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獻信息學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1 2019 Issue 23二〇一九‧︶︵總第二十三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nnaton Society

澳 門文獻信息學刊2019 年第1期（總第二十三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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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文獻考論】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分卷考 ——兼論阮刻本《十三經注疏》之分卷⋯⋯⋯⋯⋯⋯⋯⋯⋯⋯ 井 超 1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再校⋯⋯⋯⋯⋯⋯⋯ ⋯ ⋯⋯⋯⋯⋯⋯ 蕭 旭 15森秀雄藏《國語定本》批校迻證 ⋯⋯⋯⋯⋯⋯⋯⋯⋯⋯⋯⋯⋯ ⋯⋯ 郭萬青 28金元全眞詞樂考 ——兼談金代蓮花落的曲藝形式 ⋯⋯⋯⋯⋯⋯⋯⋯⋯⋯⋯⋯倪博洋 37馬嗣光其人其事考 ——兼補顧炎武詩文及年譜中相關注釋 ⋯⋯⋯⋯ ⋯⋯⋯⋯馬慶洲 49盧文弨和《盧文弨全集》相關問題考述（下） ⋯⋯⋯⋯⋯⋯⋯⋯⋯ 陳東輝 65【文學視野】漢武帝時期的伎藝振興與百戲表演 ——《兩漢伎藝傳承史論》之六 ⋯⋯⋯⋯⋯⋯⋯⋯⋯⋯⋯⋯ 趙興勤 80試論回文體詩產生和延續的心理與文化背景 ⋯⋯⋯⋯⋯⋯⋯⋯⋯⋯曾思藝 102試論《古今譚概》的文本性質及其對史書的節錄與改寫⋯⋯⋯ ⋯⋯劉瓊芝 116明末清初的崖門弔古詩 ⋯⋯⋯⋯⋯⋯⋯⋯⋯⋯⋯⋯⋯⋯⋯⋯⋯⋯⋯ 黃柏軍 126論錢鍾書對陳白沙詩的研究 ⋯⋯⋯⋯⋯⋯⋯⋯⋯⋯⋯⋯⋯⋯ 龐光華 135高行健文學和藝術年譜簡編（下）⋯⋯⋯⋯⋯⋯⋯⋯⋯⋯ ⋯ ⋯⋯ 莊 園 144【歷史文化】先秦宮室戶牖佈局猜想 ⋯⋯⋯ ⋯⋯⋯⋯⋯⋯⋯⋯⋯⋯⋯⋯⋯⋯⋯ 郭超穎 171《漢書》劉賀傳所載“道買積竹杖”考釋 ⋯⋯⋯⋯⋯⋯ ⋯ ⋯ 張 琪 175《道敎靈驗記》新詞釋讀⋯⋯⋯⋯ ⋯⋯⋯⋯⋯⋯⋯⋯⋯⋯⋯ ⋯張學瑾 183芻議北宋買地券避趙玄朗之諱 ——以《劉守謙買地券》等為例⋯⋯⋯⋯⋯⋯⋯⋯⋯⋯⋯⋯ 吳 珺 188

辛亥時期劉思復的革命活動 ⋯⋯⋯⋯⋯⋯⋯⋯⋯⋯⋯⋯⋯⋯⋯⋯⋯ 黃鴻釗 198從蘇聯軍事檔案論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眞相和意義⋯⋯ ⋯⋯⋯ 譚學超 215【澳門研究】基於訪談法的澳門大學生語言態度研究 ⋯⋯⋯⋯⋯⋯⋯⋯⋯⋯⋯⋯閻 喜 234【序跋書評】一把開啟民國時期警察文獻研究大門的“鑰匙” ——《民國時期警察文獻書目提要》評介⋯⋯⋯⋯⋯⋯⋯⋯⋯⋯⋯ 崔廣洲 245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 ⋯⋯⋯⋯ ⋯ ⋯ ⋯⋯⋯⋯⋯⋯⋯⋯⋯⋯ 251稿約 ⋯⋯⋯⋯⋯⋯⋯⋯⋯⋯⋯⋯⋯⋯⋯⋯⋯⋯⋯⋯⋯⋯⋯⋯⋯⋯⋯⋯ 257

2019 年第 1 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19 Issue 23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分卷考——兼論阮刻本《十三經注疏》之分卷井 超* 阮元組織學者從事《十三經注疏》校刻工作，先撰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又刊刻《十三經注疏》（附有《校勘記》）。 二者皆可視作中國學術史上的巔峰之作，流傳至今，研究使用者不絕。 然而，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分卷與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的分卷不盡相同，部分經書甚至有很大出入，這對閱讀和使用二書造成障礙。 本文在釐清《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總卷數的基礎上，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各經分卷的情況、分卷的依據進行清理，着重指出其與阮刻本《十三經注疏》各經分卷的對應關係。 同時，我們對阮刻本《十三經注疏》分卷的依據加以研究，以期加深對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的認識。一、《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總卷數 關於《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卷數，文選樓本書衣隸書“宋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坿釋文校勘記二十六卷”，合計二百四十三卷。 然而，《宋本十三經注疏併經典釋文校勘記總目》列書名及卷數曰： 《周易校勘記》九卷、《略例校勘記》一卷，附《釋文校勘記》一卷； 《尚書校勘記》二十卷，附《釋文校勘記》二卷； 《毛詩校勘記》七卷，附《釋文校勘記》三卷； 《周禮校勘記》十二卷，附《釋文校勘記》二卷； 《儀禮校勘記》十七卷，附《釋文校勘記》一卷； 《禮記校勘記》六十三卷，附《釋文校勘記》四卷； * 井超：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明清時期《禮記》校勘整理與主要刻本研究”（17AZW008）階段性成果。

《春秋左氏傳校勘記》三十六卷，附《釋文校勘記》六卷； 《春秋公羊傳校勘記》十一卷，附《釋文校勘記》一卷； 《春秋穀梁傳校勘記》十二卷，附《釋文校勘記》一卷； 《論語校勘記》十卷，附《釋文校勘記》一卷； 《孝經校勘記》三卷，附《釋文校勘記》一卷； 《爾雅校勘記》三卷，附《釋文校勘記》二卷； 《孟子校勘記》十四卷，附《音義校勘記》二卷。① 按此目錄，《校勘記》共計二百四十五卷，其中《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一十七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卷，《孟子音義校勘記》二卷，又附《周易略例校勘記》一卷。 書名所記卷數與此有兩卷的出入。 阮元《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曰：“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附《孟子音義校勘記》一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卷。”②此與書衣所題一致。 阮元只統計《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釋文校勘記》、《孟子音義校勘記》卷數，不計《周易略例》卷數，而且將《孟子音義校勘記》算作一卷，與目錄所列“《音義校勘記》二卷”不同。 二者孰是孰非？今檢《孟子音義校勘記》，分作卷上及卷下，實作二卷。 阮元何以將其算作一卷呢？ 原來，十行本《孟子注疏解經》十四卷，每卷皆分上、下，《孟子注疏校勘記》依其分卷，每卷亦分上、下，然統計卷數時，仍算作十四卷。 而《孟子音義》之分卷，原本就作卷上和卷下。 《孟子音義序》曰：“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集成《音義》二卷。”③可見，《孟子音義》分成二卷，“卷上”“卷下”乃各卷之名，非一卷之上、下。 阮元以《孟子注疏校勘記》之例衡之《孟子音義》，以為此卷上、卷下亦是一卷之上下，故有此小誤。 因此，準確地說，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共撰有二百四十五卷《校勘記》，其中《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一十七卷，附《周易略例校勘記》一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卷，《孟子音義校勘記》二卷。④ ①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卷首，《續修四庫全書》第180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288—289頁。 ② 〔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590頁。 ③ 〔宋〕孫禦《孟子音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31頁。 ④ 李慧玲稱：“筆者核查了文選樓本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和《清經解》本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發現《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應是二百十八卷，所附《孟子音義校勘記》應是二卷，再加上《釋文校勘記》二十五卷，三項共計二百四十五卷。”《阮刻〈毛詩注疏（附校勘記）〉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敎師：朱傑人，第90頁。 按：李慧玲所稱“《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八卷”不準確，未明白阮元統計《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卷數不計《周易略例》之意。

二、《周易注疏校勘記》的分卷 阮刻本《周易兼義》九卷，附《周易音義》一卷，無《周易略例》。 據《周易注疏校勘記序‧引據各本目錄》，可知阮元校勘《周易》所據的元刻明修十行本僅有《周易兼義》九卷、《周易音義》一卷，無《周易略例》。 阮元以此元刻明修十行本為底本刊刻《周易》，故亦無《周易略例》。 張學謙稱：“今檢柏克萊加州大學藏元刊元印本、《瞿目》著錄正德印本及北京市文物局藏嘉靖印本《周易兼義》，皆有《略例》，故知阮元藏本有闕，而《校勘記》誤以十行本本無《略例》。”⑤是十行本原有《略例》。 明嘉靖李元陽福建刻本（下簡稱“閩本”）以十行本為底本刊刻，《略例》、《音義》俱全，明北京國子監刻本（下簡稱“監本”）同之，明毛晉汲古閣刻本（下簡稱“毛本”）則僅有《周易兼義》九卷，無《略例》及《音義》。 《周易》一書，經注本分為九卷，單疏本分為十四卷。 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八行注疏本《周易正義》，為最早的經、注、疏合刻本，分為十三卷。 十行本《周易兼義》乃取《正義》散入經注本，故分九卷。⑥ 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以十行本為底本，亦分九卷。 《周易略例校勘記》一卷，因底本無《周易略例》，故取岳本為底本，校以《唐石經》、古本、足利本、錢本、閩本、監本等。 三 、《 尚書注疏校勘記》 的分卷 阮刻本《附釋音尚書注疏》，分為二十卷。 《尚書》一書，經注本分為十三卷，單疏本及八行注疏本皆分為二十卷。 十行本《附釋音尚書注疏》蓋以經注附入《正義》本中，故分二十卷。 《尚書注疏校勘記》以毛本為底本出校，毛本分卷又與十行本同，所以《校勘記》亦分為二十卷。 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的分卷 《毛詩注疏校勘記》共分為七卷，據其《目錄》可知，卷一“起一盡十”，卷二“起十一盡二十”，卷三“起二十一盡三十”，卷四“起三十一盡四十”，卷五“起四十一盡五十”，卷六“起五十一盡六十”，卷七“起六十一盡七十”。 不知其所分⑤ 張學謙《〈周易注疏校勘記〉編纂考述》，《版本目錄學研究》第7輯，2016年，第308頁。⑥ 張麗娟撰有《今存宋刻經書注疏版本簡目》，載明版本信息，可參考。 詳見《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7月，第415—439頁。

為何意。 顧廣圻在《校勘記》中，對分卷問題有說明：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一一：閩本、明監本、毛本無“附釋音”三 字，又“一之一”下無“一”字。 案閩本以下仍附刻《釋文》，獨刪其題，非也。 十行本於每卷之下，自“一之一”至“二十之四”，凡七十，皆標其數。 考《正 義》原書分四十卷，自《正義序》及《唐書》新舊《志》、《宋》著錄各家悉同。 其分二十卷者，經注本也。 合併時，取《正義》散入經注本之中，而四十卷之 舊遂不復存，亦無由知其七十卷之何所本也。 閩本以下，輒刪“一”“二”等 字，其刪之未盡者，僅閩本一二處而已，非也。 餘同此。⑦顧廣圻此校勘記，有三層意思：第一，閩本、監本、毛本附有《釋文》，標題中不當刪去“附釋音”三字，且閩本以下各本刪去每卷下之“一”“二”等字，亦誤。 第二，十行本分為二十卷，每卷下又細分若干小卷，自“一之一”至“二十之四”，總共有七十卷。 第三，《毛詩正義》分為四十卷，《毛詩注》分為二十卷，合刻經、注、疏者，將《毛詩正義》散入經注本中，成此二十卷《附釋音毛詩注疏》，然而七十小卷怎麼分出來的，不得而知。 阮刻本《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一分為一至五，卷二分為一至三，卷三分為一至三，卷四分為一至四，卷五分為一至三，卷六分為一至四，卷七分為一至三，卷八分為一至三，卷九分為一至四，卷十分為一至三，卷十一分為一至二，卷十二分為一至三，卷十三分為一至二，卷十四分為一至三，卷十五分為一至三，卷十六分為一至五，卷十七分為一至四，卷十八分為一至五，卷十九分為一至四，卷二十分為一至四。 如顧氏所言，總計分成七十小卷。 《毛詩注疏校勘記》，簡單地將十小卷合為一卷，共分為七卷，每卷標題下，標小卷之起止。 這種分卷不夠科學，不便閱讀。 對於《毛詩注疏校勘記》的分卷，汪紹楹主張是審定者段玉裁所分。 他說： 顧氏於七十卷之分，猶以為變亂舊第。 今《校勘記》并為七卷，必非顧 氏手定可知。 據《敬孚類稿·記方植之臨盧抱經手校十三經注疏》云：“已 酉（道光五年），嚴厚民云，‘《校勘記》成，蕓臺寄與段茂堂復校。 段見顧所 校《詩經》，引用段說，未著其名，怒之。 於顧所訂，肆行駁斥。 隨即寄粵，付 凌姓司刻事者開雕，而阮與顧皆不知。 故今《詩經》獨不成體。’蓋以後諸 經，乃嚴親齋至蘇，共段同校者也。”今按校勘記⋯⋯抑顧氏隱而未言，今固 不可考。 而經段氏重定，則無可疑。 則此并合七卷，當由段氏。 故嚴厚民 謂獨不成體。 不然，《毛詩》七卷本，止明馬應龍刊經注本如此，顧氏以板本⑦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10月，第275頁上欄。

自負，似不應若此無識也。⑧汪紹楹推論的依據，主要是《敬孚類稿》中記載的嚴杰說的內情，而且他認為顧廣圻精於版本校勘之學，而且在《毛詩注疏校勘記》中已經辨明經注疏分卷的演變過程，不至於如此無識，分為七十卷。 汪氏所言，可從。 《附釋音毛詩注疏》每卷皆分若干小卷，單獨計數，最多者分為五小卷，最少者分為兩小卷。 而《毛詩注疏校勘記》的標記是根據總數來標，讀者需要根據《附釋音毛詩注疏》每卷所分之小卷數量，來進行計算，徒增麻煩。 方便閱讀計，筆者特製“《毛詩注疏校勘記》、《附釋音毛詩注疏》分卷對應表”。《毛詩注疏校勘記》、《附釋音毛詩注疏》分卷對應表五、《周禮注疏校勘記》的分卷 《周禮》一書，經注本分為十二卷，單疏本及八行注疏本分為五十卷。 然十行本《附釋音周禮注疏》，旣未依照經注本分卷，亦未依照單疏本或八行本分卷，而是重新分為四十二卷。 阮刻本《附釋音周禮注疏》分卷與十行本同。 《周禮注疏校勘記》雖然以十行本為底本進行校勘，然其分卷，與經注本一樣，分為十二卷。 這就造成了兩種書對照上的不便。 方便閱讀計，筆者特製“《周禮注疏校勘記》、《附釋音周禮注疏》分卷對應表”。《周禮注疏校勘記》、《附釋音周禮注疏》分卷對應表⑧ 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文史》第3輯，1963年，第32頁。毛詩注疏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一起一盡十 卷 一 之 一 至 五 ； 卷 二 之 一 至 三 ； 卷 三 之 一 至 二卷二起十一盡＝十 卷三之三；卷四之一至四；卷五之一至三；卷六之一至二卷三起二十一 盡三十 卷六之三至四；卷七之一至三；卷八之一至三；卷九之一至二卷四起三十一 轟四十 卷九之三至四；卷十之一至三；卷十一之一至二；卷十二之一至三卷五起四十一 盡五十 卷十三之一至二；卷十四之一至三；卷十五之一至三；卷十六之一至二卷六起五十一盡六十 卷十六之三至五；卷十七之一至四；卷十八之一至三卷七起六十一盡七十 卷十八之四至五；卷十九之一至四；卷二十之一至四周禮注疏校勸記 周禮注疏卷一 卷一至卷四卷二 卷五至卷八卷三 卷九至卷十三“充人”職卷四 卷十三“載師”職至卷十六

六、《儀禮注疏校勘記》的分卷 《儀禮》一書，經注本分為十七卷，單疏本分為五十卷。 十行本中無《儀禮注疏》。 明嘉靖間陳鳳梧刻《儀禮注疏》十七卷，是最早的經、注、疏合刻本，分卷與經注本同。 後閩本以陳本為底本翻刻，監本翻刻閩本，毛本翻刻監本，皆分為十七卷。⑨ 清嘉慶間顧廣圻為張敦仁刻《儀禮疏》，以宋嚴州本《儀禮注》附入宋景德官本《儀禮疏》，故分為五十卷。 阮元刊刻《儀禮疏》，以張敦仁本為底本，⑩故亦分為五十卷。 《儀禮注疏校勘記》分為十七卷，與阮刻本《儀禮疏》分卷不合。 阮元校勘《儀禮注疏》，所據底本是毛本。 毛本分為十七卷，故《儀禮注疏校勘記》亦分為十七卷。 《儀禮注疏校勘記》每卷首記篇名，下標單疏本卷次，相比《毛詩注疏校勘記》、《周禮注疏校勘記》，對照沒那麼繁瑣，然亦需要比對方能確定位置。 方便閱讀計，筆者亦製“《儀禮注疏校勘記》、《儀禮疏》分卷對應表”。《儀禮注疏校勘記》、《儀禮疏》分卷對應表 ⑨ 廖明飛《〈儀禮〉注疏合刻考》一文，論《儀禮》版本甚詳，详見《文史》2014年第1輯，第185一207頁。 ⑩ 按：喬秀岩稱：“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儀禮注疏》即覆刻張本，除文字之間不無小小校改外，行款字體悉仍張本。”《儀禮單疏版本說》，《文史》20 00 年第1輯，第41頁。卷五 卷十七至卷二十二“職喪”職卷六 卷二十二“大司樂”職至卷二十七卷七 卷二十八至卷三十卷八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卷九 卷三十四至卷三十六“貉吏”職卷十 卷三十六“布憲”職至卷三十八卷十一 卷三十九至卷四十卷十二 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二儀禮注疏校勘記 儀禮疏卷一《士冠禮》 卷一至卷三卷二《士昏禮》 卷四至卷六卷三《士相見禮》 卷七卷四《鄉飲酒禮》 卷八至卷十卷五《鄉射禮》 卷十一至卷十三卷六《燕禮》 卷十四至卷十五卷七《大射儀》 卷十六至卷十八

七、《禮記注疏校勘記》的分卷 阮刻本《附釋音禮記注疏》分為六十三卷。 《禮記》一書，經注本分為二十卷，單疏本及八行注疏本皆分為七十卷。 南宋劉叔剛合刻經、注、疏、釋文，經注以余仁仲本為據，配以《禮記疏》，■重新進行分卷，成六十三卷本《附釋音禮記注疏》。 《禮記注疏校勘記》以十行本為底本，分卷亦為六十三卷，二者相合。八、《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的分卷 阮刻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分為六十卷。 《春秋左傳》一書，經注本分為三十卷，單疏本分為三十六卷，宋慶元六年（1200）紹興府刻八行注疏本亦分為三十六卷。 而十行本合刻經、注、疏、釋文，重新分卷，成此六十卷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 《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分為三十六卷，分卷依據的是八行本。 《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序‧引據各本目錄》曰： 宋本《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宋慶元間吳興沈中賓所刊。 案《新唐書‧ 經籍志》載《春秋正義》三十六卷，與此合。 宋王堯臣《崇文總目》、晁公武 《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并同。 分卷、行款與俗本亦異。 卷一 《序》，卷二隱元年，卷三隱二年至五年，卷四隱六年至十一年，卷五桓元年、 二年，卷六桓三年至六年，卷七桓七年至十八年，卷八莊元年至十五年，卷 九莊十六年至三十二年，卷十閔元年、二年，卷十一僖元年至十五年，卷十■ 據吾師王鍔《〈禮記＞版本述略》，《先秦文學與文化》第5輯，2016年12月，第64—74頁。卷八《聘禮》 卷十九至卷二十四卷九《公食大夫祖》 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六卷十《覲祖》 卷二十六下至卷二十七卷十一《喪服》 卷二十八至卷三十四卷十二《士喪禮》 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卷十三《既夕》 卷三十八至卷四十－卷十四《士虞禮》 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三卷十五《特牲餓食禮》 卷四十四至卷四十六卷十六《少牢餓食禮》 卷四十七至卷四十八卷十七《有司徹》 卷四十九至卷五十

二僖十六年至二十六年，卷十三僖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卷十四文元年至 十年，卷十五文十一年至十八年，卷十六宣元年至十一年，卷十七宣十二年 至十八年，卷十八成元年至十年，卷十九成十一年至十八年，卷二十襄元年 至八年，卷二十一襄九年至十二年，卷二十二襄十三年至二十二年，卷二十 三襄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卷二十四襄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卷二十五襄 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卷二十六昭元年至三年，卷二十七昭四年至七年，卷 二十八昭八年至十二年，卷二十九昭十三年至十七年，卷三十昭十八年至 二十二年，卷三十一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卷三十二昭二十七年至三十 二年，卷三十三定元年至七年，卷三十四定八年至十五年，卷三十五哀元年 至十一年，卷三十六哀十二年至二十七年。 又“會於夷儀之歲”云云，在襄 二十六年之首，與《唐石經》合，無附釋音，字無俗體，是宋刻《正義》中之第 一善本。 每半頁八行，經、傳每行十六字，注及《正義》每格雙行，行廿二字， 經、傳下載注，不標“注”字，《正義》總歸篇末，真舊式也。 今《校勘記》依此 分卷。■此條校勘記，說明《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分卷是據宋本《春秋正義》三十六卷的，並詳記宋本每卷中春秋十二公之年月。 然此三十六卷本《校勘記》在與阮刻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配合使用時，難以查找，大為不便。 方便閱讀計，筆者特製“《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分卷對應表”。《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分卷對應表■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第 1701頁。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一《序》 卷一《序》卷二隐元年 卷二隱元年卷三隱二年至五年 卷二隐二年、卷三隐 三年至五年卷四隱六年至十一年 卷四隱六年至十一年卷五桓元年至二年 卷五桓元年至二年卷 六桓三年至六年 卷六桓三年至六年卷七桓七年至十八年 卷七桓七年至十八年卷八莊元年至十五年 卷八莊元年至十年、卷九莊十一 年至十五年卷九莊十六年至三十二年 卷九莊十六年至二十二年、卷十莊＝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卷十閔元年至二年 卷十一閔元年至二年卷十一僖元年至十五年 卷十二僖元年至五年、卷十三僖六年至十四年、卷十四僖十五年卷十二僖十六年至二十六年卷十四僖十六年至二十一年、卷十五僖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卷十六僖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

九、《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的分卷 阮刻本《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共分為二十八卷。 《春秋公羊傳》一書，《唐石經》分為十一卷，經注本分為十二卷，單疏本分為三十卷，十行本附合經、注、疏、釋文，重新分為二十八卷。 阮元於《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序》曰： 《公羊》傳文初不與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為卷。 ⋯⋯分經附傳大氐 漢後人為之，而唐開成始取而刻石。 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 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竝作三十卷，世所卷十三僖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 卷十六僖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卷十七僖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卷十四文元年至十年 卷十八文元年至四年、卷十九上文五年至十年卷十五文十一年至十八年 卷十九下文十一年至十五年、卷二十文十六年至十八年卷十六宣元年至十一年 卷二十一宣元年至四年、卷二十二宜五年至十一年卷十七宣十二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三宣十二年、卷二十四宣十三年至十八年卷十八成元年至十年 卷二十五成元年至四年、卷二十六成五年至十年卷十九成十一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七成十一年至十五年、卷二十八成十六年至十八年卷二十襄元年至八年 卷二十九襄元年至四年、卷三十襄五年至八年卷二十一襄九年至十二年 卷三十襄九年、卷三十一襄十年至十＝年卷二十二襄十三年至二十二年卷三十二襄十三年至十五年、卷三十三裹十六年至十八年卷三十四襄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卷三十五襄二十二年卷二十三襄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卷三十五襄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卷三十六襄二十五年卷二十四襄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 卷三十七襄二十六年、卷三十八襄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卷二十五襄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 卷三十九襄二十九年、卷四十襄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卷二十六昭元年至三年 卷四十一昭元年、卷四十二昭二年至三年卷二十七昭四年至七年 卷四十二昭四年、卷四十三昭五年至六年、卷四十四昭七年卷二十八昭八年至十二年 卷四十四昭八年、卷四十五昭九年至十二年卷二十九昭十三年至十七年卷四十六昭十三年、卷四十七昭十四年至十六年卷四十八昭十七年卷三十昭十八年至＝十二年卷四十八昭十八年至十九年、卷四十九昭二十年卷五十昭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卷三十一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卷五十昭二十三年、卷五十一昭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卷五十二昭二十六年卷三十二昭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卷五十二昭二十七至二十八年、卷五十三昭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卷三十三定元年至七年 卷五十四定元年至四年、卷五十五定五年至七年卷三十四定八年至十五年 卷五十五定八年至九年、卷五十六定十年至十五年卷三十五哀元年至十一年 卷五十七哀元年至五年、卷五十八哀六年至十一年卷三十六哀十二年至二十七年 卷五十九裒十二年至十五年、卷六十哀十六年至二十七年

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 阮元以為《春秋公羊傳》經傳合刻時間當在漢代，徐彥《春秋公羊疏》為三十卷，而十行本等改為二十八卷。 因見不到徐彥《疏》，故不知其與二十八卷本到底有何差異。 按，據張麗娟著錄，日本蓬左文庫藏日本抄本，乃據宋刻單疏本抄，■阮元不可考者據之可解。 《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共分為十一卷，其分卷依據的是《唐石經》。 《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序‧引據各本目錄》曰： 《唐石經‧春秋公羊》十二卷：原刻如此，後改為十一卷。 《閔公第四》 下添注云“附《莊公》卷”，故《僖公第五》改卷四，《文公第六》改卷五，《宣公 第七》改卷六，《成公第八》改卷七，《襄公第九》改卷八，《昭公第十》改卷 九，《定公第十一》改卷十，《哀公第十二》改卷十一。■ 《唐石經 ‧春秋公羊》原刻為十二卷，後將第四卷《閔公》附於第三卷《莊公》，其餘卷次上提，故成十一卷。 （如圖一、圖二） 圖一：皕忍堂本閔公第四首頁A面 圖二：皕忍堂本哀公第十二首頁A面 阮刻本《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卷九所附《校勘記》“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閔公第四”條曰：“《唐石經》下有‘附莊公卷’四小字，今據以分卷。”■說明了其分卷的依據。 故《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卷三包括莊、閔二公。 十一卷本的《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與二十八卷本的阮刻《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對照亦不甚便。 方便閱讀計，筆者特製“《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分卷對應表”。■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第2192 頁。■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 ，第434 頁。■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第2192 頁。■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第2245 頁下欄。

《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分卷對應表 十 、《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 》 的分卷 阮刻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分為二十卷。 《春秋穀梁傳》一書，經注本分為十二卷，單疏本亦分為十二卷。 十行本附合經、注、疏、釋文，分為二十卷，與各本不同。 《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分為十二卷，春秋十二公，每公一卷，與《唐石經》、經注本、單疏本分卷皆合，然與阮刻本不合。 方便閱讀計，筆者亦製“《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分卷對應表”。《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分卷對應表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卷一隐公 卷一至卷三卷二桓公 卷四至卷五卷三莊公、閔公 卷六至卷九卷四僖公 卷十至卷十二卷五文公 卷十三至卷十四卷六宣公 卷十五至卷十六卷七成公 卷十七至卷十八卷八襄公 卷十九至卷二十一卷九昭公 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卷十定公 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六卷十一哀公 卷二十七至卷二十八春秋般梁傳注疏校勘記 監本附音春秋毅梁注疏卷一隱公 卷一、卷二卷二桓公 卷三、卷四卷三莊公 卷五、卷六卷四閔公 卷六卷五僖公 卷七、卷八、卷九卷六文公 卷十、卷十一卷七宣公 卷十二卷八成公 卷十三、卷十四卷九襄公 卷十五、卷十六卷十昭公 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一定公 卷十九卷十二哀公 卷二十

十一、《論語注疏校勘記》的分卷 阮刻本《論語注疏解經》分為二十卷。 《論語》一書，經注本分為十卷，而就注疏合刻本來說，宋蜀刻本分為十卷，宋刻八行本則分為二十卷，十行本亦分為二十卷。 《論語》共有二十篇，分二十卷者，乃以篇為卷。 分十卷者，則每兩篇合為一卷。 《論語注疏校勘記》分為十卷，所據為《唐石經》之分卷。 汪紹楹稱“《論語》依皇氏本作十卷”■ ，不準確。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一曰：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十行本、閩本、北監本、毛本竝分為二十卷。 《唐 石經》分十卷，與皇本同。 攷之《宋史‧藝文志》，卷數正合。 今《校勘記》 分卷從之。■ 《論語注疏》分校者李銳，據《唐石經》、皇侃《論語義疏》及《宋史‧藝文志》所記，將《論語注疏校勘記》分為十卷，合兩篇為一卷。 因其與阮刻本《論語注疏解經》對應起來相對容易，故不列表說明。十二、《孝經注疏校勘記》的分卷 阮刻本《孝經注疏》九卷，分為十八章。 《孝經》一書，《唐石經》一卷，元泰定三年（1326）刻十行本則分為九卷。 阮元校、刻《孝經注疏》，皆據其家藏之明正德間刊十行本。 該本以泰定本為據，“主體為正德六年所刊，間有正德十二年補版數葉”■。 《孝經注疏校勘記》分為三卷，與其他各本分卷皆不同，屬分校者嚴杰重新分定者。 雖然《孝經注疏》九卷篇幅較短，但為閱讀方便計，筆者亦製“《孝經注疏校勘記》、《孝經注疏》分卷對應表”《孝經注疏校勘記》、《孝經注疏》分卷對應表■ 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文史》第3輯，第27頁。■ 《清經解》第6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年，第61頁上欄。 按：中華書本此條，乃盧宣旬轉換者，缺漏部分信息，故取原校勘記。 ■ 張學謙《《孝經注疏校勘記〉編纂考述》，《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15輯，2016年，第275頁。孝經注疏校勸記 孝經注疏卷－ 卷一卷二 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三 卷六、卷七、卷八‵卷九

十三 、《爾雅注疏校勘記》 的分卷 阮刻本《爾雅疏》分為十卷。 《爾雅》一書，《唐石經》分為三卷，元雪牕書院刻、明吳元恭刻《爾雅》經注本亦分為三卷。 宋刊單疏本分為十卷，而元刊本、閩本、監本、毛本《爾雅注疏》皆分為十一卷。 阮元以為家藏十一經中，沒有《爾雅》，故阮元校勘《爾雅》時，經注以吳元恭本為主，疏文以《爾雅疏》為主。 阮元刊刻《爾雅疏》，亦是重新拼合■ ，分卷以單疏本為據，故為十卷。 《爾雅注疏校勘記》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又各分上、下卷，共有六卷。 分上、中、下三卷，應是據吳元恭刻本而分，每卷又分上、下卷，蓋因篇幅過長而分。因此，《爾雅注疏校勘記》與阮刻本《爾雅疏》亦不便對應。 為閱讀方便計，筆者特製“《爾雅注疏校勘記》、《爾雅疏》分卷對應表”。《爾雅注疏校勘記》、《爾雅疏》分卷對應表十四、《孟子注疏校勘記》的分卷 阮刻本《孟子注疏解經》共分十四卷，每卷又分上、下。 《孟子》一經，經注本分十四卷，十行本亦分為十四卷。 所不同者，後者每卷又分上、下。 《孟子注疏校勘記》以十行本為底本校勘，其分卷亦與十行本合。 綜合以上分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各經分卷方式不一，《周易注疏校勘記》、《尚書注疏校勘記》、《禮記注疏校勘記》、《孟子注疏校勘記》分卷與十行本一致，《周禮注疏校勘記》、《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爾雅注疏校勘記》分卷 ■ 阮元刊刻《爾雅疏》所據經注本與校勘《爾雅》所據經注本稍有不同。 瞿林江辨之曰：“阮元聘請臧庸撰寫《校勘記》時用的是嘉靖吳本原刻，而嘉慶二十年刊行的阮刻本《爾雅注疏》，其經注部分用的不是吳本原刻，也不是顧廣圻翻刻的吳本初印，而是顧本體系中後印的剜改本，然後在此剜改本的基礎上分附上《音釋》（源於顧本）。”詳見瞿林江《〈爾雅〉版本源流考》，《斯文不墜在人間——李慶善敎授誕辰百週年紀念文集》，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9月，第356頁。爾雅注疏校勘記 爾雅疏卷上之上 卷一、卷二卷上之下 卷三、卷四卷中之上 卷五、卷六卷中之下 卷七卷下之上 卷八、卷九至釋蠱卷下之下 卷九起釋魚、卷十

與經注本一致，《儀禮注疏校勘記》分卷與毛本一致，《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分卷與八行本一致，《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論語注疏校勘記》分卷依據《唐石經》，《毛詩注疏校勘記》分卷大概依據明馬應龍經注本，而《孝經注疏校勘記》分卷與傳世各本皆不一致，是分校者重新分卷的。 除與十行本一致者外，其他各經《校勘記》的分卷，與阮刻本皆不同。 讀者在使用這些經書的阮刻本時，若想查考單行本《校勘記》，必須費一番周折。 其中尤以《毛詩注疏校勘記》、《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最難對應。 究其原因，是主事者沒有制定統一的體例，導致分校者在分卷問題上各自為政，自定其例。

2019 年第1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 Issue 23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再校蕭 旭 我以前依據《馬王堆漢墓帛書（三）》，對《戰國縱橫家書》作過校補。① 今依據《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所作的釋文為底本重作校補，圖版及釋文分別收錄於《集成》第1、3 冊②。 《馬王堆漢墓帛書（三）》整理者的說法稱作“原注”，《集成》整理者的說法稱作“新注”。 （1）自趙獻（獻）書燕王曰（《蘇秦自趙獻書燕王章》，P202） 新注：本帛書“獻”字除了少數寫作從“鬲”的“獻”之外，多寫作從“果”之形，較為特別，“果”旁似當有表音的作用（“果”與“獻”聲母相近，韻部有陰陽對轉關係），今嚴格隸定為“獻”（趙平安指出漢印文字的“鬻”所從“鬲”有與“果”形相類的寫法）。 （P202） 按：“獻”從“鬳”得聲，“鬳”從“虔”省聲。 帛書寫作“獻”者，蓋寫者誤認“鬲”作“■（■）”，“■（■）”、“果”同音，因以“果”代替。 《說文》“蜾”異體作“■”，是其比也。 （2）言臣之後，奉陽君、徐為之視臣益善，有遣臣之語矣（《蘇秦使韓山獻書燕王章》，P203） 原注：遣，放行。 （P25） 按：益，猶言漸。 （3） ⋯⋯不功（攻）齊，全於介（界）（《蘇秦使盛慶獻書於燕王章》，P204） 原注：全，通“跧”。 《廣雅》：“跧，伏也。”這裹說趙國雖沒有攻齊，伏於邊界。 （P27） 按：新注從原注意見括讀作“跧” （P205 ）。 全，讀為恮。 《說文》；“恮，謹 蕭旭：常州大學兼職敎授，南京師範大學客座研究員。 ① 蕭旭《戰國縱橫家書校補》，《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6輯，2010年版，第16- 20頁；又收入《群書校補》，廣陵書社2011年版，第32- 38頁。 ②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冊第80- 94頁，第3冊第201- 266頁。*■

也。”上文云：“雖未功（攻）齊，事必美者，以齊之任臣，以不功（攻）宋，欲從韓、粱（梁）取秦以謹勺（趙），勺（趙）以（已）用薛公、徐為之謀謹齊，故齊[趙〕相倍（背）也。”原注：“謹，防範。”此“全於界”即謹於邊界，亦即謹齊之義。 （4）王謂臣曰：“魚（吾）必不聽眾口與造言，魚（吾）信若迺（遒- - 猶）齕（ ）也。”（《蘇秦自齊獻書於燕王章》，P206） 原注：造言，《燕策》作“讒言”。 齕，《說文》解為“齧也”，齧即嚙字。 凡咬斷食物時，上下齒必相對，用以比兩人情投意合，沒有參差不齊。 《燕策》作“猶剗■者也”，鮑本作“猶列眉也”，未詳。 （P30） 新注：范祥雍：金正煒云：“‘剗■’二字蓋即‘列’之誤而複也。 ‘者’亦‘眉’字形似而譌也。”按“剗■者”與“列眉”並費解。 《縱橫家書》作一“齕”字。 查《說文》：“齕，齧也。”《史記 ·吳起傳》：“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淮南子 ‧齊俗訓》云：“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高注：“（契臂）刻臂出血。”莊逵吉校云：“《御覽》引契作齧。”燕王言信任代（或秦）猶齧臂而盟不疑也。 “齕”下疑脫“臂”字。 鮑本“列眉”乃“刻臂”之誤。 姚本“剗■”並為“刻”之誤，“者”亦“臂”之誤也。 今按：帛書此語似當有脫誤（《燕策》也有譌誤），語義不明，范祥雍說可作參考，待考。 （ P208 - 209） 按：范祥雍說帛書脫“臂”字，《燕策》“眉”乃“臂”誤，“剗■者”乃“刻臂”之誤，是也，而其餘校語多誤。 鮑本“列眉”，《永樂大典》卷4909 引同。 吳師道《補正》曰：“一本‘猶剗■者也’，姚同。 《龍龕手鑑》：‘■，古剗字。’愚謂即刈字也。剗刈者，斬斷果決之意。”金正煒謂“剗■者”是“列眉”之誤，解作“言吾之信汝，朗若列眉之易察也。”③二氏皆失之。 范氏所引《淮南》高注，實是許愼注。《淮南》之“契”，《御覽》卷430 引作“齧”，一本作“囓”， ，《類聚》卷33、《御覽》卷480 引作“■”。 於大成指出契、齧並讀為栔，俗字④，皆是也。 《說文》：“ ，刻也。”《釋名》：“契，刻也。”字或作鍥、鐸，《集韻》：“栔、鍥，《說文》：‘刻也。’或從金，通作契。”又“?，刻也，通作鍥、?。”“契（栔）”、“刻”雙聲音轉，此所謂聲訓也。 《貞觀政要》卷3“鍥船求劍”注：“鍥，音刻。”引《呂氏春秋》作“刻”，今本《呂氏 ·察今》作“契”，《類聚》卷60、《御覽》卷499、《事類賦注》卷16 引亦作“刻”。 “齧（囓）”亦借字，《賈子 ‧道術》：“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齧讀為瘈，狂也。 是其比。 字亦借作同音的“克（剋）”，《釋名》：“克，刻也。”《列子 ‧湯問篇》：“剋臂以誓。”殷氏《釋文》：“《淮南子》曰：‘中國翣血，越人契臂，其一 ③ 金正煒《戰國策補釋》卷 6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22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584頁。 ④ 於大成《淮南子校釋》，臺灣大學 1970 年博士論文；收入《淮南鴻烈論文集》 ，里仁書局2005 年版，第775 頁。

也。’許愼云：‘剋臂出血也。’”《酉陽雜俎》續集卷4 引《列子》“剋臂”作“刻臂”。 “齕（齕）”亦“契（栔）”音轉，《說文》“齕，齧也”，亦是聲訓。 《玄應音義》卷12：“連■：經文作■，皆一也。”《慧琳音義》卷75 同。 《玉篇》：“乾，急擷。”蔣斧印本《唐韻殘卷》：“乾，急擷也。”P.2011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同，敦煌寫本P. 3694V《箋注本切韻》“急”誤作“忽”。 《集韻》：“乾，《埤倉》：‘急■縛也。’”⑤“擷”、“■”同音。 “乾”即“■”異體字。 是其比。 鮑本“列”字不誤，“列”亦“契（栔）”音轉。 《荀子 ‧哀公》：“兩驂列，兩服入■。”《家語 ‧顏回》“列”作“曳”。《龍龕手鏡》：“■、跩、跇：■踰，跳躍也。 又音曳。”是其證。 《易 ‧睽》：“見輿曳，其牛掣。”馬王堆帛書本作“見車恝，其牛■”，阜陽漢簡本作“見車渫，其牛絜”。 諸家謂帛書“恝”、“■”互倒，“■”與“曳”通⑥，不知“恝”與“曳”、“渫”亦通，無煩乙轉也。 （5）三王代立，五相〈柏- 伯〉蛇正（政），皆以不復其掌（常）（《蘇秦謂燕王章》，P210） 原注：蛇，讀為弛。 《爾雅》：“弛，易也。”是改易的意思。 蛇政，《燕策》蘇秦章作“迭盛”，蘇代章作“改政”。 一說，“蛇”是“改”字之誤。 （P33） 侯乃峰、劉剛曰：“蛇正”或可讀作“施政”。 “施政”之語古書多見⑦。 按：新注用原注（P211）。《爾雅》“弛，易也”郭璞注：“相延易。”是延緩之義，非改易義。 蛇，當讀為迻、移，改易、變易之義。 “委蛇”音轉作“委移”，是其例。 （6）足下雖怒於齊，請養之以便事（《蘇秦自梁獻書於燕王章（一）》，P213） 按：養，讀為容，隱忍、容忍之義。 《大戴禮記 ·曾子事父母》：“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盧辯注：“養，猶隱之。”阮元曰：“養，容也。 容、養聲轉義同。”⑧ （7）口臣大口口息士氏〈民〉，毋庸發怒於宋魯也（《蘇秦謂齊王章（三）》，P218） 按：庸，猶言立即、即刻⑨。 帛書《李園謂辛梧章》：“不如少案（按）之，毋庸出兵。”《戰國策 ·齊策四》：“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 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 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 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 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用法相同。 不是“勿庸”、“毋庸”成詞。 或說庸讀為用，非也。 ⑤ 《集韻》據南宋初明州刻本、明州述古堂影宋鈔本，《類篇》引同，其餘各本“■”誤作“縶”，“縶”是“絜”形譌。 ⑥ 諸家說參見丁四新《楚竹簡與漢帛書〈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46- 447頁。 ⑦ 侯乃峰、劉剛《讀〈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散札（上》》，收入《〈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修訂研討會論文集》，會議2015年6 月27—28 日在上海舉行，第102頁。⑧ 阮元《曾子注釋》，收入《皇清經解》卷804，第5冊，上海書店1988年版，第273頁。⑨ 參見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89- 90頁。

（8）大（太）上破之，其[次〕賓（檳）之，其下完交而口講，牙（與）國毋相離也（《蘇秦自趙獻書於齊王章（二）》，P221） 原注：《魏策二》：“故為王計，大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據此，“講”字上所缺可能是“詳”字。 （P45） 按：新注用原注（P222）。 帛書《蘇秦謂齊王章（四）》：“是故臣以王令（命）甘薛公，驕敬三晉，勸之為一，以疾功（攻）秦，必破之。 不然則賓（檳）之，不則與齊共講，欲而復之。”然則所脫亦有可能是“共”字。 “詳”字更好，與“完”對文。 （9）今王棄三晉而收秦、反（返）■也，是王破三晉而復臣天下也（《蘇秦自趙獻書於齊王章（二）》，P221） 原注：收讀為糾，結合，聯合。 “返■也”上疑脫“棄■而”三字。 （P45） 按：新注用原注（P223）。 原注補“棄■而”是也，讀收為糾非也。 上文“王不棄與國而先取秦，不棄■（兌）而反（返）■也”，此文與之相應，“棄三晉而收秦”即“棄與國而取秦”。 《廣雅》：“收，取也。” （10）齊取宋，請令楚、粱（梁）毋敢有尺地於宋，盡以為齊（《韓■獻書於齊章》，P223） 按：毋敢，猶言不得、不可⑩。 （11）臣恐楚王之勤豎之死也，王不可以不故解之（《蘇秦謂齊王章（四）》，P224） 原注：勤，憂也。 不故，疑當讀作“不辜”，是無罪被殺的意思。 一說，“故”的意思是有意。 （P48） 新注：原注云云。 《釋文》在“解”下括讀“懈”字，原釋文則如字讀，理解有所不同。 （ P225 ） 按：新注用原注，而於其二說皆無所取擇。 “不故”當取後說，“故”猶言特意。 “解”讀如字，解釋，解說。 下文“臣使蘇厲告楚王曰”云云，是蘇秦解釋豎有罪固當死，非齊之令，此則蘇秦使齊王特地親自去解釋。 勤，當訓辱。 《左傳‧昭公十三年》：“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王念孫曰：“勤，猶辱也。 《成十七年》：‘晉厲公使辭於欒書中行偃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語意與此相似。《定四年》：‘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亦謂祇取辱也。 《昭十三年》：‘楚靈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語意亦相似。”■此言楚王以豎之死為辱也。 （12）臣負齊、燕以司（伺）薛公，薛公必不敢反王（《蘇秦謂齊王章（四）》，⑩ 參見蕭旭《古書虛詞旁釋》 ，廣陵書社2007 年版，第 132 - 133 頁。■ 王念孫說轉引自王引之《經義述聞》卷19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460 頁。

P224） 原注：負，擔負。 （P48） 按：新注用原注（P225 ）。 負，讀為保。 下文：“臣保燕而循事王，三晉必無變。”又《蘇秦謂齊王章（一）》：“臣保燕而事王，三晉必不敢變。”皆作正字“保”。 （13）■（卻）事者必曰（《蘇秦謂齊王章（四）》，P224） 原注：御事者，即用事者。 （P48） 新注：原釋文視“■”為“御”之譌字，根據不足，似非。 “■”從“卻”聲，在句中當用作“卻”。 “卻事者”即拒絕事情的人，也就是反對與三晉完交的人。（P225） 按：“卻事者”未見文例。 疑“■”是“傷”字誤書，下文“王句（苟）為臣安燕王之心而毋聽傷事者之言”云云，作“傷事者”。 （14）今有（又）走孟卯，入北宅，此非敢粱（梁）也，且劫王以多割，王必勿聽也（《須賈說穰侯章》，P226） 原注：“敢”下當依《穰侯列傳》補“攻”字。 （P50） 按：新注用原注（P228）。 補“攻”字是也，《戰國策 ‧魏策三》作“此非但攻梁也”，《史記》作“此非敢攻梁也”。 “敢”蓋“但”音誤。 （15）楚、趙怒而兵〈與〉王爭秦（《須賈說穰侯章》，P226） 按：爭秦，《魏策三》、《史記》並作“爭事秦”，帛書下文“楚、趙怒於魏之先己也，必爭事秦”，亦有“事”字，此脫。 （16）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親，不試（識）禮義德行。”（《朱己謂魏王章》，P230） 原注：此篇見《魏策三》，說：“魏將與秦攻韓，朱已（己）謂魏王。”《史記 ‧魏世家》則說：“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荀子·彊國篇》楊倞注引《史記》作“朱忌”。 “朱”與“無”形近而誤，“己”與“忌”通，疑當以“朱己”為是。 （P53） 新注：帛書不記說士之名，此章之題是原整理者據《魏策三》擬。 原注疑《魏世家》之“無”是“朱”之譌字，是用黃丕烈、王念孫等說，其說似不一定可信。 古人名“無忌”、“何忌”等也可省稱為“忌”，說士之名本或作“朱無忌”，“朱忌”、“無忌”大概是此人之名分別省去“無”字和省去姓氏的名字省稱（此略本施謝捷說）。 （P231） 按：此說士之名，當作“無忌”，就是信陵君魏公子無忌■。 《魏世家》上文 ■ 《史記‧信陵君列傳》“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戰國策‧魏策四》：“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敎。’”

云：“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故下文云：“魏王以秦救之故⋯⋯無忌謂魏王曰。”中間插入一段：“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無忌”當即指上文之“信陵君”，《御覽》卷514 引《史記》作“信陵君無忌謂魏王曰”，補“信陵君”三字，文義尤明。 無親，《戰國策 ‧魏策三》、《史記 ‧魏世家》並作“無信”。 （17）若道河內，倍（背）鄴、朝歌，絕漳、鋪（滏）[水，與趙兵決於〕邯單之鄗（郊），氏（是）知伯之過也（《朱己謂魏王章》，P2 30） 按：倍，《魏策三》、《魏世家》同，猶言踐履、踰越也■。 下文“倍大梁”同。 帛書《見田僕於梁南章》“秦必不倍粱（梁）而東”，亦同。 《見田僕於梁南章》：“若秦拔鄢陵，必不能掊粱（梁）、黃、濟陽陰、睢陽而攻單父。”掊亦當讀為倍。 過，當據《策》、《史》讀為禍。 《策》“智伯”上有“受”字，則“禍”當讀如字無疑。 （18）秦固有壞（懷）、茀〈茅〉、荊（邢）丘（《朱己謂魏王章》， P230） 原注：茅，《魏策》誤作“地”。 （P54） 新注：茅，原釋文逕釋，從字形看，當從《文字編》釋“茀”，視作“茅”的譌字。《魏策》之“地”，當是將“茅”或從“矛”聲之字誤認作從“它”聲後產生的誤讀。（P233） 按：此字圖版作“■”，確是“茀”。 說“茅”譌作“茀”，有點勉強。 我提出另外一種可能的解釋：《魏世家》作“茅”，《集解》引徐廣曰：“在颳武軹縣，有茅亭。”“茀”是“莢”形誤。 “茅”形誤作“弟”，又同音誤作“地”，“第”與“莢”形聲俱近。 “第闕門”音轉作“夷闕門”，或形誤作“茅闕門”■ ，是其比。 （19）有鄭地，得垣廱（雍），決熒澤，大粱（梁）必亡（《朱己謂魏王章》，P230） 按：熒，姚本《魏策三》、《魏世家》同。 《戰國策》鮑注本、吳氏《補注》本作“榮”，《冊府元龜》卷735、736 同。 庾信《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是以築平綱之城，衛人拱手；戍榮波之澤，梁氏寒心。”用此典，字亦作“榮”。 張文虎曰：“毛本‘熒’譌‘榮’。”■張說非是。 《新序‧義勇》：“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韓詩外傳》卷7 作“熒澤”，《呂氏春秋 ‧忠廉》作“榮澤”。諸字並通借，當以“榮”為本字，《說文》：“榮，絕小水也。”澤名當取此義。 （20）繚舞陽之北以東臨許（《朱己謂魏王章》，P230） 原注：繚，繞。 （P54）■ 參見蕭旭《敦煌賦校補》，收入《群書校補》，廣陵書社2011年版，第824頁。■ 參見蕭旭《韓非子校補》，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 199頁。■ 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39頁。

按：繚，《魏策三》、《魏世家》作“繞”。 （21）[禍〕必百此矣（《朱己謂魏王章》，P231） 按：百，《魏策三》同，《魏世家》誤作“由”，《冊府元龜》卷735、736 又誤作“鯀”。 （22）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朱己謂魏王章》，P231） 原注：“撓”與“繞”通，糾纏的意思。 秦國糾纏韓國，要它講和。 （P55） 新注：“繞”只有纏繞義，似不能表示糾纏之義。 “撓”疑讀為“叨（饕）”，訓貪也。 秦國貪得無厭，要韓國講和。 （P2 35） 按：撓，《魏策三》、《魏世家》同。 《史記》一本作“橈”，亦同。 《策》鮑注：“以求地擿撓之。”《史記索隱》：“撓，音尼孝反。 謂韓被秦之兵，撓擾已經三年，云欲講說與韓和。”舊注皆是。 原注的理解亦近之，但未得其字。 撓、橈，讀為嬈，煩嬈。 《說文》：“嬈，苛也，一曰擾。”鮑注本《戰國策 ·趙策三》：“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搆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 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王念孫曰：“‘饒’當為‘撓’，字之誤也。 ‘撓’如‘撓亂我同盟’之‘撓’。 以三國撓中山而講，則中山不得不聽，不得不割地。 《魏策》云云，是其證。”■ （23）今不存韓，貳（二）周、安陵必■（貤- 弛），楚、趙大破（《朱己謂魏王章》，P231） 原注：弛，廢棄。 《魏策》作“易”，弛、易同音。 《魏世家》作“危”，音近。（P55） 新注：弛、易二字只能說音近而並不同音。 （P235） 按：《魏策三》作“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也”，《魏世家》作“二周、安陵必危”。 此作“■”，《策》文“危”、“易”分用，《史》作“危”，不得說《史》“■”作“危”。 “■”、“易”音轉，當讀為墮，毀壞。 “委蛇”音轉作“委隨”、“委?”，是其比也。 鮑注：“易，秦輕之也。”吳氏《補注》：“易，改易也。”皆非是。 （24）秦兩縣（懸）齊、晉以持大重，秦之上也（《謂起賈章》，P237） 按：“縣”讀如字。 帛書《朱己謂魏王章》：“是韓，魏之縣也。 魏得韓以為縣，以衛大樑，河北必安矣。”“縣”字義同。 此言秦以齊、晉為兩縣，故能持大重也。 （25）地不與秦攘（壤）介（界）（《謂起賈章》，P237） 按：“攘”是動詞，不讀為壤。 古書習言“壤界”，帛書《蘇秦獻書趙王章》：■ 王念孫《戰國策雜志》，收入《讀書雜志》卷1，中國書店1985年版，本卷第95頁。

“則地與王布（邦）屬壤芥（界）者七百里。”《戰國策 ·趙策一》作“壤挈（界）”。《齊策三》：“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壤”亦動詞。 《趙策一》：“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壤界”與“接境”對舉，壤亦接也。攘、壤，並讀為儴。 《爾雅》：“儴，因也。”“因”即承接、連接義。 （26）攻齊不成，陶為廉監而莫[之〕據（《秦客卿造謂穰侯章》，P243） 原注：廉監，《秦策》作“鄰恤”。 廉、鄰聲近，監、恤形近而誤。 廉監當即磏礛，磨玉的粗石。 這是比喻，有了陶邑而不攻齊，等於沒有磨出寶玉，就只是不値錢的礪石了。 （P63） 新注：“據”當作“據有”解，參看范祥雍（2006：208）。 （P244） 按：我舊說云：“鄰，指鄰國。 《廣雅》：‘恤，敡也。’言攻齊不成，陶邑將為鄰國所輕侮，而莫能據有之也。 ‘為’字表被動。 帛書作‘廉監’，廉，讀為鄰。 監讀為欿，《說文》：‘欿，欲得也。 讀若貪。’字或作濫、嚂、慳、?。 言陶邑為鄰國所貪窺而莫能據有之也。 不必與《策》同。”■今考《集韻》：“■，《說文》：‘視也。’通作監。”“■（監）”謂窺視，亦與貪義相承。 廉，讀為覝。 《說文》：“覝，察視也。讀若鐮。”《玉篇》：“覝，察視也，今作廉。”為廉監，言被別人覬覦。 《秦策》作“為鄰恤”者，恤之言戌，《說文》：“戌，滅也。”字亦作卹，《莊子 ‧徐無鬼》：“若卹若失。”《淮南子 ‧道應篇》、《列子 ‧說符》“卹”作“滅”。 言為鄰國所滅也。 （27）齊紫，敗素也，賈（價）十倍（《謂燕王章》，P245） 按：《史記 ·蘇秦傳》同，《戰國策‧燕策一》作“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帛書當“齊紫敗素也”五字為句，《史記》中華書局舊點校本亦誤，新點校本不誤■。 《集解》引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紫”是動詞，“紫敗素”猶言取敗素染為紫色。 （28）此皆因過（禍）為福，轉敗而為功（《謂燕王章》， P245 ） 按：“為福”上當據《燕策一》補“而”字，下文“今王若欲因過（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云云，亦有“而”字。 《蘇秦傳》二句皆無“而”字，亦可。 （29）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之棄齊，說（脫）沙（躧）也（《謂燕王章》，P245） 原注：“沙”字與“曬”字音同通用。 曬，拖鞋。 《蘇秦列傳》作“如脫曬矣”，《燕策》作“猶釋弊躧”。 姚本注：“一云脫屜也。”“躧”就是“屣”。 （P66） 按：新注用原注（P246） 。《說文》：“?，鞮，?沙也。”段玉裁曰：“謂鞮之名■ 蕭旭《戰國縱橫家書校補》，收入《群書校補》，廣陵書社2011年版，第36頁。■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270頁；2013年修訂版，第2741頁。

?沙者也。 ‘鞠角’、‘?沙’皆漢人語。 《廣雅》之‘■■’也。 ■■、■■，靸■也。 《廣韻》：‘■■、索■，胡履也。’《釋名》：‘■■，鞾之缺前壅者，胡中所名也。’”■《說文》亦作“沙”字，帛書正足相證。 “■”乃俗別字，字亦省作“■”，《廣雅》作“■■”（段氏引誤）。 “展”同“曬”，字或作“蹤”、“■”。 《慧琳音義》卷15：“ 履：《廣雅》謂之甲沙，或謂之■■，皆夷人方言異也。”又卷65 說同，“甲沙”即“■■”。 沙之言臿（插）也，趿也，指足插進去穿拖鞋，用為名詞則指拖鞋，此其語源義■。 （30）今收燕、趙，國安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謂燕王章》，P245） 按：“國安”下當據《蘇秦傳》補“而”字。 《燕策一》作“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 （31）臣聞[甘〕洛（露）降，時雨至，禾穀絳（豐）盈，眾人喜之，賢君惡之（《蘇秦獻書趙王章》，P248） 原注：惡，《趙策》同，疑有誤。 《趙世家》作“圖”。 （P69） 按：新注用原注（P248） 。《趙策一》作“眾人喜之，而賢主惡之”，《趙世家》作“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 鮑本《戰國策》“喜”亦作“善”，同《史記》。“善”乃形近而譌。 《策》、《史》“賢主”上有轉折詞“而”或“然而”，則“惡”與“喜”為對文，其字當不誤也。 鮑注：“惡，心不安也。 以其無以致之故。”《史》作“圖”，疑後人不明其義而妄改。 王叔岷曰：“‘喜’與‘惡’對言。 此文‘圖’，疑本作‘啚’。啚，古鄙字。 ‘善’與‘鄙’對言。 猶言眾人善之，然而賢主不善之耳。”■錄以備考。 （32）欲以亡韓、呻（吞）兩周，故以齊餌天下（《蘇秦獻書趙王章》，P248） 新注：上博簡《子羔》：“取而軟之。”整理者指出：“軟，讀作吞。”帛書的“呻”與《說文》訓“吟”的“呻”或非一字，二者是同形字關係，當與楚簡“軟”為一字，即“吞”字異體。 （P248 - 249） 按：帛書《胎產書》：“懷子未出三月者，呻（吞）爵罋二，其子男殹（也）。 一曰：取爵（雀）罋（甕）中蟲青北（背）者三，產（生）呻（吞）之，必產男，萬全。”二“呻”字整理者亦讀作“吞”■。 “吞”字從“天”得聲，“天”音轉讀如“身”■“身”、“申”同音，故或易以“申”為聲符作“呻”或“軟”，形符“欠”和“口”表義相同。 《玉篇》、《廣韻》並謂古文“天”字作“■”。 《汗簡》卷 1“天”作“■”形。■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頁。■ 參見蕭旭《“抌■”考》，收入《群書校補（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9頁。■ 王叔岷《史記斠證》，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631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四）》，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頁。■ “天竺”音轉作“身毒”，是其例。

《古文四聲韻》卷2 謂“天”字《古老子》作“■”，《碧落文》作“■”■。 黃錫全曰：“■：天，從艸從曳。 思泊師指出：‘天字作萸即■字，喻母。 古讀喻母如定母。從曳之字如栧亦作枻。 古讀世如大，故世子亦作大子。 天、■並舌頭音，乃雙聲假借字也。’（《碧落碑跋》）鄭珍認為此是用忝字草寫為篆，當屬臆測。”■徐在國亦從於省吾（思泊）說■。 現在看來，“■（萸）”所從“曳”，當是“申”形譌。 餌，《趙策一》同，《趙世家》作“餤”。 餤，讀為啖、啗，利誘，與“餌”義同。 （33）屬之祝諎（詛）（《蘇秦獻書趙王章》，P248） 原注：祝籍，祭祀的簿籍。 《趙策》作“讎柞”，音近而誤。 （P69） 新注：裘錫圭指出：“整理者讀‘祝諎’為‘祝籍’。 但‘祝籍’之稱不見於古書。 疑‘祝諎’當讀為‘祝詛’。”按裘說可從。 （P250） 按：鮑彪注：“讎柞，‘酬酢’同。 言其相屬伐趙於酬酢之間。”朱謀?曰：“讎柞，交授也。”■楊愼曰：“醻醋（酬酢，《說文》引《易》），讐柞（《戰國策》：‘著之盤盂，屬之讐柞。’），訓昨（同上，《周禮》注）。”■ 方以智曰：“酬酢，一作‘醻醋’、‘讐柞’、‘詶昨’。 《說文》作‘■醋’。 《戰國策》：‘著之盤盂，屬之讐柞。’《周禮》注作‘詶昨’。 《說文》以酢為今之醋，醋為酬酢。”■金正煒曰：“‘讐’與‘酬’通，‘柞’當作‘酢’，形聲並近而譌也。 《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主荅客曰酬，客報主人曰酢。’■此言五國之謀合於燕享之閒也。”■諸說皆同於鮑氏。 獨孫诒讓曰：“‘屬之讎柞’義難通，鮑說穿鑿不足據。 以文義推之，疑‘讎柞’當讀為‘疇籍’，‘讎’、‘疇’，‘柞’、‘籍’並聲近叚借字。 古典冊篇章或謂之疇。 ‘著之盤盂，屬之讎柞’，謂五國約誓之言書之彝器與冊籍也。”■ （34）齊乃西師以唫（禁）強秦，史（使）秦廢令，疏服而聽（《蘇秦獻書趙王章》，P248） 原注：廢令，廢去稱帝的命令。 《趙策》“廢”作“發”，同音通用。 疏服，《趙策》作“素服”，表示服罪的意思。 “疏”與“素”音相近。 （P69） 按：新注用原注（P250）。 余謂“廢”讀為“發”，“使秦發令疏服而聽”八字一 ■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華書局201。年版，《汗簡》卷1，第3頁；《古文四聲韻》卷2，第21頁。 ■ 黃錫全《漢簡注釋》卷1，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頁。 ■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 ■ 朱謀?《駢雅》卷2，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38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39頁。 ■ 楊愼《古音駢字》卷5，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39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印行，第336頁。 ■ 方以智《通雅》卷8，收入《方以智全書》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頁。 ■ 引者按：見《玄應音義》卷18引。 ■ 金正煒《戰國策補釋》卷4，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2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頁。 ■ 孫詒讓《札迻》卷 3《戰國策高誘注》，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3頁。

句讀。 發令，發佈命令，下令。 （35）成則為福，不成則為福（《蘇秦謂陳軫章》，P252） 原注：“則”字與“亦”字同義。 （P70） 新注：古漢語“則”字並無“亦”的用法，此處也許是抄寫時涉上文而誤。（P253） 按：此古諺語。 《史記 ‧田敬仲完世家》作“成為福，不成亦為福”。 《戰國策 ‧韓策三》：“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帛書二“則”字表示對比。 疑下“則”下脫“亦”字。 （36）[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蘇秦謂陳軫章》，P252） 原注：施，易。 交換的意思。 （P72） 新注：此義之“施”，當與“弛”字意義相關。 （P254） 按：“弛”無交換義。 施，讀為移、易，字亦作馳、弛。 《戰國策 ‧韓策一》：“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 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 秦受地，又攻陘。 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 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王念孫曰：“馳，讀為移。 移，易也。 謂以南陽之地易秦地也。 下文曰‘國形不便故馳’，謂兩國之地形不便，故交相易也。 ‘馳’字或作‘施’，而皆讀為移。 下文曰‘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史記 ·韓世家》‘易’作‘施’。 《田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施’並與‘移’同。 字又作弛，《韓子 ‧內儲說篇》曰：‘應侯謂秦王曰：“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勮，臣恐弛之而不聽，柰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弛’亦與‘移’同。”■ （37）曰：“臣至魏，便所以言之。”（《虞卿謂春申君章》，P255） 原注：虞卿由楚回趙，要經過魏，可以趁便游說。 “言”字《楚策》作“信”，誤。 （P73） 按：新注用原注（P255） 《楚策四》作“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便”作“使”，亦當出校。 上文云“請令魏王可”，“使”即“令”字義，“可”即“聽信”、“同意”之義。 《策》文不誤，帛書轉當誤也。 （38）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 秦因大怒，益師，與韓是（氏）戰於岸門（《公仲倗謂韓王章》，P256） 按：因，《史記 ·韓世家》同，《韓策一》作“果”。 因，猶果也。 《韓子 ‧說林下》：“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 （晉平）公謂秦公曰：‘為我出荊王之弟，吾不 ■ 王念孫《戰國策雜志》，收入《讀書雜志》卷1，中國書店1985年版，本卷第108頁；又卷2《史記雜志》說略同，本卷第66- 67頁。

城也。’秦因出之。”《說苑 ‧權謀》作“秦恐，遂歸公子午”，《渚宮舊事》卷2 作“秦果出公子午”。 遂亦果也。 益，《史》同，《策》作“興”。 （39）楚不侍（待）伐，割摯（縶）馬免而西走（《李園謂辛梧章》，P259） 原注：縶，縛住馬的繩索。 免，脫跑。 割縶馬免而西走，形容很快就投奔秦國。 《趙策一》說：“割挈馬免（免）而西走。” “ ”作“挈”，是字形之誤。 （P78） 新注：蔡偉說：“摯”字“當作‘摰’，‘摰’與‘挈’古音相近。 挈當讀為■，束也。”（裘錫圭引）視“摯”為“摰”誤字說很有啟發性，不過讀“摯”為“縶”似乎也不能斷然否定，今暫從原注說，以待後考。 （P260） 按：余謂《趙策》是也。 免而西走，言其疾速如免而向西走也。 古人以免走之疾狀馬，古駿馬名“飛免”■ ，呂布所騎曰“赤免”，皆其例。 挈之言■（■），超騰跳躍義。 挈馬謂疾馬。 馬之疾跳曰挈馬，犬之疾跳曰鯗狗（特指狂犬），其義一也。 金正煒以“割”字屬上作“伐割”，云：“挈馬免而西走，姚云：‘免，曾作免。’按《周禮‧夏官‧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注：‘提，猶舉也。’《廣雅》：‘挈，提也。’‘挈馬’與‘提馬’義同。 ‘免’當從曾作‘免’，‘免’與‘俛’通。 言韓不待伐割，即將挈馬而俛入於秦也。 又或為‘挈國’之譌。 挈國西走，猶言舉國為內臣。”■金氏“伐割”連文是也，其餘說全誤。 句謂楚不須被攻伐、割地，已如同挈馬像免一樣快地向西走秦也。 （40）令粱（梁）中都尉□□大將，其有親戚父母妻子，皆令從粱（梁）王葆（保）之東地單父，善為守備（《見田僕於梁南章》，P261） 按：葆，讀為赴，趨走、出走也。 下文“粱（梁）王出，顧危”，又“粱（梁）王出粱（梁）”，又“粱（梁）王有（又）出居單父”，“出”字是其誼也。 字亦作保，《韓子‧十過》：“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列女傳》卷3 作“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 《史記 ·楚世家》：“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又《六國表》作“王亡走陳”，《白起列傳》作“東走徙陳”。 皆其證。 《荀子 ‧修身》：“保利棄義，謂之至賊。”保亦讀為赴。 （41）之王，則不能自植士卒（《見田僕於梁南章》，P261） 原注：植，率領。 《左傳 ‧宣公二年》杜預注：“植，將主。”（P82） 按：新注用原注（P263）。《左傳》植訓將主，是名詞，指將領主帥。 植，讀為持，或讀為治。 （42）故蔞（數）和為可矣（《麛皮對邯單君章》，P264） ■ 《呂氏春秋 ·離俗》：“飛免、要褭，古之駿馬也。”高誘注：“飛免、要褭，皆馬名也。 日行萬里，馳若免之飛，因以為名也。” ■ 金正煒《戰國策補釋》卷4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22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515頁。

原注：數，通“速”。 （P84） 新注：此“數”即《禮記‧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的“數”，不必通“速”。（P265） 按：“遲數”的“數”亦“速”借字。 《曾子問》鄭玄注：“數，讀為速。”

20 19 年 第 1 期 總 第 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 Issue 23森秀雄藏《國語定本》批校迻證郭萬青* 余購得《國語定本》一部，為文政二年己卯（1819）之春刊本，發行書肆有江戶池端須原屋伊八、同日本橋中通前川六左衛門、大阪心齋橋筋河內屋嘉七、京都譽田屋仁兵衛、尾張名古屋永樂屋東四郎。 該書書上鈐有“森秀雄藏書之印”（陽文）、“上氏圖書印”（陽文）、“永樂堂記”（陰文）、“穆之印”（陰文）等朱文印章。 翻檢發現，該書上有批校多條，其中《國語解敘》3 條，《國語補音敘錄》6條，卷一10 條，卷五1條，卷十三13 條，總計33條，涉及到版本校勘、文義商榷、引文出處等多個方面。 今按照批校在原書中的次序，順次錄之；並引日本《國語》研究著作以及相關研究著作，以見該批校的基本情形。一、國語解敘 1.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 [批校〕[批校〕舊史，春秋也。 （頁1） 【按】渡邊操謂：“舊史，即魯春秋也。”①千葉玄之謂：“舊史，指魯春秋。”②關颳齡謂：“舊史，魯春秋也。”③以“春秋”釋“舊史”本屬很常見的解釋，各本解釋基本相同，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2. 託王義以流藻 [批校〕藻，水草而清潔者也。 故文辭可觀者曰藻。 （頁1） 【按】渡邊操謂：“文辭曰藻。 《左傳》‘蘊藻之菜’云云，可薦於鬼神，可羞於 * 郭萬青：唐山師範學院中文系副敎授。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7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日本《國語》研究史”（項目編號：17BZW080 ）階段成果之一。 ① （日）渡邊操：《國語解刪補 ·國語解敘》 ，寶曆十三年（1763）皇都書林永田調兵衛、風月喜兵衛刊本，頁1。② （日）千葉玄之：《韋注國語 ‧重刻國語解敘》 ，日本天明六年（1786）刊本，頁 1。③ （日）關颳齡：《國語略說 ·解敘》 ，日本寬政四年（1792）刊本，頁 1。

王公。 藻，生於水中清潔者也。 故自古比文辭曰藻。”④批校文辭與渡邊操說接近。 今檢《說文 ‧艸部》：“藻，水草也。”中土訓詁中無釋“藻”為“清潔”者。 3. 博物善作者也 [批校〕者也，盧之頤本作“者以”，今從之。 （頁1） 【按】今檢秦鼎《定本》云：“者也，盧之頤本作‘者以’。”⑤其他日本《國語》著述中皆無“今從之”的表述方式。 今檢《國語》之宋刻宋元遞修本作“者已”，而《國語》之金李本、叢刊本、道春點本、《國語略說》、高木本、寶善堂本等“已”作“也”。 李克家本、盧之頤本、二乙堂本、閔齊伋本、陳仁錫本“已”作“以”。 千葉玄之謂如作“以”字，則“以”字屬下句，千葉玄之的說法可採。二、國語補音敘錄 1. 當漢出，《左傳》秘而未行 [批校〕春臺曰：出，疑“也”乎，誤矣。 （頁3） 【按】渡邊操、千葉玄之也都引用了太宰純之說，但是與此處所述不同。 渡邊操云：“春臺先生曰：‘出’字可疑，或恐是‘世’字之譌。 操按：‘出’作‘世’。則‘當漢世’下宜讀。”⑥張一餛本、吳勉學本、鄭以厚本、綠蔭堂本、道春點本、千葉玄之本、秦鼎本、高木本等“世”作“出”，字作“世”恐更合，故冢田本改作“世”。 2. 研精訓詁，木鐸天下 [批校〕木鐸，金口木舌，見《論語》。 （頁3） 【按】渡邊操、千葉玄之、關颳齡也都比較注重揭明韋昭注文、宋庠《敘錄》所言的出處。 3. 二書相副，以成大業 [批校〕副，佐也，貳也。 （頁3） 【按】所見《國語》刊行著述未釋“副”字。 又檢櫻井彝弘化二年跋本批校亦釋“副”，釋義與本處同，唯不同者，櫻井彝跋本兼釋“副”字之音，謂“副音富”，所釋可從。 4. 歷世離亂，經籍亡逸 [批校〕都師先生曰：逸，失也。 （頁3） 【按】批校引述多處，除了上文引用太宰純之說、此處引述都師先生之說外，④ （日）渡邊操：《國語解剛補‧國語解敘》，頁1。⑤ （日）秦鼎：《國語定本‧國語解敘》，日本文化六年（1809）刊本，頁1。⑥ （日）渡邊操：《國語解刪補‧國語補音敘錄》，頁5。

還引用有樸齋之說。 全部批校33條中，其中引用都師先生之說5 條，引用樸齋之說3 處。 他本無釋“逸”字者，此為首出。 5. 攟摭左氏意外微細 [批校〕攟摭，拾收也。 （頁3） 【按】千葉玄之釋為“拾取”，渡邊操《國語解刪補》引《漢書》顏師古注釋為“收拾”。 此處“拾收”，當即“收拾”。 6. 其間時出異聞，義均雞肋 [批校〕雞肋，棄之可惜，啖之無所得。 （頁5） 【按】此處批校，與《三國志 ‧魏志》裴注引《九州春秋》之語相同。 考查發現，《〈國語〉舊音》也並不完全像宋庠說的“簡陋不足名書，但其間時出異聞，義均雞肋”。 僅從數量上而言，《舊音》總有1，042 條；從內容上看，《舊音》也還是有很大的學術價値的。 首先，《舊音》保留了很多音切，不論是唐人還是唐代以前的音切，都能為漢語語音史的研究提供一定的資料參照。 其次，《舊音》的引錄比較了賈逵、唐固、孔晁和韋昭注本文字的不同，為我們提供了今傳韋昭注本‧之外的其他各家注本的一些資料，為進一步研究《國語》的流傳脈絡提供了材料。 再次，《舊音》指出了韋注的一些問題，為後來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維度。如對“犬戎樹惇”的解釋，一直到清代，還有一些學者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進一步探討。 此外，《舊音》也提供了一些歷史背景材料，為漢語史研究或史學研究提供了資料。 如云“梁主以佛有悖音，乃改悖為背”，宋庠以為難以斷定。 而且，《舊音》還對涉及到的注文進行了疏證解說，如“彘之亂，公卿相與共和而修政事。 按《汲冢書》，‘共’音‘恭’，共伯名和”即是對韋注“共和”的疏解等。三、國語定本第一 1. 夫兵戢而時動 [批校〕時動，謂有驕逸不虔者，而後致武也。 （本卷頁1） 【按】此用《周語中》原文為釋。 2. 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 [批校〕都師先生曰：衆以美物歸女。 按：“以”、“與”古通。衆與美物，指上“人三”、“女三”而言也。 （本卷頁5） 【按】古今釋此句者，都師先生所釋最為明白通透。 此處之“以”用同“而”，都師先生釋作“與”雖然不太貼切，但是他把此處的“以”處理作連詞，確然卓識。 從語法方面分析，給這句話劃分句子成份，則這句話的句子成份應該是“（衆以美）物歸女”，“衆以美”聯合結構作定語，物是本句的主語，“歸”是本句

的謂語，“女”為本句的賓語。 “以”在本句中作並列連詞，連接“衆”和“美”兩個形容詞作為聯合定語結構，即“衆而美”。 因上文言“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可見形三以示其多之義，而“女”是“人”之一種，類屬於“人”，故“女三為粲”中即已包含“人三為衆”的意義蘊含，則“粲”有“衆”義，這也是所有三體等位會意字的外在表徵。 然“女”雖然類屬於“人”，作為“人”之一種，旣有“人”的普遍共性，又有“女”的特性，是《國語》又云：“粲，美之物也。”“美”是“女”的屬性義，故“粲”兼有“衆”、“美”二義，下文云“衆以美物”即參合“人三”、“女三”之義而言之，這是《周語上》本章對於“粲”字的訓釋。王叔岷《古籍虛字廣義》云：“《書 ‧周書 ‧金縢篇》：‘天大雷雨以風。’《金樓子·說審篇》‘以’作‘且’。 即‘以’、‘且’同義之證。”又云：“《老子》二十章：‘而我獨頑似鄙。’閔本‘似’作‘且’。 案：帛書甲、乙本《老子》‘似’作‘以’。”⑦《呂氏春秋》中之“安以樂”、“怨以怒”、“悲以哀”，《禮記》中之“密以栗”、“直以方”、“容以遠”、“敬以欲”、“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敬以和”、“發以散”、“易以思”、“易以敬”、“疏以達”等，即今所謂表並列關係之連詞。 3. 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批校〕都師先生曰：民亦如之，言民怨鬱積，一發不可禦。 （本卷頁5） 【按】關颳齡曰：“流塞，必決堤而害人；民怨積，必作亂而害上。”⑧“民亦如之”之“之”指代“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故都師先生所釋更緊貼文本。 4. 耆艾修之 [批校〕都師先生曰：耆艾修之。 耆艾，有德長老之稱。 修之，修飾“獻詩”以下至“敎誨”之言，“以聞於王”也。 （本卷頁6） 【按】高木熊三郎謂：“耆艾謂德尊重，王所信嚮依賴之人也。 不必師傅。 耆艾所修亦廣，皆通上文，不特瞽史之敎。”⑨與都師先生之說近。 5. 王其祗祓，監農不易 [批校〕都師先生曰：不易，不易舊法也。 （本卷頁9） 【按】關颳齡、高木熊三郎謂“不易”為“不易舊章”，“章”、“法”同義。 賈逵謂“不易”為“不易其俗”，韋昭謂“不易物土之宜”。 王引之《經義述聞》、弘化二年寫本《國語考》引義勝之說，則謂“易”為“慢易”之“易”，董立章從王引之說。無論哪種理解，“監農不易”都應該是動賓關係。 其中“監”是謂語動詞，“農不易”是賓語成分。 “監農”的目的在於重農，天子耕籍田的目的在於向諸侯、卿大夫以及庶人表示天子重農的決心。 恐“監農不易”，蓋謂督責公卿、百吏、庶民等⑦ 王叔岷：《古籍虛字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頁13。⑧ （日）關颳齡：《國語略說》第一，本卷頁2。⑨ （日）高木熊三郎：《標註國語定本》卷一，日本明治十七年（1884）溫古書屋藏版本，本卷頁6。

仍需重農，不可改易也。 6. 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 [批校〕樸齋曰：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之十字當移“耨穫亦如之”之下。 （本卷頁10） 【按】樸齋之說與兪樾同。 今檢兪樾《群經平議》云：“竊疑‘廩於藉東南而時布之’此十三字為錯簡，當在下文‘耨穫亦如之’之下，‘於農’二字為衍文，涉下句‘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而衍也。 當云：‘耨穫亦如之，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 而時布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如此，則文義自順矣。 簡策錯亂，誤入上文，幸衍‘於農’二字，轉可因以訂正耳。”⑩徐元誥《集解》根據兪樾之說移此十三字於下文“耨穫亦如之”之下。 張以仁以兪說為是，謂：“兪說雖於文義為善，惜無證據，是所短耳。”■而楊寬擇謂：“其實，兪樾這個校勘完全錯了。 最初‘籍田’的收穫，名義上除了‘以奉齍盛’之外，確是還要‘時布之於農’的。”■ 7.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 [批校〕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國子”、“諸侯”上下顚倒。 （本卷頁12） 【按】此處批校未能理解“國子”與“諸侯”之施受關係，錯以為諸侯是導訓者，而以“國子”為被導訓對象。 此句實直承《國語》上文“諸侯從是而不睦”來。 8. 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 [批校〕樸齋曰：廣心，侈心也。 《吳語》“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集民，以廣侈吳王之心”。 （本卷頁19） 【按】此處揭出“廣”、“侈”同義。 檢《吳語》本處韋注云：“侈，大也。”另《吳語》“伯父秉德已侈大哉”韋昭注：“侈，猶廣也。”從韋注來看，批校似引“侈大”為釋更當。 就語義而言，“大”、“廣”有相近之處。 從語境看，似以釋“侈”為“大”，比釋“廣侈”同義連文，更合語境。 9. 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 [批校〕樸齋曰：“逆王命敬，奉禮義成”二句，“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二句，“則”、“德”上恐脫“順”、“通”二字。 （本卷頁21） 【按】樸齋之說誤。 “敬王命，順之道也”與“成禮義，德之則也”不是上下句關係，二者是並列關係，故二句的語法形式相同。 10. 樹於有禮，艾人必豐⑩ （清）兪樾：《群經平議》卷二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輯印《續修四庫全書》第 178 冊，本卷頁3。■ 張以仁：《國語斠證》 ，臺北：壹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版，頁40 - 41。■ 楊寬：《“籍田”和“籍禮”的歷史》，見載於氏著《西周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頁273 -274 。

[批校〕樹，如“樹之以桑”之“樹”，訓種者是也。 艾，獲也。 以農事喻也。樹訓“立”者，非也。 （本卷頁21） 【按】韋昭注即釋“樹”為“種”。 日本學者明確釋“樹”為“立”者為關颳齡，批校此說或即針對關颳齡而發。 以“艾”為“獲”，宜乎“樹”當釋作“種”。 關於“艾”釋作“獲”義，洪頤煊已經辨之頗詳，此處不贅。 實際上韋昭隨文釋義，未必求字字準確，而且在某些地方以本義或語源義釋之，在某些地方則以語境義或臨時義釋之，在某些地方又以常用義釋之，所釋比較隨意。四、國語定本第五 1. 、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嘉 [批校〕《左傳 ‧襄四年》曰：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謙，咨難為謀。 （本卷頁2） 【按】此處引用《左傳》文字進行解釋。 韋昭注只言“訪問於善為咨，忠信為周”。 批校此處實際上也揭明了韋昭注文的出處。五、國語定本第十三 1. 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 [批校〕元，長也。 （本卷頁1） 【按】韋昭釋“元”為“善”，最符合語境。 批校釋“元”為“長”，則“元君”二字同義連文。 楊樹達先生亦謂“元君”同義連文，即“元首”之義。 本文“元”字出現5 次，當從韋昭釋為“善”。 韋昭釋“稟”為“受”。 2. 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 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 [批校〕言穀所，人仰以生也而焚之，是自失所為生也；命所，臣奉以行也而棄之，是自失所為臣也。 （本卷頁1） 【按】本句直承上文“將稟命焉”。 “將稟命焉”之“焉”當理解為兼詞“於之”。 此處實以穀之成否作比喻，故韋昭謂“不成，謂秕也”，又《晉語七》下文“軍無秕政”韋昭注云：“秕，以穀喻也。”故桂馥《說文義證》謂本句之“稟”與“廩”同。 實際上，這裹的“稟”即便不通作“廩”也可以講得通。 《說文 ‧■部》：“稟，賜穀也。”是“稟”之一字兼有承受行為和承受對象二義。 故此處以“穀”為喻，和“稟”的本義是密切相關。 悼公的意思很明白，即人們擁戴一個好的君主，是為了聽命於他的。 本來要聽命於他（臣子賴元君以生），卻又要把他丟開，這就如同燒毀人們賴以生存的穀物一樣。 這是晉悼公和大夫之間的對諏

話，旣是個人的承諾，也是對大夫的警告。 明代徐元太《喻林》把這段話放在“明分”之下，其意即說明晉悼公本句實際上是明職分。 因為晉國歷史上發生過好幾起晉國君主被大臣殺死的事件。 批校二“所”字似當分別置於“人”、“臣”之後。 前句所解尚較合文義，後句所解不合文義。 後句實際上是悼公說自己，和臣子並不相干。 3. 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 [批校〕從，順也，言厲公之命逆道也。 （本卷頁1） 【按】此處釋“令之不從”之“從”。 晉悼公在這兒揭明諸大夫擁戴自己的原因，是大臣發佈的命令恐百姓不能順從，非言“厲公之命逆道”。 批校之釋不可從。 4. 孤之不元，廢也 [批校〕不元，失元君之道也。 言孤若失元君之道見廢，雖見廢，吾其誰怨也。 （本卷頁1） 【按】從本句可進一步知上文“元君”之“元”當釋為“善”。 5. 若欲暴虐以離百姓 [批校〕按：恭疑“暴”，後按華本作“暴”可從。 （本卷頁1） 【按】今檢朝鮮經筵校本、童本、《國語鈔評》、秦鼎本“暴”作“暴”，道春點本、千葉玄之本即誤作“恭”，關颳齡、千葉玄之、依田利和即以“恭”字為“暴”字之訛。 “恭”、“暴”（“暴”）形近而訛，中國本土學者恐不會弄混這兩個字，但是日本學者和日本刊刻者則疑混之。 6. 辛巳，朝於武宮 [批校〕韋昭曰：“武公廟。”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庿朝也。 《傳》曰“庚午，盟而入，館於伯子同氏。 辛巳，朝於武宮”是也，杜注“武公，曲沃始命”是。 （本卷頁2） 【按】此釋“辛巳，朝於武宮”，引用《左傳 ‧成公十八年》文及杜注以釋《國語》韋昭於“二月乙酉，公即位”下引述《左傳 ‧成公十八年》文字，此處則未引。 7. 二月乙酉，公即位 [批校〕“朝廟五日而即位也。 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本卷頁2） 【按】此處仍以《左傳 ‧成公十八年》原文釋“二月乙酉，公即位”之義。 衛聚賢認為晉悼公即位所用曆法為周正，並以此作為“《晉語》採取《左傳》作的”■一個確證。 但是王引之則認為“二月”實為“十二月”。 然而錢錡認為“正月”是 ■ 衛聚賢：《讀〈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以後》，袁世碩、張可禮主編《陸侃如馮沅君合集》第12卷《馮沅君早年文史論集》，合肥：安徽敎育出版社2011年版，頁132- 141。

正確的，謂“悼公之即位，在魯為二月，在晉為正月也”，可見由於晉用夏正而魯用周正，又由於本書和他書引文參差先後，所以後之學者也各抒己見，由於證據不同，故而所得結論亦異。 可是，批校的立意卻著眼於悼公即位時間太快，沒有守喪。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晉國史》梳理，公元前573 年正月庚申，晉厲公被弒。 本月庚午（十五日），周與晉國諸大夫盟於清原，辛巳（二十六日）到達曲沃，同天朝於武宮，二月乙酉（初一）即位於新田。■ 晉悼公周為晉襄公之孫，晉襄公為晉文公之子，晉襄公之子為晉靈公，晉靈公死後，晉襄公的弟弟黑臀回國即位，是為晉成公，成公之後，景公即位，而晉厲公為晉景公之子。 從輩分上論，晉悼公實為晉厲公的遠房侄子。旣然晉厲公是被大臣殺死的，而悼公即位也是殺死晉厲公的大臣們的擁立，恐怕悼公不必有居喪之舉。 批校無益於文本之理解。 8. 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 [批校〕志，記也。 帥志，猶言耽學也。 （本卷頁3） 【按】韋昭釋“帥”為“循”，不釋“志”字。 冢田虎云：“志，古記也。”■批校所釋“志”字與冢田虎釋同。 “帥志”，遵循古訓之義。 批校“猶言耽學”可從。 9. 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 [批校〕淫，邪也。 （本卷頁4） 【按】此處釋“果而不淫”之“淫”。 本篇下文“程鄭端而不淫”韋注則云：“淫，邪也。”是批校引下文韋注以釋此處“淫”字。 但此處“淫”恐非“邪”義。《周語下》“聽淫”韋注：“淫，濫也。”恐更符合“果而不淫”中“淫”字之義。 10. 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 [批校〕公族大夫職掌敎誨。 （本卷頁4） 【按】《左傳 ‧宣公二年》“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孔穎達疏云：“公族之官，掌敎公之子弟⋯⋯孔晁註《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 11. 三年，公始合諸侯 [批校〕三，恐“元”誤。 韋注牽強。 （本卷頁5） 【按】中國本土學者無疑“三”為“元”者，悼公從即位到“合諸侯”需要幾年時閒是正常的，反而當年即位當年就“合諸侯”是不可想象的，故此處批校誤。 12. 於是乎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 [批校〕修好，復修前好也。 （本卷頁5） 【按】修好，即修結盟好、敦睦邦交之義。 非謂“復修前好”。■ 李孟存、李尚師：《晉國史》，大原：三晉出版社2015年版，頁183- 184。■ （日）冢田虎：《增注國語》卷十三，日本享和元年（1801）年刊本，本卷頁3- 4。

13. 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批校〕孔穎達曰：公族大夫職掌敎誨。 （本卷頁7）【按】本條和第10 條批校同，此處謂孔穎達之說。語 33條批校，或揭明韋昭注文所出，或用《左傳》本文補充注釋，或揭明字誤，或揭明韋注錯誤，或用他處韋注辨明此處之義。 其中校勘條目除了日本刊本固有的問題之外，也有由於沒能深入瞭解語義、語境而遽下斷論，故未可信從。 此外，對於句意、語詞的解釋有些是站得住腳的，但大多數並沒有結合語境、語義，故所釋未稱允當。 全部批校33 條，引用都師先生之說5 條，引用樸齋之說3 處，可見該批校在保存日本《國語》故訓上還是具有一定文獻價値的。結

20 19 年 第 1 期 總 第 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 Issue 23 金 元 全 真 词 乐 考 ——兼谈金代莲花落的曲艺形式 倪博洋* 全真词在《全金元词》中所占篇幅将半，与之皇皇规模相对应的是其为学者所瞩目的词调形式。唐圭璋先生最早在整理这批词作时即已指出：“其中用调，有词有曲，亦可供考订词律及词曲之演变。”①后来的研究者也注意到全真词在研究词曲之变中所独具的格律价值以及通俗活泼的声乐唱词。②这批翔实深入的研究虽不乏筚路蓝缕之功，但几乎多着眼于文学本体，在个别“非文学”方面稍欠深入。我们知道词是声乐文学，“填词”这种活动最早即为“入乐”而设。可以说，在词乐尚未失传之时，词乐的性质决定着词作的遣词琢句，这一点只要参看“易安居士”的《词论》即可了解。③而学者们均发现全真词是可唱的，其词调甚至“有不少由当时的里巷胡谣、民间俚曲转化而来”④。这类意见当然是切实的，但在更深入的层面如其词是否全都可唱；其乐究竟是词乐、曲乐还是其他配乐等具体细节尚未涉及。从更宏观的文化研究视角看，如能解决全真词词调的演奏音乐问题则至少存在三方面意义：一是促进词学家对全真词研究的深入，二是能更好地从音乐角度探讨全真教的传教特点，三是借此考察词与音乐的联系以及某种曲艺在金代的表演形式。 全真词可唱似已为定论，但一个需先解决的问题是全真词是否全部可唱。 倪博洋，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唐圭璋编：《全金元词·凡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页。 下引此书皆仅称书名页码。 ② 所谓的“曲化”“格律不定”或者其词可唱等现象实际上仅存于王重阳及七子等早期全真道士的作品，后期的尹志平姬冀等人词作多是符合词律且未必可唱的。 故而本文的“全真词”仅指以王重阳、马钰为代表的具有浓厚民间风格的金代全真教早期词作。 ③ 《词论》作者学界尚有争议，但究竟为谁不影响本文内容。 ④ 陶然：《金元词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一*

词乐经靖康之乱即多亡佚，到了南宋后期仅为少数具家学渊源的士大夫如杨缵、张炎辈所掌握，这点早为词学家所认可。那么反过来看，则王重阳的作品如果全能演唱就不应该过多涉及南渡前已有词牌。但遍读《全金元词》，我们发现全真词中除了自创调外，不乏《满庭芳》、《苏幕遮》这样的熟调，这就与词乐渐亡的事实相矛盾。这种情况或可解释为这些词乃纯文字性创作，或也有可能这批词乐流落民间而为王重阳吸收以传教，⑤孰是孰非不宜简单定夺，还要回到文本自身来看。 除了多自创调，王重阳另一填词特点是爱好藏头拆字的文字游戏，如《满庭芳·藏头》、《十算子·前后各带喝马一声》等，此类词体共分四种，藏头体、攒三字体、喝马体、联珠体，考王重阳、马钰⑥词中此类特殊词体所用词调，共有：《满庭芳》、《蓦山溪》、《喜迁莺》、《瑞鹧鸪》、《临江仙》、《定风波》、《如梦令》、《永遇乐》、《十算子》、《苏幕遮》、《武陵春》、《恣逍遥》、《渔家傲》、《河传令》、《踏莎行》、《醉蓬莱》、《青玉案》、《金莲堂》（即惜黄花）、《报师恩》（即瑞鹧鸪）、《蓬莱阁》（即秦楼月）、《玉炉三涧雪》（即西江月）（以上王词21调）；《满庭芳》、《金莲堂》（即惜黄花）、《无梦令》（即如梦令）、《蓬莱阁》（即秦楼月）、《青莲池上客》（即青玉案）、《黄鹤洞中仙》（即十算子）、《玉炉三涧雪》（即西江月）、《柳梢青》、《踏云行》（踏莎行）、《玩丹砂》（即浣溪沙）、《四仙韵》（即减字木兰花）、《道成归》（即阮郎归）、《桃源忆故人》（以上马词13调）共计34调，几乎均为宋词中的常用词调。从中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分类倾向，即王重阳以《满庭芳》、《西江月》等常见词调作为游戏词之选调来源，而其自创调如《七骑子》、《换骨骰》均不用来写作这种使人颇费一番周折的文体。可以想见，这种分工的形成可能就是因为前者不可唱，只是单纯的案头文字，故可“作番手脚”；而后者是可唱的歌词，藏头拆字体显然不便于现场歌唱。最能反映这点的是《苏幕遮·荷叶杯》，《全金元词》注云“此词疑有误。”按此词云：⑦ 认得之，时休送。碧岩深洞。玛瑙耀光希。龙蟠虎绕玉花垂。 西江水 上，来往见鸟飞。 直待青童交位。恁时休去，顶戴翠华冠。 浑身锦绣 那人谩。方知此处，有个永相随。初读此篇，我们不免惊讶于其押韵之法迥异于一般的《苏幕遮》，无怪唐先生疑 ⑤ 白朴《讌瑶池》序云：“讌瑶池本名八声甘州，乐府八声甘州名颇鄙俚，予爱其法雅健，因采东坡戚氏一篇，稍加隐括，使就新翻，仍改其名。”（《全金元词》，第643页）可见直到入元有些常见词调还能“就新翻”，故而全真词的常见词调是否可唱还有考索之必要。 ⑥ 此类游戏词唯王马二人大量创作，他人存世者不多见。这四种藏头类型的具体含义及区别，见倪博洋：《〈全金元词＞王重阳词整理指瑕——兼释全真词的“藏头拆字”词体》，《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 ⑦ 《全金元词》，第252页。

其有误。但在内容上亦有疑问，此词并没有描写到题目“荷叶杯”，那为何以此命名呢？我们想到《荷叶杯》也是词牌名，其一体格律如下： 鹊踏画檐双噪。 书到。和笑拆封看。 归程能隔几重山。远约数宵间。 准备绣轮雕辔。游戏。说与百花知。莫教枝上一红飞。 留伴玉东西。⑧ 有趣的是，其押韵方式正与上词《苏幕遮》相同，试比较：《荷叶杯》凡用四个韵部，第一是仄韵“噪”“到”，对应《苏幕遮》“送”“洞”；之后转为三个平声韵，对应《苏幕遮》“希”“垂”“飞”；下片《荷叶杯》又换为仄韵，恰对应《苏幕遮》的“位”“去”；最后的平声韵对应“冠”“谩”“随”。⑨如此我们方知，该词题目所指正是虽然全词句式用的是《苏幕遮》，却用的是《荷叶杯》韵式。这种随意改变韵位平仄的文字游戏显然是没法演唱的，足见王重阳词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单纯的文学体裁。如此可知全真词有一部分常调是不可唱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全真词调与传世宋词差距颇大。⑩ 二 由上可知，王重阳词至少可分为两类，一者为不可唱的熟调，一者为《七骑子》、《换骨骰》、《金鸡叫》这样的自创调，学者所谓的全真词可唱实际上指后者。分类的意义在于避免异质材料参与到某类问题的讨论。全真词剔除一部分后其剩下的唱词又引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王词中后者之配乐究竟是词乐还是曲乐，或者是另有渊源的民间小调。金代处于词乐与曲乐相互渗透、转化的时代。 曲子作为一个整体其来源自然是多元的，但作为个体的某支曲或某类曲，其曲调来源可能只是一元的。具体到全真词，则其配乐除了民间的民谣，也有可能是道教特有的道情或科仪。有学者认为“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全真道词人便采集当地民间小曲填词”■，认为全真词乐来自民间小曲，这是个很好的发现。而我们说“民间小曲”还稍嫌宽泛，全真词配乐能追溯到某个更具体的来源。经过对全真词文本的梳理，我们发现其曲调很有可能是宋元时期已具规模 ⑧ 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64页。 ⑨ “随”字不韵，疑讹。 ⑩ 但我们并非认为以上提到的所有词调都不可唱，可唱者与案头者仅存在一个粗略的界限，个别词牌的归属需要详细考校。 如全真词中也提到唱《满庭芳》的情况。 另外从一些词牌的写作情况也可以看出金元时士大夫与民间的唱曲爱好存在差异，比如倪博洋、任德魁：《宋元〈木兰花慢）词调源流考——兼窥〈木兰花慢〉与元代词学》（《阅江学刊》，2016年第2期）指出《木兰花慢》在金元时广被士大夫传唱，但《全金元词》中的“无名氏”及《全元散曲》竟一首未收，今存词880首的马钰亦无一作，可看出两个阶层之间文学、音乐趣味的分野。 ■ 李艺：《金代词人群体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页。

的民间小调——“莲花乐”。 “莲花乐”即“莲花落”■，其形成颇为古老，由于宋元时期留下的资料颇零碎，故当代学者着力点不多，意见也有分歧。但从王喆、马钰词的形式与流传下来的宋元典籍对莲花落的记载来看，其相似度颇高，或可认为王马词即以莲花落配乐，其证如下： 从起源来看，莲花落最早产生于佛教的唱经，具有宗教音乐的性质。“佛家有‘落花’法事、念诵‘莲花落’之辞的做法当由此溯源。”■《五灯会元》卷十九有俞道婆“一日，闻丐者唱莲华乐云：‘不因柳毅传书信，何缘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餈盘投地。”■的记载。 由此处可窥知，莲花落本有劝世接引之效，而其形制是律句，具有一定的格律色彩。反观全真教初期，其道众高倡三教合一，与佛教徒素相友善。王重阳多次在词中称“三教好，妙理最深幽”■，马钰甚至“在东牟道上行，僧道往来者，识与不识，必先致拜”■。这种低姿态就表现了全真教向佛教学习的可能。而从作品文本来看，虽然《全金元词》仅留存金代僧人山主一人的词作，但其二十四首《临江仙》的以词传教形式与王重阳词颇似，可作为当时僧道传教活动相同的一个旁证。其传教方式有三类：一是正反论说，直接传道。正面者如“独作岩前寻思虑，如来妙法难量”■直言“如来妙法”，这在王词中也是最常见的传道方式；反面者如“汉魏周秦文武辈”■一首以古来王侯终归尘土反衬只有“独坐证真如”才可解脱，王重阳词如《集贤宾》等则以功名富贵皆似“水上浮沤”■以劝世。二是骷髅为喻，以警世人。 以骷髅警世本出《庄子》，由于这种手法特有的震慑力而为金元之时佛道二家所习用，山主词以“骷髅仰面望群星”“恨烟林下，悄悄见骷髅”■这类可怜可怖的景象喻世人之沉迷 ■ 按“乐”“落”中古均为来母铎韵字，音lak，两字在《中原音韵》中也收在同一小韵内，可见其异名为同音替换。 另有学者据湖南地区称“莲花闹”而认为“落读去声，音闹”是误会了不同异名的产生时间。“莲花闹”的异名当来自于入派三声、nl合流后的湘方言，是较近的名称。 ■ 刘宗迪：《“莲花落”名义考》，《东方丛刊》，2001年第1辑。 康保成先生则将其具体联系到佛教徒“沿门逐疫”的活动（《傩戏艺术源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另外，有学者根据《五灯会元》的记录（见下引）认为“丐者唱，可证是民间的俗曲而非佛曲”（姜彬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13页），事实上起源于佛教不等于只有佛教僧人才可演唱，《五灯会元》记录的当为莲花落流传后的情况，不足动摇莲花落源于佛教说的结论。 ■ 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71页。 ■ 《望蓬莱·词意悟》，《全金元词》，第241页。 ■ 《丹阳真人语录》，涵芬楼影印《正统本万历本道藏》，涵芬楼1924年版。 ■ 《全金元词》，第158页。 ■ 《全金元词》，第161页。 ■ 《全金元词》，第266页。 ■ 依次见《全金元词》，第159、160页。

苦海，而王重阳词也不乏“见骷骸，卧卧卧沙堤”“骷髅卧，绿莎内”■之景象。三是联章组词，合乐美听。 山主词有从“始向初更才未睡”到“鸡叫五更天欲晓”■的联章体五首，上片言五更景色，下片皆劝道之词；全真词不仅有大量联章体，甚至连分言五更这种形式也存在，如王重阳《川拨棹》七首，首尾为开头结尾，中间五首即分咏“一更里”到“五更里”。马钰词《两只雁儿》与《挂金索》并同。■尤其是马词词牌，更能证明这种五更联章体制是民间爱听爱唱的小曲。■全真教在传教时与佛教的渊源可能会使其借用佛教音乐歌唱。 从流传来看，莲花落为乞丐所发扬，而全真教初期正以乞食为修行之法。莲花落远源虽为佛教音乐，但由于其节奏明快、音乐动听，很快成为乞丐乞讨的一种方式。周贻白先生指出：“（莲花落）其最早的来源，是宋代路歧人借以谋生的一种歌曲。”■“路歧人”即是“沿门逐疫、沿门乞讨、沿门卖艺”■的底层群体。上引《五灯会元》记录的莲花落正是出自“丐者”之口。直到明代莲花落也仍是乞儿乞讨的工具，刘宗迪在《“莲花落”名义考》一文中引用的明杂剧《曲江池》、传奇《绣襦记》的记载堪证。而处于两朝之间的金元自然也不例外。全真教初期的一大特点即是以乞讨为苦修途径。王重阳自称“有个王三，风害狂颠。弃荣华，乞化为先”■，可见这种乞讨是自愿行为。王马词中与乞讨有关的作品颇多，值得注意的是马钰《满庭芳》：“人人须道，次叙须知。始初屏子休妻。次则离家乞食，无作无为。”■明确将“乞食”作为求道的必须手段之一。而在全真道士乞讨过程中，利用“去无缘。阙盘缠。乞化长安自肯钱。成人在众贤”■一类节奏明快、朗朗上口的乞词显然能收到更为良好的效果。这样全真教学习莲花落并将其改造成传教工具就并非难解之事：一方面莲花落群众基础广泛，便于传教；一方面符合自己当街乞化的身份特征，并利于乞食。 从伴奏乐器上看，莲花落的伴奏乐器是鼓钹之类的打击乐器。而全真词恰有类似的记载：■ ■ 依次见《全金元词》，第227、228页。 ■ 《全金元词》，第 161- 162页。 ■ 王词见《全金元词》，第250 - 251页。 马词见《全金元词》，第397 - 398页。 ■ 饶宗颐认为这类五更词与“佛曲中之《五更转》其源流殆不无关系”（饶宗颐：《词集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66页），甚是。 佛曲本和民间俗曲渊源甚深，本文之莲花落与佛曲关系可见一斑。另外《五更转》与莲花落的问题见后文。 ■ 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15页。 ■ 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 《全金元词》，第211页。 ■ 《全金元词》，第273页。 ■ 《全金元词》，第313页。 ■ 马词为藏头体，所藏之字以括号补出，见《全金元词》，第345页。王词见《全金元词》，第213 - 214页。

（舌）底然香。 （日）谢恩人鱼鼓张。 （马钰《四仙令》） 一更初，鼓声傻。⋯⋯ 二更分，鼓声按。⋯⋯ 三更端，鼓声正。⋯⋯ 四更高，鼓声锐。⋯⋯ 五更终，鼓声闲■，⋯⋯（王重阳《五更令》）王、马二人词中的“鼓”、“鱼鼓”，就是明确提到的其所唱词的伴奏乐器。 鱼鼓即渔鼓，“元代新出现的乐器，有⋯⋯鱼鼓和简子”■。相对而言，士大夫喜欢琴笛箫筝等优雅宁静的管弦乐器，而一般民众则偏爱锣鼓唢呐等喧闹喜庆的打击乐器。故全真教选择了新流行开的渔鼓作为演奏乐器。这恰好与莲花落的伴奏相符。 以上我们梳理的莲花落产生、起源、伴奏乐器与全真教的关系，只能证明两者的联系是或然的，要找到必然的证据还要看莲花落的曲艺形式与全真词内容。有学者注意到全真词存在“和声遗法”，认为“唐代歌曲中往往亦有和声，⋯⋯此后在文人词中，纯粹的和声便不太能看得出了。而金元道教词中却有不少词仍保留了和声之遗法”■，实际上这里所谓全真词的和声，已经有学者论证其并非唐五代词之和声，而是接近“啰哩嗹”的助字。■康保成先生指出，“啰哩嗹”是宋元以来的诸宫调、南戏、杂剧、传奇的衬腔，且“至迟在晋时已传入的梵曲‘罗犁罗’为‘啰哩嗹’之源”。而“明清以来从莲花落发展而来的地方戏有不少以‘啰哩嗹’作合声”■。这个“啰哩嗹”与莲花落关系紧密，是莲花落的表演形式之一，康先生引用《盛世新声》记载的《醉太平·叹弟子》小令：“莲花落易学，桃李子难教。张打油‘啰啰嗹’和得着。”■等材料作了可信的证明。而全真词的“啰哩”也与其相符。 而更坚实的证据是莲花落的另一形式：“每句后都随以‘莲花落’的合声。”■言“每句”略有夸张，因为前引材料并不都有“莲花落”和声。但多言“莲 ■ 按其他四首同位置的“傻”“按”“正”“锐”均入韵，唯第五首“闲”字不入，且平仄不符。而其词韵脚为“倒”、“道”、“好”、“宝”、“岛”，或者“闲”字为“闹”之讹。但“闹”未必符合曲到终章，鼓声渐歇的情境。审慎起见，暂作“闲”字以待他贤。 ■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725页。按马钰为金人，词中已提及渔鼓，故杨书称其为“元代新出现”，不确。但若以为金元时期则问题不大。这又是证明全真词跨学科史料价值之一例。 ■ 陶然：《金元词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 倪博洋：《金元全真词中的唱“哩啰”——兼谈“啰哩嗹”起源问题》，《文化遗产》，2016年第4期。 ■ 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9- 86页。 ■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965页。 ■ 刘宗迪：《“莲花落”名义考》，《东方丛刊》，2001年第1辑。

花”当为的论，康保成先生调查的四川《目连剧》有如下唱词：“乞儿虽是下贱人，唱起词曲尽可听。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而全真词亦颇与“莲花”结缘，如“人头落.现虹霓。 白莲花朵出青泥。 哩啰?，哩啰?”■，“恰似白莲花一朵，尖新”■等。如果说这类用语或为实指，与宗教有关，那么以下两首则明言莲花乐： 人人每日，问我要求玄。你便待、做神仙。 四四一十六个字，二十八字 在众贤。会得之时也未然。 既要修行，先念乐花莲。 次弃了、冗家缘。 物物拈来俱不染，打破般般出上田。 一道光明入碧天。 （王重阳《七宝玲 珑》） 修行须唱落花莲。损损闲闲任自然。 日上莫谈他事短，时中频整自心 偏。 （谭处端《瑞鹧鸪》■）“乐花莲”“落花莲”即“莲花乐”“莲花落”，王谭二词为了趁韵做了倒装。这种倒装常见于全真词中，如“放开一朵白花莲。管取西江月现”，甚至连绵词也可乱序，《河传令·诸公学道》易“荏苒”为“苒荏”，以“荏”叶“甚”“枕”“寝”诸韵；王吉昌《长思仙》“劣马颠猿不骋驰”■，“骋驰”亦是同样句法。 由上可见，莲花乐不仅是道士喜爱的音乐，而且是“修行须唱”的极为重要的音乐形式。 由“喜爱”唱发展为“先念”、“须唱”，可见莲花落在全真教里所占的重要地位。而王重阳在词中“自呼其名”，恰恰证明了其词是用莲花落的音乐来唱的，这也与莲花落句后“随以‘莲花落’的合声”特征相似。 综上，全真教与莲花落的起源佛教渊源甚厚；全真道士混迹于莲花落的流行阶层乞丐当中；全真词与佛教徒传教词的手法内容相同而又具有莲花落的声腔特征；全真道旨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演唱“莲花落”，那么，说全真词有一部分是“莲花落”的歌词当不为谰言。 当然全真可唱之词是否皆是“莲花落”可以继续考查。 以上考证出的全真教和莲花落的关系，不仅解决了其词用乐问题，还给我们探讨“莲花落”在金元时期的演出形式提供了可能性。当今莲花落的研究有两个难题，一是由于资料欠缺，莲花落在宋元时期的材料可谓寥若晨星，难以勾■ 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全金元词》，第204页。 “青泥”原文讹为“青莲”，此据《道藏》改。■ 《全金元词》，第262页。■ 二词依次见《全金元词》，第258页，第414页。■ 三词依次见《全金元词》，第250页，第239页，第500页。三

勒出一个大体面貌；二是莲花落这类民间艺术发展迅速，不仅当代莲花落已形成浓厚地域特色，不同地区唱腔各异，而且历朝莲花落的表演形式也有较大差异，难以用后代形式去考原前代面目。全真词与莲花落关系的揭示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认识金代莲花落的可能。关于莲花落最初的形式，刘宗迪先生做过考证，其引元人高明《琵琶记》中净丑合演莲花落片段： 净：孝顺还生孝顺子， 丑：打打呔，莲花落。 净：忤逆还生忤逆子。 丑：打打呔，莲花落， 净：不信单看檐前水， 丑：打打呔，莲花落。 净：点点滴滴不差移。 丑：打打呔，莲花落。从而得出“莲花落最初的表演方法是用打击乐器伴奏，两个人一唱一和”■的结论。但一个问题在于高明的记载只能证明元末如何，不能代表“最初”如何。从《全金元词》所载全真词看，其唱词并没有“两个人一唱一和”的记载。如前文所引王重阳《五更令》，其一全词云：“一更初，鼓声傻。槌槌要，敲着心猿意马。细细而、击动铮铮，使俱齐擒下。万象森罗空里挂。泼焰焰神辉，惺惺洒洒。 明光射入宝瓶宫，早儿娇女姹。”首言击鼓情境，次言劝人修道，这套过程一个人就可边敲边唱地完成。而观前引《五灯会元》记载的莲花落曲辞“不因柳毅传书信，何缘得到洞庭湖”，也没有一唱一和的痕迹。另有两处“内证”可证明高明记载为较晚形式，一是其词和声为今天常见的“打打呔”而非宋金常见的“啰哩啰”。二是净角唱的后二句并非律句，而《五灯会元》记载的唱词均为律句，全真词格律也有一定之规。这也可见民间文艺逐渐走上抛弃格律诗的影响，而探索自己独特音乐形式的道路。 而金元时期莲花落的唱词也逐渐由齐言体发展成长短句。既然收入《全金元词》，可见全真词大多为长短句形式，此毋庸赘言。与常词不同的是，全真词还存在一些口语色彩浓厚，韵律与词不同的句子，如“然后四只脚，狞狞子一齐打折”“你敲着得恁响声大”■等，这类特点明显属于让下层民众易于接受的口语曲词。而其曲词的节奏又多是整饬跌宕的三字句与舒缓缠绵的五、七字句交错，排戛顿挫，富于层次，这是齐言体难以达到的音声效果。今天的莲花落作品■ 刘宗迪：《“莲花落”名义考》，《东方丛刊》，2001年第1辑。■ 依次见《全金元词》，第251页、第254页。

如绍兴莲花落《巧勿巧》：■ 今朝她，新烫头发蜂窠型， 嘴唇搽得红喷喷， 脸孔里， 先搪珍珠霜， 后贴美加净。 海虎绒大衣式样新 高跟皮鞋摇灵灵。句式参差错落，节奏上也以三、五、七言为主，与全真作品类似。 以上考证了莲花落在金代的演唱形式，即可以一人独唱，和声是“啰”“哩”之类字，口语成分高，句式由齐言发展为长短句。而其在曲词内容上也有特色，全真道士除了唱单首词还多唱联章体，联章体中又多用“五更令”，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流行形式。这里我们选三首唱五更的联章词列表比较：■从首句看出，联章体的一个手法是类似《诗经》的重章叠句，且如“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一样在整齐句式中改变个别用词以表现时间变化。另《五更令》五首对鼓声的不同描写似乎表明虽然曲词是平行的复沓，但伴奏会随演奏时间进展而有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川拨棹》，在“五更令”之外前后还有“前奏”和“煞拍”，其末首云：“曲中■词彻。把来历事亲堪说。住京兆府外县，终南方孤云白雪。 自观得，玉花结。活死人兮放些劣。没地埋，真欢悦。道 ■ 绍兴县文化广播电视局编：《莲花落选》（第1辑），绍兴：绍兴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刊行1984年版，第1- 2页。 ■ 王重阳还有《五更出舍郎》、《行香子》（从“一鼓才鸣”到“五鼓才成”）等套曲，这里限于篇幅从略。 ■ 依词意看“中”或为“终”讹。题目页码首句题 目页码首句题目页码首句川拔棹 250这修行诀。 便安排得有次节 五更令 213一更初，鼓声傻。两只雁儿 397一更里，要精专。川拨棹 251一更里， 瞥看参罗万象列二更分，鼓声按。二更里，二气运。二更里， 瞥看天河流無竭。三更端，鼓声正。三更里，月正圆 。三更里，瞥看银蟾圆不缺。五更令 214四更高，鼓声锐。四更里，彻玲珑。四更里。 瞥看牛斗光如爇五更终，鼓声闲。五更里，函角喧。五更里， 瞥看斗杓无差缺。曲中词彻。把来历事亲堪说

号重阳子，字知明姓王名喆。害风儿，怎生说。”最后介绍自己的出身来历，可以想见王重阳当时在演唱后“自报家门”的情形。而当时一首完整的莲花落表演形式可能也是如此，前有引子，中有分节，最后是演唱者的自我介绍，只不过王重阳身为道士侧重的是修道内容，而其他歌者可能会涉及其乞食情状。 这里有必要对王、马的“五更令”与“五更转”的关系稍加辨正。所谓“五更转”即是从“一更”唱到“五更”的联章体，这样有学者不免会说，上举王、马词明显是“五更转”，本文将其当做“莲花落”的表演形式，岂不是郢书燕说？要辨析的一点就是“五更转”究竟是不是个特有的音乐概念。 当前学界对“五更转”的研究，多已指出其词从南北朝延续到近现代，可按作者身份分为文人、民间、僧道等三大类。■时间跨度、作者群体差异如此之大，如果说“五更转”之所指是一套独特的曲子，不免令人难以置信。从现存“五更转”的文辞来看，其配乐是不断变化的。前文谈过隋唐燕乐与金元民歌的乐器不同，这一点在“五更转”中也有反映：■ 一更初夜坐调琴，⋯⋯ 二更孤帐理秦筝，⋯⋯ 三更寂寞取箜篌，⋯⋯ 四更丛竹弄宫商，⋯⋯敦煌曲子词中的“五更转”还是配合隋唐燕乐的弦乐器，而到了王重阳时代就已经变成了打击乐器——鼓和渔鼓。其后的民间音乐也可见到鼓的身影：“初鼓频敲，门掩黄昏意攘劳。⋯⋯二鼓鼕鼙，斗转星移夜色浓。⋯⋯三鼓频喧，枕剩衾余怎的眠？ ⋯⋯四鼓频催，吹灭银灯入绣帏。 ⋯⋯五鼓声扬，好梦难成暗断肠。⋯⋯”■其鼓声随五更时间变化的曲词形式和王重阳“五更令”很像，由此可见民间的“五更转”在音乐上也有了变化。再如吴清曾“辑录出包含五更曲体的宝卷27部，小曲42首。这些小曲中，有些是用五更规式来写、用其它曲调来演唱，如《五更梧叶儿》、《五更哭皇天》、《朝天子》（五更）；有些是两曲轮唱、其中一首是五更曲，如《五更禅后带梧桐叶》。 直接用‘五更’曲调（包括[五更调］、[哭五更］、[闹五更］、[五更禅］、[喜乐五更]），它们可能不是一个曲调”■， ■ 见于东新、葛超：《“五更转”源流演变及其意义刍论》（《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2期），吴清：《敦煌〈五更转＞与河西宝卷〈哭五更〉之关系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等。 ■ 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8- 1249页。 ■ 无名氏《南中吕·驻云飞·咏五更离情》，谢伯阳编：《全明散曲》，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4526- 4527页。 ■ 吴清：《敦煌（五更转＞与河西宝卷〈哭五更＞之关系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可见“五更转”用乐之复杂。 由此来看，“五更转”更像是一个文学母题概念，其最初或许有独特的配乐，但由于曲调形制深受喜爱，故其他乐种也吸收了这种文字上从一更写到五更的联章体形式，这样“五更转”就脱离了其所附曲调而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多种乐曲中了。王重阳、马钰用于演唱莲花落的“五更令”恰可在配乐与内容上看成由敦煌词（弦乐器，乐器随五更变化）到明代民歌（打击乐器，鼓声随五更变化）的过渡环节。 最后再来谈一下金元时期全真教对莲花落这种形式的利用。 由于莲花落节奏迷人，声音动听，故而成为全真道士乞食传教的主要手段，这在上文已有体现。而莲花落不仅是“对外”的吸引民众的手段，也是“对内”的修道必要途径。前引王重阳词“既要修行，先念乐花莲。次弃了、冗家缘”与王吉昌词“修行须唱落花莲”已能看出其重要性。如果再对比马钰描述的先抛妻弃子再弃家行乞的修道程序，则会发现莲花落在王重阳时代，其重要性是超过弃家而占在首位的。莲花落的音乐色彩会让一些修行道义变得朗朗上口，能够促进记忆，更重要的是其演唱方便，不像打坐、冥想等受环境条件限制。故王重阳特意叮嘱马钰对他创作的词“令丹阳行行坐坐要唱”■。而王、马之后全真教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由民间宗教而步入宫廷。其民间色彩减少的一个表现就是道士们不再创作演唱通俗活泼的莲花落，而建立了一套庄严端正的科仪配乐。 四 上面我们仅仅关注了王、马词的配乐。那么王重阳令马钰“行行坐坐要唱”的莲花落在他们身后的传承又如何呢？ “全真词”是个发展中的概念，经历了一个由民间词向文人词转向的雅化过程。相应地，其配乐也有所变化。全真词文人化的顶峰当为长筌子，“而长筌子《洞渊》一集，造语颇多精美清绮之辞，虽仍不免作道家语，但较诸玉蟾、长春，已高出一着矣。”■根据陈宏铭的统计，王、马词的自创调，王词有词律、词谱未录者25调，马词则有17调。今存长筌子词共76首，用调共计41调。■其选调特点是：一，多用文人熟调如《满庭芳》、《水龙吟》、《洞玄歌》（即《洞仙歌》）；二，多用《乐章集》中词调，如《抛球乐》、《雨霖 ■ 《全金元词》，第259页。 这也证明当时莲花落不一定需要两人对唱，而是可以“行行坐坐”就能张口即来的“独唱”。 ■ 周泳先：《唐宋金元词钩沉·总目》，转引自孙克强、岳淑珍编：《金元明人词话》，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页。 ■ 对长筌子词调的统计见陈宏铭：《金元全真道士词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页。

铃》、《二郎神》，这是受到王重阳“爱看柳词”■的影响；三，无自创调，曲调仅《玩瑶台》（即《耍三台》）与《大官乐》两调。 《玩瑶台》、《鸣鹤余音》归入冯尊师名下，■此调校之北曲《耍三台》多一下片；《大官乐》则是金人流行乐调，“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等”■。十四弦还属弦乐器范围，与鼓、渔鼓之类打击乐器音色当然不同。长筌子之后的全真道士词中也无法考见莲花落的痕迹。 由此来看，随着全真教地位的提高，莲花落这种民间俗乐也渐渐与全真道士绝缘了。■ 《全金元词》，第199页。王重阳集中有不少用柳调、和柳韵作品，并影响到马钰等后来者。■ 《全金元词》，第1244页。■ [宋］孟珙著、王国维笺证：《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北京：文殿阁书庄1936年版，第44页。

2019 年第1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 Issue 23 马 嗣 光 其 人 其 事 考 ——兼补顾炎武诗文及年谱中相关注释 马庆洲 * 马嗣光①，本名马刚，河南归德府雎州（今雎县）人。清顺治二年（1645）乙酉科举人②，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傅以渐榜进士。授直隶广平知县，转知湖广辰溪、江南怀宁。 累官吏部郎中、陕西肃州道台。康熙十九年（1680）卒于任上。 马嗣光仕途不甚显达，累官仅正四品，在清代只能算中级官僚；也未见有著述流传，且中年以后更名③，故而后世关于其姓名、籍贯、进士榜次、履历等，时见疑问。尤其是今人撰写的一些相关介绍，更是讹谬严重，甚或张冠李戴，将其与仪封进士马騉混为一谈。 马嗣光又系顾炎武仲姊夫，在亭林诗文及传世的多种年谱中，都涉及其人④。然各家对马嗣光之注释，或阙如，或语焉不详，甚或对其“顾炎武仲姊夫”的身份也有怀疑。因此，有必要对马嗣光其人加以考辨，以正视听。 * 马庆洲：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审。 ① 本文行文中，一律称马嗣光，无论其更名前后，以免引起混乱。引用文献悉遵原文所用名字，不作说明。 ② 清顺治及光绪《雎州志》、乾隆《归德府志》、《河南通志》等，在“选举”一目中，均有记载。《顺治丙戌进士履历便览》载其乡试名次为八十九名，会试三百十九名，殿试三甲一百六十九名。 ③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料的匮乏。马嗣光主要活动在顺治及康熙十八年以前，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较少，一般人能够见到的就更少了。如近年影印出版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清代缙绅录集成》等大型丛书中，康熙中叶以前的就很少。 ④ 吴映奎重辑、车持谦增纂《顾亭林先生年谱》：康熙十八年，四月“马右实嗣光掣肃州道，欲挈姊氏赴任。时右实已患病，止之告病，不听”；康熙十九年，“五月，送马右实丧出关，既足附之南归”（《顾炎武年谱五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129、141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本文所引《顾炎武年谱五种》，均指此版本，以下只标页码）。

一 、本 名 、字 号 、籍 贯 考 马嗣光初名马刚，榜名即此⑤，顺治《雎州志》也只称马刚⑥。 马刚更名马嗣光一事，史志如光绪《续修雎州志》、《乾隆归德府志》、光绪《重刻归德府志》、《河南通志》等⑦，均有记载，无异词。 马刚更名时间，据张穆所引《顺治丙戌进士履历便览》 （以下简称“《便览》”）提供的信息⑧，其事在康熙九年庚戌（1670）。 佐以方志中所见⑨，这一说法接近历史事实，当无疑议。 马嗣光之字，《便览》作“右实”，《顾亭林先生年谱》中也以此称。 顺治《睢州志》载：“马刚，字乾生。 书经。 广平县知县，政辰溪。”⑩光绪《续修雎州志 ·选举志》载：“马刚，字乾生。 书经。 吏部郎中，陕西肃州道。 后改名嗣光。”■两 ⑤ 《大清顺治三年进士题名碑录》：“马刚，河南归德府睢州人。”（《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3册，第1397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 ⑥ [清］戴斌修，汤斌等纂：《睢州志》，卷五，顺治十五年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 ⑦ （雍正）《河南通志》：“马刚，睢州人，改名嗣光，吏部员外。”（卷四十五《选举二·进士》）《归德府志》：“马刚，后改名嗣光，睢州人。顺治丙戌科，历任陕西肃州道。”（陈锡辂等纂修：重刻《归德府志》，卷六《选举》，第11页，光绪十九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⑧ 张穆补注《顾亭林先生年谱》引《顺治丙戌进士履历便览》云：“马嗣光，榜名刚，字右实。睢州人。工部观政，授北直广平知县。丁亥，调湖广辰溪知县。戊子，本省同考。庚寅，考察。己亥，补江南怀宁知县。戊申，升吏部验封司主事。庚戌，会试同考，本年升稽勋司员外郎。奉旨改名。又，庚戌同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马刚裕三，河南籍，山东临朐人。又，顺治十八年缙绅怀宁知县马刚孚朐，河南睢州人。”（《顾炎武年谱五种》，第334 ～ 335页）此外，吴怀清撰《天生先生年谱》，也引用此段文字（见《三李年谱》，卷七，陕西通志馆印）。今查天一阁藏《顺治丙戌进士履历便览》，除其生年、乡试、会试及殿试名次信息外，只有“工部观政，授北直广平知县。丁亥，调湖广辰溪知县。戊子，本省同考。庚寅，考察”一段，后面是待刻墨条，是留待后来增补用的。天一阁藏版《便览》没有提更名等事，记事也仅止于“庚寅”（即顺治七年），据此可推知，该版刻于“己亥”（即顺治十六年）之前。“己亥”以下多出内容，系后人不断增补而成；尤其是两条“又”语，更是后补之明证。张穆是嘉道时期人，吴怀清则是晚清民国之人，二人所见《便览》定是晚出的本子，有别于天一阁藏本。按：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的《顾炎武全集》，将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及钱邦彦《校补顾亭林先生年谱》作为“附录”收入，然此段标点错误较多。其标点如下：“穆案：顺治丙戌进士。《履历便览》马嗣光榜：名刚，字右实，睢州人。工部观政，授北直广平知县。丁亥，调湖广辰溪知县，戊子，本省同考，庚寅考察，己亥补江南怀宁知县，戊申升吏部验封司主事，庚戌会试同考，本年升稽勋司员外郎，奉旨改名‘文康’，戌同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马刚裕三，河南籍，山东临朐人。又顺治十八年缙绅怀宁知县马刚孚朐，河南睢州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2卷，第80页）这一标点、整理，将“奉旨改名又庚戌同考”，讹作“改名文康”（当是底本漫 致误），尤易误导读者，且会造成新的混乱。为正谬起见，特转录于此，以提醒读者注意辨别。 ⑨ 康熙九年之前，有关史书，如《广平县志》、《广平府志》、《民国怀宁县志》、《江南通志》等，在记载马嗣光顺治年间的任职时，只称马刚，未提更名之事。尤其是顺治版《睢州志》，该书成于顺治十五年，距离马嗣光中进士仅仅十几年时间，最为可信。而在康熙九年之后，马嗣光之名便见诸史书，如《甘肃通志》卷二八所载。 ⑩ [清]戴斌修，汤斌等纂：《雎州志》，卷五《选举表》，顺治十五年刻本。 ■ [清］王枚纂修：《续修睢州志》，卷五《选举·进士》，第32页，光绪十八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个不同版本县志的记载，正反映了马嗣光姓名、履历的变化。从字面分析，“刚”与“乾”意义是相关联的。在《周易》的理论体系中，“乾”为天为阳，天道刚健，“乾生”，无疑是取自此意。按常情推测，一个人的名更改后，其字亦需作相应改动。如此说来，“右实”应该是更名后就“嗣光”所改之字。 “右实”也见有写作“幼石”者，或系同音致讹。法若真字汉儒，号黄石，一号黄山，山东莱州府胶州（今属青岛市）人，系马嗣光同年进士■，累官湖广左布政使，迁江苏右布政使。法若真是清初封疆大吏，也是著名的书画大家，著有《黄山诗留》。法若真有诗《乙卯冬（按：同书《目录》中作“冬夜”），艾长人、于岱仙、任海湄招同谱宋子飞、冀公冶、王迂叟、林北海、刘公愚、孔心一、刘潜夫、魏环极、田兼三、朱小晋、马幼石咸集。时朱右军治礼，中堂冯易斋、李坦园秉政，皆末遑及也。於戏，从龙者三十年，而十八人落落长安。予亦以下走从诸公卿后，良可悲也！为之纪事》、《乙卯十二月（按：同书《目录》作“十二月朔日”），朱小晋、刘公愚、刘潜夫再招同谱，得阎嵩岳、艾长人、任海湄、于岱仙、田兼三、冀公冶、林北海、魏环极、马幼石与予，偕集仅十二人。而宋子飞以病谢，孔心一去山东。朱小晋，主人翁也，亦以病谢。聚散之际，亦云难矣。再纪》■。这两首诗皆作于康熙十四年（1675）乙卯冬，记录了在京同年两次聚会的情况，此时距他们登龙门整整三十年。他们虽然身居台垣，且多已位列公卿，但年已迟暮，不免感伤。前一首诗中有“虚传东海近蓬瀛，扶德何难八柱擎”一句，作者自注“幼石以吏部外任，山东人”。这两首诗中的“幼石”，只能是指马嗣光，而不会另有其人。 马嗣光还有另外两个字号，“裕三”和“孚朐”。 《便览》载：“又，庚戌同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马刚裕三，河南籍，山东临朐人”；“又，顺治十八年缙绅怀宁知县马刚孚朐，河南雎州人”。“孚朐”系出于对祖居地临朐的感情，基本无疑问，可能极少使用，故知者不多。“裕三”，则在清代文献中出现过多次。考其来历，当与名中“刚”字有关。 《易·蛊》“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魏王弼注：“以刚干事，而无其应，故有悔也。履得其位，以正中父，虽小有悔，终无大咎。”■宋张浚解释云：“为子为臣，刚中是贵，刚不可过。然在蛊，刚过犹愈于裕，三刚过中，与上敌应，事固有力争必行者，故小有悔。惟其设心立意，本于治蛊，而卒归于正，是以无大咎。然则人君用臣，于蛊宁取刚过，无取裕。裕何以 ■法若真之弟法若贞，字玉符，同年中进士，“兄弟同登”，成为“会试掌故”（法格《听雨丛谈》卷九《乡会试掌故一》特记此事）。 ■见法若真《黄山诗留》卷五，影印康熙三十八年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册，第163 ～16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9页。

立事而保其社稷人民邪？”■要之，马刚之“刚”、“乾生”及“裕三”，均出自《周易》，意义相互补充，正合古人起名取字之习惯。不过，裕三是“字”还是“号”，一时还难以确认。 《清秘述闻》记载康熙九年会试同考官时云：“吏部主事马刚字裕三，山东临朐人，丙戌进士。”■《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会试乡试题名录》亦有康熙九年庚戌科会试总裁及同考的记载，其中“同考”有“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马刚裕三，河南籍，山东临朐人，丙戌”■，这与《便览》所记一致。 法若真另有一诗《晚登四宜亭即呈马裕三年兄二首》，也是用“裕三”来尊称马嗣光。诗其一云：“大悲阁下结江亭，江水苍茫山送青。万树含烟长着长雨，千家明月带疏星。得留金殿图书籍，直做天门云母屏。惟有十年懒令尹，贪尝鲟骨爱鱼腥。”■此诗作于戊申年，即康熙七年（1668），时马嗣光任怀宁县知县已十年，四宜亭即为其所倡建（详下文）。所以，从诗题到内容，这首诗所言“马裕三年兄”，只能是马嗣光。 马嗣光另有一位同年窦遴奇，字松涛，直隶大名人，累官佥都御史，著有《倚雉堂集》。窦遴奇有五言长诗《四宜亭为怀令马裕三赋》，云：“中州马裕三，是我同年友。 自从通籍后，一官十年久。筮仕广武城，再迁云梦薮。蹭蹬至今日，邑宰仍黄绶。身同百炼钢，长才复洁守。露冕课桑麻，煦沫等父母。政成多暇日，筑亭近江口。⋯⋯旷怀恣登眺，感君饮我酒。耳热击陲壶，片言为君寿。我辈宦江南，遭时亦不偶。 黾勉供一职，积习不敢狃。青云虽难期，君才终大受。勗哉图令名，人生三不朽。 明朝一帆去，愁折亭边柳。努力加餐饭，一朝暂分手。”■这首长诗写到了马裕三的仕途履历，以及在怀宁的政绩等，也有对其长期滞留知县一职而不得升迁的惋惜之情。这位“中州马裕三”，也只能是马嗣光。 关于马嗣光之籍贯，其为河南雎州人，史书记载均一致。然史书又云其为“临朐人”或“祖籍临朐”，这是因为其祖籍的缘故。马嗣光在河南的先祖出于山东临 ，为明代宣德二年（1427）丁末科状元马愉次子马徽。临朐马氏远绍扶风，为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宋之末年，马近为青州府儒学教授，致仕后十居临朐朱位里（今属临朐县东城街道）。马氏世业儒，七传至马愉，大魁天下。马愉官至翰林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入内阁。正统十二年，中风猝逝，赠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资善大夫，赐御葬，谥“襄敏”。其诗文后人结集为《澹轩文集》，《明 ■ [宋］张浚：《紫岩居士易传》，卷二，《通志堂经解》，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127页。 ■ [清］法式善等撰，张伟点校：《清秘述闻》，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00页。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会试乡试题名录》（不分卷），抄本，国家图书馆藏。 ■法若真：《晚登四宜亭即呈马裕三年兄二首》，见《黄山诗留》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册，第67页。 ■ [清］窦遴奇：《四宜亭为怀令马裕三赋》，《倚雉堂集》卷六，影印康熙十一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4册，第241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史》有传。马愉有二子，长徵次徽，皆以荫入太学■。马徵，字廷召，号敬斋，天顺四年庚辰（1460）卒业太学，授河南汜水县知县■；成化二年（1466），以母丧去官归里，感哀中寒而卒。今临朐一支为其后代。马徽，天顺三年（1459）贡生，后任河南布政司检校（九品），去职后入籍河南雎州。临朐《马氏族谱》记载，马徽有子二人：辕、辅，以下无记。上文所引《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会试乡试题名录》及《清秘述闻》中，都称“马刚，临朐人”，足见马嗣光祖籍临朐这一事实，不仅广为人知，且是当时人都认可的一种说法。 今按睢州马氏后裔的说法，马嗣光为马辅一支，为马愉八世孙。天一阁《便览》载，马刚曾祖禄、祖明，父马英才■。马嗣光登第进士，康熙《临朐县志》也有记载：“马嗣光，流寓河南睢州中式，吏部文选司郎中。”■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临 县志》纂成于康熙十一年（1672），它径用马嗣光之名，而未提及马刚，可见此时“马嗣光”之名已经普遍使用；同时，县志也记载了马嗣光“吏部文选司郎中”一职■，这是其最新的职位。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年代，临朐官方（主持县志修纂者皆为时任知县，可视为官方代表）能及时知晓马嗣光的职务变动，说明双方保持着较为畅通的联系。而到光绪十年（1884）再纂修县志时，临朐方面对马嗣光的情况已不甚了了。光绪《临朐县志》于康熙十八年辛丑科进士陈恪之下注云：“《府志》列康熙甲辰科，旧志注是科。时相去未远，当较可信，从之。旧志恪后有张基、马嗣光、倪长犀。基注‘山西洪洞教谕，以官应试，中式’；嗣光注‘流寓河南睢州，中式，官吏部郎中’；长犀注‘流寓南京，中式’，皆不详年科。考江宁府县志，无长犀名。基、嗣光俟考。右马世俊榜。”■从康熙十一年到光绪十年，中间历二百一十馀年，马嗣光在其祖籍地已经渐被遗忘，到民国续修县志，就没有再提及他。 康熙十九年（1680），马嗣光卒，归葬雎州。马嗣光有三子，应麟、阴鳞、锦麟。马应麟为监生，见于光绪《续修睢州志》之记载（卷五《选举·监生》）。据 ■据《明会要·选举二·任子》，明代“在京三品以上，满考著绩”，可得荫一子。因马愉曾为帝师，故特恩加荫一子。马徽于天顺三年入贡。 ■此据临朐乾隆版《马氏族谱》所载《敬斋公永思碑记》一文。民国《汜水县志·职官表》作“天顺七年”任，当误。 ■光绪《续修睢州志》：“马英才，以子刚赠承德郎、吏部主事。”（卷五《选举志·封赠》） ■ [清］屠寿征修：《临朐县志》，卷二《进士》，第5页，康熙十一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此处云“文选司郎中”，不甚准确。当从《便览》作“稽勋司员外郎”。清代，吏部设有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其职官由高到低依次是郎中（初制三品。顺治十六年改五品，寻升四品。康熙六年仍改三品，九年定正五品）、员外郎（初制四品。顺治十六年改五品。康熙六年复故，九年定从五品）、主事（正六品）（据《清史稿》卷一百四《职官一》及《大清会典》卷三）。 ■ [清］姚延福修，邓嘉辑等纂：《光绪临朐县志》，卷十二（之下）《科贡表》，第1 ～2页，光绪十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时下一些介绍性文字，称马嗣光为顺治十八年马士俊榜进士，或受此误导。

马嗣光后裔云，其墓在雎州王老集马庄，“文革”前，此处祖坟尚有石人、石狮、石马、石羊、牌坊。“文革”期间被掘，出土文物三件：玉器、宝剑、奉天诰命金牌。■马嗣光是马愉后裔，虽然已数代定居河南，但仍被称为“临朐人”或曰“临朐籍”，这是方志中记载中常见的现象，也属常情。 明代万历年间，马愉后裔在其故里—朱位村，为其建祠，名“状元祠”，主体建筑至今保存完好。今马嗣光夫妇画像被其后人奉送于此，从祀状元祖襄敏公。 二、宦迹考 关于马嗣光之宦迹，《便览》所言甚详，证之方志，大致吻合，唯有知辰溪县一事，未见旁证。 马嗣光任广平知县，康熙版广平县志、广平府志及重修《广平府志》均有记载■。但只载是顺治朝，未注明具体年月。 时马嗣光尚未更名，方志均以“马刚”称。如，顺治《雎州志》称：“马刚，字乾生，书经。广平县知县，（政）[改]辰溪。”■《广平县志》云：“马刚，由进士，雎州人。 升吏部，至佥宪。”《广平府志》云：“马刚，雎州，进士。”顺治版《雎州志》刻于顺治十五年（1658），其纂修还要稍早一些；康熙版《广平县志》和《广平府志》均刻于康熙十五年（1676），时马嗣光仍活跃在官场，为当地知名人士，方志所记当不会有误。 《便览》载，顺治四年丁亥（1647），马嗣光调湖广辰溪知县。今考《辰州府志》及道光《辰溪县志》等，均未见记载。窦遴奇所作《四宜亭为怀令马裕三赋》一首中所言“再迁云梦薮”，当指马嗣光知辰溪事。细绎《便览》所言“戊子，本省同考；庚寅，考察”两句，自丁亥到庚寅（顺治七年，1650），正好三年时间，这合乎清代官员三年一考的惯例。马嗣光知辰溪，事无疑议，但有一点令人费解。时南方战乱不止，清廷尚未完全统一掌控局势，辰溪一度被叛军占领长达七年■，作为清廷任命的知县，其官署何在，如何行使政令？但临朐籍进士张初旭的经历，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点可能的参考。 ■马徽一支在睢州的传承谱系及相关资料，来自其后人发在网络上的文章。经联系知，马徽一支的家谱，毁于日军侵华及“文革”。 ■ [清］夏显煜修：《广平县志·政事卷之三·秩官》，康熙十五年刻本。[清］沈奕琛修：《广平府志》卷十四《职官》，第54页，康熙十五年刻本。[清］吴中彦修：《重修广平府志》卷七《职官表四》，第16页，光绪二十年刻本。以上均为国家图书馆藏本。 ■ [清］戴斌修，汤斌等纂：《睢州志》，卷五，顺治十五年刻本。 ■道光《辰溪县志》：“（顺治）九年，壬辰二月，张献忠遗党孙可望遣卢名复寇辰州。”（卷十九《武功》）“驻辰溪达七年”（辰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辰溪县志·大事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5页）。

张初旭，字熹若。顺治三年进士，省觐归里。“明年，授湖广辰州府推官，沅陵道阻，留武昌。戊子秋，分房较士，所拔皆三楚俊才。寻以违限落职，经略洪承畴延之幕中”■。张初旭授辰州府推官的时间，与马嗣光调辰溪知县恰好同时，他因沅陵道阻而滞留武昌，那么，马嗣光的情况与他极有可能相似。第二年，他们二人又同时出任湖广乡试官考，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马嗣光任江南怀宁知县。康熙《安庆府志》、道光及民国《怀宁县志》、《江南通志》等，均有记载■，对其籍贯、出身、到任时间，皆无异词。而且，《怀宁县志》为之立传，留下了难得的资料。 民国《怀宁县志·名宦》载：“马刚，河南雎州人。顺治十六年任县事，以廉慎勤能为治，旌扬善类，百废具举。康熙七年戊申，犹在任，大兴学校，重建大成殿明伦堂。遗爱在民，立祀以奉之，久而不能忘云。”■道光《怀宁县志》在《职官传》中云：“旧志《职官传》，讫于康熙丙寅以前。越今一百四十馀年，循良相望，文献无徵。怀令列于传者，前后七人中间，如马刚、王清图、段鼎臣、魏其瑸、陈僩仪、王鸣、倪廷模、刘瑨、吴嗣蕙、李法辈，或以才见，或以守称，遗爱在民，无从纪述，谨附志之以示来者。”■此外，马嗣光在怀宁重建文庙、明伦堂，并倡建四宜亭、大士阁等多处建 ■ [清］姚延福修，邓嘉缉等纂：《光绪临朐县志》，卷十四中《先正下》，第4～5页，光绪十年刊本，国家图书馆藏。 ■ 见《安庆府志》卷十《县职官》、《江南通志》卷一百九《职官志·文职》、道光《怀宁县志》卷十五《职官》、民国《怀宁县志》卷十三《职官表》。按，《便览》云“又顺治十八年缙绅怀宁知县马刚孚朐河南雎州人”。此句标点似应作：“又，顺治十八年《缙绅》：怀宁知县，马刚孚朐，河南睢州人。”“缙绅”指《缙绅录》，系清代记载官员任职情况的花名册。 ■ 朱之英修：《民国怀宁县志》，卷十四《名宦》，影印版民国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1册，第30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清］王毓芳修：《怀宁县志》，卷十七《职官传》，第56 ～ 57页，道光五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筑，《怀宁县志》、《安庆府志》、《江南通志》等均有记■。 从这些方志的记载中可知，从顺治十六年赴任，到康熙七年离任，马嗣光知怀宁达十年之久。主政期间，他关爱民生，重视教育和文化，因而卓有政声，乡人远怀。康熙七年戊申（1668），马嗣光升吏部验封司主事，这与其在怀宁的政绩当不无关系。 康熙九年庚戌（1670），马嗣光出任会试同考官■，并升任吏部员外郎。从康熙七年到十年，仅仅三年，也就是一个考核期，马嗣光便得到拔擢，可见其政绩得到了认可，符合提升的条件。 康熙十八年（1679）四月，马嗣光出任巡抚甘肃道。 《顾炎武年谱》在“康熙十八年”条中提及此事。另外，李因笃《受 堂诗集》也保存有一首七律《送马吏部右实分巡肃州》。诗云：“玉门关直酒泉西，持节繇来入鼓鼙。典叙十年推藻鉴，怀柔万里寄烝黎。蒲觞恰傍岐亭举，杏酪还分左掖携。客里送君难遽别，故园回望暮云迷。”■据《天生先生年谱》，此诗即作于康熙十八年己未，时李氏因“诏试博学鸿儒”在京■。李因笃与顾炎武相友善，过从甚密，他与马嗣光的交谊，自当与顾氏有关。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马嗣光字右实，与《顾炎武年谱》所载完全吻合。另外，“典叙十年推藻鉴”一句，亦能佐证《便览》 ■ [清]黄之隽等纂修：《乾隆江南通志》：“康熙七年，知县马刚、教谕王云龙，重建文庙及明伦堂。”（卷八十九《学校志·学宫三·安庆府》，《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南》，第4册，第640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按，《民国怀宁县志》记载与此相同；而康熙二十二年于成龙等修《江南通志》卷二十八《学校》作“康熙二年”。 [清］王毓芳修：《怀宁县志》：“四宜亭，在枞阳门外大士阁前。邑侯马刚建，刘馀谟《大士阁记》言：‘江水自岷山发源，经数千里汪洋澎湃，过小孤汇海门，渐委折以朝宗。皖据雄图，俯瞰长流，直襟带然。第岸北循江而东，一浮屠耸立外，更无高山大麓可砥柱狂澜。又兵燹后，楼台亭榭都委榛莽。城隈之左遂荒寂，无复壮观。侯以高第令怀，百度具举，政修人和。登眺所及，见皖东偏一隅较薄，特建大士阁，而前构四宜亭。江山千里，悉罗而致之廊庑间。凡帆樯往来，骚人墨客，莫不檥舟游憩，心旷神怡矣。’”“马刚《四宜亭落成诗》：亭砌连香阁，江烟接寺楼。一番云水意，几处夕阳舟。清讌芙蓉晚，高谈竹叶秋。同人争揽胜，未觉此淹留。”（道光版，卷五《名胜》，第45页；民国版，卷四《名胜》）[清］姚琅、陈焯等修：《安庆府志》：“大士阁，在迎江寺塔之右，知县马刚建。皖士民立生生社于此。”（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卷八《寺观》；康熙六十年刻本，卷四《寺观》）《怀宁县志》：“大士阁，在迎江寺旁（民国版作‘西’），邑令马刚建。阁前为四宜亭，后为广嗣殿。先是，马令有天都之役，道晤普陀朗明禅师，愿得宰濒江邑，为建大士刹。及甫至皖，舟次江干，询其地，曰观音港。暗符夙愿，因建阁其上，额曰‘慈云阁’。邑人刘馀谟有记。”（道光版，卷十一《祠祭》，第45页）《民国怀宁县志》又多出一段话：“清光绪间，官于此地改建英果敏公祠，移阁于祠西。正观门外大王庙东，亦有慈云阁。同治间，长江水师建庙时同修。”（卷九《祠祭》，第25页） ■ 据魏裔介《庚戌科会试录前序》（《兼济堂文集》卷六，影印康熙三十九年刻本，《清代诗文汇编》，第56册，第383 ～384页），提到是科同考官十八人；《清秘述闻》卷十三及《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会试乡试题名录》，对这十八人的情况记载甚详。三者可相互参证。 ■ [清］李因笃：《受祺堂诗集》，二十一卷，影印康熙三十八年田少华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48册，第665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 [清]吴怀清撰：《三李年谱》，卷七《天生先生年谱》，陕西通志馆印，民国版。

中所言马嗣光任职吏部时间。 “藻鉴”人才是吏部的职责，稽勋司“掌勋级、名籍、丧养，兼稽京朝官廪禄”■。 从康熙九年（1670）升吏部员外郎到出任肃州道台，马嗣光在吏部恰好十年；而如果从康熙七年（1668）算起，升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则有十三年。 我们不一定要拘泥地解释诗中所说“十年”，“十年”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大概的文学性描述。 肃州方志及《甘肃通志》对马嗣光到任时间的记载很一致，对其籍贯却模棱两可，看得出已经搞不太清楚了。 《甘肃通志》卷二十八《皇清文官职 ·整饬肃州道》注马嗣光籍贯“阙”，而将康熙十五年到任的马化龙的籍贯作“河南雎州人”■。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记载与《甘肃通志》相同■，未记马嗣光籍贯；光绪《肃州新志》则将马嗣光籍贯作“正蓝旗人”，马化龙作“河南睢州人”■。 显然，《甘肃通志》是将马嗣光的籍贯安在了马化龙头上，所以马嗣光本人的籍贯就无从谈起，只好说“阙”；而《肃州新志》则直接将两者的籍贯颠倒了。 今考《钦定盛京通志》、《南安府志》、《江西通志》等史籍■，马化龙是奉天辽阳人，“正蓝旗人”应该是他，而不是马嗣光。 清代康熙年间官场上名马化龙者不止一位■，但未见雎州有马化龙。 据《顾炎武年谱》记载，马嗣光是带病远赴肃州，次年五月便病逝于任上。 况且，从北京到肃州（今甘肃酒泉）路途遥远，在路上也需要花费一些时日，所以其在肃州任上时间不足一年，后人搞不清其履历，也在情理之中。 ■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十四，《志》八十九《职官一》，第32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清］许容等监修，李迪等编纂：《甘肃通志》，卷二十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558册，第64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重修肃州新志》，影印乾隆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48册，第205页，南京，风凰出版社，2008年。 ■ 光绪《肃州新志》（不分卷），《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48册，第555页，南京，风凰出版社，2008年。 ■ [清］阿桂、刘谨之等撰《钦定盛京通志》：“马化龙，奉天人，康熙二十年知江西南安府。绝请托，革浮耗，禁科派，正色率下，属吏敬惮。尤敦励士风，倡修文庙，开设义学，政声大著。”（《钦定盛京通志》，卷八十一《国朝人物·奉天籍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502册，第693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清］黄鸣珂修，[清］石景芬纂：《南安府志·名宦》：“化龙，字云津，二十年由笔帖升任。革火耗，除苛派，尝修府学文庙。”（影印同治七年刊本，卷十五，1340～ 1341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按，《南安府志》中，马化龙与白启明合传，二人皆辽阳人。又，该书《秩官表》（影印版，第581 ～582页）将马化龙到任时间作“康熙六十一年”，显误。此外，《江西通志》卷六十五，亦有马化龙之传，内容与《钦定盛京通志》及《南安府志》稍有异，抄录如下：“马化龙，字云津，辽东人。康熙二十年知南安府事，革火耗，除科派，倡修文庙，开设义馆，政声大著。” ■ 巧合的是，《肃州新志》中还记载了两位马化龙，皆是监收通判，一位是“镶黄旗，辽阳人。笔帖式。康熙九年任”；一位是“山西长治县人，康熙五十一年任”。 （《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48册，第557页，南京，风凰出版社，2008年）如此多同姓名者，想来时人也未必搞得清楚。出现这种混淆，实属难免。

三、被张冠李戴者——马騉 在所见有关马嗣光的文字中，常见的错误是，将其与仪封进士马騉混为一谈，将两人籍贯、履行等捏合在一起，拼凑出一个了所谓的人物资料■。 因此，也有必要简单考察一下马騉的情况，以便区分。 仪封进士马騉，有关方志记载甚详，其大致履历是：马騉，字大千，河南开封府仪封县（今兰考）人■，顺治十一年（1654）甲午科举人（据民国《仪封县志·选举志》及《河南通志》卷四十六），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马世俊榜三甲二百五十八名进士。康熙九年，任象山知县■。其人节操甚高，为民所爱。 《仪封县志》有传，入“勋业”一目；乾隆、民国等版《象山县志》亦有传。兹转录如下： 《仪封县志》：“马騉，字大千。 邑诸生，为忠烈恒年兄子。生而英敏，器宇不凡。弱冠游邑庠，顺治甲午领乡荐，己亥成进士■，授浙江象山。县僻处海隅，颇称难治。騉莅任，编徭谳狱，明允精详。逾年，吏惕民怀，秩满课最。会耿逆之变，海寇直逼邑治，副将罗万里以城降。騉独力不能支，为贼束缚解闽，贼众迫胁，毅然不少屈。嗣以大兵压境，群盗惶恐，騉乃得乘间脱迯奔赴康亲王。及闽省诸大宪鉴騉忠节，复委连城县事。当騉之坐困贼窠，与邵武郡守张端午、建昌郡守高天爵，潜谋起兵剪寇，计泄，张与高已受耿戮。騉发长乐伪城守马凤监绞。其得免于难，诚为万死一生。寇平，查核前事，将晋秩擢用，騉夷然长辞，徒步归里。家居二十馀年，足迹不至公庭，日以赋诗饮酒自娱，怡然终老。”■ 《象山县志》：“马騉，仪封人。 由进士任，清廉勤慎，得士民心。与邑士周光春纂修邑志，未及成编，值海寇围城，副金罗万里叛降，逼取令篆不从，缚之去。 ■ 曹立会著《临朐进士传略》（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207页）、《临朐村镇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年，《东城卷·朱位村》，第416页）、刘廷銮、孙家兰编著《山东明清进士通览·清代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皆误将马騉作马嗣光，其籍贯、榜次等皆因之而误。如最晚出《山东明清进士通览》云：“马騉，字嗣光，以字行。原籍临朐，寄籍河南仪封。明崇（应为‘宣’）德二状元愉后裔。顺治十七年（1660）举人，翌年联捷辛丑科三甲第二百五十八名进士。仕至吏部郎中。”（《清代卷》之《附件一·山东清代寄籍进士》，483页）按：临朐马状元祠中原有关于马嗣光夫妇的介绍文字，大致准确，不知为何到写村志时反而张冠李戴。推测，很可能是轻信既有出版物上的错误，而失于查证。 ■ 据民国二十四年《仪封县志》及《清史稿·地理志》，仪封县，金始置，其先为汉之东昏、宋之东明境土。明初，隶雎州，洪武十三年改属开封府。清初，一度改为厅。嘉庆二十四年，因大水淹没县城，遂与兰阳县合为一号，称兰仪县。宣统元年，因避溥仪讳改为兰封。 1954年，兰封、考城二县合并，称兰考县。 ■ [清］史鸣皋主修：《象山县志》，卷四《职官》，第16页，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道光、民国等各版《象山县志》记载一致。 ■ 按：此处及该书卷九《选举志》均误，据《大清顺治十八年进士题名碑录》（《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3册，第1548页）、《河南通志》等，应为辛丑科。 ■ [清］纪黄中等纂修：《仪封县志》，卷十《人物志·勋业》，第13 ～ 14页，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国家图书馆藏。

明年，贼平，公亦被逮，士民匍匐讼冤，始知有不屈之节，乃得释。 阖邑醵金以送。”■ 此外，由于马騉是仪封人，把他误作马嗣光之后，便无法解释马嗣光是雎州人的问题，因而有文便强说马嗣光入军籍，以仪封籍参加科考；致仕后，归雎州居住，卒葬睢州。这只能说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想。此类不考史料、以讹传讹的做法，造成不少混乱，遗误读者不浅，应予以驳正。 四、生年及相关问题的疑问与辨析 梳理与马嗣光有关的史料，笔者发现其生年颇有疑问，同时，有些史籍对其是顾炎武“仲姊夫”的身份也有怀疑，因此有加以考辨的必要。 天一阁藏《便览》云，马嗣光“甲子九月二十三日生”，在马嗣光生活的几十年中，只有一个甲子年，即天启四年（1624）。如此算来，马嗣光考中进士时只有二十三岁。若果真二十三岁中进士，的确是少年得志。■但是，如果马嗣光果真生于甲子年，那么，其夫人的年龄又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详下文）。 雎州马氏后人云，马嗣光生于万历四十二（1614）年，这是按他三十三岁中进士倒推出来的，也有其合理性。结合《便览》所云，还有一种可能，即马嗣光是“子”年出生，属鼠，而万历四十年（1612）是壬子年，《便览》因其属相而致误■。另外，张穆及吴怀清所引《便览》，均未收马嗣光生年及榜次文字，与顺治版差别较大，这是否也说明后人在增补《便览》时已发现疑点而将其删去？ 马嗣光是顾炎武的“仲姊夫”，《顾亭林先生年谱》中两次提及。张穆补注云：“先生一女兄，一女弟，皆嫔于徐。女兄生履忱，女弟生健庵兄弟。又一女兄嫁陈皇士济生，健庵《寄皇士太仆诗》注‘太仆夫人，余从母也’是也。然元谱称健庵太夫人为先生弟五妹，又有仲姊适马氏，则女兄弟之可考者亦四人也。”■钱邦彦所引张穆注则直言顾炎武仲姊所嫁之马氏就是马右实：“先生女兄三，长适徐，为履忱之母；仲适马右实嗣光；次适陈皇士济生；女弟适徐开法，生健庵、彦 ■ [清］史鸣皋主修：《象山县志》，卷八《人物志·名宦》，第10页，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 有学者对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会试题名》所载316名中式者的年龄资料进行统计，得出会试中式者的平均年龄为35.7岁；又考虑到“清代人习惯上应考时少报一岁”的情况，认为“清代士人中进士的年龄，平均在37岁左右”。 （张杰：《清代的科举家族》，第15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平均数不能代替个体，但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 按：“进士便览”之类，是坊刻本，随补随刷，相比“登科录”“乡试录”“同年录”等，要随意得多，因此，致误的概率也较大。所以，若无旁证，此类文献，只能作参考。 ■ [清］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顾炎武年谱五种》，第168 ～169页。

和、公肃。”■但是，后人对此也有一些不同说法。缪荃荪就《年谱》中“又有仲姊适马氏”一条云：“推详衍生语，意马仲实（按：应为‘右实’）所娶乃衍生之姊。”■又，“（康熙）十八年己未六十七岁”条下有“右实盖衍生姊夫”■，“（康熙）十九年庚申六十八岁”条下有“案先生仲姊盖即陈皇士夫人”■。然而，稍微梳理一下顾炎武之父及几个姐姐、姐夫的年龄及履历，不难发现这种质疑是无法成立的。 顾炎武本生父同应，字仲从，又字宾瑶。万历乙卯、戊午两中副榜，以父日讲恩荫入国子监。万历十三年（1585）生，天启六年（1626）卒，年四十二■。顾炎武本人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癸丑五月，其父时年29岁。顾炎武及一兄三姐，都是母亲何氏所生。若其父十八岁成婚，十九岁生子，十年之间生子五人，每个子女的年龄相差刚好两岁。无论顾炎武长兄排行次序是在其二姐前还是后，其二姐的年龄都要比他大四至六岁，照此推算，顾炎武二姐当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前后误差不过一二岁。 顾炎武大姐夫徐开泽，昆山人。徐开泽与顾氏育有二子，即徐履忱、徐履愉。履忱，字孚若。徐乾学《兄孚若诗集序》云：“兄长予二岁。九龄能作诗歌、小赋，谈述经史，滚滚可听。 ⋯⋯会东南多事，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穷邨，兄往依之。朝夕讨论，故诗日益工。”徐乾学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据此可以推知，徐履忱生于崇祯二年（1629）。顾炎武在《吴同初行状》中所记，亦可佐证这一推算。顾炎武云：“已而又得吴生，吴生少余两人七岁，以贫客嘉定⋯⋯而炎武有叔兰服，少两人二岁。姊子徐履忱少吴生九岁。”■这样算来，徐履忱比其舅氏顾炎武要小十六岁，顾炎武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六年后恰好是崇祯二年（1629）。按徐履忱之父二十岁生子推算，那么徐开泽生年只能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之前，而不应再晚。徐履忱十二岁丧父，其父卒于崇祯十三年（1640），享年仅有三十多岁，所以说是“早卒”。 ■ [清］钱邦彦：《校补顾亭林先生年谱》，《顾炎武年谱五种》，第450页。 ■ [清］张石舟自订，缪荃孙校：《顾炎武年谱》，民国嘉业堂刻本。伦明作《三补顾亭林年谱》收录此条（见《顾炎武年谱五种》，第624页）。 ■ 见民国嘉业堂刻本。 ■ 见民国嘉业堂刻本。此条系针对是年先生“仲姊卒”而言。 ■ [清］陈济生：《顾太学》，见《启祯两朝遗诗小传》，《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10），第277页，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 ■ 昆山当地有学者考证，顾炎武大姐生于万历三十六年八月，卒于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二姐约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前后，卒于康熙十九年二月。此说未知其资料来源，可备参考。 ■ [清］徐乾学：《兄孚若诗集序》，C憺园文集》，卷十九，载《清代诗文汇编》第124册，第502页。 ■ [清］顾炎武：《吴同初行状》，《亭林文集》卷五，载《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页。

顾炎武三姐夫陈济生，字皇士，号定叔，长洲人。其祖父陈允坚，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进士，除诸暨知县。其父陈仁锡（1579 - 1634），字明卿，号芝台，天启二年（1622）殿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崇祯七年甲戌（1634）三月，起南京国子监祭酒，未及任卒，追溢文庄。入《明史·文苑传》，有《无梦园集》。 陈济生少时师事黄道周、刘宗周。崇祯十七年（1644），以荫官太仆侍丞，明亡后奉母隐居。著有《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初集》及《启祯两朝遗诗考》诸书。 陈济生比夫人顾氏小六岁，二人感情甚笃，但未有生育。顺治辛丑（十八年，1661），陈济生妾胡氏生子，金圣叹有诗祝贺■。两年后，陈济生卒，年四十七。据此可知，陈济生生于1617年，卒于康熙二年（1663）。尤侗撰有《祭陈皇士文》，文中讲到陈氏早卒的原因之一，是其妻离世后，他不善经营，操劳过度。文中云：“吾乃知之，君向不问产业，悉听内政总持。悼亡忽伤，奉倩大厦，一木难支，遭徭役之烦苦，索敝赋而穷追，更漂摇兮风雨，杂侮之忧危。谅人生非金石，虽肥者其成羸⋯⋯”■“悼亡”“奉倩”二典，无疑都是指亡妻，无疑，陈济生妻顾氏要先于其去世。因此，《顾炎武年谱》中康熙十九年（1680）庚申，“二月，先生仲姊讣闻”，此仲姊决非陈皇士夫人，而是马嗣光夫人。 顾炎武妹夫徐开法，字兹念，号坦斋。顾氏生乾学、秉义、元文三子，皆进士及第，是名闻天下的“昆山三徐”。据徐乾学为其父母所撰行状，其父徐开法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三月，卒于康熙五年（1666）三月，年五十三。其母顾氏，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七月，十五岁适徐氏，卒于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十一月，年六十一。■ 若按雎州马氏后人的说法，马嗣光生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那么他要小顾炎武二姐六七岁；若按《便览》所云马嗣光生于甲子，那么，他比顾炎武二姐可能要小十几岁。在那个年代，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快三十岁才出嫁，而且比丈夫还大十几岁，这颇令人生疑。至于马嗣光是“衍生姊夫”一说，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顾衍生是顾炎武远房本家，顾炎武去世时，他年仅十七岁■，即使衍生有姐，也大不到哪里去。而马嗣光去世要早顾炎武两年，从这个年龄看，马嗣光是顾衍生姐夫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 [清］金圣叹：《陈定斋大仆辛丑春初索得雄，正值普门诞日，是日郡县恭接今上登极诏书适至，赋诗纪瑞》，见《沉吟楼诗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册，第208页。 ■ [清］尤侗：《祭陈皇士文》，《西堂文集·西堂杂组二集》卷八，影印康熙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06册，第38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徐乾学：《敕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先考坦斋府君行述》、《先妣顾太夫人行状》，《憺园文集》，卷三十三，载《清代诗文汇编》第124册，688 ～ 697页。 ■ 顾炎武去世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戌，时衍生十七岁（见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顾炎武年谱五种》，第320 ～321页）。据此推算，衍生生于康熙五年（1666）

再从李因笃送马嗣光赴甘肃任之诗看，马嗣光与李因笃的交情，不可能是因为顾衍生。据《顾亭林先生年谱》，顾炎武与李因笃订交，在康熙二年，当时顾衍生尚未出生；康熙十八年，他也不过十四岁。李因笃于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科试赴京，在此之前，他与马嗣光没有什么交集。可以推定，李因笃赠诗马嗣光，完全是出于与顾炎武交谊的延伸；也可以说，是因为有顾炎武这层关系，李因笃才有可能有马嗣光产生有往来。 因此，质疑马嗣光是顾炎武二姐夫的说法，没有什么根据，这不过是因为对马嗣光履历不清而导致的猜测而已。 此外，顾炎武现存有两通书信，提及睢州及马氏，此当与马嗣光有关。在《复汤荆岘书》中，顾炎武写道：“今年至雎，值淮西饥荒，又乏资斧，不果前行，明春当再裹粮东去。适马氏暂有所约，或于贵地暂有旬月之留，先此附闻。并有马宅一字，烦为寄往。”■汤荆岘，即汤斌，字孔伯，又号潜庵，睢州人。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进士，由翰林任潼关道副使，迁岭北参政。谢病归。康熙十八年（1679），荐博学鸿词科，授侍讲，累官工部尚书。卒谥文正。此信所中及“马氏”“马宅”，除马嗣光之外，从现存史料中，还看不出雎州哪个马氏与顾炎武有关。顾炎武信中所称原先在睢州“旬月之留”的计划，当是探望其仲姊之行；而“马宅一字”，当系捎给马家的便信。顾炎武还有一封与汤斌的信《答汤荆岘》，文中提到“适有便人往雎，率此奉报，并谢勤惓”■。此“便人”，既要与顾炎武熟识，还要与雎州有关联，在已知顾炎武的交际圈中，除了马嗣光，也看不到其他人（汤斌本身算一个，但这信恰好是带给他的）。 《顾亭林先生年谱》将此信隶于康熙十八年，并云：“此盖文正谢病里居时，先生曾以书通问。既开局修明史，文正分编明太祖本纪四卷、列传十馀卷，以书来询，先生答之如此。谦录《汤子遗书》内载答先生书一通，云⋯⋯据此书与《答荆岘书》，语多不合。盖先生有通问之书，故文正答之云云。今文集中不载，无从考正也。”■书信有来有往，只有看到往来函件，别人才能搞明白其中所言之事。顾炎武《答汤荆岘书》云“两函并至”，而后人只能从《汤子遗书》中看到汤斌给亭林先生的一封信，“语多不合”自然难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如《年谱》中所言，信是汤斌里居睢州时所作。而据《汤斌年谱》，顺治十二年，“时方议修明史，公遵谕陈言，修史止据《实录》，恐有 ■ [清］顾炎武：《复汤荆岘书》，见《蒋山佣残稿》卷三，载《清代诗文汇编》第43册，第135页。 ■ [清］顾炎武：《答汤荆岘》，见《蒋山佣残稿》，卷二，影印清抄本，《清代诗文汇编》第43册，115页。按：此十四字，《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51 ～52页）、《顾炎武全集》卷21《顾亭林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3 ～104页）均无。“中华本”所据底本为《四部丛刊》影印潘耒刻本，“全集本”所据为《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遂初堂刻本，二者实为同一本子，均题作《答汤荆岘书》。“全集本”在《校勘记》中有说明。 ■ [清]吴映奎重辑，车持谦增纂：《顾亭林先生年谱》，《顾炎武年谱五种》，132 ～134页。

未详，宜开献书之令⋯⋯”■据此可知，修明史之议，早在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之前就有，汤斌参与其事。所以《答汤荆岘书》具体作于哪一年，后人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此书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是，顾炎武与雎州马氏是有联系的。 此外，还有一条史料，令人费解。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一文中提到马嗣光：“至于敝乡之人有微词不可者，此如张南溟之于马右实，乃莫大之恩人，而老弟又龂龂与之争，岂非又一右实邪？”考南溟，乃张鹏之号。鹏（1627—1689），字抟万，号南溟，丹徒（今江苏镇江）人。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三甲一名进士。授内阁中书，迁刑部主事，历吏科给事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山东巡抚、刑部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康熙二十八年（1628）六月卒。 曾建议纂修《会典》、《明史》，及在小清河道上设水闸等，均获准施行。著有《宁远集》。■张鹏中进士时间晚马嗣光十五年，其时马嗣光已经是怀宁知县，无论如何也猜不出张鹏如何有恩于他。 这几个疑问，环环相扣，资料所限，一时尚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只能作为问题提出。我们无法起马嗣光于九原，只希望将来有一天，其墓志铭或行状之类的东西能重现人间，那时，这些疑问或许能焕然冰释。 小结 最后，再归纳一下马嗣光生平履历：马嗣光，本名马刚，字乾生。康熙九年奉旨更名，并用新字右实。又号裕三、孚朐。祖籍山东临朐，为明宣德二年状元马愉后裔。马愉次子马徽以荫入国子监，出为河南布政司检校，去职后十居河 ■ [清］汤斌：《汤子遗书》，卷首《年谱》，影印同治九年汤氏祠堂重刻本，《清代诗文汇编》102册，第225页。 ■ [清］顾炎武：《答李子德》，见《蒋山佣残稿》，卷二，载《清代诗文汇编》第43册，第125页。按：顾炎武诗文中没有见到其他关于马嗣光的文字，想来亭林先生对马嗣光仕清多少会有一些成见和不满。马嗣光于顺治二年乡试中式、次年登进士榜，其时正是清军南下，江南惨遭屠戮之际，顾炎武多位亲人死于此难。此后，顾炎武一直奔走大江南北，怀抱清复明之志，终生不渝。这一悬想，从顾炎武与友人的信中，可以得到一点证明。顾炎武在《书吴潘二子事》中云：“予之适越，过潘子时，余甥徐公肃新状元及第，潘子规余慎无以甥贵稍贬其节，余谢不敢。二子少余十馀岁，而予视为畏友，以此也。”（《亭林文集》卷五，《清代诗文汇编》第43册，第69页）徐氏三兄弟，可谓人中龙凤，皆名列三甲，与其舅氏的关系也很亲密，顾炎武对“其节”尚有微词，何况马氏嗣光顺治初即入仕清朝呢。此一猜想，恐怕无法见到可以佐证的文字，但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似不无道理，贸然书于此，供同好切磋而已。 ■ [清］何绍章等修，杨履泰等纂：《丹徒县志》卷二十六《名贤》，28 ～ 29页，影印光绪五年刊本，515 ～516页，成文出版社，1960年。按：徐乾学为张氏撰有《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张公墓志铭》，见《憺园文集》卷二十九（《清代诗文集汇编》124册，第626 ～ 629页）。

南雎州（今雎县），遂世为雎州人。马嗣光娶昆山顾氏，为顾炎武仲姊夫。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工部观政，授直隶广平知县。顺治四年，调任辰溪知县。顺治十六年，改任怀宁知县。康熙七年，升吏部验封司主事。康熙九年，出任会试考官，升吏部稽勋司员外郎。康熙十八年四月，出任巡抚肃州道，次年卒于任。

2019 年第 1 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 Issue 23盧文弨和《盧文弨全集》相關問題考述 （下）陳東輝*七、關於《盧文弨全集》之附錄 同時，我們還將與盧文弨有關的墓誌、傳記、書信、詩歌、序跋、提要等（每一篇資料之末，均注明出處及所據版本），以及陳修亮編著的《盧文弨鈔校題跋本目錄》，彭喜雙、陳東輝編著的《盧文弨研究文獻目錄》，柳诒徵編著的《盧抱經先生年譜》①，張波、趙玉敏編著的《清盧抱經文弨先生年譜》，作為《盧文弨全集》之附錄，希望能給相關研究者帶來“一編在手，如指諸掌”之便利。 在本書的七種附錄中，尤其値得一提的是張波、趙玉敏編著的《清盧抱經文弨先生年譜》。 柳诒徵編著的《盧抱經先生年譜》曅路藍縷，功不可沒，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値。 然而柳诒徵所作《年譜》刊行較早，加上柳诒徵所據史料基本為當時館藏稿本，而未能兼及關於盧文弨的其它一些文獻資料，以及盧文弨師友的一些論著，故而不無缺漏和疏誤。 有鑒於此，張波、趙玉敏二位以柳氏所作《年譜》為基礎，重新編著了這部盧文弨年譜（或稱作柳诒徵所編著《年譜》之考補更為恰當）。 《清盧抱經先生文弨年譜》的編著，以盧文弨《抱經堂文集》、《抱經堂詩鈔》等為基礎，參考了柳诒徵《盧抱經先生年譜》，又遍搜《抱經堂叢書》、《知不足齋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叢書集成初編》、《叢書集成續編》（上海書店）、《叢書集成新編》、《四庫未收書輯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中國地方志叢書》、《乾嘉名儒年譜》、《清碑傳合集》，清代學者的單行本文集、年譜，國家圖書館所藏善本古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奏摺、 * 陳東輝：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副敎授。 ① 本年譜原載《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一年刊》（1928年11月）。 我們以此為底本，加以整理校點，並改正了其中的若干訛誤。

檔案，以及當今學者所陸續發現的佚文等。 此次重新編著盧文弨年譜，編著者主要做了如下工作：一、增補了盧文弨的一些生平事迹；二、考辨了前人記載中的一些譌誤；三、梳理了盧文弨及其相關者的家世背景、師承交遊等；四、增補了一些詩文；五、考證了一些詩文的不同版本之文字異同；六、注釋了一些相關人物、地名、事件等。 應該說這部新編著的盧文弨年譜，對於從事盧文弨乃至整部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値。 此外，為了紀念盧文弨逝世兩百二十周年，系統梳理歷年來關於盧文弨研究之成果，並給相關研究者提供資料檢索的便利，彭喜雙、陳東輝專門編著了《盧文弨研究文獻目錄》，作為附錄收入本書。 該目錄收錄中國內地、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日本等國刊佈的相關研究文獻，時間下限大體為2016 年12 月（個別論著係2017 年刊佈）。 該目錄包括著作、碩博士學位論文（含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著作和碩博士學位論文中的相關部分、報刊和文集文章、網絡文章五大部分。 各部分分別按論著發表之時間先後為序排列。 對於報刊和文集文章，除了專門研究盧文弨及其著作之文章均予收錄外，如該文中有較多內容涉及盧文弨及其著作，也酌情予以收錄。 網絡文章中也不乏富有價値之作，該目錄酌情收錄尚未正式發表並且基本符合學術規範的文章，同時考慮到網絡文章並不完全固定，所以均注明檢索日期。 對於相關著作，如有不同版本，依時間順序分別列出（如個別著作版本過多，則列出主要版本）。 著作和碩博士學位論文中的相關部分，給該目錄的編著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並且增加了難度，但這也是該目錄的重要特色，可以給讀者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 該目錄對於研究文獻的界定較為寬泛，一些學術性並不很強的著作和文章（含內部出版物）亦予收錄，目的是為了給讀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和綫索。八、關於盧文弨之佚詩文 清代學者嚴元照指出：（盧文弨）“垂歿之年始以付梓，未及五之一，即下世。錢塘梁山舟侍講出白金五十兩，布告同人佽之，年餘栞成五十卷。 予家離杭百里而遙，不獲與校讎。 其編次芟汰有不可解者。 姑以序論之，凡所校栞書之序皆存，而獨芟《獨斷序》，《論語義疏》、《翰苑羣書》等序，亦宜存者而皆芟之。《解舂集》，先生外王父馮山公之文也。 先生編刻而為之序，其序豈可芟乎？ 更可異者，此書自序亦不存於集。 予嘗問之編校者，則曰藁中無之，疑已芟去，不知此類文因已附各書以行，故不更寫底本耳，而豈芟也哉？ ⋯⋯予向先生二子借手藁，將為更定一本以報先生，二子固不肯。 未幾，即散落書估手，不復可聚

已矣，復何言！ 使先生遲一二年歿，得手定之，豈至於此！”②由此可見，目前流佈的《抱經堂文集》僅為盧文弨全部文章之一小部分，十分可惜！ 此外，根據臧庸《拜經堂文集》卷二《周易注疏校纂序》中的記載，盧文弨撰有《周易注疏輯正》十卷（其中《略例》一卷），臧庸“錄其切要可據者”，為《周易注疏校纂》三卷。 同時，《拜經堂文集》卷五《皇清故日講官起居注前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先生行狀》，（清）錢林輯、（清）王藻編的《文獻徵存錄》卷四《盧文弨》，（清）汪喜孫輯的《尚友記》中的《盧學士家傳》，均提及盧文弨所自著書中有《周易注疏輯正》十卷。 盧文弨本人在《抱經堂文集》卷七《周易注疏輯正題辭》中有云：“余欲兼取所長，略其所短，乃復取吾所校《周易》，重為整頓，以成此書，名之曰《周易注疏輯正》。”王寧在《盧文弨〈周易注疏〉校勘研究》（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一文中推斷，臧庸《周易注疏校纂》與盧文弨《羣書拾補初編》中的《易經注疏校正》之關係或許非常緊密。 筆者經過考察，認為《周易注疏輯正》應該並未刊刻，其稿本亦不知所終。 本書旣然稱作《盧文弨全集》，理應竭澤而漁，因此搜集整理抱經堂集外佚詩文，便成為本書編纂過程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由於盧氏佚詩文散見各處，其中有不少是海峽兩岸圖書館珍藏之孤本、善本，獲取不易，因而雖然我們為此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不敢保證所有存世之盧氏佚詩文均已收入。 國家圖書館藏有盧文弨家鈔本《抱經堂襍鈔》（清 ·盧文弨輯，清 ‧盧文弨手校），該書有詩文十七篇（種），包括盧文弨本人的文章三篇，即《尚書大傳考異補遺序》、《尚書大傳考異》和《尚書大傳補遺》，其中第一篇本無篇目，內容與《抱經堂文集》卷二中的《尚書大傳考異補遺序》相同，而文字略有出入。③ 《尚書大傳考異》和《尚書大傳補遺》乃盧文弨所撰或所輯，為《抱經堂叢書》所未載，應該收入《盧文弨全集》。 《尚書大傳考異》和《尚書大傳補遺》之最早刊本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州盧見曾雅雨堂刻《雅雨堂藏書》（又名《雅雨堂叢書》）本。 《雅雨堂叢書》本較之《抱經堂襍鈔》本，條目略有增刪，文字微有差異。 《尚書大傳》四卷（漢 ‧伏勝撰，漢 ‧鄭玄注）《補遺》一卷（清 ·盧見曾輯）《續補遺》一卷（清 ‧盧文弨輯）《考異》一卷（清 ·盧文弨撰），除了《雅雨堂藏書》本之外，尚有清嘉慶五年（1800）愛日草廬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年版《經學輯佚文獻彙編》據浙江圖書館藏清嘉慶五年愛日草廬刻本（有清顧觀光批校）影印本、清嘉慶十七年（1812）刻山淵堂印本、清道光十五年（1835）朝邑 ② [清〕嚴元照《悔菴學文》卷八《又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載《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0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1- 552頁。 ③ 參見夏艷《盧文弨校勘學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第97- 98頁。 筆者於2016年1月12 日在國家圖書館善本閱覽室查閱《抱經堂雜鈔》原書，其內容跟夏艷所言一致。

劉際清等刻《青照堂叢書》本、清光緒三年（1877）湖北崇文書局刻本、清宣統三年（1911）鄂官書處重刻本、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雅雨堂藏書》本《尚書大傳》，因為已有盧見曾輯《補遺》一卷，故盧文弨所輯《補遺》之卷端署作“續補遺”。 盧見曾撰《尚書大傳後跋》亦稱：“余刻《尚書大傳》旣成，家姪侍讀文弨別撰《考異》一卷《續補遺》一卷質於余，余愛其考據精確，實有功於是書，爰並刻之，以廣其傳。”故此次整理校點時也稱為《續補遺》。又，《雅雨堂藏書》本《尚書大傳考異補遺序》版心署作“考異序”，整理校點時也依《雅雨堂藏書》本稱為《尚書大傳考異序》。 我們的整理校點本，以《雅雨堂藏書》本為工作底本，以《經學輯佚文獻彙編》本和崇文書局刻本為參校本，收入我們輯錄的《抱經堂集外佚詩文》之首，其排序悉依《雅雨堂藏書》本之序，首《尚書大傳續補遺》，次《尚書大傳考異序》，次《尚書大傳考異》。 除了《尚書大傳續補遺》、《尚書大傳考異序》和《尚書大傳考異》，由於內容相對獨立並且字數較多而置於《抱經堂集外佚詩文》之首，信札之外的其餘佚文依撰寫時間之先後排列（難以考定撰寫時間者列在末尾）。 信札部分置於末尾，也按撰寫時間之先後排列。 佚詩按格律排列，依次是五言古詩、五言律句、七言律句、七言絕句。 文末、詩末均注明來源及出處。 同時，為了使《抱經堂集外佚詩文》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凡是已收入本全集內相關各書之盧文弨自序，除了《抱經堂文集》中已有者之外，《抱經堂集外佚詩文》部分仍加收入。 再則，因盧文弨的大量學術成果屬於古籍校勘，內容分散，難以一一搜集。並且從體例而言，旣不可能將經過盧文弨校勘的典籍整部收入，也無法把零散的、大量的盧文弨校勘時的片言隻語單獨收入（如果缺乏原文，許多校勘文字往往茫然不知所云）。 後來見到鳳凰出版社2013 - 2014 年陸續分類出版的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的《繆荃孫全集》，其前言曰：“此次整理時，我們一方面極力地搜輯散佚的文章，另一方面則做出了一個不得已的決定，即只收錄繆荃孫著作的部分以及輯編的目錄類著作，其他如方志、詩文彙鈔、輯佚以及為他人代撰者，則暫不收錄。 個別雖曾有著錄記載，但至今仍無法獲睹者，也暫時付之闕如。根據這些原則，我們對繆荃孫現存著作予以彙集和標點，共分六類，十五冊。 雖有所取捨，仍以‘繆荃孫全集’名之。”就“有所取捨”這一點而言，《盧文弨全集》與《繆荃孫全集》有一定相近之處。 如此處理，乃筆者經過反覆思考、權衡後作出的決定，雖然也有些許遺憾，但在實際操作中只能這樣取捨。 如果編纂其他一些以校勘而著稱的大家之全集，如《顧千里全集》，同樣會遇到這一難題。 此外，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於2012 年6 月，通過競拍以2. 162 億元的高價購得著名的原蘇州顧氏過雲樓部分舊藏，其中有《盧抱經先生手稿》兩冊。 從陳海燕主編的《過雲樓藏書書目圖錄》所收錄的《盧抱經先生手稿》中的兩頁書

影來看④，該書應該是盧文弨之讀書筆記，而其中富有價値的相關考證性內容，業已吸收入《抱經堂文集》等著作。 筆者從瀏覽過該書的友人處獲悉，該手稿全書都是如此。 並且，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將這批過雲樓舊藏視為稀世珍寶，收藏在從不對外開放的南京某一專門場所，對於整理校點者而言，該手稿不要說抄錄（掃描、拍照、複印當然更不能奢望），就是閱覽甚至親手翻一下、親眼看一下都是難以做到的。 與全國圖書館古籍界聯繫、交流頗多的筆者，雖然也做過諸多努力，但至今未能親眼目睹該書。 因此，《盧文弨全集》沒有收錄該手稿（因為其中富有價値的相關考證性內容已經吸收入盧氏相關著作，所以就是獲取了該手稿，也不一定需要收入全集），同時也未能在整理校點時加以參考。 筆者對此深以為憾，但也無可奈何，相信有過類似經歷的校點者和讀者都能理解、體諒。九、盧文弨著述之重要價值 《盧文弨全集》所收各書都具有重要的價値。 如，《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和《讀史札記》（坿《論學剳說》十則）乃性質相近之學術筆記，篇幅均較少。 《鍾山札記》共有149 個條目，字數為四萬有餘；《龍城札記》共計54 個條目，僅有一萬多字；《讀史札記》共有57 個條目，另附《論學剳說》十則，合計約兩萬字。 然而三者之價値均甚高，材料翔實，考證精當，創獲迭見，精彩紛呈，堪稱清代一流學術筆記。 洪湛侯的《中國文獻學要籍解題》⑤將《鍾山札記》和《龍城札記》作為重要的校勘學著作加以收錄。 尤其是《鍾山札記》⑥，乃盧氏生前親自編定並刊刻，我們認為它是盧文弨著述中總體水平最高的一種。 段玉裁認為，《鍾山札記》和《龍城札記》等“皆使學者諟正積非，蓄疑渙釋”⑦。 周中孚對鍾山、龍城二札記評價甚高，曰：“此二編皆其訂正經史傳記之語，凡名物訓詁 、聲音文字，無不辨析精詳，足與顧亭林、閻潛丘方駕。”⑧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中提到：“夜閱餘姚盧召弓學士《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多說文之學，其書共六卷，雜綴四部中誤字異義之類，與錢氏《十駕齋養新錄》頡頏。”⑨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將《鍾山札記》和《龍城札記》列為“最可觀者”。⑩ 劉咸炘對《鍾山札記》和《龍城札記》極為推崇：“抱經自言服膺曾子博學④ 陳海燕《過雲樓藏書書目圖錄》，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140- 141頁。⑤ 洪湛侯《中國文獻學要籍解題》，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⑥ [清〕盧文弨《鍾山札記‧自序》曰：“余前後忝鍾山講席最久，故以‘鍾山札記’標其目。”⑦ [清〕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八《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4頁。⑧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二五，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677頁。⑨ [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781頁。⑩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3頁。

孱守之語，此記詳審之至，眞有孱守之趣。 當古學初興之時，獨以校正名發例開途，有益後學不少，可與《養新錄》並美，不可以少與瑣而忽之。”■。 張舜徽指出《讀史札記》“足與鍾山、龍城兩《札記》並行不廢，與文集相證發焉”■。 陳鴻森稱“抱經為清代最著名之校讎學家”，曾讀《鍾山札記》數過，認為它“雖為卷無多，然遍及四部，其中頗有刊定疑誤，卓然發千載之蒙者”，“嘆服其記誦之博與乎考核之精”■ ，謂其“精研經訓，博極羣書，故凡所諟正者，類皆精當，迥非何義門之倫可及”■ ，並指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其一二疏失而以“盧郎老矣”誚之，未免太過。 筆者完全同意陳文之評價。 《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和《讀史札記》中有不少條目與經學相關，有的還可以與盧文弨的《儀禮注疏詳校》、《羣書拾補》等相互參看。 如《射義卿大夫士之射卿當作鄕》、《冠義鄕大夫當作卿大夫》、《士冠禮無見父與賓之文》等條目，均顯示出盧氏深厚的學術功底。 盧文弨治學很注重先通小學，不但自己在這方面具有精深的修養，而且在培養學生時也提出同樣的要求。 後來成為經學大師的李兆洛曾回憶其師曰：“旣從先師盧抱經游，師敎人讀書，必先識字，其治《說文解字》尤精。”■盧氏札記中有不少條目，旣考辨了字詞，也為準確、深入地解經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如《鍾山札記》卷一《糝謂之涔》曰：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郭璞本“糝”作“槮”。 《釋文》云：“《爾 雅》舊文並《詩》傳竝米旁作。 《小爾雅》木旁作，其文云：‘魚之所息謂之 橬。橬，糝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郭因改米從木。”文弨案《太平御覽》八 百三十四引《爾雅》尚從“米”旁作，並引犍為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為涔 也”，則糝之義益明。 今《毛詩正義》、《爾雅釋文》及疏皆不載犍為舍人語。 臧鏞堂案《周頌·潛》正義引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據《釋文》所云，則郭氏前注《爾 雅》者俱作木旁，李亦與舍人義同，“以木”乃“以米”之誤耳。 陳鴻森在《盧文弨鍾山札記後案——乾嘉學術史的基礎研究（一）》中通過進一步深入考證，認為臧庸、邵晉涵之說均受盧氏影響。 値得一提的是，《鍾山札記》有數則關於古書體例之條目，具有十分重要的 ■ 劉咸炘《內景樓檢書記‧子類》，載劉咸炘《推十書》（增補全本）丁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587頁。 ■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64頁。 ■ 陳鴻森《盧文弨鍾山札記後案（續錄）——乾嘉學術史的基礎研究（二）》，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9卷第2期（1986年12月），第41頁。 ■ 陳鴻森《盧文弨鍾山札記後案——乾嘉學術史的基礎研究（一）》，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8卷第2期（1985年12月），第65頁。 ■ [清〕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三《毛清士說文述誼序》，清光緒四年（1878）重刻本。

價値。 如： 古書大題多在小題之下，如“周南關雖詁訓傳第一”，此小題也，在前； “毛詩”二字，大題也，在下。 陸德明云：“案馬融、盧植、鄭康成注三禮，竝大 題在下。 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蓋古人於一題目之微，亦遵 守前式，而不敢紛亂如此。 今人率意紛更，凡疏及《釋文》所云云者，竝未寓 目，題與說兩相矛盾而亦不自知也。 《漢書》、《三國志》毛氏汲古閣版行 者，猶屬舊式，他本則不盡然矣。■ 古書兩重排列者，皆先將上一列1順次排訖，而後始及於下一重，自後人 誤以一上一下讀之，至改兩重為一列，亦依今人所讀，而大失乎本來之次第 矣。■ 《史記》、《漢書》書前之有目錄，自有版本以來即有之，為便於檢閱耳。 然於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 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記》之目錄也；班固 之《敘傳》，即《漢書》之目錄也。 乃後人以其艱於尋求，而復為之條列，以 繫於首。 後人又誤認書前之目錄，即以為作者所自定，致有據之妄訾謷本 書者。■ 關於古書之體例，余嘉錫《古書通例》乃公認的高水平權威著作。 誠然，余著作為在大學講義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學術專著，其系統性以及涉及範圍遠超盧著，但盧著成書早於余著約一個半世紀，它的發凡起例之功應予充分肯定。 筆者長期為古典文獻學專業的學生講授“古典文獻學”和“目錄學”等課程，發現有關敎材、專著在論及“古書大題多在小題之下”這一問題時，幾乎都要引用盧文弨之說，足見其影響之巨，價値之高。 正如現當代的出土文獻能夠給高郵王氏《讀書雜志》、《經義述聞》中的考辨提供有力的佐證，出土文獻同樣證明了盧氏之說的科學性。 盧氏筆記中還有不少關於校勘學的精湛理論，如《鍾山札記》卷一《蔡中郎集》曰： 凡傳古人書，當一仍其舊，慎勿以私見改作。 如《蔡中郎集》有宋天聖 元年歐靜所輯本，雖未必盡合於隋唐之舊，然在今日已為最古，後日重刻， 便可悉依舊式。 或有當補者，可別附於後；當刊者，可著其說於篇下，斯得 之矣。 此外，《龍城札記》卷二中的《一甲二三人亦可稱狀元》、《婦人亦稱丈人》等 ■ [清〕盧文弨《鍾山札記》卷三《大題小題》。 “前言”中關於盧文弨著述之引文，據《盧文弨全集》之相關部分，下同。 ■ [清〕盧文弨《鍾山札記》卷四《兩排讀法》。 ■ [清〕盧文弨《鍾山札記》卷四《史漢目錄》。

條目，亦揭示了他人未曾關注之內容。 《讀史札記》中有多個條目，考釋《漢書》、《南史》、《宋書》、《元史》、《明史》中的相關問題，同樣具有重要學術價値，尤其是對相關史書的整理研究頗有參考意義。 再則，《鍾山札記》卷一中的《字義不隨音區別》還被收入鄭奠、麥梅翹編的《古漢語語法學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64 年）。 又如，《抱經堂文集》收錄文章395 篇，其內容主要是序跋、書信及傳記、墓誌銘、題辭、對策等，“中規中矩”的純學術文章較少。 但這並不等於說《抱經堂文集》的學術水平不夠高。 正如王文錦在其所點校的《抱經堂文集》之“前言”中所云：“盧氏的序跋書信，在文集中占很大比重，這是最有價値的部分。 作者古籍知識豐富，見解高明，特別是他的校理經驗，最値得注意和借鑒。 ⋯⋯盧氏的經驗之談，對今天古籍整理工作者來說，很有指導意義，不能忽視。”■王欣夫在其所輯的《抱經堂集外書跋》■之“序”中亦盛贊曰：“今傳《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而題跋獨居其十，於各書之源流、校勘，叙述詳明，最為鉅觀。”民國時期編纂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抱經堂文集》評價甚高，謂：“集中訂正經史，辨別異同，序跋諸篇，皆極詳贍核實。 其復秦味經《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答秦西曬《問母在為妻杖否書》、與友人《論無服之殤書》，於禮經服制多所考訂，尤為精密。 其傳銘酬應之作亦通暢修潔，無不雅馴。 由其揅摩典籍之日多，集雖不尚詞華，實學本有可取，固不能僅以文章家目之矣。”■上述評價應該說是符合實際的。 就整體而言，《抱經堂文集》堪稱清代一流學術文集，我們在整理校點過程中對此深有體會。 《抱經堂文集》未收盧文弨之詩，《抱經堂詩鈔》當為盧氏部分詩歌之結集，乃盧文弨歿後逾四十年，方由其弟子李兆洛刊刻。 盧文弨雖非以詩名而著稱，但通觀是書，其詩內容豐富，意境深遠，格調高尚，體例謹嚴，從而使盧氏在這一領域亦卓然成家，在清代詩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再如，《羣書拾補》堪稱盧文弨最有分量的一部校勘學著作。 是書仿《經典釋文》例，從羣書中摘錄字句，考辨異文，共校正補遺經史子集四部書計40 種（其中《羣書拾補初編》涉及37 種，C 書拾補補遺》涉及3種）。 書拾補》校勘與補逸並重，其校勘成果多為後人所採用，如吳士鑑《晉書斠注》就吸收了不少《羣書拾補》中的校勘成果；其補逸之功，亦為後人稱道，如陸心源曰：（《新序》）“《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多有出於今本之外者，皆三十篇中逸文，盧 ■ 王文錦《〈抱經堂文集〉前言》，載[清〕盧文弨著，王文錦點校《抱經堂文集》卷首，1990年，第3-5頁。 ■ 復且大學圖書館藏王氏蛾術軒鈔稿本。 ■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4冊，齊魯書社，1996年，第617頁。

抱經《羣書拾補》已搜輯無遺。”■《羣書拾補》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盧文弨校勘學方法、思想和成就，受到了同時代及後代學者的高度贊譽，如錢大昕在是書序中有云：“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它書，即友朋後進之片言，亦擇善而從之，洵有合於顏黃門所稱者，自宋次道、劉原父、貢父、樓大防諸公，皆莫能及也。”周中孚則云：“向推何義門《讀書記》點校諸書皆極精審，抱經此編固當與何氏書並稱矣。”■ 王曉娟的《〈周易略例〉阮校補正》（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參考了包括盧文弨《周易注疏拾補》在內的前人校勘成果六種，補正了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周易略例》374 條，其中212 個條目是阮元《校勘記》所無的。 另如，《儀禮注疏詳校》不同於盧文弨的一般校勘之作，而是旣有校勘內容，也有研究心得，在一定程度上業已具備著作之性質。■ 該書繁徵博引，創獲迭見，學術價値甚高。 清代著名禮學家淩廷堪在為該書所作的“序”中評曰：“先生此書，則自宋李氏《集釋》而下，所引證者數十家。 凡經注及疏，一字一句之異同，必博加考定，歸於至當。 以云‘詳校’，誠不虛也。”誠如孫欽善所指出的那樣，該書校勘、糾謬並重，而且將糾謬釋疑（即定立說之是非）看得比訂訛正誤（即校底本之是非）更高一層。■ 在大量校勘實踐之基礎上，盧文弨還善於理論總結。 如關於《儀禮注疏》，他曾在《羣書拾補初編》的《儀禮士冠禮注疏》題下作了如下說明： 《儀禮注疏》，其譌脫較之他經為甚。 近來校本，有嘉善浦鏜聲之之《正 字》、嘉定金曰追璞園之《正譌》，然皆以《經傳通解》為據，而遺漏尚多。 寶 應劉臺拱端臨曾見宋時經注單行本，其注之先後不與今疏本合，疏不於初 見之字釋義，而顧於次見、三見處始為注作疏，殊不解其何意。 今用疏本， 即不便依單注本改之。 其脫文、誤字，則依宋本及宋李如圭《儀禮集釋》補 正。 乾隆初年官本，所校甚為精細，恐外閒得見者少；唯毛氏汲古閣本尚 多。 今合諸家以校毛本，所改正者大書，其本來誤處及兩可者皆注於下。 唯《正譌》一書已有梓本，凡其是者皆不複載。 以全書之文太繁，不能盡出， 姑以《冠禮》一篇先之。 ■ [清〕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六，中華書局，1990年，第73頁。 ■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五五，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906頁。 ■ 盧文弨十分重視並酷愛《儀禮》。 《儀禮注疏詳校》之“自序”，撰寫於乾隆六十年（1795）六月，其時距離他病故已不足半年。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去世的前一天），盧氏還在重病中與及門丁履恆講《儀禮》。眞可謂“獻身”《儀禮》，令後學敬佩不已！ ■ 參見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高等敎育出版社，2001年，第566頁。

還有，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是一部匯集十四種重要經典的經注之音義的著作，成書後一直受到重視，歷代出現了大量校勘考釋、研究評論之著述，盧文弨的《經典釋文考證》堪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總體水平甚高。 在《抱經堂叢書》本《經典釋文》問世之前，海內流行的是徐乾學《通志堂經解》本，該本據葉林宗影宋本修訂刊印，但是錯訛不少。 盧文弨認為宋人每好臆改舊文，不能“唯宋是從”，因而對葉氏所藏影宋本《經典釋文》另行校讎，並撰《經典釋文考證》三十卷，一併收入《抱經堂叢書》雕印刊佈。 根據《經典釋文考證》書前所列的“引用姓氏”，盧文弨充分吸收了顧炎武、閻若璩、馮景、臧琳、何焯、惠棟、錢大昕、畢沅、趙曦明、許烺、戴震、孔繼汾、孫志祖、段玉裁、丁杰、陳樹華、吳騫、梁履繩、臧鏞堂、顧明、丁履恆等多位學者的相關成果，可謂彙合衆家、博採群言。盧文弨對於《經典釋文》之校勘、考辨及其刊刻可以說傾注了大量心血，他曾感慨：“第以遲暮之年，精力慮有不周，刻成猶再三校，目幾為之昏弗恤也。”■黃焯的《經典釋文彙校》（中華書局，1980 年）和趙少咸的《經典釋文集說附箋殘卷》（中華書局，2016 年），均吸收了盧文弨的校勘及考證成果。 《抱經堂叢書》本《經典釋文》及其《經典釋文考證》受到學者的重視和好評。 羅振玉贊曰：“陸氏《音義》盧抱經先生作《考證》，勘訂至精。”■羅常培云：“及盧召弓、段懋堂更據葉本重加校讎，別白是非，附以考證，而後宋本之佳處乃以復顯。”■林燾、陸志韋指出：“抱本後附盧氏《考證》，亦研究《釋文》者不可或缺之材料。”■楊軍、曹曉雲的《〈經典釋文〉文獻研究述論》一文認為：“清代校勘《經典釋文》最重要的成果是盧文弨的《經典釋文考證》三十卷。”■楊軍、黃繼省的《盧文弨抱經堂本〈經典釋文〉再評價》■一文有云：“盧氏於古書校勘見解精闢，而考校《釋文》用力尤深。”又云：“盧本校補改正皆有依據，是此本之於通志堂本，其善固不可以道里計。”該文以《抱經堂叢書》本《經典釋文》卷一所有校改處與通志堂本等別本互勘，詳考查驗，以充分的事實說明盧氏校正皆有所據，從而得出如下結論：顧廣圻詆毀盧校之由，源於校勘理念與盧文弨、段玉裁等相悖而爭氣使然，以致評價有失公允。 盧文弨學識深厚，所校《經典釋文》極精，段玉裁“善本”之譽不誣，堪稱今傳三種刻本中之最為精善者。 ■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重雕經典釋文之緣起》。 ■ 羅振玉《雪堂校刊群書叙錄》卷下《敦煌本易釋文殘卷跋》，載羅振玉著，羅繼祖主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5頁。 ■ 羅常培《法偉堂校本〈經典釋文〉跋》，載《羅常培文集》編委會編《羅常培文集》第8 卷，山東敎育出版社，2001年，第55頁。 ■ 林燾、陸志韋《經典釋文異文之分析》，《燕京學報》第38期（1950年6 月），第4頁。 ■ 楊軍、曹曉雲《〈經典釋文〉文獻研究述論》，《合肥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第3頁。 ■ 華學誠主編《文獻語言學》第2輯，中華書局，2016年。

同時値得一提的是，我們在校點時發現，《抱經堂叢書》本《經典釋文》中的盧文弨之校勘，有溢出《經典釋文考證》者。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乃因《經典釋文考證》在《抱經堂叢書》本《經典釋文》刊佈之前已先成書，而盧文弨在後來的校勘（包括刻成之後的校勘）過程中又有新的發現。 由此亦可窺視盧文弨之精益求精。 關於這一點，我們注意到，此前王重民在關於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藏清段玉裁等校通志堂本《經典釋文》之提要中已有提及：“又考盧校多出考證之外，當是考證成書在前，而以此彌其闕也。”■因此我們在利用盧文弨之校勘成果時，應該同時關注《抱經堂叢書》本《經典釋文》本身以及《經典釋文考證》，二者缺一不可。 此外，孫欽善指出：“盧文弨兼通小學、名物、典制、史實及古書體例，故亦多用理校。 其《方言校正》（引者按：即《重校方言》）是一部據小學校書的佳作，從《與丁小雅（杰）進士論校正方言書》中所舉正戴震《方言疏證》誤校之例，即可略見水平之高⋯⋯盧文弨在理校上以利用小學知識為主，在所校專書及《羣書拾補》中不乏其例。”■盧文弨雖然並非以小學而著稱，但通過《重校方言》等著述，也可以看出他在小學方面的深厚功底。 盧文弨的《重校方言》（又名《校正方言》）是在丁杰校本之基礎上完成的，這一點盧氏已在《重校方言序》中明確說明。 因此《叢書集成初編》本《重校方言》的版權頁署為盧文弨、丁杰校訂。■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曰：“文弨此書，因丁杰之舊排比而整齊之。 序謂合之原本，復改正百廿有餘條，功亦懋矣。” 盧文弨的《重校方言》與戴震的《方言疏證》，被公認為清代關於《方言》的最具價値的兩個校本。 周祖謨指出，這兩個本子互有短長，論學識盧不如戴，論詳審戴不如盧。■ 周祖謨的《方言校箋》，就全面吸收了戴震、盧文弨、王念孫等清代學者的校勘成果。 韓國學者李炳官等對《重校方言》非常重視，在其所著的《中國語言學史》一書中專門列有《盧文弨的〈重校方言〉》一節，曰：“《重校方言》與堪稱校勘大家的盧文弨的名聲十分相配，是有關《方言》的最優秀的校正本，人們對此書的評價是在校勘方面勝過戴震的《方言疏證》。 《重校方言》除校勘以外，還利用當時的方言加上了注。 郭璞多次提及江東方言，而盧文弨卻列舉了很多吳越和 ■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6頁。 ■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高等敎育出版社，2001年，第569頁。 ■ 據陳鴻森的《丁杰行實輯考》（載《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6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乾隆四十五年條，丁杰將他所校的《方言》稿及所校的《詩考》，貽之盧文弨。 ■ 參見周祖謨《方言校箋序》，載周祖謨校箋《方言校箋》卷首，中華書局，1993年。

杭州的方言。”■ 華學誠長期從事《方言》研究及校勘，對《重校方言》進行過系統而深入的研究，云：“盧氏《重校方言》常用的方法，雖然主要是根據不同刻本、校本和類書古注，比較異同，斟酌取捨，但是其校勘之法並非僅限於此。 作為一代校勘大家，其校勘功力、其校勘之精更不是上述方法所能涵蓋。 通觀《重校方言》，善於以本書前後互證，以本條上下文勘誤，據本條內容進行推究，當是盧校的一大特色。”■又云：“盧氏《重校方言》的重點固然是在校勘，但也有一些疏釋《方言》詞語的內容，而且其中不乏精彩之處。 從語言學史的角度來討論該書，不應該不注意到這一點。”■華學誠匯證的《揚雄方言校釋匯證》■所用清以來刻本、叢書本、校注本，包括校注札記，共計二十二種，其中重點參考了戴震、盧文弨等十家。 李慧玲在《阮刻〈毛詩注疏（附校勘記）〉研究》（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08 年）之第六章第三節《利用諸家補遺之一——盧文弨》中，通過深入、細緻的考察，指出盧文弨實際上應是阮元引用諸家中的巨擘，但卻被阮元有意無意地遺漏了。 最近見到劉玉才主編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整理點校本，劉氏在該書“前言”中提到：“筆者經過文獻考察，認為阮元延客校勘《十三經注疏》主要還是受到當時學術氛圍的影響，盧文弨只是啟發者之一，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與盧文弨手校《十三經注疏》並沒有直接繼承關係，故今存李銳《周易注疏校勘記》原始稿本甚至沒有直接引用盧文弨本人的校勘意見，是嚴杰補校時方與浦鏜的校勘成果一起增加進去。”■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盧文弨曾經手校《十三經注疏》，而今天我們見到的阮元主持編寫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包含了盧文弨的校勘成果。 因此，盧文弨在《十三經注疏》校勘史上貢獻甚大，具有重要地位。 這一學術史問題値得我們繼續關注並加以進一步深入研究。十、盧文弨著述之疏漏當然，盧文弨之著述也存在不盡完善及疏漏之處，前人已有所指出並補正。 ■ [韓〕李炳官等著，雷漢卿等譯《中國語言學史》，巴蜀書社，2014年，第419頁。 ■ 華學誠《揚雄〈方言〉校釋論稿》，高等敎育出版社，2011年，第109頁。 ■ 華學誠《揚雄〈方言〉校釋論稿》，高等敎育出版社，2011年，第113- 114頁。 ■ 華學誠《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中華書局，2006年。 ■ 劉玉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前言》，載劉玉才主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卷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頁。

如關於《羣書拾補》，顧廣圻《思適齋集》卷九《重刻鹽鐵論並考證序（代張古餘）》云：“《鹽鐵論》自明嘉靖中為張之象所亂，卷第割裂，字句踳謬，盧學士《羣書拾補》已嘗言之。 予向恨不見善本，近因顧千里得弘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淦涂禎依嘉泰壬戌本所刻，及其後錫山華氏活字所印，細為校讀，知張之象之不可據在盧所云外者甚多，而盧又時出己見，頗有違失，亦未可全據也。”晚清學者徐友蘭的《羣書拾補識語》■ ，對《羣書拾補》之疏漏多所補充和勘誤。 另一位晚清學者李富孫在《校經廎文稿》卷十八《書羣書拾補馬氏經籍考後》中，對《羣書拾補》中《文獻通考經籍》漏校條目作了補校。 孫诒讓《札迻》卷七《韓非子某氏注》，卷八《鹽鐵論》、《新序》、《說苑》，卷十《風俗通義》等，以《羣書拾補》為參校本，對盧氏校勘疏失之處作了補校。 又如《重校方言》，上文提及的華學誠的《揚雄〈方言〉校釋論稿》也指出了其疏漏之處，如：硬將郭氏音注分別為二，且亂其次第，以致郭氏用晉方言注漢方言、音注互相發明的精神全不可見；過於信據舊本，往往不能比量群籍、會通舊注而科學判斷；聲韻不精，校訂郭音，時失專輒。 再如，清代學者錢馥《小學盦遺書》■卷一中的《盧本經典釋文校記》和《經典釋文考證札記》，卷三中的《校盧抱經學士鍾山札記》、《校龍城札記鞠躬鞠窮匑》、《校盧抱經校晏子》，對《抱經堂叢書》本《經典釋文》及《經典釋文考證》、《鍾山札記》、《龍城札記》、盧文弨校《晏子春秋》中的某些問題予以考辨和訂正。 此外，王念孫的《讀書雜志》、兪樾的《諸子平議》也指出了盧文弨校勘中的不少失當之處。 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卷二中的《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在肯定兩種札記成績的同時，也對其中的個別考釋提出了商榷意見。 另有黃六平的《盧文弨經典釋文毛詩音義考證訂補》■和《盧文弨經典釋文莊子音義考證訂補》■等。 近現代學者黃焯的《經典釋文彙校》，在吸收盧文弨之校勘成果的同時，也指出了其疏誤之處。 此外，繆荃孫為其校輯的《雲自在龛叢書》本《三水小牘》所撰之跋中有云：“《三水小牘》二卷為抱經盧氏校刊本，字畫精潔，尤便觀覽，而讀之覺有不可通處，於是據《大平廣記》、《續談助》、《說郛》、《說海》等校盧文弨校刊《抱經堂叢 ■ 有人提出《羣書拾補識語》係代作。 如[清〕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六《羣書拾補識語》條曰：“蔡鶴廎進士代人作《羣書拾補識語》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6- 407頁） ■ 錢馥《小學盦遺書》，載《叢書集成續編》第92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 ■ 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 04年。 ■ 黃六平《盧文弨經典釋文毛詩音義考證訂補》，香港《東方文化》第8卷第2期，1970年7月。 ■ 黃六平《盧文弨經典釋文莊子音義考證訂補》，香港《東方文化》第11卷第2期，1973年7月。

書》本《三水小牘》，“得誤處數十，逸文十數”，並補《逸文》一卷。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於1958 年以《雲自在龕叢書》本《三水小牘》為底本，再用《太平廣記》、《類說》、《續談助》、《說郛》四種本覆校，訂正一些遺誤，並在《類說》一書中輯出逸文十四條補在書末，加以斷句並重新排印。 單飛的《皇甫枚〈三水小牘〉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附錄一係《〈三水小牘〉重編校勘》，又指出了盧文弨校刊本的不少疏誤。 閻振益、鍾夏指出：“明清以來整理《新書》的情況大體可分為三類。 ⋯⋯第三類是精校本，以盧本最為著名。 其書以潭本、建本為底本，參校五種明本，異文一般皆有校語，宋本原貌賴以得存。 其失正如余嘉錫先生所云：‘校此書於非《漢書》所有者，率不能訂其謬誤，通其訓詁。 凡遇其所不解，輒詆為不成文理，任意刪削。’”■據閻、鍾二位統計，此類任意刪削多達三十六處六百二十三字。另有若干臆刪臆改而不出校語或校語模糊其辭的現象。 劉青松的《抱經堂本〈白虎通〉述評》一文，指出抱經堂本《白虎通》在校勘方面存在如下不足：一、後得元本，對校輕率；二、篤信旁證，證據不足；三、潛改舊文，臆定無徵。■ 同時，該文還指出抱經堂本《白虎通》在分章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某些斷句的失誤，導致了割裂全篇的後果。 彭炅乾的《關於〈賈子〉的整理》一文有云：（《賈子》）“錯字連篇，衍文亦復不少，因此舊校總是多所刊落。 謹愼如盧文弨，也不免犯這種毛病。”■王卉的《〈莊子集釋〉商榷》（湘潭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也對盧文弨的《莊子音義考證》中的多處考證提出了商榷。 當然，瑕不掩瑜，就總體而言，盧文弨的著述具有重要的、多方面的學術價値，但願我們整理校點的《盧文弨全集》能夠給廣大讀者帶來便利，並為古籍整理研究、清代學術史研究以及地方文獻事業等作出應有的貢獻。 並且，筆者認為，前人所指出的盧氏著述的某些不足之處，尚可商榷。 如曾受業於盧文弨的清代著名學者嚴元照，在其所撰的《悔菴學文》卷六《書儀禮注疏詳校後》中，對《儀禮注疏詳校》之要求過於苛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對《儀禮注疏詳校》之成就幾乎沒有涉及，而用較多篇幅指出了它的問題（其實，有的可以商榷，有的則帶有偏見），然後指出：“文弨精校勘之學，是書非其極詣，然句櫛字比，功亦未可沒矣。”■這一結論雖然較之嚴元照公允，但總體評價還是偏低。 我們覺得《清儒學案》中的《抱經學案》之評價較為妥當，該 ■ 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前言》，載[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卷首，中華書局，2000年，第5頁。 ■ 劉青松《抱經堂本〈白虎通〉述評》，《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 彭炅乾的《關於〈賈子〉的整理》，《甘肅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62年第2期。 ■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中華書局，1993年，第503頁。

書云：“先生撰《儀禮詳校》，謂鄭注亦不能全是，後儒椅摭確然有當者，以小字綴於下。 賈疏本多騫澀，傳寫彌復滋譌，朱子《通解》，或潤色其辭，或增成其義，有採用者，必明注其下，俾不至全失本文。 宋、元以來，至同時諸賢，有所發明者，輒一稱引及之。 嚴元照頗致譏焉，然先生校書，不墨守一家，不專主一說，惟善之從，冀以求經指，便後學，其指趣然也。”■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書中所收的《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和《讀史札記》（坿《論學剳說》十則）之校點稿，早在2008 年3 月就完成了，後來與《儀禮注疏詳校》合作一起，取名為《儀禮注疏詳校（外三種）》（陳東輝、彭喜雙點校，林慶彰校訂），已經由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2012 年 10 月先行出版■。 2010 年6 月，筆者在杭州博庫書城購得了楊曉春點校的《鍾山札記龍城札記讀史札記》（中華書局，2010 年），翻閱後發現楊氏點校本與我們的校點稿在斷句、標點等方面存在不少相異之處。 筆者認為古籍校點見仁見智，只要不是誤點，應該允許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筆者無意在此評論兩者之長短，而只是想說明我們的校點本初稿與楊氏點校本無任何相互參考之關係。 後來根據有關專家的意見，考慮到楊氏點校本出版在前，我們的校點本修改稿也吸收了楊氏點校本中的某些成果。■ 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卷七二，中華書局，2008 年，第2787 頁。■ 《儀禮注疏詳校》 、《鍾山札記》 、《龍城札記》和《讀史札記》 （坿《論學剳說》十則）在收入《盧文弨全集》時，又在原有基礎上作了進一步修訂和完善。

2019 年第1 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 Issue 23 汉 武 帝 时 期 的 伎 艺 振 兴 与 百 戏 表 演 ——《两汉伎艺传承史论》之六 赵兴勤* 汉武帝之时，“弛挟书之禁，建收书之策”①。在人才的接纳任用上，不计流品，“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②，“所用皆跅弛之士”③。 “当时禁网疏阔，怀才者皆得自达”④。如东方朔，自称“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⑤，堪任“天子大臣”⑥，可谓集历史上诸多名人之优长于一身。在后人看来，自是狂妄至极。但武帝并未怪罪他，反而令其待诏金马门。所以，各路豪杰纷纷前来投效。终武帝之世，屡挫犯敌，开疆拓土，加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又派张骞等通西域，打开了经贸、文化往来的丝绸之路，扩大了大汉王朝的国际影响。应该说，这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时代。 然而，武帝刘彻，虽说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兴太学，作诗乐，协音律，举封禅，使儒学得以凸显。但又杂采多家学说，对传统礼仪并未尽信，“尝谓《周礼》为渎乱不经之书”⑦，其思想比较驳杂。正如有人所说：“武帝无得于道，宪章《六经》，统一圣真，不足以胜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罚之惨，其心也荒。”⑧尽 * 赵兴勤：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敎授。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三，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27页。 ②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29页。 ③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武用将”，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49页。 ④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上书召见”，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49页。 ⑤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27页。 ⑥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27页。 ⑦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三“双峰学案”，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六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5页。 ⑧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八“巽斋学案”，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六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75页。

管如此，他在修教化、兴礼仪、作诗乐、倡百戏等方面，仍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为后世各项伎艺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一、伎艺振兴的前期准备 汉王朝建立之后，一改秦严刑峻法，采取与民休息的策略。汉文帝刘恒力倡恭俭，景帝刘启鼓励农桑，“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⑨，又强调：“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 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⑩致使天下崇尚俭朴之风大起，“移风易俗，黎民醇厚”■；但礼、乐的建设，却未能详备。虽说孝文帝作《四时舞》，“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大宗庙”■，但毕竟难以满足各类祭祀之需要。如祭高祖原庙的歌舞，不过沿《大风》之旧，“礼官肄业而已”■。 河间王刘德，乃景帝刘启之子。孝景帝前元二年（前155），以皇子受封河间王，武帝元光五年（前130） 。景帝也重视歌舞的教化、激励作用，曾谓：“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刘德谙其意，认为“非礼乐不成因”■。 因而，将所整理的雅乐献上。朝廷令乐官习学，以备祭祀时之用。但是，当时的郊庙所用乐，都不是雅乐，“掖庭材人”、“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而且，郊庙诗歌，多套用前人陈词套语，祖宗的事迹未能彰显，声调韵律亦不和谐，致使观听者“但闻铿锺，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缘此之故，古乐的搜集整理、儒家经典的发掘，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这一文化传承连接中，河间献王刘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据载： 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 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⑨ 《汉书》卷五“景帝纪”，《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82页。■ 《汉书》卷五“景帝纪”，《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82页。■ 《汉书》卷五“景帝纪”，《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82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69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0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0页。■ 《汉书》卷五“景帝纪”，《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81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1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 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 《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 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 山东诸儒多从而 游。武帝时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辟雍、明堂、灵台）及诏策所问三十余 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立二十六年薨。 中尉常丽以 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太行令 奏：“谥法曰‘聪明睿知曰献’，宜谥曰献王。”■ 河间献王刘德的建言，武帝究竟采纳了多少，史书没有过多的记载。但是，他在不少方面的确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武帝初登皇位，即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并亲自与之探讨古今之治国大略，一时前来应聘当庭应对者达百余人，并令太乐官常存演习河间王刘德所献雅乐，以不时备用。菑川人公孙弘，在当庭对策中建言，为政应“因能任官”，“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 因“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武帝大为赏识，将其破格提拔。临菑人主父偃，曾游齐、燕、赵等地，皆不为所用，且受到其他书生的排挤、打压，以致穷困潦倒，无所依从。 到后来，两入函谷，上书阙下，朝奏而至暮，则被召入议事。上书言事者严安、徐乐等人，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安排。当时，还起用儒生，立五经博士，给以六百石（谷月七十斛）的待遇，相当于“州刺史”、“京兆丞”、“詹事丞”的俸禄。缘此之故，“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武帝亲自目测拣选，“待以不次之位”■。书生庄助、朱买臣、申生、吾邱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终军等人的先后起用，以及“兴廉举孝，庶几成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的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均与这一渗透儒家思想色彩的文化政策有关。武帝的“雅向儒术”，当与窦颖、田蚡、董仲舒、刘德等人的鼓吹、怂恿有关。 应予指出的是，河间王刘德的思想及行为举止，的确影响了许多人，以致他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前来拜见，或献祖上遗书，或受其教诲。据载，元光五年（前130）冬十月，“献王入朝，问五策，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 郑樵：《通志》卷七八“宗室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27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汉纪十·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4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七“汉纪九·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6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七“汉纪九·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6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汉纪十·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纵酒听乐，因以终。”■看来，对他所提意见，汉武帝有点不耐烦了，所以才艴（fú）然不悦，以商汤、文王之故事告诫其应安守本分，毋越位妄言。尽管如此，在儒家礼乐教化传统的接续与传播上，刘德仍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汉武帝刘彻仍在某些层面接受了他的思想或建议。 至成帝时，“世受河间乐”■的谒者（掌宾赞之事的官）常王禹，尚能陈说“乐”之大义。其弟子宋曅（yè，同“晔”）等继其志。博士平当对“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之事称道不已，并谓此举得州大儒公孙弘、董仲舒充分肯定，“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 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他们呼吁“修起旧文，放郑近雅”，“风示海内”■，所针对的就是雅乐的衰微、淫哇之声太甚，即所谓“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在他们看来，靡靡之音的大肆泛滥，助长了追求享乐的豪侈之风以及王公贵戚个人私欲的膨胀，以致削弱了朝廷的威严。哀帝时，朝廷不得不下诏欲扭转世风，将歌舞流行与时代风气放在同一个平台来考察，称：“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 当然，将郑、卫之声视作如此不堪，自是有失公允。然而，若整天情啊爱啊地唱个不停，沉溺于卿卿我我的男欢女爱氛围之中，人们忠君报国、刻苦攻读、矢志以求的雄心当然会趋于淡化。所以，他们才加大改革力度，在编制乐舞时，适当参照兵法及古《武乐》等内容，使表演形式“应古兵法”■，更具凌厉之势，也更为生动、火爆，以激励观赏者之士气。董仲舒也强调，“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诸如此类的舆论造势，都有助于各种伎艺生存环境的拓展。 尤其是汉武帝时，乐府机构的设立，更为乐曲的多样化提供了条件。据《汉书·礼乐志》：“（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颜师 ■ 李贽：《藏书》卷六一“河间王德”，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60页。 ■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 C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 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二一“乐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古于“采诗夜诵”下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是说汉代乐府的采诗之举，继承了周天子时设輶轩使者巡行采风的制度，用以观民风之厚薄。乐府之名由此始。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当时所采歌诗，就有吴楚汝南歌、燕代讴、邯郸河间歌、齐郑歌诗、左冯翊秦歌诗、京兆尹秦歌诗、河东蒲反歌诗、雒阳歌诗、河南周歌诗、周谣歌诗、周歌诗、南郡歌诗、淮南歌诗等，达一百三十余首，不可谓不丰富，难怪《汉书》称其“有赵、代、秦、楚之讴”。 而且，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所奏，乐府还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演职人员。如《汉书·礼乐志》记载： 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 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 邯郸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俞鼓员三 十六人，歌鼓员二十四人，楚严鼓员一人，梁皇鼓员四人，临淮鼓员三十五 人，兹邡鼓员三人，凡鼓十二，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 外郊祭员十三人，诸族乐人兼《云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给事雅乐用 四人，夜诵员五人，刚、别柎员二人，给《盛德》主调篪员二人，听工以律知日 冬、夏至一人，钟工、磬工、萧工员各一人，仆射二人主领诸乐人，皆不可罢。 竽工员三人，一人可罢。琴工员五人，三人可罢。柱工员二人，一人可罢。 绳弦工员六人，四人可罢。郑四会员六十二人，一人给事雅乐，六十一人可 罢。 张瑟员八人，七人可罢。 《安世乐》鼓员二十人，十九人可罢。 沛吹鼓 员十二人，族歌鼓员二十七人，陈吹鼓员十三人，商乐鼓员十四人，东海鼓 员十六人，长乐鼓员十三人，缦乐鼓员十三人，凡鼓八，员百二十八人，朝贺 置酒，陈前殿房中，不应经法，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 从象人四人，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 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 楚四会员十七人，巴四会员十二 人，铫四会员十二人，齐四会员十九人，蔡讴员三人，齐讴员六人，竽、瑟、 钟、磬员五人，皆郑声，可罢。师学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 其七十人可罢。 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 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规模竟达四百多人。此类乐人，有的来自巴渝、临淮、东海，有的来自秦、楚、齐、蔡。就专职击鼓者而言，分工也很细密。有梁皇鼓员、楚严鼓员、兹邡鼓员、缦乐鼓员之分，其他还有钟工、磬工、琴工、箫工、竽工、柱工、绳弦工、倡人、讴者、■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0页。■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象人、夜诵员、主调箎员、张瑟员之别。按《汉书》注释，柱工，“主筝、瑟之柱者。”■绳弦工，“弦，琴、瑟之弦。绳，言主纠合作之也。”■缦乐，“杂乐也。”■象人，“若今戏虾、鱼、师（狮）子者也。”■“刚及别柎，皆鼓名也。”■分工之细密，恰反映出演奏伎艺之丰富。 以上引文中的“铫” （yáo），《汉书》颜师古注引李奇语曰：“疑是鼗。”又引韦昭语曰：“铫，国名。”并认为“韦说是也”■。后世《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皆从此说。 《辞源》、《辞海》皆缺此解。然解者也均未注出原始出处。宋人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四“铫”字条谓： 《礼乐志》“铫四会员”，李奇曰：“疑是鼗。”韦昭曰：“铫，国名。”师古 曰：“韦说是也。”“铫”音“姚”。仁杰按：韦以“铫”为国名，遍考诸书，不知 所出。 《说文》但谓“铫”为田器。 《世本》：“垂”作“铫”。 《庄周书》：“铫鎒 于是乎始修。”《诗》：“庤乃钱镈”，又“其镈斯赵。”《毛注》谓钱为铫，铫与镈 相须为用者，故诗人言镈必以是兼之。疑古“銚”、“赵”通。 时所罢四会 员，楚、巴、齐、蔡，皆国名，则“铫”之为“赵”，理或近之。或谓前已言邯郸 鼓员，此不应骈出。按前有淮南鼓员，后有楚四会员，淮南故楚地，其比 也。■ 这一观点，被清代学者广泛征引，见于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下、王先谦《汉书补注》“礼乐志第二·汉书二十二”、佚名《汉书疏证》卷七等。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一四“铫四会员”条下谓： 师古舍李从韦，无是非之心者也。 汉无铫国，云鼗得之。 吴仁杰据 《诗》“其镈斯赵”，以为“銚”“鎛”连类、“铫”“赵”通用，谓赵国也，亦非。 按：多称“四会”者，《通典·乐七》“汉故事”上寿《四会曲》注言：但有钟磬 而无歌诗。魏初作“四会”，有琴筑但无诗。雅乐郎郭琼云：明帝青龙二年， 以长笛食举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会》，又易古诗名《羽觞行》，为上寿 曲，施用最在前。 《鹿鸣》以下十二曲名食举乐，而《四会》之曲遂废。■ 《汉书疏证》中所引《通典》文字，出自该书卷一四七“乐七·三朝上寿有乐议”，与原文略有出入。“但有钟磬”，应作“但有钟鼓”。“又易古诗名”后漏一■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

“曰”字，“为上寿曲”前漏一“用”字。■笔者认可沈钦韩之观点。所谓“四会”，即汉代用作祝寿的《四会曲》。 当时仅用钟、鼓敲击作乐，而无歌诗，是典型的打击乐曲，借以烘染场面的热烈，营造欢庆的气氛。至今，地方戏舞台上仍保留有许多打击乐曲牌，如徐州梆子的【四面静】、【金钱花】、【水底鱼】、【凤点头】、【撞金钟】等，柳琴戏的【报儿吹】、【乱劈柴】等，皆是。 据说，至曹魏之初，表演《四会曲》，所用乐器则由钟、鼓而改为丝弦类的琴、筑了，但仍无歌诗，只是奏乐。至魏明帝曹叡青龙二年（234），则改用长笛演奏古《置酒曲》，而替代了《四会》曲。再往后，则将此祝酒曲改名曰《羽觞行》，“《四会》之曲遂废”。 《乐府诗集》卷七四“杂曲歌辞”收有沈君攸《羽觞飞上苑》一首，殆并非往昔之规模。然而，汉、魏之时《四会曲》，演奏时有无歌诗，似有不同说法。晋人张华《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表》云：“案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据张华所说，祝酒乐曲应有诗，该诗“文句长短不齐”，且“二代三京，袭而不变”。张华（232—300），能诗善赋，学识博洽，所生活的年代又去汉未远，所言未知有依据否？然而，细读此段文字，他也只是泛言“上寿酒食举乐歌诗”，并未明言究竟是《四会曲》还是古《置酒曲》或《羽觞行》。若仅据这一记载，还无法否定“汉故事”所谓“无歌诗”之说。所以，其观点只能聊备一说，有待后来者作进一步考订。 至于《汉书疏证》所谓“汉无铫国，云鼗得之”，“铫”是否即“鼗”，恐一时难下断语。就《汉书》行文而论，此处旣将楚、巴、齐、铫并列，前三者皆地名，唯“铫”乃打击乐器名，就行文习惯而论，亦不合常理，故“铫”当为地名或国名。 上引《汉书》之文字，采自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之奏疏，非官府所颁发文件，故仅缀以“四会”字样。 因此歌舞时常表演于朝贺置酒之场合，为人们所熟知，故将歌曲全称省略，倒是很可能的。 当然，这仍是揣测。具体状况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不可否认的是，各地艺人聚集在一起，相互间的切磋交流与影响显而易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代伎艺的发展与繁荣。 二、朝廷雅乐与时人的即兴而歌 在古代，“礼”、“乐”二物事，历来被视作相辅相成的一对有关文明教化的■ 杜佑：《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69页。■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99页。

重要表现形式。“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礼”，是体现文明仪范的外在形式；“乐”，是顺遂人情、激发人心和谐的重要途径，关注点是在内心。前人之所以制《雅》、《颂》之乐，以《雅》、《颂》之乐“作之有节，使人爱乐不至流逸放荡也”■，以拯救当时纷乱之世道。“乐”能感发善心，即所谓“致乐以治心”，而“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以摈除“鄙诈”、“怠慢”之心，“内和而外顺”，有助于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构建。 宋人郑樵追述“礼”、“乐”演化之迹时，曾说道： 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 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 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 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 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 为序训，而以说相高。 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 无闻。然当汉之初，去三代未远，虽经主学者不识诗，而太乐氏以声歌肄 业，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 日微。■这里所说的后夔，即尧、舜之时，奉命掌管天下之乐的夔。据说，舜为帝之后，乃令夔修《九招》、《六列》、《六英》，以彰明帝之德。 《九招》即《九韶》。 “夔”前加一“后”字，古时诸侯称“后”，君称臣曰“后”。 《尚书·舜典》：“汝后稷播时百谷”孔颖达《疏》引《国语》曰：“稷为天官，单名为稷。尊而君之，称为后稷。”■ 在郑氏看来，古时之诗，即后世之辞曲，是可以歌唱的。 即使在汉初，《诗》之唱法仍在延续，“瞽史之徒，例能歌也”。“诗”，是用来“歌”的。不能仅“诵其文而说其义”。他认为，“诗”与“歌”相剥离，使得“诗”仅能诵而不能“歌”，是缘于汉代的齐、鲁、韩、毛四家的讲诗之学起，“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所言不为无据。 《汉书·儒林传》载，高祖刘邦“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而后，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对礼乐缺乏兴趣。孝文帝“好刑名之言”，孝景帝“不任儒”，窦太后“好黄老术”，儒学博士闲置，使得礼乐一脉几乎中断，故“声歌之音，湮没无闻”。再后，儒学虽已振■ 郑樵：《通志》卷四九“乐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25页。■ 《礼记·乐记》，《礼记正义》卷三九，《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544页。■ 《礼记正义》卷三九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544页。■ 《礼记正义》卷三九，《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544页。■ 郑樵：《通志》卷四九“乐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25页。■ 《尚书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30页。■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97页。

兴，“大师众至千余人”■，但为利禄所引诱，治学方向已发生了变化，更多关注的是文本发现与传述、字词辨证与考据、义理探究与家法持守，故“一经说至百余万言”■，以致形成“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的研究格局。或将儒学的传承引向机械的实用主义，甚至以“诗三百”当谏书。 即使传承《诗经》的齐人辕固、鲁人申公、燕人韩婴、赵人毛公，也主要是“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所谓“亡传”，据颜师古注，是指“不为解说之传”■，主要是着眼于文本的口述，而忽略了《诗》可以唱这一功能。或者说，四家传《诗》，其唱法大都失传。至于清人的《诗经乐谱》，那是后人根据相关文献及当时乐律而制作。 因古乐屡变，其间不乏以意为之者，所定乐谱，难以确信得自古传。 当然，《诗》的唱法失传，并不等于汉代无歌。在文献缺失的情况下，汉代学人通过探访遗老、钩稽文献，以此为基础，照样制作出许多歌曲。 首先是雅乐的制作。武帝即位以后，有鉴于前贤“导民以礼，风之以乐”■的治理天下的经验，决计起用英隽，兴复礼乐。“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以扭转礼崩乐坏的困局。为实现这一兴复礼乐“为天下先”的方针大计，他在即位未久，就建立乐府这一相应的机构，并派相关人员四方出访，“采诗夜诵”。赵、代、秦、楚之歌，便是采访而得。并且，武帝让具有音乐才能的李延年出任协律都尉，大量起用诸如司马相如等著名文士专门创作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所谓“十九章之歌”，其实就是用于郊外祭天或祭地之祭礼的歌。 《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古时相信天圆地方，故祭天在圜（圆）丘，祭地在方丘。 《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所谓“变”，则“更”之意。这是说祭天的乐章，演奏六段，而 ■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700页。 ■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700页。 ■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51页。 ■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98页。 ■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98页。 ■ 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七“礼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97页。 ■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0页。 ■ 《毛诗正义》卷一九，《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587页。 ■ 《周礼注释》卷二二，《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789页。 ■ 《周礼注释》卷二二，《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790页。

祭地的乐歌，则演唱八段，皆取双数，以示对天、地之恭敬。汉代的郊祀，有意复兴周礼。上文所述派使者去各方国采诗，也是依古礼。 《汉书·艺文志》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此处所谓“古”，即指周、秦之时。古人曾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百姓讴谣”■。 由此可见，汉武帝兴复古礼决心之大。 此前，刘彻曾亲自接见以音乐见长的李延年，并很赏识他的才能，还召集公卿讨论，祭祀天、地用不用歌舞。谓：“民间祠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意思是说，连民间祭祀都用歌舞以娱神，而朝廷祭礼却不用乐，这难道合适？所以，在他正月上辛祠泰一甘泉时，“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以昏时夜祀，到明而终”■。还召集歌儿，演习箜篌及瑟，所谓郊祀歌，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汉武帝时的郊祀歌，包括《练时日》、《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惟泰元》、《天地》、《日出入》、《天马》、《天门》、《景星》、《齐房》、《后皇》、《华烨烨》、《五神》、《朝陇首》、《象载瑜》、《赤蛟》诸段落，然而，细细考察，这组歌舞并非写于一时。开首的《练时日》至《玄冥》六首，似是一组，当写于同时。《练时日》主要是说拣选佳日，点燃香烛，恭迎天神降临。 《帝临》是说“海内安宁，兴文匽武”■局面的出现，是承蒙地祗的庇佑。下面四段，《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是分别就春、夏、秋、冬四季而言，各颂其功，表达意思已是很完备了，所以，将其视作独立的一组诗，是符合情理的。而下文的《惟泰元》、《天地》，前者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经纬天地，作成四时”■，使万民蒙福，休养生息。后者，则铺陈祭祀场面以求神驻留，与《练时日》内容相似，若放在一起，语意未免犯复。 至于第十首《天马》，则作于元鼎四年（前113）秋。据《汉书·武帝纪》，本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注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炖煌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 ■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28页。 ■ 应劭：《〈风俗通义＞序》，《风俗通义》，《野史精品》第一辑，岳麓书社，1996年，第165页。 ■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颜师古注，《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0页。 ■ 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二一“乐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 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二一“乐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 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二一“乐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 ■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0页。 ■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颜师古注，《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0页。 ■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0页。

水。利长先作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又据《汉书·西域传》，大宛（yuān）国有好马，传为天马之子，“马汗血”。应劭谓：“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膊（chún）出，如血，号一日千里。”颜师古曰：“蹋石者，谓蹋石而有迹，言其蹏坚利。”■然据《史记·乐书二》记载，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马，曾作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并非郊祀歌中《天马》之歌。 又如《景星》，作于元鼎五年（前112），即得宝鼎之次年。据载，“武帝元鼎四年夏六月，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 （ shuí）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迎之甘泉宫。所谓“脽”，即人们在黄河东岸汾水之南，所筑长四、五里，宽里余，高十余丈的大丘垅。 “脽”者，丘也。魏脽，在山西荣河县北，又称汾阴脽。因汾阴旧属魏地，故名之曰魏脽。又据《汉书·礼乐志》：“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齐房》，是因灵芝生长于甘泉宫之齐房而作。 《汉书·武帝纪》谓：元封二年（前109）六月，“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作《芝房之歌》。”■《朝陇首》，元狩元年（前122）十月，武帝“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此即《朝陇首》之由来。而《象载瑜》，则是太始三年（前94）因行幸捕获赤雁而作。 所以，这组郊祀诗，并非作于一时，前后内容并不连贯，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意旨。当时把他们编排在一起，并令李延年为之度以音声，以便歌唱。其实，演唱效果并不理想。一是文辞深奥，不易理解，“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锺，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二是内容空洞，与现实结合不紧。就音乐传统而论，“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扬。功德既信美矣，褒扬之声盈乎天地之间，是以光名著于当世，遗誉垂于无穷也。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也无忠臣良将之褒奖，与现实生活脱节。三是音乐制作问题，“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 皆■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84页。■ 《汉书》卷六“武帝纪”注，《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85页。■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56页。■ 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一四“礼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1页。■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85页。■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83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切中郊祀歌之弊，可谓中肯。 因此组诗大多自成段落，所以演奏时也不可能全套照搬，只能截取其中某一段落，而用于祭祀天、地。 从另一层面来看，它也提供给我们一个重要信息。这些新创郊祀之乐，已与业已失传的周代用以祭祀的雅乐，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演出段落上，也不可能如《周礼》所述，祭天、祭地所演乐章的段数须遵循严格的规定，而是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即所谓“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礼乐的创设，顺遂人情，本于世道，并非一成不变。再说，协律都尉李延年，仓促之中奉命为这组郊祀之乐“次序其声”■、“弦次初诗”■（初诗，即新造乐章）。对这位出身“故倡”的乐人来说，确实有一定难度。别的且不论，就其语言来说，亦未必能明瞭其中之含义。据载，此套曲辞，“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他以一“给事狗中”■（即掌管猎犬）的宦者，当然不可能理解。所配音声，说不定就参照了不少民间音乐，所以才会有“不协于钟律”、“以郑声施于朝廷”之讥。这倒侧面反映出郑声影响力之强大，即如《汉书·礼乐志》所云，“是时郑声尤甚。”■ 其次，谈谈当时人的即兴而歌。歌唱，是抒发个人情志的很好途径。古人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无论是王公权贵，还是黎民百姓，当喜怒哀乐、忧愁悲愤郁积到一定程度时，大都借赋诗或歌唱来宣泄情感、抒写怀抱。如刘邦《大风歌》以及《戚夫人歌》、《赵幽王歌》、《画一歌》、《淮南王歌》等，皆是。 《画一歌》，是反映民心所向的百姓之歌。 《赵幽王歌》，是赵幽王友被吕后幽拘饥饿至极时所唱之歌。 而汉武帝刘彻“少好学，招求天下遗书”，“亲自省校”，又“爱才乐士，求之 ■ 《史记》卷二三“礼书”，《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54页。 ■ 《史记》卷二四“乐书”，《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57页。 ■ 《史记》卷二四“乐书”，《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56页。 ■ 《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48页。 ■ 《史记》卷二四“乐书”，《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56页。 ■ 《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48页。 ■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页。 ■ 《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70页。 ■ 《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70页。

无倦”，“喜接士大夫，拔奇取异，不问仆隶”■。且武帝不仅有意振兴礼乐，而自己亦喜好作歌。据《汉武故事》记载，“上幸河东，欣言中流，与群臣饮燕。顾视帝京，乃自作《秋风辞》曰：‘泛楼舡兮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吹，发棹歌，极欢乐兮哀情多。’”■此处记述之歌，较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少“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以及末句“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且字句亦略有不同。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收录，同《乐府诗集》。 《文选》卷四五所收，亦与《乐府诗集》同。可知，《汉武故事》当是因文体需要而节略此诗。此诗是说刘彻泛舟中流，目睹秋日汾河两岸景色，欣然而动，即兴而歌。 至于《李延年歌》、《李夫人歌》，也有一段故事。据《汉书·外戚传》：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 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 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 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 善舞，由是得幸。 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 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悯焉，图 画其形于甘泉宫。⋯⋯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 夜张灯烛，设帐帷，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 坐而步。 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 非邪？ 立而望 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前者是李延年借唱歌而故意逗引出“善歌舞”的妹子，以图邀取富贵功名，而后者是武帝借以抒发期待亲近所欢而不得的怅惘之情。 而《卫皇后歌》，是因为卫子夫一旦被立为皇后，其亲眷则俱得荣宠，弟卫青尚平阳主，封长平侯，权倾天下，“三子在襁褓中皆为列侯”■。姊之子霍去病以军功为冠军侯，卫氏支属有五人被封侯。所以，人们才会唱“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以讥刺之。既然“天下歌之”■，恰表露出当时人们 ■ 鲁迅：《古小说钩沉》第四集《汉武故事》，《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28页。 ■ 鲁迅辑录：《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40页。 ■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180页。 ■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730页。 ■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列传”，《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730页。 ■ 《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31页。 ■ 《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31页。

对卫氏家族一贵皆贵、一荣俱荣的看法，反映出对以“家天下”为基本框架的强权政治的不满。 汉武帝还作有《瓠子歌》。据《史记·河渠书》载，元光中，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县南）决口。后来，武帝乃派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堵塞瓠子决口，并亲临其地，沉白马、玉璧以祭河神，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至决口处，并砍淇园竹以堵塞。帝感念堵决口未成，作《瓠子歌》曰： （其一）瓠子决兮将奈何？ 皓皓旴旴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 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拂郁兮柏冬日。 延道弛兮离常 流，蛟龙骋兮方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 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其二）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迃兮淩流难。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 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楗石菑， 宣房塞兮万福来。■结果，决口堵住，并筑宫于上，取名宣房宫。 因此诗与治水有关，被人们传为佳话。这首歌与上述《秋风辞》、《李延年歌》、《李夫人歌》、《卫皇后歌》等，都被郭茂倩收入“杂歌谣辞”，但文字与此有出入。 这类歌，或因地而作，或伤时而作，或寄意而作，故归入“杂歌”。 “杂歌”，一般是徒歌，“无弦节作伎”，后世亦有“一人唱，三人和”■者。其他还有《乌孙公主歌》（又称《悲秋歌》）、司马相如《琴歌》、汉武帝《落叶哀蝉曲》等。 司马相如的《琴歌》，即俗称《凤求凰》曲。 司马相如借琴歌向新寡的卓文君传示爱恋之意，当然是“声调谐应”、琴声和畅，否则，何以能打动姑娘之芳心，以致随其“驰归成都”？ 此曲对后世影响颇大。元人王实甫所创作的《西厢记》，书生张珙向相府千金崔莺莺求爱，采取的就是这一方法。至于《落叶哀蝉曲》，《乐府诗集》未见。据说，此歌是汉武帝写于昆明池开掘竣工之时，泛舟池上，因思念李夫人，“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女伶歌声甚遒”■。此亦当归人杂曲歌辞。 即兴而歌的曲子，往往是心有所感，便毫不掩饰地冲口而出，率性而发，所用曲调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汉代的相和歌，是采自“街陌讴谣”■；吴歌、杂曲，亦产生于民间。而上述歌曲，除司马相如的《琴歌》外，大都归属于“杂歌谣辞”，在唱法上说不定也借鉴了流行曲调的表达方式。否则，又非专业音乐人■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78页。■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165页。■ 王嘉：《拾遗记》卷五“前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165页。

才，怎能够当即“自造歌曲”？就此而言，即兴而歌的曲调，要远比雅乐活泼、自如得多，更值得我们珍惜。 当然，由于文献缺乏，具体唱法我们不得而知，只能借助相关记载窥知一二。 又如《薤露》、《蒿里》二曲，晋人崔豹《古今注·音乐第三》谓，此二曲“并丧歌也。 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还复滋，人死一去何时归。’其二曰：‘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乐府诗集》卷二七“相和歌辞二”收有此二曲，并考证说，《薤露》来源甚古，不自田横始，乃古歌《虞殡》之遗响。此歌经李延年改造，运用于不同身份死者的丧葬。唱何等歌，亦能表明死者地位之差异。既归入“相和歌”，恰说明演唱时是有丝竹伴奏的，即所谓“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乃是“相和歌”演唱情状的直接表述。 《钓竿》，《古今注·音乐第三》谓，此曲乃伯常子妻所作也。 “伯常子避仇河滨为渔父，其妻思之，每至河侧，作《钓竿》之歌。后司马相如作《钓竿》之诗，今传为古曲也。”■足见文人创作在歌曲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且此歌入“鼓吹曲”。一般来说，“鼓吹曲”多言战阵之事，乃军乐，是用短箫伴奏的，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而此曲却抒写相思之情，当属另类。 而且，即兴而歌也并非当场创演，沿用古曲者亦不乏见。 《薤露》、《钓竿》诸曲，虽说不是“即兴而歌”，但它却反映出汉代前期歌曲演唱的一个层面，说明前代歌曲经后人改造，活跃在现实生活中仍充满张力，成了人们抒发情感、抒写心志、倾诉忧愁悲凄之情的重要载体，与自创歌曲并行于世。 三、丰富多彩的百戏表演 论及汉代伎艺，“百戏”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表演艺术。其内涵十分丰富，它几乎囊括了具有表演性质的所有伎艺。 “百戏”起源甚早，周王朝时已形成气候，名之为“散乐”。 《周礼·春官·旄人》记载道：“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注曰：“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疏》云：“散乐，人为乐之善者，以其不在官之员内，谓之为散。■ 《百子全书》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02页。■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卷二六“相和歌辞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376页。■ 《百子全书》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02页。■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卷一六“鼓吹曲辞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223页。

⋯⋯汉倡优之人，亦非官乐之内，故举以为说也。”■意思是说，不在官府体制内的民间艺人所表演的节目，即为“散乐”，也就是形式各异的百戏。 “百戏”，在近现代语境中，则称之为“把戏”。 “把”与“百”，语音相近，乃音转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百戏”即秦、汉时所称的广义角抵戏。这一点，上文已作论述，此不赘言。 汉武帝时的百戏表演，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大都在往常只有帝王及其眷属、侍从才能居住、过从的皇宫内表演，且规模一般都很大。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前108）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既然三百里内的民众皆来观看百戏表演，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而且，皇宫御苑，任从百姓往观，其开放程度，可以想见，恰体现出封建帝国上升时期那种“威加海内”之非凡气势。难怪时隔千载，苏鹗还在《苏氏演义》中再次追述这一盛大场面，谓：“元封三年，作角抵戏，以享外国朝献者，而三百里内皆观之。此角抵，乃角胜也，盖始于戴角，遂有是名。”■此较《汉书》所载，又详细许多，且对百戏的表演形式作了详细说明。元封六年（前105），又在平乐观举行大型百戏表演。史载，本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直至宣帝（前73一前49在位）时，仍以此处为伎艺表演之重要场所。史载，元康二年（前64），“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 平乐观是宫中何等处所，皇家动辄在此招待域外使者，搞大型伎艺表演？据《三辅黄图》记载，平乐观在上林苑中。上林苑，即秦时旧苑。该书卷四谓：“武帝建元三年开上林苑，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又引《汉旧仪》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又《长安志》引《关中记》，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茧观、平乐观、博望观、走马观、虎圈观、昆池观等，均在其中，难怪能容纳那么多人去观看表演。 在平乐观演出的是何等伎艺，似亦有据可查。 《汉武故事》曾记载，“未央庭 ■ 《周礼注疏》卷二四，《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801页。 ■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85页。 ■ 苏鹗：《苏氏演义》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汉书》卷六“武帝纪”，《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85页。 ■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726页。 ■ 佚名：《三辅黄图》，四部丛刊三编景元本。 ■ 佚名：《三辅黄图》，四部丛刊三编景元本。

中设角抵戏，享外国，三百里内皆观。角抵者，六国所造也；秦并天下，兼而增广之；汉兴虽罢，然犹不都绝，至上复采用之。并四夷之乐，杂以奇幻，有若鬼神。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触者也。其云雨雷电，无异于真，画地为川，聚石成山，倏忽变化，无所不为。”■这里除了叙及角抵戏表演之外，还涉及“画地为川，聚石成山”的奇幻之术。 《汉书》所载，表演场地为平乐观，而此处却称未央宫，是史书所载有遗漏，还是小说家有意捏合而为之，则不得而知。但汉武帝时，已有幻术表演，则是一事实。 当然，域外表演伎艺的输入，与汉武帝派遣张骞等人通西域，打通由大汉王朝西北地域的玉门关、阳关而直达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有很大关系。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曾这样描述，“前138年，历史上著名的大探险家汉中人张骞应募西征。张骞在途中被匈奴拘禁了十年，后来得便走脱，越过葱岭，经大宛（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康居（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的一带地方），到达大月氏。其时大月氏在妫水（阿姆河）北建立王朝，并击服 水南的大夏国。”■“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脱身回到长安。”■“前119年，汉武帝组织一个三百人的大探险队，每人各备马两匹，带牛羊一万头，金帛货物值钱一万万，令张骞为首，出使乌孙国。张骞在乌孙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汉与这些西方大国开始了正式的交通。此后，汉武帝连年派遣许多使官到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在波斯湾西北岸，底格里斯及幼发拉底二河会合处）、黎轩（又作犁靬，即大秦。这里是指当时附属于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诸国去。汉文化随着这些使官广泛地传播到遥远的西方。”■尤其是河西四郡的设立，更巩固了对西域的掌控力。前108年，西汉又击败楼兰、姑师（即车师）两国，将楼兰王俘获。前104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数万兵马攻打大宛，历经三年，终将大宛击败，从而获得三千余匹良马。同时，当地百姓也跟汉人学会了掘井技术。 西域的打通，不仅在拓疆安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且在西北地区的开发、百姓生活的安定上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还加强了中央皇朝与西域各国和谐关系的建立与经济、文化的交流。所以，汉武帝时，安息以“黎轩（罗马）善眩人献于汉”■。韦昭释“眩人”曰：“变化惑人也。”■《史记索隐》谓：“《魏略》 ■ 鲁迅：《古小说钩沉》第四集，《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38 -439页。 ■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5页。 ■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5—86页。 ■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6页。 ■ 〔日〕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云：‘黎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小颜亦以为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黎轩”，亦作“黎靬 （jiān）”。《汉书·张骞传》“眩人献于汉”句下注曰：“越本作‘黎轩’者，非。”■很显然，为《汉书》作注者颜师古，并不认可“越本”的将“黎靬”写作“黎轩”。然“越本”，究系《汉书》的何等版本，却不得而知。一般《汉书》研究者，所叙及的与《汉书》相关的较早著述，如汉代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服虔的《汉书音训》、伏俨的《前汉书纠谬》、东晋蔡谟的《汉书集解》、西晋晋灼的《汉书音义》、西晋刘宝的《历代史书考异》、唐代颜游秦的《汉书决疑》等，但并未述及“越本”。颜师古注虽然称“作黎轩者，非”，然未提出相关依据。其实，“靬”、“轩”，均是音译，且二者在读音上比较相近，又均见于史书之记载，所以，“黎轩”、“黎靬”、“犁轩”皆可通。历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在其著述中均作“犁轩”，范文澜并解释说：黎轩，“又作犁靬，即大秦。这里是指当时附属于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另外，杜佑《通典》卷一九二“边防八·安息”：“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骑迎于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王都数千里，行北，过数十城，人户相属。 因发使随汉使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至。”■安息在大宛之西，伊朗高原东北，乃罗马帝国与中国经贸、文化往来的必经之地，故安息献罗马幻术表演者来汉。 幻术产生于何时，学界一般认为，是汉武帝时由罗马而传人。然而，《列子·周穆王篇》曾记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人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当然，《列子》所载，其中不少子虚乌有的寓言故事。然既称西极之国所来之化人，有“人水火，贯金石”等特异功能，当或多或少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作者在此基础上作了夸张、渲染。若此说能成立，幻术之起源应会更早。不过，这仅仅是推论，而汉武帝时确实已有幻术表演，且见于史传记载。只是它大都是由域外输入，是中外文化交流、碰撞的具体表现。当然，汉武帝时的表演伎艺，远不止于此。 又如，后汉李尤《平乐观赋》有这样一段文字： 乃设平乐之显观，章秘玮之奇珍，习禁武以讲捷，厌不羁之遐邻。徒观 平乐之制，郁崔嵬以离娄，赫岩岩其鉴岭，纷电影以盘盱，弥平原之博敞，处 金商之维陬，大厦累而鳞次，承岩嶤之翠楼，过洞房之转闼，历金环之华铺，■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46页。■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15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6页。■ 杜佑：《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36页。■ 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8 - 69页。

南切洛滨，北陵仓山，龟池泱漭，果林榛榛，天马沛艾，鬣尾布分。 尔乃大和 隆平，万国肃清，殊方重译，绝域造庭，四表交会，抱珍远并，杂遝归谊，集于 春正。玩屈奇之神怪，显逸才之捷武。 百僚于时，各命所主，方曲既设，秘 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 或以驰骋，覆车颠倒。 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刃吐火，燕跃乌跱；陵高履 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蚴 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駮，白象朱首，鱼龙曼 延，?■山阜，龟螭蟾蜍，挈琴鼓缶。■ 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来自各地的不同形式的伎艺，在指定的范围内作种种表演，且伴以击鼓节奏其进退俯仰之类动作。 “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就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 “方曲”，古人称：“器，曲受物谓之曲，方受物谓之匚，皆无定名。”■“方”，本为并船之意，引申作方位。“方曲”，即指方位、范围。“连叙”，即按次序一个接一个表演。 “叙”，次序，次第。“逍遥”，《说文解字》：“逍遥，犹翱翔也。”此处是形容翩翩起舞之态。“鞀（táo）鼓”，据《玉篇》，“如鼓而小，持柄摇之，旁耳还自击。”《释名》：“鞀，导也，所以导乐作。”其形制似后世之货郎鼓。这几句是叙述的歌舞表演。安徽宿县出土的汉画像石（见图1）■，画面为一组女子群舞。她们长裙飘飘，彩袖舞动，或相向而视，莞尔一笑；或上身微倾，似有所语；或头部上仰，意有所属，但每一舞者，均手持一物，此物当是鞀鼓。这与赋中所叙，可相互印证。这里既称“方曲既设”，则说明不同伎艺的演出地点是预先划定的。主事者为防止秩序太乱，给观看者带来安全隐患，故有此举，考虑不可谓不周密。 图1：安徽宿县出土汉画像石 二是叙述“戏车高橦”的表演情状。 “戏车高橦”以下六句，则具体描述伎人在戏车顶部所立的高竿上作出的种种惊险动作。马拉着戏车狂奔，艺人乃攀■ 欧阳询：《艺文类聚》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34页。■ 李格非主编：《汉语大字典（简编本）》，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691页。■ 刘恩伯编著：《中国舞蹈文物图典》，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

至竿之最高处，忽而坠下，以造成惊魂动魄的视觉效果。在山东沂南发现的汉画像石，就有戏车表演（见图2）■。画面的“左边一女伎站在驰骋的马背上，手里舞弄着幢、鞭。其对面亦有一女伎，手执戟倒立于奔跃的马背上。下面有一马拉鼓车，驭手坐车前，左手握六条辔，右手持鞭，车两侧各立一高竿，左侧高竿中间贯一大鼓，竿顶板上一童倒立。车内坐四人，前二人吹排箫，后一人举槌击鼓，一人似吹笛。车后立三人，前面放三个鼓，左手各执一长杖，似欲击鼓”■。“戏车”，实物则甚罕见。最近在南昌海昏侯墓发现的众多文物中，就有戏车的遗迹，殊为珍贵。 图2：山东沂南出土汉画像石（戏车） 三是杂耍表演。所谓“乌获扛鼎”，乃举重表演。孟获，乃秦国大力士。 《史记·秦本纪》：“（秦）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能举鼎，则说明力量超人。与刘邦争夺天下的项羽，就“力能扛鼎”。所以，举鼎就成了当时的竞伎之戏。“吞刃吐火”。吞刃，即吞刀。吞刀之术，来源甚古。 《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究其根底，这一伎艺不过是幻术，至今仍常见于杂技舞台表演。至于吐火，而今已非杂技演员之专利。传统戏演出，往往有此伎。梆子戏《探阴山》一剧中的判官即有吐火之表演。吹喇叭者亦擅此戏。笔者早年在乡间观赏喇叭艺人吹奏《火烧葡萄架》，其中也有这一表演。 “燕跃”，疑即“燕濯”，繁体字“耀”与“濯”字形相近，故致讹。 “燕濯”，张衡《西京赋》述及此戏，《文选》注曰：“以盘水置前，坐其后，踊身张手跳前，以足偶节，逾水，复却坐，如燕之浴也。”■“乌跱”，“跱”（zhì），《博雅》释曰：“止也。”很显然，此乃站在高处的单足■ 刘恩伯编著：《中国舞蹈文物图典》，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刘恩伯编著：《中国舞蹈文物图典》，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6页。■ 《二十五史》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051页。■ 萧统编：《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48页。

独立表演。“履索”，即走索，同于今之杂技表演走钢丝。即“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至于“飞丸跳剑”，则更为常见。就是“持数枚丸（球）或短剑，连续抛向空中，并交替用手连续接之，往复不绝，不使落地”■。其他还叙及雀戏、象戏、龟蛇戏、蟾蜍戏、鱼龙曼延等戏。如江苏徐州出图的汉画像石（见图3）■，虽说残缺，但仍可知图中所示乃鱼龙曼延之戏。中间上部有一戴老虎面具者正在击鼓，左上方表演吐火之伎，身后有龙、虎之戏，右侧有雀戏、鱼戏、龟戏及各种兽戏。这为我们解读《平乐观赋》的内容，提供了形象化的资料。 图3：江苏徐州出土汉画像石（鱼龙曼延） 四是骑射表演。古代的学校教育，强调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统称之为“六艺”■。其中就有“射”、“御”。“射”，即射箭。 “御”，驾驭马匹。这两项伎艺重在基本技能的操作训练。然而，“骑驴驰射”，在汉代则较少见。驴，为农村最常见的牲畜。一般农户，马养不起，而养头毛驴，倒不成问题。驴子个头小，食量较马小得多。让驴子作为坐骑而上场表演，节目当来自农村。晚清京师名丑刘赶三（1817—1894，名宝山，字韵卿，号芝轩，天津人），曾先后入春台、四喜、永胜奎等戏班演出。同治初，曾与程长庚同任梨园会首。据张肖伧《燕尘菊影录》记载，刘赶三面容、身躯清瘦，但演戏却“诙谐杂陈，道白往往推陈 ■ 《宋书》卷一九“志第九·乐一”，《二十五史》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693页。 ■ 赵兴勤：《中国早期戏曲生成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 刘恩伯编著：《中国舞蹈文物图典》，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 ■ 《周礼·地官·大司徒》，《周礼注疏》卷一〇，《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707页。

出新，一语中的，奇趣恣足。丑角尤惟妙惟肖，《探亲家》一剧，乘真驴上台，纵控如意”■，似有汉代骑驴伎艺之遗响。 五是俳优的伎艺表演。 《赋》中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侏儒，即小矮人。让个头矮小的侏儒与高大威猛的巨人搭配表演，外形上的反差，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在视觉上就给人以很大冲击。再加上他们幽默诙谐、活泼有趣的语言，滑稽的动作表演，更使人忍俊不禁。在以往的俳优伎艺中，也有侏儒表演，秦朝的优旃即是一例。但是，侏儒与巨人联袂演出，且互为戏谑，此前尚未发现，此赋对于研究俳优伎艺的演化与发展大有助益。 《平乐观赋》的作者李尤，生活在东汉初年，受经学家贾逵赏识，曾应召至东观，官至兰台令使，并参与撰写《汉纪》，有条件接触皇家藏书。赋铺张扬厉，虽说多虚夸之词，但所述未必尽为虚构。再说，生年稍晚于他的张衡，所写《西京赋》，也追叙平乐观百戏表演之盛况，二者在表述内容上多有交集。 由此可知，赋中所描述的伎艺表演，大致是可信的。在同一场地同时进行各类伎艺表演，“有利于各类表演伎艺的互相学习、摹仿、借鉴，以取长补短，完善自身，促进了表演艺术的提高与发展”■。其于武帝时的伎艺研究，意义不言自明。■ 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上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第668 - 669页。■ 赵兴勤：《中国早期戏曲生成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6页。

20 19 年 第 1 期 總 第 23 期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Issue 23 试 论 回 文 体 诗 产 生 和 延 续 的 心 理 与 文 化 背 景 曾思艺* “回文诗回复读之，皆歌而成文也”（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用现代话来说，回文就是指回环反复、纵横排比。 回文体诗的“回复读之，皆歌而成文”，不仅要求顺读成章、倒读成篇，而且要求平仄协调，粘对合律，对偶精工，韵脚妥溜，这是一种动态中逆向进行的“反向模进”，类似于音乐中的“逆行卡农”，是带着镣铐而跳的一种舞蹈，较之近体诗、词、曲，是一种高难度动作。如朱权的《题青山白云图》：“秋云白处乱山青，石间横桥小草亭。流濑漱寒将玉佩，翠峦含秀吐金精。鸠鸣野树疏烟淡，雁过高空落月明。楼上不诗无兴遣，远天连水碧澄澄。”全诗不仅描绘了一幅青山白云的秋天清远图：天上白云袅袅，地面青山迭迭，乱石林立，小桥横跨，草亭孤立，溪水潺潺，滚珠溅玉，翠峦含秀，孕育仙药，斑鸠在野树荫中鸣叫，大雁在月明之夜飞过高空，欣赏着这些美景，更站立在楼上，远天连水碧澄澄，于是引发了诗人的诗兴；而且，诗歌在韵律上平仄协调，粘对合律，对偶精工，韵脚妥溜。尤为难得的是，全诗倒读变成另一首诗：“澄澄碧水连天远，遣兴无诗不上楼。明月落空高过雁，淡烟疏树野鸣鸠。精金吐秀含峦翠，佩玉将寒漱濑流。草亭小桥横间石，青山乱处白云秋。”倒读依旧具有相同的艺术效果，确实新奇而有较大难度。 因此，刘坡公在其《学诗百法》中指出：“回文诗反复成章，可以纵横排比，非仅一顺一倒也。然有一字未妥，则句便费解；有一字未谐，则句便失叶；钩心斗角，不得以小道而轻之”①。 一般来说，回文体诗有两种类型。上述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简式回文。 回文体诗的另一种类型是繁式回文（西方往往叫做“图像诗”或“具象诗”，如阿波里奈尔的《被刺杀的和平鸽》、《镜子》等），它把诗与图画甚 曾思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① 刘坡公，《学诗百法学词百法》（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111。*

至建筑结合，造成一种直观、立体的图画美，如晋代苏伯玉妻的《盘中诗》、苏蕙的《璇玑图诗》，唐代孙明复、裴逾等的《拟织锦图》、广州才女的《鎜鉴图》。 到了清代，繁式回文更是受到诗人们的特别喜爱，他们大量创作这类诗歌，如万树的《璇玑碎锦》收有繁式回文六十首，以诗的语言、文字构成六十幅图来表现心中的情趣，此外还有李旸的《璇玑碎锦》三十八首，张潮的《奚囊寸锦》一百首、童叶庚的《回文片锦》十首等。有时这种新奇的图画美还以建筑物的形式出现，如清代童叶庚的《放鹤亭》、《雷峰塔》，分别是把诗与亭形、塔形的建筑结合起来，使诗别具一种建筑美。可以说，回文体诗是诗人们对诗歌艺术形式进行的一种新探索，试图充分展示汉语语言、文字、图像的潜力与美的魅力。这种艺术形式的新探索，由于顺读、倒读均能成文，且能纵横排比、反复成章，甚至能与图画、建筑结合起来，其难度较之一般诗词更大。因此，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只能产生于诗歌形式比较成熟、对汉语音韵和构型有一定研究的晋南北朝时期，并且由于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及特殊的心理文化背景。 回文诗自晋代产生之后，经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至今，经久不衰，几乎历代都有名家高手，至今仍余韵不衰，形成了一部独特的回文诗史。 西方如英国、美国、俄国也有回文体诗，但与中国相比，数量较少，作者也不太多。而中国回文体诗自晋代产生以来，数量众多，且经久不衰，人才辈出，因此，回文体诗在中国就不仅是诗歌王国中的“高难度动作”，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或文化现象。 因此，不能以雕虫小技而等闲视之，更不能不闻不问，置之高阁。有学者指出，回文诗是对以格律诗为首的正统诗体的“形异”，不仅能够更好地表情达意，还能够创造出更好的视觉美感。 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一书中有一文题为《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举了周策纵发表于《当代文艺》1967年的一首回文诗，对回文诗中语法所呈现的“完全灵活性”高度肯定：“首先，这种灵活性让字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读者在字与字之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解读活动，在‘指义’与‘不指义’的中间地带，而造成一种类似‘指义前’物象自现的状态。我们在这首诗的前面，那些字，仿佛是一个开阔的空间里的一些物象，由于事先没有预设的意义与关系的‘圈定’，我们可以自由进出其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出，而每进可以获取不同层次的美感。”②实际上，作为一种文学或文化现象的回文体诗，不仅体现了诗人们对诗歌艺术形式的新探索，而且，其产生乃至经久不衰，也有着深厚的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背景。对此，国内学者才刚开始有所探讨，本文拟单就此方面 ② 王珂，《论回文诗的文体源流和文体价值》，《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页27- 28。

发表个人所见，以期推动回文体诗的研究进程。 从心理方面的表层来看，回文体诗的产生及经久不衰，首先是出于逞才耀己的心理。众所周知，文学艺术最大的特点似乎就是“喜新厌旧”，不断创新。因此，当诗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必然去进行新的探索，何况，回文体诗由于顺读、倒读均要协韵成文，甚至一首诗还可以读成另一首诗甚至几首词，难度很大，因此，知难而进，写一首回文诗就等于解决一个难题，这给人们以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与慰藉，同时，还可以难相高，立异出奇，以巧思奇构向世人夸耀自己的才思，何乐而不为呢！因而，只要有条件有机会，文人们就往往要在回文体诗这一领域里一显身手，而且越是到后来这种诗歌的难度就越大。纵观回文体诗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光是简式回文以难相高、立异出奇、多种多样、日益精巧的艺术形式，就大体可归纳为如下八种。 1、通体回文，又称倒章回文，这是回文体中最常见的一种样式，指全篇首尾顺读倒读均能成章。如金代宇文虚中的《四序回文·夏》之二：“草径迷深绿，莲池浴腻红。早蝉鸣树曲，鲜鲤跃潭东”；倒读则为：“东潭跃鲤鲜，曲树鸣蝉早。红腻浴池莲，绿深迷径草。”在回文词中还有倒半章回文，是指词的下半阕是上半阕的倒读，如宋代黄庭坚的《西江月·用僧惠洪韵》：“细细风轻撼竹，迟迟日暖开花。香帏深卧醉人家，媚语娇声娅姹。 姹娅声娇语媚，家人醉卧深帏。香花开暖日迟迟，竹撼轻风细细。”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李禺的回文诗《两相思》巧妙地通过回文诗顺读倒读的不同，表达了不同的内涵，顺读是丈夫思念妻子：“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倒读则变成妻子思念丈夫：“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知心几见曾往来，水隔山遥望眼枯。”明代卓人月的回文词《菩萨蛮·合欢迎送词》与此诗异曲同工，富于巧思，该词顺读为少女久等后迎接恋人的“迎词”：“春宵半吐蟾痕碧，斜窥愁脸如相忆。空捻两三弦，朱扉寂寂然。 依期郎践约，悄步人疑鹤。小舒轻雾纱，收袂蘸红霞。”倒读则为少女与恋人欢会后送别的“送词”：“霞红蘸袂收纱雾，轻舒小鹤疑人步。悄约践郎期，依然寂寂扉。 朱弦三两捻，空忆相如脸。愁窥斜碧痕，蟾吐半宵春。” 2、就句回文，指全篇自始至终每两句为一组，颠倒回互，主要见于回文词中，尤其是《菩萨蛮》这一词调中。如苏东坡的《菩萨蛮》：“井桐双照新妆冷，冷妆新照双桐井。羞对井花愁，愁花对井羞。 影孤怜夜永，永夜怜孤影。楼上不宜秋，秋宜不上楼。” 3、回环韵回文，指上下片同句颠倒回读，读为同体诗词。如清代毛奇龄的

《浣溪沙·和任二王俌回环韵》：“阴柳垂庭山枕斜，禽鸣自上槛边花，深屏午梦隔窗纱。 瓮启冰牙蛆泻酒，襟披雪眼蟹潆茶，临妆晚扫淡黄鸦。”倒读则为：“斜枕山庭垂柳阴，花边槛上自鸣禽，纱窗隔梦午屏深。 酒泻蛆牙冰启瓮，茶潆蟹眼雪披襟，鸦黄淡扫晚妆临。” 4、连环回文，又称借字体回文，一般用十四字或十六字排成圆环形，然后由藏头某字读起，沿定向先读七字，然后由每句七字中的第四字或第五字依次读起，七字成句，从而得首尾相衔七言四句一首。如苏东坡的《采莲》“赏花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已暮”，十四字排成圆环形，每句从前一句第四字或第五字读起，可以读成“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但这类诗往往只“连环”，并未“回文”。广东现代诗人余藻华先生对此加以完善，其《墙移月影》破读后顺读倒读都成七绝，成为真正的“连环回文”——“墙移月影度纱窗泻露香凝草径竹生凉”，顺读为：“墙移月影度纱窗，影度纱窗泻露香。窗泻露香凝草径，香凝草径竹生凉”；倒读则为：“凉生竹径草凝香，径草凝香露泻窗。香露泻窗纱度影，窗纱度影月移墙”。 5、联珠回文，也称辘轳回文体或鸳鸯交颈格十字回文诗，这是由“连环回文”发展演变而来，它主要利用汉语词序决定语言关系的特点，运用联珠这一修辞方式精心制作而成。连环回文只可顺读而联珠体则既是连环，又是回文，顺读、倒读皆成章句。这类诗全诗往往仅仅十字，读时先取前七字为第一句，再取后七字为第二句，然后倒转来回读，回第二句为第三句，第一句作第四句（或倒过来如前述先取前七字，次取后七字）从而得七绝一首。如清女诗人吴绛雪的“四景十言诗”之“夏”：“香莲碧水动风凉夏日长”，可以读为：“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 6、合璧回文，指七言八句一首（一般写成七律），首尾顺读或倒读时变换标点，读成回文诗、回文词各一首或各两首，诗与词二者如合璧般共存一体，主要见于七律、《虞美人》的诗词合璧中。如清张芬的《虞美人·寄怀素窗陈妹，回文七律》：“秋声几阵连飞雁，梦断随肠断。欲将愁怨赋歌诗，迭迭竹梧移影、月迟迟。 楼高倚望长离别，叶落寒阴结。冷风留得未残灯，静夜幽庭小掩、半窗明。”倒读则为七律：“明窗半掩小庭幽，夜静灯残未得留。风冷结阴寒落叶，别离长望倚高楼。迟迟月影移梧竹，迭迭诗歌赋怨愁。将欲断肠随断梦，雁飞连阵几声秋。”而清人宋孝孙的《七律·虞美人合璧回文》：“孤楼绮梦寒灯隔，细雨梧窗逼冷风。珠露扑钗虫络索，玉环圆鬓凤玲珑。肤凝薄粉残妆悄，影对疏栏小院空。芜绿引香浓冉冉，近黄昏月映帘红”。顺读变换标点成虞美人词：“孤楼绮梦寒灯隔，细雨梧窗逼。冷风珠露扑钗虫，络索玉环圆鬓凤玲珑。肤凝薄粉残妆悄，影对疏栏小。 院空芜绿引香浓，冉冉近黄昏月映帘红。”通体

回文后还可读成七律、虞美人词各一首。一首七言八句而可读成四首回文诗词，创作难度更大，对诗歌艺术容量的探索也更进一步，同时体现了回文体诗发展越来越趋于工巧。 7、珠串回文，又称当句回文，往往以当句最中间的一字为纲，使前后几字对称，顺倒相同，如珠串下垂，这类诗就句回文时顺倒皆同。如董咏麟之《珠串回文体》：“开颜笑对笑颜开，回复往兮往复回。谊尚知交知尚谊，杯深款饮款深杯。住非留客留非住，来不期时期不来。 旨味乡调乡味旨，才疏愧报愧疏才。” 8、四变回文，指一首诗分别按平起平韵、仄起平韵、平起仄韵、仄起仄韵这四变分别组合，得诗四首，再通体回文读之，又得诗四首。这是当代诗人所独创。如吉林白丁的《扇子舞·四变回文诗》：一、平起平韵（倒章为仄起平韵）：“泉流涌宝甸，燕舞剪高天。仙女摇花扇，院香飞管弦。”二、仄起平韵（倒章为平起平韵）：“仙女摇花扇，院香飞管弦。泉流涌宝甸，燕舞剪高天。”三、平起仄韵（倒章为仄起仄韵）：“院香飞管弦，仙女摇花扇。燕舞剪高天，泉流涌宝甸。”四、仄起仄韵（倒章为平起仄韵）：“燕舞剪高天，泉流涌宝甸。院香飞管弦，仙女摇花扇。” 至于繁式回文，更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由绘画而趋于建筑，各种植物（秋叶、梅花、栀子花等）、动物（龟、蟹、鱼、鸟等）、文具（印、笺、砚等）、乐器（琵琶、锣、磬等）、佩饰（如意珠、相思璧、长命缕等）、器具（盘、几、尊、瓶、扇、篮等），乃至塔、亭、墙、窗等建筑图形大量出现。 有学者指出，正统的“文以载道”的文艺观使重群体伦理之情、轻视个体情感成为古典汉语诗歌的最大特色。 “诗言志”传统要求诗人抒发的不是情而是志，即使有情也必须是“止乎礼义”的“无邪”之情。 “诗缘情”理论的出现虽然强调了诗歌的情感本体，但并没有完全承认诗是抒发个人情感，特别是个体情欲的艺术。即使诗人可以在诗中抒发个人的情感，情感也一定是社会化、伦理化的情感，是“无邪”的健康情感，这种诗只能在意识形态的残酷控制下抒发社会化、伦理化的个人情感。然而，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即使是官场上的举子文人，也渴望抒发被压抑的情感，却又不敢直抒胸臆。 因此，“诗出侧面”，让诗的谐趣借文字游戏式的诗家隐语产生成为中国诗歌重要的抒情方式。 中国文人有“同行相轻”的竞技心理，民间有“附庸风雅”之风，追求“独善其身”的生存方式的文人更有“玩味艺术”，以艺术修身养性的生活习性。 因此，回文诗常常成为文人显才逞能或者自我玩味的特殊诗体。③这，可作为上述论点的补充。 从心理方面的深层因素来看，回文体诗的产生及经久不衰，在某种程度上③ 王珂，《论回文诗的文体源流和文体价值》，页23- 24。

与中华民族的“循环心理”和“郁盘情结”有关。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大陆农业国，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搏斗中，对自然有着细致的观察与深刻的了解。他们很早就观察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周易·系辞上》），发现了日与月的循环交替构成了昼夜，注意到寒暑的循环往复形成了一年的春夏秋冬，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经验。 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注重经验，凭经验办事的民族，这影响到这一民族的心理与思维，这种“循环心理”表现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经邹衍、董仲舒的演化、扩展，形成“五德终始说”与“三统论”的历史循环学说，以解释历史与人事变化；也表现为天干、地支纪年法，天干、地支循环相配，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正因为古代的中国人都有着突出的循环心理与循环意识，循环往复均可成诗成篇的回文体诗便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并且经久不衰。 较之西方，古代中国人还有一种独特的“郁盘情结”。这种“郁盘情结”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女性身上。 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身受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枷锁的束缚，地位低下，饱经压迫，备受歧视，没有任何社会政治权利且不说，也没有丝毫自主权，“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尤其是出嫁后要时刻担心着丈夫的遗弃。这种不幸的命运使中国古代妇女的心情非常压抑。而这种郁闷、痛苦长时间盘绕心中难以除去，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郁盘情结”。这种“郁盘情结”必须有所渲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一般的琴稹书画、相夫教子，固然也可渲泄，但类似于“郁盘情结”的回文体诗，尤其是复式图形的回文体诗，似更能展示女性的才华并宣泄其心中的郁闷。唐代回文诗作者、著名诗人皮日休深知个中玄奥，他明确地指出：“晋傅咸有反复回文诗。反复其文者，以示忧辗转也。”如晋代苏伯玉妻的《盘中诗》： 苏伯玉妻，姓名，贯籍，生卒年均不详，现一般认为她是晋人。苏伯玉出仕蜀地久而不归，其妻居住在长安，运用巧思制成《盘中诗》以寄，向他倾诉思念之情。这首诗写于盘中，共二十七韵，四十九句，主要为三字句，也有部分七字句。

它的读法，由末句提示——从中央起句，回环盘旋而至于四角，所以称为“盘中诗”：“山树高，鸟啼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稀。 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阶。急机绞，抒声催。长叹息，当语谁。君有行，妾念之。 山有日，还无期。结巾带，长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安有行，宜知之。黄者金，白者王。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苏，字伯玉。人才多，知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何情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科。令君马肥麦与粟。今时人，智不足。与其书。 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 这首诗属汉代民歌体，是三言为主的杂言诗，在诗的排列上费尽巧思，将44句三言诗和五句七言诗共167字置于一个圆盘中，既宛转回环地表达离情别绪，又通过圆盘不言而喻地暗示出作者渴望与亲人“团圆”之意，恰到好处地通过诗的排列形式和诗的载体表现了作者的创作主旨和诗的抒情内容。 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汉自铙歌、郊祀外，三言绝少，即间见，不过数语。 若《五杂俎》等篇，颇无意义。独苏伯玉妻《盘中诗》二十韵皆三言，仅末数句七言耳。语言奇绝。惜时与事不可考。汉妇人为三言者：苏伯玉妻，⋯⋯皆工至合体，文士不能过也。”④清代沈德潜《古诗源》评价此诗：“使伯玉感悔，全在柔婉，不在怨怒，此深于情。”又说：“似歌谣，似乐府，杂乱成文。而用意忠厚。千秋绝调。”⑤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谈到：“此诗情意至为新隽：‘当从中央周四角’一类体裁，固邻于游戏，然殊无害于此诗的完美。 ⋯⋯汉、魏之际，智人颇喜弄滑稽，作隐语；若蔡邕之题曹娥碑后，曹操之叹‘鸡肋’，成了一时的风气，至晋未衰。 由文字的离合游戏，进一步而到了‘当从中央周四角’一类的文字部位的游戏，乃是极自然的趋势。更进一步到了苏若兰回文诗的繁复的读法，也是极自然的趋势。”⑥有学者进而指出：“从苏伯玉妻对盘中文字阅读方向的设计来看，我们发现她巧妙地交替使用自右而左和自左而右的视觉阅读方向，强迫读者在一个给定的圆形文本中‘回环反复’，使得这一纯粹的文字信息通过视觉图像的方式达到象征的意义”⑦，即诗歌体现了较明显的郁盘情节。 又如苏蕙的《璇玑图》：④ 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页134。⑤ 沈德潜，《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56。⑥ 郑振铎，《插图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页157。⑦ 邵宏，《文字的图像化尝试——以回文诗为例》，《美苑》2008年第6期，页17。

据《晋书·列女传》：“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回环以读之，词甚凄婉，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录。”唐李冗《独异记》卷下说法与《晋书》相似：“窦滔久戍，其妻苏氏能词，织锦为回文诗，叙离间阻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纵横皆旨意。”⑧也就是说，苏氏名蕙，字若兰，前秦苻坚时始平（今咸阳市西）人，其夫窦滔因故被徙流沙，苏氏因织锦为璇玑图寄滔。 《璇玑图》共八百四十字（后人在图最中央添一“心”字，成八百四十一字），排成纵横各为二十九字之方图。读法颇多，有四边四角读法、中间井栏式读法、经纬读法和其它多种读法，其中纵、横、斜、交互、正、反读或退一字读，选一字读，宛转回环皆可成诗，不同的读法可以获得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等不同诗体的诗。更为繁复奇妙的是，《璇玑图》不仅利用语言文字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且用图画、色彩的魅力来打动读者，让诗与画有机地融为一体。整个《璇玑图》共841字，排成纵横各为29字的正方图，由五色织成。光是五色的简单读法就主要有：一、四围四角红字读法：自“仁”字起读，每首七言四句；逐字逐句逆读，俱成回文。二、中间井栏式红字读法：自“钦”字起顺读，每首七言四句。三、黑字读法：自“嗟”字起，反复读，得三言诗十二句。 四、蓝字读法：取两边四字成句，得四言六句诗。五、绿字读法：自“寒岁”反复读，得五言四句诗。或从内读出，可从外读入，均成五言四句诗。六、黄字读法：自“诗情”起，得五言四句诗。 自“思感”起，得四言四句诗。或从内读出，也可从外读入，均成五言四句诗。 由于读法变幻无穷，藏诗多少迄今尚无定论。元初高僧起宗寻绎后，得诗3752首。明代学者康万民增读至4206首。还有人以意推求，继续增读，得三、四、五、六、七言诗7958首。 当代学者李蔚更是宣称：“从《璇 玑⑧ 李冗，《独异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页41。

图》中共读得三、四、五、六、七言诗14005首。”⑨由此可见，《璇玑图》充分发挥了汉语表意文字的特点和当时已有的汉诗体裁从三言到七言皆备的长处，机动灵活地组合排列成多种诗篇。 因此，《诗薮》外编卷四指出：“苏若兰璇玑诗，宛转反复，相生不穷，古今诧为绝唱。”■当代学者鄢化志更是详细论述了其艺术和文化意义。他指出，撇开古人在《璇玑图》研究中的神秘色彩，从诗歌艺术史和语言文化史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璇玑图》在诗歌体裁和语言结构方面，起码有四点可谓“独一无二”。■而更重要的是，“苏蕙之作《璇玑图》，其一是为了向丈夫表明自己的忠贞之心，其二是为了排遣孤寂，以消永日长夜。 《璇玑图》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要在顺念、倒念中能合于句子，在纵横交叉点上或转折处的字都要作几个字用而均能谐调顺当，又要考虑句子长短及押韵，这当中的难度，实无法估计。古来作诗者云：‘为求一字稳，拈断数根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要求得《璇玑图》上一字之妥贴，那就不是“拈断数根须”的事，苏蕙正是通过作《璇玑图》，来排遣她被抛弃后的时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宣泄自己的郁盘情绪的。 再如广州才女的《鎜鉴图》： 鎜鉴图，又名八花转轮钩枝鉴铭，原创者为唐代南海一位佚名的女诗人，后由一寺院方丈转送王勃，王勃爱不释手，即写小序，珍藏于匣，得以流传至今。其读法：图中花上八个大字及中心处花枝间八个小字，以四字为句，环旋读之， ⑨ 李蔚，《诗苑珍品：璇玑图》（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页35。 ⑩ 胡应麟，《诗薮》，页195。 ■ 化志，《中国古代杂体诗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页189- 191。 ■ 赵逵夫，《苏蕙〈回文璇玑图〉的文化蕴含和社会学认识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页126。鄢

各得诗八首。一、花上八字中心读法：由右至左，每次进一字读，至八个字终止；再由左至右，每次退一字读，至八个字终止。无论左右进退，每句四字。二、花上八字外围读法：由右至左，每句四字，读完一周、逐次进一字，照读一周至终止。左读方法亦然。三、八花左旋读法：自正中下面之“篇”字起，至“词”字止，每句四字，两句一韵，均为四支韵。 四、八花右旋读法（同上，方向相反）。五、钩枝转角八字读法：钩枝转达角（中有八角），字有章、光、芳、齐、疑、辞、轻、分合、象、引、配、表、动、翠、等，无论由左旋至右、由右旋至左，均能反复读四次，各成妙文而不失其义。大花的读法，取花瓣衔接处二字如“词篇”、“施宜”、“驰传”等八处，从二字中间诗的起始字和落脚字，顺逆读得四言四十八句各一首，总得十六首四言四十八句诗。如：“词分彩绘，义等简筌。移时变代，寿益年延。规天等地，引派分源。地轻透影，羽翠含鲜。卑尊尔敬，志节斯全。眉分翠柳，宾约轻蝉。螭辞掩映，鹊动翩联。披云拂雪，戒后瞻前。随形动质，义衍辞编。姿疑素日，质表芳莲。疲忘怨释，怪涤瑕捐。枝芳表影，玉缀疑烟。仪齐罔象，道配虚圆。 闱闺谨守，暮早思虔。涟漪配色，绣锦齐妍。垂芳振藻，月引星连。缁磷异迹，澈莹惟坚。厘毫引照，古远芳传。驰光厘启，设象堂悬。诗从礼阅，己后人先。奇标象列，耀炳光宣。施章德懿，陪合躯旋。媸妍瘁尽，饰着华铅。熙雍合雅，约隐章篇。”（回读略） 王勃《鎜鉴图》序指出：“观其藻丽反复；文字萦回，句读屈曲；韵调高雅；有陈规起讽之意，可以做鉴前烈，辉映将来者也。”全诗也相当突出地体现了女诗人浓厚的郁盘心绪。 这种“郁盘情结”也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身上。 中国文人从小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这种教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家与国形成同构关系：你齐了家，就可以治国，进而平天下。这种“家国同构”关系使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有着双重心理：一种是男性心理，这主要在“家”这一层次体现出来；一种则是女性心理，这主要在“国”的关系上体现出来。 中国的古文人们每每喜欢把自己比作女性，而把皇帝或自己所要依靠的文臣武将等比作男性，如张籍的《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首诗是写给当时企图引诱拉拢诗人的司空李师道的，委婉表明自己对唐王朝的忠诚。又如朱庆余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也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向张籍探听自己的文章是否合乎时宜，能否得到主考的喜欢。这是因为“家国同构”，文人士大夫们在国中的命运与妇女们在家里的命运差不了多少。而仕途坎坷、官场失利，在黑暗、专制的封建社会里，往往是屡见不鲜的，

于是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也形成了一种深厚的“郁盘情结”，往往借回文体诗的内容尤其是顺读倒读反复成诗来渲泄这份浓得几乎化不开的“郁盘情节”。 他们或直接写自己的忧郁的思念之情，如杨云翼的《回文》：“梧井落花秋寂寂，竹窗摇月夜沉沉。孤鸾舞处回肠断，远雁来时别恨深。”或代女性写思念离人，如高启的《秋闺怨》：“人行远寄写情诗，静院秋声恨别离。新雁过时惊梦短，尘窗桂影月迟迟。”或继承屈原的传统，借男女之情宣泄“郁盘情节”，如徐夤的《闺情》：“飞书一幅锦文回，恨写深情寄雁来。机上月残香阁掩，树梢烟淡绿窗开。霏霏雨罢歌终曲，漠漠云深酒满杯。归日几人行问十，徽音相望倚高台。”或写自己为功名利禄而在外奔波的怀人思乡的忧伤，如陈朝老的《客怀》：“远山云梦断，长路客愁新。残漏悲钟急，香车碾暗尘。”耶律筹的《拟回文》也是如此：“诗成怨立小桥西，晚日春怀伤鸟啼。离别书情多寄恨，远山高处暮云低。”或直接描写自己在官场无所作为、空耗岁月、多愁多病甚至看破红尘的郁闷心绪，如李东阳的《回文》：“冠挂早知缘我病，白头新侣旧儿童。寒窗竹影虚摇月，夜阁铃声远递风。弹剑有歌燕调苦，采兰无地楚愁空。欢悲万有人间世，睡梦浑如病酒中。”而朱权的《书怀》更是表达了怀才不遇、不为世人理解且穷困潦倒的郁闷与悲苦：“纷纷雨竹翠森森，点点风光落绿荫。贫恨苦吟穷寞寞，乱愁牵断梦沉沉。 昏昏岭隔重重信，渺渺江如寸寸心。 因有事情闲默默，我于疏拙老骚骚。”全诗由眼前的翠竹森森，风花点点而触景生情，一连串的迭字，更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穷愁潦倒、怀才不遇、年华易逝的悲凉心绪。 回文体诗的产生也有着较深刻的文化背景。首先是汉字的表意性、象形性、音乐性为回文体诗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回文体诗充分利用了汉字（尤其是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的特点以及汉语词序颠倒而意义不变的特征，在古汉字的回文倾向上进一步发展，巧妙地组合成句。汉字在古代就有较明显的回文倾向，如“寒来则暑往，暑往则寒来”（《周易》），“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以上均见《老子》）。 回文体诗的产生更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有较大的关系。 儒家尤其是道家强调“天人合一”、留连自然，这使得回文体诗中的山水诗词得以产生并大量繁衍，如许存我的《次韵吴叔廉山村诗》：“田绕青山好住家，短篱疏圃接丘麻。烟村远近栖鸦乱，竹岸高低飞鹭斜。泉喷石间岩涌雪，雾浮堤外柳吹花。连云碧色秋光冷，眠犊黄昏草长芽。”描绘了乡村自然、宁静的田园风光；纡川的《绝句》：“小径缘溪绿，低檐傍树荫。好峰秋入眼，清月夜窥林。”则描写了清丽、自然的山水美景。的确，在回文体诗中，山水田园诗词占有大量篇幅，更有不少“四时四首”、“四序回文”之类的回文诗词，这些诗词对大

自然的四季景色，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及生动传神的描绘，达到了“诗中有画”的高度，如徐夤的回文七律：“潮回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钓月明。桥对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波清。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海日晴。遥望四山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鸥轻。”在这里，白鸥、碧峰、红日、清波等，构成一幅立体的山水图，色彩鲜丽，音韵和谐，意境优美。又如徐瓘的《四时四首》：“春：风吹细浪低田麦，雨过初分浅水秧。 红树半开桃脸嫩，绿波深映柳丝长。夏：林垂紫李玉成蹊，水映细榴石近溪。深栋双双飞燕语，荫槐绿树万蝉嘶。秋：红飘乱叶树连枝，雨着疏花菊绕篱。蓬转恨多饶白发，鸿归数处寄新诗。冬：飞花雪片落梅残，兴发歌楼酒量宽。矶石钓鱼观冻手，衣蓑绿映暮江寒。”则挑选了一年四季颇有特色的山水田园风光进行了生动、优美的描绘。 儒家强调“温柔敦厚”，回文体诗回环往复、纵横排比以成章，但全都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极合这一传统。 回文体诗在内容上主要以闺怨、写景、咏物为主，一般表现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缠绵悱恻，深合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歌宗旨。它往往以清新优美的语言写景、咏物，如《赵州绍兴府春游作》：“融融日暖乍晴天，骏马雕鞍绣辔联。风细落花红衬地，雨微垂柳绿拖烟。茸铺草色春江曲，雪剪花梢玉砌前。 同恨此时良会罕，空飞巧燕舞翩翩”（《喻世明言·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在这里，美丽的春天的景物，与作者欢快的游春心情相适应，似乎也浓浓地染上了作者那一份亮丽的欢欣，即使落花遍地，也是一片红毯映衬着大地的绿毡，即使细雨蒙蒙，也只是让一行行垂柳袅娜成一片绿色的春烟。而闺怨诗（包括部分抒怀思友之作），也往往是触景生情，寓情于景，从而情景交融，温柔缠绵，如明代景翩翩之七律回文《闺思》：“箫吹静阁晓含情，片片飞花映日晴。寥寂泪痕双对枕，短长歌曲几停筝。桥垂绿柳侵眉淡，榻绕红云拂袖轻。遥望四山青极目，销魂暗处乱啼莺”。在这里，把闺思与暮春时节的景物交融起来，晴日丽春，惹来情思，片片飞花，青春易逝，乱莺啼处，黯然销魂，情随景迁，景逐情变，从而情景交融，又显得温柔缠绵。 回文体诗的每句或每篇都顺倒成文则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和”的观念。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只存在、发展于运动变化之中，通过运动、变化，事物的对立面达到和谐统一。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运动变化，强调对立统一，更强调“和”，即使静止的建筑也要通过飞檐等使之静中有动以达到“和”。 回文体诗也可以说是静中求动，通过对立面的运动变化而实现“和”。它那顺读的句或章可称为“正”（或“阳”），倒读的句或章则可称为“负”（或“阴”），这“正”与“负”既要韵脚妥贴，又要平仄相谐，本来是极矛盾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高明的诗人、作者却使之成为可能，并使“正”（或“阳”）与“负”（或“阴”）既互相对抗，形成一种张力，又最终达到和谐统一，而这也是《老子》“反者，道之动”的一

种极好体现。 回文体诗还暗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些观念，如《周易》中的“复”。 《周易》把“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这样的运动称为“复”，其八卦在空间上的排列正好体现了“复”的观念：东（震）、南东（巽）、南（离）、南西（坤）、西（兑）、北西（乾）、北（坎）、北东（艮）八个方位（其中震、离、兑、坎又代表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它们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自身不断循环的和谐圆圈。 此外，有学者还指出，从文化世界的角度看，以圆形为美、以圆满为吉祥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审美观念。 自《周易》开始，运用概念范畴等手段，通过哲学思维方式，已将“圆形为美、以圆满为吉祥”的这种审美观念表述得非常清楚。这种观念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无论是中国的古典艺术，还是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语言修辞，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可以说，这种“以圆形为美”的审美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回文修辞的艺术建构，“回文诗词”可以说是在这种审美观念影响下的典型代表。 回文诗在我国诗坛上不绝如缕，究其原因，是与中华民族“圆”的审美情趣在语言修辞上的积淀大有关系。 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艺术，其实就是其审美观念、审美心理的写照和凝聚。正如王希杰先生所说：“文学作品可决不是语言文字游戏。可是文学作品中的确有语言文字游戏，然而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好的文学作品中，语言文字游戏并不只是简单的语言文字游戏。”■ 关于回文体诗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鲁渊有更为精到的论述。他指出，回文诗表面文本结构是静态的，其中蕴涵着动态的潜势，具有生成新意象的潜能，在新的阅读程序引导下，动态的潜势被激发出来。 回文诗中包含的动与静、实与虚、显与隐诸多因素，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统一整体，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阴阳观”和审美情趣在诗歌体式中的形象化表达。任何文化形式都溯源于本民族的哲学思想，回文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特殊的体式，与汉民族的“阴阳”哲学密切相关。 《周易·大传》曰：“阳主动，阴主静。”宇宙万物千变万化的原动力，是“阴阳”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正如《周易·系辞传》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回文诗千姿百态的形式变化，是中华民族“阴阳”哲学与古典诗歌的完美契合。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意义不限于语言内部，而是限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的认知，根植于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和信念。”中国古典哲学强调：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皆是动静相随的有机整体。 阴阳既代表相反的事物，又代表同一事物的相反属性，体现了汉民族重发展求变化的科学智慧。 回文诗工巧多变、摇曳多姿的表现形式，是以“阴阳”为核心的宇宙观、哲学观、思维观在古典诗词中的成功尝试。而古代天圆地方、动静相生的宇宙观、自然观是回文诗形■ 周春林，《回文与诗词》，《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页32。

成的心理基础和思维原型。 中国回文诗中，著名圆形诗图有秦观《客怀》、白居易《游紫宵宫》、唐太宗《仿真性颂》，还有大量圆形的镜铭、砚铭、印铭、钱铭、扇铭、书镇铭、茶具铭等。著名的方形诗图有前秦苏蕙《璇玑图》、宋代佛印《寄友》、绮窗形《闺中恨》、连环方结《乡居》等。还有诗图方圆巧妙组合，如外圆内方形《贫居吟》、外方内圆形《渔家傲·春寒》、上圆下方形《咏古美人》，都是“方圆之道”在回文诗中的诗化呈现。 回文诗中有不少写“春、夏、秋、冬”的联珠体，生动形象地诠释了天圆地方、动静相生的哲学思维潜势。至于回文诗图的构思与创作，正是汉民族“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诗化表达。第一，大量绘形状物的回文诗图，诠释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艺术创作与自然之美契合无间的理想境界；第二，一些绘形状物的回文诗图，以自然之美比君子之德的“比德”式观照视野，使天道与人道达到“天人合德”的理想境界。■在鲁渊的《论回文诗蕴涵的中国古典哲学意蕴》（《社科纵横》2009年第7期）、《论回文诗蕴涵的〈周易＞思维潜势》（《名作欣赏》2012年第2期）等文章中，他更具体地阐发了自己的这些论点。 正是以上这些心理、文化方面的因素，使得回文体诗得以产生，并能持续不断，经久不衰。 回文体诗不仅有着奇异的审美特征，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体现了深厚的民族心理文化背景，不愧为中国古典诗歌王国里的一朵奇葩！ ■ 鲁渊，《回文诗新解读——在古典哲学“阴阳”、“方圆”、“天人”视野下》，《名作欣赏》2011年第11期，页31- 33。

20 19 年 第 1 期 總 第 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Issue 2 3试论《古今谭概》的文本性质及其对 史书的节录与改写刘琼芝 《古今谭概》（又名《古今笑》、《古笑史》）是晚明俗文学大家冯梦龙中年时编纂，出版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当时冯梦龙47岁）的一部纵贯古今，内容偏文雅且以“美刺”为主，史学品味浓厚的笔记体杂著。它取材于明代及前期的正史、野史和笔记，分三十六卷，共1800多篇，2300多条材料。其中，冯梦龙对正史材料的节录和改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作为晚明一位杰出的俗文学大家和出版家，冯梦龙博学多识，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除了耳熟能详的“三言”、“民歌”系列，还编纂出版了《麟经指月》、《四书指月》、《东周列国志》、《古今谭概》等其他作品。 目前学界大多数研究把《古今谭概》定义为“笑话集”，如台湾学者吴俐雯《冯梦龙〈古今谭概〉研究》将其定为“文人笑话”，陈清俊《中国古代笑话研究》将其归入“明清笑话集”。对本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流传情况、主题内涵、编评艺术和笑话理论等几个方面。而实际上，将《古今谭概》定义为一部借“笑”来抨击黑暗现实的笔记体杂著更为妥当，结合本书“引用颇广”和“评论犀利”的特点，从史源学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利于我们进一步领会冯氏的思想。 一、《古今谭概》命名过程与编撰背景 《古今谭概》初版编于万历四十八年，命名为《古今笑》，墨憨斋刻本，共三十六卷；天启年间叶昆池重版，更名为《古今谭概》，共三十六卷；清初朱石钟昆仲再版，并请李渔作序，更名为《古笑史》，删《妖异部》、《非族部》成三十四卷；清代四库馆臣亦以《古今谭概》命名。* 刘琼芝：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刘德权对校过明墨憨斋刻本《古今笑》和叶昆池刻本《古今谭概》两个版本，发现它们差别不大，“两个版本相距不会太远，如果时间隔得长点，冯梦龙除写序外，也许会作点修改补充。”①而叶昆池重版时冯氏还是将《古今笑》更名为《古今谭概》，这说明他认为此书的真正内涵在“谭概”而非“谭笑”，《古今笑》一名易使书的本意被埋没，所以冯氏才作此更改。而目前学界大多将其视为笑话集或文人笑话集，恐怕不大妥当。 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刘德权点校本尽可能找出了《古今谭概》每则材料的出处，不过在文献校对方面，中华书局2007年版栾保群点校本更佳。所以本文借助刘德权点校本的标记作史料的溯源和分析，而引用《古今谭概》的地方则以栾保群点校本为主。 在初版《古今笑》书前有韵社第五人《题古今笑》一文，其中谈到“韵社诸兄弟抑郁无聊，不堪复读《离骚》，计唯一笑足以自娱，于是争以笑尚，推社长子犹为笑宗焉”②。冯梦龙认为“笑能疗腐”：“眼孔小者，吾将笑之使大；心孔塞者，吾将笑之使达。方且破烦蠲忿，夷难解惑，岂特疗腐而已哉！”③ “争以笑尚”是因为同社诸兄弟“不堪复读《离骚》”。 除了《离骚》，大家研读的还有《春秋》。 《麟经指月》是冯氏撰写的一部解读《春秋》的科举类教科书。此书有泰昌元年（1620）梅之焕等人所作序言；《古今笑》自叙则写于“庚申春朝”，而冯氏存活时间是1574年至1646年，庚申年只能是1620年。可知，《古今笑》和《麟经指月》编纂完成的年份相近。而相对而言，《麟经指月》更是这段时间冯氏首要的撰述任务。 《麟经指月》发凡第一则提到“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荚，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纂而成书，楚颇为同人许可。倾岁读书黄，与同社诸兄弟掩关卒业，益加详定，拔新汰旧，摘要芟烦，传无微而不彰，题虽择而不漏”④；在其弟冯梦熊所作序言中，亦提到“余兄犹龙，幼治《春秋》，胸中府库，不减征南，居恒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墙壁户牖皆置刀笔者，积二十余年而始惬。”⑤这种幼年立下的志向也是冯梦龙此生的重要抱负。 《麟经指月》一书编纂完成，冯氏还列出了《参阅姓氏表》以示感谢。而《古今笑》是在研读《离骚》和治《春秋》学的艰难苦闷过程中的排遣之作，是“授简小青衣，无问杯 ① 冯梦龙著，刘德权点校《古今谭概》，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7页。 ②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题古今笑》，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③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题古今笑》，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④ 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第17册《麟经指月》，《发凡》第一，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发凡》第1页。以下关于《麟经指月》的引用都出自此版本。此处有误，应当是“颇为同人许可。倾岁读书楚黄”，楚黄即湖北麻城。 ⑤ 《麟经指月》，门下弟梦熊非熊撰《〈麟经指月〉序》，《前言》第2页。

馀茶罢，有暇，辄疏所睹记，错综成帙”⑥而成，非刻意为之。这种自然状态下写作的书更能看出冯氏和同社诸兄弟此时的心态和思想。 冯梦熊在《麟经指月》序言中，道出了编纂此书时冯梦龙沉闷的心情。一是科举不顺。冯梦龙钻研此书、苦心积虑耗尽二十余年，“其解粘释缚，则老吏破案，老僧破律；其劈肌分理，则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其宛折肖传，字句间传神写照，则如以灯取影，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得自然”⑦，当然弟弟对兄长的研究工作可能带有过度褒赞的嫌疑，但是冯氏治《春秋》之用心良苦确实不可忽视。让人痛心的是“荏苒至今，犹未得一以《春秋》举也”⑧。二是无法实现经术治国的理想。 《春秋》乃拨乱之书。此时明朝社会“纪纲之隳窳也，形势之单靡也，夷狄之侵陵也，则亦儒臣专以《春秋》入侍时也”⑨，但是“研精覃思积二十余年者，独令其以《春秋》抱牍老诸生间，痛士蚀而悲蠹残也”⑩。冯梦熊还列举了历史上的施士丐、泰山孙明复、范仲淹、富弼等人，说明“绯衣银鱼，安在以经术赐乎？虽然，特患无经术耳”■。可谓把兄长一片怀才不遇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梅之焕所作《麟经指月》序言提到：“是编也，冯生行且率天下聪明才知士，兢兢一禀于功令，为圣天子不倍之臣，中兴太平之业端有助焉。夫岂惟科第？夫岂惟敝邑？”■冯梦龙经术治国的抱负无法实现，其郁闷伤感之心可以想见。 作为编纂《麟经指月》过程中“调剂品”的《古今谭概》，通过品评史传人物、奇物异事，或刻薄或直露地表达冯氏内心的苦闷、愤怒和无奈。苦于科举不顺，他只能将感时伤世、渴望经术报国的满腔孤愤寄托于著书传世，闲暇“谈笑”时又有意对所取用的正史文本进行改动，并通过一针见血的点评表达他的某些观念。总之，我们绝不可把《古今谭概》一书视为简单的“笑话集”。 二、《古今谭概》的文本性质 《古今谭概》内容包罗广博、针砭时弊，夹带个人身世之感，将其定义为“笔记杂谈”更为恰当。历代公私史志书目也将《古今谭概》归类到子部杂家类之“杂纂”，子部小说家类（或小说类）之“琐语”、“琐记”、“谐谑”、“杂事”，或集部小说类之“讽刺”。 《钦定四库全书存目》将之归到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⑥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题古今笑》，中华书局2007年版⑦ 《麟经指月》，门下弟梦熊非熊撰《〈麟经指月＞序》，《前言》第2页。⑧ 《麟经指月》，门下弟梦熊非熊撰《〈麟经指月＞序》，《前言》第2页。⑨ 《麟经指月》，门下弟梦熊非熊撰《〈麟经指月＞序》，《前言》第3页。⑩ 《麟经指月》，门下弟梦熊非熊撰《〈麟经指月〉序》，《前言》第3页。■ 《麟经指月》，门下弟梦熊非熊撰《〈麟经指月＞序》，《前言》第3页。■ 《麟经指月》，西陵友人梅之焕撰《叙〈麟经指月＞》，《前言》第1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之归到子部杂家类存目九，该卷书目大都为采集群书的笔记杂著，如割取诸子之文以“供时文獭祭之用”的《百子咀华》；“杂钞诸史百家之言”的《琅琊代醉编》；“取先哲格言善行分类编次”的《警语类钞》；“辑隐逸高尚之事”的《霞外麈谈》；“杂采史书说部所载宋人行事”的《宋贤事汇》；“摘唐宋说部之文，分类编次、类下分目”的《说类》；“增辑陶宗仪《说郛》并钞明人说部五百二十七种以续之”的《续说郛》；类似于读书心得的《焦氏类林》等。而冯氏分十部编取古人智术计谋之事的《智囊》、《智囊补》亦归属此卷。 《古今谭概》和该卷目的其他书一样，是一部杂钞群书的笔记杂谈。 四库馆臣为《古今谭概》撰写的提要是：“《谭概》三十六卷，内府藏本，明冯梦龙撰。是编分类汇辑古事，以供谈资。然体近俳谐，无关大雅。”■它采取嬉笑怒骂的姿态对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目睹耳闻的人事进行嘲讽，把个人的郁闷和对现实的批判置于“俳谐”背后，但是这种“俳谐”并非“无关大雅”。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冯梦龙对正史及野史笔记的利用不仅仅限于“搜罗”、“搬运”，他也利用“编纂者”的身份对其进行了改写。正史记载之明君贤相、达人高士进入《古今谭概》的时候，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或迂腐不堪、或淫秽无能的可笑对象。如果从正史文本在本书呈现的变貌人手，可以隐约窥见冯氏的思想和心态。此书的点评有时语言刻薄、讽刺力度较大，读时不寒而栗，讥讽之寒意盖过娱乐之笑意。黑格尔明确指出：“讽刺不能令人享受到表现所应有的自由的无拘无碍的美，而是以不满的心情保持着作者自己的主体性和抽象原则与经验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失调。”■或许可以这样说，《古今谭概》引发之“笑”，更多的是嘲讽的讥笑、无奈的苦笑和由“无奈”索性转化为“放荡无畏”的大笑。它不同于明代通俗笑话集，而是有所寄托的笔记杂谈。 观照冯氏编纂的《智囊》、《智囊补》、《情史》等书，它们均以某个话题搜集材料，分类编排，书前均有序言，每部之前均有小序，每条正文后时有批语，可见他向来有编纂关于某个话题的“全集”的念头，《古今谭概》就是一部对古今“怪异”的或者看不惯的人事的材料汇编和评点。冯氏通过搜集和点评这些史料杂谈来实现韵社文人内部的自娱自乐，发泄个人的不满和愤懑，批判恶俗的世风。 三、《古今谭概》对正史材料的处理 吴俐雯《冯梦龙〈古今谭概＞研究》提到：“《古今谭概》门类已由《世说新语》■ 永瑢等撰，王云五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5册，卷一三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79页。■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卷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7页。

的志人扩大到社会人事各方面，广涉学术、重于史实、严于考证。”■的确，《古今谭概》所谈涉及范围广，但是并非“重于史实、严于考证”。其中辑录的正史材料不是原封不动的“移植”。 《古今谭概》对正史材料的处理方式大概有两种，即节录法和改写法。 节录法是运用最多的方式。 《古今谭概》中那些经过改动的材料基本出自史书人物传，在原来的书写中，人物是一个丰富的整体，但是冯氏往往剥离语境，并抽取人物一个侧面的描写，加上几笔精要的点评，产生独特的效果。这是笔记杂谈的文体要求，在简要精当的要求下只能截取部分文字。而一段史料，冯氏到底截取哪部分文字、如何截取，与其思想观念有密切的联系。 冯氏喜欢单独抽取史书中关于人物“小毛病”的文字。 比如《怪诞部·洁疾》“遂安令刘澄”条，取材自《南史》卷七一《儒林传·何佟之传附刘澄传》。原史书中文字如下： 于时又有遂安令刘澄，为性弥洁，在县扫拂郭邑，路无横草，水翦虫秽，百 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贞正，善医术，与徐嗣伯埒名。子聪能世其家业。■这段文字在《古今谭概》中变成： 遂安令刘澄有洁癖，在县扫拂郭邑，路无横草，水翦虫秽，百姓不堪。■在史书的书写中，刘澄是一位有洁癖、贞正、善医术的官吏，而冯氏单独截取其“过洁”的一面，而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刘德权的点校本中此条存录了冯梦龙“大不洁矩”■的旁批，更可见冯氏对“洁疾”的嘲讽。观照《迂腐部》小序“天下事被豪爽人决裂者尚少，被迂腐人担误者最多，何也？豪爽人纵有疏略，譬诸铅刀虽钝，尚赖一割。迂腐则尘饭土羹而已，而彼且自以为有学、有守、有识、有体，背之者为邪，斥之者为谤，养成一个怯病天下，以至于不可复而犹不悟。哀哉”■，可知冯氏对那些过于拘束礼节、小节的行为，基本持鄙夷态度。 再如《迂腐部·刘王辱骂》“刘宽”条，取材自《后汉书·刘宽传》，在《后汉书》的书写中，刘宽是一位宽宏大量、温仁多恕的长者。为了表现刘宽的大度能容，《后汉书》并列叙述两个小故事：刘宽的奴仆醉酒扰客，被客人骂为“畜产”，刘宽担心奴仆受辱自杀，派遣人去观察；婢女服侍刘宽，弄翻肉羹弄脏刘宽衣服，刘宽反而关心婢女有没有伤到手。史书最后说“其性度如此，海内称为长■ 吴俐雯著，《冯梦龙〈古今谭概〉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 李延寿撰，《南史》第6册卷七一《儒林传·何佟、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34页。■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卷二《怪诞部·洁疾》，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页。■ 冯梦龙纂，刘德权点校，《古今谭概》卷二《怪诞部·洁疾》，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卷一《迂腐部·小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者”■。这两个故事原本都是刘宽“长者”形象的例证，但是冯氏单纯截取了前一则故事，虽然字句基本相同，但是由于脱离语境，就让读者觉得刘宽“过于正经”，史书塑造的“长者”经过截取变成了“腐儒”。 又如《迂腐部·顾协》，取材自《南史·顾协传》。史书用多个故事表现顾协好学清介、廉正孝顺的一面。为了表现他的孝顺守制，史书写道：“少时将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协母亡，免丧后不复娶。年六十余，此女犹未他适，协义而迎之。晚虽判合，卒无胤嗣。”■冯氏单纯截取此条，并发出“此等嫁娶，是亦不可以已乎”■的感叹。受史书高度评价的顾协在他看来可谓“迂腐至极，不通人情”。 在原史书的书写中，刘澄、刘宽和顾协等人物并不迂腐。对于熟读经史书籍的冯梦龙来说，若说是粗疏笔误，可能性不大。这种节录的背后折射出他的某些心理。在研读《春秋》多年却屡屡科举不顺的情况下，冯氏看待人事的眼光和心态不由得带上些许“酸味”，加上晚明疑史风气的影响，史书所塑造的光鲜人物的可信度在他心里也打了个折扣。 冯氏还会根据需求在多个正史材料中选择更符合表达意图的材料。 比如《贫俭部·虞玩之》，在《南齐书·虞玩之传》和《南史·虞玩之传》都出现，但是两则史料在关于“虞玩之所着之屐有几年”方面有所出入。 《南齐书·虞玩之传》中虞玩之对高帝“卿此屐已几载”的回答是“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著已二十年，贫士竟不办易”■。 《南史·虞玩之传》中虞玩之对此的回答是“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著已三十年，贫士竟不办易”■。冯氏选择的是《南史》“三十年”的版本。“三十年”比“二十年”更能体现虞玩之的贫士形象。 节录法是笔记史料常用的方法，冯氏一般截取人物身上那些并非史书要重点表现的“小毛病”，有时加入精到的点评，使正史书目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在冯氏笔下只留下好笑的“毛病”。 “古今来原无真可认也。无真可认，吾但有笑而已矣。无真可认而强欲认真，吾益有笑而已矣”■，当他用这种“笑话一切”的心态去看待人事的时候，那些或重礼守节或宽厚仁爱或勤俭朴素等符合传统儒家思想要求的行为都因为过于“认真”变得虚伪造作。在截取的时候，他便有意识■ 范晔撰，《后汉书》第4册卷二五《卓鲁魏刘列传·刘宽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88页。■ 李延寿撰，《南史》第5册卷六二《顾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20页。■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卷一《迂腐部·顾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页。■ 萧子显撰，《南齐书》点校本修订本卷三四《虞玩之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76页。■ 李延寿撰，《南史》第4册卷四七《虞玩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78页。■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自叙》，中华书局2007年版。

地对这类材料做适当的处理。 有时候冯氏在节录文本的过程中会把同个话题的内容归置一处。一个题目下并列多条材料的现象在《古今谭概》中很常见，这是类书和笔记类著作的特点。而为了使并列的材料在内容上有一致性，冯氏也会节录相应的文字。 如《痴绝部·宠妃》并列了两条材料，一是“齐后主宠冯淑妃”，二是“后燕慕容熙宠苻后”，后者见《晋书·慕容熙传》和《魏书·慕容熙传》。慕容熙宠爱苻后的事迹很多，如盛暑为苻氏凿曲光海、清凉池，不让修建者休息以致于喝死者过半；建比承光殿高一倍的承华殿，所用之土与谷同价，并斩杀了极谏此事的典军杜静；苻氏季夏思冻鱼鲙，仲冬须生地黄，慕容熙皆命有司备办，若不得则加之以大辟等等。因为前一条“齐后主宠冯淑妃”材料讲述了战场上由于后主宠溺淑妃导致战事不利，为了和齐后主条的战争事件作过渡连贯的表达，冯氏没有选择这些事例，而是截取“与苻后伐高句骊，为冲车地道以攻辽东，与后乘辇而入，不听将士先登”而导致“攻之不克”的文本。其后又截取了要求百官流泪悼念死去的苻后的材料，是因为这则材料相对于其他更能产生让人瞠目的讽刺效果，“制百僚于阁内设位哭临，使有司案检，有泪者以为忠孝，无则罪之。群臣震俱，无不含辛致泪焉”■，既讽刺了昏君误政，又批评了群臣不敢劝谏的怯懦。 有时冯氏会在史料下面补充自己或他人的见闻——当正史、小说和见闻语录并列一处的时候，说明冯氏也只是把正史材料当成用来相互印证、说明道理的谈资而已。 另一种方法是改写法。最直接的便是改动文本的某些字词，甚至做了误读式的改写。如《迂腐部·王刘庄卧》“五代刘词”条，原出自《旧五代史》的《周书·刘词传》和《新五代史》的《杂传·刘词传》。 《旧五代史》书写中，刘词身先士卒、战功卓著，“临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卧，人或问之，词曰：‘我以勇敢而登贵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温饱，则筋力有怠，将来何以报国也’”。■刘词的谥号是“忠惠”。 《旧五代史》作的总结是：“词发身军校，亟历戎事，常以忠勇自负。洎领藩镇，能靖恭为治，无苛政以挠民，谥以忠惠，议者韪之。”■《新五代史》对刘词的书写也与之大致无差。但是《古今谭概》“刘词”材料只有两句话： 五代刘词，常被甲枕戈而卧。谓人曰：“吾以此取富贵，岂可一日辄 忘？”中进士的，便当席书寝砚；做财主的，便当卧粪寝灰。■ ■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卷三《痴绝部·宠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6页。 ■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第5册卷一二四《刘词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28- 1629页。 ■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第5册卷一二四《刘词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29页。 ■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卷一《迂腐部·王、刘庄卧》，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页。

冯氏抛弃原史书的语境，对刘词的语言进行误读式的改写，加上略带苛刻的总结，完全扭曲了刘词的“忠惠”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一个贪图富贵荣华的暴发户。正如前文所说，冯氏并不认可这种“欲登贵仕”的认真态度，加上自己仕途不顺，会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积极追求功名的行为。 冯氏也反对过俭过吝的行为，甚至通过改写的方法对夏侯亶、孔绣之、陶侃等人作了一番嘲弄。 《贫俭部·夏侯妓衣》在《南史·夏侯亶传》和《梁书·夏侯亶传》均有载录。在《南史》和《梁书》的书写中，夏侯亶是一位“为人美风仪，宽厚有器量，涉猎文史，辩给能专对”，而且“禄赐所得，随散亲故”的将军。 《南史》的原文是： 亶历六郡三州，不为产业，禄赐所得，随散亲故。性俭率，居处服用充 足而已，不事华侈。 晚年颇好音乐，有妓妾十数人，并无被服姿容。每有 客，常隔帘奏之，时谓帘为夏侯妓衣。■ 《梁书》所载与之大致无差。 冯氏摘录部分字句并做了修改。在他笔下，这段本来形容夏侯亶乐善好施、生活俭朴的文字变成： 夏侯豫州亶，性极吝。晚年好音乐，有妓妾数十，无被服姿容。客至， 常隔帘奏乐。 时呼帘为“夏侯妓衣”。■ 通过截取和改写，“性俭率”变成“性极吝”，“妓妾十数人”变成“妓妾数十”，把夏侯亶改写成了一个吝啬鬼和好色之徒。 再如《贫俭部·献姜》，在《南齐书》卷五三《良政传·孔琇之传》和《南史》卷二七《孔琇之传》均出现。 《古今谭概》原文如下： 孔琇之为临川太守，在任清约。 罢郡还，献干姜二片。武帝嫌其少，知 琇之清，乃叹息。■ 而后冯氏作的评价是：“比医家一剂药尚少一片。太矫！太矫！”■ 可是在《南齐书·孔琇之传》和《南史·孔琇之传》的书写中，孔琇之是一位治称清严的良吏，受到史官的好评，并且冯氏在截取文本的时候对干姜数量作了改动。 《南齐书·孔琇之传》文本如下： （孔琇之）出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干姜二十斤，世祖嫌少， 及知琇之清，乃叹息。 除武陵王前军长史，未拜，仍出为辅国将军，监吴兴■ 李延寿撰，《南史》第5册卷五五《夏侯亶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61页。■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卷十三《夏侯妓衣》，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5页。■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卷十三《贫俭部·献姜》，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5页。■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卷十三《贫俭部·献姜》，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5页。

郡，寻拜太守，治称清严。■ 《南史·孔琇之传》文本如下： （孔琇之）出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干姜二千斤，齐武帝嫌 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叹息。 出监吴兴郡，寻拜太守，政称清严。■冯氏弃取“二十斤”、“二千斤”的文本，改成“二片”，孔琇之的“清约”变成“俭吝”，而冯氏所作评价“太矫太矫”，意味着他并不认可这种行为。史书中受史官高度称赞的良吏变得矫揉造作、虚伪可鄙。 而《贫俭部》的《食韭》“庾太尉亮见陶公侃”条，冯氏则根据表达需求增添字词： 庾太尉亮见陶公侃，陶公雅相赏重。 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 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惟风流，兼有治实。”■冯氏的评价是：“直是投其俭性，何治实之有？”■ 《晋书·庾亮传》原文本是： 亮啖薤，因留白。侃问曰：“安用此为？”亮云：“故可以种。”侃于是尤 相称叹云：“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 陶侃的“俭实”经冯氏“陶性俭吝”字词的增添和短评变得“吝啬不堪”。不管是对孔琇之“献干姜二片”文本的改动还是对陶侃“陶性俭吝”的增补，都表达了冯氏对“吝”的看法。在《贫俭部》小序，冯氏谈到“夫俭非即吝，而吝必托之于俭。俭而吝，则虽堆金积玉，与贫乞儿何异”■。对夏侯亶、孔琇之、虞玩之和陶侃等人的嘲弄，冯氏批判的是他们的“吝”。关于“俭”与“吝”之差异，谢肇淛谈到：“节俭与悭吝原是二种，今世之铿者，动托于俭矣。汉文帝衣不曳地，露台惜百金之产，至于百姓租税，动辄蠲免，此真俭也。今之俭者，急于聚敛，入而不出，广市田宅以遗子孙，至于应酬交际，草恶酸啬，此直贪而鄙耳，何名为俭？孟子曰：‘俭者不夺人。’今以夺人为俭者多矣。”■有趣的是，史书中的夏侯亶“不为产业，禄赐所得，随散亲故”，正是一位“节俭”而非“悭吝”的官吏，但这部分文本却被冯氏忽略。冯氏对史书文本的调整以及他对史书清廉官吏所作的“矫枉过正”的点评，和明代世风有关——通过对文本的改写达到批判社会弊病的目的，但有时他的“过度”揣测和改写有“诛心之论”的嫌疑。■ 萧子显撰，《南齐书》点校本修订本卷三四《虞玩之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67页。■ 李延寿撰，《南史》第3册卷二七《孔琇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27页。■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卷十三《贫俭部·食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7页。■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卷十三《贫俭部·食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7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第6册卷七三《庚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9页。■ 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卷十三《贫俭部·小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4页。■ 谢肇淛撰，傅成校点，《五杂组》卷十五《事部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页。

割裂原文语境，有选择地摘录需要的文本；并列同类史料或是把史料与小说笔记归并一处；有意识地改动或增补原史书文本的字句等方式，都是冯梦龙编纂艺术的体现，从中可以窥探其略为隐秘的内心想法。节录、归并和改写等途径使正史材料以另一种面貌进入笔记杂谈。 本文基于《古今谭概》“笔记杂谈”文本性质和冯梦龙编纂者的身份，从史源学角度入手，对《古今谭概》中的文本处理方式作了一番研究。笔者对比原史书和《古今谭概》的文本，发现冯氏戴了一副“有色眼镜”看待史书人物，并在此基础上作某些细微的调整和改动，使其符合卷目和小序的内容。经过“移植”的文本已经脱离正史的“土壤”，进入笔记的“园地”——就像一块布匹，冯氏利用他作为编辑的身份对其进行适度剪裁，这种剪裁的背后既受到晚明世风的影响，也和他本人的心态和思想有关。参考文献［1］高洪钧，《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2］冯梦龙，《笑府》，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3］龚鹏程，《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4］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19 年第 1 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 Issue 23 明 末 清 初 的 崖 门 吊 古 诗 黄柏军 * 在今天广东新会古井镇，有一处名闻遐迩的名胜古迹：崖门古战场，这里的一草一木记载着南宋小王朝在此灭亡的痛史。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崛起漠北，挥戈南侵，南宋朝廷山河破碎版图变色，各路抗元武装力量一路南逃，最后在广东新会之崖山孤岛建立行宫，希望厉兵秣马养精蓄锐再作复国中兴之谋划。1279年，元将张弘范、李恒率领重兵，分水陆两路包围了崖山岛屿上的南宋小朝廷。南宋军民与元军展开最后一场殊死决战，宋军不敌战败，国母杨太后跳海殉国，陆秀夫背负八岁的小皇帝跳海殉国，太傅张世杰率领余部突出重围后遭遇特大飓风舟覆人亡，文天祥目睹南宋小朝廷在崖门海的灭亡依旧坚贞不屈宁死不降最后殉难于元大都。在宋元崖门决战中，南宋将士很有民族气节，宁可战死或者跳海殉国，誓死不投降，宋元海战之后七天，崖门海浮尸十万，海水成了殷红一片。至此，南宋宣告灭亡，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历史可以书写新的发展与前行，但是历史永远不会遗忘昨日的悲壮。 1279年以后，由于这一场震古烁今的大决战、大海战，崖山古行朝、崖门古战场成为岭南地区最厚重最悲壮的历史文化标志。元朝、明朝、清朝、民国，历朝历代，崖门古战场都成为文人墨客凭吊吟唱的首选之地。现如今，在崖门古战场遗址里面，保存着历朝历代文人墨客吟诵凭吊崖山古战场的诗词，当地人收集这些诗词重新书写、雕刻，建成崖山诗碑长廊，供各地游客观赏。 在历朝历代的凭吊崖山古战场诗词作品中，优秀作品很多，其中影响最大、流传广泛，最为人津津乐道者要数岭南明末清初的三位著名诗人：陈邦彦、屈大均、陈恭尹。读诗如同读史，应该设身处地，今天的读者要令思想思绪穿越时空，尽可能接近作者当时的社会背景、人生遭遇，这样阅读这些崖门古战场吊古诗词就会有不一样的体会、深刻的感受。同样，陈邦彦、屈大均、陈恭尹三位诗人在明末清初回顾南宋末年的史事，说的虽然是前朝之事，实际上隐喻的还是* 黄柏军：江门市政协文史研究员、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自己的遭遇和境况，叹息的还是现实之变，抚今追昔无限感慨，切肤之痛无以复加。联系到这样的历史背景来读上述三位先贤的崖山吊古诗，我们将在字里行间读出烈士的慷概、现实的无奈、时代的巨变、人世的沧桑，诗句背后的叹息和追问，悠长而沉重，令人为之动情。 明末清初的崖门吊古诗词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明末清初岭南地区历史、思想、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史演变轨迹的好材料。 下面，对陈邦彦、屈大均、陈恭尹三位岭南诗人留下的崖山古战场凭吊诗词做一些简单的点评和赏析，与读者一起走进明末清初岭南诗人学者群体独特的“崖山情结”。 一、诗人陈邦彦与《崖山吊古》 陈邦彦《崖门吊古》 万顷烟波接渺冥，双峰如阙控重溟。草藏宋血还余碧，浪洗胡尘尚带腥。 鱼腹有灵迎玉玺，龙髯无地树冬青。 中原极目今戎马，凭吊先朝一涕零。 二 百万貔貅一壑中，后人空自说三忠。每疑木石衔精卫，时向烟波现白虹。 燕市可堪仍履地，海灵谁复断孤篷。慈元旧殿今芜没，愁杀江门老钓翁。 三 往事苍茫不可寻，东风吹雨昼阴阴。精魂拟共湘波怨，遗恨长留越客吟。 赖是圣明回汉甸，只今邦计仗南深。春陵佳气中兴日，借取当年义士心。 陈邦彦的崖山吊古诗沉雄忧郁，被誉为“伤时感怀”之作。他笔下的崖门萧杀，他眼中的悲伤史料，不是单指南宋小朝廷的灭亡，更是隐喻明朝末年的风雨飘摇，烽烟四起，岭南抗清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风暴，前途未十。陈邦彦写出这样的诗句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回顾一下陈邦彦的生平经历，对他的这首借故喻今的《崖门吊古》诗，就将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明末抗清民族英雄、著名诗人陈邦彦（1603 ～ 1647年），字会份，与南海陈子壮、东莞张家玉并称“明末岭南三忠”。世居广东顺德龙山乡，父韶音移家县城大良，以教馆为业。邦彦自幼随父读书，资质聪敏。长成后，身材魁梧，赤面美髯，双眸炯炯。 18岁进学，每试名列前茅，对《周易》、《毛诗》与经世致用的学问学有所长。虽屡试不第，而兼济大志未稍减，对于府、县政务，每能提出精当的见解，颇受当事官员器重。40岁前，在大良城北锦岩山下设帐授徒，世称“岩野先生”。远近慕名前来受业者，每年不下数百人，著名文学家屈大均就是邦彦的得意门生。一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入关，明廷覆亡。邦彦忧心如焚，慷慨陈词：“此时不思报国者，非丈夫也！”随即结束讲学，撰写了一万七千多字的《中兴政要书》，提出三十二条救国方略，只身赶到南京进呈南明弘光帝。但未被采纳，南归继续关注时局。翌年五月，弘光政权倾覆。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继立，改元隆武，着意选贤与能，致力抗战。邦彦得大学士苏观生推荐，破格封监纪推官。不久，参加南明广东乡试，中第七名举人。下一年，擢升兵部职方司主事，协助苏观生监粤兵入江西防守。九月，清军压境，猛攻赣州，苏观生逡巡不进，邦彦一再请战，均不获批准。未几，赣州失守，福建汀州、上杭亦相继陷落，隆武帝死难，观生急于回广州拥立新主，下令全军撤防。邦彦极力反对，指出观生的做法是舍本逐末，当务之急应该凭借五岭和韩江天险抵挡北、东两面来敌，以保住广东，再行拥立不迟。 同时建议观生火速率领主力进入惠（州）、潮（州），驰援尚在苦撑的泉（州）、漳（州）前线，自请留守南安，抵挡北路清军。但观生执意不听。邦彦无可奈何，只得一同南撤。 回广州后，观生得知丁魁楚、瞿式耜已在广西拥桂王朱由榔为摄政王，大为不满。邦彦则认为大敌当前，应该摒弃前嫌，同心抗敌，并自请西上劝桂王即位，移跸广州，以便调集各方武装力量。邦彦出发后，适值隆武帝之弟朱聿馨由福建逃来，苏观生竟反悔前言，私下拥立聿礬，改元绍武。邦彦到梧州后，得知消息，觉得观生不仅庸懦，而且私心太重，出尔反尔，难成大事，于是与他分道扬镳，专意辅助丁魁楚、瞿式耜共图大业。十一月，朱由榔在肇庆即位，改元永历，封邦彦为兵科给事中，派往广州宣谕苏观生来归，并到各县募兵，此时观生已迳自发兵攻打永历军。十二月，正当朱家叔侄同室操戈之际，清将李成栋接连攻陷潮、惠，袭取广州，绍武、观生死难，永历君臣逃入广西。在兵荒马乱中，邦彦与他们失去联系。 清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李成栋陷肇庆，夺梧州，深入广西腹地追击永历军。邦彦化名林居士，到高明县一带招募义军，并收编甘竹滩绿林豪强余龙部两千多人，派门生马应房与之合兵收复顺德。又联络东莞张家玉，南海陈子壮，顺德胡靖、梁斌，新会黄公辅、何世熊，恩平王兴，阳江莫廷兰，新兴梁信灼，东安（今云浮）何士璋共同举义，以牵制西进的清军。 四月，李成栋接到广州方面告急，放弃永历君臣，引兵回救。邦彦派马应房、余龙率领水军到黄连乡北拦江截击，激战多时，寡不敌众，马、余二人阵亡。成栋向新安（今宝安）进攻张家玉，邦彦趁势会同高明麦而炫、欧怀昊一举攻下江门，声威大振。清巡抚佟养甲视邦彦为心腹大患，派兵劫去他安顿在龙山祖家的眷属，以此要胁邦彦归降。邦彦在来函纸尾凛然批复道：“妾辱之，子杀之，身为忠臣，义不顾妻子！”妾何氏及幼子和尹、虞尹终遭杀害。

七月，邦彦与陈子壮合兵攻广州。事前，派出卫指挥杨可观、杨景烨会同花山义军三千人诈降作内应，约定子壮于初七日三更一同分头从城西南和城东发动攻势。不料子壮提前两天动手，攻占西郭炮台，并派人到城下张贴檄文，被清军捕获，逼供出机密，致使内应人员全部遇害。子壮正待退兵，邦彦率部如期赶到，通知他：“李成栋刚在新安打败张家玉，现正回师救城，预计今晚半夜路经鱼珠洲，我已布下伏兵用火攻，到时请合力夹击。请认明我军标志是青旗红穗。”但子壮再度失误，没有及时传令部属。三更时分，敌军果然浮江而来，邦彦挥兵纵火截击，烧毁敌船数十艘。李成栋猝不及防，仓皇败退，邦彦顺流猛追，平明时分，迫近子壮军营，士兵们不知就里，以为全是敌军，慌忙退却，阵线动摇，反被清军一举击溃。邦彦孤掌难鸣，只得火速退兵。一场筹划多时的壮举，就此毁于一旦。 邦彦从广州战场撤出后，转攻三水县，斩清知县陈亿，继而进攻新会、香山，接连告捷。八月，南明卫指挥佥事白常灿攻克清远县，斩清副使于华玉、知县张兆斗。李成栋为夺回这个军事要地，亲自率兵反扑，常灿急邀邦彦合兵拒守，沿江设置栅栏严阵以待。李成栋兵船驶近，被阻难行，南明守将霍师连趁势纵火，击退成栋军。但不久风向倒吹，烧尽栅栏，成栋军得以长驱直入，进迫城下。邦彦与白常灿、诸生朱学熙分头指挥将士据城固守。清军猛攻十日，不能得手，最后，偷挖地道直达城下，用火药爆开城墙，蜂涌而入。在惨烈的巷战中，白常灿阵亡，邦彦次子馨尹死难，他本人也负了三处刀伤，退到朱家花园，见朱学熙已自缢殉节，悲愤之下，挥笔在墙上题诗一首：“无拳无勇，无饷无兵，联络山海，矢助中兴。天命不祐，祸患是婴，千秋而下，鉴此孤贞！”写毕，一头扎进水池中，决心一死报国，但随即被追兵拉起，他仰天大笑道：“我就是大明兵科陈邦彦！”邦彦被押到广州后，任凭巡抚佟养甲百般劝降，迄自凛然不屈，粒米滴水不进，只要来纸笔，写下生平自述和绝命诗三首。五天后，佟养甲见劝降无望，遂下令将他押到四牌楼（故址在今解放路）杀害。 有意思的是，陈邦彦一生中有一个浓重的“崖山情节”，崖山三忠之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生平事迹、凛然正气对陈邦彦有着深刻的影响。故此，他生前到过崖山古战场凭吊，也写过忧郁深沉的《崖门吊古》诗，到了人生最后一刻，他写的最后一首诗，也书写了他对崖门古战场的追忆，对崖山忠烈先贤的仰慕，可谓“崖山情结”贯穿着诗人陈邦彦慷慨激昂、浓墨重彩的一生。 根据史料记载：临刑前，面对清兵的血淋淋的鬼头刀，陈邦彦面不改色，慷慨高歌《绝命诗》一首：“天造兮多艰，臣也江之浒。书生漫谈兵，时哉不我与。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独苦！崖山多忠魂，后先照千古。”歌罢，从容引颈受刃。时顺治四年（1647年）九月二十八日。翌年，永历帝下诏追封为兵部尚书，赐谥

“忠愍”。邦彦是明末岭南著名诗人，与番禺黎遂球、南海邝露并称“岭南前三家”，作品意气豪迈，笔力老健。著有《雪声堂集》十卷。 从《崖山吊古》到《绝命诗》，人世变化，造化弄人，岭南抗清运动从高潮走向低潮，陈邦彦自己也将成为刀下之鬼，但是无论怎么变，有一样东西始终如一始终不变，那就是陈邦彦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陈邦彦的凛然正气从哪里来？恐怕与他长期以来的“崖山情结”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所谓求仁得仁，一刀断头，能够为正气、信念、理想而殉国，这不正是与当年南宋名臣文天祥一样的人生选择、人生道路么？难怪陈邦彦面对屠刀，毫不畏惧、坦然受刑、从容赴死，对于陈邦彦来说，这是一位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亡国之臣最后的无悔选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陈邦彦就这样书写完成自己最后的人生篇章。 二、诗人屈大均与《吊崖山宋永福陵》 屈大均《吊崖山宋永福陵》 一路松楸接海天，荒陵不见见寒烟。年年寒食无寻处，空向青山拜杜鹃。 二 万古遗民此恨长，中华无地作边墙。可怜一代君臣骨，不在黄沙即白洋。 三 北狩南巡总寂寥，空留杯土是前朝。凭君莫种冬青树，恐有人来此射雕。 屈大均，字翁山，广东番禺沙亭乡（今番禺新造镇思贤村）人。生于明崇祯三年（1670年）。其父是个自学成才的乡间医生。屈大均年幼时，因家境艰难，寄食于南海西场（今广州西场）邵氏家。他受父亲督促影响，自幼就读书用功，善诗文。 15岁时，就学于广州越秀山讲学的陈邦彦，与陈邦彦之子陈恭尹切磋学问，深受陈邦彦操行气节的影响。 清顺治元年（1644年），屈大均得补明南海生员。次年12月，清军南下攻陷广州，其父举家迂回番禺故里定居，告诫屈大均说：“今之时，仕则无义，洁其身，所以存大伦也”。此番教诲，深深铭刻在屈大均心中，成为他一生之座右铭。 顺治四年（1647年），陈邦彦举旗抗清，屈大均投奔陈邦彦，独领一队，打仗勇敢不怕死。各路义军围攻广州不克，终于兵败，陈邦彦率师死战，被俘殉国，暴尸旷野。屈大均痛失良师，冒险到战场上收拾其遗骸，收藏其发齿，并为之作传，收入《皇明四朝成仁录》，赋哀辞以悼念。战乱中清军四出掳掠，广州城乡群众惨遭不幸。翌年，广州发生大饥荒，出现了“人自卖身为肉于市”的悲剧情景，屈大均写出诗歌《猛虎行》，控诉清军行径；写出了诗歌《菜人哀》，记录下民生一

疾苦。 顺治六年（1649年），屈大均赴肇庆行在谒见永历帝，被授以中秘书之职，因父亲病危，辞归故里，是冬父卒。翌年底，清兵大致平定广东全境，屈大均削发为僧，又取永历铜钱一枚佩在身上，誓不臣服清廷，百折不改其操守。他以僧人身份为掩护，四出活动，企图伺机而起。顺治九年（1652年），出游庐山后，归住广州海幢寺。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初文坛盟主朱彝尊南游广东，结识了屈大均，返回江南时，把屈大均等一些岭南诗人的作品介绍给江南诗界，屈大均的声名从此远播海内，“未出梅关名已香”。这年秋，屈大均逾岭北游，周览辽东形势，流连齐鲁吴越，与抗清义士魏耕等人图谋联络郑成功商匡复大计。事败，魏耕被杀，屈大均走避，以后回到广东，还俗为儒。为了避免留辫之辱，屈大均始终保持光头，如今思贤乡八泉亭中，还留有他的一幅“不毛之首”的像碑。 在广州西郊草堂，他曾约陈恭尹等人共商再次举义之事，因形势日见严竣，避难于粤西，于康熙四年（1665年）再度出岭北游。到了陕西。康熙七年（1668年）归番禺故里。此后，他曾到湖南投奔过起事反清的吴三桂。又曾为避狱祸携妻儿入江西，只身赴南京，直至风声渐平，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回到番禺。 经历亡国反清的种种挫折，屈大均的反清复明的希望彻底破产，从此不复远游。两年后，屈大均在广州城南建三闾书院，供奉屈原画像，与一些志同道合者在此和诗说易。翌年，诗坛盟主王土祯奉旨南来广州祭南海神，广交文友，以特殊的身份斡旋于遗民和当政者之间，希望人才为清廷所用。王士祯及两广总督吴兴祚与屈大均在饮酒唱酬之间，提出欲疏荐大均的想法。时大局已定，朱彝尊等人也已应科举出仕，屈大均仍坚守气节，毫不动摇，借口“家有老少”及“著书未竟”婉辞荐举，终其一生不仕于清。 屈大均致力于广东的文献、方物、掌故的搜罗编纂，以表达其爱国爱乡之心。他参与了《岭南诗记》、《岭南倡和集》、《东莞诗集》等诗文集的，并为之作序。他花了几年时间，编成40卷的《广东文选》，继而增至8册为《广东文集》，收入汉至明代粤籍学者文集。可惜《广东文集》已佚。他在《广东文集》的《自序》中写道：“嗟呼，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 ⋯⋯吾所以为父母之邦尽心者，惟此一书。”屈大均在广州城南的珠江义学西楼上编纂《广东文选》，里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将楼称作“文选楼”。 屈大均居然不顾时讳，将明崇祯及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四朝抗清殉难人物死节事件记录成书，撰出《皇明四朝成仁录》，在清代，此书属于禁书，却能流传广泛，以至有多种不同的手抄本。屈大均晚年重要著作是《广东新语》，成书应在康熙朝中期。他通过实地考察，博采见闻，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证以

历史文献，始成一部融知识性、学术性、资料性于一体的28卷本方物专著。挚友潘未为《广东新语》作序，谓“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擒词者可以资华润”。 屈大均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诗论家，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为“岭南三大家”。屈大均曾在广州创立西园诗社，他总结了岭南诗歌发展的源流，使之得以弘扬。他的诗有丰富的历史内容、深厚的民族感情、沉雄悲壮的艺术风格。 自云：“慷慨干戈里，文章任杀身。尊周存信史，讨贼托词人。”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65岁的屈大均自营坟墓于番禺，给儿子留下遗嘱：“吾死后，以幅巾、深衣、大带成殓，大带书碣‘明之遗民’。墓亭书：‘孝子仁人求我友，罗威唐颂是我师’。”罗威、唐颂是番禺先贤，一为孝子、一为贤宦，可见屈大均精神上所追求和崇仰。坟墓建成一年后，屈大均辞世，终年67岁。墓在番禺新造镇思贤村北面宝珠岗，1929年冬重建。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屈大均全集》。 屈大均是功力深厚的历史学家，他在上述这首《吊崖山宋永福陵》一诗中，对北宋、南宋不幸亡国于北方异族的历史现象，提出了深沉的追问：“万古遗民此恨长，中华无地作边墙。可怜一代君臣骨，不在黄沙即白洋。”中华神州，地大物博，如此江山竟然没有一道有力的围墙，挡不住漠北铁骑的入侵，北宋的末代皇帝被异族俘虏，客死异乡；南宋的小皇帝跳海殉国，葬身白洋，北宋南宋两朝的末代皇帝均逃不脱如此悲惨的命运，究竟是命数使然还是自身原因？诗人的追问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吊崖山宋永福陵》一诗最后一首更是用隐喻的手法抨击满清政府的残暴：“北狩南巡总寂寥，空留杯土是前朝。凭君莫种冬青树，恐有人来此射雕。”——岭南反清运动当时遭遇满清政权的残酷打压，屈大均希望各地反清义军要讲智谋、要讲策略，要有与满清武装进行持久战的计划和打算。 屈大均诗中说的虽然是南宋末年的史实，但是实际上也是屈大均对岭南地区抗清形势、抗清风云的总结和分析，这首诗充分展示了屈大均对岭南地区抗清大业的激情和理想。虽然有人说，屈大均晚年思想消极，但是这也掩盖不住他壮年时侯的报国热情，《吊崖山宋永福陵》一诗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诗人陈恭尹与《崖门谒三忠祠》 陈恭尹《崖门谒三忠祠》 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陈恭尹（1631- 1700），字元孝，晚号独 。广东顺德人。清初广东名诗人。其父陈邦彦是明末清初广东抗清斗争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一位享有声誉的宿儒。他自小受父亲的思想影响颇深，并在父亲的指教下攻读诗书，擅长写诗作赋。清顺治四年（1647），他的父亲于战败后被清军俘获并处死，全家除陈恭尹侥幸逃走外均同时遇难。其后，他为报家仇而参加反清斗争，并往返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联系抗清的各地义军。 顺治十五年（1658年），陈恭尹赴云贵一带欲投奔南明永历帝，未遇，遂返回增城定居。至康熙元年（1662年），南明永历帝被清廷俘获处死，陈恭尹中止了联络反清志士的活动，潜居家乡专致读书达十几年之久。其间，与名诗人屈大均结交甚深，并一度与平南王尚可喜有诗词唱酬的交往。康熙十七年（1678年），因与尚可喜有旧交而被指涉嫌参与“三藩之乱”遭官府逮捕下狱。被关押半年后始出狱，定居在广州城南。 自此后他的意志较消沉，移志于诗词歌赋的创作，与友人结成诗社相互唱和，被时人称为“岭南七子”。 陈恭尹的诗尤擅七律诗，为诗坛所推崇。他提出诗歌贵在创新，求新于性情而不必求新于字句，求妙于立言而不必专斯于解脱的见解，反对盲目崇古与拟古。他的诗大多以感怀身世，矢志抗清、反映民疾及描述岭南风物为主题。晚年虽多与清廷权贵唱酬，但始终不肯出任新朝的官职。他为其居所取名“独漉堂”，以暗喻家仇未报，匡复之志未灭之意。他的隶书书法为清初独步广东的第一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病逝于广州。遗著有《独漉堂集》。 陈恭尹上述这首诗《崖门谒三忠祠》，写于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春天，陈恭尹与好友何不偕一起“出崖门，渡铜鼓洋，访故人于海外”，路过崖山，凭吊南宋三名臣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有感而作。这正是陈恭尹作为反清义士一生中最艰难、最黑暗、最彷徨的时刻：当时他的父亲陈邦彦反清举义战败被清军俘获并处死，全家除陈恭尹侥幸逃走外均同时遇难。此后十年，陈恭尹为报家仇而参加反清斗争，并往返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联系抗清的各地义军。就在写《崖门谒三忠祠》一诗后，他与好友马不停蹄，继续上路，赴云贵一带欲投奔南明永历帝，但是未遇，遂返回增城定居。从《崖门谒三忠祠》一诗可以看出陈恭尹其时的心态非常彷徨和沉重：父亲牺牲已经十年，但是岭南抗清形势已经由熊熊烈火转为星星之火，相识相熟的义士、师友一个接一个的牺牲，令人伤感。更令陈恭尹难受的是，自己背负着沉重的国仇家恨，前路茫茫何去何从？明朝还有复国的希望？还能把满清鞑子赶出山海关？ 自己还能为父亲陈邦彦报此血海深仇？一个个问题压抑着诗人，所以在他的笔下，才有“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的仰天长叹。我们都知道，人是渺小的动物，有时候也有感情脆弱无能为力的时刻。但是从另一个

角度说，历史总是曲折中前进、坎坷中发展的，朝代兴替、人事代谢，有其外因，也有其内因，这也是客观的历史规律。 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又有谁能挽狂澜于既倒呢？ 明末清初的诗人看历史看世界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我们今天的读者应该有冷静的分析和清醒的认识。

2019 年第1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19 Issue 23 论 钱 钟 书 对 陈 白 沙 诗 的 研 究 庞光华 * 陈白沙研究在其家乡广东省江门地区蔚然显学，学者论著众多。陈白沙的诗在明代就很有名。本文专门讨论我国现代杰出的古典文学研究家和文艺理论家钱钟书先生在其不朽名著《谈艺录》中对陈白沙诗歌的评论和研究，这是一个被一般学者忽视的课题。本文依据的陈白沙著作是《陈献章集》①。 一、雅饬和生劲 钱钟书《谈艺录》②一八《荆公用昌黎诗·诗用语助》：“宋人诗中有专用语助，自成路数，而当时无与于文流者，邵尧夫《击壤集》是也。惟近体虚字虽多，而虚字对如‘知时所得诚多矣，养志其谁曰不然。’全集不数见；惟《首尾吟》押‘支’韵，一题中遂屡为之，如‘无声无臭尽休也，不忮不求还得之’，‘物皆有理我何者，天且不言人代之’，‘义若不为无勇也，幸如有过必知之’，‘信道而行安有悔，乐天之外更何疑。’实与梅执礼、王中父、韩持国所作，无以大异。 明之陈白沙、庄定山衍其宗派，而皆视祖师稍为雅饬，语助不如康节之滥。 白沙虚字对更少，如‘色香本出梨之右，风味真无岭以南’，偶一为之，生劲差似唐子西、韩子苍。定山虚字对较多，如‘天乎贤孝真佳婿，诗也幽闲亦寿机’，‘鼎乎何可论为盖，柱也焉能梦作车’，头巾气殊不可耐。至‘开辟以来原有此，蓬莱以外更无山’，‘越水以更惟剡曲③，子陵而下几渔翁’，则尚不失为诗句。然理学家作诗用语助，虽无当风雅，犹成文理。至竟陵派以语助为诗诀，遂如柳子厚讥杜温夫 庞光华：五邑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江门市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自筹经费立项课题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JM2018C03。 ① 陈白沙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理学丛书》之一，中华书局，2012年，20- 21页。 ②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0年。 ③ 光华按，“以更”一语不辞，当是“以东”之误，形近而讹。三联书店版《谈艺录》（《钱钟书集》，2010年版和2011年版）182页也是作“以更”，不可通。*

所谓‘助字不中律令’者矣。⋯⋯如此笑枋，殊难备举。或则不通，或则不必，真宋太祖论‘朱雀之门’所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者。盖理学家用虚字，见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虚字，出于矫揉造作，故险而酸。一则文理通而不似诗，一则苦作诗而文理不通。兼酸与腐，极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④ 钱钟书先生痛批宋诗以来的诗歌滥用语助虚字，尤其是用虚字对仗（不限于句尾）。钱钟书先生批判理学家中的邵尧夫的《击壤集》中的某些诗专用语助且自成路数，但没有文学价值，在宋朝诗人中类似的还有梅执礼、王中父、韩持国。而明朝的理学家陈白沙也承袭了这一诗歌传统，用语助对仗，但比起其宋朝前辈邵尧夫等人还是要“雅饬”。钱钟书注意到陈白沙诗歌中的“虚字对更少，偶一为之。”且评论陈白沙诗句“色香本出梨之右，风味真无岭以南”⑤的美学特点是“生劲”⑥，但同时指出具有“生劲”这一美学特征的诗人还有唐子西（即北宋文学家唐庚）⑦、韩子苍（即北宋末南宋初的文学家韩驹）⑧。可见作为理学家的陈白沙的诗歌美学“生劲”的风格是受到了宋代诗人唐庚、韩驹的影响。“生劲”一语的意思应该是“生动有力”⑨。陈白沙的诗歌好用虚字对也是来自宋代诗歌的传统，尤其是宋代理学家的诗歌传统。 当然陈白沙的诗比起宋代理学家如邵尧夫等人的诗更有诗歌的美学价值，也就是钱钟书评论的“雅饬”和“生劲”，而不是押韵的文件而已。 《谈艺录》五四《萚石诗以文为诗用语助》严厉批评清代诗人钱载（字萚石）的诗蓝用虚字，诗味大减：“萚石诗用虚字，殊多恶滥。古体中每以语助凑足一句字数，阘茸支离，偃卧纸上；施之近体，一不得当，尤刺目棘喉。”下面列举众多例证，然后钱先生接着说：“萚石近体起结处亦好用语助，腐气中人可哕。 ⋯⋯理学家如邵康节、陈白沙、庄定山，亦好于近体起结处，以语助足凑成句；然三子 ④ 另参看《谈艺录》（中华书局，1990年）388- 389页的补订。 ⑤ 出自陈白沙《玄真送柑》诗，见《陈献章集》445页。 ⑥ 光华按，这两句诗用虚字“之”（平声）和“以”（上声，即仄声）对仗。 ⑦ 参看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10年）“唐庚”条的简介（见146页），钱钟书评论道：“他在当时可能是最简练、最紧凑的诗人，虽然也搬弄典故，还不算厉害，只是炼字炼句常有弄巧成拙的地方。” ⑧ 参看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10年）“韩驹”条的简介（见181页）。 ⑨ “生劲”作为美学术语不见于林同华主编《中华美学大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朱立元主编《美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考《新唐书·李德裕传》：“请借物为谕，松柏之为木，孤生劲特，无所因倚。”其中的“孤生劲特”用来形容松柏的特性。杨慎《丹铅余录》卷十三《摘录》：“子昂题阎金画人物髪采，生劲如欲语状。”也许钱先生的“生劲”一语出自杨慎的《丹铅余录》，本为画论中评论人物画的用语。

本诗道旁门，不烦苛论。’⑩《谈艺录》五八《清人论萚石诗》称：“自宋以来，诗用虚字，其弊有二：一则尖薄，乃酸秀才体，钟敬伯、谭友夏、蔡敬夫是也；一则肤廓，乃腐学究体，邵尧夫、陈公甫、庄定山是也。”■可见钱先生将著名理学家陈白沙等人的诗乱用虚字批评为“肤廓”、是“腐学究体”，这样的批评十分严厉，并且认为陈白沙诗多用语助和陈白沙是理学家有密切的关系。理学家的诗多用虚字是北宋以来的一个显著的传统。当然就诗的美学价值而言，这是一个很坏的传统。 二、爱陈师道、学江西派与沉着稳实 钱钟书《谈艺录》四二《明清人师法宋诗》节称：“以后则唐荆川极推山谷，⋯⋯然荆川自运，又绝无学山谷处，他文亦无道及山谷者。只屡称《击壤集》，卷七《与王遵岩参政》且曰：‘三代以下，文莫过曾子固，诗无如邵尧夫’。此则极口推尊山谷，单文孤证，可怪也。盖与陈白沙之爱后山，皆世人不曾知，不能信者。 白沙诗泛学宋人，不仅一康节，且往往遥袭成联：如《晚步》之‘泥筌收郭索，山网落軥辀’，则林和靖之‘草泥行郭索，山木叫軥辀’也；《春阴偶作寄定山》之‘共怜春错莫，更觉老侵寻’，则王半山之‘塞垣春错莫，行路老侵寻’也；《次王半山诗韵跋》云：‘予爱子美、后山，盖喜其雄健’；《与陈光宇书》云：‘后山之诗，一时人皆不好，读山谷、坡翁好之’；《夜坐诵康节诗偶成》云：‘无人不羡黄陈辈，高步骚坛角两雄’；篇什如《病疥》、《用后山韵写怀》，又如《谢惠壶》云：‘春事无多花去眼，老形已具雪添鬓’，本后山《次韵春怀》之‘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无多樱笋来’；《寄林虚牕》云：‘开眼已知真有益，后来岁月悔无多’，本后山《题明发高轩过图》之‘晚知书画真有益，却悔岁月来无多’。 因袭之迹，亦可征验。然白沙论作诗法，每贵下字斟酌轻重，词气沉着稳实■，其爱后山，尚在意中。非若荆川书后之突兀。湛甘泉作《白沙集》序，引庄定山赞白沙语云：‘非谢非陶莫浪猜，了无一字出安排’，本属皮相；蒙叟《诗集传》、竹垞《诗综》亦人云亦云，岂识白沙、荆川二公，学既近江西之学，诗复有取于江西之诗耶。”（142 -143页）同书469页补订称：“明人言性理者，即不主宋儒之说，亦必读其书，耳濡目染，遂于宋诗有所知解，因道而傍及其文。 《白沙子》卷一《认真子诗集序》举‘宋儒之大者’周、程、张、朱，以上配颜孟；举‘近’之‘能诗’者黄陈，以‘远’比 ⑩ 参看《谈艺录》（中华书局，1990年）180- 181页。 ■ 参看《谈艺录》（中华书局，1990年）194页。 ■ 钱钟书用小字自注：“参看文集中《诗不易》条、《送张方伯诗跋》、《与汪提举书》、《批答张庭实诗笺》诸篇。”

李杜；如推屋乌之爱焉。 白沙能赏后山，荆川能称山谷，庄孔阳则能识简斋。” 钱先生这里明确考证出陈白沙的诗受到北宋江西诗派的陈师道的影响■，逐一考证出陈白沙至少有六首诗的语句脱化自陈师道的诗，陈白沙自己在文章中也明确表示了对陈师道和杜甫的爱好■。陈白沙的诗明显受宋诗的沾溉，尤其是受到宋代的江西诗派的影响。钱先生还指出陈白沙和明朝儒学家的唐顺之的学问也与宋代的江西诗派学者的学问近似。 钱先生还论道：“白沙论作诗法，每贵下字斟酌轻重，词气沉着稳实。”这与陈师道的诗风接近，所以他喜欢陈师道，并不难理解。钱先生这里揭示出陈白沙的诗歌的语言风格是“沉着稳实”，这一论断十分精辟。考陈白沙在《与张庭实主事》■的第24通书信中有曰：“东所■寄兴壸字韵下五首，遣辞寛缓，稍就沉着，可以望作者之庭矣。”钱先生所说的“沉着”一语■，陈白沙用来评论他人之诗。“沉着”一词作为文艺理论的术语本来是用于评论书法美学风格，较早见于唐朝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十四《张长史十二意笔法意记》：“乃偶以利锋画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沈着，当其用锋，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李商隐《李义山文集》卷四《太尉卫公會昌一品集序（代桂府荥阳公）》：“王子敬之隶法遒媚皇休明之草势沉着，异代相逼，当世罕俦。”“沉着”作为文学风格术语是唐代的司空图在其《二十四诗品》中提出的，应该是借用了书法美学术语。 司空图《诗品》的第四品是《沉着》，并解释到：“绿林野室，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 其后是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开始在书法美学上使用“沉着痛快”一语。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书右军文赋后》：“余在黔南，未甚觉书字绵弱。及移戎州，见旧书多可憎，大?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着痛快之语，但难爲知音尔。李翘叟出褚遂良临右军书文赋，豪劲清润，真天下之奇书也。”同书卷二十九《跋东坡书》：“东坡书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昴，虽造物之鑪锤，不自知其妙也。 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沈着痛快，乃似李北海。”同书卷三十《跋范文正公帖》：“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沈着，极近晋宋人书。”在北宋，“沉着痛快”一语似乎只用于书法美学，不用于文论诗评。杨万里也是以“沉着痛快”来作为书法美学术语，用于形容晋代书法的美感。杨万里■ 关于陈师道，参看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10年）164- 165页。■ 钱钟书《宋诗选注》的“陈师道”简介指出：“陈师道摹仿杜甫句法的痕迹比黄庭坚来得显著。”■ 见《陈献章集》卷二，170页。■ 《四部丛刊》本《白沙子》“东”作“柬”，当是形近而误。■ 《谈艺录》的“沉着”在《陈献章集》写作“沉着”，“沈”与“沉”为古今异体字，音义全同。

《诚斋集》卷二十八《答张功父寺丞书》：“后山清厉刻深之句，实晋沉着痛快之字，荡耳目而醒肝瞻。”但在南宋，“沉着痛快”一语也被诗人用于诗论之中。考南宋词人姜白石在《白石道人诗说》第二十六条提出的：“沉着痛快，天也。 自然与学到，其为天一也。”■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85《诗话》：“自唐以来，李杜之后，便到韩柳，韩诗沉着痛快，可以配杜，但以气为之，直截者多，隽永者少。”■明显用“沉着痛快”来描述杜甫、韩愈的诗歌风格。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提及的：“其大概有二：曰悠游不迫，曰沉着痛快。”■“沉着痛快”与“悠游不迫”是相对立的美学风格。根据《诗体杂记》卷七的阐释：“杜少陵之诗，沉郁顿挫，极千古未有之奇，问其何以能此，不外沉着痛快四字而已。”■南宋以来的诗论家以“沉着痛快”来形容杜甫的诗风。■陈白沙一向仰慕杜甫的诗风，自己也努力向“沉着”的方向用功。所以钱先生用《沧浪诗话》中的“沉着”一语来概括陈白沙的诗风是很准确的。 钱先生用的“稳实”一语不见于《陈献章集》，但也是来源于古人对杜甫诗的评论。考《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所载的南宋嘉兴人鲁音■序称：“余谓少陵老人，初不事艰涩，左隐以病人。其平易处，有贱夫老妇所可道者。至其深纯宏妙，千古不可追迹，则序事稳实，立意浑大，遇物写难状之景，纾情出不说之意，借古的确，感时深远。”认为杜甫的作品“序事稳实”。另如《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载朱熹《答张敬夫》：“《中庸章句》只如旧本，已如所戒矣。近更看得数处稳实，尤觉日前功夫未免好高之弊也。”朱熹用“稳实”评价自己的《中庸章句》。 同书卷五十九载朱熹《答陈才卿》：方叔、子融曽相见否？方叔看得道理，尽自稳实。”钱先生用于文论的“稳实”当是来自鲁訔的序文，而不是来自朱熹，因为朱熹并不用“稳实”来评论文学作品。 因此，钱先生用古人评价杜甫诗的“沉着”和“稳实”来评论陈白沙诗歌的 ■ 参看《宋诗话全编》（吴文志主编，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七册7550页。 ■ 引自《宋诗话全编》（吴文志主编，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八册8521页。 ■ 参看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8页。 ■ 转引自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页。 ■ “沉着痛快”在文论史上有一定影响。考清代文论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板桥论词取刘蒋》条称：“板桥论诗，以沉着痛快为第一。论词取刘、蒋，亦是此意。然彼所谓沉着痛快者，以奇警为沉着，以豁露为痛快耳。吾所谓沉着痛快者，必先能沉郁顿挫，而后可以沉着痛快。若以奇警豁露为沉着痛快，则病在浅显，何有于沉。病在轻浮，何有于着。病在卤莽灭裂，何有于痛与快也？”陈廷焯《词坛丛话》之《板桥词沉着》条称：“板桥论诗，以沉着痛快为第一，而以温厚和平者为小家气。其言虽偏，可以药肤庸，自是一时快论。今观其词，亦极沉着痛快之致。”明朝的郑板桥论诗词看重“沉着”，当是来自严羽的《沧浪诗话》。 ■ 关于鲁訔，参看张忠纲主编《杜甫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鲁訔”条（见685页）。 ■ 《四部丛刊》本。

“词气”，就是说陈白沙的诗风通过宋代的江西诗派，也受到杜甫诗风的影响。这是很精湛的见解。 三、当句对联 《谈艺录》五六《萚石七律对联》称：“七律之当句有对联，前山谷诗补注已略言之。宋之徐师川、吕居仁、晁景迁、王卢溪、范石湖、杨诚斋、李若水、张表臣、徐灵渊、刘后村等，明之白沙、定山、升菴、空同、中郎、伯敬等，均有此体对联。落套引板。”钱先生在此文中对七律的当句对联阐述极详，举例众多。应该说七律中的当句对联这一修辞手法历来为现代修辞学家所忽视，钱先生详尽论述了七律中的这一修辞现象有很重要的意义。钱先生还指出陈白沙诗中的这种当句对联是自宋代以来的修辞手法。陈白沙喜欢宋诗，自然也承袭了这一修辞法。研究陈白沙诗的学者，除钱先生外，似乎还没有人指出过陈白沙七律诗中的当句对联这样的修辞艺术，虽然这并不是陈白沙的独创，而是继承了北宋以来七律诗的一个艺术传统。 四、以诗言理与闲澹 《谈艺录》六九《随园论诗中理语》详细研究了宋诗中的理语问题，引证广博，也论及陈白沙。其言曰：“窃谓理趣之旨，极为精微，前人仅引其端，未竟厥绪。高彪《清诫》已以诗言理。此后有两大宗。一则为晋宋之玄学。 ⋯⋯二则为宋明之道学。尧夫之《打乖》、《观物》、晦菴之《斋居》、《感兴》；定山、白沙，诗名尤着。而《丹铅总录》卷十九亦讥之曰：‘《传灯录》偈子，非诗也’。”钱先生在肯定陈白沙“诗名尤著”的同时，也引述明朝大学者杨慎《丹铅总录》的讥讽评语，批评陈白沙、庄定山用诗来说理，有失诗味，有的甚至不能成其为诗。 当然，钱先生并不否定诗有“理趣”，只是反对滥用理语。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表明自己选诗的标准有：“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 但钱先生并不赞同杨慎对陈白沙诗的批评。 《谈艺录》233页《附说十七》：“按升菴之说非也。 白沙、定山诗路，与《传灯录》偈子绝不类。偈子句句俚浅，而意甚悠渺，不易索解，待人冥思自悟。 白沙、定山，意尽言中，一望可了。不待商度。禅宗以不落言诠为尚，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遂得正法眼藏。 ⋯⋯理学家■ 参看《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10年）《序》20页。

则不然，以为常道可道。尧夫诗曰：‘天且不言人代之’，白沙诗曰：‘天不能歌人代之’。 《击壤集》与《传灯录》大本乖迕，升菴混为一谈矣。李宾之之于定山、白沙，升菴之于定山，弇州之于白沙，皆能披沙简金，不予抹杀。然二家之师《击壤集》，夫人皆知。 《白沙集》卷五《随笔》所谓：‘子美诗中圣，尧夫更别传’。又卷六《次韵廷实见示》所谓‘击壤之前未有诗’；《定山集》卷四《与王汝昌魏仲瞻雨夜小酌》所谓‘赠我一杯陶靖节，答君几首邵尧夫’。 白沙闲澹，定山豪放；闲澹止于腐，豪放者不免粗，故定山诗笑枋稍多。 白沙诗偶学后山，余已考论。定山则颇效刘静修，当是喜其粗豪类己。”钱先生反驳了杨慎对陈白沙诗的评论，认为杨慎的诗评有失公允，白沙诗与《传灯录》的偈子有本质的不同，并指出白沙诗的风格属于“闲澹”，与庄定山的“豪放”诗风不同。但钱先生也指出白沙诗的闲澹有时会流于“腐”，即陈腐。这大概也是因为陈白沙的理学影响了他的诗。钱先生接着说：“《濂洛风雅》所载理学家诗，意境既庸，词句尤不讲究。 即诗家长于组织如陆放翁、刘后邨，集中以理学语成篇，虽免于《击壤集》之体，而不脱山谷《次韵郭右曹》、《去贤斋》等诗窠臼，亦宽腐不见工巧。 自宋以来，能运使义理语，作为精致诗者，其惟林肃翁希逸之《竹溪十一稿》乎。 ⋯其为诗也，虽见理未必甚深，而就辞藻论，要为善于驱遣者矣。”钱先生这里抨击理学家以诗言理，诗多理语，意境难脱平庸，词句缺乏洗练，大都不能工巧。甚至善于布局构思的大诗人陆游、刘克庄■一旦用理学语写诗，也会流于“宽腐”，难见工巧。唯有林希逸虽然通晓儒家理学，道家的《庄子》、《列子》，佛教的禅宗语录，然而其诗集《竹溪十一稿》却辞藻精致，没有陈腐。 最早使用“理趣”一词的大概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一《李宓传》：“议论往返，言经训诂，众人服其理趣。”■其后唐朝高僧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二载梁代沈约《神不灭论》：“而万物交加，群方缅旷，情性晓昧，理趣深玄。”■《晋书·列女传·刘聪妻刘氏》条称：“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常璩、沈约、《晋书》都是用“理趣”来形容人的思想和修养，无关诗文。后来唐朝孔颖达的《尚书正义》也用“理趣”一词。考《尚书》孔安国《序》：“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孔颖达《正义》称：“其所归趣，与坟典一揆，明虽事异坟典，而理趣终同，故所以同入《尚书》，共为事教也。”■则孔颖达以“理趣”为文章的观点主旨。宋代道家类书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三十二■ 参看《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10年）的刘克庄简介（见405 - 406页）。■ 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38页。■ 据《四部丛刊》本。■ 据《十三经注疏》本。

《服气疗病》条引彭祖曰：“行气闭气，虽是治身之要，然当先达解其理趣。”■可见道家经典的“理趣”是“理论”的意思。 以上的“理趣”一语，皆不是美学术语。较早使用“理趣”为美学术语的，似乎是画论家，而不是诗论家。考北宋郭若虚《图画闻见志·叙论》：批评当时的绘画“不达画之理趣”。魏庆之《魏庆之词话》引南宋杨湜《古今词话》■称苏东坡的《蝶恋花》词：“予得此词真本于友人处，绿水人家绕作绿水人家晓。多情却被无情恼，盖行人多情，佳人无情耳。极有理趣。”■清代黄蓼园《蓼园词评》称：“《浪淘沙》欧阳永叔《把酒祝东风》，按末二句，忧盛危明之意，持盈保泰之心，在天道则亏盈益谦之理，俱可悟得。大有理趣，却不庸腐。粹然儒者之言，令人玩味不尽。”■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批评明朝某诗人之诗：“至结语‘东海细臣瞻巨斗，北枢终夜几曾移’，愈有理趣而愈不佳。 ‘东海’‘北枢’犹为彼善，‘细臣’‘巨斗’二字何出？”王世贞连诗中“理趣”都反对。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六九论“理趣”和“理语”最为详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白沙诗》条称：“白沙先生善会万物为己，其诗往往漏泄道机，所谓吾无隐尔。盖知道者，见道而不见物；不知道者，见物而不见道。道之生生化化，其妙皆在于物，物外无道。学者能于先生诗深心玩味，即见闻之所及者，可以知见闻之所不及者。物无爱于道，先生无爱于言，不可以不察也。先生尝谓人，读其诗止是读诗，求之甚浅，苟能讽咏千周，神明告人，便有自得之处。庞弼唐云，白沙先生诗，心精之蕴于是乎泄矣。然江门诗景，春来便多，除却东风花柳之句，则于洪钧若无可答者，何耶？盖涵之天衷，触之天和，鸣之天籁，油油然与天地皆春，非有所作而自不容已者矣。然感物而动，与化俱徂，其来也无意，其去也无迹，必一一记其影响，则亦琐而滞矣。此先生之所以有诗也■。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以道为诗自白沙始。 白沙之言曰：‘诗之工，诗之衰也。率吾情盎然出之，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时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诗之妙用。’此白沙诗之教也。甘泉尝撰白沙诗教以惠学者，然学白沙者难为功，学曲江者易为力。 曲江以人，而白沙以天。诗至于天，呜呼至矣。”屈大均明确说了陈白沙“以道为诗”，“其诗往往漏泄道机”。这正是因为陈白沙作为诗人和作为理学家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 张君房撰，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中华书局，2010年）726页。 ■ 《古今词话》原本已失传。 ■ 见张璋等编纂《历代词话》（大象出版社，2002年）上册167页。 ■ 见张璋等编纂《历代词话》（大象出版社，2002年）下册1792页。 ■ 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97年）347 - 348页。 ■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0年）对此加按语道：“此亦道学家于春别有会心之证。”（见230页）

钱钟书先生是我国现代最为杰出的古典文学研究家，其诗论名著《谈艺录》多处论及陈白沙诗，对白沙诗的诗风和源流有精湛的论评，片言只语往往击中要害，直指精微，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2019 年第 1 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 Issue 23 高 行 健 文 学 和 艺 术 年 谱 简 编 （ 下 ） 庄 园*2015年 75岁 1月20 日，《小说评论》刊发何平的文章《“国家计划文学”和“被设计”的先锋小说》。 2月20 日，福建的《艺苑》杂志2015年第1期刊发评论高行健剧作《逃亡》的论文。 2月，法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让-皮埃尔·扎哈戴撰、苏珊译的论文《超越二律背反的美学观》刊发在《明报月刊》“明月”副刊2015年2月号上。 2月底，比利时以巨大规格举办“高行健绘画双展”。两个展览同时进行。一是在首都布鲁塞尔的伊赛尔美术馆举办“高行健回顾展”，以展示高行健的绘画历史及成就；二是在比利时皇家美术馆举办“高行健——意识的觉醒”专题展。题目是“意识的觉醒”，画的是人的“潜意识”。 4月22 日，台湾《自由时报》网络版报道：高行健以“文学创作与文化反思”为题，与台师大师生对话。 4月25 日，台北联经出版高行健画集《洪荒之后》。 4月25 日，马悦然在澳门科技馆发表演讲，题目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 4月28 日，笔者关于高行健的博士论文在澳门大学开题。 5月11日，刘再复在美国科罗拉多写作《走近当代世界绘画的高峰》。 5月17 日，笔者与导师朱寿桐教授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全球化与中文学科建设的新方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笔者宣读了论文《论高行健文艺创作的三个阶段及其传播》。 6月，让-皮埃尔·扎哈戴撰、苏珊译的论文《高行健与哲学》刊发在《明报月刊》“明月”副刊6月号上。* 庄园：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华文文学》常务副主编。

6月20 日，马悦然在澳门的演讲词《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刊发在汕头大学《华文文学》2015年第3期上。 7月26 日，刘再复在美国科罗拉多写作《高行健，当代世界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 10月20 日，刘再复评论高行健绘画的文章《走向当代世界绘画的高峰》、乐桓宇评论高行健电影的文章《嵌套影像，看见诗歌》刊发在汕头大学《华文文学》2015年第5期上。 10月，高行健的妻子西零在巴黎写作《艺术家妻子的简单生活》，她这样评价另一半：“高行健很随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同他很好相处”；“高行健在得诺贝尔奖之前和之后没有多大的改变，他从未为谋利而改变艺术的初衷。” 12月，香港大山文化出版柯思仁著作《高行健与跨文化剧场》，由陈涛、郑杰译。 这一年，美国一大学演出《彼岸》。英国爱丁堡戏剧节演出《山海经传》（台湾师大制作的摇滚音乐剧）。韩国首尔演出《车站》。 意大利米兰举办《逃亡》排演朗诵会。法国巴黎出版艺术画册《高行健，墨趣》新版。台湾联经出版高行健的摄影和绘画《洪荒之后》画册。英国伦敦画廊举办高行健个展并出版画册。西班牙举办高行健“呼唤文艺复兴”绘画、摄影与电影展并出版画册。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出版社出版《高行健的舞台与水墨画：亮相的剧场性》。2016年 76岁 5月31日，台湾《自由时报》网络版首页的即时新闻报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我对中国已无乡愁》。 6月8日一7月10 日，高行健在台北亚洲艺术中心举行题为《呼唤文艺复兴》的展览。 6月，西零作品《家在巴黎》由台北联经出版。 7月9 日，台北亚洲艺术中心发布《走寻灵山——高行健摄影作品介绍》。 10月，香港《明报月刊》刊载高行健在意大利米兰大学举办的《交流与境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越界的创作》。 12月，刘再复专著《再论高行健》由台北联经初版。 12月20 日，王孟图论文《叙述者的魔术——高行健长篇小说的叙述人称之魅》刊发在汕头大学《华文文学》2016年第6期上。 12月30 日，笔者在澳门大学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为《论高行健小说的现代性追求》。 这一年，高行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意大利米兰艺术节和英国牛津论坛

2016年会上，分别作了三次演讲：呼唤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米兰大学举办的《交流与境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高行健作了开幕式演讲《越界的创作》。应邀出席法国马赛举办的亚洲戏剧研讨会，会上专场放映了歌剧《八月雪》录影。法国巴黎出版《游神与玄思》法译本，译者是杜特莱教授。 这一年，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改编上演《灵山》音乐舞剧，编舞吴义芳。法国巴黎诗人之家举办高行健诗歌朗诵会并放映影片《美的葬礼》。卢森堡电影资料馆放映《美的葬礼》。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举办高行健作品朗诵会并放映影片《美的葬礼》。香港艺倡画廊举办高行健个展并出版画册《墨光》。 台湾师范大学出版画册《美的葬礼》。美国纽约艺术博览会推出高行健个展。卢森堡画廊举办高行健个展。 天津音乐学院任东岳提交硕士论文《论林兆华导表演的双重结构》，该文论及高行健对林兆华的影响。2017年 77岁 1月1日，朱寿桐教授在澳门大学为笔者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作序。 2月，笔者的博士论文改名为《个人的存在与拯救——高行健小说论》，作为“高行健研究丛书”之一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全书大约30万字。 4月6 日，台湾师范大学网页发布“高行健艺术节”活动公告。 4月21日，刘再复在美国科罗拉多写作《高行健“思维方式”》一文。 5月4 日，刘再复在美国科罗拉多写作《“高行健世界”的全景描述》一文。 5月15 日—6 月15 日，台湾师范大学主办“高行健艺术节”。 5月23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高行健获颁台师大名誉博士学位”。 5月30 日，台湾《世界日报》刊发报道，题目为《高行健的乡愁，分了一个给台湾》。 8月5 日，笔者为汕头市作协做讲座，题目为《高行健：华文作家的普世书写》。 8月20 日，刘剑梅论文《高行健作品中的女性与道》刊发在汕头大学《华文文学》2017年第4期。 9月24 日，林克欢发给笔者关于“重返八十年代”专题的约稿《话剧的八十年代》一文，并加了一小篇“附言”。 10月，刘再复的文章《“高行健世界”的全景描述》刊发在《明报月刊》“明月”副刊2017年10月号。 10月11日下午，笔者在南京参观了与高行健相关的几处地方。 10月20 日，《华文文学》2017年第5期刊发刘再复文章《高行健：当代世界

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再论高行健＞自序》。该期刊封二位置刊发出版信息“香港大山文化出版庄园的学术专著”。 12月20 日，《华文文学》2017年第6期“重返八十年代”的栏目中，刊发林克欢文章《话剧的八十年代》和笔者文章《高行健年谱 1981年41岁》等。参考文献中国大陆出版（1）单篇文章及发表的期刊1979年 高行健《巴金在巴黎》，《当代》（文学季刊）第2期第141—1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 高行健《寒夜的星辰》，《花城》第3期146—2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1980年 高行健《尼斯——蔚蓝色的印象》，《花城》第4期第198—20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高行健《巴黎印象记》，《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第69—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2月20 日出版。 高行健《法兰西现代文学的痛苦》，《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第51—57页，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出版1980年3月。 高行健翻译、［法］雅克普列维尔《歌词集》选择《巴尔巴娜》、《一家子》，《花城》第5期第219—22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高行健《法国现代派人民诗人普列维尔和他的（歌词集＞》，《花城》第5期第221—22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高行健《关于巴金的传奇》，《花城》第6期第169—17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高行健《文学创作杂记》，《随笔》第10集第40—4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高行健《文学创作杂记》，《随笔》第11集第81—8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高行健《再谈小说的叙述语言》，《随笔》第12集第71—7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高行健《谈小说叙述语言中的第三人称“他”》《随笔》第13集第40—42页，花城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高行健《谈小说叙述语言中的第三人称“他”——文学创作杂记》，（广州）《随笔》第13集，花城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高行健《时代的号手——在巴黎召开的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国际讨论会》，《诗探索》1980年第1期（创刊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秋季出版。 柳门《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在巴黎》，《读书》1982年第5期，三联书店1980年5月30 日出版。1981年 高行健《有只鸽子叫红唇》，《收获》1981年第1期第205—25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25 日出版。 高行健《意大利随想》，《花城》1981年第3期（总第10期）第188—194页，花城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高行健《朋友》，《莽原》1981年第2期第171—174页，（郑州）莽原文学社1981年8月出版。 高行健《文学创作杂记之五：谈意识流》，《随笔》第14集第39—41页，花城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 高行健《文学创作杂记：谈怪诞与非逻辑》，《随笔》第15集第32—35页，花城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 高行健《文学创作杂记：谈象征》，《随笔》第16集第48—50页，花城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 高行健《文学创作杂记：谈艺术的抽象》，《随笔》第17集第34—36页，花城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 高行健《文学创作杂记：谈现代文学语言》，《随笔》第18集第27—29页，花城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1982年 高行健《一篇不讲故事的小说》，《丑小鸭》1982年第4期第29页，中国人才研究会、人才杂志社、（北京）《丑小鸭》编辑部1982年4月25 日出版。 高行健《雨、雪及其它—— 篇非小说的小说》，《丑小鸭》1982年第7期第26—31页，中国人才研究会、人才杂志社、（北京）《丑小鸭》编辑部1982年7月25 日出版。 高行健《同一位观众谈戏——现代戏剧杂谈之一》，《随笔》第23期第70 -76页，花城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 高行健、刘会远《绝对信号》，《十月》1982年第5期第121—143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高行健《路上》，《人民文学》1982年第9期第23—28页，作家出版社1982

年9月20 日出版。 高行健《读王蒙的〈杂色＞》，《读书》1982年第10期第36—40页，三联书店1982年10月10 日出版。 高行健《二十五年后》，《文汇月刊》1982年第11期第40—42页，文汇报社1982年11月10 日出版。 高行健《谈小说观与小说技巧》，《钟山》1982年第6期第233—23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15 日出版。 高行健《同一位观众谈戏——现代戏剧杂谈之一》，《随笔》第23期，1982年11月出版。 胡伟民《话剧要发展，必须现代化》，《人民戏剧》1982年第2期。 《王蒙致高行健》，《小说界》1982年第2期，上海文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 宁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欢庆建院三十周年》，《人民戏剧》1982年第7期。 刘心武《在“新、奇、怪”面前——读〈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读书》1982年第6期，1982年6月10 日出版。 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第88—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1日出版。 李陀《“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第91—9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1日出版。 刘心武《需要冷静地思考》，《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第94—9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1日出版。 凌霄《北京人艺的新探索——小剧场演出》，《人民戏剧》（该刊1983年开始恢复原名《戏剧报》）1982年第10期第1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10月18 日出版。 李陀《论“各式各样的小说”》，《十月》1982年第6期第238—246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 林涵表《可喜的艺术探索》，《北京日报》1982年12月9 日。 《〈绝对信号＞震动了我的心》，《中国青年报》1982年12月12日。 闻起《引人注目的活跃局面——看入夏以来首都话剧演出有感》，《人民戏剧》1982年第11期第16—1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11月18日出版。 牛耕云《新花新路新尝试——访〈绝对信号＞导演林兆华》，《人民戏剧》1982年第11期第42—4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11月18日出版。 曲六乙《吸收、溶化、独创性》，《人民戏剧》1982年第12期第26—2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12月18 日出版。

张仁里《话剧舞台上的一次新探索》，《人民戏剧》1982年第12期第27—2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12月18日出版。 行之《征服观众》，《人民戏剧》1982年第12期第2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12月18 日出版（《新华文摘》1982年第12期全文转载剧本《绝对信号》）。1983年 高行健《谈现代戏剧手段——戏剧创作杂谈之二》，《随笔》1983年第1期（总第24期）第115—121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1月出版。 高行健《谈剧场性——现代戏剧手段初探之三》，《随笔》1983年第2期第90—95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3月出版。 高行健《谈戏剧性——现代戏剧手段初探之四》，《随笔》1983年第3期第116—123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5月22 日出版。 高行健《动作与过程——现代戏剧手段初探之五》，《随笔》1983年第4期第103—109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7月22 日出版。 高行健《谈时间与空间——现代戏剧手段初探之六》，《随笔》1983年第5期第103—110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9月22 日出版。 高行健《谈假定性——现代戏剧手段初探之七》，《随笔》1983年第6期第96—103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11月22 日出版。 高行健《车站》，《十月》1983年第3期第119—138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 高行健、刘会远《绝对信号》，《作品与争鸣》1983年第3期第17—36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3月17 日出版。 高行健《现代小说技艺的新课题——谈现代小说与读者的关系》，《青年作家》1983年第3期第61—63页，（成都）青年作家文学月刊社1983年3月1日出版。 高行健《鞋匠和他的女儿》，《青年作家》1983年第4期第14—16页，（成都）青年作家文学月刊社1983年4月1日出版。 高行健《花环》，《文汇月刊》1983年第5期第6—9页，文汇报社1983年5月10 日出版。 高行健《质朴与纯净》，上海《文学报》1983年5月19 日第三版。 高行健《谈冷抒情与反抒情》，《文学知识》1983年第3期第12—1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22 日出版。 高行健《海上》，《丑小鸭》1983年第6期第39—41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3年6月7 日出版。

高行健《母亲》，《十月》1983年第4期第218—222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 高行健《圆恩寺》，《海燕》1983年第7期，1983年7月出版。 高行健《现代折子戏（四出）》，《钟山》1983年第4期第170—19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15日出版。 高行健《河那边》，《钟山》1983年第5期第117—13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15 日出版。 巴金的《一封回信》，《上海文学》1983年第2期第4—5页，上海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1日出版。 《〈绝对信号＞使人惊醒》，《北京晚报》1983年1月21日。 夏衍《答友人书——漫谈当前文艺工作》，《上海文学》1983年第2期第4—13页，上海文学出版社1983年2月1日出版。 邵牧君《现代派和电影》，《新华文摘》1983年第1期第155—15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25 日出版。 晓江《开放与设防——略论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新华文摘》1983年第1期第156—15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25日出版。 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新华文摘》1983年第3期第140—1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25 日出版。 贺敬之《新时期的文艺要坚持民族性》，《新华文摘》1983年第3期第142—14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25 日出版。 巴金《一封回信》，《新华文摘》1983年第3期第144—14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25 日出版。 郑伯农《民族化——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由之路》，《新华文摘》1983年第3期第144—14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25 日出版。 陈骏涛《关于创作方法多样化问题的思考》，《新华文摘》1983年第3期第145—14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25 日出版。 刘有宽《贺〈绝对信号＞获奖》，《北京剧作》1983年第2期第84—86页，北京市文化局艺术制作工作室。 宋鲁曼《一部有明显缺陷的作品——评话剧〈车站＞》，《北京剧作》1983年第2期第87—88页、及第111页，北京市文化局艺术制作工作室。 丁扬忠《探路——〈绝对信号＞及其他》，《剧坛》1983年第2期第15—17页，天津《剧坛》编辑部1983年4月1日出版。 曲六乙《吸收·溶化·独创性》，《作品与争鸣》1983年第3期第37—3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3月17 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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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莱《诺贝尔文学奖中文得主莫言和高行健在社会中的地位》，《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6期。 张静《对〈车站＞“等待”主题新的诠释》，《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2015年 何平《“国家计划文学”和“被设计”的先锋小说》，《小说评论》2015年第1期。 王艺珍《吊诡意义：略论〈逃亡＞的寓言图景》，《艺苑》2015年第1期。 让-皮埃尔·扎哈戴撰、苏珊译《超越二律背反的美学观》，《明报月刊》“明月”副刊2015年2月号。 让-皮埃尔·扎哈戴撰、苏珊译《高行健与哲学》，《明报月刊》“明月”副刊6月号。 马悦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华文文学》2015年第3期。 刘再复《走向当代世界的绘画高峰》，《华文文学》2015年第3期。 乐桓宇《嵌套影像，看见诗歌》，《华文文学》2015年第5期2016年 王孟图《叙述者的魔术——高行健长篇小说的叙述人称之魅》，《华文文学》2016年第6期。2017年 刘再复《高行健，当代世界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华文文学》2017年第5期。 刘再复《“高行健世界”的全景描述》，《明报月刊》副刊2017年10月号。 刘剑梅《高行健作品中的女性与道》，《华文文学》2017年第5期。 林克欢《话剧的八十年代》，《华文文学》2017年第6期。 庄园《高行健年谱 1981 41岁》，《华文文学》2017年第6期。（2）图书 高行健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1982年12月第2次印刷。 高行健著《有只鸽儿叫红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高行健著《高行健戏剧集》，群众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高行健著《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8月。 《中国戏剧年鉴（1983）》，中国戏剧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

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北京文艺年鉴1981》，工人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次印刷。 《北京文艺年鉴1982》，工人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北京文艺年鉴1983》，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文艺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1月。 《〈人民文学＞1984年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杂志社编198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绝对信号＞的艺术探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绝对信号》剧组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中国戏剧年鉴（1985），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当代话剧探讨》，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1986年2月出版。 刘再复著《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 吴亮、章平、宗仁发编《现代意识流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许国荣编《高行健戏剧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当代中国作家百人传》，求实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 林锦云、林兆华主编，《纪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四十周年（1952—1992）》，香港江源出版公司1992年。 林克欢编《林兆华的导演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周星编《绝对信号》，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1994年9月第2次印刷。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2005年2月第16次印刷。 许子东著《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200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王新民著《中国当代话剧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 高行健著《灵山》，漓江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高行健著《有只鸽子叫红唇》，漓江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高行健著《绝对信号》，漓江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高行健著《你一定要活着》，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张学正、丁茂远、陈公正、陆广训主编《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实录（1949—1989）》，南开大学出版社、百通（香港）出版社2002年8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万之著《诺贝尔文学奖传奇》，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刘哲主编、刘江荣副主编《最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选读（中）》，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1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李云龙著《落花无言——与于是之相识三十年》，北京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刘剑梅著《庄子的现代命运》，商务印书馆2012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叶志良著《绝对信号：转型期中国戏剧艺术思潮》，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林兆华口述，林伟瑜、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全本），作家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于是之著《于是之家书》，作家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台湾出版 高行健著《给我老爷买鱼竿》，台北联合文学1989年2月初版。 高行健著《灵山》，台北联经1990年12月初版，2010年3月初版第37刷。 《高行健戏剧六种》（一集《彼岸》、二集《冥城》《声声慢变奏》、三集《山海经传》、四集《逃亡》、五集《生死界》、《对话与反诘》、六集《夜游神》），台北帝教出版社1995年初版。 高行健著《一个人的圣经》，台北联经1999年4月初版。 高行健著《八月雪》，台北联经2000年12月初版。 高行健著《周末四重奏》，台北联经2001年1月初版，2006年11月初版第4刷。 高行健著《没有主义》，台北联经2001年1月初版，6月初版第四刷。 高行健著《另一种美学》，台北联经2001年初版。 高行健著《母亲》，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7月初版，2003年4月20 日初版十四刷。 高行健著《高行健短篇小说集（增订本）》，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7月初版。 高行健著《高行健剧作集1车站》，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10月出版。 高行健著《高行健剧作集2绝对信号》，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10月出版。 高行健著《高行健剧作集3野人》，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10月出版。 高行健著《高行健剧作集4彼岸》，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10月出版。

高行健著《高行健剧作集5冥城》，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10月出版。 高行健著《高行健剧作集6山海经传》，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10月出版。 高行健著《高行健剧作集7逃亡》，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10月出版。 高行健著《高行健剧作集8生死界》，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10月出版。 高行健著《高行健剧作集9对话与反诘》，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10月出版。 高行健著《高行健剧作集10夜游神》，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10月出版。 周美惠著《雪地禅思：高行健执导〈八月雪＞现场笔记》，台北联经2002年12月初版。 高行健著《朋友》，台北联合文学2004年1月初版。 高行健著《叩问死亡》，台北联经2004年4月初版。 高行健著《论创作》，台北联经2008年4月初版。 高行健、方梓勋著《论戏剧》，台北联经2010年4月初版。 高行健著《游神与玄思》，台北联经2012年5月初版。 沈卫威著《望南看北斗：高行健》第二节《火中生莲花》（第21—24页），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2月初版。 杨炼编《逍遥如鸟：高行健作品研究》，台北联经2012年6月初版。 西零《家在巴黎》，台北联经2016年6月初版。 刘再复著《再论高行健》，台北联经2016年10月初版。香港出版 高行健著《山海经传》，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初版。 高行健著《周末四重奏》，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6年初版。 潘耀明主编《2000年文库——当代中国文库精读高行健》，明报月刊、明报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8月第1版、2000年10月第2版、2000年11月第3版。 高行健著《一个人的圣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由台北联经出版授权。 林曼叔编《解读高行健》，明报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 伊沙编著《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华人得主高行健评说》，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刘再复著《论高行健状态》，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 高行健著《文学的理由》，香港明报2001年4月初版。 赵毅衡《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初版。

高行健著、方梓勋、陈顺妍译《冷的文学——高行健著作选》（中英对照版），香港中文大学2005年版。 刘再复编，李泽厚、林岗、杜特莱等著《读高行健》，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3年8月初版。 危令敦著《一生二，二生三——高行健小说研究》，香港天地图书2013年8月初版。 沈秀贞著《语言不在家——高行健的流亡话语》，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4年5月初版。 柯思仁著《高行健与跨文化剧场》，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初版。 庄园著《个人的存在与拯救——高行健小说论》，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7年2月。中国知网的硕博士论文 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冷耀军（现当代文学专业，导师李江）提交的硕士论文是《从危机到彼岸：一个尚待实现的梦想——论先锋剧作家高行健的戏剧探索》。 2004年，上海师范大学景晓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导师叶华年）提交的硕士论文是《比较〈等待戈多＞与〈车站＞——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 2006年，厦门大学的余琳（戏剧戏曲学专业，导师周宁）提交的硕士论文是《另一种现代戏剧——高行健戏剧及其理论初探》。西北大学李彩虹（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导师胡宗锋）提交的硕士论文是《流亡与探求的追寻之路——原型批评视角下〈天路历程＞与〈灵山＞之对比研究》。 2008年，复旦大学倪立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导师陈思和）提交的博士论文是《新移民小说研究——以严歌苓、高行健、虹影为例》。华中科技大学曾辉（中国现当代文学，导师李俊国）提交的硕士论文是《“灵山”路上执迷的行者——高行健研究》。延边大学金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导师朴玉明）提交的硕士论文是《相同的等待，不同的结果——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与高行健的〈车站＞之比较》。福建师范大学王孟图（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导师郑家建）提交的硕士论文是《高行健小说诗学研究》。 2010年，复旦大学吴岚（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导师陈思和）提交的博士论文是《“世界文学”视域下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以大江健三郎与高行健为例》。 2011年，南昌大学龚雅婧（新闻学专业，导师易平）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题

目是《国内报纸（1999—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报道》。南京大学龙珊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导师沈卫威）提交的硕士论文是《作为“内容”的语言——论高行健小说〈灵山＞》。 暨南大学马连花（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导师：莫海斌）提交的硕士论文是《困境与突围——高行健旅法期间戏剧创作主题论》。 2012年，湖南师范大学王鑫（影视戏剧专业，导师韩学君）提交的硕士论文是《高行健对戏剧现代性的追求》。 2014年，扬州大学陆展（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导师陈军）提交的硕士论文是《1980年代高行健探索戏剧的接受研究》。广西师范学院李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导师谢永新）提交的硕士论文是《高行健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黄婧媛（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导师李伟民）提交的硕士论文是《融合与分裂——高行健先锋实验戏剧复调艺术思维研究》。 2016年，天津音乐学院任东岳（艺术戏剧专业，导师周海涛）提交的硕士论文是《论林兆华导表演的双重结构》，该文论及高行健对林兆华的影响。

20 19 年 第 1 期 總 第 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Issue 23 先 秦 宫 室 户 牖 布 局 猜 想 郭超颖 * 《礼记·曲礼》：“为人子者，居不主奥。”①与父亲同宫，做儿子的起居不敢占据室中“奥”的位置。所谓“奥”，郑玄注云：“室中西南隅谓之奥。”郑用《雅》训。对于“奥”，又《仪礼·士昏礼》曰：“席于庙奥。”②《仪礼·少牢》曰：“司宫筵于奥。”③简单来看，“奥”是尊者所居和祭祀的地方。那为何会选择在室的西南隅呢？ 孔颖达《礼记疏》云：“室向南，户近东南角，则西南隅隐奥无事，故呼其名为奥。”邢昺《尔雅疏》云：“古者为室，户不当中而近东，则西南隅最为深隐，故谓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处焉。”按古礼，寝、廓的堂后都有室，天子、诸侯有中室图一：张惠言 《仪礼图》 * 郭超颖：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魏晋南北朝正史礼志研究”（2019M652460）的阶段性成果。 ① 《礼记注疏》卷一，第1233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附校勘记）。以下凡引《十三经注疏》皆用此本。 ② 《仪礼注疏》卷六，第970页。 ③ 《仪礼注疏》卷四十七，第1198页。

及东西房，大夫、士东房西室。根据孔疏、邢疏的解释，室的户牖布局是户在东，牖在西（见图一）。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对大夫、士有无西房的问题后世是有争议的，故各附一图，但这个问题与室的户牖布局无碍。 总之，按照这样的户牖布局，室内的西南角确实为深隐之处，尊者宜居处在安逸的空间，所以在西南角便不易受到烦扰。 那孔颖达、邢昺的认识正确吗？从《仪礼》经文对室户牖布局的记述来看，没有问题，所以乡饮、乡射时，宾席布在户牖之间为得正中。在这一点上，注、疏以及历代研究者无异议。从汉代明器屋宇楼房来看，也确有户近东，窗近西，户牖之间为正中的布局形制。该问题在实际考古发现中又是否得到了印证？想找到线索非常困难。 因为户牖布局的问题很难反映在遗址的地基之上，而且“户近东”的尺度也不易把握。 从目前考古测绘出来的图纸来看，洛阳偃师商城遗址，八号建筑基址中略涉及相关问题。它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东西向单体长排形建筑基址，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方向约为190度，东西全长71米，南北宽约7.7米，总面积623.7平方米。上部建筑已被毁坏，仅残存部分夯土台基和木骨墙槽。夯土台基建筑，共分隔成8个相对独立的单间，自东向西依次编为D8F1- D8 F8，房与房之间的隔墙南北长4. 5 - 4. 7米。其中，D8F1、 D8F2、 D8F3的门道被破坏，未能确认；D8F6门道位于前墙略偏西，D8F7门道位于前墙中部；D8F4、 D8F5 、 D8F8门道位于前墙略偏东。④（见图二） 图二：偃师商城宫城第八号宫殿建筑基址平面图 D8 F4东西长9.5米，门道距离D8F4东南角约3米，东西宽0. 9米。 D8 F5东西长6.8米，门道距离D8 F5东南角约2. 6米，东西宽0. 8米。 D8 F8东西长5.7米，门道距离D8 F5东南角约2. 1米，东西宽1米。⑤这三间的门道略偏东，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宫城第八号宫殿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6期。 ⑤ 同上。

会不会即是室户近东的缘故呢？ 杨鸿勋教授在河南二里头“夏墟”主体殿堂复原设想图中，已经考虑到户牖布局的问题（见图三）。在此幅图中比较明显，大室的门明显偏东。 图三：杨鸿勋《初论二里头F1的复原问题》⑥ 由于门道不居中，才使得室中西南隅的“奥”成为隐秘安逸之处。这就引出另一问题，某一主体建筑，室的门开在中间，这种形制可能是随着历史的推进而逐渐演变来的。 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室者，宫室之始也。后世弥文，而扩其外而为堂，扩其旁而为房，或更扩堂之左右而为厢、为夹、为个。然堂后及左右房间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则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析言之，则所谓‘室’者，必指堂后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⑦王氏所论切中肯綮。 通过对先秦文献的大致梳理，大约来看，在先秦早期，室和房的空间不是很宽阔，即所谓“迫狭”，室、堂、庭的功能是分开的，很多时候在堂中或者庭中处理事情，居中面向南的位置是正位，具体在此不展开。但是，由于室的户牖布局问题，在室内，是坐西朝东为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宫室格局和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宫殿组合群出现，正室的空间也在逐步扩大，此时室、堂、庭的功能又开始出现合并。 比如一些原来在庭中和堂上举行的活动可能逐步演变为在宫室中举行。如此主殿或主室，便兼容堂和庭的意味，所以门道变为居中为正。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种猜想。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它牵扯到诸侯大夫士平民宫室房屋等级不同，以及宫室作用性质不同所带来的相应房屋建制不同，那这样相应的户牖布局就会存在很大差异。此外并非是说门道居正室前墙中央以后，所有房室的门道就都是以此为制，因为房屋建造需要创造更大的空间，所以门道开在哪里很有讲究；⑥ 杨鸿勋：《杨鸿勋建筑考古论文集》（增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 0 8年，第93页。⑦ 《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8页。

反之，在正室门道不居中时，也不是说所有房室的门道都不居中。房屋户牖布局在某一时期也可能存在多种形式，或对称，或不对称，或有户无牖。 然而，《礼记》、《仪礼》经文透露出来的室的户牖布局问题，还是很有思考的意义和价值。至于户牖布局如此安排的原因，以及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还可以继续探讨。 附注说明：文稿曾在“学礼堂”微信公众号刊登，文字有修改。

2019 年第1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19 Issue 23《 漢 書 》 劉 賀 傳 所 載 “道 買 積 竹 杖 ”考 釋 張 琪 * 2016 年江西海昏侯墓的發掘，堪稱考古界的重大發現之一，社會影響巨大，也使學界掀起了研究劉賀生平的熱潮。 《漢書 ‧武五子傳》記載劉賀入長安即位的路上，行至濟陽，有“道買積竹杖”一事，顯然意在指責其有失禮法，但是此行徑何以失禮，難以理解，古今之研究者闡釋甚少，因此可以再加探討。 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考證清楚何謂積竹杖？ 積竹杖之形制如何？ 有何功用？ 前人之研究往往是將這幾個問題合起來論述，或者偏重一點，不夠深入，故有重新探討之必要。 一 、積竹杖之所指及其形制 前人對積竹杖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形制方面，而關於積竹杖是什麼，則僅有段玉裁作過探討。 他於《說文解字注》中注“殳以積竹”一句時說： 以積竹者，用積竹為之。 《漢書》昌邑王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 杖也。”竹部曰：“蘆，積竹矛戰矜也。”木部曰“欑，積竹杖也”，“柲，欑也”。 《考工記》注曰：“廬，謂矛戟柄，竹欑柲。”凡戈矛柄皆積竹，而殳無金刃，故 專積竹杖之名，廬人為之。① 段玉裁首先認為蘆、矜、欑、柲等皆是指戈、矛、戟等兵器的柄，這種說法自有根據。 《說文解字》曰：“蘆，積竹矛戟矜也。”鄭玄注《周禮 ‧考工記》亦曰：“廬，謂矛戟柄，竹欑柲。”《說文解字》釋“矜”曰：“矛柄也。”又曰：“柲，欑也。”鄭玄注《周禮》“戈柲六尺有六寸”曰：“柲猶柄也。”②則柲、欑、矜、蘆都有“柄”的意思。 段玉裁認為“凡戈矛柄皆積竹”，此言亦非獨創，鄭玄已說“矛戟柄，竹 * 張琪：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 ① [漢〕許愼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月，第118頁。 ②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彭林整理《周禮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10 月，下冊第1651頁。

欑柲”，賈公彥疏曰：“云‘竹欑柲’者，漢世以竹為之欑。”③即漢代矛、戟等兵器之柄是用竹子做成的。 由此，段玉裁進一步推論戈、矛、戟等之柄是積竹為之，但是其柄首皆安裝了金屬刃，故就整體而言，只能稱之為戈、矛、戟等。 唯獨殳這種兵器主體是杖丈④ ，故可專積竹杖之名。 段玉裁認為積竹杖就是指殳這種兵器，並無其他文獻記載可以直接證明，但是確實有其道理，並且也為研究積竹杖之形制提供了思路。 段玉裁之前學者對於積竹杖形制的解釋，往往僅是從其“積竹”二字的字面意思推論的，如文穎注曰：“合竹作杖也。”⑤王先謙《漢書補注》曰： 錢大昭曰：《說文》“欑，積竹杖也”。 先謙曰：《御覽》七百十引《新序》 “昌邑王置積竹刺杖二枚。 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 《說 文》“蘆，積竹矛戟矜也。 殳以積竹，八觚”。 徐錯曰“積竹木，謂合竹木為 之也。 若今之杖多然”。 又說殳字云“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為之，取 其有力也”。 據此，蓋以竹縷合纏作杖，若今之矛矟猶然。⑥ 此說中引《新序》之文，與《漢書》所記不同，為異文，稍後集中再論。 王先謙引《說文解字》及徐錯之言，最後認為積竹杖大概就是用竹縷合纏做成杖，與文穎之說並無太大差別。 反而是其所引徐錯之言，注意到了殳這種兵器的形制，與段玉裁之觀點有相合之處，這一點頗為重要。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寬泛而言，戈、矛、戟等兵器之柄，再加上殳，皆積竹為之，製作方法或曰大體形制應該是相同的。 但是戈、矛、戟等兵器之柄究竟是如何以“積竹”製作的，先秦乃至漢代之文獻皆無記載，而殳之製作則有《說文解字》及《周禮》鄭玄注可查，並且有出土實物可證，考明殳之形制，至少可以弄明白所謂“積竹”到底是怎麼回事。 《說文解字》釋“殳”字曰：“周禮，殳以積竹，八觚。”鄭玄注《周禮 ‧考工記》“凡為殳”一句曰：“凡矜八瓠。”這裹“觚”是稜、角的意思。 《漢書‧郊祀志》曰：“旣定，衡言：‘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壇也。”師古曰：“觚，角也。”⑦因此殳之外形應該是有八個稜角的，即積竹杖有八個棱角。 然而傳世文獻中之記載也止於此了，進一步的考證還必須結合考古出土文物來看。 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七件殳，為弄清殳之形制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曰：③ 《周禮注疏》下冊第1524頁。④ 按：段玉裁所言之殳是以傳世文獻所記為據，考古出土之殳或有異制。⑤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11月，第9冊第2764頁。⑥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 月，第9冊第4406頁。⑦ 《漢書》第4冊第1256頁。

戈、矛、殳、戟的柲多為積竹木柲，極少數為圓桿髹漆；長度在3 米以上 ⋯..⋯.殳七件。 均出自北室。 殳頭呈三稜矛形，其後部和殳桿上段各有一個 球狀銅箍，二銅箍相距33—51厘米。 銅箍為花球狀的殳六件，刺球狀的一 件。 殳桿通長約3.29—3.40 米，直徑約2. 8—3 反米。 此種殳與古書記載 不同，而自銘為“殳”。⑧ 這批出土殳柄上是裝有鋒刃的，與傳世文獻所言“殳無刃”不同，但是並不妨礙以之為證，因為我們這裹的關注點在殳之柄。 主持曾侯乙墓發掘的譚維四先生說：“經實地解剖，此墓長桿兵器大多數為積竹木柲。 其製作技法系取木桿為中芯，截面多呈八稜形（亦有呈圓扁形者），外邊包八根等長的篦青片，再用絲線纏縛，然後髹漆。 這種將木、竹、絲、漆多種材料復合而成的積竹柄，較充分地發揮了各自材料自身的優點，從而形成了優良的使用性能。”⑨由此可見，曾侯乙墓之殳柄，乃至戈、矛、戟之柄，皆是八稜的，與傳世文獻的記載正相印證。 譚先生所言之製作方法以出土實物為據，也說明了所謂“積竹”的具體構成和形制，這是文穎、徐錯、王先謙等所不及的。 積竹杖之柄形制大概如此，那麼積竹杖到底是不是殳呢？ 我們注意到段玉裁之說的根據除了殳柄與積竹杖同是積竹外，還有就是殳首無鋒刃，主體是杖，故可專積竹杖之名。 但是從曾侯乙墓出土之殳來看，殳首似乎是可以有鋒刃的，則段玉裁之說豈不是不攻自破麼？ 實際上，這個問題還要考慮到殳之形制的演變狀況。 《周禮 ‧考工記》曰“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 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⑩，並沒有說殳首是否有刃。 首先說殳首無刃的是西漢毛亨，《詩經 ‧衛風 ‧伯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毛傳曰：“殳長丈二而無刃。”■其後鄭玄注《周禮 ‧廬人》曰：“容殳無刃。”■杜預注《左傳》“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曰：“殳長丈二而無刃。”■皆同於毛傳，再經孔穎達、賈公彥等張大其說，遂成定論，此乃段玉裁之所本也。 ⑧ 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發掘隊《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7期，第1—24頁。 ⑩ 譚維四《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9月，第182頁。 ⑩ 《周禮注疏》下冊第1651頁。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 月，第242頁。 ■ 《周禮注疏》下冊第1653頁。 ■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12月，第4 冊第1651頁。

然而以出土之殳來看，其演變情況卻比較複雜，這方面的研究較多，以顧莉丹《〈考工記〉兵器疏證》一文最為詳盡。 該文考察了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之兩件春秋晚期銅殳、安徽舒城九里墩墓出土之一件春秋晚期銅殳、湖北當陽曹家崗5 號墓出土之一件春秋晚期銅殳、河南淅川和尚嶺1號墓出土之春秋晚期銅殳、安徽淮南市蔡家崗蔡侯墓出土之一件戰國早期銅殳、湖北襄陽蔡坡4 號墓出土之兩件戰國早期銅殳、湖北江陵望山1號墓出土之殳、秦始皇陵1號兵馬俑坑出土之銅殳、山東沂南東漢畫像石、河南偃師東漢壁畫等，認為“殳在東周時期向兩個不同方向進行分化，一方面為了具有更大的殺傷力，在殳的前端安裝鋒刃，呈三棱矛形，後端有凸箍，即殳首的早期形式，有的箍上依然有乳釘狀凸齒；另一方面殳退出了兵器行列，殳首退變成沒有凸稜的銅套，成為儀仗用具”，“漢代以後，儀仗殳的兩端似乎不再配有銅套，祗是普通的木質或竹質長杖”。■ 此說以出土文物為據，真實可信。 並且其言殳發展到漢代無刃，不獨有畫像石等為證，還與毛亨、鄭玄等“殳無刃”之論正相印證，說明漢代之殳確實是無刃的。 積竹杖與殳皆積竹為之，柄首皆無刃，除此之外，二者在長度上應該也是差不多的。 通過文獻記載及出土殳之實證，我們已經知道殳之長度大概在三米左右。 而從積竹杖以積竹為之這點來看，其杖應該也比較長，因為“積竹”的製作方法就是為了保證杖旣要有硬度，又要有韌性和彈性，倘若此杖不太長，是沒有必要採用積竹這麼複雜的做法的，這一點不言自明。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段玉裁所持積竹杖即是指殳之說，是可以成立的。二、積竹杖功用及劉賀“道買積竹杖”之非禮 積竹杖即是指殳這種兵器，那麼其功用就容易考察了。 綜觀古代文獻記載，殳之功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戰，二是儀仗。 《周禮 ‧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鄭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司兵》又云：“軍事，建車之五兵。”鄭玄曰：“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禮記 . 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敎於田獵，以習五戎。”鄭玄曰：“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可見殳為車戰中所用。 《左傳 ‧ ■ 顧莉丹《〈考工記〉兵器疏證》，復旦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85—96頁。 ■ 《周禮注疏》中冊第1224頁。 ■ 《周禮注疏》中冊第1225頁。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9 月，上冊第713頁。

昭公二十一年》：“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 扶伏而擊之，折軫。”■可見殳乃可用於擊打，並且竟能將車軫都打斷，威力巨大。 當然，這種用於作戰的殳主要是有刃殳。 《詩經 ‧衛風 ‧伯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周禮 . 夏官 . 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此則殳作為儀仗之用。 這種儀仗之用的殳主要是無刃殳，其開始流行的原因應是隨着車戰的衰落，以及其殺傷力不如戈、矛、戟、弓矢等強大，作戰功用被削弱。 一些戰國乃至秦代的墓中都出土有此類無刃殳，比如湖北荊門包山楚墓、湖北江陵望山1號墓、長沙識字嶺戰國1號墓、秦始皇陵1號兵馬俑坑等。 事實上，“到了漢代，隨着車戰的消亡和長兵器的縮短，殳的作用銳減。 漢代以後，殳已不在‘五兵’之列，如《穀梁傳 ‧魯莊公二十五年》晉范甯注：‘五兵，矛、戟、钺、弓、矢。’《漢書 ‧吾丘壽王傳》顏師古注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因此在漢代，殳主要用於儀仗，相關研究者已有所闡明，比如顧莉丹先生根據漢畫像石中人物執便面與殳所作之論證■。 而據王明春先生之研究，在考察了曾侯乙墓、天星觀一號楚墓、望山一號楚墓、包山二號楚墓等有殳出土之墓後，認為“現有的考古資料表明，殳的使用者或擁有者是有着一定的身份限定的”，“殳的使用者或擁有者應是下大夫以上的貴族”■ 旣已明乎殳之功用隨着時代遷轉而有所變化，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出劉賀“道買積竹杖”之非禮是由於儀仗規格方面出了問題。 那麼以劉賀當時昌邑王之身份，使用殳作為儀仗為什麼違背禮法了呢？ 這還要對漢代諸侯王制度略作考察。 據《漢書‧諸侯王表》記載，“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 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此即漢代諸侯王之始封。 此時諸侯王之封地較大，加之分封制度的不完善，諸侯王的權力和地位都是很高的，“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 ，諸侯王“金璽盭綬，掌治其國。 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 ■ 《春秋左傳正義》第4冊第1634頁。 ■ 《毛詩正義》第242頁。 ， ■ 《周禮注疏》中冊第1226頁。 ■ 王開文《殳的形制及功用考辨》，《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第24—25頁。 ■ 顧莉丹《〈考工記〉兵器疏證》，第95頁。 ■ 王明春《楚系殳相關問題的研究——兼論曾侯乙墓出土殳的學術價値》，《江漢考古》1999年第2期，第68—85頁。 ■ 《漢書》第2冊第393頁。 ■ 《漢書》第2冊第394頁。

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 但是吳楚七國之亂以後，中央對諸侯國的控制加強了，“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 即此時諸侯王完全被剝奪了治民權，其封地內之官吏任免也由中央決定，“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漢武帝時對諸侯王政權被進一步削弱，推行“推恩令”、“附益之法”和“左官之律”，將諸侯王國之官員同中央之官員區別開來，此時“王國雖然仍然保留着政權形式，但卻和漢朝直轄的郡縣沒有太大的區別”■。 “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 ，可見此時諸侯政權之衰微嚴重，甚至與富豪室家沒有什麼區別了。 劉賀為漢武帝之孫，其所處時代正是漢朝中央對諸侯王政權打擊非常嚴厲的時期。 這一時期諸侯王之地位十分低下，董平均先生《西漢分封制度研究》■ 、高曉榮先生《漢代宗藩問題研究》■等都作了較為詳細地闡發，可以參考。劉賀雖然襲爵為昌邑王，但是其國狹小，本人並無任何政治權力，僅能“衣食租稅”。 與此相應，其出行之儀仗也應受到嚴格的限制，是不能夠使用殳這種高規格的儀仗的，因此他“道買積竹杖”確有非禮之處。三、《新序》所載之異文不可信據 劉賀“道買積竹杖”之事，《漢書》以外，《北堂書鈔》所引《新序》中尚有一處異文，涉及積竹杖之形制與功用，故需特別加以探討。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三“買積竹杖”條下曰：“《新序》曰：昌邑王徵為天子，到榮陽，置積竹杖二枚。龔遂諫云：‘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太平御覽》中亦引此文曰：“《新序》曰：昌邑王徵為天子，到營陽，買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 大王奉大喪，當柱竹杖。’”■此文稱積竹杖為積竹刺杖，多一“刺” ■ 《漢書》第3冊第741頁。 ■ 《漢書》第3冊第741頁。 ■ 《漢書》第2冊第395頁。 ■ 董平均《西漢分封制度研究——西漢諸侯王的隆替興衰考略》，首都師範大學2002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23頁。 ■ 《漢書》第2冊第396頁。 ■ 董平均《西漢分封制度研究——西漢諸侯王的隆替興衰考略》，第58—128頁。 ■ 高曉榮《漢代宗藩問題研究》，南開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 ■ [唐〕虞世南等撰《北堂書鈔》，清刻本。 ■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2月，第3165頁。 按：清刻本《北堂書鈔》有按語曰：“今案，《御覽》七百一十引《新序》誤作‘營陽’，陳本‘榮’誤‘榮’。”

字，似乎表明此杖杖首有刃，可用於刺。 另外，龔遂言積竹刺杖為驕蹇少年之杖，似乎表明此杖並非用於儀仗，可能是用於遊獵。 這兩點都與我們前文之推論大不相同，甚至可否定前文之說。 但是實際上，《新序》之記載並不可信，理由如下： 首先，《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所引《新序》此文並不見於今本《新序》，乃是佚文，其可信度本身就不高。 退一步講，縱然此文本為《新序》之文，亦難以讓人取信，因為《新序》所載史料本身就有問題。 《四庫全書總目》論《新序》曰：“《崇文總目》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間事。 以今考之，春秋時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 大抵採百家傳記，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互相出入。”■戈春源先生於《儒藏 ‧精華編》之《新序》校點說明中亦曰：“《新序》之作‘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不復計事實之舛誤與否。”■ 其次，《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所引此文內容有兩處不可信。 一是地點，《漢書》載劉賀行至濟陽買積竹杖，而《北堂書鈔》引《新序》之文載置積竹刺杖之地點為榮陽。 以劉賀西去長安之路線來看，至定陶，過弘農，濟陽、榮陽皆在兩地之間，並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漢之濟陽在今河南蘭考縣境內，漢之榮陽在今鄭州市西北郊，二者一字之差，“謬之千里”。 孰是孰非，難以明辨，究當以《漢書》之記載為然。 二是龔遂言“大王奉大喪，當拄竹杖”頗有問題。 龔遂所言當拄之竹杖為哀杖，《幼學瓊林》記載：“孝子之杖曰哀杖，為扶哀痛之軀。 父之節在外，故杖取乎竹；母之節在內，故杖取乎桐。”但是考之古禮，孝子拄杖在於發喪之時，未聞奔喪路上即拄杖的，故龔遂之言不可靠。 第三，引文所記龔遂言積竹刺杖為“驕蹇少年杖也”，於理不通。 杖之使用，在於擊打。 從“驕蹇少年杖”的字面意思來推測，其杖用於遊獵擊打獵物的可能最大，其次則可能為玩樂之用。 但是劉賀當時急於奔赴長安即帝位，史載其“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 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 ，可見趕路之着急，想必無暇遊獵。 若此杖為玩樂之用，想必劉賀趕路之中也無處去玩樂。 況且《新序》載其置此杖為兩枚，無論遊獵還是玩樂，數目都不對。 綜上所述，《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所引《新序》中劉賀置積竹刺杖之說並不可信。 唯有將此杖解釋為儀仗所用才比較通順，旣符合史書批判劉賀以殳為儀仗而僭越禮制的設定，又能反映出劉賀即帝位前之着急和驕縱，與其即帝位後種種非禮作為正相一致。■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6月，上冊第772頁。■ [漢〕劉向編，戈春源點校《新序》。《儒藏‧精華編》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81冊第467頁。■ 《漢書》第9冊第2764頁。

兩千年前的劉賀究竟是怎樣一種形象，學者們是不太完全相信史書所記的，因為歷史總是成功者書寫的。 也有學者為劉賀翻案，說《漢書》中劉賀所做之事有的可能為妄加。 但是不管歷史的眞實情況如何，劉賀的罪名是否為妄加，我們僅從文獻所記其“道買積竹杖”之事來看，此行為確實違背了禮法，僭越了等級。 所謂積竹杖，應該就是殳一類的兵器，在漢代主要用於儀仗，且等級要求較高。 劉賀所處時代，諸侯王之權力已經被削弱得非常嚴重了，他應是不夠資格使用這種儀仗的。 《漢書》專門把這件事記上一筆，也是意在批判其行為之非禮，不堪任皇帝之大位。

2019 年第 1 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 Issue 23《道教靈驗記》新詞釋讀張學瑾 語言是社會的產物，而詞彙是語言中最活躍的因素。 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語言的變化往往首先體現在詞彙的變化上。 對此董志翹先生認為：“詞彙的發展包括兩大方面：一是作為信息的載體，隨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詞彙負荷量增大，勢必產生許多新詞；二是作為詞的核心——詞義的發展，即‘一個形式向一種新意義的伸展’。 每一個時代都會產生大量的新詞、新義，這是詞彙發展的總趨勢。”① 晚唐五代是漢語史中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時期，其語言發展上具有鮮明的過渡特點。 呂叔湘先生就曾提出，以晚唐五代為界，把漢語的歷史分為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兩個大的階段。② 《道敎靈驗記》作為晚唐五代著名道敎學者杜光庭所撰的道敎小說，記載了流傳於民間的宮觀靈驗、尊像靈驗、老君靈驗、天師靈驗等各類靈驗事跡，涉及到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 其語言生動靈活，通俗易懂，口語化程度較高，保留了唐五代時期的許多新詞，其語料價値値得重視。本文擬對該書中的數例新詞作出釋讀，希望對進一步利用該書有所裨益，同時從中窺見唐末五代漢語發展的某些特點。 參考前賢之成果，本文對《道敎靈驗記》中新詞範圍的界定是：始見年代均不早於晚唐。 其中新詞旣包括晚唐五代產生的新形式的詞，又包括形式雖舊但意義與之前沒有明顯聯繫的詞。 本文所列舉的新詞基本屬於前者。 （本文引用《道敎靈驗記》原文均據羅爭鳴輯校、中華書局2013年出版的《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標注頁碼、卷數與篇名。） * 張學瑾：北京語言大學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本文受山東大學青年學者未來計劃資助，亦為山東大學文學院重大項目“新編《道敎大詞典》及道敎文獻語料數據庫建設”階段性成果。 ① 董志翹：《〈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頁。 ② 呂叔湘：《近代漢語指代詞》，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1頁。

【醜孽】時三蜀久安，公私豐贍，糗糧山積，雖城壘之小，可以力抗王師。 累月而後拔。③ 其有為醜孽驅迫，朋惡吠堯，不能捨亡圖存、轉禍為福者，或交鋒勦戮，或乘勝誅鋤，殺傷衆矣。 （181頁，卷三，《東川置太一觀驗》） 按：“醜孽”指邪惡的人。 “醜”有凶、邪惡義。 如《詩 ‧小雅 ‧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毛傳：“醜，惡也。”引申指壞人、惡人。 如《易‧漸》：“《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漢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孽”亦可指作亂或邪惡的人。 如《文選 ‧何晏〈景福殿賦〉》：“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李善注：“以吳僻居海曲而稱亂，故曰海孽。”唐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淮右殘孽，尚守巢窟。”“醜孽”乃同義連文。 文獻用例如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八：“凶人旣竄，餘熖未消，盍正典刑，以清醜孽。”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四十四：“日者醜孽未殄，嘉謀潛斷，臨危不顧，見義而作。 是用底績，實所繄賴。”元劉仁本《羽庭集》卷五《送楊敬修赴都序》：“余因與之道時務，如今者，兩河旣收，山東旣復，王師過淮，醜孽不足殄也。” 【塵煤】忽寒風勁燒，飛焰四山，衝焱怒勢，燎及檐隙。 巨木為燼，曾不斯須。繞壇茅棘亦無遺者，唯古殿廊屋，巋然皆存。 四壁之上，都無塵煤之跡。 （180頁，卷三，《金州盤龍觀野火不侵驗》） 按：“塵煤”即煙塵。 “煤”為煙氣凝集而成的黑灰。 《玉篇 ‧火部》：“煤，炱煤。”《廣韻 ‧灰韻》：“煤，炱煤，灰集屋也。”《呂氏春秋 ·任數》：“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高誘注：“煤炱，煙塵也。”唐劉禹錫《畲田行》：“紅焰遠成霞，輕煤飛入郭。”宋蘇軾《夜燒松明火》詩：“珠煤綴屋角，香脂流銅槃。”明陳汝元《金蓮記‧晝錦》：“雲烟外青煤還細，波濤裹紅妝頓翳。”“塵煤”為同義複合詞。 該詞用例較少，試舉兩例，如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一：“夫以一歲之息均賦茶戶，恣其賣買，所以均民力也，所以惠商賈也。 官則無濫朽腐敗之弊，茶則無草木塵煤之雜，其法善矣。”元戴表元《剡源先生文集》卷八：“視其鄕人，冰蠶火布，起塵煤，脫垢燼，倏然而潔也。” 【糜縶】婺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癲狂之疾，積年不廖，數月尤頓，後乃叫號悲笑，裸露奔走，力敵數人。 初以絹索糜縶之，俄而絕絆，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支吾。 （260 頁，卷十一，《雲霄葉尊師符驗》） 按：“糜縶”為繫縛、拘縛義。 “糜”義為拴縛、束縛。 《晏子春秋 ‧問上十二》：“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糜，其聲不悖，其實不逆。”《晉書 ‧文帝紀》：“吾當以長策糜之，但堅守三面。”“縶”本義為拴住馬足，引申為拴縛，如清③ “拔”字羅本連下，今據文意改。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待我極醉，縶我手足。”“縻縶”同義連言。 用例多見，如《資治通鑑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糜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胡三省注：“謂繫縛也。”宋李昉《太平廣記》卷四四六：“王仁裕嘗從事於漢中，家於公署。 巴山有採捕者，獻猿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則聲聲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糜縶稍解，逄人必齧之，頗亦為患。”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三：“爰從近代，久廢此科，懷才抱器者鬱而不伸，隱耀韜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翹翹之楚多致於棄捐，皎皎之駒莫就於糜縶，遺才滯用，闕孰甚焉。” 【鞠勘】被喚者，見宮闕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面廊下，列曹吏鞠勘，一如人間官府矣。 （195 頁，卷四，《洵陽望仙觀天尊驗》） 按：“鞠勘”同“鞫勘”，義為審問檢查。 “鞠”通“鞫”。 《爾雅 ·釋言》“鞫，窮也”，唐陸德明釋文：“鞫，又作鞠，同。”義為審問。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七：“鞠，張戩《考聲》云：‘鞠，窮罪人也。’”《廣韻 ‧屋韻》：“鞠，推窮也。”唐朱閱《歸解書彭陽公碑陰》：“彊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 “鞫勘”用例如五代李蔔《貶成景宏綏州司戶敕》：“差廩吏以非公，取貨財而潤己。 才行鞫勘，果伏罪尤。”宋洪邁《夷堅乙志 ‧龍世清夢》：“溫州判官高敏信來，置院鞫勘。”《宋史‧刑法志三》：“令監察御史每冬夏點獄，有鞫勘失實者，照刑部郎官，直行移送。”《元典章 ‧刑部二 ‧獄具》：“外巡尉捕盜官提獲盜賊，隨時發與本縣公座推問是實，解本州府再行鞫勘施行，不得轉委吏人及弓手人等拷問。”“鞠勘”用例如宋《朱子語類》卷七一：“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鞠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 【稅居】李邵者，為葭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 素不在京國，忽因參選入京，稅居於三洞觀側客院之中。 （199 頁，卷五，《李邵太一天尊驗》） 按：“稅居”義為租賃房屋。 “稅”有租借、租賃義，如唐白行簡《李娃傳》：“聞玆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宋梅堯臣《高車再過謝永叔內翰》詩：“冒陰履溼就稅地，親賓未過知巷窮。”明袁宏道《擬古樂府 ‧相逢行》：“稅地植桃花，十樹九樹死。” “稅居”古代文獻多見。 如唐裴?《傳奇 ‧孫恪》：“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夕向於此？’恪乃語以稅居之事。”唐趙璘《因話錄 ‧商上》：“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為善也。”清蒲松齡《聊齋志異 ‧餘德》：“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為一秀才稅居。” 【崇葺】北都潛丘臺有古觀焉，像設精嚴，樓臺宏麗，地形顯敝，迥出於都城之中。 制創多年，久無崇葺，風號雨漬，日以傾摧。 （182 頁，卷三，《安邑崔相夢潛丘臺觀驗》）

創兩殿二樓，重門邃宇，壯麗華盛，冠絕一時。旣畢，復夢太上謂之曰：“子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作十郡矣。”（203 頁，卷五，《合州慶林觀尊像驗》） 時僖宗大駕還京，光庭獲備扈衛。 以其年二月十五日降聖節日，奏請皇帝躬拜捻香。 奏置為中興宮，增修聖跡。 節度司尋便準敕崇葺，旋屬海內多事，復已荒涼。 （211頁，卷六，《三泉黑水老君驗》） 按：“崇葺”，修建、修飾之義，晚唐五代新詞，《漢語大詞典》未收。 “崇”有修飾義。 《國語 ‧周語中》：“容貌有崇。”又《楚語下》：“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韋昭注：“崇，飾也。”“葺”有修理、修建房屋義。 《南史 ‧劉瓛傳》：“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唐皇甫冉《酬權器》詩：“聞君靜坐轉耽書，種樹葺茅還舊居。”“崇葺”同義連文。 該詞其他古籍用例如宋施宿《會稽志》卷七《會稽縣》：“紹興初，詔 十昭慈聖獻太后欑宮，遂以證慈視陵寺，而議者謂昭慈將歸袝永泰陵，因賜名泰寧禪寺。 其後永祐、永思、永阜、永崇四陵修奉，皆在其地，故泰寧益加崇葺云。”清紀蔭《宗統編年》卷九《第四世祖》：“宮內造刺繡織成像，畫像，五彩珠幔，以億計。崇葺寺宇，五千餘所。 番譯經論，垂五百卷。” 【祈賽】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 （253 頁，卷十，《王道珂天蓬呪驗》） 按：“祈賽”為謝神佑助的祭典。 “賽”有酬報義，舊時祭祀酬神之稱。 《玉篇‧貝部》：“賽，報也。”《史記 ‧封禪書》“冬塞禱祠”唐司馬貞索隱：“（塞）與賽同。 賽，今報神福也。”王念孫雜誌：“賽本作塞。 古無賽字，借塞為之。”用例如漢王充《論衡 ·辨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晉書 ‧藝術傳 ‧戴洋》：“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 “祈賽”屢見於古書，如《舊唐書 ‧張嘉貞傳》：“嘉貞自為其文，乃書於石⋯⋯先是，嶽祠為遠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貞自以為頌文之功，納其數萬。”宋孫光憲《菩薩蠻》詞：“銅鼓與蠻歌，南人祈賽多。”柯刟忞《新元史》卷九：“民之道，唯節浮費。 靡穀之多，無喻醪醴曲糵。 祈賽神社，費亦不貲。 宜一切止。”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財計》：“巫一耳，而資於楮錢香燭以為巫，資於烹宰以為巫，資於歌吹婆娑以為巫，凡齋醮祈賽之用無不備，巫遂中分其民之資產矣。” 【撈摝】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未如煙。衆人瞻之，以為有寶器之物，撈摝求訪，又無所見。（209 頁，卷六，《玉局化玉像老君驗》） 按：“撈摝”同“撈漉”，義為水中撈物。 “摝”為撈取義，《改併四聲篇海 ‧手部》引《川篇》：“摝，音祿，捾也。”晉葛洪《抱樸子‧至理》：“又以熙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摝取錢，而手不灼爛。”《五燈會元‧雲峰存禪師法嗣 ‧雲

門文偃禪師》：“河裹失錢河裹摝。” “撈摝”多見於典籍，如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八：“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往往信驗，聞之固以為然，隨往看水，果洶湧不息，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父母撈摝得一木像天尊，古昔所製，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清如舊，無複他物，便以木像置於路側，號泣驚異而歸。”宋蘇軾《奏浙西災傷第一狀》：“聞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舡筏撈摝。”宋梅堯臣《宣州雜詩》之十：“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 少婦自撈摝，遠人無棄捐。”《全金詩》卷七七：“火風地水沒來由，聚則成形散即休。 半紙功名虛費力，百年撈摝水中漚。” 【毀剝】襄州龍興觀自亂離已來，半已摧圮。 觀門神王之像，土塑毀剝，僅存其骨而已。 （245 頁，卷九，《襄州龍興觀神王驗》） 按：“毀剝”即毀損剝蝕，為一同義並列複合詞。 該詞用例較少，僅試舉幾例，如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四：“元符末，寺經火，詩板不復存，而石亦毀剝矣。”明洪楩《清平山堂話本》欹枕集下：“太守命舟到岸，登上謁廟，上殿焚香。 拜罷，觀廟中多年崩損，神像毀剝。”章炳麟《訄書 ‧序種姓上》：“陶土於外，更刻其文，故歷五千餘祀以至今日，外雖毀剝，內書尚完具可讀。” 【隳摧】越州蕭山縣白鶴觀石像老君。 觀是南朝所置，歲月旣深，講堂久已隳摧，自三門、大殿、鐘樓之外，耕耨已平矣。 （222 頁，卷七，《蕭山白鶴觀石像老君驗》） 按：“隳摧”為唐末五代新詞，義為毀壞、坍塌。 “隳”有毀壞義。 《老子》：“故物或行或隨，或獻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陸德明釋文：“隳，毀也。”“摧”有折斷義，《說文》：“摧，折也。”引申為毀壞義，如唐李賀《雁門太守行》：“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隳摧”乃同義連文。 其他文獻用例如宋韓琦《安陽集》卷十四《九日水閣》：“池館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會重陽。”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太平興國寺，太宗所建，歲久隳摧。 其以諸塔廟所施亡僧衣鉢錢增葺之。”《漢語大詞典》該詞下僅舉書證唐李中《經古寺》詩：“殿宇半隳摧，門臨野水開。”可補。 與之同為聯合結構、意義相近的新詞還有“荒摧”，即荒毀。 《道敎靈驗記》例：“咸通末，道流旣闕，觀已荒摧，但有尊殿石壇而已。 叢篁拱木，徧於基址之上，侵及階檐。”（160 頁，卷一，《青城山宗玄觀驗》）其他古籍亦見。 唐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十四：“但以桂苑繁華，楊都壯麗，旣見星壇月殿，處處荒摧；難期鶴駕霓旌，時時降會。”同書卷十六：“但以所修宮觀，荒摧旣久，經費甚多，無因獨辦資糧，唯仰衆成功德，迦譚之難捨能捨。 猶見樂輸，道敎之自然而然。”

20 19 年 第 1 期 總 第 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Issue 2 3 刍 议 北 宋 买 地 券 避 赵 玄 朗 之 讳 —— 以《刘守谦买地券》等为例 吴 珺 * 一、北宋避讳和买地券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后，吸取中唐以后武将拥兵自重所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教训，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杯酒释兵权”，改由皇帝控制禁军；设立“二府三司”制；中央派文官任地方知州，各州设通判牵制知州；等等。这一切对于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大有裨益。 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表现在避讳制度上，便是这种制度的逐渐严苛，皇帝名讳神圣不可侵犯。北宋的避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陈垣在《史讳举例》一书中指出：“宋人避讳之例最严。”①北宋的书刻文献——买地券大多是作为私家文献而存在的，与唐代不同的是，北宋避讳在私家文献中也表现得较为谨严，而唐代在这一方面则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②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买地券、镇墓文约略出现在东汉中后期，此时它们的使用范围较为狭隘，局限于中上流人士。到了两宋，镇墓文走向衰落，买地券的使用达到了鼎盛的状态，这表现在使用买地券的人群从社会的中上层走向民间，从中上流人士影响到普通的百姓。买地券使用范围的逐渐扩大，使得其成为宋代丧葬风俗的一个标志性物象，《刘守谦买地券》、《房庶买地券》等便产生于这一时期。买地券作为出土文献的一类，是窥探当时社会风俗的重要窗口，又有助于补充史料、校订经史，具 * 吴珺：五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陈垣：《史讳举例》，“跟大师学国学”系列丛书，中华书局，2016年，第210页。 ② 我们考察唐代墓志便可以印证这一点。如《大唐何君墓志》载：“粤以大唐贞观十九年岁次乙已九月丙寅朔，七日壬申，合葬于邙山西南之三里。”（据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8- 79页）此处便不避李晒的嫌名讳“丙”。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王建在《中国古代避讳史》中援引了俞樾《九九消夏录》的观点：“唐人避讳，于私家著述，亦不甚拘。”参见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二、北宋买地券避赵玄朗之讳的现象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赵恒追尊北宋皇室始祖赵玄朗为圣祖皇帝，于是宋朝开始避“玄”讳。如《元丰九域志·梓州路》：“大中祥符五年改玄武县为中江。”③因避赵玄朗正讳“玄”，改“玄武”为“中江”。 《越缦堂读书记·萧山县志刊误》：“至辨旧志谓江淹之子昭玄舍宅为寺，唐会昌中毁，大中二年重建，赐名昭玄，祥符中避国讳改名觉苑⋯⋯”④这里的“避国讳”指的便是赵玄朗的讳，因避其讳“玄”而把“昭玄”改称“觉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据考察，在北宋的买地券中，亦多有避宋代始祖赵玄朗之讳。避其讳的券主，或为普通百姓，或为朝廷官员。为方便讨论，现据浙江大学图书馆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收录在历代墓志数据库中的买地券拓片及录文，试将《刘守谦买地券》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买地券标点如下。 1. 《刘守谦买地券》 维熙宁四年，岁次辛亥二月丁巳朔二十六日壬午，故刘守谦地券。 生 居城邑，死安宅兆，十筮叶从，相地咸吉，宜于此华阳县星桥乡福地之原安 厝。谨用信钱买地，其界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真武，中方 □（勾）陈，分掌四域。丘承（丞）墓伯，道路将军，封步□（界）畔，整斊（齐） 阡陌。 千秋万岁，永保元吉。知见人□（岁）□（月）主者，保人今日时直苻 （符）（下缺）。 □（忓）□（恡）先有居者，回避万里，若（下缺）□（主）吏，自 当其祸。此后主人（下缺）。 按：宋神宗熙宁四年是公元1071年。这里“北至真武”的“真武”，原应是“玄武”，因避宋圣祖赵玄朗的正讳“玄”而改。 《北宋刘守谦墓敕告文券》载：“今有小兆臣刘守谦，行年七十七岁，二月二日生。”据此可知，刘守谦身前为小兆臣。“小兆臣”本称“小兆”。 “兆”指的是古人为了占十吉凶，灼烧龟甲呈现出来的裂纹，后引申为预兆。 《道教大辞典》指出“小兆臣”是道教称谓，为未受经法道士的自称。⑤此说应据《道藏》第三十二册《三洞修道仪》：“凡道士未受经法，通称小兆可也。”⑥“小兆”便是道士。姜燕《香火戏考》认为小兆臣“初为③ （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321页。④ （清）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14页。⑤ 中国道教协会、苏州道教协会编著：《道教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155页。⑥ 《道藏》第三十二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167页。

商朝的官名”⑦，但未指出其发展源流。“小兆臣”发展到北宋已经不是一个官职。“小兆臣”的“臣”当训为被统属的民众。如《诗经·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⑧《孟子·万章下》：“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⑨那么，这个买地券的主人刘守谦的身份实际上是一位道士。此外，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的《费得中买地券》与《费亨买地券》中的“玄武”也作“真武”，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辩证一》：“然苏世长，太宗召对玄武门，问云：‘卿何名长意短？’，后乃为学士，似为学士时方更名耳。”校记曰：“‘玄’字原作‘真’，乃避宋始祖讳，从胡⑩校回改。”■但费得中、费亨二人的具体身份尚不明朗。 2. 《房庶买地券》 维治平三年，岁次丙午十一月辛亥朔二十三日癸酉，故将仕郎试秘书 省教（校）书郎房府君地券。 生居城邑，死安宅兆，十筮叶从，相地咸吉，宜 于此华阳县履览（贤）乡之原安厝。谨使信〔钱〕买地，其界东至青龙，西至 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神武，中方勾陈，分掌□（四）域。 丘丞墓陌，封步界 畔；道路将军，□（整）□（齐）阡陌。 千秋万岁，永保元吉。知见人岁月主 □（者），保人□（今）时（日）直符。故炁邪精，不得忓恡，先有居住，永避万 里。若违此约，分付地府主吏，自〔当〕其祸，主人内外，存亡安吉。 急急如 律令。 按：宋英宗治平三年是公元1066年。这里“北至神武”的“神武”，因避宋圣祖赵玄朗的正讳“玄”而改称“玄武”。据《房庶买地券》的记载可知，券主房庶的身份是朝廷官员——秘书省校书郎。 《续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二对此亦有所记载：“益州乡贡进士房庶为试校书郎。庶，成都人，宋祁上房庶所著《乐书补亡》二卷，田况自蜀还，亦言其知音。”■校书郎是校勘宫中所藏典籍诸事的职事官，开始为“试校书郎”，经考核合格才正式授予“校书郎”一官。此外，北宋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的《田世中买地券》也作“北至神武”。又，《房庶买地券》中的“北至神武”在《房庶华盖宫文券》中作“北武延躯”。宋代的其他华盖宫文 ⑦ 姜燕编著：《香火戏考》，广陵书社，2007年，第11页。 ⑧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毛诗正义》卷第十三《北山》，中华书局，2009年，第994页。 ⑨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仪礼注疏》卷第七《士相见礼第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11页。 ⑩ “胡”指胡道静，著有《梦溪笔谈新校正》，中华书局，1957年。 ■ （宋）沈括撰，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卷三《辩证一》，中华书局，2015年，第23页。 ■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二《宋纪五十二·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皇祐三年》，中华书局，1957年，第1263页。

券也有写作“北武延躯”的。宋墓华盖宫文券■ 三、北宋买地券避赵玄朗之讳所遵循的原则 据上文的考察，《刘守谦买地券》、《费得中买地券》和《费亨买地券》中的“真武”，《房庶买地券》和《田世中买地券》中的“神武”，《房庶华盖宫文券》中的“北武”，原皆为“玄武”，均因避赵玄朗的正讳“玄”而改称。而这样的改称，大都符合避讳中同训代换的原则。 1. 以“真”代“玄” 《刘守谦买地券》、《费得中买地券》和《费亨买地券》中的“真武”皆因避赵玄朗的正讳“玄”而改，这一改易，符合同训代换的原则。 《宋大诏令集·圣祖名易其字诏》：“前诏公私文字不得干犯圣祖名，宜令逐 ■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载《成都考古发现》，2001年，第290页。

处随宜改易。其上遇仙道事即曰‘真’，颜色曰‘黝’，下字曰‘明’。”■宋真宗赵恒下诏规定公私文字皆须避宋圣祖赵玄朗的名讳，当“玄”指仙道事时，改“玄”为“真”；当“玄”表示颜色的时候，改“玄”为“黝”；而对于“朗”字，则改其为“明”。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赵恒已经把“玄”与得道成仙的事情联系起来。《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谓“道”是一个“玄之又玄”的东西，里中蕴藏着深邃的奥理。在这个意义上，“玄”后来可指代道家学说。如《梁书·武帝本纪》：“加以文思钦明，能事毕究，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这里的“真”，出自《庄子》。 《庄子·大宗师》：“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真人”指的是道家的得道者，他们智慧通达，能够洞悉宇宙和人生的本原，在修道中真正觉醒，所以《庄子》又这样描述“真人”：“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可见，“玄”与“真”都与得道之事紧密联系。 因此，以“真”代“玄”符合同训代换的原则。 在买地券外的其他文献中，我们也得见其他以“真”代“玄”的例子。如：《困学纪闻》卷二十：“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讳而为此号。”■同篇又载：“《崇文总目》谓《太玄经》曰《太真经》。”■“祥符中，以圣祖名，始改玄武为真武；玄枵为真枵⋯⋯”■ 2. 以“神”代“玄” 《房庶买地券》和《田世中买地券》以“神”代“玄”，改“玄武”为“神武”，大抵也符合同训代换的原则。 “神”可训为神妙、神异。 《周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韩康伯注：“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老子》：“天下神器，不 ■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第一百三十五《典礼二十·天神上·圣祖名易其字诏》，中华书局，1962年，第475页。 ■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页。 ■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73年，第96页。 ■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国学文库”系列丛书，中华书局，2013年，第207- 210页。 ■ 同上，第211页。 ■ （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辑注：《困学纪闻注》卷二十《杂识》，中华书局，2016年，第2371页。 ■ 同上。 ■ 同上。 ■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周易正义》卷第七《系辞上》，中华书局，2009年，第162页。

可为也，不可执也。”王弼注：“神，无形无方也。”■《韩非子·扬权》：“主上不神，下将有因。”王先慎《集解》引旧注曰：“神者，隐而莫测其所由者也。”■《庄子·天地》：“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成玄英疏：“神者，不测之用。”■“玄”可训为深奥、微妙。 《尚书·尧典》：“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孔颖达疏：“玄者，微妙之名。”■《荀子·解蔽》：“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之。”杨倞注：“玄，亦幽深难测也。”■《庄子·大宗师》：“需役闻之於讴，於讴闻之玄冥。”成玄英疏：“玄者，深远之名也；冥者，幽寂之称。”■在这个意义上，“神”与“玄”都有着神妙、深邃的内涵。所以在避讳上，可以用“神”代“玄”。 3. 以“北”代“玄” 《房庶买地券》中的“北至神武”在《房庶华盖宫文券》中作“北武延躯”。“神武”与“北武”都是“玄武”的改称，后者以“北”代“玄”，同样符合同训代换的原则。 “玄”可训为北方、北向的，同时能指代北方以及位于北面的事物，而这样的事物多冠以“玄武”之名。 《南史·宋纪中》：“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北。”■谓湖位于乐游苑的北面，故名玄武湖。 《唐六典·宫城》：“殿之北面曰玄武门。”■这里的“殿”指的是紫宸殿，谓此门位于紫宸殿的北面，故曰玄武门。“玄武”还是北方七宿■的总称，因其形似夏末秋初夜空中的蛇、龟，故称作“北官玄武”。另，如“玄堂”便指北向的堂，《吕氏春秋·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高诱注：“玄堂，北向堂也。”■“玄海”指北方之海，《淮南子·墬形训》：“阴阳相薄 ■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76页。 ■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国学文库”系列丛书，中华书局，2013年，第48页。 ■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国学文库”系列丛书，中华书局，2013年，第371- 373页。 ■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尚书正义》卷第三《舜典》，中华书局，2009年，第264页。 ■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中华国学文库”系列丛书，中华书局，2012年，第393页。 ■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国学文库”系列丛书，中华书局，2013年，第234页。 ■ （唐）李延寿：《南史》卷二《宋本纪中第二·文帝·宋元嘉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75年，第50页。 ■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尚书工部》卷第七，中华书局，1992年，第218- 219页。 ■ 北方七宿包括斗宿、牛宿、女宿、虚宿、危宿、室宿和壁宿。 ■ （秦）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卷第十《孟冬纪》，中华书局，2009年，第216页。

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高诱注：“北方之海。”■“玄方”指“北方”，《晋书·四夷列传》：“九夷北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以上这些，都是“玄”、“北”同训的例子。 在避讳的现象里，“同训代换”是一种古老的原则，其发展到西汉呈现出完整、谨严的状态，此后历代都有沿用该原则的情况。 北宋亦不例外。 上述的“真”、“神”、“北”均在某种意义上与“玄”同训，成为“玄”的替代字。此外，“幽”字也是“玄”字较为常见的替代字之一。 《说文》：“玄，幽远也。”■“玄”可训为远、幽远。向熹《汉语避讳研究》指出：《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载有唐牛僧孺《玄怪录》十卷，李复言《续玄怪录》一卷，宋人改名《幽怪录》、《续幽怪录》。 明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解释了这里以“幽”代“玄”的深层原因，即“因世庙时重玄子，用修■不敢不避”■，这也可反映宋人避讳的严苛。 四、北宋的崇道与赵玄朗的故事及天书政治的盛行 在北宋，儒释道三教并存，道教的发展很昌盛。宋真宗赵恒与宋徽宗赵佶皆为崇道者。朱熹曾经指出：“‘玄朗’讳起于真宗朝，王钦若之徒推得出，这也无考竟处。”■北宋避赵玄朗之讳便是从宋真宗赵恒开始的，朱熹认为这种做法荒谬而无来由。 据《宋史》的相关记载，宋真宗赵恒给这位宋朝始祖赵玄朗虚构出一个气派非凡的来头，在延恩殿设道场，煞有介事地介绍了他—— 帝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语辅臣曰：“朕梦先降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 令授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翼日，复梦神人 传天尊言：‘吾坐西，斜设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鼓一筹， 先闻异香，顷之，黄光满殿，蔽灯烛，睹灵仙仪卫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黄 雾起，须臾雾散，由西陛升，见侍从在东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后 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 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 丘。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 ■ （汉）刘安编：《淮南子集释》卷四《墬形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375页。 ■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十七《四夷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531页。 ■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87页。 ■ 用修指的是杨用修，就是他把牛僧孺的《玄怪录》改为《幽怪录》的。 ■ 向熹：《汉语避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23页。 ■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八《本朝二·法制》，中华书局，1986年，第3066页《四库全书》本“竟”作“镜”。

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称贺。 即召旦等至延恩殿，历观临降之所，并布告天下，命参知政事丁谓、翰林学 士李宗谔、龙图阁待制陈彭年与礼官修崇奉仪注。 闰十月，制九天司命保 生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祖母号曰元天大圣 后，遣官就南郊设昊天及四位告之。■ 从这段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宋朝模仿唐朝恭奉李耳为玄元皇帝的做法，捏造了始祖赵玄朗，号其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此来神化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李耳为道教始祖，宋朝模仿此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承袭唐代尊崇道教的一个缩影。其实，在唐朝，李耳的封号发生了四次变动。据王彦坤的考察■，第一次发生在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新唐书·高宗本纪》载：“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号太上玄元皇帝，⋯⋯”■；第二次发生在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旧唐书·玄宗本纪》载：“二年春正月丙辰，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第三次发生在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旧唐书·玄宗本纪》载：“丙寅，上亲谒太清宫。册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第四次发生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新唐书·玄宗本纪》载：“二月壬申，朝献于太清宫，加上玄元皇帝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此外，赵恒还把老子的圣像奉安于玉清宫，号其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这也是尊崇道教的一个体现。需要说明的是，赵恒将老子的尊号“玄元皇帝”改称“混元皇帝”，也是避赵玄朗的讳。 而对于始祖的神圣名讳，当然不得触犯。 《续资治通鉴》卷第三十记载了宋真宗当时下的诏书：“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 以七月一日为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为降圣节，并休假五日；两京诸州，前七日建道场设醮，假内禁屠、辍刑，听士民宴乐，京城张灯一夕。改延恩殿为真游殿，重加修饰。”■为了迎接始祖赵玄朗降世，举国上下，普天同庆，对宫殿大加修葺，营造着一片太平盛世 ■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四《礼志·天书九鼎》，中华书局，1985年，第2541- 2542页。 ■ 参见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9页。 ■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5页。 ■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16页。 ■ 同上，第223页。 ■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49页。 ■ 《宋史·真宗本纪》载：“甲辰，圣像至。丙午，诏：圣像所经郡邑减系囚死罪，流以下释之。升建安军为真州。乙卯，谒圣像，奉安于玉清宫。”又“八月庚申，诏来春亲谒亳州太清宫。辛酉，以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丙寅，禁太清宫五里内樵采。庚午，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见（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八《真宗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153- 154页。 ■ （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宋纪三十·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大中祥符五年》，中华书局，1957年，第678页。

的繁华光景。 在始祖赵玄朗降世之前，宋真宗是先收到了“祖赵某”的天书，然后把赵玄朗奉为始祖的。虽然这是宋真宗捏造的，可当时的北宋，天书政治却大行其道，这在《宋史·礼志》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 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录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 ⋯⋯丁卯，有司设大次朝元殿之西廊，黄麾仗，宫县、登歌，文武官陪列，帝 服鞾袍升殿，酌献三清天书。礼毕，步导入内。戌辰，大赦，改元，百官并加 恩，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 四月辛卯朔，天书再降内中功德阁。 六月八日，封祀制置使王钦若言： “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红紫云气，渐成华盖，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于 灵液亭北，见黄素书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识，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睹 上有御名，驰告钦若，遂迎至官舍，授中使捧诣阙。”⋯⋯■ 九月甲子，告太庙，奉安天书朝元殿，建道场，扶侍使上香，庭中奏法 曲，将行礼，诣幄殿酌献讫，奉以玉辂，中设几褥，夹侍立旁，周以黄麾仗，前 后部鼓吹，道门威仪，扶侍使以下前导，封禅日皆奉以升坛，置正位之东。 自是凡举大礼，借如此制。■ 仪卫使受天书，跪纳匣中，又取功德阁天书、泰山天书宣读如上仪。 王 钦若跪进所录天书，帝跪受之，登歌酌献。礼毕，奉天书还内。 帝自作《钦 承宝训述》以示中外。是月之朔，又奉天书升太初殿，恭上玉皇大天帝圣号 宝册、衮服焉。■ 这样的文献记载还有很多，它们大都描写了当时的皇帝与朝廷官员为了迎接“天书”所举行的隆重典礼，“天书”的内容是些歌颂宋真宗，歌颂其治下社会安定之类的文字，如“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其实，把赵玄朗奉为始祖正是天书政治盛行的产物，这些行为与此时朝廷官员、黎民百姓的买地券避赵玄朗之讳呈现出谨严的状态的实质是一样的。一方面，这都是统治者在利用道教神化自己的政权，巩固自己的统治，表现出“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权威；另一方面，统治者寄希望于借此，使天下臣民对当今圣上绝对信服、崇拜与尽忠，也使得他们能够相信如今社会安定，能过■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四《礼志·朝谒太清宫》，中华书局，1985年，第2539页。■ 同上，第2539- 2540页。■ 同上，第2540页。■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四《礼志·天书九鼎》，中华书局，1985年，第2541页。■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四《礼志·朝i太清宫》，中华书局，1985年，第2539页。

上幸福安康的生活。但实际上，为了迎接“天书”而举行的各种隆重的道教仪式、大肆修葺宫殿等，已经耗费了大量国家钱财，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因此，《宋史》对北宋天书政治有这样一段评价：“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一句“一国君臣如病狂然”道出了这种政治模式的弊端，当朝君主与大臣，不切实地体察百姓疾苦，只盼天书降祥瑞，不问苍生问鬼神。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安定人心的作用。 结语 从上述的讨论中，以《刘守谦买地券》、《房庶买地券》等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多作为私家文献的买地券在北宋避宋朝圣祖赵玄朗之讳十分谨严。它们为避赵玄朗的正讳“玄”，使用了“真”、“神”、“北”等替代字，表示地界四至之一的“玄武”被改称为“真武”、“神武”、“北武”，体现了避讳中同训代换的原则。宋朝圣祖赵玄朗的出现是荒诞的，他的出现，受北宋天书政治盛行与道教发展昌盛的双重影响，它们的实质都是宋真宗赵恒为神化自己的统治，借助神明，宣示其统治的合法地位及不可侵犯，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以使其达到拥有绝对权威的状态。■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八《真宗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172页。

2019 年第 1 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 Issue 23 辛 亥 时 期 刘 思 复 的 革 命 活 动 黄鸿钊 * 刘思复（1884～1915年），广东香山石岐人，原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满，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又名师复。 1904年，刘师复与郑彼岸、林君复等人东渡日本，留学东京。次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组建同盟会，刘思复等人迅即加入。为了日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在日本时曾到横滨向惠州人李植生学制作炸弹。不久，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与数十名留日粤籍学生先后回到广东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6月，刘思复在广州试验炸弹时不慎炸伤左臂而被捕，后被作为疑犯解回香山监禁。直到1909年10月获释。刘思复作为香山地区革命队伍的核心人物，当时虽然身陷囹圄，而斗志不减，在狱中2年多时间，始终与香山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刻苦学习，勤奋写作，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1908年8月刘思复的亲密战友郑彼岸创办的《香山旬报》在县城石岐面世，刘思复虽已身陷囹圄，仍积极参与制定办报宗旨，筹划出版事宜。 由于他在香山先进青年群体中名、 、 二望最高，还执笔撰写了《香山旬报》发刊辞。该文虽寥寥二百字而充满革命激情，抒发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宏大理想。 “欲令邦人士女，拂拭真智，咸革旧染，兴化厉俗，作我民气， 因以恢复自由，振大汉之天声，发扬我邑人耿光，被于中土，乃黾勉而作斯报。”①文中号召民众改革旧风俗、旧习惯，走革命的道路，充分表现了刘思复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以及通过办报纸改革社会的决心。另外，文中特意以甲子纪岁，不奉清王朝的所谓正朔，以表示对满清王朝的反抗和蔑视。 《旬报》创刊之后，思复积极投稿，宣传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革。他发表了许多时政评论文章，宣传革命理念。其曾用笔名先后有：抱蜀居士、丹水、寥士、净慧居士、教齐等。除了写作论著和时评之外，他还在《旬报》发表几个连载栏目：* 黄鸿钊：南京大学教授。① 《发刊词》，《香山旬报》第1期，戊申（1908）八月二十一日，第1页

《寒柏斋賸言》（笔名寥士）、《净慧堂随笔》（笔名净慧居士）、《粤语解》（笔名寥士）、《絧庵谰语》（笔名丹水）、《佛教大意》（笔名抱蜀译）等等。这些文章展示了思复的学识和才华，充分说明他的战士和学者的本色。 一、宣传人权平等思想 刘思复接受西方关于自由平等的理念，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这是建立近代文明国家的基本要素。“凡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其权利义务无一不均者，斯之谓文明国；若一国之内，门阀互异，阶级厘然者，斯之谓野蛮国。”②他又从中国古代历史上寻找人类平等的根据，指出造字时代的古人主张男女平等对待。“考许氏说文女部妻字云，妻，妇与已齐者也。”又在《佛教之男女平等观》一文中，引证佛经“男女并度”、“比丘尼和沙弥尼”、“善男善女”等说法，说明佛教主张男女平等。③ 为了实现男女平等，刘思复大力倡办女学。科举教育时代，读书是为了应考做官，那是男人的事。女人因为不能做官，故也没有读书的必要。因此封建社会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而不提倡女子读书。可是自从废科举兴学堂以后，新学校讲授科学知识，学以致用，广大男女青年均踊跃要求入新学堂读书学习，成为一时风尚。但封建习惯势力仍对女子入学读书持反对态度，特别反对男女同校读书。而刘思复则不顾种种非议和反对，为了实践他的男女平等思想，他毅然创办“隽德女学”，给女子有求学的机会。这是全县第一所女子学堂，开了香山女子教育的先河。“女学”创办时学生仅30多名，但在全县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受到舆论普遍称赞：“邑中女学以隽德女学校成立为最早，教授管理，亦最合法，成效卓著。”④由于“隽德女学”办学成功，1910年获准改为公立学校，增加经费，扩大招生，又设立寄宿舍，成为全县女学的模范。 自此之后，香山县陆续有人仿效开办女子师范学堂、光汉女子学校和斗门简易女学等学校。女子学文化蔚然成风，与男子并肩前进，共同承担起社会改革的重任。 刘思复倡导解放奴婢，以维护人权平等。清代法律明确规定可以蓄养奴婢。香山地区买卖奴婢之风极盛，蓄奴现象较为普遍。光绪年间，香山“县城富家妇女，出必肩舆，亲串遣婢媪随行，多者二三十人”⑤。 因此释放奴婢，废除蓄 ② 丹水：《民族平等观念之发达》，《香山旬报》第32期，己酉（1909）六月二十一日，第1- 4页。 ③ 净慧居士：《净慧室随笔·造字时代之男女平等观》，《香山旬报》第2期，戊申（1908）九月初日，第34 - 36页。 ④ 《邑城女学之发达》，《香山旬报》第15期，己酉（1909）二月初一日，第15- 16页。 ⑤ 光绪《香山县志》，卷五，舆地五，风俗。

奴陋俗是香山地方肃清封建残余，推动社会改革的重大问题。刘思复也大力宣传释放奴婢。借讨论解放奴仆问题，深入论述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国家的理念。他盛赞香山申明亭乡首倡释放奴仆，认为这是“民族平等观念之发达”的表现。⑥刘思复指出，树立民族平等观念，实于民族前途关系至巨，因此必须废除蓄养奴婢制度。他说，“买奴之风，竟为法律所承认。且明明规定于律书之条文，而禁其种种之自由。斯不亦异乎！今吴越诸省，富贵之家，有蓄奴至三千者；吾粤巨室，亦多买奴仆。世世子孙，不能自由。其远悖人道，实与美洲昔日之黑奴，俄国今日之农奴无异。”⑦1909年至1911年间，在刘思复和香山同盟会员的大力推动下，香山各个乡村，一批批奴婢陆续获得解放。他们在恢复人身自由后，登报向社会和原主人鸣谢。 刘思复捍卫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思想，同样表现在倡议改良监狱上面。 “监狱者，民族生命财产名誉之所攸关，亦国家政体主权国脉之所攸系者也。”可是我国封建专制时代司法腐败不堪，官员审讯犯人，往往采用极其残酷的刑讯逼供手段，致使犯人屈打成招。至于监狱关押犯人，大都腐败刻酷，犯人服刑往往刑期未满，就已在狱中折磨死去。 即使幸而苟存生命出狱，也往往习染群犯的恶习，回归社会时又重新犯罪。因此，在革除旧的封建司法体制弊端之时，必须同时切实地改良监狱管理。⑧刘思复自从以疑犯身份被关押于县城监狱之后，对监狱腐败现象更加深有体会。恰好当时新任知县沈建忠为政比较开明，锐意改革陋习，推行新政。于是刘思复率先向当局提出改良监狱的建议。他指出监狱改良的必要性：“我国各处监狱，大都腐败刻酷，惨不忍闻；而以我邑为尤甚。若不及早改良，吾恐有期出狱者，必多瘐死狱中；即幸而出狱者，亦必沾染群犯恶习，而社会上又多一传播罪恶之人。若切实改良，则此弊或可革除，为功不少。”⑨ 接着，刘思复又进一步阐明应当善待犯人，维护犯人的人权。首先要把犯人当人看待，反对任意虐待和欺凌犯人。需要做好两点：一是对犯人区别对待，分类关押。例如罪行轻的犯人和重刑犯、死刑犯应该分别关押，而不能混押一室。又如已经判刑的人犯和尚未定罪的人犯，男犯和女犯之间也必须区别对待，不能混在一起关押。分类关押有助于监狱的安全和教育管理的方便。二是 ⑥ 《香山旬报》第32期。刘在《民族平等观念之发达》一文中写道：“吾于最近时事中得两事焉。恒人所不甚注意，而实于民族前途关系至钜，且足觇吾国人平等观念之日渐发达者。 斯何事？ 其一则为吾邑申明亭乡之倡放世仆，其二则为南海某君之倡建置民学堂也。” ⑦ 丹水：《民族平等观念之发达》，《香山旬报》第32期，己酉（1909）六月二十一日，第1- 4页。 ⑧ 自觉室编述：《改良监狱概论》，《香山旬报》第36 - 37期。 ⑨ 自觉室编述：《改良监狱概论》，《香山旬报》第36期，己酉（1909）八月初一日，第5 - 10页。 《香山旬报》第37期，己酉（1909）八月十一日，第 1- 3页。

改善监狱的条件。包括改建牢房；对犯人实施教育和传授工艺，使犯人在狱中学得一技之长；同时改善伙食，不对犯人肆意虐待。刘思复提出关于监狱改良的构想，以及实施办法，详尽地阐明了改良监狱的构造、编制和管理的问题。 刘思复的《改良监狱概论》一文，在《香山旬报》公开发表，引起广泛关注。香山人民要求改良监狱的强烈呼声，以及《香山旬报》的舆论的推动下，1909至1910年间，香山县利用政府经费以及商民捐款三万元，将原有监狱拆卸，修建了一座规模较为宽敞的新监狱，其结构甚为讲究。县令沈建忠亲到监房点名安置犯人，并发给每名犯人衣服、被席、洗脸盘、梳子、毛巾等日用品。 同时，香山县在监狱管理方面也有革新，全部撤换原有的狱役牢头，革除种种积弊，派遣监狱管守讲习所的毕业生当监狱长，并派驻巡勇15人轮班看守，从而使监狱面貌焕然一新。刘思复关于改良监狱的精辟论述，给知县沈建忠留下深刻印象，从而为他不久以后获释创造了条件。⑩ 二、揭露清王朝伪立宪骗局 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祖国在危急中，中国人民奋起革命，救亡图存。然而这时候清政府打出预备立宪的旗帜，力图以准备改革的姿态，来稳定已严重动荡不安的局面。可是当时清朝统治集团腐败不堪，大局已坏，他们的改革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这时候，刘思复在《香山旬报》发表了《立宪之里面》一文，揭露清政府的立宪骗局。 刘思复首先指出，立宪有真伪之分。什么是伪立宪呢？就是表面立宪，而里面专制是也。“孰意两年以来，默察政府之举动。 口口立宪，而实则无一不违反立宪。声声预备立宪，而实则无一不足以破坏立宪。事实章章，非可掩饰。立宪云者，特口宪耳；虚声耳；公交上之名词耳；是皆所谓表面的立宪耳。若其里面，则何如者？请得条举而论之。” 刘思复随即列举了以下伪立宪证据：一是拒绝实行满族和汉族之间的平等。“⋯⋯军机处全国最高之政权，则依然全握于满人之手。其两汉军机固无异伴食之中书也。 十部之尚书，二十二省之督抚，每一汉人出缺，即易之以满人。迄今尚侍督抚中，满人已居其大半。循此以往，势必政治上之实权尽操于 ⑩ 本文作者署名为自觉室编述，据《香山旬报》报道，此文应为刘思复所写。 刘思复因向县令沈建忠建议改良监狱，受到沈建忠的器重，认为是个人才，不可埋没。 他之所以能获释与此有直接关系。 “沈令详细调查，博採舆论，心知其冤。近以改良监狱事，刘君颇有所献议，愈知其才学之特出，深为怜惜，力向一吏为之解脱。刘君遂於廿七日出狱。”《刘君思复之出狱》，《香山旬报》第45期，已酉（1909）十一月初一日出版。

满人，而不容一汉人兴于其间而后止。⋯⋯日日言融和满汉，而满汉之界乃日益分明。吾不知平均权利之语果作何解也。立宪去乎哉！” 二是禁止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他指出：“今既宣言立宪矣，前年之谕旨亦明明言庶政公之舆论矣。无如政府之行事，既不可告人；唯恐吾民之或议其后。于是订立所谓报律所谓集会结社诸律，无不严加约束，故使难行。务必令一国之人，皆箝口结舌，不能发一言而后己。秘密主义，日日扩张。 国民权利，日日收缩。曾谓光明正大之立宪政治，有如是之不可见人者邪？” 三是剥夺人民信仰自由也。 “信仰自由者，灵魂之自由也。故与其失信仰之自由，无宁失其生命。乃学堂章程，首重尊孔，不许或逾。近复升孔子于大祀，以孔教为国教。其主意固不外利用教尊君之说，以愚黔首。其结果遂使专制之毒，流于无穷。” 除了以上三点之外，政府之设施，官吏之举动，与立宪精神大相径庭者，不一而足。“足见现今政府，口虽立宪，而心则无日不以尊崇君权，割夺汉人权利，消灭汉人自由思想，为独一无二之宗旨。” 最后刘思复以土耳其革命的前车之鉴，向伪立宪者提出警告。 “今年之四月二十三日，非土耳其大革命之日乎？ 问土耳其取何故而起革命？ 曰：专制。夫土耳其固尝宣布立宪矣，何以仍谓之专制；何以仍不免于革命。 曰：唯伪立宪故。唯伪立宪足以速革命故。可恨哉！伪立宪适为革命之先导。 ⋯⋯⋯土耳其以表面立宪里面专制之故，适为革命军之药线。今吾国宣言立宪，而里面之专制，乃与土耳其适相类。 自今以往，倘能藉圣祖神宗在天之灵，永永呵护，得以长享万年。此诚吾辈蚁民所深愿。所可惧者，万一不幸。或蹈土耳其今年四月廿三日之覆辙，则诚有不忍言者矣。呜呼！吾为此惧。”■ 三、声援殖民地人民斗争 刘思复具有民主革命的高度觉悟，他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的主要敌人，也是全世界被压迫和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敌人。他在《民族与国土》一文中诠释民族主义的真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光复国土，振兴国家。“民族建设国家之后，国民之经营，生息于此土者己千百年。乃复有一异族来自他方，覆其宗祀，据其疆土，欺压其种族，蹂躏其政治，攫夺其生产。此乃谓之亡国。为国民者，当大张六师，以图光复。”■显然，殖民地人民反■ 《香山旬报》第41期，己酉（1909）九月廿一日，第1- 6页。■ 寥士：《民族与国土》，《香山旬报》第13期，己酉（1909）元月十一日，第1- 8页。

对帝国主义压迫和统治的斗争具有正义性质。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是国际性的，经过几百年的侵略扩张，形成了世界殖民地体系，而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也同样是国际性的。刘思复十分善于用全球性的眼光来观察世界革命问题。他指出当前处于革命动荡时代，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他满怀革命激情，为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期待和欢呼： “十九世纪者，革命之时代也。 自美法大革命后，风潮所播，欧美二洲之专制国，既尽仆而无余。其一般局促于他族之属国保护国，亦无不光复反正。今者十九世纪既终，二十世纪开幕。革命潮流，乃由欧洲大陆以渡于东来。故今年四月廿三日土耳其革命矣。 （土国邻于亚洲）七月十三日波斯革命矣。其它大功虽未成，而革命运动日日进步者，则有若高丽也、俄罗斯也、印度也、越南也，皆将风起云涌，扬臂奋足。流鲜血，舍生命，以期脱于异族专制独夫专制之羁绊者也。二十世纪之亚细亚，其殆革命之舞台乎！特不知其中庞然大物之支那（指中国），亦能免此悲剧否？！”■ 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迎接中国未来的革命斗争，并且坚信人民革命必定会最终取得胜利。作为一个真诚的民主战士，他还深切地同情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占朝鲜为殖民地，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身为全韩统监，对朝鲜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1909年九月十三日，他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猛然连发数枪击中倒地，当场丧命。■对于朝鲜人安重根杀死日本侵略头子伊藤博文事件，刘思复旗帜鲜明地表示高度赞扬，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欢呼。他写道：“高丽古箕子受封之国也。 自日俄战后，日人以战胜之威，忽攘取以为保护国。简伊藤博文为全韩统监；夺韩皇之玺以调印约文，而数千年之高丽古国遂从此去矣。 自是以来，伊藤使用狙诈强暴之手叚，对于韩之君臣，则以智术笼络之。对于韩之士庶，则以威力压制之。韩人之饮恨切齿欲得而甘心之者非一日矣。果也，月之十三日在哈尔滨被韩人轰毙。伟哉，杀仇之义民！危哉，一般夺人国家之民贼！”■ 可是当时清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对伊藤博文被刺事件，不但没有站在朝鲜人民立场上予以同情和支持，反而一反常态地压制舆论，以“有碍邦交”为名，不许报纸正常地发表同情朝鲜的报道。刘思复对此表示无比愤慨，遂发表《奴才之报馆》一文，指出：“有道之政府，视报纸如良友；无道之政府，视报纸如仇敌。⋯⋯如最近外务部因京报讥讽伊藤以为有碍邦交请枢臣将该报惩处是■ 教齐：《伊藤又被刺矣》 ，《香山旬报》第41期，己酉（1909）九月廿一日，第8 - 10页。■ 教齐：《伊藤又被刺矣》 ，《香山旬报》第41期，己酉（1909）九月廿一日，第8 - 10页。■ 教齐：《伊藤又被刺矣》 ，《香山旬报》第41期，己酉（1909）九月廿一日，第8 - 10 页。

也。”他批评政府外务部崇洋媚外，打压国民，以讨好于日本。“方以偌大东三省拱手奉送于大日本帝国，冀得其一笑。今报纸乃以讽刺施于其最尊贵之大臣，将不免触彼国之怒，而有违献媚外人之初意乎。 呜呼！外部之对于洋大人，真可谓先意承志，虽孝子顺孙不能及者矣。”最后，他直斥责政府之昏庸腐败，大声高呼：“哀哉！亡国之奴才。可怜哉！奴才之报馆。”■ 四、对儒学的批评 刘思复对儒学的批判独具特色。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学术繁荣，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其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保护神，以及保守势力反对革命的精神支柱。辛亥时期的革命者为了推动革命事业的需要，纷纷批判封建守旧的儒家思想，破除儒家在思想界的绝对统治地位，为积极宣传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开拓新局面。刘思复也是积极批判儒家的革命者之一。但他对儒家的批判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具有深刻的学术性和创新性。他在批判儒家学说时，能提出旗帜鲜明的新观点，旁徵博引，有理有据，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二是对孔子做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既反对神化孔子，同时又肯定孔子客观的历史地位。 刘思复纠正儒家有关儒学的谬说。他从两方面入手：首先指出六经并非儒家经典；其次，提出按照科学分类法，重新整理经典古籍。 儒家尊孔子为圣贤，又把古代经书笼统归之为儒家经典，以抬高孔子圣贤的地位。所谓儒家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后汉唐宋朝儒家弟子陆续将经典扩大，添加至十三经，有《十三经注疏》问世。 十三经是儒家的基本著作。也是历代君主用来统制士子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其实六经是中国古代典籍，除了《春秋》一书为孔子著作外，均非儒家经典，将六经或十三经笼而统之称为儒学是错误的。 刘思复公开站出来纠正这个错误。他指出古代并无经书之名，自庄子开始定六经，才出现经书之说。后来发展到十三经、十四经，泛滥成灾了。其实所谓经，只不过是指古代的典籍而已。“夫经者古之典籍也。有历史焉，有政书焉，有古哲之学说焉，不当概而名之曰经，尤不当置经於一切典籍之上。”■其实所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春秋以前学者皆称为“六艺”，无非是历史、政书、文■ 教齐：《奴才之报馆》，《香山旬报》第43期，己酉（1909）十月十一日。■ 净慧居士：《净慧室随笔·改经号》，《香山旬报》第5期，第31- 36页。

学等等。而且这六经也并非儒家之专书，更非仲尼一人所私有。经不是儒家的书，孔子著春秋也不是经书，而是鲁国的历史书。 刘思复为了破孔教之藩篱，舒学术思想之自由，进而又提出“改经号”。所谓改经号，就是按照西方学术科学分类的目录学，整理中国经典古籍。他将古代经书分成16个类别：“曰哲学、曰政治、曰法律、曰宗教、曰文学、曰历史、曰地理、曰天文、曰算学、曰兵事、曰医学、曰农学、曰工艺、曰物理、曰化学、曰博物、曰商业。部各有类。复为子目数十，不悉述。”按照分类，刘思复把周易、论语、孟子归哲学部；书与春秋，以及左氏、公羊、榖梁三传归历史部；诗与楚辞归文学部之文辞类；仪礼归历史部之典礼类；乐归文学部之音乐类；尔雅归文学部之训诂类。“夫如是然后二千余年，名不正言不顺之诸经，可以各得其所矣。经之名既废，孔教之藩篱乃破。学者得各发舒其思想之自由，而不为一家之说所束缚。学术以是而光大，国粹以是而保全。世有识微之士，其必许为知言哉！”刘思复这一创意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他既反对“籍经学以保孔教，籍孔教以保君权”，又强调了保护古籍的学术权威性。■这充分说明刘思复不仅是个富有激情的革命者，也是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他所提出的分类整理古籍，对于正确识别古籍的内容，弘扬古籍的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价值。 刘思复揭示了儒家地位变化的秘密。他认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这是没有疑问的。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忧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但同时他并不是唯一的。除他之外，还有许多著名大家。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学术繁荣，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而儒家则为显学之首，但不立于一尊的地位。当时民间只认为孔子是博学的著名大学者，而没有将孔子奉为圣贤。其中尤其是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集中批评孔子“述而不作”，以及儒家礼仪繁琐。道家则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也与儒家对立，韩非虽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司马迁的父亲太史谈（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他写过论六家要旨。其中论及儒家的评价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又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可以说是持平之论。足见儒家既有成就，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孔子在西汉以前之真实价值所在。■■ 净慧居士：《净慧室随笔·改经号》，《香山旬报》第5期，第31- 36页。■ 丹水：《絧庵谰语》，《香山旬报》第42期，第18- 22页。

然而此后情况发生了急遽变化。汉武帝为了维持社会生活的稳定，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温和保守的儒学从此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此后两千年间，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保护神，以及保守势力反对革命的精神支柱。于是，到了辛亥时期，革命者为了革命的需要，纷纷批判封建守旧的儒家思想，破除儒家在思想界的绝对统治地位，为积极宣传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开拓新局面。 刘思复首先打破对儒家思想的迷信，指出孔子是人而不是神。孔子只是诸子百家之一，他有成就也有局限性。刘思复认为，儒家“自汉武帝后，始专制於学界”。“儒家以学者性质，藉仲舒汉武之力，一变而为宗教。”汉武帝看中儒家思想有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于是听从董仲舒之建议，废止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思想意识形态才成为儒家的一统天下。“二千年间，学者迷信孔氏，尊如帝天。不惟不敢越其范围，且并不敢有所论列。儒家以学者性质，藉仲舒汉武之力，一变而为宗教。 自汉讫今，二千年间之政教风俗，几无不为儒術所镕铸。以‘不完全之宗教’而有此势力，诚世界宗教史上之变例也。”■ 接着刘思复又从儒家的核心理论“礼”进行详尽分析，指出它所造成巨大危害：首先他指出礼治并非孔子的发明。礼治是开始于上古时期，至周朝而极盛，周公“缘饰礼乐，仪文日繁”。但这种繁文缛节的体制，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其中尤以老子、庄子和墨子均大力提倡“破乐废礼之论”。 刘思复评论道：夫儒家立说之纲领何在？则所谓“礼”者是也。吾国历史自尧舜以来，虽皆尚礼治而不尚法治，然夏忠而殷质，犹以实事为尚，无所贵繁文缛节也。晏子所谓先王制礼不羡於便事。 （言便事而已不求余也）此言可谓知本。至于姬周，周公旦缘饰礼乐，仪文日繁。此为礼治极盛之时代。降至春秋，尚文达于极点。而礼治乃大坏。老蚺庄周墨翟之徒知其敞也，乃倡为破乐废礼之论，冀挽末流。晚周诸子宗旨虽各异，惟对于“礼治”则无不思所以破之。 礼治的衰落孔子也亲眼所见，但他仍然崇尚礼治，反对改革。他以从周尚礼为儒家教育的纲领。 因此所谓礼教只不过是因循守旧的东西。孔氏亦明知礼治之流失，（于论语野人君子之论可以见之）然窥时尚所趋，未易更革。遂为苟且之论，以求合於世。其言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为孔氏一生最大之主旨。观《淮南·要略训》云：“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从周尚礼为儒家之主说。■ 丹水：《絧庵谰语》，《香山旬报》第42期，第18- 22页。

礼治是儒家的纲领。 自尧舜以至商周，皆尚礼治而不尚法治。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礼治”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礼教之道，确实对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产生巨大作用，但礼治的缺点是不以实事为尚，而过分追求繁文缛节。至春秋时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可是诸侯争霸，天下大乱，老子、庄子、墨子等均群起而攻击礼治，极力倡导破乐废礼。周王室的礼治遂宣告破产。当时诸子百家虽然各有不同的宗旨，但在反对礼治这一点上却是十分一致的。 孔子当时明知礼治这一套行不通了，但他认为变革不易，而礼治则符合君主的心意。于是孔子崇尚以礼治国，他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此维护传统礼治是孔子一生的主旨。他之所以这样做，也不过是“务虚名，营禄位”，出于谋求升官发财这一自私目的。 刘思复深刻指出，礼治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它对当时和后世危害十分巨大。封建礼教“一经汉人之提倡，遂俨然宗教面目。而学之者皆重虚文，忘实事。亦遂成为国俗矣。至于今日，政俗之败坏，已不可方物。而国人犹以‘礼教’二字自豪，不惟其实惟其文。是故政治则重文法而鲜覈实，学术则尚文学而轻实科，风俗则崇奢侈而厌简朴。其源导於姬周，其教则成於孔氏也”■。 刘思复指出“儒家以学者性质，藉仲舒汉武之力，一变而为宗教。 自汉讫今，二千年间之政教风俗，几无不为儒術所镕铸。 以‘不完全之宗教’而有此势力，诚世界宗教史上之变例也。”■但在晚清之前，儒家还仅仅处在“宗教化”阶段而已。而真正从尊孔崇儒到形成所谓孔教，乃是康有为和张之洞等人倡导而致。“自奸人康有为出，取公羊三世之说，与礼运大同小康之义，搅为一团。穿盘附会，谓孔教重大同。 复倡以孔教为国教之说。社会上有孔教问题自此始。”■“八月廿七日。相传为鲁人孔丘生日。是日也。 自省会以至各邑。若士若绅若商人若学校师生。相率为孔诞祝典。张灯结彩。置酒高会。盖二千年来所未有也。”孔教的出现，是对欧学东渐，民权自由思想流行的一种反动。孔■ 丹水：《絧庵谰语》，《香山旬报》第39期，第18- 22页。■ 丹水：《絧庵谰语》，《香山旬报》第39期，第18- 22页。■ 丹水：《噫嘻举国若狂之孔教热》，《香山旬报》第39期，已酉（1909）九月初一日，第11- 14页。

教因康有为提倡而风行一时。其目的“固欲藉孔教尊君之说，以消弭吾国人民权自由之思想，而保全彼万世子孙帝王独裁之政治”■。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借宣传孔教而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刘思复是积极批判儒家的革命者之一。仔细体味思复评孔批儒的言论，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他确有与众不同之处。其独创性一是旁徵博引，史料翔实，有理有据。二是对孔子做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既反对神化孔子，又不全盘否定孔子客观的历史地位。在批判儒家的时候不是全盘否定和一棍子打死。他不反对儒的作用但反对独尊儒术；承认孔子的博学多识但否认他是圣贤；认定除却《春秋》之外，六经并非儒家所独有经典；最后又否定经典的说法，指出六经并非经典而是古籍，提出将六经按照学科分类，作为古籍予以整理。 总之，刘思复批评尊孔崇儒的某些观点，为批判继承古代历史文化遗产提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对我们讲习古代经典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我们今天对儒学遗产必须批判性继承，剔除封建专制性的糟粕，继承其民主性的精华。将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使儒家的道德行为规范直根在人们的心中，可以起到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促进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使一个民族成为有素质、有礼仪，有教养的文明之国。同时也要消除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即：严重的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过分注重人际关系和道德的作用，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缺乏法治精神；倡导“中庸”之道，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在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儒家传统向来是反民主精神的。儒家思想被利用来服务于专制政权，被统治阶级歪曲利用，从而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所谓仁政，就是让人民相信君主可以让他们幸福的生活，从而麻痹大众。为自己的独裁打开方便之门。 自由、民主、幸福靠的是人民自己奋力争取而不是靠贤君的赐予。 五、组建“支那暗杀团” 中国人民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伟大斗争中，许多革命先行者曾使用刺杀手段打击敌人，以革命的恐怖回击反革命的恐怖。孙中山、黄兴等人也倡导过这种斗争手段。 1911年4月27 日，广州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革命军伤亡惨■ 丹水：《噫嘻举国若狂之孔教热》，《香山旬报》第39期，已酉（1909）九月初一日，第11- 14页。

重。一个月后胡汉民致孙中山信中称，“现时克强伤大愈，愤恨张、李二贼，欲以个人对待之。”（胡汉民致孙中山、冯自由函《1911年5月31日》）这就是要用暗杀手段除敌。此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中鼓吹暗杀的内容，占了全部图文20％以上。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暗杀团体迅速发展起来，如同盟会暗杀部部长方君瑛的暗杀小组、汪精卫的京津暗杀团等，暗杀团达16个之多。其中刘思复领导的支那暗杀团曾使两广高官闻风丧胆，最为有名。 支那暗杀团的组织者刘思复思想激进，他留日回国后与香山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刻苦学习，勤奋写作，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与此同时，思复又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志士。早在东京留学时，他就曾到横滨向惠州人李植生学制作炸弹，为日后的革命行动预作准备。 1905年，革命党人吴樾炸五大臣于北京正阳东站殉难.冯夏威抵制美货在上海美领事馆自杀，陈天华愤国事日非，蹈海自杀以警示国人。香山各界人士在石岐为冯、陈等革命烈士举行追悼会。思复为大会送去挽联写道：“京津车站间亦大有人，（注：指吴樾炸伤载沣事）痛寂寂无闻；独二公享此馨香，曷能瞑目？支那本部内久非吾土，叹哀哀亡国，问我辈具何面目，来赋招魂。”充分表明他对爱国志士之仰慕与敬佩。他受到这些爱国事件的影响，在《寒柏斋剩言·敢死》中写道：“余近颇不欲谈时事。必与之言，则唯有一极简单主义，曰‘敢死’。轻死生者，能独善；能救国；能度众生；能世间；能出世间。殆无往而不利者也。”■此刻的刘思复已表露出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而甘愿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英雄气概。 1907年，革命党人准备在钦廉起义。其时广东提督李准指挥镇压起义，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刘思复于是携了炸弹秘密地到广州去，伺机执行暗杀除害。1907年6月，在广州试验炸弹时不慎炸伤左臂而被捕，后被作为疑犯解回香山监禁。后经革命同志多方营救，于1909年10月获释。 刘思复出狱后，随即赴香港进行革命活动。庚戌新军之役兵败，清朝统治者在国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一时间华南大地陷入了空前的恐怖之中。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同盟会决定效仿日本的人斩战术，组建了支那暗杀团。 1910年2月，刘思复，朱述堂，谢英伯，陈自觉，高剑父，程克等六人聚议组织暗杀团，设机关于香港般含道十六号，定名“支那暗杀团”，用“同心同德”四字为团的小章。团员入盟典礼，极为严肃。时间定在夜间，厅中四围张以黑布，当中一桌，围以白布，桌上置一骷髅头，旁置一白蜡烛。入盟者一人独对骷髅若干时刻，才由主盟者告以团的宗旨和方略。 团员分为两种，一为执行员，一为补助员（类似于人斩杀人后放置“天诛”标记的人）。不久，陈炯明，李熙斌由广州■ 寮士：《寒柏斋剩言·敢死》，《香山旬报》第8期，戊申（19008）十一月初一日，第31页。

来港，遂同日加入。随后梁倚神，丁湘田，林冠慈，郑彼岸等四人，亦相继加入，共计团员十二人。此外，还有十余人未正式加入而参加团的活动。 暗杀团成立时，得刘思复的同乡萧楚璧资助港币百元，作为活动经费。 团员又分头在香港九龙新界，和广州东郊幽僻之地，从事于炸弹炸药的试验及制造。 7月，议决由思复，熙斌，述堂，程克赴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 以程克生长河南省，熟悉北方情形，遂派其先往筹备。但程克北上后投靠了袁世凯。而汪兆铭，黄复生等谋炸载沣事泄被捕。首次行动师出不利。不过接下来暗杀团在广州却轰轰烈烈打出了声威。 孚琦将军被轰毙命。刺杀孚琦将军是对广州封建统治势力的第一次打击。在广州，暗杀团的刺杀矛头首先对准总督张呜歧和水师提督李准。他们是革命人民的死敌，手中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因此暗杀团集中力量准备给予致命的打击。但首先中枪的却不是张李，而是广州将军孚琦。4月8日，温生才在广州东门外咨议局前，将满清广州将军孚琦误认为李准，连发4枪将其击毙。 据当时报道：事发当日孚琦，与公子往燕塘观看飞机表演，下午六点五分钟，回至东较场口，其时看飞行机回者，人山人海，突有一人向将军轿门锺击，一鎗中将军，卫队轿夫皆逃散，凶手再向将军当面击三锺，一锺中脑，随后面颊中二锺，颈中一锺，将军实时毙命。咨议局守卫士与守局巡士，闻锺声即吹鸡持锺驰救，凶手已杂众人中逃去。孚将军被轰毙命。■不过温生才成功刺杀后不幸在河南永胜街被捕。他在法庭上坚贞不屈，从容述说身世和进行暗杀经过，没有出卖组织同志。敌人对此束手无策，其后三月十七日奉到军机处复电，饬将温生财就地正法。据当时报道：温生才“欢笑自若，毫无惧色。顾刽子手，谓各官不中用，必紧记尽要杀绝，仍复大笑，首不可仰，沿途欢呼，谓死而无憾，或大乎杀绝。沿途及在场观者，不知凡几，见其神色不变，皆为之起敬云。”■ 温生才刺杀孚琦将军，被捕后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所展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和民族的气节，在广东全省引起巨大震撼。事件发生，广大人民大声叫好。时人惊呼：这是一个创举！刺杀反动派骨干和清廷高级官员，不是发泄个人或家庭的私愤，而是四万万汉族同胞对满族封建统治者的血海深仇，民族压迫之仇是也。 此时《香山循报》发表评论指出，这一事件将汉满矛盾公开宣告于天下。满汉矛盾实际上本质上是人民大众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评论说：“彼既明言积怒于满人矣，且明言为四万万汉人报仇矣。则其必根据于种族的观念，将而后有此暴烈的举动，已可概见。”■■ 《香山循报》第93期，辛亥（1911）年三月十三日，第83- 84页。■ 《志杀温生财》，《香山循报》第95期，辛亥年（1911）三月廿七日，第42- 43页。■ 愤血：《异哉孚将军之死》，《香山循报》第94期，辛亥（1911）年三月二十日，第9- 10页。

炸伤水师提督李准。 1911年4月，辛亥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暗杀团决议行刺两广总督张呜歧和水师提督李准。林冠戎自告奋勇任执行员，并改名“冠慈”，隐去真名，以免其母亲知情伤心。此外执行员尚有陈敬岳、马育航、潘赋西、刘镜源等人。所以冠慈，敬岳，赋西，镜源分四路守候，观察张，李行动，伺机行事。另有锺秀南担任运输炸弹。 8月13日午12时，李准至双门底，冠慈乃取弹引爆。据15 日香港《士蔑西报》的报导，李准右手受微伤，腰部则有两寸阔的伤口，20名卫兵中有8人受伤，而轿夫受伤最重，一轿夫足被炸断。冠慈因为已抱定必死的信念，乃是携带炸弹冲入队中，当场殉难。 敬岳在城外，载两弹于小木箱内，由长堤尾追李准至大南门口。 闻巨响，知冠慈已行动，折入仙湖街，由于警察发觉其神色有异，且剪短发着西装，遂被捕。从布包中查获炸弹二枚，随将其解警务公所讯问。陈敬岳坦称，年四十二岁，系嘉应州人，曾在大吡叨明新学堂毕业。三月底回粤，决意行刺李提，惟目的仍不得达，不能为温生才之第二，实为恨事，虽死无悔云。■当时广东反动派当局慑于革命党人的巨大声势，惧怕报复而不敢牟然向敬岳施刑。直到广东光复前夕的11月初，反动总督张鸣歧才于出逃香港之前悍然杀害敬岳。 民国元年（1912），陈炯明将陈敬岳、温生才的遗体，移葬于黄花岗上，并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改葬礼，参加典礼者逾万人。林冠慈的遗体，亦于广东光复后，得以改葬。 凤山将军命丧街头。刘思复在炸伤李准之后，原拟领导“支那暗杀团”继续图炸李准和总督张鸣岐。后因获知清廷调派凤山来粤任广州将军，镇压革命，遂改而谋炸凤山，并派该团团员李熙斌、朱述堂和梁倚神前来广州策划进行。期间得知黄兴正在布置暗杀凤山，彼此目标相同，经暗杀团商议决定修改计划，派梁倚神协助黄兴行事。 梁倚神在南关仓前直街顶盘一间山货铺，改为成记洋货店，作为放置炸弹、伺机行动的地方。所有顶盘该店的押金 1000元、入货500元和其它开支共2000元，皆由黄兴支付（武昌起义后黄兴虽离港赴武昌指挥战斗，但一切暗杀计划的进行，仍按他的策划布置）。执行暗杀任务的李沛基（李援），则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胞姊徐慕兰的次子，即黄兴的姨甥。 10月22 日，倚神接到上海来电，知凤山已乘轮往香港，刘思复亦接郑彼岸从北京来电，探得该轮船于24 日抵港，凤山将于25 日晨准时到广州。是日清晨，倚神即往仓前街告知李佩基，李“即与倚神上楼上临街之窗口，放上斜板，斜■ 《李水提被刺详情》，《香山循报》第111期，辛亥（1911）闰六月廿一日，第82 - 85页。

板上置炸弹，弹旁护以木板，使弹不能自由滑下，护板之一端，系以长绳，其余人尽皆撤离现场，仅留李佩基一人守候凤山的到来。早上8时，凤山乘宝璧兵舰于天字码头登岸，乘轿进城，300旗兵随护，从接官亭转入仓前街，行至该店楼下，佩基观查清楚，立即拉绳去护板，7磅重弹从斜板上滑下，这弹爆炸力巨大，随即炸倒左右房屋8间，当场炸毙凤山，及旗兵30人。佩基拉绳后，即向铺后遁走。”《香山循报》为此爆炸欢呼：呜呼！满人所谓知兵大员，又弱一个矣。 支那暗杀团在广州的三次行动，造成广州高官2死1伤，革命党人声势撼动全国。三大打击之后的广东政局动荡不定，它对反动营垒的打击是非常之沉重的。政府官员出入随从常百数十人，刀锺罗列，表面防卫严密，事实上卫兵贪生怕死，敷衍塞责，故勇敢的革命党人袭击每每得手。总督张鸣岐深知众怒难犯，害怕革命党人的报复，于是收起了嚣张的气焰，言行小心谨慎起来。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竟然不敢立即杀害革命党人陈敬岳。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畏惧革命党人，遇刺后迫切要求调离广东。他养伤期间，要求办公人员，饬将各案卷宗，检齐编列，毋得遗漏，以便凤山将军到粤，即行移交接办。观此，则李提去粤之心已决矣。■同时他又暗地与革命党人联络，表示弃暗投明的意向。 爆炸事件使一些满洲官员视广州为畏途。李准的接任者本来是署绥远城将军桂春。但桂春得知行将任命他为广州将军的消息，甚形恐惶。认为命我赴广州，真是欲置之死地。我只有请假养病，坚请开缺云。■其后清政府只好改派凤山将军赴任，此人遂成为他的替死鬼。 总之，刘思复领导的暗杀团的革命行动深得人心，人们为之欢呼雀跃。 《循报》著文大声疾呼：呜呼！天地晦荒，神号鬼哭，腥风血雨，咄咄逼人，谁为为之？谁令致之？而酿成吾粤之恐慌现象也。温生才后，而竟有第二之温生才，吾甚惧陈敬岳后，而更有第二之陈敬岳也。呜呼！噫嘻！■香山地方人民相安乐业，但封建统治者意识到形势严峻，而惶惶不安。一些地主豪绅感到惊扰，他们害怕革命党人起事，兵队所过，玉石不分。又恐土匪乘机窃发，四出抄掠。纷纷携眷前往澳门香港，避乱求安。 因之辛亥期间澳门人口数直线上升。从1878年59959人升至1910年74866人。■《香山循报》对此评论道：往澳避乱者之心理，则以革党起事，兵队所过，玉帛不分，且恐土匪乘机窃发，四出抄掠，乡闾须■ 《李提之近状》，《香山循报》第119期，辛亥（1911）八月十九日，第100页。■ 《满将军视广州为畏途》，（北京）《香山循报》第98期，辛亥（1911）四月十八日，第73页。■ 愤血：《最近省城之暗杀案》，《香山循报》第112期，辛亥（1911）闰六月廿八日，第9 - 10页。■ 据《澳门1985年统计年鉴》，黄鸿钊《澳门史》第29页。

受其害，故为此避地之计。■广东当局害怕引发事端，加紧禁止言论自由，以稳定其统治程序，接连下令封闭《佗城报》、《公言报》、《可报》等三家报馆。政府公然蹂躏人民言论自由，引起省城舆论哗然。■省城当局采取加派警兵荷枪实弹在市面出巡，又派便衣暗查搜查行人，加剧了省城的紧张气氛。香山地方也照此办法，民众叫苦不迭。饬令警察荷枪出巡，并肆意拦截剪辫行人进行盘问搜查。各个城门入黑即关闭，不准闲人出入。■ 总之，一切迹象表明，刘思复所组建的支那暗杀团采取的爆炸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加深了革命危机。从广州城里到各个州县，到处风声鹤唳，危机四伏。人们似乎预感到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时日无多，革命大决战就要来临了。 刘思复于1908至1909年间，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发表了大量时政论文。他那深刻的民主思想，澎湃的革命激情，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封建专制体制的愤慨和批判，对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关心和维护，对革命变革的热切期待，以及对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等等，均充分表现出他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本色。他由于试验炸弹被捕作为疑犯而关进监狱，丧失了人身自由。可是身处逆境却泰然处之。“反对者皆乐其得祸.不知藉此暇日，读书养心，虽祸实福。三年来未尝以为苦。”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拿起笔杆作战，用犀利词锋猛烈抨击封建反动势力，在当时进步青年和思想界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思复对同盟会革命舆论宣传工作的重大贡献。 1907年思复入狱后，他的同盟会战友们曾多方奔走营救，还有香山学界绅界数百人联名保释，因本县劣绅从中作梗，几经周折，直至1909年方能成功出狱。而这也同其本人在狱中表现优秀，尤其是倡议改良监狱贡献甚大，感动了县官有关。据《香山旬报》报道说：“刘君素行端方，学识渊博，向为邑人所重。此次入狱，舆论皆冤之。学界绅界联名禀保者数百人。惟以嫌疑太大，当时李水堤颇疑为革命党，以此事为将不利于己。而邑中一二劣绅，又或临井下石，从而媒孽之。故繋狱两年半，禀报数十次，事仍未解。沈令到任后，详细调查，博采舆论，心知其冤。近以改良监狱事，刘君颇有所献议。愈知其才学之特出，深为怜惜。力向上吏为之解脱，刘君遂于廿七日出狱。” 思复的革命业绩受到当时人们的肯定和崇敬。 1909年十月廿七日出狱这一天，香山教育会职员及同志数十人齐赴监狱大门迎接，并在酒楼设宴欢迎，人 ■ 愤血：《粤人纷纷往澳避乱胡为者》，《香山循报》第99期，辛亥（1911）四月廿五日，第8- 9页。 ■ 民声：《省城报界之大风潮》，《香山循报》第97期，辛亥（1911）四月十一日，第8- 9页。 ■ 《官绅闻变之张皇》，《香山循报》第97期，辛亥年四月十一日，第52页。远观：《本邑亦因乱事张皇耶》，《香山循报》第97期，辛亥年（1911）四月十一日，第9页。

们亲眼看见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摆脱枷锁，重获自由，情绪十分热烈和激动。 《香山旬报》刊文指出：“邑人欢迎刘君之本意，必由爱国思想而发生。昔其入狱也，则曰吾国民断一右臂也。今其出狱也，则曰吾国民得一助力也。盖邑人皆当以爱国自勉，而更以爱国望刘君也。噶苏氏（科苏特）之出狱也，义侠之匈加利民，争起而迎之。而噶氏卒能奋厥雄心，脱离异族羁轭之下，建独立自由之匈加利，以谢匈加利之人。今刘君之能志噶氏之志，行噶氏之行，为国致力，无有贰心。则今之所以欢迎者，其用意必深远矣。” 科苏特（KossuthLajos， 1802 - 1894）是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1841年创办《佩斯消息报》宣传革命，成为匈牙利有影响的政治家。曾因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被监禁，后领导武装力量抗击奥地利。 1849年宣布匈牙利脱离奥地利独立，成立共和国，出任国家元首。毫无疑问，香山人崇敬刘思复，视之如同匈牙利民族英雄科苏特一样的英雄人物。 由此可见刘思复在香山革命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2019 年第 1 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19 Issue 23從蘇聯軍事檔案論塞瓦斯托波爾 保衛戰的真相和意義譚學超*一 、導論 眾所周知，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是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乃至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具有特殊軍事特色和重大歷史意義的戰役。 在蘇聯時期，它被視為在1941至1942 年戰爭的最艱苦和惡劣的戰略防禦階段中最重要戰役之一，主要是因為1941年6 月22 日開戰以來，當蘇聯西部邊境其他戰場在納粹德軍閃電戰的戰術打擊，以及空軍和坦克協助下的步兵進攻下，節節敗退，但塞瓦斯托波爾卻得以奇跡般地在德軍佔領區的後方絕境頑強堅持到1942年7 月初，堅守了約250 天之久。 這是在蘇—俄戰爭史和歐洲軍事史上的一個十分罕見的特例。 早在斯大林時代，蘇聯學者一致給予該戰役高度正面的評價，相關的專書和文件材料彙編也陸續出版。 直到蘇聯崩解之前，在蘇聯歷史學界和軍方學術界，因應檔案史料的解封，相繼出版了一系列以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為主題的回憶錄、史學專書、學術論文和文藝作品。 它們對研究塞瓦斯托波爾保* 譚學超：俄羅斯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① 可參見紅軍總參謀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行動和戰術綱要》（Генштаб РККА, Оборона Севастополя: Оперативно - так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莫斯科:國防人民委員部軍事出版社，1943，共 7 0頁。 肖明:《塞瓦斯托波爾簡史》（Г. И. Семин, Севастопол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莫斯科:蘇聯國防部軍 事出版社，1955,共 551頁。吉洪諾夫主編:《塞瓦斯托波爾英雄城市的歷史》（第二冊）（Б. В. Тихонов (ред. ), История Города-Героя Севастополя, т. 2 )，基輔:蘇維埃烏克蘭科學院出版社，1958,共 339 頁。科里勒爾:《1941 —1942年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Е. И. Кельнер, Героическая оборона Севастополя (1941 -1942 гг.)),辛菲羅波爾:克里米亞出版社，1958,共 162頁。凡涅耶夫等著:《英雄 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Г. И. Ванеев и др.，Героическая Оборона Севастополя 1941 -1942)，莫斯 科:軍事出版社，1969,共 367頁。凡涅耶夫：《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的黑海艦隊水兵》（Г. И. Ванеев， Черноморцы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莫斯科:軍事出版社，1978,共383頁。莫爾古諾夫：《英 雄的塞瓦斯托波爾》（П. А. Моргунов，Героический Севастополь)，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9，共 520 頁。阿契卡索夫、巴甫洛維奇：《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的蘇聯海戰藝術》（В. И. Ачкасов и Н. Б. Павлович, Советское военно - мор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莫斯科：軍事出版 社，1973,共 404頁。阿契卡索夫、巴索夫：《蘇聯海軍作戰史》（В. И. Ачкасов и А. В. Басов, Боевой Путь Советского Военно - 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莫斯科：軍事出版社，1988，共 606 頁。巴索夫：《1941 - 1945 年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的克里米亞》（А. В. Басов, Крым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 - 1945)，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7,共 336頁。馬祖寧:〈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載蘇聯國防部《軍事歷史 雜誌》（Н. Мазунин，Героический Севастополь // 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66,第 10 期，第 120 - 125頁。伊格納托維奇、科托夫:〈1941 -1942年間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防空炮兵〉，載蘇聯國防 部《軍事歷史雜誌》（Е. Игнатович, И. Котов, Зенитчики в обороне Севастополя(1941—1942 гг. )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76,第 11期，第 *76-81頁。穆斯亞科夫主編:《塞瓦斯托波爾--- 關於該市保衛戰和解放戰的文藝創作材料棄編》（П. И. Мусьяков ( ред. ), Севастополь— Сборник литературно -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о героической обороне и освобождении города русской славы)，莫斯科:蘇聯國防部出版社，1954,共 543頁0② 可參見凡涅耶夫：《1941 - 1942年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編年史（共2冊）》（Г. И. Ванеев, Севастополь 1941 - 1942 гг.，хроника героической обороны)，烏克蘭基輔：1995，第 1 冊共 254 頁，第 2 冊共288頁;《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編年史》（Хроника героической обороны Севастополя)，莫斯 科 1998版。辛紐京:《海岸炮臺已完成任務》（М. В. Синютин，Батарея задачу выполнила),聖彼得堡： 雷諾米出版社，2010,共 264頁。柏拉東諾夫:《爭奪黑海制海權的鬥爭》（А. В. Платонов，Борьба за господство на Чёрном Море)，莫斯科:維契出版社，2010,共 462頁。斯莫里亞尼科夫、米哈伊洛夫:《不朽的堅實哨壁---糸己念與悼念》（С. А. Смолянников，В. А. Михаилов, Заветный утёс бессмертия，памяти и скорби)，網路資料 http://rudocs. exdat. com/docs/index - 1682бЗ. html,出版年份不詳。魯諾夫、扎伊採夫:《1941一1942年克里米亞戰役--- 從毀滅到凯旋》（В. А. Рунов，Л. Зайцев, Битва заКрым— от раэгрома до триумфа, 194 1 - 1944 гг.),莫斯科:雅烏澤一快捷出版社，2014，共383 頁。阿爾 塔巴耶娃:《世代之城》（Е. Б. Алтабаева，Город，Достойный поклонения),烏克蘭塞瓦斯托波爾：望遠 鏡出版社，2013,共 368頁。特卡琴科：《1944年的克里米亞解放戰》（С Н. Ткаченко，Крым 1944. Весн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莫斯科:維契出版社，2014,共 511頁。衛戰乃至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初期歷史，都有重大積極意義。① 但遺憾的是，在後蘇聯時代，當今俄羅斯史學界關於這個題目的正面有益的學術研究和專著，變得越來越稀少。② 陸續解密的一些檔案文件材料普遍被忽視或無視，主流市面上充斥的，不是缺乏相對“健康”元素和史學營養價値的所謂通俗刊物，就是充

二、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戰役的相關軍事歷史背景 和概念辨析1941年夏季，在德軍大舉進攻蘇聯西部領土並攻入蘇聯烏克蘭地區的腹地 後，黑海艦隊基地敖德薩（Одесса)成為了直接面對德軍及其盟軍進攻的戰地， 而敖德薩一塞瓦斯托波爾一刻赤（Керчь)—新羅西斯克（Новороссийск)—巴 統（Батуми)—波季（П оти)這個黑海艦隊基地鏈條體系，也正面面對德軍攻勢 的衝擊和威脅。尤其在1941年 8 - 9 月的敖德薩保衛戰失敗之後，®南俄的形 勢對蘇聯方面而言，變得越加緊迫和不利。在克里米亞方向，由曼施泰因（Е. von Manstein)將軍指揮的德意志國防軍第11軍，在參與攻打摩爾達維亞蘇維埃③ 可參見多錢科、蓋特曼涅茨=《1941-1945年間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的海軍》（В. Д. Доценко, Г. М. Гетманец，Флот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丨941 -1945 гг.)，莫斯科:艾克斯摩出版社/聖彼得 堡:捷拉幻想出版社，2005,共 624頁。斯庫拉托夫等著:《海軍海防兵和海岸防務》（И. С. Скуратов и др.， Береговые войска ВМФ. Береговая оборона— Фундамент 250 - дневной неприступности Севастополя)，莫斯科:庫奇科沃地帶出版社，2014,共 304頁。阿巴拉莫夫:《黑魔鬼— 偉大衛國戰爭 期間的海軍陸戰隊》（Е. П. Абрамов, Чёрные дьяволы— морская пехот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莫斯科:雅烏澤一艾克斯摩出版社，2008,共 63 8頁；《黑色死神— 蘇聯海軍陸戰隊的作戰》 (Чёрная смерть: советская морская пехота в бою)，莫斯抖:雅烏澤一艾克斯摩出版社，2009，共 573 頁。 納奧莫夫：《1941 - 1942年間塞瓦斯托波爾守軍的艱苦命運》（Ю. С. Наумов, Трудная судьба защитников Севастополя 1941 -1942 гг.),下諾夫哥諾德，未公開正式發行，2009,共 6 0頁。努緖金、魯 澤耶夫:《塞瓦斯托波爾的最後一戰》（О. И. Нуждин，С. Рузаев，Битва за Севастополь— Последний штурм)，莫斯科:雅烏澤一艾克斯摩出版社，2015,共 464頁；曼諾申：《英雄的悲劇》（И. С. Маншшш， Героиче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烏克蘭：辛菲羅波爾，2001，共 208頁。以撒耶夫等著：《1941 _ 1944年的克里米 亞戰役》（А. В. Исаев и др.，Битва за Крым 1941 - 1944 гг.)，莫斯科:雅烏澤出版社，2016,共 895 頁。④ 關於敖德薩保衛戰的描述和硏究，可參見伏爾斯基主編:《英雄的73天一1941年敖德薩保衛 戰日誌》（С. А• Вольский，73 героических дня— хроника Обороны Одессы в 1941 г.)，教德薩：燈塔出版社，1978,共 318頁。尤羅維多夫:《1941年敖德薩保衛戰--- 黑海首戰》（А. С. Юновидов，ОборонаОдессы 1941 г.，Первая битва за Чёрное Море)，莫斯科:維契出版社，2011，共 430 頁0斥篡改歷史和歷史虛無主義內容的訛稱揭示歷史眞相的“偽書”。③ 不過，另一方面，蘇聯軍事原始檔案文件和材料被解密並對特定的研究人員開放的趨勢，為嚴肅的歷史學家帶來新的研究契機和論述空間。 重新研究上述歷史事件和相關軍事細節問題的學術工作，顯示出更大的現實意義和必要性，營造了更多研究事務上的可能性和延展性，並逐漸喚起當代更加廣泛和積極的史學興趣。 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通過廣泛和深入研究蘇聯時代的經典著作和文章，結合蘇聯一俄羅斯軍事檔案館可調閱和研究的相關原始檔案史料，對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重新進行研究、分析和評價。

共和國©全境和裁德薩等地的戰役後，負責對南俄克里米亞和高加索黑海沿岸 發動攻擊,為爭奪進出克里米亞半島的控制權。這支軍隊遭遇了由費奧多爾. 庫茲涅佐夫（ф. И . Кузнецов)中將率領的第51獨立集團軍，並在克里米亞半 島北部發生激烈的陣地戰。德軍在9 月中攻破別列科普，等同扼住了進出克里 米亞半島的陸路咽喉，蘇軍的在克里米亞北部的防禦空間受到了嚴重的擠壓。1941年 9 月 1 5 日 至 1 0月 1 8 日左右，別列科普（Перекоп)— 伊頌 (Иш унь)的地帶成為了克里米亞的主戰場，以德軍攻佔伊頌地區吿終。©巴 托 夫 (П. И. Батов)少將臨時接管第51集團軍後繼績與德軍周旋作戰。與此同 時，蘇軍方面在1941年 10月 2 2 日下令組建克里米亞諸兵種集成軍，由臨危受 命的黑海艦隊軍官列夫琴科(Г. И . Левченко)準將統率，負責塞瓦斯托波爾軍 港及克里米亞的作戰和防務，包括指揮和協調濱海集團軍和第5 1集團軍的調 動和作戰，作為過渡的作戰單位。1941年 1 0月 17 - 2 3 曰左右，由彼得羅夫 (И . Е. Петров)少將接手奉命撤離的濱海集團軍由海路到達克里米亞北部，於 Ш 月2 4 日協助第51軍與德軍作戰，但主要目的為掩護主力部隊撤退至西南 部。⑦蘇聯方面關於實施該防禦戰役的最初構想，與當時蘇軍面對的急劇惡化的 戰爭形勢，直接相關。儘管蘇軍高層在1941年 6 月開始已積極在塞瓦斯托波 爾的外圍地帶修建陣地工事，但直到德軍攻破別列科普，他們才意識到克里米 亞半島上的兩個主要海軍基地一塞瓦斯托波爾和刻赤（Керчь)可能會很快成 為德軍下一個重點進攻的目標，必須立即做好應付陸戰的準備。於是才有了組 建上述防區的打算，並指示濱海集團軍和第5 1集團軍分別撤退到塞瓦斯托波 爾和刻赤進行防禦。®只是受制於時間和各種資源上的限制，其工程和準備工 作都十分倉促。克里米亞戰役的失利有各種主客觀原因，包括兵力對比和地理制約，而在⑤ 相當於今摩爾多瓦共和國(Молдавия)和德涅斯特河沿岸摩爾達維亞共和國(ПМР)。⑥ 巴索夫:《1941 -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的克里米亞》，第46 -56頁。凡涅耶夫等著:《英雄 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第 26 - 3 3頁。⑦ 但因兵力不足和戰鬥秩序混亂,蘇軍的臨時戰壕和工事防線無法抵禦德軍，節節敗退。德軍取 得了對主要公路和鐵路要津的控制權，於丨941年 Ш中至月底先後攻克了贊蓋（Джанкой)、沃龍佐夫卡 (Воронцовка )、艾 巴 裡 （Айбары )、伊 夫 柏 托 利 亞 （Евпатория )、沙 奇 （Саки )、辛 菲 羅 波 爾 (Симферополь)、巴赫奇薩萊（Бахчисарай)等地，推進至塞瓦斯托波爾的東北面外圍地區。參見巴索 夫:《1941 -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的克里米亞》，第 57 - 8 1、88 - 9 1頁。凡涅耶夫等著К英雄的塞瓦 斯托波爾保衛戰》，第 50 - 5 6頁。⑧ 巴托夫:《在行軍和戰鬥中》（П. И. Батов, В походах и боях),莫斯科:維契出版社,2015,第 8 - 1 0頁;凡涅耶夫等著:《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第 8 9 - 9 4頁。傑列維揚科:《在艱難的戰爭路 上》（К. И. Деревянко, На трудных дорогая войны),莫斯科:維契出版社,2015,第 135 -138 頁。

近代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當別列科普被攻破後，守軍僅憑半島上的軍力就能成功 抵擋敵軍並實現反攻的戰例。®尤其是當時的局勢，9 月底蘇軍西南方面軍和 南方面軍負責的南部戰線（左岸烏克蘭）已被擠迫到波爾塔瓦（Полтава)以 東一扎波羅熱(Запорожье) —米利托波爾(Мелитополь) —線，別列科普的正北 面和東北面已經被德軍佔領，已無任何蘇軍部隊作戰，而克里米亞戰役也實際 上處於被追趕、擠壓和包圍下的敵後作戰狀態。© 從 理論角度來看，必須從鄰近 戰場抽調援軍遏止德軍對克里米亞半島北部的攻勢，再配合半島的守軍的反攻 來夾擊德軍，以實現對克里米亞的解圍。因此，1941年 Ш 月形勢下的塞瓦斯托 波爾保衛戰的發生已經不是選項，而是必須面對的艱難局面，堅守這個黑海沿 岸的重要軍港，其深層目的是要改善整個衛國戰爭初期不利於蘇聯的形勢。三 、1941年 11月戰役的戰況和階段性戰略成功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是在當時的戰略戰術條件下不可避免的必然事件。 作為一場孤立而複雜的敵後陣地防禦戰，它包含了陸上戰役防禦戰鬥為主，海 上戰略戰術配合特色。正如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軍事觀點所述，它的發生和進行 又 有其自身獨特的意義一 保衛黑海艦隊的總部和主要基地，保留一個牽制和 反制敵軍的敵後戰場以及可能的軍事反擊登陸場。®但當時的迫切需要，還是 阻止德軍完全控制黑海乃至整個南俄的戰爭主動權。戰役的第一階段是在1941年 11月，主要的軍事意義體現在擊退德軍第11 集團軍最初的試探式閃電戰攻勢（11月 1 - 9 日），以及其後粉碎德軍從南部公 路直接自南向北進攻塞瓦斯托波爾的企圖（11月 Ш - 3 0 曰）。⑨ 奧加爾科夫主編：《蘇聯軍事百科全書第7冊》（н. В. Огарков (пред, ред.)，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т. 7 )，莫斯科:蘇聯國防部軍事出版社，第 192 - 193(插圖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 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278 - 283頁。赫羅莫夫主編:《蘇聯内戰和外國武裝干涉百科全書》（С. С. Хромов ( гл. ред.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и Военн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в СССР)，莫斯科:蘇聯百科全書出 版社，1983，第 380、560 - 561頁，包含相關附圖。⑩ 日林主編:《蘇聯偉大衛國戰爭通俗學術簡史》（П. А. Жилин (ред.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краткий научно - популярный очерк)，莫斯科:政治文獻出版社，1973，第 *71、*79 -82 頁。⑪ 沃 羅比約夫、克拉夫佐夫:《蘇聯武裝力量在1941 -1945年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Ф. Д. Воробьёв, В. М. Кравцов, Победы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 -1945)，莫斯科:軍事出版社，1953,第 111頁;納羅察尼茨基、庫曼寥夫等著:《1933 -1945年間蘇聯與 反法西斯侵略的鬥爭》（А. Л. Нарочницкий，Г. А. Куманёв и др.，СССР в борьбе против Фашист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1933 -1945 гг.)，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6,第 184、189 - 190、193 - 195 頁;阿尼 西莫夫，庫茲明:《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簡史1941 - 1945年》，王複加譯，北京:時代出版社，1953，第 58 - 59 頁。普霍夫斯基主編:《約.維.斯大林的軍事科學與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毅敏譯，上海:作家書屋，1953， 第 9 0 - 9 5頁。、1941 11 。， ，上戰略戰術配合特色。 正如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軍事觀點所述，它的發生和進行又有其自身獨特的意義——保衛黑海艦隊的總部和主要基地，保留一個牽制和。■ 但當時 ，。 戰役的第一階段是在1941年11月，主要的軍事意義體現在擊退德軍第11（11 1- 9 ），路直接自南向北進攻塞瓦斯托波爾的企圖（11月10 - 30 日）。

自1941年 11月4 日防區建立並成為一個獨立的作戰區域單位時，臨危受 命的彼得羅夫少將承擔了塞瓦斯托波爾的具體作戰任務,考慮到兵分兩路撤退 的濱海集團軍仍有不少部隊在撤往防區境内途中，而當時防區内有限的兵力仍 未完成佈陣和駐防，加上德軍暫時未抵達防區南部附近，而是傾向於抄近路迅 速進攻防區北部，以圖加以迅速攻佔。®因此,根據檔案史料，彼得羅夫先在防 區北部安置重兵，包括第3 海軍陸戰團、第 8 海軍陸戰旅、當地步兵團、第 17、 18、19的海軍陸戰營，以及第265軍屬炮兵團的部隊、炮兵學院、第 724炮臺的 士兵，以及當地的火炮和機槍碉堡守軍;而南部的兵力則相對較少，只有後備炮 兵團、第 2 海軍陸戰團、第 2 別列科普海軍陸戰營、海防炮兵學院營，及當地碉 堡守軍等有限兵力。© 當 時，由黑海艦隊的海軍陸戰隊組成的塞瓦斯托波爾駐 防軍，成為了阻擋了德軍(第22、132、50步兵師的先頭部隊）自 11月 6 - 9 曰的 頻繁進攻的主要力量。他們不僅在米肯兹亞村莊（хут〇Р Мекензия)附近擊退 了德軍的進攻，也自北向南分別擊退了在阿蘭切（Аранчи )、別爾比克車站（ст. Бельбек)、卡拉一科比亞谷地（долина Кара _ Кобя)、烏柏（Уппа)等地附近的 德軍。雖然在某些地段蘇軍被迫退卻，並丢失了如卡林泰（Кальштай)和杜灣 蓋(Дуванкой)等戰略要地，但總算粉碎了德軍第一波閃擊，破壞了他們迅速突 入塞瓦斯托波爾的企圖。®另一方面，在濱海集團軍部隊陸續進駐防區後，11月 9 日彼得羅夫在重新 劃分的4 個分區進行了大幅度兵力重整和佈防，但在防區北部仍然佈置重兵。 針對德軍可能從南部發起進攻的企圖，他不敢貿然把北部的兵力轉移至南部， 也沒有把握與德軍進行決戰，只是希望平均各分區的兵力部署，分攤戰鬥壓力， 集中有限兵力挫敗德軍的局部進攻，為下一輪重整兵力部署爭取更多有利的條 件。因此,南部第1分區的兵力在第二輪序列重組前,仍然是4 個分區中最薄 *•⑫尤其是在從北路攻打卡林泰（Кальштай) 和艾芬捷蓋（Эфендшшй) , 從中北路攻打杜灣蓋 (Думнкой) ，以及從中路攻打米肯茲亞和卡拉一科比亞谷地的企圖。⑬ 蘇 聯 一 俄 羅 斯 國 防 部 中 央 檔 案 館 （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 России，以下簡稱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濱海集團軍全宗，第 9900號編目，第 7 號卷宗，第 35 -36頁。⑭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濱海集團軍全宗，第 9900號編目，第 22號卷宗，第 18-34頁。另參見紅軍 總參謀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行動和戰術綱要》，第 14 - 17頁，第 2、3號作戰地圖。• 220 •

弱的。⑮ 1941年 11月 1 0 - 1 1日，德軍開始大規模全面突擊塞瓦斯托波爾防區 南部，企圖控制雅爾塔一塞瓦斯托波爾公路，而北部基本上沒有出現重大而顯 著的攻勢。具體來說，德軍第7 2步兵師（配備約100輛坦克）部隊主要的攻擊 防區南部的第1分區，並針對第3 和第2 分區的接合處(科拉一科比亞和319. 6 高地）發動輔攻。德軍第 7 2 步兵師僅在 1 1月 1 1 日就攻下了瓦爾努特卡 (Варнутка),並隨後沿雅爾塔公路攻下了庫楚克一穆斯科米亞（Кучук - М ускомья)至察塔一卡亞（Чатал - Кая)等地，逐步佔領和控制了防區外圍的 555.3、198.4、508.1、482.2、471.7高地。11月 1 3 日德軍開始對巴拉克拉瓦 (Балаклава)前沿陣地的巴什納亞（Башня)，以及386_ 6—440. 8—212.1 闻地三 角區發起進攻。11月 1 3 - 1 5日的戰鬥主要集中在對上述高地三角區的反覆爭 奪上，在 11月 1 5日以後，德軍將戰火擴展至靠近第1、2分區接合部的戰線，如 卡馬雷（Камары)、巴拉哥達捷國營農場（совхоз Благодать)、212. 1 尚地以東、 巴什納亞附近區域，企圖集中兵力攻破南部重鎭巴拉克拉瓦。蘇軍方面，保衛第1分區防線的兩翼及其相關戰略要地，以及第1和第2 分 區的接合部等較薄弱地帶的部隊，分別為第4 0騎兵師的餘部、第 383、514步兵 團(駐防第1、2分區）、第 1331步兵團、第456内務人民委員部混合步兵團。他 們在一系列激烈而艱巨的圍繞高地爭奪和陣地側翼的防禦戰鬥中，扮演了至關 重要的角色。在 11月 1 9日以前，防區南部的蘇軍處於被動的戰略戰術防禦態 勢，頑強的作戰曾屢次阻止德軍的推進，但總體上被迫往内收縮退卻。儘管彼 得羅夫及其幕僚曾多次下令反攻，卻均無功而返。® 只是到了 1 1月底，受到一 系列戰鬥消耗的德軍，因無法突破巴拉克拉瓦以東的陣地，繼而無法控制雅爾 塔一塞瓦斯托波爾公路南段,最終被迫擱置全面進攻的行動。®蘇軍總參謀部在總結上述戰役的相對成功的防禦經驗時，曾給予了高度正 ■ 同上，第7號卷宗，第40- 43頁。 另參見巴索夫：《1941- 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的克里米亞》，第99- 100頁。 根據11月9 日的作戰命令，在第4 區佈置了第95 步兵師（第161、162、241步兵團）；在第3區佈置了第25步兵師（第31、287步兵團以及第3海軍陸戰團）；在第2區佈置了以第172步兵師（第514步兵團、第2海軍陸戰團、第1塞瓦斯托波爾混合步兵團）為主力的部隊；而在第1區，則以第2騎兵師的殘部，加上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士兵和炮兵學員組成的第383步兵團為主要防禦力量，由421步兵師殘部組成的預備隊1331步兵團，以及由內務人民委員部邊防戰士和內衛武裝人員組成的第456混合步兵團，作為支援第1和2分區的增強力量。 ■ 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濱海集團軍全宗，第9900 號編目，第7 號卷宗，第46 - 47、53- 56、62 - 64頁。 第22號卷宗，第95- 118頁。 ■ 同上，第22號卷宗，第40、51、54、74頁。

面和客觀的評價。■ 儘管如此，在軍事史的探討範疇內，仍有不少研究和分析的空間。 結合上述史料文獻的研究，筆者認為，必須從史實方面思考以下兩個重要特徵： 一方面，蘇軍在 11 月份的保衛戰期間，實際上並沒有取得戰術上的勝利——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蘇、德雙方的力量對比，只是迫使德軍停止進攻並轉入防禦，間接取得了戰略上的階段勝利。 另一方面，彼得羅夫及其參謀部相對奏效的戰術部署，特別是利用了以高地爭奪戰和陣地側翼防禦的拉鋸戰為主的戰鬥形態和特性，集中有限兵力在重點防禦地點實施頑強抵抗，是11 月戰役取得階段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處於不利局面下的濱海集團軍，即使無法通過總體反攻擊退德軍為塞瓦斯托波爾解圍，但仍然發揮了滯緩德軍推進、遏止德軍突擊、爭取局部防禦優勢等作用。四、1941年底戰役的失利和挽救 在1941年12 月初，戰局旋即進入了短暫的間歇期。 雙方轉入暫時防禦，秘密備戰，修築戰壕和碉堡，埋設地雷，伴隨雙方陣地之間的間歇性炮擊對射。儘管在12 月1- 16 日期間，雙方均未正式發起明顯攻勢，但據當時蘇方已掌握的不全面的情報來看，德軍頻密的集結和調動，已顯示出德國可能在短期內企圖發動新一輪大規模進攻。■ 後來，這一點也完全得到了蘇方所獲資料證實，德國元首希特勒曾緊急下令曼施泰因將軍務必要在12 月21 日前結束戰鬥並攻佔塞瓦斯托波爾。■ 終於，在1941年12 月17 日，曼施泰因將軍決定全面進攻塞瓦斯托波爾，德軍第11軍的第22、132、24、50 和72 步兵師，伙同羅馬尼亞軍第4 山地步兵旅和第5 摩托化步兵旅，以協同作戰方式全面“突然”向防區發動著名的12 月突擊，尤其是針對蘇軍防線相對比較薄弱的側翼地帶和陣地接合點。 與11月戰況不同的是，德軍同時攻擊幾個方向，主攻方向由德軍第22 和132 師針對防區北部（即第4 和第3分區）的前沿陣地，即卡林泰和艾芬捷蓋（ЗфeндиKой）地區以⑬ 紅軍總參謀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行動和戰術綱要》，第 24 - 2 5頁。楚爾辛主編:《1941 一 1942年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檔案文件和材料彙編》（П. А. Чурсин (ред.) Героическая Оборона Севастополя 1941 -1942 гг. —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Материалов)，辛菲羅波爾:克里米亞出 版社，1946,第 52 - 5 4頁。⑲ 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濱海集團軍全宗，第 9901號編目，第 2 0號卷宗，第 111 - 135頁。⑳ 同 上 ，第 9900號編目，第 33號卷宗，第 315頁。另參見紅軍總參謀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 行動和戰術綱要》，第 29頁。

西、阿濟滋一奧巴（А зиз- Оба)、卡亞一巴什（К а я- Баш)等地發動突擊，企圖 在最短時間内擊破由濱海集團軍第95和 2 5步兵師駐防的第4 和第3 分區的前 線防禦，往西直取塞瓦斯托波爾。®1941年 12月 17的激烈戰況表明，除了把守塞瓦斯托波爾防區正北面的第 9 0步兵圑多次擊退進犯的羅馬尼亞第5 摩托化步兵旅，在第4、3分區防線附近 對抗德軍正面進攻的其他蘇軍部隊，均陷入了極其險惡的局面。在激烈戰爭 後，德軍撕破了蘇軍的防線。比如，德軍第2 2師先遣部隊的兩個營及15輛坦 克在第4 分區正面前線成功突破了蘇軍黑海艦隊第8 海軍陸戰旅的右翼防線, 而德軍第132師以1個營兵力在第3 分區北部前線也擊破了蘇軍第287步兵團 第 1營陣地的右側，並繼續往前推進。這樣，位於第4 分區南面前線，守在第8 海軍陸戰旅和第287步兵團之間的第241步兵團，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其後 被迫後退。®到了 12月 19 - 2 0 日前後，德軍已經突入塞瓦斯托波爾防區北部的腹地， 攻佔了相當於防區北部一半的土地，並繼續往南向北灣（Северная бухта)®方 向進攻。® —直堅守在第4 區東北前線的蘇軍第8 海軍陸戰旅,因無力抵抗德 軍強大的進攻，在危急的形勢下,被迫於12月 2 0 日逐漸後撤至腹地。另一方 面，一直成功壓制羅馬尼亞第5 步兵旅的濱海集團軍第9 0步兵團，為免陷入德 軍包圍,也按照命令於12月2 2 日後撤。那末，蘇軍的戰鬥形勢急轉直下，到了 1 2月底，整個前線被迫曾一度退卻至柳比莫夫卡（Любимовка) —米肯茲耶維 山區車站（ПСТ. Мекенэиевы Горы)—米肯兹哨所 1 號（Кордон Мекенэи No 1)一卡梅什雷山區（Камышловский овраг)南麓一線，位於防區第4、3 分區的 腹地縱深。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及時的撤退也算是明智之舉，不僅在危急之際 挽救了面臨被圍殲危險的第9 0團，也為爭取集中兵力拱衛塞瓦斯托波爾市贏 得了重整佈防和反擊的時間和機會。®其後，在 1941年 12月底至1942年 1 月初的戰鬥中，在彼得羅夫下令大規 模運用防區的全部炮火支援的戰術下，蘇軍成功壓制了德軍日復一日的輪番進 攻，最終在1942年 1 月 6 日左右再次迫使德軍停止進攻並轉入陣地防禦。與此 同時，蘇軍也乘勝收復了有限的失地,包括別爾比克（Бельбек)及其鄰近地方, ■ 紅軍總參謀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行動和戰術綱要》，第29- 30頁，第5號作戰地圖。 ■ 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濱海集團軍全宗，第9900號編目，第23號卷宗，第84 - 92頁。 ■ 塞瓦斯托波爾的城區，即城市範圍內的居民和文化區、政府和軍事單位、海港和軍港分佈在北灣的沿岸地帶，而北灣也貫穿了塞瓦斯托波爾市，使之分為南岸和北岸兩部分。 詳見相關地圖。■ 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濱海集團軍全宗，第9900號編目，第23號卷宗，第94- 112頁。■ 紅軍總參謀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行動和戰術綱要》，第32- 34頁。

® 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濱海集團軍全宗，第9900號編目，第 23號卷宗，第 114 - 192頁。© 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濱海集團軍全宗，第 9900號編目，第 4 0號卷宗，第 2 - 12、18 - 23、27 - 33、 41 - 7 2頁;第 126號卷宗，第 5、51、135、198頁;第 129號卷宗，,第 23 - 4 0頁。另參見紅軍總參謀部:《塞 瓦斯托波爾保衛戰:行動和戰術綱要》，第 44 - 4 5 頁。克雷洛夫：《被烤灼的棱堡》（Н. И. Крылов, Огненный Бастион),莫斯科:軍事出版社,1973,第 236 - 237頁。凡涅耶夫等著:《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 保衛戰》，第 141、221頁。楚爾辛主編:《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檔案文件和材料彙編》，第 107-108 頁。但受制於兵員疲憊和巨大傷亡，以及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的大量損耗，無法再進一步恢復防區北部原有控制的大片土地。■ 總體來說，一方面，蘇軍在 1941年12 月的戰役中以頑強的抵抗消耗了德軍不少有生力量和武器裝備，雖然被迫大幅度退卻，在戰術上屢受挫敗，但在戰略上還是守住了塞瓦斯托波爾，在付出沉重代價後，取得了第二次階段性戰役成功。 另一方面，德軍在戰役初段攻勢凌厲，勢如破竹，其優勢兵力的集中突破，的確突破了蘇軍的防線並如期突進防區腹地，取得了一系列戰術戰鬥方面的勝利。 然而，因為蘇軍頑強的抵抗和炮火還擊，德軍也遭受重大傷亡，其進攻強度和節奏在12 月24 日以後逐漸減弱和放緩，而最終被拖入停滯，未能按計劃奪取塞瓦斯托波爾，對德軍而言，是戰略上的失敗。 五 、1942 年 6 - 7 月戰役 失敗和塞瓦斯托 波 爾 陷落 的主要原 因分析 另一方面，1941年底的戰鬥也預示了塞瓦斯托波爾陷落的歷史宿命。 根據檔案史料的研究來看，1941年的戰役已經暴露了諸如防禦陣地側翼薄弱，缺乏嚴密的梯次防禦佈陣等問題，它們非但沒有在1942 年得到根本的解決，反而越加惡化。 根據對史料和蘇聯時期著作的研究，主觀上，雖然蘇軍曾經積極希望利用德軍在轉入防守的時機，即1942 年初（1- 3 月）發動反攻，試圖收復1941年12月的戰役中喪失的大片北部土地。 但這兩次有組織的反攻，均因兵力不足，以及協同作戰上的問題，加上德軍陣地堅固的防禦優勢，導致蘇軍未能實現具有決定意義的反攻，被迫退回並轉入相對消極的陣地防禦。 那末，防區總面積直到德軍發動第三次大規模進攻前，基本上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更沒有任何有利於蘇軍的改善。 1941年12 月底的基本態勢，也總體上延續到1942 年的6 月初。■ 事實上，塞瓦斯托波爾防區的結構性問題非但沒有得到改善和解決，更是持續造成1942 年大幅度收縮後的防區總體佈局失衡的主要原因。 其問題的癥

結，在於防區本身的缺陷，加上防務加強方面的錯誤思維。 具體來說，蘇軍工程兵部門沒有因應防區縮小後的情況，做出及時的調整和改變。 特別是防區工程兵領導層並未集中精力去增建具有積極防禦作用的炮壘、機槍碉堡，以及急用的土木土事，取而代之的是廣泛設置治標不治本的雷區和障礙物。■ 這不得不歸咎於平庸無能又缺乏全局觀念的防區工程兵主管赫連諾夫（A. Φ. XpeнoB ）少將。 他認為雷區和障礙物具有簡易和快捷佈置的特點，實施較易，需時較短，且能有效干擾德軍進攻速度和節奏，因此決定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過多集中在反步兵/ 反坦克地雷埋設、炸藥裝置佈置、雷區和反步兵/ 反坦克障礙物等方面。■ 然而，這種消極的觀念，在主客觀方面，皆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後果。 建造鋼筋混凝土材質的炮壘、機槍碉堡，以及一般的機槍土木火力工事方面的工作，顯得嚴重滯後和不足，直接導致防區炮火防禦系統的戰鬥力每況愈下。 從數據資料來看，防禦建築和火力點的總數和分佈方位的廣泛程度，不僅沒有在現實層面上超越1941年的水平，更無法保持足以威脅德軍的後方設施的強大而密集的火力網和防禦建築系統。■ 此外，在佈局結構上，防區有很多地方並沒有修建任何防禦工事，處於防禦眞空或實際上不設防的狀態，大部分的火力防禦建築和急用工事都集中在防區的3 個防禦地帶的分界線沿線，一旦德軍突破了蘇軍前沿陣地，就可以長驅直入防禦空白區並全方位擴散兵力到其他地域，在這種情勢下，蘇軍基本上不可能阻止德軍的推進和突破了。 更嚴重的是，在前線的不少防禦建築群落，並沒有駐軍，都是虛有其表的防禦建築和工事。■ 由此可見，塞瓦斯托波爾防區的結構性問題，也比1941年更加嚴峻得多。 實戰表明，設置雷區和臨時障礙物，無法有效抵禦和阻擋德軍的迅速突破和梯次進攻。 1942 年6 月初德、羅聯軍發動第三次對塞瓦斯托波爾的全面進攻，實際上並無採用任何新式戰術打法，都是沿用1941年11 月和12 月一模一樣的進攻路線，只是採取先北後南的戰術，其他戰術手段皆為1941 年的“翻版”。 然而，由於塞瓦斯托波爾防區的結構性漏洞，德軍第132 、50 、24 步兵師僅進攻首日，即在6 月7 日當天，就先後在各自的進攻地點，攻破了蘇軍在防區北部卡梅什雷山區側翼、別爾比克等相對薄弱的地帶，迫使蘇軍第95 和172 步兵師的所屬部隊迅速往內收縮和退卻。 時至6 月17 日，德軍第132 、50 、24 步兵師 ■ 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濱海集團軍全宗，第99《 0 號編目，第126號卷宗，第5、51、135、198頁。 凡涅耶夫等著：《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第221頁。 ■ 楚爾辛主編：《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檔案文件和材料彙編》，第107- 108頁。 ■ 紅軍總參謀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行動和戰術綱要》，作戰地圖第6號。 ■ 同上。

擊退了防區北部的所有蘇軍，並攻佔塞瓦斯托波爾城市北岸，推進至北灣的北部海岸。 同時，為了減少渡海作戰造成的傷亡，德軍決定從南部發起另一波進攻。 於是從6 月17 日起，被調往南部的德軍第24 步兵師，配合德軍第170、72、28 步兵師的先頭部隊，又從南部發動攻勢，夾擊防區的第1、2 分區的核心地帶。這樣，蘇軍在1942 年6 至7 月激烈和艱苦的戰鬥中全面受挫，防禦陷入癱瘓，完全無法阻止德軍推進和突擊。 由此可見，自1941年秋冬至1942 年夏，德軍用了3 次方式大致相同的大規模進攻，終於攻克了塞瓦斯托波爾，在付出了慘重代價後，實現了旣定的戰略目標。 1942 年7 月初蘇軍在塞瓦斯托波爾陷落後的頑強戰鬥，雖然被認為是頑強不屈的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展示，但在實際軍事層面上，早已喪失了戰鬥意義。■六 、結論 儘管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以戰敗和陣地失陷結束，蘇聯最高統帥部對於保衛戰的過程和結果，都予以肯定的歌頌和評價。■ 在戰後的蘇聯時代，塞瓦斯托波爾被授予“蘇聯英雄金星勳章”和“英雄城市”稱號，而該戰役也被冠以“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名號。 通過對相關文獻史料的研究，可以肯定，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實際軍事價値和歷史意義，遠遠超出了蘇軍為保衛一座黑海沿岸孤城的展開頑強鬥爭的獨立事件範疇，而是上升到更加宏觀的戰鬥精神層面——在意識到整個戰役形勢的艱巨程度和不可能性，蘇軍高層、濱海集團軍和黑海艦隊官兵、地方部隊乃至敵後游擊隊和平民，仍毅然堅持展開這場位處敵佔區後方的勝算渺茫的防禦戰，並以頑強的陣地或據點堅守方式，與德軍進行長時間的戰略戰術拉鋸、周旋和對峙。 力圖通過塞瓦斯托波爾的戰役，在南部戰場乃至整個戰局造成一系列戰略上的連鎖效應，並進一步破壞德軍的總戰略及其順利實施，對緩解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方向的壓力，也有不容忽視的間接幫助。 總結整場戰役的軍事戰略經驗，可以得知，蘇軍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3個主要階段，實現了戰略上的成功，卻基本上沒有取得戰術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主觀上，為了執行保衛塞瓦斯托波爾的核心任務，濱海集團軍傾向於運用有限的兵力維持整個防線的有效防禦，兵力部署和戰鬥序列趨於保守，不敢■ 紅軍總參謀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行動和戰術綱要》 ，作戰地圖第7 、8 號。■ 阿爾塔巴耶娃：《世代之城》，第284 頁。

貿然在一個或多個戰略要地與德軍進行決戰，所以無法以積極和靈活的運動戰戰術，去改變整個戰鬥形勢。 客觀上，因為處於被動的陣地防禦狀態，沒有充足的兵力，只能力求維持整體防線，進行局部的防禦，嘗試局部的反擊，通過局部的小規模勝利，去保障塞瓦斯托波爾的防禦縱深距離不受德軍的步兵和炮火威脅。 但這種戰術並不能在兵力對比相對懸殊的情況下有利於兵力和裝備處於下風的防守方，其前提也必須建基於相對穩定、堅固、連續的防線和陣地防禦體系上。 一旦這種複雜的系統遭到衝擊和破壞，而預備隊無法及時補上防禦缺口，不能重建梯次防禦，就必然會出現急劇的災難性“骨牌效應”。 即使可以及時阻擋敵軍進攻，已喪失的防禦空間，也會從根本上削弱防區的作用和戰鬥力。這也能夠解釋，為何面對德軍基本相同的進攻路線和方式，蘇軍能在1941年11和12 月的戰役中能夠阻止德軍的繼續進攻，但在1942 年6—7 月卻無法承受德軍的攻勢。 另一方面，在考察戰役本身的細節同時，也必須注意到德、蘇雙方在攻、守方面的値得商榷的具體作戰和準備問題。 在蘇聯方面，戰役的失敗，雖然有其必然性，但也不能忽略塞瓦斯托波爾防區自身的缺陷和問題，及其加速導致其陷落的催化作用。 當中，除了因為兵力不足而引起的一系列防禦部署和作戰的問題漏洞，更是受制於錯誤的防務設施建設方針和措施，特別是防區存在一系列的結構性缺陷，以及火力防禦建築的不足，也直接導致了防區的綜合戰鬥力的根本削弱。 不僅使防區的炮兵部隊和碉堡守軍無法對前線德軍及其後方設施實際有效的中遠程火力壓制和打擊，更造成了1942 年6 月德軍發起第三次進攻時得以迅速突破蘇軍防線的薄弱地帶，直逼塞瓦斯托波爾。 歸根究底，在敵佔區後方的“釘子戶孤軍”式堅守，在缺乏戰略援軍從外界開闢解圍通道的條件下，確實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反敗為勝，也無法獨自完成解圍，而只能盡可能推遲德軍攻克塞瓦斯托波爾的時間。 在攻守雙方實力經過長時間的消長後，1942 年塞瓦斯托波爾防區的蘇軍基本上被迫處於消極和被動的絕對劣勢，喪失了有效的戰略戰術主動權了。■■ 紅軍總參謀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行動和戰術綱要》，第44 - 46頁。

附圖：圖1. 1941 - 1942 年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總戰略形勢示意圖（出自蘇聯—俄羅斯國防部檔案館電子資料庫）。

(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Музей РККА СССР) ) 圖2. 1941 年 11 月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示意圖（ 出自蘇聯紅軍博物館

圖3. 1941 年 12 月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示意圖（出自蘇聯紅軍博物館）

圖4. 1942 年6 月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示意圖（科里勒爾：《1941 - 1942 年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 ，第96 - 97 頁。）

圖5. 彼得羅夫

圖6. 曼施泰因

2019 年第 1 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Issue 2 3基 于 访 谈 法 的 澳 门 大 学 生 语 言 态 度 研 究 阎 喜 * 1 引言 澳门是一个多语人口、华洋杂处的言语社区。 目前澳门社会使用的语言包括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同时还有闽语、客家话等其他汉语方言以及其他外语。过去十多年里，澳门的社会语言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已经形成以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为主要语言的社会语言格局。①粤语是大多数澳门华人的母语，也是澳门人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语言。此外，粤语是澳门政府行政领域口头交际主要使用的语言，也是澳门中小学主要的授课语言。普通话虽然并不是澳门日常生活主要使用的语言，但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在向国家领导人宣誓就职或向中央就职，以及澳门与中国内地官员往来时都需要使用普通话。与此同时，由于澳门回归以后来澳游客超过半数来自中国内地，普通话在澳门旅游业等相关行业中的实用价值凸显出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相关规定，葡文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正式语文之一。但是，与回归前葡语在澳门的地位和功能相比，回归后葡语已经失去了以往一语独尊的地位，目前主要用于澳门的司法领域。②英语虽然不是澳门的正式语文，缺少法律地位的优势，但是英语在澳门行政、经济、教育和传媒领域得到广泛的使用。③ “澳门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历史上曾被葡萄牙人管治过，又因它特定的交通地理环境，语言呈现出十分丰富的形态，也呈现出相当复杂的一面。”④过 * 阎喜：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2017年度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澳门语言态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项目编号：FJ2017B119）；2017年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术研究项目”一般项目“澳门语言传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项目编号：ZYG001710） 。 ① 阎喜：《澳门双言制研究》，《“一国两制”研究》2017年第2期，第 177 - 189页。 ② 阎喜：《葡语在澳门：历史与现状》，《“一国两制”研究》2016年第2期，第149 - 159页。 ③ Moody， A. Macau English： Status， functions and forms. English Today ， 2008（3） ： 3 - 15. ④ 程祥徽，《澳门社会的语言生活》，《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第26页。

去三十多年里，澳门纷繁复杂的社会语言现象一直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从澳门的语言、方言和专名语言，语言接触，语言态度和身份构建，以及语言政策等不同角度研究澳门的社会语言现象。⑤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澳门本地大学生对澳门四种主要语言（即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的态度。 2 澳门语言态度研究 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对语言变体和它们的说话人的主观评价。语言态度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例如工作面试、教育场合、医疗服务、以及法律语境）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语言态度对语言维持、语言转移、语言灭亡和语言复兴也产生一定影响。 Yan and Moody（2010）对过去三十年澳门社会语言学研究（包括澳门语言态度研究）进行回顾，发现澳门语言态度研究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但是在澳门回归前后学者们逐渐开始重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在国际知名语言学期刊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章。⑥ Mann and Wong（ 1999）的研究可能是最早的澳门语言态度研究。⑦ Mann and Wong综合使用问卷和访谈调查72名澳门中学和大学师生的语言态度。调查对象需要选择他们在家中，工作中或学校里，以及社交聚会的语言使用；他们对授课语言、媒体语言、社区语言和他们希望学习的语言的偏好；他们对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的态度。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澳门不同语域语言偏好而言，粤语和英语排首位，然后是普通话和葡语。这项研究为我们了解回归前澳门人的语言态度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但是，该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澳门人对四种语言的整体语言态度，而没有进一步区分澳门人语言态度的不同维度。 Young（2006）在2004 - 2005学年第一学期采用问卷调查澳门某高校学生（包括144名澳门出生的学生和197名中国内地出生的学生）对英语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两组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都有强烈动机，而且他们在使用英语时没有不自在的感觉，也没有将英语的使用看作是对他们身份的一种威胁。Young还比较分析了澳门出生和中国内地出生学生的语言态度。需要指出的⑤ Yan , X . & Moody , A.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Macao : A review of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on Macao inthe past three decades . Chinese Lang uage and Discourse , 2 0 10 ( 2 ) : 2 9 3 - 3 2 4 .⑥ 同上注。⑦ Mann , C. & Wong , G.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ducation : A survey from Macao onit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La ng uage Problems a nd La ng uage Pla nning , 19 9 9 ( 1 ) : 17 - 3 6 .⑧ Young , M. Y. C . Macao students ’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 A post - 19 9 9 survey. World Englishes2 0 0 6 ( 3 - 4 ) : 4 7 9 - 4 9 0 .

是，澳门是一个移民城市，许多澳门学生出生在中国内地，之后随父母移民到澳门，所以出生地并不能有效区分澳门本地学生和中国内地学生。此外，中国内地学生来自中国不同省份，而各个省份的语言和教育情况各异，内地学生的语言态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研究者需要考虑到中国内地学生语言态度的差异。 参照Mann and Wong的研究，Young（2009）使用问卷调查澳门某高校185名澳门本地大学生（包括71名男生和114名女生）的语言态度和语言偏好。⑨与Mann and Wong的研究相似，Young让学生选择他们对授课语言、社区语言和他们想学习的语言的偏好，以及他们对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的态度。此外，学生还自评他们的语言能力，并对澳门回归后的语言使用情况发表看法。研究结果显示在社区语言和授课语言的偏好上，粤语排第一，然后是英语、普通话和葡语。在语言态度上，学生对粤语的评价最高，然后是英语、普通话和葡语。Young有关语言偏好和语言态度的研究结果与Mann and Wong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大多数学生认为澳门回归以后粤语和葡语的使用没有多大变化，而普通话和英语的使用明显多于回归前。Young的研究帮助我们了解澳门回归后的语言态度，但是与Mann and Wong的研究相似，这一研究也没有进一步区分学生语言态度的不同维度。 Yan（2017）采用问卷调查澳门某高校2012学年的新生对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的态度。⑩不同于以往的研究，Yan在研究中将语言态度划分为融合性和工具性维度，在问卷中询问学生在澳门生活的时间，并以六年为限，将在澳门生活超过六年（含六年）的学生归为本地学生。研究结果显示在本地、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澳门大学生对这四种语言在融合性和工具性两个维度存在不同的态度。具体来说，在对语言的融合性维度方面，粤语排第一位，英语在第二位，普通话和葡语分列第三位和第四位。在对语言的工具性维度方面，英语跃居首位，粤语退居第二位，普通话和葡语同样处于第三位和第四位。 从过去十多年澳门语言态度研究可以看出，以往研究主要以问卷调查为主，其他研究方法（例如访谈法）较少使用。 由于问卷调查具有成本低、速度快、操作方便、覆盖面广、数据易于分析等优点，所以问卷调查法一直是语言态度研究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但问卷调查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问卷调查缺乏互动性和灵活性，问卷回收率受到被调查者主观因素的影响，问卷调查无法深入⑨ Young , M. Y. C.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 Macao . Interna tional Journa l of Multiling ua l ism , 2 0 0 9( 4 ) : 4 12 - 4 2 5 .⑩ Yan , X. A study of Macao tertiary students ’ language attitudes after the handover . La ng uageAwareness , 2 0 1 7 ( 1 ) : 2 5 - 4 0 .

研究语言态度背后的原因，所以研究者有必要使用其他研究方法弥补问卷调查法的不足。有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使用访谈法深入调查澳门人的语言态度。虽然访谈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访谈实施以及之后的录音转写和分析方面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采访者的沟通交际能力要求较高，受访者可能会受到社会意愿偏误和默许偏误的影响等），但与问卷调查相比，访谈法更具人性化，调查者与受访者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受访者可以发表个人观点或印象。 3 研究设计 3. 1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澳门学生如何评价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 Gard-ner and Lambert（ 1959，1972）提出影响加拿大说英语的人的法语学习动机的两个重要维度：融合性维度和工具性维度。■融合性维度指的是个人对言语社区在情感上的认同，而工具性维度强调语言学习的实用型取向。融合性和工具性维度广泛被用于过去的语言态度研究中。■在澳门，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用于澳门社会行政、教育、经济和传媒等各个领域。与此同时，说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的言语社区在澳门的存在使得人们可以和这些社区有各种类型和不同程度的接触。澳门学生对这四种语言在融合性和工具性两个维度会持有不同的语言态度，所以本研究采用融合性和工具性两个维度来分析学生的语言态度。 3.2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半结构式访谈（又称为指导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是介于结构式和非结构式访谈之间的一种数据搜集方法。研究者在访谈进行前需要根 Gardner , R . C. & Lambert , W . E . Motivation variabl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 Ca na dianJ ourna l of Psychology , 19 5 9 ( 4 ) : 2 6 6 - 2 7 2 ; Gardner , R . C. & Lambert , W. E . Attitudes a nd Motivation inSecond La ng uage Learning . Rowley , MA : Newbury House , 19 7 2 . Lai , M. - L. Language attitudes of the first postcolonial generation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La ng ua ge in Society , 2 0 0 5 ( 3 ) : 3 6 3 - 3 8 8 ; Lai , M. - L. Tracking language attitudes in postcolonial HongKong : An interplay of localization , mainlandization ,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 Multil ing ua , 2 0 1 2 ( 1 ) : 8 3 -1 1 1 ; Zhou , M. - L. The official national languag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of three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Chi-na . La ng uage P roblems and La nguage Pla nning , 1 9 9 9 ( 2 ) : 1 5 7 - 17 4 ; Zhou , M. - L. Language attitudes oftwo contrasting ethnic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hina : The “ model ” Koreans and the “ rebellious ” Tibetans .Interna tiona l Journa l of the Sociology of La ng uage , 2 0 0 0 ( 14 6 ) : 1 - 2 0 ; Zhou , M. - L. The spread of Puton-ghua and language attitude changes i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 China . J ourna l of Asia n P acif icCommunica tion , 2 0 0 1 ( 2 ) : 2 3 1 - 2 5 3 .■■

据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设计一些指导性的问题作为访谈的指导方针。在实施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随机应变，即根据访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访谈的问题大纲，而不必按照大纲中原来的问题顺序提问。总的来说，半结构式访谈既不失非结构式访谈的灵活性，又可以令访谈内容更集中。 3.3研究对象 我们在2013年6月通过电话联系邀请澳门某高校学生参加访谈，有20名学生（在澳门生活时间超过六年）表示愿意参加访谈。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维护研究过程中的伦理道德，从联系访谈对象开始，我们注意尊重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如在确定访谈时间和地点的时候以学生的意见和要求为主，在访谈过程中严格遵守约定好的访谈时间并承诺对录音和转写材料有保密的责任和义务。在正式访谈之前，我们告诉学生他们有选择余地维护自己权益和保护自己隐私，有权拒绝参加访谈和中途退出访谈，也可以要求对访谈只做部分录音。例如有三名学生经过电话联系以后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但是在正式访谈前又表示不愿意参加访谈，我们尊重这三位学生的选择，所以最终有17名学生（包括6名男生和11名女生）参加了访谈。访谈的时间长度从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在征得受访者的同意后，我们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和转写。在录音转写以后，所有受访者都收到他们的录音和转写文稿以便他们核对并确认他们是否想要从录音和转写文稿中删除任何信息，但我们没有收到要求删除任何信息的请求。 4 访谈结果 本研究采用定性内容分析法来分析录音转写内容。在分析之前，有必要指出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受访者所说的内容而不是受访者说话的方式。所以本研究的转写并不涉及访谈中的停顿、重叠、沉默等会话特征。 在访谈中，我们请每位学生对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从情感上和重要性两个方面进行排序。结果显示在情感方面，粤语排第一，然后是英语和普通话。超过半数的学生指出自己对葡语的情感最低。在语言对个人和澳门重要性方面，大多数受访者对英语表达，最积极的态度，而对葡语表达，最低的评价。但是，受访者对粤语和普通话的重要性认识分歧较大。例如有八个学生将普通话排第二位，八个学生将粤语排第三位，五个学生将粤语排第一位，只有一位学生将普通话排在第一位。下文详细分析学生对各种语言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涉及学生真实信息的处理问题，所以本文涉及的学生姓名全部用数字代替。

4. 1学生对粤语积极的态度 当被问到粤语对澳门和学生的重要性的时候，所有受访学生都认为粤语对澳门和他们非常重要。他们把粤语看作是澳门本地语言（学生1），他们自己的语言（学生2），或是他们的母语（学生11）。 学生1：广东话也重要吧，因为是本地语言。 学生2：重要，因为（广东话）是自己的语言。 学生11：我认为广东话对我和澳门是最重要的语言。 因为它是我的母 语，也是澳门许多人的母语。所以它是最重要的语言。当学生描述他们对粤语和说粤语的人的情感的时候，他们给予积极评价。例如学生1和学生16听到粤语和见到说粤语的人的时候会感到舒服，学生8和学生14觉得粤语和讲粤语的人很亲切。 学生1：比较舒服一点。 可能我本身也是说广东话的吧，所以听起来就 比较舒服。 学生16：毕竟从小到大都是对着这个语言（广东话），所以相对来说会 感觉非常舒服。 学生8：广东话就亲切啊，就从小说到大，听到大的，身边的人百分之九 十在说广东话。 学生14：就因为平常都说广东话，所以就非常非常亲切。总的来说，受访学生对粤语表达了强烈的归属感，对粤语和说粤语的人也表达了积极的态度。 4.2学生对普通话矛盾的态度 对于普通话对澳门和学生个人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大多数受访学生同意普通话对澳门和他们个人都是重要的。学生对普通话重要性的认识主要源于澳门经济方面的考虑，即澳门商家需要使用普通话来接待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一些受访学生指出普通话是澳门商家和中国内地来澳游客做生意的一种实用语言，而经常在路上遇到说普通话的游客向他们问路则增加了他们使用普通话的机会。例如： 学生1：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现在国内的自由行越来越多，澳门的市场 越来越大，普遍都是面向中国的，所以普通话是必须要学的。 学生2：（普通话）也重要，因为澳门是做旅游业的，所以很多内地的旅 客过来澳门的时候，他们想赚他们的钱，就要学这个语言。 学生12：普通话现在也很重要，因为也是内地来的游客越来越多嘛。

所以其实常常在街上你会碰到有说普通话的人问路。所以对自己和其他 澳门人来说也非常重要。 学生15：普通话，我觉得现在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因为现在自由行， 很多内地的人来澳门旅游，然后很多时候在街上都会撞到人问路这样，比 较会说普通话。虽然受访者强调普通话对于澳门商家和中国内地来澳游客做生意的重要性，但是在访谈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学生对说普通话的游客持负面态度。例如： 学生3：会觉得说普通话的人可能比较就是霸道一点，粗鲁一点。 学生10：（对说普通话的人）有点感觉就是不太好。 感觉就是有点不 礼貌，不文明的感觉。我普遍觉得有点抗拒，就是看到都想走远一点的感 觉。 学生17：就是不太喜欢啊，因为很多游客就是很没有礼貌，不守规矩。从访谈中可以发现受访学生将普通话和中国内地相联系。一方面，他们强调普通话对澳门和他们个人的重要性，将普通话看作是澳门商家和中国内地来澳游客做生意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内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使得一些学生对说普通话的游客有负面的刻板印象。 4.3学生对英语积极的态度 当我们询问学生英语对澳门和学生个人重要性的时候，所有的受访学生都表示英语对澳门和他们是重要的。许多学生将英语看作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国际语言。例如： 学生7：我觉得英语比葡语更重要，因为（英语）是一个国际语言。 学生9：都非常重要。 因为英语是国际语言，然后是很普遍的，是使用 率很高，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学生11：我觉得英语对我而言当然是最重要的语言。如果英语不重 要，我就不会选择英语专业了。对于澳门而言，我觉得不仅对澳门，而且对 许多城市和许多国家而言，英语都是非常重要的。英语很重要，它是一种 全球语言，我们必须学习英语，我们必须掌握英语才能生存。此外，许多学生认为英语在澳门发挥了许多重要作用，例如学生3详细介绍了英语对澳门经济和澳门人求职的重要性。 学生3：英语我倒是觉得越来越重要了，就是主要是因为现在澳门还算 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了，开始很多外来的投资商在澳门发展，所以可能对 于英语的要求比较重视。 而且现在澳门算是一个旅游的城市，基本上很 多，就是外来的旅客都是说英语的。 所以你会英语的话，很显然你就可能

在就是求职方面，工作全部都是会有帮助的。所以对于澳门来说，你要发 展这个国际化城市，那英语肯定是很重要的。当学生被问到他们对英语和说英语的人的态度的时候，大多数学生表达了积极的态度。例如一些学生认为说英语的人很勤奋（学生1），受过良好教育（学生2），或有权力（学生12）。一些学生觉得英语美丽而且悦耳（学生8），或是发音时髦（学生9）。有趣的是，虽然一些学生（例如学生1和学生12）觉得对说英语的人没有特殊感觉，但是他们认为说英语的华人的地位较高。 学生1：没特别的感觉。就觉得他们很可能是，如果是本地的人话，我 觉得他们应该是很勤劳地，辛苦地学习。 学生2：觉得他会比较读书比较多，就是可能大学以上。 学生12：没什么感觉，可是如果看到华人说英语的话，我会觉得他很厉 害。 学生8：这个感觉不知道怎么说，会觉得很，说英语的很美，就我觉得这 是一种很好听啊。 学生9：我觉得那个发音也很很时尚，就是那个感觉。好像走到潮流的 尖端的感觉。总的来说，受访学生将英语看作是一种适用于广泛交际且具有威望和权力的国际语言。在他们看来，英语能够帮助他们与世界上大多数人沟通交流，帮助他们向上和向外流动。与此同时，受访者对英语抱有积极的情感，对说英语的人给予积极的评价。 4.4学生对葡语矛盾的态度 当我们询问受访学生葡语对澳门和学生个人的重要性的时候，许多学生认为葡语对他们的作用有限。例如， 学生3：我觉得不重要，因为就是平常生活中，不用到这个葡萄牙语嘛。 基本上你广东话、英语、普通话这些都可以就是很好地跟澳门人沟通了。 所以葡萄牙语就是没那么重要。 学生13：我觉得（葡语）不是很重要啦。 因为我不太常接触到这个语 言。 学生14： （葡语）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太重要，因为我很少用。 而且在 生活中，很少人会跟我说葡语。虽然多数学生认为葡语对他们个人并不重要，但是多数学生却认为葡语对澳门而言有重要作用。例如学生8认为从澳门与葡萄牙的历史关系以及澳门在中葡经贸平台中的作用来看，葡语是重要的；学生10指出葡语仍然是澳门的一个

正式语文和法律语言，方便澳门与葡语国家联系，使澳门不同于中国内地和香港，是一种比较优势。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葡文系（例如学生2）和法律学院（例如学生12）的学生以及准备以后在澳门政府工作的学生（例如学生11）认为葡语对他们而言很重要。 学生8：（葡语）当然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可能从小听到大。 澳门以 前是葡萄牙殖民地，然后其实跟葡萄牙也有一段渊源，然后现在又在发展 这个经济平台。 学生10：重要，因为在澳门葡萄牙语始终是官方语言。很多公司还有 很多历史的文件啊，法律的文件都是用葡萄牙语来写成的，所以葡萄牙语 在澳门挺重要。 而且现在有些金砖五国例如说巴西啊，那些非洲国家，它 们都是说葡萄牙语的。澳门人都是熟知葡萄牙语的话，可以带给澳门一个 优势，这是香港和中国都没有的优势。 学生2：重要，因为我是读葡语系的。 当然重要。 学生12：首先我自己来说，因为我学法律嘛，法律。其实你当那个法官 和律师那些都需要懂葡语，所以对我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学生11：我觉得葡语对我很重要。很多人常从事一些行业，例如他们 愿意在政府部门工作。 事实上，如果你想在这些部门工作，你必须熟练掌 握葡语，所以我觉得葡语对我很重要。学生对葡语和说葡语的人的情感并不一致。一些学生（例如学生5和学生14）对葡语感觉陌生，对说葡语的人没有特殊情感。一些学生对说葡语的人怀有积极的态度，例如学生1觉得说葡语的人很有魅力，学生9觉得说葡语的人热情友善，葡语悦耳动听。此外，一些受访者对说葡语的人持有矛盾的态度，例如学生16觉得她的葡萄牙亲戚友善但却陌生。 学生5：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只是说我不太明白他们（说葡语的 人）在说什么。 只是在听他们说而已。我想他们用葡萄牙语去问我的话， 我也不回答。 学生14：我对他们（说葡语的人）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普通的外 国人。 学生1：我就觉得会说葡萄牙语的人很有魅力。 学生9：我觉得他们（说葡语的人）很热情，然后感觉完全是不害羞的， 然后他们很和善。就是一个语言说出来就是很动听。 学生16：因为虽然从小到大我父母那边也有一些葡萄牙来的叔叔之类 的朋友，蛮友善的，但是可能是沟通上有点害怕吧，毕竟我葡萄牙语只懂得 一点点，就是沟通上不太行，所以就会觉得有点陌生，不太知道他们想什

么，或是喜欢什么，或是觉得现在澳门对他们来说还好吗，喜欢吗之类的， 都可能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有一些陌生。从我们对学生的访谈中可以发现，葡语在澳门的地位和功能略显尴尬。受访者认为葡语在澳门的法律、文化和经济等多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大多数受访学生却认为葡语对他们个人没有多大作用。此外，受访学生对葡语和说葡语的人持有矛盾的态度。 5 讨论 在本研究中，受访学生对粤语持有积极的态度。粤语是大多数澳门华人的母语，也是澳门华人日常生活主要使用的语言。 回归以后，粤语广泛用于澳门社会的各个领域。粤语是澳门立法会的工作语言，而且粤语能力也是澳门本地报纸中许多招聘广告对应聘者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教育领域，粤语是澳门大多数中小学主要的授课语言。在传媒领域，澳门人普遍喜欢收看香港的粤语电视节目和收听澳门本地的粤语广播节目。学生对粤语的积极评价或许与粤语在澳门公共和私人领域强大的语言活力有关。 受访者对普通话持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强调普通话对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对说普通话的游客怀有负面的态度。 自从2003年中国内地实施港澳自由行政策以来，每年有上千万的游客来澳门旅游观光。普通话成为澳门商家与中国内地来澳游客和商人做生意主要使用的语言，这样普通话在澳门的实用价值也随着澳门经济的发展而上升。但与此同时，大量内地游客来澳旅游观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澳门旅游的承载力和澳门居民的生活品质，而一些内地来澳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澳门人对中国内地游客的看法。 受访学生对英语给予积极的的评价。究其原因，或许与英语在澳门较强的语言活力有关。在澳门，英语不仅是不同族群之间交际的通用语，也是不少澳门华人社区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经常使用的的语言。 目前英语在澳门享有事实上的正式语文的地位，在澳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广泛使用。 以教育领域为例，英语是许多中小学的语言科目，也是不少中小学课程的授课语言。英语是澳门高校入学考试科目之一，也是一些高校的授课语言。此外，澳门本地报纸中许多招聘广告都将英语列为应聘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语言能力之一。 受访学生对于葡语持有矛盾的态度。他们虽然强调葡语对澳门的重要性，但却认为葡语对他们个人发展没有多大作用。这或许与葡语在澳门回归后的地位与功能有关。一方面，葡语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正式语文有助于保持澳

门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特色，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有别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澳门，同时还有助于发挥澳门在中葡经贸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目前葡语在澳门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在个人层面，澳门人的葡语水平不高；在社会层面，葡语在澳门各个领域使用范围较为有限；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来看，葡语在澳门一直缺乏系统有效的语言规划；从澳门的社会语言格局来看，葡语一直面临着汉语和英语的挑战。■这些不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受访学生对葡语的态度。 6 结语 “语言态度作为个人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对言语社区的语言使用、语言变化和语言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本文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调查17名澳门本地大学生对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的态度。研究发现澳门大学生对这四种语言在融合性和工具性两个态度维度方面持有不同态度。他们对粤语和英语持有积极的态度，但是对普通话和葡语怀有矛盾的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澳门大学生对澳门四种主要语言（即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的态度，而没有考虑其他年龄层、不同职业和不同族群对这些语言的态度，也没有涉及澳门人对澳门各种文字的态度，以及澳门人对其他语言（例如闽语、土生葡语等）和语言变体（例如英式英语、美式英语等）的态度。今后的研究需要扩大调查对象，对比研究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和不同族群的语言态度。其次，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研究澳门大学生的语言态度，而没有考虑各种社会变量（例如性别、社会阶级、身份认同等）与大学生语言态度的相关性，今后的研究需要将社会变量考虑在内，探索社会变量与语言态度的相关性。第三，语言态度研究途径多样，包括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配对变语法、话语分析法等，今后的研究需要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动态研究澳门的语言态度。■ 同注3。■ 谢俊英：《澳门公众服务领域语言态度调查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15年第2期，第19页。

2019 年第1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Issue 23一把開啟民國時期警察文獻研究大門 的“鑰匙”——《民國時期警察文獻書目提要》評介 崔廣洲* 由江蘇警官學院封野敎授、劉莉研究館員編著的《民國時期警察文獻書目提要》（以下簡稱《提要》，2018年5 月鳳凰出版社出版）是目前大陸唯一一部反映民國時期（1912 年1月一1949 年10 月）警察文獻的綜合目錄，“收錄民國時期出版的50 0 餘種圖書文獻資料，是全國第一部民國時期警察專題研究書目，是迄今為止收錄民國時期警察文獻、著錄內容最為豐富的一部專題性聯合目錄，較完整地揭示了民國時期警察文獻的出版情況，修正了前期書目中存在的部分錯誤，補充完整了著錄信息，提供了資源的館藏地，為開展民國警察史研究工作打下基礎。”（①警察文獻是警察文化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載體，《提要》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民國時期警察文化的建設與發展，是我們了解民國時期警察文化的一把“鑰匙”，一個“窗口”，一條“捷徑”。 民國文獻由於其數量巨大、內容豐富、紙張和印刷質量不佳、受長期戰亂影響深等，本來研究起來就很困難，加之民國警察文獻的專指性、特殊性、狹窄性等特點，很多研究專題、研究門類、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尚待進一步深入。 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校讎通義 ‧敘》中說目錄學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王鳴盛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②筆者認為《提要》的出版正是起到了使廣大從事民國史、民國警察文獻、警政文化等相關專題研究者能夠“得其門而入”的作用。 《提要》所收書目內容豐富、分類合理，是學者研究民國時期警察文獻，乃至民國時期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重* 崔廣洲：鳳凰出版社編輯。① 封野、劉莉編著：《民國時期警察文獻書目提要 ‧序言》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 年，第3 頁。② 王鳴盛著，黃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年，第568 頁。

要工具書。 《提要》的出版可謂為相關方面的研究起到了“金針度人”“指點迷津”的作用。 《提要》收錄公開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警察專業圖書以及與警察業務相關的圖書資料目錄共5000 餘種，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民國時期南京警政建設研究（1927 - 1937）》研究成果，2017 年入選國家圖書館“民國時期文獻保護計劃”。 《民國時期南京警政建設研究（1927 - 1937）》項目組研究人員從2014 年開始搜集整理民國警察文獻史料，先後建立了《民國警察圖書數據庫》、《民國警察期刊論文數據庫》、《民國警察檔案史料庫》、《民國警察報刊史料庫》、《民國警察人物史料庫》、《民國警察圖片史料庫》、《民國警察研究資料庫》等，這些專業的數據庫、史料庫、資料庫的建立，為本書提供了可靠的數據來源。 另外，封野敎授、劉莉研究館員歷經五年，在全國各大圖書館以及臺灣地區圖書館及檔案館進行文獻調查，在查閱大量翔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上完成該書的編著工作，實在難得。 本文對該書目進行評介，總結本書目的以下幾個特點： 一 、分類合理 有所創新 《提要》分類合理，在體現傳統目錄學綱舉目張、清晰明瞭的基礎上，又有所創新。 由於現行的《中國圖書館分類法》中公安工作這一段類目無法對應民國時期的警察業務，所以《提要》參照了《中國公安圖書總目》中民國時期圖書的分類，以及參考民國時期警察工作的相關性，按主題分類方式對類目進行了編排，基本涵蓋了當時警察警種和工作。 全書分為警察學、警察行政管理、警察法、刑事偵查、刑事技術、政治偵查、行政警察、戶政學、外事警察、保安警察、軍警、交通警察、消防警察、其他警察業務、犯罪學、監獄學、人民公安等 16 個門類，各大類下又分小類，例如“交通警察”下又分“交通警察總論”、“鐵路警察”、“航空警察”、“水警”4 個小類。 一些更為專業的文獻種類則在小類下再分更細的小類，以起到更加科學地、更加專業地、更加細緻地反映民國警察文獻的特色，例如“警察學”下設“警察敎育培訓”一小類，此小類下又分更專業的小類，分別為“警察學校敎材”和“警察同學錄”兩個小類，再比如“警察行政管理”下設“警察行政制度”一小類，此小類下又分更專業的小類，分別為“統計資料”和“各類公報報告”兩個小類。 二 、條例清晰 著錄科學《提要》雖然所收圖書眾多、內容豐富，但是卻能做到條例清晰、著錄科學。

所收書目在每一條下基本包含書名、著者、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時間、頁（冊）數、尺寸、館藏地、提要。 本書在著錄版本時能做到窮盡式的搜集，將作者所能看到的關於該書的所有版本著錄其下，供讀者查核。 例如陸丹林編《市政全書》一書，編著者著錄了4 個不同的版本，每個版本都注明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時間、頁（冊）數、尺寸、館藏地的信息。 編著者基本上為著錄的每一部圖書撰寫提要，提要介紹本書內容，著重說明本書主要特色。 例如李粹龢等編《二十九年之海北政治》一書，提要云：“分10 章。 介紹海北地區的環境、敵偽活動、各縣組織情況，以及對日偽的軍事、政治、經濟、財政、敎育戰的成果等。 有黃紹竑、賀揚靈序各一篇（寫於天目山行署），末有李粹穌半年來海北敵後視察紀略及編者的編後記。 編者還有徐越、程梓彬。 浙西對敵鬥爭叢書。 注：海北為舊嘉興府屬地，戰時簡稱海北，包括嘉興、海寧、嘉善、海鹽、平湖5 縣。”例如浙江省民政廳編《縣各級組織綱要浙江省第一年實施報告》一書，提要云：“內分實施新縣制有關法令和縣各級組織綱要本省實施報告兩部分。 包括中央有關法令縣各級組織綱要、縣各級黨政關係調整辦法、縣各級組織綱要實施辦法原則、各省釐定縣等辦法、縣行政人員任用條例等49 件，浙江省法令修正浙江省縣政府組織規程等31件。”目錄類圖書的一個重要原則便是能夠方便讀者使用，為讀者查找文獻提供可靠的依據和便捷的途徑。 《提要》為所收錄的每一種圖書的每一種版本均注明館藏地，讀者通過《提要》可以很方便地在圖書館找到該書。例如林振鏞著《新違警罰法釋義》一書，讀者通過《提要》著錄的信息，可以在黑龍江省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找到民國三十四年版，在重慶圖書館、江西省圖書館找到民國三十五年版，在上海圖書館可以找到民國三十六年版。民國圖書的出版要求與現在不完全一致，著錄項目不能完全對應，為方便讀者使用、查閱，編著者盡可能地將圖書的信息按原貌著錄。 對於某一種書的不同版次都在著錄過程中加以描述，為便於讀者對照使用，不另外增加新的目錄。如沒有的項目，又無法查考的，只按實著錄。 單個目錄按標準的卡片格式要求著錄，便於讀者查閱。 編著者還編有書名索引，使讀者能更方便地檢索到需要的圖書。 另外，對單本書屬於叢書的，在提要中說明，其目的也是方便讀者使用。三、內容豐富 類目繁多 《提要》收錄圖書眾多、內容豐富、類目繁多，是民國時期特定文獻專科數據庫。 《提要》收錄的民國時期警察文獻5000 餘種，比較全面地採集與著錄了民國時期警察文獻，基本反映了民國時期警察學學術發展之狀況，為民國警察史

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料，堪稱民國警察專科文獻庫，具有獨特的學科意義和史料價値。 比如“刑事技術”下設“痕跡學”小類，收錄有關指紋學方面的著作40 餘種，補充了《公安圖書總目》、《民國時期出版書目匯編》中有關指紋學著作的著錄數量，為痕跡學、警察文化研究與警察專題建設提供了更多的史料。 劉建明在該書序言中指出：該書同時是一部“警察學學科領域的學術史專著”，因為“參照《公安圖書總目》民國時期圖書的分類，按主題分類方式對類目進行了編排。 《提要》作為一部警察學史料專科文獻書目，主題分類旣注重學科關聯的邏輯性，又注重內容關聯的專指性。 《提要》揭示了民國警察學的學科發展脈絡，除了史料統計學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夠發揮出學術史的作用，是一部較為珍貴的民國警察史專著。”③同時，也可把該書看作是“一個實用有效的書目信息系統”，他指出其實用性有二：一是，聯合目錄是揭示兩個或兩個以上圖書館館藏的書目類型，《提要》以江蘇警官學院圖書館收藏為主，兼收大陸和臺灣地區20 多個綜合型和專科型圖書館相關館藏，注明收藏地點；二是，專題書目索引的編製，編者編製了書名索引，為《提要》檢索添翼，增強了工具性能。以上兩點均可以起到綱舉目張、檢索方便的作用，避免因收錄圖書眾多、內容豐富、類目繁多，而造成重點不突出，類目不明晰的問題，可謂一個民國時期特定文獻專科數據庫。四、反映學科發展情況 體現學術價值 一部好的書目，不僅能夠揭示所收錄圖書的版本、冊數、出版情況等基本信息，更為重要的是，能夠反映特定時代的一個學科的發展情況，以及今後的發展趨勢，具有一定的學術研究價値。 民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嬗變時期，面對新舊思想的交替、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碰撞，由此帶來了社會制度的大變革、思想觀念的大解放，行諸於文字，反映在出版物上，就是出版了大量的圖書、期刊、報紙、雜誌、政府公報、紀要，等等。 而對於此時的警察文獻來說，更是如此。 民國時期，中國現代的警務制度尚處於萌芽階段，本書收錄的民國時期警察文獻，按照年代，分類編排，基本反映了民國時期警察文化的發展歷史。《提要》中收錄了“刑事技術”方面的文獻100 餘種，編著者將這100 餘種文獻分為刑事技術總論、痕跡學、文書檢驗、司法化學、刑事照相、法醫學、其他技術等7個小類。 讀者透過書目便可發現民國時期我國警察的刑事技術已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技術形式，尤其値得一提的是，“痕跡學”小類下所收錄的40 餘種文③ 封野、劉莉編著：《民國時期警察文獻書目提要 ‧序言》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 年，第2 頁。

獻，目前學界研究者對其使用得很少，這對於我國刑事技術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値和學術價値，有效地塡補相關方面研究的空白，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史料支撐。 《提要》收錄的“地方警政”一類，按照地域分類，將“地方警政”的相關文獻分別收錄在各省市下面，分類合理，以地情繫書，以書反映地情。 再比如《提要》收錄的警察行政管理、警察學校敎材、警察同學錄、間諜與情報、人民公安、交通警察，等等，都可以作為一個個小的專題進行研究，其中所收錄的文獻也為這些小的專題研究提供理論依據。 有關警種的分類，編著者在《提要》中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書中將警察分為行政警察、外事警察、保安警察、軍警、交通警察、消防警察、衛生警察、鹽稅警察、其他警察，每一類警種下面收錄相關文獻，可以通過這些文獻反映該警種的基本情況。 大類下再細分小類，比如“交通警察”下又分為“鐵路警察”、“航空警察”、“水警”，將相關文獻再細分到各小類下面，通過這些文獻，可以更加科學、更加直觀地反映民國時期交通警察的基本情況。 《提要》的編著者選擇文獻，給文獻分類的時候，並不是只收錄警察方面的專著，而是把和民國時期警察業務相關，屬於民國時期警察職責的文獻也一併收入。 比如，“政治偵察”大類下設“秘密社會”一小類，收錄了60 餘種文獻，劉鷹遐編著的《漢流組織研究》一書，提要云：“漢流組織為明末清初的秘密會黨，以恢復漢室為宗旨。 此書介紹了漢流的史略與組織、香堂儀式、中國秘密會黨傳統。 書前有益社出版委員會的發行益社叢書緣起、洪深的清代秘密會黨（代序）。 附漢流名詞術語、漢流條規、漢流系統表。 益社叢書，第1種。”④據提要來看，似乎與警察文獻無關，但是民國時期警察的一個重要任務便是清除社會上的秘密幫派。 此種例子還有很多，再舉一例，例如“交通警察”大類下設“鐵路警察”一小類，收錄了30 餘種文獻，曾餛化著《中國鐵路史》一書，提要云：“材料多取自晚清政府及北京政府交通部、局的檔牘資料。 分緒論、路政、路線3編，述及鐵路興建過程、路政機構、政策、路線建設、運輸、財政、法規、對外事務以及當年國營、民營鐵路的路況等。”⑤比如“交通警察”大類下設“鐵路警察”一小類，收錄了30 餘種文獻，曾餛化著《中國鐵路史》一書，提要云：“材料多取自晚清政府及北京政府交通部、局的檔牘資料。 分緒論、路政、路線3 編，述及鐵路興建過程、路政機構、政策、路線建設、運輸、財政、法規、對外事務以及當年國營、民營鐵路的路況等。”從提要介紹的內容來看，似乎與民國時期警察無關，但是作為一名鐵路警察，了解中國鐵路的歷史是必要的，因此編著者也將其收錄進來。④ 封野、劉莉編著：《民國時期警察文獻書目提要‧序言》，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第391- 392頁。⑤ 封野、劉莉編著：《民國時期警察文獻書目提要‧序言》，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第506頁。

余嘉錫先生說：“目錄之書，旣重在學術之源流，後人遂利用之考辨學術，其功用固發生在目錄學之本身，而利被遂及於學者。”⑥封野敎授、劉莉研究館員編著《提要》，便是做“利被遂及於學者”之功業，而《提要》一書旣反映出民國時期警察文獻書目的基本面貌，方便讀者檢索，有利於學者進行相關方面的研究工作，又發揮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使學者能夠在此書目的基礎上向民國時期警察文獻的研究更廣闊的領域衝鋒。 《提要》起到了目錄學著作應該有的作用，作為一把開啟民國時期警察文獻研究大門的“鑰匙”，是非常具有出版價値的。⑥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 ，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第 12 頁。

2 0 1 9 年 第 1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 總 第 2 3 期 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 Issue 23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一行在澳洲國家圖書館獲熱情接待

明清澳門歷史展城大舉行 由澳門城市大學圖書館與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合辦的“明清澳門歷史檔案展”，現於城大圖書館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舉行，展出數十件珍貴檔案仿眞件及歷史資料圖片。 冀通過展示歷史檔案的原始性、眞實性、憑證性，讓城大師生更好地認識明清時期的澳門歷史，深入了解文獻檔案的價値。 城大圖書館館長師麗梅表示，這次展出檔案記錄著澳門歷史的發展脈絡與民族記憶，具重要的學術價値和實用功能。 共展出六十六幅圖片和卅五件實物檔案複製件，讓參觀者親身體會珍貴的檔案文獻、鈎沉歷史外，更能感受澳門文化的沉澱與精髓。 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稱，展覽以時間為線索，分明至清中前期的澳門，以及鴉片戰爭後的澳門兩部分，主要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明清檔案及圖書典籍，用第一手資料反映明清政府對澳門的管理、西洋傳敎士與中西文化交流、愛國志士維護澳門主權的鬥爭等史實。 展覽獲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支持，所選檔案涵蓋明代題行稿、清代輿圖、上諭、起居注、朱批奏摺、內閣史書、軍機處錄副奏摺、電報檔、照會、條約等，種類繁多，彌足珍貴。 展出檔案主要反映澳門在明末清初時作為東西方貿易的樞紐和轉口埠，也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橋樑。 通過展示這些珍藏檔案、典籍，能讓公眾見證歷史原貌，了解澳門的發展和變遷。 展覽即日起展至下月十六日，開放時間周一至周五上午八時半至晚上九時，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澳 門 日報 》20 18 年 10 月 23 日）

文獻信息學會閩蘇學術交流見證兩地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揭牌並宣澳門文化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和秘書長陳美動於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赴福州及蘇州，獲澳門文化局資助部分經費，參加由國家檔案局組織的系列活動，包括國際檔案理事會及絲路文獻遺產國際研討會，以及出席蘇州市檔案局舉辦的學術交流活動，同時見證了兩地的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揭牌，也參與了文獻遺產敎育走進校園，以及絲路展覽等活動。 福州保護文獻遺產 楊開荊應邀參與“蘭臺講堂”與各地學者進行了深入的交流，推廣澳門文獻與文化。 陳美動認為，此行獲益良多，同時就澳門和各地未來的合作發展打開了新的局面。 “絲綢之路文獻遺產保護和利用國際研討會暨世界記憶項目福建學術中心成立儀式”，由國家檔案局和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地區分會主辦，福建省檔案局承辦，開幕式於十一月六日在福州市西湖賓館貴賓樓舉辦，來自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地區分會、內地各相關省區市檔案機構，以及大學的近一百五十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各地學者就絲綢之路文獻遺產的保護與合作發表演講，楊開荊的發言主題是“澳門檔案文獻與一帶一路”，引起學者對澳門歷史文化的興趣，並展開交流。 大會安排參觀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主辦、福建省檔案館承辦的“錦瑟萬里虹貫東西——絲綢之路檔案文獻展”。 蘇州建絲綢檔案館 文獻學會代表與交流團隨後赴蘇州，參與世界記憶工程在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相關的系列活動。 包括由國家投資一點五億元（人民幣）興建的蘇州中國絲綢檔案館奠基儀式，預計二〇二〇年建成，同時為設於該展館的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揭牌。 UNESCO世界記憶項目國際諮詢委員會副主席洛塔爾 ‧喬丹、帕帕 ‧摩瑪 ‧迪奧普，國家檔案局副局長傅華，市委副書記、市長李亞平，以及各地專家出席奠基儀式。 蘇州市檔案局副局長十鑒民表示，此為全國首家絲綢專業檔案館，建成後將成為絲綢檔案文化展覽、國際交流和文化創意的國家級檔案館。 與會者也參與了世界記憶項目進校園的活動。

蘇州市檔案局安排楊開荊在“蘭臺講堂”主講題為“澳門文獻遺產與世界記憶”的專題講座，分享澳門檔案文獻與歷史背景，以及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經驗。 另外，對於各地紛紛建立世界記憶學術中心，她表示値得高興，並指澳門城市大學與文獻信息學會於二〇一六年在UNESCO世界記憶工程的支持下，共同在城大圖書館成立了全球首個同類中心，旨在推動文獻遺產保護與利用的敎育與宣傳，搭建澳門及鄰近地區的學術交流和聯繫。 她強調，目前包括韓國、北京在內的五個中心將加強合作，包括互通網站、持續舉辦會議或展覽，交換出版品，以及開展學術研究項目等等。（《 澳 門 日報 》20 18 年 11 月 19 日）

文獻學會澳洲交流資源共享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由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荊帶領一行十七人，於上月十九至廿五日赴澳洲悉尼及坎培拉考察交流。 鄧駿捷總結認為收穫豐富，對兩地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得到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專家羅斯林 ‧拉塞爾（Roslyn Rus-sell）協調安排，學會成員與世界記憶工程澳洲國家委員會成員討論兩地在文獻信息領域的合作，並在澳洲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國立美術館等參觀和交流。 學會代表與坎培拉博物館與畫廊館長（右）及檔案學者等交流 一行在澳洲國家圖書館獲亞洲部主任歐陽迪頻及該部專家接待，該館特別展示了約瑟‧瑪麗亞‧白樂賈（Jose Maria Braga）的藏書、手稿、繪畫、照片及個人文件。 該館收購了白樂賈合共約七千四百件藏品，主要關於歐洲歷史、葡國文學及海上探險史，中國和日本的天主敎活動。 白樂賈一九二二年移居澳門，期間收集葡萄牙人在澳的歷史資料，並建立檔案及編製歷史列表；一九六八年赴澳洲，並將其在堪培拉的收藏重新整合交到該館保存。 楊開荊表示，該批資料當中近半與澳門有直接關係，包括澳門老照片及書籍等，其中不少照片及繪畫反映了十八至二十世紀中澳門社會狀況，如消失了的建築、景觀、海岸線、歷史事件等。

部分資料尚未公開，目前網上可供查閱僅為部分館藏，還有大量資料待整理。 透露雙方希望能通過合作，就澳門相關歷史照片及檔案資料數字化，並紀錄當中內容，通過兩地合作，共享電子資源。 白樂賈藏品引起學會成員極大興趣 一行也與博物館及檔案館專業人士會議，探討世界記憶學術中心的發展模式。 澳門是全球首個設立世界記憶學術中心城市，中心有義務推廣文獻遺產保護與利用，同時搭建澳門與各地的學術交流和聯繫。 雙方希望就中心為平臺，共同推動包括互通網站、持續舉辦會議或展覽，交換出版品，以及開展學術研究項目等。 交流團成員包括顧問朱福強及鄭國強，副理事長沈振輝及馬雲駸，秘書長陳美動及秘書林慧卿，理事林金霞及潘雅茵，會員邱蓮香、宋淑芳、練慧僑、何偉雄、鍾萌燕、王習雯、吳穎彤。 澳門基金會資助部分經費。（《 澳 門 日報 》20 19 年 1 月 2 日）

2019 年第 1 期 總第23 期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刊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NO. 1 20 19 Issue 23稿 約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為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編輯出版的國際性學術刊物，歡 迎澳門以及海內外學者賜稿。二、本刊堅持學術自由、文責自負的原則。 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皆為作者的原創 研究成果，並不代表編委會的意見。三、來稿可以中、英文撰寫，內容一般以文獻整理考證、信息開發管理、文學藝術 探討、歷史文化研究等為主。 稿件一般以5，000 - 10，000 字為宜，特約稿件 除外。四、本刊編委會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意者請注明。五、引文務必查對準確，註釋一律放在頁末，採用插入式腳註。六、中文來稿按原用字形系統直接編校排印，大陸規範漢字不再轉換為港澳臺 傳統正字。七、來稿請寄紙質文本及電子文本（MS Word），並注明作者的眞實姓名、任職機 構或團體、通信地址、郵政編碼、電郵、電話，以便聯繫。八、本刊設有匿名評審制度。 來稿三個月內未收到本刊編委會的用稿通知，作 者可自行處理，恕不退稿，也不奉告評審意見。九、文稿一經刊登，即奉薄酬及當期刊物兩冊。十、本刊編委會聯繫方式：澳門郵政信箱9341號，電郵：mdis_mo@ yahoo. com. 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