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YCMMYCYCMYK理工學報2020第一期封面-010720.pdf18/1/202020:05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名家專論·“古詩”何以成經典———中國古代文學闡釋學思考之一*李春青［提 要］ “古詩”是指產生於東漢中後期的一批難以確定作者的文人五言詩。它們既無華辭麗藻，旨趣上又乖於儒家主流意識形態，然而卻受到歷代闡釋者的稱頌與模擬，無論社會政治狀況與價值觀念如何發展，無論詩文思潮與文人審美意識如何演變，都不足以撼動“古詩”的經典地位。這是一種很獨特的文學和美學現象。“古詩”之成為經典，一方面證明了中國古代“文人趣味”中包含著一些“基本價值”，正是這些“基本價值”使得“古詩”超越時間限制，受到歷代闡釋者的推崇；另一方面這也說明“古詩”包含著某種特殊價值，具有一種富於魅力的獨特性，以至於在千百年中沒有任何其他作品可以替代它。“基本價值”使“古詩”在不同時代的讀者那裡產生普遍認同感；“特殊價值”使之在不同時代的讀者那裡都能激起新奇感。正是這種“普遍認同感”和“新奇感”的雙重作用使“古詩”成為千古絕唱。在具體歷史語境中人們對“古詩”的闡釋關涉到政治狀況、文化學術走向以及“文人身份”的形成等問題，是一種十分複雜的綜合性文化現象。［關鍵詞］ 古詩 闡釋 經典 文人趣味 文人身份［中圖分類號］ I20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05⁃19“古詩”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僅次於《詩經》，庶幾與《楚辭》不分軒輊。“詩三百”長期居於儒家經典的崇高位置，其在詩歌史上佔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自不待言；《楚辭》以其瑰麗華美的辭藻、奇特豐富的想象以及屈原超乎凡俗的人生經歷與人格魅力而獲得崇高地位亦在情理之中。然而言語修辭既樸素無華、所傳達的亦為凡夫俗子之所思所感，既沒有成聖成賢的遠大抱負，也沒有主文譎諫的政治意識，如此這般的“古詩”何以也能夠成為被歷代詩人頂禮膜拜的文學經典呢？自魏晉以後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呈現越來越講究辭采與韻律的趨勢，唐代以後格律詩終於成為主流，然而無論詩歌怎樣發展，不大講求格律、仿佛肆口而出的“古詩”卻始終受到普遍推5∗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文學闡釋學的中外話語資源、理論形態研究與文獻整理”（項目號：１９ＺＤＡ２６４）的階段性成果。
崇，其經典地位絲毫沒有動搖，這是為什麼？毫無疑問，“古詩”的經典化過程本質上是一個文學闡釋學的問題，而文學闡釋又絕非僅僅是詩文內部的事情，而是關涉到文人趣味、身份乃至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複雜因素，這些都值得深入細緻地考察與分析。①一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古詩”這個稱謂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大約產生於東漢中後期的一批無名文人所作的五言詩，二是指在這批無名文人五言詩影響下形成的一種詩歌體裁，又稱“古風”或“五古”。我們這裡所要討論的是前者。蕭統《文選》卷二十九“雜詩上”分列“古詩十九首”、“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蘇子卿詩四首”共二十六首，②這可以說是“古詩”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鍾嶸《詩品》將詩分為“上、中、下”三品，於“上品”中首列“古詩”之目，並提到“陸機所擬十四首”及“‘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③由此可知鍾嶸所見並判定為“古詩”的有五十九首。鍾嶸長蕭統三十餘歲，可以推知，蕭統所見到的古詩也不會多於鍾嶸。這就是說，在齊梁間流傳的“古詩”大約在五、六十首左右。那麼，編選者或傳承者們何以在這些詩之前冠以“古”字呢？以理推之，蓋有二焉：一者是這些詩年代久遠，多為無名詩人所作，即使冠名，也難辨其真偽，故稱“古”；二者是想以之與魏晉以下諸作相區分。如清人吳淇所云：“此以漢人選漢詩，乃於詩及樂府之上各標一‘古’字者，所以別乎建安、鄴下諸體也。”④此言在理。古詩的產生年代在學界是一個一直聚訟紛紜的話題，迄今並無定論。概括起來，爭論各方的主要觀點有三：一是東漢中後期宦遊文人作，這是當下最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觀點；⑤二是兩漢無名詩人作，鍾嶸、劉勰及近人隋樹森等人持此論；三是曹植、王粲作。⑥本文主旨是探討“古詩”的經典化過程中蘊含的中國古代文學闡釋學問題，無意於加入“猜想”古詩作者的行列之中。但由於在談論“古詩”經典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其產生年代問題，因此筆者需要對這一問題有一個明確的判斷。我同意這種觀點：“古詩”包括“古詩十九首”以及“蘇李詩”等在內的那些文人五言詩的產生年代應該在東漢中後期，即安、順至獻帝之前。其理由除了不少學者已經提出的諸如詩歌體裁演變、詩歌發展規律方面的原因之外，筆者以為，還可以從學術史、政治史以及相關的士大夫身份意識的變化等因素所構成的具體歷史語境角度來加以印證。在經學昌盛的西漢中後期與東漢前期，經學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統攝作用，凡有所言說，都不免與之同聲調。劉師培嘗謂“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⑦當主要是指西漢中後期與東漢之前期而言，因為西漢前期，即高祖及惠、文、景直至漢武繼位初期，經學尚未大興於世；而到了東漢安、順之後，經學漸漸走向玄學化、知識化道路，對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束縛已經開始松懈。劉師培以為即使子學也會受到經學影響，其實還不止於子學，就連詩歌這種獨特的書寫形式也同樣會帶上經學印記。西漢中後期至東漢前期的詩歌受《詩經》影響甚巨，形式上以四言為主，內容上則步武經學的經世致用，所表達的都是“美刺諷喻”的大道理。只是從安、順開始，以書寫個人情趣為內容的詩歌才開始出現，如張衡的《四愁詩》、酈炎的《見志詩》、秦嘉的《贈婦詩》、趙壹的《疾邪詩》等。東漢的辭賦直承前代，原本模仿的痕跡十分鮮明，其主流同樣以潤色鴻業為目的，以鋪陳揚歷為手法，諸如班固《兩都賦》、《答賓戲》，張衡的《二京賦》、《南都賦》之類無不如此。但由於屈原、賈誼為代表的楚騷傳統的影響過於強大，故而即使在東漢前期，也還有一些辭賦之作被用來表達個體情感或“體物”，如班固的《幽通賦》、傅毅的《舞賦》等等。及至安、順之後，抒寫個人情感以及描寫器物和物華的作品就大量出現了，如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馬融的《笛賦》，王6
逸的《九思》、《荔枝賦》、蔡邕的《述行》等。詩歌與辭賦創作的這種現象說明什麼？至少說明，東漢中葉之後，士人階層的精神世界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像西漢中後期、東漢前期那種以“經明行修”為指歸的人生追求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士人們的精神需要了，通經致用固然重要，而個人情趣也不容忽視，所以詩賦在主文譎諫與潤色鴻業之餘，也開始成為生命個體離愁別緒的呈現方式了。換言之，詩賦作為一種表達個人情感趣味的藝術形式，到了此時方始受到普遍認可，從而獲得合法性。顧炎武嘗謂：“東漢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⑧其實這一過程從安、順之世就開始了，只不過是在桓、靈之時才形成大的規模而已。《後漢書·儒林傳》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⑨蓋光武帝劉秀出身士人，嘗為太學諸生，深知儒學對於治理國家之重要，故於天下將定未定之時即已“汲汲然式古典，修禮樂，寬以居，仁以行，而緣飾學問以充其美”了，⑩可見其對儒家意識形態的高度重視。光武帝開創的這一傳統經明、章、和三朝的繼承與弘揚，在80餘年的時間裡，不僅經學昌盛，而且儒家倫理深入人心，成為士民日用之規範，此一時期的儒學庶幾近於“知行合一”的學問。與意識形態建設的成功有效相應，此期的政治也比較清明。安、順兩朝是轉折點。儘管博士、經生、太學生人數與日俱增，太學館舍日見增擴，但以前那種篤實的學風卻漸漸失去了。所謂“浮華”正與“篤實”學風相反，指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與繁瑣考證。可以說，學術史上的所謂“經學知識化”、“經學玄學化”趨勢在此時已經開始了。也是在這一時期，宦官、外戚把持朝政漸成為常態，像梁冀這樣驕橫跋扈的權奸已非特例。君主昏庸，朝綱紊亂，公然賣官鬻爵的現象已成風氣，所謂“政荒於上而風清於下”的奇特現象也開始形成。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士人階層與大一統政權離心離德的情緒便開始彌漫開來：“外戚、宦官走進朝堂，士大夫就必然退回田裡，這幾乎也是中國史上的一個規律……自順帝時起，當時的士大夫就相率毀裂冠帶，避禍深山。”即使沒有“避禍深山”，仍然留在官場的的士大夫，他們的精神也不再與朝廷同心同德了。這些自幼受到系統儒家經典熏陶的讀書人，看到現實中的一切都與書本上的道理剛好相悖，其政治理想與人格理想的雙重破滅是不可避免的。這些在精神上開始獨立於朝廷的士大夫除了繼續研讀經學、聚徒講論之外，詩賦的創作也逐漸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已經不再認同現實政治，他們也自然就失去了歌功頌德、潤色鴻業的興趣，也無須板起面孔講大道理，於是抒發個人離愁別緒也就成為詩賦創作主要內容。像“古詩十九首”、“蘇李詩”這樣的文人五言詩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才有可能大量問世的。這些詩既沒有慷慨激昂的大志向，也沒有美刺諷喻的寓意，所表達的純粹是個人的情感體驗。這種情感體驗不是後世文人面對春花秋月、風卷雲舒所產生的瞬間審美體驗，也不是官場失意之後縱情山水的自我安慰，這是一種對人生和生命整體上的消極體驗，其所寫之景與所述之事無不成為這種消極生命體驗之表徵。所以，“古詩”所體現出來的這種像深秋一樣低徊悲涼的情調可以說是東漢社會由盛而衰的文學表達，是以經學為核心的國家意識形態崩壞的感性顯現，也是知識階層積極進取精神破滅之後的迷茫惆悵之感的宣洩。總之，東漢自安、順兩朝之後，朝政由前期的較為清明轉而為黑暗，學風上由前期的較為篤實轉而為浮華，士人心態也由前期的較為積極轉而為消極———這些7
都是“古詩”產生的重要原因。從另一個角度看，西漢乃至東漢前期，“詩”一直都是一個很神聖的字眼，這當然與《詩經》為“五經”之一有直接關係，此期典籍中的“詩”或“詩人”基本上都是指《詩經》及其作者而言的。那麼從何時起“詩”與《詩經》分離出來獲得獨立性呢？換言之，文人們的個人創作從何時才稱之為“詩”的呢？看《史記》、《漢書》等史籍，除去帝王或官方禮樂活動之外，士大夫個人創作稱之為“詩”的極為少見，最早的是《漢書》卷七十三所載韋孟的兩首詩，即《諷諫詩》與《在鄒詩》。韋孟是西漢初期人，嘗為楚元王傅。這兩首詩均為四言，內容主要是敘述家族歷史，表達諷喻之義，風格嚴整肅穆，近於《詩經》之《大雅》。由於當時士林中並沒有個人模仿《詩經》作詩的風氣，故而有人懷疑是“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西漢時期如韋孟這樣公然擬經作詩的很少，而作“歌詩”者卻很多。“歌詩”大都是用於祭祀或其他典禮活動的，都是為已有曲調填寫的歌詞，用之於演唱，故稱之為“歌詩”。例如：“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歌詩。”又：“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又：“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由於歌詩主要是用來唱的，所以形式上就比較靈活，以協律為准。如武帝為思念李夫人而作的《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此外高祖之《大風歌》，武帝之《秋風辭》均屬此類。這類“歌詩”既不同於後來文人們創作的四言詩、五言詩，也不同於採自民間的“趙、代、秦、楚之謳”，即樂府詩，而主要是一種是流行於西漢宮廷與貴族之中的詩歌形式。其受楚辭影響較大，但又沒有辭賦那麼大的篇幅，是一種楚調之歌詞，也就是說，早期的“歌詩”實際上就是所謂“楚歌”。《漢書·藝文志》載“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可見西漢時期這種詩體是比較發達的。武帝之後朝廷設立樂府，收集整理了許多詩歌並入樂，但“樂府”與“歌詩”並不等同：凡是“樂府”都是“歌詩”，但並不是所有的“歌詩”都是“樂府”。“樂府”主要採自民間，“歌詩”則主要是帝王和貴族所作。到了東漢中葉以後，隨著無須歌唱的文人五言詩的興起，這類“歌詩”就漸漸衰落了。《漢書》、《後漢書》等史籍中載有不少民間歌謠，以五言成句，文辭質樸，多表達下層百姓對當政的不滿。如成帝永始、元延間尹賞為長安令，執法嚴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光武帝建武年間，樊曄為天水太守，執法嚴猛，奸人畏懼，“涼州為之歌曰：‘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此外，在兩漢樂府中也收有不少五言的作品。後來這種五言體歌謠經過某種渠道影響到文人士大夫，從而也成為文人五言詩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總之，我們所說的“古詩”，既不同於那種近於“楚歌”的“歌詩”，更有別於擬經的“四言”詩，倒是比較接近收進或沒有收進“漢樂府”中那些五言的民間歌謠。換言之，兩漢那些五言的民間歌謠和樂府詩應該是文人五言詩的母體。這也就意味著，西漢至東漢前期，在社會上層以“歌詩”和“四言詩”為詩歌主流，下層則有大量民謠民歌，其中有一部分為五言。只是到了東漢中後期，文人五言詩才發展起來並取代“四言詩”和“歌詩”而成為主流詩體。二“古詩”何以會受到後世文人推崇而成為經典呢？這原因肯定是十分複雜的而非單一的。下面我們將結合具體歷史語境分析“古詩”成為經典的原因，並從闡釋學角度考察詩文評在“古詩”經8
典化過程中的作用。根據現有記載，最早關注“古詩”的是西晉時期的陸機。《文選》卷三十“雜擬上”列“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分別擬“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會”等，唯其中“擬蘭若生朝陽”所擬詩不在“十九首”之列而見錄於徐陵《玉臺新詠》。“擬東城一何高”即擬“十九首”中的“東城高且長”。陸機本人就是著名詩人，又出身江左巨族，他的擬作對提升“古詩”的地位無疑有重要作用。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呈現前後相繼的明顯印記。模仿前人詩歌基本上是詩人學習創作不可避免的環節。但是“擬作”卻是不同尋常的，是詩人對原作最大程度的肯定，當然也是原作經典化過程中最主要的環節之一。陶淵明在唐以前地位遠在謝靈運之下，北宋以後，由於蘇東坡破天荒地作了一百多首“和陶詩”，淵明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就大大提升了。相比之下，“擬作”比“和詩”的意義更大。蓋“和詩”是與所和者平輩論交，只是尊重而已；“擬”則是把所擬者視為學習、模仿的對象，帶有敬仰之意。魏晉時期擬古之風頗盛，從《詩經》到《楚辭》、從《漢樂府》到“古詩”均有大量擬作，被擬者必定是經典。在陸機之前“古詩”肯定算不得經典，因而作為第一位擬“古詩”者，陸機在“古詩”經典化過程中的作用自不待言。再加上陸機擬作有較高水平，為南朝詩人激賞，其對“古詩”聲譽之積極影響因而倍增。除陸機之外，《文選》還收錄陶淵明擬古詩一首，袁淑“效古詩”一首、劉鑠“擬古”二首、王僧達“依古”一首、鮑照“擬古詩”三首、范雲“效古詩”一首。另外還收錄江淹“雜體詩三十首”，其中也有不少是模擬“古詩”。所列這些“擬古”之作其所擬詩既有“十九首”之中者，亦有其他古詩。這表明，從西晉到南朝，“古詩”已經成為詩人們學習、模仿的經典了。至於後世，從隋唐以迄明清，仿效、模擬“古詩”的作品就不可勝計了。如此說來，是擬作最早使“古詩”從民間流傳的無名氏之作成為經典的。在擬作之後，最早對“古詩”經典化發揮重要作用的則是詩文總集和類書的編選。“古詩十九首”作為一個整體最早見於蕭統《文選》，應該是他在眾多“古詩”中精心挑選出來的。“古詩十九首”之名亦由此而來。關於“古詩”的編選，明人鍾惺嘗有一段很有意味的話：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為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並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拘之，吾其敢易言選哉？鍾惺在這裡即指出了選本在“古詩”經典化過程中的雙重作用：一方面是使原本籍籍無名的古詩成為“古詩”，為後世所欣賞、模仿，從而成為經典；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人們的視界，被編者所選擇的作品所限制，從而遮蔽了歷史上古詩的真實面貌。鍾惺對選本的這種“使人歸”的權力的認識是精辟的。朱自清先生嘗云：古詩原來很不少，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裡卻只選了這十九首。《文選》成了古典，《十九首》也就成了古典；《十九首》以外，古詩流傳到後世的，也就有限了。這說明《文選》對於“古詩”流傳的既有重要意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人們關於“古詩”的了解與理解。《文選》在唐代已經成為經典，民間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說。但隨著古文的崛起，從韓愈到歐陽修，從唐末以迄宋明，以偶文韻語為主的《文選》就不再那麼被視為經典了。然而與那些曾經備受推崇的辭賦與駢文不同的是，“古詩”並不與《文選》共浮沉，而是始終受到文人士大夫們的青睞，其經典地位一直保持穩固。這或許說明“古詩”比《文選》中那些駢偶之文更有生命力。但無論怎樣，《文選》在“古詩”經典化過程的重大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稍後於《文選》的9
是徐陵編的《玉臺新詠》，其中屬於我們所說的“古詩”範圍的有“古詩八首”、“枚乘雜詩九首”、“蘇武詩一首”、“班婕妤怨詩一首”計19首。《文選》和《玉臺新詠》都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影響極大的詩文選本，得入選的作品都因此傳世，有許多則因此而成為名篇。唐初編纂的大型類書《藝文類聚》收錄“古詩”（包括“蘇李詩”）共28首，其中有一些作品是《文選》和《玉臺新詠》所未收的，亦對於“古詩”的保存與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唐時期的徐堅等編纂的類書《初學記》中收五言“古詩”14首（包括李陵贈蘇武詩4首），其中也有《文選》、《玉臺新詠》、《藝文類聚》所未收的。其他如佚名的詩文集《古文苑》、明代鍾惺和譚元春的《古詩歸》、馮惟訥的《古詩紀》、清代陳祚明的《採菽堂古詩選》、沈德潛《古詩源》等，都收有不少漢魏的文人五言詩，這對於“古詩”的經典化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擬作、選本、總集和類書對於“古詩”之成為經典具有重要作用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些書籍的編纂者們為什麼都看重這些古詩呢？這自然不是偶然的，這說明這些作品在他們眼中有著獨特魅力。這種魅力究竟為何？在不同時期人們的眼中這種魅力是不是完全相同？這些都需要對不同時代的闡釋進行細致分析方可明了。換言之，“古詩”之成為經典，更重要的乃在於這些作品與歷代闡釋者之間的相互生發與契合上。法國漢學家讓-皮埃爾·桀溺有一段很精辟的話值得注意：事實上，《古詩十九首》的榮譽不是竊取得來的，它們實行了一種文學上的革命，從而開創出了一個新世紀。它們深深地植根於過去，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詩經》，還可追溯到《楚辭》。無論就其民歌的形式，還是就其哲學思想，這些作品都屬於自己的時代。《古詩十九首》成功地綜合了所有這些方面的特點，創造出新詩體，表現出新精神。在它的熔爐裡，更熔鑄了傳統作品、民間藝術和現代思想，這種結合便產生了古典詩歌的雛形。這段話揭示了“古詩”成為經典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其一，“古詩”代表了詩歌發展的一個新時代的降臨，具有革命性意義。從形式上看，“古詩”是五言詩這一新的詩歌體裁最早的代表者，從內容上看，“古詩”所表達的是屬於一個新時代的思想情感。這就使它成為堪與《詩經》、《楚辭》相提並論的典範。其二，“古詩”的出現並非偶然現象，它是《詩經》、《楚辭》以及民歌三大詩歌傳統交融互滲的產物，是詩歌發展合乎邏輯的結果。這種看法毫無疑問是准確而深刻的。假如沒有《詩經》、《楚辭》和《樂府》所代表的詩歌傳統的長期浸潤，“古詩”是無從產生的，而假如沒有“新世紀”和“新精神”的驅動，“古詩”即使產生也絕不會有那麼強大的生命力。那麼，剩下來的問題就是，這裡的“新世紀”、“新精神”和“現代思想”應該如何理解呢？還是那句話：究竟是什麼在不斷撥動著歷代論者的心弦呢？究竟什麼是“古詩”所負載的“新精神”，這無疑是一個極有追問價值的問題。一種新的學術，抑或一種新的文學藝術，除了言說方式，即文體、修辭上的變化之外，最重要的乃是其所負載的“新精神”。我們有理由說，這種“新精神”正是使“古詩”成為千古文學經典的最重要的原因。那麼究竟什麼是這種“新精神”呢？在我看來，它既不是什麼成聖成賢的道德自我訴求，也不是什麼治國平天下的歷史使命感，它就是“文人趣味”。那麼什麼又是“文人趣味”呢？要想真正了解“文人趣味”首先必須明了什麼是“文人”。在這裡我們所說的“文人”是指一種身份，即“文人身份”。凡是具有文人身份的人均可稱之為“文人”。文人身份不是一個可以和“士人”、“士人階層”互換的概念，“士人”是一個社會階層的稱謂，其最根本的規定性是讀書，次級的規定性是做官。也01
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知識階層就是士人階層。有知識並有可能做官的人就是士人，但不一定是“文人”。“文人”是指在士人階層中一部分有“雅好”的興趣和能力的人，他們除了熟知經史之外，還善於創作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並且在其中表達“文人趣味”。“文人趣味”是指一種個人化的情趣，不同於士人階層所具有的那種普遍性趣味：讀書做官以及修齊治平、美刺諷諫之類。“文人趣味”是指男歡女愛、離愁別緒、莫名惆悵以及對生命的自我感知與體驗、對自然景物的美感等等個體性經驗。所以有人雖然也吟詩作賦，卻也未必就是“文人”，例如屈原用辭賦來抒發忠君愛國之情以及見疏於君主之後的悲憤，所表達的都不是“文人趣味”而是一種政治情感，故而屈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甚至也不是真正的士人，他是一個貴族。有些士人是兼具“文人身份”的，有些士人則始終與“文人”無緣。政治家、學者、文人（文學藝術家）都有可能是“士人”所具有的身份，或居其一，或居其二，或三者兼備。以宋代士人為例，像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這樣的人物，既是政治家，又是學者，同時也是文人；像張載、二程這樣的人物即是政治家，又是學者，卻不是文人；像趙普、富弼、包拯這樣的人物則只是政治家，既非學者，更非文人。一個士人，當他放棄社會關懷與道德自我提升的努力而返回個體精神領域，玩味喜怒哀樂之情，觀賞山川日月之美，並且把從中捕捉到、體驗到的東西訴諸外在形式，那麼他就是文人了。當一個時代允許文人們借助於詩詞歌賦等藝術形式表達其個人化情感體驗時，文學也就進入的所謂“自覺的時代”。漢代文人五言詩，即“古詩”正是在“文人身份”普遍形成的時期，亦即主流社會允許詩歌這種曾經很神聖的言說方式表達無關於江山社稷、國祚民瘼的個人化情緒的時期應運而生的，它所表達的情感乃是千百年中文人們的共同體驗，這種體驗是具有文人身份的士人的真實“自我”，是他們的“本來面目”。因此“古詩”就自然而然地與“文人身份”緊密聯繫起來了，成了這一身份的標志。作為政治家或官僚的士人需要有“官體”，需要承擔江山社稷以及民生方面的責任；作為經學家、道學家或者道德楷模的士人需要端著架子、戴著面具做人，唯獨作為“文人”的士人可以展示自己的真實的甚至是卑微的一面，“古詩”正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一批獲得文人身份的士人真實自我之文學表徵，後世歷代文人都能夠從中看見自己的真實面目，所以總是可以獲得心靈的共鳴。換言之，“古詩”之所以能夠成為彪炳千古的文學經典，根本原因在於它是文人們普遍具有的真實自我之寫照。這種對普遍存在的真實自我的共同體驗呈現於詩文就凝練為一種“基本價值”，無論朝代如何更迭，時代如何變化，只要這種基本價值存在，“古詩”的魅力就不會衰減。如此說來，歷代文人從“古詩”中看到的“真”、“情真”、“自然”、“天成之妙”等等，正與他們自身心態相切合，他們在“古詩”中看到了自我，而且是不加掩飾的真實的自我，因此就給予“古詩”以極高的評價。而這正是“古詩”得到歷代文人推崇的根本原因。從這個角度來看，論者嘗謂“古詩”為“千古五言之祖”（王世貞）、“五言之《詩經》”（王世懋）、“千古五言之宗”（許學夷）、“詩母”（陸時雍）等等，均未切中肯綮，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百代文人詩之祖”。“古詩”既是“文人趣味”的最早呈現，又是對“文人身份”最初的確證，明乎此，在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它一直被文人們奉為經典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果把“古詩”與《詩經》、《楚辭》相比較就更能彰顯其文人趣味。毫無疑問，“古詩”和《詩經》，特別是《國風》都具有樸實、率真的風格，但《詩經》作品或者直率地描寫男女情好，或者直率地抱怨世道之不公，都缺乏一種“文人味兒”，也就是“古詩”裡那種深刻的生命體驗與只有文人才會有的多愁善感。“古詩”和《楚辭》都有“怨”，但《楚辭》之怨是具體的，往往是政治性的，而“古詩”11
的“怨”卻基本上都是一種淡淡的哀愁，是對命運的無奈和人生的感慨，二者判然有別。這都說明“古詩”與文人身份的密切關聯。三套用馬克思談論古希臘藝術的話說，在中國文學史上，與《詩經》、《楚辭》一樣，“古詩”也具有“永久的魅力”。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文人趣味”是如何決定著人們對“古詩”的闡釋的，從而考察這種“永久的魅力”形成的歷史軌跡。在古代詩文評的歷史上，鍾嶸是最早為“古詩”的評價定調的。在《詩品》中，“古詩”赫然列在“上品”之首，其次是“李陵詩”，其次是“班婕妤詩”。鍾嶸評“古詩”云：其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這段話在“古詩”經典化過程中的作用和意義是無與倫比的。對這樣為“古詩”定調的評論文字是值得“細讀”的。我們先看“其源出於《國風》”。由於《國風》屬於經典，其地位至高無上，這裡自然有抬高“古詩”身價的意味。此外，還有一層意思可以看出鍾嶸之用心：“古詩”所表達的都是人們的日常生活情感，這正和《國風》作品相近。正如朱自清先生說：“這種作品，文人化的程度雖然已經很高，題材可還是民間的，如人生不常，及時行樂，離別，相思，客愁，等等。”這種出於文人之手而表達平凡情感的詩歌與《國風》中許多出於貴族之手而表達普通生活情感的作品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表達“人生不常，及時行樂，離別，相思，客愁”等生活中人人會有的一般性情感的作品是沒有個性的，它體現的是某種集體性的日常情感。正如法國漢學家桀溺所言：“《古詩》之所以具有莫大的普遍性，是因為它們展示了人類共通的感情。因之，《古詩》廣泛地徵引了民間格言諺語，具體概述了人類的普遍經驗。”在西漢後期和東漢前期的經學語境中，詩賦或則被用來“潤色鴻業”，或則用來美刺諷喻，這種普通人的普遍經驗是不能用詩歌這樣神聖的方式來表現的，所以鍾嶸說“古詩”出於《國風》就可以使“古詩”對平凡情感的表達獲得合法性。另外，就明白如話、樸實自然的風格來看，儘管“古詩”作者未必有意仿效，但“古詩”與《國風》確實比較接近。我們再來看“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這裡用“溫”、“麗”、“悲”、“遠”四個詞語來概括“古詩”的風格特徵。“溫”這個詞語在儒家話語系統中原本指一種人格修養，《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學而》）又：“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又：“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根據歷代注釋，“溫”一是指性情寬和仁厚，二是指容貌藹然可親。總之都是“仁”的具體體現。最早把“溫”和詩文聯繫起來的大約是《禮記》：“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經解》）這裡說的是《詩三百》對人的道德修養所具有的功能。最早用這個詞語來標示文章風格的是揚雄。他說：“《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及至東漢以後，“溫雅”就成為一個關於詩文風格的批評術語了。例如班固：“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王符：“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王逸：“其詞溫爾雅，其義皎而朗。”等等。“麗”這個詞語在揚雄“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之說以前已經被用之於對言談和文21
辭的評價了，如桓寬《鹽鐵論》：“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劉向《列女傳》：“聰明遠識，麗於文辭。”東漢以降，“麗”及其組合詞“溫麗”、“雅麗”、“清麗”等被普遍用之於對詩文形式的評價，意指辭藻的華美、豔麗，成為一個古人關於詩文書畫審美特性的代表性概念。“悲”的本義就是“悲傷”、“悲痛”，在《詩經》中多見“我心傷悲”、“女心傷悲”、“憂心且悲”之類的詩句。把“悲”這個詞語與文藝批評聯繫起來，最早應該是《呂氏春秋·適音》：“政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平政，而移風平俗者也。”這段話與《禮記·樂記》同，只是個別詞語有別。“悲以哀”《樂記》作“哀以思”。嵇康《琴賦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聲無哀樂論》：“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可知這個詞語主要是指藝術作品所表達的哀傷情感。如果說後來“三曹”與“建安七子”的詩歌可以說是“慷慨悲涼”，那麼“古詩”則“悲涼”而不“慷慨”，這也是“古詩”不大可能產生於建安以後的重要佐證。“遠”這個詞語原本指空間距離大，後來引申為時間距離長。早在先秦時期，這個詞語已經帶上形而上意味，例如《老子》以之形容“道”的存在和運演狀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反者道之動。”（第二十五章）到了魏晉時期，“遠”這個詞語又被用來評價士人個性氣質、人格修養及見識，成了一種極高的價值標准。如《世說新語》：“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德行》）“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秀。”（《言語》）“林下諸賢，各有俊才子：藉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賞譽》）“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言語》）“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賞譽》）這裡的“清遠”、“高遠”、“深遠”都是對人物極高的評價。稍後，這個概念也被用之於詩文書畫的評價之中，如《文心雕龍》：“《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泛采而文麗。”（《諸子》）“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詔策》）“文之思也，其神遠矣。”（《神思》）“遠奧者，馥采曲文，經理玄宗者也。”“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體性》）“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物色》）“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宗經》）。又如《詩品》：“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晉步兵阮籍》）“然托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晉中散嵇康》）那麼“遠”的價值意義何在呢？上引諸例語境不同，“遠”的含義亦稍有差異，但其基本義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超越”二字。“遠”即“超越”，或超越凡俗指向高雅，或超越世務指向精神，或超越淺近指向深奧。總之，“遠”這個詞語成為價值標准就意味著知識階層對現實政治的拒斥、對個體性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文人趣味”的集中體現。如此看來，鍾嶸用“溫”、“麗”、“悲”、“遠”四個詞語來闡釋“古詩”，實際上乃是標舉“古詩”的四種審美價值，由於“古詩”乃是“上品”之首，這四種審美價值也就表達了鍾嶸的審美理想；又由於這四個詞語六朝時期已經被廣泛使用，故而它們大體可以代表此期士族文人普遍的審美理想。這種“審美理想”是“文人趣味”的集中體現。“古詩”被認定為集中體現了這種審美理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經典。既然這種審美理想對於“古詩”成為經典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這裡我們就有必要31
進一步追問：這種審美理想是如何形成的？其文化蘊含是什麼？下面我們就來討論這些問題。如前所述，“溫”作為一種審美價值是從“溫柔敦厚”而來，是對儒家傳統的繼承。這個概念的要旨是不激不厲、平和委婉。孔子對君子人格“文質彬彬”的要求，對《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評價，漢儒對《詩經》“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概括，都與“溫”的價值意義相近，是儒家“中”與“中庸”思想的體現。如果究其根本，儒家的這種思想又可以視為對周代貴族精神的繼承和改造。由於這個概念包含著極為深厚的文化底蘊，符合了士人階層普遍的精神旨趣，所以即使在玄學居於主導地位的六朝時期，還是作為主要的審美價值而被接受。“麗”這個概念所指涉的是兩漢以來在辭賦創作影響下形成的比較純粹的審美價值，是對文章形式方面獨特審美特性的肯定。因此，“文溫以麗”實際上是融合了儒家精神與六朝時期士族審美趣味的評價，與揚雄“詩人之賦麗以則”之說一脈相承，可以說是對“古詩”形式方面的最高讚賞。“悲”是一種消極情感，無論在儒家傳統中還是在道家傳統中，它都不是一個受到推崇的價值。老莊之徒看破生死界限，以嘲笑態度看待悲傷，儒家則要求把“悲”嚴格限制在“禮”的框架中。所以這裡的“悲”作為對“古詩”所表達之情感意涵的肯定性評價，是對儒、道傳統的雙重突破，其所依賴的主要資源是“時代精神”，即所謂任真自得、放浪形骸的士林風尚。然而“悲”說到底還是一種消極情感，沉浸其中並不是士族文人想要的人生境界。所以“遠”就成了對“悲”的狀態的提升。“悲”而能“遠”那就不是凡俗之人那種捶胸頓足的悲了。如前所述，“遠”在道家那裡原是“道”的存在與運演的狀態，在六朝的文化語境中，依然帶有“超越”的意義。把這個概念與“悲”相聯結，所標舉的乃是一種“大悲”或超越的“悲”，可稱之為“道之悲”，其根本特性在於不是對任何具體人和事的悲哀之情，而是對人生，對生命的悲憫之情，是一種深刻的生命體驗。由此可知，六朝士族文人之所以對連作者之名都無法確定的“古詩”如此青睞，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因為這些看上去率意而作、肆口而出的詩歌正契合了士族文人對個體生命與個體情感的空前關注，成為他們這些放棄了“通經致用”、“治國平天下”之宏大使命的精神貴族們人生體驗之表徵。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鍾嶸對“古詩”“文溫而麗，意悲而遠”的評價是一種極高的評價，體現了鍾嶸和他所代表的士族文人的審美理想。那麼這種評價是不是對“古詩”固有意涵的揭示呢？儘管我們相信這個評價是出於鍾嶸真切的閱讀體驗，並非出於建構某種詩學觀念的動機。但是我們還是有必要指出，這一評價之中包含了太多的“前見”，是詩人作詩之意、文本字面之意與闡釋者之“前見”三者融合的產物。這裡就有三重意義：作者究竟為何而作詩雖然已經不得而知，但是他的寫作動機至少部分地外化為詩歌文本了。此其一。詩歌文本是由文字組成的符號組合，由於文字符號的多義性，詩歌表達的含混性，必然使詩歌文本在具體讀者那裡呈現出詩人根本就沒有想到的意義。此其二。闡釋者，即鍾嶸的文化修養、價值取向所構成的“前見”是闡釋的前提和基礎，是無論如何也揮之不去的。此其三。三者融合便是“文溫而麗，意悲而遠”所包含的意義，也是“古詩”在闡釋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價值。四及至唐代，“古詩”就已經成為與《詩經》、《楚辭》、《漢樂府》相提並論的詩學軌範了。但是唐代詩人有取於“古詩”者與六朝士族文人並不盡一致。在朝廷“以詩賦取士”的影響下，再加上詩歌自身發展的趨勢所致，從中唐開始，如何作詩成為文人們特別關注的問題，《詩格》、《詩式》、《詩41
法》一類的“專門之學”就大量出現了。因此，唐代詩人對“古詩”之“佳處”的理解與他們的前輩就有所不同。蓋六朝士族文人特別關注“古詩”所表現出來的生命體驗與情感，而唐代文人則更關注“古詩”是如何來表現這些生命體驗與情感的。前者關注重點在“說什麼”，後者關注重點在“怎麼說”。下面我們來分析一段皎然的話來說明這一現象：西漢之初，王澤未竭，詩教在焉。昔仲尼所刪《詩》三百篇，初傳蔔商，後之學者以師道相高，故有齊魯四家之目。其五言，周時已見濫筋，及乎成篇，則始於李陵、蘇武。二子天予真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辭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蓋是漢之文體。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論，為漢明矣。這裡有三個語詞值得細讀：“作用”、“辭精義炳”和“婉而成章”。“作用”原是佛學常用語，釋典有“有作用論”、“無作用論”、“六內入處各有作用”等說法，是指修習過程中人心有意識的活動。皎然首先把這個詞語引入到詩學之中，並成為一個重要概念。在《詩式》中，皎然用這個詞意指詩人作詩時的著意、用心，近於我們通常所說的“構思”。他說：“作者措意，雖有聲律，不妨作用。”又：“氣象氤氳，由深於體勢；意度盤礴，由深於作用。”又：“直於性情，尚於作用，不顧辭采而風流自然。”從這些語例來看，“作用”不是雕章琢句，也不是講究韻律，而是在整體立意上用心思，近於現在常說的“布局謀篇”。在皎然看來，“古詩十九首”在意義與情感的表達方式上是頗具匠心的，這一看法不惟有異於六朝文人，與宋元以後論者對“古詩”的評價也相去甚遠。既要有“作用”，又要看上去“風流自然”，這顯然是對詩歌創作極高的要求。“辭精義炳”是說“古詩”用詞精審准確，富有表現力，故詩的情感意旨表達得顯豁鮮明。顯然，這也同樣是肯定“古詩”在“怎麼說”方面的特點。“婉而成章”是肯定“古詩”風格溫婉，富於文采。這一評價基本上是繼承了六朝文人的看法，意近於鍾嶸所謂“文溫以麗”。總之，皎然對“古詩”的評價主要集中在表現方式、手法等方面，對其所表達情感意旨似乎不那麼看重。由於皎然對詩歌之體式、作法極為看重，所以面對在別人看來毫無匠心、本乎天成的“古詩”，他也同樣可以讀出“作用之功”來。到了宋代，情況又有所不同。由於宋人特別重視學問，熱衷於探究義理，好議論，流風所及，詩文也講究“意義為主”、“以理為主”，而且特別強調“言有盡而意無窮”。歐陽修引梅堯臣云：“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這種“見於言外”的“不盡之意”是對晚唐司空圖所說的“味外之旨”與“韻外之致”說的繼承，也是對北宋後期范溫《潛溪詩眼》之“韻”說的開啟。這裡的關鍵就在於“有餘意”或“言外之意”。可以說，對“意”和“韻”的高度重視是宋代詩學不同於唐代詩學的一大特點。在這樣的語境中，宋人也難免用這一眼光來審視“古詩”了，如呂本中說：“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有餘意”，這是宋人對“古詩”不同於往代的新評價。我們再看張戒的闡釋：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於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於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潘陸以後，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謝康樂“池塘生春51
草川，顏延之“明月照積雪”，謝玄暉“澄江靜如練”，江文通“日暮碧雲合”，王籍“鳥鳴山更幽”，謝貞“風定花猶落”，柳惲“亭皋木葉下”，何遜“夜雨滴空階”，就其一篇之中，稍免雕鐫，粗足意味，便稱佳句；然比之陶阮以前蘇李、古詩、曹劉之作，九牛一毛也。大抵句中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煙雲，春無草樹，豈復可觀？阮嗣宗詩，專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然意可學也，味亦可學也，若夫韻有高下，氣有強弱，則不可強矣。張戒是南宋前期著名詩論家，他上承晚唐司空圖，下啟宋末嚴滄浪，是較早自覺反思宋詩之弊的詩論家，在中國詩學史上有重要地位。張戒認為詩之根本在“言志”，“詠物”乃是隨言志而生者。“古詩”及建安七子、阮籍、陶淵明等人的作詩本意在言志而不在詠物，但其詠物卻達到自然天成的至上境界，遠非後世專意於詠物者可比。在張戒看來，只有這樣的詩歌才會具有“意”、“味”、“韻”、“氣”等內涵。換言之，張戒反對為詠物而詠物，主張“詠物”與“言志”相統一，並在詩歌整體上呈現出意味與氣韻來。“古詩”整體上呈現“情真”、“味長”、“氣勝”的特點，故為潘岳、陸機及南朝詩人所不及。“情真”是魏晉以來人們對詩歌的基本要求，無足深論；“味長”乃從鍾嶸“滋味說”發展而來。鍾嶸用“滋味”來說明五言詩能夠表達豐富的情感意蘊；張戒用“味長”來強調“古詩”言近旨遠，令人回味不已的特點。根本上還是在強調“餘意”、“餘韻”的重要性。“氣勝”則是指詩中所體現出來的詩人鮮明的個性氣質與很強的精神力度，這也是自曹丕“文以氣為主”之說以後在文論、詩論中被普遍接受審美價值。張戒認為“古詩”在“情”、“味”、“氣”三個方面都達到最高境界，呈現出一種渾然一體的“整體之美”，故而為後世所難以企及。這無疑是對“古詩”極高的評價。後來嚴羽論“古詩”就主要強調這種難以分拆的“整體之美”。他說：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嚴羽論詩標舉盛唐，對有宋一代詩歌喜歡說理、賣弄學問的弊病大加針砭，於詩歌作法提倡“妙悟”，於詩歌意蘊講究“興趣”，從而開創出詩歌發展新境界，對元明以下詩歌創作與詩學思想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在嚴羽看來，詩歌創作關鍵在“悟”而不在議論和學識。用今天的話說，詩歌創作不是靠邏輯思維而是靠直覺思維，這是一種瞬間的體驗與想象。嚴羽的“悟”或“妙悟”與劉勰的“神思”涵義相近。但是“悟”也是有高下深淺之分的，有“透徹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謝靈運與盛唐詩人便是“透徹之悟”。至於“古詩”則不在此一範圍，因為“漢魏尚矣，不假悟也”。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一是說漢魏古詩自然高古，不是“作”出來的，而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所以連“悟”都不需要。另一層意思是說，因為“悟”的主要途徑是對前人作品的“熟參”，讀得多了，涵泳深了，“久之自然悟入”。“古詩”作為“千古五言之祖”（王世貞語），沒有什麼範本可以模仿參照，主要是出於戛戛獨造，故“不假悟矣”。由於“古詩”不是“作”出來的，沒有什麼方法可尋，所以就呈現一種不容分析的“整體之美”。所謂“氣象混沌，難以句摘”以及“詞理意興，無跡可求”。是說如果分開來看，“古詩”，沒有哪句話是非常精彩的，也看不出它在辭藻、立意以及表達的情趣上有什麼了不起之處。但是每首詩在整體上都顯示出一種能夠深深打動人的力量，呈現出一種難於言說的味道，足以令人沉浸其中，流連忘返。宛如一位美女，不施鉛華，淡雅素樸，自有其動人心魄處。與唐人相比，宋人作詩更加刻意，甚至有不少人把作詩視為較量學問、技巧的文字遊戲，因而確實有許多作品61
“味同嚼蠟”。面對這樣的情形，嚴羽對“古詩”的推崇頗有振聾發聵之功能：唯有回歸傳統，返璞歸真才是改變誤入歧途之宋詩的不二法門。五“古詩”之所以成為經典當然需要其所抒之情，所詠之物，所用之辭具有相當的普遍認同性，也就是說，這些詩歌必然有某些基本元素具有跨時空的普遍意義。同時，“古詩”之成為千百年間為人傳誦的佳作，除了其所具有的普遍意義之外，必然還有其他時代所不具備的獨特魅力，如此方能歷千載而不朽。不同時代的人們對詩歌的這種普遍意義和獨特魅力的接受能力也就是被伽達默爾視為“人文主義幾個主導概念”之一的“共通感”。前述南朝、唐、宋論者所揭示的“古詩”之審美特性，諸如因死亡和離別而生出的生命體驗以及真實、自然、樸拙等風格，均屬於這些基本元素。這是一種個人情感，又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情感，不同於那種僅僅係於一己之私的私人情感。正是這種情感表達使得“古詩”可以經受實踐的考驗而保持經典的地位。對此，明清時期的許多論者已經有了很清醒的認識。清人陳祚明嘗言：《十九首》所以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幾？雖處富貴，謙謙猶有不足，況貧賤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誰不感慨？人情於所愛，莫不欲終身相守，然誰不有別離？以我之懷思，猜彼之見棄，亦其常也。夫終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不復知其樂，乍一別離，則此愁難已。逐臣棄妻與朋友闊絕，皆同此旨。故《十九首》難此二意，而低迴反復，人人讀之皆若傷我心者。此詩所以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盡，故特推《十九首》以為至極。這段話說得精辟、透徹。“人同有之情”即前引法國漢學家桀溺所謂“人類共通的感情”。一個人無論處於怎樣的社會階層，亦無論種族、性別、年齡，都不免會有相思之苦、離別之愁、生死之懼、光陰之歎，這都是所謂“人同有之情”。這種情感是詩歌得以存在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人人本自有詩”。然而一般人或者“有情而不能言”，或者“能言而言不能盡”，所以或者不能成為詩人，或者不能成為優秀詩人。對“人同有之情”“能言”而且“能盡”，這正是“古詩”成為“千古至文”的原因。此外，“古詩”之成為經典除了表達了這種超越時空的“人類共通情感”之外，必然還具有為其他時代不可企及的獨特性。因為只有富於獨創性的作品才會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對此元代詩人揭傒斯有所認識：或者又曰：“古詩作於田夫野老、幽閨婦女，豈有法乎？”是不然。《三百五篇》出於先王之澤，沉浸醉鬱，道化所及，南北同風，性情既正，雅頌自作。及變雅、變風，猶且發乎情，止乎禮義，此人心之詩也。云何《三百五篇》刪後之詩不能仿佛一語？蓋非王者之民，不能作也。豈特刪後，《春秋》之時，已不能作，孟子所謂“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也。詩之法度，豈無自來哉？這段話看上去頗有些道學氣，如老生常談，實則有精辟之見寓焉。其“人心之詩”之謂可謂自家體貼出來的見解。這裡的“人心”不是指個人之心，而是指一個時期裡人們的普遍心理狀態，《詩三百》之所以流芳百世並為後世所不能及，就在於它呈現了一個特定時期裡人們獨特的心理狀態。古人之所以十分重視詩歌“觀”的功能，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時代的差異性賦予詩歌的獨特性，這71
種獨特性也就是呈現於詩歌文本中的一種獨特味道，一種難以效仿的風神氣韻。但是這種特定時代所獨有的普遍心理狀態卻並非一般詩人都可以表達的，尤其是當詩歌創作成為文人們一種交往的媒介、爭勝的技能或消遣的遊戲時，其距離那種時代的普遍心理就很遠了。《詩三百》與“古詩”都不是刻意“作”出來的，而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所以才能夠成為此種普遍心理的表徵而不帶個人色彩。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說：這時代作詩人的個性還見不出，而每首詩的作者，也並不限於一個人；所以沒有主名可指。《十九首》就是這類詩；詩中常用典故，正是文人的色彩。但典故並不妨害《十九首》的“自然”；因為這類詩究竟是民間味，而且只是渾括的抒敘，還沒到精細描寫的地步，所以就覺得“自然”了。朱先生很精辟地揭示出“古詩”在“文人五言詩”形成過程來自兩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文人趣味與民間趣味的相互激發與相互融會。由此而形成的那種既是文人的，又帶著“民間味”的風格特徵正是特定時代留給“古詩”的印記，也是它的獨特魅力之所在。後世文人學習其中的“文人趣味”並不難，學習“古詩”那種與生俱來的“民間味”就不那麼容易了，因此，陸機等人的模擬之作無論如何逼肖，總是差著那麼一層，原因就在於它們無法形成這種“文人趣味”與“民間味”渾融的獨特風格。對“古詩”這一風格特徵與獨特魅力明人謝榛嘗有精彩闡釋：《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如“客從遠方來，寄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是也。及登甲科，學說官話，便作腔子，昂然非復在家之時。若陳思王“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聲調鏗鏘，誦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晉詩家常話與官話相半，迫齊、梁，開口俱是官話。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然，家常話自然。夫學古不及，則流於淺俗矣。今之工於近體者，惟恐官話不專，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進而追兩漢也。明代文人似乎對“古詩”格外推崇，其“復古”之的鵠的正是漢魏“古詩”和盛唐詩。他們有取於“古詩”的主要是作品中洋溢出來的那種樸拙、自然的格調氣韻。自然與樸拙是唐宋以降歷代論者一致肯定“古詩”的基本特點，也是中國古代詩學的基本價值範疇。但“古詩”的自然與樸拙與後世頗有不同。這裡的關鍵差異是：後世詩歌的“自然”與“樸拙”是在它們已經成為審美價值之後的自覺追求，而“古詩”的“自然”與“樸拙”則是不知二者為何物的情況之下創造出來的審美價值。一為自然呈現，一為自覺追求，判然有別。正如謝榛所說：“有意於古，而終非古也。”這區別主要表現在後世再也無法復現“古詩”那種“民間味”與“文人味”的完美融合。譬如被認為具有自然樸拙風格的詩歌，例如被譽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謝靈運和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前者“自然”，後者“樸拙”，為歷代推崇效仿。但與“古詩”相比，二人的“自然”與“樸拙”明顯是“作”出來的，而非“流”出來的，他們的詩中蘊含的是純粹的文人情懷、文人趣味，明顯地是要拒斥某種價值，凸顯某種價值，帶有十分明確的選擇性。謝詩眼中的自然景物是一個於佛學、玄學均有很深造詣的士族文人眼中的自然景物；陶詩筆下的田園風光與耕作也並非一般農夫的生活體驗也有天壤之別。“古詩”則不同，其所表達的乃是一種古樸自然的普遍情感，直言不諱地呈現心中的惆悵、困惑和欲望。諸如“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轗軻長苦辛”、“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之類的詩句是兩晉之後的文人們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的。這些其實就是朱自清先生說的“民間味”：由於“古詩”直接脫胎於兩漢81
樂府詩和民間歌謠，故而自然而然地帶上了普通民眾的趣味，不像純粹的文人總是要選擇一副面具戴上。謝榛的“家常話”與“官話”之喻十分精辟，“家常話”是自然而然說出來的，“官話”刻意學出來的，二者天差地遠。謝榛此喻准確地說明了“古詩”的自然樸拙以及魏晉之後詩歌的變化過程。“古詩”之所以難以企及主要是因為它是不經意而生者，作者並無成為詩人之動機，更沒有追求某種風格、達到某種境界之祈求，只是借助於在樂府詩和民歌民謠中已經存在的五言詩形式將滿腹的愁緒、恐懼和希求宣洩出來而已。胡應麟說：“兩漢之詩，所以冠絕古今，率以得之無意。不惟里巷歌謠，匠心信口，即枚、李、張、蔡，未嘗鍛煉求合，而神聖工巧，備出天造。”無論是整篇布局還是一詞一句，“古詩”都看不出絲毫人為安排佈置的印記，看上去完全是“得之無意”，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這與後世詩人先生出作詩的念頭再去尋覓可以表達的情感意蘊是剛好相反的。徐禎卿嘗言：“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為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由質開文”與“由文求質”正是“古詩”與兩晉以後之歌在創作路徑上的根本差異之所在。這個所謂“質”並非儒家的人格修養與美刺諷喻，而是人人皆有的真實情感。對此明人陸時雍頗有見地：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齊於古人者，以意勝也。假令以《古詩十九首》與少陵作，便是首首皆意。假令以《石壕》諸什與古人作，便是首首皆情。此皆有神往神來，不知而自至之妙。太白則幾及之矣。十五《國風》皆設為其然而實不必然之詞，皆情也。晦翁說《詩》，皆以必然之意當之，失其旨矣。在古代詩文評話語系統中，“志”、“情”、“意”這三個概念往往相互交融，很難分拆。有時候說“意”，其實是在說“情”。陸時雍這裡明確把“情”與“意”看成是不同的東西。對這段話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分析。一者，“情”和“意”是為兩種不同的詩歌創作之動因。“古詩”以“情”為動因，故處處皆情，了無人工斧鑿痕；杜詩以“意”為動因，故處處皆意，有跡可循。二者，“情”與“意”是為兩種不同的詩歌之蘊含。“古詩”以“情”為其質，故其文皆情之表徵，內外渾然，不可分拆；杜詩以意為其質，故一詞一句皆可析而得之。惆悵、思念及喜怒哀樂之類屬於“情”，忠君愛國、美刺諷喻之類屬於“意”。“古詩”與《國風》相近，均以“情”為動因，為內蘊，故而皆無“必然之意”可尋，對此等詩應體認之、涵泳之，而不能以為它一定有怎樣的意指，朱子之說《詩》恰有此弊。其實自孔孟以降，歷代儒家之說《詩》一律是要從詩中發掘出政治的或倫理的深意來，對其真正意涵，即所述之情反而視而不見，概以“比興”論之，此種詩學闡釋思路，在“古詩”的闡釋史上亦不鮮見。這一傾向唐代即已開始，例如對“古詩十九首”首篇《行行重行行》，張銑注云：“此詩意為忠臣遭佞人讒譖，見放逐也。”又如對“西北有高樓”一詩，李周翰注云：“此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不用也。”這是典型的漢儒說《詩》口吻。宋元之時，如此闡釋“古詩”者並不少見。對此種作為經學闡釋的詩歌闡釋之是非對錯並不容易做出判斷。因為年代久遠，作者無考，彼時詩人作詩之志無從知曉，僅從文本來看，很難判定像《國風》、《古詩十九首》之類的作品最初究竟為何而作，也就沒有足夠的理由斷然否定其為政治隱喻之可能。對於今天的研究者來說，各種闡釋背後都隱含著豐富的文化歷史內容，對這些闡釋產生的原因及其文化史意義進行再闡釋，乃為主要任務。六“古詩”在六朝時已經成為經典，至今依然。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明了，“古詩”之所以成為91
經典，首先是基於其詩歌文本所包含的“基本價值”和“獨特性”，其次則是歷代闡釋者不斷地意義“賦予”過程。儘管不同時代有著不盡相同的審美趣味，但闡釋者總是能夠從“古詩”中讀出他們想要的東西來。離開了闡釋，“古詩”不可能成為經典，在這個意義上說，“古詩”成為經典乃是鍾嶸以降歷代闡釋者的功勞；但僅有闡釋，離開了其文本中所蘊含的豐富的“普遍價值”與“獨特性”，任何闡釋也不會使“古詩”成為經典。在這個意義上說，“古詩”文本自身諸特性為其成為經典提供了基礎。這一基礎的根本之點便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表達最真實的情感。“古詩”最令人讚賞的地方是詩人敢於不加掩飾地呈露自己實實在在的所思所感，絲毫不怕社會道德評價的指摘。後世詩人所表達的情感可能也是真實的，但大都是經過選擇或克制的，也就是說，有些情感他們是不會表現出來的。“古詩”給人的感覺卻是不加選擇地表現情感。像“空床獨難守”這樣“粗俗”的詩句，像“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這樣利祿之徒的表白，像“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這樣低層次的抱怨，還有那種隨處可見的及時行樂庸人想法，諸如此類，在後世詩人筆下都是不大會出現的。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說：“漢魏間之詩，以骨氣勝，只是率直的發露感情，而不弄文字之技巧，在這種地方，最有妙趣。”這裡的“率直的發露感情”也含有不怕暴露自己卑微心理的意思。正是這樣不加選擇和克制的情感呈現，賦予“古詩”以一種無可比擬的魅力，即所謂“妙趣”。但是僅僅這些還不足以構成“古詩”超越時代的藝術魅力，其最能打動人的，乃是其面對離別、死亡等所產生的深沉的生命體驗，這種生命體驗對任何人都有著無法抗拒感染力。這是“古詩”之成為經典的最主要的基礎性條件。同樣重要而且不容置疑的是，“古詩”之成為經典的這些基礎性條件只有在闡釋的過程中才具有意義。換言之，“古詩”的經典化過程完成於闡釋之中，是歷代的不斷的闡釋把“古詩”推舉進經典的殿堂的。法國漢學家桀溺說：自從鍾嶸作出了著名的評價之後，歷代文學評論家均競相重復強調，《古詩十九首》源於《詩經》，尤其出自《國風》。但他們只是通過某些細節的比較，就確定了這兩者之間的淵源關係。看來可以這麼說，《古詩十九首》仿佛是一股長期隱蔽的潮流，突然神奇般地湧現出來，從而使這個淵源足以確保其聲名。“詩經的繼承者”這樣的讚揚，簡直是無以復加的！現代評論界並不否定《古詩十九首》與《詩經》之間的親緣關係，但認為在漢樂府中更可以尋出《詩經》與《古詩》之間媒介的頭緒。樂府詩本身通常被視為民歌，也就成了《詩經》的後裔。這些評論認為，《古詩》雖然經過文人的記載和潤色，但這些作品畢竟來自那一時代的民歌，忠於民間的精神。這裡桀溺所概括的觀點對於中國古代文學闡釋學的研究來說得特別注意，“古詩”被稱為“《詩經》的繼承者這樣的讚揚，簡直是無以復加的”。這的確揭示了“古詩”在闡釋過程中成為經典的最重要的一環。從春秋戰國之交直至東漢之末，《詩三百》或《詩經》在儒家價值系統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一個時期裡曾經被列為“六經之首”。“古詩”被認為闡釋為“《詩經》的繼承者”，也就把它的地位提升到同樣的高度。如此一來，“古詩”中包含的那些不那麼高雅堂皇的情感意念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為《詩經》中也有許多同類作品。由於“古詩”符合了闡釋者們的趣味，他們有意提高其地位以消解其所表達情感的凡俗平庸，於是把就把它闡釋為《國風》的繼承者，從而十分成功地把“古詩”擺在了經典的行列之中。這裡表現出一種很高超的闡釋策略：相對於以四言為主的《國風》，“古詩”實際上代表的是詩歌發展的新形式和新精神，但“古詩出於國風”之說卻巧妙地隱藏了這種創新性，使“古詩”自然而然地獲得合法性。從純粹的文學形式角度看，文學史上那些能夠成為某種文學體裁之肇始的作品一般都會成為經典，因為它們為後世所效法。桀溺敏銳地02
指出：“《古詩十九首》標志著一種新的文學程式，即五言詩的崛起。五言詩產生於民間，後為文人所採納，並加以發展。因此，《古詩》代表了口傳詩歌的創作期與建安詩歌繁榮期之間的過渡階段。”“古詩”是民間口傳詩歌向成熟的五言詩過渡環節，因此標志著“一種新的文學程式”的崛起。這是對現代以來中外學者傑出研究成果的概括，同樣揭示了“古詩”成為經典的一個重要原因：它是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新的文學體裁的產生的標志。魏晉六朝時期固然也有七言詩、四言詩及雜言詩等詩歌體裁，但佔據此期詩歌創作絕對主流的無疑是五言詩。而“古詩”正是在吸納融匯“漢樂府”和民歌的基礎上創造出的這種不久便走向文學舞臺中心位置的文人五言詩的發軔之作，其經典地位自然無可置疑。中國古代詩歌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從上古謠諺到《詩經》，從楚地巫歌到《楚辭》，從兩漢民歌到《漢樂府》，由涓涓細流匯成浩瀚江河。“古詩”的作者是這個傳統的產物，也構成這一傳統的組成部分。後世的擬作者、編選者、闡釋者也處於這一傳統之中，並通過自己的擬作、編選與闡釋行為進一步豐富了這一傳統。“古詩”之成為經典是因為它們在這一傳統中居於重要地位，而這一地位的確立又有賴於魏晉以降歷代文人的闡釋。魏晉文人對“古詩”的青睞並不是隨意的、偶然的，而是取決於闡釋者與闡釋對象兩方面因素的契合。就闡釋者而言，從“漢儒說詩”的經學闡釋模式中擺脫出來之後如何建立新的詩學評價標准是他們面臨的重要任務。這種新的詩歌評價標准的主旨就是讓詩歌可以合理合法地表達個人情趣而不再是倫理教化的工具。“詩賦欲麗”和“詩緣情”是這種新的詩歌標准的理論表達。就闡釋對象而言，“古詩”由於上述從內容到形式各方面的特點，就順理成章地成了魏晉文人詩學評價標准的最佳表徵。於是闡釋者與被闡釋者之間形成一種完美契合。由於形成於東漢中期，成熟於漢魏之際的“文人身份”在此後一千多年中具有相當穩定的性質，所以“詩賦欲麗”與“詩緣情”始終是詩歌發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而“古詩”也始終是文人們倍加推崇的詩歌典範。①現代以來，關於“古詩”或“古詩十九首”的經典化問題論者甚夥，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隋樹森《古詩十九首集釋》、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馬茂元《古詩十九首初探》、曹旭《古詩十九首與樂府詩選評》，國外漢學家鈴木虎雄《中國詩論史》、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概說》、興膳宏《異域之眼：中國古典文學論集》（戴燕選譯）、讓-皮埃爾·桀溺《論古詩十九首》、保爾·戴密微《中國古詩概論》等人著述對這一問題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也都提出了許多值得參考的意見。青年學者李祥偉博士的《走向“經典”之路：〈古詩十九首〉闡釋史研究》更是一部研究“古詩”經典化過程的專著，其中亦不乏精彩見解。②題名李陵、蘇武的詩作雖未被蕭統列入“古詩”之列，但在今天看來，這些詩與“古詩十九首”風格、體制相近，作者同樣未可定論，故而也屬於我們所說的“古詩”範圍。下文提及的鍾嶸《詩品》之李陵詩、班婕妤詩亦作如是觀。③曹旭：《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1頁。④吳淇：《古詩十九首定論》，見隋樹森《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8頁。⑤關於這個觀點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李炳海《古詩十九首寫作年代考》（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認為《古詩十九首》應該產生於東漢順帝至桓帝之間，稍早於秦家夫婦的贈答詩。戴偉華《論兩漢的“歌詩”與“詩”》（廣州：《學術研究》，2008年第2期）認為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詩與無名的文人五言詩均應產生於東漢中後期；趙敏俐《漢代五言詩起源發展問題再討論》（《中國詩歌研究》第七輯）與李炳海、戴偉華稍有不同，他從詩歌風格等角度推斷，文人五言詩應該產生於東漢早中期而不會產生於東漢之末。這些見解各有所據，均有相當的12
參考價值。⑥鍾嶸嘗有“‘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之說，今人木齋《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認為《古詩十九首》為曹植作於建安十六年之後。⑦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見陳引馳編校：《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8頁。⑧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見黃汝成：《日知錄集釋》，秦克誠點校，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第470頁。⑨范曄：《後漢書》第九冊卷七十九，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第2547頁。⑩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六，舒士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35頁。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504頁。班固：《漢書》卷七十三，長沙：岳麓書社，1993年，第1342頁。班固：《漢書·郊祀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249頁。班固：《漢書·高五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990頁。班固：《漢書·嚴硃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821頁。班固：《漢書·外戚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2冊，第3952頁。班固：《漢書·酷吏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674頁。范曄：《後漢書·酷吏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491頁。《陶淵明集》收“擬古”九首。其中“日暮天無雲”為《文選》所錄。《鮑參軍集》收“擬古”八首，其中“幽幷重騎射”等三首為《文選》所錄。鍾惺：《詩歸序》，見蔡景康編選：《明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355頁。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第9頁；第13頁。讓-皮埃爾·桀溺：《論古詩十九首》，見《法國漢學家論中國文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91頁；第94頁；第90頁；第90頁。參見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文學行動》，趙興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揚雄：《解難》，見《漢書·揚雄傳》，長沙：岳麓書社標點本，1993年，第1549頁。班固：《漢書·揚雄傳》，長沙：岳麓書社標點本，1993年，第1531頁。王符：《潛夫論·務本》，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第3頁。王逸：《離騷經序》，見洪興祖《楚辭補注》卷一，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第2頁。桓寬《鹽鐵論》，見《諸子集成》第八冊，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6年，第24頁。劉向：《列女傳》卷一，見清人王照圓《列女傳補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9頁。呂不韋：《呂氏春秋》卷五，見《諸子集成》第六冊，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6年，第50頁。戴明揚：《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84頁；第198頁。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8頁。以下所引均見此書，不一一出注。皎然：《詩式》，見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9頁；第26頁；第27頁；第30頁。歐陽修：《六一詩話》，見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67頁。宋人對“餘味”、“餘意”及“韻”的重視應該始於晚唐司空圖的詩論。司空圖與初唐、中唐殷璠、王昌齡、皎然等人的詩論有很大不同，他的“韻味說”標誌著唐代詩學向宋詩學轉變。參見劉寧：《晚唐詩學視野中的右丞詩———司空圖對王維的解讀》，北京：《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呂本中：《呂氏童蒙訓》，見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85頁。張戒：《歲寒堂詩話》，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50頁。嚴羽：《滄浪詩話》，見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96頁。22
對於伽達默爾來說，這種共通感是教育的產物，與“教化”、“判斷力”、“趣味”等概念密切相關，共同構成了人文科學的基礎，事實上也構成了哲學闡釋學的基礎。這種共通感“不僅是指那種存在於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而且它同時是指那種導致共同性的感覺。”見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25頁。陳祚明：《採菽堂古詩選》卷三，李金松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0~81頁。揭傒斯：《詩法正宗》，見張健：《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15頁。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朱自清、馬茂元說古詩十九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頁。謝榛：《四溟詩話》卷三，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178頁。謝榛：《四溟詩話》卷一，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下冊，第1137頁。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4~25頁。徐禎卿：《談藝錄》，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766頁。陸時雍：《詩鏡總論》，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下冊，北京，第1414頁。《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版，1987年，第538頁；第539頁上。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概說》，隋樹森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2年，第68~69頁。作者簡介：李春青，1955年9月生，北京市人，文學博士。現為華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理事。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文藝學研究所所長、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儒家文化、古代文論和文學基本理論的教學與研究。曾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七項、教育部項目三項。獨立著述有十餘種，主要有：《藝術直覺研究》、《美學與人學———馬克思對德國古典美學的繼承與超越》、《魏晉清玄》、《文學價值學引論》、《烏托邦與詩———中國古代士人文化與文學價值觀》、《宋學與宋代文學觀念》、《詩與意識形態———西周至兩漢詩歌功能的演變及中國古代詩學的生成》、《在文本與歷史之間》、《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反思》、《道家美學與魏晉文化》、《趣味的歷史———從兩周貴族到漢魏文人》等。另有合著、合譯、主編著作十餘種；發表學術論文150餘篇。《詩與意識形態》等著作分別獲得北京市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兩個一等獎，一個二等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三等獎各一項）。［責任編輯 劉澤生］32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澳門學”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的提出，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1986年以來，學術界陸續提出了有關建設澳門學的構想。最近十年，僅是頗具規模的“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就已經在澳門、里斯本、北京、廣州等地舉辦了六屆。廣受海內外學者關注的“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則已舉辦了五屆。其學術成果之豐碩與學術影響之廣泛，足以在澳門學術史上留下豐厚的一筆。這既是澳門社會經濟發展變革的推動，也是學術研究深化前行的必然。港澳研究一直是敝刊重點關注的選題之一。據初步統計，自2011年《澳門理工學報》改版以來，在眾多學術專欄中，以“港澳研究”為代表的專欄已刊發100多篇論文，總字數近200萬字。一晃，就十年了。筆者在“澳門理工學報叢書”《港澳研究》卷的“前言”中，曾做了詳細的述評。在紀念澳門回歸二十周年之際，舊話重提“澳門學”，也是一件值得學界深思的事情。基於這一理念，敝刊將一如既往地關注“港澳研究”的課題，並定期推薦海內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共同為“香港學”、“澳門學”的建構略盡綿力。本期首先刊發吳志良、郭萬達、婁勝華諸君關於構建澳門學相關論題的大作，並期待海內外學者、讀者的共同參與。吳博士是“澳門學”的熱心倡導者和積極參與者之一。此前，志良兄已在敝刊先後發表了《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澳門學：歷程、使命與發展路向》的大作，此次又特別撰寫了《澳門學與“一國兩制”的實踐》一文。先有話語權的回歸，才有澳門學的真正建構，再有“一國兩制”實踐的昇華———這是一種清晰的思路與理性的邏輯。應該說，確立澳門歷史宏觀敘述、掌握話語權、凝聚社會共識、形成社會主流意識、構建特區政治共同體價值體系，“澳門學”功不可沒。歷史告訴我們，無論政權過渡交接如何平穩順利，新生政治共同體完全接受和繼承殖民者遺留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是不可能的，也沒有成功的例子。志良兄認為，只有對澳門自身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澳門與國家以及澳門與世界的關係進行具說服力的解釋且有清晰的認知，才能構建一個新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才能對新的政治共同體產生歸屬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才具備基礎條件去探索、生成和踐行自身的發展道路。筆者一直推崇澳門學的跨學科研究。去年本刊關於澳門學研究的專題，即邀请郭萬達博士加盟，發表了《基於經濟學“小”方法論的澳門學研究》佳作。萬達兄是知名的經濟學家，他對澳門學的學科構建有其獨到的視角。在本期《澳門學學科構建的理論問題、實證分析及策略建議》中，提出以問題為導向，從理論和實證的視角分析澳門學學科構建的學理基礎、現實條件以及基本邏輯框架，針對澳門學存在的學科發展不平衡、學科體系不完善、對現實問題關注和研究不夠等問題，從政府層面和平台發展層面提出了策略建議。作者認為，通過澳門學研究，形成豐盛的智慧成果，有利於促進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一國兩制”澳門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保障。《澳門學需要明確的幾個關係》，則是婁勝華博士的新作，對澳門學研究中的四種關係———歷史與現實及未來的關係、理論方法與資料利用的關係、澳門與世界的關係、澳門學與澳門研究的關係，展開了相當深入的論證。婁文認為，當前有關澳門學的概念、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等事關學科建設的重要問題並未完全取得共識，仍然存在爭論。澳門是一個小社會，然而，通過澳門學的研究，澳門的“小地方”可以連結起中國與全球的“大世界”。明確上述幾種關係，可為界定澳門學概念及研究對象與研究範疇提供某種基礎條件。 （劉澤生）42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澳門學與“一國兩制”的實踐吳志良［提 要］ 在探討“一國兩制”實踐整個過程中，學術界一直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作用，不僅體現在發現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方面，更體現在鞏固文化基礎、營造社會環境、形成主流價值方面，即積極扮演着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遺憾的是，學術界很少關注和評價自身的研究及其研究產出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學術自覺或學者的有意識、潛意識，直接關係到未來的研究方向和價值導向。回顧澳門研究過去30多年的進程，我們發現，“澳門學”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特別是在建立對“一國兩制”構思的正確認識、宣傳“一國兩制”政策方針、確立澳門歷史宏觀敍述、掌握話語權以及凝聚社會共識、形成社會主流意識、構建特區政治共同體價值體系及其認同方面，作用非常顯著。［關鍵詞］ 一國兩制 學術研究 澳門學 價值觀 ［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25-06“澳門學”是澳門學術界1980年代中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其目的是引起人們對澳門和澳門研究的重視，系統研究澳門問題，加深對澳門歷史和現實特殊性的認識，科學地把握澳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規律，全面挖掘、探索澳門的價值和意義，以便澳門順利地回歸祖國，並為澳門特區成立創造條件。經過30多年的努力，特別是近10多年澳門公、私學術研究機構的協力合作，澳門學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並且在海內外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認同，逐漸成為一門顯學，澳門學的學科建設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假以時日，澳門學完全有可能發展成為一門地方性學問，成為澳門學術的一面旗幟。①有人會問，澳門學作為一門學科，與“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有甚麼關係呢?我認為，無論從倡導澳門學的初衷、還是澳門學建設的過程和結果看，澳門學與“一國兩制”的實踐都有必然的聯繫和莫大的關係。本文試圖從彌補知識缺陷、掌握歷史話語權、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及其認同三個維度，來闡述其間的聯繫，並重申澳門學作為本土知識體系②來構建的意義。52
一在某種意義上，澳門學是1980年代澳門學術界的一種理想與想像。在當時的環境上，大家無論對國家還是對澳門的認知都十分有限。澳門回歸祖國、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列入國家政治議程後，因為當時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比內地高一些，社會各界的中心關注點落在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如何與澳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存兼容、共生共榮的問題。因此，研究者大多從澳門視角出發，十分強調澳門歷史和現實的獨特性，強調澳門如何在中國與世界交往交流中的特殊作用，希望澳門回歸後，可以維持其特殊性及獨特地位，繼續為國家改革開放發揮作用。這種學術的渴求，表現在學者們不懈努力收集、整理、研究澳門歷史檔案文獻和經濟社會資料，試圖從中找到充分的理據，說明澳門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獨特性，闡述澳門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換言之，希望全面挖掘澳門的價值和優勢，爭取在國家發展戰略中佔有一個更加有利的位置。這種學術討論，成為了社會議題，引起了公眾的關注，誘導了集體的反思，不經意中，增加了澳門居民的歸屬感，塑造了澳門人的身份認同。作為移民城市，這種群體現象以往並不常見，甚至可以說，改變了一直以來“寄居”、“旅居”的移民心態，歷史性地使澳門居民意識到要當家作主了。殊不知，要證明自己與眾不同，就必須有參照物，必須對內地實行的制度和社會現實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也必須對中華歷史文化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認知。也是不經意中，澳門學術界③的討論引發了普羅大眾對中華歷史文化的學習和傳播、對國家事務的關心和對民族前途的關懷，從而在客觀上進一步增強了澳門居民對澳門與祖國休戚與共、命運一體的認知及其家國情懷。現在回頭看，我們發現，這是澳門繼上世紀幾次反帝反殖民運動後，規模最大、範圍最廣、時間最長的一次全民愛國主義教育，影響十分深遠。澳門居民向來具有非常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④，無時無刻不懷着游子思歸的情愫，但與祖國內地分隔時間太久，對國家當時的狀況及其發展又感到陌生，甚至對某些社會現象不理解、不接受，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對前景產生迷茫、不安和焦慮。學術討論的社會化，不僅僅是增加了對國家發展認識的客觀性，在一定程度消減了緊張和焦慮的社會情緒，這種認識的理性化，還是彌補知識缺陷的過程，對增強市民大眾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信心有很大和直接的幫助，也大大激發了他們對參與過渡期事務、特別是《基本法》起草過程討論的熱情，從而堅定了他們對“澳人治澳”、當家作主的信念。所以，學術界這段時期的知識積累和知識增量，不僅為構建本土知識體系奠定了基礎，為“一國兩制”的實踐作出了理論準備，也一定程度上為社會彌補了對祖國和澳門本土的知識缺陷，是一次全民的國情、區情“補課”和國民教育，從而鞏固了文化基礎，形成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令“一國兩制”的構想更加深入民心，令“一國兩制”的實施更加順暢無阻。二必須指出，彌補知識缺陷是有局限性的，也是不足夠的。其最大的局限，是通常僅僅停留在知識的積累上，而没有有意識地對知識、特別是地方性知識進行批判和證偽，新增量的知識因而也可能出現偏差。澳門雖然不是典型的殖民地，也没有經歷過實質性的殖民統治，但形式上，殖民管治存在了一百多年。雖然澳門沒有明顯張揚的文化霸權，但殖民力量的支配和控制意圖客觀上是存在的，美化殖民主義的意識和行為從來就沒有消停過，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情緒和民眾的思想。從被殖民社會走向特別行政區，不僅是政治行為的結果和政治制度的變遷，也必定是文化62
和社會的重構。如果說，彌補知識缺陷使得我們更加全面真實地認識了澳門及其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關係，更加正確地認識了澳門與世界的關係，那麼，客觀正確地書寫澳門歷史，建立宏觀歷史敍述，是掌握話語權、確立特別行政區新的價值體系和價值認同正當性的必要之舉。1993年《基本法》頒佈後，澳門進入後過渡期，學術界開始出現這種意識或潛意識。1994年《澳門總覽》⑤和1999年《澳門百科全書》⑥的出版，可以視作彌補知識缺陷的階段性成果和掌握歷史話語權的開端。這兩部意圖建立本土知識框架的著作，由澳門近百位學者和社會人士參與撰寫，內地專家給予學術指導並納入國家系列叢書出版，既體現了本土作者的集體智慧和力量，反映出嘗試建立本土知識體系的決心，又顯示了國家的支持以及與祖國的關係，更為重要的是，展示出地方學術回歸國家學術主流的意願，是民心回歸的重要象徵。作為推動、組織、參與者之一，我不敢肯定當時有這種清醒的政治意識和學術自覺，但客觀上的確導致了這樣的結果。澳門向來是一個比較和諧的社會，歷史話語權的爭奪也在悄悄展開而沒有白熱化，或者局限在學術層面而沒有明顯社會化。澳門歷史研究一直是圍繞中、葡兩國對澳門主權爭議而展開的，在諸多問題上，中、葡學術界各說各話，爭議不止。這種爭議，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到政治層面，包括對《基本法》序言中“澳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被葡萄牙逐步佔領”這句話裡“逐步佔領”的爭論。中、葡檔案文獻的挖掘、整理、出版，是更加客觀認識澳門歷史的必要條件。澳門學術界從1990年代開始，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無論是中、葡還是其他語種的檔案文獻的大量出版，都為減少歷史分歧、還原歷史原貌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默默耕耘中，隨着2008年《澳門史新編》⑦（四卷本）和2009年《澳門編年史》⑧（六卷本）的出版，我們驀然發現，澳門本地的研究力量已經成長起來並逐漸發揮主導作用，本土視角的歷史研究及其立場、觀點也成為主體，澳門歷史話語權就這樣悄然回歸了⑨。話語權的爭奪也出現在法律的翻譯、整理和研究中。法律留存被葡萄牙視為延續其社會文化影響力的重要工具和手段。1990年代中文版《澳門法律彙編》⑩和《澳門法律叢書》的編輯出版，都受過澳門以葡人主導的法律界人士的冷嘲熱諷，不是說葡萄牙没有匯編法律的傳統，就是說《澳門法律叢書》的作者没有受過完整的葡萄牙法律培訓，缺乏條件甚至說資格不足以編撰這樣的著作。幸好，當時得到一位葡萄牙法律專家的公開支持，才避免了更多的非議。但是，這非但没有阻止澳門學術界的努力，還更激發了他們的志氣和熱情。澳門五大法典的學術重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的出版，十分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時至今日，在澳門研究諸領域中，法律是研究得最系統、最全面、最深入的一個學科，為特區中文法律文化的形成、法學理論的構建和法律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而牢靠的基礎。掌握歷史話語權，事實上就是掌握何謂正確、正常和真實的解釋權，有助於對所積累的知識進行批判或證偽，有助於形成社會的主流意識，有助於社會共識的達成，可以大大避免社會對價值及價值導向的爭議。“一國兩制”在政治理論和政治發展中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和構思，在實踐中不可避免會遇到各種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適應、解決和發展、完善，這就需要營造一個良好的文化基礎和社會環境，需要培育一塊適合其生長的土壤。如果社會主流價值和基本共識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和問題，如果偏激和極端的思想沒有及時受到理性批判和及時糾正，“一國兩制”的實踐便不可能平穩、順暢，經濟發展、社會轉型也會付出更大的代價，甚至出現嚴重的社會危機。三社會科學研究社會，源於社會實踐，社會科學的成果反過來又指導社會實踐。澳門學經過了多72
年的發展，為認識社會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績。我們今天對澳門歷史和社會、對澳門的制度以及澳門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對中華歷史文化和祖國發展進步有了更加深入的認知，對澳門與祖國、澳門與世界的關係以及澳門在中國和世界發展中的定位和意義有了更加客觀的了解，澳門學術界有一份功勞。縱觀過去半個世紀世界反帝反殖民獨立運動，大多數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和地區的後殖民政治發展和制度變遷並不順暢，政權順利過渡交接成功的個案極少。個中的原因，多種多樣。但其中一點，就是未能成功塑造出後殖民的主流價值體系，社會尤其是精英階層對新政治共同體的建立和發展框架及願景缺乏基本的共識。然而，共識的形成需要知識的支撐，需要對本國本地區歷史、文化和社會有科學、客觀、理性的認識，而無論是知識的積累和增量還是知識的大眾化普及及其認知、認同的廣泛獲得，都需要知識分子的默默耕耘和吶喊作為。遺憾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要不没有形成本土知識體系，要不本土知識體系是由殖民者構建留存下來的，在這種背景下，除非政治行政精英完全由殖民國培養出來並普遍接受其遺留下來的知識體系，並且想方設法令這一知識體系為廣大民眾所接受、所認同，否則，很難形成主流價值，更無法達至政治共識，新的價值體系和社會秩序便無從創立，動蕩不安甚至社會撕裂也就不可避免了。歷史告訴我們，無論政權過渡交接如何平穩順利，新生政治共同體完全接受和繼承殖民者遺留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是不可能的，沒有成功的例子。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是一個新的主體，必須建立在新的歸屬感即國家認同的基礎上，必須進行不同程度的文化和社會重構。澳門學的貢獻就在於積累和生產了知識，彌補了自身和社會的知識缺陷，並使得新的知識體系逐漸成形並為普羅大眾所接納和認同，在此過程中，把握了話語權並創造了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及其認同的基礎條件。此一條件，便是價值導向正確的歷史宏觀敍述、客觀科學的澳門區情區勢把握、澳門社會形態的深入分析以及澳門現象、澳門模式普遍意義的提煉。只有對澳門自身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澳門與國家以及澳門與世界的關係進行具說服力的解釋且有清晰的認知，並以此建立澳門人的共同思想基礎，才能構建一個新的知識體系、價值體系並獲得普遍的認同，才能對新的政治共同體產生歸屬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才具備基礎條件去探索、生成和踐行自身的發展道路。從這個意義上，澳門學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不僅具有學術價值，也具有現實意義。四當今世界，全球化與本土知識並行不悖。無論是全球化還是本土知識，既不是萬靈之藥，也不是洪水猛獸。關鍵是，全球化是什麼樣的全球化，本土知識又是什麼樣的本土知識，其內容、實質、價值導向、實行方式和路徑、目標是什麼。澳門作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本身就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晶。然而，無論在早期全球化還是當代全球化的大潮下，澳門並沒有喪失自我，也沒有迷失方向，始終保持清醒理智：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往哪裡去。這種自覺，經由學術界的研究和引導，很快便轉化為思維理性。因此，從本質上，澳門的本土知識是一個國家框架內的地方知識，具有深厚的家國情懷和民族觀念，同時又具有相當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有利於“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澳門學術來源且服務於澳門的文化基礎和社會環境，並成長在一個風雲變幻、激動人心的年代。如果將1980年代作為當代學術意義上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開端，已經過去了30多年。回顧這段歷史，澳門當代學術的進步令人刮目相看：一是我們趕上了國家發展和澳門歷史大變化、82
大轉折的年代，學術界抓住了此一歷史機遇，全程參與，全情投入，在這個大舞台上全力施展才能；二是澳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急劇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提出了諸多急需研究的課題，任由學者們選擇發揮；三是學術界找對了研究方向，樹立了正確的價值導向，創造並維護了學術自由討論的寬鬆環境，讓學者潛心研究。如此種種因素，造就了今天澳門研究碩果累累、蓬勃發展的局面，為澳門學的學科建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也為澳門特區新時代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回顧澳門學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是拾遺補缺、構建本土知識體系的過程，一直在探索殖民社會的解構和特別行政區的建構之路，探求澳門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就是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澳門學不僅增加了自身和社會對澳門、對國家的了解和認知，從而消除了因為缺乏知識而導致的對回歸後發展前景的顧慮和緊張，調和了國家整合與高度自治之間的關係，還在構建澳門學的探索進程中，促成了本地研究力量的壯大和學術自主，掌握了歷史話語權並為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創造了必要條件，鞏固了愛國愛澳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基礎，令澳門在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進程更為順暢。這是建立澳門學的意外收獲，卻也是澳門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一國兩制”過去20多年的實踐過程中，積累和生產了不少經驗和知識。這些經驗和知識，需要學術界去總結和學理化，從而建立一個理論體系，為“一國兩制”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更多的理論支撐；學術界也應該更加關注自身的研究及其研究產出帶來的社會影響，繼續挖掘、弘揚澳門歷史文化的價值和意義，更加積極主動地構建和鞏固一個有利於“一國兩制”發展的文化基礎，營造和促進一個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的社會環境，使得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助力國家改革開放和國際人文交流，令澳門的“一國兩制”實踐取得更大的成功。澳門學術界及時地意識到這一點，澳門學也從早期對歷史文化的偏向，近年逐漸加強對現實和未來發展問題的關注，回歸其現實關懷和實用主義導向。我們相信，澳門學隨着學科建設的推進，必將完善其理論框架、研究方法，必將豐富其研究內涵，為“一國兩制”更加成功的實踐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①有關澳門學的討論，參見吳志良：《澳門學：歷程、使命與發展路向》，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2期。②吳志良：《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見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7～9頁。③嚴格意義上，這裡的“學術界”應該指“知識界”，因為不僅僅指狹義上的學者，還包括文學家、藝術家和新聞、教育工作者等。事實上，文藝界、傳媒和學校對澳門人的身份塑造及其家國情懷的增強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④參閱吳志良：《總結澳門歷史經驗 弘揚中華文化傳統》，載吳志良、郝雨凡主編：《澳門藍皮書：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7～201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220～228頁。⑤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年；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第二版），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⑥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⑦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共四卷），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⑧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共六92
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⑨吳志良：《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3年第2期；陳杰：《近30年來“澳門回歸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北京：《港澳研究》，2019年第3期。⑩《澳門法律彙編》編委會：《澳門法律彙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澳門法律叢書》編委會：《澳門法律叢書》（共16種），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2005年。葉士朋（AntónioManuelHespanha）教授應邀為《澳門法律叢書》作序，我們還特意將其葡語原文一起刊印出版。他是葡萄牙法制史權威之一，擔任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全國委員會總幹事的職務，肯公開為我們站台，令人感動。藉此，謹表感念和緬懷之情。他在序中開門見山：“在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中，維持本地區的法律制度不是用於紀念某一葡式歷史財富，而是用於承認規範澳門社會特殊‘生活方式’的法律。這就要求這一法律根植於社會生活習慣之上，融入日常生活並使社會相應地承認它。反之，如果作為純理論性的論述或僅僅作為司法—官僚體制的特有工具，這個法律便不會持續下去。而且似乎也不應維持下去。”“要尋求知識上與文化上的敏銳性及謙虛性，來恰當地理解及重視‘對方’，因為葡式法律與中式法律之間的差異，不僅僅是技術規範上的問題，而且還是由於特點鮮明的文化差異所造成的，但正是這種差異，才使人類受益匪淺”。其實，這套叢書出版的目的，本人在《澳門法律叢書》編輯說明中清楚交代：“由於歷史原因和文化差異，長期以來，主要源於葡萄牙法制模式的澳門法律並不為佔本地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社會所了解，儘管近年法律本地化和翻譯工作已有進展，但離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政治行政交接的形勢需要仍有差距，因此，認識、研究和宣傳澳門法律，為系統整理、評價和調整現行法律即法律本地化提供必要的條件，便成為後過渡期刻不容緩的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編委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共39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首部出版以來至今已出版23種。吳志良：《“澳門學”與澳門發展道路》，澳門：《南國學術》，2019年第1期；于茗卉、郝雨凡：《互動相生：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範式──回歸20年澳門學的發展與未來之路》，北京：《港澳研究》，2019年第3期。作者簡介：吳志良，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主席，博士。［責任編輯 劉澤生］03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澳門學學科構建的理論問題、實證分析及策略建議*郭萬達［提 要］ “澳門學”研究對象是澳門這個特定區域發生的“故事”，研究視角不僅是澳門的歷史，也要包括澳門的現在和未來，要從時間、空間和結構三個維度全方位開展研究。澳門學正在經歷從“領域”到“學科”的構建過程，學科建設關係到學科方向凝練、學科水平提升、學科發展創新以及學科體系完善。澳門學學科構建應把握好“澳門學”與“澳門研究”、學術研究與應用研究、本土性與全球性的關係，著力構建以歷史文化、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和社會治理研究為主的澳門學學科體系。［關鍵詞］ 澳門研究 澳門學 學科體系 策略建議［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31⁃11“澳門學”因澳門而生，是總結澳門經驗、講述澳門故事的重要載體。澳門學概念於1980年代中期提出，目前已從學術概念的探討階段，發展到學科構建階段。構建澳門學學科體系，是澳門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學術價值，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通過澳門學的研究，形成豐盛的智慧成果，支持澳門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促進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貢獻學術力量，為“一國兩制”澳門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保障。以往關於澳門學的研究，存在以下需改進之處：一是大多停留在宏觀敘事和澳門學概念之爭，缺乏對澳門學過去、現狀和未來發展深入、系統、全面的評估；二是對澳門學學科構建的學理分析和系統梳理的研究比較少，且分析視角多以歷史學、區域學或者“地區學”範疇為主，從教育學理論視角探索澳門學學科體系的研究比較缺乏，尚未從學理上研究分析澳門學學科體系的構成要素。鑒於澳門學學科體系構建對澳門文化和教育發展的重要性，有必要將澳門學看成是經濟學範疇的“公共品”來研究。為此，本文以問題為導向，著重回答澳門學學科構建的若干關鍵原則問題：13∗本文係澳門基金會委託研究課題“澳門學學科建設規劃綱要”的階段性成果，參加課題研究的還有張玉閣、王萬里、李佳檜、謝來風、楊秋榮、文雅靖等，感謝研究團隊對本文觀點形成、邏輯框架、資料整理的貢獻。
從理論研究來看，澳門學學科構建需要哪些學理支撐？從實證分析來看，澳門學學科構建存在的基礎和問題有哪些？從現實發展來看，支持澳門學學科構建應採取什麼策略和措施？一、關於澳門學學科構建的理論問題（一）教育學理論的“領域”與“學科”之爭從教育學理論來看，學術研究領域與學科之間的爭議一直存在。知識是無界的，學科的劃分具有人為性，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任何學科的發展大凡都要經歷“研究領域—理論發展—學科體系”的動態發展過程。從某一個領域出發，不斷研究和探索出新的研究領域，逐漸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這樣就誕生了新的學科。因此，在領域與學科之間，研究領域成熟以後就走向學科，①這是學術發展的普遍規律。有學者認為，任何一門學科的形成和發展都需要經過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知識的建構和社會的認可，這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②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在柏拉圖的知識分類法的基礎上，第一次從哲學層面明確提出了“學科”的概念。他在《物理學》開篇說，“任何一門涉及原理、原因和元素的學科，只有認識了這些原理、原因和元素，才算認識或領會了這門學科”，說明只有當學科研究者形成共同範式，該學科才能從前科學時期進入科學時期。中國文獻中出現“學科”一詞，最早見於北宋歐陽修等人所修《新唐書》中《儒學傳序》，本意為儒學的科目分類。《辭海》將學科解釋為“學術的分類”，是“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分支”，同時也是“教學的科目”。奧斯特瓦爾德認為，科學的分類不是依照所謂的事物的“本質”，而僅僅屬於為了比較容易和比較成功地把握科學問題而作出的純粹實際的安排。③學科之爭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類型，如由於代際更替和範式轉移引起的德語區四大系科（德國神學、法學、醫學和哲學）之爭，在康德時代主要表現為“哲學”與神學、法學和醫學之間的系科之爭；在19世紀上半葉主要表現為哲學與語文學和歷史學等新興的人文學科之爭；在19世紀下半葉則主要表現為“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之爭以及語文學和歷史學等“二級學科”內部的紛爭。④以我國高等教育學為例，也存在潘懋元主張的“學科論”與阿特巴赫主張的“領域”之爭，在中國可以稱為學科，在美國則是一種研究領域。⑤還有學者認為，人們對經典學科的認識具有較強的一致性，一個學科能否被稱為成熟的學科、一流的學科，並不僅僅根據他是否擁有雄厚的資金、是否擁有一流的研究平台，而是看他是否擁有自己特有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⑥理論對於學術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對於一個學科的建設更是重中之重，基礎理論是學科建設的基石，正如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所言：“沒有資料的理論是空洞的，沒有理論的資料是盲目的”，這句話雖然是針對具體的理論與學術研究之間關係而言的，但在理論與學科的關係上也同樣適用。理論支撐研究，逐步提升研究層次，生產出更多的研究成果，這樣也有利於建設更完善的學科體系。（二）澳門學的“學科”與“領域”之爭長期以來，學者們圍繞澳門學是否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以及作為獨立學科的困難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可以看成是澳門學學科構建的“領域”和“學科”之爭。綜合海內外有關研究，主要形成了“領域論”（“澳門學審慎論”）和“學科論”兩派，“學科論”又分為“狹義澳門學論”和“廣義澳門學論”兩種觀點。1.“領域論”，即“澳門學審慎論”。認為澳門學還不足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對澳門學學科23
持懷疑或者否定的態度。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對澳門學學科構建應持審慎觀點，認為澳門學作為一門學科，現在還有一定的難度，澳門學在當前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取代澳門研究。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澳門學不足以成為一門學科，可以看作一種學術建設，或者是一個研究領域。楊允中指出，目前對澳門學的科學解讀不同，意欲借一兩次會議把概念定型化，恐怕為時過早、利弊參半，假如概念尚未清晰界定而急於單方面判斷，其結果也很簡單：難以落實，一時的熱鬧景象恐難長效維持。⑦2.“狹義澳門學論”。認為澳門學作為一門學科，研究對象是澳門的歷史文化。1986年11月在《澳門研究》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有澳門學者首次提出建立澳門學。⑧1994年常紹溫通過分析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來論述建立澳門學問題。⑨1995年湯開建認為澳門學研究的內涵、研究隊伍的數量和質量已經達到成為一門學科的條件，作為區域性學科的“澳門學”可稱為“澳門文化”或“澳門歷史文化”。⑩2001年黃漢強主張澳門學應以澳門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採用靜態、動態、結構和綜合分析等唯物辯證思維為主導的研究方法。金國平運用中外文歷史資料，嘗試解決澳門學的一些關鍵問題。此外，還有學者認為澳門學是區域性學科，發生和存在這一區域的有關問題都是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也有人認為，澳門學是一門反映和闡明澳門社會各領域的矛盾、規律及其相互關係的學問。3.“廣義澳門學論”。認為澳門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既從縱切面研究澳門社會的發展過程，亦從橫切面研究社會的各個方面，其研究領域（內容的、空間的）、研究維度、研究方法等是開放和動態發展的。吳志良認為，澳門學就是從物質生產、社會結構、人群組成、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研究澳門社會的形成、變遷和發展的過程。許嘉璐認為，澳門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只有從史學、哲學、宗教學、文化學等多角度綜合研究，才能重新認識澳門的內涵。郝雨凡認為，澳門學是一門以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為基礎，以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為對象的，探尋澳門模式與澳門精神及其效應的綜合性學科。筆者主張“廣義澳門學論”，在2018年參與過有關澳門學內涵及方法論的討論。筆者認為，“澳門學”作為一門“地區學”，其研究對象是澳門這個特定區域所發生的“故事”，研究的視角不僅是澳門的過去和歷史，也要包括澳門的現在和未來，要從時間、空間和結構三個維度全方位地開展研究。亦即“澳門學”不僅要解釋歷史，而且要面向實踐，更要為澳門的未來指路。（三）實現從“領域”向“學科”的提升學科建設的過程是學科方向凝練的過程，學科方向凝練的過程是學科水平提升的過程，也是創新的過程。學科文化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也會整合、分化成新的學科文化體系。從學科長久發展的角度來說，學科應不斷加強知識積累和學術理論體系建設，依靠加強內生知識增長來降低對外部政策制度的附著度。筆者認為，澳門學正在經歷從“領域”到“學科”的構建過程。也就是說，澳門學與澳門研究並不對立，澳門學與澳門研究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並非要在“澳門研究”之外搞一個澳門學。澳門學是以國際視野、學科思維、學術範式，對“澳門研究”進行學理上的梳理、整合和提升，使“澳門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學科。可以說，澳門學是澳門研究領域演進的學科目標。因此，不應糾纏於澳門學的概念和內涵而裹足不前，而應在學科發展中不斷研究探索，動態生長，以學科的發展積累，豐富和發展澳門學概念和內涵。就此而言，澳門學是以澳門研究為基礎，對澳門研究的學理總結與推進澳門研究向更高層次、更深拓展的學術建構過程。33
二、澳門學學科構建的實證分析（一）澳門學學科構建的基礎條件及面臨的問題經過多年積累，澳門研究成果豐富多元、研究平台開始搭建、研究範圍不斷拓展、研究主體逐步壯大，可以說，澳門學已經形成一定基礎和條件。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澳門學作為一門學科，其發展處於初始階段，當前及未來還存在諸多問題和挑戰。一是研究成果豐富多元，研究範圍不斷拓展，但存在學科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形成完整學科體系尚需時日。回歸以來，由澳門基金會出版或資助出版的澳門研究成果達數百種，包括《澳門知識叢書》《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等。此外，澳門基金會還創立了網上閱讀平台———澳門虛擬圖書館，迄今為止共收錄了827本圖書（圖1）、591本期刊。澳門大學、澳門文化局、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等機構以歷史研究為基礎，陸續推出一批澳門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大量澳門學研究成果被收錄彙編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冊）《全球視野下的澳門學》等著作中。但是，目前澳門學學科發展參差不齊，一些學科仍有空白，一些學科起步較晚，起點較低，活動的力度和影響力有限。出版物集中在澳門歷史、法律、經濟方面，政治、社會等方面的出版物較少，學科互動性較差。澳門學和澳門研究在相當時期內處於邊緣位置，與社會科學各學科有機結合的程度不夠，跨學科研究直到近年才開始出現，學科概念、學科理論、學術範式等學科建設的重大路向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明晰和確定。圖1 澳門虛擬圖書館書目分類統計（2019） 註：資料來源於澳門虛擬圖書館，部分書目為跨類別。二是學科構建開始起步，但發展路向有待明確，研究方法有待完善。澳門學發展脈絡和演進歷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分別以三個時間節點為標誌。1980年代中後期為第一階段，提出澳門學概念。2010年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就“文獻調研與澳門學實證研討”、“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文獻基礎與學科建設”、“澳門學與澳門發展”等主題進行探討，澳門學進入被認可和接43
受的第二階段。2017年澳門基金會成立澳門學專家小組，澳門學學科建設進入啟動發展的第三階段。雖然澳門學學科建設已經有三個階段的積累，但是關於澳門學未來發展願景、發展目標，以及需要把握的關鍵問題仍然處於摸索階段。儘管學界總體上認同澳門學可以作為一門學科來建設、要與現實結合並納入更多的研究領域，但如何界定其研究範圍和研究方法，學界還有不同看法。特別是澳門學對澳門社會實踐經驗的認知有限，學術範式不足。表1 推動澳門學學科構建的重要事件時間重要事件20104月，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以“澳門學的學理化與國際化”為主題，此後又分別與海內外學者在里斯本、北京、澳門和廣州舉辦了四屆研討會，就“文獻調研與澳門學實證研討”、“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文獻基礎與學科建設”、“澳門學與澳門發展”等主題進行探討。20178月，澳門基金會成立“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下設澳門學專家小組，負責編制澳門學學科建設項目及活動方案。澳門學學科建設進入啓動發展階段。20184月和6月，澳門學專家小組會議和第一次“澳門學學科建設協調會議”先後召開，制定了《澳門學學科建設的工作綱領》，提出了澳門學學科建設的願景、目標、策略和工作規劃。11月，第二屆“澳門學學科建設協調會議”召開，集中探討了澳門學研究人才培養、研究成果宣傳機制等具體工作。20199月，“第六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圍繞“澳門學的學科建設”進行探討，為澳門未來發展提供知識的支撑與理論的指導。 註：筆者根據有關資料整理。三是研究隊伍不斷壯大，但研究力量有待加強，研究機構有待健全。30多年以來，澳門研究形成了三股學術力量，分別是澳門本地、中國內地和海外學術力量。這些進展為澳門學研究和澳門學學科構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澳門學研究已經進入高校課程體系。澳門大學開設了社會科學（澳門研究）碩士課程，培養有志於澳門學研究的青年學術人才，成為澳門學邁入高校課程體系的第一步。此外，澳門學也作為講座課程進入高校，如澳門城市大學開展了“關於澳門檔案現狀與使用”講座。但是，澳門研究起步晚、進展慢，研究隊伍薄弱而分散。澳門高等教育在最近20多年才得以發展，本地學術社團（智庫）、學術隊伍相對比較薄弱，參與者多為義務兼任。儘管近年澳門研究隊伍逐漸壯大，但就某一問題長期系統跟蹤研究的人並不多，以澳門研究為志的人更少，缺乏穩定、專業的研究機構，也缺乏持續性的推動和研究。四是對現實問題關注和研究應進一步強化。隨著“一國兩制”澳門實踐的不斷深入，澳門發展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如粵港澳大灣區“人文灣區”建設的加快，世界經濟發展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的增加，“一帶一路”民心相通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澳門學學科建設提出新要求等，都是澳門學的研究範疇，都需要全面、深入、持續的研究。澳門學學科構建必須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澳門學發展路向應該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澳門學研究應該具有更加鮮明的現實導向。智庫是將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較好結合的重要載體，澳門智庫數量有限，其中倡導型智庫（AdvocacyTank）規53
模相對較小。智庫功能的實質是思想、知識、人才的“供給側改革”，學科建設與智庫建設存在“一體兩面”的關係，如何通過智庫建設或智庫功能，延伸和拓展學科建設所創造的思想與知識、科技與人才的“價值鏈”，拓展學科理論成果和實驗成果的“服務區”、“外溢區”，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二）澳門學學科構建的必要性和意義可以肯定的是，加強澳門學研究、推動澳門學學科構建，對澳門學術發展、“一國兩制”澳門實踐、“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世界文明和諧共存發展，均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澳門學研究與“一基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設相輔相成，相互推動。一是對澳門學術發展進步具有重要意義。澳門學學科構建，就是構建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形成澳門獨特、完整的宏觀敘事體系和解釋體系，確立澳門的學術自主性，鞏固澳門的學術話語權。“從遠古到澳門港口城市的起源及其之後的歷史演進和社會變遷、澳門在早期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和在中國近現代史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澳門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典範意義”是澳門歷史宏觀敘事的主線。澳門學研究是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加強“一基地”建設的重要載體。一方面，澳門打造“一基地”需要澳門學做出獨特貢獻；另一方面，澳門學學科建設本身也是澳門“一基地”建設的組成部分，是重要的平台和載體。二是對“一國兩制”澳門實踐具有重要意義。2019年是澳門回歸20周年。20年來，澳門積極加強與內地的交流合作，努力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社會和諧穩定，經濟持續發展，積累了豐富的“一國兩制”實踐經驗。對20年來澳門“一國兩制”實踐進行全面總結，提煉澳門經驗，結合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積累，講好澳門故事，是澳門學研究的重要任務。此外，“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積累了豐富經驗，需要通過澳門學研究，從學術視角予以系統的總結提煉，形成“一國兩制”實踐的澳門模式和澳門學理，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為最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做出澳門示範和澳門貢獻。三是對新時代國家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更好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澳門未來發展的重大課題，也是澳門學研究現實問題的重要內容。近年來，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澳門將強化提升與葡語國家的精準聯繫功能，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參與者、共建者和受益者。澳門是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澳門未來發展提供了新空間，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服務國家發展創造了新契機。在“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兩大國家戰略中，澳門將發揮獨特作用，做出積極貢獻。四是對促進世界文明和諧共存具有重要意義。澳門是東西兩大文明碰撞、融合、互補、共存的獨特案例，對澳門豐富的歷史文獻和特殊的社會形態展開研究，發掘澳門開放、多元、寬容等文明相容相處的價值，有利於構建世界文明發展互動的知識體系，為世界各國、各地解決民族、宗教衝突，促進世界和平提供獨特啟發和借鑒。澳門以及澳門學的案例可以去檢驗安德森所提出的有關“印刷資本主義”的假設。澳門擁有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形成了鮮明的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這些優秀的文化資產和價值觀，需要一代一代澳門居民傳承下去，推陳出新，發揚光大。這就需要深入系統的研究，形成可資流傳的科學知識體系和優質知識成果。推進澳門學學科建設，挖掘和提煉澳門歷史文化和價值觀成果，培養老中青學科研究隊伍，加大澳門學的傳播弘揚，將為推動人類文明和平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澳門智慧和力量。63
五是對提升澳門的國際形象具有重大意義。倡導澳門學的重要意義之一，是建立本土知識體系，尋找內在發展規律，激發社會成員自主發展的創造力，為文化多樣性的合理性解釋提供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路徑。此外，構建澳門學話語體系的關鍵在於如何處理澳門學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相互關係，應注意在全球化語境地方“失語症”的集體焦慮中，從全球視野探索澳門學的意義和價值。在探討澳門所扮演的中介與橋樑角色時，結合澳門本土視角及全球史觀的理論方法，綜合運用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社會管理等學科的概念工具、理論假設。將澳門文化置於人類文明發展的長河中加以考察，將關於澳門的學問推廣至國際主流學術層面，將澳門學打造成澳門的“文化名片”，豐富現有國際學術體系並提升澳門的國際形象。澳門學學科構建的核心和關鍵，是實現本土性與國際性、學術性與應用性、歷史性與現實性的有機結合。三、澳門學學科構建的策略建議（一）澳門學學科體系構建的主要內容學科建設究竟要建設什麼，不同的專家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學科建設是培養師資隊伍，有學者認為是科學研究，有學者認為是爭取學位點，有學者認為是平台建設等，其實這些都是學科要素的建設，並沒有把學科看成一個有機整體。西方學術界的學科建設，通常被定義為一類知識，與大學教育相伴而生。學科認定和學科劃分僅具備統計功能，不具備學科管理的作用，各大學對學科劃分和認定享有很大的自由決定權。在內地，學科不僅與知識有關，更是國家行政管理力量在學術上的體現。一般而言，學科實際上涵蓋了三個方面的範疇，即學術範疇、組織結構和學科文化。綜合中西方學科建設的要素，澳門學學科體系建設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一是理念層面，是對學科的內在精神、理念和價值等方面的概括和綜合。二是理論層面，包括學科的定義、性質、特點、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顯性層面。三是工具和技術層面，包括學術載體、研究平台、學術組織、學術資源和學術活動等的構建打造。澳門學學科構建的主要內容是建立澳門學學科體系，並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調整完善。重點解決學科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做好歷史文化研究的同時，注重對發展較慢學科的扶持，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綜合而言，澳門學學科體系構建主要包括如下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理論提升為主的歷史文化研究。歷史文化是澳門學研究的基礎性領域和重點所在。隨著澳門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歷史文化研究應在全面梳理挖掘歷史資料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理論提升，同時不斷拓展豐富歷史文化研究的範疇和內涵。提升歷史文化研究的理論水平。在澳門學眾多研究成果中，澳門史研究成果尤為豐碩，是最為主要的研究領域。澳門史地理考證、澳門國際關係史考證、澳門城市史、歷史人物研究等成果豐碩。但這些研究以資料式、考據式的居多，理論提升不夠。在構建澳門學學科體系中，應使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代表性成果的獨特內涵，能夠被系統客觀地概括和提煉出來，達到一定理論高度。豐富歷史文化研究的範疇內涵。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涵蓋比較豐富的領域，包括文獻與檔案、中西文化交流、民俗文化、宗教、地方戲曲、建築等方面。澳門學研究已在這些方面做了比較深入的探索，未來應在已有基礎上繼續拓展、延伸研究邊界，深入挖掘研究內涵，在深度和廣度上下功夫。與鄰近學科融會貫通，使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範疇和內涵呈現新風貌，不斷湧現新亮點，取得新成果。73
二是以憲法基本法為主的法律制度研究。加強對“一國兩制”下澳門適用國家憲法、實施基本法和本地法律改革發展的研究，是澳門學關注現實問題的必然要求，也是澳門學研究服務澳門法治建設的職責所在。深化憲法基本法研究。在繼續完善法律通論研究的同時，深入進行專題探討，加強對法理學、法制史等冷門領域的研究力度。特別是基於回歸後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構成的澳門憲制基礎和新的憲制秩序，圍繞如何將以葡萄牙為淵源的現行法律真正本地化、澳門化和現代化，為建立符合澳門法律地位、適應澳門社會發展需要和澳門居民現實需求的法律體系提供學術指引和理論支撐。強化部門法立法研究。除憲法基本法外，澳門法律體系中還包括《刑法典》《民法典》《刑事訴訟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和《商法典》等法律，有必要強化對上述法律的研究。為廢除過時的、修改不適應澳門本地現實的法律條文提供依據。強化商事法律條例修訂研究，為澳門發展特色金融企業、平台、項目、工作團隊及法律法規建設提供依據。此外，應加強環保立法等研究。三是以“一國兩制”為主的政治制度研究。重視澳門政治制度研究，總結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功經驗和做法，探尋澳門以行政主導為特徵的政治體制運作規律，豐富研究方法，拓展理論深度。深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研究。澳門學應全面總結“一國兩制”的創新性、科學性，並研究如何在新時代追求更高水平的“一國兩制”實踐成效，繼續從學理上解釋為什麼“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方案，以澳門文化經驗（傳統文化的保存）和社會實踐（社會自治、社會管理、市民守望相助、扶貧救困、助學）為主，綜合運用比較研究、歷史分析、實證調查以及社會學等方法，研究澳門如何用好“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實現自身更好發展，並為國家發展戰略做出澳門貢獻。加強澳門政治體制研究。澳門政治體制的最大特點是“行政主導”。澳門學應以更加開闊的歷史觀念和空間視野，更加多元的研究方法，加強對“行政主導”體制機制的研究。同時，隨著與“行政主導”配套的其他政治體制（如選舉制度、地方治理制度等）的不斷改進，澳門學應研究如何正確處理特區公權力與社會各界的關係。四是以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為主的經濟研究。加強對澳門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研究，特別是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研究如何通過深化拓展與內地合作，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和中葡經貿合作，發揮澳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獨特作用，實現澳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從澳門產業發展角度研究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路徑。如對以博彩業為特徵的澳門產業結構如何進行漸進性調整，如何培育特色金融、文化創意、海洋經濟等產業並發展壯大，如何提升澳門休閒旅遊中心功能，如何提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軟件”和“硬件”條件等。同時加強博彩業研究，包括澳門博彩規模、博彩產業發展路向、博彩業管理、博彩法律等。從區域合作角度研究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空間。對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研究如何進一步“發揮澳門—珠海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增強對周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研究如何發揮澳門開放平台的示範作用，落實中央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研究如何發揮澳門與葡語國家聯繫的優勢，依託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辦好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更好發揮中葡合作發展基金作用等。五是以社會結構為主的社會治理研究。澳門獨具特色的社會形態、社會結構和社會運行機制，為澳門學提供了寶貴的研究素材。以社會學理論和方法，加強對澳門社會結構和社會治理的研究，有利於擴大澳門學的研究成果，有利於促進澳門社會的優化演進。83
強化澳門社會形態研究。澳門是典型的移民社會，傳統色彩鮮明，在社會組織、社會管理、社會生活等方面累積了獨特經驗。這種以傳統道德為行為規範和約束，以宗族、鄉族、行業為組織，以社團為網絡的社會形態和治理模式，值得認真研究與總結。深入開展澳門社會結構研究。澳門社會結構問題，有些是歷史遺留問題，有些是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問題。應進一步釐清澳門社會的主要問題和矛盾，研究如何界定和破解問題、化解矛盾，研究如何調整澳門的社會結構，形成一個組織合理規範、政治參與程度和水平高的發達市民社會，並確立市民社會與政府之間良性互動的二元社會結構。同時要加大對突出的社會現實問題的研究力度，如人才問題。（二）澳門學學科構建的資源支撐體系學科構建是由人、財、物等基本要素資源構成的系統工程，資源體系是學科體系構建的有效支撐和保障。對學術的探究是學科活動的核心，共同的學術信念是澳門學的重要構件。學科的理論是創造出來的,學科的理論體系是“學術共同體”的集體創造,而不是“編教材”編出來的。澳門學要建立嚴謹的學術範式，通過將澳門地方知識與全球化結合、為人類文明貢獻增量的學術過程，形成澳門學獨具魅力的學術吸引力和凝聚力，形成具有共同學術信念的澳門學學術共同體和優質的澳門學術生態圈。學術層面，應提供並保障學術探索的自由，實現學術環境的自由、寬鬆化。注重公平競爭的學術資源配置。強化目標管理，突出建設實效，打破學術資源在各科研機構之間的圍牆和壁壘，促進學術載體協同佈局，在高校及研究機構間建立有效分工合作關係，發揮政府、科研機構、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的作用，激發澳門學術機構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以責任和勇氣為澳門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方案，以問題為導向，理論與應用並重，以學科獨特的視角和優勢，診斷影響澳門長治久安的現實問題，深入研究，大膽探索，提出科學的解決方案，做到研以致用。澳門學研究機構、研究隊伍能夠並且應當發揮學術研究和智庫平台、學者和智庫專家的雙重作用。加強澳門學學科平台建設。成立跨學科國際學術組織，比如全球澳門學學術聯盟，為澳門學研究機構和研究者搭建信息分享、工作溝通、學術交流與合作的平台。在學科隊伍培養方面，通過建立健全激勵機制，持續推動澳門學研究人才的培養，支持和激勵學術界（本地、內地、國際）對澳門學的研究熱情，建立專業化的學術研究人才梯隊。在教學工程方面，鼓勵澳門學學術講座，編寫《澳門學概論》等教材。構建澳門學學科建設與智庫建設協同、疊加的綜合發展機制，探索澳門學學術人才與智庫研究人員聯合聘任制度、內部“旋轉門”制度，依託澳門高校澳門學研究力量發展一批特色智庫。探索設立澳門學研究院，在澳門高校開設“澳門學概論”等課程，鼓勵將澳門學作為選修課，條件成熟後設置必修課。在傳播機制方面，強化“互聯網+澳門學”思維，加強澳門學網絡化信息平台建設，搭建澳門學的官方網站以及微信公眾號等平台。（三）把澳門學納入特區政府施政內容澳門學作為推動澳門文化教育發展的“公共品”，需要將澳門學學科建設納入政府施政內容，在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教育”篇章中加入澳門學學科建設內容，將澳門學學科建設列為澳門高等教育重點推進工作之一。在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中加入澳門學元素，推進澳門學的教學工程建設。將澳門學學科建設作為推進澳門“一基地”建設的重要載體，研究出台相關政策文件。推進澳門學學科建設的相關立法工作。建議就澳門學學科建設頒佈有關行政法規；探索修訂93
《高等教育制度》法律，增加澳門學相關元素，鼓勵高校自主設立澳門學的學科，開設澳門學相關課程；審慎研究制定澳門學學科建設相關法律法規，給予澳門學學科建設強有力的法制保障。此外，建議在政府部門設立“澳門學學科規劃和建設研究委員會”。吸納澳門學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下設的澳門學專家小組成員及具有相關研究經驗的本地和外地專家，設立“澳門學學科規劃和建設研究委員會”。①王建華：《領域、學科之爭與高等教育概念體系的建構》，長沙：《現代大學教育》，2006年第2期。②于倩、曲揚：《教育經濟學發展歷程回歸》，哈爾濱：《教書育人》，2007年第30期。③轉引自李醒民：《論科學的分類》，武漢：《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④呂和應：《德羅伊森時代的學科之爭———兼論德國現代史學的誕生》，北京：《歷史研究》，2015年第3期。⑤陳興德：《高等教育學的“學科”“領域”之爭———基於知識社會學視角的考察》，武漢：《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9期。⑥王賀：《基於學習型組織理論的“一流學科”建設思考》，長春：《現代教育科學》，2019年第7期。⑦楊允中：《整合學術，確保長期繁榮穩定》，載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42頁。⑧楊仁飛：《城裡城外的多元視角：三十年來澳門研究回顧及展望》，澳門：《澳門研究》，2018年第3期。⑨常紹溫：《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澳門學”問題》，澳門：《文化雜誌》，1994年總第19期。⑩湯開建：《“澳門學”芻議》，廣州：《特區與港澳經濟》，1995年第2期。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廣州：《學術研究》，2001年第7期。金國平：《澳門學：探賾與匯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黃漢強：《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廣州：《港澳經濟》，1989年第2期。吳志良：《舊話重提“澳門學”》，載吳志良、陳震宇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綜合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8頁。吳志良：《澳門學：歷程、使命與發展路向》，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2期。許嘉璐：《研究澳門文化，弘揚澳門精神》，載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2頁。郝雨凡：《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載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代前言）第2頁。郭萬達：《基於經濟學“小”方法論的澳門學研究———對澳門城市功能、產業發展和空間格局演變的分析》，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2期。鄭浩：《學科政策視域下青年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建設》，北京：《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陳樹榮：《建立澳門學，促進澳門研究》，載吳志良、陳震宇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綜合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43頁。劉澤生：《回歸十年澳門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中心》，澳門：《澳門研究》，2010年第1期。2019年3～4月，筆者和研究團隊成員訪談了澳門十幾位學者，就澳門學的歷史發展、存在問題及解決辦法、學科建設的方向和路徑等聽取意見和建議。本實證分析引用了此次訪談的部分內容。吳志良：《放寬視野，深耕細作，構建澳門學的話語體系》，澳門：《行政》，2017年第4期。楊允中：《面臨新突破的澳門社會科學研究》，載吳志良、陳震宇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綜合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47頁。04
吳志良：《澳門學與澳門發展道路》，澳門：《南國學術》，2019年第1期。鄧玉華：《研討澳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社團的社會功能》，載程惕潔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社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512頁。劉鴻武：《高校學科建設與智庫建設：一體之兩面》，廣州：《圖書館論壇》，2018年第4期。林廣志：《互動—相生：人類文明發展的澳門模式———近20年澳門學研究述評及其他》，載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83頁。郝雨凡、林廣志：《澳門學：互動相生的文化“活化石”》，上海：《社會科學報》，2010年5月27日。轉引自GeoffreyC.Gunn,Macaology:TheIntellectualRoots/TheRiseofPrintCapitalism，載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31頁。Anderson認為印刷資本主義是新紀元民族國家時代興起的主要因素，印刷語言所帶來的的技術復製及其附屬品，可導致人口與語言的關係從根本上發生變化。吳志良：《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建構的澳門學》，載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9頁。吳志良：《全球視野下澳門本土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與闡釋》，澳門：《澳門研究》，2016年第4期。趙偉：《推動澳門學研究，打造澳門“文化名片”》，載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4頁。沃斯坦茨：《知識的不確定性》，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第104頁。吳志良：《構建澳門的市民社會》，載程惕潔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社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58頁。張應強：《超越“學科論”和“研究領域論”之爭———對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方向的思考》，北京：《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1年第4期。郝雨凡：《澳門學：知識體系中澳門譜系的呈現》，載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全球視野下的澳門學———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8頁。李月梅：《學術管理與行政管理的文化淵源及其運行機制初探》，北京：《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陳樹榮：《再議建設澳門學》，載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53頁。作者簡介：郭萬達，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研究員。廣東深圳 518000［責任編輯 劉澤生］14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澳門學需要明確的幾個關係婁勝華［提 要］ 澳門學的研究需要明確幾個關係。在歷史與現實及未來的關係方面，澳門學不僅僅研究澳門歷史，而且是屬於貫通歷史、現在與未來的綜合性研究。在理論方法與資料利用方面，適應澳門獨特性的研究需要，澳門學需要創造自身的理論範式，並注意資料的實質性支持。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澳門學是地方學，但又不局限於地方學。在澳門學與澳門研究的關係方面，澳門學可以分為廣義澳門學與狹義澳門學。廣義澳門學與澳門研究之間不是包含關係，而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關係。而狹義澳門學與澳門研究則是並列關係。［關鍵詞］ 澳門學 澳門研究 地方學 學術範式 關係［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42-08“澳門學”自1980年代提出後，時冷時熱，幾經沉浮。至2010年，因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的力推而再度興起，並連續舉辦了多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有關澳門學的論述也逐漸增多。但是，迄今為止，有關澳門學的概念、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等事關學科建設的重要問題並未完全取得共識，仍然存在爭論。而實際上，要回答上述有關澳門學的問題，需要明確幾個關係。一、歷史與現實及未來的關係澳門學究竟是以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為主，還是應該將研究的時限延伸至當下及未來，這是一個不無爭論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回溯一下澳門學何以提出以及何以重新興起的歷程。眾所周知，在1980年代，黃漢強、楊允中、陳樹榮等學者提出“澳門學”概念，具體地說，在1986年11月的一次有關澳門研究的學術研討會上，他們提出要建立“澳門學”的構思。那麼，為什麼會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澳門學呢？當時，正值中葡關於澳門回歸的談判進入尾聲，社會上時興澳門前途問題的討論。而此時提出澳門學構思不僅是對葡人進入澳門並管治澳門的歷史進行清理與總結，更重要的是對社會上尋求未來澳門管治與建設的一種學術回應與學術期待。通過研究澳門的過去展望澳門的未來。可以說，從澳門學提出之始，就意味著澳門學作為一個學科不僅需要研究澳24
門歷史，更需要研究澳門的現實與未來。從1980年代澳門學提出後，至澳門回歸，“一國兩制”從理論構想進入實踐模式，再到2010年代，隨著特區成立後博彩經營權開放推動澳門經濟強勁增長，城市建設與城市面貌日新月異，社會急劇變化引發居民擔憂長久建立的歷史情懷與人文傳統能否得到保存與延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澳門學再次得以復興，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而此次復興是對澳門居民陷入“文化焦慮”集體心態的一次學術回應，是社會群體性情感表達和心理發展的需要。①可以說，澳門學的再度復興同樣反映了社會對澳門的歷史關懷與未來發展的憂慮，是要求學術界對“一國兩制”澳門實踐的反思與總結，並為澳門未來發展規劃方向與道路。可見，澳門學從提出構思到再度復興，本身就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是澳門社會發展與社會科學自身發展的需要。首先，澳門學的提出與再度復興是澳門社會發展的需要。從1980年代澳門進入過渡時期，澳門如何順利地從葡管地區過渡到特區時期？特區建立後，澳門如何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並保持繁榮穩定？這些都需要從學術理論上給予明確的回答。提出澳門學與重建澳門學就是希望能從學術上對上述問題加以研究與探索。同時，面對著澳門經濟迅猛發展與快速融入國家與世界，澳門更需要尋找與確立適合自身的發展定位，需要明確自身應有的價值座標。其次，澳門學的提出與重建是對澳門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回應。進入1980年代，特別是回歸之後，澳門居民在物質生活上邁過了溫飽與小康逐漸走向富裕的新階段，物質生活富足後的澳門居民需要在精神生活上尋求文化標誌與價值滿足。加之，澳門素來以“賭城”形象示人，因此，需要尋找賭城之外的新城市形象。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藉此契機，探討澳門作為中西文明交匯遺存成為新的學術研究內容。故而，重建澳門學就是為了滿足建構新的澳門城市形象與澳門居民尋找新的精神家園之需要。再次，澳門學的提出與重建也是澳門人文社會科學不斷深化研究的需要。1980年代，澳門研究總體上未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研究只在少數領域有所展開，如澳門歷史、經濟等領域，而政治、行政、社會、教育、衛生、文化、藝術、建築等領域的研究少有涉及。即使是有較多研究的澳門歷史領域，在研究理論方法及研究成果上，多以民族主義入手，在與主權相關的問題上中葡研究者之間存在著較大分歧。因此，澳門學的提出與重建就是試圖通過拓展新的研究領域，運用新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進行新的學術探索與論述，深化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可見，澳門學的提出與重建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是解釋澳門歷史與現實以及規劃澳門未來的需要，此乃澳門學的初心。也就是說，澳門學不僅僅研究澳門歷史文化，而且要對發生在當下澳門的生動活潑的現實社會現象作出解釋，並通過歷史與現實的研究為實踐中的“一國兩制”提供學術說明與知識支撐，又通過研究發生在澳門本土的中西文明交匯共處的價值，為文化多樣性與人類文明交流共存提供“澳門方案”。因此，澳門學不同於以研究歷史文獻與文化遺存為主的敦煌學、西夏學與徽學，它是貫通歷史、現在與未來的綜合性研究。正如郝雨凡等所言，“我們可以用歷史的眼光分析今天的澳門，可以從歷史中尋覓解決今天問題的答案。我們為了今天研究歷史，也為瞭解歷史來分析今天。分析今天不僅是為了印證歷史，更是為了啟示明天。”②二、理論方法與資料利用的關係與其他任何一門學科相同，澳門學研究離不開具體理論方法的運用、研究路徑與視角的切入及34
研究資料的掌握與取捨。以澳門學中過往研究較成熟的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為例，就經歷了從殖民史觀到全球史觀的轉移。與殖民史觀相聯系的研究視角是從中外關係或中葡關係切入的研究，此類研究無疑將豐富生動的歷史生活概念化與平面化了，甚至可能將其遮蔽掉。因為從中葡關係研究視角來觀察澳門史，往往不可避免地使澳門成為中葡關係甚至中國與西方列強關係演變的歷史注腳。其結論最終難免落入東西方之間的衝擊—反應、挑戰—應戰、落後—先進，甚至純粹是實力對比的解釋模式之中。結果，必然重新回到以主權為中心的論證。不是說中外關係視角下研究出來的結論，即澳門管治權的失去與回歸是中國由弱轉強的歷史見證有什麽問題，而是說中外關係視角下的澳門研究，導致澳門作為研究主體的地位很難得到重視，甚至完全消失在研究者的視野裡。因此，在一些講述澳門史的著作中，卻很難看到澳門本地社會真實的歷史場景，反而充斥其中的是豐富的中外交涉史料。對於有意瞭解澳門歷史的讀者來說，很難從中真切地感知與認識澳門。而澳門本地讀者閱讀由“他者定義”的澳門歷史，除了缺乏本土文明的受尊重感外，甚至無法藉此展開“生活意義”的歷史想像，更無助於理解潛藏於澳門歷史之中東西方文明共處與相互影響的社會特徵。1999年澳門回歸後，澳門史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中一個表現就是本土視角的引入。以本土人物、本土事件為研究對象，挖掘與運用澳門內部史料，重構澳門本土歷史發展線索與生活場景，是本土視角引入澳門史研究後表現出的不同於殖民史研究視角的新特徵。然而，當澳門史研究從殖民史視角轉向本土視角後，儘管不同領域的本土研究取得了相當進展，可是，過分強調從內部研究澳門史，強調澳門的地域性與特殊性，卻幾乎使澳門史研究變成與內地任何一個省區甚至市鎮地方史無異的地位，甚至成為一種方志研究。也即，看起來好似澳門歷史特殊性得到重視，其實是削弱與局限了對澳門文明價值的深度發掘。新階段澳門史研究的另一個表現是嘗試引入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是一個具有強大解釋力的理論方法，尤其是用於解釋被殖民國家（地區）的歷史發展時。可是，澳門作為殖民地區，與其他前殖民地區現代化進程並不相同，尤其表現在經濟上，嚴格意義講，澳門從來就沒有經歷過像西方社會那樣的工業化歷程，雖然在1970~1980年代加工業有過短暫的輝煌，可是，隨著內地的開放，加工業很快外移內地，澳門維持著服務業為主體的産業結構，其中博彩旅遊業居於主導地位。與經濟結構相一致，澳門社會結構因博彩旅遊服務業吸附大量低技術勞動力，從而並未隨著後工業化社會來臨而出現一個以中産階層為主導的橄欖型社會，反而長期維持著金字塔型。至於政治結構，更不能因為有限度選舉在澳門的存在而斷言它已經完成民主化。因此，無論從那個方面看，澳門都屬於一個現代化的非典型地區，當典型的現代化理論被引入澳門歷史研究，其解釋力顯得非常薄弱。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現代化理論在澳門史研究中遠不如其他地區那樣廣泛而成果豐碩。實際上，殖民史觀與現代化史觀都是以“歐洲中心論”③或“西方中心論”④為理論背景的。站在歐洲的角度看，在經濟、制度與觀念上，西歐各國屬於先發國家，其他地區，包括亞非等地，屬於後發國家（地區）。亞非等殖民地本來就是西方國家對外擴張的産物，在西方人看來，是他們的優勢文明向非西方地區擴散的結果。即使是獨立之後的前殖民地國家（地區），因為經濟文化等方面處於落後狀態，這些國家（地區）要實現工業化、民主化與現代化，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就需要從技術、制度與觀念方面不斷學習與模仿西方。可見，殖民史觀與現代化史觀實際上是以西方特別是西歐地區為中心來看待人類歷史的。正因此，在葡萄牙及一些西歐國家有所謂“發44
現事業”，在他們“發現”之前，“東方世界”難道是不存在的？顯然，這種歷史觀存在的問題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批評觀點還認為，在思維方法上，它把東西方關係看作是一種單向的而非互動的關係，是極其偏頗的。在批評“西方中心論”並試圖建立新解釋範式的努力中，一種嘗試是以新的中心觀來取代它，比如中國中心觀或者東方主義。儘管有其一定理據，可仍未超脫“西方中心論”所存在的思維誤區。而多中心論的提出乃至於全球史觀的形成，則彌補了“西方中心論”遭遇的批評與挑戰。或者可以說，全球史觀是在對“西方中心論”的反省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史學理論。作為包括史觀、史識、方法等在內的新史學理論體系，全球史觀以跨文化、跨民族和跨地區間的聯繫和互動為研究對象，觀察與研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區之間的影響與互動過程，以及通過互動而産生的變化結果。它揚棄傳統史學的民族國家本位觀，以國家場域之外的社會空間作為考察重點，其不是要否認或取代國別史研究，而是把世界作為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看待，從而真正實現不同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價值平等的研究共識。全球史在運用比較研究時更多地運用大範圍比較與“跨文化比較”，⑤重視通過比較研究，捕捉歷史事件與現象的內在聯繫，尋找與發現其中變化的規律。同時，還有助於澄清與克服“西方中心論”影響下歷史研究中曾經發生的誤會與偏頗。雖然全球史是以跨文化、跨區域為歷史研究單位，並不意味著全球史從不進行區域研究或不關心“小地方”，而是反對將區域研究局限在孤立自足的封閉語境中進行研究，以開放的與外界互動的方式來比較與研究“小地方”，探討“小地方”與“大世界”的關係，把“小地方”置於“大世界”中，發現“小地方”的文化現象所折射的外部世界影響及其回應。⑥可見，全球史觀確實在諸多方面超越了傳統史學的局限，它以民族國家之外的社會場域為研究單位，以跨文化互動為研究核心，關注互動因素與互動工具等議題的研究，⑦並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識：世界是一個聯繫與互動的整體，各民族國家並非孤立地存在；即使是特定地方也不是封閉自足的，地方歷史可以反映與折射其與更大範圍世界之間存在的超時空互動與影響；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化雖各具個性特徵，互相之間卻並不存在高下優劣之分，文明是等值的。可以說，全球史研究超越了“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成為具有強大解釋力的研究工具。自從1999年澳門回歸以來，澳門史研究重新開始思考與探索如何突破的問題。其中，本土視角的興起可以看作是新澳門史研究的重要標誌。也就是說，澳門史研究經過了從回歸前以外部視角為主到回歸後以本土視角為主的轉變。客觀地說，對於歷史上長期作為中外交流窗口又是早期全球化産物的澳門來說，內部視角的研究可能有助於彌補過去為外部視角研究所忽視的本土歷史片段或事件，但對於研究澳門社會發展機理則顯得有些吃力。正因此，一些澳門史學者再次將目光投向外部，試圖把內、外部視角結合起來尋找一種新的理論工具來推動澳門史研究走向深入，於是，以研究跨區域聯繫與互動見長的全球史觀就此開始進入澳門史研究的視野。全球史理論關於“小地方”與“大世界”關係的論述給了澳門學在研究中西方文明在澳門交流以新的啟發，因為在澳門沒有一種文明吞併或壓倒另一種文明的情況，於是，有研究者就認為，中西文明在澳門相互碰撞，是兩種文明形態的互動與結合，兩種文明在澳門和諧互動，交融相生，從而“雜交”出一種新型的文化樣本和文明類型———澳門文化。澳門文化“互動相生”的文明發展模式，為世界提供了文明互動的新模式。⑧然而，事實上，從有限的文明互動的成果看，澳門中西文化的交流進程，主要體現於“交匯”而非“交融”。不同語言、宗教、建築、思想、文化、藝術長期以來在澳門平行並存，彼此的交流卻從來54
沒有為澳門產生一種新的文明形式。實際上，澳門作為中西文明交往的地域，既未有衝突，也很少融合，也就是說，並未有太多的互動相生的文明成果，更多的是一種和而不同、中西並存的文明形態，屬於一種博物館式的陳列文明或拼盤文化。可見，在理論運用方面，從殖民史觀到現代化理論再到全球史觀，在研究與解釋澳門時，都有其可用與進步之處，同時也存在著未必合適的缺陷，或許這正是澳門自身的獨特性所在。因此，如果澳門學要發展成為一門學科的話，既需要借用現存的理論方法，更需要創造屬於自身的理論範式。作為中西交匯之地的澳門集中了諸多異質性因素，而各種異質性文明和諧共存、不同而和，出現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尊重、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明模式。同樣，在資料選擇上，由於澳門文獻史料數量龐大，初步統計有近百萬份之多；語種複雜，除了中、葡文外，還有英文、日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越南文、泰文等；存放地域廣泛，除了澳門本地外，也有在葡萄牙、巴西、西班牙、荷蘭、英國、日本、印度、義大利、泰國、菲律賓、越南等地存放；形式多樣，包括政府與自治機構文書檔案、海關與外交部門檔案、企業帳冊與社團檔案，個人書信日記與報刊，除了典籍檔案外，還有建築、碑刻、牌匾等實物遺存，以及語言、飲食、風俗等文化遺存，故而研究者很難全面掌握與運用。因此，就會出現在研究中對史料各取所需的情況。於是，在早期研究中，中、葡雙方研究者敘述的澳門歷史就出現各不相同的情況。同樣，認為澳門文化是中西文明互動相生的結果也需要得到大量的史實與資料的證明。在構建澳門學的學科過程中，應當注意史料的實質性支持，使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獨特內涵，能得以系統及客觀地概括並提煉出來。三、澳門與世界的關係澳門學是研究澳門的學問。那麼，澳門學是不是一門專注於澳門本地研究的地區學？這是澳門學學科建設中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首先，與中國的其他地區相比，作為一個微型地區的澳門是否具有特別的學術價值？如果澳門與中國的其他地區不存在太大的差別，那麼，就沒有必要對其進行特殊的學術關照。眾所周知，在16~19世紀，澳門在溝通與聯繫歐洲文明及中華文明中，地位獨特甚至具有唯一性。西方文明“入口”與中華文明的“出口”，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基本上都只有澳門唯一的“通道”。無論是器物與商貿互通，還是中西宗教文化思想的交流，都必須經過澳門的“停留”與“中轉”。正是在見證中西文明相遇、交流與溝通以及深度參與西學東漸、中學西傳的過程中，澳門形成了不同宗教、種族、建築、語言、飲食、風俗、文化、藝術等相容並包、和諧共存的獨特文化性格與城市形象，構成了澳門與眾不同的社會特徵與人文格調。這些澳門的獨特性構成了澳門學研究的基本內容。“澳門學應該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因為本土知識是本土居民長期生活中積累並世代相傳的知識，是傳統智慧和精神財富的結晶，是內在發展的基礎和核心要素，……澳門學首先要確立以澳門本身為主體的研究路徑，以澳門模式為核心研究命題。在此前提下，再以嚴格的學術規範挖掘、整理、研究本土知識，促進知識增量，加速本土知識體系的形成，逐步構建解釋體系即理論框架，促成澳門學的發展。”⑨其次，以學術界認可的最早的澳門學著作《澳門記略》來看，該書是1751年由澳門同知印光任、張汝霖撰寫。全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形勢篇》和《官守篇》，《形勢篇》主要介紹澳門及附近地方之地理、氣候與軍事佈防等；《官守篇》則集中關注澳門歷史沿革，明朝與清朝的管治、相關政令與歷史事件等。下卷《澳蕃篇》，主要詳述外蕃之貿易往來、宗教信仰和傳教士在中國之風俗習慣等。作者“歷海島，訪民蕃，搜卷帙”，運用搜集的大量澳門地方第一手資64
料，對澳門的歷史文化、地理風貌、人口構成、政治法律、風俗技藝、經濟民情等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與介紹，還配有插圖與中葡對照詞語資料。可見，作為歷史上第一部具真正意義的“澳門學”研究著作，《澳門記略》就是將發生在澳門本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作為研究對象，反映了澳門與內地其他城市不同的社會獨特性。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區域，發生在澳門的故事理應成為中國故事的組成部分。通過研究發生於澳門的歷史與故事，進而總結出的澳門經驗與澳門價值，就成為中國經驗與中國價值的組成部分。16世紀中葉，當一群來自葡萄牙的商人到達澳門，並獲得明政府的同意，賃地而居，於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統中華帝國疆域內的澳門出現了由居澳葡人自治的聚居區，由此而開啟了澳門不同於內地其他城市的發展歷程。澳門的存在以及由一個華南漁村發展為多元開放的國際性城市的歷程，其豐富了中國社會與文化近代轉型的形式與內涵，其經濟及社會結構變革形態擴展了中國社會變化的多樣性。與此同時，澳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城市，呈現了中國與世界溝通接觸、面向海洋與外來文明的態度與姿勢，所以，有關澳門的學問是與中國密切相關的，澳門學就是中國學的一個分支。回歸後，澳門成為中國範圍內實行“一國兩制”方針的兩個特區之一，而“一國兩制”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發生於澳門的治理實踐也成為中國社會治理的內容之一。至於澳門學與海外漢學則更是關係非淺。澳門教區作為天主教東傳的據點，由羅馬教廷派往東方傳教的教士在澳門駐留與學習，其中，前往中國的教士們成為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的橋樑。中國典籍正是經過他們的翻譯介紹而傳播到歐洲，海外漢學也因此而起源。“澳門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有其雙向溝通的獨特甚至唯一性。從這種意義上，澳門文化亦與當時開始形成的國際漢學結下不解之緣。可以說，國際漢學的最早雛形或早期形態就是‘澳門學’最初所涵括的內容，這種意義的‘澳門學’應為國際漢學之始。……‘漢學’最初被視為來華耶穌會的一門學問，早期漢學的實施並不是在‘海外’，而是在澳門，真正的‘海外漢學’其實源於‘澳門漢學’，隱含在‘澳門學’之中。”⑩實際上，澳門學不僅與早期海外漢學發展關係密切，它還具有跨區域、跨文明的特徵。澳門是一個小社會，卻聯繫著大世界。作為東西方文明對接、溝通與對話的窗口，澳門近連中華文明，遠接歐陸文明，它保存著兩種文明互相對視、相互交流與相互碰撞的歷史記憶，在推動中外經貿與文化交流、中國近現代化以及人類文明進步方面發揮了獨特的價值，折射出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發展與變化。僅就澳門史研究而言，“不僅僅是涉及到中國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現代史，還涉及到葡國史、世界史，要把澳門的歷史尤其是她的近現代史放到世界史的視野中去考察，才能更清晰地反映澳門歷史的全貌。”可見，澳門史研究需要從中國史、亞洲史和全球史的跨區域歷史視野加以審視，唯此，方能重構澳門史全貌，也才能真正凸顯澳門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故而，澳門學是地方學，但又不局限於地方學，而是通過研究澳門“小地方”連結起中國與全球的“大世界”。四、澳門學與澳門研究的關係澳門研究是在澳門學提出之前就存在的，自從澳門學提出後，很多研究者在追問，澳門學與澳門研究之間是並列關係，還是包含關係，即究竟是澳門學包含澳門研究，還是澳門研究包含澳門學？對於澳門學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需要明確的問題。實際上，澳門學概念可以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74
義的澳門學概念與澳門研究之間不是包含關係，而應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關係。與其他學科一樣，澳門學研究也可以分為基礎性研究、實證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與規範性研究的不同層次。澳門學的基礎性研究就是澳門的文獻與資料研究。文獻與資料構成了澳門學研究的基礎。眾所周知，澳門的文獻量多且面廣，形式豐富多樣。對於研究者來說，有其有利的一面，即數量多便於運用，形式多樣便於比較；而不利之處則在於，對於同一件事，不同的當事者運用不同語種記載的文本未必一致，研究者不但需要掌握不同語言，還需要進行反復的文獻對照校勘，方能從浩瀚的文獻中還原事實真相。因此，與較為單一化文獻研究相比較，澳門學的文獻基礎研究顯得尤為重要。澳門學的實證性研究包括描述性與解釋性研究，即研究澳門是什麼樣以及為什麼是這樣的。因此，需要對澳門的歷史與現實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體育、軍事、藝術、地理、交通、種族、宗教、建築、飲食、風俗、禮儀、對外聯繫等物質形態與精神生活各領域的研究。如果說澳門學是一門具有跨學科性質的綜合性學科，其綜合性就是來自於分門別類的專業性研究基礎。沒有專業性研究，就沒有澳門學。也有人將澳門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澳門歷史文化，認為“澳門學”是以澳門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研究澳門400多年來在東西方經貿互動和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中形成和積澱的澳門文化，研究澳門文化獨特的個性、品質、功能及其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性。可是，既然澳門學是研究澳門的學問，與澳門相關的領域都應該成為澳門學研究對象，而不僅僅是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因為歷史文化只是澳門的組成部分。誠然，澳門歷史文化是澳門最有特色的研究內容，也是澳門其他各學科的研究基礎，因此，它也必然構成澳門學研究的基礎與特色內容。澳門學的規範性研究可以包括理論性研究與政策性研究，即是對澳門不同領域研究成果的提煉及昇華，是從實證研究中抽象出具有普適價值的“澳門模式”與“澳門價值”以及為澳門未來規劃發展提供政策啟示，同時，也為人類不同文明之間和諧互動提供知識與經驗。可以說，理論性研究是澳門研究的形而上的抽象形式。而政策性研究則是為回歸後澳門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提供解決方案，從而保障“一國兩制”的順利實施。一定程度上，如果沒有理論性研究，澳門學難以成“學”；而如果沒有政策性研究，澳門學存在的價值與目的將成疑問。然而，若從狹義上說，澳門學作為一個學科，雖然與澳門研究一樣是以澳門為研究對象的，但是，它應更注重從現有的澳門研究中提煉出知識系統與學術範式。而系統性的知識形成依賴於對研究對象的深入認識與剖析，也就是說，澳門研究越深入，澳門學的知識系統越完善，可見，澳門研究是澳門學的基礎，而澳門學是對澳門研究的總結、概括與提煉。實際上，從發生的次序看，先有澳門研究，而後才提出澳門學。澳門學是隨著澳門研究的不斷深入而提出來的，是澳門研究的理論化與學科化的產物。具體地說，澳門學旨在建構本土知識體系，通過研究發生於澳門的社會事實以及澳門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關係，探索與總結澳門社會發展規律以及“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功經驗，從而使澳門文化多樣性與社會和諧發展得到合理的解釋，並歸納與提煉出澳門的普遍意義，使本土知識具有普適價值，推動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共存共處提供“澳門經驗”，為澳門的未來發展提供知識基礎與價值支撐。也可以說，“澳門學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由上可見，就廣義澳門學而言，其與澳門研究之間存在著可以相互替代的關係；而就狹義澳門學而言，其與澳門研究則是並列關係。澳門研究是澳門學的基礎，澳門學則是澳門研究的理論化與學科化。84
五、結語明確了上述幾個關係，可以為界定澳門學概念及研究對象與範疇等提供基礎與條件。首先，在歷史與現實及未來的關係方面，澳門學以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為基礎，並通過歷史與現實的研究，為澳門未來發展以及人類文明的多元交流提供啟示，它屬於貫通歷史、現在與未來的綜合性研究。其次，在理論方法與資料利用方面，適應解釋澳門獨特性的需要，澳門學在運用現有理論方法的同時，需要創造自身的理論範式，並注意資料的實質性支持，避免各取所需地利用資料。再次，在研究區域方面，澳門學是地方學，但又不局限於地方學。作為中國的一個區域，澳門經驗與澳門價值是中國經驗與中國價值的組成部分。作為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交流互動的城市，澳門學還具有跨區域與跨文明的特徵。澳門是一個小社會，然而，通過澳門學的研究，澳門的“小地方”卻連結起中國與全球的“大世界”。最後，在澳門學與澳門研究的關係方面，澳門學可以分為廣義澳門學與狹義澳門學。廣義澳門學研究包括基礎性研究、實證性研究與規範性研究的不同層次。它與澳門研究之間不是包含關係，而應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關係。而狹義澳門學是對澳門研究的總結、概括與提煉。因此，澳門研究是澳門學的基礎，澳門學則是澳門研究的理論化與學科化。就狹義澳門學而言，其與澳門研究則是並列關係。①參見林發欽：《澳門學的新生：走出文化焦慮》，澳門：《澳門日報》，2014年4月30日。②郝雨凡等：《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廣州：《學術研究》，2011年第12期。③PaulA.Cohen,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AmericanHistoricalWritingontheRecentChinesePast,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4.④EdwardW.Said,Orientalism:WesternConceptionsoftheOrient,NewYork:PantheonBooks,1978.⑤有關大範圍比較與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內容可參閱艾達·布洛姆（IdaBlom）：《國際比較中的性別與民族國家》，見夏繼果、傑里·H.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51～253頁。⑥夏繼果、傑里·H.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導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XI－XII頁。⑦L.S.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130頁。⑧參見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郝雨凡：《澳門學：中西文化互動共生的範型》，澳門：《澳門日報》，2014年4月02日。⑨吳志良：《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學術增長點》，澳門：《澳門日報》，2014年4月2日。⑩卓新平：《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澳門研究》，澳門：《澳門研究》，2015年第2期。劉澤生：《回歸十年澳門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中心》，澳門：《澳門研究》，2010年第1期。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廣州：《學術研究》，2001年第7期。吳志良：《澳門學：歷程、使命與發展路向》，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2期。作者簡介：婁勝華，澳門社會治理研究學會會長，博士。［責任編輯 劉澤生］94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想像的革命者：姜文電影的文化邏輯和電影史價值桂 琳［提 要］ 姜文電影作為一個整體性的研究對象，必須進入到文化層面才能看到其特色。作為紅小兵文藝者的傑出代表，他在自己的六部電影中與“歷史之父”進行著持續的較量，試圖將個體真正從歷史中解放出來，完成自己“想像的革命”。由此，姜文電影在中國當代電影史上成為一個重要的橋樑，將中國當代電影史劃分為第五代和第六代的兩代導演的諸多電影命題勾連在一起。［關鍵詞］ 姜文電影 想像的革命者 個體 第五代 第六代［中圖分類號］ J9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50⁃08姜文電影一直是令電影研究界頭疼的一個研究對象。求新求變的作風讓姜文的電影似乎很難被整體進行解讀，他本人也無法被納入電影研究界按第五代導演、第六代導演的習慣劃分。姜文電影似乎是中國當代電影界的一位闖入者，總在突破各種條條框框；又像一個局外人，並沒有被當代電影真正接納。從目前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關於姜文電影的學術研究並未達到很高的水平。姜文電影在中國當代電影史上到底該如何安放？它的整體電影特色又是什麼？這些問題需要進入到文化層面才能看得比較清楚。一、想像的革命者：姜文的文化身份在“文革”中後期，出生在1950年代中後期到1960年代的一批少年成長起來，成為了“文革”的觀看者———紅小兵。因為年齡原因，他們並沒有真正參與到“文革”活動中，而是走上街頭觀看著一個又一個狂歡鬧劇，“看熱鬧的孩子”成為他們成長的形象寫照。《想像的革命———王朔與王朔主義》第一次從文學研究上注意到紅小兵這個群體，認為區分紅衛兵和紅小兵的關鍵在於“直接參加還是想像式地參加‘文革’運動”，這“對紅衛兵和紅小兵們的個人認同與後來的文學寫作行動的走向及其差異關係甚大”，①還特別強調了紅小兵群體的“想像的革命”衝動。《在角色與非角色之間———中國的青年文化》也從青年文化的角度區別了紅衛兵和紅小兵這兩個群體，將紅衛兵群體看作角色模仿型的青年文化，而稱以崔健、王朔為代表的這一代05
為“遊戲的一代”，並認為這種青年文化是“一種現代的，非角色型的青年文化”，②這一代際與成年人社會的主導文化之間是一種真正的斷裂。從以上學者的分析可見，紅小兵這個代際比較顯著的特點，是在成長關鍵期與成人社會形成一種既疏離對抗又模仿依附的獨特關係。一方面，紅小兵們處在教育失範和失效的時代，成人世界的管束和教化對他們沒有太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們遊蕩街頭，作為觀眾觀看著成人世界的各種表演。這是兒童迅速早熟的重要契機。紅小兵們不僅觀看，而且創造性地將成人世界的真實鬥爭放入自己的青年亞文化之中，並對其進行了創造性改造。其重要策略是戲擬，即以模仿的方式去疏離和嘲笑成人世界。在他們眼中，革命戰爭與遊戲總是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研究者們從他們身上所敏銳捕捉到的“想像的革命”、“遊戲的一代”等特質正是這種革命與遊戲結合的產物。總之，這是一群無法無天、叛逆任性、充滿懷疑精神、與主導意識形態相疏離、不願被任何社會勢力所收編的人。但因為在成長的過程中缺乏有效的認同，他們的成長過程實際又並沒有完成。他們看起來世故老道，對各種價值觀都充滿懷疑，有強烈的對抗性和批判性，但又只能依附於現成的價值標準，並沒有能力形成自己獨立的文化訴求與主張。這使得他們成為了充滿矛盾的一代。當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文藝者並擁有話語權去表達自己時，紅小兵們共同的成長經驗給予他們一種完全不同的態度來對待藝術與人生。崔健的搖滾樂、王朔的小說、馮小剛和姜文的電影等就是紅小兵文藝的代表。紅小兵文藝在社會轉型期總是能扮演催化劑的角色，大出風頭，都與他們內在的“想像的革命”氣質有關聯。但他們的批判能力強，對新生文化的建設能力卻弱。所以，他們的文化能量很難持久，更無力為文化建設帶來新的血液。這種狀況在崔健、王朔身上都可以看到。只有對他們身上這種獨特的氣質進行把握，才有可能看到紅小兵文藝的真正內涵。紅小兵文藝群體對中國當代文藝的貢獻之一是將“個體”這個概念真正凸現出來。戴錦華認為個人和個人主義話語在中國一直處在尷尬與匱乏的狀態中，這與幾代中國知識份子對強大的民族國家的憧憬和構想有關，“在現代文化史上，孤獨的個人始終未曾成為任何意義上的文化英雄。他們如果不是徘徊歧路的怯者，便是大時代風雲中的丑角”。③與此相反，紅小兵文藝則將個體形象和個人話語作為自己文藝的核心內容進行表現。個體形象在紅小兵文藝中的出現，與他們親身體驗到的群體價值崩塌有關。他們生活狀態就是個體化的。以王朔為例，他早期的創作完全以自己的生活為描寫對象，很自然地將個體生活作為敘事核心，在作品中開始大張旗鼓地塑造個體形象。從早期的城市漫遊個體，中期的城市頑主個體，到後期的城市回憶者個體。④後來馮小剛電影中的市民個體形象，姜文電影中的精英個體形象等都是對“個體”這個概念的近一步思考與拓展。他們的貢獻之二則是通過“個體”對群體價值主導的歷史進行重新講述，這可以說是紅小兵文藝中更“革命”的內容。他們採取的手段是成長敘事，比如王朔的小說創作幾乎可以完全被納入成長敘事。紅小兵文藝的成長敘事與五四以來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式成長敘事是截然不同的樣態，他們所借助的武器正是“個體”。中國式成長敘事一直承擔著艱巨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重任，成長主人公被賦予了重大的歷史使命，這種重擔甚至壓倒了正常成長的過程。這造成中國式成長書寫中新人無力獨自成長起來，而是需要幫手的大力協助，導致代父形象作為神聖幫手一直處於中國式成長敘事的核心。相反，真正的成長主人公反而十分晚熟甚至孱弱。⑤當紅小兵們進行他們的成長敘事時，首先的一個“革命”舉動就是將代父，即神聖幫手形象去除，而將“個體”形象凸現。王朔的成長敘事中就只有主人公自己對成長的探索。他早期以城市漫15
遊者為主人公的小說中完全沒有父親（或代父）的形象出現。中期的城市頑主為主人公的小說中少數出現的父親（或代父）形象都被降格化處理，《頑主》中的于觀父親、趙堯舜都是這樣塑造的。《我是你爸爸》更是將父親形象完全解構。但王朔的成長敘事最終只停留在個體層面，並未能真正撼動作為中國式成長敘事的根基，即群體價值占主導地位的歷史。1995年之後，王朔對中國當代文化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弱。正在此時，一個新的紅小兵英雄登上文化舞台，他就是導演姜文。從1995年姜文將王朔的《動物兇猛》改編為《陽光燦爛的日子》開始，他就從電影上接替了王朔在文學上進行個體成長敘事的努力，繼續進行著個體成長的思考。姜文不僅重新塑造個體形象（《陽光燦爛的日子》），還以個體視角重新解讀歷史（《鬼子來了》），對群體價值主導的歷史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太陽照常升起》），這種批判從歷史延續到當代（《讓子彈飛》、《一步之遙》）。到2018年上映的《邪不壓正》，他的眼光開始轉移到對未來的展望。通過個體成長敘事與群體價值主導的歷史之父進行搏鬥的歷程，構成了六部姜文電影的文化脈絡。他本人作為紅小兵文藝的傑出代表，也在這批電影中完成了自己“想像的革命”。這六部電影基本可以被分為兩個系列：前三部電影可稱為“兒子”系列。在這三部電影中，姜文以兒子的視角進入電影敘事，並以電影作為武器與作為歷史象徵的“父親”進行較量，到《太陽照常升起》時，他將這種父子之爭推向高潮。後三部“北洋三部曲”我稱其為“父親”系列。此時的兒子已經長大成人，他作為成人對歷史與現實的解構力度越來越大，到《邪不壓正》時，通過重新思考父親與兒子的關係將眼光從歷史投向了未來。下面我們按這兩個部分分別展開論述。二、“革命者”姜文的“兒子”系列姜文的第一部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用影像講述了每個人都會經歷、都能看懂的故事：一個少年的成長。這個少年形象不是作為民族或時代的象徵符號，不背負任何的意識形態重負，而是一個真實而獨特的“個體”。這正是小說《動物兇猛》和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最核心的特質，也是作為紅小兵文藝者的王朔和姜文所共同關注的重點。姜文講述的這個故事超越了種族、年代、國家等因素，表達了一種人類共同的青春期情結。這似乎是歷史對王朔、姜文這些紅小兵們的最大恩賜，讓他們真正承擔起重新開啟中國當代個體敘事的任務。從這個角度，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陽光燦爛的日子》很容易就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共同理解。到第二部電影《鬼子來了》，姜文試圖通過“個體”視角思考更宏大的民族與國家問題，展現出驚人的思考力。表面看來，這是一部戰爭題材電影，但其實質還是關注“個體”的艱難成長。在姜文看來，反思一個民族的遭遇和不幸，首先應該去反思“個體”。當災難來臨的時候，“個體”首先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只有不成熟的“個體”才會將所有的責任都推卸給歷史和失敗者。姜文在這部電影中設置了一個很荒誕的情境，這個情境像一個試驗場，他將所有人都放在這個試驗場中進行觀察。當“個體”被迫對自己的命運進行選擇的時候，他們會有怎樣的表現？“《鬼子來了》裡的這些人，翻譯官、鬼子兵、小隊長、馬大三、村長，他們都不是在他們原有的位置上，都在超乎自己能力之外的位置，又必須對自己的命運做出決定。”⑥以馬大三為代表的掛甲台的村民們在這個試驗場裡是可憐的，他們被拋入超出他們把握能力的境況，沒有任何人來幫助，只能靠自己的選擇來存活。他們同時又是沒有長大的孩子，無法為自己的行動負責。在一個個選擇的過程之中，他們暴露出了無知和自欺欺人。他們不斷為自己的行為尋找理由，找不到理由就選擇撒謊，最終導向了死亡。姜文在片中的反思在於，我們這個民族的“個體”何時才能成長到能成熟面對各種困境和壓力。25
到2007年拍《太陽照常升起》時，姜文開始通過兒子的視角去觀察父母輩和父母輩的歷史。這對他來說比拍《鬼子來了》更難。《鬼子來了》是虛構的一個情境和試驗場，而《太陽照常升起》則是從他個人真正的成長進入，從自己的家庭和父母正面攻堅。《太陽照常升起》的靈感來自姜文的媽媽。在一次訪談中，姜文說他最喜歡的電影是《憤怒的公牛》，覺得那部電影講的不是美國，不是拳擊手，而似乎講的是自己的家。“我喜歡得羅尼，因為在那部電影中，他讓我想起我的媽媽，他的態度讓我想起我的媽媽。”⑦在《憤怒的公牛》中，得羅尼扮演的拳擊手傑克是一個生活在自己世界的人。他充滿了無窮的力量和慾望，渴望把握自己的命運，但對所有的人都缺乏信任，以至於最後失去了所有。當這個形象讓姜文想到自己媽媽的時候，我們似乎可以窺探到姜文對媽媽十分複雜的態度，這正是他進入父母輩歷史的動力和契機。《太陽照常升起》中的人物是十分工整的，重點人物是三個女性（瘋媽、林大夫和唐妻）和與她們構成關係的三個男人（阿遼莎、梁老師和唐老師）。其中的人物形象都既有真實的一面，又帶有極強的隱喻色彩，這也是讓觀眾難於進入的地方。和《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馬曉軍一樣，小隊長承擔著偷窺者的角色。不過姜文不再僅僅聚焦在兒子的偷窺行為和自我成長本身，而是進一步發掘兒子所偷窺的到底是什麼。姜文試圖去直視他記憶中的父母，探究父母與兒子之間十分複雜的關係，進而通過私人記憶去還原一個時代的記憶。這使得兒子這個偷窺者的視角變得意義重大，齊澤克認為讓共同體聚集到一起的東西是它的犧牲儀式，而一個“局外人”的位置恰恰是由他拒絕參與這一儀式定義的。⑧所以兒子作為一個“局外人”，恰恰可能將曾經的集體儀式進行顛覆和解構。從情節來看，《太陽》採取四聯畫結構，共由四個故事組成。其中前三個故事順序的發生在1976年。姜文將這個有意味的年份作為一個集體價值至上的時代結束的時間。第四個故事則成為了前三個故事的前傳，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同樣十分有意味：1958年。電影處理的1958年到1976年正是中國當代歷史從建國的激情走入“文革”的癲狂的複雜時期。這部電影由此也清晰地表明了要通過兒子視角來重新進入這段歷史，甚至解構這段歷史的野心。第一個故事發生在1976年春，中國的南部，主角是瘋媽。瘋媽形象既是姜文對自己媽媽的主觀記憶和私人表達，又是由歷史碎片拼湊而成的象徵符號。比如故事中丈夫阿遼莎對瘋媽的背叛不僅是一種私人生活的表達，其實也隱喻著中蘇友好到交惡的歷史過程。1958年阿遼莎的死亡正是中國開始擺脫蘇聯的控制，走上獨立發展道路的起點。這個激情又瘋狂的歲月是讓姜文最崇敬也最困惑的年代。小隊長對瘋媽又困惑又憎恨又依戀的態度就是姜文對這個複雜年代的態度。第二個故事發生在1976年夏，中國的東部，主角是林大夫。林大夫這個形象是姜文小時候在貴州時對一個女性的記憶。這是一個性慾強烈的女性。如果說瘋媽是被歷史吞噬導致的瘋狂，林大夫就是被性慾吞噬後的瘋狂。林大夫對梁老師的追求隱喻了一個更癲狂的年代：文革時期。梁老師最後的上吊自殺其實也是在為這個年代進行陪葬。第三個故事發生在1976年秋，地點與第一個故事相同，主角是唐妻。唐老師帶著妻子下放到瘋媽所在的村落，到來之時也是瘋媽跳河自殺之日。這個設置同樣也是一個關於時代的隱喻，在小隊長最終失去瘋媽之後，唐老師夫婦的到來恰好彌補了這個空缺。他們與小隊長實際上構成了一個新的核心家庭。這個核心家庭建立之時，也是激情又瘋狂的歲月徹底結束的時候。小隊長與唐妻的偷情表面上看起來匪夷所思，其實是一種變相的戀母情結的呈現。姜文在這個故事中通過核心家庭的重新建立，試圖將“個體”從歷史中解救出來。最有意思的是第四個故事，它將前三個故事上升到了命運的高度。1958年冬，在遙遠的西部，兩個女人相遇了。瘋媽的浪漫愛情故事已經終結，此後她始終生活在歷史的籠罩之中，最終與這個35
時代一同消失。唐妻的浪漫愛情故事正要開始，但最終結局依然是平庸和悲劇。父母輩們渴望永遠活在一種浪漫之中，而那種浪漫最終只是一個平庸的結局。那個出生在鐵軌上的兒子，既是浪漫父母輩的愛情結晶，但也正是最終與歷史父親進行決鬥的人。姜文通過這個故事將對父母輩歷史的批判推向了高潮，但故事的影像語言與姜文所希望表達的內容之間又構成了矛盾。這個部分的影像語言是全片最壯麗和激動人心的：火車、天盡頭的巨手、在天空飛翔的燃燒的帳篷、躺在鮮花中的小嬰兒，這些超現實的意象將整部電影推向情緒的高潮，似乎又是對那個浪漫年代的禮贊。影像內容與影像語言的矛盾是姜文對父母輩歷史的矛盾心理的反映。這也暴露了紅小兵們的軟肋，他們所試圖批判的對象同時又是讓他們深深迷戀的對象，他們解構的文化又是影響他們成長的文化。從《陽光燦爛的日子》開始，姜文以“兒子”視角一步步進入對群體價值主導的歷史的重新解讀。到《太陽照常升起》時，姜文與歷史的對話進入到一種白熱化較量的狀態。“革命者”姜文此時正在長大，他的思考視角開始從“兒子”走向“父親”，他對歷史的思考也在走向現實與未來。三、“革命者”姜文的“父親”系列從2010年開始，姜文接連拍攝了北洋三部曲：《讓子彈飛》（2010）、《一步之遙》（2014）、《邪不壓正》（2018）。那個曾經窺視著成人世界、充滿疑問的少年，成長為充滿批判精神的精英個體，但卻遭遇到新的敵人———大資本與消費文化所控制的世界及人群。2007年《太陽照常升起》上映之時，姜文心愛的電影在票房上遭受慘敗，但他卻還在固執地堅持著自我表達和精神的歷險。所以，《讓子彈飛》是一部讓姜文耿耿於懷的電影，因為這是他對市場妥協的產物。“對我個人來說，《太陽照常升起》是真誠的，是我感受到的一個很真實的世界。《讓子彈飛》比《太陽照常升起》要粗暴得多。其實，要弄成《讓子彈飛》真的挺容易，比《太陽照常升起》容易，《讓子彈飛》費的是力，《太陽照常升起》費的是心。”⑨這是姜文六部電影中最簡單和直露的一部，但其中仍然潛伏著他的思考。在《讓子彈飛》中，長大成人的精英個體成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張牧之。他嫉惡如仇，充滿遠大政治理想，而現實世界卻被黃四郎和馬邦德這樣的人統治著，於是他頑強地與他們鬥爭著。但是，讓他更痛苦的是那些誰贏了才會跟誰走的人群。最後，人群拿走了所有的東西，張牧之成了孤家寡人。姜文在片中已經流露出對人群的失望，他開始在自己的電影中審視人群。到了《一步之遙》，這個精英個體與人群的對立變得出奇地尖銳。姜文不僅在其中大肆戲擬和嘲笑被媒介和消費文化左右的現實世界，而且還將這個世界中的人群作為直接的批判對象。這部電影之所以讓觀眾無法入戲，因為他不僅不讓觀眾看到《讓子彈飛》中那樣精彩又刺激的場景，還將觀眾置於一種被看的位置，由他來觀察和審視。圍繞著馬走日和完顏英事件，姜文通過舞台空間和電影片場空間兩次呈現《槍斃馬走日》。在這兩次呈現中觀眾都顯得格外得瘋狂，他們需要的是刺激和驚悚，根本不在乎事實到底是什麼。王天王表演的奧秘就是暴力的語言、驚竦的劇情和嘩眾取寵的道具。當王天王拿著兩把刀邀請觀眾來選擇時，觀眾齊聲大喊：大的，大的，大的。看到完顏英被砍掉的身體，觀眾發出了驚喜的尖叫。這種觀眾暴力的展現讓人觸目驚心。到了電影片場，姜文故意再次設置了觀眾席，而且以對稱的正反打鏡頭交替展現表演者與觀眾。觀眾臉上的快樂、驚喜、激動成為了這組鏡頭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直到真正的槍聲響起，人群才作鳥獸散。從《讓子彈飛》到《一步之遙》，我們看到姜文電影中的精英個體的批判性和鬥爭精神越來越強。2018年上映的《邪不壓正》中，最大的變化是姜文在這部電影中一邊繼續著對歷史之父的鬥爭，一邊開始把眼光投向未來。對未來的展望仍然需要借助成長敘事來完成，於是《邪不壓正》裡45
又出現了兒子形象：李天然。為了給兒子掃平成長的障礙，姜文的火力集中點還在鬥父上。按照我們前面分析過的中國式成長敘事的傳統，代父即神聖幫手在其中是居於核心位置的，《邪不壓正》於是就從解構代父形象入手，影片對亨大夫和藍青峰這兩個代父形象的處理十分有意味。首先來說亨大夫，他雖然只是李天然的養父，但他對李天然的感情卻像一個真正的父親。影片出現李天然和亨大夫在一起的情節時，大都為他們安排親密的雙人鏡頭。亨大夫盡力想讓李天然消除仇恨，過正常人的生活。當李天然向他訴說自己對師父之死的愧疚時，他愛憐地說：你那時還只是個孩子。孩子本應該有疼愛自己的父親並正常的成長，但在感時憂國的集體無意識籠罩整個民族的時候，孩子就做不了孩子。亨大夫表面上是代父，實際上卻以親父的感情去對待李天然。為兒子尋找到一個如亨大夫一樣的正常父親，是姜文對中國式成長敘事中代父形象的第一重打擊。對代父形象更致命的打擊是通過藍青峰這個形象。藍青峰有家國情懷和高超本領，本是中國式成長敘事中十分合適的神聖幫手，而在片中則被徹底解構掉。首先是解構其神聖性。他反復述說要下一盤籌畫了20年的大棋，亨大夫、李天然、朱潛龍、根本一郎都是他棋盤上的棋子。為了這盤棋，他在各個人物之間穿梭，是所有事情的幕後操縱者。但當他殘酷地殺害了亨大夫，他的事業的神聖性就已經暴露了其殘忍和邪惡的一面。而後是解構其高超本領。他的棋局不僅被破壞，沒能讓朱潛龍和根本一郎自相殘殺，自己也成為他們的階下囚，走到窮途末路，被拔掉了滿口的牙齒。姜文這次對歷史之父的態度果敢決絕，不再像《太陽照常升起》中那樣處於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當紅小兵們終於能夠從容地解構作為神聖幫手的父親時，他們的成長敘事也從與歷史的較量開始走向對未來的思考。電影最後，藍青峰對李天然說：“我不是你爸爸，你該找自己的兒子了。”這句話充滿深意。李天然是個體面的小夥子，那麼陽光和美好，他的形象就是姜文對未來的嚮往。電影有意通過空間設置將他與以往的歷史分隔開。兒子李天然的世界永遠在屋簷之上，父親藍青峰則被放在屋簷之下的世界。屋簷之上是浪漫美好的，屋簷之下則是陰森詭譎的。藍青峰屬於歷史和家國，李天然則屬於未來和個人。姜文並不願李天然如《太陽照常升起》中的小隊長那樣深陷在父母輩的陰影之中無所適從，而希望他在藍天之上高高飛翔。由此，姜文通過自己的六部電影完成了一個從棄父到鬥父再到棄父的循環。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中，首先將父親形象去掉，憑藉自己的力量成長。而到《太陽照常升起》時，在其中再次放入父親的形象，通過小隊長與唐老師這一對耦合父子形象，姜文完整地展現了兒子與父親爭鬥到被父親殺死的過程。此時，父親與兒子的鬥爭中父親依然佔有上風。而當兒子真正長大之後，作為成人的他力量不斷增強，與父親的鬥爭也越來越激烈，直到《邪不壓正》，對父親的鬥爭達到高潮，最終通過藍青峰形象完成對父親的徹底解構。歷史父親終於被真正的拋棄。棄父、鬥父再到棄父，紅小兵們的成長敘事在姜文這裡終於有了了結。強大的歷史父親不應再成為中國走向未來的陰影與絆腳石。未來在哪里，父親給不出答案，只能留給兒子們自己去探索。就像藍青峰和李天然那個充滿隱喻的接頭暗號：“還等什麼呢，還等什麼呢？”在紅小兵文藝者中，姜文的理想主義色彩比王朔和馮小剛都重，才華也是這批紅小兵文藝者中最高的。他成為將紅小兵們“想像的革命”進行得最徹底的人，從而讓這種文藝有可能從解構歷史走向展望未來。四、姜文電影的電影史價值姜文電影每次上映所引發的短暫的評論喧嘩，與對他進行嚴肅學術研究的冷清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可以說國內學術界對姜文電影的研究水平並不高。據筆者統計，研究他的碩士論文到目前為55
止大約有50多篇，其中選題重複性很高，基本都是圍繞著姜文的作者特性和藝術特色展開，博士論文到目前為止一篇也沒有。研究著作目前只有蘇牧的《太陽少年〈陽光燦爛的日子〉讀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本。學術界對他的一個研究小高潮集中在2011年到2012年，即《讓子彈飛》熱映之後。《文藝爭鳴》、《電影藝術》、《當代電影》等都為姜文研究開闢過專題，研究者們承認姜文的獨特性，其中有一些文章試圖為姜文的這種獨特性尋根溯源。⑩可惜這樣的討論在學術界並沒有太多回應，更談不上對姜文電影形成一種共識性的概括。而到2014年《一步之遙》上映之後，比較高級別的學術刊物則再沒有發起對姜文電影的學術討論了。2018年《邪不壓正》上映後，圍繞這部電影的爭論十分激烈，但大多都是單篇的影評文章，嚴肅的學術討論並沒有展開。目前學術界唯一的共識就是承認姜文是一個個性突出的作者導演。但僅僅到這一步，還不能將他在中國當代電影中的位置交待清楚。有少數研究中試圖將姜文歸為第六代導演，但這樣的歸類顯然沒有被學界中第六代導演群的重要研究者所真正承認。實際上，按我們前面對姜文電影的歸納，其與第六代導演的電影特徵是有相似之處的，那就是他們都十分重視並凸現了“個體”。對個體生命狀況和生活狀態的關注可以算是第六代電影的集體性標籤。鄭洞天就指出：“如果寫中國電影百年史，那麼到了‘第六代’，真正的導演，作為個人藝術家的特徵顯示出來了。”也有學者稱第六代的電影為“個人現實主義”，因為第六代對“個體”的呈現更多通過現實的城市場景展現。比如第六代的代表導演張元、賈樟柯等都非常鮮明地表達過自己的電影與自身所處的現實生活間的密切關係。他們的取材和人物形象就來自自己的生活。他們的電影就像是1990年代的一部紀錄片，展現著當時複雜的社會現實，有強烈的歷史在場感。塑造個體形象與呈現真實場景這兩大特點，基本可以概括第六代導演對1990年代之後中國電影的貢獻。我們再來反觀姜文的電影，他的個體表達並不紮根在城市，也對記錄現實沒有任何興趣。他對個體的表達始終是通過歷史呈現的，總是試圖與歷史父親進行爭鬥和對抗。從影像語言來看，他不像第六代導演喜歡紀實風格，而是更熱衷變形、誇張、充滿了隱喻和浪漫色彩的影像。從這兩點來看，他似乎和第五代導演有更多的相似之處。戴錦華將第五代導演看作一座斷橋，“第五代的藝術家想要超越歷史與文化的斷裂帶，通過將個人的創傷性‘震驚’體驗的象徵化，來完成與中國歷史生命的重新際會，完成一種新的電影語言語法與美學原則的確立，結果卻在超越裂谷的同時，在新的震驚體驗中跌落，他們的藝術則成了裂谷上的一座斷橋。”第五代導演本來是想以個人體驗來重新尋找一種歷史的經驗表達，為此他們極其重視影像語言的創新。但就如戴錦華所形容的斷橋，他們的努力其實並沒有成功，反而失陷於歷史的迷宮之中。第五代導演的這座橋之所以成為斷橋，主要是他們並沒有真正抓住“個體”的感覺。他們的視覺語言仍然只是抽象概念的表達，這使得他們的電影沒有逃脫出傑姆遜所總結的“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是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於個人和利比多驅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第五代導演的電影作品其實沒有真正逃出歷史父親的掌心，仍然只是披著“個體”外衣的民族寓言。與這種民族寓言的文本相對照，傑姆遜舉出了西方小說的特性，“我們一貫具有強烈的文化確信，認為個人生存的經驗以某種方式同抽象經濟科學和政治動態不相關”。傑姆遜所形容的這種個人生存經驗在姜文的第一部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就被抓住了。姜文電影完全是從個人經驗進入的，這已經不僅是視覺語言等外在形式的革新，而是整個思維方式的轉變。只有與他個人體驗息息相關的影像，他才可以充滿激情地投入其中。他甚至把拍片子看作自己的心理治療：“把心65
裡的事兒搗騰出來，不單單是有敘述的願望，是整理出來，在某種狀態下表達它。”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電影研究界目前所總結的第五代導演和第六代導演，無論是電影創作思想、題材還是形式，都存在一個深深的斷裂和鴻溝。這個鴻溝實際也是中國當代史的一種斷裂鏡像，兩代導演之間沒有辦法共用相同的歷史經驗，由此造成了整個影像內容和形式的完全隔絕。而姜文反而奇妙地成為了他們之間的一座橋。他對歷史的不斷追問，讓中國當代電影依然延續著第五代與歷史執著對話的勇氣，而他超越第五代的地方在於，憑藉“個體”這個武器，他開始跳脫出歷史父親的強大威力。他對“個體”的重視與表達，又讓他能夠將歷史連接到當代，與第六代導演的關注重點構成了連接。並且彌補了第六代過於私人化的弊端，使中國當代電影繼續保持著宏大的思考能力。在中國當代電影的整體版圖上，這個紅小兵文藝者其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扭結點和橋樑，他在電影中所進行的“想像的革命”還有很多的內容值得電影研究界不斷地挖掘。①王一川：《想像的革命———王朔及王朔主義》，見王一川等：《京味文學第三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7頁。②陳映芳：《在角色與非角色之間———中國的青年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7頁。③戴錦華：《性別與敘事：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女性》，《昨日之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7頁。④參見桂琳：《擰巴的一代：成長視野中的王朔》，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年。⑤參見王一川：《中國現代卡里斯馬典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樊國賓：《主體的成長———50年成長小說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施戰軍：《論中國式的成長小說的生成》，北京：《文藝研究》，2006年第11期。⑥程青松、黃鷗：《我的攝影機不撒謊》，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第55、58頁。⑦PeterHessler:Oraclebone,HarperCollinse-books,2006,p.350.⑧齊澤克：《享受你的症狀：好萊塢內外的拉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7頁。⑨姜文、吳冠平：《不是編劇的演員不是好導演———姜文訪談》，北京：《電影藝術》，2011第2期，第86頁。⑩參見王一川：《離地高飛的紅小兵導演：姜文》，長春：《文藝爭鳴》，2011年第5期；趙寧宇：《姜文的電影世界》，北京：《當代電影》，2011年第5期；萬傳法：《姜文：導演身份與導演風格研究》，北京：《當代電影》，2012年第2期。三篇文章分別從紅小兵情結、北京精神、洞穴原型等尋找姜文身上的這種特殊性。程青松、黃鷗的《我的攝影機不撒謊》將姜文與張元、婁燁、王小帥、賈樟柯等第六代代表性導演並列。參見戴錦華：《霧中風景：初讀第六代》，海口：《天涯》，1996年第1期，第90~100頁；賈磊磊：《時代影像的歷史地平線———關於中國“第六代”電影導演歷史演進的主體報告》，北京：《當代電影》，2006年第5期；陳犀禾、石川主編：《多元語境中的新生代電影》，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張真主編：《城市一代：世紀之交的中國電影與社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這些關於第六代的重要研究中，都沒有將姜文作為重要成員歸為第六代導演群之中。鄭洞天：《第六代電影的文化意義》，見陳犀禾、石川主編：《多元語境中的新生代電影》，第42頁。賈磊磊：《時代影像的歷史地平線———關於中國“第六代”電影導演歷史演進的主體報告》，北京：《當代電影》，2006年第5期，第29頁。戴錦華：《斷橋：子一代的藝術》，北京：《電影藝術》，1990年第3期，第64頁。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第523、523頁。作者簡介：桂琳，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2488［責任編輯 桑 海］75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眼淚”的政治學———以《永遠的0》為中心王 飛［提 要］ 日本導演山崎貴於2013年執導的影片《永遠的0》在日本掀起觀影狂潮，其背後隱含的政治學耐人尋味：一方面，影片通過嚴密的“追憶”敘事結構，有意無意地將觀眾引入懷舊情緒中，從而形成了一種“去歷史化”的表達；另一方面，作為意識形態的“眼淚”，在民族情感“真實狀況”的結構中，生產出現代日本人被美化後的戰敗歷史的記憶。［關鍵詞］ 《永遠的0》 海戰電影 “眼淚” 意識形態 政治學［中圖分類號］ J9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58⁃082013年末，由山崎貴執導的《永遠的0》在日本公開上映。影片改編自百田尚樹①的同名小說，一經上映便掀起觀影狂潮。據日本《電影今日》統計，該片上映兩周左右已吸引540多萬觀眾走進影院，累計票房收入高達66億6千多萬日元，並連續8周穩居票房排行榜首位，最終以約87.6億日元榮登2014年度日本本土電影票房冠軍。②有意味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2014年初也觀看了此片，並公開發表觀後感，表示“深受感動”，③隨後便參拜了靖國神社。該片還成功地斬獲了2014年度“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導演、影片等八大重要獎項。無論從商業票房還是官方認可度看，這部影片都堪稱近十年來日本最為成功的一部“海戰電影”。因而我們很難不將其與日本官方、個人、記憶、主流意識形態等處理日本戰後④歷史文化問題的關鍵詞相聯繫，只有在更為廣闊的文化研究視野中考察，才能窺見這部影片體現出來的現代日本人對於歷史與記憶間關係的複雜心態。《永遠的0》以太平洋戰爭為主要題材，不論是在內容，還是在視覺呈現及影像技術上，在日本戰爭電影史（準確地說是日本“海戰電影史”）⑤中都是一般之作，毫無新意，但卻能在日本社會引發巨大的觀影狂潮，諸多觀眾都以“淚灑影院”來表示他們對該影片或故事與人物、或敘事等方面的認同。本文試圖處理這一狂潮與日本民眾“眼淚”所流露出的情感認同之間的關係及其背後的邏輯。為此，本文首先簡單地介紹導演山崎貴的電影作品，並將該片置於其電影序列中加以討論；其次，通過影片文本細讀分析該影片如何使用電影的敘事策略，讓觀眾認同其情感的表達；最後探討這部影片中“眼淚”如何在“歇斯底里的崇高”中發揮其意識形態作用。85
一、導演山崎貴與《永遠的0》對於國內觀眾來說，山崎貴（TakashiYamasaki）並非耳熟能詳的日本導演。出生於1964年的山崎貴在學生時代偶然邂逅美國科幻大片，癡迷於其中的特效製作，畢業後加入日本著名導演伊丹十三的電影作品團隊，並負責SFX與數碼合成技術。⑥經過了這一技術性訓練後，在同時代的日本導演中，山崎貴逐漸成為了一名以VFX著稱的“特例”導演。從他的出道作品《打機王》（2000）、《永遠的三丁目夕陽》系列到《宇宙戰艦大和號》（2010）；從《永遠的0》、《寄生獸》（2014）、《被叫做海盜的男人》（2016），再到《鐮倉物語》（2018），無一例外因精湛的VFX技術征服了觀眾，同時也使他成為了一名非“作者導演”意義上的作者導演。尤其是憑藉《永遠的三丁目夕陽》囊括了2006年“日本電影學院獎”幾乎所有獎項，足以奠定他作為一名優秀電影導演的位置。同時代岩井俊二與是枝裕和較早受到國外的關注，前者透過“唯美”表像，以極為個人化的方式書寫1990年代以降現代日本人的“青春”，⑦後者始終描寫處於記錄式的真實與非記錄式的虛構之間⑧的家族關係。與他們相比山崎貴起步比較晚，但在某種意義上，他的電影作品可以視為日本電影的主流。這種“主流”一方面表現為得到官方認可；另一方面，雖然內容題材上差異甚大，但無論是凸顯日本人頑強奮鬥的拼搏精神（比如《宇宙戰艦大和號》、《被叫做海盜的男人》），或是以“永遠”之名來懷舊1958年以降日本經濟復甦時期的家庭社會（比如《永遠的三丁目夕陽》系列），還是奇幻類型下人與“非人”的暴力衝突，對環境問題的深思與家人（夫妻）、朋友之間愛的回歸（比如《寄生獸》、《鐮倉物語》）都始終圍繞著日本戰後所形成的主流價值觀與人生觀。因此，山崎貴堪稱這一時期最成功的戰後日本懷舊的主流導演之一。鑒於此，就不難理解山崎貴為何會選擇被稱為“右翼作家”的百田尚樹的小說作為他此次電影改編的對象。顯然，《永遠的0》承接了他以“永遠”序列電影表徵懷舊的傳統，同時試圖改寫現代日本民眾對於“0”（零式戰鬥機）的歷史記憶。目前，中日兩國學術界並未就《永遠的0》展開深入的學術性討論，⑨但自上映後，該片在日本社會內部就影片以及原作“是否美化戰爭”引發了極端的褒貶評價。比如，在日本全國書店“2009年度最有趣書籍大獎”的評選中，原作獲文庫與文藝部門“趣味獎”第一名；⑩文藝評論家富岡幸一郎卻直言批評“這是一部不能稱之為小說的東西，作為文學的價值非常之低”。原零戰士兵笠井智一稱讚“該影片高度還原了零戰、駕駛員的技術水準，雖然看似描寫了一個架空的人物，但類似於宮部那樣的飛行員的確存在，年輕人因戰爭不得不面對死亡的悲傷，故其並不願發生戰爭，在那個時代，年輕的飛行員也僅僅是為了保護日本、日本人而拼命地戰鬥”。但日本著名導演井筒和幸與宮崎駿等人，卻用酷評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這部影片的憤怒。前者痛批該片“情節與登場人物明明是不存在的，用完全不可能的內容來美化特攻隊”；後者則認為該片“以架空的戰記為藍本來建構零戰故事，持續不斷地捏造其神話”。政治立場或情感結構等因素造成對神風特攻隊歷史記憶的差異，導致日本人在講述自己國家的歷史時表現出種種矛盾與衝突。事實上，這種對歷史記憶認知的衝突已經成為日本“海戰電影”的必要內容，但有意味的是，這種衝突恰恰是因被整合在一種或是人道主義、或是感傷主義的情感中而凸顯出來。因此，問題並不在於“人道主義”、“感傷主義”的情懷，而在於它是一種對自身歷史的“無知”，或者說，在有意無意地遺忘歷史的前提下，將這種人道主義或感傷主義擴大化、自然化，並以此有效地遮蔽／隱瞞了真正使那些年輕人付出生命的日本軍國主義意識形態話語。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不能從正面去清理這種“話語”所遺留下來的“債務”，我們也就無法正確地看待這種將戰爭美化所帶來的危險。正如美95
國海軍協會所指出的：“未曾說明戰爭的起因，就把日本描寫為被害者，而不是侵略者……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修正主義。”因此在以“人道主義”、“感傷主義”為中心的日本主流歷史觀中，對於現代日本人來說，它只不過是一種自我療傷式的治癒而已。這也正是神風特攻隊歷史的曖昧性之所在，其本身並不是推翻二戰的邏輯，而是用神風特攻隊員之間溫情的故事，強行地讓觀眾認同“為君國捐軀”是一種“崇高的犧牲”，同時也逃避了軍國主義時期之後的日本社會對“戰後責任”的反思，從而形成了一種文化上的強迫式療愈。這部影片中的“療愈”則是通過其敘事策略與山崎貴所擅長的VFX特技來完成這一最大化的———“眼淚”的表達。二、“重寫”與追憶敘事：建構想像的觀影主體簡單地說，《永遠的0》講述的是年輕的主人公佐伯姐弟在外祖母的葬禮上得知他們與現在的外公並無血緣關係，他們的親外公是一名戰死在沖繩戰役中的零式戰鬥機飛行員。於是姐姐佐伯慶子鼓動弟弟健太郎與自己一起探尋外公宮部久藏的過去。他們先是通過信件與網絡聯繫到曾經與外公並肩作戰的戰友們，並一一拜訪調查。而後影片採用回憶的講述方式，佐伯姐弟對外公的瞭解經歷了從戰友口中的“海軍第一膽小鬼”到具有“天才般戰鬥機駕駛技術的飛行員”的轉變。在此過程中，他們終於發現自己的外公並非他們起初聽到的是一名貪生怕死的“膽小鬼”，而是一位有膽有識、珍惜生命的軍人，進而瞭解到外公之所以選擇犧牲的原因。同時，也理解了外公宮部在面臨是為國犧牲，還是實現對妻子和孩子“活著回去”的承諾的兩難抉擇時的痛苦、矛盾。這部影片通過佐伯姐弟對外公當年戰友們的走訪與戰友們的回憶兩條主線的交錯來展開故事情節。去掉片頭（約6分）與片尾（約11分），這種“拜訪－回憶”的交叉敘事方式幾乎貫穿整部影片。佐伯姐弟作為拜訪者不僅是電影敘事的驅動力，同時也佔據著傾聽者／觀看者的位置，分享著受訪者講述其經歷時的情感。這種“拜訪－回憶”，抑或“追憶結構”的敘事方式，是近年來日本電影講述有關戰爭／海戰歷史時所慣用的敘事策略：一方面通過現代日本人視角推進故事發展；另一方面“試圖通過年輕後代對歷史人物的重新理解，而引入影片對當下日本社會的判斷”。而《永遠的0》基於好萊塢式流暢的敘事結構，將這種精妙的交叉式“追憶”敘事策略發揮到了極致。從表1可以看出，這部影片的敘事是分別通過拜訪／採訪8個人物———大石、長谷川、匿名戰友（3人）、景浦、井崎、武田來完成的。其中有兩處人物重合，一個是他們現外公大石⑴⑽，另外一個是景浦⑹⑼。整個電影的“追憶”敘事首先是從大石⑴的設問開始的，即“是否可以調查他們親外公的事蹟？”，最後以大石⑽解釋說明：“他們的親外公為何要和他換飛，最後選擇死亡”而結束。從敘事內容與時間上來看，我們會發現前半部分⑵⑶⑷⑸雖然都是以否定式譏諷宮部，但總共時長僅約3分鐘左右，而後經過景浦⑹對他們之前的採訪內容近乎發飆的質疑“如果宮部是膽小鬼的話，他為什麼加入特攻隊”而敘事反轉。這一“質疑”不僅推進了之後敘事內容的走向，也給觀眾提供了想像的留白，更以同道中人的視角對⑵⑶⑷⑸採訪內容予以全面否定。後半部分⑺⑻⑼⑽以現在與過去，或者說現代人與歷史人物的相互交叉敘事的方式層層推進，來回應景浦的質疑：從井崎⑺回憶宮部為家人而必須活著回去，到武田⑻回述宮部擁有天才般的飛行技術與深厚的戰友情，再回歸景浦⑼講述他對宮部由憎恨轉入敬佩的情感變化，以及宮部看到戰友戰死後絕望而又無奈地選擇加入神風特攻隊，最後到現外公大石⑽講述與宮部再次相見後的交心相談，承諾若因換飛犧牲，會照顧其妻女。由此可見，影片的後半段主要集中描寫宮部作為一名軍人的親情、戰友情，以及為國犧牲後的“重生”。在日本“海戰電影”中，這樣的敘事內容自二戰以降，基本上成為了司空見06
慣且不可或缺的情節構成，但這部影片以“提問－質疑－回答”這一學術論文式的結構，串聯起“追憶”敘事的全過程，架構了整個劇情，可謂層層推進、扣人心弦。表1 《永遠的0》中的拜訪／採訪與敘事結構編號訪問對象內容敘事結構時長⑴大石佐伯姐弟徵求現任外公是否可以調查親外公的事蹟拜訪2'15"⑵長谷川“海軍第一膽小鬼”拜訪3'14⑶姓名不詳“帝國海軍的恥辱”拜訪6"⑷姓名不詳“每天都是在天上來回逃竄”拜訪2"⑸姓名不詳因為他怠慢了護衛任務而導致轟炸機被擊落了幾架拜訪8"⑹景浦提問“如果宮部是膽小鬼的話，他為什麼加入特攻隊？”交叉（採訪＋回憶）2'5"⑺井崎講述為何要活著回去，並再提問，“他為什麼選擇特攻隊？”交叉（採訪＋回憶）39'35"⑻武田因戰友之死而理解了宮部的苦衷，但不知他為何加入特攻隊交叉（採訪＋回憶）16'7"⑼景浦通過發起對宮部的挑戰而理解了其內心，但不知為何換飛交叉（採訪＋回憶）26'16"⑽大石特意換飛而挽救自己生命，照看被託付的妻女交叉（採訪＋回憶）35'16" 誠如賀桂梅所言，近年來的日本“海戰電影”是以現代日本年輕人的視角“重寫”（重新理解）歷史人物，從而引入日本民眾對當下日本社會的判斷。而這種“重寫”恰恰是在對“歷史人物”（神風特攻隊成員）記憶的話語衝突中產生的一種“去歷史化”的表達。在這部影片中，這種衝突主要體現在健太郎與朋友們在飯店聚會時，因對神風特攻隊歷史理解的差異而發生口角的對話場景：朋友：“自爆恐怖分子也不光是以前才有的東西。”健太郎：“自爆恐怖分子與特攻隊是兩碼事。”朋友1：“一樣的吧，都是被洗腦了吧。”健太郎：“不一樣，特攻隊的目標是航空母艦，而航母是殺傷性武器，和對和平進行無差別襲擊的自爆恐怖分子完全不一樣。”……（中略）朋友1：“不是說在這種細枝末節上，我是指為了信念捨棄性命的這種思想，在根本性質上是一樣的，聽好了，在外國人看來，特攻隊和自爆恐怖分子就是一樣的，只不過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朋友2：“我看過特攻隊隊員的遺書，他們覺得為了國家犧牲生命是很驕傲的，也算是一種英雄主義吧。”健太郎：“不不不，不好意思啊，你們完全沒有理解。”朋友1：“我明白，我非常明白。”這段對白所反映的，與其說現代日本年輕人對神風特攻隊理解的差異，毋寧說是現代日本年輕人與“外國人”之間政治立場與歷史記憶的衝突。這場對話以健太郎憤怒離場而告終———健太郎對其他在場的現代日本年輕人的“歷史縱深感消失”（戴錦華語）很無奈，且以全面否定的方式譴責他們對這段歷史的無知。這彰顯了現代日本年輕人的主流認知。另外，當健太郎來到飯店時，其他幾位朋友正興高采烈地商量暑假要去哪里旅遊———沖繩、塞班島、夏威夷———三個地點不僅聯繫著16
日本在二戰期間所涉及的地方，也聯繫著美國。但如今在日本年輕人心目中，這些地方早已不是充滿創傷性歷史記憶的場所，而變成了旅遊勝地或消費場所，這也為之後談論神風特攻隊歷史時的認識衝突埋下了核心的伏筆。這種衝突恰恰是以一種結果敘述的方式，抽空了歷史情境，同時表徵著整個戰後日本對神風特攻隊歷史再建構過程中，形成的二元對立的主流意識形態。如果說健太郎作為絕對主角承擔著這種爭奪意識形態話語權場域的形象，其憤怒離場的行為本身已然確立了“重寫”歷史的情感基調，那麼觀眾作為觀影主體認同的一定是健太郎本人此時此刻的情感，進而被強行引入日本現代年輕人（健太郎／日本社會）對神風特攻隊這段歷史認知判斷的主流思想。在重新理解歷史人物或“重寫”歷史的基礎之上，這種交叉式敘事的“追憶”結構，再加上攝影機所營造的光與影的幻覺，使作為觀影主體的觀眾把這種影像性的幻覺誤認為某種歷史“真實狀況”的再現。而這種“真實狀況”主要體現在主人公健太郎從憤怒逐漸轉變為感動後的“眼淚”，從而讓“歷史縱深感消失”的現代日本人（觀眾）在這唯一“真實”的眼淚中迷失於歷史的“霧霾”。與近年來的其他“海戰電影”相比，《永遠的0》更加凸顯了日本戰後的主流歷史觀，同時以某種怪誕式“催淚”／“治癒”的方式呼喚著現代日本民眾對其歷史的情感記憶的生產。那麼，作為意識形態的“眼淚”又是如何被建構成“美化的歷史記憶”的呢？三、“眼淚”：被美化的歷史記憶如果說《永遠的0》依然承接一種日本“治癒式民族主義”的話，那麼這一“治癒式”最大公約地集中在該影片提供給觀眾一種“淚灑影院”的想像性認同被“視覺化的客體”。按照法國電影理論家讓·路易·博德里的論述：“視覺化的客體又反過來指出‘主體’的位置”。顯然，這裡的“主體”便是觀眾在黑暗的影院空間中，通過光與影的幻覺，或者是銀幕中的主人公反身確認自身所佔據的想像性的位置。在這一點上，“眼淚”無疑成為了一種喚起觀眾認同這種主體位置的“認識效果”，而這部電影正是以這種“眼淚”作為“認識效果”而將對戰爭的“美化”有意無意地擴大化。最有意味的“眼淚”段落場景是井崎在醫院病床上回憶宮部最後一次回家看望妻女後離別時的情景。宮部將要離開時，攝影機以固定中景鏡頭拍攝松乃背著出生不久的女兒，從背後扯著宮部的衣服低聲抽泣，宮部背對著妻子說：“我一定會回來的，即便是沒有了胳膊，沒有了腿也會回來的；哪怕是死了，我也還是會回來的，哪怕是投胎轉世，我也一定會回到你和清子（女兒）的身邊”。當宮部義無反顧地離開妻女，攝影機以中近景固定鏡頭拍攝望著丈夫遠去的背影淚流滿面的松乃，隨後攝影機同樣以中近景鏡頭切換至現實中傾聽井崎追憶後滿含淚水的佐伯姐弟。此時此刻，觀眾的情感認同的不僅僅是井崎追憶宮部與妻子之間的生死離別，也不僅僅是作為傾聽者的佐伯姐弟的眼淚，更重要的是通過佐伯姐弟的眼淚認同了井崎的講述所表現出的對外公宮部的認同。換句話說，佔據此時此刻的“先驗的主體”位置的觀眾，不僅分別認同了影片中的歷史人物與現代日本人，而且進一步認同了現代日本年輕人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如果說這種追憶式結構的敘事連續性（包含蒙太奇剪輯）使得觀眾無法意識到自己的“眼淚”情感認同是如何被建構在“真實狀況”之上的，那麼觀眾的“眼淚”就體現了其對在銀幕中的主人公與作為技術的攝影機之間“主體的和主體性的意識形態”的關係的認同。筆者將此稱之為“眼淚”的意識形態。在這種影片中，“眼淚”最終被隱蔽地從感傷主義置換為人道主義邏輯上對親情的情感認同。在大石向他們講述他們的親外公宮部如何與自己調換戰鬥機的段落場景中，從影片的敘事邏輯來看，宮部選擇犧牲自己而換回大石的理由不外乎兩點：一是大石曾在一次與美軍戰機的對戰中26
救過宮部；二是親眼目睹戰友犧牲後的絕望，認為選擇死亡是自己的宿命。這為宮部最終選擇死亡提供了合法性。這種“合法性”的延續就是大石要完成宮部死前所託付的“任務”———代替他照顧妻女。事實上，大石也做到了這一點：戰爭結束後，他帶著歉意三番五次地去拜訪宮部的妻女，試圖讓宮部的妻子接受他的幫助，進而接納他。其中，有一處場景讓受到戰爭破壞的“宮部家庭”重新獲得了家庭的幸福與快樂：大石帶著宮部的妻女漫步在櫻花盛開的小河邊。攝影機遠景拍攝大石用肩膀架起宮部的女兒，宮部的妻子緊隨身後，進而切換至大石與宮部妻子臉上的近特寫，隨後大石與小女孩兒邊說邊笑地從左邊出畫，固定的特寫鏡頭捕捉到宮部的妻子面帶微笑地望著“父女”的背影，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在這個景深鏡頭中，“家人”的團圓與盛開的櫻花的完美結合使得這個被戰爭破壞的“家庭”，得以在“櫻花”自明治以降所象徵的“再生”場域中獲得了正名化、浪漫化的“重生”。除少數鏡頭可以看到神風特攻隊衣袖上的櫻花標記之外（需要仔細觀察方可發現），在影片中很難再發現其蹤跡———與其說取消了櫻花作為某種“物”的存在，毋寧說是完全遮蔽了它與神風特攻隊之間的“美學的軍國主義化”的多重象徵意味。然而，我們不能僅僅聚焦在宮部妻子所說的“那個人兌現了他的承諾”的浪漫化的創傷性語言表達，而忽視在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盛行的背景下，櫻花與“為國王和國家捐軀”的意識形態的媾和。縱觀全片，在敘事上起到畫龍點睛作用的段落，莫過於聽完大石回憶自己與宮部之間的故事後，佐伯姐弟與媽媽一同回家路上的場景。攝影機以健太郎的主觀鏡頭，拍攝他從橋上看到一個個幸福的現代日本家庭在橋下來來往往之時有所觸動的表情，鏡頭切換，以特寫與搖移的方式，拍攝健太郎主觀視點鏡頭，交叉回溯／倒敘（閃回與疊化）自調查外公以來所瞭解的重要故事內容。在他激動流淚的瞬間，以聲音為先導，健太郎仿佛看到了宮部駕駛著零式戰鬥機迎面開來，此時攝影機（健太郎的主觀鏡頭）望著他的外公宮部向自己行軍禮，而後特寫鏡頭跟著健太郎的目光追隨戰鬥機遠去，鏡頭再次切換，以仰拍鏡頭拍攝健太郎歇斯底里地哭泣。此時的“眼淚”正是全面站在後代（現代日本年輕人）的視角上再次呼喚對這段歷史記憶的重寫。其中，最有症候式的視覺表達是健太郎與宮部之間的凝視。這種主觀性極強的影像視覺化的“凝視”以宮部的“在場的缺席”為前提，讓祖孫兩代人作為互相觀看的主體，沿著彼此想像性的表達（追憶／口述歷史）欲望而抵達現實，見證歷史的“在場”。這與其說是宮部與外孫健太郎的一次無對話的對話，不如說是在全片中“父親”這一代際形象的缺席的前提下，因隔代而呈現出歷史記憶的斷裂，從而顯影了這段歷史的“無父／弑父”。結尾處，在健太郎的想像中，外公宮部駕駛著零式戰鬥機撞向了美國軍艦。雖然那是“太平洋戰敗70年以來，日本電影銀幕上唯一的一次正面出現了”驚慌失措的美國人，但如同影片中其他場景一樣，“個人經過戰鬥被整合到軍隊／國族的大集體當中，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犧牲生命衝向敵艦（神風任務）作結”，其結果也從影片的視覺表達中呈現出來，使作為觀影主體的我們無從感知真實戰爭的痛苦。正如賀桂梅所指出的：“當觀影的目光是被重疊於現代殺人機器中的戰鬥機駕駛員射向敵機的子彈時，除了自我，是無法感知到敵人的存在的，特別是敵人痛苦的存在。”這樣的視覺呈現也只是“渲染年輕人對於天空的嚮往，‘死在天上’作為一種浪漫的理想，掩蓋了戰爭的殘酷”，只不過是利用作為意識形態的“眼淚”美化戰爭的結果而已。這種美化將軍國主義化的民族主義推向了高潮，同時也讓戰後民眾從“戰後責任”中逃逸開去。當然，除影片中“眼淚”的美化之外，最外在的“美化”表徵還表現在主演的配置上，據說當這部電影開拍之際，確定了由號稱有“美少年集中營”的傑尼斯公司旗下藝人岡田准一出演宮部久藏，當時就有媒體批評“太帥了，不適合這樣的角色”。日本當紅影星三浦春馬、井上未央、吹石一惠等36
的參演更讓這部電影有了商業電影的噱頭。另外一種美化體現在影片的宣傳海報上，以蔚藍色的天空作為背景，最上方寫著：“向天空祈禱，未來———宏大的愛的故事”；最下方是主演們的特寫；三個人物的正上方是用白色字體書寫的電影名“永遠的0”———特大寫的“0”位於最中間：電影名的左上角是一架正在蔚藍天空中翱翔的零式戰鬥機。由此可見，這裡特大寫的“0”無疑是指涉零式戰鬥機特攻隊的“零”。但這裡的特大寫具有相當大的象徵意味：透過“0”，背景中還有一輪正在發光的太陽———也許隱喻著“現代日本”。而“永遠的”作為“0”的修飾語，毋庸置疑地攜帶著“永恆”之意，它無關乎過去，也無關乎歷史，正如海報宣傳語所標示的“未來”一樣，與其說它是日本人記憶中的那個“0”式的歷時的“過去”，不如說是現代日本人所期許的遺忘了歷史的日本的“未來”。結 語《永遠的0》雖然一以貫之沿襲著日本“海戰電影”序列的敘事方式與內容，但它不僅將神風特攻隊的歷史精妙地納入現代日本年輕人的視野中，還通過多重意味的“眼淚”，或者說“感動”使近年來日本社會彌散的“治癒式”情感得到了最大化的釋放。作為一種現代日本社會的整體心理症候，抑或是榮格意義上的“集體無意識”，該片通過重訪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軍國主義最慘絕人寰的神風特攻隊的歷史，“表達了對現狀的不滿和批判，但這種不滿和批判以並不觸動真正的現實困境為前提，更通過一種懷舊式道德和情感的自戀性表述，而尋求心理的自我安慰”，促使整個日本社會陷入了一片毫無反思精神的汪洋“淚”海之中。正如旅日電影研究者晏妮指出，這部電影“只不過日益高超的電影技巧以及劇作者發揮的催淚本領掩蓋了影片內在的思想，無以數計的觀眾的眼淚潛移默化地轉化為一種歷史記憶”。這一“眼淚”式的歷史記憶，可以說是詹明信所論述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當中以“強烈的情緒”所表現出來的“歇斯底里式的崇高”，同時也只不過是以作為意識形態的政治學的方式表現了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暉語）的幻想性體驗而已。自《永遠的0》小說暢銷與電影熱映之後，神風特攻隊如“還魂”的歷史幽靈一般出沒在日本大眾文化中，比如由此衍生出的3集電視劇《永遠的0》在10個地方電視台同時播出；由日本雙葉社從2010年1月到2012年2月出版的5卷漫畫《永遠的0》，將這種治癒式的“還魂”推到了極致。這部電影之所以能夠在“此時此地”（「いま·ここ」）日本現代社會中民眾中催生如此歇斯底里的眼淚的重要原因，還在於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導致的海嘯以及引發的“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洩漏給日本造成近乎於毀滅性的破壞。它如同“戰爭”一樣把現代日本民眾都裹挾於其中。也恰恰就是在這樣的整體陷入“危機”意識的日本社會環境中，“眼淚”這一非政治的政治性表達讓民族主義情感縫合於現實的情感之中，讓現代日本人“暫時”忘記歷史，從而再次建構／重構了日本民眾普遍認同的心理機制。事實上，這種重構的普遍性也並非只體現在《永遠的0》這一部影片中，其曲折與複雜的形成過程貫穿整個後冷戰／“後昭和”／平成這三個彼此重疊又彼此區分的時代。①百田尚樹（1956~），日本小說家、政治活動家，被公認為“右翼”作家。《永遠的0》是他的出道之作。②參見『2014年邦畫ベスト10、山崎貴監督2作品で171憶円』，http://eiga.com/news/20141216/18。③參見日本《產經新聞》『首相、映畫「永遠の0」鑑賞感極まり「感動した」』，https://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31231/plt1312310004-n1.html。④為了漢語行文表述統一，本文所使用的“戰後”特指1945年8月日本戰敗以後。⑤關於日本戰争（史）電影，參見川北紘一監修、『［映46
画黎明期から最新作まで］日本戦争映画総覧』、学習研究者社、2011年。⑥參見https://ja.m.wikipedia.org/wiki/山崎貴。⑦參見清真人：《現代日本的青春———岩井俊二的影像世界》，北京：《世界電影》，2002年第4期，第149~161頁。⑧拉斯-馬丁·索倫森：《現實之詩：事實與虛構之間的是枝裕和》，北京：《世界電影》，2012年第1期，第9頁。⑨該影片未在中國大陸地區上映，所以並未引起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就批評而言，也只停留在影迷在Time時光網、知乎、微博等網絡社交平台上的發言。⑩『「2009年最高に面白い本大賞第１位」の帯に変えてヒット中、感動必至の「永遠の0」』（“2009年最有趣書籍大獎第1位”……“感動至極的《永遠的0》”），http://trendy.nikkeibp.co.jp/article/column/20100826/1032756/?rss。富岡幸一郎『異変？日本文化の現在』的訪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MSpYNDibxQ&list=UU_39VhpzPZyOVrXUeWv04Zg。原零戰操作士接受《產經數字》採訪時道出「映畫「永遠の0」の特攻パイロットは実在した…元ゼロ戦操縦士は語る」（“電影《永遠的0》的特攻飛行員是真實存在的……”），http://www.iza.ne.jp/kiji/entertainments/news/140111/ent14011116050005-n1.html。井筒和幸直言：「見た後で自分の記憶から消したくなった」（“看完後想把它从自己的記憶中清除掉”）。https://www.j-cast.com/2014/01/21194669.html?p=all。宮崎駿觀後酷評道「噓八百」「神話捏造」（“謊話連篇”、“神話捏造”），參見http://biz-journal.jp/2013/09/post_2979.html。相關論述報導“ThroughJapaneseEyes:WorldWarⅡinJapaneseCinema”,https://news.usni.org/2014/04/14/japanese-eyes-world-war-ii-japanese-cinema。大貫惠美子梳理了櫻花與神風特攻隊的歷史脈絡，雖然她說自己不是“為特攻隊員所造成的死亡作辯護”，但背後所隱含的並非她自身立場的曖昧性，而是神風特攻隊存在曖昧性，比如當時確有部分學生兵是被強行征入。參見大貫惠美子：《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歷史上美學的軍國主義化》，石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參見高橋哲哉：《國與犧牲》，徐曼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3~38頁。參見高橋哲哉：《战後責任論》，徐曼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3~33頁。賀桂梅：《海戰電影與“治癒式民族主義”》，海口：《天涯》，2015年第6期，第20~21、21、33、33、32頁。陸嘉寧指出這些影片常描寫海軍、空軍與家族親情、戰友情，以及在個人的理想主義與集體的國家主義之間作選擇時極其浪漫而感傷的情緒。參見陸嘉寧：《銀幕上的昭和———日本電影的二戰創傷敘事》，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年，第59~113頁。此處之所以使用“外國人”，是因為影片中與佐伯健太郎發生口角的雖然是日本人，但其觀點與說辭大都是國外主流對日本神風特攻隊的認識與理解。參見路易·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李迅譯，見李恒基、楊遠嬰主編：《外國電影理論文選》，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681~740頁。讓·路易·博德里：《基本電影機器的意識形態效果》，李迅譯，見楊遠嬰主編：《電影理論讀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第564、561頁。大貫惠美子：《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歷史上美學的軍國主義化》，第26~28、31頁。相關對精神分析學解讀的表述，參見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陸嘉寧：《銀幕上的昭和———日本電影的二戰創傷敘事》，第90、90~91頁。日本傑尼斯公司與寶塚以培養女藝人相反，以培養男偶像藝人為主，旗下中國人所熟知的明星有瀧澤秀明、山下智久（yamaP）、木村拓哉等。參見福間良明、「『男たちの大和』と「感動」のポリティクス」――リアリティのメディア論」、高井昌吏編集、『メディア文化を社會學する――歴史·ジェンダー·ナショナリティー』、世界思想社、2009年。晏妮：《戰爭的記憶和記憶中的戰爭———簡論日本電影的戰爭表像》，北京：《當代電影》，2015年第8期。參見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第393~400頁。作者簡介：王飛，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人員。北京 100871［責任編輯 桑 海］56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新世紀中國電影小說創作與出版謭論*黃勇軍［提 要］ 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影像文本的電影和紙質文本的文學二者雙向“合謀”的共同誘導和塑造下，中國電影小說呈現出全新的風格與特色。在電影小說生成鏈上的两大相關主體———作為電影小說創作主體的改編創作者以及作為物化載體的出版社中，改編創作者作為關鍵主體直接決定電影小說的藝術水準與審美價值，出版社則決定電影小說的最終生成與價值實現，二者在遵循影視劇生產規律、小說創作規律、圖書出版規律“三大規律”基礎上多方聯動，互融共生，以各自強大的內生動力充分調動各方資源要素參與電影小說的創作生產與行銷運作，推動電影小說在新世紀迅速發展並走向全面勃興，並逐漸取代電影文學劇本成為電影文學新的“重要類型”。［關鍵詞］新世紀 中國電影小說 創作主體 出版主體［中圖分類號］ I209;J9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66⁃08相對於1990年代及以前，新世紀初葉的文學、影視、戲劇及其他藝術形態相關的外部生態場域發生了諸多重要變化，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文化藝術品所面向的終端———消費者———的權力地位及其審美趣味出現了重大轉變。就文學作品的接受主體，讀者不再是圖書消費市場的被動接受者，其權力地位發生了顛覆性位移：由過去傳統的“作家———文本載體媒介（出版社、期刊雜誌、報紙等）———讀者”的權力邏輯話語體系逐漸轉變為“讀者———文本載體媒介———作家”新體系。文學生產的中心不再是作家，文本載體媒介在文學生產中的角色與功能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不再是作品的審查者與監管者，而成為作家的合作夥伴或經紀人，成為文學生產活動中的組織者和中介人。他們通過共同合作，向圖書文化產品消費市場的終端———讀者獲取文化資本或經濟資本。在以商品消費為核心的市場經濟新生態環境下，作家的精神啟蒙、文化引領等作用消減，精英地位受到撼動，頭上的神聖光環逐漸消失。在無孔不入的商業強權的“威逼”與“利誘”下，部分作家的精神立場、文學觀念、創作心態、價值取向等開始出現一系列變化，商業意識開始甦醒，滿足大眾審美與娛66∗本文係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博士項目“‘重寫電影史’視野下中國現代電影小說的史料鉤稽與價值研究”（項目號：２０１９ＢＳ０９１）和重慶師範大學人才引進項目“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電影小說研究”（項目號：１８ＸＷＢ０２８）的階段性成果。
樂需要的消費性、通俗性寫作大量湧現。在這樣的生態場域下，新世紀的中國電影小說發展也呈現出全新的面貌與態勢。一、名家雲集：創作主體的多元化參與電影小說①作為既具視覺文化時代標誌性藝術形式電影所特別富含的流行性、娛樂性，又具有消費文化時代重新煥發活力的通俗文學作品所秉承的通俗性、消遣性，同時還具有比其他文藝作品（如精英化的小說、戲劇、詩歌等傳統文學作品）更容易獲得的商業價值，自然遭遇來自政策體制、意識形態、市場競爭、讀者趣味等的多重束縛與挑戰，同時也召喚更多作家參與到改編創作中來。“現在許多作家在創作時採取‘一魚二吃’的策略，在寫小說的時候就考慮到以後改編的因素，或者乾脆先寫劇本，等影視播映時再改編成小說。推出所謂的‘影視同期書’。”②這些參與電影小說改編創作的作家來源廣泛、派系有別、風格多樣，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個創作群體。其一，來自傳統體制內的文學創作陣營。如涉足電影界較早的著名作家劉震雲，曾先後改編出版了兩部長篇電影小說：一為根據其參與編劇，由馮小剛導演的同名電影改編的電影小說《手機》（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二為同樣由其編劇、馬儷文導演的同名電影改編的電影小說《我叫劉躍進》（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根據其原著中篇小說以及與作家劉恆共同擔任編劇、張藝謀導演的同名電影改編創作了新的長篇電影小說《金陵十三釵》（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③這一時期還有大量知名嚴肅文學作家參與電視小說的改編，如著名女作家池莉改編的電視小說《口紅》（江蘇文藝出版社，2000）；女作家張欣根據其好友池莉的同名長篇小說和電視劇改編的電視小說《生活秀》（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曹禺之女、知名女作家萬方的“女性三部曲”系列長篇電視小說《空鏡子》（南海出版社，2001）《空房子》（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軍旅女作家王海鸰改編創作的“婚戀三部曲”系列電視小說《中國式離婚》（北京出版社，2004）、《新結婚時代》（作家出版社，2006）與《新戀愛時代》（作家出版社，2012）④；著名作家熊召政根據自己的長篇小說《張居正》以及自己擔任改編的43集電視劇《萬曆首輔張居正》創作的長篇電視小說《萬曆首輔張居正》（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等等。大量優秀的嚴肅文學作家、體制內作家參與電影小說、電視小說的改編創作，不僅充實和提高了影視小說（電影小說與電視小說）改編創作隊伍，而且也擴大了其在文學生態場域的認可度和影響力；不僅提高了影視小說的創作水平與藝術質量，而且由此湧現出一大批故事情節曲折生動、人物形象塑造豐滿、描寫敘述圓潤嫻熟的優秀影視小說作品。同時，也使得嚴肅文學作家找到了既參與影視的改編創作又堅持文學自主獨立，以保持影視與文學微妙平衡的有效途徑。劉震雲認為小說變成電影、作家參與影視改編現象絕非“良家婦女變成了風塵女子一樣”，反而“並不是壞事”，也並非作家“墮落”，而是既增加了作家的“物質收入”，又能夠增加小說的“傳播量”，“中國所有的前沿的這些作家，他們知名度跟他們的作品改編成影視有極大關係”。⑤大量嚴肅文學作家、體制內作家紛紛參與影視小說的改編創作，也正是這樣一個雙贏甚至多贏的結果。其二，當時的新生代青年作家創作群體。最著名的當屬被譽為“廣西文壇三劍客”的李馮、東西和鬼子，三人皆參與了影視小說的改編創作。李馮曾以一系列鋒芒畢露的“先鋒作品”步入文壇，成為文壇“新桂軍”橫空出世的標誌性人物，也是新生代作家中“觸電”較早、參與較多、獲益較大的典型代表，曾先後擔任《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霍元甲》（2006）、《孔子》（2009）等電影的編劇，並一度成為張藝謀的“御用編劇”。在與張藝謀的合作中，李馮兩度將其擔任編劇76
的電影改編成電影小說：一為根據同名電影改編的電影小說《英雄》（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二為根據同名電影改編的電影小說《十面埋伏》（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三劍客”中年齡最長的鬼子與張藝謀、陳凱歌等知名導演合作的時間更早，早在1999年就參與張藝謀根據莫言中篇小說《師傅越來越幽默》改編的電影《幸福時光》的編劇工作，並根據電影及劇本改編創作了同名電影小說（灕江出版社，2001）。“三劍客”另一代表東西則在2000年初參與根據鐵凝中篇小說《永遠有多遠》改編、陳偉明導演的20集電視連續劇《永遠有多遠》的編劇工作，並將該劇改編創作為同名長篇電視小說（灕江出版社，2001）。“80後”青春文學作家代表之一郭敬明也曾參與電影小說的改編創作，於2006年根據陳凱歌導演的電影《無極》改編創作了長篇奇幻電影小說《無極》（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另一當時國內人氣很高的青春文學作家八月長安也接受黃真真導演邀請，將其電影劇本改編成長篇小說《被偷走的那五年》（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並於電影上映的同時向圖書市場發行。新生代作家參與電影小說的改編創作，使得新世紀的電影小說在敘事風格、審美品格等多方面具備了先鋒文學的部分特質，美學特徵變得豐富而多元。其三，更為年輕的文壇新銳、網絡寫手創作群體。新世紀初，一些剛剛在文壇嶄露頭角，又游離於傳統文學圈之外的網絡寫手、自由創作者等新興文學代表也參與到電影小說的改編創作中來。如號稱“新銳編劇、專欄作家、譯者”的年輕女寫手婭子根據俞鐘導演的《我的兄弟姐妹》改編為同名電影小說（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由於出版後深受讀者歡迎，俞鐘導演的另一部電影《我的美麗鄉愁》也由婭子改編為同名電影小說（接力出版社，2002）；知名遊戲策劃、網絡奇幻小說作家今何在⑥將劉鎮偉導演的電影《天下無雙》改編為同名電影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十年後還將由周星馳、郭子健編導的電影《西遊：降魔篇》改編為同名電影小說（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被譽為繼落落與榛生之後的“第三代青春盟主”、“當代憂傷派超純情小說家”的壞藍眼睛⑦根據張建亞導演、劉儀偉編劇的電影《愛情呼叫轉移》改編創作了同名電影小說（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7）；曾獲起點中文網“流光紀”徵文比賽一等獎的，已發表《馭靈主》《宮》等玄幻小說的網絡寫手當木當澤，則將陳嘉上編導的電影《畫壁》改編為長篇奇幻電影小說《畫壁》（沈陽出版社，2011）。此外，擅長奇幻武俠題材寫作的網絡知名女寫手楚惜刀⑧將徐克編導的電影《狄仁傑之神都龍王》改編為同名電影小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大量年輕的文壇新銳、網絡寫手參與到電影小說的改編創作，使得這些作品無論是表現手法、敘事風格，還是思想品位、審美趣味等都更符合新生代年輕讀者的口味與喜好，同時這些在網絡新媒體時代自帶“IP效應”、有著廣泛人氣和大量粉絲的改編創作者擴大了電影小說在新興群體的影響力。除上述來自不同群體、分屬不同風格的作家參與電影小說的改編創作外，還有不少與電影小說環節相關的群體如電影生產環節的導演、編劇、主演以及出版環節的策劃者、編輯等也大量參與電影小說的改編與創作。首先影響最大的是以電影導演、編劇等為代表的電影主創人員參與電影小說的改編。在影視小說的生產流程中，影視製作方和圖書出版方雖佔據了影視小說生成的首尾，具有重要作用，卻非主體作用。影視製作方就像影視小說的“授精者”，其主要職責僅是對影視小說的改編給予授權；圖書出版方則類似於“接生婆”，對影視小說的最終生成起到物質載體作用；而改編創作者才是影視小說生成的“孕育體”，影視小說的構思、改編、創作都必須依賴於這個關鍵主體。但改編創作者又必須以影視劇本或影像文本為“母體”，於是影視小說的最終決定者就變成了影視劇的導演、編劇等。影視劇的導演、編劇來進行影視小說的改編創作，既可令影視劇與影視小說在理念、內容、情86
節、人物等多方面保持連貫性，同時也可讓導演、編劇跳出影視形式帶來的禁錮與藩籬，以小說藝術形式獨立表達“未盡之意”，從而克服影視小說與影視劇過於一致而淪為“複製版”的風險，使影視小說與影視劇“各炫風姿，交相輝映以奪人眼目”。⑨在導演方面，著名導演曹保平將其導演、編劇的電影《絕對情感》改編為長篇同名電影小說（現代出版社，2002）；新生代導演陸川將其根據凡一平中篇小說改編的處女作電影《尋槍》再次改編為長篇電影小說《尋槍！》（現代出版社，2002）；第六代導演張元根據其導演的電影《綠茶》改編創作了電影小說《綠茶》（華藝出版社，2003）；著名導演馮小剛將其擔任導演、編劇的同名電影改編創作為長篇電影小說《非誠勿擾》（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著名女導演胡玫也將其導演、編劇的電影《孔子》改編為電影小說《孔子》（中華書局，2010）；著名女導演、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薛曉路將其編導的同名電影改編創作為電影小說《北京遇上西雅圖》（華藝出版社，2013）；等等。在編劇方面，曾擔任過《蘋果的滋味》等多部影視作品編劇的柴紅兵，將其參與編劇的同名電影改編為電影小說《生死時速》（現代出版社，2002）；現任廣西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同時又是影視編劇的胡紅一將其參與的電影《真情三人行》改編為同名電影小說（廣西出版社，2002）；著名編劇盛和煜、錢玨根據其參與編劇的電影《夜宴》改編創作了長篇電影小說《夜宴》（中信出版社，2006）；青年劇作家卞智洪根據其參與編劇的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改編創作了同名長篇電影小說（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6）；著名青年編劇周智勇將其參與編劇的電影《中國合夥人》改編創作為同名電影小說（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等等，不勝枚舉。其次，不少出版從業者、圖書策劃人、雜誌期刊編輯等也參與到電影小說的改編創作中來。如由圖書策劃人張立憲等編著的《大話西遊寶典》（現代出版社，2000）一書中，收錄了其根據劉鎮偉導演的《大話西遊之月光寶盒》、《大話西遊之大聖娶親》上下兩部電影改編的中篇電影小說《大話西遊》；曾擔任《人民文學》編輯、法國《費加多報》編輯的王小平根據其擔任編劇的電影《刮痧》改編創作了同名電影小說（現代出版社，2001）；電影雜誌執行主編、自由撰稿人高瑞灃則將李仁港導演的電影《鴻門宴》改編為同名電影小說《鴻門宴》（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1）；著名出版編輯兼策劃人趙剛、張照富、嚴鍇、張沐霖等則組織改編創作了“紅色經典電影閱讀系列叢書”，選取1949至1962年十餘年間產生重要影響的60部紅色電影改編為電影小說，主要有《龍鬚溝》《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中華兒女》《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上甘嶺》《永不消逝的電波》《青春之歌》《五朵金花》《橋》等，獲得了政治、商業、文化等層面的多重成功。此外，一些非文學藝術領域的人員也參與電影小說的改編。如原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訓詁學專家史傑鵬就曾將吳宇森編導的電影《赤壁》改編為長篇電影小說《赤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並因其“有情境想像、氣氛鋪陳”而更適合大眾閱讀，發行數萬冊，產生廣泛影響。二、多方聯動：出版主體的創新化運作一般而言，電影小說的生成主要涉及三大主體，一為電影製作生產主體，主要包括製片人、策劃人、監製、導演、編劇、演員、攝影、美工、後期製作以及電影宣傳營銷、放映院線等龐大而複雜的群體；二為文本創作主體，主要包括導演、編劇、小說原創者、作家等；三為文本物化載體，主要包括出版社、設計和印刷公司、發行銷售渠道等。如此複雜的三大主體必須通力合作，才能使電影小說經過版權授權、改編創作、出版發行並最終得以上市銷售，實現其作為商品與藝術品相結合的“作品”應有的商業價值與藝術價值。電影、作家、出版、讀者這四者必須有機勾連、互融互動，缺一不可。在進入新世紀以後，這四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96
首先是我國電影所面臨的生態場域出現了重要轉折。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電影生產和發行體制正逐漸得以建立和完善。電影界開始遭遇主流意識形態嚴苛化、市場競爭激烈化、國際外部侵入強勢化等多方擠壓，同時民營資本大舉參與到電影的製作與發行中，經營主體日漸多元，一個自由流通的大市場正在形成。“市場和觀眾成了中國電影製作業必須直接面對的既迫切又嚴酷的最大現實”，⑩電影界面臨市場競爭變得更為沉重和激烈，實現利益最大化已經成了電影投資、製作、放映等各方最大的追求目標。電影生產製作主體除竭盡所能實現電影產品本身利益的最大化之外，也開始高度重視由電影產業所形成的衍生品的商業化的挖掘與開發，如影像製品製作、電子遊戲研發、主題公園打造、紀念品設計、玩具服飾開拓以及餐飲、旅遊、郵票、圖書等全方位、多層面的拓展與衍生。作為電影眾多衍生品之一的電影小說，經過1990年代的的初步試水後，其對電影的宣傳營銷帶動作用產生的豐厚商業價值及社會效應，也開始在世紀之交得到高度重視，並在電影投資、製作、營銷等各方聯袂合作的過程中形成商業化、成熟化、系統化的運作模式，客觀上推動了新世紀電影小說的發展與繁榮。當經過20餘年市場化改革的出版社在新世紀逐漸成為“四自”獨立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後，其屬性由執行國家計劃的圖書“製作單位”變成有相對獨立利益的“經濟單位”，其運作模式由旱澇保收的“計劃生產型”逐漸轉變為自負盈虧的“生產經營型”。其奉行的價值標準，也由過去單純地遵從於權力話語邏輯，主要滿足意識形態規制下的政治效益、社會效益需要，轉向為市場經濟話語邏輯下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的雙重訴求，盈利與否已成為出版社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在不觸犯既有出版規範體系的前提下盡可能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已成為由轉制後出版社的“最高追求”。這也導致出版社在選題價值的評判標準上，由過去主要注重藝術審美和社會價值逐漸更多地轉向看重經濟價值；在對圖書題材內容“美學趣味”的追求上，也由過去主要考量少數群體的“政治趣味”“精英趣味”更多地轉向關注普羅大眾的“平民趣味”“通俗趣味”。與此同時，與出版社休戚相關的外部生態場域也發生了重要變化，最關鍵的是讀者的權力地位及其審美趣味出現了重要轉變。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建立使得潛藏在商品社會中的商業意識和消費娛樂慾望被“啟動”和“喚醒”，由此形成的大眾文化、消費文化、娛樂文化逐漸滲透進大眾日常消費行為中。出版行業也由“賣方市場”逐漸進入“買方市場”，這意味著“消費主權時代”和“文學製作和策劃時代”的來臨，文學將與其他普通商品一樣，被投入到“一個有組織、有目的、有秩序的系統”中批量地生產給讀者。讀者由此成為圖書生產鏈上的最終主導者和決定者，其需要及趣味影響甚至決定了出版社選題方向和作家的創作指向。讀者對文學作品的關注大多不再直接源自於作品本身，而是源於兩種情況：一為當改編的影視劇產生巨大影響後人們才“回過頭來”關注被改編的文學作品；二為先有影視劇再將影視劇改編為同名影視小說，市場的“需要”即人們的閱讀興趣就直接針對這種“套種”的文學作品。難以理喻的現象是：第二種作品卻“不顧傳統的不屑”，往往比“明顯具有較高文學性”的第一種原創文學作品“更為流行”。雷達所說的根據影視劇“套種”的同名小說實際上就是影視小說。誠如他判斷的那樣，影視小說在進入新世紀後得到了迅猛發展，影響日益擴大。這就使得投資出品製作方、改編創作者以及出版社和發行商等，為實現電影與圖書利益最大化之目的而積極主動地多方聯動與協作，充分調動各方資源大規模參與電影小說的投資立項、改編創作以及營銷策劃。這在“跨媒體營銷”與“全媒體出版”上表現得尤為突出。“跨媒體營銷”是出版主體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資源、市場資源以及名人效應，在圖書出版後面向平面媒體（圖書、報紙、雜誌等）、影視多媒體（電視、廣播、電影、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和網絡07
媒體，進行全方位的、立體的行銷推廣，以實現圖書銷售利益的最大化。電影小說《無極》就是一個極好的案例。2005年3月，著名導演陳凱歌耗時三年、耗資三億的電影《無極》正在緊張的後期製作，知名圖書策劃人、九久讀書人公司董事長黃育海就策劃將《無極》劇本改編為電影小說出版發行。他使圖書出版成為“影片宣傳的一部分”這種“影視圖書互動、圖書帶動影視”的全新理念打動了陳凱歌及其夫人、製片人陳紅，雙方很快達成合作意向。圖書策劃方大膽建議借鑒“導演找演員”的運作手法來“導演找作家”，並且出於吸引更多年輕人關注的商業利益需要，決定主要從“80後”作家中篩選電影小說改編創作。策劃方從“80後”作家中挑選了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10位知名度高、影響力大的寫手，讓數十萬網友通過新浪網、99讀書網等網絡渠道進行初步選票，再由陳凱歌、余秋雨、余華、蘇童、陳村五人組成專家評審團經多方權衡考慮，決定授權郭敬明進行改編創作。票選過程和授權儀式在“全國主要的電視、平面及網絡媒體上做了大篇幅的報道，為影片及圖書的上映和上市營造了良好的氛圍”。更令人稱道的是，導演陳凱歌出人意料地只將《無極》劇本前78場交給郭敬明，後15場及其結尾則需要郭敬明發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進行再創作。郭敬明最終不負眾望，經4個月左右的緊張改編創作完成了12萬餘字的電影小說《無極》，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電影公映半個月之後正式出版銷售。有小說前期充分的、創造性的宣傳影響，加之電影公映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首印13萬冊，短短四五天發貨即達10萬冊，市場反應大好。《無極》電影小說在出版上市的時間上晚於電影的上映，但這種時間上的“錯位”是有意識的營銷手段，是適應影視圖書互動、營銷宣傳運作需要而刻意為之的“自覺”行為。電影與電影小說在時間上僅相差半個月左右，小說的出現恰好給處於公映熱度逐漸走低的電影以新的“再刺激”，從而促使電影又進入新一輪的熱映週期，同時小說也藉助電影的強力影響迅速跨入銷售週期的“成熟期”，這就直接越過了常規圖書銷售所必然經歷的“導入期”和“成長期”，不僅大大縮短了前期營銷時間，而且也節約了營銷成本。電影小說改編前期的廣泛炒作為電影公映的火爆“添柴加薪”，電影票房的大賣又為電影小說銷售的大熱“煽風點火”，這種“影視搭台、圖書唱戲”的媒介互動“雙簧”適應了新形勢下媒介“多元多極、互動互融”發展的新趨勢，滿足了受眾多路徑、多渠道、多層面的需要，最終實現影視與圖書跨媒體合作的“互惠共贏”。此外，《無極》也是第一部以圖書的方式帶動、反哺電影宣傳效應的電影小說。由於影視在宣傳上具有先天優勢，影視類圖書則因受制於資金、渠道、媒介影響等方面的諸多局限，一般僅為影視工業生產鏈上的“一環”，處於從屬的、弱勢的、補充的地位，只是單方面利用影視的廣泛受眾基礎和強大效應來擴大影響力“分得一塊蛋糕”。但電影小說《無極》卻打破了這一劣勢，從創意策劃一開始就楔入了電影工業內部，成為“影片宣傳的一部分”。包括《無極》劇本擬改編成小說的創意發佈、改編者的網絡海選、授權與簽約以及圖書上市首發、網絡互動、研討座談、明星簽售等一系列的商業策劃與炒作，都是圖書策劃方主導，並對電影的營銷宣傳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此之前所謂的影視與圖書“互動”中，更多的是作為“強勢媒體”的影視對“弱勢媒體”的圖書的單向“拉動”，而《無極》圖書的運作則被譽為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互動’”。策劃主導者黃育海也不無驕傲地宣稱“以往沒有一部影片得到出版如此大的支持”。電影小說《無極》的營銷運作手法給此後影視與圖書真正意義上的雙向互動、多方聯動貢獻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模式，找到了新路徑。在《無極》多方聯動模式的激發與引領下，新世紀電影小說還開創了全媒體出版的全新運作模式。全媒體出版“以圖畫內容為基礎，通過傳統紙質圖書、互聯網、手機、手持閱讀器、數字圖書館等多渠道進行圖書同步發行，將資源有效整合、覆蓋到能覆蓋的所有用戶”，最終實現“一種內容、17
多種載體、複合出版”的目標。而開創全媒體出版新模式的，正是馮小剛根據其編導的同名電影改編創作而成的電影小說《非誠勿擾》。2008年12月19日，長江文藝出版社和中文在線將電影小說《非誠勿擾》以圖書、互聯網、閱讀器、手機閱讀等四種形式同步出版發行。讀者除通過傳統的購買圖書方式外，還可以通過中文在線旗下的17K文學網、漢王公司的手持閱讀器、移動夢網的手機閱讀通道進行線上閱讀。由此最大程度地實現了中文在線總裁童之磊所稱的“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方式獲得任何內容”的“5A”目標。這種多媒體聯動複合式出版模式形成的多途徑、多形式的出版渠道以及方便快捷的閱讀方式，拓展了讀者群體，市場反應熱烈，各方都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收益。據統計，長江文藝出版社紙質版小說銷售達30萬冊以上，碼洋660餘萬元；通過互聯網、手持閱讀器、手機閱讀平台付費閱讀的收益則“超過10萬元”，實現了“50%~60%的效益增長”。電影小說《非誠勿擾》的成功使得該書成為全媒體出版“第一書”，長江文藝出版社也成為傳統出版社進行全媒體出版的“第一社”，開創了我國全媒體出版的新紀元。《非誠勿擾》電影小說全媒體出版模式的成功，給傳統出版業以極大的震動和啟發，眾多出版社開始爭相學習借鑒，掀起一股全媒體電影小說出版熱潮。如200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聯合中文在線出版了由周蓓根據電影《十月圍城》改編的電影小說《十月圍城前傳》，並將小說錄製成CD、MP3等音頻媒介，開將傳統紙媒小說改編為“有聲小說”之先河；2010年中華書局聯合中文在線、中國移動、漢王科技公司等出版了胡玫改編的電影小說《孔子》；2011年金城出版社與中文在線、中國移動聯合出版了由董哲根據同名電影改編的電影小說《建黨偉業》，以中國移動為代表的運營商主導，聯合內容提供商、設備商以代扣代繳手機話費方式收取閱讀資費，成為“出版史上的新嘗試”。這種由傳統出版社與電影投資製作公司、新興網絡數字出版業、綜合性傳媒集團、電影期刊網絡媒體、電商服務平臺以及通信移動行業等多種經營模式和不同行業主體進行跨界合作改編出版電影小說的全新路徑與方法，使得觀眾可以通過紙質圖書、互聯網、移動手機、平板電腦以及電子書閱讀器等不同載體、不同途徑看到以不同文本形態、不同媒介形式、不同終端渠道呈現的電影小說文本，推動和激發了電影小說在新世紀的迅速發展。全媒體出版模式將文本形態由單一向度的小說文字延伸到多向度表達形態的做法，並非“換湯不換藥”的“重複”，而是一種“差異性生成”的存在，同時這種延伸並非對傳統文字表達形態的摒棄，而是一種向上性的“生產”或“生成”。我們所熟悉的“重複”通常是一種“去差異”的概念，往往被理解為相同物或相似物的反復出場。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卻認為“重複不失一般性”，重複即差異，在事物的重複中實現了差異本身和內容，差異蘊含著創新。若從這一視角看，全媒體出版模式文本形態的由“一”到“多”的“重複”，就並非一種簡單的累計相加關係，而是在重複中創新，煥發出新的生命力。雖然文本所表達的意涵總體是相同或相近的，但若採取不同方式獲取文本信息，就能獲得不同的傳播效果。因此，上述所說的全媒體出版實質上是通過“重複”將各種出版媒體整合並生成差異性的文本形態，以達到對同一文本內容（精神意涵）的向上運動與重新建構。三、結語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影像文本的電影和紙質文本的文學二者雙向“合謀”的共同誘導和塑造下，中國電影小說呈現出全新、別樣的風格與特色。同時，在電影小說生成鏈上的两大相關主體———作為電影小說創作主體的改編創作者以及作為物化載體媒介主體的出版社中，改編創作者作為關鍵主體直接決定電影小說的藝術水準與審美價值，出版社則決定電影小說的最終生成與價27
值實現，二者在遵循影視劇生產規律、小說創作規律、圖書出版規律“三大規律”基礎上多方聯動，互融共生，以各自強大的內生動力充分調動各方資源要素參與電影小說的創作生產與行銷運作，推動電影小說在新世紀迅速發展，並逐漸取代電影文學劇本成為電影文學新的“重要類型”。〔在本文撰寫過程中，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2019級碩士研究生柳謙協助做了部分資料收集和格式整理工作，在此表示謝忱。〕①“電影小說”是以電影作品或電影劇本為藍本，借鑒影像敘事技巧，發揮小說藝術優長，將影像性與文學性相融合，通過把影視媒介的圖像符號轉換為印刷媒介的文字符號，對電影進行改編和再創作而形成的一種文本形態。界定電影小說的基本準則有二：一是根據電影劇本或影像文本進行的改編與再創作；二是創作時間在電影作品拍攝過程中或攝製完成後。參見黃勇軍：《影視小說內涵的界定與辨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2月19日。②黃發有：《掛小說的羊頭賣劇本的狗肉———影視時代的小說危機（上）》，長春：《文藝爭鳴》，2004年第1期，第70頁。③嚴歌苓表示，最初創作的《金陵十三釵》只是一部中篇小說，之所以擴成長篇，是因為在與張藝謀的合作中，發現“很多內容需要重新書寫。我不得不對人性進行全新的思考，對作品的內容進行大量的調整和修改”，並表示“小說屬於我，是一個重新創作”。參見張紅梅：《影視作品與同名圖書以往都是同步推出，如今———甩開影視，圖書先溜達出來搶風頭了》，鄭州：《大河報》，2011年5月20日；曾世湘：《搶在張藝謀新片殺青前嚴歌苓將〈金陵十三釵〉改成長篇》，西安：《西安日報》，2011年6月9日。④王海鸰被譽為“中國婚姻第一寫手”，其“婚戀系列”電視小說還有1999年創作的《牽手》。⑤吳菲：《劉震雲談〈手機〉：擰巴的世界變坦了的心》，北京：《北京青年報》，2003年12月9日。⑥今何在原名曾雨，著有網絡小說《悟空傳》等，曾為王家衛、劉鎮偉等香港知名導演的“御用編劇”。⑦壞藍眼睛原名賈佳，專欄作家。出版小說集《愁城紀》、長篇小說《夢裡檸檬幾度花》等。⑧楚惜刀系塔讀文學、網易雲閱讀簽約作家，作品主要有奇幻《魅生》系列、武俠《明日歌》、九州《天光雲影·風雲會》、言情《酥糖公子》等。⑨朱秀海：《喬家大院（修訂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第1頁。⑩張巍主編：《中國電影專業史研究·電影編劇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6年，第281~282頁。指讓各類出版社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周正兵、李紅強：《中國出版產業資本運營30年》，北京：《中國出版》，2008年第8期。參見謝剛：《出版體制轉軌與新時期文學的轉型》，南京：《江海學刊》，2004年第6期。雷達：《新世紀十年中國文學的走勢》，長春：《文藝爭鳴》，2010年第3期，第8。曉流：《“無極”系列探路影視書新模式》，北京：《中國圖書商報》，2005年12月30日。張勐萌：《對全媒體出版發展現狀與前景的思考》，北京：《中國出版》，2010年第22期。鍾楚：《〈非誠勿擾〉填補“全媒體出版”空白》，北京：《中國出版》，2009年第1期。陳明子：《全媒體出版的SWOT分析———基於〈非誠勿擾〉全媒體出版的思考》，北京：《中國出版》，2010年第2期。王化兵：《〈建黨偉業〉新書首發中國移動開啟大型紅色閱讀活動》，北京：《出版參考》，2011年7月。參見李河：《哲學中的波西米亞人———德勒茲的“重復”概念芻議》，北京：《哲學動態》，2015年第6期。作者簡介：黃勇軍，重慶師範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副研究員，博士。重慶 401331［責任編輯 桑 海］37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中西文化·中國英語教學史上的曾紀澤鄒振環［提 要］ 曾紀澤的英語學習開始於1866至1867年間，約在1871年底，才進入系統的英語學習。在學習過程中，他總結出一套掌握諧音批注英文字母，以幫助理解記憶的獨特方法。曾氏通曉英語口語和寫作能力，使他在外交活動中大顯身手，成為清政府派駐外國使節中最有才幹的一位。出使期間，他不斷書寫各種英文函和英華合璧詩，作為練習英語寫作的手段，並研讀了《語言自邇集》等多種英文讀本。豐富的英語學習實踐，使他對英文文法産生了比較深入的認識，成為中國第一部國人編譯的英文文法書《英文舉隅》的推介者。晚明至晚清，徐光啟一代堪稱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學者，很少有願意為直接瞭解西方而學習西語者。19世紀60至70年代，在“天朝中心主義”仍然盛行的情勢下，作為清朝大臣的曾紀澤卻能全面系統地學習英語並取得突出成績，成為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的引導者。［關鍵詞］ 曾紀澤 英語學習 《英文舉隅》 《中國先睡後醒論》［中圖分類號］ H31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74⁃14曾紀澤（1839～1890），字劼剛，湖南湘鄉人，曾國藩之子，家襲勇毅侯。曾紀澤自幼受嚴格教育，通經史，工詩文，並精算術。性格剛毅，智力超常。1870年，曾紀澤目睹了整個天津教案的處理過程，深深感到外語人才的缺乏。他尖鋭地指出，自強的關鍵在於人才，除了忠孝氣節之士外，那就是需要既能瞭解外情，又通達外國語言文字，有見識的人才。研究曾紀澤一生的外交活動，不能不述及其外語學習。目前所見討論曾紀澤英語學習的文章，主要有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歐陽紅《曾紀澤的“中西合璧”詩》（北京：《中華讀書報》，2015年4月22日）、燕宏博《一件晚清涉外社交信函》（上海：《書城》，2016年第11號）以及段懷清《曾紀澤怎樣學英語———兼談他的“中西合體詩”》（上海：《文匯學人》，2018年12月7日）等。《曾紀澤的外交》一書第二章討論曾紀澤洋務知識時述及其“西方語文的知識”；歐陽紅、燕宏博、段懷清三篇文章都有不少新材料和新見解，但均屬隨筆性質，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辯論。張仁杰《曾紀澤對晚清英語教育的創新與實踐》（沈陽：《蘭台世界》，2014年第1期）一文認為，曾紀澤是我國第一個有史可載自學英語的人，豐富的英語知識使他能熟讀西方英文書籍，開拓了他的視野，奠定了其作為職業外交官的知識基礎，並一定程度化解了對西學的扺觸和懷疑，晚清高層内學英語之風開始盛行，許多47
大臣争學英語，連光緒皇帝也以學英語為榮，與曾紀澤有關。曾紀澤是否係中國第一個有史可載自學英語的人，尚有待進一步查證，因為之前林則徐也自學過英文，且光緒皇帝和朝臣們學習英語是否受曾紀澤影響，亦無實證資料的證明。本文擬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系統梳理曾紀澤英語學習的資料，從中國近代英語教學史的角度切入，予以進一步的分析。一、曾紀澤學習英語的時間曾紀澤學習英語始於何時？吴相湘在《譽滿中外的曾紀澤》一文中稱：“同治五六年間，紀澤在金陵督署時，就開始肄習英文———他於中國古韻六音的辨别和發音之餘，又特請一位西洋傳教士聖約瑟先生隨時教導，因此進步很快。”①隨時給曾氏教導的“西洋傳教士聖約瑟先生”是誰？吴相湘没有注明，按照其説法，曾紀澤的英語學習應該是在“同治五六年間”，即1866至1867年間。李恩涵認為曾紀澤對學習西文西語發生濃厚興趣，與英國人馬格里（SamuelHallidayMaCartney，又稱馬清臣）有關。②馬格里在曾紀澤學習英文的過程中扮演了引路人和教師的重要角色。1865年馬格里將蘇州洋砲局遷移江寧，擴建為金陵機器局，次年曾國藩視察，曾紀澤可能陪侍前往，兩人由此結識。馬格里經常將西洋學藝講解給他聽，並且利用外洋儀器比作實驗，以加深他的瞭解。同治十年（1871）曾紀澤日記中不斷記述，馬格里經常前往曾宅訪晤，為曾氏母親和兒女診病，曾紀澤也間或順道參觀金陵機器局的設備和工作情况，日記中不斷出現兩人“出談甚久”、“縱談極久”、“閒談極久”等記述。③在曾紀澤的藏書樓中，有馬格里簽名致送曾紀澤的英文物理學書籍，上面有很多紅藍綫條和旁注，可見曾紀澤曾認真地研讀過這些英文讀本。④此外，他與常勝將軍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也是好朋友，甚至已經可以通過洋涇浜英語來表達情意，並雕有“曾氏劼剛”（GearkhanofTseng）的英文小印。但按照馬格里的説法，當時曾紀澤的英文程度，只是一知半解（asmatteringofEnglish）而已。⑤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1870年7月22日），曾紀澤在給父親的信中説：“中外之語言文字恃譯而明，而通事惟利是趨，但有左袒洋人，不聞有赤心為國者，此則中國無窮之憂，非特一時之患而已。故所謂自強者，不在於行伍之整齊，器甲之堅利，而在於得人。所謂得人者，當得忠孝氣節之士，而復能留意於外國語言文字風土人情者，是在平時蒐訪而樂育之，然後臨事能收其效耳。男近年每思，學問之道，因者難傳，而創者易名。將來欲拼棄一二年工夫，專學西語西文。學之既成，取其不傳之秘書，而悉譯其精華，察其各國之強弱情偽而離合之，此於詞章、經濟，似皆有益也。”⑥由此信函來看，1870年7月之前曾紀澤應該已經學習過一段時期的英語，對英語學習的重要性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因此，吴相湘推測曾紀澤的英語學習開始於1866至1867年間，似乎是有依據的。但據筆者所查，起自同治九年（1870）正月的《曾紀澤日記》，在一年餘的時間内，完全没有曾紀澤學習英語的痕迹。第一次記錄學英語的時間，是同治十年九月廿四日（1871年11月6日），上寫“二更後看外國字典良久”。自此，日記上間斷出現“誦英文”的字樣，廿八日後幾乎常常出現“看洋字”的記錄，説明曾紀澤約在32歲才開始了系統的英文學習。九月廿九日還有“與馬清臣談英國文字”，可見他開始頻繁地與周圍懂英語的西人進行交流。從1866至1867年間曾紀澤開始接觸英語，到1871年正式開始系統的英語學習，期間有三四年是時斷時續的。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曾國藩去世，曾紀澤在守制期間，更是把學習音符列為常課，並增加了習讀英文的時間。日記隨處可見其看、溫、抄、默寫、翻譯《英話正音》的記錄，如“夜飯後看《英話正音》”、“飯後譯英話”、“輿57
中譯英話”、“輿中看《英話正音》”等，“飯後批注《英話正音》極久。”不僅手抄《英話正音》，還“譯生者六條”、“另翻譯一行許。”甚至撫抱幼兒，仍“默學英語”不輟，⑦堪稱手不釋卷。以後幾乎每天都有翻譯英語的記錄，日記的天頭還有他所記的英文單詞及其漢文字義與英文短句。⑧曾紀澤英語學習進步很快，光緒二年（1876），他已經能用英文同馬格里進行書面交談了，二月十三日他“寫西字函答馬清臣”。同年六月初三開始抄《自邇集》、誦《英語韻編》；並且“誦英語如課”。⑨光緒三年（1877）正月廿九“辰正起，誦《英語韻編》”，飯後又誦該書，夜飯後“看洋書《羅斌孫日記》”，⑩並閲讀新的教科書《英國話規》、《英語集全》等。曾紀澤學習英語鍥而不捨，他拜時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的丁韙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為師，每周都要去丁氏處兩三次，尋求有關地理、歷史與歐洲政治的信息，並請丁氏幫助批改他的英語文章。新年時曾紀澤還身穿貂皮裘袍和皮帽去拜訪丁韙良，頭上插孔雀翎、佩紅寶石頂戴，給其施弟子禮。出使英法俄前夕，他在英語學習上用了大量時間。光緒四年（1878）七月十七日記：“卯正起，看英人小説。飯後，與松、栗久談。祈羅弗來，談極久。看英小説，批字典。至上房久坐。飯後，批字典甚久，批《話規》。復入上房坐極久。傍夕，批《話規》。”雖拜丁韙良為英文教師，但曾紀澤没有正式進入語言學堂學習過外語，而主要靠自學。在學習過程中，他總結了一套獨特的方法，即利用自己精通漢語文字學的優勢，以掌握諧音批注英文字母，列成表格，來幫助理解記憶。如光緒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記中就記錄自己“批注中國字母，以西洋字音之”，然後又“批注中國韻音，亦以洋字音之”。1960年代台灣發行的《湘鄉曾氏文獻補》收錄了幾頁曾紀鴻用過的字母注音影印件，應是曾紀澤首創這一注音法的佐證。1878年，已經學了十幾年英語的曾紀澤，在為英國駐華使館翻譯梅輝立（WilliamFrederrickMayers）所作《大英國漢文正使梅君碑銘》中總結了自己的學習方法：“紀澤既嘗治形聲詁訓之學，則欲遠紹旁蒐，參稽異同。同治末年，結廬先太傅墓次，負土既竣，以吾舊時所知雙聲叠韻、音和顙隔之術，試取泰西字母切音之法，辨其出入而觀其會通。久之，亦稍稍能解英國語言文字”。他自謙這是“閉門造車”，不敢説“出門而合轍也”。二、曾紀澤的英語口語水平、閲讀訓練和英文寫作正是由於曾紀澤刻苦努力，他已經能説一口基本流暢的英語口語，儘管不合語法，閲讀寫作也有一定的困難。由於晚清大臣中通曉英語者實屬鳳毛麟角，因此曾氏的英語口語和寫作能力，都使他在外交活動中大顯身手，成為清政府派駐外國使節中最有才幹的一位。慈禧太后在光緒三年七月十六日和光緒四年八月兩次接見曾紀澤，都問及其外語能力，如光緒四年問道：“你能通洋人語言文字？”答曰：“奴才在籍翻閲外國字典，略能通知一點。奴才所寫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寫的，奴才還不能全懂。”問：“是知道英國的？”對：“只知道英國的。至於法國、德國等處語言，未曾學習。美國係與英國一樣的。”光緒四年曾氏正式從北京出發前，慈禧還與他特地就學習外國文字有一段生動的對話，太后問：“你能懂外國語言文字？”對：“臣略識英文，略通英語，係從書本看的，所以看文字較易，聽語言較難，因口耳不熟之故。”問：“通行語言，係英國的，法國的？”對：“英語為買賣話。外洋以通商為重，故各國人多能説英國話。至於法國語言，係相傳文話，所以各國文札往來常用法文。如各國修約、换約等事，即每用法文開列。”問：“你既能通語言文字，自然便當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譯了？”對：“臣雖能通識，究竟總不熟練，仍須倚仗翻譯。且朝廷遣使外洋，將來將成常局。士大夫讀書出身後，再學洋文洋話，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齒易轉、口齒難轉之别。若67
遣使必通洋文洋話，則日後擇才更難。通洋文、洋語、洋學，與辦洋務係截然兩事。辦洋務以熟於條約、熟於公事為要，不必侵佔翻譯之職。臣將來於外國人談議公事之際，即使語言已懂，亦候翻譯傳述。一則朝廷體制，應該如此；一則翻譯傳述之間，亦可藉以停頓時候，想算應答之語言。英國公使威妥瑪能通中華語言文字，其談論公事之時，必用翻譯官傳話，即是此意。”威妥瑪（ThomasFrancisWade）能流利地使用漢語給曾紀澤以深刻的印象，慈禧接見他時，曾紀澤兩次提到威妥瑪“能通中華語言文字”和“華文華語”。1877年，在從上海到天津的外洋客輪上，曾紀澤就積極主動地見縫插針，操練英語口語：“初十二日，……夜至船主處，與船主及天津埠頭洋人馬斯坦久談”；“十三日，……除睡外惟尋洋人談耳”；“十四日，……午初至船頂，與二副滕伯斯衣一談，飯後與船主一談”。儘管與船主等人都不過萍水相逢，但曾紀澤還是樂於嘗試自己“中西合體詩”的外交，在第十四日日記中記載，“作合璧詩一章，送船主，寫於宫扇，寫摺扇款四柄”。文中絲毫不見當時士大夫階級的那種所謂的“矜持”，“飯後，與船主及美國駐京參贊賀而恐郣久談，與馬斯坦一談”。賀而恐郣，即美國傳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Holcombe）。“十五日，……與船主一談，飯後復一談”。曾紀澤不僅持續不斷地鍛煉自己的口語水平，還積極鍛煉自己的英文寫作能力。在出使途中，他已經能够順利地書寫各種“英文函”和“西字請帖”，將西人“所談洋話錄記簿中”，“擬英文照會稿”。“寫一函答英國領事官達文波；夜飯後寫一函致傅蘭雅”。作為練習英語的手段，曾紀澤寫過不少漢英合璧詩，這些“英華合璧詩”或“中西合體詩”，堪稱為曾紀澤所首創。日記中最早出現的贈送西人的中西文韻詩，可能是光緒三年六月初三日他贈送給英國副領事嘉托瑪（G.T.Gardner）的中英文詩。該詩文已不可考，但事迹見諸日記，“申正至陳寶渠處赴宴，英國副領事嘉托瑪、翻譯官施本思同席，久談，戌初歸。……作七絶一章，贈嘉托瑪，翻譯，仍可用西洋韻，亦詩中新格，前人所無也，經營良久始成”。“用西洋韻”，表明曾紀澤在詩歌創作過程中對如何表達中西的風雅頗費心思；“亦詩中新格，前人所無也”，表明曾紀澤對這種英漢合璧的體裁，雖覺得不合傳統，但心有戚戚焉。在如何表達這種新體裁方面非常慎重，初八日日記中記載，“作英華合璧詩，送英領事達文波，久而未成”。翌日，“辰初起。飯後將昨夜所作詩錄成”。他還另寫合璧詩給傅蘭雅，“作英華合璧詩送傅蘭雅。……飯後將所作送傅蘭雅詩錄於扇頭，良久乃畢”。曾紀澤不僅將這些“英漢合璧詩”贈送外人，還將自己所作的那些英漢合璧詩在官場宦友中展示，凸顯出他對這些“英漢合璧詩”的偏愛。光緒三年六月起，他不斷作“中西合璧詩”，或用手書的中西合璧書扇送贈中國的親友，如六月初六將“昨日所作詩寫於唐蘭生扇頭，兼中西兩體書，另作小跋識之”。除了唐蘭生，曾還將這種雙語體的格律詩送給友人、内閣學士陳寶渠，“作中西合體詩一絶送寶渠……歸，寫連日所作中西合體詩於摺扇，未畢”。段懷清認為這種心態及行為背後反映出曾紀澤對於中國傳統文章之學的一種更開放、更自由的態度。曾紀澤的英漢合璧詩水平如何，學人們看法不一。與曾紀澤同船赴歐的何天爵，曾在共同經歷的海上長途旅行中，收到曾紀澤贈送的一把漢英合璧詩的團扇，右邊上書：中西合璧絶句一章奉贈大美國參贊大臣何天爵大人雅鑑大清國候補京堂一等毅勇侯曾紀澤拜手77
黑洋渡盡海潮紅，與子高談市舶中。紈素新詩君握取，雪泥指爪認飛鴻。左邊横寫英文：FortheSecretaryoftheUnitedStateLegationHolcombePasttheblackocean,admireThewaterarebecomered;Verygladtomeetyou,andConverseontheCaptain'sbed,WrittenanodeonthefanofSilkshouldbeGraphinyourhand.Liketheclawofbirds,toprintonthesnowandsand.WrittenbyMarquisK.J.GearthonofTseng何天爵稱讚曾紀澤的“英語學習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扇面上的一筆一劃都是他用普通的毛筆寫成。英文詩如同他寫的漢字一樣漂亮流暢，無論在其風格還是書法方面都堪稱上乘。當我們想像一下曾紀澤先生所使用的書寫工具時，再看一下扇面上他寫的英文，的確讓人拍案稱奇。其中的‘黑洋’（theblackocean），指的是海上的大霧，它曾使侯爵先生驚異不已；‘紅流’（theredwater）則指的是標誌我們的旅途終點的一條河流入海口的混濁泥流。‘船長的床’（theCaptain'sbed）指的是我與曾紀澤先生坐在一起一談就是數小時的一張沙發，那張沙發本來放在船長室，但在旅途中它成了我的專用品。”而當曾紀澤將雙語題詩的團扇贈送丁韙良，丁氏在《花甲憶記》中卻這麽寫道：“不知是因為隔絶（他使曾缺乏比較的機會），還是因為奉承（貴族總少不了有人奉承，所以自我膨脹），曾紀澤對自己的英語水平非常自負，常常向朋友贈送雙語題詩團扇，詩是他自己創作的。……中文原詩深得風雅，但其譯文則是典型的‘巴布英語’。”“巴布英語”即洋涇浜英語。丁韙良在書中全錄這一段漢英合璧詩和曾紀澤手書的宫扇照片：學究三才聖者徒，識賅萬有為通儒。聞君兼擇中西術，雙取驪龍頜下珠。TocombinethereasonsofHeaven,Earth,andMan,OnlytheSage'sdisciple,whois,can.Universetobeincludedinknowledge,Allmenare,should,Butonlythewisemanwhois,could.丁韙良強調這是曾紀澤學習英語初期的作品，而且説明曾並未進過同文館當學生，並特别指出曾紀澤的英語口語雖然流暢，但不合語法，閲讀、寫作卻總有困難，指出曾紀澤那一點英語能力使其在社交活動中大佔優勢，以至成為中國派駐外國首都最有才幹的使者。不管時人如何評價，曾紀澤自己對創作英漢合璧詩樂此不疲。光緒三年六月“十七日，……飯後復久坐，錄合璧詩一章……亥正歸，錄合璧詩一首”。“十八日，……飯後寫致思臣函畢，錄英華合璧詩二首”。“二十日，……飯後寫屏幅四紙，宫扇二柄，寫西字函答馬世登”。這裡的“西字函”和“屏幅”、“宫扇”是否寄同一人，難以確認，但用英文寫信，寄給相識或陌生的西人，似乎已經成為87
曾紀澤當時正在嘗試的一種外交交流手段。而這種英漢合璧式詩文外交的效果還是明顯的。廿一日，接到“西字函”的馬世（士）登就來曾紀澤下榻處拜訪了，“小睡，馬士登來久談”。廿二日臨睡前，又有“西字函”寄馬士登。又八月初五日，“夜飯後作合璧詩，贈美國參贊大臣何天爵，未成而睡”。初六日，“繕昨日所作合璧詩”。九月二日，“將前月所作送何天爵詩改訂數字，用中西二體字書於宫扇，良久乃畢”。段懷清指出，曾紀澤努力在探尋中西之間可能的契合點，並將這種契合落實到中西詩歌或文化之間的“合璧”、“合體”。在漢語語境中，“合璧”乃祥瑞之徵兆，而“合體”亦意味著矛盾衝突的調和解決。在晚清中西之間直接衝突甚至戰争不斷的時代處境當中，曾紀澤的這一中西“合璧”、“合體”的思想立場，以及積極探索吸收中西文化之精華的具體實踐，就顯得尤為難能可貴。作為外交官的曾紀澤，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衍伸出一種創作“中西合體詩”的新詩體，這種審美認識與雙語文學表達的實踐，在當時確屬前衛，讓他成為晚清中國第一位公開使用“中西合體詩”進行所謂“詩歌外交”的職業外交家。三、曾紀澤學習英語所使用的教材與讀本丁韙良在《花甲憶記》中稱，曾紀澤“遠居於内陸，幾乎從未見過白種人，主要靠語法和詞典學習英語”。説其從未接觸過洋人，顯然不確；但認為曾紀澤學習英語主要靠語法教材與詞典，這一判斷確實不假。曾紀澤的英語學習主要是通過英語教材、讀本來進行自學。1869年來華的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國佬》一書中寫道：曾紀澤是一位出類拔萃、孜孜不倦的學者，在没有教師的情况下，花費了3年的時間努力自學英語。他所藉助的英文讀本有《聖經》、《韋氏大詞典》和《讚美詩選》（SelectHymns）以及一些習字本。筆者感興趣的是，除了何天爵提及的讀本和詞典外，曾紀澤在英語學習中究竟還利用過哪些英文讀本呢？光緒三年二月七日，曾紀澤日記中最早出現了他查閲英語字典的記載，“辰初二刻起，翻考英國字典”。“辰初二刻”，即早晨七時起床之後即溫誦英語，持之以恒，勤勉如斯。同治十年十一月初九日記記有“看外國字書”，但未説明是何書。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初五起，從曾紀澤的日記可見，他比較頻繁利用的基礎讀本有《英話正音》、《自邇集》、《英話韻編》、英國或英人的《話規》、《英華初學》、《英語入門》和《英字入門》等；讀過的英文書有《英語初學編》、《英華萃林韻府》、英字《羅馬史記》、《羅斌遜日記》、《華英説部》、《英華字典》、《英國大字典》、西國經、西洋新聞紙、英人教門書、英文耶穌書、英人啟蒙文字、吴子登的《翻譯小補》等，並不斷“翻閲英國字典，考究字義”、“抄英語”、“溫《英語韻編》良久”、“批《英國話規》良久”，“看《英語入門》良久”，“閲上海曹潤甫《英字入門》”，“閲英人啟蒙文字良久”，“看《英華初學》良久”，“閲英文寓言”，以及各種“英人小説”。遺憾的是，曾紀澤幾乎從來不寫出英文小説和英文寓言的書名，只有一次他寫出“閲溟名士‘遂夫特’之文”，鍾叔河認為這是名小説家斯威夫特之文。上述曾紀澤所用的早期英文讀本，不少我們今天已經很難尋覓了。最早使用的英文學習讀本是《英話正音》，該書從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五起，前後讀了約半年之久，之後又不斷溫習。《英話正音》可能就是英人麥嘉溫（JohnMacGowan）所編的《英話正音》（VocabularyoftheEnglishLanguage），1862年在上海出版。該書分兩册，首册列出漢語詞彙，然後標出英語，接著用中國字加注讀音，該書按中國的分類分為28部分；第二册是長句讀法。該書有三個前言，後附英文字母表。1862年11月25日《上海新報》111號頭版有該書的售書廣告。97
曾紀澤接續使用過的重要英語讀本是《自邇集》和《英語韻編》。光緒二年六月初三起，他開始“鈔《自邇集》”、“誦《英語韻編》”，不僅在“輿中”，也在“舟中”誦讀，《英語韻編》一直到光緒四年四月還在溫習。光緒二年六月他開始“飯後看英國《話規》”、“看英人《話規》”。他還對“《話規》中之名目數種”特别有興趣，光緒三年十二月初一，曾到英國傳教醫師德貞（JohnDudgeon）那裡“久談，以所鈔《話規》名目問之”。夜歸後還意猶未盡，“查英國字典，注釋《話規》名目”。《自邇集》是曾紀澤不斷查檢的一本書，光緒四年三月至五月間、光緒五年（1879）三月至閏三月間經常閲讀，有時飯前讀過，飯後再讀，一天兩次“看《自邇集》良久”。威妥瑪曾撰有《語言自邇集》和《文件自邇集》。“自邇”一詞採自《禮記·中庸》的“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取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之意。《語言自邇集》（Yü⁃YenTzu⁃ErhChi:aProgressiveCourseDesignedtoAssisttheStudentofColloquialChinese）原是為來北京的英國公使館和直隸衙門的英人學習北京官話而編寫的教材。作為給外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該書成功地發展了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法，第一版1867年出版於倫敦，全書分四卷八章：語音聲調、部首字形、散語即詞彙用法、問答談論、詞類（詞性分析）等，除屬於閲讀的散語章、問答章和談論章外，還有根據《西厢記》改編的《秀才求婚》的故事。其中有北京官僚階層的對話、外交訪問和宴會時的談話，以及外國官員與中國僕役的各類情景對話等，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北京話口語為描寫和研究對象，用拉丁字母標記北京口語聲韻調的實用教科書。第二版出版於1886年，第三版出版於1903年，顯然曾紀澤1878年用的應該是1867年的首版。《文件自邇集》（Wén⁃ChienTzu⁃ErhChi:aSeriesofPapersSelectedasSpecimensofDocumentaryChinese）也是1867年起出版於倫敦。全書原計劃出版包括公文、信函、奏疏等類型的漢英文注釋本兩卷，但直至1879年正式出版了一卷。該書收錄各種文書檔案75種，附錄注釋書一册，凡148篇範文，是為了輔助西方人士掌握中國官方文件的書面語言而編纂的。光緒三年十一月十五、十六日，曾紀澤“看《英語集全》良久”和“翻閲《英語集全》”。顯然是唐廷樞著，唐茂枝、唐應星參校，陳恕道、廖冠芳同訂的《英語集全》，1862年由廣東緯經堂出版。全書六卷，原定名《華英音釋》，出版時更名，用粤語注音，有詳細的“切字論”和“讀法”説明。書前有英文序、張玉堂序，廣東緯經堂1862年刊本上題寫羊城唐廷樞景星甫著，兄植茂枝、弟庚應星參校，陳恕道逸溪、廖冠芳若谿同訂。全書共六卷，該書在上述數十個門類下收錄英文詞彙、短語、簡單句子多達6,000個以上，以漢字字句為主，然後列出英文字句，下以中文注英文譯音。這是一部兼備詞典和教科書性質的綜合性的著作。光緒四年八月十四日曾紀澤日記中有“看《英語入門》良久”，估計是《英字入門》一書的誤寫，光緒五年正月十一日有“閲上海曹潤甫所著《英字入門》”。曹驤編譯的《英字入門》，申報館同治十三年（1874）印行。全書分十則：英字源委；單字門；二字拼法門；三字拼法；四五六字拼法；七字以外拼法（言語附）；數目字門；點句勾股及異體字考；學語要訣；補論英語六則等。曾紀澤日記光緒七年（1881）八月十九日記有“閲吴子登所著《翻譯小補》”，光緒十年（1884）九月十五、十六、十八日都有類似記述。該書作者係吴嘉善，字子登，江西建昌府南豐縣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舉人，咸豐二年（1852）進士。作為翰林院編修，他發憤自學外文，曾紀澤曾列舉他的學習方法：“吴子登太史口不能作西音，列西字而以華音譯讀，是為奇法，其記悟亦屬異禀，非人人所能學也！”（《使西日記》卷一）他在算學上有獨特建樹，著有《九章翼》、《天元一術》等21種。後隨同陳蘭彬赴美，擔任留美幼童肄業局監督，與容閎交惡，成為幼童撤回的罪魁禍首。吴子登不斷出現在曾氏日記裡，如光緒五年十二月廿三日，與來訪的吴子登“談極久”。飯後於蘭亭久談，可能08
還不盡興，於是偕春卿、子興再到吴子登處，然後一起去“農器賽奇會場遊觀極久”。吴子登編著的《翻譯小補》，初版時間不詳。該書成書一定在光緒七年八月前，後有商務印書館1907年1月版，英文書名TheTranslation'sAssistantbyWuKiaShan。1939年還編入“英文自修叢書”重印。該書是一本講解如何翻譯英文短語的小書，選錄常用英語單字和成語數百個，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以英漢對照形式説明其漢譯法。如A：“此字尋常用者，可譯以‘一’字，或缺不譯，但有時作貫串字用，意同to、at、on、in或of者，當融會其意譯之。”舉例有“Whosetthisclockagoing？”（誰令鐘走？）内容包括算學、化學、機械等方面。曾紀澤使用過不少英漢詞典，華英詞典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要數美國傳教士盧公明（JustusDoolittle）的《英華萃林韻府》（AVocabularyandHandbookoftheChineseLanguage，福州Rozario,MarcalandCompany,1872）。該詞典由三部分内容組成，其中第一部分為第一卷，第二、三部分為第二卷，全書計1,243頁，封面扉頁列中、英標題，共收錄了66,000個中文詞組、175,000個中文單詞，涉及西學、歷史、民俗、律例等中英文對譯詞。《韻府》不只是一部單純的英漢字典，還是一部小型的綜合性百科詞典。曾紀澤對該書特别重視，光緒三年，時任湖北布政使的潘霨拜訪曾紀澤，曾氏向好友專門推介了《英華萃林韻府》。潘霨在《韡園自訂年譜》中寫道：兩人“晤談，知其習外洋文字五年矣，並云：‘《英華萃林韻府》一書不可不令子弟早肄，他日備朝廷之使。一事不知，儒者之恥，未可與拘墟者同年語也！’”此足見曾紀澤對該書的重視。有意思的是，曾紀澤還看過一些英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文章和翻譯的中國名著，如他曾“閲英人海爾伯爾塔吉爾師所譯《聊齋志異》數段”，“看《華英説部》”，“閲英人格蕾著《中國紀略》”，“看英文《中國記》”，“閲英人某所著《亞細亞記》”。其中《華英説部》可能是羅伯聃（RobertThom）的《華英説部撮要》（TheChineseSpeaker，又稱作ExtractsfromworkswrittenintheMandarinLanguage,asspokeninPeking），1846年寧波華花聖經書房初版。現僅見之PartI（卷一）又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有二十段，包括日常、擇交、雜話、廳堂、擺設、官話品、身體、形容、稱呼、衣服、應酬雜客、病疼、動靜、訓童、珍重、鬧臭話、即景、酒食、省儉、勸學儀注等，多是日常生活用語。第二部分有四節，一是“見面常談”，多為交際應答之成語；二是“問答”，日常小對話；三是《紅樓夢》第六回翻譯；四是《家寶全集》中“和夫順妻”一節的翻譯。書中不僅可以看到初期漢英對照的譯文，還可以瞭解當時中國人的普通口語，如：“你佇這麼疼我，這麼抬愛我，這麼栽培我，我還沒有補你的情呢！”這裡的“你佇”就是今天的“您”的前身。全書應是羅伯聃根據高靜亭的《正音撮要》上卷譯述的，該版本有中英文兩個封面。該書還有1880年點石齋石印本，書名改為《華英說部撮要》，注明為上卷，序言中稱係據“禿唔君”“原本重為校印”。書前有英國美查（F.Major）的序言，謂：“清國龍與東土文字與華人異，入關定鼎後有命諸翰林肄司華文，此聖代同文之治也。惟中國言語以中州音為正，僅習一方之土語總不能因應咸宜。於是與精於滿洲文字者，先取中國平常日用之官音及《紅樓夢》、《傳家寶》等諸說部摘錄成集，而以左行國語譯於其右。都中人士咸以此為無價之珍。迨我英國與清國通商以後，中華人士又有專心致志於英文者，而英人來華亦或以不識華文為恥，前領事官禿唔君遂即是書刪去滿文，即華字而譯以英語。中英兩國之欲互習其語者，遂幾家置一編，乃十餘年來風霜剝蝕板頁無存，僕頗惜之愛，不憚煩瑣、訪求原本，重為校印，俾禿唔君一片苦心，不致日就湮沒，是則區區之微志也。若謂為老馬識途則吾豈敢！”曾紀澤所用的疑是1880年點石齋石印本。光緒九年（1883）五月二十四日“英領事駐厦門者翟爾斯來一談。”翟爾斯即翟理斯（Herbert18
AllenGiles）。同年十月十七日記有“閲英人翟爾斯所譯《古文選珍》”，廿三日記有“閲翟爾斯所譯古文”。《古文選珍》（GemsofChineseLiterature）是指1883年由編者自費出版，1884年一卷本《古文選珍》在其友人伯納德·夸里奇（BernardQuaritch）幫助下，由倫敦BernardQuaritch和上海别發洋行（Shanghai:Kelly&Walsh）分别出版的中國文學選本。翟理斯在該書中首次翻譯了不同時期中國著名作家優雅的散文片斷。該書封面有用篆書題寫的“古文選珍”，封底是一篇中文短序。每位作者都有一簡明扼要的生平介紹。全書的特點是選取的作品較多，大扺以朝代先後，選取先秦至明末52位作者的109篇作品，題材豐富多樣，或傷感，或激昂，或抒懷，或寫景，長短不一。段懷清稱：“這一具有明顯差異性和多樣性的書單，反映出一種新的不同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之間對話及組合的意圖。這一意圖，也似乎隱含著一種知識上、思想上乃至文化上自我超越與自我突圍的意味，甚至也可以説，它已經初步呈現出曾紀澤在自我文化身份認知和選擇上的反觀與批判自覺，以及已經在付諸日常實踐的自我擴展與超越的面向及努力。”四、推介《英文舉隅》、撰寫英文長文《中國先睡後醒論》曾紀澤也是晚清最早提出中西互派教師的公使。光緒五年閏三月初五，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嘗謂：中國辦洋務，必須多得通達外國情形之人，並於中國設立學塾，聘洋人以教中國子弟之好西學者。又宜於英、法、德等國設立中國學塾，擇中華績學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華學者，久者聲氣相孚，可以抉幽洞微，暗獲助益。”他非常關心京師同文館的外語教育，曾與該館英文學員左秉隆（字子興）一起探討語法分類，受益匪淺，慨嘆“子興考論其例甚精，非余所及”。光緒十二年（1886）十二月十七日，他曾“至同文館監學生大考，偕沈仲復點名散卷”，並和丁韙良一起“閲英文卷良久”。其中最突出的工作是推介英文讀本，即為汪鳳藻編譯的《英文舉隅》撰寫了序言。《英文舉隅》是京師同文館出版的中國近代第一部國人翻譯的英文文法書，曾紀澤不僅是翻譯的促成者，還為該書作序並鄭重推介。《英文舉隅》的主要翻譯者汪鳳藻曾在上海廣方言館隨林樂知學習英語，修業期滿後轉學京師同文館。在北京他仍然保持了出色的成績。據第一次同文館題名錄所載光緒四年兩科考試中年歲試榜單，汪鳳藻的英文居全館第一，漢文算學居第二。後因成績優異，升任算學副教習。先後參與譯著《公法便覽》、《富國策》、《新加坡刑律》等。光緒四年正月十三日曾紀澤與汪鳳藻“談極久”，二月十一日又與汪和席涵伯“久談”，恐怕都是與《英文舉隅》一書有關，同年九月二十一日為《文法舉隅》作序。《英文舉隅》為英人柯爾（SimonKerl）的EnglishGrammar。柯爾著有多種文法書，早為中國一些西學學者所重視。管理同文館事務大臣曾紀澤在為該書譯本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數十年來，中外多聞強識之士，為合璧字典數十百種。或以點化多少為經，或以音韻為目，或以西洋字母為序，亦既詳且博矣。然而説字義者多，談文法者少”。因此，曾紀澤曾計劃編譯英文文法書，但“紛紜鮮暇，因循遂已”。與汪鳳藻就這些問題“縱談既洽”，因此希望汪鳳藻能翻譯英文文法書。結果一個月後，汪鳳藻就拿出了譯稿。曾紀澤讀後認為“雖覙縷證據未逮原書，然名目綱領大致已備，亦急就之奇觚，啟蒙之要帙也”。該書初名《文法舉隅》，光緒五年由同文館出版時改名《英文舉隅》。全書分二十二節，前九節分别討論英語的静字（Noun，名詞）、代静字（Pronoun，代名詞）、區指字（Article，冠詞）、系静字（Adjective，形容詞）、動字（Verb，動詞）、系動字（Adverd，副詞）、綰合字（Preposition，介詞）、承轉字（Conjunction，連詞）、發語字（In⁃terjection，感嘆詞）等，從第十節開始分别討論用字之法、造句之法；辨偽；章句條分；同字異用；標點符號的使用、拼音簡例、略語和倒句等。28
曾紀澤在為該書所撰寫的序言中還批判了當時一些保守的士大夫關於“事非先聖昔賢之所論述，物非六經典籍之所紀載，學者不得過而問焉”的謬論。他認為：“上古之世不可知，蓋泰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也。天變人事，會逢其適，其是非、損益、輕重、本末之别，聖人之所曾言，學者得以比例而平騭之；其食飲、衣飾之異，政事、言語、文學、風俗之不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見聞，當時存而不論，後世無所述焉，則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擴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則考求各國語言文字，誠亦吾儒之所宜從事，不得以其異而諉之，不得以其難而畏之也。”曾紀澤在海外世界的聲譽，還與他撰寫過一篇英文長文有關。他曾參與中英鴉片交易加税免釐問題和朝鮮、英國強佔緬甸等問題的對外交涉。1883至1884年，曾紀澤在巴黎就越南中法戰争事務與法國政府進行談判，立場強硬，但由於越南戰事不利，清廷意圖主和，1884年4月，曾氏被解除駐法公使職務，1885年6月卸任駐英俄公使職務。曾紀澤在倫敦結識了一些英國新朋友，其中包括一個名叫鮑爾吉（DemetriusCharlesBoulger）的著名記者，此人對亞洲問題尤感興趣，從1881年到1884年，陸續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國歷史》（HistoryofChina）。1885年，他與别人一起在英國倫敦創辦了《亞洲季刊》（TheAsiaticQuarterlyReview）。在鮑爾吉的策劃下，曾紀澤回中國前完成了《中國先睡後醒論》，以此來表達對英國的惜别之情。曾紀澤於1886年8月27日從德國回到倫敦，9月8日離開英國。因此，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應當是在1886年9月1日前後，他口授英文綱要予馬格里，並合作起草，撰寫了China,TheSleepandtheAwakening一文，發表在1887年1月出版的《亞洲季刊》第一期。這一期《亞洲季刊》的主編，即鮑爾吉。在該期雜誌出版之前，鮑爾吉也作了一些前期宣傳，將《中國先睡後醒論》主要觀點在其他報刊上進行披露。之後《每日電訊報》（TheDailyTelegraph）也刊登了《中國先睡後醒論》的摘要；《曼徹斯特衛報》（TheManchesterGuardian）還就此發表了一篇社評。因此，在曾紀澤的這篇文章刊出之前，許多人就已翹首以待了。曾紀澤收到《亞洲季刊》發表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後，曾讓同文館的一個學生將其譯成中文，但現在我們所見最早連載於1887年6月14日和15日《申報》上的漢譯本，是由顔咏經口譯、袁竹一中文筆述的，該文有如下小序：“曾劼剛侯部前使英俄時，曾著《中國先睡後醒論》。論中縱談中西交涉諸事，俱中肯綮。倫敦書籍館業經刊列《四季報》内，歐洲諸國傳誦一時。凡我薄海士民，諒亦以先睹為快。偶於公暇，譯成華文，用供衆覽。原文多引西國舊典，間採古諺語及借喻語。翻譯之法，總以悉遵本文意義、不加改竄為主。今篇中未免羼雜英國語氣。職是之由，閲者不以辭害志也可。”《中國先睡後醒論》中譯文3,885字（不含標點），《申報》並未連載完全文。全文大約談及五個問題：第一是批駁歐人所謂中國已“元氣虚耗，無可設施，惟有坐而待亡”。他指出“古來富強之國”的中華是否如歐人以為“古所疏鑿之洪流巨川四通八達者，今多湮塞；昔所傳金石土木之工堅致鉅麗，今日只存遺跡，剥落損壞，無復完美，且作法多有失傳者”，“遽謂中國即一陵夷衰微終至敗亡之國”；“國古昔之盛，與近今之衰，判若霄壤，遂疑中國精力業已消鑠殆盡，將近末造，難支他國争勝之勢”。而曾氏認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第二是説明何以中國先睡後醒。他認為近世國人的昏睡緣於受“文教均不如中國之懿美”的誤導。歷史上諸邊藩屬常遣使臣，進其方物，給國人帶來了幻覺，“自以為金甌永固，固無待捨舊而謀新。兼之其他強大之國，遠隔重洋，相去遼闊，彼中興亡得失、和戰攻守，漠然不知，以致中國絶無38
留意於海外諸國之事者”。鴉片戰争使國人開始驚醒，“沉睡之中國，始知己之境地，實在至危至險，而不當復存自恃鞏固之心”。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焚燒了圓明園，中國已從昏睡中驚醒，將逐步傚仿西洋，整軍經武，力求自強。第三，他例證中國被喚醒的過程，認為五口通商“略已喚醒中國於安樂好夢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圓明園之火，焦及眉毛，俄國之僭伊犁，法國之吞東京，始知歐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勢極形危險。……始知他國皆清醒，而有所營為，己獨沉迷酣睡，無異於旋風四圍大作，僅中央咫尺平静”。因此，“中國忽然醒悟”。“中國能順受其顛沛，而從中漸復其元氣，如帆舟之航海，將狂風所損壞之物，悉從船面抛去，修整桅舵，以將殺之風，作為善風，乘之穩渡。若此之國，不可謂為將滅之國。”第四，他闡明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主張正義之國：“蓋中國從古至今，只為自守之國，向無侵伐外國之意，有史書可證。嗣後亦決無藉端挑釁、拓土域外之思。夫他國每欲奪人土地，奪之而不用，欲用而不能。若中國則不然。且中國本無人滿之患，無須别尋新地，以為遊民寄居。歐人謂其國人多於地，不能不覓新地以安置其人，非篤論也。”中國人謀衣食於古巴、秘魯、美國及英國屬地是為兵燹之勢所逼，中國的滿洲、蒙古、新疆，均有寬闊荒地，向無農工開墾者，國人丁雖興旺，即安插之，而尚有餘地，所以國人原無需謀食於外國。一旦中國設立製造業，開礦建鐵路，移民墾荒，一切會臻於完善。第五，他提出目前中國所最應整頓改革的若干措施：（一）善處寄居外國之華民，以《萬國公法》為依據，要求外國政府採取措施，寬待華民，保護華僑的利益。（二）申明中國統屬藩國之權，設法照顧保護藩屬國的利益而不受西方列強的侵蝕。修改不平等條約，欽派大臣經理其事，藉以維持大局。如有侵奪該藩屬土地，或干預其内政者，中國必視此國為敵國。（三）重修合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對劫奪中國土地的不平等條約，不能置之不問。最後他呼吁：“亞洲之諸國，彼此常存嫉妒，甚有過於歐洲之忌亞洲者。亞洲諸國有同患之情，不應嫉心相視，自宜協力同心，務將西國一切交接，基於國誼而立之國約，非基於敗衄而立之各約。”曾紀澤在國家積貧積弱、備受欺凌的時候，面對西方列強的卑視和譏諷，挺身而出，向世界宣稱中國人必然從睡夢中警醒，表現了一個正直的中國外交官強烈的愛國心和民族自信心。英文本在倫敦《亞洲季刊》發表後，首先在海外世界産生了巨大的反響，上海的《北華捷報》（NorthChinaHerald）、天津的《中國時報》（TheChinaTimes）、倫敦的《旁觀者》週刊（TheSpectator）等紛紛發表評論。美國中國學家費約翰（JohnFitzgerald）在其《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AwakeningChina:Politics,Culture,andClassintheNationalistRevolution,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一書中，強調在19世紀大談“睡獅中國”將要崛起的正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具體而言，就是從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開始的。石川禎浩指出，《中國先睡後醒論》一文中雖未提及“睡獅”的字眼，但在將國家比喻為動物時，的確提到過“獅子”。《曾惠敏公遺集》收錄的《為潘伯寅大司空畫獅子紈扇率題一首》中有這樣一段：英吉利國稱雄泰西，軍國大纛及宫廷印章，皆雕繪獅子與一角馬為飾，殆與俄羅斯畫北極之熊，佛朗西、日耳曼畫鷹隼者，各有取義。……法尚蒼鷹俄白羆，英蘭旌旆繪黄獅。在此曾已清楚地寫道獅子是英國的象徵（白熊和鷹鷲分别是俄、德的象徵）；而另一首詩的“引”也稱“獅子毛群之特，蹲伏行卧，往來前卻，喜怒饑飽，嬉娱攘奪，狙伺搏擊之變相，尤著意焉”。就獅子的形象産生某種想像給後人以意象的啟示是可能的。48
五、結語晚明至晚清，徐光啟一代堪稱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學者，很少有願意為直接瞭解西方而學習外語者。晚清是中國文化重要的轉型時代，較早接觸西人的大臣林則徐，開始意識到學習西語的重要性。1839年3月至1840年10月間，他到達廣東出任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時，曾組織譯員梁進德、袁德輝等從事翻譯活動，他在閲讀域外文獻時，也學習過一些英語和葡萄牙語的詞彙。但在清廷大臣中，系統進行英語學習並取得突出成績者是曾紀澤。19世紀的世界，英語在西語中已經取得了霸權的地位。但在中國官場，學習外語並非值得炫耀的光彩之舉。即使在中國的外交場合，這一優勢似乎也没有給曾紀澤個人的際遇帶來太多的好處，反而惹下了不少麻煩。1887年1月7日，從歐洲歸國不久的曾紀澤與總理衙門大臣及各部尚書一起向駐京的法、德、比、美、英和日本等各使館外交官道賀新年，當他進入日本公使館見到鹽田三郎公使以及其他使館人員時，首先説了一句“HappyNewYear”，這是鹽田公使頭一次在北京聽到一個清朝官員用英語向他道賀新年，覺得又驚又喜。同來的總理衙門大臣和各部官員很多並不知道曾紀澤所説英語的意思，但他們都對此大為不滿，認為堂堂清朝大員不應對小日本公使説鳥語。當他們從翻譯那裡得知曾紀澤是用英語向東洋人道賀新年，更覺得有失體統。作為清末官場少有的較早學習英語的高級官員，曾紀澤的英語學習起始於1866至1867年間，系統開展於1871年。在晚清宫廷中，他較之光緒皇帝學習英語（光緒十七年，1891）要早20多年；較之戊戌變法時期張元濟、蔡元培等新派進士學習外語也早了近30年。且曾紀澤的英語學習有著相當的成效，其水平給時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陳熾在《庸書·西書》中指出：“以故通商用兵，垂數十年，欲求一緩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皆由學問之士不達西文，浮薄之徒鄙夷中法，其兼通總貫如曾紀澤者，蓋概乎其未之有聞也。”能流利地運用英語，為曾紀澤的外交活動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他還能直接審閲“譯官所譯海道輿地圖名”和“批所閲西字函應覆之語”。光緒六年（1880）七月十七日，他和日本新任駐俄公使柳原前光先後拜見俄皇，“詞色甚悅”的俄皇以英語與曾紀澤“閒談數句”，還與隨員慶常用法語交談。在遍拜隨扈各大員時，禮官對柳原前光“漠不照應，相待殊有軒輊”。曾紀澤認為“似因柳原前光不能作英、法語，故各官無由與談，又不欲屢呼譯官也”。曾紀澤堪稱近代中國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荷蘭學者保爾·密爾茨（PaulW.Meerts）指出，一名卓越的外交官，首先需要熟練掌握外語以及專業知識。意即對於外交官來説，專業的技能包括：一是能用熟練的外語進行有效的溝通；二是熟悉國際法等法律專業知識且能運用自如，精確地加以表達。晚清駐外公使通曉西語者鳳毛麟角，不懂外語，常常會在外交活動中吃虧。曾紀澤利用自己語言上的優勢，在擔任駐英、法公使後，與英國談判議定了洋藥税釐並徵之條約，經其力争，最終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煙税白銀二百多萬兩，豐盈了國庫。在曾紀澤先後八年的外交官生涯中，最令人稱道的是他與俄國的艱難交涉。清政府於1878年6月派吏部侍郎崇厚為全權大臣出使俄國，與沙皇政府直接交涉。由於崇厚没有制定相宜的談判原則和提出確實可行的交涉方案，終在沙俄代表的軟硬兼施、威脅愚弄之下，於1879年簽訂了《中俄交收伊犁條約》（因為在俄羅斯的利伐第亞Livadia所簽，又稱《利伐第亞條約》）。根據此約，沙俄歸還伊犁，但要割去霍爾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領土，同時要求清政府向俄國賠款500萬盧布。名義上伊犁地區歸還了中國，而實際上卻只换回一座險要盡失、四面被圍的伊犁孤城，對整個中國西部邊疆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消息傳回國内，朝野一片嘩然，清政府明確宣佈拒絶58
承認該條約並且對參加談判的崇厚治重罪。為將不利影響降至最低，清政府於1880年2月任命駐英、法公使曾紀澤兼任駐俄公使，與俄國重開談判。曾紀澤受命後，首先著重於覓求英國的幫助，先後訪晤英國外相葛蘭裴爾（EarlofGranville）、新組閣的英國首相格蘭斯登（WilliamE.Gladstone）和俄國駐英國大使勒班諾甫（AlekseiB.Lobanov⁃Rostovsky）。之後從倫敦啟程，經巴黎，取道柏林扺達俄國首都聖彼得堡。他在談判桌上針鋒相對，與沙俄談判代表格爾斯據理力争，終於迫使俄國政府修改條約。他代表清廷與俄國政府簽訂了《中俄改訂條約》（亦稱《中俄伊犁條約》），與崇厚所簽訂的《利伐第亞條約》相比，新約在原條約的基礎上做了有重大意義的修訂：將中國對俄賠款增至900萬盧布，索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西岸長400里、寬200餘里的廣大地區，同時不得不割去霍爾果斯河以西的廣大地區，以交换被俄國所侵佔的伊犁。《中俄伊犁條約》雖然仍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但是和《利伐第亞條約》相比，挽回了中國一部分領土與主權，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國家的權益和尊嚴。在當時腐弱的清政府内外不利的情况下，“實係中國外交上的一大勝利”。曾紀澤在談判過程中，蒐購了所有中俄相關邊界的界圖，詳加研究，以避免在決定界址時發生錯誤。在新議條約大綱確定後，對於各項小節仍絶不忽略，字斟句酌，不惜多方力争。因為伊犁條約係以法文為正本，他親自督導細校，因為駐俄國使館的人手不够，該約漢文本的一部分也由他親自謄寫。連與他談判的沙俄對手格爾斯也對他的人品、才智和談判技巧表示出尊重之意，讚揚説：“以貴爵才智，不惟出衆於中國，亦罕見於歐洲，誠不可多得之使才也。”曾紀澤也是近代中國英語教學史上的引導者。正是在他學習英語的不懈努力下，差不多經歷了20年後，清朝官員對外語的看法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到了20世紀初，在中外交往的官方場合，説英語成為一種時髦。在漢口美國領事館1905年舉辦的宴會上，美國公使康格（EdwinHurdConger）發現“以前從未參加過這麽多中國官員都講英語的聚會”。在曾紀澤的影響下，妹夫陳遠濟、胞弟曾紀鴻及同鄉學子幾人都相繼學起了英文，並紛紛請大哥教授學習方法。李提摩太稱曾紀澤的好幾個兒女“都説一口流利的英語，很高興有外國人前去拜訪他們”。曾紀澤的英語學習，為晚清外語教學風氣的開創，居功至偉！①④吴相湘：《晚清宫廷與人物》，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9年，第209～211頁。②⑤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10、19～21頁；第10、19～21頁；第271～284頁；第61～160頁。③⑦⑧⑨劉志惠點校輯注、王澧華審閲：《曾紀澤日記》上册，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第113～158頁；第158～159、268～308頁；第440頁；第580～629頁；第170頁；第268～310頁（以下凡引用此書，僅注書名、册數、頁碼）。⑥鍾叔河匯編校點：《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上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435頁。⑩《曾紀澤日記》中册，第637頁；第714頁；第679頁；第775～776頁；第669～670頁；第670頁；第668頁；第667～668頁；第670頁；第671頁；第671頁；第684頁；第685頁；第691頁；第639頁；第712頁；第736～762、856～870頁；第708頁。參見丁韙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沈弘等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46頁；第246頁；第245～246頁；第245～247頁；第245頁。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第101頁；第114頁；第134、140、146、166、182頁；第383頁；第107頁；第159頁；第476、762～763頁；第295頁；第305、422、676、733、758、925頁；第642頁；第676～677頁；第211頁；第979頁；第52、59頁；第906、931頁；68
第363頁。張立真：《曾紀澤本傳》，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3頁。喻岳衡點校：《曾紀澤遺集》，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第158頁。嘉托瑪還撰有《富國真理》，山雅谷譯，清光緒二十五年圖書集成局鉛印本。段懷清：《曾紀澤怎樣學英語———兼談他的“中西合體詩”》，上海：《文匯學人》，2018年12月7日。何天爵（ChesterHolcombe）：《真正的中國佬》，鞠方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2～43頁。段懷清認為這部引人注目的英文小説《羅斌孫日記》，當為英國小説家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參見《曾紀澤怎樣學英語———兼談他的“中西合體詩”》一文。《曾紀澤日記》上册，第581頁；中册，第660、669、675頁。參見田濤、李祝環：《接觸與碰撞：16世紀以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法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5～166頁；宋桔：《〈語言自邇集〉的漢語語法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頁。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台北：上海印刷廠，1985年，第240～247頁。林金水、吴巍巍：《傳教士·工具書·文化傳播———從〈英華萃林韻府〉看晚清“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的交匯》，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徐茂明：《互動與轉型：江南社會文化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4頁。周振鶴：《華英説部撮要》，載氏著《智者不言》，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189～190頁。葛桂錄主編：《中國古典文獻的英國之旅———英國三大漢學家年譜：翟理斯、韋利、霍克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37～138頁。曾紀澤：《英文舉隅序》，載汪鳳藻編譯《英文舉隅》，光緒五年（1879）同文館集珍版（所據日本關西大學藏本有“鴻城”、“犀香書屋”兩藏書印）；或以為《英文舉隅》有同文館光緒四年（1878）版，參見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第160頁。TsengChi⁃tse,China,theSleepandtheAwakening,AsiaticQuarterlyReview3，no.1(1887),pp.1⁃12；《花甲憶記》作OrientalQuarterly，不確。顔咏經口譯，袁竹一筆述：《中國先睡後醒論》，上海：《申報》，1887年6月14日、25日。顔咏經可能即顔永京（顔惠慶之父，時為聖約翰學院學監）；袁竹一，原名袁康，曾任《萬國公報》編輯。參見楊代春：《〈萬國公報〉與晚清中西文化交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68頁。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楊國楨：《林則徐傳》（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218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係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35～37頁。鄒振環：《光緒皇帝的英語學習與進入清末宫廷的英語讀本》，北京：《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趙樹貴、曾麗雅編：《陳熾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74頁。保爾·密爾茨：《外交官培訓指南》，楊迪霞、金錫權編譯，北京：《外交學院學報》，1995年第1期。康格夫人1905年4月17日給愛女的信，載薩拉·康格：《北京信札》，沈春蕾譯，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297頁。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憲堂、侯林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8～190頁。作者簡介：鄒振環，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433［責任編輯 陳志雄］78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簡論《聖教雜誌》的史學價值暨徐宗澤之貢獻*劉志慶［提 要］ 民國年間，中國天主教刊物由少及多，到20世紀30年代，全國有天主教刊物120餘種。《聖教雜誌》是天主教刊物中的佼佼者，辦刊歷史長，學術影響大，是中國天主教的重要期刊之一。據統計，該刊1912～1938年連續出版320期，發表了大量教會史文章，是研究中國教會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該刊“教中新聞”欄也有許多教會史資料，彌足珍貴，但因缺乏詳細而專業的整理，加之無法檢索，致使許多資料並未得到充分利用。［關鍵詞］ 《聖教雜誌》 史學價值 徐宗澤［中圖分類號］ B976.1;K2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88⁃11《聖教雜誌》是中國天主教報刊中影響較大的刊物，創刊於民國元年，持續辦刊27年，因受抗戰影響而停刊。該刊主編徐宗澤是天主教南京代牧區（後為上海教區）的中國籍司鐸，青年時期留學海外，獲博士學位，一生以辦刊、著書為務，著述頗豐，其擔任《聖教雜誌》主編後，使該刊更加貼近現代社會，影響日趨擴大。①一、《聖教雜誌》的歷史沿革《聖教雜誌》的前身是1879年創刊的《益聞錄》，1907年更名為《益聞格致匯報》，當年又更名為《時事科學匯報》，1908年再度更名為《匯報》，1910年停刊。②《匯報》的停刊，令上海神長教友深感惋惜，“已有三十多年歷史之《匯報》，一旦停刊，實在可惜；又吾國當時天主教定期刊物，竟絕無僅有，不可不期望日後有一報紙，以聯絡教中之同志也。”③1911年，潘秋麓、張漁珊神父開始籌備創辦新刊物，並於當年印製樣刊一冊，分送各界，獲得教區長上同意，同時也得到全國許多神長支持，福建南境代牧區主教黎誠輝（IsidoreClementeGutiérrez）欣然為《聖教雜誌》題詞；山西南境代牧區成玉堂神父也給予大力支持。1912年1月1日《聖教雜誌》88*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天主教修會在華傳教史研究”（項目號：18BZJ032）的階段性成果。
正式創刊。其歷任主編為：潘秋麓、張漁珊（1912～1921年）；孔明道、張百祿、楊維時（1922～1923年）；楊維時、徐宗澤（1923～1924年）；徐宗澤（1924～1938年）。④第一任主編潘谷聲，字秋麓，聖名若翰保弟斯大，江蘇青浦人，1867年生於上海，1879年秋在徐匯公學讀書，1884年入修道院，1888年加入耶穌會，1898年晉鐸，1902年任徐匯公學校長，兼《益聞錄》副主編，1904年辭去校長職，擔任《益聞錄》館政，1906年再次擔任徐匯公學校長。1908年擔任震旦大學副校長，兼任哲學教授。1911年重回徐家匯，主管《聖心報》。1912年創辦《聖教雜誌》，同時仍主編《聖心報》。1921年12月31日去世。⑤副主編張璜，字漁珊，又字漁人，聖名瑪弟亞，1872年生於江蘇南通，幼年在徐匯公學肄業，1893年入徐家匯初學院，後加入耶穌會。1904年晉鐸，1909年任《聖心報》、《匯報》副主編，兼管藏書樓，1912年與潘秋麓共同創辦《聖教雜誌》，1921年調無錫傳教。1929年4月30日去世。⑥1.定位：《聖教雜誌》繼承《益聞錄》、《益聞格致匯報》、《時事科學匯報》、《匯報》，為中國天主教之機關報。⑦2.宗旨：本刊旨在護衛聖教道理，故討論教理、教道為多；討論之法，不祇在消極方面，積極方面之研究更為本社所注意；因此有許多論文，恐少華麗之語，新奇之想，然所言必切實、必穩妥、必負責，雅不欲炫異於人也。⑧3.職責：本刊旨在為同志服務，以盡榮主救靈之心，故論文務必為人有益，聖教之道理、純正之哲學、公普之科學，本誌無不研究及之；至於教史、益聞，足以增進知識者，更為注意焉。⑨4.簡章：《聖教雜誌》1912年創刊號上刊登該刊簡章，此後27年間除版面、定價有變化外，其他方面一以貫之。一、本報定名《聖教雜誌》，專登教中信道、學說、事實，凡不涉教事者，概不採入。一、每月一期，與《聖心報》同時出版，每期暫定十六張，俟銷數較旺再為擴充。一、本報每年十二期，暫定大洋二角，郵費由中國郵局寄者，外加一角二分，由外國郵局寄者，加二角四分，如兼訂《聖心報》者郵費暫免。⑩5.欄目：《聖教雜誌》1912年創刊號上羅列了該刊主要欄目，30年代以後有一些增加，後文詳述。一、諭旨。凡教皇上諭及羅瑪各聖部文牘，擇要譯登。二、論說。本館記者自著，俱係教友、社會有關係之文。三、近事。凡各國教中大事及新聞等，俱入此類。四、辨道。凡近人謬說，與信道及哲學背馳者，俱根據大道盡力駁斥，以挽狂瀾。五、考據。凡屬聖教掌故，如《聖經》、聖道、禮節、經文等，俱溯源窮委，以饗同志。六、答問。凡問道及疑難之端，為之解惑析疑。七、雜著。凡中西名人演說、傳記、文牘等與教務有關者，或譯或編，列入此門。八、介紹。凡有教中聖書、新刊之本，為之批評，以貢獻於閱者。6.版式：第1～6期為小版本，每期16頁；出版僅半年，即擴充為32頁。1912年第6期發布《聖教雜誌第二次擴充預告》云：“議定自陽曆明年正月起，每期加增八張，連前足成四十張，……圖畫仍照前定，月印一張。”從1913年第1期起，每期40頁，在封面之後增加插圖一張。1913年12月，又發布擴版預告，“議定自民國三年陽曆正月起，每期添印八張，連前共四十八張。”從1914年第1期起，每期48頁，刊內有插圖，這一版式直到1930年第12期沒有大的變動。98
7.銷量：據統計，1912年《聖教雜誌》實銷數為2,200份，此後一直維持在三千份左右，訂數最低的是1920年的2,047份，最高的是1931年的4,001份。參見下圖：《聖教雜誌》1912～1936年銷售數量示意圖《聖教雜誌》在教內影響較大，本篤會士陸徵祥曾評價說：“近讀《聖教雜誌》，各期內材料頗關重要……何論青年教友、司鐸，均應手執一冊而閱之，而轉展送閱，以廣流傳，而通聲氣。”也有讀者評價：“《聖教雜誌》自清末迄今，廿五年中，孜孜兢兢，不遺餘力地，以宣傳真道發揚學術為己任，對於中華聖教先賢的文化遺產，尤更關心，竭力保存，盡量提倡；中華今日聖教能得豐滿的收穫，雖不可完全歸功於它，但真道佈傳得這樣地迅速，學術普及得這樣地廣遠，有賴於它宣傳鼓吹提倡的幫助的確不少，這是無可異議的。所以我說《聖教雜誌》的宣傳發揚精神，非但如明末清初的傳教士，惟以真道科學貢獻到中國來，而且是‘普遍全國，深入民間’。”抗戰爆發後，物價飛漲，郵路受阻，《聖教雜誌》的發行受到極大影響。1938年1月，該刊發布啟示：“本誌自本期起，因戰事關係，紙料飛漲，減少八頁，日後戰事平息，再行恢復原有頁數。”8月，又發布《聖教雜誌暫停啟事》曰：“今因戰事延長，自本期出版後，暫行停刊，戰事終止即能復刊。”二、《聖教雜誌》的史學價值從史學研究角度而言，《聖教雜誌》為後世研究中國教會史保存了大量珍貴資料，有極高的史學價值。由於該刊紙本存世量小，雖有電子版但卻沒有比較專業詳細的目錄索引，查找史料較為困難，致使學人難以利用。近年來，筆者致力於編輯整理《聖教雜誌》全文目錄、分類及重要篇目數據庫。現從以下四方面略談該刊的史學價值：1.教會史資料27年間，《聖教雜誌》在“正刊”欄共發表中國教會史論文100餘篇，為系統研究中國天主教提供了較為翔實的史料，重要文章篇目有：全國各教區簡史（11期連載）、天主教傳入中國至今之一瞥（3期連載）、中國教務紀略、清末天主教之傳入中國、雍乾嘉道時之天主教、中國天主教———自利瑪竇逝世至明末、中國天主教史———自清入關至康熙朝、中國聖教史———自鴉片戰爭至今日、近十年來天主教在我國之狀況、二十四年份中國教務一覽表、近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2期連載）、江蘇09
省傳教史略、江西天主教傳教史（2期連載）、山西革命後南境教務情形、雲南教務、廣東天主教史、廣東革命後廉州教務情形、南京教區史略、河南北境傳教史、湖北襄鄖屬教史記略、中華公教進行會之演進史、廣西省區修道院之歷史、羅明堅傳略、利公瑪竇小傳、郭公居靜小傳、潘國光傳、龍華民傳、南懷仁傳略、孫元化傳略、方望德司鐸小傳……《聖教雜誌》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教會史資料，如《劃分南京教區詔書》：宗座以素具愛護中華高貴國家之摯情，故自始即籌劃在中國首都建立固定傳教區域，付諸本籍神職界管理，俾在其同胞中之傳教事業，得有更豐盛之收穫，而基多教會之普遍性，亦從而有新穎之佐證……朕每憶及此區，輒欲完成以上所云之事業……以宗座全權，將極廣袤之南京代牧區，劃分為二，其一包括江寧、高淳、江浦、句容、溧水、六合、丹徒、金壇、溧陽、丹陽、揚中、武進、宜興、江陰、無錫等十五縣，命名為南京代牧區，即以此區，委託本籍神職班管理，其主教座堂，宜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其餘各縣，則另成一新代牧區，名為上海區，仍交由耶穌會士管理；凡全球各教區神長，按照通例或合法習慣所應享之權利殊恩異典，該兩教區皆得享受，而其他各教區神長所應負之職務，朕亦同樣加諸該兩教區。……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朕即位之十二年發自羅瑪聖伯多祿大殿該諭令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中國最重要的教區之一、民國政府所在地———南京代牧區成為國籍教區是在1933年12月13日，管轄15縣，主教座堂定在民國首都南京。同時上海代牧區也成立於這個時間，其管轄區域是除上述15縣之外的原南京代牧區其它各縣。“教中新聞”是《聖教雜誌》傳統欄目，特別是徐宗澤任主編後，精心組織該欄內容，擴大容量，刊發大量教會史資料，因這些資料大多由各教區提供，經過教區主教批准，所以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僅1931年第1期至1938年第8期，“教中新聞”刊登中國教會史及相關史料多達600餘條，長的達十數頁，短則數行，涉及新教區成立、新主教任命、主教去世、神父晉鐸、晉鐸銀慶金慶紀念、教區沿革、教堂建設、修院建設、修會發展、境外朝聖、駐華宗座代表活動、教務統計等教會活動的方方面面，信息涵蓋全國絕大部分教區，這些資料近世以來尚無人系統整理，學者只有零星使用。本文隨機開列若干資料條目：國籍五位聖方濟各會修士覲見教宗、羅瑪祝聖中華三位新主教電播喜音、剛總主教講演公進會與傳教區、蔡總主教視察各地經過、宗座駐華代表蔡總主教蒞洛陽祝聖巴代牧主教誌盛、于斌主教在南京就職盛典、山東兗州祝聖舒主教、山東周村主教在美祝聖、獻縣第一任國籍主教、沂州主教區新主教發表、建寧自治教區新區長發表、江西余江教區徐大司牧逝世、河南滑縣追悼孟司鐸略誌、國籍教區又新定多處、雲南昭通華籍新區教務一瞥、山西洪洞新教區、江蘇南通狼山聖母堂之原始、通遠坊聖心修道院新堂落成的盛況、甘肅蘭州代牧區主教座堂奠基紀念、蕪湖涇縣天主堂落成誌盛、方濟各聖院會在陝西安康傳教概略、巴黎外方傳教會之活動現狀、漢口市兩湖總修院主教會議之經過、吉林教區大修院一瞥、中華公教羅瑪朝聖團抵香港歡迎熱烈一斑、河南滑縣天主堂空前未有之集團領洗、甘肅鞏昌傳教之誌略、1933年之傳教事業、去年全國教務成績、中華全國各教區教務統計、1935年度全國公教教育統計、山東周村教區近況、全國公教進行會統計、唐江教區之傳教方針、中國朝聖團留羅瑪半月記……使用這些資料需要具備中國傳教區沿革知識，如果不按教區查閱，這些只是碎片化的資料，史料價值將無法充分體現出來。1931～1938年另有以“掌故”、“補白”形式刊登資料90多條：利瑪竇始在北京建住屋、利瑪竇的貢品、南京的第一教友、李之藻的著述、許母徐太夫人、最初的國籍耶穌會修士、死在中國內地的19
第一西士麥安東、嘉定會議、祭巾的來源、肇慶聖堂始末、韶州聖堂始末、南京聖堂的結果、嘉定開始傳教建堂、寧波及嘉定開教、南昌開教、山西開教之高一志、陝西山西開教、山東開教、湖北開教、上海開教、上海老天主堂的來歷、淮安開教、廣西聖教之傳入、海南開教、明末中國傳教區演進簡史、1640年之教務情形、明末各省之教友數。2.地方志資料研究《聖教雜誌》、評價徐宗澤司鐸必須提及徐家匯藏書樓收集的地方志。1909年，張漁珊任《聖心報》、《匯報》副主編，兼藏書樓主任，任職13年間，“收買各直省府廳州縣志書甚多，現在書樓中有不少善本書及四部叢書，都是公購置的。”由此可知，徐家匯藏書樓的地方志收集肇始於20世紀初，最初可能只是張漁珊神父個人的收藏愛好。1923年，徐宗澤接任藏書樓主任，對張漁珊司鐸收集的地方誌進行統計整理，並繼續收集，日積月累，到1931年已有一千餘部。《聖教雜誌》1931年第3期刊登《請諸君熱心代收志書》：“逕啟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書，已歷有年，惟所缺尚多。今開列所缺書名如下，請閱報諸君，代為蒐集。如蒙覓得，請將書名及價值先開單見示，以便查照，而免重複。不勝感激之至。”並開列徐家匯藏書樓所缺的府州廳縣志書清單，筆者統計共缺志書223種，各省具體如下：盛京53種、吉林39種、直隸25種、江蘇9種、安徽25種、山東8種、山西16種、河南8種、陝西16種、甘肅24種。這是筆者查閱到的《聖教雜誌》公開徵集全國地方志的第一則廣告。在《聖教雜誌》1931年第4期上，又發布有《收買志書通啟》：“逕啟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書，已得千數百部，惟所缺尚多。對於東三省、新疆、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省，尤屬寥寥無幾，各省諸位司鐸及先生，如蒙代蒐，不勝感激。若得此種志書，請將書名、卷數、冊數、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月及書價，開單見示，書無新舊，但與敝處所藏不相重複者，即當通函商購。”這則廣告成為其後歷年各期發布收買志書廣告的模板，直至1938年停刊，幾乎每期都刊登該廣告，及時向讀者報告收集到的志書數量，刊出相關省所缺志書清單。1931年第3期、第4期的兩則廣告，標誌著徐家匯藏書樓收集志書工作由個人收藏行為轉變成為聖教雜誌社的一份工作職責。徐宗澤充分發揮神長教友遍佈全國各地的優勢，呼籲各教區神父幫助收集地方志，他說，“全國傳教士有三千數百位，分佈於各省各縣各地，就是窮鄉僻巷，也有傳教士的蹤跡；所以要採訪蒐集，不是難事。”在其大力推動下，收集志書工作成效顯著，據統計，1931年4月徐家匯藏書樓收藏志書還沒有確切數字，只是籠統說千數百部，1932年開始有準確統計。透過各期《聖教雜誌》上的《收買志書通啟》可以梳理出如下一組數字：1932年2月1,700部，1933年2月1,800部，1933年8月2,000部，1935年7月2,200部，1936年10月2,300部，1937年5月2,400部，1937年8月2,500部，此後可能是受到抗日戰爭的影響，該項工作沒有進展，到1938年7月仍然是2,500多部。方豪曾評價說，“我國收藏方志，日後雖以國立北平圖書館、燕京大學圖書館等處為多，但在清末民初時，徐家匯藏書樓居首位。”1957年《徐家匯藏書樓所藏地方志目錄初稿》（油印本）統計有2,732種。1936年5月6日，徐宗澤曾向上海《大公報》記者介紹，徐家匯藏書樓的志書有2,400多種，其中包括各省縣及鄉土方志，居全國圖書館第三位。3.專刊資料《聖教雜誌》出版的專刊均為同一或同類事件的資料彙編，其史學價值不言而喻：一是“中華全國主教公會議專號”，《聖教雜誌》1924年第7期，共70頁，為紀念在上海召開的29
中國第一次主教公會議而編印。其序言曰：“維民國十有三年五月十五日，宗座欽使剛總主教，向銜教皇命，召集中華全國主教開公會議於上海，梯山航海，群萃一堂，實開中國傳教以來未有之盛舉，……剛欽使暨全國主教司鐸，擘畫經營，虛心討論，必與中國教務有絕大之良果……”該專刊主要內容有：（1）公文：教宗庇護第十一頒賜駐華宗座代表剛總主教敕書、剛欽使以宗座名義召集公會議通知書、剛欽使致教皇公電；（2）社論：宗座欽使剛總主教與中國公會議、中國之公會議；（3）組織：公會議之組織、列席公會議之主教監牧司鐸姓氏表、委員會名單、職員之任務與姓氏表；（4）紀事：歡迎剛欽使到匯盛況、中國公會議開幕盛禮、徐匯公學校友會歡迎剛欽使及主教司鐸、剛欽使駕臨震旦大學、追悼已亡主教追思大禮彌撒、苦修院汪院長之教皇談、上海教友歡迎剛欽使、中國公會議閉幕盛禮；（5）訓辭：剛欽使公會議開幕大禮日之訓辭、眾主教追悼在華已亡主教日趙主教演講、剛欽使公會議閉幕大禮日之訓辭。二是“教育專刊”，《聖教雜誌》1926年第6期，共110頁。其發刊辭曰：“今之留心教務者，莫不知教育之緊要；顧知其緊要，而不急起力行，知與不知，猶百步之與五十步耳。夫提倡教育，興辦學校，培植教中之人才，是在實力家；以言論鼓吹，喚醒當局之注意，實行其所當為者，報章亦肩其一部分之責任：此本社教育專刊之所由來也。”該專刊主要內容有：（1）教育之原則：何謂教育、教育之原理、家庭與教育、國家與教育、聖教會與教育、聖教會教育之緊要、歷史上之聖教學校概觀、歷史上之聖教教育精神；（2）幾個教育問題：推廣教中學校、編輯教科書問題、師資問題、組織教育機關問題、學校註冊問題、新舊學制之去取問題；（3）幾個學校問題：國語問題、外國語問題、宗教科問題、訓育問題；（4）現代教育趨勢之評議。三是“教務統計”專刊暨“當今教宗晉鐸五旬金慶紀念專號”，《聖教雜誌》1929年第7期，共81頁。卷首語總結編印該專號的四層意義：使全國教友洞知各區教務情形，發生輔助神長傳教之心；使按表比較各區傳教事業，而興奮發則效之心；使詳見教士等，一年中如何熱心榮主，而生觀感之心；使為父母者，有動於中培植兒女聖召之心。主要篇目有：全國主教暨監牧、全國主教暨監牧之履歷、全國之司鐸及修士、全國傳教司鐸及修士表、修道院概論、全國修院修士表、中國教士暨信友表、教務成績緒論、致命血教友種、教務成績表、公教教育、學校學生表、論推廣慈善事業、慈善事業表、他項慈善公益事業、全國教務總表。其資料來源為馬德賚司鐸編纂、土山灣印製的Missions,Sérninaires,ÉeolescatholiquesenChine，該書資料由全國各教區長上批准提供，故可信度較高。四是“徐上海特刊”，《聖教雜誌》1933年第11期，共101頁，為紀念徐光啟逝世300週年而編印，主要文章篇目有：惠主教讚徐文定公語、陸徵祥為徐文定公列品事上安國孫主教書、奉教閣老的傳略、奉教閣老與聖教、奉教閣老與家庭（附徐上海軼事）、奉教閣老與民族、奉教閣老之政治經濟、徐光啟與利瑪竇、奉教閣老與科學、徐閣老的舊宅———九間樓、現代中國文化之前驅徐光啟、利瑪竇以學問為傳教之法、徐文定公的《農政全書》、奉教閣老的著作、閣老奉教著作的存軼、徐文定公軼事、徐文定公的子和孫男孫女、徐文定公遺跡———第宅、園林、墳墓、宗祠、閣老坊。五是“五五週年紀念專刊”，1936年第12期，共88頁，為紀念《聖教雜誌》面世25週年、《益聞報》創辦55週年而編印。重要的文章有徐宗澤著《二十五週年之聖教雜誌》，全面回顧總結《聖教雜誌》25年的辦刊歷史，追溯到55年前的《益聞錄》；《二十五年聖教雜誌分類索引》為後人使用《聖教雜誌》提供了方便；《匯報、聖教雜誌歷年實銷數》留下了珍貴的營銷記錄。此外，還有李問漁、潘秋麓、張漁珊傳記，主教、教友等讀者的感言和祝賀等文章。六是“吳漁山晉鐸紀念專刊”，《聖教雜誌》1937年第8期，共64頁，為紀念吳漁山晉鐸250週39
年而編印。主要文章有：首先表揚吳漁山神父的是李問漁神父，故李問漁的《吳漁山先生行狀》列為首篇；其次是《墨井道人晉鐸二百五十年之紀念》，研究他的生平、晉鐸地、晉鐸時的情形；《吳漁山之皈依天主教》討論了其進教動機、受洗時間、從何人手受洗、當時常熟的傳教情形等；《關於吳漁山司鐸之幾個小問題》研究其是否為言子後裔、為何吳漁山號墨井道人、安葬地———上海聖墓堂的歷史；《訪墨井記》是一篇實地調查文章，記述言氏後裔對吳漁山的回憶；李問漁曾輯《墨井集》，收集吳漁山的詩文甚多，其遺漏的《墨井道人三餘集》在此專刊發表；《話墨井詩》是一篇文學作品；吳漁山加入耶穌會後，曾在澳門居住六、七年之久，故有《墨井道人修道地———澳門》一文。4.通諭及中外大事表“通諭”類資料主要是教宗通諭、教宗重要演講詞、公函以及少量駐華宗座代表文告。據統計，這類資料主要有：新教皇本篤十五勸告和平之諭（1914年第12期）、教皇諭葡京主教（庇護第十世）（1914年第3期）、教皇本篤十五宣佈普世之諭（1915年第3期）、教皇本篤十五於歐戰第四年之初勸告交戰國元首籌備釋怨媾和之諭（1917年第12期）、聖職部諮照普世主教注意非公教團體若干反對信德新運動之公函（1921年第4期）、教皇庇護第十一欽定聖母及聖女若翰納達爾格為法國主保恩諭（1922年第7期）、准定小德肋撒列品聖跡時教皇庇護第十一之演說詞（1923年第10期）、教宗庇護第十一建立駐華欽使諭（1923年第2期）、教皇庇護十一即位後宣佈志願詔（1923年第6期）、教皇庇護第十一去歲十二月初旬御前會議之演說詞（1923年第9期）、庇護第十一擴充傳教事業通牒（1928年第10～12期連載）、教宗良第十三勞工通牒譯稿（1928年第2～9期連載）、教宗本篤十五世擴充傳教事務之通牒補錄（1929年第2～4期連載）、駐華宗座代表剛恒毅總主教致中國各區代權主教及其屬下司鐸公函補錄（1929年第5期）、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一講避靜的益處要緊推廣的通牒（MensNostra，1930年第5～6期連載）、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一論婚姻通牒（1931年第5～6期連載）、教宗庇護十一世“真實之光”LuxYeritatis之通牒提要（1932年第4期）、教皇庇護十一世論公教司鐸通牒撮要（1937年第1期）……這些資料的原始文本為拉丁文，發表時均由精通拉丁文的神職翻譯為中文，相對比較準確，可信度較高，是研究中國教會史特別是天主教本土化方面的重要參考文獻。“中外大事表”欄目，從《聖教雜誌》創刊時即以有之，1925年徐宗澤任主編後，對該欄目進行改革，“易以稍有系統之時事記述，似更有趣味。”每期之後均刊登“中外大事表”，各期時間首尾貫之，基本上每期保持2頁，“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為憑”，每期之後均有教區主教准字樣。這些資料對研究中國教會發展的背景、時政有一定參考價值。三、徐宗澤司鐸的貢獻筆者認為，《聖教雜誌》注重教會史、注重學術性，與其主編徐宗澤是有密切關係的。徐宗澤（1886～1947），字潤農，洗名若瑟，耶穌會士。1886年3月7日出生於江蘇省青浦縣蟠龍鎮。為徐光啟第十二代孫。父名徐清望。1905年參加童子試，中邑庠生（秀才）。同年，清政府廢除科舉考試，徐宗澤旋入徐匯公學。1907年入徐家匯耶穌會初學院，1909年入耶穌會。1910～1911年，在英國坎特伯雷學習修辭學一年，1911年在英國澤西島（InsulaCaesarea）學習哲學。1914年回上海在徐匯公學任教。1917～191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學習神學，1919年在英國海斯廷斯（Hastings）學習神學。1921年8月24日在海斯廷斯晉鐸，同年獲神學博士學位。1922～1923年在浦東南匯縣傳教，1923～1928年在徐家匯依納爵公學教授中文。1923年任徐家匯藏書樓主任，並與楊維時神49
父共同擔任《聖教雜誌》主編，1924年起獨任主編。徐宗澤司鐸學識淵博，著述甚豐，對神學、哲學、宗教學、歷史學、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都有涉獵。在《聖教雜誌》上發表有關神學、哲學、教會史文章多篇，後來有些文章經修改補充結集成書，在土山灣印書館出版20餘種，主要有：1926年的《婦女問題》、《明末清初灌輸西學之偉人》、《共產主義駁論》，1927年的《探原課本》，1928年的《哲學史綱》、《社會問題》、《社會主義鳥瞰》，1930年的《心理學概論》、《聖寵論》、《天主造物論·四末論》，1931年的《聖事論》、《信望愛三德論》、《婦女問題雜評》，1932年的《天主降生救贖論》，1934年的《徐文定逝世三百年紀念文彙編》、《教育原理》，1938年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1939年的《宗教研究概論》、《天主教之戰爭觀》、《倫理答疑》，1940年的《高中教理課程答解》，1949年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等。1947年6月20日，徐宗澤因斑疹傷寒去世，時年61歲。7月10日，上海天主教各團體假座徐家匯天主堂，邀請教內外人士舉行追悼大會。7月20日，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在南京太平巷舉行追悼，南京《益世報》出版悼念特刊。徐宗澤主編《聖教雜誌》期間，他的“兩個堅持”鑄造了該刊特色，保存了珍貴的史料：其一，堅持學術性。徐宗澤認為，“學術為傳教之一種工具，明末清初傳教士之來吾國開教，其成功之點，要以學術為之先容，及得到士大夫之好感及信仰，開教之障碍，已排除多多矣；於是在積極方面，開始工作而事有易為者矣。”天主教早期在中國各地開教如此，而當今的傳教亦無不如此。所以，他提出要“一面注重吾國公教先賢之文化事業，盡量闡揚，俾吾後人知所景仰而仿效；一方面亦提倡公教文化，使吾公教同志中多出人才，研究文化，幫助傳教。”在此思想指導下，《聖教雜誌》發表的許多文章都具有研究性質，“辯護教理教道，提倡哲學神學、現代的思潮，近今的一切主義、學說，與夫聖教的文化、歷史，凡足以增進吾人之學問者，無不討論及之。”20世紀30年代，有人對中華公教出版刊物進行過調查，其報告顯示，《聖教雜誌》在月刊中“首推年齡最長”，“於中華學術方面，宣道方面，都承認它佔有極高的地位。”當時，讀者評判一本刊物常將其分為兩種，即“硬性讀物”與“軟性讀物”。前者大凡指學術性強、流行受限的刊物，後者指迎合大眾口味的通俗讀物。用今天的話講，《聖教雜誌》走的是學術刊物之路，在近代國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情況下，這也注定了該刊的訂戶會受到很大限制，既然看不懂，乾脆就不去訂閱。在“軟”“硬”之間是否改變，取決於刊物的宗旨和性質，徐宗澤及其同仁也深知這是困擾刊物發展的主要問題，但是為了堅持《聖教雜誌》的辦刊宗旨，保持其學術性，仍然堅持走“硬性”路線。他說，“本誌上的言論，人們謂太多硬性；所以有許多人念了不易消化。這個批評，不能不加以辯護。本誌不是一種消遣的刊物，也不是要迎合人們的心理，而以營業為目的的讀品。但是要以真理真道，給人們知識的糧食。我們知識的糧食是很要緊的。因為明悟的食品多滋養料，那末，人之明悟健全，而有正確的知識；反是，人的明悟必將傷害，而生出許多錯誤的知識。你想，軟性刊物是明悟的好食品嗎？且現代的青年，多成為女子化，軟性的刊物也當負著一部分的責任。”“人們都說《聖教雜誌》上的論文，太多硬性，所以不受人們的歡迎。但是我們該當知道，硬性讀物是培植人們的判斷、推理，有極大的效驗；人們讀慣了這類的刊物，意志自然成了卓絕。至於軟性讀物，易使人們氣靡志怠，青年染了這種毛病，將少果敢之氣概了！”其二，堅持刊物導向。《聖教雜誌》刊發的許多文章都體現了愛教宗、愛國家的思想。從擁護教宗而言，前已有述，《聖教雜誌》先後刊登教宗通諭、訓詞多篇，翻譯精準，篇幅巨大，及時刊發教宗最新訓令，對中國教會有很好的指導作用。“如本篤第十五世、庇護第十一世之兩傳59
教通牒，可謂在中國傳教史上劃時代之重要公件，本誌特公佈刊登，用宣綸音。”1928年8月，教宗獲悉中國南北統一，“特發通電，表示欣慰，並切望列強認可中華國民應有之希望與權利。”這些文章體現出《聖教雜誌》作為中國教會重要期刊的一種責任擔當。熱愛祖國是教友的天職。《聖教雜誌》認為，“政府者代表天主以管治人民者也，共統權受自天主，故有尊敬之必要。”“愛國為人民之本分猶子女之不能不愛家庭。凡生為中國之人該當愛中國，而教友之愛國更當超出一般民眾，雖教友表示愛國之方式不同，而愛國之精神則一致也。”“教友者有二重的責任，一是愛國，一是愛教；愛國不當與愛教之本分有抵觸，一有抵觸，即非真愛國，真愛教。蓋一教友不依據愛教之本分而言愛國者，非真愛國者也；一真愛教之教友，亦未有不愛國者也。”《聖教雜誌》還摘引上海教區惠濟良（AugusteHaouisée）主教的牧函，指出：“我們是公教教友，所以我們的愛國心，當超過任何國民；我們的公教正因為是天主的，所以對於天主分給我們各人的一部分世界———就是我們的國家———不能漠不關心的，國家是列祖列宗的遺產，是生我養我的母親，我們有義務效忠國家。”愛國愛教是《聖教雜誌》始終堅持的方針。在刊發與愛國相關的文章時，《聖教雜誌》的做法值得肯定。例如，日本侵略中國在東北扶持“滿洲國”時，徐宗澤等人和絕大多數中國神職一樣堅定地站在中國政府一邊，闡明教會立場，譴責日本侵略。周浚良《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覽會巡禮》有一段內容涉及“滿洲國”問題，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中國教會是不承認“滿洲國”的。文曰：在錦繡河山的中華民國地圖上，一條虛點線把東三省和我們隔開了，另外寫上“Man⁃ciuria”滿洲，而參觀指南上，更寫明“中國與滿洲里亞”“CinaeManciuria”。其實沒有寫“滿洲國”，而寫“滿洲里亞”已是他們的一番苦心了；外國的報紙，沒有一份不寫“滿洲國”的，似乎事實上已承認它的存在。在中國報紙上，寫“滿洲國”加上一個括弧；那末，這兒的虛點線，並不比括弧認真，因為還有粗大的深色國界線，把東四省統統包括在內呢！面對日本的侵略，原民國高官後加入本篤會的陸徵祥神父義憤填膺，寫下批判日本侵略、維護國家統一的萬字長文———《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滿洲國”》，全文29頁，是筆者目前看到的該刊最長的文章。此文先回顧自1894年起日本侵略中國的種種惡行，其後大篇幅摘錄比利時梅西愛樞機在他的國家被佔領時期所發表的言論和態度，並以教會道理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徑，文末引用1928年8月1日教宗庇護十一世承認中國國民政府的“八一通電”內容，說教宗“完全信得過這樣一個在人數上是全地球最大的國家，一個識得大體和光輝素著的古文明國，所有正當願望和一切主權該完全予以承認。”餘 論從今天學界的視角看，《聖教雜誌》在近代中國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期刊；從教界而言，該刊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公教122種（有說150種）刊物之一，無論其辦刊歷史、學術影響都是首屈一指的。但僅從銷量而言，《聖教雜誌》與同時代的天津《益世報》3萬份、北平《益世報》15,000份相比，相差甚多，這自然也意味著其在全國的影響要打折扣。1936年5月在羅馬舉辦“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覽會”，親臨會場的周浚良參觀到中國的主展室（第47室）時，發出驚歎，“最使我驚異的，不見《聖教雜誌》，細細地來回找了兩次，千真萬確的沒有。雖然我的眼光不甚高明，但是玻璃櫃內的冊子，如此簡單地平鋪著，竟是不能有錯漏的可能性。……第六十室耶穌會，……在這裡，我找到了《聖教雜誌》，是本年的第一期。……中國陳列室為會場之主要部分，修會僅附屬性質耳，捨本逐末，莫明69
其故。”由此，我們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到，《聖教雜誌》在當時對教會高層的影響力是有限的。教內學者曾批評公教刊物的一些弊端，其中談到，“有幾種雜誌，編者人數太少，內容自難豐富。編者雖然有時會換上幾個筆名，但看看文字筆法，就可以看出只有他一人在牽線；試想一人的精力有限，如此一月二月尚可安度，但一年二年之後，自然腦汁絞盡而刊物陷於停頓。即幸而不停頓，也難弄出好東西。”雖然，作者沒有點《聖教雜誌》的名，但筆者以為是包括該刊的，該刊最高銷數是4,001份，自養的難度比較大，雜誌社人手不足，主編徐宗澤在教會還有多個兼職。查閱該刊目錄，徐宗澤至少使用了3種署名：徐宗澤、宗澤、澤，另外許多文章沒有署名，也可視為出自主筆之手。最為典型的例子是，1926年第6期的“教育專刊”、1933年第11期的“徐上海特刊”，其中絕大部分文章作者都是徐宗澤，甚至可以理解為這是他個人的文章彙編。通覽1925～1938年《聖教雜誌》各期，讀者很容易發現這一現象，這的確是該刊的一個大問題。當然，筆者無意過分批評才能出眾、聰明勤奮的徐宗澤博士，客觀條件限制了這位才子司鐸的發揮。方豪曾在《我懷念徐潤農神父》一文中說，“他的著作環境實在太壞了！差不多外國教士，能著作的，都沒有雜務；中國神父就不然：即以徐神父而言，他在最忙的時候，曾身兼六職，而且都是極碎的事務，叫他怎麼能細心研究？可是雜誌的篇幅不能不填滿，書籍也真缺乏，不能不應急需，於是乎一切筆記、札記都編譯成書。”有方豪神父這個解釋，我們還怎麼能不理解徐宗澤神父呢？1945年抗戰勝利後，徐宗澤有兩大願望，“一為將藏書樓改為現代化圖書館，公諸社會；二為恢復《聖教雜誌》，均未獲得教會支持，徐神父修養甚高，迄無怨言。”在抗戰時期，同為上海教區主辦的刊物之一———《聖心報》並沒有停刊，而且一直堅持到1949年。但學術性較強的《聖教雜誌》在1938年被教區高層要求停刊，抗戰勝利後也未能復刊，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由外籍耶穌會傳教士任長上的上海教區對該刊的重視程度是不夠的，《聖心報》、《聖教雜誌》孰輕孰重一目了然。另外，1947年5月17日，在上海舉行中國天主教出版會議，方豪神父向主辦會議的比利時籍高樂康神父建議邀請徐宗澤神父出席，並向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AntonioRiberi）提出同樣建議，但最終徐宗澤並未獲得邀請。是因為徐宗澤神父的身體原因還是其他原因，筆者目前沒有看到更多的資料。《聖教雜誌》以及徐宗澤神父在教會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鬱鬱寡歡的徐宗澤神父也正是在這一年6月20日去世，與此是否有關，筆者不敢妄自揣測。①劉國鵬在2015年商務印書館新翻印的徐宗澤原著《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中，編撰有《徐宗澤先生學術年表》。張士偉《徐宗澤與〈聖教雜誌〉》（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年第3期）評析了徐宗澤對《聖教雜誌》內容和形式進行的四次大調整，以及他關心社會問題和國家命運等內容。相關論文還有：賴品超、李麗麗《萬民和平與抗日戰爭———徐宗澤對公義戰爭觀的“中國化”詮釋》（北京：《基督宗教研究》，2011年），李麗麗《徐宗澤的天主教救國神學與“本地化”探索》（北京：《基督教文化學刊》，2010年第2期）、《徐宗澤的天主教救國思想》（瀋陽：《理論界》，2010年第1期），王新環《傳教士徐宗澤與地方志》（哈爾濱：《黑龍江史志》，2013年第19期），張士偉《〈聖教雜誌〉與近代中國社會問題》（黑龍江佳木斯：《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第6期）、《中國天主教界對“一戰”的思考———以〈聖教雜誌〉為視角》（重慶：《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談〈聖教雜誌〉的抗日救國宣傳》（江西宜春：《宜春學院學報》，2011年第10期），張士偉、楊磊《徐宗澤與抗日戰爭》（陝西安康：《安康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等，另有楊瑞《〈聖教雜誌〉與民國時期的天主教（1912⁃1938）》（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12年）、周明明《〈聖教雜誌〉視野下的上海天主教學校（1912⁃1938）》（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379
年）、劉鵬娜《民國時期中國天主教知識人的國家觀———以〈聖教雜誌〉（1923⁃1938）為中心》（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18年）等碩士學位論文。②上海：《聖教雜誌》，1925年第1期。③徐宗澤：《二十五週年之聖教雜誌》，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④⑧⑨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⑤徐宗澤：《創辦本誌的潘秋麓司鐸》，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⑥徐宗澤：《前本誌副主任張漁珊司鐸》，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⑦上海：《聖教雜誌》，1931年第4期，扉頁。關於《聖教雜誌》能否定位為“中國天主教之機關報”，筆者存疑，以後可以專文討論。有學者認為《聖教雜誌》是“上海耶穌會機關報”（見徐文華《徐宗澤與〈聖教雜誌〉研究》，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63期，2007年夏季刊），筆者以為似不妥。⑩上海：《聖教雜誌》，1912年第1期。上海：《聖教雜誌》，1912年第6期。上海：《聖教雜誌》，1913年第12期。根據《聖教雜誌歷年實銷數》（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製作。上海：《聖教雜誌》，1931年第8期。消迷：《聖教雜誌五五週年回顧》，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上海：《聖教雜誌》，1938年第1期。上海：《聖教雜誌》，1938年第8期。《劃分南京教區詔書》，牛若望司鐸譯，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1期。上海：《聖教雜誌》，1931年第3期。上海：《聖教雜誌》，1931年第4期。徐宗澤：《公教教士當怎樣注意中國地方志》，上海：《聖教雜誌》，1933年第8期。根據1931～1938年《聖教雜誌》相關各期上“收買志書通啟”統計。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2003年，第702頁；第703頁。《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參觀記》，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6期。《公會議專號敘言》，上海：《聖教雜誌》，1924年第7期。《教育專刊發刊辭》，上海：《聖教雜誌》，1926年第6期。上海：《聖教雜誌》，1929年第7期。上海：《聖教雜誌》，1937年第8期。劉國鵬：《徐宗澤先生學術年表》，見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52～255頁。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期。上海：《聖教雜誌》，1932年第9期。上海：《聖教雜誌》，1934年第11期。徐宗澤：《二十五年來本誌在思想界上之威權》，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上海：《聖教雜誌》，1937年第11期。周浚良：《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覽會巡禮》，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1期。陸徵祥：《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滿洲國”》，上海：《聖教雜誌》，1934年第4期。陳秋棠：《因聖心報徵文引起的一點小感想》，上海：《聖心報》，1937年第1期。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學生書局，1969年，第2572～2573頁。作者簡介：劉志慶，安陽師範學院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歷史與文博學院教授，河南省宗教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河南安陽 455000［責任編輯 陳志雄］89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亞聯董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高等教育徐炳三［提 要］ 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是一個針對亞洲的非盈利性高等教育合作組織，它以1922年成立於紐約的“中國聯合大學中央辦公室”為開端，此後雖幾經改組和更名，但服務於中國教會大學的宗旨從未改變。該組織在1951年撤離中國大陸，轉而服務於港台地區和亞洲其他國家。改革開放以後，亞聯董重返大陸。秉承宗教與教育分離的原則，亞聯董在圖書館建設、教師培養、客座教授、文藝交流、科研扶持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2000年以後，亞聯董逐漸強調自身的亞洲屬性，努力將中國納入亞洲高等教育合作網絡。近年來，亞聯董以全人教育為核心理念統攝全部活動，中國始終是其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亞聯董的方針和工作模式，契合了中國高等教育的體制，順應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從而被中國社會所認可，具有較強的生命力。［關鍵詞］ 亞聯董 高等教育 改革開放 教育方針［中圖分類號］ G6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99⁃10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nitedBoardforChristianHigherEducationinAsia，簡稱“亞聯董”）是一個針對亞洲地區的非盈利性高等教育合作組織，總部設在紐約。自1922年初創以來，亞聯董在亞洲、尤其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截至2018年，亞聯董與14個國家和地區的80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其中包括港澳台在內的中國高校達29所，所佔比例超過1/3，且大多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高校，足見該組織與中國高等教育的密切關係。然而，學界對亞聯董的研究多集中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對之後的探討極為薄弱。①改革開放以後亞聯董在華方針和發展態勢如何？在中國高校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其理念和政策與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是否契合？釐清相關問題，有助於我們對改革開放格局下在華西方文教組織的精準評判，有助於加深我們對中外教育契合點與合作機制的認識。一、亞聯董重返大陸的歷程亞聯董是近代西方基督教會在華高等教育發展與合作的產物。1920年以前，西方新教差會在華創辦了16所教會大學，後合併為13所。這些大學隸屬不同差會，各自為政、重複建設、資源浪費現象嚴重。為了加強校際協作、提升教育質量和獲取穩定的辦學經費，金陵、燕京、齊魯三所大學的託事部，於1922年在紐約成立“中國聯合大學中央辦公室”，負責保存函電、帳目、檔案及採購等行99
政事務，其他教會大學隨之加入。1925年，各校聯合創立“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與促進常設委員會”，統籌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協調各校募款活動。②1928年，委員會制定促進教會大學聯合的《通盤計劃》。1932年，中央辦公室改組為“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執行辦公室”。③1945年，福建協和、金陵、華南女子學院、華西、燕京、金陵女子學院等6所大學的託事部率先合併，正式成立“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1950年會員增加到11個。④亞聯董早期各機構在教會大學募款、教育政策制定、圖書館建設、教職人才培養、教育資源共享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抗戰前後，亞聯董通過募款，使西遷中處於極端困境的教會大學不至停擺，並為戰後教會大學回遷復校盡心竭力。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教會大學於1951年被政府接管，亞聯董隨之撤離大陸。1955年，“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更名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⑤亞聯董將其工作範圍擴展到中國大陸以外的國家和地區，首先支持香港和台灣新建教會大學，其後支持韓國、日本、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的高等教育。20世紀50～80年代，亞聯董與亞洲數所大學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亞聯董雖然被迫撤出大陸，但從未放棄回歸的希望。1972年尼克松訪華，扭轉了中美對抗局面，亞聯董託事會隨即發表聲明，表示隨時準備為中國大陸提供服務。1978年12月，中美同時發布建交公報，為亞聯董重返中國大陸創造了條件。聯董重返大陸的障礙是索賠問題。1966年美國政府出台“中國申索法”，要求中國賠償美國在華財產損失，並逐年補償這些財產的利息。在美國財政部的要求下，亞聯董對華索賠被提上日程。亞聯董多數託事會成員反對索賠，因為當年教會大學為中國人的利益而創辦，這些校園依舊用於中國高等教育，要求中國人為此賠款有違道義。然而，迫於內外壓力和現實考量，最終亞聯董接受了索賠建議。1979年3月，中美兩國達成協議，中國在六年內共向美國支付8,050萬美元賠償金，其中亞聯董所得份額為917.7萬美元。⑥索賠問題的解決，為亞聯董重返大陸掃除了障礙，也為其在華資助項目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索賠問題解決後，亞聯董致力於建立新型的對華關係。1980年初，亞聯董派出一個由23人組成的代表團訪華，亞聯董總裁、哈佛大學前校長NathanPusey博士任團長。代表團受到中國教育部和中華教育會的熱情接待，同時訪問了12所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中國代表深入交換意見。代表團的訪問取得突破性進展，NathanPusey最終與中國教育部簽署了一項總體意向性聲明，亞聯董在華發展計劃得到中國官方認可。隨後，胡喬木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代表團，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對此加以報道，標誌著中國政府初步接納了亞聯董。⑦得到中國政府的承諾後，亞聯董立即著手制定工作方案。全體成員一致認為，亞聯董應該首先考慮中國高等教育需求，並為之創造發展機會。亞聯董與中國其他組織不存在競爭關係和重複性工作，而是試圖找到雙方有效的合作方式。鑒於中國政府對自然科學的強調，亞聯董將重點放在社會科學和人文藝術方面，以避免重複和激發中國民眾對價值觀及倫理問題的熱情。亞聯董下屬的中國問題委員會最終確定從四個領域開展工作，分別為招收和支持中國學者在北美高校任教、為中國高校教職員提供海外研究生學習的機會、協助中國高校圖書館採購書刊、促進中國與亞洲及北美高校之間的師生交流等等。⑧亞聯董在1980年代初期開展的活動帶有探索和嘗試性質。以1980年為例，該年計劃包括多倫多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作研究項目，西蒙斯學院與武漢大學合辦的圖書館學教師發展計劃，北京中央樂團與波士頓交響樂團講習班計劃，北京中央芭蕾舞團與休斯頓芭蕾舞團聯合培訓項目，西蒙斯學院某教授赴華演講計劃，中國高校教師獎學金支持計劃等。這些項目並001
無明確指向，帶有一定的隨意性。為了探索有效的合作模式，該年亞聯董總裁再次訪華，與中國教育部和建立關係的高校深入交換意見，此後又多次派代表赴中國各地考察。根據中國政府和教育界反饋的意見和建議，亞聯董不斷修正並推進高教合作計劃。截至1985年，亞聯董已經與數十所中國高校建立聯繫，為中國項目贈款244.1萬美元，這是除福特基金會外，西方民間機構對中國最大宗的資助。此外，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為赴海外學習的中國高校教師減免學費總額高達100萬美元。⑨亞聯董重返中國大陸的前五年是相互建立信任的階段。初期中國政府對亞聯董的政治和宗教背景存在顧慮，雙方的合作並非一帆風順。但亞聯董通過自身的良好表現，逐漸贏得了中國政府的信任和好感。1985年6月，亞聯董代表胡昌度拜訪中國教育部官員，後者對亞聯董的管理計劃表示歡迎和支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嚴濟慈在人民大會堂正式接見了胡昌度，關於亞聯董的新聞隨即被中國媒體廣泛報道。同年10月，亞聯董派出以副董事長RuthA.Daugherty為首的六人代表團訪華。代表團訪問了與亞聯董聯繫密切的7所大學，並與許多管理者、教師和學生個別交談。在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李滔的安排下，代表團與中國教育官員進行了實質性會談。雙方回顧和重申了1980年簽訂的協議，中方對亞聯董誠信地踐行1980年協議表示高度讚賞。⑩由此，亞聯董正式在中國大陸站穩腳跟。在20世紀80年代的十年中，亞聯董為中國大陸各類項目提供經費575萬美元，與100多所大學和機構建立聯繫。亞聯董使565名中國學者獲得海外高級培訓的機會，通過研討會和工作坊提高了大批教師的專業素質；派遣213名北美學者到中國發表演講和教學，資助25位來自亞洲國家的訪問學者；幫助中國建立兩個大型區域學術圖書館和一些較小的圖書館，為大約50名圖書管理員提供培訓，增強了3所高校圖書館專業的實力。二、在華方針之演變改革開放以來亞聯董的在華活動，以1990年和2000年為節點，可大致分為三個時期，不同時期亞聯董在華方針呈現出不同特點。（一）20世紀80年代：淡化自身的宗教屬性，重點支持中國亟需發展的高等教育領域，積極開展與中國官方及教育界的對話與合作。第一，淡化自身的基督教特質，政治立場與中國保持一致，以確保在華順利開展工作為第一要義。亞聯董在1980年與中國政府簽訂的協議中明確表態，其在華活動純粹以發展教育為訴求，不涉及任何宗教利益；亞聯董無意重建已成為歷史的教會大學和新建其他教會大學。遵循這一原則，亞聯董從不在中國開展或資助宣教活動，與中國基督教會的接觸也停留在非正式層面。面對華南女子學院和金陵女子學院兩所具有教會背景的大學的復校要求，亞聯董並未在復校過程中採取行動，只是在復校後在一般性項目上給予有限支持。1983年4月，台灣教育界紀念亞聯董成立六十周年紀念活動一度引發誤解，亞聯董隨即表態並未派員參加，亞聯董決不支持台灣立場。第二，移植早期在亞洲其他國家開展的計劃，多類型項目同時起步，並根據中國國情重點資助以圖書館為代表的少數項目。該時期亞聯董在教師發展、客座教授、文獻建設、藝術交流等諸多領域均有嘗試，但投入力度最大的還是文獻建設，尤其是對四川和陝西兩個圖書館的支持。上述活動很大程度上是早期亞洲其他國家相關計劃的移植或延伸，帶有探索性質。亞聯董在華投入最大的圖書館計劃，同樣也是亞聯董在亞洲各國發展的重點。高校教師赴美攻讀學位、亞洲與歐美藝術交101
流、客座教授與訪問學者等計劃早期也在亞洲高校廣泛推行。亞聯董試圖將中國納入其亞洲整體事業的軌道中，同時積極探索與中國合作的獨特性和側重點。第三，鼓勵中外中國教育工作者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對話，努力實現中外交流的平等與平衡。亞聯董相信，鼓勵知識分子相互對話與提供經濟援助同等重要，嘗試就知識的性質、東西方教育的目的、現代化對人類價值觀的影響等哲學問題與中國學者對話，為此多次提議中國教育主管部門組織召開全國哲學會議。直到1987年會議才獲得批准，次年10月在南京大學舉辦，亞聯董提供經費支持。共有32名中外學者參加了這次名為“通向社會進步的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成績遠遠超出預期。此外，在1986年亞聯董制定的十年計劃中，明確表示要努力實現中外交流的平衡，滿足中國學者與西方分享中國文化的願望。（二）20世紀90年代：堅持在中國教育體制下開展工作，工作內容多元化並有所側重，一視同仁地對待有無宗教背景的高校。第一，注意在中國法律和教育框架下，與中國官方和民間公益組織合作開展工作。該時期亞聯董依然比較審慎，與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聯繫密切，做出重要決策前往往徵求協會的意見和建議。比如1990年代後期，亞聯董在西藏、新疆、寧夏、甘肅、內蒙古等邊疆地區的獎學金計劃，得到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的鼎力支持。即便如此，亞聯董對在西北開展工作仍持審慎態度，同時諮詢和探索中國政府的相關政策，以確保不觸碰政治紅線。1990年代亞聯董在中國最緊密的合作夥伴是1985年成立於南京的愛德基金會，亞聯董經常以愛德基金會為依託開展活動，包括教師獎學金、訪問學者、學術會議、出版翻譯等各類項目。亞聯董注入愛德基金會的資金超過資助同時期中國任何其他機構。第二，在華項目呈現多元化趨勢，在外語培訓等方面投入較大，同時出現新的關注點。1988年亞聯董曾提出邊疆地區支持、英語培訓兩個重點扶持計劃，前者由於種種原因在1990年代後期才有所推進，後者則成為1990年代前期亞聯董工作的重點，資助比例超過同時期其他項目。除了兩個重點規劃外，亞聯董對中國高校的支持主要體現在資助教師到海外訪學、資助北美客座教授來華講學、資助大學院系開展項目三個方面，投入比例各佔年度資助總額的1/3。三大項目多為1980年代相關計劃的拓展和延伸，而同時期宗教研究、女性研究、校際合作計劃等則是新的增長點，總體上看，該時期亞聯董在華項目類型更加多樣。第三，在亞聯董內部不諱言自身的宗教特質，但對外依然強調將一視同仁地對待有無基督教背景的地區和高校。1999年，亞聯董制定新的願景聲明，對存在和不存在教會大學的國家和地區制定了兩套提案評估標準，分別針對基督教機構和非基督教機構，但強調對兩類機構公平對待。即便存在標準，亞聯董也將首先考慮提案的質量、水平、成本效益和適應性等原則。當然，亞聯董成員在項目評估時，有時會不自覺地受到基督教標準的影響。為避免此種情況，有人建議為中國量體裁衣地設計一套專門的標準。（三）2000～2018年：重點支持中國大陸實力較弱的高校或專業，逐漸強調自身的亞洲屬性，試圖將中國納入亞洲高等教育合作網絡。第一，亞聯董強調自身的亞洲特徵，積極推進組織機構和人員構成的亞洲化。新世紀之初，亞聯董領導人一致認為，亞聯董不應該只是一個美國組織，而應該成為一個在亞洲工作、基於亞洲人的組織，本著這種認識，亞聯董開展了一系列改革。2001年，亞聯董在香港設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學院”，逐漸覆蓋紐約總部在亞洲的全部功能。亞聯董邀請更多亞洲人加入託事會，至少每兩201
年在亞洲召開一次董事會會議。亞洲託事會成員比例不低於50%，包括中國代表。他們有權出席委員會會議，充分參與亞聯董事務並做出貢獻。從2001年11月開始，所有託事會成員加入一個計劃委員會和一個行政委員會，由此大多數中國計劃委員會成員也將是託事會成員。第二，將在華項目的重點設定為加強欠發達地區高校發展、宗教研究與神學教育等方面。2001年，亞聯董審查會議建議扶持中國欠發達地區高校的發展，並在次年亞聯董會議上通過。經考察，貴州省各級師範院校被確定為亞聯董重點資助單位，同時兼及中國西部其他省區。主要工作方式是亞聯董撥款，支持西部高校教師進修訪學和加強中國西部高校之間的聯繫。審查會議的另外兩項重點分別是支持中國宗教研究與神學教育。亞聯董認為，支持宗教研究主要是為了教師發展，但也包括支持客座教授、學術會議、宗教教科書、參加兩會的大陸宗教學者等內容。亞聯董也資助一些在香港開展的中國宗教研究項目，以確保中國大陸對宗教學術研究的資助總額高於其他項目。第三，強調將中國高校融入亞洲高等教育體系，加強亞洲高校間的聯繫與合作。針對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高校互動較少的現實，亞聯董通過促使中國參與亞洲共同項目的方式，努力建構中國與亞洲各高校之間的聯繫與合作網絡。亞聯董在制定計劃時往往將全亞洲通盤考慮：2003年以管理計劃、合作夥伴計劃、支持計劃三大類型統攝全部項目；2012年以後則以全人教育理念為核心，將亞聯董全部項目歸類為高等教育領導力發展、促進教學研究的教師發展、校園夥伴計劃、亞洲文化與宗教計劃、特別新計劃五種類型。該時期亞聯董從全域角度對亞洲計劃普遍性的重視，遠超過對個別亞洲國家特殊性的關注。建構亞洲高等教育體系成為亞聯董新世紀以來的著眼點。三、亞聯董在華主要活動改革開放以來亞聯董的在華活動，內容和重點在不同時段有所差異，但總體上可概括為資助中國教師進修的教師發展計劃、資助北美學者來華講學的客座教授計劃、資助中國高校自身主持的計劃三個類別。其中第三類內容最為豐富，涵蓋了圖書館發展、外語教學、宗教研究、女性研究、藝術交流等諸多方面。因訪學教師和客座教授可能涉及各個領域，三類項目難免會有所交叉。現就亞聯董在華活動擇其要者加以介紹。（一）教師發展計劃教師發展計劃是亞聯董長期堅持的卓有成效的項目。1980～1990年，亞聯董共資助565名中國學者赴海外培訓。1991年，魯斯基金會捐贈30萬美元，亞聯董用這筆經費繼續支持中國訪問學者新項目。1993年，亞聯董每年追加8筆贈款。1993～1995年間，亞聯董每年支持的訪問學者大約在34～35人左右，整個1990年代年均大體維持在這個規模。從1994年開始，亞聯董為全部在美學習的教師購買醫療保險，平均每人增加600美元左右。從1997年開始，亞聯董為每位訪問學者提供2,000美元的探親補助。亞聯董為學者提供資助期限為一年，但如果教師所在高校沒有本科課程，他們可獲為期兩年的資助，用於在海外攻讀學位。2000年以後，亞聯董除以往資助計劃外，還通過研究員計劃等項目提高中國高校教師素質。（二）客座教授計劃客座教授計劃與教師發展計劃一樣，是亞聯董從未中斷的保留項目。梅隆基金會從1983年開始向亞聯董提供資金，資助美國的傑出學者到中國高校做客座教授。八年間資助額度超過67.5萬美元，共支持美國36所大學24個學科的173名學者來華，在中國48所院校講學或授課。梅隆基金會只針對美國學者，因此董事會利用其他資源，資助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菲律賓、香港等國家301
和地區的學者來中國大陸做客座教授。作為合作項目，亞聯董提供學者往返交通費和薪酬，中國高校提供住宿，有時也提供酬金或津貼。客座教授所涉專業涵蓋語言學、圖書館學、宗教學、哲學、社會學、文學、藝術等數十個學科，不同時期側重點有所不同。客座教授合作院校多為中國頂尖院校，但也不乏西部欠發達地區高校，以及其他亞聯董重點扶持的小型院校。（三）圖書館支持計劃圖書館支持計劃是20世紀80年代亞聯董投入最多的項目。1980年，亞聯董重點支持四川大學和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兩校分獲初始經費10萬美元。亞聯董資助兩家圖書館購置數千本外文書籍，訂購400種多語種的人文社科期刊；向圖書館提供複印機、視聽及縮微膠卷機器、微型計算機等設備，以促進圖書館的現代化。另外，亞聯董在五年內資助24名館員在美國和日本學習，獲得圖書館學碩士學位。截至1990年，兩家圖書館各得到亞聯董資助65萬美元，兩館在當時中國圖書館中名列前茅。亞聯董也向其他機構圖書館提供小額資助，比如資助北京外國語大學建立英語文獻收藏庫，資助武漢大學開展圖書館專業教師培訓班等。1990年以後，亞聯董對圖書館領域的投入大幅削減。（四）英語教學計劃英語教學計劃是20世紀90年代亞聯董在華支持力度最大的項目。亞聯董於1991年在南京大學設立語言教學中心，每年選派兩名美籍教師與南大教師合作開展英語教學工作，同時提供教科書等教學資源。亞聯董每年的資助額在6～7萬美元之間，南京大學則為外籍教師提供免費住宿。從1992年起，亞聯董招募並資助中外教師開展為期三周的非學位暑期英語培訓課程，並提供課本等教學資源。培訓點前三年在東北師範大學，後兩年在首都師範大學，其後是陝西師範大學。另外，愛德基金會則在亞聯董的支持下，部分或全部資助5～10名北美教師來華開展英語教學。弗里曼基金會也決定，在1997～2000年每年向亞聯董提供10萬美元，資助北美高校畢業生到亞聯董合作的高校教英語。亞聯董英語培訓計劃的主要項目在2000年以後終止，此後只提供小規模支持。（五）欠發達地區高校發展計劃欠發達地區高校發展計劃是2000年以後亞聯董的重點項目之一。亞聯董在該項目上投入巨大，僅2003～2004年度預算就超過26.3萬美元，佔當年教師和領導力發展預算總額的48.9%。亞聯董將貴州各級師範院校作為重點扶持對象，2003～2004年度撥款3.5萬美元，2004～2005年度增加到8萬美元。主要支持貴州師範大學針對地方院校開展教師訓練，資助貴州師範大學教師赴香港訪學，支持南京大學為貴州教師提供碩士教育機會，資助重點大學博士生到貴州高校支教一年等。此外，亞聯董還策劃了一些針對包括貴州在內、中國各地欠發達高校的項目。比如資助欠發達地區高校教師赴海外攻讀碩博士學位，資助重點大學教師赴欠發達地區高校短期教學，為欠發達地區高校教師開辦暑期培訓班，加強重點大學與欠發達地區高校之間的聯繫，等等。（六）宗教研究與神學教育計劃宗教研究與神學教育是2000年以後亞聯董重點推行的另外兩種項目。早在1996年，亞聯董即向魯斯基金會提交中外宗教學學者互訪的資助提案，三年內每年為中國宗教研究單位提供經費10.9萬美元。同時對中國高校宗教哲學書籍購買、著作翻譯與出版等亦大力支持。2001年，亞聯董將宗教研究列為重點項目。2003～2004年度，亞聯董對中國宗教研究撥款總額為25.675萬美元，僅次於欠發達地區高校發展項目支出。具體包括資助大陸宗教學師生出境訪學或接受培訓，資助北美宗教學學者赴華做客座教授，資助大陸高校開辦宗教研究研討班，資助香港高校宗教學研究401
以惠及內地高校等。神學教育方面，從2001年起亞聯董撥款補助給金陵神學院的美籍教授，資助金陵神學院教師在兩岸三地攻讀道學碩士學位，鼓勵高校宗教學學者及神學院教師對話與合作，推動重點高校宗教學學者為神學院教師提供學術培訓。（七）其他項目除了上述重點項目，亞聯董還不定期支持各類其他項目。比如邊疆計劃，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亞聯董與延邊大學和雲南少數民族研究機構有小範圍合作；1990年代後期，亞聯董在青海師範大學開辦教師培訓班，為拉薩歷史檔案館培訓初級檔案工作者，並資助西藏4所院校教師在東部高校攻讀碩士學位。再如藝術交流，在1980年代初亞聯董就曾資助北京中央樂團與波士頓交響樂團、北京中央芭蕾舞團與休斯頓芭蕾舞團等中美藝術團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後來對上海音樂學院等藝術院校人才培養和演藝活動有所支持。女性研究支持方面，1990年代以鄭州大學為代表的一些女性研究中心被亞聯董納入資助之列，亞聯董還為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女性提供獎學金，支持她們在泰國攻讀碩士學位。會議支持方面，亞聯董不定期地資助特定議題的學術會議，比如1988年的全國哲學會議、2004年的亞聯董訪問學者會議等等。此外，亞聯董還致力於培育亞洲其他國家的中國研究項目，曾為菲律賓德拉薩爾大學和韓國西岡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提供連續支持。四、推動中國高校融入亞洲體系新世紀以來亞聯董的發展趨勢之一，是將中國納入整個亞洲高等教育體系，建構亞洲高校聯繫網絡。因此，亞聯董在制定計劃方案時往往通盤考慮，試圖將亞聯董在亞洲各國的項目納入統一規劃的軌道中來。2001年，亞聯董在願景聲明中增加了兩項內容：“亞聯董強調兩項優先工作，我們支持教職員、管理者、託事會成員的職業訓練，支持亞洲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聯繫和網絡。”亞聯董在2003年會議上再次強調這兩項重要舉措。上述聲明反映出亞聯董政策的重大轉向。亞聯董的高校聯繫網絡面向的是整個亞洲，但因中國的重要地位，中國因素往往被特別考慮。就亞聯董中國委員會而言，努力的目標則是要將中國高校納入亞洲高等教育體系。亞聯董將其亞洲聯繫網絡劃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管理網絡，所涉計劃由亞聯董策劃和支持。比如亞洲基督教教師團契，為來自亞洲的基督教和世俗機構的基督徒教師提供一種聯繫手段。再如亞洲學生基督教音樂節，亞洲多所高校學生在香港以音樂為媒介聚會交流。其二是夥伴網絡，包括校友網絡、中國機構網絡、宗教網絡、婦女與性別研究網絡等等。校友網絡旨在加強高校與畢業生、尤其是海外的聯繫；中國機構網絡意在加強中國高校內部學者聯繫；宗教研究和女性與性別研究則通過學術會議的形式，將各國相關領域的學者匯集在一起，建立學術網絡。其三是支持網絡，主要支持亞洲高校開展某些項目，比如華中師範大學、北京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北京商業倫理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機構，與印度幾所高校在科研和教學方面合作網絡。為了實現教師及其領導力發展、亞洲高等院校之間網絡聯繫兩大目標，亞聯董於2003年制定了如下幾類指針性方案，所涉對象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合作夥伴：第一類是亞聯董主理計劃，由亞聯董與亞洲各機構合作策劃和實施。雖然亞聯董此前也策劃過此類性質的計劃，但大都不成系統或缺乏明確目標。從2003年起，亞聯董將新策劃的三個子計劃歸於此類，分別為亞聯董高校領導力訪學項目、亞洲高等教育領袖研討會項目和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級研究院計劃。三個子計劃是對以往亞聯董相關項目的重新設計，這些新計劃目標明確，易於操作，效果明顯。501
第二類是亞聯董合作夥伴計劃，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學院發起和管理，亞聯董在資金、構想、策劃、評估等方面予以協助。這些計劃包括師生交換項目、教會大學合作項目、婦女研究網絡、校友網絡、亞洲基督教教師團契、亞洲教師進修獎學金等等，絕大多數為開展多年的傳統項目，且與前述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網絡有所交叉。這些項目中，亞洲教師進修獎學金受到亞聯董重視且持續多年。該計劃支持相對落後的高校中的低學歷教師，到亞洲重點高校攻讀碩博士學位。第三類是亞聯董支持計劃，由亞聯董在亞洲的合作高校設計和實施，亞聯董予以支持。這些傳統項目所涉範圍十分廣泛，資助高校教師攻讀碩博士學位、資助教師外語學習、支持特色課程發展、支持圖書館建設、資助某些具體研究課題、資助舉辦學術會議、支持開展服務性學習等均在此列。比如，圖書館建設曾是亞聯董長期支持的重點，新世紀以來支持形式發生變化，電子書、學術期刊、交互式講座課程、公共數據庫等網絡教育資源受到重視。2008年，在亞洲合作夥伴的推動下，亞聯董決定支持三項新的主題計劃，分別為環境與健康、宗教間理解與和平建構、地方知識。亞聯董幫助合作高校開發相關課程，讓學生參與研究過程。這些跨學科課程，有利於促進不同學術部門、不同機構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的合作。此外，還有一些零散存在的計劃，最初僅在少量亞洲高校試行，後來被亞聯董廣泛提倡，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服務性學習計劃。該計劃為師生提供本國或鄰國社區服務點，以加強他們對其他信仰、文化和社會的經驗性理解。在中國，亞聯董與愛德基金會開展服務性學習計劃，主要在人員訓練、項目評價、艾滋病防護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雲南大學的鄉村社會計劃就是服務性學習計劃的典型，師生在社區服務中獲得高質量的田野經驗。2012年，亞聯董引入全人教育的理念，不久將其作為核心理念統攝全部亞洲計劃項目。全人教育是北美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即已提出的教育理論，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亞聯董認為，全人教育理念注重價值而非排名，注重質量而非數量，完全契合亞聯董的宗旨和目標。亞聯董正在開展的項目與全人教育理念完全一致。因此，全人教育為亞聯董開闢了一條道路，即通過與合作夥伴的共同努力，幫助學生準備好他們未來的生活。到了2014年，亞聯董已經明確將全人教育作為工作核心。亞聯董以全人教育為核心，將全部計劃分為5個類別。第一是高等教育領導力發展，包括亞聯董高校領導力訪學項目、亞洲大學領導計劃、戰略規劃和資源開發等。第二是促進教學、學習和研究的教師發展，包括亞聯董教師獎學金計劃、教師提高計劃、亞聯董訪問講師計劃等。第三是校園夥伴，包括服務性學習計劃、和平教育計劃等。第四是亞洲文化與宗教，包括宗教間理解、當地知識、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級研究機構等。第五是特別新計劃，包括翠竹補助計劃、指定贈款和捐贈計劃、美國學校和海外醫院計劃等。除開展小額資助的翠竹補助等極少數計劃為新增內容外，絕大多數都是之前計劃的延續和改進。亞聯董認為，全人教育應該致力於發展健全的公民，在課堂上要鼓勵批判性思維，並引導學生關注課堂之外的社區需求。高校有責任將學生培養成多維度、全面發展的人，而不僅僅是未來的勞動力。亞聯董堅信，全人教育可以為亞聯董合作的亞洲大學學術注入活力。其中一些大學已經將這些目標轉化為實踐，比如香港浸會大學、菲律賓西利曼大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印度杜克夫人大學等都從不同角度開啟了全人教育課程。2017年9月，亞聯董還嘗試創辦全人教育學院，並在菲律賓奎松市的雅典耀大學試點。同月，亞聯董召開“全人教育作為未來之路：亞洲的挑戰與展望”主題會議，來自10個亞洲國家和地區14所高校的代表以及亞聯董託事會成員與會，全面探索了全人教育的持續優勢及其對當代社會變動做出反應的方式，進一步為此後的亞聯董項目規劃明確了601
方向。亞聯董的中國項目也融入亞洲規劃的體系，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五、結語綜觀改革開放以來亞聯董的在華活動，大致可以看出其總體發展趨勢。20世紀80年代，亞聯董著力於與中國建立新的合作關係，採取淡化自身宗教背景和宗教屬性的政策，堅持在中國法律和教育制度的框架下開展工作，其規範低調的行為符合中國官方的預期。亞聯董將中國賠償資金的大部分返還給中國，主要用於圖書館建設、高校教師培養、客座教授支持、文化藝術交流等方面，開展的計劃大都符合中國教育發展的切實需要，故而贏得了中國社會的信任和支持。從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亞聯董逐漸強調自身的亞洲屬性，致力於建立一體化的亞洲高等教育合作體系，並試圖將中國納入這個體系之中。事實上，自1950年代亞聯董已經將視野擴展至亞洲各國，1980年代亞聯董的在華項目大多是亞洲其他地區相關項目的複製或拓展，而1990年代的中國項目與其他國家更具同步性。2000年以後，亞聯董對自身機構進行改革，在人員構成、組織運作、項目規劃等方面更加亞洲化，在制定項目規劃時也更注重全域性。亞聯董試圖建構亞洲教育發展網絡，這個網絡並非只是亞聯董對亞洲各國高等教育的支持，而且還包括亞洲各國受助單位和個人之間的廣泛聯絡，中國成為這個網絡的有機組成部分。不過，由於中國高校在亞洲教育中的規模和地位，中國大陸始終是這個網絡中舉足輕重的力量。而香港因其特殊的社會環境和高度的開放性，成為亞聯董溝通亞洲各國的重要紐帶城市。亞聯董在華順利發展，一方面源於其對自身的準確定位和政策制定的合理性。亞聯董始終堅持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和教育制度，設計工作項目時以中國高校的需求為出發點，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亞聯董具有普遍的包容性，雖然它並不否認自身的基督教性質，但從未因此排斥基督教世界以外的領地和人群，亞聯董無差別地為了中國教育的福祉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這也是順應了中國教育發展潮流的結果。提升中國高校教師素質、促進中外學術與文化交流、扶持弱勢高校和學科發展、加強高校基礎設施建設等舉措並非亞聯董的發明，而是中國政府一以貫之的政策；學習亞洲乃至全世界優秀的教育模式，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先進的教育經驗，積極融入全球教育與合作網絡，同樣也是改革開放格局下中國政府長期奉行的方針。因此，亞聯董參與並推動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進程，但並非這一進程的主導者，其成績和貢獻值得肯定，但不應誇大。在改革開放的格局下，海外文教公益組織作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紐帶，素來為中國政府所肯定。只要這些組織抱有真誠的目的，與中方持有共同理念或契合點，遵守中國法律及理解中國國情，願意在中國政府領導的文教框架下開展工作，均可有較好的發展態勢。①參見網址https://unitedboard.org/about⁃us/our⁃net⁃work/。代表作有WilliamP.Fenn,BoardforChristianHigherEducationinAsia,1922⁃1975,NorthNewton,Kansas:MennonitePress,1980;PaulT.Lauby,SailingonWindsofChange:TwoDecadesintheLifeoftheU⁃nitedBoardforChristianHigherEducationinAsia:1969⁃1990,NewYork:UnitedBoardforChristianHigherEducationinAsia,1996；劉家峰、劉天路：《抗日戰爭時期的基督教大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肖會平：《合作與共進：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組織對華活動研究（1922⁃1951）》，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這些著作中，涉及改革開放以後亞聯董在華狀況者僅為PaulT.Lauby著作的第10章，所涉時段為1980～1990年，此後的情況付之闕如。701
②③④WilliamP.Fenn.,BoardforChristianHigherEd⁃ucationinAsia,1922⁃1975,pp.14⁃20;pp.30⁃33;pp.50⁃53.⑤⑥⑦⑧⑨⑩PaulT.Lauby,SailingonWindsofChange:TwoDecadesintheLifeoftheUnitedBoardforChristianHigherEducationinAsia:1969⁃1990,p.9;pp.81⁃83;pp.86⁃87;p.85;p.94;pp.94⁃95;p.111;pp.100⁃103;pp.105⁃107;p.89;pp.55⁃80;pp.104⁃105;p.96;p.111;p.98;pp.92⁃93;p.99;pp.90⁃91;p.94.ChinaProgramSubcommitteeMinutes,February4,1998,ArchivesoftheUBCHEA,RG11iB5F3.ChinaConcernsSubcommitteeMinutes,June3,1998,ArchivesoftheUBCHEA,RG11iB5F3.ChinaCoordinatingCommitteeMinutes,June6,1994,ArchivesoftheUBCHEA,RG11iB5F3.ChinaProgramSubcommitteeMinutes,June14,1999,ArchivesoftheUBCHEA,RG11iB5F4.ChinaProgramCommitteeMinutes,June18,2001,ArchivesoftheUBCHEA,RG11iB5F5.ChinaProgramReporton2003⁃2004,Recom⁃mendedBudget,2003⁃2004,ArchivesoftheUBCHEA,RG11iB5F6.ExecutiveSummariesofMainlandChinaPro⁃posals,2004⁃2005,ArchivesoftheUBCHEA,RG11iB5F6.Horizons,December2014,p.9.ExecutiveCommitteeActions,March22,1991,Ar⁃chivesoftheUBCHEA,RG11fB2F14.ChinaCoordinatingCommitteeMinutes,June14,1993,ArchivesoftheUBCHEA,RG11iB5F3.ChinaProgramSubcommitteeMinutes,February13,1997,ArchivesoftheUBCHEA,RG11iB5F3.ChinaCoordinatingCommitteeMinutes,June19,1995,ArchivesoftheUBCHEA,RG11iB5F3.AnnualReportofUBCHEA,2011,扉頁。AnnualReportofUBCHEA,2003/2004,pp.11⁃12.AnnualReportofUBCHEA,2004/2005,pp.5⁃13.AnnualReportofUBCHEA,2008⁃2009,p.2;p.13.AnnualReportofUBCHEA,2007,p.13.AnnualReportofUBCHEA,2012,pp.4⁃5.參見網址https://unitedboard.org/programs/learn⁃whole⁃person⁃education/參見網址https://unitedboard.org/作者簡介：徐炳三，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武漢 430079［責任編輯 陳志雄］80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困境與出路是近二十年學術期刊界熱議的話題，已有多種觀點激烈碰撞，也有多種方案競相提出。有一種觀點認為，綜合性學術期刊可以探索一條以問題意識為中心，針對時代重大命題，主動設置議題和打造標識性概念，提倡一種跨學科的研究，重建由不同學術共同體聯合而成的“超級學術共同體”的辦刊思路。這就是本期《面向生活世界本身》提出的觀點。葉祝弟認為，綜合性學術期刊應該嘗試和致力於建構一個不同學術共同體聯合起來的跨學科的“想像的學術共同體”。綜合性學術期刊往往涉及多個專業，這就決定了它很難依靠某一個具體的學術共同體。我們應該看到既有的基於學科而形成的學術共同體的局限，傳統的基於學科專業劃分的共同體，已經無法適應直接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知識生產的需要，也很難恰當地評價綜合性學術期刊所生產出來的學術成果。用專業期刊的標準要求綜合性學術期刊，其結果便是削足適履。因此，嘗試建構一套基於綜合性學術期刊學術生產特點的新評價標準尤為重要。而建立這樣一套評價標準，重要的是建構一個能夠評價綜合性學術期刊學術成果的、適合綜合性學術期刊辦刊特點的學術共同體。此前，葉祝弟剛剛在內地刊物《學術界》發表了《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困境蠡測———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建構略論》，本期《面向生活世界本身———綜合性學術期刊內涵發展探賾》可謂為上文的姐妹篇。在《探賾》中，葉文認為，立足於日常生活世界的綜合性期刊，在方法論上，可以嘗試提倡一種介入的、有情的、具有想像力的、兼具“有學術的思想與有思想的學術”，以問題意識為中心，針對時代重大命題，主動設置議題和打造標識性概念，同時提倡一種真正的跨學科研究，探索針對綜合性學術期刊學術生產特點的學術評價體系，構建學術共同體、思想共同體和情感共同體的三維一體的“跨學科學術共同體”。記得九年前開辦“總編視角”專欄時，筆者就在“主持人語”中寫道，我們衷心地歡迎海內外學術界、期刊界的專家學者和各界關注期刊事業的熱心人士，就學術期刊的學術導向、學術規範、學風建設、學科發展、學術爭鳴等選題發表高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期特別嘗試刊發王冠璽教授的大作《歐美法學期刊略論———以美國、德國、法國為中心》，以期拓寬學術視野，或可為相關學科的同行提供某種借鏡。王教授認為，中國的法學研究頗受歐美國家影響，尤以美國、德國為最；法國法雖與德國法同屬大陸法系，惟其與德國法同中有異，且特別重視部門法的法史研究。我國乃文明大國，在繼受西方現代化法律時，還必須處理好傳統規則與西方規則並行所造成的社會衝突；研究法史，得知其然與所以然，對化解我國社會同時運行新、老規則所帶來的困境與促進我國法學的發展，均甚為必要。進行比較法研究，必須對他國法學期刊給予高度關注。作者為求我國法學研究者方便計，對上述三國之法學期刊做了有關的資料彙整、參證、調研，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歸納、分析。美國、德國、法國等是當今世界上法學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國家，其法學類出版物種類繁多，且各具特色。誠如作者所言，我國的法學期刊發展，沒有必要刻意追隨哪一個國家的腳步，而是要力圖打造一個能夠公平、高效、準確反映我國法學學術研究水平的優質平台。本文比較系統地介紹了上述國家之法學期刊相關信息，頗為難得，相信對於促進我國的法學研究、參與國際法學領域的學術對話，將有所裨益。這也是本欄刊發此文的初衷。 （劉澤生）90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面向生活世界本身———綜合性學術期刊內涵發展探賾葉祝弟［提 要］ 針對學術研究遠離生活世界，理論研究對現實研究“失焦”、“失距”，文風晦澀，辭藻貧乏的狀況，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嘗試提倡一種介入的、有情的、有想像力的、“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兼容的學術。綜合性學術期刊可以探索一條以問題意識為中心，針對時代重大命題，主動設置議題和打造標識性概念，同時提倡一種真正的跨學科研究，探索建構針對綜合性學術期刊特點的學術評價體系，重建由不同學術共同體聯合而成的“跨學科學術共同體”的辦刊思路。［關鍵詞］ 綜合性學術期刊 生活世界 跨學科研究 議題設置 學術爭鳴［中圖分類號］ C0;G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110⁃12筆者在最近組織的“突破學科藩籬：技術時代中國人文學術的因應之道”的圓桌筆談的主持語中寫道，“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正走在激變的前夜。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和國家的重大戰略向人文社科研究提出了新命題和新挑戰；另一方面，人文社科研究和評價的學科化、數目字化、內卷化問題依然突出，甚至有加劇的趨勢”。①筆者的這一論述基於日常觀察和理解，雖然不夠全面和準確，但是，不可忽視的是，近年來，無論是人工智能還是基因編輯，無論是精準扶貧還是城市治理，重大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呼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度介入。這種介入，意味著人文社會科學需要在兩個相互關聯、同等重要的向度上用力———一是以學科為中心的經年而紥實的專業研究，尤其是那些被稱為“無用之用”的人文學科，因為其涵養心靈和“仰望星空的價值理想追求”②而愈來愈凸顯其價值和意義，並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二是直擊時代靶心、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的跨學科研究迫在眉睫。可以佐證的例子是，2018年底國家科技部等五部門發文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以及新一輪長江學者評選指標的調整凸顯對跨學科研究的倡導，某種程度上正呼應了這一新變，呼喚著中國人文社科研究新的突圍。這其中，以問題為中心的跨學科研究應是重要的突破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思考中國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出路問題，③就會發現這幾年一直不被業界看好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並非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相反，隨著跨學科研究的蓬勃發展，綜合性學術期011
刊因為其跨學科、綜合性的定位和特色，在一個亟需多學科協同攻關、多領域協同創新的新環境下，面臨著發展的新機遇。本文試圖以此為視角，探討綜合性學術期刊內涵發展的新可能。綜合性學術期刊困境：一個依然待解的難題長期以來，綜合性學術期刊因為同質化、單一化的問題，尤其是“全、散、小、弱”的弊端，廣受學界詬病。2009年，朱劍教授以入選教育部名刊工程期刊為例撰文指出，名刊學報至少在學報體制、協同合作、數字化傳播和社會評價方面，尚未有突破性的進展。④十年過去了，在各界的努力下，綜合性學術期刊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有了一定提高，但是，整體而言，朱劍所陳述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一邊是專業刊佔據了最好的學術資源，學術影響力蒸蒸日上，一邊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向隅而泣，歧路彷徨⑤———綜合性學術期刊在體制性的惰性中彳亍而行，期刊編輯則一直深陷首尾難以兩顧的身份焦慮中。2012年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出台的《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雖然無疾而終，但其更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綜合性學術期刊辦刊人的頭上。這些都表明，辦好綜合性學術期刊依然是一個待解的難題。筆者以為，綜合性學術期刊要走出困境，首先要在中國語境下，弄清楚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癥結所在。而要弄清楚學術期刊的中國問題，則要弄清楚，學術研究的中國問題出在何處。因為綜合性學術期刊的改革，不僅是中國學術期刊體制的一部分，而且深深嵌入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綜合性學術期刊既存在自身的問題，更有外部環境的變化所帶來的問題。一方面，人文社科學術生態制約了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發展；另一方面，對於今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生態，綜合性人文社科學術期刊亦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兩者是彼此成就，彼此制約的關係。因此，考慮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問題和出路，還需要將其放在社會大環境中來審視。在筆者看來，綜合性學術期刊的中國問題，根本在於綜合性學術期刊的意義危機，即學術期刊所生產出來的知識，到底是滿足論文發表—知識循環，滿足於各種學術期刊排行榜的名次，還是適應社會現實的需要？如果跳出狹隘的學術圈，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學術生產的危機，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效知識供給不足的危機⑥、思想和學術斷裂的危機以及由此導致的學術生產的意義危機。值得警惕的是，今天，懸浮型學術⑦造就了懸浮型學術期刊———上無法深入推進艱深學問的積累，下無法回應社會現實的需求，這大概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現狀。當然，這並不是說，當下中國學術的危機跟專業期刊沒有關係，關於中國知識生產危機與專業期刊關聯的觀察和思考，限於篇幅，筆者將另外撰文討論，本文主要還是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就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內涵發展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對於綜合性學術期刊問題和出路的思考，高校學報的當家人身在高校，感同身受，對綜合性學術期刊困境的檢討和反思更加自覺和迫切。仲偉民教授將之概括為“專業化、集團化和數字化”⑧三種思路，相對而言，專業化和數字化討論較為集中，認同亦較多。對於專業化思路，痛感高校“大拼盤式的綜合性辦刊模式”的弊端，仲偉民提出專業化為根本，“在專業化的基礎上，同時實現學報的集團化和數字化轉型，是最為理想的進路”，⑨劉京希具體提出了大專業或小綜合模式、專業性模式和專題性模式等三類專業化轉型的可欲方案。對於數字化思路，以《澳門理工學報》“總編視角”所刊載文章為例，2011～2014年所刊發的文章中僅有徐楓、朱劍等少數幾位學者涉及這一話題，而到了2015～2017年，圍繞在線優先出版、域出版、互聯網思維、互聯網+、媒介融合等話題，綜合性學術期刊的主編們紛紛建言獻策，“熱情洋溢地暢想大數據時代學術期刊的生存與發展”。⑩有一種觀點認為，綜合性學術期刊應調整為專業性學術期刊。學科大拼盤的思路固然不對，在111
專業分工越來越精細化，學科越來越內卷化的今天，特別是現有的管理體制沒有做出根本改革的情況下，綜合性學術期刊改版為專業刊的思路是否具備現實的可能？且不說，高校學報改為專業刊，首先要面臨來自學校各個層面的壓力，即便改為專業刊，要想在日趨飽和、競爭激烈的專業刊群中分一杯羹，其付出的艱辛可想而知。這幾年不乏一些高校學報改為專業刊後，又退回綜合刊的無奈之舉。對此，劉曙光認為，“學報都辦成專業性刊物，同樣會遭遇‘貶值’”，“專業性並不意味著高水平，綜合性也並不意味著低水平，關鍵是論文的學術質量”。這幾年綜合性學術期刊走數字化之路的思路，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認同。適應互聯網時代學術生產方式的新特徵和新要求，深度推進學術大眾化、時代化，充分利用好數據庫、微信、微博等新學術傳播工具，提升學術和思想的傳播力，努力實現學術話語方式、傳播方式的彎道超車，固然是一條可行的大道，但是，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核心編輯人才，這條大道也註定不會平坦。比如互聯網+是近幾年學術期刊界談論得比較集中的話題，討論的熱烈並不代表行動的迅捷，到目前為止，借助於互聯網，雖然如依託於中國知網的“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依託於超星的“域出版”，綜合性學術期刊在多元化探索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然而還沒有一家綜合性學術期刊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出版。遠的不說，這幾年很多刊物雖然也運營了微信公眾號，然而絕大多數公眾號基本上還停留在每月一期目錄的推送層面，離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傳播相差甚遠。在現有的體制下，各自為政的綜合性學術期刊既無法聯合成一個強大的新媒體傳播集團，也無力與知網這樣的大鱷對抗，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將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仲偉民在上述文章中還提及，其實早在名刊工程設想之初，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袁貴仁就曾經提出了高校學報改革的三個可行性方案，即所謂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辦高校學報專業期刊；中策是鼓勵若干高校社科學報合作，組成聯合編委會，進行相對集中的學科專業分工；下策是走內涵發展道路。對此，朱劍認為，上策是根治之法，中策是變通之法，下策只是補救之法。縱觀目前的形勢，上策和中策雖然是良策和大道，但是在體制沒有做出根本性變革的情況下，實施起來恐怕尚有一段時間，而作為“補救之法”的“內涵式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也許還有繼續言說的可能。如果我們放在“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三維框架中”尋求綜合性學術期刊改革的出路，抑或如《新華文摘》原總編輯張耀銘教授所說的，“一本優秀的社科學術期刊……最重要的是期刊的編者肩負使命、銘記職責，透過內容的價值營造和學術語言的表達，體現出的一種特色、一種傳統、一種境界、一種情懷，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學術創新力、學術公信力和社會影響力”，那麼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內涵發展依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我們可能還要思考的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綜合性到底意味著什麼，當我們反覆用學術本位、學術規範、學術創新、學術評價、學術傳播、學術共同體來言說綜合性學術期刊時，其實我們還是在學科、學術的專業刊邏輯下討論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出路，學術本位固然重要，但是除了學術性，我們該如何理解綜合性？不解決這個問題，綜合性學術期刊就找不到自己的辦刊方向和辦刊自信。長期以來，在專業刊面前，綜合性學術期刊總覺得自慚形穢，但是我們要反思的是，當脫離綜合性奢談專業性時，我們是否在削足適履中放棄了自己的特色？此外，我們該如何理解綜合性之於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內涵、意義和價值以及綜合性與專業性的張力、邊界在哪裡？事實上，近年來，在推動期刊發展和引領學術方面，很多優秀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立足特色，發掘內涵，主動出擊，採取了諸如舉辦大型學術會議和專題論壇，依託名家倡立特約組稿人制度，設立優秀論文獎等諸多措施，取得了矚目的成績和不錯的反響。筆者試圖在下文中，從面向生活世界本身211
的學術、以問題意識為中心主動設置議題和打造標識性概念、倡導真正的跨學科研究等三個方面，淺談自己對綜合性學術期刊內涵發展的理解，以求教於方家。面向生活世界本身的綜合性學術期刊討論學術期刊的內涵式發展，首先要回到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定位和特色。對於人文社科研究來說，也許我們要考慮的一個嚴肅的問題是，學術研究究竟是滿足於發表，還是面對社會真實問題尋求解決方案？如果是前者，學術研究只不過充當了一個為稻粱謀的工具；如果是後者，學術研究應該關注和回應社會提出的真問題。同樣，對於學術期刊，我們要思考的一個嚴肅的問題是，學術期刊僅僅滿足於做一個學術論文發表和交流的平台，還是要承擔價值引導、回應社會關切的使命？當然，這也許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話題，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對本時代的生活世界問題意識的感應，是學術生命生生不息的根基”，那麼學術就應該植根生活世界，對生活世界表達一種態度，承擔一份公共責任。作為提供公共產品的學術期刊，自然也要面向生活世界本身，承擔其公共責任。現實生活向學術研究提出了無窮的問題，學術期刊必須面對鮮活的現實生活提出的種種挑戰，致力於為發現和解決生活世界提出的真問題提供學理支撐。第一，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當提倡一種介入的學術。如果我們承認學術期刊不僅有學術展示的功能，還有價值引導的功能，那麼我們就應該承認學術期刊不應該秉持價值中立，它要通過話題的選擇和議題的設置，提供一種價值判斷和價值理念。這樣的價值判斷，不僅在於告知什麼是好的學問，還要告訴人們什麼是好的生活以及如何達致這種好的生活。以人文性為價值基點，將重新審視人的存在狀態和意義世界，以及圍繞生活世界所存在的真問題進行討論。面向生活世界的學術期刊，不僅要為解決和解釋現實重大問題提供方案，而且要為什麼是好的生活，如何達致美好生活提供思想資源，“通過思想的力量和觀念的革新，促進整個社會向著文明、多元、包容、開放的方向發展”。以費孝通先生為例，他的一生就很好闡釋了面向生活世界本身的學術意義和價值。他把自己對鄉土中國的研究，當成是一種情感和責任，“我的選擇是出於一種價值判斷”，這個價值判斷用費老的話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學以致用”。土生土長的學者怎麼研究本土社會，如何保證研究的有效性，費孝通提出進得去，出得來的方法。沒有本土化、中國化的問題意識，沒有學術反思和文化自覺，沒有“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的價值觀的指引，費孝通先生也就不可能提出“差序格局”、“文化自覺”這些具有原創意義的命題。第二，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應提倡一種有情的學術。所謂有情的學術，即一種具有人文情懷的學術心智和學術質量的學術。學術文章固然是要講理，但是講理不是學究氣，更不是了無生氣。有情的學術，是對當下充斥著冰冷的文字、無聊的概念抑或空洞的說教的遊戲學術的遠離，它是在情理交融的學術中浸染生活的氣息和生命的活力，是學者個體的生命體驗與社會整體命運的緊密結合，是學者在與現實世界的偶遇、凝視、交談、較量甚至搏鬥之後的心靈痕跡，最終所呈現的是學者與這個世界的血肉聯繫。倡導有情的學術，即倡導學者將對時代和世界的思考融入到切己的生命體驗中，對時代問題葆有切膚之痛，並將這種切膚之痛的生命體驗轉化為自己研究領域的命題。有情的學術，一定是“作為精神上的志業”，而不是櫥窗裡把玩的展品或者屏風上的風景。第三，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應提倡一種有想像力的學術。今天的學術論文普遍文風晦澀，辭藻貧乏，味同嚼蠟，而當下風行的量化研究，則將問題消失在大量似是而非的數據中，其311
結果是理論研究對現實研究的“失焦”、“失距”。這一切背後正是學術想像力和思想力的缺失。日常生活紛繁複雜，研究者如何不至於墜入庸常的日常而迷失方向？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中提出，應該培養一種可以洞察這個社會本質並找到某種滿意的解釋和啟發的想像力。米爾斯針對的不只是社會學，更是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力”理論提出後，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共鳴，關於重建社會學的想像力、政治學的想像力和法學的想像力之類的呼聲不絕於耳。學術界遠離想像力久矣！當理性的囚籠禁錮了人們的頭腦，學術淹沒在冰冷的數據、瑣碎的論證和無聊的細節中茫然不知所措，當學術忽視了“高遠的學術理想、追求真理的熱忱、探究過程中的痛苦和快樂”時，學術想像力的天空難免不會坍塌。學術研究如何獲得想像力？米爾斯提出了歷史的和社會結構的視角，吉登斯提出了發展的、全球的、比較的、聯繫的視角，這些都不無啟示，然而學術想像力的獲得，也許不是尋求一套方法和理論的靈丹妙藥，而是閒暇之餘的神思，是靈光一現的天啟。海德格爾在《演講與論文集》中提到“疏異”———“在種種熟悉的現象中，詩人召喚那種疏異的東西”，在天空的光輝照耀下，被遮蔽和疏異的神明將被顯現；什克洛夫斯基所謂的陌生化，從熟悉的世界抽身而出，自覺與研究對象保持適當的距離，進而獲得一種超越的力量。不過，學術研究想像力的獲得，最終要落實到魯迅所主張的“人各有己，不隨風波”（《破惡聲論》），“剛健不撓，抱誠守真”（《摩羅詩力說》），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立具有白心（直率的人生態度）、神思（富有現象力）和誠與愛的現代人。第四，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當致力於建構一種“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兼容的學術。張耀銘對學術界的平庸現象有過一針見血的批評，“學術平庸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低水平重複、膚淺分析和把學術變成‘娛樂至死’的舞台，其本質特徵是思想能力的缺失，美國政治理論家阿倫特稱之為‘平庸之惡’”。對於學術論文思想能力缺失的問題，學術界已經多有討論和批評，但是如何才能超越平庸，卻眾說紛紜。筆者以為，王元化先生在晚年提出的“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可以作為學術期刊編輯在擇稿和辦刊時借鑒的一個標準。“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是王元化先生針對李澤厚先生所提出的“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感言，而在1994年所寫的《學術集林》卷一編後記中提及的觀點，不過他生前並沒有詳細闡釋其中的微言大義。2015年，夏中義教授在回應王元化先生的好友樊克政先生的來信中，就這一命題提供了自己的解讀———“‘有思想的學術’作為終極性關懷，是在宣示元化不屑當書齋蛀蟲，他願‘一心唯讀聖賢書’，然婉拒‘兩耳不聞窗外事’，只有令其讀書聲能深刻、獨特地感應且解析歷史風雨聲者，才是元化心中‘有思想’、有體溫的真學術；與此相對應，‘有學術的思想’作為操作性規程，則在概述元化敬畏‘思想’的有效性將首先有賴於思辨構建的邏輯自圓，這樣才可能經得起歷史與良知的證偽而不自行垮塌”。夏中義近年基於王元化、錢鍾書、李澤厚等諸學人的學案研究提出一系列新命題，諸如“思想默存於學術”“思想家的社會責任”等即廣為學界矚目。夏中義教授推而言之，與“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相對應的，則是學術界普遍存在的思想與學術的分離狀態———“無思想的學術”和“欠學術的思想”。思想遠離學術，遊學無根；學術遠離思想，形同槁木。楊國榮教授認為，學術關涉事實層面對世界的認知，而思想則關涉理論層面和價值層面對世界的關切。作為一種立足於生活世界的學術追求，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所提出的思想命題應以學術的方式言說，遵循的是嚴格的學術規範和縝密的學術邏輯；而學術命題則應蘊含強烈的問題意識、現實關懷和價值選擇。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倡導的是學術與思想的互動，實證與思辨的溝通，問道與問學的辯證，是有鋒芒的思想與有厚度的學術的完美結合。411
主動設置議題和打造標識性概念並重學科導向還是問題導向，是專業學術刊物與綜合性學術期刊的一個重要區別。當然，這兩者之間並不是截然區分的，專業學術期刊也要以問題為導向，綜合性學術期刊也應以學科為根基。主動策劃選題和議題設置是綜合性學術期刊質量的重要保證，好的議題可以吸引優秀的學者，迅速形成核心作者群，提高刊物的影響力。議題設置強調差異性和不可替代性，但歸根結底，議題設置應以問題導向為中心。在當下中國，應倡導一種以問題意識為中心的關涉價值和意義的學術研究。馬克思明確指出：“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學術期刊的問題意識是指學術期刊的編輯直面當下中國現實世界，發現和提出時代的大問題和真問題。紮根於日常生活世界的學術研究，無不是以問題為中心的。從學科導向轉向問題導向，面向現實世界和生活世界本身，意味著綜合性學術期刊及其編輯，要有對現實的敏感和強烈的問題意識，敢於提出問題，創設議題，組織專題討論。問題意識是“逆向夜行”，好的問題意識既可能來自於知識譜系的總結與反思，也可能來自於現實生活挑戰和刺激，又可能來自於歷史的深度思考和反思。這包括雙向而行的兩個維度，一是善於從現實中發現問題；二是善於向時代提出問題。綜合性學術期刊所提倡和堅持的問題意識，可以理解為是以學術的方式把握生活世界的現實問題。只有在不斷向時代發問中，才能培育獨特的問題意識，而只有具備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以及深厚的學術根基，才能具備不斷向時代發問、並將時代問題轉換為學術問題的能力和動力。好的問題意識應該關注時代重大命題。什麼是時代的重大命題？有學者指出，今天的命題就是，在權力、資本和技術的三重視野下，如何克服價值虛無的危機，重建人的主體性問題，即人如何安頓身心的問題。這方面，俞吾金教授可謂表率。俞吾金教授是一位極具問題意識、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的學者，他在生前曾經撰文指出，“所謂問題意識，就是人對自己周圍的各種現象，尤其是在自己研究的領域裡，不採取輕信的態度，而總是自覺地抱著一種懷疑的、思索的、弄清楚問題的積極態度”。以俞吾金教授發表在《探索與爭鳴》上的18篇文章為例，其中直接以反思命名的論文達5篇之多，其他也大都表現出極強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精神。像《批判理論的界限———對法蘭克福學派主導思想的反思》、《左翼理論家們的阿基里斯之踵———以對拉克勞思想的剖析為例》來自於學術理論譜系的反思；《對“馬克思熱”的冷思考》、《重思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的關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體的反思》既是對學術問題的反思，更是對現實問題的觀照；《歷史沒有旁觀者》、《歷史大錯位中的文化價值重建》則將視野投向了歷史中，而《我們該在何種意義上使用文化———對“文化自覺”的元批判》更是針對費孝通先生提出並被廣為接受的“文化自覺”提出了前置性反思，而這正是善於在不疑處存疑的懷疑精神。俞吾金教授的問題意識與現實關懷，和《探索與爭鳴》關注時代重大現實問題定位是契合的，學者與刊物之間形成了彼此成就、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動。在筆者看來，一個問題意識強烈的編輯，必須具有將實踐問題轉化為理論問題，並通過議題設置提出學術命題的能力。好的議題是敏銳地關注和追蹤那些回應時代重大關切，上達學術殿堂，下入生活世界的話題。一個好的學術議題應該具有獨創性、前瞻性、公共性、可持續性和可對話性。像人工智能與未來社會、微時代的精神狀況等一些議題，都是隨著科技飛速發展而產生的新議題。這些話題顯然超過了某一學科和某一領域，本身就是極具前瞻性的話題，但是對於這些話題的深度討論，不僅需要深厚的專業知識人才，更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者參與。而如何從紛繁複雜的議題中擇511
選出真正具有前瞻性和公共性、可持續性和對話性的命題，並將之放置於歷史、現實和跨學科的三重視野下進行學理審視，組織和邀請不同學科的學者進行對話、論辯，這顯然對綜合性學術期刊編輯的學術議題捕捉和設置能力、學術組織和協調能力都提出了挑戰。議題設置的另外一個途徑，就是打造標識性概念。“思維無內容是空的，直觀無概念是盲的”，概念是人類知識體系的基本單位，概念的解構和建構是學術創新的基點。標識性概念是一套新的術語系統和觀念體系，它不僅能給學科發展帶來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能為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知識系統和認識框架。當然，打造標識性概念是一項風險極高的探索性工作，因為標識性的概念必須是原創性的、可識別的、具有現實針對性和可闡釋的、經得起檢驗、得到普遍認可的概念。標識性概念紮根於日常生活世界，是學術問題、核心命題、理論創新與社會實踐結合的知行合一的產物。一方面，標識性概念內在地要求學術界必須深植時代實踐，把握時代脈搏，提煉出來的概念才能對現實世界具有可闡釋力和可指導性；另一方面，標誌性概念紮根於深厚的學養，沒有艱深的學術積澱，不可能具有提出真正有價值的概念和命題的能力。打造標識性概念本質上是提倡和構建一種原創性學術。原創性學術非一夕之功，它是鄧小南教授所說的力度、厚度和難度的完美結合。當然，這並不是說，這項工作就可望不可及，當前，對於綜合性學術期刊來說，可以借助學術本土化籲求的機遇打造標識性概念。學術本土化的主張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討論，這既有改革開放的實踐向理論界提出新的解釋框架的需求，也有西方理論神話破滅後知識界的覺醒，更有國家意識形態的推動。一個超大規模國家的40年的改革開放之路，已經積累了足夠豐富的實踐經驗，在這塊學術研究的富礦上，以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中心，今天的學術界已經開始自覺對以西方概念為中心的學術研究範式進行反思，一批具有本土解釋力的概念和範式開始提出，並受到學界的關注和討論。當然，這種學術本土化的努力也遭到了一些疑議，但是我們要看到其背後是中國學術界試圖擺脫世界學術生產體系中的學徒狀態，以及力圖進入到世界知識生產體系中心位置的努力。總之，打造標識性概念是一份艱難的工作，對編輯提出了全方位的能力要求。其一，議題設置能力水平的大小，考驗著學術期刊編輯的問題敏感、獨到眼光和學術判斷。學術期刊的編輯必須具備敏銳的學術洞察力，諳熟學術前沿和社會前沿問題的動向，特別要關注那些身居學術前沿要衝的學術共同體的研究動向，並與學術共同體保持緊密的互動。其二，標識性概念的打造對學術期刊編輯的知識結構提出很高的要求，它需要編輯具有開闊的理論視野和豐富的知識結構，並根據實踐的變化，不斷調整知識結構。其三，標識性概念的打造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針對所謂“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窘境，期刊編輯應發揮在學術策劃、組織和傳播方面的優勢。主動設置議題和打造標識性概念是一個極具意義的工作，兩者之間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係，筆者同意王利民教授的觀點，“這一寶貴的雙向互動的辦刊嘗試既有效地引領推動了學術發展，又具有極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倡導真正的跨學科研究以物聯網、大數據以及人工智能等技術為驅動力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態勢席捲全球，社會越來越綜合化、複雜化。現實提出的問題永遠是有血有肉的，活潑生動的，渾然一體的，生活世界的邏輯決定了現實問題都是跨學科的，依靠單一學科的力量無法解決複雜的社會現實問611
題。現實倒逼著學術生產當作出相應的調整，一種真正的跨學科研究勢在必行。學科研究本質上是社會分工的產物，學科承擔的是知識的分類組織、規範及深化，相較於學科研究的規範化、體系化，跨學科研究具有集成、共享和合作的特點。今天在體制化的權力介入下，學科與現實的分離已經越來越明顯，學科的傲慢和偏見導致的各學科畫地為牢，小圈子的自娛自樂，已經越來越制約學術的發展。然而，現實生活世界並不以學科運作的邏輯來運行，反而對這種脫離日常生活世界，以學科規劃為中心的學術生產模式產生了極大的不信任。面對四分五裂、畫地為牢的社會科學，面向生活世界本身，倡導一種真正的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成為必然的選擇。而這正是綜合性學術期刊本來可以發揮優勢的地方。可惜的是，在專業本位以及體制慣性下所採取的學科拼盤的思路，沒有將跨學科作為自己的努力方向，其結果便是綜合性社科期刊沒有走出一條真正的跨學科研究之路。專業和綜合兩頭兼顧、兩頭不顧的結果就是學科拼盤，然而這已經遠遠不能適應今天複雜社會現實的需要了。綜合性學術期刊如何回應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的趨勢？孫正聿教授提出超學科思路，孫麾教授提出“從學科綜合”向“問題綜合”辦刊模式的轉變，都不失為一種開闊的思路。因此，回到綜合性的定位，做實做深跨學科研究的差異化發展之路，當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立身之本，也是與專業期刊錯位發展的可行之路。對於何謂跨學科研究，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見解，其中熱普科(AllenF.Repko)的觀點相對簡潔明瞭，他指出，“跨學科研究是一項回答、解決或提出某個問題的過程，該問題涉及面和複雜度都超過了某個單一學科所能處理的範圍，跨學科研究借鑒各學科的視角，整合其見解，旨在形成更加綜合的理解，拓展我們的認知”。對於跨學科研究是否可能，雖然不同的學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從整個社會發展的趨勢看，跨學科已經成為一種必然選擇。按照邁克爾·吉本斯等人在《知識生產的新模式》一書中提出的“知識生產模式2”的概念，綜合性學術期刊所要面對和處理的知識，是一種與專業學科知識相對應的跨學科知識，是非等級化的、異質性的、多變的知識。不同於學科研究的分析路向，跨學科研究採取的是綜合性視野和整全性思維，採用的是綜合、整合的方法，在不同學科專家的交流、對話、整合中，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整全性思維是一種超越專業主義的批判性視野，它所關注的現實不是某一具體的事物，而是要從瑣碎而雜蕪的社會現實中，尋找到背後複雜的關聯和超越的力量。跨學科研究可以分為工具型跨學科研究、合成型跨學科研究和超學科研究。工具型跨學科研究是用其他學科的概念、方法或理論討論一門學科的核心問題，其核心是概念、方法的整合；合成型跨學科研究是嘗試打破常規，在原有學科的基礎上突破學科分類的限制，開創新的學科或產生新的學術生長點，而超學科研究則運用學科間的理論、概念或方法提出總括一切的綜合體。對於綜合性學術期刊來說，面向生活世界的學術研究和提倡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兩者構成相輔相成的關係。第一，抓住跨學科研究崛起的好機會，組織、推動跨學科研究。近年來，得益於技術進步，新興學科迅速崛起，學科邊界日益模糊。比如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領域的交叉和滲透已經逐漸成為新趨勢。對此，綜合性學術期刊大有作為。近年來興起的人工智能熱，對法律、社會和倫理等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戰，吸引了法學、社會學、倫理學等不同學科領域專家的興趣，圍繞人工智能與未來社會，不同領域的學者通過召開論壇，發表文章，參與對策研究，如今人工智能已經寫入國家規劃，並已納入學科建設。其他如數字人文則是人文學科和數字技術結合的產物，情感地理則是人文學與地理學交叉結合的產物等。711
第二，借助不同學科的力量，尋找綜合性問題的專業解決之道。現實問題都是綜合性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可以依託各個大學成立的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各個協同創新中心和重大課題專案組的力量，進行深度合作。在選題策劃上，問題化、專題化、集束化是可行的策劃路徑。編輯部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設置議題，邀請各個領域的專家針對某一綜合性和複雜性的現實問題，在各自學科視角下充分表達見解，不同學科學者交流觀點，尋找共識，並使有關的知識在以問題為指向的新框架內實現整合，進而最終獲得對該問題的新認識。以《探索與爭鳴》“圓桌會議”為例，近年來，該欄目每期精心策劃一個當前最值得關注的重大社會、政治、文化話題，邀請6～8位來自不同領域的知名專家，召開小型座談會，專家從不同學科、不同視域進行探討和頭腦風暴，最終形成每篇5000字左右的筆談文章。這種專題討論既保證了觀點的多元性，也保證話題的集束效應。以《探索與爭鳴》2018年所策劃的“圓桌會議”欄目為例，這一年該欄目推出了12組話題，產生較大影響力的話題如“逆全球化與新全球化———當今世界走勢與中國發展”（2018年第2期）、“佛系：中國社會心態新動向”（2018年第4期）、“裸之殤：智慧生活中的自主性與秩序性———聚焦Facebook數據洩露事件”（2018年第5期）、“40年改革的中國之道———方法論的視角”（2018年第9期）和“新生命哲學：新興科技與開放的倫理建構”（2018年第12期）等。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話題涵蓋了當今中國發生的一些重要現象和事件，而且無一不是綜合性、公共性的大問題，而通過邀請不同學科領域、不同知識背景甚至不同立場的專家對這些事件進行討論和爭鳴，則提供了學術界對這些公共問題的最新思考成果。比如數據時代的隱私、佛系心態、新生命哲學討論的是當今時代的精神狀況問題，關注的是轉型中國的意義危機，探討複雜現代性語境下，技術與文明、社會與個體的互動的困境以及解決之道；逆全球化和新全球化則是討論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台之後，全球政治格局的新變化以及中國的應對之道。第三，借助跨學科的力量，尋找專業問題的超專業解決之道。納米技術、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迅猛發展引起了科技界與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新興科技為人類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可能，但是也將人類帶向了不可控的未來，它既是懸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是擺在人類面前的潘朵拉魔盒，正是因為它關乎人類主體的整全、人的尊嚴和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由此引發學界對生命倫理與法律、生命價值與全人類命運的深度思考和爭論實屬必然。表面上看，納米技術、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都是非常專業的問題，外行無從置喙，然而，這並不妨礙不同領域的專家對其進行超專業的公開運用理性的意義評估。因為在科學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生活世界和意義世界，技術的進步應基於對人類文明的推進，科學研究要遵循“造福於人類”的宗旨，尊重生命的尊嚴，其科研成果不能傷害人類自身。當科學技術或發明僭越了人類文明的底線，傷害了人類的尊嚴和權利，其他學科的專家就有權聯合起來對其進行超專業的評估。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人類世界，“對科學技術及其專業運用的人文人道價值規範的重要性也空前上升”，人文知識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看到，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熱的上升，人文學科研究反向投入到自然科學研究中，越來越多的人文知識分子用自己的方式介入到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研究中去。可喜的是，國家有關部門已經認識到這種跨學科融合的新趨勢，並在學科建設上推出了一些因勢利導的方案。如教育部高教司吳岩司長在2018年教育部産學合作協同育人項目對接會上所言，我國要全面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等建設。“新文科是相對於傳統文科而言的，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經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為背景，突破傳統文科的思維模式，以繼承與創新、交叉與融合、協同與共享為主要途徑，促進多學科交叉與深度融合，推動傳統文科的更新升級，從學科導向轉向以需求811
為導向，從專業分割轉向交叉融合，從適應服務轉向支撐引領。”顯然，在新文科的建設中，綜合性學術期刊大有可為。第四，推動跨學科學術共同體的建設。綜合性學術期刊應該嘗試和致力於建構一個不同學術共同體聯合起來的跨學科的“想像的學術共同體”。綜合性學術期刊固然要依靠學術共同體，但是它所要依靠的到底是基於學科的學術共同體，還是超專業的學術共同體，這可能是一個需要辨析的問題。綜合性學術期刊往往涉及多個學科，這就決定了它很難依靠某一個具體的學術共同體，這也是基於學科評價的各種各樣的學術評價中，綜合性學術期刊一直處於尷尬地位的原因。我們應該看到既有的基於學科而形成的學術共同體的局限，傳統的基於學科專業劃分的共同體，已經無法適應直接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知識生產的需要，也很難恰當評價綜合性學術期刊所生產出來的學術成果。人們對綜合性學術期刊多有詰難，其中一個說法就是“不夠專業”，這個“專業”其實是針對學科來說的，如果用介入生活世界的有效性作為標準，很難說專業期刊和綜合性學術期刊，哪個更專業。用專業期刊的標準要求綜合性學術期刊，其結果便是削足適履。因此，嘗試建構一套基於綜合性學術期刊學術生產特點的新評價標準尤為重要。而建立這樣一套評價標準，重要的是建構一個能夠評價綜合性學術期刊學術成果的、適合綜合性學術期刊辦刊特點的學術共同體。有別於專業學術共同體的跨學科專業性和自律性的特徵，以及其主要解決的是專業內部的規範問題，綜合性學術期刊所要依賴和建構的跨學科學術共同體，更類似一個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自發形成的超專業的超級共同體，一個“想像的學術共同體”。這個“想像的學術共同體”的成員，由不同領域的具有深厚專業素養的專家組成。與學術共同體的相對穩定不同，跨專業的學術共同體，更像是一個臨時組成的鬆散的共同體，維持這個共同體的是共同的價值、理念、情懷、學術志趣，其特徵主要不是專業和自律，恰恰是自發性和開放性，倡導公共性和自由交往，建立規則，尋找共識，倡導自由的學術交流、合作和對話。跨學科的學術共同體，是在專業領域之外，懷著對生活世界重大話題的關懷的使命感，針對的是生活世界所提出的、超越專業能力範圍內的重大公共性問題進行商討，“通過一種平等主體之間的協商民主形成普遍意義上的重疊共識，為現代社會提供一種基本的行為規範與價值尺度”，並在一個專業與超專業之間的公共價值與學術價值的雙重維度下，對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學術產品進行評判，它“不僅是知識共同體，也是一個知識人追求真理，尊重學術規範的價值共同體，代際傳承的情感共同體”。如果這一跨學科學術共同體運作良好，建構一套真正適合跨學科研究特點和內涵的系統、公正、科學的跨學科研究成果評價體系，未來可期。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提出的“面向生活世界本身的學術”，只是探討綜合性學術期刊未來若干發展方案之一種的可能性，而且提倡積極的、入世的學術，並不排斥出世的、“無用的”學術，對於一個良好的學術生態來說，積極的、入世的學術和出世的、“無用”的學術，兩者同樣重要，不可偏廢。此外，學科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之間不是替代的關係，而是互補互參的關係。跨學科研究不排斥學科，相反跨學科研究必須以紥實的學科研究和學科訓練為根基，只有學科的成熟，跨學科研究才有可能。離開了紥實的學科研究，跨學科研究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跨學科研究目的是對複雜的現實問題尋求“基礎性理解”或者問題的解決之道，這一過程必須借鑒不同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總之，立足於日常生活世界的綜合性期刊，在方法論上，可以嘗試提倡一種介入的、有情的、具有想像力的、兼具“有學術的思想與有思想的學術”，以問題意識為中心，針對時代重大命題，主動911
設置議題和打造標識性概念，同時提倡一種真正的跨學科研究，探索針對綜合性學術期刊學術生產特點的學術評價體系，構建學術共同體、思想共同體和情感共同體三維一體的“跨學科學術共同體”。筆者相信，一個運作良好的跨學科學術共同體，有利於培育寬容，遠離偏見和自負，本質上這也有利於建構一個健康、包容、理性的社會。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起點上，綜合性學術期刊的辦刊也許可以探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①葉祝弟、張蕾：《〈突破學科藩籬：技術時代中國人文學術的因應之道〉主持人語》，上海：《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4期。②楊揚：《學科評估指標誤置下的藝術學科發展難題》，上海：《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4期。③本文所論述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主要是指社科院、社科聯系統主辦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事實上，綜合性學術期刊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系統，既包括各高校主辦的綜合性高校學報，也包括社科院、社科聯系統主辦的綜合性社科期刊，這兩類期刊之間既存在共性的問題，也存在巨大的差異。社科院、社科聯系統主辦的綜合性社科期刊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和公共性，相對而言，高校主辦的綜合性學報，在其設計之初，主要是為了滿足本校教師發表論文的需要，儘管後來的高校學報主事者在建構學報公共性方面做了諸多努力，但是這種來自體制的差異根本上制約了高校學報的轉型發展。雖然兩者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在筆者看來，在“全、散、小、弱”方面，特別是在來自現實世界的挑戰以及如何立足綜合、打造特色方面，這兩類期刊存在相似的問題和困境，可以互為鏡像和借鑒，因此，本文在論述綜合性學術期刊問題的時候，雖然是立足學報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但這些問題對於社科院、社科聯主辦的學術刊物同樣存在。④朱劍：《高校學報的專業化轉型與集約化、數字化發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朱劍撰文認為，名刊學報存在四大有待突破的瓶頸。一是從“全”到“專”的瓶頸：觀念僵化和體制困厄；二是從“散”到“特”的瓶頸：認知錯位與門戶之見；三是從“小”到“大”的瓶頸：載體之惑與傳播障礙；四是從“弱”到“強”的瓶頸：期刊評價與社會認同。⑤朱劍用“歧路彷徨”來描述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這樣的表述挪用來描述當下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窘境，筆者認為也是合適的。見朱劍：《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與進路———“三大核心”研製者觀點述評》，見朱劍：《霧裡看花：誰的期刊、誰的評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92頁。⑥有效知識供給不足，是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教授的一個觀點。他認為，與中國的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策研究界，所提供的理論都沒有能力解釋中國經驗。他將之稱為有效知識供給不足的危機，並斷言中國早已經進入知識短缺時代。他認為，中國經濟知識的短缺局面已久，並且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知識短缺的情況不改變，中國的改革就很難從頂層設計轉化成為有效的實踐，或者在轉化過程中錯誤百出。鄭永年的觀點提出後，引起學界的普遍關注和討論。參見鄭永年：《中國的知識短缺時代》，新加坡：《聯合早報》，2016年1月26日。⑦“懸浮型”學術是南京大學成伯清教授在《探索與爭鳴》編輯部與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共同組織的“人文社科研究如何突破學科藩籬，切中現實問題”圓桌論壇上提出的一個觀點。⑧⑨仲偉民：《中國高校學報的歷史、現狀和將來》，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1年第4期。⑩許麗梅：《“微期刊”的催生與策略———兼論人文社科類學術期刊的數據化》，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年第2期。劉曙光：《高校社科學報功能定位的反思》，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1年第4期。轉引自仲偉民：《中國高校學報的歷史、現狀和將來》，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1年第4期。王浩斌：《國家、市場與社會:學術期刊變革中的三維結構》，江蘇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021
張耀銘：《學術期刊肩負的使命和職責》，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3期。尤西林：《學術生命根基於時代感應》，西安：《人文雜誌》，2017年第11期。葉祝弟：《介入：綜合性學術期刊改制後的發展之道》，太原：《編輯之友》，2013年第3期。關於費孝通先生有關“本土化問題意識”與“文化自覺”的詳細論述，參見李建新：《本土化問題意識與文化自覺———從費孝通江村調查談起》，北京：《社會學評論》，2018年第1期。顧培東：《法學研究中問題意識的問題化思考》，上海：《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郁振華：《人文學術如何迎接技術時代》，上海：《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4期。張耀銘：《學術期刊要超越平庸》，湖南岳陽：《雲夢學刊》，2015年第4期。王元化：《〈學術集林〉卷一編後記》，《王元化集》（卷十），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82頁。夏中義：《王元化學案中的“學術與思想”———回應樊克政先生》，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參見楊國榮：《學術與思想之辨》，上海：《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12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頁。張志揚：《問題意識：逆向夜行》，海口：《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俞吾金：《問題意識：創新的內在動力》，杭州：《浙江日報》，2007年6月20日。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頁。參見徐勇：《學術創新的基點：概念的解構與建構》，濟南：《文史哲》，2019年第1期。參見郭震旦：《音調難定的本土化———近年來若干相關問題述評》，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王利民：《提煉“標識性概念”設置“創新性議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2月27日。孫麾：《從學科綜合轉向問題綜合》，北京：《光明日報》，2004年1月8日。轉引自唐磊：《理解跨學科研究：從概念到進路》，北京：《國外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參見邁克爾·吉本斯等：《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陳洪捷、沈文欽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這方面的詳細論述，參見鄭瑞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成果評價探析》，重慶：《重慶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劉小寶、劉仲林：《跨學科研究前沿理論動態：學術背景和理論焦點》，杭州：《浙江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尤西林：《“知識分子”：專業與超專業矛盾及其改善之道》，上海：《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期。筆者曾撰文提出這一論題，但並未加以論述。參見葉祝弟：《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困境蠡測———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建構略論》，合肥：《學術界》，2019年第8期。王銘玉、張濤：《高校“新文科”建設：概念與行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3月21日。韓璞庚：《公共理性與中國學術期刊的歷史使命》，南昌：《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第12期。金志軍、唐忠毛：《學術共同體的構建與學術權力的平衡———“哲社綜合性學報建設的困境與機遇”主編高峰論壇述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作者簡介：葉祝弟，《探索與爭鳴》雜誌主編、副編審。上海 200020［責任編輯 劉澤生］1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歐美法學期刊略論———以美國、德國、法國為中心王冠璽［提 要］ 美國是全世界最重視法學期刊評比的國家之一，法學類出版刊物種類極多；美國的大學法學院出版的法學期刊，是美國法學教育的重要環節，也代表了美國的法學研究水平。德國幾乎所有的法學期刊都是由出版社發行，德國的法學期刊主要以實定法研究的論文為核心。法國法學期刊可略分為綜合性與專門性法學期刊，其領域劃分細緻，私法與公法都有頗具份量的刊物。［關鍵詞］ 法律評論 法學期刊 期刊評比 法學文獻［中圖分類號］ G23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122⁃13法律兼具本土特質與繼受色彩。中國的法學研究者，不論是參考文獻資料，或是發表研究成果，絕大多數均以中文為之；是否應該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見仁見智；但是參考國外的學術文獻，進行有意義的比較法研究，則有其必要。英文雖然是國際共通語言，但基於法律的本土化特質與其他複雜原因，中國只有少數的法學研究者在英文法學期刊中發表論文；至於在其他語種的期刊上發表論文者，就更為少見。本文比較系統性地介紹了美國、德國、法國等三個歐美國家的法學期刊相關信息，期以裨益於我國的比較法研究事業之進步。一、美國法學期刊美國的法學期刊數量極多，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美國大學法學院出版的學術性法學期刊①美國大學的法學院出版的法學期刊有幾個特點：1.幾乎每個美國法學院都有自己的法律期刊，而且刊名前多冠以學校名稱，例如：HarvardLawReview②、TheYaleLawJournal③，或是StanfordLawReview④；2.這些法學期刊的編輯群多由法學院高年級的學生組成；3.學生所組成的編輯群有權決定是否用稿，並會要求作者調整文章內容與注釋格式；4.這一類刊物所刊登的文章篇幅較長，經常附有數百個注釋；5.一個典型的美國法學院的期刊欄目，包括論文（articles）、評述（com⁃ments）、摘要（notes）等部分；學術性文章（leadingarticles）多由學者或實務界人士所撰寫；法學院學生則撰寫較短的論文、摘要或是案例評述（commentsornotes），以及書評（bookreviews）等。部分221
法學院也出版專門的法學期刊，例如：StanfordEnvironmentalLawJournal、StanfordTechnologyLawReview、HarvardInternationalLawJournal。⑤美國有些法學院的學術性法律期刊，也逐漸改由教授擔任編輯；這一類刊物實施同行審查（peerreview），其所刊登的文章相對較短，不為職稱晉升所用；其價值在於學者們得藉此平台各抒自己的學術見解。芝加哥大學所出版的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⑥、TheSupremeCourtReview⑦、TheJournalofLegalStudies⑧、CrimeandJustice:AReviewofResearch⑨等，均屬此類。美國法學期刊除了紙質版之外，還有不少是電子法學期刊，例如：TheNationalJournalofSexualOrientationLaw⑩、MichiganTelecommunicationsandTechnologyLawReview等均是。總體說來，美國法學院出版的法學刊物，有電子期刊化的趨勢；DuckLawSchool是電子期刊化的開創者，該法學院將其所出版的多種法律期刊均列在一個網站上。美國法學院出版的法學期刊適用“引注單一制”（UniformSystemofCitation），其乃根據《藍書》（TheBlueBook）的制式規定要求論文的注釋方式。《藍皮書》乃由《哥倫比亞法律評論》、《哈佛法律評論》、《賓大法律評論》、《耶魯法律評論》等共同彙編，而由哈佛法律評論協會出版。中文的法律檢索圖書裡，也有學者將《藍皮書》的引注規則進行基本介紹。美國法學院出版的法律評論招致最多的批評之一，就是引用注釋太多；注釋的內容常會超過本文。不過美國法學院的法學評論之所以支持文章大量引用注釋，是因其認為在解釋與分析法律問題時，經常必須搜集國內外的法律規定、法院判例，以及相關的法律信息；而法律教科書與各類法律百科全書，往往不能針對最新的法律問題做出解釋與評論；此時，法律評論中的文章，就彌補了這方面的需要。此外，法學院學生擔任法律評論編輯的工作經驗，會被認為是一種榮譽，有助於日後到法院或律師事務所應聘工作。（二）律師協會出版的法律期刊美國的全國性或各州的律師協會，也出版法學期刊，其內容雖以實務為主，但讀者並不限於實務工作者，因其亦有一定學術價值。美國律師協會出版的法律期刊被稱之為“律師協會法律期刊”（BarJournals），例如：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BarAssociation）、加州律師協會（TheStateBarofCalifornia）、紐約市律師協會（NewYorkCityBarAssociation）等等，都出有法律期刊。（三）法律通訊根據NewsletterinPrint所列，美國有一萬多種法律通訊（LegalNewsletter）；這些法律通訊主要是刊載特定議題的相關報導與短文，也經常刊載一些與政府有關的法律文摘。因為內容較短，所以學術價值有限，但是對一些專門問題，例如：某種特定的醫療過失所引起的法律糾紛與賠償，往往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至於商業法律通訊，主要的出版商有BureauofNationalAffairs（BNA）、MealeyPublications、AndrewPublications、LRPPublications、NationalAssociationofAttorneysGeneral等。以BNA為例，其所出版的法律通訊周刊就有數十種，例如：FamilyLawReporter；每天出版的法律通訊則包括：DailyLaborReport、DailyTaxReport等。（四）法律新聞報導或期刊法律新聞報導（LegalNewspaper）由新聞記者撰寫，較少專業術語，多數內容屬介紹性，諸如近期法律動態、最高法院判決等，其主要讀者是律師群體。多數的法律新聞報導是每周出刊；底特律的LegalNews是比較重要的法律新聞報導，除周六、日外，每天出刊。其他每天出刊的包括：費城321
的TheLegalIntelligencer、芝加哥的ChicagoDailyLawBulletin、紐約的NewYorkLawJournal等。（五）活頁法律出版刊物活頁法律出版刊物（Loose⁃leafService）每周或每半個月出刊一次，刊載與法院判決和法規發展相關的法律信息。其中比較重要的是CommerceClearingHouse（CCH）出版的FederalSecuritiesLawReporter、StandardFederalTaxReporter、LaborRelationsReporter，BNA出版的Environ⁃mentReporter以及Thomson/RIA出版的UnitedStatesTaxReporter，這類法律活頁刊物經常會有好幾大册。（六）美國法學期刊的評比美國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視法學期刊評比的國家，其評比歷史超過半個世紀以上。評比的標準大約有以下數種：1.引用次數（frequencyofcitationsorcitationcounts）；2.作者權重（authorpromi⁃nence）；3.專家的評價（surveyofexpertopinion）；4.圖書館的使用（libraryusage）；5.法院的引用（citationsinjudicialopinion）。上述評比中，以第一種最常被採用。在同一本刊物中，根據作者的身份，主題、審稿程序，其論文的權威性也有區別。一份刊物中可以分為五個欄目：1.Articles：這是最具嚴謹度與權威性的作品，乃基於個人研究興趣，多數由法學教授撰寫，也有法官或其他專家等；2.Notes：此乃學生作品，通常是針對最近的判例、法律、行政命令對於相關領域的影響進行紀錄；3.Comments：乃由教授、實務界人士，或是學生針對某一個具有爭議的特定議題，新近通過的判決或法律等進行的評論，其長度比Article短；4.Commentary（Essays,Correspondence）是向意見不同的專家，提出反駁意見的平台；5.Symposiumissue則是將某場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結成册。耶魯法學院的副圖書館員FredR.Shapiro在2000年時，根據th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SSCI）的引用注釋比率，提出了一套法學期刊的排名；根據2000年時的數據，在一般性的法學期刊中，以HarvardLawReview、YaleLawJournal、StanfordLawReview、MichiganLawReview、Co⁃lumbiaLawReview等排名靠前，專門類的期刊方面，則以LawandHumanBehavior位居第一，而TheJournalofLegalStudies則在影響力上位居第一。以論文期刊的引用次數作為評比標準的，有兩個是從2002年起施行；一個是ISI公司出版的JournalCitationReports(JCRSocialScienceEdition)，包括法學期刊在內，一共搜錄了一千七百種以上的各式社會科學期刊。JournalCitationReports採用影響指數（ImpactFactor）、立即指數（Imme⁃diacyIndex）、被引用半衰期（CitedHalf⁃Life）、引用半衰期（CitingHalf⁃Life）等指標來進行評比。通過這種方式評比，可以知道哪些期刊最具影響力，最熱門，出版的文獻最多，以及最常被引用等等。根據JournalCitationReports的評比，2017年期刊影響分數（ArticleInfluenceScore）排在前十名的法學期刊依序是：YaleLawJournal、StanfordLawReview、HarvardLawReview、CommonMarketLawReview、ColumbiaLawReview、EuropeanJournalofPsychologyAppliedtoLegalCon⁃text、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awReview、CaliforniaLawReview、LawandHumanBehavior、Regulation&Governance。另一個是Washington&LeeLawSchool建立了一套評比系統，讀者可以根據各種不同的指標選項，檢索出特定範圍內期刊的排名。RonenPerry認為，美國法學期刊的評比方法，應細分為直接質量評比（DirectQualityEvalua⁃tion）、間接質量評比（IndirectQualityEvaluation）和綜合評估方法（ComplexEvaluationMethods）。421
其中直接質量評比包括專家評估（ExpertEvaluation）和一般質量調查（GeneralQualitySurvey）；間接質量評比包括作者權重（AuthorProminence）、退稿率（RejectionRate）、編輯的學術才能（Editors’AcademicAptitude）、使用研究（UsageStudies）、引用分析（CitationAnalysis）等。綜合評估方法是將直接質量評估方法與間接質量評估方法中的若干標準相結合進行綜合評估。上述方法各有優劣，相比而言，引用分析方法最能直接反映出法學期刊的相對質量。RussellKorobkin認為，最不應被採用的評價標準是作者權重，其次是專家的主觀評價。雖然客觀的引用次數此一標準，比前述兩個標準為佳，RussellKorobkin認為美國的法律學術圈，欠缺一個可以讓大家接受的評比標準。（七）期刊在美國法學院的地位美國大學的法律評論由學生進行編輯；學生的編輯風格一直受到批評，反對者認為從制度上，稿件篩選上，以及到法律評論的文體，文風等等，都有嚴重問題。不過也有很多人支持，理由是這種做法有助於那些非傳統的創新類文章得以發表，並且目前的問題，可以通過完善選稿程序等手段進一步改善；此外，學生編輯的法律評論也正在逐步提升管理水平，例如：採用先行審讀和多輪編輯等新方法，以彌補學生編輯專業知識的不足和編輯水平的不穩定。持不同見解者認為，學生的編輯工作實際上可能與法學研究沒有什麽關係，雖然這些編輯都是學業表現非常好的學生。除了有些學生能寫出一定水平的短評外，絕大多數學生編輯根本沒有發表過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法學文章，所以學生編輯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據注釋與格式的要求，來進行審核。持平而論，學生編輯在這項工作上，能够得到一定鍛煉，但是法律評論涉及教師升等、獲得終身教授資格等重要事項，只讀了一兩年法律的學生，是否能有這樣的鑒別能力，誠值懷疑。波斯納本人雖然擔任過法律評論編輯的主席，但是他就是最激烈反對學生擔任編輯的人之一。此外，本文曾經當面對哈佛法學院資深副院長WilliamAfford教授進行訪問，並通過哈佛法學院的王鋼橋博士以電話對康乃爾大學的RobertAHillman教授就相關問題進行訪問；獲得的採訪結果是，美國頂尖大學的法學院在引進教師或是決定是否晉升某位老師為終身教授時，並不完全依賴該名候選人的文章是否曾在著名的法律評論上發表，他們更重視由院內與院外的專家仔細閱讀這些申請者的文章；個別情况，甚至沒有公開發表過的文章也可以。由此也能說明，法律評論在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是隨著學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說來，越是頂尖的法學院，越不需要通過在所謂的著名法學期刊上發表文章來證明教授的水平，雖然這仍然是判斷教師學術水平的方法之一。頂尖的法學院可以通過同儕對論文的評價對教師進行考察，甚或是決定是否晉升職稱；但是其考核方式，極其嚴格，例如一篇法經濟學領域的文章，哈佛法學院的教師群體中，就有人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同時他們還會將這篇文章發給同校的經濟系，或是其他著名高校的經濟系的教授，請他們就此篇論文中的經濟學部分提出意見；往往一篇文章，會有四、五十位頂尖專家看過，因此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表示某篇被他們群體肯定的文章，不需要再通過法律期刊的背書。美國法律期刊存在的問題和未來改革方向，近年來已有相關實證調查資料可供參考。相關調查顯示，目前法律評論尚未滿足律師和法官的需求；一部分教授也認為法律評論對其學術事業具有消極影響。大多數法律職業人和法學院學生認為法律期刊應進行改革，呼聲較高的改革措施包括更多地採用盲審（blindreview）、同行審查，以及對學生編輯加強培訓等。二、德國法學期刊德國法在十九世紀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影響所及，遍及東歐、土耳其、希臘以及亞洲的中、日、韓521
等國。德國法的發展，一開始是由學院所引領，後來法院實務界的力量逐漸增強，在多數領域都取得主導的地位，甚至出現了所謂的“司法實定主義”（Rechtsprechungspositivismus）的說法；不過德國的法學研究對於判決的影響力很大，從其分工明確的法學文獻系統，以及豐富的學術著作來看，一目了然。德國法學工作者投注在撰寫論文、教科書與法條釋義的時間非常高；要正確評估德國的法學期刊，必須對德國法學文獻的出版形式有相對完整的認識。（一）德國法學文獻的出版形式與功能教科書（Lehrbuch）乃根據個人建構的體系所進行的系統性論述，其具有理論與教育雙重功能；有些教科書受限於議題廣泛，不能深論，容易偏向為教學類型，例如C.H.Beck出版社出版的小型教科書文叢（Kurzlehrbuch）與法概要文叢（GrundrissdesRechts）；但也有一些屬於份量厚重，理論的深度與廣度都明顯較高的教科書（DasGroßßeLehrbuch）。單獨出版的專論專書（Monographie），還包括博士學位論文（Dissertation），與博士後取得教授聘用資格的論文（Habilitation）等，這些都是針對某特定議題，進行深入研究的理論性文獻。這些專書由於出版有限，所以價格高昂。最具德國特色的工具書，就是法典或法條的逐條釋義（Kommentar）。它一般由學術界的教授為首，和法官、律師、公證員、公共機關工作人員等實務界人士共同編纂完成；整理了與該法條有關的學說見解、實務意見、立法記錄，少數也有比較法研究。這種工具書，主要功能在於累積數據，進行有機組合，並且附上編纂者的個人見解。其形式有輕便型的Handkommntar、供學生使用的大型單本釋義（Studienkommentar），以及多達數十大本的Standardkommentar。論文集（Sammelwerk），包括祝壽論文集（Festschrift）、追思論文集（Gedächtnisschrift）、周年慶論文集，或是就某特定議題編纂的文選（readings）等。法學祝壽論文集因為出版太多，甚至影響了正常期刊的稿量，因其夾雜人情因素，而且論文所討論的內容不聚焦，因此德國的國家輔助研究機構德國科學基金會（DeutscheForschungsgemeinschaft，簡稱DFG），對祝壽論文集不予補助。手書（Handbuch）是教科書與論文集的混合體，乃就特定領域，基於一定體系與理念，由多人撰寫多篇論文組合而成的文獻。期刊（Zeitschrift）的內容，以論文與最新的重要法院判決為主體；少數刊物，例如以理論取向的“法學理論（Rechtstheorie）”僅刊登學術性強的論文。一般來說，期刊還會設有對話、採訪、研習虛擬案例等內容；年報（Jahrbuch）多為單純論文。受到美國影響，德國的案例書（casebook）日益盛行。例如Vieweg/Röthel，FällezumSachenr⁃echt：EinCasebook，3.,aktualisierteAufl.,2014.另外還存在為學生或者實習生，用以鞏固和複習知識或者實習為取向的複習書。例如C.H.Beck出版的PrüfedeinWissen系列，HemmerVerlag、RichterVerlag與RolfSchmidtVerlag出版社出版的題材不一的複習材料。（二）德國法學期刊的分類德國法學期刊數量甚多，較重要的全國性期刊，約在三、四百種左右；如果包括不重要的期刊，以及各職業團體、學會所出以信息為主的刊物，再加上以各邦為對象的期刊都算進去，數量則約在數千種。德國幾乎所有的期刊都是由出版社發行，幾家以出版法學文獻出名的出版社，都分別出版了很多本期刊。最具規模的C.H.Beck，一家就出版了一百多份法學期刊，其中包括甚具份量的NJW（NeueJuristischeWochenschrift）、JuS（JuristischeSchulung）、JA（JuristischArbeitsblätter）、RdA（RechtderArbeit）、NVersZ（NeueZeitschriftfürVersicherungundRecht）、GRUR（GewerblicherRe⁃621
chtsschutzundUrheberrecht）、EuZW（EuropäischeZeitschriftfürWirtschaftsrecht）、GWR（ZeitschriftfürGesellschaftsrechtundWirtschaftsrecht）、IIC（InternationalReviewofIntellectualPropertyandCom⁃petitionLaw）、MMR(MultiMediaundRecht)、NVwZ（Verwaltungsrecht）、NZI（Insolvenzrecht）、ZRP（ZeitschriftfürRechtspolitik）、Nkart（NeueZeitschriftfürKartellrecht）等；CarlHeymanns出版社也出版了包括ZZP（ZeitschriftfürZivilprozess）、DVBl.（DeutschesVerwaltungsblatt）、VSSR（Vierteljahress⁃chriftfürSozialrecht）等重要其刊在內的約二十種法學期刊。以出版公法書籍著名的Nomos出版社則出版了Europarecht、ZUM（ZeitschriftfürUrheber⁃undMedienrecht）、KritischeJustiz、NeueKrimi⁃nalpolitik、ZAR（ZeitschriftfürAusländerrechtundAusländerpolitik）等十多種不同類別的期刊。MohrSiebeck出版社所出版的刊物雖然不及前述出版社多，但都是以深度論文為主，所以影響很大，例如：AcP（ArchivfürdiecivilistischePraxis）、AöR（ArchivdesöffentlichenRechts）、AVR（ArchivdesVölkerrechts）等。成立於1749年的DeGruyter也是同一等級的出版社，其所出版的幾種期刊，也都很受歡迎。德國的C.F.MüllerVerlag也出版多種雜誌，例如Kriminalistik、Goltdammer’sArchivfürStrafrecht、medstra（ZeitschriftfürMedizinstrafrecht）、UBWV（UnterrichtsblätterfürdieBundeswehrver⁃waltung）、wistra（ZeitschriftfürWirtschafts⁃undSteuerstrafrecht）、ZIAS（ZeitschriftfürausländischesundinternationalesArbeits⁃undSozialrecht）、ZG（ZeitschriftfürGesetzgebung）、ESVGH（Entschei⁃dungssammlungdesHessischenVerwaltungsgerichtshofsunddesVerwaltungsgerichtshofsBaden⁃WürttembergmitEntscheidungenderStaatsgerichtshöfebeiderLänder）等。成立於1798年的Duncker&Humblodt出版社所也出版法學學術期刊，例如頗有影響力的《法學理論》（Rechtstheorie），以及與國家學交叉的《國家》（DerStaat）和《行政》（DieVerwaltung）。1905年成立的VerlagDr.OttoSchmidt則主要出版公司法與稅法方向的雜誌，例如DieFinanz⁃Rundschau、Ertragsteuerrecht、DieGmbH⁃Rundschau、DieUmsatzsteuer⁃Rundschau、DieInternationaleSteuer⁃Rundschau、SteuerberaterWoche、GesundheitsRecht、SteuerundWirtschaft、DieAktiengesellschaft、MonatsschriftfürDeutschesRecht、ZeitschriftfürKonfliktmanagement、ZeitschriftfürdienotarielleBeratungs⁃undBeurkundungspraxis、ZeitschriftfürWirtschaftsstrafrechtundHaftungimUnternehmen、AfP⁃ZeitschriftfürMedien⁃undKommunikationsrecht、ComputerundRecht、ComputerLawReviewInternational、DerGmbH⁃Steuer⁃Berater、DerIP⁃Rechts⁃Berater、DerIT⁃Rechts⁃Berater、DerAO⁃Steuer⁃Berater、DerArbeits⁃Rechts⁃Berater、DerErbschaft⁃Steuer⁃Berater、DerErtrag⁃Steuer⁃Berater、DerFamilien⁃Rechts⁃Berater、DerMiet⁃Rechts⁃Berater、DerUmsatz⁃Steuer⁃Berater、BRAK⁃Mitteilungen、KölnerSchriftzumWirtschaftsrecht。有些出版社，不僅發行，還自己負責編審，例如VerlagRechtundWirtschaft出版社；多數出版社會邀請教授、法官、律師等合作。至於刊載重量級論文的期刊，例如：AcP、AöR、AVR、ZStW、ZHR、RabelsZ、ZBB、Rechtstheorie等，都會由重量級教授主編。綜合類刊物，例如：JZ、JuS、JR都是找教授，或是教授與律師們合編；NJW由於是律師協會的刊物，所以均委由律師編輯；JA則是由法官編輯。德國的大學本來並不發行期刊，而且也不以院系的名稱編輯刊物；但近十多年來，德國深受美國法學院法律評論的影響，德國的法學院也開始出現一些法律評論，撰稿人主要是教授與學生。例如：2003年海德堡大學法學院學生創立的StudentischeZeitschriftfürRechtswissenschaftHei⁃delberg，由C.F.MüllerVerlag出版，全德發行。Greifswalder大學法學院學生2006年創立的Greif⁃721
swalderHalbjahresschriftfürRechtswissenschaft,漢堡BuceriusLawSchool學生編輯的BuceriusLawJournal，馬堡大學法學院學生編輯的MarburgLawReview均屬之。有些研究機構，像是馬克思⁃普朗克研究院（Max⁃PlankInstitut，簡稱馬普所）所屬的一些法律研究所和出版社合作，由研究機構負責編務，出版社出版。例如：馬普外國及國際社會法研究所與歐體勞工法與勞動關係研究所共同主編了ZIAS（ZeitschriftfürausländischesundinternationalsArbeits⁃undSozialrecht），並委由C.F.Muller出版社出版；馬普知識産權、競爭法及稅法研究所主編了德國營業保護及著作權協會的會刊GRUR，與其國際版GRURInt.（GRURInternationalerTeil），以及GRURPrax(GRUR–PraxisinImmaterialgüter⁃undWettbewerbsrecht,ab2009)、GRUR⁃RR(GRUR⁃Rechtsprechung⁃Report,ab2001)，則均由Beck出版社出版。類似的合作關係，還存在於其他公會（公法人團體）、協會（私法社團法人）或學會、機關與出版社之間，例如NJW期刊，就是由德國律師協會與聯邦律師公會合作，並委由Beck出版；DRIZ是德國法官聯盟（DeutscherRichterbund）的會刊，也是由Beck出版。基本而言，德國的法學期刊的經營者，就是民營的出版社，學校與相關團體最多只是參與編輯。德國的法學期刊，主要是根據其刊登的領域系屬綜合或專精，內容是偏重論文還是信息提供，默認讀者是學界還是實務界，以及出版頻率等角度來區分。像NJW、JZ、JuS這種綜合型的期刊，在德國的比例甚低；德國主要是在各個傳統法領域（憲法、行政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等）都發展出十多種理論深度不一的期刊；至於較新或發展較遲滯的領域，例如：環境法、傳播法、醫療法、科技法、歐洲法等等，期刊也都隨之出版，等到某一次領域成熟之後，則又會發展出更次一級的領域，一方面不斷重新劃分研究與實務社群，另一方面則使實定法體系化的程度不斷升高。就出版頻率而言，分別有周刊（NJW、ZIP、BB、DB）、雙周刊（JZ、MDR、DöV、DVBI）、月刊（JuS、JR、JA、KJB、ZRP、DRiZ）、雙月刊（AcP、RdA、ZHR、ZBB）、季刊（AöR、ZStW、ZZP）、半年刊，以及一年一期的年報等。像NJW這種周刊，以實務信息豐富著稱，其所提供的裁判可以補充集結成册的裁判集（如BGHZ、BVerfGE、BGHLM）的實時性的不足；不過此一優勢隨著法院將判決張貼上網之後，已經减弱；但是網絡上公布的實時判決，畢竟不若經過期刊整理過的好用，所以未能完全取代NJW這類周刊的功能。雙月刊實時性不足，季刊更是如此，所以季刊選擇判決時，都是精選以及有爭議者，並作深入分析。雙月刊、季刊、半年刊等，主要是刊登特定次領域的深度論文與書評，以及研討會記錄等。有些期刊號稱典藏期刊（Archivzeitschrift），能做計劃性的編輯，針對同類主題討論的論文集結出版，所以同樣屬於財經法領域的刊物中，ZHR與ZBB就因而較具有份量。此外，Beck出版的KJB（KarlsruherJuristischeBibliographie）月刊，整理了每個月的重要法律文獻，極其便利。整體而言，德國的法學期刊，還是重在對實定法的詮釋。（三）德國期刊的編輯與特色德國法學期刊中的欄目有幾種，有的期刊會區別理論完整的論文（Abhandlung）與僅有幾頁篇幅的短論文（KurzeBeiträge）；有的會標示為評釋論文（Besprechungsaufsatz），或回顧性報告（Bericht），以與純理論的文章做區別。德國的法學期刊非常重視對話，經常能見得對於前期論文的不同見解（Echo、Erwiderung），以及對於持批評意見者的最後回應（Schlusswort）。對話還可以通過書評（Reszension）的方式展現，以及在判決之後所附上的評釋（Anmerkung）。深度期刊，經常會在一期中就刊登出十幾篇的書評。期刊也會報導重要的學術會議；傳統期刊並會登上對法界聞人的生辰賀詞，或是悼念。821
德國法學期刊的欄目，以Beck出版的JuS為例，JuS是“法學訓練”（JuristischeSchulung）的縮寫，基本上有以下幾項：1.專論（Aufsätze）：多為教授投稿，題目不限，篇幅也不會太長；2.學習（Stu⁃dium）：此乃針對法律系學生容易遇到的困難概念或爭點予以補充說明；3.實習（Referendariat）；4.案例解析（Fallbearbeitung）：由作者提出一個案例事實以及完整的答案。這點與德國特別強調的教學方式，亦即反復練習解答實例題的練習課程（Übung）有關；5.實務見解整理（Rechtsprechungsübersicht），以及6.報導（Berichte）等。值得說明的是，德國的大學生在校時期，就培養出很好解答實例題的基本能力，等到進入實務工作時，自然具備較好的實務工作基礎。事實上，Übung的訓練，對德國的法學界與實務界有深遠的影響。德國的法學期刊很少公開徵稿，除了主動約稿之外，對於投稿也多半是編輯自行審查評定，論文的質量，自有評價。德國的法律學者，一般多不認為匿名審查這種同行評審能够增加客觀度。一般說來，德國的論文的格式比較統一，注釋方式約定俗成，多採用文下注釋，多數的刊物並不會在論文中注明來稿日期與刊登日期，也沒有關鍵詞、摘要、參考文獻，但是在年底時，期刊會贈送全年的作者、關鍵詞，以及判決索引。德國法學期刊這些傳統，與其本土性有關，因為其所預設的作者與讀者均是德國人，論文質量由編輯控制，水平如何，自有公評。當然有些領域，是以外國法、國際法，或比較研究為內容者，例如著名的VRÜ（VerfassungundRechtinÜbersee），以及非屬實定法領域，如法理論與法社會學內著名的期刊ARSP（ArchivfürRechts⁃undSozialphilosophie）等，則會刊登英文或法文的論文，並且德文論文附上英文摘要，英文論文附上德文摘要，參考文獻等。另外，在部分實定法的領域也會錄用英文稿件，其德文文章的結尾之後也會附上英文總結，例如著名的競爭法雜誌ZWeR（ZeitschriftfürWettbewerbsrecht）。當然，期刊的電子化，也是無法必避免的趨勢，重要的數據庫例如Beck⁃Online、Springer、Deguyter等收錄了很多重要的期刊。德國的法學研究者形成一個大的社群，法學院自己並不代表特殊的社群，也不借著期刊建立特殊傳統。法學研究主要是以實定法為核心，並與司法、法制以及商業實務等密切結合，提供了以商業運營的出版社的條件。此外，德國的法學期刊高度分工，充分反映法律體系化的特色，其在不斷細分的法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重組法學研究社群，提供交流平台，不同出版頻率的期刊，承擔不同的功能。德國的期刊雖然出刊頻率甚高，但是編輯用心，論文是否採用，多由主編決定，並不依賴外部資源或匿名審查等方式。由於學術標準已有共識，同類型期刊間的競爭，使其選稿排除了不客觀與非理性等因素。正因如此，德國並無由國家或私人推動的期刊評比，因為無此必要，法學院偶有評比，也不受重視。三、法國的法學期刊法國法學期刊至少在兩百份以上，可略分為綜合性與專門性法學期刊；法國法學也是概分為公法（DroitPublic）與私法（DroitPrivé）領域，但是法國法律領域的區分與其他大陸法重鎮國家，例如：德、日，以及我國等，不完全相同；法國法的刑事法被分在私法領域。此外，法國圖書館採用杜威（Deway）十進制圖書分類法，部分新興領域，無法在第一層分類中找到，或是分散於其他類別，例如：環境法、人權法項下。（一）法國重要法學期刊的介紹1.專門性的法學期刊（1）公法類921
《法國與外國公法與政治學期刊》（RevueduDroitPublicetdelaSciencepolitiqueenFranceetL’étranger）雙月刊，由LGDJ出版，編輯員均為公法學者，其欄目大致為：憲法最新動態、深度彙編專欄、憲法論著彙編、行政法論著彙編、外國公法動態彙編、論壇等。該刊乃法國公法專業期刊中歷史最悠久者。《法國憲法期刊》（RevuefrançaisedeDroitConstitutionnel）季刊，由法國大學出版社（PUF）出版，編輯委員均為憲法學者與比較公法學者，該刊分為論文與研究，以及憲政時事與判決彙編等兩大部分，主要欄目有：論文與研究、憲政時事彙編、書目文獻、書評等。此刊物乃法國最重要的憲法期刊。《法國行政法評論》（RevuefrançaisedeDroitAdministratif）雙月刊，由達羅茲（Dal⁃loz）出版社出版，主要討論行政法、憲法等議題，其欄目有：論著、專題、專欄等。該刊乃法國最重要的行政法刊物。（2）民商法類《民法季刊》（RevuetrimestrielledeDroitCivil），季刊，由達羅茲出版社出版，編輯委員均為著名民法學者，該刊主要討論的議題為法國民事法、司法制度、歐盟私法等。該刊為民法學者認為最具學術價值的法國私法期刊，大致有論著、私法萬象、判決評釋與立法動態、最新出版品信息等欄目。《商法與經濟法季刊》（RevuetrimestriellededroitcommercialetdeDroitéconomique），季刊，亦由達羅茲出版社出版，欄目有論著、商法與經濟法萬象、判決評釋與立法動態等，該刊為法國最具歷史，以及最為重要的商法專業期刊。（3）基礎法學類《法國與外國法歷史期刊》（RevuehistoriquedeDroitfrançaisetétranger），季刊，由達羅茲出版社出版，其欄目有論著、法制史萬象、札記、彙編、外國期刊一覽、最新各類文獻、出版訊息等等，該刊為法國最重要的法制史期刊。《法學研究，法學展望》（RevuedelaRechercheJuridique⁃DroitProspectif,RRJ），季刊，由艾克斯－馬賽大學出版，這本期刊是非常重要的有關基礎法學領域的期刊，其討論內容不限於法哲學領域。《法國法律理論、哲學和文化》（Revuefrançaisedethéorie,dephilosophieetdeculturejuridiques），半年刊，由PUF出版，亦屬法哲學的代表期刊之一。2.綜合性的法學期刊（1）《達羅茲彙刊》（RecueilDalloz），周刊，由達羅茲出版社出版，由該刊編輯委員會編輯（學者、律師、法官、行政人員、學生），該刊分為兩册，一為《達羅茲彙刊》，主要內容為法國私法，其欄目有本周焦點、最新法律動態消息、法治動態彙編、判決、立法動態、法學文獻等。另一輔册為《達羅茲彙刊商法手册》，欄目與《達羅茲彙刊》相仿。（2）《法律周刊》（LaSemaineJuridique），發行者是LexisNexisJurisClasseur（簡稱JC）周刊，由該刊編輯委員會編輯（學者、律師、法官、行政人員、學生），其可分為四册，分別是《法律周刊總刊》、《法律周刊·企業與商務專刊》、《法律周刊·行政與地方自治專刊》、《法律周刊·公證人與不動産專刊》等，《法律周刊總刊》的欄目有動態、法學教義討論、判決評釋、法規、判決摘要等。（3）《司法大厦公報》（LaGazetteduPalais,GP），發行者是司法大厦公報出版社，其欄目有立法與法規動態、各級法院判決全文（附摘要）、學說、各領域判決評釋全覽、司法界消息等。《達羅茲彙刊》與《法律周刊》是法國閱讀率最高的法學期刊。（二）法國法學期刊的特色綜上所述，法國的法學期刊有以下五點特色：一是綜合性與專門性的法學期刊數目多，領域劃分細緻，例如農業法、航天航空、醫學與法律、法律與文化等領域。此外，法國法學界重視國際法、歐031
盟法，以及比較法研究。並且對法制制度相對落後的國家，例如中東、東南亞等國家都有研究。二是出版社之間競爭激烈。不少領域之間均有同性質的期刊競爭。例如：私法領域中，Dalloz出版的D.與JC出版的JCPG或是JCPE之間便相互對壘；公司法領域有Dalloz出版的RS與LexisNexisJurisClasseur出版的Droitdessociétés等。三是裁判評釋文章豐富。主要的法律領域，均有相對應的判決評釋期刊，如商法的RJC，社會法的RJS；綜合法學期刊D.、JCPE則包含了多數重要私法判決評釋。一般說來，期刊中的判決評釋欄目，在法國頗受歡迎。四是法制史研究發達，且滲入各領域，並為基本的法學研究方法。法國不論是憲法、民法、刑法、商法等等，都有與之對應的法制史課程，並且專論甚多，經常修訂新版。法國是歐洲大陸最早法典化的國家，《法國民法典》雖然已經制定超過兩百年，法國人始終努力維繫該法典的結構。故此，法國非常重視判例與學說之整理。《法國與外國法歷史期刊》（Revuehistoriquededroitfrançaisetétranger，RHDFE）、《法律系史法學期刊》（Revued’histoiredesfacultésdedroitetdelasciencejuridique，RHFD）其所刊登的文章，均被法學各領域的文章廣泛引用。五是法學期刊多由民間出版。法國大學的法律系，並無財力支持出版法律期刊，僅有極少數法律系有法學期刊，例如《法國西部法學期刊》（Revuejuridiquedel’Ouest）；《斯特拉斯堡大學法律系年鑒》（AnnalesdelaFacultédedroitdeStrasbourg）等。法律期刊一般均是由民間出版社出版，或是由政府資助部分經費由民間出版社出版；極少數由國家發行之刊物，乃由隸屬於政府的“法國國家文件出版社”或“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法學期刊的出版社，一般說來，就是印行大量教科書的出版社，例如：達羅茲出版社、法律與判決總書局（L.G.D.J.），以及蒙葵絲茜出版社（Montchrestien）等。四、結論美國、德國、法國是當今世界上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法學發達國家，每個國家的法學期刊都有自己的特色。基本上，這幾個國家的法學期刊均反映出了該國的學術研究水平，並且獲得了職業共同體的肯定，同時還說明了法學的本土性格。我國的法學期刊發展，沒有必要刻意追隨哪一個國家的腳步，但應當力圖打造一個能够公平、高效，準確反映我國法學學術研究水平的平台。這方面的努力，還需要許多內外條件的配合。〔本文在撰寫過程中，獲益於蘇永欽、李鎨澄等人之研究，並獲得王鋼橋（美國Ropes&Gray瑞格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周翠（浙江大學教授、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金楓梁（上海大學助理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法學博士）、陳曉徑（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以及其他專家學者的協助與指正，謹致謝忱〕①SeeMorrisL.Cohen,RobertC.Berring,andKentC.Olson,HowtoFindtheLaw,NinthEdition,St.Paul,Minn.:WestGroup,1989,Ch.11;KentC.Olson,LegalInformation:HowtoFindIt,HowtoUseIt,OryxPress,1999,Ch.5;RobertC.BerringandElizabethA.Edinger,FindingtheLaw,EleventhEdition,St.Paul,Minn.:WestGroup,1999,pp.304⁃311.②http://harvardlawreview.org③http://www.yalelawjournal.org④http://www.stanfordlawreview.org⑤SeeT.PaulLomio,HenrikSpang⁃Hanssen,LegalRe⁃searchMethodsintheUsandEurope,2008,pp.20⁃21.⑥http://www.law.uchicago.edu/coase⁃sandor/journals/jle⑦http://www.law.uchicago.edu/supremecourt/supreme⁃131
court.html⑧http://www.press.uchicago.edu/ucp/journals/journal/jls.html⑨http://www.press.uchicago.edu/ucp/books/series/CJ.ht⁃ml⑩http://sunsite.unc.edu/gaylawhttp://repository.law.umich.edu/mttlrhttp://www.law.duke.edu/journalsTheBlueBook:AUniformSystemofCitation,17thedition,compiledbytheeditorsofColumbiaLawReview,HarvardLawReview,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awReview,andYaleLawReview,publishedbytheHarvardLawReviewAssociation.參見羅偉主編：《法律文獻引證注釋規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66頁。SeeKentC.Olson,LegalInformation:HowtoFindIt,HowtoUseIt,OryxPress,1999,p.86).http://51.bna.com/http://www.bna.com/daily⁃labor⁃report⁃p5449http://www.bna.com/Daily⁃Tax⁃Report⁃p7889http://www.legalnews.com/detroit/archives/papers/http://www.thelegalintelligencer.comhttp://www.chicagolawbulletin.comhttp://www.newyorklawjournal.comhttp://www.wklawbusiness.com/store/products/federal⁃securities⁃law⁃reporter⁃prod⁃000000000010021838/inter⁃net⁃item⁃1⁃000000000010030877http://www.cchgroup.com/roles/accounting⁃firms/tax/research/standard⁃federal⁃tax⁃reporterWestlaw電子數據庫中已有CCHLaborRelationsReporter(CCH⁃LRR)的專項子數據庫可供查詢檢索，詳見：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search/default.wl?rs=WLIN14.10&db=CCH⁃LRR&vr=2.0&rp=%2fsearch%2fdefault.wl&sp=zhunl⁃0000&fn=_top&mt=314&sv=Splithttp://www.bna.com/environment⁃reporter⁃p4885Westlaw電子數據庫中已有RIA⁃UnitedStatesTaxReporter(RIA⁃USTR)的專項子數據庫可供查詢檢索，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search/default.wl?rs=WLIN14.10&db=RIA⁃USTR&vr=2.0&rp=%2fsearch%2fdefault.wl&sp=zhunl⁃0000&fn=_top&mt=314&sv=SplitSeeCameronAllen,DuplicateHoldingPracticesofApprovedAmericanlawSchoolLibraries,62LawLibr.J.191(1969);FredR.Shapiro,TheMost⁃CitedLawRe⁃views,29J.LegalStud.,389(2000).SeeRobertM.Jarvis&PhyllisG.Goleman,RankingLawReviews: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AuthorProminence,39Ariz.L.Rev.15(1997).SeeGregoryS.Crespi,Ranking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Journals:ASurveyofExpertOpinion,31Int’lLaw.869(Fall1997).SeeMaxStier,M/KellyM.Klaus,DanL.Bagatell,JefferyJ.,Rachlinski,LawReviewUsageandSuggestionsforImprovement:ASurveyofAttorneys,ProfessorsandJudges,44StanL.Rev.,July1992.SeeMichaelD.McClintock,TheDecliningUseofLegalScholarshipbyCourts:AnEmpiricalStudy,51Okla.L.Rev.,659,660(1998).SeeMichaelD.Murray&ChristyH.Desanctis,LE⁃GALRESEARCHANDWRITING273(FoundationPress2006).SeeFredR.Shapiro,TheMost⁃CitedLawReviews,29J.LEGALSTUD.,341⁃342,389(2000).例如：《哈佛法律評論》在2011年、2012年共刊出60篇文章（應僅計算Articles），其在2013年被引用394次，其影響指數為394÷60=6.567。參見JournalCitationReports對《哈佛法律評論》的有關說明：http://admin⁃apps.webofknowledge.com/JCR/JCR?RQ=RECORD&rank=2&journal=HARVARD+LAW+REV此乃根據該期刊當年所出版的文獻，在同一年中背其他文章引用的平均數。例如：《哈佛法律評論》在2013年共刊出65篇文章，其在2013年被引用85次，其立即指數為1.308。參見JournalCitationReports對《哈佛法律評論》的有關說明：http://admin⁃apps.webofknowledge.com/JCR/JCR?RQ=RECORD&rank=2&journal=HARVARD+LAW+REVhttp://admin⁃apps.webofknowledge.com/JCR/JCR?RQ=LIST_SUMMARY_JOURNAL231
http://lawlib.wlu.edu/LJ/參見陳鋕雄：《如何搜尋美國法？美國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及重要法學期刊論文概述》，台北：《月旦法學雜誌》，2008年第161期，第224~225頁。使用研究的評比方法可進一步細分為圖書館的使用（Libraryusage）和數據庫的使用（DatabaseUs⁃age）。SeeRonenPerry,TheRelativeValueofAmericanLawReviews:ACriticalAppraisalofRankingMethods,11Va.J.L.&Tech1(2006).SeeRussellKorobkin,RankingJournals:SomeThoughtsonTheoryandMethodology,26Fla.St.U.L.Rev.,851,874⁃875(1999).這一傳統歷史悠久，可上溯至19世紀晚期，詳見：MichaelL.SwygertandJonW.Bruce,TheHistoricalOrigins,Founding,andEarlyDevelopmentofStudent⁃EditedLawReviews,36HastingsL.J.,763⁃764(1985).SeeRichardA.Posner,TheFutureoftheStudent⁃Ed⁃itedlawreview,47Stan.L.Rev.,1131(1995).轉引自方流芳：《〈哈佛法律評論〉：關於法學教育和法學論文規範的個案考察》，北京：《比較法研究》，1997年第2期，第170頁。另見：ChristianC.Day,TheCaseforProfessionally⁃EditedLawReviews,33OhioN.U.L.Rev.,563(2007).SeeNatalieC.Cotton,TheCompetenceofStudentsasEditorsofLawReviews:AResponsetoJudgePosner,154U.Pa.L.Rev.,951(2006).現已有中譯本，華憶昕譯：《學生有能力做法律評論的編輯嗎？———與波斯納法官商榷》，北京：《研究生法學》，2014年第3期。該採訪乃作者於2007年11月20日在哈佛法學院WilliamAfford教授的辦公室進行，並由哈佛法學博士王鋼橋進行記錄。該採訪由哈佛法學博士王鋼橋於2007年12月10日，下午15:00~15:20，通過電話採訪獲得。近年有學者曾在美國的1325名法學院教授、338名學生編輯、215名律師和156名法官中開展關於法律評論的專項問卷調查。SeeRichardA.Wise,etal,DoLawReviewsNeedReform?ASurveyofLawProfessors,Studenteditors,Attorneys,andJudges,59Loy.L.Rev.,1(2013)；59Loy.L.Rev.,74⁃75(2013)；67⁃68,71⁃72(2013).例如經典教材HelmutKoehler，BGBAllgemeinerTei38Aufl.,2014.例如經典教材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TeildesBGB,18.Aufl.,2014.例如RolfStürner主編的Jauernig/BürgerlichesGe⁃setzbuch:BGB,15.Aufl.,2014.例如頗受歡迎的Kropholler，BürgerlichesGesetzbuchStudienkommentar，13.Aufl.,2013.目前公認的民法典標準Kommentar是11卷本的Säcker/Rixecker(Hrsg.),MünchenerKommentarzumBürgerlichenGesetzbuch6.Aufl.,2013。另外，傳統的Palandt，BürgerlichesGesetzbuch:BGB（2015年已經出版到第74版），以及J.vonStaudingersKommentarzumBürgerlichenGesetzbuch。Festschrift最頻繁的由MohrSiebeck，C.H.Beck等著名出版社出版，Festschrift的篇幅不一，有的僅有較薄的數百頁，也有的多達數本，篇幅自然達到數千頁。JürgenRödig（1942⁃1975）在立法學的研究上有著開創性的研究，却車禍去世，享年33歲。其老師、同事、朋友在1978年、1984年分別出版了兩次追思文集：UlrichKlug,ThiloRamm,FritzRittner,BurkhardSchmiedel(Hrsg.):Gesetzgebungstheorie,JuristischeLogik,Zivil⁃undProzessrecht⁃GedächtnisschriftfürJürgenRödig.Berlin/Heidelberg/NewYork1978與HeinzSchäffer,OttoTriffterer(Hrsg.):RationalisierungderGesetzgebung.Baden⁃Baden/Wien，1984。例如為慶祝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成立50周年，2001年出版了2卷本的紀念文集：Badura/Dreier（Hrsg.），Festschrift⁃50JahreBundesverfassungsgericht，Bd.1: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Verfassungsprozeß，Bd.2:KlärungundFortbildungdesVerfassungsrechtsFestschrift50JahreBundesverfassungsgericht。www.hemmer⁃verlag.de，其法學系列“DasJuristischeRepetitoriumhemmer”的網站http://www.hemmer⁃shop.de/，該出版社還出版Life&Law雜誌。http://www.richter⁃verlag.de/。http://www.verlag⁃rolf⁃schmidt.de。重要學術網站可分為免費與付費兩種，免費者如：http://www.recht.uni⁃jena.de/z07/link1.htm；http://www.331
jura.uni⁃sb.de/chinesisch；付費者如：http://www.juris.de，此乃最重要的法學數據庫，完整搜集了德國法學資料；http://www.lexis⁃nexis.de，以國際法、經濟數據，以及新聞為重點；http://www.vrpe.de，數據較少，可以查閱判決。http://www.beck.dehttp://www.heymanns.comhttp://www.nomos.dehttp://www.mohr.dehttp://www.degruyter.dehttp://www.duncker⁃humblot.de/index.php/zeitschriften/rechts⁃und⁃staatswissenschaften.html全稱為ZeitschriftfürLogikundJuristischeMetho⁃denlehre,Rechtsinformatik,Kommunikationsforschung,Normen⁃undHandlungstheorie,SoziologieundPhiloso⁃phiedesRechts。http://www.rws⁃verlag.de.www.studzr.de.https://www.greifrecht.de/startseite/http://law⁃journal.de/http://www.law⁃review.de/例如：科技法領域的WissR、環保法領域的ZUU、醫療法領域的MedR、傳播法領域的MMR、體育法領域的SputRt、航空法領域的ZLW、外國人法領域的ZAR等。近年以Canaris與Rüthers的論戰最為著名。2010年Larenz教席的繼承人Canaris發表了KarlLarenz一文，該文收錄於Grundmann,Stefan/Riesenhuber,Karl(Hrsg.),DeutschsprachigeZivilrechtslehrerdes20.JahrhundertsinBerichtenihrerSchüler,Band2,2010,S.263⁃308,（下載地址：http://www.jura.uni⁃muenchen.de/fakultaet/lehrstuehle/grigoleit/ressourcen/canaris_karl__larenz.pdf)。2011年Brox的弟子Rüthers在該年的JZ第593～601頁上發表了PersonenbilderundGe⁃schichtsbilder–WegezurUmdeutungderGeschichte?AnmerkungenzueinemLarenz⁃Portrait予以駁斥，Ca⁃naris在該年JZ第879～888頁發表了以FalschesGe⁃schichtsbildvonderRechtsperversionimNationalsozial⁃ismus"durcheinPorträtvonKarlLarenz?WidereinenVersuch,unbegrenzterAuslegung"eineswissenschaftli⁃chenTexte為題目的反駁論文。參見蔡聖偉：《德國重要法學期刊及重要法學數據檢索系統概述》，台北：《月旦法學雜誌》，2008年總第155期，第196～197頁。http://www.vrue.nomos.de/http://www.steiner⁃verlag.de/programm/zeitschriften/archiv⁃fuer⁃rechts⁃und⁃sozialphilosophiehttp://www.rws⁃verlag.de/hauptnavigation/zeitschriften/zwer⁃zeitschrift⁃fuer⁃wettbewerbsrecht.html有關法文法學期刊數量，參見陳忠五等：《法學期刊評比之研究》，轉引自陳思廷：《法國主要法學期刊論文及法學數據檢索系統概述》，台北：《月旦法學雜誌》，2008年總第160期，第162頁，注釋4；第162頁，注釋5；第164頁；第165～166頁；第162～163頁；第169～171頁。作者簡介：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杭州 310000［責任編輯 劉澤生］43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學術短訊·《澳門理工學報》榮獲“全國高校社科名刊”等多個獎項2019年11月25～28日，由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主辦的“雙一流”建設背景下高校學術期刊的責任與使命學術研討會暨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第八屆理事會第五次會議在廣東舉行，來自全國各高校的學報界同行和專家學者700多人與會。此次會議公布了第六屆全國高校社科期刊評優活動獲獎名單，並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典禮。《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榮膺“全國高校社科名刊”；“港澳研究”欄目被評為“全國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欄目”；總編輯劉澤生教授被評為“全國高校社科期刊優秀主編”；副總編輯陳志雄副教授被評為“全國高校社科期刊優秀編輯”；編輯桑海講師榮獲“全國高校社科期刊優秀編輯學論文”獎。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註冊的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工作者的學術團體，屬國家一級學會。經教育部社會科學司同意，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於2019年3月啟動第六屆全國高校社科期刊評優活動，旨在展示近五年來全國高校社科學術期刊所取得的成績，以評促改，以評促建，推動全國高校社科學術期刊辦刊質量的不斷提升，促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此次期刊評優活動採取自願申請、統一評分、專家討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辦法，共設置期刊獎（包括“高校社科名刊”、“高校精品社科期刊”和“高校優秀社科期刊”三項）、特色欄目獎、優秀主編獎、優秀編輯獎、優秀編輯學著作和論文獎、“玉筆獎”等獎項。經過評選，在全國千餘家高校學報中，《澳門理工學報》被評為“全國高校社科名刊”，顯示出中國學術界和期刊界對澳門理工學院辦刊質量的充分肯定。這也是《澳門理工學報》繼2014年榮膺“全國高校精品社科期刊”獎之後，時隔五年獲得的又一殊榮。與此同時，《澳門理工學報》也囊括了除“玉筆獎”（僅頒發予從事編輯工作滿30年者）之外的所有其它獎項。《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是澳門理工學院主辦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理論刊物，1998年4月創刊，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歷史研究等。據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2013～2018年轉載評估數據統計分析，《澳門理工學報》在轉載率、轉載量、綜合指數排行榜上，連續六年位居全國高校學報前列，產生了顯著的溢出效應和影響力。與此同時，《澳門理工學報》還先後入選《複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2014年版和2017年版。此外，2014年度至2018年度，《澳門理工學報》共有40多篇次佳作為《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和《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轉載。在辦刊過程中，《澳門理工學報》秉持學院“紮根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爭創一流”的辦學理念，既具備全球視野，又堅持服務於本地，其欄目特色、專題策劃、學術質量和期刊風格，逐漸獲得了作者、讀者與學術界、期刊界同仁的廣泛認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綜合評價研究院近日發布了2018“最受學界歡迎的10種港澳台學術期刊”，《澳門理工學報》亦榮列其中。 （編輯部）53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文學研究·重估“美學大討論”暨《人間詞話》評論的地緣語境夏中義［提 要］ 通過文獻細讀，並借用薩義德關於身份認同、文化領土等觀念，可進一步理解蘇聯日丹諾夫理論模式對於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學大討論”和《人間詞話》“境界說”評論的重要作用。無論是李澤厚等人對朱光潛唯心主義美學的批判，還是稍晚朱光潛對周谷城表現主義的批判；無論湯大民、吳奔星、陳詠諸等對“境界說”進行唯物化的“整容”，還是吳文治、葉秀山等揭出“境界說”之唯心本質，當時的諸多學案都可在此框架下得以重估。［關鍵詞］ 美學大討論 境界說 日丹諾夫 朱光潛 文化領土 身份認同［中圖分類號］ I01;B83-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136⁃15一、“後殖民”與中國有否關係熟識“殖民”“半殖民”詞語的中國學界，大概到1999年才確認歐美有一個“後殖民”理論。擬定“1999”是“後殖民”正式登陸中國學界的年頭，標誌有二。一是薩義德的名著《東方學》在1999年5月出漢譯本；二是張京媛主編的《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譯文集問世於1999年1月。兩者距今皆二十年矣。檢視“後殖民”論在中國的傳播暨接受，提出兩個要點，值得回味。要點一，有涉“後殖民”（post-colonial或postcolonial）的定義。這就要重温何為“殖民主義”。“殖民主義”在薩義德論域，主要指19世紀歐美強國（如英法）的海外擴張國策。其特徵是倚仗軍事佔領，對地緣上相鄰（如愛爾蘭）或不相鄰（如印度）的地區與國家作政治移民，以期實施宗主式行政管轄、經濟掠奪及文化輸出。於是“殖民地”即指那些被宗主國剝奪了獨立政治、經濟權力的地區或國家，形同帝國“領地”。因此，所謂“後殖民”，在薩義德的名著《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也就被用來指兩類“狀態”：它在政治上是指新興族國的主權獨立，昭示宗主國對其管轄的終結；同時，它在社會意識上又暗示贏得獨立的新興族國，未必能同步走出宗主國焊在“前殖民地”的那套文化話語框架。薩義德稱它為“關於殖民帝國主義的影子話語結構”。①這套凝凍帝國“殖民”意志的“影子”語系，骨子裡就是福柯所説的“話語權力”。它有三個特點。一是背景具權威性，說一不631
二。二是内容蓋係帝國對其領地歷史及土著習俗的偏見性編碼或建構。這又導致三，“被殖民者本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識受到壓制，導致‘文化原質失真’”，②這也就從心靈深處耗散了土著對本族群的歷史記憶，可令“殖民”帝國幻想其霸權地位永恒蒼翠如常青藤，即“欲滅其國，先滅其史”。為將文化“後殖民”講清楚，薩義德别出心裁地拈了一個“重叠領域”説，從邏輯上將主權“領土”解析為由“地理領土”“文化領土”兩層“重叠”而成，進而立論：新興國家的“非殖民化運動核心”固然在“地理領土的重新劃分”，然若不“以文化領土的重新劃分為先導”，則其國家主權終究不完整———因主權完整不僅體現為“拒絶基督教和不穿西裝”，而更應指向“民族主義的主要信條”，這就“需要找到一個空前廣泛的統一的意識形態基礎”，③捨此，怕該國的社會意識（含觀念、思維、學術、文藝）永遠走不出帝國烙下的“殖民”語系的陰影。薩義德將此價值願景或意向，命名為新興國家“抵抗文化的主題”。④新興國家在“地理領土”所奪回的獨立主權穩固與否，將取決於其“文化領土”能否從土著歷史、習俗中發現或復活足以召唤且凝聚人心的國魂———把本族群曾擁有、却不幸被宗主國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或是把本族群被宗主國洗髒了的腦袋再洗乾淨。但也正是在這節骨眼上，薩義德不無苦澀地看見，當“第三世界”作家競相為新興國家作“文化抵抗”時，不經意間綻露其臀部也刻着宗主國文化的胎記，却很少人能自審。其結果是生出如下尷尬：當殖民者悻悻撤離時，歡呼獨立的土著將殖民者留下的“鐵路、船隻、醫院、工廠、學校”視為“將是我們的”，⑤但當土著想對翻轉了的天地萬物説出自己的話時，却發現自己心裡並没有一套獨立語系，故其嘴也就很難不失語（除非借用“他們”宗主國語言）。更要命的還在於，遠不是所有人對此有痛感，恰恰相反，“我們將講他們的語言，既不感到内疚，也不感到感激。我們將再次成為我們過去那樣的人”。⑥這豈非反證宗主國的如下偏見事出有因：“這些人現在仍然被認為是没有語言和智力、有缺陷的奴隸的不幸後代。”⑦有識者不僅仰天長嘆：“為什麽上帝使我成為我自己家裡的棄兒和陌生人？”⑧薩義德對文化“後殖民”的痛心疾首，可見一斑。要點二，“後殖民”與“我們”中國的關係。給中國冠以“我們”這一前綴，出處是張京媛（下簡稱張）為其主編譯文集所寫的前言：“我們的處境”。⑨這個“我們”，是指1949年後、尤指當今“中國語境”，擬無疑。針對“‘後殖民’與當代中國有否關係”，張例舉了兩種説法：一曰“有”，二曰“否”。“否”派大體拘泥於薩義德理論原型，既然薩義德論證“後殖民”現象時從未逸出“前殖民地”史述框架，那麽，鑒於現代中國（大陸）在1949年前儘管飽經帝國列強的蹂躪，但畢竟未從國本上喪失主權，“充其量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故認定“中國與‘後殖民’話語毫無關係”。張認為“這是一種實證主義的論點”，⑩不足取，而更願從“東方主義”對國人日常生活的影響角度來體認“後殖民”與當代中國的關係：“當代世界的格局決定了所有‘局部’發生的事件都與數千里地以外的宗主國有關係，後殖民主義世界大氣候影響了中國。國際金融、跨國公司對中國産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我們無可逃脱。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現狀，我們生活在‘不純潔’的氣氛裡，西方的生活方式通過影視大衆傳播媒介日益滲透民衆心理。……因此，在批判的意義上使用後殖民理論更多的是對我們自身命運的思考。”面對“‘後殖民’與當代中國之關係”論題，筆者不認同“否”派，因他們固守薩義德“重叠領域”説的史述框架，却忽視了其重心落在主權獨立後的“文化領土”，而非“地理領土”曾被佔領。“文化領土”的“後殖民”困境之根固然是“地理領土”被佔領時埋下的，但抵抗“後殖民”首先是“文化領土”的責任。這可用薩義德的話來作注釋：“我所謂的文化，有兩重意思。首先，它指的是描述、交流和表達的藝術等等活動。這些活動相對獨立於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同時，他們通常以美學的731
形式而存在，主要目的之一是娛樂。當然，其中既有關於遥遠的世界的傳説，也有人種學、歷史編纂學、哲學、社會學和文學史等等深奥學科的知識。”這就意味着，薩義德紮根於“文化領土”而凝結的“後殖民”果實，其學理的芬芳（作為方法論所藴涵的闡釋潛能），遠不是“重疊領域”説的史述框架所能限制。本文的學術自期之一，就是讓中國經驗來印證“後殖民”所可能涵蓋的闡釋疆域，不難從“狹義”走向“廣義”。本文雖確認“後殖民”與當代中國“有”關係，但又與張京媛不一樣。簡言之，張是憂心全球化格局中的“後殖民”因子，憑藉大衆傳媒而浸潤當下國人的日常文化心理；筆者則更願潛心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遺下的學術史案而作樸學式考辨，即通過文獻細讀，來史述當年蘇聯日丹諾夫理論模式於中國學界的“美學大討論”及王國維《人間詞話》（下簡稱《詞話》）的“強制闡釋”，最終鑒證薩義德“後殖民”理論委實不僅是西學的卓識，更屬於人類良知。二、從帝國話語到日丹諾夫模式早在1995年，筆者已始從學案角度去剖析日丹諾夫模式與《詞話》評論的關係。那時薩義德“後殖民”論著在中國大陸尚未系統譯介，故筆者是取“影響性比較”視角來考辨。這實際上已涉及西學“方法”與中國學案“對象”之間何以契合（或精準契合）這一命題。為了規避西學“方法”對中國學案“對象”的強制闡釋，在思辨上須嚴防死守的底線是，務必先比對給定西學“方法”所藴涵的闡釋潛能，能在多大幅度上滿足中國對應學案的被闡釋渴求。“滿足”即“契合”，大幅度“滿足”近乎“精準契合”。亦可謂前者屬“形式契合”，後者屬“實質契合”。以此為參照，不得不説用“影響性比較”來審核日丹諾夫模式與《詞話》評論的關係，迹近“形式契合”，未臻“實質契合”。其癥結是，只在國别“形式”上確認域外的日丹諾夫模式曾在1950~1960年代中國深度浸潤了《詞話》評論；却還未在文化“實質”上説透日丹諾夫模式與《詞話》評論的歷史性相遇，並不賦有法權平等意義上的“主體間性”———相反，這不過是借《詞話》評論搭台，讓日丹諾夫模式唱戲，以致為了證明日丹諾夫模式的“方法”英明，而不惜辱没了中國學術“對象”的民族尊嚴。這就是説，“影響性比較”能對果戈里《狂人日記》何以影響了魯迅《狂人日記》這類“國别”關係研究給出充分的正當性，但解析日丹諾夫模式對《詞話》評論的邏輯宰制，卻未必同樣高效。究其質，前一類關係彼此間並無尊卑之序，故取“影響性比較”角度介入，甚契。薩義德認為，比較文學本是“超越褊狹性與地方主義，把幾種文化並列在一起來研究”，所以，“一個訓練有素的比較文學學者實際上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處在對簡單化的民族主義和無批判的教條的鬥爭之中了”。後一類關係卻是“宰制—被宰制”的，故用薩義德“後殖民”理論為方法來分析，當是“精準契合”。由於“後殖民”之要害，是指“前殖民地”奉行的帝國話語仍在新興國家的社會意識層發酵，故薩義德論述“後殖民”要義，也會圍繞“帝國話語”而展開。（一）“身份認同”：帝國話語之核心薩義德認為“身份認同”是“帝國主義時代文化思想的核心”，近五百年來它所以“僵化”為歐洲人與異域者交際時一成不變的“觀念”，源自宗主國對遼闊的海外領地的霸權意念。以英國為例，至19世紀中葉，除了囊括近鄰愛爾蘭，還將遠隔重洋的印度、澳大利亞也劃入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版圖，其理由何在？總得編織一套説法，在令宗主自戀的同時，也讓臣民（含海外土著）得有所信。維繫這一格局的“意志、自信乃至傲慢的心態”從何而來？薩義德認定，來自“身份認同”。殖民時代的“身份認同”作為制度性設定（尊卑之序），首先是以地理為界，劃出“我們—他們”。大凡族裔植根於歐洲宗主國的人屬於“我們”，祖祖輩輩活在海外領地的土著屬於“他們”。831
由於“我們”天然就生在“追求統治全球的宗主國中心”，所以不僅天賦高貴，心儀文明，且有責任“把文明帶給原始的或野蠻的民族”即“他們”。“我們—他們”所藴含的地理性種族邊界，決定了“我們—他們”是異質族群。故“當‘他們’行為不軌或造反時，就可以加以懲罰，因為‘他們’只懂得強權和暴力。‘他們’和‘我們’不一樣，因此就只能被統治”。薩義德後來又將此“我們—他們”這一“身份認同”，概述為“歐洲人應該治人，非歐洲人應該治於人”。當帝國話語“把‘我們的’和‘他們的’建制區别開來的習慣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嚴峻的政治規律”時，殖民者的一切海外擴張也就被推崇為“合法”：“我們”像野心家一般偷窺與垂涎黄金海岸被吹捧為“胸懷世界”；“我們”像海盗一般將土著趕出家園乃至血濺無辜，也被溢美為“猛士壯舉”。故薩義德將帝國版“身份認同”揶揄為“叙事”，不啻入骨三分。因為，纏繞“我們—他們”這一軸心所虚擬的全部“身份認同”説辭，説到底，皆是在為特權者的貪婪背書，其每一個字乃至標點，都滴着弱者的血與淚。（二）“文化領土”：帝國話語之吊詭以“身份認同”為核心的帝國話語，本是統治者為了維繫殖民利益最大化、將其制度合法化為永恒而設置的權威性教義譜系。很顯然，這一旨在彰顯“我們”特殊權益的意識形態，對“他們”無所謂公義，而且它還公然鼓吹“極為狂妄的排他意識”與近乎“歇斯底里的敵對觀點”。但歷史的詭異又顯示為：那套明明是為了控制領地而刻意突出我們“英國民族的天然優越性”的宣傳，不僅令宗主國的善良男女信以為真，進而“接受遥遠的領土及其人民應該被征服的觀念”；而且，另些土著血統的知識人，本屬“他們”範疇的被統治者，竟也會“從其自身的視角、歷史感、情緒與傳統出發”，而逐次認同了帝國話語對殖民秩序“所做的一套解釋”———殖民秩序原是“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維持的”。薩義德忍不住嘆息：“歷史在這裡最好用複數———這個歷史是帝國製造的。它不只是白人男女的故事，還有非白人的故事。”這究竟是怎麽回事？薩義德發現，這一堪稱“歷史複數”的“文化領土”秩序，所以能靠“我們—他們”交互依存而持久維繫，是得益於高明的統治術“兩手抓”，即“帝國意識形態觀念不僅僅是通過直接統治和武力來貫徹和維持，而且是通過長期的説服手段來使之更有效地得到貫徹———這是一種日常性的霸權過程———這樣的手段經常富於新意，有創造性，又有趣，尤其是有行政效率”。關於“海外拓殖合法且文明”的帝國話語，像倫敦霧一般令海内外的“我們—他們”耳濡目染，不僅會讓海外的土著囫圇吞棗，也會神差鬼使地令康拉德（告誡人性幽暗）、狄更斯（揭露歷史黑暗）那樣世界級的英倫文豪輕信“世界上有意義的行動和生活的源頭在西方，西方的代表可以隨心所欲地把他們的幻想和仁慈加到心靈已經死亡了的第三世界的頭上”。積年累月，統治者最期盼的、促進“我們—他們”在交替形成“對於英國和世界的認識”方面，即使文學媒介只是偶然介入，也將有助於出現事實上的“合作、自覺和趨同性”。因此，薩義德會用大篇幅來印證康拉德、狄更斯小説實際上也參與了帝國殖民這一不光彩的進程，以致調侃“19世紀歐洲小説是一種“鞏固、精煉和表現現狀的一種權威的文化形式”。若轉换為魯迅語式，這雖稱不上是帝國的“幫兇”，起碼也是“幫忙”“幫閒”。再看海外“他們”那群被統治的土著，薩義德同樣目光如炬，説帝國“奴役了他們的痛苦與屈辱帶來了好處———自由的思想、民族自覺意識和高技術商品。這些好處在一定的時間後使得帝國主義變得不那麽令人不快了”。於是，薩義德又把這種經由“我們—他們”、“盤根錯節”的“文化領土”之構成，稱之為另類“重叠”。他引用T.S.艾略特的話説：“帝國主義的歷史意義不完全限於它自己，而是進入了億萬人的現實生活中，它作為共有的記憶，作為充滿矛盾的一整套文化、意識形態和政策，仍然發揮着巨大的影響。”現在可請日丹諾夫模式出場，與薩義德的“後殖民”逐一比較了。931
（一）日丹諾夫模式的“身份認同”日丹諾夫模式也很講“身份認同”。與“後殖民”版不同的是，蘇聯版“身份認同”不以地理性的種族主義尺度，而是以政治性的階級差等來分“我們—他們”。故“後殖民”版“身份認同”在蘇聯辭典中的對應詞，擬為“階級分析”。日丹諾夫是協佐斯大林主掌意識形態的首席官員，1934~1947年間領衔制定的蘇聯模式（蘇共文化政綱），就其邏輯構成而言，可簡述為一對由“立場”“方法”“觀點”三頂點連線而成的正負△形：正△是從政治“立場”的革命或進步，到哲學“方法”的唯物反映論，再到美學“觀點”的現實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負△則從政治“立場”的反動或没落，到哲學“方法”的主觀唯心論，再到美學“觀點”的非現實主義乃至反現實主義。正△用來標榜“我們”革命“立場”之光榮、唯物“方法”之偉大、現實“觀點”之正確；負△則旨在貶損“他們”反動“立場”之腐朽、唯心“方法”之荒謬，非現實“觀點”之蒼白。蘇聯模式中的“我們”首先指蘇共及其共運盟友，即“無產階級”；“他們”則首先指政敵以及不苟同斯大林路線的異議者，即“資產階級”。薩義德有言：“在一切以民族劃分的文化中，都有一種想握有主權、有影響、想統治他人的願望”。只須把“民族”（種族）置换為“階級”，此語對日丹諾夫模式完全適用。甚至可謂，日丹諾夫模式賴以設定的戰略意圖，就是要為“我們”能統治“他們”而編織的説辭。而且，蘇聯模式遠比帝國話語編織得更專業、更系統、更慎密，或更具理論感。被薩義德稱作法國殖民主義理論家的哈曼德，1910年曾這般為“我們”宗主國作種族主義辯護：“種族與文化的等級是存在的。我們屬於高等民族和文化。還要承認，優越性給人以權力，但反之也附有嚴格的義務的。征服土著的基本合法性存在於我們對自己優越性的信心，而不僅是我們在機器、經濟與軍事方面的優越性，還有我們的道德優越性。我們的尊嚴就存在於這種優越性上，而且它加強了我們指揮其餘人的權力。”哈曼德用6個“我們”一氣呵成，但與日丹諾夫模式相比，卻小巫見大巫了。無論在旨要涵蓋的多學科跨度、思維機制的深層營構，還是在顯示涵義的術語精煉諸方面，帝國話語皆不如日丹諾夫模式來得更像“理論”。基於“階級分析”的日丹諾夫模式頗具“理論”整體感，是因為這一概述權力意志的意識形態工程，在邏輯上已儼然自成獨特的“文化語言譜系”，竟也隱含“語音”“語法”“語彙”三維。“語音”是指其模式的政治“立場”，這是指令追隨者的站位務必堅定，“統一口徑”。“語法”是指其模式的哲學“方法”，這是強調追隨者在思索宇宙、歷史、社會、人生時須恪守的既定視角及運思準則。“語彙”是指其模式的美學“觀點”（還宜推及到歷史學、國家政治學、經濟學等），這是教導追隨者在表述其對文藝現象的體悟或評價時須依賴早已背熟的路徑及關鍵詞（概念）。日丹諾夫模式作為規訓追隨者的語系，確有非凡的精神整肅功能，因為經此三套程序下來，稍遜“自由、獨立”的人格弱者，很難不被弄得從現實抉擇（立場）、思維運演（方法）到個體言説（觀點）全被罩住，而異化為對日常世界與威權秩序永遠長不出批判性尊嚴的“單向度”人（馬爾庫塞語）。這大概是日丹諾夫在斯大林時代最憧憬的願景：以克林姆林宫為圓心，以蘇聯模式為半徑，把東歐乃至遠東大陸皆劃入同一圓圈，這圓圈就叫“我們”。此即蘇聯版“身份認同”。這與薩義德所界定的帝國話語———“它們具有一種獨特的同一性和一種特殊的文化中心”何其相似乃爾。（二）日丹諾夫模式的“文化領土”薩義德論“後殖民”常用的一個關鍵詞叫“地理性”。學界若不拘泥於此詞賴以生成的海外殖民背景，轉而關注此詞的要害是在特權者的長效宰制，那麽，某塊領土究竟是在海外還是在境内，也就遠非最重要。最重要的當數此領土最後歸誰擁有。正是在這意義上，薩義德才會在“地理領土”的旁邊，又生一新概念“文化領土”。因為他明白，特權者掌控“地理領土”的既定秩序能否長效維041
繫，最終將取決於特權者對秩序給出的理由，能否真能讓公衆採信為正當，從而贏得法權意義上的合法性。於是那塊被秩序所掌控的“地理領土”，也就升格為令特權者放心的“文化領土”。弄懂了這一點，再去讀薩義德的另段話，也就茅塞頓開：“帝國主義和與之相關聯的文化都肯定地理和關於對領土的控制的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地理的觀念決定其他觀念：想象上的，地貌上的，軍事、經濟歷史上的和大體來講文化上的觀念。它也使各種知識的形成成為可能。這些知識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依賴於某種地理的和公認的性質與命運。”“地理”在薩義德語境，不是指測繪學上的“自然地理”，也不指疆域演化層面的“歷史地理”，而是切切實實地指所有權意義上的“政治地理”。故薩義德的“地理”一詞，堪稱深植泥土、最接地氣的“特權利益”的代名詞。此“特權利益”在薩義德眼中是英法宗主國對海外殖民地的冷酷盤剝；而在日丹諾夫眼中，則是如何讓“我們”所統轄的、横跨歐亞的雄闊“地理領土”，能被其模式全方位覆蓋為“文化領土”。所以，日丹諾夫在位時對蘇聯境内任何有悖於其的哲學、文學、藝術現象（不論對現政權有否持異議），皆高舉殺手鐧。1947年是日丹諾夫最出風頭的一年。那年，他不僅一拳擊暈了蘇聯科學院哲學所所長亞歷山大洛夫，並兩脚踢翻了馳名國際文壇的小説家左琴柯和詩人阿赫馬托娃。日丹諾夫模式既然設定其哲學“方法”是唯物反映論，那麽裁決一部哲學史著寫得科學與否，只有一個標準，就看它是否寫出“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的胚胎、發生與發展的歷史”，進而“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不料，亞歷山大洛夫撰《西歐哲學史》未依賴日丹諾夫模式的如上路徑，只主張“哲學史就是人類對於周圍宇宙的知識之前進、上升、發展的歷史”；著者只取“抽象的、客觀主義的、中立的”立場，只讓“各種哲學派别在這本書中一個一個先後排列或比肩平列的，卻不是互相鬥爭的”。更惹日丹諾夫警惕且憤懣的是：“亞歷山大同志幾乎對所有一切舊哲學家都找到了機會説幾句恭維話。對於名聲越大的資産階級哲學家也就恭維得愈厲害。所有這一切就使得亞歷山大洛夫同志成為（也許他自己不覺得）資産階級歷史家的俘虜，這些歷史家的出發點首先是把每個哲學家看做是他的同行，然後才把他看作是敵人。這種觀點如果在我們這裡得到發展機會，必然要引到客觀主義，引到對資産階級獻媚，誇大他們的功勞，剝奪我們哲學的戰鬥進攻精神。而這就是脱離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脱離唯物主義的階級性和黨性。”日丹諾夫所堅執的立場，説到底，就是其模式所設定的政治“立場”。因此當亞歷山大洛夫不幸疏離了該模式設定的唯一科學“方法”論，就不純屬學術問題，而須上綱為政治問題。再看左琴柯和阿赫馬托娃的厄運。日丹諾夫模式既然設定其美學“觀點”是現實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那麽，蘇聯作家也就理應歌頌“蘇聯人的勞動、他們的努力和英雄氣概、他們高尚的社會和道德的品質”。誰知左琴柯小説《猴子奇遇記》，偏偏腦洞大開地讓一頭猴子去扮演評判蘇聯“社會制度的最高法官”，“從猴子嘴裡説出惡劣的、有毒的反蘇的警句，就是所謂生活在動物園中要比在自由空氣中好些，在籠子裡呼吸要比在蘇聯人中間舒適些”。這當會激怒日丹諾夫，他破口詛咒如此“野獸式讎恨蘇維埃制度的有毒作品”，“只有文學的渣滓才能創造”。左琴柯因此被日丹諾夫定性為“市儈和下流傢伙”，因為他只擅“發掘生活的最卑劣和最瑣碎的各個方面”，憑此“嘲笑蘇聯生活、蘇維埃制度、蘇聯人，用空洞娱樂和無聊幽默的假面具來掩蓋這種嘲笑”。阿赫馬托娃又罪在何處？她始終像孤獨的黑猫一般絶緣於蘇聯現實，只想“為藝術而藝術”，所謂“以追求没有内容的美麗形式來掩蓋自己思想和道德的腐朽”是也。日丹諾夫鞭撻如下：“就其社會根源講來，這是文學中一種貴族資産階級的思潮……阿赫馬托娃的題材是徹頭徹尾個人主義的。她的詩歌是奔跑在閨房和禮拜堂之間的發狂的貴婦人的詩歌，它的範圍是狹小得可憐的。她的基本141
情調是戀愛和色情，并且同悲哀、憂鬱、死亡、神秘和宿命的情調交織着。”重閲日丹諾夫對左琴柯、阿赫馬托娃的政治裁決，最令人驚悚的仍數他言及“我們—他們”時，隨口噴出的那串“有我無他”、極度輕蔑的末日咒語，比如“他們絲毫也不願知道人民，不願知道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不願知道社會生活”；又如“他們除了懷念‘美好的舊時代’，就什麽都没有了”。於是“這種離棄和歧視人民的文化殘渣”，只配“被我們先進的社會輿論和文學認為是政治和藝術上反動的蒙昧主義和叛變行為的代表者”；“如果他不願改變———就讓他從蘇聯文學中滚出去”。三、中國學案中的“我們—他們”無獨有偶。至1950~1960年代，當日丹諾夫模式被莊重引進且風靡中國學界時，那套基於“階級分析”的“我們—他們”框架，仿佛歷史編導似的驅動各式人等，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了各自角色。一般而言，扮飾“我們”者大多自願而熱情，因為“我們”為“主”；扮飾“他們”者大體被迫而羞辱，因為“他們”為“奴”。然隨着學術史劇的詭異演進，受制於“我們—他們”框架的“主—奴”角色關係實有兩大看點：一曰“主尊奴卑”；二曰“主奴合謀”。先看“主尊奴卑”。以李澤厚在“美學大討論”中一砲打紅的處女作為例，此文題為《論美感、美和藝術———兼論朱光潛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研究提綱）》，原載《哲學研究》1956年第5期（下簡稱李著）。李著擔當得起“主尊”二字，這與其説是著者正年輕，1949年前便已左傾，1950~1954年就讀北大哲學系，屬“長在紅旗下”的“解放的一代”的佼佼者；毋寧説是李著能與時俱進，勇於請纓，肩扛起“馬克思主義美學要反對這種唯心主義美學思想，掃清它的不良影響”這一重任。這就意味着，李著對朱光潛的美學論戰，就大背景而言，談不上是平等的學術商榷或批評。這是在非學術法庭，對被置於“他們”被告席上的朱光潛，由李著來代言“我們”原告，以指控朱光潛美學的“反科學反人民的理論本質和階級本質”。所謂“反人民”的“階級本質”，是定性朱光潛的政治“立場”已倒向没落或反動的資産階級；所謂“反科學”的“理論本質”，則在揭露朱光潛的哲學“方法”是師承克羅齊的主觀唯心論。從“階級本質”之“反人民”，到“理論本質”之“反科學”，這表明李著所遵照的尺度，確是取法於蘇聯模式的那個負△圖式，即從政治“立場”之反動，到哲學“方法”之“唯心”，再到文藝“觀點”之非現實主義乃至反現實主義。稍有差異的，是李著只採用了蘇聯模式負△中的“立場”“方法”，省略了“觀點”。若用“立場”“方法”來掀翻朱光潛美學既已足矣，何必讓“觀點”畫蛇添足呢？記得李澤厚2001年曾説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馬克思主義”，其實是送來“馬列主義”。還原這一思想史真實很重要，因為“馬列主義”雖與馬克思思想原型不無源流關係，然斯大林時代命名的、被打上“列寧主義”印記的“馬列主義”，終究與馬克思主義隔着一道不宜忽略的邊界。李在古稀之年才明言此邊界，而在“美學大討論”的青春歲月尚無此了悟，故李著當時誤將日丹諾夫模式當作“馬克思”旗幟來揮舞，也就勢在難免。須補白的是，能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國家級報刊，被准許用“我們”一詞來指稱著者之“身份”者，幾近政治資格或榮耀，於是其行文也就會下意識地傾吐一長串“我們”，捨此恐不足以體現著者已擁有這份“主尊”。這篇3萬5千字的美學專論，用“我們”來稱謂著者達54次之多，卻很少用“我”字，仿佛樸素地用“我説”“我想”“我以為”這些單數人稱，遠不如用“我們都知道”“我們認為”“我們反對”這些複數人稱，來得更具底氣似的。這誠然是當年的主流語式。其心理症候是：大凡個體之“我”一旦晉身“我們”這扇門，也就形同攀上一級新台階，頓覺腰板硬了，口氣也大241
了。因為那時“我”已不僅僅指著者自身，而分明是“我們”的一分子，故其著書立説也就不再是個體學術行為，而是在為“我們”代言或立言。這是氣勢，時勢，也是權勢。這就是“主尊”。明乎此，後學也就能領悟李著在為“我們”發言時，為何要反復引用領袖、偉人、文豪的姓名及語錄？也是在凸現“我們”陣容之尊貴。據統計（不敢説精準），李著讓革命史人物亮相的次數如下：“馬克思”（15次）；“普列漢諾夫”（6次）；“車爾尼雪夫斯基”（2次）；“杜勃羅留波夫”（1次）；“高爾基”（1次）；“魯迅”（2次）；“毛澤東”（2次）。鑒於“我們”賴以構成的雄厚基礎是底層“人民”，故李著不僅毋忘“絶大多數”，且别出心裁地將天下百姓分出“古代”“現代”“當代”三撥，巧妙地安頓在字裡行間。比如“古代”，李著是以《古詩十九首》為引子，説“《古詩十九首》所哀傷的困苦離别也早已過去了，但是，通過藝術形象具體表現出來的那種遠古或古代人民無畏的意志和深沉的悲哀”，“仍然能世世代代與我們的呼吸相通”，“引起我們情感的共鳴”；又如“現代”，李著是用《黄河大合唱》作由頭，説“《黄河大合唱》揭示了抗戰時代社會生活的本質———灾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奮起抗戰、艱苦鬥爭的偉大思想、情緒、意志和心動”，也“長期地感染着、鼓舞着今天正在為社會主義建設而奮起鬥爭的中國人民”；再如“當代”，李著輯錄了著者自己對現實的讚美：“在那木架高聳燈光通明數萬人辛勤勞動的建築工地上，常使我們引起崇高的壯美之感。”據統計，李著提及“他們”僅11次（含“朱光潛先生們”1次；遠不及“我們”54次）。在李著視野裡，西風悲鳴的“他們”已日暮途窮，只剩克羅齊在孤苦地陪伴朱光潛。克羅齊也只是一個將黑格爾思辨康德化了的“直覺”論者而已，“直覺”論在屬主觀唯心論，係被清除對象。克羅齊20世紀初任意大利資産階級政府教育部長，這更表徵他在“理論本質”“階級本質”兩方面皆不行。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他們”的美學及其藝術創作及批評，只能“脱離生活，脱離真實，脱離道德，結果必然是宣揚了藝術上的蒙昧主義和反理性主義”。這樣，除非論敵朱光潛在“階級本質”上自嘲“反人民”，在“理論本質”上自辱“反科學”，即先明智地自嘆“奴卑”之外，恐無他途。再看“主奴合謀”。説朱光潛（下簡稱朱）須先明智地自嘆“奴卑”，這兒埋着潛台詞。學術史已表明朱在應對特殊語境時，確有能耐做到“先服軟、後轉硬”：憑藉自認“奴卑”，再伺機“主奴合謀”。例證一，是朱刊於《文藝報》1956年6月第12期的檢討《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此文之自認“奴卑”，有兩個特點。其一，朱自認“奴卑”之尺度（“自卑”），明顯比李澤厚斜睨“奴卑”（“他卑”）來得苛刻。證據便是李著只説朱的“階級本質”是“反人民”，“理論本質”是“反科學”，並不追究其文藝觀“本質”是“反現實主義”，似留有餘地。然朱“自卑”時卻更自律，絲毫不留餘地，他不僅坦呈其文藝觀的哲學基礎為主觀“唯心”；其藝術趣味則與19世紀德國浪漫派甚契，那是一種“垂死的階級所特有的”、“世紀病”式的“憂鬱傷感的情調”，當屬“反現實主義”；最要命的是，他還“罪己”伙同“京派”“有組織、有計劃地”“來和我們稱之為‘海派’的進步的革命的文學對立”，這在政治上是“有利於反動統治”。朱無疑把自己全交給日丹諾夫模式的那個負△（從“政治上反動”，到“哲學上唯心”，再到“藝術上非現實主義乃至反現實主義”）對號入座了。這大抵屬“没有出路時的出路”：與其“抗拒從嚴”，不如“坦白從寬”。這就導致朱“自卑”之特點二，因自知在1956年尚屬“戴罪之身”的“他們”，遠没資格步入“我們”這一門檻，故其“罪己詔”雖長達1萬9千字（含標點），然文中凡稱謂著者時（除極少例外），硬是不敢像李著一般理直氣壯地運用“我們”一詞，而是卑微地用226個“我”字來自辱。朱弱弱地“奴卑”如此，並不排除他“别具匠心”，近乎錢鍾書的“以屈求伸”。但朱絶對不是錢。錢1972~341
1975年間説自己“屈以求伸”，意謂他若能在“文革”時期留下有尊嚴的思考，唯一可行的法子是借文言夾纏外語的晦澀句式，讓紅衛兵的政治嗅覺失靈。朱的意圖恰恰相反，他所以要將“我”的身份蜷縮，是為了伺機穿過“我們”這扇門的縫隙，以期“主奴合謀”。朱耗時七年，終於等來機遇。此即例證二，朱刊於《文藝報》1963年10月第10期的一篇駁論《表現主義與反映論兩種藝術觀的基本分歧———評周谷城先生的“使情成體”説》。此文甚妙，妙就妙在其邏輯構成頗具層次：粗讀是在襲用日丹諾夫模式的負△針砭周谷城的文藝觀；細讀其深層動機怕是在借日丹諾夫模式的正△來重塑著者的文化形象，志在“出奴為主”。先讀表層，朱在抓周的“使情成體”説做文章。朱明白“使情成體”説典出鮑桑葵（Bosanquet，朱譯“鮑申葵”）。鮑著《美學史》是朱1962年始撰《西方美學史》時的必讀參考書。鮑與克羅齊皆屬新黑格爾派，而克羅齊又是朱年輕時心儀的美學啓蒙導師。故朱對“使情成體”説的家底瞭如指掌。首先是那個“體”字：“克羅齊把‘體’瞭解為作品在心中完成的或直覺到的‘意向’，而周先生和鮑申葵則認為把這意向表達為有物質實體（媒介）可捉摸的東西才算‘體’；而在藝術的任務就只在表現情感這個基本觀點上，則鮑申葵、克羅齊和周先生卻完全是一致的”。結論：“所以這基本上仍然是表現主義的觀點”，其含義仍是“情緒的表現和體現”。朱自信已掐住對手的致命穴位。或許有人不解：“表現主義怎麽啦？”但在1963年中國語境，這是美學“原罪”。若將此置於日丹諾夫模式的負△框架作透視，朱會給出如下診斷：表現主義在藝術上是“西方浪漫運動時期的産物”；其哲學基礎是“德國唯心主義，特别是主觀唯心主義”；它在政治上屬於“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態”，雖在早期有積極作用，而今“隨着資本主義社會日趨腐朽”而走向“反理性主義以至於頽廢主義”，“所以得到帝國主義的庇護”。表現主義早已病入骨髓，周（時任復旦教授）卻依舊珍愛不已，只能表明他尚未走出“資産階級學者”圈。相比較，朱（時任北大教授）有理由昭示自己已從“資産階級學者”圈出走。他要抛棄西學給他的那套“老筆記”。他説自己“過去和周先生一樣，也是表現主義的信徒”，“没有認識到表現主義和反映論這兩種藝術觀的不同的歷史根源以及不同的哲學思想基礎”，而今變了，已看清“反映論和表現主義可以説是馬克思主義者和資産階級學者在美學和文藝理論中一個基本的分界線”，且將此視作亟待突破的“最後一道防線”。經過這番深層細讀，再來反芻此文，也就餘味不薄。此文與其説旨在呈示“表現主義與反映論兩種藝術觀的基本分歧”，毋寧説是朱在巧妙地借此揭示他與周的不同價值路徑。此路徑若以蘇聯模式來甄别，周當隸屬負△，朱已走出負△，正走向正△。鑒於負△的角色符號是“資産階級學者”，那麽，正△的角色符號即“馬克思主義者”。將此文置於“我們—他們”的“身份認同”框架，這又無疑是朱與“他們”決裂、矢志融入“我們”的一份“投名狀”。也只有取此視角，後學才可能頓悟：為何1956年寫檢討時連“我們”一詞都怯於觸碰的人，到1963年駁周谷城時卻恍若隔世，僅僅在駁斥周“時代精神”論的兩頁紙上，便一氣用了9個“我們”。薩義德早就明言文化“後殖民”之實質在於，西方殖民者即使撤離海外領地，並未阻礙他們會繼續“把它們當作市場，而且當作思想意識的領地保留起來，繼續他們在精神上與思想上的統治”，這病根是紮在那種因“主奴合謀”所滋生的“互相依存與重叠的持續性”上。四、王國維被“哲學整容”這般看來，“後殖民”所藴涵的理論闡釋潛能若經合理發掘，用來重估“日丹諾夫模式與《人間詞話》評論之關係”這一學案，則此案的關鍵性症候也就可能被準確診斷。筆者1995年前初涉此441
案時，就提不出、更回應不了如下疑惑。其一，王國維《人間詞話》本與蘇聯無關，為何大陸學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偏要把這不相干的兩件事捏成了一個史迹重拙的學案？其二，以“境界”為元概念的《詞話》，本是王國維師承叔本華人本憂思，對其超越青春期“憂生之苦”這一心靈歷煉的詩學提純，其哲學取向屬存在論範疇，而無涉近代認識論（近代認識論亟需回答宇宙間的物質—精神關係之孰先孰後，存在論則旨在關懷生命個體對其意義的選擇），為何大陸學界在那時偏揪住《詞話》在哲學上是“唯物”抑或“唯心”這一“僞命題”而遺下一堆糊塗賬？筆者在廿餘年前無計解惑的疑難症候，而今試用“後殖民”的“文化領土”“身份認同”兩帖藥方，似可初釋謎團。薩義德做“後殖民”這塊大文章，重心就在“文化領土”上。若不拘泥“文化領土”概念在邏輯上與“地理領土”概念具孿生性，那麽，它在現代漢語中的對應詞即“文化領域”，只差一字，幾乎同義。然有微妙差異：薩義德的“文化領土”之要害是在“領”字，含有用帝國話語來浸潤或教化海外領地之意；現代漢語中的“文化領域”則並無明確的指令性導向,它是泛指人類社會的非實踐、非實用的活動界面或區間。新政權當然希望在盡可能短的時段，將影響社會心理的“文化領域”迅速地改造成擁護既定秩序的“文化領土”。於是，有人勢必會在“文化領域”撥撩學界名流的纖敏神經，提醒“他們”：今後在人文學術諸領域，絶對有“在它的背後或内部體現了歷史的和社會的權威”的重新命名或異質轉型，這不僅在表現在究竟該“説些什麽上面，也表現在怎樣説、由誰説、在哪裡説和為誰説上面”。於是，學術史上就有“小人物”從“解放的一代”奮勇殺出，用日丹諾夫模式來全幅武裝，代表“我們”，向學界所敬重的“他們”發起進攻。歷史不宜淡忘“小人物”的名字：1954年是李希凡，領袖頗讚賞他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認真的開火”；1956年是李澤厚，《人民日報》對他批判朱光潛恐也青睞有加，否則，就不會在《哲學研究》1956年第5期（幾近年底）剛發李的批判文章後，又接踵在1957年1月9日刊發李的文章《評朱光潛、蔡儀的美學觀》。薩義德還發現帝國話語之傲慢，恐不會止於對“文化領土”的現實性操控，它還渴望原始材料之重新編碼，即通過改塑活在歷史文獻裡的先賢形象，來使之放大“文化領土”的權威。薩義德將此“非歷史”叙事，稱之為“依賴於歐洲的力量來表現非歐洲世界，以便能瞭解它，控制它，尤其是保有它”。誰知大陸學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也熱衷於此。於是，逝於1927年的王國維及其《詞話》竟被諸多好事者從舊書堆裡扒出，要從哲學上作“唯物”抑或“唯心”之“身份”鑒定。“身份認同”概念，在現代漢語中的近義詞擬為“階級劃分”，“階級劃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又極容易滑向“政治立場”———後學若有此社會意識史之記憶，則他就可能對當年湯大民、吳奔星、陳咏諸學賢，所以要替王國維作“哲學整容”，即對其“境界”涵義硬作唯物反映論解釋，油然而生“温情之理解”。大概是湯、吳、陳太憂懼王國維年輕時曾崇拜叔本華（叔本華當時被目為西方腐朽没落的資産階級哲學家），晚年又拖着一條前清的長辮自沉昆明湖（那是為帝制綱紀作殉葬），這很難不殃及《詞話》這一詩學瑰寶。於是，他們便煞費苦心想借“哲學整容”，對“境界”作唯物論演繹。無庸説，他們當年這麽做，不僅在政治上有風險，而且在操作上還亟需像高明的外科大夫巧施一連串剝離兼整容手術，才可能使王國維“境界”看上去像“唯物”的。這是一支三部曲。第一步，先將王國維美學與叔本華哲學相分離。青年王國維曾深受叔本華哲學啓蒙，而叔本華哲學之唯心也舉世皆知，於是，唯一的方案是冲淡兩者的哲學血緣，這便是湯大民提出的二元模式：即“文學對於政治和哲學，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王國維固然以清朝遺老自居，具有哲學偏見，但也是個求實的學者。當他面對着充滿珠光寶氣的中國文學，探索文學的特殊規律時，他的求實精神就表現得比較突出”。言下之意，即王國維在哲學上傾心叔本華，然其美學則根源於中國傳統藝術，541
故叔本華哲學雖對其美學有染，但畢竟未能危及全部。第二步，再將王國維詩學從其整個美學構架上卸下來。因為王國維“人本—藝術美學”是由“天才説”“無用説”“古雅説”“境界説”四個板塊合成，其中“天才説”，與主張藝術性能為非經世致用的“無用説”和重在傳統程式美的“古雅説”，不是有“唯心”嫌疑，就是不免被指責為脱離現實（“脱離現實”不過是“主觀唯心”的另一説法），故只有半文半白的“境界説”才稍稍潔淨些，因為從字面上看，它引證叔本華語錄確實甚少，於是“安全係數”也就隨之提高。事實上，那些情繫王國維的辯護者皆是圍繞“境界説”來論述王國維美學的，這從他們的論文題目便可見出：湯大民《王國維“境界”説試探》；吳奔星《王國維的美學思想———“境界”論》；陳咏《略談“境界”説》。第三步，方是對“境界説”實施“哲學整容”。既然“境界説”與叔本華無甚關聯，又與王國維其他美學板塊脱了鈎，那麽，其所謂“唯心”底色也就被淡化或漂白，再染上“唯物”色彩也就有了可能。應該説，對此吳奔星下功夫最大。他大抵做了三個“手術”。A.從實例歸納着手，先界定王國維“境界”是“反映了日、月、山、川的風貌和喜、怒、哀、樂的心情”，即“比較接近現實”的詩藝形象，故，它“顯示了藝術必須通過形象來反映現實的根本特徵”———這誠然是“唯物”的。B.進而將王國維關於“境界”有“常人—詩人”之分一説，解釋為是“生活與藝術”的關係，吳奔星説：“所謂‘常人之境界’意味着‘生活的真實’；所謂‘詩人之境界’意味着‘藝術的真實’。常人與詩人的區别，在於常人只能感覺各種境界，詩人則不僅能感受，而且還能把常人感受的境界上昇為藝術的形象”，“這裡接觸到了生活美與藝術美的關係問題”。將“藝術美”看作是對“生活美”的昇華，此當亦“唯物”。C.最後將王國維“入與出”轉譯為“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似最為風趣。吳奔星認為：“所謂‘入乎其内’，意味着瞭解人生。對人生有深入的理解，才能創造有‘生氣’（形象鮮明有生活氣息）的藝術境界。所謂‘出乎其外’，意味着高於生活，比現實站得高，才不致於成為爬行的現實主義，才能創造出有‘高致’（具有充分典型意義和獨特風格）的藝術境界。……這就是説，詩人必須站在現實的頂峰，居高臨下，爭取反映現實的主動權（所謂‘以奴僕命風月’）；同時，又要密切注視現實，不脱離生活，爭取和客觀事物打成一片（所謂‘能與花鳥共憂樂’）”，“所有這些論點，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既蔑視外物，又重視外物，都是王國維對待人與現實的關係問題的理解，顯示出他的美學思想具有檏素的唯物的因素和初步的辯證的觀點”。須補白的是，大陸學界最早為王國維作“哲學整容”者仍數陳咏，他在1957年便撰文提出，既然王國維強調其“境界”是一種詩藝形象，那麽，這就“不是對事物作客觀的無動於衷的描寫，而是按照作者的理想，也即按照作者的觀點、感情來選擇、安排的”，“這就進一步説明瞭文學藝術中的形象是客觀事物在作者頭腦中的主觀反映”，這當然非“唯物”莫屬了。上述“哲學整容”距今60餘年矣，當今學界宜作何觀感？筆者1995年曾撰兩段心得，近日重温，敝帚自珍，思忖尚未過時，不妨錄以相析，祈教於海内外同仁：如此哲學整容，今天該怎麽看？老實説，我很矛盾：一方面，着眼於學人良知，我是頗為辯護者的用心而感慨的，因為他們這麽做，並非出於利己，而實是不忍心美學珍品無端地招致誤解或詆毁；但另方面，着眼於學理規範，我又想，似是而非的改頭换面終究牽強，充其量是貌合神離。這就是説，無論維護者動機多好，辯術多高，皆無法改變這一史實：即包括“境界説”在内的王氏美學的思辨基點或哲學基礎，不是認識論，而是人本價值論。現在看來，辯護者所以將王氏“境界説”的哲學基礎誤判為是唯物反映論（認識論），而不是人本價值論，學理上的原因無非有二。一是當初大陸幾乎無人從憂生高度去鳥瞰641
《人間詞話》或整個王氏美學；憂生者，人本憂思也，即人本價值也。……辯護者的哲學誤判的另一原因是由於哲學的貧困。這貧困是因為當時大陸全盤師承日丹諾夫的西方哲學史模式所致。這就是説，日丹諾夫不僅粗暴地將全部哲學史的基本命題欽定為一個，這就是面對物質與精神之關係，你願“唯物”呢，還是“唯心”；並進而將哲學史界定為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史。該模式後又在中國被“發展”為“唯物”與革命結伴，“唯心”與反動相連。……不難想象，在如此凄凉的季節，誰還想對王氏美學懷一縷温情，除了替它添一件“唯物”外套，確實别無選擇了。五、王國維被“哲學打假”無論王國維被“哲學整容”的動機，從倫理學角度看多麽善良，但終究躲不過“哲學打假”。吳文治當年就寫過一則兩千字短文，提出“為了辨明”王國維“原意”，“需要我們聯繫它的時代，它所論述的對象，乃至作者的全部著作，進行反復地考察”。吳奔星不是將王國維“入與出”轉述為“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嗎？吳文治説，不對，“王國維所主張的‘詩人與現實的關係’，至多不過是若即若離的關係。所謂‘入乎其内’云云，不過是從中取得一些形式的材料，並不意味着‘瞭解人生’，更不意味着要‘對人生有深入的理解’。而所謂‘出乎其外’也者，也不過是主張藝術家超脱現實生活，擺脱物我關係，追求物我兩忘的神秘境界而已。這怎麽能説‘出乎其外’四個字是‘意味着高於生活，比現實站得高，才不至於成為爬行的現實主義’呢？顯然，認為王國維的那段文字‘顯示出他的美學思想具有檏素的唯物的因素和初步的辯證的觀點’的説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相反，它倒是説明了王國維的美學思想是以唯心主義為基礎的”。王國維被“哲學打假”，打得最“專業”的是葉秀山。葉首先是直接瞄着陳咏而去的。這從文章的標題即可見出：陳咏題為《略談“境界”説》，葉針鋒相對，《也談王國維的“境界”説》。葉文和陳文同樣刊於《光明日報》“文學遺産”。陳説王國維“境界”作為詩藝“形象是客觀事物在作家頭腦中的主觀反映”，葉則追問“唯物”“唯心”在“主客觀統一”這命題上的界限何在。葉的觀點是，此界限當在“統一於什麽基礎”即“精神和物質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上。葉論定王國維“境界”是“統一於主觀、統一於感情、統一於理想”，故，也就不可能“唯物”，只是“唯心”。追憶60年前對王國維的“哲學打假”，筆者委實頗覺滑稽，但“哲學整容”者的把柄又確乎捏在吳、葉手中。然若就對王國維“境界”的評價本身而言，則“哲學打假”者實也陷入了另種誤判。比如吳文治指出王國維“出乎其外”是“主張藝術超脱現實”，這是疏離了當年“政治正確”；但這也表明吳當年没弄懂王國維“境界”既是以個體生命感悟為魂，那麽，它作為一種對人類生存意義的遥深關懷，勢必會穿透或超脱世俗的現實形相，即“擺脱物我關係，追求物我兩忘”才可覓得。進而，當吳將“物我兩忘”之境歸於“神秘”時，這又不慎綻露其視域之狹隘，因為某種純審美心境，可以讓主體因沉潛於靈魂之充實與澄淨而頓覺飄飄然，遺世獨立，寵辱皆忘。馬斯洛將此稱為“生命高峰體驗”。這是古今中外的藝術家、美學家與心理學家常談常新的永恒話題，故無所謂“神秘”。同理，葉秀山所以將王國維“境界”等同於“唯心”，也是囿於哲學的貧困：若曰吳是因為心理學儲備匱乏；那麽，葉則是漠視了哲學與藝術的異質界限，而貿然用通俗認識論來生硬地規範“境界”的藝術構成。要點有二。一是“境界”作為王國維的詩學理想造型，本屬藝術，藝術可以藴涵認知因子，但主要不是認知，它重在情態想象以賦形，以期表現主體對人生、歷史及世界的價值情懷，故不必苛求藝術像反映論那樣去回答物質—精神關係之孰先孰後；二是“境界”既然是詩語造型，就741
得講藝術構成，講審美整體感，而讓“修能”統一於“内美”，技巧統一於構思，形式統一於意藴。怎麽能因為“内美”、構思、意藴皆屬精神，而讓藝術統一於上述精神，就等於“唯心”呢？不論“哲學整容”“哲學打假”兩派演對手戲場面有多熱鬧，但就他們對日丹諾夫模式的方法依賴及立場依賴而言，並無根本差別。這不僅體現為兩派在拿日丹諾夫模式來衡量王國維“境界”時皆不得要領，並更體現在兩派評説王國維時，誰也没在内心放鬆“我們—他們”這根“身份認同”之弦。彼此之分野，只呈示為“整容”派認為王國維尚有值得“我們”去批判地繼承的美學遺産，“打假”派則警示“我們”在觸摸王國維遺産時，務必“批”字當頭。有識者不難見出兩派其實皆站在“我們”日丹諾夫模式的旗幟下，“大同小異”也。“打假”者吳文治即使在批評吳奔星時，仍不含糊地尊重對手為“我們”，王國維則屬“他們”。吳文治説，吳奔星“對《人間詞話》中那段文字的解釋，實際上是以我們今天對作家的要求在理解古人的文藝理論的。我們要求作家深入生活，瞭解生活；要求他們在反映生活的時候，應該高於生活，比現實站得更高。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立場，同時又受了西方資産階級某些思想的王國維，是不可能對於藝術創造具有這樣的認識的”。可窺一斑。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將横在“我們—他們”之間的那條鴻溝掘得最深的“哲學打假”者，擬屬張元勛。張抨擊王國維年輕時“受叔本華、尼采等的極端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和美學的影響很深”，“既有封建思想，也有西方資産階級的思想”，“因此到他晚年時，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表現出極端的仇視”，“尤其是在現代修正主義者有抬出資産階級的主觀唯心主義和人性論，向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學説瘋狂進攻的今天，我們重新把王國維的美學思想加以清算，肅清其有害的影響，更具有現實意義”。“哲學打假”由此拐入“政治清算”。六、薩義德理論的“狹義”“廣義”綜上所述，筆者把“日丹諾夫模式與‘美學大討論’暨《人間詞話》評論之關係”這些中國學案，置於“後殖民”框架去作思想史透視，没料到不僅上述學案的若干疑難得以解惑，而且“後殖民”理論所藴涵的宏大闡釋潛能，也因撞上了中國學案而得以别樣的噴發，從而使本屬“西學”範疇的“後殖民”走出其狹義格局（專論歐美宗主國對海外領地的文化拓殖），而意外地贏得涵蓋地球的廣義格局（亦宜洞察日丹諾夫模式對中國學案的深厚浸潤）。這就是説，薩義德作為一個有阿拉伯血統的美國教授，在1980年代撰《文化與帝國主義》、即構架“後殖民”理論時，其歷史視野主要在西半球，而對東半球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生成的、日丹諾夫模式深刻剝蝕中國學術之史實顯然無暇旁涉。但他的“後殖民”理論，若不被書呆子刻意地囿於原型史述的狹義格局，則該理論賴以構成的諸多概念（實謂智慧），諸如植根於種族主義的“身份認同”（劃分“我們—他們”）；“地理領土—文化領土”之重叠及剝離；“文化領土”視域下的“主奴合謀”，或長效性“互相依存”所叠成的、積重難還的帝國話語“孽債”等等……只須稍稍切换視角（如將種族性“身份認同”轉换為政治性“階級劃分”），用來解析日丹諾夫模式與中國學案的歷史交集，也可謂“方法—對象”的門當户對。這又為當下學界提供了一個極具啓示性的、再次反思西學（方法）與中國經驗（對象）之關係“何謂正當”的堅實平台。檢測西學（方法）與中國經驗（對象）之關係“正當”與否，其實只有一個標準：此即看某西學（方法）所藴涵的理論闡釋潛能，能在多大程度上契合給定中國經驗（對象）的被闡釋期待；而切忌倒過來，為了“先驗”地標榜西學（方法）的理論英明，而無意有意地犧牲了中國經驗（對象）的獨特性暨豐富性。晚近百年學術所以屢屢釀成學科變異（如馮友蘭、郭紹虞先後沿襲日丹諾夫模式來改寫其民國版史著），究其因，都是把日丹諾夫理論範式化為文哲研究須照搬的841
指令性“方法”，而不惜將中國經驗（對象）“強制闡釋”得體無完膚。若用薩義德“後殖民”眼光來審視，這恰恰證明日丹諾夫模式對中國學術的深度戕害，幾乎與19世紀西方帝國話語對海外領地的文化蹂躪如出一轍，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横行中國的日丹諾夫模式，其實也堪稱“帝國話語”。若須有别於薩義德的原型定義，則也可在“帝國話語”前加“社會”一詞，而名為“社會帝國話語”，想必經得住思想史證僞。這又恰巧從一特殊角度見證，鄭重地引用薩義德“後殖民”（方法）來解剖中國學案（對象）的歷史底藴，這委實是中西學思的難得迴蕩且互鑒之機緣。同時，筆者還想説，當薩義德“後殖民”視域因遭中國學案重估而從“狹義”走向“廣義”，那麽，其理論的原型義藴乃至著者心境，是否也可能因中國參照系的介入而萌生微調呢？比如薩義德為了尋味帝國話語之“吊詭”，引用過弗朗兹·法農（FranlsFanon）的話：“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從我們的領土上撤走它們的國旗和警察以後，没有還清債務”。這“債務”，並非指帝國刻在“地理領土”上、可被目擊的殖民劣迹，而主要指帝國已滲透到“文化領土”深處的、那些習焉不察的日常精神印記。從思辨方法論、大衆化小説結構，到印度高校的歷史、哲學、地理課程大綱等，無不彌散則“前殖民地”的種族主義氣息。在埃及皇室帷幕後的不正當性關係以及土著扭擺舞的韻律中，也可剝離出殖民時期染上的歐洲趣味“美學成分。這當然是殖民者對“前殖民地”欠下的歷史孽債。薩義德強調的文化“後殖民”的真實底藴，即植根於此。文化“後殖民”可讓人深切體味歷史遺産的陰鬱與凝重。新興國家在主權上固然獨立了，作為殖民者的“我們”也從“他們”的“地理領土”撤了國旗與警察，但“我們”有意無意在其“文化領土”撒下帝國觀念種子，卻早已悄然滑落“他們”的心靈縫隙紮根開花了，這怎麽辦？薩義德説：“在今天的印度或阿爾及利亞，誰能確信能把歷史上的英法成分從現實中劃分出去呢？”這表明“我們”對“他們”欠下的這筆“後殖民”債務，實在是還不清，更還不盡的。與其去猜忌坐享獨立碩果的土著可能生來“惰性”，毋寧去清醒追認歷史有其“慣性”。因為“前殖民地”列車縱然在獨立時刻已作政治刹車，然整個列車仍會沿着既定文化軌道向前滑行很長一段路。“慣性”即歷史遺産。這是歷史烙在薩義德胸口的至死未消的永恒之痛。當薩義德在天堂俯瞰東半球的“社會帝國話語”對中國學術（遠不止學術）所鑄成的人文灾難時，是否會因其理論創新不僅驅動了西半球對“後殖民”的深邃反思，並將裨益於東半球對“後殖民”的幡然醒悟，從而使其心境轉向欣慰且沉凝呢？①③④⑤⑥⑦⑧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第238、298、298、302、302、303、306、56、140、113、49、140、11、13、25、152、103~104、105、21、22、13、17、20、108、31、25、25~26、106、138、13、151、155、18頁。②⑨張京媛：《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前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7頁。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前言，第2、21、12、21、18、1、2、3、13、17頁。夏中義：《世紀初的苦魂》，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173~210、53~83、189、189~190頁。參見日丹諾夫：《在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的講演》（1934年8月17日），《日丹諾夫論文學與藝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3~12頁。日丹諾夫：《在關於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1947年6月24日），《日丹諾夫論文學與藝術》，第84、83、94~95、94頁。日丹諾夫：《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1947年），《日丹諾夫論文學與藝術》，第13頁。李澤厚說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我是解放以前讀的”，“所以我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解放後被灌進去的，是解放前主動選擇的，這點恐怕很重要。我當時有941
紅帽子，因為我革過命，我冒著生命危險傳送過毛澤東的油印文告”。李澤厚、陳明：《浮生論學》（對話錄），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104~105頁。李澤厚：《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0頁。李澤厚：《論美感、美和藝術———兼論朱光潛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研究提綱）》（1956年），《美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第50、20、38、48、47、34、12、51頁。李澤厚說：“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就已經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了，這跟馬克思主義、跟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就有很大的距離”。李澤厚、陳明：《浮生論學》（對話錄），第13頁。參見李澤厚：《論美感、美和藝術———兼論朱光潛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研究提綱）》，《美學論集》，第1、1、2、2、3、3、4、4、6、6、6、7、7、7、8、8、8、8、8、8、8、8、11、11、11、11、12、12、14、14、16、16、17、17、19、20、21、21、21、21、29、30、30、31、33、33、38、38、38、40、41、41、48、48頁。李澤厚：《論美感、美和藝術———兼論朱光潛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研究提綱）》，《美學論集》，第4、5、13、13、13、14、15、29、29、30、35，42、42、50、50、14、14、14、14、14、15頁。李澤厚：《論美感、美和藝術———兼論朱光潛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研究提綱）》，《美學論集》，第29、29、41、37、15、46、35、42頁。參見李澤厚：《論美感、美和藝術———兼論朱光潛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研究提綱）》，《美學論集》，第4、6、9、9、10、11、12、17、19、50、50頁。朱光潛：《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1956年），《朱光潛全集》卷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14、29、37、39頁。朱光潛《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一文，如下兩處用了“我們”一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美學教導我們”；“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裡也諄諄教導我們”。參見朱光潛：《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朱光潛全集》卷五，“我”依次出現在第11頁16個；12頁12個；13頁9個；14頁9個；15頁4個；16頁16個；17頁1個；18頁2個；19頁1個；20頁11個；21頁12個；22頁9個；23頁7個；24頁9個，25頁4個；26頁5個；27頁8個；28頁4個；29頁9個；30頁5個；31頁13個；32頁3個；33頁6個；34頁4個；35頁6個；36頁8個；37頁13個；38頁18個；39頁2個。錢鍾書：《管錐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50頁。朱光潛：《表現主義與反映論兩種藝術觀的基本分歧———評周谷城先生的“使情成體”說》（1963年），《朱光潛全集》卷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93、392、400、392、392、391、392頁。朱光潛：《表現主義與反映論兩種藝術觀的基本分歧———評周谷城先生的“使情成體”說》（《朱光潛全集》卷十），“我們”在第386頁出現4次，第387頁出現5次。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選集》卷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34頁。李澤厚：《美的客觀性和社會性———評朱光潛、蔡儀的美學觀》，《美學論集》，第52~63頁。湯大民：《王國維“境界”說試探》（1962年11月），見姚柯夫編：《〈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第231頁。吳奔星：《王國維的美學思想———“境界”論》，原載《江海學刊》1963年第3期，見姚柯夫編：《〈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第128、130、133頁。陳詠：《略談‘境界’說》，（原載《光明日報》1957年12月22日，“文學遺產”第188期），見姚柯夫編：《〈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第214頁。吳文治：《必須辨明原意》，見姚柯夫編：《〈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第270、272、272頁。葉秀山：《也談王國維的“境界”說》，原載《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200期（1958年3月16日），見姚柯夫編：《〈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第217頁。張元勳：《從〈人間詞話〉看王國維的美學思想實質》，見姚柯夫編：《〈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第252~253頁。作者簡介：夏中義，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240［責任編輯 桑 海］05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作為文學家的趙樸初與20世紀“舊邦新命”吳懷東［提 要］ 20世紀白話文學被倡導並流行之後，古體詩常被稱作“舊體詩”，甚至被視作白話文學的對立面。然而，文學史的發展是複雜的，舊體詩也有新思想，貌似新提法有時卻是舊思想。趙樸初作為跨越晚清、民國和共和國三個時期的社會活動家、佛教領袖和文化名流，政治上與時俱進，卻堅持古體詩創作，表現了審美文化的強大傳承性。他的詩歌也在適應社會主義文化規訓而走向通俗化，表現在形式、內容以及吟詠佛理等多個層面。趙樸初詩詞創作的個例表明，文學演變的新與舊並非割裂。“舊邦新命”是一種崇高，也是一種糾結，是百年來中國文化人最深刻的體驗與宿命。［關鍵詞］ 趙樸初 古體詩 新文學 舊邦新命［中圖分類號］ I109.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151⁃1020世紀中國發生了千年來少有的滄桑巨變，其核心特徵就是脫離了孤立發展的軌道而逐漸融入世界體系———告別帝制，走向共和，走向現代化。這一波瀾壯闊的進程至今尚未完成，此間一切政治、經濟、文化活動都無法脫離這一大勢的深刻影響。文學的變化是社會變革的縮影，文學變革的複雜性也折射社會變革的複雜性。無論如何評價，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白話文學確實成為文學創作的主流，古體詩、詞、曲（以下簡稱“古體詩”）和文言文並沒有就此消失，不過很長時間內，因為白話文學與“革命”、“進步”關聯而受到關注和肯定，而古體詩與文言文與“反動”、“落後”關聯而遭到忽略甚至否定。在革命思維和兩極思維淡化的今天，如何客觀甚至“同情之了解”白話文學興起後的古體詩和文言文創作的性質、特點、作用，古體詩詞創作是否納入20世紀中國文學史、是否具有和白話文學同等的地位等，已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大問題。①趙樸初出生於清末，去世於新世紀的門檻上。作為世紀老人，他一生遭遇了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劇烈變革———從古代到現代、從民國到共和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的新中國，他在家出家，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以慈善家和佛學居士的身份積極參與了將近百年的中國社會變革過程。他是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之一，卓越的佛教領袖、傑出的書法家、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與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在緊張繁忙的社會活動之餘，他的詩詞創作持續數十年而不輟，留下了大量的古體詩創作和書法作品。趙樸初出入宗教界、政界和文化界“三界”，其獨特的人生實踐和文化活動反映了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艱難歷程和文化發展的某些特徵。本文151
不是從審美價值和寫作技巧角度研究趙樸初詩詞創作及其成就，更不是狹隘地在20世紀文學版圖中為趙樸初詩詞爭取某個位置，②而是將其創作放在20世紀中國告別古代、走向現代、新舊嬗變的宏偉歷史進程中，觀察中國文化嬗變、社會革命及現代化蛻變的艱難陣痛，顯示其新舊交織的複雜性，或者說，試圖在上述社會背景下來觀察趙樸初古體詩③創作活動的基本特徵和歷史定位。一、趙樸初的多重角色與文學家身份在社會大眾的印象裡，趙樸初（1907~2000）是中國20世紀卓越的佛教領袖和傑出的書法藝術家，在很多寺廟都可以見到他的題字，這些都是傑出的藝術品，學術界對他的生平經歷、政治活動、宗教活動、慈善活動及思想、書法作品都有深入研究，但對其文學創作的研究卻還不充分。其實，趙樸初的著述以及文學創作極其豐富，早在1961年、1977年、1978年就先後編輯出版了詩集《滴水集》（作家出版社）、《永懷之什》（人民出版社）、《片石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靈山集》（九州出版社），1970年代中期印行了《趙樸初詩詞集》，2001年出版《趙樸初詩詞曲手跡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趙樸初墨跡選》（江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出版《趙樸初書法集》（文物出版社），另外，還有《佛教常識答問》、《趙樸初居士釋佛》等解說佛理的著述。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趙樸初韻文集》，收錄了他從1927年到1999年間所創作的作品，涉及古體詩、詞、曲、俳句、對聯乃至賦等，共收詩（詞、曲等）1985首、對聯279副，達50萬字，數量相當巨大，性質相當於一部詩詞全集。④如果不考慮新世紀古體詩寫作復興以後的創作情況，在趙樸初所經歷的各個時代中，這個數量也應該名列前茅。華文出版社2007年編輯出版了《趙樸初文集》，收入1942年12月至1999年9月重要文稿報告、講話、談話、文章、信件297件，其中1940年代只有1篇，文革十年1篇，主要是“十七年”和文革後的文章。2015年初，安徽教育出版社宣布組建“趙樸初全集”編委會，如今尚未見到出版消息，不過，可以預知文字體量肯定十分宏大。趙樸初詩詞創作不僅數量巨大，其成就也得到時人高度認可。周恩來就非常欣賞他的文學才華並介紹他加入中國作家協會。⑤夏衍曾說：“趙樸老行文恬淡，詩也如此，他不用慷慨激昂和轟轟烈烈的詞，同樣能激勵人。”⑥趙樸初於1960年就加入中國作協並當選為理事。1985年，中華詩詞學會成立，趙樸初被聘為第一屆理事會顧問。1990年日本龍穀大學還授予趙樸初文學博士學位。中國的20世紀是苦難的世紀，在救亡圖存的歷史進程裡，文學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與此同時，在中國的傳統觀念裡，一代宗教領袖，一代政治家，如果沒有良好的文學藝術修養，那肯定也是不合格的———“德不配位”，難以持久，這是與今天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認知，在這種觀念的作用下，當時的政治人物也都有數量不等的文學創作。就現有的對趙樸初的認識而言，其社會活動的豐富性及其政治、宗教、文化活動之間的內在關聯尚沒有得到充分闡發，他身為佛教大師的光環或多或少影響了我們對他作為文學家成就的認識。二、政治上的趨新與文體選擇的守舊在一個以“革命”、“救亡”為主流話語的時代氛圍中，趙樸初於1920年離開家鄉來到當時中國最繁華、時尚的城市上海，積極投身時代潮流，在戰亂頻仍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以菩薩心腸投身救災救難的社會工作，愛國愛民，救苦救難，並與時俱進，追隨共產黨，與時代同行。可是，他的文學創作卻沒有選擇新文化運動以來主流的白話及其文體形式———小說、戲劇、白話詩等，而是沿用新文化運動所聲討、欲打倒的古體詩詞曲形式，趙樸初的社會活動與文化活動體現出趨新與堅守交251
織的複雜狀態，政治上追求進步的不斷趨新與文學文體選擇的守舊構成了鮮明的對照。今天能看到的趙樸初最早的作品是1927年所創作詩歌的殘句：“江南五月風如酒，一路山花醉眼看”，採用古體詩的形式，寫出了五月江南自然風景的特點———東風浩蕩、天氣溫暖、山花盛開，其一個“風如酒”的巧妙比喻，既寫出了氣候之溫暖，更寫出了作者心頭之溫暖，構思精妙，想象豐富，意境清新，正是作者青春心態的自然流露和藝術才華的牛刀小試。我們今天能夠感受這一詩句之美，正在於其傳承了中國人深入骨髓的審美精神。當然，這句詩沒有佛教出世意味，而是歌頌世俗風景———江南春風、春花、春暖，流露了作為熱血青年的生活激情，符合一個剛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的理想主義立場，這與後來作為佛教居士的詩風明顯不同。其時，他正在東吳大學就讀，老師中就有沐浴著新文化運動的陽光成長起來、剛從法國學成歸來的安徽同鄉蘇雪林。⑦但是，趙朴初在1927年夏天因肺結核病而終止學業，進入上海佛學界，從此也告別了新派文學，回歸傳統。趙樸初開始文學創作活動的時代已處於新文化運動興起並取得全面勝利之後，而他卻沒有隨波逐流，從他的成長經歷可以判斷其文體選擇和文學興趣來自故鄉文化的熏陶。“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陳獨秀是趙樸初的安慶同鄉，以理學和古文為特色的安慶竟然孕育了古代文化的“逆子”，這種複雜多元的地方文化也建構了趙樸初的文化心理底層。安慶地區從明末以來一直是文化極為活躍的地區，清代安徽建省之後長期作為省會，伴隨著安徽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趨新與堅守這兩種不同的思想都極其活躍。這裡曾出現了父子宰相張英、張廷玉，出現了狀元趙文楷、李振鈞以及一大批進士。桐城派就是由姚鼐完成創派工作，而早在姚鼐之前，明清之際出現了方以智、戴名世以及方苞、劉大櫆等一大批傑出的文學家；姚鼐之後，桐城派更演進為全國性的文學流派，開枝散葉，其文學影響和思想影響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安慶府的屬縣，趙樸初故鄉太湖縣“屏蔽荊楚，襟帶江淮”，“山川深秀，風土清美”，“元代始建縣學，元統年間縣人黃信一狀元及第，明代有社學八所，還建有同春、正學兩所書院，可容聽眾2000多人”，此地在元明清三代，“有文武進士82人，文武舉人342人，尤其有清一朝，可謂人文鵲起，科甲蟬聯”。⑧文風的昌盛一方面有助於思維的開放和新文化因素的吸納，從安慶走出來的陳獨秀、宗白華、朱光潛、方東美、鄧稼先以及嚴耕望、余英時等與時俱進，吸收最新的外來文化而走在時代文化的前列，從而成為中國20世紀文化史、學術史上開風氣的一時之傑；另一方面，又在社會文化主潮發生重大變革之時保留了傳統的慣性，舊文化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⑨雖然在趙樸初青少年時代，新文化運動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蓬勃展開，而在相對封閉的太湖，傳統文化的氛圍依然濃郁，家鄉的文學風氣以及佛教氛圍影響了趙樸初一生的道路。1915年蘇雪林考入安徽第一女子師範，她覺得“安慶這個省城也有些奇，上有武漢，下有京滬，兩處文風均甚發達，而安慶也算是個戰略要地，文化卻偏偏落後，風氣甚為閉塞”，所學的還是古詩文，特別是桐城派古文⑩———蘇雪林的印象正反映了安慶地區文化的一般面貌。趙樸初為清嘉慶元年狀元趙文楷（1760~1808）之後裔，出生於安慶，5歲時隨父母遷回老家太湖縣寺前居住，7歲入私塾讀書；1919年，13歲的趙樸初離開家鄉到達上海，於1922年進入蘇州東吳大學附中，1926年考入東吳大學學習，1927年因生病和戰事而被迫終止學業，進入社會。可以說，年輕時在家鄉培養起來的文學興趣以及佛教信仰影響其一生。趙樸初在1977年撰寫的《片石集》“前言”中說：“幼年時，由於家庭和環境關係，胡亂讀過一些古詩詞，逐漸受到了感染，發生了興趣。”精神的胎記伴隨著一個人的終生，正如從小受到母親以及家鄉佛教文化的影響而終身信仰佛教一樣，對古詩詞的愛好也伴隨了趙樸初的一生。351
三、“舊瓶裝新酒”與詩體的意識形態性然而，舊體並不一定就是守舊。政治與文學選擇的矛盾其實不止趙樸初，換言之，趙樸初的文學選擇也是他那一代人的選擇。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學是在急切救亡的背景下展開的，因此呈現出激烈的反傳統姿態，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新文學，舊體詩詞的形式及其承載的思想觀念被簡單粗暴地否定。然而，作為一種與政治和社會革命有一定距離的審美文化，古體詩詞並沒有因此而消失，仍然是人們表情達意的重要形式，即使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以及白話文學的傑出作家郁達夫，革命領袖和開國元勳毛澤東、朱德、陳毅、董必武等人，也都是古體詩的愛好者和高超的寫手。即便在“文革”激烈否定傳統文化的環境裡，古體詩的藝術美仍然積澱在中國人的審美感覺之中。例如，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中，有不少詩歌所採用的詩體形式就是古體詩。如何繼承傳統一直是白話詩創作領域的重要問題，同時，古體詩如何面對白話文學的挑戰繼續生存也一直是重大的問題。如何化解文體選擇上的守舊與共產黨批判傳統、追求變革、提倡大眾文學、反對貴族文學的緊張的意識形態衝突，是共產黨領袖必須思考並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我們可以看到經歷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後成長為新中國開國領袖的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思路。1957年《詩刊》創刊，公開發表了毛澤東古體詩詞，毛澤東在給《詩刊》編輯部《關於詩的一封信》中說：“遵囑將記得起來的舊體詩詞，連同你們寄來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紙，請加審處。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麼特色。既然你們以為可以刊載，又可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末，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舊體”之“舊”，當然是陳舊的意思，不單指時間，更重要的是指性質，這就是毛澤東對古體詩詞的基本立場。雖然他接受了《詩刊》的約稿，但他又說“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人民日報》在1977年12月31日公開發表了毛澤東1965年給陳毅談詩的一封信，其中說：“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古典絕不能要。但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這段話內容豐富，最重要的理論觀點就是詩歌創作需要形象思維，這似乎解決了白話與古體之爭———只要有形象思維，詩不分古今。毛澤東對白話詩的觀點值得注意，他認為白話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同時要求白話詩和古體詩在內容上都要“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反映當下的社會生活，而詩歌的形式（語言和體式）也必須相應地進行改革，顯然古體詩改革的任務更重。毛澤東的詩歌思想是當時的最高權威，代表了中國社會主義詩歌寫作的基本規範，並指出了解決詩體形式與內容的矛盾問題的方向。趙樸初從離開家鄉到上海和蘇州求學，就面對著當時勃興的新體白話詩。他寫道：“五四”以後，有人又提出了語體新詩主張，打算索性拋棄舊形式，從根本上徹底改革我國詩歌。不少人曾為此從各方面付出過可貴的勞動。可是，詩與文究竟不同，詩歌與口語差別更大。要做到既是全新的，又是大家熟習的；既是現代的，又是適合民族口味的；既是通俗易懂的，又是經過琢磨鍛煉的；確實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之在“五四”後的新文學中，詩歌的成就，較之其他領域，如散文、小說、戲劇等等，總覺得差著一籌。我由於個人愛好，對於所謂新舊這兩種詩體都曾作過若幹嘗試，而結果則都不大理想。新事物、新情感、新思想，是否可以入詩?如果可以，應當如何寫?舊形式是否還可以用?如果可用，應當451
如何用?這些都是常在腦筋裡盤旋的問題。後來反復體會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才撥開了頭腦裡的疑霧，打通了心上的茅塞……毛主席在這篇光輝著作中首先指出，一切文藝都應以人民大眾（具體說就是工農兵）為服務對象，人民的社會生活是一切文藝的源泉。這是根本。對於文藝工作上許多具體問題，如思想性與藝術性，普及與提高，繼承與創造，動機與效果，歌頌什麼與暴露什麼，等等，毛主席都作了明確、精湛的原則性的指示。趙樸初在這篇長篇前言裡還討論了他糾結或探索的內容，他覺得詩歌必須表現新的時代生活，而形式可以沿用古體。白話新詩如何繼承古體詩的經驗，自1920年代起從聞一多、戴望舒到林庚都在積極探索，古體詩的改革也在進行，這種觀點就是眾所周知的“舊瓶裝新酒”之說法。趙樸初提出：“可否還是酌採人民原已熟習的傳統的詩體，即詩、詞、曲的形式，先解決群眾的需要問題，並借此提高一般群眾對詩歌語言的接受水平，同時，通過實踐，檢查在古典詩歌中究竟有哪些是還可以繼承或可以借鑒的東西，為創造將來新詩格局尋找途徑。儘管‘新酒舊瓶’之譏，在所難免，但主觀願望還是想依主席‘古為今用’的方針，做一點‘推陳出新’的工作。”所以，趙樸初沿用了古體的詩和詞，尤其喜歡曲，在他看來，“曲”有不少優點，如“比較接近現代人的情感與語言”，“可以更自由地使用一切足以取得預期效果的各種表現手法與作風”，突破詩詞在句型、字數、句數等方面的形式限制，“除了供演出使用的劇本外，另有專供閱讀的‘散曲’”等。他在1976年12月的《毛主席致〈詩刊〉函發表二十周年紀念座談會獻詞》裡認同毛澤東的說法：“文藝改革詩最難，大約需要五十年”“舊型那足供回旋？新詩為主勢必然”“牧歌民謠詩本源”。在他看來，古體詩不是文學的主流，其內容必須要面對新的社會現實。1987年他還說到：“一九五三，鄭振鐸同志也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詩的形式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還處在一個探索的階段。”他主張“尊重我們的傳統，民族詩歌的傳統”，這一傳統形式層面的重要特徵就是有節奏，有韻律，遵守平仄規律，講究韻腳一致，具體體現就是古體詩的形式與格式規範。趙樸初的新體白話詩創作今天已看不到，根據他晚年的意思編輯、出版的《趙樸初韻文集》所收則全部為舊體詩詞曲以及對聯。然而，趙樸初當然並非抱殘守缺者，他在形式上堅守古體詩詞的基本韻律規範，但文字更為淺易、平仄押韻的規則比較寬，並且創制很多漢俳、自度曲等；同時，趙樸初也要求古體詩詞在思想上、內容上必須改革，必須反映當下的社會生活。應該說，趙樸初的詩歌觀念體現了和主流思想的高度一致，他用大量的詩詞創作落實“舊瓶裝新酒”的說法。四、“現實主義”與趙樸初詩詞的主要內容《趙樸初韻文集》雖在趙樸初身後出版，卻經過趙樸初生前親自審定，所收作品除了附卷收錄對聯之外，分為十卷。是集選用了三首詞作為代自序，第一首《金縷曲》（王昆侖同志為文談余詩詞，章孤桐先生為拙稿題詩，皆獎飾過當，感其鼓勵之意，賦此答謝）有句云：“慶東風、鼓吹何辭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反映了自覺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趙樸初建國後詩詞創作的基本思想，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思想。按茅盾的解釋，現實主義就是要反映現實，揭露敵人，歌頌人民，“現實主義文學總是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富於不屈不撓的求生意志的”。趙樸初自覺接受共產黨文藝思想的指導，堅持“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以“表現工農兵為核心”，趙樸初的詩詞曲創作生動地反映了他親身經歷的社會生活。文集編者云：這些詩詞作品“既連接為記錄作者本人漫長的世途和心路歷程的生活畫卷，也連接為展現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起七十551
年代中政治風雲的歷史長卷。至於其眾多作品中對佛學哲理的闡發、對宗教政策的表達以及與日本、韓國、印度、東南亞各國的佛教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記述，則是研究當代佛教發展史、交流史的一份珍貴史料”。其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涉及世俗事務的詩歌，包括歌頌黨和國家領導人、歌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作品，另一類則是涉及佛事活動、佛教外交的詩詞，後者數量更多。當然，與政治關聯的作品，在後來編集時被有意剔除了一些。由於趙樸初獨特的身份和經歷，他有些作品對20世紀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有深刻的臧否，有些創作在當時發生了極大的社會反響。例如，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舉國揚眉吐氣，欣喜若狂，與此同時，前有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後有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下台，中間有印度總理尼赫魯拙劣的反華表演，趙樸初因此創作了散曲《某公三哭》，三個曲子分別由毛澤東改名為《禿廝兒帶過哭相思·哭西尼（肯尼迪）》、《哭皇天帶過烏夜啼·哭東尼（尼赫魯）》、《哭途窮·哭自己（尼·赫魯曉夫）》後公開發表。如《禿廝兒帶過哭相思·哭西尼》：我為你勤傍妝台，濃施粉黛，討你笑顏開。我為你賠折家財，拋離骨肉，賣掉祖宗牌。可憐我衣裳顛倒把相思害，才盼得一些影兒來，又誰知命蹇事多乖。真奇怪，明智人，馬能賽，狗能賽，為啥總統不能來個和平賽？你的災壓根是我的災。上帝啊！教我三魂七魄飛天外。真個是如喪考妣，昏迷苫塊。我帶頭為你默哀，我下令向你膜拜。血淚兒染不紅你的墳台，黃金兒還不盡我的相思債。我這一片癡情呵！且付與你的後來人，我這裡打疊精神，再把風流賣。這組散曲把姓名中含有“尼”的政治人物聯系起來，詼諧風趣地進行諷刺挖苦，用典適切，用詞精當，敘事嚴實，比喻貼切，是三首難得一遇的政治諷喻詩，配合了當時中央的國際鬥爭，發揮了重要的社會輿論作用，當時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反響，轟動一時。又比如“文革”結束後，趙樸初創作的借古諷今的《故宮驚夢———江青取經（觀故宮博物院慈禧罪行展覽後作）》（套曲），也是轟動一時的名作，很有代表性，如其開始曲【字字雙】云：宮門騎馬帶夥計，四匹。紅旗車隊後跟隨，神氣。向來佩服武阿姨，皇帝。無奈乾陵還封在山溝裡，可惜。且圖就近訪慈禧，有理。早安排包管稱心的見面禮，表意。送您一副假牙好啃童子雞，補氣。送您一副假髮好和姑娘比，美麗。送您一套特制布拉吉，換季。送您一架萊卡照相機，拍戲。有人勸我把文藝大旗也送你，放屁。老娘少了它怎能混下去，哎咦!這分明是反革命的壞主意，可氣。趕快給我拉出去，槍斃!雖然文體屬於古已有之的散曲，但此曲語言不避俚俗，嬉笑怒罵，具有強烈的諷刺效果。趙樸初作品集中，散曲最有特色。之所以選擇套散的形式，顯然他是注意到散曲的通俗性。相對於詩詞，在元朝出現並流行起來的散曲通俗性更加明顯。總體而言，趙樸初的詩詞內容反映社會現實、尤其是重大政治問題，在遣詞造句以及藝術上也比較大眾化、比較淺俗，表明他雖然沿用了古體詩的形式，也在因時而變。這是白話文學影響的結果，更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和共產黨文藝政策引導的結果。五、“人間佛教”與僧詩的現代演進趙樸初自小受到家鄉太湖佛教文化和信佛的母親的熏陶，而因病離開東吳大學到上海後即到表舅關絅之身邊工作，並受其影響積極參加佛教界救世化俗的社會活動。1935年秋天，圓瑛法師在上海興辦圓明講堂，趙樸初經其介紹而皈依佛門，成為在家居士。抗戰期間，他以居士的身份從651
事慈善活動，救苦救難。建國後，居士是趙樸初參與社會活動的基本身份：1949年9月，他作為兩位佛教界代表之一（另一位是巨贊大師）受邀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任副會長兼秘書長；1980年開始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直至去世。可以說，佛教信仰影響了趙樸初一切的社會實踐活動，他承襲了古代詩、僧結緣的傳統又具有新的特點。值得注意的是趙樸初時代佛教本身的新變，這種變化是20世紀中國社會演變導致的結果。20世紀以來，佛教面臨巨大挑戰：民國時期，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國共內戰，民不聊生，佛教不得不面對苦難的時局，同時，伴隨著科學的昌盛，特別是新中國建立之後馬克思主義被確立為主導思想，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傳統的佛教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很大的調整。王守常、錢文忠曾指出，佛教“在各自本國文化的土壤上枝繁葉茂，開花結果。其中固然有許多歷史的機遇，但佛教不預設超越眾生的造物主，且不舍世間的理念實在是最為主要的原因”。宋朝以後，佛教與上層精英文化產生了一定的距離，而與世俗文化日益融合，這是總體的趨勢。20世紀是科學昌明的世紀，古老的佛教因應現代社會的需要而不斷變革。謝重光認為：“現代人間佛教運動，由太虛法師首倡，印順法師發揚而光大，近一個世紀來海峽兩岸的佛教界付之實踐，已蔚為現代佛教發展的主流。由於人間佛教的旗幟高揚於現代，力行於現代，有人或許會認為人間佛教的思想是現代才產生的，其實這是一種誤會。人間佛教不是無源之水，其思想淵源蘊含於佛陀創立的原始佛教之中，更盛行於中國兩千年傳播的佛教主流大乘佛教之中。”這屬於文化問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主政後，有神論的佛教如何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相處也是一個重大的現實政治問題。趙樸初基於強烈的社會關懷積極入世，順應了佛教入俗的大趨勢，進一步發展了太虛大師最早提出來的“人間佛教”的思想，以深湛的佛學修養和極高的智慧積極探索佛教與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思想、社會主義文化、共產黨領導的兼容與圓融，從而深得黨的信任，並引領佛教重新興盛，他也逐步成長為一代佛教領袖。趙樸初對“人間佛教”的具體修持內容和目的有過清晰的解說：“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這叫五乘。其中後三種叫出世間法，教理深奧，比較難懂；前二人天乘教是世間法。世間法是世人易學而能夠做到的，也是應該做到的，前人名之為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主要內容就是：五戒、十善。……假使人人依照五戒十善的準則行事，那麼，人民就會和平康樂，社會就會安定團結，國家就會繁榮昌盛，這就就會出現一種和平安樂的世界，一種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這就是人間佛教所要達到的目的。”關於趙樸初佛教思想的獨特性，有學者論之甚詳：趙樸初繼承了大乘佛教的思想傳統，明確肯定世俗性的意義。……取大乘佛教關於滅諦“無住涅槃”“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的解釋，他強調應“在因緣生滅的世界中，永無休止地做‘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事，而隨時隨處安住在涅槃的境界”；取緣起觀“一切眾生皆是我父母”“視眾生如一子”的大慈悲心的解釋，強調菩薩行的人生觀：“只有利他才能自利，這就是菩薩以救度眾生為自救的辯證目的，這就是佛教無常觀的世界觀和菩薩行的人生觀的具體實踐，這也是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為社會服務，是我們佛教徒的天職。”通過利他而自利，以救助眾生為自救的方式———這種菩薩行的入世態度，亦即弘一法師所推崇的“以無我之精神，努力切實做種種之事業”的人生觀，成為達到出世目的的必需環節。這樣，世俗生活即是道場，世俗性就是神聖性的必要外現。面對科學思潮和各種現代思想，傳統佛教的流派之別已趨淡化，而趙樸初身為新中國的佛教領袖，既要面對國內廣大的佛教流派，也要與國外佛教流派進行友好交流，因此，他淡化了佛教傳統的宗派思想，表現出博學與包容：修持、慈愛、寬容、平易，構成所有佛教信仰者外在社會行為的最大公751
約數和共同特徵。這也是趙樸初基本的佛學立場，慈眉善目的微笑便成為他終生最經典的形象。他強調：“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莊嚴國土、利樂有情，這樣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人間佛教”觀念既是趙樸初參與一切社會活動的指導思想，是其一生救苦救難、愛國化俗的動力，也是影響其詩詞創作境界與風格的最重要因素。趙樸初通過詩詞創作，一方面實現個人精神的提升，另一方面借以化俗，正如他一生為很多寺廟題字一樣。宋人李之儀早就說過：“說禪作詩，本無差別，但打得過者絕少。”（《姑溪居士前集》卷二九《與李去言》）佛教化俗，要借助文學的力量，如唐代王梵志的通俗詩以及敦煌變文等，趙樸初就特別注意到佛教與古代文學的關係，因此，他的涉佛詩詞（包括為佛寺和廣大信眾的書法題寫）創作正是上述傳統的發揚光大。關於佛教對其詩境的影響，趙樸初對此有過明確的自我評述：“我年輕的時候寫詩曾送給一位先生評看，他看過我的詩後就講，你寫的詩最大的毛病就是帶有禪的意念，禪是講‘空，講解脫的，而詩則不同，寫詩不要過分地把禪的意念擺進去，如果所寫的詩帶有禪的意念，就要像蘇東坡的詩詞那樣，如同淡水中稍微加一點鹽，恰到好處。”趙樸初顯然理解並尊重世俗者的考慮，這體現了他謙虛高尚的人格，其實，這種質疑恰恰揭示了趙樸初詩詞作品的佛教色彩。除了在其詩詞中有大量刻畫佛寺、佛教故事的內容以及直接的佛教詞彙之外，趙樸初詩詞還喜歡談論佛理，如《贈奧比斯眼科飛行醫院》：“眾生病有盡，大悲心光明。光明照十方，千手開千眼。”作者將眼科醫生治療好患者的眼病，重見光明，而以佛教發大悲心普慧世間作比，既是言事，也說佛理。在我們世俗人看來，少數即事寫景詠物的詩歌，散發出盎然禪意，具有一種空靈靜美脫俗之感。如《題〈茶經新篇〉》：“七碗受至味，一壺得真趣。空持千萬偈，不如吃茶去。”1987年訪日撰《八月九日，庭野日敬先生自東京來；十日，山田惠諦長老自京都來》五首之一、二云：“此地即淨土，此會即靈山。三人此聚首，一大事因緣。日浴清淨水，日著清淨衣。內外俱清淨，濁世願無離。”《八月十五日》詩云：“散步入松林，萬綠浸形影。賓主共忘機，筇聲亂復整。”這些詩用語平實，而禪意濃郁，讀之令人忘機，正如柏岩明哲禪師的體會：“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景德傳燈錄》卷七）。從世俗的眼光看來，文學藝術與佛教在本質上也有一定的兼容性。藝術審美，就是通過感性的形象引導人超越世俗、追求真善美，而佛教超越現象，靜觀宇宙永恆變幻，獲得心靈的恬靜安詳，並且引導人積德行善，二者在目的和表達手段上有一定的交叉或相同之處。叔本華談及月光之美時說：“為什麼滿月的景色具有這樣一種仁慈的、寧靜的和崇高的印象？因為月亮是一個觀照的對象，卻從來不是欲求的對象。”藝術和宗教都具有一定的引導人擺脫物質有限性對人肉體和心靈束縛從而具有實現精神自由、張揚個性的共同作用。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也說：“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於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鬥，而得其暫時之和平，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王國維所謂“美術”就是藝術。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趙樸初詠歎佛理的詩詞，淡化了宗教之色彩，具有類似文學審美的“望峰息心”、“窺谷忘反”（吳均《與朱元思書》）之功效。其1996年十月在北京醫院作佛偈“生固欣然，死亦無憾。花落還開，水流不斷。我兮何有，誰歟安息？明月清風，不勞尋覓”以花為喻，我們由此想到《華嚴經》中之說：“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花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總體而言，趙樸初延續了詩僧一體的傳統，其所吟詠思想並不深湛，整體風格也很通俗，詞彙典故並不生僻，可以目為唐代以來佛教通俗文學傳統的現代傳承。但需強調的是，佛教面對20世紀中國社會文化民主化、平民化、大眾化而主動進行自我調適，面對社會主義大眾化、通俗化的意識形態壓力而主動應變，趙樸初身為當代佛教領袖，其詩歌的通俗化顯然與這個大背景有關。851
六、餘論：趙樸初的出世、入世與中國的新、舊嬗變身為佛教虔誠信仰者的趙樸初也生活在萬丈紅塵之中，生活在20世紀多災多難的中國，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化活動關聯著20世紀中國的進程與命運。20世紀是苦難的世紀，也是古老中國實現鳳凰涅槃的世紀，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社會革命、文化革新相交錯，有血與火，有戰爭與死亡，有不屈的抗爭和堅守：從大清滅亡到民國建立，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從國共內戰到人民共和國建立，從十七年探索到十年“文革”，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到20世紀結束，中國從開始不得不屈辱地接受西方文明，到逐或被動或主動地融入世界大潮，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動不斷激烈碰撞，在這個高速而劇烈變化的過程中，新與舊處在一個複雜交錯的狀態。趙樸初不是叱吒風雲的革命家和政治領袖，只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他關注社會，關心人間，在基本社會價值觀上與時俱進，卻不激進。他的佛教傳播活動是化俗的途徑，而他的詩詞不僅是個人審美的愛好，也是他化俗的渠道。一生豐富的詩歌創作，正是他以一位佛教信仰者關愛人間憂樂的具體而豐富的表現，他欣喜於祖國的建設成就，對基層群眾受苦受難感同身受，關注國際和平，關心友朋，這些詩詞中的憂樂之情汩汩而出，這是一種虔誠的佛教信仰者慈悲為懷者的胸中世界，是出世者的入世境界，這也是他與社會主義兼容的感情基礎。趙樸初古體詩創作不同於白話文學創作的專業性和主流性，而是屬於其工作餘事，更多屬於個人愛好和交流應酬，而且，這些詩詞內容與形式都表現出明顯的通俗性，這和他的“人間佛教”思想一樣，也是社會主義制度與文化強大力量影響之結果。另外，我們看到，趙樸初在文學創作的形態上不趨時，幾十年堅持不輟，反映了古體詩作為一種審美傳統文化強大的慣性存在，而從文學演進的角度觀察，即使面對劇烈的政治變革與社會變革，文化審美傳統仍然保持了相對的文化恆定性。趙樸初詩詞創作就是承與變、新與舊的結合體，新中有舊，舊中有新，這也顯示了人類社會文化活動的複雜性———文學及其演變不同於政治及“革命”，其評價並不遵循先進與落後對立的邏輯，即使活躍在政治舞台中央也仍然帶著故鄉文化的胎記，這其實也生動地揭示了人類社會基於功利的目的不斷“革命”、不斷前進而民族與國家卻能夠保持其基本文化特徵這一現象的內在邏輯。“舊邦新命”（馮友蘭《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今天的中國仍然處在從1840年開始、經過新文化運動至今仍在持續的逐漸融入世界的偉大而悲壯的歷史進程中，中、西與古、今的矛盾與糾結是生活於其中的中國人內心最深刻的體驗與糾結，從代表性和典型性角度看，趙樸初的創作乃至人生道路深刻地折射了這個本質的時代宿命。①樊駿、黃修己、錢理群、陳思和、孔範今、范伯群以及陳友康、王澤龍、馬大勇、劉夢芙、曹辛華等都對此問題發表過見解，其中一些觀點甚至針鋒相對，參見孫志軍：《現代舊體詩的文化認同與寫作空間》，武漢：華中師大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馬大勇：《20世紀詩詞文獻研究的問題與方法》，湖南湘潭：《中國韻文學刊》，2011年第3期。②當下趙樸初研究頗熱，在現有成果中，研究其生平活動及其“人間佛教”思想的論文最多，也有不少書法藝術的論文，而專門研究趙樸初文學創作（詩詞曲賦）的論文不多。近年來不少學者倡導研究20世紀的古體詩詞曲以及文言文創作，不過有關論著幾乎對趙樸初詩詞沒有著墨，為數不多的學術成果有：徐志嘯：《論趙樸初先生的舊體詩詞曲創作》，福建漳州：《漳州師範學院學院報》，2004年第3期；周萍、麗娜：《現代舊體詩的現代性———論佛教領袖趙樸初居951
士的詩歌創作》，上海：《華東師大學報》，2013年第2期；鍾揚：《中國新詩格律化嘗試———論趙樸初的“自度散曲”》，合肥：《江淮論壇》，2005年第5期；王彥明：《人間佛教與趙樸初佛教文學略論》，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等等。安徽省趙樸初研究會主辦的《趙樸初研究動態》（已更名為《趙樸初研究》）刊載了不少研究趙樸初詩詞曲的論文，這些論文一般篇幅不大，且大多賞析趙樸初的具體作品，作者大多是與佛教界關係密切的詩詞愛好者。中華詩詞學會與安徽省趙樸初研究會還於2018年10月在趙樸初故里太湖縣聯合舉辦了趙樸初詩詞研討會。上述學者重在討論趙樸初詩詞的寫作技巧以及“現代性”問題，而本文則是從國家演進的現代性的角度論趙樸初詩詞的特點。③本文所討論趙樸初創作，涵蓋古體詩、詞、曲、賦、對聯等，為表達簡便，一律概稱“古體詩”。④趙朴初：《趙樸初韻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該集按編年編排，頗便於閱讀和研究，但所收作品不全，還有意刪汰了一些作品，特別是與過往政治關聯密切的作品，如就沒有收入本文引述的《故宮驚夢》（套曲）。⑤轉引自余世磊：《趙樸初與中國共產黨的深厚情緣》，合肥：《黨史縱覽》，2006年第1期。⑥轉引自沈祖安：《我與趙樸初的交往》，石家莊：《文史精華》，2008年第6期。⑦蘇雪林：《蘇雪林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69、35~36頁。趙樸初退學後，主要是跟隨關絅之在上海佛學界活動，文學上對他影響很大的有舊派文人陳曾壽，其侄女、即陳曾榖之女陳邦織後來成為他的夫人。⑧余世磊：《母兮吾土———趙樸初與故鄉安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頁。⑨清代中葉乾嘉漢學在江浙與徽州大興，而與徽州同屬安徽省的安慶桐城依然流行理學，正是在與漢學的競爭中才誕生了桐城派。《片石集》前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童懷周：《天安門詩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參見王珂：《百年新詩詩體建設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近年來，新詩（白話詩）寫作與研究再度成為社會熱點，其自身獨立價值似乎已經不是問題，有的學者正是以此為前提討論新詩與傳統詩詞的內在關聯，如趙黎明《古典詩學資源與中國新詩理論建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趙朴初：《趙樸初居士釋佛》附錄，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05年，第183、188頁。茅盾：《夜讀偶記》，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58年，第40頁。趙朴初：《趙樸初韻文集》“編輯出版說明”。趙樸初擅長散曲、組詩（詞），關於趙樸初對詞牌、詞調的選用及偏好等藝術問題，學術界已有專門研究，參見中華詩詞學會、安徽省趙樸初研究會：《全國趙樸初詩詞研討會暨“樸初故里禪源太湖”詩詞大會論文、詩詞集》，2018年，此處不贅。前引鍾揚和周萍、麗娜等文從“現代性”角度認識趙樸初古體詩形式與內容通俗化的變革特點，本文則強調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作用。王守常、錢文忠編：《人間關懷———20世紀中國佛教文化學術論集·序》，北京：中國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社，1999年。謝重光：《人間佛教的思想淵源與早期實踐》，福建寧德：《寧德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趙朴初：《佛教常識答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134、135~136、136頁。陳二祥：《心靈轉化：趙樸初人間佛教的內裡分析》，西安：《西北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按，朱洪《趙樸初因緣人生》（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為此先生為陳曾壽。陳曾壽（1878~1949），字仁先，湖北蘄水人，是近代宋派詩的後起名家，與陳三立、陳衍齊名，時稱“海內三陳”。《趙樸初韻文集》，第487、354頁。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沖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36頁。作者簡介：吳懷東，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合肥 230039［責任編輯 桑 海］06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宗教情結及其演化*楊 志［提 要］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經過30年探索，至改革開放始建立延續至今的宗教事務管理模式。新中國成立前後出生的新北京第三代作家，正成長於這一探索時期。其中部分作家，如張承志、阿城、史鐵生、王小波、顧城、王朔等，有著明顯宗教情結，甚至對終極關切產生了强烈興趣。通過考察他們宗教情結的產生及其演化過程，可以發現革命文化對這一代人的宗教情感之影響。這些作家可大致分為“革命認同者”和“革命邊緣人”兩組，其宗教情結有著明顯的差異。［關鍵詞］ 新北京第三代 宗教情結 革命文化［中圖分類號］ I20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161⁃10中國革命及其文化主張無神論，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就如何處理跟宗教的關係，經歷了約30年的“探索期”。建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即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權”，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再次確認此條。但1957年後，宗教政策一度左傾，文革中紅衛兵打出“徹底搗毀一切教堂寺廟”“徹底消滅一切宗教”的標語，致使諸多寺觀教堂和宗教文物遭到毀滅性破壞。改革開放後，中央總結經驗教訓，1981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申“繼續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不要求宗教信徒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們不得進行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要求宗教不得干涉政治和干預教育”，始建起延續至今的宗教事務管理模式。新中國成立前後出生的“共和國第三代”，正成長於這一特殊時期。從世界範圍看，這代人屬於“戰後嬰兒潮”一部分，只因新中國成立比二戰結束晚四年，故時段略晚。本文研究的“新北京第三代作家”，即指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北京作家。這批作家改革開放後陸續躋身文壇，其重要成員，小說家如霍達（1945年生）、姜戎（1946年生）、老鬼（1947年生）、張承志（1948年生）、阿城（1949年生）、史鐵生（1951年生）、王小波（1952年生）、畢淑敏（1952年生，北京長大）、王山（1953年生）、劉恒（1954年生）、鐵凝（1957年生）、吳思（1957年生，也是著名學者）、王朔（1958年生）等，161∗本文係北京市社科基金項目“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心靈史研究”（項目號：１６ＪＤＷＸＢ００１）階段性成果。
詩人如食指（1948年生）、北島（1949年生）、江河（1949年生）、顧城（1955年生）、楊煉（1955年生）、芒克（1956年生）等，編劇如葉廣芩（1948年生，也是小說家）、何冀平（1951年生，1956年來京）、過士行（1952年生）等，崛起為文壇的半壁江山。因晚清及民國政府的“廟產興學”政策，北京廟宇大減，1930年餘廟宇1734所，①到這批作家成長的文革時期，廟宇數目更形減少，宗教活動幾近停頓，宗教之於他們甚顯生疏。儘管如此，他們中部分作家仍有著明顯的宗教情結，甚至對終極關切（ultimateconcern）產生了強烈興趣。所謂“宗教情結”，此處取廣義理解，即對超越俗世的非理性慰藉之追尋。本文旨在考察新北京第三代作家之於宗教有過何種心路歷程，特殊時代給他們的宗教情感留下了何種“痕跡”，剖析他們宗教情結的產生及其演化過程，進而理解革命文化對這一代人的宗教情感之影響。為方便討論，筆者將上述作家分為“革命認同者”和“革命邊緣人”兩組，先分述其走向宗教的心路歷程，再比較他們之間的異同。一、“尋神”的革命認同者作為魅力型領袖，毛澤東對至少兩代中國青年的人格及思維產生了重大影響。澳大利亞學者陳佩華（AnitaChan，也譯阿妮達·陳）采訪十餘名紅衛兵，撰成《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人格發展與政治行為》，②探討兩者關聯。“毛主席的孩子”，成了紅衛兵和紅小兵的另一種稱呼。走向宗教的“毛主席的孩子”，以“紅衛兵”這個名稱的創始人、回族作家張承志最著名。他在漢文化中長大，雖然“兒時給他烙印最深的，就是他外祖母長久地跪在牆前冰冷堅硬的水泥地上，長久堅忍地獨自一人默誦的背影”，但青少年時期受革命文化影響更大，“曾沿紅軍走過的路長征串連”，後又“寫了血書到內蒙插隊”。③插隊期間，他跟牧民朝夕相處，發現漢文化跟蒙族文化“屬於極其相異的文化”，④漸漸吸納西北少數民族文化。文革的結束對其有較大衝擊，他經過了一陣彷徨期後，皈依伊斯蘭教。他對紅衛兵時代有反省，但肯定其精神，自視為“偉大六十年代的一個兒子”，宣稱“我比一切黨員更尊重你，毛澤東”。⑤2012年，他在巴勒斯坦難民營發表演講：“我們堅信真理———像堅信他的一切美名———不管再經過多少年，只要人還信仰正義，一切隔離的壁壘都將被拆除，一切殖民主義的戰火都將熄滅，一切犧牲的靈魂都將在天堂的樂園裡，得到無限的慈憫與安慰。”⑥宗教與革命文化之影響，均清晰可辨。認同革命文化，並從宗教層面加以發展的，還有姜戎。他跟張承志一樣，到內蒙當知青，接觸了蒙族宗教，受到極大震撼：“蒙古人有一種信仰———狼總是仰脖衝天嗥叫，他們感覺到狼跟天有某種神秘的關係。在草原文化中，狼是上天派來保護草原的，將來狼死了以後會回到天上去，所以人餵給狼吃了以後，就會跟著狼一塊兒飛回到天上。……改變了我的世界觀。”⑦經30年醞釀，他把紅衛兵時的“革命熱情”，發展成雜糅生態宗教、蒙古風俗及個體經驗的“宗教熱情”，寫成了“所有的細節和故事大多都有出處，都是真實發生過”的“半自傳”⑧———長篇小說《狼圖騰》（2003年初版）。該書如張承志的《黑駿馬》（1983年發表）和老鬼的《血色黃昏》（1988年初版），以內蒙插隊為內容，但其重心不在知青生活，而在宣揚生態宗教，提倡“狼性崇拜”。該書充滿宏大敘事和革命激情，說是“長篇小說”，不如說是“宗教宣言”。熟人普遍認為，此書是其“人生觀和世界觀的一個總結”。⑨《狼圖騰》之所以打動80後和90後，正因此種宗教化了的革命激情。被視為張承志對立面的王朔，為大院子弟，也是走向宗教的紅孩兒。《我的千歲寒》中改編《六祖壇經》，意譯《金剛經》，自序云：“喜歡毛主席的詩：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喜歡金剛261
經的話：凡所有相，皆是虛妄。”⑩毛澤東詩與《金剛經》並列，兩者關係，他在台灣版“補白”講得更明晰：“共產黨員是境界不是組織。共產黨員是羅漢境界，衝鋒在前享受在後，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行無畏布施。西藏人把毛澤東供為菩薩，因他行的是無畏布施。毛和惠能的差別在於：惠能說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毛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就絕對化極端化了。”同為“毛主席的孩子”，如說張承志是“先知”，姜戎是“教主”，王朔是“頑童”，吳思則是“儒生”。吳思也是大院子弟，從紅小兵排長、紅衛兵排長到團支部書記，愛用極左思想教育他人，可留在城裡，但“滿腦子都是毛澤東思想，吵著鬧著要去下鄉插隊”，甚至“哪裡艱苦就準備申請去哪兒”。文革末期，他“在學大寨的最前沿”“寫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幾句詩：‘火紅的黨旗呼啦啦地飄！我們是黨旗上的鐮刀！我們的熱血在黨旗上燃燒！’”改革開放後他“反向改造世界觀”，轉向“潛規則”與“血酬定律”的經濟分析，2009年左右轉又服膺曾否定的儒家：“儒家最核心的觀念在於內心滿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張載的《西銘》，被認為是儒家表達世界觀最精彩的一段，‘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地是父母，我就在中間。‘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百姓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同類，最後說：‘存，吾顺事；沒，吾寧也。’活著的時候，我就順勢而為，做天命或造化讓我做的事；死了我踏踏實實地死。人活到這個份上，那是真的找到歸宿了。”最後是回族女作家霍達，她從小即穆斯林，同時在革命氛圍濃厚的“十七年”讀書上大學，深受革命文化影響（她跟張承志一樣，極喜歡魯迅），形成了“伊斯蘭教”（宗教）與“革命文化”（世俗）共存的“二元精神結構”。她的長篇小說《穆斯林的葬禮》（1988年初版），據其自述，是“前半生人生經驗和創作實踐的一個總結，也是對我的民族———中國的回回民族的歷史的一次回顧”，“寫了伊斯蘭文化和華夏文化的撞擊和融合，這種撞擊和融合都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霍達跟前四人有較大差異。首先，她是女性；其次，她雖屬新北京第三代，但年齡略長，文革前已上大學，不考慮宗教因素，人生觀和世界觀更接近王蒙、楊沫、劉紹棠等新北京第二代作家。最後，她從小即穆斯林，故無前四人的“尋神”渴望。反之，張承志和姜戎為老紅衛兵，王朔和吳思為紅小兵，他們之所以走向宗教或准宗教（儒家），追溯其“精神原點”，革命及其文化實有重大影響。改革開放，“告別革命”，革命文化“衰落”了。別人對此或無不適，他們則難以釋懷。即便王朔也自視為革命文化繼承人。有學者質疑他跟左翼文學的關係時，他反駁說：“我不站在‘左翼文學’立場上又往哪兒站？‘左翼文學’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脈單傳，後來也是革命文化的一個源頭。……紅衛兵是奉旨造反，算不得好漢，加上又把人打了，演變成行為上的暴徒，名聲搞臭了，若僅是文化上的造反，思想上的造反，那還正是‘五四’傳統。”革命文化作為一種信仰，本身也吸收了宗教的養分。革命文化源於歐洲，中經蘇俄，飽浸於基督教文化，特別是作為革命文化源頭之一的俄羅斯文學，經典作家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幾乎都是宗教思想家。不特作家如此，革命者也深受宗教精神之浸潤，早期布爾什維克多出身神學院（包括斯大林），共產主義信念有東正教成分，“他們在反對宗教的時候，宗教情懷就很重”。此種宗教色澤，隨個人崇拜的發展及文革的發動進一步增強。李澤厚認為文革“並非完全是非理性的產物”，但也承認“其中有某些類似宗教狂熱的成份”。“童年經驗”作為人生第一印象，往往烙印在個體思想中，成為世界觀形成的要素。因此，這批成長於革命文化並強烈認同它的作家，在“告別革命”時代，很容易產生“信仰饑渴”。人年輕時對“信仰饑渴”還有一定抵禦能力，但年齒漸長，就難免有意無意向“童年經驗”回歸了。像吳思，原先強烈批評儒家，後轉而皈依。同屬新北京第三代的李零（1948年生），欣賞孔子，“讀其書而想見其361
為人”，但反對“捧孔子”，包括“拿儒學當宗教（或准宗教）”，認為對孔子“要心平氣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兩相對照，吳思的“儒家聖賢”，顯然有“童年原型”的“領袖形象”在焉。“童年經驗”與“信仰饑渴”，是理解前四人走向宗教的要素。二、“尋神”的革命邊緣人走向宗教的另外一批新北京第三代作家，跟上述五人則有不同。最著名的是史鐵生（1951~2010）。他爺爺是河北涿州地主，姥爺是鎮反運動槍斃的反革命，近“黑五類”。他回憶：“我是奶奶帶大的，雖然她從來都沒說過什麼。我在懵懂未開時就隱約感到一種壓力。所以我這一輩子沒有入團。”他中學入讀清華附中，“同學們的組成多樣，背景複雜，學生中還有黨、政、軍高級幹部的孩子”，“這些學生和其他學校的高幹學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對政治敏感，1966年創建了全國第一支紅衛兵，清華附中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陣地”。張承志即其學長。他在小說《奶奶的星星》中寫了自己短暫的紅衛兵經歷：“我跟著幾個紅五類的同學去抄過一個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幾個花瓶給摔碎，沒別的可抄。後來有個同學提議給老教授把頭發剪成羊頭。剪沒剪我就不知道了，來了幾個高中同學，把非紅五類出身的人全從抄家隊伍中清除出去了。”摯友孫立哲回憶，“與紅衛兵交往，參與政治運動，給史鐵生留下了一份深刻的體驗，這是貼身觀察道德衝突，理解人性本質，以及後來思考政治哲學的起點”。文革及知青生涯對史鐵生有重大影響，但促使他走向宗教的關鍵因素卻是疾病。他從青年到死都與疾病為伍：21歲癱瘓，28歲得急性腎損傷，47歲確診尿毒症……他如是介紹自己走向宗教的心路歷程：“人的苦難，很多或者根本，是與生俱來的，並沒有現實的敵人。比如殘、病，甚至無冤可鳴，這類不幸無法導致恨，無法找到報復或聲討的對象。早年這讓我感到荒唐透頂，後來慢慢明白，這正是上帝的啟示：無緣無故地受苦，才是人的根本處境。這處境不是依靠革命、科學以及任何功法可以改變的，而是必然逼迫著你向神秘去尋求解釋，向牆壁尋求問答，向無窮的過程尋求救助。”顧城也屬革命子弟，父親顧工為革命詩人，文革爆發時10歲，“真正覺得恐怖，隨時可能把你家門‘梆’一踹，你就整個完了；你就沒有一個立錐之地，沒有一個地方能覺得安全。這對於我是一個大恐怖，現在我都覺得這世界隨時可能崩潰”。1969年，顧工被勒令“下放改造”，全家被趕出北京，下放山東荒灘養豬。顧城幫父親拌豬飼料，燒豬食，牧豬，產生了強烈的神秘體驗：“每天，我都能閱讀土地和全部天空———那不同速度遊動的雲、鳥群使大地忽明忽暗。我經常被那偉大的美，威懾得不能行動。我被注滿了，我無法訴說，我身體裡充滿了一種微妙的戰栗，只能撲倒在荒地上企圖痛哭。”1974年，青春期的顧城返京，無法適應城市生活，惶惑中讀到“一本普及辯證法的小冊子”，“讀著就相信我應該首先成為一名勞動者。我就去街道服務所當了五年木匠。當時說那裡是城市社會的最基層，所以我想改造應該從那裡開始，改造社會也磨練我自己。……老想把我的馬列主義灌輸給人家。可是沒人跟我說得起來，我看他們一點兒也不想革命。所以我也就比較苦悶”，“再拼命幹下去，對改造社會也看不見任何益處，自己也磨練得革命信心快丟光了”。1979年，他拜訪重慶紅衛兵墓地，感悟到“這個世界上已經有過了千百個二十歲的年齡，也有了千百次革命；但是這一切呢，都又回到了原地”，帶著這份感悟走向道家（教）。還有一人，是阿城。1983年，他發表《棋王》，描寫一名道教色彩的傳奇人物王一生，結尾借人物之口，讚美主人公“匯道禪於一爐，神機妙算，先聲有勢，後發制人，遣龍治水，氣貫陰陽”。《棋王》贏得了讚譽，也激起了擔憂甚至反感。前輩汪曾祺提醒他，不希望他“一頭紮進道家裡出不461
來”。同輩王小波也批評他“寫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這樣浪漫”。其實，阿城推崇道教有其理路。阿城也是革命子弟，父親鍾惦棐為建國初期的影評家，1957年被定為右派，掃出革命階層，“批鬥，陪鬥，交代，勞動是象征主義的，表示侮辱，之後，去幹校”。此事極度挫傷阿城：“因為我父親在政治上的變故，好比說到長安街去歡迎一個什麼亞非拉總統，班上我們出身不好的就不能去了。尤其六五年，這與當時瘋狂強調階級鬥爭有關。……要去之前，老師會唸三十幾個學生的名字，之後說：沒有唸到名字的同學回家吧！我有一回跟老師說：您就唸我們幾個人，就說這幾個唸到名字的回家就完了，為什麼要唸那麼多名字？老師回答得非常好：唸到的，是有尊嚴的。……權力肯定你。一次一次唸到你，你對權力是什麼感情！”他轉而接觸邊緣文化：“琉璃廠的畫店、舊書鋪、古玩店很集中，幾乎是免費的博物館。……我在那裡學了不少東西，亂七八糟的，看了不少書。我的啟蒙是那裡。你的知識是從這兒來的，而不是從課堂上，從那個每學期發的課本。這樣就開始有了不一樣的知識結構了，和你同班同學不一樣，和你的同代人不一樣，最後是和正統的知識結構不一樣了。”由此，阿城逐漸形成“世俗文化／五四新文化”這樣一組二元對立概念。跟張承志對世俗文化的鄙夷相反，他認為“中國文化的命運大概在於世俗”；又把道教視為世俗文化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也就是全心全意為世俗生活服務的”，甚至稱《道德經》是保護世俗的學說：“大部分是講治理世俗，‘治大國若烹小鮮’，煎小魚兒常翻動就會爛不成形，社會理想則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衣、食、住都要好。”他同時認為，“五四新文學”是“世俗文學”對立面，是“宗派主義”、“功利主義”。阿城的“世俗文化／五四新文化”，近似巴赫金的“狂歡民間／刻板教會”，均為對革命及其文化的反應。他的“世俗文化”已非通常意義的世俗文化，而是“宗教化的文化”。另一人，是王小波。這或許令人意外，因為他向來崇尚科學和理性，對宗教敬而遠之。然而推崇科學，未必是科學；熱愛理性，也未必不是非理性。比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倡導“理性”，但後人認為，他的所謂“絕對理性”無非“上帝”之代名詞。因為，理性（和科學）是在不斷證偽中發展的，以經驗為依據，並不固執己說，也不越出自身邊界；“理性主義”貿然把理性研究的成果推廣到其應用範圍外，就成了一種現代宗教思維，但因有“理性”二字，極易令世人混淆。王小波極度推崇科學和理性，認同“智慧即善”，甚至認為“科學是人創造的事業，但它比人類本身更為美好”。他的科學，實為“宗教化的科學”。王小波形成此種觀念，跟家境有關。其父王方名，原為革命幹部，因王小波出生前夕，響應號召給領導提了許多意見，被開除黨籍，打成階級異己分子，所以王方名給他取名“小（風）波”。不幸“小波”不小，持續了20多年。這樣的家庭背景，決定了王小波不能當兵或讀大學，只有去插隊：“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傍晚時分，你坐在屋簷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裡寂寞而淒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對此絕境，他逐漸把“求知”視為人生的最大意義。王小波跟其兄王小平（1949年生），“生來投契，在內心中很少隔膜”，“有一種靈魂上的同構關係”。據王小平回憶，當年不能讀大學，只能上山下鄉，他們兄弟都認了，但怕愚昧一生，遂自學高等代數、微積分、機械原理、控制論、文學、歷史、哲學等學問：“我們是把數學一類學問看作一種智力遊戲，希望通過它們砥礪思想，努力積累必要的思想素質，一點點進入充滿智慧的理想境界。進一步追溯這種想法，就進入了站在生死源頭的一種正本清源的哲學思辨……作為深具理性的生物，有必要對世界作一番完全的探索，同時盡可能地獲取人類的智慧，從理性角度完善自身。……對我們來說，這種對智慧和理性的崇仰已帶有濃重的信仰成分。對前途之絕望，使他們爆發出一種狂熱，賦予科學和理性遠超其功用的地位，讓它們561
取代信仰和價值。他們如屠格涅夫《當代英雄》的主人公，不是把科學視為“推演並證偽”的“理性過程”，而是將其當作“知識宗教”。他們把科學極度理想化，視為自由與平等之根源，以此抵抗權力，甚至否認科學與權力有任何關聯。從王小波小說對“智慧”的反復謳歌，猶可窺見此種情緒。上述四人，皆革命的邊緣人，除了史鐵生，其餘三人原是革命子弟，只因童年時父親被逐，才沒走上姜戎、王朔、吳思等的道路。他們走向宗教的心理動力也有差異。在史鐵生，“面對苦難”的“解脫”是首要問題。在顧城，“融入自然”的“逃避”是首要問題。在阿城，“保護世俗”的“抗議”是首要問題。同是熱衷道家，顧城重視遁世效果；阿城強調抵抗功用。在王小波，“擺脫蒙昧”的“求知”則是首要問題———“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三、走向宗教的因素人走向宗教，原因複雜。大多數新北京第三代作家，如老鬼、葉廣岑、食指、北島、畢淑敏、鄒靜之、劉恒、都梁、鐵凝等，均未走向宗教。同是關注儒家，李零不像吳思那樣到儒家尋找歸宿。同到內蒙插隊，老鬼也不像張承志那樣走向宗教。上述作家走向宗教的要素，大致可以歸納為幾種：一是家族傳統。霍達和張承志出身回族，他們的皈依伊斯蘭教，有其家族傳統，不必贅述。二是個體稟賦。顧城從小稟賦異於常人，自述“一天早上醒來的時候，看到了白色的牆；那時我很小，大概只有五歲，我忽然感到有一種恐懼；我覺得，這白色的牆是死人的灰燼，我覺得死亡離我很近”；又說：“我在沙灘上走的時候，就好像走在一排琴鍵上，每一步都有一個聲音，突然這個聲音變成了一支歌曲，在那一刹那，我的生命就像白雲一樣展開，我可以用鳥的翅膀去撫摸天空，我可以像河水一樣去推動河岸。”這些靈異體驗實非常人能有。三是生老病死。這是多數人投身宗教的最重要原因。史鐵生殘疾後，大量閱讀宗教書籍，坦承“人生來不想死。可是人生來就是在走向死亡。這意味著恐懼”。1992年的一次訪談，王朔被問有無信仰，回答說“沒有”，並說：“當人們碰到不可解釋的東西時，比如意外，很容易信，宗教把生活簡單化了。”十多年後，他喪友喪兄喪父，倍感打擊，“老梁（左）去世，我哥去世，我爸去世，迎面給了我仨大耳帖子，基本把我抽頹了。這是年輕時完全想不到的，我那麼怕死的一個人，說實在的，這些年一直躲在家裡想，死是怎麼回事，真一閉眼都不知道了？”從吳思對“存，吾顺事；沒，吾寧也”的反復引用，我們也可看出死亡的影響。“生老病死”中，“老”的影響跟“病”和“死”有別，最為柔韌無聲，卻能潛移默化，使“百煉鋼”化為“繞指柔”。《論語》云：“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40至50歲是人反思和總結過往生命之時期，往往出現“總結”或“斷裂”：王小波39歲寫《黃金時代》，40歲從人大辭職，專事寫作；王朔40歲寫《看上去很美》，只因“來到這世上，不能白活，來無影去無蹤，像個孑孓隨生隨滅”；張承志39歲寫《金牧場》，是惶惑，40歲寫《紅衛兵日記》，是總結，43歲寫《心靈史》，是斷裂；霍達42歲寫《穆斯林的葬禮》；史鐵生47歲寫《務虛筆記》；吳思43歲寫《潛規則》，52歲轉向儒家；姜戎50歲左右寫《狼圖騰》。皆如此。顧城只活了37歲，但讀其死前給父親和兒子的信和詩，情感趨於家常，如沒死，思想當有一定變化。四是安身立命。“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總要有個自己信服並足以慰藉的理由。這逼迫人去尋找適合自己的答案，即“意義”。吳思評儒家：“儒家提供的答案，讓人們活得很踏實。”王小波評科學：“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想到這件事，心裡就很高興。”顧城評自然：“我獲得了一種依靠；我好像成了地的一部分。……我知道這是一個宿命，我欣賞它。”都找到各自的答案了。五是文化影響。文化之於個體，日用而不知，影響甚大。如前所述，張承志和姜戎之所以走向661
宗教，蒙族文化起了激發作用，但縱觀上述作家，除了霍達，對他們走向宗教影響最大者，還是革命文化。宗教遭遇革命，是這代人最大特點，原因是他們成長於中國社會信仰結構發生重大變革之時期。李零如此評論儒學所處的社會信仰結構：“秦漢以來，從來都是國家在儒學之上，儒學在釋道之上，大教在小教之上。王莽以下，國家大典是國家大典，民間信仰是民間信仰，二元化，宗教本身，多元化。這一直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孔子，地位雖高，和百姓有距離感，他們是敬而遠之。道教、佛教和其他小教，對民間更有影響力。宗教是儒家的軟肋。”建國前期（1949~1976年），傳統二元格局被打破了。強大的國家機器及其意識形態（革命文化），一反儒家傳統，試圖以“國家大典”取代“民間信仰”，對兩代知識分子的信仰產生了巨大影響，也導致了國家意識形態與民間宗教之緊張。革命文化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咄咄逼人態勢，是本身即蘊含強大精神力量，有取而代之的實力。認同者既深受革命文化影響，其宗教情結也多多少少源出於斯。此種變革也波及邊緣人，其影響又分兩種：一種是部分思想被邊緣人吸收，成為他們走向宗教的營養，如史鐵生、顧城。史鐵生插隊時，抄錄過傅雷為《約翰·克利斯朵夫》寫的一段話：“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所以在你要戰勝外來的敵人之前，先得戰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只消你能不斷的自拔與更新。”可知他之於革命文化，特別是堅韌不拔的抗爭意志，實有繼承。顧城重返北京後，對革命文化爆發了強烈認同，“以我獨特的獻身狂熱焚燒著自己，改造著自己”。後雖轉向道家，仍受革命文化影響，每每用道家的“無不為”來解釋毛澤東及革命文化。另一種影響，如前所述，是反向激發了邊緣人如阿城、王小波的宗教熱望，以相抗衡。上述作家之所以走向宗教，往往並非一種因素造成，而是多重因素作用之結果，至於哪個影響大，哪個影響小，取決於具體情境。四、宗教情結之差異我們觀察革命及其文化對這兩組作家宗教情結之影響，可發現如下差異：首先是權威形象之有無。革命文化是戰爭文化，軍事色彩強烈，英雄崇拜（包括領袖崇拜）是重要內容。在哈爾濱長大的作家梁曉聲（1949年生）就認為紅衛兵是在英雄夢中成長的，“由小學生到中學生，仿佛有一下子永遠也參加不完的運動等著我去參加，有永遠也學習不完的死了的或活著的英雄人物模範人物先進人物等著我們一個接一個不斷去學習”。外省孩子尚有如此體驗，革命中樞的北京孩子更不用說。身為女性的霍達，熱衷描寫英雄人物，甚至書房都取名“撫劍齋”。並非北京大院子弟、後寫《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宣揚“沒意思，也得活著。別找死！”的劉恒（1954年生），15歲時也“信奉英雄主義，不論醒著夢著都壓不住一種衝動，要為一個大目標慷慨赴死”。至於王朔等大院孩子，更是從小“有理想有志氣，夢裡都想著鐵肩擔道義長空萬里行”了。英雄崇拜並無不妥，如走向極端，則容易形成依附與剛強並存的“權威人格”。陳佩華認為，權威人格成了“毛主席的孩子們居支配地位的社會性格”，“階級出身越好，權威人格就表現得越強烈”。米鶴都也認為，第三代人“從剛剛懂事時起，就對毛澤東產生了一種難以言傳的強烈情感依附。……甚至可以說他們在確實了解領袖是什麼之前，就先養成了熱愛領袖的習慣”。此論有理，但過於強調單方面的輸灌。其實，領袖崇拜是雙向建構的產物：一方面，當時的確有意加強領袖崇拜，以確保指揮的如臂使指；另一方面，青春期的認同者也通過模仿和內化“領袖形象”來塑造“理想自我”。在認同者，“領袖崇拜”與“理想自我”密不可分。比如，張承志出身底層，從小失父，有很強的“尋父情結”，像毛澤東這樣一個底層人民救星的偉大領袖遂成為“理想男性”。姜文（1963年761
生）的電影，既充滿革命氛圍，又充滿自戀意味，則是另一例證。反之，邊緣人如阿城、顧城、史鐵生、王小波，則不強調權威性，談及心儀的偶像，更愛談他們的無為（如顧城之於老莊），或睿智（如史鐵生之於耶穌），或八卦（如王小波之於羅素），下意識要躲避權威之壓力。其次是“剛強”與“柔韌”之偏好。對領袖的崇拜和模仿，往往使認同者習得其部分性格特征。總體而言，“毛主席的孩子”往往注重實力、偏好剛強、追求入世有為，故走向宗教者，也傾向“剛強”或“父性”之宗教。張承志之於哲合忍耶，姜戎之於“狼性崇拜”，吳思之於儒家，王朔之於佛教，皆如此。像姜戎對“狼性崇拜”的宣揚：“生命的真諦不在於運動而在於戰鬥。哺乳動物的生命起始，億萬個精子抱著決一死戰的戰鬥精神，團團圍攻一枚卵子，殺得前赴後繼，屍橫遍宮。那些只運動不戰鬥、遊而不擊的精子全被無情淘汰，隨尿液排出體外。只有戰鬥力最頑強的一個精子勇士，踏著億萬同胞兄弟的屍體，強悍奮戰，才能攻進卵子，與之結合成一個新人的生命胚胎。……世界上曾有許多農耕民族的偉大文明被消滅，就是因為農業基本上是和平的勞動；遊獵遊牧業、航海業和工商業卻時時刻刻都處在殘酷的獵戰、兵戰、海戰和商戰的競爭戰鬥中。”實為“英雄崇拜”之“生物學版”。霍達不是“毛主席的孩子”，但同時浸潤於伊斯蘭教和革命文化，也崇尚“剛強”。讀《穆斯林的葬禮》者，容易被女主人公韓新月的悲戚命運打動，誤以為作者是“林黛玉”般的嬌女子，卻不知此書是霍達“為我的祖國、我的國家和民族而寫”，“有我的血、我的淚、我的殷切期望和苦苦追求”，胸懷甚大，兒女情長並非全部。實際上，霍達“非常關心國家命運，老想把作家和政治家合一”，後投入更大精力寫長篇歷史小說《補天裂》，謳歌鴉片戰爭後的香港抗英英雄，可見其性情。略微複雜的是張承志。如前所述，他有極強“尋父情結”，渴求崇高化的“理想男性”，偏好“硬漢形象”。另一方面，他跟母親相依為命，“在他的記憶裡深烙著母親善良而又疲倦的眼神”，因此也崇尚母性，甚至認為“母親=人民”。他的文學氣質，總體上偏“剛強”，卻也不乏“柔韌”。反之，邊緣人則傾向“柔韌”、“母性”之宗教，顧城和阿城之於道家（道教），史鐵生之於基督教和佛教，皆如此。基督教因是西方列強傳來，容易予中國人剛強印象，其實總體偏於“柔韌”和“母性”。史鐵生自稱“晝信基督夜信佛”，常稱引約伯，約伯故事之於佛教舍身故事，氣質實有聲息相通處。王小波的“科學信仰”較“中性”，但此“中性”有拒斥“剛強”的意味在。認同者和邊緣人在宗教上的重疊，是佛教。張承志、王朔和史鐵生均對佛教有強烈興趣。在中國，佛教一般不屬於“剛強”類型，但王朔理解的佛教，諸如“共產黨員是羅漢境界”“行無畏布施”，屬於“怒目金剛”之類。史鐵生佩服王朔，私下致信朋友說：“我所以佩服王朔，就因為他敢於誠實地違背眾意。……所以軟弱如我者就退一步：如果不能百分之百地公開誠實，至少要努力百分之百的私自誠實。”他的“軟弱”是自謙，可理解為“柔韌”，屬“低眉羅漢”之類。這說明在中國語境中，佛教較能兼容“柔韌”和“剛強”兩種品質。王小波不信佛，卻跟佛教一樣強調“智慧”，賦予“認知智慧”以無上價值，視為“了生死”之關鍵。就此而言，他的“宗教化的科學”跟佛教有相通處。最後是國家宗教政策調整後的“轉向”與“回歸”。改革開放後，中央檢討以往宗教政策的失誤，調整國家意識形態定位，放棄了讓宗教徒接受馬克思主義及無神論的做法，轉變成相互尊重彼此的信仰。此種調整，令上述作家的精神發生了如下變化：一種變化是在安身立命上，從“國家意識形態”向“民間宗教（或准宗教）”的“轉向”，如張承志、姜戎、吳思、王朔。張承志的刪改《金牧場》，正體現了這樣一種影響。1987年，他寫成長篇小說《金牧場》，細致描寫自己文革後的種種惶惑及求索，結尾把人生意義落實於對妻女的“親情”。皈依宗教後，他就不再滿意此作，1994年大篇幅刪改，易名為《金草地》，將原有惶惑刪淨，濃墨重彩地861
凸顯原書中未特別強調的宗教內容。刪改後的《金草地》之於《金牧場》，可視為一部新作品，兩書對照，體現的是張承志從“革命”到“親情”再到“宗教”的“價值演化”。不過，革命文化因為自身具有強大精神力量，加上“童年經驗”之烙印，成了他們走向宗教的“精神模版”，所以，他們理解的宗教往往閃爍著革命文化的色澤，王朔的“毛主席+金剛經+慧能”的宗教觀即一例。調整對霍達也有影響。明顯的例子，是她時隔24年後修訂《穆斯林的葬禮》。初版結尾，男主人公韓子雲被發現是冒充回族的漢族孤兒。這段情節因涉民族身份問題，頗受爭議。對此，霍達曾委婉自辯：“《穆斯林的葬禮》不是史書，不是教科書，而是一部文學作品。我不是民族史專家，不是宗教職業者，而只是回族當中普通的一員，一名虔誠的穆斯林，一個熱愛祖國和民族的作家，我只是寫了自己所了解、所經歷、所感受的北京地區的一個穆斯林家族的生活軌跡，而不可能涵蓋整個民族。”但經反復思考，她2012年修訂時把韓子雲的族裔改成回族。這說明，霍達的“伊斯蘭教”（宗教）與“革命文化”（世俗）共存的“二元精神結構”，隨著時代的變化，也發生了一定的消長變化。另一種變化，是從“知識宗教”向“人文知識”的“回歸”。國家權力及革命文化的過度擴張，導致人文知識領域也爆發了宗教情緒。阿城過度推崇道教，王小波過度推崇科學，都是此種擴張導致的精神反彈。王小平回憶：“當年我們見了好書，如癲似狂，除了少數腦筋僵化成石頭的家夥外，周圍的年輕人也大多如此。聽小弟說，他們工廠有一個青年女工，看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朵奇卡·涅茨瓦諾娃》，竟哭得雨打梨花，昏天黑地，連班都上不了。試問如今哪兒還能找到這樣的人？哪兒還能找到如此嬌弱敏感的心靈？為什麼在那個荒誕的無理性時代，在革命步伐的粗暴踐踏下，竟會產生如此玲瓏細膩的古典藝術精神？這件事真的是很難解釋。”其實，這不難解釋———源於“絕望”的“狂熱”，令人過度放大了自己喜愛事物的價值，甚至抬到了宗教的高度。隨著世事不再絕望，價值轉向多元，他們的宗教激情也就逐漸降溫，向人文知識分子回歸了，雖然其思想裡還殘留著蛛絲馬跡。前一種的“轉化”不難辨認；後一種的“回歸”則悄然無息。今天我們如無足夠敏銳，已不易辨認王小波們曾有過的宗教狂熱。①《南京北平等市各種寺廟所數比較表》，見內政部年鑒編纂委員會編：《內政年鑒》，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55頁。②AnitaChan,ChildrenofMao:PersonalityDevelopmentandPoliticalActivismintheRedGuardGeneration，PalgraveMacmillanUK,1985.中譯本為阿妮達·陳：《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88年。③朱偉：《張承志記》，《作家筆記及其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87、101頁。④張承志：《音樂履歷》，《草原印象》，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89~91頁。⑤張承志：《心靈史》，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228頁。⑥張承志：《越過死海———在巴勒斯坦難民營的講演》，《張承志世界與我散文》，上海：文匯出版社，2017年，第119頁。⑦⑧張英、姜戎：《還“狼性”一個公道———姜戎訪談錄》，廣州：《南方周末》，2008年5月1日。⑨陽敏：《青春如火，草原如歌：第一批內蒙古知青的故事》，廣州：《南風窗》，2008年第10期。⑩王朔：《我的千歲寒》，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1~6、315頁。吳思：《我想重新解釋歷史：吳思訪談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92、72、17頁。吳思：《我的極左經歷》，北京：《博覽群書》，2006年第11期。霍達：《我為什麼而寫作》，《聽雨樓隨筆·撫劍堂詩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36、37頁。新北京第三代作家中女作家不少，但對宗教抱強烈興趣者少於男作家。考慮到中國女性教徒多於男961
性的事實，此現象值得探討。王朔：《我看大眾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無知者無畏》，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43頁。金雁：《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51~468頁。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年，第197頁。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382~383頁。閻陽生：《透析生命》，見岳建一編：《生命：民間記憶史鐵生》，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72頁。孫立哲：《想念史鐵生》，見岳建一編：《生命：民間記憶史鐵生》，第4、7頁。關於清華附中與文化大革命之研究，參李偉東：《清華附中高631班（1963~1968）》，紐約：柯捷出版社，2012年。史鐵生：《信與問———史鐵生書信序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52、113~114頁。顧城：《“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德國之聲亞語部采訪》，《顧城文選》卷一，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84頁。顧城：《關於詩的現代創作技巧》，《顧城文選》卷一，第262頁。顧城：《“別有天地非人間”———1992年7月9日發言於德學生座談會》，《顧城文選》卷一，第59~64頁。汪曾祺：《人之所以為人———讀〈棋王〉筆記》，《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415頁。王小波：《思維的樂趣》，《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雜文隨筆全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22、20、27頁。阿城：《父親》，《文化不是味精》，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326頁。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21、22頁。阿城：《閑話閑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76、33、25頁。王小波：《科學的美好》，《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雜文隨筆全編》，第215頁。樂藝文：《王小波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8頁。參見李新：《我的好友王方名》，《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小平：《我的兄弟王小波》，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10、181、172頁。顧城：《香港電台問答》，《顧城文選》卷一，第197頁。顧城：《“恢復生命”》，《顧城文選》卷一，第37頁。史鐵生：《自言自語》，長春：《作家》，1988年第10期。王朔：《我是王朔》，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第84頁。王小波：《智慧與國學》，《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雜文隨筆全編》，第110頁。顧城：《神明留下的痕跡》，《顧城文選》卷一，第311~312頁。轉引自李子壯：《絕地自拔———記憶碎片》，收入《生命：民間記憶史鐵生》，第107頁。顧城：《剪接的自傳》，《顧城文選》卷一，第16頁。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第6頁。劉恒：《青春計劃》，《亂彈集》，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4頁。王朔：《一點正經沒有》，《王朔文集·頑主》，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頁。阿妮達·陳：《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第3、277頁。米鶴都：《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5頁。姜戎：《狼圖騰》，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171頁。霍達：《答〈信報〉記者問》，《聽雨樓隨筆·撫劍堂詩抄》，第70頁。霍達：《二十年後致讀者———〈穆斯林的葬禮〉後記之二》，《霍達作品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182頁。對《穆斯林的葬禮》修訂本的詳細研究，參見曹賽賽：《從文學批評看〈穆斯林的葬禮〉第二版的修改》，太原：《名作欣賞》，2014年第27期。作者簡介：楊志，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5［責任編輯 桑 海］07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學術亡明論的哲學探賾王五一［提 要］ 明亡於學術，是清初明亡原因大討論中理出的諸多致亡因素之一。從歷史與思想史相結合的視角，以明代特殊的政治權力結構為史學背景，以宋明理學的學術演化為主線索，對此一話題進行的哲學性梳理，指出了學術亡國論的兩條基本的因果線索———學術內容亡國與學術風氣亡國。前者，王學末流的道德虛無主義導致人心不正、奢靡墮落而亡國；後者，學界空言心性不務實政的學術風氣導致朝政昏庸、國力衰弱而亡國。而形而上學的學術內容與空言心性的學術風氣，本就有其一體兩面的邏輯聯繫。［關鍵詞］ 明朝滅亡 宋明理學 心學 學術亡明論［中圖分類號］ K2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171⁃12明朝在“恢復中華”的口號下立國，以再度“失去中華”而終結，朱家王朝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連在一起，使得明亡原因的研究吸引了史學界尤多的筆墨。如梁啟超所言，“本來一姓興亡，在歷史上算不得什麼一回大事，但這回卻和從前有點不同。新朝是‘非我族類’的滿洲，而且來得太過突兀，太過僥倖。北京、南京一年之中，唾手而得，抵抗力幾等於零。這種刺激，喚起國民極痛切的自覺，而自覺的率先表現實在是學者社會。”①“極痛切的自覺”產生出了極痛切的史學，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次，“極痛切”的知識分子們主動把自己擺進了歷史的是非公案，把自己列為了國家滅亡的責任人。如陸隴其所說，“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②學術可以亡國，其機理，李顒這樣說：“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③至於晚明何種晦暗學術啟動了此一亡國機制，學術亡明論的主要批評矛頭指向王學末流，自然，也牽涉到了王陽明本人，於此，參與編修《明史》的館臣張烈的歸納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陽明不是程朱正統”，“倡導‘無善無惡之說’，其學說是禪學”，故而“導致亡國”。④其實，“王學亡明論”之外，學術亡明論還有另一個重要方面，即以顏元、顧炎武等為代表的對明代乃至整個宋學學術風氣的批評，認為導致明朝滅亡的不僅是學術內容，更重要的是空言心性不務實政的學術風氣。如顏元所說，“士無學術，朝無政事，民無風俗，邊疆無吏功，其亡可立待。”⑤這句話把兩個方面都說了。171
隨著老一代“不合作”一族過世、新一代八股先生立世、《明史》修成，學術亡明的議論漸漸淡了下來，但並未絕跡，更未被否定。四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史似乎欠一個對此一話題的思想史意義上的梳理。尤其是，“內容亡明”與“風氣亡明”這兩塊，也欠一個理論整合。一、“三權分立”要理解學術亡明的機理，先要對明朝獨特的權力結構有所認識———學術能亡國乃因文人有權力。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之明史部分的兩個小標題，“官僚體系成為決策的中心”與“縉紳成為社會的中堅”，對此有著明顯的啟示意義。“從15世紀末葉的情形看來，恐怕此時的君主已經瞭解，他們惟一的實權不過在懲罰方面……如果有任何爭執找不到確切的解決辦法時，有了以上的安排，則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無個人之利害在其爭執內，他的判斷就具有天子所賦予的威權了。”⑥意思是說，設計上三權合一的皇權，明中期以後實際上只剩下了一個（類似於今天司法權的）仲裁權———罷官權、打板子權、砍頭權等等。而且此種仲裁只有當皇帝置身事外而真地處在“仲”的位置上時才有效。楊廷和壓著嘉靖皇帝把自己的父親叫叔叔，若無文官集團中分裂出一個保皇派而扯出一個多少使皇帝可以以仲裁者的角色說話的政治勢能結構，以皇帝一己之勢，斷鬥不過文官集團。另一史例是朝臣們硬逼著萬曆皇帝把一個宮女的兒子立為太子而不立相對嫡性較高的皇三子。黃仁宇之總體性判斷未必確切，但明中後期皇權的空前衰弱總是事實。皇權的走弱與官場的清流化改造密切相聯。漢唐時的朝堂政治結構一般是多元的，除了推舉、科舉上來的官員，還會有世勳、宗室、外戚等政治力量。這些勢力當然也會與皇權產生矛盾，也會對皇權構成威脅，但本質上，它們是皇權的外圍勢力，是可以作為皇帝平衡政治的權力工具的。而到了明中期以後，皇帝周邊已基本沒有了這些衛星權力體，朝班上站著的，已基本是清一色的進士，清一色考試上來的官。⑦就世襲君主制的設計原理而言，這也許是理想狀態，但並非正常狀態。立國初期一連幾波對幾個世勳集團的大屠殺，皇家自己封藩、削藩、藩王造反、再削藩的幾次大折騰，這些因素對明代政治的清流化改造當然有著直接的解釋力，但更有其兩千年深刻的文化原因。中國人重史，且“文以載道”的精神在史學中表現得尤為鮮明。一本本史學著作，同時就是一部部宣揚儒學思想的教材，如此兩千年下來，巨大的中國史學思想庫逐漸釀造出了一種感覺效果：宗室、後宮、外戚、世勳、宦官等這些原本正常的權力器官，在概念上逐漸地被貶義化了，被越來越抽象化地描繪成了國家政治機體上的贅瘤。經過一代代史學家的明批暗諷，更兼野史、戲劇、小說、大鼓書等的側面吹風，它們被逐漸批臭了。後世的皇帝們，跟著太子師讀歷史，讀聖賢書，接受儒家道德教育，也都願意附庸風雅，構建文明朝廷，打造清流政治。於是，從北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開始，在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的影響下，中國的政權結構逐漸“淨化”。淨化工程到明中期達到了頂峰，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變成了一定意義上的士大夫專治天下。傳統上圍繞著皇權的那些權力衛星被批倒批臭而淡出歷史舞臺的同時，清流耿直的、有科舉功名的官僚，則越來越光榮。“得了天下”的文官群體，在自身經常地分化、結黨、爭鬥的同時，積聚起了對抗皇權的政治能量。懟皇帝成了時尚，成了可以為自己進行政治資本“充值”的捷徑。鄒元標年輕時為張居正奪情事而挨了皇帝一頓板子，一次充值所獲得的政治資本，夠他吃一輩子。東林、復社以及幾次具全國影響力的“文人誓師大會”，更標誌著此一政治結構有了自己正式的的組織形式。儒家知識分子的歷史角色異化了，由王權的奠基者、支持者、維護者，變成了它的對手。而在自命清高的政治淨化中已經自廢手足的皇帝，此時手中既無宗室，也無世勳，更無外戚可以幫助其與文官集團抗衡，不得已271
只能靠特務和太監去應對。特務只會抓人打人不會理政，而太監十之八九不識字。秦始皇開始的“中央集權”概念，到明中期已經具有不同的內涵了。皇權不同於父權，父權是有人性基礎與生理內容的，皇權則主要來自意識形態定義。掌握著定義權的是儒學，掌握著定義修改權的也是儒學。一方面通過春秋大義而為這個“寡人”撐腰使之成為至高無上一言九鼎的獨裁者，一方面卻又通過自己學術體系中“天下為公”、“民重君輕”等另一層道理的道德淨化力而把皇權的外圍力量逐漸淨化掉，使其真地成為“寡人”———隱含在儒家哲學中的此一矛盾力量的辯證運作，在兩千年裡悄悄地、潛移默化地、不著文字地修改著皇帝的定義，到了明代，終於把皇帝由獨裁者修改成了仲裁者。三權合一分裂了。皇帝變成了法官，行政權在文官集團手裡，立法權則被學術界拿了去，具體說，被朱熹拿了去———朱元璋定朱熹學為官學，實際上等於讓朱熹來為明朝立法，至少是根本大法。以學術構建道德，以道德充當法律，由此形成的“學術—道德—法律”的三位一體，⑧是中國大歷史的全局性特徵，當然也是理解學術亡明論的背景基礎。說國家亡於一種壞學術，邏輯不好通；有了這個“學術—道德—法律”三位一體作為邏輯橋樑，說國家亡於一種壞法律，理論上就好處理得多。“學術—道德—法律”三位一體的形成，有著近兩千年的故事。當年漢武帝和董仲舒聯手搞了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未能一勞永逸地完全罷黜百家，但至少儒學從此取得了學術主導地位，並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日益鞏固，統治者對它的依賴越來越大。到了宋代，科舉考試開始專考經學，科舉成了指揮天下庠塾教學內容的指揮棒，成了國家操縱意識形態的杠杆。於是，當歷史到了朱元璋手裡時，又一個“獨尊”出現了———獨尊朱熹，獨尊《四書章句集注》。當年漢武帝搞獨尊，主要是朝廷治國哲學的調整，其時並沒有科舉取士的杠杆相配套，並沒有通過這個杠杆而使學術理論意識形態化和意識形態群眾化的渠道，因而其獨尊運動並沒有很大的國家意義。而明代的獨尊朱熹，與科舉取士的制度結合起來，與逐漸強大起來的朝廷文官集團的政治勢力結合起來，與逐漸膨脹起來的地方縉紳勢力結合起來，與逐漸風行全國的王陽明們、顧憲成們以及形形色色的“山人”、“遊棍”們的輿論力量結合起來，而對明朝的政治、文化、社會乃至經濟財政，都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說到縉紳，又引出了學術亡明論的另一個背景基礎。朝堂政治結構的演化，必然向民間外溢，其結果就是縉紳成為社會的中堅。“所謂縉紳，包括現任官員、致仕官員和雖未入仕但獲有進士、舉人、監生、貢生、生員等資格的人員。”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種不必有錢，也不必有官，僅僅有學位就可以“冠帶榮身”高人一等的社會群體。“（科舉取士）這套制度的直接目標是為官僚機構培養和選拔人才，但它卻帶來一個極其重要的副產品，就是使大量擁有‘功名’的人士‘沉澱’於地方社會，在地方社會結構中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權威系統。”這個權威系統，“與地方官員享有大致相同的社會地位，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特權干預地方政府的政務活動，給地方官員造成很大的壓力和約束。”“明代中葉以降，地方官員在做出重要的決策和行動時，一般都要與紳士集團進行交流和溝通；那些不能與當地紳士建立合作關係的官員，不但難以真正推行自己的各項政策，還往往受到地方紳士在朝中的代言人的攻擊而失掉職位。”⑨更重要的是，縉紳作為朝廷文官集團的外圍力量，構成一個重要的“山寨版”的輿論系統，朝野一氣，上下呼應，結成了全國性的文人勢力，可以對全局性的政治和經濟施加影響，如干預朝廷的人事任命，聯合起來抵制朝廷徵收商稅，等等。⑩今人有話曰“權責利”統一，亡國的責任，誰有權誰負責，國家主要權力既已不在皇帝手裡，國家滅亡當然就不能主要由皇帝來負責。而明代“三權分立”之另外兩權的歸屬———行政權歸文人，371
立法權歸聖人———已強烈暗示出了“明亡於學術”的大背景。二、援釋道入儒無論是學術內容亡國還是學術風氣亡國，話都要從宋學的學術譜系說起。儒學道統由漢代經學向宋明理學演化的同時，整個中國哲學史的大結構也在演化。漢唐時佛老禪仙雜牌學術與儒學爭奪生存空間的政治性鬥爭，到宋明時代已基本消失，皇帝們也擺脫了經常需要對這種煩人的學術鬥爭做出公開表態的政治負擔。像韓愈那樣為迎佛舍利的事與皇帝翻臉，像董仲舒那樣把竇太后熬死後才去推動著武帝禁黃老，這樣的事情到了宋代就很少了。儒生們仍然在口風上與釋道劃清界限，但皇帝們不再跟著趟混水，不再被人當槍使，不再去幹“三武滅佛”一類事情了。宋明時代的儒學，表現出了勝利者的高風亮節。此一高風亮節背後更隱含著深一層內容：政治上的勝利掩蓋著思想上的投降。釋道諸門沒有在政治上被消滅，也沒有在思想上被打倒，而是鑽進了儒學內部，成了宋明理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儒學的政治地位在提高，其內容上的“儒性”卻在下降。今天回望那五百年的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的那些頭面人物，從周張程邵，中經朱陸，直到王陽明乃至諸班王學末流人物，幾乎很難找到一個完全沒有打坐靜修的體驗、完全沒有嘗試過佛家道家某種修行法門者。連務實派張居正也是讀《華嚴經·悲智偈》而有所悟後才立志的。即使是主敬讀書的程朱一派，也已與先秦孔孟和漢代經學有了很大的距離，其思想體系中也摻入了相當的個人靜修體驗的成分。乃至朱子本人也經歷過一個穿行於釋老之間、思想多有曲折、法門多有跳槽、最後才安於儒法的過程。戴震批評朱子“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確實是對整個宋明理學之學術特徵的一個相當具全局性的概括。這種正統學術為雜牌學術所稀釋、所改造、所融匯的現象，有人將之稱為援佛入儒、援老入儒等。此一現象的出現本不難理解。儒家本來就講究“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世間既有了佛老仙禪這些東西，儒生們去嘗試一下，很正常。深嘗而有所得者，將其體悟溶入自己的學術思想中，也很正常。何況中國哲學在思想源頭上早就潛伏著此一演變的基因———《易經》。《易經》被孔子列入了自己的教材體系成了“六經”之一後，再由後世儒家學者不斷地在文字上傳來傳去而形成了許多“翼”，翼裡有很多“子曰”，不知不覺間它就成了儒家所專有的經典了。而事實上儒釋道各家皆學易、皆研易、皆通易。《老子》講“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佛家講“緣起性空”，《易經》講“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宇宙論意義上可謂是語異而道通，道通而共源。《易經》作為整個中國哲學中具核心地位的經典，為儒學的形而上學化提供了現成的思想工具，為宋明理學把整個中國哲學統一起來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思想容器。這樣一來，個人修行所悟所得不能不說，孔孟先師又不能輕叛，何況千悟萬悟總還是要回到儒家內聖外王、社會責任的立場上，於是便有了援釋道以入儒的學術現象，或者說，給釋道披上儒學外衣的現象。本來，儒釋道並立於世，儒家講仁義禮智，老莊講清靜無為，佛家講苦集滅道，仙家講煉精化氣，禪家講一口吸盡西江水，大家沒有共同的概念體系，沒有共同的話語語境，純思想性的鬥，純學術性的辯，雞同鴨講，鬥不起來、辯不起來的；要爭要鬥，就只能是政治性地鬥，利益性地鬥，陰謀論地鬥，只能去推動皇帝向對方下死手。而宋明理學的援釋道入儒，在一定程度上把這些雜牌學術與儒學一起裝入了一套新的話語套子裡，裝入了天、理、性、心、氣、情、太極、陽陽、五行等理學概念體系中，這使得整個中國哲學的相互交流能力大大提高。儒釋道之爭，變成了理學內部的讀書與靜坐之爭、471
主敬與主靜之爭、性理與心理之爭、程朱與陸王之爭等等。儒釋道相互在理論上可以爭可以辯了，這應當是好事。可爭就可統，爭就是統。從純學術意義上說，理論統一的事業永遠是偉大的。儒釋道諸家，核心皆是改過遷善，制慾修身，反觀內省，靈魂淨化，人格昇華。所講所述者遠，所悟所得者近。追求統一，其實是世間任何學術的生命力之所在，包括科學。中國哲學在宋明理學家手裡實現的此種學術團圓，無論其本身還有多少不和諧、不協調、不美滿，單是去追求這個團圓，就已經夠崇高的了。問題是，儒學的“立法負擔”，能允許宋明理學如此縱橫捭闔地在學術上自由闖天下嗎？三、死朱熹，活朱學宋明理學得以把整個中國哲學在一定程度上統起來，乃是因為儒釋道各家本來就有著相當大的契合點，“不二過”即是戒，“不動心”即是定，“不改其樂”即是慧，援佛入儒，從個人修行的角度看，理論難度並不大，何況還有《易經》這樣的百經之經作為統一的哲學基點。然而儒家與釋道相較有一個重要的特殊性：儒家是搞禮起家的！禮，是儒之為儒的本質特徵。儒家並非像佛老禪仙那樣主要是一個聚眾修行的群體，它有著直接的世俗使命，有著設計社會道德、維護社會秩序、教導天下人“克己復禮”的使命。儒家是要為社會立法的！而所謂以德代法，其實就是以禮代法。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兩句，本質上相通，但在實踐中卻不可混淆。為天地立心，可以通過個人修行去悟得天心；而為生民立命，則是純世俗、純技術性的工作。禮是純粹理性設計的產物，其中容不得“非想非非想”、“究竟寂滅”一類形而上的東西。它根本就是中國古代的社會科學和社會制度。為什麼要維護王權？因為國家的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是矛盾的，因而需要設置一個世襲君主，把他家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綁在一起，利用他對自己子孫後代的天然關心，迫使其為了自己家族的長遠利益而去關心國家的長遠利益。表面上看，皇帝的寶座都是強人們自己搶去的，可是如果沒有背後的這套道理，恐怕什麼強人也沒那本事能把自己妝成真龍天子。反之，有了這套道理，隨手從湖廣藩王家抓一個孩子來，大家就得對之頂禮膜拜，山呼萬歲。王權的道理若此，其他所有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忠孝節烈，全部禮的要素，整個禮的結構，蓋緣於這個邏輯。禮之所以能夠為社會所接受，為歷史所傳承，其權威性並非來自製作它的人的權威性，不是因為人們知道製作它的是個開了悟的聖人才去信奉這套禮，而是因為這套禮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真管用，是因為（至少在理想層面上）只有這個辦法最好。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亦不變，意思是天不變“三綱五常”就不會變，例如，只要世間還有父子關係（天不變），“父為子綱”就不能變（道亦不變）。那麼，朱熹學的思想體系，也是這樣一套可以用來規範人間倫常關係、維護天下社會秩序、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具有超穩定性的、行之有效的“學術—道德—法律”三位一體的系統嗎？朱熹學仍然是儒學，其中當然也包括著承自孔孟的政治倫理道德的內容，原則上當然也可以拿來當國家法律用，但從總體上看，其龐大而誘人的體系的理論重心，已經與孔孟乃至漢代經學有了很大的偏離。如梁啟超所說：“道學派別，雖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點，是想把儒家言建設在形而上學———即玄學的基礎之上。原來儒家開宗的孔子不大喜歡說什麼‘性與天道’，只是想從日用行為極平實處陶養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輸入以後，一半由儒家的自衛，一半由時代人心的要求，總覺得把孔門學說找補些玄學的材料才能滿足。”本來，“子不語怪力亂神”，不教“性與天道”，不講形而上學，其理論基本是一個純世俗純理性的倫理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體系，而朱熹學的哲學基571
礎則是一個本於易道、承自周張程邵、法於陰陽合於數術、具有相當形而上學色彩的體系。例如，朱子學說中很著名的對格物致知的獨解，其“格”也不是一般世俗意義上的研究功夫，而是一種類似於佛家所說的“借假修真”的靜修活動。王陽明格竹子格得吐血，不過就是通常所說的靜修中的走火入魔而已。戴震批評“程朱的所謂‘得於天而具於心’的‘天理’，實際是‘一己之意見’，是獨斷的教義，而不是天下的公理”，批評得很有道理。朱熹的學說相當程度上是從其個人修行中悟出來的，而不是像孔子那樣，是根據社會需要而理性設計的，所以戴震認為不是“天下的公理”。以朱熹學為代表的宋明理學，以一堆新概念，造出了中國哲學史上一個相當完善的宇宙發生論體系，進而以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觀念為本體論基礎，以“思孟誠道”為邏輯樞紐，以易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為理論策應，成功地由天道過渡到了人道，由宇宙發生論過渡到了個人修行論。上有宇宙運行的天理，下有個人修行的法門，卻把中間一層，先秦兩漢儒學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規範社會倫理和社會秩序為出發點的道德內容，大大淡化了。“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極”———明朝最需要的，恰恰是這些東西！朱元璋（們）可能以為，《四書章句集注》之“四書”，也都是先秦的經典，以之為科舉範本，應無大錯，而朱熹為之作注，那是經傳有秩，本末分明，不會謬了大本。他可能沒注意到的是，除《論語》、《孟子》不能不選外，從《小戴禮記》中獨獨把《大學》和《中庸》兩篇選出來，那是頗有用心的。《大學》的“三綱八目”，明確指出“以修身為本”；《中庸》則是以“誠”為中心，“自明誠謂之教”，也是講個人修行的。而個人修行，一人一心，一人一悟，一人一得，一人一理，如此，“學術—道德—法律”三位一體中的這個“學”這個“德”，進而這個依以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就由一個宏觀的東西變成了一個微觀的東西，成了一個對人人開放的、可以由著人人去悟去解、去談玄說妙、去體系再造、去發展創新的東西了。朱元璋可以規定朱熹學是唯一官學，可以規定科舉考試不出《四書章句集注》的範圍，但他無法禁止後世一代代學人去討論、研究、發展、修正朱熹學。而且，要使程朱理學保持其學術上的權威性，從而始終有資格充當國家的道德原則和法律制度，也必須這樣做，理學必須是一股不斷流動著的活水而不能是一潭死水。然而學術理論既允許討論、爭論、研究、發展，就不可能防止它的“修正主義”流弊。漢武帝、董仲舒搞獨尊儒術，那基本是朝廷關起門來的事，朝廷治國哲學的變動，不會對民間的意識形態和道德生活產生太大影響。然而在明代，皇帝的治國哲學、朝堂辯論的理論依據、科舉考試的判卷標準、民間學術領袖的主流思想、書院講學的基本內容、縉紳忽悠百姓的流行觀念，等等，都攪在這同一股活水裡。變，從上到下都會變。這就產生了一種可能性：如果變動的趨勢是往壞裡變，它就可能“上蠹國而下病民”。以學立德，以德代法，抽象而言，未必是壞事，但它與明朝歷史的各種要素結合起來，有可能變成壞事。學術既是隨行就市的，“學術—道德—法律”三位一體自然也跟著它的龍頭而隨行就市，大明王朝的命運也就隨行就市了。四、王學末流與道德虛無主義隨行就市的明代學術市場上出了個王陽明，這是整個中國思想史上的大事。師承上，陽明除了認孔孟先祖為師並無“本師”，後人將之歸為程顥、陸九淵一系，是從心學演化的思想史線索說的。其實若用這樣的邏輯，陽明與朱熹也有傳承關係：朱學與王學都披著儒學的外衣，一個厚一個薄。整個宋明理學史，就是一個儒學外衣越剝越光的歷史；王學到了末流，那外衣已薄如蟬翼了；到了李贄，就徹底剝光了。這個過程從人性論的領域看得清楚一些。從孟荀的善惡之爭開始，到朱熹671
堅持性善說，但略有“修正”，理本善氣或惡，天理善人慾惡，開了個缺口。到了王陽明“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經其門人傳頌、渲染、歪曲，感覺上好像是在以“無善無惡”與孟子的“性本善”相對抗。而到了李贄，則是天變道亦變，“顛倒千萬世之是非”，連孔子都批，世間善惡的統一標準都被他虛無掉了。即使沒有徑直做和尚的事，李贄無論如何也不能算是儒家人物了。王學末流，流來流去徹底流出了儒門。朱學在明代的官學地位是欽定的，王學的學術地位則是江湖性的，是它通過自己強大的思想力道爭來的。上通天下接地的徒子徒孫系統，遍佈全國的群眾性王學講壇系統，既顯示了王學在彼時中國思想史上轟轟烈烈的地位，同時，也讓它為明朝的滅亡揹上了黑鍋。中國思想史上有一個現象：一位大思想家，學富五車，但留世作為學術標籤的，則可能只是一句話，而且，這句話往往是在為世人所詬病中出名的，一般人往往只以此句作為某子思想的主體內容，而置其龐大的思想體系於不顧。例如，董仲舒的此種標籤即是“天不變道亦不變”那句，人們就用這句話來標誌董子思想之保守；朱熹的學術標籤最出名，“存天理，滅人慾”，後世罵朱熹的千萬人中，所罵者多半只是此一句；而王陽明的標籤，大概就是這“無善無惡”了。對無善無惡的批判，其實明亡前就已經開始，如顧憲成的批判：“無善無惡四字，最險最巧。君子一生，兢兢業業，擇善固執，只著此四字，便枉了為君子；小人一生，猖狂放肆，縱意妄為，只著此四字，便樂得做小人。語云：‘埋藏君子，出脫小人’。此八字乃‘無善無惡’四字膏肓之病也。”可見並不是因為國家亡了要找人來頂鍋才把責任找到了王學頭上，一開始從純學理上就有人感覺這話不對。無善無惡，“埋藏君子，出脫小人”，做好人與做壞人都一樣，那誰還願意做好人？中華聖賢之學講了兩千年善惡，你陽明先生要將之一風吹掉？真是“膏肓之病”。等到亡國以後，以清初六大師為代表的那代學人，批判的火力更猛，王夫之直斥其為“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比理論家更有批判力的，是晚明的社會狀況。“從嘉靖年間開始，奢靡風氣的蔓延速度和幅度都比以前大大擴張，一些相對偏僻落後的地方也出現了奢靡化的現象……就是地位低下的奴僕、隸卒和傭工，也往往以侈靡互爭雄長，僭禮逾分而無所畏憚。”沈朝陽在《皇明嘉隆兩朝聞見記》中談到：“嘉靖以來，浮華漸盛，競相誇訊。”范濂《雲間據目鈔·記風俗》指出：“嘉、隆以來，豪門貴室，導奢導淫。”屠隆《鴻節錄》亦云：“由嘉靖中葉以至於今，流風愈趨愈下，慣習嬌容，互尚荒供，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豔色為盛禮。”“啟禎之際，風俗愈壞，禮儀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社會的奢靡之風從嘉靖朝開始，王學也從嘉靖朝興起，時間對得上。邏輯也對得上，往下推，社會的腐化墮落當然會對國家有破壞力；往上追，無善無惡的道德虛無主義當然會使世道人心變壞。再加上王學末流的一些人物於行為上也做了“表率”，如梁啟超所說，“王陽明這邊的末流，也放縱得不成話，如何心隱、李卓吾（贄）等輩，簡直變成一個‘花和尚’。他們提倡的‘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把個人道德社會道德一切藩蘺都衝破了。”王學末流要把亡國的責任推掉還真不容易。其實，無善無惡四個字的社會影響是一回事，王陽明講這四個字的本意是另一回事。黃宗羲即在這一點上為王學大鳴不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引者按：指‘無善無惡’）為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嗚呼!‘天泉證道’龍溪之累陽明多矣。”其實，不說王陽明整個的思想體系，只這“四句教”二十幾個字本身，就是一個圓融的體系，單獨把第一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抽出來，對王學就是一個很大的曲解。曲解的禍根，就是這儒禪合流。四句教本質上是個禪的東西，佛教史上此類四六句多得很，陽明用這種格式來概括自己的心得，十足的佛禪功夫。六祖說“煩惱即菩提”，《心經》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陽明若再加一句771
“善即是惡，惡即是善”，有何大異？佛說眾生皆有佛性，“諸法空相”，此佛性即是空性心體，陽明對此有所悟而偈之，有何大錯？況且思想史上有此種心得、類似話頭者遠非陽明一人。慧能點化慧明，“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慧明言下大悟，也是這層境界。甚至還可以從猶太—基督教裡找一例證，舊約《創世紀》裡講的故事：上帝禁止亞當、夏娃吃那智慧樹上的果子，因為吃了就會知善惡，知善惡就必定死；後來二人偷吃了，就犯了“原罪”。知善惡不好嗎？它怎麼就成了罪，而且是死罪、原罪呢？要從儒的立場來回答，當然沒法回答；但從禪的角度就很好說了。知善惡，是一種分別心，而修禪，就是破分別心，什麼分別心都要破，包括分善惡的心。所以，講禪，無善無惡也許是個至高的境界。麻煩蓋源於把這四個字的禪語當作儒理來講。禪和儒對語言的運用是根本不同的！禪用語言是逗機，儒用語言是講理。“麻三斤”、“狗屎橛”、“吃茶去”這類禪宗教學的逗機“語言”，是不能當作理論去解釋、分析、演繹、闡發、宣講的。當然，禪宗語言的“禪性”有濃有淡，“大地平沉，虛空粉碎”一類禪話就要比“青州鐵布衫”一類要淡一些，凡夫俗子多少可以找到下嘴啃咬處，而“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就更淡了，就多少可以當理論看了。然而再淡，禪和儒也很難在理論上通氣的。根本在於，禪是意境，儒是哲學；禪是靈性的（spiritual），儒是理性的（rational）；禪是個人的，儒是社會的；禪求的是自我解脫，儒求的是倫常秩序。要搞儒禪合流，你首先就必須面對一個難題：說出一句話，這是逗機還是理論？你可以說既是逗機，也是理論。可能嗎？我們且來舉個例子。在《傳習錄》中記有陽明與友人的一段著名的話：“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這種話，若當作儒理看，無異於睜眼說瞎話，然而，若作為禪機來看，其中可能蘊含著萬鈞禪力。那麼，誰有辦法能在此等語言中把儒和禪調和起來？援佛入儒，援禪入儒，援老入儒……，實現學術統一，其意甚美，其實不易。佛禪之道，講究的是八萬四千法門法無定法，一人一法、同師異法等等，那逗機話頭，活潑潑，清靈靈，魅力無窮，那是因為它說出來的話不需要進行道德檢點，它“不是人話”，不是理論。而佛禪一旦入了儒，披上了儒的外衣，它也就等於是披上了理論的外衣，就等於為其一言一行加上了社會責任的緊箍咒———你既自稱是儒，那別人把你所有的逗機話頭都當作理論解，當作理論用，當作理論批，你有口難辯。這個外衣一旦披上，一言一行就有了政治後果、道德負擔和社會責任。尤其是，在科舉考試制度的培育下，在全國上下有權有勢的王學人物的支持下，在遍佈城鄉的縉紳勢力的張羅下，王學實際上成了到彼時為止中國思想史上群眾性最高的一個哲學流派。此一“群眾性”遂成為思想流弊的放大器。在著名的天泉悟道的故事中，陽明說：“吾教原有兩種，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基，意知有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未悟本體，未免在有處立基，意知與物，皆從有生，隨處對治，使人漸漸入悟，從有歸無，還復本體。”這幾乎是把當年慧能與神秀的故事又講了一遍。問題是，人都願意做上根之人，或者，都願意幻想自己是上根之人，都願意走上根路線，無既然比有高級，則誰不欲從無處下手做功夫？於是，四句教中“無善無惡心之體”之“無”字便被王學後人進一步強化，王畿將之發展成為“四無”，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如此，王學就成為了散佈“道德虛無主義”、腐化社會風氣的哲學。“風俗之壞，實始姚江。”當後人把亡國的歷史責任往王學頭上記的時候，其間無疑伴隨著許多對王陽明學說的曲解，然而曲解並不等於冤枉，畢竟，儒禪合流，是王陽明本人搞的。祖師爺為了871
自己說話方便而披上一件儒學外衣，那又如何能防止後人不把禪語當儒理去解去講去謬種流傳呢？由此所生出的社會弊端，陽明先生本人如何能不負上一些責任？五、空言心性的學術風氣清初大師們學術亡明論的板子，除了打在王學之學術內容的屁股上，更重的還打在了明代整個的學術風氣上，打在了整個宋明理學空言心性、談玄說妙、氾濫詞章、不學實務、不育實才、不懂實政、不理國事、清談誤國的學術風氣和官場風氣上。王學往上，朱熹，再往上，周張程邵，都有份，都挨批。不但整個宋學挨批，更有甚如顏習齋者，板子一路往上打，先秦孔孟以下，“兩千年一壁推倒”，“自漢以後兩千年學術，都被他否認完了”。清初大師們將明代學風概括為四個字：空言心性。顧炎武則稱之為清談。程朱陸王的玄思妙想，最易養成清談。當年孟子批楊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此種公理性論辯，用的是純粹的理性邏輯，一語道斷，清晰明瞭，不會漫無止境地辯下去，爭下去，清談下去，而宋明時代理學家之間的辯論，話題以形而上學層面的東西居多，往往是一個人設定一個概念，讓別人跟著自己“悟出來”的概念說話，如理、如性、如心、如氣，這些概念本身並無公理性定義，也沒法下公理性定義，思想觀點的差異緣於其各自體悟的差異，這使得宋明理學的學術辯論，表面上有邏輯掩蓋著事實上的無邏輯，不同的法門，不同的次第，不同的體驗，不同的表述，各講各的理，辯來辯去，終究只是名相之爭。高層學界的清談帶動著大眾性的書院講壇也清談。王學興起而推動的天下講學之風，講來講去，許多聽講者已不是去學習某種知識或道理，而是去感悟講場的心靈氣氛，制慾修心、改過遷善的道德修養為瞑目靜坐、澄心澈見的靈性追求所代替。清談之風因之而由學界向各個社會群體漫延。顧炎武說：“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亭林先生批清談，還要講個“所談非真孔”，講個“未得其精”、“未究其本”，還要追究所談的內容對不對，而在顏習齋看來，不管究什麼、談什麼，都是空談，都在誤國。“兩派學辯，辯至非處無用，辯至是處亦無用。蓋閉目靜坐、讀、講、著述之學，見到處俱同鏡花水月……終是畫餅望梅。畫餅倍肖，望梅倍真，無補於身也；況將飲食一世哉!”在習齋看來，只玩學術不幹實事，則什麼樣的學術都是壞學術；只讀書不務政，則什麼樣的書都是壞書。讀書本身即是禍。“浮言之害甚於焚坑”。在明代的文官政治下，學風腐朽必然導致官場政風腐朽，其特徵就是不關心實政，不懂實政，不務實政，甚至鄙夷實政。如李恕谷說：“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其習尚至於將相方面覺建功奏績，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以致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毒。”顏習齋更痛斥宋明學人“群天下人才於靜坐讀書中，以為千古獨得之秘；指幹辦政事為粗豪，為俗吏，指經濟生民為功利，為雜霸。”“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為多事，見理財便指為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為小人。”清談害國亦害身，于此顏氏更有話說，“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生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書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讀書者之禍，讀書者自受其禍。”“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李恕谷也說：“其最堪扼腕者，971
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眾，有一‘強寇’猝發，輒魚糊瓦解，不可收拾……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傝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谷，渺不知為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尚望其長民輔世耶!”士人之弱，已不僅是“終日兀坐書房中”所導致的一種自然後果，而是許多人主動追求的文化時尚。如顏元所說：“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抉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文人之弱，乃自求其弱，以弱為榮。明中晚期，文尊武卑的文化已滲透到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文武同級時文人的身份比武將高出一大截。文官政治與清談學術相結合，還產生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後果———黨爭。所爭者，既非信仰，也非主義，甚至亦非政見，而基本只是利益之爭。依鄉親關係而結黨就是證明。“蓋明人積習，惟務自便其私，而置國事於不問。故己在事中，則攘功避過，以身之利害為可否，以心之愛憎為是非。己在事外，則嫉妒成功，惡人勝己，吠聲結黨，倡浮議以掣其肘。”黨爭禍國，也是學術亡明的一個重要邏輯環節，往上，有空言心性的學術風氣為其病因；往下，有不務國事的官場風氣為其惡果，總之如梁啟超所言，“幾十年門戶黨派之爭，鬧到明朝亡了一齊拉倒。”餘 論“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淪喪，誰執其咎耶？!”王學末流的學術思想自當執其咎。空言心性的學術風氣更當執其咎，形而上學的學理，釀成空言心性的學風；空言心性的學風，造成不務實政的官風；不務實政的官風，鑄成鄙薄功利的文化。最後，事到臨頭，官僚機器無行政能力、無應變能力、無創新能力，國家垮台拉倒。兩千年尚文文化，到明代積成大勢釀成大潰。學術亡明的機理有點像愛滋病的道理。愛滋病本身不會死人，它只是把人的免疫系統瓦解掉，從而把一切小病都變成了致亡的病。世上任何國家的任何時候都有病，都有問題，怕的是沒有一個能面對問題、研究問題、理解問題、解決問題的國家機器，一個能防病滅病的免疫系統。而明代腐朽的學術風氣像HIV病毒一樣，把這個免疫系統的功能瓦解掉了。例如外患。中國歷史上哪個朝代都有外患，而明朝外患終於不治者，病根蓋在其自身。屯戶兵不敵倭寇，便組建戚家軍去對付；衛所兵不敵蒙古兵，便搞關寧鐵騎去應對。對付來對付去，戶兵漸少募兵漸多，以地養兵逐漸向以糧養兵進而以銀養兵過渡，由此導致的國家財政負擔逐漸加劇，文官集團的態度基本是得過且過，用不斷加稅加賦的辦法一事一對付，實在對付不過去了，碰上張居正那樣有作為的首輔，就清丈田畝，挖掘稅源，還是在傳統的農業稅源上想辦法對付。而面對開海後在對外貿易中發了大財的南方市鎮，那些富可敵國的富豪，那些家藏百萬的銀窯，文官集團無人想到更無人明白其實可以建立軍餉公債機制到那裡去借錢。國家滅亡時一方面國庫空空如也，一方面大批白銀窯在民間的狀況，構成文官誤國的證據。例如民變。民變起於饑荒，饑荒本是農耕社會的家常便飯，豐年積災年賑，也是政府的家常便飯。民變於明末之成為頑疾，與文官集團自己圖省事而逼迫農民由交糧改為交銀，有極大關係。賦役皆用銀，此一被顧炎武稱為“吏之寶民之賊”的改革措施，等於是在農民原來的種田交賦一座大山之上，再加一座大山———以糧換銀。結果便出現了如顧炎武所說的，“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如此，農民歉年豐年都是災年，而朝081
廷則是一腳踩著官逼民反的油門，一腳踩著鎮壓民變的刹車，直到國家滅亡。例如白銀。晚明巨額的貿易順差和白銀進口，本是國家的大福音，它之所以反而成為國家滅亡的一個禍患，蓋由於凡事慣於敷衍苟且的文官集團，面對貨幣供應量隨行就市且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間一無遮攔的危險情況，沒有採取任何國家控制通貨量的經濟安全措施，如官鑄銀元，等到市場略有風浪，白銀的市場流通略有阻滯，窯藏白銀與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啟動起來，這個被充裕的白銀供應催肥了、寵壞了、已經染上了銀癮的經濟體，就死掉了，等等。用愛滋病的比喻來理解學術亡明論，從許多條邏輯線索應當都能講得通。中國的文人士大夫，一方面通過兩千年儒學的意識形態淨化力而奪得了國家的主導權，一方面又通過空言心性、清談理氣的學風而把自己承擔國家責任的施政能力瓦解掉。明亡，亡於學術，此言不虛。①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12頁；第3頁；第102頁。②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二，《欽定四庫全書·集部七》。③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二《二曲先生窆石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④楊正顯：《“明亡之因”的追論與議定》，台北：《明代研究》，第二十六期（2016年6月）。⑤陳山榜整理：《顏李叢書》（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36頁；第486頁；第206頁；第327頁；第331頁；第160頁；第213頁；第275頁；第219頁；第486頁。⑥黄仁宇：《中國大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第222～223页。⑦“非常明顯，在16世紀晚期，皇權沒有保持一支它自己的部隊，也沒有由之獲得經濟實力的堅實的土地基礎。這個王朝創建者們的軍事征服者的作用已消失於幕後。皇帝此時仍然是皇帝，只是因為所有文官承認他是皇帝。”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張書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525頁。⑧嘉靖朝大禮議，張驄駁倒滿朝大臣所依據的法律武器就是“孝”。孝既是學說，也是道德，也是法律。⑨王天有、高夀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第180～182頁。⑩清代楊乃武與小白菜的故事可為一例：整個浙江的官僚系統，竟沒能鬥得過楊乃武這個“縉紳”。當然，一些皇帝對其他雜牌學術的負面態度，也並非僅是被人當槍使，也有其自己的利益考慮。戴震：《答彭進士允初書》，《戴東原集》卷八，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易經》為儒家所“獨霸”，其實有利於提高《易經》的學術地位，因為，只有這樣它才有資格在“經史子集”的四庫體系中榮登“經”的地位，否則，便只能作為雜家而進入“子”或“集”堆裡了。科學史上，特別是理論物理學史上那些劃時代的學術成就，基本都是在求統一上取得的。老子“大道至簡”的思想，科學界也知道。例如袁世凱。其悲劇就在於，他不知道，在他的那個時代，“背後的那套道理”已經沒了。朱熹“是一位精思、明辨、博學、多產的哲學家。光是他的語錄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學派或理學的哲學系統才達到頂峰。”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頁。鄭師渠主編：《中國文化通史（清前期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01頁。周敦頤《太極圖說》云：“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所謂思孟誠道，大致可以這樣來理解：以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為源頭，以《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為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一句為轉折，以周敦頤“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一句為過渡，成功地在理論上把誠道由天道轉化成了個人修行之道。張載有更為明晰的表述：“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張子正蒙·誠明》。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第4頁。181
《禮記·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是王陽明晚年對自己一生修習體悟的精華式概括。“李贄是王陽明的心學學派的追隨者，他認為，因為終極的實在只存在於心中，具有勝過邪惡的天生能力的卓越的心，應當被給予更大的行動自由，即使犧牲社會道德。”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第532頁。“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藏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頁。“李贄敢於‘顛倒萬世之是非’，他認為：第一，是非標準是多元的、相對的，‘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第二，是非標準應當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不存在萬古不變的絕對標準，‘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書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子復生於今，又不知作何是非也，而遽可以定本行賞罰哉！’”王天有、高夀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第420頁。所以，黃宗羲把他從《明儒學案》中剔了出去。顧憲成：《還經錄》，見《顧端文公遺書》，清光緒十二年匯印。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序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王天有、高夀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第303～304頁。黃宗羲：《東林學案一·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明儒學案》卷五十八，《欽定四庫全書·史部》。慧能：《六祖壇經》，徐文明注譯，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王龍溪：《天泉證道記》，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陸隴其：《答臧介子書》，《三魚堂文集》卷五，《欽定四庫全書·集部七》。“以言夫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之大師，習齋要為巨擘矣，豈僅於三百年！上之為宋元明，其言心性義理，習齋既一壁推倒；下之為有清一代，其言訓詁考據，習齋亦一壁推倒，‘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遙遙斯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可以為習齋詠矣。”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98頁。“其間有人焉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於二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豎旗號曰‘復古’，而其精神純為‘現代的’。此人為誰？曰顏習齋及其門人李恕谷。”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99頁。《孟子·滕文公章句下》。顧炎武：《夫子言性與天道》，《日知錄》卷七，《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子知讀書，未知為學。夫讀書，非學也。今之讀書者，止以明虛理、記空言為尚，精神因之而虧耗，歲月因之以消磨，至持身涉世則盲然。曾古聖之學而若此？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世濟民，皆在於斯，是所謂學也。書，取以考察乎此而已，專以育讀為務者，非學也，且以害學。”陳山榜整理：《顏李叢書》（上），第204頁。陳山榜整理：《顏李叢書》（下），第2084頁。《顏習齋先生年譜》，轉引自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18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子部十，兵家類存目04350條。而彼時的歐洲，戰爭公債制度已經運轉了幾百年。顧炎武：《錢糧論》，《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捨所有而責所無也。夫田野之氓，不為商賈，不為官，不為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日知錄》卷十一《以錢為賦》。“近代開始之際，在一個大國還沒有用銀幣來進行財政管理是一種很奇特的情形。”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第101頁。作者簡介：王五一，澳門理工學院榮休教授、名譽顧問，博士。［責任編輯 陳志雄］28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陳寅恪與楊樹達學術交往略論*王 川［提 要］ 陳寅恪以“一代儒宗”、“漢聖”、“赤縣神州訓詁小學之第一人”之譽待楊樹達，後者則視前者為“畏友”；二位學人年齡相近，相差五歲，在身世、研究領域、服務高校等有太多的交集。楊樹達與陳家有著不尋常的“三世”之交，與陳寅恪相惺相惜，在抗戰前、抗戰期間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二位學人都能保持相互討論學術。在治學方法上，二位學人亦有多處“冥會”，值得後世學子追憶、效法。［關鍵詞］ 陳寅恪 楊樹達 學術交往［中圖分類號］ K825.8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183⁃10隨著1982年張芷《楊樹達先生年譜》、1985年白吉庵《楊樹達傳略》及《積微居日記》（摘錄楊樹達1920～1922年《日記》）等論著的問世，以及1986年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友朋書札》的整理出版，楊樹達與陳寅恪之交往始引起學界關注。楊樹達（以下簡稱樹達）1942年揮賦七律一首談自己與陳家的“辱知三世”：①朋交獨畏陳夫子，萬卷羅胸不肯忘。一別五年縈夢寐，辱知三世豈尋常。攻金僭欲追荀羕，說籀頻思補懋堂。聞道蒼梧富山水，未知遊蓋幾回張。詩人自注：“君先德中丞公甄錄時務學堂諸生，先兄及余皆與其選，而校閱文字者散原公也。”至於“荀羕”（金文家孫仲容）和“懋堂”（文字訓詁學家段玉裁）二典，則表示自己的學術追求，及其仿效前輩問學、請序之意。樹達以“朋交獨畏陳夫子”視陳寅恪（以下簡稱寅恪），寅恪以“一代儒宗”之視樹達，二位學者年齡相差五歲，早年生活於湘地，相惺相惜。因此，樹達1942年這首感時、懷舊、念友之詩，既是他對於老友寅恪的推重，又是他對於“畏友”的牽掛，可視為二人一世交誼之提綱，亦本文論述之導引。筆者希冀勾勒二位前輩學人的交往，初步歸納其學術交流，以啟示當今學界。38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踐研究”（項目號：2018MSJ023）的階段性成果。
一、不尋常的“三世”知交楊樹達字遇夫，湖南長沙人，對傳統的“訓詁小學”如古漢語語法學、語源學、文字學、古文字學（甲骨文金文），文獻學，以及古史、考古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所著《周易古義》、《老子古義》、《中國修辭學》（《漢文文言修辭學》）、《詞詮》、《論語疏證》、《漢書窺管》、《積微居金文說》、《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等經典之作，影響深遠。樹達一生，與義寧陳氏家族結下不解之緣。寅恪祖父陳寶箴於1895年出任湖南巡撫，“功績聲聞昭赫耳目間，為士民所信愛”②。在長沙興辦“時務學堂”是措施之一，受聘為“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的梁啟超記道：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而啟超與唐君紱丞等同承乏講席，國中學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學科視今日殊簡陋，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為令諸生作劄記，師長則批劄而指導之，發還劄記時，師生相與坐論。③起初，陳寶箴擬聘康有為主講時務學堂，詢之陳三立，三立對以“曾見新會（梁啟超）之文，其所論說，似勝於其師”④，故寶箴乃改聘梁啟超。梁以《孟子》、《春秋公羊傳》為教本，鼓吹“民權革命論”，遂使康有為公羊維新之義，傳播於衡山湘水之間，深刻影響了時務學堂。是年（1897），十三歲的樹達成為時務學堂首批40名學生之一，後來回憶道：湖南巡撫義寧陳公寶箴、按察使嘉應黃公遵憲與湘紳鳳凰熊公希齡、瀏陽譚公嗣同等合力創辦時務學堂。考取第一班學生四十人，伯兄及余皆與焉。第一名為慈利李君炳寰，字琥生，後以庚子起義殉國。第二名為邵陽蔡君艮寅，後改名鍔。袁世凱稱帝，蔡君起義於雲南，攻克四川。袁不得已，取消帝制，遂憤鬱以死。堂中中文總教習為新會梁任公先生（啟超），西文總教習為吳縣李嶧琴先生（維格）。梁先生用《孟子》及《公羊春秋》為教本，主張民權革命之說；學者思想為之一變。⑤在時務學堂的一年求學生涯中，因入學考試閱判試卷者即陳三立，樹達與三立遂有師生之緣。1932年12月，樹達在北京前往寅恪寓所謁見三立，三立老人“已知余，謂余留意著述云云。蓋寅恪已先言於先生矣。先生告余，時務學堂考試校閱試卷者即先生云。”⑥三立詩歌造詣極高，為士人所推重，樹達在1940年與友人的唱和詩“散原逝後詩歌歇，今日荒陬著此公”⑦，表明對於散原詩之推崇。此後不久，樹達繼續在求實書院肄業，1905年留學日本，直到武昌起義後返國，在長沙各校教授中國文法與英文。五四運動前後，他是湖南新文化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與湖南教育界同道發起“健學會”，響應新潮。這一切，尤其是樹達在湖南新文化運動中的表現，與他早年在時務學堂的學習大有關係。共和國成立後，樹達亦念及三立。⑧陳寶箴父子創辦的時務學堂是樹達心中永遠的“情結”，他尤其在意時務學堂的記述。1937年7月他發現《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中相關文字，即認真披覽，注意後人如何評說時務學堂。⑨1952年讀石醉六自述的《六十年的我》，指出書中有不實之詞。⑩樹達與寅恪祖孫三代均有識見之緣，“辱知三世”，為師為友，跨越兩個世紀。三世之中，樹達與寅恪是同輩學人，關係更加密切，尤其是學術交往頻繁，留下一段學林佳話。二、傳燈“清華園”十一年（1926～1937）寅恪、樹達均光緒中葉生於長沙：樹達“生於長沙北門正街宗伯司臣坊側之賃居”；寅恪則“生481
於長沙通泰街周達武故宅”，周故宅又稱“周氏蛻園”，係唐代詩人劉蛻故宅之地。1925年9月，清華學校增設大學部及國學研究院。研究院導師梁啟超推薦樹達任清華國文系教授。樹達時已執教北京師範大學，擔任教授數年，且與陳垣、胡適等學人締交論學，學術聲望日隆。樹達1926年6月應聘清華。7月初，回國不久的寅恪也應聘國學研究院導師而至清華園。9月7日，樹達亦至清華園。可以說，寅恪、樹達均在1926年7月前後就聘清華，從此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二人成為清華園的同事共11年。這11年中，樹達執教清華，教研成果豐碩；寅恪則前五年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後六年則任中文、歷史合聘教授，生活安定，身體健康，成果亦豐富。二人共事清華，治學的範圍各有側重。樹達治學，重在小學、古史，1926年他的《老子古義》、《周易古義》等出版，重在與錢玄同等談音論韻。寅恪則專注佛經翻譯文學、塞外民族文化、敦煌學等領域，並用梵文、藏文來研究蒙藏源流史。二氏治學各有側重，這在二人對於先秦文獻的一次論學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對於戰國燕將樂毅報燕惠王書中“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句，自來聚訟紛紜，樹達釋為“薊丘之植，植以汶篁”，即釋“於”為“以”，並在1922年與錢玄同、胡適討論過《詩經》之“於以”問題，得到了二人的贊同，胡適認為“我覺得他很有見解”。寅恪回顧諸說認為：“夫解釋古書，其謹嚴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習見之義。故解釋之愈簡易者，亦愈近真諦。並須旁採史實人情，以為參證”，故應釋作薊丘之植隨留徇齊地之燕軍，移植於汶篁。汶即齊國汶水。寅恪五十年代在嶺南的課堂教學仍舉此例，這說明其對語言文字之考釋，是置於文化史背景之下，善於從一個字來釋讀背後的文化史。寅恪學貫中西，早年即驚服哈佛同窗吳宓、柏林學友傅斯年。對於樹達擅長的音韻、經傳之學，寅恪也有所研究。二人交流之最早記錄，係於1928年3月23日之清華園，樹達記錄到：在清華。陳寅恪來。言在上海時，見鄒叔績《讀經札記》手稿，厚尺許，說《左傳》者頗多。刻遺書時蓋以未見，漏未刻入。藏者為叔績之孫，意欲付與寅恪，寅恪以無副本，不敢攜來。寅恪又云，札記中頗有與俞蔭甫書闇合者。寅恪所說《讀經札記》中有不少見解與俞蔭甫（樾）著作闇合，樹達無異議，二人對於經史的看法，屢有所見略同之處。二人此後往來頻繁，如1928年4月初，狩野直喜、小平兌治等人來京，樹達與之有往還，且於5月宴請狩野一行，邀寅恪、陳垣等作陪。寅恪是日因夜深不能返回清華園而宿於楊寓。1934年5月，樹達“偕陳寅恪到其家”；1931年11月20日，寅恪至樹達寓，樹達示以近著，並徵詢寅恪之意見；26日又贈以《漢俗喪禮考》講義，寅恪以盛讚“精確”來答謝。寅恪欽佩樹達之學問，曾在助教浦江清、學生吳其昌等人面前“極加稱許”。因國文系內部爭糾連綿，寅恪乃邀樹達在歷史系兼課以避，獲同意，不久樹達成為歷史系兼職教授。在寅恪心目中，樹達的學術成就已臻“漢聖”勝境：“漢事顓家，公為第一，可稱漢聖”；又謂：“湖南前輩多業《漢書》，而君所得獨多，過於諸前輩矣”。寅恪稱樹達為漢書專家，終其世不變，即在六十年代撰述《柳如是別傳》時亦然。寅恪的評價決非諛揚阿私之辭。樹達六歲習經史，後嗜好《漢書》，在1925年就出版了《漢書補注補正》，糾正了宿儒王先謙《漢書補注》六百餘事，深獲學界推重，後來此書擴寫為《漢書窺管》。581
余嘉錫（季豫）、黃侃（季剛）等名家均讚譽“漢聖”樹達，余嘉錫認為所謂漢聖者無以遠過樹達；黃侃認為樹達於《漢書》有發疑正讀之功，其學問過於先賢王先謙；胡適讚許《漢俗喪禮考》等講義，認為樹達解決了鮑永等是否行三年喪之疑，殊值佩服。樹達對其《漢書》研究自視甚高，“余於《漢書》治之頗勤，亦稍有自信”，而寅恪與余、黃、胡諸君乃當代著名學者，“其言如出一口，足見真實之業，自有真賞音，益喜吾道之不孤矣。”樹達視寅恪為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相知，多有共識。寅恪認為錢穆的《先秦諸子繫年》，據《竹書紀年》以訂《史記》之誤，令人耳目一新。極有心得，故表示欽佩。二人對於當時學界某些現象，能坦誠交流看法。寅恪1936年8月告訴樹達，近來學界老輩張爾田（孟劬）剜板改訂《蒙古源流箋證》時，多處採用了己說而不注明出處。寅恪運用梵文、藏文，通過藏文《嘉喇卜經》比勘，發表了《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等系列論文，完整地辨析了蒙藏民族史的重大問題，故張氏引用未注明出處便難辭掠美之嫌。寅恪的憤彈得到了樹達之共鳴，他附和道：“許維遹集釋《呂覽》，於卷二十《行論》篇‘官實’，用余撰《左傳軍實解》之說，而不言出自余”，雖不滿不良學風，卻未予公開，維持了老輩學人的臉面。樹達從1930年秋研究“《爾雅》、《說文》、《廣雅》及諸訓詁小學之書，蓋得以聲聯義之例證數百事”，寫成論文《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寅恪讀後，大為稱賞：“頃讀大作，精確之至，極佩極佩！公去年休假半年，乃能讀書。弟則一事未作，愧羨愧羨！”樹達以寅恪為“謙言”。二人互勉互勵，由斯可見。表一 清華時期楊陳二人共同指導學生考試一覽表時 間 院 系學生姓名考試類型資料出處1933年3月17日6月12日文科所中文部文科所中文部蕭滌非蕭滌非畢業初試論文考試A，第120頁A，第123～124頁1934年5月25日10月16日歷史系歷史系霍世休姚薇元畢業初試口試A，第134頁B，第82頁1935年5月30日6月20日中文部中文部崔殿魁崔殿魁畢業初試論文考試A，第146頁A，第147頁1936年6月26日7月30日8月4日9月17日10月2日10月15日歷史系中文部中文部中文部中文系中文系姚薇元何格恩何格恩何格恩張恒壽許世瑛論文口試畢業初試口試論文考試畢業初試畢業初試B，第117頁A，第136頁B，第120頁A，第162頁A，第162～163頁A，第163頁寅恪1933年撰成宏文《四聲三問》，從音韻學的角度，借古代印度“五明大論”中的“聲明論”，論證為何南朝周顒、沈約發明四聲，而非五聲或七聲，其緣由在於當時佛教僧徒的轉讀。寅恪同年12月以此文相示樹達。樹達讀後，高度評價寅恪“立說精鑿不可易。以此足證外來文化之輸入必681
有助於本國之文化，而吾先民不肯故步自封、擇善而從之精神，值得特記為後人師法者也”。1929年夏，寅恪改為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合聘；樹達則從1932年起為中文、歷史系合聘教授，二人在文史二系共同指導了學生，指導諸生考試（含口試）的簡況見表一。此外，寅恪、樹達二位還應共同指導過多位學生。如寅恪1933年指導的歷史系學生張慧筠、邵循正、朱延豐，1934年指導的歷史系學生王信忠、馬奉琛，中文系學生田德望，1935年指導的歷史系學生張德昌等，均係樹達兼任歷史系教授後，故可能參與了指導。1937年5月樹達以父病重返湘探望。不久，盧溝橋事變發生，樹達乃於8月應湖南大學之聘，留居長沙。大約此時，寅恪一家居於北京，三立絕食而逝後，寅恪一家從北京出走，歷經顛沛流離，先後前往長沙、昆明執教。同年，原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由滇發函，邀樹達前往執教，被辭謝。10月，長沙告急，樹達一家隨湖南大學疏散到湘西。此後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寅恪、樹達二人天各一方，聚晤難期，只能魚雁互通了。三、八年兵烽未斷緣自1938年4月寅恪至滇，10月樹達至湘西，寅恪“守傖僧之舊義”，樹達著《春秋大義述》，二人堅守民族氣節，堅決不與日本侵略者合作，堪與陳垣《通鑑胡注表微》相輝映。在流亡期間，二位學人雖然地各一方，但仍聯繫不絕。1940年7月，樹達致函寅恪，並附贈近作。時寅恪全家擬赴英倫，滯於香港，覆函中抒發國難中的憂愁：昨始奉到七月七日手示並大作，慰甚佩甚。當今文字訓詁之學，公為第一人，此為學術界之公論，非弟阿私之言。幸為神州文化自愛，不勝仰企之至。弟九月間仍須返西南聯大（聞有遷蜀之說，恐不易實行）授課，而雲南地高，於患心臟病者不適宜；（弟前數月患怔忡病，幾死於昆明）港居又以物價匯價之故不能支持。歐戰正劇，亦難浮海西行，真所謂進退維谷者矣。1942年5月，寅恪脫險回內地，任教於廣西大學。樹達隨時關心寅恪的行蹤，他在當年4月間，以“未知寅恪何在”，以“廿六年以後文稿一冊寄馮芝生，請其轉寄寅恪”。8月，教育部公布部聘教授名單，寅恪、樹達名列其中。樹達日記記道：“教育部聘教授名單發表，余與焉。此前陳寅恪、吳宓、吳有訓、莊前鼎，皆清華同事；周鯁生、楊端六、梁希皆一高同學也。”9月初，樹達聞知寅恪從港脫險，在所作《報載教育部聘教授名錄余與其列感賦》詩下自注曰：“畏友陳寅恪，名亦在部聘錄中，近始聞其從香港脫險”。繼續稱老友為“畏友”，可見樹達對寅恪之欽佩深篤。年底，樹達“以近著金文跋若干篇寄陳寅恪求教，並請為《小學金石論叢續稿》撰序”，寅恪欣然命筆，寫下了一段直抒胸臆的名言：先生少日即已肄業於時務學堂，後復遊學外國，其同時輩流，頗有遭際世變，以功名顯者，獨先生講授於南北諸學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間輟。持短筆，照孤燈，先後著書高數尺，傳誦於海內外學術之林，始終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與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見者，肥瘠榮悴，固不相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後世當有能辨之者。寅恪序文表示了對友人三十餘年焚膏繼晷、獻身學術精神的欽佩，這正是1931年其《吾國學術的現781
狀及清華之職責》所提倡之精神。此序既是寅恪慰釋友人，也是寅恪夫子自況，由斯亦可見二人處世治學境界之純正高尚。寅恪隨序寄出的先後兩封覆函，稱“承示金文跋尾，讀之欽佩至極。論今日學術，公信為赤縣神州文字、音韻、訓詁學第一人也。囑為大作撰序，為此生之榮幸。他年賤名得附以傳，乃公之厚賜也”。寅恪順告友人，所撰《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書已付印。樹達接到寅恪之二函及序文，大受感動，稱“良友獎藉，令人感愧。其執詞謙退，尤令人惶悚之至”。寅恪撰序，12月22日樹達賦詩答謝，即本文開頭所引的七律。寅恪之序於1943年1月到達湘西，樹達感奮道：“摯友慰藉窮愁，不惜過加獎藉，殊可感也。”1944年，樹達六十壽誕，寅恪已從桂林播遷成都，仍賦詩為“一代儒宗”賀壽：魯經漢史費研尋，聖籍神州夜夜心。一代儒宗宜上壽，七年家國付長吟。蔽遮白日兵塵滿，寂寞玄文酒盞深。莫道先生貧勝昔，五詩猶抵萬黃金。樹達接詩，大感欣慰：“寅恪學人，而詩極富風趣。惟語重，余不克當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樹達返長沙，繼續執教於湖南大學。寅恪1946年夏就醫英國治療眼病歸國，“雙眼完全失去復明的希望”。樹達聞訊傷感，贈詩寅恪以慰藉：天欲減君悲憫意，暫教眸子暗西莊。懸知海宇清塵日，不刮金鎞已有光。1948年初，中山大學邀請樹達前往講學，寅恪於7月初函詢樹達：“前聞令郎言先生往廣州講學，想已早返長沙。近日大著倘蒙賜寄一讀，不勝感幸”。為答謝畏友關注，樹達由《論語古義》擴寫而成《論語疏證》之後，即索序於陳。同年，寅恪、樹達這一對“部聘教授”，雙雙成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1月初，樹達赴粵。寅恪應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之聘，舉家南下，1949年1月抵廣州，棲身嶺表。在寅恪抵穗的第五天即1月24日，樹達趕往嶺南大學訪問寅恪。自1937年北京分別後，兩位故友十二年來首次重逢。老友相見，分外親切，樹達見寅恪“容貌豐腴，精神健旺，殊為可喜”，並面謝陳為《論語疏證》作序。此後時局急轉直下，廣州一片混亂，“人心惶惶，中大同人紛紛作應變之計”。5月，樹達乃決計返回湖南。之後，陳粵楊湘，雙方再未晤面。共和國成立後，直到樹達於1956年2月14日去世，二人仍有書函往來。據現有資料，除《論語疏證》序文外，主要是互相詢問近況。如寅恪1952年12月致函：“湖大改組，公何所歸？能退休否？弟現仍授課作文，但苦多病，恐無相見之日”，一語成讖。二人相互關注。寅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嶺南學報》發表了《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關係》等數篇“說唐詩文字”，引起了樹達的關注，他感慨寅恪文章“鞭辟入裡，令人解頤”。12月，嶺南大學出版了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寅恪即寄贈樹達。後者得書“連日閱之”，深感此書“既博且精，詩家箋注從來未有也”。樹達旋“書與寅恪，讚其著書之美”，同時“附告二事求教”，樹達認為寅恪對元白詩之箋證在某些“詩義”上“過求甚解”，並不贊同；但在函中肯定寅恪新著為“語詳事核”、“美富卓絕”之作：竊嘗私謂古來大詩人，其學博，其識卓，彼以其豐富卓絕之學識發為文章，為其注者亦881
必有與彼同等之學識，而後其注始可讀，始可信。否則郢書燕說，以白為黑，其唐突大家已甚矣。這表面上講述箋注古詩之困難，實際則褒揚老友箋注之成績，同時也有自己的保留意見。1951年秋，“老革命家兼學者”杜國庠到嶺南大學演講，對寅恪、容庚二學人頗有讚辭。隨後，杜國庠多次到校拜訪寅恪，禮遇有加，談道論學，成了“私交極深的朋友”。樹達從廣州友人來函中得知此事，認為“官吏尊重學人，固大佳事”。1953年11月，樹達收到侄子楊伯峻的北京來函，謂中央將邀請楊陳二人入京“從事研究”，樹達認為“為學術計，此事至可喜，不關個人也”。1954年3月，二人的門生姚薇元致函樹達，云“寅恪以多病辭不北行，舉陳垣自代。且謂寅老不滿意於科院，謂解放數年，絕不重視史學，至此老成凋謝之際，乃臨時抱佛腳，已有接氣不上之象云云”。1955年，中國科學院召開學部成立大會，按照其學術成就、對科學事業的推動等標準，全國遴選了61位社會科學知名專家為學部委員，寅恪、樹達這一對學人再次名列其中。無論是戰亂年代，還是和平歲月，寅恪、樹達間，始終由友情和學緣連在一起。若說前者是積微居之畏友，則也可謂後者是金明館之摯友。四、舊序言的新風波1951年，中國科學院函商樹達，擬從其舊作《小學金石論叢續稿》中抽取金文部分，出版單行本。樹達函告寅恪，擬置寅恪舊序於卷首。樹達6月收到覆函，寅恪除答應楊氏之請外，更讚道：“杜詩說極精，漢聖之名，真不虛也”。1952年4月，中國科學院致函樹達，稱“經研究後，陳寅恪序立場觀點有問題”。5月2日，樹達接函，恐失信於友人，又不滿於科學院的出版審查報告，“原審查人於訓詁及語源之學並無研究，學力不足，故失口亂道，將有作無”。10月《積微居金文說》出版，果然不見陳序，編譯局來函實際上宣布了序文之命運。這種“與時代不合”的陰影，給了寅恪一次莫名的打擊。細讀寅恪序文，除歷數樹達治學之路、讚揚友人學術成就外，不外乎就是對四十年代時局的暗色描述，如“自剖判以來，生民禍亂，至今日而極矣”，這是四十年代的真實情況。橫遭襲擊的寅恪只能把“不幸”強解為“非不幸”了，他1952年底致函樹達：“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賤名不得附尊作以傳，誠為不幸。然拙序語意迂腐，將來恐有累大著，今刪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寅恪越是自謙以慰友人，樹達越是感到愧對友人。寅恪收到樹達專著後回函云：“頃奉手示，而大著適於前二日收到，以事忙病多，未能即覆，致勞遠念，歉甚。季玉先生處重複之本可不必寄來矣。大著多古文奇字，俟請人代讀；然此書為近年出版物中第一部佳作，雖不讀亦可斷言也”。收讀寅恪信函後，樹達自認為“寅恪於余阿好如此，可愧也”。由於序文風波及時局的影響，此後的樹達更加專注於著述。他1955年在《漢書窺管》自序：“癸巳之歲，僻處麓山，賓朋希簡，發奮補苴，遂終全帙。卅年精力，幸資小結”。此書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學界反響強烈。樹達《論語疏證》1954年將刊行，致函寅恪，請寅恪將六年前所作之序加上新式標點。胡適早在1929年給寅恪之信中就已委婉批評寅恪撰文作序均不標點。收到友人來函，寅恪一反常態，迅即照辦，7月10日覆函：前屢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純學術性著述之刊行，實為不可多得之事，幸甚！喜甚！佩甚！拙序寄還，並加標點。《出三藏記集》乃一書名，“出”即譯出之義，下文《賢愚因緣981
經》上之“出”字，乃是弟文中所用之動詞，故不加曲線也。（“學等”乃“曇學等”之省稱，僧徒行文例略名上一字也。）先生平生著述，科學院若能悉數刊佈，誠為國家一盛事，不識當局有此意否？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詩，附呈以博一笑。《答北客》多謝相知築菟裘，可憐無蟹有監州。柳家既負元和腳，不採蘋花即自由。學界對於《答北客》之古典、今典已有箋注。此函表明，二人之友誼並未因舊序風波而變。但是，樹達心目中的“畏友”的確是越來越“畏人畏寒”了。五、治經治史之法的“冥會”寅恪、樹達均年少時遊學異邦，受到了西方學術的影響，具有貫通中西的學術品格。樹達通英、日二門文字：“我研究文字學的方法，是受歐洲文字語源學的影響。少年留學日本，學外國文字，知其有所謂語源學”。在《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中，他說自己之討論“皆語言之根，歐洲人謂之Etymology，所謂語源學也”，就是明證。寅恪遊學歐美日多年，跟從過美歐學者路德施、繆勒、蘭曼等教授學習梵文、藏文、巴利文、中亞古文字等，在治學方法上尤其受到德國語文考證之學的影響，“他研究中西一般的關係，尤其於文化的交流、佛學的傳播，及中亞的史地，深受西洋學者的影響。”學貫中西的優勢，使二人能站在異於同輩學人的高地，做出非凡的研究，從二氏對馬建忠《文通》的批評，就可體現此點。樹達“自一九一二年始讀《文通》，頗持異議”，他依據英語、日語特點，結合漢語進行比較研究，在承認馬氏《文通》學術價值的同時，指出“馬氏之失，約有十端”，這在1929年的《馬氏文通刊誤》中有詳論。寅恪贊同此點，其《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有闡述。二人在批評馬氏《文通》以西洋語法附會中國語法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二人出發點略有不同：寅恪從段王之學、歐洲歷史語言之學相結合入手，通過多種語言的比較，如“中藏文比較之學”來評判馬氏《文通》“何其不通”；樹達則深於王氏之學，更多從傳統小學本身入手進行批評。按治學方法而言，二人亦有許多“冥會”之處。試以文史為例舉兩點。其一，重視校勘是楊陳二人治文史之學的要途之一。樹達早年受業於葉德輝，葉氏精於版本、目錄、校勘之學，樹達受其影響甚大，以至《漢書窺管》等專著均重視校勘。寅恪遊學柏林大學，受路德施教授等人常用同一文獻的不同文本、譯本進行互相比較對勘之法影響較深，後來他在佛經校勘、歷史文獻校勘等領域，用了很大氣力。關注語言文字學，也是二人的共同之處。樹達《詞詮》指出：“余生顓魯，少讀王氏書而好之，弱冠遊日，喜治歐西文字；於其文法，頗究心焉”。他在湖南大學執教文字學，撰寫了《中國文字學概要》、《文字形義學》諸書。據寅恪表弟俞大維言，寅恪“幼年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曾用過一番苦工”，後留德期間進一步認為“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所以，寅恪研究外國文字，吸收西方語文考證學派的精義，在訓練方法、運用材料、發明議論上，取得了與沈曾植、王國維可相提並論的成就。其二，二人治學，實均淵源於宋儒治史之“長編考異之法”。寅恪認為，宋代史學今古罕匹，中國史學莫盛於宋，“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他在樹達《論語疏證》序指出：“先生匯集古籍中事實語言之與091
《論語》有關者，並間下己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此司馬君實、李仁甫長編考異之法，乃自來詁釋《論語》者所未有，誠可為治經者闢一新途徑，樹一新模楷也”，所以寅恪認為樹達治經之法與自己相同，而與“宋賢治史之法冥會”也。寅恪重視《通鑑》，推崇司馬光、李仁甫等宋代史家之治史方法，寅恪的治史方法正如此。二人積有厚學，在各自的治學領域均是先驅。樹達《漢書窺管》、《論語疏證》等書，無不給後人以軌則，近人陳直先生《漢書新證》等書體例仿自《漢書窺管》，陳直說：“《漢書窺管》在《漢書補注》之後，對於訓詁學、校勘，很有參考之價值”。朱自清認為，樹達有些方面“開了獨立研究的風氣”。寅恪是“開風氣”者，以敦煌研究為例，不僅首創“敦煌學”一詞，論證了敦煌文書的巨大價值，而且身體力行推動研究，開了一代學術新風。樹達與寅恪家族“三世”之交不同尋常，寅恪稱譽樹達為“一代儒宗”、“漢聖”、“赤縣神州訓詁小學之第一人”；後者以“畏友”、“學人”相視，二人共同執教清華等校，同為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首任院士、中國科學院首任學部委員等，研究方法亦多“冥會”，同氣相求，相惺相惜，極大推動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按寅恪《王國維遺書》序文之標準，“其學術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示來者以軌則也”，則是開風氣、示軌則之“大師鉅子”，以此度量寅恪、樹達二位學人，均是卓然成家之“大師鉅子”。回顧這一對學人追求真知、崇尚自由並為之恭行踐履的學術人生，足以垂範後昆，值得世人追念並效法。①楊樹達：《積微居詩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頁；第60頁；第74頁。②陳三立：《巡撫先府君行狀》，載《散原精舍文集》卷5，錢文忠標點本，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③梁啟超：《飲冰室文集》37，上海：中華書局，1926年，第69頁。唐才常，字紱丞。④陳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9頁。⑤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頁。此外，白吉庵摘錄《積微居日記》（從1920年8月到1922年12月底，載北京：《文獻》1985年3期、1987年2期）。楊樹達文孫逢彬先生指出，已經出版的《積微翁回憶錄》的兩個版本，均未照錄《日記》全部的精華。筆者期待《積微居日記》全本的早日出版。⑥⑦⑧⑨⑩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第77頁；第164頁；第307頁；第136頁；第366頁；第1頁；第17頁；第36頁；第37頁；第82頁；第58頁；第59頁；第62～64頁；第64頁；第64頁；第82頁；第120頁；第79～80頁；第77頁；第195頁；第188頁；第195頁；第195頁；第198頁；第212～213頁；第285頁；第288頁；第306頁；第309頁；第309～310頁；第331頁；第375頁；第382頁；第323頁；第345頁；第348頁；第97頁；第357頁。陳寅恪致楊樹達的這13封信，包括1940年8月2日、1952年12月6日、1954年7月10日等陳寅恪來函6封；而楊樹達日記中載收到陳寅恪之函有1931年11月26日、1942年12月中旬、1951年6月20日等7封。對於陳、楊二氏之友誼，王元化《楊遇夫的治學態度———讀〈積微翁回憶錄〉》一文論及，見《清園夜讀》，廣東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楊逢彬整理：《積微居友朋書札》，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97頁；第93頁；第94頁；第96頁；第97頁；第98頁。陳三立：《榘林五十生日賦贈》自注，載《散原精舍詩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1年，卷上，第21頁。吳宓：《雨僧日記》，轉引自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4～35頁。王永興：《陳門問學叢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頁。胡適：《胡適的日記》，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1
1985年，第475頁。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1～263頁；第230頁；第317頁；第223頁。姜伯勤：《唐令舞考———兼論陳寅恪先生〈元白詩證史〉的文化闡釋》，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第2～4頁。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03頁。汪榮祖：《陳寅恪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83頁；第47頁。《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北平：《清華學報》，9卷2期，1934年4月。A表示出自姜建、吳為公編《朱自清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B表示出自《積微翁回憶錄》。劉桂生、歐陽軍喜：《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補》，載王永興主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劉夢溪：《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陳寅恪先生的學術創獲和研究方法》，載《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0頁。楊樹達：《與陳寅恪書》，《積微居小學述林》卷7，北京：中國科學院，1954年，第308頁。季羨林：《懷舊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00頁。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第82～84頁。楊樹達：《漢書窺管》“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頁。“癸巳之歲”，指1953年。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83頁。余英時：《“陳寅恪熱”的新收穫———從〈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談起》，廣州：《東方文化》，1997年1期。白吉庵：《楊樹達傳略》，北京：《文獻》，第21輯，1985年4月。金應熙：《陳寅恪傳》，載《中國史學家評傳》下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載《文人畫像———名人筆下的名人》，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楊樹達：《馬氏文通刊誤》“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頁。楊樹達：《詞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頁。陳寅恪：《與妹書》，上海：《學衡》，第20期，1923年8月。陳寅恪：“序”，見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頁。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王永興：《學習〈柳如是別傳〉的一點體會———柳如是的民族氣節》，載《〈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永興：《種花留與後來人———陳寅恪先生在清華二三事》，《學術集林》卷九，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李錦繡：《王永興談陳寅恪治史之道》，北京：《文史知識》，1997年1期。陳直：《漢書新證》之《自序》，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郭良夫：《懷念我的老師朱佩弦先生》，《學林漫錄》七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陳寅恪：《王國維遺書·序》，載《王國維遺書》第1冊《卷首》，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作者簡介：王川，四川師範大學教授、中國近現代西南區域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學博士生導師。成都 610066［責任編輯 陳志雄］29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1期流産的改革：抗戰時期經濟作戰部之籌設傅 亮［提 要］ 抗戰時期，國統區的物價逐漸暴漲，引發了嚴重的經濟與政治危機。為了應對統治危機，國民政府設置了一系列平價機構來平抑物價，但仍然缺乏權責明確的中央機構統一事權。1940年7月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議決設立經濟作戰部，以此加強經濟行政，建立戰時經濟行政體制，從而更有效地應對經濟及物價問題。但經濟作戰部的籌設，遭到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的強烈反對，最終未能如期設立。經濟作戰部籌設的失敗，充分反映了國民政府内部政治權力的衝突，體現了其因人事而廢制度的政治運作特點，也凸顯出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建立完整的全國性戰時體制的困難。［關鍵詞］ 抗日戰爭 物價管制 行政改革 經濟作戰部［中圖分類號］ F1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193⁃10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中國軍民奮起扺抗。是年底，南京陷落，國民政府各機關陸續遷往重慶，後將重慶定為陪都，四川等西南省份成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因受戰爭破壞、物資緊缺等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大後方的物價上漲非常明顯。以糧食價格為例，1937年抗戰之初，糧價平穩。從1938年至1940年6月，糧價進入了一段逐漸高漲的時期，但其漲幅並不如一般物價激烈。1940年7月至1941年6月，糧價進入了猛漲時期，尤以四川省1940年秋歉收以及宜昌失守等原因，糧價上漲幅度超過了一般物價。1941年6月，重慶米價比1937年上半年的平均價格增漲約31倍，躍居全國首位，每市斗41.87元。①糧食等物品價格的上漲，嚴重影響了民衆的生活，1940年3月成都發生搶米風潮，此後各地搶米風潮迭次發生，從而使糧食問題“成為社會政治的嚴重問題”②。與糧食類似，其他物品價格也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暴漲。為應對物價上漲，國民政府先後頒布“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非常時期平定物價及取締投機操縱辦法”以及“取締囤積日用品辦法”等條例，並採取種種措施，設置各種平價機關來穩定物價。但這些平價機構互不統屬，缺乏相應的中央權力機構來統一職權，實際效果大打折扣。1940年7月，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通過了在行政院内設立經濟作戰部以及經濟會議的決議，籌設的經濟作戰部的職權包括對敵封鎖、物資供應、物價平準這三個方面，實際是國民政府應對戰時經濟問題的中央權力機構。目前學術界對經濟作戰部的籌設大都一帶而過，③並没有注意到其籌設背後所牽涉的政治與391
經濟方面的重要意義。經濟作戰部的籌設，表明國民政府為了應對抗戰時期的物價及經濟問題，試圖重新調整政府權力架構。這種政府權力的變動與改革，遭到了國民政府内部的強烈反對，最後導致其成立的流産。本文通過考察經濟作戰部籌設之背景、籌設失敗的原因，進而探討國民政府内部的政治權力鬥爭，從而窺探國民政府政治制度設計與實際運作之間的矛盾，以及國民政府建立完整作戰體制的困難所在。一、經濟作戰部的籌設抗日戰爭爆發後，經濟及物價問題成為國民政府亟須解決的難題。在抗日戰爭前期，國民政府管制物價的措施，除了頒布一系列法令取締投機、打擊囤積居奇之外，主要是通過農本局、糧食管理局、平價購銷處等平價機構來穩定物價。具體辦法是：政府提供資金，通過平價機構來購買糧食、衣被以及其他日用品等投放到市場上，同時打擊囤積居奇，希圖以此來調節物價。農本局成立於1936年9月，初期業務主要以農貸來促進農業生産，設立合作金庫，建設農倉等等，從而調劑農業金融。在抗戰爆發後糧食價格上漲的情况下，農本局又承擔了平抑糧價的職責。④經濟部次長、農本局總經理何廉認為，平抑糧價的工作，需要制定控制經濟的具體做法並建立相應的機構來貫徹執行，農本局承擔購米及定量分配的任務，卻缺乏所需資金以及法定權力，導致農本局因糧食價格上漲而成為衆矢之的。⑤為此，何廉建議成立專門的糧食管理機構來負責糧食管制工作，從而促使全國糧食管理局（部）的成立。除糧食外，國民政府還成立了專門機構來負責其他物品的平價事宜。1939年12月5日，經濟部公布《日用必需品平價購銷辦法》，決定成立平價購銷處，由其主持辦理西南、西北各省日用必需品平價購銷事宜，其運營資金由四聯總處分期撥付，其會計直接受四聯總處監督。⑥12月12日，平價購銷處正式成立，其資金為2,000萬元，業務種類主要有服用、糧食、燃料、日用品四項，分别委託福生莊（農本局内設機構）、農本局、燃料管理處及中國國貨聯營公司代為經營。1940年1月，經四聯總處第十七次理事會決議，由四聯總處先行撥付800萬元，供平價購銷處使用。⑦1940年2月起，平價購銷處先後撥交資金委託平價機關購買日用品，然後投放市場，試圖起到平價效果。除農本局、糧食管理局、平價購銷處管理糧食、服用、燃料和日用品等的價格之外，國民政府還按照其他各種物品另設平價機構以及專賣局，相應地對這些物品價格進行管制。這些平價機構，有的是舊有的，有的是新設的，大都是各自負責一種或多種物品的平價。對於不同機構負責不同物品平價的狀况，四聯總處理事會決議曾指出：“查平價組織，可分兩種關係，一為自中央以至省縣區鄉之一貫統屬關係，一為每級組織内之各類物品統制部門之相互聯絡關係。過去辦理平價，多偏重於前者。譬如糧食平價屬於農本局囤糧監理委員會及糧食管理局，燃料平價屬於燃料管理處，按物價設機關個别統制，自中央以至地方，由同一機關負責管理，此種辦法自有其指揮靈活之便利。但亦易使機關繁複，系統紊亂，政出多門，致各種物品之統制，失其聯繫。”⑧這些平價機構互不統屬，無法統一協調，農本局、平價購銷處等隸屬於經濟部，而糧食管理局、運輸統制局則直屬於行政院。物價管制還牽涉到經濟、財政、運輸等各種問題，因此物價問題不可能是某一個部門甚至某一些機關所能負責的事情，有必要重新設立一個權力部門來統屬這些機關，起到統馭有方的效果，從而建立起戰時經濟行政體制。除了物價飛漲之外，國民政府也面臨因戰爭導致的其他嚴重的經濟問題。如何解決抗戰爆發後面臨的經濟問題，經濟行政改革成為一條可能的道路。1940年夏天，物價上漲引發的政治與經濟困難，使蔣介石非常擔憂。為了管制物價，蔣介石思491
考對政府機構進行改革，從而加強管制物價及經濟的力量。1940年7月1日至8日，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在重慶召開。蔣介石在7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設立糧倉委會、經濟作戰部與設計局。”⑨7月6日，蔣介石以“半年來工作之檢討與中樞機構之調整”為題進行訓話，第六條要點為：“對於中樞機構之調整與充實，其要點：（1）行政院之經濟部改為工商部，另設經濟作戰部與戰時經濟計劃委員會；（2）設置中央設計局及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⑩為此，蔣介石向大會提交了“擬於行政院增設經濟作戰部並設置戰時經濟會議，加強經濟行政效率適應長期抗戰需要案”供大會議決，該案提出設立經濟作戰部的緣由如下：我國抗戰已屆三年，在此長期戰事之中，舉凡對外貿易、對敵封鎖，以及物資之調節、物價之平衡，千端萬緒，息息相關，非有統一決策，與集中管理之機構，無以達調節管制之任務。現在政府組織，關於經濟各部門，雖各有主管機關，但在平時行政體系之下，為應付戰時需要，往往隨事設置臨時補苴，初無整個之計劃，以致機構歧出，名目繁多，責任不清，事權不一，重叠矛盾，牽掣摩擦之弊，因之而生。為適應長期抗戰起見，亟應確立戰時經濟行政體系，集中運用，以求設計決策與執行督導之統一，並將現有機構，加以調整，以祛機關聯立之弊。本此原則，擬於行政院增設經濟作戰部，以專責任；並設置戰時經濟會議，俾有關機關切取聯繫，以資統籌。這個提案的主要内容有四點：一是行政院内設立經濟作戰部，行政院院長為主席，經濟作戰部、財政部、軍政部、工商部、交通部、農林部部長為當然委員，並以四聯總處理事會常務理事一人、運輸統制局主任、後方勤務部長為委員；二是改經濟部為工商部，專管工商及礦業事宜；三是經濟作戰部下轄機構為糧食管理處、貿易委員會、物資調節處（署）、敵偽封鎖處（署）、物價委員會、各戰區經濟委員會，掌管糧食、貿易、物資調節、對敵經濟封鎖、物價調查與平衡、戰區經濟委員會等事務；四是在行政院内設立經濟會議，協調統籌有關經濟部門。當日，大會議決通過：“（一）設置中央設計局統一設計工作，並設置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以立行政三聯制基礎案；（二）設立經濟作戰部，並設置戰時經濟會議，加強經濟行政效率，適應長期抗戰需要案；（三）請確定全國糧食管理政策並建立各級管理機構案。”由此，經濟作戰部的籌設提上了議事日程。籌設經濟作戰部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決戰時物價以及經濟方面的問題。對於經濟作戰部的設立，有報導説：“聞經濟作戰部成立後，原有經濟部之資源委員會、農本局及平價購銷處，並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均併入該部管轄，以為對日人展開經濟作戰之基本力量。”擬成立的經濟作戰部掌管的部門，既有直屬於行政院的糧食管理局，也有隸屬於經濟部的農本局與平價購銷處，甚至還有財政部的貿易委員會，這些部門大都與戰時物價以及經濟有關。若成立經濟作戰部，勢必牽涉到行政院内多個部會權力的重新分配。可以説，經濟作戰部的設立是一次行政機構改革的嘗試，是對國民政府内部權力的重新劃分，以期建立戰時經濟行政體制，應對抗戰。二、經濟作戰部的人事、組織安排經濟作戰部這樣一個重要部門的人事安排，成為當時權力競爭的焦點。由於涉及到對日經濟作戰問題，時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副秘書長的錢昌照和經濟部部長翁文灝認為經濟作戰部部長應由白崇禧擔任，經濟部次長何廉也頗為認同。不過，蔣介石一開始有讓宋子文擔任部長職務的想法。7月16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請其擔任經濟作戰部部長：“行政院新設經濟作戰部，暫任兄為部長，由中兼代，待兄回時或臨時再易他部亦可。以該部關係重要，不能不從速成立，次長人選先以顧591
翊群及曾養甫二人，待兄回國可再另商也。”8月15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行政擬改組整頓，兄能早日回國為盼。”對此，宋子文提出自己的建議，蔣介石也表示贊同。不過因宋子文遠赴美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爭取美援，不可能短期内回國，由其出任經濟作戰部部長只是蔣對宋許好而已。8月20日，顧翊群被免去廣東省財政廳長職務，“另有任用”，此人事變動很可能是為顧翊群出任次長作準備。蔣介石對經濟作戰部的籌設非常重視，日記中常見到經濟作戰部之有關記錄。8月2日，“蔣介石日記”中記錄預定的幾件事情，其中一件即“經濟作戰部之人選與籌備”。但由於人選的不確定以及統轄部門的問題，直到9月份經濟作戰部成立與否仍然没有定論。“蔣介石日記”記載的9月份大事預定表，“經濟作戰部之組織”排在第二位。9月4日，何浩若向蔣介石進呈，認為物價問題與金融政策相關，增發貨幣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為通貨膨脹之必然現象。解決物價之根本辦法，在於促進生産，對於交易只能予以監督。何浩若提出“統制信用、監督交易及誘導生産”之十一條具體辦法，並認為“目前急務，似應急速成立經濟作戰部，加以統馭調整，始能收戰略一致，指揮靈活之效。經濟作戰部不僅須將經濟部門如貿易、對敵封鎖、平價機關，統一部内，並須有指揮金融機關之權，俾金融與經濟得趨一致。”物價問題本非簡單的物資問題，必須調整金融與經濟，才有可能取得成效。可以説，何浩若的呈案切中了物價問題的核心，也體現了他認識到經濟作戰部應擁有指揮金融機關的職權。9月間，蔣介石一直在籌劃經濟作戰部的人選及編制。9月27日，蔣介石手令：行政院經濟作戰部改名為國防經濟部，貿易委員會、糧食管理局、平價購銷處、福生莊等皆移歸接管。第二天，翁文灝即與經濟部次長秦汾商量改組經濟部的辦法。10月1日，翁文灝與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行政院政務處長蔣廷黻、何廉商量國防經濟部組織，擬設對敵封鎖、物資供應、物價平準三部分，由魏道明呈送蔣介石。10月2日，為了統一事權、增加效率，翁文灝擬將國防經濟部之名改為統制總監部，由蔣介石親任總監，翁文灝並附送條例及系統表。10月12日，蔣介石將魏道明所擬的《國防經濟部組織法》和翁文灝所擬的統制總監部辦法交由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進行核議。張群擬以賀耀組、何廉為次長。張群作為政學系的代表人物，其推薦何廉擔任次長，自然有加重政學系在政府中的分量之考慮。蔣介石接受了將國防經濟部改為物資總監部的建議，但並没有同意張群提出的以何廉為次長的意見。12月3日，孔祥熙在行政院會議上報告，稱蔣介石致函設立物資總監部，蔣自任總監，賀耀組、曾養甫為副監，内設管制、稽核、財務各司，貿易委員會、農本局、物價平準局、對敵經濟封鎖局等均附屬之。對於出任副監一事，曾養甫回憶：“當滇緬鐵路停頓之際，物價波動極烈，影響抗戰前途。總裁決意特設經濟作戰部，自兼部長，而命余與寧鄉賀貴嚴氏分佐其事。於是群蜚刺天，張大其詞，謂余如出任此職，必釀成大禍。總裁震怒，手書訓諭千言，責余不應沾染官僚政客習氣，故偶一提及，聞者即談虎色變。而事亦中輟。實則余惟不能與官僚政客沆瀣一氣，故不為官僚政客所容，殊引以為榮也。”所謂“群蜚刺天，張大其詞，謂余如出任此職，必釀成大禍”，大概是指有人向蔣進言曾養甫不適合出任此職。蔣介石原矚意顧翊群任經濟作戰部次長，後又改為賀耀組，張群推薦何廉任次長又被蔣介石所否，曾養甫擬任次長又被人攻擊，由此可見各方對於經濟作戰部（物資總監部）人選爭奪之激烈。12月，蔣介石將成立物資總監部作為當月大事之一。7日，行政院以設立物資總監部事徵集軍、財、交、經、農各部意見。24日，行政院會議商討物資總監部職掌以及經濟會議組織。可以説，經濟作戰部（物資總監部）的成立已經提上了正式的議事日程。691
三、“平價大案”與經濟作戰部的流産除了人選問題的爭奪之外，經濟作戰部的成立也遭到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的極力反對。7月18日，翁文灝在日記中提到：“近日蔣曾言，擬用顧翊群為經濟作戰部次長，大約蔣自任部長。財部（孔、徐）皆以經濟作戰部將管貿易及外匯而大為擔心。”12月3日，行政院對蔣介石設立物資總監部的手令進行核議，孔祥熙當天在宴請法國大使後，對翁文灝就賀耀組、曾養甫擬任物資總監部副監以及物資總監部之事表示頗為感慨。孔祥熙對物資總監部的成立有不同意見是可以想見的，因為物資總監部將管理貿易委員會以及外匯，並對金融機關有指揮之權，這勢必大大削弱財政部以及金融機構的權力，從而動摇孔祥熙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經濟作戰部改為物資總監部的條例及系統表等，都是由翁文灝等人建議，並經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審議。對於經濟作戰部次長一職，張群最初提議由蔣廷黻擔任。張群認為，“經濟作戰部成立後，與現有主管各部會之職業關係甚多，職權上之調整與工作上之聯繫至關重要，次長一職對外須能保持各方面緊密圓滿之合作，對内須主持所屬各部分主管事務之推動與進展，非富有行政經驗兼經濟學識者不能勝任，次長一職似以蔣廷黻為宜，並為調整各部會關係之便利起見，擬請仍令暫兼行政院政務處處長。”後張群又向蔣介石建議由何廉擔任物資總監部次長職務，以此加重政學系在行政院中的權勢。這使得作為政學系代表的翁文灝與何廉，成為反對成立經濟作戰部的孔祥熙等人極力攻擊的對象。而平價機構的負責人基本上都是政學系的代表人物或與政學系相近的人士，如兼任農本局總經理的何廉、糧食管理局局長盧作孚、平價購銷處前處長章元善等，其中何廉既是經濟部次長，又兼任農本局總經理、糧食管理局副局長，成為受攻訐最集中之人。到了12月間，蔣介石認為物價問題“非有解決之辦法不可”。26日，蔣介石幕僚陳布雷將有關平價機構存在營私舞弊嫌疑的情况向蔣介石報告，蔣憤怒不已，手令徹查平價購銷處、農本局、國貨聯營公司及燃料管理處舞弊案。28日晚，軍統特務將農本局、平價購銷處以及國貨聯營公司等平價機關十多人逮捕審問，釀成轟動一時的“平價大案”。“平價大案”是平價購銷處處長吴聞天向侍從室陳方報告平價購銷處業務的弊端，再由陳布雷將此報告向蔣介石匯報才導致的。但該案發生之後，“操縱其事者，煞費苦心，多方烘托，欲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將經濟部事業人員，一網打盡，從而窘翁倒翁。”章元善認為操縱之人的目的是為了“窘翁倒翁”，即打擊經濟部部長翁文灝。何廉也認為“黨中若干分子歧視太甚”，翁文灝覺得“從種種事實看來，徐堪存心與若干人為難”，並認為“以彼著名污吏乃竟大膽欺凌正人，當局竟受其蒙蔽，可嘆没［莫］過於此。”這些意見是當事人所發，或許有所偏倚。不過，王世杰在日記中對此事之評論卻頗為中肯：“徐於翁部長泳霓亦素乏好感，此次風潮，雖非以徐為主動，然告發後主持查辦者為徐，聞者俱憤之。”財政部次長徐堪確實欲借此案打擊政學系，從而控制經濟部轄下的農本局。徐堪對於農本局等平價機構的攻擊，實際上得到孔祥熙的支持。此案反映的是財政部孔祥熙、徐堪與經濟部翁文灝、何廉之間的政治矛盾與衝突。“平價大案”的發生，使得蔣介石對經濟部轄下的平價機構的廉潔産生嚴重懷疑，認為物價無法平抑的原因，在於用人不當，而不是機構不力。1940年12月31日，孔祥熙將行政院各部對設立物資總監部的意見向蔣介石報告，行政院第496次會議討論的結果是：物資總監部成立之後，“所有行政院直轄之各戰區經濟委員會及原屬各部之有關機關，如經濟部之農本局、燃料管理處、平價購銷處及財政部新擬設置之緝私處與在各戰區所設貨運稽查處等，自應分别移交接管，俾專責成，791
以利事功”，但海關、鹽務、税警應照舊辦理；而“貿易委員會現有職務與財政金融及對外債信關係至為重要，且所辦理進出口貿易均係履行國家契約，不便因國内物資管制有所影響，似宜維持原來系統，不予變更。”在這份報告中，孔祥熙將物資總監部擬管轄之財政部的貿易委員會“維持原來系統，不予變更”，而緝私處負責的相當一部分事務也“仍應送交原主管署局依法處置”，這樣就大大違背了原來擬設經濟作戰部的初衷，也大大削弱了經濟作戰部的職權。如此一來，喪失了指揮金融機關權力的經濟作戰部（物資總監部），即使最後真正成立，也必將成為跛腳的部門，難以較好地解決經濟以及物價管制問題。這樣的話，成立經濟作戰部就没有什麽意義了。孔祥熙提交的行政院第496次會議報告，充分反映了財政部不願意將財政金融方面的權力交給擬成立的經濟作戰部（物資總監部）。孔祥熙作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蔣介石也不得不重視他的意見。而對於孔祥熙的反對，蔣介石又不能真正做到大義滅親，抛棄孔而另起爐灶。翁文灝的灰心與何廉的去職，使得在經濟事務方面，行政院内很難再有能夠抗衡孔祥熙的政治力量。這兩方面的原因，導致蔣介石不得不暫時打消成立經濟作戰部（物資總監部）的考慮，從而以其他物價管制機構來代替。四、經濟會議與經濟作戰部的再提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通過了成立經濟作戰部以及經濟會議的決議，前者最終未能成立，後者則如期創設。1940年12月17日，行政院經濟會議第一次召開會議，出席人員有：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交通部部長張嘉璈、農林部部長陳濟棠、社會部部長谷正綱、財政部次長徐堪、經濟部次長秦汾、重慶市市長吴國楨、四聯總處秘書處徐柏園、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盧作孚及副局長何廉等人。孔祥熙在報告時稱，蔣介石在12月14日曾召集談話會，“對於調劑糧食、平抑物價諸問題認為應由行政院組織一經濟會議，每周開會討論一次，俾得確定各項緊急措施，以資應付。”蔣介石並指示孔祥熙迅速成立經濟會議，因此行政院會議決定“每星期二上午八時舉行經濟會議，會後舉行行政院會議，俾經濟會議之決議案，得從當日院會核定施行。”12月29日，翁文灝與秦汾、何廉訪晤孔祥熙，孔向翁出示蔣介石之手令，蔣要求在行政院内設糧、物、工平價執行總局，以孔為主席，谷正綱、賀耀組為總幹事，“於有關各部調用二三人，分期降價，不必多數事業費，務必從速實行。”1941年1月14日，行政院經濟會議第五次會議召開，賀耀組認為平價執行總局實際上等於經濟會議之秘書處，不如仍作為秘書處，可設立小組。孔祥熙堅持蔣介石設立平價執行總局、以孔為主席的命令。會議議決：糧食、物、工平價執行總局組織大綱原係遵照蔣介石手令擬定並經其核准，關於糧食、物、工平價事宜仍應由該局辦理。而經濟會議組織大綱之秘書處組織已奉蔣介石指示暫無庸設置。不過，蔣介石隨後改變了自己的意見，1月17日，賀耀組告訴翁文灝，蔣介石決定不設立平價執行總局，而設立經濟會議秘書處，以賀耀組為秘書長，蔣廷黻、谷正綱為副秘書長。1月21日，經濟會議通過經濟會議組織大綱草案，決定設立秘書處，代替平價執行總局的管制物價職責。經濟會議設立之後，專門管理經濟事務，尤其是物價管制。經濟會議通過召開會議，在會上報告各種有關物價的事宜，形成決議後由有關部門執行。經濟會議雖然是“全國最高平價專責機關，統籌辦理全國一切平價事宜”，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此前籌設的經濟作戰部的職能，不過，由於經濟會議只是通過召開會議，由各部會執行，實際上只是各部門之間的協調機構，其職權與經濟作戰部891
不可同日而語。此後經濟會議改組為國家總動員會議，負責的事務極其繁多，物價管制只是其中一項。1941年5月之後，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經濟會議秘書處與物資統監部之組織”，再次提出設立經濟作戰部（物資統監部）的設想，其部長由黄紹竑擔任，次長由王東臣、何浩若擔任，但未見實際的政治操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再次試圖加強經濟與物價管制。1942年9月，蔣介石又開始準備籌設經濟作戰部或物資統制局，但仍沒有實際的政治運作。1942年11月27日，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國家總動員工作之檢討與實施〈加強管制物價方案〉案》，後附《研究加強管制物價之具體實施方案並成立經濟作戰部案》，該提案中共有三份意見書。在意見書中，何浩若再次提出在中央機關内設置物資統監部，統攬管理物價及控制物資之責。彭學沛也在意見書中提交《管制物價機構組織大綱擬議》，認為有必要在中央設立“一負責管制物價總責之部”，名稱為“經濟作戰部”，由其統轄衣、食、住、燃料、日用品等各種物資專管機關，並由其主管所有管制物價方針。孔祥熙認為稱為“作戰部”不妥，不如稱為物價管制部。在11月24日五屆十中全會的經濟組審查經濟作戰部案上，“因財政部不願將貿委會及專賣局劃出，故張岳軍面稱［請］蔣示時，蔣言：可擬議二種辦法，一設經濟作戰部，二不設此部，以免分割。委員多覺不平，表示結果仍應劃出。”最後，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對於是否成立“經濟作戰部”的決議是“經濟作戰部不必設立”。這次決議徹底否決了成立經濟作戰部（物資統監部）的提案，實際原因仍在於財政部不願意讓出權力。至此，經濟作戰部的籌設徹底成為泡影。結 語國民黨將領張治中在其回憶錄裡講到，他曾於1941年3月就政治、軍事與黨内風氣的問題向蔣介石直陳：“又如七中全會議決設置經濟作戰部，數月以來，一變而為物資統制部，再變而為某某局，又一變而為今日之經濟會議，轉折阻礙，莫可究詰。準此類推，舉凡一周兩周可以解決之問題，往往拖延至一年半年尚未能得到結論。”張治中的這段回憶，很好地概括出了經濟作戰部籌設的流産過程。經濟作戰部籌設的失敗，充分反映了國民黨因人事而廢制度的特點。蔣介石無法下定決心對行政院進行徹底改革，重新革新政府，設立事權集中的經濟行政部門。這種行政權力改革所遭遇的反對及其政治藴意，似乎可見國民政府政治權力鬥爭的面向及其政治制度運作的内核。抗戰爆發之後，在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通過設立的國防最高委員會，是戰時的最高權力機構。但在政府行政方面，行政院則可以説是“五院之首，權位獨尊”。在權責最重的行政院内重新劃分權力，從而成立一個新的部門———經濟作戰部，是國民政府對戰時嚴峻經濟問題的因應，也是對行政權力的一次改革。經濟作戰部的成立，將大為削弱財政部的權力，這遭致了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的極力反對。孔祥熙等人借“平價大案”對政學系代表人物翁文灝、何廉等人多方為難，最終導致何廉去職，削弱了政學系官僚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孔祥熙向蔣介石提交的行政院第496次會議報告，也表明財政部不願將貿易委員會等機關劃歸經濟作戰部管轄，這成為經濟作戰部無法成立的最主要原因。行政院的會議報告，導致蔣介石只能暫時放棄成立經濟作戰部。除了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的強烈反對之外，經濟作戰部的籌設失敗，也反映出國民政府並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戰時行政體制。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沒有形成完整的戰時體制，這也影響到了經濟方面的作戰機構———經濟作戰部的設立。國民政府籌設經濟作戰部，本意在通過統轄經濟、金融等行政機關，以此來應對戰時出現的物價、經濟等方面的經濟作戰問題。經濟作戰部的設立，991
實際上是戰時經濟行政體制的改革，這種改革牽涉到國民政府内部的多個權力部門，需要進行強有力的推動才有可能真正成功。對於物價問題，蔣介石又急於求成，甚至認為糧食市場可以用強制力量來穩定，“砍掉幾個人的頭就能夠威懾大多數人，使他們按照政府的要求做。”在“平價大案”發生後，蔣又企圖依靠經濟會議來代替經濟作戰部的職能，實際上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換言之，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缺乏對戰時體制的頂層設計，致使經濟作戰部的籌設最終流産。在1942年11月的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上，何浩若在呈案中專門提到學習美國戰時控制物價的做法：“倘採會議形式，則事權未能集中，恐難把握時機，終無以副軍事之需要，是以美國戰時經濟管理機構，雖分别設立，而胥由大總統辦公廳之緊急事務管理局為其中樞。”何浩若的建議非常中肯，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國民政府控制物價的機構的特點，即“事權未能集中”。蔣介石雖然依靠經濟會議以及國家總動員會議執行了一系列統制物價的辦法，並在抗戰後期對物價實行全面管制，但終至抗戰結束，也没有徹底解決物價問題。雖然無法假設經濟作戰部的成立，就能夠成為解決經濟及物價問題的良藥，但若能夠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戰時經濟行政體制，設立事權集中、權責分明的經濟作戰部來統馭物價管制及經濟事務，國民政府的物價及經濟問題可能會有不同的局面。〔本文在寫作及修改過程中得到趙崧杰、龐毅同學的幫助，謹致謝忱〕①秦孝儀：《抗戰建國史料———糧政方面（一）》，《革命文獻》第110輯，台北：中央文物供應處，1987年，第220～221頁。②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以下簡稱《唐縱日記》），北京：群衆出版社，1991年，第150頁。唐縱在3月22日的日記中就講道：“最近雲南擔米漲至一百二十元，幸未出事。但福建則發生搶米風潮。四川本豐年，不應有此種顧慮，不幸於月内十四日下午七時，亦發生搶米之暴行”（《唐縱日記》，第123頁）。關於1940年成都搶米風潮的研究，可參見陳默：《米荒、米潮二重奏：1940年成都的糧食危機》，北京：《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2期。③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見方勇：《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1931—1945）》，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郝銀俠：《社會變動中的制度變遷：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糧政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有關物價管制的文章可參見李竹溪：《抗戰時期四川物價統制的實施及其評價》，載四川省中國經濟史學會等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經濟》，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年；曹發軍：《試論抗戰時期四川物價管制的實施》，重慶：《西南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楊雨青：《抗戰時期物價問題之我見》，北京：《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④有關農本局的研究，主要有姚順東：《南京國民政府農本局述論》，武漢：《江漢論壇》，2008年第8期；傅亮、池子華：《國民政府時期農本局與現代農業金融》，南京：《中國農史》，2010年第1期。⑤《何廉回憶錄》，朱佑慈等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73頁。⑥⑧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財政經濟”（9），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0～162頁；第182頁。⑦重慶市檔案館、重慶市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合編：《四聯總處史料》（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年，第241～242頁。⑨《蔣中正日記》，1940年7月5日，台北：抗戰歷史文獻研究會編印，2015年。⑩薛月順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4册，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20～21頁。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4編，“戰時建設”（3），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8年，第210～211頁；第281頁。物價審查委員會在大會報告中也建議加強負責機構的權力，明確劃分權責。“唯有加強負責之機構，002
並使各負責機關能有極靈敏密切之聯繫，分工合作，為有機體之活動，且將各機關權責劃清，俾事有專責，毫無牽制，庶能負責進行，迅赴事功，不致因權力不足，或機關之牽制，而窒礙難行，坐失時機，各地方當局，亦應秉承中央政策，一致進行，以收全國一致之實效。”《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4編，“戰時建設”（3），第213頁。《經濟作戰部不久即成立》，香港：《財政評論》，1940年第3期。經濟作戰部的名稱一直在變化中，行文中涉及不同稱呼時，一般稱經濟作戰部，在括號中標注實際名稱。翁文灝著，李學通、劉萍等整理：《翁文灝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86頁；第537頁；第545頁；第575頁；第581頁；第572頁；第545頁；第586～587頁；第583～584頁；第592頁；第593頁。吴景平、郭岱君編：《宋子文駐美時期電報選（1940—194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1頁；第43頁。《翁文灝日記》，第511頁。顧翊群，江蘇淮安人，時任廣東省政府委員、財政廳廳長。顧翊群空缺之廣東省財政廳廳長一職由鄒琳擔任，鄒赴廣東任職之後，其原任的財政部政務次長一職空缺，宋子文曾試圖運作由宋子良繼任，但未成功。參見鄭會欣：《宋子文的人際關係與戰時重慶官場異動》，上海：《史林》，2009年第6期。《蔣中正日記》，1940年8月2日。《蔣中正日記》，1940年9月，“本月大事預定表”。何浩若，字孟吾，湖南湘潭人。抗戰爆發後歷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宣傳處處長、中央日報社社長。章紹嗣等編：《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武漢：武漢出版社，1995年，第355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財政經濟”（4），第495～498頁。《翁文灝日記》，第536～537頁。福生莊是農本局内設機構。《翁文灝日記》，第539～540頁。10月1日的日記中，將“統制總監部”誤為“編制總監部”。金以林認為，在1936年黄郛病逝之後，所有政學系成員與蔣介石的關係大都由張群繼承，張群並長期得到蔣介石的信任。金以林：《蔣介石與政學系》，北京：《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翁文灝日記》，第572頁。賀耀組代替了顧翊群而成為次長人選。曾養甫遺著：《五十自敘》，台北：《傳記文學》，第27卷第3期（1975年9月）。《蔣中正日記》，1940年12月，“本月大事預定表”。9月20日，何廉曾向翁文灝表示：“農本局事難辦，經濟作戰部不久將成，擬請改組為農産運輸公司或專做原定工作，否則請辭。”《翁文灝日記》，第532頁。孔祥熙此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翁文灝日記》，第492頁。孔、徐指的是財政部部長孔祥熙、次長徐堪。《遵令查報前擬經濟作戰部編組大綱並擬定次長、各處長人選乞核定》，1940年9月13日，《組織法與管制（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800001006。《唐縱日記》，第190頁。在1940年12月24日的行政院經濟會議上，孔祥熙“告侍從室不宜濫上條陳，陳方（芷町）辯護”，可見孔祥熙對侍從室插手經濟事務非常反感，似可認為吴聞天向陳方報告平價購銷處業務與孔無關。《翁文灝日記》，第581頁。章元善：《“借人頭、平物價”的鬧劇———關於經濟部平價購銷處的一段往事》，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工商經濟史料叢書》第1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2頁。王世杰雖被視為政學系代表，但此事與其關係不大，局外人的評論可能更為客觀。徐指的是財政部次長徐堪，泳霓指的是翁文灝，翁文灝字泳霓。在翁文灝的日記中，記載了徐堪多次為難農本局之事。1941年2月農本局改組時，徐堪不贊成將農本局之農貸完全移交中國農民銀行，而欲轉至其控制的四行歸彼支配。《翁文灝日記》，第610頁。102
有關“平價大案”之事，可參見傅亮：《抗戰時期的“平價大案”始末：以農本局改組為中心》，南京：《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鄭會欣也認為此案的背後牽扯到孔祥熙、徐堪等財政部高官與經濟部負責人翁文灝、何廉之間的鬥爭。參見鄭會欣：《宋子文的人際關係與戰時重慶官場異動》。《國防經濟部改稱物資總監部提出院會討論情形附該部組織條例草案暨系統表》，1940年12月31日，《組織法與管制（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800001006。抗戰時期大後方發生多次倒孔運動，但蔣介石對孔祥熙一直信任有加，並百般維護。直到美金公債案爆發後，蔣介石才痛下決心讓孔去職。參見鄭會欣：《黨國榮辱與家族興衰———析蔣介石與孔祥熙之間的關係》，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平價大案”發生後，翁文灝頗受打擊，對有關經濟及物資管制方面的業務始終心有餘悸，因而專心經營資源委員會的事業。董贊堯口述、丁緒曾整理：《孔祥熙與經濟部改組的内幕》，載壽充一編：《孔祥熙其人其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何廉最後辭去了經濟部次長、農本局總經理、糧食管理局副局長等職務，基本上淡出政界。《何廉回憶錄》，第215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行政院經濟會議、國家總動員會議會議錄》（1），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3頁；第16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行政院經濟會議、國家總動員會議會議錄》（2），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97頁。陳之邁：《中國政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5頁。《蔣中正日記》，1941年5月，“本月大事預定表”。《蔣中正日記》，1941年5月28日。《蔣中正日記》，1942年9月19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4編，“戰時建設”（3），第285～289頁。彭學沛提出“經濟作戰”名目，不過是為了引起朝野之注意而已。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行政院經濟會議、國家總動員會議會議錄》（10），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31～445頁。《翁文灝日記》，第833頁。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第809頁。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年，第243頁。馬起華：《抗戰時期的政治建設》，台北：《近代中國》，第35輯（1983年）。《何廉回憶錄》，第173頁。作者簡介：傅亮，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歷史系講師，博士。江蘇蘇州 215123［責任編輯 陳志雄］202
ABSTRACTSTheRoadtotheCanonizationofClassicalPoetry:AConsiderationontheHermeneuticsoftheClassicalLiteratureofChinaLiChunqing(005)………………………………………………………………………………………………………Abstract:Generallyspeaking,classicalpoetryreferstothepentasyllablepoemswhichwerewritteninthemiddleandlateeasternHanDynastybyagroupofpoetswhoseidentityhasbeenkeptvagueuntilnow.Thepoemshadneithersumptuousrhetoric,norreferenceofpoliticallyrighteousConfuciusideology,buttheywerehoweverhighlyevaluatedandimitatedbygenerationsofinterpreters.Aspoliticalsituationsandvaluesystemsevolved,theideologytidesofliteratiandaesthetictrendsofpoetscontinuedtodevelopandthesublimestatusofclassicalpoetrycouldhardlybeshaken,renderingitselfaveryu⁃niqueliteraryandaestheticphenomenon.Regardingthecanonizationofclassicalpoetry,ontheonehand,itverifiedtheex⁃istenceofthefundamentalvaluewithinthetastesofliteraryscholars,whichwasjustthefundamentalvaluethatrenderedclassicalpoetrytogobeyondthelimitsoftimeandreceivehighesteemfromthelatterinterpreters;ontheotherhand,itprovedthefactthatclassicalpoetrypossessedsomesortofparticularvalue,afeaturewhichwasalwaysuniquelyfascinating,anditwasforthisreasonthatnoothermasterpiecescouldtaketheirplaceinliteraryhistory.Thisfundamentalvaluemadeclassicalpoetryacquireacommonsenseamongreadersfromdifferentagesanditsuniquevaluehelpedarousecuriosityinallconsecutiveeras.Itwasthiscombinationofthefundamentalacknowledgmentanduniquesensethatmoldedtheultimatestatusforclassicalpoetry.Theinterpretationofclassicalpoetryinvarioushistoricalcircumstanceshasconcernedthepoliticalsituation,thetendencyofcultureandacademicscholarshipaswellastheformationoftheidentityofliterati,makingitselfacomplicatedandcomprehensiveculturalphenomenon.Keywords:Classicalpoetry;interpretation;classics;tasteofliterati;identityofliteratiMacaologyandtheSuccessfulImplementationof“OneCountry,TwoSystems”WuZhiliang(025)………………………Abstract:Inreviewingtheprocessoftheimplementationoftheprincipleof“OneCountry,TwoSystems”,theacademiccommunityhasplayedapivotalrole,notonlyindiscoveringproblemsandproposingsolutions,butalsoinreinforcingacul⁃turalfoundation,creatingasocialatmosphereandformingmainstreamvaluesforthe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Inotherwords,theacademiccommunityinMacaohaspositivelyplayeditsroleaspublicintellectuals.Regrettably,theaca⁃demiccommunityseldompaysattentiontoorappraisesthesocialeffectsoftheirresearchworkandfindings.Theconscious⁃nessandsubconsciousnessofboththeacademiccommunityandacademicsaredirectlyrelatedtofuturedirectionsandvalueorientation.ReviewingtheprocessofMacaostudiesofthepast30years,itisdiscoveredthatMacaologyhasmadeasignifi⁃cantcontributiontothesuccessfulimplementationof“OneCountry,TwoSystems”,especiallyinconstructingacorrectun⁃derstandingoftheprincipleinitsdissemination,inestablishingamacroscopicnarrativeofthehistoryofMacao,inmaintai⁃ningthepowerofdiscourseandincoheringconsensuswithinthecommunity,formingmainstreamideasandinconstructingthepoliticalcommunityofthe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aswellastheidentityofthiscommunity.Keywords:“OneCountry,TwoSystems”;academicresearch;Macaology;valuesConstructionofMacaologyasanAcademicDiscipline:TheoreticalProblems,EmpiricalAnalysisandPolicyAdvice GuoWanda(031)…………………………………………………………………………………………………………Abstract:TheresearchobjectiveofestablishingMacaologyasanacademicdisciplineistoprovideameansfortellingthe“stories”ofMacau.Thisresearchperspectiveincludesnotonlythehistory,butalsothepresentandthefutureofMacao.Researchshouldbecarriedoutinalldimensionsincluding:time,space,andstructure.Atthemoment,Macaologyisunder⁃goingaprocessoftransformationfrom“domain”to“discipline”.Theconsolidationoftheparticularsofthedisciplinere⁃quiresfurtherclarificationonresearchdirection,improvementofstandards,innovationofsystemsandcontinuousimprove⁃menttowardsanacademicdisciplinesystem.ThispaperputsforwardthattheacademicdisciplinesystemconstructionofMacaologyshouldconsidertherelationshipsbetween“Macaology”and“Macaostudy”;betweenacademicresearchand302
appliedresearch;betweenlocalityandglobality.Thispaperfocusesonadisciplinesystemconstitutedbyhistoryandculture,legalsystems,politicalsystems,economyandsocialgovernance.Keywords:Macaology;Macaostudy;academicdisciplinesystem;policyadviceMacaologyandtheNeedtoClarifySeveralPairsofRelationshipsLouShenghua(042)…………………………………Abstract:Macaologyneedstoclarifyseveralpairsofrelationships.Intermsoftimingsequence,MacaologyshouldnotonlyexaminethehistoryofMacao,butitshouldbealsoacomprehensivestudyofitshistory,includingthepresentandthefu⁃ture.Intermsoftheoreticalmethodsandtheutilizationofhistoricalmaterials,inordertoadapttotheuniquenessofMacau,Macaologyshouldcreateitsowntheoreticalparadigmandobtainsubstantialsupportfromtheliterature.Intermsofgeo⁃graphicalrelations,althoughMacaologyisalocalstudy,itshouldnotbelimitedtoalocalstudy.The“smallplace”ofMa⁃caolinksChinaandthe“bigworld”oftheglobalthroughMacaology.Interm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MacaologyandMacaostudies,MacaologycanbedividedintogeneralizedMacaologyandMacaologyinthenarrowsense.Thereisnoin⁃clusiverelationshipbetweengeneralizedMacaologyandMacaostudies,buttheycanbesubstitutedforeachother.Macaolo⁃gyinthenarrowsenseandMacaostudiesinthegrandersense,shareaparallelrelationship.Keywords:Macaology;Macaostudies;regionalstudies;academicparadigm;relationshipImaginaryRevolutionary:TheCulturalLogicandFilmHistoryValueofJiangWenFilmGuiLin(050)…………………Abstract:Asanintegralresearchobject,thefeaturesofJiangWenfilmmustbeobservedfromaculturallevel.Beinganout⁃standingrepresentativeofHongxiaobingartists,JiangWenhadacontinuouscontestwiththe“FatherofHistory”inhissixfilmsandattempttoreallyliberalizetheindividualfromhistory,thusaccomplishinghis“imaginaryrevolution”.JiangWenFilmisanimportantbridgeinthehistoryofcontemporaryChinesefilm,connectingmanyfilmpropositionsoftheFifthandSixthGenerationdirectors.Keywords:JiangWenFilm;imaginaryrevolution;theindividual;theFifthGeneration;theSixthGeneration“EienNoZero”:ThePoliticsof“Tears”/“Namida”WangFei(058)………………………………………………………Abstract:“Eiennozero”,directedbytheJapanesedirectorTakashiYAMAZAKI,wasoneofthehighest⁃grossingmoviesof2013inJapan.ThispaperaimstopresentthereasonsbehindthecrazefeltbyJapaneseaudiencesforthemoviefromtwoas⁃pects.Ontheonehand,theimpliedpoliticsintentionallyorunintentionallybringthespectatorintoakindofnostalgiawiththehelpofthetightnarrativestructureof“re⁃collect”(Tuyioku),thusresultingina“de⁃historicized”expression.Ontheotherhand,“Tear”/“Namida”,asanideology,producestheembellishedhistoryoftheirdefeatforthemodernJapaneseinthestructureof“realaffairs”.Keywords:“Eiennozero”;TheNavalWarFilm;“Tears”;ideology;politicsDiscussiononCreationandPublishingofChineseFilmNovelsintheNewCenturyHuangYongjun(066)………………Abstract:ChinesefilmnovelssimplyputareacombinationofChinesefilmandnovels.Theyoriginatedinthe1920s,quicklybecamea“newliteraryvariety”afterthe1930sandweresoonrecognizedbytheliterarycircles.Inthemiddleandlate1940s,filmnovelsfurthermaturedandbegantheirfirsthightideofdevelopment.However,dueto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andothersubjectiveandobjectivefactors,theclimaxoftheChinesefilmfictiondevelopmentfaded.Afterliberation,thedevelop⁃mentofmovienovelswasslow,alongwiththetwistsandturnsof“seventeenyears”ofmovienovelsaswellasthedifficultrecoveryofmovienovelsinthenewperiod,untilthe1990susheredinthesecondclimaxinthedevelopmentofChinesemovienovels.Thechangesinvariousartecologicalfieldsafterthebeginningofthe21stcenturyandthejointinteractionamongthefourpartiesincluding:filmmaker,writer,publisher,andreader,havefinallymadeChinesefilmnovelsgraduallyreplacingfilmandtelevisionliteraryscriptsinthenewcenturyandhavebecomethe“mostimportanttype”offilmliterature.Keywords:The21stcentury;Chinesefilmnovels;multiplelinkage;matureconstruction402
ZengJizeintheHistoryofChineseEnglishTeachingZouZhenhuan(074)………………………………………………Abstract:ZengJize'sEnglishlanguagelearningbeganbetween1866and1867,followedbysystematicEnglishlanguagelearningaroundtheendof1871.IntheprocessoflearningEnglish,hecameupwithauniquewaytomasterconsonantno⁃tationtohelpunderstandmemory.ZengJizehadagoodcommandofbothspokenandwrittenEnglish,whichmadehimoneofthemosttalentedenvoyssentbytheQinggovernmenttoforeigncountries.Duringhisdiplomaticmissions,hewrotevari⁃ousEnglishlettersandEnglish⁃ChinesecompoundpoemsasameanstopracticeEnglishwriting,andreadavarietyofEng⁃lishbookssuchasYü⁃YenTzu⁃ErhChi:aProgressiveCourseDesignedtoAssisttheStudentofColloquialChinese.RichEnglishlanguagelearningpracticegavehimadeepunderstandingofEnglishgrammar,andhebecamethepromoterofEng⁃lishGrammar,thefirstEnglishgrammarbookcompiledbyChinesepeople.FromthelateMingdynastytothelateQingdy⁃nasty,XuGuangqi'sgenerationwasregardedasthefirstscholarstoopentheireyestotheworld.Inthe1860sand1870s,when“Chinesecentrism”wasstillprevalent,asaministeroftheQingdynasty,ZengJizewasabletostudyEnglishsystem⁃aticallyandcomprehensively,makingoutstandingachievementsandeventuallybecomingtheguideofEnglisheducationinmodernChina.Keywords:ZengJize;Englisheducation;EnglishGrammar;China,TheSleepandtheAwakeningTheHistoricalValueofRevueCatholiqueandXuZongze'sContributiontoThisPublicationLiuZhiqing(088)………Abstract:ThequantityofCatholicpublicationsincreased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AcrossChina,thereweremorethan120publicationstillthe1930s,withRevueCatholiquebeingthemostoutstandingamongCatholicpublica⁃tionsatthetime.ItwasanimportantCatholicpublicationinChinaandassuchhashadalongsurvivinganddeepacademicimpact.Accordingtostatistics,therewere320issuescontinuouslypublishedbyRevueCatholiquebetween1912⁃1938.ItpublishedvastamountsofCatholichistoryarticles,whichareindispensablereferencedocumentsforChinaCatholicstudies.The“NewsinChurch”sectioninthepublicationincludesmanyCatholichistoricalmaterials,whicharebothsignificantandvaluable.However,lotsofmaterialswerenotfullyutilizedduetotheabsenceofprofessionalanddetailedorganisation,andassuchtherehasbeennoretrievalforthosematerials.Keywords:RevueCatholique;historicalvalue;XuZongzeUnitedBoardforChristianHigherEducationinAsiaandtheHigherEducationinChinasince1980 XuBingsan(099)…………………………………………………………………………………………………………Abstract:UnitedBoardforChristianHigherEducationinAsia(UB)isanon⁃profithighereducationcooperativeorganiza⁃tionforAsia.Itstartedwiththeestablishmentof“CentralOfficeoftheChinaUnionUniversities”inNewYorkin1922.Althoughithasbeenreorganizedandrenamedseveraltimessincethen,itsmissiontoserveChinesechurchuniversitieshasneverchanged.ItwithdrewfromtheChineseMainlandin1951andturnedtoserveHongKong,TaiwanandotherAsiancountries.In1980,UBreturnedtotheMainland.Followingprincipleofseparationbetweenreligionandeducation,UBplayedanimportantroleinsomeareas,suchaslibraryconstruction,teachertraining,visitingprofessors,culturalexchanges,scientificresearchsupport,etc.After2000,UBgraduallyemphasizedhisAsiannatureandtriedtointegrateChinaintotheAsianhighereducationcooperativenetwork.Recentyears,wholepersoneducationbecamecoreideaofUB.ChinawasthemostimportantpartnerofUBallthetime.UBwasacceptedbyChinesesocietyandfullofenergy,becausehispolicyandworkingmodeconformedtothedevelopingtrendofhighereducationinChina.Keywords:UnitedBoardforChristianHigherEducationinAsia;highereducation;reformandopening;educationpolicyAnalysisontheDevelopmentofConnotationofComprehensiveAcademicJournalsYeZhudi(110)……………………Abstract:Inviewofthefactthatacademicresearchisfarremovedfromtheworldoflife,theoreticalresearchis“outoffo⁃cus”and“beyondthedistance”ofrealitystudies.Literarystyleisobscureandrhetoricispoor,butcomprehensiveacademicjournalscantrytoadvocateakindoflearningwhichisinvolved,affectionate,imaginativeandwith“thoughtfullearningandacademicthought”.Comprehensiveacademicjournals,centeringonproblemawarenessthatareaimedatthe502
importantpropositionsofthetimes,canactivelysetuptopicsandcreatesymbolicconcepts.Meanwhile,comprehensiveaca⁃demicjournalscanadvocateforgenuine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exploretheconstructionofacademicevaluationsystemsexaminingthecharacteristicsofthemselves,andrebuildthe“cross⁃disciplinaryacademiccommunity”formedbythecombi⁃nationofdifferentacademiccommunities.Keywords:Comprehensiveacademicjournals;worldoflife;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topicssetting;academiccontroversyAnIntroductiontoLegalPeriodicalsofEuropeandAmericaCenteringontheUnitedStates,GermanyandFrance WangGuanxi(122)………………………………………………………………………………………………………Abstract:IntheU.S.,legaljournalspublishedbylawschools,areacrucialpartoftheU.S.legaleducationsystemandformthemostimportantrepresentationoftheleveloflegalscholarshipinthecountry.Furthermore,theU.S.isacountrythatval⁃uesjournalrankingmost.InGermany,almostallthelegalperiodicalsarepublishedbythepressandthecoreoflegaljour⁃nalsinGermanyisthestudyofpositivelaw.InFrance,legaljournalscanbecategorizedintocomprehensiveandspecialized,wheretheclassificationofareasofstudyarehighlydetailedandthereareauthoritativepublicationsinbothprivateandpub⁃liclaw.Keywords:Lawreview;legaljournal;journalranking;legalpublicationRe⁃evaluatingtheLocalContextofthe“AestheticDebates”andtheCommentsontheRenJianCiHua XiaZhongyi(136)…………………………………………………………………………………………………………Abstract:AfurtherunderstandingoftheinfluenceofoftheoriesfromAndreiZhdanovonthe“aestheticdebates”andcom⁃mentariesontheartisticrealmtheoriesoftheRenJianCiHuainthe1950s’ChinacanbereachedthroughaclosereadingofkeyarchivesinthelightofEdwardSaid’stheoreticalconceptsofidentityandculturalterritory.Manyhistoricalandtheo⁃reticalcasescouldbeputunderthescrutinyofthisframework,suchascriticismagainstZhuGuangqian’sidealisticaesthet⁃icsfromLiZehouamongothers;critiquesofZhouGucheng’sexpressionismfromZhuGuangqian;thematerialistartisticrealmtheoriesfromTangDamin,WuBenxingandChenYongzhu;identificationsoftheartisticrealmtheoryasidealisticfromWuWenzhiandYeXiushan.Keywords:theaestheticdebates;artisticrealm;Zhdanov;ZhuGuangqian;culturalterritory;identityZhaoPuchuasanIntellectand“RevivaloftheOldNation”inthe20thCenturyWuHuaidong(151)……………………Abstract:Amidthesupportandpopularityofvernacularliterature,ancientpoemswereoftenreferredtoas“oldpoems”andwereevenseenastheoppositeofvernacularliterature.However,theevolutionofliteraryhistoryis,asamatteroffact,rath⁃ercomplicated.“Oldpoems”alsoembodynewthoughtsandthosewhichseemlikenewpropositionsmayonlybeoldideasindisguise.ZhaoPuchu,whowasasocialactivist,leaderofBuddhismandculturalcelebrity,livedthroughthreehistoricaleras:thelateQingdynasty,RepublicanChinaan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Whileheadvancedwiththetimesinpol⁃itics,intermsofliterarycreation,heinsistedonwritingancientpoemsfordecades,whichdemonstratedthepowerfulconti⁃nuityofaestheticculture.Meanwhile,hispoemswerepopularizedintermsofform,contentandodetoBuddhistwisdomduringtheprocessofmovingtowardstheculturalnormsofsocialism.AcaselikeZhao’spoemcreationprovesthattheoldandthenewarenotseparatefromeachotherinthedevelopmentofliterature.“RevivaloftheOldNation”isakindofcombinationofthesublimeandcomplex,representingthemostprofoundexperienceanddestinyofChineseintellectsofthepastonehundredyears.Keywords:ZhaoPuchu;ancientpoems;new;old;RevivaloftheOldNationDevelopmentoftheReligiousComplexofThird⁃GenerationWritersinNewBeijingYangZhi(161)……………………Abstract:Chineserevolutionhascomplicatedentanglementswithreligion.After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thegovernmentexploredhowtoharmonizetherelationshipbetweengovernmentandreligion.After30yearsofexplora⁃tion,itwasnotuntiltheReformandOpeningupperiodthatthestablemodebetweengovernmentandreligionwasestablished.602
Thethird⁃generationwritersofNewBeijingbornduring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grewupduringthisspecialperiod.Someofthesewriters,suchasZhangChengzhi,ACheng,ShiTiesheng,WangXiaobo,GuChengandWangShuo,haveanobviousreligiouscomplexandmayevenbeinterestedintheultimateconcern.Thispaperaimstoinvestigatethedevelopmentoftheirreligiouscomplexandtodiscusstheinfluenceofrevolutionarycultureonthisgeneration’sreligiouse⁃motions.Itfirstdividesthesewritersintotwogroups:onebelongingtotherevolutiongroup,withtheotherbelongingtothenon⁃revolutiongroup.Itthencomprehensivelyinvestigatestheirpsychologicalmotivationofmovingtowardreligion.Finally,onthisbasis,itfurthercomparesthedifferenceofreligiouscomplexitybetweenthetwogroupsofwriters.Keywords:Third⁃generationofNewBeijing;religiouscomplex;revolutionaryculturePhilosophicallyExploringtheLearning⁃Cause⁃Ming⁃Dynasty⁃DemiseTheoryWangWuyi(171)…………………………Abstract:IntheearlyQingdynasty,therewasagreatacademicdiscussionamongChineseacademicsocietyonthetopicofwhatcausedtheMingdynasty’sdemise.Severalfactorscameupwiththeconclusion,oneofwhichwasthattheMingdynastydiedofakindofbadlearningsystem,morespecifically,abadethicalphilosophy.Basicallyagreeingwiththatviewpoint,com⁃bininggeneralhistoryandacademichistory,regardingtheMingdynasty’sparticularpoliticalstructure,tracingtheevolutionofNeo⁃ConfucianisminSongandMingdynasties,thispaperexploresandintegratestheLearning⁃Cause⁃DemiseTheoryfromphilosophicalperspective.Intermsofthepeculiartheoryofadynastybeingkilledbyitsownacademicsystem,therearetwoparallelcause⁃effectlogicsshouldberegarded,theoreticalcontentsandacademicatmosphere.Former,ethicalnihilismbyYangmingSchoolcreatedsocialimmorality;Latter,impracticalacademicatmospherecreatedadysfunctionalgovernance.Bothcontributedtothedynasty’sdemise.Metaphysicalphilosophyeasilyleadstoimpracticalacademictheoriesanddysfunctionalgovernances,inthisregard,thispaperhencemakesalogicalintegrationwiththesetwoaspectsaswell.Keywords:TheMingdynasty;DemiseoftheMingdynasty;Neo⁃ConfucianisminSongandMingdynasties;Thephilosophyofthemind;TheLearning⁃Cause⁃Ming⁃Dynasty⁃DemiseTheoryOnAcademicExchangesbetweenChenYinkeandYangShudaWangChuan(183)………………………………………Abstract:ChenYinkewasregardedbyYangShudaasbeinga“famousscholaronthehistoryoftheHandynasty”,whereasYangShudasawChenYinkeasan“anawe⁃inspiringfriend”.Thetwoscholarsweresimilarinagewithonlyafive⁃yearagedifference.Thesetwoscholarswereveryfondofeachotherandhadanunusual“threegeneration”diplomaticrelation⁃ship.Before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andafter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theywereabletolearnfromeachotherwhetheratcloseproximityorbydistance.Thetwoscholarsalsosharedmany“quietlysame”pointsintheirmethodsofstudy,whichareworthyofbeingrecalledandemulatedbylatergenerations.Keywords:ChenYinke;YangShuda;academicexchangesTheMiscarriedReform:theEstablishmentoftheMinistryofEconomicWarfareduringthePeriodoftheAnti⁃JapaneseWar FuLiang(193)……………………………………………………………………………………………………………Abstract:BecauseoftheriseinthepriceofgoodsduringtheAnti⁃JapaneseWar，therewasasharpeconomicandpoliticalcrisisinfreeChinaduringthistime.Inordertosolvetherulingcrisis,theNationalGovernmentallowedsomestabilizingpriceinstitutionstocontrolthepriceofgoods.Owingtotheexistingdisadvantagesofstabilizingpriceinstitutions,itwasnecessarytosetupacentralauthoritywithclearresponsibilities.Thecentralauthoritywouldberesponsibleforthecontrolofpricingandeconomicaffairs.Therefore,theproposalconcerningtheestablishmentoftheMinistryofEconomicWarfarewasputforward.However,duetostrongoppositionbyKongXiangxi,theMinisterofFinance，theMinistryofEconomicWarfareultimatelyfailedtobesetup.ThefailureofitsestablishmentfullyreflectstheconflictofinternalpoliticalpowerintheNationalGovernmentatthetime.Italsoembodiesthepoliticaloperationcharacteristicswhichabandonedthesystemow⁃ingtopersonnelissues.Finally,thiseventalsoshowsthattheNationalGovernmenthadsomanydifficultiesinestablishingacompletenationalwartimesystemduringtheAnti⁃JapaneseWar.Keywords:TheAnti⁃JapaneseWar;pricecontrol;politicalreform;MinistryofEconomicWarfare702
徵稿啟事 《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學院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年創刊。“人文社會科學版”為中文版，季刊，大16開本，每期208頁。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區域經濟、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等。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茲就中文來稿規範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一、本刊係學術理論性刊物，尤其歡迎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篇幅以8,000～12,000字為宜，簡體、繁體文本均可，錄入請採用Word軟件。文稿電子版請以“附件”方式發送。二、本刊注釋一律採用文末注，標號順序採用加圓圈的阿拉伯數字①②③……，並置於正文文字的右上角。具體標注格式如下：1.專著、譯著、論文集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2.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報告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地點、機構、文獻形成時間、頁碼。3.期刊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刊名、年期。4.報紙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報名、日期。5.古籍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卷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責任者、文獻題名、部類名、卷次、版本。6.檔案文獻的標注順序為：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收藏地點。7.外文文獻的標注格式原則上採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三、參考文獻置於注釋之後，按其重要性或參考的先後順序編號排列。注釋中已出現的徵引文獻，在參考文獻中不再列出。參考文獻的標注格式與注釋的格式基本相間，但不標示具體頁碼。四、來稿需提供200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3～6個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並請附上作者學術簡歷以及聯繫地址、郵政編碼、聯繫電話、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基金項目或資助項目請注明具體名稱及編號。五、本刊對擬採用稿件有酌情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時特別聲明。來稿一經刊用，即付薄酬，並贈送兩本樣刊。凡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文稿的著作權，均由澳門理工學院和作者共同享有，作者著作權使用費已在稿酬中一次性給付，本刊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所授權的相關收錄、上網、下載、轉載或收入論文集等用途，請在來稿時作特別聲明。稿件請勿一稿多投。來稿一律不退，敬請作者自留底稿。所有投稿均實行匿名審稿，如半年後未接獲採用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六、本刊倡導良好學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來稿如發生侵犯他人著作權或人身權行為，作者應負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七、歡迎光臨journal.ipm.edu.mo免費查閱本刊自創刊以來的各期電子版全文。八、本刊聯繫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報》編輯部。電話：（00853）28555467，28555937。傳真：（00853）28723786。電子郵箱：xuebao@ipm.edu.mo《澳門理工學報》編輯部2020年1月15日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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