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獻信息學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2 2019 Issue 24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二O一九‧二︵總第二十四期︶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9 年第2 期（總第二十四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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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文獻考論】魯汶大學東方圖書館典藏中國古籍書志（二）⋯⋯⋯⋯⋯⋯⋯⋯⋯⋯⋯賴貴三 1西歐藏中國彈詞刊本敘錄 ⋯⋯⋯⋯⋯⋯⋯⋯⋯⋯⋯⋯⋯⋯⋯⋯崔蘊華 18讀碑札記六則⋯⋯⋯⋯⋯⋯⋯⋯⋯⋯⋯⋯⋯⋯⋯⋯⋯⋯⋯⋯⋯⋯⋯⋯ 趙成傑 35古籍登記中的“板裂繫聯法”⋯⋯⋯⋯⋯⋯⋯⋯⋯⋯⋯⋯⋯ ⋯⋯⋯王傳龍 43危機中的意義：再論“目錄學向何處去”⋯⋯⋯⋯⋯⋯⋯⋯⋯⋯⋯ 王 賀 51古籍整理中的提升校記價値問題 ——以責編《尚書注疏校勘記》為例⋯⋯⋯⋯⋯⋯⋯⋯⋯⋯⋯⋯王長民 61【文學視野】從劉孝標注反觀《世說新語》的文體特徵 ⋯⋯⋯⋯⋯⋯⋯⋯⋯⋯⋯董上德 65魏晉南北朝碑形墓志的形制特徵與志題演變⋯⋯⋯⋯⋯⋯⋯⋯⋯⋯蔣金珅 74元稹貞元末年部分詩文編年新解⋯⋯⋯⋯⋯⋯⋯⋯⋯⋯⋯⋯⋯⋯⋯ 吳偉斌 83趙翼佚文五篇考釋⋯⋯⋯⋯⋯⋯⋯⋯⋯⋯⋯⋯⋯⋯⋯⋯⋯ 陳穿穿許雋超 100民國詞人喬大壯書信六通柬釋 ⋯⋯⋯⋯⋯⋯⋯⋯⋯⋯⋯⋯⋯ 胡善兵 107囿於居間的褶皺：新移民作家的身份想像與跨文化認同 ⋯徐 誠 柏玉美 114【歷史文化】論《孝經‧諫爭章》非孟子、荀子弟子作 ⋯⋯⋯⋯⋯⋯⋯⋯⋯⋯⋯⋯⋯凌俊峰 127楚國桑丘地望考 ⋯⋯⋯⋯⋯⋯⋯⋯⋯⋯⋯⋯⋯⋯⋯⋯⋯⋯⋯⋯⋯ 孫曉磊 132從《四庫全書》所收洪氏家族著作探洪晧的歷史文化貢獻⋯⋯⋯⋯ 沙 鷗 140試論中古道經的詞彙構成⋯⋯⋯ ⋯⋯⋯⋯⋯⋯⋯⋯⋯⋯⋯⋯⋯⋯ 劉祖國 153衝突與和解 ——論《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 羅 兵 167

【序跋書評】《明代僧官制度研究》序⋯⋯⋯⋯⋯⋯⋯⋯⋯⋯⋯⋯⋯⋯⋯⋯⋯⋯譚世寶 174《清代韓愈詩文文獻研究》序 ⋯⋯⋯ ⋯⋯⋯⋯⋯ ⋯⋯⋯⋯⋯⋯ 郝潤華 176依於舊 成其新 ——評《清代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研究》 ⋯⋯ ⋯⋯⋯⋯⋯ 喬 芳 181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 ⋯⋯⋯⋯⋯⋯⋯⋯⋯⋯⋯⋯⋯ ⋯⋯⋯ 186稿約 ⋯⋯⋯⋯⋯⋯⋯⋯⋯⋯⋯⋯⋯⋯⋯⋯⋯⋯⋯⋯⋯⋯⋯⋯⋯⋯⋯⋯⋯ 195

*20 19 年 第 2 期 總 第 24 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 NO. 2 20 19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 tion and Information Issue 24魯汶大學東方圖書館典藏中國古籍書志 （二）賴 貴 三 * 一 、《續 刻宣講集要選錄》 六卷 《集要選錄》共六卷，每卷一冊，共六冊，單線四縫線裝，封面黃皮紙，保存良好。 封面左上各有楷書籤題為“集要選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卷六”，中上端有黑色鋼筆書寫編目貼條，中下端有楷書篇目，每篇各一行，右下有橢圓形打字編目貼條。 全書長約23. 3cm，寬14cm。 內頁粗黑版框，長約 176cm，約12. 2cm。 每頁九行，每行24 字；通行手寫楷書石印，版心單魚尾，魚尾上書題名，下分別為卷次、篇名與頁碼；正文每句下，皆以黑頓號為斷。 此套書經查並未見藏於東亞地區，彌足珍貴。① 在明清時代，“宣講聖諭”原是為不識字的民眾宣讀講解明大祖《六諭》、清世祖《聖諭六訓》、清聖祖《聖諭十六條》等皇帝聖諭而施行敎化的活動。 直到清末，為了加強《宣講聖論》的說服力，增加了與民眾親近的說唱形式“案證，，其中也包括改編自明清時代的白話戲曲小說故事，如《聊齋志異》等。 而《續刻宣講集要選錄》全書近20 萬字，歷時近三月，終於打字蕆事，功不唐捐矣！ 賴貴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敎授。 基金項目：本文為執行臺灣科技部補助“比利時漢學研究”（計書編號：106 - 2918- I- 003- 001）文獻研究成果之一。 ① 案：《宣講集要》，筆者所考知者有以下5種：（1）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清〕咸豐二年（1852）福建吳玉田刻本。 （2）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宣講集要》線裝1冊，〔清〕光緒十年（1884》積善堂重刊本。 （3）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俗曲《宣講集要》十五卷、卷首一卷，〔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吳氏經元堂刊本16冊，分類為“俗文學·說唱‧宣講”。 （4）著錄為〔清〕郭嵩燾（1818- 1891）撰《宣講集要》十五卷、首一卷，〔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寶慶吳氏經元堂刊本2帙16 冊，四部類目為“子·儒家·家訓勸學鄕約‧雜訓”，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典藏。 （5） 〔清〕闕名輯《繪圖宣講集要》十五卷、首一卷，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明清民間宗敎經卷文獻》第十二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典藏。

（一）《集要選錄》卷一 封面左上楷書籤題：“集要選錄 卷一”，中上端有黑色鋼筆書寫編目貼條：“1/6 Tsi yao siuan lou 68 C 27”，中下端有楷書篇目：“違訓 事、②天理良心、改過榮身、傳方解厄、悍婦顯報、淫逆現報、傾人顯報”，每篇各一行，右下有橢圓形打字編目貼條：“68 C 27”。 扉頁後鐫刻時間、書題與板本如下，以下各卷並無：“光緒丙午年③新鐫 集要選錄 錦西撫民廳虹螺縣鎭堅善學堂藏板”。 內頁書作《續刻宣講集要選錄‧序》（頁一至二）曰： 竊謂五經四書，聖賢之精蘊也；百家諸子，學問之叢林也；文章詩賦、議 論策條，功名之增梯、仕宦之捷徑也。 然或義理閎深，或才華馳騁，或字句 奇奧，或聲韻悠揚，古帙新編，儘供文人之寢饋。 至於辭取其淺，意取其直， 引古証今，勸善懲惡，俾庸愚聞之而易知，婦孺感之而易化者，則為宣講一 書，有裨於人心風俗為甚鉅也。 溯自我 國家定鼎以來， 世祖章皇帝，垂廣訓六諭； 聖祖仁皇帝， 復衍為 聖諭十六條，註解詳明，頒行天下，申命各省州城府縣司鐸紳耆， 朔望宣講，業已著為功令，洵足奠邦基於永固矣。 奈承平已久，率多視為具 文，而風俗漸至於澆灕，人心愈流於變詐。 迨至洪逆據，而宣講興於南；藍 賊作，而宣講興於西；洋氛起，而宣講興於東焉。 蓋以聖教昌明，斯異端屏 息，人心感格，庶天意挽回。 然五倫八德之常，不宣則不著，福善禍淫之理， 不講則不明。 而學堂宣講之區，無書則無據，由是宣講諸書，陸續漸出，而 溯厥原始，莫先於《集要》一編。 詳考全集，本 聖諭一十六條，成宣講一十六卷，發聾振瞶，激濁揚清， 此仁人君子之用心，誠有惠及靡盡者。 第板存異域，購買維艱，爰有朝邑六 家子諸善士，募化捐貲，翻刻十卷，其餘六卷，板尚闕如，豈板貲之未足歟？ 抑參較之有待歟？ 人情厭故喜新，宣講家每以未睹全書為恨。 茲幸有艾子景新，錦郡西虹螺縣鎮之善士也，助貲宣講，好善樂施，乃 商諸講堂，情願出貲大半，以倡其首，本堂諸友，復多方募化，以助其成。 猶 慮原書出於內省，成於一時，東西之語音，偶有不同；前後之曲折，或有未 暢，乃囑堂中之趙子鼎臣、高子曉堂、楊子子僑、沈子煥宸、郭子遵聖，及愚 等，每人一本，分為較閱。 於是繁者刪之，缺者補之，付諸剞劂，刷印流傳。 是刻也，非朝邑諸善不能導於先，非縣鎮艾子不能續於繼。 語云：“莫② 案：正文卷一第一篇為“務本業以定民志”，封面篇題漏書，板心魚尾下作“務本業”③ 案：光緒丙午年，為光緒三十二年（1906）。

為之前，雖美弗彰。 莫為之後，雖美弗傳。”其斯之謂歟？ 若夫詞意間有篡 易，非敢唐突前賢，抑以各盡厥心，以便同人之講習。 大雅君子，尚其共諒 此衷，不致貽續貂之譏、蛇足之誚焉，則幸甚多矣！ 光緒三十二年孟夏月 錦邑後學旭亭氏王昶敘 《宣講集要選錄 ‧卷一 ·目錄》為“違訓憤事；天理良心；改過榮身；傳方解厄；悍婦顯報；淫逆現報；傾人顯報”。 內文《續刻宣講集要選錄》卷一，各篇篇題目錄與頁次如下：1 〈務本業以定民志〉（頁一至十二）；2. 〈違訓僨事〉（頁一至十）；3. 〈天理良心〉（頁一至八）；4. 〈改過榮身〉（頁一至七）；5. 〈傳方解厄〉（頁一至四）；6. 〈悍婦顯報〉（頁一至九）；7 〈淫逆現報〉（頁一至九）；8 〈傾人顯報〉（頁一至十）。 （二）《集要選錄》卷二 封面左上楷書籤題：“集要選錄 卷二”，中上端有黑色鋼筆書寫編目貼條：“2 / 6 Tsi yao siuan lou 68 C 28”，中下端有楷書篇目：“種德成名④、將錯就錯、焦氏殉節、義利殊報、雙頭奇報、善惡奇報”，每篇各一行，右下有橢圓形打字編目貼條：“68 C 28” 《宣講集要選錄 ‧卷二‧目錄》為“種德成名；將錯就錯；焦氏殉節；義利殊報；雙頭奇報；善惡奇報”。 內文《續刻宣講集要選錄》卷二，各篇篇題目錄與頁次如下：1 〈訓子弟以禁非為〉（頁一至七）；2 〈種德成名〉（頁八至十三）；3 〈將錯就錯〉（頁十四至二十三）；4 〈焦氏殉節〉（頁二十四至三十三）；5. 〈義利殊報〉（頁三十四至四十四）；6 〈雙頭奇報〉（頁四十五至五十二）；7〈善惡奇報〉（頁五十三至六十二）。 （三）《集要選錄》卷三 封面左上楷書籤題：“集要選錄 卷三”，中上端有黑色鋼筆書寫編目貼條“3/ 6 Tsi yao siuan lou 68 C 29”，中下端有楷r 篇目：“貪財後悔⑤、欺主遭報、凌孤逼寡、節女全義、鳴鼓擒賊、貪財受害、義俠除暴”，每篇各一行，右下有橢圓形打字編目貼條：“68 C 29” 《宣講集要選錄 ‧卷三 ‧目錄》為“貪財後悔；欺主遭報；凌孤逼寡；節女全義；鳴鼓擒賊；貪財受害；義俠除暴”。 內文《續刻宣講集要選錄》卷三，各篇篇題目錄與頁次如下：1 〈戒匿逃以免株連〉（頁一至三）⑥，2 〈貪財後悔〉（頁一至八）；3. 〈欺主遭報〉（頁一至十一）；4. 〈凌孤逼寡〉（頁一 ④ 案：正文卷一第一篇為“訓子弟以禁非為”，在本卷目錄之前，封面篇題漏書，板心魚尾下篇目同。 ⑤ 案：正文卷一第一篇為“戒匿逃以免株連”，本卷目錄頁有二，其一為脫離頁，置於此篇之前；其二為裝妥頁，則在此篇之後，封面篇題漏書，板心魚尾下作“戒匿逃”。 ⑥ 案：此篇前後各有一完全相同的“目錄”頁，前一目錄頁脫葉散出，未裝訂於書卷中。

至八）；5. 〈節女全義〉（頁一至八）；6. 〈鳴鼓擒賊〉（頁一至九）；7. 〈貪財受害〉（頁一至七）；8. 〈義俠除暴〉（頁一至八）。 （四）《集要選錄》卷四 封面左上楷書籤題：“集要選錄 卷四”，中上端有黑色鋼筆書寫編目貼條‧“4/6 Tsi yao siuan lou 68 C 30”，中下端有楷書篇目：“誣良自陷⑦、誣良自害、弒夫陷身、息訟得財、施公奇案、士珍醉酒、巧斷租錢、賢母訓子”，每篇各一行，右下有橢圓形打字編目貼條：“68 C 30” 《宣講集要選錄‧卷四‧目錄》為“誣良自陷；誣良自害；弒夫陷身；息訟得財；施公奇案；士珍醉酒⑧；巧斷租錢；賢母訓子”。 內文《續刻宣講集要選錄》卷四，各篇篇題目錄與頁次如下：1. 〈完錢糧以省催科〉（頁一至三）；2. 〈誣良自陷〉（頁一至五）；3. 〈誣良自害〉（頁一至十一）；4 〈弒夫陷身〉（頁一至七）；5 〈息訟得財〉（頁一至五）；6 〈施公奇案〉（頁一至七）；7. 〈巧斷租錢〉（頁一至六）；8. 〈賢母訓子）（頁一至七）。 （五）《集要選錄》卷五 封面左上楷書籤題：“集要選錄 卷五”，中上端有黑色鋼筆書寫編目貼條：“5/6 Tsi yao siuan Iou 68 C 31 ”，中下端有楷書r目：“小忿忘身⑨、誣人己報、恩解仇怨、冤孽現報、釋冤成愛、忘德成仇、忠孝節義”，每篇各一行，右下有橢圓形打字編目貼條：“68 C 31”。《宣講集要選錄‧卷五‧目錄》為“小忿忘身；誣人己報；恩解仇怨⑩；冤孽現報；釋冤成愛；忘德成仇；忠孝節義”。 內文《續刻宣講集要選錄》卷五，各篇篇題目錄與頁次如下：1. 〈解讐忿以重身命〉（頁一至五）；2. 〈小忿忘身〉（頁六至十二）；3 〈誣人己報〉（頁一至九）；4 〈恩解讐怨〉（頁一至九）■；5. 〈冤孽現報〉（頁一至八）；6. 〈釋冤成愛〉（頁一至九）；7. 〈忘德成仇〉（頁一至六）■；8. 〈忠孝節義〉（頁一至十）。 （六）《集要選錄》卷六 封面左上楷書籤題：“集要選錄 卷六”，中上端有黑色鋼筆書寫編目貼條：“6/6 Tsi yao siuan lou 68 C 32”，中下端有楷書篇目：“悔過自新、逆子咬母、孝善⑦ 案：正文目錄卷前尚有“完錢糧以省催科”，封面篇題漏書，板心魚尾未印篇題。⑧ 案：以墨筆畫去，經查內文亦無此篇。⑨ 案：正文目錄卷前尚有“解讐忿以重身命”，封面篇題漏書，板心魚尾下作“解仇忿”。⑩ 案：封面與目錄篇題，俱作“仇”；但內文篇題作“讐」，兩字相通。■ 案：篇題下有墨書“朱夫子”三字，係釋此篇首句“朱子曰”。■ 案：前篇結尾頁九空白處，上墨書“李”；下墨書“孔夫子”，係釋此篇〈忘德成仇〉首句“孔子曰”。

美報、信神獲福、毀謗受譴、彰孝誅逆、善願感神、司命顯化”，每篇各一行，右下有橢圓形打字編目貼條：“68 C 32”。《宣講集要選錄 ‧卷六‧目錄》為“悔過自新；逆子咬母；孝善美報；信神獲福；毀謗受譴；彰孝誅逆；善願感神；司命顯化”。內文《續刻宣講集要選錄》卷六，各篇篇題目錄與頁次如下：1. 〈悔過自新〉（頁一至七）；2. 〈逆子咬母〉（頁一至五）；3. 〈孝善美報〉（頁一至七）■；4. 〈信神獲福〉（頁一至六）；5. 〈毀謗受譴〉（頁一至六）；6. 〈彰孝誅逆〉（頁一至七）；7. 〈善願感神〉（頁一至六）■；8. 〈司命顯化〉（頁一至六）。 明太祖聖論《六論》以簡單易懂的四言六句敎化民眾，後來為在鄕約或家訓裡誦讀，出版了很多講解的本子，範鉉《六論衍義》是其中之一。 為了敎化庶民，此書旣使用白話文，又插進因果報應故事，成為後來民間宣講聖論的模式。 此書雖已在中國失傳，但當時出了很多同類之書；到了清代未期，民間產出了與民眾更親近的說唱形式的宣講書——《宣講集要》、《宣講拾遺》等，更加吸引聽眾。 直到現在，湖北漢川地區還傳承着說唱宣講，但敎化性逐漸淡薄，而娛樂性益為濃厚了。 至於日本的宣講聖論，主要由摹寫或誦讀形式來傳播，其源頭是範鉉《六論衍義》。 此書由琉球國程順則（1663 - 1735）在福州重刻帶回，日本享保六年（1721），由島津吉貴（1675 - 1747）獻給了德川吉宗（1684 - 1751）將軍。不過，日本漢學家看不懂白話文，首先由荻生徂徠（1666 - 1728）加上訓點翻刻；翌年，再由室鳩巢（1658 - 1734）翻譯成《六論衍義大意》。 當時將軍推薦了室氏本，王侯官吏等翻刻或抄寫此書，而推廣於庶民敎育。 總體來說，宣講聖論需要使用與庶民親近的語言文字，所以其話語表現，在中、日各地區各時代產生交流互動的影響，這是極其自然的事。 此外，《宣講集要》呈現出受倫理觀念和政治勢力雙重制約的形象，足為宣講文體的社會背景和民俗現象之觀察依據。■ 二 、小 冊 線 裝 與 膠 裝 古 籍 14 種 2017 年 9 月21 日星期四，13 :30 至 17 :00 ，於魯汶中央圖書館二樓“東方圖書館閱覽室”，秋陽溫煦，滿室清輝 ，眞是讀書佳 日。 前所借線裝古籍整理打字 ■ 案：此篇題正下靠底線處，刻有“玉堂氏”三字。 ■ 案：“願”封面與目錄俱作“愿”，兩字相通。 ■ 詳參（1）林宇萍：〈《漢川善書》的歷史變遷及其果報思想探討〉，《興大中文學報》第23卷（增刊），2008年11月，頁621- 638a （2）〔日〕阿部泰記：〈中日宣講聖諭的話語流動〉，《興大中文學報》第32卷，2012年2月，頁93- 130。 （3）林珊妏：〈聖論宣講與竈神信仰★ 以《宣講集要》為例〉，《嘉大中文學報》第9 卷，2013年3 月，頁1- 25。 並可參考王見川民間私藏《中國民間信仰民間文化資料彙 編》34冊（臺北：博揚經典大系，2013年初版），其中《宣講戲文》、《新編宣講大全最好聽》、《改良繪圖宣講集要》等，皆與此相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郭廷以圖書館與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都有典藏可以參閱。

已畢，煩請中文部華貝妮主任再引導至樓上書庫擇取古籍30 餘種，手披目驗，樂不可支。 臨閉館前，適有荷蘭學子“喬木”請敎，相談甚歡。 （2017年9 月22日星期五至9 月25 日星期一，參訪倫敦、劍橋，停工兩天。）2017年9 月26 日星期二，13:30至20:00，於魯汶中央圖書館二樓“東方圖書館閱覽室”，午後清陽入牖，溫馨怡人。 整理第二批線裝古籍與膠裝仿古諸書，樂而忘疲；昨日開學，東方圖書館恢復正常，適逢週二開放至20:00，枵腹進學，獨坐靜室，精神奕奕，塔樓音樂飄飄，讀書之樂無窮，自有佳處。 （一）《砭傲金鍼》■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江南主敎倪準，慈母堂印，膠裝印刷，總70條，共22頁（頁1- 22）。 後附〈格言八十則〉，共11頁（頁23 - 33）。《砭傲金針‧原序》曰： 今天下有通病焉，人無論古今，地無論中外，位無論尊卑貴賤，無一人 不染是病。 染而死者，不知凡幾；染而自知其病者，千萬中一二。 其病維 何？ 傲是也。 傲之生也，根於自愛。 自愛甚，則安樂是圖，而迷色、貪饕、懶 惰之惡生矣！ 自愛甚，則善不與人同，而嫉妬之惡生矣！ 自愛甚，則私其所 有，而慳吝之惡生矣！ 自愛甚，則不能含忍困厄，而忿怒之惡生矣！ 推而至 背棄 上主，致害他人，失寵恩，墮地獄，無一非驕傲兆其端，所謂“染而死 者”此也。 予夙知西國有《金書》一卷，雖奇零小本，而其言克傲良規，最為深切。 曾偶一見之，未嘗竟讀。 今春， 本省主教倪大司牧方披閱是書，執以示予 曰：“此善本也，譯而公之同好，當必大有益於身心。”予曰：“諾！ 謹聞命 矣！”退而閱之，覺書旨以治傲為本，無異金針之可以砭疾。 爰撮其意，譯其 文，將曲折過多，難於翻譯之處，畧為刪易，書成，名之曰《砭傲金針》，所以 治天下通病也。 夫人有是病而不欲去之，固莫如之何；有是病而必欲去之， 則非砭刺不為功，所謂“克傲”是也。 予今出此金針，公諸天下同染傲病者。 至其砭與不砭，則由其自主焉爾。 光緒九年仲冬，耶穌會後學李問漁識。又《重鐫砭傲金針‧序》曰： 善書之益人心，猶藥石之治人疾也。 藥不貴繁多，而貴靈騐；亦不貴騐 於一病，而貴騐於百病。 苟有一良劑出，購之甚易，携之甚便，服之又甚靈， 無論外創內恙，均能力到春回。 吾知士庶官商，皆將爭購之，以藏身畔，意■ 案：封面書題作“鍼”，序與內文則作“針”，兩字相互通用

謂倉猝不測，將於是乎賴矣！ 予去年譯《砭傲金針》一書，其意旨宏深，洵萬惡藥石也。 又係奇零小 本，得之易，携之便，藏諸身畔，不嫌其累贅也。 當時排印頗多，深恐久儲高 閣，詎巨不脛自行，遐邇索取。 未一載，架上已空，無以供求閱之願。 爰將是 書改易數十字，重付手民，刊行問世。 惟恐人不知其由來，因弁以數百言， 用誌重镌之本意云。 光緒九年冬月，李問漁叙於益聞館。以下《砭傲金針》七十條目，又有〈格言〉八十則，茲不贅述。 2017 年9 月27 日星期三，9:00 至12:00，13:30 至17:00，於魯汶中央圖書館二樓“東方圖書館閱覽室”。 上午9:00，鐘鳴旦敎授於閱覽室與碩士生進行“Reading Seminar”討論課程，戴卡琳敎授亦旁聽參與，恐妨礙敎學，故首度至樓上開放式書庫閱覽古籍打字，只有一年輕的黑人太太在清掃環境，獨享一室靜寧。 週一已經開學，校園又恢復青春活潑氣象，昨晚東方圖書館延長至八時始閉館，觀書有得，樂而忘疲。 今晨天陰微寒，午間獨坐圖書館廣場一隅，享用簡單午餐，白雲如棉花，黃葉若流金，清賞中秋校園美景，心曠神怡，讀書進德之樂樂如何？ 老學澄心映道光。（二）耶穌會士馬駿聲司鐸著：《溺愛》 2017年9 月28 日星期四，晨雨微寒，午前轉晴，9 :00 至12:00，於魯汶中央圖書館二樓“東方圖書館閱覽室”，審查文稿，未能進行古籍閱覽；午間休息，靜坐廣場享用麵包、清煮雞蛋與蘋果，享受秋陽拂煦。 13:30 至17:00，返歸閱覽室，先處理回復電子郵件畢事，方能進行古籍閱覽打字工作。 《溺愛》為《神修學》第四冊特印本，北京大名：耶穌會發行。 獨立出版社（王府井大街六號），1948 年印刷，膠裝印刷，共29 頁。 扉頁印有：“耶穌聖心，聖化吾心！”二語。 目錄有：總論；第一步：偏愛；第二步：私愛；第三步：色情愛；第四步：肉慾愛；種種色色的溺愛；愛情能發生的好處；溺愛的害處；指示。 衝破“溺愛”的方法，一：離棄；二：誠實；三：“杜漸防微”；四：反攻。 溺愛是嫉妬的來源。 （三）《要緊祈求》（《默想神工》）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主敎江類思準，共3 頁，文後署名“司鐸田文都辣切願”；《默想神工》，共9 頁，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十六年，主敎希毆日搦重印，山西太原府明原堂印書館活版（每本錢二十文），仿古印刷釘裝。 後附《玫瑰經（聖母玫瑰經十五端）》，共9 頁。

《默想神工》首頁書題作“一主日默想神工”，其後依次是：“瞻禮二：想要緊救靈魂”、“瞻禮三：想大罪的凶惡”、“瞻禮四：想死候”■ 、“瞻禮五：想世上不長久”、“瞻禮六：想審判”、“瞻禮七：想地獄”、“主日：想天堂”。 後附《玫瑰經（聖母玫瑰經十五端）》，小序曰：“奉敎人習誦此經，盡心默想，大獲神益。 每遇瞻禮二日、五日，誦歡喜五端。 瞻禮三日、六日，誦痛苦五端。 瞻禮四日、七日，及主日，誦榮福五端。” （四）《謝主經（謝恩祈禱公經）》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耶穌會士主敎瓦朗定倪準，上海：土山灣排印，仿古籍線裝，共60頁。 《謝恩祈禱公經規程》分三次誦，第一分公經規目：五拜禮、聖號經、初行工夫、榮福經、天主經、聖母經、信經、解罪經、悔罪經、求天主賜佑誦、恭敬天主誦、畏懼天主誦、稱羨天主誦、感謝天主誦、恃怙天主誦、向天主聖父誦、向天主聖子誦、向天主聖神誦、向天主聖三誦、向天主耶穌誦、耶穌聖號禱文、天主經、聖母經、聖號經。 第二分公經規目：聖號經、天主經、聖母經、聖母玫瑰經五端（按時念）、向聖母瑪利亞誦、向聖母托付誦、求聖母轉求加恩誦、聖母德叙禱文、天主經、聖母經、聖號經。 第二分謝恩祈禱公經：聖號經、天主經、聖母經、聖母玫瑰十五端經（按時念）。 第二分公經規目：聖號經、天主經、聖母經、向總領天神誦、向護守天神誦、向諸品天神誦、求聖若瑟為中國大主保祝文、向諸聖宗徒誦、向司敎誦、向司敎聖師誦、向為道致命聖人誦、向精修聖人誦、向童貞聖女誦、向聖節婦誦、向本名聖人誦、聖人列品禱文、七祈求、天主經、聖母經、又聖母經、已完工夫、聖號經、五謝禮。 後經遇時應更換加誦“七祈求”，前聖盎博羅削、聖奧吾斯定合讚。 每年歲暮感謝天主誦、嫁娶婚配祝文、遇本身誕日誦、遇領洗原日誦、遇吉得意時誦、求免患難誦、求豐年誦、求■安死誦、求降福祝文。 （五）《通功經（煉靈通功經）》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耶穌會士主敎瓦朗定倪準，土山灣排印，仿古籍線裝，共56頁。 第一端：五拜禮、聖號經、初行工夫、榮福經、天主經、聖母經、信經、解罪經、悔罪經。 第二端：榮福經、天主經、聖母經。 第三端：榮福經、天主經、聖母經。 第四端：榮福經、天主經、聖母經。 第五端：榮福經、天主經、聖母經。 第六端：榮福經、天主經、聖母經。 第七端：榮福經、天主經、聖母經。■ 案 ： “ 候 ” 當 作 “ 後 ” 。■ 案 ： 內 文 多 一 “ 為 ” 字 。

（六）《有正味齋尺牘》（卷上） 錢塘吳錫麒■聖徵氏著，武進陳以眞璞卿氏校，廈門：倍文齋活版印，仿古籍線裝，僅存卷上一冊，共31頁，皆未句讀。 卷上：寄江橙里、寄馬葦舟、寄金棕亭、又、與項秋子、答徐鐵崖、答姚春漪、寄沈梅村、謝諸換堂、答沈吉堂、寄李甯甫、寄張心圃、寄陳伯恭、寄沈梅村、與若愚弟、謝周瑞木、簡張心甫、寄那東甫、寄馬緯雲、與保九眞、柬奚鐵生、與家蘇泉、寄尤水村、寄沈梅村、又、寄翁鳳西、寄萬華亭、寄鄭仙吏、與徐惕蓭、寄李寧圃、寄王若農、寄楊錦堂、寄張古愚、寄諸換堂、又、寄王儕嶠、柬張船山、寄桂未谷、寄黃小松、寄倪米樓、寄李寧圃、與張忍齋、與曾賓谷、與江耕野、與張船山、柬伊墨卿、與那東甫、寄家山尊、寄沈梅村、寄那東甫、寄趙味辛、寄查小山、與王蓮府、與王惕甫、寄何硯農、寄秦小村、寄王惕甫、寄家松圃、寄陳桂堂、寄那東甫、寄孫寄圃、寄尤水村、寄李松雲、寄項秋子、寄沈小棠、寄翁鳳西、寄顧東圃、寄寧登海、寄孫寄圃、寄沈鑑湘、寄翁鳳西、寄家松圃、寄嚴少峯、寄戴可亭、寄陳古華、與項秋子、寄李味莊、寄那東甫、又簡李味莊、簡張古愚、寄王偉人師、寄汪東序、寄陳伯恭、寄李味莊、寄朱春泉、謝嚴少峯、寄黃左田、寄諸換堂、與張古愚、與李味莊、與蔣伯玉、與趙味辛、與查小山、與李味莊、與張船山、與沈小棠、答陳桂生、與何蘭士、寄朱縵園、與沈梅村、寄汪遲雲、寄張船山、寄張古愚、寄程也園。 （共104 封）此卷均已打字存參，茲不贅錄。 卷下館藏未見，留俟來日再補。（七）《聖教日課》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廿一年，鄂西主敎楊睦多重準，宜昌：石榴紅天主堂第四版，仿古籍線裝，共23 頁。 內容計有：點聖水經、大聖號經、三鐘經、喜樂經、向聖母求潔德誦、飯前誦、飯後誦。 分別以“早課”與“晚課經”誦讀。（八）《聖教聖像全圖》 西式黑白印刷，硬殼線裝，一圖一文，共44 頁。 首葉《聖敎聖像全圖》兩翼有對聯：“予為普世眞光，顯明聖道；吾乃眾人正路，指引升天。”圖像下端書拉丁 ■ 案：吳錫麒（1746- 1818）清代文學家。 字聖徵，號穀人。 錢塘（今浙江杭州》人。 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 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 後兩度充會試同考官，擢右贊善，入直上書房，轉侍講侍讀，升國子監祭酒。 他生性耿直，不趨權貴，但名著公卿間。 在上書房時，與皇曾孫相處甚洽，成莫逆之交，凡得一帖一書，必一起題跋，深受禮遇。 後以親老乞養歸里。 主講揚州安定、樂儀、爰山、雲閒等書院至終，時時注意提拔有才之士。 著有《有正味齋集》73卷。 凡詩集16卷，詩續集8 卷，外集5卷；駢體文集24卷，駢體文續集8卷；詞集8卷，詞續 集2卷，詞外集2卷。 有嘉慶間刻本。 另有《有正味齋文續集》、《有正味齋尺牘》、《有正味齋曲》、《有正味齋南北曲》、《有正味齋詩》、《有正味齋詩集》、《有正味齋賦稿》等。

語“IMAGINAE CATHOLICAE NANKINENSIS”（東方圖書館中文部華貝妮主任協助確釋，意為“從南京來的天主敎圖像”）。 以下是各聖敎聖像圖次：1. 〈敎子救靈父母嚴分〉；2. 〈原祖二人為主考試〉；3. 〈主造乾坤〉；4. 〈天主聖三〉；5. 〈一體三位〉；6. 〈原祖逐出地堂，天主降生預許〉；7. 〈書敎淵源〉；8. 〈古敎中有大小先知〉；9. 〈書敎淵源〉；10. 〈梅瑟聖人受主十誡〉；11. 〈頒行十誡〉；12. 〈吾主耶穌基利斯督降誕〉；13. 〈救世誕生〉；14. 〈耶穌十二齡講道〉；15. 〈妙齡養晦〉；16. 〈立人世孝敬之表〉；17. 〈言坊行表〉；18. 〈山中聖訓〉；19. 〈敎澤無疆〉；20.〈伯大尼亞起死者於墓〉；21. 〈顯寄立跡〉； 22. 〈囿中祈禱汗血〉；23. 〈受難贖人〉；24. 〈耶穌負十字架陟山受死〉；25. 〈受難贖人〉；26. 〈耶穌被釘十字架上死〉；27. 〈十子龍勳〉；28. 〈耶穌復活〉；29. 〈建立聖敎〉；30. 〈聖敎會是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31. 〈至眞聖敎〉；32. 為中國敎徒送終圖，並無文字標題。33. 〈善終永祉〉；34. 〈惡終〉；35. 〈惡死永殃〉；36. 〈煉罪之所，善功可贖〉；37〈煉靈暫苦〉；38. 〈世界終盡，降臨審判生死〉；39. 〈審判萬民〉；40. 〈地獄之苦〉；41. 〈地獄常存〉；42. 〈天堂之樂〉；43. 〈天堂永在〉，無圖像，純文字；標題在上，兩翼對聯：“從今鑄定常生案，以後毫無吃苦時。”中間四言頌辭，四句一行，共六行：“人已升天，恆享眞福；不饑不渴，無寒無暑。 無哀無痛，不病不死；形神安和，獲四大恩。 一曰光明，二曰神速；三曰神透，四曰無傷。 獲此諸恩，樂己難名；況見主容，美妙無窮。幷諸神聖，相和相愛；萬物美好，無不俱備。 萬物之理，亦皆洞達；從此願欲，各各滿足。” 2017年10 月18 日星期三，魯汶午間秋景殊佳，13:00於文學院07.08敎室午餐聯誼會，先行到達，路上“小白”與“墜馬”雕塑，映襯塔樓金葉，清秀怡悅。樓上俯瞰市區，亦別有佳趣。 鐘鳴旦主任與秘書同時生日，同仁祝福，喜悅分享蛋糕。 全日在東方圖書館樓上書庫工作，因忙於整理旅行與審查文稿，並無進度。 2017年10 月19 日星期四，魯汶秋高氣爽，時晴偶陰，舒爽怡人。 從今天起至2018. 1. 18，魯汶大學中央圖書館二樓東方圖書館正對面，上階之展覽室正舉辦紀念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謨斯Erasmus” 500 週年的文物特展，因“近水樓臺”地利之便，捷足先登，快賞一過。 午間休息，漫步於圖書館右側Ravenstraat與Musenstraat兩巷內周邊，古樸幽靜，分外驚喜。 （九）《要緊祈求》 主敎江類思準，歲次戊寅新刊，共5 頁；隆生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主敎江類思準：《默想神工》，共15頁，合刊皆仿古籍線裝。 《要緊祈求》，首引“聖若伯”說，終結云：“為此寫一祈求式樣，望我可愛敎友，每日用心祈禱，可得善生焉。 司鐸田文都辣切願。”

每日七次跪求天主式樣：早晨一起念、早飯畢念、半前晌念、午時念、半後晌念、日落時念、臨睡時念。 一主日默想神工：瞻禮二，想要緊救靈魂。 瞻禮三，想大罪的凶惡。 瞻禮四，想死候。 瞻禮五，想世上不常久。 瞻禮六，想審判。 瞻禮七，想地獄。 主日，想天堂。（十）《省察》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一十九年，直隸東南耶穌會主敎恩利格劉準，獻縣：勝世堂，第二次排印，現代膠裝，共66 頁。 內文標題作《論省察》：第一章，省察工夫攸關匪淺。 第二章，私省之要主一無適。 第三章，寡過有序緩急宜審。 第四章，敵一易勝務廣易荒。 第五章，私省條目試為臚陳——謙遜、愛人、克苦、節食、忍耐、聽命、神貧、潔淨、勵庸行、正意向、合主旨。 第六章，省察題目勿輕更張。 第七章，省察程式畧為指陳。 第八章，痛悔定改尤宜致意。 第九章，每日私省酌行苦工。 第十章，論公省察——感謝天主的恩典、求天主光照我的明悟、自己盡心察考、勉力發眞心痛悔求天主寬赦、從新再定志向。 第十一章，修德諸法省察為要。（十一）《家學淺論》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九十九年，香港主敎和準，香港：納匝肋靜院印版，仿古釘裝，共26 頁。 〈家學小引〉曰： 自聖教傳於蜀省，入教者儘多，全家奉之者亦多，但未見恆久，終不如 始。 屢次信德失傳，代代不一。 先入者似乎嘗信德之味，後入者心似嫌之。 至於聖德之道，僅不過三代而已。 惜乎！ 何幸信輩知省，而覺此難何如重 大。 依此素常吾儕得見富毫之家，瞬息而落於貧賤；至於沿門度命，何也？ 其不知貴信德之真寶，則天主將世寶己奪之故耳。 猶不止於此，連信德皆 不在，代代如之，至於世界窮末，其家全無一人得救也。 吾今痛心深想，此 患難奚自由來？ 則明知其故無他，總或因父母不盡本分，失其家訓，溺愛兒 女之大患；或因兒女失孝，惟知自專於樂，不知嚴防誘感■ ，故此私欲偏情紛 擾於心，毫不知顧。 故吾特意作此書，以訓為父母者，當盡本分何如；又訓 年幼者，當用何法，以善過幼時，勉之勉之。此書上卷：父母的責任，總歸於三宗——愛兒女一，敎訓兒女二，責備兒女三。下卷：兒女之本分——一、當以超性之愛，愛己父母；二、當孝敬父母，恭敬禮拜他們；三、當遵聽父母的正命；四、當相幫父母；五、當加增照顧之行，安慰父母的心。■ 案：「感」，當作「惑」。

（十二）《警怠神修篇》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山東南界敎務主敎韓準，赫神父著，兗州府天主堂活版第四次印，仿古籍線裝，共14 頁。 第一章，不可妄靠天主的仁慈。 第二章，有空的時候該修理靈魂。 第三章，領聖事不可推辭。 第四章，滿四規不可遲延。 第五章，醉漢得猝死。 第六章，死亡有先兆。 第七章，神父在家也找不著他。 第八章，如何生如何死。 第九章，不可故駁眞理。 第十章，人聽見天主的音聲不要硬了心。 第十一章，生前不顧靈魂難保得善終。 第十二章，悖叛聖神之罪甚大。 第十三章，生前不恭敬天主怕臨死找不着天主。 第十四章，生前不願意奉敎臨死難保領洗。 第十五章，天主提醒你回頭你若不聽恐怕受大害。 第十六章，因不聽朋友勸，就喪了命。 第十七章，因為不聽一句話耽悞了坐朝廷。 第十八章，不聽神父的勸言為靈魂大有害。 第十九章，臨死難回頭。 （十三）永嘉徐霆：《黑韃事略（附校記）》 東方學會印，每本參毛，仿古籍線裝，正文共12 頁，校記共3 頁。 校記後一空白頁右下方，鈐有“富晉”長方朱文篆印。 文末《黑韃事略校記》小序：“上虞羅氏重印《黑韃事略》，鈺有傳錄本，與之略同。钰本曾由吳縣曹君直舍人（元忠），以舊寫本校過，多可取者，因得校記若干條，附羅本之後。 曹校列上，羅本列下。 丙寅正月，長洲章鈺。” （十四）《教要總說》 仿古籍線裝，共7 頁。 總說敎要有：1.天主惟一，不能有二。 2. 天主一體，包含三位。 3.蒼天大地，天主所造。 4. 園中有樹，結菓甚美，天主欲人敬奉，禁伊食之。 5.聖子為人，兼為天主。 6.夫欲救人贖罪，獨負眾人罪惡，代服眾罪上刑，甘心受難，死於十字架上。 7. 耶穌升天前，建立聖敎會，是即信友之聚會。8.聖敎會有三景，榮福、攻戰、煉苦之景。 以上諸端，載於信經。 人當堅信，信亦非據傳，實倚天主啟示，與聖會設敎，此不可舛錯之專法耳。 然欲自救上升，內信不足，更宜顯著於行，遵守天主十誡，聖敎四規，修德避罪也。 十誡者：一、命愛惟一天主，禁絕諸凡異端。 二、命恭厥聖名，禁以誓以 咒侮慢之。 三、命守瞻禮之目，禁傭生之諸工。 四、命孝敬父母，尊敬長輩。 五、禁殺人禍人，或有害人之願，或施惡表之毒；且禁有恨報仇，命寬釋於 眾。 六、禁凡污溪之行，并凡引溪之幾。 七、禁或取或留他人之物，或致害 於人之財。 八、禁偽証，虛謊，臆議，謗訕，冤抑。 九、禁願想六誡所禁之行。 十、禁非義而貪他人之財物。

四規者：一、逢主日等瞻禮 日，望彌撒，罷傭工。 二、辦告解，一年至少 一次。 三、領聖體，每年至少一次。 四、遇封齋等期，守大齋小齋。 夫欲守 誡守規，主佑為要。 主佑者，聖寵也。 而欲得聖寵者，須因耶穌之名與功， 屢次求之。 而求之至美禱詞，莫如耶穌親教之文，天主經是也。 敬求天神 聖人，亦裨益於靈，因其轉求天主，能輔吾人，更宜虔恭聖母，額外求之恬之。 因其主前全能，實為天主寵愛之母，所以天主經以外，莫如聖母經為最。 夫教友之首德，即是超性向主之三德：信、望、愛也。 凡教友開明悟後， 度生之間，屢次分當發此三德，當死危之時，尤宜信望愛天主，至不容已也。 信德者，堅信天主所示，諸端正道，其誦曰：“天主，因爾 自為真實，不能舛 誤；信爾所示，聖教會內各端道理。”望德者，切望天主，賜我寵佑常生，其誦 曰：“天主，因爾聖子預許，聖子功勞，望爾極慈，今賜聖寵，後賜天國。”愛德 者，熱愛天主萬有之上，並愛眾人，其誦曰：“天主，因爾無窮美善，可愛無 比；愛爾萬有之上，為爾愛人如己。”痛悔，誦隨之曰：“天主，因爾至尊至善， 深惡罪惡，深悔以前諸罪，定志至死不犯。” 謹遵教宗吳罷諾第八位諭 旨，凡書中所述聖迹等篇，未經聖教會準定 者，不屬信德之端，係有憑有據之事耳。 2017 年 10 月20 日星期五至 10 月23 日星期一 ，克羅埃西亞Zagreb觀國之光，休假旅遊停工。 10 月24 日星期二至 10 月26 日星期四，處理電腦資料與論文審查 ，古籍整理打字工作亦暫停三天。 2017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至 10 月30日星期一，羅馬尼亞 Bucharest與保加利亞北郊觀國之光，休假旅遊停工。 三 、中 冊線 裝與膠 裝古籍九種 2017 年10 月31 日星期二，在家工作休養；11月1 日星期三至11月2 日星期四，“諸聖節”（All Saints Day）放假兩天，在家工作休養。 2017 年11月3 日星期五至11月6 日星期一，拉脫維亞 Riga觀國之光，休假旅遊停工。 2017 年11月7 日星期二，立冬，9；00 至20:00，於東方圖書館恢復古籍閱覽整理打字工作。 午餐於圖書館廣場，餐後至Brusselsestraat理髮10 歐元；傍晚17:00，欲至臺灣鄕親所開“秦園”餐廳晚餐，過斑馬線時差點被一右轉司機撞上，幸好反應快速，未釀事故。 遂轉至Alma 1學生餐廳享用3.4 歐元波隆那義大利麵。 魯汶早晚天寒，午間冬陽甚佳，立冬之後，寒冬即將來臨了。（一）《幼科鐵鏡》宣統元年歲次己酉排印，土山灣慈母堂活板，仿古籍線裝，卷之一共16 頁；

卷之二共9頁；卷之三共7頁；卷之四共8頁；卷之五共12頁；卷之六共2頁；總計54 頁。 （二）中醫古籍 未見書名，仿古籍線裝，共39頁。 文未曰：“此方得自蜀中，能治內外諸症；內服外貼，無不神效。”案：此書一至四頁所繪人身臉面手足器官等圖，與前書《幼科鐵鏡》相同，內文亦相似，恐是《幼科鐵鏡》之節本，以上兩書俱無序跋、目次，疑皆為翻印傳本。 （三）《告明切要》三卷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兗州府天主堂活版第五次印，仿古籍線裝，上卷共29頁，中卷共19頁，下卷共19頁，總計67頁。 目錄前有“小引”： 我小了《告明切要》這本小書，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是要提醒那 先瞞過大罪的人，快辦妥當神工。 第二個意思：是要警醒那先沒有瞞過大 罪的人，一輩子不要上魔鬼的當，當常告清白罪。 這本小書分三卷：上卷講 冒辦過神工的行實；中卷不大講行實，不過是用一些好道理勸人不要瞞大 罪；下卷講神父不露神工的道理。 又講八個行實証明神父們不怕受苦，且 不怕死，也不露神工。 寫的這些行實都是有憑有據的，你看完這本書，可以 傳給別人看好。 我求天主聖神降福這本小書，好提醒人常辦妥當神工。 赫司鐸著此書上中下三卷分別為：二十二章、六章與八章，全文普通白話，明白曉暢。 （四）《聖教禮義》十二卷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十四年，山東南界主敎韓準，兗州府天主堂活板第二次出板，仿古籍線裝，共153頁。 卷一〈論彌撒聖祭〉共三篇；卷二〈聖洗禮義〉共三篇；卷三〈堅振禮義〉未分篇；卷四〈告解禮義〉共三篇；卷五〈聖體禮義〉共二篇；卷六〈終傅禮義〉未分篇；卷七〈神品禮義〉未分篇；卷八〈婚配禮義〉未分篇；卷九〈發喪禮義〉未分篇；卷十〈聖年禮義〉共三篇；卷十一〈講修會聖衣等會〉共二篇；卷十二〈講聖物聖號聖像〉共二篇。 卷前有“小引”： 古時候天主親自給依撒爾人定了恭敬他許多的規矩及祭禮，吾主耶穌 在世的時候，也教給宗徒們行聖事的要規。 後來聖教會用了吾主耶穌付給 的全權，定過許多別的禮節。 為恭敬天主，為感動我們的心，這些禮節是蒙 天主聖神指引默啟的，沒有一樣空虛無意的。 可惜！ 許多教友們看見主教 神父做彌撒，行聖事，或行別的禮節，到底都不懂裡頭的深意。 所以我願意

給他們畧講最要緊尋常的禮節，盼望教友們自今以後望彌撒，或看或行恭 敬天主的禮節，多取神味神意。 羅司鐸著“小引”後有一黑白聖像，上下各書：“司鐸行彌撒聖祭”、“天主受光榮無限”；右左各書：“凡諸古時祭品未似稱主位”、“惟獨新敎彌撒眞相對其榮”。 （五）《煉獄畧說》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耶穌會士李問漁著，顧照林閱，沈禮門校，同會主敎郎亞弟盎準。 存藏共兩冊，上海慈母堂藏板，仿古籍線裝，共75 頁。 目分八篇：第一篇〈論煉獄有無〉，共五節：聖敎定論信有煉獄、煉獄之有徵以聖經、煉獄有徵以聖傳、煉獄有徵以性理、煉獄何在何時受造。 第二篇〈論煉獄苦刑〉，共七節：煉火有形、煉火甚猛、煉靈失苦、煉靈自悔、煉靈受魔害否、煉靈之苦至重、煉獄之苦漸減。 第三篇〈論煉靈景況〉，共五節：何人之靈入獄、煉靈何時出獄、煉靈不能立功、煉靈無罪無惡、煉靈代人求主。 第四篇〈論煉獄神樂〉，共五節：煉靈知必升天、煉靈願行主旨、煉靈忍苦榮主、煉靈契合天主、苦樂如何能兼。 第五篇〈論救靈緣由〉，共三節：救煉靈悅天主、救靈之功至美、救煉靈獲大益。 第六篇〈論代補已亡〉，共五節：代補何意何益、代補者該何如、代補益歸何人、代補兇死之人、代補之責甚嚴。 第七篇〈論救靈善工〉，共五節：彌撒領主、誦經默禱、哀矜濟困、克己苦工、施讓大赦。 附論二章：〈論拯亡會規〉、〈論仁愛首功〉，篇末〈錄泉州故迹〉。 篇前有贈序與自序各一篇，茲不具錄。 2017 年12 月11 日星期一，晨間瑞雪紛飛，滿覆全市，道積路融，頗為難行；魯汶圖書館廣場自上週四起，設有聖誕節市集，摩天輪豎立館前，五光十色圓轉，又是一番情趣。 近一月未至東方圖書館工作，緣因在家校釋明萬曆李三才《撫淮小草》，至今天子時後方才初稿竟功。 13:30 入館，適有韓國朝鮮王朝時期地圖特展，細加觀賞，甚會心。 （六）《印度刑律》 The Indian Penal Code ， 1860。 Amended up to February， 1898， Translated byRev. James Sadler，大清光緒二十九年歲次癸卯（西歷一千九百零三年），上海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Chinese）印，初次開印計壹千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 Shanghai ： Printed at theCommercial Press， 1903），仿古籍線裝，宋體活字印刷，正文天頭有小字宋體活字眉批，亦頗有可觀照者。 卷上第一章前記有：“嘉托瑪、美巴理全著，山雅各口譯，邱起霖筆述”。 序文甚長共21頁，僅存卷上共44 頁，導讀說解詳盡，無暇錄

打，謹拍照存識，無。 卷上共十一章，卷下存目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共九章，合上下卷共二十章。 （七）楷書手寫本：《下卷講得聖寵之法》 僅存下卷，仿古籍線裝，從47 至77 頁，共31頁，卷內各條上端，似有以蘇州數字代碼，標記“某某日”者。 第一、首論自生聖寵之法，即聖事七件：“凡人信而受洗得救”（瑪爾谷經 ‧十六），“如不食人子體不飲其血必無生命”（若望經 ‧六），“凡爾赦人罪必赦爾留則留”（若望經 ·廿）。 下卷第一章〈聖事公論〉；第二章〈論聖洗〉；第三章〈論堅振〉；第四章〈論聖體〉（論聖事、建定、終向。），內分別四節，第一、二節無標題，第三節作“領聖體”，第四節作“彌撒聖祭”；第五章〈論告解〉，第一節“告解聖事：要理、省察”，第二節“痛悔 定改”，第三節“告明”，第四節“赦罪 補贖 大赦”；第六章〈終傅〉；第七章〈論神品〉；第八章〈論婚配〉。 第二、首論祈禱，即要聖寵之法：“爾求必與之尋必獲之叩門將啟之”（路加 ‧九章‧九節），“我誓告爾凡因我名求於聖父必賜與爾”（若望 ‧十六章 ‧二十三節）。 僅有“一章”，並無標題。 卷末書：“聖聖聖主，無始無終，全能者天主，將來審判萬民者，應受光榮於世世。 亞孟。”已拍照存識。 （八）《聖教啟蒙課本》（第一至第四冊合訂本）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十三年，江南姚大司牧準刊，仿古籍線裝，封面與各冊書頁上，都蓋有藍色長方典藏印記：“Charles VAN DE VYVERE，SeMINAIRE DESMISSIONS， SCHEUT- BRUXELLES”。 第一冊，上海：江南公敎進行會（上海南市董家渡）印行，中西書室、土山灣慈母堂發行，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再版，定價大洋三分，十四課，共16 頁。 第二冊出版項同第一冊，十三課，共14 頁。 第三冊，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再版，定價大洋五分，二十五課，共26 頁。 第四冊出版項同第三冊，二十三課，共24 頁。 每課四字，頗類“千字文”，大小字書法佳善，並附版畫黑白插圖，文圖並茂，對照參讀，生動活潑，甚益敎化。 後附各冊“字韻表”，共2 頁，標明生字之平、上、去、入四聲。 （九）《心箴》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江南主敎倪準，上海慈母堂重印，仿古籍線裝，共91頁，24 條箴訓。 隸書題籤雅正，序前以小篆書“耶穌訓眾”於上，其下有版畫圖像，像後頁有“愈顯主榮”天使圖像。 其序曰： 夫人情易惡而難善也，慾撼之而志惛，境役之而神往，魔感之而心怯。 聖賢人卓爾自立，蒙寵特隆，不為三仇困；且能奮然興起，猛然致力，破鬼祟

之計，積遠大之功。 若夫庸碌之徒，先志柔懦，一經誘引，輒順私情，奚啻倦 眼閉，而漸入黑甜，非聞大聲疾呼，殊難覺醒。 昔 天主命依撒意亞曰：“發 爾洪聲，指責民罪。”以此故也。 秋著《箴訓》廿四首，用為醒心之一助，名之 曰“心箴”。 詞固甚俚，而理皆出自聖賢書，信士各置一編，隨時披閱，殆亦 可為座右箴也。 光緒十六年，耶穌會後學李杕問漁氏識。 2017 年12 月12 日星期二，昨晚雨雪，晚餐後賦《夜雪偶成》古詩一首，深夜難眠，復起燈讀竟夜，至凌晨始上床補休，午餐後騎車至圖書館，即從13:30 至20:00，將靜安閱讀錄耶敎中文古籍，日進有功，亦足堪慰可喜。

20 19 年 第 2 期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總第24 期 Issue 24 西 欧 藏 中 国 弹 词 刊 本 叙 录 崔蕴华 * 说唱文学是民间文化中的潜流，源源不断流淌于悠悠岁月与广袤地域之中。其所呈现的庶民热闹场景与学术研究的冷淡形成对比。在传统社会中，它们比起小说等文体“卑贱”更甚、殊难入流。 自“五四”尤其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如刘复、李家瑞、傅惜华等关注民间说唱并挖掘整理，其功甚伟。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一些学者陆续对海外所藏民间文献进行著录与研究，如李福清等。①笔者近些年在欧洲地区图书馆访得一些中国民间说唱唱本，这些唱本包括宝卷、木鱼书等。其中宝卷类文献笔者已经初步整理。此外，笔者还见到一些弹词唱本。弹词是明清以来流行于长江流域的民间说唱形式，在苏州等地颇为繁盛。郑振铎藏有明崇祯年间《白蛇传》，是现存最早等弹词唱本之一。 目前较为完整的弹词目录著作主要有以下三种：（1）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以下简称“书目”）。 胡士莹于1930年后开始搜集弹词唱本，初得150余种，后参校郑振铎、孔德学校、凌景埏等公私所藏，整理成书，共计收弹词270余种，宝卷200余种。虽较为简单，却是20世纪以来学者认真整理的最为全面的目录之 。 该书1958年初版，1984年增订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 谭寻、谭正璧《弹词叙录》（以下简称“叙录”） 。 1958年开始作者便陆续阅览整理相关文献，七年后始付梓。该书将作者所见200种弹词悉数归入。虽然数量不 崔蕴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杰出学者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民间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 设” （17ZDA2 ）阶段成果。 ① 相关研究，如李福清：《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汉文珍本书目》，载《文献》1992年第2期；李福清：《德国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载《汉学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有关此目录缺陷，正如学者所云，因条件限制所录或非胡氏全部经眼，并与实际版本有所出入参见丁春华、李丹 《二十世纪以来弹词研究文献简析》，载《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一46*

全，但是每一种文献都详细叙述其内容、作品全称及卷回、作者或序者姓名时间、版本年代、曾见著录于某书或查禁书目、本事来源、同题材小说戏曲及其他说唱文学之比较等，颇显深厚功力。 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3）周良《弹词目录汇抄》（以下简称“汇抄”）。该书在《弹词宝卷书目》、《弹词叙录》等前人目录及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等馆藏文献基础上整理而成，共包括十种材料来源，共计973种弹词，是目前为止最丰富完整的弹词目录。 2006年古吴轩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学者对某地图书馆藏本进行搜集与研究，如日本学者侖田直子将上海图书馆所藏弹词书目进行了详细梳理。③ 上述论著均以国内所藏文献为研究对象，没有涉及海外弹词文献，颇有遗珠之憾。笔者不揣冒昧对西欧所藏弹词进行初步爬梳整理，以期将海外民间说唱珍本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之中。笔者主要调查了西欧地区英国、法国、德国等地相关收藏，其中包括在英国及法国的几大图书馆经眼的一些珍贵弹词文献。具体而言，笔者在大英图书馆、亚非学院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共目验弹词27种。这些弹词有些可以追溯到明确的渊源，如大英图书馆中文藏书主要源于Sloane、 Harleian、Old Royal、 Lansdowne等相关赠书。其中，Sloane即英国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1660 - 1753）大量搜集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这些珍品赠与了乔治二世而后悉数归大英博物馆。④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弹词7种，这些文献并非来自一时一地，而多为法国皇家几代所有。⑤包括Charles X、Louis- Philippe以及Napoléon Ⅲ藏书。笔者在法国查阅唱本时发现， 些弹词首页钤有皇家专属印章，如《绣像水晶球传》、《玉连环传》等。这批文献应是十八到十九世纪传教士从中国购得，辗转万里抵达法国，先后归入皇家图书馆。总体而言，西欧所藏弹词不少属于早期刊本，可以与上述几种弹词目录著作互为补充，进一步丰富弹词文献相关目录与研究。 下文列出四大图书馆藏弹词共计27种，其中书名后的字母（数字）为索书号。版本之后会标明藏地。 1.说唱花园会15333. c. 10 黄封。 中大字“说唱花园会”，右“秘本新镌”，左下“裕德坊梓”，上写③ 侖田直子：《上海图书馆所藏弹词目录》，收入《东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论集》第4号，1999年11月。®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 Ca tal og ue of Chinese P rinted Books , Ma nuscrip ts a nd Dra wings in theLibra 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 1 8 7 7 .⑤ M. Courant , Ca t alog ue des livres chinois , cor éens ,j apona i s , etc. Pari s Ern est Le roux , Editeur , 1 9 0 2 .二

“弹词第一新书”。卷首题“新刊时调百花台全传卷之一”。 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题每卷不同，如“典房”等，中为卷名，下页数。 （卷一无鱼尾，其他有）。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共二十卷。正文云“[唐诗唱句］⋯⋯[开场引］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小生李文俊祖贯维扬⋯⋯[唱］更可叹我从幼攻书学分通，时垂难入圣人宫”。 尾云“[唱]后话无穷□□□，百花台正本已团圆，新书尽有待来年”。大英图书馆藏。 查《叙录》及《汇抄》无此书；《弹词宝卷书目》（增订本）中有《百花台》，注明“鸳水主人著”，一名“云外飘香”，有嘉庆（1820年）刊本、道光（1843年）刊本、光绪元年（1875）刊本扉页旁题“秘本花园会”。 不知是否同一故事，待考。《汇抄》中有“绣像百花台”，四卷十七回。另，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花园会》弹词，相关版本比较参见下文。 2.天雨花15333. d. 6 粉封，中大字题“天雨花”，右上题“鉴定秘本”，左下题“有遗音斋藏板”。封上题“嘉庆甲子春镌”，即1804年。有“原序”，尾题“顺治八年岁次辛卯九月二十九日梁溪陶贞怀自叙”。有图六幅均题有赞，分别为左维明、桓清闺、左永正、桓楚卿、左仪真、左德贞。 目录页题“天雨花目录”，共三十回。分成五大本书，每本六回。卷首题“天雨花”。左右双栏，黑口，单鱼尾，版心仅题回数及页数。每半叶八行，行十九字。正文云“历朝兴废言难尽，这部新词说大明。 自从太祖安天下，东荡西除定太平”。尾部文字有些残破。大英图书馆藏。 笔者查首都图书馆藏“本衙藏板”《天雨花》，封面右上题“鉴定秘本”，左下题“本衙藏板”，上题“嘉庆甲子春镌”。而大英图书馆藏《天雨花》为嘉庆甲子有遗音斋刊本。嘉庆甲子为1804年，除封面外，序、图及版式与庚辰本一样。这两种版本均未收入《叙录》和《书目》。 《汇抄》中提到有南京图书馆藏抄本，年代不详，苏州图书馆藏嘉庆九年（1804）刻本。 《叙录》中版本为民国本；《书目》中最早为道光辛丑（1841）有遗音斋刊本。因此，大英图书馆所藏有遗音斋刊本、首都图书馆本衙藏板、苏州图书馆藏嘉庆九年刊本同属于目前所知《天雨花》最早版本。上述版本均属于三十回本；另有六十回本，属于晚出版本。如首图藏光绪二十二年上海书局石印本《天雨花》，封面题《绘图天雨花》，整整有六十回，且回目文辞不同。 《天雨花》乃早期弹词的杰出代表，故事脉络以明代为背景，从左维明与其女左仪贞的家庭生活延宕开来，将晚明政局如东林党、阉党等派系纷争融入文本，既有女性弹词的细腻书写，又超越了闺阃生活，呈现出深厚绵邈之意。其中对“父女”关系之书写颇显新意，已有学者指出父女关系的隐喻意义：女性面对

父权衰微有挫折感，而“父权力量的危机使父对女儿有期待又感疑惧”。⑥而笔者感兴趣的是此处的父女描写对传统的闺房又有哪些突破？书中主人公左维明乃名门仕宦，他性格潇洒不羁，面对朝廷奸臣更是刚正不阿。其一生无所惧怕，唯独对女儿左仪贞又爱又怕。书中多次写到女儿对父亲闺训的反抗，以及父亲对爱女的体贴。左维明虽然对左仪贞的顽劣恼恨在心，骂她“这妮子可恶”之语，但当女儿生气流泪时，他又细心地为女儿端饭：“言罢亲捧杯和碗，递向多娇手内存。”此处竟是父为女“捧杯”！这对传统看重长幼有序的的礼仪而言，无疑是一种秩序的颠倒。这种快乐的闺房细语确实彰显了明清时期新的人文气质。父亲走入闺房的笑声绝音于主流文化，而常溢于民间的世俗文本中，呈现出民间文本鲜活的生命力量与情感形式。 3.义妖传 155334. f. 6 素封，残存左上题“义妖传”。封二为黄封，中大字“绣像义妖传”，右“陈遇乾先生原稿”，左“陈士奇俞雪山二位先生评沦校阅”，上“嘉庆己巳春镌”。有序，末题“嘉庆十四年春五月、心斋顾光祖”。有图四幅。 目录题“绣像义妖目次”，共二十八卷。 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题“绣义妖传”，中卷名及题名，下叶数。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 1891年7月人库登记。正文云“[仙踪］[旦引］持帚毛翎，恐伤蚁命。把蔓草除根，愿永享长春丽景”。尾云：“功名圆满归班内，六支从此作神仙。义妖一部全完毕，离合悲欢万古传。”大英图书馆藏。 《叙录》中版本为同治无乙巳年，待查本。 《书目》最早为嘉庆十四年（1809）本。 国内藏本如首图藏嘉庆己巳《义妖传》，封面无字，封内题名、版式文字与大英本同，区别仅在于两者目次与图像顺序颠倒。此本值得注意的是，在目次末尾空白处题“金阊启秀梓”。短短5个字，泄漏出重要的出版信息。联系这一信息，可以推知大英本为苏州地区启秀书坊刊刻，至少与该书坊关系密切。 “身居蛇类深知救命之恩，人属妖魔颇谙妇仪之训”，这是《义妖传》序言中对白蛇的深情赞誉。唱本详细地讲述了一个妖如何成为“义妖”的艰辛历程，读来令人感叹。 “妖”乃是远离世俗社会的一种远方之邪恶，但是当前面贯以“义”字时则将其拉回此岸，成为可感可亲的生命体。学者曾将中国民间流传的“白蛇”意象与印度传说关联起来，同时欧洲传说中也有关于“蛇”神之叙述。⑦由此观之，对于“蛇”之书写乃是具有广阔空间意义的民间文化母题。而弹词则 ⑥ 参见胡晓真：《父与女——女性文学现象中的晚明变局与世代传承》，收入氏著《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 页。 ⑦ 参见赵景深：《弹词考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将这一世界性文化母题赋予了最东方的文化特质，尤其是长篇弹词非常擅长对故事细节化与生活化的书写，《义妖传》将此种优势发挥殆尽。故赵景深在《弹词考证》中高度评价弹词唱本《义妖传》，认为是所有《白蛇传》故事中最详细也是成就最高的一种：“此书把白素贞（即白娘子）写得更好，更使人同情，一切的罪过却替她脱卸了。盗银和水漫金山两件罪名，都推在她的义兄黑风大王身上，算是他做的，他也因此为法海所杀。”⑧该故事在宋代以来的文献中不断出现，至明代冯梦龙所编三言中有《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明清各种民间版本不胜枚举。⑨清代以来《白蛇传》在弹词书场中不断演出，形成了经典文本。⑩ 4.八仙缘15325. a. 6 素封，上书“绣像八仙缘”，封二为黄封，中“绣像八仙缘”，右上“道光已丑新镌”，左下“寓春居士藏板”。 目录页题“新刻时调说唱八仙缘全传目录”，共四卷十二回。每回目为七字句，似章回。有图十二幅，并配赞。卷首题“新刻时调说唱八仙缘”，下题“梅庭氏编辑”。 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题“八仙缘”，中为卷名及回目，下为叶数。每半叶八行，行二十字。 正文云“[诗曰］经言百善孝为先，惟孝惟诚自格天。慢道修身须弃俗，洗心涤虑也成仙。 [引］春光日丽正花明，庆椿萱百岁长春”。卷尾云“修仙学道无男女，只要虔心天必全。何姑此事真□迹，留与人间作话传”。大英图书馆藏。 《叙录》为同治（1872年）本；《书目》为同治（1872年）耕本堂刊本。 《汇抄》中有芜湖市图书馆阿英藏书室藏道光已丑（1829）本。可知大英图书馆与芜湖市图书馆所藏同为道光已丑寓春居士板，乃目前所知《八仙缘》最早版本。 笔者在首图另见有清抄本《八仙缘》（宝卷）。 比起宝卷，弹词的叙述要细致得多。 《八仙缘》以何仙姑为中心讲述八仙之前世今生。何氏乃大户千金自幼向道。父亲为她招婿，引来曹国舅、蓝采和、吕洞宾等人。招婿公告中要求男方需有“江湖绝技”，遂引来 众市井人物。第三回 《看招纸闲人打混》中前来揭纸的“好汉”大多为江湖混混，引得旁观者揶揄戏谑。这一段有大量市井白话，谐趣盎然。 5.说唱绣香囊15327. b. 14 素封，中有英文说明，包括音译题名以及“conversation in prode and poetry”字样。封二为正式黄封，中大字题“说唱绣香囊全传”，左下小字题“此书陆士珍 ⑧ 赵景深：《弹词考证 》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66 页。 该书还认为，嘉庆十一年玉山主人的小说《雷峰塔传奇》应该有说书人弹唱的未刊底本为重要来源而写成。 参见该书第36页。 ⑨ 学者对该故事之渊源及流传有详细论述，参见孙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微缩品），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13年。 ⑩ 盛志梅：《弹词〈白蛇传＞的经典化历程》，载《戏曲与俗文学》第三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

先生弹唱秘本拘觅原样新编其中情节宛转词句精雅赏心悦目观者称奇”，下题“环春阁梓”，上题“嘉庆甲戌秋镌”。 目录页题“绣像绣香囊传目录”，共七集，每集一个小标题。有图四幅，包括张官保、王尚简、王定英、韩秉忠及赞词。卷首题“新镌秘本陆调唱口绣香囊全传卷之一”，亦有它卷题“新刻秘本雅调唱口庆囊圆全传卷之一”等字样。 四周单栏，白口，无鱼，版心上题各卷名，中为卷数，下叶数。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至二十五字不等。正文云“[唐诗]金风玉露正交秋，爱月佳人园内游。昨宵露湿花鞋底，晒在窗前忘却收。 ⋯⋯[白］虚度浮生空碌碌，徒然满腹多才学”。卷尾云“须学梁鸿与孟光，眉齐紫□□□荒唐，团圆全部绣香囊”（残本）。大英图书馆藏。 《叙录》为光绪（1905年）本；《书目》中没有点名年代，有上海书局石印本，环春阁刊本，题“陆士珍先生原本”，分“绣香囊”、“单手镯”、“绣长旛”、“难宾缘”、“折桂香”、“九曲山”、“庆囊圆”七集，并于第七集下注明“嗣印”二字；《汇抄》中有南京图书馆藏环春阁刊本，但无刊刻年代；国图藏《新镌秘本陆调唱口绣香囊全传》环春阁清刊本。 大英图书馆所藏版本中题有“此书陆士珍先生弹唱秘本构觅原样新编其中情节宛转词句精雅赏心悦目观者称奇”字样，这段文字已将该书刊刻缘由简短道出，同时也是极好的宣传辞。此唱本原为弹词名家陆士珍所藏“秘本”，环春阁书坊将其辛苦搜求重新编辑，这一最新刊本的文辞“精雅”，令人“赏心悦目”，可谓弹词中之“奇书”。 翻阅唱本，确实比较新奇。其中[白］比较多，书场说书气息扑面而来。每一卷前面均有[唐诗］或[唐诗开场］点缀。粗看还以为是集唐诗诗句而成，这是中国戏曲、说唱常用的开篇方式，但是仔细拜读这些“唐诗”，却别有洞天，如第一回之[唐诗］：“金风玉露正交秋，爱月佳人园内游。昨宵露湿花鞋底，晒在窗前忘却收。却被他人挑了鞋儿去，反把音书抛上楼。玉手兴兴忙拾取，拆开仔细看情由。⋯⋯衷肠诉，达闺楼，勿嫌冒犯把情勾。”这些唱辞长短不一，乃是典型的民间说唱文体，而非“唐诗”。 内容均为描写男女欢情的艳词俗曲。从表演角度看，这些俗曲乃是民间书场常见的开场形式，可以集中观众兴趣；从书坊角度来说，也应是刊本卖点之一。 6.蕴香丸15327. b. 10 素封，中大字“绣像蕴香丸”，右“时调秘本弹词”，左“兰玉轩梓”，上“嘉庆戊寅年镌”（1818）。有序，题嘉庆二十二年啸霞山人序。 目录页题“绣像蕴香丸目录”，十卷二十回。有图11幅并赞。卷首题“绣像蕴香丸”。 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题“蕴香丸”，中为卷名、题名，下为叶数。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正文第一回[赴任]开篇为药名唱辞“紫苑风和春昼长，红花开遍斗王芳。碧空青黛如图画，马兜铃风动响叮当”。尾云“编成雅调蕴香丸。书中情节俱奇

异，浪语淫词悉扫完。寄语骚人须品目，雨窗备览可消闲”。大英图书馆藏。 《叙录》为光绪乙未（1895）本；《书目》最早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兰蕙轩刊本，此为“新刊秘本弹词六种”之一。相关版本比较少见。另外，法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蕴香丸》，相关版本比较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 弹词《蕴香丸》在所有唱本中颇为独特。全书共二十回，有韵有白。独特之处在于，在每一回的故事前，都有一段与故事无关的韵文“唱句”，包括鸟名、花名、药名、烟名等内容，基本都是讲述男女相思之作。这些诗句因其构思巧妙、语言别致而成为民间修辞的总汇，如《春夏秋冬四景唱句末用千家诗两句》、《伉俪调情唱句》、《摘西湖景唱句》、《悼亡妻唱句》、《渔樵问答唱句》、《望良人归来集?歌唱句》等。这些诗句虽与全书的故事没有太多关联，但却在相思之情上与故事中的爱情形成了表里结构，成为诗中诗、景中景，再现了民间叙事诗修辞的丰富与灵巧。可以说，这里已包含多种民间修辞形式，其中的“集戏名”等是民间叙事诗独有的特色，在文人叙事诗中往往无法看到。 7.玉钏缘 15327. b. 8 粉封。中大字“玉钏缘”，右上“再生缘前本”，左下“翰苑阁新镌”。有序，题“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壬寅西湖居士偶书。于京邸之静观斋镌”。 目录页题“玉钏缘全传总目”，共三十二卷。有图20幅并赞。卷首题“新刻玉钏缘全传”。 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玉钏缘”，中卷名，下叶数。 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全部装订成六大册。正文云“[诗曰］闲拈笔墨度新声，写出悲欢离合情。绣楹开帘迎晓日，绿窗润墨得春晴。⋯⋯盘古初生天地安，帝王世纪永相传”。尾云“弱手未能如决字，弹词之笔且停停。要知后来如何事，再取新文接旧文”。大英图书馆藏。 1891年7月入库。 《叙录》同；《书目》同。 笔者所见国内其他版本如：（1）首图藏翰苑阁刊本《玉钏缘》，该本与大英本内容版式完全一致，仅封面颜色略有色差；（2）首图藏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善成堂本《玉钏缘》，除封面外其他文字版式均同；（3）首图藏学库山房本《玉钏缘》，文字版式同上；（4）首图藏“蔚山署首”版《绣像玉钏缘全传》，图6幅，每三人合为1幅，图像与上述版本不同。每半叶二十二行，行六节七言诗共四十七字。其他内容均同；（5）首图藏清抄本《真本玉钏缘》三十二卷，抄本内有“序”，尾题“静斋偶记”，但序文与刻本有差异。此外，正文文字与刻本相比略有删节与修改。 《玉钏缘》乃是弹词早期长篇故事之一。其中所叙女扮男装、路遇奇人、高中状元、夫妻团圆入仙班等属弹词常见书写套路。但其文辞典雅清丽，颇值观赏。如卷六写女主人公谢湘娥回京，丞相之女王淑仙与其重逢。这两位女性当

年曾因谢氏男装中举而成“夫妻”，不久互知身份而拜为金兰契友。两人重逢时的意境之深朗、情思之绵邈决不逊于李杜之谊、元白之盟：“湘娥手携王小姐，口称贤姐面含羞。惜别北廷频恋恋，钏笼钗凤寄离情，杨柳蝉声吐梓里，蓬房路恰又相亲。思君惟望江头月，万里长城一片云。夜橹声声添怅恨，晓风渺渺欲销魂。羁逗洛阳云岭路，中秋月明闲调铮。无限离愁言不尽，东篱香绽又相亲。朝阳君后皆无恙，上苑悬悬女翰林。二位姣娥携翠袖，含悲含恨诉衷情。” 8.绘真记 无书皮（封）。开头为“绘真记序”，序尾题“云间女史朱素仙序于举杯邀月楼”。有图一幅“缩临秋樵笔”，图后有“绘真记凡例”，点明“此书虽效音词，并无不经之论。展卷一观，纯是太平气象”。尾题“板桥女子李绣虎识”。 目录页题“绘真记目录”，共四十九卷。卷首题“绘真记第一卷”，下云“邀月楼主人手编。素仙女史校”。左右双栏，白口，单鱼，版心上题“绘真记”，中记卷数，下记叶数。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正文云“[别母赴梁］[生上引］[蝶恋花］残戟苔封门昼掩。小院梨云，寂寞珠帘卷。红雨一庭春欲半，拥书坐对芙蓉剑”。尾云“说不尽希奇多少事，向绘真后本看情由”。亚非学院图书馆藏，乃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 - 1834）旧本。 《绘真记》弹词实属该馆藏民间唱本中之珍品，版本价值颇高。 《叙录》中收录有《绘真记》，但是版本为光绪乙未（1895）上海书局石印本。而亚非学院版本虽无年代标识，然属于马礼逊藏本（以下简称马氏本），马礼逊于道光四年（1824）将汉籍捐赠与亚非学院，因此马礼逊藏本的年代至迟为1824年。马氏藏本比国内谭氏记录的版本至少提前了71年。 马氏《绘真记》封面不详，封内有绣像一幅，题“缩临秋樵笔”，共八卷。卷首题“邀月楼主人手编，素仙女史校”。此书叙写男主人公姬云娶四位妻妾的传奇故事，属于弹词常见的才子佳人情节模式。该书属于仿戏体弹词，有“生”、“旦”等角色，并标明“唱”及“白”。这是典型的明清传奇书写风格，只是唱词不再是传奇的曲牌体，而是诗赞体。卷二女主人公余紫钗（即“小旦”）出场，在一段闺情唱词之后，是她与母亲（即“付”）两人的对白，对白全部用吴语。地域色彩浓厚，这样的对白轻灵活泼，与唱词的文雅俊丽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呈现出弹词的民俗气脉与文体品格，是早期弹词中的精品。本书文辞雅致轻灵，对于研究清代中期弹词书写体制及版本流变具有一定的价值。 9.果报录（倭袍）c. 369. k. 9 封中大字“果报录”，右题“莫道果中差忒”，左题“须知报外分明”。有序，题“半痴子书于绿荫竹堂西舍”。 目录页题“果报录目次”，共十二卷一百回。卷首题“果报录卷之一”。 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书“果报录”，中为卷

名，下为叶数。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正文云“西园梅放立春先，云蔽巫山雨水涟。⋯⋯第一回[外引］转国何宜，尊君仁义，休谈利，进贤删异。 ⋯⋯[外白］老夫唐上杰表字从玉，⋯⋯[唱]老夫勤学幼年间，磨砺功夫赖圣贤”。尾云“去去去得机关拗，来来来来得有缘巧，劝劝劝劝人生切勿使奸刁，但但但但看那奸邪忠佞分两道，方方方方显得这个倭袍妙，全全全全如乃分明果报。”亚非学院图书馆藏。 10.庚子国变弹词C357. h. 26 上海世界繁华报馆光绪二十九年（1903）。 四周双栏，白口，单鱼尾。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三字。亚非学院图书馆藏。 11.天雨花4087 - 4092 封缺，有“原序”，尾题“顺治八年岁次辛卯九月二十九日梁溪陶贞怀自叙”，顺治八年，即1651年。嘉庆庚辰（1820）年刻本（简称庚辰本）。有图六幅均题有赞，目录页题“天雨花目录”，共三十回。左右双栏，黑口，单鱼尾，版心仅题回数及页数。每半叶八行，行十九字。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此外，大英图书馆藏有遗音斋嘉庆甲子（1804）刊本。相关版本分析见前述。 12.绣像水晶球传4412 黄封，封面中间大字“绣像水晶球传”，右上题“时调秘本弹词”，左下题“鸳湖悦成阁发兑”，最上题“嘉庆庚辰年新镌”。庚辰即1820年。有“鸳湖悦成主人”序。 目录页题“绣像水晶球目录”共三十八卷。有图20幅。卷首题“绣像水晶球卷之一”。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题“水晶球”，中为卷数，下为叶数。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此书为仿戏体弹词。所谓仿戏体弹词，乃指此类文本模仿传统戏文之写法，人物分为[生］、[旦］等角色，有白有唱。粗看似戏，而细绎之则其唱辞没有曲牌，多为七言体诗句。 同时兼有大量叙述性唱辞，因此为弹词无疑，故谓之“仿戏体弹词”。 国内藏本如首图藏《绣像水晶球传》十七卷，也是嘉庆庚辰本。该版封面、封内刊刻与法图版一样，只是首图版的目录页题名仅十七卷，而实际上笔者发现该本正文一直到三十八卷结束。 即目录页少了十八至三十八卷之卷次，另外其正文前图像仅有17幅，与法图版相比少了3副。 13.玉连环传4413 - 4414 素封，中题大字“玉连环传”，右上题“素仙女史手编”，左下题“藏版”，最上题“嘉庆乙丑年新镌”，嘉庆乙丑即1805年。首页为“雨亭主人”序，末题“龙飞嘉庆十年岁次乙丑九月上浣录于环春阁中”。序言页后为“钟”“情”两个大字，各占一页。其中文字如下：

一无男扮女装、一无私定终身、一无先奸后娶、一无淫女私奔、一无失 节之妇、一无谋财害命、一无牢狱之灾、一无陷害杀人、一无私通外国、一无 奸佞专权、一无仙法传授、一无鬼怪妖邪、一无僧道牵连、一无梦寐为证、一 无穿窬偷窃、一无强抢逼婚。此书十六病皆无，写尽钟情二字耳。这段文字直指《玉连环》一书的书写禁忌与人文意涵。 “十六病”乃是民间文艺叙述常用模式与套路，而此书被认为毫无“十六病”之累，反以清新之“情”而引人注目。 目录页题“绣像玉连环目次”，共八卷。后页有“绣像玉连环凡例”，末题“云间吴钧亭识”。有图24幅。卷首题“绣像玉连环卷之一”，下题“云间女史朱素仙著、樵云山人订、钩月山人校正”。版心上题“钟情传”，中为卷数及回目，下为叶数。 白口、单鱼尾。 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分订成两大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此书为仿戏体弹词。该唱本相关版本据笔者所见有几下几种：《玉连环》海内外所见主要版本列表 通过对比正文及版式，可以将《玉连环》刊本大致分为两种：上表中前四种为早期版本即“甲”本，图像数量不等，但图式、文字一样。最后两种为晚清民国版本即“乙”本，晚清版本均为上海石印本，图像风格为之一变，文字也大不相同。南京图书馆藏抄本则无图。 14.绘真记4415 ■ 编号为“丁3101”的《 玉连环》在官网检索页中显示出版年代为 嘉庆十年刊本，但笔者查阅后发现该本实为道光癸未年（1823）亦芸 书屋刊本。 特此说明。封面题名及编号序 十六病 目录 凡例 图像 书坊 藏地 玉连环传(4413 - 4414 )有 有 有 有 24 嘉庆乙丑 法图玉连环■（丁3101)有 有 有 无 12 09（图像在序后）道光癸未亦芸书屋首图 玉连环（丙四3647 )有 有 有 无 12 幅道光癸未亦芸书屋首图 （无）（甲四277 )有 有 有 有 24 幅 无 首图绣像玉连环全传 (丙四4637 )有 无 有 无 14 幅 上海书局光绪丙申石印首图绣像玉连环（丁 1738 )无 无 有 无 6 幅上海书局 石印首图绣像玉连环 有 有 有 有 无 清抄本 南京图书馆

红封，封中大字“绘真记”，右上题“嘉庆壬申秋镌”，即1812年。左下题“本衙藏版”。有序，末题“云间女史朱素仙序于举杯邀月楼”。有图一幅题“缩临秋樵笔”。有凡例。 目录页题“绘真记目录”，共四十卷。 卷首题“绘真记第一卷”，下题“邀月楼主人手编、素仙女史校”。 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题“绘真记”，中为卷数，下为叶数。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 “邀月楼主人”据前人记载为青浦陆寿铭。 《霞外捃屑》云，坊刊《绘真记》乃陆晴初（是一诸生）悼亡后游戏之笔。■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此书为仿戏体弹词。查首图藏嘉庆壬申版《绘真记》，版式文字与法图版完全一样，只是首图封面稍显暗黄；另，该馆藏光绪已未上海书局石印本《绘真记》，序言及凡例均同。 目录页后增18幅图像，包括“姬太夫人”“姬云”等8幅人物像及“别母赴课”等情节图像。但缺上述两版中的“缩临秋樵笔”图像。欧洲藏本则还有亚非学院马礼逊藏本马礼逊藏本《绘真记》，封面不详，封内有绣像一幅，题“缩临秋樵笔”。卷首题“邀月楼主人手编，素仙女史校”，共八卷。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该本年代不详，但却至迟为马礼逊1824年所购，另外其版式内容与法图本一致，因此可以推断同为嘉庆（1812）本。 15.百花台4416 黄封。封中大字“绣像百花台全集”，右上题“时调秘本弹词”，左下题“文成斋梓”，最上题“嘉庆庚辰新镌”。嘉庆庚辰，即1820年。有序，末题“嘉庆二十一年秋八月日”“上得口文成斋识”。 目录页题“绣像百花台全集目录”，共十九回。有图16幅。卷首题“绣像百花台初集第一回”，白口无鱼尾，版心上题“百花台”，中为卷数，下为叶数。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仿戏体弹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16.花园会4417 黄封。中大字“说唱花园会”，右“秘本新镌”，左下“裕德坊梓”，上写“弹词第一新书”。卷首题“新刊时调百花台全传卷之一”。 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题每卷不同，如“典房”等，中为卷名，下页数。 （卷一无鱼尾，其他有）。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共二十卷。此书为仿戏体弹词，有白、唱等提示，且每卷开头都有“唐诗唱句”。 《书目》、《叙录》、《汇抄》中均无。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上述两个唱本即《百花台》（4416）与《花园会》（4417）文字有所不同，但情节大致相同，因此属于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下面笔者试对该故事的海内外版本进行整理分析。笔者在查阅、整理海内外相关版本后发现，弹词《百花台》有以下几种版本系统：一是时调版。主要包括法国《花园会》（4417）、大英图书馆■ 谭寻、谭正璧：《弹词叙录》，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 页。

《花园会》（15333. c. 10）及国图（编号为35575）藏本。这些唱本的特点是文字、版式一致，均为20卷。每卷开头都有“唐诗唱句”，这些唱句实为鲜活甚至色情的民间小调。正文多用吴语词汇，充满江南民间气息。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法国及英国藏本无序、无像，而国图版本有序及绣像12幅。 另一种是改良版，即把每卷开头之“唐诗唱句”内容修改得更加正统，删除色情小调；同时文辞也更加雅致，吴语气息减弱。 《弹词宝卷书目》（增订本）中所列三种嘉庆（1820）刊本、道光（1843）刊本、光绪元年（1875）本均属于改良版。法国《百花台》（编号4416）及国图（编号xd7174）属于改良版。在改良本中，男主人叫李荣，莫桂两个儿子分别叫莫高、莫广，老师叫金雅臣。女主人公莫桂次女叫莫淡云。法国版与国图版内容大致相同，然从年代考察，法国版为嘉庆刻本，明显早于国图光绪刻本。 国图《绣像百花台》（xd7174）有光绪元年（1875）鸳水主人序言。序言与上述印文大略相似，但正文全然不同。卷首“绣像百花台初集第一回别祠”，开头云： 〔唐詩〕紫〔子〕建才高七步章，香絲意氣任翱翔。秋香晏〔宴〕上三千 客，奇品佳餚飲酒觴。 蒲城路上災星到，冤遭白片拐財香。 幸虧赛蘭朋友 来相助，得到皇都锦繡邦。聯標〔镳〕金榜题名字，麟鳳呈祥拜帝皇。御赐 金丝灯两盏，双凤完姻返故乡。烟魁名姓扬。 三尺鲤鱼欲化龙，尚在淤泥浅水中。功名未遂凌云志，主仆勤劳枉用功。 [引小生］困守坟堂，无限凄惶，老仆小本往街坊。 怎得名题金榜。 小 生姓李名荣字表字文俊，扬州府江都县钞关人氏。■ 此外，还有一种是混合版，即将上述两中结合在一起。 国图《新刊时调百花台全传》（书号xd4178）便如此。有序言及目录，有图12附，但图像与前两者均不一样，清刻本，年代不详。卷首题“新刊时调百花台全传”卷一，但是奇妙之处在于，前六页版式字体与后面不一致，似乎为两个版本合体。从七页开始，则与大英、法国本完全一致。卷首“典房”云： [唐诗唱句］三尺鲤鱼欲化龙，那堪尚在淤泥中。功名未遂凌云志，主 仆辛勤枉用功。 [小生引］困守茅堂，无限栖遑，谁知淹没少周章。 怎得名登金榜。 [白］小生姓李名荣，表字文俊，扬州府江都县钞关人氏。■ 上述均属于常见版本。而时调版则较为少见。除法英版本之外，还有国家图书馆《新刊时调百花台全传》（书号35575），此书与法国及英国版式、字体完■ 鸳水主人编：《绣像百花台》，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刊本。■ 佚名：《新刊时调百花台全传》，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刊本。

全一致。仅书前多了序言及图像12幅。书前有道光元年（1821）环秀主人序言。序言最后云“故将旧本编清平仄，以副枣梨，广与诸同好共赏云尔”。笔者推测，法英版本应为目前所见《百花台》最早版本之一，应比国图所藏道光元年本还要早。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版本，可以初步窥知《百花台》唱本在民间的流传轨迹。法国国图藏 《百花台》 牌记及序言， 清刊本 中国国图藏本《绣像百花台》序言及卷首，清刊本 《百花台》出现在官方文献中，乃是在丁日昌禁书之时。 同治7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列“淫词”书目，其中除有大名鼎鼎之《白蛇传》、《水浒》等外，

还有《百花台》。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中将弹词分为南北，北词与鼓词相近，南词则以七字句为主。 《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有类于北方的鼓词，同《玉蜻蜓》一样适于演唱的，有《三笑姻缘》、《双珠凤》、《百花台》等。■可见《百花台》乃是舞台演出本。 17.蕴香丸4418 黄封，封中大字“绣像蕴香丸”，右上题“时调秘本弹词”，左下题“兰玉轩梓”。上题“嘉庆戊寅年镌”。有序，末题“嘉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仲春月望日题”、“咏歌山人书”。 目录页题“绣像蕴香丸目录”，共十卷二十回。有图11幅，分别为一页图、一页题词，包括秋鸿小像、追舟借宝、索丸拷婢、夜奔投江等。卷首题“绣像蕴香丸卷之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该版本与大英图书馆所藏《蕴香丸》为同一版本。此外笔者在首都图书馆见到该唱本的另外几个版本，与法图本（大英本）对比如下：（1）《绣像蕴香丸》，封中题“绣像蕴香丸”，右上题“新刊说唱南词”，左下题“雅贤堂梓”，有嘉庆二十二年（1817）序。除封面与法图本不同外，其他内容完全相同；（2）《蕴香丸》，无封面，有嘉庆二十二年序；（3）无封面及序言，仅目录页题“绣像蕴香丸目录”。有图像12幅，但与上述版本的图像不同，全为尹中孚、路梦莲等人像。文字除个别字外，基本一样。 （4）《蕴香丸》残本，仅存一册，收入在《弹词六种》内。嘉庆戊寅年兰玉轩刊本。与法图本内容一样，惜仅存卷一，且残破泛黄。 18.义妖传sinica4820 无封。 目录页题“绣像义妖传目次”。有精美图十六幅，包括仙踪、游湖、说新、凡配、复艳、开店、斗法、端阳、仙草、盗宝、坛香、水漫、产子、合钵、学堂、祭塔。卷首题“绣像义妖全传卷之一第一回”，共有二十八卷五十四回。 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题“绣义妖传”，中题卷名及回名，下记叶数。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正文云“[仙踪］[旦引］持帚毛翎，恐伤蚁命。把蔓草除根，愿永享长春丽景”。尾云“功名圆满归班内，六支从此作神仙。义妖一部全完毕，离合悲欢万古传”。 正文结束后有一行似抄写字体：“此书少 本，不准去看。”牛津大学图书馆藏。 此书没有刊刻年代信息，但与大英图书馆藏同治刊本《义妖传》相对比，两者文字版式较为接近，只是缺少序。笔者推定此书可能为同治刊本或略晚。 19.来生福sinica4819 无正式封面，封内题“来生福”篆体字。有叙，叙末题“丸湖槛生志于竹里馆”。 目录页题“来生福弹洞目录”，共三十六回。 四周单栏，黑口，无鱼尾。版■ 周良：《苏州评弹旧 闻钞》，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 页。

心中题回目及叶数，每半叶八行，行二十字。正文云：“[长恨生贵魂上]生前无罪过，死后得悠闲。我长恨生鬼魂是也，少而立志长更多才。”尾云“各家子孙代代行善积福家声不替。这便是一部书的结局”。书末有“楔子”，其中推测作者应是“不得志的书生”，落款“桐中逸叟自识于寄畅园”。牛津大学图书馆藏。 《叙录》中刊本亦无年代，包括铸记书局石印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书目》中最早为同治九年（1870）刊本；《汇抄》中为同治九年聚锦堂本。 20.十美图sinica4907 黄封，封内中大字题“绣像十美图全传”，左下题“海陵轩梓行”，有序，题“同治七年夏日松□氏书于□礹馆舍”。 目录页题“绣像十美图”，目录尾题“是书关节可称魁首，而原本语句欠佳，且不叶韵。今本堂特请高明去以俚语之言换以时新之句，识者鉴之”。有图多幅，包括严兰贞等十人并有赞。 卷首题“绣像十美图传第一回”。 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题“绣十美图”，中为卷名，下为叶数。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正文云“[避继］[小生引］荒草藏珠，何日里成名跨凤池”。尾云“[诗曰］编词原要暇功夫，心若开时易琢磨。⋯⋯自愧无才漏且疏”。最后一页歌咏书与画，似与原文不符。 牛津大学图书馆藏。 《叙录》中为光绪间刊本；《书目》分两种，一种为佚名的道光刊本，一种为松 氏所著刊本，最早为同治戊辰（1863）古越文雅堂刊本；《汇抄》中有同治七年（1868）海陵轩刊本。 21.百鸟图sinica4908 封面白纸覆盖，字迹不清。 中大字题“绣像百鸟图全传”，右题“新刻金牌全集”，左侧题字不清，上题“同治癸亥年镌”。 目录页题“绣像百鸟图金版传目录”，不分卷回，十八则故事。有图八幅，绘有潘文达等肖像。卷首题“绣像百鸟图第一回”。 四周单栏，白口，无鱼尾。版心上题“百鸟图”，下为叶数。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 正文云“[借贷］[诗曰］少小英雄未变龙，梦居草舍豹藏风⋯⋯[引］读书万卷未成龙”。尾云“忠孝节义称魁首，百鸟图全本世无双。嘉靖年间一席事，留传万古姓名香”。牛津大学图书馆藏。 《书目》、《叙录》中均为同治癸亥（1863）刊本；《汇抄》中还有光绪刊本。 22.天雨花sinica4822 黄封，中题“增像校正全图天雨花”。封二题“光绪廿二年仲冬月印行”。有“原序”，序后有图二十二幅，另外，每回前都有图像。卷首题“正校绘图天雨花”。 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题“增像绘图天雨花”或“校正绘图天雨花”，下题“上海古香斋（阁）校刊”。每半叶十六行，行三十七字。正文云“历朝兴废言难尽，这部新词说大明。 自从太祖安天下，东荡西除定太平”。尾云“弹

洞万本将充栋，此卷新词迥出尘。细看顽廉并□立，兴观群怨比葩经。请将东岳申天案，归结居垣武曲星”。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相关版本对比见前文。 23.玉 缘sinica4817 黄封，中大字题“玉钏缘”，右上题“再生缘前本”，左下题“文会堂新镌”。有序，题“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壬寅西湖居士偶书。于京邸之静观斋镌”。 目录页题“玉 缘全传总目”，共三十二卷。有图20幅并赞。 卷首题“新刻玉钏缘全传”。 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玉钏缘”，中卷名，下叶数。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正文云“[诗曰］闲拈笔墨度新声，写出悲欢离合情。绣楹开帘迎晓日，绿窗润墨得春晴”。尾云“弱手未能如决字，弹词之笔且停停。要知后来如何事，再取新文接旧文”。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版本对比见前文。 24.孝女弹词chin. e. 34141 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版。封面题“孝女蔡蕙弹词”，封二题程瞻庐编、王蕴章校。封三为“孝女蔡蕙弹词目次”，分六回。正文云“[毁容］[小旦引］[如梦令］谁把严亲葬送，变做槛鸾笯凤，黑狱夜沉沉，拼向西风一恸。沉痛沉痛，唤醒老天睡梦”。尾云“可见得孝思到处人崇拜，不问中华不问欧。孝女弹词今唱毕，劝诸君水源木本细研求，快向那家中活佛把恩酬”。牛津大学图书馆藏。 《书目》、《叙录》、《汇抄》均为民国商务印书馆本。 25.同心栀弹词chin. e. 34140 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二年（1923）版。有弁言，共六回。作者文棪。 言中云“弹词派别甚多，而以脚色登场者为正格，近今弹唱家均沿用此格，是编为通俗教育计，故亦各分脚色，务肖口吻。其中唱片，均规摹马调。俾播诸三弦，不生扞格”。正文云“[赠栀］[开篇］丝丝杨柳叶垂青，柳北高楼冷画屏。 ⋯⋯有一个季姓裙钗芳树女”。尾云“他是个闺中模范女中型，贞风劲节宜传播，栀子同心好咏吟，劝诸君不妨唱给众人听”。牛津大学图书馆藏。 《书目》、《叙录》、《汇抄》均为民国商务印书馆本。 26.明月珠弹词chin. e. 34139 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版，共八回。作者瞻庐。 正文云“[捍乡］[旦引］厌御绮罗衣，爱着黄金铠，⋯⋯[白］侬家杜氏宪英，河南祥符县人也。⋯⋯[唱]想当年先君怀抱栋梁才，踏遍槐黄八九回。不道文章憎命达，秋风毷氉赋归来”。尾云“聊把那韬文夫妇垂模范，释甲归田不计功。激浊扬清凭纸笔，空中楼阁未全空。这事迹载在金壶遯墨中”。牛津大学图书馆藏。 《书目》、《叙录》、《汇抄》均为民国商务印书馆本。 注：以上三部弹词与“元白诗笺稿”等在同一函中。

27.娱萱草弹词 封二题“光绪甲午仲夏□庵题籖”，有序。 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题“娱萱草弹词”，下记叶数。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牛津大学图书馆藏。 《书目》为光绪甲午（1894）刊本；《叙录》为光绪二十年刊本。 三 综上所见，将上述海外藏本与国内所见版本进行对照，不仅可以弥补国内版本之不足，同时亦可窥见相关藏本之价值。西欧地区图书馆所藏弹词唱本虽数目不多，但是却有自己的价值。首先，这些唱本除少数民国刊本外，大多为乾嘉至道光年间早期版本，如《天雨花》、《绣香囊》等，《书目》及《叙录》中版本多为光绪本。通过这些早期版本，可以窥见弹词故事的流传演变、版本变化等诸多讯息。而《百花会》更是属于国内少见的珍本。其次，这些唱本所涉及的江南书坊如兰玉轩、文成斋、裕德坊等在书籍中极少记载，从其宣传语“弹词第一新书”（《百花会》）及书坊“裕德坊”可进一步探讨明清时期江南民间书坊的宣传策略与文化生态。这些弹词作者有不少为江南闺阁女性，对于研究十七世纪以来民间女性创作颇有价值。 郑振铎早在二十世纪便提醒学者关注中国唱本的收集与整理。他认为，这些民间情歌或故事佳作频现，“把这些民歌唱本搜集起来，不是一种很重要很有趣的工作么？最好是某一个地方的人各去搜集某一个地方的作品；如此，则因了方言之能彻底了解故，可以更了解原作之精神与好处。友人顾颉刚君搜集吴歌，是注重在口头上的直接搜集，我的意思则注重在已刻的唱本。”■无论口头搜集或刻本搜集，都是前辈学者对民间文化的拳拳之心。希望本文对这些远在欧洲藏本之简析可以承续前辈之志，引起更多学者探讨海外的中国藏品。■ 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载《小说月报》1927年第十八卷第十一期。

20 19 年 第 2 期 總 第 24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 Issue 24讀碑札記六則趙成傑 一 、褒州考 《金石萃編》所錄《興寶寺德化銘》，撰者題“弄棟華府陽派郡”，《嵇肅靈峰明帝記》則題“褒州陽派縣”，二碑均立於元亨二年（1186），即南宋淳熙十三年，所題地點名稱卻有所不同。 《金石萃編》據“褒州陽派縣”，疑兩《唐書 ‧地理志》“褒州”誤作“裒州”。 《後漢書 ·西南夷列傳》李賢注：“禺同山在今褒州楊波縣”，《舊唐書‧地理志》“裒州，武德七年（624）置。 本弄棟地，南接姚州。 縣二：楊彼，樂疆。”《讀史方輿紀要》：“姚州，唐天寶末沒於南詔，為弄棟府治，大理段氏仍置姚州。”可知，大理國時期姚州尚稱弄棟，王昶並未細考陽派縣何時改為陽派郡以及其建置情況。 《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9）開益州郡，領縣二十四，有滇池、雙柏、弄棟等縣，《舊唐書》開始稱其為“弄棟川”，《舊唐書‧地理志》：“麟德元年（664），移姚州治於弄棟川”。 宣光六年（1376）立《重修陽派興寶寺續置常住記》簡述了元以前姚安的建置情況：“姚安路，古名弄棟川。 漢武帝時，立為姚州。 唐玄宗開元中，雋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夷，以張虔陀為州都督，或云刺史。 天寶九載，蒙氏閣羅風攻殺虔陀，自是遂為蒙氏所據。 至大理段氏，立為統矢府，又號姚府，即八府之一。”① 王昶疑“裒州”與“褒州”，“陽派”與“楊彼”均是形似而訛，“褒州”為雲南姚安府治所，《新唐書·南蠻傳》：“弄棟蠻，白蠻種也。 其部本居弄棟縣鄙地，昔為褒州。”《蠻書》卷四：“弄棟蠻，則白蠻苗裔也。 本姚州弄棟縣部落，其地舊為褒州。”《資治通鑒》胡三省注：“唐以青蛉地置髳州，弄棟地置裒州。”又引顏師古注“益州郡”為“唐南寧州、昆州，裒州也。”《大清一統志》：“廢裒州，在姚州 * 趙成傑，韓國首爾國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研究人員。 基金項目：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清人筆記所見《尚 書》類文獻整理與研究”（18ZXS005）階段性成果。 ① 張方玉主編《楚雄歷代碑刻》 ，雲南民族出版社，2005 年，第25 頁。

北。”均記載有誤，褒州在麟德元年以後屬姚州都督府，天寶末年歸南詔。 唐代陝西漢中府亦稱“褒州”，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載了褒州最早稱為“褒水”，“褒水南逕褒縣故城南，褒中縣也。”羅振玉《貞松堂吉金圖》著錄了“褒州都督府之印”，可證唐代的褒州為梁州故稱，即今陝西漢中。 唐代的褒州指的是梁州，開元十三年（725）設立。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釋漢中金牛鎭：“本金牛縣，唐武德三年析綿谷置，屬褒州。”《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同作“褒州”，清武英殿本誤為“裒州”。 “陽派”，《新唐書·地理志》《讀史方輿紀要》均作“楊彼”，方國瑜考證“陽派”“楊彼”應為兩地②。 “楊彼”，《舊唐書》作楊彼，《太平寰宇記》作楊陂，《雲南備徵志》作楊被，《滇志》別稱“陽派”，《清史稿》亦有：“陽派河源出金秀山，北流，匯為陽片湖。”二、第五元先考 《漢鄭康成碑》述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王昶云：“《後漢書》無《第五元傳》，其通《京氏易》，僅見此碑。”惠棟《後漢書補注》、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均作“京兆第五元”，黃彭年《陶樓詩文輯校》：“凡言‘元先’者，‘先’字當衍。”“京兆第五元”當為“京兆第五元先”，《後漢書‧鄭玄傳》“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後漢書‧第五倫傳》載第五倫曾孫第五種，字興先，永壽中以司徒掾廉察冀州稱職，拜高密相，第五元先與第五興先應為平輩。 《世說新語》引《鄭玄別傳》“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知第五元先曾任兗州刺史，然《後漢書 ·第五種傳》載第五種亦曾遷兗州刺史。 二人均遷任兗州刺史，以致後人常將此二人混為一談，王鳴盛《蛾術編》：“第五者，氏族也。 《後漢》有傳者三人，種字興先，永壽中為兗州刺史，第五種正與《別傳》所稱合，然則元先豈即興先歟？”王鳴盛懷疑元先可能就是第五種，實際二人任職兗州刺史的時間是有先後的。 據嚴耕望《兩漢太守刺史表》考證，第五興先擔任刺史的時間約在桓帝延熹年間（158—166），而第五元先遷刺史，約在建和元年（147）前後。③《隋書 ·經籍志》有鄭玄《周易注》九卷，但於《京氏易》並無著錄，故而鄭玄通《京氏易》亦僅見此碑。 三、宣光考《金石萃編》著錄的《興寶寺德化銘》詳述了碑刻所在位置、立碑時間以及②③方國瑜《 南金石文物題跋》，《方國瑜文集》第四輯，雲南敎育出版社，2001年，第210頁。張欣《〈後漢書‧鄭玄傳〉所載第五元先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18年第2期。

相關史實的考證。 《雲南通志 ‧古蹟卷》載：“姚州有《興寶寺碑》在城西十八里。 段智興元亨二年立，實宋淳熙十三年。”又云《通志 ‧寺觀》：“興寶寺在姚州城西十五里，元宣光間建。”王昶指出元代並無“宣光”年號，並據原碑考訂，興寶寺乃大蒙建極年間知軍事布變楊楨之所創，建極年應建於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60），王昶懷疑“元宣光”或是“唐宣宗”之訛。 由雲龍引繆荃孫《元昭宗年號宣光考》證明昭宗即愛猷識理臘達，廟號宣光，亦即年號。 劉燕庭《海東金石存考》云“《普濟尊者浮屠碑》，李穡撰，韓修古書，並篆額宣光八年立。 昭宗立於洪武三年庚戌，此作宣光八年，即洪武十年丁巳也。 《興寶寺常住記》宣光六年立，則洪武八年乙卯也”，皆可印證。 近年雲南出土的銅印、碑銘亦載“宣光”年號，如甘肅出土元代八思巴蒙古文銅印，行款題有“宣光二年五月日”“宣光元年十一月”等。 再如《劍川石鐘山石窟第三窟題記》：“宣光三年三月十五日”；《晉寧觀音洞壁畫題記》：“於宣光□口（四年）歲次甲寅”；《通海普光山智照蘭若記碑》：“時宣光七年歲”；《祿豐火葬墓墓誌》：“大元宣光九年歲次己未”；又如若干經卷，如《鳳儀北湯天法臧寺經卷》載：“宣光十年季春”“宣光庚申重光大荒月”等，均可證明元代的“宣光”年號。 關於宣光年號使用時間，《蒙古源流》有：“阿裕錫哩達喇汗戊寅年生，歲次辛亥，年三十四歲即位，在位八年，歲次戊午，年四十一歲歿。”辛亥年為洪武四年（1371），即宣光元年。 《蒙古源流》認為宣光年號只用到八年（1378），而宣光九年、宣光十年這些紀年大概是由於雲南與中原相距萬里，消息隔絕，當時年號改為天元，雲南還無從得知。④ 雲南地區有別於其他地方，存在着年號並存現象，如雲南保山出土的《史梅鳳墓幢》，為大理國舊物，立碑時間題天開十七年（1221），即南宋嘉定十四年。⑤ 四 、提領楊 明考 《金石萃編未刻稿》著錄多方元碑，其中元至正二十年（1360）《建感通峨嵋蘭若記》載刻工姓名，題“提領楊明鐫”。 楊明，元至正年間（1341- 1368）大理人，任石匠提領、白嵓巡檢。 白嵓（“嵓”古通“巖”）即今大理彌渡縣紅巖鎭白嵓城遺址，因其石崖雪白，故稱“白巖”。 元郭松年《大理行記》：“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嵓甸，其地形南北袤⋯⋯縣西石崖斬絕，其色如雪，故曰白嵓。”元政府於至元七年（1270）在縣一級行政系統設立巡檢司，並設巡檢一員。 《元史》卷九十一④ 方齡貴《關於北元宣光年號的考證》，《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4期⑤ 《史梅鳳墓幢》，《保山碑刻》，雲南美術出版社，2008年。

《百官七》：“巡檢司，秩九品，巡檢一員。”巡檢最初由縣級官吏子弟充任，屬武官系統。 至治元年（1321）開始由儒士出身的學官擔任，“以求盜為職”。 元危素《危太樸續集》卷三：“州判官、縣尉、巡檢之役，職捕盜也。”元代巡檢以捕盜為主要職責，多數學官為擺脫升遷的困境，自願棄文從武，但楊明擔任巡檢之後的官職暫不可考。 《故楊公孝先墓誌銘》（1363）題“白 巡檢楊明刻”，《故智周術妙圓鑑大師墓銘》（1367）題“省除白嵓正巡檢楊明彫”，可見至正年間楊明擔任九品官白嵓正巡檢一職，屬於武官系統。 楊明旣從事文官石匠提領，又擔任武官白嵓巡檢。 楊明刻石，除《金石萃編未刻稿》所收《建感通峨嵋蘭若記》，還刻有：至正十六年（1356）《益都範疃莊創修河山寺碑》、至正十七年（1357）《妙觀和尚道行碑》、元至正二十年（1360）《峨眉蘭若記》等。⑥ 另據史料，元明之際仍有刻工名“楊明”的，《石刻刻工錄》記載至元年間（1264 - 1294）楊明（西巖巡檢）刻《永嘉眞覺大師證道歌》等。 刻工中還有稱“石匠布燮”職務的，如《大理叢書》所收《雲南布政司令史楊公並妻趙氏壽藏銘》墓主楊福（1389—1433），“厥始祖楊生名，自蒙氏時授布燮職”。 《善士楊公墓誌銘》墓主楊奴（？ —1450），始祖楊義，義生名，“忠孝兩全，德行俱備，元始任為布燮。”《善人楊公墓誌銘》載“始祖楊生名，昔蒙氏威成王時，授本處布燮職事。”《新唐書‧南蠻傳》：“南詔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 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大理喜洲楊氏墓誌多追述先祖曾授布燮一職，可見這幾方墓誌始祖均為楊名生，為喜洲楊氏的不同分支。 然而“布燮”一職在當時又有不同說法，“石匠布燮”似與其先祖所封不同，布燮不再是實際職務，只是稱號。 五 、西溪陳侯墓表考 《明武德將軍西溪陳侯墓表》現存大理賓川縣喬甸鎭石碑村史家墳⑦，立於明萬曆十九年（1591）。 記述志主身份及生平事跡，陳丹（1511—1572），字汝葵，別號西溪，大理人，明武德將軍。 碑文如下： 西溪陳侯既下世十有九春，墓前之石未表焉。 其子衛將軍□□□然傷 之聞。 余奉璽書開府貴陽。 乃□使二千里外，頓首言曰：“先賢有負米之 思，恐親養之不待也。 今世若獲纾金擁蓋，乘堅策肥□□君賜也。 逝已不⑥ 曾毅公《石刻考工錄》 ，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年，第127 頁。⑦ 黃正良編《賓川金石》 ，雲南敎育出版社，2018 年。

可追，情無既矣。 乞紀其跡，以光泉壤。”富因表其陽曰：侯諱丹，姓陳氏，字 汝葵。 西溪，其別號也。 侯□，燕薊□鄉人，始祖忠，以開創功，授長淮衛副 千戶，歷擢洱海衛指揮僉事，世榮襲焉。 歷七葉，傳有諱璋者，配劉氏，生子 二：長丹，次赤。 長即侯也。 侯孝友，天檀 自成，童時已屹然不移。 甫十齡， 會侯父卒。 侯哀毀過狀，蔬食不入者逾 日。 其母劉雖悲夫之□尤慮子之或 傷，百計食之，終不從。 乃曰：“予不天矣，何生？”劉曰：“爾雖不天，爾母在， 欲替生者而□死者，胡厚父而薄母耶？”侯稍悟，強起聊食以慰母。 後，年雖 逾遠而風木之感常切。 及狀，襲封武德將軍。 於政事暇，即於母劉寢食咸 問，侍側道家常今昔事。 歷四十年無幾微怠意。 值母終，哀毀猶父，癯然不 勝衣。 侯弟赤先卒，有女，侯撫之。 □□□□資如 己出焉。 侯 少孤，窘於 財，後以勤儉致豐盈。 睹前人之業已倍百，猶廝隸，無得以優病財至崇烝 □□賓客，延師儒課子弟，俎豆筐，卮盂醑核□□□□□中典。 歷官三十五 載。 簡以使下，謹以事上。 宜指□□□□異之，久而大怨曰：“人生若過取，功名外物耳。 安得以 身外之物久勞形役志哉！”遂解組林下。 對賓客美□盂□□理局揮塵散髪， 自傳於義皇上人。 若茲者迨十載。 倏一 日，稍不循 因集眾曰：“予精神若 散 ，殆將還造化以故物耳！”俄而，卒於正寢，時隆慶壬申十一月朔初也。 距 侯生於正德壬中十二月十二 日亥時，得壽六十有一。 業已葬白石乃之西 原，坐辛面乙。 侯早娶單氏，繼娶劉氏，又繼王氏。 三宜人咸有閫德，佐侯 起家無內顧憂。 生子二：長世芳，劉氏出，任□□指揮僉事，娶姚氏。 次朱 氏，次子紹芳，王氏出，娶張氏。 女二：長適夏成允，次適範繼□，皆奔衛指 揮。 孫：陳諫，紹芳出。 孫女：玉樞，世芳出。 嗚呼，方奔赴春官時，涉榆之 洱，聞縉紳里黨□侯碩德，每每稱賞。 後以司馬屬旋始與侯接。 今就世數 年具溫溫之廷，悶悶之政，夔夔之孝，翼翼之忠，不令人景仰哉！ 況其□世 芳，忠勇個□，有古將風 ，殆不可以今 日限也，贈?其可量邪？ 余故次第其 行，表墓前曰：“此洱海賢武弁成侯藏也。”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治尹奉勅巡撫貴州兼制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贊理 軍務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鶴慶華坪□□拜撰。 □□將軍指揮陳世□□□□□。 志主陳丹不見記載 ，但始祖陳忠卻見於《明史》 ，卷一百五十七《列傳》 ：“陳忠，臨淮人。 初為寬河副千戶，以靖難功，積官指揮同知，坐事戍廣西。 從征交阯，自個招市舁小舟入江，劫黎季犛水寨，破之。 攻多邦城 ，先登。 論功，還故

官，調交州左衛。 屢與賊戰有功，進都指揮同知。 黎利寇清化，忠戰死。”⑧《洪熙實錄》卷二亦載陳忠事跡，對戰交阯事更為詳細，“征東潮州，擒偽知院阮事，龍虎大將軍吳忠，至是叛賊黎利寇清化，忠與戰，為飛槍所中而歿。”《明史》及《洪熙實錄》言其明初為寬河副千戶，《明史 ‧職官志一》載明洪武年間在直隸永平、廣平二府設立“寬河、武定、蒲州各千戶所”（直隸永平府設立於洪武四年，廣平府設立於洪武元年），碑載其曾任長淮衛副千戶，《明史‧職官志一》又載洪武時直隸鳳陽府，設立滁州、鳳陽、皇陵、長淮、泗州等衛（鳳陽府設立於洪武七年）。 陳忠先任職寬河副千戶，後又擔任長淮衛副千戶，《明史》未言其何時調任洱海衛指揮僉事，墓志可補史之不足。 《明史》卷三百十三《雲南土司》載：“十九年（1386）置雲南洱海衛指揮使司，以賴鎭為指揮僉事。”陳忠於洪武十九年以後開始擔任洱海衛指揮使司，永樂四年（1406）後陳忠參與討伐交阯，後升任都指揮使司，《明史 ·職官志五》：“都指揮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揮同知二人，從二品，都指揮僉事四人。”陳忠永樂十六年（1418）戰死於清化，因有軍功，爵位世代相襲。 陳丹父陳璋，封武德將軍，配宜人劉氏，故去時間在1520 年前後。 陳丹，字汝葵，號西溪，襲封武德將軍。 陳璋生前封號亦為武德將軍，《明史 ‧職官志一》：“正五品，初授武德將軍，升授武節將軍。”陳丹早娶單氏，繼娶劉氏，又繼王氏。長子世芳，劉氏出，任明威將軍洱海衛指揮；次子紹芳，王氏出，官職與世芳同。 按碑文末行應為書人，補為洱海將軍指揮使陳世芳，《賓川金石》收有《萬戶陳君改葬蕎甸阡表》，立於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記述了陳世芳將祖上墳墓數次遷移重葬，及家族繁衍情況： 龍功世爵茲無焉。 至君曾大父待贈公綱配孺人王氏。 太父武德將軍 璋配宜人劉氏，俱葬洱陽西崗。 君也，考武德將軍丹配宜人劉氏，繼配王氏 合葬白石乃，而君之元配姚氏，側配朱氏亦從瘞其傍，此非不□欝佳城也。 ⋯⋯至於先公懿行，中丞彭公志之詳矣，余復何贅？ 若夫，君繼配陳氏，大 理昭勇將軍陳公文女，子五女三。 為陳出者子億春，娶□□□，女，女玉華 適□□□□，於為朱出者女玉□；適參將楊州鶴子，見任掌印指揮楊遵道， 側出者子延春，娶□□□□女；肇春娶□□□□女；備春娶□□□□女；敷 春娶□□□□女；女玉笈適□□□□；子君之侄為紹芳子諫娶指揮使周鳳 儀妹，生子洪齡。 此皆中丞公表時未有者也，側得並書。 《萬戶陳君改葬蕎甸阡表》原撰者作“阮尚宥”，實為阮尚賓。 阮尚賓，字君重，大理太和人，隆慶五年（1571）進士，曾任長蘆都轉運使。 《明武德將軍西溪⑧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

陳侯墓表》撰者題為“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治尹奉勅巡撫貴州兼制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贊理軍務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鶴慶華坪□□拜撰”，知撰寫碑文時（1591）作者任職貴州巡撫，吳廷燮《明督撫年表》載萬曆十八年至十九年（1590- 1591）四川布政使彭富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⑨ 彭富（？ —1595），字仲禮，雲南鶴慶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新纂雲南通志》卷二百六：“授昆山知縣，入為戶、兵二部主事，歷貴州參政、按察，轉四川布政使，所在以功德著。”⑩ 始祖陳忠在洪武十九年（1389）以後開始擔任洱海衛指揮使司，其後人世居大理，亦可看出明代軍屯的有關情況。 《明史》卷三百十三《雲南土司》明洪武十六年（1386）：“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品甸，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人民。”“十九年置雲南洱海衛指揮使司。”“二十年詔景川侯曹震及四川都司選精兵二萬五千人，給軍器農具，即雲南品甸屯種，以俟征討。”明代在洪武十六年開始對雲南的軍事管理，“洱海衛”是明代雲南軍屯的重鎭之一，《雲南史料叢刊》記載洱海衛的屯軍情況：“軍數三分馬步旗軍三百五十七名，七分屯軍七百六十三名。 舍丁九百一十九名。 軍余七千三百五十八名。 軍馬，騎操馬二百五十五匹。 軍器四十二萬三千九百二十九件。”■ 六 、張 氏夫人墓銘考 《寧波歷代碑碣墓志彙編》收錄《故鎭海軍大都督府鹽官縣尉羊少府妻張氏夫人墓銘》，僅知其立碑時間為北宋開寶九年（976），其夫姓氏、職官、家世仍有待考證，先將原文錄下： 夫人祖諱（闕文），父諱□□□□，即令知大都督弟太傅□明之甥也。 夫人稟性柔和，立身貞嚴。 自適羊氏，足見孝思敬奉舅姑、深敦慈讓先府 君，爰成伉儷，俻覩端莊。 篤穆六親，修持四德。 林下之清風益振，闈中之 秀色早聞。 不幸府君早夫人而逝。 有子一人曰令言，女一人曰興子。 鞠養 之情可見，訓從之道遐聞。 八月二十日出適定海縣宰林公弟二子也。 夫人 開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寢疾，二十九日薨於正室。 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於 慈溪縣太平鄉住居之西近側。■ 此墓志並未交代清楚張氏的家世及其夫羊氏情況，《大吳越國將仕郎前守⑨ （清》吳廷燮《明督撫年表》，《宋遼金元明史補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 5年。⑩ 江燕、文明元、王玨點校《新纂雲南通志八》，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0頁。■ 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六卷，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87頁。■ 章國慶編著《寧波歷代碑碣墓志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9頁。

秀州嘉興縣主簿知縣事羊府君墓誌銘並序》（953）記載的羊蟾事跡提供了線索。■ 羊蟾（886—953），字中明，晉大夫羊舌氏後裔，父曰郇，任福州長樂縣令；羊蟾任嘉興縣主薄知縣，“府君有子七人，女五人，皆先夫人之體也。 長子蔚，娶汝南周氏，歷任錢唐府吳昌縣主簿。 次曰藪，娶瑯琊王氏。 次曰藻，娶博陵崔氏。 盡修舉選，所娶皆名家也。 次曰恭，方任錢唐府鹽官縣尉。 次曰蓿。 次曰蘋。 次曰蓁”。 羊蔚，任吳昌縣主簿，五代梁開平二年（908）吳越改唐山為吳昌縣。 其中四子曰恭，“方任錢塘府鹽官縣尉”，張氏所適即為羊恭，後周廣順三年（953）任鹽官縣尉。 羊恭任鎭海軍大都督當在此後，《臨安志》“移鎭海軍節度使，治杭州”引《五代史·記》注：“光化元年（898），移鎭海軍於杭州。 景福二年（893）至光化改元，相去凡五年，不同。”又云：“是年，始拜錢繆為節度使，俄而置都督府，又升為大都督府。”■由此，鎭海軍大都督府是在光化元年（898）設立的，羊恭擔任此官在953年後。■ 章國慶編著《寧波歷代碑碣墓志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9頁。■ 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著《宋元浙江方志集成（1）》，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18頁。

2 0 1 9 年 第 2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 總 第 2 4 期 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Issue 2 4古籍登記中的“板裂繫聯法”王 傳 龍 * 、傳統古籍登記法所 面 Mn的困難 當前國內各大圖書館在登記線裝古籍版本時，所依賴的主要是封面頁、牌記、序跋、堂號、印章等項，只有當這類明確的出版項缺失時（如卷首、卷末殘缺，又或僅存整部書中的某些冊），才會花費時間去核對其版本，而核對的方法又往往是比對存有上述出版項之版本，依此登記。 實際上，由於中國古籍自身所存在的特殊性，同一種書往往會歷代翻刻許多次，較暢銷的書各地書坊還會冒名盜版，而宋元板書由於價格不菲，明代之後書賈更是頻繁造偽，類似的現象都給古籍的準確登記造成了困難。 傳統的古籍登記方法，經常會錯誤地將大量的翻刻書、盜版書登記為原刻本。 舉例而言，河南省圖書館古籍部登記為清乾隆三十七年葉氏海錄軒朱墨套印本《文選》者共有18種，經與湖北省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登記為相同版本的《文選》進行對比，“竟然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本子”。。 這種令人遺憾的現實狀況，實際上給傳統的古籍登記模式敲響了警鐘，揭示出了他們在面臨翻刻書、盜版書時的無力感。 概括而言，約有如下數端：（一）封面頁、序跋、牌記鑒別不可靠 依靠封面頁、序跋或牌記鑒別版本，在通常的版本鑒別中十分重要，目前各大圖書館登記收藏書目時，也往往據此登記版本項。 然而這些項目，也是混淆盜版與原刻的關鍵所在，盜版書往往原樣翻刻，造成了眞假難辨的結果。 筆者所見，海錄軒本《文選》的絕大部分盜版書都有封面頁，注明“長洲葉涵峰參訂”、“海錄軒藏板”等字樣，而葉涵峰的《重刻文選序》也依樣翻刻；絕大多數汲古閣的盜版，十三經的版心下方都保留了“汲古閣”的堂號，十七史的版心除了* 王傳龍：厦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助理敎授。① 張莉《〈文選〉海錄軒朱墨套印本存疑》，《河南圖書 r館學刊》2011年第6期，第126頁。一

“汲古閣”，還保留了“毛氏正本”的字樣。 不僅如此，不少汲古閣的盜版書甚至連卷末的“皇明崇禎某年歲在某某古虞毛氏繡鐫”陰文牌記也照樣翻刻。 若盲信封面頁、序跋、牌記，不免誤將盜版視為原本，誤將清刻視為“皇明”刻本。 中華書局出版白化文點校的《楚辭補注》，雖將底本標注為汲古閣本，但實際上為清同治十一年金陵書局據汲古閣本翻刻本，②相信即因此致誤。 （二）字體鑒別易出錯 古書刻成後，無良書販可以抽換、撕毀序跋，可以染色紙張，可以偽造收藏印章，可以添加封面頁或牌記頁，甚至可以改造卷目錄以冒充全本，但唯獨無法更改全書字體。 大量收藏或經手古書的版本名家，往往一睹字體，即可對古書進行斷代，甚至具體說出是何年何人所刻。 因此，字體鑒別在通常的版本鑒別中十分重要，而且簡便易用，前輩學者往往對此多所倚重，成為傳統古籍登記方法中的重要一環。 然而，若將此法移植於盜版書的鑒別中，反而會造成先入為主的弊病，即使是文獻名家也難免會由此犯錯。 鄧邦述曾在一部《蔡中郎集》上題識：“《中郎集》以此本為最古，目後有‘正德乙亥春三月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板印行’二行，今已為市儈剜去，世之作偽者皆由無識目之。 甲子三月檢記。”③鄧氏所見之書，本無牌記，但其旣認定此本為蘭雪堂活字本，故反推出了牌記被剜去的結論。 然此本據魏隱儒鑒定，實為一影刻活字之本，雖然其字體保留了所有活字本的特點，但書中有多處板裂，為後世仿刻本無疑。 此仿本不題出版機構，而書□處偶有“蘭雪堂”字樣（如卷六第十頁書口上端），則其意在盜版，不言而喻。 若非過於相信自己的字體鑒別能力，鄧氏也不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後還有“無識目之”的自負之語。 盜版書與原刻往往處於同一朝代，故版本學中所總結出的不同朝代的字體特色，完全排不上用場。 而盜版旣意在冒充原刻，故所採用字體亦着力模仿原作，或影刻，或摹刻，務求相似。 同為《蔡中郎集》一書，海源閣仿宋本與光緒番禺陶氏愛廬刊本，單以字體而言，幾至肉眼難辨之程度。 筆者校點《歐陽南野先生文集》時亦發現此類狀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將所用底本標注為“嘉靖三十七年梁汝魁刻本”，實則此本為嘉靖三十六年徐南金刻本之後印修訂本。 梁汝魁本為照徐南金初刻本翻刻，惟字體高度類似，故《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反以 ② 詳見李鳳立《前修未密 後出轉精——評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楚辭補注＞》一文，載《古籍新書報》第317 期。 ③ 鄧邦述題識及魏隱儒鑒定結論，可參考魏隱儒《古籍版本鑒定叢談》 ，山西省圖書館，1978 年，第84 - 85 頁。

為底本脫去梁汝魁序，因而出現標注錯誤。④（三）名家、宮廷收藏印不可盲信 名家、宮廷收藏多善本，常人遂以為凡經其鑒藏之本必為精本或原刻本，盜版商亦由此而引人入彀。 汲古閣盜版本，卷端或卷末往往翻刻“琴川毛氏審定宋本”等印章，冒充其為據宋本翻刻之原刻本。 更有甚者，書販往往仿造名家印章，鈐蓋於盜版書（或挖去後來出版標識之翻刻書）之上，以求善價。 筆者所經手憚鐵憔影印薛福辰點句本《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一書，其底本有“天曆之寶”、“典禮紀察司印”半印、“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圖書”等幾枚印章，經筆者鑒別皆為偽刻，乃書販欲將明嘉靖顧從德刊本偽裝成宋本而製成。⑤ 顧從德本因從宋本影刻而來，又保留了宋刻序文及宋代刻書工匠人名及避諱字，只要將末頁的跋文去掉，本身就是很好的作偽材料。 而學苑出版社則誤將此底本視為宋本，在影印出版時標注為“影宋本”，即為受上述收藏印章所蒙蔽。 解放前偽造印章的書估甚多，趙孟頫、毛晉、黃丕烈、項元汴、勞格等人印章，更是偽造的重災區。 退一步講，即使古書的收藏印章為眞，仍然不能據以認定此書為善本或原刻本。 著名藏書家的藏書散出後，精美的印章往往也隨之轉賣（如繆荃孫之印章就歸文祿堂主人王仆卿所有），後得者即可隨意使用，肆無忌憚。（四）紙張鑒別難以操作 紙張本來也是古書的載體之一，同樣屬於版本鑒別的重點，在鑒別不同朝代的刻本時屢獲奇效，但同樣在盜版書的鑒別中難以操作。 盜版書往往與原刻同一朝代，甚至間隔的時間很小，紙張區別並不大。 而除了幾種特別的紙張，如白棉紙、“開化紙”⑥、太史連紙等等，明清兩代的大部分竹紙並不容易分辨。 而即使是同一地所產紙張，年代不同也會有差別；同一板所用印紙，先後批次也未必相同。 眾所周知，汲古閣在印書時曾特別於江西定制毛太紙、毛邊紙兩種紙張，用以刷印自家所刻書板，故而有人將此兩種紙視為汲古閣刻本的標誌。 然據筆者細考，此兩種紙並非毛晉所創，而是舊有之紙張。 以毛邊紙為例，又有黃毛邊 ④ 詳見筆者《〈歐陽德集〉校點指瑕》一文，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五輯，第273- 288頁。 ⑤ 詳見筆者《〈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版本辨訛》一文，載《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五輯，第439 -448頁。 ⑥ 版本學家（如陶湘、黃永年等）所謂的“開化紙”，實際上是一種訛呼，與明代的開化紙不同。 詳見筆者《“開化紙”考辨》一文，載《文獻》2015年第1期，第15- 23頁。

紙、藍毛邊紙等名目，在明代各色紙張中用量並不低，明內府所印佛經、道經皆曾大量使用這種紙張。⑦ 而此兩種紙張亦非江西獨有，浙江、福建等地皆曾製造，甚至在毛晉去世後仍然在大量生產，清代宮廷也曾使用“本色毛邊紙”、“各色毛邊紙”等項⑧，民間刻書用此二紙者亦比比皆是。 即使汲古閣自身所用紙，也並非均為此兩種紙張，而是曾採用過包括“開化紙”在內的多種紙張刷印。 還不僅如此，汲古閣所藏刻板最後皆散出，不少購得者都曾再次刷印⑨，所用紙張更是五花八門，無一定之規。 凡此種種，想要憑藉紙張區分汲古閣原刻及盜版，實際上難以操作。 上述海錄軒本《文選》，則無論原刻還是盜版，所用紙張均為普通竹紙，此法更不可行。 二 、“板裂繫聯法”的流程 根據筆者在古籍研究中的實際體驗，幾乎所有圖書館的古籍實物都可能會遇到所登記版本有誤的現象，甚至權威專家、權威機構所編訂的目錄，譬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等，也同樣會出現版本登記錯訛。 作為古典文獻學的研究者，我們必須設法改進古籍的登記方式，以便更準確、更有效率地描述古籍版本等資訊。 而作為一種相對可靠的解決方案，筆者建議採用“板裂繫聯法”，以解決當前圖書館在登記古籍時所遭遇的困難。 “繫聯法”最早應用在甲骨 卜辭的鑒定之中，郭沫若、董作賓等人，通過繫聯甲骨文中的地名、干支、貞人等項以對甲骨進行分類，同一類的甲骨大致為同一時間的產物，或出土於同一地點。 筆者建議將類似的思路引入到當前的線裝古籍登記之中，通過繫聯板裂的方式，以大幅度改進古籍版本的鑒定效率，其流程步驟如下：（一）根據板裂繫聯古籍 中國的線裝古籍絕大部分為雕版印刷品，而木板保存不易，一套板片使用旣久，難免會有個別板片出現裂痕。 同一套板片，按刷印時閒的先後排序，越早刷印者板裂越少，其裂痕也越小；後來刷印者，原有的裂痕位置不會消失，而裂痕尺寸則會更為嚴重，乃至出現許多新的裂痕。 某塊板片裂痕嚴重時，古人或 ⑦ 詳見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內板經書紀略》，清海山仙館叢書本。 ⑧ 可參看清代官修《圓明園內工則例》“紙張”條，清抄本。 ⑨ 《群芳譜》板片先被典押，後為王士禎所贖歸，此事載王士禎《帶經堂集》卷七十五《曆仕錄序》、卷九十二《跋三補驗方後》；又據葉德輝《書林清話》轉引鄭德懋《汲古閣書板存亡考》載：汲古閣所刻《十三經注疏》板歸常熟小東門外東倉街席氏，《十七史》板歸蘇州掃葉山房，《三唐人文集》《六十家詞》板歸常熟小東門興賢橋邵氏，《八唐人詩》板歸山東趙秋穀執信，《陸放翁全集》板歸常州張氏，《十元人集》板歸無錫華氏，《詩詞雜俎》、《詞苑英華》板歸揚州商家，《說文解字》乾隆時板在蘇州錢景開萃古齋書肆。

許會替換為新的板片，但新板片往往與舊板片差別較大，一望即知，自不難識別，況且這種個別板片的抽換並不會影響到其他板片的板裂狀況。 板裂是雕版自身所具有的物理特徵，而同一套板片在開裂時，往往是批量性的開裂，並非個別板片的獨有狀況。 凡具有相同板裂之版本，則必然出於同一源頭。 假如我們在古籍登記時，逐卷選擇數張或更多張較為典型性的頁面，登記其板裂狀況，則可將所有同名之書進行分組。 凡在相同位置具有板裂者即歸為一組，同一組內某一本的版本狀況確定無疑，則同組的其他本皆與此同源。與此相對，若兩種書均存在板裂，但板裂的位置督並不對應，則基本可判定為不同版本，應當分屬不同組別。 少部分古籍由於刷印時間較早，或為初刊初印本，因而字形清晰、板框完整，並無相對典型性的板裂位置。 即使遇到這種出現概率較小的情形，“板裂繫聯法”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因為此法並非僅可用於較明顯的板框板裂，凡諸欄線上的細小缺口、個別字形的筆劃缺損點，均可套用此法。 再退一步而言，“板裂繫聯法”並不追求將每一本書都繫聯在一起，只要能貫穿絕大部分具有相同板裂的古籍，所起到的作用就已足夠巨大。 （二）確定“標準本” 在運行“板裂繫聯法”對同名的古籍進行分組之後，接下來的步驟是尋找同組內的“標準本”。 所謂標準本，是指版本脈絡清晰、傳承收藏有緒的代表性版本。 若標準本出現在已完成繫聯的某一組之內，則同組的所有其他古籍皆可確定為源出一板。 若標準本出現在其他藏書機構，或並未參與板裂繫聯，鑒定者可持此標準本逐一比對各組的板裂狀況。 一旦確定標準本與某組的某本具有一致性的板裂，則可將此標準本繫聯入該組，同時該組的版本狀況也將會被統一確定下來。 在確定標準本時必須愼重，因為標準本鑒定出錯，將會導致整組的版本登記都出現問題。 同樣，一旦標準本確定無誤，則整組的版本狀況也將會隨之清晰，所謂“一眞一切眞，一假一切假”。 在使用標準本比對版本時，應當排除一切先入為主的偏見（譬如名家論斷、收藏印章、解題目錄之類），一筆一劃地比對其字體、板裂、刻工等項，則再相似的字體、再細微的板裂都將無所遁形。 筆者在區分《歐陽南野先生文集》的不同版本時，就採用了這一方法，從而發現梁汝魁刊本之目錄將“劉晴川”之“川”字誤為“用”字，而某頁“等”字頭上的兩點方向與原刻本不符。⑩採用標準本比對雖然耗時較多，但每次只需要比對某一組內⑩ 王傳龍《〈歐陽德集＞校點指瑕》，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2013 年第5 輯，第276 頁。

的某一種即可，因為同組的版本已經過板裂繫聯，肯定同出一源。 極特殊的情況下，若某書存世的所有版本中並無可充當標準本者，則只需繫聯分類完畢、注明某幾種為同一板即可，不妨闕疑以俟將來。 （三）形成刷印的時間序列 繫聯完畢的線裝古籍，在經過標準本對比之後，同一組的版本狀況將得以確定。 而同組內的書籍，又可以根據板裂的嚴重狀況，按刷印時間的先後順序進行排列。 換句話說，“板裂繫聯法”的最終目的，不但是將所有同源的版本繫聯為一組，還可以形成同組內版本的先後時間序列。 當類似的資料庫越來越充實之後，即使某種書在各大圖書館存在成千上萬種，我們一樣可以準確區分哪幾百種是使用同一種板片刷印，甚至可以區分出哪些書是屬於同一板的同一批次刷印，以及哪些刷印批次更早、哪些批次更晚。 三 、“板 裂繫聯法”的優勢 與傳統的古籍登記方法比較，“板裂繫聯法”將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巨大的、無可替代的優勢： 其一，大幅度提高了古籍登記的效率。 傳統的古籍登記方法，在面臨封面頁、序跋、牌記等項缺失的版本，乃至各類殘卷、孤冊時，往往要花費較多的力氣比對各種收藏機構的同名書籍，才能最後登記其版本資訊。 而板裂屬於板片自身的物理屬性，一旦產生就不會消失，而且會在後來的不斷刷印中越發明顯，因而很容易將具有相同板裂的書籍歸為一組。 一旦同組內有任何一種屬於版本清晰的標準本，則所有同組的版本即得以確定。 毫無疑問，使用“板裂繫聯法”將大幅度提高古籍登記的效率，甚至對於板裂清晰的書籍，完全可以不需要其他各種資訊的支撐。 由此出發，過去幾乎無法利用的殘紙、斷篇，都可以根據其板裂狀況分門別類，令其重新煥發生機。 其二，登記資訊的可靠性加強。 傳統的古籍登記方式，往往會將各類翻刻本誤登記為原刻本，若遇到刻意冒名盜版的古籍時，情況將更為嚴重。 令人遺憾的是，傳統登記方法的自我糾錯能力也十分落後。 即使某些版本的鑒定錯誤已有學者發現並指出，各收藏機構也很難保證可以獲取到最新資訊，在實際驗證後據以更正。 即使個別的藏書機構回應及時，其他的機構也往往不能同步更新，反而會造成彼此版本不同的假像。 在採用“板裂繫聯法”之後，原刻本與翻刻本、偽造本由於不具備相同的板裂狀況，因而造假者將無所遁形，版本資訊的可靠性將獲得加強。 不僅如此，“板裂繫聯法”的自我糾錯能力十分可觀，一旦

同組內某一本書的版本鑒定出現了新的、可靠的結論，則同組內的書由於同出一源，皆可同步獲得更正。 其三，降低古籍登記從業者的門檻。 傳統的古籍登記方法，要求從業者具備相關的版本知識，對於版本鑒定能力的要求也較高。 培養一位權威的版本鑒定專家，往往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而專家本身精力有限，即使窮其一生，所能鑒定的版本數量也不會太多，而且同樣也會有出錯的可能性。 相較而言，採用“板裂繫聯法”進行古籍登記，只要記錄具體頁碼的板裂狀況即可，對於從業者的知識和能力都幾乎沒有限制，可以有效降低基層從業者的門檻，塡補古籍普查領域的人才缺口。 其四，方便學者使用。 採用“板裂繫聯法”登記古籍之後，研究者在核對某書版本時，將不再需要奔赴各大圖書館逐一核對，只需各組分別比對其中的一種，即可確定與哪一組源出同板。 同樣，由於“板裂繫聯法”的可靠性大幅度增加，學者即使自身不具備版本鑒定的能力，也可以放心地使用並援引相關版本資訊。 此外，由於“板裂繫聯法”還可以提供刷印時間的序列，在影印出版線裝古籍時，底本的選擇也將會大為方便。 選擇時間序列較早、板裂狀況較少的版本影印出版，可以有效避免重複出版所造成的資源浪費。 針對古籍中的缺頁、殘損等現象，也可以更有效地選擇同一印刷批次的版本進行補充，而不至於出現將不同版本混為一體的弊端。 其五，豐富了古代圖書出版、傳播、收藏等相關資訊。 “板裂繫聯法”並非完全孤立的一種方法，而是一條可以綜合牽動所有收藏機構、一切古籍版本的龐大鏈條。 隨着使用此方法進行古籍登記的機構日益增多，相關的資料庫、印刷的時間序列也將會大為完善，我們旣可以一目了然不同批次的各種物理特徵，又可以匣清同一批次的古籍分別流向何方。 類似的鏈條一旦形成，我們不但可以研究某本書的版本狀況，還可以研究板片的流通、書籍的售賣狀況、印刷用紙的更迭等資訊，這將為研究古代圖書的出版狀況提供豐富的可能性。 餘論 一種古籍，其自身攜帶的物理特徵有許多種，幾乎每一種資訊都可以彼此繫聯，並最終實現分組。 甚至可以這樣認為，傳統的古籍登記方式也是在利用序跋、牌記等項繫聯古籍，進而實施版本判定。 過去部分學者曾對古籍中出現的刻工姓名進行統計，並根據相同刻工存在的事實，以斷定不同的古籍大致刊刻於同一時期，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利用刻工的繫聯法。 筆者之所以主張“板裂繫聯法”而非其他，是因為板裂具有確定性和排他性，而且幾乎不會受到其他外

界因素的干擾。 序跋、牌記可以翻刻，刻工的姓名同樣可以翻刻，而且許多存世的線裝古籍旣失去了序跋、牌記，本身又沒有攜帶刻工姓名。 對於古籍造偽者而言，無論是紙張還是墨色，抑或是字體、牌記、序跋等項，皆處於可偽造之列，但大大小小的板裂卻無從一一造偽。 而板裂隨着時間流逝不斷增大、日益明顯的特性，還可以提供印刷時間先後的資訊，這些都是利用其他物理特徵進行繫聯所不具備的優勢。 “板裂繫聯法”兼具效率與可靠性，因而具備取代傳統登記方法的可能性。儘管如此，“板裂繫聯法”與其他的古籍登記方法並不先天具有矛盾，它也完全可以作為傳統方法的一種補充而存在。 傳統方法所登記為同一版本的古籍，可以利用“板裂繫聯法”進行校檢，將版本誤斷的古籍剔除在外；“板裂繫聯法”所歸類為同組的版本，也可以使用傳統方法進行比較，匣清它們各自所缺損的專案，並分辨出後世所補刻的板片。 現在若干圖書館、博物館在登記線裝古籍時，往往會搭配一張或數張示例圖片，但圖片的選擇卻比較隨意。 若將這類示例圖片替換為帶有明顯板裂的典型頁圖片，則可以起到標示板裂的作用，學者們甚至可以憑藉“板裂繫聯法”線上即確定其版本。 同樣，各類傳統的《版本圖錄》 、《留眞譜》、《珍貴古籍名錄》等插圖本，若能有意識地依據“板裂繫聯法”挑選圖片，即可自然地演變為鑒定工具書。 要之，“板裂繫聯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一切人為主觀的因素，在古籍版本鑒定中發揮出極大的作用。 一旦古籍登記中普遍採納了此法，已繫聯成組的目錄將無需歷代學者重複確認其版本，古籍普查、登記工作將可望有徹底完工的一日。

20 19 年 第 2 期 總 第 24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Issue 24危 机 中 的 意 义 ：再 论 “目 录 学 向 何 处 去 ” 王 贺 * 2019年3月19 日，拙文《目录学向何处去》发表，发表后，许多师长、朋友慷慨提供了不少意见、建议。这些精彩的意见、建议，约略可归纳为二方面：一是针对此文具体所论《新月》目录、索引及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资料室编印《〈新月＞目录索引》而补充、提示新的研究资料和研究线索、来源。这些补充和提示，不可谓不重要，因学术研究的任务之一，乃是向读者提供新的、尽可能准确的知识。不过，由于我尚未完全掌握这些新的资料和采访对象等，目前无法作出进一步的、全面的补充与修正。二是因此而生发出的，关于现时代目录学之意义、价值如何认识，中西目录学学术传统如何评估等等相关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拙论其实并未充分展开，其间寥寥数语，似亦不免理有未周、意犹未尽，故此再作若干分析、解释，以免谬种流传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者耳。 拙文尝谓：“在互联网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出现之后，绝大多数目录、索引的工作都已被自动生成的检索结果和在线‘机读目录’等形式取代。作为专门之学的传统的目录学（这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并非是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广义的目录学），固然在古籍整理、研究中不断发展，但面对《新月》在内的近现代文献，面对新的学术与知识生态，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实用性、当代性，而使自身成果成为了资料室、图书馆中的‘遗迹’，乏人问津；面对当代浩瀚无边、旋起旋灭的网络文献，更使人感到任何人力编制一目录、索引的徒劳、无力。”又称：“如果说目录的历史漫长而悠远，那么，索引自诞生之日起，堪称知识分类生产的新工具，被发明用于加工、利用原始文献资料。作为‘二次文献’的索引，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生产的效率，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学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类思维的疆界，将其誉之为全球知识史、文明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毫不夸张，但如今美人迟暮、英雄难有用武之地，其前路何在，不得不引人深长思之。”① 王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研究员。① 王贺：《目录学向何处去》，《上海书评》2019年3月19 日 。*

凡此种种，似乎给读者留下了我竭力否定目录学的实际功能、价值的印象。事实上，学界对目录、索引类著作的一般性批评，并非始自拙文，②而前辈学人虽未有专门撰文，但在其具体批评中仍涉及到此类工作的一些根本问题，如周一良在自藏《世说新语引得（附刘注引书引得）》（系洪业主持之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校订”之《引得》第12号，于1933年5月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一书即有如此批语：“世说一书不可解处太多，此引得仅就可解项目编制，不可解者仍付缺如，为用殊狭耳。”“刘注只有引书引得，亦为美中不足。”③虽寥寥数语，却点出了索引编制的内在缺陷。更何况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目录学在互联网、数据库时代遭遇了严重挑战，其所面临的危机是无可否认、毋庸置疑的，不过，正如我在另一论及校勘学研究方法的短札中所言，这并不意味着其已沦落到人人可晒、殆无足观的地步，相关的工作也已不可被视作严肃的学术工作，相反，仍存在着不少有待今人深入思考、努力开拓的空间。④校勘学如此，其他的传统文献学的分支领域，何尝不是如此？ 目录、索引在现时代之意义及其功用 首先，有必要强调的是，对于任一迄未建立数据库的文献资料，目录、索引仍有其存在价值。例如，1951年9月24 日，前苏联作家爱伦堡、智利诗人聂鲁达等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代表访问上海。到沪当日下午，即参观虹口区大陆新村鲁迅故居、鲁迅纪念馆，并与陪同的丁玲、周而复等人合影留念。参观结束后，爱伦堡夫妇、聂鲁达夫妇在该馆纪念册上题词，中云：“鲁迅虽然没有看到新时代的新事物，但他是培养新时代新事物的人！”“之后，爱伦堡夫妇由陈虞松等陪同参观了新华印刷厂，聂鲁达夫妇由黄华等陪同参观了水生生物研究所。”⑤当晚还一道出席了由中华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华东总分会暨上海市分会、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上海总工会、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多个团体联合举办的招待晚宴。唐弢为此还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新的鼓舞》，对二人到访上海表示热烈欢迎，讴歌来之不易的国际 ② 如刘国华：《丑陋的目录学》，《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2年第2期。 ③ 周一良先生过世后，其藏书陆续流出，旧藏《世说新语引得（附刘注引书引得）》为笔者一友人所得，应请示余以原书照相。 该f封面页除钤有周一良藏书印二方（印章较大），尚有二批语。 第一处批语位于书页左下方，末有“廿七年十一月一良识”，钤“周一良印”；第二处批语紧挨其后，写于书页左上方，末钤“一良”印章（此二印章皆为小印）。 另，二批语原无标点，笔者酌加之。 ④ 王贺：《作为研究工具的校勘之学》，《上海书评》2016年8月21 日 ⑤ 本报讯：《访问人民的新上海爱伦堡与聂鲁达昨抵沪》，上海《文汇报》1951年9月25 日。

友谊，表达对世界和平的期许。 然而，关于此一史事，透过“读秀学术搜索”、“中国知网”、“谷歌学术”等各大学术搜索引擎，我们只能查得三条记录。其中之一即来自李万春编《苏联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索引》的《爱伦堡、聂鲁达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⑥据该书所示，此文原载《文艺新地》1951年第10期，但是，包括《文艺新地》在内的大量当代报刊，几乎很少被建置为数据库，故此我们只得循此线索至图书馆查询原刊，以顺利获得全文。然而，如果没有这一专题索引，我们焉能看到这一研究资料？此外，上海《文汇报》1951年9月25 日头版也发表了题为《访问人民的新上海爱伦堡与聂鲁达昨抵沪》的消息，并载有该报记者徐开垒的报道《爱伦堡与聂鲁达访问鲁迅纪念馆》，述之甚详，足供参考。 《文汇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尽管早已建成各自的数据库或光盘版全文检索系统，但或需要图书馆采购，或需要购买、安装光盘才能使用，且未能进入各大学术搜索引擎，因此较难为学者所利用，而三十多年前问世的《苏联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索引》，在此正体现出它不衰的价值。 在许多学者和读书人的认识、想象中，越是古老的文献越不容易找到，似已是一定论，若欲查找当代文献，又何愁之有？但以上的实例就告诉我们，诸如《文艺新地》等等当代文献，仍需要我们为之建立专题目录、索引；而当代文献的大宗——网络文献，更以其生命周期短、每天以高速度增长、传输介质的不稳定性等等原因，而导致其难以有效保存，致使后之来者难以利用。与此相比，既有的“互联网档案馆”（ Internet Archive）等旨在定期收录、永久保存全球网页的网站、项目所取得的成就，则显得微不足道。也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崇古而卑今的文献意识（刻板印象？）作祟，学界中人每每语及当代文献，虽不必弃之如敝屣，但谈到其搜集、保存及整理工作，恐怕很难不表示不置可否的态度；而不重视阅读、利用专题目录、研究资料索引等书的结果，便是坊间流行的一些关于“爱伦堡在中国”、“聂鲁达与中国”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基础资料的支撑，从而无法进行起码的史实重建，更无论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解释与论证，当然也很难构成坚实、有效的学术积累，何其憾也。 图书馆在线“机读目录”等目录之局限 其次，面对图书馆的在线“机读目录”（MARC）或藉由搜索引擎和数据库自 ⑥ 李万春编：《苏联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索引》，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5页。 其余二条记录分别为：《爱伦堡 、聂 鲁达访问杭州、上海》，《华东新闻汇编》1951年第9期；刘时平：《新闻工作者如何面向群众——摘记爱伦堡对上海新闻I作者的谈话》，《新观察》1951年第7期。

动生成的条列式检索结果，我们固然有充足的理由为之额手称庆，但也同时必须承认其有限性。例如，2007年3月8 日，意大利作家、学者翁贝托·埃科（一译艾柯）结束北京之行，莅临上海，次日在上海书城参加其新作《波多里诺》中译本发布活动。与其1993年首次访华、在北京大学发表《独角兽与龙》的学术演讲不同，这次埃柯还接受了许多新闻媒体的采访，也与普通读者有较多交流机会。其中，发表于同年3月15 日《南方周末》的专访，不仅有两个专版，而且思想、内容深刻，问世后引发不少关注。通过搜索引擎，我们可以清楚地掌握这一专访的基本信息，甚至知道这一专访的超链接地址，指向该报官方网站的某一页面，但是，当我们试图重新访问时，却发现该地址已经失效。实际上，在该报官方网站和其他种种来源上，都完全查找不到这一专访的内容，最后仍只能到图书馆中去查检原报。 一旦我们想要进入图书馆查检原报，就必须通过查询图书馆在线“机读目录”、确认其是否已纳入馆藏这一程序。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在图书馆“机读目录”中，一份报纸无论发行时间多长、总数有多少张、合订本有多少册，一般可能只有一个条目。在这一条目之下，除题目、著者等一般著录的字段，也还罗列有馆方依其发行年限或其他标准加工而成的各个合订本的所谓“详细书目记录”，但很明显，这仍然无法深入我们所需要的具体的某篇文献。试想，假如没有之前获得的具体的发表时间等等信息，如何查找这篇专访资料？ 无异于大海捞针。然而，这一切，恰是专门的目录、索引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不仅如此，正如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史睿兄评论拙文时所指出的：“产生于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发展初期的机读目录，早已远远落后于当今信息处理技术发展水平，就知识体系而言不及纸本目录，就直指关键词检索而言不及纸本索引等检索工具书，”而且，“目前图书馆的机读目录表面上便于检索，因其完全无序（书目内在意义的顺序），其实是取消了传统目录‘即类求书’功能，更不要说用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了。” 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充分、自觉地认识图书馆“机读目录”的成就与不足。作为图书馆系统编制书目数据所遵循的作业规范和描述、揭示文献信息的国际标准格式，“机读目录”较数千年流行的“卡片目录”，在很多方面的确更胜一筹，其最大的长处即在于利用机器（电脑）识读和处理图书信息，并根据一定的编目规则、格式及编制方法，自动生成书目信息，为读者快速查询、图书分类与书目数据资源的共享奠定了基础，极大地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自其诞生发展至今，亦已暴露出不少局限性，无法满足读者深入单一、个别文献乃至 “即类求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需求，正是其一大不足。 另一方面，图书馆“机读目录”中的许多著录项、字段因可由出版机构、图书

代理商提供，或与之合作取得（据我所知，近年来，中国大陆许多图书馆的编目业务已由外包公司承担），馆方只待其完成初稿之后，再交由正式的图书编目员稍作校对，便汇入书目系统，但此一整合与共享书目数据之举，究竟是技术革新所取得的进步，还是说明此一工作已渐失其专业水准、门槛，从而化为图书馆学实务之一附庸？如何满足图书馆读者不同层次的“目录”需求，兼顾其对权威与可信数据的需求？如何克服日益增长着的文献（及其信息）与读者“对文献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⑦这些问题仍值得思考。 但无论如何，读者都必须面对、利用这一不尽如人意的“机读目录”。史睿兄因此感慨道：“从这个角度说来，当今图书馆读者被机读目录误导，知识管理能力尚不及古人。此今日图书馆极为可悲可哀之事，今之图书馆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更进一步，“需要诘问的是：技术转型真的带来文明提升吗？至少在图书馆目录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的是，技术转型带来了读者知识管理方式的丧失和知识管理能力的下降。这表明图书馆绝非是几位二五眼的程序员能包打天下的。学者们抗拒‘数字化’，其实根子在此。” 令人忧心的是，无论是在线“机读目录”，还是全文数据库及其相关的“数字人文”研究工具的开发，与中西目录学广阔而丰富的传统似已呈现出相互割裂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了当代数字学术的进展，也使得目录、索引等主流学术形式蒙尘，仿佛从此走向凋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徐力恒兄阅毕拙文后，还检讨道，近些年“数字人文”工具的开发，似并未充分参照、总结目录学的传统和源流，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图书馆学界与文献学界、文史研究者各自为政，疏于交通，或系造成此一现况的重要原因。力恒兄参加过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建置工作，对文史数据库的开发、利用情况相当熟悉，其高见应予重视；至于如何消除学科、专业壁垒，促进不同领域的交流、沟通，使不同学术成果之间交相辉映、启迪，文献学与“数字人文”深度融合，确属目前及未来相当长 段时间内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研究工具的目录之学 再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献学和实证主义史学影响下的现代文学研究虽已取得不俗成绩，但仍有许多人认为，文献学和一般的现代文学研究关系不大，而与古代文学、经学、历史研究更为相关，或者说，一个合格的现代文学⑦ 刘 华：《丑陋的目录学》，《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2年第2期。

研究者，只要学会利用文献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即可，并不必接受文献学的训练，当然，从事自己的研究也不必自文献学开始”。⑧而一般研究历史的学者，对目录之学等中西传统学问，似亦不觉其重要，因即便不习得、利用此类研究工具，照样无碍于援笔作文、立论陈词。但事实是否如此？ 目录和索引的核心，就是依照一定标准，将文献资料进行排序、分类组织、整理。其产出的成果，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目录、索引，为读者查检某一领域、主题的资料提供方便。但在同时，它也完全可作为一种研究工具被使用，不仅可以产出相应的研究成果，也构成了我们展开新的研究的基础。 因为专题目录和索引，既可以有效地呈现出其所属的一个小的领域、小的主题的结构与框架，也能使得其中一些研究不足的更小的领域、主题重新被照亮、被发现，从而有了引起研究者重新研究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一工作还有利于研究者系统、深入地汲取既有研究成果，避免了因资料丰富、不知分门别类而使自己的思考、研究陷入薄物细故不辨、牛溲马勃并陈之窘境。⑨ 不过，为了讨论的方便，这里仍不妨举一个与《新月》杂志有关的资料（包含专书、报刊文献等等）编目的例子。但首先必须声明的是，这个目录只是我自己一时所拟，只是一方便法门，实际情形一定要较此复杂得多，当然也需要被不断地进行完善、修改： 《新月》 基础资料 总论 历史研究 《新月》杂志社研究 《新月》作者生平传记研究 《新月》影响之研究 文学研究 《新月》所刊作品研究 《新月》所刊自由派文人作品研究 《新月》所刊胡适作品研究 《新月》所刊徐志摩作品研究 《新月》所刊左翼文人作品研究 ⑧ 王贺：《文献学取向的穆时英研究》，香港《文学评论》第54期。 ⑨ 参《如何用目录学追踪艺术史的最新进展：t 籍编日的工具Zotero》 ，“艺术史图书馆”微信公众号2019年4月29 日。⋯⋯

《新月》所刊普通作家作品研究 新文献 目录、索引 附：关于《新月》目录、索引之研究 目录学向何处去（王贺）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还可以为这个目录的每一方面添加研究资料的重要信息，甚且借助Zotero等软件实现编目需要（类似的软件可以同时将我们研究资料的电子版，导入这一目录，以便参阅、引用），帮助我们建立对这一研究领域及其所属子领域的基本判断。待其初步建成之时，我们不仅应能对《新月》研究的进程、现况了然于胸，而且将会对此一领域的研究前景有所洞察，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作一清晰、准确的定位，亦即个人的研究将在什么方面作出何种贡献，还有什么问题、薄弱环节仍待补足，诸如此类问题也都将会有相当的自觉。 也因此，按照罗伯特·达恩顿袭自狄德罗的观察，这种乍看似“目录”、分类整理知识的框架的建立，实际上无异于培植下一棵有机的、“记叙‘人类知识的秩序与连贯’”、枝繁叶茂的“知识树”。⑩对于任一专业研究者而言，势必都要经年累月、持续追踪一个或几个研究领域的进展，但如果其研究工作由目录之学开始，由“知识树”的培植开始，随着新的研究成果和资料的不断加入，这个“知识树”也将不断成长，从而呈现出知识的系统性、专业性与重要性；细致、耐心地观察同一个树枝下不同果实的差异，或者，对同一个果实，利用新的研究工具，转换观察、诠释的视点，也一定会激发学者新的思考，带来新的发现。 对于研究《新月》杂志、“新月派”而言，这一“知识树”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学者若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时时返顾、浇灌此一“知识树”，其《新月》及相关研究的整体格局、问题意识势必不以个案的讨论、史实的考证、单一文本的解读而削弱，相反，尽可以小大由之，使细节、个案在与整体的无尽对话中，提出并完成 个又一个的研究甚至新的理沦沦述，从而切实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 文学研究之外的例子也在所多见。如所周知，近代史学“二陈”（陈寅恪、陈垣）凡所研究，几乎都从编定资料目录、索引开始，尤其陈垣更是如此。所作《文津阁本元六十家文集目录》、《中国佛教史籍概况》、《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书目》、《四库全书书目考异》、《四库全书撰人目录》诸书，今人或不免视之为研究“副产品”，实多为其从事元史、佛教史、近代中西文化交通史等等研究工作之 ⑩ 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

前，所作另一准备工作，当然，它们本身也自有作为著述的独特价值。■ 至此，可以肯定地说，在学术研究中，若能重视研究资料的排序、分类组织整理，“观察所得需要加以筛选”■，积极编制专题目录和索引，将会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多帮助，直接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目录之学作为研究工具、“致用之学”■的意义。 超越“检索”走向“阅读” 最后，依我个人有限的经验，阅读纸质图书（包括纸质的专题目录、索引）与专门查检资料而后狼吞虎咽、罗织为文，似仍为二途。更准确地说，由于学术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与大学体系的激烈竞争，制度性的学术生产且“根据研究的问题进行检索，以问题的探索为导向进行阅读”渐已成为主流，但“按照目录的方式，将某一主题的文献逐一阅读”■仍然十分重要。 陈寅恪、吕思勉、严耕望、罗尔纲等杰出的近代学人，亦曾不约而同地分别此二者，强调读书而非查检资料，方为治学之正途。但“读书宜有门径”，以故近人张之洞教导门生弟子，须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一目录学著作为师：“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 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 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 孰为疏舛？ 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不仅如此，张氏还撰有《輶轩语》、《书目答问》等，金针度人。 也就是说，对于许多杰出的学者而言，目录、索引、提要、叙录等等，并非工具之书，而只有偶一查检之用，反之，恰是通读、研读的对象。 以近现代文史研究为例，由于时间、精力及其他条件有限，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通读（也许也并无必要通读）全部的近现代报刊、作家学者文集和全集，但至少可以做到通读诸多期刊、报纸的目录和索引（假如有的话），循此再进入原刊、原典的阅读与思 ■ 倪土毅：《中国古代目录学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 页。 ■ 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 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 ■ 朱天俊：《中国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图书情报工作》1983年第6期。 ■ 参《数字人文时代的个人数据库之导沦：目录学下的数据库阅读》，“艺术史图书馆”微信公众号2019年4月24 日。 ■ 张之洞著，陈后渊编，朱维铮校：《书目答问二种》，上海：中西 局，2012年，第247、248 页。

考，必将事半功倍。另一方面，如果能在选择性地阅读原刊、原典之后，再将有关的目录和索引通读一过，则我们收获了感受、印象、资料、线索的同时，也不致失去整体观，从而避免了“碎片化”、“捡到篮里都是菜”甚或入宝山而空手回的情况。在此意义上，不仅清人王鸣盛所谓的“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数语仍适用，且《〈新月＞目录索引》等近现代文献的目录、索引，亦不因数据库中有其目录甚至全文检索功能而黯然失色，反之，仍待有心人反复打磨、完善，推出一个定本，供读者阅读、参考。 至于拙文所谓目录学丧失的实用性、当代性，当然也应该加一必要的限定，此即其主要针对着那些完全依赖互联网、数据库做其所谓“学问”的学者（互联网民族志学者等或是例外）。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还有很多学人，仍切盼着一个时常可以关闭电脑、远离网络的世界，无数个可以潜心研读、圈点、勾画、校阅，与书籍及作者思接千载、心游万仞的时刻，而非深陷于“论文机器”、“学院动物”状态不能自拔。这种阅读、思考的状态，有时呈现为“按照目录的方式，将某一主题的文献逐一阅读”，有时则纯粹代表了第三种阅读方式——漫无目的地阅读（desultory reading），而后者的存在，在在提醒我们，不妨享受“非职业阅读”、沉思、奇思妙想的乐趣。按照亚里士多德、培根、夏目漱石、鲁迅等人的理论，学术研究也好，艺文创作也罢，本来就是闲暇、余裕的结果，而闲暇“是 种精神的现象”，“一种灵魂的状态”，“强调一种内在的无所忧虑，一种平静，一种沉默，一种顺其自然的无为状态”。■今天，“硬写”“硬译”“硬评”如火得风而炎炽，几有遮天蔽日之势，但在我看来，有志的学者仍不能轻易向此流俗缴械投降，降低自己阅读、思考、研究和写作的难度。 朝向新的目录之学 一言以蔽之，除非人类的全部书刊资料都已经被充分的电子化、数字化，且可长期、有效存储，开放给读者访问、使用，否则，目录学的重要性容或下降，但其意义、价值，绝不可能被取消而致沦亡。从中西学术传统来看，自其发端至今，目录学的意义、价值，都和我们阅读、研究的实际需要——查找、利用文献资料——联系在一起。因为无论是作为二次文献的主流形式，还是知识管理、知识工程的重要内容，目录、索引不仅与此一实际需求密切相关，也构成了我们走■ 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 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68页。■ 约瑟夫·皮珀 著，刘森尧译：《闲暇：文化的基础》，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0 页。

向文献、获得知识的必经之路（尽管现时代的途径已更加多元）。这一实际需要同时决定了图书馆、资料室等机构的核心功能，即在于存藏文献资料。换句话说，在任何时代、境况中，图书馆、资料室的发展皆须将此一需求置于优先地位，而非其他。更何况，我们即便拥有海量的数据库，它也并不是万能的，它的问题之多，绝不亚于纸质文献史料。■ 在当下，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图书馆等搜集、整理、收藏文献资料以供人阅览、参考之馆所，朝向电子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大势，已然浩浩汤汤、一望无涯。置身于此一新的时代潮流之中，或许更有必要强调的是，包括图书馆在线“机读目录”或藉由搜索引擎和数据库自动生成的检索目录（甚至个性化的目录定制推送服务）等等新的知识管理成就，乃至其他五花八门的知识工程、服务等等的发展，并不应该以摒弃、弱化存藏文献资料此一核心功能作为代价。如果我们无视这一读者的实际功能/需求，昧于中西目录学及文献学传统的守正创新，而完全依赖于信息技术的革命，甚或认为透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即可拯救世界、包打天下、解决文明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所有问题，或恐不免舍本逐末、自毁长城之虞。 对于目录之学来说，今天更应该在近代学者奠定的良好基础之上追求更大的发展，而不只是停留在目录学史研究这一方面止步不前。近人余嘉锡尝言：“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尤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但自其讲沦目录学至今，中国目录之学的轮廓已大致建立，近代意义上的目录学研究成果极为丰硕，可以说，我们所有人都受惠于这一学术遗产。也因此，尽管目录学在今天面临着重重挑战和危机，但重温前人这些拓荒性、奠基性的论述，窃以为，我们同样也应该有勇气、有责任，从危机、挑战中为其寻找意义，创造新的发展方向和可能。就此而言，无论是对“数字目录学”■等新目录学的理论建构，还是在实操中改进现有的各式编目与检索系统，探索数字时代的书目控制之道，■乃至对近现代目录学进行全面、深入之勘探，皆属新一代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2019年8月16 日改定于沪寓 ■ 参王瑞来：《警惕数据库》，《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5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页。 ■ 参柯平：《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王新才：《中国目录学：理论、传统与发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彭 斐 章等：《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 参罗式胜：《书目控制论》，《图 书馆 沦与实践》1988年第2期；严鼎忠、许静芬：《图书 在 书目控制管理作业的构想——以全国图 书书目资讯网（NBINet）为例》，《中华民国九十九年图书馆年鉴》，台北：国家图书馆，2011年，第31- 36 页

20 19 年 第 2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總第24 期 Issue 2 4 古 籍 整 理 中 的 提 升 校 记 价 值 问 题 —— 以责编《尚书注疏校勘记》为例 王长民* 古籍整理出版是出版业中专业化程度极高的领域。编辑人员需在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古文常识等各方面均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古籍整理质量问题主要集中在点破句读、底本和校本选择不当、校记和整理说明有误等。其中，校记是出问题较多的版块，主要是校勘前后不统一、校语不规范、失校、不必出校、虚列校本、不明出校原则等。有时看似校记无问题，但犹有可完善、提升其价值处，则责编当尽力为之，助力书稿“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笔者参与责编刘玉才先生主编“《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整理”的编校出版，①今举《尚书注疏校勘记》二条校记以言之。 整理者以文选楼本②为底本，校以南昌府学本③，参以学海堂本④。⑤《尚书注疏校勘记》卷十六“言我周亦法殷家”条校记初稿：“法古，‘法’字左原衍‘作’字，今删。按，此条校勘记仅一行，左行不当有字，此盖手民之誤。 （请考虑，这种情形是否要出校，抑或径改，此种情形又见于卷十八）”此等情形，不可径改， 王长民：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① 刘玉才主编《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全十一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按，《儒藏》精华编经 群经总义类收录《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凡三册。截至2018年底，《 儒 藏》精华编版《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尚未进入编校流程，预计2020年出版。扬州大学正在整理《阮元全集》，亦收录《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见钱宗武、陈树《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个版本系统》，载《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 1期，又载《古籍研究》2008卷·上（朱万曙主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3 - 138页）。 截至2018年底尚未出版。 ②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南京图书馆藏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 ③ 嘉庆二十年（1815） 重刊宋本《 十三经注疏》附校 记。 ④ 《清经解》道光九年（1829）刊咸丰 十年（1860）补刊。 ⑤ 关于《尚书注疏校勘记》的主要版本，可参看王耐刚撰 《整 理说明》，载《 十三经注主疏校勘记》，第288 - 298 页 。*

必须出校，此是古籍整理之规范做法，也是底线。否则，会落得“明人刻书而书亡”⑥之骂名。责编对比三版本文字内容（见图一），⑦以为不是简单的衍文问题：“或因校勘记有改动所致。卷十六校勘记，‘涉’下，学海堂本增‘山井鼎曰考疏意作涉者非’。文选楼本‘涉’下有七字空，正合转行有‘作’字，盖原当有此数字，后刊刻时挖改未尽所致。”⑧整理者从之，改校记为：“法古，‘法’字左原有‘作’字，今删。 ‘非’上，咸丰补刊本有‘山井鼎曰考疏意作涉者’十字。此数字中‘作’字转行，正合在‘法’字之左。 盖原有此数字，刊刻时删去而剜改未尽耳。，⑨）《清经解》道光初刻本与文选楼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同，“法”字左有“作”字。校记遗漏道光九年（1829）初刻本信息，易使读者误以为道光初刻本“法”字左无“作”字。当改为：“法古，‘法’字左原有‘作’字，道光初刻本同，今删。⋯⋯（按，为省行文，不再俱引）”此为笔者审读书稿时，未核查参校本之失，责在笔者。期待重印时予以修正。 （图一）《尚书注疏校勘记》卷十六“言我周亦法殷家”条各版本文字差异从左到右依次为文选楼本⑩、南昌府学本、学海堂道光初刻本、学海堂咸丰补刊本 ⑥ 叶德辉述《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条，《郋园先生全书》本，1935年长沙中国占书刊印社汇印本，第十八页。 ⑦ 2015年笔者审稿时，仅核查了文选楼 庆十三年（1808）刻本、南 昌府学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和学海堂咸丰十年（1860）补刊本。 未曾寓目学海堂道光初刻本，故未言及学海堂初刻本，今借撰小文之际，据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予以查阅 。 ⑧ 选自笔者所撰《尚书注疏校勘记》初审记录。 下条“责编意见”同。 ⑨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第486 页。 ⑩ 文选楼诸印本同，见《整理说明》，第297页。

阮元自言《校勘记》“连年校改方毕”■，《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多年校改。刘秉璋《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序》云：“刊本■既出⋯⋯徒以经旨渊深，卷帙繁重，虽集众长，以求一是，间有牴牾，犹虚改削。”■文选楼本刊刻后，亦不断增删修正。文选楼本因先后印次之不同，诸印本存在细微差别。■严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跋：“近年南昌重刻十行本，每卷后附以《校勘记》，⋯⋯更可诧异，将宫保师《校勘记》原文颠倒其是非，加‘补校’等字。 因编《经解》附正于此，俾后之读是《记》者，知南昌本之悠缪有如是夫。”■阮元之子阮福于《揅经室三集》加按语：“此书■尚未刻校完竣，家大人即奉命移抚河南，校书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时细心，其中错字甚多⋯⋯《校勘记》去取亦不尽善，故家大人颇不以此刻本为善也。”■南昌府学本系卢宣旬摘录，去取失当，悠缪错讹，阮元、严杰均不以其为善本。 为方便学者研究，校记内容当包含众版本信息，使读者阅一书而有众版本如在目前之感。 《凡例》言：“《尚书》、《仪礼》、《论语》、《尔雅》四经《校勘记》，南昌本更换原文选楼本所用底本，故整理时仅在二本有校勘意见分歧时出校。”■卷十八“罔不承德”条校记初稿：“‘罔不十’，‘罔’字左原衍‘也’字，今删。按，此条校勘记仅一行，右行不当有字，此盖手民之误。”看似四平八稳，实则未必。细审诸版本文字及版式（见图二），文选楼本与学海堂咸丰补刊本，文义正好相反，诚如刘序“间有牴牾”之语。责编意见：“‘六服’下，学海堂本作‘〇按作六服十行本是也’。文选楼本‘六服’下有九字空，正合转行有‘也’字。又，两次刊刻，文义正好相反。”学海堂道光初刻本无按语，“罔”字左无“也”字。整理者改为：“罔不十，‘罔’字左原有‘也’字，今删。 ‘非也’，咸丰补刊本作：‘〇按，作“六服”，十行本是也。’其中‘也’字转行，正合在‘罔’字之左。盖此‘也’字当属剜改未尽。底本以十行本为非，咸丰补刊本则以十行本为是。道光初刻本删去‘罔’字左侧之‘也’字。”■学海堂道光九年（1829）初刻时，似留意到文选楼本剜改未尽，然仍偶有疏漏。王耐刚先生推测，文选楼本经剜改，咸丰补 ■ 《恭进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折子》，（清）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 局，1993年，第590页。 ■ 即文选楼本《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光绪 三年（1887）上海点石斋重校缩印本，第1页。 ■ 文选楼本系统至少有四种版本。此从王耐刚之说，见《整理说明》，第288 - 289页。 ■ 清）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五册，南京：凤 出版社，2005年，第6598页。 ■ 即南昌府学重刊宋本《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揅经室集》，第621 页 ■ 《凡例》，载《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第24 页 。 ■ 《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第515 页。（

刊本校改之依据，恐早于嘉庆十三年（1808）段玉裁序本。■ （图二）《尚书注疏校勘记》卷十八“罔不（六服）承德”条各版本文字差异 从左到右依次为文选楼本、南昌府学本、学海堂道光初刻本、学海堂咸丰补刊本 古籍整理是功夫活，良心活。校点者做了大量工作，然难免“百密一疏”。如何减少错讹，使整理本的价值最大化，需编辑审读书稿时，常怀警惕敬畏之心，多思考，勤查书，与整理者携手合作，努力使书稿“臻于至善”。 如此，庶几不负“责任编辑”职位上“责任”二字的含金量。 ■ 王耐刚撰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版本述略》，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7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3 页 。辑

20 19 年 第 2 期 總 第 24 期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 Issue 24从 刘 孝 标 注 反 观 《 世 说 新 语 》 的 文 体 特 征 董上德 * 引言 《世说新语》研究，在如今颇为烦嚣的时代似乎渐成显学，人们看重的或许是此书于“救心”与“静心”不无益处。然而，要真正读懂该书，殊为不易，语言的障碍、时代的隔膜，以及其中的碎片化记载，所在多有，哪怕借助当代学者们的多种“翻译”文本，也不一定明了个中奥妙。 坊间新出版的《世说新语》，多是白文本加上现代汉语“译文”，再添上简略的注释。这可能是考虑“普及”的需要。可是，如果忽略了刘孝标的注，反而每每难以“原汁原味”地领略白文本的真义。本文之撰写，意在说明，哪怕出于“普及”的考虑，也不宜舍弃刘注。这就涉及到如何重新审视《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的问题。 《世 新语》的文体，较为权威的说法是“古代的一部小说”，“此书采集前代遗闻轶事，错综比类”①，简言之，这是一部“遗闻轶事小说”。另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下文人所编著的一部志人小说，记写了汉末、三国、两晋时期士族阶层人物的遗闻轶事；每条记写一件事情，多则十来句，少则二三句。”②这些意见，有一个共同之处，即认为书中各条主要“涉事”，均强调“遗闻轶事”四字，并另有“志人小说”提法。姑且称之为“遗闻轶事体”或“志人小说体”。 可是，《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就是或仅仅是“遗闻轶事体”或“志人小说体”吗？我认为值得重新确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世说新语》文本倒是以“说”及“语”为主，往往简化甚至省略了叙事过程，即不大重视“事”，对“事”没有太大的兴趣，故而常常略其“事”而记其“言”，导致不少“说”和“语”给人凭空 董上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① 周祖谟为余嘉錫《世说新语笺疏》所作“前言 ”，中华书局，2011年，第1页 。② 黄征等注《世说新语·出版说明》，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而来的感觉，不易摸得着头脑。这是其书难懂的主要原因。我不是说书中无“事”（某些片段的叙事也是相对完整的），而是想提请注意，该书的编纂者的确是有意将“事”做淡化处理，而更为在意“说”的行为及“语”的意蕴。何以会得出如此看法？除了直接的阅读感受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参照系：刘注的存在。刘注的最大特点是故事性更强，更有与正文“互补”的性质。本文的问题焦点是：刘注自身的特点能否反过来启示我们重新认识《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 以下拟分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刘注兼具故事性与阐释性 《世说新语》的正文，不少时候是无头无脑的，一问一答，不知在何种场合，也不知主、客是何方人物，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文字，就算翻译成现代汉语，读者也未必明白；何况，本来字面也不深奥，字都认识，翻译了与不翻译，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请看“方正”类第18则：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 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 “我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 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这一则，不是没有“事”，只是没把“事”交代清楚，而凸显的是陆机（士衡）的“牙尖嘴利”，不留情面，其话语如刀锋，锋利无比，直刺发问者卢志；可以想见，卢志听后，很不是滋味，自己的问话本来傲慢无礼，直呼陆机的父祖之名，没想到陆机同样傲慢无礼，唇枪舌剑，反唇相讥，照样拿卢志的父祖之名来回击，真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显然，编写这段文字的人，意在为陆机“存言”，他回答弟弟陆云（士龙）的话，也表明了陆机以父祖为荣，傲视天下，流露出他识破卢志的用心，明知故问，语含挑衅之意，不可容忍，更以十分鄙视的态度称卢志不过是“鬼”的子孙而已，凭什么瞧不起人！ 不说别的，光是“鬼子敢尔”一句，如果不看刘注，简直是莫名其妙（仅仅将之“翻译”成现代汉语又有何用）。 而看完刘注，就可以知道，陆机对卢志家族了如指掌，连“八卦”故事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且请依次阅读刘注文字： 【一】《世语》曰：“志字子通，范阳人，尚书珽少子。 少知名。起家邺 令，历成都王长史、卫尉卿、尚书郎。” 【二】抗已见。 《吴书》曰：“逊字伯言，吴郡人，世为冠族。初领海昌 令，号神君，累迁丞相。” 【三】《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 父植，有名于世。 累迁吏部郎、尚 书。选举，先性行而后言才，进司空。珽，咸熙中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

尚书。” 【四】云别见。 【五】《孔氏志怪》曰：“卢充者，范阳人。 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 充 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猎，见一獐，举弓而射，即中之。 獐倒而复起，充逐之， 不觉远。忽见一里门如府舍，门中一铃下有唱家前。 充问：‘此何府也？’答 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恶，那得见贵人？’即有人提幞新衣迎之。 充 着，尽可体，便进见少府，展姓名。 酒炙数行，崔曰：‘近得尊府君书，为君索 小女婚，故相延耳。’即举书示充。 充，父亡时虽小，然已见父手迹，便歔欷 无辞。崔即敕内，令女郎庄严，使充就东廊。 充至，妇已下车，立席头，共 拜。 为三日毕，还见崔。 崔曰：‘君可归矣。女有娠相，生男，当以相还；生 女，当留自养。’敕外严车送客。 崔送至门，执手零涕，离别之感，无异生人。 复致衣一袭，被褥一副。 充便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 家人相见，悲喜 推问，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临水戏，忽见一 犊车，乍浮乍没。既上岸，充往开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儿共载。 充见 之忻然，欲捉其手。 女举手指后车曰：‘府君见人。’即见少府，充往问讯。 女抱儿还充，又与金碗，别，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 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 荣曜长幽灭，世路永无施。 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会浅离别速，皆由灵与祗。何以赠余亲，金碗可 颐儿。爱恩从此别，断绝伤肝脾。’充取儿、碗及诗，忽不见二车处。将儿 还，四坐谓是鬼魅，佥遥唾之，形如故。 问儿：‘谁是汝父？’儿迳就充怀。众 初怪恶，传省其诗，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充诣市卖碗，高举其价，不欲速 售，冀有识者。欻有一老婢，问充得碗之由。还报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视 之，果是。谓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着棺 中。今视卿碗甚似，得碗本末可得闻不？’充以事对。 即诣充家迎儿。 儿有 崔氏状，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间产。 父曰：春暖，温也，愿休强 也。 即字温休。 温休盖幽婚也。 其兆先彰矣。 儿遂成为令器。 历数郡二 千石，皆著绩。其后生植，为汉尚书。 植子毓，为魏司空。 冠盖相承至今 也。”③上面第五条刘注，可以视为一篇完整的志怪小说。而陆机称呼卢志为“鬼子”，可见他是知悉其先祖的“风流奇异”故事的。其它的几条刘注，也帮助读者了解陆家与卢家的家世、仕宦经历、祖孙关系等信息。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卢家是 ③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徐传武校点，上海古 出版社，2013年。 本文引《世说新语》 正文及刘注，均据此一版本，不另出注。

北方人，陆家是南方人，卢与陆的“口水仗”，其实折射出当时在权力架构之内的族群矛盾。这是读者不可不知道的“背景”。而从这一场“口水仗”的尖锐程度而言，其时的族群矛盾大有升级之势，陆机、陆云日后均死于非命，成为成都王司马颖的刀下之鬼，此与卢志的怀恨在心、险恶挑拨、置诸死地而后快的心态和举动大有关系。④对于正确而深入地理解正文而言，刘注的故事性以及阐释性是不可欠缺的。否则，就算正文的每一个字都认识，也可能只是一头雾水。 刘孝标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喜求异书，时人以“书淫”称之。不过，并非每条正文他都能够注出直接相关的材料，此乃史料所限，不可强求。然而，刘孝标又会别出心裁，加上按语，举出同一类型的故事，以便读者从对比中求解正文语意，如“轻诋”第18则： 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 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 刘注文字如下：按：《邴原别传》：“魏五官中郎将，尝与群贤共论曰：‘今有一丸药，得济一人疾，而君、父俱病，与君邪？与父邪？’诸人纷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复难。’”君、亲相校，自古如此。 未解简文诮许意。 正文记录许玄度“举君亲以为难”一语，这是原文的关键点。 《邴原别传》记载了另一相似案例，一次，曹丕（魏五官中郎将）与众人讨论一个“两难问题”，即君王与父亲同时病了，而只有一颗丸药，究竟给谁为妥？ 众人的回答无非两种：不是彼，就是此，而难以统一；因为各有道理，就相持不下。 邴原本着“以孝治天下”的理念，认为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给父亲，别无选择，故而在当时的场合里似乎算是“一锤定音”。⑤这一条材料，具有可比性和类同性，可以帮助读者明白“举君亲以为难”的相似语境，以及此语的问题点所在。而“举君亲以为难”一句过于简约，原文没有交代产生此话题的缘由，读者难以索解。刘注的故事性与阐释性的复合功能于此也就显露出来。不过，这里的“故事性”不是关涉简文帝与许玄度谈话的，而只是用以“类比”。有论者认为：“疑简文与玄度言语间，或请许出仕，而许以母在对，以为君亲两难也。”⑥此说可以参考。刘孝标自称：“君、亲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简文诮许意。”此语也透露出疑惑，可见 ④ 参阅《晋书》卷五十 四《陆机陆云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1467 - 1489页；以及同书卷五十九《成都王司马颖传》，第1615 - 1619 页。 ⑤ 《三国志》卷十一邴原传裴松之注引《原别传》：“太子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 时（邴）原在座，不与此论。 太子諮之于原，原勃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8 页。 ⑥ 龚斌《世说新语索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0页。

连他也不十分理解，进一步说明《世说新语》的正文所涉及的“说”和“语”，正是刘孝标做注时格外关注的。 刘注揭示话语隐含的情境 如果说上举例子主要阐释正文的语境，那么，以下例子主要关涉理解正文所必须了解的情景。请看“轻诋”第6则： 王丞相轻蔡公，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 要揭示正文产生的情景，其所需要的描述应更具体、更细致、更鲜活、更生动。上面的话语，仅从字面理解，大概可知王导（王丞相）鄙视蔡谟（蔡公），还直呼其父蔡充其名。其间有何恩怨，为何连很有涵养、很会“公关”的王导要口出恶言、如此失态呢？那就要看看刘注提供的富于动作性和场面感的描述： 《晋诸公赞》曰：“充字子尼，陈留雍丘人。”《充别传》曰：“充祖睦，蔡 邕孙也。充少好学，有雅尚，体貌尊严，莫有媟慢于其前者。 高平刘整有隽 才，而车服奢丽，谓人曰：‘纱縠，人常服耳。’尝遇蔡子尼在坐，终日不自安。 见惮如此。是时，陈留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尝经郡境，问：‘此郡多士， 有谁乎？’吏曰：‘有江应元、蔡子尼。’时陈留多居大位者，澄问：‘何以但称 此二人？’吏曰：‘向谓君侯问人，不谓位也。’澄笑而止。 充历成都王东曹 掾，故称东曹。”《妒记》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 至左右小人亦被检简，时有妍妙，皆加诮责。 王公不能久堪，乃密营别馆， 众妾罗列，儿女成行。后元会日，夫人于青疏台中望见两三儿骑羊，皆端正 可念。 夫人遥见，甚怜爱之。语婢：‘汝出问，是谁家儿？’给使不达旨，乃答 云：‘是第四王等诸郎。’曹氏闻，惊愕大恚。命车驾，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 持食刀，自出寻讨。 王公亦遽命驾，飞辔出门，犹患牛迟。 乃以左手攀车 兰，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狈奔驰，劣得先至。 蔡司徒闻而笑之， 乃故诣王公，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公知不？’王谓信然，自叙谦志。蔡 曰：‘不闻余物，唯闻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王大愧。后贬蔡曰：‘吾昔与 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处，不闻天下有蔡充儿。’正忿蔡前戏言耳。” 以上三条材料，前两条主要介绍蔡谟的品行和为人，以及当时获得的清誉；第三条是精彩纷呈的情景描述，先写王导惧内而又不甘心，在王府之外“密营别馆”，以至“众妾罗列，儿女成行”。原先，其妻曹氏一无所知，后来偶然听得真相，大发雌威，率领她手下的“娘子军”挥刀霍霍，兴师问罪，而王导也不示弱，与妻子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各命车驾，极速飞驰，分别赶往同一个“故事发生地”，场面好不震撼。王导尤其狼狈，极为心焦，“左手攀车兰，右手捉麈尾，以

柄助御者打牛”，他一定要赶在妻子到来前预作准备，其情状令人忍俊不禁。故而，得悉如此滑稽的情景，一向“体貌尊严”的蔡谟也忍不住了，就在事后开了王导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而王导恼羞成怒，记恨于蔡谟，才会出现正文所录的那一句话，充满着鄙夷与不屑，算是“回敬”。 刘注呈现的情景，远比正文“出彩”多了。王导，东晋历史上的“大人物”，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这场大戏的主角之一，向以“大度”见称，陈寅恪先生曾专门为他写了一篇著名论文《述东晋王导之功业》，⑦可是，如此王导，却也不无龌龊之事，不无“小气”之言谈，其心胸也不见得总是宽广无比，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于此可见一斑。刘孝标深知，要明了《世说新语》上述正文所录王导的“语意”，最好让它回归鲜活生动的情景。故而，原原本本引用相关的“小说”。这也就暗示，《世说新语》里的文本不一定都是“小说”。 不过，刘孝标也未必迷信书上所录的“语意”。其实，他读《世说新语》，接触到那么多人物的“言语”，并非句句相信，一定要“验”之以情景，在回归情景时，却会发现“语意”与情景有不符的现象，如“黜免”第5则： 殷中军废后，恨简文曰：“上人着百尺楼上，儋梯将去。” 殷浩（中军）是否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刘孝标认为不大可能。他的注文如下： 《续晋阳秋》曰：“浩虽废黜，夷神委命，雅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 之戚。外生韩伯始随至徙所，周年还都，浩素爱之，送至水侧，乃咏曹颜远 诗曰：‘富贵它人合，贫贱亲戚离。’因泣下。”其悲见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 则“书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实也。《续晋阳秋》提供的情景是，作为清谈高人的殷浩，生性淡薄，不慕荣利，置得失穷达于度外。就算是家里人，也不见他在被废为庶人之后表露出“流放之戚”。他的外甥随他前往贬所，相伴一年，在临分别时，殷浩才“泣下”，并不多见，而常见的是“夷神委命，雅咏不辍”。 在这里，我不拟辨析殷浩是否说过埋怨简文帝的话，有论者不同意刘孝标的观点，认为殷浩也有心神大乱之时⑧。我举出这类例子，是想顺着刘孝标的思路去探寻他做注的心理动因。 《世说新语》的正文只有一句话，刘孝标关心的是此语在何种情景之下说的，而在具体的情景之中该人物是否会说过如此这般的话语？这样的例子从另一面说明，碎片化的言语是很难懂的，《世说新语》却充满了这类文字，刘孝标自觉地要为这些“无厘头”的言语做注，着眼于探研诸如此类的言语的生成背景（以及可能与否）。⑦ 陈寅 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 55 - 77 页⑧ 龚斌《世说新语索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32 页。

刘注所录“异语”的文学意义 刘孝标的注文，有一种情形是采录与正文的“言语”相关而又不同的“话语”，姑且称之为“异语”，类似于校勘学上的“异文”。请看“贤媛”第10则： 王经少贫苦，仕至二千石，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 以止乎！”经不能用。 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 涕泣辞母曰：“不从母 敕，以至今日！”母都无戚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 有孝有忠，何 负吾邪？” 这一则文字，其重点是记录王经母亲的言语。这一位母亲，颇有见识和远见，胸怀通达，又能从容应变。其先，劝告儿子在官场上适可而止，不要贪图更高的名位，她知道，官场之上，风云变幻，风险极高，名位越高越是危机四伏，不可不预先防备。可是，王经没有听从母亲的劝诫，尤其是在曹魏政权的末期，司马氏伺机而动，已经到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关键时刻，王经“为尚书，助魏”，必然得罪司马氏，其“被收”的命运确然不可避免。在临死之前，王经后悔，若当初听从母亲的话，就不至于有今日。而其母毫无责备儿子之意，事到如今，任何责备于事无补，反而安抚、表扬儿子“为子则孝，为臣则忠”，忠孝两全，千古难得，“何负吾邪”，这就更能表现王经母亲的气度与涵养。 这是政权更迭之际会出现的人间悲剧。刘孝标在其注文里却又记录了王经母亲的另一番“话语”： 《世语》曰：“经字彦伟，清河人。 高贵乡公之难，王沈、王业驰告文王， 经以正直不出。 因沈、业中意，后诛经及其母。”《晋诸公赞》曰：“沈、业将 出，呼经，不从，曰：‘吾子行矣！’”《汉晋春秋》曰：“初，曹髦将自讨司马昭， 经谏曰：‘昔鲁昭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久矣，朝廷 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寸刃无有，陛下 何所资用？ 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听。后杀经，并及 其母。将死，垂泣谢母。母颜色不变，笑而谓曰：‘人谁不死，往所以止汝 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宝《晋纪》曰：“经正直，不忠 于我，故诛之。”按傅畅、干宝所记，则是经实忠贞于魏，而世语既谓其正直， 复云因沈、业申意，何其相反乎？ 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注文提供的信息是，王经母亲与儿子一同遇难。这是正文没有提及的。这一点至关重要，王母的形象因之而显得更其高大。其中，《汉晋春秋》最值得注意，它记录了王母在得知自己要与儿子一起赴难时，“颜色不变”，一笑置之，对儿子说：“人谁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或许，这番话，是接续正文所录的言词而说的；或许，这番话，是在“被收”之后、临刑之

前、母子诀别之时才说的。不管如何，它与正文构成一种文学上的张力，形成一种动人心魄的悲壮场景。刘孝标强调王经是“忠贞于魏”的，如果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王经母子在非得“选边站”不可的决定性时刻，其选择和行为实在难得，跟他们同时的阮籍和嵇康都没有那么决绝，哪怕像嵇康，性情刚烈，又是曹魏王室成员，也只是以不合作的态度进入司马昭掌权时代。于是，王经母子的刚烈就超乎嵇康之上，阮籍就更不能与之相比了⑨。 刘注记录“异语”，还可以“贤媛”第21则为例：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着斋后。 主始不知，既闻，与数 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 徐曰：“国 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 这一则文字，其“文眼”在于记录桓温之妾李氏所说的话。她知道桓温的妻子南康长公主冲了进来，来者不善，何况“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情势危急，逃无可逃，在此千钧一发之际，难得的是李氏处变不惊，不紧不慢，从容应对，更为难得者，是出语宏远，视死如归，顿时令温妻惭愧不已，在“国破家亡”的时刻不可妒忌任性，于是悄然退去。这就反衬出李氏并非等闲女流，而是足可“入史”的女中豪杰。然而，刘注提供了另外一番言词，说话的不是李氏，是温妻： 《续晋阳秋》曰：“温尚明帝女南康长公主。”《妒记》曰：“温平蜀，以李 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 见李在 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主于是掷刀 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物说了不同的话。温妻见到李氏后，终于以“了解之同情”说：“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原来，李氏的容貌，大概还有独特的气质，让温妻顿时改变态度，代之以友善的表示。两相对比，这一条注文更具有戏剧性。而正文与注文，看似也不矛盾，都表明温妻在见到李氏后没有按照原来计划实施行动，对李氏的嫉恨烟消云散。二者不同的是，正文没有记录温妻的言语，注文没有记录李氏的表白。这也构成一种文学张力，在二者互不排斥的前提下，如果合起来，更能够以“不写之写”塑造李氏的独特形象。但不管如何，正文与注文里的“话语”均为突出的看点。 结语：刘注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重新确认 本文揭示了刘注的一个显明而常见的做法，即为《世说新语》的“说”和 ⑨ 这里的比较，仅就“忠贞于魏”这一具体的历史话题而言‘不涉及阮籍、嵇康各自不得不进入司马昭掌权时代的特殊处境。

“语”提供相关的故事，这些故事或涉及语境，或呈现情景，或记录与之对应的另外的话语，以便读者了解其生成背景，理解其语意内涵及奥妙之处，并对此做了辨析和讨论。撰写本文的目的，不是仅仅研究刘注，而更为着眼于借助对刘注的辨析和讨论，重新审视《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 回到本文引言所提及的问题：《世说新语》是一部“遗闻轶事小说”或“志人小说”吗？通过上文的展示和分析，可以说，均非“周全”的判断；而“志人小说”的提法，更嫌笼统含混，它更多的是指作品题材而言。 《世说新语》内，有数量较大的只有“说”和“语”而没有故事的简短文本，就文体而言，它们更多的属于“街谈巷语”范畴，体式颇为接近《韩非子》里的“说林”和刘向的《说苑》，而上接《论语》的话语模式，即讲究话语的精辟与精粹，呈现话语的趣味和风神，展现话语主人公个性化的“话语存在”。近人喜欢用“文存”字眼来为自己的著作命名，套用之，则可以说《世说新语》的编写者有意识记录名公贤达的话语，以为“语存”。书名含有“说”和“语”二字，可为佐证。 “说”是行为方式，“语”是此行为方式的结果。故此，简单地说《世说新语》是一部“遗闻轶事”小说或“志人小说”，既不准确，也不妥当，因为其中的很多文本不具备“小说”因素，刘孝标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才会为它们“补回”了不少带有“小说”意味的故事。 不可否认，书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文本是记事的，可以称之为“记事体”。 “记事体”约等于“遗闻轶事体”。然而，“记言体”更是书中不可忽视的存在，不宜将之等同于“遗闻轶事体”。换言之，《世说新语》正是一部“记事体”及“记言体”并存的名公贤达的言行类编。 《世说新语》大量的记录“说”和“语”的文本，显然继承了《论语》所开创的“语录文体”，发扬了汉代刘向《说苑》的价值判断意识，将“语录”与“褒贬”（编入不同的带有价值判断的门类）结合起来，不以故事取胜，而以“妙语”见长。 《世说新语》的这类文本，体现出“我言语，我存在”的哲学命题，将人的言语活动提升到“存在论”的高度来认识，“言语”成了书中诸人生命存在的“证据”，他们因而永远“活”在《世说新语》的文本里。 2019年2月27 日

2019 年第2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總第24 期 Issue 2 4魏 晋 南 北 朝 碑 形 墓 志 的 形 制 特 征 与 志 题 演 变 蒋金珅 * 碑形墓志是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一类形制特殊的墓志，其外在是延续了汉代以来的墓碑形制，但被放入墓中则具有墓志的功用。罗振玉在《石交录》卷三中说：“晋人志墓之文皆植立藏中，至六朝始平放，然仍间有植立者。若魏延昌四年之皇甫麟、孝昌二年之李谋、普泰元年之贾瑾诸志，仍是植立如碑式。至元氏诸志中，若永平四年元侔志亦然。⋯⋯隋刘猛进徐智竦宁贙诸志，尚是植立，唐志亦间有之。”①这段话点出了晋代竖立的碑形墓志向南北朝平放的方形墓志转变的趋势，同时也指出在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仍旧有仿照汉代以来石碑形制的墓志。因此，碑形墓志是中古墓志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形制，既有旧俗的烙印，又孕育着新变。 一、东汉至南北朝碑形墓志的时空分布 参照福原启郎《西晋の墓志の特征》和张铭心《十六国时期碑形墓志源流考》②的研究成果，补充近年新见的碑形墓志，兹列东汉至南北朝碑形墓志志主、纪年、出土地、形制和志题信息如下③： * 蒋金珅：《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墓志文体形态及其演变研究”（18YJC751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罗振玉：《石交录》卷三，载《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9 页 ② 参见福原启郎《西晋の墓志の特征》，载氏著《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第369 - 370页；张铭心《十六国时期碑形墓志源流考》，《文史》2008年第2 辑，第 39 - 40页。 ③ 1991年河南偃师出土的东汉建宁二年《肥致碑》，虽为碑形，但非 墓志，而是祭祀用碑，暂不收录。 参见赵超《中国古代墓志通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46页。，另有王仁墓志，圭首碑形，疑为伪刻，亦不收录。 参见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05 页。

志主 纪年 出土地 志首 额题 首题 志自称孙仲隐 熹平四年 山东高密 圭首 无 无 无和国仁 太康五年 河北磁县 方首 无 无 墓王文伯 太康八年 河南洛阳 圭首 无 无 残缺赵仲南妻卫氏 永熙元年 河南安阳 圆首 有 无 碑菅洛 永平元年 河南洛阳 圆首 有 无 墓碑王琚妻郭氏 永平四年 河南洛阳 圆首 有 无 铭成晃 元康元年 河南洛阳 圆首 有 无 碑荀岳 元康五年 河南洛阳 圭首无有 墓王□君侯 元康六年 河南洛阳 圆首 碑郭槐 元康六年 河南洛阳 圭首 无 有 柩魏雏 元康八年 河南洛阳 圆首 有 无 柩赵汜 元康八年 河南洛阳 圆首 有 无 墓中之表徐义 元康九年 河南洛阳 圭首 无 有 铭张朗 水康元年 河南洛阳 圆首 有 无 碑刘宝 永康二年 山东邹县 圆首 有 有 铭表刘氏 永嘉元年 河南洛阳 圆首 无 无 无张永昌 西晋时期 河南洛阳 圆首 无 无 神柩口口（残为六块） 西晋时期 河南洛阳 未知 未知 未知 残缺张镇 太宁三年 江苏吴县 圆首 无 无 无温式之 太和六年 江苏南京 圆首 无 无 无张纂 两晋时期 河南洛阳 圆首 有 无 碑刘韬 两晋时期 河南偃师 圭首 无 有 墓梁舒 建元十二年 甘肃武威 圆首 有 无 墓表梁阿广 建元十六年 宁夏彭阳 圆首 有 无 墓表吕宪 弘始四年 陕西西安 圆首 有 无 墓表吕他 弘始四年 陕西西安 圆首 有 无 墓表李超夫人尹氏 嘉兴二年 甘肃酒泉 圆首有 无墓表且渠封戴 承平十 三年 新疆吐鲁番 圆首无 无 无梁府君（只存碑额） 五凉时期 甘肃嘉峪关 圆首 有 未知 墓表韩弩真妻 兴安三年 山西大同？ 圆首 有 无 碑刘贤 拓跋濬时 辽宁朝阳 圆首 有 无 墓志张略 皇兴二年 辽宁朝阳 圆首 无 无 墓韩受洛拔妻邢合姜 皇兴三年 未知 圆首 无 无 无司马金龙1 太和八年 山西大同 圆首 有 无 墓表铭司马金龙2 太和八年 山西大同 圆首 无 无 铭韩显宗 太和二十三年 河南洛阳 圭首 有 无 墓志拓跋忠 景明五年 未知 圆首 有 无 墓志封和突 正始元年 山西大同 圆首 无 有 墓志铭

碑形墓志从时代分布来说，东汉有1方，两晋有22方，十六国时期有10方，北魏有12方，东魏有1方，北齐有3方。从分布地点来说，以现在的省级单位分区而言，既有墓志集中出土地河南、陕西、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也有少量墓志出土于江苏、甘肃、宁夏、新疆、辽宁等地。 因此，无论是时间的延续性，还是地域的广泛性，都可见碑形墓志在特定时期，尤其是两晋到北魏时，曾流行一时。这也是三国曹魏开启碑禁政策之后，墓碑由地上转移到地下，形成碑形墓志的真实写照。 二、碑形墓志不同阶段的形制特征 从碑形墓志发展的阶段来说，东汉至西晋初年是碑形墓志的萌发期。东汉时孙仲隐墓志，出土于山东高密，圭首，单面刻墓主的姓名、籍贯、历官、寿年、卒日、葬日等信息，是作为记录墓志基本信息的简易墓志，也被称为墓记④。西晋早期的和国仁墓志，出土于河北磁县，方首，下有榫头，以嵌碑座，志文仅有时间、官职、籍贯、姓名，是方形简易墓志和碑座的混搭。王文伯墓志形式与孙仲隐墓志相近，都是圭首的简易墓志。赵仲南妻卫氏墓志，出土于河南安阳，圆首，有额题，题曰“晋故赵卫夫人之碑”⑤，下书族出、行治、卒日、铭文、刻石日等内容，是相对格式完整的墓志。因此，按照“志首”的形状，可以将碑形墓志分为圭首、方首和圆首。这时期已经形成了被后世沿用的三类“志首”形状，这是碑形墓志的萌发期。除了上述碑形墓志之外，尚有左棻墓志、张盛墓记、石尠墓④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二册，北京：线装书局，第4页。⑤ 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胡海帆、汤燕：《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 华 1996 - 2012》，第59页。奚智 正始四年 河南洛阳 圆首 无 无 无王（王垔）奴 永平元年 未知 方首 有 无 墓志元淑 水平元年 山西大同 圆首 有 无 墓志元侔 水平四年 河南洛阳 方首 无 有 墓志铭王飏 延昌二年 未知 方首 无 有 墓志铭李璧 正光元年 山东景州 圆首 缺 无 缺剧市 孝昌元年 河南洛阳 圆首 有 无 坐铭志李谋 孝昌二年 山东安丘 方首 有 无 墓志贾瑾 普泰元年 山东长山 圭首有 无 墓志长孙囧 天平四年 未知 方首 有 无 墓铭□子辉 天保九年 山西太原 圆首 无 无 无逢哲 武平二年 山东沂水 额残 有 无 □铭张洁 武平三年 未知 圭首 有 无 墓志铭

志、石定及郑舒夫人残志，都是植立墓中，但碑形色彩并不浓厚，暂不论及。⑥ 两晋时期是碑形墓志的定型期。从菅洛墓志到刘韬墓志，形成以河南洛阳为中心，圆首为主要形态的碑形墓志形制。菅洛墓志，圆首，有额题，题曰“晋待诏中郎将徐君夫人菅氏之墓碑”，两面刻，正面刻志文，按讳、字、籍贯、行治、持家、寿年、卒日、葬日、葬地书写，背面刻铭文，由额题、志文和铭文构成，是一方结构完整的墓志。其后王琚妻郭氏、成晃、魏雏、赵汜、张朗等都是结构完整的墓志。 此时除了结构完整的碑形墓志之外，尚有其他形式的变体碑形墓志。其一是铭表型墓志。刘宝墓志，圆首，额上有“晋故”二字，另有首题为“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关内侯高平刘公之铭表”⑦，志文仅讳、字、卒日，自称为“铭表”，志文简略，是十六国时期墓表的先导。其二是造像型墓志。刘氏墓志，小碑形，侧面刻立身人像，类同于造像碑，志文简略，张永昌、张纂墓志都与之类同。其三是谱牒型墓志。荀岳墓志，圆首，有首题，志文以家族谱牒为主，是墓志文的一类变体，主要存在于东晋南朝墓志中。温式之墓志与之类似。在两晋时期，碑形墓志在形制上，逐渐形成以圆首为主，内容上趋向成熟墓志，但是仍存在不少变体形态，是碑形墓志的定型期。 十六国时期是碑形墓志的变异期。梁舒、梁阿广、吕宪、吕他、且渠封戴、司马金龙等墓志，额题以“墓表”命名，志文以姓名、官爵、葬日、葬地等简易内容为主，是所谓“河西圆首碑形墓表”⑧，这是碑形墓志在河西地区的变体。韩弩真妻碑和张略墓志的志文格式与之类似，额题有所不同。另有刘贤墓志，出土于辽宁朝阳，志石植立于棺前，有额题，题为“刘戍主之墓志”，志文四面连续环刻，按照讳、字、籍贯、族出、履历、寿年、铭文、子嗣这样的顺序书写，是北魏墓志中仅见者。⑨总体来说，十六国时期的碑形墓志形制都极为特殊。 北朝时期是碑形墓志的成熟期。太和二十三年的韩显宗墓志，是北魏墓志受南朝影响之后形制成熟的产物。虽然在形制上仍然是晋代以来的碑形遗制，但是在结构上有完整的额题、志文和铭文。额题为“魏故著作郎韩君墓志”，志文以讳、字、籍贯、族出、形制、履历⑩、寿年、卒日、追赠、葬日、葬地等内容构成，后接铭文，铭文之后附刻妻子族出和时间，是内容完整的成熟墓志。之后的封 ⑥ 罗振玉称：“荀岳志外，文字尤精者，为贵人左棻志有阴，张盛墓记，及石尠志阴侧均有字；石定及郑舒夫人残志次之。 ⋯⋯此诸石，亦均植立墓中者。”见罗振玉《石交录》卷二，载《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第206页。 ⑦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二册，第338 页。 ⑧ 张铭心：《 十六国时期碑形墓志源流考》，《文史》2008年第2 辑。 ⑨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七册，第93 页。 ⑩ 虽然未详述履历，但是志文中称“仕虽未达，抑亦见知”，亦表明已具备这一结构。

和突、王（王要）奴、元淑、元侔、李璧、李谋、贾瑾、逢哲、张洁墓志等都是结构完整、内容成熟，甚至不乏文采的碑形墓志。 因此，在这阶段的碑形墓志，虽仍是具有墓碑之形，但内容上已是成熟墓志。 三、碑形墓志的志题题署方式及演变 以碑形墓志而论，志题涉及到刻于碑额之上的额题和刻于志石之首的首题两类。罗振玉《石交录》卷二云：“晋人墓志，皆为小碑，直立圹中，与后世墓志平放者不同，故无盖而有额。若徐君夫人管氏，若处士成君，若晋沛国张朗三石，额并经署厶厶之碑，其状圆首，与汉碑形制正同，惟大小异耳。”■罗振玉基于晋代碑形墓志点出此类墓志形制上特点是“无盖而有额”，并额题“厶厶之碑”，显然是认识到碑形墓志志题的形制特征、题署方式与后代常见墓志的区别。然由于其当时所见碑形墓志有限，故未能完全揭示碑形墓志的志题特征。根据上文所辑录的碑形墓志，对碑形墓志志题的题署方式及演变进行考察。 其一，碑形墓志志题的题署位置 早期碑形墓志，孙仲隐和王文伯都是圭首无题，和国仁是方首无题，赵仲南妻卫氏是圆首额题。圆首额题是碑形墓志定型期的主流形式，这自然是对汉碑体制的忠实模仿。菅洛、王琚妻郭氏、成晃、王□君侯、魏雏、赵汜、张朗、张纂等都是圆首额题。圭首则以首题为主，而非额题，如荀岳、郭槐、徐义、刘韬等墓志，显示出圭首和圆首碑形墓志的区别。圭首虽同为汉碑遗制，然志题在此时由额题改为首题。刘氏、张永昌、张镇、温式之等墓志的志文简略，圆首无题。其中有一特例刘宝墓志，圆首，额上有“晋故”二字，另有首题为“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关内侯高平刘公之铭表”，从常规墓志志题书写方式来看，“晋故”当直接与首题相连，二者应当是合在一起，刻题者显然在选择额题和首题时有矛盾的心态，既想遵循汉碑传统而题额，又可能因志题字数过多而做出一个妥协，将大部分额题变为了首题。这其实关涉到题署位置的形制、大小对于题署方式的制约。十六国时期保留汉碑遗制，以圆首额题为主，如梁舒、梁阿广、吕宪、吕他、李超夫人尹氏、梁府君、韩弩真妻、刘贤、司马金龙1等墓志，间有圆首无题的形式，如且渠封戴、张略、司马金龙2等墓志。成熟期墓志志题位置呈现多样化的趋向：圆首首题：封和突墓志；圆首额题：元淑墓志、剧市墓志；圆首无题：奚智墓志、□子辉墓志；圭首额题；韩显宗墓志、贾瑾墓志、张洁墓志；方首额题：王（王垔）奴墓志、李谋墓志、长孙囧墓志；方首首■ 罗振玉：《石交录》卷二，载《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第206 页

题：元侔墓志。总的来说，还是以保持墓碑样式的额题为主，间有首题。 其二，碑形墓志志题的文体定义 碑形墓志志题末尾标识有“墓”、“碑”、“墓碑”、“铭”、“柩”、“表”、“神柩”、“墓志”、“墓志铭”等称呼，这是碑形墓志发展过程中对于自身文体的不同定义方式，虽然志题末尾标识称呼多样，甚至出现像赵氏、刘氏、张镇、温式之等墓志这样无题者，但是总体来说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演变方向。碑形墓志的产生最初受碑禁政策影响，位置由地表移至地下，形态从高大转为小型，其最初的自我文体定义与墓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继承墓碑形制和功能的基础上，碑形墓志的志题末尾自我定义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碑”，二是“墓”。 从形制来说，碑形墓志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保留了墓碑的形制，只是为了移到墓中，故对形态做出改变，对整体进行缩小，呈现出小碑形的形态，因此，像赵仲南妻卫氏墓志题为“晋故赵卫夫人之碑”，高宽为59 ×25cm，； 菅洛墓志题为“晋待诏中郎将徐君夫人菅氏之墓碑”，高宽为81 × 36cm（拓片）；成晃墓志题为“晋故处士成君之碑”，高宽为63 × 28cm（拓片），都比传统汉碑的形制大为缩小。它们以“碑”、“墓碑”作为志题末尾称呼，是从保留墓碑形制的角度来定义墓志，强调其“碑体”的特征。 从功能上说，墓碑本来具有的树立墓前供人瞻仰，凭吊功业的功能在转入地下之后已经消失，因此碑形墓志首先保留的是“志墓”的功用，故出现和国仁墓志所题的“晋故太康五年十一月辛卯朔十九日已酉，广野将军赵国中丘和国仁之墓”，将时间、官职、籍贯和姓名列出之后，以“墓”结尾作为标识坟墓。荀岳墓志题为“晋故中书侍郎、颍川颖阴荀君之墓”，亦与之相似，这本是荀岳的迁葬墓志，故文体别具一格，四面刻，志阳载迁葬缘由、赐葬地赐钱和吊祭诏，志阴载荀岳的履历和夫人子女情况，两侧当是迁葬时补刻夫人附葬之事及子女近况。从迁葬这个角度考量的话，就不难理解荀岳墓志以“墓”作为结尾，强调其“志墓”的功能。 碑形墓志是由地表移至地下的产物，故虽然主要为了“志墓”，但是其最初并未形成固定的摆放位置，如和国仁墓志就是“树于墓门，非立于圹内”■。 因此，当碑形墓志摆放位置发生改变时，其自我定义又会有所不同，志题末尾中“柩”的称呼就是由此而来。 “予家又藏晋元康八年魏雏?碑，亦圆首，其额称‘晋故武威将军魏君侯柩’，贾充妻郭槐无额有题，亦曰‘郭氏之柩’，其署之柩，知必植之柩前者也。”■像魏雏墓志和郭槐墓志都是因为墓志摆放位置在柩前而■ 罗 振玉：《石交录》 二，载《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第205 - 206 页 。■ 罗振玉：《石交录》卷二，载《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第206 页 。

命名，这表明碑形墓志已经移入圹内，彻底消除了墓碑昭示世人的作用。魏雏墓志甚至在墓志之外，另有两个石柱，右柱为“元康八年，二月甲戌朔。将军魏君之神柩也”，左柱为“元康（下阙）将军（下阙）”，左右柱内容当相同。■在左右石柱上，标明“神柩”就是同墓志志题末尾称“柩”一样，由标识墓主来代替标识坟墓，强调其摆放的位置。潘霄昂《金石例》卷一载：“墓志纳入墓中柩前平放，其状如方石斗二。”■这里是指后世志盖和志石一合的墓志，在墓中柩前平放，碑形墓志则是立于柩前，这是二者的区别。 碑形墓志的自我定义在强调“碑体”特征、“志墓”功能和摆放位置之后，逐渐由碑形墓志外部的特征和功能转向了注重内部的文本和文体。 第一，志题末尾为“铭”。铭的意思先有作为动词的题勒之铭，后又衍为作为名词的文体之铭。王琚妻郭氏墓志的志题为“魏故侍中散骑常侍祠部尚书使持节征南大将军冀州刺史羽真高平靖公王琚之夫人郭氏之铭”■，以铭结尾，此处“铭”字当作文体义解读。其志文中称“夫禀述景行者，追慕之心；刊名金石者，孝子之志”，铭文中称“敢镂金石，以铭幽魂”，这与“铭”的早期定义相契合。《礼记·祭统》载：“铭者，自名也。 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王琚妻郭氏墓志中表达出与《礼记·祭统》一样的孝子追慕景行而铭之于石的心态，只是《礼记·祭统》所指是钟鼎之铭，此处乃是墓志之铭，都是以题勒行为转为文体命名，志题末尾之铭亦由此而来。徐义墓志志题为“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之铭”，此处铭的文体义极为明显。墓志志文末尾称：“遂作颂曰：”，铭文末尾称“谨赞斯颂，终始素铭”。■徐义墓志对于后世墓志志题所称之铭与铭文所称之铭区别甚明，以颂代称铭文，故所谓“谨赞斯颂，终始素铭”就是指撰写完颂之后，就完成了整篇的铭，这里的铭作为文体，代指整篇墓志。因此，碑形墓志中以“铭”作为自我定义，更大程度上代表着文体意识的自觉。 第二，志题末尾为“表”。表本是用于标识物体，并附简要记录，后被赋予旌表显扬之义，秦汉时代（特别是东汉末年）流行“表墓”风气，推动将旌表的物质载体称为“表”，且碑同时兴起，逐渐成为旌表的主要载体，碑可称为表，表亦采用碑的形制，碑、表有混同之势。■墓志被称为“表”，就是碑、表合流的产物，表 ■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二册，第317页。 ■ 潘昂霄：《金石例》，载朱记荣辑《金石全例》第一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44页。 ■ 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 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页。 ■ 崔高维校点：《礼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9 页 ■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二册，第327页 。 ■ 参见孙梓辛《汉 间“表”的形制、使用及变迁——兼论汉代的表墓风气》，《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1 辑。

采用碑的形制，墓志亦用碑的形制，导致墓志在自我定义上又挪用了“表”的称呼。“表”由本来的文体含义，转为物质载体的名称，又因采用碑的形制，与碑合流，被挪用为碑形墓志的名称。赵汜墓志题为“晋故宣威将军赵君墓中之表”，其整体形制、书写方式与汉碑无异，是墓碑由地上转入地下的明证，故依旧！以“表”自称，然已是“墓中之表”。至刘宝墓志，题为“刘宝：（晋故）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关内侯高平刘公之铭表”，志文仅有“公讳宝，字道真。永康二年正月丁酉朔，廿九日乙酉卒”■，十分简略。志题中“表”既有指代碑形载体的变迁意，又有简要标识物体的原始意，已非与碑混用的表的含义。之后所谓的“墓表”都有继承这两层含义。梁舒、梁阿广、吕宪、吕他墓志都是额题“墓表”两字，且志文简略的碑形墓志。其后李超夫人尹氏墓志额题为“陇西狄道李超夫人尹氏墓表”，梁府君墓志额题为“镇军梁府君之墓表”，司马金龙墓志额题“司空琅琊康王墓表”，虽然扩充了籍贯、家属和官爵等内容，但是仍不脱以“墓表”自称，且志文简略的特征。这都是碑形墓志在自我定义时挪用“表”的原始义和变迁义的结果。 第三，志题末尾为“墓志”或“墓志铭”。“墓志”或“墓志铭”是在北朝逐渐被广泛采用的志题结尾，碑形墓志在刘贤墓志已用“墓志”命名，特别是孝文帝迁洛之后，志题志尾向“墓志”和“墓志铭”两种命名方式集中，即是这种趋势的体现。志本是记之意，引申为记事的文章，从北魏时期的墓志结构来说，志文部分大幅增加，墓志的记录性和叙事性得到加强，这是在志题中强调“志”的原因。如贾瑾墓志在志文末尾称“故二柩而一坟，乃镌石而作志云尔”，就是明确以志来概括整篇墓志。“铭”上文已论及，既有题勒意，又有文体意。碑形墓志志尾为“墓志”者，行文中往往出现“铭”字，多用来指墓志的铭文。如韩显宗墓志，志文末尾称“镌制幽铭，以旌不朽之令名。其辞曰”；刘贤墓志，志文末尾称“州闾悲痛，镌石文铭，其词曰”；李谋墓志，志文末尾称“铭曰”。当然也有题勒意的表达，如王（王垔）奴墓志，志文末尾称“恐褫风规，敬铭仪矩”。碑形墓志以墓志铭结尾的三方墓志中，于铭文部分都以“颂”来指称。封和突墓志铭，志文末尾称“刊石勒颂，式述声芳。其辞曰”；元侔墓志铭，铭文末尾称“思人不见，颂君在铭”；张洁墓志铭，志文末尾称“勒石刊志。颂曰”。盖志题称为墓志铭，以“铭”来凸显其文体意，代指整篇墓志，故在铭文部分以颂代铭，这在“墓志铭”作为志题结尾之前的单独以“铭”命名墓志中已有体现。 以“墓志”或“墓志铭”作为碑形墓志志题末尾，是墓志文体整体发展趋势的体现，其中“志”“铭”含义的变迁是墓志文体变化的缩影。■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二册，第335 页。

总的来说，南北朝碑形墓志志题中的文体定义，由注重形制转向注重文体，最初与墓碑关联的“碑”和“墓”之名，经过与摆放位置相关的“柩”，最终发展为表达文体特征的“铭”、“表”、“墓志”和“墓志铭”。 小结 碑形墓志是墓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别样形态，出土碑形墓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布时间上呈现阶段性，地点上具有普遍性，可将之视为碑禁政策之后，志墓形式由地上转到地下而产生的特殊现象。碑形墓志本身形制发展经历了从东汉至西晋初年的萌发期、两晋时期的定型期、十六国时期的变异期以及北朝时期的成熟期等阶段。志题的题署方式是魏晋南北朝碑形墓志区别于前代常规墓碑和后世成熟墓志的显著特征。一方面，从题署位置来看，碑形墓志兼具墓碑和墓志的特点，故志题呈现混合额题和首题的多元化题署现象，这不同于多为额题的常规墓碑和只有首题的成熟墓志。另一方面，从志题名称来看，碑形墓志由强调“碑体”特征、“志墓”功能和摆放位置等外部特征，转向了注重以“铭”、“表”、“墓志”和“墓志铭”为名来展现文体意识。这也是处于墓志定型期的魏晋南北朝墓志在演化过程中自身文体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

20 19 年 第 2 期 總 第 24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Issue 2 4元稹貞元末年部分詩文編年新解吳偉斌* 元稹貞元末年的詩文，今天存留下來的並不多。 更為可惜的是，有的元稹研究者缺乏對元稹生平資料的基本瞭解和深入研究，對元稹這一時期的詩歌常常加以隨意的猜想，主觀的編年，致使元稹這一時期諸多生動的故事，莫名其妙地消失在人們的面前，而某些“八卦式”元稹故事就泛濫成災。 今舉數例，以探尋貞元時期元稹的歷史本來面貌。 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賦成於貞元二十一年早春 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校書郎時作）》詩云： 病與窮陰退，春從血氣生。 寒膚漸舒展，陽脈乍虛盈。 就日臨階坐，扶 床履地行。 問人知面瘦，祝兄鳥願身輕。 風暖牽詩興，時新變賣聲。 饑饞看 藥忌，閑悶點書名。 舊雪依深竹，微和動早萌。 推遷悲往事，疏數辯交情。 琴待嵇中散，杯思阮步兵。 世間除卻病，何者不營營？① 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編年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校書郎時作）》詩於“癸未至乙酉為校書郎所作其他詩”，亦即編年於貞元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②理由是：題下注：“校書郎時作。” 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編年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校書郎時作）》詩文云：據題注知此詩作於貞元二十年（八〇四）至二十一年間。 見卞《譜》頁八五。③ 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編年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校書郎時作）》詩於“癸未至乙酉為校書郎所作其他詩”，亦即編年於貞元十九 吳偉斌：原江蘇古籍出版社編審。 ①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三秦出版社2015年6月版，663頁—671頁。 ② 卞孝萱：《元稹年譜》，齊魯書社1980年6 月版，85頁；並見《卞孝萱文集》，鳳凰出版社2010年9月版，229頁。 ③ 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三秦出版社2002年6 月版，83頁—85頁。*

年、二十年、二十一年，④理由是：題下注：“校書郎時作。” 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亦編年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校書郎時作）》詩於貞元二十年、貞元二十一年，文云：貞元十九年至貞元二十一年作於長安，時為秘書省校書郎。⑤ 我們以為，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並沒有排除貞元十九年，不知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的“見卞《譜》頁八五”又該如何理解“據題注知此詩作於貞元二十年（八〇四）至二十一年間”的編年意見？ 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校書郎時作）》詩之詩題注：“校書郎時作。”應該作於貞元十九年、貞元二十年、貞元二十一年，嚴格來說還應該包括元和元年（806）。 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校書郎時作）》詩又云：“舊雪依深竹，微和動早萌。”詩中描寫的明顯是早春天氣。 而元稹貞元十八年冬參加吏部乙科的考試，貞元十九年正月入場考試，二月放榜，四月送吏部授職校書郎。據此，貞元十九年早春早已成為過去，應該排除。 元和元年，元稹與白居易“元和初”“罷校書郎”而準備參加制科考試，白居易的《策林序》有明確的說明。 據此，元和元年也應該排除在外。 而餘下的貞元二十年、貞元二十一年中，應該是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校書郎時作）》詩可能的賦詠時間。但應該說明，根據“舊雪依深竹，微和動早萌”的表述，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校書郎時作）》詩應該作於兩年中的早春，而不是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籠統含糊的“癸未至乙酉為校書郎所作其他詩”，也不是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斷言的“貞元二十年（八〇四）至二十一年間”。 我們以為，貞元二十一年的早春最為可能，因為貞元二十年的早春，元稹奔波於長安洛陽之間，有元稹的《貞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五日自洛之京二月三日春社至華嶽寺憩竇師院曾未逾月又復徂東再謁竇師因題四韻而已》⑥詩篇可證。從詩中可見，元稹根本不像如其《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校書郎時作）》詩所述“扶床履地行”之人。 據此，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校書郎時作）》詩應該賦成於貞元二十一年早春，地點在長安，元稹時任校書郎之職。④ 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版，52頁。⑤ 周相錄：《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298頁—299頁。⑥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 ，621頁—626頁。

元稹《晴日》詩亦應該賦成於貞元二十一年早春 元稹《晴日》詩云：多病苦虛羸，晴明強展眉。 讀書心緒少，閑臥日長時。⑦ 未見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對元稹《晴日》詩編年。 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將元稹《晴日》詩列入“未編年詩”欄內。⑧ 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編年元稹《晴日》詩於元和五年至元和九年間⑨，沒有列舉編年理由。 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亦編年元稹《晴日》詩於元和五年至元和九年間，文云：疑元和五年至九年作於江陵，時為江陵士曹參軍。⑩ 我們以為，根據元稹生平，其生病的時間大約有三：貞元二十一年春天在長安時，元和八年秋天在江陵時，元和十年夏天在通州時。 元稹《晴日》詩云：“閑臥日長時。”意即白日的時間越來越長，應該是指春天的時序。 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詩云：“就日臨階坐，扶床履地行。 問人知面瘦，祝鳥願身輕⋯⋯饑饞看藥忌，閑悶點書名。”■元稹《晴日》詩和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詩兩者所詠如一，應該是同時所作。 而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作於貞元二十一年早春，故編年元稹《晴日》詩於同時，地點在長安。元稹《春病》詩仍然應該賦成於貞元二十一年早春 元稹《春病》詩云： 病來閑臥久，因見靜時心。 殘月曉窗迥，落花幽院深。 望山移坐榻，行 藥步�陰。 車馬門前度，遙聞哀苦吟。■ 未見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編年元稹《春病》詩。 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將元稹《春病》詩列入“未編年詩”。■ 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將元稹《春病》詩列入“無法編年作品”。■⑦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辑佚編年笺注：《新编元稹集》，671 頁—673頁。⑧ 楊 軍 ：《元稹集编年箋注（詩歌卷）》，974 頁。⑨ 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136頁。⑩ 周相錄：《元稹集校注》，476 頁。■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辑佚编年笺注：《新編元稹集》，663 頁—671 頁。■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辑佚編年笺注：《新编元稹集》，673頁—676頁。■ 楊軍：《元稹集编年笺注（詩歌卷）》，967頁。■ 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282 頁。

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亦列元稹《春病》詩於“無法編年作品”，文云：此詩作年作地不詳。■ 我們以為，元稹《春病》詩所云與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晴日》■的詩意類似，“閑臥”云云，兩者何其相似！ 應該作於同一時期。元稹《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詩云：“就日臨階坐，扶床履地行。”元稹《晴日》詩云：“多病苦虛羸，晴明強展眉。”而元稹《春病》詩有“病來閑臥久”之句，又有“望山移坐榻，行藥步牆陰”之言，似乎病情已好轉，應是《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晴日》的續篇，而詩題曰“春病”，應該作於貞元二十一年的春天。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的作年及其他 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云： 前年科第偏年少，未解知羞最愛狂。 九陌爭馳好鞍馬，八人同著彩衣 裳（同年科第：宏詞呂二炅、王十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平判李十一復 禮、呂四穎、哥舒大�、崔十八玄亮逮不肖，八人皆奉榮養）。 自言行樂朝朝 是，豈料浮生漸漸忙！ 賴得官閑且疏散，到君花下憶諸郎。■ 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貞元二十年“詩編年”欄內將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編入，理由是：詩云：“前年科第偏年少。”“前年科第”指貞元十九年吏部考試。 後據“貞元十九年”的“前年”，系於貞元二十年。■ 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編年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云：元稹此詩作於貞元二十年。 見卞《譜》頁七九。■ 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編年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於貞元二十一年，理由是：“前年科第偏年少。”■“前年”指貞元十九年。 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亦列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於“貞元二十一年”欄內，文云：貞元二十一年作於長安，時為秘書省校書郎。■ 我們以為，在唐人詩文中，“前年”較多的是作去年的前一年解，茲舉數例於後：清編《全唐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二二權德輿《省中春晚忽憶江南■ 周相錄：《元稹集校注》，452頁—453頁。■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663頁—671頁。■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671頁—673頁。■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676頁—681頁。■ 卞孝萱：《元稹年譜》，79頁；並見《卞孝萱文集》，226頁。■ 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74頁。■ 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51頁。■ 周相錄：《元稹集校注》，501頁—502頁。

舊居戲書所懷因寄兩浙親故雜言》詩云： 前年冠獬豸，戎府隨賓介。 去年簮進賢，贊導法宮前。 今茲戴武弁，謬 列金門彥。清編《全唐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三七韓愈《歸彭城》詩云： 前年關中旱，閣井多死饑（貞元十四年冬京師饑）。 去歲東郡水（貞元 十五年秋，鄭滑大水），生民為流屍。白居易《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詩云： 前年題名處，今日看花來。 一作蕓香吏，三見牡丹開。■根據權德輿與韓愈詩歌的書證，根據元稹與白居易對“前年”詞的習慣用法，參照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所引證的“前年”書證，這裹的“前年”應該是“去年的上一年”的意思，因此我們認為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作於貞元二十一年元稹校書郎任內較為符合實際。 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有“到君花下憶諸郎”之句，應該是春天的詩。 我們的編年結論發表在《北方論叢》2000 年第6 期，題目是《關於元稹詩文的繫年》，不知出版於2004 年11 月的《元稹年譜新編》的著者周相錄先生看到我們的拙稿《關於元稹詩文的繫年》沒有？ 但願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的編年意見與拙稿《關於元稹詩文的繫年》意見的相同僅僅只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吧！元稹《永貞曆》詩的作年 元稹《永貞曆（是歲秋八月，太上改元永貞，傳位今皇帝）》詩云： 象魏才頒曆，龍鑣已御天。 猶看後元曆，新署永貞年。 半歲光陰在，三 朝禮數遷。 無因書簡冊，空得詠詩篇。■ 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編年元稹《貞元（一作“永貞”）曆》詩於“順宗貞元二十一年憲宗永貞元年”，僅僅過錄題下注“是歲秋八月，太上改元永貞，傳位今皇帝”作為理由，■旦沒有說明具體時間。 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編年元稹《貞元曆》詩云：此詩作於永貞元年（八〇五），元稹時為校書郎。 詳卞《譜》頁八二。■ 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引用題下注以及錢謙益的評語之後編年於元和元年，卻又編錄在《永貞二年正月二日上御丹鳳樓赦天下予與李公垂庾順之■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463頁—464頁。■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683頁—688頁。■ 卞孝萱：《元稹年譜》，82頁；並見《卞孝萱文集》，228頁。■ 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75頁。

閒行曲江不及盛觀》之前，■意即應該作於永貞元年正月一日或者二日之時。 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編年元稹《永貞曆》文云：永貞元年作於長安，時為秘書省校書郎。■ 我們以為，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順宗貞元二十一年 憲宗永貞元年”的提法是錯誤的，應該是“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順宗永貞元年”。 元稹《永貞曆》詩之詩題一作“貞元曆”，一作“永貞曆”，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只出示“貞元曆”，沒有明確題注“（一作“永貞”）”，有失疏漏。 從詩篇原意揣摩，“永貞曆”似乎更合乎詩人的本意。 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編年元稹《永貞曆》詩於元和元年，我們無法領悟，不知理由何在。 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又編年元稹《永貞曆》詩於永貞元年，應該是改正自己過失的意思，値得贊許。 我們以為，元稹《永貞曆》詩作年不難確定，亦即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或者說永貞元年的八月五日決定改元永貞之時。 《舊唐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四《順宗紀》與《新唐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順宗紀》為我們編年元稹《永貞曆》詩提供了清楚不過的證據。元稹《李娃行》詩之作年元稹《李娃行》有散佚之句五句，分別詩云： 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見《許彥周詩話》，據《詩人玉屑》卷一七轉錄）。 平常不是堆珠玉，難得門前暫徘徊（見任淵《後山詩注》卷二《徐氏閑軒》注引，據戴望舒先生輯錄）。 玉顏婷婷階下立（見任淵《後山詩注》卷二《黃梅五首》三注引，據程毅中先生輯錄）。■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編年元稹《李娃行》詩於元和十四年（819），理由是 ： 陳寅恪、戴望舒等認為白行簡《李娃傳》與元稹《李娃行》繫同時作。孝萱案：《汧國夫人傳》中隻字未提《李娃行》，如果他們一起寫作，怎會不予以敘述，而卻聲明是得到李公佐的鼓勵呢？ 應該是撰傳在前，作詩在後，所以白行簡《汧國夫人傳》中不能預言元稹作《李娃行》的事。■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元和十四年編年元稹《李娃行》詩文■ 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600 頁。■ 周相錄：《元稹集校注》，116頁—117頁。■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690頁—699頁。■ 卞孝萱：《元稹年譜》，315頁；並見《卞孝萱文集》，379頁。

云： 本年八月，白行簡在李公佐鼓勵下撰《汧國夫人傳》（《李娃傳》）。 稍 後，元稹作《李娃行》。■ 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同意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意見，也編年元稹《李娃行》於元和十四年，文云： 《李娃行》（殘）據卞孝萱先生考訂，白行簡《李娃行》寫成於元和十四 年，元稹作詩在此後，故暫繫於此。■ 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編年元稹《李娃行》詩文云： 元和十四年作於長安，時為膳部員外郎。 據卞孝萱先生《〈李娃傳〉的 原標題及寫作年代》，白行簡《李娃傳》寫成於元和十四年，元稹作詩在其 後，故暫繫於此。■ 戴望舒先生名著《讀李娃傳》（見戴望舒先生《小說戲曲論集》）認為： 《李娃傳》是否真是這一年寫的？ 白行簡是否有可能在這個時候寫《李 娃傳》？ 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那時以古文筆法寫小說的風氣尚未大 開，白行簡和其兄居易丁父憂，居喪於襄陽，決無認識那鼓勵他寫小說的李 公佐的可能，說這二十歲的白行簡會獨開風氣之先，背了居喪之禮而會友 縱談而寫起小說來，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我認為“乙亥”二字，是一個繕 寫或刊刻的錯誤，或多半是《異聞集》編者的誤改。 李宗為先生《唐人傳奇》（中華書局1985 年11月版）據戴望舒《小說戲曲論集 ·讀李娃傳》認為： 卞孝萱先生據陳翰妄加之言來考訂原作的創作年代，適足為之引入歧 途。 戴望舒先生以為“乙亥”是“乙酉”的誤改，論證甚明，且與這一團體中 人創作傳奇的時問相合，看來十分可靠。 因此，《李娃傳》的實際創作年代 是貞元二十一年（同年八月改為永貞元年）。 我們同意戴望舒、李宗為兩位先生的論證，同時認為：一、《李娃傳》末尾有“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云云，考元稹、白行簡在世之年，只有唯一的一個“乙亥歲”，那就是貞元十一年（795），而元稹與白居易相識在貞元十九年（803），“乙亥歲”時元稹與白居易、白行簡兄弟尚未相識，又如何可能在一起撰作《李娃傳》與《李娃行》？ 二、而貞元十八年（802）九月，在長安靖安裹第，元稹與李紳一起創作了唐傳奇名篇《鶯鶯傳》、《鶯鶯歌》，開創了同一故事，由兩人分別以傳文與詩歌共■ 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835頁。■ 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178頁。■ 周相錄：《元稹集校注》，1567頁。

同傳唱的先例，為《李娃傳》與《李娃行》的誕生樹立了可以模仿的榜樣。 三、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亦即永貞元年八月，元稹在校書郎任，與已經相識並同在長安的白居易、白行簡兄弟交往密切，有了共同創作《李娃傳》、《李娃行》時間、地點上的可能。 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有“光陰聽話移”的描述，並在其下自注云： 又嘗於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新昌宅”即白居易宅，元稹常常光顧，白居易之胞弟白行簡更不會缺席，這是白行簡創作《李娃傳》、元稹創作《李娃行》的由來。 而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撰成於元和五年十月十五日之後一二天，關於《一枝花話》，是回憶性文字。 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關於《李娃傳》、《李娃行》創作於元和十四年說的難以成立。 四、根據元稹、李紳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創作鶯鶯故事的先例，白行簡與元稹的《李娃傳》、《李娃行》也應該是同時所作，亦即貞元二十一年八月。 而據《舊唐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四《順宗紀》記載，這年的八月五日，已經改元永貞元年，因此確切地說，年號已經是永貞元年，具體時間是永貞元年八月，地點在長安，元稹時任校書郎之職。 五、白行簡《李娃傳》確實沒有提及元稹的《李娃行》，最大的可能是白行簡《李娃傳》寫作在前，流行在前，而元稹的《李娃行》寫作在後，流行在後。 但時間不會距離太遠，應該是同年所作，絕對不會延誤至元和十四年（819）之時。 時間旣然過去了十四年之久，元稹已經以“元才子”名重於當時，已經沒有必要如當時的士子一般為吸引時人的眼球而撰作《李娃行》以求取科舉的功名。 六、白居易元和五年有《論元稹第三狀》涉及李公佐： 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 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 只如奏李 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 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 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事，先以元稹 為戒，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 內外權貴親黨，縱 橫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我們揣摩，或此李公佐，非彼李公佐也未可知，附錄在此，僅供讀者朋友參考。 據此。 我們以為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認為元稹《李■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2406頁—2474 頁。■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3360頁—3364頁。

娃行》撰作於元和十四年的觀點是錯誤的，不可取的。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數則考正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云： 予陸氏姊，事父母以孝聞，事姑如事母 ，善伯仲以悌達，事夫如事兄，睦族以惠和，煦下以慈愛，四者謂之吉德。 然而不壽也，嗚呼！ 享年三十有五，歿世於夏陽縣之私第。 是唐之貞元二十年十二月之初五 日也，冬十月十有四日，歸窆於河南洛陽之清風鄉平樂里之北邙原，從祖姑兆。 太上永貞之元年，歲乙酉，朔旦景申，辰在己酉，須時順也。 始祖有魏昭成皇帝，後嗣失國，今稱河南洛陽人焉！ 六代祖諱巖，在周為內史大夫，以諫廢。 在隋為兵部尚書、昌平公，以忠進。 古君子曰：“忠之後必復。”降五世而生我皇考府君，府君諱某，以四教垂子孫，孝先之，儉次之，學次之，政成之。 當幹元廣德之間，郡國多事，由雲陽、昭應尉，馮翊、猗氏長，遷於殿中侍御史。 或未環歲，或未浹時。 而五命 自天，非夫公不來則人不蘇，公不遷則善不聳，何是之速也！ 董方書草奏議者凡八轉。 其在比部郎中也，宗人得罪，有不察夫玉與瑉類而不雜者，屈我府君為號州別駕，累遷舒王府長史，至則懸車息休宴如也。 嘗著《 百葉書要》 ，以萃群言。 祕牒一開，則萬卷皆廢。 由是懼夫百氏之徒，一歸於我囿，所不樂也，故世莫得傳焉！ 嗚呼聖德大業至矣！ 不峻其位，不流其化，時哉！ 時哉！ 我外祖睦州刺史榮陽鄭公諱濟，官族甲天下。 我太夫人聖善儀六姻，訓子婦以憫默，罸婢僕傭保以莊厲為鞭笞，用至於兒稚不能夏楚而嗃嗃於他門。 肆我伯姊 ，穆其嚴風 ，柔以慈旨，於人為克肖矣！ 生十四年，遂歸於吳郡陸翰。 翰 ，國朝左侍極兼右相敦信之玄孫、臨汝令泌之元子。 魏出也，魏之先文貞，有匡君之大德。 翰少孤 ，事親以至行立，釋褐太平主簿，我姊由是而歸之。 逮陸君之宰夏陽也，事姑垂二十年矣！ 姑愛之若慈母，婦敬之若嚴君。 雖母兄之稹，不授於姑則不至，而況於私其財乎！ 閨門之內，未嘗以往復之言聞婢僕，而況於相色乎？ 及魏夫人之沈痼也，夫人亦不利行作有年矣！ 然而藥不嘗於口則不進，衣不出於手則不獻。 冬之夜、夏之 日，環侍其側者週二三歲。 衣不釋體，倦不形色，曾不以己之疾為瘉矣！ 嗚呼！ 曾閔之養其親也，方於此何如？ 吾不知也！ 至於陸君之在疚也，克哀敬以終養之 ，舊疾暴加，不數 日而釁作。 陸君縻職他縣，至則無及矣！ 將訣之際，子號女泣，問其遺訓，則曰：“吾幼也辭家，報親日短，今則已矣！ 不見吾規，親乎！ 親乎！”西望而絕。 痛夫！ 孝於親，敬於姑 ，順於夫，友於兄弟。 辭世之 日，母不獲撫，夫不

及決，兄不得臨，弟不得侍，天乎淑善，反以為罪乎？ 二女曰燕曰迎，兩男師 道、嶠。 夫人兄沂、兄秬、弟積、弟稹，或遊遠，或守官，或歸養，皆不克會葬。 陸君先是職於使，又不克董喪。 從父季廣以二子襄事，禮也。 我尊夫有命 於小子稹曰：“吾大懼夫馨香之行莫熾於後，爾其識之！”是用銜恤隕涕，篆 銘於壙。 銘曰：嗚呼！ 有唐陸氏孝夫人元氏之墓。■ 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編年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於貞元二十一年（805），亦即永貞元年，理由是： 《姐志》云：“冬十月十有四日，葬於河南洛陽之清風鄉平樂里之北邙 原，從祖姑兆。 太上永貞之元年歲乙酉，朔旦景中，辰在己酉，須時順也。” 又云：“夫人兄沂、兄秬、弟積、弟稹，或遊遠，或守官，或歸養，皆不克會葬。 陸君先是職於使，又不克董喪。 從父季廣以二子襄事，禮也。 我尊夫有命 於小子稹曰：‘吾大懼夫馨香之行莫熾於後，爾其識之！’”■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所云“我尊夫人有命於小子稹曰”云云，顯然是誤讀了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原文，應該是“尊夫”陸翰，而不是“尊夫人”元稹大姐。 當時元稹大姐已經歸天，如何還能吩咐元稹撰寫自己的墓誌銘，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編年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云： 據文中“冬十月十有四日，葬於河南洛陽之清風鄉平樂里之北邙原，從 祖姑兆上。 永貞之元年歲乙酉，朔旦景申，辰在己酉，須時順也”等語，知此 墓誌銘撰於永貞元年（八〇五）。 作者時在長安，任秘書省校書郎。■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從祖姑兆上”云云是病句，不通，屬於校勘失誤。 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編年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於貞元二十一年（永貞元年），有譜文說明： 十月，大姐葬洛陽，元稹奉母命為撰墓誌。■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的說明的理由中，除了“從祖姑兆上”的錯誤之外，又將“我尊夫人有命於小子稹曰”中的“夫人”誤讀為元稹母親鄭氏，作出“元稹奉母命為撰墓誌”錯誤結論，不知讀者有沒有見過稱自己親身母親為“夫人”的荒唐事情？ 也不知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又如何解釋元稹《夏陽縣令陸翰■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703頁—731頁。■ 卞孝萱：《元稹年譜》，82頁；並見《卞孝萱文集》，228頁。■ 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64頁—71頁。■ 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51頁。

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開頭提及的“太夫人”？ 而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又云： 十二月，大姐卒於河中府夏陽縣，年三十五。 時陸翰為夏陽縣令‧⋯ 按照古代慣例，死與葬相距數月乃正常現象，如果元氏“十月初五”死，“十 月十四日歸窆”，則應屬非正常死亡，而事實則非如此。■順便在這裹指出，元氏“十月初五”死，應該是元氏“十二月初五”死之誤筆。 關於“時陸翰為夏陽縣令”云云，也是錯誤的，不可採信的。 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云： 陸君先是職於使，又不克董喪。 從父季廣以二子襄事，禮也。■從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意可知，陸翰曾經擔任夏陽縣令，但元稹大姐病故之時，已經調任他職，而且離開夏陽縣還不近，否則陸翰完全可以趕回來料理妻子的喪事，不必“不克董喪”，而要勞動“從父季廣以二子襄事”。 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時陸翰為夏陽縣令”云云是錯誤的判斷。 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對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編年云： 永貞元年作於長安，時為秘書省校書郎。■必須在這裹指出，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還犯了另一個錯誤：認為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作於長安”。 元稹大姐的靈柩在夏陽縣，元稹送別大姐靈柩也在夏陽縣，安葬大姐在“河南洛陽之清風鄕平樂里之北邙原”，而“元才子”元稹不在陸翰家中、大姐靈柩之旁一揮而就《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竟然要在長安家中事先刻意撰作《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 這是否與“元才子”的聲名不相符合？ 我們已經在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的“校記”中論證“貞元二十五年”是“貞元二十年”之刊誤：是唐之貞元二十年十二月之初五日也。 原本作“是唐之貞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之初五日也”，楊本、叢刊本同，宋蜀本、《全唐文》作“是歲有唐之貞元二十年十二月之初五日也”。 貞元年號只有二十一年，“貞元二十五年”肯定有誤，或者是“貞元二十年”，或者是“貞元十五年”。 如果是貞元十五年，元稹當時二十一歲，正在夏陽縣附近的西河縣與楊巨源一起遊宦，有元稹自己的《贈別楊員外巨源》詩為證：■■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a8頁。（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编年箋注：《新編元稹集》，703頁—731頁。周相錄：《元稹集校注》，1375頁—1381頁。■

憶昔西河縣下時，青山顦顇宦名卑。 揄揚陶令緣求酒，結托蕭娘只在詩。■或者在離開夏陽縣不遠的洛陽李著作家中與管兒戀愛，有元稹自己《仁風李著作園醉後寄李十》為證，詩云： 朧明春月照花枝，花下鶯聲是管兒。 卻笑西京李員外，五更騎馬趂朝時。■而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記載云： 夫人兄沂兄秬，弟積弟稹，或遠遊，或守官，或歸養，皆不克會葬。而這樣“或遠遊，或守官，或歸養”的記載，不符合元稹當時正在西河縣“宦遊”，元稹與元稹的大姐同在西河縣的情況。 而貞元二十年，元稹二十六歲，正在校書郎任上，與“守官”的情況符合。 貞元二十年的冬天、貞元二十一年的春天，元稹正在病中，有《病減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韻》為證，詩云： 病與窮陰退，春從血氣生。 寒膚漸舒展，陽脈乍虛盈。 就日臨階坐，扶 床履地行。 問人知面瘦，祝鳥願身輕。■其時元稹兄妹的母親健在人世，這與“歸養”的景況也頗相符。 而如果是貞元十五年，以元稹大姐“享年三十有五”推算，其母鄭氏必須在十一歲時就生下她的女兒，亦即元稹的大姐，這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 而如果是貞元二十年，鄭氏已經十六歲，根據古代婚姻習俗，年齡方面就不成任何問題。 接着，我們還要解釋元稹大姐病故於貞元二十年“十二月之初五日”，卻直到貞元二十一年“冬十月十有四日”才安葬的原因：元稹大姐貞元二十年“十二月之初五日”病故，而第二年，亦即貞元二十一年“冬十月十有四日”安葬。 如非特殊的原因，在家中等待安葬的時間不會長達十個月。 但上引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中的一段話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原來是元稹大姐的丈夫不在家，兄弟也不能前來，故不得不停柩在家，等待丈夫回來“董喪”，等待兄弟前來會葬。 而這一等就是十個月，時間已經到了第二年，亦即永貞元年的十月十四日。 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開頭的一段話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這段文字表述了三個內容：一、元稹大姐病故於“貞元二十 三十二月之初五日”。 二、而“冬十月十有四日，歸窆於河南洛陽之清風鄕平樂里之北邙原，從祖姑兆”，是其安葬的時間，病故在“十二月之初五日”，而“歸窆”亦即安葬反而在“冬十月十有四日”，顯然“十二月”是指“貞元二十年”，而“冬十月”不應該是“貞元二十年”，而應該是“貞元二十年”的次年，亦即貞元二十一年。 三、而“太上永貞之元年，歲乙酉，朔旦景申，辰在己酉，須時順也”一句，說■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7229 頁—7233 頁。■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147 頁—152 頁。■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编元稹集》，663 頁—671頁。

的仍然是元稹大姐的安葬時間：“歲乙酉”就是“貞元二十一年”或“永貞之元年”的干支，唐順宗改元永貞之時，已經是他讓位之日，故稱“大上”；“朔旦景申”就是《舊唐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四《憲宗紀》記載的永貞元年“冬十月丙申朔”，亦即永貞元年十月初一；“辰在己酉”就是永貞元年十月十四日。 另外，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注釋云：“己酉：十月初四。”誤，“十月初四”的干支應該是“己亥”，而不是“己酉”；“己酉”應該是十月十四日。 再者，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對“冬十月十有四日”一句的理解也是錯誤的：“有”在這裹通“又”，用於整數與零數之間。 晉韓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注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一《繫辭》文云：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有六十。宋代魏仲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韓愈《元和聖德詩序》文云： 輙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故“冬十月十有四日”就是十月十四日，而不是十月四日，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的注釋是錯誤的，不可取的。 據此，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毫無疑問應該編年貞元二十一年，亦即永貞元年。 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的編年大致沒有錯，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進一步編年二十一年（永貞元年）更沒有錯。 只是，根據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提供的信息，此文還可以進一步編年：元稹大姐安葬在永貞元年“冬十月十有四日”，元稹撰寫《夏陽縣令陸愉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應該在此前數日。 關於元稹當時的官職，確實是校書郎，時間框定在貞元二十一年十月，不可能有異議。 但元稹撰寫《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的地點，我們以為應該在夏陽縣陸翰的私第，並且護送大姐的靈柩前往“河南洛陽之清風鄕平樂里之北亡原”安葬。 夏陽縣離開長安不遠，而且元稹在校書郎期間，頻繁來往於長安與洛陽之間，探望住在洛陽履信坊岳丈韋夏卿家中、已經懷孕的韋叢，有元稹眾多詩篇《陪韋尚書丈歸履信宅因贈韋氏兄弟》■ 、《貞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五日自洛之京二月三日春社至華嶽寺憩竇師院曾未逾月又復徂東再謁竇師因題四韻而已》■ 、《貞元二十年五月十四日夜宿天壇石幢側十五日得整厔馬逢少府書知予遠上天壇因以長句見贈篇末仍雲靈溪試為訪金丹因於壇上還贈》■ 、《與■■（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606頁—610頁。（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 ，621頁—626頁。（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639頁—6 44頁。■

太白同之東洛至櫟陽太白染疾駐行予九月二十五日至華嶽寺雪後望山》■、《韋居守晚歲常言退休之志因署其居曰大隱洞命予賦詩因贈絕句》■ 為證。 其中《贈咸陽少府蕭郎》■更是元稹與“咸陽少府蕭郎”一起安葬元稹大姐之後，從洛陽一起返回長安和咸陽之時，作於半路分手時分，可以作為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撰寫地點在夏陽縣陸翰的私第，亦即元稹大姐夫家的無言證據。元稹《贈咸陽少府蕭郎》詩的作年與作地 元稹《贈咸陽少府蕭郎》詩云： 莫怪逢君淚每盈，仲由多感有深情。 陸家幼女托良婿，阮氏諸房無外 生。 顧我自傷為弟拙，念渠能繼事姑名。 別時何處最腸斷？ 日暮渭陽驅馬 行。■ 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編年元稹《贈咸陽少府蕭郎》詩於元和四年“元稹分務東臺時作”，理由是：詩云：“別時何處最腸斷？ 日暮渭陽驅馬行。”疑是貶河南縣尉或分務東臺前作。■ 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編年元稹《贈咸陽少府蕭郎》詩云：卞《譜》系此詩於元和四年（八〇九），疑是貶河南縣尉或分務東臺前作。 見頁一三五。■ 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編年元稹《贈咸陽少府蕭郎》於“元和五年前所作其他詩”欄內。 文云：《贈咸陽少府蕭郎》時元稹大姐已卒。■ 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編年元稹《贈咸陽少府蕭郎》詩云：貞元末至元和五年作於長安，時元稹大姐已卒。■ 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旣說元稹《贈咸陽少府蕭郎》詩是元和四年“元稹分務東臺時作”，又說元稹《贈咸陽少府蕭郎》詩“疑是貶河南縣尉或分務東臺前作”。 兩者一在西京，一在東都，是矛盾的；一在“前”，一在“時”，是抵牾的。我們估摸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連自己都沒有搞明白，自然更讓人無所適從。 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在“渭陽”下注云：“此處用‘渭陽’（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651頁—654 頁。（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688頁—690頁。（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731頁—738頁。（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731頁—738頁。卞孝萱：《元稹年譜》，135頁；並見《卞孝萱文集》，261頁。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162頁—163頁。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109頁。周相錄：《元稹集校注》，538頁—539頁。■■■■■■■■

典，旣切元稹舅氏身份，又切咸陽之地。”似乎元稹賦詠《贈咸陽少府蕭郎》詩的地點就在咸陽。 其實，“咸陽少府”只是“蕭郎”當時的官職，與元稹賦詠《贈咸陽少府蕭郎》詩的地點沒有必然的聯繫。 我們以為，元稹《贈咸陽少府蕭郎》詩應該作於貞元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元稹大姐安葬之後。 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文云： 嗚呼！ 享年三十有五，歿世於夏陽縣之私第，是唐之貞元二十年十二 月之初五日也。 （貞元二十一年）冬十月十有四日，葬於河南洛陽之清風郡 平樂里之北邙原，從祖姑兆。 太上永貞之元年歲乙酉，朔旦景申，辰在己 酉，須時順也。■也就是說，元稹大姐病故於貞元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安葬在第二年的十月十四日。 這年的八月五日，貞元改號永貞，“十月十四日”時，年號已經是“永貞”，雖然用的是唐順宗的年號，但在位的皇帝已經是唐憲宗，唐順宗已經淪為“太上皇”，故“墓誌銘”中涉及“太上”唐順宗與年號“永貞”。 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又云： 夫人兄沂、兄秬、弟積、弟稹，或遊遠，或守官，或歸養，皆不克會葬。 陸 君先是職於使，又不克董喪。 從父季真以二子襄事，禮也。 後尊夫有命於 小子稹曰：“吾大懼夫馨香之行莫熾於後，爾其識之！ 是用銜恤隕涕，篆銘 於壙銘。■當元稹為大姐“篆銘於壙銘”之時，前時沒有參加臨終訣別的女兒陸迎以及“咸陽少府蕭郎”等人，這時都應該會集在“河南洛陽之清風郡平樂里之北邙原”，以補足沒有與母親、岳母訣別的遺憾。 而元稹《贈咸陽少府蕭郎》詩，即是元稹與“咸陽少府蕭郎”一起“篆銘於壙銘”之後分別時所作，地點就在洛陽的“清風郡平樂里之北邙原”，不在卞孝萱先生、楊軍先生、周相錄先生所說的洛陽、咸陽、長安。 至於時間，《贈咸陽少府蕭郎》詩應該與元稹《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為前後之作，應該在永貞元年十月十四日之後不久，而不是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認定的的“元和四年”之“元稹分務東臺時作”或者“疑是貶河南縣尉或分務東臺前作”，不是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認定的“元和五年前所作”，不是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認定的“貞元末至元和五年作於長安”。元稹《送林復夢赴韋令辟》的作年元稹《送林復夢赴韋令辟》詩云：■■（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703頁—731頁（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 元稹集》，703頁—731頁

蜀路危於劍，憐君自坦途。 幾回曾啖炙，千裹遠銜珠。 野性便荒飲，時 風忌酒徒。 相門多禮讓，前後莫相逾！■ 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編年元稹《送林復夢赴韋令辟》於貞元二十一年，理由是：詩云：“蜀路危於劍。”■ 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引述韋皋為中書令的起止時間後認為：元稹詩稱韋皋為“韋令”，當作於貞元十七年（801）十月以後，永貞元年八月以前，見卞《譜》頁八一。■ 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編年元稹《送林復夢赴韋令辟》詩云： 《送林復夢赴韋令辟》《新唐書》卷二〇〇《林蘊傳》云：“林蘊字復夢， 泉州莆田人⋯‧‧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皋辟為推官。”《舊唐書‧德宗紀》 下云：“（貞元十七年）冬十月，加韋皋檢校司徒、中書令，封南康郡王。”《舊 唐書‧憲宗紀》上云：“（永貞元年八月）癸丑，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太尉、 中書令、南康郡王韋皋薨。”⋯⋯詩稱韋皋“中書令”，當作於貞元十七年十 月以後，永貞元年八月以前。■ 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編年元稹《送林復夢赴韋令辟》詩云： 貞元十七年末至永貞元年作於長安，時為布衣或秘書省校書郎。■ 我們以為，詩題稱韋皋為“韋令”，賦詠本詩的起止時間確實應該是貞元十七年十月以後，永貞元年八月以前。 但從元稹《送林復夢赴韋令辟》之詩意看，根據元稹與林蘊的生活軌跡，元稹應該是在京師送別林蘊的。 元稹這一時段的生平可以概括如下：貞元八年至十九年（792—803）春天，元稹十五歲明經及第，揭褐入仕，曾在西河縣任職小吏；元稹十七歲在洛陽與藝伎管兒戀愛；元稹貞元十八年九月，撰作傳奇名篇《鶯鶯傳》；元稹貞元十九年春至元和元年（803—806），二十五歲登吏部乙科第，拜職秘書省校書郎，識白居易，娶妻韋叢。 元稹在京城的時間起於貞元十八年九月，而永貞元年八月韋皋病故，這一時段應該是元稹送林蘊赴蜀的時間，我們還以為元稹《送林復夢赴韋令辟》詩的賦詠時間應該在元稹校書郎任上，亦即起自貞元十九年春，終於永貞元年八月較為合適。 這樣，範圍比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更小，時段也更加明確。 以情理計，本詩應該在前期較為合適，故今暫時編年元稹《送林復■ （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 集》 ，738頁—742頁。■ 卞孝萱：《元稹年譜》，82頁；並見《卞孝萱文集》，238頁。■ 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76頁—77頁。■ 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51頁—52頁。■ 周相錄：《元稹集校注》，449頁—450頁。

夢赴韋令辟》詩於貞元二十年，地點自然是長安。元稹《送復夢赴韋令幕》的作年 元稹《送復夢赴韋令幕》詩云： 世上如今重檢身，吾徒耽酒作狂人。 西曹舊事多持法，慎莫吐他丞相茵。■ 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引述韋皋為中書令的起止時間之後編年元稹《送復夢赴韋令幕》文云： 《舊唐書‧德宗紀》下云：“（貞元十七年）冬十月，加韋皋檢校司徒、中 書令，封南康郡王。”《舊唐書‧憲宗紀》上云：“（永貞元年八月）癸丑，劍南 西川節度使、檢校太尉、中書今、南康郡王韋皋薨。”元稹詩稱韋皋“韋今”， 當作於貞元十七年十月以後，永貞元年八月以前。 當作於貞元十七年十月 後，永貞元年八月前。■ 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沒有對元稹《送復夢赴韋令幕》進行編年，也沒有任何說明；■但緊跟《送林復夢赴韋令辟》之後，也可以視為元稹《送復夢赴韋令幕》詩與《送林復夢赴韋令辟》為同時之作。 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編年元稹《送復夢赴韋令幕》詩云： 《送林復夢赴韋今幕》《新唐書》卷二〇〇《林蘊傳》云：“林蘊字復夢， 泉州莆田人⋯⋯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皋辟為推官。”《舊唐書‧德宗紀》 下云：“（貞元十七年）冬十月，加韋皋檢校司徒、中書令，封南康郡王。”《舊 唐書‧憲宗紀》上云：“（永貞元年八月）癸丑，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太尉、 中書令、南康郡王韋皋薨。”⋯⋯詩稱韋皋“中書今”，當作於貞元十七年十 月以後，永貞元年八月以前。■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編年元稹《送復夢赴韋令幕》詩云：貞元十七年末至永貞元年作於長安。■ 我們以為，元稹《送復夢赴韋令幕》詩確實與《送林復夢赴韋令辟》為同時之作，理由見上，這裹就不再重複。（唐）元稹原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742頁—745頁。卞孝萱：《元稹年譜》，83頁；並見《卞孝萱文集》，238頁。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77頁。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51頁—52頁。周相錄：《元稹集校注》，518頁—519頁。■■■■■

20 19 年 第 2 期 總 第 24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 mationNO. 2 20 19 Issue 24趙翼佚文五篇考釋陳 穿 穿 * 許 雋 超 * * 清代常州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趙翼（1727 ∼1814），詩名甚著，與袁枚、蔣士銓齊名，號“乾隆三大家”。 所著《甌北集》、《廿二史札記》、《簷曝雜記》、《陔餘叢考》等，廣被人口，嘉惠學林。 今本《甌北集》共五十三卷，僅收錄其詩，無文集傳世，不無遺憾。 汪由敦言趙翼官中書舍人時，“詔命奏札，援筆立就，無不中窾會，⋯⋯嘗一月中作古文三十餘篇，篇各仿一家，示余，余為指其派系所自，君輒以為不謬，每相視而笑”①。 知趙翼之文，也頗為時人推重。 有鑒於此，當代學人於趙翼佚文多有搜輯，今已輯得51篇，趙興勤先生成果最富。② 近檢三種清代常州族譜，得見趙翼佚文五篇，玆迻錄如下，略作申說，就敎於學界同道。訥堂公墓誌銘 天下有一才，即得盡其才之用，則傳人將接跡於世。 然或有其地而無其才，或有其才而又無其地，古今來才地相錯互者何限，即天亦無如何也，如吾同年友訥堂徐君是已。 君諱鵬起，字圖南，訥堂其別字也。 曾祖元珙，官左副都御史；祖永寧，大理寺評事。 父朝柱，內閣中書，母楊氏。 君八歲而孤，即自奮於學，年二十餘入京師，庚午舉順天鄉試，尋攷充咸安宮教習。 期滿丁內艱，服闋，選直隸廣昌縣知縣，甫一年，以城工調香山。 又四年，調繁邢臺。 君才具精敏，所至以幹練稱。 初莅廣昌，值大兵征緬，道出畿南，各縣例雇民 * 陳穿穿：黑龍江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 許雋超：黑龍江大學文學院敎授。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洪亮吉年譜”（15BZW101）階段性成果。 ① 汪由敦《甌北初集序》 ，載刻本《甌北集》卷首。 ② 曹光甫整理的《趙翼全集》 ，收佚文28 篇；趙興勤等纂《趙翼研究資料彙編》，收佚文48 篇。 去其重複，共得佚文50 篇。 陳開林《清代名家佚文輯考——以周亮公、陳維松、戴名世、程廷祚、袁枚、趙翼、張惠言為中心》一文，收佚文 1篇，載《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17 年第2 期。

車，協濟軍郵。 廣山邑向無車，或勸徵雇價於民，君弗肯，力請於上官得 免。 聖駕幸天津，君以香山今供辦河西務水營，庀治甚飭，有文綺之賜。 在邢臺，值駐防新疆旗兵過境，具餼牽備舘舍，至者如歸，無不歡帖。 兵出 境，而民不知，其遇事不動聲色，次第就理類如此。 尤善決疑獄。 廣昌有婦縊死，姑疑翁有私，訟不決，君燭其誣，立雪 之。 刑民有毒死其叔，而火葬滅跡者，君訪得其置毒器，已埋土，掘出之， 遂伏法。 他訟案所平反者甚多，不能具書也。 在直隸九年，以性剛，多取 忌，故上官但用其才，而不遷其官。 設令擢方面，典大郡，得展其底蘊，所 竪立當不止此，而竟以一令終，其命也夫！ 然君之勤職業，清訟獄，其於官 固無負矣。 君以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九日卒於邢，距生康熙五十八年，年五十有 六。 妻錢孺人，有婦德。 君客京師時，家貧甚，孺人黽勉有無，奉姑訓子， 人以為難。 及從君官舍，儉以佐廉，持內政尤清苦。 乾隆三十六年先卒。 子均，候選縣佐；孫銘，分發東河，候補縣丞。 君之歿也，槖無餘貲，喪歸不能葬。 銘以今年八月二十四日，始得備 禮，葬於印墅之新阡，錢孺人袝焉。 昔副都公歿，朱竹垞嘗為其墓誌，文在 《曝書亭集》中。 今銘亦以志乞余，其稟承家法，不肯苟簡將事，有足多 者。 惜余文不逮竹垞，懼無以表揚萬一，以同年之故，不敢辭。 乃為之銘 曰：“讀書得官不徒苦，弗竟其才究何補！ 施於用者海一粟，所未用者繭千 縷。 鬱鬱佳城如堂斧，遺緒未慈待接武。”同里趙翼撰。文載光緒常州《新河徐氏宗譜》卷九，應徐鵬起之孫徐銘（厚渠，1769 ∼1836）之請而作。 揆諸趙翼生平，乾隆三十六年（1771）四月，趙翼升任貴州貴西兵備道，次年冬以舊案降級調用，三十八年（1773）二月抵里，遂奉母不出。③ 徐鵬起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卒，此文作於趙翼歸里後，可無疑義。 新河徐氏是常州世家望族之一，趙翼文中提及了徐鵬起的多位先人，皆錚錚有名。 如曾祖徐元珙（荊山，1629 ∼ 1688 ），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由刑部主事，仕至左副都御史。 祖徐永寧（鐵岑，1659 ∼ 1715 ），康熙二十年（1681）舉人，仕至大理寺評事。 父徐朝柱（石瀾，1690 ∼ 1729 ），雍正元年（1723）舉人，官內閣中書。 徐氏先人性皆耿直坦率，遇事不畏強權，有聲士林。 乾隆十五年（1750）秋，徐鵬起與趙翼同舉順天鄕試，兩人後皆因性格剛直，仕途坎壈，不得大用，故趙翼開篇即有“才地相錯”之歎！ ③ 據陳清雲《趙翼年譜新編》下編卷一：“乾隆三十八年十月，移居（常州）西干里新居，與弟汝霖同爨奉母，昕夕無間。 ⋯⋯ 三十九年，西干里耕讀。”，

新河徐氏重修宗譜後序 夫一家仁讓，一國化之；一人孝悌，人人則之。 則天下皆善良，而無敖 狠不帥教之人，舉敦本睦族，而為太平之民矣。 顧敦本睦族之基，必先自 族之有譜始。 蓋有譜以萃其族，而人得顧名思義，興於孝悌，而勉為仁讓， 此族之有譜所以重也。 徐故吾常右族，其遷徙源流，具詳舊譜，無俟余之贅敘。 先世有存莪 孝子，事見《縣志》。④ 厥後，官副都御史荊山公，宦蹟顯著，疏改北海祀 典，載在國史。 余嘗讀朱竹尾所銘公墓，益知公之為人。 蓋徐本孝悌，清 白傳家，是以嗣續蕃衍，科名奕葉，仕宦綿延。 如邢臺令訥堂，瀘谿今黼 庭，與余為前庚午同年友，居官最清，故其子孫仍以筆耕餬口。 今歲余重 燕鹿嗚，蒙恩加三品秩，惜不見兩君久矣。 他若福建州司馬竹所，有直聲， 為余季子婦翁，贈觀察。 玉亭以今於蜀，殉金酋之難，特旨褒卹，皆其最著 者。 至於讀書孝友，有文行者，尤指不勝屈。 今新河徐氏，始祖生白公十二世孫簡齋，因族譜五十餘年未修，慨然 以纂輯自任。 夫簡齋隱居桑梓，家非素豐，又未膴仕，承先人緒，不過負郭 二頃，其所有貲，皆節儉之餘耳。 不自私其有，而公諸譜，則所謂孝悌仁讓 者，其在斯人歟！ 抑又聞之，徐氏之譜，一修於鄉飲賓東旭公，即副都之 考，再修於隱君惠風公。 而簡齋踵而行之，益見稟承有自，可云無忝厥先， 無愧厥族者矣。 余年八十有四，每見人之敦本睦族以為快，苟世皆以是為型，胥歸於 孝悌仁讓，則吾常之福也。 是為序。 時嘉慶庚午冬十一月，賜進士及第， 前翰林院編修，貴州貴西兵備道，重赴鹿嗚，恩加三品頂戴，同里趙翼撰。文載光緒常州《新河徐氏宗譜》卷一。 嘉慶十五年庚午（1810），趙翼時已里居多年，兒孫繞膝，喜聞鄕里敦本睦族之事。 徐氏十二世孫徐景雍（簡齋，1732 ∼1822）倡修族譜，且兩家有戚誼，遂樂為之序。 趙翼與新河徐氏族人的密切來往，主要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歸里後。 由趙翼《甌北集》卷二十二《偶入郡城，湯蓉溪、徐肇璜、談恬深、家緘齋招同徐秋園為看花之會，排日轟飲，漫紀以詩》詩，乾隆四十年（1775）作；卷二十三《夜飲肇 ④ 湯成烈等纂《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二十五《人物·孝友》載：“徐純忠，字存莪，安東鄕人，沈毅篤孝，燕居無惰容。 知天下將變，曰：‘仕而避其難，負吾君；不避其難，負吾親。’遂絕意仕進。 母沈病革，噁臂和藥進，病良已。 同學生父死河南，貧不能奔喪，日夜泣，純忠竭力助之行。 嘗避盜間出，為潰卒所得，忽一卒突出，呼曰：‘若胡為縛孝子？ 若不知有存莪徐先生生耶！’衆愕然問故，皆欷歔曰：‘眞孝子！’群送之歸。 明亡，杜門不出，年八十卒。”

璜家》、《楊獻章招同肇璜、秋園諸同人近園雅集》詩，乾隆四十一年作，知彼時與徐肇璜（竹所）來往頗密。⑤ 徐肇璜族侄徐大榕（惕庵，1746 ∼1802），乾隆三十七年（1772）進士，由戶部主事，仕至山東濟南知府，《甌北集》卷三十八有《題徐惕庵皖杭遊草》詩，嘉慶元年（1796）作。 徐大榕堂弟徐書受（尚之，1751 ∼1805），乾隆四十五年（1780）順天副榜，仕至河南南召知縣。 《甌北集》卷四十一有《贈徐尚之明府，余癸未歲得疾甚危，其尊人季常先生挾醫來治始愈。 今先生已下世，而尚之以才士作賢宰，有聲梁宋間，俯仰今昔，不覺悲喜交集也》詩，嘉慶五年（1800）作。 趙翼官翰林編修時嬰末疾，得徐書受之父徐士勳（1727 ∼1798）之助而愈，知與新河徐氏淵源頗深。 誥 贈 中 憲 大 夫 臺 灣 縣 丞 益 山 楊 公 傳 公姓楊氏，諱耀曾，字仲牧，別字益山，陽湖人。 曾祖諱廷鑑，翰林院修撰；祖諱大鶴，詹事府左春坊左諭德。 父諱椿 ，翰林院侍講學士，妣沈恭人。 生三子，長侍讀公述曾，季侍御公承曾，公其仲也。 楊氏自修撰公後，四代七翰林，科名之盛，甲於海內。 公生而穎異，經史文藝，目濡耳染，不學以能。 弱冠省學士公於京師，少宗伯方公苞、少宰吴公家騏 ，咸目為國士。 編修於公枋，遂以兄女字公，即大學士文襄公姊也。 學士公故清貧，不能攜眷屬，常以侍讀公侍側，命公歸娶。 後奉母家居，營菽水惟謹，雖屢空，不使老人知也。 沈恭人歿，乃再入京，乾隆元年，考取實錄館繕書，楷法端謹，為館中第一。 學士公致仕歸，不三年，又以纂修《 明史》 召，已而侍讀公成一甲進士，入翰林。 侍御公及從兄韵村公，俱由舉人考授內閣中書，父子兄弟，皆館閣清班。 公獨屢躓場屋，然能以義命 自安，無侘傺不平意，益刻苦績學。 常一燈熒然，夜分不輟 ，凡十一秋試，卒不售。 會實錄館議敘公一等，吏部選授四川梁山縣縣丞。 或以公家世科第，勸勿小就，以俟再舉，公曰：“貴賤，命也。 古人云：‘一命之士，留心濟物，於物必有所濟。’官雖小，寧不可自效乎！”單車攜兩僕赴任，勤於其官，政聲大起 ，上游皆器之。 委攝江津縣印，有民家女，為怨家所匿，母家及夫家互控，歷數令不決。 公廉得其藏匿處，破複壁出之，一縣驚以為神。 其他發奸摘伏，吏事精敏 ，皆此類也。 丁學士公憂，星奔歸里，與侍讀、侍御二公治喪盡禮。 服闋，二公赴京⑤ 乾隆三十八年，趙翼六子趙廷彥生。 是年十二月，徐肇璜第六女生，後為趙翼家童養媳，乾隆五十六年完婚，見《新河徐氏宗譜》卷三《老五房世表》。

補官，公需次於家，經理祠墓事，常端居默思，凡學士公所欲行而未及者， 以身任之。 雖力不足，而置祭田，植松柏，無一不為經久計。 久之，選補福 建建陽縣丞，閩多山田，遇旱爭水鬥而斃命者，踵相接也。 公於分駐所管 內，躬自履勘，諭民以友助之誼，民多感而息爭。 歲大祲，復捐俸，倡士民 以粥賑，所全活無算。 由是輿頌交作，大吏知其有開濟才，奏調臺灣。 臺灣地隔重洋，為海疆極要地，三年俸滿，即可遷秩，故以是為公榮進 地。 公至則訪利弊，戢奸宄。 有巨盜數劫掠，為民害，公偵得其出入處，協 營拼鐵擒之，凡得十一人，盜禽衰止，大府益器公。 適臺灣今缺，即檄公攝 今事，方奏請實授，而公以中海風得疾，遂乞歸。 閱四年卒，年六十有一。 嗚呼！ 公累世以科第起家，至公益博學工文詞，其取青紫，當拾芥也。 乃 運蹇不得志，卒以丞簿入仕，仕而所至，著廉能，民愛之如父母，諸大吏亦 無不悉其才，可以膺遷擢，致通顯矣，乃又以末疾不起，其命也夫！ 然公有子四人，長君塈官，祥符縣尹；次君仁譽，嗣侍讀公，後歷任郡 守；又次禮行，嗣侍御公，後歷仕觀察，又次仁基，仕兵部司務，皆能有所樹 立，以大其家聲。 公又以郡守君貴，貤贈中憲大夫，晉階四品。 孫、曾蔚 起，又多能守家學，以自奮於功名。 所謂不於其身，於於其子孫者，至公而 益騐，公亦可以無憾也已！ 年通家眷世姪趙翼拜撰。文載光緒常州《毘陵前黃楊氏族譜》卷十九上《文傳》。 據同書卷九《世表》，傳主楊耀曾，字仲牧，號益山，康熙四十四年（1705）正月十二日生，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十七日卒。 監生，以國史館謄錄議敘，仕至福建臺灣府諸羅知縣。 傳主楊耀曾的曾祖楊廷鑑（靜山，1603 ∼ 1665 ），伯祖楊大餛（陶雲、秋屏，1640 ∼ 1684 ），祖楊大鶴（芝田，1646 ∼1715），父楊椿（迂農，1676 ∼ 1753 ），叔父楊祖楫（恬川，1677 ∼1720 ），堂兄楊士徽（藕塘，1677 ∼ 1733 ），兄楊述曾（企山、南圃，1698 ∼1767）等，皆膺館選，科名為世人艷稱。贈 儒 林 郎 翰 林 院 編 修 容 城 孫 公 暨 鄒 安 人 合 葬 墓 表 庠生贈翰林院檢討諱艅之仲子也。 伯兄檢討公名 自式，順治丁亥進士，仕內翰林秘書院檢討，以抗疏引疾歸。 公少伯兄七歲，穎悟過之。 初，贈君教授里中，每與檢討公講論逾夜分，公丱角侍側，即能領悟，毅然以古作者自期。 弱冠補弟子員，聲譽蔚起。 顧屢困省試，乃由增生貢入太學，考授州同，猶就試京兆，志不少衰沮。 歲甲子，以年資銓湖廣桂陽州同知，公終以不由科 目為歉。 或慰之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昔

檢討公望隆清祕，猶以職不親民，無由利濟，上疏乞外，誠有味乎程子之言 也。”公爰是束裝之任。 楚地獄訟滋繁，公持廉秉正，立為解紛，質成者咸 服公明。 丙子冬卒於官，卒之日，僚友士民莫不揮涕。 遺囑寄諸子云：“在 此十三載，無絲豪遺汝等。 但當績學砥行，以慰吾地下耳！”嗚呼！ 即此可 見公持守之廉，而教家之正矣。 長子謀，以是年謁選萬載知縣，途次聞訃 奔喪，扶柩歸厝祖塋之側。 以次子時宜館選後，恭遇萬壽覃恩，贈儒林郎， 翰林院編修。 配鄒氏，贈安人，萬曆癸丑會魁，江西憲副諱忠胤公孫女，文學諱自規 公女，總持家政，內外整肅，族黨莫不奉為女宗，先公十一年卒。 子七，長 謀，康熙辛未進士，由武宣縣知縣行取，歷陞禮部主客司郎中；娶王氏，貢 生諱憲公女。 次時宜，康熙己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娶鄒氏，順治戊戌進士 諱衹謨公女；繼潘氏，湖廣沅陵縣知縣諱在公女。 次玉，未娶卒。 次說，太 學生；娶許氏，順治乙未進士，掌江西道御史諱之漸公孫女，貢生諱□公 女。 次聚生，未娶卒。 次之將，候選鹽運司經歷，贈朝議大夫，直隸天津府 知府；娶徐氏，乙未進士，福建福州府推官諱騰暉公孫女，貢生諱兆鼎公 女；繼王氏，河南布政使諱家棟公孫女，貢生諱應召公女。 次詠，配季氏， 御史諱振宜公孫女，貢生諱應召公女。 女六，長適宜興吴元臣，康熙壬戌 進士，歷任廣西桂林府知府；次適劉淳，貤贈資政大夫、工部侍郎；四適蘇 州陶口，五適莊繼曾；六適程彥，康熙丙戌進士，靈臺縣知縣，贈文淵閣大 學士。 七適金壇於雲錦，雍正乙卯舉人，候選知縣。 公與安人，以雍正乙卯十一月十六日，合葬夾巷口祖塋北。 乾隆辛丑 十二月，公曾孫咸袝葬其考妣於公塋之次，恐先德之久湮，請表其墓，以垂 不朽。 念公之先，燕山涼州建侯，賜第太僕，以名宦顯，文介以理學傳。 惟 公克紹世業，以垂裕後昆，迄於今，派衍曾、玄，科名鼎盛，仕者多有廉名， 顯著於時，得不謂非公之遺訓歟！ 賜進士及第，誥授中憲大夫，貴州貴西 兵備道趙翼頓首拜撰。文載同治常州《毘陵孫氏家乘》十一《墓表》，應墓主曾孫孫咸（1729 ∼1806）之請而作，撰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後。 據同書卷六《琥派洲分二房世表》，傳主孫自儀，崇禎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633 年1 月27 日）生，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一月十一日卒。 孫自儀即孫星衍（1753 ∼ 1818）高祖 。 孫星衍為乾隆五十二年（1787）榜眼，仕至山東督糧道，是乾嘉學派的著名學者，與趙翼交誼深厚。

節母唐孺人小傳 節母唐孺人，明經元度女，幼字孫保生。 保生夙慧，甫冠即補弟子員， 以攻苦甚得瘵疾。 孺人來歸不數月，保生病，歿時，孺人年僅二十有一耳。 矢志不嫁，事舅姑如父母，撫從子柱峰為嗣，以養以教，迄於成立。 雍正己 酉，以節旌於朝。 守節凡六十餘年，年八十二卒。 聞孫氏父老言，孺人於 歸時，保生已羸瘠甚。 孺人恐其病之增劇也，雖日侍湯藥惟謹，而夕未嘗 同衾枕，蓋白首猶處女云。 嗚呼！ 可謂貞節已。文載同治常州《毘陵孫氏家乘》卷十三《節孝》。 據同書卷六《琥派洲分二房世表》：“孫永，字保生，邑庠生。 生於康熙十年，卒於康熙二十九年。 配唐孺人，苦志守節，生於康熙九年，卒於乾隆十六年。 雍正七年十月，奉旨旌表，建坊城南文介公祠旁，探花趙翼作傳。 繼弟赤儀長子乾為嗣。”唐孺人性慈且孝，敎子有方，兒孫均以讀書為務。 趙翼十五歲喪父，母丁氏守節而終，格於例，未能旌表。趙翼為節母唐孺人作傳，飽含欽敬之請，良有以也。參考文獻《趙翼全集》，趙翼撰，曹光甫校點，鳳凰出版社2009 年版。《趙翼研究資料彙編》，趙興勤、蔣宸、趙韡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 版。《趙翼年譜新編》，陳清雲著，上海師範大學2013 年博士學位論文。《甌北集》，趙翼撰，清嘉慶十七年湛貽堂刻本。常州《新河徐氏宗譜》，徐維鑑主修，清光緒七年刊本。常州《毘陵前黃楊氏族譜》，楊開亨等修，清光緒二十一年刻本。常州《毘陵孫氏家乘》，孫方與續修，清同治十二年刻本。《光緒武進陽湖縣志》，湯成烈等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

20 19 年 第 2 期 總 第 24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 Issue 24民國詞人喬大壯書信六通柬釋胡 善 兵 * 喬大壯（1892 - 1948），名曾劬，字大壯，以字行。 號波外居士，其他別署尚有伯戢、伯殹、勞者、波外居士、波外翁、壯翁等，不一一。 畢業於晚清時的譯學館，主習法文。 民國後曾在北洋政府敎育部任職，與魯迅、高步瀛是同事。 後來相繼任平漢鐵路局秘書及中華民國（南京）實業部秘書等職。 1935 年，喬大壯應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徐悲鴻之邀，在該系兼職敎授篆刻；1940 年代，又受伍叔儻之聘，專任國立中央大學（重慶）師範學院國文系敎授，講授詞學專題，以清眞詞為主，兼及詩學。 學生中較為著名的有中央大學藝術系的蔣維崧——日後成為著名的書法家和文史學者，及以李清照研究聞名於八十年代的詞學研究專家黃墨谷。 抗戰勝利後，復員南京，國立中央大學院系調整合併的餘波加上中文系主任易人，又因為政治各方面的原因，中大發生了解聘敎授的風潮，喬大壯雖不在被解聘敎授之列，但出於義憤，未再於該系任敎，遂應臺灣大學校長陸志鴻的禮聘和中文系主任許壽裳的邀請，於 1947 年秋渡海任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敎授。 次年，系主任許壽裳不幸遇刺，喬大壯遂接任，是為臺大中文系第二任主任。 1948年7 月初，喬大壯在國共大內戰即將展開之際，深感書生報國無門，不忍復睹蒼生塗炭，加以數年前妻子病逝，他猝賦悼亡，過度傷心，乃效王國維從彭咸之遺澤，舉身自沉於蘇州閶門外梅村橋下。 喬大壯的自沉在當時的文化知識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① 喬大壯是民國時期十分聞名的篆刻家，有“南喬北齊（白石）”之目；同時也是書法家，其書風俊逸典麗，尤擅小楷行草書。 他更是一位詩人和著名的詞人，有詩集《波外詩稿》四卷和詞集《波外樂章》四卷傳世。 早在十四歲時，他的《河滿子》詞即得到朱祖謀的推許，被彊邨老人稱為“傳人”。② 20 世紀30 年代中 胡善兵：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 ① 喬大壯生平，參見喬無疆《先父喬大壯先生傳略》 ，載《喬大壯詞集 ·附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② 喬無疆《先父喬大壯先生傳略》 ，載《喬大壯詞集 ‧附錄》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期，喬大壯在南京與吳梅、汪東、唐圭璋等人發起切磋詞學的“如社”時，其詞之工聞名遐邇，社課雅集，他的詞作、書法、印章嘗被推為“三絕”。③ 汪辟疆在作《光宣詩壇點將錄》時，特地點當世聞名的詞人為“水軍八頭領”，以區別於以詩名世者，喬大壯即名居其一，與朱祖謀、王鵬運、況周頤、馮煦等同列，讚語云“射雕將軍，協律都尉”。④ 唐圭璋先生撰文悼念喬大壯時，秉汪辟疆等吟壇前輩的公論，稱他為“詞壇飛將”，⑤以飛將軍李廣來比喻他，對他的詞作和人品都推崇備至。 八十年代，朱東潤在為喬大壯的詩詞作序時，推他的詞作為“當世第一”。⑥ 錢鍾書在四十年代曾以晚輩之禮與他酬唱過七律詩；八十年代，錢先生在寫給喬大壯女兒喬無疆的書信中，旣謙虛地認為自己不能冒昧地“佛頭着穢”為喬大壯的詩詞作序，又特地囑咐喬無疆不必倩他人作序以為鼓吹，因為“竊以為當世名流，無堪借重者”。⑦ 由此可見，錢鍾書對喬大壯道德、學問、文章的評價也都是極高的。 有關喬大壯的研究，篆刻界和書法界已較多，而詞學界的論文甚少，方處於起步階段。値得注意的是，由於喬大壯特殊的離世方式，其自沉原因的研究在目前有關他的生平研究中佔了很大比重。 以上這些成果，因為查閱方便，此處不一一綜述。 筆者在箋註喬大壯的詞集《波外樂章》時，一一翻覽《喬大壯書法》⑧中的影印件，發現其中有喬大壯在1947 至1948 年間致其女兒喬無疆、女婿李茀唐的六通書信。 由於這些書信中的字跡為行書，且帶有不少眞草筆意，所以不少文字不是很好辨認。 目前學術界有個別文章嘗引用這些信中的一二語以為徵證，但尚未見有全篇錄文並註解等發表。 這六通書信涉及喬大壯在國立中央大學院系調整時的態度和心情，也涉及他渡海至臺的起因和詳細經過，及斯時臺北飲食起居方面的諸端細節，對了解大壯先生最後一年的心境和生活狀況，及彼時臺島政治、文化、經濟的諸端情形，都有一定的史料參考價値。 另外，每封書信文字本身，或散如行雲流水，或間用駢體，自然成文，眞摯可感，在文學藝術性上，亦閃耀着短札文字所特有的熠熠光輝。 故而此處試對這六通書信作一全部的轉錄，並以“按語”的方式，一一作初步的釋讀，以便研究喬大壯其人其詩詞文並民國詞學及政治、文化諸端的學者們參考。 同時也是向師友同行們請敎之意：錄文及釋讀中的舛誤，尚祈方家高明批評指正，以求斯事之完善。③ 唐圭璋《回憶詞壇飛將喬大壯》 ，《夢桐詞》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90 - 94 頁。④ 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 ，《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328 頁。⑤ 唐圭璋《回憶詞壇飛將喬大壯》 ，《夢桐詞》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90 頁。⑥ 朱東潤《序》，載《喬大壯詞集 ·喬大壯詩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⑦ 胡善兵《錢鍾書極敬喬大壯》，澳門：澳門日報，2015 年2 月9 日。⑧ 喬無疆編《喬大壯書法》 ，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 1994 年版，第55 - 64 頁。 按：本文所錄手稿，皆載此書，下不一一。

（一 ）喬大壯致喬無疆 、李茀唐 書 錄文：茀唐賢倩、無畺吾女儷鑒：傾接無畺廿二日來書，欣承親翁清恙就痊，至慰遠念。 茀倩公事過忙，無畺體力亦弱，暑候孱軀，至望珍葆。 僑委會雖必欲以參事相屬，實已無心榮仕，目前爲酬知計，已可告一段落。 中大中文系主任敎授易人，停聘新舊敎授至七人之多，我雖已接聘書，亦遲遲不敢應聘。 諸生每日在校張貼通告，謂“喬某拒絕應聘”云云。 今晨往訪吳校長，聲明別無成見，惟望安愼處理，義本關切云云，亦毫無結果。 此間自無遏攜眷赴杭之後，本已舉目無親，正思返成都，而日昨臺灣大學陸校長來訪，面致聘書（臺幣六百元，如去當坐飛機）。 彼處有房可住，鄭哥力勸應聘。 不知究能足用否，故尚在考慮之中。大、二、三兄均無一字，二嫂常來信耳。 南京晝夜甚熱，盼無畺勿來此受苦。 耑復。 順頌潭綏。 壯翁手書七月廿五日。 釋讀：這封信寫於1947年7 月25 日南京。 喬大壯共有五子三女，五子依次為無斁、無遏、無競、無度、無期，無度早殤於1942 年；三女依次為無忝、無疆、無遠。 信中的無畺即喬無疆，時居上海（其丈夫李茀唐家在上海並在滬工作）。“大、二、三兄”即無斁、無遏、無競，已分別在全國各地參加工作，但因戰事關係，音問不便以至於稀少。 “二嫂”指無遏妻，時在杭州，因為無遏就職的國軍空軍部隊在杭州，她是軍屬。 從信中可以看出，喬大壯無心做官，實願敎書終老。 而此時國立中央大學因為中文系和該校師範學院的國文系合併的餘波未熄，中文系主任又復易人（原為汪辟疆，現為胡小石），至有七位敎授被解聘（其中包括朱東潤），校園內有學生貼出“大字報”等，可見風潮波瀾之一斑。 喬大壯在進退之際，頗生躊躇，曾一訪中央大學的校長，所謂希望校長“安愼處理”，應指一方面要安撫學生，一方面要做好敎授的續聘工作。 但“毫無結果”，所以基本確定他對中央大學的敎職已無眷戀。 信中的臺灣大學陸校長，即陸志鴻。 有些研究者在撰文時，以喬大壯去臺灣敎書是受許壽裳的邀請，從這封信可以看出，其間起決定作用的，乃是陸志鴻校長的禮賢下士。 他親自登門送致聘書的禮敬態度，預付川資的切實做法，堅定了喬大壯離開南京去臺灣的最終選擇。 （ ）喬大壮致喬無疆 李茀唐 書 錄文：茀唐仁倩、無畺吾女儷察：過滬三日，厚擾之至，復承賢倩鼎力關拂，殷勤遠送，海天北望，感不甚懷。 別後以十四日舟泊基隆，經曾仲威先生到埠相迎，即赴臺北，與無期下榻旅舍。 十五日晨攜行李到校晤陸校長，告以居舍，約

兩三間，先須掃除，故暫住廈門街大學招待所中（十席，每一席即一他他米，之屋與無期席地而臥）。竢過兩三日如能定規。 此間氣候常似夏末秋初，與衰體殊爲相宜。 惟言語不通，當須努力學習。 物價恐較京滬爲尤昂，此後火食不知如何，附近飯館太少，即“游擊飯”亦不易得，菜中用糖用豆粉過多，又四季有蚊，使人不滿者僅此而已。 無期約於月內可歸，行時當命帶一海藻圭花備存尊齋客廳玻璃櫥內，以爲紀念。 無疆身體如何？ 似應隨時檢查；又Calaiwi可打鈣針，宜就良醫商之。 餘續詳。 匆頌時綏。 壯翁手啟九月十六日。 釋讀：這封信寫於1947 年9 月16 日臺北。 先是，喬大壯自南京往上海，在女兒、女婿家住了三天，才登船離滬往臺灣，女婿（賢倩）李茀唐於碼頭送別。 此次來臺，由五子無期一路護送。 信中詳細敘述了初來臺北的住宿條件、氣候狀況，以及飯館的稀少。 可見其時臺島經濟狀況的實際情形並不發達，幾近凋殘。從字裹行間也可看出大壯先生“旣來之，則安之”的心態——總體上除了對飲食的些微擔憂之外，其他尚無大的不滿意，且云其間的氣候“於衰體尤為相宜”，實同褒獎了。 信中提到喬無期即將返回上海。 （三 ）喬大壯致喬無疆李茀唐書 錄文：無畺如面：日前得茀倩書，適無期返滬，命其面陳。 此子以九月廿八日下午四時自基隆北去，計程應於卅日到滬。 今已十月四日，尚未接來書，未知途中平安否，甚爲默繫。 如已到汝處來過，盼寄我數字。 此次除彼在臺用費之外，臨行我付彼臺幣二千元，法幣百萬元（船費五十萬元在內）。 此後國防部每月車費已託蔣峻齋隨時匯交茀倩，到時請整存汝處，以備此子冬衣等費。 校中已定於六日開學，目前下女亦已用妥，同住之朱先生賢伉儷甚爲關注，足慰遠念。 來書仍寄臺大文學院轉交。 順頌儷福。 壯翁手書十月四日下午六時。 釋讀：這封信寫於1947 年10 月4 日臺北。 此時喬無期已經於六天前去基隆港坐船返回上海，但因為沒有接到兒子報平安的信，所以去信無疆詢問。 另外，交代了無期讀書的學費用度等方面的經濟辦法等，可見出喬大壯對子女敎育等方面的關懷和嚴格要求。 蔣峻齋，即蔣維崧，是喬大壯在中央大學藝術系敎書時的入室弟子，其時在上海的銀行工作，喬大壯為方便計，有輾轉匯款的請託，此事可見出他對蔣維崧的信任和師生感情的篤厚。 臺大本年秋季將於 10月6 日開學，此時喬大壯已僱傭了一位或是做飯或是洗衣及打掃房間的傭人（下女），飲食方面尚有同事朱先生夫婦關照等。 總之一切已初步安定。 朱先生，應即朱祖佑，浙江海寧人，畢業於山東大學，並在美國華盛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著名海洋學家，此時受聘為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敎授。

（四 ）喬大壯 致喬無疆李茀唐書 錄文：茀唐賢倩、無畺吾女儷鑒：得無畺八日書，良慰遠懷。 醫院事自以妥適安全爲主，老夫無從默斷。 不必需之開支可省即省，如其必須之費，仍未可過事撙節，如此而已。 平時診視能勤，多作步行，自皆佳事。 日前蔣匯之款是國防部輿馬費，望爲代存。 茲由臺灣銀行匯去十一月薪之三分之二，臺幣四萬元，合法幣三百卅六萬元，希照來信辦法，暫開一戶頭，此後當可按月續匯。 無畺免身如或需款，儘可挪用，不用時亦可存放妥處也。 無期如需小款，自可照給。 如在三十萬以外，須囑其斟酌用途，或於事先告知我處，俾作準備。 近來履川諸公寄印請刻，並匯潤貲，按時價臺幣一元値法幣八十四元，匯來法幣四十萬元，僅得臺幣四千元耳，毫無用處可言。 此後如能統託茀倩代收代存，似較簡捷，惟茀倩增加麻煩耳。 併望酌定示覆。 專此。 順頌潭綏。 大壯手書十二月十二日。 釋讀：此信作於1947 年12 月12 日臺北。 信中開始處所關懷的無疆諸端，是因為喬無疆此時有孕在身即將生產的緣故。 提到的國防部輿馬費，可見喬大壯這個時候尚在國防部掛著參事的虛銜空職。 喬大壯對子女的經濟用度諸端，關照甚多，這與他幼年喪父，二十幾歲甫大學畢業即以長孫負擔一家三代數十□人的開支用度有很大的關係。 履川，即曾履川，名克耑，福建閩侯人，詩人、書法家，是喬大壯的好友。 時居南京，為孔祥熙的幕僚。 喬大壯的篆刻極為聞名，達官貴人以能得到他刻的印章為榮。 四十年代初在重慶時，他為籌辦大的家用如妻子的喪葬及子女的婚嫁開支等，曾由友朋定以潤格，為人刻印。 中間亦曾以指頭為鐫刀所傷為託辭，誓言不再為人刻印。 他的詩有句云“欲酁破虜將軍印，老不逢時可奈何”⑨，即是那一時段心緒的反映。 寫這封信時，或礙於故友的情面，或由於經濟的原因，並未拒絕由曾履川轉接的各方鐫印索求，他又重新拿起刻刀了。 （五 ）喬大壯致 喬無疆李茀唐書 錄文：茀唐賢倩、無畺吾女儷察：除夜正無聊間，接讀吾倩惠書，欣悉吾女母子均好，正慶滿月，可勝慰賀。 學名容即思之，有無譜派排行，便中希示及也。前於一月廿九日交臺行匯上一月薪及年終獎金共八百萬元，日內想當匯到，竢到後請惠示數字。 海島孤遊，一鐙相對，兒女星散，家祭不修，衰暮之年，時時有⑨ 喬大壯《自書印草後》，《續波外詩稿》卷之一，《喬大壯詩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小不適，茫茫來日，荒荒前路，甚難爲懷抱耳。 承賜臘肉，竢寄到時當取佐餐。此間食物甚劣而貴，陰曆年節，飯館亦皆關門，加以陰雨綿綿，無法出門，省府馬委員送來火腿一隻及年糕之類，又有女弟子舒小姐送來湯圓，故以敷衍而已。君偉有信來否，是否內撤，彼有老母，甚可念也。 匆此。 並頌春釐。 大壯手啟二月十一日。 釋讀：這封信寫於1948年2 月11 日臺北，正是舊曆的除夕。 從信中可知，喬無疆分娩順利，喬大壯的外孫即將滿月，按照祖父輩為孫輩取名的傳統習俗，李茀唐和喬無疆請喬大壯為新生兒取名。 在略一提及匯款事之後，喬大壯用極為優美而憂傷的駢體句向女兒流露出自己的憂愁：羈旅思鄕，前路不明，百憂叢集，感慨萬千。 這在以往是很少見的。 隨後介紹了臺北舊曆年居舍附近的蕭條冷落，吃飯諸端的不便等。 信中的心境與甫來臺島時的感受已完全不同，這一方面固然有客中一人過除夕，十分冷清的緣故；另一方面更是國家政治的混亂、內戰迫近等諸端在一個知識分子個體心靈上的反映。 這個除夕，喬大壯還寫給女弟子黃墨谷《蘇幕遮》詞一首，有句云“明日陰晴，未敢尋消息”。 “牀上四弦曾裂帛。 撥也無聲，斷也無人惜。”⑩個裹心境的巨大悲涼，可與這封信同參。 （六 ）喬大壯致喬無疆李茀唐書 錄文：無畺吾女如面：四月十二日來書閱悉。 彭君已於十三日夕抵此，所帶各物均已收到。 承仁倩遠惠多儀，深感不安，此皆適於旅食之品，而此間尤歎難得，所以棖觸遊情，踡懷親懿，實銘五內，非出情常。 又勞吾女僕僕道途，親購各品，發緘覩物，不異晤言，知汝孝思，老懷彌慰。 小茀體格英偉，爲彭君所親見，皆可喜之消息。 所望教以孝愛，爲其培植福德之基，將來成就當出吾右耳。 茀倩返都後想已移家，昨宗覆書，計當收到。 其昶之款，辦法至慰。 此後無期可否按月前往取用百萬元？ 如有變更，或由老夫隨時函請轉達。 抑別有較好辦法，仍希便中示遵。 峻齋調處，以正改副，亦正可少減冗責，專攻學問，晤時望述此意，稍暇當逕函也。 此間用度日繁，每月不敷開支。 物價雖昂，計惟節省，而病軀鉅責，要難支持。 奈何！ 手此。 復謝。 並候儷祺。 小茀在念，所需涼湯本，我已忘之，可問張檢齋。 壯翁四月十五夕。 釋讀：是書作於1948年4 月15 日臺北。 信中特地提到峻齋（蔣維崧）職務的調動，有安慰之意，尤其強調了要轉達自己對他黽勉學問的期望，可見喬大壯對這位入室弟子的厚愛。 信中首尾所敘家常之事，固不必多為解釋，但其中“棖⑩ 喬大壯《喬大壯詞集》卷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年版

觸遊情，踡懷親懿，實銘五內，非出情常”的情感流露，也是不容忽視的。 “病軀鉅責，要難支持”，這在前幾封信中未見的句子，也多少反映出喬大壯對世間的疲倦之情。 這一年正月，臺大中文系主任許壽裳在寓所遇害，給喬大壯造成很大的心理刺激。 讀這封信，能體會到文字中突然變化的老境淒涼之感。 這也是讀者所應該留意的。 1948年國民政府經濟的危機，物價的飛漲，錢幣的貶値，都非常具體地反映在這一封家信中。 餘論 喬大壯的篆刻和書法十分知名，其詞名和詩名則一直為前二者所掩，近年來隨着民國詞學及詞創作研究的深入，才逐漸為人所關注。 據喬無疆和唐圭璋先生的文章可知，喬大壯尤工駢文，但世存除詩詞外很少見有他短札類的駢文和散文。 以上完整錄出喬大壯寫給喬無疆的六通信件，可以作為他文學才華的明徵之一，對於全面研究喬大壯的文學成就，自然是有價值的。 更可貴的是，這幾封信件自1947 年夏開始，至1948年春夏之交結束，雖是片羽靈光，但可窺斑見豹，在時間涵蓋上，較為“完整”地表現了喬大壯從離開南京前至初到臺島、再到客中除夕、以及暫居臺北數月後這幾個時段裹的心境——由初來乍到時覺得氣候“與衰體為宜”的來之安之，到後來人事變遷所產生的不滿意，以至於“茫茫前路”“病軀要難支持”的憂慮等，都或有具體的細緻的體現，或有文學的藝術的表達。 總的來說，這些信件旣是喬大壯個人在1947 夏至1948 年春這一年中心理狀態變遷的反映，又何嘗不是自陸至臺許多知識分子或普通民眾的切實體驗。推而廣之，其時的中國，國共內戰的巨浪即將掀開血紅帷幕，無數像大壯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在飽嘗抗戰八年漂泊的艱難苦恨之後，並沒有獲得居住、工作、心境諸端的喜悅和安寧，反而山雨即來，狂飙滿樓，他們的心情隨之處在棲棲遑遑的飄搖無住之間。 “明日陰晴，未敢尋消息。”“牀上四弦曾裂帛。撥也無聲，斷也無人惜。”■詞人已非常敏感地提前體會到這種連環無解的絕望和深哀。 天地玄黃，實令後人哀歎悲憫。■ 喬大壯《喬大壯詞集》卷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20 19 年 第 2 期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總第24 期 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 Issue 24 囿 于 居 间 的 褶 皱 ：新 移 民 作 家 的 身 份 想 象 与 跨 文 化 认 同 徐 诚 * 柏玉美* 从夺得美国多项文学大奖的哈金到活跃于中国文坛的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这群有着“居间”身份的新移民作家身处现代社会版图的褶皱，以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解构了“流散作家”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在小说的历史叙事中，新移民作家积极参与了对于某种“仪式”的文学书写，用想象和记忆对碎片的事实进行重组，以旁观者、流散者的身份对母国或移民国的历史进行叙述。①居于母国与移民国的交集区间，新移民作家一面粘连母国文化的根系，以原乡记忆的文学书写重估传统与历史的价值；一面抵达他者文化的港湾，呈现出先锋性的探路姿态。他们站在跨地域、跨文化的居间褶皱之中，以这片独特空间赋予的文学地理优势，借助个人化写作的技法，解开了单一文化语境的价值钳制，获得了重塑自我与家国形象的机会，促进了新移民作家的跨文化认同。 一、身份的杂糅：小说文本中体现的跨文化认同困境 新移民作家对中西方文化的取舍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在文本中书写的主要内容，小说中文本书写的侧重又反映了作家对不同文化的取舍，这一现象主要体现了作家身份建构与跨文化认同的问题。对于新移民作家而言，小说中展示的“母国”与“移民国”形象可以被认为是作家身份认同的具体表征，文本中很多细节的流露都能体现作家跨文化认同的挣扎。就小说对中国形象的表达而言，某些躲藏在古典中国或审美中国的文化内在中的是中国古典精神的价 徐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柏玉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① 肖画：《移植·往返·游离：纽约华文书 写 里的中华文化与生命情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

值，这种价值可以被认为是“诗性”，它以智慧的表达对古典价值观予以糅合，在哲学层面指涉了来自老子、庄子与周易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新移民小说作品的文本中有具体的投射。 （一）“自我形象”的理解与作家对性别气质的建构 小说中展现的作家对男性气质的建构问题往往是作家对“自我形象”的理解。新移民作家哈金、赵健秀等人所建构的华人男性形象将“阴阳”理论、“文武”观念中所体现的男性气质表现出来：哈金在作品《新郎》（TheBridgroom，2000）中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文化对男性孔武有力、强势健壮的单一性别期待对作品中的男性角色加以建构，而是贴合了“文武”的观念，对男性人物进行了更符合中国审美期待的角色建构；赵健秀在小说作品《唐老亚》（DonaldDuk，1991）中以小男孩唐纳德的口吻对“男子汉是什么”的问题进行质问，作家以小男孩唐纳德的视角审视了新移民群体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困境，并最终以和解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在男性人物的展现上，赵健秀还有意使用“关羽”作为华人男性气质的代表，旨在突破西方社会长期形成的蔑视亚洲男性的刻板印象。这一书写细节实际上体现了作家的跨文化认同，体现了他在观念上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内容的取舍。 小说对男性人物的角色建构体现了作家本人的跨文化认同观念，暗藏在性别气质建构背后的是文化认同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所依仗的儒家伦理是美国华人遭受文化冲击与身份认同建构难题的主要文化因素，那么解释与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成为调和文化冲突的关键。在阐释中国形象、建构中国情境的书写实践中，新移民作家对原乡记忆的描写，以及其在写作中建构的新移民生活都在客观上带有中国文化的特征，这与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文学的书写情况不同，新移民作家的文本往往以中国为中心，在内容上指涉了具体的中国形象，同时吸收了西方文化关于人类共同问题的理想思考，在作品中坚持对人性保持深入开掘的习惯。 而对于女性气质的建构，同是“新移民”的女性作家严歌苓对此有所探索。在她自认为“自己最好的一部作品”《雌性的草地》中，严歌苓用更具有生态美学意味的性别符号“雌性”来指涉女性气质。 “雌性”相较于“女性”，如陈思和品析严歌苓《第九个寡妇》时所言：“一切都来自生命本能，这就更加完善了藏污纳垢即生命原始状态的概念。”而《雌性的草地》正是将一群女性放置于“地老天荒、与人烟隔绝的地方”，就更能在“天、地、畜、兽”的参差描写中展露“雌性”的伟力。也恰恰是这片包容一切、藏污纳垢的川西草地，让“雌性”的原始特征得以展露无遗。

在《雌性的草地》中，作为女性本能的心理、生理需求，是“雌性”书写的着重点。在作者序言《从雌性出发》中，作者自述道：“我是认真写‘性’的，从‘雌性’的立场去反映‘性’这个现象。我认为能写好性的作家是最懂爱情、人性，最坦诚，最哲思的。”在小说中，指导员叔叔与牧马女青年们的情欲纠葛，打破了那个时代的禁欲神话，清教徒集体的黯然崩塌，实际上也是这群女修士们对性的伸张与告解。戴锦华在《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中曾分析文学书写中的性别与“男女平等”的内涵，认为“‘男女都一样’的表述，强有力地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但它同时意味着对历史造就的男性、女性间深刻的文化的对立与被数千年男性历史所写就的性别文化差异的遮蔽”②。而“女子牧马理想”实际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生产的一种时代共名话语，它压抑了女性的情欲渴求，抹杀了女性独有的性别气质，所以在草地的日常中我们看到种种荒谬之处：柯丹性别特征被自我剥离后的生育苦闷；老杜通过骑马来获取“自慰”快感、甚至把具有浓烈雄性气质的柯丹幻想为男性对象的可悲；沈红霞因父亲的丑陋身世让她失去作为女人生存本应有的欲望；毛娅作为女人对爱情仅存的欲求也被打压，最后只能嫁给当地牧民。女子牧马班的悲剧是男权与父权双重酿成的。在这些外部压抑下，失去自由的个体，把他的主人及其命令都向内投入了他自己的心理机制。女子牧马班无法体认与挣脱其自身处在被压抑的“第二性”的状态，从而在这一桎梏中不能自拔。 除此之外，“母性”也在严歌苓的女性气质建构中沾染上了“地母般的神性”的光晕。在柯丹怀孕时，“母性”让她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一个明媚的黎明，柯丹在体察胎内生命骚动的同时，看着老狗姆姆川雪埋葬了丑陋低能的崽儿。她与它对视了很久。突然有种不同种类的生命殊途同归的觉悟。”③生出婴孩之后，她向布布跪下时又有这样一段描写：“假如它们不蕴含大量的鲜乳，我都要怀疑我亲手创造的这个女性形象搞错了年代。我被如此庄重、丝毫激不起人邪念的胸部塑像震惊，我觉得它们非常古老，那对风雨剥蚀的乳峰是古老年代延续至今唯一的贯穿物。”④古老年代延续至今唯一的贯穿物，与其说是乳峰，毋宁说是其象征的“母性”。而这种“母性”，不但在人性中留存，也在和柯丹对视的姆姆这只狗上熠熠闪光。这种“母性”甚至能抗拒死亡，乃至于连心如铁石的叔叔，也不能扳动指向姆姆的枪的扳机；这种“母性”也能跨越物种天堑，乃至于姆姆面对两只嗷嗷待哺的狼崽子时，能泯去母狼杀死其孩子的深仇大恨，哺 ②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③ 严歌苓：《雌性的草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2 ④ 严歌苓：《雌性的草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 162 页。。页

育这对孤兽。在《雌性的草地》中可以发现严歌苓对女性乃至雌性气质的强烈彰显，一如她在《从雌性出发》中的体验，“性”足以毁掉了这个一度荣耀的集体。失败告诉人们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这一不容否定的女性意识，让严歌苓、虹影等女性新移民作家在其文学创作道路上大放异彩。 小说何以面临这一文化冲击的挑战？与母国的空间距离在客观上过滤了新移民作家对于中国的印象与记忆，因此“空间”成为理解新移民作家在处理跨文化对话环节中具体境遇的主要哲学概念。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概念，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对“空间”作了具体的阐释，“空间”在理论上包含了可感知的第一空间、构想出的第二空间与不断被建构与重构的第三空间。对于身处文化交际边界的新移民作家而言，各类空间形式在理论上为作家的对话提供了一个言说的范围，要求作家在社会和文化理论领域对现实世界与精神空间之间的联系进行反思。⑤ 新移民作家跨文化认同的困境直接影响了小说文本的表达，作品在文学层面走进一种“间性”存在的状态。这种“间性”存在的状态在哲学家德勒兹的《千高原》一篇中得到了详细的注解，德勒兹以后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将空间维度的丰富性予以形象阐释，他强调了空间关系不再是单调线性地串联，而是以“块茎”连接的方式呈现出碎片性与装配的特点。⑥文化身份层面的复杂关系影响了新移民作家对于文化的态度，而新移民作家对于不同文化的价值取舍又决定了文本的呈现。 以男性气质建构的问题为例，新移民作家在跨文化认同的层面虽然并没有完全抛弃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但还是在很多问题上选择了回避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内容，吸收西方社会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念，并以新世界为中心创作了系列作品。 （二）“中国形象”的表达与家国的跨文化书写 较好传播效果的达成符合了作家希望获得更高艺术成就的诉求，这与作家重视“原乡记忆”表达的态度相互重叠。新移民作家往往对移民有关故乡的记忆进行了描写，并认为有关“故乡”的叙事内容常常是作品获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关键要素。综观新移民作家在“原乡记忆”层面的书写实践，作家往往在以中国情境为中心的原乡记忆中为叙事内容赋予了东方异国情调，并以中国情境作寓言式的借喻与转喻，赋予作品的部分文本内容以比喻性的文化意义。就作品的叙事内容而言，新移民作家常以情境建构的方式塑造存在于作家本人记忆与印 ⑤ （法）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 - 33页。 ⑥ （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 - 34页.

象中的中国形象，凭借作家对现代化的呼唤、对传统伦理的思考以升华他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 作为新移民作家移民美国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记忆与想象，原乡记忆在内容上具体指涉了“中国形象”的建构，在思想上包含了寻根意识对作家的具体影响。实际上，解读原乡记忆中的“中国形象”需要理解作家的历史观、身份建构与跨文化认同：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观念，“乡土”不仅是指地理层面的故乡山川，还承载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信仰，在小说叙事的内容中还被作家倾注了浓烈的中国文化色彩；在作家本人的身份建构与跨文化认同中，移民的身份还帮助作家获得了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使得他可以始终处于一种对比的反省中，使得他可以更加清醒地从本土文化出发理解蕴藏其中的内在精神。 东西方文化的冲击带来了彷徨，而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移民与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建构困境。新移民作家哈金就援引了大量来自奈保尔（V. S. Naipaul）的观念与作品，以此讨论移民与移民作家的身份困境与解决办法。 以奈保尔名作《两个世界》（Two Wor l ds）为例，作家直言作家的调查有局限性，文学创作与社会情境存在区别，“ My observations are merely that—my observations”，个人的观察仅仅是个人化的。同时，作家也强调了作品不能被当做严肃调查的依据，因为反映在作品中的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实际情况，同时作家在表述的过程中也有着自己的作法，所以难以确保客观，也无需客观。 “Every individual has his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and every writer has his own way of surviving and practi-cing his art. ”（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处境，每一位作家也有他自己对于艺术创造与实践的观念。）⑦ 就新移民小说的叙事内容而言，“去革命”或“去政治”的叙事立场要求作家在处理涉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小说内容中有意回避宏大叙事的影响，转而以某个个体的生命经历为主要内容，以此作为批评某种曾经作为主流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对此，陈思和认为“以中国乡土社会为内容的民间叙事模式显示了中国人对历史的认知，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作家对于历史拥有解释的权利，而不必完全按照官方正史的模式对记忆进行解读”⑧。实际上，在建构中国形象的异国情调时，新移民作家在表面上需要以某些具有超文本特点的符号对文本予以加工，实则在深层，作家需要理解艺术的生成机制，对作品中显露的中国形象进行重构。 讨论新移民作家意图建构的“中国情境”需要重新理解“国家形象”的概念，实际上就“国家形象”的表述而言，它是以文化为内容的，具有一定的历史⑦ Ha Jin, The Writer as Migrant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p28 .⑧ 陈思和：《‘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 当代作家评沦》2008年第6期。

性。身在文化交际的边界，新移民作家运用多重视角对叙述的众多对象进行描述，对“民族”与“历史”等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思考。综观海外华人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这一书写实践的真正意义在于以叙事的内容揭示中国社会的文化运行逻辑与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建构的途径与必然经历的命运。因此，本文中所指涉的“中国形象”是由作家在移民进入他者文化语境后以其他语言为媒介对中国情境进行建构的内容，它不仅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基因，还在回避宏大叙事的同时追问了移民作家的身份建构问题。 二、想象的复现：新移民作家对跨文化认同困境的突破 对故国的想象与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一直都是新移民作家研究中的关键命题，这一问题有别于美国其他的少数族裔文化研究主题，中国移民的书写中心往往是“中国”而非美国，这与欧洲移民以新世界为中心的书写方式并不一样。实际上，虽然同是少数族裔，华人族裔与非洲裔美国人在表现故国的生活经历与文化上有着较明显的区别。对于非洲裔美国人而言，移民他国的时间与其受到母文化的影响大小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同时，母国文化与移民国文化的相异性与其受到母文化的影响大小也呈现显著的相关性：简单来说，移民居住在美的时间越少，越可能表现出对母国文化强烈的亲和特征；母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相异性越大，则越可能表现出对于母文化的亲和。有些学者因此将作家对于母国的原乡记忆视为母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评价内容，具有原乡记忆的作者普遍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有较长的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文本中表现中国的方式主要以个人记忆的方式加以实现。 （一）“自我东方主义”：新移民作家的抵抗与创造 由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为代表人物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研究在理论层面对“东方主义”作出了内涵丰富的注解，认为主要存在三种“东方主义”的理论范式：第一是传统的二元论模式，这种观念在东方主义学术语境中有着较深的理论与实践传统；第二是现代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后殖民批评范式，这种理论在吸收了萨义德的主要观点之后又糅合了来自福柯、葛兰西等学者的观念，体现了“规训”的理论特征；第三是以“帝国研究”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以全球化为语境讨论包括哈特等学者的研究成果。⑨ ⑨ （美）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 著 ， 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绪论：第1 - 36 页

具体而言，传统东方语境中的“东方主义”主要从学术概念、历史与理论批评入手，对“20世纪的东方主义”进行详尽的分析，这一思想认为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相互对立并互为参照系，同时西方以东方为参照系建构出现代性。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与东方主义相对立的“反东方主义范式”也得以产生发展，对此萨义德认为如果将东方主义视为一种元叙事，那么东方主义就被描述为所有非西方文化的反对观念的总合。 新移民作家的文学实践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东方主义的思想讨论具体的问题。在当代“后东方主义”的学术语境中，二元论思维已经有了明显的理论转变，遵从多元化理念的理论模式成为主流，更多学者的观点从单纯的批判转向建设性的表达，整体研究从分数存在的状态解脱出来，呈现规范化的趋势。这一理论转变当然对新移民作家的文学实践有着直接的影响，处在东西方文化交际边界的新移民作家不免需要面对东方主义带来的观念成见，以及西方读者对东方社会的刻板印象，“这些观念层面的制约对作家的书写实践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 以新移民作家的小说作品为例，作家在展示中国情境的问题上需要综合考虑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态度变化，并以此方式改善作品的传播效果。 新移民作家在小说作品中对西方价值观念的取舍可以被认为具有典型意义。作为一种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普世价值究竟是否“普适”，在新移民作家的部分作品中这是理解其作品文学意义的关键。 以《自由生活》为例，新移民作家哈金在小说中以新世界为中心对普世价值进行分析，认为宣扬普世价值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实际上，这种观点在其他族裔的移民作家作品中也有明确的体现，以印度裔英籍作家V. S.奈保尔为例，他在《抵达之谜》等作品中也对“普世价值”进行了倡导，认为英国文化中的普世主义是一种更接近“文明”、更“先进”的文化。实际上，撇开普世主义的理论缺陷不谈，但就普世主义与东方社会的异质文明的关系而言，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可通约性。 新移民作家在作品中进行的尝试对于美华移民作家的文学实践有借鉴意义，作家在文本中突出表现了西方文化价值中可取的部分：一方面，新移民作家因为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文化上对中国的部分社会现实持不满态度，这种态度因为他者文化语境的“东方主义”而得到放大；另一方面，文本开始走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书写立场，进入以新世界为中心的文学书写，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作家的书写心态与文化身份的变化，还反映了新移民作家的观念与以往的移民作家相比存在了明显的区别。 以反抗的姿态吸收西方文化所长、补充母国文化不足的书写习惯，被认为是新移民作家进行“自我东方主义”建构的内容，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 因为意

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东方主义”，“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体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后殖民国家的话语生产要么“以一种反抗性的姿态进行‘反向书写’与历史重述”，要么“做出一种同谋性的‘迎合表达’与自我形塑”。⑩从观念上看，“自我东方主义”一方面承认东方主义研究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认为隐含在传统东方主义理论内部的是某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现代西方的学术语境中，东方主义理论不仅“探讨殖民话语，也探讨殖民话语理论或殖民话语分析”，还迎来了后殖民批评范式的理论纠缠。■在涉及中国问题的讨论上，“自我东方主义”也是一种具有规训功能的权利话语，并且建议在思考东方主义的问题上注意回避二元论模式的不足。 （二）褶子：作家对母国文化与他者文化的调和 新移民作家的跨文化认同是一个系列活动，新移民在移民和迁徙的过程中逐渐脱离母国的文化语境，进入他者文化的语境，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实现了重构。考虑到自我所具有的想象性特征，在进入他者文化的语境后，作家借助于他者的认同过程实现自我的客观化，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提供了补充性的主体建构作用。新移民作家在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层面体现了区别于传统移民作家的特点，他们在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跨文化与多元化的叙事主题上塑造了独特的艺术形象。实际上，追溯和研究移民作家的这一特点需要分析他们的作品，新移民小说文本所体现的新巴洛克美学风格在哲学层面呼应了德勒兹的“褶子”概念，并指向了某种与游牧论相关的美学思想。在讨论当代娱乐的学术作品中，新的媒介技术的应用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具文化意义的空间受到新媒体的影响而开始形成，这一空间因为在文化、经济与社会层面与传统的空间相互区别，富有新巴洛克美学复杂互联的特征，产生了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回响。 讨新移民作家及新移民小说作品中体现的跨文化认同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一”与“多”的命题在作家身份建构活动中的哲学指导意义。在德勒兹的代表作品《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中“褶子与巴洛克风格相互联系，‘一’与‘多’在对话中存在冲突，象征差异共处的‘褶子’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的象征”■。这一理论投射到新移民的创作活动上，即是指作家以微粒的形 ⑩ 刘耀辉、张璇：《姚明的阴影：“自我东方主义”的中国媒介话语生产——基于〈中国青年报＞对姚明的报道》，《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5期。 ■ 吴娱 玉 ：《中国问题对“东方主义”的挑战及其理 论 潜能》，《文艺争鸣》2018年第7期。 ■ 麦永雄：《全球化与数字化：赛博时代的新巴洛克美学——德勒兹哲学关键词研究》，曾繁仁主编：《文艺美学研究》第4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1- 92页。

态进入新的空间，从“一”的单纯环境中脱离，进入“多”的外部宇宙，在此过程中打褶与展开“褶子”也不仅仅只表现为物理意义上的拉紧——放松。这种身份建构的心态直接反应在文本上，并因此成就了文本具有的多元化与跨文化特征，文本也因此具有了后结构主义特色的“游牧”论美学的特点。 新移民作家所面临的跨文化认同的困境是不同文化的不可通约性使然，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困难，而这一困难无疑也在美学上影响了作品的表意功能。对于新移民作家而言，存在于记忆中的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与如今身处的文化语境存在明显的不同，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相异性。区别于中国当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再以模糊的集体的方式出现，而是有意回避宏大叙事的影响，人物更多时候以单数的形式出现，而这些重新成为个体的角色获得了个性，并在事实上构成了有别于过去在形式上整齐划一的“多”的整体。 因此，新移民作家的这种书写方式将象征性与现实性糅合一体，在身处他者文化语境的前提下重新审视异质文论的不可通约性，在新移民作家的书写实践中具有独创性。同时，新移民作家所使用的这种以“一”见“多”的书写方式还在事实上呼应了德勒兹等学者的哲学观念，小说作品在具有个体特征的叙事内容以装配性与碎片性在文学空间中强调了生命形态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三、记忆的重得：新移民作家进行跨文化认同的探索 处在文化交际边界的新移民作家都有着跨文化传播的使命，这要求作家承担起文化间对话的责任：一方面，作家在其创作的英语文学作品中建构的中国形象被视为原乡记忆的内容，在经历作家的加工后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借助作品的回译，移民作家还客观上推动了西方文化的引介。实际上，在具体作品的书写上，中国形象的表达需要借助作家对写作语言、作者身份与时代语境的理解，从宏观上理解制约中国形象表达的要素。 （一）原乡记忆的使用与作家的跨文化传播使命 原乡记忆，是研究新移民作家与新移民小说的重要内容，在新移民作家哈金、虹影与严歌苓的创作中，作家所擅长的“印象叙事”或“记忆叙事”都往往以个人记忆为素材，以当事人的身份描述一段来自经验的社会现实或历史。从概念上看，原乡记忆是指“母语为汉语，成年后移民到他国的华人写作者创作的英语文学作品及作品中传达的中国形象”。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历史的叙述方式受到文化认同的影响，作家以另一种文化的视角与眼光重新梳理个人经

验，原乡记忆同时还特别重视读者的因素。这种观点涉及了四个不同层面的要素，主要包括了语言形式、主题、作者与叙述者，这些要素一旦能够同时满足，这则作品就可以被认为属于自传的体裁。 身负跨文化对话之责的新移民作家受制于写作语言、时代语境与作者身份，在文学实践中既需要以传达中国形象的原乡记忆为内容，又需要缔造出符合西方读者期待的作品。对于新移民作家而言，原乡记忆的书写能够激起西方读者的好奇心，提升作品的传播效果。就小说的写作语言而言，新移民作家在创作前设计的目的往往由读者决定，目标读者的差异同时又影响了作者对中国形象的表达。在这些作家移民后，作品又以英文的方式呈现，中国情境成为客观上的异国情调与原乡记忆。就时代语境的制约来说，中国形象的表达往往摆脱不了东方主义的束缚，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读者对中国形象的表达更多时候需要作家以符合社会集体想象的方式进行创作，这样的创作不仅能够避免很多不利的书写障碍，还能在客观上促进传播。就作者身份的制约而言，作家在文化交际边界进行对话时需要突破来自种族、族裔与性别的约束。在美华移民作家的创作活动中，作家所携带的种族与族裔的元素在客观上束缚了创作活动，主要的作品一度以中国为书写中心，创作出迎合西方读者期待的作品。 “原乡记忆”的呈现具体可以在新移民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展示中看到实例。实际上，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讨论中国是移民作家擅长使用的叙事方式，新移民作家的文学书写中不乏指涉过文革历史的叙事内容，其中一些作品在西方的传播环境中产生了独特的文化影响，成为一种具有示范性的文化样本。在形象学的研究学者巴柔看来，中国形象的传达需要辨别形象的真伪，作家以真实与虚构的方式建构中国情境，这种言说方式往往需要区分“言说自我”与“言说他者”，二者在立场上的差异造成了文本内部各种叙事内容的比例，同时这也是作者对相异性所持有的态度。■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小说作品建构的“中国形象”仅仅是一块毛玻璃，考虑到书写者对待中国形象的方式往往有其特异性，许多标榜“真相”的展示也并不纯粹。 在凌肯所著的《天谴—— 个中国青年的手记》（TheRevenge of Heaven：Journal of a YoungChinese）中，作家就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时代背景，以有关“文革”的几个故事交代了红卫兵运动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 同时，海外华人作家在进行文革叙事时不免涉及写作语言等问题，严歌苓在其长篇小说《人寰》 ■ 李勇：《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形象学中形象概念的内涵新探》，《大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中所使用的文学语言就包含了一种不精确的表达，当然使用外语进行创作主要反映“另一种语言含有另一种人格，验证了讲英文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人”■。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作家在移民进入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就得以使用他者文化的叙事视角，“原乡记忆”这一原本属于母国的文化内容也因此被陌生化，从学术评价上看这种艺术效果的表现是新移民小说书写中最让学者感兴趣的部分。 新移民作家哈金在短篇小说《十年》（“A Decade”）中就对改革开放前的大连进行了描写，故事保持了作家一贯为之的微观叙事风格，以个体的命运为叙事中心讨论了特定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ultura l Revolution a teenage boy together withh is classmates paraded their teacher , an old man , through the streets . The boykicked the teacher hard and broke his ribs . For the following years he was fullof remorse and tried to make up for what he had done . Then the teacher fell ill ,and the boy , a young man now , looked after him for five months u ntil the oldman died with gra titude . ” 编者译：文革刚开始，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和他的同学一起在街上押解着他们一位年老的男老师游街示众。 那个少年不仅踢了老师，还打断了他的肋骨。 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少年充满悔意并试图弥补他的所作所为。在老师生病后，这个男孩连续照顾了他五个月，直到这位老人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爲改革開放前的重要歷史事件，“文革”也出現在其他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中，潛在的讀者群體以其獨特的閱讀偏好制約了作家文學書寫的自由度，同時因爲語言的制約，這些叙事內容對“眞相”的表達和追求都陷入修辭的困局，相對于母語創作的同類型作品處于表達的劣勢地位。 在小說文本中，新移民作家對歷史事件的解讀傾向于將其布置爲一種裝飾性的、比喻性的景觀，僅僅將其情境寓言化，使得其爲一種具有東方异域色彩的歷史事實。 因此，“原先記憶”的建構與書寫一方面需要考慮到作家受到了多重壓力的影響，另一方面作家還需要觀照小說的跨文化傳播使命，理解讀者的閱讀需求。 沈杏培、姜瑜認爲：“海外華人作家在西方主流文化的排擠之下尤爲珍視母國文化和自身的文化身份，這一文學心態旣爲新移民作家帶來表達上的復雜性，又在價値層面制造較大的不確定性，最終影響着作家的文革叙事效果。”■■ 令存：《作为学科史命题的“文革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 Ha Jin, Under the Red Flag Stories ,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7 , p95. ■ 沈否培、姜瑜：《代际差异与新时期作家的文革叙事分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2期。就■■

新移民作家在小說作品中的文學實踐而言，作家在歷史視野的建構上不僅保留了嚴肅的態度，還以一個穩定的價値支點指向“原鄕記憶”中的歷史事件，同時還指向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基于歷史而重構的社會理性與歷史認知。 因此，在新移民作家的書寫實踐中作家對“原鄕記憶”的多重解釋一方面簡化了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的歷史，另一方面減少了對這種叙事模式與文學表達的糾纏。 （二）小说的跨文化书写与作家的跨文化认同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前往海外的新移民作家则以独特的跨文化特征吸引了读者的注意：漂泊在海外的移民作家总处于无“家”的状态，这种状态一面成为移民作家文学书写的重要启迪，一面又成为他们在异国求存的主要驱力。在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中，“家”的问题象征着移民如何看待过去，作家在异国文化的语境中以一种文化嫁接的方式阐述了移民生活的共同问题，讨论了新移民作家共同的遭遇，并以此说明“家”对新移民作家的文化意义。 移民跨越国界后的散居形式多样，罗宾·科亨在其专著《全球离散引论》中将其归纳为五种：首先是受害者离散，主( Globa l Diasporas : A n Introduction )要以受到奴隶贸易影响的非洲裔离散与遭到战争屠杀影响的亚美尼亚离散等为代表；其次是无产阶级离散，这种情况下的移民往往因为劳务关系产生迁移，包括在殖民地时期工作于英法种植园的印度契约工等；再者是包括今天技术移民在内的贸易离散，这种移民方式往往发生在商人群体和知识分子中间；最后还包括文化离散与全球化时代的离散等两种方式，这些离散方式往往从宏观的角度讨论移民群体的社会身份问题。■ 从第三世界移民至西方的作家都面临近乎相同的麻烦，即作家需要在写作中实现对个人文化身份的思考，并在他者文化语境中选择新的角度审视文化的杂糅。研究者需要将跨文化认同定义为一种文化认同的拓展，这种认同的眼神不仅能够体现交际双方整合不同文化的能力，还能在理解认同的个体化与普遍化的基础上正确看待认同的互动与联合。后殖民时代的流散现象引发了作家关于自身文化身份、话语权利的思考，似乎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新移民小说的跨文化传播首先需要依托“原乡记忆”的恢复获得他者文化的好奇，随后还需要打破这种粗糙的文化猎奇，进入对人类共同问题进行思考的新的书写境地。 对原乡记忆的夸张描写有其事实根源，作家为了让作品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需要延续东方主义对中国形象的建构，长期以来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印象还留在旧时的历史记忆，这种将中国旧貌与当代西方并置的局面也影响了美华作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CL Press, 1997 , pp. 128 - 131.■

家的写作。在新的时期中，这一受到传统东方语境中的“东方主义”影响的话语体系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因为引介了新移民作家对于中国政治生活的描写后，某些偏见得到了强化。例如在小说《复活》中作家哈金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鲁汉与其小姨子通奸，被村干部勒令写检讨，鲁汉在表示无力完成后选择流浪，并以阉割自己的方式实现了“复活”。这一叙事内容将男性在生理与精神上表现的无能归因于意识形态的压制，并以“阉割”暗喻结扎等计划生育技术。 随着后殖民批评话语体系的建设参与了新移民作家的文学书写，作家的书写观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原乡记忆的内容开始慢慢隐退，书写重心转向人类共同的问题。V. S.奈保尔在作品中就放弃了对于自身印度裔文化身份的无效诘问，转而表达出的对英国普世主义的青睐，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作家的跨文化认同，还反映在他对于非洲、印度和中美洲文化的态度上，作家对于他者文化的消极态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殖民主义倾向。 总体而言，新移民作家的跨文化写作在文学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参与新的文化心理建构，借助其多元性、丰富性的特点实现了跨层级的跨文化对话与互动。跨文化的叙事方式对于作家更好地还原中国乡土社会生态也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这种写作方式帮助了新移民作家梳理了来自母国与移民国两种文化取向的集体记忆，补充了小说叙事内容中应体现出来的现代性意识”■。多重的文化体验扩充了作家的写作视野，这种跨文化的书写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对于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叙事主题的把握。 ■ 肖画：《移植·往返·游离：纽约华文书写里的中华文化与生命情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2 0 1 9 年 第 2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 總 第 2 4 期 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Issue 2 4论 《 孝 经 ·谏 争 章 》 非 孟 子 、荀 子 弟 子 作 凌俊峰 * 《谏争章》是《孝经》中间专门谈论为臣者、为子者是否可以对君父提出谏诤问题的章节，这一章明确提出，为人子，为人臣者可以且应当为君父进谏，是《孝经》中极其可贵的部分。有许多学者通过谏诤问题分析《孝经》的成书与学派归属问题。 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孝经》所见理论主张有与曾子思想互相抵牾的地方，曾子虽然主张对父母谏言，但是却控制在“达善而不敢争辩”的阶段，而《孝经》中的谏諍思想不可能是孔子、曾子一辈学者具备的，它是战国时期社会迅速发展的结果，最早只能在曾子弟子一辈学者那里出现。①又有专家认为这段文字与《荀子·子道》篇的“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焉，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孝子之不从命者有三”的观点基本一致，与传统上孔子、曾子的观点大不相同。②有专家提出孔子认为尽孝当以理性为基础，以义或不义作为顺从与否的标准。在谏諍问题上，《孝经》较曾子明显不同。③有专家认为，《孝经》的谏诤思想，与“几谏”、“子为父隐”的思想有一定矛盾。④ 我们认为，《孝经·谏諍章》基本延续了孔子与曾子谏诤的思想态度与理路，其原因如下。 一、孔曾诸子所见规劝君父之态度 孔子对谏諍的态度，见乎《论语》： 凌俊峰：安徽建筑大学教师。① 张涛：《〈孝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中f国史研究》1996年第1 期② 黄中业：《〈孝经〉的作者、成书 年代及其流传》，《史学集 刊》1992年第9期③ 刘红霞：《曾子及其学派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84 页④ 侯希文：《〈孝经＞作者考》， 西北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01年。*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⑤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⑥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⑦ 孔子很少称赞人有“仁”的品质，却许此三人为仁，尤其对比干的强谏而死而赞扬。朱熹对此解释道：“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于至诚恻怛之意，故不咈乎爱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此为的论。 故可再反思孔子的“谏诤”之道。首先孔子赞成了劝谏父母之道，只是在具体的情况里强调方法与度。当真正需要的时候，强力的谏诤之道也被认为是仁人所为，当不可以归结到“战国时期社会进步”的因素，张涛先生之论并未及此。 关于曾子的谏诤思想，仅举有代表性的一两条：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 任善，不敢臣三德。■ “单居离问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 爱而敬。 父母 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 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辨；争辨者，作乱之所 由兴也。”⑨ 曾子事父母、事君之道，同样主张谏言，所谓“以正致谏”，在具体的方法策略上，又强调“微谏不倦”、“谏而不逆”、“达善而不敢争辩”，并不破坏人伦和谐关系。 周海生先生亦认为：曾子事父母之谏，临事多有变通、巧变，以化解“从”与“谏”矛盾之对立，以父母之忧乐为忧乐，以寻求维护血缘亲情和家内秩序的平衡与化解之道。笔者完全赞同这一点。⑩ 二、《孝经》所见谏诤之道 《孝经·谏争章》因版本不同，章名“谏诤”之字有所不同。根据《孝经注疏》的校勘记：《白虎通》引《孝经》谓之“谏诤”，石台本、唐石经、岳本谓之“谏争”。 《孝经》正义其后经文皆写作“争”，故整理者以为“诤”实为“争”字。从⑤ 《论语·公冶长》。，⑥ 朱熹：《四书 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3 页 。⑦ 《论语·宪问》。⑧ 《大戴礼记·曾子本孝》。⑨ 《大戴礼记己·曾子事父母》。⑩ 周海生：《亲情与恩义：沦荀子孝道观的价值维度》，《孔子研究》2017年第4期。

《说文》看，许慎解释“诤”为“止也”■，段注谓：“经传通作争”■。至少段注认为，“诤”和“争”通用，没有区别。“争”字，《说文》谓之：“引也”■，以此看难解。而段注谓之：“凡言争者，皆谓引之使归于己。”■以此角度可以解释“谏争”，即向君上进言，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目的。 以此看亦可将《孝经》之“谏争”理解为“谏”。君主有过，为臣者提供谏言，提供改正过失的思路，使其归之于正，而非“从（君）父之命”，以顺从的态度放纵过失。在移孝于忠的背景下，《孝经》里面说“孝”，同样指向“忠”的态度。事父之道，其实也暗指事君之道。 《谏争章》更加具体，指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人与父亲，都当有人向他进言，面对失误时，有人劝导他归之于正。窃以为这是《孝经·谏争章》的本义，它只谈论抽象原则，不涉及劝谏方法的问题，更没有讨论到劝谏后果以及应对策略，和“达善而不敢争辩”、“事父母几谏”的孔曾思想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冲突。 此观点同样有旁证。 《孝经·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孝经注疏》谓：“进见于君则思尽忠节，君有过失则思补益。君有美善则顺而行之，君有过恶则正而止之。下以忠事上，上以义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亲。”■此说甚是。 《孝经》的谏诤之道，是要维护和实现君臣之间的和谐与亲爱的。从这个角度看，《孝经》在谏诤之道上的确延续了孔子、曾子一系的基本看法。 三、关于《孝经》为孟子弟子、荀子弟子所作的驳论 或有学者认为，《孝经》系孟子弟子所作。■若仅从谏诤思想的角度说，笔者认为难找到合适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在《孟子》中，虽然多处可见君臣应该谏言的内容，却在《孟子·离娄上》中他又明确表示反对父子之间相互“责善”。 孟子因为不愿意出现父子之间因为相互进谏而导致关系破裂的现象，反对父子之间“责善”。但是“责善”似乎又有度和具体的指向。朱熹对此解释道：“夷，伤也。教子者本为爱其子也，继之以怒，则反伤其子矣。父既伤其子，子之心又责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则是子又伤其父 ■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 ，2013年，第48 页。 ■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5 页。 ■ 许慎：《说文解字》，第79 页 。 ■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160 页 ■ 金良年整理：《孝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 页 。 ■ 此材料获得于《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第 170 页。 代表学者有清代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 记》局

也。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为教。责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争子，何也？所谓争者，非责善也，当不义而争之而已矣。父之于子也如何？ 曰，当不义，则亦戒之而已矣。’”■王氏，当为王安石父子中的一位。孟子认为，匡章是因为父子之间责善、相谏而破坏了和谐的氛围，从而不能继续相处，匡章本心中没有不敬父亲的想法，朱子认为孟子虽然不认同匡章的做法，却又同情匡章的处境，不与之绝。仅仅通过朱熹的阐释，或许会有所失。焦循亦阐发此意：“父子之亲，相责离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义也。”■理学家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有新的阐释与想法，但站在维护孟子“亚圣”地位的角度上迂曲求解，将责善和谏诤当作两事，似无必要。 孟子提出“古者易子而教”，似为虚指，先秦诸子为了给自己立论，的确会有重新构建历史的习惯。孟子体会到了父子之间相互谏诤、责善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即父子失欢，甚至反目，为了解决这一大问题，孟子提出“易子而教”，既不伤害父子之恩，又能教育子弟成就德行。“易子而教”的目的，同样是维护父子之间和谐亲近的关系，以此看，孟子又继承、发展了孔子、曾子主张父子和谐的思想因素。 有学者认为，《孝经》中的谏诤思想和《荀子》中思想一致。■《荀子》中间关于事君事父的内容甚多，总结起来笔者认为有这些特点。首先，荀子继承了孔子以降儒家主张谏诤、赞赏谏诤的态度。他认为“从道不从君”，反对那些不分辨具体情况就服从君父的做法。其次，谏诤之道上可以保社稷国家，下可以守护一个人完美的德行，使被谏诤者“不行无礼”、“不为无义”。从这些内容看的话，《荀子》与《孝经》并没有什么区别。 《荀子》有不一样的新因素存在。相比起孔曾所说“几谏”、“谏而不逆”，荀子考虑到了对君父进谏失败可能产生的恶果，并指出了相对应的处理方案。 “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 《荀子·臣道》里的这些文献说明，首先荀子对“谏诤”的定义不同于孔、曾。 比起孔子、曾子那些强调父子君臣和谐关系的谏诤之道，荀子显得更加激■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84 页（清）焦循： 《 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24页。■ 黄中业：《〈孝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流传》，《史学集 刊》1992年第9期。■ 《荀子·臣道》。■

烈，在君主做出可能危害国家社稷的事情时，只要进言不被接受，就可以辞官离去，此之谓“谏”。若进言不被采用，就以死相争，或用各种手段抗君之命，此之谓“争”。谏诤之道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已经变成强硬的、公开化的斗争，已经与我们一开始为“谏诤”做下的定义有不同的旨趣。这是新思想、新背景导致概念问题的变化，当仔细分析。 周海生先生指出：儒家孝道经过荀子改造之后，人伦的血亲色彩逐渐被淡化，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荀子以是否符合道义为衡量孝道的最高标准，将孝从“顺亲”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为孝道践行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此为的论。 《孝经》中的谏諍思想显然没有展现出这种理论考量，甚至连同样为战国大儒的孟子也没有“以死相谏”的主张。孟子所赞成的谏诤之道，是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没有指出人臣应该以死相谏，而是在反复进言不听的情况下，为臣者还要考虑自己在国中身份，异姓大臣可以辞官离去。 结论 只从谏诤角度来看，《孝经》基本继承了孔子、曾子一系以来的谏诤态度，与孟子、荀子这些战国中后期的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孝经》延续了孔子与曾子的谏争思想。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将先秦时期学术流传、学派变迁导致思想变迁的问题加入考虑之中。我们并不排除学者之间在谏诤问题上择善而从，学术取向各有变化的可能。■ 周海生：《亲情与恩义：论荀子孝道观的价值维度》，《孔子研究》2017年第4期。，■ 《孟子·万章下》。

20 19 年 第 2 期 總 第 24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Issue 24楚國桑丘地望考孫曉磊 楚聲王五年（前403），由晉而出的韓、趙、魏三家列為諸侯，其勢方盛，作為新興諸侯，在自身建設的同時，三家聯合而向更南的中原地區開拓。 當時，楚已北上奪取不少鄭國的土地，迫近韓、魏，因而引發了三晉與楚的衝突。 楚悼王（前401—前381在位）早期，三晉亦多次壓迫楚之北境，戰爭的目的主要是爭奪三晉與楚之間鄭、宋的土地。 今據《史記 ·楚世家》、《六國年表》諸篇所載：楚悼王二年（前400），三晉與楚戰於桑丘；三年，楚迫於三晉的壓力，將之前所奪取的鄭地榆關歸還於鄭，因為榆關是溝通南北的重要關塞，故成為三晉與楚爭奪的目標；四年，楚伐周，又伐鄭，敗鄭師，圍鄭；九年，楚師伐韓，取負黍；十一年，韓、魏、趙伐楚，敗楚師於大梁、榆關，從此大梁歸魏所有。 至此，楚北向與三晉爭地的策略遭受重創。 此後，楚悼王使吳起相楚，變法圖強，於是南平百越，北併陳、蔡，卻三晉。 然而，楚悼王二年，三晉與楚戰於“桑丘”，又有寫作“乘丘”者，關於此異文及其具體的地望，目前，學界的看法尚有較大的分歧。 我們利用出土的葛陵簡“丘”一名，證明此地即是傳世文獻中的楚地“桑丘”，在汝水沿岸新蔡至上蔡一帶。一、“桑丘”異文疑義 今本《史記 ‧楚世家》在記載楚悼王二年晉、楚之戰時，其言曰： （周安王二年）（楚）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①又考《六國年表》曰：“（楚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乘丘。”②篇末校勘記曰： 乘丘，原作“桑丘”。 梁玉繩《志疑》卷九：“桑丘乃燕地，楚肅王元年齊 伐燕取桑丘可證，楚安得有桑丘之地乎？ 當依《世家》作‘乘丘’。”按：本書 孫曉磊：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博士後。① （漢）司馬遷：《史記》卷四〇，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073頁②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五，第860頁。**

卷四〇《楚世家》：“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正義》：“《年表》 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今據改。③是知《六國年表》原作“桑丘”，而唐初張守節所見《史》本《六國年表》則作“乘丘”，與《楚世家》同，張守節認為當以《楚世家》為是，今本從之。 那麼，桑丘、乘丘，當以何者為是呢？ 桑丘，燕地，在燕之南境，後為齊所侵，故屬齊。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曰：“（桓公午五年）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④張守節《正義》曰： 《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爾時齊伐燕桑丘， 魏、趙來救之。 《魏》、《趙世家》並云“伐齊，至桑丘”，皆是易州。⑤《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中山靖王衆子之封國，其一在“桑丘，⑥，亦即此。 乘丘，魯地。 《漢書‧地理志上》泰山郡有“乘丘”之地，⑦《史記 ‧楚世家》三晉“至乘丘而還”，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曰： 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⑧《宋微子世家》湣公十年（前682）夏“宋伐魯，戰於乘丘”，裴駰《集解》引杜預曰：“乘丘，魯地。”⑨莊公十年（前684）《穀梁傳》“公敗宋師於乘丘”，範寧曰：“乘丘，魯地。”⑩是其證。 魏、韓、趙伐楚，必不能至燕境之桑丘，而魯為楚所滅，魯地盡歸楚所有，故世人多認為此次晉、楚交戰當在魯地之乘丘。 《（嘉慶）大清一統志 ·兗州府》“乘丘故城”條曰： 乘丘，魯地。 漢置縣，屬泰山郡。 武帝封中山靖王子將夜為侯國。 後 漢省。 《水經注》“洸水逕泰山郡乘丘縣故城東”，《括地志》“故城在瑕丘縣 西北三十五里”，《通鑑》周安王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胡三省注： “桑丘，《史記‧楚世家》作‘乘丘’。”即今兗州之瑕丘縣也。 按：張守節《正 義》引《括地志》辨桑丘在易州，不在泰山，竊思魯地入楚，三國伐楚而至桑 丘，其為乘丘無疑。■ ③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五，第912頁。 ④ （漢）司馬遷：《史記》卷四六．第2288頁。 ⑤ （漢）司馬遷：《史記》卷四六，第2288頁。 ⑥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一，第1308頁。 ⑦ （漢》班固：《漢書》卷二八上，北京：中華 局，1962年，第1582頁。 ⑧ （漢）司馬遷：《史記》卷四〇，第2073頁。 ⑨ （漢）司馬遷：《史記》卷三八，第1962頁。 ⑩ （晉）範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五，（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83頁。 ■ （清）穆彰阿、潘錫恩等：《（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一六六，《續修四庫全書》第6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2002年，第3300 頁。

清人梁玉繩所見本《史記‧六國年表》作“（楚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桑丘”，梁氏辨曰： 桑丘乃燕地，楚肅王元年齊伐燕取桑丘可證，楚安得有桑丘之地乎？ 當依《世家》作“乘丘”。 蓋楚取之於，魯耳。 “乘”與“桑”，形近致譌。 但《世 家》《正義》曰：“《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 中。”今本《年表》無《正義》，當是傳寫脫失。 然所引《年表》與今本不同，而 反以“乘丘”為誤，亦不可解，得毋譌“桑”作“乘”耶？■前揭中華書局修訂本即據梁氏此說將《六國年表》“桑丘”校作“乘丘”。 今人張大可、丁德科兩人的《史記通解》即以《楚世家》三晉“至乘丘而還”地“在今山東兗州市境內”■ ，武家璧亦採信兗州境之“乘丘”說，據以考察新蔡葛陵楚簡中楚王的紀年行事。■ 前言楚悼王早期，三晉與楚屢次爭奪交境之鄭、宋的土地，故徐少華對張守節“乘丘”一地在兗州境內之說進行了駁正，他說： 從當時鄭、宋未滅，韓初都陽翟，三晉與楚之爭奪主要集中於穎、汝上 游地區的形勢分析，“乘丘”似應在穎水上游或汝、穎之間。■ 當然，亦有認為作“乘丘”字為誤者。 考《資治通鑑 ‧周紀一》載此曰： （周安王）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是知《通鑑》作“桑丘”，此說為呂祖謙所採，《大事記》嘗載此次晉、楚之戰，言曰： （周安王二年、楚悼王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 《通鑑》。■呂祖謙撰寫《大事記》雖徵引《史記》甚夥，但非一味抄錄，而是多有考訂，所依據者即《春秋》、《左傳》、《漢書》、《通鑑》等書。 呂氏當然見到了《史記》“乘丘”之文，其《大事記解題》周安王二年（前400）“桑丘”條嘗載《史記》之異文曰：“《世家》作‘乘丘’。”■是其證。 呂祖謙棄《史》文不用，這是他有所考訂的結果。 呂祖謙為了編寫《大事記》，曾廣參眾書，校訂異文，考辨史實，其功績就在於“參訂諸書異同，使之歸一”■，尤其是此書的考訂“於名義、地理為詳”■ ，朱熹 ■ （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九，賀次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03頁。 ■ 張大可、丁德科：《史記通解》，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754頁。 ■ 武家壁：《葛陵楚簡的曆朔斷年與紀年事件》，《楚文化研究論集》第10 輯，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11年，第139—158頁。 ■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16頁。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2頁。 ■ （宋）呂祖謙：《大事記》卷二，《呂祖謙全集》第8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頁。 ■ （宋）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卷二，《呂祖謙全集》第8冊，第278頁。 ■ （宋）黃震：《黃氏日鈔》卷五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7頁。 ■ （宋）黃震：《黃氏日鈔》卷五四，《文淵閣 四庫全書》第708冊，第384頁。

《答詹帥書》嘗讚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 呂祖謙的考訂，當有一定的信服度。 呂祖謙之後，胡三省亦認為當作“桑丘”字，前揭《資治通鑑 ‧周紀一》周安王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胡三省注曰： 《水經注》：“澺水自葛陂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汝水；又 東南逕下桑里左迆為橫塘陂。”《史記》作“乘丘”，《正義》曰：“《地理志》 （當是《括地志》——引者注），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 當 從之。”■又考《資治通鑑 ‧周紀一》周安王二十二年（前420）“齊伐燕，取桑丘。 魏、韓、趙伐齊，至桑丘”，胡三省注曰： 此桑丘，非二年所書楚之桑丘。 《括地志》曰：“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 易州遂城縣。”蓋燕之南界也。■胡氏雖是言“桑丘”之大致方位，但認為此乃楚地，是與燕地同名。 近人楊寬，今人宋華強、周書燦諸人皆從胡氏此說。■ 上述三說，當以何者為是呢？ 傳世文獻無楚地有“桑丘”的明文，所以胡三省只能言“桑丘”的大致方位，且無法得到證明，使其解釋的信服度大打折扣，故修訂本《史記》仍採信魯地“乘丘”之說。 魯被楚滅，其地盡歸楚所有，似乎當以魯地乘丘為是。 今考《史記 ‧魯周公世家》曰：“（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 頃公亡，遷於下邑（當作‘卞邑’——引者注），為家人，魯絕祀。”■《六國年表》曰：“（楚考烈王十四年）楚滅魯，頃公遷卞，為家人，絕祀。”■楚考烈王十四年、魯頃公二十四年，當公元前249 年，而楚悼王二年乃公元前400 年，是知彼時魯尚未為楚所滅，乘丘尚非楚地，故三晉與楚交戰必不得在魯地乘丘。 二、楚國“桑丘”地望考實新蔡葛陵楚簡，簡文有云： ■於■（喪）丘、桐集，二■?。（甲三：325—1） ■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七，《朱子全書》，上海/ 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敎育出版社，2002年，第1204頁。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第22頁。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第32頁。 ■ 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7頁；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60頁；周 燦：《七雄並立：戰國前期的“國際”格局》，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0頁。■ （漢）司馬遷：《史記》卷三三，第1869頁。■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五，第899頁。

?於■（喪）丘、無與?。 ?二■， 禱二?。（甲三：357、359 ＋甲三： 358） 甸尹宋之述，■於上■I ?。（甲三：400） ■葛陵簡時間的下限正在楚悼王元年（前401）至七年（前395）之間，■簡文中的“■”、“■”二字同，■整理人員又將其寫作通行之“喪”。 考《漢書 ·五行志中之下》曰：“桑猶喪也。”■《儀禮 ‧士喪禮》鄭玄注：“桑之為言喪也。”■《齊民要術·種桑柘》曰：“桑言喪也。”■黃德寬《古文字譜系疏證》說：“桑，象桑木之形。秦文字‘桑’之枝葉或與樹干脫節，小篆遂誤作‘叒’形。”■又說：“桑，象桑樹之形。 加注分化符號‘□’分化出‘喪’字，表喪亡義。”■故知“桑”即“喪”，學界普遍將“■”、“■”二字又寫作通行之“桑”，■甚確。 葛陵簡地名“■丘”、“上■丘”，亦即桑丘、上桑丘。 古代地名冠以“上”、“下”字甚多，如“蔡（上蔡）”與“下蔡”、“鄀（上鄀）”與“下鄀”，而此簡之“上桑丘”與“桑丘”亦是一例。 前揭《資治通鑑》胡三省引《水經注》提到了“新蔡”、“下桑里”、“葛陂”三地，此信息頗為重要。 新蔡葛陵簡乃楚墓所出，■墓主為平夜君，“桑丘”一地出現在葛陵祭禱文書簡中，是其地當在平夜君封域之內，故距新蔡必不遠。■ 今考成公六年《左傳》“禦諸桑隧”，杜預注曰：“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曰：“桑隧，上蔡地。”■是知楚地汝水沿岸之上蔡、新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98 、200 、201頁。 ■ 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第134頁。 ■ 張新俊、張勝波：《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第110 頁。 ■ （漢）班固：《漢書》卷二七中之下，第1410頁。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三五，《十三經注疏》，第1130 頁。 ■ （北魏）賈思勰撰、石聲漢校釋：《齊民要術今釋》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97頁。 ■ 黃德寬：《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923頁。 ■ 黃德寬：《古文字譜系疏證》，第1926頁。 ■ 例如賈連敏：《新蔡葛陵楚簡中的祭禱文書》，《華夏考古》2004年第3期；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第359頁；陳絜：《試論葛陵楚簡“丘”的性質與規模》，《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頁。 ■ 葛陵與葛陂相去不遠，參見（清）顧炎武：《肇域志》，譚其骧、王文楚等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41頁。 ■ 前揭諸簡文云“■於■丘”、“■於上■丘”，■即刏，謂以刀刺割犧牲，用其血涂祭，即古書所謂的釁禮，簡文為釁社祭禱的記錄（劉釗：《釋新蔡葛陵楚簡中的“■”字》，簡帛研究網站論文，2003年12 月；于成龍：《釋■——新蔡楚簡中的釁禮》，《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賈連敏稱之為“祭禱文書”（賈連敏：《新蔡葛陵楚簡中的祭禱文書》，《華夏考古》2004年第3期），大西克也、廣瀨薰雄兩人則進一步認為葛陵簡中的祭禱文書當是平夜附近的人們為祈求平夜君病愈而進行的祭禱記錄（大西克也：《試論新蔡楚簡的“述（遂）”字》，《古文字研究》第26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71頁及第274頁注釋18）。■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六，《十三經注疏》，第1903頁■ （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卷二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76冊，第250頁。

蔡一帶有“桑隧”、“桑里”、“桑丘”，又有“下桑里”、“上桑丘”。 新蔡葛陵簡以“述（遂）”為名者二十處，以“里”為名者二十二處，■同時又有“桑丘”、“上桑丘”之稱，故知《左傳》、《水經注》之“桑隧”、“桑里”、“下桑里”，與新蔡葛陵簡之“桑丘”、“上桑丘”，當非同地。 韓兆琦《史記箋證》曾釋《楚世家》三晉“至乘丘而還”說：“乘丘，楚邑名，故城在今山東兗州西。 攏川（攏川資言——引者注）曰：‘《年表》，乘丘作桑丘。’按：《通鑑》胡三省注引《水經 ‧汝水注》稱新蔡縣東南有‘下桑里’，或即桑丘。”■韓氏認為此次晉、楚交戰在兗州境，已誤，而胡三省注乃是引《水經注》“下桑里”以明“桑丘”之大致方位。 新蔡葛陵簡文中以“述（遂）”、“里”、“丘”為名者甚多，簡文稱“桑丘”、“上桑丘”，而不以“述（遂）”、“里”稱之者，是其地與傳世文獻中的“桑隧”、“桑里”、“下桑里”必非同地。 隧、里、丘，今考三者之關係：《周禮 ·地官 ‧遂人》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鄼，五鄼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遂，亦即“隧”，襄公九年《左傳》“令隧正納郊保”，杜預注曰：“隧正，官名也。 五縣為隧。”■《周禮 ‧地官‧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莊子 ·則陽》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經典釋文》引李氏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古者鄰里井邑，士風不同，猶今鄕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郭慶藩則云：“古者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鄕閭丘里，風俗不同。”■《周禮》這種整齊劃一的記載，頗有儒家理想化的成份，史實無疑要複雜得多。 春秋戰國之時，諸侯國皆有各自的政權基層組織及軍賦基本單位，勢必不能齊同劃一，遂、丘、里在地域上有國別性的差異，在時間上有共時、歷時性的差異，這是一個値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新蔡葛陵楚簡“述（遂）”、“里”、“丘”三者的內涵，與傳世文獻中的記載不同，今天的學者已進行了初步的探討。 賈連敏指出：“（葛陵）楚簡文中的‘述（遂）’可能是官吏或貴族的採邑。”■大西克也進一步推測道：“楚國官員的俸邑 ■ 新蔡葛陵簡文“述”讀為《周禮》中的地理名詞“遂”（大西克也：《試論新蔡楚簡的“述（遂）”字》，《古文字研究》第26輯，第270頁；賈連敏：《新蔡葛陵楚簡中的祭禱文書》《華夏考古》20 4年第3期）。 葛陵簡“述（遂）”、“里”數目的統計，依據賈連敏之文。 ■ 韓兆琦：《史記箋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56頁。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一五，《十三經注疏》，第740頁。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三〇，《十三經注疏》，第1940頁。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一一，《十三經注疏》，第711頁。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卷八下，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902頁。 ■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51頁。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卷八下，王孝魚點校，第901頁。 ■ 賈連敏：《新蔡葛陵楚簡中的祭禱文書》，《華夏考古》2《044年第3期。

按遠近分稱，在楚都附近的稱‘州’（見《包山楚簡》——引者注），離楚都遠的稱‘述（遂）’。”■陳絜說：“（葛陵簡）以‘某丘’為名者，均屬具體聚落之專名。”■又說：“新蔡簡中的‘丘’與‘里’的區別主要體現在空間分佈上，即‘里’為城內社區，而那些以‘某丘’為名者，則更像是鄙屬之邑，大概是指散佈於城市之外的廣大農村自然聚落。 因為古人原本多依水傍丘而居，故以‘某丘’作為聚落之名。”■聊備一說。 《淮南子 ·本經篇》有云“積壤而丘處”■ ，如此，則“桑丘”當是楚人旁居汝水在平地上積壤丘處以避水患而形成的聚落，其範圍必不甚大，故傳世文獻鮮有明文以記載其具體方位者。 新蔡葛陵祭禱文書簡中共出現了多達十八處以“某丘”、“某之丘”為名的“丘”，■其地亦當多在新蔡附近，故知汝水沿岸的楚人“積壤而丘處”，恐是其時、其地之人構建聚落的普遍方法。 楚悼王二年魯尚未滅，晉、楚相爭必不能至魯境之乘丘，故《楚世家》作“乘丘”乃誤文，《六國年表》、《通鑑》作“桑丘”不誤，此是楚地，在汝水沿岸之新蔡、上蔡一帶，不得以燕地易州之桑丘視之。三、餘論 今考《史記 ‧楚世家》三晉“至乘丘而還”，張守節《正義》曰： 《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 《括地 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但今本《六國年表》無《正義》之文，是知今本有脫文也。 今本《六國年表》雖佚失《正義》之文，然其必是以燕地解《六國年表》“桑丘”所在，此乃絕無有之事，故張守節誤認為當是在魯地“乘丘”，亦因此之故，前揭胡三省注引張守節《正義》之說時，始有“當從之”三字。 《六國年表》原是作“桑丘”，但修訂本卻改作“乘丘”，此是誤校。 《六國年表》作“桑丘”，故張守節《正義》於《楚世家》“乘丘”字下出列《六國年表》異文，認為當以《楚世家》“乘丘”字為是，故引《括地志》辨“乘丘”在兗州境，始有按語“是也”兩字。 今本《楚世家》《正義》引《六國年表》作“乘丘”，則與《楚世家》同，此乃後人妄改，張文虎嘗辨《正義》引《六國年表》“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曰：“《表》無‘公子’二字，‘乘’作‘桑’，此衍■ 大西克也：《試論新蔡楚簡的“述（遂》”字》，《古文宇研究》第26輯，第271頁。■ 陳絜：《試論葛陵楚簡“丘”的性質與規模》，《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2卷，第3頁。■ 陳黎：《試論葛陵楚簡“丘”的性質與規模》，《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2卷，第6頁。■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卷八，馮逸、喬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95頁。■ 陳絜：《試論葛陵楚簡“丘”的性質與規模》，《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2卷，第2頁。■ （漢）司馬遷：《史記》卷四〇，第2073頁。

誤。”■是張文虎所見《史》本《六國年表》作“桑丘”。 攏川資言所據《史》本《六國年表》亦作“桑丘”，出列異文而曰：“《世家》‘桑丘’作‘乘丘’。”■則知《六國年表》原與《楚世家》作字不同。 如若《六國年表》作“乘丘”，張守節於《楚世家》“乘丘”字下引《表》文之後，卻說“誤也”，再引《括地志》辨誤地“乘丘”所在，此成贅舉，按語“是也”二字亦全不可解。 考《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攻伐四》嘗曰：“（周安王）二年，鄭圍韓之陽翟，晉伐楚至桑丘。”■《元龜》成書在《通鑑》前，此引文必非《通鑑》之文，《通鑑》而外，當是節引《史記》而來，此亦是《史》文原作“桑丘”之一證。 《楚世家》史文作“乘丘”，很可能是鈔本時代發生的譌誤，因為唐初張守節所見《史》本已誤。■ （清》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 2年，第449頁。■ [ 日〕泷川資言考證、水澤 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17頁。 ■ （宋 王欽若：《冊府元龜》卷二五一，北京：中華書局，19660 年，第2995頁。

20 19 年 第 2 期 總 第 24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Issue 24从 《 四 库 全 书 》 所 收 洪 氏 家 族 著 作 探 洪 晧 的 历 史 文 化 贡 献 沙 鸥 * 洪晧①（1088—1155），字光弼，江西乐平人②。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曾担任台州宁海主簿，秀州录事参军。高宗建炎三年（1129），被提升至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奉命出使金国，然而就在这次出使中却被金国扣留十五年之久。金国虽以高官引诱、甚至威逼，都改变不了洪晧的爱国情怀，最后全节而返。对于洪晧的研究向来学人关注甚少，也就近些年来少数学人开始研究，特别是1996年10月25 日在乐平市所举办的“洪晧、马端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更引发学者对洪晧的关注，但成果远远不够。洪氏家族著作颇丰，但大多亡佚。 《四库全书》所收洪氏家族著作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洪皓撰《鄱阳集》③、《松漠纪闻》④，词十四首；洪适《盘洲文集》⑤、《隶释》、 * 沙鸥：华南理工大学中国版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马鞍山市文联秘书长。 ① 考察《洪氏宗谱》，对洪晧这一宗族的族谱进行分析、考辨。洪晧的这一辈人的名字是晧、曦、哗、映、晖、耀、咄，而古代大家庭的族谱是讲究同辈同字的，或者同辈同一个偏旁的，根据《洪氏宗谱》记录洪晧的父亲名字是洪彦暹，洪晧叔叔的名字是洪彦昇，洪晧的三个儿子是洪适、洪遵、洪迈。 所以洪氏家族给子孙起名字是依从同辈同字，或者同辈同一个偏旁。 所以洪皓的“皓”也应是从“日”字旁。之所以洪晧的名字会出现了不同，这与历代传抄有关。 ② 洪晧的祖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有乐平和鄱阳的说法。 支持祖籍是乐平的有李艳《洪晧的籍贯及诗文》、杨长锡《洪晧籍贯考辨》、朱仲玉在《洪晧马端临国际学术会综述》提出“鄱阳说”是后人没弄清鄱阳是古郡名还是古县名，望文生义产生的歧误。 还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的鄱阳就是现在的江西乐平，如宋建昃《洪晧〈鄱阳集＞及其版本浅探》。 支持洪晧祖籍是鄱阳的有唐圭璋，其编《宋词纪事》中说：“晧字光弼，鄱阳人。”蔡晓凤在《洪晧曾祖洪士良始居鄱阳滃港考——兼对洪晧籍贯辨析》系统的阐述了洪晧曾祖迁居过程。 ③ 《鄱阳集》四卷，《四库全书·集部·别集》，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7年版。 ④ 《松漠纪闻》二卷，《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⑤ 《盘洲文集》，《四 全书·集部·别集》，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7年版。

《隶续》；洪迈《容斋随笔》⑥、《万首唐人绝句》；洪遵《翰苑群书》⑦。 现存《四库全书》本《鄱阳集》，是从《永乐大典》中裒辑而成的四卷本。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七《鄱阳集》提要云：“其集久不传，今从《永乐大典》所载裒辑编次，共为四卷。凡其始奉使时途次所经，及迁居冷山，以及归国后南窜之作，有年月可考者，悉以年月排比。或年月不可考而确知其为奉使后作、归国后作、南迁后作者，亦皆以类相从其不知作于何时者，则别缀于后，而以适跋语附焉。”可见库本《鄱阳集》所收已不止于洪晧北方所作诗文。范围远远超过原本十卷《鄱阳集》。 《松漠纪闻》二卷系洪晧撰杂史。 《松漠纪闻》为洪晧留金十五年间见闻，谪居英州时，又追忆成书，因当时秦桧厉禁私史之撰，故秘而不传。后长子洪适始为校刊，正续各一卷，正卷三十一事，续卷二十七事。乾道年间，次子洪遵将亲闻于乃父的北方十一事作为补遗附载于书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著录“《松漠纪闻》二卷，徽酞阁直学士都阳洪晧光弼撰。晧奉使留敌中录所闻杂事”⑧。 《盘洲文集》或称《盘洲集》八十卷，是洪适诗文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著录“《盘洲集》八十卷，垂相文惠公鄱阳洪适景伯撰。忠宣洪晧之长子。方奉使时，文惠甫十三岁，后与其弟遵同中壬戌宏博科。本名造，后改焉。又三年乙丑，弟迈继之，世号三洪。其自淮东总领入为太常少卿，一年而入右府，又半年而拜相，然在位仅三阅月，为林安宅所攻而去。尝一帅越，闲居十六年而终”。周必大《洪文惠公神道碑铭》、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皆著录“《盘洲集》八十卷”，然洪适之婿许及之《洪公行状》却载“洪适有文集一百卷藏于家”。之所以不同，是“及之所称其家藏之旧稿，必大所称乃其行世之刊本”⑨。 《万首唐人绝句》一百零一卷，为洪迈编唐人诗集。后期急于满万首之数，去取转粗■，多不暇正，违连遂多，“多有本朝人诗在其中，如李九龄、郭震、滕白、王岩、王初之属，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但洪迈搜罗之功，终不可没。 《容斋随笔》七十四卷，洪迈撰笔记。共创作随笔1215条。 《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中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即随手札记，辩证 ⑥ 《容斋随笔》，《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⑦ 《翰苑群书》，《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⑧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 》 卷 五，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 - 141页。 ⑨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盘洲集》提要。 ⑩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诗序》云：“取郭茂倩乐府与稗官小说所载仙鬼诸诗，撮其可读者合为百卷” ■ （宋）陈振孙《直斋书 解题》卷十 五，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0 页。

考据颇为精确”，“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焉”。■ 洪遵编《翰苑遗事》，皆记宋代翰苑史事，均摘自本朝《会要》、《实录》以及笔记杂著，并一一注明出处。 《隶释》、《隶续》系洪适撰金石学专著。现存《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是书为考隶而作，故每篇皆依其文字写之，其以某字为某字，则具疏其下，兼核其关切史事者为之论证。 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 以上所述即为洪氏家族著作在《四库全书》里一些概况。 《四库全书总目》对洪晧皓的风骨气节大加赞颂，但对其文化贡献并不重视：“皓大节凛然，照映今古，虽不必文章为重，然其子适、迈、遵，承藉家学，并掇词科，著述纷纶，蜚声一代，渊源有自，皓实开之。”■ 当下大多学人关注的也是洪晧的政治生涯，较少关注洪晧总体的历史文化贡献。故而笔者从《四库全书》所收洪氏家族著作及其他有关论著出发，就洪晧的历史文化贡献做一番考察，希望能够对洪晧的研究有所扩展与深入。 一、史学著述的文献史料价值 洪晧在金十五年虽艰难困苦，但并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在忍辱负重中与金国周旋，并忙里偷闲，利用自己被羁押在异域的生活的机会，细心观察女真这个民族，创作整理了《松漠纪闻》，为后世了解女真这个民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洪晧在史学上大致有《松漠纪闻》二卷■、《金国文具录》一卷■、《帝王通要》五卷■、《姓氏指南》十卷■等著述，但目前仅见《松漠纪闻》二卷。 洪晧的《松漠纪闻》，撰写于流放期间，记述了他在金国时的许多见闻，内容相当丰富。 ■ 《四 全书总目》卷一八《容斋随笔》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8 页 ■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隶释》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5页。 ■ 《四库全书总目》，《四 全书·集部·别集》第 11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 ■ 洪晧羁留金国时，流放冷山。 冷山在唐代隶属松漠都督府，是以此名书。 《松漠纪闻》为洪晧留金十五年间见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著录“《松漠纪闻》二卷，徽輶阁直学士都阳洪晧光弼撰晧奉使留敌中录所闻杂事”。 ■ 洪晧撰金国制度的记录。 洪适《先君述》著录洪晧“《金国文具录》一卷”。是书已佚。 ■ 洪适《先君述》著录洪晧“《帝王通要》五卷”。 《宋史》卷 373洪晧本传著录《帝王通要》，未载卷数。 是书己佚。 ■ 洪适《先君述》著录洪晧“《姓氏指南》 十卷”。 《宋史》卷 373洪晧本传著录《姓氏指南》，而未载卷数。 洪晧《跋李利涉命氏编》云“姓氏族谱古人甚重，以辨昭穆稗之不乱，以别婚姻伸之不犯 ⋯⋯仆作《姓氏指南》，每规其失”。 叙述其创作缘由。 是书己佚。

但洪晧于归宋时，唯恐招致祸害，只好忍痛付之一炬，将这部沤心沥血编成的著作焚掉。归宋后，由于私史之禁，使洪晧没有机会重新著述此书，只是在贬谪的任所，将《松漠纪闻》的内容与其儿聊谈些许。洪晧逝后，其长子洪适，将他遗留的残稿编为二卷，称《松漠纪闻》和《松漠纪闻续》。后来，次子洪遵，又根据洪晧所曾聊及的往事，整理为十一条，称《松漠纪闻补遗》。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松漠纪闻》。 通过《松漠纪闻》一书，我们大致可以了解洪晧的史学贡献。 一是记录了女真民族民间故事传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松漠纪闻》中有多处记录女真民族关于龙的故事传说，通过女真民族中流传的“龙”的故事传说，我们可以知道女真民族对于“龙”的敬畏之心。其中记载了完颜悟室■对于在冷山死去的两条龙“欲遣人截其角”，但听人说这种行为“或以为不祥”，故而放弃这个念头，说明完颜悟室虽然在战场上身经百战，但是对伤害“龙”所引发的的不详预兆，心里也是有所顾忌的。在关于“龙”的传说中，我们了解到女真人对“龙”的特殊感情，因而从未提及龙给百姓带来的不幸，而是说“郡人竞往观之，相去甚近而无风涛之害”。这种对龙的敬畏和好奇的心理，与汉人的心理是相一致的，说明龙在他们的生活有着特殊的内涵。 二是记录了女真民族历史、发源、王室、后妃、风俗、服饰等，为后人研究女真民族及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如在《松漠纪闻》的开篇，对女真民族的由来，不同时代的名称就逐一进行了介绍。“女真即古肃慎国也，东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隋唐谓之靺鞨。”这就为后人们了解女真民族的不同称呼有很重要的提示作用，不但讲述称呼的由来还分析名称变化的原因。 还对汉人所说的“王”与女真的最高领导称呼的“完颜”进行对比，说明女真族的王室是完颜氏。又，契丹人对女真人的剥削压迫，以及女真人起兵反抗的过程书中也有所反映。如记载天眷二年（1139），金熙宗为打击女真内部的守旧势力，利用完颜希尹、宗弼等人杀掉元老级重臣宗盘、宗隽等，一直以来大都认为是希尹亲执宗盘而杀之，但《松漠纪闻》却认为杀宗盘者乃希尹之子而非希尹本人。■这就起到了补正史之缺，纠正史之缪之作用。 此外，该书还记录了女真民族的婚俗习惯，为后世人们了解女真民族的风土人情，填补了有利的文字资料。 “金国旧俗，多指腹为婚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婿纳币，皆先期拜门，戚属皆行，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至十 ■ 完颜希尹（？ - 1140年），本名谷神，又译作兀室、悟室、胡舍，女真完颜部人，金朝宰相，女真文字的创制者。 ■ 《松漠纪闻》云：“悟室即希尹，第三子挞挞劲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与之谋国。蒲路虎即宗盘之死挞挞承诏召入自后执其手而杀之，为明威将军。”

倍。饮客佳酒则以金银贮之，其次以瓦，列于前，以百数。宾退则分饷焉。男女异行而坐⋯⋯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男下女。礼毕，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以留马少为耻，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一马则报衣一袭，婿皆亲迎。既成婚，留妇氏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新之，三年然后以妇归。妇氏用奴婢数十户、牛马十数群⋯⋯以遗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进入阶级社会的女真人随着财产的增多，采取了买卖婚姻的形式，也让我们了解到南北文化的差异。其中，不仅展示了女真民族婚姻与汉族婚姻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如指腹为婚，彩礼，嫁妆等；也展示了南北不同的习俗，如女真女子嫁出去三年才能归家，而汉族女子却只有三天归门之说。此外，还记载了女真民族的环境气候，各地地理位置等，对于传播女真族的历史、民俗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是记述了金国的科举、职官制度。 如“金人科举，先于诸州分县赴试，诗赋者兼论，作一日，经义者兼论，作三日，号乡试，悉以本县令为试官，预试之士，唯杂犯者黜。榜首曰乡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类试，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关西及河东就云中，河以南就汴，谓之府试。 试诗、赋、沦、时务策。经义则试五道，三策，一论，一律义，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尽集诸路举人于燕，名曰会试，凡六人取，首曰敕头，曰状元。 ⋯⋯府试差官取旨，尚书省降札，知举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弥封、誊录、监门之类⋯⋯”。从中可以看出经熙宗改良后的新科举制，在科目、考试内容与方法等方面均承袭了唐、宋之制。 如建立了严格的乡试、府试、会试三级考试制度，使选举制度走上了程序化的道路，以及完全仿自北宋的弥封、誊录、监门等方法，健全了考场制度。 洪晧还注意到宋金两朝称谓相同的官员在其职掌上的不同之处，如：“虏中中丞唯掌讼谍，若断狱会法，或春山秋水，从驾在外，卫兵物故则掌其骸骼，正国则归其家。谏官并以他官兼之，与台官皆备员不弹击，外道虽有漕使，并不刺举，故官吏赃秽，略无所惮。”中丞，即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副贰。御史大夫“掌纠察朝义，弹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狱所属理断不当，有陈诉者付台治之”■。御史大夫是中央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作为副长官，本应协助御史大夫行使监察职责。但金朝的中丞却“唯掌讼谍”，并处理一些琐碎的杂务。 《松漠纪闻》的这条记载，可补《金史·百官志》之缺漏。 二、文学创作与传播 洪晧在金期间除了观察整理收集女真民族的生活，写下了《松漠纪闻》这部■ 《金史》卷55《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光辉的著作，同时还创作了上千首诗词，有些作品几乎都令金人争相传抄，使金人能第一时间接触到使金宋人的佳作，让女真民族了解汉民族的诗词文化，这也加快了女真民族融入汉族的脚步，促进了汉文学的传播和金代文学的发展，这正是洪晧一生的文学贡献所在。 洪晧的文学作品集主要有：《鄱阳集》四卷■、《輶轩唱和集》三卷■、《春秋纪咏》三十卷■。但就目前情况看，保存下来的也就是《鄱阳集》四卷。据统计，洪晧诗共计132 ，词14 首。根据洪晧诗词的内容，绝大部分为使金途中、使金期间和使金归来过程中的作品，极小部分为使金归来后所作，因资料匮乏具体数据已不可考证。从体裁上看：有四言古诗3首，五言古诗8首，七言古诗6首，五言律诗11首，七言律诗67首，七言绝句37首，词21首■，其创作可谓众体兼备，并具有重要的文献与文学价值。 洪晧使金诗歌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入金旅途感怀诗歌。高宗建炎三年（1129），洪晧以徽猷阁待制、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使金国。从南国到北国这一漫长的征途中，洪晧面对旅途的艰辛，却不忘初心，充分地发挥着诗人的情怀，将所见所闻纳入了自己的创作素材。这一类的作品主要有《次大风韵》、《都亭驿诗》、《羑里庙》、《讲武城》、《夜渡沙河》、《望蓬鹊山诗》、《洨河石桥》、《过穷头岑》。在《次大风韵》中，“飞廉薄怒意云何，肆爆伤春气不和”，表面上是写风对美好春天景色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实际上暗指金国挥兵南下，影响和破坏了宋金两国的和平，使人民陷入了水 ■ 陈振孙《直斋 书录解题》卷18著录“《鄱阳集》 十卷，徽酞阁直学士都阳洪皓光弼撰。 皓奉使金国，守节不屈。 既归，为秦所忌，谪英州。 死之日与秦桧相先后。三子登词科，俱贵显”，又，从洪晧长子洪适《盘洲集》卷63《跋先忠宣公鄱阳集》文中可知，《鄱阳集》是洪晧逝世后，由其长子洪适编辑而成，收录作品为洪晧“北方所作诗文”，另外尚有《春秋纪咏》未及汇刻。 洪适绍兴三十年在徽州任，《鄱阳集》当刻于是年。 安徽歙县刻本《直斋 书 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均认为洪晧诗集为十卷。《宋史》洪晧本传中称晧“有文集五十 卷”。 现存清《四库全书》本是从《永乐大典》中汇辑而成的四卷本。 但从《四库全书总目》卷157《 》提要中了解库本《鄱阳集》可能所收已不止于洪晧北方所作诗文，范围超过十卷原本《鄱阳集》。 ■ 洪晧与张邵、朱弁三人至金返宋途中的唱和诗合集。 洪适《先君述》和《宋史·艺文志》均著录“《輶轩唱和集》三卷”，洪适《盘洲集》卷62《题輶轩唱和集》云“右《輶轩唱和集》三卷。 ⋯⋯先君字光弼，饶州人。 张公字才彦，和州人。 朱公字少章，徽州人”。 该书已佚。 ■ 洪适《先君述》载《春秋纪咏》三十卷，《宋史·艺文志》亦著录“洪皓《春秋纪咏》三十卷”。 据《先君述》云“宣、政间，《春秋》之学绝，先君独穷遗经，贯穿《三传》，在冷山谪褒贬微旨，作诗千篇。 北人抄传诵习，欲刻板于燕，先君弗之许”。 由此可知，此当是以诗解经，探究《春秋》经旨的著作。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收录洪晧词14 首 。《晦木斋丛书》本收录洪晧 词 16 首，其中正文收录14首，篇目和《四库全书》本相同。另外，在附录中又收录两首《江梅引》，一是《访寒梅》，二是《怜落梅》，是洪汝奎从洪晧 子洪迈的《容斋 五笔》卷3补，是《四 全书》本所无。 《疆村丛 书》本收录洪晧 词 17 首 ，较《晦木斋丛书》本又多出一首《江梅引》，但已失题目，是清代的朱孝减从宋代赵闻礼选编的《阳春白雪》卷7 。 《全宋词》本收录洪晧 词21 首 。首鄱阳集补

深火热的战争之中。尤其诗歌的最后两句，“便欲奋飞聊六鹢，宋都未过且悲歌”，表现出洪晧自己出使金国而使命不得实现的无奈。 《夜渡沙河》中的“晓人邯郸里，黄粱熟未知”，表达了诗人对于前去使金的最终结果是否能够如愿地完成使命的渺茫，前方路程漫漫，旅途艰辛，使金依稀是凶多吉少，但他却依然巧借黄粱一梦的故事来安慰表达自己的内心希望。 《都亭驿诗》、《羑里庙》、《讲武城》、《洨河石桥》通过写昔日的繁华来衬托今日的荒凉，感物兴怀表达内心的忧伤。 《都亭驿诗》中一句“故宫今已成禾黍，翻作行人被痛心”，让人仿佛看到了荒草杂生与歌舞升平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两者形成强烈地对比，突出连年的战争对美好事物的破坏，表达睹物者内心的凄凉感受。 《美里庙》的“羑河依旧羑城空”里的“空”字，让人们感到物是人非的荒凉景象，感叹昔日的繁华已随着金兵的铁蹄践踏已不复存在，进一步突出战争之后的凄凉。“遗像虽存祭不供”，“往来拜谒日憧憧”这两句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诗人利用往日热闹喧腾的场面来衬托此时因为战争人们已经不再去祭供神像的无奈之情。 《讲武城》中，一句“讲武存陈迹”使人们回想起当年曹操的意气风发，而如今只剩下一片荒凉的古城垣，更加触发了诗人无限的感慨。 二是怀念故土诗歌。洪晧作为南宋出使金国的使臣，却被金国蛮横扣留，并且还被流放到地处偏远的冷山，面对艰苦的地域环境，对故国的思念必然时常被引发，如《次韵春日即事六首》、《次三月望日出游》、《山顶花》，通过对比南北方景物不同而触景生情，引发思乡之痛。 《次韵春日即事六首》第六首诗“春归底事不同归”一句，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思念。 《次三月望日出游》 一诗中写了自己在三月十 五或者十六出游，但是却“寻芳不见花，宿莽埋槲樕”，回想南方家乡此时已经是莺飞草长，鲜花烂漫，可眼前此时春天还被封冻在冰天雪地之中，这怎能不引起诗人对家乡的思念。 这种情绪同样在词的创作中也多有表现。此类作品有《蓦山溪》（和赵粹文元宵）写于元宵节、《洗溪沙》写于清明、《木兰花慢》写于中秋、重阳、《渔家傲》■写于重阳。这些不仅向女真族传达了汉人的文化风俗，同时也传达了被战争摧残了的汉人思念故土的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 三是怀念亲人、友人的诗歌。在洪晧出使金国十五年中，他无时不刻都在思念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儿女，这种思念的情绪只能在诗歌的创作之中释怀。在 中国传统的节日到来的时候，他对亲人的想念尤为强烈。这类诗歌作品主要有 《中秋》、《老母亦以是月生行年七十有三矣有感而作》、《念母》、《节至思亲不觉■ 《全宋词》卷 170 1，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302 页 。

泪下》、《药名一绝》、《元旦有感》、《立春有感》、《又和春日即事》、《小王亲迎赋此赠行卒章聊遣鄙怀》、《重九》、《和吴英叔寒食》、《衍期》、《次信文早韵》、《次韵重九登慈恩雁塔帅曹见邀》。 《中秋》一诗通过“盈时长少缺长多，恰似人间足离别”，对月亮盈少缺多进行描绘。以及“乌衣燕子上得返，鸿雁正尔翔幽燕。此时蟋蟀犹在宇，声声悲吟正独处”。 “援琴拟操明月吹，调高曲古转凄凉。母曰嗟予久行役，宁知万晨为羁客”等诗句渲染的凄凉气氛，以此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愁苦。 洪晧载出使金国第三年的时候恰逢母亲73岁生日，但是洪晧作为人子却不能在母亲身边侍奉，只能在异乡默默的为母亲祝福，他在《老母亦以是月生行年七十有三矣有感而作》中云“南国人情都不远，赋诗怀远莫相疑”，道出了一个羁旅之人的无奈之情。 同时，洪晧随着成为完颜悟室家的教师，身份地位虽相对有所提高，自己也有了相对的自由，但无论怎样，洪晧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羁留北国的宋臣，因而写了很多与友人唱和的诗歌来表明自己对故国、亲人的思念。这类诗歌主要有《次韵学士重阳雪中见招不赴前后十六首》、《次韵寄兴祖广德》、《次督洗泥韵》、《用韵赠傅学士兼述怀思古》、《次韵朱少章潭圆马上口占》、《次高待制韵登珍珠山探白石子》、《送刘善长归北安省亲》。 《次韵学士重阳雪中见招不赴前后十六首》向这位学士朋友表明了自己对故土的怀念，希望能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的心声。 《送刘善长归北安省亲》虽是送别诗，却一改以往送别诗的常态，而是以“九龄颖悟已惊人”来写自己在金国已匆匆过了九年而未曾回过南国，从而羡慕这位朋友能回乡省亲的团聚之情，同时一句“勿讶班荆歌陟屺，小人有母在江宾”，也引发了诗人对故乡母亲的思念和挂念。 四是借历史人物的忠义表达自己的心志，如通过苏武、张骞、范雎、叔孙、公孙杵臼、韩厥、范叔等这些历史贤人来表达自己忠于宋王朝的心志。这类的诗歌有《次韵小亭》、《彦青弹琵琶有感》、《次观表文韵》、《寄阑干》、《次韵学士重阳雪中见招不赴前后十六首》（其三、其五、其六、其九、其十五、其十六）、《和宋双鸭》、《次上巳微雨韵》、《寄范郎中》、《寄孙修撰顷尝同舍讶予多忘有见过之意》、《郑人来渝平》。如《次韵小亭》希望自己能像叔孙一样为宋室王朝做出贡献，借写叔孙出使异国并取得卓越的功绩，表明自己的忠贞。 《次观表文韵》中表明自己坚决不学苻坚的强烈决心，即使像公孙杵臼一样，为了忠义心甘情愿。《次韵学士重阳雪中见招不赴前后十六首》表明自己虽然被扣留金国，但也会像苏武一样保持忠贞的节操，赤胆忠心始终不变。这些吟咏古人或者古人的事迹的诗歌实在太多，不一一举例分析。 洪晧在金创作的诗歌保存下来的极少，但是洪晧在金国的十五年里，虽有

思念故国的辛酸，女真人也用他们的热情淳朴感染了洪晧的内心世界，故而在金期间作诗千首，女真人都争相传抄，从而感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如果说洪晧使金十五年是对南宋的一片忠心的支撑，同时他以诗歌创作打发了在异域生活十五年苦念时光。这种真挚的创作也向女真人民传递了汉族文化精神所在，因此他的诗歌和以往边塞诗人的诗歌也有所不同，更加真实的展现了女真民族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为金初诗坛充填了重要内容。他的使金诗中所抒发的黍离之悲，怀归之念，思亲之情，感人肺腑，有着深沉的民族苦难和历史兴亡之感，开南宋使金文学之先河。 洪晧不仅通过汉诗的创作促进了金初诗坛的发展，也为金国初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政治、文化人才和文学人才。洪晧在金所作诗歌，毫无疑问地为金人提供了汉人古典诗歌范本，成为金人争相传抄学习的材料。金人通过仿效洪晧的诗歌，进而品评研究进而进行创作，使原本接触中原文化极少的女真民族有了更好的学习资源。同时，女真人在学习创作的同时也把本民族特有的风格与所学到汉诗巧妙地融和在一起，形成了金人独特的风格。直接受洪晧影响的就是完颜悟室的几个儿子。洪晧在自己的诗歌中对学生彦清赞赏有嘉，可想彦清诗歌的创作才能和造诣。洪晧在金的诗歌创作和传播，对后世女真诗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过女真人的不断学习，金朝后期出现了完颜璹、元好问等著名诗人。 综上所述，洪晧使金及其在金的诗歌创作对于促进文学交流和民族文学的融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传播儒家文化与汉地文化 洪晧在金国被扣押期间，不仅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还想方设法地有意识地培养金人皇室爱慕汉文化，去学习汉文化。洪晧被流放的地方是地处偏远的冷山，冷山是金国重臣完颜悟室的聚集地。因为洪晧的才华，完颜悟室从心里赞赏他，并且放心地让洪教导自己的儿子们。洪晧非常敏慧，也就将计就计，利用自己教师这一特殊地位，传授儒家文化给完颜子弟，并娓娓道来地讲述汉人自古以来由于战争的因素，平凡百姓所遭受战争的蹂躏，忍受战争之苦，以及将士们长戍边塞，不能和家人团聚的着思乡之苦。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使得完颜悟室的后代，在内心慢慢的改变着对宋作战的态度。 在洪晧的诗词作品中，还保存着洪晧劝谏休兵的诗词。洪晧在向完颜悟室之子传授汉文化知识同时，也把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传达给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身教实实在在地感染修整他们的心灵。我们在洪晧的诗词中会发现他曾多

次都提到他的学生彦青。彦青是完颜悟室的长子，自幼喜欢儒家文化。彦青在洪晧教育熏陶下多次向他的父亲完颜悟室提出休兵的建议。洪晧在《赠彦青》一诗中就曾写到“门下栖迟近一年，郎君高义薄云天。偿能一语宁三国，应有嘉名万古传”。从这几句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洪晧在教授彦青学习儒家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向彦青传授了一些关于战争的观点以及洪晧本人的对战争的态度，这些点点滴滴其实都是洪晧的良苦用心，他希望能够利用汉人的儒家文化来感染金人的战争观，传达汉人出使的使命，谨记出使的任务。 洪晧在《彦清生辰》一诗中还写到：“谁识止戈方黩武，独知好学务求师。”“仁者自然天锡寿，若修阴德更何疑。”说明汉人渴望和平，希望天下人都讲仁义、道德，并且表达了对自己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尊敬，鞭挞滥用武力暴君。洪晧在教授自己的学生时，至始至终都在传达中国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传授儒家文化的精髓，从而让他们从内心里明白事理，辨别是 ，知晓好恶。洪晧在赠送彦清的诗歌中，常常对彦清劝父修兵加以赞扬，如《小王仲冬望置酒学士赋诗次韵》中一句“谏父修兵已可嘉”，就是对彦清劝谏完颜悟室不要兴兵南宋而大加赞扬的实证，虽然彦清后来并没能改变父亲的决定，但是彦清能去劝谏父亲，这就已经证明儒家文化，通过洪晧的教授，已经悄悄地感染渗透入这些王室子弟的血液中。 洪晧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使者的身份，故而常常通过诗歌这种形式来呼唤和平。洪晧作为宋朝使臣出使金国，他明白自己是带着宋高宗和平友好的使命而来，故而在他的诗歌中，很多主题都是对渴望和平、希望华夏各民族能修和共好，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表达。主要有《赠彦清》、《彦清生辰》、《小王仲冬望置酒学士赋诗次韵》、《次彦深韵》、《彦清打毬》、《彦清生日》、《用韵赠傅学士兼述怀思古》等。从诗歌题目上看，大多都是写彦清，即传达了师徒二人深厚的情谊，同时作为人师，他处处以身作则，也为学生们树立起效仿的榜样。虽然在冷山及其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洪晧为传播儒家文化也在所不辞，凭着自己的记忆手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桦叶上，这也就是后来历史上人们经常称道的“桦叶四书”。这份特别的书籍，是洪晧对金的独特的贡献，也是支撑他渡过漫长时光的精神力量。通过洪晧的讲授，女真人对汉文化多了一份理解，而洪晧真诚的为人也得到了金人的诚心相待，他每到一地，人们拿出酒食设宴款待。有一次他在经过涿州时，路过鞑靼的帐子，酋长早“闻洪尚书名，力邀入庐，出妻女胡舞，举浑脱酒以劝”■。此外，他还用诗体的形式讲解《春秋》的经 ■ 洪迈著，孔凡礼点校：《 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8 词前有小序，表明为重阳节所写。页。

学要义，编成《春秋纪咏》一书，向女真百姓传授儒家经典。 洪适《先君述》中也提到：“先君独穷遗经，贯穿三传，在冷山摘褒贬微旨，作诗千篇，北人抄传诵习，欲刻板于燕，先君弗之许。”这里的千篇诗作即指轶失的《春秋纪咏》。 当时金国的文化远远落后于宋，前来求学的人自然文化水平不高，而洪晧所教授的内容均为儒家经典，因此，洪晧不能讲得过于深奥复杂，而采取诗歌的形式将讲述要点加以总结，便于初学者记诵，这正是洪晧教学手段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经学底蕴与创作才能的充分展示。 完颜子弟在洪晧的教授下，耳濡目染，也渐渐有了儒家的气息，喜欢上诗词歌赋。所以洪晧在传播汉民族儒家文化的同时还不忘初心，有力地促进南北民族文化相互吸纳与融合。 洪晧使金十五年中，还创作了上千首的诗词，这上千首诗词中同样也包含着儒家文化的信息，这都对女真人民学习儒家文化和汉文化教育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四、搜求流落异域的文献典籍 对于一个通过战争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来说，能够掠夺苟延残喘的王朝的文化典籍，帮助其巩固政权显得尤为迫切。因此中原文化典籍在被通过武力掠夺、使臣求赐、贸易走私等渠道流入了金统治区。尤其是在宋、金战争中，大力搜寻书籍和雕版是其金人的文化首选。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金兵在攻陷汴京入城后便“索监书藏经、苏黄文及古文书、《资治通鉴》诸书”■，并高度重视遣人搜集图书雕版。在金人的武力威逼镇压下，宋朝政府的监本书籍，印版被大量地解往金营，为防图书流失甚至差兵八千运赴，可以想象有多少汉文典籍和印版被强运到金统治区。面对这种惨不忍睹的现象，洪晧虽无力改变典籍流失于战火的厄运，但也尽一己之力挽救典籍流落异域的命运。“洪晧天性强记，喜读书，人称其‘书无所不读，识别古葬器，名 数百卷。每见书画，不计其值，必得之而后快，虽食不释卷，稗官小说亦暗诵数千言’。 常倾囊购之。 日积月累，所藏之书达万余卷。绍兴间，虽毁于兵燹。后仍续事搜求。 即使其出使金国，被扣十五年期间，仍换易于酋渠之家，放还，回国乃捆载以还。”■洪晧被扣留金人期间尽一己之所能，不遗余力地抢救由于战争流落兵火之中的文化遗产，搜集宋朝流失文献一事在其子洪适、洪迈的著作中都有所记载。 ■ 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卷 7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顾志兴《浙江藏书史》第二章《两宋浙江藏书 事业的兴起》，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洪适在其《盘洲集》卷50中云：“顷年，先臣以使事久繁异域，访求于廛市之间，换易于酋渠之家，前后所积，凡得乾德、开宝中御府编次《太祖卑帝御笔》数十卷。”■又在《盘洲集》卷34《重编唐登科记序》中云：“先忠宣公还自朔廷，得昭文馆姚康书，前五卷最为详尽，而亡其十有一卷。”■ 洪迈在《容斋续笔》卷13《贻子录》中云：“先公自燕归，得龙图阁书一策，曰《贻子录》，有‘御书’两印存，不言撰人姓名。”■洪迈猜测应是孙光宪等人所编写的训诫、教育儿童方面的书籍。其在《容斋随笔·四笔》卷13《房玄龄名字》中认为房玄龄碑册也是洪晧从金国带回的御藏资料。洪晧归宋带回来的文物珍品不只上面提到的，有记载的还有唐人画《丽卜山宫殿图》■、建安十五年造的两个大砚■，以及宣和殿的一些书画。洪晧在《鄱阳集》卷2中有《洪庆善、韩美成观所藏宣和殿书画，庆善有诗，次韵》诗云：“当年宝阁藏书殿，流落宁知松漠见。万里怀归为公出，往事宣和空历历。”■此透露出洪晧曾携带宣和殿的书画南归之事。洪晧在金地十五年中，曾将所见所闻随笔纂录，“及归，惧为金人搜获，有碍回宋，悉付诸火”■。这种冒着生命危险将流落在北方的文献典籍携带归南的行为，反映了洪晧热爱学术、心系故国的优秀品质。 《宋史·洪晧传》也记载了绍兴十一年（1141）冬，洪晧冒着生命危险给南宋朝廷送去密奏，其中有“又问李纲、赵鼎安否，献六朝御容、徽宗御书”■之句。 《宋史·朱弁传》中也记载洪晧“以金国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书画为献”。 以上资料证明，洪晧归宋时不仅带回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还将自己所收集的珍贵文物送回祖国。这些书籍大都为北宋时宫廷藏书，价值极高。洪晧千方百计搜罗故国文献，南归后将这些文献送呈朝廷，藏于秘书省，精神可佳，为保护故国文献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虽然洪皓携回的大量典籍今已无法得见其全貌，但却被其子洪迈、洪适在 ■ 洪适《盘洲集》 卷 50《缴进太祖皇帝御书奏状》，《四部从刊初编·集 部》 19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 洪适《盘洲集》卷34《重编唐登科记序》《四部从刊初编·集部》192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版。 ■ 洪迈《容斋随笔》卷13《贻子录》，《四库全书 ·子部·杂家类》8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4页。 龙图阁建于 宗朝，咸平三年，真宗令三馆缮写四部书二本，一份收藏于禁中龙图阁，另一份置于后苑太清楼。 ■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6《杜诗命意》，《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8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580 页。 ■ 洪迈《容斋续笔》卷12《 爵灌砚》，《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851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504 ■ 洪晧《鄱阳集》卷2，《四库全书· 集 ·别集》11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408页 ■ 洪适《盘洲集》卷 74《先君述》，《四部从刊初编·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 脱脱等撰《宋史》卷373《洪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11560 页。年

其著作中大量征引。从中也可探其大致概况。 如“《贻子录》，有‘御书’两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宽事简。’意必高从诲擅荆渚时宾僚如孙光宪辈者所编，皆训儆童蒙。其《修进》一章云：咸通年中，卢子期著《初举子》一卷，细大无遗。就试三场，避国讳、宰相讳、主文讳。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时把帛，虑有拽白之嫌。烛下写试无误笔，即题其后云‘并无揩改涂乙注’如有，即言字数，其下小书名。同年小录是双只先辈各一人分写。宴上长少分双只相向而坐，元以东为上，衬以西为首，给、舍、员外、遗、补，多来突宴，东先辈不迁，而西先辈避位。 及吏部给春关牒，便称前乡贡进士。大略有与今制同者，独避宰相、主文讳，不复讲双只、先辈之名，他无所见。其《林园》一章，谓茄为酪酥，亦甚新”■。其中记录了此书基本信息、序言，并引录其中两章题目和内容。 再如洪适在《盘洲集》卷34《重编唐登科记序》所云：“忠宣公还自朔庭，得昭文馆姚康书前五卷。最为详尽，而亡。其十有一卷，所载高祖、太宗两朝进秀甲乙，总二百六十三人证。此本乃九人而已。故今所辑，一以姚氏为正，天宝以后，则以三本合为一。至其后先乖次，不可悉辨，为十有五卷云。”■此文极其简要记载了洪晧完成此书的过程，并以此梳理出唐宋科举谱系，方便了当时的研究者。 洪适在《隶释·跋岐阳石鼓文》中云：“初先公北归，有宣和殿所刊《复古图》一帙，图十鼓，而释之以车攻篇冠其首，韦韩二诗，欧周二跋尾其后，折衷以云汉之章，更有司马天章公凤翔所镌韩公诗。”■从诗中也可以看出洪皓携归一帙文献仅存十鼓之图，洪适却根据此图创作《石鼓诗》诗云：“先君辛苦朔方归，文犀拱璧弃弗携，一编什袭自鐍秘，更有司马凤翔碑。”■本诗述及了洪晧收集运载文献之辛苦，勾勒出石鼓文以及其他石刻文献的流传脉络。 另据洪适《盘洲集》卷50《缴进太祖皇帝御书奏状》所记，洪皓还曾收得北宋乾德、开宝间御府编次的太祖皇帝御笔数十卷，在回归南宋后，将其中大部分文献送给朝廷，藏于秘书省。 总之，洪晧一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与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点是我们研究宋代文化乃至古代传统文化的学者所不可忽视的。 ■ 洪迈《容斋续笔》卷13“贻子录”。 ■ 洪适《盘洲集》卷34《重编唐登科记序》，《四部从刊初编·集部》 19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 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6版。 ■ 洪适《盘洲集》卷 50《缴进太祖皇帝御书奏状》，《四部从刊初编·集 》193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0 19 年 第 2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總第24 期 Issue 2 4 试 论 中 古 道 经 的 词 汇 构 成 刘祖国* 在汉语史研究的各类语料中，道教文献是独具特色的一块内容，道教文献语言是汉语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少有学者把道教文献作为断代语言研究的对象，这与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极不相称。近年来经过学界各方努力，许多道经的写作年代已大体弄清，可以作为汉语史研究的材料。 中古时期汉语词汇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道经中也有充分体现，应注意利用这些道经语料，唯有如此，方能改变汉语史研究中佛经与道经轻重畸偏的情况。 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道经语言研究，研究者多为宗教学者，多多少少涉及的词义解释也是为宗教思想研究服务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道经语言的重要性逐渐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重视，道经语言的研究进入了自觉的阶段，不少学者开始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研究道经词汇，道经文献逐渐成为汉语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道教文献语言研究是从字词训诂考释起步的，在道经词汇研究的各项工作中，词义考释研究成绩最为突出。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零碎的原子式研究有待改变，今后应着眼于词汇的系统性研究，大力加强道教文献的专书、专题语词研究，逐步开展道经断代词汇研究乃至通代研究。 以道经断代词汇为对象的成果目前非常稀少，这项工作任重道远而又意义重大。本文试图对中古道经的词汇构成进行分析，从宏观上对中古时期道经文献的词汇面貌予以大致描述。我们从不同角度，把中古道经的词汇构成分为古语词和新生词、单音词和复音词、口语词和书面语词、通语词和方言词、道教语词和普通语词，并在此基 刘祖国：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大学文学院重大项目“新编《道教大词典》及道教文献语料数据库建设”、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宗教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IFYT1803）阶段性成果，受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2018WLJH18）资助。 论文曾在第六届汉语史国 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帅范大学2018年4月）、第四届文献语言学国际学术沦坛（北京语言大学2018年7月）宣读，得到朱庆之、董志翘先生指教，谨致谢忱。*

础上，进一步总结中古道经词汇系统的几个特点。 一 、古语词和新生词 任何一个共时平面上的词汇系统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词汇沉淀的结果，共时层面上的词汇中，有很多词语是不同历史阶段的词语直接累积下来的。 “严格地讲，词汇系统是指所有的词在同一时间平面上在同一范围内出现的所有词而形成的一个范畴。而实际上由于词语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词汇系统实际上是不同历时平面的共时堆积的结果，因而共时平面上历史文献专书词汇系统研究就需要同时关注词汇成分在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的存在状态。”①在进行断代词汇研究时，应注意哪些词语是对前代的沿用，哪些是这一时代新出现的，这些新出现的词在后世又有何变化等等。我们对中古道经词汇首先从历史来源上进行分析，按照汉语史的分期，大致分为上古传承词语（简称古语词）和中古②新生词语（简称新生词）。 限于篇幅，每种各举一例试作分析。 【握固】 南北朝《太上玉晨郁仪结璘奔日月图》：“右呼此十六字，握固，存日中五色流霞来接一身，日光流霞俱入口中。” 按：握固，屈指成拳。语出《老子》第五十五章：“骨弱筋柔而握固。”魏源正义：“握固，谓以四指握拇指也。” 魏晋南北朝道经多见，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若在鬼庙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冢墓之间，虎狼之薮，蛇蝮之处，守一不怠，众恶远迸。若忽偶忘守一，而为百鬼所害。或卧而魇者，即出中庭视辅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真诰》卷五：“常以夜半时，去枕平卧，握固放体，气调而微者，身神具矣。 如有不具，便速起烧香，平坐闭目，握固两膝上，心存体神，使两目中有白炁如鸡子大，在目前，则复故也。”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下《导引按摩篇第五》：“按经文拘魂门，制魄户，名曰握固，与魂魄安门户也。此固精明目留年还白之法，若能终日握之，邪气百毒不得入。握固法：屈大拇指于四小指下，把之。”《上清紫微帝君南极元君玉经宝诀》：“存二十四神，常以夜半去枕平卧，握固放体，气调而微者，思具身神，安念帝君，令仿佛居位，闭目内视之。如有不具，便当烧香，平坐闭目，握固两膝上，精存众祝行如法。” 【喫】 ① 郭作飞：《历史文献专书词汇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18期。 ② 关于中古汉语的分期，本文采用方一新、王云路先生合著《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提出的“东汉魏晋南北朝隋”的观点，此说法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

《洞玄灵宝千真科》：“今日清净，服食仙粮。行香喫粥，寿命延长。” 按：《玉篇·口部》：“喫，啖也。”产生于六朝时期，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 《养性延命录》卷下：“吴普行之，年九十余岁，耳目聪明，牙齿坚完，喫食如少壮也。”《赤松子章历》卷二：“丧家祭食，产妇三日，及满月之食，并不可喫。”《正一法文修真旨要》：“凡服气后至七日，或二七日，或久远逢食及酒，并喫无妨，酒不得过度乱正气，若食饱，不须服气，食尽则服。”东晋高道葛洪《葛仙翁肘后方备急方》中此字多见，卷一《治卒心痛方第八》：“真射菵、吴茱萸分等。捣末，蜜和丸，如麻子。服二丸，日三服，勿喫热食。”卷二《治伤寒时气瘟病方第十三》：“又方：竹叶（切）五升，小麦七升，石膏三两，末，绵裹之。 以水一斗五升，煮取七升，一服一升，尽喫即差也。”卷三《治卒上气咳嗽方第二十三》：“又方：桃人三升，去皮，捣，著器中，密封头，蒸之一炊，倾出曝干，绢袋贮，以内二斗酒中六七日，可饮四五合，稍增至一升，喫之。”其他魏晋南北朝道经中难见用例。 二 、单音词和复音词 词汇从音节上划分，由一个音节构成的词叫做单音词，复音词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构成的词。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中古是汉语单音词复音化加速发展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也是汉语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复音化进程在魏晋以前相对比较缓慢，进入中古时期以后，复音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在短短的两三百年中汉语词汇系统以单音词为主的面貌就得到了很大改观。下面我们以中古道教文献为例，试作分析。 【坊】 《真诰》卷十一：“元徽中，有数男人，复来其前而居。至齐初，乃敕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馆，号为崇元。开置堂宇厢廊，殊为方副。 常有七八道士，皆资俸力。 自二十许年，远近男女，互来依约，周流数里。廨舍十余坊，而学上道者甚寡，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而已。近有一女人来洞口住，勤于洒扫，自称洞吏，颇作巫师占卜，多杂浮假。” 按：坊，城市居民聚居地的名称，与街市里巷相类似。产生于六朝时期，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开善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 魏晋南北朝道经中亦有用例，《洞玄灵宝千真科》：“科曰：‘诸初入道，戒行未全，依倚村坊，不住观舍，上无尊德可畏，下多狡猾为朋，诱引儿女，同床坐起，歌笑僖戏，饮酒食肉，俗人见之，返生秽慢。’”《太上元始天尊说北帝伏魔神咒妙经》卷四《捍厄品》：“天尊重告太上老君曰：‘若遇瘟疫之年，鬼兵流行。所在国土

州县乡坊，疫疠竟起，无处隐藏。若欲求免者，宜志心日诵三遍，可与病人同床同食。’”《洞真太极北帝紫微神呪妙经》：“天下有千万土公鬼，有白头鬼，有五木鬼，有五土鬼。 目赤，面黑，口阔，来入中国州县村坊。行其瘟毒，悉皆杀人。”《太上老君说补谢八阳经》③：“为见四方三界、国土州县、城市乡坊，每有动土兴工，修造宅宇，添新换旧，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种种施工，建修之后，频遭三灾九厄。” “坊”还可指别室；专用的房舍。 《文选·何晏〈景福殿赋＞》：“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陈，绮错鳞比。”李善注：“《声类》曰：‘别屋也。’方与坊古字通。《释名》曰：‘坊，别室名。’”《新唐书·百官志二》：“园囿有官马坊。”中古道经亦有见，《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一《置观品四》：“造天尊殿⋯⋯斋堂、斋厨、写经坊、校经堂⋯⋯精思院、净人坊、骡马坊、车牛坊、俗客坊、十方客坊、碾硙坊、寻真台。”又：“科曰：凡车牛骡马，并近净人坊，别作坊安置。不得通同师房，及斋厨院内出人，并近井灶。科曰：凡十方道义，或为法，或缘身，来诣观中，所将人畜，皆别安置。不得师例，须别立客院。若未有别院，即安净人坊，驴骡置驴骡坊，所损常住，皆须陪填，不得直尔，师同法众例。” 【为当】 《真诰》卷一：“上寝琼房，流行玉清，手掣景云，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时，在得道之顷，为当固尽内外，理同金石，情缠双好，齐心帏幙耳？ 为必抱衾均牢，有轻中之接，尘秽七神，悲魂任魄乎？” 按：为当，犹抑或，还是。“为当”是中古汉语中常用的选择疑问词，表示几种情况中选择一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是⋯⋯还是⋯⋯”。 中古典籍屡见，《颜氏家训·书证》：“殷仲堪《常用字训》亦引服虔《俗说》，今复无此书，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有异？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魏晋南北朝道经中也有不少用例，《真诰》卷十四：“中君答长史问葛玄云：‘在盖竹山，恒与谢稚坚相随，今稚坚乃在此，不知为去来往还，为当两人同姓名也？’”陶弘景《周氏冥通记》卷 ：“拜请将还，开视，即是从来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后四事，六月七月并具足，从八月后至今年七月末止。疏目录略举事端，称云而已，未测亦并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录，为当不复备记，止径略如此邪？今以意求，恐是不复疏之。”晋郭象《南华真经注疏》卷五《内篇人间世第四》：“汝将何物比并我故？为当将我不材散木邪？为当比予于有用文章之木邪？”《抱朴子神仙金汋经》④卷中《神仙论金丹》：“夫饮玉粕则知浆荇之薄味，睹崑仑则觉 ③ 丁培仁先生认为本经出于唐以前，参见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巴蜀 书社2008年版，第129页。 ④ 朱越利先生指出：“余以为，上卷为《金汋经》佚文，后两卷为后人滥补。 孟乃昌《中国炼丹术原著评介》认为卷上正文应在东晋中、末年所出，注文出于南齐至陈间，盖为陶弘景所为。”参见朱越利：《道藏分类解题》，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页。

丘埋之至卑。既览金丹之道，则使人不欲复视小小之方。然大药卒难得办，为当且御小者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药百斛，为能小小益，而终不能使人长生也。” 三 、口语词和书面语词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工具，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口语是口头交际时使用的语言，书面语是人们在书写和阅读文章时所使用的语言，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发展来的。汉语的书面语词和口语词作为两大不同的词汇系统，既有竞争与分化，也存在着交叉、融合与转化。 中古道经语言也呈现出口语词与书面语词的交织共融。 【那】【那得】 《周氏冥通记》卷三：“寻既未知应为此位，那言不大欲为，恐是悬照此意。” 《真诰》卷十四：“阴成水际出山高，则是高乃应云阳九，而言百六，似是误言，亦可是水起际如此高，非先水退际尔。但水性平，又非湍濑，二山相去不远，未解那得顿孤悬如此。” 按：那，汉末六朝常用疑问副词，相当于文言中问原因的“何”，谓怎么；如何；为什么。 《东观汉记·刘玄载记》：“更始韩夫人曰：‘莽不如此，帝那得为之。’” 魏晋南北朝道经用例多有，如《周氏冥通记》卷一：“郎善又来架子上取塸，触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问：‘那得此小儿子？’子良答：‘家在钱塘，姓俞，权寄此住。’”又：“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汤方云：‘脱觉体不快，便依此方浴。此方要，卿那得？’子良答：‘写《真诰》中得。’”卷四：“周大夫即太宾。 《真诰》亦云在蓬莱。 司阴君主天下水事，出《马君传》。 前不知那住在蓬莱。”《真诰》卷十三：“地号今亦存，有大路从小茅后通延陵，即呼为姜巴路也。但泰孝公时，未并楚置郡。 巴陵县始晋初，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故也。”卷十四：“《后汉书》云：何苗是何进异母弟，为车骑将军，党附阉势。进被害时，苗于朱雀阙下，与进将吴匡战死被斩。董卓又破棺出尸，支解之。既非故为兵解去，不知那遂得来居此。其母亦被刑。苗既非进同生，官位复异，具苗而字达，于义不类，恐别是一弟，不必是名苗战死者耳。” 那得，怎得；怎会；怎能。 中古新兴疑问词，《三国志·魏志·曹洪传》“于是泣涕屡请，乃得免官削爵土”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 中古道教作品中有多处用例，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郑君云：‘本性饮酒不多，昔在铜山中，绝谷二年许，饮酒数斗不醉。 以此推之，是为不食更

令人耐毒，耐毒则是难病之候也。’余因此问：‘山中那得酒？’郑君言：‘先酿好云液勿压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种末合丸之，曝干，以一丸如鸡子许，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无上秘要》卷四《林树品》：“安期生谓太真夫人曰：‘昔与女郎游于息安西海际，食枣异美，此间枣永不及，忆此未久，说已三千年矣。’神女云：‘吾昔与君共食一枚乃不尽，此小枣那得相比？’”《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胤祖知其必啼，婆诱祖耳。其眠好与祖俱，今独在彼，怳怳未习，亦当思恋阿爷及忆阿祖，且新与婆别，那得不啼？”《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大极真人乃复作违诫颂曰：人根由本愿，愿定克大患，净想奉十诫，故能超八难，前生犯玄教，今生那得安，愚瞽忽性命，罪至乃长叹，对来如影响，视之令心寒，生值处下贱，惨戚无暂欢。” 【所生父】 《周氏冥通记》卷一：“祖文朗，举秀才，宋江夏王国左常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刚，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别住余姚，天监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 按：“所生”，生身父母。 《诗·小雅·小宛》：“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⑤晋陶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之二：“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逯钦立注：“所生，指亲母。”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道经例如《周氏冥通记》卷一：“子平不敢便进，俄顷所生母及姨母续至，见便悲叫，问：‘何意，何意？’” 江蓝生先生指出，“所＋动＋名”，“所＋动”为“名”的修饰语，“名”为“动”之受事。如“所生女”，“女”为“生”之受事；“所作诗”，“诗”为“作”之受事，此乃通例。但是，在六朝小说中，动词为“生、养”，名词为“父、母”时，其语义与上面的通例正相反，“所生母”，“母”为施事，“所养母”亦然。 “所生母”即生母；“所养母”即养母，“母”字为施事而非受事。⑥王云路先生认为，“所生”皆谓亲生父母，尤以亲生母亲为多。 因而也有径作“所生母”者⋯⋯除了“所生母”之外，“所生”一词又进一步发展，与其他词语相搭配，表示“亲生”、“亲”义。 《魏书·张普惠传》：“广陵王恭，北海王颢，疑为所生祖母服期与三年，博士执意不同，诏群僚会议。”“所生祖母”即亲祖母。又：“承妃纂重，远别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统，厌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⑦道经例如元赵道一《历世真 ⑤ 杨伯峻、何乐士先生认为，此例之“所生”不是指“生”的受事，而指其施事，“尔所生”指你的生身父母。汉魏以降，“所生”大多专指“生”的施事者，即指生母。 “所生”后还常有“母”“夫人”“氏”“嫔”“妃”等词，使它指生母的意思更加明显。 参见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487页。 ⑥ 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 页 ⑦ 王云路：《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三《采药民》：“姑翁皆已亡矣。时所生女已适人，身死，其孙已年五十余矣。” 中古道经喜用“所生父母”，如《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法衣时，不得与俗同处。若逢病患，孝友之心，自须辛苦，勤力医药，朝夕爱护，不得于所生父母有所吝惜。今之父母，是我寄附因缘，故以礼报之而称为父母，故当己父母生长之恩，勿忘之。”《太上洞玄灵宝出家因缘经》：“一当常发大心，立观度人，写经造像，绍隆圣教。二当常发大心，持斋礼拜，奉诫烧香，作过去未来生死道果。 四当常发大心，为九玄七祖、所生父母、眷属妻子、一切众生，作历劫福田。”《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功德轻重经》：“父母爱重，尊高无上，今所生父母是我寄附因缘，秉受育养之恩，故以礼报而称为父母焉。故我受形亦非我形也，寄之为屋宅，因之为营室，以舍我也。” 四 、通语词和方言词 通语词汇是指民族共同语词汇，是全民用来交际的词汇，具有全民性。方言词则是一定区域使用的词汇，是通语的地域变体，具有地域性。魏晋南北朝时道书的造作在南方和北方都有体现，“现在可知敦煌道经中写本数量最多的《太玄真一本际经》十卷本，是在唐初最后形成的。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升玄内教经》十卷本则是在南北朝末年所作。 《升玄经》《本际经》和《太上业报因缘经》大约都是出自南方道教的传统，《太上灵宝元阳经》《太上妙法本相经》则很可能是出自北朝末年的北方道教的作品。”⑧中古道教文献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其用词习惯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它使用了很多中古时的通语词，也有部分方言词。 【帽】 《冥通记》卷四：“其人形中人，面左边有紫志，著黄绢帽，多髯，而前齿缺是也。” 按：“帽”是中古时期的新生单音词。⑨“帽”的本义是婴儿或少数民族的头巾。 《说文·门部》：“冃，小儿、蛮夷头衣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今字作帽。”引申为帽子，古代特指布帛制的圆形软帽。 《玉台新咏·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晋书·舆服志》：“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无帻，冠下有纚，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复⑧ 刘屹：《敦煌道经断代：道教史研究的新契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8 日。，⑨ 参见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第491、518 页。

裁纚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爵者皆服之。” 中古道教文献例如《传授经戒仪注诀》：“非唯衣服，爰及屋宇，床席帏帐、屐履被氈褥，食器书疏，触物堪施则施人，不堪则净。 巾帽服饰，袴衫裙襦，行縢臂衣，事事各二。”《老君音诵戒经》：“老君曰：道官、篆生、男女民，烧香求愿法：人靖东向恳，三上香讫，八拜，便脱巾帽，九叩头，三搏颊。”《陆先生道门科略》：“顷来才受小治，或篆生之法窃滥帔褐，已自大谬，乃复帽褶对裙，帔褐着袴，此之乱杂，何可称论。” 【伧】 东晋南朝《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卷上：“太和宝真无量之国，放六品之音，以置伧老之号，知者寿同天地，修行其道，致伧老仙官来朝己身。” 按：南北朝时江东人蔑称北方人或楚人为“伧”。 《玉篇·人部》：“伧，《晋阳秋》云：‘吴人谓中国人为伧。’”《集韵·庚韵》：“伧，吴人骂楚人曰伧。”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五：“伧吴，仕衡反。 《晋阳秋》曰：‘吴人谓中国人为伧人，俗又总谓江淮间杂楚为伧。’”《晋书·王献之传》：“（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辟疆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 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中》：“南呼北人曰伧，西谓东胡曰虏。” 中古道经亦有此用法，东晋南朝《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卷上：“高上玉皇帝君，悉吟咏其音，以化中国伧老之人，令知其国有不死之教。”《真诰》卷十七：“昔所不以道相受者，直以吴伧之交，而有限隔耳。周是汝阴人，汉太尉勃七世孙，故云伧人也。”东晋《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卷下：“思中央玉宝元灵元老君，姓通斑，讳元氏，字含枢纽。形长一尺二寸，头冠黄精玉冠，衣五色黄羽飞衣，驾乘黄龙玉舆，建黄旗，从神戊己伧老之官十二万人，从十二炁黄天中下来降室内。”东晋《太上三天正法经》：“黄帝结土为象，放于广野，三百年中，五色变化，能言能语，各在一方，故有伧秦氐夷蛮差之类也。”南朝宋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考召东九夷胡老君、南八蛮越老君、西六戎氏老君、北五狄羌老君、中央三秦伧老君、五岳四渎丘沼君，诸庙神所在高山卑谷山林孟长、十二溪女、根源本始土地之主，社稷将吏，一时严装，与臣身中功曹使者、飞龙骑吏，上启太上玄元太上大道君。” 为何吴人用“伧”来称呼南楚（或中原）一带人，表示轻蔑、鄙视的意味？ 王云路先生的观点颇可参考，她认为因“仓”有仓促、仓猝、仓忙、仓慌、仓皇、仓遽等义，加上人旁作“伧”，也有忙乱之义。引申有粗俗、鄙陋义，或作名词。 《汉书·贾谊传》：“本末舛逆⋯⋯非甚有纪。”晋灼曰：“抢，音伧。吴人骂楚人曰伧。伧攘，乱貌也。”“伧”本有贬义，吴人用来称呼楚人（或北人），其贬义色彩就更

浓了，运用也更广泛了，产生“伧父”、“伧夫”、“伧奴”、“伧俗”、“伧鄙”等词，现代汉语还有“寒伧”（或音变作“寒碜”）等用法。⑩ 五 、道教语词和普通语词 道教创造了很多富有自身特色的语词。本文所谈的“道教语词”是指与道教教义或道教文化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词语，即使有的词语在全民语言中也有出现，只要它们被用来表示“道教意义”（可以是道教教义，也可以是关于道教文化），可以直接相关，少数也可间接相关。除了少部分专门的道教语词外，道教文献中大多数还是全民通用的普通语词。 【■（■）】 《真诰》卷二：“隐嘿沉闲，正气不亏。术散除疾，是尔所宜。次服■饭，兼谷勿违，益髓除患，肌肤充肥。然后登山，咏洞讲微。” 按：■饭即青■饭或青精饭，又名乌饭，本是道家服食之食物，后佛教也用其供佛。■魏晋南北朝道经多见，《真诰》卷十四：“青精亦出彭传及王君传■饭方中。”《上清道宝经》卷四：“其次玄水云华之浆，五黄郁灵，中精千石■饭，众青朱英，白车飞节之宝，流马紫木之黄，一服使人长算千纪。” 北周《无上秘要》多用“■”字，共5见，卷七十八《地仙药品》：“其次又有玄水云华之浆、五黄郁灵、中精干石、■■饭众青。”卷八十四《得太极道人名品》：“第三西梁子文，授玉清虚青精■饭云牙者。”亦作“■”，《真诰》卷十四：“伯高后从仙人刁道林受服胎炁之法，又常服青■方。托形醉亡，隐处方台，师定录君也。”卷十八：“故服■不？春草生，此物易寻，想数诣玄水之处逍遥也。”陶弘景《登真隐诀》卷下：“谓此始行二朝以后，便能辟诸灾祸，而人或有用之而不免者，正由推讨之谬，不如此之前所取也，青精■饭，服之亦使人不病不灾，与此相符类也。”《上清太极真人神仙经》：“服■饭者，百害不能伤，疾病不能干，去诸思念，绝灭三尸，耳目聪明，行步轻腾，十年之后，青精之神给以使令，坐在立亡，能隐化遁变，招致风云。 凶年无谷，穷不能得者，单服南烛，和茯苓，或和蜜，南烛杂松柏叶。会日相恭，非但须谷也，但当不得名作■饭。 皆宜参以吐纳咽液，以和 ? 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第868 页 ■ 容志毅：《道藏炼丹要辑研究（南北朝卷）》，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200至201页。 又，阎 ：《释“ 青 精饭”》（《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对 精饭的原料、命名、功能进行了全面研究，但对《道藏》中“■（■）”的用法较少涉及。 ■ 明正统《道藏》本（文物出版社、上 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 册 231 页 c栏此字似误，部件“卂”误作“孑”。

荣卫，常当如此。■饭须云芽之用，云芽不须■饭。”《上清高圣太上大道君洞真金元八景玉篆》：“南烛翠■，沉沙空青，朝探五晨玉渊素浆，亦能反故还新，变老得婴也。” 《字汇·食部》：“■，餐也。”《永乐大典》卷八五二七：“陶隐居《登真诀》有乾石青精■饭法。■，音迅，谓食也。”明朱谋?《骈雅训纂·释草》：“《图经》曰：陶隐居《登真隐诀》载太极真人青精干石■饭法，■音迅，亦作■，凡内外诸书并无此字，惟施于今饭之名耳。⋯⋯又按，■当作籸，疏臻切。”明方以智《通雅·食部》：“青■饭，乌饭也。今释家四月八作，或以乌桕，或以枫，一曰青精饭。《纲目》作■飯，乃■讹也。 《登真隐诀》■饭方始创■字。”明张自烈《正字通·食部》：“■，思晋切，音迅。乌饭也。一曰青精饭。苏颂曰：‘陶隐居《登真隐诀》“青精■法”，谓以药草蜜溲曝之也。’陈藏器曰：‘乌饭法，取南天烛茎叶擣汁，浸粳米，九烝九曝，米粒紧小如珠，囊之可适远方。’李时珍曰：‘此道家服食法，今释氏四月八日造以供佛。入柿叶杨桐叶助色。’详《本草纲目》。 《通雅》曰：沈存中云：本草南烛草乃木也，名南天烛，今人植庭侧，叶似楝，秋实，赤如丹。智按，此俗所谓天竹也，卽乌饭树。今更有乌饭草，又作青精者，或以枫叶乌桕染之，岭南或以榕枝。南烛一名维那木，一名猴菽。诸说旧注‘餐也’，泛引《登真诀》‘■饭’，非。” 【帔】 《周氏冥通记》卷二：“六月六日夜，见一人来，仪服甚整，著丹衣青帔芙蓉冠，冠上又有小平盖，盖青色，紫缘边，背上佩三青色铃，年可二十余。” 按：帔，古代妇女披在肩上的衣饰。 《释名·释衣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南朝梁简文帝《倡妇怨情十二韵》：“散诞披红帔，生情新约黄。”《周书·异域传·波斯国》：“妇女服大衫，披大帔。”中古道经从全民语言中借用了此词，功能用途稍有改变，并非女性所专用，如《上清明堂元真经诀》：“头著紫华芙蓉，巾绛地锦帔、朱丹飞裙、绿素带。”《上清琼宫灵飞六甲篆》：“玉女白帔红销服，红裙，执浅红符。”《上清大洞真经》卷一：“身著九色羽衣，披龙文之帔，头建玉晨之冠。”《上清河图内玄经》卷下：“右帝君九星宫中隐妃九阴名字，若咒说之时，但祝位号名字耳，勿道著衣帔及头以下也。” 根据道教服饰的制作及用途，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法服，用于坛场醮仪；一类是常服，是道士日常穿戴的。■道士法服的基本形制为：上著褐，下著裙（裳），外罩帔。这实际上是沿袭古代上衣下裳之制。平时戴巾、帻，作法事时戴冠，而巾冠之名称、式样则有多种。南朝《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五《法■ 王卡主编：《道教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 页。

服图仪》还将各阶道士之不同着装绘制成图，并逐一作了解释：“正一法师，玄冠、黄裙、绛褐、绛帔二十四条；高玄法师，玄冠、黄裙、黄褐、黄帔二十八条；洞神法师，玄冠、黄裙、青褐、黄帔三十二条；洞玄法师，芙蓉冠、黄褐、黄裙、紫帔三十二条；洞真法师，元始冠、青裙、紫褐、紫帔青裹，表二十四条，里十五条；大洞法师，元始冠、黄裙、紫褐，如上清法，五色云霞帔；三洞讲法师，元始冠、黄褐、绛裙、九色离罗帔。”卷三又云：“道士、女冠，皆有冠、帻，名有多种，形制各殊，⋯⋯并用谷皮笋箨或乌纱纯漆，依其本制，皆不得鹿皮及珠玉采饰。”北周《无上秘要》卷四十三《上清道士法服品》：“凡修上清道经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入室之日，当身冠法服，作鹿皮之巾，葛巾亦可；当披鹿皮之帔，无有紫青可用，当以紫为衣，青为裹。 帔令广四尺九寸，以应四时之数；长五尺五寸，以法天地之炁。表裹一法，表当令二十四缝，裹令一十五条，内外三十九条，以应三十九帝真之位，便应冠带帝皇之服故也。无有此服，不得妄动宝经。” “冠”“帔”作为道教服饰中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冠帔”连言可泛指道士的服装。唐谷神子《博异志·张竭忠》：“（竭忠）于太子陵东石穴中格杀数虎。或金简玉篆洎冠帔，或人之发骨甚多，斯皆所谓每年得仙道士也。”二者进一步发展凝合，又可用来借指道士。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四凶》：“磻叟衣冠子弟，不愿在冠帔，颇思理一邑以自效耳。” 六、中古道经词汇的几个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尝试描写了中古道经词汇系统的概貌，据此可以大致归纳出中古道经词汇的几个特点： 1. 风格典雅，语言华美，注重藻饰 葛兆光先生对道教文献的语言曾有如此论述：“十年来，读《道藏》，有两个印象很突出，一个印象是觉得道教语言很古奥，一个印象是觉得道教语言很华丽。 ‘古奥’是指道教经典的语言有很浓厚的复古意味，从《太平经》时代起，道教就一直有意在创造一种古拙的语言形式和神秘的词汇系统。⋯⋯从语言形式上，是越来越古奥深涩，他们很爱模仿先秦典诰和汉代辞赋的句式，让人看上去似乎来历很早，⋯⋯从辞汇上来说，道教很多术语都有‘隐语’，⋯⋯这些隐语常常很华丽也很难猜。⋯⋯‘华丽’是说道教经典的语言 方面追求古奥艰涩之外，一方面又追求流彩溢金，有如金碧辉煌的道观建筑和五彩缤纷的道教仪式。⋯⋯常常用‘金’‘玉’‘紫’‘绛’‘烟’‘霞’一类辞汇意象来渲染与烘托意境，使道教经典的语言风格十分华丽铺张，在这一点上它又显然借用了汉代辞

赋的技巧。”■应该说，葛先生这两点概括非常准确，指出了道教文献语言的两个突出特点。 中古道经总体语言风格属于典雅庄重的文言作品，文言词、书面语仍占主导地位，不少道经的语言古奥繁复，有拟古倾向，喜欢选用古代经典中的词语，以此来提高其经书的地位，更显神圣庄严，权威不可冒犯。 中古道经词汇华美绮丽，深受当时骈俪文风之影响，讲究雕辞琢句，讲求对偶，喜用典故，堆砌词藻，喜欢用美称，许多词具有美化色彩。 中古道经用词色彩浓艳，富丽典雅，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 2. 方俗语词成分逐渐增多 中古道经总体语言风格虽属比较典雅的文言作品，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方俗语词充斥其中，口语词的数量明显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 当前的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大家基本上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口语性较强的其他作品上，而对于口语性不强，却饱含富有价值的语言现象的道教典籍多视而不见。其实，有一些道经的语言是相当口语化的，如《洞真太上太霄琅书》《太上业报因缘经》《太上大道玉清经》《太上妙法本相经》《三洞奉道科戒仪范》《太上洞渊神咒经》等，由于传播教义思想的需要，不少道经采用普通老百姓所熟知的口语来传教，因而道经文献保留了很多当时的口语材料。徐时仪先生指出：“道教典籍中也有不少语录体著述。这类著述记载高道仙人平时训释教导生徒的言行，语言通俗，多用口语俗语。较重要的有《海白真人语录》《北游语录》《长春祖师语录》《丹阳真人语录》《虚静天师语录》和《吕祖东园语录》等。”■ 道教产生于东汉，此正是汉语从上古向中古转变的重要时期，保留了当时为数不少的口语词汇，能够反映各历史阶段的真实语言面貌，为我们研究汉语词汇史提供了宝贵的语料，值得深入发掘。 3. 词汇系统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共融状态 中古道经词汇呈现极为复杂的杂糅共融状态，即古语词与新生词的共融，文言词与口语词的共融、通语词与方言词的共融、 一般词语与专业词语的共融、道教词语与佛教词语■的共融。本文从多个角度对中古道经词汇系统进行了初■ 葛兆光：《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佛道二教的交融渗透使不少佛教用语进入同时代的道经，中古道经中有不少佛教词语，参见Erik Zürcher, “ Buddhist Influences on Early Taoism: A Survey of Scriptural Evidence” , T’ oung Pao , Vol. 66 ,1980 . pp. 84 - 147.

步分析，有的分类未必科学，中间或有交叉重叠，因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理解，有时难以区分。这是无法避免的，只是目前阶段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古道经词汇成分驳杂，交织融合，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4. 出现了大量中古新兴语言成分 中古道经出现了很多中古时期的新兴语言成分，如表示约数的“许”，表示序数的“第”“初”，量词“竿”“剂”“丸”“首”“纸”等，疑问词“何似”“何当”“何意”“何缘”“缘何”“那得”等，副词“了”“登”“经”“寻”“顿”“转”“略”“见”“相”等等。 在文言色彩较为浓郁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中，这些中古新兴语言成分犹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新芽，对于中古汉语研究来说倍显珍贵。进入21世纪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硕果累累，然而数量庞大的道教文献至今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道经语言研究一直进展缓慢，较之佛经词汇研究，还存在诸多空白。这些中古新兴语言成分有力证明了道教文献的语料价值，希望能借此扭转汉语史界对道教文献语料的偏见，加强对道经语料的应用与研究。 5. 有一些罕见于同时代其他文献的个人言语创造 道教文献语言属于一种社会方言，它来自于全民语言，但又不同于全民语言。 中古道经语言中有一些特殊的创造，这些个人言语创造，其意义和用法为同期或后代文献所罕见，还只是一种言语现象，尚未进入全民语言。 例如，陶弘景《真诰》卷九：“数澡洗，每至甲子当沐。不尔，当以几月旦，使人通灵。浴不患数，患人不能耳。荡錬尸臭，而真炁来入。”其中“几月”一词文献少见，同为陶弘景作品的《登真隐诀》卷中：“当几月旦使人通灵。”注曰：“几月，即奇月也，谓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也。”“几月”另见于《上清太极真人神仙经》《上清太极真人撰所施行秘要经》《紫庭内秘诀修行法》《洞真西王母宝神起居经》，但这些道经中的用例均抄自《真诰》。再如，东晋《上清丹景道精隐地八术经》卷上：“灵飞九天，紫暎霞霄，服咽八炁，吐纳六翘，神真充内，外欲豁消，纵形任己，适意皇朝。”《真诰》卷十：“东海东华玉妃淳文期，授含真台女真张微子服雾之法。常以平旦，于寝静之中，坐卧任己，先闭目内视，彷佛使如见五藏。”“任己”一词另见于《真诰》卷十三、《登真隐诀》卷中、《云笈七签》卷四十八《服雾法》，这三处用例皆引自《真诰》卷十，笔者怀疑其为个人言语成分。 之所以专门指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个人言语成分也有重要研究价值。洪诚先生有言：“从魏晋到中唐，骈俪文盛行，口语入文最少；晚唐以后，情况一变，变

文话本小说兴起，接近口语的作品多。⋯⋯在这种排斥俗语的文风中写出并得以流传下来的作品，从它里面发现有新兴的语言资料，尽管在纸上是单词孤例，应该看出是大量语言事实的反映。如果按照纸上出现的数量作标准，将会有很多的珍贵资料因当作孤例而被舍弃、被糟蹋。”■王东也认为：“语言变化总是从个人言语行为开始。所以个人的言语行为在语言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值得去研究和调查。不过，过去活生生的言语已经销声匿迹了，调查某个时代发生的个人言语行为活动的轨迹，最好的方式就是从那个时代的文献中寻找作者的言语创造。如果能把某一时期主要文献中的个人言语行为调查清楚了，那么对揭示这个时代语言面貌的特点及其形成将起着重要作用，自然对揭示这个时代语言的词汇特点也大有裨益。”■因而，在考察中古道教文献时，对于那些用例甚少甚至为孤证的语言成分，我们也要注意收集记录，其中有些可能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会得到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中古道教文献的语言，文言与口语并存，追求华美，注重藻饰，风格庄重典雅，因其口语性不是太强，故学界对其研究非常薄弱。其实，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语言风格，道经都有其独特之处，有其独到的文献价值，今后应大力加强道经语言的研究。道经文献丛脞繁杂，可从多角度进行研究，语言研究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洪诚：《关于汉语史材料运用的问题》，《洪诚文集·雒诵庐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 年版，第101页。 ■ 王东：《〈水经注〉词汇性质浅论》，《唐都学刊》2006年第5期。

20 19 年 第 2 期 總 第 24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 Issue 24 冲 突 与 和 解 ——论《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罗 兵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海外汉学的研究中心开始发生了典范性的转移，以欧洲为中心的“东方学”让位于以美国为中心的“汉学”。和“东方学”相比，这一时期美国的汉学研究特征尤为明显：空间上，海外学者们更注重从微观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施坚雅模式为代表的研究方法常常被用来解剖中国区域社会结构的发展与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传统的“中国”概念进行了冲击和解构；时间上，学者们的着眼点常落在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特殊区间，即由“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转型时段；研究方法上，他们不单纯拘于文学、历史或考古，而是打破这种藩篱，将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跨学科的研究成果、理论方法和治学思路混用在一起，以保证他们在一定范围内最精准无误地对中国社会进行剖析研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基于自身利益而生成并维护的现实需要。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大事件，义和团运动完全值得中外学者予以 罗兵，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重点关注，①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海内外学者从未放弃过对义和团运动的全方位解读、研究。 只是，不同于其他著作，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②（以下简称《历史三调》）却在探讨义和团运动的成因、经过以及影响的同时以之为例证，试图在历史理论、历史哲学的视域下对东西方的历史研究的视角、思路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一番对照和比较，既反映出不同时间、区域下历史研究的冲突，也表达出他本人试图以折衷主义的方式对这种无法避免的矛盾进行调和的意愿。 《历史三调》的英文标题原为History in Three Keys，显然Key除了指代乐曲的音调外，还有“钥匙”、“关键”的涵义，受限于中英文的区别，它只能被翻译成“曲调”，但这也是此书目前的最佳的翻译。所谓“历史三调”，既可以指代人们对于历史认知的三种路径，又可以指历史的存在和书写的三种维度，它们相互交织，彼此激荡，如同复调音乐一样构成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解读和研究。 一、作为事件的义和团 正如柯文所言，书籍常以直叙形式呈现给读者，连续性的页号编码与章句标记似乎暗示作者更希望受众按照直线顺序进行阅读（尽管柯文本文在英文版序言中恳请读者以自己喜欢的顺序进行阅读），但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顺序却往往不尽相同。就本书而言，柯文于“神话”部分写作最早，于“经历”部分所 ① 毫无疑问，义和团事件对海内外学者而言都是绝佳的题目，这是因为题目本身就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时间方面它正处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过渡；空间方面义和团从鲁西南发源并从鲁北兴起，在短时间内迅速向外蔓延并很快波及华北与东北，几个月之内中国北方的土地上几乎都有义和团的足迹；教义方面教众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与之前的以推翻政府统治、获取土地权益为目标的起义（暴乱）迥然不同，但是他们”请神附体”的仪式却与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相关，又深深带有民间宗教的烙印，至于“刀枪不入”，除了反映出运动初期参与者与明清以来民间武术团体密切相关外，更多地被视为运动愚昧落后的象征；史料来源方面对这一时期的描述可谓众说纷纭，从义和团的揭帖、地方政府与宫廷之间的奏议往来，朝廷几次降下的互相矛盾的谕旨到目睹、参与了整个过程的北方市民的诗文和日记，遍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上（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与本国公使（或本国亲友）的书信、电报以及传教上所撰写（口述）的回忆录，我们似乎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对义和团的方方而面拼接出一幅模糊的画面，然而史料间的彼此抵牾、因立场不同而造成的理解角度的差异、事件参与者在追忆往事的同时对自己经历有意无意地美化（或丑化），都加剧了我们认知的难度；事件影响方面，《辛丑条约》的签订让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又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民族主义持续高涨都对清廷的覆灭和民国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深受左派史观影响的国人提及此次运动，都不忘标举其“反帝爱国”的积极意义，却也无法回避他们“盲目排外”并深受“封建迷信”荼毒。 可以说，义和团运动就像是历史长河的奔流到一处巨大的峡谷，激荡起无数浪花，当我们站在两岸俯瞰河水时，因为观察视角、地理位置的不同也会见到不一样的倒影，这又影响着我们对河流的认知和描述，当然，大历史的魅力也在于此。 ② （美）保罗·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着笔墨最多，唯独于“事件”部分最晚写就，甚至他自己也认为把义和团事件塑造为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事件的结果让他感到“气馁”③。然而当我们阅读这一部分，依然能觉察出柯文受到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并试图做出的创新和突破。在他看来，“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实际上根本不同于人们经历的历史”，即使是“历史学家的叙事的程序与历史的直接参与者的叙事程序没有本质的区别”，结果也依然不会改变。在这种语境中，“历史”一词被赋予了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是人类过去的经历，即真正发生的历史，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人类对于过去的经历的认知、记忆和书写方式的呈现，即为人们所书写的历史。这两个层面的内涵彼此交叉，却不可能做到完美相融。因为历史虽然是客观存在，但是历史的呈现、书写方式却是一种叙事，只要是一种叙事，就必然有其自身的逻辑链条和取舍标准，书写者们需要把凌乱、复杂甚至不明确的过去变成思路清晰、线条明理甚至是逻辑关系严丝合缝的历史；如果说历史的参与者、经历者在参与并创造历史过程中是由“现在”走向“未来”，历史学家则毫无疑问地站在“现在”的点上瞭望“过去”。 当事情的结果是不可改变的，对于事情的原因的追溯往往显得荒诞，因为历史学家出于个人经历、视角差异、知识结构、偏好不同等原因，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及对事件意义的赋予往往表现出极大的差别，当历史学家的视野跳出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很多看似（或实际上也是如此）并没有关联的人和事往往会出现在他们的笔下，并被赋予成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或关键节点。在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看来，历史书写与文学书写似乎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甚至我们大可以近一步推论，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当“六经皆文”时，我们对历史的“必然性”、“本质性”、“体系性”的论述往往只是人为的预设。 当然，与后现代主义史学不同的是，柯文虽然在第一章的绪论中作出了之前的论述，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认历史和历史书写的意义，在他看来，历史学家虽然不能恢复全部的历史面貌，但却可以恢复部分面貌，从而在比较广泛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历史事实。 因而他认为历史学家“在理解和解释历史时，必须有意识地遵奉（在实践中从未完全实现过）社会公认的关于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性标准”，这个标准驱使历史学家通过各种证据去探求历史真相，虽然真相可能永远触摸不到，但显然至少他们一直保持无限于趋近的状态。 可以 出，在这 ，柯文有意以一个调和者的角色，在后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中维持平衡，在书中，关于义和团事件的叙述虽然篇幅短小，其线性叙事并不 ③ （美）保罗·柯文：《历史书写的无声之处：一位历史学者的自白——以〈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的撰写为例》，《文史哲》2012年第3期第6页。

够立体，甚至某些内容常常是引自其他人的作品④，但柯文至少措辞极其谨慎，尽力合乎他关于历史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方面所信奉的准则。 二、作为经历的义和团 这一部分作者着墨最多，论述也最为精彩。在柯文看来，历史认知“经历”有两重含义：一是“对历史形成过程的直接参与”；二是“通过感觉来认识世界”，参与历史的每个人一方面处于历史坐标的某一点上，同时也处于人生坐标的一个点上，两个坐标相互重合，个人经历就被融入到了“历史事件”之中，因而任何一件历史事件都可以看作是“每个参与者个人经历的综合体”。这正如我们观察蚂蚁的行踪，当我们蹲在地上用放大镜近距离观察时，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个体分别活动，可是当我们将工具弃置不用或是站起来远距离观察时，我们眼中的蚂蚁群落或许只是黑色的线段。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历史的参与者无法预料、把控事态的走向，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人对于整个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常常是一无所知，他们并不可能知道局势会如何演变，更无从得知自己命运会走向何方。因而个体往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应对并没有出现的意外变故——这与历史学家由已知结果回溯过去迥然不同。当然，这种个体的茫然也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虽然这种视角实在难以把握。 同时，对经历者的视角的剖析让我们更能把握到历史事件的细节之处，更容易察觉到个体行动在集体行动中的多样性。 于义和团参加者的动机而言，如作者分析的那样：穷人为了填饱肚皮；富人为了不成为义和团的牺牲品；有些人是为了复仇；有的是为了“热闹”；有的是为了有机会练习武术；有的是为了当众表演的乐趣；有的是为了耀武扬威的自我满足感。 另外，尽管参与历史的个体的生命存在着时空上的延续性，但当历史学家给历史事件界定时限并对历史事件进行剪裁时，个人的经历常常呈现碎片化的状态，他们可能在前一秒还在充当着主人公，后一秒就被随意丢弃，下一个章节他们可能又回归到作者的笔下并扮演某个举足轻重的角色。⑤这种并不完整的历史呈现，显然是对传统史学的单一线索、宏大叙事的最有力的反讽。但是正如笔者之前论述的那样，柯文本人的折衷方式在书中随处可见，他既反对传统史学的单一叙事、注重典型人 ④ 关于“事件”部分，柯文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的征引是显而易见的。 参见（美）周锡瑞著，张俊义、王栋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⑤ 作为义和团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历史学家对于赵三多、毓贤等人的论述尤其能体现历史叙事对于个人经历的割裂。

物的模式，对后现代史学的过分强调个体的特殊化也并不热衷，因而在书中，他常常通过跨文化、跨时空对比的方式试图探求人类的一些共同的本性。例如，在论述华北地区关于持续的干旱引发的中国人对传教士的愈演愈烈的仇恨时，他认为以上天的惩戒来解释自然灾害是古往今来的人普遍认同的心理机制。因而，在1973年，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英国16世纪90年代的基督徒都认为当时的旱灾或大饥荒是安拉或上帝对人类的惩罚；1980年象牙海岸的本加人亦因为该地区的旱灾而惩罚一对行为不检点的夫妇；19世纪的博茨瓦纳人们把干旱归因为基督教的入侵。 同样关于义和团运动初期华北地区盛传的传教士（教民）向水中投毒的谣言，柯文也认为这与在古罗马时期、1832年巴黎霍乱流行时期以及抗日战争中的上海的流行的关于敌人向水中投毒以引发灾难的流言并无二致，都是平民因为特殊时期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因为不能获取足够的信息而有意无意编造出的对每天目睹的死亡的解释。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书写这一章的时候，柯文似乎是有意地采取了“移情”的方法，试图从思想的角度进入中国的内部，以了解中国人自己是如何认知并且理解他们所经历的历史的⑥。在他看来，老一辈的美国学者的那种“冲击—回应”、“传统—现代”的历史研究、书写模式过分重视外来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其本质上是西方人基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巨大的优势所形成的对东方国家、民族的社会历史的一种想当然的歧视，他们以基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文明”优越感去俯瞰东方大陆，难免会有深刻的后殖民主义的倾向，而他们所见到的必定是愚昧、无知、迷信乃至落后。⑦因而，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柯文提出以“中国中心观”替代“西方中心观”，以“局内人”的视角替代“局外人”从而进入到中国人的思想内部去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 《历史三调》无疑是这种研究倾向的延续，但是柯文却又进一步，试图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中跳进跳出，保持着历史学家的独立，在“中国中心观”与“西方中心观”中维系一定的平衡。这是因为，当他以“经历”的角度去认知、书写义和团的时候，“局内人”的视角也并不是万能的， ⑥ 柯文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受炙于费正清教授和史华慈教授，上一辈学者的研究范式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如《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 - 1870年》（1966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E韬与晚清革命》（1974年）很明显带有美国史学界的“冲击—回应”、“传统—现代”的传统烙印，到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年）则明确指出了西方中心视域下从“局外性”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中国中心说”；而《历史三调》中，他对西方史学家“局外性”的认识又有所修正，在指出其存在弊端的同时指出其阐明和启发的作用 ⑦ 柯文的这种观念深受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的影响，他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 参见（美）保罗·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 ， 1 年，第167 页局 989

因为经历者对于历史的口述的真实性并不足以让我们满意。其一是由于人们的思维机制的影响，人在回溯自己过去的经历时，一定会有意无意地对自己参与过的事件进行修正和美化，不同人口述的故事必然是互相矛盾；其二是前文所提到的历史学家对历史时限界定与个人完整经历的矛盾，每个个人在参与历史事件中都是被蒙住了双眼，因而他们只能凭记忆将自己的经历以线性的方式和盘托出，这些史料显然并不能被完全征引，但是对其进行加工则一定会破坏内在完整性；其三是采访者和记录者因为个人的兴趣、采访环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即使是对同一个历史的参与者进行采访，所得出的内容和结论也往往是迥异的，而他们可能都声称自己深入了解了参与者的思想世界，孰是孰非我们难以评判；其四，当参与者根据自己的经历进行叙述，采访者根据采访经历开始书写，研究者根据已经成型的口述史资料进行研究时，历史学家一直所追求的史料的一手性已然经过了重重损耗。因而，柯文在以“局内人”视角审视历史的同时，也时时跳出来，指出“局外人”研究视角的优点：“它是使我们不同于历史直接的经历者和历史的神话制造者的因素之一，它使得我们这些历史学家有能力以直接经历者和神话制造者做不到的方式让历史变得通俗易懂并富有意义。”所以当他小心翼翼地在经历者所经历的历史的内部与外部游走的时候，他正努力践行着自己关于历史学家应该作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调停人”这一论断。 三、作为神话的义和团 关于神话这一部分，作者写作的最早，也最为一气呵成，所谓的“神话”是指后人对义和团的不断的认知和塑造的过程。在阅读过程中，笔者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义和团被不断神话的经过，而是义和团之所以被神化的原因和它被神化的方式为何一直在“反帝爱国”与“愚昧落后”中左右摇摆，虽然作者在书中也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回到前文的比喻，当我们观察河流时，往往能从中看出倒影，而因为所处位置的不同，我们看到的倒影也必然不尽一致，那么当我们去描述自己所看到的倒影时，我们会怎么解释自己与别人的差异呢？ 或者再举个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两个画师站在彼此的视力范围之内，相对作画，单个个体以及他身后的大片背景也都成了彼此的画作的内容，然而画师所受的训练并不一致，作画的方式以及构图的视角也一定是千差万别，当我们于事后观察两幅作品时，单纯地凭借画作的内容是否能够真的辨认出两幅画的内在联系呢？ 因为无论是故事还是神话，在受众的既有认知里，他们应该是一个有头有

尾并且能够逻辑自洽的完整形态。但其实恰恰相反，其发展演进并不是完全遵照进化论的方式由低级到高级单线发展，甚至连故事的闭合性也是被后世的历史学家人为塑造。这个过程有“刻划”，也有“涂抹”，既有的资源往往也会被曲解、误读以证明被发明的“传统”，彼此矛盾的故事也会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按照自身需要进行解读。最终相对胜利的一方会成为思想资源中比较稳定的部分，占据中心位置，而其他的解读也很难被完全遮蔽，而是在边缘层面继续演变，他们或许会随着受众的流逝而缓慢消失，或许会在相对稳定的局面被打破以后再次回到中心地位，被公众所承认。更多时候，他们隐藏在共识之后，呈现出一种与受众认知完全矛盾的面相。于是，当年那场席卷中国北方的群体性事件在后来的历史学家不断地描述、重构中，往往被刷上了厚重的涂料，而当他们部分风干、脱落时新一层的涂料又附着于旧的之上，长年累月之后，我们似乎很难分辨出历史内核的所在。在身处中国的虔诚的传教士（教民）看来，团民不啻于是撒旦的替身，而对远在千里之外的西方人，则对遥远的东方的这场“暴乱”表现出感兴趣的恐慌。 回到中国自身，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义和团的认知始终在“愚昧落后”与“反帝爱国”中摇摆不定。这固然是因为神话要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服务，却反映出历史书写的荒诞之处：当由神话化的认知路径得出的结论进入到人们的头脑，真实的历史反而更像是虚构，被修改的历史反而更加真实。 当然，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神话往往是基于现实层面的需要，“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因而，我们对义和团运动的这两个标签其实即是我们的认知共识中义和团运动中自身所带有的属性，也是中国人关于“救亡”与“启蒙”的追求过程中的两种必然的追求。当民族主义蔓延的时候，义和团运动无疑成了仁人志士的爱国运动，是满清朝野自上而下的一次“疯狂的冒险”，他们面对的是帝国主义的多个层面的侵略。而当“科学”与“理性”被需要，“义和团”又毫无疑问是一个贬义词的词汇，在漫长的历史语境中，这个词汇都是一部分被讥讽国人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的最佳写照。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事件、经历、神话作为三种认识历史的路径，彼此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尽管他们以不同的章节呈现在我们眼前，在历史书写过程中却常常是混合在一起难以分辨。这三种方法，也并没有高低之分，他们像是不同 曲调，经由柯文指挥棒一般的妙笔，交织在一起让历史发出了美妙诱人声调，因而与其说是柯文借此书为我们找到了解决历史问题的钥匙，莫不如说他为我们打开了重新审视历史维度的大门，虽然，不可避免的是，门的背后是一片更加复杂的未知世界。

2019 年第2 期 總第24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 Issue 24 《 明 代 僧 官 制 度 研 究 》 序 譚世 寶* 馬君曉菲，生於孔孟之鄕，長於齊魯之地。 先後獲經濟學士，政治史碩士，再從余攻讀佛史博士。 自余於1984 年入先師王仲犖先生門下，成為中國首批佛敎史博士生起，至作為博士導師指導馬君撰寫《明代僧官制度研究》，最後於2014 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已有三十年，期間佛學與佛史的研究從極冷迅速轉變為極熱。 而今馬君能在大熱門中選擇較冷的問題，作出較前人全面深入的研究初果，乃其智慧加勤奮的表現。 俗語說：師傅引入門，修行靠自己。 馬君甫出師門，即獲聘為濱州學院人文學院講師。 幾年間，在完成繁多敎研工作之餘，已將其博士論文修改為被山東人民出版社接納出版的書稿，其非常勤奮可知。 近接其來郵，請余為之序，令余深感後生可畏而可慶賀。 余雖已退休，南歸澳門兩年多了，但是著述開會之繁忙，猶逾往時。 抽空閱讀馬君書稿，如與其面，不亦樂乎！ 魚兒飲水，冷暖自知。 此書之成就，同仁讀之自知，無須余作賣瓜之黃婆也。 余只提一點淺見，供馬君及同仁將來繼續深研明代政治法律制度與僧官制度之參考。 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以元朝之政制失之於寬，而改行空前嚴酷的政制。 例如，元朝時期僧人有妻室之風氣遍及全國上下南北東西，從中央朝廷到地方各級僧官以及普通之僧侶，公然娶妻生子者為數甚多。 以致從建元的世祖至末代的順帝，對此屢屢下令禁而又令復。 至明太祖則頒行“新周知板冊”，規定：“僧有妻者，許諸人捶辱之，更索取鈔錢。 如無鈔者，打死勿論。”“榜示之後，官民僧俗，敢有妄論乖為者，處以極刑。”“妄為論議沮令者，皆治重罪。”這一系列野蠻殘酷迫害僧侶的專制法令，乃對元朝相關失敗之政令的極端嚴酷殘忍的繼承發展。 對禁止僧侶自由成家之風，起了極大的壞作用。 加上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親自作序頒行的《大明律》規定：“凡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還俗。 女* 譚世寶：山東大學、澳門理工學院退休敎授。

家同罪，離異。 寺、觀住持知情與同罪，不知者不坐。 若僧、道托親屬或僮僕為名求娶，而僧、道自佔者，以奸論。”可以肯定在嚴加推行此類暴政惡法的情勢下，有無數僧侶、道侶之家庭，慘遭官府與民間流氓惡棍的群眾暴力迫害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參考拙文《略論明太祖的宗敎政策對南禪宗自由發展的影響》，載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主辦：“第六屆兩岸四地暨國際佛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 年6 月15 - 6 月18 日）。 最後，在此預賀馬君之書出版成功，旣願馬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還望馬君勿忘余當年敎誨諸生之言： 余之薪未盡而火已傳於各弟子。 名師出高徒，徒高出師名！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余旣非名師，故實有望於將來徒高出師名也。 2017 年9 月28 日草於澳門退而不休之書齋

2019 年第2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總 第 24 期 Issue 24 《 清 代 韩 愈 诗 文 文 献 研 究 》 序 郝润华 * 俊丽生于中原，长于中原，负笈西北随我读书七载，我对她个性与行事作风的了解远超其他学生。在我的眼里，她是一个独立自强、性格坚毅并在学术上有着执着追求的女性，秀外慧中，做事心无旁骛，又肯下功夫。从攻读硕士开始到博士毕业的七年时间，她凭着坚韧的毅力与刻苦的劲头，不仅完成了硕博士阶段的全部学业，打下了较扎实的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的基础，撰写了高质量的学位论文，顺利毕业，获得学位，而且还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也找到了比较满意的工作，使一家人得以团聚。当然在这当中，除了她自己的努力之外，她的丈夫小崔也在生活和精神两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俊丽在参加工作之后仍然孜孜矻砣，专心于学术研究，每年的寒暑假几乎都是奔波于各地图书馆之间，即使是参加学术会议，也是要利用前后短短几天时间去当地图书馆查阅资料，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绝非夸大之词。几年前，在她硕士与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书稿《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去年她顺利晋升了副敎授。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她的勤奋、努力是分不开的。受我学术思路与方法的影响，俊丽的硕博士论文选题都与韩愈文献与文学研究有关，经过几年的修改完善，现在她的这部《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终于要出版面世了，欣喜之余，她希望我为其著作写序。忝为她的老师，当然为她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欣慰，也更应该为她写点什么，因此，借此书出版之际谈几点我的感受。 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一代文章领袖，他所领导的唐代“古文运动”，变骈为散，“开创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一个新时代”，“到唐代‘古文’，中国古典散文的面貌才定型了。它奠定了此后散文发展的方向和规模”（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 韩愈的诗歌创作，“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 郝润华：西北大学文学院敎授。

盛”（叶燮《原诗·内篇》）。 同时，韩愈又是唐宋文化转型中的重要人物，陈寅恪先生即说：“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论韩愈》）韩愈尊《孟子》，推《大学》，倡道统，在古代思想史与哲学史上，“实可谓为宋明新儒家之先河”（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 因此，韩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人十分推崇韩愈，校勘注释韩集蔚然成风，竟出现了所谓“五百家注韩”的盛况，其中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方崧卿《韩集举正》、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等具有代表性。清代以降，传统学术进入总结时期，由于桐城派的推波助澜，韩愈地位不断提升，学韩研韩的文人逐渐增多，使得这一时期的韩集文献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质量之高、特色之鲜明，也超出前代，形成了韩愈研究的第二次高潮。钱仲联先生甚至认为：“清代学者，出其治学绪余，旁治韩集，成绩远出宋、明人之上。”（钱仲联《韩昌黎诗集系年集释》）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韩集文献如林云铭《韩文起》、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高澍然《韩文故》、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并整理研究的重要韩愈文献。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对韩愈的功绩与地位概括为：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直指人论，扫除章句之繁琐；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呵抵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能得出以上精彩论点，我想陈寅恪先生不仅仅是依靠韩愈的诗文作品本身，而大多是在总结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学者的韩愈阐释成果基础上所建立的认识。只有对清代韩愈文献做出整体梳理与研究，才能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讨论清人对韩愈的全面接受乃至清代韩学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传统学术的繁盛，韩集文献逐渐步入学者们的视野，产生了如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史》、查金平《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姜云鹏《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全华凌《清代以前韩愈接受史研究》等成果，为我们整体把握韩集文献及其流传发展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同时使宋代韩愈接受与韩集文献开掘探讨展现出了新的研究概貌。宋、清二代是产生韩愈文献的两个重要时期，相对于宋代韩集文献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学界对清代韩集文献的关注度明显不高，研究论著远不能与清代韩集文献的实际成就相匹配（按，清代重要韩集注评本即有六十余种）。俊丽知难而上，其《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一书在对清代韩愈诗文文献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清代韩集文献的特点与价值，揭示清人整理研究韩集的成就，并就韩愈对清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作用做出理论上的论述，进而总结清人研治韩集的经验与敎训，为今人整理研究韩集提供文本借鉴与资料依据，以期推动目下韩愈研究的良性发展。她所做的工作主要有如下

几个方面： 第一，对分散收藏于各地图书馆的清代韩愈诗文文献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集，并进行了历时性、类型性梳理，尤其是一些未获影印或整理且公私目录书未曾著录的韩集文献，诸如韩集注本、评点本等。她对文献的基础工作在书中以叙录的形式展现出来，也就是说作者分三个时期为近四十种清代韩集文献撰写了较为详细的提要。 内容不仅包括对注评者的籍贯、家世、科举、仕历的考述，也包括对文献本身内容体例、刊刻流传、存佚庋藏、版本著录几方面的考录。 第二，对于清代韩集文献及其阶段性发展概貌，从时间与空间上做出鸟瞰式的展示与归纳，并运用历史文化的分析方法阐述清代韩集文献产生的原因以及文学风尚、学术文化背景，具体包括崇宋复古、理学传播、乾嘉朴学、桐城文风、科举制度、书院文化、文学评点、地域空间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清代韩集文献的影响与催化作用。作者将清代分为三个时期，并分析各时期不同的文化特征与韩愈文献的关系。 如清中期乾嘉考据学兴盛，韩集文本即以校勘、注释为主，产生了如《韩集点勘》、《韩集笺正》、《读韩记疑》、《韩集补注》等校勘专著以及顾嗣立、方世举等人的注重文字、声韵、职官、地理笺注的韩集文本整理著作。 第三，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韩集文献，如林云铭《韩文起》、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李宪乔批《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高澍然《韩文故》以及清末马其昶、林纾等人的韩文注评文本，分别进行个案式的深入探究，依据文本特色，各有侧重，考论结合，文史互证，以此探讨清人整理韩集的特点、方法与成就，并揭示清人整理诠释韩集的价值与影响。 如，通过对晚清马其昶、林纾韩集注评本的深入解析，突显桐城派的整体韩愈接受乃至文学思想，以小见大，以点带面。 在此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最用力之处是对文献的搜集、梳理与考证。这一叙录工作读者或许轻易不能从中有所体会，其实背后付出的艰辛只有作者自知。从查阅各种官私目录书到坐在图书馆里专心抄写序跋、记录文献特征，甚至抄录整本文献，然后再对作者与文献的相关方面进行详细的考证、论述，需调动作者的目录、版本、历史、考据等诸多学科知识，工作环节既琐碎又繁杂，是一项十分费力费时的工作。 只有对文献有了如此深刻全面的梳理体认，才能有后面的理论阐述。也就是说后一部分的提升研究，必须是建立在文献文本基础上的理论探索。因此，作者在此书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多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比如，作者分析清代韩集文献产生的原因与背景时认为：从时间发展来看，清代不同时期的韩集整理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前期韩文评点文献较多，中期韩集注本繁兴，后期韩诗批本较多。从空间地域看，清代韩愈诗文文献主要集中于科举发达、刻书兴盛地区——福建、江浙、安徽、岭南等地。科举制度促进了韩集

整理的繁兴，又使韩集评点中渗入了八股文思维。从当时的文学思潮特点来看，清初古文复兴运动中，韩愈被看作通往先秦、两汉文之“舟楫”，引起了研治韩文的热潮，促进了清初韩文评点文献的兴盛；评点学的繁兴与新变又使韩集整理富有特点，精评与详解相结合，考据与评点相融合，故韩集创作技巧、意旨及风格特征得到深入解析；贯穿有清一代的桐城派推崇韩愈，研治韩集成果丰富，不乏新颖之见，对韩愈在清代地位的提升与巩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晚清宋诗运动的兴起再一次促进了韩集整理的热潮，宗宋派不同程度地学韩研韩，通过“扶韩归杜”，形成了“当代兢宗韩”的局面，促成了韩诗文献的撰著风气。岭南是韩愈一生三人之地，历来宗韩风气浓厚，有刊刻韩集的传统，清代也产生了十数种韩集文献，极具地域特色，这些文献的编刻流传，既推动了彼地的韩学流播，亦可窥见韩愈对岭南文学的深远影响。 又比如，在个案研究中，作者通过分析《韩文起》的编排体例与文本，认为评注者以道统思想为核心，结合其经世观念，又融入福建地域信仰文化，显示出韩文批评的独特性。作者对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作出深入探讨，认为此书开创韩诗编年编排的体例，用诗史互证方法分析韩诗，又贯以注者的诗学观，注释极为精细，是一部集大成的韩诗注本，在清代韩集注本中质量最高。李宪乔曾批点过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作者对此书也进行了系统探究，以为此批点本批评韩诗的方法较为独特，首次揭示韩愈《喜雪献裴尚书》、《咏雪赠张籍》等涉雪诗开“白战体”之先河，是清代岭南地区宗韩之风影响下的一部韩集文献。对于另外一部文献《韩文故》，作者侧重于其文化背景的挖掘，认为在福建地区深厚的理学传统和浓厚的宗韩风气下，注评者高澍然深解韩愈绍继孟子及其“修辞明道”之志，他评价韩文“广博易良”，是清中后期汉宋思想融合下清人研治韩文的代表性文献。另外，对于马其昶的韩文批注、林纾的韩文评析，作者也都一一进行了分析阐述，以此揭橥桐城派的尊韩方法及其文学价值与学术意义。 对古人诗文集注释与评点的整体探讨，我们现在一般将其纳入诠释学（阐释学）的研究范畴，诠释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解释，而在文本的解释当中，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也就是说方法是阐释学的关键环节。二十年前，我在拙著《〈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中提出钱谦益诠释杜诗时运用了诗史互证方法，从而使这种方法确立下来，进而影响到清人诠释唐宋诗歌的方法以至造成诸多误解，这种方法也促成了现代文史研究方法的形成与发展。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论著中贯彻的阐释方法，明显是继承了此种方法又有所开拓。 当代许多文史学家的关注领域与方法也明显受到此种诗史互证法的启迪与影响。我以为在研究古代诗文作品的诠释文本时，方

法论的探讨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俊丽受到了我的启发与熏陶，在其《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一书中十分注重对清人注韩方法的总结。她提出清初实学与理学并兴，韩集诠释以选评韩文为主，注重揭示韩愈的道统思想，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清中期考据学兴盛，注家充分运用乾嘉考据学方法笺注韩集，包括异文校勘、词语笺注、作品编年等，方法合理，成绩斐然。晚清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之学的调和，理学与今文经学的相杂糅，韩集诠释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学术方法，既批点又考据，既注重挖掘韩愈的浩然之气和仁道思想，又有意为挽救民族危亡寻求精神支撑。注评者注重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从史实背景切人，考证探索韩愈诗文中的隐微。总之，在受大传统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使得清代韩集的诠释方法丰富多样、大放异彩。这些中肯的结论，都是在细读文本并深入解析文本之后的创获。 俊丽为完成这一部著作，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与心血，面对她发来的三十余万字的书稿，我想到刘禹锡的诗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辛苦与勤奋换来的终究是令人可喜的成果。虽然，书中一些问题仍有可深入挖掘的空间，一些观点也尚有可商榷之处，但我以为这部系统全面总结清朝一代韩集文献的《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总体上是一部考论扎实并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著作。程千帆先生倡导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古代文学研究理路，对于我们的文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俊丽在这部书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研究思路。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将对国内的韩愈研究有所推进。 因此，我愿意将其推荐给广大读者与研究者。是为序。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于西北大学

2019 年第2 期 總第24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 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 Issue 24依於舊 成其新——評《清代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研究》喬 芳 中國古代《論語》詮釋的演進跌宕起伏，走過了一個漫長而不斷裂變的發展過程。 從先秦兩漢《論語》詮釋啟發、魏晉《論語》詮釋新變、隋唐《論語》詮釋由低谷而復甦、宋明《論語》詮釋高漲，降至清代《論語》詮釋進入復盛總結期，每一時期都在獨特的社會矛盾運動與學術風氣交織中推演、嬗變。 系統梳理《論語》學的學術源流，考察歷代《論語》詮釋的微言奧義與因革損益，是《論語》學術史研究的歷史使命和重點所在。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思想上的撥亂反正，《論語》詮釋研究逐漸升溫，其中詮釋史的研究漸成熱點，學者們“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自漢迄清《論語》詮釋通史或斷代史展開梳理和研討，產生了一批頗有影響的成果。 有代表性的論著即有若干種，如宋鋼《六朝論語學研究》（中華書局，2007 年）、柳宏《清代〈論語〉詮釋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唐明貴《論語學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戴維《論語研究史》（嶽麓書社，2011年）、蔣鴻青《漢代至北宋〈論語〉學史考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唐明貴《宋代〈論語〉詮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年）等，對《論語》詮釋史和諸多《論語》注本詮釋特點及成就作了以點帶面的研討和總結，呈現了良好的學術史梳理和《論語》學思想總結的學術景觀。 日前，揚州大學柳宏敎授又推出敎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清代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研究”（13 YJA751031）的最新成果——《清代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研究》，也是作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論語》詮釋史論”（16AZX009）的階段性成果。 該著與宋展雲博士合著，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是作者繼《清代〈論語〉詮釋史論》後，在新的學術範式與研究視角下推出的又一標誌性成果。 該著凡八章30 餘萬字，前有緒論，後有總論，全書以清代傳世50 餘種《論語》注本為研究對象，打破傳統《論語》詮釋研究以史為緯、 喬芳：江蘇大學文學院敎授*

以注本為經的拘囿，將清代《論語》諸注家、注本置於清代地域學派學術版圖內，細緻入微地考訂了清代《論語》諸多注家的地域占籍、學術宗尚、師友傳承，立體多元地梳理了不同地域學術群體的《論語》學個性品質及其形成過程，是一部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的力作。 第一，獨闢蹊徑的研究視角。 有清一代，中國封建社會進入衰退沒落期，中國古代學術進入全面梳理和總結時期。 這一時期，以《論語》、《論語》篇章或《四書》命名的《論語》注本有千餘種，存書50 餘種，是繼漢、宋後中國古代《論語》詮釋的又一座高峰。 但是，與其盛況及成就相比，學術界對清代《論語》詮釋的研究還遠遠稱不上充分、深入。 以研究範式為標準，可將現有研究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新中國成立之前，清代《論語》詮釋注本及相關評論主要見於《四庫全書》、《皇清經解》、《續皇清經解》等文獻中，如《四庫全書》收錄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和江永《鄕黨圖考》兩種等，評價毛奇齡《論語稽求篇》“考據特詳”、“持論中正”，又言“奇齡學博而好辨，遂旁採古義以相詰難，此其攻駁《論語集注》者也”（《四庫全書總目》）。 這些觀點雖精要，但是吉光片羽還未形成體系。新中國成立後的前50 年，有關清代《論語》詮釋多集中在揚州學派和常州學派諸儒的個案研究。 新世紀以來，學者們將研究視野逐漸鋪展開來，碩博論文、期刊論文等逐年累積，旣有詮釋史的梳理，亦有注本研究的擴展，學術觀點和學術思想對後學頗富啟發和借鑒價值，但是已有研究成果均屬於傳統學術範式下的梳理，難以反映清代《論語》詮釋的整體面貌與豐富內涵。 柳宏敎授從本世紀初以來潛心研修《論語》學史，圍繞清代《論語》詮釋主持完成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1項、敎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1項，目前正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項。 相關研究成果除上引專著《清代〈論語〉詮釋史論》外，在《文學評論》 、《孔子研究》、《江海學刊》、《江蘇社會科學》等多種雜誌上發表有分量的學術論文20 餘篇，其中多篇被《新華文摘》或《人大複印資料》轉載，系統梳理了清代《論語》詮釋的擅變圖景與演進軌跡，考察了清代《論語》詮釋與社會發展、民族命運之間的勾連互動，對清代《論語》學史梳理有推進之功。 不過，這些研究成果的推出並非清代《論語》詮釋的終結。 作者坦言，在梳理清代《論語》詮釋史的過程中，一些新的學術問題浮出水面，如吳、皖兩派的聯繫和區別是什麼？ 劉恭冕是否可以劃歸常州學派？常州學派在闡述公羊學思想之外是否具有其他貢獻？ 揚州學派“通”在何處、何以能通？ 等等。 如何突破學界及作者本人已有成果從而解決這些新的學術問題，如何推進清代《論語》詮釋研究的學術創新，是作者在《清代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研究》中屬意的核心和關鍵。 在《清代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研究》緒論中，作者檢省了傳統學術視角之

局限、現代學術啟發下的視角超越，進而以自己的治經實踐為依據，提出地域視角切入研究的可行性和超越性，成為全書的統領和總綱。 該著第一章對清代《論語》學派的地域分佈與學派歸屬作了詳盡考論，交代了全書的立論依據和研究視角，為其後各章節以地域分論學派奠定了基礎。 該著第二、三、四、五、六、七、八章從空間維度系統呈現了清代吳派、皖派、揚州學派、常州學派、浙東學派、嶺南學派、湖湘學派七大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的方法、特點、成就和思想傾向。 該著末章總論，作者轉換視角，從時間維度切入，集中審視了清代各地域學派《論語》詮釋與清代社會文化演進之間的內在關聯，揭櫫各地域學派《論語》詮釋思想在相同的歷史演進斷限中的趨同性、差異性和歷史貢獻。 從地域學派角度切入，解決了困擾作者的一系列學術問題，學術範式和學術視角轉換後的創見令人耳目一新。 第二，持中守正的詮釋理路。 創新是學術研究的價値所在，也是學術研究的終極追求。 創新必須要有學理根基，不能為新而新失卻科學性和客觀性。 中國傳統經解理路成熟，歷代經師解經均以經典文本為立足點，必要在語言文字、名物制度、史事人物等方面下一番功夫後，方能釐清經典字裡行間包蘊的思想意趣與奧義道理。 《清代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研究》按下先驗模式和已有成說，問題的解決、結論的提出立足於文本，以文本細讀之法對清代各地域《論語》學派注本展開研究，推闡解決了清代學術史上多個有爭議的學術問題，理路持中守正，結論客觀允當。 如學術史上單純憑藉占籍將劉恭冕劃歸常州學派，事實究竟如何呢？ 該著作者細讀劉恭冕《何休注訓論語述》後，發現劉恭冕治經思想雖然兼採融合，不分古今、不辨漢宋，有常州學派“博大會通”之風，但是一者劉恭冕當從則從、當貶則貶，採取客觀公允、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常州今文派注說疏解，並不盲從；二者劉恭冕注經之法主要在於考據，而非常州今文學派之法。 如此細密考證後，得出“我們完全可以否定前人的判斷，劉恭冕的主要方法是輯錄和考據，主要傾向是不主一家，實事求是，具有揚州學派會通博洽的典型特徵，故將劉氏納入常州學派十分牽強”。 從學術宗尚、學術方法和學術思想三方面推導出劉氏的學派歸屬。 其立足文本實事求是考辨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是經得起推敲的。 《清代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研究》研討各地域學派《論語》詮釋，亦重文本重考據。 如清代樸學家《論語》詮釋成就高、影響大，是清代乾嘉學術風格的集中體現，吳、皖兩派是其代表。 但是在清代地域學派學術研究中，對吳、皖兩派應該合稱還是分野問題上觀點不一，前者以暴鴻昌和陳祖武為代表，後者以章太炎和梁啟超為代表，後學多接受章、梁吳皖分派觀點，幾成學界定論。 那麼，具體到《論語》詮釋範疇內，吳、皖兩派能否分而論之呢？ 這是樸學家《論語》詮

釋研究的重點，也是一個難點，還需進一步檢討和考察。 該著除辨析吳、皖兩派諸多學者之占籍、師承和血親關聯外，着重在考察吳、皖兩派釋《論》思想和釋《論》方法的基礎上，充分證明吳、皖應該分而論之。 其一，吳、皖兩派詮釋《論語》特點分明，吳派“博古崇漢”、“考定文字”、“輯佚嚆矢”，皖派“精於名物”、“崇尚古注”、“權衡漢宋”。 其二，將吳派和皖派比照觀覽發現，雖然吳、皖兩派均崇尚古注、訓求古義、堅守漢學，但兩派分途發展的學術路徑差異顯豁，學術傾向區隔顯明，吳派多“株守漢儒”而“不敢出入”，抱定“凡古必眞、凡漢皆好”，恰如章太炎所言“求古”；而皖派則能跳出“漢界”，堅持“實事求是，不主一家”，力求突破舊學，提出己見，正是章太炎所言“求是”。 當然，作者還進一步檢討了由吳派“求古”向皖派“求是”轉變的學理性與社會現實動因。 凡此，在該著中均有以文本為基礎的闡發。 其實事求是、環環相扣、鞭辟入裡的治學精神，値得稱道。 第三，經世致用的學術追求。 關注社會現實，強調經世致用是儒家傳統思想之精髓，也是中國歷代文人學者的治學追求和社會責任意識的集中體現，明清時期為最盛。 清代釋《論》思潮由清初文化詰難演變至中期求古求是延至晚清制度反思，正是社會現實需求和社會矛盾運動的學術表徵。 《清代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研究》總論部分確立研究視角，將視野抬升至宏闊的明末清初神州蘯覆、清中葉學術隆盛、晚清民族危亡的歷史發展背景下，考察清代初期、中期和晚期不同地域學派釋《論》思想的趨同性及其原因，考察三個階段《論語》詮釋的學術追求與社會矛盾運動的關聯性和演進動因等，正是作者學術研究追求經世致用思想的體現。 如該著指出：清初對宋學和佛學空疏之風的詰難就不局限於一派一家，最具代表性者即有皖派顧炎武、浙東學派毛奇齡、湖湘學派王夫之等人；乾嘉時期樸學以吳、皖為盛，雖然吳派“求古”，皖派“求是”，但是共同呼應了清初反對宋學“鑿空”、排斥佛老雜糅和王學狂禪的解經實踐；晚清時期崇尚公羊學的也不止常州學派一家，嶺南學派和湖湘學派公羊學特色也十分明顯。 是什麼原因促成了清代同一時期不同地域學派《論語》詮釋呈現出相同或相近的面貌呢？ 向時代進程、社會變遷、學術規律、主流意識形態、知識精英倡導等多因素勾連方面求取答案，向清代學者們呼應社會現實需求、追求經世致用方面求取答案，這是作者經過細緻入微地研究後告訴後學的，其不但講清了“是什麼”問題，而且解決了“為什麼”問題。 在上述研討基礎上，《清代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研究》更思考了今日“怎麼辦”的問題。 作者在緒論中提出：“如何認識中國文化與新的時代的融合功能？如何保持傳統文化在當代的連續性與生命力？ 《論語》之意義與價値如何與現代化對接？ 最重要的是要梳理中國文化演進之軌跡，清晰《論語》詮釋之進程。”

帶着這些問題，作者秉承“新必依於舊，乃成其為新”（錢穆）的宗旨，強調“傳統是現代化的基礎”，研究清代《論語》詮釋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理念，堅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原則，着力思考作為今日現代文明之“有效歷史”的清代《論語》學思想對當代文化建設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値。 在如此責任意識驅使下提出問題、導出結論，催促後學不斷思考當下深化改革、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的路徑依賴問題。 經典意義世界的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傳承，離不開歷代經師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持續推陳出新。 從某種程度上說，一部《論語》思想史就是《論語》與卷帙浩繁的《論語》注疏說解耦合而成的詮釋史。 今人研究孔子及《論語》思想，絕不能無視歷代注家注本而孤獨求索，也不能無視注家注本產生的時代境遇而隔空瞭望，更不能隔斷歷史與現實的聯繫自說自話。 以上諸方面，正是《清代地域學派〈論語〉詮釋研究》給予後學的方法論啟迪。 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傳播日益得到重視的新時代，期待柳宏敎授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研究有更多創獲；也期待《論語》詮釋能不斷開疆拓土、推陳出新，產生更多有價値的新成果。

20 19 年 第 2 期總 第 24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2 20 19 Issue 24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春茗聯歡晚宴理監事與來賓合照

文獻信息學會昨新春聯歡今年籌辦天主敎歷史圖展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昨晚舉行春茗聯歡晚宴。 理事長楊開荊展望今年工作計劃時表示，學會將在原有基礎上繼續開展各項活動和計劃，重點籌辦“澳門與大灣區歷史文化——天主敎歷史圖片展”。 宴會昨晚七時假華都酒店二樓王子海鮮酒家宴會廳舉行，筵開多席。 會長鄧駿捷致歡迎詞，勉勵同人今後加強團結，推動會務發展。 楊開荊總結去年工作，表示有序開辦了“探討澳門文獻信息專業發展”座談會、“美國檔案與澳門”座談會，整理了澳門宗敎具價値舊照片及功德林古籍，與城市大學圖書館合辦“明清澳門歷史檔案展”，展出六十多幅圖片和三十多件仿眞件。 對外交流方面，包括出外參加“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區委員會會議、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地區分會二〇一八年度研討會、赴蘇州參加蘇州中國絲綢檔案館奠基儀式並宣傳澳門，組織前往澳洲交流。 順利出版兩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及功德林主題的《澳門文獻明信片》。 今年是特別的一年，學會將舉辦世界記憶工程與文化傳播座談會，整理澳門風俗文化文獻檔案，舉辦“推動世界記憶名錄申報”學術研討會。 組團赴東京出席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地區分會年會，赴西藏與文獻機構交流等。 朱福強、麥瑞權、冼為鏗、劉羨冰、柯萬國、鄭國強、徐靜慧及尹德剛等出席宴會。（《 澳 門 日報》20 19 年 3 月 23 日）

收藏家贈文獻學會檔案藏品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近日獲澳門收藏家協會會長、本澳著名收藏家吳利勳贈送一批檔案藏品，由理事長楊開荊代表接收。 學會將整理該批檔案，送交設於澳門城市大學的世界記憶學術中心寄存，使其廣泛使用。 會長鄧駿捷感謝吳利勳信任和支持學會。 指出學會成立以來，致力推動文獻遺產的保護和利用，鼓勵民間社會參與檔案保護工作。 多年來不斷開展文獻史料的整理和學術研究，推動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加強澳門與世界各地相關領域的文化學術交流，促進澳門文獻信息事業發展，強化澳門文化形象。 稍後將部分可公開的檔案電子檔送交澳門基金會“澳門記憶”網站，供大衆共享。 吳利勳（右） 向揚開荊送交一批檔案史料 吳利勳稱，該批檔案珍貴，作為該學會名譽顧問，非常了解學會珍視和愛護資料。 期望有關檔案能對研究澳門提供參考。 呼籲其他收藏家也向學會提供舊檔案照片等資源，令澳門歷史得以完整。 楊開荊稱，該批原件檔案相當珍貴，包括契約、公司股份、業務往來合同、業鈔地租、書信、道敎聘書，以及商會證明等一百多種，合計三百多件，涵蓋民國初年至五十年代，反映了當時澳門的社會活動狀況，具一定參考價値。 學會正安排人員整理該批檔案，包括電子化、分類、著錄等，原件會寄存澳門城市大學的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未來將通過展覽及不同宣傳推廣活動，廣加善用。 （《澳門日報》2019 年4 月1 日）

城大展聖若瑟修院百年舊影 澳門城市大學圖書館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與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合辦的“舊影閱百年——傳說中的澳門聖若瑟修院”老照片展，自本月一日在城市大學學生園地舉行以來，吸引不少歷史學者及居民、師生等參觀，藉此啟發觀者探索、研究歷史文獻方面的興趣。 本月廿四日，天主敎澳門敎區主敎李斌生與聖若瑟修院修士們獲邀參觀展覽。 城市大學校長張曙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及副理事長馬雲駸等在場接待並介紹展覽內容。 張曙光和李斌生在活動中積極交流。 張曙光表示，澳門城市大學非常重視歷史文化資源和文獻遺產的保護。 一六年獲聯合國敎科文組織認可，在城大圖書館成立了全球首個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更好地收集和整理文獻史料。 楊開荊稱，展覽選取聖若瑟修院所藏的歷史照片約一百五十幅，涵蓋神職人員與各地修士在神學院的足跡、日常文娛和郊遊留影、社會活動及宗敎儀式、在內地傳敎的印記、人物蹤影，以及小城昔日風貌等。 當中修院珍藏舊照近二千幅，彌足珍貴。 來自各地的修士對修院的舊照片很感興趣。 李斌生稱，近年聖若瑟修院再次取錄世界各地修士來澳修道和接受培育，認為是次展覽對修院別具意義。敎區致力保護歷史資料，現正籌建檔案館，為更好保護敎會歷史檔案提供更佳平臺和保護工作，期望未來在專業修復、整理、數據化等方面有更多的服務支援。 展期至今日。（《 澳 門 日報》20 19 年 5 月 30 日）

文獻學會探索澳帆船歷史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於十四日下午在澳門遊艇會的安排下，乘坐澳門製造的最後一艘帆船“香江一號”，圍繞澳門半島暢遊。 通過交流，了解澳門的造船歷史以及技術，搜集相關圖片檔案，冀推動文化保育及帶動遊艇業的發展。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副理事長沈振輝等一行九人在澳門遊艇會主席柯萬乘和成員柯萬國的陪同下，乘坐“香江一號”由青洲出發，至融和門一帶，欣賞澳門半島、珠海灣仔的景色。 柯萬乘介紹“香江一號”是澳門製造的最後一艘有風帆的遊艇目前還存在，具有特殊意義。 他期望澳門與中山的遊艇自由行可簡化程序，推動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 楊開荊表示，船主保存的舊照片、檔案等可反映澳門的社會發展，當中的保育工作涉及文獻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値得社會關注。 文獻信息學會一行觀看該船製造過程的舊歷史圖片，了解澳門造船業的歷史和技術。 沈振輝表示，以後文獻信息學會將加強與各文物古蹟單位的溝通和聯繫，推動保育意識和活化利用。（《 澳 門 日報》20 19 年 7 月 25 日）

閩澳文獻遺產展推動保育張曙光：兩地“海絲”文化底蘊深 由福建省檔案館、澳門城市大學圖書館、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主辦，“閩”學篤行 ·“澳”視西東——閩澳世界記憶與海上絲綢之路檔案圖片展暨學術研討會昨日舉行，邀請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專家，以及內地、香港、澳門學者共同參與。 主辦單位冀藉活動，慶祝“雙慶”以及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成立三周年，加強閩澳兩地文化交流合作。 活動開幕式昨日上午九時半於城市大學大豐樓舉行，中聯辦研究室主任高其興，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諮詢委員會副主席帕帕·摩馬 ‧迪奧、諮詢委員兼墨西哥世界記憶國家委員會主席凱瑟琳 ‧布洛赫 ‧格歇爾、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區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尤利亞 ·托托雷羅，中國國家檔案局外事辦公室主任王紅敏，澳門立法議員麥瑞權，澳區全國政協委員孫恩光，高敎局副局長曾冠雄，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副秘書長黃棣樂，文化局公共圖書館管理廳長羅子強，著名敎育家劉羨冰，澳門博物館館長呂志鵬，佛敎青年總會會長妙智法師，天主敎澳門敎區主敎李斌生代表葉家祺，城市大學校長張曙光、校務總監蘇錦雄，福建省檔案館副館長馬俊凡，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及理事長楊開荊等，以及各界嘉賓和學生約七十多人出席。 澳記憶中心成效佳 張曙光表示，福建與澳門有着長期密切關係，海上絲綢之路在歷史上的作用，以及如今與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計劃的聯繫，也使兩地聯繫更緊密。豐富多樣的歷史背景，令兩地擁有極為珍貴的文獻遺產項目，並已被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三年前，城市大學獲聯合國敎科文組織認可，成立全球首個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未來將積極與各方加強聯繫，推動文化保育和敎育工作。 帕帕 ‧摩馬 ‧迪奧認為，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成立三年來表現出色，大量工作得到國際肯定，這次與福建方面的合作，成效顯著，相信中心未來將發揮獨特優勢。 馬俊凡期望活動進一步發揮世界記憶項目中，福建和澳門學術中心在“海絲”文獻遺產的保護搶救、開發利用等作用，持續推動閩、澳兩地世界記憶項目交流和合作，為落實倡議“一帶一路”、促進“海絲”文化交流、構築閩澳文化橋樑作出新貢獻。 圖片展涵蓋三部分 鄧駿捷指出，該會成立十年多以來，致力促進澳門與各地交流聯繫，開展文獻遺產開發與利用、信息資源的網絡化建設。 未來將務實進行文獻整理和申報工作，期待各方予以指導，開展合作。 是次活動圖片展涵蓋三大部分，包括世界記憶工程巡禮、福建與《世界記憶名錄》、澳門《世界記憶名錄》，內容貫穿兩地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的文獻遺產及其淵源，包括僑批檔案、澳門敎區檔案、功德林文獻，以及得到葡萄牙東坡塔國家檔案館授權使用的“漢文文書”資料等。 研討會部分由馬俊凡及楊開荊主持，圍繞討論各地文獻遺產、世界記憶工程的發展以及合作項目等範疇，包括中國與世界記憶項目、非洲殖民時期的非遺項目、世界記憶工程墨西哥國家委員會發展、福建及澳門文獻遺產等。（《 澳 門 日報 》20 19 年 10 月 16 日）

藏澳交流文獻發掘整理 文獻信息學會、世界記憶學術中心與西藏自治區檔案館合辦的“藏澳文獻遺產與世界記憶座談會”本月二日在城市大學行政樓會議室舉辦，交流兩地文獻遺產與歷史淵源，探討世界記憶項目情況和申報工作。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長李天明、檔案管理一處處長依蘇、編譯研究室主任才讓加、檔案利用處調研員尼瑪、辦公室主任科員普布次仁，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荊、副理事長沈振輝和馬雲駸、秘書長陳美動，以及城市大學圖書館行政主任陳艷偉等出席與會。 座談會由鄧駿捷主持，介紹了學會成立以來發展，包括在本地及外地舉辦的活動、出版學刊，推動文獻發掘和整理，以及推動世界記憶研究學習計劃等的情況。 李天明表示，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歷史檔案達三百一十一萬件，已完成整理的館藏西藏歷史檔案為一三〇四年至一九五九年，歷經元、明、清、民國至西藏民主改革時期。 當中廿二件歷史檔案以《元代西藏官方檔案》為題於二〇一二年申報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另五種版本的藏醫藥學經典著作《四部醫典》，也於二〇一八年入選“世界記憶亞大地區名錄”；十七世紀形成的《會供儀仗彩繪長卷圖》和《尺牘經 ‧智者意悅》於二〇一五年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楊開荊分享了澳門文獻與世界記憶工程的情況，特別是列入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的澳門敎區及功德林檔案文獻，強調有關資源在東

西文化交流上的作用，以及女子佛敎學院的意義。 並介紹了各方所關注的申報工作的經驗和應注意的方面，尤其突出項目的世界意義。 與會者就兩地歷史文化、社會特色，以及文獻遺產的整理和活化等範疇熱烈討論。 座談會後，西藏檔案館代表團參觀了城市大學圖書館和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以及正在舉辦的“閩澳世界記憶與海上絲路”文獻展覽。 還參觀了多處世遺景點及聖若瑟修院和功德林寺所存檔案文獻。（《 澳 門 日報》20 19 年 11 月 5 日）

封面題簽：李鵬翥責任編輯：陳婉瑩 周康僑澳門文獻信息學刊 （2019 年第2期‧總第二十四期 ）主 編：鄧駿捷副 主 編：楊開荊 沈振輝 馬雲駸出 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贊 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澳門基金會設計排版：科敎文出版社電腦部 （廣源紙業文具行）印 刷：新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 次：2019 年12 月印 數：1，000 本ISSN 2077- 1479定 價：澳門幣5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