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8年第1期(總第二十一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封面題簽:李鵬翥責任編輯:李星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8年第1期•總第二十一期)主編：鄧駿捷副主編：楊開荊沈振輝馬雲駸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贊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排版印刷：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次：2018年6月印數：1,000本ISSN2077-1479定價：澳門幣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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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文獻考論】《論語》“色斯舉矣”舊解新釋................................劉洪強1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版本考述..........................樊寧8元散曲家佚文輯考............................................都劉平21歐洲圖書館藏中國俗曲珍本五種輯述..........................崔蘊華34【文學視野】略論南戲劇作的内容趨向.....................................趙興勤47朱彊村題畫詞析論............................................蘭石洪64高行健文學和藝術年譜簡編(上）...............................莊園78深思與媚俗—也談《廢都》......................................曾思藝101具有愛國情懷的世界主義願景—評庫柏及其創作..........................馬岳玲任曉晉107【歷史文化】《楚辭•天問》“陽離”神話新考—兼論先秦我國與古印度的文化交流…龐光華吳瑨李鳳娥118丹藥養生與蘇截的嶺南贬謫之旅...............................李由129試從碑記考饒平縣的建置時間.................................陳德好138咸山宕江攝陽聲韻韻尾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歸併...............張燕芬145英屬婆羅洲華人移民人口的發展與構成（1840-1941)……陳偉明宋其潼151【澳門硏究】“世界記憶工程—宣傳與推廣計劃硏究”問卷調査分析報吿..............................潘曉彤林慧卿梁淑慇關綺華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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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论语》“色斯举矣”旧解新释刘洪强*《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这句话很难懂。杨伯峻先生说这段文字很费解，自古以来就没有满意的解释，很多人疑它有脱误，我只能取前人的解释之较为平易者翻译出来。”①虽然这句话很难懂，但它是治学绕不开的话题。当下学人对其解释极多。以前的解释略而不论，从中国知网上看,仅在2014年就有两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廖名春先生《〈论语•乡党〉篇“色斯举矣”新证—兼释帛书〈五行〉篇的“色然”》列举了王引之、戴望、王叔岷、徐前师、商承柞、胡文辉、黄瑞云、陈剑、李零、颜世铉等诸多学者的观点，廖先生认为许多学者“虽说通了文义，但增字解经，毕竟牵强”廖先生结合地下出土材料帛书《五行》篇，认为“色斯举矣”中的“色”读为“疑”。友人陆岩军兄《〈论语〉“色斯举矣”章新解》认为“色斯举矣”分歧约有五个方面,一是“色”的意思,有的标为脸色、神色，有的认为“色”是“危”的误写;二是“时”字，多释为时机、时运，有的释为交配时期；三是“共”字，有“共”、“拱”、“哄”等;四是“嗅”字,或解为食物,或解为张翅膀，或解为惊视貌，或解为“夏”、“呜”、“叹”等;五是脱衍及语序错乱。陆兄把“色”释成“脸色、容色”③。其实，上面两位先生的列举也只是就有影响的事例来说的，其他直接或间接涉及此问题的不知凡几。在笔者看来，两位先生的解释也很成问题。廖先生虽然举例繁富,但为什么《帛书》上的“色”要与《论语》中的“色”一个意思？这是廖先生的文章没法回答的问题。退一步说，就是两个“色”为同一个意思，廖*刘洪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①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8页。②廖名春:《〈论语•乡党〉篇“色斯举矣”新证一兼释帛书〈五行〉篇的“色然”》，载《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③陆岩军:《〈论语〉“色斯举矣”章新解》，载《孔子研究》2014年第2期。

先生的解释也只能是可备一说而已。陆兄的解释虽然巧妙，但是他只是给孔子说这一句话找到了一个情境而巳。然而这个情境是怎么来的，它的来源合法吗？陆兄都没有解释。陆文引《史记•孔子世家》如下：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鸿（《史记》原文作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陆兄虽然把“色”释成“脸色、容色”，但是在后来的解释中，陆兄却又把“色”漏掉了，换言之，根本没有把“色为脸色”用上,这很可能是陆兄觉得用上这一义项与句子扞格吧。这样的解释又有何意义？况且《论语》是雉，《史记》是鸿，人物也发生了变化，情境也发生了变化。其实陆兄所找的情境早在《左传•哀公十一年》就有了：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两下相较,《左传》与《孔子世家》相同，而出处更早。在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冲波传》也有加情境的，现在抄录如下：孔子相鲁，齐人惧而欲败其政。选齐国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玑。季桓子语鲁君为周道游观，孔子乃行，睹雉之飞鸣，叹曰：“山梁雌雉，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因为《雉噫之歌》曰：“彼妇之叩，可以出奏；彼妇之谒，可以死北，优哉游哉，聊以卒岁。”④要讲切合程度，《冲波传》比《史记》更加切合实际情况，至少这里引用了《论语》中的句子。然而这种情况符合实际吗？南北朝的人如何得知孔子的境遇？余嘉锡先生《读已见书斋随笔•冲波传》还说而《隋书•经籍志》不著录（《冲波传》），盖恶其鄙俚耳。”⑤在笔者看来，要想比较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不要给句子增字或增加情境，也不要认为哪个字是通假字或错字,也不要拿他书的字来解释此句的字。一句话,要相信这句话是正确无误的，它本身是独立的。在这样前提下,我认为马融、朱熹、杨伯峻等先生的解释是正确的，不增字，不创设虚拟的情景，也最符合文意。马融说见颜色不善则去之。”⑥朱熹认为“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则飞去，回翔审视而后下止。人之见机而作,审择所处，④李剑锋:《〈冲波传>-部关于孔子及其弟子故事的志坚小说》，载《鲁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冲波传》巳佚，李剑锋先生作了精审的辑录,此文引用《冲波传》均出自李先生的辑录。⑤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56页。⑥《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阮元刻本，1997年版,第2496页。

亦当如此”杨伯峻先生认为“孔子的脸色一动，野鸡便飞向天空，盘旋一阵，又都停在一处”⑧。然而王引之却反驳说若谓鸟见之颜色不善而飞去，则人之颜色不善,又岂鸟所能喻乎?”⑨在我看来，王引之胶柱鼓瑟，不懂鸟的生活习性及古人与鸟类的关系,甚至不懂文学手法的运用。其实鸟类或其他动物，它们都有天生的感觉，能够感受到人类感受不到的危机。比如动物们能预感地震而人类却没有这种预感能力，这些是常识,不再说了。兹举古代典籍中的材料来论证。第一、鸟儿能“窥探”人类的心理活动。《列子集释》卷二: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怄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抠鸟舞而不下者也。⑩人心里有了捉海鸥的念头，甚至在脸色上没有表现出来，海鸥都能知道，所以“舞而不下”。《三国志•魏志•高柔传》裴注引孙盛“机心内萌，则鸥鸟不下”《庄子•天地》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就是神情不安定。《宋书•谢灵运传》之谢氏《山居赋》有“抚鸥鮒而悦豫，杜机心于林池”，自注“庄周云‘海人有机心，鸥鸟舞而不下’今无害彼之心，各说豫于林池也”■，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最早的源头出自《吕氏春秋•精谕》：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从蜻游，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后左右尽蜻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闻蜻皆从女居，取而来，吾将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无至者矣。■可见，连蜻蜓这样的昆虫都能洞察人的内心。不但海鸥、蜻蜓等能看穿人的心理，连白鹿都可看穿人的心思，《绎史》卷20引《烈士传》:二人遂不食薇。经七日，天遣白鹿乳之。二人私念：此鹿食之必美。⑦朱熹:《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本.《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122页。⑧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8页。⑨王引之:《经传释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70页。⑩杨伯峻:《列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68页。⑪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四部备要本，1998年版,第291页。■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2页。■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64页。⑭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81-482页。

鹿知其意，不复来，二子遂饿而去。■这可见，动物完全可以看出、看穿人的心思和人的脸色来。那么王引之等人的反驳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了。其实笔者认为，“色斯举也”说的就是孔子内心没有任何杂念，从而浑身和蔼静穆，表现出一种祥和的气场，这种气场的内涵就是心地无私、天人合一、与自然万物融合无间。其实,在上古之时，人类早已营造了这样的和谐境界。《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说:“高巢不探,深渊不漉，凤鸾栖息于庭宇，龙鳞群游于园池，饥虎可履，虺蛇可执，涉泽而鸥鸟不飞，入林而狐兔不惊。”■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以为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处吉凶，别然否，多中于人。”■这说明小虫子之类的特长有时是圣人也无法比得上的。鸟儿是比较警觉的动物，它们与其他动物一样，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鸟儿见到那些修养不够好或想伤害它们的人后就会飞走。《庄子》“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鸟见到这些美人也会飞走，尽管这些人没有伤害鸟儿们的念头。大雁中甚至还有专门负责警戒的“雁奴”。北宋宋祁《景文集》卷四十八《雁奴后说》:雁奴，雁之最小者，性尤机警。群雁夜必择栖，恐人弋也。每群雁夜宿，雁奴独不瞑，为之伺察。或微闻人声，必先号鸣，群雁则杂然相呼引去。■这里的雁微闻人声，就会远走高飞。这个例子是说,动物对环境的感知和应变力比人类敏锐和迅速。第二、孔子在内的许多古人能“听懂”鸟类的话。孔子及其弟子对鸟的这种本性有清醒的认识。《孔子集语》卷十三中孔子曰：“黄龙不反于涸泽，凤凰不离其蔚罗。故刳胎焚林，则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竭泽而渔,则龟龙不见。鸟兽之于不仁,犹知避之，况丘乎!”■前面引《左传》孔子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就是把自己比成鸟。《论语•阳货》写道孔子及弟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冲波传》还有一则孔子识鸟的⑩袁珂:《中国神话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98-499页。■司马迁:《史记》（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918页。■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页。■宋祁:《景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14页。■孙星衍,郭沂:《孔子集语校补》，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279页。

故事：有鸟九尾，孔子与子夏见之，人以问。孔子曰：“鸽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鸽兮鸹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长兮。’”㉑他的学生子路也是如此，他能够知道一只五色鸟的两个名字，“荧荧之鸟”与“同同之鸟”。《冲波传》曰：子路、颜回浴于珠水，见五色鸟，颜回问，子路曰：“荧荧之鸟。”后日，颜回与子路又浴于泗水，更见前鸟，复问由：“识此鸟否？”子路曰：“同同之鸟。”■《论语》中对鸟的本性也有深刻的体察。如《泰伯》: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这里“正颜色，斯近信矣”正好可以解释“色斯举”，孔子脸色一变，接着端正了颜色,让鸟儿“近信”，所以又停了下来。我们再联系《大学》第四章：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这表明孔子是知道“鸟知其所止”的。《三国志》弓I《管辂别传》中管辂常说“家鸡野鹄，犹尚知时，况于人乎”?也说明了同一个意思■。相传孔子的女婿公冶长甚至能听懂鸟语，这虽然是传说,不可信，但至少反映出人和鸟类较高的亲密程度。《论语注疏》说旧说冶长解禽语，故系之缧绁，以其不经,今不取也。”■当下牛听音乐能多产奶、驯兽员能与兽们感情交流，这样的报道在媒体上比比皆是。我们凭什么说鸟儿不懂人的“脸色”？唐代斗鸡小儿贾昌“人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举二鸡，鸡畏而驯，使令如人”■，群鸡即使听不懂贾昌的语言，也应该近似听懂吧。《聊斋志异》里《蛇人》中驯蛇人与两条蛇之间彼此能听懂对方的话，绝不可以小说家言而视之。还有，古人师旷闻弦歌而知雅意，钟子期听琴声知高山流水，蔡邕听琴声而知有杀心，都是古今传诵的美事，岂能一一坐实！我们今天读《论语》亦把它作㉑李剑锋:《〈冲波传〉：一部关于孔子及其弟子故事的志坚小说》,载《鲁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㉒李剑锋:《〈冲波传一部关于孔子及其弟子故事的志坚小说》，载《鲁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1页。■《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阮元刻本，1997年版,第2473页。■陈鸿:《东城老父传》，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页。

为文学作品，反之,就胶柱鼓瑟了。第三、人类与鸟儿能够和谐相处。据说达摩面壁十年，小鸟可以在达摩头上筑巢，这表明小鸟与达摩之间的信任与默契。其实这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夸张，人类与鸟类乃至其他一切生物本来就是一种友好的关系，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生物而已。在《庄子》中：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鵲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在佛家也有这种情况。南怀瑾先生在《列子臆说》提到“海鸥”时讲过：那个时候法融禅师年纪轻轻，在南京附近的牛头山上天天打坐。当时百鸟衔花供养，就是说感动一些飞鸟来赞扬他。一个人只要心里没有杂念,没有伤害其他生物的心理,绝对可以修养到跟毒蛇、老虎和平相处的。我也曾经试验过，我在峨眉山闭关时，那里不但看不见人影，连鬼影也看不见，有时候想想没有人来，来个鬼也好。有一天窗子一打开，看见很多蝴蝶在前面飞，蝴蝶好大啊，像书这么大，我也童心发了’叫它们进来玩一下，一只蝴蝶就慢慢转过来，来来,手一伸，它就停在手上玩。当然我没有动一点念头，没有想把它关在里头啊！玩一会儿，我说好了，你走吧，我也要看经了。手一抬,它慢慢就飞走了。当然也不止这一次,试验过很多次。■南师在谈到杜甫“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时说远害，没有害生物的心，所以跟野兽可以做朋友，玩在一起。”■苏轼《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诗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苏轼全集校注》集评引《唐宋诗醇》卷三六色斯举矣，语隐而不发。前作更从未起时见其意之先改;后作又安翔徐徊处见其意之自得。”■《论语》的“色斯举矣”确实可与苏轼的诗相互印证。苏轼的意思是’要想画出野雁悠闲自得的神情,必须不能打扰它们，不能接近它们，否则它们见了人，就要“意先改”。但是不接近它们，就没法画它们，因此必须接近它们、观察它们，观察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打扰它们，它们的嗅觉听觉可比人灵敏多了，如何能观察野鹤而不惊扰它们呢？就必须做如庄子所说的如同“槁木死灰”，才能与野鹤和睦相处。我们耳熟能详的“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_年版,第128页。■南怀瑾:《列子臆说（中）》,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344页。■南怀瑾:《列子臆说（中）》，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344页。■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0-2703页。

据考证，这诗绝不是一首通常所说的“题画诗”，是一首反映禅理的诗。陈才智先生谈到这首诗时说:人来了，鸟因为妄想心的缘故而惊飞，鸟的自性却依然如故，不曾有任何惊扰。参玄之士，悟道之人，须“人林不动草，人水不动波，人鸟不乱行”(《五灯会元》卷十九）o■我大体同意陈先生的看法。不过，我认为应该是“鸟因为人没有妄想心而没有飞去，或者微微动了一下，随即觉察出人并无坏心，因此就静了下来”，首先人要没有妄想心，这样鸟儿才能没有妄想心。在我看来，“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句，其实就是“人来鸟不惊”的另一表达。苏轼《赤壁赋》中“侣鱼虾而友麋鹿”，也是这个意思。归有光《项脊轩志》“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琢食，人至不去”。这里的“人至不去”，按照我们的生活经验，小鸟会稍微避让一下，但发现人没有伤害它们的意思，也就安心地停留下来。这里所塑造的就是人与物之间的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包容的关系。因此，马融、朱熹、杨伯峻等人的解释是非常正确的。詹船海先生《我看“山梁雌雉”》亦是这样的解释，只不过没有具体论证。■具体的说,色是指“脸色”，举是“动”的意思，“色斯举矣”释成“脸色刚刚一变”。廖名春先生说:“不过将‘色’解为‘颜色不善’或‘脸色一动’，虽说通了文义，但增字解经，毕竟牵强。”其实“色”解成“脸色”，实在算不上增字’也算不上牵强。■陈才智:《〈雪〉〈山村〉〈画〉求真溯源》，载《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2期。■詹船海:《我看“山梁雌雉”》，载《大经贸》2012年第5期。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版本考述樊寧*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有兩個版本系統，一個是文選樓單刻本系統,另一個是南昌府學合刻本系統。相較而言，文選樓本刊刻時間較早，保留了《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原貌，而南昌府學本是後刊，且經過了盧宣旬等人的刪改,故兩個版本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就目前相關硏究成果而言，旣有總體概述，又有個案分析，成果衆多，可謂嘉惠學林。①然而，學界對單經《校勘記》的硏究不甚均衡。據筆者統計，目前的探討主要集中於《毛詩注疏校勘記》、《尙書注疏校勘記》、《儀禮注疏校勘記》、《禮記注疏校勘記》、《周禮注疏校勘記》、《孟子注疏校勘記》等。其他諸經雖也有一定的涉及’但從論著數量與硏究深度來看，還遠遠不夠。尤其是《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孝經注疏校勘記》、《爾雅注疏校勘記》等,或是某方面論述較為詳盡，或是幾乎處於空白狀態，尙有較大的硏究空間。今筆者不揣檮昧,試對《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的兩個版本系統進行比較辨*樊寧: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基金項目:本文為中央高校基本科硏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63172047)階段性成果。①相關論文有:錢宗武,陳樹《論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兩個版本系統》，《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趙昱《〈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論略》，《儒家典籍與思想硏究》（第7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劉玉才《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成書蠡測》,《國學硏究》2015年第I期;王耐剛《〈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版本述略》，《歷史文獻硏究》第37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92-203頁。論文集有:劉玉才,水上雅晴主編《經典與校勘論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學位論文有:李慧玲《阮刻〈毛詩注疏（附校勘記）〉硏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袁媛《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文選樓本和南昌府學本比較硏究—以〈周易〉、〈毛詩〉、〈爾雅〉為例》，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陳濬寬《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探析》.臺灣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唐田恬《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探析》,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井超《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硏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析,以求正於方家一、(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兩個版本系統述略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有兩個版本系統:文選樓本系統和南昌府學本系統。文選樓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為單刻本，亦存有不同時期的印本，王耐剛《〈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版本述略》一文調査比勘了其中四個比較重要的版本，得出先後印次為：《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本（以下簡稱“續四庫本”)、上海圖書館藏揚州阮氏文選樓刻本、上海圖書館藏葉景葵舊藏本、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盛宣懷愚齋圖書館舊藏本。③而對於《淸經解》道光初刻本與咸豐補刊本，作者認為“道光初刻本更接近嘉慶二十一年的印本，而與較早印本不同。我們在上文所舉文選樓諸印本之差別，道光初刻本之文字皆與葉藏本、愚齋本相同,而與較早刷印的南圖本、上圖本不同”④。“咸豐補刊本也對道光初刻本作了相當程度的校改，這些校改使其與文選樓本、道光初刻本之間有了重要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集中在《尙書注疏校勘記》中。”⑤由上，文選樓系統前後印本存有較多差異。因條件限制，筆者未能得見上述諸版本，但就《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而言，通過比勘較早的“續四庫本”和最晚的《淸經解》咸豐補刊本，筆者發現這兩個版本文字並無太大異同,不如《尙書注疏校勘記》與《儀禮注疏校勘記》前後本之間相差較大。據此，筆者選用“續四庫本”作為比較對象。另一系統是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合刻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共416卷。此後衍生出道光六年南昌府學重刊本、同治十二年江西書局刊本、光緒十②關於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兩個版本系統比較之硏究成果,主要有劉娟《〈春秋左傳正義〉校勘劄記》（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此文將中華書局1980年版阮刻《春秋左傳注疏（附校勘記)》與淸經解本《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進行比對，列出部分中華本刪除的校勘條目，並將其分類，通過分析認為:“中華本逕改原文的做法的確是違背了阮元不改變宋板原貌的校勘本意，這種輕改古本原貌的做法,在校勘學上是不可取的。”此文存有不足之處.•首先，旣然是討論《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兩個版本的異同,文中卻僅僅比較了一方面（中華本刪除的校勘條目），而對其它方面（補增的校勘條目、變易的校勘條目）、兩個版本系統各自有何特點,哪個版本更為優質之類的問題,未進行探究。其次，限於當時學界硏究水準,作者未能參考最新的硏究成果,未能理淸兩個版本系統的差異，且所使用的中華本並非最好的版本等等。這些不足也正是本文嘗試解決的問題。③王耐剛《〈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版本述略》，《歷史文獻硏究》第37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196頁。④王耐剛《〈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版本述略》，《歷史文獻硏究》第37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199頁。⑤王耐剛《〈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版本述略》，《歷史文獻硏究》第37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200頁。

三年上海脈望仙館石印本、光緒二十三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本、民國世界書局本、1980年中華書局本等，歷經數十次輾轉翻刻，謬誤衆多，遂不得見阮本之原貌。尋找並確定一個好版本是進行古籍硏究的第一步，亦是最基礎的工作，這十多種版本之間關係復雜，需逐一理淸。以《春秋左傳注疏》為例，近來浙江傳古樓影印上海圖書館藏修版後印本，是至今所見最好的版本。⑥本文選用此本進行比較辨析。二、(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兩個版本異同之比較文選樓本與南昌府學本《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的相異之處主要有以下兩點:其一，文選樓本是單刻本，而南昌府學本是經、傳、注、疏、釋文、校勘記的合刻本。從使用便利的角度來看，南昌府學本自然要優於文選樓本。其二，兩個版本的校記數量不一致。據筆者統計，文選樓本《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共有校記11052條，單獨具有的校記2773條。南昌府學本共有校記8342條，單獨具有的校記(後加)63條。其中兩個版本共有的校記8279條。這意味着南昌府學本刪去文選樓本原有的校記多達2773條，此刪除數量佔文選樓本校記總數量的四分之一，佔南昌府學本校記總數量的十分之三。可見南昌府學本對文選樓本的變動程度是相當大的。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文選樓本原有，而南昌府學本刪去的校記;二是南昌府學本另增補的校記;三是文選樓本與南昌府學本都有，但存有文字差異的校記。以下逐一進行比較分析。1.削刪《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南昌府學本共刪去文選樓本2773條校記，所刪者大致可分以下5類：A類:僅指出諸本差異，無判定語者此類校記一般格式為:某本某作某，某本無某字，某本某下有某字等，還包括諸本格式上的不同，共計183條。如：故言受經於仲尼（《春秋序》)毛本“故”作“或”。三年注一時至為災（僖三年）各本無“三年”二字。經傳必有誤（文二年）宋本“誤”下有“也”字。六卿相見於諸浮（文十三年）毛本“相見於”改作“至”字。⑥對阮刻《春秋左傳注疏（附校勘記)》諸版本優劣的探討,詳見蔣鵬翔《阮刻〈春秋左傳注疏〉•序》,傳古樓據上海圖書館藏淸嘉慶刊本影印,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I-17頁。

B類：比較諸本異同，判定某本非此類校記一般格式為:某本某誤某;某本某作某，非（誤）也，某本某某字誤倒等，共計923條。如：城潁鄭地（隱元年）纂圖本、毛本“地”誤“也”。故知汶水北地（僖元年）毛本“汶”作“文”，非也。我不與彼謀（宣七年）閩本、監本“我彼”二字誤倒。C類:對比諸本差異,判定謀本是者此類校記一般格式為:某本某作某，是也（不誤），共計1052條。如：行其高下（桓三年）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其”作“有”，是也。正義曰成二年（僖二十三年）宋本“二”作“三”，不誤。另需指出的是南昌府學本不僅刪除了此類校記，還據其肯定的判定語對《春秋左傳注疏》正文進行了逕改。D類:按斷諸本相異之處為俗字、通假字、古今字者此類校記共182條,如：升中於天而鳳皇降（《春秋》序）閩本、監本、毛本“皇”作“凰”。按，凰，俗“皇”字。E類:引用諸家意見者此類共433條,其中有弓丨《經典釋文》的校記。如而何敢差池（襄二十二年）《釋文》云云：“池，徐本作沱。”亦有引述前人觀點、著作的校記，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昭十七年）石經重“官”字。陳樹華云：“王肅注《家語》云‘孔子稱官學在四夷’，似本重‘官’字也。”今賈又云（昭二十年）宋本“賈”作“賛”，山井鼎云：“疏所引用有曰‘合賛’，或作‘令賛’。”這裏涉及到一個重要問題,即南昌府學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皆存在削刪現象，多認為是主其事者盧宣旬等人有選擇的摘錄而造成。對於盧氏此種做法，後世學者的看法旣有共同點，又有所差異。多數學者認為有些校記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重要意義與價値，不應當刪去。如錢宗武云：“文選樓本校勘記或正諸本說誤，或辨衆字流變，盧宣旬等人徑刪而不出說明似欠妥。”⑦袁媛認為:“被刪的校記中有不少條目對使用南昌府學本《十三經注疏》頗有裨益，似⑦錢宗武,陳樹:《論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兩個版本系統》，《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第27頁。

乎不應刪去。”⑧趙昱指出文選樓本在校勘記中如此詳細地羅列《春秋》三傳之不同用字，實為保存他書文字以及古音學、古地理學的相關專門硏究都提供了一定的便利。”⑨對於列出諸本異同的校記，有學者認為不當刪去“可保持各版本的原貌，讓後人擇善而從,有保留的價値”⑩。而亦有相反的觀點，如“南昌府學本所刪的條目中有相當比重的條目為對閱讀、使用南昌府學本《十三經注疏》意義不大的校記。……保存下來的條目中有不少其實亦是可以刪去的關於此問題，筆者結合《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的情況，看法如下:首先,對於列出諸本異同的校記，應當從文選樓本與南昌府學本各自編纂的緣起和目的說起（由於是兩個系統，故其修纂緣由與目的皆不一致）。從文選樓本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與《凡例》來看，此書緣起有二:一是經書流傳已久，不斷翻刻，訛誤累積甚多，而尤毛本最劣，如“顧邢書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訛舛日多，俗間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毛本《詩》少《譜序》，《左傳》失刊後序，且魯魚亥豕之譌觸處皆是，棼不可理。近日坊間又將毛本重刊，則譌字又倍之。”■二是前人校勘著作多有繆誤，如“（惠棟)校刊雅雨堂李鼎神《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可見,阮氏主持編纂文選樓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最主要的緣由是有感於當時經書流傳多明刻本，明本缺點較多，多有訛誤,而毛本尤甚,針對毛本的漫漶不可識讀，阮氏有志於校纂出一部好版本，以嘉惠學林。因此體現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裏，自然會有大量針對明本（如閩本、監本，尤其是毛本）列出版本異同的校勘内容。相較於文選樓單刻本，南昌府學本則把經、傳、注、疏一起合刻，前有各經正文，後有校勘記，讀者使用甚為方便，不用多種版本進行比對閱讀。故對於南昌府學本來說,那些列出版本異同的校記意義並不是很大，甚至有些多餘，故盧氏⑧袁媛:《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文選樓本和南昌府學本比較硏究—以〈周易〉、〈毛詩〉、〈爾雅>為例》，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62頁。⑨趙昱:《〈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論略》，《儒家典籍與思想硏究》（第7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9頁。⑩錢宗武，陳樹:《論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兩個版本系統》，《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第27頁。⑪袁媛:《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文選樓本和南昌府學本比較硏究一以〈周易〉、〈毛詩〉、〈爾雅〉為例》，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63頁。⑫（淸）阮元:《十三經注疏併釋文校勘記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8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5頁。⑩（淸）阮元:《宋本十三經注疏併釋文校勘記凡例》，《續修四庫全書》第18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6頁。⑭（淸）阮元:《十三經注疏併釋文校勘記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8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6頁。

刪去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盧氏刪除得很不徹底，並非悉數刪去，還保留了相當部分,可見盧氏的削刪具有一定的隨意性,缺乏統一的體例。結合《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上文前4類皆屬於指出版本異同的校記，南昌府學本將之刪去，然實際並未完全刪除,仍保留了一部分。其次，就《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而言，盧氏的確刪去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校記，可分以下兩類。一是引《經典釋文》的校記。阮刻《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各經校勘者皆十分重視《經典釋文》一書，有相當數量的校記引此書進行校勘。通過《釋文》可以瞭解到隋唐時期的經書文字,為校勘提供很多珍貴的古本材料，因而這類校記値得保留，不應當刪去。據筆者統計,文選樓本《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引《釋文》的校記共有1206條，南昌府學本共刪去300餘條，所刪者中不乏有較為重要的校記，如：九月殺公子閼（莊十六年）《釋文》云：“隱十一年，鄭有公孫閼，距此三十五年不容復有公子閼，若非‘閼’字誤，則‘子’當為‘孫’。”大皡伏羲（僖十六年）《釋文》“羲”作“戲”，云：“或作犧，又作羲。”汝南平與縣北有沈亭（文三年）《釋文》“與”作“輿”。按《水經注》廿四作“平輿”，《史記•管蔡世家》正義引“沈亭”作“邪亭”。夏公會齊侯於夾縠公至自夾榖（定十年）《釋文》云：“二傳作‘頰榖’。”公孫洩（昭七年）《釋文》“洩”作“泄”，是也。除地為壇（昭十三年）《釋文》“壇”作“珲”，云：“本或作壇。”以上6條校記引《釋文》進行校勘，所列異文十分重要,皆為人名、地名和三傳經文的不同用字，為硏究古音、歷史、地理等問題提供了一些可用材料。二是弓丨前人校勘成果的校記。文選樓本《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引用了很多前人校勘成果與著作。以淸代學者為例，旣有淸早期的顧炎武、齊召南、陳樹華、浦鏜、臧琳，又有中期的惠棟、盧文弨、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其中旣有漢學家，又有宋學家，旣有吳派，又有皖派，還有揚州學派，以及曰本學者山井鼎和物觀。據筆者初步統計，此類校記文選樓本共有1070條，南昌府學本刪去15條。所刪中亦有一些有價値者,如：於趙盾為從父昆弟（桓二年）浦鏜據文十二年《正義》，“昆弟”下補“之子”二字，是也。

按:此條校記涉及到晉國趙氏家族趙夙與趙衰的輩分問題®，目前學界已基本認同兩人為兄弟關係。■浦鏜亦持此輪,於後補“之子”二字,文選樓本分校者嚴杰亦讚同此觀點，故將其引入校記。南昌府學本將之刪去，或不認可此論，或感覺無關緊要，未發現其意義與價値,可謂一大遺憾。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襄二十七年）按，《周禮.男巫》“春招弭”注：“杜子春讀為‘彌兵’之‘彌’，傳作‘弭兵’。”段玉裁云：“古文假借也。”按:此條校記有段玉裁語,但找不到出處，或為分校者嚴傑聞之轉引，或為段玉裁終審增補。此類包含段氏按語的校記雖不多，但對於硏究段氏在《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編纂中所起的作用與影響有著重要意義。綜上，就《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而言，對南昌府學本削刪現象應一分為二地看待:一方面，刪去列出諸本異同的校記，雖不利於保存諸本原貌，但增加了使用便利;另一方面盧氏的確刪去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校記，對此應持否定態度。2.增補南昌府學本除了削刪，還增補了一部分校記,前面皆標有“補”字，共計63條。其纂者很可能就是總其事者盧宣旬。縱觀這部分增補校記，亦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僅列出諸本差異，無判定語，共16條。如：楚賓子爵（僖二十二年）補:各本“賓”作“實”。第二類是列出諸本差異，有判定語，此類共47條，又可分為兩小類，一是判定某本有誤，共26條。如：白也齒上下相值（定九年）補：各本“齒”上應有“幘”字。此聖人之大司也（定十年）補：按，“大司”當作“大勇”，各本皆誤。此小類並無考辨說明，所用“當作”、“應有”等辭彙，體現出盧氏不嚴謹的一面。另一小類是判定底本繆誤，且據此直接逕改《春秋左傳注疏》正文，違背了⑮關於此問題，自古以來有三種不同說法:一是父子說，源自《世本》“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二是兄弟說，發端於《國語•晉語四》“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三是祖孫說，最早見於《史記•趙世家》“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而後人各宗一說，莫衷一是，最主要爭論之處是前兩種觀點:支持父子說的學者主要有惠棟《左傳補注》、梁履繩《左通補釋》、洪亮吉《左傳詁》、雷學淇《世本校輯》及《介庵經說》、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讚同兄弟說者較多，主要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梁玉繩《史記志疑》、董增齡《國語正義》、徐元誥《國語集解》、童書業《春秋左傳硏究》、白國紅《春秋晉國趙氏硏究》等。⑯詳見白國紅:《先秦趙世系中趙夙與趙衰輩分新證》，《趙光賢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丨0年，第111頁。

阮元保存宋本原貌的校書原則，共21條。如：涧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事（隱三年）補：此本“上傳”誤“主簿”，“彼”誤“反”，今依各本訂正。祥喜也（僖三年）補：各本“喜”作“善”，此本誤“喜”，今訂正。關於盧氏增補校記，當時及後世學者亦有不同看法,大致可分兩種:一是指責態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屬嚴傑。據《皇淸經解》中《周易注疏校勘記》末嚴傑云:“注疏之善冊,未有過於十行本者。若毛氏汲古閣本，缺佚錯訛，棼不可理……近年南昌重刻十行本，每卷後附以校勘記，董其事者，不能辨別古書之眞贗，時引毛本以訂十行本之訛字，不知所據者乃續修之冊，更可詫異，將宫保師校勘記原文顚倒其是非，加‘補校’等字。因編《經解》，附正於此，俾後之讀是記者，知南昌本之悠謬有如是夫。錢塘弟子嚴傑謹識於廣州督糧食道署,時道光六年八月朔日。”■此段嚴傑對南昌府學本的指責，主要是針對盧氏新增的“補校”部分。他認為毛本“缺佚錯訛,棼不可理”，盧氏不能辨別古書，用毛本以訂十行本，甚是悠謬。也正因如此，嚴氏恐南昌府學本誤導諸生,遂將文選樓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選入《皇淸經解》，以期有益於後學。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增補的校記雖有缺點，但仍有一定價値，不可一概而論。如李慧玲云至於阮元弟子嚴傑的指責，主要是針對盧宣旬的補校，說盧氏將阮校原文‘顚倒是非’，加上‘補校’二字充數。公正地說,嚴傑的指責，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不盡然。”■錢宗武認為:“南昌府學本的增補可視為一家之言，亦有一定的參考價値。”■袁媛亦指出南昌府學本新增的校記有不少條目的内容是說明南昌府學本根據校記修改底本的情況。這一處理旣補足了底本之缺，保持了文本的完整性，同時也記錄下底本的原貌，使讀者不至於誤會底本。”■嚴傑的指責是否有所體現，筆者結合《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作進一步分析。在盧氏增補的63條校記中，以毛本校底本的校記共有9條，其中僅有6條有判定語，皆認為底本誤，毛本不誤。以下筆者對此6條校記進行逐一考辨：然魯殺之叢（僖二十八年）補：毛本“之叢”作“子叢”，是也，今依訂正。按:依《春秋左傳注疏》上下文意，“子叢”為魯大夫公子買的字。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話》即載有此人，云：“魯公子買字子叢（僖二十八年《左傳》）。”■■（淸）阮元主編:《皇淸經解》第5冊，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8年,第283頁。■李慧玲:《阮刻〈毛詩注疏（附校勘記）〉硏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97頁。■錢宗武,陳樹:《論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兩個版本系統》，《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第28頁。■袁媛:《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文選樓本和南昌府學本比較硏究—以〈周易〉，〈毛詩〉、〈爾雅〉為例》,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64頁。㉑（淸）王引之:《經義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第132頁。

另據國圖藏宋慶元六年紹興府刻宋元遞修三十六卷本《春秋左傳正義》亦為“子叢”，故底本誤，毛本是也。諱國惡地（文十七年）補：毛本“地”作“也”，今依訂正。按:據《春秋左傳注疏》上下文意，此處指齊人來伐魯西（北）鄙,孔疏云“凡言諱者,諱國惡也”。此“諱國惡也”四字亦見於《春秋左傳注疏》卷五桓元年孔疏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舫假，而言以璧假者……”■另據國圖藏宋慶元六年紹興府刻宋元遞修三十六卷本《春秋左傳正義》亦為“諱國惡也”，故盧氏所改無誤,底本誤，毛本是也。不允放魯（文十八年）補：毛本“放”作“於”，今依訂正。按:據《春秋左傳注疏》文意，孔疏云所謂出薑，不允於魯”，魯莊公夫人哀姜與慶父私通，後慶父被殺，閔公立,哀姜逃往邾國。“出姜”即哀姜離開魯國，逃到邾國,故應為“不允於魯”，於，在也。另據國圖藏宋慶元六年紹興府刻宋元遞修三十六卷本《春秋左傳正義》亦為“不允於魯”，故盧氏所改無誤，毛本是也。享用秉帛加壁（宣十四年）補：毛本“秉”作“束”，“秉”字誤也，今正。按:據《春秋左傳注疏》文意，此句乃改自《儀禮•聘禮》，其原文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環”■。“束帛”為一專門詞彙,意謂“捆為一束的五匹帛”，古代用作聘問、餽贈的禮物。如唐元稹《陽城驛》：“何以持為聘？束帛藉琳球。”■《資治通鑒•後晉齊王開運二年》：“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絕望?”®另據國圖藏宋慶元六年紹興府刻宋元遞修三十六卷本《春秋左傳正義》亦為“享用束帛加璧”，故盧氏所改無誤，毛本是也。王使陰里逆之（襄十二年）補：毛本“逆”作“結”’是也。按，十行本初刻是“結”字，後改誤“逆”。按:此為傳文“齊侯許昏，王使陰里逆之”，然注文曰:“陰里,周大夫。結，成也。”傳文、注文應一致。另據國圖藏宋慶元六年紹興府刻宋元遞修三十六卷本《春秋左傳正義》亦為“王使陰里結之”’故盧氏所改不誤，毛本是也。叔孫如齊（襄二十年）補：明監本、毛本“叔孫”作“叔老”，“孫”字誤也，今改正。按:此句經文稱“叔孫”，傳文作“齊子”，故“叔孫”與“齊子”應為一人。齊■(淸）阮元:《阮刻春秋左傳注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45頁。■(淸）阮元:《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29頁。■(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4頁。■(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0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9424頁。

子即子叔齊子,又名叔老,是魯國大夫，是魯文公的曾孫、叔肸之孫、子叔聲伯之子。另國圖藏宋慶元六年紹興府刻宋元遞修三十六卷本《春秋左傳正義》亦為“叔老如齊”，故盧氏所改無誤，毛本是也。綜上,嚴傑的觀點雖有一定道理，亦於《毛詩注疏校勘記》有所體現■，但就《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而言，未能找到支持嚴傑說法的有力證據。嚴傑的指責或是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整體而言，未具體到某一單經《校勘記》；或僅憑毛本多訛誤的先入觀念，未具體分析每條校記;或從版本刊刻的先後、優劣方面，認為十行本是宋本，因而優於毛本。可見嚴傑的看法並不是十分準確，有不盡然的地方。而對於第二種看法，《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則有一定的體現。一方面，盧氏的增補可視為對文選樓本《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的第一次補正，是發靱之作，直接開啟並影響了後世幾次重要的訂補工作,如孫詒讓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汪文臺《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王叔岷《左傳考校》，甚至近年來的《十三經注疏》的重新點校、《儒藏》的編纂、《新編新注十三經》叢書，《十三經注疏匯校》等項目。另一方面,從具體補增條目而言，上述6條校記雖逕改了原文，但保存了底本原貌，且有2條是對人名的糾正，皆準確無誤,可見有一定的意義與價値。3.變易綜合來看,此類校記又可分以下5類。第一類:南昌府學本在文選樓本的基礎上,後加“O今從宋本”、“〇今訂正”、“〇今依作某”、“〇依改作某”、“〇按……”、“〇補……”等,並據此對《春秋左傳注疏》正文進行逕改，共153條。如：此魯大夫故書巫如晉（襄五年）文選樓本：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此”作“比”字。按，作“比”是也。謂比鄴世子於魯大夫。南昌府學本：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此”作“比”字。按，作“比”是也。謂比鄒世子於魯大夫〇今訂正。按:南昌府學本《春秋左傳注疏》正文將“此”逕改作“比”。此傳云二師令四鄉正（襄九年）文選樓本：閩本此處闕，宋本“令”作“命”，是也。南昌府學本：閩本此處闕，宋本“令”作“命”，是也。〇今依作“命”。■詳見李慧玲:《阮刻〈毛詩注疏（附校勘記）>硏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136-137頁。

按:南昌府學本《春秋左傳注疏》正文將“令”逕改作“命”。第二類:南昌府學本將上文C類(對比諸本差異,判定謀本是也)刪去，並據此對《春秋左傳注疏》正文進行了逕改，因此造成兩個版本文字差異。如：文選樓本：江下安陸縣城東南（宣四年）宋本、岳本、幕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下”作“夏”，是也。按：《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注文“縣”下無“城”字。南昌府學本：江夏安陸縣城東南（宣四年）按：《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注文“縣”下無“城”字。按:據文選樓本的肯定判斷,南昌府學本《春秋左傳注疏》正文將“下”逕改作“夏”，故兩者校語條目出現差異。文選樓本:子盈芒（哀十四年）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作“芒子盈”，山井鼎云或作‘子盈芒非。南昌府學本：芒子盈（哀十四年）宋本、岳本、纂圈本、毛本作“芒子盈”，山井鼎云：“或作‘子盈芒’”，非。按:據文選樓本對山井鼎的否定判斷，南昌府學本《春秋左傳注疏》正文將“子盈芒”逕改作“芒子盈”，故南昌府學本《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的校語條目出現不同。第三類:南昌府學本稍改語序,稍變語句’語義實則一致者。如：傳十一年（襄十七年）文選樓本：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幕圖本、足利本“一”作“七”，不誤。南昌府學本：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幕圖本、足利本作“七”，此本誤“一”，今正。按:南昌府學本《春秋左傳注疏》正文將“十一”逕改作“十七”。第四類:傳寫或刊刻訛誤者，如：文選樓本：武氏子來求赙（隱三年）毛本“賻”誤“則”。南昌府學本:武氏子來賻（隱三年）毛本“賻”誤“則”。按:南昌府學本《春秋左傳注疏》正文作“來求賻”，故南昌府學本此條校記少“求”字，實則撰寫或刊刻遺漏。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文四年）文選樓本：石經“云”字闕，《正義》云：“徧雖諸本，‘君子曰’下皆無‘詩云’。”此二字自屬衍文，然不經既有，未敢遽刪。南昌府學本：石經“云”字闕，《正義》云：“徧檢諸本，‘君子曰’下皆無‘詩云’。”此二字自屬衍文，然不經既有，未敢遽刪。

按:南昌府學本《春秋左傳注疏》正文此處《正義》作“徧檢”，故當以“徧檢”為是,文選樓本誤也。再如：文選樓本：而邑諸綸（哀元年）閩本、監本脫“而”字。南昌府學本：而邑绪綸（哀元年）閩本、監本脫“而”字。按:南昌府學本《春秋左傳注疏》正文亦作“而邑諸綸”，故南昌府學本《校勘記》傳寫或刊刻訛誤。第五類:以上綜合型者。如：文選樓本：其貴觀魚而書陳魚者（隱五年）閩本、監本、毛本“貴”作“責”，亦非，宋本作“實”，是也。南昌府學本: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隱五年）此本作“貴”，閩本、監本、毛本作“責”，亦非，宋本作“實”，是也。〇今從宋本按:此條綜合前三類特點,即後加“〇今從宋本”、逕改《春秋左傳注疏》正文、語句稍變,南昌府學本《春秋左傳注疏》正文作“實”。文選樓本：而稱君者（文十八年）監本、毛本“君”誤“臣”。南昌府學本：而稱臣者（文十八年）監本、毛本同。〇按“臣”當“君”字之譌。按:此條亦綜合前三類特點,後力[]“〇按“臣”當“君”字之譌、逕改《春秋左傳注疏》正文、稍變語序，南昌府學本《春秋左傳注疏》正文作“君”。綜上,南昌府學本雖然對文選樓本的部分校記進行了修改，文字有所差異，然本質上並無區別。4.底本異同此外，比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兩個版本之間的異同，除了文字和校記增刪方面外，亦可由此追溯到版本情況,其最大的問題在於兩個版本《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所使用的底本是否一致。據《毛詩注疏校勘記》：行小人之道：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按初刻是也。前人據此多懷疑文選樓本和南昌府學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使用的底本不同，十行本有初刻和後刻兩個版本。袁媛甚至據此稱顧廣圻和盧宣旬應見過十行本的初刻本,並稱“當時的學者對十行本不同時代的印本的差異已有所認識”■。但並無強有力的證據,故難以信服。■袁媛:《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文選樓本和南昌府南昌府學本比較硏究—以〈周易〉、〈毛詩〉、<爾雅〉為例》,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45頁。

筆者在《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中，亦發現“十行本初刻”這五個字,共三須存於此若也（《春秋序》）閩本、監本、毛本“若”作“者”。〇按，十行本初刻“若”，後剜改作“者”，不誤。王者不奉天以制號令（隱元年）閩本、監本、毛本同。〇補：十行本初刻“承”，後改作“奉”。王使陰里逆之（襄十二年）補：毛本“逆”作“结”，是也。按，十行本初刻是“结”字，後改誤“逆”。此三處所云“十行本初刻”皆是盧氏補增校語，三次提到“十行本初刻”，旣有初刻，定有後刻，究竟是否存在兩個十行本？與文選樓本和南昌府學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又有何關係？現日本足利學校所藏南宋劉叔剛刊刻的十行本《春秋左傳注疏》可謂是元明淸覆刻十行本的祖本,但究竟是否為初刻？因條件有限，筆者無法得見,故此問題只得存疑，以期以後有所突破。小結以上比較辨析了阮刻《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兩個版本的異同，總體而言，文選樓本要優於南昌府學本。首先，文選樓本是初刻本，比較完整地保留了《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的原貌，而南昌府學本是後刊本,且經過盧氏刪改，内容變動之處甚多。其次,盧氏對《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的改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削刪，刪去了文選樓本四分之一的校記，雖然所刪大都為意義不大的校記，且很不徹底，遺漏甚多,不利於保存諸本原貌，但亦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使用便利程度有所提高。然亦有一些較重要的校記遭剔除，使得南昌府學本的價値受到損害。二是增補，盧氏又增補了63條校記，但所補内容較為簡單，大多無詳盡考辨，蓋因時間倉促，且盧氏等人校勘與學識能力有限，故並未使南昌府學本整體水準有所提高。但作為第一次對文選樓本《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的補正工作，亦有其一定的意義與影響，不失為一家之言。三是變易，盧氏對部分校記進行了修改,使得文字有所差異,然本質上並無區別。由此可見，盧氏對文選樓本的變動程度是相當大的，文選樓本優於南昌府學本。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蒙業師羅積勇敎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古籍所李晶副敎授諸多指導,在此表示感謝！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Issue21元散曲家佚文輯考都劉平*相對詩文作家而言，曲家的資料要少得多，其中尤以元代曲家為甚。隨着《全金元詞》、《全元散曲》、《全元文》、《全元詩》的整理出版，材料較過去自然要多很多，但文獻整理的工作實難做到十全十美，故而後來的學者陸續有增補。筆者近來又新輯得元散曲家的佚作凡18篇，其中商挺詞1首，徐琰文1篇，盧摯文3篇，鮮於棍文5篇，瑪子振詩1首,滕賓文2篇，王士熙文2篇、詩1首，班惟志文1篇，錢霖詩1首。對於保存元曲家現存文獻及進一步硏究其生平均不無裨益。(―)商挺【浪淘沙】詞：春色歎蕭蕭。客思無僇。畫圖間話笑漁樵。幸自白家無個事，不會逍遙。歲月不相饒。人枉閑焦。一枝無分似鹪鹌。且只今朝無事了。管甚明朝。右《浪淘沙》，夢中所作，偶然不忘，奉寄和甫真人,且代寒燠之問。左山商挺。®這首《浪淘沙》詞與商挺的3首詩及趙著的2首詩纂刻於同一塊石頭上,石在陝西周至。其詩《全元詩》已據之收錄。《浪淘沙》詞位於石刻的第一截，第二截為《登通明閣》詩。詩末署云：“右《登通明閣》，中統三年秋七月伏未盡五日，左山商挺題。”《浪淘沙》應是同時之作。按:商挺（1209-1288)，字孟卿，號左山，曹州濟陰（今山東菏澤）人。朱權《太和正音譜》列其名於“詞林英傑”一百五十人之中。《全元散曲》輯錄其【雙調•潘妃曲】小令19首。據《元史》卷一五九本傳，商挺中統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年行四川樞密院事。②中統三年的行*都劉平: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①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48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頁。②（明）宋濂《元史》卷一五九《商挺傳》，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740頁。

跡於史無徵，今據此組詩詞可知其年供職於陝西。詞序中的“和甫眞人”即李和甫，其生平略見於郭時中撰《筠溪道院記》，其中有云:“關中以山水甲天下，終南以明秀甲關中，重陽宫之勝絕,尤終南之冠也。……友人李和甫構茅其中，榜以‘筠溪，。……和甫世居大梁，家本豪族,幼以神童口口口。甫弱冠，出家服道士服，今卜居於此。”■文末所署時間為戊申年，即蒙古定宗三年（1248)，可知李和甫乃陝西全眞敎道士。商挺與和甫過從甚密，該石刻上商挺的三首詩，其中兩首即是與和甫的唱和之作，分別為《送和甫提點還秦》和《鄙語遠寄終南和甫道友為千里一笑》。後一首稱和甫為“道友”，則商挺可能受和甫的影響而有道敎的思想，上錄《浪淘沙》詞也是屛除世事、退處泉林的隱士口吻。此外，《浪淘沙》詞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曲化。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句句押韻，這是曲的典型特點，也是曲與詩、詞等韻文相區別的顯著標誌;二是語言的通俗化。詞工典雅，曲務率直，這是二者的主要風格所在。商氏該詞明顯與傳統詞的風格不同，有向散曲靠攏的傾向，是詞走向散曲的過渡階段的產物。(二）徐琰《元馮堆神道碑銘》：聖朝之取中原也，以有踔厲奮發武勇之人，感會風雲，識達時變，倡為義舉，威服一方，挈地與民，納之大順，以開土宇為諸侯。諸侯之開土宇也，以有歷練通達文儒之士，典司帷幄，獻可替否，佐行善政，澤及四境，率兵與民，以共功名，為卿大夫。二者苟無其人，草昧之際，去就之間，必失事宜；瘡痍之餘,撫摩之始，必乖治道。若不為人所驅除，則亦破碎壞爛，分崩離析，不能有以自立，欲開土宇、共功名，烏可得乎？中原之地，山東為重，山東之鎮，青、齊為雄。蓋青、齊形勢之邦，負海函山，跨有淮楚，土風勁強，民俗果敢，自昔而然，號稱難治。當草昧之際，去就合事宜，首納民於大順；瘡痍之餘，撫摩得治道，卒躋民於小康者，參議馮公之力也。予生也後，聞公之名而不及見。往年以使指過益都，始識公之孫涇，風流蘊藉，一座盡傾，人以為似其父。近歲宣慰淮東，而涇為寶應路伴。幹濟循良，百事順治，人以為肖乃祖。至大德己亥，予忝翰林承旨，涇適遷山北憲司，叩門來謁，出公行狀，請文之，將以揭諸神道。竊謂韓昌黎多志人墓，以諛獲譏，蘇東坡獨欽，五公皆勝德故。昌黎、東坡，予固非其倫，然憲使之祖，勝德可書，有不待諛而著者，如之何其拒之。謹按：馮本城邑名，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畢高支孫食採茲邑，因氏焉。公乃五代宰相瀛王之遠裔，自公而上居益都之壽光者，不知其凡③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8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頁。

幾世矣。祖諱機，事母孝。母疾思魚，而河冰方合，有王祥之感。仕於□□，歲旱禱雨，有束皙之應。卒於蔡州通盤。祖妣某氏，父諱燦，文武兼資，以蔭補官，卒於下邳縣令。妣某氏。公諱洎，字子堅。幼失怙恃，韓氏姑養之。公在童時，穎悟絕人，韓氏知其為令器，課使從學，公亦篤好不自輟:，既長，博通經史，文筆優贍，為儕輩所宗仰。泰和中，以詞赋舉進士府試,魁兩路，年二十三，已而登第，釋褐任淄川教授，再調章丘主簿。所在有聲，山東東西路统軍司當方面之寄，而經歷責重，朝廷擇人，未嘗輕授，公壽光終更，辄登是選。金季，中原板蕩，我太祖奮武南征，龍興故陲，疆理華夏,命太師國王下兵幽燕，分道進取。益都適當其沖，公推天時、察人事，知王化之方南，意師徒之必北，且念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爭城一戰，殺人盈城，竟何益哉！乃說主帥籍益都軍民，舉城歸附，青、齊以平。此非所謂草昧之際’去就合事宜，納民大順者乎？太師國王驰報上聞，璽書褒嘉，特置山東淮南等路行省，治益都，以馮公為參議。國初，官制行省者，如古諸侯；參議，其上卿也。時亂離之後，州縣凋弊，盜賊乘時而起，接連旁郡，朝梁暮晉，變生呼吸，而又小民久失農時，饑饉薦臻，師旅未息，轉徙餓殍，狼藉於路，自昔難治之區，加之以世變，重之以時難，殆未若易化者。公既執樞莞，乃為之立教條，明賞罰，安反侧，招流亡，業單貧，抑強暴，削顥鋤荒，櫛垢爬癢，節其赋稅，教之耕桑。闔境之人，去湯火而獲醒蘇，莫不歡欣鼓舞，願為之氓。未幾政成，樂土樂郊甲於諸道，熙熙然有一變至魯之漸。此非瘡痍之餘，撫摩得治道，擠民小康者乎？公在任餘二十年，春秋七十有三，辛丑正月二十有三日，卒於私第之正寢。二月初吉，葬於壽光縣豐城鄉馮家莊之原，從祖兆也。公高才碩學，位望通顯，不以行能驕人，所交無貴賤，皆卑體下之。資稟端重，寡欲而好施，世間珍奇纖麗物，眾所愛玩者，視之如糞土，一不動其心。然賙人之急，惟恐不及，祿入有餘，頒之親舊以為常。沒之曰，遠近聞之，失聲嗟悼有流涕者，其得人心如此。公先娶黃氏，再娶孫氏。子男一人鏞，傳其學，不樂仕宦，築庵於其居，榜曰“求志”，則其趣尚可知，先公二年卒。女三人，皆得所歸。孫男一人，涇是也。涇幼孤，能自樹立，讀書為通儒，以歲貢充吏部令史。大兵南下，選充省掾，渡江平宋，以勞績,超授奉議大夫、同知寶應路總管府事。再遷提舉諸路交鈔，以廉能著稱,拜監察禦史，有古直臣風，尋加朝列大夫、浙東海右按察副使。政成化洽，乃授中順大夫、嶺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秩滿，今以前職改任山北逢東，所在治聲藉藉，吏民畏愛。曾孫二人：曰椿、曰柏。人以為馮氏有後云。銘曰：肅慎有國，歷年惟百。選舉法嚴，名臣輩出。大元開基，若人是資。楚

雖有材，晉實用之。猗歟馮公，泰和進士。天畀我朝，辑齊四履。矯虔致攘，豺虎之場。解弦更張，禮義之螂。禮義之蜱，惟桑與梓。陰德洋洋，澤及群氓。自祖及孫，代生偉人。旁無附枝，靈椿互新。陽報方來，有永未艾。畢萬雖亡，其後必大。斟郸北遷。松柏參天，是為下馬之陵，過者懍焉。④《全元文》第10冊輯錄徐琰文9篇，該《神道碑銘》失收。方回有《送丘子正以能書入都,並呈徐容齋、閻靖軒、盧處道集賢翰林三學士》與《送周漢東入都，並呈徐學士子方、閻學士子靜、盧學士處道》詩二首，又牟巇有《寄閻靜齋、徐容齋二學士》詩，程鉅夫也有《送余率翁秩滿謁選，並寄容齋承旨、肯堂學士》詩，滕賓有《謝翰林徐承旨啟》書。這些均證明徐淡曾入翰林為學士承旨，然其具體時間無法確知,而該《神道碑》中，徐明謂其“至大德己亥,予忝翰林承旨”，則可知其除翰林承旨在大德三年己亥（1299)。又據滕賓《謝翰林徐承旨啟》，知徐琰引薦滕賓當即大德三年其任翰林官職之時。最後，借此《神道碑》，我們知道山東益都馮氏乃世家大族，明中葉著名北派曲家馮惟敏即臨朐人,益都、臨朐均在今山東濰坊境内。馮惟敏兄弟三人均善著文，時有“三馮”之稱,此與其家學淵源殆不無關係。(三）盧摯《元故太常博士敬君墓碣銘並序》:前翰林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盧摯撰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榮祿大夫太子詹事郭貫篆額博士，秦官也，漢因之，與奉常位次丞相、禦史、大夫三公四將軍，餘列卿上，以謀政議禮為職，其官甚重□甚選。今世為朝者清序華貫，其用其選亦不為不重，其得是官者，亦莫不以為榮。敬君伯仁，以望實得博士奉常，居無幾，以不能靡俗執事，即謝病去。既去，又六年得疾，卒於家。君諱元長，伯仁其字也。世家易州，金政、隆間，參知政事嗣暉，任其從子璘侍儀司擎式，侍儀君因有所感創，遂棄去，隱處終身，即君之曾祖也。實生祖子淵，舉進士第，令樊山、令樂陵，民頌其德愛。父鑒，用蔭仕，嘗同名人許古、王若虚辟，令數縣，有能聞，遷同知嵩州，積階定遠將軍。母王氏，繼贺氏，君所出。君剛毅有氣，兒時已嶄嶷若成人，讀書見古人楷節峙行，辄奮跤思蹈，及眠福禍利害生死，矯然無所回撓。年四十餘，猶泊然無仕意，至元十有九年，由翰林王公盤薦，起家將仕佐郎、河間路儒學教授，移教彰德，士壹④民國《壽光縣誌》卷十三《金石志》,民國25年鉛印本。

翹勵。廿有九年，遷太常寺協律郎，集古今樂為書，衷其同異，音諧律次。三十有一年，轉將仕郎、社稷署丞。由郎迄丞，咸舉其職。大德四年，再遷從仕郎，遂選居博士。一旦，意有所不合，喟曰：“功名，固兒輩事也。仕，吾志乎？”竟棄博士去。君幼受學季父中都儒學提舉鉉，鉉固碩儒，嘗登金進士第，其經學尤粹於《春秋》。君於是罄得家法，邃惟罵履，墳於事親,得子道，力養逆終無違禮。事從兄嫂，同衣食。鞠，從女弟所出陳氏，孤終身。弟元塽蚤卒，翼其子倫，有成女二，女俱名閥舉。兄嫂弟侄歿遠方者，凡六喪行數千百里，卒歸之得柑。平居樂静適，務屏遠利勢，事官垂二十年，志未嘗不在閑退。既得謝，即其居種萩卉木，來□遊以□娛。侯其卒，大德九年九月丁丑，享年七十，以卒之年十月癸未，葬州之易縣碧□鄉北石村，從先塋也。君娶範氏，保定儒家□鈞之子。儷德毓賢，顓澍儉勤，族言無間，前卒。子男三人:侃，徵事郎、光祿司主事；儼，太中大夫、江南諸道行禦史臺治書侍御史；口，以參事郎辟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掾。女二人：長適大司農司照磨官周之翰；次適武備院壽武庫提點許崇禮。孫男二人：匄強、謙謙。女三人:一適李恒，二幼。治書儼，以自強承升，學者楊剛中所撰世次行治之狀走書來宣，曰：“先君子葬已數年，將銘以碣諸封樹，惟公於敬氏，世有契，乞銘。”予曰：然，銘遂銘。銘曰：博士之官，自秦漢始。位次三事，其重如此。君由文學，摧薦宋口。有岩降登，有繹合止。人飲其榮，君拂於仕。崇飾軒冕，纡佩金紫。玩悦卉木,翻校圖史。彼取之合，侯獨□口。季者斯覽，哲士攸恥。蓋究厥施，極物慊己。匯祉菓休，以瑋胤嗣。維識維鑒，維節維礪。銘昭於墓，庸示無己。延佑七年三月吉日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男儼逮江右胡從龍摹。⑤盧摯字處道，號疏齋，涿郡（今屬北京）人。生年約在1245年®，其卒年，此⑤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49冊，第79頁。⑥李修生先生《盧摯年譜》（《盧疏齋集輯存》附錄）定盧摯生年在1242年,不甚確切。按:吳澄《吳文正公集》卷十二《張仲美樂府序》云國初太原元裕之以此擅名,近時涿郡盧處道亦有可取。河南張仲美,年與盧相若,而嘗同遊,韻度酷似之。”又卷十二《張氏自適集序》云河南張仲美名道濟,修潔士也。……昔年邂逅淸、滄間.一見相好。偕至京師,聚處數月，嘗序其詩。越十有五年,仲美由紹興知事、黃岡縣尹遷甯州判官,以年踰七十,吿致仕而去。共余校文江西,獲睹全集。每篇三復而嘉歎焉。再為之序,而還其稿。”吳澄與張氏校文江西,即於貢院主持鄕試,《貢院中和張仲美》詩可證。他主考兩次,一次為延佑元年，一次為延佑四年，由此上溯十五年，一為在家居喪（大德三年）,一則在京師（大德六年）（危素撰《吳澄年譜》）。故與張主考江西在延祐四年（1317)，此時張年逾七十,則其生年不得遲於1248年。盧摯與其年相若,若依李修生先生的意見,摯生於1242年;則延佑四年時,張已七十六歲,與“以年踰七十，吿致仕而去”語不甚合。綜合此兩條材料,即盧摯大德四年（1300),“未及六十”；延祐四年（1317),“年踰七十”我們推定摯之生年約在1245年。

前學者多據《元史•仁宗本紀二》：“（延祐）二年二月己卯朔，會試進士。……三月乙卯，廷試進士，……（夏四月）辛巳,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卷二十五）及其散曲【雙調•沉醉東風】《舉子》，推定在延祐二年後不久，認為其散曲《舉子》即記述延祐二年的科舉盛事。現在發現了這條新材料，盧摯的卒年則要重新考慮了。其詩與姚燦齊名，時有“姚、盧”之稱。貫雲石《陽春白雪序》評其散曲“媚嫵如仙女尋春，自然笑傲”。《全元散曲》輯錄其小令120首，殘小令1首。《墓碣銘》主人敬元長的長子敬儼，《元史》卷一七五有傳，略云:“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父元長，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延祐二年），詔設科舉，儼薦臨川吳澄、金陵楊剛中為考試官，得人為多。其年冬,移疾退居眞州。除江南諸道行禦史臺侍御史，不赴。……四年春，詔促就前職，以疾辭。七月，召為侍御史。”⑦眞州，即今江蘇儀徵。《墓碣銘》謂敬儼“以學者楊剛中所撰世次、行治之狀走書來宣”，則其撰作時間應該即在延祐二三年（1315-1316)，其退居眞州之時，而此時盧摯隱居宣城(今屬安徽)。(四）盧摯《代祀南海神記》：元大德二年二月，詔近侍阿闥赤，集賢院學士、大中大夫盧贄（摯）代祀南海，以三月癸丑至翌日甲寅，奠於南海廣利靈孚王。既事，其縉绅逢掖之士，凡數十人擔（澹）然而進，林然而立，秩然而推其先生長者，痏然而拜，儼然而言曰：國家舉祀典甚盛，而比歲多雷雨大風，或濤骇使艎。今齋宿之夕，列星璀璨，徹俎燎幣，浴日杲旦，神歆惟馨惟德，誕敷翩其旎旗，歸哉使車，無亦將指揭虔，有以副稱，然與（歟）！摯拜首稽首曰：天意然，帝利然，闥勳舊臣子則然，摯介使無狀，不足以奉明詔。揖其退，複進而言曰：昔莊周氏著書，以南溟為天池，韓愈貴祝融次，愈考傳記雲。然周亦豈無稽也，昔在世祖，天戈揮，宋遺燼摸滅於此。今駿奔百蠻，馴犀巨象，蕃字廄牧，獲腓縐.酴尾驥騄，屬車清蹕之間，窮島絕嶼之國，莫不襲冠帶、同文軌，以郡縣置，是皆神武不殺德洽無外如此。然陰相之功在，靈孚蓋有不得而辭焉者矣。其所以加徽稱崇靈字，雖未遑儕尊嶽，祗宓芬河伯似宜，稍有以別異寵，秩之建言於朝，益彰陛下重禋祀之微，獨非使事也邪？因舉觴為壽而歌之曰：天池維溟，鯨伏濤平，緯天維星，森布而熒蜚，廉樂康□⑧降收聲，蛟螭挾軿，虹霓抗旌，皇皇其來，其歸置置。殆貯蠻於將迎，以答聖天子事神之誠，寄淵衷兮西清，斯言廣利靈孚之⑦（明）宋濂《元史》卷一七五《敬嚴傳》，第4093頁。⑧此字漫漶,有“ra”頭。

靈。摯不敏，不能應事屬辭，諧之音簇，以倩獻酬之爵，直書其事，歸之縉绅先生，以為代祀南海神記。⑨(五）盧摯《代祀南海神文》：大元大德二年歲次戌戌，三月壬子朔，越三日甲寅，皇帝敬遣近侍臣阿闥赤，集賢院大學士、太中大夫盧摯，謹奉香幣禮物，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南海廣利靈孚王：惟神溟天地，王百谷尚矣，今島夷卉服之民，雕題鏊齒之國，無非被吾元之澤，航巨浸重，九譯琛壁於庭，固皆世祖聖神文武所致，然王之所以神坤倪右，玄造溥開，一函夏之績，其善利亦大矣哉！是用聘文走件牲、齊黍稷之儀，惟坤顧歆，以成朕繩祖武、享天心、建極斂福，用敷錫庶民之志，亦惟昭答景肌，以事神於無窮。謹書。⑩盧摯因吳全節之薦，於元貞二年（1296)由河南路總管拜集賢學士■。大德二年（1298)二月代祀南海。途徑湖廣、江西等地，與姚燧、揭幹斯等會晤，留詩為別。劉致撰《姚燧年譜》記大德二年戊戌云：“(先生）挈家游長沙，麓堂宣慰和尙館公於爰裔堂，堂名公所命也。未幾，疏齋盧公處道，由集賢學士出祝海岳，過長沙。同館斯堂。.盧以堂名未盡厥美，因共更為世臣。先生大書之。……又有贈疏齋三絕句。”■揭幹斯《盧學士奉旨南祀海岳由鐘陵相別聞尙留宿會稽有懷奉寄》詩有云：“鐘陵一分手，幾日過錢唐。”“夙昔經行處，風深轉不忘。”■又吳澄《故梅野逸士劉君墓誌銘》載:“往時盧學士摯將旨祀南海,解后一見，特加器重,問其名若字，因曰：‘傅岩之肖，宜為和羹之梅。’乃錫‘梅野’二字以為號。”■盧摯於大德二年代祀南海後,明年又代祀南嶽，作有《代祀南嶽記》■，並於是年任湖南憲使。劉致《姚燧年譜》載:“大德三年己亥，先生六十二歲，寓武昌。……（劉）致時為湖南憲府吏。疏齋除湘南憲，致承傳請，上至武昌，與先生⑨（明）黃佐纂修《[嘉靖]廣州志》卷三五《禮樂》.《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450-451頁。⑩同上書，第447頁。⑪《元史》卷二〇二《吳全節傳》:“全節嘗代祀嶽瀆還，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為，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又盧摯《皇帝遣使代祀中嶽記》云（元貞）二年十三日辛亥，中奉大夫給事中兼修起居注臣買奴、沖素崇道法師臣吳全節至，如元年禮。”據此，知盧摯由河南路總管拜集賢學士在元貞二年（1296)。⑫（元）姚燧《牧庵集》附錄，《叢書集成初編》本第7冊，第10頁。⑬（元）揭幹斯《文安集》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8冊，第156頁。⑭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5冊，第612頁。⑮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1冊，第12頁。

會。”■(六）鮮於樞書札五封：第一札：善善藥三貼，俱已服訖。二貼自服藥後見一行，比之早辰梢回。然水榖依前未勻，乳食自早斷，至今未曾令喫，以斷乳後覺渴，與白朮散，不肯吃，只要米湯。今夜不吮乳，想更渴，雞湯和稀粥，可頻與否？此藥既有效，更可賜否？專人上稟，伏乞尊照救濟，實拜再生之賜。樞頓首再拜悦齋知府相公先生臺座，六月十八日謹空。第二札：盛暑如焚，遠勞僕御，銘心何忘！拙婦昨日所賜藥三贴並滓，今早皆盡，煩躁比之向來已減。但大贜未住，小便未多耳。善才奴交泰丸、枇杷、葉散已吃盡，小兒吃藥不無抛撒,瀉未減，昨夜三行，今早二行，皆水瀉。目今煩躁渴甚，適為無藥，新汲水調五苓散少許令喫。望先生致思何藥付下，幸甚。樞頓首澄虚真人方丈前。第三札：觀觀自喫雞後稍渴，不知合服何藥？或可與甚物治渴？或云山裏果子熬湯與喫，如何？善善自舍人去後，服藥頭服了渴，尚未盡止口乾，昨日小便四五次，俱少，今日自早至只一度小便，卻多；大便自早一行，至今再不曾大便。與粥不肯吃，只昏睡耳,今夜想又索藥解渴，望—示下。框頓首再拜澄虚真人方丈，十四日晚。第四札：舊曾患牙疳，今牙齦卻紅，似再發。口中上鄂近喉，有白細瘡。煩悶不睡，服藥後稍得睡，然睡中忽啼叫而覺。夜間服抱龍後，四更時乾嘔吐，少清水。三日來，畫夜或有一二聲，今日嗽一二聲後，吐出少乳，如三五蜆給殼許。第五札：林椿事，望照顧，鮮於樞上巡檢吾侄勿令公使人逐日上門，可約量日纳貫伯為妙。■按:總題為《鮮於伯機十詩五札卷》，詩即《支離叟序並詩》。末跋云鮮於書在元人中最為蒼厚，此十詩五札眞跡，薈萃一處,劇為難得。”■(元）姚修《牧庵集》附錄,《叢書集成初編》第7冊，第II頁。■(淸）陸心源編《穣梨館過眼錄》卷七,《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087冊，第80頁。

(七）馮子振《（題）龍眠理帛圖》：轆轤銀瓶汲修绠，美人理$深院冷。試拈刀尺稱意裁，生怕郎嗔心未肯。銀絲蘸色信手搓，夜長天寒還許呵。一聲白雁枕前喚，明日鴛瓦霜花多。唐宫搗練簾瘦月，風緊入弦堕瑤瑟。誰將此幅寫倦情，寄與單衣欠綿客。《理帛圖》，李龍眠極細腻者，並州金剪刀，纖手捉摸之。海粟。⑩《全元詩》第18冊收馮子振詩163首，該首失收。跋未注時間，馮詩之後又有鄧文原題詩，及劉時中跋語，云：“往年嘗見龍眠《搗練圖》，豈又有《紉針圖》與對乎？世當有知之者。因讀善之詩為題其後。湘中劉致。”另注云印曰劉氏時中。”(八）滕賓《宋李公麟畫維摩不二圚贊》:天地萬事，歸於一，事歸於一，萬事畢。佛法如是,我如是。德惟一，動罔不吉。前翰林滕賓贊。■(九）滕賓《〈趙參軍摹晉千文〉跋》:趙供奉所書千文如謹敕，士不敢毫髮自縱在繩束外，至今見者為之斂衽退步。及觀困學翁跋，則如神龍天馬，殆不可羈，其間法度出於自然。噫！此筆亦不可多得矣，我輩何敢仰望下風。因乘興效顰，值子玉千文卷錄以還。延祐庚申夏五，玉霄滕賓拜手。■《全元文》第31冊收錄滕賓文6篇，該二文失收。按滕賓《重修狄梁公祠記》有云:“皇慶初元，翰林學士買住簡齊公通議大夫，長江州。郡侯按邑，見祠宇傾圮,亟捐俸度工’撤而新之，翬飛改觀。士民忻悅，請記其事。”■則皇慶元年(1312)滕賓已在江西，這是他任職翰林的時間下限。如此,則滕斌拜翰林應奉在大德末、至大年間。《萬曆湖廣總志》卷五十一《獻徵五》，謂其任翰林學士在至治（1321-1323)、泰定（1324-1328)間，不可信。■該贊旣署“前翰林”，則其所作時間當在皇慶元年以後,時已離開京城而至江西。⑩（明）孫鳳《孫氏書畫鈔》卷下,《續修四庫全書》第1065冊，第38頁。⑩（淸)張照等編《秘殿珠林》卷九,《四庫全書》第823冊，第582頁。■(明）汪珂玉《珊瑚網》卷一《法書題跋》，《四庫全書》第818冊，第11頁。㉑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31冊，第11頁。■參見彭萬隆.張永紅《元代文學家滕賓生平稽考一兼考徐琰》，《浙江工業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十）王士熙《重建無錫州治記》:通奉大夫海右道肅政廉訪使王士熙撰並書昔我世祖皇帝肇平殘宋，也不□殺，人克□天心，迨職方氏納土，生齒日繁，昔之壯縣大邑考圖數貢，□得升為州，若今無錫州之類是也。溪山清健□有昌碩□州，見大夫紆紫綬爵，通□而乃□口□□其所，□聳觀瞻，副名實雲何哉？因循□弛也□□之式，其□□其不在人乎？藁城董君守□口元统二年來守是州，令行化□，民□夫和里居□□合辭請於君曰：政其有□□也,居之安□之口，此一郡之強本也，頹毁弗修，何以示民哉？董君與達魯花赤不顏不花、同知桑哥會思也克不花、判官□□吳文秀，合謀興建，吏長允.從諸吏，鹹□□官□□華□□明安荅兒□□仕鄧大亨華珙□□口□□楊中□錢玉珙益吳旻倪挺徐□周岩□□□，各□其力，□有所獻者□口□裒多□□□□□□□□□民善政之上計者也:，陶甓於郊，伐木於□,既堅既□，始為譙門，為□門完整，允稱□□□□□□□出入有容，上下有級，為後堂燕息之所也。贊畫□□□□有□庖□□所□為州□□□□□□□□□□為使客寓館，東西兩廊肅平，其居□□口□楹為周垣，繩如齊□南。啟自元统三年□□□□,迄於至元改元落成。古之時，召公奭□□於口□□下，其民去而思之，□□刀伐□□之□□口□□簡易之教，決民心也如此，夫若今官必有署其□□常之道也。國家布位立制，煥有榮華，欲使之□口□□口□□也，□民多□也，口□□上棟下宇，居之孔易,,周人《甘裳》之思，□萬世不□也。□□口□於民□□□□□□□□□□,於勝國口治前於此者，已無傳也，今董君暨同僚□口□□口□成功□□□□□□□□□□□□□□□。乃祖父實惟世祖平宋功臣，有奪□□□□□□□□□□□□□□□□□□□□[□□新，是以似之。謹記。■(十一）王士熙《跋〈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士熙童草時，侍先魯國文肅公獲拜先正王文定公履綦3逮延祐己未，與公之孫苛同在臺察，又聨事六曹，出公之《大全集》見示，曰：茲禦史請於朝，命江浙省刻梓以行矣。既觀先正之製作，而我先公之序在焉。謹書而歸之延祐七年，百拜謹識。■■繆荃孫等纂《[民國]江蘇省通志稿》之《金石二十四》，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第2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頁。⑳（淸）陸心源《丽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七,《續修四庫全書》第929冊，第419頁。

(十二）王士熙《題清溪垂釣圖》：蒹葭渺無際，達水接平川。閑雲曳歸鳥，影落鏡中天。若人載書畫，仿佛米家船。遵彼灌木陰，對此佳山前。誰能結鷗社，忘機終淡然。至正三年秋七月題。擁翠山人王士熙。⑮王士熙字繼學，東平人，王構之子。曾師從鄧文原。生年約在1285-1290年之間■。《錄鬼簿》“方今名公”條列其名，《太和正音譜》將其列入“詞林英傑”一百五十人之中。《靑樓集》謂其與維揚名妓李芝儀交厚，有《塞鴻秋》四闋至今歌館尤傳之”■，惜其散曲今一無所存。上所輯其《重建無錫州治記》自署官職為“海右道肅政廉訪使”，“海右道”即“浙東海右道”，置司婺州（今浙江金華）。王士熙於泰定五年（1328)任參知政事,泰定帝駕崩，因捲入皇位爭奪的漩渦中，被流放海南。《元史》卷三十一《明宗本紀》載:“(泰定五年）歲戊辰七月庚午,泰定皇帝崩於上都’倒剌沙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疑懼。時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義。八月甲午黎明,……乃縛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以中書左丞朵朵、參知政事王士熙等下於獄。”又卷三十二《文宗本紀一》：“(致和元年九月），烏伯都剌、鐵木哥棄市，朵朵、王士熙、伯顏察兒、脫歡等各流於遠州，並籍其家。”至順三年（1332)六月，下詔錄用，除江東肅政廉訪使。《元史》卷三十六《文宗本紀五》：“(至順三年六月），錄用朵朵、王士熙、脫歡等。”其拜浙東肅政廉訪使在江東廉訪使之後，有張翥《送王繼學憲使之官浙東》@詩可證。以元代地方官任職期限為三年的常例計算，其除浙東憲使當在元統三年（1335)。《重建無錫州治記》未記撰文時間，惟其中有云：“啟自元統三年□□□□，迄於至元改元落成。”則記文不早於後至元元年（1335)。按:江東廉訪司置所在揚州，浙東廉訪司置婺州，自揚州至婺州,經由無錫，記文應是作於士熙由江東廉使任滿，上任浙東廉使的途中。王士熙的卒年，史無記載，現借由上引其題吳鎭《淸溪垂釣圖》詩的署款時間，可知其卒年在至正三年（1343)以後。“擁翠山人”應是王士熙的號。按：«石渠寶笈》記吳鎭此畫自題款識云:“至正二年夏六月，梅花道人戲墨。”■“梅■(淸）張照《石渠寶笈》卷二十四《元吳鎭淸溪垂釣圖一卷》，《四庫全書》第825冊，第88頁。■釋大欣《書金陵十詩後》(«蒲室集》卷十四)云••“鄧善之為予言，肯堂王公與果長老厚善，迨果化去，而繼學於是夕生。今年夏，繼學來為南臺侍禦，質之，云：‘先公嘗指予言，果長老將化而來別，云複有廿年之聚。予二十餘，先公棄世。’”據袁桷撰《王構墓誌銘》（《淸容居士集》卷二九），構卒於至大三年(1310)o其時繼學“二十餘”，則其生年約在1285至1290年間。■(元）夏庭芝著，孫崇濤、徐宏圖箋注《靑樓集箋注》，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頁。■(元）顧瑛編《草堂雅集》卷四，《四庫全書》第1369冊，第253頁。■(淸）張照《石渠寶笈》卷二十四《元吳鎭淸溪垂釣圖一卷》，《四庫全書》第825冊，第88頁。

花道人”乃吳鎭號。王士熙為人“風流蘊藉，為名流所慕”■，且“善畫山水”■。晚年又一直在江南為官，或與吳鎭（嘉興人)相識，且有往來。(十三）班惟志《跋王右軍書》：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干嘔帖》，其字畫雄雅圓勁，而紙亦古色，知是唐人所藏也。於書行空間直界成路，蓋謂久而卷舒，恐致褙絹絲紋磨损字面，故置之書筒而秘之，乃知前人寶愛如此之罵。太宗時已嘗刻之，淳化帖中，上有南唐舊合同印並集賢院印，及首尾古印朱文十數。又鵝溪黃素革首，前後皆用宣政内府圖書印，想當必有數帖成軸，不然何以革首外邊各亦有印文耶？今存者此帖耳，是以書譜止載其首帖之號云。皇慶二年十二月朔，喬篑成仲山父題王羲之書，惟淳化帖止得兩卷，則知購收不盡者多矣。宋臨所見者，思陵與米南宫，一拙而頗弱，一勁而出奇。若此帖，唐人所藏秘，自有過妙處，知書者必辨也。大梁班惟志敬跋班惟志字彥功，號恕齋，本籍汴梁,寓居松江。曾師從鄧文原，大德五年任溧陽縣學官（《嘉慶溧陽縣志》卷十六）。溧陽縣學秩滿後，惟志殆曾至京師,以謀職位，但並未如願。許有壬【園春】《次班彥功韻》詞上闋云:“旅食京華，蜀道天難，邪鄙夢回。笑白衣蒼狗，悠悠無定，黃塵赤日，擾擾何為。長鋏休彈，瑤琴時鼓,倦鳥誰敎強去來。衡門下,幸良辰良友，同酒同詩0”按許有壬大德末至大初,一直浪遊於京師，其《題舊寄高元用小詩》有云“至大（二年）己酉，予旅食京師”（《至正集》卷七十二），班惟志其時殆與之同處。泰定間惟志除浮梁縣學敎授，尋晉判官（《道光浮梁縣志》卷十、十二）。致和二年（1329)拜紹興府推官(《萬曆紹興府志》卷二十七）。至順三年（1332)入秘書監為經歷（《秘書監志》卷九）。后至元三年（1337)，外任平江路常熟州知州（《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三班惟志《本草元命苞序》）。《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七收錄班惟志《送述律元帥開閫分題得越焦》詩,其所署官職為“集賢待制”。按述律元帥即述律傑，其於後至元六年（1340)開閫雲南，任都元帥。一時在朝名公文士多賦詩送行，除班惟志外，尙有蘇天爵、許有壬、道童、靳榮等（《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一）。據此，可知班惟志拜集賢學士在後至元六年，時在常熟知州任滿後。約至正四年(1344),除江浙儒學提舉。在提舉任上，官務之暇，或攜友泛舟西湖，或狎妓歌曲，多所雅趣。許有壬《題班彥功山水扇圖》詩云“錢塘江上又秋風,老友倫亡夢不通。勝概肯敎同羽化，山河寫在月輪中”（《至正集》卷二十九）。案許有壬至■(元）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七，«四庫全書》第814冊，第754頁。㉛（元）夏文彥《圖繪寶鑒》卷五，《四庫全書》第814冊，第620頁。■(明）李日華《六硏齋筆記》卷二，《四庫全書》第867冊，第511頁。

正三年稱疾退居湯陰,六年復召為翰林學士（《元史》卷一八二本傳）。該詩當即作於鄕隱期間，故詩有“夢不通”之語，其時有壬年近六旬,故謂“老友”。則惟志卒年殆在至正四年後不久。班惟志頗好讀書，王逢謂其任江浙儒學提舉時“酒滿匏尊架滿書”(《梧溪集》卷一《簡班恕齋提學》），詩文兼善,而尤以書法名世,時人有“家家恕齋字”之謂,可見其書法一時流傳之廣，且擅總事。(十四）錢霖《題梅花道人着色江邨漁樂圖》:水外青山山外天，疎林茅屋數歸船。垂綸罷網相忘處，還羨逃名樂世賢，我樂漁而知漁之樂，蓋遠塵樂命之志同耳。介庵示此圖，適符此意，遂為之書3東郭素庵錢挹（抱）素稽首。■錢霖字子雲，松江(今屬上海)人。其生年史無記載，按邵亨貞生於元至大二年（1309)，其詩文屢以“先生”稱錢霖，如《擬古十首》詞序“茲重以先生之請,思索且得十解”。又如《題錢素庵所藏曹雲翁手書龍眠述古圖序文》(《野處集》卷二）“今觀先生所藏，而敬愛若是”云云。錢氏應年長於邵亨貞。再者’楊維楨《東維子集》卷二十二《藏六窩志》云素庵“今老矣”。按同卷有《養浩齋志》與《漱芳齋志》，均作於至正九年;«兪同知軍功志》與《王鎭撫軍功志》，所署時間分別在至正十二年、十四年。《藏六窩志》緊挨《兪同知軍功志》之前，其所作時間應亦在至正十年左右。設其時錢霖六十歲，殆生於至元二十七年（1290)。楊維楨謂其“才可用世而世不用”，棄俗為黃冠，更名抱素，自號素庵。於松江東郭營二齋，取名“封雲”、“可月”。晚歲寓居嘉興（今浙江湖州）,築室於鴛鴦湖之上，名日“藏六窩”。徐再思有【雙調•蟾宫曲】《錢子雲赴都》小令，開首云賦河梁渺渺予懷，今日陽關，明日秦淮。”此應是因朱元璋之聘前往金陵，時間殆在至正二十四年朱稱吳王之後。此時錢霖已七十餘歲，應至南京後不久即離開，並未留朱氏幕下。錢霖雖一生未仕，但與其時江南文化名流如楊維楨、錢惟善等均交善，楊氏稱其“博學工文章”o與邵亨貞交情尤篤，二人往返倡和之作甚夥。錢霖雅好詞曲，殆亦以此寄託心志與消閒歲月。作有《漁樵譜》、《醉邊餘興》等集,前者有楊維楨作序。惜今均已無存。其所編諸公所作之《江湖淸思集》，應是友朋間彼此倡和之作，今亦不存。朱權列其名於“傑作”一百五十人之中。《全元散曲》輯錄其小令四首，套數一套。該套數乃諷喩財迷且吝嗇者，在當時即已知名，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七有記載。錢霖亦善繪事，曾作《自適圖》，張翥題詩。■(淸）吳升《大觀錄》卷十七,《績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066冊,第757頁。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欧洲图书馆藏中国俗曲珍本五种辑述崔蕴华*欧洲图书馆藏有为数众多的中国民间说唱唱本。这些唱本经过岁月的流逝多少有些泛黄漶漫，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学价值与文献意义。笔者不揣冒昧，从大量藏本中捡其珍贵者择要辨析。本文主要以英、俄图书馆为主，分析以下五种版本,其中《目犍连》与《花笺记》（残本）为明代版本;“孟姜女”故事三个版本中，《姜女歌》、《孟姜女万里寻夫》为清刊本，《孟姜女哭长城》为民国23年刊本。一、明版《目犍连》(1440年抄本）“养女要学孟姜女,养儿当效目连僧。”（牛津藏森隆堂《孟姜女哭长城》）。在中国民间说唱中，目连故事与孟姜女故事均以版本众多、流传甚广而著称。两者的主体叙事、信仰价值并不一致，但都涉及千里跋涉、拯救亡灵的民间叙述模式。前者以孝子身份拯救母亲亡灵,后者以孝女（节妇）身份寻找亡夫遗骨,拯救（超度）女性与女性拯救可谓涵盖此类民间唱本的核心诉求。与孟姜女相较，目连故事具有更多的宗教（佛教）基因。目连故事起源于公元4世纪中土之佛说盂兰盆经，该故事至迟在8至10世纪的敦煌变文中成为常见的故事题材，《尤其在民间戏曲与说唱中流传颇广。戏曲如各种目连戏，说唱*崔蕴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洲藏中国明清唱本研究”(13CZW045)阶段成果。①相关论著，可参见刘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版;陈芳英《目连救母故事之演进及其有关文学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83年版;朱恒夫《目连戏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日）宫次男《目连救母说话与其绘画》，载《美术研究》1967年第5册,总255号,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刊。

如广东木鱼书《罗卜挑经》等。②在众多说唱形式中，以宝卷中的目连故事最为引人注目，这自然是因为宝卷的宗教形式与目连的宗教情节两相契合，相互映衬,生发出绚烂多彩的民间母题。最早对目连宝卷加以整理与研究的学者当首推郑振铎。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发现了《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此本为元末明初金碧钞本，“写绘极精，插图类欧洲中世纪的金碧写本，多以金碧二色绘成，惜缺上半。”郑氏指出，现代坊间流传的《目连宝卷》与其发现的元末钞本完全不同，均受明人戏文及清代《劝善金科》诸作的影响了。③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目连故事的民间抄本、刻本陆续被发现，使得该故事的相关版本日臻丰富。④明版《目犍连》在诸多目连宝卷版本中年代甚早，仅晚于郑氏发现之《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该版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该书多年来深藏海外，亦不见于现存宝卷目录。数年前，俄罗斯籍学者白若思首次将其发现并撰成“ARareearlymanuscriptoftheMuLianstoryintheBaoJuangenrepreservedinRussia,andit’splaceinthehistoryofthegenre”一文，⑤该文详细介绍了俄国版《目犍连》的版本、历史渊源、图像行文及文化价值。据白若思介绍，此文全称为《目犍连尊者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图像中显示有“大明正统五年皇妃姜氏敬献”字样。正统五年即1440年，开头部分云：道场众等合掌当胸，端坐如法，举念心经以毕白文卷。大众虔诚齐声和佛，所有功德。.......昔王舍城中，有一长者，名曰傅相。其家大富：驼驴象马，遍山盖野。珍珠满库，积玉堆金，长者好善持斋，常行波罗蜜。忽然长者得患重病，不过数日而亡。夫妇二人止有一子，生来好善。名曰罗卜。见父亡化修斋设会，埋殡山中，守孝三年。守制父亲灵存满，家私库藏尽皆空。人为财利费心忙，枉置家缘库藏仓。积聚珍宝如山厚，有钱难买不无常。罗卜守服孝三年，启告亲娘听子言。有父在曰家财盛，今库空虚缺少钱。②对木鱼书《罗卜挑经》之研究，参见崔蕴华《民俗视野中的广府说唱研究》，载《文化遗产》2011年第1期。③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年版，第486页。④如日本学者吉川良和在日本发现了元刊本的目连故事，参见（日）吉川良和《关于在日本发现的元刊〈佛说目连救母经〉》，载《戏曲研究》第37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⑤CHIINCPERL:JournalofChineseOralandPerformingLiterature32.2(December2013)：109-131.

众生贪利，枉费心机，思惟总是虚。只图富贵，不肯修持，制造产业。儿女娇妻，无常到来,谁人替的你？人生无百载，枉置万千金。积宝如山盛，无常也是空。开头段落不仅表明了15世纪前后讲唱宣卷的科仪形式（如“齐声和佛”），也让后世读者对元明时期的“佛教宝卷”印象颇深。车锡伦将中国传统宝卷分为三类:佛教宝卷、教派宝卷与民间宝卷。⑥明朝正德年之后（即1500年），民间各种教派纷至沓来,不断开枝散叶，因此正德年间可做佛教宝卷与教派宝卷的时间分水岭。两者的宗教意涵、表演形式、文本叙述均有不同。1440年本《目犍连宝卷》恰处于从早期佛教宝卷向教派宝卷演进的关键时期，因此既具有佛教宝卷的一般特征，又映衬出15世纪的文化新风向。尤其是，当国内学者把1372年《目连抄本》视作现存最古老的宝卷文献之一，而该抄本残缺前半部分，其完整容貌半个多世纪以来憾然阙如;俄罗斯所藏1440年抄本与1372年残本文字完全一样，两者合体，终于可在今日得以较完整地重现14至15世纪目连宝卷的珍贵音容。作为佛教宝卷的经典之作，《目犍连》宝卷承袭了唐代敦煌《目连变文》的说唱形式与叙述模式。目连出身富族，父亲早逝,母亲青提夫人生前罪恶深重，死后人地狱，饱受阴间之苦。目连从此踏上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救母之路,终将母救出。在敦煌变文中，目连故事乃典型说唱结合形式，散韵相间。韵文部分以七言为主。而《目犍连宝卷》的说唱艺术形式变得更为繁复，每一段落包括散说、两句诗赞、七言唱词、歌赞、五言诗五部分。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宝卷与变文相比，增加了民间流行小曲[金字经]与[挂金锁]。它们在八个段落中出现，每种四次。明代中叶后，各种文艺形式往往增添小曲以彰其义，宝卷亦莫外之。学者曾统计16至17世纪民间教派宝卷中的小曲使用情况。在现存五十余种宝卷中，共使用民间小曲223种。其中[金字经]及[挂金锁]使用频率颇高，达30次以上。⑧[金字经]与[挂金锁]本为民间流行小曲，其本然面目自然有些淫骀之态。这种娱愉之曲与庄严佛法本来扞格不人、泾渭分明，然而佛旨(V车锡伦《明清民间教派宝卷中的小曲》，载《汉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189-220页。该文云：明代正德以前是佛教宝卷发展时期；明正德初年（约1500)至清康熙年间（1662-1722)，是各种新兴民间教派宝卷发展时期;清初至近现代,是民间宝卷发展时期。三期宝卷的发展互有交错。⑦车锡伦《最早以“宝卷”命名的宝卷—谈〈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车锡伦《明清民间教派中的小曲》。据该文统计,使用15及15次以上的曲调共24种,包括【驻云飞】【耍孩儿丨等;使用5到15次的曲调共23种,包括【一封书】、【罗江怨】、【朝天子】等;使用一至四次的共176种，如【沈醉东风】、【十段锦】等。

义理需要借通俗之情、民间之术才可为广大听众熟悉，由之，民间俗曲终得登堂人室,以俗曲之形绽放佛法深意。在《目犍连》中，小曲仍然遮遮掩掩吟诵佛法，到后来，小曲竟然无需移形换意，可直接插人宝卷中了。如牛津大学藏清代《丝绦宝卷》抄本,其故事不仅与宗教教派毫无关联，甚至直接引入民间艳曲，如“私情美女”之叹。⑨《目犍连》的图像同样引人注目。据白若思介绍，该本共三十三组彩色插图群,其中大部分插图群有三页篇幅，其中既有佛陀僧众，也有俗人信众。他认为，这种抄本不只作讲唱底本，也可当阅读材料,是传统“配图讲唱”方式的遗存。⑩元明以降，冠以“全相”、“绣像”名世之书不在少数，不少民间唱本中的图像均为彩色炫目之图，勾画细腻，色泽鲜艳。这些彩图时而渲染芸芸信众听佛法会之盛状，衣袂飘然，祥云环绕，不禁使人对佛家心生虔敬之意；时而又呈现目连之母转世为犬，小鬼嶙峋，阴风森然，听众不由心生怖意。这些图像再配以讲唱者惟妙惟肖的叙述与演唱，可谓视觉盛宴与听觉盛宴之完美契合。青提夫人地狱受苦，这不仅是听来的一则故事，地狱鬼门就在听者（观众）眼前，如此真实无妄，善恶转动，刹坐沙界，安能超生？五色炫目，亦可醒目。图像有助于庶民大众“参破贪嗔妄想心”，其视觉文化意义与宗教情怀相互掩映，图文相生,成就了一段民俗仪式的艺术实践。二、《孟姜女》故事三种版本孟姜女故事进入现代学术研究的视域，当肇始于顾颉刚先生。上世纪20年代，“民间文化”的发现运动方兴未艾，顾氏先后在北大《歌谣周刊》上发表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杞梁妻哭崩梁山》、《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等文章。从《左传》中关于杞梁、杞梁妻的早期记载，到刘向《说苑》中的“崩城”，再到唐诗《杞梁妻》等文献书写,在顾氏系列文章中，孟姜女故事的千年流传、变异得以系统梳理考辨。■至20世纪50年代，学者路工出版《孟姜女万里寻夫集》，该书收集有关孟姜女故事的民间文艺作品颇丰，尤以说唱类如子弟书、宝卷、南词等为著，共三十六部。■这些仅是孟姜女民间故事文本的冰山一角。笔⑨崔蕴华《牛津大学藏中国宝卷述略》，载《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⑩白若思有关图像与讲唱艺术，可参见（美）梅维恒著，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绘画与表演》，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版。梅氏在它处亦指出，看图说唱从印度经中亚传来中国，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有类似的存在。明代早期一位旅行者在印尼看见一种表演以画讲唱，并认为它与中国评话很像。在日本这种形式叫“绘解”。参见VictorMair，Tun-huangPopularNarratives,“Introduction”，p.4-5.⑪参见顾颉刚著、王煦华编《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u⑫参见路工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者在欧洲见到了孟姜女故事的三个不同版本，这些版本有些与国内相似，有些则尚未见诸著录。通过对这三种英国版本的初步整理，可以丰富该类故事的文献研究。这三种版本按刊刻年代排列如下:第一部题名《姜女歌》，清道光（1821-1850)刊本，属于闽南歌仔册，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第二种题名《孟姜女万里寻夫》，清同治刊本，藏于大英图书馆;第三种题名《孟姜女哭长城》，民国23年刊本,从开头叙述中历数朝代至光绪而未提宣统，可推知此本应为光绪本，民国间重印，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道光本《姜女歌》年代最为久远，弥足珍贵。现存歌仔册大多为晚清至民国刊本，如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歌》为民国三年厦门刊本;台湾大学杨云萍文库所藏孟姜女歌仔册数种，其中《新刊孟姜女歌》为台北1925年刊本;《新刊孟姜女火烧楼合歌》乃厦门会文书局印本，当为晚清民国刊本;《特别改良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歌》为厦门会文堂1914年石印本。®因此，牛津道光刊本《姜女歌》是该类题材歌仔册中最早的版本;通过对其分析考辨,可以窥见闽南歌本的历史流传。《姜女歌》叙述了孟姜女故事的南方版本。务州孟姜女去泗州堂参佛许愿，“若有郎君来看见，不论贫富结成双。”夏日孟氏在园内洗浴，被华州来的范杞郎见到’孟氏遂主动要求“我今与你结成双”。两人婚后不久范郎被抓丁至北方修城。孟姜女欲送寒衣慰夫，遂走上万里寻夫险路。一路上她经过泗州堂、蟒蛇树、饥虎村、雪枯村等，甚至还在荒山遇山贼险丧命。历经千险到北方,却得到夫君命丧城墙的噩耗。孟姜氏大恸，“高声大哭七日夜,哭倒长安万里城。”秦王见孟氏美貌欲纳入后宫，孟氏佯装应允，在秦王为范郎请和尚做道场后，孟氏与范郎在云端相会，二人升仙。身为闽南唱本的《姜女歌》却没有任何闽南方言土语。唱辞中多次出现的却是带有北方及中原特色的词汇，如“栖惶”。“说尽一本孟姜女，多少洒惶又栖惶。”据顾颉刚分析,孟姜女歌仔册应来源于广西桂林唱本《花幡记》。他认为，从故事迁流地域看，最早在齐鲁地区流传，广西广东一方面承受北方传来的故事,一方面又往东推到福建、浙江等地，从中也可看出民众与士流思想的分别。■顾氏之语诚不虚哉。不过，顾氏所见闽南唱本为晚清民国间刊印的《孟姜女哭⑬洪淑苓《孟姜女歌仔册的叙事特点与孟姜女形象—以台湾大学杨云萍文库所藏资料为范畴》，载《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王顺隆《从七种全本〈孟姜女歌〉的语词文体看歌仔册的进化进程》一文中提到牛津藏本《绣像孟姜女歌》、《绣像孟姜女歌》（木刻本）、《新刊孟姜女歌》（黄涂本）、《特别改良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歌》（会文堂本）、《孟姜女哭万里长城歌》（捷发本）、《孟姜女配夫新歌》（玉珍本）、《孟姜女配夫新歌》（竹林本），载《台湾文献》48:2,1997年，第165-186页；另见洪淑苓《孟姜女故事形塑的女性文化及其在歌仔册文本的呈现》。⑭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收人《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其他》，第60-105页。

倒万里长城歌》，从桂林《花幡记》至民国《哭倒万里长城歌》跨越千里，穿越百年，中间似乎缺少过渡。道光刊本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地域间流传的历史痕迹。道光本中无方言俗语，纯然一派中原风范,应是孟姜女故事流传至闽南的早期形态。至清末民初，闽人敕桃仙用闽南方言将该故事重新编写，这才呈现出浓烈的闽南气息。下表将道光与民国本文字对比如下:■英国藏道光本民初刊本《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歌》开篇唱辞停住锣鼓且住声，且说三藏去取经。三藏取经西天转，目莲救母上西天。诸般占贤休要说，说说姜女送寒衣：正月十五元宵灯，姜女打扮出人前。头上金针插两边，弓鞋短小莲步移。四月过了是夏至，姜女无意雜花枝。听见杜鹃叫声悲，阮身完婚卜块时。姜女心内有主意，城隍庙内È-下伊又恨爹娘尤主张，误阮青春是卜障。结尾说尽一本孟姜女，多少俩惶又例惶。诸家百客归店宿，□得亡魂上天堂。做成一部姜女记，劝出世间男女儿。杞郎姜女唱完备，大家听歌造化是。只歌唱了被泡肘，卜听再来换別欵。由上表可知，台北藏民初《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歌》中“阮”、“虺”等闽语俯拾皆是，更贴合歌仔册的地域特色与音韵流转。《孟姜女万里寻夫》封面上题“同治戊辰新刻”，左下小字“登庸堂梓”，同治戊辰为1868年，登庸堂为刊印书坊，然具体何处有待考证。正文题“孟姜女过关宝卷”。仔细考察唱本，与常见的宝卷形式并不吻合，倒更接近北方地区的说唱本。该本屮，孟姜女不是务州人民,而是松江华亭县人，其父名为孟隆德。男主人公不叫范杞郎，而是“苏州姓万人”，名万喜良，自幼家境殷实，饱读诗书。皇帝造万里长城，捉喜良去造城。万喜良逃至华亭，偶遇孟姜女在花园荷花池洗浴。与闽南唱本中孟氏主动求偶略有差异，孟氏先是惊慌，之后才道出“见我白肉是夫君”。两人婚后，喜良被抓至北方筑城，因体弱“筑城三日命归阴”。万氏托梦与孟姜女，孟氏得知夫君身亡,在家做完七七,辞亲去寻夫。一路经过苏州闾门、浒墅关、望亭、无锡、高桥、常州、镇江等地。最后抵达长城，哭倒长城见夫尸骨。结尾处云“喜良孟姜来封赠，双双夫妇上天堂”、“孟姜过关今唱毕，流传万古姓名香”。路工《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收录有清末湖州刻本。刻本编印，其情节文辞与同治本几乎完全一致，可视为同一系列的版本。不过两种版本结尾仍有不■民国本收人王汎森主编《俗文学丛刊》36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9-76页

同。列表如下:®英国藏同治刻本国内清末湖州刻本喜良孟姜来封赠，双双夫妇上天堂。喜良孟姜来封赠，双双夫妻上天堂。孟姜吃尽千般苦，封她仙女理该当。孟姜吃尽千般苦，封她仙女理该当。世上女子要刚强.守节女子学孟姜。世上女子要刚强,见好样来学好样。女子贞节入节孝，忠义祠内人忠良。孟姜过关今唱毕，流传万古姓名香。奉劝世上男和女，见好样来学好样。赞云：结尾唱辞孟姜过关今唱毕，流传万古姓名香。万里寻夫说孟姜，冰清玉洁岂寻常。赞曰：贞心不负当初约，传得声名千载芳。万里寻夫说孟姜，冰清玉洁岂寻常。诗曰：贞心不负当初约，传得声名千载芳。为造长城逼喜良，捐身殉节动悲伤。又赞云：百岁光阴一顺过，当年事迹未消磨。祖龙空有求鸾志，节操真悯黄鹄歌。彼美孟姜真可敬,甘心立志逆君皇。语言文辞的细微差异似乎泄露出同一版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传播中的文化讯息。同治本结尾处多出“守节女子学孟姜”四句诗，虽然从内容上没有太大变化,但这四句诗反复吟咏的是“守节”、“贞节”、“忠义”、“忠良”，正是在这些文辞符号中，传统道德涵义得以彰显。孟姜女不再仅仅是寻夫的普通女性，她已在文本中成为贞节的代表，甚至与其他须眉一样，拥有了传统男性的“忠”性品德标准。家庭伦理基础之“贞”与国家核心伦理核心之“忠”融于一体，使得孟氏故事超越一般叙事，彰显了某种群体意识。《孟姜女哭长城》，民国23年铜邑森隆堂刊本。此书共四卷，每卷开头均有两句回目诗：卷一（孟姜女鸳鸯配）：当堂饮宴逃兵投宿假言秀才当堂成亲卷二（孟姜女全忠义）：蒙恬奉旨锁拿逃兵夫妻分别全忠丧身卷三（孟姜女阴曹府）：星宿归天阴阳相会辞父寻夫空送寒亡卷四（孟姜女平山岭）：遇贼盘道仙人指引大哭四门浸血收尸此书与前两种相比,篇幅更长,而其形式亦更值得关注，即唱一段、说一段，为典型的说唱体民间唱本。此书开头唱辞从盘古至光绪，由此可知原本应为光绪年间所作,于民国年间重新刊刻。路工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收录有南词《孟姜女寻夫》，乃根据四川清末1908年刻本编录。对比两个版本，主体文字章节大致相同，不过四川版中一些文字散落遗失，通过参照英国版可以补齐遗漏之处。另外两者开头差异较大,具体见下表。®湖州刻本收人路1: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0-98页。

英国藏民国23年铜邑森隆堂刊本四川清末刻本开头唱辞自从盘古分天地，三皇五帝始人伦。伏西拜元神位，干夏商周及贏秦。魏蜀与吴争汉顶，唐晋汉三代。尧帝太祖受周位，南北相混元灭金。明至崇祯群盗起，一统山河归大清。顺治登基十八代，康熙六十一年春。咸丰登记洪福大……又至光绪登龙位。黄王有道我难叹，听我且说古事情此书不说別的事，良秦氏间一奇文。始皇登基失国政，四方扰乱不安宁。始皇登基失国政，四方扰乱不安宁。吞并六国暴虐甚，□兼焚书坑儒门。东填大海南修岭，北筑长城西建基。按下昏君我不论，又表湖广一新闻。湖广有一封州地，孟家庄上有名人。□□I□叫孟公道，万贯家财无比伦。娶得妻子王氏女，鱼水合气过光阴。夫妻共有百余岁，却少香烟后代人。膝下单生一个女，肇锡加以孟姜名。孟公常常自思忖，欲招门婿在家庭。若不招个乘龙客，二老百年靠谁人。老汉心内包思想，我是千年万代松。但是老来无有后，叫人时刻虑心头。从上表可看出，四川本开头唱辞是“始皇登基失国政，四方扰乱不安宁”；而英国藏铜邑森隆堂本开头多了三十行诗句，然后才是“始皇登基失国政，四方扰乱不安宁”。这些诗句呈现出民间说唱的传统套路。在正文表演前往往添加中国历史朝代的诗词书写，这种叙述在北方鼓词及南方弹词中概莫能外。朝代叙述一方面可以在正式情节前热场铺垫，适宜演出；另一方面又契合国人的历史情结,将故事融人宏大的历史长河之中,亦真亦幻，生动灿然。《哭长城》中男女主人公的籍贯又发生了流变。孟姜女为湖广封州孟家庄人,其父孟公道,母王氏。男主人公名为范希郎，成州人氏，因逃避沙场之苦至孟家庄。孟公道见其清俊端方,遂将女儿许配与范为妻。此处描写与前两种孟姜女沐浴求偶情节迥然不同。孟姜女在光绪说唱唱本中遮蔽了激情与欲望，俨然化身为娴静知礼的深闺静女。两人婚后不久范希郎被官差抓走，以逃兵不忠罪处死。孟氏千里迢迢送寒衣，路上得太白金星相助，护送她至长安城。“大哭一声惊天地，忽听城墙响一声。姜女抬头用目趣（觑），北门城墙一齐崩”。最终寻得之夫尸骨。秦始皇闻状并未发怒，而是下旨表彰其“大孝”，封孟姜女为一品夫人，命地方官建牌坊。孟姜氏回家后，又赴陈州公婆处尽孝,得以善终。此书对孟氏只身寻夫之艰险有不少细节描写，如卷三叙述孟氏路遇贼人时也曾战兢与后悔：奴自幼在闺中未曾向外，谁知道今日间到此而来。上无亲下无眷有谁怜悯，孤单单独一人好不哀哉3看山景甚希奇真正古怪，巧丹青他会画亦难安排。抬头见昏沉沉愁云遮盖，一重重一叠叠直透天台。孟女说道伤心处，铁石人闻眼亦哀。

只为奴夫沙场去，千里与夫送寒衣。只望夫妻早会面，免得奴家受孤愐。上文以十字句、七子句两种韵文细致地书写了孟姜女孤身赴关的凄凉和艰险。所谓“•切景语皆情语”，一路为愁云缠绕，但见鸟雀相残，猿猴哀哀。抵达长安后，一路的生死栖惶、夫君的惨死异乡诸般情绪久积心头，最终爆发，闺中静女终变厉声怨妇孟姜女想起了生身父母，恨一声秦始皇无道之君。你坐在西京城那些不美，为甚的行不仁残害庶民。”《哭长城》中的孟姜女一洗闽南唱本中的个体情爱意味，以纯净贞节之风范抒写了个体生命与国家意志的对抗与平衡。综上，英国所藏三种孟姜女故事唱本版本丰富，文本叙事、韵体技艺均纷繁交叉。这些鲜活的民间唱本可列人学者所谓民间“小传统”，与精英阶层为支撑力量的“大传统”确乎不同。■不过,“小传统”本身并非封闭与固定,它与主流意识形态及“大传统”的关系亦非简单对立,而是呈现出复杂微妙的交互性。闽南唱本中的情欲个体形象扑面而来，森隆堂刊本则以孝行文，浸染较多儒家伦理意味。孟姜女故事的众多版本不仅可以从中梳理故事流变,更可借以展现民间文化之多元丰厚与众声喧哗。三、明版《花笺记》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明代残本《花笺记》不仅是欧洲该类藏本中最早者，亦是海内外所有现存《花笺记》之最早版本，且是惟一明代版本，虽然残缺却弥足珍想了解该本之来龙去脉，1953年的三封信可资借鉴。最早提到该文献及信件的学者当属李福清，他在《新发现的广东俗曲书目—以明版〈花笺记〉为中心》一文中提到了相关信件等珍贵资料。⑩笔者于2014年赴英访学，在牛津大⑪这一概念最早源于美国学者雷德•菲尔德著作《农民社会与文化》。国内不少学者亦有论述，参见李亦园、王铭铭等人论著。菲尔德云在一个文明中，存在者一个具有思考性的少数人的大传统和一般而言不属思考型的多数人的小传统。大传统存在于学校或教堂的有教养的人中，而小传统是处于其外的。存在于不用书写文字的乡村社区生活中。……小传统被认为是被赋予的不用仔细推敲的或被认为要提炼和润色的文化[美]菲尔德著、王莹译《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亦园认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与“大传统的士绅文化”行为表现上有所区别，其深层文化观念则是一致的。参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另参见宋雷鸣《论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的时间意义》，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⑩李福清《新发现的广东俗曲书录—以明版〈花笺记〉为中心》，载台北《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6月），第201-227页。该文对海外尤其欧洲所藏珍贵唱本进行了辑录，并断定牛津残本《花笺》为明版。另一位学者梁培炽则在《花笺记会校会评本•前言》中认为此本不一定为明版，笔者较为赞同李氏看法。

学博德利图书馆终得亲睹其容。在残本书套内.赫然而见三封英文信件。第二封为1953年4月22日牛津馆员Colvin写给大英博物馆（即现在大英图书馆）馆员Plenderleilh博士的求教信。信中云，牛津Beeston博士建议他给Plenderle-ith博士写信，请教有关中国1600年前后刊印的一本书。该书于17世纪早期由劳德大主教赠与牛津学院图书馆。因该书残破不堪，他希望对方能在古籍修复整理方面予与帮助。之后，在同年5月初，对方回信详细说明了如何修复古籍，十分专业。第一封信即最早信笺为1953年4月16日，写信人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东方书籍部的馆员Beeston博士。Beeston在信中云，他得知那本中文书叫Hua_chien_rhi(花笺记），乃诗韵体浪漫小说,无出版日期，作者亦无。韦烈在«中国文献》中曾提到，《花笺记》于1824年被托马斯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另外1865年，Schlegel曾将它译成荷兰语在雅加达出版；其简写英文本由湛约翰(Chalmers)完成,收录于《中日文献注解》一书中。18至19世纪的中文书籍版本较为普遍，但是，1600年前后的《花笺》定为珍稀之本，值得收藏。比森的信洩露了《花笺记》的英国传播情形，同时使今人得以知晓英国汉学家对于中国文本的西方想象与学术评价。他注意到，相比一般常见的中国诗歌文集,《花笺》却傲然独立。他把这种民间唱本成为诗体浪漫小说（versifiedro­mance)。Romance,乃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一种传奇小说样式,往往书写骑士与贵妇的浪漫传奇，这倒也与《花笺》中男女主人公的唯美情爱略有契合。由之，可以梳理出《花笺》之藏品渊源：17世纪早期，威廉•劳德（WilliamLaud),即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1633-1645),他于1629年任牛津大学校长，因此,该书应于1629-1633年间赠与该校图书馆。■至20世纪中叶，该书已经残破，细心的馆员为保存这些珍品而向大英博物馆求助，最终于1953年被重新修整一新，以待世人重睹芳泽。面对四百年的残本古籍，着实令人动容。重新装裱的古本修旧如旧便于翻阅，虽然偶有页码错讹之处，却能感受到半个世纪前馆员的关爱与呵护。残本《花笺》无书名、无目录页,存以下目录，笔者将每回正文头四句亦摘录如下：[一]拜田登程—芸窗自觉多寥寂，潜来花下笑寻芳。好鸟枝头迎客叫，百花丛内喷人香。.......[四]棋边相会—起来窗外观风景，只见曲栏杆绕白莲塘。白鹤避人轻步月，风摆杨花颭水狂：……®李福清云:laud主教不只一次把书赠与牛津各学院图书馆，如在1635年、1636年，1639年、1640年四次把书喏与Bod丨eian图书馆,共1251册参见上文,第212-213页'另外可参见向达《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收人《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联书店1957年版,第639-640页。

[三]兄弟谈情—曲径两旁栽小竹，金鱼池边百花堂。天街斜透青云馆，家童秉烛入书房。.......[八]岁月相思—酒阑只话归书馆，花前又撞见姚生。缠生去买书和扇，无奈相陪出外厢。[十一]拜访和诗—梁生别妗搬行李，就送表弟到书房。二生同到新书馆，亦沧同弟启言章。[十二]归馆相思归馆开窗观朗月，只见姮娥将近宝□阙。小生只为一个红颜女，弄得心神颠倒颠。[十三]主婢看诗—莫道梁生惨惨极，瑶仙早起出花边。主婢望波亭上过，粉墙上有一花笺。[十六]遇婢陈情—芸香回赴承娘命，去摘兰花入后园。只见晓露朦朦迷树色，关关啼鸟噪晴天。[十七]闺阁达情—步入粧台见小姐，兰花递上衬丫蝉。瑶仙就把芸香问，朦胧天色出花边。[十八]复遇芸香—送别芸香归去后，愁愁闷闷入窗前。虽然得会芸香姐，许我兰闺探主言。[十九]主婢看月—时遇初秋明月好，吩咐芸香卷画帘。与环倚在观明月，只见一轮冰影色娟娟。[二十一]对花自叹一一自恨玉容空对面，多少私情对佢言。坚心不管人肠断，惹伤新恨上眉尖。[二十二]主婢私谈—自系花阴同讲论，亦出私情亦见难。花间见佢愁容惨，时时珠泪温衣衫。[二十三]誓表真情—光阴易过人难会,转眼韶光八月间。多情一去无踪迹，音书谁为寄矫颜。[二十四]舟中许亲—停书慢讲花间事，又道梁爷转故林。入阁多年思故里，带俸归田沐帝恩。[二十五]差仆接主—梁爷上岸回归府，夫人接见笑吟吟。间别几年人貌改，红颜都变白头人。[二十六]柳萌哭别—酒澜拜别归书馆，心中怀念誓心人。忙入后园花架下，奏亲碧月入园林。(上卷终）[四十七]闻儿身丧----自报孩儿金榜中，高堂欢喜笑吟吟。一朝接得孩儿信，辞皇边外破胡人。[四十八]玉卿思节—花音传入尚书府，刘爷听见亦伤心。夫妻说与

孩儿听，玉卿听得泪纷纷。[四十九]梁生议计山中水闲无生路，眼前依旧几千人。四方兵马周围紧，感得山兵阔大水君深。[五十]刘府逼婚—自想梁生身已死，古云女大要生亲。一面开庚寻好婿,二来礼物退还人。[五十一]玉卿投江—归房倒在牙床上，可怜今日凑冤家。今宵死做黄泉路，同郎地府诉因亚。[五十二]提学救问—舟中有个龙提学，家小舡湾在上流。两老舡头听好久，专等候主意前来救。[五十四]箭传机密—姚生到了边庭上，解上兵粮总镇知。闻得梁生犹未死，一月之前被贼围。[五十五]奏凯回朝------------月将将粮草尽，众人相对尽伤悲。此夜月明将四鼓，山头坐下论兵时。[五十六]瑶仙闻喜—自系梁生凶信到，长长流泪温衣衫。死别生离千古恨,好似杜鸦流血温花前。[五十七]圣旨皆封—路上姚生同舅论，往日情由细讲知。当日梁兄常讲到，深怜舅父困城池。[五十八]刘舅诉请—梁生面圣回归后，又为瑶仙事可悲。身荣未得同偕老，算来依旧似先时。回目前的中括号及数字为笔者所加，乃是根据梁培炽《花笺记会校会评本》为主要参考。如该本从[一]直接到[四]，之间缺失了[二]、[三]两个回目。从上述残存回目及诗行文辞可以看出，与现存流行《花笺记》故事文字大略相同，只是开头个别文字尤其每节头二句诗在流行版本中乃属上节尾句。现存《花笺记》相关版本甚众，尤其在海外如欧洲,不仅版本众多，且多为该故事早期版本。梁培炽先生于1988年出版《花笺记会校会评本》，将英、荷、法地版本悉数做为参校，在“前言”中，他细致划分了《花笺记》的重要版本，将其分为二个系统:一是以巴黎所藏静净斋本《第八才子花笺》为主，分为六卷的版本;另一系统以牛津残本《绣像花笺》及胜源堂本为主。此系统一般分为上下两卷。®换言之，前者大多配有评语,可称为六卷点评本;后者则无评语，仅有诗行，可称做两卷无点评本。无论哪种系统，从目前发现可推知，牛津藏明代残本《花笺》是后世所有该类唱本的“祖本”。《花笺》故事在明代刻本中没有评语。随着故事在民间不断流传，广受欢■梁培炽《花笺记会校会评本》，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页。

迎，清康熙年间逐渐出现了评点本。如康熙年间该书以“第八才子书”之名付梓传播,并有广府文人钟映雪等大量批语，从此民间唱本亦可与《水浒》、《西厢》等比肩文采，汇入文人才子的书籍大潮中。另一方面，无评点批语的纯韵文唱本继续流行，在流传中很可能结合时代风格与民俗趣味增加了《瑶仙问觋》、《回话勾魂》等回目。■至晚清，五桂堂一跃成为刊刻该类唱本的最大书坊，现存《花笺》等故事由五桂堂广为刊刻，流传海内外。牛津版本让我们窥测到从17世纪早期至20世纪数百年的“花笺”故事流布。结论总之，上述数种文献有源于古典小说、民间传说的故事文本，也有文人自创的民俗性作品。这些文献大多在国内未见踪迹，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与文学价值,对于丰富相关民间故事之流传类型颇有助益。其中不少故事文辞典雅，叙述流畅，进而言之，“关系着填补中国文学史上有关空白的问题”■。㉑有关清代版本中增加的节回，如以文堂版在“芸香报主”后有“瑶仙问觋”、“回话勾魂”、“衷诉情曲”、“衷情告别”四节;五桂堂版则为“瑶仙问觋”、“觅影寻踪”、“‘沙场摄影”、“衷诉情曲”、“衷情告别”五节。目前学者尚难断定，这些回目是清代新增亦或明代便有。参见李福清《新发现的广东俗曲书录一以明版〈花笺记〉为中心》，载台北《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6月），第215页。笔者则倾向于将这些回目看做清代新增。■梁培炽《笺记会校会评本》，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略论南戏剧作的内容趋向赵兴勤*南戏发展，尽管经历过较长历史时段的辉煌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曾产生过一百二十余种作品，但传世至今的不过十来种。除《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几部代表性剧作外，尚有《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简称《破窑记》）、《苏武牧羊记》、《赵氏孤儿记》、《黄孝子传奇》、《洛阳苏秦衣锦还乡记》(简称《苏秦金印记》）、《观音鱼篮记》。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很审慎地将它们收为元代戏文。这些作品，虽说产生年代较早,但大都经过了明人的改定，只是不同程度地保留有古本戏文的面貌。我们在讨论南戏剧作的内容时，除了依据得以流传的整本戏曲外，还适当参照了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以及《全元戏曲》本所收南戏佚曲。宋元南戏剧作，内容丰富而复杂,涉及的社会生活面较广，大致说来，比较侧重于如下几个方面：一、变泰发迹宋、元南戏中，以描绘某一人物由穷困到发达之特殊遭际的“变泰发迹”剧占有相当比例。所谓“变泰发迹”，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始或乖违，终多如意”的“功名遇合”（《中国小说史略》）。“乖违”，意思是说不和谐、不顺心。“发迹”，是指由穷困落魄而荣华富贵，得遂所愿。“泰”是通达的意思。古人有否极泰来之说，“否”，读若匹。“否”、“泰”，是六十四卦中的不同卦名，都见于古代典籍《周易》。“否”是表示坏的卦;“泰”则与之相反，表示好的卦。《周易•杂卦》：“否泰,反其类也。”是说物极必反，穷困到极点则转向通泰、通达。在古人看来，事物不可能老是停滞在某一层面，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周易•系辞下》也有过“穷则变，变则通”之类的辩证表述，道家名著*赵兴勤: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鹖冠子•环流》也强调“物极必反”，以至这一思想成为古人思维的一种定势。所谓“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后汉书•赵典传》）、“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唐•李颀《送陈章甫》）、“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唐•杜甫《后出塞五首》）、“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不妨有卧龙”（唐•窦庠《醉中赠符载》）、“时不利，运未通。苍天岂肯困英雄？会伸拨雾拿云手，附凤攀龙上九重”（《苏秦金印记》第二齣）等等,都表现出相同的思想趋向。此等慷慨激昂的自我表白，其深层的思想支撑点,都脱离不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一理性判断。早期南戏如《张协状元》、《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等剧作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这同样是希图变泰发迹这一潜在意识的反映。此类掷地有声的语句,很可能沦为口号,但它毕竟给那些处于困顿之中的人们落寞、凄苦的心境，带来一些精神慰藉，使他们不至于自甘堕落，不能自拔。所谓“人不可不自勉”（《后汉书•陈富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宋、元南戏中不少变泰发迹剧的出现,与历史文化的积淀、传统思想的承传，有着潜在的种种联系。宋、元南戏中的这类剧作，主要有《刘知远白兔记》、«史弘肇故乡宴》、《苏秦金印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买臣休妻记》也可以归人这一类作品。这类剧作，既写主人公冰火两重天的人生遭际，功名遇合,又特别注重世情冷暖、人面高低的浓笔渲染。如《苏秦金印记》中苏秦，早年与张仪同在名师鬼谷子门下学习兵略。他刻苦好学,朝暮苦读，胸有大志,情怀磊落,但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不务农业，穷困潦倒，与兄长苏厉分居。而苏厉却家庭富有，“安居的高梁大屋，游玩的舞榭歌栏。骑的是雕鞍骏马，饮的是美酒羊羔。黄的金，白的银,似瓦砾抛弹;千斯箱，万斯仓,如粪土堆积。真个是良田万顷，富盖洛阳”（第三齣）。但对苏秦却毫无顾恤之念。兄弟俩家境形成鲜明对比，以至父母憎嫌苏秦’而对苏厉一家多所偏爱。苏秦听说秦国招纳贤才，要前去进取功名,叔叔助以五十两白银充作路费，他又央求妻子典卖衣裳首饰，凑够百两’不顾父母、兄嫂反对，西行求官。不料，却为秦国丞相公孙鞅所忌恨，被驱赶出门，遂落魄而归。然而，一旦来家，却受到全家人的羞辱。第十六齣《一家耻笑》写道：(生白）一家人皆在此，单不是我妻子。听得西廊下机声响，待我看取。妻，你掉下梭子。（捡科）周氏妻，你丈夫回来，且下机相叫一声。（旦）工夫各自忙。（生）唛，这等忙得紧！（打机科）（净）坏了，打破我家伙！畜生，别人做官打百姓，你做官会打老婆。（打生科）也是这个贱人，眼上一点黑，没有老公过不得。（打旦科）（生）哥哥拜揖。（小）方才见礼了，读书人多礼数。（生）非是兄弟多礼，奈我身上褴褛，少时学中朋友相望，不好观

瞻，望哥哥穿不尽的衣服赐一件与我遮寒。（小）衣服广有，不中为官的人穿。（生）胡乱儿穿罢。（小）衣服没有，佛前有盏灯，你去向。（生）我岂是向灯的人？冻死不向佛前灯。（小）连灯也不与你。（生）身上单寒犹尚可,腹中饥饿最难当。嫂嫂拜揖。（贴）方才见礼了，拜甚么年？（生）小叔非是拜年，因为行路辛苦，问嫂嫂有饭借一碗充饥。（贴）早膳已过，中饭未来，厨下有碗猫儿饭拿去吃。（生）且住口！我腹中饱矣。我苏秦不遇而归，妻不下机，嫂不为炊，母不共语，一家如此！常记得太公八十而遇文王，何况我乎？（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十二卷）苏秦面对妻不下机、兄嫂不为炊煮、父母责骂种种折辱，羞愧难当，想投井自杀，被叔叔拦下，挽留在家，让他攻读经史。他受此关爱，万分感激，发愤苦读，精神困倦时，竟然以锥刺股,磨砺意志。妻子得知苏秦在叔公处居住，晚间来探视，竟将书视作败家倾产之物，抢在手中，把笔墨扔到地上。二人为此发生争执。就连叔叔也受到连累，遭到苏老拙夫妇的嗔怪、埋怨。闻知魏国招贤，苏秦又受叔叔资助，前往应聘。其妻周氏在家，也备受歧视，时常遭婆母打骂，嫂子冷脸，终日含羞忍辱，有口难言。丈夫又出门在外，吉凶未卜，更觉岁月难熬，要投河自尽，幸为丫鬟秋香所救。父亲周仲仁闻知，匆忙赶来劝慰。苏秦人魏国，由于丞相举荐，得以殿廷献策，大得魏王信任，令其游说六国，为纵约之长，掌六国之兵。苏秦重权在握，乃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屡挫秦兵，功勋卓著，得任六国都丞相，便写信告诉家人。苏秦得官之事迅速传开，里正、社长纷纷来家禀报’但苏父根本不相信,未等来人话讲完,便将其轰出门去。后来得知消息属实，父母、兄嫂等人,慌忙顶风冒雪，跋涉数十里,赶去接官亭迎接。“苏秦原是旧苏秦，昔日何疏今日亲”（第四十齣），这种前倨后恭自然令苏秦有些不平。父母、兄嫂都相互埋怨、后悔不迭，“早知他为丞相贵,添盐添醋也甘心”（第四十一齣）。本剧以主人公的大起大落、大荣大辱两重遭际的强烈对比，以及由卑微而富贵引发的人际关系的剧烈调整、急骤变化，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发挥到极致。因此，在本类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吕蒙正风雪破窑记》，虽也写人情冷暖，但由于将刘懋的拒不认婿、冷酷无情写成是为激女婿成名，未免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掩盖了矛盾冲突之所在。南戏作家为何热衷于写变泰发迹、人情冷暖之事，也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早在宋代说话中，就有这类内容。宋代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就有“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说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在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家中，朴刀桿棒、变泰发迹之类故事，皆为说书艺人所讲述的重要内容。噇，读chuémg，本意是毫无节制地大吃大喝，这里引

申作“说”。吕相，即宋代名相吕蒙正。据《宋史•吕蒙正传》记载，吕蒙正父亲吕龟图，内宠比较多，与妻刘氏不和睦。结果，母子二人被赶出门去。他们因生活失去资助，故贫困潦倒。尽管如此,刘氏却誓不再嫁。直至蒙正得官后，才将他父母接至一起，然而，却是同堂异室居住。清人焦循《剧说》弓I宋代笔记《邵氏闻见录》也记载，吕蒙正幼年，曾居住在洛阳龙门利涉院的土屋中，与温仲舒一起读书。有一天,走在伊河边，见一卖瓜的，很想买一个吃，但因手中无钱而作罢。不料，卖瓜者不小心落下一瓜，蒙正捡起来吃了。后来，他作了宰相,在伊河旁建了一座饋瓜亭，以示不忘前情。看来，在宋代说话艺术里，已开始讲吕蒙正变泰发迹事了。据载,明初的南曲戏文中，有《饋瓜亭》一种。《吕蒙正风雪破窑记》还在第十齣专叙“桥上觅瓜”一事。宋人所讲故事,很可能会涉及这方面内容。就生活现实而论，的确不乏由穷困潦倒而一朝富贵者。那些借助科举考试而改变社会身份者且不论，五代十国之时的动荡剧变的特定情势，也给不少出身卑微者提供了施展身手、改变处境的平台。宋初魏仁浦，汲县（今属河南)人，自幼丧父，随寡母生活。眼看天气炎热，他母亲向邻居借来黄色细絹，为他赶做夏衣。当时，仁浦不过十三岁，看到这一情景，感慨道：“为人之子，不能奉养老人，却让母亲向别人求借而做衣服给我穿，我能安心吗?”说着泪流满面。于是，他辞别母亲，来到洛阳。在渡河时，将衣服沉人水中,并发誓说:“若不能改变现状，我不再渡此河。”于是,他从某一部门供使令的小史干起,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任职，而且,官越做越大，曾任右监门卫大将军、检校太保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等。人宋，也依然官居高位,还与皇帝做起了儿女亲家。王景，莱州掖（今山东掖县）人。家世力田，因善骑射，不愿务农，与家乡无赖少年结伙为盗，后投靠梁大将王檀麾下当兵，整天背上扛着交椅，跟随队长左右。唐庄宗攻下汴梁，王景便投靠了他。后攻打晋阳受挫,又率部归晋，因此而连累其妻被杀。幸而他的两个儿子闻风而逃,才保住性命。他虽出身行伍，没多大谋略,但为政并不严酷，有时还亲自过问百姓诉讼之事，因此得到拥戴。人宋，被封为太原郡王。五代时，皇帝大多起于微末。如后梁太祖朱温,乃砀山（今安徽砀山）午沟里人。父早亡，寡母带他兄弟三人，寄养于萧县刘崇之家。朱温自幼顽皮，不愿意干农活，但以雄勇自负，邻居们都很讨厌他。刘崇嫌朱温懒惰，经常呵斥、杖责，只有刘崇之母对这个孩子比较喜欢。就是这样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乘唐末动乱四起之机，逐渐发达’到后来居然能当上皇帝。后周太祖郭威，本是常姓人家的儿子，父早亡,跟随他母亲改嫁郭姓’从此便以郭为姓。他从小也不爱务农,好使气动武。投靠潞州留守李继韬后，因为他好斗且有力气，很得赏识，即

使有时犯了法禁，上司也往往不加责罚。上党（今山西长治）街上有一屠户，身材健壮,人们都很害怕他。郭威有意以气势相压，想给他一个震慑。一日，郭威游走于街市，趁着酒劲,令屠户给他割肉。稍不如意，便大声喝斥。屠户大怒，扒开衣服,露出肚皮,对郭威说你敢朝这里捅刀子吗?”郭威居然拔刀便刺，顿时血流满地。就是这样一个目无法纪、为所欲为的泼皮无赖,后来居然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郭威手刃屠户这段故事，显然是《水浒传》中鲁达拳打镇关西郑屠这一情节的原型。出身微贱而跻身将相者,史不乏其人。如徐州滕县（今山东滕县）农民出身的王晏、并州榆次(今山西榆次)靠砍柴谋生计的武行德、真定(今河北正定)出身贫苦的杨廷璋、潞州（今山西上党)家世寒微的李崇矩、太原(今山西太原）凭借来往贩运以养母的李万超等等,都是在五代之时“乘时建功，各奋所长”（《宋史》卷二五五《列传第十四》）的典型，靠打拼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登上了将相之位。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安现状，跃跃欲试，抓住机遇,乘势而起。如许州（今河南许昌）焦继勋，少有大志，喜读书，曾对人说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宋史》卷二六一《焦继勋传》）入宋后，他果然做到右武卫大将军、彰德军节度使。在当时，“官二代”当上大官,并不稀奇。因为他们的父辈通过官场或金银的运作,可以为子弟升迁铺平道路，何况官官相护，内中的互相援手则不言自明。而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在没有任何官场背景的情况下，能脱白换紫，位居将相,甚或当上皇帝，君临天下，这无疑是足以引起轰动的爆炸性新闻。人们乐于传播带有刺激性和传奇色彩的事迹，因为它能给接受者带来某些慰藉或愉悦。同样，将此类故事搬人场上，令优人搬演，一定能够吸引观赏者的眼球。我们知道，戏是写给具有相当数量的观众群体看的，而接受者又大多是生活于中下层的市井人物。在观赏场上演出的“变泰发迹”故事时，他们由于文化知识的限制，与四书五经无缘，自然不敢奢望像台上的书生那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对与其有相似经历的起自于陇亩的将相,却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类人的前半生遭际，能唤起他们自己感同身受的生活体验;而后半生的功名遇合，又使得他们对日后生活的憧憬、梦幻得以具象化,定格在舞台演出的瞬间，使其在困顿中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出将人相的美梦，未必真的能转化为现实，但场上童话般的演出，最起码对场下接受者备受压抑的痛苦心理是一次缓解与释放，这或许是此类剧目很受欢迎的客观因素。二、负心婚变在南戏剧作中，以表现婚变题材的作品居多。如《赵贞女蔡二郎》、《张协状

元》、《王魁负桂英》、《三负心陈叔文》、《崔君瑞江天暮雪》、《张浩》、《李勉》、《张琼莲》以及早期南戏《王十朋荆钗记》等。“负心”类作品,在宋代以前,似乎还没有这一名目。唐人元稹《莺莺传》，明明是张生负心,抛弃了莺莺,然而,作品却将他“始乱之，终弃之”的薄幸行为，美化为“善补过”。至宋人刘斧《青琐高议》，始收《陈叔文》（叔文推兰英坠水）、《龚球记》、«张浩》（花下与李氏结婚）等几篇，专叙负心事。因为“负心”事“在人情深有所伤”，所以，结撰此类故事，“观者宜以为戒”，以教育那些对女方不负责任的负心者。至罗烨的《醉翁谈录》，才将“负心”、“负约”专门分类开列，与“烟粉欢合”、“私情公案”、“遇仙奇会”、“闺房贤淑”、“夤缘奇遇”、“重圆故事”等并列，成为宋人演述故事中的重要一类。在“负心”、“负约”中分别收录《王魁负心桂英死报》、《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在“不负心类”收录《李亚仙不负郑元和》。如此看来，宋、元南戏对负心类题材多所采撷,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在宋代，《王魁负心》已成了说话艺人最常演说的故事，“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宋•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已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到了宋代，“负心”类故事突然多了起来。宋代统治者利用科考，大量起用中下层出身的读书人，使人口结构层次发生了巨大变化,带来了种种人际关系的调整。除此之外，还与南戏产生地域特殊的风俗文化有很大关系。在以温州、宁波为代表的浙东沿海一带，不仅擅茶、盐之利，在货贸转运的地理位置上也享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北宋初，虽禁止北方商贾渡江贸易，然而，却听凭东南沿海或沿江的百姓各据其自然条件，或砍伐木材，或捕捉鱼虾，使山货、海鲜进人市场。至于所编织的草鞋、席子之类，掌管货物贸易的榷署给货主发放证明，允其渡江来北方从事交易。至哲宗元祐年间，福建、淮、浙商人渡海贩物’只要不携带违禁物品，准许其到京东、河北、河东等地从事贸易。政策的放宽,使商船无冒禁罹刑之患，便于海道往来以通有无。宋室南渡以来，金、元铁骑先后南攻，数犯边境,浙江境外的土地日益荒芜，浙江境内的人口却日趋增多，权势之家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而百姓的生活却越来越贫困。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促使当地百姓不得不走出家门，外出谋生。所以，温州一带以经商者居多，而从事本业的人则越来越少。温州的土著居民日益减少，因经商而迁居此地者却大为增多。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在宋代的太平兴国年间，温州之主户为16082，客户为24658，总数为40740户，客户相当于主户的1.53倍，占温州总住户的60.53%，形成主客倒置。又据宋时王存等人奉敕编纂之《元丰九域志》，时温州主户为8489，客户为41417，总数为49906户，其中客户占82.99%，比天平兴国间又上升了22.46个百分点。（参

看赵兴勤《中国早期戏曲生成史论》第八章）就此而论，称宋时的温州是一座移民城市，毫不为过。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宕，对农业社会传统的家庭结构的稳定，自然是一个很大威胁。身强力壮或手头有点余钱的年轻人，纷纷或航海、或随行去外地谋取生路。当时交通不便、道路迢递，有时一旦出去,可能数年不归，家里仅剩下年纪高迈者或妇女、儿童，在故园茅篱留守，“空巢”现象严重。年轻人来到都市从事商贸活动，旷日持久，很容易为灯红酒绿的精彩外部世界所诱惑。再说，繁华都市富商巨贾、权贵豪强们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对他们不能不有所触动。出门在外，缺少了父祖之辈的管教、束缚和道德策励与自律，很容易迷失方向，放纵自我。古人曾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道德经》上篇）意思是说，不看到自己想要的那些物质或权势方面的东西，就能使心不烦乱。若时常生活于恶浊的环境下，对自我又放松了要求，便会引发人心贪欲的膨胀。明代小说《石点头》第五回“莽书生强图鸳侣”，开篇曾议论道：“假如别人家堆柴囤米，积玉堆金,身上穿不尽绫罗锦绣，口里吃不了百味珍馐，偏是我愁柴愁米，半饥半饱，忍冻担寒。这等人要寻快活也不可得。”“又假如别人家文官做朝官宰相,武官做都督总兵，一般样前呼后拥，衣紫腰金,何等轩昂，何等尊贵。惟有我终身不得发达，落于人后，难道也生快活?”何况城内外每每是客贩往来，人头攒集，家家笙歌，处处弦管佳人美女，遍地游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元宵》）客居他乡的商贾，那种对花花世界的歆羡以及对目下生活的种种不满足油然而生。正如明代散曲家朱载堉在《醒世词》“十不足”作品中所说：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那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路工编《明代歌曲选》）生意人本来为逐利而东西奔走，在某些情况下，“利”的恣意放大,往往占据了“义”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贪图眼前之享乐，而忘记了其患难与共的故旧与亲人，以至将“富易交，贵易亲”看作等闲之事,毫不介意。有此潜在心理作祟，所以,休妻再娶或另觅新欢，则是极可能出现的事。而台下的戏曲观赏者，说不定其中就有一些怨妇旷夫。场上剧情的穿插铺

染，有时可能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极为相似，很容易唤起人们对自身及周围邻舍家庭遭际的回忆,进而产生共鸣。剧中的负心汉遭到报应，或“为暴雷震死”、或发疯自残身亡，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快意恩仇，却在场上的搬演中变成了现实，这让他们感到格外释怀、解气。这或许就是负心剧产生的接受层面的心理基础。再从创作主体层面来看。在宋、元之时,从事戏曲或小说创作的，大都是功名失意、沦落市井的书会才人。宋代著名艺人如戴书生、周进士、徐宣教、卢大夫等,大都是此类人物。所谓“进士”、“大夫”，不过是行业内部给他们所冠之雅号,一般不可能真有功名或官衔。在古代，科考能否及第，则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所谓“天上人间一霎分，泥涂翘首望青云”（清•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四）、“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金•刘祁《归潜志》卷七），反映的正是这一现实。如清代吴敬梓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所写,范进从二十岁开始应考,前后考过二十多次，直到五十四岁还是一童生。因功名落魄，所以才衣衫褴褛，头戴破毡帽，面黄肌瘦，乞乞缩缩。好不容易进了学，想参加省里举行的乡试，打算向岳丈胡屠户借点路费,却遭到一顿谩骂，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什么“尖嘴猴腮，也不撒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什么“现世宝”、“穷鬼”，一顿夹七夹八、狗血喷头的责骂，骂得范进摸不着门。（第三回）这虽是小说家言，但反映的却是生活现实。功名没有着落，生活状况自然很惨，即使好不容易找个老婆，也只能是家贫貌丑，勉强凑合，不可能有多少共同语言。再加上亲邻的冷落、歧视、白眼、呵责，更使这些下层文人不时蒙受欺凌与羞辱。而那些本来与自己出身、境遇相似者，一旦通过科考或其他方式、手段，谋得富贵，改变了自身地位，不仅衣衫、住房、代步工具全部换过，连原配妻房也由靓丽少妇所替换，剧作家自然从内心深感不公平，故对此类事情尤为痛恨,在剧中给负心人安排的结局都很悲惨。如此看来，“负心”类戏剧的出现，不是剧作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优伶的故弄噱头，而是既有浙东沿海市镇现实生活内容的折射，也与剧作者对生活经历的回望以及对当时某些家庭结构解体原因的审视有关,包蕴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三、爱情追求南戏剧作中，不少作品描写了青年男女在追求自由爱情上的努力抗争，以及所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这类作品，应该说是南戏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如《拜月亭记》、《司马相如题桥记》、《百花亭》、《李亚仙诗酒曲江池》、《孟姜女送寒衣》、《林招得黄莺记》、《风流王焕贺怜怜》、《祝英台》、《梅竹姻缘》、《崔护觅

水记》、《崔莺莺西厢记》、《无双传》、《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蒋兰英生死夫妻》、《赛金莲》、《韩栩章台柳》、《韩寿偷香》、《罗惜惜》、«诈妮子调风月》等，不下数十种。可以说，宋、元南戏对爱情的表现与讴歌，为以前的许多文学作品所不及。在传统的婚姻观念中，结婚是为了男女双方的家世利益，“合二姓之好”，其功用在于，“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上可以使祖宗香火不断，下则可以传宗接代,根本不可能考虑当事人的情感需要、心理诉求，而首先关注的是门当户对、财势相当。北魏文成帝和平四年(463)，皇帝曾下诏曰：婚姻者,人道之始。比者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赂，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择选。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3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北史》卷二《魏本纪第二•高宗文成皇帝》）竟然以法律的名义来固化贵族阶层，以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所谓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由爱恋，不过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而不同阶层之间青年男女的交往，则是障碍重重，望不到边际。据《北史》卷三二《崔辩传》附所载：初，（崔）巨伦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族，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崔巨伦的姐姐，因病而瞎了一只眼睛，所以,尽管“明慧有才行”，也很难找到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崔家准备为其在寒门中寻觅夫君，却遭到巨伦姑妈的强烈反对。她为了维护门阀婚姻，竟让这个侄女嫁给自己的儿子李翼，而根本不考虑二人的意愿。时人叹其“义识”，今日看来,却实在是“谬识”。据《太平广记》载，唐代官吏柳仲郢镇守鄯城（今四川三台），有一婢女为其所不喜，就将她带往成都转卖。此时，盖巨源镇守西川，握有重兵，家住苦竹溪。经中间人说合，巨源将柳家婢女娶回家，很是宠爱，每天都在欣赏她的针黹技巧。有一天，盖巨源透过窗户往街上观望,见大街上有卖绫罗者经过，便把他叫进家来，将货物摆开，仔细挑选可意者，或丈量尺寸边幅，或比较质地厚薄，以便讨价还价。当时，站在一旁的柳婢，看到这一情况，气得昏死过去。第二天醒来，别人问她是何缘由。她回答道：“我虽然出身低微，但曾在柳仆射家做过婢女，哪能侍奉这等买卖中人。”盖巨源虽身居高位，却因出身卑微,为一豪门婢女所鄙视，足见门第观念对人们束缚之深。润州刺史韦诜，自以为出身高贵,选择乘龙快婿的条件非常苛刻，哪怕是“门地贵盛”（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上）、名声很大，也都认为不行。在他看来，嫁女必作公侯之妻，才能得到幸福。后来,将女儿嫁与裴宪,果然福寿贵盛

终生’无人能与她相比。所以，“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的情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宋代理学家的语境中，“爱是泛爱那物”（《朱子语类》卷八七《礼四•小戴礼》),更多则是指的父子、兄弟、母女、妯娌之类亲情关爱，而绝口不提夫妇之爱、男女之情。这是因为“爱与欲相似，欲又较深”，“爱便有个贪的意思”，“凡有所爱，皆是欲”（《朱子语类》卷八七《礼四•小戴礼》），又岂能不加以遏制？男女缔结婚好，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三媒六证，才能进入婚姻程序。不管对方相貌、人品如何,一旦嫁出去，就终身不改，故而造成许多“骏马每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六）的悲剧。《宋史•列女传》载，开封民妇朱氏，家中贫困，只能靠卖一些头巾、鞋子以及女子所用的簪珥之类物品供养丈夫。而丈夫却不务正业，终日出人酒店、赌场，与市井无赖交往，从来不为家庭生计操心。结果，因触犯刑法，被发配武昌。朱氏父母见女儿生计艰难，想让她改嫁，另寻出路。朱氏严词拒绝，在丈夫临行前一晚,以自缢身亡来明志。明明是所嫁非人,托身无所，但仍痴迷地守住这一不值得去爱的市井无赖，甚至甘愿为其去死。她的婚姻价值又从何说起，又怎能谈得上什么夫妇之爱？《元史•列女二》也记载，奉化范氏，年二十一嫁给江文铸为妻。婚礼刚开始，夫妇尚未饮交杯酒，丈夫就突发癫痫病身亡。妻子连丈夫长相如何都分辨不清,哪里还有夫妻恩爱？但她照样为夫守节终生，直到九十五岁死去。一生孤灯相伴，凄苦可知。《明史•列女二》中上元王氏，丈夫嗜酒成性，不问生理，租一间破房子居住，只能以竹帘聊隔内外。王氏每日绩麻织布以养家，丈夫与赌徒李某频繁往来。李某贪恋王氏姿色,每每调弄、引诱，而王氏之夫面对这种耻辱，不仅不愤怒,反而趁着酒兴,劝妻依从,遭妻严拒后，竟大打出手，活活将王氏逼死。这样一个靠妻子辛苦劳作来养活的寄生虫，不仅知恩不报’反而恩将仇报,将妻子拱手送人。王氏所嫁哪里是血性男儿，简直禽兽不如，更不必说夫妻情分。是封建礼法的严酷束缚，剥夺了他们的青春与幸福。家世的利益,远远高于婚姻当事者所追求的个体价值。无论所嫁是何等人，都必须相伴终生，其内心的痛苦与凄楚，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而宋、元南戏剧作中的婚姻与爱情描写，则呈现出另外一种情景：首先，是对婚姻价值的理解上，摆脱了以财势论婚配的封建门阀婚姻观，更倾向于自主择配，追求当事人的两情相悦、琴瑟和谐、共结同心。《司马相如题

桥记》中的卓文君，新寡在家，她根本无视所谓“自媒之女，丑而不信”（《管子•形势》）的古训，也不把“男女无媒不交”（《礼记•坊记》）、女子“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大戴礼记》）、从一而终的说教放在眼里，却执意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文君寡居再嫁，容易遭人议论,故而感叹：“弦断鸾胶何日续,不如桃李、犹得嫁东风。”为追求自由爱情动辄得咎而暗生怨恨。尽管如此，她仍深信，凭借自己长得“雪体冰肌”,又六艺皆通，才学出众,肯定能寻得一个如意郎君。在古时，常常用琴与瑟这两种乐器比喻夫妇。琴瑟和谐,是说夫妇关系相当和睦。而妻死，称作断弦。妻死再娶，叫做续弦。据小说《十洲记》，西海之中，有一个凤麟洲，上面有数以万计的凤凰、麒麟，各自为群。将凤的嘴与麟的角合煮而成的胶，可以接续断弦。“鸾胶”之说，乃出自此书。“不如桃李”句，是用宋代词人张先【一丛花令】“沉恨细思，不如桃李,犹得嫁东风”句意，暗喻自己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现实牵绊，不如桃李随春风而去那么自由。所以，她一旦听到司马相如弹奏《凤求凰》曲，便评然心动，不为礼法所拘，趁夜色直奔书斋，即所谓“款曲偷身步月行，遂扣向书斋求讯”，并作好了“与君结取鸾凤侣”的打算。靠自身的果敢行动，冲破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最终争得了幸福爱情。所谓“两情愿结同心契”，无疑是爱情的宣言。司马相如、卓文君的结合，已由传统的财富相当、门户相对，转化为婚姻当事者的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这一婚姻价值观，当然带有与往昔相比迥然不同的新的思想色彩。《李亚仙》中平康巷出身的女子李亚仙，虽身陷烟花，但却渴望从良,过一夫一妻的正常人生活，厌恶迎来送往、辞旧迎新的青楼岁月。所以，她曾公开表白：“从来奴有文君意，怎得个相如涤器。我心儿，愿风流绰的，来做佳婿。”她爱慕卓文君无媒自嫁，希望能觅得司马相如那样的风流快婿,而面对笙歌弦管、珠围翠绕的豪华生活的引诱,则不为所动，心心念念寻找“知心”，感叹“鸳鸯帐里少个知心的”、“空有倾城艳质，怎得个知心相共美”。当浮浪子弟倚仗钱财，“口出莲花”威逼利诱时，她掷地有声地喊出：“宝钞如山不嫁你。”在纯洁、真挚的爱情面前，金钱为之褪色，权势贱若蒿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人性的复苏与觉醒。由“百年苦乐由他人”的任人摆布’发展到力图靠一己之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是非常可贵的。《崔莺莺西厢记》里，相国千金崔莺莺，听得张生在隔壁弹琴,在称道对方指法奇妙的同时，也暗生爱慕之心，为无计通融情款而犯愁，“高山流水知音少，怎诉与相如知道”。情丝刚刚牵定，事情又起波澜，老夫人出面横加阻挠。此时，本来生性怯懦的张生，却一反常态，毫不气馁，亲自出面，设法坚定莺莺在追求自由爱情方面的信念，说道:“你娘行反目不记恩，他失信，我们心下须准。”希望与莺莺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嫌贫爱富、势利熏心的老夫人。这段唱词，在王

实甫《西厢记》以及该剧改编本中均未见，对于认识《西厢记》故事的变迁、内容的演化极具价值,保留了更多民间文学的色彩。又如《赛金莲》。女子赛金莲出身名门，本与一书生真诚相爱，欲结连理。不料，她母亲贪图富贵，硬攀高枝,却让她应选入宫。在一般女子看来,被征入皇宫，或为妃嫔，自然是寻觅到了发达路头，荣华富贵享用不尽,珍馐美味受之无穷,但金莲心中却只爱那个意中郎君，“逢花酒无心玩赏,只为有情郎”。她身居帝王后寝，却丝毫感受不到快乐与荣耀，反而饱受离别苦痛的种种煎熬和思念情人的无尽折磨。感到自己的处境倒很像月中嫦娥，“常常独自，受惨凄”，“误落在王宫，深坑殿里”。将豪华人间殿廷，直接比作活人的坟墓，这既是对剥夺她爱情幸福的皇权的诅咒,也反映出她对爱情价值的认识与理解。其次，是南戏爱情剧中的女主人公，皆执意追求专一，并为桿卫来之不易的爱情，同各种恶势力，坚持不懈地开展艰苦斗争。《荆钗记》中王十朋，家里穷得叮当响，“朝无呼鸡之米，夜无引鼠之粮”，但他学问有成,德才兼备,所以,虽说订婚聘礼极卑微，是一支用木棍削成的荆钗，但是却深为钱玉莲所喜爱。当姑妈及继母想把她许配给温州城第一财主、有“孙半州”之称的孙汝权时,她一口回绝，称即使掉了脑袋也不会答应。任凭继母打骂、姑妈斥责,不能动摇其志。结果,玉莲衣服首饰尽皆剥去，并被赶出家门。王十朋状元及第，写家书欲接亲眷来任所，孙汝权暗动手脚，家人误以为十朋负心再娶，攀了高枝，引起一场哄闹。继母再次逼婚，玉莲宁可投江自尽也不应允，使孙汝权阴谋落空。《拜月亭记》中兵部尚书之女王瑞兰，在逃难中与书生蒋世隆邂逅，并产生了爱情。她未等告知父母，便在招商旅店成就了自己的婚事，二人可以称作是患难夫妻。王尚书路经此地，偶然发现女儿已成婚配，当即勃然大怒,喝问：“谁为媒妁？甚人主张?”（第二十八齣）王瑞兰当即顶撞：“人在乱离时节，怎选高门厮对相当?”(第二十八齣）是说人在患难之时,不可能挑选门当户对者为配。王尚书更为生气，毫不顾念路途之上蒋世隆对瑞兰多所照顾之情分，将满腔怒火尽向世隆发泄,讥刺其“甚年发迹穷形状”(第二十八齣）。他并不顾蒋世隆身染沉疴，喝令女儿“快快弃了这人，即时随我回去”，还声称他就死，与我何干?”（第二十八齣）斥责女儿违逆亲言，心向情郎。世隆央求他，让瑞兰推迟三、五日再走，以煎药煮粥，照料一下重病的自己。而在王尚书看来，尚书之女，千金之体，岂能照顾一穷困落魄的书生，当即命令随从,硬把紧紧拉住丈夫、不舍得分离的王瑞兰拽走，还亲自上前，推倒世隆，生生拆散了这一对鸳鸯。其心地的冷酷、手段的强横，皆活现于场上，的确是如作品所写，“只倚着官高势强”，“全无好言劈面抢，恶狠狠怒发三千丈”。（第二十八齣）自此,瑞兰忧心忡忡，无时不挂念世隆的安危，埋怨父亲横暴无情，“意似虺蛇，性似蝎螫”（第三十二

齣）。职此之故,父亲多次提出给她订婚，她一概拒绝，哪怕是新科状元，也丝毫不动心，一心爱着自己的意中人。直至明白就里，知新科文状元就是自己日思夜盼的丈夫蒋世隆时，才喜出望外，答应出嫁。《破窑记》既是变泰发迹剧，也是描写爱情剧中的名作。宰相刘懋大张旗鼓结彩楼为女儿刘千金招婿，彩球明明抛给了书生吕蒙正，但因见他家境贫寒，无立锥之地,就当即赖婚，并将蒙正驱赶出门。而在刘千金看来，既然有言在先，彩球抛给谁，就应该嫁与谁，何况对方是一个饱学的秀才？如此一来，便激怒了父亲。刘丞相喝令家人将女儿衣服、首饰尽行剥去，赶出府门，再不许归家。夫妻俩只得往城南破瓦窑居住，过起了衣食不继、朝不保夕的凄苦日子。吕蒙正进京赶考,刘千金独守寒窑,始终志节不改，深深爱着丈夫。其他如《孟姜女送寒衣》、《风流王焕贺怜怜》、《祝英台》、《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等,也是抒写“生死相随，若在地,愿为连理;在天时，同谐比翼”（《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的专一爱情故事。这类剧作所涉及的女主人公，皆专一于爱情，不为权势的威逼而易念，不为金钱的利诱而改志，不为历经苦难磨折而放弃初衷。剧作家如此为女性形象着色，固然受到封建道德中“从一而终”说教的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与当时的市井生活、外部环境有一定联系。晚唐、五代、宋、元之际，战乱频仍，自然灾害不断,为谋生计或逃避祸乱而流宕迁徙者居多,造成不少家庭亲人离散，或因感情破裂而解体。负贩货卖者，不得不远走他乡。据史料记载，地处南方的福建、广东一带的客船，经常到江、浙等地沿海、沿江城市从事贸易活动；而内地的客商,通过海上运输，也常到台、温、泉、福、广等濒海城市开拓市场。而前往海外经商者，资本必须雄厚，海船大者可搭乘数百人,小者也能载百余人。宋人洪迈曾在《夷坚志》中讲，温州巨商张愿，世代从事海外贸易，漂洋过海，历经风波，从事海运十余年，每遇风涛之险，必叫呼神明，希求救助。这类商贩，仅有内地少数商人“老小悉居船中，往来兴贩”（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河舟”），而从事长途货贸或海外经商者，则大都抛家撇口，远离亲人。由于种种原因，夫妻离异、家庭崩溃者并不鲜见，古籍中对此类事情时常述及。如由宋代流传而来的故事《任孝子烈性成神》，就写及任珪因看管商铺不得归家，致使妻子红杏出墙,家庭破碎。而《杨思温燕山遇故人》，则叙及战乱之时的韩思厚，在不明妻子生死确信的情况下，与刘氏成亲，以致遭人唾骂。此类故事，恰透露出家庭稳定难度加大这一信息。无论在任何时代，作为个体家庭中的女主人的品德与修为,往往在家庭关系的维系、子女性格的养成、日常生计的经营中占有重要位置。妻子的爱情专一、理家有方，才能使出门经营的丈夫无后顾之忧。而妻子如果移情别恋，为所欲为，家庭的解体则势在必然。就此而言，作者如此歌颂爱

情的专一、忠贞，“不移不驰,则情在一人”(素政堂主人《定情人序》),在一定程度上是着眼于市井家庭时而解体这一现状。同样,此类剧作十分关注两情相宜,情意相洽，也与当时的文学背景有关o宋人话本《乐小舍拚生觅偶》，叙述乐和与喜顺两小无猜，暗自相爱。后为防嫌起见，双方家长让两人分离。钱塘观潮，喜顺不慎落水，乐和虽然不会水,但为情所使，纵身投入江潮救人。作品赞扬他：“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另一小说《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叙周胜仙为情而死，被埋葬后,作品以“可怜三尺无情土，盖却多情年少人”，对这位多情女子给予充分赞扬。宋代说话人对男女之情是如此肯定，并搬至场上大肆渲染，进而影响了戏曲内容的表述，也是很可能的。四、别离之苦宋、元南戏剧作写欢会,更写别况’时而涉及旅途漂泊、亲人阻隔、悲欢离合之类内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宋•苏轼【水调歌头】）。悲欢离合，是人生最荡人心魄的生活体验。“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南朝•江淹《别赋》）、“别离岁岁如流水，谁辨他乡与故乡”（唐•李颀《失题》）、“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宋•柳永【雨霖铃】）等等，皆是别离情景的经典表述。南戏剧作,继承了这一文学描写的传统思路，经常在作品中抒写旅途苦况，别离之情。而且，剧中这种别离，往往分两种情景：一是书生因赴京进取功名，而使亲人阻隔、夫妻分离，如《孟月梅写恨锦香亨》：【黄钟引子】【玉漏迟】诗书勤乃有，焚膏继晷，吟不绝口。苦志潜心，奋发拟攀龙首。刺股悬梁闭户，指日愿功名成就。因配偶，重折渭城杨柳。(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这里明言“因配偶，重折渭城杨柳”，此次男主人公陈珪与亲人的分离，肯定与所爱有关。尽管剧中女主人公孟月梅表白：“奴身本待事英豪，非是为贪金花诰”，但或许只有男方取得功名，才有力量摆脱外部势力的干扰，而结成连理。所以，陈珪才远走他乡，浪迹天涯，登山临水，不辞劳苦，前去觅取功名。在当时,读书人着意在诗书,盼的是一朝得第，富贵荣身。至于家长’更是望子成龙,“一心指望孩儿聪俊，读书人早得成名”(《孟姜女送寒衣》)。男主人公的离别，大都与这一亲人对后辈或情侣前程的期许有潜在联系：【中吕过曲】【石榴花】朔风凛凛旅馆有谁亲，不如暂回乡故守清贫。

问天何故困儒人？奈衣单食缺，有口耻难陈。想先贤也曾受苦辛，料儒冠岂误咱英俊？男儿汉气冲霄志凌云，只知忧道不忧贫。（《看钱奴买冤家债主》，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因远离家乡，才使得心上人“一夜相思一夜深”、“对良宵冷落怎禁”？（《风流合三十》)“数归期，金钗准备刻画阑。恨不得上青山化一块顽石望你还，莫学王魁负义汉”（《崔君瑞江天暮雪》）。而且，还不时感叹，“怎知我这厢，独守兰房？有时懒拈挑绣，闷来心上，无言对着针线箱。从他去也，万种思量。幸喜孩儿，间别无恙。”(《琵琶亭》)至于父母高堂,更是盼归情切：【南吕过曲】【阮郎归】孩儿去求科举，到如今，尚兀自无个消息。遣娘悬望，倚定柴门无踪迹。只怕你恋酒贪花，顿忘了亲帏甘旨。闪的我冷清清，闷恹恹,扑扑簌簌泪双垂。何曰挂锦衣归？（《陈光蕊江流和尚》，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因久盼不归,有些心灰意冷，才会有“想成人也是诗书，想误人也是诗书”(《陈光蕊江流和尚》）之叹喟。二是因经商或其他原因而远离家乡，备尝离别之苦、旅途艰辛。如《薛云卿鬼做媒》，就叙述西京张员外，家中富有,“开米肆名满街市”，人称“大桶员外”。儿子张文桂去京师贸易，屡经艰险、孤苦流落。作品写道：【双调过曲】【莲花赚】说甚堪悲，我是西京豪富儿。因贸易，别亲离室到京畿。时遭颠沛，忽逢强贼掳取上山去，险些一命丧泉世。再三哀告，方脱得虎穴龙潭，来到这里。【仙吕引子】【糖多令】飞雪舞严风，琼珠散满空，叹单身飘泊途中。一夜寒炉灰拨尽，愁百结聚眉峰。（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身处此逆境，又遇天降大雪，才想及“豪家见，雪恁飞,暖阁里多乐意。贫人见，雪恁飞，寒屋下长吁气”(《薛云卿鬼做媒》)这一贫富严重对立之情景，感受颇为真切。同样，《无双传》中所写，“你道是侯门风味不俗，又谁知闾阎几多不足?日晏未炊嬗粥。可惜尊前《白苎歌》，总是苍生哭”（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虽是出自高官刘震之口，但传递的信息却与《薛云卿鬼做媒》一样，都体现出对贫富不均这一社会现实的深切不满。生活于社会下层的剧作家,对现实人生的审视，还是有着较强的穿透力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中的文士柳耆卿，因为经历了“西风瘦马”、“青山万里”的旅途奔波，更深切体验到百姓生计的艰难,才会谆谆“叮咛公吏，第一休教,贿赂徇情。当官三善要廉能，于公仁政须为本。省刑罚，薄税敛，安百姓，家无事国无征”(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表现出对清明政治的期待。旅途奔波之况，亲人离别之苦，还出现在表彰孝子的《王祥卧冰》一剧中。

王祥受继母指派，前往海州贩绢，作品写道：【越调过曲】【小桃红】最关情处，无奈路远山遥。回首望家乡奋也，未能够脱白挂绿袍。先推辆绢车儿，勉力过山凹，娇怯怯怎生熬？最苦是背儿驼，手儿软，脚儿跷也。咱是个王祥行孝道，顺母严情怎惮勤劳？【绣停针】极目荒郊，地惨天昏云縹缈，足律律起阵狂风胆丧魂消。扑簌簌雨又落，明晃晃电光高，湿浸浸浑身上犹如水浇，滑漉漉满地似油浇。(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如上文所述，地处东南沿海的浙东一带，热心兴学与热衷商业经营是两个特色。商人为了扩大经营范围，会时常外出，以打开销售市场，加快货物流通；而书生为进取功名，也常游学四方，或进京应考，与家人聚少离多，故而,对和睦安定的婚姻生活、两情相惜的男女爱情，显得格外珍惜。正所谓饱受别离之苦，始知欢聚之甜。剧作叙述旅途奔波之苦、亲人别离之思、夫妻团聚之欢,显然是以这一现实背景为依托的。场上的演出，容易唤起以商贩等市井人物为主体的观众的共鸣,进而影响剧作的选材，并促进了南戏的传播，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当然,这类作品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唯心主义的宿命论或封建道德说教的倾向。如《白兔记》中刘知远的蛇出七窍、五龙罩体之类所谓帝王之相的描写，显然是神化了这个草莽出身的皇帝，受汉代以来的“君权神授”思想影响较深。在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政权，往往捏造种种神话，使封建王权弥漫有浓重的神秘色彩，什么“圣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谓之天子”，什么“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什么“应神受命，为天所子”、“俱命于天而王”（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等等，借助神的威权以震慑天下百姓,使之俯首帖耳，不敢反抗。缘此之故，围绕帝王而产生的神话就多了起来。如刘媪歇息于大泽之畔，梦与神遇，有蚊龙附其身，而生汉高祖刘邦;十六国时，张氏梦见太阳落人怀中，醒而怀孕，生子刘聪,左耳长有白毛，长二尺余，后为汉帝;石勒出生时，红光满室，白气自天而下，立于院子里，后来，他做了后赵的开国皇帝;陈霸先曾游义兴，住在许姓家中，夜梦天开数丈，有四名穿红衣的神仙捧着太阳前来，让霸先张口吞下，醒后，肚中尚热。后来，他成了陈国的皇帝。此类事例,在史书中多有载述,都是对“君权神授”观念的具象化表述，当然是不可信的。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远古之时文化基因的投射，也有后世封建统治者思想意识的羼入。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渔猎为主要生活手段，人们对那些在当时来说具有超常能力，或能够自如应对艰难生存环境的人,往往充满了敬畏与崇拜，并不时地思考他们创造奇迹的原因，设想其或人面蛇身、

或一面多臂、或鸟身人面、或以乳为目、或身生羽毛，这固然反映了古时人们想象力的丰富与叩问自然的情切，更与他们对英雄的崇拜这一潜在心理有关。在当时的人看来，超常之人，必然应当有着与众不同之外貌,故将种种“凡人”异化为千奇百怪的“超人”。汉代以后，由于“君权神授”思想的渗透’更强化了这一观念，以至影响了人们的思维，以为既然能当皇帝,冥冥之中自有上天安排，故而才会出现蛇穿七窍之类征兆。这自然是对帝王其人行为的涂饰与美化，使人不辨其真面目，是应该予以批判的。如果说，远古之时对“英雄”或“超人”的种种异化，是先民们追问自然的思维与智慧的折光反映,那么,后世对帝王不遗余力地美化,则成了对世人“瞒和骗”（鲁迅《坟•论睁了眼看》）的连篇废话。同样，《琵琶记》中赵五娘罗袍包土，自筑坟台，有当山土地神前来相助;《杀狗记》里杨氏杀狗劝夫，又有神仙暗自将狗变作人形，也都受到“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人称:“戏不够，鬼神凑”，话不够准确，应改作“戏有漏，鬼神助”。作家在构思剧作时，当出现了不合情理的情节，或者放在现实的语境中无法自圆其说时，便往往借助鬼神的出现来弥合情节上的罅漏。例如,上引赵五娘，作为一个柔弱女子，仅靠十指刨地，罗裙包土，竟然在很短时间内筑起一座坟台，这当然是不现实的，故作品借助神力来完成。又如，杨月真杀狗劝夫，其夫虽说醉眼朦胧,但决不至于将剥皮之狗误作人之尸身，二者的长度、形状、肢体，毕竟相差太大,不可能指鹿为马，混为一谈。正如作品所说，“虽然如此，人和狗相不同，孙华岂不认得”（第二十六龅），因而才出现土地显灵,将狗幻化作人形，助杨氏劝夫成功之事。可见，某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往往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或风俗的多种因素，倘若简单地仅凭对某一层面的理解而遽下论断，是难以捕捉事物之真相的。至于作品中所写女子，大多是逆来顺受，乃是旧时代男性话语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很大程度上是对封建礼法、传统闺范的屈从与迁就，模糊了生活的真实，这也是应该予以指出的。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朱彊村題畫詞析論蘭石洪*題畫詞作為題畫文學的重要一翼，濫瘍於五代，形成於北宋，勃興於南宋金元，淸民時期大放異彩。朱孝臧（1857-1931)作為淸詞殿軍，“集聲家之大成,起六百年之廢疾”①，厥功甚偉。朱氏精擅書法，“初師顏平原，後師褚河南，晚年不專一家，整嚴有風骨，不尙馳騁”，“彊村老人以中鋒作側勢，落墨重遲，而標格蒼勁”②，鑒藏家樂於請朱氏題詞，朱氏題詞書法與畫面景物相互輝映，為畫面增色不少。朱孝臧傳世詞758首，其中題畫詞62首，傳世詩71題132首，其中題畫詩11題21首③，可見題畫詩詞在朱氏詩詞創作中佔據了一定的分量。朱氏題畫詞多創作於鼎革後，僅16首創作於鼎革前。朱孝臧作為古典詞學的集大成者，其題畫詞創作亦具有繼往開來的詞史垂範作用。學界尙未對朱氏題畫詞展開硏究。本文擬探討朱氏題畫詞的思想及藝術，以期深入把握朱氏淸季民初的心靈變化流程，深入理解題畫詞在淸季民初的嬗變歷程。*蘭石洪:貴州師範學院文學院副敎授。基金項目：本文係貴州省2016年度社科規劃課題“嘉道咸同光宣題畫詞硏究”(16GZYB71)曁貴州師範學院博士項目“淸代題畫詞硏究”(2016BS001)階段性成果。①邵瑞彭《柳溪長短句序》，《同聲月刊》第一卷創刊號。②馬宗霍輯《書林藻鑒》，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頁。③據白敦仁《彊村語業箋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及《淸代詩文集彙編》第783冊所收朱氏詩詞集及題畫詩詞統計情況:（一）詞758首，題畫62首:《張村語業》269首，題畫8首;《張村詞賸稿》241首，題畫11首;《彊村集外詞》119首，題畫40首。另，《庚子秋詞》尙有119首(題畫1首）、《春蟄吟》尙有7首未編入龍楡生所編上述三種朱氏詞集。筆者補輯錄朱氏詞3首,題畫2首:《虞美人•題缶廬小像》（《詞話叢編二編•蕙風詞話補編》卷三“涸尹題缶廬小像”條），《太常引•太常仙蝶詞》（同上書卷三“太常仙蝶詞”條），《虞美人•題任頤臨窗觀梅圖》（吳企明《題畫詞與詞意畫》第156頁）。（二)詩71題132首，題畫11題21首:朱氏詩集為《張村棄稿》一卷（《淸代詩文集彙編》第783冊第717-733頁），收詩70題128首，另外可從朱氏《念奴嬌•竹诧圖有藍謝靑、曹秋厓二本……》（《彊村詞賸稿》卷二）自注中輯補朱氏題此畫七絕4首。

一、曲中玉溪、允推詞史的現實内容張爾田《張村語業序》云:“玉溪以瑰邁高材，崎_於鈎黨門戶……余亦謂當崇陵末葉，廟堂厝薪，玄黃水火，天生先生，將使之為曲中玉溪耶?”④彊村身丁末造，其憂生念亂之情略同於杜甫、李商隱,堪稱曲中玉溪、倚聲家老杜，其題畫詞涵納着豐富深刻的現實内容，允推詞史。首先，朱氏題畫詞表現了他對國事的憂念。張爾田云古丈庚子以前，與戊戌黨人關係最密。其於南海，學術不同，而政見未必不合。觀集中往返之人，大半康派。”(同前)©朱氏鼎革前題畫詞雖作不多，但也深刻地表現他對時事國運的關心，這集中表現在朱氏庚辛間所作的題畫詞中。庚子事變發生後，朱氏、劉福姚困守於京師王鵬運四印齋中，篝燈塡詞，陶寫幽憤。朱氏在《醉落魄•題復蒼歸隱圖》(《庚子秋詞》）中就說:“萬里麻鞋、愁向杜陵說。”這種忠悃赤誠堪與杜甫“麻鞋見天子，衣袖見兩肘”(《述懷》)的忠誠相比。庚子年（1900)底，王鵬運、朱祖謀相約校勘的《夢窗詞》，幾經寒暑，大功吿成，本想繪圖紀念，可是八國聯軍圍困的京師勢若危卵，哪裏能找得到畫師？王氏適得明末畫家王棊之畫，於是王氏就以此畫聊作紀念,王、朱二人均以《虞美人》調題詠紀事。面對此圖，朱氏只覺得是“江籬搖落知多少”的“一卷傷心稿”，感時傷世之淚噴湧而出賺人詞賦哀時淚。迸入迴腸碎。”（《虞美人•半塘欲為校夢龕圖，偶得明王綦秋林茆屋小幀，因以充之》）。彊村辛丑年（1901)春作的《綺寮怨•為半塘翁題春明感舊圖》詞，表現了朱氏對戊戌政變及庚子事變中罹難友人的痛悼，含蓄表明了詞人對當政者慈禧專權顢預的不滿，詞云:“笛裏呼杯人盡，凍醪和淚凝。對冷月、臥仰空梁,楓林黑、斷夢無憑。年時黃壚聚別,傷高眼、倦客相向靑。怪瘴花、悴折朱絲，悤悤去、夜壑尋墜盟。最是故人茂陵。摩挲翠墨，情懷似醉還醒。細說飄零。有哀雁、兩三聲。天邊喚回遼鶴，敎認取、舊春城。詩魂定驚。花陰甚處是、塵暗生。”戊戌政變後，王鵬運請鄭文悼續製《春明感舊圖》，廣徵題詠，藉以表達對戊戌死難者的追悼。蟄伏四印齋的三人又藉圖憑弔，相約塡詞，三人均用《綺寮怨》調題詠。朱氏此詞寫得極為沉痛，詞中用“山陽笛”(向秀《思舊賦》）、“黃壚聚別”（《晉書•王戎傳》）、“魂來楓林靑，魂返關塞黑”(杜甫《夢李白》）、丁令威化鶴歸來等典故，含蓄抒發朱氏對死難友人劉光第、袁昶、許景澄等人的至深悼念⑥，也表現了他庚子事變期間“斷夢無憑”、“情懷④朱祖謀著,白敦仁箋注《張村語業箋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21-722頁⑤張傳剛、吳浩《張爾田詞學整理與硏究》，河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頁。⑥劉光第（裴村）死於戊戌政變,彊村有《鷓鴣天•九日豐宜門外過裴村別業》詞悼念,袁、許及朱氏均上書慈禧反對義和團圍攻外國使館以招外釁，袁、許被慈禧殺害。

似醉”、“詩魂定驚”的人生迷惘，也反映了朱氏對當政者慈禧昏庸殘忍的不滿。作於同年春天的《燕山亭•寄題鄭叔問薊門秋柳圖》詞,則以見證京師庚子事變的薊門秋柳為視角，來表現這場“人禍”對國家造成的創痛，昔日三眠三起的毵毵煙柳,垂拂闌干，宫腰婀娜，絲絲含情，今曰卻愁慘憔悴:“亂塵隨步。眠起無端”，“愁寄孤根”“禁慣淸霜”。庚子事變中，朱氏險遭不測，但詞人仍對西狩之兩宫充滿擔憂:“西風笛裏，滿眼關山,絲絲繫春不住。”可見他對朝廷的忠誠。袁昶（1846-1900，號“漸西村人”)被害後，朱氏目睹友人遺畫，為袁氏兄弟寫下《淒涼犯•漸西村人富春臥遊圖，為袁仲默、叔撝兄弟作，用白石韻》（載《春蜜吟》,辛丑年作）詞:“淸琴怨入西風後,凝塵澀斷冰索。大招賦否，江空歲晚，數聲哀角。蛟龍氣惡。黯千里鄕心繭薄。怪飄蕭、谿山破墨，一雁度空漠。腸斷桐君未，偶世餐霞，頓更哀樂。故山夢短，迸驚絃、廣陵搖落。一葦延緣,料晞髪吟魂戀着。聽松聲、七里瀨尾斷舊約。”庚子年七月初三日，袁氏唱着“爽秋居士老維摩，做盡人間好事多……顧我於今歸去也，白雲堆裏笑呵呵”的《絕命辭》⑦從容就義。詞中所用屈原為楚懷王招魂及嵇康臨刑前從容彈奏廣陵散等故實關合這一背景。詞一開始就跌入冰索凝塵、知音難覓的傷悼情感中。畫面淸麗富春山水（袁氏係浙江桐廬人）籠罩着日暮歲晚、陰雲重重、蛟龍氣惡的險惡氛圍，仿佛富春山水在為友人招魂,友人功成返鄕餐霞弋釣的意願化作了廣陵曲終的瑟瑟冰風,迸作了詞人的血淚,飄散在七里灘的松聲裏。全詞抒發了疆村對不幸福難亡友的沉痛悼念,亦含蓄表現疆村對統治者殘害忠良的不滿(“蛟龍氣惡”)。面對搖搖欲墜的大淸，詞人充滿隱憂，其作於光緒三十年(1904)的《國香慢•為曹君直題趙子固凌波圖》竟散發着積久的亡國愁恨經年亡國恨，料銅槃冷透，鉛淚潸痕。”詞人預感淸王朝行將崩潰，麥秀、黍離之悲溢於言外，為淸王朝唱着一⑧，這種看法値得商榷，詞彊村庚辛之際所作的題畫詞來，記錄和反映動亂中的時代淨傳和士人心悸，堪稱“拈大題目，出大意義”(謝章铤）的“詞史”之作，只是較之詩婉曲多諷,托興深微而已。其次，朱氏題畫詞反映了民國初年戰亂不已、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表現了詞人在“倡塞人間世，何處足音跫”（《水調歌頭•題馮君木逃空圖》）的亂世中難以找到容身之所的痛苦。其《百字令•題余堯衢倦知山廬圖》上闋先寫友人“老屋三椽，良田二頃，高臥淸湘曲。荒灣織屨，老仙來伴幽獨”的悠閒隱居生活，過片迅轉筆鋒,展現了一幅欲安不能、戰亂不已、哀歌相續的悲慘畫面：“誰⑦錢仲聯主編《淸詩紀事》，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4頁。⑧馬大勇《晚淸民國詞史稿》，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頁。

道倦羽安巢，驚塵連海，哀郢歌相續。”接着抒發詞人萬方多難、鄕愁成斛的痛苦多難萬方同一概，目斷鄕園松菊。故國靑山，滄洲白髮,歸夢愁成斛。”詞人悲憤溢諸楮墨，可見民初軍閥混戰，像詞人這樣的遺民已難以找到一方可以安身立命的棲隱之地。朱氏《淸平樂•趙芝山屬題其夫人遺照》下闋亦怒斥民初軍閥混戰不已的混亂局面不看十洲兵火,戴花人較平安。”畫中人仙逝未必不是好事,至少她可以逃避現在“十洲兵火”的徧地烽火。朱氏題畫詞還表現了他對家鄕的徹骨思念。鼎革前，朱氏離開家鄕多年，對故鄕魂牽夢繞，想請畫師將家鄕煙水勝景—“湖趺漾”繪製成圖，以慰相思之渴，其《採綠吟》詞序云:“湖趺漾為吾鄕煙水勝處，長超、棲賢、吳羌、道場諸山紛在掌矚^荷香柳影，逭夏尤宜。自墮修門行二十稳。中閒再返故山耳。暇當倩客作《玉湖趺館圖》,率依《賛洲譜》以當懷歸之章。”庚子事變後，朱氏跟王鵬運、劉福姚困守京城，生死莫測，一幅《歸隱圖》撥動了詞人的沉重鄕思:“靑山一髪，雁聲無際雲重疊。扁舟未是歸時節。萬里麻鞋、愁向杜陵說。幾年不泛苕溪月。故園空負梅花發。天涯一樣愁啼鴂。夢裏閒鷗,分占素波闊。”（《醉落魄•題復蒼歸隱圖》，見《庚子秋詞》）此詞調融“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杜甫《述懷》）、“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盧仝《有所思》）、“杳杳天低鹘沒處，靑山一髪是中原”(蘇軾《澄邁驛通潮閣二首》其一）等詩詞意境,表現了詞人憂生念亂、懷君戀闕、有家難歸的複雜情感，沉痛愴惻，堪稱詞史！鼎革後,朱氏題畫詞則多表現有家難歸的徹骨鄕思。王國維《彊村校詞圖序》揭出了淸遺民有家難歸的原因:“辛亥以後，通都小邑，桴鼓時鳴,恆不可以居,於是趨海濱者如水之赴壑……有鄕而不得歸者，今日士大夫所同也。”⑨年歲愈老，思鄕愈切，朱氏《好事近•題前谿散牧圖，漁川先德，擬曹珂雪》下闋深刻地表現了“江湖未歸”的詞人對歸鄕隱居生活的極度追慕：“江湖猶是未歸人，亡羊笑臧谷。早晚上彊山下，買春蓑黃犢。”而《淸平樂•集玉田句，賦蕪園歸思圖》則更加深切地表現了家鄕風物對詞人的深情召喚和時局混亂、無處堪歸的愴然:“舊家池沼。鏡裏芙蓉老。滿院飛花休要掃。過了一番殘照。人生苦戀天涯。此時那處堪歸。不道江空歲晚，白鷗尙識天隨。”詞人寓居渥漬，離家鄕湖州其實很近，由於種種原因，咫尺竟成天涯之遠。庾信晚年流落北國，一曲思鄕哀曲《小園賦》寫得淒艷悲涼，朱氏此詞所蘊之情甚至比庾信的暮年詩賦更加沉鬱悲涼。可以說，淸遺民的鄕思又融合了他們的精神失落感及亂世感慨在其中，彊村晚年的徹骨鄕思和追慕隱逸是他在民國治下追尋精神家園卻不斷失落的精神寫照，從而拓展了題畫詞表現鄕思的深沉情感寄託和豐富文化意蘊。⑨朱祖謀等撰,龍楡生輯錄《彊村校詞圖題詠》，《淸代詩文集彙編》第783冊,第817-818頁。

張爾田認為彊村詞於“故國之悲，滄桑之痛，觸緒紛來，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與龍楡生論彊村詞書》）①彊村題畫詞表現了他對傳統文化的堅守和遺民志節的砥礪。朱氏題畫詞表現了他對傳統文化不斷弱化不斷邊緣化的隱憂。五四新文化運動有着將傳統文化斥之為封建落後文化的偏頗之處，對傳統文化棄如敝履。朱祖謀、王國維等人對此深表憂慮,朱氏以校勘詞籍弘揚傳統文化，他亦在題畫詞中表現他對傳統文化遭到冷落的擔憂。如朱氏鼎革後所作的《百字令•沈石田三檜圖卷，郭季仁藏》詞,首韻三句“蟠根闕里，悵古塵脈斷，三千年物”含蓄抒發傳統文化橫遭抛棄的悲哀,詞人從畫檜聯想到畫家沈周所繪之檜乃是三千年之久、盤根孔子故里（“闕里”)的古檜，表現了畫面檜樹的嶔崎蒼古、來歷不凡，“悵古塵脈斷”値得玩味，實指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之脈流已斷，難乎為繼。“王風蔓草”在朱氏題畫詞中出現兩次，抒發了他對傳統文化被遺棄、遭擯落的感慨。蔣汝藻（孟賛）獲宋刊孤本周密《草窗韻語》以名室並繪圖，朱氏應請而題《丹鳳吟•題蔣孟賨密韻樓圖……》，詞作於民國九年（1920)。詞上闋表現了陵谷變遷後詞人以讀書校書消遣黍離之痛的悲哀：“元和蛻取,義熙題徧,儘有書城，能消陵谷。過眼雲煙漫省，喚起詞仙，一笑來伴幽獨。”悲痛之餘，詞人多麼渴望跟異代遺民知己周密精神交流，奇文共賞;詞下闋則突出了世事滄桑變幻的“王風蔓草”之感受：“蔓草王風感，甚芳菽疏雨,淸事能續。”“王風蔓草”本自李白《古風》（其一）“王風委蔓草”，指春秋已還詩歌的極度衰歇。在詞中，“蔓草王風感”則用來抒發詞人對傳統文化橫遭唾棄逐漸式微的切膚之痛，故詞人跟宋遺民周密產生了異代同蕭條的深刻共鳴（“吟邊今古，一抹弁峰寒綠”)。隨着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舊文學影響愈來愈微弱，詞人和同仁為保存傳統文化所做的存亡絕續工作更加不為世人看重，民國十九年（1930)朱氏所作《應天長•海綃翁客秋北來，坐我思悲閣談詞，流連浹旬，吳湖帆為作圖餞別……》詞，一開端就籠罩在“王風蔓草，歧路亂花，萍蓬逝水遲合”的悲劇氛圍中，詞人稱他跟海綃翁陳洵勉力為詞以弘揚舊文學的行為，不過是傳統文化曰益衰落大背景下的無名小花（“歧路亂花”）。彊村題畫詩中亦出現了“大雅今寂寥，塵土雙睫眯”(《題徐仲可純飛館塡詞圖》，作於鼎革後）之類感慨傳統文化衰落、冷眼看人世的詩句。⑩張傳剛、吳浩《張爾田詞學整理與硏究》,河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頁。二、守護傳統、砥礪志節的文化堅守

彊村題畫詞亦表現了他對傳統文化的弘揚和守護。儒商李雲書之母張太夫人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女德典型，圓瑛《李母張太夫人八徽圖》謂李雲書“致富之端，實基於母訓也……而李母善因宿植，得無師智具大悲慈心，善行行菩薩利生之道。運智運慈，功德無量……以李母輸財賑饑，捐資濟眾,逢災責己，防冷設燈，其婆心仁德，即運悲之明證也。至於毀家興學，滅炬禦寇。事姑盡孝,侍病忘疲，其懿行淑德,即運智之明證也”■。李氏將其母事跡繪成《八徽圖》徵題,嬉瀆遺民多有題詞，彊村作Ü心園春•八徽圖題詞》。況周頤同題詞作於1922年底，彊村題詞約作於此時。張村此詞表現了他弘揚傳統文化、表彰母敎美德的極大熱情。彊村此詞稱美李母“金閨弁冕賢英”冠冕士流的仁德宗風:“德象女師，有烽管、彤思貽令名。緬蘧績姜嫄，稚圖孟母，甄慈搫筑，益譽丹靑(自注:蘧師貞《姜嫄圖》,見《太淸樓畫目》。謝稚《孟母圖》，見《貞觀畫史》)0四德倍之，群倫仰止，為烈於今有典型。瑤源遠，溯雙江毓秀，蕙潔蘭馨。”詞開端用《詩經》典故，概稱李母洵為“女師”的懿德令名。■接着詞人用古代著名賢母姜嫄、孟母圖繪來映襯《八徽圖》，突出李母“群倫仰止，為烈於今有典型”的曠古仁德(遠過傳統所倡導女子德、言、容、功之四德）。張村題畫詩《題劉啟琳寒燈課讀圖》描摹友人守護寒燈、課讀孤孫以續傳統文化的情景令人酸鼻:“童牙對皓首，一諷十牽裾。聲淚雜警柝，撫孤尤艱劬。君也僂指數,一一為士模。表以丹靑筆，副以錦段鋪。一讀霜倒飛,累欷月滿除。”這種有着悠久歷史的課讀文化傳統在民國時期逐漸式微,詞中聲酸淚咽、勉力撫孤、深夜課讀的畫面給詞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免欷歐感慨,累月不止。彊村題畫詞還表現了他對民國初年道德淪喪、世風澆薄的批判。其《淸平樂•鍾馗》云人間何世。魑魅聽然喜。三字頭銜唐進士。消得閻浮游戲。紛紛艾子蕭郞。招邀袍笏登場。笑問三閭角黍,何如一醉蒲觴。”詞借詠畫面鍾馗來諷刺是非顚倒、魑魅橫行的民國世態,一開端就跌入瀕臨絕望的“人間何世”悲哀中，“聽然”（從容地笑)一詞寫盡魑魅之輩洋洋自得的醜態，“艾子蕭郞”本自劉克莊《賀新郞•甲子端午》“艾子蕭郞方用事，怪先生、苦死紉蘭芷”句，亦是指斥魑魅之輩粉墨登場、招搖過市的醜態。像鍾馗這樣的正直之輩,根本無法被世俗所容，故他只能與世俯仰，遊戲人間，“一醉蒲觴”。民國時期，黑白顚倒，不肖處上，大賢處下，疆村在題畫詩《曹叔彥屬題鶴鳴冬至夜半圖》中表現了⑪《世界佛敎居士林林刊》第13期,1925年出版。⑫《詩•周南•葛覃》“言吿師氏”毛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瑋管、彤思”出自《詩•邶風•靜女》.鄭箋《靜女》詩旨：“以君及夫人無道，故陳靜女遺我彤管之法。”“彤管”，非男女私贈之物.《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赤管筆女史記事規悔之所執。詳見吳閱生著,蔣天樞、章培恆點校《詩義會通》.中西書局2012年版,第36-37頁。

彊村對民國治下的不滿和對至德之世賢能畢舉的憧憬:“鶴鳴誨宣王,亦進賢能徒。賢隱天地閉，雪霜紛載塗……黃農忽焉沒，願老商山臞。”朱彊村作為淸遺民詞壇領袖，性情耿介，抱定遺民志節，誓不與民國政府合作。其題畫詞亦表現了他作為遺民的志節和淸操。一方面，其題畫詞表現了他堅貞的遺民節操。或是“蒼糾根幹。不管人間風日換”（《減字木蘭花•為潘弱海題畫松》)的“嶔崎歷落”志節，或是“柯葉四時長不改……歲晚寒交共”(《百字令•題郭起庭盆柏圖》）的嚴霜勁節，或是“劫餘花葉。楚畹容光別……芳魂零落荒山。根袞終古相關”（《淸平樂•為湖帆題所南翁畫蘭,用玉田韻》）的遺民心跡剖白。另一方面,其題畫詞又以遺民志士的冰操雪節相勉。如“好伴一編心史，長留沈恨人間”(同上)的鄭思肖，“江皋幾叢憔悴,留伴靈均”(《國香慢•為曹君直題趙子固凌波圖》）的趙孟堅平生風義。把臂吳橋雙國士”（《減字木蘭花•題悅鴻寶詩畫卷》）的倪元璐老去丹靑餘涕淚”、“孤芳直節。長恨補天身手拙”（《減字木蘭花•題明遺老順德薛劍公畫叢蘭竹石冊》）的薛劍公，這些都是朱氏勉勵志節的精神食糧。再一方面，其題畫詞亦表現了朱氏作為遺民的黍離深悲。或是“手把離騷須痛飮……任爾安期靈氣盡,武陵源、何物能搖盪。行荷鍤,坐傾釀”（《金縷曲•題中吳五老行看子》）劉伶般荷鍤醉酒的精神麻醉，或是“江南誰解唱流波，共君綺語消吟債”（《踏莎行•題徐積餘小檀欒室勘詞圖》)友朋與共塡詞勘詞的時間消磨，或是“傷心是，玉宸零落，一例委霓裳”（《滿庭芳•賦劉聚卿所藏大小忽雷》，此亦題畫，況周頤有同題題畫詞）為幼主溥儀失國的傷悼和關心。作為生活在民國時期的淸遺民，朱氏的遺民精神畢竟不能跟古遺民忠於前朝文化語境中的精神價値相比，很多時候可能視為封建餘孽或落後腐朽的表現。但是我們不能苛求前人，朱祖謀始終不肯出仕民國，自食其力，?夂孜校詞，循循誨人，其志節之堅貞，亦感人至深,“淸遺民強調的就不僅是對一姓的效忠，還有對待傳統文化和道德價値觀的堅守”■，“其實從文化的角度看,沈曾植們的依戀舊朝，更多的是對一種傳統生活、穩定秩序的企盼……他們未必特別重視一家一姓的天下更替，到是更關心他們獲得價値與尊嚴的文化傳統的興亡”■，從彊村題畫詞對傳統文化的堅守來看，其題畫詞中所流露的遺民志節就不能機械地貼上“腐朽落後”的標籤,這也對於完整地瞭解朱氏心路歷程有着重要的意義。⑬林立《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淸遺民詞硏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12頁。⑭葛兆光《世間原未有斯人:沈曾植與學術史的遺忘》，《讀書》1995年第9期，第68頁。

三、千錘百煉、蒼勁沉著的藝術意境蔡嵩雲《柯亭詞話》謂彊村詞“皆經千錘百煉而出,正如韓文杜律，無一字無來歷■。張爾田謂彊村詞“以碧山為之骨，以夢窗為之神，以東坡為之姿態而已”(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弓丨）■，又謂“古丈晚年詞，蒼勁沉著，絕似少陵夔州後詩”(《與龍楡生論彊村詞書》)■。彊村題畫詞在藝術上取得的成就亦邁越淸代諸家，臻至千錘百煉、蒼勁沉著的藝術詞境。首先，彊村題畫詞具有學人之詞、詞人之詞合一的特點。資學入詞、融學於詞是淸代學術昌盛及詞人不為唐宋詞“牛後人”的創新策略。淸代產生了數量較多的集句題畫詞，王昶、方學成、吳齑、焦循等人的題畫詞有以學入詞的趨向，但他們的題畫詞多有堆砌學問、融而未化的弊端，損害了詞本身的特質與美感。故譚獻在選輯《篋中詞》時對張琦、周濟為代表的學人之詞微露贬意，而對納蘭成德、項鴻祥、蔣春霖為代表的詞人之詞大加推許。到了晚淸四大詞人的題畫詞，才將學、詞較為完美地融合起來，張爾田曾云：“及壯，獲與半塘、大鶴、彊村三君游。三君者，於學無不窺，而益用以資爲詞，故所詣沈思縳進而奇無窮。”可見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作詞有融學入詞的自覺追求。相較而言，彊村題畫詞在融學於詞上表現更突出，成就更高。一方面，彊村題畫詞多以詞序考證所詠畫之本事或典故，顯示所詠畫背後的深厚文化底蘊。如其《瑞鶴仙》詞序:“上斜街新居為査德尹先生宅，與顧俠君小秀野草堂鄰並，俠君《閭邱集》中嘗詠之。中庭篁木疏秀，一藤蒼然，相傳是德尹手植，鄭叔問為作《斜街補屋圖》，漫書此解。或亦他日考坊巷者之一助焉。”這裏對朱氏上斜街新居文化掌故的考證，要言不煩，並云其考證庶幾有助於“他日考坊巷者”。又如彊村作於1920年的《丹鳳吟•題蔣孟薺密韻樓圖》，詞序對周密《草窗韻語》寫作時間及周密生平的考證等，堪稱典範，序云孟寶旣得宋本周密《草窗韻語》，為圖紀之。《韻語》凡六稿,咸淳重光協洽陳存敬序,乙亥李彭老、李萊老題詩。按《癸辛雜誌》：至大戊申，草窗年七十七，則生當紹定壬辰，《韻語》紀年至甲戌，年四十三，蓋中年以前之作。南宋江湖詞人兼以詩傳者，惟姜堯章最著。草窗詩風格稍遜，而舉體修潔，庶幾近之。又生長行都，棲息苕誓閒，山水淸音，自異凡響。卷中自元代至康熙時題識殆遍,乃未入藏家著錄，洵希世之秘笈矣。”朱氏先據周密《癸辛雜誌》紀年，推斷周密生年為“紹定壬辰”（1232年，同《全宋詞》周密小傳），復據《草窗韻語》紀年至“甲戌”（1274年,周密時年43歲）推斷周氏此書乃其中年以⑮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914頁。⑯夏承燾《夏承燾集》第5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頁。⑰張傳剛、吳浩《張爾田詞學整理與硏究》，河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頁。

前之作，後述周密詩風之淸逸及周氏此書之珍貴。短短一百六十多字的短文，兼有考證、辭章、義理之美，條理明晰，頗中肯綮。而詞的内容以描寫、抒情為主，不同於詞序偏重於考證，旣有走進密室、欣閱古書、蠹蟲輕簌的形象描摹：“坐擁連牀缃縹,帶草春窗,英光深燭。眞珠船到，開卷蠹塵輕簌。”也有對宋亡後周密鉛槧校書、潛心著述、吟哦述懷之“淸事”的形象展現:“蔓草王風感，甚芳寂疏雨，淸事能續。吟邊今古，一抹弁峰寒綠。”這些又是字字句句關合到詞人丹鉛校詞以消陵谷之痛的境遇:“元和蛻取，義熙題徧，儘有書城，能消陵谷。過眼雲煙漫省，喚起詞仙，一笑來伴幽獨。”詞中景、事、情融貫一爐，古人、典故、自我彼此難分。可以說，題畫詞中學、詞兩者才得到了水乳般的交融，旣有資學入詞以助於考證增加文化底蘊的好處，更有保持詞抒情特質和美感的優長。其次,彊村學殖富贍,其題畫詞幾乎“無一字無來歷”，使事用典,左抽右旋，無不如意。其題畫詞中語典來源杜詩者較多。如他好用“迸”字表現他的憂國傷時之情,如“故山夢短，迸驚絃、廣陵搖落”（《淒涼犯•漸西村人富春臥遊圖……》）、“賺人詞賦哀時淚。迸入迴腸碎”（《虞美人•半塘欲為校夢龕圖……》），此字本自杜甫《白帝城最高樓》“泣血迸空回白頭”。又如“萬里麻鞋”(《醉落魄•題復蒼歸隱圖》）、“古來才大難用”（《百字令•題郭起庭盆柏圖》）等句源自杜詩。其他如“藏身耳，萬人海”（《瑞鶴仙•上斜街新居……鄭叔問為作斜街補屋圖，漫書此解》)本自蘇詩“萬人如海一身藏”(《病中聞子由得吿不赴商州三首》），“江山為祓淸愁”（《淸平樂•何詩孫為梅蘭芳北歸畫卷徵題》）本自姜夔“仗酒祓淸愁”（《翠樓吟》），“紅萼久、無人為主”（《宴山亭•蒼蚪邃於詞，復喜繪事。一日得宣和御筆牡丹……》）本自姜夔“怕紅萼無人為主”(《長亭怨慢》）等。這些語典都用得工穩妥帖,很好地傳達了詞人的思想感情，豐富了題畫詞的文化蘊含。彊村詞對僻典運用亦得詞中三昧。其《丹鳳吟•題蔣孟寶密韻樓圖》涉及兩處僻典。第一處是“眞珠船到，開卷蠹塵輕簌”句中之“眞珠船到”，出自王應麟《困學紀聞》“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形象傳達出疆村讀書勘書中深造自得的樂趣，此典寫勘書、讀書發現新義的樂趣眞有“劊子手直取心肝之手段”，何等爽快透闢！第二處為“元和蛻取，義熙題徧”句中之“元和兌取”。王獻之《保母墓磚》在宋嘉泰間出土後，名家題識頗夥,姜夔在跋識中以漢章帝元和三年的《謝君墓磚》及王獻之的《保母墓磚》為例證，提出了銘志非始於南朝而始於漢代的觀點■，用此典表現了彊村對白石敢於質疑前人舊說、以新證據支撐新解的傾慕,亦表現了他多年校勘詞籍不迷信前人的甘苦體驗。這兩處信手拈來的僻典很好地表現了藏書家及詞人的讀書■朱祖謀著，白敦仁箋注《彊村語業箋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53-354頁。

雅趣。再次，彊村題畫詞風格蒼勁沉著。朱氏題畫詞雖滲透着一種悲劇色彩，但這種悲劇色彩並非一味的感情消沉悲苦，而是悲中見壯、悲中含鬱，略近於杜詩、稼軒沉鬱頓挫的特點。如庚辛之際彊村所題《薊門秋柳圖》、《春明感舊圖》、《校夢龕圖》、《復莽歸隱圖》諸詞雖然籠罩在憂傷的氛圍中，但彊村卻在這種悲傷中顯示出一種堅勁沉著的力量。在《燕山亭•寄題鄭叔問薊門秋柳圖》詞中，上片渲染薊門秋柳的黯淡無光和愁恨滿懷，令人沉浸在淒苦的情感中，下片換頭“身世愁寄孤根,是禁慣淸霜，伴人羈旅”三句則顯示出“薊門柳”飽經淸霜的凜凜常姿,振起情感，最後“還夢繞、一天風絮”二句以景結情,表現秋柳依然夢回昔日的親麗風姿。詞中,擬人化的秋柳經歷了“今日愁恨一默默忍受一未來展望”的情感變化，悲中有壯，顯得風格堅蒼。有時，彊村在題畫詞中有意將滿腹哀愁加以抑制，加以沉殺和提升。如“笛裏呼杯人盡，凍醪和淚凝”（《綺寮怨•為半塘翁題春明感舊圖》）句，懷思亡友，滿腹愴痛仿佛噴湧而出,但是詞人抑止了自己的感情，凍醪、淚水仿佛都在空氣中凝固了一般，這是“打掉牙齒肚裏呑”的頓挫呑吐抒情之法，這也是彊村題畫詞神似杜詩沉鬱頓挫的重要原因。“賺人詞賦哀時淚。迸入迴腸碎”（《虞美人•半塘欲為校夢龕圖……》）句亦如此，詞人的憂國傷時之淚沒有大聲地發洩出來,而是折入内心深處，攪碎愁腸，一“迸”一“碎”，顯得多麼有力度,這種無聲強抑的愁恨比之於李白式“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的痛快淋灕發洩顯得更加沉穩有力，悲中含鬱，有着内在的強烈感人力量。鼎革後，張村以志節相高、以志節抵礪的題畫詞顯得更加“蒼勁沉著”，情感更加低沉,哀怨更加深隱，骨子裏深隱着沉抑綿邈之氣。或在“儘有書城，能消陵谷”（《丹鳳吟•題蔣孟寶密韻樓圖》）的丹鉛生涯中消愁，或在“天風一串珠喉。江山為祓淸愁”（《淸平樂•何詩孫為梅蘭芳北歸畫卷徵題》）的聽歌賞曲中釋恨，或在“金貌香篆不禁風。遮得天涯路斷畫屛中”的賞畫幻覺中咀嚼鄕愁，或在“同抱歲寒心，舊賞新歡，弦外最淸發”（《應天長•海綃翁客秋北來，坐我思悲閣談詞,流連浹旬，吳湖帆為作圖餞別……》)的知音相聚中談詞互勉，都顯得不悲颯,不消沉，類於屈騷，有着“幽憂怨悱，沉抑綿邈，莫可端倪”(陳三立《淸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郞朱文直公墓誌銘》)■的特點,百煉鋼為繞指柔,幽憂之感情裹挾在堅蒼的筆墨中,故而蒼勁並。復次，彊村題畫詞深得碧山詞比興寄託的妙處。張爾田謂“彊村早年從半塘游，漸染於周止庵《緒論》也深。止庵論詞，以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彊村實■陳三立著,李開軍校點《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6頁。

深得此密”(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引）■。加之光宣之際統治者的專制暴侯，彊村題畫詞多以比興手法隱約其詞，委婉出之。彊村題詠花鳥畫詞多以寒梅、蒼松、勁柏等以喩其堅貞之志節，如“盡海桑、著意遷流，不改綠華紅萼”（《疏影•題陳叔通百梅書屋圖》）之不隨境遇而變的梅花/‘劫後人天歲晚，莫儘愁、靈芬銷歇。算幾生、風味依然，流藻入詞筆”（《暗香疏影•湖帆、靜淑夫婦屬題宋本〈梅花喜神譜〉，用覺翁自製夾鐘宫調》，按:《梅花喜神譜》本是畫譜）之劫後餘生、流芬依然的梅花,“託根咫尺，一樣巢鸞鳳”(《百字令•題郭起庭盆柏圖》）之托根卑微而内質美好的盆柏等。而《宴山亭•蒼糾邃於詞，復喜繪事。一日得宣和御筆牡丹，曰，此詞皇畫也。為書詞皇閣以榜其齋》（作於1928年）詞中“紅萼久、無人為主”句，則借古諷今，表現詞人對宣統處境的關心。其題山水畫詞的畫面之景描寫則多帶有詞人濃厚的主觀色彩。如《虞美人•半塘欲為校夢龕圖……》“江籬搖落知多少。一卷傷心稿。霜紅掃盡見樓臺”三句,畫面本是江籬搖落、樓臺掩映的深秋繽紛圖景，在詞人眼裏卻是“搖落知多少”的“傷心稿”。又如《淒涼犯•漸西村人富春臥遊圖……》，畫中可以臥游的富春淸麗山水之景，染上詞人“怨入”、“腸斷”、“飄蕭”、“吟魂”等主觀色彩，畫面之景變折射出時代險惡背景對詞人心靈的震悸。這些都是朱氏以景物宣示心靈、委婉抒情的重要藝術手法。彊村題畫詞的深沉寄託在前文論述中多有涉及，不必贅述。四、從彊村題畫詩詞看其文藝觀及題畫詩詞之別彊村作為一代詞人，藝術修養極為精深，其題畫詩詞亦表現了他對文藝理論的眞知灼見,這在其題畫詩表現得尤為突出。首先，彊村推崇文藝的抒情寫意性。其《減字木蘭花•題明遺老順德薛劍公畫叢蘭竹石冊》云人間何世。老去丹靑餘涕淚。肝肺槎牙。不寫諸天稱意花。”《淸平樂•為湖帆題所南翁畫蘭,用玉田韻》：“好伴一編心史，長留沈恨人間。”《水調歌頭•題王蓬心三吾圖卷，卷有東洲題句》：“發興簿書底,協趣水雲鄕。”《客言李梅庵避地渥潰廢吟止酒且為羽人裝矣閒或畫松貽所知因寫長句寄之》：“骨折心摧淚亦乾，世人作等閒看。猶能下筆風雷起，便與臨觴醒醉難。”這些都是強調畫家以作畫澆釋胸中塊壘的例子,表明了彊村重視畫家心中深厚鬱勃的感情對畫家創作的決定性作用。畫畫如此，文學創作甚至學術活動（校詞勘書)何嘗又不是“共君綺語消吟債”（《踏莎行•題徐積餘小檀欒室勘詞■夏承燾《夏承燾集》第5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頁。

圖》）、“儘有書城，能消陵谷”（《丹鳳吟•題蔣孟賛密韻樓圖》）之類奪他人之酒杯以澆胸中之塊壘的抒情寫意文化活動。其次，彊村崇尙蒼古雄渾自然的文藝風格。彊村崇尙“煙蘿猗靡。意外荒寒生筆底”（《減字木蘭花•題倪鴻寶詩畫卷》）、“生面開煙光,太古含石理”(《題吳缶廬山水冊》其一）蒼古荒寒的風格，亦推崇沈周“翠滿嶔崎巖壁”“是何意態雄傑”（《百字令•沈石田三檜圖卷，郭季仁藏》）雄渾剛健的風格。而蒼老荒寒雄渾的境界又應是極其出之自然的，他以“滿堂動色，河陽有筆天縱”（《百字令•題郭起庭盆柏圖》）句讚美畫家郭蘭枝（號起庭）雄渾自然的畫風。這種蒼古雄渾自然的文藝風格實則是彊村詩詞熟中求生、巧中求拙、天然去雕飾藝術祁向的反映。彊村畢生以夢窗為師，其詞潛氣内轉，“筆調屈曲，寄意深邃”■，酷似夢窗神理，生澀密栗而又蒼古自然。張村題畫詩亦是典型的同光體作風，陳詩《尊瓠室詩話》謂“彊村先生詩尙奧衍■如“石熊手揖讓，樹影鱗之而”（《題吳缶廬山水冊》其二）、“閉門中有讀書聲，得地居然專一壑”（《題徐貫恂紫琅讀書圖》)，讀來拗口生澀，比其題畫詞顯得錘煉有餘而自然不足。再次，彊村對藝術家進入創作高潮時解衣盤磚、目無全牛的文藝心理別有心解。其《百字令•沈石田三檜圖卷，郭季仁藏》描繪畫家“揮灑吳繒雪”的創作狀態云想見解衣盤礴贏，柯榦之而變滅。今昔風流，丹靑文採，何遽爭毫髮。熟參畫理,信君雙眼如月。”畫家靈感勃發時,完全忘記了自身存在，進入到與藝術對象完全一體的狀態。其《謝鄧職方畫梅即送其之官江右》云:“知君畫竹無全牛,霜風崢嶸繞指柔……誰能指顧捐束縛，卓筆為脫堂阜囚。”畫家平素成竹在胸，作畫時便捐去一切束縛，身心完全沉浸在藝術創作的心靈自由中。彊村題畫詩詞很多都寫得酣暢淋灕，神氣完足，這也是得之於他平時熟參詞(詩)理、積學儲寶、硏閱窮照的詩詞素養。最後，彊村還強調書畫相通、資書入畫。其《趙子昂梅為蔣穀孫題》表現彊村對趙孟頫畫梅以書入畫、以畫竹法寫梅特點的理解：“吳興畫竹有家法，黃金錯刀交屈鐵。寒香離立一盤拏，依舊管簣籀書訣。吳興之梅乃非梅,弄水蒼鱗風雨來。眼看上京春消息，國香和淚入莓苔。”趙氏的“畫竹家法”和“籀書訣”就是指趙孟頫援書入畫的作畫方法，趙氏曾說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松雪論畫竹》）■彊村此詩首二句謂趙孟頫畫竹如寫字，融合了李後主“金錯刀”書法和宋徽宗“瘦金體”書法的特點,也給人一種黃金錯刀般屈曲斬截的遒勁筆力。三四句謂趙氏畫梅亦如融⑪朱庸齋《分春館詞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頁。■錢仲聯《淸詩紀事》，第3273頁。■兪劍華《中國古代畫論精讀》，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頁。

書入畫的畫竹之法。五六句讚美趙氏入畫梅渾雄蒼古，如同破空風雨中飛來的夭矯神龍，畫得如此神韻畢肖，完全是趙氏資書入畫、揮灑胸臆的結果。最後二句藉寫詞人的遺民悲慟。一位作家選用什麽體制來創作,蘊含着豐富的文化信息。彊村自從跟王鵬運學詞後，專力塡詞，基本棄詩不作，晚年時又將其詩嚴加裁汰為《彊村棄稿》0逼村題畫詩、詞不同的藝術特點體現在哪裏？筆者認為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彊村題畫詞比其題畫詩寫得更為含蓄委婉。沈祥龍謂“詞之比興多於賦……蓋心中幽約怨悱，不能直言，必低徊要眇以出之，而後可感動人”（《論詞隨筆》)■。蔡嵩雲亦謂“詞尙空靈，妙在不即不離,若即若離，故賦少而比興多”（《柯亭詞話》）■。繆鉞謂“若論‘寄興深微’，在中國文學體制中，殆以詞為極則”■。前文對彊村詞涵納的思想意蘊及其比興手法運用都有論述，可知彊村題畫詞婉而多諷。前文所舉彊村題畫詩也可見出，其題畫詩多以賦體直接鋪陳敘述、抒情、議論，較少使用曲筆。又如《竹坨圖》題詠，彊村寫了1首詞和4首七絕。詞《念奴嬌•竹咤圖有藍謝靑、曹秋厘二本。皆作於康熙甲寅,錫鬯客通路時也。王息存先後得之，索為小詞,志合併之雅。用錫鬯原韻》作於淸亡前不久，詞人回溯了朱彝尊漂泊他鄕、白頭依然牢落的遭遇,也寫了《竹诧圖》的兩箇畫本終於“豐城劍合”合併一起的幸事，還含蓄抒發了詞人於淸王朝危亡之際對盛淸文化風流的追念（“坐憶承平觴詠事”)。結構章法嚴密，抒發的感情也較為複雜多樣。但這4首絕句更多是從各側面記錄此圖的掌故，毎首詩中都有夾注點明相關故實。第二，僵村題畫詞以抒情寫景為主，而其題畫詩則較多敘事、議論的成分。詞之徑狹，詩之境寬。繆鉞先生說:“詩則言情寫景多,有時仍可說理敘事;至於詞，則惟能言情寫景’而說理敘事絕非所宜。”■彊村題畫詞以抒情寫景為主，即便有點綴性議論之句，也是跟描寫抒情性句子配合在一起。如《水調歌頭•題馮君木逃空圖》詞中也有“倡塞人間世，何處足音跫”，“不如打掃心地，坐斷四山空”之類的議論性句子，但這些句子是跟形象的描寫和沉痛的抒情融匯在一起，故而沒有偏離詞言情寫景的詞體特徵。而彊村題畫詩除了寫景抒情外,敘事、議論亦運用較多。如《題沈義民先生遺照》以敘事為主,先以名醫姚僧垣、朱翼中事跡襯托引出沈先生，接敘沈先生屢從陷賊中化險為夷的經歷、為官東吳的政聲以及投簪歸隱的晚境。又如《趙子昂梅為蔣穀孫題》、《謝鄧職方畫梅即⑩唐圭璋《詞話叢編》，第4048頁。■唐圭璋《詞話叢編》，第4905頁。■繆鉞《繆鉞全集》第3卷《冰繭庵詞說》，河北敎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頁。■繆鉞《繆鉞全集》第3卷《冰繭庵詞說》，河北敎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

送其之官江右》等詩以議論為主，表現疆村的槍畫文藝觀點。第三，由於使用的藝術手法及詩詞體制區分，彊村題畫詩詞形成了生澀奧衍和蒼勁沉著的不同風格。結語張村題畫詞堪稱淸代題畫詞乃至古代題畫詞的一大結穴。一方面，題畫詞的應酬功能較強，很多題畫詞是只見畫見畫家見應酬而不見詞人的思想感情，這些浮泛的題畫詞在元明及淸前中期題畫詞尤其是集詠題畫詞中多有表現，晚淸四大家詞人的題畫詞則有力扭轉了題畫詞發展的這種不良傾向，他們不少題畫詞雖也應請而作，但他們的題畫詞（包括集詠題畫詞）以抒情寄意為主。這在彊村題畫詞中表現得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在題畫文學的詩詞曲文賦等諸多體制中，詞是一種要抄宜修、寄興深微的題畫體制,要眇宜修、寄興深微題畫詞跟其他文學體制的區分所在。若從題畫詞的這種審美特質來看,宋代辛棄疾、吳文英、張炎、周密、王沂孫諸人的題畫詞確有不少要眇宜修、寄興深微的題畫詞作，元明及淸前中期的題畫詞作賦體稍多，到晚淸常州詞派、臨桂詞派興盛起來後,題畫詞中富有美感又含深意的詞作漸多起來，晚淸四大詞人尤其是彊村將題畫詞要眇宜修、寄興深微的特徵發展至極致。彊村題畫詞堪稱古代題畫詞的殿軍。張爾田《彊村遺書序》高度評價彊村詞邁越淸詞直逼唐宋詞的重要貢獻:“先生自為詞，亦復跨常邁淛，凌厲蹀朱，適然而龍鸞翔，鬯然而蘭苕發。”■沈軼劉《繁霜榭詞札》云朱彝尊《笛家•題趙子固水墨水仙》結云：‘豈似吳興，君家承旨,蕃馬風塵滿。縱自署水晶宫，怕有鷗波難浣。’朱祖謀《國香慢•題趙子固凌波圖》結云：‘補作宣和殘譜，儘消凝老去王孫。不成被花惱’步入鷗波，滿襪秋塵。’兩比工拙，前不如後，相去幾不可以道里計。”■同樣是對趙子固水墨水仙的題詠,彊村之詞要遠勝浙派巨匠朱彝尊之詞。要言之，彊村題畫詞亦以其豐富深刻的現實内容以及守護傳統、砥礪志節的文化堅守豐富了題畫詞的思想意蘊，又以千錘百煉、蒼勁沉著的藝術意境提升了題畫詞的藝術水準，堪稱宋代以來最重要的古典題畫詞人，在題畫詞史上有着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⑩張傳剛、吳浩《張爾田詞學整理與硏究》，河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頁。®沈澤棠等著，劉夢芙編校《近現代詞話叢編》，黃山書社2009年版，第194頁。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高行健文学和艺术年谱简编（上)庄园4之所以写“高行健年谱”，是我意识到做高行健的研究需要这样一本“工具书”。目前除了刘再复先生整理的《高行健创作年表》比较完整地记录高行健的文学和艺术成果之外，尚没有人做过“高行健年谱”。这本书也许无意中传承了一种中国传统的写作方式。“年谱”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一种人物传记体裁，现存最早的年谱存在于宋代。和一般的传记不同的是:传记主要纪传主的生平大事，而年谱则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讳，比较全面、细致地叙述谱主的一生事迹①由于年谱比一般传记搜罗资料丰富，编纂形式也比较灵活，又以年为序便于检用，所以这一体裁一直沿用不衰。据1980年出版的杨殿珣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著录，共收年谱3015种，记载谱主1829人。为了配合学术研究，年谱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也得到了较快的相应发展，尤其是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发达，为了使研究基础更为扎实，对于人物的研究需要更翔实的背景资料和有关生平事迹的详细记述,而年谱是一种最合适的题材。②年谱的写作需要搜集材料。高行健1979年发表第一篇文章，1987年离开中国大陆。1989年之后,他的作品被禁止在中国大陆传播，至今没有明确解禁,他本人的作品一直没有在中国大陆再出版。他在1979—1989年这一段时间发表的相关文章，也因为时间和动荡的社会现实变得不容易查阅。今天，中国大陆图书的电子化程度已经很高，可是这样的传播方式，也很容易形成对真实的改写。此书的选题还需要对庞杂的材料进行整理与鉴别，支撑我在繁忙的日常中一次次地重复这种相对枯燥的学术探索的，其实是一种“重回80年代”的内*庄园: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华文文学》常务副主编①来新夏、徐建华著《中国年谱与家谱》第2至3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②来新夏、徐建华著《中国年谱与家谱》第9页。前言

在的动力。电子化的单个搜索分明无法满足这样的诉求，我决定尽量阅读当年出版的纸质的报刊杂志和书籍。借助于中国大陆的电商平台，一本本旧的期刊、相关的图书、复印的资料等，从故纸堆里，包括大城市（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的小书摊和西部及东北等地（西藏、云南、广西、黑龙江、吉林等）的旧书店，接二连三地“飞”（主要是快递）到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汕头。那些书刊的纸张已经蜡黄,不少期刊的封面残破，甚至有缺页、划线、涂改等痕迹。可我却如获至宝，往往它的出版信息是完整的、确切的，而不像网络文章那样，这部分的信息是马虎的、似是而非的,会对年谱要求的“时间表述”形成遮蔽与障碍。我不仅阅读高行健的文章，还琢磨同一本期刊中刊发的其他人的文章。这样似乎可以更加真实地回到80年代的文学现场。此书的写作，初稿的重头部分放在80年代，与一般的文学和艺术年谱不同，我用了较多的篇幅收录高行健8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文章和言论。90年代之后,高行健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出版和发表是自由的，特别是2000年他获诺奖之后，与他相关的文章和作品重复出版的很多，境外的搜集也相对方便，这部分我采用了略写。去年12月，我将初稿（大约28万字）发给刘再复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审阅。刘先生建议将书名改为“高行健文学和艺术年谱”，并删去涉及与“私生活”相关的内容，以更突出“年谱”的学术价值。高先生认为他自己真正有价值的创作是离开中国之后才展开的，并提出了有建设性的宏观的修改意见。仔细思索了他们两位的建议，我决定利用能搜集到的中文资料,增加了90年代之后给人深刻启示的高行健研究材料，特别是刘再复、刘剑梅、万之、马建、杨炼、潘耀明、林曼叔等人的研究及编辑成果、西零和周美惠等人的纪实书写等，我都做了比较详细的摘取和引用。9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的高行健研究资料，关键词包含了“戏剧”、“小说”、“现代”、“诺贝尔文学奖”、“欧华”等，其中与戏剧相关的研究内容最多,我选择了直接相关的部分简单提及，有启发意义的我会摘取或做些概要，或者仅提及了刊发的期刊与文章的标题，以方便读者检索。1987年之后的每一年的末尾部分，我还参阅了刘再复先生2016年底在台湾出版的《再论高行健》一书中附录的“髙行健创作年表”，尽量增补遗漏的内容。因该年表中没有具体的月份日期，我的记录基本以高先生当年的“写作、研讨会(庆典）、出版、演出、绘画”等类别进行整合。二稿增加的这部分内容大概20多万字，形成了54万字的修改稿。2018年3月，高行健先生仔细审阅二稿之后，建议笔者增加三篇评论他的文章。于是在“年谱”的第三稿中，笔者根据高先生提供的影印本增加了法国哲

学家和哲学史家让-皮埃尔•扎哈戴写的《超越二律背反的美学观》、《高行健与哲学》及刘再复的《“高行健世界”的全景描述》，还将2014年7月和2017年12月在澳门大学查找的部分网络资料（主要是2000年之后）加入年谱的条目中，全文58.2万字。感谢髙行健先生对年谱的仔细校阅和宝贵意见。感谢刘再复先生、朱寿桐教授对此选题的建议、肯定与支持。您们是我学术道路的引路人。您们的鼓励,是我可以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感恩！2018年3月31日高行健文学和艺术年谱简编1940年0岁1月4日，髙行健出生于江西赣州，祖籍江苏泰州。父亲高異之曾任南昌中国银行职员，抗战期间,随同银行撤退到江西赣州。抗战胜利后，全家迁回南昌。1948年8岁写下第一篇日记。1950年10岁年初，随父母自南昌到南京，插班进人南京市二条巷小学五年级。9月，转学到南京市汉口路小学，入读六年级至小学毕业。1951年11岁9月，人南京第十中学读书。1952年12岁初中二年级,开始喜欢油画,在校期间师从恽宗瀛(1921—）先生学习绘画。1957年17岁9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0月，父亲高異之曾任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总务主任，反右斗争中受审，下放劳动。1961年21岁7月1日，母亲顾家骝从南京脑科医院下放到南京市栖霞区农场的养鸡场劳动锻炼(计划一年,实际不到三个月就出现意外）时，溺水身亡。1962年22岁7月，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被分配到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所属国

际书店任翻译=1966年26岁5月16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吓得烧掉大学期间及随后未曾发表的大量手稿。1970年30岁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随后到安徽宁国县插队种田，文革中学校复课，调任港口镇中学，任初中英语和政治课教员。1972年32岁港口中学成立“革命委员会”，高行健被选为成员之一。1973年33岁经当地下放的老干部照顾，加人中国共产党。1975年35岁文革后期，对外联系恢复，急需翻译,被召回北京外文出版局，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37岁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任翻译。1978年38岁4月一12月，在北京写作并完成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1979年39岁4月24日至5月13日，作为中国作家访法代表团翻译，随同巴金访问法国。这是高行健第一次法国之行。7月21日，在北京写作《法兰西现代文学的痛苦》。9月，《当代》1979年总第2期刊发散文《巴金在巴黎》，这是高行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1月，《花城》第3期刊发高行健的小说处女作—《寒夜的星辰》。12月2日，在北京写作《法国现代派人民诗人普列维尔和他的〈歌词集〉》。1980年40岁1月，散文《尼斯—蔚蓝色的印象》刊发在《花城》第4期。2月20日，散文《巴黎印象记》刊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3月9日，写作《文学创作杂记》。3月31日，在北京写作短篇小说《朋友》。3月，《法兰西现代文学的痛苦》刊发在《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4月5日，在北京写另一篇《文学创作杂记》。4月20日，在北京写作《关于巴金的传奇》。

5月27日，写作《谈小说叙述语言中的第三人称“他”—文学创作杂记》。5月，《法国现代派人民诗人普列维尔和他的〈歌词集〉》和《〈歌词集〉选译》（由高行健翻译的雅克普列维尔的两首诗《巴尔巴娜》和《一家子》），两篇文章一起发表在《花城》第5集36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翻译,与刘白羽、孔罗荪、艾青、吴祖光、马烽等到巴黎，参加“中国抗战时期（1937—1945)文学讨论会”，发表“艾青的诗学”’会后访问意大利。8月11日，在北京完成中篇小说《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初稿。此乃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约稿。8月，《关于巴金的传奇》刊发在《花城》第6集。8月，《文学创作杂记》刊发在《随笔》第10集。9月26日，在北京写作《谈怪诞与非逻辑》。9月，《时代的号手—在巴黎召开的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刊发在《诗探索》1980年第1期（创刊号）上。9月，写作《谈意识流》。9月，第二篇《文学创作杂记》刊发在《随笔》第11集。10月12日，在北京写完《有只鸽子叫红唇儿》二稿。10月26日，在北京写作《谈象征》。10月，开始写作《现代小说技巧初探》。10月，中国戏剧界酝酿着戏剧观念的变革。11月，《再谈小说的叙述语言》刊发在《随笔》第12集。12月2日，在北京写作《谈艺术的抽象》。12月，《谈小说叙述语言中的第三人称“他”—文学创作杂记》刊发在《随笔》第13集。1981年41岁1月14日，在北京写作《谈现代文学语言》。1月25日，中篇小说《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刊发在《收获》1981年第1期。3月3日，在北京完成游记散文《意大利随想曲》。3月，在北京完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3月，《谈意识流—文学创作杂记之五》刊发在《随笔》第14集M4月，《谈怪诞与非逻辑—文学创作杂记》刊发在《随笔》第15集。5月，父亲高異之（文革下放劳动）平反，随即因肺癌去世。5月，《谈象征—文学创作杂记》刊发在《随笔》第16集。6月，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事编剧工作，当时于是之担任剧本组组长。

6月，《意大利随想曲》刊发在《花城》1981年第3期在“海外风信”栏目。7月，话剧《车站》初稿写于北戴河-北京。7月，《谈艺术的抽象—文学创作杂记》刊发在《随笔》第17集。8月，短篇小说《朋友》刊发在《莽原》1981年第2期。9月，《谈现代文学语言—文学创作杂记》刊发在《随笔》第18集。9月，《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2月23日，王蒙读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后给高行健写信。12月31日，话剧（无场次）《绝对信号》第一稿完成。丨982年42岁1月，写作《对〈绝对信号〉演出的几点建议》。2月12日，在北京写作评论《谈小说观与小说技巧》。2月17II,在北京写作短篇小说《鞋匠和他的女儿》。2月23日，写作评论《一篇不讲故事的小说》。2月26日，在北京写作《同一位观众谈戏—现代戏剧杂谈之一》。2月26日，写作短篇小说《雨、雪及其他》。2月，在戏剧民族化的讨论中，胡伟民发表《话剧要发展,必须现代化》的重要文章。3月6日，刘心武在北京写作《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读后感。3月31H，读完《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后十分激动，冯骥才写信给李陀。4月初，与林兆华谈《绝对信号》的艺术构思。4月19日，在北京完成话剧（无场次）《车站》第三稿。4月20日，给《花城》的编辑苏晨写信。4月25H,《一篇不讲故事的小说》发表在《丑小鸭》1982年第4期（总第4期）。5月4日，与林兆华再谈《绝对信号》的艺术构思，这次主要围绕排戏细节。5月20IH，李陀给刘心武写信,探讨高行健的书中谈及的“现代小说”。5月，《小说界》1982年第2期刊发《王蒙致高行健》。6月8日，刘心武给冯骥才写信，讲他对高行健“初探”的读后感。6月10日，《读书》1982年第6期刊发刘心武文章《在“新、奇、怪”面前—读〈现代小说技巧初探>》。6月11日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首都剧场举行建院三十周年纪念会。6月，《绝对信号》开始排练，获于是之支持。法国媒体认为该戏宣告中国先锋戏剧的诞生。6月25日，在北京写作短篇小说《二十五年后》。

7月1日，《绝对信号》剧组建立。7月14日，在北京写作短篇小说《花豆》。7月25日，《雨、雪及其他》刊发于《丑小鸭》期刊1982年第7期。7月27日，在北京写作《读王蒙的〈杂色〉》。这年夏天，在北京开始长篇小说《灵山》的写作。8月1日，《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刊发一组文章，讨论“现代派文学”。8月18日，《绝对信号》整个戏初排结束。9月15日，在北京写作《谈现代戏剧手段》。9月19日，10月3日,《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一楼排练厅免费公开试演。9月20日，短篇小说《路上》刊发在《人民文学》1982年第9期。9月，《绝对信号》（署名高行健、刘会远）在《十月》1982年第5期刊发。10月10日，《读王蒙的〈杂色〉》刊发在《读书》1982年第10期。10月18日，《人民戏剧》刊发报道《北京人艺的新探索—小剧场演出》。10月26日，巴金写作《一封回信》，声援高行健。11月5日，《绝对信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当时，演出地点由宴会厅改造，还没有被正式批准为“小剧场”。11月10日，《二十五年后》刊发在《文汇月刊》1982年第11期。11月15日，《谈小说观与小说技巧》刊发在《钟山》1982年第6期。11月18日，《人民戏剧》刊发《引人注目的活跃局面》，肯定《绝对信号》的演出。11月，在北京完成剧本《车站》二稿。11月，写作《对〈车站〉演出的几点建议》。11月，《同一位观众谈戏—现代戏剧杂谈之一》刊发在《随笔》第23期。12月8日，在北京写作《谈剧场性》。12月9日，《北京日报》发表《可喜的艺术探索》一文，肯定《绝对信号》。12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报道，题目为《〈绝对信号〉震动了我的心》。12月13日，于是之给北京人艺领导（刁光覃、夏淳、苏民）写信，表示支持《车站》开始排练。12月15日，夏淳批复，认为于是之意见值得重视,但要开会讨论。12月18日，《人民戏剧》刊发三篇文章研讨《绝对信号》。12月20日，夏衍写作《答友人书—漫谈当前文艺工作》,也声援高行健。12月25日，《新华文摘》1982年第12期全文转载剧本《绝对信号》。12月出版的《北京文艺年鉴（1982年）》的“中篇小说简介”中，收入“高行健:《有只鸽子叫红唇》”。

1983年43岁1月1日，巴金声援“现代派”的文章—《一封回信》刊登在《上海文学》1983年第1期头条。1月2日，在北京写作短篇小说《侮辱》。1月6日，在北京写作《谈冷抒情与反抒情》。1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文章《〈绝对信号〉使人惊醒》。1月25日，《新华文摘》1983年第1期转载两篇与“现代派”有关的文章。1月26日，在北京人艺写作《谈戏剧性》。1月，《戏剧创作杂谈之二:谈现代戏剧手段》发表在《随笔》1983年第1期。1月，写作《对现代折子戏演出的几点建议》。2月1日,夏衍的文章《答友人书—漫谈当前文艺工作》刊发在《上海文学》1983年第2期头条，也声援“现代派”，提倡文艺民主。2月26日，与林兆华一起给曹禺写信。3月14日，在北京写作短篇小说《河那边》。3月15日，曹禺回信。3月17日，《作品与争鸣》刊发《绝对信号》剧本全文、两篇对该剧的评论文章以及一篇讨论综述。3月18日，《车站》剧组建立。高行健和林兆华分别在建组会上谈戏剧观。3月19日，在北京写作短篇小说《海上》。3月23日，在北京写作《动作与过程》。3月25日，巴金的《一封回信》被《新华文摘》1983年第3期转载。该期《新华文摘》刊发了6篇相关文章，其中4篇涉及对“现代“和“形式多样化”的肯定。3月，《现代戏剧手段初探之三:谈剧场性》刊发在《随笔》1983年第2期。3月，《现代小说技艺的新课题—谈现代小说与读者的关系》刊发在《青年文学》1983年第3期。4月1日，《鞋匠和他的女儿》发表在《青年作家》1983年第4期。4月1日，《剧坛》刊发《探路一〈绝对信号〉及其他》，肯定该剧的演出意义。4月14日，在北京人艺为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写作后记。4月24日，在北京写作短篇小说《公园里》。4、5月份，与林兆华一起决定排演《车站》,再获曹禺和于是之支持。5月，《过客》(鲁迅）和《车站》演出。5月7日，在北京人艺写作《谈时间与空间》。5月10日，短篇小说《花环》发表在《文汇》月刊1983年5月号。5月19日，《质朴与纯净》刊发在上海《文学报》第三版的“文学创作”栏目上。

5月22日，《谈冷抒情与反抒情》RI发在《文学知识》1983年第3期35月22日，《现代戏剧手段初探之四:谈戏剧性》刊发在《随笔》1983年第3期。5月，剧本《车站》刊发在《十月》1983年第3期。5月，《关于〈绝对信号〉的通信》（曹禺、高行健、林兆华）刊发在《十月》1983年第3期。之后，此两封信作为序言被收入《〈绝对信号>的艺术探索》一书中。6月6日，《车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6月7日，短篇小说《海上》刊发在《丑小鸭》1983年第6期。6月，写作《谈多声部戏剧试验》。7月15日，《现代折子戏》四折包括《模仿者》、《躲雨》、《行路难》及《喀巴拉山口》刊发在《钟山》1983年第4期。7月20日，写作《谈假定性》。7月22日，《现代戏剧手段初探之五:动作与过程》刊发在《随笔》1983年第4期。7月，《绝对信号》到哈尔滨、大庆等地巡回演出。7月，短篇小说《母亲》刊发在《十月》1983年第4期。7月，短篇小说《圆恩寺》刊发在《海燕》期刊1983年第7期。8月，《文谭》1983年第8期刊发范际燕文章《“现代派”讨论鸟瞰》。9月15日，《河那边》发表在《钟山》1983年第5期。9月22日，《现代戏剧手段初探之六:谈时间与空间》刊发在《随笔》1983年第5期。11月22日，《现代戏剧手段初探之七：谈假定性》在《随笔》1983年第6期刊发。11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就《车站》写给中宣部以及北京市市委一份报告，责成相关部门总结经验教训。11月29日，北京市市长段君毅给予批复可否先做工作,让人艺自我批评。”12月，《中国戏剧年鉴（1983)》有两处涉及《绝对信号》。一是开篇的综述文章《回顾1982年的话剧创作》(作者游默），一是在剧目评论中收人曲六乙的《吸收•溶化•独创性》。12月，《北京剧作》1983年第2期刊发两篇评论：《贺〈绝对信号〉获奖》、《一部有明显缺陷的作品—评话剧〈车站〉》。这一年，《车站》完成排练并演出，演后又引发了轰动。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却说，《车站》是1949年以来“最恶毒的一个戏'因肺癌疑云，逃离北京回南京休养一段日子。回到北京后，因“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高涨，风口浪尖中决定

逃亡，去了大西南,浪迹长江流域五个月，行程达一万五千公里。1984年44岁1月，《北京文艺年鉴1983》收人“关于话剧《绝对信号》的争论”，并将《绝对信号》列人“戏剧简介”的栏目中。4月14日，在北京写作剧作《独白》。5月，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希望文学丛书”中的一本。8月30日，在南京写作《我的戏剧观》。9月20日，短篇小说《花豆》刊发在《人民文学》1984年第9期。11月9日，写完剧作《野人》一稿。11月18日，吴祖光的文章《发展文艺需要自由讨论的空气》发表在《戏剧报》1984年第11期。11月26日，与林兆华谈《野人》。12月1日，写作《对〈野人〉演出的说明和建议》。12月2日，完成《野人》二稿。12月13日，于是之家书中提及高行健约稿，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重视。12月22日，写作短篇小说《抽筋》。12月29日，《我的戏剧观》刊发在《戏剧论丛》1984年第4期。12月，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高行健作为特邀代表人会。1985年45岁年初，《野人》剧组开始前期的演员训练。1月2日，《独白》（独角戏）刊发在《新剧本》创刊号（1985年第1期）。1月7日，《花豆-------部画面、语言和音响的电影诗》刊发在《丑小鸭》1985年第1期。1月25日，向于是之汇报剧本演出有转机。1月，《信息世界》刊发高行健对尹光中的评价文字。2月7日，《花豆-------部画面、语言和音响的电影诗》（续）刊发在《丑小鸭》1985年第2期。2月，短篇小说《抽筋》改名为《无题》刊在《小说周报》创刊号。3月，《野人》刊发在《十月》期刊1985年第2期。3月，《绝对信号》获第二届《十月》文学奖（1982—1984)剧本第一名。4月1日，短篇小说《公园里》刊发在《南方文学》1985年第4期，4月上旬，参加中国第一次布莱希特讨论会并发言，题目为《我和布莱希特》。

4月18日，参加中国剧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并发言。4月，《野人》彩排。4月，《花豆》被收入“《人民文学》1984年短篇小说选”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4月，在北京写作《答〈青年艺术家〉记者问》。5月5日，《野人》在北京人民剧院首演。5月6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组织评论界、媒体、出版界人士座谈《野人》。5月8日，于是之夫妇看《野人》演出，很开心。5月18日，《戏剧报月刊》1985年第5期刊发于是之的《北京人艺剧本组的工作》，表示对该院剧作家的尊重和重视。5月19日，《工人日报》刊发报道称赞《野人》。5月28日-30日，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召开有争议的话剧剧本讨论会。5月，写作《〈野人〉和我》。5月，《戏剧报》组织两次《野人》座谈会。5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绝对信号〉的艺术探索》一书。5月，中国社科院的夏刚在北京写作《当代启示录—高行健话剧世界面面观》。6月19日一7月22，和林兆华一起访问德国，参加地平线戏剧节。两人待了十三天看了二十几场戏（早、中、晚都有演出），访问了一系列剧院，包括席勒剧院、德意志剧院和私人组织的小剧团等,观摩了波兰戈洛托夫斯基表演方法训练班。6月24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野人》，肯定中国当代戏剧在向前发展。6月，《高行健戏剧集》由群众出版社出版。6月，短篇小说《车祸》刊发在《福建文学》（月刊）1985年第6期。7月1日，夏刚将《当代启示录—高行健话剧世界面面观》投给《当代作家评论》并附短信。7月18日，《戏剧报》月刊1985年第7期刊发了四篇文章，研讨《野人》，林克欢的《陡坡》一文，对高行健的高度评价写得很有深度。该刊还在中间的彩图部分刊发了《野人》的演出剧照。7月22日一8月2日，与吴祖光、林兆华一起到英国参加伦敦国际戏剧节(LIFT)07月28日，《对有争议的话剧剧本的争议—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召开有争议的话剧剧本讨论会发言纪要》刊发在《剧本》1985年第7期。7月，短篇小说《侮辱》刊发在《青年文学》（月刊）1985年第7期。

8月18曰，《戏剧报》月刊1985年第8期刊发的一篇文章提及《野人》的贡献。9月18日，《戏剧报》月刊刊发文章《为话剧创新的“排浪”叫好》。1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高度评价《野人》等的意义。11月23日，《社会科学评论》月刊刊发《谈荒诞戏剧的衰落及其在我国的影响》（作者:陈瘦竹），否定《车站》的探索。11月，在法国国家剧院举行的高行健戏剧创作讨论会上发言,题目为《要什么样的戏剧》。12月，德国文学批评家鲁迪格•哥奈第一次在西柏林见到高行健的名字。1986年46岁1月，自法国回到北京。写作新戏《彼岸》。2月28日，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邀请高行健介绍外国戏剧创作动向和欧美近期上演剧目情况。2月，林兆华邀请的德国教授普莱尔抵达北京，为人艺培训演员。这是“全能演员”实践方法的一种。2月，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出版的内部交流书籍《当代话剧探讨》（黑龙江省话剧学术讨论会专集）中，十五篇文章中有五篇提及高行健的剧作《绝对信号》、《车站》与《野人》的意义和贡献。3月4日，在北京人艺写作《用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来创作》。3月18日，《戏剧报》月刊1986年第3期刊发文章肯定《绝对信号》和《野人》。3月25日，《当代作家评论》刊发夏刚的《当代启示录—高行健话剧世界面面观》。4月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联举行“演出百场奖”发奖大会。《绝对信号》是获奖的剧目之一。4月n日，写作《评格洛托夫斯基的〈迈向质朴戏剧〉》。5月2R，《用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来创作》一文刊发在《新剧本》1986年第3期上。5月18日，《戏剧报》月刊1986年第5期刊发高鉴的《观念与实践的错合》,谈及《绝对信号》和《野人》。5月20日，在北京人艺完成剧本《彼岸》。5月23日，写作《文学需要相互交流，相互丰富》。5月25日，写作《〈彼岸〉演出的说明与建议》。5月，在天津《文学自由谈》编辑部与李欧梵、李陀和阿城谈关于“海外与中国”的文学话题。

6月3日，在北京人艺写作《戏曲不要改革与要改革》。6月22日，读者余欣给高行健写信，请教“中国戏剧应当向何处去?”6月，与林兆华一起做“关于建立北京人艺实验小剧场的报告”，剧院没有批准。7月12日，高行健给读者余欣回信。7月18日，《评格洛托夫斯基的〈迈向质朴戏剧〉》刊发在《戏剧报》月刊1986年第7期。7月18日，在北京写作短篇小说《给我老爷买鱼竿》。7月21日，《要什么样的戏剧》刊发在《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9月5日，与李欧梵、李陀和阿城的谈话录《作家四人谈文学:海外与中国》刊发在《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5期。9月20日，《给我老爷买鱼竿》刊发在《人民文学》1986年第9期。9月25日，《当代作家评论》刊发夏刚的文章《十年:世纪的冲刺—对“劫后文学”的双焦点参照透视》中，谈及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车站》。9月，剧本《彼岸》刊发在《十月》1986年第5期。关于这部剧，高行健和他的朋友诗人马寿鹏有深人的对谈。11月5日，《戏剧报》月刊召开在京部分青年戏剧工作者座谈会，讨论“话剧十年”的见解。11月11日-15日，北京市剧协召开高行健作品讨论会。12月20日，《戏剧》1986年第4期刊发两篇评论文章与高行健相关。一篇是《论新时期戏剧的美学解放》，另一篇是《论高行健戏剧的美学探索》。12月，《戏曲不要改革与要改革》刊发在《戏曲研究》第21辑。12月，林克欢的文章《戏剧的超越》发表在《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上。这一年，匈牙利《外国文学》刊载《车站》匈牙利译文，译者PolonyiPeter。法国里仁（Lille)北方省文化局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1987年47岁I月18日，刘晓波文章《十年话剧观照》发表在《戏剧报》1987年第1期。1月，在北京写作《就〈野人〉答英国友人》。2月9日-11日，与诗人马寿鹏就高行健戏剧创作做了两次彻夜长谈，后整理成《京华夜谈》。2月15日，《文学需要互相交流,互相丰富》刊发在《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创刊号）。2月18日，董子竹文章《该是作高层次回归的时候了—话剧十年断想》和谭霈生的文章《话剧十年—“人学”的深化与困顿》发表在《戏剧报》1987年

第2期。李云龙在“高行健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戏剧随想》一文分为三次刊登在《戏剧报》1987年第2期、第3期和第4期上。2月20日，《人民文学》第一、二期合刊刊发叶君健与高行健的对话录《现代派•走向世界》。2月，林克欢写作评论《高行健的多声部与复调戏剧》一稿。3月1日，在北京写作《〈车站〉文译本序》。3月29日,在北京写作《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5月，在香港戏剧讨论会上发言，题目为《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5月，林克欢写作评论《高行健的多声部与复调戏剧》二稿。6月6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结十年工作得失，邀请专家探讨未来的戏剧发展之路。6月21日，在北京完成剧作《声声慢变奏》，该剧是取李清照词意，为舞蹈家江青女士而作。6月26日，为《对…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书写序。7月26日，在北京完成剧作《冥城》初稿，并写了《对〈冥城〉演出的说明》。9月14日，许国荣为他所编的书《高行健戏剧研究》写编后记—《为革新者歌》。10月11日，在北京写作《迟到了的现代主义与当今中国文学》，该文为香港举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学术讨论会的发言提纲。10月18日，《戏剧报》月刊1987年第10期发表文章《不能再回到“一统论”去了》（署名康洪兴），肯定探索戏剧的贡献，倡导多样化的发展之路。10月，《中国戏剧年鉴（1985)》初版,此年鉴有三处地方提及高行健。一是在综述部分的《1983年话剧创作》一文的最后一段;二是在文摘部分选入了文章《关于话剧〈车站〉的争论》；三是“1984年戏剧文章选目”中的“戏剧理论中选了“我的戏剧观高行健《戏剧论丛》4辑”。11月2日，在北京写作一篇谈论现代小说的短文，为他自己结集的小说做总结。11月15日,林克欢的《高行健的多声部与复调戏剧》刊发在《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上。11月21日，《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刊发在《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年底，应邀到德国访问研究,后得到法国文化部邀请,移居法国巴黎。这一年，英国利兹（Litz)戏剧工作室演出《车站》。香港话剧团举行《彼岸》排演朗诵会。法国《短篇小说》第23期刊载《母亲》法文译本,译者PaulPoncet01988年48岁

1月15日-11月15日，《京华夜谈》一文分为6次在《钟山》1988年第1、第2、第3、第4、第5、第6期上连载。1月15日，《钟山》1988年第1期转发报道《躲雨》在瑞典上演。3月，《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刊发黄丽华文章《高行健戏剧时空论》。5月10日，编辑周翼南写的《高行健其人》一文刊发在《中国作家》1988年第3期。5月15日，《迟到了的现代主义与当今中国文学》刊发在《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当时《文学评论》的主编是刘再复。5月20日，林兆华评述高行健的文章《垦荒》刊发在《戏剧》1988年春季号。8月，《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一书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8月，应德国塔利亚剧院院长尤尔根•弗利姆之邀,林兆华到塔利亚国家剧院给德国演员排戏。柏林绍比纳剧院的一位导演看了《野人》的剧本,表示不知道怎么排。10月26日，由林兆华执导的《野人》在德国汉堡塔利亚剧院首演成功。汉堡市前市长冯•多男尼，汉堡市市长冯•明希观看首演。10月，小说《雨、雪及其他》和《花豆》被选入“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之《意识流小说。10月-I2月，德国媒体赞美《野人》的演出。这一年，在瑞典诺贝尔基金会与瑞典皇家剧院举办的“斯特林堡、奥尼尔与当代戏剧”国际研讨会上发言，题目为《要什么样的剧作》。新加坡“戏剧营”举行讲座，谈高行健实验戏剧。台湾《联合文学》1988年总第41期转载《彼岸》和《要什么样的戏剧》。德国出版《车站》和《野人》德语译本，前者译者为顾彬,后者译者为MinicaBasting。瑞典出版高行健的戏剧和短篇小说集《给我老爷买鱼竿》瑞典文译本，译者马悦然。意大利《语言丛刊》刊载《车站》意大利译文。香港舞台团首演《冥城》，导演与编舞江青。英国爱丁堡皇家剧院举行《野人》排演朗诵会。法国马赛国家剧院举行《野人》排演朗诵会。瑞典东方博物馆举办高行健的个人画展。法国瓦特庐市文化中心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1989年49岁2月13日，在巴黎写完《山海经传》初稿。2月，短篇小说集《给我老爷买鱼竿》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收集了1980年至1986年的十七个短篇。6月，“天安门”事件后，在法国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6月，许国荣编的《高行健戏剧研究》一书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6月，《当代中国作家百人传》由求实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的作家按姓氏

笔画排列，包括近照、小传、创作谈和作品目录共四项内容,每人占2-4页的篇幅。高行健与高晓声、晓雪、顾城、贾平凹、莫言、铁凝、徐怀中、航鹰等9位一起排在第十画，他是十画作家的第一位。8月，《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刊发许子东论文《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以及李庆西论文《寻根：回到事物本身》。9月，在巴黎完成长篇小说《灵山》的写作。10月，在巴黎完成剧作《逃亡》。这一年，应美国亚洲文化基金会邀请赴纽约。《声声慢变奏》（舞蹈诗剧），舞蹈家江青在纽约古根汉美术馆演出。剧作《冥城》由台北《女性人》1989年创刊号刊载。德国杂志刊载《车祸》,译者AlmutRichter。瑞典克拉普斯画廊举行“高行健、王春丽联展”。法国巴黎大皇宫美术馆举办的“具象批评派沙龙”，高行健的画作参加1989年秋季展。1990年50岁4月15日，《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刊发《“高行健剧作”对话录》。6月21日，在巴黎完成剧作《冥城》二稿。7月30日，在巴黎写作《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8月12日，《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论文）刊登在台湾《中时晚报》副刊“时代文学”栏目上。8月，《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0年第4期刊发张瑞德论文《十年来小说理论研究评述》。9月27日，马森在台南古城为高行健的著作《灵山》写序，题目为《艺术的退位与复位-----序高行健〈灵山〉》。10月15日，在巴黎写作《巴黎随笔》一文。10月21日，《逃亡与文学》（随笔）刊登在台湾《中时晚报》副刊“时代文学”栏目。12月，《灵山》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初版。这一年，写作《关于〈彼岸〉》一文。剧作《逃亡》首发在《今天》第一期。《声声慢变奏》（舞蹈诗剧）刊发在台北《女性人》1990年第9期。《要什么样的戏剧》（论文）刊发在美国《广场》1990年第2期,该英文译文收在瑞典同年出版的诺贝尔学术论丛第27期《斯特林堡、奥尼尔与现代戏剧》论文集中。美国《亚洲戏剧》1990年第2期刊载《野人》英译本，译者BrunoRoubicec。台湾艺术学院在台北首演《彼岸》，导演陈玲玲。《野人》由香港海豹剧团上演，导演卡罗。《车站》在奥地利维也纳上演。参加巴黎大皇宫美术馆“具象

批评派沙龙”1990年秋季展，该画展巡展莫斯科与彼得堡。法国马赛中国之光协会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1991年51岁1月29日，在巴黎完成《生死界》初稿。4月1日，剧作《生死界》定稿。该剧写作与首演得到法国文化部赞助。5月16日，写作《关于〈逃亡〉》一文，作为在瑞典皇家剧院的剧作朗诵会上的发言。5月，写作《文学与玄学•关于〈灵山>》一文，根据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讲话录音整理。6月17日，《关于〈逃亡〉》一文刊发在台北《联合报》联合副刊。9月1日，短篇小说《瞬间》刊发在台北《中时晚报》副刊时代文学第期。10月，在巴黎写作《我的戏剧我的钥匙》一文,此为巴黎第七大学举行的亚洲现代文学戏剧讨论会上的讲稿。11月2日，在巴黎写作《隔日黄花》一文，谈先锋戏剧在中国大陆的风风雨雨，从《绝对信号》、《车站》到《野人》。11月22日，剧作《冥城》在巴黎定稿。12月，杜特莱主动跟高行健说，他想要翻译他的《灵山》。这一年，被开除党籍及公职,在北京的住房被没收。写作现代歌谣《我说刺猬》。剧作《生死界》在《今天》第二期发表。《巴黎随笔》刊发在美国《广场》第四期。《瞬间》被收入日本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纸上的四月》，译者为宫尾正树。德国文艺学会柏林艺术计划主办中德作家艺术家“光流”交流活动，举办《生死界》朗诵会。参加巴黎大皇宫美术馆的“具象批评派沙龙”1991年秋季展;法国画廊举办高行健个人展。1992年52岁1月，杜特莱开始翻译《灵山》。6月8日，写作《中国流亡文学的困境》一文，作为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讲稿。6月14日，在法国圣一爱尔布兰完成剧作《对话与反诘》。6月18日，写作《谈我的画》一文。7月15日，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于是之高度评价了《绝对信号》的探索意义。7月，在维也纳瞬间剧团导演《对话与反诘》。工作纪录在“《对话与反诘》导表演谈”一文中有反映。8月18日，《中国戏剧》刊发了以“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暨北京人艺演剧

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总共14篇，有三个人—于是之、徐晓钟与林兆华的文章论及《绝对信号》，徐的看法有褒有贬。9月24日-29日，奥地利报刊报道评述高行健执导的剧作《对话与反诘》。10月，《戏剧艺术革新家林兆华》收入林克欢所编的《林兆华导演艺术》一书中。该书由著名剧作家曹禺、吴祖光、于是之分别作序，高行健的文章是正文第一篇。10月，《明报月刊》1992年十月号刊发《中国流亡文学的困境》。这一年，法国政府授予他“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灵山》瑞典文版出版，译者为马悦然。比利时出版《逃亡》法译本。德国出版《逃亡》德文译本。剧作《对话与反诘》刊发在《今天》第二期，法文版同时发表。《隔日黄花》（随笔）看法在美国《民主中国》1992年第八期。《文学与玄学—关于〈灵山>》刊发在《今天》1992年第3期。剧作《生死界》德文译本刊发在德国《远东文学》第13期上。短篇小说《瞬间》被收入马森、赵毅衡编《潮来的时候》，台湾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出版。斯德歌尔摩皇家剧院首演《逃亡》。伦敦当代艺术中心举办《逃亡》朗诵会，在伦敦大学和利兹大学分别举行题为《中国流亡文学的困境》和《我的戏剧》报告会。法国利茂日国际法语艺术节举办《逃亡》朗诵会。英国电台广播《逃亡》。德国纽伦堡城市剧院上演《逃亡》。奥地利维也纳首演《对话与反诘》，高行健执导。《绝对信号》在台湾戈多剧场上演。法国马赛亚洲中心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法国麦茨篮圈当代艺术画廊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1993年53岁年初,《生死界》在巴黎圆点剧院首演后，剧院举办了有两百多人参加的座谈会。1月17日，与德尼•朗格里（法国作家、哲学博士）谈论文学写作中的“语言流”。1月26日，修定剧本《山海经传》。2月，《丝路学刊》1993年第1期刊发张涛、汤吉夫论文《零落成泥碾作尘—试论现代派小说的本土化》。4月4日，在巴黎写作《个人的声音》一文，为斯德哥尔摩大学“国家、社会、个人”学术讨论会准备讲稿。春天,刘再复为高行健剧作《山海经传》写序。3月-7月，牟森在北京电影学院演员培训中心用《彼岸》一剧做学员训练，他的编导事业因此渐人佳境。蒋樾将这整个教学、训练和排演作为他第一部记录片《彼岸》的原材料。

6月，《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刊发冯寿农论文《中国新时期文学对西方荒诞派文学的吸收和消融》。7月，《灵山》节选刊载在法国文学期刊1993年七月号上，译者为杜特莱。7月，摇滚歌星崔健因为看了高行健编剧、牟森执导的《彼岸》，写出歌曲《彼岸》。收在《红旗下的蛋》专辑中。夏天，参加一个游轮上的研讨活动。学者刘青峰和金观涛觉得高行健是“一个自言自语的人”。8月9日，在巴黎写作《无声的交响—评赵无极的画》。8月，《个人的声音》刊发在《明报月刊》1993年八月号，题目改为《国家迷信与个人癫狂》。9月18日，与杨炼在悉尼对谈“流亡使我们获得什么”。10月11日，杨炼在澳洲雪梨整理他与高行健的对谈《流亡使我们获得什么》。10月，《谈我的画》刊发在《明报月刊》1993年十月号上。10月，《色彩的交响—评赵无极的画》刊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第十期。11月6日，法国电台广播《生死界》演出实况。11月15日，在巴黎写作《没有主义》一文，为台湾联合报系“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上的发言。11月18日，在巴黎完成剧作《夜游神》，此剧写作与首演得到法国博马舍戏剧协会的赞助。11月，刘再复在温哥华卑诗大学写作《高行健与文学的复调时代》。12月1日，在巴黎写作《另一种戏剧》一文。12月，《绝对信号》被收入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绝对信号》中。这一年,在斯德歌尔摩大学举办的“国家、社会、个人”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论文《个人的声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举办高行健讲座“中国当代戏剧在西方，理论与实践”。剧作《对话与反诘》的中法文对照本由法国的外国作家出版社推出。剧作《山海经传》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举办的《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高行健发表论文《没有主义》。剧作《对话与反诘》刊发《今天》1993年第2期。在比利时出版《生死界》法文版，官邸剧场举行《逃亡》排演朗诵会。布鲁塞尔大学举行高行健戏剧创作报告会。法国出版《二十世纪远东文学》文集，收入《我的戏剧我的钥匙》。德国出版《中国当代戏剧选》，收人《车站》另一德译本。比利时文学季刊1993年第3、4期合刊《海上》、《给我老爷买鱼竿》、《二十五年后》弗拉芒文译本。剧作

《逃亡》被收入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作家与流亡》一书中。澳大利亚雪梨大学演出中心演出《生死界》，高行健执导。法国亚维农戏剧节上演《生死界》。法国布日文化之家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德国画廊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瑞典著名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撰写研究高行健的重要论文《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论高行健的〈灵山〉》。1994年54岁1月3日，与德尼•朗格里（法国作家、哲学博士)谈论“为什么写作”。1月31日，与德尼•朗格里谈论文学写作中“对自我的质疑”。1月，《中国戏剧在西方，理论与实践》刊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1月号。2月28日，在巴黎写作《评法国关于当代艺术的论战》一文。4月，诗歌《我说刺猬》刊发在台湾《现代诗》1994年春季号。4月，评论《当代西方艺术往何处去?》刊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四月号。5月，赵毅衡著作《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写完初稿。9月，赵毅衡著作《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写完二稿。这一年，比利时出版《夜游神》法文本，该书获得法语共同体1994年图书奖。法国国家图书中心预定他的新剧作《周末四重奏》。瑞典皇家剧院出版《高行健剧作集》，收人高行健的十个剧本，译者马悦然。日本晚成书房出版《中国现代戏曲集》第一集，收人《逃亡》，译者濑户宏。法国艾克斯-普罗旺斯大学举行《灵山》朗诵会。德国法兰克福文学之家举行《灵山》朗诵会，法兰克福艺术之家举行《生死界》朗诵会。法国圣爱尔布兰外国剧作家之家举行《对话与反诘》朗诵会。《生死界》在意大利“当代世界戏剧节”演出，高行健执导。法国RA剧团演出《逃亡》。《逃亡》在波兰波兹南国家剧院上演，剧院同时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法国麦兹蓝圈当代艺术画廊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1995年55岁4月28日，写作“《生死界》演出手记”。5月21日，香港《联合报》发表《彼岸》导演后记。5月，香港《文艺报》五月创刊号转载《没有主义》。7月4日，在法国写作《剧作法与中性演员》一文，此文根据在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导演系讲话录音整理。7月14日，在法国写作《对绘画的思考》一文。

7月18日，在法国为《没有主义》一书写序。7月，赵毅衡著作《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写完三稿。12月22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刊发主编梅新与高行健的对谈《寻找心中的灵山》，作者吴婉茹。这一年，《灵山》法文版出版，译者杜特莱。法新社作为重要新闻广播了该书出版消息，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巨作。法国《世界报》、《费加罗报》、《解放报》、《快报》、《影视新闻周刊》等各大报刊均给该书很高的评价。论文集《没有主义》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初版。这一年，台北帝教出版社推出剧作集《高行健戏剧六种》(一集《彼岸》、二集《冥城》、《声声慢变奏》、三集《山海经传》、四集《逃亡》、五集《生死界》、《对话与反诘》、六集《夜游神》）。日本晚成书房出版《中国现代戏曲集》第二集，收入《车站》,译者饭塚容。巴黎的诗人之家（又叫莫里哀小剧场）的古建筑修复，以高行健剧作《对话与反诘》作为开幕式的活动。剧院邀请法国著名演员米歇尔•龙斯达朗诵剧本。法国图尔国立戏剧中心演出《逃亡》。香港演艺学院演出《彼岸》，由高行健执导。台湾台北市立美术馆举行高行健个人画展，出版画册《高行健水墨作品）。1996年56岁6月30日-7月6日，参加由瑞典乌拉夫帕尔梅国际中心主办、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协办的“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研讨会，该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南郊布姆什维克湖湾会议中心召开。6月，王新民论文《高行健:新时期实验戏剧的杰出代表》刊发在《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上。9月16日-1S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中国现代戏剧的回顾与展望》，此乃髙行健在“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10月，诗歌《我说刺猬》刊发在法国《诗刊》1996年十月号，译者ArmieCurien011月3日，整理《现代汉语与文学写作》。这一年,开始在法国写作长篇小说《一个人圣经》。剧作《周末四重奏》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初版。《没有主义》英文版刊发在澳大利亚《东方会刊》上，译者为陈顺妍。希腊雅典出版《灵山》希腊文译本。澳大利亚雪梨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雪梨大学中文系和法文系为高行健举办三场报告会—《批评的含义》、《谈〈灵山〉的写作》、《我在法国的生活与创作》。法国艾克斯-普罗旺斯市图书馆举行《灵山》朗诵会及讨论会。艾克斯-普罗旺斯大学与市立图书馆举行中国当代文学讨论会和《夜游神》的排演朗诵会。法国音乐电台举办“《灵山》与音乐”三个小时的专题节目，朗诵小说的

部分章节并举行与小说写作有关的音乐会，现场直播。法国文化电台举办一个半小时的作者专访,并朗诵《灵山》部分章节。法国举行《周末四重奏》朗诵会。《生死界》在波兰米叶斯基剧院上演。日本神户龙之会剧团演出《逃亡》，导演深津笃史。卢森堡正义宫画廊举办高行健的个人画展。法国麦兹市蓝圈当代艺术画廊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法国红雀塔画廊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香港倡艺画廊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金董建平(董建华的姐妹）写作《水墨骑士—高行健和他的山水画》一文。贝岭回忆这一年前后与高行健的交往。电视编导张文中在香港专访高行健。1997年57岁2月，《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刊发钱理群、吴晓东论文《文学的归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略〉之五》。7月，刘再复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刊发在香港岭南大学《现代中文文学学刊》创刊号上,其中谈及高行健的“《车站》与存在意义的叩问”。11月，在巴黎完成剧作《八月雪》。这一年，巴黎的首届“中国年奖”授予《灵山》作者—高行健。法国黎明出版社出版《给我老爷买鱼竿》，译者杜特莱夫妇。法国电视五台介绍《给我老爷买鱼竿》和《灵山》,播放对高行健的专访节目。法国黎明出版社出版高行健和法国作家丹尼斯的对谈录《尽可能贴近真实—论写作》。高行健执导的《生死界》由美国纽约的蓝鹤剧团和长江剧团在新城市剧院演出。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中文广播《生死界》。法国文化电台广播《逃亡》。美国纽约卑斯大学和斯密特中心画廊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人法国国籍。1998年58岁8月20日，《自由精神-我的法国》刊发在法国《世界报》。9月，赵毅衡著作《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终稿。10月，《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科）》1998年第5期刊发陈春生论文《觉醒、实验、和谐—新时期小说文体演进的轨迹》。11月，刘再复写作《高行健与〈灵山〉》。12月，刘再复在美国科罗拉多写作《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这一年，《一个人的圣经》在法国完成。法国巴黎世界文化学院举行“记忆

与遗忘”国际学术研讨会，高行健应邀作了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流亡》为题的报告。该文被收人文集。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中心和人文学部邀请高行健举行讲座和座谈。法国艾克斯-普罗旺斯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导读》，收人高行健的《现代汉语与中国文学》一文，译者杜特莱。《逃亡》被收入日本平凡出版社出版《现代中国短篇集》，藤田省三编，译者濑户宏。《绝对信号》被收入日本晚成书房出版的《中国现代戏剧集》第三集，译者濑户宏。曰本东京俳优座剧团演出《逃亡》，导演高岸未朝。罗马尼亚演出《车站》。贝宁和象牙海岸演出《逃亡》。法国坎城剧院举行《生死界》朗诵会。法国利茂日国际法语艺术节排演朗诵《夜游神》。法国一剧团把高行健、杜拉斯和韩克的剧作改编演出。法国文化电台广播《对话与反诘》。香港艺倡画廊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法国红雀塔画廊举办高行健个人画展。高行健的画参展法国巴黎罗浮宫古董国际双年展。英国伦敦画廊举办高行健和另外两位画家的三人联展。法国艺术出版社出版高行健的绘画笔记《墨与光》。方梓勋写作《从高行健的创作论说起》一文。1999年59岁1月20日，刘再复在科罗拉多大学校园为高行健著作《一个人的圣经》写跋。1月，刘再复的文章《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刊发在台北《联合文学》1999年1月号上。4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初版。5月，在法国拿普乐城堡写作《另一种美学》。此写作得到法国文化部南方艺术局赞助。8月，香港明报“2000年文库—当代中国文库精读”出版《高行健》第一版。10月10日，《世界日报》刊发刘再复“答《世界日报》曾慧燕问”。《世界周刊》将该文刊发于第812期。11月7日，刘再复文章《中国文学曙光在何处?》刊发在香港《南华早报》的“打开”双月刊上。这一年，比利时出版《周末四重奏》法文版。德国出版《对话与反诘》德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高行健的英文戏剧集《彼岸》（收人《彼岸》、《生死界》、《对话与反诘》、《夜游神》、《周末四重奏》五个剧本，译者方梓勋。《现代汉语与文学写作》被收入《香港戏剧学刊》第一期。法国波尔多莫里哀剧场演出高行健执导的《对话与反诘》。法国亚维农演出《夜游神》。日本横滨剧团演出《车站》。高行健的个人画展在法国春天书展开幕式上展出。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深思与媚俗—也谈《废都》曾思艺*一部《废都》，造成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观。书尚未上市,早已热闹得沸沸扬扬，书一上市，更如沸油中掺水，整个儿炸开了。各种报道、各种传闻之多且不说，光是对其的评价就足以令人目不暇接，乃至无所适从了！美之者盛誉为当代《红楼梦》、当代《金瓶梅》、当代《儒林外史》以及《围城》续篇，贬之者痛斥为一个荒诞不经的怪胎，甚至充其量只是一种精神的无意识排泄现象,更有些以骂名人来捞稿费、贬名人以求成名者，竟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庄之蝶与作者贾平凹合二而一,等价齐观,肆加挞伐，用人身攻击代替了文学批评。一部40余万字的小说竟使整个社会大为震动，而且让人们见仁见智，那么，这部小说决不会是一个肤浅、无聊的玩意儿，至少它是一部内涵比较丰富、能使读者各有所得的作品。对此，作家本人有着颇为清醒的认识:“有的热情的朋友说《废都》是当代《金瓶梅》、当代《红楼梦》、当代《儒林外史》等，我很感激朋友们的盛誉和理解，但我总还是劝他们不要这样说。《红》书和《金》书，都已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考验,的确是伟大的,我的书刚刚问世，将来的命运还很难说。我真诚地劝告读者不要对它期望太高,或许这是一部平庸不堪的书，是一部糟糕透顶的书，各人读有各人的心境见解，但各人也仅仅各得一端罢了。”①这样一部作品，确乎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须细细品读，冷静分析，力求公允。本人认为，《废都》既非当代《红楼梦》、当代《金瓶梅》、当代《儒林外史》和《围城》续篇，也非怪胎和精神的无意识排泄现象,而是一部集深思与媚俗于一身的复杂作品。应该承认，贾平凹创作这部小说的态度基本上是严肃的，它力图对现实、社会、人生、文明等等进行深人的反思和独到的探索，因而，《废都》基本上是一部深思的作品，其对社会、人生、文明的深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曾思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①杨子:《〈废都>热里访平凹》,见刘斌、金玲主编《失足的贾平凹》，华夏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

第一,直面现实人生，大胆揭露讽刺。中国当代文学总给人一种游离于现实人生的感觉,或图解政治，以宣传为目的，或深入大自然,大写特写野蛮淳朴的民风民俗，谱写新的动人田园牧歌,或怀古念旧，反思过去，或故作潇洒状，在《千万别把我当人》的情况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就死》，或艳态千般、风情万种而空洞如一、不食人间烟火般地言情，或既武功绝伦、大打出手,又多角恋爱、缠缠绵绵地武侠，或千迷万幻、其实不幻地侦探……一时之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好似雨过天晴,分外妖娆，恍如光风霁月，又人桃源，又似乎琐琐碎碎，蝇营狗苟……当然，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是健康向上、兴旺发展的，但也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泥沙俱F、鱼目混珠的事也在所难免。为了国家更正常地前进，为了社会更完满地进步，为了民族更全面的发展，我们需要直面人生、大胆揭露讽刺的文学作品。《废都》于是应运而生。作者自称《废都》是我要表现世纪末的中国人的一种真实的生活和情绪。”②这是一种寂寞的情绪，一种守旧、享乐、颓废的情绪。《废都》通过作家庄之蝶这位文化名人，深受名气之累—表面上裹着红光闪闪的幸运外衣，实际上在被“捧”中被“炒”，在被“炒”中被“吃”，处处被人利用，从而产生人生的隔膜感乃至大不幸，因此企盼在性爱中寻找人性和生命的自然、本真与和谐，但均告失败，颇为严厉地拷问了包括自身在内的当今众多文人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枉自挣扎而又碌碌无为进而无可奈何的世纪末心态与鄙俗灵魂，而通过庄之蝶的名人之累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时代错位、理想与现实悖逆，又对桎梏庄之蝶等的社会文化氛围进行了含而不露的鞭笞。与此同时,更通过庄之蝶直接、间接交往的各类人物，从街道办事处主任、司法人员、人大秘书长、市长直到省厅、局级干部，多方面地揭露了西京城里官场的弊端与腐败,讽刺了利用改革开放之机唯利是图、大发横财的各色人等—制造假农药的农民企业家黄厂长,在调料汤里放大烟壳子以紧紧抓住顾客的“山西削面馆”老板，以伪造名人书画大赚其钱的画家汪希眠,办书店、开画廊、在朋友遇难时巧取豪夺其名古字画及其作品致使朋友出狱后含愤自杀的自视清高的庄之蝶……还通过一位拾破烂、唱“谣儿”的老头,把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些贴近生活、切中时弊的民谣集中起来进行世态讽喻。作家全面、广泛地描写了西京城内的各种世纪末情绪,尤为深刻地揭示了庄之蝶等四大文化名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的世纪末心态，这些人早已名成业就,官道财道俱已打通,早就没有“为天下立心，为生民请命，②《〈废都〉创作之秘一贾平凹答编辑问》，见夏林主编《〈废都〉废谁》，学苑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大志，只是一味地交朋结类，趋贵攀缘,媚俗取财，自溺自沉，从而滋生出浓郁的怀古念旧、坐享其成、附骥帮闲的“废都”意识，不免一再被人利用，不能潜心专业创作，无法获得真正的爱情，以致在官场、文场、情场上连连失意，由名人变成“闲人”，进而由“闲人”变成“废人”，最终身心淘虚得连出走都无可能！这种世纪末的情绪及其悲剧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可见作者对此是持严肃的批判态度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废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使人惊醒，极力摆脱这种世纪末情绪，对传统进行批判性的继承，以改变现实、更新社会。第二，多视角地对社会、人生进行反思。《废都》除以庄之蝶等四大文化名人的经历来表现作家的深思外,还多视角地展开对社会、人生、文明的反思。首先，它精心设置了一个因打官司失败而滞留西京拾破烂的老头，通过他所集中的各个时期的民谣，展示了民众对社会的某种认识;其次，别出心裁地让一头作为自然人性与原始生命力象征的奶牛充当哲学家,对文明与自然、社会与人性等作了颇为独到的反思。如“牛哲学家”认为，人创造了城市，又把自己限制在城市，脱离自然的城市如今人口拥挤、空气污浊、疾病流行、生态失衡、人情冷漠，并使人的种族退化，以至人类面临末日的灾难;其三,通过庄之蝶那疯疯癫癫、见神见鬼的老岳母，从神鬼的角度来触及生活，切近人生。可见，作家在写作《废都》时确实是态度严肃的，对社会、文明、人生等有着较深入的思索,在艺术上也是煞费苦心、惨淡经营的，而且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点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但也必须看到，与此同时，作品中也存在着一种颇为有趣的媚俗现象。媚俗，就是放弃自己的本来追求，而去刻意取悦于人。当一个美丽的女人不顾自己的天生丽姿而拼命精心妆饰自己时，一定是她已深感红颜将老、青春不再了，当一个一向严肃而颇有才华的作家有意迎合俗众的趣味时，轻者是其才华衰退、力不从心的表征,重者则是江郎才尽、无力回天的预兆。《废都》集作家四十年思考及十几年创作之大成，是作家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和创新，有着独特的艺术成就，并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就此说作家将江郎才尽似乎过分，但就其媚俗情况来看，不能不使人产生作家才华已告衰退之“杞忧”。《废都》的媚俗表现如下。第一，过多而殊少新意的性描写。性，本是人生中如穿衣吃饭一般的常事一桩，但中国人一向对此讳莫如深，这虽与中华民族的含蓄性格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程朱理学等封建禁欲主义理论所造成的一种性压抑与性愚昧。冷静地对待性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根据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挖掘心理、表现主题

的需要，适可而止地表现性，新颖别致而又恰如其分地描写性，这应该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正常表现。英国的劳伦斯在其一系列作品中率先严肃认真地表现了性,尤其是其经典名作《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通过主人公本真的性活动，使人性复归，以此来拯救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压抑和异化，已成为性文学作品中成功的范例。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在其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也大胆新颖地描写了男女性事，写得含蓄而又浪漫,也是为人称道的成功之作。《废都》大量描写了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阿灿以及牛月清之间的性活动，尽管作者、编者一再声明，这样写是情节的需要，而且态度严肃,但实际上，《废都》中的性描写除了勉强而言具有进一步打破当前文坛性的禁区这一意义外，实在是用笔过多而殊少新意。首先,小说中的性描写除与阿灿最后那次写得稍有灵气、颇具新意外，或模仿《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女人使男人成为真正的男人，或模仿《金瓶梅》及明清艳情小说，仅以原始的本能和冲动来感知生命的存在、体会生之乐趣,把一个个女人变成泄欲的工具和灵魂的避难所。庄之蝶为了解除自己的性苦闷，已饥不择食，不顾一切，从而性苦闷转而变为性疯狂:萍水相逢的崇拜者（阿灿）’他匆匆与之交欢;保姆柳月出嫁前夕，他恋恋不舍地与之发生关系;唐宛儿经期与流产后本不宜同房，他也毫不顾忌，还悠闲地欣赏血的美……在描写房事的技巧、动作乃至语言上，也与《金瓶梅》及明清艳情小说大同小异，如“梅李嵌花心”（柳月）、“喜闻小香莲”（唐宛儿）等等。其次，明明是删去后无伤大雅,也不影响上下文的衔接和情节的发展，作者却偏偏以“□□□□□□□□(作者此处删去XX字）”的形式标出，就更是一种故弄玄虚以刺激读者好奇心的媚俗。在«金瓶梅》及明清艳情小说的出版过程中，编辑者删削古人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以“□□□□□□□□(此处删去XX字）”的形式标出，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界的一大奇观，《废都》如法炮制，虽不无反讽之意，但更多的恐怕还是令人反感的有意媚俗。第二，喧宾夺主的艳情描写。《废都》有意将传统文学中久负盛名的谴责小说、志怪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融为一体，创造一种新的小说体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了。通过庄之蝶及其周围的人和事，创造了一种类似于生活流的颇为出色的艺术真实，比较深刻地表现了一种世纪末的颓废心态和废都情绪，谴责了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良风习与丑陋现象;通过种种神异现象以及庄之蝶的岳母与神鬼的沟通,继承并发展了志怪的传统，写得颇有生气;通过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阿灿等的情事，展示了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几位女人一见庄之蝶即热恋之，并自愿献身）。然而，按作者自己的说法‘废都’二字有地理意义,更有时代意义，所谓的废都意识初看似乎不符合当今政治宣传,但绝

不是消极,我自信我有悲天悯人之情，但我不愿那种概念上的图解小说，我力寻一个角度，从男男女女事之中之后去获得社会、人生的东西。”③因此，他的重点应该是通过男女情事去反映社会，表现人生，以获得某种更为深刻的意蕴。但作者却忍不住在香艳私情方面花费了太多的笔墨，主人公庄才子庄名人，几乎是女人人人见人人爱，而且个个都甘愿投怀送抱，无私奉献，似乎过于陈旧也过于俗气，落了《金瓶梅》及明清艳情小说的窠臼，以致喧宾夺主，损害了作品内涵的深度和艺术的完整性。当前，明清艳情小说的种种版本乃至足本纷纷问世，销路看好,这无形中对作家产生了影响，因此不惜在《废都》中以大量的香艳私情来吸引读者，以达媚俗之目的。第三,精彩但却多余的地理、风俗描写。作者曾经说道我欣赏‘废都’二字，有多少世事沧桑！作为一个都，而今废了，其中能体现这都中人的一种别样的感觉，我不能具体说出，但我知道那味儿.西安可说是一个典型的废都，中国又可以说是地球格局中的一个废都，而地球又是宇宙格局中的一个废都吧。这里的人自然有过去的辉煌和辉煌带来的文化重负，自然有如今‘废’字下的失落、尴尬、不服气又无奈的可怜。这样的废都可以窒息生命，又可以在血污中闯出一条路来。我是带着深深的痛苦来写的，自觉下笔很重，我希望这些疮痍能得到医治，希望能从梦魇中惊醒。我想人们只有清醒地认识了这现实，才能有觉悟去改变这现实。而现在，就是一种艰难、尴尬的生存状态。”④由此看来，“废都”应该是一个大象征。而象征应该空灵，不能过于落实，方能体现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然而，作家大约对近些年来国内文坛及影视圈里地理、风俗表现大为吃香印象太深，难以忘怀，在小说中情不自禁地花了如许生花妙笔，去描绘介绍特定的西京地域，从众所周知的风景名胜、风味小吃、地理地貌，到各种风俗民情，太多的真实细节、过于浓烈的民风民俗，反而使一部本应空灵的小说显得非常拥挤，进而淹没了象征。其实，小说中不无运用得颇为精彩、颇具特色而又意蕴丰富的象征，如象征着自然人性与原始生命力的牛，尤其是那夜深人静时出现于城墙上的埙声，不仅象征着古老的文明，而且象征着悲凉而无奈的人生……这种过多而对作品内涵有较大损害的地理、风俗描写，完全是为了迎合当前人们爱看风俗民情的需要，因此也是一种媚俗。③《〈废都〉创作之秘一贾平凹答编辑问》，见夏林主编《〈废都〉废谁》，学苑出版社，1993年,第22页。④《〈废都〉创作之秘一贾平凹答编辑问》，见肖夏林主编《〈废都〉废谁》，学苑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综上所述，《废都》确实是一部集深思与媚俗于一身的复杂作品。它一方面对社会、人生、文明进行了颇为严肃、比较认真的深思;另一方面为了畅销、为了吸引读者，表现出明显的媚俗，而它的媚俗，又往往损害了作品主题的深刻性、内涵的穿透力以及艺术的完美性。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具有爱国情怀的世界主义愿景—评库柏及其创作马岳玲4任晓晋**世界意识产生于古希腊。当第欧根尼（Diogenõs)第一次称自己是“世界公民”(kosmopolitês)时，对人类思想而言,可谓振聋发聩。这位不按常规生活的哲学家主张，人不应该局限于服务某个城邦（或国家），因为世界即是人的家。随后，这一主张被斯多葛学派继承下来并丰富了，他们提出人类迁徙是为了服务他人,如努斯鲍姆（Nussbaum)所言，这是一种“世界主义者的思考”①。斯多葛学派认为人类最根本的道德义务基于宇宙法则，即正义和普遍的善，而非某种特殊的区域性法则,在日后的发展中，这一思想却在某种程度上与本土关怀一起构成了二元对立,并在未来的资源争夺战争史中被束之高阁。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后，世界主义思想又在近代欧洲重新得到回响。康德提出的“世界公民权力”将这一思想纳入现代法律范畴。当代政治哲学家赫尔德（Held)认为康德本质上主张的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对话，这种开放的对话使人既能与他人交流，自己的声音也能获得尊重。②赫尔德进而认为，在经历了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发展，世界主义已迈人了第三个阶段，而这一阶段的世界主义精神也有丰富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一）个人主义，即世界的立足点最终个人,而非国家或某种人类机制；（二）平等主义，即每个种族和个体都有平等的价值;（三）对等承认,即每个人都须在一些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上，公正地对待*马岳玲: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任晓晋: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基金项目：本论文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准大学公派研究生专案，编号：201706270037)0①NussbaumMartha.C.“PatriotismandcosmopolitanismMinGarrettW.BrownDavidHeld,eds.，TheCosmopolitanismReader，Cambridge：PolityPress,2010,p.157.②Held，David.Cosmopolitanism：IdeasandRealities.Cambridge：PolityPress,2010.pp.42-43.

自己和他人的主张。③赫尔德的这一主张直接呼应了阿皮亚（Appiah)提出的“有根基的世界主义"（rootedcosmopolitanism)，这意味着很多学者开始对过去将本土关怀与世界意识作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阿皮亚强调，世界主义并不否认区域性法则，反而是强调这一法则的，“区域性忠诚不仅决定了我们的需求，更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④“地方主义是实现普遍理想、普遍目标的工具。”⑤这一主张得到众多回应，贝克明确说道，“没有地方主义的世界主义是空洞的，而没有世界主义的地方主义是盲目的。”⑥帕特尔（Patell)也指出，一种可行的世界主义不仅要考察“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要考察“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相互作用，它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让区域性的依属作为全球性的依属的一种榜样⑦。事实上，具有本土关怀的世界精神与社会学家罗伯森（RolandRo-bertson)所提出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主张在世界框架内承认本土的重要性。结合后民族时代对本土和世界之关系的新思考，我们认为,库柏早在十九世纪就是这样一名具有本土关怀的世界主义者，其本土关怀既是个人主义的，也是爱国主义的，而其世界理念则主要表现为平等主义，即文明与文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在七年的欧洲之旅中，他不仅身体力行地将世界精神融人其爱国理想中，更是率先在其创作中倡导这样一种美国文化。他既忠于历史、而又不无创造性地再现了美国边疆这一“中间地带”，不同民族在此交接、进而实现交融;而其塑造的“美国亚当”纳蒂•班波（NattyBumppo)则是个立足于自我，又将他人与自然都纳入视野的世界主义者，这个形象寄托了库柏独特而不无激进的反白人中心的世界主义理念,难怪英国作家劳伦斯（D.H.Law­③Held,David.Cosmopolitanism：IdeasandRealities,pp.44-46.随后赫尔德又从制度和国家层面进行了补充，即世界主义价值体系的八大原则:第一，平等的价值和尊严;第二，主动性;第三，个人的责任与义务;第四，赞成（这是非强制性自治的基础）；第五，通过表决程序对公共事务进行集体决断（该原则必须与原则四一起考虑，才能构成一种有效的决策方式）；第六，包容性和辅助性原则（集体决断的界限）；第七，避免严重的危害;第八，可持续性（即反对牺牲生态平衡和后代生存的社会经济发展）。参考：Held,David.“Principlesofcosmopolitanismorder”.AnniesdelaCátedraFranciscoSuárez,39(2005)，153-169,p.154.④阿皮亚，奎麦•安东尼:《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苗华健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⑤Appiah,KwameAnthony.TheEthicsofIdentit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5.p.241.⑥贝克，乌尔里希:《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杨祖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9页。⑦Patell,Cyrus.R.K.CosmopolitanismandtheLiteraryImagination.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5.p.15.

rence)曾指出纳蒂就是库柏本人,一个“斯多葛式的美国人”⑧。一、库柏:具有爱国情怀的世界主义者即便就个人经验而言，库柏也具有“世界主义者”的精神气质。他出生于新泽西，但一岁多便随父母迁往有国际港口之称的纽约。早在1643年，纽约使用的语言就超过18种，聚集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不同种族的商贾和旅客，而在库柏镇⑨定居的种族也超过五种■。这块原属于印第安部落的区域还残存着少部分德拉瓦族人（印第安族群，库柏笔下的特拉华族人即其中的一个部落），而这不过是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美国之一隅。库柏从17岁开始就出海航行，成家后又因担任法国里昂领事而在欧洲定居了七年，童年的多元文化浸染及成年后的丰富经历使库柏很早就具有一种世界视野。1826年，时值37岁的库柏在其文学事业上已是功成名就。■“美国的司各特”的美誉已使其名声响彻大西洋两岸，为他日后融入欧洲的圈子铺就了道路。赴欧后不久，库柏很快意识到欧美之间的文化隔阂。1829年，在写给J.E.德凯(JamesEllsworthDeKay)的一封信中，库柏说道，“没有哪位曾经坐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餐桌上的人,不会注意到品味和虚荣心的差别。……如果作为工匠的我们想要和欧洲的制造商相竞争，我们必须有品味。”■这反映了库柏既拥抱差异的又立足于本我（既有“小我”，也有“大我”/美国）的世界主义精神，如贝克所言(世界主义者）承认他者的他性’既体现出一种集体的关联，又具有一种个体的意义。”■旧世界的等级化思维模式依旧深刻地影响着大西洋两岸，欧洲视美国为蛮荒之地，美国面对欧洲则自甘卑下，库柏发现，这种隔阂源于两岸对彼此的无知，而无知正是犯错的根源。1830年库柏在与西利曼（BenjaminSilliman)的通信中说道:“美国人在欧洲与在美国得到的评价是大不相同的，而欧洲人也同样如此。我们对彼此了解多一点，我们就不会犯这么多的错误。当我第一次到欧⑧Lawrence,D.H.StudiesinClassicAmericanLiterature.EzraGreenspan,LindethVasey,JohnWorthen,eds.，Cambridge：TheUniversityofCambridge,2003,p.62.⑨即库柏的父亲所建的小镇，库柏在这里度过生命的多数时光。⑩布鲁克斯，范•怀克:《华盛顿•欧文的世界》，林晓帆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49页。⑪尽管此时《最后的莫西干人》尚未问世，一般认为这是他最成功的作品。■Cooper,JamesFenimore(hisgrandson)，ed.CorrespondenceofJamesFenimoreCooper.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22,p.170.⑬贝克，乌尔里希:《世界主义的观点一战争即和平》，第18页。

洲的时候，我震惊于欧洲对美国的无知；而当现在我有时间看看自己的时候，我震惊于美国对欧洲的无知。”■面对此境，爱国的库柏自觉充当起沟通两岸文化的使者，他写下了一部又一部的欧洲见闻■，向美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欧洲的窗口。同时，在拉法耶特®(MarquisdeLafayette)的鼓励下，他出版了半虚构旅行见闻《美国人的观念》（NotionsoftheAmericans,1828)以促进欧洲人对美国的了解。■值得指出的是,库柏所谋求的不仅是文化上的交融和理解，而是一种超越自我、超越他者的个人成长，其立足点依旧是自我/美国的。比如，他回国后所写的“家园”系列小说，《所见之家》（HomeasFound,1838)■和《归家之旅》（HomewardBound，1838)■,所试图处理的核心问题就是美国人该如何面对和利用欧洲文明。库柏的世界关怀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个人主义的，他在促进欧美之间的文化沟通的同时，也因践行世界理念而使自己获得了极大的成长。1832年，即库柏结束其欧洲之旅的前一年，他在法国发表了一篇法语文章《没有汽轮》（“PointdeBateauxàVapeur"，1832)，其中他不无嘲讽地指出欧洲人对美国人的种种误解，同时也表明自己在努力学习法语及其文化■。此外，他还融入了当地的圈子，在巴黎完成了最负盛名的几本小说，从此奠定了其世界文豪的地位，如布鲁克斯所言他的名声已经传布得又响亮又遥远，早在1833年他的每-部小说新作便都在欧洲的34个城市同时出版。”■无怪乎其传记作家富兰克林（Fnmk-lin)写道，“到了1833年，库柏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离美赴欧的库柏了，他身体更为健康,文化意i只更为机敏，政治思考更为深刻，道德思考更为敏锐（如果不■Cooper,JamesFenimore(hisgrandson).ed.CorrespondenceofJaniesFenimoreCooper,p.336.⑮从1836年开始，他陆续发表了五本欧洲见闻，包括《欧洲拾德：瑞士》（GleaningsinEurope：Switzerland,1836)，《欧洲拾穗：莱茵河》（GleaningsinEurope：TheRhine,1836)，《欧洲拾穗：法国》(GleaningsinEurope：France,1837)，《欧洲拾穗:英国》（GleaningsinEurope:England，1837)，《欧洲拾穗：意大利》（GleaningsinEurope：Italy,1838)。⑯拉法耶特为独立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深受美国人爱戴，与北美建国者（如华盛顿等）交往甚密。■Cooper,JamesFenimore.NotionsoftheAmericans：PickedupbyaTravellingBachelor(2vols).NewYork：Stringer&Townsend,1850.⑩Cooper,JamesFenimore.HomeasFound：Sequelto“HomewardBound''.NewYork：W.A.Townsend,1860.■Cooper,JamesFenimore.HomewardBound；or,TheChase：ATaleoftheSea.NewYork：W.A.Townsend,1860.Cooper,JamesFenimore.“PointdeBateauxciVapeur"(1832)，TheJamesFenimoreCooperSocietv.http：//external,oneonta.edu/cooper/texts/steamboats.html(accessedMarch18th，2016).③布鲁克斯，范•怀克:《华盛顿•欧文的世界》，第289页。

是更为愤世嫉俗的话）。”■库柏的世界理念还表现为他平等地对待不同文明，他不仅对“优于己”的欧洲文明平等相待，对“劣于己”的印第安文明也是如此，这一理念在当时是超前而激进的，因为当时的美国白人普遍对土著充满误解与偏见。更难得的是，库柏不仅对印第安文明进行了深人的研究■，还虚心向其学习，他的世界主义理念明显受到印第安文明的影响。比如.他笔下的德拉瓦族是好客的，“殷勤待客，在印第安人心中也是神圣之事。”■而我们知道，康德（1795)曾在《永久和平计划》一文中将“好客”定义为世界公民的权利,从而使“好客”超出了一般德性要求。又如，库柏笔下的纳蒂是一位将自己融入自然的森林之子，诚如沃什伯恩(Washburn)所言，“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是“印第安人给白人的永久性礼物之一。”®因此，库柏具有一种虚心向他人学习的世界主义精神，如贝克所言，世界主义强调的是一种“内化”’既承认他者与自己的相异性，也具备一种学习的心态®。阿皮亚则将此称为“可误论”■，即承认自身知识的不完美,并随时准备接受更高的真理。由此可见，库柏不仅平等对待欧洲文明和印第安文明，而且善于取其所长、补己所短。换言之，库柏的世界视野是基于个人/本土的,他把两种文明的优秀成分都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之中，并在其创作中呈现出来。在其小说创作中，库柏不仅创造性地再现了充满文化碰撞的美国边疆这一“中间地带"（middlegrouml)，而且在其塑造的具有理想人格的美国“新人”纳蒂身上，寄托了他的世界主义理想。二、边疆:世界主义的对话空间如阿皮亚所言，“世界主义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人们对于共享的理念和事物PVanklin,Wayne.JamesFenimoreCooper：TheEarlyYears.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07，p.521.■包括库柏的传记作者富兰克林、美国文学史的编者埃利奥特（EmmyElliUll,1942-2009)以及史学家布鲁克斯（VanWyckBrooks.1886-1963）在内的众多学者都认为库柏曾经做过充分的史料研究和实地考察。参见：Franklin,Wayne.JaniesFenimoreCooper：TheEarlyYears,p.474.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伯通等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193页;Bn)okS，VanWyck:《华盛顿欧文的世界》，林晓帆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Cooper,JamesFenimore.TheLastoftheMohicans.U.S.A.&Canada：BantamBooks,1989,p.51.■沃什伯恩,威尔科姆•E:《美国印第安人》，陆毅译.杨静予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页。■贝克，乌尔里希:《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第18页。■阿皮亚，奎麦•安东尼:《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第217页。

可以展开对话。”■库柏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感，他所呈现的“中间地带”场景既是忠于历史的，也凸显了他的世界意识。“中间地带”是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White)在其《中间地带: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和共和国（1650-1815)》(TheMiddleGround：Indians,Empires，andRepublicsintheGreatLakesRegions,1650-1815)中所提提出的概念。在该书中，怀特创造性地从印第安人的视角去考察他们与法、英、美等外来者的互动，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产生了一个多文化、多语言、多交融的区域■。由于库柏时期的历史特殊性，居于边疆的北美印第安人必须与外族人做斗争，因此这一区域成了最佳的"中间地带”，正如阿帕（Apap)所言，纽约是早期共和国的代表性“中间地带”，各个不同区域的人在此进行合作、互相帮助。■“边疆”或“荒野”的意象象征着美国最早的个人主义意识和平等主义意识。对于最早的拓荒者而言，荒野就和寒冬、恶疾一样，是个横空出世的“他者”，他们必须将其政府或被征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孕育了美国最早的平等主义意识。而对于移民后代而言，他们一出生就置身于荒野之中，他们与荒野共成长,此时荒野又成了一条分界线，在西进过程中，美国人逐渐摆脱了欧洲，长出了自己的特点和性格，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边疆又象征着最早的个人主义意识，正如特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1861-1932)所言，“边疆是产生个人主义的场所o”■库柏在多部小说中都选取纽约边疆为背景，通过构建这一中间地带,库柏的每一部小说都堪称小型“世界共同体”—据统计，库柏的所有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人物高达1286位，其中多数都具有清晰可辨的特征。■要了解这一点，只需看看《拓荒者》的开篇,读者很快就能从坦普尔法官和纳蒂的不同讲话方式、口音、风俗习惯等了解到他们的性格及其承载的文化特征，坦普尔镇上住着许多民族，包括爱尔兰人、法国人、德国人、黑人、印第安人、英国人、亲英的美国人、荷兰人等,每个民族对社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没有哪个民族受到排斥。换■Appiah，KwameAnthony.TheEthicsofIdentity,p.258.■White,Richards.TheMiddleGround:Indians,Empires,andRepublicsintheGreatLakesRegions,1650-1815.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2011.⑩Apap,ChristopherC.TheGeniusofPlace：TheGeographicImaginationintheEarlyRepublic.U.S.A.：UniversityofNewHampshirePress,2016，p.81.■Turner，FrederickJackson,TheFrontierinAmericanHistory.NewYork:Holt,RinehartandWin­ston,1976,p.30.■沃克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并单独罗列了在文本中起关键作用的一些人物，参见：Walker，WarrenS.“PlotsandCharactersintheFictionofJamesFenimoreCooper”(1978).http：//external,oneonta.edu/cooper/writings/plots.html#characters(accessedMarch18th,2016).

言之，文化差异丰富了这片土地的生活内容，而不是增添麻烦。■如帕特尔所言，世界主义者不将文化差异视为问题，而是转身将其拥抱。■《最后一个莫西干人》（TheLastoftheMohicans,1826)是“皮袜子”故事集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部,该小说讲述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争夺北美殖民地的英、法与印第安土著之间发生的故事。在该作品中，库柏向读者展示了世界主义者的对话（或赫尔德所言的相互尊重的对话）是制胜的法宝，如古斯塔夫森(Gustafson)所言，这是库柏最理想的商议模式。■在这个中间地带，纳蒂是未受过正统教育、成长于印第安部落中的白人，钦加哥与安卡斯为特拉华人，海沃德为典型欧洲上流军官，爱丽丝和科拉两姐妹则是英国上流阶层的大家闺秀，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次护送行动。在面对危险情境时，商议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比如，当他们听到一阵怪声而受到惊吓的时候，海沃德及时的解释避免了一次鲁莽的行动，库柏写道’“侦查员（即纳蒂）和自己的两个同伴饶有兴趣地倾听海沃德这一番简单的解释后，大家同意了这一见解,放弃了自己的错误看法。”■又如，在海沃德轻信了马瓜而中了埋伏之后,纳蒂及其同伴也进行了一番热切的讨论，“他们的谈话声很轻，很小心—可以明显地看出，那个年轻战士的语调十分热切，而年纪较大的两个则比较谨慎。显然，为了这几个人的安全，他们正在进行讨论，采取某种措施是否恰当。”■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纳蒂及其印第安同伴一次次地受益于这种彼此尊重的对话，而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海沃德因“盲目自信”■而轻信了马瓜，拒绝了纳蒂的有用建议，从而导致自己与同伴一步步陷入险境。海沃德的自负及其对印第安同伴的偏见根源于白人中心主义，而阻止海沃德与印第安人进行深人的有效沟通的，正是海沃德自己。如阿帕所言，纽约是个绝佳的中间地带，而纳蒂则是个拥抱差异又保持自我独立性的榜样。■作为一个多种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纽约表现了多个民族国家的多样面孔，多种力量在这里交锋、交融，从而带来了跨文化交往中的复杂多样性。库柏深知，正是这样的中间地带，使得多民族之间的平等对话成为可能,而这种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对话又使得融于其中的个人得到成长。■Cooper,JamesFenimore.ThePioneers.U.S.A.：Holt,Rinehart&WinstonofCanadaLtd.,1959.Patell,Cyrus.R.K.CosmopolitanismandtheLiteraryImagination,2015,p.4.■Gustafson,SandraM.“CooperandtheideaoftheIndian”inLeonardCassuto,ed.TheCambridgeHistoryoftheAmericanNove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1，p.111.■Cooper,JamesFenimore.TheLastoftheMohicans,p.60.■Cooper,JamesFenimore.TheLastoftheMohicans,p.43.■Cooper,JamesFenimore.TheLastoftheMohicans,p.33.■Apap,ChristopherC.TheGeniusofPlace：TheGeographicImaginationintheEarlyRepublic,p.89.

三、纳蒂:立足于本土的世界主义代言人库珀总共创作了十一部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小说，包括其最著名的“皮袜子”系列故事集，该系列由五部作品组成，描述了纳蒂的传奇一生。该系列的创作时间跨度达二十年之久，若以纳蒂的人生发展为序，则首先是《杀鹿人》(TheDeerslayer,1841),作为年轻猎人的纳蒂帮助其好友钦加哥去印第安部落中拯救其未婚妻，并拒绝了才貌双全的白人女子的示爱■;其次是《最后一个莫西干人》(1826),作为侦查员的纳蒂与好友钦加哥及其儿子安卡斯护送、解救英军上校的两个女儿,并与劫持者展开了英勇斗争;第三是《探路人》（ThePathfinder,1840),三十五岁左右的纳蒂凭着其多年习得的森林生存本领帮助马布尔（Ma-bel)穿越险况丛生的森林，这次他邂逅了唯一的一次爱情,却主动退出以成人之美®>;第四是《拓荒者》，老猎人纳蒂竭尽全力捍卫丛林的自由，对抗文明的冲击;最后是《大草原》（ThePrairie,1827)，年近耄耋之年的“捕兽者”纳蒂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依旧坚持帮助在边疆上遇到困难的人■。由此可见，“皮袜子”系列故事凸显了纳蒂勇敢、高贵、无私、好客的美好品质,即便当年迈的纳蒂失去了年轻时的迅速反应和敏锐眼力，他依旧是仁慈和睿智的。纳蒂是库柏的世界主义理念的代言人，其世界理念表现为赫尔德所概括的三大原则，即个人-世界主义,平等主义和对等承认，但某种程度上又超越了这三个方面，因为纳蒂所处理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个人-世界”意识中的个人既指作为个体的小我,也包括自我所处的政治共同体。赫尔德指出，世界主义者强调每个人在道德层面的平等，这是与生俱来的，也强调每个人互相尊重的必要性与自我决断能力，而这三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如其所言，“这一平等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是阐明所有人类的平等价值和自由的基础，……承认这一点，将直接关系到自我决断的可能性以及做出独立决策的能力。”■库柏处在一个女性意识刚刚开始觉醒，而上述二元对立思维还比较顽固的⑩Cooper,JamesFenimore.TheLeatherstockingTales(Vol.II).NewYork:Stal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85.■Cooper,JamesFenimore.ThePathfinder：or,TheInlandSea.NewYork：WashingtonSquarePress,1960.■Cooper,JamesFenimore.ThePrairie：ATale.U.S.A.：TheNewAmericanLibrary.1980.■Held,David.Cosmopolitanism：IdeasandRealities，p.44.

时代，然而他却突破时代的局限,将被边缘化的印第安人作为主要英雄人物，并使纳蒂具有深入骨髓的平等意识。纳蒂承认每个人在道德灵性层面的绝对平等，他对任何生命体都一视同仁，他认为，“判断一个人应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不能凭他的肤色……”■他对被广泛误解的土著毫无偏见，“在这些处于原始状态的人中，甚至有着高度的道德标准,但由于习俗和偏见往往把这种道德标准低估了，然而在他们内部，这种道德水准并没有丝毫下降。”■不仅如此，纳蒂对于智商低于常人者也一样平等相待。比如，汤姆的二女儿海蒂智商不足，而其姐姐朱迪斯却因才貌双全而有着众多追求者，但纳蒂却对二人给予了同样的尊重，因为在他看来，上帝造人时是平等的，某方面的不足必然有另外的补偿，如其所言，“（上帝）他关心每个智力上不健全的人。红人就很尊敬这种天智低的人，他们说，和脑子迟钝的人相比，魔鬼更爱附在机灵的人身上。”■库柏超前的世界意识弓I起了白人中心主义者的不解，在《大草原》中，面对以实玛利（Ishnm-el)提出的尖锐问题:“你到底属于哪个民族？你有着基督白人的肤色和说话方式，但看上去似乎你的心是红人的。”年迈的纳蒂平静地答道：“于我而言，国家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我热爱的人就如同河床上的沙子一样被飓风吹散在各处。”■在《最后的莫西干人》中，库柏表现了同样的理想，他期待着“总有一天，我们会不分性别、不分地位、不分肤色地，全都聚在他[上帝]的宝座周围，这种日子是不会太远的”■。总之，在纳蒂看来，不同肤色下的灵魂是平等的。如赫尔德所言，这种将他人纳入视野的世界意识并不意味着放弃自我，恰恰相反，这是自我确立的基础。换言之，一个将自己依附于外力之上的人是缺乏自我决断力的。在这方面，赫里与纳蒂形成明显的反差。在《杀鹿人》中，赫里时常因自己的白人血统而自觉高人一等,他与老汤姆因依附着资本势力和殖民势力，而多次攻击印第安部落，企图剥印第安人头皮领赏。但具有依附性的赫里也是软弱的，一次赫里袭击印第安人反被活捉，纳蒂将其松绑后,赫里由于血液不通而站不稳，剥去了外壳/身体的赫里就如同拔去了根的松树一样失去了支撑，“告诉我，我的腿下边还有没有脚，我感觉它们不象长在我的腿上。”■当汤姆被活剥了头皮之后，赫里更是彻底暴露了他的软弱，“[赫里]感到了死亡的恐怖。这个人的勇敢主要是依仗力气大，而不是出自毅力或天性。像这样的■CíKiper,JamesFenimore.TheIjeatherstockingTales(Vol.II)，p.537.■Cooper,JamesFenimore.TheLeatherstockingTales(Vol.II)，p.803.■Cooper,JamesFenimore.TheLeatherstockingTales(Vol.II)，pp.505-506.■Cooper,JamesFenimore.ThePrairie：ATale，p.79.■Cooper,JamesFenimore.TheLastoftheMohicans,p.371.■Cooper.JamesFenimore.TheLeatherstockingTales(Vol.II)，p.731.

英雄一旦在体力上遭受了挫折,往往就会丧失勇气。”■相反，纳蒂的力量是源于内心的，因而是个人主义者。纳蒂具有白人血统，但却反对白人主义者赫里和汤姆的殖民行径，从不参与他们对印第安人使用的阴谋诡计;他在红人文化中长大，十分看重个人荣誉，但却从不剥印第安头皮，尽管剥敌人头皮在红人文化中象征着最高荣誉。事实上，库柏曾坦言自己笔下的纳蒂兼具红人和白人的优良品质，但都“不极端”■。因此,纳蒂不会对哪种文明表现出绝对的信仰，而是以平等、谦卑的姿态对待不同文明，并敞开心扉向其学习,使之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这种对人类另一行为方式和价值信仰的兴趣和尊重就是阿皮亚所指出的世界主义的两个重要特征之一，“我们不仅高度推崇整个人类的生活价值,……我们推崇对特定人群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那些习俗与信仰的价值”■。事实上,兼具两种优秀品质的纳蒂身上巳经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气质,这也隐含了库柏对美国文明的期许。如前所述，纳蒂的世界意识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比如，除非生存所迫，年轻的杀鹿人从不过度猎杀动物，“我在不缺鹿肉和鹿皮的时候,是不会去杀鹿的……我是猎人,但我决不滥加屠杀”■。中年的探路人也坚持不杀“跳跃的野鹿”,拓荒者为了被无辜杀害的野燕而感到悲痛，而年迈的猎人除非要果腹，否则不会杀害大草原上的任何一头野牛。这种不滥杀牲畜的信仰贯穿整个系列，成为了这部史诗的精神所在。而“用而不费”的生活信条也表明库柏是反对以逐利为导向的资本逻辑的,换言之，库柏认为大自然是不可占有的。无独有偶，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扎尔卡也提出了大地的不可占有原则是世界主义的两大原则之一■，如其所言,土地的占有关系导致了产权、征战和过度开发,而只有纳进世界主义的视野，才能走出土地占有的这三层逻辑■。如果说纳蒂是平等地对待自然万物，那似乎还是在作为人类的纳蒂与作为对象的大自然之间划了分界线。然而，纳蒂实际上是将自己融于自然万物之中的，他是梭罗笔下的自然之子，他“有一种强烈的、自然的、富有诗意的情操。他喜欢大森林的轻信、孤傲、宽广以及大自然中到处留下的上帝创造的痕迹。……没有一天他不在精神上与他所见、所闻、所感的一切交谈，而且不必用语言来交谈。”■由此可见，库柏所谴责的,不仅是白人中心主义，更是人类中心主义,■Cooper,JamesFenimore.TheLeatherstockingTales(Vol.II),p.842.■Cooper,JamesFenimore.TheLeatherstockingTales(Vol.II)，p.491.■阿皮亚，奎麦•安东尼:《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第7页。■Cooper,JamesFenimore.TheLeatherstockingTales(Vol.II)，p.535.■扎尔卡，伊夫-夏尔:«重建世界主义》，赵靓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83页。■扎尔卡，伊夫-夏尔:《重建世界主义》，第8-39页。■Cooper,JamesFenimore.TheLeatherstockingTales(Vol.II)，p.758.

“世人都那么自高自大，盲无所知,他们以为，大地、森林和肉身—这些都是用他们的双手创造的—都是没有生命，没有思想的东西’都应该拜倒在人的脚下，并把人作为上帝来顶礼膜拜”■。总之，纳蒂所信奉的是一种将他人以及万物纳人视野的个人主义哲学，在这种哲学中，利己与利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人与自然不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融的。纳蒂的个人主义和世界意识是浑然一体的。就像库柏一样，纳蒂在其所处的政治共同体中实现了自己的英雄主义，也赢得了他人的尊重。结语库柏诞生于美国建国后不久，逝世于美国内战前不久，而库柏创作的三十年（1820-1850)间,正是美国为立国的本质所困扰的时期。夹在两次对美国国家进程造成深远影响的战争之间，库珀深知美国所要面对的问题是战争、逐渐膨胀起来的帝国主义以及极端爱国主义，而如托尔斯泰那句名言“要消灭战争，就要消灭爱国主义”所揭示的，极端的爱国主义会导致人类的灾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库柏与同时代的伟人爱默生、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一起致力于发展一种爱国的世界主义文化来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库柏所参与建设的美国文明,是符合时代脉搏的。然而，与第欧根尼的遭遇一样,库柏所提倡的“有根基的世界主义”思想并未获得其美国同胞的理解。如扬努齐所言，“库柏比大多数人都更懂得从外来文化和个人经验中进行探索和学习，从而发现其中的价值,但却发现很难用这种思考去启示那些不怎么具备世界精神的读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库柏又是超前的；库柏不仅是理论家，也是实践家，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库柏的世界理念是立足自我/本土的。他不仅在其作品中倡导这种文化，更在生活中践行这一理念。在七年欧洲的旅居生涯中，他不仅主动承担起沟通大西洋两岸文化的责任，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践世界主义理念而实现了个人的成长。面对被认为优越的欧洲文明，他不卑;面对被认为落后的印第安文明，他不亢。正是这种平等理念，让他得以塑造出一位集两种优秀文明于一身的世界主义代言人纳蒂，如劳伦斯所言，“[库柏]热爱那刀光剑影的美洲大陆，想象自己是纳蒂•班波。”■■Cooper，JamesFenimore.TheLeatherstockingTales(Vol.II)，p.704.■Iannucci,AlisaMarko.AntebellumWriter-TravelersandAmericanCosmopolitanism(dissertation).BostonCollege,2011,p.107.■Lawrence,D.H.StudiesinAmericanLiterature,p.54.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楚辞•天问》“阳离”神话新考—兼论先秦我国与古印度的文化交流庞光华*吴裙**李凤娥**《楚辞•天问》号称天书，极难读解。其中的训诂，学术界分歧甚大。本文考证其中的一段疑难文句。一、“阳离”考证《天问》：“白蛻婴苐，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此数句极难理解，至今不能完全合理解释。东汉王逸注称是描写崔文子向王子乔学仙的故事。然而崔文子、王子乔的故事与《天问》此数句不是很吻合，疑问甚多，恐难凭信。尤其是前人注解“阳离”一语，众说纷纠，无一能通’今并不录①。今人萧兵先生对“阳离”的考释取得了突破。萧兵先生《楚辞与神话》②中的《马王堆〈帛画〉与〈楚辞〉神话》四《“阳离”—太阳中的离鸟》52-54页考证“阳离”为神鸟，甚为犀利，略谓：“‘阳离’就是太阳里的离鸟。……这些都说明‘离’之为火、为口、为光明、为日神鸟。太阳中有离鸟火5足乌是我国古代人民对‘太阳黑子’的神话模写；而‘阳离爰死’模拟太阳烈焰，也可能和初民对日蚀乃至太阳爆发的神话解释有关:都是极为珍贵的原始天文史料。《帛画》日中神鸟虽然不一定就是‘阳离’，但是它在‘三足乌’之外提供了‘日鸟’的另一形象，对我们启发很大。更重要的是，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太阳画象里除了常见的飞翔的日乌而外，下面的方格里还有*庞光华:五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瑨:五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凤娥:五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①参看游国恩《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年）243-248页和崔富章等《楚辞集校集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上1140-1141页所引各家说。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此书版权页注为1987年，而此书扉页标为1986年）。

一只飞鸟，有力地证明太阳神鸟除了‘日乌’之外还有一种，而这一种极可能便是‘阳离’。”此文还认为“鸾”作为神鸟盛行以后，取代了“离”，于是“离”作为神鸟的古义便“冥昧不清”了。后来，纪晓建先生的论文《〈楚辞•天问〉的“阳离”与楚人太阳崇拜》③几乎完全采袭用了萧兵此文的观点和材料。我们赞成萧兵先生考证“阳离”为神鸟的观点。今作申论如下，所收集的材料多非萧兵先生所及：“阳离”是一名词，又名火离、朱雀、朱鸟，又叫火凤凰。考东汉纬书《春秋演孔图》：“火精为凤。”同书又曰：“凤，火精也。”《隋书•音乐志中》：“火凤来巢。”同书又曰：“超凤火。”《隋书•音乐志下》火灵降祚。”火灵即凤,凤为神鸟，故称为“灵”。凤又为火精，于是被称为“火灵”。《西京杂记》卷三：“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亦见《飞燕外传》与《搜神记》卷二。东汉蔡邕《琴操》亦提及《赤凤凰歌》。赤凤凰即火凤凰。《洛阳伽蓝记》卷三《离阳王寿》节曰：“艳姿善为火凤舞。”同章又曰：“士康闻此，遂常令徐鼓绿水，火凤曲。”《唐会要》卷三十三《谪乐》章称：“贞观末，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近之。”同书同卷《诸乐》章曰：“急火凤改为舞鹤盐。”又曰：“林钟羽，时号平调。火凤、真火凤、急火凤舞。”又曰黄钟羽，时号黄钟调。火凤、急火凤。”作为乐曲分别有“火凤、真火凤、急火凤”。“火”为“阳”，④“离”就是凤鸟。考《白虎通•五行》：“离为鸾。”《春秋元命苞》：“火离为鸾。”鸾鸟正是凤。“火离”就是“阳离”。《春秋元命苞》又曰：“火离为凤。”这些古文献说得十分明白。同书又曰：“火离为孔雀。”孔雀是南方的神鸟，在古代与凤凰同类。《春秋元命苞》又曰：“心之精为火，其气为离。……其神为朱鸟。”《子华子》⑤卷九《北宫意问》也称心之精为人，其气为离，其色赤，其状如覆莲，其神为朱鸟。”可见“火离”就是“朱鸟”。《急就篇》卷二颜师古注长离，灵鸟名也。”分明以“离”为“灵鸟"，即神鸟。《淮南子•精神》：“肺主目。”高注:“肺象朱雀。朱雀,火也。”朱雀为凤凰类神鸟，属火。《周易•旅卦》上九：“鸟③见《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2期。④考《论衡•订鬼》：“阳，火也。”《国语•吴语》：“请贞于阳卜。”韦昭注：“以火发兆,故曰阳r”⑤见《百子全书》三2351页，岳麓书社，1993年。又见《百子全书》上70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今本《子华子》保留了不少先秦古老的思想,不能一概认为是后世伪造。考严可均《全汉文》卷三十七刘向有《子华子书录》，可见在西汉末年,先秦古本的《子华子》还存在3具体而言,例如《子华子•阳城胥渠问第一》曰：“栖三阳之正气于水,枢其专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阳也=太玄,正阴也，……水涵太一之中精云云。“水涵太一之中精'’一句与郭店楚墓竹简中《太一生水》的“太一藏于水”完全吻合。《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大戴礼记》都言“太一”，但都未言及“太一”和“水”的关系。因此,《子华子》、《郭店楚墓竹简》关于“太一”的观念与以上诸书无关。可知《子华子》绝非后人所能向壁虚构。

焚其巢。”虞翻注离为鸟为火。”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⑥称离为雉，又南方朱雀，故为鸟。《易经•同人》：“同人于野。”郑玄注：“离为火。”《左传•昭公五年》：“离，火也。”从以上诸多证据可知，《天问》的“阳离”就是火离、火凤凰、朱鸟,就是后句的“大鸟”，二者变文同义。“离”是一种神鸟。我们这样考虑还基于《天问》的句法中有线索可以为证。考《天问》的体例颇多四句为一节,往往是往前二句的主体和后二句的主体相关联，为同一人。举证如下：1、《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此四句为一节，后面的“女”就是前面的“简狄”。2、《天问》：“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不胜心伐帝”的主体就是前面的汤。3、《天问》：“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反成乃亡”的主体是前面的殷。4、《天问》：“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环理天下”的主体就是前面的穆王。5、《天问》：“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后两句的主体是王封。6、《天问》：“稷维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鸟何燠之?”“投之于冰上”的主体是前面的稷。7、《天问》：“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鼓刀扬声”的主体是前面的师望。8、《天问》：“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载尸集战”的主体是前面的武发。9、《天问》：“伯林雉经，维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谁畏惧?”“感天抑地”的主体是前面的伯林（即晋献公原太子申生）。10、《天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又使至代之”的主体是前面的皇天。11、《天问》：“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受寿永多”的主体是前面的彭铿（即古代长寿者的代表彭祖）。以上十一例足以证明《天问》这样的体例十分普遍。照此文例，我们也可以推断前面的“阳离”就是后面的“大鸟”。更何况，从⑥中华书局点校本，潘雨廷点校，1994年。494页。⑦又，“离”为南方，常见于训诂，参看《故训汇纂》（中华书局，2_年)2450页“离”字92-94条。

文具内容上看，前面说“阳离爰死”，后面紧接着说“大鸟丧厥体”，这分明是说的同一件事，“爰死”和“丧厥体”的应该是同一个主体。我们的解释没有困难。二、“阳离”神话与古印度神话的关系以及我国先秦与古印度文化交流的一些证据我们在此还必须提到台湾前辈学者苏雪林在《天问正简》⑧第三编《神话部分》下篇《印度诸天搅海故事》一文的贡献，苏雪林教授此文首先指出《天问》“白蛻婴弗，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此数句是来自古印度神话中的诸天搅乳海的故事。虽然苏雪林教授并没有从古文献中寻出本文提供的诸多证据，但其独到的研究令我肃然起敬。谨此表示我对这位杰出的女性文学家和学者的纪念。但我的研究结论与苏雪林教授并不完全相同，归纳要点如下：1、关于“天式”的解释在前人各家说中，丁晏的观点最为独特,将“式”解释为“栻”。虽然《楚辞》学者中几乎没有一人采取丁晏的观点，但苏雪林认同丁晏，并联系到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记载的诸天搅乳海求不死药甘露的神话故事，指出《天问》的“天式”（天栻）就是印度神话中的大神毗湿奴的神奇兵器“神轮”。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对的⑨。“天式（栻）纵横”正是说毗湿奴的神盘飞旋。只是从《天问》来看，飞旋的神盘杀掉的不是人，而是一只凤凰（阳离），这个“阳离”在《摩诃婆罗多》中是“大鹏金翅鸟”。这个差异可以解释为今本《摩诃婆罗多》中的神话和公元前三四世纪时传人楚地的印度神话有所不同，⑧即苏雪林《屈赋新探》之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⑨关于毗湿奴的兵器神轮，又翻译为“神盘”，在《摩诃婆罗多》中有很多描写。参看金克木、赵国华等翻译《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人民出版社，1996年）上85-91页和147页。毗湿奴飞动神盘将混人诸天中偷吃甘露的檀奴之子的头颅砍掉，其头颅大如山岳。在我国西南广汉三星堆祭祀坑1986年考古出土了两个比较完好的圆轮型青铜器，圆轮里面的造型是五角星形状。学者们的解释是车轮或歌舞时候的法器或太阳轮，这三种见解中以太阳轮说最有力。但我注意到在远古印度（即雅利安人入侵以前的印度土著文化）的考古发现中，发现有圆轮形的符号，圆轮里面呈六角星形。学者们对这个符号的意义迄今不能合理地解释。我认为古印度的六角星圆轮与三星堆的五角星圆轮之间应该存在某种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川宜宾等地的焚人的悬棺葬的悬崖壁上考古发现了六角星圆轮、五角星圆轮（在萸人的铜鼓上有鲜明的十二角星圆轮），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太阳轮。其中的五角星圆轮与为三星堆的五角星圆轮非常相似,六角星圆轮与哈拉帕文化的六角星圆轮非常相似。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相似吗？四川宜宾的悬棺葬的主人和民族一般认为是犍人，也许焚人的这种文化观念与三星堆文化曾经有过某种关联。如果从比较神话学角度来考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圆轮说不定就是依据古印度神话中的毗湿奴的兵器神盘造出的。学者们早已指出三星堆文化与古印度文化之间有过交流。

不能逐一精确比对，这在比较神话学中是很常见的因此，学者不能依据某些细节的不同而根本否定二者的关联2、苏雪林过于牵合《摩诃婆罗多》，认为“阳离”就是断头的意思，“阳”是头。我们不取此说，认为“阳离”就是后面的“大鸟”。3、从《天问》此数句的内容来看，应该是“白蜆”（苏雪林解释为“白蛇”，似比其它各说更合理）得到了不死药（即“良药”），但被大鸟“阳离”抢走或盗走■。这就是《天问》说的“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通‘藏’）,？但抢走不死药的大鸟“阳离”（即大鹏金翅鸟）却被天神飞动神盘所杀，“神盘”在《天问》中相当于“天式”。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神盘在我国神话中后来演变成了《西游记》中哪咤脚下的风火轮，不过这种演变与《楚辞•天问》无关。作为先秦文献的《楚辞》中包含有远古印度的神话，这并非孤例，还有许多旁证。我大致收集材料如下：1、季羡林先生《印度文学在中国》文指出《天问》中的“夜光何德，死则⑩据德国学者莫•温特尼茨《〈摩诃婆罗多〉的年代和历史》（收人《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的介绍现在有不少学者这样推测:古时曾经有过一部俱卢族的英雄颂歌,这就是‘最初的《摩诃婆罗多》’。后来，这部诗歌经历了一次有利于般度人的‘倾向性改动’。以后它又经历了多次‘倾向性改动’，首先是佛教徒的改动，后来婆罗门又做了修改。持这种观点的人中，尤其是阿•霍尔茨曼，他认为，‘第二次按照往事书进行的改动’大约是在公元后900年至1100年前后，此后又经历过若干世纪，史诗的文本才最后确定下来。……如果照此推理，《摩诃婆罗多》的现存形式要到十五或十六世纪才固定下来。”虽然莫•温特尼茨本人坚决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摩诃婆罗多》的现存形式的产生不会早于公元前四世纪，也不会晚于公元后四世纪。公元四世纪以后，《摩诃婆罗多》没有再经历较大的改动，或增加较长的篇章。”莫•温特尼茨本人也没有否定公元四世纪前《摩诃婆罗多》经过许多改动，况且他的说法也未必能驳倒阿•霍尔茨曼等人的观点（我国梵学者黄宝生采取莫•温特尼茨之说，参看黄宝生《〈摩诃婆罗多〉前言》，收人黄宝生《梵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在佛经中的大鹏金翅鸟从来是正面形象，以至于在佛典中产生了《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这样题目的经典I、如果《摩诃婆罗多》经过佛教徒的改动，那就肯定会改变其原有的关于大鹏金翅鸟的负面的形象。今本《摩诃婆罗多》中的大鹏金翅鸟备受赞美，形象完美无缺，最终成为毗湿奴的坐骑（参看金克木、赵国华等翻译《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上150页），而不是被毗湿奴的神盘所杀。这应该是有倾向性的改动后的结果，恐非《婆罗多》或《摩诃婆罗多》的原始形态。⑪犹如我国汉代古书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描述已经多有歧异，这是传闻异辞，但不能否定这些不同的记载有共同的来源。⑫在印度神话中，大鹏金翅鸟专门吃蛇，是蛇的天敌，能降服任何巨大的龙蛇。在汉译佛经中也有很多记载。⑬前人有的学者看到“良药”就附会嫦娥窃取不死药奔月的神话，尤其荒唐臧通藏，前人已言，参看崔富章等《楚辞集校集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上1138页引王念孙之说。⑭收入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也收入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这几句包含了古印度的月中有兔子的神话■。2、据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编第三章《先秦时代中国与西方之关系》63页的介绍:《楚辞•天问》：“一蛇吞象,厥大何如?”■《山海经•海内经》：“巴蛇食象。”■而希腊人传古印度神话有“吞牛之大蛇”的故事。二者从比较神话学上看似有关联。3、据方豪《中西交通史》同页介绍：《楚辞•天问》“鳌戴山忭”的神话在印度也有类似的传说。二者可能有关联。4、饶宗颐《不死（a-mrta)观念与齐学》■一文指出先秦我国关于“不死”的观念是受到了古印度《梨俱吠陀》的影响。具体到《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远游》中的“不死”的观念很可能来自古印度的《梨俱吠陀》■。5、朱庆之《从几组汉梵同理据词看中印文化的早期交流》■—文指出了在先秦或西汉前期就有“无名指、太白（星）、（月）兔、牛涔、牛黄”这几组词语，而在梵文中发现了与此同理据的构词，朱庆之先生认为这是中印在先秦就有文化交流的证据。朱庆之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其中的“无名指”早出现于《孟子》。《孟子•告子上》：“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孟子》的“无名指”与梵文中的无名指一定有亲缘关系。⑮其中的“顾兔”的意思是左顾右盼的兔子，“顾”是动词作定语。逯钦立《先秦汉威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11年）汉诗卷十《乐府古辞》（293页）收有《古艳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出《太平御览》六百八十九、九百七）。此诗也收人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点校本，2006年，57页）卷三，题为《古怨歌》，作者题为窦玄妻。正因为古人认为兔子惯于“东走西顾”，所以才有“顾兔”的说法。但在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T字形帛画中的月亮明显有蟾蜍，而不是兔子，因此月中有兔和月中有蟾蜍的传说在我国先秦时代是不同系统的神话，月中有蟾蜍的神话才是我国本土所固有的，而月中有兔的神话是在先秦从古印度传来的，而且都在楚地流传。■岳麓书社，1987年。■“一蛇”或作“灵蛇”、“有蛇”。■参看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6年）331-332页。郭郛《山海经注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81-682页。■收入饶宗颐《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参看入饶宗颐《梵学集》54页。另可参看饶宗颐《塞种与Soma(须摩）—不死药的来源探索》(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中外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见《学术集林》卷十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只是其中有的词到底是汉语借自梵语，还是梵语借自汉语，还需要深人研究，似乎暂不可作定论因为上古时代确实有我国文化传人古印度的情况，如《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和饶宗颐《梵学集》中的论蜀布和早期中印缅之交通的文章就指出梵文中的“小米、桃、梨”的名称包含苻“至那”这个语素;我国水稻的种植也要.于远古印度,

6、中国和印度上古的天文知识都有二十八宿，不论是谁影响谁®，总之这表明二者在上古时代已有文化交流。7、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器雕像群的出现亦可能与西亚、北非、地中海等远西文明相关。而且地处四川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的祭祀坑中还发现有大量的海贝（且不说还有很多象牙），这些海贝是热带海洋才有的。这说明地处西南内陆的广汉早在殷商时期就与南亚海洋地区有文化交流■。8、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第四章114页介绍：“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乃春秋晚期墓葬，其中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是仅见于公元前四世纪以前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文化遗存的早期产品。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以加工过的白色圆圈纹为特点，琢成椭圆形，是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云南的珠饰。”足见春秋晚期以前的云南与古印度就有文化交流。9、石云涛同书同页还介绍：“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云南使用贝币可能也受印度影响。1996年，考古工作者对云南晋宁县石寨山遗址进行第五次发掘，出土文物中有两件贮贝器极为别致。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还出土有战国贮贝器。在贮贝器出土时,大部分都盛满货贝海币。李家山遗址出土海贝达300多斤，属环形货贝，来自深海区。”可参看张增祺《滇文化》■138-140页，以及张增祺《云贵高原的西南夷文化》®。薛克翘《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第二章第一节O10、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青铜大立人像的手与足皆有镯子，这种现象完全不见于中原王朝的考古发掘，但在印度文化中却从古到今一直广泛存在，非常普遍。在西亚考古发现的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柱上（公元前十八世纪），最上端的太阳神持有权力杖的手戴有手镯。因此，三星堆青铜立人的手镯的造型肯定受到远古印度文化的影响。■我认为是中国影响了印度。参看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沈琏翻译，台湾翔大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第四编《二十八宿之起源说》（引者按:原书“源”作“原”，径改）;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的之时代与地点》（收人《竺可桢全集》第二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原刊于《思想与时代》第34期，1944年;后转载于《气象学报》18卷I-4合期）；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上第三编第五章《二十八宿》；庞光华《上古音及相关问题综合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726-727页；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年）8-10页。■参见屈小强等《5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另参看佟伟华《云南石寨山文化贮贝器研究》（见《文物》1999年第9期）。■文物出版社,2001年。■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昆仑出版社,2008年。

11、据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编第三章《先秦时代中国与西方之关系》61页的介绍孔好古曾谓《战国策》所载若干动物寓言，完全源于印度，仅动物名称加以更易。见所著《中国所受之印度影响》。”12、方豪同书62-63页指出：《吕氏春秋•察今》所载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可能来源于古印度。我们发现古印度传说集《故事海选》■313页有一故事曰：“有个傻瓜乘船过海时，手中的银盘掉入水中。他记住那儿的漩涡等等记号，心想：‘我回来时，再从那儿的海水中取出。’到了对岸，船又返回。他看到海水中的漩涡等等，一次又一次跳下去，以为凭这些记号能捞到银盘。在别人询问下，他说出自己的想法，结果受到大家嘲笑。”另外，方豪同书指出：《韩非子》卷七《说林上》“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的故事、《战国策》卷十七《楚策四》“魏王遗楚王美人”节的故事、《左传•昭公八年》“石言于晋魏榆”一节的故事都可能与古印度的传说相关联。从上可知，在先秦时代的南方地区与古印度早有很多的文化交流■。因此,古印度神话进入《楚辞》是很正常的。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南方地区与古印度就存在文化交流，我国自远古以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而是不断地包容其他民族的文化。三、对萧兵《楚辞与神话》关于“阳离”考证的批评我们对于萧兵先生《楚辞与神话》中此节的观点，除了阳离是神鸟之外，基本上都不赞成■。分条阐述如下：一、“阳离”是神鸟，是火凤凰，但却不是“日神鸟”。古老神话中的三足乌与阳离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古文献可以证明二者有关联。没有证据表明“阳离”是三足乌，就如同四象中的南方的朱鸟并不是三足乌。萧兵将不同系统的神话混为一谈，实在不应该。二、萧兵称‘阳离爰死’模拟太阳烈焰，也可能和初民对日蚀乃至太阳爆发的神话解释有关。”这个结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根本看不出《天问》“阳离爰死”的传说为什么可以解释为“模拟太阳烈焰，也可能和初民对日蚀乃■岳麓书社，1987年。■古印度月天所著，黄宝生等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另参看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况且本文收集的考证“阳离”为神鸟的材料远比萧兵多。

至太阳爆发的神话解释有关”。萧兵先生完全是信口乱说。而且“模拟太阳烈焰”和“日蚀”也应该没有半点关系，萧兵先生居然推定为二者之-，不知何据？“阳离爰死”一句被萧兵异想天开地胡乱解读。三、太阳鸟的神话起源及其古老，很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远古先民不明白为什么太阳会白天在从东到西地天上飞行？于是便幻想出了有神鸟背负太阳飞行的神话观念。背负太阳飞行的神鸟共有十只，有九只停留在扶桑树上，另外一只背着太阳在天上飞行。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现的二号祭祀坑中发现了青铜大神树，其中一号神树的树枝上分别站立着九只神鸟®。其制作年代,学者们推定在商代晚期以前■。至少在西周初年以前应无问题。则天有十日的神话一定起源得极其古老，应该在新石器时代。因为十只鸟轮流背负太阳飞行的神话是与十日为一旬的历法密切相关联的，而在甲骨文中早已存在十日为一旬，三旬为一月的历法。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十日为一旬的历法就创始于商代，应该远在商代以前就早已存在了。我们推断十日为一旬的观念应该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古人幻想每天的太阳是不同的，于是产生了十个太阳的神话。考《山海经•海外西经》：“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之，女丑居山之山。”《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同篇乂曰：“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海外东经》注引《竹书纪年》：帝廑“八年，天有祆孽，十日并出”。《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楚辞•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刘向《说苑》卷十《敬慎》：“吾尝见四月十日并出。”■天有十日的神话得到三星堆青铜大神树的确证，可知其时代极为古老。但必须注意的是:三星堆青铜大神树虽有九只鸟在准备轮流背负太阳飞行，但九只鸟的背上都没有太阳。，可见三星堆青铜大神树时代的神话是只有一个太阳，由十只鸟轮流背负飞行。这应该是太阳鸟神话的地区差异:在北方地区流行十个太阳十只神鸟的神话,而南方和西南方地区则是流行一个太阳十只神鸟的神话。现在难以判定这两系神话到底哪一种产生得更早。但天有十日的神话肯定在商代以前就广为流行了。三星堆青铜大神树的出土证明了远古神话确实是神鸟背负太阳飞行天空。这就是太阳鸟的神话的原始形态。这可以印证《楚辞•天问》：“羿焉弾日？乌焉解羽？”战国时代的文献■参看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院等编纂《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纪录》（天地出版社,2009年）《青铜器》卷。212-217页。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214-227页■参看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24-432页。■参看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263页。

《归藏》提到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考《文心雕龙•诸子》：“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兹，况诸子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依据《尚书•五子之歌》疏、《左传•襄公四年》疏、《论语•宪问》疏、《孟子•梁惠王》疏、《山海经•海外东经》注,引述《归藏郑母经》称：“昔者羿善射，弾十日，果毕之。”这是后羿射日神话的最早文献记录。天有十日的神话起源于商代以前，而后羿射日的神话的产生似乎要晚于天有十日的神话，在古文献上初见于战国时代■。西汉前期的《淮南子•本经》逮至尧之时，十H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禊输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禊输。”■另，《庄子•秋水》成玄英疏引《山海经》：“羿射九日，落为沃焦。”(按，今本《山海经》无此言)■。后羿射九日并非射杀太阳，而是射杀背负太阳飞行的九只神鸟。因为神鸟被杀，九只太阳也就各自坠落。古书和马王堆帛画中的太阳中的金乌一定是晚于“天有十日”和“十只神鸟负日飞行”的神话，从古文献考察，日中有乌的神话最早见于《淮南子•精神》：“日中跤烏。”高注跋猶蹲也，諝三足烏。”■在文物中最早见于马王堆汉墓帛画。因此，日中有三足乌的神话也许起源于战国时代，并非远古神话的遗迹，而是神鸟负日飞行神话的变异。我们没有证据将“日中有三足乌”的神话推到战国以前,所以“三足乌”神话不是远古初民的神话，十鸟负日飞行才是原始神话。有的学者如萧兵将三足乌与神鸟“阳离”混同，且认为“三足乌”是对太阳黑子的神话解释，这是毫无根据的。四、萧兵之说还有一个致命伤。他将“三足乌”与“阳离”相混。可是《天问》明确说“天式纵横，阳离爰死”，有个“爰”字，就是“于是”的意思，可见“阳离”之死的原因是“天式纵横”，而古文献清楚表明太阳神鸟是被后羿射杀，与“天式纵横”了无关系。“三足乌”也与“天式纵横”无关系。萧兵之说与古文献不合。因此阳离”绝不是三足乌，也绝不是负日飞行的太阳神鸟。五、萧兵先生此文的《“九阳”与若木》一节讨论了民族文化中的九日和十■当然，神话的记载始见于战国文献.并非说是从战国时代才产生。■参看张双橡师《淮南子校释》（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52页。■关于后羿和十日的神话资料.可参看袁珂等《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205-211页，收罗颇详。只是袁珂先生引述《淮南子》不是根据《淮南子》本文.而是依据《海外东经》郭璞注和《艺文类聚》卷一所引的《淮南子》，这点似乎不足为法。另参看姜亮夫《楚辞通故》（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二辑18-21页。但姜亮夫在19页称后羿射H是射杀日中金乌_这却不对。后羿是因为十日并出而射其背负九日神鸟，与日中金乌无关。另见庞光华《天有十日神话考》（待刊）。■东汉王充《论衡•说日》：“日中有三足乌。”三足乌还多见于《焦氏易林》。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乃今日睹西王母。嵩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广居然将“三足乌”说成西王母的使者。可见西汉早年以前的神话到了汉武帝时期巳经有所变异，文人使用典故往往随心所欲,不能据为考证神话的依据

日的问题,认为“九”是南方巫教的神秘数字，并讨论了与数字“九”有关的文化。我们认为萧兵先生没有正确解释神话中的九个太阳和十个太阳的问题。汉民族神话中只见“天有十日”的神话，没有“天有九日”的神话。“九日”神话是指还没有升天的停留在扶桑树上的九个太阳，也就是《海外东经》说的：“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那居住在扶桑树下枝的“九日”后来就演变成了九日神话，其实这与“天有十日”的神话并不冲突，另一个太阳要么居住在扶桑树的上枝，要么已经升天飞行了。至于我国少数民族有“九日”的神话，我们推测应该是在汉民族阴阳论思想的影响下慢慢形成的。因为在阴阳论哲学思想流行后，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为阳数之极，所以配天配日。这样就产生了“天有九日”的神话，而远古的天有十日的神话是与十日为一旬的历法密切相关的，因此二者是不同来源和不同系统的神话，时代性也完全不同。天有九日的神话肯定产生很晚，应该是在阴阳论哲学观广为盛行以后才有的。以上是我们对萧兵先生此文的批评意见，尚乞学者的指教。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Issue21丹药养生与苏轼的岭南贬谪之旅李由*在北宋激烈的党争中，许多士大夫被贬往岭南，投荒万死之地。元祐四年(1089)四月，“车盖亭诗案”发，前宰相、新党主将蔡确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别驾、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安置,成为继寇准、丁谓之后北宋第三位被责过岭的宰相。当时范纯仁便说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正恐亦不免耳”■。果然,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他们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大肆打击元祐旧党,方法之一便是将多名元祐党人贬往岭南远恶之地。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惠州，绍圣四年（1097)，责授琼州(今海南海口南）别驾，安置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进一步追贬司马光为朱崖军(今海南）司户参军，吕大防责授循州（今广东龙川）安置,刘挚责授鼎州团练副使，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安置，苏辙被贬化州别驾，雷州安置（今广东海康）。秦观则历郴州（今湖南郴州）、横州（今广西横县）、雷州，卒于藤州（今广西藤县）。其它如梁焘、范祖禹、黄庭坚、王巩等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困厄之中，许多人命丧贬所或赴贬所的路上■，也有人坚强地面对噩运，留意养生，以求抵御“瘴毒”的侵害。例如苏轼，先后被贬惠州、儋州长达七年而终得生还。在其贬谪岭南的生涯中，丹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恶劣的生存环境促使他究心丹药,而这不仅使他自身成功抵御了瘴疠的侵害,也促进了岭南地区医学的发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可以取法的经验。一、贬谪岭南促使苏轼究心丹药苏轼素来留意养生，自言“从来颇识长年养生妙理”■，注重道术、药石、饮*李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页10326。②如吕大防卒于赴循州途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糾5,绍圣四年四月己亥条）、刘挚绍圣四年十月卒于贬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一月癸未条）、梁焘绍圣四年十一月卒于贬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一月丁丑条）。③[宋]苏轼:《与王定国》，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52,中华书局，1986年,页1526。

食在养生方面的作用，喜结交道士，阅读道书医书，搜集研制药方,亦有救死扶伤的医学实践。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对《嘉祐补注本草》、唐孙思邈《千金翼方》、王焘《外台秘要》等医书都非常熟悉，医学造诣颇深,《苏沈良方》便是宋人将他的一些医学杂说与沈括的《沈存中良方》合编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赞其“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及矣”④,评价甚高。绍圣元年贬谪岭南后，苏轼越发究心丹药养生之术，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客观环境的要求。在北宋，“瘴疠”仍是士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唐人曾记载岭南“雾瘴”之凶：“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⑤，这也是北宋士人贬谪岭南时面临的情况，“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瘴乡，谪居者往往至死⑥。而苏轼被贬的海南，气候尤为恶劣,所谓“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⑦。炎热潮湿的气候带来疾病的威胁,使得贬谪士人“饮食起居之际，不可以不慎”⑧。而当时岭南的医学又十分落后。秦观曾记载岭南的医药卫生情况：“骆越风俗殊,有疾皆勿药。束带趋祀房，用史巫纷若。弦歌荐茧栗，奴主洽觞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鸡骨灼。”⑨“骆越”是居于岭南的种族，分布于云南、两广之地，诗中反映岭南人以巫鬼为医，不用医药，却以牛献祭而求治愈，可见其医学意识极差。而据苏轼记载，“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⑩，岭南人不仅医学意识差,还完全排斥药物及医务人员，以致“医夺于巫鬼”⑪。迷信巫鬼’排斥医药，使得岭南的医学十分落后。此外，当地药材也十分匮乏。黄庭坚谪宜州（今广西宜州）后，因当地无药，多次写信向人求人参、藿香、草豆蔻、木香、附子、芎穷等药，用以御瘴。苏轼惠州《与文公大夫》说:“风物却粗可，但无医药耳”在儋耳《与程全父》又说:“（药）此间举无有，得者即为希奇也。间或有麄药，以授病者，人口如神，盖④[清]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03,中华书局，1997年,页1338。⑤[唐]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卷上，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页22。⑥[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页23。⑦《书海南风土》，《苏轼文集》卷71,页22750⑧《广东新语》卷1，页24.⑨[宋]秦观:《雷阳书事》，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卷1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页322,.⑩《书柳子厚牛赋后》，《苏轼文集》卷66,页2058。⑪[宋]苏辙:《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陈宏天、高秀方点校《苏辙集•栾城后集》卷5，中华书局，1990年，页944..⑫《苏轼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3,页2487。

未尝识耳”®。过岭之后,苏轼自身也常为疾病所困扰。在惠州时，他“旧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几百日，地无医药，有亦不效”■。年近花甲，身体本来也难堪折磨。面对自身与外界的双重困境，如何利用自身的医学知识，自治济人，抵御瘴疠，便成为苏轼亟需关注的问题,迫使他究心丹药以卫生。另一方面，以罪臣之身，处僻远之地，远离庙堂，无缘政事，却也使得苏轼有较多空闲究心丹药与养生，实践自己早年的志趣。绍圣元年他在谪惠途中便悟到“事不能两立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欲成而炉鼎败。来日忠州刺史除书到。乃知世间、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他将贬谪视作养生求道的契机。居惠时他自感“数年来,颇知内外丹要处，冒昧厚禄，负荷重寄，决无成理。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在《养生诀》中他说近年颇留意养生。读书、延问方士多矣……今此闲放，益究其妙。”■贬谪之前，事务繁杂,缺乏养生求道的环境，而贬谪之后，养生求道便成了困境中的乐事与寄托。因此，贬谪岭南既对苏轼发出了养生御瘴的挑战，也为其实践养生志趣提供了闲放的空间，从而促进了他对医药养生之术的研究。二、多种途径解决药材匮乏问题岭南少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药材的获取是养生御瘴的前提，如何解决药材匮乏的问题--直困扰着苏轼。从现存资料看，他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处理这个问题。一是向亲友故旧求药。他曾多次以书信的形式求药。如在惠州因痔疾发作，百药无效，而不得不“断酒断肉，与盐酢酱菜,凡有味物，皆断，又断梗米饭，惟食淡面一味。其间更食胡麻、茯苓面少许取饱”，便向姐夫程之才乞茯苓与蜜，以供药用。信中苏轼说患无好茯苓，不用赤者，告兄为于韶、英、南雄寻买得十来斤，乃足用。……蜜，此中无有，亦多伪。如有真者,更求少许。”■而到了儋州,情况更加严峻，如果惠州还只是少药，此地则可说是无药。苏轼只好多次写信向友人乞药，如《与程全父》中询问：“彼土出药否？有易致者,不拘名■《苏轼文集》卷55,页16270■《药诵》，《苏轼文集》卷64,页1985..■《苏轼文集》卷73，页23?9。■《与陈季常》，《苏轼文集》卷53,页1570u■《苏轼文集》卷73,页2335。■《与程正辅》，《苏轼文集》卷54,页16I3-.

物,为寄少许”■，又向罗秘校乞药：“彼中有粗药治病者，为致少许。此间如苍术、橘皮之类，皆不可得，但不嫌粗贱，为相度致数品”。观其所求之药有干率、人参、肉苁容、丹砂、松脂、硫黄、地黄、鹅梨、柴胡、苍术、橘皮等，在岭南皆不易得。唐孙思邈《千金翼方》中有“常服大补益散方”■,方中便有肉苁容、干枣肉、地黄、枸杞等药，苏轼之所以求那些药材,大概也是用来补气强身，抵御瘴疠的。向友朋求药，来回耗费时日，亦非长久之计，为了方便获取药材，苏轼开始尝试着自己种植一些草药。观其《小圃五咏》可知，他在黄州种植了人参、地黄、枸杞、薏苡。在其元符元年（1098)的《书药方赠民某君》■中，可以知道他在儋耳亦有小圃，中有地黄等药材，其中人参可以“开心定魂魄”，地黄在“崖蜜助甘冷，山姜发芳辛”的辅助作用下，可使“丹田自宿火，渴肺还生津”，枸杞则“大将玄吾鬓，小则饷我客”，薏苡更是经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亲身验证过的治瘴神药。可见这些自种的草药,对于抵御瘴疠，治病救人十分有益。苏轼还善于发现岭南本土草木食物的药用价值,如羊桃、槟榔、薏苡等等，取之以为御瘴之用。如在惠州，他看重羊桃的药用价值，有“恣倾白蜜收五棱，细斫黄土栽三桠”■“五棱”指羊桃，“三桠”则指人参。据明末清初广东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载“羊桃一名三敛子，亦曰山敛。敛，棱也。俗语讹棱为敛也，亦以其味酸能敛颜色也。有五棱者名五敛，以糯米水浇则甜,名糯羊桃。广人以为蔬，能辟岚瘴之毒。中蛊者，捣自然汁飲，毒即吐出。脯之，或白蜜渍之，持至北方，不能水土与疟者，皆可治。”■苏轼在诗中将羊桃与人参对举，可见非常看重这种本土的御瘴之果的药用价值。他还盛赞槟榔为洗瘴丹，有“瘴风作坚顽，导利时有补”的“药储”■价值。而据《广东新语》，槟榔确实可以“洗炎天之烟瘴,除远道之渴饥”■。至于亲自种植盛产于南荒之地的薏苡，更是看重了它“不谓蓬荻姿，中有药与粮”■,既能作药御瘴，又能代米充饥的双重价值。在儋耳时，苏轼发现了苍耳，十分髙兴，写下了《苍耳录》:“药至贱而为世要用，未有如苍耳者。他药虽贱，或地有不产，惟此药不问南北、夷夏、山泽、斥卤、泥土、沙■《与程全父》，《苏轼文集》卷55,页1627。■[唐]孙思邈撰,李景荣等校释:《千金翼方校释》卷15,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页239。■《苏轼文集_苏轼佚文汇编》卷6,页2589。■[宋]苏轼:《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宋]苏拭[清]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2149。■《广东新语》卷25,页636。■《食槟榔》，《苏轼诗集》卷39,页2153。■《广东新语》卷25，页629。■《薏苡》，《苏轼诗集》卷39,页2160。

石,但有地则产。其花叶根实皆可食，食之如药。治病无毒，生熟丸散,无适不可。愈食愈善,乃使人骨髓满，肌如玉,长生药也。主疗风痹、瘫缓、癃疟、疮痒，不可胜言。尤治瘿金疮。……海南无药,惟此药生舍下，迁客之幸也”，细致描述了苍耳的药用价值，丰富了海南的药学。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儋耳的一种有奇特药效的植物一倒黏子。此物“野人秋夏痢下，食叶辄已”，而苏轼“久苦小便白胶,近又大腑滑，百药不差”，于是“取倒黏子嫩叶酒蒸之,焙燥为末，以酒糊丸，日吞百余，二腑皆平复，然后知其奇药也。因名之曰海漆”■。他还发现海南的益智花有“治气止水”的效用，凡此种种皆丰富了海南的医药学。总而言之,苏轼正是借助以上三种方式：向故人乞药、自己培植药材、发掘利用岭南本土药材，自治济人,抵御瘴疠。尤其是第三种方式，促进了岭南医药学的发展。药材之外，苏轼还很注重酒的御瘴功能，因此在岭南多有酿酒。如他曾先后于惠州、儋州酿桂酒、天门冬酒。他说“谪居海上，法当数饮酒以御瘴，而岭南无酒禁。有隐者,以桂酒方授”。而之所以发明酿桂酒的方法，是因为他见《本草》中记载:“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无毒，大畧皆主温中，利肝腑气，杀三虫，轻身坚骨，养神发色,使常如童子，疗心腹冷疾，为百药先,无所畏。”■他认为桂酒有御瘴的功能。至于天门冬酒，《证类本草》引孙真人《枕中记》载此酒“去症瘕积聚，风痰癫狂，三虫伏尸，除瘟痹，轻身益气，令人不饥,百日还年耐老。”■可见,苏轼在岭南酿酒、饮酒固然有兴趣爱好的因素，但其实也是在发掘酒的药用价值,尤其是抵御瘴疠方面的作用。在相关药材无法获得的情况下，苏轼亦想方设法以其他方式实现治疗目的。在海南，他有“谪居三适”，即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这些也是为了养生御瘴而设。其中“夜卧濯足”就是为了消除瘴气所带来的脚肿病。柳宗元在《与萧翰林俛书》说“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睹重腿，意以为常”■,重腿乃是脚肿病。苏轼有诗曰：“天低瘴云重，地薄海气浮。土无重腿药，独以薪水瘳。”因为没有“重腿药”，他便采取“瓦盎深及膝，时复冷暖投”■的方式，以冷热水交替注盆泡脚，以消肿胀，这便是“夜卧濯足”。■《苏轼文集》卷73,页2357。■《苏轼文集》卷73,页2357。■[宋]唐慎微撰，尚志钧等校点:《证类本草》卷6，华夏出版社,1993年,页152。■[宋]柳宗元:《柳宗元全集》卷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248。■《苏轼诗集》卷41,页22863

三、重炼内丹，不服外丹在贬谪岭南时期，苏轼虽结交道士，对炼丹很有兴趣，但他对金石丹药的态度十分谨慎。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还，向章援介绍自己御瘴的经验，特别嘱咐章援提醒贬谪海康的父亲章惇“只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相比于金石外丹,他更信奉修炼内丹对于抵御瘴疠的作用。贬谪岭南时，他常习道家养生之术，通过龙虎胎息、吐故纳新，来修炼内丹，强身健体。在《续养生论》中，他说长生之药，内丹之萌，无过此者。”■“此者”便是他常常提及的“龙虎铅汞说”:“心不官而肾为政,声色外诱，邪淫内发,壬癸之英，下流为人，或为腐坏。是汞龙之出于水者。……心动于内，而气应于外，是铅虎之出于火者也。汞龙之出于水，铅虎之出于火，有能出而复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此说虽似玄妙，但所言不过是人有欲望，亦为外物所诱，人有感情,易为外物所感，若不能很好的节制，便会损伤身体。为此，他提出炼“思无邪丹”的思想，即要做到“无思之思，端正庄栗，如临君师，未尝一念放逸。然卒无所思。如龟毛兔角，非作故无本性，无故是之谓戒,戒生定，定则出入息自住，出人息住则心火不复炎上”■。所谓“戒”“定”亦是强调制身慎心，控制欲望和情感,或许他惠州《与范纯夫》信中之语可为此注脚某谪居瘴乡，惟尽绝欲念，为万金之良药。”■此法还要配合吐故纳新的胎息之法,对此，他在《养生诀》中曾详细论述过，颇简易。主要包括晚上少食，每夜子后，盘足、握固，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辅以按摩，历涌泉穴、腰下腰脊间、眼、面、耳、项、鼻梁，梳头百余下，其关键在于“清静专一”■。苏轼生平广涉道书，而在贬谪岭南时期，他逐渐领悟到“养生事绝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谈，便是妙诀,咽津纳息，真是丹头，仍须用寻常所闻般运泝流法’令积久透彻乃效也”■。所谓“般运泝流法”，来源于他亲见的扬州武官的养生御瘴之法,此人“官于二广恶地十余年，终不染瘴。面红盛，腰足轻快，年八十九乃死。初不服药，惟用一法，每H五更起坐，两掌相向，热摩涌泉穴无数，以汗出为度”■，即注重对涌泉穴的按摩，以抵御瘴疠,其法甚是简便易行,却有奇效。■《苏轼文集》卷55,页1643,.■《苏轼文集》卷64,页1984,■《苏轼文集》卷64,页1984,■《苏轼文集》卷64，页1984,■《苏轼文集》卷50，页I456.■《苏轼文集》卷73,页2335,■《与王敏仲》，《苏轼文集》卷56,页1690■《苏轼文集》卷73，页2334,

可见，苏轼注重采纳道家的内丹养生之术以御瘴，认为其效有药物所不及之处。但在修习方法上，他并不刻意求新，也不故弄玄虚，而是追求方法的简易可行，强调修习的持之以恒。四、安时处顺，不迷信丹药之力苏轼曾问随王巩贬谪宾州（今广西宾阳县）的歌女宇文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罢，颇有感触，为其写《定风波》一阕,其中二句便是“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他亦曾问养生于道人吴复古，得到“和安”二字，“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也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在绍圣元年苏轼被贬岭南后，以一种坚强的态度，面对种种困境，以求得“身心俱安”，便成为他的精神追求。而具体落实到抵御瘴疠的层面上，他一方面极重养生，修炼内丹，注意饮食起居，利用多种方式求取药材，自治济人,一方面又努力以一颗平静的心，面对生老病死，安时处顺，以委运任化的态度面对瘴疠等疾病的威胁。虽然心知“瘴乡风土……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也打算“绝嗜欲、节饮食”以求不死,然而除此之外“则信命而已”■。海南风土颇恶，元符元年（1098)秋，霖雨不止，苏轼“顾视帏帐，有白蚁升余，皆已腐烂”，物犹如此，人何以堪？然而即使如此，苏轼仍以儋耳颇有百岁老人来安慰自己,认为：“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习”可释为习惯、适应，环境再恶劣，只要自己能够逐渐习惯，对外在环境感到安适，心中亦安定平和，则“物之感我者轻”，“我之应物也顺”，便不易为恶劣的环境所伤。因此何处皆可长生，瘴乡又何惧之有？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安时处顺、委运任化的态度,对于抵御瘴疠的作用比之丹药又何妨多让？正是既注重丹药养生的功效，同时又洗净了求仙、求长生、迷信丹药之力的方士习气，才使得苏轼岭南的养生御瘴之术散发着刚毅乐观的人格魅力，具有一种深层的文化意义，更值得后人细细品味。五、秉承儒家淑世精神，造福岭南苏轼极具淑世精神，即便贬谪岭南，也依然“勇于为义'费衮说:“陆宣公■[宋]苏轼:《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薛瑞生笺证《东坡词编年笺证》卷三，三秦出版社，丨998年，页488。■《问养生》，《苏轼文集》卷64，页1982。■《答钱济明》《苏轼文集》卷53，页1551。■《书海南风土》，《苏轼文集》卷71，页2275。

谪忠州，杜门谢客，惟集药方。盖出而与人交，动作言语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谨之。后人得罪迁徙者,多以此为法。至东坡，则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中提刑,东坡与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苏轼在惠州多有惠民之举，当然也曾以医术造福一方，周必大之言可与费衮互为补充,他说“陆宣公为忠州别驾，避镑不著书，又以地多瘴疠,抄《集验方》五十卷，寓爱人利物之心,文忠苏公手书药法亦在琼州别驾时，其用意一也”■,可见苏轼对陆贽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在作于惠州的诗歌中，苏轼有“稚川虽独善，爱物均孔、颜。欲使蟪蛄流，知有龟鹤年”■，他认为即使是研究长生独善之术的道人葛洪也是有儒家爱人利物之心的。而他自己“闲居蓄百毒，救彼跋与盲”，也是因为“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出于“力恶不己出”■的济世热情。听闻钱子飞因“梦人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违天怒，若施不已，君当得此病,药不能救’”而恐惧不再施药,他感慨道：“子飞不察，为鬼所胁。若余则不然。苟病者得愈，愿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秽恶。在黄州试之，病良已，今当常以施人。”■若能救死扶伤，则不惧鬼神，甘愿代病者受苦。可见,苏轼在岭南究心丹药养生之术,并不仅仅是出于保护自己免受瘴毒之苦的考虑,还具有极强的儒家淑世色彩。细考苏轼在岭南以医术丹药淑世的活动，大者有以下二端：一是传播治瘴之法。在惠州期间，为治瘴疠，他写信给广州守王古道，授治瘴之法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効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又人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之，便乞为致三石,得为作豉,散饮疾者。”此法简便易行,适合岭南药材匮乏的情况。而从信中也可以看出他自己亦有施药治瘴的活动。二是在海南移风俗、书药方、劝植药材、治病救人。元符元年（1098)苏轼书药方赠海南民某，曰：“予在儋耳，民有相殴内损者，不下粥饮，且不能言。予以家传接骨丹疗之，乃能言。又以南岳活血丹授之，下少黑血，乃能食，然尚呻号不能转动也。小圃中有地黄，然地瘠，根细如髪，乃并叶捣治，饮、傅之，取血块升余，遂能起行。此人与进士黎先觉有亲，乃书以授之，使多植此药，以救人命。”■既以接骨丹、南粤活血丹及自植地黄救其命,又为书药方，更劝其广植地■[宋]费衮:《梁溪漫志》卷4，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页111。■[宋]周必大:《题苏季真家所藏东坡墨迹》，《文忠集》卷1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陶读山海经》，《苏轼诗集》卷39,页2130.,■《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苏轼诗集》卷39，页2117。■《苏轼文集》卷73,页2344,■《苏轼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6,页2589.1

黄。可见其治病救人、传播医学知识的淑世热情。此外，元符三年（1100)他感慨于海南巫风盛行，医学观念落后，“以巫为医，以牛为药”，而书柳宗元《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资，使以晓喻乡人，希望能够移风易俗，传播先进的医学观念。对于医疗条件落后的岭南地区，苏轼的这些淑世举措意义重大。他不仅以丹药医方救治疾患，还积极传播华夏地区先进的医药技术，更希望能从根本上改变岭南地区“以巫为医”、无视医药的落后观念。凡此皆对改善岭南地区的医疗状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结语以上试图从五个方面展现苏轼在贬谪药物匮乏、医学落后的岭南地区时，究心丹药以养生御瘅的种种情况。苏轼善于通过多种途径获取药材，尤其擅长发掘利用岭南本土的草木食物，将其作为抵御瘴疠的药材，体现了中医“饮食同源”的观念。而他重炼内丹，不服外丹,不迷信丹药之力，努力以一种刚毅的态度，适应岭南恶劣的气候环境,安时处顺，委运任化，以求得“身心俱安”，也给后人带来了富有哲理的养生思想。同时，苏轼究心丹药养生之术,并不仅仅是出于自身御瘴的考虑，更散发着浓烈的儒家淑世的热情。他在岭南治病救人，发掘、种植药材，传播先进的医术、医学观念，推动了岭南地区的医学发展。凡此皆是苏轼在人生困厄的处境中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0.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試從碑記考饒平縣的建置時間陳德好42012年饒宗頤敎授以個人名義，全力資助“黃岡河流域考古學與人類學調查計劃”，由中山大學南中海考古中心和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組成聯合調査隊,在原計劃的考古學和人類學調査以外，調査隊亦對現存碑刻進行記錄，共登記碑刻約200通（件），並進行測量、拍照、拓印（部分)及抄錄。這些碑刻對硏究饒平縣地方史有着重要的意義和價値，其中有1通明天啟五年黃琼撰《重建饒平縣治碑記》。碑刻現保存於三饒鎭鎭政府，碑下部已毀，殘高222、寬110、厚17厘米。篆額橫書1行碑名8字;正文24行，行存47-49字，共973字。碑文康熙《饒平縣志》、《饒平文物誌》著錄，據此補缺。正文補缺後，滿行54-56字，共1115字。此碑撰者為黃琮，由黃錦篆額、陳明P步丹書。此碑是現存年代最早的關於饒平縣建置史碑記，其他如明江朝宗撰《新建饒平縣治記》、明陳音撰《重修饒平縣堂記》、明張存誠撰《重修城樓記》等皆已佚。碑文開首即云：饒平縣衙宇建於成化戊戌，脩於弘治庚戌。時火而敝，物之恒也。由此句可知，饒平縣衙（署）始建於明成化戊戌(十四年，1478)。然而，關於饒平縣建置的時間，則有不同的說法。一、饒平縣的建置時間考諸《饒平縣志》和《潮州府志》，記載饒平縣置縣的時間,大部分記作“成化十四年”，亦多為史學硏究者所弓I用，茲列表如下:（表1)*陳德好: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博士硏究生。

表I地方志《沿革志》記載饒平縣建置史地方志内容嘉靖《潮州府志》成化十四年,都御史吳琛、朱英以去郡治遠，又界於汀漳，多頑梗，疏請析海陽八都，置今縣，建縣治於三饒,名曰“饒平”。①萬曆《東里志》憲宗純皇帝成化十四年，匱饒平縣於絃（弦〉歌都。三饒依山阻水,與汀漳鄰，不逞之徒，嘯聚為亂，兩廣都御史朱英，因前御史吳琛，疏請建縣，乃拆海陽絃（弦）歌、信寧、宣化、龍眼城、灤州、淸遠、秋溪、蘇灣八都，即上饒地建立縣治,名曰“饒平”。②順治《潮州府志》饒平縣,本海陽地，明成化十四年析置今縣於三饒，名曰“饒平”。③康熙《潮州府志》成化十四年析海陽八都,增置饒平為縣:④康熙《饒平縣志》至饒平一邑,創建於明成化十四年，時因三饒壤連汀漳,叢岑險阻,寇盜嘯聚，巡撫吳琛請增設縣治，以彈壓之，朱英遂析海陽之元(弦）歌、宣化、信寧、隆眼城、灤州、淸遠、秋溪、蘇灣八都，置饒平縣於元(弦>歌都之(下饒）堡。⑤雍正《廣東通志》明成化十四年戊戌夏四月，析海陽縣地置饒平縣.雍正《海陽縣志》成化十四年析海陽八都，增置饒平。⑥乾隆《潮州府志》成化十四年,總督朱英以三饒壤接汀潭，險阻多盜，遂請析海陽之元（弦）歌、宣化、信寧、隆眼城、潔州、淸遠、秋溪、蘇灣八都，置饒平縣於元(弦)歌都。⑦民國《饒平縣志補訂》明成化十四年析海陽絃（弦）歌、信寧、宣化、龍眼城、灤州、淸遠、秋溪、蘇鰣八都，置饒平縣：⑧然而，民國《潮州志•沿革》考證明史資料，指出饒平建縣應在“成化十三年”，案語云：饒平置縣之年，東里志、吳府志、饒平劉志沿革並云成化十四年立，《方輿紀要》亦云饒平成化十四年督臣朱英奏置、惟阮通志引《明史•地理志》作十三年十月以海陽三饒地置。海陽吳志沿革亦稱成化十三年置，而乾隆四年刊本《明史•地理》作十二年。考饒平職官，十三年有主簿蔣琳、典史方銘，而江朝宗《（新）建饒平縣治記》稱成化丁酉總制朱英因前中丞吳琢疏三饒設縣，竅實以聞詔可，賜名“饒平”。丁酉即成化十三年，知十三年十①（明嘉靖）郭春震修,《潮州府志》，收入饒宗頤編集《潮州志滙編》，香港:龍門書店印行，1965年,第55頁。②（明萬曆)陳天資幕修，《東里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4年,第9頁。③（淸順治）吳穎修.《潮州府志》,收入饒宗頤編集《潮州志滙編》，香港:龍門書店印行.1965年,第199頁。④（淸康熙）林杭學纂修.《潮州府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1997年,第72頁。⑤（淸康熙）劉忭纂修，《饒平縣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2年.第31頁。⑥（淸雍正）張士璉纂修,《海陽縣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2年，第43頁。⑦（淸乾隆）周碩動慕修,《潮州府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1年,第59頁。⑧(民國）陳光烈輯,《饒平縣志補訂》,印行《饒平縣志補訂》編幕委員會、饒平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2009年,第24頁。

月饒平已得疏準設縣，府縣志、阮通元所載，饒平首任知縣楊昱俱作十四年任，當是至十四年縣令始到官。⑨茲據上述案語中的史料進行檢索，光緒盧蔚猷纂修《海陽縣志•沿革》云：饒平縣，成化十三年以海陽三饒地置。⑩又《明史•地理六》云：饒平，府東北。成化十二年十月以海陽縣三饒地置，治下饒。東南濱海，海中有南澳山，有大成（城）守禦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置。南有黃岡、西有鳳凰山二巡檢司。又東南有柘林寨。⑪此史料應是據《大明實錄憲宗實錄》卷一百五十八“成化十二年十月辛未朔享太廟”條，該條云：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先是巡撫都御史朱英奏海陽縣地境廣闊，難於管束，欲於弦歌等都地名“左嶺”，開設一縣。行令巡按御史及三司官會勘以為宜，至是立縣，名“饒平”，其原設三河、黃岡二巡檢司、三河、黃岡二驛、三河遞運所、大城倉河伯所在其地者,俱以隸之。■從《明史》及《大明實錄憲宗實錄》可知，析置饒平縣的請疏，應是在成化十二年(1476)十月得到批竅。但是，明江朝宗《新建饒平縣治記》■卻記載為“成化丁酉”年：成化丁酉（十三年，丨477)，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奉命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因昔參議廣東，嘗平嶺東程鄉叛賊，稔知三饒地勢民情，至是毅然曰：“民之所以梗化者，由僻遠官府，政教弗逮故也。百里之外，當立縣治。”矧數百里乎乃因前巡撫副都御史吳琛疏三饒設縣之狀，遂覆實以聞之，名曰“饒平”。朱英認為“僻遠官府，政敎弗逮”，是導致民風梗化的主要原因，同時為“軍國之需、賦税之徵”,所以有必要在“百里之外”，新立縣治，以便管理。《潮州志•大事記》對程鄕羅劉寧事件有以下記載：天順五年辛巳（1461)春，羅劉寧寇程鄉。程鄉羅劉寧天順間聚眾入海為亂，五年劉寧擁眾千餘劫興寧、程鄉、長樂三縣，九月突至興寧之石馬洞，知縣舒韶、典史劉淵率兵至角陽徑，與賊遇，兵潰，賊遂入城，官署、民居悉⑨饒宗頤總纂，《潮州志》第一冊，潮州市: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5年，第76-77頁。⑩（淸光緖）盧蔚猷纂修，《海陽縣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1年，第18頁。⑪（淸）張廷玉等撰，《明史•地理六》卷四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142頁。⑫此據維基《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電子版。⑬碑已佚，碑記東里志、郭府志、吳府志、林府志、劉縣志、周府志、惠縣志、郝通志等諸志皆著錄。本硏究所引碑文據吳府志抄錄，凡656字。碑文見（淸順治）吳穎總纂，《潮州府志》，收入饒宗頤編集，《潮州志滙編》，香港:龍門書店印行，1965，第511-512頁。

為焚蕩，越旬，往寇長樂，其城頗堅，援兵且至，不能破，乃歸。六年，羅劉寧寇程鄉，擄城剽掠，副使陳濂、參議朱英、都司張通等討之，斬其渠魁，眾潰入巢，濂等往撫之。■朱英,字時傑,桂陽人，正統十年（1445)進士，於廣東平定叛變，多有功績。《潮州志補編•宦績》有傳云：丁卯（正統十二年，1447)授浙江道察御史。景泰壬申（三年，1452)冬，有廣東布政司右參議之命。……辛巳（天順五年，1461)潮賊羅劉寧等，流劫郡縣，屢挫官軍。英奉檄會兵剿滅，生俘脅從者，皆郤以為功。英曰：“良民也，縱之。”全活者甚眾。……捷聞，賜彩缎寶鏹，遷右參政。……成化乙百（元年，1465)，改任陝西，累遷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甘肅。乙未（十一年，1475)奉敕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兩廣賊情不靖，將臣每張其勢，以邀功伐。凡動大眾，必檄遠州，刻試期輸輓。民死道上者，半於鋒鏑。英至，下令撫緝，有梗令者，始購首惡誅之。■由此列傳可知,朱英是在成化十一年“奉敕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而四庫全書《廣東通志•職官》“明•省總•總督兼管兩廣”則記為“（成化）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任”。■《明史•吳琛列傳》云明年(成年十一年）冬，兩廣總督吳琛卒，廷議以英前在廣東有威信,遂以代琛。”■《弇山堂別集》載：吳琢，直棣繁昌人,景泰辛未進士，成化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六年取回南院，十年陞右副都總督軍務仍巡撫兩廣，十一年卒。朱英，湖廣桂楊人，正統乙丑進士，成化二年以左僉都御史軍功，五年加右都御史，仍前任。■故朱英任廣東省總督應是在成化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之間，而明江朝宗《新建饒平縣治記》所載的“成化丁酉（十三年），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奉命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應有誤。《新建饒平縣治記》又言疏請“三饒設縣之狀”是由吳琛呈請的，而吳琛於成化十一年冬卒，故此疏應在此前已上呈，朱英繼任後批竅，而朱英至遲於成化⑭.饒宗頤總纂，《潮州志》第一冊，潮州市: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5年，第237頁。⑮饒宗頤總纂，《潮州志補編•宦績志》第五冊，潮州海外聯誼會、《潮州志補編》整理小組編印，2011年，第1174頁。⑯（淸雍正）郝王麟纂修，《廣東通志•職官》卷二十七，據《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淸）張廷玉等撰，《明史•列傳》卷一百七十八，據《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⑩（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十四，據《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十二年春已繼任，故《大明實錄憲宗實錄》所言“成化十二年十月”批竅，是很有可能的。在古代，政令的批核、傳達到執行，都需要時間，這是為甚麼《明史》和《大明實錄憲宗實錄》記為“成化十二年十月”，而《海陽縣志》則記為“成化十三年”的原因，而且這個“成化十三年”很有可能是春季，這樣算起來’政令傳達的時間，其實時間相差不算太大。江朝宗《新建饒平縣治記》又云：總督偕巡按御史瞿俊、袁禎確商建置之具，檄左參政劉洪，督府縣相度三饒之地。惟下饒廣袤數十里，大山環之，溪水繞之，誠山明水秀之地，定縣治於茲，築土城以衛内而捍外焉。劉致仕，左參政丁路、僉事趙弘、陳廷玉相繼代之，檄同知邵有良督其事，知縣楊昱董其成。故推定，上弓丨該碑記的“成化丁酉”(十三年），應是指朱英偕眾人“相度三饒之地”，“定縣治於茲”的時間，而非批竅奏疏的時間。由此可推定，饒平置縣奏疏的批竅，應當在“成化十二年十月”無誤。江朝宗《新建饒平縣治記》再云：矧縣學既立，不三年庚子鄉試，定居首科，歌鹿鳴者六人焉n“庚子鄕試“是指成化十六年庚子科鄕試，離饒平縣縣學的設立，還不足三年，便有6人中舉。由此推算，饒平縣縣學應是設於成化十三年。再《潮州志》已考證，本文並査檢康熙《饒平縣志》，證明於成化十三年，饒平縣作為行政機關，已正式開始運作。明主簿：“蔣琳，全州人，成化丁酉年任，七年罷歸。”明典史：“方銘，南寧人，吏員，成化丁酉年任，二年以夏去。”■因此，饒平置縣的確立應在“成化十二年十月”，而行政架構的正式運作，則在“成化十三年”。二、饒平縣城的建設時間關於始建饒平縣城池(包括縣署）的時間，諸志和碑記是一致的，皆為“成化十四年”，包括本本開首提及的明天啟五年黃琮撰《重建饒平縣治碑記》，碑云“饒平縣衙宇建於成化戊戌”。然而，再引江朝宗《新建饒平縣治記》云：惟下饒廣袤數十里，大山環之，溪水繞之，誠山明水秀之地，定縣治於茲，築土城以衛內而捍外焉。劉致仕，左參政丁璐、僉事趙弘、陳廷玉相繼■(淸康熙）劉忭纂修，《饒平縣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2年.第85頁

代之，檄同知邵有良督其事，知縣楊昱董其成。伐木於山，鏊石於崖，工獻其能，民効其力。靡堂立於中，幕靡立於側，兩廂以理案牘，儀門以聳觀瞻，有麗譙廯舍，有庖滿廪庾。建廟學於縣東，藩臬分司及府館於縣西，至於諸神之祠宇、壇場，咸致完美。總督猶慮土城非保障經久計，復命製磚梵之，以固以堅，偉然壯麗。由此推測,朱英等人從成化十三年考察、擇地,定下饒堡為縣治，其時已建土城，並設有公署以作辦公之用，由“劉致仕，左參政丁璐、僉事趙弘、陳廷玉相繼代之，檄同知邵有良督其事,知縣楊昱董其成”。康熙《饒平縣志》記知縣楊昱是成化十四年到任，據碑記所述，在他到任之前，縣城的建設工程已然開始,並經由多人督辦，他到任後才“董其成”的。地方志《城池》對這段城池建設歷史有以下的記載：（表2)表2地方志《城池》對饒平縣城建造者的記載地方志内容康熙《饒平縣志》在元(弦）歌都之下饒堡，明成化十四年建……初參政劉洪總其事，右參政丁潞、命事趙宏、陳廷玉繼之。次年知縣楊登至，董成之。■康熙《潮州府志》明成化十四年析匱今縣……始皆參政劉洪楚總其事。次年知縣楊昱至，董之。㉑四庫《廣東通志》舊無城，明成化十四年創城隍以固……始皆恭政劉洪實總其事。次年知縣楊昱至，董之，築高一丈八尺。㉒從以上3種地方志雖皆記為“明成化十四年”始建，但又言“始皆參政劉洪”等人總其事,“次年知縣楊昱至，董之”。而諸地方志皆記楊昱是成化十四年才到任，也就是說，成化十四年以前,即成化十三年，劉洪等人已開始修築城池了,諸志記載的時間前後有所矛盾。成化十三年開始修築土城,建成後，朱英擾心“土城非保障經久計”，才重新製磚婺，以加固城牆。因此,本文推測，碑文所云“肇工於戊戌（成化十四年，1478)之夏，吿成於庚子（成化十六年，1480)之冬”，是指以磚聱加固城牆的建設工程，從燒製磚瓦，堆砌牆體，無疑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需要一年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諸志和碑記所載的，饒平縣城始建於“成化十四年”，嚴格意義上，是錯誤的,饒平縣城應是始建於“成化十三年”。■(淸康熙）劉忭纂修,《饒平縣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2年,第32頁..■（淸康熙）林杭學纂修，《潮州府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1997年,第75頁。■(淸雍正）郝王麟赛修,《廣東通志•城池志》卷十四.據《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縱上所述，饒平縣的行政建置時間，應是在明成化十二年十月，運作時間應在成化十三年;而縣城的建設，土城應是在成化十三年始建,磚城則是建於成化十四年，並於成化十六年完成城池的所有建設。而諸志不管是記饒平縣始建於“明成化十三年”或“明成化十四年”，皆是有誤的。考其原因，是前人明顯地把行政建置時間和縣城建設時間，混為一談，而弓丨致後世多有混淆、訛誤。前者是一個行政架構的運作時間，後者則是一個實體基建工程的建設時間，本不應相混的。明天啟五年黃琮撰《重建饒平縣治碑記》，雖沒有混淆此一重要概念，但其言“衙宇始建於成戊戌”，明顯是忽略了最初“土城”的建設，直接把“磚城”作為“始建”的城池。再者，諸志的記載，多引當時的檔案和碑記作參考，估計江朝宗《新建饒平縣治記》便是諸《饒平縣志》、《潮州府志》相關部分的的依據。但顯然地，《新建饒平縣治記》的記載是不淸晰的，應參考其他史料，重新解讀，以更精確地硏讀史料。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咸山宕江摄阳声韵韵尾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归并①张燕芬4中古的阳声韵发展到现代汉语方言,除了粤、客方言依然保持-m、-n、-g三分的格局以外，其他方言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方言甚至鼻辅音韵尾完全失落。从中古到现代，鼻辅音韵尾经历着合并乃至消失的过程。中古鼻辅音韵尾的消变过程为:②音类合并的重要条件是音值相同或相似，鼻辅音韵尾的合并，如咸（-m)山（-《O和深（-m)臻（-n)两两合并，就是主要元音相同；而鼻辅音韵尾弱化和脱落的先后则跟主要元音舌位的高低密切相关，开口度大的比开口度小的鼻辅音韵尾容易脱落。咸山宕江四摄的主要元音同样都是低元音，其合并的几率和脱落程度都高于其他各摄。本文依据“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930个方言点的语料考察咸山宕江四摄韵尾合并、消亡的情况，古鼻辅音韵尾的演变由此可见一斑。古鼻辅音韵尾在现代汉语方言中，除了鼻辅音韵尾之外,还多了鼻化元音和口元音两类音值，本文在讨论古鼻辅音韵尾读音时,仍把这些由古鼻辅音韵尾来源的韵母音值作为韵尾看待。一、咸山宕江合并情况考察阳声韵韵尾的演变中，咸摄和山摄、宕摄和江摄在许多方言中有着相同的*张燕芬: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受“山东大学青年团队项目”（项目号:IFYT17004)资助。①本文所用材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谨致谢忱。②3代表鼻化元音,a代表口元音。

演变方向，在鼻辅音韵尾阶段,咸摄往往并人山摄，而宕摄往往也和江摄一致。四摄在鼻辅音韵尾弱化和消失的趋势中走在阳声韵九摄的前列，可以通过古阳声韵摄今读鼻化元音和口元音的方言数目来看：摄-à部分-à-a部分-a共计咸20032598193816深691241529237山17533592197799臻621541275303宕1782603381552江1622093453458曾39106929183梗6223396328通22542354表一表一可见，今读鼻化元音和口元音数目最多的四个摄就是咸山宕江。鼻化元音和口元音正是古阳声韵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两类新的音值，它们和鼻辅音韵尾一起，在咸山宕江摄中或单独出现或组合出现，带来方言中四摄韵尾面貌与中古相距甚远的局面。除了鼻化元音和口元音之外.[-g]在咸山宕江今读的一致音值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所显示的四摄韵尾类型一致的情况如下：®韵尾类型ãannaãanãga数目69213392111表二如表二所见，四摄韵尾音值一致的方言点有137个，[ã]、[-a]、[-o]、[-n]是合并后最主要的四类音值。鼻化元音（[_ã])主要分布在官话方言区，中原、江淮和西南是最主要的区片；口元音（[-a])的分布区域主要是吴语,晋语等也有少数分布;鼻辅音韵尾[0]以福建闽语为主要分布区域，[n]以赣语为主要分布区域。上表反映的是四摄的韵尾类型，在类型一致的情况下，韵母的具体读音可能不同,下面通过“三威”“山山”“糖”“撞江’等例字看四摄韵母大致的合并情况：③两个音标表示两种类型共存

地点二成山山糖w撞„音值西宁1sãt*5tgHiõã-o威县抑sét4Ãá-Ã人余客家sãt*ots*õã-5偏关晋iflsaet*Dt?Dae-D温州狀saduo(hyoa-o屏山sant4antsuanan保靖sagt‘agtsuagag武威Msãt§\iõõ表三表三的情况应该区分为两种:一种只是韵尾类型一致，同为鼻化元音、口元音或[0]韵尾，具体韵母音值不同，如西宁、威县等。这类方言咸山摄主要元音多为前元音，宕江摄则多为后元音，共有71个方言属于此类（A类）。另一种是具体的韵母音值也一致,如屏山、保靖和武威，仅有8个方言属于此类（C类）。两种合并类型之外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情况，就是部分合并，即咸山摄和宕江摄都有多个韵母，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韵母合并了，共58个方言（B类）。这一类型通过上表这样的代表字是无法看出来的，只能考察四摄的整体读音来总结:部分方言属于少数并入，咸山和宕江各自仍有自己的韵母系统;另外部分方言属于少数有别，咸山和宕江大多数字读音已经合并，只有少数字仍然存在区别。换句话说，前者的情况咸山和宕江的韵母以分为主，后者则以合为主。先看以分为主的情况，以南平闽语和洞头吴语为例:地点咸山主流韵母宕江主流韵母并入情况并入条件南平aiij/ag/ig/uaig/yeigouq/iouij/uourj咸山一岩江，读oug:蚕=床，关=光咸开一及山合二部分字洞头Ma/o/ie/yeo/uo/yo宕摄一咸山读ie:尖=肩=浆宕开三庄组以外的字表四如上所见，合并可能是咸山并入宕江，也可能是宕江并人咸山，并入是有条件的，这些并入的韵母是单个的，不像主流韵母那样具有系统性,在本摄韵母系统中不占据主要的位置。以合为主的情况，以景德镇赣语和大理西南官话为例:地点咸山主流韵母宕江主流韵母区别情况例字景德镇《igan/ien/uan/yenan/ian/uanien、ian有别尖tsien古楽tsian肩tçien#姜tçian大理西*Ã/iê/uÃ/yêÃ/iÃ/uÃiè、iÃ有别尖=肩tçiê关衆姜tçiÃ表五两地方言的主流韵母相近，且都是成系统的,仅齐齿呼（宕江摄没有撮口呼韵母）在咸山和宕江之间有区别，合并的韵母在各自的摄都占据着主要的位置。

以分为主和以合为主两种情况都体现了咸山和宕江部分韵母出现了合并的现象，从合并的韵母数目和系统性来说，以合为主的方言与上述C类较为接近。部分合并的方言是否进一步走向完全合并，有待进一步考察。二、咸山宕江合并类型的分布情况四摄的合并情况如上所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A类:韵尾类型一致，韵母不一致。B类:韵尾类型一致，部分韵母合并，包括以分为主和以合为主两种情况。C类:韵尾类型一致，韵母也一致。分布如下：音值省区方言点安徽9中原官话5:霍邱、利辛、灵璧、濉溪、五河。吴语2:黄山区、青阳。江淮官话2:巢湖、淮南福建1吴语1:浦城甘肃6中原官话4:定西、岷县、秦安、西和。兰银官话2:兰州、永登•河北4晋语2:平山、张北。冀鲁官话2:晋州、威县河南1中原官话：商城48湖南4湘语2:冷水江、汨罗。賴语1:隆回。西南官话1:永顺江苏5江淮官话：灌云、如东、如皋、射阳、泰兴江西6客家话3:崇义、大余、万安。賴语2:泰和、永丰。徽语1:德兴青海5中原官话：湟源、乐都、门源、同仁、西宁A71陕西1晋语：志丹云南4西南官话：富源、华宁、会泽、马龙浙江2吴语：上虞、萧山安徽2吴语1:当涂。徽语1:屯溪河北2晋语：宣化、阳原a湖南3轆语1:永兴。西南官话1:凤凰。湘语1:辰溪内蒙古1晋语：太仆寺15山西1晋语：偏关浙江6吴语：缙云、乐清《a、青田、天台、温州、永嘉5福建5客家话3:长汀、明溪、宁化。闽语2:武夷山、政和6广东1土话：仁化n1湖南1湘语：衡南aã1内蒙古1晋语：鄂尔多斯B58g25福建20闽语：长乐、福安、福鼎、福清、福州市、古田、建阳、连江、罗源、闽侯、闽清、南平、平潭、屏南、浦城、寿宁、松溪、霞浦、永泰、柘荣广东1粤语：宝安江西4輸语：贵溪、芦溪、萍乡市、铅山安徽1徽语：石台湖南5湘语3:邵阳市、益阳、沅江。賴语2:茶陵、洞口a17江苏2江淮官话：南京、南通江西6賴语3:井冈山、莲花、永新。江淮官话1:瑞昌。客家话1:赣县。吴语1:上饶县

音值省区方言点四川1西南官话：长宁云南2西南官话：大理、建水a6浙江6吴语：苍南、洞头、平阳、瑞安、汤溪、文成安徽1mm：怀宁n6湖南2西南官话1:郴州。湘语1:衡阳江西3赣语：景德镇市、弋阳、宜丰na2湖南2土话1:永州。乡话1:辰溪nãl湖南1湘语：望城ga1浙江1闽语：泰顺安徽1徽语：祁门4甘肃2兰银官话：武威、张掖C8湖南1西南官话：龙山q湖南1湘语：保靖2山西1晋语：长子n安徽1吴语：池州2四川1西南官话：屏山表六从分布地区来看，A类的区域比较广阔，南北地区都有分布;B、C两类方言点相对较少，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北方地区仅有西北的三个方言点q从方言区的角度来看，中原官话、冀鲁官话的类型主要是A类，闽语是B类占着绝对优势,江淮官话、赣语、闽语等比较复杂，都是兼有A、B两个类别，而像西南官话、吴语、湘语、徽语等还同时兼有A、B、C三个类别。同时兼有两个或三个类别的都在南方，表明南方方言区咸山和宕江的合并有别于北方地区，不仅韵尾类型一致，连具体的韵母也趋同。三、一点讨论前人（Chen1972,1975；张琨1983;王洪君丨991,1992)讨论阳声韵韵尾的演变时提到了两个重要条件:鼻辅音韵尾的前后和主要元音舌位的高低。咸山摄和宕江摄合并体现的正是主要元音舌位高低这一条件起作用。四摄合并反映了中古[-m]、[-n]、[-D]三分的韵尾局面已经被打破，三个鼻辅音韵尾或归并或弱化消失，都离中古的局面越来越远，有的四摄二分—咸山为一组宕江为一组，有的完全合而为一"。[_ã]、[-a]^[-r)]是合并后最主要的二类韵尾，说明在这些方言中咸山宕江四摄的韵尾演变有着共同的方向：[-0]表示韵尾简化,三个鼻辅音合并为一个。[_3]和[-a]是鼻辅音韵尾进一步弱化乃至消失,鼻化元音中鼻音只是附属，而口元音中鼻音色彩进一步消失，说明鼻辅音的韵尾地位已经完全丧失;与此同时，深臻摄的韵尾往往停留在鼻辅音阶段，发展比咸山宕江要慢。咸山宕江韵尾演变较快说明低元音韵腹与鼻辅音韵尾的

结合不如高元音韵母那么紧密，在语言演变中韵尾较容易脱落，从而带来四摄韵尾类型相同乃至韵母相同的局面。A、B、C三个类型进一步展现了合并的详细情况。A类中，咸山摄和宕江摄各自发展，彼此类型一致而通过主要元音的不同来互相区分。C类中，四摄韵母完全一致，同收[-n]可以推测是宕江摄向咸山摄靠拢，同收[-0]可以推测是咸山摄向宕江摄靠拢，同为鼻化元音则应该存在更早的合并。这种更早的合并，结果可能是鼻辅音韵尾，像前面的[_11]和[-D]，也可能是不同韵腹的鼻化元音。具体的合并过程通过B类可以有所了解。合并的最初应当是以分为主的,进而合并的韵母越来越多，演变为以合为主，进一步合并就成为C类了。从鼻辅音韵尾到鼻化元音和口元音，构成对立的因素越来越少，读音就容易合而为一：aim—a2n—a3g：ãl-ã2—ã3：al—a2—a3如上，a代表元音，在元音之外，中古有[-m]、[-n]、[-I]]作为区别要素，在鼻化元音中，三个鼻辅音韵尾变成了一个鼻化,最后连鼻化也消失了，区分就只能靠主要元音了。不过,正是因为主要元音仍可以有区别，所以合并并不是唯一的趋势,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的趋势，就目前的情况来看，A类这种主要元音有别的类型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可观的。像四摄这样的合并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的摄，不过咸山和宕江整体而言走在演变的前列，代表着韵尾弱化和脱落的方向。参考文献曹志耘,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王洪君，1991，《阳声韵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上）》，《语文研究》第4期王洪君，1992，《阳声韵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下）》，《语文研究》第1期,:，张琨，1983,《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的消失》，《中国语文丛刊•汉语方言》。张燕芬,2009,《中古阳声韵韵尾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读音类型》，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张燕芬，2012,《中古阳声韵韵尾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读音类型》，《语言研究》第4期：MatthewY.Chen(陈渊泉）.AnArealStudyofNasalizationinChinese.JournalofChineseLinguistics，1975，3(1),16-59.MatthewY.Chen(陈渊泉）.NasalsandNasalizationinChinese------ExplorationinPhonologicalUniversais.Berkeley：DissertationofDoctorof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1972.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英属婆罗洲华人移民人口的发展与构成(1840-1941)陈伟明*宋其潰”英属婆罗洲,是指19世纪40年代以后，逐步被英国殖民者控制统治的北加里曼丹地区,包括文莱、沙捞越和沙巴等地区。有谓：“英属婆罗洲”一词，纯粹是一种方便的叫法,并没有获得宪法上的承认。它包括沙捞越直辖殖民地(面积五万方公哩），北婆罗洲（面积29387方公哩,包括纳闽岛，35方公哩，纳闽原属海峡殖民地,1946年以后成为北婆罗洲的一部分），以及文莱保护邦（面积2226方公哩），总面积共约为82000方公哩。①这些地区原由文莱王国统治，很早就和中国发生关系，华人移民在这些地区的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过。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文莱王国逐步走向衰亡。直至19世纪40年代以后，原由文莱国统治的北加里曼丹地区，逐步被英国殖民者瓜分，文莱、沙捞越以及沙巴地区先后沦为英国殖民地或者保护地。英国殖民者为了加快北加里曼丹地区的开发，以谋取更多的殖民利益，不断吸纳引入华人移民，华人移民的数量规模不断增加扩大，成为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北加里曼丹地区重要的劳动力资源,为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发展，华人移民发挥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对19世纪40年代以来北加里曼丹地区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华人移民的发展与构成的历史状况进行考察探讨,希望能对这一时期英属婆罗洲地区华人移民的历史状况、历史分布、历史构成和历史作用有更多的了解与认识，也为近代东南亚华人人口地理的深人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内容与方向。一、英属婆罗洲华人移民的人口发展英属婆罗洲地区华人移民状况，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有不同的记*陈伟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宋其潼: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①[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1期,第93页。

录与评述。有人认为19世纪40年代时，确定居住在北婆罗洲与文莱的华人，已达2万人之数，而英国学者罗伊则估计有3万人。②但也有一些资料显示，19世纪时候，北加里曼丹地区华人移民的人口数量仍十分有限。如文莱地区，18世纪来，由于文莱苏丹的遏制，华人人口大大骤减。在1800年间，据调查,在文莱的华人不到300人，有眷属的竟无一家，当时华人盖的砖屋有4间，本屋20间。③即使在19世纪末，据当时英国人特莱乞尔的估计，1889年文莱的总人口为一万二到一万五千人，其中华人约80人，以及若干坦密尔籍商人。④又如沙巴地区，有人认为尽管许多迹象都可以表明，西海岸一度曾经—可能那是当文莱前此强盛之时,也就是说’相对地说，和平息兵的日子里—有过中国人定居。可是当欧洲人到来的时候,整个沙巴地方，难得有一打的中国人留下来。在山打根海湾有两个从纳闽来的商人。马鲁都海湾另外又有几个，对面海岸附近另另星星地散布着一两家和纳闽有联系的商店。如是而已。”⑤对于19世纪40年代前北加里曼丹地区的华人移民状况，各方面的数据资料反差较大，难以有较为权威性的精确统计与详述。但是也显示了华人移民很早就在北加里曼丹地区进行有关开发活动，尽管起起伏伏，但至少在19世纪以前，华人移民应有相当的数量。从19世纪开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华人出现了回流与转迁的情况，华人移民的数量锐减。直至19世纪40年代以后,英国殖民者开始在沙捞越地区确立控制权,不断掠夺土地，扩大控制范围，逐步鼓励吸纳华人移民的劳动力资源，华人移民人口又重新开始逐步增长与发展。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百年间，英属婆罗洲华人移民人口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二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至1900年，大致是英国殖民者开始进人北加里曼丹地区，并逐步取得对这些地区控制权或统治权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英国殖民者主要重点是在不断扩展领土的控制范围，对于移民，尤其是华人移民，虽然也随着英国殖民者控制范围不断扩大，其人口数量也不断增长。但似乎并未见较多有计划规模较大的移民潮。如沙捞越地区,1841年9月，英国殖民者占姆士•布洛克，以平定海盗及叛乱为借口，强迫文莱苏丹与其签订协定，割让沙捞越并委任他为王，建立了英国殖民者在北加里曼丹地区的重要据点。当时英人控制的沙捞越，仅仅是当今沙②转引自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26页。③黄尧:《星马华人志》，元生基金会、马来西亚黄氏联合总会2003年版,第268页。④[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1期,第97页。⑤[英]K.C.特里冈宁:《特许公司统治下的北婆罗洲劳工问题》，《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2期,第103页。

捞越西南角的临海地区。直至1853年，占姆士•布洛克协助文莱苏丹平定土人之乱，苏丹割地为报，疆域向东北拓展至泗里巴河与拉让江之分水岭，成立第二省。1861年，文莱苏丹又请布洛克平定土酋之乱,又协定以年纳4500元给予文莱苏丹，把拉让江流域与民都鲁河流域一带土地割让给布洛克，成为第三省。占姆士•布洛克死后,其继承人查理士•布洛克,继续拓展疆域，1882年，占领答南地区,成立第四省。1885年至1890年，英国殖民者先后吞并大老山、林梦地区。1905年，英国北婆罗洲公司又把其管辖的拉畦土河流域土地割让给沙捞越，与林梦地区合而成为第五省，形成了今天沙捞越的大致疆域。©在英国殖民者不断扩张领土疆域的同时,华人移民逐步增加，其分布地区范围也逐步扩大。在英国殖民者到达之初，沙捞越地区已有华人活动。英人占姆士•布洛克自称，他在1839年访问兰脑河时，发现河口南部约两哩半之处有一个移殖地，是华人最近建立起来的，这个移殖地共有30人（真正的华人）和三发混血种五人。⑦据称当时华人数目无法统计，但一定有数千人，据说他们来婆罗洲的有3000人。⑧又在丨840年代，早在英国殖民者有计划引人华人移民之前，据说已有好几家闽南漳泉人从中国坐帆船到拉让江流域的加拿逸地区,并在这里搭建亚答屋子，定居下来，形成村落。后来聚居人口越来越多，更发展成为商业市镇。穿行新加坡的船只也定期到加拿逸,运来大批日用必需品，然后收购土产满载而去。⑨当然，随着英国殖民者在沙捞越地区殖民扩张，有计划引入更多的华人移民进行垦殖开拓，华人移民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根据1871年《沙捞越宪报》所作的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沙捞越全⑩在英国人开始统治至20世纪前，沙捞越地区华人移民的增长，除了有部分从中国直接移民外，主要是从东南亚地区间接移民。特别是从1850-1855之间，西婆罗洲荷兰殖民者统治下的华人移民,不满荷兰殖民者的残酷压迫，逃亡到沙捞越地区，也导致沙捞越华人移民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据载，占姆士•布洛克在1850年10月一度离开沙捞越，“当回来后，听说巳有儿千华人从三发转入沙捞越，他很高兴，因为盼望已久的移民开始了。”■沙巴地区也是一样，原来也属于文莱苏丹的领土。英国殖民者在1840年⑥John.M.Chin,TheSarawakChinese,OxfordUniversityPres1981,pp.48-49.⑦[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1期，第98页。⑧[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1期，第97〜98页。⑨林弦宽:《漳泉人在加拿逸埠今昔谈》，《加拿逸沂亭小学八十周年校庆特刊》，1994年，第27页。⑩John.M.Chin,TheSarawakChines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1,pp.68-69.⑪Ibid,P.28⑫[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1期，第99页。

借口镇压海盗为名，强占纳闽岛，开始了对沙巴地区的蚕食扩张。直至1881年以后最终确立了英国殖民者在沙巴地区的统治地位,华人移民人口数量开始不断增加，主要是由于烟草种植业的兴盛，英国殖民者不断从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招徕更多的华人移民，从事种植开发工作。英国人朴那尔在1878年接管山打根时,该处仅有华侨两名。到1883年时，那里的华侨已达3000人。“大批客籍基督徒愉快地定居在古达，他们的后裔继续住在那里,直到二次大战时破坏了他们的繁荣生活。”®1882年，英国北婆罗洲公司根据契约接管沙巴地区，该公司的移民专员莫赫斯特组织了从华南输人移民的制度，“起初曾获得成功，华人开始源源不断流人北婆罗洲—整个家族有时甚至连祖父母都来了，他们多数是劳工或农人’也有少数商人和店员。”》沙巴地区的华人移民人口数量开始出现较大的增长。在1887年至1890年间，英国北婆罗洲公司在海峡殖民地与中国苦力签订的契约，华人劳工从390人增加到7223人。©三年之中增长了17.5倍。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以前，英属婆罗洲地区，包括沙捞越、沙巴等地区，华人移民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其来源地十分广泛，既有从中国直接移入，也有从东南亚地区，如海峡殖民地等地区间接移人，当时由于英属婆罗洲地区开发程度不高,华人移民人口的分布也主要是在沿海地区为主，深人内地的开发还十分有限。第二阶段，从1900年至1941年的历史时期。这是英属婆罗洲地区华人移民人口发展较快的历史阶段，随着英属婆罗洲地区的不断开发，华人移民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其地区分布范围也不断扩大。如文莱地区，在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前，华人移民人口数量甚少。进人20世纪后，华人移民的数量与规模，与北加里曼丹其他地区比较，其发展仍较为逊色，但是也因为经济发展与油田的开发，开始出现较大的历史改观，华人移民人口数量已有一定的增长。根据有关资料显示，1911年，文莱已有700多名华人定居，占总人口3.4%，以务农及经营小本生意为主。1929年，文莱地区发现油田以后，华人移民人口数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21年华人移民人数增加至1423人，占总人口5.6%。1931年，华人移民人数增加至2683人，占总人口8.9%。至1947年，华人移民人数已达8300人，占总人口数20.4%。®可知⑬[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1期，第103页。⑭[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1期，第102页。⑮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6页。文中所签订的契约，也包括一些纳闽岛和沙捞越的契约r⑯转引自饶尚东:《文莱华族会馆史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1年版，第33页。

大约20世纪以后，尤其是30年代以后，文莱华人移民人口增长较快。如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比也由1931年8.9%增加至1947年的20%。当然20世纪40年间,文莱华人移民人口的总体状况,并未见有较大规模或出现较多有计划性的移民潮出现，这大概也与文莱的区域狭小，经济活动相对较为单一有关。华人除了部分参与石油生产，大多数是以小本贸易经营为主。与同时期的沙捞越、沙巴地区的华人移民状况相比较，应有较大的区别。所以在20世纪40年这一历史阶段，英属婆罗洲华人移民的历史发展，当以沙携越、沙巴地区最为典型。20世纪以来，英国殖民者希望能够进一步开发沙捞越地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资源，而20世纪以前数十年，华人移民人口量有增长，但其增长速度与幅度，显然并不适应英国殖民者进一步发展沙捞越地区经济的需要。如后来成为沙捞越重要发展地区的诗巫，据当地老侨长张宗罗氏在《诗巫埠发展史》一文中的U述。“当他于1889年4月间由中国初抵诗巫时，全坡华人男女，大约有百人左右,并且大多数是闽南人。”■又有对沙捞越开发作出重要贡献的黄乃裳在其《绂丞七十自叙》中曾提到在1900年4月，他深人拉让江流域，所目睹华人的发展状况。其谓适英属沙捞越，循其南向行七八日，无一可藉手处。嗣北行过拉让江口，见江流汪涔，揣其发源必甚长，乃沿江人，知其原野广邈。及二百里，曰诗巫埠，英人设官其间，有漳、泉、潮、嘉商人廿余家,与土著之猎耶人互相交易。其地产红白树乳、冰片、黄藤、椰子、槟榔、鹿茸、犀角、丁香、豆蔻、胡椒诸物”。■可见华人移民的数量分布还是十分有限，在劳动力资源缺乏的情况下，英国殖民者开始重视引进华人劳动力人口。早在1880年，沙捞越英国殖民地政府就开始对华人伸出橄榄枝，据当时《沙捞越政府宪报》所载，其谓：“我，查理士•布洛克郑重声明以下条例，沙捞越政府同意和任何华裔公司签约需领三百名以上之华族劳工与家属于拉让江畔一带从事农业工作。(1)政府将免费提供移植者足够土地种植。(2)政府将首先建造临时住屋安置这些移殖者。(3)政府将在第一年内每个月供给每名成人一‘巴苏’食米及一些盐，小孩每名半‘巴苏’食米。(4)政府保证提供船只来往古晋和拉让江一带，载货取费亦相当低廉。(5)政府将建立警察局保护居民之安全,帮助他们学习和了解土语，并尽心照顾他们。(6)在符合上述条件下,移殖者可永久居住沙捞越之土地上。”■■可参阅刘子政:《沙捞越百年纪略》，沙捞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1996年版，第37页■原载于诗巫福州公会《垦荒七十年纪念特刊》，1997年。■⑲蔡存堆等编:《诗巫华族史料集》，沙捞越文化协会1992年版，第17页。

通过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与生存环境，吸引中国移民到沙捞越地区从事经济开发。但似乎未见有更多的实质性行动，但也为20世纪开始以后，以契约形式，引人华人劳动力人口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展了历史性规划。直到1900年7月，福建闽清县人黄乃裳先生到沙捞越实地考察后，与英国殖民者査理士•布洛克签订了的开发条约,开始正式实施华人人口的移民开发计划。当时沙捞越政府与黄乃裳订立的合约如下：“（1)包工人愿招男女农人一千名，小童三百名，入拉让江，旨在种植谷物、蔬菜。首批须有小半数农人，于1901年6月30日以前到达指定地点，其余须于1901年6月30日到1902年6月30日期内到齐。(2)政府负责贷款与包工人所招的农民，成人每名三十元，小童每名10元，此款三分之一在新加坡发给’余俟到达古晋时付清，唯此等农民，须在4个月内，到达拉让江目的地。(3)包工人担任期六年内，负责偿还贷款,并定次年开始，成人还6元，小童还2元。(4)所招工人船费，无论由新加坡或自中国而来，概由政府负责，每名5元。(5)政府准在拉让江内、新珠山、黄师来或他处与农民耕种，每一成人三英亩耕地，以20年为限，期内免税。(6)20年期满，可向政府领出地契,每一英亩一年缴一角，唯其土地概须耕种。(7)凡移民耕地，倘为政府所用，政府须按当时地价收买，以偿移民之损失。(8)政府负责建筑适宜大路、小路及码头。(9)凡包工人所举荐之领袖,政府应当承认，其权限得在所居之处，受理争界及平常小事纠葛，必要时由政府委任，其权限也由政府予以明定。(]0)如有土人干扰情事，政府负有完全保护移民的责任。(11)移民责任为种植，不可荒弃。其生产及输出售卖绝对自由，政府决不加以限制，惟包工人须予监察。(12)移民生产物品，如遇政府船出入古晋，自当代运而取适当的运费。否则，无专事运输之责。惟粮食谷类不在此例，当尽力设法运载。(13)政府不准任何人在垦场内开赌，或与移民赌博。如政府与包工人斟酌认为可以举行时,亦以移民之间为限，但仍需经其领袖监视，置于鸦片，不准外人在垦场内售卖。必要时，政府得与鸦片包办人商定，准由移民领袖在垦场内售卖。(14)政府准许移民购置鸟枪,保护农作物，免受损害。(15)此约契满二年后，移民垦殖成功，则移民可由中国到来，而政府予以尽力协助。

(16)包工人与移民,与垦场成功发展时，政府允予经营商业。(17)对于第三条所订还款之约,应由邱菽园与林文庆医生为担保人。”■英殖民政府与黄乃裳等人签订的移民开发计划十分详尽，也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第一，规定了政府所承担的义务。政府必须为移民提供贷款，提供土地范围，负责交通、港口的兴建，也可提供产品销售运输工具，并保证移民的人身安全与生活环境与条件。第二,对移民的数量，移民的地点，移民的时间，移民的职业生产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对移民承担的开发土地责任以及未来的选择也作了规划。条例也对移民提供一定的税务以及土地等优惠。第三,对移民的生产生活管理也有严格限定,诸如争执、开赌、吸食鸦片都制订处理方法，以保证垦场内的稳定和睦。由于有关合约条例较为合理明细，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较为清晰，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华人移民到沙捞越地区开发。从1901年2月至1902年6月，三批华人移民共计1072人抵达诗巫地区。其中还有130多家携眷而行，揭开了华人移民有计划有规模到沙捞越地区开发的历史序幕。1901年3月，英国殖民统治者査理士•布洛克又与江祖旋、邓叔恭等签订开辟诗巫广东垦场合约。条款如下：“（1)政府同意划出双溪兰南及其附近之土地,作为广东公司招工开垦之用，租税及其他费用，一律豁免。政府得保留土地之永久拥有权，如移民荒弃垦植及远离此地，当归回政府管理。只要公司继续垦植，则土地归公司所属，惟不能出售及转让他人。(2)公司不得把土地划分，以及出租牟利。(3)政府保留在上述之土地范围内筑公路、铁道及开采矿物之权利，如不筑路及开矿时使移民之耕地遭受损害，政府将斟酌赔偿。(4)公司可委任‘港主’一人，以管理移民事务，并负责平息事端，惟一切违犯法令行为及罪案,应禀明该区总督。公司所委任之‘港主’须经政府核准,有需要时政府可派警察协助治安,所有移民皆受保护。(5)政府将按需要建筑码头、公路、小径及桥梁等。(6)政府将在诗巫拨出地皮作为公司兴建货仓，以及存放移民所种植之农rfc口产品。(7)政府将拨款帮助开垦拉让流域之公司移民，每名成年移民可获五元。®蔡存堆等编:《诗巫华族史料集》，沙捞越文化协会1992年版，第19页。

移民之总人数不得超过五千,惟每年成年移民进口只准五百名，小孩除外。(8)公司和其他人等一样，在河或海有同等之捕鱼权利。(9)‘港主’治下之有关垦植之各项条款,将由政府及农务部安排处理，务求与其他‘港主’管理之甘蜜及胡椒垦植园取得一致。‘港主’在政府划定给移民之垦植地区内得享专有权利，他人在的垦场内无售卖鸦片、烟酒及赌博权利。(10)在垦场内移民妇女可循中国惯例，在家自行酿造米酒，惟不能大量酿造，而且绝对禁止销售。(11)‘港主’有包办移民粮食供应之权利，移民出产之农产品亦由‘港主’包揽经销，价钱均须按当地市场价格而定，他人不得私自与移民交易。(12)政府容许公司输进军火弹药,以供移民农作物免受野猪及其他野兽蹂躏，惟军火输入前必须预先获得准证。(13)政府将拨出一处地皮，准许公司永久租用作为墓地。(14)政府将尽可能协助公司及移民运输谷物、粮食及货品，政府之货轮将依照一般情形收费。(15)如果公司在签约一年之内未如期招工五百名，此合约将被终止。”■沙捞越政府与广东人签订的开垦合约，与福州人签订的合约大致相若主要是规定了政府的权利义务和移民者的责任和权利。其政府的权利义务进一步扩大与具体，如拨地兴建储存产品的货仓，以及建立永久墓地,拨款协助移民开发土地等。而移民的权利与优惠也有进一步的提高，如有在江海捕鱼权利，也可酿酒自用。当然还有更多进一步的限制，如移民不得出租土地牟利，而且风险自担，如招工人数不足五百名，合约自动取消等。但是对于华人移民的开发还是提供了充分合理的保障，对于推动华人移民具有重要的意义。1902年3月，第一批移民到达诗巫地区开始，直到1917年,广东华人移民到达诗巫地区开发的已达一千人左右，进一步加快了沙捞越华人移民人口的发展步伐。20世纪以来，华人移民在沙捞越地区从事开发活动，历经艰险，他们不屈不挠，勤劳勇敢，也得到英国殖民者的赞赏。1902年7月，诗巫省长迪巡曾发表报告书，其中有谓自福州籍农民首批到诗巫后,迄今已-年六个月，其人数千余名。渠等之行为，足以证明渠等为政府所欲得之移民。盖渠等具有清醒头脑、勤力、守法、成家立业之精神，此乃余所乐于报告者。”■虽然华人移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并不一定很理想，也有一些华人移民在开发过程中也可能会死于非命，但无阻华人移民不断涌入沙捞越。据统计，1919年，沙捞越华人人口大约■蔡存堆等编:《诗巫华族史料集》,沙捞越文化协会1992年版,第32-35页。@转引自刘子政:《黄乃裳与诗巫》，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45000人,与三十年前相比人数增加了7倍之多。■而在1921年，据日本人调查，沙捞越华人已推定有6万人。■至1939年，据称沙捞越华人人数已达123626人。■而在1939年至1947年之间，华人移民人口数量继续增加至145119人。■反映了20世纪四十年来，沙捞越华人移民人口不断增加的历史发展趋势，而且其人口增长幅度以及绝对数字,也是20世纪之前所难能比拟。20世纪40年间，沙捞越华人移民人口数量从纵的方向考察乃不断增加，而从横的方向考察，主要呈现了地区不平衡状态。根据1947年沙捞越华侨分布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表11947年沙捞越华侨分布男性女性第一行政区3444227616第二行政区48513186第三行政区3270126264第四行政区83365884第五行政区1064775合计8139463725©华人较多集中于沙捞越西南沿海第一省地区与拉让江流域第三省地区。即大致上由西南向东北延伸，华人人口逐步减少，与英国殖民统治者开拓地域范围的历史进程大体一致。因为沙捞越华人移民开发主要集中于第一省和第三省,这两个地区，有足够的耕地可供开发发展，而第二省地区是山区，土地贫瘠，也没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所以没有引进移民的进一步规划。第四省的原来的发展也是较为零散,也未出现过华人移民的开垦规划。直至1909年以后发现油矿,生产石油,刺激了劳动力需求，才导致第四省地区华人移民人口数量激增。而第五省华人主要来自文莱、沙巴地区，以商人为主，也有投资农畜业，所以华人移民人口数量不多。■华人移民人口的增长与分布状况，与沙捞越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经济开发较早，经济开发程度较高，华人人口数量增长较多，分布较为广泛，反之，则人口数量增长缓慢，分布较为零散。■John.M.Chin,TheSarawakChines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1，P.69.■《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第二辑，广东高教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John.M.Chin,TheSarawakChines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1,P.69.■[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1期，第94页。■[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1期，第94页。■John.M.Chin,TheSarawakChines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1,pp.67-68.

沙巴地区华人移民在20世纪以来也有较大发展。20世纪以来，英国殖民者积极发展农业,并开建铁路等，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英国殖民者也开始对华人移民实行一些宽松政策等。至1903年7月，据称巳有2000人以上进入北婆罗洲地区，大半是客家人(881人）和广府人(568人）。■1907年，北婆罗洲烟草业衰退，代之而起的是橡胶业的兴盛。据称在1907年30个种植园中，有劳工10467人，其中华人超过一半以上(5856人），除了181人以外，都签订了三年书面合同。据估计当时北婆罗洲的成年中国人有一万三千人。■进入20世纪之后，北婆罗洲沙巴地区华人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据1921年人口调査，该年华人有37642人，因此在1921至31年的人口普查之十年之间增加了26.98%。如上所述，婆罗洲华侨在1940年时估计为59610人，到1947年,北婆罗洲（包括纳闽）华侨大概当在69000人左右。”■20世纪以前，沙巴地区的华人移民大多是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区间接迁移而来。20世纪以来,虽然陆续也有华人移民从新加坡、马来亚地区辗转而来，但是直接由中国内地直接移民的人数越来越多。英国殖民当局也以契约形式及其他一些优惠政策，直接从中国内地招募华工到沙巴地区开发。如据日本人在1931年的考察，“1920年当局对当地中国人的亲属实行免费入境政策，无偿给予325英亩土地,所以近年中国人数量显著增长。”■华人劳动力在当地开发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了1921年，第一次可靠的户口普査的那一年，劳动力增至25769人，占全洲总人数257804人的10.3%。在这些种植园劳动力中,华人占36.9%(广府人4793人，客家人3140人为最大集团），而爪哇人占33.38%(8693人），婆罗洲的土著人民占23.35%(6378人）。”■又载：“1931年当进行唯一的全面户口普査时，种植园劳动力达18204名。华人又是最多，其中广府人3830人，客家1940人，但两者都比十年前少得多，因为不景气严重打击了北婆罗洲，许多种园都趋于维持现状。爪哇人有6077人，北婆罗洲的土著居民有4252人。（顺便一提，这些普查数字，与年报完全不符，年报中的劳动力为10276人。）劳动力比十年前是少了，可是并不意味着人口总数减少。人口倒是增加到270223人。根据年报，到1940年时，劳动力为数达20503人。按此计■[英]K.C.特里冈宁:《特许公司统治下的北婆罗洲劳工问题》，《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2期，第108页。⑩[英]K.C.特里冈宁:《特许公司统治下的北婆罗洲劳工问题》，《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2期，第109页。⑩[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1期，第95页。■《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二辑，广东高教出版社2011年版，第79-80页。■[英]K.C.特里冈宁:《特许公司统治下的北婆罗洲劳工问题》，《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2期，第110页。

算比以前多了一倍，这一次是当地土著人民占最多数，计9529人，中国人7717人，爪哇2333人。”■尽管中国移民劳动力人数统计不一，时有起伏，但华人始终是当时沙巴地区开发的主力军。当时沙巴地区华人主要聚居分布在沿海地区的主要城镇，如西海岸的亚庇,北海岸的古达,东海岸的山打根、斗湖地区。虽然一些华人商人也可能会深入内地从事贸易活动,但尚未见华人移民在沙巴内陆地区出现较大范围的分布。英属婆罗洲地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英国殖民者逐步取得这些地区的统治权与控制权,华人移民人口数量不断增加，逐步成为这些地区开发的主要劳动力资源，在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以前。英国殖民者主要集中于开拓疆域，夺取对土地的统治权与控制权，以扩大其势力范围，华人移民的引进相对较为缓慢。从20世纪开始，随着英国殖民者统治权不断巩固，其扩展控制的土地更为宽广，经济开发也逐步成为英国殖民者的重要议程，开始重视华人移民劳动力资源的增长发展问题，华人移民人口增长也开始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据日本人的调查估算，在1930-1940年间，沙捞越已有华人86000人，在总人口的比例达丨9.4%，北婆罗洲沙巴地区华人有7500人，在总人口比例已达21.1%■又据1941年1月当时中国政府驻山打根领事馆提交的报告中称:“查本馆辖侨人数，北婆罗洲方面，据当地政府估计为58000人左右，文莱约四千余人，沙捞越至少有10万人，合计约为十6万余人，登记人数约占估计人数75%。”■尽管数字统计并非一致，或有出入，这可能与英属北婆罗洲地区分属不同的英国殖民统治者管理，数字信息或有误差。但至少也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百年之间，英属婆罗洲地区华人移民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其人口分布也与地区开发程度密切相关，主要集中于沿海开发较早的地区，从事各种各样的农工商经济开发活动。成为英属婆罗洲百年来最重要的劳动力资源，为北婆罗洲地区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二、英属婆罗洲华人移民的人口构成所谓人口构成，是指人口作为社会整体相关联的各种组成部分，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总体。人口构成表现了人口发展过程中质的区别和量的比例。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百年间，英属婆罗洲华人■[英]K.C.特里冈宁:《特许公司统治下的北婆罗洲劳工问题》，《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2期,第111页。■《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一辑,广东高教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页。■《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一），台湾国史馆2003年编.第204页。

移民人口资料较为零散，缺乏完整的系统性，要全面总结该地区当时的华人人口构成,显然存在一定的困难。只能根据现有一些不一定很完整的资料,试从人口构成的若干角度，对这一时期英属婆罗洲华人人口构成作一定的探讨与考察，期望以小见大，能对这时期英属婆罗洲地区华人人口构成有更多的认识与总结。如地缘构成，是指华人移民的原居地或迁出地。19世纪40年代以来百年间，英属婆罗洲的华人移民,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主要来自中国粤闽东南沿海地区，如沙捞越第二省成邦江地区地广人稀，华人在1864年由广东迁来成邦江，其中以潮州人最多，约占75%。”■又据1941年中国政府驻山打根领事馆报告中也曾指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福建闽清人黄乃裳应‘拉加’请,招福州诸县人至Rajang河下游诗巫一带开垦，前后凡三队，人数千余，伐森林，辟田野，与沙政府定20年免税之约，禁止鸦片输入，并不得开赌馆与妓院。黄系基督教徒，又向新加坡美以美会请派教士前往传教,后有嫉之者，百计陷害之，黄不得已而去，此后福州人源源而往，已达万余人。”■又据1931年文莱华侨统计，按籍别计算如下：表21931年文莱华侨统计表籍别男性女性总计福建487218705潮州15557212客家668166884广府33377410海南15923182福州371754广西26430其他及籍别未定19561256华侨总计20606232683©根据不同方言族群或可划分为不同的地缘构成，总体上仍以来源于闽粤东南沿海的华人为主。随着华人移民人口增多与定居，也出现有部分土生土长的华人。但直至20世纪二十年代时期，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华人移民仍占较大的人口比例。据日本人调查,推定在1921年北婆罗洲与沙捞越的华人移民中，中■可参阅刘子政:《黄乃裳与诗巫》，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一），台湾国史馆2003年编,第34页。■可参阅[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I期,第96页。

国出生约8万人，移居地出生的约2万人。■英属婆罗洲地区华人移民地缘构成以闽粤地区为主，而根据有关资料，则以来自广东的较多，其中客家人更占主导地位。如沙巴地区,从19世纪开始，人口最多的华人是客家人。根据有关研究，根据1921年的人口调查，北婆罗洲的39256华人当中，客家人是18153人,广府人是12268人，福建人是4022人，潮汕人是2480人，海南人是1294人，其他华人是1039人。包括现在沙捞越地区范围，客家人占46%,是华人中人口最多的族群。至1931年，客家人在北婆罗洲华人人口比例中，更达到54.8%o■说明了广东籍,尤其是客家籍在英属婆罗洲华人移民人口地缘构成屮所具有的优势和地位。另外，英属婆罗洲地区华人人口地缘构成中还出现了其他东南亚地区罕见的新动向，开始出现了来自中国华北地区籍的华人移民。沙巴地区，“在亚庇的少数山东籍移民是值得注意的，作为一个密集的移民地来说，这是华北人民在东南亚的唯一的一个。”■据中国政府山打根领事馆1941年的报告称民国二年3月间，英人北婆罗洲公司董事长李之纬亲到北京，偕同英使向我外交部交涉，招募中国北方垦户200家前往北婆开垦，由北婆政府给予公地,酌给资本，俟辨有成效，再行扩充。嗣经往返磋商，议定移垦条款十三条，续订章程十一则，由我国派一监理员护送及料理一切。北婆政府委任天津仁记洋行代理招得107户，男女老少共432人，是年11月专轮由津放洋，监理员谢天保随行。12月到亚庇，垦场在亚庇附近，目前该处仍有垦户数十户。”■这批华北籍移民，以家庭式移民为主，似有长期定居的准备，他们落户沙巴首府亚庇附近，从事种植业。英国殖民当局何以舍近求远到中国华北地区招募华人移民，目前所见资料并没有详尽的交代或解释，是何原因或动机尚难知悉，姑且存疑。但是由于路途遥远，华北籍华人移民并不适应沙巴亚热带热带地区的生活环境。而且其花费也令英殖民政府难以承受，最终类似的华北籍移民也只能无疾而终。据称:“按照协议，第一次垦民最高数可达250户。但当理事会获悉第一批由船载来107户（船在11月港口即将冰冻之前离开天津）的费用竟达2500英镑的时候,就取消了更进一步的安排。这样的开销不允许继续下去，于是东南部开始存在一个绝无仅有的侨居地,散布在南洋各地的中国人有几百万，不过，除了这个小■《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二辑，广东高教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可参阅[日]河合洋尚：《马来西亚沙巴洲的客家人》，《客家研究辑刊》2013年1期,第134-135页。■[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1期,第96页《■《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一），台湾国史馆2003年编,第32页。

居留地外，所有华侨都是南方人。这个地方算是东南亚唯一的华北人居留地。”■这也是英属婆罗洲地区华人移民地缘构成中最具特色之处。而且这一华北地缘群体一直延续下去。有谓：“这个自给的小团体由华员温某照料。开头几年,它逐渐缩小。1914年底，有九户因不受欢迎被遣送回国。1924年又走了15家，其中除了四家以外，全是自费回国。这一帮人当年到岸有433人，到了1925年却降到353人这么低的数字，而原有的107户中，只有73户留下来。但是从那时以后，数字开始增长。由于结婚津贴的鼓励，1940年计有95户华北人，共有人口533人。此外还有21个男人，娶了杜逊族女人。他们所生的46个儿女也住在所谓的山东区的地方，所以人口实际总数是621人，而且仍在持续增加中。”■也反映了华人移民所具有的适应性与持久力，即使是中国华北地区移民,也并未因人口地缘构成的差异而退出新移民地的历史舞台。又如职业构成。英属婆罗洲地区，殖民者最早引入华人移民主要从事农业与采矿业，有谓华侨之初人沙捞越者，多至古晋南方一带，散居各村落，开掘金矿，以保为中心，华侨称为金山。”■又北婆罗洲地区，“英人北婆罗洲公司成立,鉴于境内地广人稀，缺乏劳工,深知华侨重要,乃用各种方法以图招徕，任麦贺士为殖民官，始行移民办法。于是华人之尽室南陵者，多如过江之鲫,大多数为农工阶级，商人占极少数。”“惟此时在南洋生长之华侨来者渐多。1887年北婆罗洲公司复向新加坡输人契约华工，从事培植烟草。新加坡有两大华商公司，自备船只,行走于北婆与星洲间，与欧人竞争，营业鼎盛。1878年初在山打根时,华侨仅二人,迨至1883年，五年之间，虽中间返国者不少，数仍增至3000人，而客家之基督教徒移殖于婆罗洲北端之古达者亦日多。此时来婆者，已不仅为劳动阶级，资本家亦渐加注意。最早之两垦殖公司均为华侨所开。”■所以19世纪40年代以来百年间，英属婆罗洲地区华人职业构成当以农工为先，农工为主，从商次之。英属婆罗洲地区华人职业构成也颇具特点。一般而言，不同的方言族群通常会呈现相同的职业构成。据研究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有一最大特色，即是同一方言群往往从事相同的行业。这种特点，在马来半岛以及东马的沙巴与沙捞越两州尤为显著。在沙捞越的闽南人每多经营杂货与土产的出口，潮州人是杂货及日常用品的零售商，客家人仍以农耕为主，海南人几乎有九十巴仙经营■[英]K.C.特里冈宁:《特许公司统治下的北婆罗洲劳工问题》.《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2期,第112页。■[英]K.C.特里冈宁:《特许公司统治下的北婆罗洲劳工问题》,《南洋M题资料译丛》1963年2期■《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一），台湾国史馆2003年编,第33页。■《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一），台湾国史馆2003年编,第31页。

咖啡饮食业，福州人除了大部分农耕之外，在商场上多经营五金生意，并且有许多是木材商。”■所以有人认为:“宗教关系、邻里关系以及方言因素决定了华人移民在沙捞越的职业和地理分布。这些因素也决定了沙捞越华人城乡经济的对应状况,甚至影响了整个沙捞越华人社会的运作模式，宗族、邻里以及方言群聚集的情况，不断持续，影响到华人社会的每一个阶层。”“直至1950年代，在沙捞越大规模的华人商行之中，很少会聘用那些和自己家族无关而又是出身于其他方言群体的人。乡邻和方言的因素,决定职业的专门性与差异性。”■日本人在1934年曾对北婆罗洲的华人移民职业进行调查，一般而言，福建人主要从事商业,广府人则从事商业、农业与劳工，客家人主要从事农业，潮州人则为商业。■中国政府驻山打根领事馆1941年的报告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其谓：“目前华侨移殖沙捞越者，根据当地政府调查,大抵闽南人，全境均有，而集中于古晋，多商业。福州人则集中Rajang河及咨南一带，业农。潮州人全境均有，而集中于古晋及Simmanggang—带，业商。广州人则在泗里奎及美里一带，为农，为工,美里油田工人均粤人,客家人则分布全境，以农为业。”■又谓：“英属婆洲一带华侨来源分歧，人以群分，职业亦略有固定之分野，北婆罗洲以客家人为最多，沙捞越亦不少，以农为业。商业则闽人占优势，他如潮州、广东,其余各地海南、直隶均有，语言庞杂，涉及公共事业，虽均一致合作,惟同乡会之组织，迄仍发达”。■其地缘构成的不同对华人移民的族群分布以及职业构成均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大致客家人、广府人多从事农业工业，而闽南人与潮州人则多从事商业活动，而海南人则多从事杂业。这种职业构成直至二战前仍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沙捞越地区据载:在1857年至1941年时期，各都市及第一省的经济权主要由闽籍商人所支配控制。而农村经济，则为潮州人及客家人所把持。潮州人或可分为商业帮与农业帮，而客家人则多以务农为业,在第一省第二省地区，情况大概如是，但第三省则不同，自从1901年大批福州移民到拉让江流域开发以来,所有行业,几乎都在福州人掌握之下”■不同方言族群或宗教信仰而导致华人职业构成不同，实际上也可能与不同方言或宗教信仰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不同族群性格有一定关系。据称大多数中国人移居到东南亚后，立即在新的环境中，丢弃过去农业方面的基础,让原住民从事辛酸种稻工作，而满足于■可参阅田英成:《沙捞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马来西亚华族资料研究中心1991年版，第40页。■John.M.Chin,TheSarawakChines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1,P.74.■《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广东高教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一），台湾国史馆2003年编,第34-35页。■《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一），台湾国史馆2003年编,第41页。■John.M.Chin,TheSarawakChines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1,P.75.

收取中间人之利。客家人却不同，他们多多少少被其他华南中国人瞧不起，始终固守农事,其中还有许多人虔信基督教。”■英属婆罗洲华人职业构成对华人移民的城乡结构与分布也带来了影响。沙捞越拉让江流域，在19世纪时，“当时的华族移民，是以闽南漳泉人为主，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商业，他们的地点，多数是在市区。到了20世纪初年，当大批福州人，广东人，和兴化人移居到拉让江流域以后，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步伐便生产了根本和巨大的变化。”■主要是华人移民的城乡结构和城乡分布开始出现变化。20世纪以后，福建、广东籍移民到拉让江流域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开发，华人经济逐步转向以农业经济开发为主,兼营商业。华人移民的职业构成中，业农者不断增加，成为主要的职业队伍，也导致华人移民人n的分布以农村为主。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拉让江流域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就以诗巫县为例，当时居住在诗巫县的华人约有三万人，其中只有六分之一是城市居民，其余六分之五都是生活在乡村里”■。沙巴地区，由于客家人居多，以务农为主，也对沙巴地区的华人城乡结构与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1940年，据中国政府驻山打根领事馆的报告中曾指出：“蓋辖内侨民，除少数集中城市经商外，多数从事农业，散居乡村”■反映了英属婆罗洲地区华人移民职业构成对华人移民人口的分布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英属婆罗洲地区性别构成总体上还是较为平衡。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以前，华人移民相对不多，资料较为缺乏，而20世纪以来开始出现有计划有规模的华人移民潮1也有不少是以家庭模式举家而来，所以男女性别构成差异相对较少。如根据1931年有关统计，纳闽岛华人男性人口为1312人，女性人口为945人。文莱华人男性人口为2060人，女性人口为623人。沙巴地区男性人口为23578人,女性人口为10522人。■在不同方言族群的华人移民中，其男女性别构成也可能存在着不平衡的状况。如1931年沙巴地区,一般广府人，客家人、福建人性别构成较为平衡。广府人男性7748人，女性2238人，客家人男性11203人，女性6956人，福建人1623人，女性640人。而海南、潮州等性别构■[英]K.C.特里冈宁:《特许公司统治下的北婆罗洲劳工问题》，《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2期，第104页。■房汉佳:《沙捞越拉让江流域发展史》，马来西亚沙捞越诗巫民众会堂文化遗产委员会19%年版’第110页。■@房汉佳:《沙捞越拉让江流域发展史》，马来西亚沙捞越诗巫民众会堂文化遗产委员会1996年版,第185页。■《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二），台湾国史馆2003年编,第191页。■根据[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中有关数字统计而成,《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I期.第95-96页。

成则有较大差异。海南人男性1010人，女性119人，潮州人男性1436人,女性394人。■可知人口地缘构成对人口性别构成也带来一定的影响。主要是不同地缘构成的华人移民，其移民方式，移民类型以及移民地的政策的不同,也会导致华人移民群体中性别构成的不同发展状况。据研究，“一般来说,初期海南移民历史和福建人及客家人稍有不同，他们初期南来的目的并非是准备在沙巴落地生根。故异于闽客移民，当时海南移民都没有携眷同来，他们所以远涉重洋到这荒芜海岛，不过是希望在沙巴辛苦经营几年，赢得一笔储金，然后返回家园和家人过着舒适生活，终老故土。”■也影响了20世纪早期海南人群体的性别构成之平衡。又如沙巴地区，英殖民政府是鼓励移民携眷而来，态度开放,政策优惠。据载：“中国人口在北婆罗洲的大量增加，特别是1921-1941年这段时间的增加,是受政府另一方案促进的结果。这项方案具有简单而不集中的好处。在北婆罗洲的中国垦民可以领到一张入境通行证。把它寄给妻子，或任何其它亲戚，他们可凭证免费来到北婆罗洲。在这时候，北婆罗洲已经是开发已久可以放心的地方，平静而又稳固。所以新计划实行的第一年（1921年），虽然没有什么反响，只发出24张入境通行证,但是随着橡胶事业徐徐复苏，需要就开始了。”■当然，华人移民的性别构成还应考察与当地人通婚的问题。如北婆罗洲的杜逊人，据载“惟谓中国与婆罗洲通商甚早，华侨多有与土人通婚者，故杜逊人不免有中国人血统，目前杜逊人仍有遵从中国风俗习惯者，如Klias区之Bun-clu尤然。所采用之农事方法,亦远胜他族，蓋受中国人之影响也”■。惜有关资料缺乏具体统计数字，无从作更进一步的探析。人口构成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结合有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考虑。人口构成的各种类型也不可能是单一构成,各种构成往往呈现出多元交织，相互结合，相互影响。英属婆罗洲华人人口构成的若干问题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结语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百年历史时期，英属婆罗洲地区，包括文■可参阅[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中有关数字统计而成,《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1期第95页有关统计数字。■可参阅韩铣丰:《沙巴海南人职业型式之演变》，载崔贵强主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107页。■[英]K.C.特里冈宁:《特许公司统治下的北婆罗洲劳工问题》，《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2期,第113页。■《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一），台湾国史馆2003年编,第25页。

莱、沙捞越、沙巴地区，华人移民人口不断增加，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为北加里曼丹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总结考察，英属婆罗洲百年华人移民人口的发展构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英属婆罗洲地区，19世纪40年代以来华人移民的百年历史发展进程，在20世纪以前,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主要是英国殖民者正处于入主北加里曼丹地区之初,重点在于开疆拓土，扩大英国殖民范围，巩固殖民统治，对于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视程度有限。直至20世纪开始，随着英国殖民者对该地区统治控制的确立，地区开发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英国殖民者开始采取有计划有规模地引人华人移民，并且实行相关的优惠移民开发政策，推动华人移民的发展，华人移民人口不断增加，其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大。所以在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百年间，英属婆罗洲地区华人移民人口发展状况与发展规模前后有别。第二，英属婆罗洲地区的开发时间与开发程度与东南亚其它地区相比较，发展较为迟缓，发展规模也较小，经济开发程度有限。也可能导致了该地区华人移民相对于东南亚其它地区，华人人口数量较少以及在当地总人口所占比例较低。或可说明海外地区的经济推力，乃是华人移民移居东南亚地区的最主要诱因。他们移居海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寻求新的生活来源，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东南亚地区经济开发程度的高低或可决定了华人移民人口的数量与规模。第三，英属北婆罗洲百年的历史发展，与东南亚其它地区相比，华人移民的地缘构成，以广东地区为主，尤其以客家人为主,甚至还出现了中国华北地籍的移民。这在东南亚其它地区似乎较为少见,或与英属婆罗洲地区经济开发程度有关。可能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对于熟悉东南亚地区发展的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其吸引力大不如前。所以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舍近求远,试图从中国更大的范围内吸引更多的华人移民到北加里曼丹地区，从事社会经济开发活动。而且英属婆罗洲地区，似乎华人人口的地缘构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不同方言族群,不同的邻里关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很可能成为移民人口构成的重要推手。其它相关的职业构成，城乡分布等问题基本上也与华人的地缘构成密切相关。也可能反映了英属北婆罗洲华人移民具有更多的保守性与内敛型，这也是地区开发开放程度有限的重要标志。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百年时期，是英属婆罗洲地区社会经济开发的重要时期,华人移民作为该地区发展的最重要劳动力资源，一直扮演着最重要的历史角色，对于英属婆罗洲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该地区华人移民人口的百年发展与人口构成,值得人们继续进一步深人的研究探讨。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世界記憶工程—宣傳與推廣計劃研究”間卷調查分析報告潘曉彤*林慧卿**梁淑慇***關綺華****壹、前言世界記憶工程（MemoryoftheWorldProgramme)是聯合國敎科文組織(UNESCO)於1992年發起的，其目的是實施聯合國敎科文組織憲章中規定的保護和保管世界文化遺產的任務，提高人們對文獻遺產的重要性和保管的必要性的認識。世界記憶工程是世界遺產目錄專案的延續，重點關注文獻遺產，包括手稿、圖書館和檔案館保存的任何介質的珍貴檔，以及口述歷史的記錄等。2016年11月，經聯合國敎科文,祖織的批準，在澳門城市大學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世界記憶學術中心”(以下簡稱“中心”)，以期開展世界記憶工程的硏究、敎育和推廣。為有效在澳門開展世界記憶工程的敎育及宣傳推廣,瞭解澳門社會對世界記憶工程以及相關工作的認知，中心於2017年上半年開展了“世界記憶工程—宣傳與推廣計劃硏究”的問卷調査。調查對象為普通市民，有關的調査及分析結果，將作為瞭解社會各界對世界記憶工程認知的依據，進而採取針對性地措施’以提升對世界記憶工程的敎育及推廣成效。貳、問卷調査及結果分析本次問卷調查分為紙本問卷調查和網上問卷調查兩種方式。紙本問卷通*潘曉彤: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工作人員。**林慧卿: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工作人員。***梁淑慇: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工作人員。****關綺華: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工作人員。

過澳門城市大學的校園開放日及面向市民的報吿會向普通市民發放,利用專業會議向參會的專業人士和政府官員發放，請中學敎師向中學生發放，在大學校園向大學生發放，並現場回收問卷。網上問卷調查的問卷内容基本與紙本問卷内容相同，唯增加了對受訪者的現居地調查，利用Googleforms及Microsoftforms工具，以分享網址連結的方式邀請市民大眾塡寫。有效回覆本次問卷調查者共計307人次，其中有少量内地人士回覆了網上問卷，也一併統計在内。問卷内容分為基本資料、對世界記憶工程的認知、宣傳推廣方向及受訪者建議等四方面，調査結果經分述如下：第一部份:基本資料本項目針對塡答問卷之人士進行性別、現居地、敎育程度及職業等基本資料之分析。根據統計結果，受訪者的性別比例相若（參見表一），以澳門為現居地的佔總數的95%(參見表二）。其中，過半數受訪者具高等敎育學歷，其次為高中畢業者，初中或以下學歷只屬少數(參見表三）。受訪者多以學生為主（156人），其次為敎育工作者(26人）、公職人員（20人）及文員（16人），另有58人沒有提供相關資料(參見表四）。表一受訪者的性別數據項目人數（人）百分比（％)男性14453.0女性16347.0總計307100.0項目人數（人）百分比（％}澳門29395.0外地145.0總計307100.0項目人數（人）百分比（％)大學或以上15751.0高中13644.0初中93.0小學或以下52.0總計307100.0耒二导訪者的現居地數據表三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數據

表四受訪者的職業數據項目人數（人）百分比（％}沒有提供資料5818.9學生15650.8敎育工作者268.5公職人員206.5文員165.2退休人士41.3博彩從業員、媒體、零售9人（各3人）3(各1.0>金融保險業、家庭主婦、圖書館員6人（各2人）2_1(各0.7)大學職員、自由工作者、商人、維修人員、地産策劃、HR、醫療服務、接待員、編輯、藥劑師、旅遊業、社工12人（各1人）3.6(各0.3)總計307100.0第二部分:對世界記憶工程的認知1.在對世界記憶工程的認知方面，有202人表示完全不知道世界記憶工程，佔受訪總數的65.8%，反映大眾普遍對世界記憶工程及相關資訊缺乏認識。另外的105人當中,略知道的有47人，佔15.3%;知道的有36人，佔11.7%;頗為瞭解的有20人，佔6.5%;非常瞭解的只有2人(參見表五及圖一）。表五對世界記憶工程的認知程度數據認知程度人數（人}百分比（％)完全不知道20265.8略知道4715.3知道3611.7頗為瞭解206.5非常瞭解20.7總計307100.0

圖一對世界記憶工程的認知程度比例圖2.在知道世界記憶工程的105人當中，有21人完全不知道哪項澳門歷史文獻項目已入選UNESCO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佔總數的20%;另有31人能正確選擇全部(共三項）已入選該名錄的澳門歷史文獻項目，佔總數的29.5%：B.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16—19世紀）C.澳門功德林檔案文獻（1645-1980)D.「漢文文書」檔案匯集「淸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而只選擇了兩項文獻的有28人，其中選擇“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16-19世紀）”及“澳門功德林檔案文獻（1645-1980)”的就有24人，反映部分受訪者對“「漢文文書」檔案匯集「淸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已入選的認知不足(參見表六及圖二）。表六對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的澳門歷史文獻的認知程度數據選項人數（人）百分比（％}選擇A項（完全不知道）2120.0選擇B、C、[)全部文獻項目3129.5只選擇B項1110.5只選揮（:項65.7只選擇D項11.0選揮B及C項2321.9選擇B及I)項43.8選擇C及D項11.0總計105100.0

圖二對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的澳門歷史文獻的認知程度數據圖3-在得知世界記憶工程的105人當中，大部分受訪者是從新聞媒體及硏討會議等渠道得知相關資訊，其次是社交媒體、網站及口耳相傳，亦有少部分人是從學校課堂及工作部門得知(參見圖三）。圖三得知世界記憶工程的管道數據圖第三部分：宣傳推廣方向1.根據統計及分析所得，超過九成受訪者認為本澳市民對文獻保育的意識及水準有待提升(參見表七）。另外，111名受訪者對「澳門文獻遺產的敎育有助推動澳門本土文化的宣傳」表示「甚為認同」，佔總數的36.2%；而表示「尙可」的人數與「甚為認同」相若，分別有103人及111人,佔33.6%及36.2%;繼

而是表示「極為認同」的，共66人，佔總數的21.5%;而絕少數人表示「不認同」及「完全不認同」，分別佔3.9%及4.9%(參見表八及圖四）。表七對「必要提升本澳市民對文獻保育的意識及水準」的意見數據意見人數（人}百分比（％)是28091.2否278.8總計307100.0表八對「澳門文獻遺產的教育有助推動澳門本土文化的宣傳」的意見數據息見人數（人）百分比（％)完全不認同154.9不認同123.9尙可10333.6甚為認同11136.2極為認同6621.5總計307100.0圖四對「澳門文獻遺產的教育有助推動澳門本土文化的宣傳」的意見比例圖2.而推動文獻遺產敎育的對象應以市民大眾（190人）、大學生（185人）、中學生（184人）及敎師（165人）為主，其次是文獻界（149人）、博物館界（142人）及文物大使（140人），而選擇圖書館界的人數則較少（參見圖五），另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可以旅遊界作為敎育對象。數字反映文獻遺產的敎育不僅針對工作與文獻相關的專業人員，亦需要普及至社區及學校,讓市民大眾及學生都可以

接觸相關資訊,以增加社會各界對文獻遺產的認識，提升文獻保育的意識。圖五推動文獻遺產教育的對象數據圖3.在敎育推廣計劃著重方向方面，前三名分別是「學術活動」（202人）、「項目宣傳」（182人）及「參訪交流」（162人），而建議「實務技術」的有86人(參見圖六）。圖六世界記憶工程的教育推廣計劃著重方向數據圈4.而在活動建議方面，大部分受訪者表示「展覽」（2%人）是最吸引社會大眾參與的活動,其次是「參訪活動」（195人），而相對較少人建議「學術會議」(乃人)及「講習班」（60人）（參見圖七）。其他建議包括：-Throughsocialmedia一Video-與課程結合—NewMediaPromotion-市區宣傳-遊戲、比賽、FACEB00K或社交媒體活動

-政府宣傳-攤位遊戲-電視廣播宣傳-親子活動-敎學工作坊圖七吸引社會大眾參與的活動建議數據圖5.若本中心按上述建議舉辦各項活動,超過六成受訪者表示感興趣參加(參見表九及圖八），更有超過七成受訪者表示會推薦朋友參加相關的活動(參見表十及圖九）。因此曰後可循上述建議舉辦活動，以達致更佳的宣傳推廣效果0表九是否有興趣參加相關活動的數據意見人數（人）百分比（％)是19764.2否11035.8總計307100.0圖八是否有興趣參加相關活動的比例圖

表十是否會推薦朋友參加相關活動的數據意見人數（人）百分比（％)是22172.0否8628.0總計307100.0圖九是否會推薦朋友參加相關活動的比例圖6.若本中心與UNESCO專家在澳門舉辦有關宣傳推廣世界記憶工程的籌備會議，以聽取各方意見，只有兩成八受訪者表示願意參加會議，其餘七成二受訪者則表示不會參加(參見表十一及圖十）。而願意接收本中心最新活動資訊的受訪者有209人,佔總數的68.1%(參見表十二及圖H)。數字反映過半數受訪者並沒有興趣參與有關宣傳推廣的籌備會議，但他們仍樂意接受有關世界記憶工程的活動資訊。表十一是否會參加與UNESCO專家在澳舉辦有關宣傳推廣的籌備會議的數據意見人數（人}百分比{%)是8628.0否22172.0總計307100.0

圖十是否會參加與UNESCO專家在澳舉辦有關宣傳推廣的籌備會議比例圖表十二是否願意接收本中心最新活動資訊的數據意見人數（人）百分比（％)是9831.9否20968.1總計307100.0第四部分:受訪者建議是次的世界記憶工程問卷調查收到許多受訪者對推動文獻遺產敎育活動的寶貴意見與建議,根據受訪者所提出之意見，可綜合為對普及推廣的意願、推廣形式及推廣對象等三方面的意見。圖十一是否願意接收本中心的最新活動資訊比例圖

1.普及推廣：-多推廣本地文化的知識，提升社會對文物的尊重和瞭解。-向有興趣的市民大力推行。-多進行推廣活動。-應擴大宣傳，因公眾還未對文獻遺產敎育有很大的認識。-讓公眾加強認知，讓小城悠久歷史和獨特的中西文化成為澳門人引以為傲的身份認同。-應大力推動澳門文獻遺產和世界記憶工程的認知大眾化。-投入更多資源，推廣更多活動。-多些宣傳,讓更多人瞭解、得知。-我覺得應該多推動一些文獻遺產這些活動，多做一些交流活動，令市民更認識本土文化，讓遊客對本土文化更為深刻印象。-我同意UNESCO的世界記憶工程的推廣宣傳，因為這樣做可能會讓更多的市民可以瞭解文獻保育，提升文獻保育的意識和水準,故此沒有意見。-有待加強普及程度。2.推廣形式：-應以實務為主-多些抽獎、遊戲活動，並能組織協會讓市民有歸屬感;多些與市民互動，並給予分的權利,市民就能積極地履行義務！市民及政府間多聯繫。-講座、展覽及攤位遊戲（基礎敎育）；作文活動（高等敎育）；寶貴文料搜集（全民）。-建立可行保護文獻大制度;開發文獻遺產相關資源;在學術或群眾普及。-希望文獻遺產敎育成功，舉辦多些活動，少些講座。-盡量增加一些展覽參訪活動。-多角度全方位活動。-微信公眾號。-澳葡政府時代，大量文獻都以手寫葡語為主，硏究者面對大量的認讀和翻譯工作，希望有官方機構可以系統,組織有關工作。-首先需保留有關文獻的原稿或原物，多推廣令普羅大眾及學界學生認識本土文化及曾經經歷的歷史和原因，讓公眾評價及關心多些歷史的遺跡，從而令歷史普及，讓社會議題多元化及溫故知新。謝謝！-公共區域的文字、海報會引起人注意。

3.推廣對象：一多與中學生、大學生去瞭解，以學生去推動。-若要推動，可先向學校，以展板、講座的形式，滲透到更大的敎育區,讓學生對文遺有認識，從而向更擴區域推動。-推動敎育由中學開始。-多宣傳有助推廣文獻，也令學生瞭解更多這方面的資訊。-多一點去各個學校做講座，讓本澳學生瞭解更多文獻遺產資訊。-我期望未來年靑人可以接觸到更多文化遺產。-應在政府内部與公務員分享。總括而言，眾多受訪者就文獻遺產的推廣工作提出了寶貴意見,中心曰後舉辦各類活動時，當參考各受訪者的建議，不斷完善相關的敎育工作,普及社會各界對文獻遺產的認識。叁、總結是次問卷調査共收到307份有效回覆，受訪者以學生及敎育工作者為多。根據調查數據及分析所得，超過六成受訪者表示完全不知道「世界記憶工程」，而知道本澳三項珍貴文獻已經入選UNESCO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的只有29人，反映市民大眾普遍對「世界記憶工程」及澳門歷史文獻等相關資訊的瞭解和認知不足。但是對「澳門文獻遺產的敎育有助推動澳門本土文化的宣傳」表示「極為認同」和「甚為認同」的受訪者達到57.7%，使我們看到了市民大眾對世界記憶工程的興趣和積極態度，而受訪者的建議對於中心如何做好世界記憶工程的宣傳推廣有很好的啟示。首先，要激發本澳民眾知澳愛澳的熱情。雖然目前澳門居民對世界記憶工程的知曉度不高，但對於瞭解澳門本土文化遺產的願望卻是強烈的。通過宣傳世界記憶工程以及入選該工程名錄的澳門珍貴文獻，可以使市民更深入瞭解澳門悠久而獨特的歷史，認識澳門特殊的歷史地位，熱愛自己的城市，凝心聚力建設澳門。由此可見，以澳門文化遺產為載體對本澳民眾開展珍視澳門歷史的宣傳敎育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第二,宣傳形式的多元化。一般說到宣傳，最常採用的方式就是展覽和講座。展覽和講座無疑是有效的宣傳方式，但是要求受眾到現場觀看和聆聽，對於不便在指定時間和地點出席的人就有一些障礙。在媒體和網絡這麼發達的時代，應該有創新的思維，盡可能利用現代的資訊傳播手段和管道，使世界記憶工程的宣傳工作更加有聲有色，比如:設立微信公眾號和微博、舉辦網上的知識

競猜等。此外，展覽和參觀活動不必局限於已經進入《世界記憶名錄》的項目，澳門眾多的文化遺跡都是値得宣傳的對象，讓大眾認識本澳文物的重要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値。藉以增進本澳民眾對文化遺產的瞭解、尊重和愛護。第三,重視對學生群體的宣傳和敎育。靑少年是最活躍的社會群體，是澳門的未來和希望所在，應是世界記憶工程敎育推廣計劃的主要目標人群。要重視在大中小學中開展世界記憶工程的宣傳，與各院校緊密合作，深入校園，採取適合不同層次學生的宣傳推廣方式，如講故事、徵文比賽、文物保護志願者活動等。組織學生考察各文獻景點，透過親身接觸,瞭解及思考本澳的文獻保護與傳承工作。學生具有了對文化遺產的知識和興趣,可以傳遞給家人、朋友以至下一代，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四,透過開展學術硏究活動提升宣傳的層次和效果。知識界、文化界人士和政府官員對於世界記憶工程的宣傳推廣具有特殊的意義。此類人群文化素養高，社會影響大，他們在更高層面上對世界記憶工程的認知、思考和行動,對世界記憶和文化遺產保護觀念的普及作用更大。可以組織多種形式的學術活動,包括學術會議、座談會及論壇等,不僅使他們瞭解世界記憶工程等文化遺產項目的發展動態，更要聽取他們對如何進一步做好文化遺產宣傳敎育和保護的意見和建議,促進世界記憶工程相關工作的進步和提高。

附件:“世界記憶工程一宣傳與推廣計劃研究”問卷調查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聯合國敎科文組織（UNESCO)於1992年發起“世界記憶工程”，關注包括手稿、任何介質的珍貴檔案以及口述歷史等的記錄’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並設立了《世界記憶名錄》，收錄世界各地珍貴文獻遺產。為有效在澳門開展世界記憶工程的敎育及宣傳推廣，瞭解澳門社會對世界記憶工程以及相關工作的認知，特設此簡單問卷。誠望閣下百忙中抽空惠賜寶貴意見，以助本中心規劃相關項目。所有收集的資料僅用作本硏究項目之用。謝謝支持！個人資料：性別：A□男B□女敎育程度：A□大學或以上B□高中C□初中D□小學或以下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閣下在選擇的答案加上“√”1.請問您知道UNESCO的世界記憶工程嗎？A□完全不知道（請跳至第4題）B□略知道C知道D□頗為瞭解E□非常瞭解2.您知道以下幾項澳門歷史文獻已成功申請入選UNESCO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可多選）AD完全不知道（請跳至第4題）B口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16-19世紀）C口澳門功德林檔案文獻（1645-1980)D口“漢文文書”檔案匯集（“淸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3-您如何得知有關UNESCO世界記憶工程的相關資訊？（可多選）AD新聞媒體B口社交媒體C□網站DD硏討會議ED口耳相傳FD其他:_______________4.您是否認同有必要提升本澳市民對文獻保育的意識及水準？A□是B□否

5.您認為推動文獻遺產敎育的對像是（可多選）A口中學生B□大學生C：□敎師D口文獻界E口圖書館界FD博物館界G□文物大使H口市民大眾I口其他:________________6.您認為有關世界記憶工程的敎育推廣計劃應著重哪些方面？（可多選）A□學術活動13□實務技術(如：申請程式）C□參訪交流D口項目宣傳E口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7.如舉辦相關之活動,您認為哪些活動能吸引社會大眾參與？（可多選）AD學術會議BO講習班（：□參訪活動D口展覽E口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8.您是否有興趣參加相關的活動？AD是BO否9.您會否推薦朋友參加？A□是B□否10.您認為澳門文獻遺產的敎育有助推動澳門本土文化的宣傳嗎？AD完全不認同BD不認同C口尙可DD甚為認同ED極為認同11.若本中心與UNESCO專家在澳舉辦有關宣傳推廣的籌備會議，聽取各方意見,您是否參加？AD是（若選“是”，請提供聯絡資料）B口否12.您是否願意接收本中心之最新活動資訊？A口是(若選“是”，請提供聯絡資料）B口否歡迎您對推動文獻遺產敎育活動惠賜寶貴意見：聯絡資料（有意瞭解世界記憶工程資訊者請塡寫）：姓名機構電話職位:電郵:~謝謝閣下塡寫問卷及送交本中心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澳門社區教育及文化保育—以造船工藝為例馬雲駸*一、保育傳統工藝與社會發展是否存在衝突？澳門政府多年來均注重於具歷史、文化、紀念價値及藝術性的建築物或紀念物，回歸前的文物保護法令，為澳門評定具保留價値的建築物就集中於文化財產的結構及外觀保護為主。隨着《文化遺產法》的頒佈①，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成了澳門重要資源之一。1.澳門可利用的文化資源澳門特區政府開始對本地評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當中見證了澳門社會多年來的變遷及成長,如媽祖信俗代表澳門昔日作為漁村的歷史等。但現實是荔枝碗義合船廠區*馬雲駸:澳門大學客座高級講師。①第11/2013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於2013年9月2日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社會發展，經濟結構改變，澳門傳統工藝，一些潛在的非物質文化，都面臨消失的命運。原因是本澳的經濟已轉移至旅遊、金融業等行業,而本來輝煌的傳統造船大軍，無新人入行，無承繼人且無新訂單的情況下，2008年最後一所船廠—義合船廠遷至内地造船基地。保育澳門造船工藝工作刻不容緩，因為那是澳門為數不多的可用資源，傳統手工藝由工業領域進入文化領域，正好配合文創市場，推動新經濟板塊，因為造木船的工藝，澳門為最—這正是可利用的文化資源。2.傳統文化作為社區的“根”考古發現廣東的造船技術早在1世紀已使用船尾舵，震驚中外。澳門是廣東造船工藝的承傳地，自葡萄牙人以澳門作為基地後，壟斷東西方海上貿易,澳門成為當時知名的貿易港。由此可見，造船是澳門文化的“根”，是無形的文化財產，而在舊船廠實地展示造船工藝,將澳門傳統的造船技術工藝結合新型的旅遊經濟，將是不能複製的文化旅遊產業。這樣發展造船工藝，旣可以保育又可以和社會經濟多元發展並軌，兩耆相互扶持,不再存有衝突。二、澳門造船業上世紀是以炮竹、火柴、神香及造船業為澳門四大傳統手工業，當中蘊含着多種與其工業相關的習俗、節慶、技術及實物等，象徵着華人社會在澳門的經濟地位，並體現了本澳發展之變化。以往澳門每年的魯班誕還是保留着傳統的祭祀及慶祝活動，現今成為了造船師傅聚守一堂、懷緬過去的好時機，演變成為吸引居民參與的節日。但隨着時光慢慢地逝去，若長期欠缺恰當的保育，以上文化習俗，會隨着工藝師傅老去不經意地漸漸消失。1.澳門傳統造船工藝澳門是中西文化交匯的海港，造船業已發展有超過百年。但造船工業機械化進程較慢，金屬建船一直沒有發展起來，至船廠全線回内地發展，澳門始終沒出現過私營的金屬船建造廠。這反而令澳門傳統造船工藝得以保留至今。澳門的傳統造船特色包括：(1)開料:在各個配件上記上所屬位置的記號，如已開的木料部作是屬於左或右邊的木件，若是肋才部分則會在木下記着該肋才所屬位置的數目等等。在木料上記下資料一直是中國造船的傳統。(2)合併底骨,龍骨與龍利(艏柱）。

(3)在底骨上加上船殼木結構，早期是先鋪船板，後上肋才,後來改為先上肋才,再鋪船板船。(4)加擋板。以上工藝極之複雜，所以普通一隻舢板、陽江艇都需要四個月至半年，如果是大型的花尾艇、商船就起碼一年起貨了。船街工人造船骨的場景（陳顯耀先生攝）2.造船工藝如何傳承澳門造船業主要因澳門的漁業發展而興起。在造船業興旺時期,澳門曾經有一千多個造船師傅，多達四十至五十間船廠。鑒於造船業是澳門四大傳統手工業之一，因此，於2012年對荔枝碗船廠區展開活化工作②，並進行諮詢工作吸納各界意見，當時提議結合旅遊產業，展示澳門傳統造船工藝，並發展文創產業。塑造為一個集歷史特性、工業遺產、文化傳承、休閒質樸等彈性混合的工業遺址活化區。硏究劃分四個主題區，主要以工業遺址及造船文化為發展方向，各規劃分區的主要功能及規劃元素列明於下表：規劃分區主要功能規劃元素A區:門戶區原有為廣闊的戶外空間，有效發揮集散地及戶外功能，打造成為標誌性廣場公共開放廣場、交通集散點、拆船廠展示館B區:餐飮休閒區位於可達性甚高的地塊，塑造為休閒餐歆場所及商業地帶各式餐飮場所、行政辦公室、石灰廠原貌館C區:樂活文化區作為過渡熱鬧的餐飮休閒區及靜態的博覽區，打造為較彈性的混合功能區，發展為造船工作坊，彰顯荔枝碗的造船歷史造船工作坊、文創空間、短期住宿設施、互動裝置區、兒童遊樂設施②《荔枝碗規劃硏究倡發展與保育並重活化船廠遺址承傳昔日造船業文化》，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2012年12月13日。

在今天來看’這仍是一個很好的倡議，傳統造船業在各種挑戰下，終於退出了時代的舞臺。而荔枝碗的船廠區在經歷幾次特大颱風後，也可能被拆卸，原貌即將一去不返。但起碼作為澳門其中一項擁有無形價値的文化“根”源，造船工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保育起來。三、社區教育承擔使命今年筆者往臺灣開會，探討造船工藝的文化保育及傳承敎育問題,兩岸學者提問圍繞經濟發展及傳統保育的衝突,認為兩者是二元對立的存在。其實，保育文化一事，可以做的有很多,包括：1.標本化:為傳統造船業文化,舉辦照片展覽、模型工作坊等展覽形式，利用圖片、短片及實物等展示與造船相關的手藝、節興及習俗。以上的造船文化標本化後，可以利用新傳播方法及渠道,把造船工藝的知識承傳下去，讓夕陽中的造船手藝重拾生氣。《再啟航》造船工藝圖片、實物展《再啟航》造船工藝圖片帶入生活區及校園2.標本化、趣味化:將造船業帶入校園,讓年青一代瞭解另一方面，以標本化的方法作為保護文化遺產亦會對社會釀成沉重的經濟負擔，未能配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形成承傳文化的關鍵問題。為解決經濟負擔，造船工作坊以社區文化敎育的形式誕生，雖然只屬短期的手工藝班;對已是對造船工藝最好的保存方法，並開啟靑年人去理解當中的内涵，親身感受造船工藝，繼而以標本形式把造船文化遺留下去，從物質遺產保護過程中增添額外的收穫。以昔曰造船生活為背景，塑造為博物館區，荔枝碗造船博物館、澳門造船歷史展覽館、D區:造船博覽區展示舊日的習俗及工藝歷史等造船生活及習俗展覽廳、展覽及會議場地、多媒體互動展不空間

2()15年再啟航造船工藝課程，實地走訪船廠2017年再啟航造船工藝課程，親身感受造船流程結語文化保育，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民族，都是生存與創造發展的不竭源泉。“有形”的造船工藝轉化成“無形”的知識傳播，並開托出旅遊紀念品式文創旅遊產業，為文化保育其中一可行的方法。造船工作坊以社區文化教育的形式誕生，雖然只屬短期的手工藝班如果想解決經濟發展及傳統保育的衝突,社區敎育是主要途徑。用社區的力量,建立社會價値觀，通過傳承、陶冶、浸潤、滲透、薰陶等種種形式使社會認同自己城市文化的内涵。文化保育,不是口號，須薪火相傳，讓年靑一代有機會接觸保育文化敎育是極為重要的。三年來筆者不斷聯繫政府、船廠、靑年社團，令三方有機結合，希望發展社區保育敎育,由政府資助一位造船師傅，每月在社區内為靑年開工作坊,作品由文創團體推銷,作為澳門特色紀念品出售。當保育工作將其保護工藝物化產生動力，進而解決為生活(經濟來源）為理想（文化保育）的二元問題，才能為澳門下一代保護好文化的“根”。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中國抗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影響下的澳門粤語話劇活動鄭應峰*澳門的話劇活動,根據資料記載J596年天主敎澳門“聖保祿修院”就有過悲劇演出，其中還有中文對白。1596年1月16日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記載了這場戲劇演出的盛況：“聖母獻瞻節那一天，公演了一場悲劇。主角由一年級的敎師擔任,其餘的角色由學生扮演。劇情敍述信仰如何戰勝了日本的迫害。演出在本學院門口的臺階上進行，結果吸引了全城百姓觀看,將三巴寺前面街道擠得水泄不通……,演出如此精彩，毫不遜色於任何大學的水準。因為主要劇情用拉丁文演出，為了使不懂拉丁文的觀眾能夠欣賞，還特意製作了中文對白……同時配上音樂和伴唱，令所有的人均非常滿意。”①1905年間，當時孫中山先生的助手陳少白等人,為宣傳革命,在香港澳門及廣東各鄕市巡迴演出。其後在澳門組織了“優天社”及“優天影劇團”，演出揭露官場黑暗的話劇，有人提出是“澳門最早的話劇發端，亦使話劇與革命發生密切關係”。在秋瑾英勇就義後,黃世仲結合時事寫成《火燒大沙頭》一劇，由“優天影劇團”在澳門排演，極大地激發了群眾的革命熱情。關於澳門現代話劇的發端，也有學者定義在20世紀20年代。有資料記載，當時的一些土生葡人就以土語（patoá)上演戲劇。“最早的一個話劇，是在1925年2月。”②澳門至今還有土生葡語話劇演出,已經成為一種傳統。1931年“九一八”事變，特別是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後，隨着廣州戲劇界人士遷來澳門，澳門的話劇繁榮了起來。*鄭應峰: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敎授。①李向玉:《澳門聖保祿學院硏究》，澳門日報出版社，2001年，第1頁。②田本相、鄭焯明主編:《澳門戲劇史稿》，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頁。

澳門粤語話劇的正式誕生期是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當時澳門的《朝陽日報》和《大眾報》聯合發起組織了“澳門學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時人稱“澳門四界救災會”。1937年9月4日，在澳門淸平戲院的遊藝會上,前鋒劇社、曉鐘劇社演出了抗日話劇。“從這個時期開始，澳門的話劇界有了演街頭劇、宣傳劇的傳統。”③1939年8月，原上海“中國旅行劇團”負責人唐槐秋南下廣州，再至香港，組織了“中國旅行劇團國語組”，後又與張雪峰、關存英和梁寒淡等人成立了“中國旅行劇廣東話組”，後者於1939年8月在澳門的域多利戲院演出了大型歷史劇《武則天》。1941年12月25日，香港倫陷。澳門四界救災會成立後，立即投入抗曰救國工作，初期主要是籌募錢款,宣傳救亡及動員，慰勞工作，後期則主要是組織回國服務團，發動愛國靑年回内地參加抗戰。隨着香港的淪陷，澳門成為孤島，“救災會”會務被迫停頓，該會活動前後共四年多的時間。但是澳門戲劇界的活動,並沒有因此而停頓,相反，因為受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影響，以及戲劇具有的社會功能作用，澳門話劇在動盪的時代中繼續向前發展。香港淪陷之後，澳門由於葡萄牙政府宣佈中立的原因，成為當時南中國的戰禍、政治避難的孤島。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張雪峰為首的一批戲劇界藝人從香港來到澳門，1942年4月成立了港澳藝人聯合組織“藝聯”，創團中心人物還有梁寒淡、潘皋、鮑洛夫、李亨等人。“藝聯”劇團，據當時的報刊記載，連演41天，但是在澳門活動時間不足半年，之後便前往内地，在廣州、柳州等地演出。其中的創團人物，鮑洛夫和李亨後來還創立了“中流”劇團。梁寒淡則一直在澳門從事話劇活動,從敎於澳門粵華中學、培正中學等。根據現在所掌握的資料，目前能夠接觸到的最早的澳門本土話劇劇本是“約寫成於1938年聖誕節前的《聖誕節前夜》，創作者應為培正中學的暴風劇社”④。澳門現代話劇發展的起源可以說和要求民主進步，民族生存和解放的時代主題聯繫在一起的，時代催生了話劇，反之話劇也成為時代的吹鼓手和號兵。中國抗日戰爭，是指從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開始，由曰本入侵③同上。④田本相、鄭燁明主編:《澳門戲劇史稿》，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頁。

中華民國引發的戰爭。主戰場在中國大陸，結束於1945年9月2日，以中國的勝利而吿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軍突然襲擊珍珠港，8日，美、英對日本宣戰，11日，德、意對美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在中國抗日戰爭的背景之下，澳門的話劇活動和抵抗侵略，追求民族獨立與尊嚴緊緊聯繫在一起。以目前能讀到的最早在澳門出版的創作劇本,是約寫成於1938年聖誕前的《聖誕節前夜》。作品主要反映本澳人士愛國主義、民族大義和基督敎信仰相結合的精神，表現出中國人在國家生死存亡關頭表現出來的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此劇劇情講述了一位曾經參加過黃花崗之役的老牧師參與了抗日的地下工作，擔負了在聖誕節前夜突襲日軍的重要任務。行動之前和敎友們一起開會籌備戰鬥事宜，這時,他的兒子忽然從外地回來了。牧師起初因為愛護兒子心切，不讓兒子參與此次戰鬥任務，但是後來他意識到了自己的狹隘，於是帶領兒子，和眾人一起，擔負起抗敵的大業。牧師：“試看,侵略者屠殺了我們多少人民,攘奪了我們多少土地，我們全國所受的是：殺戮，姦淫，放火,打劫，欺騙,壓榨。侵略者之所為無一不是違背主的主張,觸犯主的戒條。”⑤盲女阿珍:“假如我有眼睛,我就上前線去,至少也要砍他們十個頭!”⑥澳門話劇界的繁榮，深受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影響，從劇本的創作,乃至整個話劇活動的過程都能看出其中的因素。如登載於《華僑報》1938年3月9曰的一則話劇演出廣吿。這則廣吿内容如下:曉鍾劇社國歷三月十一號下午七時卅分假座國華大戲院公演法國古裝三幕偉大悲劇《最後的擁抱》法國薩都原著歐陽予倩改譯潘皋先生導演全部立體裝置科學燈光並有名貴音樂奏演。還有“火速購券恕免向隅”字樣，這些字樣在同期的其他戲曲演出廣吿中是看不到的，可見話劇的影響的確非同一般。一個重要的資訊是,廣吿中寫着如下字樣:盈餘所得儘量購置雨具慰勞前方將士。從整個語境而言,只說前方將士而不必更明晰地指出來,可見當時對敵抗戰的決心已經深入到當時市民的思想意識。全國抗戰形勢及太平洋戰爭局勢對於澳門話劇界的影響，在1941年12月下旬香港淪陷，大批藝人從香港來到澳門後，形成第一個高峰。1942年4月由香港來澳劇人張雪峰發起，在澳門成立了由香港、澳門藝人組成的聯合劇團“藝⑤同上，第13頁。⑥同上。

聯”，創團中心人物還有潘皋、李亨、陳有後、鮑洛夫、梁寒淡、鄧竹筠、梁福和等人，是澳門歷史上第一個職業劇團。嚴格來說，是澳門歷史上第一個粵語職業戲劇團體會較為準確,因為在澳門，拉丁語的話劇團體早已有過,葡萄牙在澳門的統治歷史長達四百多年，間中是否存在過職業話劇團體殊難考量。“藝聯”在澳門的活動時間不足半年,卻排演了一系列大型劇目，計有《武則天》、《生死戀》、《雷雨》、《日出》、《茶花女》、《明末遺恨》、《巡閱使》等。根據《西南日報》1942年6月24日所載廣吿平安（戲院）即日公演藝聯劇團臨別大貢獻張雪峰導演《雷雨》開演時間:下午九點。”這裡可以看出的是，“藝聯”距離成立僅僅兩個多月的時間，即為臨別演出,在成立不長的時間段内，如果劇團沒有豐富戲劇舞臺經驗的成員，或者出演過類似的劇目，那麼“藝聯”表現出來的上演成績是不可想像的。事實上的確如此，張雪峰是當時戲劇舞臺立體佈景大家’鮑洛夫是戲劇界老前輩，李亨也是資深戲劇演員。而梁寒淡也是戲劇界的活躍人士，他早年受歐陽予倩的影響,涉足戲劇活動，在“藝聯”之後的戲劇活動中也是活躍的劇人，如《市民日報》1950年2月14日所載廣吿:海燕劇藝社—淸平戲院今明兩天隆重獻演四幕六場古裝文藝巨劇《林沖夜奔》。廣吿口號是:看！被壓迫者向封建勢力反抗！這部戲劇，編劇吳祖光’導演是良鳴，飾演高俅的就是梁寒淡。從澳門現代話劇的萌芽到第一個發展高峰，可以看到一條明顯的主線，那就是民族主義情懷在廣大戲劇工作者和市民百姓心中的廣泛性。從一般的業餘性質的演出,到職業性的演出，如海燕劇藝社、“藝聯”的演出,都始終體現出傳統文化意識和追求進步自由的精神結合。這一時代情懷，在外敵入侵之時，即形成一股自覺的民族感情，通過各樣的形式表現出來,而話劇就是其中的一環，可以稱為國族危機的戲劇主題模式。澳門現代話劇的第二個高峰期應該是1944年12月“中流”劇團的成立。澳門現代話劇職業團體很少，大多以業餘團體形式存在。因此，職業話劇團體的成立，可以看成是話劇發展的高峰期。有學者認為，“藝聯”是澳門現代話劇史上唯一的職業話劇團體。是否為唯一的職業話劇團體，似乎仍然値得商榷。根據《市民日報》1947年5月7日一篇名為《話劇人萍蹤》的文章内容在澳門作職業演出之話劇團體，眞是零零可數。健全者莫如藝聯，次者‘中藝’‘中流’‘時代’等……”當時澳門話劇團體不止上述幾個，譬如有知用中學的“嘯鳴”劇團，還有“烽濤”、“靑聯”、“雷風”等業餘話劇團體，其中以中學和敎育界為多，次之如水電公司也有業餘話劇團體。因此,從這篇文章或許可以推斷出澳門當時還有其他職業話劇團體存在，只是存在的時間均不長久。“中流”話劇團是當時繼“藝聯”之後比較有影響力的話劇團體。《市民日

報》1945年3月23日有人撰文：“‘中流’可以說是澳門唯一的話劇團，是澳門最得人歡迎的話劇團體。”的確，“中流”成立之後，一連排演了幾個富有影響力的劇目：《金玉滿堂》、《生死戀》、《走出愁城》(《愁城記》)、《孔雀膽》，而且在報紙上作了廣吿，短時間内達到這樣的演出規模,這是其他劇團難以達到的。當時在澳門報紙上做商業廣吿宣傳的話劇劇目極少，海燕劇社和“藝聯”做過商業廣吿，此外就是“中流”了，其他劇團即使有,也遠遠比不上“中流”的規模。“中流”存在的時間不夠一年，根據《復興日報》1945年8月18日報導，“中流”在8月間已經沉寂了，“中流”原有的舞臺道具，已由李亨、鮑洛夫向班主錢萬裏用四千元承頂，意味着“中流”在無形中的解體。“中流”之後，澳門的話劇形式幾乎轉向了全業餘的形式，變成社區活動、學界交流、公益表演的載體，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60年代中期。譬如在1947年7月，三民主義靑年團澳門分團就為籌賑兩廣水災演出話劇《生財有道》;1949年9月8日，澳門業餘話劇界，為籌賑廣東水災在淸平戲院演出話劇《洪流》；1950年4月13曰晚九時半，葡國紅十字會澳門分會為救濟上海難民，在崗頂戲院重演名劇，三大幕的《公爵》。也就是說，以業餘形式存在的話劇運動，是澳門現代話劇，至少至60年代中期,最適宜的存在形式。50年代的澳門話劇，根據澳門資深作家魯茂（邱子維）先生的口述，主要集中在敎育界,體現為“左派”一些的,和天主敎會的學校兩種風格。像中華敎育會、濠江中學、聖約瑟中學、粤華中學等，這種狀況一直持續至60年代中期。其中左派戲劇運動，因“文革”的到來而產生了中斷’八個樣板戲的固定形式，有時並不太適合澳門本地的語言情況。比如，當時的情況是樣板戲的臺詞不能動，因此就出現了普通話的“閨女”，粵語說出來就像“龜女”。60年代中期“文革”的到來，使澳門話劇運動走向紅色戲劇的高潮,這種情況一直到70年代中期，“文革”結束後,澳門現代話劇又迎來了一個新的時期。澳門現代話劇和時代大環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種情況和中國話劇初期走過的路程是類似的。1928年，洪深將戲劇舞臺藝術定義為“話劇”，而在此之前有過文明戲、文明新戲等多種叫法。話劇從它傳進中國始，就和時代使命緊緊聯繫在一起。文明戲在辛亥革命前後，擔負着去舊布新，宣揚革命的任務，而當社會環境稍微穩定下來,文明戲也因其歷史使命的終結而走向衰微，最終爲了生存，而不得不迎合市場與觀眾,走向日漸低俗的局面。於是，1921年，戲劇界人士鄭振鐸、歐陽予倩、陳大悲等人,針對戲劇商業化、庸俗化的弊病,大力倡

導“非營業性質的，提倡藝術的新劇”，即陳大悲倡導的“愛美劇”。首先，大時代催生了澳門現代話劇，這主要體現在戲劇的主題上，也是澳門戲劇重要的美學要素。根據目前可以看到的早期資料，較大規模的話劇演出有1938年3月11日下午七時三十分，由曉鐘劇社出演，潘皋導演的《最後的擁抱》，此次演出在《華僑報》上做廣吿，目的是為抗日將士籌款。抗日這一主題，首先從戲劇功能上凸顯出來。戲劇是反映時代和現實生活的的，戲劇應該擔負起敎育的功能，這樣的觀點深得澳門戲劇界人士的認同,像當時的報紙,麥丹，以及筆名為“普通人”、“萍蹤客”的，都曾經撰文提到並肯定戲劇的敎化作用。比如，《市民日報》1945年7月25日，澳門戲劇人士和作家麥丹撰文《在熱鬧的藝林中》，如是議論話劇在社會敎育上，實在是負着很重大的責任，而成為一個有力的單位，而從事話劇的人員，間接都成了指導社會的任務，關乎此,劇運之使命,可謂旣重且大。”戲劇是反映社會，體現具有積極意義的現實敎育色彩，在澳門當時的戲劇人士眼中，認為話劇應當和社會發展同步，充當時代的先鋒，因此這一戲劇觀主導了澳門現代話劇的美學樣式，即批判現實主義功能的戲劇觀。這一戲劇觀體現在反封建和追求民主與進步上，而這是影響澳門現代話劇的内在因素。比如，“藝聯”當時演出了一系列劇目：《武則天》、《生死戀》、《雷雨》、《日出》、《茶花女》、《明末遺恨》、《巡閱使》。田漢1962年7月14日發表於《文匯報》的文章評論:“«武則天》是歷史劇，但作者更重在劇方面，也就是藝術的眞實方面。歷史劇究竟以事實為主，還是以虛構為主,學術界於今還有爭論。由於過去有人污蔑、醜化武則天,郭老所以寫戲為她翻案，至於翻得是否恰如其分，是否翻得太現代化了，這在學術界也有爭論。”田漢的這番話,實際上表達出當時人們借古諷今、以今天的觀點來審視古代歷史的戲劇敎育觀。這同樣體現在“中流”劇團的戲劇活動上。“中流”劇團的四部劇:《金玉滿堂》、《生死戀》、《走出愁城》（《愁城記》）、《孔雀膽》《金玉滿堂》是老一代藝術家沈浮創作的劇本，《走出愁城》是夏衍的作品，《孔雀膽》是郭沫若寫的，這些作品在表達時代訴求，即反對封建主義，要求民主與自由,以及人性眞善美的取向上是一致的。影響澳門現代話劇的因素，當時演藝界、演員以及劇運人士的戲劇觀佔了主導要素，還有就是話劇的現實營運問題。從40年代記載來看，粵劇是當時澳門非常受歡迎的娛樂形式。比較出名的劇團有新生劇團，以任劍輝為臺柱，此外還有覺先聲、太上、花錦繡等，劇院主要集中在平安、國華、南京、域多利等幾家。粤劇在澳門的盛行,從幾乎每一天的報紙上都有演出廣吿這一現象可以看出,亦可以看出當時一般群眾對於傳統藝術的熱愛。1943年至1946年,澳門粵

劇戲壇造就了以任劍輝為臺柱的新聲劇團的輝煌,新聲劇團後來移師香港即以此為聲譽基礎。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澳門話劇的藝術風格面臨着矛盾和困惑，體現在回應時代要求的同時，對傳統的割捨與選擇上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麥丹等人批評“粵劇”是一種落後的藝術，是封建的產物，他們希望話劇能突圍而出，甚至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然而，一種深受當時廣大群眾喜愛的傳統戲曲—粵劇，卻能在舞臺上久居其霸主地位，超出了其他的娛樂形式。同時，粤劇本身也因應時代的發展，從主題到樣式，由内而外地進行更新。話劇在當時以佈景逼眞而著稱,話劇的這一舞臺特點也被粵劇吸收進來。如,1945年11月18曰《市民日報》任劍輝白雪仙的新聲劇團，登出廣吿:《家》巴金先生名著搬上粤劇舞臺耗資巨萬全部新置科學燈光立體背景……”1946年新聲劇團從香港返澳公演話劇《雷雨》改編之粵劇，報紙上的廣吿詞:“大雷雨佈景逼眞……”有趣的是當時的不少劇運人士，也紛紛轉到粵劇班從事舞臺工作’比如“藝聯”張雪峰加入薛覺先劇團，“中流”趙鍵為新聲和其他劇團佈景等。澳門現代話劇的美學因素突出體現在主題思想上，或者是批判現實，或者是借古諷今，無不滲透着當代人的思考和審視。而粵劇作為一種傳統的戲曲形式，其起初形式至少可以追溯至淸朝末年，它是在南戲的基礎上發展和演變而來的，是幾百年來廣大群眾喜愛的藝術樣式。粤劇作為一種戲曲形式,其審美因素和話劇相反。話劇要求盡可能地提供現實在場感，以使人收到敎育或感悟，更多地是以敘述的形式存在。而粵劇恰恰是要抽離這種現場感,以一種抽象的場域，在歷史和現實之間構建似是而非的理想境界，隔着現實的距離來欣賞歷史，是“武將定天下，文官安天下”的是非分明世界。因此，粵劇和京劇或者其他戲種一樣，建構的是眞善美的虛擬歷史，是忠奸分明的戲劇觀，是要求和現實保持距離的抽象世界。現實和抽象是矛盾的美學風格,澳門現代話劇和粵劇在各自固有的美學領域中與對方分野、對立，然而又互有所取，互相借鑒。關於澳門現代話劇，當時的一段時評頗値得重視，1947年5月7日《市民日報》名為《話劇人萍蹤》的文章評論:“自抗戰勝利之後，話劇被認為非必要有存在之價値，並且由於娛樂税之打擊，許多話劇團體隨之而碎矣。從事劇運者多被生活之鞭子策驅得各散東西矣。”接着文章進一步交代了劇人的行蹤,“藝聯”創始人張雪峰，在“藝聯”分家之後，攜其弟張雨峰,為粵劇名家薛覺先劇團裝置舞臺立體背景，輾轉於柳州等地。抗戰勝利後，加入新一軍政治部,並隨大軍前往東北。梁寒淡於早期脫離“藝聯”，執敎鞭於廣東連縣，抗戰勝利後，隨軍回穗，擔任廣州市立一小校長，同時仍致力於話劇。“中流”解散之後，中流“四傑”劉芳、李亨、鮑洛夫、趙鍵等人，除趙鍵還留在澳門，其餘三人均奔赴香港,投身電影界。其中,鮑洛夫後來遷回澳門，晚年逝世於澳門。梁寒淡後來又返澳

在澳門粵華中學、培正中學等從事中學敎育工作,一直活躍於劇壇，晚年移居香港，逝世於2005年。從《話劇人萍蹤》可以看出，澳門現代話劇團體的存在和發展，一方面和大時代的環境有很大關係，即擔負着宣傳革命，呼喚進步的時代使命，抗敵入侵，反擊法西斯戰爭，是最能引起人們的共鳴。當時演出的劇目，大多是表達人性的訴求和反抗壓迫的主題，雖然演的是歷史劇,但其意在於借古諷今，一樣能引起觀眾的熱烈響應。另外，客觀的原因也決定着澳門話劇的走向與發展。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娛樂界一片沉寂，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缺乏日常生活的消遣，電影又殘破不堪。因此藝聯”成立之初能夠引起轟動和這個環境因素不無關係，可以連演四十幾天還是賣座。然而，“藝聯”、“中流”始終沒能長久地存在,論其原因和演出成本有莫大關係。《復興日報》1945年6月2日有一篇文章《中流三幕劇目前依然無法演出》中談到:“無論你所擔負着多麼偉大的意義，可是戲院根本就是一間商業的鋪頭一樣’祗同你有無化算。所以過去中流劇社的掙扎是靠某一間戲院的幾日休息期間便來演出，這無形做了粵劇班的附庸……”話劇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包括主題的批判性以及現代舞臺裝置等，吸引了當時觀眾的一時熱情，但在澳門這樣一個當時人口只有二十來萬的小城裡，職業劇團的收入仍不足於支撐起整個話劇的長期發展。澳門當時的實際情況,該文指出:“粤戲班可以標榜一個怎樣有號力的老倌便可以演出，但話劇卻是純集體的藝術,佈景與演出都要力求合理，一場新戲’話劇和粵劇付出的人力物力差不多，但是收入所得卻是差別很大。”因此，澳門現代話劇的產生與發展，因為時代的呼聲，而回應了群眾的訴求，更多以抗敵的環境需求而存在着。但是，職業話劇團體的存在過度依賴於客觀條件，使其難以為繼。“藝聯”在商業演出上的成功，和當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澳門幾乎無戲可看，無電影可看有關。當後來粵劇團體日漸強大,尤其是1942年之後澳門長壽班霸新聲劇團出現後，市民的注意力被大大吸引到粵劇方面來。而“中流”遇到的情況正是典型的演出成本和演出收入不成正比的問題。因此，當抗敵主題變得不那麼突出,觀眾也習慣了立體舞臺背景之後，職業話劇團體的生存就成了問題。當然，澳門的話劇活動，更多地還以業餘的形式存在着。除了職業話劇團體，業餘話劇團體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天主敎會學校的業餘話劇團體，其演出多和宗敎内容有關。一類是政府部門、敎育界、工廠工人的話劇團體，其演出，多爲了公益或者同業之間的交流。

四澳門現代話劇運動,從各個意識形態領域對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反作用，體現在社會功能和審美意識兩個方面的轉變。社會功能又體現為三大領域,一是宗敎宣傳功能，二是社會公益功能，三是反映時代進步功能。反映時代進步這個功能可以引用鄧耀榮先生的一段話:“中國話劇藝術的表現形式基本上採用易蔔生的現實主義傳統和俄國戲劇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法演技，時局對劇壇做成重大影響，抗戰時期劇運有明顯的政治目的，相信這一段說話不單祗適用於中國，亦適合澳門社會。”⑦可以說，澳門話劇運動，在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對於宣揚民族主義和反戰精神發生了積極作用。二是宗敎功能。如根據《西南日報》1944年8月27日報導:望德公會進行會女靑年會為要理會籌款：26曰晚上八時半，假座望德學校禮堂，演羅馬敎難劇《一孕致命花》。應該說，宗敎團體的話劇大多也是因為為貧苦籌款，然而,有敎會性質的團體演出,一般離不開宗敎人物或故事的題材，因此，呈現出鮮明的宗敎宣傳性質。又比如1946年1月23曰《復興日報》報導:澳門葡人公進會男子部，為籌款救濟貧苦，擬定於本月26日下午，假聖約瑟中學禮堂演話劇《黑暗之先》，屆時由葡艦亞布基忌海軍音樂隊蒞臨演奏。三是社會公益功能。比如1945年5月31日，由於當時公進會平民粥場,經費支絀，嘯鳴劇社於當晚八時在域多利戲院義演話劇《曰出》。1945年7月22日《復興日報》報導，雷風劇團為某慈善機關籌募經費，義演於伶的《女子公寓》，正在加緊排練。澳門現代話劇的主題基本上和時代的進步要求是一致的，從審美層面而言，那是一種趣味，“趣味是一種鑒賞力，是審美活動中主體對對象的鑒賞判斷……是美學的核心問題之一。”⑧澳門的現代話劇整體上屬於易蔔生主義的批判現實風格。關於這一點,澳門劇運人士麥丹撰文尤多。如1945年7月25日麥丹於《市民日報》撰文，指出“粤劇的抽象藝術，非但未能負起‘戲劇敎育’的責任，反而爲了一己的自私自利，大量演出無意識的毒素戲劇，麻醉了意識較為薄弱的人的頭腦，抑止人們的知識發達……而取而代之者,當然是話劇。”認為話劇在社會敎育上，實在是負着很重大的責任。1945年8月11日麥丹在《復興曰報》撰文,認為“戲劇是一種最複雜形式的表現，以及最令人感到眞實性的，不啻是最近我們人生的一種綜合的藝術。批判粵劇簡直是一種封建時代的遺產。”中國抗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影響下的澳門粵語話劇奠定了澳門話劇的現⑦鄧耀榮:《澳門話劇斷章》（選自《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篇）》，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75頁。⑧周憲:《美學是什麽》，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98頁。

代審美意識。在1975年之後澳門話劇運動進入新時期之後。當代澳門話劇的戲劇觀，秉持戲劇敎化功能之目的，把戲劇演出大量運用於社區,在簡陋劇場中孜孜不倦,宣揚眞善美，為老人團體和靑少年、兒童服務的有周樹利;偏重於現實主義風格，注重舞臺的畫面感和捕捉瞬間感覺風格的有許國權;李宇梁旣能在故事中呈現歷史感，敘述日常“傳奇”，很顯功力，又能以敏銳的感覺找到現代人生存的荒誕感,頗具有現代主義色彩。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Issue21陈勉云和李秀山:不应被忘却的抗战诗坛伉倆黄柏军*我研究江门五邑地方历史文献多年，对于乡贤陈勉云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是近代民主革命先驱陈少白先生的秘书，曾经跟随少白先生左右出席洛阳国难会议，关于此事在《陈少白先生年谱》中有简略的记载。但是我们对陈勉云先生的了解仅此而已,关于他的简历、事迹、学识、著述,均不甚了了。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陪同澳门教育界人士参观位于江门外海的陈少白墓，了解陈勉云事迹的澳门教育家李达仁、杨秀玲伉偭和我谈起陈勉云在澳门办教育的事迹，令我喜出望外，请求李先生伉俪为我们提供有关材料。李达仁先生回到澳门后，还专门把他手头珍藏的陈勉云先生诗词集《眠云吟草》整本复印馈赠给我。诗集在手如获至宝，反复吟哦《眠云吟草》，大有惊为天人相逢恨晚的感觉。集子中的诗词固然上乘，陈勉云、李秀山夫妇两人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品格、胸襟更是令人高山仰止感动不已。阅读完《眠云吟草》，我迫不及待要写这样一篇评论:我认为《眠云吟草》是一部反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关心民族命运、彰显爱国情怀、高奏民族强音的好作品,应该广为发布宣传,为后世所了解和铭记,陈勉云、李秀山伉俪不愧是中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和缩影。为了向读者介绍陈勉云和李秀山伉俪其人其事其书其诗，下面分几个方面谈谈我的若干读后感。―、陈勉云、李秀山伉俪的跌宕人生诗人、教育家陈勉云，原名应钊，字勉云，别署眠云，广东省新会县外海人(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9)出生。其父亲陈耀藜早年旅*黄柏军: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五邑侨史》副主编

居南洋，发家致富，是外海著名富家大户。陈勉云得到其父经济上的支持,早年出外求学，先是就读于岭南中学。1917年，入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来又考进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并于1923年夏于北京大学毕业,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30年，陈勉云曾担任浙江省民政厅视察，一年后南归任职于广东造币厂,1936年担任国立广东法科学院教授。抗战前担任广东省财政厅专员以及番禺沙田局局长，分别巡视南海、番禺、中山等珠三角十多个县的田土清丈事宜。1938年，日寇从广东大鹏湾登陆，广州很快沦陷。整个抗战时期，陈勉云基本辞去所有官职，避难澳门，投身教育事业。从1940年开始，他先后在澳门执信中学、旅港佛山华英女中、澳门蔡高中学任教，担任过国文教师、训育主任等，从教生涯超过二十年，育人无数，饮誉港澳。后因病医治无效，1967年6月9日病逝于澳门东华医院，享年68岁。陈勉云像李秀山像陈勉云的妻子李秀山女士，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生于广东台山。早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获得教育学士学位。李秀山女士爱好诗词创作，精通琴书，1927年任职广州女青年会教育部,历任中等学校文史暨家政科专职教师。李秀山女士还是一位烹饪家和美食家,著作有《中西菜点杂食烹饪法》一书公开发行。晚年因为患肾结石引致尿毒症不治,1%5年8月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享年64岁。李女士病逝前还担任澳门蔡高中学教师,可谓终身服务教育事业、培育人才、矢志不移。纵观陈勉云、李秀山伉俪生平，遭逢乱世颠沛流离，才华横溢无法施展，令人惋惜。然陈李两人性格豁达关注国难，在他们抗战时期创作的诗词中可见灼

灼爱国火焰和家国情怀。后来，陈、李两人安心澳门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作育英才，深受教育界同仁的赞誉。陈勉云之子陈启基回忆（陈勉云）出殡之曰，亲友以及澳门蔡高中学旅港毕业同学莅临万国殡仪馆执绋者数百人，其中有学生而且不乏经年侍候于先考病榻之旁者,师生道谊，存疫均感。盖春风化雨二十年如一日，其能得到莘莘学子之爱戴者，良有以也。”陈启基先生的这一段深情回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勉云、李秀山伉偭在港澳投身教育事业二十年的卓越贡献、崇高威望和良好人缘，历来爱护人才者，人亦爱戴他。所以说，港澳教育界赞誉陈勉云、李秀山伉俪是港澳地区著名教育家，的确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的评价。二、《眠云吟草》的出版经过《眠云吟草》一书在陈勉云先生逝世后由其儿子陈启基整理出版，印数不多,主要送赠陈勉云、李秀山两人生前熟悉的学生、亲友留念。但是这本书的收集、编订、定稿，却是陈勉云先生晚年亲手完成的。关于陈勉云出版诗词集的遗愿，陈启基先生回忆:“先考（陈勉云）秉性孝友，急公好义，刚直无私，淡薄名利，不尚虚荣。邃研国学，尤工诗词，擅长行书，咸为亲友所称道。及病，自知不起，曾将所著《眠云吟草》手自编年选录，以备梨率，曾请北大同学李我生丈校订，惜未付梓，即溘然长逝!”可见陈勉云生前极其珍视此诗集的出版,亲手对自己保存的旧作做了编选和整理，又邀请北大同学、旅港著名文化人李我生担任校订,可惜最后还是没有亲眼看到诗集的出版就与世长辞，真令人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感慨！好在《眠云诗草》最终还是公开出版了，没有被埋没。陈勉云先生逝世后九年的1976年，陈启基先生整理先父诗集出版。而且陈启基在最后修订时候，还增加刊印了母亲李秀山女士生前诗词遗作若干。如是者，《眠云诗草》就由陈勉云一人之诗词集,变成陈勉云和李秀山伉俪的夫妻合集，其分量更重，意义更重大，更有纪念意义和参考价值。外海籍旅港乡亲、著名国学家陈崇兴教授为诗词集写序言,北大校友李我生担任诗词集校对,港澳教育家吴康、宋颖初、马质夫等为诗词集题词。《眠云诗草》一书共计收录陈勉云、李秀山伉偭创作的诗二百一十首，词十八阙，创作时间最早是民国七年（1917),最迟是1965年,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中间包括了他们那一代人亲身经历的各次战火和离乱，乃反映历史、时代变迁的纪实史诗，读之令人抚今追昔感慨系之。陈勉云在诗集中留给后世最后一首诗作是《亡妻逝世之夜》（1965年），此

后诗词作品便成空白。陈勉云先生是196逝世的，其妻子1965年逝世后，有两年多时间出现了诗词创作的空白期,究竟是陈勉云此时期没有再写诗词还是虽有作品但是他舍弃不收录到诗集？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他与妻子李秀山伉偭情深,没有了妻子的互相勉励、切磋点评，后来创作的诗词水平再高也没有存世的价值了，所以子牙伯琴高山流水,爱妻西去知音难觅’故此笔墨不写伤感之情也。陈勉云与李秀山的伉偭情深、醉心诗词,令我想起南宋诗人赵明诚与李清照,在惺惺相惜的文化人看来，有文化足矣，有诗词足矣，有书籍足矣，有真爱足矣，天地之大尽可宠辱不惊。如此恩爱夫妻神仙眷侣，令人有“只羡鸳鸯不羡仙”之感慨。三、陈勉云、李秀山伉俪在抗战中的诗词创作陈勉云、李秀山伉偭都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夫妻俩都雅好诗词、专研国学,是蜚声港澳教育界的诗坛伉偭。他们在《眠云吟草》中收录的诗词全是记录历史和生活之真性情作品，例如求学、探亲、旅游等题材,虽然取材平常，但是文辞雅丽，寄予一腔真性情，令人读之深受感染^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民众掀起全面抵抗日寇人侵的怒潮，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整整八年的抗日战争时期，陈勉云与李秀山的诗词作品中，一改过去吟花弄月、伤冬悲秋的传统诗词格调,他们创作的诗词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国家战局、民族危亡的高度关注。他们虽然只是平凡的知识分子,但是言为心声、诗词言志,他们用诗词作品留下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不屈斗志和高洁形象,字字句句至为感人。从1937年开始,关于爱国抗战为主题的诗词在《眠云吟草》中渐渐增多比比皆是。如《黄花节》：年年风雨黄花节，黄花岗上情凄绝。黄花开作满山红，都是烈士当年血。又如:《闻山海关有失》：穿云越岭一条龙，万里蟠来渤海东。矫首为关称第一，如何一夜葬秋风！写抗日壮士前线抗日、抛头颅洒热血之形象的诗词有这一首《卢沟桥事变起，北平市长秦德纯致守兵电有“卢沟桥可为尔之坟墓”一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何壮哉！为诗足其意》：男儿死国策高勋，卢沟桥头是尔坟。塞外征袍斑尚在,何曾谈笑却秦军。抗日形势天天告急，诗人思绪也跟随时局变化而变化,听闻前线失利，他写下心情哀伤的《闻居庸雁门诸关先后沦陷》：秦皇天际插长城，千载何曾便罢兵？此日何汾烽火急，一时哀雁尽南征。

抗战时期，广东城乡经常遭遇日寇战机袭击死伤无数，诗人在一次日寇战机夜袭后写下这一首纪实之作《十二月十八敌机夜袭》:警报忽传一座惊，风寒灯灭倍凄清。无知怜尔汉家月，竟为胡儿夜袭明。总之,抗战八年，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只要是和抗战时局密切相关的题材，都成为陈勉云、李秀山伉偭写作诗词的素材。他们这一时期创作的诗词作品散发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字里行间充分显示出诗人直面战乱、关注时局、哀叹苍生、关爱黎民的可贵胸襟情怀。四、陈勉云、李秀山伉倆抗战中的真情唱和抗战烽火蔓延，当时李秀山任教于广州培正中学，该学校为避战火迁移至鹤山鹤城继续办学。李秀山是一个很有爱国情怀的女诗人，她一边登台授课,一边呼吁发起培正中学的教职员工为抗战捐款，她还率领一班女教师为在前线抗击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缝制御寒衣服。李秀山女士缝纫之余，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寒衣何处寄雄豪？月黑关山秋气高。何日平胡归奏凯？为君亲手解征袍。拳拳爱心、殷切寄望尽在字里行间。据说李秀山此诗在培正中学师生中传诵一时，该校不少教师也写下诗词和唱，培正中学抗战爱国宣传如火如荼振奋人心。陈勉云从妻子邮寄的家书中知道此事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他去信赞扬和支持妻子的爱国义举，并赋诗一首响应妻子的抗战爱国之呼吁：麾戈反日气何豪，战士无名功最高。喜尔深明匹妇责，连宵亲为赶征袍。陈勉云认为，在国破家亡、民族危急的时刻，爱国的责任，凡是中国人的肩头都有一份责任，所以国家兴亡之生死关头，不单单是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他听闻妻子为前线抗日将士连夜赶制御寒衣物，深感振奋和钦佩，马上赠诗赞许嘉奖。陈勉云、李秀山伉偭抗战中的真情唱和留下了感人佳句，这段夫妻齐心抗日的诗词唱和故事也成为抗战时候广东教育界文化界一段流传广泛的佳话。根据陈勉云在《眠云诗集自序》一文中回忆，妻子李秀山很喜欢吟诵丈夫陈勉云的诗词，而且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一些诗词作品事后连陈勉云也记不起来，但是李秀山却记忆深刻朗朗上口。陈勉云这几首创作于抗战时期的心血之作，曾经在朋辈中流传风行，想必李秀山女士生前一定会记得牢背得出吧—《抗日歌》男儿意气如长虹，酒酣横刀御天风。直排云窟屠毒龙，下穷沧海夷其宫。忽闻神州皇皇万里走传烽，胡儿祸我华北华南又华中。杀人百万何凶凶。宁论老人与孩童。黄河之水今为红。悲声动地震层穹。仰首视天天

梦梦。哀哀我民如蚁虫！丈夫捍国垂边功，安能老死埋蒿蓬？君不闻麾戈指曰古有鲁阳公？岳王背肩刺字有精忠？汉家百年大患东海东，靖难应为民前锋。赠君宝刀君来从，勿忘你是中华主人翁，寸土寸血莫惜尔微躬！马鸣萧萧发冲怒，叱咤一呼群星空。还我河山摧妖凶，直凌三岛绝倭踪。尔时踏遍樱花丛，立马横戈富士峰，与君煮酒赏雪论英雄。陈勉云平日写诗词，四句或者八句较多，如此长诗不多见，想必是情绪感奋之作品。又陈勉云诗词大多意境恬淡性格温和，如此一气呵成热血满怀之作，也成了他抗战时期诗风转变的标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而倭寇侵犯国难当头之际，诗人一腔悲愤化为抗战宣言。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虑和牵挂，成为了《抗日歌》最亮丽最感人最高洁的核心和灵魂。五、《眠云吟草》展示的抗战时期人间百态1939年至1945年，陈勉云和李秀山伉俪避难澳门，期间也写下很多反映战时澳门人间百态的诗词作品，是研究澳门战时历史的珍贵参考资料。阅读陈勉云避难澳门时期的诗词，我们可以知道他在抗战时期与著名诗人李少石、教育家区朗若、画家李研山的交往和诗词唱和。如《次和少石》一诗表达的抗战豪情壮志溢于言表：千里间关鬓更苍，余生能断几回肠。存亡直是拌生死，和战谁还说短长。胜水残山空引梦，断鸿零雁不成行。岭南弟子多豪杰,麾日何当让鲁阳。抗战时期，因为葡萄牙在二战中宣布中立不参战，故此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暂保安定;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澳门不断涌进大量大陆难民，骨肉同胞情浓于水,在澳门街头所见所闻令人伤感，请看陈勉云的《街头》：知又何乡走难来，携儿托钵日空回。街头湿遍如何睡？入夜风寒雨更哀。一边是饿殍满路哀鸿遍野，一边却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澳门战时畸形繁荣令诗人无比愤慨,这种愤怒在他1942年写的《书愤》诗中表露无遗：老弱死道路,英雄埋焦土。闻有卖国人，黄金买歌舞。虽然陈勉云和李秀山伉俪避难澳门，暂时避开战火，但是诗人忧国忧民之情怀从未平静过，他怀念着战火中生死未卜的亲人、朋友，他思念着饱受战火摧残的大好河山,诗人写下《北望》寄托自己的万种思念万般情怀：乱云横望眼,化鹤亦安归？烽火五年别，河山百战非。侧身情内热，回首意多违。弩钝终何补，凄凄立晚晖。《眠云吟草》诗词集中，关于抗战八年中创作的诗词,有近百首之多，几占诗

集总量之一半。陈勉云晚年整理时，为每一首诗词详细加上创作时间、地点，这为后人阅读作品之后，深入理解诗词所关联的时代背景、理解诗词寄托的寓意等提供极大方便,详细的诗词注释为研究《眠云吟草》作品起到很好的参考价值。六、陈勉云和李秀山：不应被忘却的旅澳诗坛伉俪陈勉云和李秀山，均是那个抗战年代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生不逢时，陈勉云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专业，本来想在政坛上有所作为,李秀山大家闺秀学识卓越,本来想在文艺上一展才华,但是随着日寇侵华，这些美好愿望全部落空,他们不得不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离乡背井颠沛流离走避战火。但是尽管生活是那样的残酷和艰辛,他们最终在港澳地区选择了教书育人的职业，把自己未完成的雄心壮志倾注在年轻一代的身上，甘当人梯，培育桃李。而在抗战的八年岁月中，陈勉云、李秀山伉偭以笔为枪，以诗词为武器,详尽记录了日寇野蛮入侵中国的累累暴行,讴歌前线抗日将士的不怕牺牲奋勇杀敌，也描述了战时艰难岁月里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惨况。如今，《眠云吟草》一书中的作品，经过七十年的沉淀,陈勉云和李秀山这对诗坛伉偭以及他们创作大量散发着爱国情怀清香的诗词，已经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一部分，这也是生动形象地反映广东抗战历程和澳门战时境况的爱国诗史，值得后来者缅怀和铭记。

我为两位德高望重的乡贤和爱国诗人写传略，我想，没有比他们的作品更有说服力的表白和评价了。所以,还是让我们用诗人自己的作品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陈勉云《自题吟草》（1937年）人海萍踪四十年，心痕留得几吟笺。而今莫问痕留处，不在愁边便酒边。李秀山《昙花》（1938年）故园手植有奇葩，茎上生叶叶生花。清似微云渡河汉，皎如白鹭立晴沙。只有寒梅堪比格，羞同俗艳斗芳华。独惜法身同一现，多情我佛亦咨叹。去年花发同留影，今年花发不在家。东望羊城烽火里，教人心事乱如麻。俗话说:诗言志。诗也是作者心声的倾诉。陈勉云先生的人生之愁，愁的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拳拳赤子心，唯有清酒知。书生报国无他物，手中健笔利如刀，他的一首首抨击日寇暴行、歌颂抗日豪情的诗词就是明证。而李秀山女士诗中赞颂的昙花之高洁，与其说是写昙花，毋宁说是她本人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写照。所以说，陈勉云、李秀山伉俪，诗词好，人品更高，他们是一对不应被忘却的旅澳诗坛伉俪，他们是两位不应被忘却的爱国诗人，他们的诗词作品，他们的诗词集《眠云吟草》更是研究广东抗战文学史和澳门战时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加以重视和认真研读。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Issue21子书渊海撷菁取粹—《子海•精华编》成果评介陈恳*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在子学领域，老一辈学者如高亨、王献唐、栾调甫、丁山、董治安等先生的潜心耕耘为后人开拓了新路径，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中青年学者以郑杰文、王承略、刘心明三位教授为代表,也孜孜矻矻，采获颇丰，近年更毅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作为其子项目的《精华编》，旨在通过精选子部典籍加以整理，撷英取粹，以古鉴今，为学界提供一批学术品位较高的子学整理作品。现经编委会、整理者、出版社三方通力合作，已出版成果共九种。现对这批成果的整理方式与学术特色略作评介，并对即将出版的后续作品加以展望。一、优选善本，悉心考订《子海•精华编》首辑成果中多数作品，均可谓优选善本、悉心考订之作。其中《道德真经注疏》、《管子补注》、《元刊吕氏春秋校订》、《五种遗规》、《四存编》、《汉学商兑》六种，以两种整理方式为主:一是对前人未整理且部头较大者，采用点校方式，如《道德真经注疏》、《管子补注》、《五种遗规》等;二是对前人已点校而参校版本未全者，在参考前作、抽换有特色底本的基础上,采用重新点校或补注考订的方式，如《元刊吕氏春秋校订》、《汉学商兑》、《四存编》等。由南齐顾欢编纂的《道德真经注疏》经董建国整理,凸显了以下四个特色:其一’接近古本，保存原貌。顾本《道德真经》以《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接近汉代通行本的篇序；原书分8卷且不分章，保存了六朝时人所藏古本的原貌。其次，“六朝遗说，赖以不坠”（《四库全书提要》语）。整理本在厘定经文时，随文胪列自汉迄南齐顾欢前各家说，对校勘经文、研究六朝遗说有重要参考价值。*陈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其三，分层阐述,他书佐证。在体例上，采用注、疏及“节解曰”、“御曰”等分层次多角度的阐述；在引文上，引述《西升经》等其他道家、道教书加以佐证。其四，精析微言，贯通大意。注重在前人基础上逐次分析其微言，在阐发义理的同时注重上下文大意的贯通。本书优选明正统十年（1445)《道藏》本为底本，以唐景龙二年(708)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刻本、涵芬楼影宋刻本为参校本，参阅汉河上公本等通行本，结合文意，略出校勘。清儒陈弘谋（1696-1771)《五种遗规》，清代至民国版本约5种。苏丽娟整理所采底本为《续修四库全书》影清乾隆四年至八年（1739-1743)培远堂汇印本（中科院图书馆藏），其中《养正遗规》为乾隆四年刻，《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皆为乾隆七年刻，《在官法戒录》为乾隆八年刻;参校本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部备要》排印本。本书编辑了自汉迄清代学人的嘉言善行，收录了前人尤其是宋、明、清三代学人80余种著作，将为有志于研究的学者及有兴趣修身的爱好者提供一部整理精善的国学典藏读本。《管子》自西汉刘向整理传世以来，主要有宋杨忱本和明刘绩本两大系统。明刘绩本又名《管子补注》，属于明清以来较通行的注本系统。此书由姜涛校点，精选《中都四子》收明万历七年（1579)朱东光刻本（简称朱东光本）为底本，以南宋绍兴年间杨忱序本、明天启五年（1625)朱养和花斋刻本、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翻明刻本（以上简称宋杨忱本、花斋本、四库本）为主要参校本。明刻本系统所以首选朱东光本,首先是因为与明初所刻《补注》诸本相比，该本用字较规范，校勘较精良，大量因形音近似所致脱误得以纠正，更为精善;其次，该本流通较广，晚近《湖北先正遗书》、《丛书集成续编》、《二十二子》所收《管子》皆宗此本,相比上海古籍出版社同年出版《管子补注》刘晓艺整理本，学术性较强当然，朱东光本也难免沿袭和产生了新的脱误，故精选诸本逐一考订出校，校勘记引述详略适当。需要说明的是，此书正文和注文分段、句读皆据底本正文及刘绩补注;校勘记引王念孙、丁士涵、孙星衍、李哲明、马非百等诸家成果，均可参见郭沫若《管子集校》，为有志趣于明清《补注》版本源流的研究者、学习者提供了学术人门佳作,有望嘉惠学林。《吕氏春秋》自从汉刘向整理、高诱作注传世至今，宋刻诸本皆已亡佚，在清代以前主要流传有元刻本和明汪一鸾刻本两大版本系统。俞林波整理的《元刊吕氏春秋校订》，以存世最早的元至正六年（1346)嘉兴路儒学刻本为底本，以元至正年间嘉禾学宫刻明补修本（均为《中华再造善本》据上海图书馆藏影印本）①刘晓艺整理本以《湖北先正遗书》本为底本，以宋杨本和清光绪二年（1876)浙江书局本为参校本，附部分校勘记，属普及读本。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版，“前言”第6页。

和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收乾隆五十四年（1789)经训堂刻毕沅校正本为主校本，并参考其他多种版本，汇集清代以来学者如梁玉绳、王念孙、宋翔凤、孙诒让、俞樾、陈奇猷、许维適、高亨、王利器等28种成果，精心校订而成，校勘审慎，考订详实。此外，此书与前代整理本的最大不同是，因清以来学者多取毕沅本为底本，而毕氏未采元本，容有未善;此书底本既为元本，故保留了古本原貌,为今后《吕氏春秋》研读者、收藏者的必备善本。《汉学商兑》为清儒方东树（1772-1851)成名作与代表作，但版本较多，一直未有精善校本，漆永祥整理本的问世或可弥补此遗憾。《汉学商兑》于清道光年间初刻，迄今已有20多种版本行世，要皆不出两大系统:一为“道光初刻本”系统，一为“望三益斋本”系统②。此前学界因对《汉》之版本了解未全,影印时多选道光初刻本为底本，但望三益斋本增补道光十八年（1838)方氏《刊误补义》60余条，洵为善本。此次优选望三益斋本为底本，以道光十一年（1831)初刻本、光绪十七年（1891)刻《仪卫轩全集》本（简称道光本、全集本）为主校本，以民国年间《刊误补义》抄本（简称刊误本）为参校本。又各本同异均出校勘记：凡道光本无而刊误本增，道光本有而刊误本删，或刊误本有而底本删改处，均以“某本原文尚有某某”标注，以大致明了方东树修订深意、刊误缘由，及底本复替方氏遮掩的痕迹，以期能一本拳拳在握而各本历历在目，以飨读者。清儒颜元（1635-1704)编撰《四存编》，经徐雁平精选善本，悉心整理。其《存性编》、《存治编》、《存人编》以《续修四库全书》所据康熙刻本为底本，其《存学编》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阎志廉抄本为底本（中科院图书馆藏）;以《畿辅丛书》、《颜李丛书》等通行本为主校本，以《颜元集》中华书局本、王星贤整理本为参校本。该书的价值，首先是经版本校勘,详加比对，力图还原《四存编》刊刻、传抄的文本原貌，特别是保留了序跋、评语等重要信息;其次,多采用早期版本核对原书，全面核订颜元在书中引述前人文字的原始出处;再次，在理校层面结合学术史背景，考察颜元对理学文字的改易、漏略，或因无意疏忽，或因论说方便而有意采用《性理大全》等汇编本，并深人揭示其刻本因政治因素而加以润饰，部分遮蔽了颜元的遗民思想③。相比此前整理本,该书用功更加深湛，堪称深人浅出，是学者深人研究颜元之学及颜李学派的必备读物。②前者祖本为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光绪八年（1882)四明华雨楼重校本、孙溪朱记荣《槐庐丛书五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续编》本皆祖此本。后者祖本为同治十年（1871)吴棠刻望二益斋本,涂宗瀛刻六安求我斋本、方宗诚校刻《方植之全集》本、《西京清麓丛书》本均宗此本。③例如，《存学编》卷二引文“然则朝亦无大建白”，考《朱子语类》作“然则朝廷亦无大建明”；同编卷二引文“浸致边疆之侮”，考罗从彦《豫章文集》作“兆裔夷”，显是清人避文字狱的痕迹。

二、汇集校释，时出新解《子海•精华编》首批成果中部分作品，可谓汇集校释、时出新解之作。其首批《冲虚至德真经四解》、《楹联丛话楹联续话》、《老子汇校新解》三种及即将出版的第二批《管子汇校集释》、《商子汇校汇释》等（详第三节）采用了另外两种整理方式:一是对已有较佳校注本而校释不全者，采用汇校、汇释等方式，如《冲虚至德真经四解》、《楹联丛话楹联续话》等;二是对该典籍有独到心得、创新见解者,鼓励采用新注、新解等方式，如《老子汇校新解》等。《冲虚至德真经四解》由金人高守元汇集《列子》四家注解（晋张湛注、唐卢重玄解、宋赵佶训、宋范致虚解）编成。孔德凌整理本于正文后详列历代注解，便于读者逐句精读,以摸清诸家注解的侧重点。于版本详加采择，底本为明正统十年刻《道藏》本，参校本涵盖艺文印书馆影明正统道藏白文本（简称道藏白文本）、铁琴铜剑楼藏北宋刻本、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南宋刻本（以上简称北宋本、南宋本）、明嘉靖九年（1530)世德堂刻《六子全书》本（简称世德堂本）、清嘉庆八年（1803)秦恩复印石砚斋刻卢重玄《列子注》本（简称秦本）、清嘉庆十八年(1813)刻《湖海楼丛书》本及所附《释文》（简称汪本及释文本），及明正统《道藏》收宋徽宗赵佶《冲虚至德真经义解》、宋江遒《冲虚至德真经解》、宋林希逸《列子虜斋口义》(以上简称义解本、江本、林本）凡10种，广采清以来诸学者如卢文弨、洪颐煊、孙诒让、俞樾、王重民、王叔岷、杨伯峻等成果，博引他书并结合文意进行了精审校勘，堪称《列子》整理本的集大成之作。王承略、布吉帅整理的《楹联丛话楹联续话》为清末名流梁章钜（1775-1849)所辑撰名著二种。《楹联丛话》（1840)、《楹联续话》（1843)自刊布以来,百数十年间翻刻颇多，续作迭出，在楹联学界可谓风行海内，一时无二。据考证，该书自晚清迄今，知见版本已有20余种。为方便浏览，现列表如下：书名版本年代及概况镌刻、传藏方1《楹联丛话》清道光二十年（1840)夏桂林署斋刻本海源阁旧藏、山东图书馆藏2《楹联丛话》清道光二十年（1840)夏桂林署斋刻本天津图书馆藏《楹联续话》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南浦寓斋刻本3《楹联丛话》题道光二十年（1840)春环碧轩镌本疑道光年间（1843-1846)重镌合刻本《楹联续话》4《楹联丛话》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长沙府署刻本吕恩湛校刻《楹联续话》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长沙省寓刻本5《楹联丛话》清道光二十二年（1843)周氏堂重镌本周炳蔚重镌6《丛话》、《续话》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夏宜稼堂刻本郁松年重刻7《楹联丛话》清咸丰元年（1851)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8《楹联丛话》《楹联续话》清咸丰六年（1856)长沙重刻本吕恩湛重刻北大图书馆藏9《楹联丛话》《楹联续话》题清道光十年（1830)怀德堂刻本疑即咸丰六年（1856)长沙重刻本吕恩湛重刻北大图书馆藏10《丛话》、《续话》清光绪十四年（1888)夏志古堂刻本王氏重刻11《丛话》、《续话》清光绪十六年（丨890)醉六堂重刻本12《楹联丛话五种》清刻本年代不详，与环碧轩刻本近13《丛话》、《续话》民国三年（1914)国民图书局石印本14《丛话》、《续话》民国四年（1915)夏上海会文堂石印本15《楹联丛话》民国年间上海会文堂书局排印本16《楹联丛话》民国十三年（1924)商务印书馆石印本17《楹联丛话》民国十五年（1926)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8《楹联丛话》民国廿四年（1935)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国学基本丛书19《楹联丛话》民国廿八年（〗939)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万有文库20《楹联丛话》民国五十六年（1967)台湾商务印书馆人文书库21《楹联丛话》民国五十九年（1970)台湾世界书局本世界文库22《楹联丛话》1987中华书局繁体竖排本李如鸾（鼎霞）、白化文点校23《楹联丛话全编》1996年北京出版社简体横排本24《联话丛编》200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印本李鼎霞、白化文点校25《楹联丛话（附新话）》2006年中华书局繁体竖排本26《楹联丛话》1996年鹭江出版社印本郭琳点校本书整理时所选版本，以清道光二十六年《宜稼堂丛书》刻本为底本。《丛话》参校本有道光二十年桂林署斋刻本、道光二十二年长沙府署重刻本、道光年间环碧轩刻本、民国四年会文堂石印本（以上简称桂林署斋本、吕恩湛本、环碧轩本、会文堂本）；《续话》参校本有清道光二十三年南浦寓斋刻本（简称南浦斋本）、吕恩湛本、环碧轩本、会文堂本、光绪十六年醉六堂重刻本（简称醉六堂本）。参考白化文、李鼎霞整理本，间采它本异文，酌情出校。本书之所以首选宜稼堂本为底本，是因为该本讹误较少,并纠正了初刻本的一些讹误，如卷2第3段“鷲乎鼓，轩乎舞”当出自《尚书大传》“鷲乎鼓之，轩乎舞之”，而它本多作“轩乎鼓，《乎舞”；又如卷7第65段“余过广陵”条中有一联“便当了六一翁后”与上“才领得廿四桥头”对，从刻本看出“了”字为补入，而它本皆无。再考吕恩湛刊本，《续话》有数条语句多出，如卷2第24段“吾乡林青圃”条中有“后陈恭甫编修寿祺亦撰一长联，意欲媲美前修，而两小股墨卷时腔，徒成话柄而已”，吕本于“前修”后无“而”字,多出“乃铺排门面腐词竞似”9字，将作者对陈氏的批评凸显无遗。这说明吕本《续话》接近梁氏底稿原貌，对研究梁、陈二人关系颇有价值。是书整理时全面核对引文出处并时有纠误，如《续话》卷1第22段引《茶余客话》“独行杭州城外蔬村中”句，查原书“蔬”当为“荒”，它本皆误。

本书校勘记还借鉴了《梁章钜〈楹联丛话〉初刻本考论》等论文④。黄怀信整理的《老子汇校新解》采用“新解”形式，其校理方式融人多年研究的心得新见,属于本编鼓励的第四种整理方式。此书所选底本为汉河上公章句民国《四部丛刊》影宋刻本（简称河上公本），主校本为魏王弼注清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翻明张子象刻本、唐傅奕校定古本明正统十年《道藏》本、西汉初年马王堆帛书甲乙本、战国后期郭店楚简本及唐景龙二年(708)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刻本凡5种（分别简称王本、傅本、帛书本、郭店简本）。在整理方式上,首先以河上公章句为主对经文逐章解题，然后以厘定文意的思路对正文逐句校注，最后结合注解对所校经文加以训译。从所选底本和首选校本皆可看出，撰者于整理中寓研究心得，将文献校注与哲学解读融于一炉，意在以简白精炼的语言，以河上公本等的侧重思想性的文本，重点阐发其哲理思辨，解读其中的哲学意蕴。此书对道家哲学的爱好者和哲学专业的研究者，都是可读性很强的学术著作。三、高瞻远瞩，精益求精《子海•精华编》首批成果略如上述，而第二批的整理成果出版在即，目前正在紧张有序的审稿阶段。以下以《管子汇校集释》与《商子汇校汇释》为例，结合本人参与《精华编》项目组整理的切身经历，对第二批成果择要评介。《精华编》选取了先秦诸子、儒学、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历算、术数、艺术、杂家、小说家、谱录、释道、类书凡十四类目几百种要籍，详列目录版本。在先秦以降的子学文献中，与儒家经典占据主流不同，道家、法家典籍虽代有传承，然已非显学。本编第二批首选《管子》、《商子》等道家、法家代表作品，对继承发扬诸子百家的多元传统，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一贯学脉，有重大参考价值。两部著作均采用汇校汇（集）释的整理方式,融人整理者独到的研究心得,经过项目组五遍以上反复校订、去芜存菁，堪称集成创新、继往开来之佳品，体现了“《子海》团队”六年以来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和精益求精的专业追求。前已述及姜涛点校《管子补注》本。此次由其整理的《管子汇校集释》一书,前后规划10数载,汇辑《管子》的历代版本、注释著作逾百种，规划项目进④熊言安、张小华:《梁章钜〈楹联丛话〉初刻本考论》，《图书馆杂志》2013年第2期。该文发现南京图书馆藏南浦初刻本《续话》，文末多出的联话一则。经比对梁氏《浪迹续谈》中《致刘玉坡督部韵珂书》载“究之拙刻，皆信笔直书，实不免有招忌之处。即如前呈之《楹联续话》中有‘两将军难兄难弟，一中丞忧国忧民’二语，经执事作信力劝而删之”，知此“两将军”联与此发现若合符契。因作者本意是恐得罪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而删去，故在书中以校勘记形式补足。

程,精心厘定章句，分辨版本异同，汇集百家校释。《管子》正文及唐注凡十余万言，后世学者注释多达百家，堪称卷帙浩繁。晚近以来，《管子》整理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如《诸子集成》所收戴望《管子校正》，汇集晚清以前的《管子》校勘成果并加按断，使用较方便，惜未能体现历代校注成果;又《新编诸子集成》所收黎翔凤《管子校注》，历引校注成果，考辨较为充分皆流传较广而影响较大，惜对版本文献的利用仍有较多遗漏。郭沫若等《管子集校》集《管子》学之大成,惟因写作对象以专家为主,仅摘取原书部分文句，难以通览全文,故在大众领域流传未广且影响不大;再则搜罗版本犹有未全，部分版本仍存疑议。相比之下，此书的学术特色主要有四点:一是录人正文，厘定章句;二是裒辑众本,校勘同异;三是汇集群注,分别按语；四是广搜序跋，全文附录。其余特点不一而足，兹不赘述。本人在2012年秋硕士人学后参与该项目，先是与冯心如以二年时间分别点校张佩纶《管子学》与何如璋《〈管子析疑》,得以藉机熟悉《管子》文本。而后在课堂学习文献学、课余校理《管子》稿及选定《管子》相关的硕士论题时，我们通过查书与校勘训练，既拓展了实践经验，提高了校勘水准，也对《管子》版本系统、研究概况和学术价值有了逐渐深人的心得体会。自2015年秋进修的一年多来，在诸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与李涛、张伟同学将《管子汇校集释》稿校理一过;现总稿已至四校,部分稀见本及相关材料还将陆续补入。董治安、钱曾怡等先生整理的《商子汇校汇释》，是由1974年山东大学成立的《商君书》注释组成员葛懋春、董治安、钱曾怡、趙呈元、徐鸿修、周立升六位先生在《商君书选注》、《新注》、《译注》等陆续出版后，于1984年初完成的《商君书资料长编》基础上编订而成，规划整理横跨30余载。是书汇集版本20种，各篇题下有编校说明，首列各篇所据校勘版本，随后分别标明“题解”、“校”、“注”，题解后校勘、注解部分皆随正文录出，并附录历代版本、研究资料及序跋，可谓《商子》整理的集大成著作。本人2013年夏始参与项目，由葛洪春等承担初校、二校，后出版方审稿发回进行三校。犹记2015年夏毕业季，与葛同学携稿至钱先生宅请示校稿事宜，于光影婆娑间瞻仰董先生遗照，在夏虫促织声中敬听钱先生的殷切嘱托，不禁缅怀之思。嗣后与李轶群、贾兵、曲瑞雪等同学至次年夏又校一过，恍然一载,深愧其迟。先秦诸子，半在齐鲁。山东齐鲁自古即是子学渊薮，以古籍整理的传统闻名。古籍整理古称董理。《尔雅•释诂》“董、督，正也”。古有董姓，因官为氏。古史董狐董督典籍,于《春秋》秉笔直书，叹为良史；鲁有孔子董理六经，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齐国整理《管子》、《晏子春秋》、《司马穰苴兵法》等著作，积累丰富的诸子典籍，促进了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齐谚云“学识何如观点书”（《资暇录》引）。因悟整理既为研究打下基础，研究更为

整理提升力度，整理水平即反映研究水平，整理过程便是自学自觉的过程，两者一体，互为辅翼。说文献整理是经国大业、千秋伟业，绝不为过。山东大学，文史见长。子学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是山东大学的传统优势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更凝聚了高亨先生、董治安先生以来四代学人的心血。细审诸位先生手稿，字字句句皆出手校，其耿耿治学之心便跃然纸上,历历在目。自古而今，中华文明的历次复兴，均以中央政府对文化典籍事业的重视为标志。我们幸逢中华文化复兴、古典学术升温的盛世，相信此次出版的《子海•精华编》首批成果和即将出版的后续成果，必将成为《子海》项目精华之作，并衷心希望山东大学古籍事业，能继承往圣遗志，光大中华学脉，开源古道，流泽后世。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Issue21竭澤而漁編次有法校勘精審—《焦循全集》評介劉瑾輝*2008年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劉建臻敎授受中國淸史編撰委員會委託，編輯整理《焦循全集》（以下簡稱《全集》），2016年9月付梓，已由廣陵書社出版。《全集》共18冊，收錄文獻59種315卷640餘萬字。焦循是淸代揚州學派主要代表之一,著述宏富，經、史、子、集無所不涉，詩、詞、文、賦無所不作。阮元譽其為“於學無所不通”，“於經無所不治”,“學乃精深博大”，“名之為通儒”①。梁啟超言“里堂學問方面極多,其最用力者為《易學三書》”；贊《孟子正義》為“實在後此新疏家模範作品，價値是永永不朽的。”②焦循的學術貢獻學界讚譽多多，本文不論焦循學術地位，僅以古籍整理之視角，言《全集》之特色。艱辛訪求竭澤而漁焦循的著作（包括刻本、稿本和抄本)究竟有多少種？道光八年（1828)受古書店藏板《焦氏遺書》收錄22種，淸光緒二年（1876)衡陽魏氏刻《焦氏遺書》，沿用道光八年本，收錄著作沒有增加。《皇淸經解》所收10種、《皇淸經解續編》所收2種，亦未增加。臺灣學者賴貴三《焦循年譜新編》後附《焦里堂先生著述書目》，錄有書目61種，賴氏認為其中有3種無傳本，1種乃“後人據目求其文也”《全集》錄有焦循著作57種，另有3種未見之書、7種初稿或殘稿、9種偽託之書、11種未成之書、12種亡佚之書、1種同書異名之作、1種存疑待考之作，*劉瑾輝:揚州大學文學院敎授。①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載焦循《雕菰集》卷首，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年版。②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頁。③賴貴三:《焦循年譜新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版，第478頁。

只在《前言》中說明而未收。如果簡單從數量上來看，與多種版本《焦氏遺書》相比，收錄增加了許多;而與賴貴三《焦里堂先生著述書目》相比，似乎《全集》沒有多少增加，但仔細比對，實則有較多的增加，因為賴氏所列’部分屬《全集》54種未收之書。《全集》收錄的57種著述，有22種為稀見稿本和抄本，分別是：《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11卷(稿）、《毛詩地裡釋》4卷（稿）、《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1卷（抄）、《三禮便蒙》23篇（抄）、《理堂曰記》1卷（抄）、《注易日記》3卷(稿）、《撰孟子正義日課記》1卷（稿）、《里堂書跋》2卷（稿）、《里堂家訓》2卷(稿）、《大衍求一釋》1卷(稿）、《乘方釋例》5卷（稿）、《焦理堂天文曆法算稿》1卷(稿）、《八五偶譚》1卷(稿）、《雕薇續集》30篇(稿）、《里堂札記》1卷(抄）、《里堂詩集》8卷（抄）、《易餘集》1卷（抄）、《里堂詞集》2卷（抄）、《九陽錄》1卷(抄）、《里堂道聽錄》40卷（稿）、《集舊文抄》1卷（抄），皆為珍貴之本。有的此前曾影印出版，如《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11卷、《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里堂道聽錄》40卷，《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影印《毛詩地裡釋》4卷，《揚州文庫》影印《里堂書跋》等，然均未整理。《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大衍求一釋》、《乘方釋例》、《焦理堂天文曆法算稿》、《八五偶譚》、《九陽錄》等皆為劉建臻親手抄錄，首次公開面世。雖然《全集》僅收57種焦循著作，但如果加上54種未收之書,所涉著作有111種之多，有些著作都是過去未曾有人提及的，如《雕菰續集》30篇（稿）。眞可謂竭澤而漁，一網罄盡。焦循一生，對自己的著述非常珍惜，但家道中衰，著作無法全部刊刻，所以留下了很多稿本和抄本。慶幸的是,大多還都保存了下來;麻煩的是，這些稿、抄本眞偽攙雜，且各種本子分散典藏於全國各地圖書館、檔案館等處，訪求十分艱難。在古籍整理過程中,有時幸獲珍本，欣喜不已;然而仔細閱讀,欣喜之情蕩然無存。因為有些文本字跡潦草，塗抹再三，辨認困難，如《里堂書跋》和《大衍求一釋》等;有的文本,多方搜尋求得,耗時費神好不容易抄全，又發現是偽造之書，如《里堂書品》和《里堂札錄》等;有的書可以抄，或許出於圖書保護的需要，大多數圖書館規定，只要有電子本，就只能對着電腦抄，因為時間限制，一種著作需往返多次方可抄完，如《乘方釋例》和《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等。有的書限時閱讀,但不允許抄錄,如焦循部分書籍之初稿收藏於湖南一圖書館,多次訪求也只獲準閲覽半天;有的書想盡辦法也無法見其貌，如《佳春堂詩選》，很多同仁說捜尋館藏目錄中有，書庫就是找不到。天道酬勤,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努力,《焦循全集》終於面世。

嚴格甄別求真求實《全集》整理，嚴格甄別，不為“全”而全,以事實為依據，以學術為準繩，該收者一種不能少，不該收者一種不能多。本着求眞求實的態度，以下幾類未收錄:一是初稿、殘稿、重本及與焦循關係不大者未收。如《毛氏物名釋》實為《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初稿，《開方釋例》亦為《開方通釋》初稿,«孟子補疏》為《孟子正義》部分草稿，旣收了完稿，故初稿未收。有些文本殘缺不齊，不能觀其全貌，如《書義叢抄》雖有40卷，但為殘本，故未收。有些文稿與收錄文本部分重疊，《陸璣疏考證》乃《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第12卷,只是名稱有異,故未收。有些文本過去誤為焦循所作，實與焦循關係不大，如《揚州府圖經》殘稿現存國家圖書館，焦循僅承擔《氏族》、《職官》兩類，而5卷本、11卷本和刻本《揚州圖經》所存内容，則與焦循無關，故未收。二是托偽、誤題之書未收。因為焦循學問在當時影響大，故有人假焦循之名而作文，如《仲軒易義解詁》、《古銅鏡錄》、《里堂書品》、《磚塔銘題跋》、《五斗室詩鈔》、《選學鏡原》和《仲軒札錄》，皆為托偽之作，故未收。還有後人未審内容而誤題之作者，如《毛詩要義》和《輯古算經細草》，故未收。三是存疑和非硏究之書未收。如《浙江圖考》，阮元收入《擎經室一集》，然焦循在《注易日記》卷末注明“代阮宫保撰”，令人疑惑,一時難於考訂,故存疑不錄。有些僅為焦循謄抄之書，旣不是摘錄諸書精華，也不出題解，應為他人之作的抄本，非焦循硏究之作，如《數學九章》、《靑囊内傳》、《焦里堂手抄詩文集》等,故未收。另外,還有幾類不僅未收錄，愼重起見,只在《前言》中予以說明，亦不存目於《全集》。一是未見之書。此類書苦於不能親見，雖有文獻提及，但考慮文獻需要辨別，不能輕言孰是孰非，故在無法收錄之時也不存目於《全集》。如館藏目錄顯示:《裔烈娥本末》2卷藏於上海圖書館，《里堂隨筆》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但未能親見，不予存目；《佳春堂詩選》據載藏於甘肅省圖書館，幾經查找而不知所蹤,故不予存目。二是未成之書。《里堂文稿•詩錄序》提到《禮記索隱》、《易象釋》、《九經地理釋》、《太極圖辨疑》、《逸詩考》、《西京文評》和《喪義》七種著述，《注易日記》言及的《易雜記》，《里堂書跋》所說的《唐詞韻考》，《里堂札記》記述的《柴胡證論》，《劇說》所雲的《續那鄙夢》，現旣不可見也不載於其他文獻,故不存目於《全集》。三是亡佚之書。《三禮物名釋》3卷見於《詩錄序》;《論語問答記》2卷記於《雕菰集》卷十四《復蔣徵仲書》；《揚州篤行錄》載於《紅薇翠竹詞•六州歌頭》；《孫子算經注》述於阮元《定香亭筆談》；《曲考》被《揚州畫舫錄》屢屢提及;《大衍求一術》錄於《四部總錄•演算法編》；《地球圖說補》載於《淸史稿•藝文志》;《雕菰樓詞》3卷載於《光緒江都縣續志》卷二

十三;附記於《注易日記》卷末者又有七部:《北湖焦氏家乘》、《里堂說醫》、《種痘書》、《沙疹吾驗篇》、《選唐賦》、《唐人五絕選》、《雕菰樓詩話》;《序》存而書亡者三部:《詩錄》、《愧醜集》、《欲香集》。愼重起見，不存目於《全集》。此乃求眞求實之舉，若來日能見到上述著作,並有確鑿證據證明為焦循所作,再行增補也為時不晚。編次有法校勘精審《全集》由甲編、乙編和附錄三部分組成。其中甲編收錄52種焦循自著，乙編收錄5種焦循抄錄之書，附錄收入2種經後人摘編之書。每部收錄著述前均有解題,簡要敘述成書過程、版本源流和整理所據之底本及參校本等，儘管大大增加了整理者的工作量，但極大地方便讀者瞭解著述過程和版本源流。焦循之著，刊刻者多，稿、抄本亦不少,在甄別眞偽、辨識優劣基礎上，《全集》依據所見三十七部刊本、二十二部稿、抄本加以整理。《全集》主體按照四部分類法編目，為了保持文獻原貌，用繁體字直排。為統一規範，《全集》對以下特殊情況，作了技術性處理。一是焦循著述中的訛、脫、衍、倒文字，原則不改底本，出校記以明之。二是遇“丘”、“玄”、“弘”、“寧”等因避諱而書作“邱”、“元”、“宏”、“鸾”者，徑改而不出校記。用“敬避”二字者,亦徑改而用原字。如《易章句》卷一《觀》：“有孚敬避若”，“敬避”為避嘉慶帝名顒琰之“顒”字諱，徑改為“有孚顒若”，不出注。三是因稿、抄本字跡不淸，或因刊本刻印混用，多見己已巳、刺剌、梁粱等不加區分而混用的情形，徑改而不出校記。四是明顯屬抄寫錯誤且不止一處者，徑改而不出校記。如《里堂札記》中十餘處“阮芝臺”，徑改為“阮蕓臺”。五是異體字、古今字和通假字等，甚至同一字而存不同寫法者，一般保持原樣。如《說文》“從”某，焦循或書“從”某，或寫“從”某，如《易通釋》卷十《爛蘭連漣》：“《說文》：‘爛，從蘭聲。’”、“瀾或從連。”一般亦保持原文。六是對原文殘缺或漫漶不淸而無法辨識之字，以□標示。因焦循學術影響大，已有不少著作出版過點校本,如沈文倬點校的《孟子正義》④、李一忻點校的《易學三書》⑤、曾學文點校的《邗記》⑥、孫葉鋒點校的《北湖小志》⑦,韋明鏵點校的《焦循論曲三種》（《劇說》，《花部農譚》，《易余曲④焦循著，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⑤焦循著，李一忻點校:《易學三書》，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⑥焦循著，曾學文點校:《邗記》，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版。⑦焦循著，孫葉鋒點校:《北湖小志》，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版。

錄》）⑧，陳居淵點校的《雕菰樓經學九種》(《孟子正義》、《論語補疏》、《周易補疏》、《群經宫室圖》、《春秋左傳補疏》、《毛詩補疏》、《尙書補疏》、《禹貢鄭氏注》、《禮記補疏》）⑨《雕菰樓史學五種》(《揚州足徵錄》、《揚州圖經》、《北湖小志》、《邗記》、《里堂家訓》）⑩等，為方便閱讀，擴大焦循學術影響力，推動學術硏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因主客觀原因,訛誤之處難免，《全集》竭力予以匡正。如沈文倬點校的《孟子正義》卷三：“《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本”，當屬上，問“正朔有三”之本。若屬下,意反不明。卷二十九：“揚子《法言•學行篇》云：‘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山是故惡夫畫也”，語意不明，“山”當屬上。李一忻點校的《易學三書》，《易通釋》卷十《發拔》：“惟《巽》之為寡，發則不易《解》說。”■其誤有二。其一，“發”應上屬,《易傳•說卦傳》釋《巽》：“其於人也為寡發。”其二，以“解”為《解》而標為卦名，誤，這裡以《巽》卦有“寡發”之義不易解說，不能當作卦名。《易章句》卷一：“旅，‘焚其次’，即此焚也。”旅”，不能獨自成句。《易經•旅•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易圖略》卷六《原名第二》：“稱名小謂不能開而當，名者小猶辱也。”“名者小猶辱也”，義不明，不成句。“名者”應屬上句，“小”後當斷句，應為：“稱名小謂不能開而當名者，小，猶辱也。”《易傳•繫辭下》：“開而當名辨物。”“小”指上文所說“其稱名也小”之“小”，故不能與“名者”相屬。孫葉鋒點校的《北湖小志》卷三《王銓部傳第一》：“人神躁，則欲離其形交;趨炎,則欲棄其故成。法搶智，師心破。學臆而得之，鑿鑿如也其味•’淺學而得之’融融如也其味。長江束於峽，其流峻;士束於窮，其學密。”■誤者甚多。應為：“人神躁則欲離其形，交趨炎則欲棄其故。成法渰智，師心破學。臆而得之，鑿鑿如也其味淺;學而得之，融融如也其味長。江束於峽，其流峻;士束於窮，其學密。”是文仿揚雄《法言》而成，原本語句工整,講究對仗。一且點破，語不成句，且毫無美感。許衛平點校的《揚州足徵錄》卷三《鴻臚寺卿劉君墓誌銘》:“故寧持重，寡言而恪修職事。”■《金史•襄傳》:“襄重厚寡言1務以鎭靜守法。”“重厚”，義為“持重敦厚”。應為故寧持重寡言而恪修職事”。卷二十二《召對紀言》：“至七月二十九曰，車駕出塞，哨鹿命臣等⑧焦循著,韋明鏵點校:《焦循論曲三種》，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版。⑨焦循著,陳居淵主編:《雕菰樓經學九種》，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⑩焦循著.陳居淵.陳峴點校:《雕菰樓史學五種》,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⑪焦循著，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72頁。⑫焦循著.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007頁。■焦循著,李一忻點校:《易學三書》，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頁。⑭焦循著，孫葉鋒點校:《北湖小志》.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版,第26頁。■焦循著,許衛平點校:《揚州足徵錄》.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版,第56頁。

留哈喇和屯。”■“哨鹿”，指哨鹿圍場，即木蘭圍場，在熱河北部，“出塞”方至。“哨鹿”無法“命臣”，“命臣”者為康熙。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匡正一字，乃需推敲;匡正一句，需有根有據;匡正一事，必須參閱大量文獻3旣需要學術勇氣，又需要學識功力。追求學術澤被後學1999年，劉建臻發表《焦循易學初探》，萌生整理焦循著述的念頭。2005年完成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古籍整理項目“焦循易學三書點校”。在此過程中，發現焦循的易學成就多散見於書信、日記、讀書筆記和其他著述當中，欲見其全貌，實屬不易，遂有整理全集的想法。恰逢國家淸史纂修工程全面展開,2008年獲批淸史編撰委員會《焦循集》專案,2014年結項,2016年《全集》出版問世。立志近20年，辛苦10餘年，從瞭解焦循易學到整理全集，劉建臻已由而立之時逾知天命之年，癡心學術，矢志不悔，把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傾注於《全集》整理之中。在時下中國大陸學術評價體系之下，過度強調“權威”、“核心”,片面追求影響因數,有人視文獻整理為“功夫”而非學問，文獻整理之成果與專著、權威期刊所發論文相比，旣不利功名，也無實惠可言，坐的是冷板凳，遭受的或為冷遇。劉建臻不媚時俗，不計得失，淡漠功名,寂寞勤苦十餘年,“持短筆，照孤燈”,追求學術本眞,不忘初心,終成正果,可喜可賀。當我們撫摩案頭的《焦循全集》,不禁引發我們深思，再讀“與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見者，肥饑榮悴，固不相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後世當有能辨之者”■，敬佩陳寅恪先生遠見卓識。文獻整理之功夫學問，與“速食”、“功名”之作相比,涇渭分明，高下自見。故《全集》的出版，其重要的意義就不僅僅是方便學人和讀者了。淸人王謨在《漢魏遺書鈔序》中云天下之物莫不有聚有散，故由聚而之散也易，散而復聚也則難。”■焦循一生著述很多，未能刊刻者亦多，一般得見不易，其成果不便學者瞭解、接受和使用。《全集》整理出版，今之學人和將來學子可省去奔波與抄寫之勞，能夠方便地吸收和發揚焦循的硏究成果，學術意義深遠。另外，焦循著述涉及領域廣泛，其有單行本的著作易找，其沒有單行本的著作、特別是一些單篇的硏究成果也很有學術價値,基本為稿本和抄本，皆不易查尋,■焦循著,許衛平點校:《揚州足徵錄》，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版，第405頁。■陳寅恪:《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60至261頁。■王謨:《漢魏遺書鈔序》，載《漢魏遺書鈔》卷首，淸嘉慶三年金谿王氏鈔本。

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對焦循學術的全面瞭解和評價。目前，焦循的硏究成果,尙未充分利用，整理《全集》，為全面、系統地參考和吸收焦循學術成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目前呈現給讀者的《焦循全集》，廣尋博覽，收羅齊備，對學術硏究大有裨益。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Issue21“傳承與創新:經學詮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王祥辰*2017年10月20至22日，由揚州大學文學院、揚州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硏究院以及儒家經典證釋與東亞傳播硏究基地聯合舉辦的“傳承與創新:經學詮釋與傳播國際學術硏討會”在揚州成功舉行。來自美國夏威夷大學、臺灣靜宜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東南大學等高等院校以及科硏院所的八十餘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大會共收到70篇學術論文。揚州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硏究院院長柳宏敎授對本次會議的宗旨、目的、意義進行了說明。會議期間,海内外學人圍繞經學、諸子學、文學以及域外漢籍硏究的相關問題暢談心得、交流意見。會議分為文獻考索、文本詮釋、義理闡發三個小組進行討論,南京大學特聘國家外專局專家戴思客敎授、中山大學馮達文敎授、中國人民大學李炳海敎授、南京大學周群敎授、揚州大學錢宗武敎授、田漢雲敎授等分別在各自小組參與討論並點評了與會學者的學術報吿。本次大會具體議題有下述三個方面：第一,經學文獻整理硏究。經學文獻數量龐大、版本複雜，整理、校訂基本文獻是經學硏究的關鍵。有鑑於此，本次會議中有多篇論文將關注點放在經學文獻的校勘之上。如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楊新勳的《〈論語注疏〉校勘札記》主要討論蜀大字本、元刻明正德修本和玉海堂本《論語注疏》之不足,並對其致誤原因進行了說明，認為整理《論語注疏》要全面匯校，明辨是非，不可單信一本。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孔祥軍的《略論十行本〈周易兼義〉文字說誤之形成一以“板裂印面”為考察中心》認為，阮元主持重刻的《十三經注疏》所使用的底本，非宋十行本，而是元刊明修十行本，阮本所見文字之訛誤，不可逆推為底本之訛*王祥辰:揚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

誤，更不可得出十行本文字拙劣之結論。上海師範大學石立善的《日本年號勘文史料所弓丨經書文字考異》，整理出了日本古代年號勘文集《元秘別錄》中所引古書之異同二十條,希望展現出鈔本時代經書之舊貌。此類論文指出了古代經學文獻中存在的文字訛誤，並嘗試結合域外所藏漢籍說明訛誤產生原因，體現了較強的文本閱讀和勘定能力。此外，一些論文則對文獻的基本内容進行考述。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硏究院方韜的《韋昭〈國語解〉文獻雜考二題》認為，《國語解》天聖明道本卷一《周語上》的反切直音皆非韋昭所撰，而是羼入的唐人舊音，比勘宋本《文章正宗》中的國語選篇，可確定明道本的注音並非淸人影抄時羼入，而是宋本的原始狀態。中國國家圖書館馮坤的《〈莊子〉儒家故事雜考三則》以學派的互動與互相解讀為線索，對《莊子》所反映的儒家思想與儒家人物形象進行了綜合考證。魯東大學文學院秦躍宇的《<鄕黨圖考補正〉說略》認為，淸人王漸鴻撰寫的《鄕黨圖考補證》承《鄕黨圖考》之體例與方法，又矯《鄕黨圖考》之不足，一是訂正了《鄕黨圖考》注解不確之處，二是補充了江永考核不精或遺漏未考之處,三是重新論證了後人以他說否定江永已辨明之問題。此類論文從文獻内部出發，探尋文本的原始狀態，這些硏究對明晰基本文獻的價値有所裨益。還有一些論文對今人經學文獻的校點工作開展了詳細且深刻地硏探，南京師範大學蘇芤的《〈左傳〉的一處斷句問題》就《左傳》中“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的斷句問題提出看法，總結前人關於此句斷句的幾種不同意見，認為學界應當重新檢視學術史上一些非主流意見。儀徵人大辦公室萬仕國的《〈劉文淇集〉標點指瑕》對《劉文淇集》的點校工作展開討論，並就書中標點問題提出建議。這一類型的論文對進一步完善點校本經學典籍，有一定的參考價値。第二，經學文本詮釋硏究。這類硏究在本次會議中提交論文篇數最多，涵蓋領域最廣，内容包括探討詮釋文本的哲學思想，揭示其敎化作用，以及考察經典證釋文本對諸子學、文學、學術史發展的影響。中山大學哲學系馮達文的《孔子思想的哲學解讀—以〈論語〉為文本》不僅提出了孔子在《論語》哲學領域中的困惑，同時展示了孔子對世界普遍性、永恆性的回應，繼而揭示處孔子哲學作為一種範型所開啟的獨特意義。中山大學哲學系李樺的《情與理之間:孟荀思想的心理治療意義》突出了經典詮釋的敎化作用，她以孟子和荀子的思想聯結為出發點，探尋以道德情感為成人依託的孟子，和以理性認知為成人依託的荀子，在培植中國人的人格上各自提供的獨特價値。陝西理工大學文學院李宜蓬的《詩敎與詩諫:漢代〈詩經〉的政治功用—兼論詩敎、詩諫與“詩可以群”的關係》則強調了儒家經典除敎化功能外的政治功用，他認為，漢人解《詩》用《詩》，側重闡發《詩經》的政治功用，形成了“詩敎”與“詩諫”理論，此舉是對大

一統國家的理想政治狀況和社會狀況的嚮往和實踐，對構建穩定的國家統治秩序具有積極意義。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李炳海的《魯學系統與西漢四言詩》以四言詩為例，側重考察西漢經學、孔門家學與文學的關係。他認為,學界應當加強對傳世的西漢四言詩的關注,孔氏家學多重四言詩是歷史事實，西漢四言詩多出自魯學系統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臺灣靜宜大學邱培超的《焦循的文學論述及其學術史意義探析》在經學、文學交互的視域下,探討焦循文學理論的學術史價値時認為,焦循主張學術知識各還其體，各代還其各代，分開獨立視之,且焦循在詩賦詞章知識體系中勾勒出了一條韻文源流。揚州大學文學院柳宏的《吳派〈論語〉詮釋特點論》則從學術史發展的角度總結經典詮釋的特徵，他認為淸代吳派《論語》詮釋呈現出博古崇漢、重視訓詁、開啟輯佚的特點，吳派的治學宗尙開啟了《論語》詮釋重視訓詁考據的樸學新風，影響了乾嘉以後《論語》詮釋的發展路向。這一類文章運用多學科交叉而形成的全新視角，力圖還原經典詮釋者的本意。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論文是對經典問題重現展開詮釋。南京大學周群的《學術流派硏究平議》對學術流派的劃分標準提出意見，認為對學術流派進行硏究有助於理淸中國古代學術發展的邏輯脈絡。揚州大學田漢雲的《論淸代學術史上的漢宋關係問題》明晰了淸代學術史變革過程中漢學與宋學的主要關係，他認為淸前期通經學古思潮引發了宋學的新變，淸中葉漢學與宋學分庭抗禮，淸末正統樸學延續學脈理學則嚴重衰落。揚州大學錢宗武的《經書傳播史學化的個案分析》認為,«史記》援《書》述史，不僅彌補了《史記》上古史料不足的缺憾’同時突顯了《尙書》的史學性質;考察《史記》弓丨《書》述史的過程和主要方式，分析對比《史記》援《書》述史形成的兩個多種類型的同義材料，不僅對“六經皆史”的史學命題有更新的認識,對相關學科的硏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値。此類硏究對釐淸經學史上的重要概念、解讀易代之際學術轉向的意義有啟迪作用。第三，經典文本義理闡釋硏究。這一方面的硏究側重在闡發經典文本、經典證釋文本的微言大義。首先是儒家經典文本義理的硏究，論文涉及内容廣泛,有總結經典内部的理論，亦有展示經典核心的觀念，還有交代經典文本在思想史、政治史發展過程中起到的作用。例如: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成中英的《經典證釋方法:本體詮釋與第三重證據》以《易》學詮釋為例，提出了除出土資料和文本外的第三重證據。河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韓宏韜的《〈五經正義〉的天道觀和革命論》認為，«五經正義》的革命論是以天道自然為哲學基礎、以湯武革命為歷史依據、以王者之事為主體客體重構完整的理論體系。北京師範大學ThomasMichael的《〈左傳〉中的巫師與巫術》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辨析了“巫”與“巫師”的關係.妝涌渦《左傳»文本解析出了“巫術”等在先奉國家組織由的

重要作用。揚州大學文學院劉勇剛的《知人論世的存活與挑戰》從《孟子•萬章》所載之“知人論世”出發，將其與後現代主義語境下的當代西方文藝理論進行比照，認為如何推闡知人論世的内涵，使之眞正獲得當代“存活”的意義，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理論問題。還有的論文是對儒家經典詮釋文本的義理再分析。這類論文大多從經典證釋文本的個案入手,以小見大，呈現個人在經典解釋、傳播過程中的作用。揚州大學張嘉慧、宋展雲的《論皇侃〈論語義疏〉中性情論》認為，皇侃《論語義疏》中闡發其性情論，旣兼收前賢之說，又融匯個人見解，體現出相容並蓄的證釋傾向，皇侃的性情論與縱情的士風、吟詠情性的文學觀念較為一致，反映了南朝重情的時代特色。安徽大學文學院吳從祥《論王肅對〈詩集傳〉的影響》認為，朱熹《詩集傳》多受王肅《詩經》學影響，在宋代王肅的《詩經》學依然有着一定的影響力，朱熹對《孔子家語》信而不疑，從未加以質疑。遼寧師範大學文學院高明峰的《司馬光〈易〉學述論》認為，司馬光之《易》學本數求義之宗旨，切於實用之特質,擁有獨特的價値，在《易》學史上有一席之地。山西大學國學院張建偉、高靜怡的《〈論語辨惑〉與宋代理學》以金人王若虛的《論語辨惑》引用宋人理學重心為切入點，探討了金代理學獨立無依傍、重人情、淺易重實用的特點，認為女眞族政權和文化對金人《論語》硏究影響很大。綜觀本次會議，眾多學者均是以儒家經典為中心,在充分熟悉經學文本的基礎上，論證了經學文獻在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重要價値，以及從多種學科的視角去探討古代經學家的學術成就、從各方面論證經學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關係。揚州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硏究院傅榮賢敎授較好地概括了本次會議的四個特點:一是度量作品與文本的距離;二是斟定傳統文化的内涵;三是詮釋先賢智慧的價値;四是追問傳統文明的世界意義。揚州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硏究院院長柳宏敎授總結了與會眾位學者的經學硏究實踐，他認為從董仲舒發揚儒學到李善注《文選》，再到在中國學術史上的熠熠生輝的淸代揚州學派，揚州一直是中國學術硏究的重鎭,選擇在揚州召開經學硏究的會議也是為了傳承先賢之學風,推動經學硏究的發展，加強經典文化的傳播。參會的眾專家、學者從文字、訓詁、版本、目錄、校勘等出發，千方百計搜集資料,面對繁雜的經學材料，堅定不移，一絲不苟，廓淸了許多經學硏究領域的問題。總之，本次會議旣重視經學文獻的整理，又能夠梳理出經學詮釋文本中的時代價値，諸多話題與經典議題相關卻不失新意,融匯了考證求實的樸實學風和充分良好的理論素養。硏討會的成功舉辦對推進經學、經學傳播及相關問題硏究有着重要的意義,對如何保持傳統文化的多樣性、如何更好的傳播中國文化亦有參考作用。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Issue21“傳承與創新:經學詮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總結傅榮賢*各位領導、各位先進：很榮幸為大會做學術總結。由揚州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硏究院主辦的本次硏討會，於2017年10月20曰至10月22日在揚州涵田匯金酒店成功舉辦。會議共有來自海内外的80多位專家學者蒞臨,收到論文70篇。這70篇論文的精彩内容，已經由三位先生在“小組匯報”中做出精審分析。這裡，我將“以道觀之”，以副“大會”學術總結之名。以道觀之，本次會議事實上只收到了一篇論文。因為，表像差異的70篇論文，奔赴於同一個主題。這就像我們每個人長相不一，但又共同擁有一張東方中國的面孔。下面，我就對這“一篇”論文略作分析,看看它打撈了怎樣的歷史，又喚醒了什麼記憶。我想，這篇論文的題目應該就叫做“傳承與創新—經典的詮釋與傳播”。它總共有四個層級題序：1.度量作品與文本的距離我很服膺諸位的文獻考辨功力，所以,用“度量”這個帶有理科色彩的詞彙。論文集中的大量成果，分析了作者原創的作品，與讀者實際獲得的文本之間的差異。打個比方，司馬遷寫的《史記》是作品,而我們從圖書館借的或新華書店買的《史記》已經是文本，它與作品之間存在著間距。正是基於對文獻的精選識斷和辨惑裁定，確保論文恪遵“論從史出”法度，硏究結論與史料之間具有直接的對應關係。*傅榮賢:揚州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硏究院敎授.博士生導師。

2.貞定“傳統文化”的内涵我想借用易學話語，從三個方面簡單概括傳統文化的核心内涵。第一，“推天道以明人事”。第二，所謂“人事”，又以崇德廣業為聚焦。總體而言，“崇德”致力於個體道德的提升;“廣業”致力於經世事功的勖勉。第三,無論“崇德”還是“廣業”，都以“化成天下”為目的論指向。3.詮釋先賢智慧的當下價值亦即，在“傳統是什麽”的史實陳述的基礎上，詮釋傳統的意義。我注意到：用中國話語誇釋中國思想，是論文的主體脈絡。而這種詮釋模式，作為詮釋對象的建構方案，暗含著對對象學術價値的基本判斷，那就是:正面、積極、陽光地禮贊傳統文化;並進一步確認傳統文明在當代社會的歷史延續和時代更新中仍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易經•頤卦初九》爻辭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適成對照的是，我們“不舍靈龜”，堅守民族立場和身份本位，因而，“吉”。這無疑也見證了“吉凶由人”的古訓。4.追問傳統文明的世界意義這是論文的“餘論”部分。我個人比較接受關於“文化”的下述定義:文化是應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挑戰的模式。所以，保持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就是保證人類應戰模式的儲備，符合人類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傳統文明中，以“推天道以明人事”為“物我觀”；以“崇德”為“身心觀”；以“廣業”為“人我觀”，確實高標獨秀、挺出鄧林,因而，具有燭照世界的能量，這也是傳統文明以“化成天下”為的目的論指向的題中之義。然而，關於傳統文明如何普惠世界，仍然存在有待精進的巨大空間。所以,我稱之為“餘論”。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為這篇論文擬定兩個關鍵字:傳承、創新。而這,也將是我們揚州大學新近成立的“文化傳承與創新硏究院”不變的堅持。是的，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我們“念茲在茲”。天下筵席散復聚。古城揚州期待諸位再次光臨，撫摸她與生俱來的溫婉。“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揚州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硏究院的各位同仁，期待有機會跟大家再次’相與浸潤，彼此滋益。祝大家歸途平安，諸事圓滿。謝謝！2017年10月22日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Issue21王重民先生文稿手札书信征集启事王重民先生（1903-1975)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是卓越的文獻學家、目錄學家、敦煌學家、圖書館學家。其一生閱歷豐富,交游廣泛，治學勤奮，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爲保護和傳承中華珍貴文化典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生前身后雖有大量著述出版發表，但遺珠尙多，且分布散漫，倘不及時收集編綴,恐再無機會面世，實有負其竭力傳承中華文化遺產之至意。値此王重民先生去世42年之際，王重民先生始創之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牽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印刷學院諸單位，爭取到2017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王重民全集》編纂”的正式立項，包羅萬象、囊括王先生一生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的《王重民全集》將于5年后呈獻于世人面前。爲此，我們特向海內外朋友廣泛征集王重民先生的文稿、手札，特別是其與友人的往來信函，以作編纂《王重民全集》之用。眞誠希望海內外朋友大力支持，積極響應，及時與我們聯系,或贈或售,或提供綫索，務使《全集》之編纂不遺漏王先生作品文字分毫,做到盡可能全面完整展現王先生的學術成果，也爲中國學術史保留一份珍貴資料。是所至盼，並致謝忱！联系方式聯系人：顧曉光通信地址：北京海澱區頤和園路5號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方李邦琴樓408室）郵編：100871電話：62765871電郵：gxg@pku.edu.cn《王重民全集》编幕项目管理组2017年12月15日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21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同仁與國家檔案局局長李明華（中）合照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參觀貴州檔案館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於11月4日至9日赴貴陽參加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地區分會之《第十三次全體大會曁數字格式文獻遺產的選擇和保護硏討會》，同時參觀貴州省檔案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等,了解當地各民族的文獻資源,並藉此宣傳澳門。會長部駿捷稱此行旣可推廣澳門文獻與文化,也讓成員深入認識貴州在文化尤其民族方面發展。貴州擁有《水書》等眾多特色民族文獻，對文獻的捜集和保護方面具豐富的經驗，日後雙方宜保持互訪，冀在文獻領域有進—步合作。此行由會長鄧駿捷和理事長楊開荊率領，團員有副理事長沈振輝、陳美動、陳慧卿、邱蓮香、黃曉茹、楊笑菡、王習雯、李星星等。硏討會持續兩天，開幕式於11月7日在貴陽萬麗酒店會議中心舉辦，由貴州省副省長何力、中國國家檔案局局長李明華、檔案理事會東亞地區分會主席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館長加藤丈夫主禮，來自中國、日本、韓國、蒙古和香港、澳門的東亞地區分會會員單位代表,以及國内檔案部門工作者近300人參會。本次會議由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地區分會和國家檔案局聯合主辦，貴州省檔案局承辦。同時，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地區分會舉行了第十三次全體大會，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以東亞地區分會B級會員代表澳門地區民間學術團體參與。與會者就檔案數字化,以及紀錄生活場景以及社會變遷、元數據模式、大數據發展等領域進行了交流。大會同時就學會一行參觀檔案館展覽

2015年至2017年東亞地區分會的相關活動做了報吿，並選舉和任命了韓國代表為新的分會秘書長，以及批準了新的項目和計劃。其間，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一行參觀貴州省檔案館，參賞了《水書》等珍貴民族文獻，以及貴州在抗戰期間的珍貴文獻。理事長楊開荊表示，貴州在文獻的捜集和保護方面具豐富的經驗,値得澳門借鑒學習。另一方面，澳門與“一帶一路”及葡語系國家聯繫緊密，早已建立豐富的檔案史料，涵蓋人口、貿易、法律事務乃至文化等領域。文獻信息學會致力挖掘整理澳門各類文獻，未來應有序合作收集和整理這些有價値資源，開展國際合作。她透露本月22日將邀請負責評審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的評委，以及來自東帝汶、果亞邦、馬六甲、内地及港澳等文獻學者，與本地各界共商合作。(《新華澳報》2017年11月11日）

“帶路”歷史記憶硏討會開幕由澳門城市大學與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合辦的“一帶一路歷史記憶”系列國際硏討會昨開幕，本澳與果亞、東帝汶等專家學者商討區域文獻遺產合作。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稱，未來整合澳門與“一帶一路”周邊國家文獻檔案，任重道遠。冀透過持續的國際合作，玉成好事。“一帶一路”歷史記憶系列國際研討會開幕式開幕式昨日上午十時在城大圖書館何賢會議中心舉行。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鍾怡、中聯辦敎育與靑年部處長洪波、外交公署硏究室主任冉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長孫森林、中國國家檔案局代表李文棟、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世界記憶名錄》申報小組委員羅斯林•拉塞爾,城大校長張曙光、助理校長葉桂平，楊開荊及各地與會專家學者出席。楊開荊稱,澳門文獻資源涵蓋相當廣泛領域，歷史遺跡與文獻遺產相暉映。館藏檢索有待開發當下從國際視野評估“一帶一路”城市或國家的歷史資源，至為重要。儘管這些檔案很重要，但目前獲取有關重要史料的障礙仍存在，館藏的整合檢索工具還有待開發。如這些史料的詳細記錄、公眾獲取能力、相關檔案與各地關係等，値得探討。各地館藏的文獻尙未完成電子版或公開,不同檔案館間的聯繫及對有關文獻資源與歷史發展的重要意義還有待深挖，而跨地區合作提名文獻遺產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可行性也値得硏究。

世界記憶研學計劃展望未來,對歷史和現狀的探索、管理，以及進行數字化，向社會宣傳世界記憶硏學計劃，並建立起國際合作項目，成為澳門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期待專家學者貢獻專業知識,攜手共創“一帶一路歷史記憶”。未來擬一年或兩年舉辦一次硏討會,加強培養年輕人，善用文獻資源。葉桂平稱，澳門與“一帶一路”及葡萄牙語國家和城市交往已久。因歷史上多角度的聯繫，建立了豐富的記錄和檔案,涵蓋從人口數據、貿易和法律事務到文化等多方面。這些檔案文獻是硏究各自領土和更廣泛地區歷史的重要資源。故收集和查閱這些有價値資源，對建立“一帶一路”歷史記憶並聯繫葡語國家地區很重要。鍾怡期望眾與會者珍惜、珍愛、珍重這些有價値、各地區間相關聯的歷史文獻。澳門方面宜善用優勢,發揮所長，彰顯本地文化獨特性。羅斯林•拉塞爾指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名錄申報委員會成立以來，積極把世界各地具價値的項目納入名錄，加以保育並發揚，尤其提升大眾重視有關項目。期望澳門方面持續舉辦此類硏討會，集思廣益。史料展現城大舉行“一帶一路”歷史記憶檔案史料展即日起於城大圖書館何賢會議中心地庫二層舉行，涵蓋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檔案館和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提供與澳門相關的歷史檔案複製品約三十多件。與會者將參觀澳門文獻機構及文遺景觀。活動獲澳門基金會資助。(《澳門曰報》2017年11月23日）

2018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8總第21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Issue21稿約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為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編輯出版的國際性學術刊物，歡迎澳門以及海内外學者賜稿。二、本刊堅持學術自由、文責自負的原則。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皆為作者的原創硏究成果，並不代表編委會的意見。三、來稿可以中、英文撰寫，内容一般以文獻整理考證、信息開發管理、文學藝術探討、歷史文化硏究等為主。稿件一般以5,000-10,000字為宜，特約稿件除外。四、本刊編委會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意者請注明。五、引文務必査對準確，註釋一律放在頁末，採用插入式腳註。六、中文來稿按原用字形系統直接編校排印，大陸規範漢字不再轉換為港澳臺傳統正字。七、來稿請寄紙質文本及電子文本（MSWord)，並注明作者的眞實姓名、任職機構或團體、通信地址、郵政編碼、電郵、電話，以便聯繫。八、本刊設有匿名評審制度。來稿三個月内未收到本刊編委會的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恕不退稿，也不奉吿評審意見。九、文稿一經刊登,即奉薄酬及當期刊物兩冊。十、本刊編委會聯繫方式:澳門郵政信箱9341號，電郵:mdis_mo@yahoo,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