，“伯克理念中的地主、農民和勞力者之間存在的‘一系列從屬關係’所維持的‘自然公正秩序’仍然屬於高度封建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建立在土地‘自然’的生產基礎之上”。我們可以把蘇特爾的這個觀點和“即時性”這個詞在前近代的語義結合起來。在這樣的語境中，就不難理解，在伯克的情感美學理論中，即時即地的直接性遠為重要，崇尚當時當地的情形和“直接（immediate）”的經歷。這些一起形成了一種關於歷史的話語。對伯克來說，歷史是完全自發地發展，不受理性科學分析的影響。通過這些形式，美學成為保守派政治家手中的工具。甚至可以說，這樣的模式存在於從伯克、科勒律治到阿諾德和艾略特的英國保守派傳統中。伯克在他的理論中試圖為不同的“具有感染力的藝術（affectingarts）”規定出一種次序和等級，這在他的《論崇高與美麗概念起源的哲學探究》裡隨處可見。比如，其中一部分的標題是：“語詞在不激發起圖像意識的情況下具有感染力的例子（“Examplesthatwordsmayaffectwithoutraisingimages”）”，裡面提到閱讀荷馬史詩《伊利亞特》裡對古希臘海倫的描寫：“這裡沒有任何具體的詞來描述她是如何地美麗；沒有什麼能幫助我們來認識她是什麼具體的人；然而，〔荷馬以〕這樣的方式提到她，我們受到的感動之大，遠甚於那些冗長、費力的對海倫的描寫。無論這些描寫是經由傳統流傳下來的，還是一些個作者臆想天開的結果。”語詞描寫中的吝嗇反倒自有其美，而偉大詩人荷馬的筆墨在伯克看來也未必會怎麼樣。伯克在1790年寫作的《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中，描述了自己見到法國皇后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Antoinette）的情形，可以拿來和這裡提到的荷馬筆下特洛伊戰爭中的海倫做個比較：“距離現在有十六或者十七年了，我看到法蘭西的皇后，那時還是凡爾賽皇太子妃；這世界上肯定沒有出現過更可愛的景象，而她幾乎不染塵世。我望見她，從在地平線上啟程，裝飾她剛開始進入的高貴的宮廷社會。我為之鼓舞———像晨曦之星閃耀發光，充滿生命、榮耀和欣喜。”這兩段話之中都充分流露出伯克自身貴族的立場，這立場所帶來的“直接性”是如此享有特權，以至於由“傳統”和“想像力”流傳下來的“那些冗長的、費力的對海倫的描寫”都不能相比。這也許能解釋“情感的傳染性”：“將它們的情感注入至人之胸懷中”，“經常能夠在可憐、悲慘甚至是死亡的景象上產生出一種愉悅”，而這些場景是崇高美學情感的源頭。我們可以再舉兩個例子，將這裡的邏輯深入一點。比如，18世紀倫敦街頭的乞丐，他們乞討的行261

為是違法的，並可能因此會受到多種懲罰。從情感體驗上來說，觀看他們悲慘遭遇的人可能會胸中產生崇高的美學情感，他們自己也許並不會體驗到。這像是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中有關“羞恥（shame）”的觀點。對於亞里士多德來講，因為其社會地位，奴隸既不是情感產生的源頭，也不會是情感產生的目的，而僅僅是情感的工具。乞丐和奴隸是同情的對象，他們悲慘的境遇可以成為美學上愉悅情感的源頭。對於那些具備享受這種美學情感的、自身不會淪落為乞丐或者奴隸的人來說，這情感所帶來的愉悅之甚，幾乎使人要樂至上癮。伯克寫道：“沒有比不尋常的、痛苦的災難景象更讓我們如此急切地追尋。在這樣的事情裡面享有的愉悅，使我們對淒慘的景象趨之若鶩；所感受的痛苦，推動我們去緩解那受苦之人的痛苦，並以此來緩解我們自己的苦楚。”這裡涉及到18世紀美學中一項重要的主題，即崇高的美學情感與引起人們憐憫的景象之間的關係。伯克在自愛自衛本能（self-preser⁃vation）、痛苦和崇高的美學情感之間建立了一種關係：無論什麼，只要可以激發痛苦和危險的觀念，也就是說，任何可怕的事物，或者與可怕的客體相似的，或者是以與恐怖類似的方式運行的，這些是崇高情感的源頭；也就是說，這些能產生頭腦可感知的最強烈的情感……危險或者痛苦若是太臨近，它們就不能產生愉悅的情感，相反，會僅僅只是可怕；而若是隔些距離，有些改變，危險和痛苦可能是，也正是可愉悅的，我們每天正是經歷這樣的事情。對伯克來講，痛苦和危險、病痛和死亡，這些會有助於產生最強烈的情感，會是崇高美感中愉悅情感的源頭。如果說伯克美學中的主旨是情感，那幾乎可以說恐怖正是他理論中崇高美感的基礎。批評家們注意到了這一點：正是伯克“將之前關於恐怖的品位趣味轉換成一種美學系統，他重視這一觀念、並使之傳播至18世紀末期。那時，人們在閱讀文學作品、觀看繪畫作品以及欣賞自然景色時體會到恐怖的情感，且深深陶醉其中”。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美學情感體現的並非是同情性替代的關係。相反，同情的主體和對象之間必須存在某種距離，這樣才使得同情性的立場、位置通過想像成為可能，在這個過程之中同情性的力量在主體和對象之間運動，這像是一種雙重的注視性關係。我們可以來看一個例子。斯蒂文·布魯姆注意到：痛苦的歷史……在許多方面是觀看的歷史；是一種他人觀看受苦對象的敘述，而同時在受苦對象內部、外部佔據一個互相矛盾的空間。在這樣的敘述內具有許多話語方式，它們表達了文化、或者其實是個體在既定時空下經歷痛苦的方式。布魯姆所提出的這一點也體現在伯克所討論的一個當時剛開始流行的例子中。這個例子中對英格蘭以及英國國民屬性充滿了一種病態的頌揚：也許人們會調查發現，黑色（black）和深色（dark）因為它們自身本來顏色呈現的方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不太容易辨識出來的，這跟這些顏色引起的其他聯想並沒有關聯。我必須聲稱，關於黑暗和黑色的觀念是一樣的；它們之間的不同僅僅在於，黑色是一個更具限制性的觀念。切斯爾登先生（Mr.Cheselden）給我們講了一個很稀奇的故事，一個小男孩生來眼盲，這樣一直到十三四歲；然後他接受了一次白內障手術，並因此而具備了視力。他首次對視覺對象具有感知和判斷力，這讓他經歷了許多值得注意的具體的事情，其中有一件讓他很不安；他具備視力一段時間之後，偶然撞見一個黑人婦人（negrowoman），他當即感到巨大的恐怖。此種恐怖，應該不是由於這顏色所引發的其他聯想而產生。故事中的男孩在他那個年紀具有特別的觀察力和感覺；因此，如果他首次看見黑色所引起的巨大恐怖感是因為361

與其他令人厭惡的觀念的聯繫而產生的，他一定會知道並且表達出來的。黑色變成了與黑暗相關，這使得這個關於哥特式恐怖經歷的故事自成一例。伯克這裡的這個眼睛白內障的例子中有關美學距離和景象的問題是由一個種族和性別的“她者”觸發的，這個“她者”縈繞著英國式關於視覺對象的感知和判斷。這在比喻意義上表明，英國式權力感覺之中徹底對於“他者”同情的不可能，而對於有意識地維持英國傳統和歷史的伯克來說，他顯然並不會注意到感知與情感之中這種政治和權力的關係。在第一版的《論崇高與美麗概念起源的哲學探究》之《序言》中，伯克提出，美學觀念上的混亂若想得到糾正，只能靠“勤勉地檢察我們自己胸懷之中的情感；仔細地審視我們由經驗得知影響這些情感的事物的屬性；冷靜地留意調查自然法則，這些事物屬性是按照這些法則來影響身體，並從而引發我們情感的”。美學在心理層面產生出情感，在身體層面產生出效果。伯克認為，美學產生的這些經驗性效果可以用來澄清關於美麗和崇高討論中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這是青年伯克進行這項研究的首要原因。這項研究是建立在經驗主義的基礎上的。J.T.博爾頓從伯克的研究方法中觀察到，他常常這樣開始自己的理論觀點：“我不止一次觀察到……由此我的結論是”；“這些我僅通過猜測知道……但是我曾經歷過”；“我聽到過一些女士們評論”。這種經驗性的方法，伯克是有意為之。他比較清楚地寫道：“哪怕我們超出直接、可感知的事物屬性有一步之遙，那就是走出了我們可以有深度的範圍”。塞繆爾·蒙克注意到18世紀的經驗主義與美學之間的關係，並將這個歷史時期歐洲範圍內大量關於美學問題的思考歸結於“哲學上的經驗主義對生理感覺的重視”。大衛·威爾伯里注意到1730年之前新興的美學已經開始取代傳統意義上的修辭學：“在同一個運動中，藝術成為理論的主題，美學經驗發生在主題內容和針對主題內容的表現之間，不再需要由家庭繼承而來的學識來引導，也與被具體界定的文化發源地無關。”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歷史論證，我們看到，傳統意義上的知識是通過家庭繼承而獲得，文化發生的地方也是經由歷史積澱和具體地方的傳統逐漸形成，這些與古典學、修辭學等有著密切的聯繫。新的美學思考的興起，所關注的問題是美學個體與感官和表現之間的關係，這對於之前的修辭學來說形成了一種範式上根本的改變。在伯克這裡，美學是一種“有關我們情感的獨特的知識”，這種關於情感信息的交流受到伯克保守政治的影響，更多地強調個人化和與當地的聯繫，具有強烈的經驗主義成分，是一種唯我的、私密的、陶醉於自身的美學。四、藝格敷詞、通感和歷史敘述的確，在伯克的美學理念中，情感的發生和傳播方式具有重要的意義，這與他總體上的政治觀念一致。他對“語詞描寫”和“直接描寫”在情感交流之中的作用持懷疑態度，這也許可以看作是對西方“詩既如此，畫亦同然（utpicturapoesis）”傳統的反動。後者在18世紀中期之前的一百多年裡是西方藝術批評傳統中的一項重要教條。伯克的同時代人萊辛在他的《拉奧孔》（1766）中表達了相似的態度。這種態度反對“藝格敷詞（ekphrasis）”，即通過語言的藝術形式再現視覺的表現。這涉及W.J.T.米切爾所概括為的“可視的制度（institutionsofthevisible）”（視覺藝術、視覺媒體、展示和觀看的實踐）和“語詞的制度（institutionsoftheverbal）”（文學、語言、話語、講演和寫作的實踐、聆聽和閱讀）之間的一種關係。在萊辛的美學論題中，“詩人們不該把繪畫藝術之局限之處當做其藝術的精妙之處”，這應該“對所有詩人都是一條法則”。在詩人們看來，如果和畫家們“使用同樣的藝術機制”，那就等於是“一種高妙的生物變為了461

一具機械的玩偶”。這在萊辛看來，“好像一個人本有語言的魅力和優勢，卻去用土耳其宮廷中啞人發明的符號去彌補不能發聲的生理缺陷”。在米切爾看來，伯克和萊辛都具有的這種對於“藝格敷詞”中不同形式和媒介間的暢通的轉換和相互補充的擔心，體現了對於“危險的界限混雜”的焦慮，是為了“規範感官間、表現模式間、以及各自適合的對象間嚴格的區分”。具體到對伯克的情感美學方面的理解，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他的一種保守性策略，通過強調情感的直接性來維持英國純正的習俗、禮節、傳統和感受方式。伯克有關情感感覺感官的美學方案與浪漫主義詩人威廉·布萊克（1757~1827）關於感覺感官的論述形成有趣的對照，尤其是後者所提倡的“觸覺的、通感的一致”。米切爾認為，布萊克強調“熱度、寒冷、濕度、乾燥、硬度、柔和等非視覺的感官，而不是視覺距離帶來的感官異化（sensoryalienation）”。這與傳統意義上關於不同感官的定義幾乎完全相反。古典意義上的感官，不是一種感官印象和另一種感官印象之間互相關聯的精神意象的產物。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五種感官，即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各自具有界限清楚的範圍。伯克所遵循的是各個感官之間互相分離的模式，這較為符合古典保守的傳統。他認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各個感官之間的同情才有可能發生：“觸覺在柔軟之中發現快感，而這並非視覺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視覺理解顏色，而這幾乎不能為觸覺所察覺；若是溫暖度合適，觸覺會具有另一種快感的概念，再一次佔據上風；而眼睛可以看到無窮範圍和多樣的對象，這方面勝於觸覺。”各個感覺相互分開，這使得伯克可以就不同的感官和情感，包括在處理主體之間同情的問題時，建立一種等級秩序。對照起來，布萊克一貫將他寫作的藝術和通感的景象聯繫起來：“人眼未曾聽到，人耳未曾看到，人手不能品嘗，人舌不能想像，人心又不能報導。”布萊克這是通過否定的方式，來表示各個感官之間可以相通：即眼睛可以聽，耳朵可以看，觸覺可以具備味覺的功能，味覺可以想像。這與古典意義上各個感覺相互分離的定義相反。這就能解釋布萊克對伯克《論崇高與美麗概念起源的哲學探究》之“蔑視和厭惡”的態度了。語詞用言語表述圖像，用來進行準確的描寫，模仿人類實際交往的活動，以此提高人類感官方面的交流。這裡涉及描寫和敘述兩個層面上的問題。事實上，描寫和敘述分別具有自己的歷史。描寫使得敘述的時間運動停止。按照敘述學家傑拉爾德·熱內特的說法，它“將敘述擴展到空間層面”。熱內特承認敘述和描寫之間的分界線是敘述結構史中最近發生的事情：敘述與完全是過程的事件或行為相關，因此它強調故事的時間、戲劇性的層面；另一方面，因為描寫停留在同一時間內的對象和事件上，是按照處理景象的方式處理過程，因此描寫像是延緩了時間的流程，而在空間上促成了故事的延展……在時間話語的先後次序中，敘述還原事件的時間次序，而描寫必須調整對事物的表現，這些事物是同時性的，並且在空間中並列起來。米切爾觀察到伯克的“反圖像語言觀（anti-pictorialaccountoflanguage）”，後者認為語言的效果是由“習俗、習慣和文化適應”產生的。按照米切爾的看法，對伯克來講，語言“首先是一項口語的、而非寫作的媒體”。也確實如此，伯克認為,語言“通過聲音的方式……，而聲音因習俗而具有現實效果”。在有關歷史的敘述中，和空間的並列性相比，伯克顯然是更注重時間的連續性。伯克的論敵托馬斯·潘恩顯然對他的這種歷史敘述策略很清楚：“儘管兩年前伯克努力促成《攝政法案》（TheRegencyBill）並描述了歷史上世襲的接位次序，他也熱衷於尋找歷史前例，他仍然沒有勇氣將威廉·諾曼第列出來，說：‘這就是歷史前例的開始，這是榮譽的源泉’，因為諾曼第本是妓女之561

子，是英國國家的盜賊”。作為對照，潘恩認為，在所有政府中，美國政府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可見的重新的開始：“美國的情況和環境使得它位於世界的開始；我們若指向自己時代裡發生的事實，那我們關於政府起源的探索就可以縮短。我們不用在晦澀的古代領域裡去漫遊，也不用在猜測中冒險。我們如此就立刻見到政府的起源，像是生活在時間的開始。當前事實的、而非歷史的情形直接就在我們面前，沒有經受過人類設計的毀壞，也沒有任何經由傳統而來的錯誤。”在伯克的理論中，語言的聽覺層面同時在個人以及集體的現實中展開。伯克通過他的美學政治所主張的英國經驗、習俗、傳統和習慣，是一種通過敘述達成規範的言語銘刻機制。①參見NorthropFrye,“TowardsDefininganAgeofSen⁃sibility”(ELH,XXIII,1956.144-52.);R.F.Brissenden,VirtueinDistress:StudiesintheNovelofSentimentfromRichardsontoSade,London:Macmillan,1974。②參見DavidMarshall,TheSurprisingEffectsofSym⁃pathy:Marivaux,Diderot,Rousseau,andMaryShelley,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8;AdelaPinch,StrangeFitsofPassion:EpistemologiesofEmotion,HumetoAusten,Stanford,CA:The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LynnFesta,SentimentalFiguresofEmpireinEighteenth-CenturyBritainandFrance,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6。③⑤MarkmanEllis,ThePoliticsofSensibility,NewYork:Th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19，p.19.④⑥StevenBruhm,GothicBodies:ThePoliticsofPaininRomanticFiction,Philadelphia:The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94,p.11,p.14,p.12,p.xx..⑦G.S.Rousseau,“Nerves,Spirits,andFibres:TowardsDefiningtheOriginsofSensibility,”inStudiesintheEighteenthCenturyIII:PapersPresentedattheThirdDavidNicholSmithMemorialSeminar,Canberra1973,Ed.byR.F.BrissendenandJ.C.Eade,Canberra:The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Press,1996,p.143,p.145..⑧⑨TerryEagleton,TheIdeologyoftheAesthetic,Cambridge,MA:BasilBlackwell,1990,p.13,p.13,p.13,p.16,p.60.參見SamuelH.Monk,TheSublime:AStudyofCriticalTheoriesinXVIII-CenturyEngland,AnnArbor:TheUofMichiganP,1960,p.6,pp.43-83,p.87,p.85,p.1,p.96。MichelFoucault,TheOrderofThings: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s,NewYork:VintageBooks,1970,p.41,p.86.JamesRaven,“TheBookTrade”,inBooksandTheirReadersinEighteenthCenturyEngland:NewEssays,Ed.byIsraelRivers,London:TheLeicesterUniversityPress,2001,p.1.AmitS.Rai,RuleofSympathy:Sentiment,Race,andPower,1750-1850,NewYork:Palgrave,2002,p.62,p.62,p.73JohnGuillory,“GenesisoftheMediaConcept,”inCrit⁃icalInquiry,Vol.36,Winter2010,pp.321-46,p.326.Foucault,TheOrderofThings: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s,pp.23-24.此處中譯文參照莫偉民譯本《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32~33頁。該譯本將法文中的“dessympa⁃thies”翻譯成了“交感，”考慮上下文一致和討論問題方便，本文參考英譯本，將“sympathy”譯為“同情”。參見Foucault,TheOrderofThings: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s,pp.17-44.英文譯文中這四種形式的表達是“convenientia”、“aemulatio”、“analog”、“sympathies”，此處中文參照莫偉民譯本。R.W.Home,“MechanicsandExperimentalPhysics”,inTheCambridgeHistoryofScienceVol.4:TheEigh⁃teenth-centuryScience,Ed.byRoyPorter,Th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3.354-374,p.360.WilliamWordsworth,“Aslumberdidmyspiritseal,”inRomanticism:AnAnthology,Ed.byDuncanWu,3rdedition,BlackwellPublishing,1994,p.478.參見OxfordEnglishDictionary中關於“sympathy”一詞的定義。查考日期是2019年1月29日。Edmund661

Burke,APhilosophicalEnquiryintotheOriginofourIdeasoftheSublimeandBeautiful,Ed.byJamesT.Boul⁃ton,NotreDame:TheUofNotreDameP,1958,p.123,p.120,p.121,p.44,p.133,p.133,pp.175-176,p.172,p.44,p.46,pp.39-40,p.144,p.1,pp.129-130,p.129,p.121,p.173.除非特別標示，出自伯克的引文都是引自該書。本文所有伯克作品中譯文都出於筆者。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蔣自強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頁。AdelaPinch,StrangeFitsofPassion:EpistemologiesofEmotion,HumetoAusten,Stanford,CA:The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p.1.參見Jean-ChristopherAgnew,WorldsApart:TheMar⁃ketandtheTheatreinAnglo-AmericanThought,1550-1750,London:Th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p.94-96。柄谷行人的著作《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6）在情感內在性和日本近代文學興起方面有著精彩的討論。RaymondWilliams,“FromMediumtoSocialPractice,”inMarxismandLiterature,TheOxfordUniversityPress,1977,p.159,pp.158-164.QuotedfromDorotheavonMücke,VirtueandtheVeilofIllusion:GenericInnovationandthePedagogicalProjectintheEighteenth-CenturyLiterature,Stanford,Calif:The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1,p.46.JackGoodyandIanWatt,“TheConsequencesofLitera⁃cy,”inLiteracyinTraditionalSocieties,Ed.byJackGoody,Cambridge,England:Th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8.27-84,p.29.WalterJ.Ong,OralityandLiteracy:TheTechnologizingoftheWord,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82/2002,p.46.關於浪漫主義中的這種分別，請參見ArthurO.Lovejoy,“OntheDiscriminationofRomanticisms,”inPMLA39,no.2,1924.229-253。阿甘本追溯了“裝置”這個概念從古希臘“經濟”（oikonomia）以來的起源，認為：“實際上幾乎任何東西，都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下面的能力：即捕捉、調整、決定、攔截、模仿、控制或者保護生命體的動作、行為、意見和話語。因此，不僅僅是監獄、精神病院、圓形監獄、學校、懺悔告解、工廠、學科、法律，等等（這些和權力之間的聯繫某種程度上是明顯的），還有筆墨、寫作、文學、哲學、農業、香煙、導航、電腦、移動電話，以及———為什麼不———語言本身，這可能是最為古老的裝置———幾千年前，一個靈長類動物不經意地為這種裝置俘獲，可能並沒有意識到他為此會面臨的後果。”GiorgioAgamben,WhatIsanApparatusandOtherEssays,Trans.byDavidKishikandStepanPedatella,Stanford:The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9,p.14.OxfordEnglishDictionary,“immediate”詞項，定義A1b項。查考日期：2019年1月29日。J.F.Suter,“Burke,Hegel,andtheFrenchRevolu⁃tion,”inHegel’sPoliticalPhilosophy:ProblemsandPer⁃spectives,Ed.byZ.A.Pelczynski,Cambridge:Th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1.52-72,p.63,p.63,p.71.EdmundBurke,ReflectionsontheRevolutioninFrance,Ed.andIntro.byF.G.Selby,London&NewYork:MacMillanandCo.,1890,p.84.參見NicholasRogers,“PolicingthePoorinEighteenth-CenturyLondon:TheVagrancyLawsandTheirAdmin⁃istration”,inHistoiresociale/SocialHistory24,1991,pp.127-147。Aristotle,OnRhetoric:ATheoryofCivicDiscourse,Trans.andEd.byGeorgeA.Kennedy,NewYork:TheOx⁃fordUniversityPress,1991,1384a22-36.參見DanielM.Gross,TheSecretHistoryofEmotion:FromAristotle’sRhetorictoModernBrainScience,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Albany,N.Y.:TheSUNYPress,1996,pp.39-43。J.T.Boulton.“Editor’sIntroduction,”inPhilosophicalEnquiryintotheOriginofourIdeasoftheSublimeandBeautiful,Ed.byJamesT.Boulton,NewYork:TheUofNotreDameP,1958.xv-cxxxvii,p.xvii.DavidE.Wellbery,Lessing’s“Laocoon”:SemioticsandAestheticintheAgeofReason,LondonandNewYork:Th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p.232.參見RoyPark，“UtPicturaPoesis:TheNineteenthCenturyAftermath,”inJournalofAestheticandArtCriti⁃cism,XXVIII,1969,p.155。761

關於“Ekphrasis”,參見W.J.T.Mitchell,“EkphrasisandtheOther”,inPictureTheory:EssaysonVerbalandVisualRepresentation,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4,pp.151-182;JamesHef⁃fernan,“EkphrasisandRepresentation”,inNewLiteraryHistory22,no.2.Spring1991,pp.297-316;Heffernan,TheMuseumsofWords:ThePoeticsofEkphrasisfromHomertoAshbery,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4;KriegerMurray,Ekphrasis:TheIllusionoftheNaturalSig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2。W.J.T.Mitchell,“WordandImage”,inCriticalTermsforArtHistory,Ed.RobertS.NelsonandRichardShiff,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6,p.49.W.J.T.Mitchell,PictureTheory:EssaysonVerbalandVisualRepresentation,pp.154-155,p.155.W.J.T.Mitchell,Blake’sCompositeArt:AStudyoftheIlluminatedPoetry,Princeton,N.J.:Th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8,p.59,p.60；另參見MarshallMcLuhan,TheGutenbergGalaxy:TheMakingofTypographicMan,Toronto,Buffal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62,pp.265-266。參見JohnGage,“Synaesthesia,”inTheEncyclopediaofAesthetic,Vol.4,The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pp.348-351。Mitchell,Blake’sCompositeArt:AStudyoftheIllu⁃minatedPoetry,p.149.GéraldGenette,“TheFrontiersofNarrative,”inFiguresofLiteraryDiscourse,TranslatedbyAlanSheridan,NewYork:The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2,127-143,p.136.Mitchell,Iconology:Image,Text,Ideology,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7,p.138,p.140.ThomasPaine,RightsofMan,Ed.byHenryCollins,Harmondsworth:Penguin,1984,pp.103-104,p.185.作者簡介：姜文濤，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講師，博士。浙江海寧　314400［責任編輯　桑　海］86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愛麗絲漫遊奇境》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死刑改革徐　曦［提　要］　劉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漫遊奇境》自1865年出版以來，就成為享譽世界的兒童文學名著。可是，這本面向兒童的書中卻有不少暴力殺戮的情節。書中紅心王后的著名口頭禪就是“給我砍掉他的頭！”，國王和公爵夫人也發佈過殺人的命令。維多利亞時期，死刑改革是英國社會的熱門話題，引發了社會各個階層的關注議論。狄更斯、薩克雷都批評過死刑的殘酷。本文將《愛麗絲漫遊奇境》置於維多利亞時期死刑改革的歷史語境中進行探討，力圖通過細讀展示卡羅爾如何通過愛麗絲這一兒童角色的眼光，諷刺英國法律制度，尤其是“血腥法典”的殘酷不公，表達他不同於維多利亞社會傳統看法的獨特兒童觀。［關鍵詞］　《愛麗絲漫遊奇境》　死刑　血腥法典　維多利亞時期　兒童［中圖分類號］　I106.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169⁃11一、引言讀過《愛麗絲漫遊奇境》的人，對書中脾氣暴戾的紅心王后一定印象深刻。她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判處別人死刑，勒令手下砍人的頭。因為紅心王后喜歡濫用酷刑，奇境中的居民動輒得咎，整天惴惴不安，活在恐怖之中。第八章《王后的槌球場》一開始，愛麗絲看到三位園丁忙著把白玫瑰塗成紅色，她有些好奇，便上前詢問原因。園丁黑桃二低聲告訴她：“唉，事實是，你瞧，小姐，這裡本該種一棵紅玫瑰樹，可我們誤栽了一棵白玫瑰樹；萬一讓王后發現了，你知道，我們都得人頭落地。”①話正說著，紅心國王和王后在士兵朝臣的簇擁下就來到了花園。愛麗絲極有禮貌地告訴了王后她的名字，但當王后問起玫瑰樹下趴著的三位園丁是誰，愛麗絲卻回答說：“我怎麼知道?這不關我的事。”王后聽了，“氣得滿臉通紅，像野獸那樣盯了她一會兒，厲聲喝道：‘把她的頭砍掉！砍掉———’”當得知園丁們種錯了樹，王后馬上脫口而出：“砍掉他們的頭！”②接著，愛麗絲在隊伍中遇到了兔子先生，兔子告訴她公爵夫人被判了死刑，因為她打了王后一個耳光。王后的槌球比賽非常奇特，以火烈鳥作球杆，刺蝟作球。比賽開始之後，“參賽者一擁而上玩起球來，不講次序，還爭吵不休，去搶奪刺蝟；不一會兒，王961

后大為震怒，氣得來回跺腳，差不多每分鐘都大吼‘砍掉他的頭！’或者‘砍掉她的頭’！”愛麗絲不由得害怕起來，擔心萬一跟王后爭執，她也要被砍頭。③凡是被王后判了死刑的，都要由士兵扣押起來。士兵們本來被派來充當拱門，這時只得離開去執行扣押任務。“大約過了半小時，一個拱門都沒有了。所有參賽者，除了國王、王后和愛麗絲，都被抓起來判了死刑。”④其實不光是王后動不動就要處死別人，奇境中只要有點權勢地位的人物都喜歡砍別人的頭。國王不喜歡柴郡貓的樣子，希望王后能幫他除掉這隻貓。而“無論難題大小，王后的解決辦法只有一個。‘砍掉他的頭！’她下命令連頭都不用回。”⑤第六章《豬和胡椒》中，愛麗絲跟公爵夫人討論地球自轉，愛麗絲說“你瞧，地球繞地軸（axis）自轉一次要二十四小時。”公爵夫人馬上接過話頭，“說到斧頭（ax⁃es），把她的頭砍掉！”⑥第四章開頭，兔子弄丟了扇子和白羊羔皮手套，坐立不安，喃喃自語：“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噢，我親愛的爪子啊！噢，我的皮毛和鬍子啊！她一定會把我殺掉，這就像雪貂是雪貂一樣肯定！我究竟把東西掉哪兒了，我真想知道？”正在這時，兔子看到了愛麗絲，誤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僕，呵斥她不要閒逛，馬上回家去給他取一副手套和扇子。⑦這裡作者並沒有明確指出公爵夫人會以什麼方式來處決兔子，但女僕的名字給我們透露出一絲線索。羅傑·格（RogerLancelynGreen）在該書尾注中指出，“瑪麗·安”（MaryAnn）這個名字在19世紀常用來代指女僕。⑧米歇爾·安·阿貝特（MichelleAnnAbate）進一步指出，在英國，瑪麗·安不僅被廣泛用作女僕的委婉代稱，同時在俚語中也暗指法國大革命時處決罪犯廣泛使用的“斷頭台”（theguillotine）。《愛麗絲漫遊奇境》最早於1865年出版，離法國大革命結束不遠，加上書中頻繁地提及砍頭，當時的英國讀者看到“MaryAnn”二字不免會聯想起兔子擔心的是被公爵夫人殺頭。⑨《愛麗絲漫遊奇境》是享有盛名的兒童文學名著，情節設置神奇怪誕，角色塑造奇異豐富，以往的論者常將該書置於幻想文學或童話小說的文體傳統中去討論。因此研究者常強調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將卡羅爾筆下的奇境，解釋為“保留著重新找回那已經失去的自我的可能性”的懷舊之所。如舒偉和于素萍指出，面對工業革命引發的社會巨變和城市擴張，英國社會“產生了普遍的懷舊與感傷的情緒。這種失落的情感在兒童和童年那裡得到真切的呼應和印證。……正是這種複雜深切、惘然若失的心態促使這一時期諸多英國一流作家關注兒童和書寫童年———從而為維多利亞時代兒童文學的繁榮興盛奠定了堅實基礎”。維多利亞時期，人們逐漸形成了對童年的新觀念。童年意味著純真無邪、天真爛漫、無憂無慮，不被成人社會的道德教誨所約束，不為社會問題所困擾，而兒童文學的責任，就是要為人們創造這樣一種“文學奇境”。《愛麗絲漫遊奇境》之所以一出版就大受歡迎，正是因為卡羅爾拋棄了枯燥的道德說教，以其強大的想像力創造出一個奇妙的幻境，為人們的感傷和懷舊找到了一處安放之地。二是從後現代主義的角度來稱讚卡羅爾的文字遊戲和黑色幽默。卡羅爾在兩部以愛麗絲為主人公的小說中多處用到了雙關、戲仿、改寫、同音異義等文學手法，並創作出了英語文學史上最廣為人知的胡話詩‘Jabberwocky’。書中眾多滑稽可笑的人物和荒誕悖謬的事件，體現了卡羅爾非凡的想像力，也符合19世紀40年代英國兒童文學逐漸出現的“張揚想像力和幻想精神的創作傾向”。甚至“還有人認為這些故事對於兒童是危險的讀物，它們不過是荒誕的文字遊戲，與現實世界毫不相干”。這兩種研究路徑對我們理解《愛麗絲漫遊奇境》都有幫助。但是，無論哪種說法都很難解釋為何以兒童為目標讀者的幻想小說裡面，會充滿大量對於暴力殺人和司法審判的描寫。如果說卡羅爾的主要目的是要為純真的兒童創造一個奇幻仙境，那就不宜出現那麼多成人社會的血腥暴力場景，尤其是小說的最後兩章《誰偷了餡餅》和《愛麗絲的證詞》，完全圍繞著盜竊案的司法審判展開。難道是卡071

羅爾試圖進行道德教育，希望小讀者從故事中學會遵紀守法？可是縱觀全書，卡羅爾顯然是極力反對維多利亞時期僵化枯燥的道德教誨，並多次在書中以改編打油詩的方式來嘲諷當時流行的兒童道德讀物。因此，如果要弄清楚為何書中頻頻出現殺頭場景和司法審判，我們就不能夠僅僅將《愛麗絲漫遊奇境》當做一個“與現實世界毫不相干”的奇幻世界和懷舊之所，而要將文本置於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刑法改革的歷史語境中去討論。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卡羅爾對於死刑和審判的描寫，並非僅僅是博讀者一笑的遊戲筆墨，而是針對當時英國法律制度的種種陋習亂象而作的辛辣嘲諷。今天讀者眼中看似誇張荒謬的情節，在當時的讀者看來或許正是切中時弊的批評。卡羅爾固然反對機械僵化的道德教育，但他也並非像有些批評家以為的那樣主張將兒童保護在一個無憂無慮、純真無暇、遠離成人社會的幻想世界。相反，他在童書中大膽引入當時社會熱議的法律議題，不僅以誇張的筆法暴露了英國刑法制度的問題，而且讓“愛麗絲”這一兒童角色參與到文本的司法實踐之中。從這一角度看，卡羅爾的寫作諷刺，超越了流行的道德說教，真正達成了約翰·洛克所宣導的兒童文學“寓教於樂”的理想。二、從“血腥法典”到維多利亞時期的死刑改革劉易斯·卡羅爾生於1832年，死於1898年。他的一生恰逢英國死刑制度引發激烈爭議、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在英國法律史上，1688年到1815年這段時間常被稱作“血腥法典”（BloodyCode）時期，輕微的違法行為就會導致極為嚴厲的處罰。砍樹、偷雞、毀路、盜獵、跟吉普賽人廝混一個月，甚至晚上塗黑了臉出門，都可能被判處死刑。據史家哈利·波特（HarryPotter）的研究，1688年，有50人被判處死刑；而1723年《沃爾瑟姆·布萊克法案》（WalthamBlackAct）通過之後，能夠被處以死刑的罪名數量大大增加；到了1815年，英國法律中的死刑罪名已經超過了220項，連偷麵包，扒竊，損毀威斯特敏斯特橋，偽造出生、結婚或是受洗證書，在商店偷竊價值5先令或以上的物品這類情節輕微的犯罪，都會被處以極刑。1810年，當時的下議院議員、邊沁的好友、法律改革家塞繆爾·羅米利（SamuelRomilly）曾評價說：“世界上可能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像英格蘭一樣會對數量如此大、種類如此多的人類行為判處死刑。”為什麼會對如此多情節輕微的犯罪判處死刑？有法律學者指出，“在18世紀以前，英國刑罰的主要目的是報復（retribution）與威懾（deterrence）。當時公開實施的絞刑（hanging）、頸手枷（pillory）、鞭刑（whipping），都給罪犯以應有的懲罰，並對整個社會產生了一種威懾，起到了懲罰罪犯與預防犯罪的作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資產階級的權力擴大，控制了議會和政府。為了加強對私有財產的保護，資產階級議會加快了立法進程。因此，18世紀新增的大量死刑罪名，都是針對侵犯財產的犯罪。例如臭名昭著的《沃爾瑟姆·布萊克法案》就是在輝格黨首相羅伯特·沃波爾（RobertWalpole）的推動下在議會迅速通過。該法案一下子新設了50項死刑罪名，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首相和他的新貴朋友們的獵場和公園免遭偷獵者的侵犯。如此一來，在私人領地上偷個果子、打隻兔子，或是毀塘放魚都會被判死刑。此外，18世紀英國還並未有常設的警察武裝，因此政府主要依靠死刑來增強威懾，維持統治。“血腥法典”列出的可判處死刑的罪名數量非常繁多。以至於到1820年代，據官方統計，“如果把所有被判死刑的罪犯都用絞刑處死，除了星期天以外，你必須一年到頭每天絞死四個人”。而另一方面，真正被處決的罪犯卻並沒有這麼多。例如，據林肯律師學院的出庭律師約翰·米勒（JohnMiller）調查，1810到1818年，共有1196人因盜竊被判死刑，但其中僅有18名真的被處決。內政大臣約翰·羅素勛爵（LordJohnRussell）在給下議院的信中也指出，1836年共有494人被判死刑，但只有17人被171

處決。。罪名繁多其實是統治階級控制社會的手段。判處大量死刑之後，又給罪犯赦免罪名，以展示統治階級的寬容和恩惠。正如我們今天熟悉的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判處越多的死刑，就給了統治階級越多展示憐憫體恤臣民的機會。在司法實踐中，有關死刑的法律也沒有得到公正和全面地執行。有錢有勢的人犯了罪，可以想方設法逃避訴訟，另外一些人則利用“神職人員特權”（benefitofclergy，也譯作“教士特惠”）來逃避懲罰。自18世紀以來，“血腥法典”造成了一種奇怪的悖論：一方面，死刑罪名被濫用，每年有大量犯下輕微罪行的人被判處死刑；另一方面，或因為陪審團的同情，或因為罪犯用財富來設法逃避懲罰，在判決和執行的過程中，有關死刑的法律被任意武斷地詮釋、實施，導致最後的結果充滿了不確定性，反而破壞了法律的權威。按照法律史家加特萊爾（V.A.C.Gatrell）的總結，到維多利亞時期“死刑法已經變成隨意濫用的殘暴和不可救藥的荒謬（capitallawhadcometolookrandomlycruelandterminallysilly）”。為了更好地達到震懾臣民的目的，罪犯常被公開處以絞刑。直到1868年，《死刑修正法案》（TheCapitalPunishmentAmendmentAct）通過之前，死刑在英國都是公開執行的。18世紀早期，圍觀公開處決罪犯被視作非常時髦的消遣，社會各個階層都爭相前去觀看。有錢人願意慷慨解囊去買一個好位子。維多利亞時期，大人甚至會帶自己的孩子去看處決罪犯，希望孩子能夠引以為戒，從中獲得道德教訓。可是，通過公開行刑威懾社會、以儆效尤的這一想法在實際的操作中往往得不到落實，反而逐漸走了樣。首先，本該嚴肅的司法程式由於大量公眾的圍觀變得娛樂化和戲劇化。維多利亞時期，每當公開行刑的日子，當死刑犯從紐蓋特監獄出發的時候，附近聖墓教堂的‘死亡之鈴’（thebellsofSt.Sepulchre）會連敲十二次，以警告圍觀者不得作出粗俗的行為。然而，從關押犯人的紐蓋特監獄到處決犯人的泰伯恩刑場（Tyburn）有三英里的路程，常常要三小時才能抵達。數以千計的圍觀者跟在犯人後面，喝醉的看客吵鬧不休，時常一路走，一路唱，像是去趕集。到達刑場之後，“罪犯在這些吵鬧、騷動的觀眾注視下被處決。很多絞刑場景更像是一場集市，而並非肅穆的法律儀式”。當時，人們不用花多少錢，就可以訂到一個靠近絞刑架的位置；富人甚至花錢包下位置好的露台以便更好地觀賞行刑。在很多時候，公開處決罪犯變成了一場喧鬧的節慶和狂歡，甚至有的時候引發騷亂和事故。例如，1807年，一場處決引發了大約4萬人圍觀。一位賣餡餅的小販低身去撿拾籃子裡掉出來的餡餅，周圍幾個男人和一個懷抱孩子的婦女倒在了他身上，慌亂之中周圍的人四處奔逃，導致嚴重的恐慌。最後因窒息和踩踏而死的圍觀者接近百人。在喬治王朝（1714～1830）的英國，違法犯罪被民間視作行俠仗義，尤其是攔路搶劫的大盜受到很多人的崇拜，他們的故事在民間故事中廣為流傳。大盜傑克·謝帕德（JackSheppard）曾四次從監獄中逃脫。1724年，他被處以絞刑，前來圍觀者竟然多達20萬人。一些罪犯臨刑前甚至得到圍觀者的喝彩和祝酒。尤其反諷的是，因為圍觀者人數眾多，注意力又都集中在絞刑架上，扒手們最喜歡趁這個時候行竊。本該是伸張司法權威的場所，卻恰恰成了扒手犯罪的天堂。其次，行刑是個技術活。如果行刑者手段熟練，認真負責，刑具質量良好，絞刑能夠順利執行，但實際執行中卻常常因為各種因素出岔子，導致罪犯不得不承受更多的精神的折磨和身體的痛苦。有的時候繩子或是吊繩子的木樑斷了，犯人掉了下來，得等換了繩子或是修好木樑之後再重頭來吊一回。有的時候繩套力量不夠，犯人被勒緊脖子，吊在半空，有時長達半小時甚至四十五分鐘才死於窒息。而在此期間，犯人會因為痛苦而不斷地掙扎扭動，極其恐怖。有的時候，罪犯的親朋好友甚至會沖過去拽他的腿，試圖讓他早點死亡，少受折磨。1885年，因絞刑吏計算失誤，吊得過高，身體落下來271

的力量過大，犯人下落時脖子直接被繩子勒斷，身首異處，場面極其血腥。犯人的死亡，並不意味著塵埃落定，因為還會有人爭搶犯人的屍體。18世紀，隨著醫學的發展，醫生需要大量屍體來進行解剖教學和實驗。而當時受宗教觀念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要全屍下葬，死後才可能復活。因此，罪犯的家人朋友總是想方設法為死者保留全屍，這就常常與醫生派去收屍的助手發生暴力衝突。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助手假扮死者家屬冒領屍體，而死者親屬沿路追蹤，試圖奪回或者偷回屍體的鬧劇時有發生。因為上述種種弊端，公開行刑淪為大眾狂歡的鬧劇，甚至對罪犯極不人道的折磨，失去了維護法律尊嚴、震懾犯罪分子、實行道德訓誡的意義。1856年，一位叫托馬斯·基特爾的巡官（ThomasKittle）觀察到，群眾圍觀絞刑，“正如他們觀賞懸賞格鬥，或是類似的其他任何展演。……在我看來，他們圍觀殺人就如同看戲”。自18世紀末開始，不少開明的政客和議員就開始提議，要求廢止公開絞刑，採取更符合實際的懲罰手段，例如罰款、沒收財產、流放和監禁來對罪犯進行更有效的懲處。進入19世紀之後，在主張改革的議員塞繆爾·羅米利（SamuelRomilly），詹姆斯·麥金托什（JamesMack⁃intosh），威廉·尤爾特（WilliamEwart）等人的持續努力之下，“血腥法典”規定的200多項死刑罪名被逐漸廢除。1832年，即卡羅爾出生那一年，死刑罪名減少到60項左右。到1861年，死刑罪名進一步減少到4項：謀殺、叛國、暴力海盜行為和在皇家造船廠縱火。與此同時，懲罰罪犯的方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公開行刑改為在監獄裡執行。1864年5月，維多利亞女王召集了一個皇家委員會（RoyalCommissiononCapitalPunishment）,調查英國死刑的判處執行情況。經過兩年的調查，1866年該委員會發佈了一份報告，提出了改良法律的諸多建議，其中一條就是“廢除現行的公開行刑制度”。這一建議最終在1868年得到落實。該年通過的死刑修正法案正式禁止公開處決罪犯。而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於犯罪成因和懲罰目的的認識也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在17和18世紀，人們認為犯罪是因為犯罪者天生邪惡，懲罰的主要目的則是通過報復性的（retributive）手段來重申國家的權威；而進入19世紀，犯罪被認為是個人自由意志支配的行為，懲罰的主要目的由報復性的正義轉變為感化（rehabili⁃tative）。也就是說，罪犯並非生來就是不可救藥的壞人，經過適當的教育和改造，壞人也可以重新融入社會，變成守法的公民。反對絞刑者認為，公開處決罪犯不但給成人造成壞的影響，也可能導致青少年的墮落。兒童的身心都較脆弱，不應當用血腥暴力的絞刑去恫嚇他們，而應當保護他們，讓他們遠離絞刑架。到19世紀中期，絞刑雖仍然存在，但不會當著兒童的面絞死罪犯。從18世紀末到卡羅爾創作《愛麗絲漫遊奇境》的1860年代，正是英國反對死刑運動呼聲逐漸高漲的時期，英國的法律制度也隨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廢除了對死刑的濫用。在死刑改革的進程中，文學家也起到了推動的作用。霍拉斯·沃波爾（HoraceWalpole）、詹森博士（Dr.Johnson）和奧利佛·哥德斯密斯（OliverGoldsmith）都曾抨擊過當時死刑制度的不合理之處。亨利·菲爾丁（HenryFielding）儘管支持保留死刑以震懾犯罪，但他也抱怨公開絞刑組織草率，氣氛更像是嘉年華而喪失法律的尊嚴和肅穆。1840年7月6日，約4萬人觀看了處決弗朗索瓦·庫瓦西耶（FrancoisCourvoisier）的絞刑，此人本是管家，因謀殺雇主而被處死。薩克雷（WilliamThackeray）和狄更斯（CharlesDickens）都在圍觀者中，兩人都對現場圍觀者的表現感到震驚和失望。薩克雷當即著文談及觀感：“噁心、可怕、邪惡的景象呈現在眼前；的確，這是恐怖的景象，令人心痛，難以描述……；我祈願上帝，在不久的將來，任何英國人都無權去觀看如此醜惡和可恥的景象……殘忍的好奇心驅使我觀看了這殘忍的景象，為此我感到羞愧和可恥。”六年後，狄更斯給《每日新聞》（DailyNews）寫了五封信，呼籲廢除死刑。他回憶說：“在眾多的圍觀者身上，我沒有看到一點跟該情形相符的情感。沒有悲傷、有371

益的恐懼、憎惡和嚴肅，只有下流話、放蕩、輕浮、酗酒和其他50種招搖的罪惡。我真想不到如此多的同胞聚集在一起，竟會令我感到如此的厭惡。”在卡羅爾留下的眾多作品和書信中，我們暫時並沒有找到他直接討論死刑的言論。可是，他的兩位叔叔都在倫敦做出庭律師。他曾廣泛閱讀法律著作，聆聽法庭審判是他的業餘愛好。作為邏輯學家，他對法醫學和法律推理都有著濃厚的興趣。正如凱瑟琳·希曼（CatherineSiemann）所言，“法律遍佈於愛麗絲的旅途敘述之中，因此愛麗絲漫遊的想像世界可以說是由法律織就的”。他還是狄更斯和《笨拙》（Punch）雜誌的熱心讀者，而這兩者都曾批評嘲諷當時的法律亂象。我們有理由相信，卡羅爾和狄更斯等人一樣，關心當時的法律制度改革。下面，我們將以書中的兩場法庭審判為例，探討卡羅爾如何回應當時關於死刑的爭論和改革。三、《愛麗絲漫遊奇境》對英國法律制度的嘲諷批判上文提到書中有權勢的人物，尤其是紅心王后，發怒時常威脅說“砍掉”人的“頭”（Offwithhis/her/theirheads）。眾所周知，卡羅爾熱衷文字遊戲。他頻繁的提及head,而英文中死刑叫做capitalpunishment；其中的capital一詞源自拉丁文，在拉丁文中就是指head。顯然，卡羅爾的用詞會很自然讓讀者聯想到死刑。除了上述零星地出現在各個章節與死刑相關的情節，卡羅爾在書中還通過兩場法庭審判集中地對當時死刑的荒謬和法律的漏洞進行了嘲諷。第三章《委員會賽跑和一個長故事》中，老鼠講的那個長故事就是關於法庭審判。故事裡狗對老鼠說：“咱們一起上法庭：我要控告你。”而他要告老鼠，並非老鼠犯了什麼過錯，僅僅是“因為今天早晨，我確實沒事可做”。老鼠提出抗議：這樣的庭審“沒有陪審，沒有法官，完全是白費咱們的力氣”。狡猾的狗回答：“我來當法官，我就是陪審。……我來審判整個案子，並把你判處死刑。”首先，這場審判提告的緣由非常荒唐，並不是因為老鼠真的犯了什麼罪狀，而是因為狗覺得無聊，就去拉老鼠打官司。其次，審判也完全不照規矩。狗一身三任，包攬了原告、法官、陪審團三種角色，並且根本不給老鼠聲辯的機會，直接就判了它死刑。這個故事的有趣之處還在於，它是由一隻老鼠講出來的。雖然在故事裡面，老鼠看似弱小，面對咄咄逼人、蠻不講理的狗只能束手待斃，可是最後故事並沒有講完，故事中的老鼠也沒有受刑。作為敘述者的老鼠讓這個故事不了了之，以一種遊戲的方式消解了審判的意義和死刑的威脅。它最後不顧眾人的挽留，自顧自地走掉了。另一場法庭審判佔據的篇幅更長，全書的最後兩章都圍繞這場審判的情節展開，當時英國法律制度的荒謬也得到更加充分的揭露。紅心傑克被控偷了王后做的水果餡餅，要被判處死刑。犯了如此輕微的盜竊罪就要被處以極刑，這不禁讓讀者想起“血腥法典”時期死刑氾濫、草菅人命。這場審判的法官由國王親自擔任，貌似規格很高。可是，國王並沒有受過法律的專業訓練，對於審判的程式一竅不通，在後面鬧了不少笑話。傳令官兔子剛剛宣讀完起訴書，控告“紅心傑克偷了水果餡餅，溜得沒蹤影”，國王就催促陪審團“考慮你們的裁定吧”。幸虧兔子插嘴，說判決之前還有很多程序要走。接下來傳喚證人，第一位出庭作證的是帽匠。他被王后使勁盯著，非常緊張。而國王詢問帽匠的時候，扮出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一會兒誣衊他偷了別人的帽子，一會兒又不停地威脅他：“說你的證詞，別緊張，否則我就當場將你處死。”“你必須記得，要不我就把你處死。”問詢完畢，帽匠連鞋都來不及穿，趕緊往外走。這時候王后突然吩咐一位官員：“就在門外砍掉他的頭。”在整個詢問過程中，國王不斷地打斷、曲解證詞，甚至威脅證人的生命安全。面對這樣的法官，證人帽匠只能是戰戰兢兢，語無倫次，根本不能提供有意義的證詞。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樣的審訊完全是荒唐的鬧劇，然而卻反映了當時法官專業素質不高的歷史事471

實。首先，1688年光榮革命以前，法官由國王任意委任，好似國王的僕從，往往在審判中偏袒王室的利益。其次，19世紀前三十年法律教育水準低下，很多法官實際上缺乏正式的法律訓練，因此在審判過程中，地方法官時常表現得像是一位暴君，斥責和威脅證人，有意無意地曲解法律，導致司法不公。而國王的裝扮，也透露出卡羅爾對於國王身兼兩任的批評。“他把王冠戴在假髮上，看上去他一點兒也不舒服，當然也不會變得舒服。”這表明王權與司法權的合併，違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則，必然會導致荒唐的結果。擔任法官的國王水準業餘，未傳喚證人就要陪審團做出裁決，鬧了笑話。那陪審員的素質又如何呢？他們能夠維護司法的公正嗎？坐在陪審席上的，是十二位“生物”，有的是獸，有的是鳥，愛麗絲一句“我猜它們是陪審官”（Isupposetheyarethejurors）透出一絲無奈的口吻。作者似乎在暗示，這群魚龍混雜之輩，看上去就不像正經的陪審員，只因它們坐在了陪審席上，我們只能姑且承認它們的權威。審判還未開始，陪審員們就開始忙碌地在石板上寫字，愛麗絲感到納悶，鷹首獅身怪格林芬告訴她，“它們在寫它們的名字，生怕在審判結束前把自己的名字給忘了”。愛麗絲不禁罵了一句“都是蠢貨！”，陪審員們竟然把這句跟審判壓根無關的話也一本正經地記錄下來。更加可笑的是，其中有一位還不知道如何拼“蠢”（stupid）這個字，還需要旁邊人幫忙。帽匠等人的證詞中提到數字（三月十四，十五，十六）明明是日期，陪審員們卻將其當做金額，忙不迭地加加減減，把總數換算成先令和便士。陪審員的荒唐表現，真是讓人笑破肚皮。可卡羅爾的文學誇張並非毫無依據，而是呼應了當時社會對陪審員素質低下的批評。1848年，《泰晤士報》的編輯就撰文批評一場審判的陪審團成員“似乎是依據教育水準最低、最不勝任的原則挑選的”。專業的法律刊物《法學家》（Jurist）也抱怨陪審團經常由“受過極少教育的人組成。他們不能夠理解受過教育的人的尋常談話，也不能具備任何細緻或準確推理的能力”。當我們瞭解了維多利亞時期媒體對陪審團的批評之後，回頭再看書中對紅心傑克的審判，就可以體會到看似荒誕不經的描寫背後，實則隱藏了卡羅爾準確辛辣的諷刺。全書的最後一章，愛麗絲莫名其妙地被傳喚為第三位證人。國王僅僅問了她兩句，還未獲得任何有價值的證言，就突然宣佈：“法令第四十二條。凡身高超過一英里者均需離庭。”此時愛麗絲已經變高，國王和王后都認為她超過了一英里，必須退出法庭。可是愛麗絲並不妥協，她指出這並不是一條正式的法令，而是國王剛剛編出來的。國王詭辯說這是本子上最古老的一條法令，愛麗絲聰明地回答說，如果真是最古老，那就應該是第一條，而不是第四十二條。國王被她反駁得臉色發白，以致於只能發抖地輕輕地給陪審團發令，不再像之前對待帽匠那樣聲色俱厲。這段對話裡的愛麗絲，雖然是個小女孩，卻展現出數學家對邏輯推理的熟稔（卡羅爾本職是牛津的數學教師，寫童話只是他的副業），敏銳地指出國王的邏輯漏洞，在與大人的辯論中絲毫不落下風。荒唐的審判繼續進行下去，王后主張“先宣判———後裁定”。“胡說八道！”愛麗絲大聲說道，“竟然想得出先宣判！”“你閉嘴！”王后怒罵，臉都氣青了。“就不！”愛麗絲說。“砍掉她的頭！”王后扯著嗓子喊。可誰也沒有動彈。“誰在乎你們？”愛麗絲說（這時她已經長到和原來一樣高了），“你們不過是一副紙牌！”這時，整副紙牌都跳到半空中，紛紛向她飛來；她又驚又氣，輕輕尖叫一聲，想用手把它們打掉，卻發現自己躺在河岸上，頭枕在姐姐的膝上。樹上飄下的幾片黃葉落在她的臉上，她的姐姐正輕輕地把它們撣掉。571

在全書的結尾，王后再一次發出了蠻橫無理的砍頭令，但她的命令並沒有得到執行。愛麗絲，這位看似弱小的女孩，在性命攸關的時刻，以語言的力量拯救了自己。就像《皇帝的新裝》裡那位敢說真話的小孩，她的一句“你們不過是一副紙牌!”戳破了虛假的權力，把色厲內荏的國王王后打回了原型。四、結語：主動發聲的兒童，趨向平等的法律劉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漫遊奇境》因其怪誕的情節和誇張的描寫而廣受讀者歡迎，成為享譽世界的兒童文學名著。結合英國17到19世紀的法律制度演變，尤其是維多利亞時期的關於死刑的爭論來看，卡羅爾誇張變形的描寫並不完全是故作荒唐，為博讀者一笑。小說中對“砍頭”的頻繁提及，與現實中的社會問題多有呼應，自然會讓當時的讀者聯想起有關死刑廢止的種種爭議，明白卡羅爾雖在做小說，書中情節卻並非完全出自想像。對兩場法庭審判的描述，則透過兒童的眼睛對“血腥法典”判刑過重、偏袒王室、法官缺乏專業知識、陪審團素質低下等種種法律制度的漏洞和亂象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在人們通常的印象中，查爾斯·路德維奇·道奇森（CharlesLutwidgeDodgson，卡羅爾的原名）是位性格靦腆，說話略微口吃，沉迷於邏輯的牛津數學教師。然而，如果將愛麗絲的故事放置於維多利亞時期法律制度的改革和爭議之中，我們會發現卡羅爾並不是一位躲進象牙塔、不問世事的牛津學者，他對當時社會熱議的公眾話題非常關注。他厭惡濫用酷刑，希望正義得到伸張。正如莫頓·科恩（MortonN.Cohen）在《劉易斯·卡羅爾傳》中所寫的那樣：卡羅爾“以批判的眼光持續注視著他的學院、大學、社會和世界。當發現醜惡和不公時，他就將辛辣的批評訴諸於筆墨，並提出合理的建議”。從兒童文學的演變角度看，維多利亞時代人們懷有浪漫的童年觀，常將兒童與成人的特質對立起來：“男人與女人是世故的，而男孩和女孩是天真的；成人是墮落的，兒童是純潔的；成人明白社會的不公，兒童則因無知而幸運（blissfullyignorant）”。“為了讓兒童保持這未受玷污的純真，成人應當主動保護他們免遭社會的紛擾。”然而，在《愛麗絲漫遊奇境》中，愛麗絲並未遠離成人社會的暴力與紛爭。透過她兒童的眼光，成人社會的種種荒謬不公得到了充分的揭露。在最後一章，她被賦予了重要的證人角色。面對國王和王后咄咄逼人的質問，為何帽匠等人膽戰心驚，應對失措，而一個小女孩卻能夠據理力爭？答案恐怕藏在這一細節中：“愛麗絲從來沒有參加過庭審，但她在書裡面讀到過，她很高興地發現自己能夠說出幾乎法庭上所有事物的名稱。”愛麗絲在法庭上能夠應對自如，恰恰不是因為無知（ignorant），而是“有知”（informed）。在故事的開頭，愛麗絲無意中掉入了兔子洞，闖入了神奇的世界，一時間摸不著頭腦，隨後又經歷了種種稀奇古怪、荒誕不經的的事件，最後甚至面臨生命的威脅；但她既沒有被嚇倒，也沒有學壞，在庭審的緊要關頭，不憑藉外力，而是靠自己的知識、智慧和敢於發聲拯救了自己。正是因為她通過閱讀，對法庭和審訊的規則有所瞭解，才能夠指出其中的錯誤和荒謬。在愛麗絲身上，我們看到的並不是一個維多利亞時期主流觀念所定義的一個幼稚、無知、被動受訓的兒童，而是一個機智、聰明、主動抗爭的女孩。卡羅爾獨特的兒童觀依然可以給我們今天的兒童教育帶來啟示：與其擔心孩子失掉純真，費盡心力處處管束，以保護的名義替他們營造一個只有幸福美好的環境，不如放手鼓勵孩子閱讀求知，讓他們去獨立探索複雜多變的世界，讚賞他們主動發出自己的聲音。從法律改革的角度看，《愛麗絲漫遊奇境》諷刺了“血腥法典”統治下死刑罪名氾濫、法庭審判混亂的種種亂象，呼應了維多利亞時期的改革話語。法律的制定往往體現了統治階級的意志，維護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血腥法典”中大量的死刑罪名即是典型的例證。莉齊·希爾（LizzieSeal）指出：671

“18世紀的刑法可以被視為具有意識形態功能。它為統治階級所操控，而受制於法律者則大多是貧苦的勞動者。”“勞工階級更難逃脫刑事罪名和相應的處罰。”“儘管刑法有時也能為貧窮者主持公道，但它主要是維護有產者的利益。”18世紀，上層階級（包括貴族、鄉紳和富有的中產階級）通過議會立法進行圈地，將傳統的社區公地轉為私有，打破了地方的傳統習俗。傳統上人們普遍認為，誰都可以在公有的土地森林裡打獵，然而如今這些行為卻常被指控為偷獵，遭到嚴厲懲罰。直到19世紀30年代，據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的觀察：“英國人給窮人留下了兩種權利；一是與富人遵守同樣的法律，二是如果能獲取同樣多的財富，則可與富人平起平坐。但是，這兩種權利都是虛名大於實惠，因為法律由富人制定，為他們自己或子孫創造利潤，是他們獲取財富的主要手段。”法律為權勢者服務，打壓弱勢者的情形在卡羅爾筆下得到充分的展示。奇境中掌握權勢、執行法律的統治集團是一副紙牌，而“紙牌內在的等級序列，以及他們按照大小排序的制服和數字價值，是一個高度僵化的社會的絕妙隱喻”。我們留意一下書中被威脅處以死刑的大部分角色，例如園丁、帽匠、柴郡貓、睡鼠，都屬於無權無勢的勞工階級，而肆意無理地發佈死刑令的，則是紅心王后、國王和公爵夫人等權勢階層。而故事最後愛麗絲大聲抗議：“你們不過是一副紙牌！”，打破了奇境中紙牌王國的等級差異。無論是王后還是園丁，在愛麗絲眼中都是一樣的紙牌而已。愛麗絲的發聲，可以視作是雙重的抗議：一是兒童對維多利亞時期成人施加的規訓束縛的抗議，二是弱勢者對不平等的法律制度的抗爭。維多利亞時期逐漸廢除掉“血腥法典”裡很多不合理的罪名，貧窮者不再因為些微的犯罪而遭受死刑，也體現了趨向平等的改革趨勢。知識賦權愛麗絲主動發聲，她不僅拯救了自己，也救了其他的弱勢者。也許，這就是卡羅爾希望他的兒童朋友們所經歷的成長。①②③④⑤⑦⑧LewisCarroll,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andThroughtheLoo⁃king-Glass(OxfordWorld’sClassics),ed.byRogerLancelynGree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p.70,p.72,pp.73-74,p.82,p.76,p.31,p.256,p.28,pp.29-30,pp.98-102,p.96,pp.96-98,p.105,pp.108-110,p.96.如無特別說明，譯文均由筆者自譯。⑥LewisCarroll,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andThroughtheLooking-Glass,p.54.卡羅爾在書中大玩文字遊戲，此處即是一例，用了同音異義。地軸（Axis）和斧頭（axes）在英語中是同音詞。⑨MichelleAnnAbate,BloodyMurder:TheHomicideTraditioninChildren'sLiterature,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13,p.79,p.88.。舒偉、于素萍：《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童話小說崛起的時代語境》，北京：《外國文學評論》,2009年第4期，第218~219頁。舒偉：《走進“闡釋奇境”：從歷史語境解讀兩部“愛麗絲”小說的深層意涵》，成都：《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第2期，第203、199頁。例如，第二章《眼淚池》中，卡羅爾戲仿了當時流行的艾薩克·瓦茨（IsaacWatts）的說教詩《反對懶惰和淘氣》（’AgainstIdlenessandMischief’）的前兩節,參見LewisCarroll,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andThroughtheLooking-Glass,p.19,p.254。PeterJackson,“Roughjustice–Victorianstyle”,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8181192.stm；關於“血腥法典”，參見LizzieSeal,“Criminalisationandtheeighteenth-century’s‘BloodyCode’”,CriminalJusticeMatters,No.74,December2008，pp.16-17。HarryPotter,HanginginJudgment:ReligionandtheDeathPenaltyinEnglandfromtheBloodyCodetoAboli⁃tion,London:SCMPress,1993,pp.4-6.也可參見Dur⁃hamUniversity,“TheBloodyCode”,https://community.dur.ac.uk/4schools.resources/Crime/Bloodycode.htm。轉引自羅吉爾·胡德（RogerHood）《英國死刑的廢771

止進程》，北京：《刑法論叢》，2008年第1期，第24~25頁。塞繆爾·羅密利在當時的法律改革中發揮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法律改革思想深受其好友邊沁（JeremyBentham）的影響。詳見BrianP.BlockandJohnHostettler,HanginginBalance:AHistoryoftheAb⁃olitionofCapitalPunishmentinBritain,Sherfield:Water⁃sidePress,1997,pp.43-45。李培峰：《從威懾、報應到改造———英國刑罰的現代轉型》，北京：《清華法治論衡》（第四輯），2004年，第141頁。BrianP.BlockandJohnHostettler,HanginginBalance:AHistoryoftheAbolitionofCapitalPunishmentinBritain,Sherfield:WatersidePress,1997,pp.20-21,pp.52-53,p.47.DouglasHay,“CrimeandJusticeinEighteenth-andNineteenth-CenturyEngland”,CrimeandJustice,Vol.2(1980),pp.51-52.直到1829年，在內政大臣羅伯特·皮爾（RobertPeel）的建議下，倫敦首先設立了警察廳（即蘇格蘭場），而後英國各地才相繼成立警察局。V.A.C.Gatrell,TheHangingTree:ExecutionandtheEnglishPeople1770-1868,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p.21，p.21.BlockandHostetler,HanginginBalance,pp.18-19,p.34,p.37,p.37,pp.30-31.《元照英美法詞典》釋為：“古時指惟有神職人員享有的特權或豁免權，分為兩種：1履行宗教職能的聖所享有刑事逮捕的豁免權；2神職人員在少數特定案件中享有世俗法院刑事訴訟和審判的豁免權，神職人員轉交教會法院審判。在英國，這一特權後來擴大到俗人，但14世紀時規定犯有重大叛國罪的人不適用這種豁免權。1827年該特權被廢除。美國普通法採納神職人員特權作為法律體系的基礎，但在獨立戰爭期間該特權基本被廢除。”參見http://lawyer.get.com.tw/Dic/DictionaryDetail.aspx?iDT=38835。該法案規定所有謀殺犯都應在監獄內處死。參見JulianB.KnowlesQC,TheAbolitionoftheDeathPenaltyintheUnitedKingdom:HowitHappenedandWhyitStillMatters,TheDeathPenaltyProject,2015,pp.13-14。JulianB.KnowlesQC,TheAbolitionoftheDeathPen⁃altyintheUnitedKingdom,p.13.MichelleAnnAbate,BloodyMurder:TheHomicideTraditioninChildren’sLiterature,p.66,pp.81-82,pp.70-71.自1571年起，泰伯恩就作為刑場。每年有8天實施公開絞刑，在當時是熱門的觀光項目，有人專程為此遠道而來看熱鬧。整個18世紀，大約有1100名男性罪犯和100名女性罪犯在此被絞死。1783年以後，因擔心引發大規模的公眾騷亂，政府將執行公開絞刑的刑場從泰伯恩移到紐蓋特監前的空地上，那裡更容易維持秩序。參見CliveEmsley,TimHitchcockandRobertShoemaker,Schools-TheJourneyfromNewgatetoTy⁃burn,OldBaileyProceedingsOnline,https://www.oldbai⁃leyonline.org/static/JourneyTyburn.jsp。AndrewWhite,‘CrimeandpunishmentinGeorgianBritain’,14Oct2009,http://www.bl.uk/georgian-britain/articles/crime-and-punishment-in-georgian-britain。PeterJackson,‘Roughjustice–Victorianstyle,’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8181192.stm;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法庭審判也是可以付費旁聽的。狄更斯就曾在《刑事法庭》中寫道：“再就是那些觀眾，由於他們是付了入場費的，便把整個場面看成是特地為他們安排的娛樂。”狄更斯：《博茲特寫集》，陳漪、西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217頁。AuberonWaugh,“HangedforanApplebytheBloodyCode”,Independent,17Nov.1989,19.轉引自MichelleAnnAbate,BloodyMurder,p.67。也可參見AndrewWhite,‘CrimeandpunishmentinGeorgianBritain’,14Oct2009,http://www.bl.uk/georgian-britain/articles/crime-and-punishment-in-georgian-britain。MichelleAnnAbate,BloodyMurder,p.68;CliveEms⁃ley,TimHitchcockandRobertShoemaker,Schools-TheJourneyfromNewgatetoTyburn,OldBaileyProceedingsOnline.轉引自RandallMcGowen,‘CivilizingPunishment:TheEndofthePublicExecutioninEngland’,JournalofBritishStudies,Vol.33,No.3(Jul.,1994),pp.268。JulianB.KnowlesQC,TheAbolitionoftheDeathPen⁃altyintheUnitedKingdom,pp.11-13.也可參見BlockandHostetler,HanginginBalance,pp.41-57。LouisMasur,RitesofExecution:CapitalPunishment871

andtheTransformationofAmericanCulture,1776-1865,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p.5.AnnullaLinders,“TheExecutionSpectacleandStateLegitimacy:TheChangingNatureoftheAmericanExecu⁃tionAudience,1833-1937”,LawandSocietyReview,Vol.36,No.3,p.623.HarryPotter,HanginginJudgment,p.79.RandallMcGowen,‘CivilizingPunishment:TheEndofthePublicExecutioninEngland’,p.259;AlsoseeBlockandHostetler,HanginginBalance,p.21.WilliamThackeray,“OnGoingtoSeeaManHanged”,Fraser’sMagazine,August1840.轉引自BlockandHostetler,HanginginBalance,p.60。轉引自BlockandHostetler,HanginginBalance,p.60。狄更斯對於死刑的態度在1849年略有轉變，在觀看了曼寧夫婦（FrederickandMariaManning）被絞死後，他給泰晤士報寫了兩封信，只是建議廢除公開絞刑，而不是完全廢止死刑。參見DavidParoissien,ed.ACompan⁃iontoCharlesDickens,Malden,MA:BlackwellPublishingLtd,2008,pp.287-288。CatherineSiemman,“CuriouserandCuriouser:LawintheAliceBooks”,Law&Literature,Vol.24,Issue3,pp.430-431.原文為：“ThelawsuffusesthenarrativeofAlice’sjourneyssothatitmaybeseenastheveryfabricoftheimaginedworldstowhichAlicetravels.”‘capital’,Etymology:MiddleEnglishcapitale,fromAnglo-Frenchcapital,capitel,fromLateLatincapitellumsmallhead,topofcolumn,diminutiveofLatincapit-,caputhead,Merriam-Webster'sCollegiateDic⁃tionary11thEdition.ConorHanly,“TheDeclineofCivilJuryTrialinNineteenth-CenturyEngland”,JournalofLegalHistory,Vol.26,Issue3,2005,p.255,pp.263-264.CatherineSiemman,“CuriouserandCuriouser:LawintheAliceBooks”,p.439,p.435.轉引自ConorHanly,“TheDeclineofCivilJuryTrialinNineteenth-CenturyEngland”,p.265。MortonN.Cohen,LewisCarroll:abiography,NewYork:Vintage,1996,p.386.LizzieSeal,“Criminalisationandtheeighteenth-centu⁃ry’s‘BloodyCode’”,pp.16-17.DouglasHay,“CrimeandJusticeinEighteenth-andNineteenth-CenturyEngland”，pp.46-47.AlexisdeTocqueville,JourneystoEnglandandIreland(ed.J.P.Mayer),NewYork:AnchorBooks,1968,p.78.轉引自CliveEmsley,CrimeandSocietyinEngland,1750-1900,thirdedition,EdinburghGate:PearsonEducationLimited,2005,p.9。作者簡介：徐曦，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英語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博士。廣東珠海　519085［責任編輯　桑　海］97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晚清一次向高官送禮事件剖析———以翁同龢《己丑年壽禮名册》為線索孔祥吉［提　要］　本文以翁同龢過六十歲生日收禮的原始記錄《己丑年壽禮名冊》為依據，探討了晚清官員及皇親國戚向翁氏送禮的背景、規模以及醇親王奕譞、直隸總督李鴻章兄弟等送厚禮的原因。闡明了送禮與行賄，是兩種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複雜社會現象。翁同龢敢於將所收禮品原原本本記錄下來並傳之後代，說明根據禮尚往來的規矩，翁氏的行為應是接受禮品，而非納賄。最後，由恭親王奕訢送厚禮，以及他的兩封親筆信件，考察了他與翁心存父子之間的特殊關係。［關鍵詞］　送禮　風俗　翁同龢　奕訢［中圖分類號］　K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180⁃07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禮義之邦，送禮風俗可謂源遠流長。據西漢戴聖《禮記·曲禮》上記曰：“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别於禽獸。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上文中的“禮”，含意頗為廣泛，其中即包括了送禮。無論是高官貴族，還是平民百姓，都講究送禮。送禮風俗至今仍盛行不衰。但是，古人如何送禮，送多少，何人應該送，如何送法，這些在當時都很有講究，也是今人不易知曉的。最近，在整理多年前積累的史料時，發現一件光緒十五年（1889）翁同龢過六十歲生日時，京城内外官員向他送禮的原始記錄。翁氏將這份記錄命名為《己丑年壽禮名册》。①應該説明的是，翁同龢並没有將這些一頁一頁的送禮清單，裝訂成册，而是單頁保存。在這些單頁中，筆者所見到的，只有李姓的京内外官員，和五位王公貴族送禮記錄。眾所周知，中國姓氏繁多，有百家姓之稱。依筆者判斷，翁氏肯定還有一些其他姓氏的京内外官員送禮記錄，由於没有裝訂成册，年久散佚，故筆者未曾見到。《己丑年壽禮名册》，是一件很特殊的社會史史料。蓋因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送禮的習俗，尤其是向當官的送禮，更是一種長期的、普遍的現象。但是，像翁同龢這樣，分門别類地詳細記載送禮的人名，及所送禮品名稱與數量的清單，實不多見。因為貪官污吏，對收禮納賄，總是千方百計地掩蓋躲藏，生怕外人知曉，而不會像翁同龢這樣，記之於册，傳諸後世。這件難得一見的史料，是多年前在翁萬戈先生保存的零碎册頁卷宗裡發現的。翁先生並没有專081

門整理研究這些零散的册頁，只是將它們系統地收集存放在一個專門的卷宗内。一、官員們為何爭先恐後地給翁同龢送禮送禮是頗為復雜的歷史現象。禮物送給什麽樣的人，這是每個送禮者都首先要考慮的。光緒朝中葉，為何京官們紛紛給翁同龢送禮？這與翁氏在朝廷的特殊地位緊密相關。翁同龢自光緒初年，即在毓慶宫行走，充當光緒皇帝的啟蒙師傅。這是一個很受人尊崇的職位。慈禧之所以選擇翁同龢擔任此項職務，是與翁同龢學問淵博、人品端正緊密相關的。另一個原因，則是翁同龢的家庭出身好，既是書香門第，又是高官之子。其父翁心存，官至大學士，長期在上書房行走，是同治皇帝的師傅。在慈禧、奕訢等策動的辛酉政變中，翁心存立場鮮明地站在肅順等人的對立面。這也是光緒初年，慈禧挑選翁同龢在毓慶宫行走的重要原因。到了光緒九年，由於翁同龢在毓慶宫授讀，頗著辛勞，帝后之間關係亦尚融洽，因此，慈禧又任命翁同龢以户部尚書兼任軍機大臣。翁同龢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大權在握。京内外的官員們對翁氏都刮目相看。在翁同龢擔任軍機大臣的第二個年頭，清廷發生了一次嚴重危機，史稱“甲申易樞”。當時，中法交戰，内外矛盾空前激烈。詭計多端的慈禧，擔心主持軍機事務的恭親王奕訢大權在握，尾大不掉，將來會威脅到自己的權勢，於是利用盛昱上書的機會，將奕訢為首的軍機大臣全部罷免。翁同龢作為軍機大臣，自然也受了牽連，隨同奕訢一起退出了軍機處。然而，此次宫廷之爭的矛頭，針對的是恭親王奕訢。因此，慈禧對翁同龢信任依舊，翁氏雖然退出軍機處，卻仍然擔任户部尚書，且繼續在毓慶宫行走。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到了光緒十五年，翁氏六十歲生日之際，正是他春風得意之時。到了翁同龢過生日這一天，前來送禮者絡繹不絶。為人正派、辦事謹小慎微的翁同龢，擔心慶典過後，會將送禮細節遺忘，故而專門親筆書寫了一個《己丑年壽禮名册》，以便留作自己日後參考。二、李姓官員送禮記錄翁萬戈先生保存的《己丑年壽禮名册》，是按姓氏分門别類，記載送禮者的姓名、所送禮品名稱數量，以及這些禮品如何處置，是收下還是退回，或者部分收下。對於退回的禮品，翁氏僅用一“璧”字，蓋略取其完璧歸趙之意。筆者所見到的《己丑年壽禮名册》，雖然只有數頁，字數不多，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卻十分重要。翁萬戈先生所保存的這份檔案，共有兩大部分：其一是京城内外李姓漢族官員，其二是滿蒙親貴送禮者。第一部分是京城内外李姓漢族官員送禮的詳細記載。翁氏記曰：六十歲賜壽，己丑年壽禮：李文田，帳、酒、壽麵、燭，受；酒席四桌，璧。李中堂（鴻藻），羊〔洋〕酒、蹄腿、帳、如意。李錫文，子玉芬，侄慶延，帳、酒、燭。李希蓮，子光裕，帳、燭、酒、瓷器四匣，受；如意，璧。李葆實，二兩。李士瓚，酒、燭、桃、麵。李威，翅席。李嘉樂，五十兩，璧。李沛深，二兩。181

李經畲，絲根蟠桃、緞帳、燭、酒，受；玉石酒杯、如意、茶、腿，璧。李中堂（天津），如意、綉緞帳、蟒袍、花翎二支。李傳治，二兩。李佩銘，二兩。李德炳，二兩。李焕堯，二兩。李坤，二兩。李慈銘，四兩。李桂林，二兩。李紹勛，酒、燭。李光宇，八兩。李士鉁，二兩。李盛鐸，卅二兩。李慈銘，三人合帳。李培元，上書房九人公帳。李元楨，半帳。李錫彬，四人帳，酒、燭、桃。李墨林，二兩。②翁同龢《己丑年壽禮名册》所羅列的京内外李姓官員共二十七人，另外還附有官員的子、侄輩三人。翁氏大約是按照送禮的先後次序排列的。中國姓氏繁多，有百家姓之稱，而實際上中國的姓氏，比百家姓還要多。因此，按照比較保守的估計，此次參加送禮的官員應有一、二百人，或者更多些。這支送禮隊伍，有一個顯著的特點：由於翁同龢係狀元出身，本人又多次主持科舉考試，因此，在這些送禮官員中，為數最多的是科舉中之佼佼者，即獲得進士頭衔的送禮者，居然有十人之多，佔李姓送禮者的三分之一還多。按説，能够得到進士，對讀書人來説，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情。可是，這些科舉路上的幸運兒，雖然得到了進士頭衔，在經濟上並不是人人富裕。那些没有大宗經濟收入的進士們，只能在京城過著清貧的日子。在遇到與自己命運汲汲相關的官員生日慶典時，他們只能不約而同地送出區區二兩銀子。二兩銀子，這大約是當時京城困窘的進士們，送禮時一個約定俗成的標準。三、幾位特殊的送禮者翁萬戈先生保存的己丑年壽禮清單，對研究歷史人物，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它可以從一個側面，加深對晚清一些重要人物的瞭解。譬如，清單中所記載的北洋大臣李鴻章與軍機大臣李鴻藻兩位中堂，可謂高官顯要，他們所送禮品不但珍貴，而且數量也多，翁氏照單全收，也没有璧還。以筆者推測，在他們過壽時，翁氏大約會返還給他們價值相當的禮品。這大約是高官之間達成的默契。壽禮單似乎可以説明，翁同龢與李鴻章在光緒十五年，彼此關係還是比較融洽的。真正的翁李交惡，應始於較晚的甲午戰爭時期。同時，還應該注意，直隸總督李鴻章不但自己送厚禮，他的侄兒李經畬，所送的禮品不但品種繁多，而且十分珍貴，幾乎是整個李姓官員名單中送禮最多者。李經畬，字伯雄，號新吾，係李鴻章長兄李瀚章之長子，光緒庚寅（1890）恩科進士，殿試二甲，朝考281

一等；選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歷任翰林院侍講、實錄館提調、兵部武選司員外郎。由李經畬之簡歷可以看出，他在翁氏六十壽辰時，還只是一個舉人，當時正忙於準備考試，顯然他是代替其父李瀚章送禮。李瀚章久任封疆，宦囊豐厚，故在翁氏六旬慶典時，送了一份厚禮。清季京城送禮，還有一種很古怪的現象，自己窮得幾乎揭不開鍋的小京官，“比日窮困不堪”，“負債多如牛毛”，而在翁同龢過六旬生日之際，卻要想方設法地給翁氏送禮。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李慈銘。李氏原名模，字式侯，改名慈銘，字愛伯，號蓴客，室號為越縵堂，晚年又自稱越縵老人。李氏長期過著十分清貧的京官生活，可是，當翁同龢生日來臨，李氏表現得格外積極，先是送銀四兩，而後又與其他兩人合伙送生日禮帳。李慈銘的反常舉動，表明了他與翁同龢之間非同一般的密切關係，值得予以關注。筆者還曾見到過李慈銘寫給翁同龢的書信數種，可知李氏與翁同龢之間有著不同尋常的關係。另一位值得注意的送禮者，是清末政壇上的活躍人物李盛鐸。李盛鐸，字嶬樵，又字椒微，號木齋，江西德化縣人。在翁同龢過生日之際，李氏送銀多達三十二兩，遠遠超出平均水平，實屬不同尋常。從李盛鐸所送禮品可以斷定，李氏非但家庭闊綽，而且深知金錢可以通神的訣竅，並以此博取當政者好感，以换取自己的美好前程。據此不難想到，李盛鐸在新舊兩黨鬥爭激烈的戊戌年春季，頗傾向新黨，曾代替康有為等上書條陳新政，而且參加發起保國會。可是，在戊戌政變後，李盛鐸非但没有受懲處，反而能够擔任出使日本大臣，後來又能够飛黄騰達。這與李盛鐸用金錢開路，買通榮禄等權臣支持，有直接關係。榮禄、奕劻等權貴愛財如命，對送禮者，可謂來者不拒，李氏正投其所好。再有，排在送禮册首位的李文田，字畲光、仲約，號若農、芍農，廣東順德人。李文田是廣東翰林中的前輩。翁氏於咸豐十年閏三月十二日的日記中記曰：“廣東李若農編修，賦甚閎麗，嘆為奇才。”“若農博覽能文，丹鉛不去手。”③可見，翁同龢對李文田的才華，可謂推崇備至。光緒二十一年十月，李文田去世，翁氏又於日記中記曰：“哭若農，為之摧絶。若農身後蕭條，差囊盡買書矣，其子淵碩，年十五，號踴如成人，可憐可憐。”④翁氏還送有專門寫給李文田的輓聯。輓聯稱：“積感填膺，斯人竟以衡文老；遺書滿篋，餘事猶堪藝術傳”。可見，翁同龢對李文田的人品和學術評價很高，印象極佳。翁氏過六旬慶典時，李氏首當其衝，率先將禮品奉上。正因為如此，翁氏將李文田置於己丑送禮册官員名單的首位。四、王公親貴爭相送厚禮翁萬戈先生保存的己丑年壽禮册的第二部分，係京城王公貴族送禮的記錄。翁氏記曰：恭親王，如意、帳、猪、酒。慶王，如意、寶燭、蓮樂畫，收；書兩部、佛一軸、猪、酒，璧。伯王，如意、猪、羊、酒。克王，如意。醇親王，蟒袍、袍褂、補子、燕席、御革朱拓二軸、酒二壇。⑤在上述名單中的伯王，係指蒙古親王僧格林沁之子伯彦訥謨祜，僧格林沁陣亡後，其子伯彦訥謨祜襲爵。克王，則係指愛新覺羅·晋祺。克王晋祺，生於道光二十年，卒於光緒二十六年，封號為克勤誠郡王。晋祺與翁家頗有些交往，故亦給翁同龢送了如意。381

翁萬戈所保存的己丑年送禮名單中，僅僅羅列了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伯王伯顔納謨祜、克勤郡王晋祺，以及光緒帝生父醇親王奕譞。當時京城的王公貴族、親王、郡王人數甚多，而列入送禮單者，只有此五人，説明他們是京城政壇的重臣，且與翁同龢交往頻繁。除了克勤郡王晋祺之外，其餘四位，都曾經在晚清政壇獨擋一面，執掌國家軍政大權，與清王朝命運汲汲相關，且長期與翁同龢共事。此外，還應注意，翁同龢的記錄中，只稱奕訢為恭親王，奕譞為醇親王，其餘三人只稱王，而不稱親王。翁氏顯然是在區分，這五位送禮者，雖然均為顯赫王公貴族，但是，與皇室的關係，亦有遠近之别。再有，在這五位送壽禮的王公貴族中，送八件者，只有慶王奕劻與醇親王奕譞。這種現象展示了這二位掌控軍機處實權多年的親王，與翁同龢之間更有一層特殊的關係。五、翁同龢與恭親王奕訢在閲讀《己丑年壽禮冊》時，筆者最感驚奇的是，恭親王奕訢在翁同龢六旬生日慶典時，也送了一份厚禮。奕訢乃道光皇帝第六子，曾在咸豐末年與慈禧配合，促成了熱河政變，將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以及肅順等顧命八大臣打翻在地，故得以在同治朝與光緒朝前期，主持軍機處事務。但是，在光緒十年，慈禧擔心大權旁落，在中法戰爭期間，將奕訢徹底打入冷宫，讓其閉門思過。從此，奕訢退出了政壇，呆在恭王府中，幾乎没有參與任何政務決策。然而，翁同龢生日壽禮單王公親貴部分，首先開列了恭親王奕訢，説明恭親王與翁同龢當時的關係相當不錯。恭親王能送出這份厚禮，是很不尋常的。説明翁氏很懂得如何為人處世。因為在光緒十年甲申易樞風暴中，慈禧利用盛昱上書的機會，指責軍機首輔奕訢在戰爭中，措施不當，貽誤軍機，將整個軍機處連鍋端掉，重新换上了禮親王世鐸為首輔的軍機班子，其中包括張之萬、孫毓汶，而醇親王奕譞，則遥控政局。奕訢被罷職後，閒居在家中，憤憤不平，曾發出“猛拍欄杆思往事，一切春夢不分明”的感嘆。翁同龢雖然同奕訢一起退出了軍機處，卻仍在毓慶宫行走，説明慈禧對翁氏聖眷未衰。而且，翁同龢與光緒帝的生父奕譞關係非常密切。《樸園越議》的發現可以説明，他們雖同居京城，卻彼此書信往還，幾無虚日，其關係密切，在親貴與朝臣中無人可比。⑥翁同龢六旬慶壽之際，甲申易樞已經過去五年，閒居府中的恭親王送禮如此貴重，説明翁氏私下仍保持著與恭王良好的關係，非常不易。筆者相信，遇逢年過節或奕訢過生日時，翁同龢必定登門拜節，且送的禮品一定更為珍貴，藉以維持與恭王之間的友情。翁同龢與恭親王關係良好，還有一層更特殊原因，即恭親王是翁心存在上書房精心調教的學生。對於經國治世之學頗有一番心得的恭親王，對翁心存心懷感激，故在很長時間内與他師傅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這層關係在翁家精心保存的奕訢寫給翁心存的親筆書信中得到證實。恭親王在信中寫到：受業恭親王奕訢，謹請師傅鈞安。敬禀者，適聞得密雲所屬之白河、潮河，水深約有丈餘，波浪翻翻，水石相博，輿馬皆不能渡，而渡船甚屬寥寥。伏思祭差重大，倘有貽悞（誤），厥咎甚重。訢再四思維，惟有仰懇師傅劄飭該縣，令其務備船隻，以便渡河，可期祭差無悞（誤）是幸。其沿途地方，倘有供應，斷不收受。現已諄諭隨從人員等，概不準稍有騷擾，諒可上慰廑懷。奕訢謹禀⑦恭親王此信，寫得規規矩矩，非常誠懇。他雖然貴為皇子，且已加封親王，位高權重，可是，仍然對481

師傅如此畢恭畢敬。晚清時的師道尊嚴，於此可略見一斑。此信還專門提到：沿途“供應”，“概不準”收取，説明當時社會上送禮之風，比較盛行，因此奕訢才專門談及概不收禮，請老師放心。中國自古有“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之傳統。由於這層師生關係，奕訢一直與翁家保持著親近狀態。此外，奕訢與翁家之關係，還可以在翁萬戈先生保存的恭親王寫給翁同龢的另一通信函中，得到充分體現。奕訢信函稱：六兄大人如晤：日前蒙惠膏藥，甚佳。刻下足旉應用，數月後當須接濟是懇。頃見高廟懸掛墨寶楹聯：鰕菜亭蠲魚稻税，文官果熟秀才園。（旁註，此净業湖上故實。）未悉二語出處，撰自何人，並載在某書？祈示知為荷。專此。即候勛祺。恭親王啓⑧上函中所稱高廟，乃是京城什刹海的一處景點，位於什刹海西北沿。高廟亦稱普濟寺，因地勢較高，故被俗稱為“高廟”。什刹海風景如畫，環境清幽，一年四季，遊人如織。誠如《燕京歲時記》描繪云：“什刹海在地安門迤西，荷花最盛。六月間仕女雲集。凡花開時，北岸一帶風景最佳，緑柳絲垂，紅衣膩粉，花光人面，掩映迷離。真不知人之為人，花之為花矣”。恭親王此函，專門向翁同龢請教的一個具體問題：高廟所懸掛的楹聯出處，未知翁氏如何解答。恭王在該信開頭，稱翁同龢為“六兄大人”，亦可反映他們之間存在的特殊關係。這兩通難得一見的書信，證實了恭親王同翁心存、翁同龢父子之間的關係，可謂源遠流長。但是，這層關係也並非一成不變。隨著歲月流失，政局更迭，尤其是在光緒帝親政後，私心極重的慈禧，把住權力不願意放棄。於是，帝后之間爭權奪勢的矛盾，日趨尖鋭，以至到兩年後，醇親王病重也不敢自請醫生，事事都要聽命於慈禧，最後居然顫顫兢兢地離開人世。帝后關係發展到甲午戰爭時，已經十分緊張，以至於光緒帝發出“若不給事權，寧願退位”的呼唤。而重新出山的恭王奕訢，此時也變得比先前對慈禧更加恭順，雖在帝后間極力調和，但是在很多方面，都是看慈禧的臉色行事。尤其是在是否採納改革派的建議，以及如何推行新法等問題上，恭王堅決反對光緒帝引進康有為進行變政的做法。無論是慈禧，還是奕訢，都將推薦康有為的責任，歸咎於翁同龢。百日維新前夕，恭親王已經是病入膏肓，仍憤懣不平地指責翁氏行為不當，且有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的遺言，説明了恭親王同翁同龢當時關係非常緊張。這同翁氏六旬慶典時，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六、對於壽禮單的評述翁同龢的《己丑年壽禮名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晚清社會史與政治史的重要史料。讀者可以從翁氏送禮記錄中，瞭解晚清高官過壽時所崇尚的禮品，以及送禮者依據自己所處的地位、富裕程度，選擇禮品的種類及數量。首先是所送禮品的種類。從翁同龢的壽禮單可以看出，光緒朝中葉，北京最時興所送禮品，首先是銀兩。除此之外，王公貴族及高官們幾乎每人都送了如意。如意是中國傳統工藝品，是一種象徵祥瑞的器物，起源於古代的“爪仗”，通常以玉石雕琢而成。醇親王奕譞，雖然未送如意，卻送了幾件比如意更為珍貴的禮品。這表明了醇親王與教養其子讀書的老師之間的深情厚誼。除銀兩、如意之外，當時過壽所送禮品最多的是帳、燭、酒等數種，這同現在有很大區别，帳、燭已經不再是今日送禮的物品了。581

其次，晚清所送禮品數量多少，也頗有些講究。當送禮者選擇只送銀兩等禮品時，可以不計件數。如果要改送其他物件，則往往會選擇四件或八件，以為這樣可稱吉祥。這種數量上的講究，可以從五位王公貴族所送禮品中看得十分清楚。在五位王公貴族中，克王的經濟實力或其地位，均無法同其它四位相比，故只選擇送如意一種。恭親王與伯王各送禮物四種。慶王與醇親王各送禮物八件。最後，在評論翁氏六旬生日慶典時，還應該釐清送禮與行賄之區别。送禮與行賄是兩種既有聯繫又有區别的復雜的社會現象。送禮是人之常情，行賄則是别有用心；送禮者日後可能得到或多或少的賞還，而行賄者通常是有去無回。話雖如此説，送禮與行賄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很難區分，有時很容易將二者均視作賄賂。翁氏能够將送禮者原原本本記錄下來，可以推斷翁氏本人在六旬慶典中的行為，主要的應該是接受禮品，似乎不應該視作貪贜受賄。此事關係到歷史人物的品格問題，尤其應該仔細斟酌，小心評判。一個有力的證據是，在翁氏的《己丑年壽禮名册》記錄中，羅列了李葆實等十名進士，每人奉獻二兩銀子，作為送給老師的壽禮。翁氏不但收下，而且把他們的名字都登錄在名單中。二兩銀子，對當時的翁同龢來説，實在是微不足道。這十多位弟子進呈的總和，不過二十兩。可是，翁同龢還是原原本本地將十位送禮者一一記錄下來，説明翁氏看重的是師生情誼，而不是金錢。與此形成顯明對照的是李嘉樂。李氏字德申，河南光州（今光縣）人。他一個人獨自奉獻賀禮五十兩，翁氏卻分文不取，原封不動地退回。由此可以明顯看出，翁氏看重的是情誼而不是財物。更有趣的是，李嘉樂本人是當時出了名的廉潔官員，世人以“一國儉”稱之。這似乎可以説明，儘管有如此眾多的官員送禮，也没有損壞翁同龢在當時官場中的清廉名聲。翁氏生活於晚清時代，當時的朝廷已經十分腐朽，社會上賄賂盛行，翁氏儘管廉潔，亦不能擺脱人之常情的局限。①清人普遍以虚歲計算年齡，剛出生即算一歲，以後每遇新年即增加一歲。②翁萬戈藏《己丑年壽禮名册》，原件。③《翁同龢日記》，咸豐十年四月十二日。④金梁：《近世人物誌》，第32頁。⑤翁萬戈藏《己丑年壽禮名册》，原件。⑥孔祥吉：《樸園越議與中法戰爭時之清廷》，見《晚清史探微》，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第336～355頁。⑦奕訢：《致師傅翁心存函》（未刊原稿），翁萬戈先生提供。⑧奕訢：《致翁同龢函》（未刊原稿），翁萬戈先生提供。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381页。作者簡介：孔祥吉，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責任編輯　陳志雄］68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劉節金陵大學職事考略洪光華　張求會［提　要］　1940年，劉節經其老師陳寅恪介紹，來到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工作。短短四個月後，因人事糾葛，劉節突然離去，隨後又婉拒金大的再次相邀。劉節在金大雖然只工作了一個學期，依然恪盡職責，堅持完成了約定的研究工作，兩部書稿（《廣韻聲類》和《廣韻》校勘稿）和一篇論文（《強獨樂碑跋》）是其從事學術研究的重要成果。離任後，劉節將借自金大的圖書資料逐一寄還，與擔任研究所職事一樣絲毫不苟。而劉節與研究所所長李小緣等人的往來書信，也為研究抗戰時期學人學術與社會提供了十分難得的一手資料。［關鍵詞］　劉節　金陵大學　職事［中圖分類號］　K82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187⁃08劉節（1901～1977），字子植，浙江溫州人，著名歷史學家。抗戰時期，劉節曾在戰時金陵大學工作了一個學期。因來去匆匆，其經過仍不甚清晰，研究界也一直鮮有關注。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後，金陵大學被取消，部分檔案為南京大學接收，其中就包含了當年劉節與金大李小緣等人往來的一批信件，通過分析這批信函，結合劉節日記等相關史料，大體上可以理清劉節在金大到任、履職、離任等基本情況。到校與離校1940年2月5日劉節從戰時浙江大學辭職，3月10日仍在貴州，3月27日到達重慶，4月上旬到達戰時金陵大學（成都）。①金陵大學檔案（今存南京大學）保存有一份劉節1940年6月22日領到該校四四八號校徽的收條。②末鈐陰文“永嘉劉節”印。南京大學接收的金大檔案中，另有劉節親筆所填《金陵大學教職員調查表》，表中載明劉節“到校年月”為“民國二十九年二月”（1940年2月），比實際到校時間提前了兩個月。個中原因，是金大接受了劉節“自二月份起薪”的請求：“懇請兩兄與學校當局商量，自二月份起薪。弟有《廣韻聲類》研究稿，稍稍整理即可發表。並盼電寄一月薪水，弟即可北行，共襄盛業。”③“兩兄”者，李小緣、商承祚（詳後）也。同信劉節還寫道：“日前得昆明方面消息，知貴校文化研究所正在延攬人才，力圖發展，寅恪師即781

以賤名奉達左右，私以為喜。”據而可知，劉節赴金大任職，原來是經過其老師陳寅恪推薦的。陳寅恪1940年3月12日致劉節信中仍言及此事：“金陵大學環境似較好，姑得其覆書再酌。將來雲南大學若有機緣，似亦可設法。但據雲大友人言，待遇尚可而別有難處之事，紛紛求去，則又不知其內容實情究如何？總之，先俟金大回音，然後別圖可也。”④讀《劉節日記》，⑤可知劉節1939年在浙大的工作以授課、講座為主，而他課餘勤奮做研究，故此時手頭還有幾種未發表的手稿，包括這部始於1930年河南大學期間的《廣韻聲類》書稿⑥。現劉節希望以此書稿作為金大的職務成果，並沖抵二月、三月的工作量。關於工作內容，劉節在隨後的另一封信裡商量道：“所任課如在中國通史、文化史、上古史三門中擇一均可，他課暫不擔任。”⑦受制於現有資料的匱乏，目前暫難斷定劉節在金大是否承擔過教學任務、講授過哪些課程。與此相關的是，後來與劉節共事於中山大學歷史系的蔣相澤，正是金陵大學1940屆畢業生。蔣相澤在金大有沒有聽過劉先生的課，其畢業論文《詩經中所見到的周代社會》有沒有得到劉先生的指導，同樣需要挖掘新材料進行深度研究。出人意料的是，在劉節到校短短四個月後，1940年7月30日，劉節突然離開了金大，甚至沒有向文學院院長劉國鈞（字衡如）、文化研究所所長李小緣（名國棟，字小緣，以字行）、好朋友兼同事商承祚（字錫永）面辭，只留下簡單一函：弟今早東歸，不及走辭，至為悵念！八月份薪到期，請寄重慶貳零陸號信箱西南運輸處劉仲博君轉下，至感！有信請妥轉重慶二○六信箱劉仲博收。“劉仲博”即劉約，劉節二弟。同一批資料中，夾藏著另一紙：前奉一札諒已到達，頃因東歸省親，一時不易西來，研究所職事已不能擔任，敬向先生及小緣先生辭去下年度職事。尚有本年度薪水，到期請囑會計處惠寄。拙作兩種即將寄奉為荷。因同為當年金大的文檔，該紙必是劉節所寄而不是劉節的信稿。信中與李小緣同時提及的“先生”，似為劉國均。此字條沒有上下款和日期，但從上下文來看，估計此紙是寫給文學院院長劉國鈞的信中所夾字條，時間或在7月30日後不久（劉節沒有收到回信，且八月薪水尚未收到），因涉公務而轉交研究所了。字條提到“前奉一札”，或即上述7月30日函。在字條裡，劉節同樣講到自己回鄉和所餘薪水匯寄事。補充說到的，是職事所繫的論文兩種，自己保證交差。而“辭去下年度職事”，是為重點。關於“東歸省親”，接妻子和兩個兒子前來一起生活，不是劉節到金大才有的打算，1939年他在浙大時就有此想。如1939年12月9日劉節日記寫道：“在文學院辦公室晤郭洽周兄（1900～1987，名斌龢，字洽周），郭兄勸我勿急急南歸，暫至貴州，且待明年暑假再作挈眷之計，余細思亦有道理。”後來因為發現史地系主任張其昀暗中排擠自己，劉節在1940年2月堅決辭職，離開浙大。⑧1940年7月30日正值暑假期間，劉節東歸省親本屬正常，但不辭而去，接著又辭職，這就有點奇怪了。原來，和在浙大一樣，劉節在金大還是碰上了讓他不能忍受的事。其程度之嚴重，令他忍不住於7月3日寫信向校長陳裕光投訴：節在貴校純以研究學術為前提，不識人間顛倒黑白之事，同人中如有譸張為幻者，則必881

違道日遠，何能相處？先生主持全校，節又初來，特相奉告，以明本心。劉節說，自己專心於學術研究，不會搞陰謀耍手段。劉節直指同仁中有人造謠污蔑他，這樣下去如何同事？他說自己初來乍到，只能向大學的最高領導人稟告，一則表明自己光明磊落，不懼別人的詆毀，另一方面，當然也希望校長出來主持正義。從此信明顯看到劉節的憤怒，他這樣處理是否恰當，他是否又犯了他時時提醒自己切勿太直太躁之忌，我們不好妄作評斷。從現有資料分析，劉節棄金大而去的原因，極有可能與離開浙大相類似，是忍受不了人事紛爭。陳裕光校長極為重視，且慎重地處理此事，希望把事情解決好。他親自擬好信稿，於8月10日先給劉節的上司李小緣過目，徵求意見：茲附上致劉子植先生函稿一件，敬希核正擲還，以便繕就寄發。金大檔案所存，估計是接收和發出文件的底稿。李小緣當時可能在陳裕光的函稿上作了修改後，直接退還而沒有抄錄留底。而在陳裕光覆劉節信發出之前十餘天，即1940年7月30日，劉節已經離開金大，因此也有可能此信根本就沒來得及寄出。劉節投訴的具體是什麼事，陳校長是怎麼回覆他的，又準備怎麼處理，暫時沒有其他資料可以說明，仍需等待將來有新發現後再作討論。拒返金大時間過了一個月，劉節還只來到重慶，未能繼續東行。1940年9月1日，劉節寫信給李小緣、商承祚：在嘉定接奉大教，因匆促東下，未得奉覆，至歉！弟東歸之後擬就中英庚款協助，得暇尚可完成承囑研究未畢之作。借書五種，乞稍寬假，決不至失落也。拙作稍待即寄。一路東來，傳染病甚普遍，迄今尚在喘息未定中，不知人間尚有清淨之地否！八月份薪到，即當報覆。“接奉大教”，應即李小緣1940年8月28日致劉節函，因此函說到已給劉節寄出八月份薪水，所以劉節覆函說“八月份薪到，即當報覆”（詳後）。這裡說的“嘉定”，並不是上海附近的嘉定。早在1939年，劉節就曾在日記裡九次提及“嘉定”，說的都是古稱嘉定州或嘉定府的四川樂山。如1939年7月9日日記：“下午接吳子馨信，囑余能早日赴嘉定，余尚遲疑未決。即覆一函，告以近來情狀。”吳其昌（1904～1944），字子馨，劉節清華研究院時期的同學，此時在內遷於樂山的戰時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歷史系主任。劉節1939年7月29日日記所說的“今日張江樹、胡旭之、周雪鷗三人同舟赴嘉定”，所指同樣是樂山。其時，劉節與物理學家張江樹（1898～1989）、數學家胡旭之（1901～1959）、周雪鷗（1902～1975）三位一起到成都，為教育部的暑期培訓班（劉節日記中稱作“暑校”）授課，住華西協和大學（位於華西壩）。信中說“一路東來，傳染病甚普遍，迄今尚在喘息未定中”，可知劉節其時疲憊不堪，狼狽不堪。離亂之中，他感歎到：“不知人間尚有清淨之地否！”劉節在信中向金大保證，一定完成所欠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任務。不難看出，劉節雖然離開了金大，但與金大的職務聯繫仍然延續著。劉節原本計劃回溫州接來妻兒後，就任中英庚款資助研究員之職。到金大履職前，劉節已經託老師陳寅恪幫助疏通庚款資助研究員之事，故而陳寅恪1940年3月12日致劉節函有謂：“前月得來函，即與孟真商量後，知今年庚款協助非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前申請不可，且已審查訖，更難設法。弟曾981

與當局商量，與此次兄事類似者別有他例，亦格滯難了，故英庚款協助事，暫時必不易也。”⑨千山阻隔，劉節最終還是未能回到溫州接來妻兒。杭立武1940年11月15日致李小緣信這樣寫道：茲啟者：曾受敝會協助研究之劉節君，嗣在貴文化研究所承受指導從事研究。月前擬返里歸去，現因交通關係難以成行，不識貴所研究工作尚有需要否？敬此奉達，還祈示覆為荷。杭立武（1904～1991）時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相信劉節滯留重慶時與他見面，主要是為了申請中英庚款會協助研究員之事。而十一月份仍未是安排庚款會研究員計劃的時間，因此杭立武主動幫劉節詢問李小緣，可不可以讓劉節再回金大工作。信裡說劉節“曾受敝會協助研究”，“協助”意即“資助”。1939年，去浙大任職前，劉節曾任庚款派駐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員一個學期，即前述從重慶到成都為教育部“暑校”開講座及此前的半年時間。李小緣於同月19日立即回信杭立武：頃奉十五日大緘，承示劉子植（節）先生行蹤，甚感！子植先生於暑期間束裝離校，所中因不知行蹤，以為一時東歸省親，無法續聘。今承惠示，自應續聘，繼續其所計劃之研究工作，並酌授史學課程，並指導研究生。待遇仍舊，自到所之日起薪。不知子植先生有意屈就乎？盼速詢明示覆，以便辦理聘約手續。敬希鼎力斡旋，不勝心感之至。李小緣表示歡迎劉節回來繼續做原來的研究工作，並授史學課，指導研究生。因為李小緣知道劉節7月30日突然離校事出有因，現在杭立武出面相商，他卻預感劉節不一定願意回來，所以他說“不知子植先生有意屈就乎”，希望杭立武從中斡旋勸說。估計杭立武去信李小緣代求職事之前並沒有跟劉節溝通，總之劉節沒有接受杭立武的好意，並請他“好為言之”，代向李小緣婉拒其再次相邀。1940年11月27日劉節致杭立武函這樣寫道：頃承手示並附李小緣先生函均已收悉。盛意殷殷，感何可言！日前晤教曾將鄙懷奉陳一二，當時匆匆，諒蒙明察。今暑辭去金大研究所事東歸省親，道經重慶，留滯不得遠行，棲遲至今。已有友人代為設法，行將成功。雖為暫時性質之職務，亦不能見獵心喜，有負朋友之好意，因此金大事不便接受。曾憶今年春間接金大聘請後，自貴陽經渝之日，亦有他處友人邀約，即時報謝。弟之誠意前後如一，即希轉謝小緣先生為荷。至於前在金大未完工作二種，俟生計稍定，即當陸續寄奉。並請好為言之，至為感禱！日前託孫洪芬先生轉達聲請書一份，即請於下屆審查時加入。不勝感謝！劉節請杭立武轉達婉拒李小緣的理由，是已有人幫忙在重慶找到工作，不可反悔，一如當初去金大時也有其他的機會，同樣婉拒了。而傳遞給杭立武更重要的信息，是“請於下屆審查時加入”自己的名字，以成為中英庚款會協助研究員，自己一意堅持等待。劉節託孫洪芬（1889～1953，名洛，字洪芬，以字行）將自己的申請書轉交杭立武，孫氏時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秘書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負責保管、分配、使用美國返還的庚子賠款，用於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業，與中英庚款會的工作性質相類似。次年，劉節如願成為中英庚款會資助的研究員，直到1944年夏。四年間，他寓居重慶南岸黃山路中川江旅館潛心研究，寫下了不少傳世之作。未竟之職事1940年11月27日劉節致杭立武函中說“前在金大未完工作二種”，而李小緣1940年8月28日091

致劉節的信稿說的是兩書一文：茲謹奉遵（尊）囑，特將先生八月份薪金，計貳百五十一元整，交中國銀行奉上，敬希查收示覆為荷。再者尊著二種及《強獨樂考跋》一文亟待付印，如已脫稿，希早日賜下。啟者：前假書籍，因需參考，尚有未曾歸還者，茲因本所同人尚需閱讀，希早日歸還為盼。從此函可知，金大在1940年8月28日通過中國銀行給劉節寄出八月份薪水。月薪251元，以教授職級計，似稍偏低。⑩至於劉節“所任”工作，1941年1月8日李小緣致劉節信稿仍然指兩書一文：“所任《強獨樂跋》一文料刻已殺青，……其他二稿何日完卷？”兩書一文，便是劉節即便離開了金大，也執意堅持完成的“所任”之事。其中，《強獨樂碑跋》一文和《廣韻聲類》一書是確定的；《廣韻聲類》一書作為劉節在金大的工作，在劉節抵達金大之前雙方已約定，前文已提及，此不贅述；那麼，另外一“種”或另外一“稿”又是什麼呢？1941年2月20日劉節致李小緣函說“《廣韻》校至第四卷”，7月28日李小緣致劉節信稿稱“《廣韻》已校至第四卷”，8月3日劉節致李小緣函略謂“《廣韻》僅差一卷”，在在說明：另外一種或一稿，應是劉節所校勘之《廣韻》。劉節1941年2月至3月日記，也有多處提及正在點校《廣韻》。此外，1942年7月27日李小緣致劉節信稿，也為上述推論提供了有力的佐證：敬啟者：校中學期結束業已月餘，因俗務所羈，未能致書慰問，諸其原諒。我兄前假之書除已還各書外，尚有：《切韻考》內外編二冊，《四聲切韻考》一冊。如已用畢，祈為寄下。至孟森之《清朝前紀》，祈為代檢，如無即作罷，如有仍祈寄還。前承惠允之稿《校勘記》一書，如已殺青，亦祈賜下，以便付印。此稿結束如有大文賜登學報或專著，當收為叢刊，則當以稿費計算，我兄之處自當從優。不識尊意以為何如？近況若何，每以為念，便中祈示知一二。李小緣在信中明確說道，此“《校勘記》”為劉節此前“惠允之稿”，而非劉節從金大借而未還之圖書———周祖謨著《廣韻校勘記》（詳後）。而“此稿結束如有大文賜登學報或專著，當收為叢刊，則當以稿費計算”，進一步證明校勘《廣韻》確實是劉節在金大應盡之“職事”。為了向劉節約稿，李小緣承諾：一旦劉節還清“文債”———《廣韻聲類》一書、《廣韻》校勘本一書以及《強獨樂碑跋》一文，再刊登其文章或出版其專著，就要另付稿費，並且“從優”計酬。強獨樂碑，即北周強獨樂為文王造佛道二像碑。劉節為此碑記作跋且成為就職於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的一項工作，最早源自劉節在1939年成都“暑校”期間到金大拜訪李小緣，他在當年8月4日的日記中記道：十時半訪李小緣於金陵大學，於其文化研究所中得見新津所出漢石棺畫像兩塊，該所正在傳拓中，與《美術生活》中所見者相同。此外尚有梁中大同六年造像拓本一幅，及北周強獨樂碑拓本一幅，聞二刻皆在四川新都縣。此外該所覓得漢磚數十方，該所在蜀中所得者真不少。1941年2月20日劉節致函李小緣，將“《強獨樂碑跋》凡十一頁奉上”，但劉節1941年2月27日日記說的是：“今日寄強獨樂碑跋至金陵。”李小緣回覆：“三月三日接奉手緘及《強獨樂碑跋》一文。”總之，作為劉節金大職事之一的“一文”，確已順利完成。劉節的《強獨樂碑跋》，最終以《北周強獨樂為文王造佛道二像碑記跋》為題，在《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上正式發表。《金陵學報》為鄭重其事，特意配上編者按，稱許劉節所作考證：191

今劉子植先生復為文證其謬誤，考其得失，精心之作，遠過前人。使此重要之北周史料，因劉先生文而流傳益廣，寧非幸事。但劉先生遠處行都，復有一二載籍，未暇披覽。今由編者考核眾本，作異字表附於文後，又錄陸氏《跋尾》，以便比較，幸覽者祥焉。載有劉節《強獨樂碑跋》的《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文史專號”），出版時間標作“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月”。據《金陵大學金陵學報簡章》，該刊“年出兩期，於五月、十一月出版”，故此合刊標為“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月出版”。令人費解的是，劉節於此文篇末自題“三十年二月二十日於渝州”，據而可斷該期《金陵學報》之出版時間只能遲於1941年2月，不可能提前在1940年5月或11月問世。到底是雜誌誤標，還是劉節誤署？有必要稍作考辨。1948年2月21日，正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劉節致函李小緣，告訴對方終於在《金陵學報》上看到了自己的文章：去歲於陳伯瀛兄處見《金陵學報》，知拙作《強獨樂碑跋》已承刊入，至為感謝！弟之《廣韻聲類》稿草成已數年，本早欲奉寄，但弟有一計劃，欲每一類作一小序，以言其聲類分合之故。今讀輔仁大學所作《廣韻聲系》已出版，甚好！與弟之所述有相異處。《聲系》，實以《說文》為主，實當名《廣說文聲系》。弟書，則純以《廣韻》為主也。茲先將總序奉寄，乞正之。又，《文史集刊》一冊附上。即請撿收。如能將《金陵學報》及單行本惠下，至感至感！尚有文化研究所書籍數種欲寄還，得覆即寄。附《廣韻聲類》序一篇，《文史集刊》一冊。陳伯瀛（1900～1975），名登原，原名登元，字伯瀛，時與劉節同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同時刊登了陳登原的《廣癸巳類稿君子解》一文，故陳登原持以告知劉節其文章已發表。回到出版時間標注和成稿署時的問題上來，據姜慶剛先生研究，為了保證印刷質量，抗戰爆發後，《金陵學報》送往上海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進行印製。《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之稿件，原本已於1941年送上海排版，不料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公共租界為日軍佔領，致使該期《金陵學報》未能如期出版。延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印刷廠纔將倖存的製版付印面世。這就是劉節直至1947年———完稿、交稿數年後———纔在廣州見到該期雜誌的原因。換言之，“三十年二月二十日於渝州”自屬精准，“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月出版”亦無錯誤。附於1948年2月21日致李小緣函末的，是劉節《〈廣韻聲類〉序》一文。劉節在序文中自述成書經過：“堅處南郊逆旅中從事靜修，迄今四歷寒暑”，在極為困厄的環境下，嘔心瀝血，最終完成了這部十多萬字的書稿。稿成之後，劉節精益求精，“欲每一類作一小序，以言其聲類分合之故”。身處戰亂而求精工，豈能盡遂所願？果不其然，這一延宕最終使得書稿散佚，迄今難尋蹤跡。同樣命運多舛的《廣韻》校勘本，也未及向金大交差而金大已不復存在。好在劉節後人精心護存此的書稿（五冊），據悉已由中華書局列入出版計劃，總算可以借而了結劉節對金陵大學的另一樁“欠賬”。歸還借書為了完成在金大的職事，劉節借閱了不少金大的圖書，作為從事學術研究的必備材料。因為來去匆匆，部分圖書的歸還延緩到了他離開金大之後，於是，借書、還書也就成為與其本職工作關係密切的特殊“職事”。291

1940年7月24日劉節已準備離開金大，先還書十一種，“尚有《強獨樂碑》拓本又書五種留此應用”。1940年7月30日劉節離職後，李小緣除了催促劉節“所任”工作之稿件，就是催請其歸還所借之書，而且是鍥而不捨地催———1940年8月28日信：“前假書籍……希早日歸還為盼。”1941年7月28日信：“所參考各書，計書五種十五冊，拓片一種一張，所內有其他研究員待用，盼速寄還。”1942年2月10日信：“前假敝所圖書料已用畢，祈早日歸還。”拓片一種一張，即《強獨樂碑》拓本。借書五種十五冊，分別為：《廣韻》，澤存堂本，五冊；《廣韻》，《四部叢刊》本，一冊；《廣韻校勘記》，周祖謨校，五冊；《切韻考》內外編，三冊；《四聲切韻考》，一冊。1941年8月3日，劉節寄還《強獨樂碑文》拓本。1941年8月2日劉節日記亦有記載：“作函寄吳子馨、顧如、青年讀物編輯會、北平圖書館、李小緣。”1942年2月24日李小緣致劉節函略謂：“頃奉二月十八日華翰暨書籍兩包，內有：《廣韻》，澤存堂本，五冊；《廣韻》，《四部叢刊》本，一冊；《廣韻校刊（勘）記》，周祖謨校，五冊；三書已收到，請釋念。……其餘《切韻考》及《四聲切韻表》二書，用畢祈隨時寄還。……孟森《清朝前紀》一書，出考題後又復假去，近因有人詢問此書，因而想起一詢。如在尊處祈賜還，如真不在作罷可也，此間亦在查詢中，如有所得，當即奉聞。”也就是說，拓片與書三種十一冊此時已寄還。而孟森著《清朝前紀》一書下落不明，李小緣順便問是否在劉節處。劉節1942年7月31日回覆李小緣說，《四聲切韻考》及《切韻考》內外編仍要使用，需“待《廣韻聲類》書成後奉還”。而《清朝前紀》一書，劉節表示在金大時用完已還，不在己處。1948年3月12日，劉節覆函李小緣：“茲交郵奉還《切韻考》二冊，《切韻考外篇》一冊，《古韻標準》一冊，前借各書均已還清，收到即祈示覆為感。”《切韻考》二冊、《切韻考外篇》一冊，即《切韻考》內外編共三冊。根據“前借各書均已還清”一句推測，劉節所稱“《古韻標準》一冊”，很有可能就是《四聲切韻考》。尤其值得一說的是，從研究所收函標註收件日期、發出信件留存底稿等細節可以看得出，李小緣做事非常嚴謹、認真、細緻。李小緣原本就是圖書館學的專家，曾任金陵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圖書館西文編目部主任、圖書館館長、中華圖書館協會副執行部長兼編目委員會委員，故而對館藏的完善完美，可謂有近乎強迫症的追求，這從他不厭其煩地親自催促劉節還書即可管窺一斑。而作為領導者的李小緣，字裡行間也頗見識才、愛才、容才之胸襟氣度———劉節到校前幫其爭取兩個月薪水，劉節突然離去後依然溫文相待，催交文債、催還借書之際仍然充滿信任和期待———時時處處讓人感受到這位大家的高尚為人。這樣，從1940年抵達金大開始借書、從事研究，到1948年歸還所有借書，八年的戰火、離亂，沒有改變劉節、李小緣對各自職事一絲不苟的態度。而從中反映出來的，是一代學者對中華民族必將勝利的信心，和以文化傳承為己任的高度責任感。〔感謝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姜慶剛博士提供南京大學圖書館藏相關信函副本；感謝匿名評審者提出中肯而專業的意見〕①洪光華：《從新發現材料推測劉節離開浙大時間》，北京：《中華讀書報》，2017年6月7日。②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以下引用劉節、李小緣、杭立武等往來信件，凡未另作說明者皆據南京大學圖書391

館所藏檔案而來，不再出註。③1940年3月10日劉節致李小緣商承祚函，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④陳美延編《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224頁。劉節1939年6月12日日記略謂：“顧頡剛約余至雲南大學教書，余尚遲疑不能決，當函寅恪師商之。”時顧頡剛仍為雲南大學教授。⑤劉顯曾編：《劉節日記（1939～1977）》，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以下引劉節日記有日期者，不另作註。⑥據劉節《廣韻聲類序》（未發表），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⑦1940年3月19日劉節致李小緣商承祚函，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⑧參見洪光華：《劉節與張其昀的恩怨》，北京：《中華讀書報》，2015年10月14日。顧頡剛1940年4月27日日記：“子植見告，渠去年到浙大，彼校罵胡適之，罵顧頡剛，成為風氣。嫌彼與我接近，曾為《古史辨》第五冊作序，強其改變態度，彼不肯，遂受排擠。”見《顧頡剛日記》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68頁。⑨《陳寅恪集·書信集》，第224頁。⑩據《中國社會科學界傳略》（第4輯）所錄《商承祚自傳》，1932年商承祚進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時月薪為280元。而1939年10月李小緣致函聞一多，邀其出任文化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國文教授，“薪金每月三百元整，實付無折，此為敝校最高之額數”。引自徐雁平：《聞一多與李小緣往來尺牘九通》，北京：《文獻季刊》，2000年第2期。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此段提及各信，原件皆藏於南京大學圖書館。1941年2月20日劉節致李小緣函，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1941年7月28日李小緣致劉節信稿，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另，劉節1941年7月31日日記有記：“傍晚返寓接李小緣函。”2018年11月7日姜慶剛與洪光華微信交談記錄。另，姜慶剛發來第八期《金陵學報》（1938年）《金陵大學金陵學報簡章》頁（類如牌記頁或版權頁）影印件，其中顯示：“印刷者：上海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參見洪光華《淺說劉節先生〈廣韻聲類〉書稿》，浙江溫州：《溫州讀書報》，2016年第11期。1940年7月24日劉節致李小緣函，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李小緣致劉節各信，原件皆藏於南京大學圖書館。據1941年8月3日劉節致李小緣函，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作者簡介：洪光華，澳門城市大學《社會經濟發展研究》雜誌副主編，博士；張求會，廣東行政學院教授。廣州　510053［責任編輯　陳志雄］49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2期掀開面紗：美國“放棄大陳”決策的抛出*馮　琳［提　要］　1953年夏，美國未事先通知而撤離駐於大陳的情報人員，這令蔣介石感到“奇突”，此舉其實早有伏筆。1950年6月，杜魯門聲明並未將大陳等“外島”包含在協防範圍之内。凡此種種，皆已表明美國的傾向。只不過，為迷惑中共，美並未明言不願為協防“外島”而冒險、擔責的立場。也因事態並未足够嚴峻，美政府甚至没有在内部統一看法，而是保留了討論的空間。台海危機發生後，美決策部門對“外島”地位進行密集討論，但一時難以抉擇。1955年1月一江山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奪取，美國無法繼續將真實想法置於面紗之下，遂向台灣當局攤牌，明確做出放棄大陳的決定，使其撤離。［關鍵詞］　大陳　美國　台灣　蔣介石　沿海島嶼［中圖分類號］　K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195⁃08一“西方公司”全稱“西方企業公司”（WesternEnterprisesInc，WEI），成立於1951年2月，直屬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IntelligenceAgency，CIA）内的“政策協調處”（OfficeofPolicyCoordination，OPC）。台灣方面的負責人是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蔣經國，美國方面的負責人是海軍通信中心主任兼CIA的台灣代表克萊恩（RichardKlein）。該公司職員實為美情報局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别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想竊取中國大陸的軍事情報，其情報局與台灣方面達成協議，由美方提供偵察機並負責培訓，由台灣軍方出人，組成“西方公司”。1952年，“西方公司”在大陳島主辦“東南訓練團”，訓練胡宗南領導的盤踞在浙江沿海島嶼的游擊部隊。該訓練團每期用三個多月訓練一個大隊，共整編了六個突擊大隊、一個砲兵大隊和一個專門從事情報、爆破、通訊等活動的特務大隊。經整編後的突擊大隊，由“西方公司”和“大陳防衛區司令部”共同領導，分駐大陳外圍的一江山、披山、漁山、南鳧等島嶼，武器彈藥、通訊器材等由“西方公司”供給。“西方公司”訓練和掌握國民黨游擊部隊的目的，是在中國東南沿海形成情報包圍網，進行各種特務情報活動。①1953年7月上旬，美國在台灣當局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撤走大陳島的西方公司人員，這使蔣59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關鍵期的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項目號：17AZS015）的階段性成果。

介石等人感到“奇突與損害”。②7月17日，蔣介石向當時的美國駐台“大使”藍欽（KarlL.Rankin）提出要求，希望今後對撤退情報人員之類事件能有一預商過程，不應如此唐突。③此間，美軍顧問團曾草擬大陳報告書送呈蔣介石，麥唐納（JohnC.Macdonald）准將認為該區陸海軍指揮官人選不當。18日，蔣介石與藍欽會談，除再次對西方公司人員未提前通知即行撤離表示不滿外，蔣强調“若無能够確保之軍事力量及計劃，則雖更張人事，亦將無效”。他提出，台北距大陳250浬，中共的海空基地定海，至大陳僅121浬，艦船8小時、飛機半小時即可到達，而温州機場距大陳更近，僅36浬，大陳隨時可為解放軍所包圍。因此，希望美國對軍援台澎之政策，能略加修改，使軍援範圍擴大到所有為台灣軍隊所守衛之外圍島嶼；並聲明第七艦隊之巡邏範圍，包括大陳在内，或謂“大陳從未置於第七艦隊巡邏範圍以外”。蔣介石相信，只要美國如此表示，則解放軍就不敢進攻大陳。否則，若大陳為中共奪取，則“所費之人力物力將數倍於目前防守所需之力量”。藍欽對大陳不在第七艦隊巡邏範圍表示遺憾，稱“大使館”及顧問團年來再三呼籲將第七艦隊巡邏範圍擴展至外圍島嶼，但無具體結果。藍欽坦稱，美國總以為台灣與“外島”之間，有所區别。美方認為以台灣今日之軍力，加上若干美國海空軍，可守住大陳，但中國人民解放軍若決心不惜重大犧牲，進攻大陳，則美國也無法確保此地。④二敗退台灣後，國民黨試圖保住一些離大陸近而離台灣島遠的“外島”，如厦門的金門、福州的馬祖、台州的大陳、廣州的伶仃等。這些島分為三部分：以南麂山、大陳為中心的北緯29至27度之間的島嶼，以馬祖、白犬為中心的北緯27至25.3度之間的島嶼，以金門為中心的北緯25.3至24度之間的島嶼。因為地理位置等方面的關係，國民黨本身無力防守這些“外島”。為保住此類小島，以便於實施自己的“反共復國”計劃，台灣當局不斷提醒美國，應對這些“外島”給予關注。1950年6月27日，因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S.Truman）發表聲明，稱已命令美國空海部隊對韓國政府部隊予以掩護和支持，並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攻擊，以保證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並宣稱台灣未來地位須待太平洋恢復安全、對日和約締結或聯合國考慮後決定。⑤7月7日國務卿艾奇遜（DeanGooderhamAcheson）在電文中指出，台灣方面請美國注意其仍保有一些“外島”之事，這些島嶼不斷受到來自大陸的攻擊，要求美國表達對此事的意見。在這封電文中，艾奇遜並未明確美國政府的態度，而是表示對此産生決策時會另行通知。⑥7月17日，國防部長約翰遜（LouisA.Johnson）致函艾奇遜指出，從軍方角度看，這一問題就是這些島嶼是否包括在6月27日杜魯門聲明中所宣佈的美國負有協防責任的範圍之内，以及當國民黨利用這些島嶼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攻擊時美國應採取何種行動的問題。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ChiefsofStaff）研究了這個問題，認為美國軍隊不應對這些島嶼承擔協防義務，應通知台灣當局這些區域不包括在6月27日總統聲明所設定的協防範圍之中。防守這些島嶼是台灣當局的事，在台灣或澎湖的軍事基地不能支持國民黨從這些島嶼向大陸發起的攻擊。但是，美國不應阻止國民黨防守這些島嶼，也不應阻止國民黨從台灣發起對此類行動的配合。⑦1951年11月以後，朝鮮戰局漸趨穩定，國民黨游擊隊糾集海匪襲擾沿海島嶼，成為解放軍華東軍區的大患。華東軍區經過調研，提議先行攻打上下大陳，再圖解放金門。1952年3月，張愛萍被委以第三野戰軍暨華東軍區參謀長之職，增强了對國民黨佔據下“外島”的反擊和警告。4月11日，美駐台“大使銜代辦”藍欽⑧向國務院指出，目前，中國大陸對金門、馬祖、大陳的攻擊是自1950年中以來最691

為嚴重的，守住這些島嶼對於防衛台灣、從軍事和商業方面挫敗中共的海上交通、蒐集情報並支持抵抗大陸來説至關重要。這些島嶼被台灣當局的軍隊嚴密駐防，他們對自身的海上進攻能力尚有信心，但就空中力量而言，台灣空軍已難與大陸匹敵。美國已宣佈這些島嶼不在其協防範圍之列，勝敗全由台灣當局承擔。然而，問題是美國在多大程度上鼓勵國民黨防衛這些島嶼？美援是否能以後勤或其它形式、直接或間接用於國民黨防守“外島”的行動？⑨作為回應，1952年5月6日，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OmarN.Bradley）致電國防部長洛維特（RobertA.Lovett），表示應指示藍欽遵循以下原則：軍事援助物資的數量應能供確保台灣澎湖不受危及的台灣軍隊使用；他要為同樣目的提供軍事建議；他應該清楚地懂得，没有其它計劃外的軍援物資供台灣軍隊守衛這些“外島”；對於國民黨當局在可支配範圍內合理的軍事部署，他不能強加反對。⑩6月11日，中共中央軍委批準華東軍區《關於對金門、上下大陳作戰方針的建議》，同意9、10月間攻佔大陳。15日，華東軍區頒發《對解放上下大陳島登陸作戰的指示》。但彭德懷等人認為，若此時進攻大陳，美軍亦可能會參與其中，進而使朝鮮戰爭局勢復雜化。為避免此種情况發生，大陳登陸計劃應待朝鮮停戰後進行。1953年4月26日朝鮮停戰談判恢復，6月初，各項議程均已達成協議，只待處理好技術工作後簽字。此時，因韓國總統李承晚仍在主張美軍應佔領整個朝鮮半島、頑固地抵制停戰，停戰談判暫時陷入僵局。毛澤東、彭德懷決定推遲簽字，再殲李軍萬餘，以示懲戒。同時，決定開始進攻大陳島。6月24日，人民解放軍砲擊距離大陳14公里的積谷山島，使大陳處境緊張。由於6月21日以來一些較小的島嶼已被解放軍佔領，大陳附近危機越發明顯，國務卿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認為大陳等主要島嶼可能不久就會落入共産黨之手，於是才有突然撤離駐紮大陳的西方公司人員之舉。三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中共中央樂見東亞形勢的緩和，對打破美國的孤立與封鎖採取了一定的積極態度。一方面，解放軍擱置攻打金門的計劃，縮小沿海作戰規模。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積極參與了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有蘇、美、英、法等國參加的日内瓦會議，促成宣告印度支那停戰的最後宣言的達成，並主動向美國提出就交换雙方戰時被押人員進行直接談判。但美國並未表現出與新中國改善關係的足够誠意。日内瓦會議上，中國代表團為恢復印支和平，促成停火協議的達成，美國拒絶參與最後宣言。同時，美台為實現“共同防禦”開始了積極交涉。對於美台的表現，中共中央軍委表示憂慮，擔心台灣問題固定化。為給美台以打擊，7月23日，毛澤東致電給正從日内瓦回國途中的周恩來，提出為擊破美蔣軍事與政治的聯合，須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為配合輿論，向國際社會特别是美國表明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決心、突出新中國對台灣問題的重視，中央軍委也在進行著軍事上的部署，準備對國民黨佔領下的沿海島嶼發起大規模打擊。8月，浙東前綫指揮部成立，張愛萍出任司令員。因台灣當局在金門駐有重兵，且攻奪金門還須有福建地區的機場和鐵路運輸作為配合，我軍決定先利用華東現有機場和海軍基地攻打浙東島嶼，以保證首戰告捷，從而有利於鼓舞士氣，並有利於海陸空三軍協同作戰經驗的積累。形勢緊張之下，美國命第七艦隊在大陳島附近巡遊。8月24日，杜勒斯在記者會上宣稱，任何對國民黨控制下沿海島嶼的攻擊均可能引來美國的軍事介入，妄圖以此震懾中國人民解放軍，使之不敢行動。美國的恐嚇並未使中共中央改變主張，31日，浙東前綫指揮部寧波會議確定一江山島為攻打大陳的突破口。9月3日和22日，解放791

軍兩次砲擊金門，每次持續一個多小時。在砲擊中，兩名美軍中校被擊斃，引起美國朝野的騷動和恐慌。在此情形之下，對國民黨掌握下沿海島嶼的政策問題被提上美國政府各部門議程，並引發了激烈爭論。9月4日，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饒伯森（WalterS.Robertson）向代理國務卿史密斯（WalterBedellSmith）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指出解放軍不顧美國震懾而向沿海島嶼採取進攻，證明美國介入的威脅不足以阻擋中共的行動，如果不想看到這些沿海島嶼被解放軍一個個拿去，如果想避免在這個地區政策的明顯失敗，美國就需要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遠東司認為中共對任何一個主要沿海島嶼的攻擊都應受到美國積極而有限度的軍事回應。因此，建議國務院將軍事行動可行性的提議提交參謀長聯席會議，若認為可行，則由國家安全會議將其以高度優先級交予總統。同日，相關部門進行了特别國家情報評估，提出自朝鮮戰爭結束後，上海至廣州之間的解放軍已大為增加。雖然國共雙方在大陳附近行動模式與1953年相似，但規模已有擴大，并且中共已將MIG⁃15運用於登陸行動的空中掩護。在宣傳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自6月份就開始一場宣傳戰，其高層領導人宣稱要解放台灣和沿海島嶼，並警告説：“誰膽敢干涉我們的内政，必將為此類侵略行為承擔全部的嚴重後果”。在過去的三周，中共解放台灣主題在莫斯科的主要報紙上也有未加獨立評論的顯著報導。中共在華東與華南地區兵力的補充和空軍力量的增强，使台灣方面單獨承擔固守“外島”的任務變得異常艱鉅，而美國若要直接介入，必將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若任由國民黨軍在“外島”自生自滅，却又是一件“丢面子”的事。在台海危機發生後美國政府各相關部門的討論中，“面子”問題是一個經常被提到的字眼。在9月初砲擊金門後次日進行的特别國家情報評估中，美國聯合參謀部情報副主任（DeputyDirectorforintelligence,TheJointStaff）就特别在最後提到沿海島嶼的“丢失”會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在遠東産生重要影響，特别是因為它意味著使美國“丢臉”。反之，確保了“外島”則是使美國在東方“長臉”的事。9月11日，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ArthurWilliamRadford）致國防部長威爾遜（CharlesErwinWilson）的備忘錄附上一份美國軍方的觀點，認為中共可以毫無限制地利用他們最好的南方港口上海對台澎發起攻擊，而就目前的判斷而言，擁有金門對國民黨來説不足以防守台灣，對中共來説也不足以攻取台灣，但它對台灣的防禦有很大關係。馬祖、大陳等島亦如是。丢失沿海島嶼的負面作用，不能僅僅從領土或有形的軍事資源方面看，還要看到對國民黨軍隊士氣的影響，這反過來對防衛台灣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四儘管在政治及心理影響方面，沿海島嶼具有一定重要性，然而在其它方面的考慮中，又有許多因素令美國裹足不前。戰略意義方面，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外島”對台灣的防禦並不是十分重要。這些島上没有好的港口可以用於大規模兩栖作戰的基地，即便被解放軍奪取，中共也不得不繼續使用大陸上的港口作為進攻台灣的主要基地。因此，對於國民黨掌握的各個島嶼，美國給以了截然不同的定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其與蘇聯的結盟大大改變了美蘇力量在遠東的對比，為與蘇聯陣營抗衡，美國不得不處心積慮，步步為營。美國政府決定在利用一切可行手段破壞中蘇關係的同時，不惜一切代價將台灣島和澎湖列島納入美國在遠東的防禦體系，“阻止敵對力量控制它們，即使是冒著爆發全面戰爭的嚴重危險”。但是對台澎以外的其它島嶼，則不需直接出面，只“在不承諾美軍介入的情况下”鼓勵、支891

持台灣當局防禦共産黨對其佔領的沿海島嶼的進攻，並對中國共産黨的領土和貿易活動進行襲擊。這個政策雖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文件中多少有過調整，但基本思路和定位没有大的改變。防守的代價方面，遠東指揮部總司令赫爾（JohnEdwinHull）、陸軍參謀長李奇微（MatthewBunkerRidgway）等軍方人士也反對美國防禦“外島”。赫爾認為，對這些沿海島嶼的成功防禦，最終取決於參與防禦的國民黨地面部隊的能力和力量，如果這些地面部隊不能擔此任務，美國海空軍的介入能否起到決定性作用就很令人懷疑。“美國軍隊的介入就意味著與共産黨中國發生戰爭”，即便有心將其限制在有限作戰的規模，恐怕後來的發展會失去掌控。國民黨丢失這些島嶼固然會打擊士氣，但倘若美國的介入也未能成功防禦，那麽這個影響將會是在整個亞洲威信的灾難性影響。因而，如若美國要介入，就應為成功防禦而不惜一切代價，包括必要時使用核武器。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自然是美國當局不願面對的，它不但會遭到美國民眾和國會的反對，也會遭到美國盟友的反對。盟友態度方面，協防“外島”得不到美國盟友支持。為與蘇聯陣營抗衡，1950年代前期，美國致力於亞太集體安全保障體系的建立。在對亞太的政策中，核心内容是構築和維護亞太沿海島嶼防衛鏈，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重要的一點就是與英聯邦各成員國合作。美國在遠東的政策最好也得到相關國家的諒解和支持。然而，許多國家認為，國民黨集團只是過去的殘餘勢力，如果他們想返回大陸，没有多少人會支持他們。東南亞國家對美國可能會擴大遠東對抗局勢的行為很是敏感。加之，英國已承認新中國，英、印、新等英聯邦國家不想在沿海島嶼問題上觸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底綫，不贊成盟國為保衛金門等集聚了太多敵意的沿海島嶼而戰。英、印認為美國確保沿海島嶼是個糟糕的、具有挑釁性的建議。第一次台海危機發生後不久，杜勒斯就在備忘錄中指出，“幾乎可以肯定，在當前形勢下，參與對金門等島嶼的防禦會産生對我們不利的國際輿論，並嚴重損害我們與歐洲及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同盟關係。這更為真實，因為可能導致我們首先使用核武器。”為解决困境，美國擬將“台灣問題”提交聯合國，使中國内政變成國際問題，壓迫中共在台灣海峽停火，使兩岸維持現狀。美國試圖讓新西蘭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中國沿海島嶼停火”的提案。同時，為確保亞太安全，美國加緊了建立東南亞共同防禦體系的進程。9月8日，與英、法、澳、新、泰、菲、巴等8國在菲律賓馬尼拉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但這些只是在軍事局勢尚有緩和餘地情况下的措施。當危機迫在眉睫，從無法繼續保有的“外島”撤退是躲不開的選擇。相隔僅有10餘公里的一江山島是大陳的門户，在解放軍對一江山島密集進攻下，台灣方面亂了陣脚。經“西方公司”整訓的突擊大隊主力第四大隊被調防到一江山島，登陸排也被調來加强防務。台“國防部”部長俞大維親赴一江山島鼓舞士氣。但終未能挽回頽勢。1955年1月18日，解放軍海陸空對一江山島聯合作戰，20日該島為解放軍攻克。這一勝利不但證明新創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海空軍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同時使大陳失去外圍屏障，解放軍火砲射程可覆蓋大陳島。19日在一江山島敗局已定之際，艾森豪威爾在記者招待會上説，他願意看到聯合國出面“斡旋”，以“停止中國沿海的戰鬥”。但他也表示，不確定聯合國能起到多少實際的作用，因為戰爭雙方很有可能堅持它只是一個内部問題。此時，蔣介石指示葉公超面晤杜勒斯，請美方對大陳問題明確表態，並請艾森豪威爾、杜勒斯及其他負責官員勿再作影響大陳軍民心理之聲明。至此，美國對大陳的態度無法再置於面紗之下，必須有個交待。19日中午，杜勒斯、雷德福面見艾森豪威爾商談，做出勸説台灣當局放棄大陳的決定。他們的共識是：金門以北各島殊無戰略價值，台灣方面無法自守，即使將台灣現有海空軍全部實力用諸大陳亦無濟於事，美亦决不會協防這些島。據雷德福估計，“美方須用航空母艦兩艘及若干陸戰隊方可991

勉强維持上下大陳及其附近各島”。於是他們得出結論，金門以北的島嶼都没有防守必要，台灣應將兵力集中在台澎與金門之間。在一江山被奪取後，解放軍很可能會直取大陳，“倘大陳失守，其影響較諸自動撤退自更不利”。下午，杜勒斯告知葉公超，美國建議：台灣方面自大陳自動撤退，美可予以海空軍掩護。在這次談話中，杜勒斯甚至建議同時撤出馬祖的台灣當局駐軍，稱美國不可能將防衛範圍擴展至馬祖，該島最終也無法防守。台灣當局的軍隊集結和平衡部署的範圍只可能在台灣島、澎湖和金門之間。“堅守其他沿海島嶼，只可能造成國民黨兵力的過分延伸”。“為防守一群石塊而出動主要兵力毫無意義。”無奈之下，台灣當局起草了一份聲明，表明要“重行部署外島軍事，將大陳島嶼之駐軍轉移使用於金門馬祖等重要島嶼，以集中兵力，增强台灣澎湖及其外圍島嶼之防務”。1955年2月8日，台灣當局“國防部長”俞大維、“海軍部司令”梁序昭、“國防部第三廳副廳長”蔣緯國等來到大陳島，與蔣經國會合，巡視指導撤退作業。8日至11日，在美國海軍協助下，將軍隊2.5萬人、島上居民1.8萬人運離大陳。五在美蘇全球對抗的冷戰局勢下，有較為重要的戰略位置的國家或地區在軍事基地方面向美做出讓步，往往能换來其它方面的利益。1940年代後期到1950年代前期，日本屢次表示允許美國於對日媾和後繼續保有琉球軍事基地，甚至主動提議在和約中加上允許美軍駐紮的條款，以此贏得美國的信任和好感，逐步换取了美國對日本保有琉球“領土主權”的認同。當時的台灣為獲得美國在防禦台灣等方面的支持，也不得不使自己成為美軍任意使用的軍事基地。即便如此，台灣當局還是無法將自己的利益與美國完全捆綁在一起。美國可以在緊急關頭給台灣幾艘小型艦艇，可以在不必負責任、冒風險的情况下對中國大陸加以恫嚇，但始終不會在條約義務上承擔起對大陳等沿海島嶼的責任。在利益權衡中，美國自身的利益與風險才是關鍵，除此無它。美國軍方和國務院雖然有人在不同場合表達了守住沿海島嶼才能守住台灣軍隊的信心、才能繼續對大陸進行情報偵測和游擊戰的觀點，但更多的人認為若美國不直接介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一場全面戰爭的話，大陳等沿海島嶼是不可能長期被國民黨佔據的。國民黨丢失這些小島固然有損士氣，但若美國出面仍丢失了小島，那損失的就是美國在整個亞洲乃至整個遠東地區的威望。因此，美國要麽不介入，要麽就必須成功。要確保成功就要為全面戰爭作緊急準備，而這些島嶼在軍事上並無實質意義，其在政治、心理上有限的意義不值得美國為其興師動眾，從而影響美軍在遠東的整體部署和利益。鑒於以上考慮，美國始終避免對這些沿海島嶼的承諾，避免直接介入，而在鼓勵國民黨靠自己力量實現防禦之外，希望像對朝鮮戰爭一樣，借助聯合國的力量實現自己的目的。美國想借助聯合國干預使台海停火，認為即便因蘇聯或中共的拒絕而未能達到目的，至少也能使美國爭取到所謂“道義上的地位”和輿論對美國插手台海危機的支持。儘管美國為順利實現自己的設想，對新西蘭、英國、台灣當局等方面進行了多次交涉和解釋，最終仍落得尷尬境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絶列席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停火案，並宣稱在中國缺席情况下做出的决議是非法、無效的，同時，蔣介石也對停火之議進行公開抨擊，加上蘇聯與諸多輿論的譴責，停火案只得暫時擱置。後來，杜勒斯欲再次啟動停火案，卻因美英間分歧無法調和而受挫，停火案不了了之。美國最終選擇了勸説台灣當局棄守大陳，却不意味著美國對台灣和澎湖列島任何程度的放棄。002

《台灣决議案》在幾日内迅速通過，國會在戰爭決策權這一重大問題上對總統放權、讓步，使總統能够相機應對緊急局勢、動用美國武力來防守台灣。有此先例後，美國總統又陸續取得中東、古巴、柏林、東京灣等地的戰爭決策權，導致權力制衡機制的一度混亂。可以説，美國不主張為那些遠離台灣島的“一群石塊”耗費力量，但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台、澎則另當别論。①《西方公司“冒險生意”的失敗———一江山島解放官兵訪問記》，北京：《人民日報》，1955年2月6日。②相關研究有：金光耀：《顧維鈞與美台關於沿海島嶼的交涉（1954.12⁃1955.2）》（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05年第6期）；余子道：《第一次台海危機與美台關係中的“外島”問題》（上海：《軍事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鄭偉：《芻議一九五四年台海危機背景下的美、台大陳島博弈》（福州：《黨史研究與教學》，2014年第5期）；BennettC.Rushkoff,"Eisenhower,DullesandtheQuemoy⁃MatsuCrisis,1954⁃1955"(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981,No.3,pp.465⁃480)；RobertAccinelli,"Eisen⁃hower,Congress,andthe1954⁃55OffshoreIslandCrisis"(PresidentialStudiesQuarterly,1990,No.2,EisenhowerCentennialIssue,pp.329⁃348）；O.EdmundClubb,"For⁃mosaandtheOffshoreIslandsinAmericanPolicy,1950⁃1955"(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959,No.4,pp.517⁃531)等。1953年到1955年，“大陳”是沿海軍事行動的主要目標，因而成為“外島”中一個特殊的區域。美國雖有“不保外島”之心，但要真正做出並實施“放棄”某島的決策亦非易事，本文集中討論的是對台灣當局走向攤牌的這一過程。③《蔣介石日記》手稿，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藏，1953年7月11日上星期反省錄，1953年7月17日。④“外交⁃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十七）”，台北“國史館”藏“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205⁃00079⁃011。⑤StatementbythePresidentontheSituationinKorea,June27,1950,PublicPapersofThePresidentsoftheUnitedStates,UnitedState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Washington,1965,p.11.⑥TheSecretaryofStatestotheEmbassyinChina,July7,1950,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FRUS),1950,EastAsiaandthePacific,Vol.VI,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p.371.⑦TheSecretaryofDefense(Johnson)totheSecretaryofState,July17,1950,FRUS,1950,EastAsiaandthePacific,Vol.VI,pp.379⁃380.⑧1950年7月28日，藍欽任“駐華大使銜代辦”，1953年2月27日，美參議院任命其為“駐華大使”，4月2日到任。⑨TheChargéintheRepublicofChina(Rankin)totheDepartmentofState,Apr.11,1952,UnitedStatesDepartmentofState.Glennon,JohnP.,Editor,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pp.42⁃43.⑩MemorandumbytheJointChiefsofStafftotheSecretaryofDefense(Lovett),May6,1952,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p.48⁃49.MemorandumofDiscussionatthe153dMeetingoftheNationalSecurityCouncil,Washington,Jul.9,1953,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227.《一定要解放台灣》，北京：《人民日報》，1954年7月23日。MemorandumbytheAssistantSecretaryofStateforFarEasternAffairs(Robertson)totheActingSecretaryofState,Sept.4,1954,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562,pp.561⁃563.20世紀40年代末，由蘇聯米高揚設計局研製的第一代噴氣式戰鬥機。在朝鮮戰爭中，MIG⁃15被首次大規模投入空戰，顯示出優異的飛行和作戰性能。SpecialNationalIntelligenceEstimate,Sept.4,1954,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p.563⁃571.聯合參謀部（TheJointStaff）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附屬機構，在問題升級到參謀長聯席會議之前預先了解或解決問題。其主任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三星級官102

員，負責就軍事事務向國防部長和總統提供建議。1953年接替布雷德利（OmarN.Bradley）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1955年8月連任，1957年8月退役。MemorandumbytheChairmanoftheJointChiefsofStaff(Radford)totheSecretaryofDefense(Wilson),Sept.11,1954,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603.MemorandumbytheDeputyAssistantSecretaryofStateforFarEasternAffairs(Johnson)totheActingSecretaryofState,Aug.3,1953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240.U.S.PolicytowardCommunistChina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282.StatementofPolicybytheNationalSecurityCouncil,Nov.6,1953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318.StatementofPolicybytheNationalSecurityCouncil,Nov.6,1953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308.MemorandumbytheChairmanoftheJointChiefsofStaff(Radford)totheSecretaryofDefense(Wilson),Sept.11,1954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610.StatementofPolicybytheNationalSecurityCouncil,Nov.6,1953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p.324⁃325.SpecialNationalIntelligenceEstimate,Sept.4,1954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569.MemorandumpreparedbytheSecretaryofState,Sept.12,1954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611.1955年2月條約生效，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South⁃EastAsiaCollectiveDefenseTreatyOrganization,SEATO）正式成立。《美國陰謀利用聯合國干涉我國解放台灣加緊安排對中國人民進行新戰爭挑釁》，北京：《人民日報》，1955年1月25日。ThePresident'sNewsConferenceofJan.19,1955PublicPapersofthePresidentoftheUnitedStates,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60,p.187.“金門馬祖外島防禦問題”，“外交部”，館藏號11⁃10⁃08⁃01⁃016，影像編號11⁃LAW⁃0102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國務院談話備忘錄》(1955年1月19日)，《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第409頁。“金門馬祖外島防禦問題”，“外交部”，館藏號11⁃10⁃08⁃01⁃015，影像編號11⁃LAW⁃0101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隋淑英、陳芳：《戰後初期日本對琉球的領土政策》，北京：《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例如在1953年6月，美台關於聯合防禦台灣的討論中，美國軍方提出的關於美空軍和海軍飛機使用台灣空軍基地設備的所有建議都得到台灣當局同意。見FRUS,1952⁃1954,ChinaandJapan(intwoparts),Vol.XIV,Part1,p.212.作者簡介：馮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北京　100006［責任編輯　陳志雄］202

ABSTRACTSReviewontheMainTrendsinStudieson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andStateFormationduringthePast　FourDecadesWangZhenzhong(005)……………………………………………………………………………………Abstract:Thisarticlefocusesonthechangesandnewdevelopmentsinintellectualideas,inclusiveof7topics:first,studiesonelementsofcivilizationinthe1980s;second,studiesonthesignsofstateformationsincethe1990s;third,theapplicationof"chiefdom"theoryinthestudyofstateformation;fourth,theevolutiontheoryofthreeformsofsettlementintheoriginofcivilizationandstateformation;fifth,varioustheoriesonearlystatesinChina;sixth,thestructureofcompounddynasticalstatesasseenintheXia,ShangandWesternZhoudynasties;seventh,therelationshipbetweenethnicityandstatefromstateformationtoQinandHandynastiesandafterwards.Themaintrendsinstudieson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andstateformationduringthepastfourdecades,i.e.from1978to2018,amongwhichtheauthor'sownresearchformorethan30yearsisalsoincluded,havebeenidentified,demonstrated,andcriticallyreviewed.Keywords:Stateformation;settlementpattern;compoundstructureofstate;spatialityofpower;socialityofreligionTheEvolutionandTrendof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ChenGuanghan&TanYing(029)………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ofChina,Guangdong,HongKongandMacaohavecontinuouslyevolvedanddevelopedunderthedualrolesofmarketleadershipandgovernmentpromotion.Underthemicro⁃marketmechanism,Guangdong,HongKongandMacaohaveachievedthefunctionalintegrationoftheregionwiththedualadvantagesofecon⁃omiesofscaleandtransportationcosts.Atthemacrolevel,institutionalintegrationiscarriedoutfromthetopdownbythegovernment'sregionaldevelopmentplanningandinstitutionalarrangement.Comparedwiththethreemajorbayareas,theGreaterBayAreahasabundantelementsandcompleteindustries.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hastheconditionstobuildaworld⁃classbayarea.Inthenewera,theGreaterBayAreahasbecomeanationalstrategyanden⁃teredanewphaseofdevelopment.Under"onecountry,twosystems",theGreaterBayAreaneedstogivefullplaytotheco⁃ordinatingfunctionsofthegovernment.Italsoneedstofurtherhighlightthefunctionsofthemarketmechanismtomaximizethebenefitsandminimizethecostsofinstitutionaldiversityandcomplementarityandpromoteall⁃roundmutuallybeneficialcooperation.Keywords: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regionalcooperation;developmenttendencySynergyInnovationin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AssessmentandApproach　ChenZhangxi(040)………………………………………………………………………………………………………Abstract:Regionalsynergyinnovationincludestwoareasofsynergybetweendirectandindirectsubjects,anddirectsub⁃jects.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isChina'smosteconomicallydevelopedanddynamicregion,andastrategicplatformfor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inthenewera.Accordingtothetheoryofregionalsynergyin⁃novation,thispaperconstructstheindexsystemofregionalsynergyinnovation,andusesthemethodofeconometricanalysistoempiricallyanalyzethesynergyofinnovationintheBayAreaofGuangdong,HongKongandMacao.ItisfoundthatthesynergyofsynergyinnovationintheBayAreaofGuangdong,HongKongandMacaoisinaweaksynergy,andthesynergyofregionalcollaborativeinnovationisgreatlyimproved.Thepaperputsforwardthepathofpromotingthesynergyinnova⁃tioneffectintheBayAreaofGuangdong,HongKongandMacao.Keywords:Collaborativeinnovation;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estimate;wayEmotionalCommunity&CulturalIdentity:OntheCulturalGeneandEmotionalConstructionofXinjiangMusical　FilmsfromtheMovie"Breakin'inWesternChina"LiBin(052)…………………………………………………………Abstract:Incommercialfilmcreation,musicalsareknownasthemostentertainingtypeoffilms.Hollywoodmusicalshaveahistoryofnearly100years.IndianBollywoodfilmsarealsofamousintheinternationalfilmworldfortheirlastingmusicalcharm.However,inChina,thecreationofmusicalshasalwaysbeenscarce,andthereislittlementionaboutXinjiangmusi⁃302

calsinacademicresearch.ThispaperanalyzesmodernmusicalscreatedbyGuangChunlaninthelate1980s,andprobesintothemodernmusicalcultureinXinjiang.Itpointsoutthatmusicalsnaturallycrossnationalboundariesandcultures.Com⁃paredwithothertypes,musicalsareeasiertoberecognizedandacceptedbypeopleofdifferentcountries,regionsandcul⁃tures.CreatinglivelyandcolorfulXinjiangmusicalsisanimportantmeanstobuildanemotionalcommunityinsideandtransmittheculturalcharmofXinjiangtotheoutsideworld.Keywords:Musicals;Xinjiangregionalculture;emotionalcommunity;culturalidentityEmotionalEnergyandEmotionalCommunityNarratives:AStudyofAffectiveStrategiesinXinjiangFilms　YuLi(061)…………………………………………………………………………………………………………………Abstract:Xinjiangisinanimportantstrategicpositioninthe"onebeltandoneroad"initiative.Whetherthepeopleofallethnicgroupsacceptthe"ideologicalidentity,theoreticalidentity,emotionalidentity"oftheroad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sveryimportant.Emotionalidentityconstitutesthebasisof"fromperceptualtorational".Therefore,fromtheperspectiveofemotionalresearch,thispaperanalyzestheemotionalnarrativeofXinjiangfilmsduring1949⁃1966,especiallythemostrepresentative,influentialandfar⁃reaching"VisitorsOnTheIcyMountain"asanexample,andanalyzesthefilm'semotionalenergyconversionandemotionalnarrativestrategies.Thispaperarguesthatthefilmeffectivelyinterweaves,re⁃placesandmergesrevolutionarynarrativewithemotionalnarrative,andconstructsanemotionalcommunitybyusingemo⁃tionalidentitystrategy,thusforminganactioncommunity.TheemotionalstrategycoincideswiththeemotionalworkmodeoftheChineserevolution,anditssuccessisinevitable.Thisisalsoanimportantdemonstrationfortoday'smaincommercialfilm.Keywords:Emotionalcommunity;emotionalnarratives;XinjiangfilmsChineseCulturalPsychologyandChineseOperaPrototypeStrategyamongFrontierNarrative:onthe"Seventeen　YearsPeriod"XinjiangEthnicFilmsCreationPanYu(070)……………………………………………………………Abstract:Bythoroughlyanalysingtheemotionalstrategyandcharacterizationofthethree"SeventeenYearsPeriod"Xin⁃jiangethnicfilms:"HasenandCamilla","GuestsontheIceberg"and"Analhan",thisthesisrevealsthechronicleofhowthe"SeventeenYearsPeriod"ethnicfilmthemeborrowstheprototypeofthepre⁃modernoperascript,andrewritesitthroughmodernitysuchasidentityreplacementandsituationalreplacement.ItembedsastorystrategythatconformstotheculturalpsychologyandculturalunconsciousnessofthegrassrootsaudienceinthenewChinesefrontiernarrative,andtheChineseclassicnarrativeoftheleft⁃wingfilmandYan'annewliteraryworks.Keywords:Xinjiangethnicfilm;frontiernarrative;Chineseculturalpsychology;ChineseoperaprototypestrategyTheHolySee,CountriesandReligiousOrders:AStudyofthePortugueseJesuitJoséSoares'JourneytoPekingin1688　ChenYufang(078)…………………………………………………………………………………………………………Abstract:SincethelateMingperiod,theSocietyofJesuswasamajorCatholicreligiousorderinChinaandallmissionssenttoChinawereunderthecontrolofPortuguesePadroado.However,whenthePortugueseJesuitJoséSoareswascalledtoserveintheimperialCourt,thesituationwasalreadychanging.HisdispatchtoPekingcausedaseriesofproblemsforgovernanceinsidetheViceProvinceofChina.ThispaperoffersastudyonhisdispatchtoPekingandthedisputesarousedamongJesuitsandtheVicarApostolicofNanking,anddissectsthepowertensionandnationalstancesbehindthesedisputes.Keywords:JoséSoares;theSocietyofJesus;Padroado;emperorTheForeshadowingoftheChineseRitesControversy:ANewTextualResearchonShengJiaoXiaoQinJie　byJuanBautistadeMoralesMinXinhui(086)……………………………………………………………………………Abstract:TheSpanishDominican,JuanBautistadeMorales,wasanimportantfigureintheChineseRitesControversy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ManyofhisvoicesaboutChineseetiquettewererecordedintheessayShengJiaoXiaoQinJie.BycombingthroughthreedifferenteditionsofShengJiaoXiaoQinJie,allofwhicharelocatedintheEuropeanar⁃402

chives,aswellasoneofMorales'letters,thispapergivesatextualresearchonthebackgroundandtimeofShengJiaoXiaoQinJie,andintroducestheconceptoffilialpietyembeddedwithinthetext.Inthisway,theviewoftheDominicansaboutis⁃sueswithChineseetiquettegivesanewunderstanding,whichaimstomakeupforalackofconcernamongacademia.Keywords:ShengJiaoXiaoQinJie;JuanBautistadeMorales;Dominicans;ritescontroversyTheStudyofHuShih'sZenBuddhismHistoryandJapanWangXuejin(096)……………………………………………Abstract:ThestudyofHuShih'sZenBuddhismhistoryhasabsorbedandborrowedfromtheresultsofJapaneseBuddhiststudies,andhasevenhadsomeinfluenceonJapaneseZenBuddhismresearch.InordertostudythehistoryofZen,HuShihwenttoEuropeandJapantosearchfortheearlyhistoricalmaterialsofDunhuangliterature.Whileconductingresearch,hekeptinclosecontactwithscholarssuchasTokiwaDaijo,ShichuiYabukiandD.T.Suzuki,whoseintellectualexchangeshelpedhimalot.ThediscussionanddebatebetweenHuShihandSuzuki,andtheresearchmethodsproposedbythem,havehadaprofoundimpactonBuddhiststudiesinChinaandJapan.Investigat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HuShih'sZenhistoryresearchandJapaneseBuddhiststudiesnotonlyhelpstounderstandHuShih'sZenhistoricalresearch,butalsohaspositivesignificanceforunderstandingmodernChineseandforeignculturalexchangesinmoderntimes.Keywords:HuShih;ZenBuddhismhistory;Buddhism;JapanCo⁃authorshipPhenomenonandCreditDistributioninthePerspectiveofResearchEvaluationofSocialSciences　andHumanitiesJiangYing(105)…………………………………………………………………………………………Abstract:Scientificresearchcollaborationhasalonghistory.Inrecentyears,thephenomenonofhyper⁃authorshipinthefieldofscienceandmedicinehasattractedtheattentionofscientists.Withtheincreasingscaleofresearchcollaborationandtheproportionofco⁃authorshipinsocialsciencesandhumanities(SSH),thetraditionalacademicevaluationsystembasedonsingle⁃authoredworkshasencounteredgreatchallenges.Thispaperdiscussesthephenomenonandgrowthtrendofco⁃au⁃thorshipinSSH,themaincausesofco⁃authorshipgrowth,thecriteriaforauthorshipandcreditdistribution,analysisoftheproblems,thedisputesandcontradictionsincollaboration,andfinallyputsforwardrelevantpolicysuggestions.Keywords:Co⁃authorship;co⁃authorcreditdistribution;researchevaluation;authorcontributionstatementAcademicJournalsofUniversitiesand"Double⁃FirstClassProject"FanJun(119)…………………………………………Abstract:Thecountry'sconstructionplanofworld⁃classuniversitiesandfirst⁃classdisciplines(referredtoas"Double⁃FirstClass")hasbroughtnewproblemsandchallengestothedevelopmentofacademicjournalsinuniversities,aswellasgoodopportunities.Lookingbackonthetypicalcasesofhowuniversities,disciplinesandacademicjournalsaffecteachother,wecangetalotofusefulenlightenmentfromthem.Thecombinationofmediaconvergenceand"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hasopenedupanewdevelopmentpathandhugespaceforbothuniversitiesandacademicjournals.Keywords:"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ies;disciplines;academicjournalsPESTAnalysisontheDevelopmentalEnvironmentofE⁃SportsIndustryinMacaoZhaiQun&ZhangQinghua(132)…Abstract:Thisarticlereviewstherecentdevelopmentofe⁃Sports,anemergingsport,andthee⁃Sportsindustryinthe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MacaoSAR).Overthepasttwoyears,theriseofe⁃SportsactivitiesandthefoundingoftheGeneralAssociationofMacauE⁃SportsIndustryaswellastheMacauE⁃SportsFederationshowsthate⁃Sportshasbeenfloodingintothemainstream,and2017wasaparticularmilestoneyear.PESTanalysisindicatedthatpolitics,economy,so⁃cialculture,andtechnologyinMacaoSARalldemonstrateafundamentallysupportiveenvironmentandoffertremendousgrowthpotentialfordevelopinge⁃Sportsinthefuture.Therefore,withtheevidenceofanalysis,theauthorsbelievethate⁃SportswillopennewopportunitiesforMacaoSARtodevelopadiverseeconomywithvigoroussupportfromthecentralgovernment.Keywords:Macao;e⁃Sports;PESTanalysis502

CharacteristicsandMechanismsofPhysicalActivityforMentalHealth:Walkingtowards"Precision"　GuoYuanbing&QiChangzhu(139)……………………………………………………………………………………Abstract:Sportshaveapositiveeffectonmentalhealth,but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etwoismorecomplicatedthanex⁃pected.Thispaperorganizestherelevantresearchfoundationsofthepasttenyears,comparesthemoreextensiveresearchinthepreviousperiod,anddemonstratesthenewcharacteristicsofsportspromotiononmentalhealththroughthreedimensions:supportingevidence,researchconclusionsandresearchmethods.Furthermore,itre⁃examinesthethreeexistingunderstand⁃ingsofexercise⁃promotingmentalhealthmechanisms,andintroducesamorereasonableand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modelofthetwomechanisms.Thecharacteristicsandmechanismsofexercisepromotingmentalhealth,presentaprecisestateofresearch.Keywords:Physicalactivity;mentalhealth;HealthChina2030Strategy;ModelNPEHybridCommodities,GenderedAesthetics,andtheChallengeofCross⁃CulturalComparison:AResponseto　Moretti's"TheNovel:HistoryandTheory"LingHonLam&DahliaPorter(146)………………………………………Abstract:Inhisprovocativearticle,FrancoMorettiraisesissuescentraltothecriticismofthenovel,andhisinsightsgenera⁃tedavibrantcross⁃disciplinaryconversationbetweentheauthorsofthisresponse.Inthisessay,weintroduceseveralalterna⁃tiveapproachesthatredirectandextendMoretti'sargument.InsteadofreifyingtheoppositionbetweenChinesenovels(asaestheticobjects)andEnglishnovels(ascommodities),weseethechiasmusofaestheticizationandcommodificationinbothnoveltraditions.Further,thequantitativeapproachtothenovelfieldandthefocusonproseexcludeshybridformsproducedandconsumedbywomenreaders.Theoppositionofextensive,desultoryreadingtoaestheticconcentration,wepropose,cameintobeinginthecriticalenterprisecontemporaneouswiththe'rise'ofthenovel⁃anenterprisegroundedinthegen⁃deredeconomyofpopularreading.Keywords:Novelreading;printculture;eighteenthcentury;gender;Chinesenovel;EuropeannovelAPhysiologicalInvestigationofAestheticsintheEighteenthCentury:OnEdmundBurkeandEmotions　JiangWentao(157)………………………………………………………………………………………………………Abstract:EighteenthcenturyBritainwitnessedaproliferatingprintcultureandgeneratedmanydiscussionsonemotionandsensibility.Asoneofthem,EdmundBurke's"APhilosophicalEnquiryintotheOriginofOurIdeasoftheSublimeandBeautiful"addressesaestheticemotionsandthesomaticeffectstheyhelptoproduce,andtheroleoflanguagewherein.Thisessayputsthisimportanttextinthehistoryofmodernaestheticsalongwiththeemergenceofmodern"physiologicaltexts"intheeighteenthcentury,andrevealsthehistoricalargumentsthatBurkeandhiscontemporariesweremakingonemotion,senses,mediaandmediation.Asadiscussionofthesomaticdimensionofwesternmodernity,itattemptstopunctuateamo⁃mentofcrossinginbetweenthehistoryofemotion,theriseofmodernscienceandthehistoryofmediaandmediation.Keywords:Aesthetics;physiologicaltexts;sympathy;eighteenthcentury;printculture;Burke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andtheCapitalPunishmentReforminVictorianEnglandXuXi(169)………………Abstract:LewisCarroll's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hasbeenpraisedasamasterpieceofchildren'sliteraturesinceitspublicationin1865.However,therearemanyplotsofviolenceandkillinginthisbookforchildren.TheQueenofHeartsiswell⁃knownforherfamouscatchphrase"Offwithhishead!"TheKingofHeartsandtheDuchessalsoissueordersofexe⁃cution.InVictorianEngland,thereformofcapitalpunishmentwasahottopicthatattractedtheattentionofallsocialclasses,includingfamouswriterslikeCharlesDickensandWilliamThackeray.Thispaperexamines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inthehistoricalcontextofcapitalpunishmentreforminVictorianEngland.ItaimstoshowhowCarroll,throughtheperspectiveofachild,satirizesthecrueltyandinjusticeoftheEnglishlegalsystem,especiallytheBloodyCode,andexpres⁃seshisuniqueviewofchildrenwhichvariesfromthetraditionalunderstandingofchildreninVictoriansociety.Keywords: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capitalpunishment;BloodyCode;VictorianEngland;children602

AnAnalysisofaGift⁃givingEventtoWengTongheintheLateQingDynastyKongXiangji(180)………………………Abstract:BasedontheoriginalrecordofWengTonghe'ssixtiethbirthday,TheBirthdayPresentRosterin1889,thisarticleprobesintothebackgroundofgivinggiftsbytheofficialsandimperialrelativestoWeng,thescaleofthegifts,andtherea⁃sonsforthegenerousgiftsgivenbyPrinceChun(Yixuan)andLiHongzhang,Governor⁃generalofZhiliandhisbrother.Itclarifiesthatgift⁃givingandbriberyaretwocomplexsocialphenomenawhichhavebothconnectionsanddifferences.WengTonghedaredtorecordtheoriginalgiftandpassitontofuturegenerations,whichshowsthatWeng'sbehaviorshouldbebasedontherulesofcourtesyexchangesandacceptingofgiftsratherthanbribes.Finally,thisarticleexaminesthegenerousgiftandtwopersonallettersbyPrinceGong(Yixin)andindicatesthespecialrelationshipbetweenPrinceGongandtheWengfamily.Keywords:Presentingagift;custom;WengTonghe;YixinAStudyonLiuJie'sDutiesintheUniversityofNankingHongGuanghua&ZhangQiuhui(187)………………………Abstract:In1940,uponbeingintroducedbyhisteacherChenYinque,LiuJiestartedworkingattheInstituteofCulturalResearchoftheUniversityofNanking.Justfourmonthslater,duetopersonneldisputes,hesuddenlyresignedandrefusedtheinvitationfromtheuniversity.Despiteonlyworkingattheuniversityforonesemester,hestillfulfilledhisdutiesandcompletedtheagreedresearch,includingtwomanuscripts(TonesClassificationsinGuangyunandGuangyunProof)andonethesis(EpilogueonQiangDuLeEpitaph)whicharehisrepresentativeworksinacademicresearch.Afterleavingof⁃fice,LiuJiereturnedallthebooksandmaterialsborrowedfromtheUniversityofNankingonebyone,showingthesamemeticulousnessasinhisdutiesintheInstitute.ThecorrespondencebetweenLiuJieandthedirectoroftheInstitute,LiXi⁃aoyuan,provideveryrarefirst⁃handinformationontheacademicsaswellasthesocietyduringtheSecondSino⁃JapaneseWar.Keywords:LiuJie;UniversityofNanking;dutiesOpentheVeil:TheFormulatingoftheDecision"GivingupDachenIsland"bytheUnitedStatesFengLin(195)………Abstract:Inthesummerof1953,theUnitedStateswithdrewitsintelligencepersonnelstationedinDachenIslandwithoutissuingpriornotice,whichmadeChiangKai⁃shekfeel"astonished".InJune1950,Truman'sstatementdidnotinclude"out⁃erislands"suchasDacheninthescopeofitsdefenses.TheseactionsdemonstratedthetendenciesoftheUnitedStates.How⁃ever,inordertodeceivetheCCP,theUnitedStatesdidnotstateitspositiontotakerisksresponsibilityforhelpingtodefendthe"outerislands".Moreover,becausethesituationwasnotseriousenough,theUSgovernmentdidnotevenunifyitsviewsinternally,butreservedspacefordiscussion.AftertheTaiwanStraitCrisis,theU.S.decision⁃makingdepartmentsconductedintensivediscussionsonthestatusof"outerislands",butitwashardtomakeadecisionatthattime.InacriticalmomentwhenYijiangshanIslandwascapturedbythePeople'sLiberationArmyinJanuary1955,theUnitedStatescouldnolongercontinuetoputrealideasunderitsveil.ItthenhadashowdownwiththeTaiwanauthorities,toexplicitlygiveupthedeci⁃siontoevacuate.Keywords:DachenIsland;America;Taiwan;ChiangKai⁃shek;coastalislands702

徵稿啟事　　《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學院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年創刊。“人文社會科學版”為中文版，季刊，大16開本，每期208頁。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區域經濟、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等。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茲就中文來稿規範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一、本刊係學術理論性刊物，尤其歡迎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篇幅以8,000～12,000字為宜，簡體、繁體文本均可，錄入請採用Word軟件。文稿電子版請以“附件”方式發送。二、本刊注釋一律採用文末注，標號順序採用加圓圈的阿拉伯數字①②③……，並置於正文文字的右上角。具體標注格式如下：1.專著、譯著、論文集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2.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報告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地點、機構、文獻形成時間、頁碼。3.期刊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刊名、年期。4.報紙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報名、日期。5.古籍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卷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責任者、文獻題名、部類名、卷次、版本。6.檔案文獻的標注順序為：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收藏地點。7.外文文獻的標注格式原則上採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三、參考文獻置於注釋之後，按其重要性或參考的先後順序編號排列。注釋中已出現的徵引文獻，在參考文獻中不再列出。參考文獻的標注格式與注釋的格式基本相間，但不標示具體頁碼。四、來稿需提供200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3～6個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並請附上作者學術簡歷以及聯繫地址、郵政編碼、聯繫電話、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基金項目或資助項目請注明具體名稱及編號。五、本刊對擬採用稿件有酌情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時特別聲明。來稿一經刊用，即付薄酬，並贈送兩本樣刊。凡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文稿的著作權，均由澳門理工學院和作者共同享有，作者著作權使用費已在稿酬中一次性給付，本刊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所授權的相關收錄、上網、下載、轉載或收入論文集等用途，請在來稿時作特別聲明。稿件請勿一稿多投。來稿一律不退，敬請作者自留底稿。所有投稿均實行匿名審稿，如半年後未接獲採用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六、本刊倡導良好學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來稿如發生侵犯他人著作權或人身權行為，作者應負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七、歡迎光臨journal.ipm.edu.mo免費查閱本刊自創刊以來的各期電子版全文。八、本刊聯繫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報》編輯部。電話：（00853）28555467，28555937。傳真：（00853）28723786。電子郵箱：xuebao@ipm.edu.mo《澳門理工學報》編輯部2019年4月15日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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