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v3.indd128/3/201916:19CMYCMMYCYCMYK理工學報2019年第3期扉頁.pdf122/6/201912:41

•名家專論•論“文學理論”…………………………………………………………………高建平（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劉澤生（25）澳門博彩批給制度的歷史變遷與反思……………………………………王長斌（26）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下的“香港+深圳”…………………………………張玉閣（36）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發展中的澳門平台作用………………………鍾怡（49）“禮拜”和“星期”流傳、替換考………………………………………………劉曼（55）評注性副詞“硬是”、“愣是”和“生是”……………………………張璐陳圓（64）第一部《葡漢辭典》中所見粵語詞彙………………………………………陶原珂（77）•中西文化•利瑪竇在中國語言學上的貢獻研究論綱…………………………張西平楊少芳（82）明清之際西洋氣象知識傳華考略…………………………………………王皓（97）簡論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國自然神論的基督宗教觀………………………宗曉蘭（105）目錄2019年第3期（總第75期）1998年4月創刊

•總編視角•主持人語……………………………………………………………………劉澤生（112）四十年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的歷史轉型……………………………杜敏（113）匿名審稿制度下編輯的職能和作用……………………………高超群王姣娜（125）•文學研究•現代俄羅斯文學起源於何處何時——十八世紀俄語書信體和旅行記書寫……………………………林精華（137）瑪格麗特•富勒在1844——“從超驗自我到公共良知”………………………………………楊靖（152）疾病、瀆神與三位一體——解讀佩索阿—卡埃羅的《守羊人》第八首………………………閔雪飛（165）1895年鼠疫與澳門公共衛生的發展………………………………………黃雁鴻（174）1920年代日本侵華史研究評介……………………………………………陳太勇（183）蔣介石與1950年代初期的“反攻大陸”……………………………………劉大禹（194）本期英文內容提要…………………………………………………………………（203）徵稿啟事……………………………………………………………………………（208）

JOURNALOFMACAOPOLYTECHNICINSTITUTEVol.22,No.3(SerialNo.75),2019CONTENTSOn“LiteraryTheory”.....................................................................................................GaoJianping(005)HistoricalChangesandReflectionsoftheMacaoGamingConcessionSystem......WangChangbin(026)“HongKong+Shenzhen”undertheFrameworkof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ZhangYuge(036)TheFunctionofMacaoasaPlatformintheDevelopmentofEconomicandTradeRelationsbetweenChinaandPortuguese-SpeakingCountries......................................................ZhongYi(049)ExaminationoftheSpreadandReplacementofLibai(禮拜)andXingqi(星期)...............LiuMan(055)ExpositoryAdverbsYingshi(硬是),Lengshi(愣是)andShengshi(生是)..................................................................................................................ZhangLu&ChenYuan(064)OntheCantoneseVocabularyRecordedintheFirstPortuguese-ChineseDictionary......TaoYuanke(077)OutlineStudyonMatteoRicci’sContributiontoChineseLinguistics.....................................................................................................ZhangXiping&YangShaofang(082)APreliminaryStudyontheIntroductionofWesternMeteorologicalKnowledgebytheMissionariesduringtheMing-QingTransitionalPeriod....................................WangHao(097)ABriefCommentontheChristianReligiousViewofNaturalTheisminEnglandinthe17thand18thCenturies....................................................................................ZongXiaolan(105)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EditologyResearchinCollegeJournalsin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fromthePast40Years......................................................................DuMin(113)TheResponsibilityandFunctionofEditorsintheAnonymousPeerReviewInstitution.........................................................................................................GaoChaoqun&WangJiaona(125)WhereandWhendidModernRussianLiteratureOriginate?AStudyoftheEpistolaryNovelsandTravelNovelsin18thCenturyRussia..................................................................LinJinghua(137)MargaretFullerin1844:“FromtheTranscendentalEgotoPublicConscience”...............YangJing(152)Illness，BlasphemyandTrinity:AnAnalysisofPoemVIIIofTheKeeperofSheepbyPessoa-Caeiro.........................................................................................................MinXuefei(165)Plaguein1895andtheDevelopmentofthePublicHealthSysteminMacao.......WongNganHong(174)CommentaryandStudyoftheHistoryofJapan’sInvasiontoChinainthe1920s.......ChenTaiyong(183)ChiangKai-shekandthe“CounterattackagainsttheMainland”intheEarly1950s...........LiuDayu(194)本期基本參數：ISSN0874-1824*1998*q*A4*208*zh*P*MOP50*1400*18*2019-07英文顧問：JoannaRadwanskaWilliams（安霞）本期英文編輯：ÁineNíBhroin（譚小果）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名家專論·論“文學理論”高建平［提　要］　文學理論既是一種古老的知識，又是一個現代的學科。在當代，中國文學理論形成有五種資源，即根據地文學理論、俄蘇文學理論、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西方文學理論，以及“五四”以來的現代中國文學理論。當代中國文學理論是在吸收了這五種資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關於文學的性質，曾有是意識形態、是社會文化現象、具有生產性等不同的觀點。關於文學理論的定位，又有規範性和描述性的二分，以及文學理論與文學的創作、批評和文學史寫作之間的關係。應將立足點放在當代文學和文化發展的需要上來，採取“拿來主義”、“實踐檢驗”、“自主創新”的立場，在當代實踐的基礎之上，建設既是現代的、又是中國的文學理論。［關鍵詞］　文學理論　意識形態　生產性　自主創新［中圖分類號］　I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005⁃20什麼是“文學理論”，長期以來，人們將之作為一個既定的存在，並沒有進行深入的辨析。從字面上講，是“研究文學的理論”，但實際上，屬於這一學科的文字多種多樣，涉及許多學科。它可以是“與文學相關的理論”、“依託文學而建立的理論”，甚至是“起源於文學的理論”，在許多情況下，被當成“文學理論”的只是一些包含有對文學的思考、甚至只是對文學研究者有用的材料。由此，圍繞“文學理論”的學科性質，它與文學間的關係、學科邊界，以及它的功能等一系列的問題，學術界曾展開一系列的討論，充分展現了這一學科的複雜性。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文學理論”呈現出多種面貌，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社會生活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因此，這種歷史的維度也應納入研究者的視野之中。一、文學理論的性質我們已經在習慣上認為，“文學理論”在西方是從古希臘開始的，而在中國是從先秦開始的，一些西方文論史和中國文論史都分別這麽寫。然而，我們過去很少進一步思考為什麽要這樣寫。我們認定，在雅斯貝爾斯所謂的“軸心時代”，各大文明中都出現了一種後來被稱為“文學理論”的東西。但是，我們沒有進一步追究：那時並沒有“文學理論”、“文藝理論”，或者“文藝學”的學科名5

稱，為什麽可以將一個後起的名稱運用到這一時期所產生的這些文字之上？在伍蠡甫主編的《西方文論選》中，第一位入選的文論家是德謨克利特，他提出了詩歌依賴於情感，以及“摹擬”的思想。①大致在德謨克利特的時代前後，其他一些古希臘的思想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與文藝有關的思想。例如，畢達哥拉斯關於“和諧”的思想，及其與音樂的關係的論述，成為西方美學的源頭。在他們之後，到了古希臘的古典時期，文論思想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柏拉圖的一些對話中，有很豐富的美學和文論的思想，但他並不試圖對文學問題作系統的論述，而是在論辯的過程中展示一些對文學藝術的性質的洞察。在柏拉圖之後，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在美學和文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據研究者說，這部著作很有可能是亞里士多德的講課筆記，對當時在雅典極其流行的悲劇進行了研究，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門羅·比厄斯利評價這本書時寫道：“不管是在這本書，還在亞氏現存的討論美學與文學問題的其他著作（他還寫了一篇名《論詩人》的對話，但失傳了）之中，都不存在某種可稱為‘美學體系’的東西。但是，從這一為文學門類提供理論的傑出範例，特別是從亞氏隱含著的對柏拉圖及其他人的觀點的回答，我們可以為建立基本的美學理論合理地抽取一些有價值的建議。”②對於整個西方文論史，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也許是一個例外，雖談不上理論的體系，但對悲劇作了內容豐富而涉及面廣泛的研究。其重要的原因，與“學園”的講課需要有密切的關係。除了這本書以外，我們很少看到系統的對文學進行論述的著作。在此以後，我們在普羅提諾的《九章集》、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中，都讀到一些有關文學藝術的精彩論述，但在這漫長的一千多年中，沒有人試圖構建系統的關於文學藝術的理論體系。甚至在文藝復興時期和法國新古典主義時期，也是如此。這幾百年裡，出現了許多對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的闡釋性著作，但系統的論述文學理論的著作仍很少。只是到了17世紀後期，才出現了布瓦洛效仿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而寫出的《詩的藝術》，並在此刺激下，在18世紀，歐洲各國分別有人寫作較為系統的文學理論著作。如果我們將一部西方文論史，只是局限於系統的關於文藝理論的論著史的話，那麽，這樣的歷史，就會寫得很單薄，而且不能真實地反映歷史。由此，我們處於這樣一個矛盾狀態：寫作文論史，要將許多非文論的著作包括進去。我們要從許多歷史的、哲學的、神學的材料中，從各種語錄、格言、書信、筆記，以及書籍的前言後記中，從文學作品的插叙和人物對話中，發現大量的文學藝術觀點，將它們整理出來，編成文論資料集。如果德謨克利特、柏拉圖、普羅提諾、托馬斯·阿奎那重返人世，他們會驚訝地發現，自己居然是“文論家”。但是，如果不這麽做，一部文論史就會單薄得可憐，甚至不能成立。在中國，情况也相似。郭紹虞任主編、王文生任副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是從中國先秦選起。其中第一段所選的，是《尚書·堯典》中的一段著名的話：“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③這段話本來意在追記古代事蹟，但對中國文學理論史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其中說了以音樂實現教育的目的，詩樂間的關係，音樂對人、神、獸間和諧的重要性等，留給了後世無限的闡釋空間。其中，朱自清摘出其中的“詩言志”三個字，說這是中國歷代詩論的“開山的綱領”。郭紹虞和王文生所編的這套書，接下去所選的是《詩經》、《論語》、《墨子》、《孟子》、《商君書》、《莊子》、《荀子》，大都是從詩句和哲理議論中，摘出一些與文學藝術相關的論述，將之當作文學理論的內容。除了這些書以外，《左傳》、《國語》等書中，也有著一些有關文論的觀點，例如王運熙和6

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提到《詩經》的“言志”與“美刺”，《左傳》中的“觀志”和“觀風”，以及“三不朽”，④被後世重視。在中國此後的文論中，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相似，出現了一部重要而頗具系統性的專著，即劉勰的《文心雕龍》。劉勰總結前人的論述，統合儒道佛的思想因素，從各個方面對文學進行了論述。這部著作在中國的文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到了唐朝，出現了皎然的《詩式》和司空圖的《詩品》，對詩歌也進行了全面的論述。但是，與歐洲的情况一樣，這種對詩歌以及文學系統而全面論述的著作，還是很少的。立志要通過“立言”以達到“不朽”，且所“立”之“言”又限於詩之“言”，這種人在歷史上是很少的。如果我們翻看任何一本“歷代文論選”的目錄，無論在古代歐洲，還是在古代中國，都是如此。能夠入選的，絕大多數都是書的序跋、往來通信、議論性的隨筆、筆記、日記，等等，當然也有像杜甫的《戲為六絕句》那樣，以詩論詩。在宋代以降，出現了大量詩話詞話等對詩歌的點評，以及文章、小說、戲曲的點評類著作。我們過去的討論，都糾纏於這些理論是否有系統，這些理論論著，儘管沒有使用“文學理論”這個名稱，是否仍然“在實際上”是“文學理論”。這種討論是有意義的，但需要進一步深化，才能說清楚其根源。中國學術界，在討論馬克思主義文論時，也曾有過類似的爭論。馬克思恩格斯有一些關於文學藝術的論述和文章、通信，以及一些他們在世時未刊的手稿。但是，他們都沒有寫出關於文學和藝術的專著。中國學術界曾經圍繞著他們的文學理論是否有“系統”發生過爭論。認為沒有系統的人，指出他們沒有寫出系統論述文學問題的專著，他們關於文學藝術的文字，常常是在一些討論政治或經濟問題的著作，或者是在一些有關文學的通信中，而不是專門論述文學問題的文章和書籍之中出現的。因此，這些論述，要麽是服從書的結構和論題，只是順便提及文學藝術，要麽是就事論事，針對一些作品來作評述，在評述時作一些發揮。與此相反，認為有系統的人，則提出，儘管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寫出文學理論專著，但他們有關於文學的成系統的思考。他們在一些手稿、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論述，以及關於文學的通信之中，儘管沒有對文學問題的詳盡闡釋，但卻簡短而意味深長，因此，他們“在實際上”是在寫作“文學理論”。類似的情况，在當代文學中出現。如果我們打開伍蠡甫主編的《現代西方文論選》的目錄，我們看到的是德國學者里普斯的《移情作用、內摹仿和器官感覺》、意大利畫家馬里內蒂和博喬尼所寫的未來主義繪畫的宣言，還有法國哲學家柏格森關於生命哲學的論述，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論白日夢同藝術的關係，等等。⑤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文學理論”至少有兩種形態：第一種形態是各種關於文學的思想、觀點、見解，以各種各樣的文體為載體，與各種不同的領域和學科聯繫在一起。這些人中絕大多數都不知道他們在談論“文學理論”，甚至不承認自己是“文論家”。人人都在談論文學，講出了深意，對後世有影響，被同時代人重視，或者用今天的話說，出了“金句”，就是“文學理論”。第二種形態，是關於文學理論的系統的論述，以及圍繞這個系統的評說，或者是朝向這個系統建構的努力。關於這方面的論述而形成的著作，有很多的名稱，並不一定都叫“文學理論”。記得30年前我去瑞典留學。有一次去斯德哥爾摩大學圖書館，問圖書管理員關於文學理論的書。那位管理員在電腦上查了一會兒，又走到書庫裡找了一陣，半個小時以後，給我拿來了一本韋勒克、沃倫寫的《文學理論》。這本書我當時就知道，國內有譯本，也細讀過。我想知道的是關於7

“文學理論”類的書放在什麽地方，我想去翻翻，看國外這一類的書有哪些，而圖書管理員所理解的，是一本名字叫“文學理論”的書。這一誤會很有意思。對於非文學專業出身的圖書管理人員來說，“文學理論”並不是一個類，她為了幫助我解決問題，通過圖書館內的電子目錄，在電腦上查到了一本名叫“文學理論”的書，而這並不是我的要求。屬於文學理論類的書當然有很多，名稱各不相同。在中國，影響很大的蘇聯人的作品，在20世紀50年代有季莫菲耶夫的《文學原理》、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謝皮諾娃的《文藝學概論》、柯爾尊《文藝學概論》等，中國學者霍松林的《文藝學概論》、巴人的《文學論稿》等。隨後，作為國家教材工程，有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儘管名稱各不相同，其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提供適應大學講課的教材。此後，類似的書在中國就大量出現，分別稱為《文學理論基礎》、《文學理論引論》、《文學理論大綱》、《文學理論教程》、《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等等。例如，在21世紀初年，單單是《文學理論導引》這個書名的書，就分別有周憲、孫文憲和王先霈（合編）、季水河、童慶炳主編的共四本。1980年代以後，中國學術界除了翻譯前面說的韋勒克和沃倫的《文學理論》外，還有一些著作，例如蘇聯學者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的《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瑞士學者沃爾夫岡·凱塞爾的《語言的藝術作品———文藝學引論》，給中國學術界以很大的啓發。20世紀初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還編譯出版了“當代國外文論教材系列叢書”，精選國外流行的教材多本，譯成中文供國內學界參考。學術研究與教材的編寫，本來應該是兩回事。學術研究的專著，應該提供原創性的理論研究成果，而教材，則要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學生提供系統的知識。關於文學理論的學術研究，要回答有關文學的理論問題；文學理論的教材，要有針對學生接受情况，作出相應的設計，在規定的時間長度裡，給學生提供有關文學理論的知識，並配合其他科目的教學。因此，我們需要區分理論體系與教學體系，說明各自面臨的是不同的任務。然而，這兩者又是有著密切聯繫的。大學教育產生了建構教學體系的需求，這種需求會刺激研究的系統化，從而建立學院式的系統的文學理論。系統的文學理論，注定會是學院式的，不在學院中的人，居然也寫系統的文學理論，只能是例外。例外會有，但不常見。學院中的文學理論當然要重視學理，重視體系的建設。與此不同，文學界的作家和批評家，或者非文學研究者對文學所表述的意見，會包括一些有關文學的思想和主張，會出一些非常好的見解，但他們一般不會致力於建立文學理論的體系。除此以外，還有一些人，這就是有關文學的行政管理部門的人，他們所關注的是文藝政策的制定、文學家群體中所出現的問題的解決，而不是理論體系的構建。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理論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講述“美學”這個學科的形成，說明在18世紀的歐洲，夏夫茲伯里、維柯、伯克、休謨、鮑姆加登、巴圖等衆多學者提出的許多概念，在康德那裡完成了一個集合，在席勒和黑格爾那裡得到了發展，才形成了作為現代學科的“美學”。⑥這種集合，是與大學教育制度聯繫在一起的。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學教書時，使用鮑姆加登等人的書給學生講授美學，越講越不滿意，最終自己寫出了一本《判斷力批判》，於是，現代意義上的美學體系就此誕生了。幾乎與鮑姆加登創立“美學”概念同時，法國學者巴圖（CharlesBatteux）出版了《同一原則下的美的藝術》一書，提出了“美的藝術”（Lesbeauxarts）的概念。他將詩歌、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歸入到這一概念之下。這一分類方法後來為“百科全書”派的學者所接受，得到了廣泛的流傳。⑦由於有了這個分類和集合，現代藝術概念和藝術體系才得以形成，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文學才有可能8

被稱為“語言的藝術作品”，即從屬於這個藝術體系，又由於以語言為媒介而成為這個體系中的一個獨特的分支。當代的文學理論，是建立在這種對文學的現代理解基礎之上的。這種學科的設立，對大學和研究院等體制的建立，既具有促進作用，也具有依賴性。對於人文學科來說，體制具有強大的力量，形塑學科形態，而研究性大學和研究院所的體制，國家和教育管理部門所頒布的學科目錄，是學科形成的基礎。古今學術體制的變化，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的生活和職業工作方式的變化，決定著學科知識生產的方式，也決定著這種生產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對“文學理論”的概念，就不能平面地去理解，給它規定某種具體的形態，而應該將它與體制的歷史發展聯繫在一起。中國社會科學院杜書瀛在《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一書的總序論中曾經指出：我想突出强調：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是由古典文論的傳統的“詩文評”學術範型向現代文藝學學術範型轉換的歷史，是現代文藝學學術範型由“詩文評”舊範型脫胎出來，萌生、成形、變化、發展的歷史；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論在外力衝擊下內在機制發生質變、從而由“古典”向“現代”轉換的歷史，是學術範型逐漸現代化的歷史（現在正處在這個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之中）。這是中國文論歷史性的轉變和發展。這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危機中强制性的選擇，同時也是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選擇。⑧在這裡，我想繼續補充强調，這種轉型，與古代的書院轉變為現代的大學，與研究性大學對學科齊全的追求，以及相關的研究院所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是聯繫在一起的。由於這種轉型，推動了學科體系的建立，從而形成了“文學理論”這一學科，有了專門從事這個學科研究的專業，以及相關的教學要求。這時，傳統的中國文人的學問，變成了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文學理論作為一個學科在中國成形以後，隨著社會和文藝的發展，也在向前發展。幾代中國學者，為了這個學科的成長，做出了艱辛的努力。學科成立以後，擺在该學科的學者面前的問題，就不再是是否存在“文學理論”這個學科，而是這個學科應該做一些什麽。也就是說，不是“何謂文論”而是“文論何為”。畢竟，學科的存在決定了要培養研究這個學科的人，而有了這個學科內的研究者存在，下一步的問題就成了：他們要做什麽？他們在做什麽？一個顯然不合理，但似乎事實上已經成慣例的定義是：“文學理論”是從事“文學理論”工作的人通過研究所生產出來的“學問”。這裡先申明，對這個說法要加以限制，有其底綫和邊界，這正是我們在後面要說到的內容。二、當代中國文學理論資源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形成，顯示出與歐洲從18世紀到19世紀的美學與文學理論發展相似的過程。只是由於中國的現代化具有輸入的特點，因而這一從古到今的轉化在一個特殊的背景下展開。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批思想界的先賢們，引進西方學術，整理古代資料，進行理論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正是從他們開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應該是梁啓超和王國維。梁啓超在變法失敗之後逃亡日本，帶著改造中國的强烈願望，接觸西洋文化。他倡導的“詩界革命”，主張“新意境”、“新語句”，並以“古人之風格入之”。⑨他倡導小說界革命，其志在“新民”，通過小說，達到在道德、宗教、政治、風俗、學藝、人心、人格等方面進行革新的作用。⑩所有這一切，都與當時的社會革命聯繫在一起，具有用文學改造中國的目的。9

與梁啓超強烈的對社會和政治功利性關注相比，王國維在引進西方美學理論、在中國建構現代形態的美學和文學理論方面，作出了更大的貢獻。王國維在思想上受康德、叔本華等人影響，引入審美無功利的觀念，並使它在中國確立下來。佛雛記錄他當年求學經歷時曾寫道，“回憶最初讀靜安先生《紅樓夢評論》……為那種大氣包舉、義論新銳、文采流麗的高格調驚服不已，覺得這才是我國近代第一篇真正的文學批評，自有‘紅學’以來所未有”。另有論者說，王國維在1904年發表《紅樓夢評論》，“標誌著一個新的文學理論時代的到來”。梁啓超開風氣之先，大聲疾呼文學為社會改造服務，王國維致力於現代文論的建構，完成了一個對立的統一。中國自古就有學問上的入世與出世之說：入世者遵循儒家道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要救國家於危亡之際，救民於水火之中；出世者援引釋道，修身養性，關注日常生活，回歸個人心靈。入世與出世兩者構成互補關係。然而，20世紀初他律與自律的文學思想的倡導，並非只是新的一次輪迴而已。在這時，現代藝術體系的思想引入了中國。儘管在梁啓超等人那裡，“談論的方式，理解的方式，乃至著書體例、使用術語等，仍不脫什麽‘自有章法’、‘有主腦在’之類，實際上與傳統的小說評點的眼光相去未遠”，王國維卻通過認真地研讀康德、叔本華等人的著作，並介紹從古希臘到近代英法德俄各國的哲學和文學家的思想，使現代美學和藝術（王國維將之譯成“美術”，其含義不同於今日之美術，而相當於“美的藝術”）觀念在中國得到了牢固的確立。經歷了世紀之初的草創階段，現代美學和文學理論就在中國發展起來了。20世紀前期，中國的大學裡，就陸續開設了文學理論類的課程。北京大學“文學門中也增設了哲學概論、美學概論、倫理學概論、語言學概論、希臘羅馬文學史、近時歐洲文學史等現代化課程。……此後，1917年12月2日是《北京大學日刊》登出的《改訂文科課程會議記事》中，第一次在中國文學門科目中列入了文學概論，並排在第一位，課時為兩單位，且為必修課”。這是在中國大學首次決定開設此課程。可能是由於一時難以找到合適的教員，直到1920年，才由周作人開始在該校講授此課程。從1920年到1949年這三十年中，文學概論類的書籍逐漸在中國發展起來。其中主要有馬宗霍的《文學概論》、劉永濟的《文學論》、姜亮夫的《文學概論講述》、程會昌的《文論要詮》等一些將傳統文論與現代文論結合起來的著作，也有一些翻譯引進的書籍，如本間久雄的《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溫徹斯特的《文學評論之原理》、韓德的《文學概論》，等等。從總體上講，這些著作都對文學理論作為一個學科的建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這一段時間時，朱光潜出版了他的《文藝心理學》和《詩論》，宗白華也發表了許多關於中國文論和畫論的文章。與這種以大學教學為主，注重學科特性和理論自身的特性，以及對歐美理論介紹引進為主的理論傾向，不同於以報紙雜誌為主要陣地，面向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理論，後者與社會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繫。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社會處於大變動之中，人們充滿著焦慮感。無論是救亡還是啓蒙，文學的社會功利性都被放在了第一位。魯迅在日本求學期間，受現代美學影響，有著一種對藝術自律的要求，而到了1930年代，則翻譯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成為審美功利性和通過文學藝術來實現人的改造、從而實現社會改造的理論的堅定捍衛者。如果說，過去的人還有立言以求不朽的追求的話，魯迅則放棄文學本身的獨立價值，主張以速朽的文學實現社會的改造。1930年代左翼文學興起，左翼作家們更重視理論建設，從而形成以媒體為陣地，與大學的文學理論相對立的理論傾向。新中國的文藝理論，是共產黨根據地文學理論的繼續。這種理論從1940年代就開始了。1940年，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1942年，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建立新中01

國文藝理論形態的起點。1949年以後，以這兩部著作為代表的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全國範圍內大普及。此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一系列文藝方面的論爭和批判，高等學校文藝學教學體系的爭論，以及蘇聯文藝學教學體系的引入，都是這種文藝思想建設的延續。參與者和捲入者走到一起，為建立新中國文藝學而開始了相互磨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理論建設起來了，一些理論被批判了。與此相對應，一批新的文藝理論家出現了，一些人挨批了，一些人改行了，一些人不再研究文藝學，改而從事古代文學或其他學問的研究。當然，還有一批人被打倒，靠邊站、受冷遇，或遭遇其他更糟糕的結果。1949年7月2日到19日，北平召開了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史稱“第一次文代會”）。在歷史上，這次會議被稱為“會師”的大會。一些來自原“國統區”的作家，與一些來自原“解放區”的作家，在新政權即將成立的前夕，相聚在即將成為新政權首都的北平，召開這樣一次大會，當然具有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這次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文聯”）和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簡稱“文協”），開始了對全國文學藝術工作的領導。這次會議同時也是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的起點，儘管當時並沒有成立一個全國文學理論研究者的組織。文學理論作為一種理論建設，在這一時期有著其獨特的特點。新中國的文學理論建設，並不能簡單理解為兩方面的人合到一起，進行整編，並開始共同工作。對此，要從思想脈絡上進行探究。20世紀50年代文學理論，正是在上述的動態過程中形成的。毛澤東文藝思想，作為革命的文藝思想，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所代表的文藝思想，有著繼承關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當時的領導人，都是“五四”精神影響下投身革命的一代青年。但是，此後的革命運動，特別是根據地鬥爭中的經歷，使他們身上具有了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同的思想因素。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衆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號，但是當時的所謂‘平民’，實際上還只能限於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毛澤東還指出，“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對於革命有“偉大貢獻”，也有“許多缺點”。根據這一看法，《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則提出了一系列的根據地文藝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為什麽人的問題”。毛澤東認為，革命的文藝應該為四種人服務，這四種人包括工人、農民、士兵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五四新文化運動只為其中的第四種人，即“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服務，這些人只是“革命的同盟者”。當時革命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工農兵為主力軍，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結盟。當時文藝的主要服務對象，還應該是工農兵。說到了這裡，我們就更能理解這句話的真實分量了：“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這句話是《講話》全文的總綱。毛澤東認為，當時的實際情况是，許多作家，特別是那些來自像上海亭子間的作家，人到了延安，立足點還沒有轉變過來，“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他們只熟悉城市小資產階級，習慣於為他們服務。因此，通過延安文藝座談會，就要解決這種作家在延安對工農兵“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問題，從而形成為工農兵服務的立場。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普及與提高的關係上的向工農兵普及，從工農兵基礎上提高的思想；提出了為政治服務，包括在黨內，革命文藝是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的思想，在黨外，以統一戰綫，即以抗日、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這三個共同點為基礎進行團結的思想；以及在文藝批評標準上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思想。對於《講話》，有許多研究者認為，這是戰時文藝思想，也就是說，要聯繫1942年的延安這一特定的時間地點來思考這一著作。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任何著作的寫作，都離不開作者寫作的時間11

地點。但是，這一著作所提出一些基本觀點，例如，使文藝從屬於政治，為工農兵服務，以及成為進行社會動員的工具，以集體主義取代個人主義，通過階級分析區分朋友和敵人，從而在手法上決定對朋友讚美和歌頌，對敵人暴露、諷刺和打擊，等等，與歷史上的左翼文藝思想傳統有著傳承關係，體現出一整套對文學藝術的系統性要求。全國解放後，這種思想就成為主導思想而推向全國。20世紀50年代文學理論的建構，還有一個來源，這就是俄蘇文學理論的引入。近年來，對於俄蘇文學理論在中國1950年代理論中所起的作用，有很多爭論。俄蘇文學理論對中國的影響，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來理解。第一方面，是這種俄蘇理論對1950年代中國文學理論本身的影響。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在形成過程中，受到來自蘇聯的文藝思想多方面的影響。在《講話》中，就至少兩處明確引用列寧在《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中的觀點。一處用列寧的文學要“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思想論證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一處用列寧關於無產階級文學藝術是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思想論證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觀點。這兩處對於《講話》來說，都是最關鍵之處。1950年代是一個中蘇友好的時代，大批的俄羅斯文學作品被介紹到中國，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時代，俄羅斯文學成為中國人通向外界的一扇明亮的窗戶，衆多的俄羅斯文學作品，也成為當時中國人最重要的精神食糧。在一個封建主義的（傳統的）和資本主義的（西方的）被打倒，而反對修正主義的（俄蘇的）口號還沒有提出之時，俄蘇文學普遍為中國讀者所喜愛，也成為一代中國作家效仿的對象。與此同時，一些俄國作家理論家關於文學理論的論述，從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到普列漢諾夫、高爾基、盧那察爾斯基，俄國文學理論對當時的中國文學理論的建構產生著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從今天的眼光看，我們當然可以指出，文學理論上的“一邊倒”限制了我們的視野，但這個責任不能由俄蘇文學理論本身來負，“一邊倒”是當時中國學界的選擇，而不是由這些理論的提供者所强加的。如果能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的話，我們就可以理解，俄國文學理論對當時的中國文學理論建設所起的作用，從總體上來說，是積極的。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學到了民主進步的思想，對藝術規律的尊重，以及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也學習了“文學是人學”這一閃耀著的光輝的思想。與此相反，在20世紀的60年代，中國人是在“防修反修”的口號聲中進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這也從反面證明了俄蘇文學理論對中國文學藝術的積極意義。第二方面，是俄蘇文學理論教學體系對中國文學理論教學的影響。共和國建立以後，共產黨人從根據地帶來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是以領導人講話的形式出現的一個有關文藝的綱領性文獻。怎樣給既有的文學理論研究者們所熟悉的許多問題以一個全面的回答？怎樣解決文學創作和批評所碰到的許多更為具體的問題？怎樣給大學的文科教學課堂提供新的文學理論體系？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1950年8月，教育部頒發《大學教學大綱（草案）》，對文學理論提出了要求：“應用新觀點、新方法，有系統地研究文藝上的基本問題，建立正確的批評，並進一步指明文學理論及文藝活動的方向和道路。”從1951年11月到1952年4月，《文藝報》展開了文學理論教學大討論。討論中對山東大學呂熒的文學理論課程的問題進行批判，北京師範大學黃藥眠也自我檢討。無論是呂熒還是黃藥眠，都在新形勢下，為了適應對課程的新要求，做了巨大的努力，但這種努力仍不能達到政治上正確。1953年，出版了查良錚翻譯的季莫菲耶夫的《文學原理》。1954年春，蘇聯專家畢達可夫來到中國，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文藝理論研究班講授文藝學，他的講稿後來以《文藝學引論》為書名出21

版。這兩本書給中國文學理論提供了基本框架，對中國以後的教材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程正民先生在總結蘇聯文學理論教材時，指出它有五點正面影響：一、闡明文學的本質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形成關於文學屬於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的理論；二、闡明文學的特性和文學創作的原則，即關於文學的形象、典型和形象思維理論；三、闡明文學作品的構成及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對文學構成的諸要素進行了說明；四、闡明文學發展客觀規律，即說明文藝起源和發展規律；五、闡明評價文學作品的一系列重要範疇。他同時也指出其四點負面影響：一、教材內容的政治化和哲學化；二、思維方式的簡單化；三、理論自身的狹窄化；四、研究方法的單一化。這就是說，這種教學體系的引入，在當時有積極的意義，但也帶來了許多的問題。它的積極意義，是在當時與中國既有的文學理論相比而見出的，而它的負面影響，則主要是在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的大氣氛中才顯露出來。根據地的文論與俄蘇文論，是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文學理論建構的兩個最主要的理論資源。除了這兩個資源以外，另外三個資源則是隱性的：這就是20世紀初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所發展起來的現代中國文學理論，中國古代的文學思想，西方的文學理論。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用三個形容詞為新民主主義文化作了限定：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這部著作對這三個形容詞分別作了解釋：說它是民族的，就是說，對外國文化（主要指西方文化）要像對待食物一樣，經過消化，吸收精華，去其糟粕；說它是科學的，就是反對封建迷信，清理古代文化（指中國文化傳統），同樣像對食物一樣進行消化吸收；說它是大衆的，就是要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苦群衆服務，而不是像“五四”時期的“平民文學”那樣，只服務於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三個形容詞決定了當時面對不同的思想資源時的理論立場。前面所談到的理論與歷史的雙向互動關係告訴我們，一個時代的理論立場必然影響到該時代的人的理論視野，因此，一切外來影響之所以能夠實現都是由於當時當地的自身文化需要這種影響，一切對古代的和過去的文化的看法，都是從當代的理論觀點出發的，是當代文化的延長。本來，這種實際上會出現的情况，是在複雜的歷史運動中體現出來的。從事文化工作的人，使用過托古改制，借用外來影響對文化全盤改造等各種各樣的策略，在文化發展中留下各種各樣的痕迹。像《新民主主義論》中這樣將這一道理如此明確地表述出來，並將之當成一項文化政策，則完成了一種對外來影響和古代傳統的清晰的切割。此後的文化政策就是這樣建構出來的。前兩個資源與後三個資源，在1950年代時處於不同的層面，起著不同的作用。前兩個資源，對於1950年代的理論研究者來說，是可靠的，可直接接受的，“自己的”理論，後三個資源，只是包含了經過“消化”可以被我們“吸收”的“營養”而已。歷史的發展，根據地的文學理論與俄蘇的文學理論，在教學中在1950年代逐漸磨合，形成各種各樣的體系。但是，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文化上反修防修，俄蘇文學理論的影響就逐漸被剝離。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到“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過渡，“標示了中國與蘇聯文藝理論的疏離關係。……在它的引導下，中國文藝學陷入了更加政治化的境地之中”。從此，文藝學更加走向激進，與通向“文革”的中國政治結合在一起。三、文學藝術：作為意識形態還是作為社會文化現象1949年以後佔據著主體位置的文藝學，是以對文學本質的一個基本認識為基礎的，這個認識就是：文學藝術屬於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31

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及意識形態關係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理論，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以及衆多馬克思主義重要作家那裡，都有論述。馬克思的這種觀點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得到經典的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竪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在進一步表述什麽是上層建築時，馬克思寫道：“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根據這種觀點，藝術屬於意識形態，作為藝術的一個門類的文學，也屬於意識形態，它是一種上層建築。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談到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强調基礎與上層建築，特別與意識形態關係的複雜性，努力消除這種思想所可能產生的誤解。馬克思的這種觀點，可以給文學藝術的研究者帶來這樣一些認識：1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因此，必須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用人們的意識來說明他們的存在。2我們必須將文學藝術放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理解，說明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人的一切思想的產物，歸根到底與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相關。但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總是試圖從這一公式中解讀出更多的東西。例如，在文學理論界，斯大林的一段話，就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斯大林以下面這種簡單而直接的方式，表述了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基礎是社會在其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設施。任何基礎都有同它相適應的自己的上層建築。封建制度的基礎有自己的上層建築，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觀點，以及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設施；資本主義的基礎有自己的上層建築；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有自己的上層建築。如果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那麽它的上層建築也就會隨著發生變化和被消滅。如果產生新的基礎，那就會隨著產生同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藝學界曾圍繞著馬克思與斯大林的異同產生過爭論。强調馬克思與斯大林觀點不同的是朱光潜先生。他提出要“堅決反對在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之間劃等號”。他認為，上層建築指“政權、政權機構及其措施”，而意識形態則指政治、法律、哲學、宗教，也包括藝術的觀念。他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早期在表述中也曾用“上層建築”既指國家政權機構，也指意識形態，但他們一直强調兩者之間的分別，而為了避免引起誤解，他認為，“意識形態既有專名，何必僭用上層建築這個公名，以致發生思想混亂呢？”針對朱光潜先生的這篇文章，吳元邁先生寫了一篇商榷文章，他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多篇文章，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意識形態”排除在“上層建築”之外，同時，他也論證，斯大林的觀點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什麽不同。這場爭論出現後，有許多研究者參加討論，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朱光潜此前就曾在與李澤厚和洪毅然的辯論中，寫過一篇文章，取名為《美必然是意識形態性的》，論證他關於美是主客觀統一的觀點。這即已反映出了他對“意識形態”這個詞的理解。在改革和思想解放的1979年，他通41

過論證“意識形態”與“上層建築”的區別，力圖說明美與文藝不一定與經濟活動和政治運作等等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係。他所力圖要做的，是這樣的工作：我們今天應該怎樣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作為一位美學家怎樣從中讀出對於發展美學和文藝有益的意義？與此相比，吳元邁則更願意回到文本，試圖對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斯大林的語義進行還原，並從中找到關聯點。朱光潜在那個思想解放的年代提出這樣一種觀點，代表著重新構建美學和文藝學的一次重要嘗試。然而，在“基礎與上層建築”理論已經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他的這種嘗試在理論上力量不足，在此後的文藝學研究中，也沒有產生大的影響。從“基礎與上層建築”出發，研究者進一步引用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指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以及“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種思想，與上述斯大林的論述結合在一起，在中國形成了對文學藝術進行階級分析的理論，並且使這種理論深深地嵌入到當時佔據著主導地位的文藝學之中。這是建國以後文學上的一個“大理論”。很多理論家們作出了許多努力，力圖減少這種理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例如，强調現實主義精神使作者可以擺脫自己的階級局限，强調人性、人道主義具有超越階級局限性的能力，强調不同的階級之間也有共同美，如此等等。這些理論都曾經起著積極的作用，但千變萬化，都不能違背基礎與上層建築這一基本的邏輯。而根據這一邏輯所形成的文學理論，對過去文學的理解，沒有說服力，對當代文學的指導，又起著阻礙的作用。我們在講文學是意識形態時，存在著這樣一種簡單化的方法：先確定什麽是意識形態的本質，再根據意識形態的本質推導出文學的本質。既然根據革命導師的語錄，意識形態從屬於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又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因此，意識形態就是經濟關係的反映，特別是階級鬥爭的反映。這種思想帶來了很大的弊端。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我們有這樣一些想像：第一，按照前面所說的斯大林的表述，是：基礎與上層建築。下面是基礎，上面是建在基礎上的房子。這些房子是按照種種“觀點”建起來的，但“觀點”本身不能構成一個層次，而只是建造這些房子時的思考和方案。第二，基礎、上層建築與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如哲學和宗教，“在這裡，觀念同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的聯繫，越來越錯綜複雜，越來越被一些中間環節弄模糊了。但是這一聯繫是存在著的”。根據這一描述，我們也許可以為這座房子加一層樓，即在基礎之上，有第一層樓，是物質的上層建築，第二層樓，是意識形態。也許，這兩種不同的想像，能夠說明朱光潜與吳元邁兩位先生的不同點。然而，這兩種想像，只是衆多馬克思主義者的衆多想像中的兩種。細緻分析各種想像，應該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但我們這裡無法一一道來了。我們可以看一個最著名的、會對我們有啓發意義的想像———俄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這樣寫道：如果我們想簡短地說明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現在很有名的“基礎”對同樣有名的“上層建築”的關係的見解，那末我們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東西：生產力的狀況；被生產力所制約的經濟關係；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一部分由經濟直接所決定的，一部分由生長在經濟上的全部社會政治制度所決定的51

社會中的人的心理；反映這種心理特性的各種思想體系。這就是著名的普列漢諾夫五層次說。與前面所說的兩層小樓相比，這所五層大樓有這樣幾點新意。第一，“基礎”是經濟關係，即我們所說的生產關係，它受再下面的一層，即“生產力的狀况”所制約。第二，加上了“社會中的人的心理”這一層面，指出“思想體系”是生長在這種“心理”之上的。對於是“基礎”下面還有一個更“基礎”的東西即生產力，還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共同構成“基礎”，專門家們可以作進一步的分析。我們這裡所關注的，是這個第四層，即“社會中的人的心理”。普列漢諾夫認為，“思想體系”建立在“心理”之上。他所說的“心理”，是一種社會性的普遍的精神傾向。他舉的例子是，由於浪漫主義的時代心理，就出現了浪漫主義的文學、音樂和繪畫。這種對“心理”的理解，是將它看成了一定時代的，普遍精神趨向，或者某種不可言傳的“時代精神”。這種理解顯然是很狹窄的。普列漢諾夫的五層次說指出了經濟活動與思想體系（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中介，並通過“心理”這個概念，將前此人們只是抽象地表述過的中介具體化。從生產生活到人的各種觀念體系，這中間的各種各樣複雜的關係，並不是一個五層次模式所能窮盡的。恩格斯寫道：“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末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對於普列漢諾夫的表述，我們也只能取參考的態度。讓我們從兩個詞的區別開始。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德語ideologie，英語ideology）指的是成體系的思想，它來自於Idee或idea，即人的意識、觀念、主意、想法。從構詞上看，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一詞具有“觀念學”、“意識學”，即對“意識”和“觀念”等進行研究，從而形成相對於它們的專門學科的含義。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漢諾夫、列寧的著作中，常常具有兩個譯法，即“意識形態”和“思想體系”。這個詞取不同譯法的原因在於，“意識形態”一詞有時有貶義，指虛假的、幻想的思想，而“思想體系”的意思比較中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時，就是把德意志的“意識形態”當作批判的對象的。在階級社會裡，一個階級需要以全社會的代表的身分出現，製造有益於自身統治的幻想，於是需要意識形態，而階級消滅以後，是不是就不再需要這種“意識形態”了？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解釋世界需要“思辨哲學”，需要“意識形態”，而改變世界則需要“實踐哲學”，需要當作“指南”而不是當作“教條”的唯物史觀。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情况下，對這些詞的使用也不相同，把精力放在這種詞義辨析上也許是需要的，但在這裡，不是我們所要完成的任務。既然“意識形態”是關於“意識”的思想體系，那麽，它顯然與“意識”是不同的東西。在各種各樣的生活和生產活動中，到處都存在著人的意識和觀念。馬克思說，人與蜜蜂不同之處在於，蜜蜂雖然造出的蜂房構造精美，但蜜蜂沒有意識。人在製造房子之前，就已經有了關於房子的設想，這是動物所沒有的。如果這樣的話，那麽，人在造房子時，就有了意識。實用的科學技術活動，也是這種“意識”的發展。它們與具體的生產生活活動聯繫在一起。農民在種田時，牧民在放牧時，都要有關於種田或放牧的知識，有關於天氣的知識。這些知識有的以口訣和諺語的形式口耳相傳，更多的則在生產生活過程中跟著長者或長輩照樣去做。這些知識可以代代相傳，也可以在新的情况下不斷有新的發現發明。在勞動生活中學習知識，並在勞動生活中得到驗證，使知識轉化成為勞動能61

力。所有這些知識，都只屬於“意識”而不是“意識形態”。現代的實用技術，由於它們與生活的緊密結合，也不是那種漂浮於經濟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而是人們的經濟生活的組成部分。當我們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時，決不能只是狹義地將之理解為對科學技術强調，而是說，當科學技術不是為科學而科學，而是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為目的時，它就不是離開經濟基礎而漂浮其上的“意識形態”，而是“生產”這個大過程的一部分。同樣，不僅這種人與物的關係，而且在人與人的關係中也是如此。家庭、愛情、友誼等等，都是日常的生活情感，它們是社會凝聚的基礎，而不是漂浮於社會之上的東西。忠貞、勇敢、誠信等等，融化在文化的深處，通過傳統的傳承而形成，這是文化凝聚力之所在。我們過去的理論，將國家、民族、階級之間的鬥爭深入到意識的各種層面，實際上，這裡面有不同的層次。處於最基本的層面的生產和生活，本來並沒有與國家、民族、階級之間的鬥爭聯繫起來。這些觀念只是在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現，並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才被激化的。生產活動，怎樣種好莊稼，放好牛羊，直到造機器，生產飛機火車，它自身與鬥爭無關。即使造武器，它本身也是一個專門的技術。在生活中也是這樣，家庭、社會中，人與人交往過程，出現各種各樣的愛恨情仇。所有這一切，都是伴隨著人的活動的意識和心理，它們都不是意識形態。研究它們，對它們加以區分，要求人們要共同地對誰愛，對誰恨，並說明這方面的理由，這時，意識形態就萌芽了。意識形態是由於物質產品生產與精神產品生產的分工而形成的。在人類進入到文明社會之後，人劃分為階級，形成了政治權力結構，也有了一批專門的理論體系製造者。這些理論體系，包括離政治運作比較近的政治與法律理論，和離政治運作比較遠的宗教和哲學理論。這種遠和近，是從政治運作這個座標系出發來決定的。如果換一個座標系，就可以作出另一種描繪。例如，哲學（例如在希臘社會早期）離科學更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代老百姓，可以離皇權很遠，對法律也不瞭解，但他們可能離宗教卻很近。這些可以稱為“意識形態”的東西，由於其“學”（⁃ology）特點，隨著分工的發展和現代社會的形成而獲得專門發展的機會。從馬克思恩格斯他們所舉例子來看，所謂“意識形態”主要是由這樣一些社會和人文學科的理論組成。這些理論，部分是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各種“意識”的總結、整理和發展，但更多的是被人們製造出來，以試圖對人們的意識產生影響甚至糾正人們的日常意識的、成體系的思考。人們運用法律的意識形態影響人們關於權利和義務，合法與非法的意識，運用倫理和宗教體系影響人們關於善與惡的意識。這些被稱為意識形態的理論，可以有很强的自己的繼承性，從事各種不同的思想、理論和精神方面的工作的人，從自身的傳統出發，借助這種傳統的力量，並在此基礎上作出自己的發揮，試圖反映並影響人們的意識。因此，意識形態並不是一個時代的人的意識的總和，而只是有關人的意識，甚至是試圖作用於人的意識的思想體系而已。從這裡，我們回到文學藝術上來。文學藝術本身並不是思想體系，因此，也不是上面所說的“意識形態”。文學藝術固然是作家藝術家有意識地製作出來的，但是，正像科學技術不是意識形態一樣，並非所有有意識製作出來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文學藝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可以包含各種類型的生活內容。前面說過，按照與經濟關係的距離，哲學與宗教，比起政治與法律，要更遠一點，但按照與人們生活的貼近程度，哲學與宗教又可能會比政治與法律離普通人的生活更近。熟悉生活哲學的人可能會比懂得政治和政府運作方式的人，要多得多。一個普通的信徒進教堂的次數，肯定要比去法院多得多。這個道理運用在文學藝術中，就呈現出完全另一種情况。文學藝術貼近人們的生活，它可以接近但不必然與政治需要結合在一起，它可以與經濟生活有聯繫，但71

它的內容一般都與經濟生活相距較遠。從一首愛情詩到一幅風景畫，一曲田間小調，都是藝術。其中充滿著人對生活，對世界的感悟，但這些不一定都具有意識形態性。我們會有意識地寫詩、作畫、譜曲、跳舞、唱歌，也會有意識地種田、狩獵、蓋房子、造機器，所有這些，都不一定構成所謂的“意識形態”，或者說，用“意識形態”這個詞，並不能很好地概括它們的本質。在當代社會，我們將電影、電視、戲劇、歌舞稱為娛樂業。我們還提出了“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等概念，將許多藝術品的生產劃歸其中，表明它們本身就是經濟活動。另有一些藝術門類，從建築到室內的設計，再到從書籍設計到產品設計的巨大的行業，成為實用藝術。原本的精英藝術也受到來自先鋒藝術和通俗大衆藝術的挑戰。在藝術經歷了種種巨大的變化以後，如果再將它稱之為“意識形態”，就會使我們有恍若隔世的感覺。文學也是這樣，我們有著各種各樣的文學作品，它們反映生活，表現情感，給人以啓示或愉悅，其中絕大多數並不與一定時期的經濟政治構成對應的關係。在今天，如果有人繼續宣稱文學和藝術屬於意識形態，除了重複過去的舊教條以外，可能是想借此對藝術有所要求。這當然是文學評論者的一種選擇，但這並非是對文學“本質”的揭示。同樣，對於其他門類的藝術也是如此。說它們是意識形態性的，是希望它們起意識形態的作用。我們可以希望某些文學和藝術作品更具有意識形態性，從而運用文學和藝術作品進行意識形態宣傳。我們還可以針對文學藝術上的一些不良的傾向，强調藝術要體現出對生活的認識，具有思想內容，對精神文明的建設起作用。在國家危亡時，要求有救亡文學，在階級鬥爭尖銳時，要求文學為這種鬥爭服務，這並不等於說它是意識形態，而是說，我們呼籲它在意識形態領域起作用。文學藝術曾經在人的啓蒙、社會的變革和改造中，起過並將繼續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們都是一些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近年來，人們談論“藝術終結”，這種觀點來源於黑格爾，按照黑格爾的體系，藝術與宗教和哲學放在一道，成為理念顯現的三種形式。我們的許多將藝術看成意識形態的觀念也來源於此。如果藝術是理念顯現的一種形式，它就必然要終結。同樣，如果藝術是一種意識形態，它也難逃被終結的命運。但是，藝術只是人類生活過程中的一種意識、意志、情感的凝結，只要人類存在，這樣的藝術都會存在。如果說藝術要終結的話，那麽，所終結的，只是它的意識形態功能而已。如果說終結以後還會有藝術存在的話，原因也恰恰在於，藝術只是在特定的時間地點，由於特定的語境影響，才被賦予意識形態的功能。按照前面所提供的對意識形態的解釋，有一門與文學藝術相關的學科，應該更具有意識形態性，這就是美學。我們關於（“美學”aesthetics）這個學科，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廣義的，指從古希臘畢達哥拉斯開始直到今天仍存在，並被不斷發展著的美學。許多西方美學史，例如鮑桑葵的《美學史》和門羅·比厄斯利的《美學史：從古希臘到當代》，都是這麽寫的，朱光潜的《西方美學史》也從古希臘寫起。另一種是狹義的，指的是從夏夫茨伯里，經鮑姆加登，再到康德，覆蓋西歐各國，從整個18世紀直至19世紀的美學創立過程。嚴格的、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美學，是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這是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它創立著自己的“意識形態”，也包括美學。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包括康德及他以後的一些哲學家在內。但是，“意識形態”的複雜性，恰恰在這裡表現了出來。“美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形成，並非是當時處於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觀念的體現。相對於在17與18世紀之交流行的霍布斯等人提出的“心理學上的利己主義”，夏夫茨伯里提出了審美的無功利靜觀的美學理論。相對於沃爾夫的理性主義的本體論，鮑姆加登强調感性獨立性。現代美學的建構，在康德那裡完成。康德所主張的，是審美無功利和藝術81

自律。最早的美學家們在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的鬥爭中，常常站在貴族的一邊，贊美他們的高雅，但恰恰是他們的理論，後來為附庸風雅的資產階級所接受。與强調審美和藝術無功利的美學思潮相反，强調藝術的社會責任感的一派，也同樣是一批對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的美學家們。從康德的信奉者席勒開始，就試圖通過美育來改造社會。聖西門、孔德、羅斯金、莫里斯等衆多的思想家們，都對資本主義的現存秩序持批判的態度。文學理論的現代形態，正如前面所說，也是從這兩條綫索開始的。如果說它是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的話，那麽，它一方面可以被稱為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它又從一開始就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持格格不入的態度。四、文學理論定位的尋找本文一開始時，我們曾經提到，許多人都將文學理論視為一個既定的概念。對於正在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老師，從事這個學科學習的學生，以及教學管理部門的人來說，這個學科的內容是被規定的。我們有科學研究管理部門和教育管理部門關於學科的種種分類，比方說，確定什麼是學科的門類，門類下屬的一級、二級、三級學科等等。按照這種劃分，文學是一級學科，而文學理論或文藝學就是二級學科，文學理論史等就屬於三級學科。前面曾提到的從“詩文評”到“文藝學”的變化，正是適應了這種學科劃分的需要而出現的。這種學科區分背後的推動力，是現代學科制度的建立，以及與此相關的研究性大學和研究院所中與學科相對應的設置。與此相應的還有圖書館和書店關於圖書分類系統，即先將圖書分成一些大類，再細分成一些小類，並將同類的書放在一道。對報刊欄目的分類，對雜誌的分類，對百科全書辭條的分類，在社會生活中，還有著多種多樣這種分類的實踐。對知識的分類，是我們對世界認識的體現，同時也決定著這些行業的人的活動方式和追求。各種各樣與學科和知識分類有關的操作，在不斷強化我們的學科概念，強化學科邊界。關於學科和知識的分類，由於涉及對人的崗位設立和工作分工，就有了更為複雜的因素。例如，大學的教學職位的設立，研究經費的分配，官員的設立以及相應的級別的形成，等等，一旦設立，就有著自身的延續性。在實際的操作中，總有一種“位置決定思維”的現象存在。當學科的重要性與從事該學科的人的地位、身分和利益聯繫在一起時，就會有人超出學科的意義和價值本身，帶著強烈的情感來捍衛它。從根據社會需要和知識分類的狀況形成的學科分類，發展到出現一些人以某學科為專業進行工作，將之看成自己的事業。從這裡再往前走一步，被歸屬於某一專業的，按照這個專業被訓練出來的，並已經有了一些學科範圍的這些人，開始按照自己的方式從事研究和思考，形成一個學科的研究路徑、慣例和傳統。這時，該學科的對象、範圍就依照他們的關注點而決定，進而就出現學科研究對象漂移的現象。根據學科劃分，我們確定了這樣一個學科的存在，這個學科就叫文學理論或文藝學。根據前面所說，對這個學科起碼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關於文學的理論，這是這門學科建立時人們對它所作的規定，以及科研管理者不斷從外部給它所進行的制約；二是文藝學家或文學理論的研究者實際上所研究的對象，包括過去的研究者通過自己的研究形成的學科傳統和當下的研究者的興趣所在。研究者是通過閱讀本專業前人的書，以及與同行對話，從而進入到自己的學科並成為其中一91

員。一門學科的研究者，有著自己的學科“路徑”，包括學科傳統、流行的做法、對本學科所面臨的問題的理解，也包括對本學科現狀的種種不滿，等等。因此，對一個學科的規定，就轉化成為一種類型的人的活動，一種人的學術習慣和思維方式，這也決定了人際關係的圈子。屬於一個學科的人，會有著自己的學術組織，如學會、協會、研究會等。他們會不遠千里萬里，跨越千山萬水，到一個地方去，參加社團組織的會議，參與對話，相互關注所思考和寫作的內容，相互呼應或者爭吵，甚至相互感恩或記仇，分化和組織，從而形成依專業而定的小社會。不屬於這個學科的人，哪怕共事多年，也沒有真正的學術對話；不相關的人哪怕鄰居多年，交往也僅限於見面是打一聲招呼甚至不打招呼。所有這一切，都是學科的存在方式，它絕不能由外部對這個學科的某種規定所窮盡。從某種意義上說，學科成了許多人安身立命之地。這時，我們就面臨著一個悖論：一方面，一個學科的存在，是由於它有明確的研究對象，它在現代知識體系中有自己的位置，在社會大分工中有自己的功能。社會規定由一部分人研究文學理論，必然有它的需要。或者說，這個學科的存在，是根據體制，規定它是一個二級學科。由此，可以出版這個學科的書和文章，可以發行這個學科的雜誌。這個學科存在的理由，是權威部門規定的學科目錄。然而，另一方面，文學理論作為一個學科，是在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中，由研究者創造出來的，它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尋找和確立自己的定位。這裡又包括兩個含義：第一，研究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了“文學理論”這個學科的核心內容，從而使得權威部門對這個學科的設立有決策依據。這個學科形成後，學科的基本理論預設，與此相應的該學科經典著作的選擇和確定，以及學科教材的編寫和推廣，就成為重要的任務。由此更進一步，形成文學理論與文學史、文學批評的相互關係，有文學理論自身的歷史寫作，從而深化這個學科在學科知識網中的意義。第二，這個學科建立以後，就有了一些以這個學科為業的群體，以及相應的這個群體的從業者。這些人既是被規定要從事文學理論專業研究的人，也是在有了文學理論這一學科背景並獲得了相應的學術位置以後，在學術上自由發展的人。寬鬆自由的大學研究環境，會促使這些人越出既有邊界之外尋找學術的出路。這時，就出現了文學理論研究者所研究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的現象，或者說，文學理論這個學科的從業者突破學科邊界，拓展研究的範圍，並進而以這個群體所研究和寫作的內容來界定這個學科的內容。換句話說，文學理論變成了被確定為文學理論研究者的那些人所進行研究的內容。從性質上講，文學理論有兩種類型：一是規範性理論，即規定哪些書寫出來的文字是文學，哪些文字不是文學。在古代就有對各種文體的區分，在這種區分之上，確定一些文體屬於文學，一些文體不屬於文學。例如，詩詞歌賦是文學，而一些應用性的文字就不是文學。然而，這種區分也不那麼容易，一些奏疏、碑誌、祭祀、序跋類文字，一些史傳和書信，也常常頗具文學色彩。直到近代，“美的藝術”的觀念和體系引入，將文學看成是“語言的藝術作品”之時，作為諸藝術之中的一個門類的文學才建立起來。這種對文學的認定，本身就是一個規範性理論的形成過程。還有一種類型的理論，就是描述性的理論。這種理論並不規定哪些文字是文學，哪些不是，而只是描述其特徵。所描述的對象，是被一種普遍的社會實踐所形成的學科劃界所認定的。這種理論持一種信念，即一種文字被當作文學，具有超出這種文字之外的心理的或社會的原因，文字本身並不能自證其為文學。理論的任務，並不是要說出它們之所以是文學的原因，而是以它們已經被認02

定為文學為前提，說出它們是文學的理由。當然，規定性的文學理論與描述性的文學理論兩者之間，具有互為因果的關係。規定性的文學理論劃定了研究的範圍，描述性的文學理論給規定性提供了依據。然而，這兩種理論從性質和面貌上講，有著很大的不同。縱觀歷史，我們曾經有過對於文學理論的最高期待，即認為學會了理論，就可以創造出作品來。這是一種通過樹立某種世界觀，並進而接受某種創作方法，再通過採用一些創作技巧，從而生產出作品的思路。文學理論可以規定作者表現什麼樣的主題思想，這種主題思想反映了什麼樣的世界觀；文學理論也可以規定作者到什麼地方去尋找素材，怎樣將生活中的素材轉化為作品中的題材；如此等等。這時，文學理論有著崇高的位置。這個學科的研究者仿佛是在設計文學藝術創作工廠，規定這個創作工廠需要什麼部門、什麼流程，從哪裡取得原料，到哪兒去銷售產品。當作者生產出作品以後，他們還可以有一套標準進行評判，判定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是否操作規範，從而產品合格。這一時期似乎是文學理論的黃金時期，但是，這又恰恰是文學理論對文學創作構成最大限制的時期。文學理論在這時所做的事超出它的能力的範圍。我們也有過對文學理論的最低期待，它認定文學理論無用，理論不要去干預文學創作，任何對文學創作的干預，都不利於好作品的出現。文學理論應只是對已有的文學作品進行描繪和分析。例如，出現這樣的敘事理論，對文學作品進行篇章結構的研究，像研究語法學一樣，研究文學作品的語法。知道了這些方法，對於文學創作幫助很少。作家不是語言學家，在他遣詞造句時，重要的是要將意思和情感表達到位，而不是句句合乎語言規範。作家不是敘事學家，在寫作時不能敘事方法領先，敘事方法要為內容表達服務。作家對敘事方法的使用，常常是無意識的，或者僅憑直覺而採用的。對於作家來說，寫作的機緣，可能是一個故事、一次情感觸動，卻很少會是為了試驗一種敘事方法。敘事學是面對既有的文本進行分析，從而總結其規律。描述性的分析仍是有用的，如果說，這些規律性的分析對作家來說用處比較小的話，至少對批評家來說，會起一些作用。敘事學知識可以幫助批評家解剖作品，進行結構分析，對閱讀所獲得的直覺性的感受進行反思。當然，上述兩種情況，都是對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關係的最極端的規定。實際上，絕大多數的文學理論，都是介乎兩者之間的。在對文學理論作出最高規定時，文學理論方面的從業者們也沒有忘記保護作家藝術家“絕對自由”的呼籲，並且通過“形象思維”這個概念給作家藝術家留下一定的空間。在對文學理論作最低規定時，那些主張對藝術的創作與欣賞持間接性態度的人，也力圖對文學藝術的創作和批評施加影響。例如，敘事理論力圖給敘事作品以某種尺規，給人物的塑造、時間和空間的把握、視點的使用等等，提供可計量的規定性；再如，對批評術語進行概念分析時，儘管具有間接性，不直接評判文藝作品，但通過諸如對“藝術”等術語下定義的手段，對什麼是藝術提出見解，並由此使一些藝術作品獲得被論述的權利和機會。那麼，究竟理論何為？或者說，怎樣在這“最高”和“最低”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理論家與作家、批評家和文學史家，是一個什麼關係？理論是要幫助創作的，這包括幫助作者學習創作，或者使他們改進創作。理論家就像體育教練一樣。體育教練可以是，但不一定曾是最優秀的運動員。他們甚至不一定當過運動員，但他們必須是能夠讓運動員得到更好訓練的人。因此，理論家與作家藝術家，如果能構成一種類似運動員與教練員的關係，那應該是很理想的。金牌屬於運動員，教練也光榮。許多運動員在訓練中走了彎路，12

達不到最好的成績，是由於訓練不科學，相應的研究水平不高。但說到研究，涉及的問題就很多。什麼樣的研究，就叫水平高？對於教練來說，還是要結合運動員的生理、心理，結合當今世界的最新運動潮流來研究，而不是離開這一切去研究。理論研究與創作的關係也是這樣，理論能否促進創作，提高創作水平，還要看是什麼樣的理論，理論研究者做得怎樣？理論是要有益於文學批評的。在文學的創作和被接受過程中，批評家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文學批評家需要有文學的知識，有批評的標準，他們通過對文學藝術作品的及時回饋，影響作家的創作，也影響讀者對作品的反應。批評家們需要有各方面的知識，需要瞭解時代、瞭解社會、瞭解作家。比起作家來，批評家更需要理論。批評文章的寫作，要對作品進行分析，而不只是訴說感受。批評家與普通人一樣，在閱讀作品時要沉浸進去，進入到感受之流中。然而，批評家不僅要進得去，還要出得來。感受之流需要理論去捕捉和凝固，才能從中撈出有價值的東西，寫出好的批評文章來。我們一般都說，批評文章要有“高度”和“深度”，這個“高度”和“深度”，就是理論訓練所形成的高度和深度。理論還是要有益於文學史的寫作的。文學史不等於文學的編年史料，而是對文學史資料的揀選、整理、敘述和闡釋，其背後的依託，就是文學理論。我們曾談到過歷史與理論的雙向互動關係。理論的發展改變著人們的文學觀念，從而改變著人們的文學視野，改變著人們的審美價值觀，形成新的對文學史的看法。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史”，在歷史上，曾有過多次“重寫文學史”的呼籲，這背後都與文學理論的變化和演進有關。理論還會被人們賦予了另一個功能，這就是通過文學來進行社會問題的介入。這當然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一個老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關於文學的理論，就已經成為關於社會的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當代學術界，這種思想被歸為藝術對社會生活的“介入”的線索。作家藝術家帶著社會責任感來創作，而理論家通過文學藝術的研究，實現對社會的參與。當然，這種“介入”也是有限度的。前些年，國內學術界有過一次大討論，與“文學理論”可不可以“越界”有關。一些學者認為，要嚴守學科邊界，認為這代表了一個更為嚴肅的學術態度；一些學者認為，文學理論可以“越界”從而“擴容”，這代表著新時代的要求。這種爭論在不斷深化，從而促進了文學理論的發展。文學理論的邊界是否存在？作為這種爭論的一個極端，研究者會堅持傳統的對文學的作家和作品分析，這種分析需要突破，要運用多種學科的方法和成果，深化對文學的研究。作為這種爭論的另一個極端，研究者要走出文學，從而建立“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文學理論不能離開文學，離開了以後，就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記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作過一個比喻：一個可以自由地走進走出的常住地是“家”，一個走進後不可自由地走出的常住地是“牢”。這個比喻可以表示兩層意思：一是可擴大研究範圍，從多方面多角度對與文學有關的對象進行研究；二是不能失去文學之根，從而出現文學研究者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學的狀況。取這個態度，可以將這一爭論引向積極一面，從爭論中獲取對文學理論發展有益的成果。結語：建設既是現代的，又是中國的文學理論“文學理論”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我們討論了什麼樣的材料，算做文學理論的材料，它在近代又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說明文學理論既是一種古老的知識，又是一個現代的學科。接下來，我們討論了當代中國文學理論形成的幾種資源，以及這些資源間的相互關係。關於文學的意識形態22

屬性，曾經有過很多的爭論。近年來，圍繞著文學的社會文化屬性、文學的生產性，出現了一些新的觀點，對此，本文對各種論述都或深或淺地進行了分析，意在將這種討論引向深入。最後，關於文學理論的定位，它的規範性和描述性，以及文學理論與文學的創作、批評和文學史寫作之間的關係，本文分別進行了討論。文學理論經歷了一個不斷建設、不斷發展的過程。我們曾經說過，要繼續引進包括西方文論在內的各國的文論，要傳承和吸收古代文論，進行現代化改造。立足點，還是要放在當代文學和文化發展的需要上來。我想用三個最常用、人們最熟悉的關鍵詞，來說明這一立場。第一是“拿來主義”，繼續引進和學習外來文化和學術理論，對古代的文化也持“拿來”的態度；第二是“實踐檢驗”，要從當代實踐出發，從文學發展的實際出發，既不能從一種虛擬出來的“世界性”出發，也不能從一種虛擬出來的“中國性”出發；第三是“自主創新”，在當代實踐的基礎之上，建設既是現代的、又是中國的文學理論。①德謨克利特：《著作殘篇》，見郭紹虞主編：《西方文論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第3~6頁。②門羅·比厄斯利：《美學史：從古希臘到當代》，高建平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75頁。③《尚書·堯典》，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本，轉引自郭紹虞主編、王文生副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頁。④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14頁。⑤參見伍蠡甫、林驤華編：《現代西方文論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目錄第I、II、III頁。⑥參見高建平：《“美學”的起源》，《外國美學》第19輯，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3頁。⑦參見保羅·奧斯卡·克里斯泰勒：《現代藝術體系：美學史研究》，高豔萍譯，《外國美學》第21輯，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01~258頁。⑧杜書瀛、錢競主編：《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23頁。⑨梁啓超：《夏威夷游記》，參見王運熙：《中國文論選》（近代卷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286頁。⑩參見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原載《新小說》，1902年第1號，見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07~211頁。參見聶振斌：《王國維美學思想》，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78頁。書中寫道：“王國維對美和美的範疇的論述，始終貫穿一個最基本的觀點就是美的無利害性。”亦參見該書其他各處。佛雛：《王國維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62頁。辛曉征、靳大成：《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二部上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114、113頁。程正民、程凱：《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教學的歷史沿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6頁。馬宗霍：《文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劉永濟：《文學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姜亮夫：《文學概論講述》，北平：北新書局，1931年。程會昌：《文論要詮》，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這裡的描述參考了程正民、程凱《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教學的歷史沿革》一書的第11至44頁。《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0、706~709頁。《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3、857、857頁。原文藏教育部檔案室，轉引自程正民、程凱：《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32

教學的歷史沿革》，第89頁。參見程正民、程凱：《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教學的歷史沿革》，第125~134頁。孟繁華：《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115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頁。《斯大林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1~502頁。朱光潜：《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之間關係的質疑》，武漢：《華中師院學報》，1979年第1期。參見吳元邁：《也談上層建築與意識形態的關係———與朱光潜先生商榷》，北京：《哲學研究》，1979年第9期。參見朱光潜：《美必然是意識形態性的》，原載上海:《學術月刊》，1958年第1期，見《朱光潜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11~123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98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3~254頁。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第195、196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10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19頁。參見門羅·比厄斯利：《美學史：從古希臘到當代》，第295~301、255~261頁。參見高建平：《文學理論有明天嗎？》，原載北京：《中華讀書報》2004年2月，收入高建平：《全球與地方：比較視野下的美學與藝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7~130頁。作者簡介：高建平，江蘇揚州人，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美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深圳大學美學與文藝批評研究院院長暨人文學院院長。現任中華美學學會會長，中外文論學學會會長，《外國美學》集刊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副主編。曾任國際美學協會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學評論》副主編。主要從事美學和文學理論研究。著有TheExpressiveActinChineseArt:FromCalligraphytoPainting、《畫境探幽》、《全球化與中國藝術》、《全球與地方———比較視野下的美學與藝術》、《西方美學的現代歷程》、《美學的當代轉型》、《美學的寬度與深度》、《回到未來的中國美學》、《中國藝術：從古代到當代》、AestheticsandArt:TraditionalandContemporaryChinainaComparativePerspective等十部中英文學術著作。譯有《藝術即經驗》、《先鋒派理論》、《美學史：從古希臘到當代》、《弗洛伊德的美學》等四部學術專著。發表中英文論文一百多篇，論文被譯成法語、日語、德語、西班牙語、瑞典語和斯洛文尼亞語等語言發表。主編《20世紀中國美學史》、《西方文論經典》、《美學與文化：東方與西方》（中英文對照）、《文學理論：1949～2008》、《中華美學精神》等著作。［責任編輯　劉澤生］42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定位之一，是要發揮好“一帶一路”建設重要支撐區的戰略功能。“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拓展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方向與空間。2019年4月25～27日，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隆重舉行。這是“一帶一路”框架內最高規格的國際合作平台。本屆高峰論壇的主題是“共建‘一帶一路’、開創美好未來”，由開幕式、領導人圓桌峰會、高級別會議、專題分論壇、企業家大會等系列活動組成。論壇吸引了來自150多個國家和90多個國際組織近5,000名外賓出席。共4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領導人出席了圓桌峰會。正如習近平主席在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所言，共建“一帶一路”已成為共同的“機遇之路、繁榮之路”。目前，共建“一帶一路”已完成立柱架樑的總體佈局，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發展的階段邁進。首屆高峰論壇的各項成果順利落實，“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架構基本形成，一大批合作項目落地生根，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一帶一路”朋友圈日益擴大。本次論壇公佈的成果清單共六大類283項。共建“一帶一路”為世界經濟增長開闢了新空間，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搭建了新平台，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拓展了新實踐，也為增進各國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貢獻。面向未來，共建“一帶一路”藍圖已經繪就———要向高質量發展邁進，聚焦重點、深耕細作，共同繪製精謹細膩的“工筆畫”。其三大原則方向是繼續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堅持開放、綠色、廉潔理念；努力實現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目標。通過努力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著力構建全球互聯互通夥伴關係，更好地造福沿線國家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中國發展更高質量的開放型經濟、主動參與開放型世界經濟的新格局正在形成。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粵港澳合作不斷深化實化，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實力、區域競爭力顯著增強，已經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國家的整體發展戰略中具有重大的意義，有利於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內涵，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利於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為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不斷增強提供支撐；有利於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新平台；有利於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通過區域雙向開放，構築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對接融匯的重要支撐區。作為“一帶一路”重要戰略支撐區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也將在更加開放的國際環境和新格局中謀求更高質量發展，需要在高質量開放中承載更多的先行先試探索功能和增長引領功能。其中創新體制機制完善軟聯通、構建開放型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功能尤為重要。大灣區在集聚四大中心城市各自特色，共同探索建設數字絲綢之路、創新絲綢之路重要節點功能上，有著獨特優勢與發展空間。當前尤其需要進一步優化珠三角九市投資和營商環境，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全方位開放格局，共創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新優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支撐和重要示範。本專欄自今年第一期開設“粵港澳大灣區研究”專題以來，已經連續三期關注這一重大選題。在未來兩期，我們還將繼續發表相關研究成果，歡迎各界朋友惠賜佳作，共譜新章。　（劉澤生）52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澳門博彩批給制度的歷史變遷與反思王長斌［提　要］　澳門博彩批給制度的實質是博彩專營（特許）制度，其起源於19世紀下半葉博彩業的承充專營。雖然澳門特區政府於2001年將幸運博彩經營權批給數目增加為三個，但博彩批給制度的專營本質並未改變。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延續近170年的博彩專營制度已經顯現出缺乏靈活性的問題。為了博彩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澳門應當考慮採用不限制博彩公司或賭場數目的准照制度，或在批給數目、批給期限、公開競投、博彩稅等方面採用較為靈活的規定。［關鍵詞］　賭博　博彩法制史　博彩的重新批給　博彩許可［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026⁃10澳門幸運博彩的批給即將到期，①到期後如何重新批給、批給的數量、期限以及博彩稅率是否需要改變等問題，引起澳門社會持續的關注與討論。由於到期後的重新批給可能對澳門博彩業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所以，從澳門博彩業健康發展角度考慮，對於博彩批給制度進行充分與審慎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澳門現行的博彩批給制度，均為澳門特區政府在2001年之後制定，集中反映於2001年頒佈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16/2001號法律）及其配套的行政法規。②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制度是完全新的，事實上，許多現行批給制度脫胎於澳葡政府時期制定的法律。因此，研究澳門博彩批給制度的歷史發展，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現行制度的精神，對於思考未來博彩批給制度的制定，亦有相當積極的意義。本文試圖通過對澳門主要博彩法律制度的回顧，探索現行博彩批給制度的由來與得失，在此基礎上，探討下一步澳門博彩批給制度的改革路向。一、澳門博彩批給制度的起源與變化第16/2001號法律規定，澳門幸運博彩實行批給制度。“批給”在該法律葡文本中的對應詞是concessão，而concessão這個詞在過去的許多中文法律文本中被譯為“特許”或“專營”。所以，所謂批給，庶幾與“特許”、“專營”同義。儘管第16/2001號法律規定“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之批給至多為三個”，③但從法律意義上而言，批給數目超過一個並不影響博彩業的專營性質。澳門特區中級法院2013年對上訴案第260/2010號的判決，明確指出現行的博彩批給制度仍然屬於專營性質：“要看這些博彩公司是否專營的性質，博彩經營牌照的數目並不是決定的因素，多數牌照的發出也62

並不等於博彩業經營已經進入了真正的自由化，政府也就是多發了兩個可以專營的牌照而已，其他人還是不能進入這個領域。”澳門博彩業的批給制度起源於19世紀後半期的承充專營制度。鴉片戰爭後，澳門的國際貿易港地位逐漸被香港取代，就此走向歷史性的衰落。為增加澳門稅源及主流經濟的多元化，澳葡政府於1847年宣佈澳門博彩業合法化。④有史家研究，最初澳葡政府實現博彩合法化的方式應當是發放許可證，三年之後，到1850～1851年度，始借鑒豬肉、牛肉等商品經營權拍賣的經驗，對於番攤及其他博彩方式，實行承充專營制度。⑤所謂博彩承充專營，是指承充人通過競拍而得到在澳門某一區域（例如澳門半島、氹仔或路環）經營某種賭博遊戲（當時主要的博彩遊戲是番攤、白鴿票、闈姓等）的排他性經營權。承充專營的基本特徵，是通過競投獲得專營權。如今實行的博彩批給制度，仍然保留了這一基本特徵。澳門博彩業承充專營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將不同的博彩遊戲分開招投，批給不同的承充人，形成了後來澳門按照不同博彩遊戲類型分開批給的慣例。⑥番攤承充專營制度實行20多年後，1877年8月，澳葡當局發佈第77號政府訓令，將其取消，把番攤經營從公開競投恢復到博彩合法化開始時期的領牌經營。作出改變的原因，是在這之前幾年，番攤館承充專營的成交價格大幅度下降，例如，1877年7月進行的番攤館專營承充的招投，成交價格比上年減少1/3，降到1864年以來的最低點。⑦澳葡政府認為承充人採取手段故意壓低成交價格，使政府遭受財政損失，因此決定廢除，代之以領牌經營制度。所謂領牌經營，本質上是一種特別許可證制度（或稱特別准照制度），政府預先規定賭館的數量，然後將多間賭館的經營權分別發放給符合條件的人士，而不是以公開競投的形式將博彩專營權授予一個人。這種制度對於賭館的最高數量有限制，所以與一般的不限制數量的許可證制度仍有區別。領牌經營制度僅實施三年，雖然前兩年的收入比此前招投成交的價格有所回升，但第三年再次回落，加之多人願出更高價格“全盤承領”，所以澳葡政府於1880年決定改回承充專營制度，⑧此後這一制度再無實質性的改變。1930年，以霍芝庭為首的“豪興公司”歷史性地初次投得全部博彩遊戲的專營權。1937年，由傅德榕及高可寧為首的“泰興公司”投得所有博彩業專營權。“泰興公司”改建新馬路的新中央酒店為旗艦賭場，引入百家樂（現時澳門最受歡迎的玩法）等新式博彩遊戲。⑨在“泰興公司”的賭約於1961年12月31日期滿之前，澳葡政府決定對博彩制度進行改革，重點是實行公開透明的博彩競投制度，遂制定第1496號立法性法規，即《管制幸運博彩之設立》。⑩這項法律是澳葡政府時期澳門博彩的基本法律制度，其就博彩專營制度等作了全面系統的規定。它效力持久，影響深遠，雖然歷經數次修改，但直到澳門特區政府頒佈第16/2001號法律之前，始終是澳門博彩的基本法律制度。1982年5月29日，澳葡政府頒佈了《核准在本地區經營幸運博彩之批給的法律制度》（第6/82/M號法律），對1496號立法性法規進行了重大修改。該法最突出的一點，是對博彩批給制度作了突破性的規定：“幸運博彩的經營，其批給得以專利制度或特別准照制度行之。”此處的“專利”，葡文的用詞是exclusivo，而“特別准照”的葡文用詞是Licençaespecial。“專利”和“專營”雖用詞不同，但表達了同一個意思，即幸運博彩由一個公司壟斷經營。而特別准照制度則意在增加批給數目。該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按照特別准照制度批給的最多數目為四個。”按照當時的設想，四個特別准照，包括澳門兩個、氹仔和路環各一個。“特別准照”將以逐個招標方式進行，但一家承批公司，最多只能承批兩個“准照”。1986年，在第10/86/M號法律中，按照特別准照制度批給的數72

目被改為最多三個。按照1982和1986兩項法律的理念，政府既可以專營制度批給一家公司經營幸運博彩，又可以特別准照制度批給多家公司經營幸運博彩。但是，雖然法律上提供了打破專營制度、增加批給數目的可能性，在澳葡政府時期，特別准照制度事實上從來沒有實行過。儘管如此，第6/82/M號法律打破了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澳門實行一家公司壟斷博彩業的慣例，為澳門回歸祖國後特區政府開放賭權埋下了伏筆，應當屬澳門博彩法律制度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突破。澳門回歸祖國後，特區政府在第16/2001號法律中再次將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的數目確定為三個，並付諸實施。但第16/2001號法律並未如第6/82/M號法律那樣繼續使用“特別准照”概念，而是使用了較為模糊的“批給”概念。2002年2月，澳門特區政府根據第16/2001號法律的規定，將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權批給“澳博”、“銀河”及“永利”。其後，特區政府以轉批給的形式，批准“威尼斯人”、“美高梅”及“新濠博亞”在澳門經營幸運博彩，由此形成了六間公司獲准經營澳門幸運博彩的局面。二、對娛樂場幸運博彩批給數量的限制目前施行的第16/2001號法律規定“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之批給至多為三個”，但對於每個承批公司可以開設多少娛樂場，並未規定任何限制。這種限制博彩公司數量但不限制娛樂場數量的做法，為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所罕見，構成澳門博彩批給制度的一大特色。澳門不限制賭場數量的做法並非自始如此，1847年博彩合法化之後不久實行的博彩承充專營合同是限制賭館數量的。例如，1858年7月13日澳葡政府與承充人簽訂的《番攤專營承充合同》規定：“按照番攤專營承充價格，該承充人開設番攤館之數量以20間為限，每間番攤館僅限一張賭檯。”而1873/1874～1876/1877年度的澳門番攤專營承充合同中均規定“限開攤館26間”。在1877年到1880年實施番攤領牌經營制度的三年間，澳葡政府也規定了番攤館的數量限制，1877年為16間，1878年減為12間。1880年恢復承充專營制度後，一直到1901年，規定承充人在澳門半島“限開十六間館為止”，並取消了承充人可事先申請獲批限額之外增開攤館的條款。1901年的番攤招投取消了在澳門半島准開番攤館間數的規限，當年的澳門番攤承充合同規定：“任由承充人自關閘至媽閣無論何處均可開設攤館，不限間數。但須將開設攤館之處先行秉準督憲方可。”自實行番攤承充專營制度以來，政府第一次取消了番攤館數量的限制，從此進入不限制賭館數量的時代。無論是後來的1496號立法性法規（及其修訂），還是第6/82/M號法律（及其修訂），均未對娛樂場數量作出限制。到澳門回歸祖國之前，博彩專營公司共開設11間賭場，包括澳門8間，氹仔3間。澳門回歸祖國後，制定了博彩業新的基本法律，即第16/2001號法律。但在賭場數目方面，該法律繼承了1901年以來的做法，並不予以限制。截至2018年底，澳門6間獲得幸運博彩經營權的公司，開設的娛樂場達到41間之多。在總體娛樂場數目當中，“澳博”佔22間、“銀河”佔6間、“威尼斯人”佔5間、“新濠博亞”佔4間、“永利”佔2間及“美高梅”佔2間。應當注意，這些為數眾多的賭場，並不全是持牌公司投資經營，實際上其中不少是第三方投資人與某一持牌公司合作、借其名義而經營的賭場，這些賭場在澳門被稱為“衛星賭場”。“衛星賭場”的存在，衝擊了澳門博彩由政府批給的理念，同時也構成監管隱患。根據現行法律，博彩公司佔公司5%及以上比例的股東、董事和高級僱員必須經過資格審查，才能進入澳門博彩業。但衛星賭場的經營者並不需要經過這些審查程序。82

三、博彩批給期限與經營時間（一）博彩批給期限在澳門博彩合法化之後，一直到19世紀80年代後期，澳門博彩業的承充專營期限不長，白鴿票一般是以兩年為期；番攤一般以一年為期，只有在1855年有一次三年期的番攤承充專營合同。這主要是因為，從投資人的角度而言，當時的賭館非常簡陋，不需要大規模的投資；從政府的角度而言，期望通過不斷的重新競投督促承充人努力經營，獲得盡可能多的稅收。1885年以後，博彩承充期限出現加長的趨勢。1887年到1903年，華商何廣承充白鴿票連續三屆，共計16年。1889年，盧九與政府簽訂了六年期的番攤生意合同，後來又延長六年，至1901年。自此之後，澳門博彩承充根據時局變化以及遊戲的類型不同而有不同的期限。1961年頒佈的第1496號立法性法規開啟了現代澳門博彩業的法制時代，其第八條第一款規定：“經營博彩之特許期限為八年，且不得延長，從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起計。”但三年後，即1964年，澳葡政府即通過第1649號立法性法規對其作了重大修改，該法規定：“經營博彩之特許期限得為二十五年且不得延長，自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起計，於有關合同期限屆滿之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根據這一法律規定，當時的博彩專營公司“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簡稱“澳娛”）得以將賭約延期到1986年12月31日。後來，因政府有意增加批給數目，為了讓有興趣者提早準備，遂於1982年頒佈了第6/82/M號法律。在這一法律中，澳葡政府將批給期限確定為不少於八年，亦不超出二十年。在批給時其原有期限少於二十年者，得批准一次或多次續期，只須全部期限不超出所規定之最高期限。根據這一法律制度，澳娛與澳葡政府簽訂新的合約，確定合約期為9年，到1991年12月31日結束。1986年，澳葡政府通過第10/86/M號法律批准當時的專營公司“澳娛”，“得由批給人予以多次續期，每期最多為五年”。澳娛因此得以將合約延長至2001年12月31日。澳門特區政府於2001年頒佈的第16/2001號法律關於批給期限的規定，實際是綜合了上述法規的有關規定。該法律第十三條第一、二兩款規定：“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之批給期間應在批給合同內訂定且不得多於二十年。如批給之判給期間低於本法律允許之上限，政府可隨時最遲在批給期屆滿前六個月，批准一次過或分多次將批給延長，但以期間之總數不超過上款規定之最長期間為限。”該規定與第6/82/M號法律的規定相似。但該法接下去在第三款規定，如批給期間已達到上限時，“有關期間可例外地透過具說明理由之行政長官批示一次過或分多次延長，但總數不得超過五年”。這就將特殊情況下的最長期限延長至25年，回到第1649號立法性法規的關於博彩期限最長為25年的規定。（二）博彩的持續經營1960年代以來的博彩法律均規定博彩須持續經營，不得中斷。第1496號立法性法規第十八條規定：“全年每日均得經營博彩”，但是，“於國喪日又或在明顯不能進行博彩或進行博彩引起合理之公憤時，博彩監察委員會得命令中止賭場之運作”。按此規定，博彩公司必須全年每日經營博彩，但政府部門於特殊情況下可以命令博彩公司中止賭場的運行。1982年的第6/82/M號法律第十六條規定：“基於內部秩序或國際秩序的重大原因，博彩的經營得予暫時停止，當暫時停止一經終止時，承批人隨即恢復營業，但無權索取任何賠償。”這裡的規定有些模糊：是承批人自行停止經營還是必須接到政府的命令後才可以停止經營？根據上述條文，似乎兩種情況都可以。92

與過去的法律一樣，第16/2001號法律繼續要求“各娛樂場應全年運作。僅在政府許可之例外情況下，承批公司方可中止某一間娛樂場之運作一日或一日以上”。但是，在緊急情況下，尤其是在發生嚴重事故、災禍或自然災難等嚴重威脅個人生命安全之情況，承批公司不必得到政府的許可即可停止博彩經營。與第1496號立法性法規不同的是，第16/2001法律並未規定政府可直接命令承批公司停止博彩經營，在緊急情況下是否停止博彩經營的主動權掌握在博彩公司手裡。對於賭場的每日經營時間，各法律規定也有細微的不同。第1496號立法性法規規定由政府與博彩公司協商訂定。也就是說，如果政府同意，賭場不必24小時經營。1972年，澳葡政府允許博彩公司開設專門經營角子機的場所，運作時間明確限於每日12小時。第16/2001號法律則規定，在不影響持續經營的情況下，“承批公司可訂定娛樂場及在其內安排之博彩活動每日向公眾開放之時間。承批公司之行政管理部門，如對其所管理之任一娛樂場之每日開放時間作任何更改，應至少提前三日通知博彩監察暨協調局”。換言之，承批公司可自行訂定每日博彩的經營時間，但要提前通知博彩監察協調局。四、批給期滿後相關財產的歸屬關於批給期滿後相關財產的歸屬，第1496號立法性法規第十五條作了如下規定：特許期滿後，被特許人為履行合同義務而完成之專門作為公共用途之各個工程均歸政府所有，而被特許人無權要求任何損害賠償，但直接具商業及工業性質之工程及建築物除外，尤其是第七條a項所指之酒店及賭場。獨一附款：無論如何，合同屆滿後，被特許人將所有用於經營之建築及設施交予新被特許人。在經雙方協議訂定之條件下，將該等建築及設施讓給或移轉予新被特許人；如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則由政府衡平訂定該等條件。根據這一規定，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第一，批給期滿後，為履行合同義務而完成的專門作為公共用途的各項工程均無償交給政府。第二，非屬公共用途的、具商業及工業性質的工程及建築物，尤其是賭場及服務於賭場的酒店，則無需交還政府，而是根據雙方協議訂定的條件，或在雙方未能達成協議時由政府根據衡平原則訂定的條件，轉交給新的被特許人。換言之，酒店和賭場的移交是有償的，不是無償的。但是，政府與承批公司簽訂的幸運博彩專營合約卻實質性地修改了上述規定，把有償轉讓娛樂場和酒店，變成了無償交還娛樂場和酒店。澳葡政府根據1964年12月5日頒佈的第1649號立法性法規對最初簽訂的幸運博彩合約進行了修改，其中規定：“合約期滿，夜總會娛樂場建築及其附屬品，無條件交給政府。”1976年對該合約進行的再次修改維持了娛樂場和酒店約滿後歸政府所有的規定。1997年12月23日澳葡政府與承批公司簽訂的《幸運博彩專營批給合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在批給期間結束後，葡京娛樂場酒店綜合體及其內所有傢俬、用具歸澳門地區所有，而澳門地區無須向承批人支付任何款項。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制定了《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其草案延續了以往專營合約的做法，規定：“批給一旦撤銷，原用於批給業務之全部財產和權利，統歸特區所有。”但《審議〈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法案臨時委員會意見書》認為：“鑒於博彩業屬於旅遊娛樂方面的一個龐大行業，亦考慮到承批人除了本身的娛樂場外，預計還需投資在其他的旅遊設施上以吸引顧客，委員會認為將這些財產全部統歸特區所有是不公平的。即使對娛樂場及其設備須撥歸政府還算合理而可接受，但對相03

關設施例如重大投資酒店或其他同類性質者都屬撥歸範圍似乎不合理。”因此，正式頒佈的第16/2001號法律第四十條第一、二兩款規定：“批給一旦撤銷，有關娛樂場連同其全部設備及用具歸屬特區所有，但不妨礙按合同條款規定亦應歸屬特區所有之其他財產或權利。除非合同另有規定，上款所指財產和權利之歸屬，不賦予支付補償之權利。”換言之，批給期滿或撤銷後，賭場連同賭場裡面的設備全部無償交給政府，但酒店等其他設施則不必交還政府，亦無須轉讓給新承批公司。從第1496號立法性法規，到幸運博彩專營合約，再到第16/2001號法律，對於批給期滿後相關財產的規定發生了很大變化。最初是有償轉讓賭場和酒店給新被特許人，然後是無償交還賭場及酒店予政府，最後變為只把賭場無償交還給政府，而酒店可由承批公司保留。五、稅制與稅率澳門博彩稅制和稅率經歷了數次變化。1961年的第1496號立法性法規繼承了以往的慣例，實行固定稅制，但該法並未確定承批公司需要繳交的具體數額，這個工作要由批給合約完成。1962年承批公司與澳葡政府簽訂的合約規定，從1962年1月1日到1964年12月31日，每年繳交的專利稅為316.7萬元；從1965年1月1日至1969年12月31日，每年專利稅加至346.7萬元。此後經數次修訂合約，專利稅均有增無減，到1976年又一次修訂合約的時候，專利稅已增加到3,000萬元。除專利稅外，承批公司還要履行投資義務，繁榮發展澳門經濟，1976年合約規定的此項費用為3,000萬元。除此之外，專利稅和投資額，還要按照承批公司的毛利來修訂。儘管如此，與承批公司的純利相比，承批公司交給政府的只是一個小數額。“由1962年至1975年這14年間，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的純利為96億元，當年的賭稅只交一個數額，由1962年的316.7萬，1965年的516.7萬，到1975年的750萬元不等，若估算稅率只為8%左右。”政府不甘於此，遂於1982年修訂法律，轉而採用比例稅率，訂定最低博彩特別稅為年度博彩經營總收入的25%，1986年又通過第10/86/M號法律，將此一最低博彩稅率修改為26%。根據1982年法律修訂的新合約將此項規定具體化：從1983年1月1日到1986年12月31日，特別博彩稅為總收入的25%，另附徵0.43%作為公務員互助會基金。從1987年到1991年，每年增稅1%，另附加徵收一定比例的公務員互助基金會（該項費用從1987年的0.42%逐漸降低到1991的0.36%）。從1996年到2001年，特別博彩稅率固定為31.8%。第16/2001號法律基本上繼承了過去法律的做法，把博彩特別稅率確定為35%。同時，博彩公司每年需要撥出不超過其博彩經營毛收入2%之款項予一個以促進、發展或研究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為宗旨之公共基金會；及每年撥出不超過其博彩經營毛收入3%之款項，用以發展城市建設、推廣旅遊及提供社會保障。承批公司除須繳納博彩特別稅之外，尚須繳納法律訂定之稅項、稅捐、費用及手續費。但基於公共利益之原因，行政長官可暫時及例外地全部或部分豁免承批公司繳納所得補充稅。總體来看，澳門博彩稅發展的歷史呈現出三個突出的特點。第一，博彩稅制經歷了從定額稅到比例稅的變遷。從19世紀下半葉博彩業實行承充專營時代開始，一直到1982年以前，政府一直對博彩收入實行定額稅，從1983年到現在轉而實行比例稅。無論是定額稅還是比例稅，博彩稅率均經歷了多次變化。第二，博彩稅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所得稅，為避免雙重徵稅，政府往往免除博彩企業繳交一般企業應當繳納的類似稅收，例如所得補充稅等。第三，稅外有費，博彩承批企業除了繳納博彩稅外，還要繳納法律或博彩批給合同規定的其他附加費用，或承擔額外的義務。13

六、澳門博彩批給制度：一個超穩定結構從19世紀下半葉至今，澳門博彩批給（特許、專營）制度已經實施近170年的時間，可以說形成了一個超穩定的結構。從以上對澳門博彩法律的回顧，我們不難看出，澳門現行的博彩法律制度，無論是批給的方式、數目、期限，還是批給期滿後財產的歸屬、稅制與稅率等，都受到以往法律和慣例的巨大影響或掣肘。就批給數目而言，澳門博彩業大部分時間屬於壟斷經營，只有很短的時間實行領牌經營。1982年，澳葡政府試圖增加批給數目，惜未成功。2001年，澳門特區政府終於打破了百餘年的壟斷經營，先是把批給數目增加到三個，後來又以轉批給的形式增加到六個。但是，2001年的改變只是數字上的變化，博彩專營制度的本質並未發生變化。相對於第6/82/M號法律引入“特別准照”概念而言，第16/2001號法律反而恢復了批給（專營）概念。從理論及制度創新的角度衡量，第16/2001號法律不僅沒有突破，反而有所退步。澳門博彩批給的期限，在19世紀末實行承充專營的時期，時間相對較短，最初只有一、兩年，後來才增加到六年以上。1964年以後，批給的最長時間分別為8年、20年和25年。在制定第16/2001號法律的過程中，所討論的批給期限也是局限於上述幾個時間點，最後沿襲成例，確定為20年，最長不得超過25年。在批給期滿後相關財產的歸屬方面，由於1960年代以來政府與承批公司簽訂的批給合同，規定賭場及酒店均須無償交給政府，所以第16/2001號法律的草案也規定賭場及酒店須無償交給政府，後來顧及了現代博彩業投資規模大的特點，改為批給期滿後賭場必須無償交付政府，而酒店等其他設施由舊被特許人保留。儘管只無償交還賭場的辦法比同時交還賭場和酒店顯得公平，但實際上不易操作，因為現代賭場經營中，酒店和賭場互利互補，相得益彰，而酒店與賭場分屬不同的所有者，恐對二者的經營帶來潛在不利的影響。就稅制而言，博彩稅經歷了從定額稅到比例稅的轉變，稅率基本上是一路攀升的，實效稅率（effectivetaxrates）達到目前的39%以上。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相比，澳門博彩企業目前承擔的稅與費屬中等偏上水平。但是，如果與拉斯維加斯、大西洋城等賭城相比，澳門博彩稅項明顯偏高。例如2009年，拉斯維加斯博彩企業的實效稅率為6.8%，大西洋城博彩企業的實效稅率為8.8%。澳門周邊已經建成營業的現代化賭場，均比澳門的博彩稅率低。例如，韓國的賭場不必繳納博彩特別稅，只需繳納企業所得稅，年所得在2億韓元以下的部分，徵收10%的所得稅；年所得在2億韓元以上、200億韓元以下的部分，徵收20%的所得稅；年所得超過200億韓元的部分，徵收22%的所得稅。在新加坡，對於貴賓客（在賭場存款不低於100萬新元的，被視為貴賓客），博彩特別稅是每月博彩毛收入的5%；對於中場客，則是15%。在日本與台灣，至少就目前的設想來看，將來的博彩稅大概保持在與新加坡相若的水平。七、澳門博彩的重新批給：環境變化與制度創新（一）博彩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現行博彩批給制度難以應對澳門的博彩批給（專營）制度之所以能夠長時間運作，與澳門博彩在亞洲的壟斷性有重要的關係。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合法博彩在東亞、東南亞地區只此一家，所以政府在決定諸如批給的數目、批給時間的長短、稅率的高低等等博彩制度的時候只考慮本地區的情況已然足夠，基本上可以不考23

慮外在的因素。但是，如今的博彩世界已經截然不同。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國家，東亞的韓國，處於東北亞地區的俄羅斯，均已建成並持續興建新的賭場，且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豪華，有些已經可以與澳門賭場相媲美。日本及台灣地區已經通過博彩合法化的法律，日本幾年後也將出現大型的度假村賭場。處於太平洋西部的美國塞班島，目前已有賭場運營，且制定了一個宏大的發展博彩業的計劃，以免簽證等手段瞄準中國大陸及東亞、東南亞地區的顧客。澳門已經不是東亞、東南亞地區唯一的合法博彩之地，周邊多個國家或地區正在與澳門爭搶顧客。隨著時間的推移，競爭可能更加激烈。澳門現行博彩批給制度的主要缺陷之一是缺乏靈活性，因此對於應付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存在一定的困難。第一，由於批給數目有限制，當市場需求暢旺時，不能隨意增加批給；第二，批給取決於一次性的公開競投，組織一次競投費時費力，不能及時應對市場需求；第三，批給期限長達20年（最長可達25年），如果不出現特殊情況，在批給期間內難以更換博彩經營者。有見及此，此次幸運博彩批給到期之後，如何通過改善制度增強競爭力，應當成為澳門的重要課題。（二）實行完全競爭的准照制度之可行性增加靈活性的簡單辦法是實行不限制數目與期限的准照制度，任何有興趣的投資者只要滿足法律規定的條件、通過法律規定的資格審查，就應當被允許在澳門開設賭場。並且，只要不違反法律，就可以永久經營下去。當然，如果競爭失敗，則不得不退出澳門市場，讓位於新的投資經營人。如此，博彩經營者互相競爭，以不斷改善的博彩及非博彩服務吸引顧客前來澳門，把澳門打造成真正符合市場需求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不少人受到澳門長時間實行專營制度的羈絆，對准照制度的可行性心存懷疑。第一，擔心博彩無限制發展。這種擔心其實是多餘的，放開競爭不等於不設定任何條件；在准照制度下，政府仍然可以通過對賭場的規模、地點、投資人資格等方面設定條件，對博彩業進行控制，只不過政府不再控制批給的數目與經營期限。澳門應當有多少賭場，交給市場去決定。第二，擔心澳門沒有土地等資源支持博彩業的發展。這種擔心同樣是沒有根據的。有多少資源，就辦多少事。在准照制度下，能夠通過競爭發揮資源的最大效用，而在批給制度下，資源有可能被不恰當地配置。在同樣的資源局限下，准照制度比批給制度更有效。不限制批給數目，還有一個直接的好處，即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因為限制批給數目而產生的轉批給、衛星賭場等問題，有利於加強對博彩企業的監管。（三）如果繼續現行的批給制度，需要進行一些改進受歷史發展的路徑依賴等多種因素影響，在此次博彩批給到期後，澳門特區政府仍有很大可能繼續實行批給制度。若果如此，政府應當採取一些措施，對批給制度進行一些改進，增加靈活性，應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以防因為體制僵硬而落後，甚至被淘汰。1.可採取在較短時間內漸進增加批給數目的方式現行法律規定，批給的期限為不超過20年，批給數目最多為三個。鑒於澳門博彩市場上實際的經營者為六間公司，從市場穩定性的角度考慮，此次批給到期後，也許可考慮將批給數目增加到六個或以上，同時規定，每隔五年檢視一次，決定是否增加批給數目。2.改進公開競投制度按照現行法律的規定，批給到期後，即使已經在澳門市場經營的公司，也需要重新參加公開競投才能再次獲得博彩經營權。這是繼承了澳門長期以來實行的制度。但在如今的現實情況下，這33

個制度存在不少問題。第一，現有六間公司均經營良好，事實上每一家公司都難以被淘汰。如果所有現有公司參加競投之後仍然獲得重新批給，則令其參加競投的意義不大。如果想讓現有博彩公司承擔新的或更多的義務，可以通過修改批給合同解決，似乎沒有必要令其參加公開競投。第二，如果所有現有公司均獲得重新批給，則公開競投的公正性必然受到質疑，損害政府的權威性。第三，如果有公司被淘汰，一是造成經濟的不穩定，二是可能形成示範效應，導致獲得經營權的公司因顧及以後被淘汰不敢大規模投資，尤其是行將到期時更明顯，客觀上不利於澳門博彩業的發展。因此，應當將公開競投制度進行一定的修改，似可作如下規定：對於已在澳門市場上經營的博彩公司，政府可以協商續期方式決定是否重新授予其博彩經營權；對於新的博彩批給，繼續採用競投形式授予博彩經營權。（四）稅制與稅率由於澳門博彩長時間在東亞、東南亞處於壟斷地位，所以政府在考慮稅率的時候，只要考慮博彩經營者的承受能力就可以了，這是澳門博彩稅率一百多年來一路走高的重要原因。但是，現在情勢已經變化，周邊地區紛紛採用較低的稅率爭搶顧客，澳門採用較高稅率的基礎正在喪失。因應國際形勢的變化，博彩稅率似可考慮作如下方向的改革。第一，可考慮中場與貴賓廳分開徵稅的模式。以往的經驗表明，貴賓賭客市場是一個國際性的市場。當一個地方稅率過高的時候，博彩經營者有激勵把貴賓賭客送到稅收較低的地方，以規避高稅率，獲得更高的利潤。因此，可考慮維持中場博彩收入的稅率，降低貴賓廳的博彩稅率。第二，可考慮採用比較靈活的稅率，以便政府因應市場變化進行及時的調整。第16/2001號法律規定博彩特別稅是35%，是一個固定稅率。未來似可借鑒過去立法的經驗，規定一個最高稅率，然後授權行政長官因應形勢需要適當向下調整。此次幸運博彩批給行將到期，澳門迎來一次制度創新的寶貴契機。回首博彩批給制度的歷史變遷，釐清各項制度的來龍去脈，能夠讓我們更清醒地選擇前面的路向。我們需要清楚地認識到，環境已經發生變化，在歷史的舊路上徘徊，最終可能喪失找到前路的機會。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我們需要警惕路徑依賴，選擇真正有利於澳門博彩業長遠發展的制度。①按照澳門政府與各博彩公司簽訂的合約，在全部六間公司中，兩間將於2020年到期，其餘四間將於2022年到期。②例如《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的公開競投、批給合同，以及參與競投公司和承批公司的適當資格及財力要件》（第26/2001號行政法規）。③見該法第七條。④參見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網站之“澳門博彩業歷史”：http://www.dicj.gov.mo/web/cn/history/index.html。當時的賭博形式主要是白鴿票（又稱中式彩票）、闈姓和番攤等，參見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8頁；趙利峰：《尷尬圖存：澳門博彩業的建立、興起與發展（1847－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1～136頁。⑤⑦⑧參見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第2～14頁；第33～41頁；第44～47頁；第29～30頁；第36～47頁；第50～51頁；第71～73頁；第18～19頁。⑥當代是按幸運博彩、彩票、體育博彩、賽馬、賽狗進行分別批給的。⑨參見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網站之“澳門博彩業歷史”。⑩參見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第44～48頁；以及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網站之“澳門博彩業歷史”。從1961年到1972年，澳葡政府對第1496號立法性法規進行了數次規模不大的修改，包括1961年的43

第1501號立法性法規、1964年的第1649號立法性法規、1967年的第1760號立法性法規、1969年的第1789號立法性法規、1972年的第13/72號立法性法規以及1984年的第2/84/M號法令。見該法第五條第一款。參見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第299頁；第96頁；第91頁；第296頁；第74頁；第297頁；第295頁；第318～319頁；第305頁。1986年，澳葡政府頒佈了第10/86/M號法律，對第6/82/M號法律進行了局部的修訂。見該法第七條第二款。後來以轉批給的形式又增加三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者，見前文。但是，該合同同時規定，若承充人需要在規定限額之外增開番攤館，可向政府提出有關申請，該申請可能被拒絕，也可能獲得批准。該合同的詳細內容，見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第132～135頁。趙利峰：《尷尬圖存：澳門博彩業的建立、興起與發展（1847－1911）》，第60、132頁；第191頁。在澳葡政府與專營公司簽訂的合約中，規定約滿時，專營公司享有優先承辦權兩期。參見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第74頁。見該法第八條。見該法第六條。見該法第十八條附款二。見第13/72號立法性法規。見該法第六條第四、五款。《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法案）第三十七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法律彙編：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2015年12月，第113頁；第119頁。參見王五一：《以賭權開放為中心的澳門博彩業治理體制變遷》，北京：《港澳研究》，2014年第1期。大概是因為博彩在法律上由政府保有，博彩公司只是由政府特許經營博彩，所以第1496號立法性法規把博彩公司上交給政府的錢稱為租金（葡語為ren⁃da）。第6/82/M號法律第十一條。參見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第412～413頁；王五一：《博彩經濟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1頁。2002年以來，第一項撥款的實際費率是博彩毛收入的1.6%，第二項撥款的實際費率是博彩毛收入的2.4%（澳博為1.4%）。參見王五一：《以賭權開放為中心的澳門博彩業治理體制變遷》。第16/2001號法律第十三條規定，批給期間不得多於二十年；但是，行政長官可批示一次過或分多次延長，但總數不得超過五年。由於各地區稅制不同，例如有的地方採用均一稅制，有的地方採用累進稅制，有的地方對博彩毛收入徵稅，有的地方對博彩淨收入徵稅，所以很難通過簡單的數字比較判斷稅率的高低。但是，經濟學家引入“實效稅率”概念，使得博彩企業的稅率大致可以進行比較。實效稅率的計算方法是：一個地區徵收的博彩特別稅的總和（包括澳門所稱的博彩特別稅、溢價金、所承擔的市政建設費用等由博彩企業專門承擔的費用），除以博彩毛收入的總和，所得出的百分比。MichaelPollock,Casinotaxpolicy:identifyingtheIs⁃suesthatwilldeterminetheoptimalrate,Presentedto:NationalTaxAssociation，103rdAnnualConferenceonTaxation,November18-20,2010.JulianHarris&HarrisHagan,GamingLaw:Jurisdic⁃tionalComparisons(secondedition),ThomsonReuters,2014,p.498.參見王長斌：《賭收下跌背景下的博彩稅調整之探討》，澳門：《澳門研究》，2016年第1期。作者簡介：王長斌，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教學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責任編輯　劉澤生］53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下的“香港＋深圳”張玉閣［提　要］　“香港＋深圳”是香港和深圳關係的簡要表述，蘊含創新理念、豐富內涵和廣闊空間。兩個毗鄰城市發展演進過程中的內在邏輯關係，經濟產業發展中的彼此影響和獨特關聯，使得“香港＋深圳”混合交融、相互協同，能夠產生乘數效應，對大灣區建設形成超大、超強的輻射帶動作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的三大“極點帶動”、四個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的空間佈局，延續了粵港澳大灣區多中心城市群的特點。較之其他兩大“極點”，“香港＋深圳”在這一空間佈局中有著更加重要的地位和功能。充分發掘和釋放“香港＋深圳”的能量，是大灣區建設和發展的關鍵。［關鍵詞］　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深圳”　國家戰略　深度合作［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036⁃13多中心城市而非單一中心城市的城市群，是粵港澳大灣區（以下簡稱大灣區）的重要特徵之一。這一特徵的優劣好壞，過去數十年來爭論一直沒有停止。有角度各異的研究，也有邏輯自洽的看法。作為一種客觀存在，這一特徵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簡單肯定或否定，難免失之武斷或偏頗。一定意義上，這主要是實踐問題，而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大灣區綱要》）提出了“極點”、“中心城市”、“核心引擎”等概念，但並無任何一個城市獨攬專享，實際上是對這一特徵的認可，粵港澳大灣區多中心的城市群發展格局依舊。中心城市的發展，一定意義上決定著區域發展的節奏、路徑和目標。而優化、強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是區域發展的關鍵。粵港澳大灣區也不例外。在《大灣區綱要》中，香港和深圳均明確為大灣區的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香港─深圳”與“廣州─佛山”和“澳門─珠海”一起，共同構成大灣區三大極點，而“香港─深圳”一極最具輻射能力和帶動功能。“縱觀全世界，相鄰的邊界城市並不罕見，近在眼前的有澳門與珠海，遠在天邊的有溫哥華與西雅圖，但卻沒有一組邊界兩側相鄰的城市有如此龐大的經濟體量和人口規模，並且在地理上十分接近。即使在同一經濟體內，也沒有類似的情況”。①由此可見，香港和深圳關係的獨特性不僅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香港和深圳的關係歷來是學界關注的問題。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提出以來，研究“粵港澳大灣區與香港”問題涉及深圳，研究深圳在大灣區的定位與發展問題離不開香港。如有學者提出“香港─深圳城市群”②概念，有學者提出“實現‘香港創造、深圳試產、珠三角量產’的大灣區產業鏈”③構63

想，有學者提出“將香港研發優勢與深圳高科技製造能力結合起來，率先形成創新驅動模式”④目標。一定意義上，香港和深圳已經成為彼此定位的關鍵影響因素。作為大灣區的兩大中心城市，香港與深圳的疊加效應，在大灣區建設中將發揮更為重要的核心引擎功能。本文的主題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下的“香港＋深圳”。所謂“香港＋深圳”，是香港和深圳關係的簡稱，包括諸多方面，如戰略和戰術層面的關係，合作又不限於合作的關係，分工協作和良性競爭的關係等。本文將根據《大灣區綱要》有關論述，結合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分析“香港＋深圳”的獨特性及對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性；在回顧和描述“香港＋深圳”的歷史演進和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展望未來發展；就提升和強化“香港＋深圳”關係提出相關建議。一、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與“香港＋深圳”粵港澳大灣區並非單一的經濟發展戰略，而是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內政外交於一體的綜合性國家戰略，具有多重意義和功能。需要結合大灣區的基本特點，準確理解極點帶動、中心城市、核心引擎等重要概念，準確定位“香港＋深圳”。（一）粵港澳大灣區的基本特點概括而言，粵港澳大灣區的基本特點主要有六個方面。第一，國家戰略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區域重大發展戰略，同時也承載著對外開放和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大灣區建設的規劃範圍包括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珠三角地區，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特點顯而易見。而大灣區建設“既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⑤，則體現了國家對外開放、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戰略。與“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不同的是，在中央有關文件中，大灣區建設均出現在涉港澳事務論述中，港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心所在，這在《大灣區綱要》中更加凸顯。第二，發展現狀上，粵港澳大灣區已經是世界級灣區，但還不是世界一流灣區。與紐約、舊金山、東京三大世界一流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面積最大，人口最多，GDP總量有望超越紐約灣區，緊隨東京灣區之後；佔國家經濟總量的比重超過10%，僅次於東京灣區。在規模性、數量性指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並不遜色，可以說已經是世界級灣區。但粵港澳大灣區人均GDP約為東京灣區的50%、紐約灣區的30%、舊金山灣區的20%，差距巨大；三大世界一流灣區第三產業比重均在80%以上，粵港澳大灣區則剛超過60%，有近20個百分點的差距；粵港澳大灣區的全球500強公司數量最少，不到東京灣區的30%。在效益性、質量性指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還不是世界一流灣區。正因為如此，《大灣區綱要》才特別強調要“打造高質量發展的典範”。第三，歷史演進上，粵港澳大灣區表現為“歷時性因素的共時性存在”。灣區經濟發軔於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是二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化發展新格局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灣區經濟大體經歷了港口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創新經濟四個發展階段，通常後一個階段會對前一個階段形成（並非完全的）“替代”，呈現不同階段的特徵。如舊金山灣區是典型的創新經濟，紐約灣區兼具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特徵，東京灣區具有服務經濟、創新經濟、工業經濟混合特徵。比較而言，粵港澳大灣區“替代效應”並不明顯，如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是三大世界一流灣區總和的4.5倍，製造業發展強勁，是典型的港口經濟和工業經濟的特徵。同時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深圳科技、產業創新活躍，大灣區又具有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的特徵。四個不同階段的“歷時性因素”混合包容、共時存在，這一特徵為粵港澳大灣區所獨有。73

第四，發展方向上，“科技灣區”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首要目標。粵港澳大灣區的“前傳”可以追溯到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先生1998年提出的“香港灣區”（“港深灣區”）。⑥香港和深圳對科技創新有很深的“情意結”。香港回歸不久就提出科技創新的發展方向，可惜效果不彰，科技創新成為香港“有待實現的夢”。深圳則因緣際會，在科技創新方面成為內地的旗艦和標杆城市，正走在實現“科技創新之夢”的路上。在大灣區建設框架下，科技創新既是城市的“自選動作”，也是國家的“規定動作”，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大灣區綱要》中被列為首要任務，是國家對大灣區建設的明確要求。與世界一流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能力有待提高，科技創新要素資源高效流動有待優化，科技創新協同有待加強。第五，城市格局上，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沒有單一中心城市的城市群。無論是市場主導還是行政規劃，紐約市和東京市都是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當然的核心，其他城市莫與爭鋒。紐約灣區以紐約市為核心城市，波士頓、費城、華盛頓和巴爾的摩為次中心城市，加上周邊地區，形成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的塔尖式格局；東京灣區則由東京市帶動大規模產業集聚與城市蔓延，形成主中心區域─次中心區域─郊區區域─邊遠縣鎮區域等多核多中心的空間格局；至於舊金山灣區，三個中心城市舊金山、奧克蘭和聖何塞經歷了此消彼長的接力式發展過程，但特定時點的中心城市只有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則是港澳穗深各領風騷，各擅所長。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又是一個需要強化城市協同、規避惡性競爭和本位主義的區域。因此，通過市場競爭實現城市間的分工協同，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第六，體制機制上，粵港澳大灣區實行“一國兩制”，粵港澳屬於不同的關稅區，要素不能自由流動。一方面，要素自由流動是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基本前提，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支撐。另一方面，現階段粵港澳之間要素流動的適度管制是必要的。因為港澳與內地存在法律制度差異、發展階段差異、空間大小懸殊和承載力不對稱差異。這實際上意味著，其他灣區並不存在的要素流動問題，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最大、最重要、最需要解決的問題。要素流動水平決定了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也決定和影響著大灣區的未來發展。（二）“香港─深圳”與“香港＋深圳”根據《大灣區綱要》，粵港澳大灣區空間佈局有兩大特點：一是“極點帶動。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二是“優化提升中心城市。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一定意義上，這一空間佈局可謂10年前《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的升級版，規劃範圍增加了香港和澳門，以城市組合的概念替代“東岸”、“西岸”的描述，突出“極點”的引領帶動作用。同時，《大灣區綱要》確立了四大“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且港澳排在穗深之前，表明“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更多的是綜合性、功能性考量，經濟體量（由大到小依次是深港穗澳）只是一個考量因素。無論從哪些方面考量，“香港─深圳”都是最重要的。就“極點帶動”而言，“香港─深圳”是唯一由兩個中心城市、兩個核心引擎構成的“極點”。就經濟體量而言，2018年“香港─深圳”GDP之和超過4.8萬億人民幣，高出“廣州─佛山”約1.5萬億。《大灣區綱要》強調香港要“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深圳要“加快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努力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香港＋深圳”等於“服務＋創新”，既充分體現了大灣區的特點，也集中展示了大灣區的發展趨勢：“香港＋深圳”是大灣區建設區域發展戰略、對外開放戰略和民族復興使命的最大承擔；是大灣區建設世界一流灣區，打造高質量發展典範的核心動力；是大灣區發83

展創新經濟和服務經濟的重要引領；是大灣區建設世界一流科技灣區，率先探索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的首要平台；是大灣區強化城市分工協同，激活城市群集約效益的關鍵；是大灣區探索“一國兩制”下體制機制創新，促進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試驗場和突破地。當然，“香港＋深圳”的提出，主要源於兩個毗鄰城市的特殊關係，兩個城市經濟體量和城市功能疊加所形成的輻射能力和帶動效應，並非改變大灣區的空間佈局和發展格局。在多核心、多極點的城市群發展格局中，“香港＋深圳”最能產生“1＋1>2”的乘數效應，在形成大灣區發展內生動力，保障大灣區建設順利推進、行穩致遠中能夠發揮獨特作用。二、“香港＋深圳”的歷史演進、發展現狀與未來發展港深關係的歷史演進、發展現狀與未來發展，為“香港＋深圳”在大灣區建設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支撐。（一）1980～2018：港深合作的歷史演進⑦港深合作近40年的發展，大體上可劃分為如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0年到1997年民間（市場）為主的合作。這一階段香港尚未回歸，港深合作的主要動力來自民間和企業，是基於市場經濟規律的合作，其中港商是重要的主導力量。深圳城市規劃和建設體現為“香港取向”，沿港深邊界從東到西遞次展開：首先是依託羅湖口岸，羅湖區率先開發建設，是內地“最像香港”的城區；其次是依託皇崗口岸（以及後來的福田口岸），福田區加快開發建設；然後是依託深圳灣口岸，南山區開發建設提速。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為了吸引香港投資。港商利用兩地經濟落差和政策利差，將生產工序轉移到深圳及周邊地區，而將設計、營銷等服務功能留在香港，形成“前店後廠”模式。香港製造業內遷加快了深圳工業化進程，同時香港則完成了由製造業向服務業的產業轉型。總體而言，港深以產業轉移和承接為主體的合作，對兩地產生了重要影響：香港助推深圳起飛，深圳助推香港轉型。第二階段是1997年到2003年調整期的合作。1990年代中期以後，國家對外開放的優惠政策開始向長三角傾斜。1998年國務院特區辦公室撤銷以後，深圳進入調整期，需要更多依靠自身力量重新定位和發展。2003年圍繞“深圳，你將被誰拋棄？”的討論，既是調整期的高潮，也是尾聲，深圳開始逐步走出低谷。與此同時，香港回歸之時遭遇亞洲金融危機強烈衝擊，經濟陷入低迷，2003年爆發的SARS危機更是雪上加霜。香港回歸後，港深政府間的密切合作並沒有如期而至。相反，由於各自面臨挑戰，港深政府均將重點放在解決各自的問題上。就產業轉移發展規律來看，1990年代以後，港深合作的現實基礎已經發生變化，港深以“前店後廠”為標誌的垂直分工型經濟合作格局，開始出現轉向水平分工之勢。期間深圳產業發展表現優異，如高新技術、港口物流、金融服務業等。這些產業有的與香港形成互補，有的則與香港構成競爭。儘管有識之士紛紛提出應利用港深比較優勢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但由於兩地政府功能存在差異，要素流動受到管制，導致港深高新技術產業合作受到制約。這一階段的港深合作仍然表現為市場導向、民間推動、港資主導等特點。在合作推動力與合作主體層面上，主要是民間和企業，由政府主導的合作尚不多見。合作內容主要是以製造業為主的產業領域，部分生產場所、口岸設施和交通、水電等城市基礎設施。硬環境方面，運行機制、城市功能與城市規劃方面的合作較少。第三階段是2003年至今政府和民間共同推動的合作。2003年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93

的CEPA，2004年港深合作會議首次舉行，兩地政府簽署“1＋8”協議（即《港深兩地政府合作備忘錄》及8個相關協議），港深合作進入新階段：此前由民間（市場）主導的港深合作，正式疊加了政府層面的合作，形成民間和政府雙輪驅動、共同推進港深合作的格局。港深合作會議機制的設立，標誌著港深合作的常規化和制度化。這一階段的港深合作，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產業、社會、民生、生態、公共服務、城市管理等層面的合作不斷擴展和深化。港深關係的歷史演進表明，深圳發展初期主要扮演香港“飛地”的角色，是香港的“外掛”。深圳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形態及構成等等，莫不受到香港的影響和輻射。如今深圳已經形成相對自足的產業體系和城市空間佈局，但香港因素仍隨處可見，已經深入到城市肌理之中。一定意義上，對彼此而言，香港與深圳並非外在因素，而是內生變量。認識到這一點，對瞭解港深關係的特殊性和“香港＋深圳”的重要性十分必要。（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香港＋深圳”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規劃署發佈的《北往南來2017》跨界旅運統計調查，2017年香港和內地每天近67萬人次跨境往來，相當於一個移動的中等城市，跨境人群主要由三類構成：居於香港的人士（48.0%，約32.0萬人次）、居於內地的香港居民（17.5%，約11.7萬人次）、內地居民（32.5%，約21.7萬人次）。其中居於香港的人士中68.4%的目的地是深圳，約21.9萬人次；居於內地的香港居民中90.8%住在深圳，約10.6萬人次；往來香港的內地居民中58.5%來自深圳，約12.7萬人次。即每天超過45萬人次奔波在港深之間，佔香港與內地跨境人次總量的67.8%。表1　跨界上班和經常跨界公幹人士數量的變化（2013～2017）類別2013/1420152017跨界上班人士總數比例總數比例總數比例41,4005.6%47,6005.4%42,5005.9%居於香港居於內地居於香港居於內地居於香港居於內地17,40024,000（96.6%）21,50026,000（97.4%）17,30025,300（98.5%）經常跨界公幹人士總數比例總數比例總數比例152,00020.6%167,40019.1%111,90015.5%居於香港居於內地居於香港居於內地居於香港居於內地120,50031,500135,90031,50087,20024,700　　數據來源：香港特區政府規劃署《北往南來2017》注：括弧內數據為居於內地跨界上班人士住在深圳的比例。購物、美食、旅遊等休閒活動是港深跨境人群的主要訴求，但港深商務往來也十分密切。香港特區政府規劃署最近三個調查年度的數據顯示，跨界上班和跨界公幹人次總量呈起伏和微降的發展趨勢。跨界上班的居於香港人士從2013年每天1.74萬人次微降到2017年的1.73萬人次，同期跨界上班的居於內地人士則從2013年的2.4萬人次增加到2.53萬人次，其中高達98.5%住在深圳。經常跨界公幹人士總量呈下降趨勢，其中居於香港人士由2013年的12.1萬人次下降到2017年的8.7萬人次，同期居於內地人士由3.2萬人次下降到2.5萬人次。雖然跨界公幹人次沒有港深之間的統計，但比例應該不會太小。可以說，儘管總量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一定規模，表明港深經04

濟和商務往來依然密切而活躍。實際上，港深關係遠比數據更加具體生動。過去20年，港深在政府協調、產業連接、創新聯動、公共服務共建、文化交流、跨境生活、青年創業就業等領域的合作，其豐富性和多樣性超乎想像。許多新型公司在香港設立機構，在深圳開展業務；香港研發對深圳產業的滲透全面而深入，一定意義上已經形成“深圳─香港─硅谷”的研發產業鏈條；⑧騰訊公司吸納了近百位港人就業，其港籍高管收入直逼香港“打工皇帝”；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經營深圳地鐵4號線、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和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開辦，展示了港深公共服務合作的廣度與深度；文化領域則有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的合作；繼前海之後，兩地政府2017年初簽署了關於落馬洲河套地區開發的備忘錄，重點開展科技創新合作。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跨境婚姻佔香港登記結婚數量的1/3左右，港女嫁內地男的數量和比例呈增長之勢，且雙方年齡差距顯著縮小，教育程度顯著提高，具有較強的就業創業競爭力，其中港深之間的跨境婚姻應佔有一定比例。港深關係的歷史演進，造就今日兩個毗鄰城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相互交融、協同發展的格局。一定意義上，“香港＋深圳”是大灣區的稀缺、寶貴資源，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支撐和引領帶動，是大灣區建設和發展的風向標，是檢驗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標尺。（三）“香港＋深圳”的未來發展一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下“香港＋深圳”的合作與競爭。在港深發展歷史上，兩地競爭合作關係歷來令人關注。即使在港深發展差距較大之時，這個問題也不時浮出水面，在大灣區建設背景下更加凸顯。利益問題是處理競爭合作關係的核心和關鍵，維護各自核心利益，做大共同利益，實現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的協同統一，是港深構建健康的競爭合作關係的目標。除此之外，文化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和需要考慮的重點問題。有學者認為，深圳是北方文化（普通話），香港是南方文化（粵語），港深合作缺少共同的語言文化介質，反而是港穗合作更具文化底蘊和發展空間。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也要看到，在全球範圍內，移民文化（相對當地文化而言的異質文化）對部分國家和城市的發展乃至崛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舊金山灣區的發展就是如此。甚至香港本身就是一個例子，正是來自南粵文化之外的資源要素促成了香港製造業的發展，從而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同源文化的順滑當然是合作所需，異質文化的碰撞更是合作之必不可少，後者更具創造性，更具“基於建設性的破壞性”，因而更具價值。二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下“香港＋深圳”的服務與製造。製造業和服務業不僅是產業結構問題，也是經濟均衡問題，更是涉及就業的社會民生問題。香港的第二產業主要是建造業，本地碩果僅存的製造業，主要是傳統產業，規模之小可以忽略不計。至於港資珠三角製造業，也與香港本地製造業類似，以傳統製造業為主。因此無論是“在香港製造”還是“由香港製造”，都不足以成為香港服務業的依託和支撐。而深圳製造業與香港製造業截然不同，主要由先進製造業和高科技製造業兩大板塊構成。此外還有由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綠色低碳、生物醫藥、數字經濟、新材料、海洋經濟等構成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由生命健康、航空航天、機器人、可穿戴設備、智慧裝備、海洋產業等構成的未來產業等。港深製造業的差別不僅是規模上的，也是質量和形態上的。香港服務業如果需要依託和支撐，只能去香港之外尋找。構建香港服務業和深圳製造業之間的產業鏈條，是“香港＋深圳”的重點之一。實際情況是，這一合作鏈條一直存在，需要在大灣區建設框架下進一步整合優化。王緝憲教授將香港和深圳稱為“兩制雙城都市圈”，並將2014年兩地各行業增加值比重加權14

後疊加，結果發現“香港＋深圳”的經濟結構與新加坡“很相似”。⑨表2　“香港＋深圳”與新加坡經濟結構比較（2014）類別香港深圳香港＋深圳新加坡農林牧漁0000製造業1401918建築業4345批發、零售與貿易24121818交通與倉儲6567金融17141513房地產與特殊服務業1191016政府、文教、衛生、其他36172723　　　　　數據來源：王緝憲《香港怎麼了？》第89頁。原為柱狀圖，由引用者改為表格。　　　注：數據為百分比。王教授分析說，這種計算並不是要說明“新加坡的百分比就是合理的”，而是說“如果有像香港、深圳這樣兩個緊鄰的大都市，而它們各自又有明顯的經濟要素差異，如土地與房屋租金、人才流動、勞動力成本、資金流動、貿易自由度、資訊自由度、對外運輸連接度等，產業就自然會跑到最適合自己發揮的城市。兩城的差異，從生產要素到體制，恰好為不同行業提供了更多選擇”。⑩港深兩地的不同行業，是在兩地產業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同步發展的，港深產業原本就相向而行，渾然一體。香港服務與深圳製造如此，其他行業也是如此。三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下“香港＋深圳”的創新和金融。當今世界，發展創新科技，強化科技與金融深度融合，向創新驅動發展模式轉型，打造“金融＋科技”中心，是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的共同選擇。紐約、倫敦、東京等全球城市，無不在強化傳統金融優勢的同時，著力發展創新科技產業。香港也需要由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轉型。香港有科技創新能力，但缺乏科技產業；有類似斯坦福大學這樣的大學資源，卻尚未催生出硅谷這樣適合科技企業發展的產業生態。深圳市場經濟發達、經濟基礎良好，創新科技及產業鏈條完整，“香港＋深圳”將有效促進香港科技研發與創新能力與深圳及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高科技產業及一般製造業能力緊密結合、一體發展，激活香港高校科技資源、世界級研發能力及特有的制度優勢，吸引華為這樣的中國跨國公司以香港為平台走向世界，培育更多大疆科技那樣的由香港研發能力與深圳、東莞產業能力有機結合的高科技企業，形成有利於香港創科發展的產業生態，優化動力結構，推動香港轉型。四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下“香港＋深圳”的向外和向內。呂大樂教授認為，“作為一個全球化城市，香港的處境有點尷尬”，“這份尷尬源於它有一條邊界，將這個特別行政區跟內地周邊地區分隔開來”。而當今時代，城市發展空間並非完全取決於行政界線，更重要的是通過發達的交通和信息網絡，與周邊城市互聯互通互融，共同發展；要素資源整合不僅限於行政區域，而是借助軟硬件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大區域、廣覆蓋的要素資源配置整合，通過都市群協同發展，持續優化提升城市的功能結構。紐約、倫敦、東京等大城市都不是以單一城市的形態生存發展，而是越來越融入周邊都市群。其全球地位和影響力，也取決於其所在都市群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正是在這個意義24

上，大灣區建設為香港進入城市群發展時代提供了黃金機遇。“香港＋深圳”是香港融入大灣區的第一步，是衡量香港融入大灣區程度的重要指標。做好“香港＋深圳”，就是盡可能減小“邊界”所形成的制約，盡可能發揮“邊界”所帶來的優勢，香港主要向外（國際）並通過深圳向內（內地）延展，深圳主要向內（內地）並通過香港向外（國際）擴展，各有側重，彼此協同，共同發揮對大灣區建設的引領帶動作用。在大灣區建設框架下，香港和深圳應“彼此利用，協作共贏”。“香港＋深圳”可具體化為“4＋4”：香港向外（國際）＋深圳向內（內地）；香港的輻射功能（金融投資）＋深圳的外溢功能（產業鏈擴展）；香港服務（工商業支援）＋深圳製造（高新技術產業）；香港研發（發明及知識產權保護）＋深圳創新（新產業平台）。三、面向未來的“香港＋深圳”：全方位多領域深度合作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下，面向未來的“香港＋深圳”，應是全方位、多領域的深度合作，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生、生態等諸多領域。具體建議如下———（一）豐富港人的“國家日常生活體驗”“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大灣區建設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這方面，深圳可以為香港居民特別是青年提供“國家日常生活體驗空間”。所謂“國家日常生活體驗”，就是深度融入國家，全面感知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而不是走馬觀花般的瞭解。通過日常生活的體驗，進一步強化國家概念、國家意識和國家認同。在這方面，深圳可重點推進如下工作。一是開展“走進港深”活動。儘管港深一河之隔，但彼此缺乏深入系統的瞭解，香港青年對深圳的瞭解尤為不足。港深兩地機構應合作開展“走進港深”活動，邀請深圳知名專家、學者，就深圳發展模式、特點，港深合作歷程、領域以及發展和合作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等開展系列講座，使香港青年能夠系統瞭解、認知深圳的發展、港深合作歷程以及港深發展願景，通過深圳瞭解內地，逐步建立客觀認知和強化國家認同。二是引導和支持香港青年在深創新創業。利用深圳高科技發展優於香港的優勢，實行深圳高科技公司香港青年（學生）見習計劃。與香港有關機構合作，組織安排香港青年（學生）到深圳高科技公司實習，瞭解深圳高科技產業發展，搭建平台，為香港青年未來就業提供多一種選擇；推進港深高校聯合開展創新創業教育，為有創業意願的香港大學生提供實際操作與積累經驗的機會，為香港青年創新創業提供輔導和發展空間。三是強化深圳企業家與香港青年互動交流。定期舉辦論壇，邀請深圳青年企業家與香港青年面對面交流，搭建深圳一流企業家與香港青年溝通平台。根據香港青年的興趣和需求，邀請深圳高新技術行業青年企業家、有留學海外及香港背景且在深創業的新一代企業家與香港青年互動。（二）共建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共建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方面，一是共同強化國家級科研機構的建設力度。一個地區或城市國家級科研機構的多寡和水平高低，是區域創新是否具有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國家級科研機構既是香港提升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地位的重要路徑，也是深圳建設創新創意之都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撐。因此港深有必要共同或各自強化組建國家科研機構的力度，在建設國家級科研機構時，港深均將各自的資源、市場、優勢等內化為自身的因素。二是打造港深知識技術創新體系。促進港深科研要素和資源一體化配置，促進大學、研究機34

構、企業、中介服務機構和政府的無縫對接。重點之一是促進研發平台共建共享。借助現有合作載體，共建共享以提供研究開發前沿性技術、重大共性和關鍵技術為主的技術研發平台，以提供檢測、試驗條件為主的檢測檢驗平台，以提供科技文獻、標準、情報等信息服務為主的科技信息平台，以提供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服務為主的技術轉移平台。重點之二是激發香港高等教育機構潛能。支持香港的大學進一步加大在深圳辦學或進行研發的力度，形成外溢效應。三是構建港深風險投資中心。建立合適的渠道，將香港的風險投資資金引入深圳，使香港的風險投資市場覆蓋港深兩地。與此同時，深圳需要借助高交會及論壇的平台，展示和推介內地和大灣區的科研成果乃至科研計劃、科研方向，吸引香港風險投資的關注；鼓勵和支持深圳的企業和研發機構不定期赴港路演，以已經取得的科研成果吸引風險投資進入，使研發活動得以持續和深入；逐步完善深圳產權市場和證券市場，開展高科技企業的股份制改造，讓風險投資通過出讓其所佔產權或股權兌現報酬，確保風險資本的順利投資和依法獲得相應的回報。四是分工服務處於不同創新階段的企業。相對而言，香港發達的國際網絡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比較適合具有相當實力的企業提升發展和“走出去”發展；深圳相對的成本優勢和較強的配套能力，比較適合處於創業創新初始階段的企業。兩地有必要形成相對分工，以服務處於不同創新階段的企業。重點之一是在深圳打造港深青年創業樂土，為港深青年創新創業提供產業載體，引進港深青年創業企業入場經營。重點之二是吸引已經度過創業階段、具有一定實力的深圳企業進入香港，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研發中心分部或實驗室，把“生產─研發─設計─銷售”產業鏈中除生產以外的環節延伸、拓展到香港，以香港作為深圳企業開展研發的另一選擇和“走出去”拓展海外業務的重要平台，在提升發展和走向國際市場的同時，為香港產業結構注入新的、異質性要素。（三）共同支撐“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接的重點主要有5個方面，港深應聯手合作，發揮重要作用。一是建設大灣區超級“港口群”、“機場群”，打造“一帶一路”國際物流走廊。優化香港和深圳兩大港口間的分工合作，避免惡性競爭。提升深圳機場的國際業務，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增開更多國際航線。二是以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前海蛇口片區及落馬洲河套地區為平台，有機整合自貿試驗區等的特點、優勢和功能，著力引進港澳各種要素和資源，將自由貿易試驗區政策、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政策、粵港澳現代產業合作政策融為一體，借助政策疊加效應，促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的合作。三是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金融服務。重點在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發展、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投融資便利化及資本項下開放先行先試，聯手打造共同資本市場，使金融要素及資源在港深率先實現自由流動與市場配置，進而逐步擴展到整個大灣區。四是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創新服務。深化港深科技合作，利用香港的高等教育資源、科研機構資源、亞洲風險投資管理樞紐的優勢、知識產權交易活躍和保護制度完善、國際科技創新信息高度聚集等特殊資源，為“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合作提供服務。五是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國際交往平台。開展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的教育培訓和文化交流。在培訓沿線國家或地區公務員和有關公營機構人員、爭取沿線國家或地區年輕一代前來留學、推動面向沿線國家或地區的文化交流等方面深化港深合作。（四）聯手推進標準國際化，提升標準競爭力44

中國標準正在走向國際，港深應進一步整合深圳的產業資源和香港的國際商業資源，探索承擔國家標準中心的相關功能，面向國際形成和推廣中國標準，針對內地引進和消化國際標準，聯手打造和提升標準競爭力。共同爭取中央支持，將國家部分行業或領域的標準中心的運營管理機構設在香港，利用香港檢驗檢測資源和知識產權保護等制度優勢，聯手深圳等灣區城市及行業領先企業，共同編制行業標準和產品標準，著力推進國家標準的國際化，提升標準競爭力。港深可重點開展採用國際和國外先進標準方面的合作。深圳應加大將ISO、IEC現行標準轉化為自身標準的力度，逐步提高採用國際和國外先進標準的領域和數量。提高工業產品標準，促進產品更新換代和產業升級。加強服務標準研究和制（修）訂，用國際標準規範本土產業。有選擇地開展高新技術標準研究工作，重點在有創新成果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科技領域制定標準，扭轉高新技術標準受制於人的被動局面。在香港已採用的國際產品標準的基礎上，加快推進採用國際和國外先進標準，逐步建立適應區域經濟和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需要、覆蓋三次產業、先進的技術標準體系，為“採用國際標準”轉向“參加國際標準制定”奠定堅實基礎。（五）聯手搶佔海洋經濟競爭制高點粵港澳大灣區具有明顯的海洋資源優勢，大力開發海洋資源，發展海洋經濟，可以彌補大灣區資源匱乏、空間緊張、環境惡化等問題。香港具有海洋服務業優勢，深圳高度重視海洋經濟發展。港深可聯手發展海洋經濟，帶動大灣區海洋經濟發展。一是共建海洋經濟綜合服務中心。探索深圳科技創新優勢與香港自由港制度優勢銜接的模式與路徑，逐步形成符合國際慣例的自由港海關監管制度，從制度設計、業務運營等方面無縫對接。構建港深國際航運服務平台，引進航運業務管理中心、單證管理中心、結算中心、航運中介等在前海設立機構。以前海為中介，港深共建國家和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綜合服務中心。二是推進港深及大灣區海洋經濟融合。強化港深遠洋資源開發、國際航運中心、海洋金融服務、海洋國際法律體系構建等方面的合作。利用香港海洋資源管理和海洋科研方面的領先優勢，拓寬合作領域。推進港深兩個港口互動與碼頭業務分工，依託公路、軌道和水路交通實現無縫連接，構建“港深組合港”。共同吸引跨國公司運營總部、研發總部、採購中心進駐港深，共建優勢互補的海洋總部經濟，打造海洋交通運輸、海洋金融、海洋油氣、遠洋漁業、郵輪遊艇和海洋新興產業的藍色總部經濟運營中心。依託涉海重大項目建設技術和資源共享平台，打造國際級海洋高端產業集聚區。三是共同開展海洋經濟研究。在發展海洋經濟的過程中，深圳面臨的主要瓶頸是海洋經濟研究力量不足。與大連、青島、廈門等海洋強市相比，深圳海洋經濟的研究基礎、科技資源、人才隊伍等相對薄弱，而這些要素資源往往是推動海洋經濟和海洋產業發展的重要動力。深圳應借鑒海洋強市在海洋資源管理和海洋科研方面的經驗，加大研究投入，與香港等地的高等院校合作共建海洋科研機構。加大海洋經濟領域高端人才的引進，逐步形成多層次的海洋人才體系，為海洋經濟的發展提供智力保障。（六）共同開發港深（大灣區）統計產品在大數據時代，統計應用創新層出不窮，對數據進行加工整理的傳統記錄統計，正在向根據樣本數據進行預測的推斷統計轉變，統計實踐的深度和廣度不斷發展，綜合服務功能不斷提升。建立統計指標體系，開發統計產品，是世界一流灣區通用的做法。灣區統計具有綜合功能，是將大灣區內的城市和人口、經濟和產業、社會和民生、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文化建設和生態保護等連成整體54

的紐帶，也是大灣區經濟社會發展健康與否的溫度計和體檢表，還是大灣區形象展示的重要手段，大灣區知名度提升的重要方式。基於統計的重要性，港深有必要借鑒世界一流灣區的做法，聯手探索建立大灣區統計制度，充分發揮統計對大灣區發展的推動作用和整合功能。一是借鑒“硅谷指數”，聯手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指數”，使之成為評價、檢測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現狀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結合大灣區統計制度存在差異等實際情況，在硅谷指數體系基礎上形成粵港澳大灣區指數體系。初期主要是納入港澳穗深四個中心城市的數據，隨著大灣區經濟發展及指標體系的成熟運作，陸續納入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指標數據，不斷完善大灣區指數。二是共同設計開發港深（大灣區）專項統計產品。採取成熟一項推出一項，城市數據具備就增加一個城市的漸進方式，逐步完善和陸續推出港深（大灣區）專項統計產品。鑒於大灣區內香港的統計制度、統計方法和統計的連續性、完整性較好，初期可將香港部分專項統計產品擴展為港深（大灣區）專項統計產品。有的專項統計產品可以進行大灣區城市全覆蓋統計，如海空港貨運統計、科技研發投入統計、專利活動統計等；有的則限於部分城市統計，如港澳穗深總部經濟統計、港深知識經濟統計、港深金融統計等。條件成熟時，自行開發設計能夠體現大灣區特點的專項統計。三是共建大灣區統計數據庫和統計網站。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統計數據庫及網站，定期發佈大灣區各城市的有關數據、大灣區統計產品，不斷豐富數據庫內容。建立網站數據查詢功能以方便用戶使用。及時發佈統計產品外包信息，將部分統計產品的數據收集及處理工作外包給非營利機構等社會組織或研究機構承擔（硅谷指數由硅谷聯合投資和硅谷社區基金會聯合制定並發佈，兩個機構都是非營利機構）。在不斷完善大灣區統計數據庫的同時，指定機構每年定期發佈大灣區年度統計報告，保持數據的連續性與更新的及時性。（七）深化社會公共領域合作教育合作方面，重點加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發展。引進香港中文大學的人才培育與科研管理經驗，發揮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示範效應和外溢效應。協調解決香港與內地教育體系及制度存在差異的問題，在招生、管理、學業評價制度上，加強香港與內地教育體系的銜接與磨合，在辦學體制、專業設置等方面盡可能兼顧香港本部的要求和深圳及內地的需求，探索創新境內外合作辦學模式。爭取國家支持，放開社會資金進入境內外合辦高校的政策限制，拓寬境內外合作高校辦學經費的來源渠道，保障其經費充足。加快推進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二期校區建設，加快增設專業學科與碩士、博士招生學科，加快形成濃厚的學術氛圍，提高師資力量，重點培養港深及大灣區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創新型人才。醫療合作方面，一是開拓高端醫療資源市場。深圳可引導和鼓勵社會資本和境外資本舉辦高端醫療機構，對香港醫療機構開放高端醫療市場，將深圳建成大灣區內現代醫療服務業發達的另一個醫療中心城市。加大國內外高層次醫療人才引進力度，支持醫療機構為完成特定醫療任務柔性引進高端醫學人才。完善土地、財政、人才、價格和醫保等政策，引進有實力的企業、國內外優質醫療資源、社會慈善力量、基金會、商業保險機構等舉辦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二是推進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健康發展。進一步完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體制機制，逐步解決資金來源渠道單一、缺乏長效機制等問題。探索股份制運營方式，公開招標引入社會資本。進一步擴大醫療服務對象，為在深圳及珠三角其他城市的香港居民提供醫療服務，使其在香港之外也能享受到與香港一樣的醫療服務；同時加大融入深圳醫療市場的力度，為深圳及周邊城市居民服務。64

生態環境保護合作方面，重點在整治大氣污染和碳排放、兩地垃圾處理的統籌協調方面強化合作力度。一是強化大氣污染和碳排放的統籌協調。簽署大氣污染防治與碳排放聯合治理協議，將重點區域的細顆粒物指標、非重點地區可吸入顆粒物、減少霧霾天數等指標作為約束性指標，構建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的責任體系。建立大氣污染聯防聯治機制，加強對工業點源、交通移動源等污染源的監管，建立區域監測網絡和應急響應體系。二是強化港深垃圾處理的統籌協調。建立港深溝通協調機制，規避垃圾處理問題上的“鄰避”效應。香港粉嶺、屯門等毗鄰深圳一帶的垃圾填埋場的擴建、運營與管理，應充分考慮對深圳環境的影響；深圳垃圾處理設施的選址和河渠治理，也應考慮對香港環境的影響。此外，兩地政府應就垃圾處理方式建立良好的環保合作聯動機制，促進垃圾無害化處理，減少環境污染。（八）率先落實港澳居民同等待遇落實港澳居民在內地的同等待遇，是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在粵港澳大灣區落實港澳居民的同等待遇，主要是指在廣東珠三角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的同等待遇，包括子女教育機會、醫療服務、社會保障、公積金繳納、稅制稅率、購買住房資格等方面的待遇。就業創業方面，放寬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的門檻，適用人口範圍從只針對精英、優才，到覆蓋符合基本條件的普通港澳居民。逐步放寬港澳專業人士在大灣區的執業範圍。制定港澳居民報考內地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位的辦法，對於持有內地大學學歷的港澳居民可直接報名參加考試，而持港澳、海外學歷的港澳居民通過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學歷審核，同時滿足相關規定的其他條件後，也可以報考內地公務員。創業方面，進一步降低港澳企業在大灣區的設立門檻，放開港澳居民在大灣區開設個體工商戶所受到的經營範圍、從業人員及營業面積等方面的限制。社會服務方面，針對在內地長期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放寬人才流動政策，制定包括稅收、社保等方面的福利可攜性政策以及雙方的制度銜接規定，確保符合條件的港澳居民與大灣區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保待遇。擴大港澳居民享受大灣區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推動跨境學童在大灣區更多城市能夠申請公立學位。完善港澳居民在內地的身份證管理體系，使港澳居民享受內地居民同等待遇。通過落實港澳居民的同等待遇，促進港澳居民融入大灣區。在上述方面，深圳可採取有效措施，先行先試。如建立深港澳居民信息數據庫，加強對在深港澳居民的調查研究，將“港人在深圳居住狀況調查”項目常態化，準確、即時掌握該群體總量、分佈、構成、特徵及變化趨勢，並及時與香港特區政府相關部門溝通，為制定科學、有效的政策提供數據支撐。如運用深圳特區立法權，先行先試制定港澳居民享受內地待遇的法律法規，探索港澳居民享受同等待遇的先行政策，統籌考慮港澳居民在深圳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等。四、結語香港和深圳地理相連，經濟社會相通。當深圳建立的時候，香港已經躋身“亞洲四小龍”，發展如日中天。40年後，香港是僅次於紐約和倫敦的全球金融中心，深圳也發展成為一個實際管理人口約2,000萬、GDP超過兩萬億人民幣、創新活動極為活躍且創新驅動發展模式初步形成的超大型城市。深港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由差距巨大到迅速收窄，深圳由全面落後到部分領域（如科技創新）領先，兩個毗鄰城市上演了一幕精彩的“雙城記”。在這一進程中，港深互為因果。香港向全球金融中心的演進與提升，得益於深圳對香港所形成的支撐；深圳走上“創新引領型全球城市”之路，得74

益於香港所提供的全鏈條服務。沒有香港就沒有如此的深圳，沒有深圳也不會有如此的香港。兩個一河之隔、制度不同的城市攜手並進，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上十分罕見。展望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新時代，港澳珠三角區域將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的灣區和大都市群，將成為人口超過1億的發達經濟體，將形成巨大的市場，創造更多新需求，帶動更多新產業發展，將實現生態環境和營商環境國際一流的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在朝向這一目標邁進的過程中，“香港＋深圳”作為最佳城市組合，將發揮重要而獨特的功能和作用。①⑩王緝憲：《香港怎麼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1、90頁。②參見王事通《香港創新科技領域發展比較分析———基於粵港澳大灣區香港─深圳城市群的角度》及樊綱《以“雙轉型”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見方舟編著：《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策略與香港未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11～125頁。③宋恩榮、潘學智：《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香港國際服務樞紐角色》，見李曉惠主編：《粵港澳大灣區與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第329頁。④蔡赤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理論框架與香港角色》，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9年第1期。⑤中共中央、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頁。本文其他段落也使用了該規劃綱要的文字，由於引用較為明顯，不再一一注明。⑥1998年6月，吳家瑋在深圳市政府第五次高級顧問會議上提出“港深灣區”的概念：“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出發，北上深圳，越‘二線’到達深圳市的寶安區，路過黃田機場，進入東莞；西跨虎門大橋，踏入番禺市南端的南沙；繼而南下，入中山，蒞珠海，到澳門；最後跨海東渡，回到香港特區。這麼一天的旅程，圍繞的是珠江三角洲的南部。過去幾年來，我稱之為‘香港灣區’。20年後，人們將把我說的‘香港灣區’稱為‘港深灣區’。”鍾堅：《世界經濟特區發展模式研究》，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年，第151頁。⑦本節論述參見張玉閣：《深港合作》，見陳多主編：《改革開放40年與香港》，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9年，第160～164頁。⑧關於香港研發對深圳產業的滲透，得自作者對香港一家大學負責技術轉移業務人士的訪談。此外，作者曾訪談一位從深圳到硅谷發展的企業負責人，他的公司就是“硅谷創意─香港設計─深圳產品化”模式。⑨作者以同樣方式測算2017年“香港＋深圳”與新加坡的三次產業結構，結果與2014年的情況基本一致。參見王緝憲：《香港怎麼了？》，第90頁。呂大樂：《一個有邊界的全球化城市：1997年後轉變中的香港處境》，廣州：《當代港澳研究》，2014年第1期。作者簡介：張玉閣，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廣東深圳　518029［責任編輯　劉澤生］84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發展中的澳門平台作用鍾　怡［提　要］　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發展正面臨最好的歷史機遇，但也存在一些阻礙因素。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交往的不同階段，澳門都發揮著重要且獨特的作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澳門特區繼續發揮平台作用。在粵港澳大灣區時代，澳門特區必須結合自身區位、商貿環境、資訊整合以及文化交融等優勢，夯實中葡貿易服務平台建設，拓展中葡金融服務平台和中葡文化交流平台的建設，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的良性發展。［關鍵詞］　葡語國家　澳門平台　經貿交往［中圖分類號］　F1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049⁃06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歷史悠久。進入21世紀以來，雙方關係發展正面臨最佳的歷史機遇。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與葡語國家必須採取合適的措施，積極拓展經貿合作。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交往的紐帶，要充分發揮橋樑的作用，進一步增進戰略互信，深化經貿和投資等領域的合作，特別是把握“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歷史機遇，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濟合作進入新的階段。一、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交往現狀及困境在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往來方面，因為貿易主體自身的諸多差異形成了貿易多元且互補的獨特模式。伴隨著貿易的發展，中國與葡語國家也產生了一些困境，但是各方在政治互信不斷加強的前提下，有共識地採取措施積極應對，不斷完善貿易機制，推動貿易長遠發展。自2003年10月“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成立後，中國一直在用實際行動推動與葡語國家的共同繁榮發展。論壇成立至今，貿易環境一直向好，但中國對葡語國家的進口總額始終大於出口總額這一問題一直存在。2018年中國與葡語國家進出口商品總值為1,473.54億美元，但中國從葡語國家貿易進口總額為1,055.07億美元。①整體而言，中國對葡語國家進出口總額之間存在明顯差異，伴隨產生了貿易責任承擔的問題。94

（一）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結構因葡語國家間發展特性與發展程度的差異，使得葡語國家的貿易產品種類多樣、層次不一。例如：2018年中國對巴西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108.08億美元，主要進口商品為初級產品和原材料；②中國與安哥拉2018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為277.55億美元，主要進口商品為石油；③中國與葡萄牙2018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為60.16億美元，其中主要進口商品為電機電器設備、機械器具、服裝、鋼鐵等；④中國與其他葡語國家的貿易合作，主要為進口原材料。不難看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貿易結構，是根據各國的不同特性而定的。這也說明了葡語國家自身的經濟實力、商品層次與貿易品種存在著明顯差異，也導致了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往來難以達至高度的平衡。當然，貿易商品的層次主要取決於國家自身，提升貿易層次實現高度平衡，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二）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收益與風險從2003年至2018年，中國對葡語國家進出口總額整體呈現上升趨勢，但在貿易雙方所承擔的責任上，依舊存在一定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雙方貿易商品的類別以及雙方在貿易的產能和影響力上。在貿易過程中，中國對葡語國家的進口貿易總額遠大於出口貿易總額，中國在雙方貿易中更加主動，其所承擔的責任也相對較大。2016年，巴西領導人特梅爾就職後，強調與發達國家的經貿合作成為巴西外交的重要增量。受此影響，中國參與巴西經濟合作的成本上升。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統計資料，2014年至2016年期間，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進出口總額呈現明顯波動，其原因主要是國際局勢對貿易產生一定的影響。針對此類波動，中國身為貿易的主動方，在貿易過程中所承擔的責任與風險都必然是更大一些。面對這一現象，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命運共同體”中的服務作用更加凸顯，作為紐帶，有義務令貿易各方更加瞭解貿易環境，降低風險。（三）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環境差異在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第五屆部長級會議經貿合作行動綱領中，明確提到經貿關係是“中葡論壇”與會國建立更緊密合作關係的核心與動力。“中葡論壇”成立至今，每屆部長級會議均有涉及對外援助。針對葡語國家對中國的經濟援助與技術援助需求程度不同，從而形成複雜的多元化管理局面。由此可見，貿易往來是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命運共同體”發展的重要動力來源。但因為葡語國家自身的貿易產品層次參差、種類複雜，且葡語國家對這些貿易產品並沒有進行統一管制和協調，因此中國在與葡語國家進行雙邊及多邊貿易時，需要針對不同的貿易環境進行不同形式的貿易合作。從管理角度考慮，多元的貿易形式將是對多元化貿易管理的一個考驗。但就發展角度來說，多元化的貿易形式是針對葡語國家發展現狀而進行的獨特且有效的貿易模式。二、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中的傳統作用中國與葡語國家交流往來歷史悠久。澳門一直是中國和葡語國家溝通的連接點，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中國和葡語國家交往初期澳門起到的獨特作用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入據澳門。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方便的水陸交通，以及中國貿易本身的巨大利潤，澳門吸引著國外眾多的商人紛至沓來，葡萄牙成為與澳門經貿歷史最為05

悠久的葡語國家。中國與葡萄牙及其他葡語國家的經貿關係曾經在歷史上留下了輝煌的記錄。如19世紀初，中國湖北省茶農攜帶茶樹苗經澳門被招募運往巴西，以及1880年中巴兩國簽訂《中國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條約》，宣佈兩國建立外交關係。此外，中外海上貿易的三條主要航線上，澳門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為中國對外交流的門戶與東西方海洋貿易的一個樞紐，也為當前的“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歷史基礎。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交往初期呈現了重要的獨特作用。澳門在明清時期已成為中葡雙方進行交流的一個獨特的角色，為日後更深層次的交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是因為澳門的緣故，中葡雙方開始了早期正式的雙邊外交，還將這種淺層次的外交延伸到了貿易等多個領域。由此可見，澳門在中葡雙方早期的交流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二）中國與葡語國家交往中期澳門起到的“催化劑”作用明清時期中國政府與葡萄牙之間的交流往來，在初期主要只停留在一種簡單的居住權問題。之後葡萄牙對澳門的貿易開始了干預，雙方的交流層面開始擴散，從單一到多元，不斷加速推進。隨著對東方貿易交往的發展，葡萄牙開始對澳門的產業模式進行干涉，要求清政府開放澳門博彩和鴉片進口貿易通道，並且要求在澳門擁有一定的主導管轄權。這一時期是雙方交流的高密度時期，外交進展不斷加速。當中葡的往來開始涉及貿易與文化技術等輸出，雙方的交流也正式從單一層次進入到貿易文化外交等多層次。由此可見，澳門在中葡交流中期起到了加快雙方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時也因為開放了博彩行業，使得澳門的整體經濟結構發生了改變。三、粵港澳大灣區時代澳門平台的輻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平台。粤港澳大灣區的特點是“核心城市相對明確”、“產業分工較為完備”、“區域合作聯繫更加廣闊”。⑤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利於將灣區中廣東省九大城市的龐大消費市場、雄厚產業基礎、眾多就業機會與澳門深度融合。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它是指導粵港澳大灣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合作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綱要》共十一章四十一節，對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產業體系、基礎設施、優質生活圈以及發展平台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制度規劃。《綱要》的出台，標志著粵港澳大灣區時代的到來。《綱要》釐定了大灣區中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錯位發展”的基本思路，冀望發揮中心城市的核心引擎作用來帶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作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澳門的發展定位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綱要》提出了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方面的新內容，為澳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一步融入國家大局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首先，在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方面，《綱要》提出，推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國際化創新平台。其次，在建設國際金融樞紐方面，《綱要》提出，支持澳門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建立出口信用保險制度，建設成為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發揮中葡基金總部落戶澳門的優勢，承接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合作服務。第三，在優質生活圈方面，《綱要》提出，支持澳門發揮東西方多元文化長期交融共存的特色，加快發15

展文化產業和文化旅遊，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文化交流中心。最後，在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方面，《綱要》提出，支持澳門以適當方式與絲路基金、中拉產能合作投資基金、中非產能合作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展合作。在粵港澳大灣區時代，澳門應該充分利用“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優勢，發揮澳門中葡平台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輻射作用，夯實“中葡貿易服務平台”的建設，拓展“中葡金融服務平台”以及“中葡文化交流平台”的建設。（一）夯實“中葡貿易服務平台”的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在經濟特徵與產業結構方面具有較強的互補性，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國際貿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豐富，製造業較發達，資本積累較為充裕，科學技術及管理水平也比較先進。相比而言，葡語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逐漸形成規模可觀的市場，經濟處於成長過程中，需要得到外界的支持。因此，中國與葡語國家具有較為明顯的經濟互補性，這構成了雙方發展經貿關係的客觀條件”。⑥自2003年中葡論壇成立以來，中國與葡語國家雙邊貿易開始迅速發展。從2003年雙邊貿易額只有110多億美元，到2018年中國與葡語國家進出口商品總值達到了1,473多億美元⑦的驚人增長數字。在澳門的平台作用下，中國與葡語國家在經貿合作領域進行了不斷拓展，目前已經覆蓋了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大部分領域。此外，中國江蘇、湖南、天津、青島等省市也通過澳門平台與葡語國家建立了相應的合作機制，⑧促進了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貿易親密度和合作深度。在中國與葡語國家進行貿易往來的良好前景下，如何增加葡語國家的對外貿易額成為雙邊貿易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環節。2013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澳門參加中葡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期間表示，大力支持澳門發揮“一個平台，三個中心”作用。“一個平台”即“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三個中心”即“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及“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針對當前中國與葡語國家發展經濟貿易的互補現狀，葡語國家的主要出口除能源資源外就是食品，而澳門可以成為葡語國家商品的展示平台與窗口，充分發揮其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交流中的平台作用。在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第五屆部長級會議上簽署的《經貿合作行動綱領》（2017⁃2019）提到，現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迅速，貿易往來已經擴展到教育、科技、貿易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個領域。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交流的平台與媒介，在充分發揮其平台作用的同時，應該進行資源整合，提供良好的貿易環境。雖然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往來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現在中國內地的投資者依舊難以對葡語國家的不同貿易環境和政策做到全面瞭解，應對自如。因此澳門作為重要平台，應該發揮深入的貿易篩選與顧問作用，幫助貿易各方實現貿易環境的改善。（二）拓展“中葡金融服務平台”的建設在金融配套基礎建設方面，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介紹了澳門的即時支付結算系統（RTGS），已經能夠與中國內地的現代化支付系統（CNAPS）對接，提供人民幣跨境結算服務。⑨這是澳門發展特色金融產業的基礎，並且是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往來過程中發揮服務平台作用的有力支持。因此，在金融方面澳門可承擔一定的整合作用，凸顯了澳門經濟橋樑的重要性。（三）拓展“中葡文化交流平台”的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發展貿易的歷史悠久，與此同時，文化交流也在尋求一定的共識與發展。因其25

自身的文化交融與歷史特殊性，澳門與葡語國家的交流歷史同樣悠久，文化融合達到了一種平衡狀態，這也是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文化交流平台的優勢所在，成為中葡雙方文化交流的橋樑與重要媒介。因此，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交流趨勢向好的情況下，不僅交往覆蓋範圍延伸到政治與社會等多個層面，由此所帶來的文化交流也將會越來越密切。換言之，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彼此文化的輸出與接收樞紐，應該起到文化篩選與緩衝的作用。四、發揮澳門平台作用的對策建議總體而言，儘管澳門一直以來都致力於中葡平台的打造，但整體上，其所具有的相關優勢並不集中，市場認知度不高，缺乏有效的整合，並未形成產業集聚以及葡語品牌效應。⑩因此，特區政府需要進一步制定完善並出台促進中葡平台建設的公共政策。（一）充分發揮語言文化和人才優勢中國在與葡語國家的文化交流過程中，可以充分考慮到澳門的人才優勢。現在，澳門擁有大量的葡語從業人員，就葡語環境和應用頻率而言，遠優於及高於中國內地其他城市。在澳門建設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包括鼓勵澳門參與援外學歷學位教育工作，採取內地與澳門聯合培養方式，為葡語國家提供在職學歷學位教育等更多專業服務以及人才支持。澳門已經成立中葡人才專項培養基金，相繼參與了中葡合作基金的建立，設立中葡論壇人力資源培訓、中小企業服務和葡語國家商品展示中心等，還承接了內地部分援助亞非葡語國家的教育培訓業務，支持內地企業拓展葡語國家市場，推動內地、澳門和葡語國家企業開展“三方合作”。（二）努力搭建經濟貿易交往平台2018年3月22日，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第十三次例會在澳門舉行。會中提到將繼續積極推動落實第五屆部長級會議簽署的《經貿合作行動綱領》（2017⁃2019）、《關於推進產能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以及中央宣佈的十八項新舉措，在產能合作、投資貿易促進、人力資源合作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進一步落實。與此同時，秘書處將配合澳門做好中葡文化交流中心建設，促進澳門建設成為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由此可見，在貿易展示平台權威性方面，澳門已經得到了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各方的共同信任。針對澳門“小而優，小而精”的特點，應該最高效率地提升“中葡服務平台”、“一帶一路”、打造“巴西—拉丁美洲、葡萄牙—歐盟、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非洲”三條對外經貿合作路線。同時對周邊省市提供有效服務，深化“精準聯絡人”概念，發揮其“精準”特點以及“聯絡”作用。（三）大力發展特色金融，助力企業“引進來”和“走出去”國家“十三五”規劃再次強調支持澳門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並指出提升澳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認可的一個平台，為雙方貿易提供有效的服務，是澳門發展“一個平台，三個中心”的一項重要職能。澳門以其獨特的貿易自由環境，適合發展特色金融，既能促進澳門經濟結構適度多元化，同時也符合中央政府發展“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重要方針。2017年6月2日，“中葡合作發展基金”正式揭牌，其作用是配合國家“十三五”規劃對澳門的定位，幫助澳門拓展葡語國家市場，以及加強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作用。澳門應該進一步創造新運營模式，支持澳門中小企業走出去，同時加強澳門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合作，共同開拓葡語國家市場。《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在“一個平台”政策方面，也明確提出了對發展35

中葡金融合作給予支持，積極發揮澳門的平台作用，開發澳門特色金融市場。通過“中葡合作發展基金”助力內地中小企業“走出去”，促進中國内地的對外交流。（四）積極促進會展業務和搭建國際交流窗口不同國家之間平等持續的往來，是建立在雙方互相理解的基礎上的。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重要平台，其“國際之窗”的作用不可小覷。在貿易往來過程中，會議展覽是雙方互相瞭解、增加互信的一種方式。通過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舉辦的活動，可享受全方位的支持服務。其中包括引進海外知名會展活動在澳門舉辦、為辦展組織者提供會展信息、委派專人協助跟進落實在澳門舉辦的會展項目、提供會展合作配對，協助尋找合作夥伴等服務，致力於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會展合作平台。在特區政府“以發展會展業為先”的政策支持下，澳門舉辦的國際會議和專業展覽數量與日俱增，行業規模平穩上升，影響力不斷擴大，逐步打造了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活動。例如，舉辦“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央企支持澳門中葡平台建設高峰會”、“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等重大活動。特區政府未來應繼續加大扶持會展產業發展的力度，逐漸增強樹立創新品牌的意識，篩選優質的參展商，建立信息評價機制，不斷優化澳門展會的質量。五、結論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的過程中，以信使和展示窗口的方式為交流提供服務，並通過澳門自身的文化包容度與貿易環境自由等特點，促進貿易與文化交流的對接，充分體現了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交流過程中的平台橋樑與媒介功能。展望未來，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之一，應該越發彰顯中葡平台的作用和優勢，發揮中葡平台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輻射功能，進而體現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發展中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①②③④《2018年1—12月中國與葡語國家進出口商品總值》，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gzzd/201903/20190302847644.shtml⑤劉成昆：《融入城市群，打造灣區經濟———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分析》，北京：《港澳研究》，2017年第4期。⑥丁浩、丁來濤：《中國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的競爭與互補性研究》，上海：《國際商務研究》，2017年第4期。⑦王晨曦、郭鑫：《中葡論壇十五年：各方受益明顯，合作領域更廣泛》，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22/c_1122572246.htm⑧徐迎真：《專訪常設秘書處徐迎真秘書長：中葡論壇（澳門）成立十五年的回顧與前瞻》，澳門：《中葡論壇》，2018年夏季刊。⑨陳若萌：《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交流中的“澳門角色”》，廣州：《21世紀經濟報導》，2018年2月26日。⑩鄧丹萱、連信森：《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的澳門中葡平台建設策略及對策》，北京：《港澳研究》，2017年第4期。作者簡介：鍾怡，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責任編輯　劉澤生］45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禮拜”和“星期”流傳、替換考*劉　曼［提　要］　考察“禮拜”和“星期”的流傳及部分替換情況，可知二者來源不同：“禮拜”為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明末在菲律賓所創，後傳入中國；“星期”係中國人於19世紀末創制。清末隨着星期制度在國內擴散，二者均進入了漢語共同語並展開競爭；最終，“星期”在書面語和共同語中替換了“禮拜”。由於二者的語體差異，其替換進程在不同媒介中存在先後差異。替換的主要原因是“禮拜”的宗教色彩和異域來源，在其廣泛使用後引起中國知識階層出於民族主義心理的反感。［關鍵詞］　禮拜　星期　流傳　替換［中圖分類號］　H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055⁃09“星期”是普通話常用詞之一，使用頻率和語體通用度均高於“禮拜”，①後者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被標記為口語詞，在南北方言中也廣泛使用。根據已有研究，“禮拜”的產生早於“星期”，並先為流行，可見，二者的替換僅發生在書面語和共同語中，並不完全，是部分替換（為行文簡潔，文中徑稱“替換”），這一替換是如何完成的，鮮有學者詳論；而多致力於追索二者的來源，如張清常（1993）、黃河清（2003）、內田慶市（2007）、李斌等（2017），②也提及“禮拜”的宗教色彩是其被“星期”替換的原因。姚偉嘉（2015）考察了民國時期“禮拜—星期”並用到替換的趨勢，周瓊（2017）、車淑婭、周瓊（2018）指出1925年以後，新加坡《叻報》中“星期”基本替代了“禮拜”，均未詳察替換的完整過程。③此外，歷史學者如湛曉白（2013、2017）也曾簡單提及二者的替換節點，④其對星期制度傳入中國過程的論述有助於考察二者的流傳和使用情況。本文擬考察二者流傳進入共同語以至競爭替換的完整過程，重點關注二者在不同媒介中替換進程的差異。希望以此作為晚清民國時期常用詞替換的一個個案，揭示其不同於此前常用詞更替的特點。一、“禮拜”和“星期”的來源及流傳鑒於已有研究所指“禮拜”、“星期”的出現年代嫌晚，在此先簡述其來源，⑤再論述其流傳以至進入漢語共同語的過程。55∗本文係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晚清民國常用詞興替與漢民族共同語詞彙的形成”（項目號：１６ＸＪＣ７４０００６）和陝西省社科基金項目“晚清民國時期漢語常用詞更替研究”（項目號：２０１６Ｋ０２５）階段性成果。

1.“禮拜”的來源及流傳“禮拜”最早見於明末在菲律賓的西班牙多明我會士筆下。高母羨（JuanCobo）著《天主要理》和多明戈·涅瓦（P.Fr.DomingodeNieba）著《新刊僚氏正教便覽》以及漳州話語法書ArtedelalenguaChiochiu皆用“禮拜（日）”表示星期日，如：（1）已（以）上此等好日，合該看綿卅（彌撒），不可作工夫求利，與犯禮拜日同罪。　　禮拜並好日（瞻禮/節日）湏（須）宜看綿卅完全。⑥前二書中多閩南語詞，並以閩南語音譯西班牙文，如周一至周六；⑦後書不晚於1620年，出現了其意譯形式“禮拜+數字”，如：（2）禮拜一luner（西班牙語“星期一”）可見，“禮拜”最初由西班牙傳教士輸入東南亞閩南語。19世紀初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地仍用，分别有葉羌鏞《呂宋記略》、袁德輝TheEnglishandChineseStudent'sAssistant、麥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英華字典》（1847~1848）可證，其中均有“禮拜”或“禮拜幾”的簡省形式“拜幾”。前二書均刊於1826年，其中，後者由馬六甲英華書院出版；囿於其時中西接觸的範圍，作者的家鄉均不大可能使用“禮拜”或“拜幾”；麥氏字典雖編於上海，但當地並不使用“拜幾”，⑧作者此前長期在印尼巴達維亞（即今雅加達）傳教，也曾在馬來西亞馬六甲和檳榔嶼居留，⑨書中“拜幾”應來自當地漢語。“禮拜”、“（禮）拜幾”後從東南亞傳入中國本土，⑩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指出“禮拜”係羅馬天主教徒引入：（3）ThedaysoftheweekarenumberedassomanydaysaftertheSabbath.TheSabbathitselfiscalled禮拜日,ormorecommonlysimply禮拜.ThisterminologywasintroducedbytheRo⁃manCatholics.19世紀初已見於廣州。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Morisson）著作中多見，並説明是廣州人所用：（4）WEEKofsevendaysiscalledinCanton,一個禮拜.　　TUESDAY,inCanton,iscalled禮拜二日.也見於其《廣東省土話字彙》（1828）。當時，在華天主教傳教士主要使用“瞻禮二至七”和“主日”指稱星期一至六、星期日，在澳門還使用“禮拜二至七”、“禮拜日”。由於受到天主教的排斥，馬禮遜選擇了從東南亞傳入廣州的“禮拜（日）”及“禮拜一至六”，產生了深遠影響，為後來者所傚仿和沿用，如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衛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英華韻府歷階》等，終成為新教區别於天主教的標誌性用詞。鴉片戰爭以後，隨着國人對西方知識包括星期制度認識的增加，“禮拜”零星見於教外中國人的西學著作及赴美遊記中，如林則徐《四洲志》、魏源《海國圖志》等；近代尤其是洋務運動以後，中西交往日繁，“禮拜”也出現在清政府外交文書中；官員們從開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禮拜”更多見於其西游遊記中，如首位出國訪問歐洲的官員斌椿之《乘槎筆記》、隨同出訪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之《歐美環遊記》；再如護送留學幼童出洋赴美的祁兆熙《游美洲日記》等。隨着華洋雜處範圍擴大，星期制度最先在沿海通商口岸城市侵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福州、上海、天津等地均見使用，如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之《求是堂藝局章程》（即福州馬尾船政學堂章程）、葛元煦《滬游雜記》、上海竹枝詞、張燾《津門雜記》等。各地新式教育機構如福州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上海廣方言館、洋務機構如上海織布機器局等均實行禮拜日休息，其章程中均見“禮拜”。65

1890年以前，“禮拜”在公共媒介中主要用於傳教士所辦報刊。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開始，新教傳教士在中國本土（尤其是上海）創辦了大量中文報刊，如《六合叢談》、《上海新報》、《萬國公報》（及其前身《（中國）教會新報》）等；再如《遐邇貫珍》雖在香港創辦，但發行地包括所有通商口岸，均用“禮拜”。19世紀初至此，外國人在中國所辦報刊大部分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的名義創辦，尤其是新教傳教士；天主教辦報晚，數量和影響遠不及新教；中國人在内地自辦報紙尚無普遍影響。因此，新教傳教士的“文字傳教”尤其是辦報活動在新詞的傳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加深了中國人對該詞宗教色彩和異域來源的認知。麥克猷（JamesMarshallMchugh）、周克允（1931）即指出“禮拜”在基督教傳入以後才變得流行：（5）禮拜Atermfor“week”,“dayoftheweek”,or“Sunday”supposedtohavebecomeprevalentinChinaaftertheintroductionoftheChristianreligion.（《華語新捷徑》，第48頁）此處“Christian”應指基督新教。傳教士所編英漢辭書、漢語教材對“禮拜”的使用也促進了其在西人中的擴散，如馬禮遜《華英字典》、麥都思《漢英對話、問答與例句》、狄考文《官話類編》等；其中文著作則有助於“禮拜”在中國人中的傳播，如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中國人以之為參考的西學著作，如《海國圖志》、《海國四説》、《瀛寰志略》等，均使用“禮拜”。19世紀末20世紀初，維新思潮、清末新政促成星期制度的體制化和普及，加速了新詞的傳播。新式學會自覺實行；1902年清政府規定學堂、中央各部和地方衙門一律改行星期制；至1911年，中央各部均已實行；大約同時，星期漸成都市生活的新時間節律。“禮拜”從南到北、從沿海到內地，進入了漢語共同語。前述外國人在南方所編英漢辭書和漢語教材中早已見“禮拜”，但所編北方官話教材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使用該詞，如記録北京、山東、南京三地官話的狄考文《官話類編》，金國璞、平岩道知合編《北京官話談論新篇》（1898），金國璞《北京官話士商叢談便覽》（1901）、《官話急就篇》（1904），岡本正文《北京紀聞》（1904）等。報刊中對“禮拜”的使用，北方也晚於南方，20世紀初才多見，如官報《政治官報》、《山東官報》、《并州官報》、《秦中官報》等和民辦報紙《大公報》、《北京當日畫報》等。洋務運動初期北京已有官方人員使用“禮拜”，但尚無20世紀以前普通北京人使用該詞的記録。傳教士一開始即將“禮拜”用於白話作品，但教外中國人在白話中使用該詞卻晚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且集中於南方作者，如韓邦慶《海上花列傳》、“四大譴責小説”等。2.“星期”的來源及流傳西曆“禮拜日”與中曆二十八宿虛、房、星、昴四星宿值日之期相應，如：（6）七日一禮拜，為西人休息之期。即中曆虛、房、星、昴四宿值日。（《滬游雜記》卷1，1876年）國人或以之相代；為了經濟，便省縮成“星期”統稱之，故該詞先有星期日義，例如：（7）春光明媚，又值星期，與友人同車作嬉春之會。（《申報》，1884年2月26日第1版）（8）遇西國星期，課試論策。（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台設西學堂招選生徒延聘西師立案折，1888年）《申報》是上海報紙，劉銘傳時任台灣巡撫；1890年前後，“星期”還見於上海報紙《萬國公報》（鄒弢《益智會弁言》）、英國外交官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在寧波編成的《漢英字典》、新加坡《叻報》，短時間內流佈如此之廣，説明“星期”的傳播並非由於人際接觸，而是藉助於書面公共媒介———報刊。後也轉指四星宿值日之週期———七天，如：（9）每一星期聚會一次。（《京師關西學會緣起》，1898年）75

也見於維新派報刊中對西方週報名稱的翻譯，如《倫敦星期法（文）報》、《俄星期報》。20世紀初，受“禮拜”類推影響，甫能加數字和“日”表示一周七天：（10）五時，往華族會社，拜長岡護美子爵，一見歡如平生承面，約星期一設中東筵宴於其花園。（《考察日本日記》，1904年，11正）“星期”早期使用者有《申報》主筆、上海報人鄒弢，洋務派官員劉銘傳、張之洞，維新派人士如京師關西學會成員、《經世報》、《渝報》、《集成報》主筆等，均為知識階層。狄考文夫人（A.H.Mateer）即點明新詞創用者是中國學者，因對“禮拜”不滿而以“星期”代之：（11）WhenaweeklyrestdaywasadoptedintheGovernmentschools,Chinesescholarswerenotsatisfiedwiththe禮拜日,禮拜一,禮拜二＆c.forSunday,Monday,Tuesday＆c.and星期日wassubstitutedforSunday,星期一forMonday,星期二forTuesday＆c.（NewtermsforNewIdeas，1913年，第31頁）與我們的考察結果一致。“星期”因之得到官方青睞。20世紀初已見於清政府官方文件《奏定學堂章程》、《大清光緒新法令》等及其機關報《政治官報》；1907年，學部公開説明“名曰星期，並不名為禮拜”；後又見於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由於官方的權威示範作用，此時“星期”通用度已很高，沿海內地、南北各方均用。頻繁見於全國各地報紙，如北京《學部官報》、天津《北洋官報》、陝西《秦中官報》、《雲南教育官報》、山西《并州官報》、《四川學報》、《吉林官報》等官報，以及廣州《半星期報》、《北京正俗畫報》、上海《世界繁華報》、河南《龍門師範學堂校友會雜誌》、四川《廣益叢報》等民辦報紙，甚至日本外務省在北京所辦《順天時報》、美國南北長老會在上海合辦的教會刊物《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中國維新派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清議報》等均用。與“禮拜”來自方言口語不同，“星期”一開始即出現於書面語，並很快進入官話和白話。如社會語言學家所言：“與語體差異相對應的一般是社會階層之間的差異，有關變式的出現一般是同時受到語體和社會階層條件的雙重制約”，“禮拜”、“星期”也是如此。“星期”出現以前，“禮拜”因填補漢語詞語空格，雖然既用於口語和白話，又用於書面語和文言，兼用於官話和方言，但仍表現出口語性强、非正式的語體特點；“星期”出現以後，顯示出偏書面語和文言、偏正式的傾向，與“禮拜”形成對照。清末，“星期”在白話作品中尚稀見，見於《孽海花》、《九尾狐》，後者中廣東富少馮惕勤説官話用“禮拜”和“星期”，妓女胡寶玉説吳語只用“禮拜”。如：（12）惕勤笑道：“我回廣東，在家中躭擱得一禮拜。”（《九尾狐》，第20回）　　惕勤道：“我為了朋友的事，來此忙了一星期，沒得空閒看你。”（同上，第20回）　　寶玉點頭道：“就是格搭末哉，橫勢倪至多住一禮拜，馬上要搬場格。”（同上，第45回）體現了二者在使用者社會階層方面的差異。“禮拜”已散播至妓女、馬夫、客棧茶房等下層民眾之口，“星期”基本局限於知識階層和受教育階層。“星期”雖來自古代漢語，但其舊義“七夕，牛郎織女相會之期”並不生僻，唐代以降續有使用，文言白話均用，見於詞賦、明傳奇、清白話小説、近代詞話等；新義雖由知識階層所創，但其命名與普通百姓熟悉的曆書之二十八宿值日有關，易為大眾所接受，因而能從上向下傳播。二、“星期”和“禮拜”的競爭與部分替換進入20世紀後，“星期”的表義功能與“禮拜”等同，且均可用於文言和白話，二者開始競爭。其語體差異，對其替換進程產生了影響，表現在不同媒介中，替換速度有所不同：官報及非正式體文85

言作品中替換較快，民辦報紙中次之；小説等白話著作以及方言中最慢。1.報刊圖1　20世紀前半期《新聞報》“禮拜”、“星期”使用情況“五四”以前，報刊語言以文言為主，可代表正式體書面語。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白話雖“侵入報刊，還侵入教科書，……統一了書面天下”，但文言報章體在“五四”以後仍具有較强的生命力，在部分官報和民辦報紙中甚至持續至民國後期。報刊語言正式、書面語性强的特點導致“星期”、“禮拜”在其中的替換進程與在其他媒介中有所不同，官報尤然。因符合其語體要求，“星期”在官報中地位上升較快，20世紀前十年，使用範圍已超過“禮拜”，用於十多種官報。“禮拜”僅用於《政治官報》、《北洋官報》、《山東官報》、《并州官報》、《秦中官報》等少數幾種，但除《秦中官報》外，“禮拜”在數量上均佔優勢；《北洋官報》報頭仍用“禮拜幾”，説明儘管“星期”得到官方認可，但尚不足以撼動“禮拜”的地位。民國政府沿襲了清政府學部所定名稱“星期”，延續了其官方地位，南京《臨時政府公報》（1912）、北京《政府公報》（1912~1928、1938~1940）幾乎只用“星期”，為其在正式語體中替換“禮拜”提供了助力。《人民日報》報頭、《新聞聯播》開頭至今仍用“星期幾”。图2　1910~1919年《新聞報》“禮拜”、“星期”使用情況與官報相比，民辦報紙語言的正式程度、書面語性均有所減弱；不同報紙尤其不同地域的報紙間存在差異。20世紀第一個十年，“星期”的數量與“禮拜”差距懸殊，以上海《新聞報》為例，“禮拜”多於“星期”，二者檢索結果相差近18倍，第二、三個十年，“星期”逐漸獲得優勢地位（見圖1）。第二個十年，“星期”在《新聞報》中總量已略超“禮拜”（573：528），1918年開始大幅上升，由此至1925年間二者互有勝負；1925年元旦報頭的“禮拜幾”換成“星期幾”，代表編輯部對“星期”的認可；1926年開始“禮拜”用例驟降，檢索結果從高峰期的每年數百項降至數十項，遠不及“星期”，後者每年都有數百項或上百項（見圖2、3）。在此期間，“星期”在北方發展更快，北京《益世報》白話專欄《益世餘譚》（1919~1921）和《益世餘墨》（1921）已獨用之，白話報紙《北洋畫報》（1926~1929，天津）亦然，其餘報刊文言部分及文言報刊自不待言；同一時期，《新聞報》中“禮拜”、“星期”檢索結果之比為：585：497（1919~1921年）、71：963（1926~1929年），“禮拜”用例明顯比上述北方報刊多。三四十年代，“星期”保持絶對優勢地位，“禮拜”主要在新教報刊中沿用，如《佈道雜誌》、《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真光雜誌》等，據守其來源所賦的特殊領地———宗教領域。新加坡《叻報》中95

二詞替換情況大致與中國本土共同語同步：1916年“星期”開始出現，1925年以後替換了“禮拜”。图3　1920~1929年《新聞報》“禮拜”、“星期”使用情況2.非正式體文言作品1910年代，在語言不如報刊正式的文言小説、日記及書信中，“星期”已後來居上。徐枕亞小説《玉梨魂》（1912）中只用“星期”；惲毓鼎《澄齋日記》（1910~1917）中二者之比為1:5.5（見表1）；梁啓超《與兒女書》（1910~1919）中，“禮拜”2例，“星期”3例。隨着以“五四”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的展開，漢語書面語言逐漸由文言向現代白話轉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白話逐漸“統一了書面天下”。梁啓超也不例外，他自1922年起寫白話家書，直至1928年。“星期”、“禮拜”强弱之勢在其文言書信和白話書信中對比顯著。如表1所示，同期文言《與弟書》中，“星期”三倍於“禮拜”；白話《與兒女書》中，“星期”卻僅為後者的三分之二。這表明漢語書面語言語體的文白轉變為“禮拜”的沿用創造了有利條件，延緩了其被“星期”替換的進程。3.小説等白話作品儘管“星期”在文言作品和書面語中快速後來居上，但“禮拜”在語言不正式、口語性較强的白話作品中顯示出頑强的生命力。表現在：民國時期，在白話小説、日記、書信、域外官話教材中與“星期”持續並用，民國後期開始漸漸退出共同語書面語言。表1　部分作品“禮拜”、“星期”用例統計表九尾狐澄齋日記留東外史趙子曰牛天賜傳梁啓超與弟書禮拜16248632星期3116916梁啓超與兒女書子夜季羨林日記朱生豪情書四世同堂圍城禮拜6523518星期4115431412839傾城之戀紅岩洗澡穆斯林的葬禮我是你爸爸你以為你是誰禮拜311143星期1134924137如表1所示，清末民初，南方作家的《九尾龜》、《留東外史》中均數倍於“星期”，北京官話教材《京華事略》、《北京官話全編》也主要用或只用“禮拜”，説明其時北京官話中仍以之為主；“星期”雖在文言作品中地位攀升，在白話作品和口語中的擴散尚需時日，民國以後始見於外國人所編官話口語教材。《官話問答》（1915~1924？）、《言語聲片》（1925）只用“星期”，作為不局限於北京官話的通語教材，更注重詞語的通用度，故選用語體通用度高的“星期”；或也反映了該詞在共同語口語中的優勢地位。但小説中的情況有所不同，直到1920年代，“禮拜”仍不甘示弱。北京作家蔡友梅、徐06

劍膽1920年前後報載短篇小説中二者並用，“星期”略多；然而，老舍《老張的哲學》、《二馬》只用“禮拜”，《趙子曰》中雖然“星期”多於“禮拜”，但無一例用於對話，主要用於書面語性强的課程表，而“禮拜”有4例用於對話。老舍長篇小説可能因為可以獨立出版，用詞未像前二人短篇小説一樣受到報刊媒介的影響，更接近北京口語。結合前兩小節的考察，整體而言，1920年代，“星期”雖在文言作品和正式語體中反敗為勝，在白話非正式文體中尚未完全擺脫劣勢。下一個十年，二者强弱之勢有所改變，“禮拜”逐漸衰退。《子夜》、《駱駝祥子》中，“星期”已佔據絶對優勢，雖然《離婚》、《牛天賜傳》、《雷雨》中還是“禮拜”佔優勢，但在私密性較强、口語程度更高的日記、書信等其他白話作品，如《季羨林日記》（1932~1934）、《朱生豪情書》（1933~1937）中，“星期”均多於“禮拜”（見表1），可知此時“星期”在語體文中已佔了上風。日本漢語教材《急就篇》（1933）“禮拜”總量雖多於“星期”，但已將母本《官話急就篇》中的多處“禮拜”改為“星期”，也顯示出二者此消彼長的趨勢，與中國人非正式體白話作品中二者强弱之勢的轉變基本同步，如：（13）今兒禮拜幾？今兒禮拜三。（《官話急就篇》29）今兒星期幾？今兒星期三。（《急就篇》22）1940年代，“星期”的優勢地位進一步鞏固，南北作家筆下均已居主導地位，“禮拜”退守口語。《圍城》中“星期”雖多，但主要用於敘述，僅四分之一用於人物對話，“禮拜”均用於人物語言；《暴風驟雨》只用“星期”；《四世同堂》中“禮拜”僅1例，用於敘述西方人因宗教信仰而產生的忌諱，説明與民國後期新教報刊中類似，由於其來源，“禮拜”在宗教領域有“星期”不可取代之處；僅《傾城之戀》中仍是“禮拜”多於“星期”，且前者用於人物語言，後者用於敘述，應是上海方言的反映。建國初，不少作品中只用“星期”不見“禮拜”，如《林海雪原》、《山鄉巨變》、《保衛延安》、《青春之歌》、《創業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表明後者已基本退出書面語言。但直到新時期，有些作品中仍可見“禮拜”，如《洗澡》、《我是你爸爸》、《穆斯林的葬禮》、《你以為你是誰》等，多用於人物語言，説明未退出口語。《現代漢語詞典》將“禮拜”標為口語詞是恰當的。4.方言及東南亞華語不同於以上書面媒介，方言更多是口耳相傳。現代方言中，“禮拜”廣泛使用，與“星期”並行。官話區，三分之二的方言點兼用二者，“星期”分佈略廣。另據《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各分卷，南方方言如吳語、湘語、贛語、閩語、粵語、客家話及江淮官話中，“禮拜”比“星期”分佈得廣；但也有10處並用，散佈於吳語、徽語、贛語、粵語、閩北方言、南寧平話。“禮拜”從南方傳入，然後北上，因此在南方分佈較廣，如鴉片戰爭後最先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均較早使用，且至今沿用；並因為產生和傳播得早，先行進入方言，成為方言固有詞；“星期”則是伴隨書面語和權威方言傳播，與建國後推廣普通話運動不無關係，在官話方言中分佈更廣；在各方言中疊置於“禮拜”之上。二者的共時分佈也體現出北方方言用詞趨新、南方方言守舊的傾向。在方言中，二者的使用者或體現出社會階層和年齡的差異，如南寧，有文化的人多説“星期”；烏魯木齊，“一個禮拜”，年輕人多説“一個星期”；上海，老派説“禮拜”，新派説“星期”；或體現出詞的新舊差異，如在績溪，周用“禮拜”表示，近年來也説“星期”。可預測“星期”將隨普通話的推廣在南北方分佈得愈加廣泛。港澳台以及東南亞華語地區，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書面語也主要用“星期”，口語則用“禮拜”，部分地區還用“拜幾”。如前所述，“禮拜”和“拜幾”在東南亞更早出現，可知“星期”對“禮拜”在書面語中的部分替換也發生於彼，受到中國本土共同語的影響。16

三、結語“禮拜”、“星期”的來源和創用者不同，導致其語體存在差異，並影響了其在不同媒介中的替換進程。“星期”的書面語性和正式性促使其在書面語和共同語中替換了“禮拜”，但“禮拜”的口語性和非正式性使其得以在現代漢語口語和方言中存留。替換的主要原因是“禮拜”的宗教色彩和異域來源，在新教傳教士的傳播中得到强化，在其進入共同語以後，引起了中國知識階層出於民族主義心理的反感。清政府和民國政府對“星期”的官方認可對替換有促進作用；相反，“五四”以後漢語書面語言的文白轉變則延緩了替換進程。作為晚清民國時期的新詞，其替換不同於以往詞彙替換的特點：一是新詞語義並非漢語所自有，借用自外語；二是替換先在書面語而非口語中完成。三是藉助於報刊新媒介，傳播和替換速度快。從“禮拜”的來源看，東南亞漢語影響了中國本土方言和共同語；從“星期”對“禮拜”的替換看，本土共同語則影響了港澳台和東南亞華語。明清以至近代以來海外（尤其是東南亞）漢語與中國本土漢語的互動值得關注。〔承蒙內田慶市教授、張美蘭教授惠賜資料，博士生李晶鑫翻譯日語論文，謹致謝忱！〕①《現代漢語頻率詞典》（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第705、219頁）中，“星期”的頻序是2480，“禮拜”在8441之外；《現代漢語常用詞表（草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587、433頁）中，“星期”頻序為4122、“禮拜”10820。②黃河清：《從七曜説到“禮拜”“星期”“周”的語源》，香港：《語文建設通訊》，2003年總第75期；李斌等：《近代漢語常用詞演變研究的多向度辭書考證———以晚清民國辭書中“星期”一詞之源流考辨為例》，湖南湘潭：《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張清常：《説“禮拜”———語言與文化的關係之一例》，北京：《語言文字應用》，1993年第4期；內田慶市：『近代中國語における「曜日」の言い方』，日本大阪：『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2007年第2號。③姚偉嘉：《〈官話急就篇〉〈急就篇〉詞彙比較研究———以兩書“名辭（單語）”部分為中心》，遠藤光曉、石崎博志：《現代漢語的歷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2~190頁；周瓊：《新加坡〈叻報〉時間詞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車淑婭、周瓊：《語言接觸視角下的清末民初新加坡華文報章時點時間詞研究》，北京：《中國語文》，2018年第4期。④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351~365頁；《從禮拜到星期：城市日常休閒、民族主義與現代性》，上海：《史林》，2017年第2期。⑤參見劉曼：《“禮拜”來源再考》，待刊。⑥高母羨:《天主要理》，張西平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1輯第38冊，第163、165頁。⑦方豪：《明末馬尼拉華僑教會之特殊用語與習俗》，台北：《現代學苑》，第10卷第15期，1973年。⑧編於上海的艾約瑟（JosephEdkins，1823~1905）《漢語口語漸進教程》（1862）有“一個禮拜”，無“拜幾”。參見塩山正純：《艾約瑟的官話課本淺析》，北京：《國際漢學》，2018年第1期。⑨博克斯：《馬禮遜、米憐和麥都思》，上海：《教務雜誌》，1904年2月號、3月號（中譯文見北京：《國際漢學》，2007年第2期，譚樹林、鍾淩學譯）。⑩“拜幾”今仍用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文萊等地。參見李宇明主編：《全球華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0頁。該詞鴉片戰爭以後見於福州方言。參見陳澤平：《19世紀以來的福州方言：傳教士福州土白文獻之語言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第299頁。今仍見於閩語福州、廈門、永春、閩侯洋里、莆田、台灣，粵語廣州及客家話梅縣等地。參見李榮等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福州卷”，第26

149頁；“廈門卷”，第96頁；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185頁；莆、梅二地為筆者調查所得。狄考文：《官話類編》（ACourseofMandarinLessons）,Shanghai: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892，第10頁。馬禮遜：《英華字典》（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Macao/London:Black,ParburyandAllen,1822，第464、444頁。例略如：“甘千亦落，其大市鎮也。每過禮拜三，墟期焉。”（《四洲志·中阿未利加洲》）“前擬於禮拜一日接見貴大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崇厚接法國全權大臣熱福理照會》）“二十八日，陰。是日禮拜。”（《乘槎筆記·四月·英國》）例略如：“為咸豐四年正月十三日乃禮拜後第五日……餘一恰得禮拜日。”（《遐邇貫珍》第10期，第37頁）“中西二曆上下對列，無吉凶諸神煞，詳載禮拜，及日月行星諸要事。”（《六合叢談》1卷2號《雜紀》）本文所調查和引用的大部分報刊依據“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及“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http://www.cn⁃bksy.com/home，不一一註明。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18、61~63頁；白瑞華著：《中國近代報刊史》，蘇世軍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第67~72、76~77、92~95頁。19世紀來華新教傳教士採取的譯述、辦報、出版、研究和興學等五種“文字傳教”策略中，中英文報刊持續時間最長、影響面最大，尤其是中文報刊。參見尹延安：《傳教士中文報刊譯述語言文化研究（1815~1907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第352~354頁。“因為舊時曆本，以二十八個星宿分配二十八日，恰巧和四個禮拜相合，‘房’‘虚’‘昴’‘星’所配的四日，相當於禮拜日，因此便（將‘星期’）聰明地運用過來。”煙橋：《來復·星期·禮拜》，上海：《新聞報》，1935年12月3日。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統籌：《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第289頁。徐大明：《語言變異與變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頁。羅竹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6~1993年，第5卷第676頁。張中行：《文言和白話》，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61頁。胡全章、張愛和：《晚清與“五四”———從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于潤琦：《清末民初小説書系》，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警世卷”，第438~487頁；“社會卷”，第794~821，822~849，926~948頁；“武俠卷”，第470~487頁。《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上海卷”，第21~22頁。陳章太、李行健主編：《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詞彙卷》，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第2151~2155頁。《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上海卷”第21~22頁；“廣州卷”第120頁；“廈門卷”第96頁；“福州卷”第89~90頁；“寧波卷”第26頁。《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寧卷”第112，290，350頁；“烏魯木齊卷”第40頁；“上海卷”第21~22頁；“績溪卷”第4~5頁。參見陸儉明：《新加坡華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321頁；《全球華語詞典》，第30頁。其餘為筆者調查所得。作者簡介：劉曼，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講師，博士。西安　710128［責任編輯　桑　海］36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評注性副詞“硬是”、“愣是”和“生是”張　璐　陳　圓［提　要］　本文基於語料庫對評注性副詞“硬是、愣是、生是”進行了功能和語義分析，考察了三者典型的句法功能及其與其它成分共現組配的規律。三者在語用功能上表現出一致性特徵，既是焦點信息標記，也是反預期信息標記，並兼表達客觀情態和主觀情態。在語義表達上，三者存在差異性，雖然三者具有【+主觀意志】【+堅持】【+反預設】【+意外】等相同的語義特徵，但“硬是”具有【+強硬】、“愣是”具有【+令人呆愣】、“生是”具有【+活活受損】的獨有語義特徵。最後本文對三者進行了語義背景分析，發現它們存在四種語義背景使用情況。［關鍵詞］　評注性副詞　焦點標記　反預期標記　情態功能　語義特徵　語義背景［中圖分類號］　H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064⁃13一、引言（一）詞典中的“硬是”、“愣是”、“生是”“硬是”、“愣是”是現代漢語口語中表達行為主體意願或言者進行主觀評價時常用的副詞。《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對“硬是”的解釋為“❷就是（無論如何也是）”，“愣是”則是“❶愣③；❷硬是②；竟然”。①比如：②（1）就那麼在辦公室裡，當著所有人的面，要打老教授。人家都六十多的老太太了，三十來歲的壯小夥兒，硬是下得去手。（《半墮落的惡魔》）（2）昨天下午，一對情侶愣是不聽群眾的勸阻，結果被困於礁石之上，最後被趕來的110將二人救回岸邊。（《廈門晚報》2001年12月10日）上兩例的“硬是”、“愣是”都表示行為主體不管不顧、無論如何都要做某事的強硬意志，但同時也表達了行為主體這樣的行為超出了言者預期或違反了社會常理，言者對此感到“意外”甚至“無奈”的含義。與“硬是、愣是”相仿，副詞“生”也表示“違反規律、常理或有關人物的心情”，有時也有“硬是、堅決”的意思。③這種用法也可以說成“生是”。如：（3）老徐給魏德華倒了一盅酒，叫暖暖肚，小魏生不肯喝。（《現代漢語虛詞例釋》）（4）胡伯好心好意給他做了碗蛋花羹，他卻不肯吃，生是讓端了回去。（《年少天縱》）例（4）也可以說成“硬是、愣是”：46

（4’）a.胡伯好心好意給他做了碗蛋花羹，他卻不肯吃，硬是讓端了回去。　　b.胡伯好心好意給他做了碗蛋花羹，他卻不肯吃，愣是讓端了回去。這說明“硬是、愣是、生是”有意義相通之處，但三者似乎在情態的表達上各有側重。如：（5）a.那家夥身材不高，卻是狠辣，上奔下襲，不少兄弟被他的黑手給打趴下了，這家夥還不算完，抬腳就向倒地之人的胯下狠狠踹去，生是要將人廢了。(《山賊記》)　　b.這家夥還不算完，抬腳就向倒地之人的胯下狠狠踹去，硬是要將人廢了。　　c.這家夥還不算完，抬腳就向倒地之人的胯下狠狠踹去，愣是要將人廢了。例（5a）“生是”還有一層“活活、活生生”的意思，即“活著狀態下，主體強行處置（使某人遭受痛苦或損害）”，因此還帶有一定的“摧殘”義，因而言者在使用“生是”評述時，含有對此“感到殘忍、殘暴”的主觀情感傾向。而例（5b）（5c）“硬是、愣是”則更多表示那家夥“堅決、不管不顧”的強硬態度，沒有言者感到殘忍殘暴的意思。“生是”還未被各詞典收入為詞，但相同的句子如果只用“生”來表達，意義也有不同。如：（5）d.這家夥還不算完，抬腳就向倒地之人的胯下狠狠踹去，生要將人廢了。例（5d）語感上更側重行為是“違反常理”“殘忍”的，言者對此“不忍目睹”，而行為者“執意如此”的主體意志則有所弱化。因此“生是”其實也開始詞化，並具有自己獨特的意義。那麼，“硬是、愣是、生是”到底在功能和語義上有什麼不同？這值得進一步研究。（二）前人研究和本文做法以往研究都是將“硬是”“愣是”視為語氣副詞，認為表示“執意”義並傳達說話者對事件及事件人“無奈”的語氣。④張誼生、田家隆是將其視為評注性副詞，對“硬是、愣是、就是、偏是”這四個副詞的句法功能與分布差異、語義功能與表義方式、主觀情態與語用傾向進行了描寫和解釋，其中認為“硬是”重在“堅決而又執拗”，“愣是”突出“全然不顧後果”，“偏是”側重“故意與眾不同”。⑤目前尚沒有研究“生是”的文章。本文贊成張誼生等人的看法，也將“硬是、愣是、生是”置於“評注性副詞”範圍內討論，但注意到“愣是”並非如張誼生等所說的都具有“全然不顧後果”義。例如：（6）不巧，最近我家那台友誼牌全自動洗衣機也出了毛病，愣是不能排水，“趴窩”了。⑥（7）鄧超的女裝造型一直都頗為驚悚，楊冪曾在微博曬出自己和一位“美女”親密合照，組成新的姐妹花，細心的網友發現原來這位“美女”竟然是鄧超所扮，網友驚呼:“太美麗，簡直360度無死角美女”“我的媽呀，愣是沒有認出來”。⑦另外與張誼生等的研究相比，本文選擇了“硬是、愣是、生是”作為研究對象，首先也是注意到這三個詞的產生都受到了前一語素語義積澱的影響，“硬、愣、生”原本都有形容詞和副詞的用法，描摹方式或情態，意義本有相近之處，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硬是、愣是、生是”之間糾葛混雜的關係。在這點上“就、就是”是與它們不同的。其次沒有選擇“偏是”與之一起研究，則是因為“偏是”的用法與“硬是、愣是、生是”有一定差別。“偏是”還經常用於行為主體之前，而“硬是、愣是、生是”則主要用於行為主體之後。如：（8）a.玉芬本來在失意的時候，偏是他又置之不顧，所以越發急起病來了。（《金粉世家》）　　b.……，他硬是/愣是又置之不理，……。（*硬是/愣是他又置之不理）（9）a.時間長了，他們由熟識而產生了感情。但偏是王老頭看不過。他以為兒子跟人家寡婦搞在一道，真不體面。（《人民日報》1951年11月22日）　　b.……，但王老頭愣是/生是看不過。……（*愣是/生是老王頭看不過）56

除此，“偏是”可以單純表示言者認為事件行為出乎意料，與意願、要求或常理相反，但“硬是、愣是、生是”的這種反預期用法總是伴隨著對行為主體意志的評價。如：（10）a.其它的三口裡只有些髒水或浮萍，偏是這靠近台階、青瓷的一口，探出了一枝潔白的蓮花。（《廈門日報》1983年12月23日）　　b.其它的三口裡只有些髒水或浮萍，只這靠近台階、青瓷的一口硬是/愣是/生是探出了一枝潔白的蓮花。（11）a.燕西聽到清秋說出地名來，就對她望了一望，好象很詫異似的。清秋見燕西如此，臉色也就動了一動。偏是烏二小姐對這事是留了心的，見他二人目挑眉語，越發奇怪。（《金粉世家》）　　b.可烏二小姐對這事硬是/愣是留了心，見他二人目挑眉語，越發奇怪。上述替換修改的兩例除了表示出乎意料外，都增加了對行為主體意志的描摹和評價，（10b）則增添了荷花缸擬人化描寫，青瓷的這口不管外在條件如何卻努力生長出一枝潔白的蓮花；（11b）則凸顯了烏二小姐對燕西、清秋刻意的觀察。而使用“偏是”則不具有以上含義。因此，本文以“硬是、愣是、生是”為研究對象，基於語料庫檢索並分析了三者的句法功能、語用表達和語義特徵及語義使用條件。二、句法功能與共現組配（一）句法功能就句法功能來看，“硬是、愣是、生是”最典型的分布就是充當句中狀語，修飾其後的述謂成分。但要求其後述謂成分須為複雜形式，出現頻率最高是動結式、動趨式等述補結構或述賓結構。並且，表達的往往是已然事件，即形式上帶有完結成分，如“了”或補語成分。如：（12）誰也不會相信，一段短短的肉臂，既無丫也無枝，怎麼能拿穩筷子？但他硬是“拿”穩了。（《廈門晚報》1995年7月18日）（13）盡管西德的物價指數事實上是一直在下跌，波恩當局卻擔心加速經濟增長會造成通貨膨脹，硬是拒絕了美國的呼籲。（《廈門日報》1997年9月13日）（14）地段好的價格太貴，價格便宜的地段又偏遠，地段價格都好的房型又有毛病……手頭的錢愣是花不出去！（《廈門晚報》2002年11月27日）（15）長江以北，盡歸老曹所有，特別是郭嘉此行，愣是以少量兵馬逼的劉備棄掉長安西行益州，臨末了還大勝了賈詡一回。（《郭嘉新傳》）（16）這樣一個簡明的道理，那班居於高位的重臣要吏，生是聽不明白。（《白銀谷》）（17）馮子明說著又提著他的頭發往牆上猛的一撞，大麻成頓時昏厥了過去，老馮二話沒說又把大麻成的頭摁進了窪起的一灘泥水裡，生是把他給嗆醒了。（《極品警察》）即使述謂成分沒有完結成分，表述仍為已然事件，或者事件為常然態。未然事件則出現在假設的情景中，但總體這樣的用例極少。如：（18）寧城縣過去山山溝溝都是杏樹，可老百姓愣是守著大山過窮日子。現在，我們企業的杏仁飲料一產出，山溝裡的老百姓自然就發動起來了，當地政府再稍微號召一下，漫山遍野都種上了杏子。（《人民日報》1999年7月15日）（19）有一位護士長告訴我，我們的病床周轉率比蘇聯小很多，原因之一就是有一種“病66

人”好了硬是賴著不肯走，總是說自己有病。（《人民日報》1957年4月13日）（20）如果敵人硬是要幹，咱們就以《沙家浜》裡的郭建光、阿慶嫂、沙奶奶為榜樣，學習他們對敵鬥爭的剛強意志和自我犧牲精神，學習他們軍愛民、民擁軍的好傳統，狠狠打擊敵人。（《人民日報》1970年2月8日）以上與“硬、愣、生”副詞單用的用法不同，“硬、愣、生”可以修飾光杆動詞，並且也可用於未然、常然或正然事件：（21）a.那五個人問他：“怎麼辦，支隊長？”“下河，截條船，走！”“碰到水上警察怎麼辦？”“硬衝！我們的槍也不是吃素的。”（《冬天裡的春天》）　　b.*硬是衝！我們的槍也不是吃素的。（22）a.他一方面有一股不信邪的勁，不信有攻不下的難題；一方面貴有自知之明，清楚知道自己的短處何在，哪部分缺就愣畫，猛攻一段，必有所成。（《人民日報》1998年7月31日）　　b.*……，哪部分缺就愣是畫，猛攻一段，必有所成。（23）a.摒棄課堂教學中只是教師講，學生聽，生塞硬給，信號單向傳遞的舊模式。（《人民日報》1997年12月19日）　　b.？……，生是塞硬是給，……（24）僕人嚇呆了，怔怔地愣站著，身材壯碩的主人正仰躺在地上，沉重而又艱難地喘著氣，非常短促，呼吸也漸漸微弱。（《群星閃耀》）（25）楊媽在外面屋子裡等著她，就跟著她到屋子裡去，低聲道：“老太太，大姑娘究竟是什麼病？你不問個清楚明白，讓她硬熬著，那可會出情形啦！”（《歡喜冤家》）例（21）至（23）謂語是光杆動詞，例（21）“硬衝”表示未然事件，例（22）（23）是常態性事件，都不能替換為“硬是、愣是、生是”。⑧例（24）（25）“愣站著”“硬熬著”表述的是正在進行的行為，例（24）替換為“愣是”則和下文的信息焦點有所衝突，句子改為（24’）語義才會自然（原因解釋詳見本文第三節）。例（25）替換為“硬是”句子尚可接受，但在實際語料庫中檢索“硬是V著”，用例極少真正表達事件正在進行中，更多作為後續行為的伴隨動作方式出現。（24’）身材壯碩的主人正仰躺在地上，沉重而又艱難地喘著氣，非常短促，呼吸也漸漸微弱。僕人嚇呆了，怔怔地愣是站著（不動）。“硬是、愣是”除了修飾複雜述謂成分，還能在語篇中修飾多個述題，表達言者對整個事件命題的態度、觀點和意見。如：（26）下午出去的時候，她原想著要回來吃晚飯，就沒去拿鑰匙，可那些久違的朋友硬是拖∙住不讓走∙∙∙∙，在這家吃飯∙∙∙∙∙，又到那家跳舞∙∙∙∙∙∙，一幫人一直鬧到半夜兩點∙∙∙∙∙∙∙∙∙∙∙。（《晨歸》）（27）最初，別人一小時能讀四五十頁書，成思危則只能在字典的幫助下讀2-3頁書，難度很大。但在短短不到三年時間裡，成思危愣是憑著一股韌勁兒∙∙∙∙∙∙∙，發表了十來篇學術論文∙∙∙∙∙∙∙∙∙∙，贏得了獎學金∙∙∙∙∙∙。（《人民日報》海外版2013年8月2日）“生是”在語料庫中沒有檢索到修飾多個述題的例子，但上述兩例換成“生是”也是可行的。從句法功能看，“硬是、愣是、生是”都屬於強主觀性評注副詞，這也是為什麼其後述謂成分往往是表示已然事件的動結式、動趨式等述補結構。這是因為“評注”通常是針對事件結果的。換句話說，當一件事或一個動作行為還處於過程中，人們通常是在觀察行為方式，靜待其最終的發展，一般不會在事件結局出現之前就進行貿然評價。而當結果呈現之後，該事件才為說話者提供了進行76

評注基礎，評注的言語行為才有可能產生。（二）與其他狀語的共現張誼生講到評注性副詞的特點時指出其句中位序比較靈活，與其他副詞共現時一般位於最前列。⑨“硬是、愣是、生是”也表現出此特徵，與時間、方式、伴隨等狀語共現時，可在其前後出現。如：（28）當時在北京無人可求助，時間又緊迫，於是她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從周五到周日硬是3個晚上沒合眼，趕出了5萬字的簡寫本。（《廈門商報》1999年6月23日）（29）你們硬是一個半月都沒讓敵人發現到行藏，真是厲害啊！（《一倉康人》）（30）醫務兵要打麻藥，陳鋒知道藥品緊張就沒同意，生是拿魚腸線縫了十七針。（《雪亮軍刀》）（31）如此一步不落，生是靠兩條腿遠行千里，叫歸化莊口的眾夥友，也吃驚不小。（《白銀谷》）（32）張子遠不管旁人說什麼，愣是領著大夥開發了5公里海岸，建起“海上牧場”，養殖、捕撈、加工三管齊下。（《人民日報》1988年10月3日）（33）吳恒書記自打上任以來每天工作14個小時以上，正是在他的實幹精神感召下，村黨委領著全村人民愣是把一個遠近聞名的“爛村”變成當地的富裕村。（《人民日報》2002年5月22日）而在與其他描摹性或限制性副詞共現時，“硬是、愣是”也總是位於前列，不能置於其後。如：（34）a.可就是這個安演爾的化身，不僅把阿麗娜發送到鄉下，並把彼得路希卡送去當兵，把兩人硬是活活拆散了。（科技文獻）　　b.*……，把兩人活活硬是拆散了。（35）a.中央政策明明規定可以實行多種責任制，有些地方硬是只准實行這一種，而不准那一種。（《人民日報》1980年5月11日）　　b.*……，有些地方只硬是准實行這一種，而不准那一種。（36）a.有一天，突然有人興奮地驚呼，奚志農奮不顧身地衝過去，就像發現了金子一樣，愣是趴在地上足足看了幾分鐘。（《廈門商報》1999年4月2日）　　b.*……，足足愣是趴在地上看了幾分鐘。（37）a.有一回臥室櫃的門突然掉下來了，我沒辦法，也沒人能幫忙，結果，我第二天從單位借來工具，用了一個晚上愣是又給裝上了。（《絕對隱私》）　　b.*……，用了一個晚上又愣是給裝上了。“生是”在語料中沒有找到後跟描摹性或限制性副詞的例子，但是例（34）換成“生是”也是可說的。（三）與謂語其他形式的共現“硬是、愣是、生是”修飾的複雜謂語還經常包含意願成分，其中又以否定性意願成分為主，肯定性意願成分主要是表強意願的“要”。比如：（38）船上明明有垃圾箱，有些乘客硬是不願多走幾步路，任憑你磨破嘴皮，有人就是我行我素。（《人民日報》1999年4月18日）（39）其二，是政府的權力錯位，應該管的不去管或未認真管好，而不該管的卻硬是要去管，突出表現在行政審批過多過濫。（科技文獻）（40）我們五個也打算走了，只有這個王十二。我們勸了他半天，他愣是不肯走。（《通天塔》）86

（41）可還有人缺德昧心，就愣是不答應他們的這點要求，就愣是要搶走這些農民工兄弟一年的血汗！（《憤怒的子彈》）（42）你真可以呀，跟我擺磨咕陣。兩天啦，你生是不露面，你想幹啥呀。（《多彩的鄉村》）（43）這家夥還不算完，抬腳就向倒地之人的胯下狠狠踹去，生是要將人廢了。（《山賊記》）這是因為“評注”還可以針對動作主體實施該行為的主觀意願來展開，即評價動作主體實施該行為的意願是否合理、恰當、必要等。而意願成分以否定性形式為主，則與這三詞的反預期義有關，事件的否定語義違反了社會常理或言者預期，言者因而表達出“意外”甚至“無奈”的態度。“硬是、愣是、生是”還經常與“把”字句、“被/叫/給”字句等組配。（44）一些部門把半天能辦成的事硬是拖人家三五天，一些幹部為了本地方或個人的利益而坑害外來投資者。（《人民日報》2000年2月22日）（45）一家公司的幾輛汽車被劫持，車上的人紛紛逃走，一位胖子逃不下來，硬是被綁架了整整三個月。（《千年一歎》）（46）但就是這麼一位不起眼的農民，憑著一片赤誠帶領鄉親們脫貧致富，愣是把“絆腳山”變成了“聚寶盆”。（《人民日報》2014年2月16日）（47）連續4年了，張家口地區持續乾旱，有的樹已經種下十幾年，愣是給旱死了。（《人民日報》2003年6月17日）（48）是誰在大白天運砂子，不能晚上運嗎？看這門口淅淅瀝瀝一地的砂子，羊拉屎一樣難看。還有，今天這運砂子的車生是把我的貨車擠在牆角，不肯讓路，還打了司機。（《年少天縱》）（49）國軍生是叫這些伕子推著小車給打敗的。（《北飛北飛》）“把”字句和“被/叫/給”字句都凸顯處置義，強調結果，特別是“被”字句往往是消極性的結果，這都與“硬是、愣是、生是”強調主體意志所引發的反預期結果義匹配。（四）對主語的選擇“硬是、愣是、生是”的主語絕大部分是第三人稱，個別為第一、二人稱。但總體而言，第一人稱主語用例多於第二人稱。主語為第一人稱只在“硬是”和“愣是”的語料中出現：（50）當我們開始申請FDA認證時，他們又說，沒有兩三年不可能成功，要出口，明智的選擇就是與他們合資。我們硬是不信他這一套，結果只用了８個月。（科技文獻）（51）有段時間，天有些冷，滿滿一大桶的髒衣服泡在衛生間裡，我愣是一個星期不聞不問，弄的整個屋子都有股酸酸的味道。（《廈門日報》2001年1月17日）主語為第二人稱的數量雖少，但在“硬是、愣是、生是”中均有用例：（52）如果你硬是從自己身上一點長處也找不到，恐怕也只好認命服輸。（《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53）蘇堂主，難道軍師一去，你就要窩裡鬥，再也不能和大家同舟共濟，愣是要逼宮搶班不成？（《迷失在康熙末年》）（54）我是知道了，你們兩個生是要逼得我入土前都不能閉眼，這可怎生是好？（《年少天縱》）評注性副詞，其主要功能在於表達言者的主觀態度、意見。從交際的角度來看，說話者針對第三人及其從事的事件行為進行主觀評價則更為普遍。而主語第一人稱比第二人稱多也是因為說話者自身，同時也可以是行為主體，言者可以對自己的行為表達主觀態度。96

三、語用功能（一）焦點標記傳遞信息、表達言者觀點態度是語言交際的重要內容，也是聽話人最關心的部分。因而表達言者主觀評注功能的“硬是、愣是、生是”自然而然地承擔起突出焦點信息的功能。試比較下列句子：（55）a.五十年代，年事已高的陳嘉庚硬是不服老，利用各種機會，對祖國統一大業，竭心盡力，堅持不懈。（《廈門商報》1997年5月14日）　　b.五十年代，年事已高的陳嘉庚不服老，利用各種機會，對祖國統一大業，竭心盡力，堅持不懈。（56）a.由於同行的市高指司機聯繫有誤，這位黑紅高大的山東漢子愣是在毒辣辣的日頭下等了一下午，直到太陽西沉才回到營地。　　b.由於同行的市高指司機聯繫有誤，這位黑紅高大的山東漢子在毒辣辣的日頭下等了一下午，直到太陽西沉才回到營地。（57）a.為了省幾塊車票錢，從天津到洛陽他舍不得坐臥鋪，生是站了一天一夜，腿腫得脫不下秋褲。（《廈門日報》1992年6月9日）　　b.為了省幾塊車票錢，從天津到洛陽他舍不得坐臥鋪，站了一天一夜，腿腫得脫不下秋褲。當句子使用“硬是、愣是、生是”時，焦點信息落在其後緊跟的成分，是全句表義的中心。而沒有它們時，焦點信息則落到句末自然焦點位置。顯然“硬是、愣是、生是”起到了凸顯焦點的作用，是焦點標記成分。也正是這個原因，前文中的例（24）的“硬”若替換成“硬是”須改成（24’）的語序。因為（24）中有兩個事件，一個是僕人嚇呆了導致愣站著不動，另一個是主人躺在地上呼吸衰微，原句是將主人這個事件放在句末自然焦點位置。如果將“愣”改成“愣是”就把僕人站著不動標記成焦點信息了，這樣就與後面的自然焦點發生衝突，調整了語序才使矛盾得以消除，上下文通順合理。（二）反預期信息標記“硬是、愣是、生是”較為一致地表現出說話者對事件或動作行為結果的意外之感，起到一種反預期表達功能。它們所凸顯並評注的焦點信息與該信息的預設命題或言者的預期信息，或者呈現反向對立，或者超出預期。這裡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預設命題或預期信息直接出現在上下文中，言者通過直接闡明預設命題或預期信息，增強與結果（焦點信息）之間的對比，由此傳達出言者強烈的意外之感。如：（58）老大盧楚其決定獨自承擔責任，並動員兄弟們各奔“前程”，可他們死也不肯，硬是東借西湊給工人發了工資。（科技文獻）（59）本來花2000萬元就可以做出來的片子，制作方愣是多花出去1000萬元，投資人也就只好賠掉這1000萬元。（科技文獻）（60）“你們日升昌在廣東勢力無敵，何不也設法攛掇兩廣重臣，上奏解禁？廣東鬆了口，那可非同小可。”“我何曾沒有這樣想？可我們老號，一直不叫動，生是擺著架子，要等著朝廷來求我們！”（《白銀谷》）（58）至（60）都是明示預設或預期，預設出現在“硬是/愣是/生是”之前的分句，（58）是“兄弟們會各奔‘前程’”，（59）是“做這部片子花2000萬”，（60）是“日升昌會設法攛掇兩廣重臣，上奏解禁”。但（58）“硬是”所在分句則是與預設相反，沒有各奔東西反而是兄弟們一起湊足了工人的工資，（59）則是超出言者的預期量，（60）與（58）相同都是違反上文中的預設命題。07

第二種情況是，預設命題或言者預期的信息為社會常規、常理，通常無須出現在語境中，“硬是、愣是、生是”所評注的事件或命題與之形成反向對立，突出矛盾。如：（61）楊為民說：“我和老王共事一場，讓我最後陪他一夜吧。”他硬是在太平間守了一夜。（科技文獻）（62）“女姿美”根本就沒有什麼注冊、審批，它就是一個三無產品，但是人家愣是把錢賺著了。（《人民日報》2000年）（63）至於形式更沒有必要拘泥，就算在聖誕老人面前和情人互贈巧克力和玫瑰，生是把聖誕節過成了情人節的樣子，難道還犯法不成？（《大雅之堂》）太平間一般人都是不敢也不願靠近的地方，但（61）楊為民卻甘願為老王在那裡守了一夜；三無產品的質量和信譽是難以保證的，可（62）“女姿美”卻掙到了錢；眾所周知聖誕節和情人節的習俗不同，（63）卻給出了一個非把聖誕節過成情人節的方式，而且不以為然。正是由於結果或命題與預設如此相反，從而需要“硬是”等這類反預期標記，突顯二者的對立.因此，“硬是、愣是、生是”也常與轉折連詞、副詞以及典型的反預期標記“偏偏”“竟”等組合共現。如：（64）任何男人被女孩子拒絕超過五次，也應該要知難而退了，偏偏趙乾東卯足了勁，硬是不肯放過她。（《嗨！上班女郎》）（65）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一位青年女體育教師第一回把一位犯錯的學生叫到辦公室之後，竟然不知說什麼好，好容易把老教師那裡學的幾招“準備現賣”，卻愣是開不了口，最後是還請班主任處理了。（科技文獻）（66）皇帝一聽，龍顏大怒，勒令劉芬即將金梅瓶交出，這事關係重大，劉芬雖惜瓶如命，這回也不敢不獻，可是，恰生是金梅瓶卻在皇帝下旨之前一個月失竊了！（《少年追命》）（三）客觀情態和主觀情態並存所謂情態，就是說話人對命題的真值或事件的現實性狀態表達的主觀態度。Lyons提出把情態分成主觀情態與客觀情態的主張，並進行過比較詳細的討論。他認為主觀情態與客觀情態的主要區別似乎在於，客觀情態化的句子，包含一個未加限定的、直言的“我這樣說”（I-say-so）成分，即說話人通過客觀情態化的句子保證他正向聽話人所傳遞信息的事實性；主觀情態化的句子不是一些表示“告訴”的言語行為（actsoftelling）。換句話說，客觀情態側重傳信，言者描摹行為主體的意志及行為，將信息傳遞給聽者；主觀情態側重傳情，言者對行為主體的行為結果作出自己的判斷，表達自己的情緒、意見和態度。“硬是、愣是、生是”兼有表達客觀情態和主觀情態兩種功能。如：（67）起初，許複活為了省錢硬是不肯轉院治療，但３次病危通知“逼”得大家只好把他轉入北京協和醫院繼續治療。（科技文獻）（68）黨支部“一班人”當面鑼當面鼓：“訓練榜上黨員要單獨排列，成績差了哪有說服力！”連隊愣是把入黨指標返還營裡。（《廈門日報》（2005年6月8日）（69）王起明汗流浹背，郭燕的頭發跟抹了膠水一樣粘在腦門子上，生是把一個特大號的半舊的雙人床抬進了臥室。（《北京人在紐約》）這些例子是表達客觀情態，說話者向聽話人確認命題的真實性，即事實真相是某人固執、堅持或故意而執意造成了某一結果，側重傳信。（70）他深知，如果完不成他日前答應俱樂部在第一階段後三輪拿下五六分的目標，迎接他的會是什麼。在先敗給海獅又拿下武漢紅桃K後，應該說大連萬達真把金正男逼到了17

絕處，但金正男硬是把這粒棋子搬動了。（《廈門晚報》1995年5月10日）（71）西韓加時賽僅兩分鐘，一個連1/32球邊都沒壓線的精彩進球，愣是被人黑掉了！（《廈門日報》2002年6月27日）（72）娘說：“這個滿天，平時挺明白的，咋這回這麼魯，生是不來接你們。”《多彩的鄉村》例（70）言者對金正男的前景預測原本極為不佳，結果金正男卻走出絕境；例（71）一個根本沒有壓線的精彩進球卻被裁判當成無效進球，大出報道者和觀眾的預料；例（72）娘認為滿天是個明白人，沒想到這次這麼欠考慮，一直不來接，這令娘大感意外、納悶。這些例子中的“硬是、愣是、生是”都是突出主觀情態的，說話者更側重表達自己對事件結果與預期或認知不符的意外之感，側重傳情。四、語義分析（一）語義指向和語義特徵分析“硬是、愣是、生是”兼有表達客觀情態和主觀情態兩種功能，這兩種功能又和“硬是、愣是、生是”的語義指向、語義特徵有關。在傳達客觀情態的句子中，三者語義指前，即指向施事主語；在傳達主觀情態的句子中，三者語義指後，即指向謂語核心部分。語義指向指前的“硬是、愣是、生是”，語義都帶有【+主體意志】【+堅持】的特徵，如：（73）兒女們怎麼勸都勸不住，鄧老漢硬是從老伴那裡把攢了一輩子的2萬元錢要了出來。（《廈門晚報》1999年8月14日）（74）從前她不住在這裡，這個院子其實也是我一個人住地，後來這個丫頭耍賴愣是要和我住在一起，便依了她。（《刑名師爺》）（75）那位張大人在老夫人那裡呢，身上傷得七七八八地，精神頭兒卻恁足，生是要認老夫人當乾娘。（《將血》）當“硬是、愣是、生是”語義指向指後時，語義往往具有【+反預期】【+意外】的特徵。如：（76）本來在廣東5,000元就可買到的家具，在北京的銷售價格硬是被抬到了萬元以上。（《廈門晚報》1997年6月16日）（77）他真的很神：北約重兵和美國特種部隊圍堵了好幾年，愣是連他的一根寒毛都沒有碰著。（《廈門日報》2005年6月16日）（78）後來錐子漸漸恢複記憶、天錐後人粉墨登場，大夥才知道黑白島的誅大陣根本就不是遠古大神所鑄，錐子更不是天命而生是被人活活的抽離了元神凝造成天錐。（《小仙有毒》）需要注意的是，“硬是、愣是、生是”的語義也受“硬、愣、生”詞義的影響，在語義特徵上都具有其個性。先看“硬是”：（79）王建寧患有嚴重的頸椎病，長時間趴在地上，對他無異於一種痛苦地折磨。可王建寧硬是一寸一寸地將圖紙設計完成，確保技改項目的順利實施到位。（科技文獻）（80）一次我逗她，說我其實喜歡的是豐滿的女孩，接下來一天，無論怎麼道歉，怎麼賠罪，怎麼哄怎麼勸，她硬是一句話不說，她不發脾氣，也不和我吵，就是一句話不說。（《發燒新戀曲》）這兩句傳達的都是客觀情態，句中的“硬是”都表示動作行為主體意志上的堅持，並且達到一種“堅決而強硬”的程度。這種對主體意志的強調離不開“硬”的作用。而“愣是”和“生是”雖然也可以表示動作行為主體主觀意志的堅持，但是這種堅持的態度，不如“硬是”那麼強烈。因此，“硬是”在表達客觀情態時比“愣是、生是”更具有明顯的【+強硬】的語義特徵。再看“愣是”：27

（81）從來沒有見過銀川公主這幅模樣的王語嫣，在聽了她這麼一番話之後，頓時愣在當場，張了張了嘴，可愣是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天龍八部》）（82）他自慚形穢地覺得很累很累，他嘬嘬牙花子，無聊地吐著煙圈兒，臉色青青的，木然地結了一層灰氣。他愣是呆傻了似的靠著牆根兒默默無語地朝老蟹灣的方向張望了很久很久。（《風暴潮》）以上的“愣是”都表示主觀情態，言者是以全能視角站在行為者的角度表達【+反預期】【+意外】的語義，但句中往往含有描述行為主體愣怔、呆傻樣態的表達，如“愣在當場、不知說什麼好、木然、呆傻了似的、默默無語”。陸儉明提出了“語義和諧律”：任何語言的任何句子，其諸方面語義，諸如句中的詞匯意義、句法結構關係所賦予的意義、語義結構關係所賦予的意義、抽象的構式義、句子超語段成分所賦予的意義，以及句子使用的具體語境義，都要求彼此之間處於和諧狀態。因此，在上述句子中使用“愣是”來表達意外的效果比“硬是、生是”都更為和諧，這表明“愣是”的語義還受到“愣”的影響，還帶有【+令人呆愣】的特徵，表達“意外”之感比“硬是、生是”更明顯一些。這樣，即使前後文中沒有出現描寫行為主體呆愣的詞語，但其行為結果令言者頗感意外，其行為也有蠢笨呆傻之感，那麼用“愣是”來表達也比“硬是、生是”更為貼切。如下（83）如果換成“愣是、生是”就缺少了言者認為“張某”行為愚蠢的主觀評價義了。（83）第二天，她拿著剛做好的假房產證找到張某，有著房屋中介經驗的張某愣是沒看出來有假，爽快交了3000元訂金。（科技文獻）最後再來看“生是”：（84）杏兒、棗兒大了，她娘告訴他們說：“你們爹生是讓那高音喇叭氣死的！”（《鐘鼓樓》）（85）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奶的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著不吃，卻往園裡去偷吃。”（《紅樓夢》）（86）圍著的壇子胡同居民齊聲歎道：“這孩子算廢了。”“也不能說培養他就不對。”李大媽說，“經倒是一部好經，生是讓這幫和尚給念歪了。”（《千萬別把我當人》）此外還有前文舉到的其他“生是”例子“生是拿魚腸線縫了十七針”“生是要將人廢了”“生是站了一天一夜，腿腫得脫不下秋褲”“生是被人活活的抽離了元神”等。由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事件的結果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人在活的狀態下，身體或精神遭受痛苦、摧殘甚至致死，或人生受到嚴重影響（名聲被搞壞、人算廢了）。這裡的“生是”還有一層“活活、活生生遭受損害”等意思，說話人使用“生是”一詞進行表達時，暗含對行為人的受損結果“感到殘忍、慘不忍睹”的主觀評價。因此，“生是”在表達主觀情態時，還帶有【+活活受損】的語義特徵。而這種語義也是“硬是、愣是”所不具有的。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對“硬是”、“愣是”、“生是”的語義特徵做出歸納（見表1）。表1　“硬是”、“愣是”、“生是”的語義特徵客觀情態主觀情態主體意志堅持強硬反預期意外令人呆愣活活受損硬是+++++--愣是++-++++-生是++-++-+由此，我們將“硬是、愣是、生是”區分開來。當句子傳達客觀情態，並且表達動作行為主體堅持按照主體意志行事時，三者可以互換。當句子傳達說話者主觀情態，句子評注事件結果是違反或超出預期而令人意外時，三者也可以互換。但如果客觀情態句中，強調並突出動作行為主體37

的主體意志十分強硬，用“硬是”表達最為精確。如果傳達說話者主觀情態表示更出乎意外，特別句中還有表述致使動作行為主體處於愣怔狀態的內容時，用“愣是”最為恰當。最特別的是“生是”，當需要強調相關行為人的身體或精神受到損害、人生受到影響時，只能用“生是”。　　（二）語義背景分析　　馬真和陸儉明多次提出要充分重視詞語使用的語義背景，無論在詞語教學中或語法教學中都要重視向學生說清楚詞語使用的語義背景。我們收集的語料顯示，“硬是、愣是、生是”所在的分句不能單獨成句，若單獨成句則表意不明，必須出現在一個語段中。這些語段都包含一些語義要素，是“硬是、愣是、生是”可以使用的語義環境。這裡可分四種情況。　　第一種語義背景：㊀存在一個客觀現實：或是困難重重，或是身體不適；㊁相關行為主體迎著困難或忍著身體不適堅持採取某一行為；㊂相關行為主體克服了困難或身體不適取得某一成果。例如：（87）前面又出現一段400米長的深雪地帶。雪漫過了李明德的胸部，他用手扒，用腳蹬，硬是“犁”出一條通向頂峰的夾道。（科技文獻）（88）在醞釀擴建有形建築市場，他的牙病犯了，到醫院一次一氣拔了５顆牙，疼得他吃不下飯，直咧嘴，可他愣是一天沒歇，照樣回單位工作。（科技文獻）（89）看著四處爬行的活章魚，李賢胃裡湧上陣陣不適。但為了節目效果，他忍著不適，一閉眼，一捏鼻，生是把那只活章魚吞了下去。有時語義背景㊁在句中可省略，但由語義背景㊂可以感知。例如：（90）生產隊領導成員鍾庚英身體有病，手足經常麻木，醫生叫她休息，她硬是不下火線，帶頭苦幹。（《福建日報》1970年3月13日）（91）那年，趙雪珍29歲，來自蘇州的她在表演景頗族刀舞期間，發生了強烈的高原反應，但她愣是堅持完成了全部動作。（《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12月28日）　　第二種語義背景：㊀存在一個客觀現實：相關行為人提出某種勸阻或反對，或是客觀條件造成某種阻礙；㊁行為主體不顧勸阻、反對或阻礙，執意採取某一行為；㊂說明該行為的結果。（92）他將剛才白采香披在他身上的外袍脫了下來，又彼在她肩上說道：“這件外袍我不穿，師姊，你的手冷冰冰的，你自己穿著，我回去換一套衣物就行了。”白采香堅決不肯，硬是將外袍讓風無痕披上。（《傲笑柔情》）（93）一次在印尼比賽，他在場上發毛，王指導批評了他，他不服氣，比賽完回旅館深夜1點了，他愣是和王指導吵到快５點。（《李“小虎”和田“老兔”》）（94）安歡和安樂的臉兒卻是垮下來了，但不管她們怎麼勸阻，她們的老爹都好像是中了邪似的，不聽她們的，偏生是要跟著斐龔走。（《瘋狂大地主》）語義背景㊁與語義背景㊂也可以重合，如：（95）張玫從親友那兒借來了2000元錢，租下一個門市房準備辦個小飯店。小屋破爛不堪，蜘蛛網縱橫交錯，房前是一個蒿草過肩的爛泥塘。許多人勸她別冒這個險，她愣是不聽。（《人民日報》1997年12月15日）　　第三種語義背景：㊀存在某個客觀條件或事實；㊁按照常理或者預期，在該條件或事實下，相關行為主體應該做出某種反應或行為；㊂主體沒有作出該反應或行為，而是作出了相反的行為。（96）沒有得到家人的同意，我仍然得把咪咪留在外面。而我又放心不下，經常出去看她。我住的朗潤園小山重疊，林深樹茂，應該說是貓的天堂。可是咪咪硬是不走，總臥47

在我住宅周圍。（《咪咪》）（97）為給專用廠下崗待崗職工找出路，政府和企業也想了很多辦法，比如把他們介紹到一藥業企業營業部，讓職工穿上白大褂站櫃檯，按說這工作也體面，也乾淨舒適，可工人愣是不幹。（科技文獻）（98）玉玲氣得嘴直哆嗦：“你拉倒吧！你淨沒事找事，我姐她生不了。”孫二柱說：“生得了生不了，咱上醫院去找大夫看看，一看不就清楚了嗎！她生是不去，這就不講道理啦。”（《多彩的鄉村》）但是大多數情況下，預期行為不直接出現在句子中。因為該預期在言者看來是自然而然的行為，不需要特別說明。或者該預期可由與其相反的現實行為推測得出。（99）房價太高，又有大片空房賣不出去，可是房價硬是落不下來。（科技文獻）（100）大家心裡明明知道這是編的劇、演的戲，可愣是任自己的情感世界跟著魏明、豔梅、肖茜的命運往前走。（《人民日報》1997年2月21日）（101）“手裡有錢生是花不出去。”老太太在楊重的攙扶下邊往門外走邊嘮叨，“錢花不出去還一勁兒漲利息這不是逼著我把人民幣砸手裡麼？”（《一點正經沒有。》有時，存在的客觀事實也並非預期行為的發生基礎，而只是一個背景信息。（102）在娘家，她二十歲那年跟一群男人打賭，生是挑起了三百多斤的糧擔。（《一個敢同命運抗爭的女人》）　　第四種語義背景：㊀存在某個客觀條件或事實；㊁相關行為人陳述事實真相，或給予幫助、表達善意；㊂按照常理或預期，行為主體應該相信或接受，卻不相信、不接受。第四種語義背景中，與前三種有所不同，一般㊀㊁㊂都會出現。（103）南京的一些主要交叉路口上多了“電子警察”，一天２４小時自動拍攝違章車輛，在路口又安裝了多相位信號燈，配備了信號倒計時器。路上沒警察，違章照被抓。有人不以為然：莫非交警是神仙？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名的哥硬是不相信“電子警察”的神話，一天夜裡就把自己的車牌號用毛巾遮了起來，在一個路口先後６次來回壓線──“電子警察”眨了６次眼睛。（科技文獻）（104）贊皇縣許亭小流域是“大雨洪水沖青苗，天晴三日冒黃煙”的窮山溝。科技人員把小流域治理的理論帶上山，已經認命的老人愣是不信：“胡鬼哩，過去的名堂搞得多了，山還不是照樣窮？”（《人民日報》1998年）（105）“碧盟表弟真是個怪人。”玉凝感歎說，“不接受任何人的好意，似乎也不想欠任何人的情，也不許任何人靠近他。今天胡伯好心好意給他做了碗蛋花羹，他卻不肯吃，生是讓端了回去，我怕胡伯難堪，就給吃了，現在胃裡還堵。”　　總體來說，從語義背景來看，“硬是、愣是、生是”所在語段需要有一個客觀條件或事實作為基礎；在該事實或條件下，言者會按照常理或根據自己預期進行預判，認為言談所涉及的行為主體可能或應該採取某種行為；但是實際上是該行為主體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了與言者預期相違背的行為，從而造成令言者頗感意外的結果。不同的在於，第一種和第二種更凸顯的是行為主體不畏困難、不懼病痛、不怕阻攔、不顧反對的主體意志，更側重於表達客觀情態；第三種和第四種則是凸顯行為主體反預期的行為，令言者意外的主觀情態。57

五、結語　　綜前分析，“硬是、愣是、生是”的相同之處在於：（一）在句法功能與共現組配上，三者的典型功能是做狀語，位於其他描摹性或限制性副詞前，但可與時間、方式、伴隨等狀語位置互換。修飾複雜謂語成分，往往表達已然事件。複雜謂語形式以述補結構為多，還常包含意願成分，其中又以否定性意願成分為主。（二）在語用功能上，三者既是焦點標記，又是反預期信息標記，客觀情態與主觀情態並重。既可凸顯行為主體的意志和行為，傳信於聽者，又可突出主觀性，表達言者對行為主體及行為結果的意見、評價等主觀態度。（三）當三者語義指前，指向行為主體，則表達客觀情態，具有【+主觀意志】【+堅持】的語義特徵；語義指後，指向謂語成分，則表達主觀情態，具有【+反預設】【+意外】的語義特徵。從使用和漢語教學的角度，三者的語義背景使用條件可分為四種情況，前兩種表達客觀情態，後兩種表達主觀情態。不同在於：受“硬、愣、生”語義積澱以及篇章語義和諧的影響，“硬是”具有【+強硬】、“愣是”具有【+令人呆愣】、“生是”具有【+活活受損】的獨有特徵。〔本文曾於第九屆現代漢語語法研討會宣讀，感謝張誼生、石定栩等專家的指教。〕①“硬是”還有一個義項是：❶<方>實在是，真的是。此義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愣是”的第1義項釋義為“愣”的第3義項，即“偏偏；偏要”。②本文的主要語料來源於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語料內容以現當代文學作品、報刊用例為主，兼顧科技文獻。除報刊語料標注刊名、發表日期（個別報刊在語料庫中只顯示年份）外，其他語料只標注著作名或語料分庫名。未標注來源的語料為自省語料，但均經過他人語感認同。選取語料時，首先主要針對“生是”剔除不合格語料，排除“生”與其前的語素成詞的語料，最終窮盡式選取38條語料。其次是針對“硬是”和“愣是”語料的選取，因數量龐大，除剔除完全重複的語料外，通過EXCEL隨機篩選，最終確定用於研究的“硬是”500條語料、“愣是”364條語料。③參見北大中文系1955、1957級語言班：《現代漢語虛詞例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386頁。④參見楊洋：《現代漢語執拗類語氣副詞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⑤⑥⑦張誼生、田家隆：《從“X是”的反預期情態看語義積澱對副詞主觀評注功能的影響———以“硬是、愣是、就是、偏是”的個性差異為例》，見《語言研究集刊》（第十六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年，第74~91頁。⑧如果不是並列結構的話，“生是塞”、“硬是給”單獨成句是不成立的。⑨張誼生：《現代漢語副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年。彭利貞：《現代漢語情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Lyons,John,Semant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7.陸儉明：《修辭的基礎———語義和諧律》，上海：《當代修辭學》，2010年第1期。馬真：《說“反而”》，北京：《中國語文》，1983年第3期；《表加強否定語氣的副詞“並”和“又”———兼談詞語使用的語義背景》，北京：《世界漢語教學》，2001年第3期；《現代漢語虛詞研究方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2017年。陸儉明：《要重視講解詞語和句法格式的使用環境》，上海：《對外漢語研究》，2005年第1期。在以下例中，劃單線部分表示語義背景㊀，劃雙線部分表示語義背景㊁，劃波浪線部分表示語義背景㊂。作者簡介：張璐，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2；陳圓，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宣傳部。西安　710071［責任編輯　桑　海］67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第一部《葡漢辭典》中所見粵語詞彙陶原珂［提　要］　羅明堅和利瑪竇是在澳門、廣州、肇慶等地學得漢語的，編纂第一部《葡漢辭典》時還是漢語學習者，辭典的第三欄為漢字，絕大部分出自一個中國本地人之手。由於編者是在粵語地區學習漢語，而且與本地人合作完成辭典的漢語部分，因此，這部外國傳教士編纂的《葡漢辭典》，自然夾雜有不少粵語詞彙，無意中保留了16世紀末粵語若干日常語彙的遺跡。雖然所舉詞例並非都是粵方言專有，卻明顯與普通話說法不同，而仍為今日廣州話保留。梳理其中屬於粵方言的詞彙，或對今人認識當時傳教士所接觸和接受的粵語詞彙及其對漢語系統掌握的情況有所幫助。［關鍵詞］　葡漢辭典　粵語　詞彙　傳教士［中圖分類號］　H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077⁃05羅明堅（MicheleRuggieri,1543~1607）與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編撰的手稿《葡漢辭典》是他們學習漢語的重要成果，雖然幾個世紀後才得以作為歷史文獻出版，卻是他們在華傳教眾多努力中一個有機部分。①這部辭典據考證編纂於1583~1588年，此時兩位編纂者已經合作將《十誡》、《天主經》、《萬福瑪利亞》漢譯，並出有《天主實錄》，②對漢語的掌握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因而該辭典所使用的漢語能夠反映出當時漢語的歷史狀貌。這使該辭典本身具有語言歷史研究特別是漢語詞彙歷史研究的價值。不過，該辭典為手寫稿，葡語並非編纂者的母語，其編纂過程含有並不單純的構成因素。按當今學界對其筆跡研究的結果，“該辭典葡萄牙文條目中從D到Z為羅明堅所寫”，“該辭典的羅馬注音顯然為意大利語系統，由利瑪竇寫成”。但就具體詞語標記看，“這部辭典的羅馬注音出自羅明堅之手，而不是利瑪竇之手”，③“本辭典的第三欄為漢字，其中絕大部分出自一個中國本地人之手”。④這些複雜因素給這部辭典留下了多個研究視角。由於利瑪竇主要是在粵語區（澳門、廣州、肇慶等地）學習漢語的，協助編寫辭典的這位“中國本地人”很有可能是懂官話的粵語者，所用漢語不免會受到粵語的影響，在辭典的漢字欄留下當時粵語的印記。雖然時過400年，官話和粵語都會有所變遷，但是，把歷史文本與當今的普通話及粵語相對照，仍可以看到若干存在於今日粵語而不用於普通話的表達方式，由此可以識別今日粵語從400年前就已經存在而且存留下來的成分。為此，本文以今日標準粵語廣州話作為對照，鑒定其中粵語成分，對辭典中不為普通話所用的粵語表達方式進行梳理，希望能夠為粵語詞彙史研究提供一些歷史語料的認識。其中，加粗的字詞，是今天廣州話仍然使用而普通話不用或語義不同的字詞。77

一、單音節詞由於《葡漢辭典》的詞目是葡文，中文詞語在辭典裡是作為釋文出現的，其中粵語特有的字詞是夾雜於官話（共同語）詞語中的。本文在例舉詞條時，把葡文、官話和粵語字詞一並列出，而在粵語字詞之前，逐一加粗標示。這裡將所輯單音節粵語詞分列為如下兩組。（1）brado噉〔喊〕、嚷、叫；cobrircama蓋、複、蒙、蔽、罔；ferver煮、滾；cásere監、牢；desen⁃carcerar；放監、出監、脫獄、出禁；cedo早、朝；criá家人、仔；valer值、低〔抵〕；desapegar除、脫了、除下了；desbarretar脫巾、脫帽、除帽、解帽；desenfiar解下吊死的、除下縊死的。按葡文原詞bradar有“哭喊”的語義，⑤“噉”如果采用現代漢語規範字，應當作“喊”。⑥在今天廣州話裡，“蒙”的意思是“遮蓋”，“罔”的意思是“（用薄物）覆蓋”。“滾”和“煮”只是部分同義（該辭典還出現動補結構的複合詞“煮滾”），今天廣州話“滾”表示短時燒沸而煮成的意思，如“滾魚片湯（煮魚片湯）”，普通話“滾”沒有“煮”的意思。今天廣州話“監”作名詞，此義普通話單音節詞是“牢”。今天廣州話“朝”可單用（普通話不單用），指上午（如“一朝、兩朝”意思是“一個上午、兩個上午”，“成朝唔見人”意思是“整個上午不見人”）；或構成複合詞，如“朝早、朝頭早”，意思是“早上、早晨”。今天廣州話“仔”指（某家的）“男孩”，《現代漢語詞典》將這個義項作為方言詞（“崽”的異體字）收入詞條，但是普通話通常不用；按葡語criá指寄養於別人家的孩子，與今日廣州話“仔”的含義略有出入。“值”這個意思，《廣州話詞典》寫作“抵”，普通話不用“低〔抵〕”表示值得。今天廣州話仍用“除”表示“脫去、解下”義（例“除褲放屁———多此一舉”），普通話不用。又如：（2）descobrirse說出、言來、話來；desuiarsé行錯路；emborcar翻轉、撲轉；corredor⑦會走/趨（跑）；gargantua大食；guloso貪食；gulas貪食、愛食；escasso捨不得食；capar善【騙】；capão善雞；carneyrocapado善綿羊；capas善的、剦—割陽物。例（2）給出的是在組合詞語中顯現的單音節粵語詞的用例，其中的“話來”中的“話”，同今天廣州話“話”的動詞用法，在普通話裡“話”只作名詞或名詞性語素。今天廣州話“撲轉”也是“翻轉過來”的意思；“撲”或寫作“僕”，還可以單用，意思是“扒臥”，如“僕喺張台度（扒在桌子上）”。⑧今天廣州話“走”保留了古漢語“走”的“跑”義項，⑨而廣州話“行”相當於普通話“走”，如“唔好走，慢慢行”（不要跑，慢慢走。）普通話表示“吃食”的動詞義，可以單說“吃”，不說“食”；今天廣州話則說“食”表示“吃食”動作，這一字之差已經反映出普通話和粵語的分殊。“騙”在今天廣州話不限於“騙馬”，同時，“剦”也通行；“善雞”《廣州話詞典》寫作“騙雞”。以上單音節粵語詞出現在辭典的釋義語中，足以說明協助完成這部《葡漢辭典》的本地人，其書面語嚴重受到粵語干擾，因為這種差異根植於單音節語素層面，而非少量單詞的個別差異。二、複合構詞漢語詞彙構成的歷史，是從古代以單音節詞為主，向近、現代以雙音節（以至多音節）詞為主發展的。在現代外來文化影響下複合詞大量湧現之前，這個詞彙發展趨勢在近代已經產生出了數量相當可觀的複合詞。⑩在漢語複合詞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粵語和漢語共同語之間的差異和分化也同時有廣泛的表現。這在《葡漢辭典》所用粵語複合詞便可見一斑。例如：（3）confeitor沙（今縮沙）；curvacousa曲躬；copadeouro茶鍾；celebro頭髄；endoideçer發顛、狂；esfriar攤冷；fazermãorolar變面、反臉；folgar遊宸、玩耍；Galante齊整；tratarse87

bem齊整；pregar講古；sermão講古；dedomínimo尾指；luva手襪；moça伢宰、丫頭；rapaz伢子、童；caduco老顛；sogra外母；relogio時辰鐘；demaafeizaô醜樣、不好樣；orinar小便、咼尿。葡文confeitor查無此詞，疑為confeitar（本義“糖蘸”，轉義“掩飾”）；“沙”當為粵語詞，今寫作“縮沙”，《廣州話詞典》釋作“臨陣退縮、打退堂鼓”，與“掩飾”的動態相近。“曲躬”義為“鞠躬”，其複合理據義和葡文curvacousa（彎曲的動作）相當。“茶鍾”義為“茶缸子”，今天老派廣州話仍然使用。今天粵語的“頭髓”與葡語cérebro（大腦、頭腦）的原語詞義相比，有一些變化，除了老派廣州話仍有“腦袋”義之外，還發展出“用頭部頂球”的語義。“發顛”今《廣州話詞典》寫作“發癲”，就是“發瘋、發狂”之義。“攤冷”今天廣州話又說“攤凍”，義為“涼（liàng）涼（liáng）”（食物等）。“反臉”，《廣州話詞典》寫作“反面”，意思都是表示對人態度驟變的“翻臉”。“遊宸”至今是老派廣州話的說法，《廣州話詞典》收有“夜遊神”，應當是承襲此義。“齊整”在今天廣州話仍然與普通話“整齊”的語義相當，而語素次序顛倒。“講古”在今天廣州話與葡文pregar和semão所含“布道”義有差別，只限於講故事或講古舊之事。廣州話的“尾指”是指五指中的小指。“手襪”則是指手套。“伢宰、伢子”與今天分別表示女幼嬰和男幼嬰的老派廣州話“伢孲女、伢孲子”）音、義近似，普通話裡沒有相近的說法。今天廣州話仍然用“老顛”來形容人的衰老狀貌，略帶有貶義。今天廣州話“外母”仍指妻子的母親，即普通話的“岳母”。今天老派廣州話“時辰鐘”是指時鐘，通常能報時。廣州話“醜樣”指樣子醜，是形容詞，能被副詞“認真”修飾，構成“認真醜樣”（樣子十分醜）。“咼尿”至今仍然是廣州話日常口語的說法，雖然也常見“小便”這樣文氣的說法。另外有的複合結構，其中某個語素在結構中呈現出粵語特有語義，或特有搭配。例如：（4）embrenetemps掛住；apartamento行開（分開，離去）；depassada行過；empanturrarrepleto灌滿、入滿；levantarse起伸；partirpor起伸；madrugar早起伸；crescer水漲、水大；darabomda打水、扯水；espigo刀利、利釰；manga衫袖；manteo衫領、護領；ospedar人客、賓（今hóspede）；refrescar吹涼、放涼；torto屈曲、彎曲；algum（今alguém）甚麼人、誰人；espantadiço驚怕、駭然、驚駭；aldeão村夫、野老；aldeamalher（今malho）；村婆；baixacousa所在、戲處（喺處）。“掛住”在今天廣州話裡，除了仍然可以表示掛念愛戀之人之外，還可以表示更為廣泛的長幼親情之間的掛念。“行開”表示走開，“行過”表示走過；普通話表示行走義的“行”沒有這樣的動—補搭配結構。“入滿”至今是廣州話“入”有別於普通話“入”的動—補複合構詞，普通話說“裝滿”。今天廣州話仍說“起伸”，或寫作“起身”，表示起床或站起來。今天廣州話“水大”是指（河道等）漲潮，“扯水”已經較少用，是指從水井把水打上來。廣州話“刀利”表現出“利”可以在主—謂複合詞結構中充當謂的部分，而在普通話“利”只充當修飾成分。廣州話“衫袖、衫領”對譯成普通話為“衣袖、衣領”，表現出“衫”在廣州話複合詞結構裡可充當修飾部分，而在普通話複合詞結構裡“衫”只充當被修飾成分。廣州話“吹涼”是“動+形”的複合結構，普通話的語素“吹”後接動詞性語素（如“吹拂、吹動”）或後接名詞性語素（如“吹風、吹台”）。“屈曲”是老派廣州話的說法，今天廣州話一般用“彎曲”，與普通話同。“誰人”在今天廣州話裡似乎只見於童謠，或略帶有“鄉下”味。“驚怕”至今仍然使用。“野老、村婆”都是老派粵語“村夫、村婦”的說法，略帶有貶義色彩。“喺處”意思是“所在某處”，今天“喺處”已經發展為可以表示進行體的助詞。以上所輯粵語特有的複合詞，反映出在現代西方文化湧入中國而催生大量雙音節詞以至多音97

節詞之前，粵語在400年前已經與漢民族共同語（當時的官話）在複合詞層面出現了分化。例（3）反映了粵語複合詞與共同語複合詞的個體差異，例（4）則反映出粵語複合詞與共同語複合詞的結構性差異，這些結構性差異也是以粵語和共同語在實語素層面的分化而產生的差異為基礎的。三、短語結構《葡漢辭典》釋義所用短語，在結構層面也反映出粵語因素。這些含有粵語因素的短語可以歸納為兩類，一類是語義複合性的短語，一類是功能搭配性的短語。例如：（5）deboncondigrô好情性；colinheiroscu煮飯婆；doudice講顛話、矇矇話；apurado整幹淨；bamgueteador（今bamquetear）整筵席、排宴；desdecomeço；先前起、原先起。“好情性”即“好性情”，今天廣州話仍可聽到。“煮飯婆”也仍有說的，這個複合短語反映出“—婆”含貶義。“講顛話”的“顛”與普通話“瘋”相比較，略帶貶義。“整筵（宴）席”在今天廣州話裡也比“做宴席”更具口語感，反映出動詞語素“整—”之後可以接較具體的名詞，這是普通話語素“整—”沒有的“制作”義項。按葡文desdecomeço這個介—賓複合結構，義為“從開始起”，廣州話“先前起”的名—動複合結構，也已經含有該葡文介—賓結構的意思，而普通話不用。這些含粵語因素的短語，既不用於普通話，也不是葡文原詞語的結構對譯，卻仍然為今日粵語所用。又如：（6）decadoarado起頭到尾；alcansar（今alcançar）趕倒—來得；quanto幾多、多少；quantidade幾大、幾長；inferiordaiele小過他、是他小；menor小過他、他是小的；maior大過，大過他、近過他；ircomoqueiras即管去；repetir再講過、另講。“起頭到尾”即“從頭到尾”，該辭典並不見有“從……”的介—賓結構表達，例（5）的最後一例“先前起”也不用“從”。“趕到”的意思是能趕得到，反映出此時的“—到dou3—2”為助詞，表示前面的動詞行為有能力或可能實現。“來得”表示“有可能實現‘來’”，其中“—得”也是表示可能的助詞語素。“幾多、幾大、幾長”反映出“幾—”是構成表示程度複合詞語的語素，普通話的“幾”沒有這個用法。“小過他、大過他、近過他”等，與今天粵語的比較結構相同，普通話不用；但今天粵語不用“他”，而用“佢”，該辭典不見用“佢”。“即管去”中的“即管”，《廣州話詞典》釋作“盡管、只管”，今天廣州話仍然使用。“再講過”意思是“另講（吧）”，表示對未來行為“講”的預設，其中“再……過”的搭配，在普通話不用。以上所列釋義用語的短語結構，都是較為固定的粵語表達形式，其中“起”在“起頭到尾”的短語結構中，表現出與“到”相應的介詞語素的結構功能，但在今天的廣州話裡，“起”並沒有發展成為較能自由組合的介詞，像這種“類介詞”的用法仍然只見於少量的固定結構或複合詞（如“起頭、起先”）中。而“—倒”和“—得”，在今天廣州話中，則仍然是可以構成動—補結構表示“可能、能夠”語意的助詞，但是兩者的語義略有不同，前者偏於主觀“可能性”，後者偏於客觀“可能性”。另外，還有一些釋義語的結構既不用於普通話，也不見於今天粵語，卻反映了這部辭典的編纂者和助編者所掌握當時漢語詞彙的過渡性。例如：（7）paserpases把草他食；ressurgir回生（今：翻生）；ressusisctar救回生（今：救翻生）；tornar回來（今：返來）。雖然“把草他食”的主要動詞已經用“食”，而不用“吃”，但其結構格式“把+名1+名2+動”並未發展成今天的粵語形式，而在普通話中則已發展成了“把+名1+給+名2+動”句式結構，即“把草他食”的格式套換成普通話“把草給他吃”。而“回生、回來”中的“回”，在今天廣州話中已發展成為較有規律的替換說法“翻”或“返”；普通話雖然有複合詞“回來”，但沒有動—補結構複合詞“回生”。08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助編《葡漢辭典》的本地人和編纂者共同掌握或認同的漢語，在辭典釋義文本中留下了受粵語深刻影響的詞語印記。該辭典雖然尚未完全編成，但是已經列示的5,500個詞條（正文5,416條+補列84條）配有中文對譯詞語，其中含有明顯為今日粵語所保留而不用於普通話的詞語340處，減去重複粵語詞，大概使用了310個粵語詞，約佔釋義正文詞條的6.3%。從該辭典編纂者個體的言語構成來看，粵語因素夾雜於共同語文本而作為共同語的補充———即以共同語為主、粵語為輔，嚴重影響著編纂者對共同語的掌握、運用和準確表達。直到1920年代中國學者個人編纂的外漢辭典，依然存在這種語言不純粹現象（如張雲鵬：《漢英大辭典》，1920年）。《葡漢辭典》釋義語的雜糅，正反映了早期傳教士學習和掌握漢語的曲折和艱辛。而從該辭典釋義語所夾雜粵語詞語的構成性分析來看，400年前已見使用的這些粵語詞語，雖然以單音節的實語素為基本特色元素，但卻不僅僅存現為單音節詞，而是體現於不同的詞語結構層面，且不乏虛語素，還在複合詞彙結構和短語結構中構成粵語詞語特色，在短語結構層面還甚至表現出了句法結構的粵語特色。這些粵語詞語屬於常用詞語，大多保留使用至今，表現出很強的生命力。由此可見，粵方言與漢語共同語的語詞差異源遠流長，並且有著較為穩定的構成性基礎。①②③④魏若望：《序言》，見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葡萄牙國家圖書館/東方葡萄牙學會/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2001年，第87、100、87、88頁。⑤FranzWimmer:MichaelisIllustratedDictionary:Por⁃tuguese-English,SãoPaulo:Comp.MelhoramentosdeSãoPaulo,P186,1961.據此，bradar義為1.tocry,call,hollo,shout,bawl;3.tocryforhelp,clamour,vocifer⁃ate。⑥據《漢語大字典》梳理，“噉”有dàn和hǎn兩讀，前者同“啖”，後者同“喊”（第286頁），敦煌變文《韓擒虎話本》有“一齊旗大噉”，正是用後者語義。但是，按今日粵語用字習慣，“噉”在《廣州話詞典》中讀gem2，不用“啖、喊”兩義，釋為“這樣、……似的”，又相當於普通話助詞“地”或“了”。“喊”在《廣州話詞典》中讀ham3,語義為“哭”。參見《漢語大字典》，成都/武漢：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1993年；王重民、王慶菽等編：《敦煌變文集》上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01頁；饒秉才等：《廣州話詞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1~202、198頁。⑦corredor釋作“善跑的”。見周漢軍等：《簡明葡漢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40頁。⑧饒秉才等：《廣州話詞典》，第67頁。⑨參見《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編寫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39頁。⑩參見王力：《漢語史稿》下，第五十五節“鴉片戰爭以前漢語的借詞和譯詞”，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原文celebro拼寫有誤，當為cérebro，義為“大腦、頭腦”。參見周漢軍等：《簡明葡漢詞典》，第182頁。參見《簡明葡漢詞典》，第219頁。參見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頁。原文embrenetemps有誤，據《簡明葡漢詞典》第344頁，“掛住”的語義當為embeiçado，義為“愛上（某人）的、愛著（某人）的”。參見陶原珂：《廣州話表意範疇》，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6章“能願表意範疇”。以下標“今”均參考《簡明葡漢詞典》以及FranzWimmer:MichaelisIllustratedDictionary。“趕倒—來得”中的短橫為原文所有，與其他釋文的並列語相較顯得不規範，應仍用頓號隔開。作者簡介：陶原珂，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研究員，博士。廣州　510050［責任編輯　桑　海］18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中西文化·利瑪竇在中國語言學上的貢獻研究論綱張西平　楊少芳［提　要］　利瑪竇作為耶穌會入華、基督教來華傳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對漢語文字之功的重視，在當時的來華傳教士中也是具有奠基作用的。本文嘗試從注音、詞彙、漢語學習等視角，梳理從利瑪竇初涉漢語到漢語習得中重要的語言文獻，將其對漢語的理解和創造性應用條分縷析，發現利氏於現代漢語注音系統、近代漢語外來詞和漢語教育史中的開創性貢獻，並試圖從語言學的角度，揭示出中西兩種文化相遇的真實圖景。［關鍵詞］　利瑪竇　注音　《西字奇跡》　詞彙　漢語學習［中圖分類號］　K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082⁃15利瑪竇（MatteoRicci）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奠基性人物，在許多方面都有著重大的貢獻。在其諸多的貢獻中，他對中國語言學的貢獻十分突出，學界鮮有研究。近年來，這個領域開始引起學術界重視，出版了一系列重要成果，①但對利瑪竇在語言學上的貢獻研究仍顯得薄弱。本文對此略作嘗試，以求教各位方家。一、利瑪竇在漢語注音上的貢獻1.《葡華詞典》中的《賓客問答辭義》利瑪竇和羅明堅（MicheleRuggieri）的《葡華辭典》（1583～1588）是一部重要的語言學著作。作為世界上首部歐—漢雙語辭典，關於它的相關研究也隨之深入展開。②《葡華辭典》的手稿是由意大利漢學家德禮賢（PasqualeD'Elia）於1934年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echivumRomanumSocietatisIesu,ARSI）首次發現。③而《賓主問答辭義》④是附在辭典正文之前的散頁部分，共九頁，從第003至007頁。⑤全文沒有一個漢字，只有羅馬字母注音，是目前可知的第一份漢語注音會話體文獻。文獻上所寫的標題“Pinciùventssìgnì”，德禮賢將其轉寫為“平常問答詞意”。楊福綿根據羅明堅草創之漢語語音系統做出更正，將題目漢字確定為“賓主問答辭義”。⑥楊福綿在《羅明堅、利瑪竇〈葡華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一文中提到了這份手稿散頁中的《賓客問答辭義》，但並未展開深入研究。⑦最早對這篇文獻展開研究的是日本學者古屋昭弘。他認為“《問答》和金尼閣根28

據耶穌會在全國活動的需要於1626年在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資》這兩份文獻，在音系上，沒有太大的差異。”⑧由於這份文獻是《葡華辭典》中的散頁，所以首先應該搞清這份文獻的注音系統和《葡華辭典》的注音系統之間的關係。這份文獻共有6頁。筆者試將其注音配上中文，並對原文加以轉寫。繼而通過對比《問答》與《辭典》在注音上的異同，來嘗試說明該部分散頁內容和辭典正文的關係。⑨由上表可以看出，《問答》與《辭典》有大致相同的漢語注音系統。《辭典》中有些漢字的拼法不止一種，比如“費”可作fi和guei兩種，“什”拼作scie和scin。這一方面說明當時的記音系統尚不穩定，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官話與方音的混記，即方音異讀的存在。另外還有一些字的注音雖然看似不同，但並不是拼讀方法不同，只是使用了簡省的書寫方法，如“做官”中cuon與cuo^為同音38

異形，“一樣”更是使用四種記法：jam和yam/ia′/ya′，不過發音卻是一致的。其次，從注音特點來看，《問答》在聲母拼法上與《辭典》一樣，也不分送氣音與不送氣音。如上表所示，tau和tum使用同一字母標記，而利瑪竇在《西字奇跡》中則做了區分。《問答》在聲調上並無系統的表達，只有一些零散的聲調符號。因此，《問答》中的標音方案大體與《辭典》一致，無送氣音，無聲調符號，有鼻化記號，但聲母韻母的拼法也常常不一致，在少數聲韻上有差別，書寫習慣也有所不同。當然，以上特點的總結是在《問答》文本有限的樣本數量上進行的。學習官話口語，第一步就是讀准漢語發音，本質上說，就是傳教士要建立一套完全不同於歐洲語言的全新發音習慣。所以耶穌會士開始編詞典、注字音，這是歐洲人第一次將自己的語言文字運用到漢語學習中，也促成了歷史上首個漢語注音方案的形成。懂得正音方法，還必須要有針對性強的口語材料，才能使口語訓練實用、有效。如果說《葡華辭典》是傳教士自學漢語的第一個正音系統，那麼《賓主問答辭義》就是最早期的一份發音練習語料。關於羅馬字漢字注音的源流，學者們普遍把關注點放在《西字奇跡》（1605）與《西儒耳目資》（1626）這兩部耶穌會最重要的語音材料上。而任何完善的體系化成果必然發端於不夠完善的初期嘗試。不考慮早年西人遊記中偶爾出現的中國人名、地名的羅馬字譯注，真正開始用羅馬字注音，正是《葡華辭典》與《賓主問答辭義》，它們確為漢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之濫觴。2.佛教學習文獻1993年筆者在原北京圖書館發現一份署名為利瑪竇《中國天主教教義》的文獻，在此以前的中文文獻中，未有任何人對此做過報導和研究。為確定這篇文獻的內容，1998年秋，筆者曾同美國耶穌會神父魏若望（JohnWitek）在北京圖書館一起對該文獻做過初步的研究。為慎重起見，當時並未將相關研究成果發表。1999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在該書第216頁公佈了這份文獻的書影，並注明為利瑪竇所撰。這篇文獻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編號是v.bx1960r49，經文的英文書名FragmentsofCatholicCate⁃chisminChinese,withnoteinLatinbyMatteoRicci1588則由編目人員直接寫在存放文獻的黑色硬殼書封上。該文獻共有兩張，折為7頁，每頁長25.5cm，寬19cm。第1～2頁為拉丁文；第3～5頁為中文，同時，羅馬字母為每個中文注音、拉丁文解釋中文；第6頁空白，第7頁為中文。這兩頁紙不是宣紙，很可能是當時傳教士帶入中國的歐洲紙張，拉丁文和中文顯然都是用西洋書寫工具所書寫。1999年北圖首次公佈這篇文獻書影時，認為作者係“利瑪竇”，至今未有全文發表。就語言學的角度而言，該拉漢對照最有學術意義。現將拉漢對照內容的開頭、結尾部分摘錄如下：主瞻部州choutchanpoutcheou【Deusvidensmundum】經歷七趣kinlytsyhu【Implicatumseptempropensionnibus】然後墜地域janheouthouytyyu【Consequenterprolapsumesseadimainfero】人中無脫援生JantchongouToyuensen【Rumemineninterhominesinvenirepotuit,quiillum(mundum)Salvaret】……能開一切佛國天界之門nenkayytsiefoukouetienkiaytchemen【Sicgloriosiregni,etcalestiumplagarumomnesPortaepotetesaperintur】隨願往生chouyyuenouangsen【Utquisquepossiteòprolibitucontendereadvitam】帝釋天主複白佛言tychetietchoufoupefouyen【ChristusDeusrursumclarashaspublicavit48

veritatesdicens】悖贖世尊法誡總持章非時peychouchetsenfakiaytsoungtchatchangfeyche【QuiRedemp⁃toremmundinegaverintejusquevenrerandapraceptanonservaverintindiegeneralisjudicii,quoomniapeccatamanifestabuntur】世尊受天文清說此陀囉呢chetsencheoutientchoutsinchotseEpo⁃I【DominesDeusprocedensexDeocpatreclaredicetillshocEloi】總持tsoungtche【QeneraalisgubernatorseuRexregumetDominusDominatium,jesusChristusdi⁃citur】總持tsoungtch【Juxtaquoadictumertdeillo:Dominabituramariusqueadmare,etaflumineus⁃queadfinesorbisferrarum,proindeillenumerus】總持五百八十八春tsoungtcheoupepachelctouen【IuemSonalacannodomini588】可見，國圖的這份文獻並非所謂的“利瑪竇《中國天主教教義》”，而是唐代著名印度譯經家佛陀波利（Buddha⁃pala）所譯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相傳唐高宗儀鳳元年（676），佛陀波利在五臺山“逢一神異之老翁，蒙其示教”，他隨後返回印度取來“尊勝陀羅尼經”。唐高宗先令日照和杜行顗譯出。應佛陀波利的請求，高宗又把梵文原本還給他，佛陀波利住西明寺與順貞共譯。除這兩個譯本外，另有七種譯本，但以佛陀波利的譯本流傳最廣。58

傳教士在使用該文獻學習漢語時，曾嘗試用尚在完善中的耶穌會羅馬字方案進行漢字標記。根據這篇注音中的不同字音，可歸納出其聲韻的基本特點：（1）文中兩二百餘字中共有20個聲母：唇音pp’mf；舌尖音tt’nl；舌尖前音tsts’s(ss)；舌葉音tchtch’chj；舌根音kk’nghø（零聲母）；（2）39個韻母：aayaoanang//oououaouyouanouangouenoungong//eeyeoueneng//yiaiayiaoiangieieuieninioiouiuieouiuen//uuangueuenuiul；（3）5個聲調：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由以上聲、韻、調規律可知，該羅馬字拼音方案是依照法文正字法來標注的，其注音規律與羅明堅方案有所區別，更接近利瑪竇方案。《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注音在聲、韻、調上與《葡華詞典》和《西字奇跡》的異同點，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該文獻的歷史分期。而最能反映三個方案區別的還是關於聲母的標注，上表即是對三種方案聲母系統的比較〔A代指《葡華詞典》（1585⁃1588），B代指《西字奇跡》（1605），C代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1626後）〕。由對照表可知，《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文的羅馬字注音，與“利瑪竇方案”更為接近，並且與《西儒耳目資》也有相呼應之處。也就是說，該文獻的注音部分可能是在“利氏方案”成形過程中完成的，其抄寫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儒耳目資》的“金氏方案”。從以上研究可知，這是利瑪竇等人入華不久，仍以“西僧”名義展開活動時期的文獻。從文獻的內容結構來看，這篇文獻既是他們學習佛教理論的見證，也是他們學習中文的一個讀本。從文獻“五八八春”的字樣看，中國國家圖書館編目時將其確定為“1588年”是正確的。一些佛教專家也認為“588春”應該指的是“1588年”。如果這個前提成立，1587年8月因羅明堅在廣西傳教不順，孟三德返回澳門，1588年1月羅明堅也返回澳門。此時只有利瑪竇和麥安東（Antoniod’Almeida）兩人留在肇慶。因該文獻字跡與利瑪竇不符，這樣麥安東是該文獻的作者可能性最大。寫作地點則是在肇慶，因他和利瑪竇在1589年8月才離開肇慶，前往韶州。3.《西字奇跡》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刻印的《西字奇跡》，在書中將拉丁文與中文進行對照。該書後來收入安徽人程大約所編的《程氏墨苑》（1606）一書中，現將第一部分抄錄如下：一、信而步海，疑而即沉sín　Ih^　pú　hi　n^hi　lh^　ciě　c‘hîn天主已降生，託人形以行教于世。tie‘ñ　chù　　kim　sēm　t‘ǒ　gîn　hîm　ì　hîm　kio　yû　xí先誨十二聖徒，其元徒名曰伯多落。siēn　hoéi　xě　Ih’　xím　t‘û　k‘î　iuên　t‘û　mîm　yuě　pě　tō　lǒ伯多落一日在船，恍惚見天主立海涯，pě　tō　lǒ　yě　gě　Çi　ch‘uên　hom　hoě　kién　ti‘ēñ　chù　liě　hi　iâi則曰：“倘是天主，使我步海不沉！”天主使之行。cě　yue　t‘m　x　t‘iēn　chù　s　ngò　pú　hi　pǒ　ch‘iñ　t‘iēn　chù　s　chy　hîm時望猛風發波浪，其心便疑而漸沉。xî　vm　moèm　fūm　fǎ　pō　lm　k‘î　sīn　pién　nhî　lh＾　ci‘eñ　ch‘în天主援其手曰：“少信者何以疑乎？篤信道之人，68

ti‘eñ　chù　iuên　k‘î　xèu　yuě　xo　sín　chè　hÔì　nhî　hû　tǒ　sín　to　ch　gîn踵弱水如堅石。其復疑，水復本性焉。chùm　jǒ　xùi　jû　kiēn　xiě　k‘î　fǒ　nhî　xuì　fǒ　puèn　sím　iên勇君子行天命，火莫燃，刃莫刺，yùm　kiūn　çù　hîm　ti‘eñ　mím　hùo　mǒ　gên　gín　mǒ　çú水莫溺，風浪何懼乎？然元徒疑也，以我信矣。xùi　mǒ　niě　fūm　lm　hô　kiú　hû　gên　iuên　t‘ù　nhî　yè　iì　ngò　sín　iì則一人瞬之疑，足以竟解兆眾之後疑，cě　yě　gîn　xúm　ch　nhî　çǒ　ì　kím　kii　cho　chúm　ch　héu　n^hi使彼無疑我信無據。故感其信，亦感其疑也。”sù　p’　vû　nhî　ngò　sín　vû　kiú　cú　cn　k‘î　sín　yě　cn　k‘î　nhî　yè歐邏巴利瑪竇撰ēu　r’o　pà　Rí　m’a　teú　siuén細察《西字奇跡》通篇，總共387個漢字，並標記有羅馬字注音。筆者將《西字奇跡》中的拼音規律分別從聲母（字父）、韻母（字母）、聲調三個方面做一總結。在聲母方面，這四篇文章共出現聲母二十六個，筆者將其按照擬音順序列於下表，並選取其中例字說明：其次，經過整理，《西字奇跡》中的韻母共有四十四個，筆者將其列表標出並舉出擬音，也選取其中例字說明：78

編號利瑪竇韻母擬音例字編號利瑪竇韻母擬音例字1a［a］巴p，臘lǎ23lh［ər］耳Ih，而Ih^2e［ə］或［ɛ］乙yě，十xě24um(om)［uŋ］中chūm，功cōm3i(y.j)［i］其k‘î，之chy25eao［eau］燎leo4o［ɔ］邏ró，朔sǒ26eam［eaŋ］量leâm，兩lem5u［u］無vû，如jû27iai［iai］解kii6ai［ai］外vi，代ty28iao［iau］小sio，巧k‘io7ao［au］少xo，好ho29iam［iaŋ］狀cim，行ciām8am［aŋ］邦pām，上xm30ieu［iəu］游iêu，修siēu9an［an］三sān，萬vn31ien［iɛn］年niên，演yèn10eu［əu］歐ēu，陋léu32iue［yɛ］月iuě，曰yuě11em［əŋ］能nêm，生sēm33ium(yum)［yŋ］用yúm12en［ɛn］文vên，門mên34iun［yn］君kiūn，論liún13ia(ya)［ia］雅y，家kiā35oei［uɛi］灰hoēi，貝poéi14ie(ye)［iɛ］筆piě，曆lyě36oam［uaŋ］荒hoām，恍hom15io［iɔ］確k‘iǒ，學hiǒ37uai［uai］16iu(yu)［y］羽yù，與yiù38uei(uey)［uɛi］為guêi17im(ym)［iŋ］並pím，盛xím39uam［uaŋ］廣qum18in［in］駸c‘īn，諗xìn40oem［uəŋ］猛moèm19oa［ua］化ho41uen［uɛn］分fuēn，問vuên20oe［uə］國quoě，或hoě42uon［uɔn］觀quōn，亂luón21ui［ui］歲suí，衰xuī43iuen(yuen)［yɛn］撰siuén，苑iuèn22uo/oo［uɔ］學hoǒ，臥guó　　最後，則是對利瑪竇在《西字奇跡》中所使用的聲調符號進行分類，共有五個調類：調類符號例字清生sēm，多tō濁沉ch‘în，船ch‘uên上ˋ倘t‘m，也yè去ˊ信sín，道to入ˇ複fǒ，入giǒ不同於羅明堅的“意大利式注音”，利瑪竇在《西字奇跡》中體現的注音方式更偏向葡式注音。由於當時來華的耶穌會士漸多，且國籍涉及意、法、德、西、葡等各國，那麼就有必要選擇一種更有權威性的歐洲“通用語”作為漢語注音的正字法依據。對於擁有遠東保教權的葡萄牙來說，使用以葡語為主的注音體式，自然成為利瑪竇的首選。在標注《西字奇跡》之前，利瑪竇為了方便耶穌會傳教士學習漢語，也編纂了一些雙語詞典，以固定其注音方案，如他在傳記中提到的1598年所編《漢歐字典》等。這種利瑪竇式的注音方案便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完善和成熟。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在利瑪竇死後，與中國的天主教文人王徵合作，於1626年完成了《西儒耳目資》一書。這部書是對利瑪竇方案的一個具體運用，它“只是對利瑪竇等人的方案做了一些非原則性的修改，其中主要是簡化了拼法，可以說是對這88

個方案的進一步完善。”從早期來華傳教士的官話注音材料來看，雖然在利瑪竇、金尼閣之後還出現了一些注音方案，但仍以《葡華詞典》（羅氏方案）、《西字奇跡》（利氏方案）和《西儒耳目資》（金氏方案）最具里程碑意義。其後的方案雖各具特色，但仍不脫這三個方案的基本框架。據羅常培先生的研究，《西儒耳目資》與《西字奇跡》的聲、韻、調體系並無太大差別，只是《西字奇跡》中存在有“一音兩寫”的現象。總體來說，《西儒耳目資》是對利瑪竇注音方案的進一步完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金氏方案”與“利氏方案”在漢字標音系統上都是成熟和完整的。儘管二者在聲母系統中有一定的差別，比如“利氏方案”使用多個字母表示同一發音，“金氏方案”則幾乎能做到一音一符，然而這一差別產生的原因，更多的是因為二者是根據不同國籍傳教士的民族語言所創制出來的。然而，它們各自都是較為完整、系統的注音方案，不管聲、韻、調，二者都具有明顯的繼承特徵，體現了兩位耶穌會士對漢語發音比較成熟又略有差異的認知體系。其次，兩個方案在韻母系統上大體重合。利瑪竇在《西字奇跡》中一共出現了43個韻，雖然《西儒耳目資》增加至50韻，然而也多是u介音的不同標注方法的差異，比如ua,ue,un,uan,oen,oan,oai，這些《西字奇跡》中缺少的韻大多並非真的“缺少”，只是標注方式的取捨而已。何況《西字奇跡》中的漢字數量有限，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那7個韻的出現。再次，二者注音中所選用的聲調、送氣符號等基本一致。《西儒耳目資》中使用的清、濁、上、去、入五調的標調符號與利瑪竇系統是一致的，並且送氣符號同樣使用“ʕ”來標記。從《葡華辭典》到《西儒耳目資》，入華耶穌會士完成了用拉丁字母拼讀方案的制定，“《西儒耳目資》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羅常培先生把從利瑪竇到金尼閣的注音稱為“利—金方案”，並認為這一方案對中國音韻學有三大貢獻：第一，“借用羅馬字母作為拼音的符號，使後人對於音韻學的研究，可以執簡馭繁”；第二，可以依據“利—金方案”所提供的材料來確定明末“官話”的音值；第三，“自從利瑪竇金尼閣用羅馬字標注漢音，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受到了他們的啟示，遂給中國音韻學的研究，開闢出一條新路徑。”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的拼音方案為今日的漢語拼音打下基礎。然而，通過對以上新材料的研究，可以看到利瑪竇在中國漢字拼音史上有著重大的貢獻。以往，學界只知道《西字奇跡》和《西儒耳目資》，現在我們可以把中國漢字注音的歷史追溯到它的源頭。二、利瑪竇中文詞彙學上的貢獻中國歷史上外來詞的發展最重要的是佛教的傳入，新的文化造成的新的詞彙，例如“現在”“過去”“未來”，都是佛教傳入後的新詞彙。晚明耶穌會入華開啟了中華文化和歐洲文化的相遇，由利瑪竇開始，大量的新詞進入中國語言中。在這一過程中，利瑪竇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關於利瑪竇在詞彙學上的重要貢獻，這篇論文不能全部概括。這裡僅僅列出他在地理學和神學哲學上的新詞彙，並對它們做初步的研究。主流學術界認為，《葡華辭典》係利瑪竇和羅明堅共同編訂，我們現在更傾向於它是一部以羅明堅為主、利瑪竇作為助手而編訂的文獻。不管如何，利瑪竇都參與其中，因此是可以討論的。在語言學上，接受外來語言有兩種形式：借詞和譯詞。“借詞和譯詞都是受別的語言的影響而產生的新詞。它們所表示的是一些新的概念。當我們把別的語言中的詞連音帶義都接受過來的時候，就把這種詞叫做借詞，也就是一般所謂‘音譯’；當我們利用漢語原來的構詞方式把別的語言中98

的詞所代表的概念介紹到漢語中來的時候，就把這種詞叫做‘譯詞’。”1.《葡華詞典》中的借詞及譯詞借詞：Igresia（教會、教堂）譯為“寺”；Padre（神父）譯為“僧、野僧”；Freyra（修女）譯為“尼姑”；Santo（聖徒）譯為“仙”；Paraisoterreal（塵世天堂）譯為“天霆”“佛國”；Mortorio（葬禮）譯為“做功德”譯詞：Armada（軍艦）“兵船”；Naod'armada（戰艦）“戦舡”；Cousadenao（船用器物）“舡器”；Estaleiro,porto（船塢，港）“灣裡頭”；Aluguar,darloaluguer（出租、租給）“稅他”；Dereitociuil（民法）譯為“法度、詔”2.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中的新詞彙關於利瑪竇地圖，學術界已有深入研究。正如黃時鑒先生所指出的，百年來關於利瑪竇地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一、現存於世的《坤輿萬國全圖》諸本和《兩儀玄覽圖》的發現，及其流傳和收藏；二、利瑪竇繪製的諸種世界地圖及其摹刻本、摹繪本的探究；三、利瑪竇世界地圖上漢文文字的整理、翻譯和注釋；四、利氏世界地圖所據資料來源的探索；五、利氏地圖所傳播的歐洲地理學新知識及其在中國以及朝鮮、日本的影響。”天文，即地理：天球、赤道、地球、歐邏巴、利未亞、亞細亞、南北亞墨利加、墨瓦蠟泥加、地中海、臥蘭的亞、冰海、大乃河、墨何的湖、大西洋、紅海、仙勞嶺祖島、河摺亞諾滄、新曾白臘、小西洋、南極、北極、緯線、經線、幾何、四行、天地儀、南北回歸線、周天黃、黃道圈、月天、水星天、金星天、日輪天、火星天、歲星、木星天、填星、土星天、列宿天、宗動天。五大洲的國名和地名：孛露、金加西臘、坡巴牙那、智星、伯西兒、巴大溫、馬大突、峨勿大葛特、哥泥白斯湖、得爾洛勿洛多、革利國得爾勿羅洛、墨是可、利祃、墨瓦臘泥、大茶答島、哥兒墨意貌山、是的亞意貌外、嫗厥律、區度寐、烏洛侯、襪結子奴兒幹、北室韋、亦力把力、焉耆、榜葛刺、三佛齊、宣司、波爾匿何、馬路古地方、新入匿、瑪力肚、諳厄利亞大泥亞、第那瑪爾加、入爾馬泥海、兩沙爾馬齊、西齊里亞羅馬、區大亦、北高海、如德亞、死海、巴爾齊亞、泥羅河瓦約瓦、黑入多、曷刺比亞、忽魯謨斯、利未亞、巴羅襪斯砑麻蠟、馬拿莫、仙勞冷祖島、麻打曷失葛、木島、波爾多瓦、福島、亞大蠟山、亞察那入。利瑪竇的地圖地名有1114個，如果算上地名和物志，則有1,224個。這裡只是簡單列出一部分，並不完整。黃時鑒和龔纓晏已經根據德禮賢神父的《利瑪竇神父的漢文世界地圖》（ILMap⁃pamondoCinesedelP.MatteoRicci,Vaticano,1938）一書，在《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書後做了一個漢語—拉丁文的地名通檢，高翔則在其《〈坤輿萬國全圖〉地名考本》一書中對每一個地名的詞源做了總體的研究。但以上諸位學者的研究都未從語言學或外來詞的角度展開，因為這些地名從語言學來看有些是借詞，有些是譯詞。利瑪竇世界地圖中的譯詞包括如下：Germania入爾馬泥亞（日耳曼）Balabar巴亞巴Talena打勒那Corsica哥爾西克（科西嘉）Cossa哥沙國Andalusia俺大魯西亞（安達盧西亞）Asia亞細亞（亞洲）Sicilia西齊里亞（西西里島）Albania亞爾百泥亞（阿爾巴尼亞）　　本文希望在高翔和黃時鑒、龔纓晏諸研究的基礎上，從語言學的詞彙學上加以分析。但由於篇幅所限，這裡無法具體展開。09

3.利瑪竇所創造的科學新詞彙利瑪竇還和徐光啟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與李之藻合作翻譯了《乾坤體義》、《渾蓋通憲圖說》等著作，這些著作中包含了大量的新詞，例如面積、秒、平面、平行、平行線、切線、曲面、曲線、銳角、三角形、三棱鏡等。4.利瑪竇所創造的宗教哲學詞彙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來華耶穌會士，極重視文字之功，他們對文學流傳在文明史的作用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體現了文藝復興後對文學理解的精神。利瑪竇在談到文字的作用時說：“廣哉，文字之功於宇內耶！世無文，何任其憤悱，何堪其闇汶乎？百步之遠，聲不相聞，而寓書以通，即兩人者暌居幾萬里之外，且相問答談論如對坐焉；百世之後人未生，吾未能知其何人，而以此文也令萬世之後可達己意，如同世而在百世之前。先正已沒，後人因其遺書，猶聞其法言，視其豐容，知其時之治亂，於生彼時者無異也。”在這樣一種文明觀的基礎上，文字傳教就成為其傳教策略的重要手段，如他所說：“聖教之業，百家之工，六藝之巧，無書，何令今至盛若是與？故國逾尚文逾易治。何者？言之傳，莫紀之以書，不廣也，不穩也。一人之言，或萬人聽之，多則聲不暨已；書者能令無量數人同聞之，其遠也，且異方無礙也。”兩種文化相遇，以文字為橋樑，以翻譯為手段，由此開始文化間的容受與理解，排斥與爭論。這些來華傳教士在中國傳播西學時，在文字翻譯上有兩個領域較為重要：一是科技方面，一是宗教方面。學術界對於來華傳教士在科技方面的翻譯，有較為深入的研究，但對傳教士在宗教哲學方面的翻譯，至今尚無較為滿意的成果。明清之際的漢語基督宗教文獻是一個亟待研究的廣闊領域。這裡僅僅限制在明清之際最早入華的耶穌會士羅明堅和利瑪竇兩人的中文著作和文獻來考察漢語基督宗教哲學術語的創立，試圖從語言學的角度，揭示出兩種文化相遇的真實境遇。根據羅明堅以上的中文文獻，我們經過篩選和分析，由羅明堅首次使用的天主教宗教哲學詞彙有50個，具體如下：亞當（1⁃Adam），也物（1⁃Eva），媽利亞（裡呀）（1⁃Maria），耶穌（1⁃Iesus），聖水（2⁃aquabenedica），前罪（2⁃peccatum），天主（2⁃Deus），天堂（2⁃caelum），淨首（2⁃puritasoriginalis），魂靈（2⁃anima），地獄（2⁃paradisus），十誡（3⁃decalogus），禮拜（3⁃ritus），靈魂（4⁃4⁃anima），聖教（4⁃⁃Ecclesia），根因（causaprima4⁃4⁃），人魂（anima4⁃7⁃），淨水（aquapura4⁃8⁃），天主經（4⁃9⁃oratioDominica），普世（universalis4⁃10⁃），知覺（intellectus4⁃16⁃），世界（mundus4⁃20⁃），真理（veritas4⁃20⁃），祖公（progenitores4⁃29⁃），啞當（4⁃29⁃Adam），嚕只囉（4⁃33），下品之魂（animavegetalis4⁃39⁃），中品之魂（animasensibilis4⁃39），上品之魂（animarationalis4⁃39），五覺（quinquesensus4⁃40），目司（visus4⁃40），耳司（auditus4⁃40），膜（4⁃47），布革多略（4⁃47），巴喇以（4⁃47），贖罪（penitentia4⁃48⁃），諾耶（Noe4⁃54），囉哆（4⁃55），梅瑟（Moysis4⁃56），熱所（4⁃58，耶穌⁃Iesus），媽利亞（4⁃59⁃Maria），十字架（4⁃63⁃cruxChristi），亜明（4⁃84⁃amen），媽利呀（4⁃84⁃Maria），聖圖（sacraimago5⁃6⁃）。從利瑪竇中文著作中初步擇錄出來的中文西方宗教哲學外來詞彙有149個，具體如下：天主（6⁃7⁃Deus），公教（6⁃8⁃pater），真教（6⁃8⁃），知覺（intellectus6⁃9⁃），固然（6⁃9⁃necessitas），所以然（6⁃9⁃caus），徒斯（6⁃9⁃Deus），造物（6⁃10⁃creatio），諸宗（6⁃12⁃origines），作者（6⁃120⁃causaefficiens），模者（6⁃12⁃causaformaliss），質者（6⁃12⁃causamaterialis），為者（6⁃12⁃causafinalis），物之內（6⁃12⁃inre），物之外（6⁃12⁃extrarem），物之私根（6⁃13），物之公本主（6⁃13），類之屬（6⁃15），本體（6⁃18⁃essentia），宗品（6⁃18），本品（6⁃18⁃principium），自立者（6⁃18⁃substantia），依賴者（6⁃18⁃accidentia），總名（6⁃19⁃nomencollectivum），上物（6⁃20），下物（6⁃20），語法（6⁃22grammatica⁃），黑蠟（6⁃25），德牧（6⁃25），三品（6⁃26，參閱51頁⁃trespartesanimae），下品（6⁃26），生魂（6⁃26⁃animavegetativa），中品（6⁃26⁃），覺魂（6⁃26⁃animasensitiva），上品（6⁃26），靈魂（6⁃26⁃anima），推論（6⁃26⁃19

discurrere），目司（6⁃27⁃visus），耳司（6⁃27⁃auditus），鼻司（6⁃27⁃odoratus），口司（6⁃27⁃gustus），四行（6⁃27參閱5⁃216⁃elementa），自檢（6⁃27⁃examenconscientiae?），公理（6⁃27⁃evidentia），形性（naturacorporalis6⁃28），神性（naturaspiritualis6⁃28），性之性（natura6⁃28），超性之性（supernaturalis6⁃28），司欲（voluntas6⁃29），司悟（intel⁃lectus6⁃29），無形之性（naturaspiritualis6⁃29），隱體（secreta6⁃29），良覺（conscientia6⁃31），外現（6⁃35參閱51頁、73頁），內隱（6⁃35），然（6⁃35），別類（6⁃38distinctio），同類（similitudo/similiscategoria6⁃38參閱72頁），內分（6⁃39），輅齊拂爾（6⁃40），本分（6⁃43），同宗（6⁃45），同類（similitudo/similiscategoria6⁃45），同體（6⁃46），同宗異類（6⁃46），同類異體（6⁃46），同體異用（6⁃46），閉他臥刺（6⁃48），歐羅巴（Europa6⁃49），外人（6⁃53），內人（6⁃53），拂郎祭斯克（Francescus6⁃65），泥伯陸（6⁃65），阨襪（Eva6⁃69），生覺（6⁃73），良善（virtusanatura6⁃74），習善（virtusacquisita6⁃74），公學（6⁃76），西癢學（6⁃76），五司（6⁃76），記含司（6⁃76⁃memoria)，明悟司（6⁃76⁃ratio），愛慾司（6⁃76⁃voluntas），教化王（6⁃86⁃SummusPontifex），罷市（6⁃86），四聖錄（quattuorevangelia6⁃94），九重天（novemastra5⁃216），月天（dieslunae5⁃177），水星天（diesMercurii5⁃177），金星天（diesVeneris5⁃177），日輪天（5⁃177），火星天（diesMartis5⁃177），木星天（diesIovis5⁃177），土星天（diesSaturni5⁃177），列宿天（sabbatum5⁃177），宗動天（diesdominica5⁃177），十二聖徒（7⁃251⁃apostolus），元徒（discipuli7⁃251），伯多落（Petrus7⁃251），聖經（7⁃256⁃sacrascriptura），外文（lingua7⁃269⁃），界說（8⁃301參閱325頁），公論（opiniocommunis8⁃301），所據（8⁃301），保祿（10⁃452⁃⁃Paulus），形體（10⁃453⁃corpus），若翰（Johannes10⁃456），萬物之本（11⁃525），元行（11⁃526⁃elementa），亞物（12⁃91），海星（12⁃91），額辣濟亞⁃聖母（12⁃91⁃materDei），亞玻斯多羅—使徒（12⁃95⁃aposto⁃lus），性薄祿—共具（symbolum12⁃95），罷德肋—父（12⁃96⁃pater），費略—子（filius12⁃96⁃），利斯督（基利斯督christus12⁃97⁃），宗撒責耳鐸德—聖油（12⁃97⁃chrisma），斯彼利多三多—聖靈（SpiritusSanctus12⁃97⁃），厄格勒西亞—教會（12⁃99⁃Ecclesia），真福（12⁃104⁃beatus），司視（12⁃110），司德（12⁃110），司啖（12⁃110），司臭（12⁃110），體司覺（12⁃110），撒格辣孟多—聖跡（12⁃111⁃sacramentum），拔第斯摩—洗（12⁃111⁃ablutio），共斐兒瑪藏—振也（12⁃112⁃confirmatio），共蒙仰—相取（communio12⁃112），白尼登濟亞—悔痛（paenitentia12⁃1132），阨斯得肋麻翁藏—聖油終傅（extremaunctio12⁃114）阿兒等—品級（ordo12⁃114），本世（13⁃5），超性（13⁃9）。三、利瑪竇在漢語學習上的貢獻利瑪竇不僅自己學習漢語，而且為了傳教，一直在推動耶穌會內部的漢語學習。近期，我們在從事梵蒂岡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整理研究時，發現了一本中文編寫的傳教士對話文獻，標題為《會客問答》（即為《拜客問答》），這是目前所發現的關於耶穌會士漢語學習最為系統的文獻。這份文獻有多個藏本。以下為《拜客問答》各類抄本一覽表：序號題名漢字注音譯文收藏地版本1Pinciùventssìgnì無羅式注音無羅馬耶穌會檔案館Jap⁃SinI198雛形本2拜客問答有法式注音法西班牙耶穌會托雷多教區歷史檔案館Caja101,China(II),N.33(Lg.1042.14)訓示本3PiKěvéntǎ無法式注音葡梵蒂岡宗座圖書館Borgialatino523訓示本4拜客問答有葡式注音（部分）葡（3頁）梵蒂岡宗座圖書館Vaticanoestremooriente14全本5Shikewenda有無無法國國家圖書館Chinois7024全本29

序號題名漢字注音譯文收藏地版本6拜客問答有葡式注音拉丁梵蒂岡宗座圖書館BorgiaCinese503全本7會客問答有無無梵蒂岡宗座圖書館BorgiaCinese316vol.2全本8PiKěVuénTǎ無葡式注音西柏林國家圖書館LibriSin.30全本9管堂中事有葡式注音無梵蒂岡宗座圖書館Vaticanoestremooriente13訓示殘本10新來神父拜客問答有無無法國國家圖書館Chinois7046類似本儘管文獻並沒有寫有作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利瑪竇參與了這份文獻的寫作。1.《拜客問答》的寫作時代與作者這是一份稿本文獻，編號為Borg.cin.316，共93頁，每頁5行，每行10字，楷書，毛筆書寫。文獻是對話體，一方是來訪的秀才舉人或在職的官員，一方是傳教士私宅裡的管家。如開篇兩句就是：譬如中國有一個人或是秀才舉人，或是有職官員，來拜訪在京的客。初進門，長班手拿一個帖子問：“某某老爺，或是相公在家裡不在？”家裡的管家說：“不在家。”由此，來客和管家之間展開了長篇的對話。這篇文獻既沒有表明作者，也沒有表明文獻寫作的時間。因此，需要研究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篇文獻的作者和寫作時間。經筆者研究，認為這篇文獻的作者應是明代來華的耶穌會士。文獻中有當來客問到主人為何不在家時，有這樣的對話：長班又問“往哪裡去了？”管家或說：“今早四更鼓時便進朝去修自鳴鐘。”進宮修理自鳴鐘，是利瑪竇寓居北京時的重要內容。這點在利瑪竇的回憶錄中有明確記載。“皇帝就要鐘了。鐘就被遵命搬到他那裡去，他非常喜歡它，立刻給這些太監進級加俸。太監們很高興把此事報告給神父們，特別是因為從那天起，他們之中有兩個人被准許到皇帝面前給一個小鐘上發條。”利瑪竇等人進宮修自鳴鐘作為制度確定下來，是因為自鳴鐘曾經壞了，拿到神父那裡修理。“鐘一拿出來，放了三天的期間，好奇的群眾都湧到這裡來。皇帝知道後，就下令此後不得把鐘拿出皇宮。如果鐘錶需要修理，就召送鐘人進宮修理。這當然就傳出了皇帝對歐洲人有好感的故事。此外，為了防止太監們不斷請求允許神父們進宮，皇上欽准神父們可以獲允一年進宮四次而無須要求批准，從那時起，他們就可以進入皇宮,不是一年四次，而是可以經常隨意進出了，還可以自由地帶領此後來京的教友同去參觀。訪問和談話助長了太監們的善意和友誼，並且日漸增進。”通過這一史料，可以說明這份文獻的作者應是當時在京城的利瑪竇或龐迪我（DiacedePantoja），然而究竟誰是《拜客問答》的作者，尚不能確定。自然，從字體來看，文獻很可能是傳教士們口述，中國文人或教徒來書寫。從歷史文獻中至今尚未發現利瑪竇和龐迪我的中文字跡。這份文獻寫於明代的另一個重要證據就是在文獻第27頁，有一段介紹服飾的對話。39

中士又問西士曰：“貴國做官的也戴紗帽，穿圓領否？”答說：“衣冠與貴處亦不同。”明朝立國不久，就下令禁穿元代服裝，恢復了唐朝衣冠制度，《大明會典》“冠服”以及《明史》“輿服”，對官員的服飾有很具體的要求，官吏戴烏紗帽，穿圓領袍。官員平日裡在本署衙門辦理公務，則穿常服。常服的規制是：頭戴烏紗帽，身穿團領衫，腰間束帶。從這段對話可以判定此文獻的寫作時間是在晚明，具體時間應是在1601年至1618年期間，1601年利瑪竇進京，由此才有傳教士進宮修理自鳴鐘的歷史記載，1618年是龐迪我去世。2.《拜客問答》的語言特點首先，《拜客問答》是晚明時期西方傳教士的漢語學習教材。《拜客問答》也是以會話問答形式展開漢語學習，完全繼承了《老乞大》的傳統。例如以下的會話：問：貴國叫做什麼國？答說：敝國總叫歐羅巴，這總地方內有三十多國，各有本王統管。問：既是各國有王，國又多，畢竟常有相戰？答：相戰的少，國都結了親，大概敝處國王太子不娶本國的親，娶鄰近國王的公主；又答：應說道若放敝處大西洋一總的地方，比貴國自然是大，若論敝處各國相比還是貴國大。客又問：貴國風俗與中國都一樣了或是不一樣？答說：大同小異。又問：貴國人穿的衣服與我這邊是一樣不是一樣？答說：敝國衣服與貴國做法不同，那衣服的材料同，亦有綾稠緞子，但多鎖眼，鎖緞，如布疋都是一樣。第二，《拜客問答》體現了口語會話的特徵。《拜客問答》中的會話完全是口語化，而非書面語言。中國傳統的書面語言是文言文，典雅含蓄。但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則講白話。這種白話並非今天的白話，而是古白話。《拜客問答》基本上屬於古白話形式。將口語記錄下來，就是白話。口語是第二語言學習的基礎階段，從口語到書面語，漢語教學由淺到深。對話體漢語教材利於學習者掌握第二語言的特點。第三，這是一份以文化教學內容為主題的漢語學習教材。對話體漢語教材有多種，從簡單的以生活知識為內容的對話體教材到以文化知識為主題的對話教材，是對話教材的兩個階段。如果我們和來華傳教士第一份對話體教材做個比較，就可以看得更為清楚。最後，從語言學上，《拜客問答》有很高的語言學價值，它保留了明代會話的特點，有著大量的新詞彙。同時，也為中國的漢語教育史保存了極其寶貴的文獻資料。由上述研究可知，《葡華辭典》中的《賓主問答辭義》，可能是目前我們所掌握的最早一份來華傳教士的對話體漢語教材。這份《賓主問答辭義》作為《葡華辭典》的散頁，與其放在一起，全文採取羅馬注音形式來表現漢字。這說明當時剛進入中國的羅明堅和利瑪竇的漢語能力還較差。對比《賓主問答辭義》和《拜客問答》就可以清楚看到，前者是一份以簡單生活知識為基本內容的對話體教材，而後者則是一份以文化知識為內容的對話體教材。所以，《賓主問答辭義》這一文獻表明，利瑪竇所推動的耶穌會內部的漢語學習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從《賓主問答辭義》到《拜客問答》，耶穌會的漢語學習經歷了很長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利瑪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49

①參閱張西平等編：《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調查》（上下），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03年；姚小平編：《海外漢語探索四百年管窺》，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李向玉等主編：《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05年；張西平、楊慧玲編：《近代西方漢語研究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楊慧玲：《19世紀漢英詞典傳統：馬禮遜、衛三畏、翟理斯漢英詞典的譜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董海櫻：《16世紀至19世紀初西人漢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李真：《馬若瑟〈漢語札記〉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劉亞輝：《馬若瑟〈漢語札記〉與〈馬氏文通〉文言虛字對比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16年；陳輝：《論早期東亞與歐洲的語言接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②相關研究參閱楊福綿：《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北京：《中國語言學報》，1995年第5期；王銘宇：《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詞彙問題舉隅》，北京：《勵耘語言學刊》，2014年第9期；姚小平：《從晚明〈葡漢詞典〉看中西詞彙的接觸》，上海：《當代外語研究》，2014年第9期；ValentinoCastellazzi（康華倫）：《羅明堅和利瑪竇編輯的所謂〈葡華辭典〉（DicionrioPortuguês⁃Chinês）中的一些不一致》，《“西方早期（1552⁃1814年間）漢語學習和研究”論文集》，台灣新北市：輔仁大學第六屆漢學國際研討會，2010年。③該手稿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其編號為：Jap⁃Sin.I198,共189頁。④下文簡稱《問答》。⑤關於散頁內容分佈及頁碼，參見張西平：《〈葡華詞典〉中的散頁文獻研究》，北京：《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⑥參閱：《羅明堅、利瑪竇〈葡華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後又有日本學者對該題目做出校正，定為“賓主問答私擬”，參閱古屋昭弘：《〈賓主問答釋疑〉的音系》，劉麗川譯，《中國語言研究·開篇》（日本），第6卷，1988年。⑦參閱《〈葡華詞典〉中的散頁文獻研究》。⑧《〈賓主問答釋疑〉的音系》。⑨此表所選例字以三十六字母為參照。⑩擬音參照意大利語和葡萄牙語的語音拼法及楊福綿的擬音而成。雖然羅明堅和利瑪竇在初學漢語時就是學習當時的官話，不過在肇慶所請的漢語老師有一位福建儒士，他們所學官話語音中自然帶有福建方音的影子。由於《賓主問答》篇幅有限，所涉及的詞語不一定出現在《辭典》中。如無，則以別詞代替。以詞語出現時，兩個字各代表一個聲母列出。關於明末官話和方言的相關研究，參閱鮑明煒：《南京方言歷史演變初探》，江蘇語言學會主編：《語言研究論集（一）》，1986年；平山久雄：《江淮方言祖調值構擬和北方方言祖調值初案》，武漢：《語言研究》，1984年；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林燾：《北京話溯源》，北京：《中國語文》，1987年。任繼愈編：《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216頁。有人認為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這個目錄並不重要，不應成為學術討論的對象，此言不妥，因為中國國家圖書館是中國最高的圖書館，它的目錄與圖錄歷來受中國學術界重視。另外，這是首次公佈此一文獻的書影，應當得到學界的重視。筆者在《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一書中對這份文獻做過簡單的介紹。在拉漢對照部分第一行是羅馬字母注音漢字，第二行為用拉丁文翻譯中文內容與第一部基本相同。此句拉丁文僅在拉漢對照中有。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一冊，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70頁。裴化行：《利瑪竇評傳》上冊，管震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97頁。當然，這只是筆者的意見，希望有新的研究者共同討論這個問題。尹斌庸：《利瑪竇等創制漢語拼寫方案考證》，載《學術集林》卷4，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第350頁。羅常培：《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59

書館，2004年，第267～388頁。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第251頁。關於外來詞的概念學術界有所分歧，參閱王力：《漢語詞彙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史有為：《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羅常培：《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目前研究明清新詞彙絕大多數集中在對晚清新詞彙的研究，特別是從日本轉來的新詞彙，研究明清之際由耶穌會士帶來的新詞彙的著作至今尚未出現。參閱馬西尼：《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岑麒祥：《漢語外來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黃河清：《近現代辭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郎宓榭（MichaelLackner）等：《新詞語新概念：西學譯介與晚清漢語詞彙之變遷》，趙興勝等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郎宓榭、費南山主編：《呈現意義：晚清中國新學領域》（上、下），李永勝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莊欽永、周清海：《基督教傳教士與近現代漢語新詞》，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10年；趙明：《明清漢語外來詞史研究》，福建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王力：《漢語詞彙史》，第161頁。參閱姚小平：《十六世紀後期的中西詞彙與社會生活》，北京：《中華讀書報》，2014年4月10日。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黃時鑒：《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百年回顧》，廣州：《暨南學報》，2006年第2期。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183頁。高翔認為有1200個地名，24個物志，參見高翔：“凡例”，《〈坤輿萬國全圖〉地名考本》，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年。參閱黎難秋：《中國科學翻譯史》，合肥：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年。利瑪竇：《西字奇跡》，載《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268頁。利瑪竇在談到翻譯《幾何原本》之難時說：“且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了然於口，尚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矣。”（《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301頁）參閱《中國科學翻譯史》；安國風：《歐幾里得在中國：漢譯〈幾何原本〉的源流與影響》，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8年。馬祖毅的《中國翻譯通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一書基本上對明清天主教傳入中國的翻譯鮮有突破性、展開性。任東升的《聖經漢譯文化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在明清之際的《聖經》漢譯上基本上停留在二手文獻，對一手翻譯文獻所知甚少，從而直接影響了研究的深度。張西平：《明末清初天主教入華史中文文獻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傳教士漢學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以下詞彙對應的拉丁文，數字表示上面標出的羅明堅的著作。括號中的5表示羅明堅文獻序號，6表示是第六首詩。括號中的第一個數字是利瑪竇的中文著作序號，第二個是《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中的頁碼。參見夏伯嘉：《利瑪竇：紫禁城裡的傳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柏理安：《東方之旅：1579⁃1724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毛瑞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05頁；第426～427頁。關於明代百官衣冠服飾制，參見《明史·輿服志》及《明會要》卷二十四《輿服下》。作者簡介：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明與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089；楊少芳，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交流學院講師，博士。天津　300204［責任編輯　陳志雄］69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明清之際西洋氣象知識傳華考略王　皓［提　要］　明清之際，有很多天主教文獻介紹了當時的西方氣象知識。這些知識本於亞里士多德的天象論，其理論基礎是“四元素說”。與十九世紀形成的氣象科學迥異，當時的氣象學說是知識和信仰的混合體，知識從屬於信仰。天主教士將西方氣象知識傳入中國，是為了從知識論上顛覆中國傳統關於氣象的認知，進而取代中國傳統的氣象觀念，達到傳播信仰的目的。檢討這一歷史過程，可以看出，除皈依天主教的士人群體以外，天主教士的上述策略並未產生較為顯著的影響。儘管如此，這一歷史過程卻在無意之中開啟了自明末以來在西學衝擊的背景下中國氣象觀念變遷的序幕。［關鍵詞］　耶穌會士　氣象知識　亞里士多德［中圖分類號］　P1⁃092;B979⁃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097⁃08明清之際，由耶穌會士傳入的西洋學術，其犖犖大者包括天文、曆法、數學、機械學、物理學、火器、邏輯學、生物學、醫學、地理學、音樂、美術、建築和語文學等。西洋氣象知識在這些學術門類中處於十分不顯眼的地位，較有影響的一些相關論著中，似乎只有方豪的《中西交通史》設有一節專論“嘉慶年間欽天監觀象臺之氣象記錄”，該節從屬於“天文學與曆學”這一章。不過，這一部分內容僅僅是文獻介紹性質，並沒有較為深入的論述。①晚近孫承晟出版《明清之際西方自然哲學在中國的傳播》一書，其中探討了與明清之際西方氣象知識有關的《泰西水法》、《地震解》和《空際格致》等西學著作，並論述了“四元行論”和“三際說”等氣象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較為深入全面。②需要說明的是，“氣象”一詞在中國傳統中的用法與現在所說的天氣和氣候現象關聯不大，“氣象學”（meteorology）是二十世紀前後才形成並固定下來的中文詞彙。在中國傳統觀念裡，現代語彙中的“氣象學”與“天”、“天文”或“天象”等言說未必能夠截然分開。換言之，中國社會形成獨立的氣象觀念這一歷史並不算長。但是，以今人的觀念來追索西洋氣象知識入華的脈絡和流變，又無法迴避對“氣象”和“氣象學”等術語的使用，否則很多論述難以展開。本文即是在這種問題意識下，在借鑒和吸收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簡述明清之際西洋氣象知識的源流和入華的情形。一、知識源流：本於亞里士多德天象論有學者認為，高一志（AlfonsoVagnoni）所著的《空際格致》一書最早將歐洲的氣象知識傳入中國。③存世最早的《空際格致》為明刻本，刊行時間大致在1624～1638年之間。該書系統介紹了歐79

洲中世紀流行的“四元素說”，這是一個包含化學、地理、天文和氣象等知識的複雜體系。④方豪稱，明季亞里士多德學說之入中國，有四種西書：《靈言蠡勺》，言靈魂之書；《寰有詮》，言天體之書；《名理探》，言理則學（按：即邏輯學）之書；《修身西學》，言倫理學之書。這四種書都不是亞里士多德的原著，而是耶穌會所辦葡萄牙高因勃拉（Coimbra）大學之講義，⑤其中融合了不少天主教教理的內容。實際上，還可以增列多種書目，如《睡答》和《性學觕述》，這兩本書有些內容是改自亞里士多德的《論睡眠》（DeSomnoetVigilia）、《論夢》（DeSomniis）和《論睡眠占卜》（DeDivinationeperSomnium）等著作。《空際格致》則是譯自高因勃拉大學評注本的亞里士多德《論產生與毀滅》（DeGenerationeetCorruptione）和《氣象學》（Meteorologia）等著作。⑥現存亞里士多德《天象論》四卷，前三卷主題是“氣象學”，第四卷所論與“生滅論”相符，對照《天象論》和《空際格致》，可以發現兩者的很多論述非常契合。誠如吳壽彭所說：“憑近代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與物理，化學為之衡量，亞氏的議論每不免於左支右絀。古希臘學者於物質宇宙的研究，只是‘自然哲學’，不同於現代的‘自然科學’。”如果從天文、氣象、地理等學科的學術價值上來看，《天象論》沒什麼可誇張的；但是它在各種學科的學術史上，具有很高的價值。⑦因此，我們在分析《空際格致》中的氣象知識時，應首先致力於確定它的知識來源，但對於其知識體系的內在論述邏輯，應當謹慎處理，避免因強作解人而產生錯誤。⑧筆者摘取《空際格致》和《天象論》中的一些論述，⑨以觀察兩者在知識源流中的承續關係（見下頁）：《空際格致》的理論基礎是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說”，即認為環繞地球的地上界是由土、水、火、氣四種元素組成，每種元素由兩種元情配合而成，元情也是四種，分為冷、熱、乾、濕，通過不同元情的組合可以達到四種元素的相互轉化，進而發生氣象學和地質學上的變化。在此書之前，一些耶穌會士對於這一理論已經作過介紹，但相對簡單和零散。⑩《天象論》在論四元素時稱：“物性有四原（因），由此四性原的相互組合，這才產生四元素：火取熱乾，氣取濕熱，水取濕冷，土取乾冷。四者兩分，熱與冷為主動（陽性）二性原。濕與乾為被動（陰性）二性原。”利瑪竇（MatteoRicci）所著《乾坤體義》有“四元行論”一節，其中稱：“天下凡有形者，俱從四行成其質，曰火、氣、水、土是也，其數不可闕增也。夫行之本情，並為四也，曰熱、乾、冷、濕是也。四元行，每二元情配合為性而成焉。……惟熱、乾相合為火，火性甚熱，次乾也。濕、熱相合為氣……冷、濕相合為水……乾、冷相合為土。”《空際格致》對“四元行說”有更為詳細的介紹：“蓋散于萬物者，元情止有四，主作且授者二，曰熱，曰冷；主被且受者二，曰乾，曰濕。冷、熱屬陽，乾、濕屬陰，今任相合，如熱、乾相合成火。火性甚熱次乾，或曰二情皆甚而無次，亦通。濕、熱相合成氣，冷、濕相合成水，乾、冷相合成土。”此外，在耶穌會士熊三拔（SabatinodeUrsis）的《泰西水法》、艾儒略（GiulioAleni）的《性學觕述》和傅汎際（FranciscoFurtado）的《寰有詮》等著述中，也有關於四元行論的內容。需要指出的是，《空際格致》並非最早將西方氣象知識介紹到中國的著作。初刻於萬曆壬子（1612）的《泰西水法》，有大量對西方氣象知識的介紹，這在卷之五部分尤為集中。該書在闡述雨的形成時稱：“問：雨者，何也？曰：日光照地，旣成溫熱。溫熱薄于水土，蒸為濕氣。氣情本煖，煖者欲升，復得日溫，鬱隆騰起，是有火行。火所燔爇，飄颺如煙，復挾土體，相輔上行，氣行三際。（畧見四元行論）中際甚冷，氣升離地，漸近冷際，因于水土本情，是冷是濕，結而成雲。是一雲體中，具有四行也。凡物體具四行，及將變化，勝者為主。雲至冷際，冉冉將化，本多濕情。濕情若勝，卽化為水。水旣成質，必復于地。”此段內容在《天象論》中的說法是：“蒸汽自地面水面呼出者，上升於氣圈。其初為地熱或地表反射開來的天熱所烘，蒸汽不能凝雲。迨其稍高而冷凝，則成雲89

霧，旋轉為雨雲而復下降。”“地上的水濕為太陽光線（光照）所蒸發，在空中又被加熱而上升：其後，使之上升的熱質離去了，有些蒸氣播散在上空，有些升起離地而到了這麼的高度，它就被冷卻，由於在高空失熱而冷凝的蒸氣，復從空氣中析出而成了水：既已成水（雨），就降落於地上。”此外，《泰西水法》還介紹了雲、風、雪、雹、霧霾、雷霆等氣象知識，但是不及《空際格致》的論述詳細。99

二、傳學證道：氣象知識在西學體系中的位置和作用和很多西方學問一樣，耶穌會士對於氣象知識的介紹與天主教神學體系密不可分。艾儒略譯述《西學凡》，稱西方學問分為六科：“一為文科，謂之勒鐸理加；一為理科，謂之斐録所費亞；一為醫科，謂之默第濟納；一為法科，謂之勒義斯；一為教科，謂之加諾搦斯；一為道科，謂之陡祿日亞。”這六種譯名分別對應Rethorica/Rhetoric，Philosophia/Philosophy，Medcina/Medicine，Leges/CivilLaw，Canones/CanonLaw，以及Cheologia/Theology。理科之中又分出五類，分別是落日加（Logica）、費西加（Physica）、莫達費西加（Metaphysica）、馬得馬第加（Mathematica）和厄第加（Ethica）。“費西加，譯言察性理之道，以剖判萬物之理，而為之辯其本末，原其性情，由其當然以究其所以然，依顯測隱，由後推前。其學更廣博矣，亦分有六大門類。其第一門謂之聞性學，又分為八支。……其第二門則論有形而不朽者，如言天之屬。三門論有形而能朽者，如人獸艸木等，與其生長、完成、死壞諸理。四門總論四元行本體，火氣水土與其相結而成物。五門詳空中之變化、地中之變化、水中之變化。六門論有形而生活之物，分為五支。”由此可知氣象知識在當時西學體系中的位置，它從屬於“理科”中的“費西加”類。此外，六科之中的“道科”是總括西學之綱，艾儒略稱：所謂道學者，西文曰陡祿日亞，乃超生出死之學，總括人學之精，加以天學之奧，將古今經典與諸聖人微論，立為次第，節節相因，多方證析，以明其道。使天主教中義理無不立解，大破羣疑；萬種異端無不自露其邪，而自消滅，萬民自然洗心以歸一也。蓋文字雖精，義理雖透，度數人事雖明，若不加以天學，使人顯知萬有之始終、人類之本向、生死之大事，如螢光於太陽萬不相及，他學總為無根，不能滿適人心，以得其當然之至善、內外之真福也。故大西諸國，雖古來畱心諸學，然而無不以陡祿日亞為極為大。在當時的西方學術體系中，神學與世俗學問的主從關係至為明顯。“道學”可以“使天主教中義理無不立解，大破羣疑；萬種異端無不自露其邪，而自消滅。”在傳播“道學”也就是在使“萬民自然洗心以歸一”的過程中，“人學”或者“他學”則發揮著“破疑”和“闢邪”的功能。明確了這一點，便比較容易理解明清之際入華天主教士傳入西方氣象知識的情形。羅明堅（MicheleRuggieri）所著《天主實錄》稱：“或者又問：汝言天非尊神，焉能化生萬物哉？答曰：化生萬物，皆由天主掌運諸天，陰陽流轉，而降之雨露。然天能降之雨露，而其所以降者，天主使之也。譬如鋸鑿雖能成噐，皆由匠人使用，乃能成噐也。”《口鐸日抄》中記載艾儒略向士人解釋風雨等自然現象，稱：“初二日，俞體高晉謁，用籲陪坐，談及風雲雨露之說。體高曰：大地之產五穀也，必藉雨露滋之，非天則不成其為地矣。先生曰：非天主并不成其為天矣。體高則前請曰：風雨露雷，旣皆天主所主，然亦有雨暘不時，致五穀不昌者。何故？先生曰：天主之愛人也，原欲使雨暘時若，五穀咸熈。然必人悉順天主之命，而後百物悉順人之意。今人之犯主命也多矣，而欲物之盡順人意也，其可得乎？”依艾儒略之意，天主的意志是各種自然現象的“目的因”，這與上述羅明堅所論完全一致。至於“四元行論”，則只能被視為自然現象的“動力因”，這一點在艾儒略解釋地震時可以看得更為明顯：魯可徐問曰：“敝邦從古俱說五行，謂萬物非五行則不成，而貴邦獨說火、氣、水、土四行，乃加氣而遺金、木，何也？”先生曰：“天地間純體，不藉他物而成者，謂之元行，火、氣、水、土是也。若金、木，則必藉火、氣、水、土而後成。乃落下一層，而非可與元行並論者。卽以木証之，今試取一指大之木，以火燒之。先兩頭出水，是水；後卽成煙，是氣；燒着，是001

火；成灰，是土。夫木化亦歸四行，則其藉四行而成，尤可知也。再以觀之人身，其煖者為火，呼吸為氣，精血為水，骨肉為土，是合火、氣、水、土而成人，並不言金、木二行者，是知元行只有四也。”是日颶風大作，鳴見請曰：“敢問風從何來？”先生曰：“氣動則成風，微動為涼風，大動則為暴風矣。”頃之，眾歸，獨余及從綽侍。余複請曰：“向云氣動為風，其動也奚從乎？”先生曰：“格物窮理之學，談風所由動，雖更僕未易竟也。約言之，大都水氣騰則為雨，土氣騰則為風。蓋土氣之上騰也，有所欝而不得升，旋返而下降，而後之複騰者，適與降者相觸，遂震蕩而成風耳。”從綽問曰：“地之震也，如之何？”先生曰：“地中多空，謂之地複。地複有風不得出，排擊蕩衝，而地為之震。如遇地薄之所，則衝突而出，而地裂矣。”余曰：“聞地之裂也，有城郭人民，俱遭淪沒者。如以歸之風，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乃以為災異，何哉？”先生曰：“百物皆天主所命。地之震裂也，固勢之必然。其有城郭人民俱淪沒者，斯正上主降罰之意，殆恐懼脩省之一助云。”值得注意的是，當李九標以自然災異論詢問艾儒略時，艾儒略以“此乃天主之意”作答。這話實際是針對廣泛存在於中國社會的佛教和道教等其他信仰。清初長洲天主教徒周志著有《天教便蒙》，其中稱：“今天下萬國，皆知此一尊，莫不感其降救極恩，惟中華之人傲忽自是，迷失本原。智者則歸之理數自然，愚者則求神拜佛，妄求福蔭，故連年兵戈災眚，水旱瘟疫，接踵下降，倍招主罸。人尚悠悠依然，全不知省，所以向泥塑木雕愈求福，愈招害也。”又稱“降福消災，生死賞罸，皆上主權衡，別無他人可能主張，所以無論大罪小罪，輕罪重罪，主恩一格，莫不全赦。”周志另著有《身心四要》，此書實際上是周志與潘國光（FrancescoBrancati）和賈宜穆（GeronimodeGravina）長期相與問答之紀錄，周志在自序中稱：余自己卯冬，有友示以《天教約言》一葉，閱之，恍然曰：世有此真理乎。叩所由，云大西潘先生來自海外，今寓葑溪之彭園所授者。余即進謁，及接其議論，皆前聖所未發，讀其書，悉目所未覩，因為之醉心。繼循其理器諸編閱（悅）之，盡棄昔所學而學焉。乙酉之役，有事金陵，適賈先生來自虞，為潘之中表也，道同行同。因留以就教，緣得與促膝，相問難者八閱月。……己丑初夏，陰雨浹旬，喜無他擾，得悉記錄從來問答語。周志於己卯（1639）年得識潘國光，乙酉（1645）年得識賈宜穆，己丑（1649）年編寫《身心四要》。在這十年之間，他遍閱天學理、器諸編著述，對於耶穌會士傳入的西學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解和掌握。李之藻所輯的《天學初函》刻於1628年，分為理、器兩編，各含十種，涵蓋了當時較為重要的耶穌會士著述。周志所說的“理器諸編”可能是指《天學初函》，也可能是對天學文獻的通稱。《身心四要》在論述自然現象時稱：客曰：若風雲雨雪，雷霾電雹，諸化工自地自天，從何起滅，併請教之。曰：此皆火氣水土，四元行所成。四行各有本質，各以類聚。濁者居下，水土是也。清者居上，火氣是也。火最輕，亦最上。氣次輕，亦次上。土最重，亦最下。水次重，亦次下。……又四行各不相和，合則相凌。一有偏勝，則物必敗。今諸化工，緣日光照地，地成溫熱，蒸為濕氣，氣情本煖，煖者欲升，復得日溫，鬱隆騰起，內有火行，火本燔熱，飄颺如烟，復挾土體，相附上行。氣之本行有三際，上近火行，謂之熱際；下近于土，謂之濕際；惟中際甚冷，氣升離地，漸近冷際。因于水土本情，是冷是濕，結而成雲，是雲體中有四行也。雲至冷際，四行相凌，冉冉欲化，內多濕情。濕情若勝，即化為水。既成點滴，自復歸地，是為雨也。……若雲化為101

雨，是其常分。但旱熯之年，氣行大體，多成燥乾。雲雖時升，濕性絕微。更遇大風，飄向他方。或成大（案：疑為衍字）他方之雨。如風性燥乾，微濕亦冺。這一段論述與上引熊三拔《泰西水法》有很多字句完全一致，《泰西水法》是《天學初函》“器編”之一種。綜合而言，明清之際入華天主教士所介紹的西方氣象知識是以亞里士多德“天象論”為基礎，知識的傳播含有傳佈信仰的目的，換言之，他們希望通過知識上的“破疑”來達到信仰上的“闢邪”。以這種模式輸入西洋氣象知識，在明清之際天主教士和中國教徒的很多著述中都有體現，其中包括楊廷筠著《天釋明辨》、傅汎際著《寰有詮》、高一志著《斐錄荅彚》、龎廸我（DiegodePantoja）著《天主實義續篇》、湯若望（AdamSchall）著《主制群徵》、南懷仁著《驗氣圖說》、《坤輿圖說》以及《新製靈臺儀象志》、朱宗元著《拯世畧說》、羅廣平錄《醒迷篇》、馮秉正（JosephdeMailla）著《盛世芻蕘》、沙守信（EmericdeChavagnac）著《眞道自證》、陸銘恩著《釋客問》以及不署撰者之《詮真指妄》等。需要指出的是，陸銘恩為奧斯定會士，他在論風雨雷電時說：風有三界域，下界在地面，中界在更高，上界又更高於中界焉。日頭熱氣及天星之氣於地上起其乾氣，只地氣因湿熱為輕也，本然上升，升至第二界之風，若其兇□濕熱之氣，其氣纔回下湧動第一界風，所以有吹風也。雲□為水之湿氣，其氣一星起，升至第二界之風，其風冷，造水湿氣為濃厚，即為雲，其雲變化為雨也。雷光為大熱氣者，雲者於大兇湧拋棄也。其閃電者，為小熱氣也，雲者相觸發火熱氣，只發火發氣為閃電者，其閃電瞬息中消滅也。……天主至公，無善不賞，無惡不罰，所以幾次用雷霆以罰惡人，多次不用者，但許雷霆擊人，因不要阻碍物本性之效驗。……所以天主多次罰惡人，亦常許萬物發其本性效者，但幾次阻碍物本性效者，以顕現其全能，並其仁愛人之恩，吾人始知敬畏也。和耶穌會士的著述相比，陸氏的語言不太清通。但是可以看出，他對於自然現象的解釋也是本於亞里士多德學說，並且將終極性的“目的因”歸於天主的意志。明清之際，在傳教士的思維世界中，信仰和知識具有主從關係。沙守信《眞道自證》有云：天主……分高以成山，分低以成海。然山海雖當分，而人物又不能盡離其水。故使海一日兩潮，滲於地孔中，復藏火於地，以內蒸而升水於山，使之濾其醎以滋潤之。至山，又出而為甘泉，流而為長江，為大河，使人得而飲，物得而滋漑焉。至於不近河海之處，又以日蒸氣成雲，雲成，風以盪之，敷於各處而成膏雨。在解釋了雲、雨的形成機理之後，沙守信緊接著有一句小字注解：“此等格物之理，多端，隨人講論，不如聖經定理，永無二說。”這話不啻是說，知識是可以延展和變化的，信仰則是永恆和唯一的。這鮮明地體現出明清之際天主教傳教士所持有的信仰“絕對論”（absolutism）立場。三、結語在結束本文之前，筆者有必要交待為何不徑用“西洋氣象學”而使用“西洋氣象知識”的說法。謝和耐（JacquesGernet）在論述明清之際入華耶穌會士時曾說：“我不能聲稱第一個耶穌會士傳教區向中國傳入了現代科學，這種科學直到十九世紀才傳入到那裡。但他們完成了值得我們讚賞的一項艱巨而重要的事業，即向中國人提供了在繁瑣哲學時代，即在信仰和知識結成一體的時代，歐洲觀念的一種概況。”這意味著，明清之際傳入的氣象知識與十九世紀形成的氣象科學是有巨大區別的。明末和晚清傳入中國的西洋學術都被稱為“西學”，但是對研究者來說，“西學”自身的變201

遷和差異是不容忽視的。明清之際，有大量天主教文獻介紹了當時西方的氣象知識。這些知識本於亞里士多德的天象學說，但是經過了天主教義的神學化。除了《泰西水法》和《空際格致》等少數著述對這些知識作了相對集中的介紹以外，其他文獻的介紹較為分散和零碎。如果按照李之藻《天學初函》“理編”和“器編”的分類，“理編”天學文獻對於西洋氣象知識的介紹尤其體現了工具理性的特點，在這些著述中，“傳學以證道”的特徵十分明顯。從接受層面來看，入教士人對西洋氣象知識具有較為完整的接納，他們的著述也往往可以視為傳教士論著的複製本。除了這個特殊群體之外，似乎只有數量較少而且具有內聚特徵的士人群體對西洋氣象知識產生了實質性的反應和接收。但是需要指出，即使是這類少數士人，他們對西學的接納，與西學的“原義”相比，已經有所變形，從而形成一種“格義”之後的西學。天主教士將西洋氣象知識傳入中國，本來是為了從知識論上顛覆中國傳統關於氣象的認知，進而取代中國傳統的氣象觀念，達到傳播信仰的目的。天主教士的這一努力成效甚微，中國傳統氣象觀念基本沒有受到西洋氣象知識的衝擊，而是穩定地延續至十九世紀末乃至更晚。這些都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複雜歷史面相，值得作進一步的探討。①參閱張蔭麟：《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北京：《清華學報》，1924年第1卷第1期；向達：《中西交通史》，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張星烺：《歐化東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樊洪業：《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NicolasStandaerted.,HandbookofChristianityinChina.VolumeOne:635⁃1800,Leiden·Boston·Köln:Brill,2001等。②孫承晟：《觀念的交織：明清之際西方自然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③劉昭民：《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方氣象學知識》，北京：《中國科技史料》，1993年第2期。④⑩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50種重要文獻彙編》（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395頁。⑤方豪：《李之藻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103頁。需要指出，目前學界已經基本取得共識，即高因勃拉大學評註本並非明清之際眾多天主教漢文文獻的唯一底本，傳教士在譯述的時候往往參考了其他西文書籍。參見董少新：《明末亞里士多德靈魂學說之傳入》，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主編：《西學東漸研究》第5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58頁。亦可參見同一文集所收梅謙立、韓琦、毛瑞方等學者的論文，同書第105、224、242頁。⑥沈清松：《亞里士多德“實體”概念引進中國及其哲學省思》，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主編：《西學東漸研究》第5輯，第2～3頁。亦可參見同一文集所收董少新、梅謙立、韓琦等学者的论文，同書第42、100、226頁。⑦吳壽彭：《亞里士多德〈天象論〉漢文譯本緒言》，亞里士多德：《天象論　宇宙論》，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8頁。⑧誠如論者所言，“即使對現代人而言，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也是相當不容易了解的舊科學（oldsci⁃ence）。”參見徐光台：《熊明遇與幼年方以智———從〈則草〉相關文獻談起》，台北：《漢學研究》，2010年第3期。⑨《空際格致》採用日本早稻田大學所藏明刻本，同時參照黃興濤和王國榮所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50種重要文獻彙編》中的整理本；《天象論》採用上揭吳壽彭譯本。亞里士多德：《天象論　宇宙論》，第158頁；第37、56頁。法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BnF）藏《乾坤體義》，301

CourantChinois4897，上卷葉9。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明刻本《空際格致》，索书号ニ0702288，卷上葉2～3。徐光台：《西學傳入與明末自然知識考據學：以熊明遇論冰雹生成為例》，台灣新竹：《清華學報》，2007年第1期。明刻本《泰西水法》卷之五·葉十，李之藻輯：《天學初函》（影印本第三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1655～1656頁。BnF藏《西學凡》，CourantChinois3379，葉4；葉7～8；葉15～16。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50種重要文獻彙編》（第一冊），第229～230頁。羅明堅：《天主實錄》，鍾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冊，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第21頁。BnF藏本題為《天主聖教實錄》，索書號CourantChinois6815，這一版本為後出，部分文字與上述引文稍有不同。BnF藏《口鐸日抄》，CourantChinois7114，卷之二葉10～11；卷之二葉14～15。周志，生卒年不詳，蘇州府人氏，曾與蘭溪祝石和錢塘馮文昌同校南懷仁（FerdinandVerbiest）《驗氣圖說》，參見BnF藏《驗氣圖說》，CourantChinois5662，葉5。周志：《天教便蒙》，鍾鳴旦、杜鼎克、王仁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十八冊），台北：利氏學社，2013年，第86頁；第128～129頁。周志：《身心四要》，鍾鳴旦、杜鼎克、王仁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十八冊），第3～4頁；第33～35頁。筆者參閱的版本包括BnF藏《天釋明辨》，CourantChinois7090；BnF藏《寰有詮》，CourantChinois3384；BnF藏《斐錄荅彚》，CourantChinois3394；龎廸我：《天主實義續篇》，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三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湯若望：《主制群徵》，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三冊）；BnF藏《坤輿圖說》，CourantChinois1526；BnF藏《新製靈臺儀象志》，CourantChinois4923⁃4925；BnF藏《拯世畧說》，CourantChinois7139；BnF藏《醒迷篇》，CourantChinois7149；BnF藏《盛世芻蕘》，CourantChinois7052；BnF藏《眞道自證》，CourantChinois7049；BnF藏《釋客問》，CourantChinois7023；无名氏：《詮真指妄》，鍾鳴旦、杜鼎克、王仁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二十一冊）。《釋客問》，葉56～58。《眞道自證》，卷三葉10～11。關於“絕對論”（absolutism），參見HansKüngetal.,ChristianityandtheWorldReligions(2ndedition),Lon⁃don:SCMPressLtd,pp.xvi-xix.謝和耐：《17世紀基督徒與中國人世界觀的比較》，謝和耐、戴密微等：《明清間耶穌會士入華與中西匯通》，耿昇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第233頁。關於中世紀亞里士多德學說與天主教義的結合，參見威利斯頓·沃爾克：《基督教會史》，孫善玲、段琦、朱代強譯，朱代強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309～319頁；張綏：《基督教會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第215～223頁。參見徐光台：《明末清初中國士人對四元行說的反應———以熊明遇〈格致草〉為例》，台北：《漢學研究》，1999年第2期；陳悅：《揭暄的學術交往及其著述》，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孫承晟：《揭暄〈璇璣遺述〉成書及流傳考略》，北京：《自然科學史研究》，2009年第2期等。“格義”之說，本於陳寅恪。按照陳氏的說法，以內典與外書相比較、以周易老莊解釋佛典以及北宋以後援儒入釋之理學，皆是“格義”之流。參見陳寅恪：《支愍度學說考》，《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72～173頁；另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67～170頁。參見王皓：《徐家匯觀象台與近代中國氣象學》，上海：《學術月刊》，2017年第9期。作者簡介：王皓，上海大學歷史系講師，博士。上海　200444［責任編輯　陳志雄］40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簡論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國自然神論的基督宗教觀*宗曉蘭［提　要］　自然神論作為啟蒙運動的主要思想來源，在西方文化歷史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瞭解自然神論的主要思想，有利於把握理性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本文對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國自然神論關於基督宗教的主要思想進行了梳理。自然神論者不但主張基督宗教要合乎理性，而且對基督宗教的經典《聖經》及其中記載的奇跡持否定態度；並且認為道德是宗教的首要要義。同時，本文還分析了自然神論在世界範圍內所產生的影響及對後世發展的作用。［關鍵詞］　自然神論　理性　基督信仰［中圖分類號］　B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05⁃07要瞭解西方社會如何從一個宗教氛圍濃郁的文化環境過渡到一個理性精神勃起的文化環境，自然神論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如果說宗教改革運動的實質就是用信仰的權威來取代教會的權威，那麼啟蒙運動的實質則是用理性的權威來取代信仰的權威，這一點在自然神論的思想中就已經初現端倪了”。①自然神論或叫做“理神論”，是十七世紀產生於英國的一種宗教思想，它在十七、十八世紀具有理性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英國科學家和哲學家中影響甚巨，並且從英國傳播到歐洲大陸，成為啟蒙運動的主要思想根源。②自然神論不是專門指一個學術團體或一個宗教學派，而是指一種思想傾向。在宗教領域，他們試圖把基督信仰變成自然宗教，對於基督信仰中的超自然因素皆加以否定，主要強調宗教信仰的理性根據；用理性限制或反對基督宗教教義。在十七世紀的英國，由於傳統的基督教信仰的影響，人們往往不太願意被指名為“自然神論者”，比如洛克和牛頓。真正自稱為“自然神論者”的人並不多。實際上，當時的英國具有自然神論觀點的人數是不少的。也正是在許多無名的自然神論者的推動下，理性理念才逐漸取代了信仰的權威並在十七世紀的英國逐漸發展壯大。這裡僅介紹自然神論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洛克、愛德華·赫伯特（EdwardHerbert）勳爵、廷得爾（MatthewTindal）和托蘭德（JohnToland）等人的主要思想。501∗本文係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拉納《信仰之基礎》翻譯及其神學人類學思想研究”（項目號：18BZJ004）的階段性成果。

一、自然神論產生的歷史背景在歐洲，如果說十五、十六世紀是文學和藝術復興的時代，那麼，十七世紀則是科學和哲學勃興的時代。具體而言，在哲學方面，英國的經驗論哲學和實驗科學為自然神論的產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經驗論從培根創立的經驗歸納法到霍布斯的機械論，再到經驗論哲學的重鎮洛克，最終構成自然神論的哲學基礎；而在科學方面，以牛頓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家所持有的機械自然觀也非常普遍：強調自然科學領域內的自然規律與自然秩序，同時也不否認在自然界中上帝的偶然干預。因此，科學和哲學的新發現日漸消除了自然界的神秘色彩，將自然理解為按照既定的規律而運行的自然世界，對傳統權威提出了挑戰，提高了人類對理性認識的自信。自然神論的思想家們都深受當時新科學與新哲學的影響，他們的宗教思想可以說是把自己所承受的舊信仰，用新的科學與哲學重新進行闡釋。③值得注意的是，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們大多接受雙重真理的論調，信仰真理和理性真理皆受到重視，超自然的解釋和科學的解釋皆受到保護。④他們是“偉大的兩棲動物”⑤。同時，基督宗教在此一時期也經歷了認識論方面的轉向，表現出強烈的理性主義傾向，對自然神論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⑥從奥古斯丁強調“信仰尋求理解”，到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托瑪斯·阿奎那，肯定了人通過理性可以認識上帝，並且阿奎那著名的“五路證明”以理性方式推論上帝存在，但經院哲學在肯定理性認識能力的同時，並沒有否認上帝的啟示，而且更強調上帝啟示對於人的認識能力的超越性。到了宗教改革時期，改革家們雖然對人的理性認識能力持懷疑態度，認為人單憑自己的理性不能認識上帝，而應當憑藉上帝所賜予的恩典與信心而信靠上帝，強調“唯獨信仰、唯獨聖經，唯獨恩典”，主張信徒直接閱讀聖經，推崇拯救意義上的信仰，但他們也同時認識到，信仰不能只停留於個人的宗教經驗，仍然要尋求客觀的表達：信仰的對象逐漸成為某種客觀的信仰命題或定則，信仰變成了對這些命題的認識和同意。⑦這樣，理性在宣稱“因信成義”的新教教義當中也佔有一席之地。另外，在當時的社會中，有些對於宗教有興趣的人，認為真宗教已經被熱烈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狂熱、迷信與偏執所侵染，同時又感覺到社會道德已面臨危機，為適應政治與社會秩序的要求，認為道德原則必須建立在一個大家公認的和堅固的理性基礎之上。因此，十七世紀對於理性的強調，為英國自然神論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二、自然神論關於基督宗教的主要觀點1.基督宗教的“合理性”自然神論者並沒有否認上帝的存在，也沒有否認基督宗教。他們只是力圖證明基督宗教是合乎理性的，上帝的本質就是理性，自然界中普遍性和自然性的規律正是上帝理性的表現。自然神論的先驅、理性的超自然主義者約翰·提羅特森（JohnTillotson）和約翰·洛克對基督宗教的合理性作了闡釋。提羅特森作為當時最負盛名的布道家，公開宣稱自己對傳統天主教會的抨擊是理性主義的。他聲稱，傳統教會的某些教義是違反人的所有可靠的感覺的，宗教的任何信念或教義應該像任何別的命題一樣接受理性的檢驗，並言道：“同自然宗教的原則顯然矛盾的任何東西，都不應作為上帝之啟示來接受。”⑧洛克儘管不是一個自然神論者，但他無疑對其後的自然神論者產生了重要影響。洛克在《人類悟性論》（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中區分了“超理性、反理性與合理性”的異601

同，他一方面認為，真正的信仰必須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另一方面也承認，超出自然理性範圍的真理必須靠啟示的力量才能為人所領悟。他認為，所謂“合理性就是通過感覺或思考所得到的觀念，而能經自然的演繹法發現其真確性或可能性者；超理性則指一些觀念或說法，其真確性不能憑理智來證明；而反理性就是與清楚明白的常理相違背的。例如肯定唯一神的存在是合理性的，肯定多神的存在是反理性的，而死人復活是超理性的”⑨。因此，按照洛克的觀點，真正的宗教知識可以憑自然理性發現，可以在那些高於理性但不違反理性的命題中找到。洛克從理性的角度，對理性和信仰各自的範圍劃分了界限，也就是凡是在理性能夠提供確定知識的地方，信仰都不要干預。信仰如果逾越了這個界限，以啟示名義來排擠理性，必然導致狂熱。同時也指出，對於二者的混淆是各種宗教紛爭和謬誤產生的原因。在其著作《基督教的合理性》中，洛克“一方面表現了對於基督信仰的真實肯定，另一方面也含蓄透露了對於神學體系的不信任，並建議以回歸聖經來代替神學研究，從中可以看出基督新教的個人能夠詮釋聖經對於洛克思想的影響”。洛克通過對《聖經》的詳盡考證，力圖從理性的角度重新理解基督宗教信仰的合理性，對那些他覺得是違背理性的傳統的基督宗教信條加以擯棄，僅僅剩下那些他認為必不可少的、對人的得救不可或缺的東西。他認為基督宗教必備的兩個真理是：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基督是默西亞。正如李震神父所言，前者是自然宗教的本質，後者是啟示宗教的內容。基督宗教的合理性就體現在這兩點上。人類可以憑藉理性找到上帝，敬禮上帝，但由於人貪戀世俗，漠視宗教生活，往往難以找到上帝；而基督的到來，為人們指出了一條修德行善之路。在洛克看來，基督宗教的其他核心啟示真理（如三位一體、基督的天主性等），只是他所認為的兩項真理的附屬品，是神學體系的產品，為得救不是必須的。他認為一個人只要信仰基督並努力行善，就可以得救。他雖然一方面遠離傳統信仰，但同時又強調個人信仰的重要。⑩新一代的自然神論者對洛克關於傳統妥協的觀點有所修正。其中最著名的當以托蘭德（陶蘭）和廷得爾為代表。托蘭德把洛克對理性命題的三種分類縮減為兩大類，即合理性的和反理性的，而超理性的完全併入合理性的一類之中。托蘭德在其1696年出版的《基督教並不神秘》一書中，強調了理性和證明的重要性。他區分了告知的方法和信服的方法，即人們藉以達到認識的途徑和人們藉以判斷一切真理的、而必然使人信服的準則之間的區別。他認為，經驗、啟示只是告知的方法，並不能使我們信服，只有理性和證據才能使人們信服。這裡的證據，是指用理性證明我們的觀念或思想與其對象或被思想著的事物完全符合。托蘭德確定，所謂信仰的本質就是認識，信仰並不是對一種超理性的東西的盲目贊同。他進一步對基督宗教信仰作了分析。他認為，從《新約》來看，信仰不過是建築在可靠推理基礎上的一種最堅定的信念，只有對我們所信仰的東西進行徹底的考察和檢驗，才更有益於培養和建立對其的信念。同時，托蘭德對所謂“神秘”概念的闡釋也比較特別，他指出“神秘”有兩種意義：第一種指某種自身可以完全理解的東西，只是被形象的詞彙、樣式和儀式所掩蓋，只有靠特殊的啟示將其揭開，理性才能發現它；第二種指某種就其本性而言不可設想的東西，或雖被清楚啟示出來，但我們的普通見解和能力無法判斷的東西。經過對《聖經》的分析，托蘭德認為《聖經》和宗教的“神秘”屬於第一種意義。也就是說，福音書作為上帝的語言，是不可能違背理性的。因此他指出，“我現在可以公正地盼望，宗教中不可設想的神秘目的，應該立刻被一切誠懇地尊敬教父、《聖經》或理性的人們所放棄。”對基督宗教合乎理性的證明，或最完備闡釋了自然神論的觀點，把基督宗教等同於自然宗教的自然神論者是廷得爾。廷得爾在《基督教與創世同齡》一書中，在洛克思想的基礎上，強調真正的701

宗教應該是人類的自然理性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都同樣容易接近的，啟示真理與理性真理在內容上並沒有區分。廷得爾的這部著作被視為英國自然神論富有建設性的階段的頂峰，被稱為“自然神論者的聖經”。作為自然神論最主要的代表，廷得爾以上帝是無限美善、並希望每一個人都真正認識真正的宗教為出發點，論證了基督宗教與自然宗教是等同的。他指出，如果人們認為基督宗教是完美的宗教，那麼，它必然從起初就為全人類創造出來了。“基督宗教”這個名稱雖然起源較晚，但反映基督宗教本質的東西必然從創世之初就已經存在了。基督宗教是與創世同樣古老的。從創世之初，上帝就已經賦予了所有人以瞭解和踐行基督宗教的手段，這手段就是人的理性。廷得爾認為，上帝提供給我們的東西必然是合理的，而合理的東西本身，必然是由理性來判斷的。因此，廷得爾極力強調基督教的理性本質，他所認為的基督教的合理性就在於運用理性能夠把握和認識。2.《聖經》及奇跡的不可信性在十八世紀上半期之前，基督信仰及其經典《聖經》從未遭受過如此廣泛的口誅筆伐，也沒有產生過如此卷帙浩繁的護教之作。英國變成了一個辯論場，而這個辯論的主體就是宗教。自然神論者的主要思想，與洛克的影響密不可分。從洛克對理性命題的觀點可以看到，他認為基督宗教的合理性和神秘性，是基督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一點從他對《聖經》以及奇跡的態度方面可以很清楚表現出來。洛克認同《聖經》所記載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他認為上帝是《聖經》的作者，《聖經》的內容是毫無謬誤混雜其中的真理。他曾宣稱，《聖經》是他一直所認同的嚮導。這一點很清楚地表明，他並不是一位堅決的自然神論者，儘管他可能與自然神論者存在很多相通之處。同時，洛克對於奇跡的觀點，對後來的自然神論者產生了很大影響。他把奇跡描述為對啟示而言非常重要的證據。奇跡是用於需要真理證明的真理的場合。他對《聖經》中的奇跡採取一種更為謹慎、更加留有餘地的態度。他認為，我們對於自然缺乏認識，也並不瞭解除上帝之外的其他存在者所擁有的能力到底能夠達到什麼程度，這使得我們不得不把奇跡僅僅定義為只是因神的力量所完成的事。根據洛克的觀點，只有那些高度關注的問題，才會獲得奇跡作為支持。因為上帝如果在那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也施行奇跡，那就只會鼓勵懶惰。洛克對啟示和奇跡等的觀點，與其後的自然神論者大相徑庭，但對後者也產生了一定影響。首先，洛克對於聖經及奇跡的觀點在開自然神論序幕之先的約翰·托蘭德身上表露無遺。托蘭德雖然自稱為虔誠的基督徒，實際上卻拒絕傳統基督教內（特別是《聖經》中）那些在他看來是神秘的或者超越理性的東西。他把這些內容視為混入聖經中的破壞因素。他認為人們不應該按照字面意義解經，而應根據其寓意來闡釋。他對聖經卷目的正典性也表示質疑，反對聖經啟示超越理性，堅持《聖經》的權威與其他啟示一樣，必須接受理性的檢驗。同時，托蘭德認為，奇跡也不能違背理性，如果奇跡違背理性，那麼只能是虛構的。他主張對奇跡進行理性主義的分析。在這裡，廷得爾對於《聖經》的觀點顯得更為堅決，他認為，不管是《新約》還是《舊約》，都遠遠不足以清除迷信。他坦然斷定，《聖經》充斥著一些毫無價值的東西，與自然宗教的純淨有著天壤之別。按照廷得爾的描述，像《聖經》這樣的一部書不可能真正表達來自上帝的啟示。廷得爾沒有給《聖經》留下任何值得尊重的地位，他懷疑《聖經》和任何其他所謂啟示的真實性。他指出，既沒有證據表明啟示存在過，也沒有辦法證明那些所謂啟示能夠準確無誤地進行傳達。他在反對把奇跡看成是對於傳播啟示者的憑證時，曾援引過這樣的話：“奇跡適用於愚人，理性適用於智者”。他對《聖經》中的故事進行了嘲諷，指責《聖經》中對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的描述，並801

斥責先知們言語虛妄，有力描述了《聖經》與科學之間的衝突，並因此對之提出質疑。廷得爾的著作在自然神論者中間佔據著最高的地位，其他自然神論者也與廷得爾一樣，對《聖經》與奇跡等採取類似的態度，比如，另一位立場堅定的自然神論者托瑪斯·沃爾斯頓也同樣對《聖經》中的大量奇跡進行了抨擊。他的主要意圖是如何用《聖經》所記載的耶穌的奇跡來證明耶穌的彌賽亞身份。按照他的觀點，耶穌所行的奇跡異事隱含著荒謬的、不可能的、難以置信的內容，並不能作為耶穌建立基督宗教神聖權威的良好證明。他對《聖經》中的變水為酒、登山變相、五餅二魚、拉匝祿復生甚至耶穌復活等，都進行過嘲弄和抨擊。沃爾斯頓在對耶穌基督奇跡探討的過程中，對耶穌的人格也表示出了懷疑，甚至斷言基督連一個好人都算不上。當然，這一點也說明了他反對基督宗教態度的激進性。因為大多數自然神論者雖然反對有關基督神性的教義，但對於基督作為一個人而言仍然表現出高度的敬意。當然，沃爾斯頓的主張不僅沒有得到廣泛的回應，而且他也被傳統的基督徒指責為瀆神者，成為當時遭受攻訐最多的自然神論者。實際上，相對於其他自然神論者而言，休謨對《聖經》與奇跡的態度最為堅決和徹底。大多數自然神論者都宣稱自己是基督宗教的改革者，他們堅持真正的基督教是完全合乎理性的。而休謨則拋棄了這一立場，主張基督宗教本身並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理性審判的宗教，而是應該僅僅當做一種信仰來看待。休謨反對《聖經》，認為《聖經》中充滿的奇跡使人無法接受。休謨為攻擊《聖經》中的奇跡，在《人類悟性研究》中專門寫了一章《論奇跡》。他認為，奇跡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它相反自然律。首先，“神蹟是自然法則的破壞。自然規律既然建立在不可更改的經驗上，而這些經驗是無可否認的，那麼神蹟的成立是絕無立足之地的。”其次，“我們在全部歷史中，都不曾見有一個神蹟是被具有充分資格的多數人所證實的，我所謂的充分的資格就是說，他們必須有毫無問題的見識、教育和學問，使我們相信他們不是自欺。”再次，“人們所假設的許多預言、神蹟和超自然事件，在歷代都已經被相反的證據所揭破，或者被他們自身的荒謬所揭破。但是人們還依然相信它們，因此那就很可以證明，一般人都很喜愛奇特而神異的事情，而且我們也正可以因此合理地懷疑諸如此類的一切傳說。”休謨不僅表示大多數奇跡存在於無知者中間，並質問為什麼如今沒有奇跡出現。他把對奇跡的肯定視為對於自然律的破壞。那為什麼仍然還有人相信奇跡，其原因完全在於主觀或心理因素，諸如對稀奇、怪異事件的好奇心。他把這類現象的起因歸於對超自然世界的虛妄想像。憑藉奇跡來證明一個宗教的神性來源，不但對基督宗教無益，反而有害。3.基督宗教的“道德目的性”自然神論者認為，道德應該是宗教的首要之義，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些揚善棄惡的原則。也就是說，理性不僅表現為亙古不變的法則，而且也表現為人心普遍存在的道德法則。換言之，自然神論者在倫理方面試圖把道德與形而上學或神學的基礎割裂開來，把道德原則或倫理秩序完全建立在理性之上。同樣，他們也要把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正是由於理性作基礎，人類憑著自身的能力就可以實現對科學認識和自身的道德提升。這一思想與當時天主教和新教之間以及各新教教派之間因彼此教義的不同而不惜發動戰爭的歷史有著直接的關係，人們已經厭倦了宗教戰爭和長期不安的社會動盪，相比於教義，人們更傾向於道德行為的踐行，而自然神論正反映了這一宗教的道德目的性。被譽為“英國自然神論之父”的雪堡的愛德華·赫伯特勳爵在其著作《論真理》中，第一次提出了自然神論信仰的五大基本原則。如同赫伯特自己在他後來的英文著作《異教徒的古老宗教及其錯誤的原因》中所陳述的那樣，第三條神聖崇拜的主要內容是美德和虔誠。他指出，這五條原則901

“就像不會被重物壓倒也不會被風吹散的陽光一樣，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將其耀眼的光芒投射到人們心中，而人們所需要做的，只是試著運用自己與生俱來的理性”。廷得爾十分強調基督宗教的道德目的性，他從信仰的內容以及信仰的方式出發分別來闡述：就宗教信仰的內容而言，他認為，宗教就是“履行源自上帝與人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義務……除了道德的內容以外，宗教裡面並不包含其他的東西。”這種道德境界在基督宗教中表現為對上帝和對近人之愛；同時，就宗教信仰的方式而言，他認為，按照事物的本性或理性行事，以實現道德上的完善，是宗教信仰的唯一形式。他區分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無關緊要的事情”和“非常重要的事情”：後者主要指上帝所賜給人類的自然法和理性是宗教的本質內容，而前者是指那些崇拜上帝的方式或外在的禮儀，由於這些東西不包括道德內容，既不是善，也不是惡。對於這些事情，他認為最好讓人們自由處理；而對於道德上的要緊之事，則要求人們去努力踐行。廷得爾指出，一切信念和行為不僅必須由自然理性來進行判斷，而且必須根據其增進人類福祉的能力來進行判斷。上帝創世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他所造之物的幸福。這位創造者根據萬物的本性統轄著萬物；同樣地，他也不能不期望他的理性造物按照其自身的本性行動。因此，廷得爾得出結論，宗教的目標在於道德。宗教當中任何不要求於人的道德生活的東西，都應當除去。他認為這背後的原因就在於，人越多注意不具有道德之性的事情，就會越難於參與到具有道德性質的事情之中。對於宗教中那些無益於道德的所有東西，廷得爾都稱之為迷信和危險的東西。廷得爾因此將基督宗教僅僅歸結為美德之實踐。在《基督教與創世同齡》中，廷得爾不厭其煩地把宗教信仰與道德等同起來。他認為，人們應該“把道德推薦為一切宗教的目的，讓所有不利於促進上帝榮譽和人類利益的東西斥為迷信……”。但是很明顯，他把道德看成了宗教的基礎，這與啟示宗教中宗教是道德的基礎恰恰相反。因此，道德在他那裡成為與事物合理性本質相一致的內在動機和實踐行為。正如趙林教授所認為的，在自然神論看來，基督宗教的所有真理，說到底無非“道德”二字。基督宗教所彰顯的基本教義，就是耶穌身上體現出來的崇高德行。他們強調基督宗教是一個道德的宗教，一切不道德的東西都是與基督宗教相違背的；任何不道德的行為，如宗教迫害、血腥殺戮、腐敗墮落等，都是與基督宗教的真精神相背離的。這種強調基督宗教的道德實質的做法，其本質仍然是一種理性精神的表現。三、自然神論的歷史意義自然神論者不僅將信仰看做是可以理解和進行討論的客觀知識體系，反對《聖經》和基督教傳統權威，而且將虔誠的道德行為看成是宗教的重要部分。他們雖然沒有否認上帝的存在，卻把上帝排除在科學研究對象的自然界之外。他們將基督宗教正統思想中向來被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信仰內容如三位一體、耶穌基督等，或進行理性分析，或予以懸置、不予理睬；他們把理性抬高到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成為一切宗教信仰內容與形式的絕對無誤的標準。正如貝瑟爾·威利在《基督教的過去和現在》一書中所指出的：“要想成為一個基督徒，你需要具備思想或者懺悔或者兼而有之。要成為一個無神論者，你需要具備思想或者勇氣或者兼而有之。但若想成為一個自然神論者，你只需要傲慢即可”。當然，此處所謂的“傲慢”，其實就是理性的傲慢。這種傲慢不僅漠視人的心靈在此岸人生所體驗到的各種痛苦與糾結，過分強調了人的良善和理性的天性，而且否認了宗教信仰的靈性層面，最終使得基督宗教喪失了原本的獨特性和宗教性。011

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英國自然神論的影響從英國本土轉移到了歐美大陸。法國的百科全書派以通俗易懂的語言普及了英國自然神論的思想，致使這種理論最終發展成為一種無神論思想；而在德國，自然神論思想則促成了以康德為代表的德國道德神學的發展，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將信仰逐出認識論領域，而在道德領域中重新建立了宗教信仰。而在北美，自然神論已經滲入美國的宗教和政治生活結構當中，自然神論的神已逐漸變成美國政府宗教的“神”，導致美國政治家和政府官員的公開宗教信仰充滿了自然神論的色彩，他們冷靜地談論神對美國的祝福，卻絕口不提基督宗教信仰的核心：耶穌基督、罪惡、救贖等。自然神論者樹立了一個合乎人的理性的上帝形象，並確立了一個秩序井然的機械論的世界，使人的理性在基督宗教的歷史上第一次完全擺脫了對上帝啟示的順服態度和從屬地位。自然神論這種對於理性的高揚，推進了啟蒙運動的發展，並且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從另一個層面講，自然神論思想也透露出人類通過理性探究一切事物的永恆追求，因此有人評價“自然神論是人類固有的傾向”，從這個意義而言，自然神論的影響似乎並未終結。①趙林：《在上帝與牛頓之間：趙林演講集1》，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第95頁。②④⑩李震：《人與上帝———中西無神主義探討》（卷一），台灣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52頁；第89頁；第172頁；第194頁。③笛卡兒等：《理性時代的宗教觀》，趙真頌等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1頁。⑤布鲁恩（ThomasBrowne）語，轉引自李震：《人與上帝———中西無神主義探討》（卷一），第89頁。⑥王愛菊：《理性與啟示：英國自然神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69頁；第162頁；第185頁；第186頁。⑦王愛菊：《理性與啟示：英國自然神論研究》，第76頁。新教各教派都有自己的信經，信仰表現為對一套確定的教義體系的認識和同意。⑧LeslieStephen,HistoryofEnglishThoughtintheEighteenthCentury,London:Smith,Elder,1881,p.78.⑨洛克：《人類悟性論》，參見笛卡兒等：《理性時代的宗教觀》，趙真頌等譯，第101頁。約翰·托蘭德：《基督教並不神秘》，張繼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68頁。約翰·奥爾：《英國自然神論：起源和結果》，周玄毅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7頁；第143頁。參閱廷得爾：《基督教與創世同齡》，李斯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9～51頁；第28頁。休謨：《論奇跡》，載笛卡兒等：《理性時代的宗教觀》，趙真頌等譯，第437～453頁。赫伯特：《異教徒的古老宗教》，倫敦：約翰·納特，1705年，第357頁。轉引自約翰·奥爾：《英國自然神論：起源和結果》，第73～74頁。格雷漢姆·沃林：《自然神論和自然宗教原著》，李斯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55～158頁。趙林：《英國自然神論的興衰》（代序），載趙林主编：《自然神論譯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WilleyBasil,ChristianityPastandPresen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2.奥爾森：《基督教神學思想史》，吳瑞誠、徐成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76頁。Bedford,R.D,TheDefenseofTruth:HerbertofCherburyandtheSeventeenthCentury,Manchester:ManchesterUnivwersityPress,1979,p.241.作者簡介：宗曉蘭，陝西師範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哲學系副教授，博士。西安　710119［責任編輯　陳志雄］11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中國改革開放40年，極大地推動了學術期刊的轉型與發展。如果我們以1979年為節點，回顧中國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40年歷程，梳理其歷史軌跡，揭示其演變特點，彰顯其學術價值，這在期刊史乃至於構建中國未來的學術藍圖上，均有重要的意義。本刊近年一直關注相關課題的研究。年初在濟南出席期刊研討會時，適逢《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30年》一書出版，主編此書的杜敏教授與會並分享了編撰過程的收穫，本人對其“編輯學”的高論甚為讚賞，力邀獨立成章，遂有此文。編輯學是應我國學術不斷發展與繁榮的現實需求，於20世紀在我國首倡，70年代興起於業界，80年代進入高校並進行了專門性研究的一門原生學科。高校學報編輯群體是我國編輯學研究的生力軍，在40年的發展歷程中，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的問題熱點在變，焦點在轉移，形成了生成期、發展期、轉變期、新探索期這四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四個十年的編輯學研究，既離不開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也與時代主題的變換、國家的繁榮發展、編輯的技術手段變化發展密切相關。在這一點而言，40年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的歷程，也是40年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縮影。杜文在總結以上不同階段的研究成果時認為，有三項主要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一是研究了高校學報編輯、出版、傳播、管理的實務問題，解決了學報編輯部的設置、學報的編排規範、學報質量提升的策略，還嘗試打破單刊傳播的界限，進行多期刊、多介質的媒介融合；二是研究編輯學基本理論，探討了編輯主體、編輯過程、編輯傳播、編輯文化、編輯心理、編輯學研究方法與編輯史的問題；三是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的研究成果對相關的管理部門、出版界及有關機構產生了積極影響，對上級部門完善、調整涉及學報的有關政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而“匿名審稿制度”則是目前國際學術期刊界普遍採用的一項評審制度，也是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近年這一制度還成為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學術期刊的剛性指標之一，可見其在學術界、期刊界所受到的重視程度。匿名審稿制度的實行，部分取代了由編輯部獨立自主地決定稿件命運的審稿模式，編輯職能因之發生了較大程度的改變，同時也引發了來自學者和期刊編輯部的質疑。有學者認為，匿名審稿制度削弱了編輯的“學術性”，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編輯的身份焦慮和學術期刊主體性問題。高超群、王姣娜認為，由於匿名審稿制度本身及其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它並不能徹底取代編輯的審稿職能，也不會削弱編輯的“學術性”。它只是對編輯提出了新的要求，非但沒有進一步割裂編輯與學術共同體的關係，反倒是使編輯、編輯部與學術共同體的關係更為緊密。就促進學術發展而言，匿名審稿制度不應當完全代替編輯部來決定稿件的選用與否。在匿名審稿制度下，還需要編輯更多地參與審稿過程，一方面需要編輯部完善審稿制度、審稿流程等，另一方面也需要編輯具有更好的學術素養和研究經驗。也就是說，應將匿名審稿制度嵌入到編輯部審稿流程中，發揮編輯在審稿過程中的應有作用，實現匿名審稿與編輯審稿的有效互補。目前學界對於匿名審稿制度的評價可謂見仁見智，我們期待有更多更全面、系統的研究成果問世。高文給我們探討這一論題提供了可供借鏡的視角———雖然仍有待進一步論證與完善。本欄將樂於提供學術爭鳴的平台，繼續關注相關的後續討論，與君同行。　（劉澤生）21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四十年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的歷史轉型杜　敏［提　要］　40年來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的研究，經歷了1980年代的生長期，1988～1998年的發展期，1999～2008年的轉變期，2009～2018年以後的新探索期。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的研究，是我國原生學科———編輯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在不同歷史階段，無論研究群體，還是研究內容，以及研究的學術價值、所產生的社會效應，既有一般編輯學研究的共性，又有自己的顯著個性，形成了行業特點十分鮮明、社會效應十分顯著的典型特點。［關鍵詞］　編輯學　高校文科學報　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　編輯主體　編輯規律［中圖分類號］　G2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13⁃12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當代中國學術經歷了恢復、成長、發展、興旺等不同的歷史階段，高校學報在此過程中也經歷了恢復創刊、快速發展、逐步改革、自我革命的不同時期。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的研究，依據學報的發展狀況、研究群體的特點、研究內容的變化及與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的密切關係，可將它的發展分為1978～1988年的生長期，1988～1998年的發展期，1999～2008年的轉變期，2009～2018年及以後的新探索期。回顧中國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的40年，它既是我國編輯學研究洪流中的重要分支，又因其研究主體是文科學報人，研究對象是學術期刊，研究內容是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及不同媒介形態下的出版與傳播問題，使得其研究呈現出一些鮮明的個性特點，經歷了顯著的歷史轉型。總結我國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40年的發展歷史，既是學報界學術研究的需要，也是新時期我國高校學術期刊持續發展的自覺與必須。一、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的生長期（1978～1988年）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的研究作為我國編輯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在國家有關政策的指導下，在全國學報界同仁的積極響應下而逐漸開展的。編輯學是應時代的需求於20世紀在我國首先倡導，70年代興起於業界，80年代進入高校並進行了專門性研究的一門原生學科，它以編輯主體的勞動為基本對象，分析編輯勞動的性質、編輯勞311

動的過程、特點、功能、發展歷史等內容，目的是探究專門性的信息把關過程中編輯勞動的基本規律，優化人類對信息的處理方式，達到信息傳播的最佳效果。①業界當時的研究，在總結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加快出書與編輯出版技術的現代化”，“建議籌辦出版學校”的主張，②促使編輯們一方面思考“編輯學”的問題，如《科學地編輯和編輯的科學》、《編輯學小議》；③一方面研討編輯的實務與修養問題，如《編輯的本領》、《淺談編輯工作中的審稿問題》、《談談編輯修養》、《談談編輯工作中的“五勤”》。④隨著參與人數的增多和研究問題的不斷深入，出現了編輯學術群體，如1981年上海有了版協專家委員會，成立華東地區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有了出版類的多種專業期刊，編輯學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之後，不僅進行了書、報、刊等紙媒的編輯研究，還延伸到了廣電影視類編輯、網絡編輯等不同部門，出現諸如《書籍編輯學》、《雜誌編輯學》、《報紙編輯學》、《電視編輯學》、《新聞編輯學》、《網絡信息編輯實務》⑤等眾多的書籍；不僅研究了不同介質編輯活動的實務問題，還探討各類介質編輯學的基本理論，各類編輯傳播的普遍規律、編輯勞動與媒介技術的關係、編輯勞動的評價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不僅進行了編輯學科體系建構的研究，還促成了我國高等學校編輯學科的誕生；其研究不僅在業界取得顯著成就，在高等院校更是取得斐然的成績。高校文科學報在20世紀70年代末尚處於恢復期。1978年6月，教育部召開全國高校文科學報工作座談會，同年11月出台了《關於辦好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的意見》，明確了高校學報的性質和任務、編輯方針與原則、編輯部的建制等基本問題，成為指導高校學報恢復時期研究的綱領性文件。1983年初，中宣部和文化部聯合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會議，接著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如何貫徹中央精神，開創出版工作的新局面，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問題。1984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開“高等院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工作座談會”，暑期又舉辦首屆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講習班，提倡學報大膽改革，發表有創見、有理論深度的文章，為現代化建設服務。這些舉措對學報編輯學初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導引作用。其研究的主要內容有：1探討學報的定位。如1980年華東地區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在南京成立，24所高校的文科學報就做好編輯工作、進一步提高學報質量總結出經驗，一致認為學報是以反映本校科研成果為主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不同於黨報黨刊，也有別於單科性學術刊物；學報應努力反映新理論、新觀點、新資料。在兼顧理論、歷史和現狀的前提下，提倡寫結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研究新問題的文章；要重視與現實生活有密切聯繫的理論、學術問題的研究探討，也不排斥某些比較冷僻的專門性學術問題的研究或資料考證文章。要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認真探索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把實踐中的問題提高到理論上來深入探討。⑥1984年謝振中發表《建國三十五年來的高校學報》，對高校學報的歷史、功能等進行總結。其《試論高校文科學報的編輯方針與原則》產生了一定影響。之後萬健《略論高校學報的特殊屬性和編輯工作的特徵》、孫景峰《對學報特色形成途徑的再探索》、張國輔《論地方大學學報之生長點》則是對不同刊物的特色與定位進行的再思考。⑦2交流辦刊經驗，提升學報質量。華東地區高校學報研究會成立後數年，每年召開一次會議，努力貫徹雙百方針，提高辦刊質量。1984年，福建省高校學報研究會成立伊始，就進行學術研討，提出高校學報“是以反映本校教學科研成果為主的綜合性學術理論期刊。它是高校教學科研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高校進一步發展和壯大科研力量，推動和促進師資隊伍建設的有力工具”，高校學報的編輯應當不斷提升自己的水平，適應這一工作的需求。1988年發表的《學報質量控制的若干問題初探》等文，⑧探討學報的質量提升問題。3探討高校學報的編排規範。1982年9月，國家標準局發佈《科學技術期刊編排規範》，對期411

刊的封面、目次、文章篇名、提要、正文等編排有了明確的規定，高校學報隨後開始重視編排規範問題。理工科學報編排規範先行一步，先後有《學報編排規範》（1985年）、⑨《華東高校理工類學報編排規範》（1986年）、⑩《中國高等學校自然科學學報編排規範（試行稿）》（1988年）等。高校文科學報受此影響，在期刊的設計上逐步改善，但對編排規範問題的探討則在此後一兩年逐步展開。此時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尚在生長期，但對學報功能的認知及對學報編輯方針的把握，已基本確定。它對學報質量及編排規範的初步探討，為後來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鋪墊作用。二、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的發展期（1988～1998年）高校學報的快速發展以及高校學報編輯學成規模、系統性地展開，既與教育部的直接指導密不可分，也與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1988年的成立及之後開展的大量活動有著直接的關係。這一時期，全國學報數量迅速增多，學報的稿源、編輯部的建制歸屬、學報的社會功能、學報編輯的素養等問題，一一呈現出來，成為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及編輯委員會的指導下，文科學報編輯學的研究得到有力的促進。如1993年5月底，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和編輯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確立學術委員會主要任務，一是要組織協調廣大高校學報開展學術研究，確定了學報編輯學研究的方向和重點，設置、評審並落實有關的研究課題，擬定研究的參考選題，對各地區、各系統的有關學術研究活動進行指導，對會員的編輯學研究給予必要的幫助。二是要及時總結研究會的學術工作，通報有關信息，評介優秀成果，推動編輯研究的不斷深入。編輯委員會主要負責出版研究會會刊及編輯學研究成果，擴大學術影響，促進學報事業的發展。1998年潘國琪《學術研究是學術團體的“生存之本”》，對學會開展編輯學研究的意義、重點、方法進行闡釋。這些都十分有力地推動了高校學報編輯學的開展。此階段研究內容涉及編輯實務、編輯活動的規律、學報編輯學基本理論的建構、編輯史的研究等不同方面。1研究學報質量的提升。在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指導下，提升學報的質量成為編輯學探討的主要問題之一。如1989年7月23～30日，研究會舉辦高校文科學報主編和骨幹編輯研討會，探討學術期刊的質量問題。此後師專類學報、教育學院類學報、成人類高校學報也連續召開學術研討，大家認為提高學報質量是學報事業發展的永恆主題，提高編輯素質是提高學報質量的保障，編輯學者化是學報編輯應努力的方向。1995年12月，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會刊《會務簡報》發表楊煥章《論學報質量的全面提高》，建議將1996年確定為研究會“質量年”，並根據國家期刊管理部門發佈的《學術理論類期刊質量標準》，結合我國學報的具體情況，討論了全面提高學報質量的政治標準、業務標準（學術標準）、編輯標準、出版標準等問題。龍協濤提出1996年工作的中心任務是全面提升期刊質量，與世界學術接軌。此後新聞出版總署制定的《社會科學期刊質量管理標準》（試行）和《學術理論類期刊質量評定辦法》下發，成為編輯學研究與學習的主要內容。此類研究不僅強化了學術期刊質量提升的重要性，更探求了質量提升的方式和方法。與質量提升密切相關的是，學者們圍繞“出精品、上水平、創名牌”的主題展開編輯學的研究，產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2學報的規範問題。與全國理科學報編排規範研究幾近同步，規範問題也成為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且產生了重要影響。1990年10月張積玉編輯的《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範資料彙編》，由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印發到各學報編輯部。1994年張積玉《社科期刊撰稿與編輯規範十二講》出版。1994年5月，全國社科期刊編輯規範研討會在陝西師511

範大學召開，就社科期刊編輯規範化的趨勢、一般原理與基本原則以及編輯規範中涉及的重點、難點問題進行了討論，修訂了《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範》（試行稿）。1999年3月8～10日，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召開理事長辦公會和《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範》定稿會，同意將此次會議討論的“定稿”予以公佈，供會員單位實施。學報的編排規範，解決了早期學報出版中存在的出版項目不全及標準不一等問題，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意義。3學報的管理工作。學報的管理，涉及學報工作的管理流程、學報工作量的計算辦法、學報編輯部的設置性質等系列問題。1990年3月，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委託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研製並印發《高等學校學報編輯人員工作量試行辦法》。1990年10月，學報管理理論研討會在揚州師範學院召開，大會收到居思偉、蔣廣學主編的《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管理學》，研究了學報的宏觀管理、組織和編輯過程管理、編輯人員管理等三部分內容，促進了學報工作的法制化、科學化、規範化。另外，此次會議還收到學報管理學的研究論文60多篇，有力地推動了學報管理問題的研究。1991年出版的《學報管理縱橫》一書，成為編輯管理的重要研究成果。4編輯學基本理論。編輯學基本理論研究是這一時期研究的重點及亮點，它事關編輯科學學的建構以及理論的建設與發展。1989年劉光裕、王華良出版《編輯學論稿》，提出把編輯真正當作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來研究，在編輯學中應重視研究基本原理。1991年卜慶華等《學報編輯學概論》出版，就編輯學的基本原理、編輯過程、編輯社會學、編輯心理學等專題進行研究。1994年楊煥章發表《談談編輯學的研究》，指出建立編輯學理論體系，需要基本概念的抽象、編輯學基本原理原則的確立、編輯學體系的建立、研究方法的選擇、部門編輯學的研究、編輯史的研究等。1995年劉光裕、王華良又合作出版了《編輯學理論研究》，探討編輯學的理論問題。這些著作及相關論述出版後，產生了很大影響，對學報編輯學理論的發展，對我國編輯學理論的建構，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也成為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一類成果。5編輯學者化問題。編輯學者化始於1988年王英志發表的《文科學報編輯學者化略論》。1994年楊煥章發表了系列文章《談談學報編輯學者化問題》、《論學報編輯學者化的必要和可能》，指出編輯不僅應當成為學者，而且完全可以成為學者，這是提高學報質量的保證。此論題直到當下仍有不少學者在研究。6學報的特色化發展。關於特色化發展之路，早期多是針對專業期刊，之後轉向綜合期刊的特色化探討。如1995年5月，全國高師系統聯絡中心召開會議，提出特色化辦刊的發展方向。同年8月，高校學報民族院校系統聯絡中心舉行“把民族高校文科學報辦出特色來”的學術研討會。1996年3月，“當代文學研討會”召開，就綜合期刊特色化發展進行了研討。之後，綜合學報的特色化、專業化、品牌化成為高校學報多年來一直在探討的論題。7學報與市場經濟的關係。文化產品的屬性，國外出版業的影響，市場經濟的到來，使高校學報界不得不重視學術期刊與市場關係問題的探討。1995年出版的《學報與市場經濟———全國高校文科學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書，主要探討學報與市場經濟、學報質量與市場經濟、編輯角色與市場經濟；同時提出我國學報工作應充分利用市場的正面影響，發揮它的激勵作用，限制或消除它的負面影響，學報始終都應堅持高品味、高水平。這一時期，還產生了許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988年宋應離的《中國大學學報簡史》，1989年出版的《學報主編的思考———全國高校文科學報主編研討會論文集》，1990年陳正夫主編《高校學報學》，1993年出版《學報編輯修養》、《學報編輯觀念的更新》，1994年出版《中國財611

經學報概覽》，1995年潘國琪、胡梅娜主編《潤物細無聲———社科學報編輯家耕耘錄》，1996年閻現章出版《中國古代編輯家評傳》，1997年周曉燕、馬國柱主編《學報編輯與編輯學》，1997年佟建寅等主編《成人高校學報研究》，1997年王振鐸、趙運通出版《編輯學原理論》，1998年龍協濤、胡梅娜主編《潤物細無聲———社科學報編輯家耕耘錄（續集）》。這10年，僅獲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獎勵的著作就有50部，編輯學論文近3,000篇，成果斐然，有力支撐了學報編輯學的研究，促進了學報事業的發展，是傳統編輯學研究的一個高峰期。三、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的轉變期（1999～2008年）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的發展和思想觀念的轉變，構成了世紀之交的典型特徵。信息化、數字化、國際化給出版行業帶來了巨大變革，不僅使傳播介質發生了變化，帶來了編輯手段的現代化，同時還帶來傳播思想、編輯觀念的巨大變化。加之，全國高校學報出版體制的改革、學報質量提升工程的實施，使得編輯學的研究出現重大的轉型。此期的主要研究有：1編輯學理論及科學體系的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中國編輯學研究不斷自覺的時代。到90年代末及新世紀初，這一特徵更加鮮明，編輯學的理論成果大量出現，研究了學報編輯學、一般編輯學、其他部門編輯學的基本原理，研究了編輯學科的性質、結構、特徵、地位和功能，研究編輯學的範疇和編輯活動的過程、基本規律，實現了編輯學從實踐經驗到理論規律探討的全面轉換。如孫景峰《學報編輯工程論》，探討了學報的功能、特色、審稿、編輯、改革、質量等問題。張積玉等《編輯學新論》，從編輯活動的外部規律及內部規律探討編輯本質論、編輯社會論、編輯文化論、編輯傳播論、編輯主體論、編輯心理論等編輯學理論中的一些根本問題。靳青萬《編輯學基本原理》、楊榮星《中國學報編輯學導論》，探討學報編輯學的對象、研究方法等。姬建敏《編輯心理論》，揭示編輯在出版活動中個性心理的獨特表現、基本規律和對編輯活動的影響，並對提高編輯的心理素質和心理健康提出建議和對策。2編輯出版現代化的研究。社會現代化，對編輯現代化提出了要求，其研究是以計算機在編輯出版系統中的應用為契機，後延伸到研究網絡技術對學報編輯出版與傳播的影響。1999年，全國開始編輯現代化的大討論。第一，研究了編輯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及特徵。在編輯學領域中，它是指從編輯主體、編輯客體到編輯手段實現全面的現代化。第二，探討編輯現代化的重要性。編輯現代化是時代發展的需求，是現代化建設的必須。第三，探究了編輯現代化與編輯的知識結構。編輯知識結構具有跨學科的寬泛性，編輯策劃、審讀、傳播中知識具有多元性。第四，探討編輯手段的現代化，包括編輯手段的信息化、編輯功能的現代化。通過網絡採集信息、組約稿件、公開選題，實現編輯功能的現代化。第五，編輯管理的現代化。計算機技術的普及及應用，一方面促進了期刊編排與管理的現代化，使得編輯通過網絡聯繫作者與讀者，擴大了期刊編輯的工作範圍，便於編輯把握稿件的創新性；另一方面，使得編輯流程網絡化，實現無紙化辦公及學術期刊傳播的擴大化。第六，編輯現代化與編輯規範。編輯工作現代化對編輯規範提出了新要求，規範化有利於網上編輯，有利於著作權保護，有利於製作檢索工具，深度挖掘期刊功能；要完善期刊的編排規範，建立網絡信息分類的規範，改變分類體系不統一、類名不規範、分類缺少提示、無分類代碼等現象。第七，編輯出版現代化的特徵。它是以編輯出版技術手段現代化為支撐和前提，以編輯主體———人的現代化為關鍵，以出版管理現代化為保證，以編輯出版物的現代化為結果，是一個影響深遠而又複雜711

的長期過程，同時反作用於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在性質上是革命性與進步性的體現，在空間上存在全球性與地域的差異性，在時間上存在長期性，在發展進程上存在加速度性。3編輯史的研究。編輯學科的建構離不開編輯史，學報編輯學研究同樣關注編輯史的研究。其研究或是編輯家評傳，或是對學報和期刊進行專題的發展史研究，或是進行編輯學研究的綜述。（1）對中國歷代編輯活動的歷史及編輯家的研究。在宋應離《中國大學學報簡史》後的研究有李明山《中國近代編輯家評傳》，再之後關於編輯家研究的內容較多。如《巴金的圖書廣告藝術》、《老舍編輯出版活動及其理論述論》、《茅盾的期刊編輯思想》等。此外，也有一些文章探討歷史時期編輯勞動的形態和不同時期編輯勞動的規律，如《論我國歷史時期編輯勞動形態的發展階段》、《我國歷史時期編輯勞動基本規律探析》，等等。（2）對學報歷史的研究。一方面梳理中國高校學報的發展歷程以及編輯學從小到大的研究歷程，總結編輯學10年研究的進程、主要觀點及學術影響力；另一方面，又對學報專欄的發展歷史進行研究，如《河南大學學報“編輯學研究”專欄評述》，就“編輯學研究”開設的緣起、專欄的宗旨、專欄發表的主要文章及觀點等進行總結與評析。（3）對學報編輯學史的研究。編輯的歷史久長，但“編輯學”作為術語出現不過70年，編輯學研究的歷史更短，正處在一個從無到有、正在有的過程，呈現出學術的自覺狀態。對學報編輯學史的研究，也處於這種狀態。有研究地方高校學報學會編輯學歷史的，有對年度編輯學概況進行梳理的，有研究編輯出版教育現狀、改革之路及編輯主體應具備的知識結構、基本素質的。4編輯實務研究。編輯實務的研究是對編輯勞動的體悟與學術自覺，是學報編輯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或是以論文方式呈現，或是以專著方式出版，其內容有：第一，編輯素養提升與編輯業務。如期刊編輯業務的優化、編輯的學者化、編輯的心理素質。第二，編輯業務的不同面。如編輯研究能力、編輯的把關能力、編輯的社交能力、編輯的傳播能力以及編輯的稿件加工能力。5名刊、名欄建設研究。2004年3月26～27日，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首批入選11家學報建設座談會召開。時任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指出高校要深入學習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認真做好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建設工作，因為這是一個導向工程、建設工程、創新工程、特色工程、整體工程、質量工程、責任工程、系統工程，要為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貢獻力量。自此，學報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2006年第二批名刊入選、2010年第三批名刊入選。教育部要求入選名刊，著力提高辦刊水平；要主動適應文化體制改革和出版業轉型的客觀要求，積極進行數字化探索；要加強對學術期刊的領導和管理。此時關於名刊建設的研究主要包括：名刊建設的哲學思考、名刊建設與國際化辦刊理念的對比、名刊工作建設與編輯主體的創新性、精品意識與名刊工程建設等不同內容。名刊工程建設後，教育部進行“名欄工程”建設。2004年6月8～13日，首屆名欄工程建設吹風會舉行，教育部社政司有關負責同志傳達評選名欄的精神和設想。2004年9月24日，《中國教育報》公示了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名欄建設第一批擬入選欄目，之後，名欄工程建設成為引導高校學報辦刊的重要方面，名欄建設的研究也成為這一階段編輯學研究的內容之一。大家較一致認識到名欄建設必須與學科建設相結合，辦出特色和品味；必須堅持學者辦刊，突出學術前沿和主體意識，引領學術發展大方向。學者們分析了名欄的特徵、名欄的建設措施、名欄的管理，以及特色化與名欄建設、地方文化與名欄建設、重點學科與名欄建設、名欄可持續發展的管理策略、名欄工程影響力的評價。名欄的研究在之後的十多年，仍是重要主題。811

6數字化對高校學報的影響。網絡的快速發展，對高校學報的發展帶來一定的困擾，新的傳播方式，新的接受效果，使得綜合性學報的發行量不斷下降，影響力不斷減弱，高校學報不得不面對生存與發展的問題。於是網絡環境下高校學報面臨的困境和發展機遇逐步成為研究的內容，既探求高校學報在網絡時代的生存戰略，又分析專業化與高校學報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總之，這一時期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在編輯學理論研究及科學體系的建構上與前一階段一脈相承，不斷深化，且又與時俱進，積極面對時代提出的名刊、名欄建設新問題和數字出版的新挑戰，使得編輯學研究問題不斷深入，並出現轉型的顯著特點。四、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的新探索期（2009～2018年）與前一階段相比，新媒介時代學報編輯學研究，除繼續進行特色化、精品化辦刊範式研究外，突破了出版工作現代化對學報規律進行研究的範圍，學者們的視野放置在不同的傳播介質之上，對大數據時代的新問題進行探索，主要有數字時代學術期刊的體制改革、不同媒介融合的新業態、學術期刊的數據評價、學術期刊的著作權等新問題，使學報界的研究進入到再探索的新時期。1數字時代與高校學報體制改革。這一時期，新聞出版總署提出了非時政類報刊體制改革的安排，在高校學報界造成很大的影響，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面臨艱難的生存局面。學者們開始反思：第一，高校學報在不同時期的社會功能的變化。從高校的窗口、園地，已轉變成為學術界追求真理、進行創新、傳播學術的渠道，但在發展過程中，卻承載了其他的功能。第二，學術期刊體制改革的方向、目標、路徑、優勢與不足。高校文科學報界分別在2011年、2012年、2013年多次舉行學術會議，對此問題進行過研討，一方面邀請新聞出版總署新聞報刊司副司長丁以繡作《期刊管理的相關規定及非時政類報刊體制改革情況介紹》，另一方面對體制改革進行多方位的學術探討，認為學術期刊的體制改革不能一刀切，而是要走編輯部聯合發展、集約化發展、專業整合、欄目共建的路徑。因為體制改革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國家文化戰略的一部分，期刊編輯部的體制改革必將帶來組織身份性質的變化，使得單一刊成為集團刊，使資金具有多個來源途徑，期刊的政府監管職能將轉變為市場主導。所以，體制改革具有許多不確定性。之後，對學術期刊體制改革目標與措施錯位進行了探討，對學術期刊不變的學術性及與市場關係的可變性進行探討。之後，由於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的介入與深入調研，期刊轉企改制才未全面實施。2綜合學報專業化出版路徑的探索。媒介融合不僅是現實需要，也是未來媒介的必然之路。探討“網刊”的合作、“媒介融合的可能路徑”成為熱點。2011年，中國高校17家名刊學報發起成立了聯合編輯部，與中國知網合作創辦“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這是辦刊模式的一種全新探索，是對紙質傳媒的拓展與再造，具有很高的探索價值。學者們就如何進行學術期刊的媒介融合之路進行了各種嘗試：學報界需要什麼樣的媒介融合平台，如何做出中國學報最好的在線傳播，實現不同媒介形態的功能疊加，發揮各自媒介的優勢。3學術期刊評價機制與學報編輯出版。學術期刊的發展，使之在學術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評價功能，同時學術期刊也在被不同機構進行著量化評價，引文索引本是學術研究的輔助工具，但卻在新的數據時代成為學術評價的基本依據。這種功能的異化或曰延伸，是如何產生的，這種評價對中國學術的正負作用，評價對學術期刊的影響，學術期刊評價的主體應是什麼，一時成為研究的新熱點。第一，全國高校學報界特別關注機構對學術期刊的評價。在歷次的學術研討會上，均邀請各類評價機構出席並演講；評價機構也與學報界保持著密切關係，積極探討評價的問題。如高自龍911

《耦合與借鑒：“核心期刊”之於學術評價的再思考》，何峻《在探索和實踐中不斷前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研究綜述》，郭君平、荊林波《中國人文社科期刊評價的變遷、問題及優化路徑》，王文軍《關於提升CSSCI國際影響力的若干思考》，均就期刊評價談了自己的見解。又如2015年12月18日，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有限公司、中國期刊協會、中國科學技術期刊編輯學會、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中國高校科技期刊研究會等單位聯合舉辦“中國學術期刊未來論壇”，會議主題是“學術期刊數字化、國際化、知識服務化”。大會發佈了《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2015年）、《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引證年報》（2015版），公佈了“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和“中國國際影響力優秀學術期刊”，在學術界引起熱烈的討論。2017年南京大學CSSCI目錄發佈，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第二，學術期刊又在被各類機構的評價中探討評價體系的各種問題。“大學評價、學術評價與期刊評價之間有密切的內在邏輯關聯，三者相互影響和制約。儘管學術評價和期刊評價是基礎，但中國大學的制度性設計以及大學評價的輻射，對學術評價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與扭曲，對學術期刊和辦刊造成干擾。專家們分析大數據時代學術期刊的生存方式與評價方式，重建學術期刊評價機制的邏輯起點，分析核心期刊評價三大體系的基本理論及其評價結果，對評價體系的探討成為觀點激烈碰撞的研究領域。4學報特色化發展及名欄建設研討。這是前一時期名欄研究的深入與延續。2014年和2016年，高校學報分別舉行教育部名欄建設研討會，專家們對教育部名欄建設以來所取得的成就進行了總結：第一，欄目特色進一步彰顯，贏得了學術界、期刊界和黨政部門的普遍認同；第二，名欄建設帶動了期刊整體質量和水平的提高；第三，積累了豐富的辦刊、辦欄經驗，推出了一批有影響力的理論成果；第四，為其他高校社科學報樹立了榜樣，催生了一批特色欄目的創設與發展，但名欄建設工作存在不足之處，應採取相應的對策。這時有關名欄的研究成果豐富，一是彰顯不同名欄的學術特色；二是探討名欄與地方文化之關係；三是探討名欄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策略；四是探討教育部名欄建設的影響力；五是探討名欄建設存在的問題及應對策略。這些對名欄建設及其成效的判斷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5數字時代學報知識產權的維護。數字時代編輯出版中編發分離的趨勢，使全國學報界越來越重視期刊的著作權問題。2009年3月，學報研究會《通訊》發佈“與數據庫網站簽訂協定時的參考意見”，提醒入網期刊與期刊數據庫網站簽訂合作協定後，注重：第一，期刊作者的授權問題、支付報酬問題；第二，過刊的授權問題；第三，期刊著作權使用許可問題；第四，數據庫網站所付費用的性質問題；第五，關於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第六，關於協議的有效期及協議終止後仍需承擔的義務問題。之後學報界又進行過多次研討，學者們分析了學報在內學術期刊著作權的法律關係，保護著作權的一些基本措施，認為“尊重著作權人的權利是出版者維護自身權利的前提。出版者在出版工作中的選題策劃、審稿加工、產品數字化與簽訂出版合同等各個環節都要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要求，重視著作權、培養著作權意識、維護著作權人合法權益，與著作權人傾力合作，儘量避免著作權糾紛的發生”。這類研究是學報界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成果。6編輯學研究的回顧與總結。回顧學術期刊的發展歷史以及編輯學研究的現狀，及時總結相關經驗，為未來發展與研究提供借鑒，是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界一直在進行的工作，如姬建敏在建國60周年之際發表一系列文章，對我國編輯學研究的基本特徵進行總結。趙志偉主編的《河北省高校學術期刊誌（1905～2014）》一書，總結河北省學術期刊的發展歷程和期刊基本情況。此類研究成果對高校學術期刊的發展以及編輯學研究具有積極促進作用。021

五、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的特點40年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的研究，與中國學術發展的進程同脈搏，受到了我國編輯學研究歷史進程的影響；同時受到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教育部有關部門關於辦刊思想的指導；也與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及各省學報研究會的指導、規劃和激勵密切相關，實現了研究成果與行業的互動，具有以下顯著特點：1.學術事業的繁榮與發展，對文科學報編輯學的研究影響深刻。國家的發展與繁榮，帶來中國學術的繁榮與快速發展，也使高校學報及其研究得以快速推進。因為編輯學的研究與中國學術研究的信息傳播密切相關，它既受到學者研究成果信息量多少的影響，也受信息量產出速度的影響；既受信息傳播技術手段的影響，也受學術信息傳播渠道的影響；既受學術信息接受者———學者的影響，也受學術信息評價機構的影響。所以，在不同的社會階段，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高校學報編輯學研究了不同的主題與問題，形成了不同的學術熱點與焦點，且隨時代的變化，這些焦點與熱點在發展與轉移。如20世紀80年代早期老刊物的復刊、改刊與改版一度是研究的熱點問題，20世紀90年代初編輯學者化、編輯規範成為研究的熱點，21世紀媒介融合的研究以及學術期刊評價成為焦點，這些研究熱點都是時代發展帶來的結果，是行業實踐的需要，是學科發展下的必然探索。所以，高校學報編輯學的研究，呈現鮮明的時代性特徵，出現了不同歷史階段先後相接，但主題與焦點各有側重的幾次大轉型。2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及各聯絡中心、各省高校學報研究會對編輯學研究起著重要促進作用。如前所述，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學術委員會、編輯委員會的大力倡導，與各聯絡中心的成立和活動，各省高校學報研究會的推動和學術研討，有力催生並促進編輯學研究成規模、高質量進行。如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資助編輯學的研究，並對其中的優秀成果進行獎勵。從1993年開始，發佈了《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優秀編輯、優秀編輯學論著評選章程》，研究會籌集一定的資金，按年度資助獎勵優秀編輯及優秀編輯學論著若干名。此後，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獲得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的資助。1998年後，由於研究成果數量多，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每4年設立研究會課題，並進行課題驗收及評選、獎勵活動，這些極大地促進了編輯學研究的產出和發展。蔣重躍在第七屆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理事會工作報告中總結：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把編輯學的研究列入重要日程，將原來4年1次的科研立項活動改為2年1次，對於一般課題和重點課題都加大了資助力度。同時，研究會每次召開的理事會、常務理事會，都是學術研討會，分別就高校學術期刊改革、數字化創新、編輯工作等共同關心的大問題展開熱烈討論。全國學報各聯絡中心幾十年來也在不斷進行學術研討及編輯學的研究，每年評選編輯學研究成果優秀論文及專著獎。各省學報研究會每年都召開學術年會，針對各省的辦刊情況，進行編輯學的研討。這些都豐富了我國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成果的產出，促進編輯學研究的持續和深入進行。3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群體熱情高，研究成果十分豐富。高校學報編輯學的研究，作為我國原生性的學科研究，既與編輯實踐工作密切相關，同時與學科發展需要相聯繫。所以，無論是從事高校學報工作的編輯人員，還是從事編輯科學研究的學者，都對之進行研究，產出成果十分豐富。既有大量的學術論文發表，又有大量的專題性論文集，還有個人研究專著；研究內容既涉及學報的實務，也探討學報的編輯學理論，還有編輯史研究等內容，同時對學報的管理、學報的傳播媒介、學121

報的評價等進行探討。潘國琪曾總結說：這些研究成果做到了“共性研究和個性研究的有機結合，做到了歷史研究和現實研究的有機結合。從研究的進程看，體現循序漸進的原則。開始時，我們的編輯學研究多數限於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對編輯一般過程的描述；後來便能從多層面、多角度觀察編輯現象，探索其內在規律；近兩年則對編輯科學體系、編輯學方法論等重要理論問題進行了探索。理論上日漸成熟，標誌著我們的編輯隊伍日漸成熟。從研究方法看，主要堅持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我們的理論研究，沒有那種從概念到概念的空泛之談，而是能從實際出發，進行針對性的研究”。4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研究的學術效應及社會效果顯著。高校文科學報編輯學的研究主體，很多人既是編輯學的研究者，又是實踐者，還是傳播學科、編輯學科的教育者，多社會身份的交疊，使其研究的問題，既有學理的價值，又有現實的意義，還能迅速地進入學科的教育之中，既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學術影響，又會對行業發展產生積極的輻射作用，還促動編輯學與傳播學的本土化、快速化發展。如河南大學學報編輯部、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都培養編輯學、傳播學方面的碩士、博士人才，直接將編輯學的科研成果轉化為教學的內容。綜上，高校學報編輯學的研究，是不斷發展的40年，其研究群體在變，研究的內容在變，但不變的是研究的熱情一直很高、產出的成果越來越有影響力，其學術價值和社會效應受到業界與學術界越來越多地關注。這是值得驕傲與自豪的！①杜敏：《編輯本質論》，見張積玉等：《編輯學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24頁。②參見李寺：《加快出書與編輯出版技術的現代化》，北京：《出版工作》，1978年第6期；杜敏榮：《建議籌辦出版學校》，北京：《出版工作》，1979年第10期。③見陳仲雍：《科學地編輯和編輯的科學》，北京：《出版工作》，1980年第4期；尚丁：《“編輯學”小議》，北京：《出版工作》，1982年第4期。④早期的編輯實務研究，多見於《出版工作》及《編創之友》。如熊向東《編輯的本領》及道弘《淺談編輯工作中的審稿問題》，均見《出版工作》，1980年第2期；喻建章《談談編輯修養》及晏明《談編輯工作中的“五勤”》，均見《編創之友》，1982年第4期。⑤不同部門編輯學研究書籍較多，主要有徐柏容等：《書籍編輯學》，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徐柏榮：《雜誌編輯學》，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年；鄭興東等：《報紙編輯學教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任遠：《電視編輯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吳飛：《新聞編輯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王曉紅：《網絡信息編輯實務》，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⑥《進一步提高學報質量　華東24所高校文科學報舉行座談會》，上海：《復旦學報》，1981年第1期。⑦謝振中：《建國三十五年來的高校學報》，西安：《陝西師大學報》，1984年第4期；謝振中：《試論高校文科學報的編輯方針與原則》，長沙：《湖南師院學報》，1984年第6期；萬健：《略論高等學校學報的特殊屬性和編輯工作特徵》，蘭州：《西北民族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孫景峰：《對學報特色形成途徑的再探討》，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張國輔：《論地方大學學報之生長點》，湖北恩施：《鄂西大學學報》，1988年第S1期。⑧有關內容參見李建：《論高校學報編輯》，江西上饒：《上饒師專學報》，1984年第3期；蔣元霖：《福建省高校學報編輯學研究20年回顧》，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06年第1期；曾平：《學報質量控制的若干問題初探》，江西贛州：《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988年第S2期。⑨鄧瑩：《學報編排規範》，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5年第3期。⑩《華東高校理工類學報編排規範（試行）》，上海：《上海海運學院學報》，1986年第4期。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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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匿名審稿制度下編輯的職能和作用高超群　王姣娜［提　要］　匿名審稿制度的實行，部分取代了由編輯部獨立自主地決定稿件命運的審稿模式，編輯職能因之發生了較大程度的改變，進而也引發了關於編輯職能的討論。匿名審稿制度具有專業性、公正性的特點，但是在實踐中也存在著僅靠制度本身難以解決的問題，因而也受到了來自學者和期刊編輯部的質疑。因此，應將匿名審稿制度嵌入到編輯部審稿流程中，發揮編輯在審稿過程中的應有作用，實現匿名審稿與編輯審稿的有效互補。［關鍵詞］　匿名審稿制度　編輯職能　同行評議　編輯主體性［中圖分類號］　G2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25⁃12一、引言：問題的提出匿名審稿制度是國際學術期刊普遍採用的一項制度，即在論文評審人和作者互不公開信息的情況下，通過同行評議的方式來評判稿件是否符合發表要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匿名審稿制度開始出現在中文學術期刊中並逐漸普及，2012年這一制度成為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學術期刊的剛性指標之一。匿名審稿制度的實施，不僅在客觀上很大程度地改變了編輯的職能和作用，而且也使得包括學者和編輯自身在內的學術共同體對編輯的職能究竟該何去何從產生爭議。在實行匿名審稿制度之前，編輯的作用在於選擇和發現優秀的、適合的稿件，“發現和培養”優秀的作者。對於編輯來說，最主要的業務能力就是鑒別稿件。基於長期的實踐經驗，很多前輩編輯總結了很多實用、系統的判斷稿件質量的方法，並嘗試將之系統化。①實行匿名審稿制度之後，選擇稿件的權力，或者說很大一部分權力被削弱乃至剝奪了，匿名評審專家成為稿件選擇的主角。有論者認為“匿名審稿制逐漸成為學術期刊審稿的剛性制度，這將不可避免地使編輯的審稿權（亦即對作者作品的評價權）有所旁落，從而使關於編輯與作者關係的理論建構面臨被顛覆的危機②”。這種說法或許有些誇張，但也的確敏銳地發現了編輯、作者和審稿人之間權利角色關係的變化。隨之而來，很多人認為學術期刊的編輯應該職業化，應該慢慢告別編研結合的理念。那麼，前輩編輯最為看重的鑒別稿件的能力，是否就不再是編輯必備的、最重要的業務能力了呢？顯然，對於學術期刊的編輯部而言，這是一個重大問題，它既關乎對於編輯的選擇，編輯業務能力培訓、考核的方向，也關乎編輯部相關制度的521

建設，乃至對於定義學術編輯這一職業本身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關係到在匿名審稿制度下，如何辦好期刊，更好地為學術共同體服務的問題。在匿名審稿制度的實施過程中，有不少編輯部一直在實踐中探索這種變革，但很少有人系統地對這些經驗加以總結和梳理。本文嘗試對這一問題進行一個初步的探討，以就教於各位同仁和專家。要說清楚匿名審稿制度下的編輯職能，我們還需要從匿名審稿制度本身說起；進而再從編輯的角度出發，看看匿名審稿制度解決了哪些問題，帶來了哪些問題；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再來討論，編輯需要把哪些工作交給匿名審稿專家來完成，又需要增加哪些工作，來彌補匿名審稿制度的不足。二、匿名審稿的發展與編輯職能的演變（一）匿名審稿制度的源起和發展作為一種學術制度，匿名審稿制度建立的時間並不長。許多研究者將其追溯到17世紀英國的《皇家學會哲學會刊》。但實際上，直到19世紀末，科學界才開始真正重視匿名審稿人制度，他們意識到需要審稿人來對科學文獻的質量負責，以“保護科學文獻的整體聲譽和可靠性”。不過，直到20世紀初期，英語世界的審稿還不是很正規，“進入20世紀很久以後，《哲學雜誌》或《自然》等機構的編輯仍然獨立自主”。匿名審稿制度權威性的確立與同行評議密切相關，在20世紀中期以前，外部的同行評議僅僅是決定錄用或項目申請是否獲得資助的幾種方法之一。到了“冷戰”後期，同行評議才成為必要的前提。這是因為冷戰期間，美國科學家和公眾的關係發生了變化。科學研究所需要的投入，在20世紀50和60年代增長迅猛。科學家需要讓納稅人相信自己項目的價值，才能獲得資助。科學家們意識到“社會事務越來越緊密地與科學和技術交織起來，我們需要更多的同行評議”。③從那以後，同行評議才成為學術評價的金科玉律。可見，同行評議和匿名審稿制度是科學共同體為了維護自身的權威，取信於公眾的自律行為。它與整個科學研究制度的發展，以及科學與政府、社會的關係密切相關。在中國，匿名審稿制度的建立背景與此有類似之處，也是學術共同體面對公眾質疑時的一種自治式的制度建設。20世紀90年代，《學人》、《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中國書評》等雜誌開始提倡建立學術規範，2000～2001年，《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圍繞“共建學術規範、整飭學術道德”這一主題，組織了較大規模的討論來反思中國學術界的亂象，倡導建立學術規範。無論是學術道德的改良，還是學術規範的確立都必須建基於相關制度之上，而當時的中國，在學術制度方面從整體上講還非常不完善。當時的學術界認為，學術制度的缺失是導致中國學術水平低下，出現大量低水平學術腐敗的原因。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文學界開始逐步建立包括匿名審稿在內的一系列學術制度，從注釋體例、文獻引用到成果評定、期刊評價、職稱評審等等，在原有的制度基礎上，逐漸系統化、規範化。在中文學術規範確立的過程中，同行評議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1992年底在香港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是國內較早採行匿名審稿制度的學術期刊，此後越來越多的期刊實行了這一制度。有研究者對347種中文人文社科學術期刊進行了調查，發現截至2015年，還有35.87％的期刊沒有實施匿名審稿制度，如果將匿名審稿比在30％（含）以下的學術期刊視為匿名審稿制度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的期刊的話，則有61.9％的學術期刊沒有認真實行匿名審稿制度。④這說明實際上，匿名審稿制度在中文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當中遠未普遍實行。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從其在中文學界誕生以來，匿名審稿制度始終處於質疑之中，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領域。當然，在英文學界對匿名審稿制度的批評也不絕於耳，雖然中文學621

術界有其獨特的體制環境，但中文學界質疑的許多理由與英文學界也有相通之處。（二）學術期刊編輯職能的演變與爭議編輯工作古已有之，有研究從廣義上和長時段的視角，將我國編輯職能的演變劃分為古代的收集與詮釋、近現代的整合與開拓、改革開放以來的創意與造新三個階段。⑤就工作內容而言，編輯職能涵蓋了選題策劃、組稿、審讀、編輯加工、校對、發行等出版過程中的各個環節。然而，相對於圖書出版而言，對於學術期刊的編輯職能、工作內容、甚至職業定位，雖然相關討論很多，但始終沒有形成一個明確具體的共識。這裡可能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學術期刊的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邊界不清晰，或者說二者的身份往往是重合的，這樣一來，本應置於二者之間的編輯的工作邊界也就不夠清晰了。二是學術期刊編輯本身就具有“一職多能”的特點，一名責任編輯的工作可能覆蓋了從最初收到稿件到最後付印見刊的全過程，其具體工作內容的界定也就不夠清晰了。而這兩點在圖書出版業中基本不是問題，圖書的作者和讀者是兩個邊界清晰的不同群體，而且由於圖書出版業的特點，其編輯崗位的設置已經根據所處的工作環節，拆分為諸如策劃編輯、文字編輯、技術編輯、發行編輯等不同崗位，每一類崗位的工作內容是比較明確的。儘管學術期刊編輯的職能沒有形成一定之規，但是在傳統上，一名責任編輯的工作可以概括地分為選擇和規範兩個方面。所謂選擇，具體包括選題策劃、組織稿源、審讀稿件等工作，也就是決定在期刊上發表什麼的工作；所謂規範，具體包括編輯加工、校對、核紅等工作，也就是按照行業和期刊的標準來規範所發表文章的文字和形式等。但是，在期刊引入了匿名評審制度後，對於編輯應履行職能認識的出現了分歧，相應的討論也多起來。因為匿名審稿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編輯審稿，使編輯的審稿職能旁落。而在此之前，審稿工作一直是編輯的重要職能。從編輯工作的一般流程來看，審稿及其之前的工作（如選題策劃、約稿、審稿等）和審稿之後的工作（如編輯加工、校對、發行等），在工作的特徵和對編輯能力的要求上有很大的不同。有研究將這兩類工作稱之為學術性工作和技術性工作。⑥學術性工作需要編輯具備相當的學術水平，決定了期刊的學術質量，也更能體現編輯部或者說編輯的主體性；技術性工作需要編輯具備一定的文字能力和編輯業務能力，影響的是期刊的編校質量，但往往屬於從屬性的工作。也就是說，審稿是編輯發揮主動性、具有學術性的載體。所以當審稿這一重要職能被“替代”後，編輯職能究竟該何去何從，也就真的成為一個現實問題了。綜合前人的討論，總的來看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類是給編輯職能做加法，認為學術期刊編輯應向著複合型、多面手方向發展，強調編輯的“再創造”功能。例如，有觀點提出編輯職能要從以“選擇”為重心向以“策劃”為重心轉移，發揮編輯的主體創造性，是“從無到有”的體現；⑦有觀點提出編輯還應具有創新和策劃職能，現代學報編輯職能是構建現代學報編輯學學科體系框架的基本範疇，現代文科學報編輯應當具有中介、創新、策劃等三大職能，中介是學報編輯的基本職能,創新和策劃則是實現中介職能的條件、前提和靈魂；⑧此外，編輯應當具有培養作者的職能，編輯可以通過提供科研信息、引導作者科研創新、調動作者學術研究的積極性等方面培養作者的學術研究能力；⑨還有認為在數字出版環境下，期刊編輯需要成為“全能型”編輯，對數字新技術、新型數字傳播理念非常熟悉，成為能靈活運用文字和多種數字技術進行專業學術出版的全能型編輯；⑩乃至在更高層面上討論期刊應通過積聚各方研究力量，有效地開展各種學術活動，來引領學術發展方向；等等。總體而言，這類觀點的背後體現的是“編輯有學”的理念，將學術期刊編輯視為學術共同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認為編輯工作是具有創造721

性的，他們應該而且可以具有特定的職能，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還有一類是給編輯職能做減法，或者說主張編輯分工，認為職業編輯應退回到文字編輯和技術編輯，而將學術編輯的職責交由學者承擔。例如，顏帥提出，“真正的編輯都應由學者來當”。他認為編輯工作的內容實際上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組織、審讀、編選稿件，一類是對文稿進行加工、整理，直至印刷裝訂完畢。真正意義上的編輯是做前一類工作，而後一類工作應由通常所說的技術編輯或助理編輯來完成，並用工程師和工人來比擬這兩類工作的差別。他認為在實行專家審稿後，學術期刊編輯要由學者來當，而將文稿加工整理及至付印的工作交由技術編輯或編輯助理來做。朱劍也認為，“專家匿名審稿制度的逐步剛性化，給幾乎所有關於學術期刊編輯身份建構的路徑致命的一擊”。他對於編輯能夠具有“發現”、“培養”和“再創造”、“評判者”的職能提出質疑或否定，認為應回歸到編研一體的傳統，由學術團體而非單位辦刊，由具有編輯意識的學者擔任編輯或者說學術編輯，而職業編輯應是指技術編輯，他們“無需堅持在學術前沿，甚至無需專屬於某一學術共同體，而是專攻編輯技術”。這一類給現有的編輯職能做減法或者說主張編輯分工的觀點，實質上反映了“編輯無學”的理念，並不認為目前體制下的編輯部和編輯是屬於學術共同體的，也不認為他們能夠承擔相應的具有學術涵義的編輯職能，當然審稿可以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職能了。當然，朱劍文中觀點是基於其所認為的，“始於1970年代末開始漸趨剛性的編輯職業化的推行，使得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告別‘編研一體’的傳統而與學術共同體分離，學術期刊編輯作為一個群體從學者隊伍中分離出來，歸入了職業編輯人的隊伍”的這一情況。然而，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剛性的制度訴求，在實踐中並未真的徹底改變編輯的職業屬性，反倒徒然增加了編輯對自己身份的焦慮。“在一些大型期刊出版集團，學術編輯與技術編輯的分工已是一種潮流，但‘編研一體’並未因此而消失。……在不具備體系化和規模化這一前提的中國學術期刊界，特別是高校學報界，四十年來的職業化並非建立在編輯分工的基礎上，職業化後的編輯仍然集學術編輯與技術編輯于一身”。不過就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而言，無論期刊編輯在身份上或是實踐中是否為“編研一體”，匿名審稿制度之於學術期刊的幫助與局限都是客觀存在的。換言之，無論期刊編輯是“編研一體”還是所謂的“職業編輯人”，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都難以在其編輯工作涉及的所有學科或研究領域內達到匿名審稿人的專業水平。匿名審稿制度的實施，對編輯審稿權利的挑戰都是真實存在的，而“審稿是所有編輯程序的核心”，因此，匿名審稿制度對編輯的職能和作用帶來重大影響也就不足為奇了。本文所要討論的正是其具體帶來了何種影響，以及編輯、編輯部應該如何應對。本文討論了匿名審稿制度本身的問題，但更著重於探討制度實施層面的實踐問題。實際上，制度設計與制度在現實中的運行二者之間本來也存在著緊密的、相互影響的關係。“剛性的編輯職業化的推行”帶來了編輯的身份焦慮和學術期刊主體性的問題，這是當下學術期刊面臨的體制困境，也是編輯研究當中的熱點問題，編輯同仁對此已經有很多研究和闡發。在很多人看來，匿名審稿制度削弱了編輯的“學術性”，因此它也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焦慮和主體性問題。但在本文看來，由於匿名審稿制度本身及其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它並不能徹底取代編輯的審稿職能，也不會削弱編輯的“學術性”。它只是對編輯提出了新的要求。總體而言，它非但沒有進一步割裂編輯與學術共同體的關係，反倒是使編輯、編輯部與學術共同體的關係更為緊密。不過，關於編輯亦或是學術期刊的主體性問題，確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話題。尤其是在當下，信息技術的發展對於學術出版乃至學術評價，很可能會帶來巨大變化，這也勢必會對傳統的學術發表的組織方式帶來挑戰。我們知道，編輯或者說編輯部，最重要的一項職能就是選擇稿件發821

表。如果同行評議（匿名審稿）可以替代編輯審稿職能，則目前意義上的學術期刊編輯也就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必要；進而如果學術共同體可以對論文進行直接評價的話，那麼以刊評文顯然是不準確也沒有效率的，甚至連編輯部、學術期刊也都會失去其獨立存在的必要。顯然這個問題已遠超過本文的討論範圍，但本文所討論的，在實行了匿名審稿制度後，編輯是否還有必要和有能力履行審稿職能，恰是回答上述問題的癥結所在。三、匿名審稿制度的作用和局限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我們會發現，匿名審稿制度取代由編輯部完全自主地決定稿件的命運，首先是因為匿名審稿制度更為公正。在審稿過程中，匿名專家可以不受，或者很少受到投稿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人際關係的影響。其次，它也更為專業。匿名審稿專家對於投稿所涉及的問題、研究的前沿、數據等等更熟悉，其水平和經驗是一般編輯所無法比擬的。因此，從理論上來說，匿名審稿制度應該會比編輯更能選出優秀的稿件。那麼實踐的結果如何呢？（一）匿名審稿制度的作用從整體上看，匿名審稿制度對於提升期刊的學術質量和公信力有積極的作用。匿名審稿制度這一形式最核心的特點在於，將編輯部的集中審稿權利分散到學術同行中，並且審稿的過程是在同行之間信息互不公開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在審稿中可以最大限度地遮蔽掉作者的學術身份和學術或非學術性質的關係對稿件是否錄用的影響，而專注於對稿件學術質量的評價。而且，相對於編輯部而言，審稿人是稿件研究領域的內行甚至專家，他們對於稿件在該領域的學術價值，以及數據和方法的掌握也更為準確，能夠提出更為專業的評判。一些專門針對匿名審稿制度的研究結果也對匿名審稿制度的積極作用提供了量化的支撐。英國出版研究協會進行的一項針對世界各地學者的關於同行評議的調查發現，93%的受訪者認為同行評議在控制已發表研究的質量方面是必要且有價值的。在各類同行評議方式中，71%的受訪者認為雙向匿名審稿有效，52%的人認為只有匿名審稿人的單向匿名審稿有效，37%的人認為發表後的評論是有效的，26%的受訪者認為開放式評審有效。支持雙向匿名審稿制度的受訪者認為，這種制度更客觀、更公平，消除了潛在的偏見。劉瑞明、趙仁傑對匿名審稿制度的成效進行了經驗研究，他們採用了中國經濟管理類366種期刊2003~2012年的面板數據，回歸結果顯示匿名審稿制度提升了期刊的質量，並且這種作用會隨著期刊實行匿名審稿制度的時間延長增加。作者用來衡量期刊質量的指標是影響因子、總被引次數和平均引文率等，如果我們不考慮這些指標在評價期刊方面的局限性等問題，那麼作者的計量結果應該是可信的。正是因為匿名審稿的這些優勢，使得這一制度在學術期刊中被越來越普遍地採用。由此，也對編輯的職能提出了挑戰。在傳統的審稿制度下，投稿的錄用與否取決於編輯的審稿結果。因此，編輯必須有能力判斷投稿的學術價值、選題的意義、論證的過程、數據的使用、文章的貢獻等等。為此，編輯必須熟悉自己所負責領域的研究狀況，並且具有相當的研究水平和經驗。在編輯工作的實踐當中，還應當花費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來繼續自己的科研工作，編輯部也應當在制度上對此提供便利，乃至相應的激勵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專業的學術期刊，要求編研一體、編研結合就是相當合理的了。可以說，編輯的研究能力，是其基本的職業要求之一。而在匿名審稿制度之下，對於稿件的學術價值和水平的判斷交給了外審專家，編輯的這一重要職能幾乎完全被取代了，而且從上文來看，取代之後的結果還不錯。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編輯的研究能力不再重要，“編研一體”的編輯921

部組織原則也已經過時了呢？“自從學術期刊尤指大學學報告別‘編研一體’的傳統而與學術共同體相分離，學術期刊編輯就轉變成為職業編輯人（朱劍語）”。所謂的編輯工作也就只是對稿件進行技術處理、責編、校對等等，以及聯絡學術界，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編輯只要有基本的編輯和溝通能力，以及對學術界的大致瞭解就可以了？編輯是不是變成了與研究工作關係不大的一種職業了呢？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為了說明在匿名審稿制度下，編輯需要承擔的工作職責，我們應當先討論匿名審稿制度存在的問題。（二）匿名審稿的問題實際上，從匿名審稿制度誕生之日起，批評和質疑就從未停止。有時這種批評來自編輯部內部，而且異常嚴厲。《柳葉刀》（Lancet）的編輯RichardHorton認為，同行評議過程是“不公的、不負責任的……有時是無禮的，常常是無知的，偶爾是愚蠢的，通常是錯誤的”。《英國醫學雜誌》（BMJ）前編輯RichardSmith對此進行了總結：“沒有證據表明同行評議‘有用’；反過來，我們卻有大量證據指出它的壞處。”有時則來自學術共同體，如《近代史研究》在2018年第5期上專門組織了一組筆談來討論匿名審稿制度，在編者按中提到，“正像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樣，實行一段時間之後，一些學者和期刊編輯感到專家匿名審稿也有其缺陷，引起比較普遍的擔憂。譬如，一旦制度僵化，以統一標尺衡量各具作者個性才識的學術產品，有可能抑制創新和個性，導致‘精緻而平庸’之作氾濫；譬如，若審稿專家選擇不當，結果可能比編輯部審稿更差”。參加筆談的歷史學家，作為學術共同體的一員，大多既是評審者也是被評審者。他們對於匿名審稿制度的看法，既有共識，也有分歧。這組筆談既包括了對審稿專家的討論，如發出“‘專家’們可靠嗎”的質疑，探討審稿者的責任與自律，認為“匿名審稿關鍵在尋獲真正的‘專家’”；也包括了對期刊或編輯部的討論，認為“匿名審稿制度下編輯部的主導作用無可替代”，應該“堅持學術刊物的主體性”；等等。那麼，匿名審稿制度存在的問題具體是什麼呢？綜合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審稿意見有時會有較大偏頗。這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比如審稿人的態度不夠認真，“有的審稿專家自視老子天下第一，其他學者和文章不過爾爾，於是不做仔細閱讀，不進行認真分析，不分青紅皂白，大筆一揮，槍斃了事”。或者審稿人自視過高，對於自己並不熟悉領域的研究給出不具可行性的意見，“這類所謂的‘專家’，往往並沒有讀懂你的文章，就妄下評語，或並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卻十分喜歡‘下指導棋’，要你這樣修改，那樣補充。有的甚至不加分析地扣上一大堆‘政治帽子’，讓你感到無所適從，根本無法著手去修改”。或者僅僅是因為贊同或者反對論文的觀點來決定投稿的取捨，乃至故意壓制與自己研究領域相近的學術成果的發佈。2.過分追求論文的“正確”性，扼殺了具有創新性，但並不太完善的研究。“今日擔任各學刊審稿人的，多是有些成就和資歷的人。這些人可能更傾向於維持既存格式，不易接受新的思路（甚至不同的言說風格）。因此，有突破性的研究，往往使維持既存思路者產生不舒服的感覺（中外學界類似的事例屢見不鮮，連愛因斯坦都有不為人所識的經歷）。這是學術評審與生俱來的困境，且通常越強調‘規範’者，越難容忍和接受具有挑戰性的研究。”因此，“那些四平八穩的文章，往往最容易通過審稿關。”除了愛因斯坦之外，人們也常常拿著名經濟學家、諾獎得主阿克洛夫的例子來批評匿名審稿，他有關信息經濟學的名篇《“檸檬”市場：質量、不確定性與市場機制》，先後被《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學雜誌》、《經濟研究評論》拒稿。3.由於受到主流研究方法的影響，匿名審稿人會逐漸抹殺雜誌的風格和個性。這一點在經濟031

學期刊當中表現尤為顯著，隨著計量方法的廣泛使用，重要的經濟學家普遍青睞這一方法，甚至視其為經濟學論文的門檻。這導致了大部分重要的經濟學期刊，都僅僅只有研究領域的區分和學術水平高低的差異，在風格上非常雷同。學術期刊個性的消失，在其他的人文社科期刊中也有表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雖然出現這一現象，是很多原因造成的，是整個學術共同體的問題，但對於那些嘗試衝擊這種沉悶的學術氛圍的編輯部而言，匿名審稿人的意見和選擇稿件的傾向，是一個約束而不是促進因素。除此之外，根據筆者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工作的經驗，匿名審稿制度還有兩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一是匿名審稿專家的標準不一。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審稿專家一般都對刊物的標準不會有準確的把握，有的審稿專家會按照最好的刊物的標準來審稿，有的則覺得只要“及格”就可以。另一種情況是審稿專家本身的風格不同，有的審稿專家尺度很嚴，有的則會更多地理解和體諒作者的難處。二是匿名審稿專家的學科偏見。對於綜合雜誌，或者交叉學科來說，最顯著的因素就是不同學科對於論文有著不同的要求和標準，有時基本的學術範式都有很大差異，這也會影響到對論文評價的客觀性。比如，在《中國經濟史研究》雜誌，經常出現的經濟學與歷史學方法的學科差異。對於經濟學背景的審稿專家來說，他們一般對論文的規範性、問題意識、邏輯性會有較強要求，而歷史學背景的專家則更注重史料是否一手、數據是否可信、結論是否能得到史實和文獻證實等等。不同學科的審稿人經常會用自己的學科標準來要求使用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論文，甚至會對某些方法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匿名審稿制度之所以會出現上述問題，一方面可能是執行層面或是主觀上的原因，如審稿人的選擇是否合適，對審稿人的要求是否不夠具體，以及審稿人的態度是否認真等。另一方面還有這種制度本身的局限。在各類同行評議的形式中，審稿人和作者的信息互不公開的雙向匿名是最為普遍也是最被認可的。這是因為，其被認為是最具有公正性的。然而信息不公開實際上是把雙刃劍，一面是公正、一面是約束。也就是說，在信息不公開的情況下，一方面審稿人不用面對各種壓力、最有可能公正地審稿；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由於信息不公開，使得對本來就獨立於期刊之外的審稿人，形不成任何監督，幾乎沒有任何約束。所以，要想制度真正起到相應的作用，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審稿人的職業道德上，或者借助外部的力量加強監督。針對這些問題，目前期刊界也有很多新的嘗試，比如公佈匿名審稿的評閱意見或者匿名審稿人，以這種方式來約束審稿人，促使其在審稿時更為嚴謹、認真。1989年在美國芝加哥就召開過以“對監督者實施監督———論文審查制度的研究”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提出對審稿體制從外部實施監督。著名的《英國醫學雜誌》從1999年起開始採用開放式評審,在出版物中每篇論文的最後都有審稿人的姓名。而2014年創辦的ScienceOpen雜誌則將發表前的匿名評審改為發表後的公開評審。國內也有一些期刊開始採用類似的做法，但是在實踐中審稿人的拒審率也提高了。另外，在對創新的接受程度上，審稿人和編輯部之所以會產生不同的表現，在於機制對兩者的激勵不同。對於審稿人來說，更傾向於風險最小的選擇，所以會表現為對論文“正確”性的過分追求，而創新就意味著挑戰既有的學術觀點和知識體系，往往還附帶著在數據或論證過程中的種種不完善。而對於編輯部來說，無論是從工作本身還是從期刊評價角度，受關注、高引用都是一件有內131

在激勵的事情，因此對於這些能引起爭論或言前人所未言的稿件會更加“寬容”。另外，從期刊的長遠發展來看，編輯部也會傾向於有成長潛力的年輕作者，培養期刊未來的作者隊伍。是否能克服匿名審稿制度的弊端，以及究竟是否應該繼續堅持匿名審稿制度，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本文接下來想要討論的是針對以上所列匿名審稿制度當中存在的問題，編輯是否可以通過適當的努力來加以彌補和改善。四、如何通過編輯工作改善匿名審稿匿名審稿制度並不像20世紀90年代的學人所設想的那麼完美。應該說，對於遏制明顯的學術腐敗和學術不端，這一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促進學術發展，提高刊物的質量也有積極貢獻。但它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分析一下匿名審稿制度的弊端：對於審稿專家本身的問題，可以通過淘汰不合格的審稿專家、加強與審稿專家的溝通等方法來解決，這是一個緩慢、持續的過程，並不是一次性建好一個審稿專家數據庫就可以解決的，因為不斷有新的審稿人加入。與專家的溝通也需要在日常工作中不斷地重複強調。另外一些方面，比如，對於創新性研究的扼殺，則是無論編輯審稿、還是匿名審稿人審稿，乃至先發表後審稿，都難以解決的問題，因為新研究必然會面臨著較為嚴苛的批評環境。但是相對而言，編輯部會更傾向於有創新的論文，因為引起爭議對編輯部來說是一個正面的效應。至於維護雜誌的風格和個性，這原本就不應當是匿名審稿人的責任。綜上來看，就促進學術發展而言，匿名審稿制度不應當完全代替編輯部來決定稿件的選用與否。除了匿名審稿制度本身需要不斷地維護和監督之外，在匿名審稿制度下，還需要編輯更多地參與審稿過程，發揮應有的作用。要想實現匿名審稿與編輯審稿的有效互補，一方面需要編輯部完善審稿制度、審稿流程等，另一方面也需要編輯具有更好的學術素養和研究經驗。第一，編輯需要遴選審稿專家，完善審稿制度。如上文所說，在編輯部實際運行過程中，對匿名審稿專家隊伍要不斷更新，同時也要加強和匿名審稿人的溝通。因此，編輯需要密切掌握學術界的動態，以便發現新的審稿專家；對於專家的研究領域、新的研究興趣都要有所掌握，以便及時調整外審專家數據庫；甚至還需要瞭解學者之間的師承、人際關係等，以便在選擇外審專家時，回避那些明顯的利益相關人。對於這些學術信息和學術界動態的掌握，在編輯審稿的時代，這些素養並不是必須的，但在匿名審稿制度下，則不可或缺。因此，與傳統的審稿時代相比，對編輯在這些方面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而不是更低的要求。第二，對審稿人的意見作出正確判斷。通過前面的分析，匿名審稿人可能因為過於強調論文的規範性、學科偏見等，扼殺有貢獻和創新的研究。因此，實行匿名審稿制度，並不意味著編輯應當將選擇稿件的權利全部轉交給外審專家，對於外審專家的評閱意見，也不是僅僅依據審稿人給出的最終結果來決定稿件的取捨，而是要對評閱意見本身的優劣、長處和短處做出準確判斷。正如包偉民所說，“職業編輯的作用也就從‘學術裁判者’更多地走向了‘學者裁判者’，或曰‘審讀意見的評判者’，也就是評判‘專家’所提供的審讀意見，成為他們的一項主要工作”。要對外審專家的審讀意見做出評判，不僅需要編輯對被審閱的稿件有深入瞭解，還需要對審稿人的評審意見有同樣深入的瞭解。第三，維護雜誌的風格和個性。每本雜誌都應該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否則它就沒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學術期刊的多樣性，對促進學術競爭、保持學術活力有重要作用。匿名審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編輯部的主動權。因為倘若要保持雜誌的個性，就不能完全依賴自然來稿，而應當鼓勵231

某種風格、傾向的稿件。這類研究不一定是當下學界的主流，因此，來稿本身可能就不多，如果再經過匿名審稿的篩選，可能就更所剩無幾了。因此，為了保證自己的風格，編輯部必須主動約組稿件。但如果所有的約組稿件都要經過匿名審稿，這會帶來程序上的繁瑣和人際關係上的複雜，在實踐中操作起來很困難，這種困難極大地降低了編輯部本來就不那麼強烈的約稿衝動。因此，編輯部如果有強烈願望，想要凸顯或者保持自己的風格，那麼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匿名審稿制度的約束。在實踐當中，一些比較有活力和特色的人文社科期刊，都有通過會議、約稿來表達自己所關切的問題、方法、領域的舉動，比如《開放時代》、《澳門理工學報》、《文化縱橫》、《探索與爭鳴》。要組織這樣的會議，約組到高水平且能恰當地體現雜誌風格的文章，首先需要提出合適的問題，然後找到合適的作者，並將編輯的意圖準確而又堅定地傳達給作者，並在後續寫作和修改中和作者保持密切的溝通，所有這些工作都需要足夠的學術積累和經驗。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匿名審稿制度並不能，也不應該完全取代編輯來審稿，編輯依然要承擔一些審稿的責任。因此，編輯與匿名專家的審稿不是相互替代，而是互相補充。“實行匿名審稿制度，並不是完全排斥編輯的審稿資格，一切以外審意見為指歸，很大程度上還是外審專家與編輯部編輯之間的交互審稿，二者是優勢互補的關係。”在匿名審稿制度下，編輯依然要承擔一定的審稿任務，但與編輯審稿時期相比，其側重點會有所不同，任務和職能要求也會有所不同。在匿名審稿制度下，編輯更多地是要結合外審專家的意見，來對稿件做出判斷，而不是獨自直接對稿件做出評判；編輯還需要更為熟悉和瞭解學界的動態，具有約組適合本刊稿件的學術能力等等。就此而言，如果認為匿名審稿制度實行以後，編研一體就不再是學術期刊編輯部的發展方向，恐怕很難服人，在實踐中也是不太行得通的。為了能夠更好地履行上述工作職能，編輯群體也需要加強自身的能力建設。毋庸諱言，學術期刊編輯應是“編研一體”的，在掌握編輯技術的同時更應具備研究能力和一定的學術水平，否則即使是在期刊採用匿名審稿制度的情況下，也很難勝任審讀稿件的工作，甚至是專業學術文章的編輯工作。那麼，是否具備了研究能力和編輯技術就可以做好編輯工作了呢，是否還有其他一些能力或素養是編輯崗位需要具備的呢？筆者認為，至少還有以下兩個方面需要考慮。其一，期刊編輯要有學科視野。我們知道，受各方面條件所限，學術期刊是不可能細化到按研究領域配置編輯崗位的。對於綜合性學術期刊，其編輯面對的可能是一個以上的一級學科。雖然專業性學術期刊的情況要好一些，但是即使是像《中國經濟史研究》這樣的二級學科專業期刊，編輯面對的稿件也遠遠超過自己的研究領域。因此，具備學科視野對於編輯工作來說是必須的。這一素養的積累過程和研究工作有所差異。研究工作的起點往往是從“窄而深”開始的。誠如李伯重先生在論及學術創新時提到的，“只有在每個知識領域工作的學者都心無旁騖，專心致志地追求本領域中的學術探索，整個學術也才能真正得到發展”；“對於大多數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觀條件的小課題，只要真正努力，卻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這種成果就是創新”。與之相比，編輯工作開始就是“寬”的。無論是為了能夠選擇合適的審稿專家，還是為了能夠對文章選題意義和學術價值做出判斷，乃至對外審意見做出綜合考量，編輯都需要深入瞭解其崗位所對應的學科或是相關領域整體的研究狀況和學者情況，建構起整個學科或領域研究的圖景。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是需要日積月累不斷努力的。其二，期刊編輯需要具有創造力。編輯的創造力是有別於研究和寫作的，它體現在如何通過編輯的“選擇”職能來實現期刊的辦刊方針和理念上。編輯的這種創造力對於期刊的發展是至關重331

要的。《經濟研究》雜誌在20世紀80年代轉型過程的例子就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經濟研究》原常務副主編唐宗焜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講述了雜誌在20世紀80年代的轉型過程。當時，雜誌經歷了從刊物定位、研究範式、學術風格等一系列的重大變化，並獲得了成功。而在這一過程中，編輯部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前期的調查研究、徵求意見，明確定位後的調整選稿標準、改變發文重點、吸引青年作者、擴大作者隊伍，以及組織評獎活動、召開學術討論會，等等。從中可見編輯隊伍的創造力對於期刊發展的重要性。實際上，即使是在日常工作中，如前述刊物要想維護自己的風格和個性，也同樣離不開創造性工作，如策劃選題、約組稿件、組織會議等。此外，編輯部也需要形成一定之規，來應對匿名審稿中存在的比較普遍的問題。例如，在實行匿名審稿後，經常會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在多個審稿人之間或是審稿人與編輯之間，審稿意見不一致。如何處理這一問題，編輯部還應事先設定流程和具體辦法。首先，對審稿專家的審稿工作可以提出比較具體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應是強調審稿意見的建設性。當然也要區分採用、修改、退稿等不同情況。對於採用和退稿，要具體說明接受的理由和拒絕的理由，儘量避免過於寬泛的評價，這樣在後續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時候也可以有的放矢。對於修改，應指出可取和不足之處，還應指出具體問題並提出具有可行性的修改意見。其次，從流程上，將外審嵌入到審稿流程中，將匿名審稿置於中間環節。實際上，大部分編輯部在實際工作中也是這樣做的。例如，公開審稿流程的《中國工業經濟》和《經濟學動態》，都比較有代表性。《中國工業經濟》實行的是六審制：初審；二審，由責任編輯負責；三審，編務會集體審議；四審，雙向匿名審稿；五審，匿名評審複審通過後的論文，由常務副主編審定；六審，由主編或副主編從政治標準、學術標準上最終定奪。《經濟學動態》的審稿流程包括四輪：初審，由板塊編輯進行；複審，由編輯部主任、副主任和責任編輯組成的編輯部評議會進行；匿名外審；終審，通過匿名外審稿件由主編和編輯部主任、副主任以及責任編輯組成的編輯部定稿會進行。從這些公開的信息可見，匿名審稿處在中間環節，稿件的終審意見是由在其之後的主編審稿或是編輯部集體審稿決定的；但是，在公開信息中均明確說明，只有通過匿名審稿的稿件才能進入到下一輪審稿環節中，而沒有說明如果兩位或多位審稿人意見不一致，或是審稿人意見與編輯部意見不一致時，編輯部會如何處理。最後，對於如何綜合判斷不同外審意見，可以設計一些具體辦法。雖然社會科學研究很難用程序化或量化的方法進行衡量，對於每一篇文章的取捨還是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過也可以嘗試設計一些甄別的機制或者說是判斷的思路。如果我們按照“由表及裡”的維度給論文評價指標進行排序的話，那麼越接近文章內核的指標，其權重應該越高；越接近文章外在表現的指標，其權重應該越低。例如，關於研究提出的問題、文章選題、觀點等可以歸為最接近內核的一類指標，次之為邏輯、理論、結構等指標，再次為數據、方法等指標，最後也是最接近形式的是文字、規範等指標。當然正如前文提到的經濟學與歷史學的學科差異，對於不同學科研究來說，其具體指標排序也可能會有不同。當審稿人對一篇文章是否錄用的意見不同時，編輯部可以考慮不同意見關注的評價指標的權重。如果肯定的方面比否定的方面更接近論文內核，那麼可以考慮傾向於肯定的意見，給作者修改完善的機會。當然，這僅是一家之言。實際上也有研究從不同角度來思考相關問題。例如，蔣重躍在討論如何評價論文質量時說，他在實際的審稿工作中認為檢驗論文內在質量的有效方法是，“用概念種屬關係的規則來檢驗文稿結構設計是否合理，根據關鍵詞是否定義、分析和論證是否沿著文章最主要的關鍵詞的定義而展開，來檢驗文稿的分析和論證是否有力”。431

五、結語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匿名審稿專家並沒有完全取代編輯。在大部分學術期刊的實踐中，匿名審稿只是整個審稿流程的一部分。大部分的期刊都是將匿名審稿制度整合到原有的審稿流程當中，將原來的三審制，增加為四審、五審、六審制，匿名審稿制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但非決定性的作用。這是中國的學術期刊不同於國外的地方。這種匿名審稿和編輯審稿的混合制度的長處是可以避免編輯審稿當中存在的專業性不夠、人情稿、關係稿等弊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匿名審稿制度當中審稿人不負責、不熟悉期刊、過分的規範化傾向、學科偏見等等。同時，這種制度設計在中國也是更為合理的。它是由中國的期刊體制、期刊的歷史等原因造成的，在現有的體制環境下，對於期刊發展而言，這是一個優勢，而不是劣勢。在中國的體制下，編輯部是對期刊負責的單位，編輯是對論文負責的個人，我們實際上也不能要求匿名審稿人承擔這一責任。因此，將選擇稿件的決定權交給匿名審稿人也就不太合理了，因為權責不能對等。在這樣的情況下，編輯的學術能力，並不會因為匿名審稿制度的實施而弱化，恰恰相反，他對編輯的學術能力、對學界各種信息的掌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於職業編輯人而言，即使僅僅作為‘審讀意見的評判者’，他們的工作仍然要求其具有相當的學術鑒賞能力，無論是對人還是對文字都是如此。因此，至少在這一層面上，以依靠自我研修為主的‘編研一體’仍須堅持。”不過，這種制度也存在問題。面對匿名審稿制度，對於學術期刊的編輯部而言，在現實中真正切實的問題並不是該不該實行匿名審稿制度，而是編輯部是不是應該完全聽命於匿名審稿人的意見？如果是，則無法解決前面提到的匿名審稿制度的問題。如果不是，編輯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見和需要對某些稿件採取不同於匿審意見的處理，那麼在什麼情況下、哪些稿件應該不聽從匿名審稿人的意見呢？拒絕匿名審稿人的意見之後，接下來處理稿件的原則和流程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不會又回到原來的路上，因為難以拒絕的人情稿、關係稿而破壞學術共同體，敗壞學術風氣？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辦法，這種混合制度的壞處就會凸顯出來，它會使整個審稿過程更不透明、更不客觀，對於作者也更不公正，也不利於學術的發展。對於這一難題，一些編輯部在嘗試一些制度建設，如要否定匿名審稿專家的意見，需要有一定條件，或者遵循一定的程序等等，但迄今還沒有成熟的、可資借鑒的制度供大家學習。這是本文試圖回答又尚需討論的問題，也正是我們期刊界的同仁需要著力努力的方向。①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蔣重躍：《怎樣檢驗學術論文的內在質量———“概念衡文法”初探》，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年第4期。②李記松：《匿名審稿制下的編輯與作者關係———以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為中心》，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③姬揚：《同行評議小史》，北京：《物理》，2017年第2期，編譯自MelindaBaldwin，PhysicsToday，2017，(2):44。④孫志偉：《我國社科學術期刊學術建設的狀況研究》，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第56卷第2期（2016年3月）。⑤賀聖遂：《關於編輯職能演變的思考》，北京：《中國編輯》，2007年第1期。⑥高生文：《話語基調下的學術期刊編輯兩面性研究》，北京：《中國編輯》，2017年第11期。⑦楊闖：《編輯主體意識與編輯職能轉型》，北京：《中國編輯》，2011年第5期。531

⑧周祖德：《現代學報編輯職能簡論》，重慶：《渝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⑨朱凱：《試論學術期刊編輯培養作者的職能》，上海：《學報編輯論叢》（第13集），2005年9月。⑩顧凱、鄒栩：《數字出版環境下科技期刊編輯職能、工作方式轉變及自我調整策略》，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12年第3期。柯錦華：《學術期刊編輯三境界：從旁觀者到引領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7月12日。顏帥：《論學術期刊編輯學者化》，北京：《編輯學報》，1994年第4期。朱劍：《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1978—2017年學術期刊史的一個側面》，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ZosiaKmietowicz,Doubleblindpeerreviewsarefairerandmoreobjective,sayacademics,BMJ,2Febuary2008.劉瑞明、趙仁傑：《匿名審稿制度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學進步嗎?———基於雙重差分方法的研究》，北京：《經濟學（季刊）》，2017年第1期。雖然絕大部分的刊物還需要對稿件進行初審，篩選出值得送外審的投稿，這一工作還需要編輯來做，因此，也需要編輯有基本的學術判斷力和鑒賞力。但總體來說，這一要求，與此前評審的工作相比，其強度和難度都不可同日而語。包偉民：《“專家”們可靠嗎？》，北京：《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徐寒易編譯：《頂級期刊編輯承認“同行評議沒有用”，誰來給科學把好關？》，原文網址：https://www.vox.com/2015/12/7/9865086/peer⁃review⁃science⁃prob⁃lems。無論是匿名審稿，還是編輯審稿，其實都會出現不夠認真負責或者自視過高等問題，這並不是匿名審稿制度本身的問題。李金錚：《專家匿名審稿的正負博弈》，北京：《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馬敏：《匿名審稿關鍵在尋獲真正的“專家”》，北京：《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對創新稿件的不寬容，是匿名審稿制度被批評的最激烈、最嚴厲的弊端。但實際上，這個問題不能完全歸罪於匿名審稿制度。在匿名審稿制度之前，類似的問題可能更嚴重。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學術共同體有更多的嘗試和努力。羅志田：《專家審稿制下堅持學術刊物的主體性》，北京：《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當今科技出版的革命：ScienceOpen雜誌》，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第26卷第9期（2015年9月）。馬忠文：《匿名審稿制度下編輯部的主導作用無可替代》，北京：《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李伯重：《學術創新：根治“學術垃圾”痼疾之方———以歷史研究為中心》，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9年第1期。唐宗焜：《八十年代〈經濟研究〉編輯瑣記》，見《經濟研究》編輯部編：《我與〈經濟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15頁。蔣重躍：《怎樣檢驗學術論文的內在質量———“概念衡文法”初探》，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年第4期。作者簡介：高超群，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經濟史研究》常務副主編；王姣娜，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編審，博士。北京　100836［責任編輯　劉澤生］63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文學研究·現代俄羅斯文學起源於何處何時———十八世紀俄語書信體和旅行記書寫*林精華［提　要］　現代俄羅斯文學之發生並非一蹴而就，其生成過程極為複雜：彼得一世開啟向歐洲開放之潮流，1742年之後，帝俄開始加速擴大譯介歐洲流行作品的規模。當局雖輔以報刊審查制度，以確保翻譯文學不危及帝國進程，但看似低俗、實則倡導人性解放的歷險記這類歐洲流行文學，卻隨之進入俄國，並因其適應城市化進程加速、市民讀者階層急劇擴大之勢，在俄國暢銷起來；尤其是，1770年代之後，出現譯介法、德、英等啟蒙主義和感傷主義文學熱潮，以及模仿這些譯作並盛行書信體、旅行記這類不同於古羅斯宗教化教喻的現代俄語文學之潮流。［關鍵詞］　翻譯歐洲流行小説　俄羅斯作家　書信體　旅行記［中圖分類號］　I109.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37⁃15論及現代俄羅斯文學，我們在欽佩之餘，時常會陷入困擾：普希金如何可能使俄羅斯文學突然定型下來，並確定了其未來發展方向？按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1919）所説，“傳統擁有歷史的意識，這對任何想在25歲以上還要繼續寫詩的人，幾乎是不可或缺的；歷史的意識又含有一種領悟，不單要理解過去的從前性，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歷史的意識，不但使人寫作時有其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還感受到從荷馬以來整個歐洲文學及本國全部文學擁有同時的存在”，歷史意識使作家體認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係，“任何文學藝術家都不能獨自地具有完全的意義，其重要性以及我們對其鑒賞，就是辨析他和以往詩人及藝術家的關係。你不能孤立地評價他，你得把他置於前人之中並和他們比較。這不僅僅是歷史的批評原則，也是美學的批評原則”，因為現成的經典本身就構成理想的秩序，“這個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現之前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樣之後要繼續保持完整，整個的秩73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劍橋俄羅斯文學（九卷本）翻譯與研究”（項目號：１４ＢＷＷ０２５）的階段性成果，並得到北京市屬高校高水平教師隊伍建設特聘教授項目、劍橋大學斯拉夫語言文學系和斯坦福大學斯拉夫語言文學系訪問學者項目支持。

序就得改變”，因而任何文學藝術家不能把過去當作亂七八糟的一團，也不能靠私自崇拜一兩個作家或某個時期文學來訓練自己，“詩是許多經驗的集中”，“這種集中的發生，既非出於自覺，亦非由於思考，這些經驗不是‘回憶出來的’，他們最終不過是結合在某種境界中”。①具體到俄羅斯文學，形式主義批評家什克洛夫斯基《論著名作家的意識》（1927）認為，“我們在馬特維·科馬洛夫（МатвейКомаров）作品中可見到，用外來樣式掩飾的俄羅斯本土文學形式，然後把本土形式導入不同於外來形式的結構中。《萬卡·卡因》使我們感受到科馬洛夫作品的五光十色背景，最終，文學形式從習慣性階段（模仿歐洲文學）轉型為使用本土材料的階段，從而產生可以假定性稱之為民族的文學”。②這並非作者在當時蘇聯強調反西方語境下刻意之説，而是實情，俄僑學者施特里德特爾（JuriljStriedter）德文版《俄國流浪漢小説：論果戈理之前俄羅斯長篇小說史》（1961）也持類似觀點，並詳細論述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初文學轉型情形：大量譯介歷險記和流浪漢小説（DerSchelmenroman）暢銷於帝俄的過程中，逐漸孕育出俄羅斯歷險記或流浪漢小説（Плутовскойроман），並在事實上促進俄國人的現代審美觀形成。③也就是説，所謂現代俄羅斯文學，是在翻譯歐洲文學和在此基礎上創作流行俄羅斯文學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這種與正統文學史觀不盡一致的事實，肇始於城市化進程不斷改變著俄羅斯文學結構，使1740～1780年代官方倡導羅蒙諾索夫、蘇馬羅科夫、肯亞日寧（Я.Княжнин）等人翻譯和創作的古典主義頌詩、悲劇、喜劇，雖被正統文學史觀視為主流文學，卻無法掩飾大量廣為流行的翻譯文學及在此基礎上創作的暢銷文學：正是這些適應世俗化大潮的市民愛讀的俄羅斯文學，促成了現代俄國文學。按蘇聯著名語言學家和文學理論家維諾格拉多夫（В.Виноградов）《作者和風格理論問題》（1961）所説，“新時代俄羅斯文學，大約始自18世紀最後25年，文學藝術作品的統一和內在完整問題，奠定了理解這些作品在俄羅斯文學藝術發展歷程中歷史評價作用的基礎”。④如此巨變意味著：自葉卡捷琳娜大帝統治中後期以來，城市化過程不斷改變著文學進程，在向歐洲開放力度加大的過程中，拉季舍夫把歐洲歷險記改造為俄羅斯化的旅行記，《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由當時暢銷書轉而成為俄羅斯啟蒙主義文學經典；1760年代費多爾·艾明《埃內斯特和多拉芙爾信劄》等流行的書信體作品，與俄譯盧梭《新愛洛依絲》和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等一道，促成卡拉姆津（Н.Карамзн）等創造出廣為流行的俄羅斯感傷主義作品；這種轉變，使得歐洲文學的敘述框架，不斷和俄羅斯民間文學融合，使低級文學持續獲得日趨擴大的俄語文學讀者群的認同。一毫無疑問，如此情形乃世俗化改革之產物，也是其過程的一部分。肇始於彼得一世改革的世俗化進程，發展到1740年代以來，帝俄城市化進程較之於此前明顯不同。帝俄擴張，把周邊納入其版圖，城市數量大為增加，尤其是1792～1795年三次瓜分波蘭，以及1795～1815年和瑞典戰爭，華沙、里加、維爾紐斯、塔林等歐洲城市並入帝俄，並對這些城市改造，如派出生於烏克蘭車爾尼戈夫州的著名翻譯家和作家、科學院通訊院士圖曼斯基（Ф.Туманский）到里加任書刊審查官，既引入歐洲文學藝術和審美，又對引入歐洲思潮實施監控。為追趕歐洲，帝俄有意識推動城市化。當局雖然繼續維持莊園制度———哪怕19世紀初終止代役租，農民離開農村難度增加，但不少原莊園主為了經濟利益，仍支持農民進城務工或經商，城市發展亦需新市民，城市中從事零售業的農民有增無減，導致城市實際人口持續增加，結果是加速了城市化進程。據1708、1719、1727年地方法律所規定的城市居民點統計資料，以及1741、1764、1776年正教事務管理局對信徒統計的數據，期間俄國城市數量831

是持續增加的，尤其是1775～1786年地方城市改革法律連續出台，增設了216個城市，到1796、1811年俄國城市分別增至到673、722個。到18～19世紀之交，2/3市民生活在中小城市，近1/3市民生活在大城市，到1856年，生活在大城市的市民佔城市人口超過1/3，不足16%生活在小城鎭。⑤在此過程中，彼得堡迅速成為歐洲大都市，莫斯科城也在改變：1272年丹尼爾·亞歷山大諾維奇成為莫斯科王儲，開始擴建莫斯科，初期以教會和王權為中心（1687年彼得一世才建立第一所大學希臘—拉丁—斯拉夫學院），1702年始陸續出現報紙、公共劇院、大學、醫院、印刷所等。伴隨城市化進程，學習歐洲更成大勢：一方面自18世紀中葉以降，歐洲知識分子入俄規模進一步擴大，繼1724年創建科學院和附屬科學院大學和中學之後，1755年建立莫斯科大學，1805年創建哈爾科夫大學和莫斯科大學喀山分部（到1814年先後建立道德和政治學、物理和數學、醫學、語言學等系），聘任歐洲科學家的數量也相應增加———從早期引進德國人，繼而擴大到法、英、南北歐的專家，1760年代之前院士多是外籍，1770年代聘伏爾泰任職科學院，許多德國人涉足俄國圖書出版和銷售業，如工程師克萊恩（C.Klein）自1750年代開始在科學院印刷所工作，自1760年代書商維特布萊特（J.Weitbrecht）在彼得堡經營圖書事業，到1770年代外文圖書貿易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很繁榮，如書商魯迪格（C.Rudiger）作為莫斯科大學書店僱員，從巴黎、倫敦、柏林、萊比錫等進口大量圖書，1790年代書商布倫克（F.Brunkow）來到彼得堡從事圖書出版業務。而俄國人去歐洲變得越發容易，如狄德羅的文學和思想對俄國發生影響得益於與俄國人的接觸———1768年彼得堡科學院一群學生去巴黎留學與之結識，便及時譯介其作品；出生古老貴族之家且通拉丁文、德文和法文的馮維津（Д.Фонвизин），1777～1787年幾度去歐洲，對盧梭和理查森滿懷興致，受其影響，創作了流行戲劇《紈絝子弟》（1781～1782）；卡拉姆津從1789年起，遊歷德、法、英等一年多，拜訪過康德、目睹了法國大革命，知道歐洲文壇變化、審美趣味調整，等等。這種情形與下列大勢相一致：帝俄自1760年代以來學習歐洲反對工商業領域中的壟斷行為，鼓勵貿易自由、促進經濟繁榮，商人的建議越來越得到法律支持，政府對商人的訴求和經濟政策做出有利於社會發展的評估。⑥在城市化和歐洲化大勢中，城市還因俄羅斯帝國進程而急劇擴大，尤其是到葉卡捷琳娜大帝時代，學校教育規模、有閲讀能力的人群、圖書生產數量和品種、印刷所和雜誌等在全俄各有大幅增加，小職員、商人、手工業者、小貴族和部分農民等湧進文學圖書市場，從而使文學作品在圖書刊行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高：按文學史家希波夫斯基統計，彼得一世鼓勵大量譯介歐洲有直接效用的著作，文學近乎無，此後（1725）到伊麗莎白繼位（1741）的15年間，此情形未有根本性改觀———刊行180種非基督教圖書中文學類4種，伊麗莎白繼位當年也僅刊行15種圖書，此後19年僅刊行5部長篇小説（多為翻譯）；1761年之後，這種趨勢大為改觀（這一年就刊行10部小説，超過彼得一世之後35年總和），1762年葉卡捷琳娜二世繼位，面對城市化水平提升的事實，許可私人出版（1783年御令），文學類圖書刊行加速增長，如1788年就達90部之多。⑦可見，到18世紀中葉，俄國各城市相應地加速接納歐洲流行文學藝術，到1780年代，巴黎流行的小説，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後，就會有人譯介給俄國讀者，到18世紀末，當時歐洲重要流行文學作品多譯成俄文。這種翻譯文學因深得讀者青睞，也就得到出版商相應的支持，如卡拉姆津參與創辦的第一份包括文學在內的兒童雜誌《致力於心智培育的兒童讀物》、首份專門的俄羅斯文學刊物《莫斯科雜誌》以及叢刊《外國語言藝術萬神殿》等熱心於刊載流行文學作品，帕拉維利申科夫（П.Плавильщиков）這位出生於莫斯科商人之家的演員和作家，從1782年開始在《晨》、《觀眾》等雜誌發表幽默文學作品《囚徒》（1793）和《孤苦無靠者》（1790）等，因展示窮人和富人之衝突，肯定優秀商人的美德、對國家的貢獻，深受931

市民讀者歡迎。文學類圖書在18世紀俄國增長的情況見表1。⑧可見，1780年代之後，俄羅斯文學進入新階段———諾維科夫稱1779～1789年為“黃金十年”（золотоедесятилетие），卡拉姆津認為期間和此後的圖書出版促進了讀者對文學的興致。⑨表1　文學類圖書在18世紀俄國增長的情況出版時間出版總量小説類圖書出版時間出版總量小説類圖書1700～172560001776～17851,8192501726～174017311786～17963,4496001741～1761612161797～18009041011762～17751,6371851800～1805718　　注：9,194種圖書中，有553種沒有時間標識；1,153種小説中有17種沒有時間標識。在圖書出版結構發生變化的歷程中，文學產品的生產和消費之狀態也有根本性改變。首先，費多爾·艾明、楚爾科夫和科馬洛夫等大量出身社會底層的懂外語人士，勃發出適應城市化所需的文學生產力，外加城市化本身帶來的社會結構調整，從而不斷克服貴族主導的社會體系之障礙。如楚爾科夫《嘲弄人的人》（1766）第一部分沒被出版商接受，但瞄準圖書市場的諾維科夫傾力相挺，使之問世（首版有600冊），⑩到第二部刊行時，扉頁上不再題寫獻給某位伯爵，即意味著給讀者寫作。其次，城市化進程，使文學生產狀況趨於好轉，針對市民讀者擴張之勢。彼得堡著名書商瓦西里·帕拉維利什科夫（В.Плавильщиков）就熱心於刊行流行文學作品，作家和翻譯家桑科夫斯基（В.Санковский）在雅羅斯拉夫編輯出版《愚蠢而孤僻的庸人》（Уединённыйпошехонец,1786）、第二年以《每月文集》之名印行，潘科拉吉·蘇馬羅科夫（ПанкратийСумароков）於托博爾斯克創辦通俗雜誌《轉變為聖泉的額爾齊斯河》（1789），等等。諸如此類，使大眾文學寫作和閲讀培育了大批平民知識分子，從而形成了不同於崇尚歐洲高雅藝術的非貴族文化圈，他們更具俄羅斯因素。這種趨勢，暗合皇室的意願：表面上推崇法國文化的葉卡捷琳娜大帝，其統治後期已減少踐行法國啟蒙主義思想的可能性，其匿名創辦的《五花八門》，常批判性對待迷戀西方風潮、肯定斯拉夫本土價值的認同，以致狄德羅經常批評道，似乎向歐洲開放的俄國其實是粗野的。對此過程，美國聖母大學副教授蓋斯佩瑞提（D.Gasperetti）在力作《俄羅斯小説之興起：狂歡、傚仿和模仿西方》（1998）中聲稱，早期俄國小説包含著過去法國文學和英國文學的流行因素，證實了忠實模仿西歐文學模式的傳統智慧，如楚爾科夫和科馬洛夫模仿的不僅是文學慣例，還有歐洲文學理念，但到18世紀後半葉，平民知識分子不再如此前貴族那樣迷戀歐洲文學，葉卡捷琳娜大帝後期諸多重要人物逐漸認同本土文化，提出平等對待作為鄰居的歐洲，俄國人不能變成想象中的歐洲人，導致對歐洲啟蒙主義的態度也日趨不穩定。這就造成，18世紀後期以來，文學在俄國的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既熱衷於歐洲流行文學，追隨歐洲的古典主義、感傷主義和浪漫主義，又如什克洛夫斯基在《楚爾科夫和列夫申》中（1933）所説，“在葉卡捷琳娜大帝時代，文學家的生活尚未有愛國特徵”。18世紀末，《莫斯科雜誌》（1791～1792）不斷刊載卡拉姆津用簡潔俄語書寫的作品，翻譯家列夫申《俄羅斯人致法國人信劄》（1807）論及，“我講我們的語言。你知道俄語嗎？理解我嗎？似乎不明白為何就不能這樣……法語日益普及，但我們的同胞卻多番受其限制，籍這方面才華而成為優秀作家，又有什麼了不起呢？用俄語書寫，其同胞就讀不懂；令他驚奇的只是法語，他能掌握多少俄語並不041

重要，被欽佩的只是因在俄語書寫中可見到法語，或者反過來”。與這些認知相應的是，從1760年代以來，在俄國流行文學中，歐洲化大潮仍透露出俄羅斯化之勢。楚爾科夫深受英國文學影響，如《靚麗女廚》綜合了勒薩日《吉爾·布拉斯》和笛福《摩爾·弗蘭德斯》等敘事特點，採用歐洲流行小説的第一人稱敘述，以製造真實感，但《摩爾·弗蘭德斯》敘事者討好讀者，暗示他們的智慧和道德優越於作品主人公，而《靚麗女廚》敘述者戴著讀者面具，以讀者身份和讀者遊戲，玩笑式地把人之墮落的因素與動物世界並置，讀者得以正視在馬爾托娜身上，道德和智慧如何無能為力，從未考慮性放縱是一種犯罪的問題，儘管在事實上她發現自己是過著賣淫女般的生活，卻仍舊如貴婦人那樣僱用僕人、炫耀富有；在從一個情人轉到另一個情人的期間，她所感到的痛苦並非意識到罪惡，而是因發現被其他人當傻瓜玩；沒有什麼能阻止馬爾托娜作惡、墮胎、棄嬰等，但類似經歷則折磨著摩爾·弗蘭德斯———她承認性的誘惑力，將自己常被迫和許多男性發生性關係視為犯罪，自認為是迷失於社會習俗的罪人。也就是説，即便《靚麗女廚》和《摩爾·弗蘭德斯》（1732）皆用第一人稱敘述，但在涉及道德感、宗教情懷、自我認知等方面，則差别甚大。這絶非個案，《萬卡·卡因》也採用歷險記模式，在具體細節上則有俄羅斯民間文學特點，“在科馬洛夫等人作品中，無論多麼缺乏文學的精緻以及想象力、才華，但俄國第一批小説還是强有力地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憑據”，外國觀念曾在俄國泛濫成災，但促成了帝俄本土意識，“不再盲目模仿外來文化新潮，楚爾科夫沿襲了正反博弈這一歷史悠久的遊戲方式”，18世紀後期俄國知識分子嘗試探尋民族認同之可能性，以取代此前對西方的迷戀。這也就意味著，在城市化加速過程中，翻譯文學及其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俄羅斯文學，不斷改變著帝俄面向歐洲開放的初衷———當局試圖引進歐洲高雅文化，以促成其居民擁有歐洲貴族式的審美，却出現了面對市民社會的流行文學，其影響力日益超越古典主義。并且，如此趨勢自1780年代以來則明顯加强，因為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發生，為阻止歐洲危險思想蔓延到俄國，帝俄更强化書刊審查制度，如拉季舍夫事件殃及審查官和書商，這些合力促成現代俄羅斯文學走向不同於歐洲之路。二俄國成規模翻譯歐洲文學始於傳奇、歷險記和流浪漢小說，因其翻譯量大，成為俄國人最先模仿的對象。1730年特列加科夫斯基俄譯在當時法國已風光不再的塔里曼《愛情島之旅》（1663）。此時的法國，啟蒙主義文學已經開始興起，但這並未妨礙俄譯歐洲文學浪潮中仍然包括各種騙子歷險記小說。此類文體成為1730～1770年代俄國流行文學的主體，正如後來茨維塔耶娃所說，這是“宮廷傾軋的世紀，也是騙子世紀”。這類歷險記文體悄悄發生著變化：楚爾科夫的《靚麗女廚》借用歐洲歷險記的結構，敘述馬爾托娜在俄國日常生活中的歷險，雖未充分考慮當時的基輔和莫斯科仍是東正教信仰盛行，但在意民間文學對世俗生活的淳樸理解。同樣，掌握英、意、西、葡、波、土和俄等語言的費多爾·艾明，自1761年在倫敦拿到俄國護照到他去世九年間，翻譯和創作25部作品，如譯自意大利語的《不幸的佛羅里多爾，又名拉卡利庫原則的故事》（1763）、譯自葡萄牙語的《愛情花園，又名卡穆別爾和阿里森之不可戰勝的恒心》（1763～1780）、譯自西班牙語的《道德教喻散文體寓言》和《德托萊多侯爵夫人的憂鬱愛情》等，更有譯自法文的《波蘭史，又名修道院長索林亞卡旅行記》，創作《獎賞永恒，又名利扎爾科和薩爾曼達歷險記》（1763～1788）、《費米斯托克爾歷險記及與兒子談論各種政治、公民、哲學、物理、軍事、永恒生命、殘酷和狼奔豕突的命運》（1763）、《命運無常，又名米拉蒙德旅行記》（1768）等。這些歷險記已注意到俄國美學趣味之變，不再追求141

歷險記的神奇性，而注重世俗性、在現實世界的歷險中進行道德教喻。促使俄國作家嘗試文學創作走向俄羅斯化之路的因素還有，自1760年代以來譯介歐洲文學多元化，並且對其理解也逐漸不再完全遵循歐洲流行文學模式。首先是對歷險記的翻譯並未停止，但當時歐洲作家創作的歷險記，內容是世俗化的而不再是騎士遊俠、敘述的是日常生活而不是古代歷史的演義。這一時期除了大量翻譯笛福《魯濱遜歷險記》、勒薩日《吉爾布拉斯歷險記》等作品之外，出生於貴族世家的扎哈羅夫（И.Захаров），這位科學院院士、科學院副院長、國家債務銀行行長以及帝國樞密院成員，1780年代翻譯薩拉·菲爾丁（SarahFielding）的《大衛·辛普爾歷險記》（1744～1753）這部家庭道德羅曼司，以及蘇格蘭作家斯摩萊特（T.Smollett）關於紳士的《蘭登歷險記》（1748）、關於富家子弟在歐洲冒險的《佩爾格林·皮克爾歷險記》（1751）等，和當時俄譯法國作家普雷沃斯（A.Prévost）之作《格氏侯爵歷險記，又名始終陽光的高雅者人生》（1756）等，成為新時代暢銷之作。這些當代歷險記的譯介促成諾維科夫刊行《商人之女阿努什卡不幸的歷險記》（1785），該書生動敘述阿努什卡在情人們之間的歷險，並表達對斯拉夫文化和道德之於女性影響的思考，歷險記凸顯了世俗化過程的道德危機問題，而不僅是感官刺激。其次，18世紀中葉就開始翻譯想象力豐富的“歷險記”，即把歐洲許多具有遊歷性作品當作歷險記。英格蘭作家彌爾頓（J.Milton）作為第一位被俄譯的英國詩人，其《失樂園》（1667）和《復樂園》（1671）在俄國不是作為清教徒史詩，而是充滿著想象力的歷險記。特列加科夫斯基的《最新簡明俄國作詩法》（1735）就提及《失樂園》及其主人公歷險，並遵從英格蘭人說法，稱作者是和荷馬、維吉爾、伏爾泰、塔索等比肩的偉大詩人；又十年，富商和企業主斯特羅甘諾夫（А.Строганов）,據法文版《失樂園》（LeParadisperdudeMiltom，1729）用高級體翻譯這部詩劇。出生於神父之家的詩人彼得羅夫（В.Петров），1772年赴英國研修時翻譯《失樂園》，選用中低級體語言。與這種翻譯趨勢一致，卡拉姆津《詩歌》（1787）對彌爾頓的認知趨於個人化，“彌爾頓，崇高靈魂，在極為響亮聲音中/給我們描寫反抗、撒旦之王，/他就讓靈魂高興起來，亞當謳歌時，/活在天堂：但聲音減弱……”但其《一位俄羅斯旅行者信劄》沒有稱《失樂園》為歐洲文學經典，而是說“彌爾頓對亞當和夏娃之描寫是英國詩歌的奇葩”。期間，摩爾《烏托邦》也被當作暢銷書而俄譯成《更好方向的可能圖景，又名烏托邦》出版（1789），次年被俄譯成《哲學家拉斐爾·希斯拉德漫遊新世界和對烏托邦島上愛好和平居民生活之公正說明、明智規則之描寫》———譯自盧梭譯的法文版，在俄國“它不是作為歷史傑作，而是轟動一時的政論文”，卡拉姆津在《莫斯科雜志》（1790年第1期）發表《心中的共和黨人》評注該譯作———俄國人對烏托邦既有興致，又懷疑其實現的可能性。自此，就成為俄國圖書市場上的重要暢銷書。更有甚者，即便在18世紀末，俄國也未停止翻譯想象力豐富的歐洲騎士文學：1791～1793年，有人從法文翻譯了意大利作家阿里奧斯托（L.Ariosto）《瘋狂的羅蘭》（1507～1532）、著名詩人博雅爾多（M.Boiardo）的《戀愛中的羅蘭》（1495）等。在維謝洛夫斯基看來，讀者從中看到了一個奇特世界，那是熟悉和陌生、幻想與現實相交織的，這種情形不會讓讀者驚訝，反而覺得很自然，因為它是圍繞人物展開的“幻想性歷險記和‘悍婦’故事，在主題上皆不離開命運，敘述中充滿著變化、浪漫愛情從分離到最終成功、機敏的小故事，並與巨怪之類陰暗形象交織。但愛情主題佔優勢———愛情最終要表現出來”。正是這些想象力豐富的跨界“歷險記”，促使列夫申創作了烏托邦小說《最近的旅行》（1784）———俄羅斯文學中第一次描寫月球之旅：有銳利翅膀的地球人飛到月球，在此遇到了幸福的月球人，他們不知道宗教和國家。情節之奇特，有《失樂園》的影響痕跡———展開豐富241

的想象，在更大空間中旅行，在旅行中言說現實社會問題。第三，曾翻譯過的歷險記繼續流行：俄譯費奈隆《忒勒馬科斯歷險記》長期被俄國讀者津津樂道，是因它包含著對專制政體的諷刺、抨擊，相信君主會推動啟蒙教育，18世紀後期仍被重譯。1786年，作家扎哈羅夫重譯該作《俄底修斯之子忒勒馬科斯漫遊》，1797～1800年剛畢業於莫斯科大學的盧比揚諾斯基（Ф.П.Лубяновский）亦俄譯該作。與此同時，翻譯當代歐洲旅行或歷險記，如法國小說家巴特勒米（J.Barthélemy）《青年人阿納卡西斯在希臘旅行記》（1788）得到廣泛俄譯———卡拉姆津翻譯其片段（《莫斯科雜志》1791年第3期、1792年第8期，《繆斯》1796年第3期），1800年代推出其全譯本；1791～1793年馬爾科夫（Н.Марков）翻譯了法國史學家和作家沃爾內（C.Volney）《1783、1784、1785年在敘利亞和埃及之旅》（1787），格里戈羅維奇⁃巴爾斯基（И.Григорович-Барский）創作了《聖地之旅》（1778），羅斯托波欽（Ф.Ростопчин）創作了《普魯士之旅》（1786），等等。這類旅行記體現了俄國讀者對歐洲流行文學持續的興致，和俄譯當代歐洲暢銷作品一道，成為俄國文學轉型的重要力量，孕育出俄國重要的旅行記作品。身為報刊審查官伊茲馬伊洛夫（В.Измайлов），於1799年九月訪問烏克蘭、克里米亞、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經坦波夫回到莫斯科，在卡拉姆津《一位俄羅斯旅行者來信》影響下，創作了《漫遊正午的俄國》（1800～1802）———生動敘述旅行見聞和心得，重點是所及之處的自然風光，表達對俄羅斯帝國的認同，如在烏克蘭和當地農民談論道德問題，認為普通農民有著豐富的哲學思想。作品刊行後，得到德米特里耶夫高度評價，於1805年刊行刪節版，1810～1820年代文學作品選常收錄該作片段，成為“俄羅斯語言愛好者對話”常討論之作，第二年被譯成德文。作者由此獲巨大聲望，1827年獲任莫斯科圖書審查委員會審查官。這種暢銷的旅行記還包括，蘇馬羅科夫《漫遊全克里米亞和比薩拉比亞》（1790）、卡拉姆津《環繞莫斯科之旅》（1803）等。第四，和歷險記、旅行記並行的還有名人傳奇（житие/история）。1760年特列加科夫斯基翻譯了法國書信體作家戴勒伊赫（A.Deleyre）的重要作品《英國大臣弗蘭西斯·培根傳奇》（1755），1772年斯捷潘·皮薩列夫（С.Писарев）出版譯自意大利語的卡提弗洛《俄皇彼得大帝傳奇，來自刊於法國的各種劄記》（1737），1780年代科學院印刷所四次刊行沃爾奇科夫翻譯《羅馬皇帝馬爾科馬克·安東尼傳奇和輝煌》（1798年第五版），等等。這類翻譯文學，給1770年代中期以後極為暢銷的科馬洛夫匿名發表之作《不幸的尼康諾爾，又名一位俄國貴族先生歷險記》（1775）留下深刻印記：它不再是單一的個人歷險記，而是生活化地敘述主人公尼康諾爾在里加服役，和駐地少女談戀愛，觸犯軍紀而被拘捕、陷入決鬥、被調離到另一城市，被迫踏上歷險之路、嘗試逃到國外、再次被拘捕並入獄等，期間得知戀人被其家人折磨致死，退役回到家鄉，在那裡得到一位農家少女的愛情，後者卻因意識到社會地位的不平等而拒絕嫁給他，這個所謂貴族雖然娶一位女貴族為妻，但隨著錢財耗盡，這場婚姻也就此結束。除歷險記框架之外，具體內容乃大眾讀者所熱衷，在人性解放時代，為愛情而戰的故事就足以吸引讀者，更何況還有其他故事：他不得已改行當家庭教師，卻被主人家驅逐；想買槍自殺，卻湊不出足夠的錢；不得已典當制服，得到了槍，卻自殺未果；晚年，過著寄人籬下的日子。在變動劇烈時代，該作以流行文學方式敘述尼康諾爾最大的幸福就是希望和一位農家女結婚生活，而非追求和貴婦人婚姻。這種普通人物的人生歷險，發生於日常生活，主人公已不再有歐洲歷險記那樣的英雄品質，失去了傳奇色彩，而讀者對其興致並不在歷險故事，而在於所遭遇的那些人生不幸。實際上，18～19世紀俄國持續處於變動劇烈的過程中，貴族或商人難以適應的情形屢見不鮮，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許多作品，如《貴族之家》、《被侮辱和被損害341

的》等敘述的食客形象，塑造方式和18世紀流行文學無異，只是增加更多生活細節。曾經的低級文學的敘述模式，已然成為寫實主義所公認的最佳詩學之一。就在持續譯介或創作歐洲歷險記、旅行記和傳奇等過程中，出生於大貴族之家、18歲開始去萊比錫大學留學的拉季舍夫（А.Радищев），自1771年學成歸來在帝國樞密院從事秘書工作後，就熱衷於用歐洲流行文體寫作，創作了《費多爾·烏沙科夫傳》（1780）這部生動的知識分子傳記；1789～1790年卡拉姆津於歐洲旅行之際，拉季舍夫完成了《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把歷險記改為旅行記，敘述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見聞，完全是現實社會問題的描寫，包括目睹各種破敗景象、耳聞沿途居民深陷社會階級衝突的故事、一路感受到“發展”和傳統價值觀之矛盾的態勢等。為使這個作品暢銷，作者有意識用第一人稱敘述，使用讀者敬重的句式、深感親切的古斯拉夫語，如ибо（因為），яко（作為）、дабы（為了）、небы（倘若不是）、амо（在什麼地方）、дондежде（直到……時候）等，用古斯拉夫語的“說”（Вещал），而不用當時已流行的俄語“說”（сказал,говорил）；論及猶太教《塔木德》用古語Акиба，而不用俄語Талмуд：不使用當時已流行的俄語，而用古斯拉夫語的例子比比皆是，如недесницею（已廢棄的教會斯拉夫語：詩）,ношуйцею（已廢棄的教會斯拉夫語：詩），НасиевозразилБенГазас（教會斯拉夫語：есть的第二人稱），дотоле（教會斯拉夫語：程度）。吊詭的是，這部旅行記直觀上與斯特恩《感傷的旅行》有相似之處———片段性的旅途見聞，但敘述者常直接書表達新思想，這是斯特恩甚至卡拉姆津的旅行記所沒有的，與感傷主義相區分，具有啟蒙主義性質。該書被圖書審查官當作旅行指南而放行，大量使用古斯拉夫語沒有妨礙它的暢銷。即便刊行不到四個月葉卡捷琳娜大帝御令查禁此書，作者入獄，仍未能限制該作悄悄流行。同樣，用旅行記方式敘述俄羅斯問題的文學活動，並未因拉季舍夫的遭遇而停止，卡拉姆津主編文學和政治半月刊《歐羅巴導報》（1802～1803），就繼續發表中篇歷史小說《城總管太夫人馬爾法，又名諾夫哥羅德征服記》，希冀王道政體可以變得更好些。葉卡捷琳娜大帝後期，城市化進程使市民的構成突破了舊貴族、神父、軍人等的藩籬，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和新移民成為新市民，即隨著俄羅斯帝國進程而提速城市化，市民階層階層在事實上加速擴大，由此文學也發生著改變：俄國譯介歐洲文學的規模大幅增加，歷險記、傳奇、旅行記之類作品極為暢銷，俄國作家在模仿這類翻譯文學基礎上創作出俄羅斯歷險記。這類流行文學，引起大眾讀者的共鳴，和費多爾·艾明、馬卡洛夫、伊茲馬伊洛夫等一道成為18世紀後期流行文學家，促進文學在俄國的世俗化轉型，孕育出卡拉姆津《一位俄羅斯旅行者信劄》（1790）這類用“旅行記”方式敘述俄羅斯知識分子思考俄歐關係的新文學形式，並因其廣為流行，在後來俄羅斯文學發展中持續發酵，如果戈理《乞乞科夫奇遇記，又名死魂靈》（1842）、涅克拉索夫《誰在俄羅斯能活得好》、高爾基諸多流浪漢小說等皆有“旅行”詩學，甚至因此成為“經典”。三這時期最重要的是感傷主義（сентиментализм）興起並趨於俄羅斯化。這與卡拉姆津相關，他在18世紀末創作了旅行記和書信體作品《一位俄羅斯旅行者信劄》這一標識著俄羅斯民族意識自覺的感傷主義力作。在歐洲盛行的感傷主義多以書信體方式出現，與工業化進程和衝擊貴族主導的傳統社會結構的變革有關，在俄國這個官方主導的世界裡，追求工業化和城市化、有意識促進人心思變，何以能演變出感傷主義？蘇聯科學院首版《俄羅斯文學史》（1947）聲稱，“感傷主義在俄國開始於卡拉姆津對西歐作家441

的借用，並在此基礎上的改造。在俄國，遠在卡拉姆津之前就出現了赫拉斯科夫、利沃夫、穆拉維耶夫，費多爾·艾明等先驅……分析卡拉姆津如何形成了俄羅斯感傷主義，須立足於已存在了二三十多年俄羅斯感傷主義傳統，這是18世紀俄羅斯文學進程的濃縮和提煉”。的確，回首歷史可發現，感傷主義在俄國成長為第一個流派，乃歷史化之結果。首先，在歷險記創作方面卓有成效的高產作家費多爾·艾明之作《埃內斯特和多拉芙爾信劄》（1766），是18世紀才繁榮起來的俄羅斯感傷主義小說之先驅，受盧梭《新愛洛依絲》（1761）影響，卻不能說只是對這部法國小說的仿作，“毫無疑問，這些為俄羅斯感傷主義之興起發揮了極重要作用”。的確，艾明在遊歷歐洲期間，就可能知曉盧梭、理查森、菲爾丁等創作的書信體小說及其所表達的感傷主義，由此其筆下的埃內斯特和多拉芙爾皆屬於貴族階層，阻止這對青年人成婚的，起初是埃內斯特乃貧窮又沒職位的貴族、多拉芙爾是富家千金；但前者的社會地位很快就有了轉機———被派往駐巴黎使館擔任秘書；愛情的命運卻未有轉機，多拉芙爾知道埃內斯特隱瞞了已婚的事實，實際上埃內斯特認為妻子已亡故；正當她疑惑解除時，父親卻拆散他們的愛情，她隨父之命，嫁與他人；他從國外回來之後得知，她過得不好，且她丈夫去世，再度爭取愛情，但她已另有所愛，再嫁他人：就此，他生活得鬱鬱寡歡。如此敘述，顯然不同於盧梭《新愛洛依絲》：朱麗乃貴族小組，其家庭老師聖普樂是平民，他們因社會不平等地位，無法獲得愛情；在艾明之作中卻沒有社會衝突，折磨埃內斯特的不是社會因素，而是命運捉弄，“命運”（рок）貫穿於該作始終，每次失敗，埃內斯特就會不斷抱怨命不好（безжалостность），多拉芙爾亦然，如埃內斯特的妻子突然回來了，多拉芙爾父母反對她繼續這樣的戀愛時，她覆函情人說，“命運要我們永遠分離，是為了讓你愛自己的妻子，你的責任命令你這樣，但不要忘記我這個不幸的人……愛自己的妻子，這是法律給你的權利；而美德則要求你愛我，以對內心的忠誠”。在希波夫斯基《俄羅斯小說史概論》（1910）看來，以書信體淒婉地描寫埃內斯特和多拉芙爾的勞燕分飛故事，並非是階級鴻溝所致，“命運，不僅是文學情節手法，而且也是艾明的世界觀基礎”。如此結構，方便把“愛情”作為敘述中心，有別於歷險記，行動少、內心活動和內心情感甚多，如埃內斯特不敢果斷向她坦露戀情，準備遠離她，躲到荒無人煙之處，她則坦誠對其愛戀，任情感迸發出來：首次向俄語讀者揭示普通人的情感世界，這是激動人心、刺激情欲、幻想肉體快感的愛情，或因感傷而流淚，悲傷得陷入昏迷，雙雙要自殺，或從幸福急轉而至絕望，從極端鬱悶突轉高興起來，從歷險記轉化為有大量愛情心理描寫，率先在俄羅斯文學史上引入感傷主義，由此使豐富的風景描寫，成為主人公不同心境之寫照，出現布拉戈伊《十八世紀俄羅斯文學史》（1955）所說的，“在情節、文體、風格上，無不令人想起，該作雖然刊於盧梭的著名小說《新愛洛依絲》之俄譯本（1769）之前，毫無疑問深受其影響，但剔除了盧梭作品的社會銳利性”。論及它不同於《新愛洛依絲》，還在於它借用書信體自由描寫俄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主人公對這種日常生活的敏感反應，導致敘述中心不是放在事實本身，而是人物對其心理反應方面：一方面廣泛討論愛情、責任、教育、宗教、自由意志等話題，向讀者提供關於英國法國的社會制度和道德風貌，哪怕論及英國和法國的內容沒有原創性，而是援引自當時一些史學家的一般性說法，如埃內斯特信中說法國人善變、輕浮，但仍開啟了在文學敘述上讓俄國讀者了解歐洲之先河。另一方面插入埃內斯特與朋友關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對話，謹慎理解俄國王道—莊園制度，稱商人為國家的靈魂，認為使國家富裕起來的商人，比聲望赫赫的宮廷人物要完美無缺，但主張商人永不應該被委任進入任何國家機構；既惋惜農夫被置於惡劣地主領地上的命運，又認為有大量善良的莊園主，其農民之勞作和閑暇，不同於惡劣地主家的農民，由此斷言莊園制度不可更改，廢除這個制度就會危及541

國家政權，“天生的莊稼漢，是不應該受教育到能考慮國家政治結構問題的水平的。若真到此程度，富裕安康的社會則崩塌”，王道治理（самодержавноеправление，中文通譯成“專制政體”）神聖不可侵犯，這是長輩理性管理大家庭的制度。也就是說，作品雖有盧梭影響痕跡，“但稱它為《新愛洛依絲》的俄國翻版則是完全不公正的”，因它在題材上契合城市化過程中新青年的個人感情訴求，在主旨上符合東正教和斯拉夫正統價值觀主導下的古典主義原則，以此敘述國家、理智、責任、法律和感情等問題，安排主人公的命運———聽從父母、忠於為人妻的責任和維持理智之於生活的原則，這類社會教喻功能不少是在冗長對話中表達出來的，減弱了盧梭所推崇的個人價值、公平正義訴求等，卻更切近俄國社會現實，仍堪稱“俄國第一批對‘新’小說的模仿之作，但模仿的不是歷險記，而是英國心理小說。就其形式而言，在俄國讀者看來是新鮮的：原創性書信體小說，1766年之前俄國還沒這類作品”，書信體這種其形式本身就是原創性的，盧梭之影響乃其次。對這部貴在文體創新之作，布朗（W.Brown）《十八世紀俄國文學史》（1980）認為，“在該作中，無論找到多少不足，但它仍是18世紀俄國文學史上必須提及的。正是對盧梭的模糊反應，哪怕反應有不少是對感傷主義的歪曲和錯誤的吸收，但在長達25年歷程中，俄國讀者就是這樣接受盧梭影響的。若說艾明並非是糟糕的作家，那麼其豐富遺產毫無疑問是那個時代的標志”。實際上，就在費多爾·艾明這部書信體作品作俄國暢銷之際，俄國已開始大規模譯介歐洲感傷主義文學作品，尤其是理查森、盧梭、歌德等暢銷作品：它們正面書寫人的情欲甚至性欲在世俗生活中的重要性，這對城市化加速的俄國市民而言，極有召喚力，促使許多譯者熱衷於譯介、出版商也樂此不彼地刊行。卡拉姆津這位來自外省（辛比爾斯克州）的敏感青年，就熱心於閱讀理查森、菲爾丁和哥爾德斯密斯等英國感傷主義作家的作品，對盧梭之類法國作家也癡迷，還熱衷於德國感傷主義作品。他在莫斯科期間（1778年開始在莫斯科大學附屬中學讀書）就從感傷主義作品中看到了對人的生活之正或負面描寫，甚至從法文翻譯《克拉麗莎，一位少婦傳奇》（1747～1748），並在序言中稱讚該作“對人之道德本質予以藝術描寫”，推崇其在細節和人物性格特徵方面的細膩性，還嘗試翻譯斯特恩的《感傷之旅》。1787年，理查森《帕梅拉，又名美德得到獎賞》俄譯本刊行；以感傷主義小說《戀愛事件，又名公爵夫人托爾斯康斯卡婭·彼揚科卡別拉的奇特歷險與悲劇死亡》（1791）而著稱的康德拉托維奇（А.Кондратович），1793～1794年刊行了理查森的《英國書信，又名查爾斯·格蘭狄森爵士傳奇》（1748）和《克拉麗莎》。而出生於下級軍官之家、自小就過著不安定遊蕩生活的小說家斯特恩（L.Sternce），在詩學上極具想象力的《項狄之傳奇和思想》（1761）和《法國與意大利的一場感傷之旅》（1768），當即成為英國和歐陸的暢銷書。1779年《項狄傳》被俄譯片段，1791年即將任海軍學院教師的阿列克謝·霍米亞科夫（А.Хомяков）俄譯《感傷之旅》，1793年完整俄譯本問世，1803年海軍尉官多莫加茨基（П.Домогацкий）重譯該作，1804～1807年又有重譯本流行。這些歐洲感傷主義作品之俄譯，啟示了俄國翻譯家或作家嘗試寫俄羅斯感傷主義作品。烏克蘭作家加林科夫斯基（Я.Галинковский）曾從英文翻譯《斯特恩之美》（1801）即斯特恩作品集，在此基礎上創作《別列亞斯拉夫湖》、中篇小說《橫笛》、《沉思若干小時》等，它們與波普加葉夫（В.Попугаев）所創作的《一座藥劑師島嶼，又名戀愛之災難》（1800）共同顯示出，相較於理查森和菲爾丁等英國文學的影響，歌德和盧梭尤其是《維特》對18世紀俄羅斯文學更有影響力，主人公普遍為情所困，大多自殺，充滿著悲傷情緒，而且這種影響持續到19世紀初才消散。同樣，戈爾恰科夫（Д.Горчаков）公爵青年時代熱衷於感傷主義文學創作，寫了傳記《普拉米爾與拉伊達》（1796），敘述有641

教養有智慧的青年普拉米爾，被尊敬他的富商邀請任其女兒拉伊達的家庭教師，他們很快發生師生戀，普拉米爾鼓勵拉伊達讀《維特》，但拉伊達把他們的戀愛告訴了父親，結果引發父親威脅要殺死他們，普拉米爾被迫離開戀人、上戰場準備送死，後來果然被彈片穿過珍藏在胸前的拉伊達肖像、擊中其心臟而死，拉伊達則死於肺結核。這類敘述很明顯見出《少年維特之煩惱》之痕跡。1801年，加林科夫斯基從英文翻譯《斯特恩之美，或針對敏感心靈的語調激昂小說和對生活出色評論組成的優秀作品集》，稍後（1807）翻譯《美麗原野上的孩童早場戲》，並創作了《沉思時刻，俄羅斯第一部描繪戀愛中的男人的想法之作》（1799）這部心靈優美男子的日記之作，敘述幻想幸福、解釋何謂愛情、怎樣忍受失敗、最後不相信愛情和幸福之心路歷程，以內心語言展示維特式命運，向讀者訴說如何想自殺，“極為敏銳的心靈、無所畏懼於絕望的目光，雙手平靜地拿起死者生前留下的器皿喝水，使他熄滅僵死的火焰”，這種描寫淒婉得令人動容，“作為描寫情緒的典型之作，反映主人公敏銳心靈的反復無常且複雜的生活。音樂和大自然之詩篇、不幸的愛情、主人公發展到絕望和要自殺的思想隨處可見。風格本身，或者是快樂幸福，或者驚慌失措，所有這一切乃相對於模仿維特作品而言”。長期軍旅生涯的阿普赫金（Г.Апухтин）很有翻譯天賦，15歲就在《有益引導青年》雜志刊行譯自法文的小說，21歲從法文翻譯了斯特恩《約里克和伊萊扎鴻雁傳書》（1775）；出生於奧倫堡貴族之家的軍人別魯希洛夫（Н.Брусилов），在服役期間就被當時感傷主義文學氛圍所感染，寫出《我的旅行，又名一天歷險記》（1803）和《我工作的業績》（1805）等情緒壓抑之作。當時流行的感傷主義小說還包括：匿名的《自由情感果實》（1798），其第三部分《艾拉斯基，一位善良的富人。同往鄉村之路》（1798）寫玩世不恭的青年艾拉斯基得到多愁善感的富家美女妮娜的熱烈愛情，但沒得到女方父母許可———妮娜被父母囚禁，並被安排到修道院當修女，艾拉斯基像維特一樣自殺，妮娜得知此噩耗後便昏厥過去，最後鬱悶至死；由主人公寫給朋友書信組成的《片段》（1799），在敘述寫信人對夜晚和大自然美景中透出他絕望的心情，特別切近維特，對自殺充滿著沉思，結局仍是要去找尋真正愛情；《遊手好閒》（1799）寫幾個青年人旅行，意外遇到一憂鬱青年，後者向他們訴說不幸———在他一次外出時，與他相互愛慕的女子居然和監護人成婚。對愛情如此不堪一擊，這些青年人茫然無措。這些作品不觸及社會背景，卻透出個人命運之不幸的沉重感，顯示出歐洲現代文明之引入，促成帝俄社會轉型之艱難。正是這些，為卡拉姆津《可憐的麗莎》提供了基礎。當然，歐洲文學影響下的感傷主義文學在俄國盛行，文體豐富多彩。利沃夫（Н.Львов）這位博學的古羅斯史學家、建築師（彼得保羅要塞涅夫斯基大門設計者），不僅寫有四卷本《從起源到波爾塔瓦戰役的俄國詳細編年史》（1798～1799），還創作了廣為暢銷的感傷主義小說《俄國的帕梅拉，又名善良農婦瑪利亞傳奇》（1789年初版、1794年再版）：作品內容龐雜，有愛德華·揚《哀怨，又名對人生、死亡和不朽之夜思》（1742～1745）之類“墓園哀歌”———被稱之為“莪葙詩篇”（ПесниОссиана）的感傷主義情緒，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反對理查森所強調的道德感化力，更重視人物身份；不同於理查森書寫貴族女性的美德，而是注重寫村婦、鄉間小地主的女兒，雖然未能成功寫出足夠豐富且可信的心理特徵，但讀者能看到這些女性的美，“我們也有溫柔的心，在低級狀態中有偉大的靈魂，優雅的感受力”。同樣，曾和克雷洛夫一道創辦《觀眾》（1792）、《彼得堡水星》（1793）的作家科盧辛（А.Клушин），被歐洲感傷主義文學所觸動，1787年翻譯法國戲劇家佩特雷（J.Patrat）感傷性喜劇《聰明的傻瓜，又名一位英國人》（1781），並創作了《可憐的莫…維》（1793）而成為俄羅斯感傷主義文學奠基人之一：敘述類似於維特的優秀青年M，外表英俊、愛音樂、喜歡詩歌，中學畢業後校長把他推薦給友人去教其女兒索菲婭，女兒被老師的俊秀和才華所折服，M也為學生的美貌741

和氣質所打動，情節發展如《新愛羅伊斯》內容那樣———師生戀被索菲婭父親得知、阻止，導致M自殺，索菲婭旋即自殺，雖然被救活，但從此自閉，餘生未嫁，每天去M墓地哭泣，其父後悔莫及。該作情節顯示出《少年維特之煩惱》之影響，思想卻把盧梭及伏爾泰的兩種啟蒙主義理念相融合，彰顯俄羅斯認同，“綜合了《維特》和《新愛羅伊斯》，卻有其形式和獨特性，但未重複《維特》或《新愛羅伊斯》———擺在我們面前的不是書信體小說，而是普通的中篇小說，只是在形式和內容上和它們有重合之處”。感傷主義文學的各種情形分別意味著，歐洲文學影響下的俄羅斯文學卻累積著俄羅斯意識，這就是希波夫斯基所說的，俄譯盧梭《新愛洛依絲》和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等，與菲爾丁、理查森、斯特恩等人作品一道，為俄羅斯感傷主義小說提供了基本的情節框架，使得尼古拉·艾明和利沃夫的小說，顯示出俄羅斯文學從奇異的騎士故事、傳奇或歷險記，向感傷主義過渡———敘述的內容是日常的世俗生活、注重人物情緒變化，並且在講述故事、描寫人物思緒變化、刻畫人物特徵等過程中，注重人物心理描寫，雖然還存在著“命運”觀念並習慣性把它納入歷險記框架，但“命運”意義已大幅降低，“他們是卡拉姆津的先驅，實現從舊式小說向英國式的小說轉變，卡拉姆津最終能使俄羅斯長篇小說轉向新的發展之路，其《可憐的麗莎》乃新時代作品。卡拉姆津成為感傷主義文學俄羅斯化最具貢獻的人物，得益於1789～1790年歐洲之旅，其間拜訪過康德、在巴黎遭遇法國大革命，由此寫下《一位俄羅斯旅行者信劄》，1791～1792年俄國首本文學期刊《莫斯科雜志》刊行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刊於1794～1795年，1797年出版單行本。該作深受斯特恩《感傷之旅》（1768）、法國劇作家和小說家梅西埃（L.Mercier）《公元2044年》（1770）、盧梭《新愛洛依絲》等影響，除“借用”書信體、感傷情懷、旅行記表達鬱悶之外，重要的是把歐洲歷險記—旅行記變成了寫實性的旅行見聞：和作者實際的旅行線路和時間完全一致。這樣一來，它就不同於歐洲流行的歷險記多為虛構性敘述，而是把旅行記和書信體相融合的紀實性文學，實實在在地展示出俄羅斯知識分子所觀察到的西歐風土人情、觀察時的心境、旅行時的思考，作者/當事者/觀察者一體化———“我心中還有另一種思想。過去我開始寫小說時，打算描寫那切切實實走遍的世界，現在我就動身走了。我想象走出俄羅斯國門出去旅行”。在其沉鬱的筆觸中，輯錄1789年5月31號從里加（當時還未納入帝俄版圖）寄來的第一封歐洲來信，以及此後的157封信———不僅詳細記錄了諸如拜見康德、德國諷刺作家莫里茨（M.Thümmel）、萊布尼茨大學醫學和生理學教授普拉特勒（E.Platner）、拜謁莎士比亞和牛頓墓地等事實，還切實記錄作者作為俄羅斯知識分子對歐洲啟蒙運動及其意義的觀察、思考，對比帝俄境遇而產生的複雜感觸、擔憂，表達外在和內在的敏感性（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豐富想象力、豐沛的感情，並以“我”的敏感書寫，激發俄國人對啟蒙教育的追求，如在柏林和人討論德國文學，便聯想到俄羅斯文學的不幸。對此，希波夫斯基《卡拉姆津，〈一位俄羅斯旅行者信劄〉之作者》（1899）認為，該作之於我們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不僅是卡拉姆津的靈魂之鏡，而且反映了俄羅斯生活本身和西歐生活”，“若我們似乎還不習慣書信體，但旅行記這種形式則完全是親切的：旅行記充滿著五光十色的事件、歷險，旅行者外在印象，必然受到一系列快速變化的情緒之影響：一些見聞就會激發他的新情感，對某些重要見聞的觀點又產生新思想，新景觀又迫使忘卻舊風景”。在牛津大學布朗教授的《俄羅斯文學史》（1986）看來，該作暢銷是因“沙龍風格”，這種風格絕非獨創，此前已流行十多年，發展至此，不採用笨拙的高級體，而在借用歐洲文學表達經驗的基礎上，用簡化的俄語去敘述見聞和思考，類似其朋友著名作家德米特里耶夫的寫作，在通俗化表達方面和利沃夫等人差別甚小。把歐洲旅行記變成作者實地遊歷的感傷主義之841

作，對俄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克雷洛夫受此影響，創作了大量關心現實問題的寓言；出現了許多旅行記，如身為報刊審查官的伊茲馬伊洛夫（В.Измайлов,）發表了著名的《南俄之旅》（1800～1802），深切表達感傷主義情感，得到許多批評家關注，1805年再版，並觸動了許多讀者去伏爾加河下遊地區和高加索地區旅行；沙里科夫（П.Шаликов）公爵的《小俄羅斯之旅》（1803～1804）和《科洛恩什塔德之旅》（1805），分別記錄了遊歷今烏克蘭東部和今列寧格勒州的情景，並表達對見聞的感懷，成為暢銷一時的感傷主義之作。當然，卡拉姆津除了寫出暢銷的“旅行記”之外，還在《莫斯科雜志》雜志發表《里奧多爾》（1792、1797）、《可憐的麗莎》（1792、1797）、《娜塔莉亞，一位貴族少女》等感傷主義中篇小說：較之於費多爾·艾明《埃內斯特和多拉芙爾信劄》，這些作品已經看不出古典主義悲劇色彩，而是凸顯對俄國那些受西式教育的貴族與維持斯拉夫傳統的村姑之矛盾傳統，贊賞俄羅斯人所具有的斯拉夫民族之美德。未完成小說《里奧多爾》敘述兩位品德的青年朋友，皆熱愛大自然，同時愛上美少女奧西安娜，他們產生了類似於維特對綠蒂那樣的絕望愛情，雖然敘述中不時有諷刺維特的句子，但仍顯示出作品充滿著《維特》式的憂鬱情緒，主人公各自患有不同程度憂鬱症，這些使該作“成為第一部俄羅斯情緒小說（русскийроманнастроении）”。更有甚者，《可憐的麗莎》創作於這樣的氛圍：當時俄國處於社會轉型中，女性常發生悲劇命運事件，引發俄羅斯民族傳統之命運的討論，由此卡拉姆津大量使用俄羅斯民間文學因素，如灰姑娘大多不能遇到好王子。主人公埃斯特拉好賭破產，在世俗化過程中，放棄了斯拉夫貴族責任倫理，佔有了麗莎的身體之後，卻和一個富有寡婦結婚，拋棄視愛情為生命的麗莎，這使堅守傳統價值觀的麗莎無法承受，投水自盡。為強化這種悲劇的感傷主義氛圍，諸多篇幅書寫麗莎與大自然對話，顯露俄羅斯鄉村的生活、道德、景觀等具有城市所不及的美。這樣的情節結構和描寫意味著，該作的暢銷，不僅僅是隱晦地觸及了性的話題，在蘇聯時代著名的佐爾卡雅的《在世紀之交：1900～1917年俄國大眾藝術之緣起》（1976）看來，還具有類型學特徵，這些正是當時暢銷小說的流行元素，所以後來很容易拍成電影。不僅如此，為滿足新市民讀者需求，有意識用當代俄語向讀者訴諸麗莎自殺前的複雜心理，更直觀地顯示出《維特》之影響，“該作不僅保留了歌德《維特》的重要情節即自殺，而且毫無疑問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情緒和某些藝術意象（如月亮、音樂等）上，也借用了歌德作品的一些做法”。這種情形，在《可憐的麗莎》之姐妹篇《尤麗雅》（1796）中有進一步顯露：把抒情性與哲理性相融合，淒婉地敘述俄羅斯傳統女性在世俗化改革進程中所遭遇的西方價值觀侵擾。可以說，《一位俄羅斯旅行者信劄》、《可憐的麗莎》作為感傷主義之作，乃18世紀末最為流行的俄羅斯文學作品，作者由此被譽為俄國的斯特恩，對俄國文壇產生巨大影響力，如上文論及的波普加葉夫《一座藥劑師島嶼，又名戀愛之災難》（1800）就切近《可憐的麗莎》，那位伊茲馬伊洛夫之作《羅斯托夫湖》（1795）和《漫遊在正午俄國》（1800～1802）分別有卡拉姆津那兩部作品的痕跡，這些造成“所謂俄羅斯感傷主義，與英國感傷主義有顯著差異。斯特恩的《感傷的旅行》有其情節結構，而俄國是對其諷刺性模擬。文學的俄羅斯特性得到強化、被凸顯出來，鍛造出作品的顯著特性”。可以說，在18世紀後期，英、德、法等感傷主義文學作品大量地被俄譯，促成俄國也廣泛流行感傷性的小說，使之在情節設計和趣味表達上明顯受益於歐洲感傷主義作品，即便是《可憐的麗莎》之類有更多俄羅斯性之作，在主題設計、結構安排上仍可顯露歐洲感傷主義文學的脈動，“情感性之旅”（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епутешествие）在俄國成為暢銷題材，以至於著名農業經濟學家和作家博洛托夫（А.Болотов），在其出色的文學批評文章《對俄國原創的和翻譯的長篇小說之思考和公正評941

判》（1791）中也關注到，“近幾年用俄國語言刊行的小說非常多，對其品質的判斷五花八門，佳作極為出色，現在的顧客和讀者幾乎皆須深思熟慮地進行選擇，雖然閱讀和購買並非皆如此”，並且詳細介紹了艾明《命運無常，又名米拉蒙德歷險記》、俄譯盧梭《新愛洛依絲》、利沃夫《俄國的帕梅拉》等作品具體情況。這種情形顯示出市民趣味在俄國的發展趨於和歐洲同步，產生了背離正統價值觀的啟蒙教育作用，即瓦解了古典主義或壯士歌傳統。但這種通俗文學不符合帝俄要培養讀者高雅審美趣味之要求，也未認同西歐價值觀，在敘述過程中常對造成青年男女愛情不幸的社會因素發表意見，並表達斯拉夫東正教情懷，與主要是凸顯人性解放的歐洲感傷主義相區分。這種文學矛盾，顯示在作家的創作道路上，使1790年代初已萌發俄羅斯意識的卡拉姆津，1797～1799年和傑爾查文、德米特里耶夫一起編撰彰顯俄羅斯傳統的歌集《昂尼德》，1798年編撰將古典和現代作家作品合集的《萬神殿》，並用白話俄語翻譯古典作品，鮮有長句，對這類編纂思路，他在未完結的自傳體作品《當代騎士》（1802～1803）中有解釋———希望讀者如他那樣關注流行文學，從而在語言上使之通俗易懂。並且，如此情形延及19世紀，如後來曾任諾沃格羅茨州長的史學家—考古學家穆拉維約夫（Н.Муравьёв）之作《伏謝沃洛德和維列斯拉娃：信劄中所記錄的事故》（1807）、格奧爾吉耶夫斯基（И.Георгиевский）《葉甫蓋尼，又名致友人書信》（1820）、著名的浪漫主義暢銷書作家別斯圖耶夫-馬爾林斯基（А.Бестужев-Марлинский）書寫軍官S和友人關於自己情史的書信《七封書信組成的長篇小說》（1823）、普希金由10封信組成的《書信體小說》（1829）、索莫夫（О.Сомов）之《兩封書信組成的小說》（1831）、奧陀耶夫斯基《公爵女兒濟濟》（1839）和《公元4438年》（1835）等，都顯示出原本是18世紀末暢銷書的感傷主義書信體文學，因其恰切表達俄羅斯情懷，在19世紀初迅速演化為更為深切表達俄羅斯認同的浪漫主義小說。①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卞之琳譯，見戴維洛奇編：《二十世紀文學評論》（上），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128~132、138頁。②В.Шкловский,Осамомзнаменитомписателе.//НовыйЛЕФ:Журналлевогофронтаискусств,1928.№8(20),С.30.③Ю.Штридтер,ПлутовскойроманвРоссии:к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романадоГоголяС.:Аиро-хх;Сиб.:Алетейя,2015,С.④В.В.Виноградов,Проблемаавторстваитеориястилей.М.:X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литературы,1961,С.64.⑤張廣翔：《18~19世紀俄國城市化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12、14頁。⑥娜·瓦·科茲洛娃：《俄國專制制度與商人：18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初》，萬冬梅、崔志宏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19~245頁。⑦В.В.Сиповский,Очеркииз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романа.Часть.1.СПб.:тип.Спб.т-вапеч.иизд.дела"Труд",1909,С.40.按其《俄羅斯文學史斷論》（1901）統計，文學類作品有所增加，1725~1740年是49種，1742~1756年55種；伊麗莎白時代末期有大幅度改觀，尤其是葉卡捷琳娜大帝時代增加迅猛，1762年就有43種，1762~1797年達3,200多種，из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литературы.СПб..:тип.Спб.т-вапеч.иизд.дела"Труд",1901,С.9-15.⑧ЮрийШтридтер,ПлутовскойроманвРоссии:кисторияирусскогороманадоГоголя.М.:Аиро-21/СПб.:Алетейя,2015,С.72.⑨И.Ф.Мартынов,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НиколайНовиков.М.:Книга,1981,Карамзин,Т.2,С.177.В.Семенников,Материалыдля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идлясловаряписателейэпохиЕкатериныII,П.,1915,с.74.AnthonyCross(ed.),RussiaunderWesternEyes,1517-1825,NewYork:St.Martin’sPress,1971,p.249.DavidGasperetti,TheRiseoftheRussianNovel:051

Carnival,StylizationandMockeryoftheWest,Dekalb:Northern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98,p.5,15,13,15.В.Шкловский,ЧулковиЛевшин.Ленинград:Издательстваписателей,1933,C.44,210.М.И.Цветаев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ипоэмы.Л.:Сов.писатель.Ленингр.отд-ние,,1979,C.113.Н.Карамзин,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и.М.-Л.:Сов.писатель.［Ленингр.отд-ние］,1966,С.61.Н.Карамзин,Письмарусского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а,Л.:Наука:Ленингр.отд-ние,1984,С.368.Ю.Левин,РанниеизвестияоТомасеМоревРоссии//Рус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1979,№1,С.177.А.Веселовский,СказкиТысячииоднойночивпереводеГаллана//Собр.Соч.Т.16.М.:иЛ.:Изд-воАНСССР,1938,С.232-233.WilliamEdwardBrown,AHistoryof18thCenturyRussianLiterature，AnnArbor,Michigan:Ardis,1980,p.559,186-187.Г.ГуковскийиВ.А.Десницкий(ред.),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в10томах.Т.IV.ЛитератураXVIIIвека.Ч.2.М./Л.:АНСССР.1947,С.264,257,430-445.В.Сиповский,Очеркииз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романа.Спб.:Тип.СПб.Т-вапеч.иизд.дела"Труд",1910.Т.1.Вып.2.С.438,429.Д.Благой,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18века.М.:Уч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оеиз.1955,С.370.Ф.Эмин,ПисьмаЭрнестаиДоравры.Спб.:Тип.Акад.наук,1766.Т.3.С.8.WilliamEdwardBrown,AHistoryof18thCenturyRussianLiterature,AnnArbor,Michigan:Ardis,1980,pp.186-187.В.В.Сиповский,Карамзин,авторПисемрусских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СПб.:Типо.Деммакова,1899,С.72-109,148,455,509.В.Сиповский,Очеркииз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романа.Т.1,вып.2–й.СПб.:Труд,1910,С.584,524,426,512,524.С.Е.Шаталов,Раннийсентиентализм//Русскийи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йклассицизм:проза.М.:Наука,1982,С.334-337.H.Карамзин,Сочинения.T.II.М.:ВтипографииС.Селивановскаго,1814,C.23.WilliamE.Brown,AHistoryofRussianLiteratureoftheRomanticPeriod,Vol.1.AnnArbor,Michiagan:Ar⁃dis,1986,p.25.В.Сиповский,Влияние《Ветера》нарусскийроман18века.//Журналминистерстванародогопросвещения,1902,C.61.Н.М.Зоркая,Нарубежестолетий.УистоковмассовогоискусствавРоссии1900-1910годов.М.:Наука,1976,С.243-246.А.Т.Болотов,Мыслиибеспристрафстныесужденияороманахкакоригинальныхроссийских,такипереведенныхсиностранныхязыков//Литературноенаследство,Т.9-10.М.:АНСССР,1933,С.194.Н.Карамзин,Избранныесочинения.Т.1.М.;Л:Худож.лит.［Ленингр.отд-ние］,1964,С.764-766.作者簡介：林精华，首都師範大學燕京學者，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市特聘教授，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俄羅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北京　100037［責任編輯　桑　海］15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瑪格麗特·富勒在1844———“從超驗自我到公共良知”*楊　靖［提　要］　1844年對瑪格麗特·富勒而言意義非凡。這一年她先後完成《湖上夏日》和《19世紀婦女》，可謂創作頗豐；但與此同時，《日晷》的停刊和“談話”課堂的關張又令她倍加傷感。慘痛的現實迫使她對超驗主義的局限性進行反思。這一年秋，她應紐約《論壇報》之邀，出任該報記者兼文學編輯。一改之前康科德作家群以自我為中心的寫作風格，富勒將目光轉向社會問題，實現了“從超驗自我到公共良知”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離開波士頓前往紐約，不僅是富勒人生的轉捩點，也是超驗主義運動的轉捩點———它標誌著在內戰前夕，面對廢奴運動高漲的局面，超驗主義內部以愛默生和梭羅為代表的文學派，以及以里普利和布朗森為代表的社會改造派，至此形成合流，超驗主義也“由最初鬆散的聯盟一變而為步調一致的運動”。［關鍵詞］　瑪格麗特·富勒　超驗主義　自我　公共良知［中圖分類號］　I10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52⁃131844年對富勒（MargaretFuller）而言“意義非同一般”。①這一年她的首部著作《湖上夏日》出版，在同類遊記作品中別開生面，贏得評論界一片喝彩。同時，她的另一部作品《偉大的訴訟》（後定名為《19世紀婦女》）也基本完稿（1845年1月出版）。此外，她還有若干評論、書評、詩歌在報刊發表，可謂創作頗豐。但在其他方面，收穫卻不盡如人意。這一年早些時候，她在波士頓舉辦長達五年的“談話”課堂黯然收場：一方面由於她個人的身體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參加的人數不足，她的收入由此大受影響———自1835年父親去世之後，家庭經濟壓力一直令她備受困擾，終身不得解脫。緊接著，她苦心經營數年的超驗主義刊物《日晷》雜誌也宣告停刊———儘管兩年之前她以健康為由辭去主編一職（由愛默生接任），但她內心清楚，與愛默生的辦刊理念不合，以及長期辛勞而分文未得，才是更主要的原因。與事業受挫相比，感情方面的挫折令她更為沮喪。富勒與富家子塞繆爾·沃德（SamuelWard）交往多年，時常在書信中互訴衷腸，結果沃德和她的閨蜜安娜·巴克（AnnaBarker）小姐秘密訂婚，251∗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康科德作家群研究”（項目號：１７ＢＷＷ０５２）的階段性成果。

並於1840年結婚。富勒為此鬱悶不已，直到遇見德裔猶太商人詹姆斯·內森（JamesNathan）———後者由於家族生意返回德國之後，這一段戀情也無疾而終。令富勒更為糾結的還是她與愛默生之間的關係：這位“康科德聖人”對她的好感有目共睹，可是無論如何富勒也無法再前進一步。她當年6月的一則日記最能表達出這種落寞情懷：“我需要幫助。我需要一個充滿愛意的、大大的擁抱。”②此前一個月，她的妹妹愛倫生女（取名瑪格麗特·富勒·錢寧）；其他幾位好友如卡羅琳·斯特吉斯（CarolineSturgis）等也紛紛結婚生子，而她卻似乎註定要孑然一身，孤獨終老。這一年，與富勒一道經歷巨變的還有她的康科德友人。愛默生《隨筆集》第二卷出版，志得意滿（富勒的書評不無微詞，更顯二人分歧）。梭羅正為出版《康科德和梅里馬克河上一周》四處奔走，最終為自費出版該書背負巨額債務。奧爾科特（BronsonAlcott）創辦的烏托邦“果園農莊”由於經營不善在年初宣佈破產倒閉。里普利（GeorgeRipley）的“布魯克農莊”即將由個人互助聯盟轉變為烏托邦性質的“法朗吉”（Phalanx），在崇尚個人自由的超驗主義者富勒看來，這無疑是不祥之兆。三年之後，一場大火將農莊斥鉅資興建的主樓焚毀，里普利被迫變賣家產清償債務。隨著“改革與擴張”的口號深入人心，富勒的新老朋友也紛紛投入到社會改造的洪流之中。3月，她的老朋友克拉克（JamesFreemanClarke）在康科德學會發表演講，反對兼併德克薩斯，並通過《西部信使報》宣傳進步思想。另一位老友帕克（TheodoreParker）同情底層民眾，呼籲廢除奴隸制，主張激進的社會改革。布朗森（OrestesBrownson）則在《布朗森季評》雜誌上發表長文抨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宣傳勞工至上，成為“勞工的先知”，③被譽為“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的馬克思主義者”。④富勒的新朋友、紐約《論壇報》的掌門人格里利（HoraceGreeley）也熱衷於各種社會改造計劃，並試圖通過報刊雜誌“打造公共輿論”並“提升美國人的審美和道德水準”⑤———這一年年末，他誠邀富勒加盟紐約《論壇報》，出任記者兼文學編輯。富勒善於交友。⑥好友亨利·錢寧（WilliamHenryChanning）形容她談興正濃時往往會“瞳孔收縮，兩眼放光，似乎具有某種天然的魔力”。⑦愛默生也宣稱“富勒天才過人，熱情似火，吸引不同性格的人走到一起，是（超驗俱樂部）真正的中心”。⑧另一位超驗主義代表人物皮博迪小姐（ElizabethPeabody）兩年前接手《日晷》的出版發行，她位於波士頓的外文書店也是富勒“談話”課堂舉辦的場所，這裡一度是超驗主義運動的中心地帶。如今，伴隨著“談話”的結束和《日晷》的關張，皮博迪發現連書店的生意也日漸慘澹———1844年離開波士頓去紐約，不僅是富勒人生的轉捩點，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超驗主義運動的轉捩點。⑨一1840年，應愛默生等人之邀，富勒答應出任《日晷》主編，其實也有她自己的考慮。作為19世紀的知識女性，儘管她天資聰穎，又勤奮自勵，但卻未能像同時代的男性那樣接受正規教育（超驗俱樂部早期成員大多哈佛神學院出身），這也成為她終身難言的隱痛。當愛默生提出他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撰寫《隨筆集》，故而不能如約出任主編時，富勒幾乎不假思索地應承下來———如此一來，既能為她本人提供一個發表的平台，又能借機結識康科德及波士頓一班文人名士。其實早在1836年“赫奇的俱樂部”（即超驗主義俱樂部）成員最初在坎布里奇集會之時，就提出創辦一份自己的雜誌的構想：因為在當時的新英格蘭，即使最為開明的基督教雜誌也難以接受他們的宗教觀念和激進思想；而另一些內容淺顯的婦女雜誌和感傷文學雜誌又不合他們的胃口。1839年，當波士頓大眾雜誌向愛默生等人約稿時，為了不被同化，愛默生、里普利、富勒、奧爾科特351

等人決定創辦“超驗主義的喉舌”《日晷》，其名稱寓意著一種全新的生活狀態和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⑩1840年7月，《日晷》第一期面世。卷首是愛默生的“告讀者書”：“在新英格蘭，舊的宗教習俗和教育傳統將人固化為石頭”，一派死氣沉沉，沒有文學天才，也沒有批評家，“讓人看不到希望，讓年輕人失去了夢想”。他主張喚醒一群思想上的反叛者，以嶄新的文學樣式來反映時代精神，通過嚴肅而審慎的文藝批評來提高文學的品位，以高雅的詩歌來克服庸常的生活，進而達到完滿的道德精神。“僵化的形式———任何形式，都可能意味著精神的死亡”。而他宣導的思想變革，正是對社會習俗的反撥和對保守勢力的抵抗。根據他的超驗主義學說，欲改造社會，必先改善人自身。儘管編者宣稱這是一本“文學、哲學與宗教”雜誌，但文學性似乎稍稍遜色。遠在英國的卡萊爾收到愛默生寄贈的第一卷後，一方面稱這些來自美國的最年輕的聲音純潔而精妙，令人振奮；另一方面又不無遺憾地指出：文章思辨性、理論性太強，“不接地氣”（ethereal），令人難以接受。與來自國外溫和的批評相比，國內同行和讀者的批評口吻要嚴厲得多，尤其是針對奧爾科特的“俄爾甫斯箴言”，玄之又玄，晦澀難解，其風格有如“十五節沉重的車廂拖拽著一位旅客”，單調而乏味。對於這些批評，愛默生顯示出他執著而堅定的一面：他堅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斷。奧爾科特屬於天才人物，其思想的卓越不凡之處儘管受其文字拖累，卻不能被完全抹殺掩蓋。不顧富勒等人的反對，愛默生對“箴言”進行大幅刪改，並且堅持在隨後幾期中繼續刊發。富勒和奧爾科特也是好友，曾在“神廟學校”共事。她對奧爾科特的雄辯口才推崇不已，但對他過於雕琢華麗的寫作風格卻不太欣賞。她幾次拒絕由愛默生寄送的修改稿，對完全脫離市場和讀者的雜誌的前途深表擔心。同樣受挫的還有愛默生的“門徒”梭羅。這位剛從哈佛畢業的年輕人雄心勃勃，立志當一名作家，但他描寫康科德地區自然景物的散文卻因為缺乏統一的主題遭到富勒拒絕。在《日晷》第一卷中，她只選用了梭羅的一首短詩《同情》和一篇評論《佩爾西爾斯》。困擾富勒（以及愛默生）的最大問題是稿件匱乏。里普利牧師文筆雄健，可惜他很快專注於經營“布魯克農莊”，無心應約撰稿；帕克投身於社會改造運動，四處奔波；布朗森為自己創辦的雜誌一年撰稿多達十五萬字，也無瑕他顧。不得已，富勒只能向外地老友克拉克和赫奇（FredericHenryHedge）等人懇求賜稿（愛默生後來則被迫毛遂自薦，選擇刊發其家族成員的作品來填充版面）。當然，這份被稱為“年輕美國的無畏《聖經》”的文學雜誌在第一卷中也不乏佳作，如富勒關於里希特（PaulRichter）和赫德爾（JohannGottfriedHerder）哲學思想的評論，以及阿爾斯頓（WashingtonAllston）的原創性作品。關於歐洲大陸的文學思潮，一般雜誌更多介紹性文章，至於深入的研究和評論，則是《日晷》的獨特貢獻。在這方面，作為編輯的愛默生和富勒意見高度一致。儘管如此，在編輯方針方面，愛默生和富勒卻各有側重。除了文學，富勒對音樂、美術、建築、雕塑等藝術樣式也饒有興趣；愛默生則相反，他自稱為“音盲”，美術也一竅不通。羅馬典雅的建築在他眼裡跟波士頓沒什麼兩樣。他重視的是自然與科學。前者在他看來是心靈的外化，與人類情感道德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對應；後者則是人類經驗和智慧的總結。此外，他更注重雜誌的資訊交流功能：國外的某一種文藝理論，國內的某一種學術批評，甚至某人關於社會改革的演講，都能在雜誌上獲得一席之地。他邀請梭羅擔任助理編輯，兩人還一道推出旨在介紹世界上主要宗教學說的經文節選：《道德經典》，內容包括佛教、印度教、波斯教及中國儒家的思想。這也反映出愛默生一貫的主張：古老的經典中往往蘊含著最新的思想。三個月後，《日晷》第二卷出版。雖然撰稿人沒有什麼變化，但文字風格大有改進。一貫挑剔451

的卡萊爾宣稱對這一卷的喜歡程度明顯超過第一卷。尤其是愛默生本人名為《新詩藝》的文學論文，被稱為“迄今為止最有價值的一篇”。在論文中，愛默生宣導“一種受到激發的心靈的即興創作”：詩歌應當自心底自然流淌而非源自外部市場。對於藝術家而言，真誠勝過詞藻，內容重於形式。真正的天才如渾金璞玉，形式上未必盡善盡美，但惟其質樸率真，才更具心靈的震撼力。自《日晷》創辦以來的近兩年中，由於富勒的不懈努力，雜誌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成功：梭羅的風格趨於凝練深邃；霍桑的隨筆可讀性很強；帕克的宗教和神學論文篇幅較長，但氣度恢弘，堪稱雜誌的脊樑。同時富勒還進一步拓寬稿源，增加話題的覆蓋面。但市場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繼任的愛默生像富勒一樣盡心盡職：作為一流的撰稿人，他本人在雜誌上發表的詩文品質上乘；作為負責的編輯，他刪改天才詩人維里（JonesVery）的詩作；挖掘出梭羅的潛質；並將奧爾科特從淩亂冗長手稿中拯救出來。但當超驗主義學說影響消退，當廉價的傷感小說成為市民閱讀的主流，當廢奴運動和男女平權運動日益成為時代最強音之時，這份以自我教化和培養高雅趣旨為己任的文學雜誌前景也就日益黯淡。到1844年4月，訂戶只剩下區區兩百人，雜誌終於被迫宣告停刊。作為一個文學刊物，富勒深知《日晷》的失敗主要在於它脫離大眾，只為少數文化精英服務。但與此同時，《日晷》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文學成就，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發表42位作者的總共350篇作品。這是超驗主義運動保存完好的一部檔案：其中既有作者已湮沒無聞的平庸之作，也不乏愛默生的《新詩藝》、梭羅《馬薩諸塞自然史》以及富勒《偉大的訴訟》這樣的名篇。這也是它在文學思想史上的重要貢獻。如果說《日晷》的成就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談話”課堂則由富勒本人獨力打造，因此後者的終結更令她黯然神傷。“談話”由皮博迪小姐的“共讀會”（Readingparties）發展而來。參加的對象大多是富勒的好友和以前的學生，還有超驗主義代表人物的家人，以及波士頓富商家的太太小姐。“談話”課堂設在皮博迪小姐位於西街（WestStreet）的“超驗主義書店”的前廳。按照富勒的理念，“談話”課堂的目的不僅要使婦女學會社交，更要教育她們，通過改變她們的思維方式進而改變她們的生活方式。除了讓她們獲得“系統化的思想交流”，還要學會將這種思想施之於生活的實踐。“談話”課堂由富勒最為擅長的希臘神話開始，漸次延展到人文學科其他領域，內容涉及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婚姻﹑家庭﹑生育等等。除了富勒本人的講座，奧爾科特等友人偶爾也會加入討論通過這樣一種成人教育的方式，正如奧爾科特描繪的那樣，“良好的會話極具抒情色彩：各種聲響紛然雜陳，在所有心靈中激起跳蕩的音符，它促使每個人展現自己最好的部分，甚至超過他自己的想像。仿佛被幕後看不見的手所推動，在管風琴上演奏，卻不知合奏的那一部分屬於自己”。愛默生也很欣賞這樣的談話方法，認為這是他的“思想的人”（ManThinking）一種具體體現：通過會話引起思想的碰撞，從而獲得對事物深邃的洞察。“談話”課堂興辦之初，參加人數眾多，富勒每年淨收入可得五百美元，極大緩解了她的經濟壓力。然而，隨著新英格蘭社會的變遷，知識女性紛紛投身於禁酒廢奴、普及教育、男女平權等社會改造運動，年輕小姐則相繼結婚生子，到1844年4月，學員僅剩十餘人。富勒本人一方面長期飽受疾病困擾，亟需放鬆療養，一方面也打算繼續自己的文學追求，於是決定停辦課堂，專注於《湖上夏日》的撰寫和《歌德談話錄》的翻譯。《湖上夏日》是富勒與友人結伴西行的記錄，形式鬆散，但文采斐然，引起紐約著名出版人格里利的注意。格里利收購的紐約《論壇報》面臨同行競爭的壓力，試圖通過改版吸引讀者，打開市場銷路；同時，他又是一位富於情懷的報人，希望借助報刊媒體提高民眾道德修養和審美情趣，普及民眾教育。格里利的夫人曾參加過“談話”課堂，格里利本人和富勒一樣也是“布魯克農莊”的常客。551

1847年農莊解體後，里普利和德懷特（JohnSullivanDwight）等人也先後被他延攬加入《論壇報》。1844年秋，他向富勒正式發出邀請。二格里利開出的條件非常誘人：不僅薪酬豐厚（每週三篇專欄文章，年薪五百美金），而且順帶解決了富勒在紐約的住宿問題；更重要的是，《論壇報》擁有五萬訂戶（後來增至三十萬），讀者群則不下數十萬人，正是富勒長久期待的平台；另外，格里利保證，她將享有充分的新聞採訪和排版自由。面對紐約的巨大誘惑，身處坎布里奇的富勒並未立即應允，而是再三沉吟。富勒的顧慮來自康科德。愛默生聞聽富勒即將加盟《論壇報》，已通過書信明確表示反對。報刊文章在他看來不是純文學，只是茶餘飯後的談資，不具備恒久的生命力，將天才浪費在這樣乏味的、應景的寫作上，顯然並非明智之舉。自1839年經熱心的皮博迪小姐介紹與愛默生相識之後，富勒憑藉超群的智力和才華贏得了愛默生的敬重，而她本人對這位大作家更是無比敬仰，由坎布里奇至康科德半日往返的便捷車程使得二人的聯繫更為頻繁。近幾年來，她已不知不覺將康科德視為精神故鄉，與梭羅、霍桑以及奧爾科特等人也結下了深厚友誼。接受格里利的邀請意味著切斷與波士頓-康科德文學圈的聯繫，她內心難以割捨。但促使她離開的力量似乎更為強大。她的弟弟哈佛畢業投身一家律師事務所，可是沾染上紈絝子弟的毛病，一年僅穿著花銷便需一百五十美元，入不敷出。另一位智力殘障的弟弟和幾個妹妹全要依賴她扶持。她早先在奧爾科特“神廟學校”做助手兼做教師，最終分文未得，只好遠赴報酬優渥的普羅維登斯“格林街”學校，繁重的教學任務嚴重損毀了她的健康。擔任《日晷》主編兩年間，由於刊物銷路不暢，之前商妥的每年二百美元編輯酬勞也無法兌現。她對里普利“布魯克農莊”生產勞動與文化教育相結合的生活方式極有興趣，但加盟農莊首先需要至少五百美元股金，令她望而卻步。作為“超驗俱樂部”的一員，她對他們樂觀豁達的生活理念極為認同，但對他們的凌空淩空虛蹈、不切實際又未免產生懷疑。同樣遭到質疑的還有愛默生的行為方式。愛默生的樂善好施遠近聞名：他為長期經濟困窘的奧爾科特一家源源不斷地提供經濟援助（包括資助奧爾科特赴英國考察），為梭羅提供食宿和就業機會，並為作家霍桑、詩人埃勒里·錢寧（WilliamElleryChanning）等提供低廉租房，對到訪康科德的富勒等友人更是熱情相待，但在這背後，富勒卻發現他孤高冷傲、難以親近的一面。“他缺乏溫暖”，富勒在致友人書信中抱怨說，“而且難於捉摸”。文如其人，日後富勒在評價《隨筆集》第二卷時也指出“作者過分專注於自我，缺乏感動人心的真誠”。對於曾經付出的這一段情感，富勒在致愛默生的一封書信中曾不無傷感地喟歎：“我不是僭越者……假如我誤踩了邊線，一定會退出，將果園歸還給合法的主人。”在赴紐約之前的告別信中，富勒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你追求學術，我追求生活。”批評家將這一論斷認為是富勒擺脫愛默生文人團體的影響而“走向心智成熟”的表現。促使富勒將目光轉向紐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她的名篇《偉大的訴訟》在《日晷》刊載後，反響強烈，但也不乏批評之聲。霍桑夫人索菲亞便質疑一位未婚女子，如何能勘破婚姻的奧秘。更多的批評文章認為作者的筆力似乎僅限於中產白人婦女，視野過於狹隘，未免以偏概全。雄心勃勃的富勒在友人建議下打算將它擴展為一部著作———更多的創作素材，更廣的社會層面，更為龐大的閱讀群體，顯然沒有比紐約和《論壇報》更好的平台。651

富勒在《論壇報》發表的文章大體可分三類：注重文學審美的作家作品翻譯介紹，從政治社會學入手的嚴肅的文藝批評，以及一些短訊和時評。她最為擅長的當然是文學理論和批評。在富勒眼中，批評者應該同時具備哲學家和觀察家的特徵。文學批評的用處並不單單是為作品“貼標籤”，而是通過鑒賞評判，“過濾”出好的作品。批評家的角色應該是“發現作品中真實的、本質的能量”，並將它傳達給讀者。和愛默生一樣，富勒宣導一種新型的美利堅文學。她認為文學樣式必須隨特定的歷史語境和地理環境而更新———工商業的發展以及蒸汽船、鐵路、電報等科學發明不僅造就了期刊的黃金時代，也拓寬了文學的範圍———她將這一種新型的文學樣式稱之為“歷史羅曼司”，相當於歐洲人的史詩。用她的話說，“小說就是今日的民謠（ballad）。通過它瞭解我們的時代”。由此，她高度評價霍桑的《故事重述》，讚揚梅爾維爾的海洋小說，以及科克蘭（JosephKirk⁃land）的邊疆小說。其實早在1843年，在致友人克拉克信中，富勒便將美國作家比喻成在大河邊勞作的農夫：歷史的長河流逝，大浪淘沙，沖積出一片新的土壤，作家應當像農夫一樣善於從這片嶄新的土壤中汲取養分，從而創作出屬於這個特定年代的史詩。富勒文學批評的對象包括愛默生、坡、彌爾頓、勃朗寧等，後收入《文藝論文集》。她書評涉及的對象還包括歐仁·蘇、喬治·桑以及巴爾扎克等法國作家。她批評好友愛默生“單句和段落過於出彩，如馬賽克或勛章牆，令人眼花繚亂”，並由此沖淡主題。富勒評價霍桑語言“懶散”、風格“蒼白無力”———“他總是在暗示，卻沒能揭示我們存在的神秘”。但同時也讚揚作家在《古屋青苔》、《胎記》、《拉帕奇尼的女兒》、《天路》、《好小夥布朗》等小說中對人性的刻畫———“霍桑細緻而無畏地探究人性的奧秘”,堪稱“當今最好的作家”。不同於霍桑對女性作家的偏見，富勒對“亂塗亂畫的女人”抱有相當同情，但對無病呻吟的“客廳詩人”卻毫不留情。在她看來，布萊恩特（WilliamCullenBryant）、歐文和庫珀不過是歐洲文學拙劣的摹仿者，洛威爾和朗費羅也乏善可陳。她批評名詩人洛威爾“漠視人物內心情感動機，看不到人物性格的發展”。當時新英格蘭最負盛名的詩人朗費羅，在她眼中也是名過其實，他被指控“剽竊”：他的詩是“精妙的模仿……內心缺乏激情，亦無視外在風景”，甚至連意象也不是他自己的，“真正的意象是人行道邊躍入眼簾的一朵鮮花，自然而富有詩意”。總之，從內容到形式，毫無創新可言。作為批評家，富勒一向秉持公正立場，對外國作家也不例外。她評價巴爾扎克“思想膚淺”，但同時又讚揚他技藝高超，是“無情的外科醫生”，《高老頭》臨死一章令人心痛欲碎，堪稱“巴黎的李爾王”。相比“富於感召力”的喬治·桑，歐仁·蘇儘管“筆觸細膩大膽”，但缺乏想像力，其創作才情遠低於桑。一言以蔽之，富勒認為偉大的批評家比偉大的詩人更難得，因為批評家必須具備“綜合批評能力”，要用“更高尚的觀點”同美國新近出現的商業主義和膚淺庸俗的物質主義展開對決。從這個意義上說，“富勒自始至終是一位批評家，滑稽的是時至今日，人們記得她是女性主義者，卻忘記她是一位批評家”。離開康科德之後，富勒逐步遠離自我中心的愛默生，投身於社會改造。身處紐約，她對勞動婦女和窮人的悲慘境遇感同身受。她在報社附近目睹市民捐資興建教堂，而四周流離失所的窮人卻無人問津；她為愛爾蘭移民遭受的不公待遇大聲疾呼；好友亨利·錢寧成立“紐約監獄協會”，她於1844年在錢寧陪同下走訪“星星”（SingSing）女子監獄，此後她的文章也多由文學評論轉向政治文化和社會揭露。除了女犯，她關注的對象還包括流落街頭或生活在救濟院的城市貧民———她在文章中痛斥富人居高臨下的態度，並強調樂善好施對社會進步的重要意義。在演講中她宣稱“這是一個嚴峻的社會現實”，而社會理應肩負有責任，幫助不幸之人。此外，她還參觀了貝爾維（Bellevu）貧民院、民工子弟學校、瘋人院、感化院和布萊克維爾島（Blackwell'sIsland）監獄等場所。751

在慈善醫院，她注意到“哺乳的母親和新生兒一道暴露在男性訪客肆無忌憚的目光之下”，由此呼籲保護個人隱私。在情況更為糟糕的瘋人院，人滿為患（須擴建一倍才夠），“病人蜷縮在牆角，對陌生人無動於衷，心裡沒有希望，眼裡也沒有期盼的光芒”。布萊克維爾島監獄專門關押刑事犯，其中有700名女犯。富勒留意到在獄中女教官卻寥寥無幾；除了懲罰，也沒有其他讓人悔過自新的機會和途徑。在她看來，只有根據犯罪的性質將犯人分類，進行教化和改造，才能實現自尊和身心健康。她本人熱心為女犯開設道德文化講座，幾乎每週造訪一座監獄或濟貧院。富勒認為，貧困是對美國這個“充滿機遇的國度最大的嘲諷”———紐約富人聚居在以華盛頓廣場為中心的中城區，窮人則居於下東區，涇渭分明，老死不相往來。而“紐約有足夠的資源和財富，有足夠善良的意願，有足夠的管理智慧”來解決貧困問題，因此應對公共管理和慈善機構進行改造，使其轉型為民生服務機構。然而，在政黨分肥體制之下，無論民主黨還是輝格黨，對此都無暇顧及。於是富勒呼籲紐約市民：針對社會不公的現象，人們不能視而不見，必須立刻採取行動。而上述文章，亦堪稱20世紀美國新聞界“扒糞”運動之先聲。照富勒的看法：“濟貧院、瘋人院、監獄……這些都不是問題，體制才是問題。”但與激進派主張不同的是，富勒反對通過暴力革命變更社會制度，而寧願訴諸基督教的福音———一個人人平等、相親相愛的社會才是千禧福音。關注美國社會不平等現象並為之大聲疾呼，富勒本人也由此完成“從超驗自我到公共良知”的轉變。眾所周知，富勒由文學批評轉向社會評論很大程度上受到紐約“青年美國運動”的影響。“青年美國運動”提出自由貿易、社會改革等主張，引起富勒強烈共鳴。這一運動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出版家戴金克（EvertAugustusDuyckinck）和《民主評論》主編奧沙利文（JohnL.O’Sullivan）———後者於1845年提出“顯然天命”一說，鼓吹美國的領土擴張，其成員則包括詩人布萊恩特、歷史學家班克羅夫特（GeorgeBancroft），以及梅爾維爾、霍桑等人。富勒與之保持聯繫，但反對其大國沙文主義和孤立主義。富勒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完全隔絕外來文化的影響，與其故步自封，不如“與時俱進”（synchronicity）。1846年8月，富勒作為慈善家斯普林（MarcusSpring）夫婦十二歲兒子的私人教師，與他們一家一起遊歷歐洲（格里利預支125美金，要求她發回旅行見聞）。在英法等國，除了與華茲華斯、卡萊爾、喬治·桑等名流晤面，她將更多的時間用於參觀曼切斯特和利物浦的機械學院、紐卡斯卡的煤礦、設菲爾德的鋼鐵工廠，以及巴黎和里昂的織布廠。對她而言，歐洲像健康而強壯的滋補營養品，“假如我早十年，……我就不會將自己荒廢在根本不適合我天性的土地上”。歐洲的種種社會弊端（socialills）也促使她反省美國由財富不平等造成的社會危機（socialcrisis）———她報導在里昂舉辦的女子室內音樂會，其場景令她聯想到紐約“星星”女子監獄的犯人；在格拉斯哥目睹貧窮婦女流落街頭，其境況則令她聯想起但丁的《神曲·地獄篇》。富勒對奴隸制深惡痛絕，不止一次公開抨擊贊同奴隸制的政客。她為1844年1月麻省的廢奴集會而大聲歡呼，隨後又在《論壇報》撰文高度評價愛默生最近的廢奴演講。她從羅馬發回的報導將義大利人民的自由解放同美國的廢奴運動相提並論———“奴隸制的罪惡造成了美國社會虛假的繁榮，政客們利慾薰心，不惜為此悍然發動戰爭，高尚的道德情感甚至在個人身上也已被遺忘”。而身在歐洲的富勒，卻致力於做一名時代的見證者。“這些值得銘刻的事情在我眼前呈現，假如我無法投身革命，我會很樂意成為它的歷史學家”。富勒相信新聞“是我們文學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既有修辭力量，又有政治良知，它是“教育民眾最有效的工具”。她在“美國文學”一文中寫道：報紙不僅提供“新聞”，更能“傳播知識，並能播851

撒思想的種子”。從1844年底接手文學版塊，到1846年夏遠赴歐洲考察，她共發文250篇，其中有文學批評，更多是社會觀察與評論———比如針對紐約市政當局負責聾啞人培訓機構的年度報告所作的評論（要求為聾啞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權）。這些專欄文章和書評社論不僅拓展了文學的疆域，更喚起民眾對社會改造各項事業的關注和瞭解，有助於提升國民的道德水準，也有助於踐行美國民主。富勒深知她與愛默生的區別：文學家追求美，而記者要求真。她所從事的是“偉大的民眾教育”《論壇報》由此成為“偉大的道德工具”，富勒則被譽為“紐約的公共良知”。三在1830～1850大約20年左右的時間裡，以里普利、愛默生為首的“超驗俱樂部”成員時常聚會，高談闊論。他們自稱“同好者俱樂部”，而事實上，正如其代表人物之一克拉克所說，“沒有任何兩個想法相似”。另一位代表人物赫奇乾脆否認：“根本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俱樂部，只是男女同好者不定期的聚會。”他們相互爭論，相互包容，“唯一不受歡迎的訪客是不寬容（intolerance）”。通過演講和佈道（大多數超驗主義者是牧師出身），通過書評和專欄，他們試圖傳佈新思想，打造獨具特色的“美國”文化。《日晷》上曾刊登記者薩克森（J.A.Saxton）的文章，他定義“超驗主義宣導的平等與博愛是美國無可爭議的立國之本”。另一位早期超驗主義重要人物巴托爾（CyrusBar⁃tol）則說，“超驗主義是一艘嶄新的航船，比五月花號更好———藉此真理得以逃脫敵手”。愛默生在1840年寫道：這一場革命影響深遠，儘管其時代精神對每個人意義可能不同：對某些人，它意味著國家某方面的社會改革，對另一些人，它意味著個人的道德提升，以及養成良好的商業習慣，再對其他一些人，則可能意味著拓寬文學藝術的視野、深化哲學的洞見，以及個人在孤寂之中虔誠的祈禱。但無論哪一種，都是對陳規舊習的一種反抗,是一種政治姿態。同一年，他的朋友克拉克也認為，“我預感到整個社會裡都有某種珍貴的東西在醞釀，在發酵”。———用愛默生的話說，“每個人在他的上衣口袋裡都揣著一份改革計劃”。而富勒關於種族、性別和階級的政論文，堪稱改革計劃的總綱。歐洲的浪漫主義是一場逃離規範、傳統與習俗的運動。傳播到美國之後，在美利堅嶄新的土地上，浪漫主義學說號召人們將社會陳規陋習全部拋棄，奉行徹底的個人主義和對自我的追尋。浪漫主義者大聲質問，在美利堅這樣一個年輕的國度裡，人們為何要受到社會習俗的約束？為何不能大膽探索：嘗試新思想、創造新藝術？由此美國化的浪漫主義得以誕生———它不是歐洲大陸陳舊思想的翻版，相反它是新大陸文化與自然土壤結合而成的新生命。這個新生命被稱為超驗主義。換言之，超驗主義就是“美國的浪漫主義”。源於激進的歐洲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想，超驗主義對習俗的挑戰令許多人感到驚愕，超驗主義不免時常淪為嘲諷的對象。狄更斯曾犀利地抨擊：“一切難以索解的東西都是超驗。”卡萊爾在會見里普利牧師後將這位唯一神教的牧師定義為“試圖通過培植洋蔥來改造世界的人”。大家都承認他們心存善良，但又公認他們“不切實際（neverpaycash）”。保守的唯一神教牧師鮑文（FrancisBowen）稱它“教義晦澀———雖經喬裝打扮，根源卻仍在外國……是美國人盲目效仿歐洲的病態產物”。超驗主義者用詞典雅，看上去不免裝腔作勢。他們的哲學與其說出於信仰，不如說是矯飾（moreamannerthanacreed），“他們最拿手的行文方式，便是故意將文風弄得晦澀難懂”。儘管如此，超驗主義對美國文化思想的啟蒙（seminal）意義卻是誰也無法否認的。超驗主義歷史學家弗洛辛厄姆（OctaviusBrooksFrothingham）簡明地總結道：“儘管這一運動持續時間較短，規951

模有限，參與者數量也較少，但它在思想史上卻意義非凡。”它以充滿活力的開放性姿態，對美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和偏狹性（insularity）提出了挑戰。時至今日，多數人認同超驗主義是以愛默生、梭羅和富勒為代表的一場19世紀的思想運動。它源於愛默生在哈佛神學院演講中呼籲的個人良知，梭羅在瓦爾登湖的生活實踐，富勒的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但人們還應該瞭解：這一運動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這一群體是美國最早的知識份子群體，包括教育改革的推動者，為婦女、勞工、城市貧民甚至罪犯代言的社會改革家，以及廢奴運動的激進派。超驗主義內部可以根據趣旨不同分為兩派：一派以愛默生為代表，宣導自省自立和自我教化，強調文學文化修養對塑造國民性的作用；另一派以里普利和布朗森等人為代表，他們受歐洲社會思想影響，強調平等和博愛。前者的超驗個人主義通常被稱為自我中心主義，後者則將目光轉向經濟制度和社會變革，一方面強調個人價值，另一方面突出眾生平等，二者奇妙地統一在超驗主義內部，自始至終。對應上述兩派，到1840年代之前，超驗主義一直存在兩個中心：一是康科德列克星敦的愛默生私宅；一是波士頓的教堂和報告廳等公共場所。19世紀中期前後，隨著廢奴運動高漲和美國內戰臨近，愛默生派的自我主義者也開始將目光轉向嚴峻的社會現實———從書齋走向公共講壇，並將思想學說付諸行動。此時，超驗主義早期的宗教紛爭早已偃旗息鼓，讓位於新時代波瀾壯闊的社會改革運動：超驗主義激進派奧爾科特和希金森（ThomasWentworthHigginson）衝入波士頓聯邦法院，企圖解救廢奴領袖彭斯（AnthonyBurns）；帕克鼓吹武裝堪薩斯州的“自由土地”（FreeSoil）運動分子，與政府抗爭；里普利熱衷“堂吉訶德式”的傅立葉主義；愛默生頌揚起義失敗被送上絞架的布朗（JohnBrown）；梭羅則宣導公民不服從……可見，照米勒（PerryMiller）的說法，“超驗主義的兩極———社團主義和愛默生的個人主義”至此已合二為一。米勒曾定義超驗主義是“人類精神對情感饑餓的抗議”。這一特定的反抗群體在1840年代前後不約而同遭到主流社會放逐。奧爾柯特神廟學校關張，他成為“伊甸逐客”，被迫舉家搬遷康科德，靠親友接濟過活；愛默生辭去家族世襲的波士頓第二教堂牧師之職，成為無業人士，並因神學院演講觸怒教會正統派，近三十年不復入哈佛講壇；里普利也因為教會內部紛爭憤而辭去教職，靠賣文度日。這一群“憤怒的年輕人”，正如帕靈頓（VernonLouisParrington）所說，“他們急於改正社會弊端……他們的社會批判雖然嚴厲，但出於真誠，富於理智，這正是美國社會最需要的批判”。1848年後，歐洲由“革命年代”轉入“資本年代”。照奧爾柯特的說法，“極端者變得不那麼極端；保守者也認同緩步變革”。美國社會由此進入調適期。一個由黃金、鐵路和貿易支撐的國度變得目空一切，因此更需要超驗主義的批判精神。然而，新一代超驗主義者如希金森，桑伯恩（FranklinBenjaminSanborn）等人卻以飽滿激情擁抱新時代———桑伯恩宣稱“梭羅的哲學不名一文”（notworthastraw）———事實上，他們更樂於奉行維多利亞時代的主流價值觀，通過自我教化，成為受人尊敬的紳士或道德楷模。1850年代以後，昔日超驗主義者搖身一變皆為社會成功人士。赫奇當上哈佛教授，德懷特化身波士頓音樂教父，里普利成為美國文藝批評界的“頭面人物”（Dean）———他們都失去了批判的動力，而當年那些紛爭和激進之辭如今已翻成惡夢，恨不能早日與之決絕了斷。唯一的激進派布朗森贊同馬克思學說———“世界並非由意識決定”———為此不惜與昔日戰友一刀兩斷，成為馬恩信徒；但很快又蛻變為反廢奴主義者，成為保守派。包括富勒在內的超驗主義者以超強的個人主義著稱，但他們並非游離於歷史之外，相反，作為時代的親歷者，他們緊扣時代脈搏———1830年代新英格蘭城鎮工業化革命和資本主義世界第一次061

經濟危機共同造就一個劇變的時代，超驗主義由此也應運而生。1850年代中期以後，除了風起雲湧的廢奴運動和女權運動，美國社會對移民潮，城市化運動和反官僚主義等問題更為關注，而以自我教化為核心的社會改造思想與內戰前後美國社會趨勢明顯格格不入，超驗主義逐步走向式微。超驗主義本以激烈的反資本主義姿態橫空出世，至此則一無所用，基督福音派、無政府主義者、傅立葉主義者等社會團體紛紛解體，足見超驗主義及其他激進派改革方案在實踐中根本行不通。儘管如此，它們的出現卻促使有識之士不斷反思，從而也促進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一場關乎人性的思想運動，超驗主義的歷史功績永載史冊”。1844年富勒由康科德至紐約，是超驗主義者邁出的堅實一步，也是超驗主義運動轉向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它標誌著超驗主義“由最初鬆散的聯盟一變而為步調一致的運動”。①②SusanBelasco,“‘TheanimatinginfluencesofDis⁃cord’:MargaretFullerin1844”,inLegacy,Volume20,Number1&2,2003,p.76,p.80.③BarbaraL.Packer,TheTranscendentalists,Athens,Georgia: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p.52.④ArthurM.Schlesinger,Jr.,“OrestesBrownson:AnAmericanMarxistbeforeMarx”,inSewaneeReview,3(1939),p.317.⑤RobertC.Williams,HoraceGreeley:ChampionofA⁃mericanFreedom,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2006,p.61.⑥友人曾戲稱富勒為“教友”，意指其交遊廣泛。LaurieJames,Men,Women,andMargaretFuller,NewYork:GoldenHeritagePress,Inc.,1990,p.255.還有人形容富勒炫友，宛如炫耀“頸下閃亮的鑽石項鏈”。SeePaulaBlanchard,MargaretFuller:FromTranscen⁃dentalismtoRevolution,NewYork: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mpany,Inc.,1987,p.100.⑦LauraSaltz,“MagnetismofaPhotograph:Daguerreo⁃typyandMargaretFuller'sConceptionsofGenderandSexuality”,inESQ:AJournaloftheAmericanRenais⁃sance,Volume56,Number2,2010,p.122.⑧⑨DavidM.Robinson,“MargaretFuller,NewYork,andthePoliticsofTranscendentalism”,inESQ:AJournaloftheAmericanRenaissance,Volume52,Number4,2006,p.272,p.271,p.277,p.291,p.287.⑩JohnMatteson,TheLivesofMargaretFuller,NewYork:W.W.Norton&Company,2012,p.169,p.177,p.157,p.116,p.162.RalphWaldoEmerson,“TheEditorstotheReader”,inTheAmericanTranscendentalists:EssentialWritings,LawrenceBuelled.,NewYork:TheModernLibrary,2006,p.384,p.384,p.386.CharlesCrowe,GeorgeRipley:TranscendentalistandUtopianSocialist,Athens: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67,p.89.梭羅拒絕修改投稿；另一位被拒稿的詩人錢寧（WilliamElleryChanning）一怒之下將詩稿焚毀。SeeJohnMatteson,TheLivesofMargaretFuller,p.176.愛默生選用的家人手稿包括亡妻愛倫和兄弟愛德華的詩篇，以及另一位兄弟查爾斯的《一位學者筆記的注釋》；此外，他的姑母瑪麗·穆迪·愛默生以及查爾斯未婚妻伊莉莎白·霍爾的作品也陸續刊出。有評論家不無嘲諷地將《日晷》稱為“愛默生的家庭相冊”，顯然沒能體會到主編的苦衷。SeeJohnMat⁃teson,TheLivesofMargaretFuller,pp.171-176.RalphWaldoEmerson,“VersesofthePortfoio”,inTheAmericanTranscendentalists:EssentialWritings,LawrenceBuelled.,NewYork:TheModernLibrary,2006,p.388.SeeJoanVonMehren,MinervaandtheMuse:ALifeofMargaretFuller,Amherst: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Press,1994,pp.113-119.MartinBickman,MindingAmericanEducation:Re⁃claimingtheTraditionofActiveLearning,NewYork:TeachersCollegePress,2003,pp.62-63.格里利夫婦邀請富勒與之合住———1840年代，年輕女子獨居被認為“有失體面”。SeeSusanCheever,161

AmericanBloomsbury,NewYork:Simon&SchusterPaperbacks,2006,p.55.愛默生諷刺富勒去“傻得冒泡的報紙”就職，幾近瘋狂。SeeCharlesCapper,MargaretFuller:AnAmeri⁃canRomanticLife(ThePublicYear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p.166.波士頓至康科德交通工具原本為公共馬車，耗時4小時，資費75美分。1844年鐵路運營後，車程縮短為1小時，資費50美分。PhilipMcFarland,HawthorneinConcord,NewYork:GrovePress,2006,p.106.富勒對超驗主義局限性的認識受到好友亨利·錢寧的影響。DavidM.Robinson,“MargaretFuller,NewYork,andthePoliticsofTranscendentalism”,inESQ:AJournaloftheAmericanRenaissance,Volume52,Num⁃ber4,2006,pp.275-280.MargaretFuller,Critic:WritingsfromtheNewYorkTribune,1844-1846,JudithMattsonBean&JoelMyersoned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0,p5,p.xxvi,p.xxvii,p5,p.454,p.287,p.290,p.63,p.60,p.57,p.62.EvaKornfeld,MargaretFuller:ABriefBiographywithDocument,Boston:BedfordBooks,1997,p.93.愛默生曾答應為《19世紀婦女》寫序，後來有所顧慮，婉拒之，令富勒大為不快。SeeLaurieJames，Men,Women,andMargaretFuller,NewYork:GoldenHeritagePress,Inc.,1990,p.358.DeborahManson,“‘TheTranceoftheEcstatica’:Mar⁃garetFuller,AnimalMagnetism,andtheTranscendentFe⁃maleBody”,inLiteratureandMedicine,Volume25,Number2,Fall2006,p.301.霍桑夫人索菲亞·皮博迪是“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楷模”，對所謂女權運動“絲毫也不感興趣”，對富勒與霍桑的接觸尤為反感。她對《19世紀婦女》的評語是：“富勒若真的結過婚，便不會再為女權而困惑。”PhilipMcFarland,HawthorneinConcord,NewYork:GrovePress,2004,pp.104-105.SeealsoAdam-MaxTuchinsky,“AmericanSocialismandMargaretFuller’s1848”,inMargaretFullerandherCircles,BrigitteBailey,KatherynP.Viens,andConradEdickWright,eds.,Durham:UniversityofNewHampshirePress,2013,p.100.在波士頓，富勒致力於譯介歐洲文學，尤其是德國文學，在《日晷》上發表的多為文藝批評長文。到紐約後，她的目光逐漸轉向種族（非洲黑奴、印第安土著居民）、階級（愛爾蘭勞工、德裔移民）以及性別（婦女地位、女權）等社會問題，在《論壇報》上發表的多為時政短評。此前她只在文人小團體發聲，現在則能夠為公眾代言。SeeMargaretFuller,Critic:WritingsfromtheNewYorkTribune,1844-1846,pp.xv-xxxiii.參見程心：《福勒和愛默生：超驗主義的文學關係》，北京：《國外文學》，2012年第2期，第81頁。PaulaKopacz,“FeministattheTribune:MargaretFullerasProfessionalWriter”,inStudiesintheAmericanRenaissance,1991,p.130.近年來有學者考證，富勒關於能量轉移的理論受到當時流行的催眠術影響。SeeBruceMills,Poe,Fuller,andtheMesmericArts:TransitionStatesintheAmericanRe⁃naissance,Columbia,Missouri:UniversityofMissouriPress,2006,pp.39-42.富勒在介紹歐洲作家時通常會大段引用，因為她相信普通美國讀者很少有機會閱讀原著；評價本土作家時則更多引用少量名言雋語，鉤玄提要，這也體現了她作為一流批評家的獨到見解。SeeMargaretFuller,Critic:WritingsfromtheNewYorkTribune,1844-1846p.xxiv.BrendaWineapple,Hawthorne,NewYork:RandomHouseTradePaperbacks,2003,p.194.PhilipMaFarland,HawthorneinConcord,NewYork:GrovePress,2004,p.122.SeeCharlesCapper,MargaretFuller:AnAmericanRomanticLife(ThePublicYears),p.249.MargaretFuller,Critic:WritingsfromtheNewYorkTribune,1844-1846,p.39.富勒對波士頓流行的“高雅文化”一向排斥，認為這是歐洲傳統的產物：這類作品受到權貴贊助，在市場上大行其道，導致“劣幣驅逐良幣”，而美國文學的對象“只有大眾”。一般人認為19世紀興起的印刷革命“粗俗”，富勒卻為大眾文化呐喊歡呼。CharlesCapper,MargaretFuller:AnA⁃mericanRomanticLife(ThePublicYears),pp.251-252.PaulaKopacz,“FeministattheTribune:Margaret261

FullerasProfessionalWriter”,inStudiesintheAmericanRenaissance,p.129,p.126,p.126.轉引自楊金才：《瑪格麗特·福勒及其女權主義思想》，北京：《國外文學》2007年第1期，第114頁。參見程心：《福勒和愛默生：超驗主義的文學關係》，北京：《國外文學》2012年第2期，第81頁。PaulaKopacz,“FeministattheTribune:MargaretFullerasProfessionalWriter”,inStudiesintheAmericanRenaissance,p.119.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富勒曾被布朗森譽為“美國超驗主義的女祭司”。SeeEvaKornfeld,MargaretFuller:ABriefBiographywithDoc⁃ument,p.231.她預言丁尼生將會繼華茲華斯成為桂冠詩人，卡萊爾的《克倫威爾書信集》將成為一場災難，霍桑將憑藉《胎記》等小說一鳴驚人；作為《論壇報》特約評論員，富勒最早向美國公眾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平等思想和經濟學說學說，並且預言“這是個新時代的來臨”（1844年8月馬恩在巴黎會面，同年馬克思完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CharlesCapper,MargaretFuller:AnAmericanRomanticLife(ThePublicYears),pp.249-262.PhilipF.Gura,AmericanTranscendentalism:AHistory,NewYork:HillandWang,2007,p.226,p.226,p.226,p.226,p.234,p.234,p.234,p.5,p.5.,p.5,p.xi,p.xii,p.xii,p.136,p.xiii,p.xiii,p.xiii,p.xiii,p.xiv.PhilipF.Gura,AmericanTranscendentalism:AHistory,p.226.富勒在專欄文章中善於將社會現實與文學想像融為一爐，具有相當的藝術感染力。如在貝爾維醫院見到荷蘭侏儒女孩，她立刻聯想到“雨果筆下的人物”；在布萊克維爾島監獄目睹那裡的女孩衣衫不整，頭髮淩亂，便又想到歐仁·蘇在《巴黎的秘密》等小說中刻畫的場景，以及托馬斯·胡德的詩歌《歎息之橋》。MargaretFuller,Critic:WritingsfromtheNewYorkTribune,1844-1846,pp.98-136.富勒在“歡樂峰”（MountPleasant）監獄與女犯交談，獲悉她們大多因貪圖享樂而走向墮落。富勒認為賣淫不單單是中產肌體上的毒瘤，更是彌漫在整個社會的“瘴氣”———對金錢的追求無所不在，通過商業化求婚、結婚的毛細血管滲透到社會各階層。CharlesCapper,MargaretFuller:AnAmericanRomanticLife(ThePublicYears),p.181.朋友說富勒樂意“幫助每一個相識之人”。富勒曾夜訪棚戶屋，發現那裡的“老鼠四下走動，試圖尋找更好的居處”。她曾走訪貧民區的天花病人，是“唯一一個甘冒被傳染風險”前往探望的女性。她號召為改造女犯的“希望之家”募捐。她要求特赦星星監獄一名女子。她對印第安人的處境深表同情，指控“白人是半開化的海盜”，他們信奉“強權即真理”。她認為紐約中產階級是“新型法利賽人”，必須通過“新福音書”，喚起道德同情心，才能實現“新耶路撒冷”。CharlesCapper,MargaretFuller:AnAmericanRomanticLife(ThePublicYears),pp.203-205.LeslieEckel,“MargaretFuller’sCon⁃versationalJournalism:NewYork,London,Rome”,inArizonaQuarterly:AJournalofAmericanLiterature,Culture,andTheory,Volume63,Number2,Summer2007,p.30,p.30,p.31,p.31,p.30,p.30..“青年美國運動”主張新英格蘭文學才是真正的文學，他們的《文章精華》和《美國著作選》收錄霍桑、梅爾維爾和坡等人的作品，致力於構建美國文學———富勒引為同道，愛默生則譏其為“政治文學”。CharlesCapper,MargaretFuller:AnAmericanRomanticLife(ThePublicYears),p.237.富勒受歌德影響，宣導“世界文學”，被主流媒體如《民主評論》等視為異端。由於擔心言論過於激進，出版社要求富勒從即將出版的《文藝論文集》中撤除部分容易引發爭議的文章，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富勒作為文學批評家身後的聲望。SeeMargaretFuller,Critic:WritingsfromtheNewYorkTribune,1844-1846,p.xix.SeealsoYonatanEyal,TheYoungA⁃mericanMovementandtheTransformationoftheDem⁃ocraticParty1826-1861,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p.79.FrancisE.Kearns,“MargaretFullerandtheAbolitionMovement”,in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Vol.25,No.1(Jan.-Mar.,1964),pp.121-122.RobertJ.Scholnick,“‘TheUltraismoftheDay’:Greene'sBostonPost,Hawthorne,Fuller,Melville,Stowe,andLiteraryJournalisminAntebellumAmerica”,inAmericanPeriodicals,Vol.18,No.2(2008),p.174.361

JeffreySteele,“PurifyingAmerica:PurityandDisa⁃bilityinMargaretFuller'sNewYorkReformWriting”,inESQ:AJournaloftheAmericanRenaissance,Volume52,Number4,2006,p.311.MargaretFuller,LifeWithoutandLifeWithinor,Re⁃views,Narratives,Essays,andPoems,ArthurB.Fuller,ed.,Boston:RobertsBrothers,1859.p.99.CyrusBartol,RadicalProblems,Boston:RobertsBrothers,1872,p.73.羅賓遜（DavidM.Robinson）宣稱，超驗主義自問世之日起，天然具有政治維度，因此“政治的超驗主義”是同義反復。DavidM.Robinson,“MargaretFuller,Self-Culture,andAssociationism”,inMargaretFullerandherCircles,BrigitteBailey,KatherynP.Viens,andConradEdickWright,eds.,Durham:Univer⁃sityofNewHampshirePress,2013,p.93.參見侯深：《自然與文明的暢想：超驗主義、波士頓與城市時代的園藝》，北京：《北大史學》，2013年第1期。參見JenniferJ.Baker,“NaturalScienceandRomanti⁃cism”,inESQ:AJournaloftheAmericanRenaissance,4(2007)；楊靖：《“浪漫的”科學———論梭羅後期寫作的轉向》，北京：《外國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第82頁。CharlesDickens,AmericanNotesforGeneralCircu⁃lation(Vol.1),London:ChapmanandHall,1842,p.133.OctaviusBrooksFrothingham,TranscendentalisminNewEngland:AHistory,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72,XXV.在哈佛教授諾頓（AndrewsNorton）與里普利就愛默生演講的無神論傾向發生論戰前，超驗主義只是一個鬆散的聯盟，此後乃逐步形成統一陣營。自1830年代超驗主義興起至全盛的大約十年間，里普利是公認的領袖，1838年後愛默生才開始成為核心人物。SeeHenry.L.Golemba,GeorgeRipley,Boston:TwaynePublishers,1977,p.47-48;CharlesCrowe,GeorgeRipley:TranscendentalistandUtopianSocialist,p.97.Adam-MaxTuchinsky,“AmericanSocialismandMargaretFuller’s1848”,inMargaretFullerandherCir⁃cles,BrigitteBailey,KatherynP.Viens,andConradEdickWright,eds.,Durham:UniversityofNewHampshirePress,2013,p.103.BruceARonda,TheFateofTranscendentalism:Secularity,Materiality,andHumanFlourishing,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2017,p.11,p.145,p.208,p.208.在時人眼中，超驗主義者大多行為怪誕，好高騖遠，屬於非主流（ec-centric）。BruceARonda,TheFateofTranscendentalism:Secularity,Materiality,andHumanFlourishing,p.68.桑伯恩曾是拯救布朗的“秘密六人小組”成員，1866年，作為資方代言人，他斷然否決工人代表八小時工作日的提案。SeeAnneC.Rose,TranscendentalismasaSocialMovement,1830-1850,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1,p.208.里普利在《論壇報》的薪酬超格里利，很快償還因布魯克農莊破產而欠下的巨額債務。他與達納（CharlesDana）合編的《美國新百科全書》銷售150萬冊，版稅高達18萬美元，在當時是天文數字。HenryL.Golemba,GeorgeRipley,Boston:TwaynePublishers,1977,pp.112-117.SeealsoCharlesCrowe,GeorgeRipley:TranscendentalistandUtopianSocialist,p.236.布朗森日後改宗天主教，相信歐洲貴族制遠勝於美國民主制，並認為廢奴運動對社會秩序造成威脅，由此與超驗主義徹底分道揚鑣。SeeAnneC.Rose,Tran⁃scendentalismasaSocialMovement,1830-1850,p.216.超驗主義反資本主義———人的欲望造就了商業繁榮，而節欲使人失去動力，導致社會生產和消費水準停滯不前。SeeAnneC.Rose,TranscendentalismasaSocialMovement,1830-1850,p.124AnneC.Rose,TranscendentalismasaSocialMove⁃ment,1830-1850,p.225.作者簡介：楊靖，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文明研究所所長。南京　210046［責任編輯　桑　海］46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疾病、瀆神與三位一體———解讀佩索阿—卡埃羅的《守羊人》第八首閔雪飛［提　要］　佩索阿一生中創造了兩個具有統合特徵的“主義”———異名與異教。本文從三個層面展開對異名主義與異教主義的分析：一、因為個體“疾病”與集體“疾病”的相似性，作家個體層面的異名譜系與社會與集體層面的異教主義具有了同構關係。二、無論對於異名譜系或異教主義，卡埃羅都是核心。詩作《守羊人》中體現了回到自然、絕對客觀與瀆神精神，構成了“異教重建”的基礎。三、展開對《守羊人》第八首的解讀，論證佩索阿—卡埃羅以何種方式建構了新的異教的三位一體，完成了“異教重建”，為社會“健康”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關鍵詞］　異名　異教　瀆神　絕對客觀［中圖分類號］　I10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65⁃09一、異名、異教與疾病“疾病”（doença）這個詞貫穿了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的生活與創作，或者說，佩索阿的全部作品都表現為致力於解決個體與社會的“健康”問題。從個體的角度，他創造了一個豐富而複雜的異名譜系；在集體與社會的層面，他試圖開啟“新異教運動”（MovimentoNeopagçãoPortuguês），希望以此取代已然墮落的文明形態。“異名”的誕生，某種程度上是佩索阿對自身的精神狀態的反應。在寫給阿多夫·卡薩伊斯·蒙特羅（AdolfoCasaisMonteiro，1908~1972）①的信中，佩索阿從心理疾病的角度解釋了異名的由來：“我異名的精神來源在於我器質性的持續的人格解體與隱藏傾向。這些現象構成了我的精神，對於我與對於其他人，都是很好的：我的意思是，它們並沒有顯現在向外的、與其他人形成接觸的實際生活中；它們向內爆炸，我獨自活成了諸多我。如果我是女人———女人的歇斯底里會導致情緒崩潰或類似的狀況，阿爾瓦羅·德·岡波斯（最為歇斯底里的我）的每一首詩，對於與人共處，都是一種危險。但是我是一個男人，對於男人，歇斯底里主要表現為精神方面，這樣，一切都終結於詩歌與沉默。”②因為無法外化的歇斯底里，佩索阿選擇了詩歌寫作；因為內心強烈的分裂沖動，佩索阿將自身變成了一個龐大而持續的“劇院”，確認劇作家才是自己的真實身份：“在詩人、理論家與其他身份561

的那些並非心甘情願的面具背後，我本質上是一個劇作家。我天性上的人格解體現象自然地導致了這一界定。在我之前的信里，為了給異名的存在作出解釋，我曾提到過這一點。”③在1928年發表於《在場》（Presença）雜誌的短文中，佩索阿第一次將異名計劃公佈於眾，肯定了自己的寫作是一種“人之戲劇”（DramaemGente），並著重澄清異名與筆名或假名之間的不同：“佩索阿的寫作可分為兩種，稱為正名書寫與異名書寫。不能稱之為假名或筆名書寫，因為事實上並不是。筆名是作者以真實自我進行書寫，只有署名不是真的；異名是作者出離自我，是由他創造的另一個完整的個體人格（individualidade）書寫，就像他創作的戲劇中的一個人物在說話。到現在為止，費爾南多·佩索阿的異名作品共有三個人創作———阿爾伯特·卡埃羅、里卡多·雷耶斯和阿爾瓦羅·德·岡波斯。應該認為這些個體人格是與他們的創造者完全不同的。根據特蕾莎·麗塔·洛佩斯在1990年的研究成果，佩索阿有72個異名。後來荷蘭學者米歇艾爾·斯托克將數字增加到83個。而按照巴西學者若澤·保羅·卡瓦爾坎迪·菲利奧的寬泛標準，佩索阿共創造了127個異名。通過這個“如宇宙般複數”的異名譜系，佩索阿在文學上實現了“人格解體”。佩索阿出生於19世紀末，一如同時代很多處於“世紀病”陰影中的哲學家與文學家，佩索阿也致力於批判社會的病症。通過半異名貝爾納多·索阿雷斯之筆，佩索阿在《不安之書》中描述了時代的焦慮與特徵：“當我所歸屬的那一代出生時，世界已經不再為擁有心與魂的人提供援助。前幾代人摧毀性的工作令這個我們為之降生的世界不再具有將我們安放於宗教秩序之中的安全感，也不再擁有把我們歸併於倫理秩序中的支撐，同時失去了平靜，令我們在政治秩序中無法找到路途。我們於徹底的形而上學焦慮、絕對的道德苦惱與完全的政治不安中降生……但我們父輩的批判主義失敗了，如果說它把成為基督徒的不可能性傳承給我們，但卻並沒有讓我們繼承擁有這種不可能性的滿足感；如果說它傳承給我們對已建立的道德模式的不信任，但並沒有把面對道德模式與人道生存規則的無動於衷傳承給我們；如果說它將政治問題變得不確定，卻沒有在面對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時讓我們的靈魂變得無動於衷。”④佩索阿認為，一神論成為了文明的病徵與墮落的象徵。共和黨人雖然摧毀了天主教形式上的統治，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破壞天主教的信仰，也沒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政治與社會建構，因此，西方社會處於迷茫與失敗之中。對此，佩索阿給出了解決方案：世界需要擺脫基督教一神論的控制，建立一種如同希臘羅馬時代奧林匹斯的眾神一般的多神信仰，亦即異教主義（paganismo）。正因為個人之病與集體之病的相似，作為解決方案的異名主義與異教主義之間形成了相互支撐的關係。無論是個體層面的異名還是集體層面的異教，都是對一元主義的拒斥，這與佩索阿成長的多元背景有密切的關係。費爾南多·安東尼奧·諾列加·佩索阿1888年6月13日出生於里斯本，這一天是聖安東尼奧日，因此家人將他的第二個名字取為安東尼奧。佩索阿幼年喪父，七歲時隨母親投奔在南非開普敦擔任領事的繼父，在迥異於祖國葡萄牙的文化中長大。他生命中的第一個異名，名叫ChevalierdePas（意為“步行的騎士”），是一個法國人，由此可見，從誕生初期，異名便具有朝向多元與普世開放的特點。佩索阿在南非的愛爾蘭天主教學校接受了維多利亞式的教育。關於自己的成長與教育經歷，佩索阿是這樣講述的：“我的童年與第一青春期，我在英國人的國度裡居住並接受教育。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傳》是我的一切，它傑出而又無所不包，因此，直到今天，我還一讀再讀，仿佛全然記不起來。在我的第二青春期，莎士比亞與彌爾頓控制了我的靈魂，還有他們的那些大小不一的陰影，作為配角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也在其中，我同他的靈感一同661

生活。我在里斯本度過了可以稱之為第三青春期的年歲，我在希臘與德國哲學家的氛圍裡生活，還有法國的頹廢詩人，而瑞士的活力與對諾爾道《退化》的閱讀迅速地把他們蕩滌出我的靈魂。”⑤可見，英語教育和英國文學在佩索阿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文學生涯早期的絕大部分詩作、後期的一部分詩作以及相當多的隨筆是用英語寫成。“重返里斯本”之後，古典文學與包括葡萄牙文學在內的歐洲大陸文學才陸續進入他的閱讀視野中。因此，為了理解“異名譜系”與“異教主義”之間的關係，在進入以葡語進行創作的三個主要異名之前，需要先行考察一個嵌入其英語教育與南非成長背景裡的“個體人格”———亞歷山大·瑟琦（AlexandreSearch）。亞歷山大·瑟琦擁有希臘人的名字與英國人的姓氏，是一個英語詩人。作為佩索阿第一個重要的“個體人格”，認領了佩索阿青少年時期（1903年~1910年）在南非寫下的所有詩作。佩索阿用英語寫下了他的生平：“1888年6月13日出生於里斯本。任務：其他三人無法寫下的一切作品。”佩索阿讓亞歷山大·瑟琦與他自己擁有同樣的生辰與出生地，從而故意抹殺了文學人格與其創造者之間的界限，因此，可以認為，瑟琦代表了他的“英倫自我”與文學準備期。學者伊薇特·森特諾（Y.K.Centeno）認為，亞歷山大·瑟琦的地位是“前異名”（pre-heternimo），他不是一個獨立的文學“個體人格”，而是成為了諸異名不同世界觀的先行者與宣告者，以此構成佩索阿獨特的“人之戲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⑥在署名為亞歷山大·瑟琦的早期詩歌實踐中，佩索阿形而上學思想及其他體現在成熟作品的思想已經有所顯露，其中也包括對神的態度。佩索阿安排了亞歷山大·瑟琦的早死，並以一首悼亡詩為這位英語作家蓋棺定論：這裡長眠著A.S為眾神與眾人拋棄被自然殘酷地嘲笑；他不信教會，也不信國家，他不信神、愛，男人與女人也不信此處的人間，彼處的天國……他死於二十出頭他死時只確信一件事：人、神與自然都該去死！這首悼亡詩裡凸顯了佩索阿將亞歷山大·瑟琦安排為前異名的動機與目的。必須有一個原型人格，先於諸多異名，顯示出不信人、神與自然的懷疑主義態度。通過亞歷山大·瑟琦的死亡，佩索阿埋葬了自己的“英倫自我”，進入“我的祖國是葡萄牙語”階段，決定放棄成為英語詩人的初衷，只以葡萄牙語創作。瑟琦的死去，標志著葡語異名時代的來臨，也標志著原型人格的分裂，更多更強大的不信神者由此誕生。佩索阿發起的“葡萄牙新異教主義運動”的主要承擔者為阿爾伯特·卡埃羅、阿爾瓦羅·德·岡波斯、里卡多·雷耶斯、費爾南多·佩索阿與安東尼奧·莫拉，同時，諸異名的性情與任務也在參與異教的構建中再一次強化與凸顯。在《回憶我的導師卡埃羅》這篇文章中，阿爾瓦羅·德·岡波斯闡釋了異名之間的關係以及異名與異教的關係：“我的導師卡埃羅並非異教徒；他是異教本身。里卡多·雷耶斯是異教徒，安東尼奧·莫拉也是異教徒，至於費爾南多·佩索阿，倘若不是內心如同一團亂麻，也會是異教徒。然761

而，里卡多·雷耶斯是性格上的異教徒，安東尼奧·莫拉是智識上的異教徒，我是反叛上的異教徒，亦即脾氣上的。卡埃羅身上沒有對異教的解釋：有的只是同質。”⑦在“新異教主義運動”之中，異名者阿爾伯特·卡埃羅、阿爾瓦羅·德·岡波斯、里卡多·雷耶斯與正名者費爾南多·佩索阿，構成了一個四邊形，每個人代表了一個面向，從而凸顯出單數的基督與複數的諸神之間的矛盾。阿爾伯特·卡埃羅堅持部分，拒絕整體，是異教主義的核心。圍繞著卡埃羅，他的“門徒”沿著不同的軌道發展了異教主義。與“自然詩人”阿爾伯特·卡埃羅相對的是正名者費爾南多·佩索阿。佩索阿相信天主教，但他的方向是融合了其他教派精神的神秘主義，從而構成了異教中的“異端”。阿爾瓦羅·岡波斯是亞歷山大·瑟琦所代表的英倫精神的繼承者。他是一個葡萄牙人，但是在英國格拉斯哥留學，諳熟新科技與現代的一切，喜愛遊歷四方。通過惠特曼式的頌詩，岡波斯從現代主義這個方向發展了異教主義。與岡波斯相對的是里卡多·雷耶斯，作為古典學者，他承襲了亞歷山大·瑟琦名字中的古典象徵意義，通過回返諸神並立的古希臘羅馬時代發展了異教主義。雷耶斯曾寫下詩句，表明對於基督的態度：“你，基督，我並不恨你，也並非不喜歡你／我相信你，就像相信更古老的神祇。”正如詩句所示，雷耶斯的任務是要調和基督教與異教之間的矛盾。哲學家安東尼奧·莫拉作為《眾神的回歸》⑧的作者，探討了異教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說明了異教的本質及形而上學、倫理、美學與政治，為異教主義提供理論支持。安東尼奧·莫拉代表著一條曲線，在他的參與下，異名系統才能最終“化方為圓”，成就“異教主義”最終的圓滿。二、《守羊人》、異教重建與絕對客觀無論在異名譜系還是異教主義運動中，阿爾伯特·卡埃羅始終占據著核心地位，他是諸多異名的“導師”，和其他異名相比，以作品完整度而論，作為“導師”的阿爾伯特·卡埃羅是佩索阿思考得最為完善的一個異名。佩索阿交代了他的生與死，擁有完整的詩作，甚至安排了在他死後詩作集結出版，這個任務由里卡多·雷耶斯承擔，並為詩集撰寫序言。阿爾伯特·卡埃羅的誕生直接關涉著“異名譜系”的誕生。在1935年1月13日寄給阿多夫·卡薩伊斯·蒙特羅的信中，佩索阿陳述了“異名”產生的過程。他想捉弄一下薩-卡內羅（MáriodeSá-Caneiro，1890~1916），⑨因此決定創造一位性格複雜的田園詩人，就在他覺得難度太大準備放棄的一刻，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那是1914年3月8日———我走近一張高台，拿過一張紙，開始寫，我是站著寫的，只要有可能，我總這樣寫。在一種我無法定義的狂喜狀態裡，我一下子寫出三十多首詩，那一天是我生命裡勝利的日子，我再也沒這樣過。我起了個題目：《守羊人》，接下來，某個人在我體內出現了，後來，他有了個名字：阿爾伯特·卡埃羅。請原諒我說出這麼荒唐的話：在我的體內誕生了我的導師……阿爾伯特·卡埃羅就此顯形，隨後，出於本能與潛意識，我為他找到了一些門徒，就這樣，我創造了一個不存在的團夥。”⑩這是佩索阿從“神啟”的角度，為異名的誕生提供的又一個解釋。儘管後來的研究者通過手稿分析，證明這個場景並沒有真實發生，而只是佩索阿自我神秘化的方式，但是，這一段書信無疑證明了《守羊人》在整個異名譜系中首要與發端的地位。《守羊人》標志著卡埃羅的誕生，隨後，其他異名與他相遇、交談、接受教育，並寫出了相應的代表作，從而獲得了真正的生命。正名者佩索阿在同一天稍後寫出了組詩《斜雨》，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在這個“勝利的日子”之後，阿爾瓦羅·德·岡波斯寫出了《勝利頌》，一首具有強烈現代主義風格的頌詩，與前期以頹廢主義為特徵《煙草店》和《鴉片》風格上全然迥異；里卡多·雷耶斯之前並不寫詩，在遇到導師卡埃羅之後，才開始了詩歌861

創作。佩索阿的這番精心安排不禁引起了讀者的好奇。阿爾伯特·卡埃羅到底有什麼稟賦，竟然可以在異名譜系與異教主義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序言中，里卡多·雷耶斯對自己的導師不吝贊美：“卡埃羅的作品代表著異教在絕對本質意義上的完整重建，希臘人或是羅馬人都不曾做到，因為他們生活於異教之中而無需去思考它。卡埃羅的作品與異教並非思考得來，甚至不是感覺出來的，而是在與我們身上的那些比感覺或理性更深刻的一切共處中生活出來的。”異教重建是卡埃羅最為重要的任務。首先，需要對基督教文明進行徹底的清算。反天主教精神是佩索阿從其言稱的“父輩”———共和黨人———那裡繼承的政治遺產。葡萄牙的共和黨人具有強烈的反教權思想。1910年，葡萄牙末代國王曼努埃爾二世退位，成立共和國，共和黨人組建政府，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共和黨人通過政教分離、貶抑教會等方式破壞了天主教在塵世的統治，但是並沒有揭露基督宗教根本性的墮落實質，因此，也無法擁有令人滿意的社會建構。這種只有摧毀卻沒有建構的惡果延時地反映在佩索阿的時代，因此，在診斷時代病症時，佩索阿才會說出：“我們的父輩心花怒放地摧毀，因為他們生活的時代對於過去依然有堅固的反射。正是他們摧毀的一切給予社會以力量，讓他們盡情摧毀而且沒有感覺到大廈的傾覆。我們繼承了摧毀及其結果。”作為後果的承受者，佩索阿需要完成父輩們沒有完成的事：第一，揭露基督教的墮落實質；第二：形成積極的社會文化建構，對於佩索阿，即為“異教重建”。佩索阿的辯思路徑如下：無需通過事實來揭發基督教的墮落，因為它就是“墮落”本身，因為“基督教誕生於羅馬帝國衰落時期”。天主教是所有的基督宗教中最為卑劣的一種，新教比天主教要少一些墮落，因為“某種程度上，新教通過潛在的北方異教強加了某種紀律”，因此，既然“基督教是羅馬墮落的宗教”，那麼，“生活在基督教之中的人，依然生活在衰落的羅馬帝國之中”。之後，佩索阿消解了基督教的獨立性，把基督教併入了異教之中，將其視為希臘羅馬異教的墮落延伸，而不是一種宗教，這樣，“異教重建”的必要性與必需性便顯現了出來：“為什麼要進行異教重建？一切取決於我們是把基督教看成一種宗教，還是把它看成希臘羅馬異教的墮落延伸。如果它是獨立的宗教，那麼異教重建則毫無用處，只是在歷史之牆上張貼了一張抗議野蠻的勝者的檄文。但是，如果基督教只是墮落，那麼異教的重建將會激活潛在異教那垂死的身軀。”其次，異教重建還需要神話的介入。如若沒有神話，就不會有宗教，異教重建也不可能成功。佩索阿認為：“基督教本質上是教條主義，因為它有既定的原則，在其偏狹的限制下，信徒不得不遵從。異教則不是這樣。它想象性的創造活動不會感到束縛。它可以創造一個美麗的神話，如果它真的是美的或者暗示的（？），它將進入到宗教中。而在基督教中，不可能擁有這樣的與生命的人性通聯。天主教有編造瑪麗亞在人前顯靈的自由，但是對人的美德卻有著嚴格的規定。神話（Mito）這個詞有兩個向度。有些神話作為歷史講出，而有些神話作為神話講出。因此，異教徒是其神祇的自覺的創造者，而基督教徒沒有這種自覺，也無意於此。”阿爾伯特·卡埃羅作為異教的正統，他必須恢複神話詩學的功能，以此讓基督教化的奧林匹斯重新變成異教。《守羊人》正是這種觀念的具體詩學實踐。在第八首中，卡埃羅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聖嬰基督神話，消解了舊的基督教三位一體，建立了新的異教的三位一體。儘管《守羊人》這個名字仿佛暗示著返回西方世界久遠的牧人詩傳統，但真正的實現路徑是通過現代主義。在《守羊人》的最前面有一個獻辭，指明將詩集獻給色薩里奧·維爾德。色薩里奧·維爾德致力於從日常的角度寫作現實主義詩歌，作品亦帶有強烈的象徵主義特徵，因此，成為了葡961

萄牙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驅者。他從兩個方面啟發了阿爾伯特·卡埃羅的詩學視角轉變：第一，回到自然。色薩里奧·維爾德一方面在城市中的五金店工作，一方面忙碌於鄉下農場中的水果生意。在他的筆下，城市與鄉村呈現出二元對立的關係：現代化的城市是惡與墮落的象徵，而鄉村與自然則是天真與純潔的象徵，意味著對於城市所代表的現代文明所引發的疾病的超越。作為異名，阿爾伯特·卡埃羅的人物設定直接參考了色薩里奧·維爾德，二者顯示出某種相似之處。卡埃羅是里巴特如的農民，長期生活在鄉下，幾乎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在文化和美學水平上都和他的創造者相距甚遠，因此，他才有可能躲開文明的“污染”，在與自然的共存中，成為與“異教同質”的導師。通過卡埃羅，深受城市文明影響的佩索阿達到了“人格分解”的最高境界。第二，采取一種絕對客觀的觀看態度。卡埃羅成為異教奠基人的方式，不僅在於回到自然並謳歌自然，而且在於體察方式的變化：采取觀看的方式，只是感覺，而不思考，甚至不去感覺。這種視角變化同樣是從色薩里奧·維爾德那裡繼承的。在其代表作《一個西方人的感受》中，一個純粹的客觀觀察者第一次成為了詩歌的抒情主體。在《守羊人》的第三首中，卡埃羅清楚地表明了對色薩里奧·維爾德的理解與對其視角的欣賞：“我真為他難過！他是農夫，／卻被城市囚禁於自由裡。／而他觀看這些房子的方式，／他注視這些道路的方式，／屬於會觀看樹木的人，／屬於低頭注視走過的道路、／凝望田野上的花朵的人。”卡埃羅在手稿中用鉛筆添加上了最後兩行：“他就是這樣，他所說的一切／都是從這裡出發。”從絕對客觀的視角出發，卡埃羅重新定義了觀看與思考之間的關係，並將之擴展為一種創世紀與世界觀：“我相信世界就像相信一朵雛菊，／因為我看到了它。但我不去思考它，因為思考是不理解……／創造世界不是為了讓我們思考它／（思考是眼睛害了病）／而是讓我們注視它，然後認同。”佩索阿認為，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基督教統治後，人類再也不能輕易地返回眾神居住的世界，因為單一神祇的基督宗教造成了西方人思想意識的絕對理性化。因此，為了重新建立神與人之間的關係，首先要返回一種使多神的存在成為可能的本質。“重建異教，作為第一個智識的行動，是讓希臘人與羅馬人純粹的客觀主義重生”，這是卡埃羅最重要的任務。《守羊人》成為了這種絕對客觀主義的具體詩化結果。跟從導師卡埃羅，佩索阿與外在世界發生關係的方式完全不同了，從而將加在城市的文明人身上的歷史和文化的重負降到了最低。三、解讀《守羊人》第八首《守羊人》第八首發表於《在場》雜誌1931年1~2月期，是一首自由體長詩，共162行，以曲線分成四部分。這首詩是佩索阿神話詩學的具體實現，集聚了“異教重建”最重要的三個元素：回到自然、絕對客觀與瀆神。佩索阿自稱，“我於坐立不安與極大的反感中寫下了《守羊人》第八首，那裡有幼稚的瀆神與絕對的反唯靈論。我本人既不瀆神也不是反唯靈論者。然而卡埃羅是”。在這首詩中，“絕對的反唯靈論”的第一個突出表現是感覺主義。這是一首感覺主義的傑作。感覺主義是佩索阿創造的最後一個具有統合特徵的詩學“主義”，佩索阿希望通過它統合所有的對立面。對“感覺主義”最好的概述是阿爾瓦羅·德·岡波斯的這行詩句：“通過一切方法來感覺一切，成為所有事，成為所有人。”在《守羊人》第八首中，“感覺”並不僅作為書寫的內容存在，而且構成了一種外在形式，形成對讀者的要求。詩作從第一個詩行開始，便以各種方式邀請讀者進入到感覺之中：“春末的一個中午，／我做了一個照片般的夢。／我看到基督來到人間”。“春末”與“中午”呈現出一個明澈而怡人的時間，非常適合抒情主體進入自然之中。“照片”這個詞引導讀者進入了一個視覺的文本，進入到佩索阿創造的感覺世界之中。從“我看到基督來到人世間”開始，佩071

索阿—卡埃羅開始了神話的建構，並讓讀者成為了見證。跟隨抒情主體的注視，讀者全程觀看了基督的活動：“他沿著山脊走來，／重新變成了孩童，／在青草中奔跑，打滾，／摘下鮮花，然後扔掉，／他的笑，遠遠就能聽到。”通過“山脊”、“青草”與“鮮花”這些詞語，自然的背景功能再一次得到強調。通過孩子的笑聲，聽覺加入到文本之中，與視覺共同強化了感覺。聖嬰基督具有雙重性，既是三位一體中的第二個位格，也是一個獨立的人物，擁有符號化的形象與生平，這些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從第四行開始，基督來到了人間，擁有了與正統基督教迥然不同的身世。基督重新變成了孩童，喪失了神性，取得了人性。而且，他擁有真實的形象與動作，也就是說，聖嬰基督被異教化了，並通過接下來的一系列描述，拋棄了所有的基督教特性。聖嬰基督通過異教化，“從天上逃了出來”，變成了一個和“我們太像了”的人，從而拋棄了“爬上十字架，永遠地赴死”的聖子神格；聖嬰基督“不許有父有母，／就像別的孩子一樣”，由此擯棄了聖父神格；而聖靈成為了“世間唯一的醜陋的鴿子”，呈現了動物化過程，變成了一個形象。一如聖嬰基督，聖靈也被異教化了，這樣，聖靈的格也喪失了。不但基督喪失了所有的神格，作為另外一個基督教信仰的基石的聖母，在卡埃羅的筆下，不要說神格，連女人都不能算，“她是只箱子／把他從天上帶下來”。“天上的花朵、樹木和石塊，／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不和諧”，這與佩索阿在《守羊人》組詩中對自然中花朵、樹木、石塊的贊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如色薩里奧·維爾德的“城市”與“鄉村”，在卡埃羅的筆下，“天上”與“自然”也構成了二元對立。“天上”受到了基督教的污染，所以“一切都不和諧”，是無法與“青草”“鮮花”為代表的“自然”相提並論的。同時，通過“花朵”“樹木”與“石塊”，這兩行詩與《守羊人》第五首中的詩句建立了有效的聯繫：“如果上帝是樹，是花，／是山脈，是月亮，是太陽，／我為何要稱他為上帝？／我會稱他為花、樹、山脈、太陽與月亮。”這樣，天上的上帝融入了自然之中，取得了具體的形象，從而完成了異教化，徹底消解了基督教特性。在聖嬰基督的舊有形象解體之後，在耶穌基督在天國中悲慘的遭遇被揭示之後，他已經不可能再遵從其他人為他安排的既定命運，即“爬上十字架，永遠地赴死，／戴上一頂荊棘的王冠／讓釘子刺穿雙腳與頭顱，／任破布束縛在腰間／就像插圖上的黑人”。詩人為他找到了一條新路：逃向太陽，／沿著攫獲的第一縷陽光下凡。他偷取了三個奇跡，用第三個奇跡創造了十字架上永在的基督，“把他釘在天堂的十字架上，／讓他成為其他人的榜樣”，從而使這個基督之神成為了一位里卡多·雷耶斯頌詩之中的“多餘之神”與“缺乏之神”。基督舊有的形象完全解體，基督神話消亡。而孩子用第二個奇跡“創造了自己，永遠的人，一個孩子”，從此，一個新的神話形象具有了創建的可能。在之後的詩行中，一方面，佩索阿—卡埃羅開始創造新的聖嬰的神話；另一方面，繼續摧毀基督教的三位一體神話。新的聖嬰基督是個“喜歡笑的孩子，漂亮且自然”，而且是一位教導者，“他教會了我一切。／他教會我去觀看事物。／他指點我花中所有的一切。／讓我看到石頭是多麼的有趣，／人們要把它拿到手中，／慢慢地端詳。”阿爾瓦羅·德·岡波斯在《回憶我的導師卡埃羅》中，講述了幾個學徒與導師之間，針對“石頭”所展開的哲學辯論。不同的人對“石頭”的哲學性有著不同的看法，在“石頭”的實體中，蘊含著無限與多元，象徵著包納一切的宇宙。必須將石頭拿在手中仔細觀看，而不去思考它，通過這個行為，佩索阿—卡埃羅再一次強調了絕對客觀的重要意義。而且，這些行為都以具體事物為依憑，是對教條的基督教的反對。從第4行到第63行，基督／孩子都沒有發出聲音，沒有言語，只有行動，這一切都是詩人自己的客觀觀看。因為“我”實際上在“做夢”，抒情主體可以升天入地看到一切的全能行為得到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這一切都是孩子的教導，以此，詩人將自身變成了絕對客觀的等價物。171

從64行到第二條曲線之前的82行，孩子成為了一個訴說者，開始主動講述天堂中的種種不堪。神聖家庭絲毫不神聖，而是如同人間的小資產階級家庭一般無聊。上帝是粗魯的人，又蠢又病，“總往地上吐痰，／還愛說下流話”。聖母沒有任何高尚的愛好，“織毛線消磨永恒的下午”。聖靈不但是一只愚蠢的動物，而且還不講衛生，“用它的喙又抓又撓，／它停棲在搖椅，弄污了線團”。這一切如此荒唐，與普通人接受的基督教教義相距甚遠，但因為孩子的主動講述，這一切成為了他的親身經歷，讀者無法不相信天堂中竟是如此地醜陋。孩子告訴詩人，“天堂的一切如教堂一般愚蠢”，將天堂貶抑到了塵世。接著，孩子以直接的方式發出了終極質疑，他懷疑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上帝一點也不明白／他所創造的事物———／真的是他創造的？我真懷疑———。”孩子舉出萬物（自然）的例子，戳破了上帝的謊言：萬物並不稱頌上帝的光榮，因為它什麼歌都沒有唱。如果他們唱了，就是歌手，而不是萬物了。自然並不因為上帝而存在，它只是存在而已。通過這種絕對客觀的精神，上帝的造物主地位遭到了否定，自然的地位獲得了提升。“後來，說上帝的壞話累到了，／聖嬰耶穌在我的臂彎裡睡著了，／我抱著他，回到了家。”男子懷抱嬰孩的場景，不禁讓人聯想起天主教的聖安東尼奧形象。聯想到詩人佩索阿出生於聖安東尼奧日，而且因此取名安東尼奧，詩歌的第一句“春末的一個中午，／我做了一個照片般的夢”便突然獲得了意義。這是一個悠遠的天主教神話。聖安東尼奧在睡夢中遭遇耶穌基督，並蒙受神啟。此刻，一個新的神話構成：詩人費爾南多·安東尼奧化身為聖安東尼奧，但這並不是基督教的聖安東尼奧，而是異教的，因為他在夢中與異教化的聖嬰基督相遇，並被他啟示，這就是：“他教會了我一切。／他教會我去觀看事物。／他指點我花中所有的一切。／讓我看到石頭是多麼的有趣，／人們要把它拿在手中，／慢慢地端詳。”這樣，繼以瀆神為己任的聖嬰基督之後，詩人，絕對客觀視角的代言者，也獲得了異教的神格。至此，舊有的基督教的三位一體被破壞殆盡，嶄新的異教的三位一體呼之欲出。從第二個曲線開始，詩歌進入了一個新的層面：召喚出第三個位格，完成異教的三位一體。孩子與他共同居住在山腰，這是一種共融（comunhão）。此處，佩索阿—卡埃羅揭示了三位一體的構成：他（孩子）是人，是自然，也是神。真正的聖嬰基督具有神、人與自然三個位格。在這一段中，抒情主體說出“這個如人也如神的孩子／就是我詩人普通的一日，／因為他與我在一起，而我永遠是個詩人”，最終表明了自己的詩人身份，神話詩學的構建就此成為既成的事實。在讀到“新生的孩子與我同住，他一只手伸向我，另一只手伸向全部的存在，／這樣，我們三人沿著路走，／跳著，唱著，笑著”之時，新的三位一體擺脫了抽象，獲得了具體的形象，由自然、異教之神與代表絕對客觀的詩人組成。這便是異教的核心。此時，異教的重建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但按照異教的傳統，尚需一個啟引儀式（iniciação），才能最終成功。所以，詩人（我）“哄他入睡。／我抱著他，走進房間，／我哄著他，慢慢地脫掉他的衣服／就像遵循一種潔淨與母性的儀式／直到他赤身裸體”。經過這個儀式，異教重建全部完成。至此，卡埃羅與前異名亞歷山大·瑟琦的不同逐漸凸顯出來。亞歷山大·瑟琦不相信任何事物，為眾神、眾人和自然拋棄。作為前異名，他必須死去。新異教的核心與領袖將由卡埃羅，這個成功統合了人、神與自由，構建了新的三位一體的詩人來承擔。在最後，一如亞歷山大·瑟琦，佩索阿—卡埃羅也談到了自己的死亡。卡埃羅要求孩子複制啟引儀式，就像他曾經對孩子做過的那樣：“孩子，當我死了，讓我變成孩子，最小的人。／把我擁入你271

的懷抱／帶我回到你的家。／脫掉我疲憊的人的存在／把我放在你的床上。”通過交換與啟引儀式，詩人取得了與異教的聖嬰基督同樣的神格，也成為了異教之神。當詩人揭示出這其實並非是死亡，而是重生之時，可以自然地聯想到了里卡多·雷耶斯在詩集序言結尾處的大聲呐喊：“偉大的潘神複活了。”卡埃羅以共融的方式，從聖嬰基督那裡接受了以死亡實現救贖的命運，以自身的死亡，成就了潘神的複活，宣告了基督教時代的結束與一個絕對客觀的嶄新時代的到來。①葡萄牙詩人、文學評論家與小說家。蒙特羅與佩索阿之間一共有12封通信，這封日期為1935年1月13日的信最為重要。②⑩FernandoPessoa:EscritosÍntimos,CartasePginasAutobiogrficas,(Introdução,organizaçãoenotasdeAntnioQuadros),Lisboa:Publ.Europa-Amrica,1986,p.199,p.199.③⑤⑦FernandoPessoa:TextosdeCrÍticaedeIntervenção,Lisboa:Ática,1980,p.211,p.189,p.267.④FernandoPessoa:LivrodoDesassossegoporBernardoSoares,vol.I,(RecolhaetranscriçãodostextosdeMariaAlieteGalhozeTeresaSobralCunha.PrefcioeOrganizaçãodeJacintodoPradoCoelho),Lisboa:Ática,1982.p.195.⑥CentenoYveteK.,“BilinguismoeCriatividade.《Aminhaptriaéalínguaportuguesa》,in.Y.K.Centeno,FernandoPessoa:OsTrezentoseoutrosEnsaios,Lisboa:Presenca,1988.⑧關於AntnioMora，這裡根據是佩索阿信件中的陳述。實際上佩索阿非常猶豫是否讓AntnioMora真正誕生，所以《眾神的回歸》有的時候，署名是RicardoReis，在而佩索阿聲稱的完全屬於AntnioMora的獨著，他並沒有給他寫出來。⑨葡萄牙詩人，佩索阿密友，與佩索阿一同創辦《俄爾甫斯》雜誌，短暫的一生中寫下大量的詩歌與評論，與佩索阿同為葡萄牙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費爾南多·佩索阿：《阿爾伯特·卡埃羅》，閔雪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10、8頁。FernandoPessoa:PginasÍntimasedeAuto-Interpretação,(TextosestabelecidoseprefaciadosporGeorgRudolfLindeJacintodoPradoCoelho),Lisboa:Ática,1996,p.249,p.234,p.106.FernandoPessoa:TextosFilosficos,Vol.I,FernandoPessoa,(EstabelecidoseprefaciadosporAntniodePinaCoelho),Lisboa:Ática,1968(imp.1993),p.141.本文詩歌譯文皆出自《阿爾伯特·卡埃羅》（閔雪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1~32頁。FernandoPessoa:《PassagemdasHoras》,ÁlvarodeCampos-LivrodeVersos,(Ediçãocrítica.Introdução,transcrição,organizaçãoenotasdeTeresaRitaLopes.),Lisboa:Estampa,1993,p.26b.出自里卡多·雷耶斯的頌詩《潘神沒有死》，內容如下：悲傷的基督／沒殺別的神／是多餘之神／或缺乏之神。參見閔雪飛:《偉大的潘神復活了———簡論費爾南多·佩索阿及其主要異名阿爾伯特·卡埃羅的創作》，上海：《上海文化》，2013年第3期。作者簡介：閔雪飛，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葡語系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1［責任編輯　桑　海］371

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1895年鼠疫與澳門公共衛生的發展*黃雁鴻［提　要］　公共衛生是重要的政府政策，其出現和改革每每與重大傳染病有密切關係。澳門在清末曾發生流行程度廣泛的鼠疫，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當時的澳葡當局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消除疫症，成為澳門公共衛生政策發展的開端。本文以1895年鼠疫為主軸，探討鼠疫的出現、傳播、抗疫和消除，揭示防疫工作對澳門公共衛生政策發展的意義，以闡明這次鼠疫與澳門公共衛生發展的關係。［關鍵詞］　鼠疫防治　澳門公共衛生政策　應對機制［中圖分類號］　R516.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74⁃09公共衛生（publichealth）指經由有組織的社區行動，以預防疾病、延長壽命、增進健康及效率為目的的科學與藝術。①從歷史發展看，英國是首創近代公共衛生措施的國家。19世紀中葉，英國因工業革命帶來人口集中、城巿快速發展，造成貧民與疾病問題糾結叢生的困境，迫使政府採取主動和積極的姿態，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來改善公共衛生，於1848年通過《公共衛生法案》（PublicHealthAct），因而促成公共衛生的發展。②到了近代，隨著社會發展，對公共政策有越來越多的要求，而公共衛生政策的出現與改善，又每每與傳染病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和衝擊有著密切關係。③例如1910年代初東三省爆發鼠疫，對人口及經濟均造成嚴重影響，但也促進了當地公共衛生觀念的形成以及科學醫療防疫體系的建設，④被視為導致出現中國公共衛生政策和措施的主因。⑤1896年台灣鼠疫流行，殖民當局不得不推出《台灣傳染病預防規則》，作為厲行防疫的依據及其衛生工作的重點。⑥香港就因為1894年爆發鼠疫而開設傳染病醫院，並將西方醫學引入傳統的華人醫院，開始了香港公共醫療系統的重組與擴展。⑦澳門公共衛生也因這次鼠疫流行而出現重大進展。香港出現鼠疫後，澳門及時採取了一些防疫措施，故能倖免於難而未出現大規模疫情。但到了1895年春天，澳門也出現了鼠疫，而且疫情和香港一樣，愈演愈烈。澳葡政府不得不採取一系列政策，確保城巿的公共衛生以杜絕疫症蔓延。本文以此次鼠疫防治工作為主軸，探討澳葡政如何推動防疫工作、抗疫過程、澳葡政府的抗疫政策和措施、抗疫工作對澳門社會的意義，以及這場鼠疫與澳門公共衛生政策的關係。471∗本文係澳門基金會資助項目“傳染病與澳門公共衛生的發展”（項目號：００１／ＤＳ／２０１９）的階段性成果。

一、文獻回顧關於19世紀末期在港澳流行的鼠疫，過往研究可謂碩果累累。澳門在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鼠疫的始末和所帶來的社會影響。郭衛東以澳門的公共性防疫為主題，分析了1895年的鼠疫之所以未在澳門大規模流行，原因在於其防疫有普遍性、全民性、制度性、公益性這些全民參與的特性。⑧李立沿續了郭衛東的觀念，在闡述澳葡政府與華人、政府與華商、華人與華商的互動和社會效應後，分析了1895年鼠疫流行時，澳門的官、商、民如何共同抗疫，從而形成了特殊的社會互動。⑨法國學者DominiqueBuchillet引用澳葡政府的官方檔案記錄了這場鼠疫的發生，從醫學角度分析當時的防疫政策和鼠疫流行及大規模傳播的原因。⑩Buchillet在文中大量引用鼠疫發生時期澳門衛生部門主管施利華（J.GomesdaSilva）醫生在1895年《澳門地捫憲報》中所提交的報告，資料可謂詳盡。施利華及後提交關於鼠疫的政府報告中，對發生在澳門和氹仔、路環地區的鼠疫疫情和醫治情況有詳細的描述，並且一再強調澳葡政府的付出和成效。文德泉神父（Pe.ManuelTeiceira）研究了澳門開埠以來的醫療史，討論澳門歷史上出現過的各類疾病和重大傳染病，以及社會的應對。在1895年鼠疫的記載中，以敍事方式講述疫情始末和澳葡政府的抗疫手法及效果。高斯達（P.J.PeregrinodaCosta）以澳門的傳染病為主題，以醫療史的方式記述這次鼠疫的出現、傳染和醫治過程。在他的描述中，“鼠疫，亦在1895年，即在香港及廣州宣佈發現一年後，這種傳染病第一次在澳門出現”。高斯達於1920年代在澳門醫療體系服務逾十年，不但是澳門醫療事業的執行者，也是澳門醫療史的重要研究者。雷登（AntóniodoNascimentoLeitão）在對澳門傳染病的報告中形容，華人骯髒的生活習慣和惡劣的生活環境，使鼠疫這類傳染病在病發高峰期大行其道。遏止這類傳染病在澳門蔓延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改善城巿衛生。城巿健康和衛生是學者在研究類似這次鼠疫的重點關注的議題，從而探討澳門公共醫療系統的出現和發展。阿豐素（JosédaConceiçãoAfonso）研究澳門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衛生和政策問題，指出澳葡政府為應對鼠疫而設立的清潔系統和防疫方法，降低了這場鼠疫的死亡和影響程度。阿瑪羅（AnaMariaAmaro）研究了澳門20世紀以後的醫學發展，對16世紀以來在澳門出現的葡萄牙醫生、藥房、傳染病及醫務治療進行了系統梳理。阿瑪羅關注澳門的民間醫學，尤其是中醫和土生葡人的流傳醫方，她強調“中醫利用前人的智慧及古老的處方，為華人和葡萄牙人醫療作出了重要貢獻”。索雷斯（JoseCaetanoSoares）從社會學角度，闡述了澳門衛生系統的發展，以及在應對1895年鼠疫時的醫療措施。馬奇士（A.H.deOliveiraMarques）對澳門開埠以來人口、社區變遷、社會環境、醫療機構和各類傳染病的流行進行了記敍式的論述，尤其著墨於19世紀末期澳門的中西醫療機構的顯著發展。白樂嘉（JoséMariaBraga）從醫療機構的角度概述了澳門開埠後葡萄牙人在澳門的醫療實踐。華人學者對澳門醫療或公共衛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醫傳入方面。董少新的著作以時間為主線，概述16～18世紀澳門西醫事業的發展，討論了早期澳門醫療機構的建立、傳教士在澳門的醫療活動以及澳門議事會參與醫療事務的情況，可視為近年來第一部談及澳門整體醫療事業發展的中文著作。公共衛生的研究則較為關注社區環境、疫症預防等社會性問題。陳偉明分析澳門近代的公共衛生管理政策，認為澳門的公共衛生管理是比較全面和完善的，“從社區公共環境衛生的方方面面，到公共衛生危機的預防與處理，均有完整的規程措施與運作機制。”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性的闡述，未有展開對疾病與公共衛生系統關係的論述。事實上，目前專注於研究澳門1895年571

鼠疫者並不多，關於政府的應對措施、鼠疫如何促成醫療系統的變革以至公共衛生體系的出現和發展的研究更是匱乏，這些問題將是本文探討的要點。二、鼠疫在澳門的流行1894年，廣州和香港相繼爆發鼠疫，疫症廣泛傳播，周遭地方受到影響。當時澳門採取了防範措施，加強清潔和管理與外地有接觸的往來船隻，以防鼠疫傳入。澳葡當局頒布防疫條例，要求清潔環境，同時監控入境人員：二、每日仍應將溝渠刷洗潔淨，至華人所居坊約之溝渠尤屬緊要。其荷蘭園、新橋、沙崗、沙梨頭、望廈村、媽閣村暨龍田村等處，益爲切要。三、在劏槽之地台及其左近處所，必須逐日用猛力之鹹水沖洗潔淨。四、所有由省城或香港來澳之船及火輪渡船並小火輪渡等，務須委醫局醫生於各客未登岸之先，詣船查看。五、水師巡捕統領宜飭屬，吩咐各項船隻由省城抑或香港而來者，若疑該船內人有病症，則不准登岸。六、無論火輪渡船及小火輪渡，各人患有此疔瘡疫症者，則不准其登岸。這份條例在1894年5月頒布，到了6月，鑑於香港疫情嚴重，澳葡政府再頒布《辟疫章程》，進一步防控疫症由外地傳入，嚴格限制了入境檢疫措施，作出醫務安排以及要求社區進行清潔：三、如夜晚之時，除果有實據不測之事外，無論何項船隻，概行嚴禁與岸上人往來。四、所有由關閘路徑來澳者，無論何人，均須經官醫驗視，方准入澳。五、自下午六點鐘起，至翌晨六點鐘止，無論何人，俱嚴禁由關閘陸路入澳……九、其養生醫局須委官醫一員，司病者一名，飭赴氹仔；又委醫一員，司病者一名前往關閘；並另委官醫二員以赴船政廳。十、西政務廳暨華政務廳所管理之坊約，宜按照本月十一日第十九號之第二頁附報所刊之告示，將本澳街道並住戶，統行督治潔淨。事實證明這些措施卓有成效，幸保澳門在當年未受波及。然而到了翌年即1895年，鼠疫捲土重來，成為晚清時期在澳門傳播最為廣泛的一場疫症，不但帶來巨大經濟損失，而且死傷枕藉：每當夕陽初落，樓閣上燈，則店皆閉戶，少行人，巿情之冷清，為數十年所未睹。而福隆新街、寧居里一帶繁華盛地，更門庭冷落，車馬稀疏，十室九空，無幾存者。而關閘門外，新塚累累，素冠載道，更為目不忍睹，耳不忍聞。由《鏡海叢報》的報道可見，澳門早在1895年春天開始出現鼠疫，到夏天越來越厲害，由每日幾個人染病到數十人因鼠疫而死亡。澳葡當局採取了必要的醫療措施，但對於疫症的蔓延似乎束手無策。當時的衛生部門主管施利華於1895年10月在《澳門地捫憲報》的附報上詳細敍述了這場鼠疫的開始、傳播、死亡數字、醫療情況和對社會的影響，還附有對鼠疫詳盡的病理和醫學研究。當中所述鼠疫在澳門的傳播過程大致如下：1895年3月24日，第一宗鼠疫個案在澳門出現，從香港傳入。3月24日，一名海軍醫生GonçalvesPereira打電話給我表示看到病人，是一名中國成年人，晚上從香港趕來。病癥為發燒至40度、脈摶微弱至幾乎察覺不見，數小時後抽搐死亡。即時埋葬，對死者居住的房屋進行消毒。這是第一例根據醫生診斷在澳門發生的腺671

鼠疫。很快出現第二個案例，患者是中國和歐洲人的混血女童。症狀與前一種情況類似。在醫生檢查後兩小時，患者死於鼠疫應出現的所有症狀。從1895年4月中旬持續到5月中旬，鼠疫疫情轉趨嚴重，死亡人數漸多：此後，在城市和郊區發生了多個腺鼠疫病例，有時數量非常多……政府記錄的鼠疫病例是實有其事的，因為只有那些被警察發現送醫或被中國醫院（鏡湖醫院）收留的病人才會登記在案。4月25日，最近幾天澳門鼠疫的死亡率急劇上升，政府已經提出要花費必要的資金，採取措施來遏制這場醫療危機。4月28日的一周內，死亡人數達到高峰，最嚴重的一天有39人死亡，其中31人死於鼠疫。及後第二周，平均死亡人數連續下降至35人以下；之後鼠疫的死亡率下降到一天21人，然後再次上升到每天26和28個人。5月14日，鼠疫流行病在澳門全面爆發，幸而在所有行政和醫療當局的共同努力下贏得了這場戰鬥。1895年5月中旬开始，鼠疫的流行情況開始減少，6月份疫情趨於平靜，到了7月受到控制：傳染病開始傳播時猛烈，及後轉弱的自然傾向，加上政府採取抗疫措施，使鼠疫病例的數量和蔓延情況開始減少。在截至5月26日的一周內，平均死亡人數已降至每日24人，其中鼠疫死亡人數降至每日平均17人。隨著氹仔醫院和帳篷的安裝和運營，澳門的平均死亡率和鼠疫感染數目繼續下降……7月3日，澳門發生了最後一次鼠疫，離島最後一次鼠疫是在同月5日在氹仔的帳篷中發生。這場鼠疫的高峰期發生在1895年4月至7月，持續大約三個月，造成相當嚴重的人員傷亡。《鏡海叢報》就記載了一家數口因鼠疫悉數死亡的個案：如本月初旬之龍嵩街蘭記西菜館東許某，可為寒心，計其前後不滿三日，全家眷屬告逝紛如，先亡其外舅母，遂及其婿並婿之弟，然後乃及其身。先一日，許尚會客飲酒，開篋取具，乍見腐鼠兩頭露於飲具之側……席甫終而病作，延至次晨，遂乃不可救藥。關於這次疫症的死亡人數，澳葡當局和澳門民間的記錄有很大出入。根據官方的記載，疫症造成1,063人死亡，包括380個男人、382個女人、301名兒童；死者大部分是華人，也有葡人、其他歐洲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等。而《鏡海叢報》所報道死亡人數超過兩千人：“共計疫死人眾，英人沾得是症者，計共十一名，死去二名；日本十名死去六名；小呂宋一名，西父而華母者三名，馬孻三名，西印度一名”；“計共染疫二千六百十九名，死去二千四百四十七名”。死亡人數記錄有別，可能是一些華人死者屍體未經澳葡當局查核而自行埋葬，未收入官方統計。鼠疫雖在1895年7月之後平息，但這種傳染病並沒有從此在澳門絕迹，反而演變成風土病，在及後十幾年一直困擾澳門，從1895年至1915年這20年間時有爆發。在葡萄牙學者科斯達（P.J.PeregriondaCosta）的記載中，1898年到1909年間，澳門共有2,594人死於鼠疫。一種傳染病在一個地方長期存在並形成風土病，不但與這個地方的環境氣候和生活習慣有關，行政當局如何應對和採取什麼哪些措施，也是重點。771

三、鼠疫的防治與消除根據施利華的報告，澳葡政府大抵從三方面著手應對鼠疫疫情：其一是採取隔離措施，對鼠疫病人進行專門醫治；其二是即時處理和集中埋葬屍體；其三是對出現疫情的地區進行清理和消毒，以遏止疫情蔓延。政府關注接收華人鼠疫患者的鏡湖醫院，除了在院內設置隔離病區，還派出政府醫務人員到院內監察：中國醫院（鏡湖醫院）有兩座帳蓬，一座容納受感染的患者，另一座服務於疑似患者。每名患者都被隔離開來，男人、女人和兒童也被分開。醫院內有一個房間，作為衛生委員會代表的醫生在此檢查進院的病人，核查醫院的死亡個案。政府派駐兩名護士和兩名翻譯員，還有一個守衛；除此之外，在不同地點設有哨兵，防止陌生人進入醫院。證實的死亡個案，在沒有批准的情況下，不能立即在中國墓地或關閘埋葬。政府派遣負責鼠疫病患的記錄員，由他們登記死者資料，以便可以即時處理和埋葬一些屍體。除此之外，他們還記錄了死者的地址、年齡、性別、國籍、去世的時間以及死因。鏡湖醫院主要為澳門的華人服務。為了醫治受傳染的葡人、土生葡人以及其他國籍人士，當局在公立的軍人醫院設立隔離病房（barrack⁃hospitalofSolidao），共四座隔離帳篷收容鼠疫患者，另外兩座接收疑似病人，於1895年5月10日接收第一個鼠疫患者。最初軍人醫院接收華人、葡人和其他國籍人士，後來鑒於華人對西方醫術有所抗拒，只接收葡人和天主教徒。6月30日最後一個鼠疫病人入院後，軍人醫院作為隔離治療區的使命也隨之結束。為了控制疫情，當局對隔離醫院的運作和病人的管理作出嚴格監控，同時注重埋葬屍體和進行消毒，防止病菌透過屍體傳播。施利華介紹，衛生部門對抗疫症的手法如下：（1）軍人醫院派出醫生代表負責中國醫院的管理；（2）衛生部門首長直接負責軍人醫院以及中國醫院的監管和監督；（3）醫院內病人的分配將通過性別以及病狀進行，明顯受感染者（有發燒、腹部和股溝化膿癥狀）安排在一處；（4）鼠疫患者屍體將直接運送到關閘外面的墓地；（5）患者的排泄物經過適當消毒後被埋在土壤中；（6）親友的訪問只能在某個時間和短時間內進行。醫療以外，當局最關注死者遺體的處理。施利華認為華人的喪葬習俗未能對屍體進行消毒處理，容易使病菌經屍體傳播，因此要嚴格管理：行政當局知道一些被警方或醫療人員宣佈的死亡個案，會派人去通知負責的醫生，核實死亡原因及處理中國醫院的屍體，由軍人檢查，然後對死者進行埋葬。除了應對患者和遏止病菌繼續傳播，澳葡當局還推出預防性的控制措施，最主要是清潔環境，杜絕鼠患。施利華在研究鼠疫的滋生環境後指出，華人骯髒的生活環境和習慣，為這種瘟疫提供了傳播條件，因此整治城巿和社區，才是對抗傳染病的最佳方法：除了歐洲地區之外，侵入整個城市的流行病的快速擴散使得衛生和消毒過程變得無效。鼠疫很少回到發生死亡案例的房子，因為房子很快被消毒和通風。但不能否認，鼠疫以一種真正反覆無常的不規則性襲擊了迄今為止不能保障清潔的住所。無論如何都要協調和遵守一個理性的計劃，進行消毒工作，它已成為政府和市政人員超越力量、非凡熱情的任務。在施利華的報告中，華人如厠環境實在太差，老鼠滋生而引致鼠疫的機會也大為增加。他列出871

了以下重要防疫舉措：（1）減少公共廁所的數量；（2）業主的責任是在所有房屋內建造糞坑；（3）要求糞便收集承充者，冬季隔天，其餘時間每天清理污水池、私人或公共場所積累的糞便。1895年6月初，當是鼠疫疫情最嚴峻的時期，澳葡當局在《澳門地捫憲報》中刊登了城巿清潔措施，規範民居厠所清潔：將該各厠統行改用糞缸，必須覆之以蓋，置於妥當之處。尤須常時洗滌潔淨，俾每日易於倒棄。至各家所有不能移動之厠，一律盡行填塞。當時最多人染病的地區，是現今的福隆新街一帶。此處既是澳門的中心地帶，也是娼寮林立之所，妓女患病傳播的風險又比其他人要高，因此施華利提出了拆除福隆區的房子，以“消除滿佈骯髒而污黑的污水地下管道”。施華利認為，清拆福隆區和香港在1894年清拆太平山的措施相類，都是以消除鼠疫為目標。其餘應對疫情的措施，還包括清潔和消毒房屋、改善民居食水潔淨、即時對染病個案進行通報等：沙欄仔一帶時有不潔之居藏納病人，華政微有所聞，即率暗差嚴為搜查，各等不潔之屋一律督令洗滌。下環街巷常有遺矢於途，西差禁無可禁。惟行巡視，潑以辟穢藥水。家有疫人，立即馳報金罷剌（camara），即舊議事庭之議事公局也，循章往報，局紳自會料理，一切周全，貧民不必破耗，官為出資，抑奚庸自費精神雇街車而犯例。根據澳門政府檔案，當時的通報內容不僅限於澳門之內，對鄰近的廣東和香港，澳葡當局也會通報疫情。如1895年4月30日，澳門政府就曾致函香港，澄清福隆新街未有發生一日內30人死於鼠疫的情況，同時把近日赴港、原居於福隆新街的妓女名冊寄給香港政府，以便香港防控鼠疫。在一系列隔離、治療、消毒、清潔、通報和即時處理患者屍體的措施下，在經歷大約三個月後，澳門的鼠疫疫情轉趨平靜。四、公共衛生的建設上述防疫和抗疫措施固然作為應付鼠疫的必要行動，事實上，1895年的鼠疫也為澳葡當局上了一課。在吸取教訓後，當局開始注意城巿清潔和發展公共醫療，以應對之後的醫療事件和傳染病。故此，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澳門開始設立健康和醫療服務設施，制定相關法例，還有其他城市衛生措施，是當時公共衛生政策的主要內容。在設立醫療設施和提供服務方面，1895年7月澳葡當局宣佈設立免費為居民治病的“長開醫館”，“凡屬病者之家，不難赴館，請其施治，而貧民分文不費，又可依時就醫，其裨洵非淺鮮。”長開醫館不但提供免費醫療服務，還負責為身故之人驗屍和開據死亡證明。有學者認為，這所長開醫館就是政府以後專責衛生事務的衛生司（即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的衛生局）的前身。到了1918年，澳葡政府的醫療服務發展得較為全面，包括了醫院、醫療站、育嬰所和藥房，並且開始惠及華人：醫療衛生事業有了發展。政府醫院從1918年開始收治所有病人，尤其是窮人，大部分是華人。在中央衛生站和救濟團設立了門診。位於媽閣的海軍醫療站主要收治水上居民。育嬰堂主要收治兒童。同時還成立了診室，免費分發藥品，許多華人來此尋醫治病。除了醫療服務和措施，澳門政府還制定了一系列健康條例和法例。例如疫情平息後，頒布了清潔和喪葬等條例，作為防範傳染病蔓延的措施：經飭設醫館在案，緣此舉所，甚屬美備，自不得不飭知本澳華人，凡遇身故者，須於故971

後二十四點鐘內，赴該醫館報明係因何病身故，以便注登册內，俾使華人例俗，合於衛生之道，方克有濟。為了預防鼠疫再次來襲，澳葡政府在1896年3月頒布防疫新例，規範城巿清潔，對外來人員進行檢疫，同時制定一旦出現疫情的隔離措施：二、所有街道、房屋、溝渠等處除穢事宜，醫局須派醫官一員，會同指示該三廳，實力稽查。三、該醫局仍須派醫官一員，以辦理下列各件：A、所有由省港來澳者，該醫官務須前往查驗。B、該醫官須逐日前往華醫院稽查，俾一有是症，立即知悉。四、工程公所工務司務將搭棚工料備妥，俾華人一有是症，則可立即建搭病棚一座。五、船政廳務將下列馬頭數座定明，以便由省港來澳之人，隨帶行李貨物上落。A、火輪船橋，小火輪船橋；B、康公廟前馬頭。六、鏡湖醫院務須妥備病者應用各件，如經西洋醫官稽驗，疑是疫症，而該病者不欲在棚由西洋醫官調治，即令遷出澳外，以杜傳染。爲此合札各官員軍民人等一體知悉。此外，政府也注意食水和環境清潔的重要性。誠如20世紀初期澳門著名的葡萄牙醫生雷登（AntóniodoNascimentoLeitão）所形容，澳門的“潰瘍在整個市場區、沙欄仔、沙梨頭、新橋、沙崗和田野中蔓延。它的脊背是那風景秀麗和衛生的對坡。港口的淤塞限制了它的活動，也影響了它的對外交通。城市與社會的潰瘍似乎已經無法醫治。它在不斷地發膿擴散，耗盡了它的生命力，使它苟延殘喘。”19世紀末期，澳門的巿政衛生的確較為落後，排水管道經常外露產生衛生問題；缺乏水源，沒有清潔用水：沒有水渠，只有三個水源，大部分來自散落在整個城市的少數公眾和個人地點，但不是提供最優質的水。居民耗水的一個重要來源是離島氹仔的泉水，從那裡通過特殊的船隻運到澳門。排污管道是由舖滿石板的河道製成的，這些河道幾乎沒有連接，並且有裂縫暴露在管道之外，未能和路面完全隔開。更糟糕的情況是，一些居民會拿走石板用來作為門防之用。為了改善這種情況，政府於是加強水源處理，如對水井的清理保潔進行規範，監督食水安全，要求“所有民人居住之橫街及各圍各里內，凡有水井，獨係該圍里內居民所用之井，限一個月內概行淘清”，否則“將該圍里居民送交審案衙門，按照逆官命之例辦理。”另外制訂措施清理公共溝渠和排水道，“每日仍將溝渠刷洗潔淨，至華人所居坊約之溝渠尤屬緊要。”“為了反映加強政權和政府的自治權”，除規範居民以外，澳門當局還進行了一系列基礎設施工程以保障食水清潔，同時對社區進行改造，以清潔的環境保障大眾健康。如在所有水喉口安裝防鼠水壓虹吸管，尤其是針對福隆區和望德堂區進行了此項工程後，這些區未再出現鼠疫。於是衛生部門在其他地方也安裝同樣的水壓虹吸管。為了滅鼠和預防霍亂，當局還在1909年提出設立用氣泵打上來的鹹水消毒街道和清洗下水道的系統，這個系統於1912年建成。上述的公共衛生條例、措施和軟、硬件設施建設，可視為澳門公共衛生政策的開始。其後澳葡政府成立種痘所，為居民免費接種牛痘以預防天花；政府醫院從1918年開始收治所有病人，尤其是窮人（大部分是華人）。1930年代在議事亭前地、氹仔和路環設立醫療站，為居民提供治療。這些公共衛生服務，都是19世紀末期開始逐漸建立起來的。081

結　論對澳門社會而言，1895年的鼠疫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以及經濟損失，華人居民也因此受到澳葡當局一系列對民居、厠所、食水以至城巿清潔的規範，甚至因此拆除福隆區和望德堂區大片房屋；此外，對華人醫療機構、病情通報的管制也是在這次鼠疫之後顯著加強。這些強制性的監控措施雖然為居民帶來制約，卻加強了澳門華人的衛生意識，擴闊了醫療服務的對象和範圍。另外，1895年鼠疫所引發的一系列改革政府的醫療與衛生體制、建設醫院、改善公共衛生、完善城市規劃以及健全排水與排污系統的措施，都相繼得以實施與落實，從而促使澳葡政府擴大了公共醫療系統的功能，為澳門日後發展公共醫療系統以及防治傳染病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對於健全澳門的傳染病預防機制和提高公共衛生水平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①C.E⁃AWinslow,TheUntilledFieldsofPublicHealth,Science,51(1306),1920.②J.B.M.Davies,PublicHealthandPreventiveMedi⁃cine,Bailliere,London,1966.③江東亮、鄭雅文：《健康與公共衛生的歷史》，《公共衛生學》(上冊)，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7年，第15～46頁。④焦潤明：《1910～1911年的東北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北京：《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⑤陳勝昆：《中國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學文化出版社，1980年，第224～225頁。⑥范燕秋：《鼠疫與台灣之公共衛生（1896⁃1917）》，台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第1卷第3期，1995年。⑦楊祥銀：《20世紀上半葉香港殖民政府醫療服務重組與擴展》，鄭州：《鄭州大學學报》，2011年第4期。⑧郭衛東：《1895年鼠疫：澳門的公共性防疫———以〈鏡海叢報〉為主要分析樣本》，澳門：《文化雜誌》，第66期，2008年；《應對鼠疫：1894⁃1895年的港澳》，北京：《歷史檔案》，2011年第4期。⑨李立：《1895年澳門瘟疫中的社會互動》，澳門：《澳門研究》，2010年第3期。⑩DominiqueBuchillet,The1895EpidemicOutbreakofBubonicPlagueinMacao,ReviewofCulture.No.34,2010.J.GomesdaSilva,EclateriosebreaepidemiadapestabubouicaemMacauem1895.，收入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澳門地捫憲報》，1895年10月1日39號附報，第429～430頁。J.GomesdaSilva,RapportsurlaPesteBuboniqueàMacaoetLappaen1897，澳門中央圖書館藏1898年複本（藏書號LR/S5803ra）。Pe.ManuelTeiceira,AMedicinaemMacau(Vol.3),GovernodeMacau,GabinetedoSecretário⁃AdjuntoParaosAssuntosSociaiseOrçamento,1998,pp.371⁃421.P.J.PeregrinodaCosta,EpidemiologiedeMacau,1925.澳門中央圖書館藏微縮捲片（編號616.9Mc/C875e）。AntóniodoNascimentoLeitão,AsanidadedeMacau:tracosdehigieneurbanaesocial,ImprensaNacional,1909.JosédaConceiçãoafonso,Macau:ContributosparaaHistóriadoAbastecimentodeÁguaPotávelàCidade,EmRevistadaAdministraçãoPúblicadeMacau,75:1de2007.阿瑪羅：《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三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987～1005頁。吳玉嫻：《澳門醫療史研究及其發展路徑》，澳門：《澳門研究》，2016年第1期。JoseCaetanoSoares,Macaueaassistencia:panoramamedico⁃social,AgenciaGeraldasColonias,1950.A.H.deOliveiraMarques,HistoriadosPortu⁃guesesnoExtremoOriente(3ovolume.MacaueTimor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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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1920年代日本侵華史研究評介*陳太勇［提　要］　關於1920年代的日本侵華史研究，日本學界雖然做了大量實證研究，但因史觀限制與政治影響等因素而存在諸多缺陷，學術政治化現象較為嚴重，在檔案使用上時有選擇性與片面性，不時以“實證”為幌子來歪曲和篡改歷史，從而形成了辯護式與迴避式並立的二重研究範式。這一範式所構建的歷史認識與評價尺度能否進行理性的歷史闡釋，尚需考證。英美學界並無日本侵華史的專題研究，現有成果主要以大國間的外交互動與在中國問題上的協調為研究對象，宏觀考察尚可，微觀實證不足，對華盛頓體制的殖民性質與帝國主義性質缺乏深刻反思。國內學界因研究人員不足及史料欠缺等諸多原因，迄今尚未系統利用日本軍政兩界的原始檔案展開深入的實證研究，僅利用日方的片段史料及中方文獻進行過零星散碎的個案研究，支撐史料不足，缺乏說服力。［關鍵詞］　1920年代　日本侵華史　微觀實證　宏觀考察　歷史闡釋［中圖分類號］　K2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83⁃111920年代是日本全面侵華的準備期，該時期的侵華史研究對於1930年代全面侵華史及抗戰史研究而言，無疑是一個重要補充，對探討1930年代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原因、準備及國際環境等均有特殊意義，也可為學界瞭解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後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軌跡及中日關係的發展進程提供重要參考。本文就日美英學界及國內學界對1920年代日本侵華史的實證研究與宏觀考察進行系統梳理，擬構繪一幅該時期日本侵華史研究的全面圖景，但亦無法將國內外的相關成果鉅細無遺地逐一評價，挂一漏萬之處，尚期方家指正。一、日本學界二重實證研究範式的形成（一）戰後辯護式實證研究範式的興起明治維新使日本邁入了近代化的門檻，西方的蘭克實證主義史學也隨之被引入日本史學研究的各個領域，被實證主義史家奉為圭臬，用永原慶二的話來說就是“明治以來史學研究的主流便是381∗本文係２０１８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戰間期日本侵華軍政檔案的整理、編譯與研究（１９１９～１９３１）”（項目號：１８ＢＳＳ０３６）以及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６５批面上資助項目“戰間期日本侵華政策研究（１９１９～１９３１）”（項目號：２０１９Ｍ６５３４５９）的階段性成果。

實證主義”①。然而，戰後日本實證主義史學研究卻存在著“禁地難入、過猶不及、以假害真”的三重困境。②其中，“以假害真”的歷史闡釋模式尤為盛行。雖然“大部分的日本歷史研究者堅持追求史料的真實性，但在歷史觀上卻常為時局左右，罕能堅守實證主義歷史觀。”③因民族意識形態的羈絆與迎合國家歷史認識的需求，日本學者總是有意無意地迴避探討重要的歷史問題，鼃音閏位，以“實證”為幌子不斷為侵華翻案，學術政治化現象日趨嚴峻，辯護式實證研究範式逐漸興起。細谷千博首開戰後辯護式實證研究之先河，認為日本之所以打破華盛頓體制，發動戰爭，雖然有蘇維埃革命外交及日本反華盛頓體制勢力抬頭的影響，但最終迫使日本打破華盛頓體制的束縛、掙脫軍縮條約限制的最大原因乃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④細谷撓直為曲，斫方為圓，歷史認識嚴重錯位。臼井勝美則一味頌揚幣原對華外交的“絕對不干涉主義”。⑤清水秀子認為日本的對外擴張是正確的，華盛頓會議不過是美英重返東亞後對日本的戰後總清算，日本外交在美英的遏制與強壓下被迫進行自我修正。⑥而實際上，日本“被迫”修正後的外交仍然是帝國主義侵略外交，清水秀子對日本的擴張本質缺乏正確認知，對華盛頓會議後日本推行“協調中的擴張”政策缺乏客觀認識。松田弘貴認為，日本外交應順應時代特徵，遵循華盛頓體制的基本原則，摒棄舊外交的歷史局限，主動進行自我修正，方能走上正軌。⑦麻田貞雄對日本外交的認知與松田弘貴頗有出入，他從國家間政治與大國博弈的角度出發，認為1920年代國際環境的基軸乃華盛頓體制這一日美英三大國間的協調機制，日本外交在“舊”與“新”的夾縫中趑趄不前，在“理想的和平”、“反抗的孤獨”與“大國的協調”中進行理想與現實的交媾。麻田強調，雖然反華盛頓勢力在日本陸海軍中根深蒂固，但華盛頓會議後，日本主流外交最終轉向了國際協調主義。⑧麻田強調的協調乃日本與美英在中國利益分配上的協調，有意忽視了日本在“與國協調”中不斷加大對華擴張的史實，一味鼓吹華盛頓體制這一大國協調機制對東亞國際關係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然而，二戰後處於優勢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對華盛頓體制的評價並不高。小池聖一認為華盛頓體制並不是1920年代日本被國際社會孤立的發端，彼時日本作為軍事強國完全自立於英美，而作為經濟弱國又不得不依附英美，這才導致日本的對外政策隨之分裂為“亞洲門羅主義”與“英美協調主義”。⑨雖然戰後馬克思主義史觀在日本史學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對華盛頓體制所起的積極作用及肯定評價並不多見，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國際關係解凍，馬克思主義史學式微，日本主流學界方才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實證主義史家們方才開始從“緊張緩和”的側面來關注華盛頓體制的作用。⑩但是其研究均對日本的對外擴張缺乏正確的認識，過度強調華盛頓體制對東亞國際關係的“積極作用”，細谷千博認為日本“新外交”模式必須以華盛頓體制這一大國間的合作體系為基礎，方能實現東亞國際政治新秩序的重建。同期的三谷太一郎提出了“戰後外交轉換說”，服部龍二提出了“勢力圈外交連續說”。三谷認為一戰後的東亞國際關係正在從大英帝國治下的和平過渡到美國治下的和平，20年代乃這一世界霸權構造的轉換期，轉換期日本外交的基軸乃對美協調，為此才不得不改變傳統的對華政策。但服部對三谷的“外交轉換說”提出了質疑，認為原敬內閣在新四國銀行團的組建過程中輕視了美英法三國的共同決定，從而導致威爾遜政權的對日不信任日漸加劇，致使一戰後初期的日美關係急劇惡化，日英矛盾也隨之凸顯，這才使美英竭力遏制日本，加大了同日本在中國的角逐力度，為擺脫國際孤立，日本外交必須巧妙地繼承“勢力圈外交”的傳統模式。服部龍二所謂的“勢力圈外交”即結盟外交，只有與強者為伍，以雙邊同盟為對外擴張的國際支柱，才能不斷擴大對華侵略，攫取對華優勢地位。（二）專題事件上迴避式研究範式的形成481

在一戰後初期對華經濟擴張一題上，三谷太一郎的“戰後外交轉換說”強調無論日本喜歡與否，都不能否認當時的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黃金儲備量最大的國家。“滿鐵”與“東拓”這些對華經濟擴張國策公司的融資，必須依賴美國的扶持，無論是新四國銀行團的成立還是在華盛頓會議上的妥協，都有著美國對日資本輸出的深刻背景，日本的對華擴張必須轉向為對美協調下的隱性滲透。副島円照認為，由日本財界最頂端勢力組成的“日華實業協會”基於內閣建議修正了對華擴張戰略，標榜“不干涉主義”，要求“撤回”山東鐵道守備隊，無條件撤退漢口駐屯軍，但同時又大力讚揚日本政府對1923年中國回收旅大運動、排日運動、對日經濟絕交等的強硬鎮壓。副島円照既賣矛又售盾，一方面竭力迴避對“不干涉”下的“干涉”進行探討，大力鼓吹對華經濟擴張上的“戰略收縮”，一方面又極力頌揚原敬內閣對華的強硬態度及武力擴張。關於“琿春事件”及間島出兵，林正和只著重交代了兩次“琿春事件”的經過，及中日兩國圍繞“琿春事件”的善後交涉，隻字未提日本收買豢養馬匪、自襲琿春分領館、出兵間島的政策意圖，有意迴避了日本自導自演、挑起事端、入侵間島、企圖長期駐兵東滿的事實。佐佐木春隆對日本連續製造“琿春事件”的意圖避而不談，一味強調馬匪和“不法朝人”對琿春分領館的襲擊及日本在事件中的損失，所述事實和所示數據與中方史料出入較大，對日本出兵間島、發動慘無人道的“庚申年大討伐”、製造駭人聽聞的“獐岩洞慘案”一帶而過。東尾和子大為淡化了日本製造事端入侵東滿的行徑，甚至有為日本出兵間島辯護的傾向。關於干涉北洋軍閥混戰一題，日本主流史學界主要以幣原的“協調外交”和政黨的“中立外交”為切入點，一味強調日本對中國內戰的所謂“不干涉”政策，對“不干涉”下的干涉視而不見。池井優提出了“雙重外交”的概念，強調外務省對兩次直奉大戰皆“嚴守中立”，大力鼓吹幣原對華外交的“不干涉主義”。關靜雄與波多野勝一味鼓吹幣原的“國際協調主義”，避而不談日本對中國內戰的積極干涉。臼井勝美強調幣原對1925年反奉戰爭“嚴守中立”，刻意迴避了日本軍政兩界對郭松齡兵變與國奉戰爭的積極干涉。在日本與郭松齡反奉的關係問題上，江口圭一雖對灤州兵變後日本軍部、關東軍及外務省的應對有過較為詳細的論述，但幾乎都是以《舊陸海軍關係文書》為史料基礎，並未使用外務省記錄、防衛省密記及《日本外交文書》等重要史料，對軍部與外務省從最初的意見分歧到最後的意見合流、適機出兵這一干涉政策的演變過程避而不談。林正和以奉軍隨軍醫師守田福松的手記為切入點，對郭松齡起兵後，守田在張郭之間的斡旋調停進行了詳細論述，有意迴避了日本軍政兩界的積極干涉，更是隻字未提日本援張倒郭的政策意圖。佐藤元英雖然陳述了加藤內閣的派兵決策與關東軍的警告這一事實，但認為日本政府出兵奉天僅為保護在滿日人，對日軍的在奉行動極為自制，竭力為幣原的“不干涉主義”進行“實證”辯護。關靜雄一邊高唱幣原外交的“不干涉主義”，提出了“援奉否定論”，一邊又極力強調滿蒙權益的重要性，提出了“滿蒙權益維護論”，認為日本出兵奉天僅僅是為了維護滿蒙權益不得已而採取的“自衛之策”，完全否定了日本軍政兩界對反奉戰爭的干涉史實。波多野善大則以俄國革命後東北亞國際關係的演變為切入點，把奉張（作霖）與郭（松齡）馮（玉祥）的對立歸演為日蘇鬥爭激化的必然結果。雖有一定新意，但有偏離史實之嫌。在干涉國民革命與北伐戰爭一題上，日本學者更是以偏概全、削觚為圓，造成了歷史闡釋及歷史認識的雙重混亂。衛藤沈吉認為廣州國民政府的反帝運動破壞了幣原對華“友好外交”好不容易才結出的果實，田中義一藉機推翻了幣原外交，採取對華積極政策，以武力干涉北伐。馬場明認為田中內閣出兵山東僅僅是為了保護日僑，其對北伐持鮮明的支持態度，出兵後仍嚴格約束日軍行581

動，實行所謂的“對華協調”，後因北伐受挫，才擬撤軍。馬場明以“實證”為幌子篡改歷史，竭力宣揚田中內閣對北伐的“有力支持”。大山梓從日本海軍軍艦外務令及保護日僑的觀點來考察南京事件，強調遣外海軍所謂的“協調立場”及“協調職責”，大力鼓吹幣原外交的“協調主義”，刻意迴避了遣華海軍在“南京事件”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臼井勝美則避談田中內閣對北伐的干涉，極力為日本出兵山東、射殺國民革命軍、製造“濟南慘案”等進行“實證辯護”。從衛藤沈吉到馬場明，從大山梓到臼井勝美，這些所謂的“實證主義史家”一面迴避探討日本對中國內政的積極干涉，一面竭力為日本軍國主義樹碑立傳，從而形成了辯護式與迴避式並立的二重實證研究範式。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也有少部分日本學者能夠謹守實證主義史觀，進行理性的歷史闡釋和歷史書寫。藤井昇三對華盛頓體制下日益高昂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給予了某種程度的理解和肯定，對日本干涉中國內政有一定程度的批判。井星英在《昭和初年山東出兵問題點》系列文中較為客觀地論述了日本軍部的好戰性、濟南事件的起因，在日軍謀殺外交人員蔡公時等問題上的立場較為客觀。黑澤文貴也對日本的舊外交和東亞政策提出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日本主流史學界能理性評價日本侵華史實的學者並不多見，大部分日本學者都具有殖民史觀，師心自用，肆於人上，其所建構的闡釋模式完全脫出了歷史評價的普遍性範疇，致使荒謬的歷史認識獲得了生存空間，客觀的歷史闡釋難以彰顯。二、美英學界的宏觀考察範式美英學界並無日本侵華史的專題研究，現有成果主要以美、英、日等大國在遠東國際關係上的外交互動以及在中國問題上的利益協調為研究對象，對1920年代的遠東國際關係、大國博弈、美日關係、英日關係以及日本與英美的協調路線等進行了宏觀考察，但並未對該時期的日本侵華史展開過實證性的專題研究。日裔學者入江昭屬於美國史學界研究美國與東亞關係的年輕一代。此前，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賴世和（EdwinOldfatherReischauer）、歐內斯特·R.梅（ErnestR.May）以及多蘿茜·伯格（DorothyBorg）等已經耕耘多年，在美亞關係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入江有自己獨特的優勢，能夠熟練使用英、日、漢三種語言進行跨語系研究，這一文化“混血兒”的特質使入江具有了較為寬廣的國際史視野，對國際關係的文化解釋獨闢蹊徑，從而奠定了作為美國當代最傑出的國際關係史家之一的學術地位。入江在《帝國主義之後：1921～1931年對遠東新秩序的探索》一書中構建了一個遠東國際關係的解釋框架，開創了運用多國檔案及多種民間史料來研究日、美、英對華政策的範例，對1920年代尤其是北伐戰爭時期日、美、英對華交涉重心的南移戰略進行了論述。入江認為1920年代日本對華政策的核心乃維護滿蒙權益、加大對北洋政府的外交攻勢、密切關注廣州國民政府的北進戰略及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國共合作北伐後，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摸准了國民黨派系鬥爭的脈搏，伺機利用了“溫和派”與“激進派”的矛盾，及時確立了“促蔣反共”之策，勸說美英放棄了制裁蔣介石的行動，促蔣發動了“四·一二政變”。但入江又斷言沒有任何列強對“四·一二政變”產生過積極的催生作用，堅稱“沒有根據指責美國政府支持或慫恿蔣介石發動政變，美國駐華使領館人員對‘四·一二政變’幾乎一無所知。”這實乃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之言。雖然費正清稱入江“並無文化偏見，具有超越文化界限的世界眼光，使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審視歷史記錄的時候，不擔心把人類整體的利益置於任何特定的國家利益之上”，入江本人也宣稱“歷史學家應該超越自身的文化意識，突破美國固有的概念框架和意識形態霸權的束縛”，681

立志於推進對外關係研究的“去民族化”和“國際化”，但入江並未真正做到“超越國家層面的分析而把整個世界視為研究的對象”。入江在《戰間期的歷史意義》一文中，對一戰後初期日本外交的戰略轉向、參加華盛頓會議的“試金動機”、日本內閣及外務省圍繞參會與否而展開的爭論以及最終形成的參會對策等進行了詳細論述，從“戰爭與和平”的角度對1920年代的時代特徵進行了定義：就洛迦諾體制與華盛頓體制而言，國家間均勢的基點乃軍縮；和平的基礎乃發達國家間的政治協調與經濟依存，主張歐美領導者應該努力維持國際新秩序，從而努力構建國際及國內政治新結構。入江把美國化作為1920年代的體制標準，從大國主導國際秩序的視角來看待作為國家間均勢這一傳統政策的華盛頓體制和日本的國際協調主義，過度強調大國間的相互依存與協調，忽視了依存中的衝突與協調中的擴張，有鼓吹大國霸權之嫌。美國歷史學家沃爾特·拉費伯爾（WalterLafeber）認為日本對膠東、遼東半島等地不遺餘力地進行資本輸出，在一戰後初期獲得了對華借款的壟斷權，但美國在1920年聯合英法組建了新四國借款團，實行新的門戶開放政策，暫時遏制了日本的對華擴張，華盛頓會議使軍事上、經濟上處於劣勢的日本不得不依附美國。1920年代美國的經濟實力首屈一指，可謂“沒有哪個國家沒有感受到美元的力量，也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在重要關頭可以把美國排除在考慮之外。”沃爾特對美國治下的和平大加褒揚，強調美國時代來臨後日本外交被迫進行戰略收縮的無奈，忽視了日本在收縮中滲透、在協調中擴張的史實，過分誇大了華盛頓體制對東亞國際關係的“積極作用”。伊安·H·倪士（NishIanHill）乃英國史學界從事日本外交史、日英關係史研究之翹楚，在日本外交史及日英同盟研究上頗有建樹。以伊安為首的研究團隊利用日、英、美三國檔案，對1919年巴黎和會到1943年大東亞會議期間日本對外政策的演變軌跡進行了宏觀考察，對幣原外交迴避國際敵對關係的“國際協調主義”給予了一定的肯定，就日本在英美回歸東亞後被迫進行戰略收縮、暫時依附英美的本質訴求進行了論述，提出日本外交由“舊”向“新”轉變的本質乃實力不濟時的戰略蟄伏，終極目的仍是推行大陸政策，達成對外擴張的國家目標。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EdwardHallettCarr）在《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係研究導論》一書中提出了國際政治學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權力的觀點，戰間期只是兩次世界大戰間短暫的戰爭過渡，前10年充滿夢想期待，後10年轉入死寂，烏托邦是虛無的，如果不具有對現實的影響力，也就不具備對疆域的影響力，權力永遠是一切政治活動的主要因素，沒有權力就沒有道德。卡爾奠定了現實主義學派的基礎，但又提出了反現實主義的言論，米歇爾評價《20年危機》乃矛盾綜合之具化，是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之融合。雖然美英學界對1920年代遠東國際關係的宏觀考察範式已初具雛形，但並無日本侵華史的專題研究。入江昭的研究起步較早，1960年代美國外交檔案的陸續開放為其深入研究美國的對外政策及美外關係提供了巨大便利，但日本軍政檔案尚未開放，入江雖然罄盡所能，用了能用的一切日方檔案，但佔比不大，這就註定了其研究焦點仍是美、英、日等大國在中國利益分配上的外交博弈。伊安團隊亦以英美檔案為主，日本防衛省密記、外務省記錄等核心檔案的使用率較低，研究對象仍以大國間的外交互動及英、美、日等大國在中國問題上的協調為主。顯然，戰後美英學者的研究主要是從華盛頓體制與大國利益分配的角度來解釋遠東國際關係，他們認為華盛頓體制這一大國合作的殖民體制是合法的、有效的，合其利則揚，不合其利則貶，根據國家利益的訴求變化不斷調整遠東國際關係的解釋框架，從而使大國治下的“和平理論”合理化。正如吉爾平所說那樣：“同羅馬治下的和平一樣，英國治下的和平與美國治下的和平確保了一種相781

對和平與安全的國際體系，英美創造並確保了國際經濟秩序的‘自由規則’。”顯然，戰後的美英學者對華盛頓體制的侵略性質與大國利益分配的本質並無清醒的認識，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強國心態來解釋遠東國際關係與國際秩序，對華盛頓體制的殖民性質與帝國主義性質缺乏深刻反思。三、國內學界片段散碎的個案研究迄今為止，國內學界尚未系統使用日本軍政兩界的原始檔案對1920年代的日本侵華史展開過深入的實證研究。在專題研究上，因史料欠缺及研究人員不足等諸多因素，只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可能利用能收集到的日方片段史料及中方文獻進行了零星散碎的個案研究，支撐史料不足，缺乏說服力。在宏觀考察上，雖有不少學者對近代以來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軌跡做了通史性的建構鋪陳，但大都以二手文獻及非核心史料（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及《外務省の百年》）為闡釋基礎，《日本外交文書》、《外務省記録》和《防衛省密記》等核心檔案僅為偶見之點綴，並未深入挖掘日方軍政檔案。且研究時間跨度過大，研究問題較為宏大，雖然對近代以來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進行了長時段的貫通性思考，在闡釋近代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軌跡上有著比較宏觀的通史性的引領作用，所提供的知識與見解也易於傳播和領會，亦有助於歷史教益的汲取，但微觀實證與個案研究並不詳實，似有淺嘗輒止之嫌，諸多重要的歷史問題仍模糊不清，長期留存。在日本與中國軍閥的關係問題上，婁向哲在《日本與直系軍閥》一文中對比了日本軍部特別是關東軍對直系持有的極強戒心與外務省對吳佩孚較為柔軟的拉攏政策，剖析了軍部和外務省對直系採取不同政策的分歧和爭論。李明在《奉系軍閥的形成與日本》一文中剖析了張作霖對東三省的統一過程及逐鹿中原的野心，論述了日本對張作霖、張學良的人物觀及對策，揭示了日本擬把張作霖培植成新的在華代理人、借奉張之手擴大對華侵略的政策意圖等。對於日本與北洋軍閥混戰的關係問題，學界主要以國內政治與戰爭過程為研究對象，鮮見日本干涉之新論。來新夏《北洋時期的三次軍閥戰爭》（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9期）、陳長河《從檔案看1922年的直奉戰爭》（北京：《軍事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及《從檔案看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北京：《軍事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叢曙光《兩次直奉戰爭結果迥異之剖析》（瀋陽：《遼寧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等文僅從國內政治的角度論述了直系與皖奉兩系之戰，對日本干涉直奉大戰並未展開專題研究。婁向哲在《北洋軍閥與日本》一書中提出了日本軍政當局援奉抗直以維護滿蒙權益、積極干涉反奉戰爭的觀點，也使用了《舊海軍關係文書》與《密大日記》的部分資料，但文獻使用並不規範，出處不詳，且無文件名與頁碼，無法循查該檔的具體內容。拙文《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期日本策反馮軍始末》嘗試系統運用日本軍政兩界的原始檔案，對日本利用直系內訌、通過駐華軍政組織的間諜活動成功策反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進行了詳細論述。在日本干涉1925年反奉戰爭一題上，國內學界現有成果大都著眼於郭松齡反奉，尚未對三大反奉戰爭進行過有機整合，只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可能利用能收集到的日方片段史料及中方文獻進行了零星散碎的個案考論。鄺智文《從軍事角度重看1925年郭松齡反奉》一文偏重於敘述張郭戰爭之經緯，並未涉及日本之干涉。顧明義《郭松齡事件與日本》一文認為日本在郭松齡反奉初期曾經在援張還是援郭上躊躇不決，後因郭並不願滿足日方要求，日本最終決定援張，雖有新意，但並無支撐材料，推理路徑稍顯簡單。張安慶《郭松齡倒戈反奉事件初探》一文雖然論及了日本對郭松齡兵變的干涉，但並無日方史料的支撐。高紅霞《郭松齡倒戈失敗剖析》一文認為郭松齡兵敗並非日本干涉，而是不願與友軍合作及性格缺陷所致，日本出兵僅為一個催化劑，雖有一定新意，但並未深881

入挖掘日方原始檔案，無意中忽略了日本從本土及朝鮮出兵對破壞反奉戰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拙文《日本軍部干涉郭松齡兵變始末》對日本軍部從“分段干涉”到“全面干涉”的政策演變，以及關東軍、北支駐屯軍、獨立守備隊等駐華日軍的及時干涉等做了系統考察，揭示了日本軍部直接出兵干涉中國內戰的本質訴求。在中日共同研究層面，2006年12月始，中日兩國學者開始了歷時三年的中日關係史共同研究，於2010年1月公布了第一階段的共同研究報告，這是中日兩國第一次根據政府間協議進行的共同歷史研究成果，2014年10月，共同研究報告書在中日兩國同時出版。圍繞“日本的大陸擴張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這一專題，日本學者服部龍二認為，在華盛頓體制下，列強在華均勢得以維持，日本的大陸政策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與美英的協調成了日外關係的出發點。但在中國收回國權走向統一之際，日美英的對華政策出現了衝突，大國秩序構想開始分化，日本對東亞政治格局及列強在東亞的利權博弈判斷失誤，從而走向了亡國之路。中日學者的學術環境不同，經歷與文化背景各異，對史料的掌握與理解不一，即使是面對同樣的史料，在思維邏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差別。日本學者側重於具體事件的經緯陳述，分析事件的客觀原因及決策過程，強調中日間不僅僅只是戰爭，還存在各種各樣的選擇性與可能性。儘管如此，中日雙方發表的共同研究成果，在影響中日關係最敏感的基本問題上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觀點。然而，該共同研究的重心仍為1930年代的中日戰爭，對1920年代日本局部侵華的諸多專題事件並未展開系統的實證探索。國內學界之所以尚未對1920年代日本侵華史展開系統的實證研究，用李劍鳴先生的話來說，是與研究人員不足、難以得到本土資源的有力支持、文獻資料嚴重欠缺、學術積累單薄、本土理論貧乏有著分不開的關係，這些因素長期制約著外國史研究這一學科的學術性成長。在外國史研究上，“無論是學科範圍的廣度，還是專題研究的深度，也無論整個世界史學科對世界學術的貢獻，還是單個學術成果的世界影響，我國世界史研究的水平與外國相較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顯然，作為外國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史研究特別是1920年代日本侵華史的實證研究，國內學界的學術貢獻仍甚為欠缺。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檔案史料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大幅的數字化和縮微化，制約中日關係史及日本侵華史研究的資料瓶頸已被基本突破，但1920年代日本侵華史的專題研究仍被有意無意忽視，學界關注的重點仍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抗戰史研究，以及戰時日本侵華決策等方面的史料研究。四、1920年代日本侵華史料利用與建設的反思眾所周知，歷史研究發端於原始資料，誠如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所說：“歷史學的出發點不是假設而是事實，即呈現於史家之前觀察到的事實。”科林伍德所指的事實即歷史研究的對象，也就是原始的檔案史料。“歷史學就意味著闡釋”，缺乏原始資料的歷史闡釋無異於空中築樓，無基可夯。史家在進行歷史闡釋的時候，“在找不到原始資料的地方，便什麼也做不了。”一方面，因時代更替及戰火政亂等客觀原因，檔案史料難以“全面”掌握。但另一方面，檔案史料不足的現實性勢必帶來歷史評價的相對性，從而造成史家在構建和還原“歷史事實”時面臨各種質疑與詬病。因對1920年代日本侵華軍政檔案的收集不足，在進行專題研究時必然會存在許多模糊不清的領域，對日本軍政高層在制定侵華政策時的若干政治活動和決策過程缺乏較為清晰的認知，難以理清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軌跡，對日本軍政兩界在侵華策略和干涉手段上的分歧與爭端等細節亦會把握不全，甚或在一些自視瞭解的傳統研究領域也將產生諸多盲區，這不僅會導致對981

史料的誤讀，也會導致對史實的誤解。一手史料的獲得性障礙，最終使以二手資料為闡釋基礎的歷史書寫產生了不可彌補的依附性缺陷，這一缺陷不可避免地使其構建的闡釋模式和解釋框架脫出了實證史學的原生性範疇。對史家而言，真實的史料就是未被修改過的文獻記錄，只有以真實的史料為基礎，方能理性地闡釋和保護“過去”。因歷史觀的限制，日本的一些史料彙編並未真實地記錄“歷史事實”。如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所編《昭和三年支那事變出兵史》及“中支被難者聯合會”所編《南京漢口事件真相：楊子江流域邦人遭難実記》等“史料”嚴重誇大日人在“南京·漢口事件”中於長江流域等地的被害情況，選擇性地記錄部分“過往”，企圖嫁禍中方，以使其山東出兵合法化。而不少日本學者在進行“實證”研究時，往往以這些尚待考證的史料彙編為闡釋基礎，以“部分過往”代替“真實過往”。雖然“富有爭議性的事實才是真實的事實”，但所有的事實“無一例外都是歷史學家認識主觀性與歷史事實客觀性相結合的產物”，而日本學者往往以一些荒謬難稽的“實證”和“富有爭議的事實”為幌子來歪曲和篡改歷史，“部分研究甚至導向了錯誤的方向，並成為日本右翼歪理邪說的所謂‘學術依據’”。對檔案史料的片面性、選擇性利用，必然導致“實證史家”的書寫模式陷入狹隘的史料理解與錯誤的歷史闡釋之中，難以揭示真正的歷史細節。雖然戰前日本侵華軍政檔案一部分毀於戰火，一部分流失於海外，但大部分史料仍然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檔案文獻的豐富，不僅使研究者可以直接使用充足的一手史料，還可以借助於多國檔案進行史料的甄別和考證，從而提高歷史敘事的準確性和歷史解釋的豐富性。近年來，中日兩國在檔案史料的建設上取得了巨大進展，亞洲史料中心的全面開放以及外務省外交文書的數字化與在線化，使日方史料的收集進一步易化，琉球大學、滋賀大學、神戶大學等高校的附屬圖書館以及北海道立圖書館與文書館也開放了部分在線資源，但這些在線資源僅僅是日本侵華史料的一部分，還有相當一部分檔案史料保存於東京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國立公文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另一方面，雖然近年來“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據平臺”以及中外相關抗戰數據庫的建設均在不斷提高和豐富，但大都為1930年代的抗戰史料，1920年代的日本侵華史料仍較為稀缺。很多珍貴的民國檔案要麼毀於戰火，要麼藏於台北“中研院”（內地學者赴台查檔難度較大），部分遺檔散存於各地方檔案館（局），有些地方檔案館（局）出於各種考慮，至今仍未開放相關的民國檔案。民國檔案的欠缺，必然導致學者無法通過中日檔案的對比印證來甄別日方史料的真偽，訂正訛誤，駁斥日本學界的種種謬論，這些因素使得1920年代的日本侵華史料建設仍然任重而道遠。“歷史研究並不是對過去的研究，而是對過去留存至今的歷史痕跡的研究。”1920年代乃日本全面侵華的準備期，侵華事實之所以客觀存在，不僅在於當下歷史研究中所延展下來的歷史痕跡，更在於檔案史料中的那些“真實過往”，檔案史料對學者重新建構歷史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迄今為止，國內鮮有學者嘗試對該時期的日本侵華史進行系統深入的實證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檔案史料的蒐集及解讀難度過大。雖然日本已陸續公布了戰前檔案，但因1920年代日本侵華軍政檔案的收集、整理、考證等工作量繁雜巨大，加之該時期的史料大都以古日文或半古半白的文字成文，日本軍政首腦在制定政策、發布指令、傳達訓示時大都採用行書或草書行文，字跡潦草，其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又經檔案持有部門的多次縮微複製，字跡愈發模糊，辨識度降低，使用難度增大，導致史家在考辯史料的“真實語境”時面臨更大的困局。另外，在特定歷史事件（諸如“琿春事件”、“南京事件”、“漢口事件”、“濟091

南事件”等）的史料記載與事實呈現上，日方檔案所記錄的數據與中方史料出入較大，學者擬通過雙方檔案對比，準確統計數據、規避訛誤、考證史實難度也較大。因此，如何加強史料建設、形成系統的史料庫與數據庫，如何全面收集、整理日方業已公布的史料，在編譯與研究過程中如何考證史料是否真實地記錄了“歷史事實”，如何甄識史料的“真實語境”與“虛假語境”，如何通過辭面上的“言內之意”準確詮釋辭面下的“言外之意”，如何正確解讀日本軍政高層制定政策時的本質訴求和政治意圖，如何釐清日本軍政兩界侵華政策的演變過程，對形成該時期歷史闡釋的價值體系和歷史書寫的話語體系，都具有極其重要的觀照和奠基作用。結　語綜上所述，因歷史觀的制約、政治影響等客觀原因，以及日本右翼集團與保守勢力在歷史認識問題上不斷製造障礙，諸如岸信介、佐藤榮作、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等日本政治家並未尊重史家的判斷，對歷史問題進行不負責任的表態，媒體又不斷煽風點火，斫方為圓，這些負面因素致使日本主流史學界在歷史問題上並無原則性判斷的智慧，缺失客觀公允的歷史記憶，不能脫出學術政治化“另類書寫”的怪圈，大部分學者所構建的歷史認識及評價尺度並不能理性地進行歷史闡釋。美英史家基於大國利益訴求及利權博弈所給出的歷史評判並非蓋棺之定論，對華盛頓體制下的遠東國際關係解釋框架的構建，以及日、美、英在中國問題上的協調等歷史事實的認識和界定亦非確鑿之辭。而如何重新構建那些被日、美、英學界所忽略、遮蔽甚至有意剔除的歷史事實，對其進行合乎理性的整理與書寫，是國內學界當下必須直面的難題。首先，應培養該領域的高端研究人才，以全面推進該時期日本侵華史的微觀實證和宏觀考察。其次，要全方位開展兩次大戰間日本侵華軍政檔案的收集、整理、翻譯及考證工作，最終建成系統的史料庫、數據庫，加大本土資源的支持力度，促進中方相關史料的進一步開放，以通過雙邊或多邊檔案的對比考證，訂正日方部分檔案的訛誤，駁斥日本學界的種種謬論。只有將該時期日本侵華史的實證研究全面推向深入，方能認識和揭示該時期中日關係史及東亞國際關係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使該時期的歷史闡釋獲得理性真義與客觀建構，為全面侵華史與抗戰史的研究提供有益補充。無論是在實證操作還是範式建構層面，這無疑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①永原慶二：《永原慶二著作選集》（第九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126頁。②詳參張躍斌：《實證主義在日本的困境和沒落》，北京：《當代世界》，2016年第12期。③丁諾舟：《日本實證主義史學的困境與出路》，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17年第10期。④細谷千博：《両大戦間の日本外交》，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筆者按：在對整本書或整篇論文的觀點進行概括而非具體引用的情況下，因頁碼範圍過於寬泛，故不再標注具體頁碼，下同。⑤臼井勝美：《中国をめぐる近代日本の外交》，東京：筑摩書房，1983年。⑥清水秀子：《山東問題》，東京：国際政治56《1930年代の日本外交》，1976年。⑦⑩松田弘貴：《戦間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対外行動の変容―「旧外交」と「新外交」の境界線上で―》，東京：《政治學研究》，40号，2009年。⑧麻田貞雄：《ワシントン會議と日本の対応》，入江昭、有賀貞編：《戦間期の日本外交》，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年。⑨小池聖一：《“ワシントン体制”理解の変遷　戦後日本近代史の史學的一考察》，東京：《中央史學》，第21号，1998年，第49～50頁。細谷千博：《ワシントン体制の特質と変容》，細谷191

千博、斉藤真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第3頁。三谷太一郎：《増補日本政黨政治の形成原敬の政治指導の展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年，第11頁、第308頁。服部龍二：《東亜国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1918⁃1931》，東京：有斐閣，2001年，第5～6頁。三谷太一郎：《ウオール·ストリートと満蒙》，細谷千博、斉藤真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副島円照：《一九二○年代のブルジョアジーの中国政策》，東京：《日本史研究》，151/152，1975年。林正和：《琿春事件の経過》，東京：《駿台史學》19，1966年9月。佐佐木春隆：《琿春事件考》，東京：《防衛大學校紀要》，第39/40/41輯上中下，1979～1980年。東尾和子：《琿春事件と間島出兵》，東京：《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14，1977年3月。筆者按：池井優所謂的“雙重外交”，即日本軍部和外務省在侵華策略及手段上各行其是、各執一端，軍部主張積極援奉以武力干涉中國內戰，而外務省則主張通過外交及政治手段進行干涉。池井優：《第一次奉直戦争と日本》及《第二次奉直戦争と日本》，栗原健編：《對満蒙政策史の一面》，東京：原書房，1966年。関静雄：《幣原外交と第二次奉直戦争》，奈良：《帝冢山大學教养部紀要》第44号，1995年；波多野勝：《憲政會外交から幣原外交まで—憲政會の外交方針と第二次奉直戦争》，東京：《法學研究》，第73卷第1号，2000年。臼井勝美：《“幣原外交”覚書》，東京：《日本歴史》，第126號，1958年。江口圭一：《郭松齢事件と日本帝国主義》，東京：《人文學報》，第17号，1962年。林正和：《郭松齢事件と一日本人―守田福松医師の手記「郭ヲ諫メテ」について》，東京：《駿台史學》，第37号，1975年9月。佐藤元英：《郭松齢事件をめぐる外交と軍事》，東京：《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251)，41～71，2014。関静雄：《幣原外交と郭松齢事件》，奈良：《帝塚山大學教養學部紀要》（54），1～35，1997。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軍閥の研究》，東京：河出書房，1997年，第418～419頁。衛藤瀋吉：《朝鮮·中国の民族運動と国際環境》，東京：巖南堂，1959年。馬場明：《第一次山東出兵と田中外交》，《日中関係と外政機構の研究》，東京：原書房，1983年。大山梓：《南京事件と幣原外交》，東京：《政経論叢〈明治大政治経済研究所〉》40⁃3/4，1971年。臼井勝美：《済南事件交渉経緯》，東京：《外交史料館報》3，1980年。藤井昇三：《平和からの解放》，《日本政治學會年報·国際緊張緩和の政治過程》，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井星英：《昭和初年における山東出兵の問題点》1⁃4，東京：《芸林》28⁃3/4，29⁃1/2，1979年8月。黒沢文貴：《両大戦期の体制変動と日本外交》，東京：《外交時報》，第1345号，1998年2月。AkiraIriye,AfterImperialism:TheSearchforaNewOrderintheFarEast,1921⁃1931,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5,pp.89⁃159.AkiraIriye,AcrossthePacific:AnInnerHistoryofAmerican⁃EastAsianRelations,NewYork:Harcourt,Brace&World,1967,pp.158⁃159.AkiraIriye,AcrossthePacific:AnInnerHistoryofAmerican⁃EastAsianRelations,introductionbyJohnKingFairbank,p.x.AkiraIriye,"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History",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94,No.1,Feb.1989.入江昭：《戦間期の歴史的意義》，入江昭、有賀貞編：《戦間期の日本外交》，第9～14頁。ウォルター·ラフィーバー（WalterLaFeber）：《米国極東外交の主題》，平野健一郎訳，細谷千博、斉藤真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EdwinL.James,OurWorldPowerandMoralInflu⁃ence,TheInternationalDigest,Vol.1,October1930.IanHillNish,JapaneseForeignPolicy,1869⁃1942:KasumigasekitoMiyakezaka(London:Routledge&KeganPaulLtd.,1977);TheAnglo⁃JapaneseAlliance:TheDiplomacyofTwoIslandEmpires,1894⁃1907(London·NewDelhi·NewYork·Sydney: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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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19年第3期蔣介石與1950年代初期的“反攻大陸”劉大禹［提　要］　蔣介石敗退至台灣後，試圖“反攻大陸”，但受到美國外交政策及自身力量不足等多重限制。為此，蔣介石著力突破“杜魯門聲明”，利用潛伏與游擊戰，加強對大陸的滲透。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卻限制蔣“反攻”。蔣伺機派兵援韓作戰，制定“反攻”計劃。艾森豪威爾任美國總統後，解除“台灣中立化”，蔣“反攻大陸”更為積極，採取了一定軍事行動但均遭失敗，被迫推遲“反攻”時間。蔣介石通過“反攻大陸”，爭取了美援，穩固了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權，此後蔣介石以國共內戰延續為藉口，強化在台灣的威權政治。［關鍵詞］　蔣介石　朝鮮戰爭　反攻大陸［中圖分類號］　K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94⁃091949年蔣介石敗退至台灣後，試圖利用朝鮮戰爭的機會“反攻大陸”。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朝鮮戰爭本身出發，探討美國的全球戰略，其重點在歐洲，反對台灣用武力“反攻大陸”，以引起在亞洲的熱戰擴大化；①二是探討1960年代美國的對台政策與國民黨“反攻大陸”；②三是有關海峽兩岸具體的小規模戰鬥，如古寧頭戰役、浙東島嶼的爭奪、金馬的防衛戰等，此類研究成果以台灣為多。③對於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有論者指出，蔣1950年復職後，首要目標就是“光復大陸”，但他從來沒有真正的機會實施反攻，故對其相關思考及行動未予闡釋。④蔣介石退台初期“反攻大陸”並非單一事件，乃是理解冷戰期間國民黨、共產黨、美國、蘇聯四方關係的平台，也有助於深入理解兩岸關係的發展軌跡與深化蔣介石的相關研究。基於此，筆者試圖綜合利用台北“國史館”所藏檔案、《中央日報》、“蔣介石日記”以及《紐約時報》等多方資料，探討蔣介石敗退台灣初期，利用朝鮮戰爭的國際大勢，制定“反攻大陸”的計劃與具體實踐，以展現冷戰背景下的遠東場景。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稱的1950年代初期主要是指1950年到1953年的朝鮮戰爭期間，並延伸至1954年12月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為止。一、突破杜魯門聲明，對大陸實行滲透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如秋風掃落葉般消滅國民黨在大陸西南地區的殘餘力量，徹底統一全國指日可待；蔣介石及國民黨敗退到台灣，惶惶不可終日。因國共內戰歷程的慘烈以及意識形態的分歧，在美蘇冷戰背景之下，兩黨彼此的“不共戴天”，達到了前所491

未有的程度，雙方均試圖徹底消滅對方。中共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蘇聯幫助下加緊訓練海、空軍，以儘快實施“解放台灣”戰略，1950年1月決定由第三野戰軍完成此一任務。蔣介石並不承認國民黨完全失敗，既欲確保台灣，同時提出“反攻大陸”。⑤先不論中共“解放台灣”的難度，單看蔣介石實施“反攻大陸”，就面臨諸多限制。從主觀方面而言，國民黨撤至台灣的軍隊雖號稱60萬，但一半以上缺乏鬥志，自保尚且艱難，遑論大規模反攻。只是，解放軍在1949年10月金門戰役時遭受重創，顯示其尚無渡海作戰經驗，蔣介石及國民黨依靠台灣海峽的天然屏障，尚感一線生機，也使國共之戰暫時維持在大陸沿海。從國際環境而言，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拙劣執政，早已讓盟友美國失望之至，判斷國民黨在台亦將不保，故採取棄台政策。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聲明，美國政府對於台灣的國民黨軍隊，將不予提供軍事援助。受美國對國民黨觀望政策之影響，菲律賓、越南等周邊小國對其亦加輕視。⑥翌日，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當局處於這種“外交”格局中，政權苟且生存尚屬困難，遑論“反攻大陸”之實施。即便如此，蔣介石基於“勢不兩立”的立場，退台伊始便著手準備“反攻大陸”。一是在島內以“國家”安全為由，實行政治上的高壓政策，強化“黨國體制”，建構動員戡亂體制與戒嚴體制，以集中政黨意志。二是拼命動員在華盛頓的遊說團，讓美國感知國民黨存在於台灣，並有能力據守，試圖突破杜魯門聲明，引起美國介入而獲得實質援助。三是高度重視在大陸的潛伏工作，進行間諜滲透，開展破壞工作，以等待“反攻”時機。2月1日，台灣當局“行政院”議決“內政部”作為大陸潛伏期間及小武裝活動的主管機關，“國防部”負責成形的武裝部隊的指揮補給。“準備收復大陸方案綱要”包括如何進入大陸，如何潛伏建立地下政權，如何發動小武裝，如何化整為零，如何構成面，如何擴大面等。此外還包括“普通的滲透工作”，鼓勵“有志之士”潛回大陸，從事地下工作與游擊工作，以滲透方式進入大陸後，與大陸民間反共領袖及反共武裝聯繫起來。⑦在這種破壞性戰略的指引下，駐金門國民黨軍派出“兩龍（龍溪、龍岩）游擊隊”滋擾大陸。福州在潛伏特務的指引下遭到國民黨的飛機轟炸，被焚毀民房1,700餘戶。龍溪地區僅在一年時間內就有638名幹部、戰士慘遭潛伏特務殺害。⑧為振奮人心和鼓舞士氣，3月1日，蔣介石於台灣“復職”“總統”後，正式提出了“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蔣制定了具體計劃，提出軍事上“第一步鞏固台灣，光復大陸”。⑨為此，蔣加強在大陸佈置間諜與反間諜工作，並設立“對共匪研究會”，研究在大陸從事反間與策反工作。⑩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台灣當局“國防部”慮及兩岸軍事力量的懸殊對比，正式提出首個反攻計劃，即積極發展“敵後”工作，在“友邦”海空軍協力下發動反攻，將主登陸地區預定為江浙閩粵沿海。在大陸儘量發展游擊戰，對大陸沿岸不時施行小規模登陸戰。就兵力佈置而言，台灣陸軍13個軍部，主力守備台灣，一個軍守備澎湖，兩個軍守備金門，一個師守備馬祖。“國防部”認為，蘇聯如不繼續積極幫助中共，則確保台灣仍決有把握；中共雖有蘇聯幫助，國民黨如能在1950年7月中旬以前，對裝備、防空雷達網、反潛力量等弱點獲得補救，確保台灣亦無問題。由諸多國民黨黨政軍元老組成的戰略顧問委員會認為，國民黨如要反攻大陸，必須爭取有利時機，並需有兵力優勢，“至少需要增加20到30個步兵軍，始能獲得局部優勢，然兵員財力兩感困難”。細察國民黨上述反攻計劃，重點在“守”台灣。中共察覺1950年1月杜魯門聲明有放棄遠東之意，趁機加速實施“解放台灣”戰略。5月，中共解放了海南島、舟山群島和閩南的東山島等沿海591

島嶼，對台、澎虎視眈眈。蔣介石決心集中全力守衛台澎，“以確保‘國家’微弱之命根”。為解決兵力不足問題，蔣大張旗鼓宣稱“反攻”，通過軍事滲透，設法引發大陸大規模的反共游擊戰，鼓勵游擊戰士大量滲入大陸。為解決反攻武器裝備不足問題，蔣希冀美國援助，提出惟有確保台灣，“反攻大陸”，始能牽制中國大陸，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蔓延。但美國並未積極響應，國會未能為國民黨“反攻大陸”通過物質和道義上的援助方案。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成為蔣介石確保台灣與實施“反攻大陸”之契機。台灣當局駐美“大使”顧維鈞將其等同於珍珠港事件，力促美國改變對台政策。美國也認為，朝鮮戰爭乃蘇聯可能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先聲，故重新審視遠東戰略，決定派出以其為首的聯合國軍隊，援韓作戰。美國還擔憂台海爆發戰爭，影響其全球戰略。6月27日，杜魯門發表“台灣中立化宣言”（即第二次杜魯門聲明），“我向第七艦隊下令阻止一切對台灣的攻擊。我亦向台灣的‘中國’政府呼籲，停止所有對中國本土的海空作戰行動。”杜魯門之意乃把台灣處於“冷藏”（coldstorage）狀態。他在8月31日的講話中稱，韓戰結束後，第七艦隊沒有理由繼續停留在台灣海峽。即使面對共和黨人要求美國“保護台灣”———如果必要的話動用武力，杜魯門表示，美國政府將不追求可能導致捲入中國內部衝突的行動。換言之，杜魯門聲明有意避免背負“干涉內政”的惡名，其實質是表明“台灣地位未定”，未將台灣納入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但為此後的政策轉變留有餘地。杜魯門聲明給國共兩黨帶來了很大影響。蔣介石見到該聲明，頗感沮喪，認為美國無視台灣“主權地位”，使其不能進攻大陸，“視我一如殖民地位不若”。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台“駐美大使”蔣廷黻堅持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將用於“反攻大陸”。事實而論，杜魯門聲明拯救了正處於危機中的蔣介石，也限制蔣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美國反復強調國民黨不宜提“反攻大陸”，“暫不襲擊大陸”，如派遣襲擊，則似宜限於少數精銳部隊，並要事先徵詢麥克阿瑟的意見。蔣對此頗感不悅，又不得不順從美方之意，決定停止海空軍對大陸的攻擊行為。美國政府對蔣雖持消極態度，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卻甚支持，給蔣注入了確保台灣與“反攻大陸”的強心劑。1950年8月1日，麥克阿瑟在未事先告知美國政府的前提下訪台，他告誡蔣，“任何一個敵對的攻擊都是非常愚蠢的，在我看來，幾乎是沒有機會成功的”。不過，蔣卻能察覺麥克阿瑟或會有意變更杜魯門聲明，不限制對大陸的攻擊，他宣佈，他和麥克阿瑟將軍將建立一個美台“軍事合作”與“共同防衛”的基礎。很快，美軍噴氣式飛機進駐新竹機場，麥克阿瑟總部派其聯絡組人員到台灣。蔣介石獲得美國部分軍援後，重新展現出積極的軍事態勢，不但決定固守與廈門毗鄰的金門，而且準備進佔此前失去的浙東部分島嶼。蔣介石準備實施“反攻大陸”尚有另一個利好消息，即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暫時弱化了“解放台灣”的準備。杜魯門聲明出台時，中共強烈抗議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並未被其所縛。譬如，1950年7月1日，人民解放軍海陸軍協同一舉解放30多個沿海島嶼，擊斃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齊志鴻。4日，珠江口外島全部解放。20日，陳毅宣佈解放軍三野已被指派解放台灣，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中共儘管尚未為進攻台灣設置具體日期，但所有報告顯示，一直在準備進攻國民黨控制的台灣。台灣方面也稱，自杜魯門6月27日聲明後，中共增加了雙倍的潛在軍事力量。然而，中共畢竟不能無視美國重返台海的客觀事實，面對朝鮮戰場的態勢，戰略重點逐漸轉移至保衛東北安全。蔣介石察覺中共受朝鮮戰局之影響，“其運輸船艦尚未向南大量移動”。8月11日，中共中央致電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決定1951年不進攻台灣。由於中共“解放台灣”戰略受杜魯門聲明與朝鮮局勢的影響，國民黨對未來前途逐漸樂觀，“中691

共本年攻擊台灣的威脅愈來愈小”，可以等待“反攻大陸”的時機。1950年10月7日，陳誠在“立法院”報告，1951年兩大中心任務是建設台灣與“反攻大陸”，“現在大陸上游擊隊約達160萬人，應繼續加強，以作反攻時策應的力量”，“必須繼續選派忠貞幹部，潛入匪區，增建反共政權”。10月25日，蔣介石在慶祝“台灣光復節”時發表廣播談話，呼籲同胞要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鞏固台灣基地，準備“反攻大陸”，重建“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新中國”。二、爭取援韓作戰，制定具體反攻計劃當朝鮮半島在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攻擊下大部淪陷時，中共領導人慮及東北安全與地緣政治之需，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950年10月25日入朝作戰。中共軍隊介入朝鮮戰爭，暫時延緩了“解放台灣”的步伐。儘管當時有大約9萬軍隊部署在海峽對面，在上海和廣東至少還有9支其他中共軍隊，但無證據顯示中共在做進攻準備。蔣介石判斷中共捲入了朝鮮戰爭，台灣安全似已無虞，“反攻”便是當務之急，故寄望盡力爭取派兵援韓作戰，以此獲取美援，補充準備，提高“反攻大陸”的能力。蔣介石亟需讓美國認識到國民黨援韓作戰的重要性與反攻的急迫性。當志願軍入朝作戰初期接連大捷時，蔣宣稱“聯合國軍如以海空軍助我‘國軍’反攻大陸，韓戰即可轉敗為勝”。蔣說，如果美國限制國民黨軍隊反攻，“不啻保障敵人後方之安全，使得專意致力韓戰”。不過，杜魯門總統認為美國花錢保護台灣，而有義務防守台灣的國民黨軍隊卻在韓國作戰，不符合邏輯。但國民黨當局基於聯合國憲章有關集體安全的規定，要求派兵赴韓參戰，表示它遵守國際義務。蔣介石希望加速“反攻大陸”尚有另一考慮，即中共為配合入朝作戰與穩定新生政權，明瞭國內敵特氾濫的嚴峻形勢，採取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毛澤東指示“對反革命分子必須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眾多潛伏於大陸的敵特分子被捕而遭處決。蔣擔憂如長久無反攻行動，在大陸的地下滲透工作或游擊隊將會不保，故判斷“不能不提前反攻也”。在朝鮮戰爭如火如荼之際，蔣介石認為應當充分利用國際局勢，“反攻大陸之準備為第一要務”，討論“分期反攻之計劃”。何應欽談到，“在六個月內，國軍可能反攻大陸，但需充分軍火供給”。為此，台“國防部”制定了“國軍反攻作戰指導方案”，由此前的游擊戰或滲透戰修改為正規反攻登陸戰，由主力守衛台灣改為用於反攻，預定反攻登陸時間為1953年6月，兵力5個軍15個師。其要點之一是國民黨軍隊參與韓戰，反攻登陸地點由江浙閩粵沿海改至鴨綠江南岸登陸，迅即轉用兵力於東北，與中共軍隊決戰。要點之二是應獲得聯合國海空軍之充分支持。在“國軍”登陸之前，聯合國海空軍必須全力轟炸東北諸要點，摧毀西朝鮮灣的中共潛艇，以確保制海空權，聯合國還應充分供應所需物資與補給。要點之三是為實施從東北反攻，“應於長江以南沿岸及附近之島嶼舟山海南等地實施突擊，同時策動大陸游擊隊之活動。”為實施此“反攻大陸”計劃，從1951年開始，蔣手令進行為期三年的補訓計劃。每年訓練補充兵8萬至10萬名，至1954年止共計約補充兵員24萬至30萬名之總數（補足50個步兵師），訓練民防隊36萬至50萬名（三年內總數）。希望三年內能補充與中共相等的空軍兵力，補足2～3個傘兵師，補足與中共裝甲部隊相等之兵力。此外，對海軍陸戰隊、海軍艦艇、重炮兵、工兵、運輸工具、通信工具、衛生部隊（防毒設施）、禦寒被服與裝備等等皆有命令。為補充軍隊數量，蔣介石欲與美國協商解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越南禁閉之‘國軍’，運回台灣爭補”，“在韓反共之俘虜遣返台灣”，要求美國增撥20個步兵師之武器，在台聯合參謀機構之（速）組織，防衛台灣聯合作戰計劃791

（從速）製成，反攻大陸方案之研究等等。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反攻大陸”聲勢高漲。這既是響應國民黨黨內的呼聲，要求杜魯門取消他6月27日禁止國民黨採取反擊中共的聲明，請求加速進攻大陸的計劃；也與受美國軍方的重視與支持有關。麥克阿瑟認為，如予“國軍”適當支援，“反攻大陸”可獲成功，可以加速韓戰勝利。他表示，可以在西太平洋海軍的能力範圍之內，給予“國軍”關於“反攻大陸”戰略計劃上所需要的援助。麥克阿瑟相信，如果使用部分國民黨軍隊，可以“減輕我們在韓部隊所受的壓力，並減少我們萬千生命的犧牲”。蔣介石受台灣島內外之鼓舞，認為反攻時機正在成熟，遂成立反攻機構，完善反攻計劃，指示“空軍司令”周至柔，“反攻大陸”準備與執行機構擬定名為“反攻籌備處”或“反攻執行部”，並指定負責人員切實進行。儘管通過援韓作戰並在東北登陸的反攻計劃不能儘快實施，但蔣介石要求加速對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武裝滲透，進行小股部隊的襲擾，作為登陸反攻的牽制，在金門島、大陳島、台灣建立游擊指揮部或司令部。蔣提倡到達從軍年齡的青年去大陸從事地下工作，使他們滲透到大陸內部和幫助反共游擊隊。蔣還思考香港地下工作的佈置，重點是男女傭工與混入內地，並囑其子蔣經國親自負責。當中共屯兵東北且專注於朝鮮戰爭時，確為蔣介石“反攻大陸”之時機。但中共高層對蔣爭取援韓反攻的意圖，保持著高度警惕。毛澤東判斷國民黨軍隊不可能從東北反攻，因“美國並沒有準備在目前發動世界戰爭。”毛澤東亦估計美國軍方支持蔣入韓作戰與“反攻大陸”的冒險行徑，麥克阿瑟“可能在1月底宣佈終止台匪出擊大陸的限制”，要求華東軍區加強防禦準備。毛澤東樂觀地認為，國民黨軍隊雖有60萬人，能用於侵擾粵、閩、浙者至多20萬人，亦不足為患。除守衛虎門、廈門、舟山、吳淞四處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島外，其餘一切海岸線，“都不要守而要讓他進來，以利聚殲。”即使在人民解放軍的嚴防之下，蔣介石仍不惜冒險一試，以造成反攻的緊張氛圍。譬如，福建境內的匪特活動相當猖獗，台灣不斷派特務到大陸來，並空投武器、彈藥、通訊器材，支持內地的潛匪，企圖對沿海解放軍造成內外夾擊之勢。兩岸局勢驟然緊張，台灣和蔣介石再次處於國際政治的風暴中心。蔣亦忙於制定或聽取各種反攻計劃，如“三七五”計劃、“二三四”各種計劃。目前筆者尚未查到該計劃的具體內容，但據蔣的日記推斷，應與對大陸採取跳傘登陸以配合游擊戰計劃有關，“反攻以前，必須對大陸用跳傘戰分佈要轄，如有5萬至10萬人著陸則幾矣。”蔣樂觀估計：“我相信有今年一年的基礎，再加上明年一年的準備，我們一定可以光復大陸。”三、響應“解除台灣中立化”，嘗試沿海軍事反攻隨著朝鮮戰爭膠著狀態的持續，杜魯門並不願過分擴大戰局，以免蘇聯介入，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1951年11月，杜魯門宣佈免除麥克阿瑟的一切職務，任命李奇微（MatthewB.Ridgway）繼任韓境內聯合國軍最高統帥，蔣介石失去了一位“反攻大陸”的積極支持者。但1952年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後，推行“解除台灣中立化”政策，刺激蔣進一步實施“反攻大陸”計劃，嘗試沿海軍事反攻。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時，雖未允許蔣介石實施大規模反攻行動，但支持對大陸沿海的小規模襲擊，使中共難以兼顧兩頭，以適當減輕美軍在朝鮮戰場的壓力。據顧維鈞向蔣透露，“我如由沿海小島繼續作小規模之襲擊，而遭中共方追擊或反攻我所控各小島，美方可能予我協助抵阻。”艾森891

豪威爾對蔣的支持，從克拉克上將訪問蔣的談話中亦有體現。克拉克告知蔣，說艾森豪威爾認為“惟反攻事大，必須有計劃，有準備，始能精確執行”，如果“韓戰停戰談判失敗”，就會擴大戰爭，包括轟炸東北在內，“但最有效之反擊，尚係在大陸沿海登陸。”蔣表示，“一旦反攻開始，陸軍方面之人力，我方當然可以獨力擔任，美援可僅限於裝備彈藥，但對於我海空軍，應有繼續及無限制之援助”。當然，克拉克之言是否可信，仍尚需懷疑。美國外交官表示，他們將連續反對在韓國運用國民黨軍隊，美國國防部也同意這一觀點。艾森豪威爾的確給蔣“反攻大陸”提供了信心。蔣預定1953年春實施正式反攻，“開闢第二戰場，使中共面臨三面作戰”。1952年10月，國民黨在台北召開“七全大會”，正式將“反攻大陸”確定為台灣當局的基本“國策”。在蔣介石66歲生日前夕，國民黨發表宣言，呼籲超過一千萬的海外中國人，形成組織，支持國民黨的“反共抗俄”立場。在“反攻”“國策”的指引下，10月，國民黨軍6,000人侵犯福建沿海南日島，人民解放軍守島部隊英勇抵抗，但寡不敵眾，後續部隊增援兩個營，因指揮不當，遭受嚴重傷亡，全島一度被國民黨軍佔領。經過“反攻”嘗到甜頭的蔣介石，再次集中考慮反攻計劃，包括兵力的使用、美援的運用以及“中”美安全互助，等等。就游擊戰“反攻”而言，1952年度可謂“戰果輝煌”，從1月1日至10月15日的2,165次軍事行動中，中共部隊傷亡41,727人，被俘3,025人，在此期間，游擊隊攻擊和短暫佔領大陸21個城鎮、350個村莊和9個沿海島嶼。截止1952年底，至少在大陸東南地區牽制20萬名中共部隊。上述數據或為起到宣傳效果而誇大，但台灣當局的游擊滲透作戰及小規模“反攻”讓中共不敢掉以輕心。針對國民黨軍隊的“反攻”圖謀，毛澤東作了相應部署，指示華東局、華東軍區、福建省委、福建軍區，並告中南軍區，要求加強防備，粉碎國民黨軍對福建沿海的進攻。對於國民黨向大陸空投武裝特務的情況，毛澤東指示公安部長羅瑞卿，“可能空降特務的山區，設立武裝便衣偵察據點，專門對付敵人空降特務，沒有事生產和學習，有事報信捉特務”。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爾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出台“解除台灣中立化“政策，縱容國民黨軍隊對大陸的主動攻擊行為。蔣介石認為這一講話為“自二戰結束以來第一束人類的希望光芒”。2月2日，艾森豪威爾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將命令第七艦隊對於中國大陸中止其遮掩之責，雖然他表示“此項命令並不隱含美國對任何方面具有侵略企圖”，蔣解讀為“對大陸沿海則任由國軍行動不再掩護其共匪之意”，稱讚這個決定是明智的、道德的，國民黨將不會尋求任何外國地面部隊援助以光復大陸，他親擬響應“解除台灣中立化”宣言，表示“決不要求美國陸軍在大陸助戰一段非鄭重聲明不可”。蔣的言下之意是，“反攻大陸”是“中國內政”，並不要求美國軍隊直接參與，讓美國放心不會被捲入國共內戰之中。艾森豪威爾政策給蔣介石很大鼓舞，蔣命“國防部”再次修正反攻作戰方案，即“國軍主力主動反擊大陸案”、“以一部分參與韓戰，主力相機反攻大陸案”、“主力參與韓戰爾後專用兵力於東北以行反攻案”。“國防部”認為第三個方案成功率最大，但先決條件是“參與韓戰”，還必須獲得聯合國的諒解與支持，需要聯合國空軍全力轟炸東北戰略要點及交通樞紐，確保戰場之制海制空權。就事實而論，蔣介石的上述計劃均難以實施。美國表示，只能給台灣提供一定的軍援與經援，但不能提供任何陸軍在大陸助戰，蔣只能依靠台灣當局自身力量“反攻”，困難重重。一是人民解放軍加強沿海防衛，有效遏制了國民黨軍的侵擾式反攻，這種侵擾式反攻並無助於大局之改變。二是美國不允許國民黨軍隊參與韓戰，基本喪失從東北反攻的可能性，杜絕了美軍直接介入“反攻”991

的可能性。三是國民黨軍與中共軍隊相較而言，自身實力難以達到規模性的反攻水準。故而，蔣介石只得等待國際局勢變化與大陸“內亂”。如蔣所言，“應配合世界大勢，當待第三次大戰發動時反攻大陸”，“只要我能自力更生，實力自強時，不患共匪內訌之不至，亦不患世界大戰之不來，即使延遲十年之久，亦不致過晚，應忍辱耐苦，沉機應變。”艾森豪威爾在冷戰背景下，並未改變以歐洲作為整個戰略的重心，謀求在朝鮮停戰，不願支持蔣實施“反攻大陸”。1953年5月24日，台“國防部”再次調整反攻計劃，反攻時期預定為1957年夏（如能增加訓儲後備兵員人數，亦可提前於1956年夏季開始反攻），反攻地點由從東北進入轉向華東南地區。“第一期，攻略華南要城（六個月至一年）。第二期，勘定揚子江以南地域，同時攻略上海海口（六個月至一年）。第三期，勘定全國（二年至三年）。”蔣介石很快認識到，“今後反共復國不能再寄望於美援或第三次大戰，而全在於自立與注力於俄共內變。”隨著《朝鮮停戰協定》的到來，國民黨發動了最大的一次軍事反攻，以造聲勢。1953年7月16日，駐守金門的國民黨軍1.3萬人由胡璉帶領，在海、空軍協動下，對距離金門80海里的福建東山島發動進攻。蔣把剛從美國顧問訓練的空降部隊首次用上了，高調宣稱這是“反攻大陸”的前奏，但很快遭到了失敗，大規模軍事“反攻大陸”破產，被迫回歸潛伏與游擊滲透的“反攻”模式。與此同時，中共加強軍事防禦準備，持續打擊國民黨特務在大陸的潛伏與滲透，有效瓦解國民黨的反攻計劃。據1953年8月6日台灣當局“保密局”報告，“半年來大陸的情報工作比以前困難，且華北重要地點如平津、石家莊等電台皆已被匪破獲矣，犧牲幹部亦不少也。”中共也加緊了海軍建設，重視海防。毛澤東指出，為了在適當時機收復台灣，“有計劃地逐步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為圍堵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當局於1954年12月簽訂《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在武力上協防台灣，明確協防範圍並未包括金門、馬祖等外島，以造成國共兩黨戰爭狀態的“隔離”。此條約使美國捲入中國內戰的可能性最小化，中共很難繼續實施“解放台灣”戰略，蔣介石亦不能任意“反攻大陸”。結　論由上所述可知，1950年代初期蔣介石“反攻大陸”與國際局勢、美國政策、中共的應對等密切相關，也是冷戰背景下各種力量縱橫捭闔的場景。朝鮮戰爭發生，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但美國力避捲入與中共直接衝突，並不支持蔣實施大規模軍事反攻。當中共採取“解放台灣”的戰略時，蔣介石極力突破杜魯門聲明，制定反攻計劃，向大陸實施滲透，採取小規模游擊戰，獲取美國軍援，進而保衛台、澎。當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後，蔣介石修改“反攻計劃”，寄望派兵援韓與從東北“反攻”，試圖將正規軍事反攻與滲透戰相結合。艾森豪威爾任美國總統時，推行“解除台灣中立化“政策，蔣再次修正“反攻”作戰方案，進行了一些侵擾式反攻。朝鮮停戰後不久，美台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暫時偃旗息鼓。蔣介石在敗退台灣初期尚難自保、“外交”環境極為不利的情況下，借助朝鮮戰爭的機會，通過“反攻大陸”的計劃與實施，爭取美國援助，獲得了台灣的安全保障，還向外宣示“中華民國”在台灣存在的“合法性”，可謂一箭雙雕，體現了蔣善於利用國際大勢為己所用的一貫特點。只是，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計劃重於實施，宣傳重於實效，“反攻大陸”成為蔣退台後實施“緊急狀態戡亂條例”的依據，也為在台灣實施威權政治提供了充分的籍口。002

①如中國大陸沈志華、熊志勇、牛軍、趙學功、章百家、齊德學等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台灣學者劉維開的《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應因》（台灣台北縣：《輔仁歷史學報》，第21期，2008年7月）全面探討了蔣介石希望派兵加入韓戰的思考。美國的代表性成果如：O.EdmundClubb,FormosaandtheOffshoreIslandsinAmericanPolicy,1950⁃1955,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74,No.4(Dec.,1959);LeonardH.D.Gordon,UnitedStatesOppositiontoUseofForceintheTaiwanStrait,1954⁃1962,TheJournalofAmericanHis⁃tory,Vol.72,No.3(Dec.,1985)。②大陸的代表性成果有：牛勇：《栓緊韁繩與反攻大陸：肯尼迪與蔣介石的戰略之爭》，北京：《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蔣介石反攻大陸》，福建廈門：《台灣研究集刊》，1997年第2期；劉子奎：《肯尼迪政府與蔣介石“反攻大陸”》，北京：《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1期；李健：《反攻大陸密謀透析》，北京：華文出版社，1996年；霍燁：《國民黨反攻大陸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美國的代表性成果有：JeanS.Kang，MaintainingtheStatusQuo:U.S.ResponsetoChineseNationalistMainlandRecoveryEf⁃forts,1961⁃1963,TheJournalofAmerican⁃EastAsianRelations,Vol.15,SpecialVolume⁃ColdWarAcrossthePacific(2008).③楊晨光：《台海熱戰：1949⁃1965———未完成的國共內戰》，台北：中興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陳鴻獻：《反攻三部曲：1950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另外，張淑雅亦有相關研究成果，大多探討美國的對台政策，如《美國對台政策轉變的考察，1950年12月⁃1951年1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1950年代美國對台決策模式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年6月）等。④RobertW.Sellenll,ChiangKai⁃Shek:AStudyinPo⁃liticalPersonality,Politico,Vol.39,No.3(Sept.1974).⑤1949年6月26日，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東南區軍事會議總理紀念周發表《本黨革命的經過與失敗的因果關係》講話，提出了“反攻”口號。陳誠於9月12日表示利用金門等重要島嶼，“作爾後反攻大陸的橋樑”，他離開廈門時稱，以台灣作為“反攻大陸”及復興的基地。“固守金門作爾後反攻大陸的橋樑———於金門對各部隊團長以上幹部講”，陳誠“副總統”文物，言論第21集（1949年1月～12月），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2⁃00021⁃040。⑥《蔣介石日記》，1950年3月18日上星期反省錄，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藏（下同）。⑦《行政院呈“領導機構應如何確定”及“反攻大陸革命建設大綱草案”》，蔣中正“總統”文物，各方建議（二）19491222⁃19500206，台北：“國史館”藏（下同），典藏號002⁃080101⁃00025⁃007。⑧戴爾濟主編，福建省新四軍研究會編：《葉飛紀念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86、183頁。⑨NewYorkTimes,Mar.3,1950;Sept.3,1950;Aug.27,1950;Jun.28,1950;Aug.1,1950;Jul.20,1950;Jul.30,1950;Aug.2,1950;Nov.13,1950;Dec.25,1950;Jan.6,1951;Sept.9,1952;Oct.31,1952;Dec.30,1952;Dec.7,1952;Jan.25,1953.⑩《蔣介石日記》，1950年3月7日、15日；1950年4月30日；1950年6月28日；1950年8月1日；1950年8月4日；1950年2月23日；1950年1月1日、5日；1950年3月20日、21日；1951年7月25日；1951年10月24日；1952年12月9日、10日、11日、16日；1953年1月31日；1953年2月3日；1953年5月3日；1953年7月7日；1953年8月6日。《反攻大陸計劃要點及我軍戰況》，蔣中正“總統”文物，作戰計劃及設防（二），典藏號002⁃080102⁃00008⁃003。《戰略顧問委員會呈反攻大陸之建議》，蔣中正“總統”文物，中央軍事報告及建議（六），典藏號002⁃080102⁃00049⁃001。《關於現反攻軍事準備與反攻登陸作戰等口頭報告擇要及對反攻大陸之意見》，蔣中正“總統”文物，中央軍事報告及建議（六），典藏號002⁃080102⁃00049⁃004。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5月9102

日；1950年8月12日；1950年10月7日；1950年12月9日；1951年1月19日；1951年5月6日；1951年6月19日；1951年12月29日。《毛邦初李維果電蔣中正等中美關係情報》，蔣中正“總統”文物，對美關係（六），典藏號002⁃090103⁃00007⁃026。戴天昭：《台灣國際政治史》，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第370頁。O.EdmundClubb,FormosaandtheOffshoreIslandsinAmericanPolicy,1950⁃1955.《毛邦初俞國華電》（1950年6月30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防情報及宣傳（四），典藏號002⁃080106⁃00011⁃008。《蔣介石日記》，1950年7月15日，上星期反省錄。李顯榮：《炮擊金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頁。李勇、張仲田：《蔣介石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第403～404頁。《魏道明函蔣中正美國輿情之分析及對台海軍事形勢之建議》，蔣中正“總統”文物，對美國外交（八），典藏號002⁃080106⁃00030⁃008。林正義（Cheng⁃YiLin）：《韓戰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台北：《美國研究》，第19卷第4期（1989年12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51年1月⁃12月）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6頁；第26頁；第25頁。《國防部呈蔣中正國軍反攻作戰指導方案》，蔣中正“總統”文物，作戰計劃及設防（二），典藏號002⁃080102⁃00008⁃008。《抄錄總統手令國軍三年補訓計劃反攻大陸目的及與美國協商問題解決韓戰意見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防設施計劃（四），典藏號002⁃080102⁃00006⁃003。《抄錄總統手令：與美國急欲協商解決之問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防設施計劃（四），典藏號002⁃080102⁃00006⁃003。《蔣中正指示周至柔呈擬反攻大陸準備與執行機構名稱及組織內容》，蔣中正“總統”文物，籌筆—戡亂時期（十六），典藏號002⁃010400⁃0001600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5～136頁；第251頁注釋1；第250～251頁；第314頁。《葉飛傳1914⁃1999》（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40頁。《顧維鈞電蔣中正海軍總司令馬紀壯訪美洽談助國軍反攻大陸軍事協助及美國會對中國所持態度》，蔣中正“總統”文物，對美國外交（十一），典藏號002⁃080106⁃00033⁃016。《蔣中正接見美國華美協進社理事長克拉克上將針對美援台灣與反攻大陸作戰準備計劃等會談記錄》，蔣中正“總統”文物，對美國外交（十一），典藏號002⁃080106⁃00033⁃007。《抄錄總統手令：反攻大陸之目的》（1952），蔣中正“總統”文物，國防設施計劃（四），典藏號002⁃080102⁃00006⁃003。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620頁。《美艾森豪威爾總統對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命第七艦隊對中國大陸中止其遮掩之責並繼續防止中共攻擊台灣及澎湖等行動中英譯文》，蔣中正“總統”文物，對美國外交（十一），典藏號002⁃080106⁃00033⁃020。《國軍反攻作戰指導方案立案之研究》（1953年1月），蔣中正“總統”文物，作戰計劃及設防（二），典藏號002⁃080102⁃00008⁃008。《中國國軍反攻大陸作戰準備計劃概要———兵員與裝備部分》（1953年5月24日），蔣中正“總統”文物，作戰計劃及設防（二），典藏號002⁃080102⁃00008⁃008。作者簡介：劉大禹，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江蘇無錫　214122［責任編輯　陳志雄］202

ABSTRACTSOn"LiteraryTheory"GaoJianping(005)……………………………………………………………………………………Abstract:Literarytheoryisbothanancientknowledgeaswellasamodernacademicdiscipline.FivetypesofsourceshavecontributedtotheformationofliterarytheoryinChinasince1949:literarytheoryinCommunistzonesbetween1927and1949,Russian-Sovietliterarytheory,ClassicalChineseliterarytheory,Westernliterarytheory,andModernChineseliterarytheoryfromtheMayFourthMovementto1949.Regardingthenatureofliterature,variousdiscussionshavefocusedonitsideological,socialandculturalattributes,aswellasitsproductiveness.Asforliterarytheory,thereisthenormative⁃descrip⁃tivedichotomyaswellastherelationshipbetweenliterarytheoryandliteraturecreation,literarycriticismandthewritingofliteraryhistory.Attheendofthepresentessay,Iarguethatweshouldattendtothedemandsofthedevelopmentofcontem⁃poraryliteratureandculture.Threekeywordscanbeusedtoillustratesuchanattitude:the"principleoftaking","testbypractice",and"self⁃dependentinnovation".Basedonthepracticeofcontemporarytimes,weaspiretotheconstructionofaliterarytheorythatisbothmodernandChinese.Keywords:Literarytheory;ideology;productiveness;self⁃dependentinnovationHistoricalChangesandReflectionsoftheMacaoGamingConcessionSystemWangChangbin(026)……………………Abstract:TheessenceoftheMacaogamingconcessionsystem,whichoriginatedfromthesecondhalfofthe19thcenturyisexclusiveness.AlthoughtheMacaoSARgovernmentincreasedthenumberofconcessionairestothreein2001,theexclusivenatureofthegamingconcessionsystemhasnotchanged.Theconcessionsystemthathaslastedfornearly170yearsshowsalackofflexibilitywhenencounteringincreasinglyfiercecompetitionfromneighboringjurisdictionsthathavealsolegalizedgaming.Inordertocontinuetheprosperityofthegamingindustry,Macaoshouldconsideradoptingalicensesystemthatdoesnotlimitthenumberofgamingcompaniesorcasinos,oradoptmoreflexibleregulationsintermsofthenumberofconcessionaires,theconcessionperiod,therequirementofopenbiddingandgamingtaxes.Keywords:Gambling;legalhistoryofMacaogaming;re⁃grantofconcession;gaminglicense"HongKong+Shenzhen"undertheFrameworkof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　ZhangYuge(036)…………………………………………………………………………………………………………Abstract:"HongKong+Shenzhen"isasummar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HongKongandShenzhen,whichimplicatesinnovationconcepts,connotationsandvastspace.Theinsidelogicalrelationshipofcitydevelopmenthistoryandtheinterac⁃tionofeconomicsempowers"HongKong+Shenzhen"asahighlyconverging,coordinatingandstimulatingmultiplier.Thus,"HongKong+Shenzhen"drivestheconstructionof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TheOut⁃lineDevelopmentPlanof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proposesthespatiallayoutof"ThreePoles"and"FourCentralCities",whichspecifiesthecharacterofthemulti⁃centerof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Comparedwiththeothertwopoles,"HongKong+Shenzhen"playsamoreimportantrole.Therefore,fullyexploringandreleasingthepowerof"HongKong+Shenzhen"isthekeyto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Keywords: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HongKong+Shenzhen";nationalstrategy;deepcooperationTheFunctionofMacaoasaPlatformintheDevelopmentofEconomicandTradeRelationsbetweenChina　andPortuguese⁃SpeakingCountriesZhongYi(049)………………………………………………………………………Abstract:EconomicandtraderelationsbetweenChinaandPortuguese⁃speakingcountriesarecurrentlyatahistoricalhigh,thoughobstaclesalsoexist.Duringthedifferentstagesofthedevelopmentofbilateralrelations,Macaohasplayedanimpor⁃tantanduniquerole.TheChinesecentralgovernmenthasalsorenderedgreatsupporttothe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incontinuingtoperformsucharole.Intheerawhere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BayAreaisbeingcon⁃302

structed,the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mustcombineitsadvantagessuchasgeographicalpositionintheregion,businessenvironment,informationandculturalintegrationtolayastrongfoundationfortheconstructionofaneconomicandtradeserviceplatform,afinancialserviceplatformandculturalexchangeplatform,sothatbilateraleconomicandtraderela⁃tionscanbepositivelydeveloped.Keywords:Portuguese⁃speakingcountries;TheMacaoplatform;economicandtraderelationsExaminationoftheSpreadandReplacementofLibai(禮拜)andXingqi(星期)LiuMan(055)…………………………Abstract:Thisarticleexaminesthespread,andpartialreplacementofxingqi(星期)andlibai(禮拜).ItclaimsthattheoriginofthesewordsrepresentingweekandthedaysoftheweekinChinese,differfromotherChinesesynonyms.Toelaborate,li⁃baiwascreatedbytheSpanishCatholicmissionariesinthePhilippinesinthelateMingDynastyandlaterintroducedtotheChinesemainland;whereasxingqiwascoinedbytheChineseattheendofthe19thcentury.WiththespreadoftheweeklyvacationsysteminChinaattheendoftheQingDynasty,bothofthesetermsenteredtheChinesecommonlanguageandcompetedafterthe20thcentury.Intheend,xingqireplacedlibaiinwrittenformandcommonlanguage.Duetothediffer⁃encesinthegenreofthetwo,thetimeofreplacementdifferswithinvariousmediaforms.Themainreasonforreplacingli⁃baiwasbecauseofitsreligioustoneandforeignorigin.Afteritswidespreaduse,itcausedChineseintellectualstofeelaheavypsychologicaldiscomforttotheirnationalisticideals.Keywords:Libai(禮拜);xingqi(星期);spread;replacementExpositoryAdverbsYingshi（硬是）,Lengshi（愣是）andShengshi（生是）ZhangLu&ChenYuan(064)……………Abstract:Basedoncorpus,thispapermakesafunctionalandsemanticanalysisoftheexpositoryadverbsyingshi(硬是),lengshi(愣是)andshengshi(生是),andinvestigatesthetypicalsyntacticfunctionsofthethreeadverbsandtherulesoftheirco⁃occurrenceandcombinationwithothercomponents.Thethreeadverbsexhibitconsistencycharacteristicsinthepragmaticfunction,whichisnotonlyafocusinformationmarker,butalsoacounter⁃expectationinformationmarker,andsimultaneous⁃lyexpresstheobjectivemodalityandsubjectivemodality.Intermsofsemanticexpression,therearedifferencesamongthethree,althoughallthreehavethesamesemanticfeaturessuchas〔+subjectivewill〕〔+persistence〕〔+counter⁃expecta⁃tion〕〔+accident〕,butyingshihastheuniquesemanticfeaturesof〔+tough〕,lengshiwith〔+bedumbstruck〕andshengshiwith〔+bealivedamaged〕.Finally,thispaperanalyzesthesemanticbackgroundsofthethree,andfindsthattherearefourusagecasesofsemanticbackgrounds.Keywords:Expositoryadverbs;focusmarker;counter⁃expectationmarker;modalityfunction;semanticfeature;semanticbackgroundOntheCantoneseVocabularyRecordedintheFirstPortuguese⁃ChineseDictionaryTaoYuanke(077)……………………Abstract:ThefirstPortuguese⁃ChineseDictionarywascompiledfrom1583to1588byMicheleRuggieriandMatteoRicci,wholearntChineseintheareasoftheCantoneseincluding,Macao,GuangzhouandZhaoqing.Whentheywerecompilingthedictionary,theywerestilllearnersoftheChineselanguage'atthestageofgettingfamiliarwithChinesevocabulary,en⁃largingitsamountandapplyingnewsentencepatterns'.ThethirdcolumnofthedictionaryiswritteninChinese,mostofwhichwashand⁃writtenbyaChinesenative.SincethecompilerslearntChineseintheregionofCantoneseandcooperatedwithChinesenativestocompletetheChinesepartofthedictionary,thePortuguese⁃ChineseDictionarycompiledbythefo⁃reignmissionariesnaturallymingledstandardChinesevocabularywithCantonesevocabulary,whichpreservessomerelicsofdailyCantonesevocabularyofthe16thcentury.AlthoughtheexamplescitedinthepapermaynotbelongspecificallytotheCantonese,theyareobviouslydifferentfromthenortherndialectrepresentedbyPutonghua,butarestillactiveandusedinCantonesetoday.WithacomparativeanalysisontheCantonesevocabularypickedupfromthedictionary,theauthorhopesthatitwillhelppeopletodaycognizethefactsabouttheCantonesevocabularyandChineselanguagesystemwhichthemis⁃sionariesengagedwithandacceptedatthattime.402

Keywords:Portuguese⁃ChineseDictionary;Cantonese;vocabulary;MissionaryOutlineStudyonMatteoRicci'sContributiontoChineseLinguisticsZhangXiping&YangShaofang(082)……………Abstract:AsthemostrepresentativefigureofJesuitChristianityinChina,MatteoRicci'semphasisontheChineselanguageandcharacterwaspioneeringamongmissionariesatthattime.Thispaperattemptstosortouttheimportantlanguagedocu⁃mentsfromRicci'sChineseacquisitionfromtheperspectiveofphonetics,vocabularyandChineselearningmethodology,andalsodiscussesindetailRicci'sunderstandingandcreativeapplicationofChinese,inordertodiscoverRicci'scontribu⁃tiontothemodernChinesephoneticnotationsystem,Chineseloanwords,andhistoryofChineseeducation.ThispaperalsoattemptstorevealthetruepictureoftheencounterbetweenChineseandwesternculturesfromtheperspectiveoflinguistics.Keywords:MatteoRicci;phoneticnotationsystem;XiZiQiJi;vocabulary;ChineseacquisitionAPreliminaryStudyontheIntroductionofWesternMeteorologicalKnowledgebytheMissionariesduringtheMing⁃Qing　TransitionalPeriodWangHao(097)………………………………………………………………………………………Abstract:InthelateMingandEarlyQingdynasties,muchoftheChineseCatholicliteratureofthetimeincludedwesternmeteorologicalknowledgethatwasacombinationoftheChristianfaithandAristoteliantheories.Thefour⁃elementtheoryisthebasisofthiskindofknowledge.Itisindirectcontrasttomodernmeteorologywhichbegandevelopingfromthe19thcentury,withitsepistemologicalbasisintheChristianfaithratherthanreason.ThemissionariesintroducedittoChinainor⁃dertoreplacetheChinesetraditionalideasofweatherandclimaticchangesandthusconvertedtheChinesefromtheirin⁃digenousbeliefs.Itisparadoxicalthatthemissionaries'effortsnearlyprovedtobeinvain.OnlyafewChineseliteratiwhoadoptedtheChristianfaith,alsoacceptedwesternmeteorologicalknowledgeaswell.Onthewhole,Chinesesociety'sviewonmeteorologyremainedintact.Nevertheless,thishistoricalprocessmadeitselfthepreludeofthemoderntransformationofmeteorologicalideasfortheChineseagainstthebackgroundofthelong⁃termwesternimpact.Keywords:Jesuit;meteorologicalknowledge;AristotelianABriefCommentontheChristianReligiousViewofNaturalTheisminEnglandinthe17thand18thCenturies　ZongXiaolan(105)………………………………………………………………………………………………………Abstract:AsthemainideologicalsourceoftheEnlightenment,deism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historyofWesterncul⁃ture.UnderstandingthemainideasofdeismisconducivetograspingthepositionofWesternrationalityinsocialculture.ThispaperreviewsthemainideasofdeisminChristianityinEnglandinthe17thand18thcenturies.NaturaltheistsnotonlyadvocatetherationalityofChristianity,butalsoholdanegativeattitudetowardstheclassicBibleofChristianityandthemi⁃raclesrecordedtherein,andholdthatmoralityistheprimarymeaningofreligion.Atthesametime,thispaperanalysestheinfluenceofdeismintheworldanditsinfluenceonthedevelopmentoflatergenerations.Keywords:Deism;rational;Christianity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EditologyResearchinCollegeJournalsin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fromthePast40YearsDuMin(113)……………………………………………………………………………………Abstract:ThestudyofEditologyofcollegejournalsin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isabranchofnativescienceinChina.Overthepast40years,ithasexperiencedthegrowthperiodfrom1978to1988,thedevelopmentperiodfrom1988to1998,thetransformationperiodfrom1999to2008,andthenewexplorationperiodfrom2009⁃2018.Theresearchoneditorialsci⁃enceofcollegejournalsin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aschangedhistoricallyintermsofresearchgroups,content,aca⁃demicvaluesandsocialeffects.Ithasshapedthespecificityofthestudies,theinfluenceoftheacademicvaluesandthere⁃markablesocialeffects.Keywords:Editology;collegejournalsin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All⁃ChinaSocietyCollegeJournalsin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Editors'subjectivity;editingregulation502

TheResponsibilityandFunctionofEditorsintheAnonymousPeerReviewInstitution　GaoChaoqun&WangJiaona(125)………………………………………………………………………………………Abstract:Theimplementationoftheanonymouspeerreviewinstitutionhasreplacedthepreviousreviewmodeinwhichtheeditorialofficeindependentlydecidedthefateofacademicpapersandchangedtheroleofeditorstoalargeextent,thustrig⁃geringadiscussionontheeditors'responsibilityandfunction.Theanonymouspeerreviewinstitutionischaracterizedbyprofessionalismandimpartiality,butinpractice,therearesomeproblemsthatcannotbesolvedbythesystemitself,soithasalsobeenquestionedbyscholarsandeditorialoffices.Therefore,theanonymouspeerreviewshouldbeembeddedintothereviewprocessoftheeditorialoffice,givingfullplaytothedueroleofeditorsinthereviewprocess,andrealizingtheeffec⁃tivecomplementaritybetweenanonymouspeerreviewandeditorreview.Keywords:Anonymouspeerreview;roleofeditors;editors'subjectivityWhereandWhendidModernRussianLiteratureOriginate?AStudyoftheEpistolaryNovelsandTravelNovelsin　18thCenturyRussiaLinJinghua(137)……………………………………………………………………………………Abstract:TheoriginandgrowthofmodernRussianliteraturedidnotoccursuddenly,butthroughahistoricalprocess.WithintheRussianempire,RussiantranslationsofEuropeanpopularliteratureexpandedfrom1742or20yearsafterthedeathofPeterIwhoopenedupRussiatoEurope.ThesecularizationofliteratureheldanoverwhelmingsuperioritywithintheRussianempire,eventhoughtheliteraturethatadvocatedhumanismwasregardedasvulgarunderRussiancensorship.RussiantranslatorsandwritersforgedRussianepistolarynovelsandtravelnovelsundertheinfluenceoftheEuropeanlitera⁃tureofEnlightenmentandSentimentalismfrom1770onwards.Moreover,pulpfictionbecamepopularliteraturebecauseofitsabilitytoadapttofasturbanizationandcitizenexpansionintheRussianempireinthelaterpartofthe18thcenturyandearly19thcentury.Keywords:RussiantranslationofEuropeanliterature;Russianpulpliterature;epistolarynovels;travelnovelsMargaretFullerin1844:"FromtheTranscendentalEgotoPublicConscience"YangJing(152)…………………………Abstract:1844wasaveryspecialyearforMargaretFuller.ShewaspleasedtocompleteSummerontheLakesandWomenintheNineteenthCenturywithintheyear,butshealsofeltsadbecauseoftheshutdownofTheDialandherConversationinBoston.Theruthlessrealityobligedhertoreflectonthelimitationsoftranscendentalism.SheacceptedanofferfromtheNewYorkTribunetobeajournalistandliteraryeditor.Withadifferentstyleoftheself⁃centeredConcordianwriters,Fullershiftedherattentiontosocialproblems,andrealizedthechange"fromthetranscendentalegotopublicconscience".ItisnoteworthythatherdeparturefromBostontoNewYorknotonlysymbolizedaturningpointinherpersonallife,butalsosignaledtheturningpointoftheTranscendentalismMovement.ItindicatedthatintheantebellumNewEngland,astheanti⁃slaverymovementbecamethemaincurrentinsociety,thetwoschoolswithintheTranscendentalists⁃theliteraryoneledbyEmersonandThoreau,andthesocialonerepresentedbyRipleyandBrownson⁃nowgrewintoaconfluence,andthusthetranscendentalismhasturned"fromthetimeofitsinitialcoalescencetoanidentifiedmovement."Keywords:MargaretFuller;transcendentalism;ego;publicconscienceIllness，BlasphemyandTrinity:AnAnalysisofPoemVIIIofTheKeeperofSheepbyPessoa⁃Caeiro　MinXuefei(165)…………………………………………………………………………………………………………Abstract:HeteronymsandpaganismarethetwointegrativeessentialsthatthePortuguesepoetFernandoPessoacreatedandimprovedallthroughhislife.Byfocusingonthesetwoessentials,thisarticleattemptstomakeananalysisfromthreeas⁃pects:Onthebasisofthesimilitudebetweenindividual"disease"andcollective"disease",thepoethasconstructedaniso⁃morphicrelationshipbetweenthelineageofheteronymsattheindividuallevelandhispaganismatthesocial⁃collectivelevel.WithCaeiroremainingasthecenterinboththelineageofheteronymsandthisnewpaganism,thepoemsintheKeeperoftheSheepseriesactuallyembodyanactofreturningtonature,anabsoluteobjectivityandblasphemy,whichhaslaidthe602

foundationfora"reconstructionofpaganism".ByinterpretingtheeighthpoemoftheKeeperoftheSheepseries,itcanbedemonstratedhowPessoa⁃CaeirohasbuiltupanewtypeofpaganTrinity,soastofulfillthe"reconstructionofPaganism"byprovidinganewpossibilityforthe"health"ofmodernsociety.Keywords:Heteronyms;paganism;blasphemy;absoluteobjectivityPlaguein1895andtheDevelopmentofthePublicHealthSysteminMacaoWongNganHong(174)……………………Abstract:Publichealthisanimportantgovernmentpolicyanditsestablishmentandreformareoftencloselyrelatedtotheoutbreakofcommunicablediseases.DuringthelateQingDynasty,awidespreadplagueoccurredinMacaothatspreadrapid⁃lyandwidely,causedthousandsofdeathsandbroughtaseriousimpactontheeconomy.ThegovernmentofMacaoatthattimeintroducedaseriesofadministrativemeasurestotacklethisepidemic;suchmeasuresthenbecamethebeginningofMacao'spublichealthpolicy.Centeringontheplaguein1895,thisarticleexploresanddiscussestheoutbreak,spread,treat⁃mentandeliminationofplagueandhowtheepidemicpreventionmeasurespushedforwardtheestablishmentofMacao'spublichealthsystem.Keywords:Plaguepreventionandtreatment;Macaopublichealthpolicy;copingmechanismsCommentaryandStudyoftheHistoryofJapan'sInvasiontoChinainthe1920sChenTaiyong(183)…………………Abstract:OnthestudyofthehistoryofJapan'sinvasiontoChinainthe1920s,Japanesescholarshavedonealotofempiri⁃calresearch,butthescholarshaveaone⁃sidedandselectiveuseofthearchives.TheyintentionallyorunconsciouslyconcealtherealityofJapaninvadingChina.Fromtimetotime,theydistortandtamperwithhistoryunderthecoverof"empiricalre⁃search",thusformingadoubleparadigmofdefenseandavoidance.Itisstillnecessarytostudywhetherthehistoricalknow⁃ledgeandevaluationscaleconstructedbytheparadigmarerationalinhistoricalinterpretation.TheBritishandAmericanac⁃ademiccircleshavenospecialresearchonthehistoryofJapaninvadingChina.TheexistingachievementsoftheresearchobjectivearemainlybasedonthediplomaticinteractionbetweenthegreatpowersandthecoordinationbetweenJapan,theUKandtheUSonChinaissues.Themacro⁃investigationisstilltolerableandthemicro⁃empiricalisinsufficient.Becauseofalackofresearchersandhistoricalmaterials,domesticacademiccircleshavenotsystematicallyandempiricallystudiedtheoriginalarchivesoftheJapanesemilitaryandgovernment.Moreover,theyareonlyusingthehistoricalfragmentarydataoftheJapanesesideandthefragmentarycasestudyofChineseliterature,whichhascausedashortageofhistoricalmaterialsandlackofpersuasion.Keywords:1920s;Japan'spolicyofinvadingChina;micro⁃empiricalresearch;macro⁃investigation;historicalinterpretationChiangKai⁃shekandthe"CounterattackagainsttheMainland"intheEarly1950sLiuDayu(194)………………………Abstract:AfterChiangKai⁃shekretreatedtoTaiwan,hetriedto"counterattackagainstthemainland"butwaslimitedbytheUSforeignpolicyanditsownstrength.Tothisend,ChiangKai⁃shekfocusedonbreakingthroughthe"Trumanstatement",usinglurkingandguerrillawarfaretostrengthenthepenetrationofthemainland.AftertheoutbreakoftheKoreanWar,theUnitedStatessenttheSeventhFleettotheTaiwanStrait,whichrestrictedChiang's"counterattack".ChiangwaitedfortheopportunitytosendtroopstotheKoreanWarandformulatea"counterattack"plan.AfterEisenhowerbecamepresidentoftheUnitedStates,helifted"Taiwan'sneutralization"andChiang's"counterattackonthemainland"wasmoreactive.Hetookcertainmilitaryactionsthatfailed,andwasforcedtopostponethe"counterattack".ChiangKai⁃shek,through"counter⁃attackingagainstthemainland",obtainedUSaidandstabilizedtheKuomintang'sregimeinTaiwan.Sincethen,ChiangKai⁃shekusedthecontinuationofthecivilwarbetweentheKuomintangandtheCommunistPartyasanexcusetostrengthenau⁃thoritarianpoliticsinTaiwan.Keywords:ChiangKai⁃shek;Koreanwar;counterattackagainstthemainland702

徵稿啟事　　《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學院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年創刊。“人文社會科學版”為中文版，季刊，大16開本，每期208頁。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區域經濟、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等。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茲就中文來稿規範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一、本刊係學術理論性刊物，尤其歡迎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篇幅以8,000～12,000字為宜，簡體、繁體文本均可，錄入請採用Word軟件。文稿電子版請以“附件”方式發送。二、本刊注釋一律採用文末注，標號順序採用加圓圈的阿拉伯數字①②③……，並置於正文文字的右上角。具體標注格式如下：1.專著、譯著、論文集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2.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報告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地點、機構、文獻形成時間、頁碼。3.期刊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刊名、年期。4.報紙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報名、日期。5.古籍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卷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責任者、文獻題名、部類名、卷次、版本。6.檔案文獻的標注順序為：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收藏地點。7.外文文獻的標注格式原則上採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三、參考文獻置於注釋之後，按其重要性或參考的先後順序編號排列。注釋中已出現的徵引文獻，在參考文獻中不再列出。參考文獻的標注格式與注釋的格式基本相間，但不標示具體頁碼。四、來稿需提供200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3～6個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並請附上作者學術簡歷以及聯繫地址、郵政編碼、聯繫電話、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基金項目或資助項目請注明具體名稱及編號。五、本刊對擬採用稿件有酌情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時特別聲明。來稿一經刊用，即付薄酬，並贈送兩本樣刊。凡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文稿的著作權，均由澳門理工學院和作者共同享有，作者著作權使用費已在稿酬中一次性給付，本刊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所授權的相關收錄、上網、下載、轉載或收入論文集等用途，請在來稿時作特別聲明。稿件請勿一稿多投。來稿一律不退，敬請作者自留底稿。所有投稿均實行匿名審稿，如半年後未接獲採用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六、本刊倡導良好學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來稿如發生侵犯他人著作權或人身權行為，作者應負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七、歡迎光臨journal.ipm.edu.mo免費查閱本刊自創刊以來的各期電子版全文。八、本刊聯繫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報》編輯部。電話：（00853）28555467，28555937。傳真：（00853）28723786。電子郵箱：xuebao@ipm.edu.mo《澳門理工學報》編輯部2019年7月15日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