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烈祝賀“漢文文書”(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成功入選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彰顯澳門文化内涵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7年第2期(總桌一〇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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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文獻考論】關於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若干思考..........................陳東輝1王昶與乾嘉金石學者交遊考—以《金石萃编》為中心...............................趙成傑26臺灣《易》學先賢與關渡先生黃敬遺著考略....................賴貴三37《寒山詩注》補正...........................................蕭旭50【文學視野】元稹和“元郞中”略考.......................................吳偉斌59十種近人詞集經眼錄.......................................劉勇77“孝女”與“逆女”的兩難選擇—淺析民初女性文人小說創作中父親形象的敘事策略……杜敏84曰軍手記與抗戰文學.......................................趙偉93論《現代文學》所刊新詩的現代試驗與古典傳統之關聯..........駱耀軍102【歷史文化】《壇經》中“自性、心、本來面目、成佛”的人格理論探究..........許錦民114元代的飮食養生之道...............................陳偉明鍾行123細說哈薩克族的自然敬畏觀.................................楊凌136俄羅斯帝國的巔峰與衰落...................................黃鴻釗147【澳門硏究】論印光任的“詠澳詩”及其藝術特徵..........................趙海霞161冼玉淸敎授與《陳子褒先生敎育遺議》........................黃柏軍172
論澳門敎師專業素質的提高—以教師評核與校本培訓的有機結合為中心............楊嘉艷179【序跋書評】《天下為公:孫中山的中國夢與澳門》序......................張海鵬185《河東著述考》序...........................................郝潤華187史志目錄彙編的集大成之作一淺評《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于少飛192現代學術與文化的迷思一《文化的衰頹》讀後.................................蔣美賢丨99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206稿約............................................................211
關於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若干思考陳東輝*《四庫全書》是我國歷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巨型叢書，乃中華民族古老文明與絢麗文化的重要載體和突出象徵,堪稱“千古巨製，文化淵藪”。《四庫全書》編纂於淸代乾隆年間，成書後,先鈔了四部，分藏於北京紫禁城的文淵閣、北京西郊圓明園的文源閣、盛京（今瀋陽）皇宮的文溯閣和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即“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北方四閣”);後又續鈔三部，分貯於鎭江金山寺的文宗閣、揚州天寧寺大觀堂的文滙閣11和杭州西湖孤山聖因寺行宮的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江南三閣”）。文源閣、文宗閣和文滙閣藏本早已不復存世,現存的文淵閣、文津閣和文溯閣藏本內容基本相同，略有差異,而文瀾閣藏本則情況特殊。文瀾閣《四庫全書》淸乾隆內府寫本（即原寫本，又稱原鈔本）在太平天國戰亂中大半被毀，餘下的星散四處，危難之中，幸得被譽為晚淸四大私家藏書樓之一的杭州八千卷樓主人丁申、丁丙兄弟傾力搶救，歷經坎坷,終於收回八千餘冊,可惜數量業已不足原書的四分之一。其後經過淸光緖補鈔、乙卯（1915年）補鈔、癸亥（1923年）補鈔等三次大規模的補鈔，使文瀾閣《四庫全書》基本上恢復了原貌。光緒補鈔的主持者是對文瀾閣《四庫全書》居功至偉的晚淸杭州著名藏書家和學者丁丙（1832-1899)。淸光緒八年（1882)至十四年(1888)，補鈔2174種,另有殘編配鈔891種，加上原寫本331種，共計3396種,合訂為34769冊。淸光緒十五年（1889)至二十三年（1897)，又零星補鈔38種，因此，經過光緒補鈔後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共有从34種，大體上接近閣書原來之規模。此次補鈔所據之底本，主要來自丁氏家藏和兩浙諸家所藏。此次補鈔，還將原寫本之絹面封皮更換成紙面封皮，並重新裁切(較原本短四毫米）。原來貯藏閣書之楠木書匣改用銀杏夾板，書架易為新製書櫥，庋藏則基本上仍依原式。*陳東輝:浙江大學漢語史硏究中心副敎授。①在淸代相關史料中,大多作“文滙閣”，有時作“文匯閣”
乙卯補鈔的主持者是曾任浙江圖書館首任館長的著名外交家和學者錢恂（1853-1927)。1915-1923年,共鈔成待訪書13種(20卷），另外還從坊肆購回舊鈔殘本182種(268卷）。“錢氏歷時最短,卷帙亦最鮮,然其補寫，頗多精妙，《西淸硯譜》、《離騷圖》二種，其尤箸者。”②癸亥補鈔的主持者是時任浙江省敎育廳廳長的著名學者和書法家張宗祥（1882-1965)。1923-1924年，總共補鈔闕書、闕卷217種,③計4497卷(2046冊），同時還校正丁丙鈔本213種，計5610卷(2251冊），重鈔577頁。此外，1934年又補鈔1種。乙卯、癸亥補鈔本所據之底本，大多是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經過前後歷時近半個世紀的三次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基本上恢復了原貌，丁丙、錢恂、張宗祥等人功不可沒。誠如黃愛平所云:“文瀾閣《四庫全書》作為江浙三閣全書中唯一幸存的一部書籍，其原鈔本固足珍貴，補鈔本也同樣不可忽視，它們都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値和文獻價値。”④顧志興認為文瀾閣《四庫全書》之版本彌珍彌貴,指出：（文瀾閣《四庫全書》）“就版本角度說，即有原鈔、丁鈔、錢鈔、張鈔四個版本，是部名副其實的‘百衲本可是,正因為此,文瀾閣庫書便有了獨特的價値。從版本的角度說，優於現存之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和文溯閣本，堪稱舉世無雙,文瀾獨一。”⑤事實上，因文瀾閣《四庫全書》補鈔本所據多為足本、善本,故其版本價値往往高於原寫本。光緒補鈔本（又稱丁丙補鈔本或丁丙鈔本，簡稱丁鈔）面廣量大,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即以乙卯補鈔本(又稱錢恂補鈔本或錢恂鈔本，簡稱錢鈔）、癸亥補鈔本（又稱張宗祥補鈔本或張宗祥鈔本，簡稱張鈔）為例，亦多有可稱道者，如張次仲《待軒易說》八卷，原寫本據浙江巡撫採進本，而錢恂鈔本據原刻本補鈔，不分卷，共計6冊，版本較原寫本為優;王樵《春秋輯傳》，原寫本據直隸總督採進本，而張宗祥鈔本則據明萬曆刻本。關於補鈔本的具體細節，可以參見顧志興的《文瀾閣與四庫全書》，孫樹禮、孫峻的《文瀾閣志》，張峑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和《丁松生先生誕生百周年紀念》⑥，張宗祥的《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史實》⑦，趙冰心、裘樟松的《文瀾閣〈四庫全書〉補鈔本之價値》⑧，②張峑:《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文瀾學報》第1集，1935年1月，第21頁。③趙冰心、裘樟松的《文瀾閣〈四庫全書〉補鈔本之價値》（《圖書與情報》2000年第1期）一文，誤作211種„④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硏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78頁。⑤顧志興:《文瀾閣與四庫全書》，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76-177頁。⑥《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第1卷第7、8期合刊《丁松生先生紀念號》，1932年10月。⑦《光明日報》1961年10月23日；後經作者增補,全文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硏究委員會,1962年I月編印。⑧《圖書與情報》2000年第1期。
何槐昌、鄭麗軍的《一部具有特色的〈四庫全書〉—文瀾閣〈四庫全書〉》⑨,童正倫的《丁氏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述評》⑩，吳育良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補鈔及價値》■等，此不贅述。經補鈔後的文瀾閣《四庫全書》，不但能夠據以補足現存其他三閣四庫之刪節改易，而且能夠據以補足其他三閣所據之原本的殘缺，此外可證《四庫全書總目》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之訛誤者頗多。崔富章在撰寫《四庫提要補正》■—書時，曾着意査考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的補鈔本,所得皆著錄於《補正》各條之末。又如，文瀾閣補鈔本中有不少是詞集，據錢恂所編《壬子文瀾閣所存書目》■卷四中的記載，補鈔本中的宋金元詞集計有別集47種、選集7種、詞話2種，佔《四庫全書》所收全部宋金元詞集（不計存目中的詞集)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鄧子勉充分肯定了這些補鈔本的重要價値，他說如同其他書一樣，這些詞集所據與原四庫本所據是不同的，就已知的文淵閣《四庫全書》詞集而言，所據多為毛晉刻本,而丁氏補鈔文瀾閣本，廣採藏書名家所有，其間所據詞集，為善本者也應不少，如瞿氏恬裕齋、朱氏結一廬、陸氏丽宋樓等，都是富藏詞集珍本的。周泳先輯《唐宋金元詞鈎沉》,自文瀾閣藏庫本宋元人別集中所見的就有不少與文淵閣庫本所收有不同。丁氏藏善本詞集多為鈔本,且豐富多樣，其所補鈔文瀾閣庫本詞集應有不少採自所藏，與文淵閣等庫本主要採錄毛晉刻詞集的單一性，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此乃專家公允之評價。當然，也有少量補鈔本的價値反而不如原寫本。一些補鈔本存在底本欠佳、底本殘損、校勘不精、漏鈔及誤鈔等不足。■並且,文瀾閣《四庫全書》乃現存四部《四庫全書》中，唯一的書、閣尙在同一個城市者，極其難得，値得珍視。2008年3月，文瀾閣《四庫全書》與文溯閣、文津閣《四庫全書》共同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文瀾閣《四庫全書》及文瀾閣建築，還曾為“杭州西湖文化景觀”於2011年6月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作出了積極貢獻。鑒於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獨特價値，2004年5月，杭州出版社與浙江圖書館簽訂了合作整理出版文瀾閣《四庫全書》之協議，以廣流布和利用。為了確保原書完好無損,杭州出版社最終決定採用數碼相機拍攝的方法，專門安排技術人員設計了翻拍架，聘請25位專業攝影工作者，歷⑨《圖書館工作與硏究》2003年第4期。⑩《圖書館硏究與工作》2011年第4期。■《晉圖學刊》2013年第1期。■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浙江公立圖書館1923年補刻本。■鄧子勉:《宋金元詞籍文獻硏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4頁。■參見童正倫:《丁氏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述評》，《圖書館硏究與工作》2011年第4期。
經8個月時間，將文瀾閣《四庫全書》全部拍成數碼相片。數碼翻拍等工作完成後，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經部235冊於2006年2月率先開印,此後由於經費短缺等原因一度停頓,其間歷經曲折，最終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杭州出版社終於在2015年5月完成了該書的全部影印出版工作，隆重推出了這部裝幀精美、用紙考究、印刷淸晰的重達五噸的特大型古籍叢書,十分不易,可喜可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名《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提要》,簡稱《四庫提要》或《四庫總目》)堪稱中國古代目錄學史上的一座豐碑，乃名副其實的集大成之作。該書共計二百卷,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其中經部分為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等十類;史部分為正史、編年史、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等十五類;子部分為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演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釋家、道家等十四類;集部分為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五類，合共四十四類，六十六個子目。另有總序和小序，有些子目附有簡短的按語。該書對淸代乾隆朝以前一萬餘種古籍作了介紹，內容包括作者生平事迹的考訂、書籍內容的概述、版本源流的考核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値。除了單獨成書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外,《四庫全書》中每一種書的前面所冠有的提要（即“卷前提要”，又名“書前提要”、“書首提要”、“卷首提要”、“閣書提要”、“原本提要”、“庫本提要”、“庫書提要”等）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差別甚大，而各閣提要之間也存在不少相異之處。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卷前提要”部分是原寫本,更多的是後來補鈔的，因此具有獨特的價値。《四庫全書》原寫本共計七部，現存四部。金毓黻等編的《欽定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早已由遼海書社於1935年排印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由商務印書館於2006年配合文津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由臺灣中華古籍出版社於2008年影印出版;李國慶主編的《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收錄了現存的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四庫全書》之“卷前提要”，以及天津圖書館珍藏的內府寫本《四庫全書》之“卷前提要”，由大象出版社於2015年影印出版。此外，臺灣世界書局於1985-1988年影印出版《搞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時，將分附於各書卷前之提要匯集成《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提要》，置於《搞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書首。江慶柏等整理的《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將薈要卷前提要分別併入《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加以整理標■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I"9年、中華書局2014年據此影印，書名分別為《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吉林出版集團、海天出版社於2005年據該版本重新影印出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
點’並校勘異文，編製索引。這樣，除了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卷前提要”之外，現存其餘三部《四庫全書》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四庫全書薈要》之“卷前提要”均已刊布。近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以來,《四庫全書》“卷前提要”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和重視,已有多篇相關論文問世。如羅琳的《〈四庫全書〉的“分纂提要”和“原本提要”》■和《四庫全書的分纂提要、原本提要、總目提要之間的差異》■，張傳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提要例釋〉緖論》■和《〈四庫全書〉閣本提要論略》■黃愛平的《〈四庫全書總目〉與閣書提要異同初探》■劉遠游的《〈四庫全書〉卷首提要的原文和撤換》■，楊遜的《從經部易類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諸版本的異同和得失》■(《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六年第四期），司馬朝軍的《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與庫本提要之比較》■,陳曉華的《〈四庫全書〉三種提要之比較》■，熊偉華、張其凡的《〈四庫全書總目〉之提要與書前提要的差異》■，韓錫鐸的《〈閣書提要〉與〈總目提要〉的不同》■龔鵬程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校文津閣本記》■，羅瑛、袁蕓的《〈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補正〈四庫全書總目〉舉隅一以集部別集類為例》■和《〈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別集類〉補正〈四庫全書總目〉舉例》■，王婷的《〈四庫全書>提要稿之比對硏究一以〈漢書〉為例》■、《四庫提要中“八書”、“二史”的提要比對探究》■、《〈四庫全書〉提要比較硏究一以史部為中心》■和《〈四庫全書〉提要比較硏究的回顧與考略》■,葛煙禮、王娟的《〈四庫全書〉易類書前■《圖書情報工作》19S7年第I期。■《古籍整理與硏究》編輯部編:《古籍整理與硏究》第6期，北京:中華局1991年■《湖州師專學報》1989年第1期„■《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圖書館學刊》1991年第1期，■《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圖書情報工作》!987年第I期■《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5年第2期„■《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⑳《學術硏究》2006年第7期■甘肅省圖書館、甘肅四庫全書硏究會編:《四庫全書硏究文集—2005年四庫全書硏討會文選》，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6年,，■臺灣《書目季刊》第41卷第I期,2007年6月,，■《圖書與情報》2007年第4期，■《圖書館學刊》2007年第5期，■《文敎資料》2012年第26期，■《文敎資料》2()13年第29期■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圖書館硏究與工作》2013年第3期。
提要優長處舉證》■，劉浦江的《四庫提要源流管窺—以陳思〈小字錄〉為例》■，劉志揚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差異》■(《黑龍江史志》二〇一四年第二十一期），謝炳軍的《論四庫全書〈詩類〉五種提要之異同》■，李蕾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與〈總目〉對比考察報吿》■，藍文欽的《四庫全書文淵、文溯、文津三閣書前提要之文字比勘:以三百六十五種書前提要為例》■，黃智明的《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與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異同述略》■,江慶柏的《四庫提要文獻的比較與硏究》■，楊燕淸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明人別集卷首提要辨證》■，黃煜的《〈四庫全書總目〉與閣書提要比較硏究—以史部為中心》■和《〈四庫全書總目〉與閣書提要差異情形及其原因之考察》■，袁蕓的《〈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別集類辨證》■，段又喧的《四庫分纂稿、閣書提要和〈總目〉提要之內容比較分析—以集部為例》■,王娟的《〈四庫全書總目〉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比勘硏究—以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為基礎》■，李建淸的《〈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提要匯校及硏究》■，苑高磊的《〈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史部提要辨證》■，趙喜娟的《文淵閣、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考校—以集部別集類(漢魏至宋代中朝）為例》■，劉祥元的《〈武英殿聚珍版書〉書前提要硏究》劉甲良的《〈武英殿聚珍版書〉書前提要特徵及價値》■，周生龍、吳相錦的《〈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比對系■《山東圖書館學刊》2013年第4期,，■《文獻》2014年第5期。■《圖書情報工作》1987年第1期。■《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⑪《語言文字學》2015年第8期。■《圖書資訊學刊》（臺北)第13卷第1期，2015年6月。■《中國文哲硏究通訊》（臺北）第25卷第3期，2015年9月。■《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⑮《北方文學》2016年第27期。■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硏究所編:《古典文獻硏究》第9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硏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山東大學檔案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蘭州大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硏究所編:《宮廷典籍與東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硏討會論文集》，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硏究所，2013年編印。
統設計》■,黃愛平的《〈四庫全書〉纂修硏究》■第十二章第三節《〈四庫全書總目〉與閣書提要的比較》和第四節《閣書提要的相互比較》，司馬朝軍的《〈四庫全書總目〉硏究》■第二章之三《〈四庫全書總目〉殿本與庫本提要之比較》，莊淸輝的《〈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硏究》■第十章第一節《書前〈提要〉與〈總目提要〉之比較》和第四節《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與文溯閣〈四庫〉提要之比較》，陳曉華的《“四庫總目學”史硏究》■第一章二之三《<四庫全書〉提要之間的關係》，以及商務印書館編輯部撰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之“出版說明”，李國慶撰寫的《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之“序”等。此外，江慶柏等整理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卷首有江氏撰寫的詳細的“概述”，專門列有“《初目》為庫本提要的比較提供了依據”一節。不過上述論著基本上未涉及文瀾閣《四庫全書》之“卷前提要”，主要是因為此前相關學者難以見到，而要逐一翻閱堪稱浙江圖書館鎭館之寶的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的“卷前提要”，幾乎是不可能的。目前,雖然文瀾閣《四庫全書》業已影印出版，但因為該書定價高昂，所以只有少數圖書館有能力購買，再加上整套書多達1559冊，並且每一冊的重量超過五斤，而“卷前提要”分散在每一種書之首’導致查檢不易。有鑒於此，我們決定將分附於各書之首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卷前提要”單獨匯集、拼合，加以影印，由杭州出版社出版。需要說明的是，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的一小部分書有書而無“卷前提要”，其中旣有補鈔本，也有原寫本。據筆者統計，文瀾閣《四庫全書》中，有書而無“卷前提要”者共計42種，具體書名如下:《日講書經解義》、《欽定周官義疏》、《曰講禮記解義》、《春秋輯傳》、《春秋事義全考》、《春秋四傳質》、《御纂孝經集注》、《欽定繙譯五經四書》、《史記》、《前漢書》、《竹書統箋》、《渚宮舊事》、《忠貞錄》、《山東通志》、《欽定國子監志》、《八旬萬壽盛典》、《救荒活民書》、《欽定八旗通志》、《御定內則衍義》、《御覽經史講義》、《思辨錄輯要》、《普濟方》、《本草綱目》、《寶眞齋法書贊》、《續書史會要》、《石渠寳笈》、《西淸硯譜》、《異魚圖贊塞》、《氏族博考》、《御定分類字錦》、《白香山詩集》、《元憲集》、《蘇詩補註》、《后山詩註》（又作《後山詩註》)、《牧庵集》、《抑菴文前集》、《古廉文集》、《方齋存稿》、《御定歷代題畫詩類》、《皇淸文穎》、《御定全唐詩錄》、《渚山堂詞話》。■《圖書館工作與硏究》2015年第6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古典文獻硏究輯刊》初編.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筆者認為,個別書的第一冊或整部書係原寫本，目前缺提要，極有可能是在太平天國戰亂中散失了，因為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原寫本，大多是光緖年間在將原寫本之絹面封皮更換成紙面封皮的過程中改裝過的,所以改裝之前書冊應該已經不完整了，絹面封皮也很有可能已經散失或破損,，例如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的《欽定周官義疏》、《史記》、《前漢書》、《山東通志》、《御定內則衍義》、《御覽經史講義》、《思辨錄輯要》、《寶眞齋法書贊》、《御定分類字錦》、《白香山詩集》、《元憲集》、《后山詩註》、《牧庵集》、《御定歷代題畫詩類》、《皇淸文穎》、《御定全唐詩錄》等書的第一冊乃原寫本,《渚山堂詞話》則整部書都是原寫本，現存其他三閣《四庫全書》均有“卷前提要”，一般而言,不會僅有文瀾閣《四庫全書》本來就缺“卷前提要”。當然，這一問題比較複雜，需要作進一步全面而深入的硏究。為了保持原貌，此次影印時，這部分提要亦暫付缺如與杭州出版社出版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相同，《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也採用四合一的拼版方式影印，大16開精裝。另外，文瀾閣《四庫全書》之“卷前提要”旣有原寫本,也有光緒補鈔本（即丁鈔），還有乙卯補鈔本（即錢鈔）、癸亥補鈔本（即張鈔），本來應該在《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目錄中一一注明其版本狀況,以方便讀者更加有效地利用本書。不過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編的《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附錄三《文瀾閣四庫全書版況一覽表》已經十分詳細,考慮到版權問題，我們不便移錄該表或參照該表重新編製。《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印數較多（1160冊），流布較廣，相關圖書館、資料室大多有收藏,《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之讀者有需要時，可以參考該書附錄三。同時，考慮到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的《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和《四庫全書考證》也具有獨特的價値，我們將其與“卷前提要”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在現存四部《四庫全書》中,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總目》下落不明;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總目》情況特殊，提要文字很少，有點類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鈐蓋“文溯閣寶”的《四庫全書總目》殘稿七十卷，由故宮博物院於1977年7月28日撥交天津市人民圖書館（今天津圖書館）收藏，該殘稿已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於2011年影印出版，書名為《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杭州:浙江敎育出版社,2002年■參見崔富章:《四庫提要諸本分析—以〈四庫全書總目〉本為優》，《文獻》2012年第3期;丁芬、李國慶:《<四庫全書總目〉殘稿及其文獻價値》,《圖書館工作與硏究》200Ü年第8期，此外,近年來關於《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之編纂時間等.夏長樸有《〈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與文獻價値》（臺灣《臺大中文學報》第44期,2014年3月）和《重論〈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劉浦江有《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硏究》(《文史》2014年第4期)等新的硏究成果,此不贅述
因此，現存四部《四庫全書》中,僅有文瀾閣本《四庫全書總目》保存了原寫本二百卷中的二十七卷（卷六十四至卷六十五、卷六十九至卷七十一、卷七十八至卷八十、卷一百二十五、卷一百四十、卷一百四十八至卷一百五十三、卷一百五十六至卷一百五十七、卷一百六十二至卷一百六十五、卷一百八十三、卷一百八十五至卷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九十五至卷一百九十六,其餘一百七十三卷係光緒補鈔本声,彌足珍貴。文瀾閣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共計二十卷,存原寫本六卷（卷九至卷十二、卷十七至卷十八）,其餘十四卷係光緒補鈔本;文瀾閣本《四庫全書考證》共計一百卷，存原寫本十五卷（卷六、卷十四、卷二十、卷四十九、卷五十、卷五十三、卷五十八、卷六十二、卷七十一至卷七十二、卷七十八至卷八十、卷九十五至卷九十六），其餘八十五卷係光緒補鈔本。一些關於《四庫全書》的論著，附有放置在紅木書盒中的卷軸裝《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之照片。其實，此乃至今仍保存在故宮博物院的珍本，共計四卷,各卷首末均鈐“乾隆御覽之寶”，各卷末下方署“臣紀昀恭書”並鈐“紀”、“昀”朱文聯珠小印。該書乃紀時親自用小指書寫，每軸一卷,一共四軸，合裝於紅木書盒內，由內府收藏,便於乾隆帝出行時攜帶。各閣《四庫全書》所配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四庫全書》一樣,均係包背裝。甘肅省圖書館所藏的文溯閣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已單獨列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該書共訐17冊,採用黃色絹面,每冊卷首鈐有“文溯閣寶”朱印，卷末則蓋“乾隆御覽之寶”朱印，紅格，白口，四周雙邊，版心上欄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此外,甘肅省圖書館所藏的文溯閣本《四庫全書考證》，也已單獨列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該書共計72冊，也是採用黃色絹面，每冊卷首鈐有“文溯閣寶”朱印，卷末則蓋“乾隆御覽之寶”朱印，紅格，白口，四周雙邊，版心上欄題“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崔富章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總目〉殘卷之文獻價値》■—文,認為浙江圖書館所藏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中的《四庫全書總目》，雖然僅剩二十七卷(十五冊），但價値仍然十分高，尤其是對於糾正以往《四庫全書總目》硏究中的“浙本翻刻殿本”之誤說提供了重要佐證夏長樸的《〈四庫全書總目>“浙本出於殿本”說的再檢討》A—文，經過仔細考辨，得出如下初步結論:“浙本出於殿本”說不能成立文瀾閣本《四庫全書總目》應是浙本的底本之一，但並非唯一■補鈔本有缺漏之處.如卷一百四十五子部五十五“釋家類存目”就沒有補鈔此次影印時，仍保持原貌.未予補足■《文獻》2005年第I期■《臺大中文學報》（臺北）第40期,2013年3月
的底本。浙本刊刻時，同時也參考了其他較新的《總目》修訂稿。周錄祥的(〈四庫簡目〉文淵閣、文津閣兩鈔本異同優劣小考一以經部為例》■—文，通過比勘，發現文淵閣、文津閣兩個版本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屬於同一系統,相似頗多,而文津閣本文字訛誤較多，價値不如文淵閣本，不過均可校正通行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之諸多訛誤。胡露、周錄祥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淺論》■—文，論述了包括《四庫全書》本在內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三個版本系統之異同以及各自的特點等。另有胡露、周錄祥的《論文淵閣鈔本〈四庫簡目〉的校勘價値—以集部為例》■等。何燦的《試論〈四庫全書考證〉的學術價値〉■和張昇的《〈四庫全書考證〉的成書及主要內容》■，均提及包括《四庫全書》本在內的《四庫全書考證》之價値。由此想到，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和《四庫全書考證》，對於相關硏究也應該很有意義。此外，為了給廣大讀者提供便利，盡量希望能有“一編在手，如指諸掌”之效，我們還將孫樹禮、孫峻的《文瀾閣志》■，周慶雲輯的《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記錄》張宗祥的《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記錄記》和《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史實》■張鄭的《丁氏鈔補文瀾閣四庫全書闕簡追紀》■,張峑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文瀾閣四庫全書史表》■、《文瀾閣四庫全書淺說》■和《西湖文瀾閣規制徵故》■，周家祿的《浙江文瀾閣賦》■，陳訓慈的《丁氏興復文瀾閣書紀》■，毛春翔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洪煥椿的《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之過去與現狀》■，以及近年來程惠新、陳東輝撰寫的《2000至2013年〈四庫全書總目〉硏究綜述》,陳兪靜、陳東輝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硏究文獻目錄》，作■《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3年第4期，■《重慶社會科學》2()05年第5期，■《圖書館雜誌》2oo5年第4期■《圖書館工作與硏究》2013年第6期。■《史學史硏究》2011年第1期。■淸光緖二十四年（1898)刻《武林掌故叢編》本。■民國十五年（1926)刻本。■《文字同盟》第5號，1927年8月。■《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4月。■《文瀾學報》第1集，1935年1月。■《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第1卷第7、8期合刊《丁松生先生紀念號》，1932年10月■《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2卷第1期，1933年2月。■《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3卷第2期，1934年4月。■《文瀾學報》第1集，1935年1月。■《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第1卷第7、8期合刊《丁松生先生紀念號》,1932年10月■《圖書展望》（復刊)第3期，1947年4月。■《讀書通訊》第153期，1948年3月。
為《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之附錄。其中《2000至2013年〈四庫全書總目〉硏究綜述》曾經發表在《圖書館工作與硏究》2016年第3期（題目為《2000-2014年〈四庫全書總目〉硏究綜述》)，當時由於篇幅所限，文章作了大量刪減，字數僅為此次的大約一半;《〈四庫全書總目〉硏究文獻目錄》曾經收入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陳東輝主編的《歷代文獻學要籍硏究論著目錄》(題目為《〈四庫全書總目〉硏究論著目錄》），此次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另外，周慶雲輯的《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記錄》，大多數圖書館以及有關論著中都著錄為張宗祥等輯(撰、編)或張宗祥撰（編）’國家圖書館則著錄為諸福誅■編,應該都不太符合事實。該書包括《文瀾補闕圖》、《題辭》、《發起議事錄》、《堵監理報吿成蹟》、《補鈔文瀾閣四庫闕書目錄》、《補鈔丁氏舊鈔文瀾閣四庫各書卷頁字行闕數目錄》、《重校丁氏舊鈔文瀾閣四庫各書目錄》、《重鈔各書列為一目附以說明》、《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在事諸員姓氏錄》、《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收支徵信錄》和《捐款姓氏錄》等內容。張宗祥的《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史實》一文有如下記載:“是年夏天湘舲寄來一冊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闕簡記的稿本（這裏邊堵福誅的手筆為多），要我寫點東西，我就寫了一點算是序文。”■湘鈴就是周慶雲(字景星，一字逢吉，號湘鈴），他曾經為張宗祥主持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癸亥補鈔慷慨贊助五百銀圓，並大力協助張宗祥為此募捐，係癸亥補鈔的發起人兼會計幹事,為補鈔工作的順利完成作出了重大貢獻。彭喜雙在《周慶雲對西湖文化的貢獻》■—文中，充分肯定了周氏的這一義舉。張宗祥為《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記錄》所撰寫之序文，就是收在該書卷首中的“記”。可見該書並非張宗祥所輯（撰、編），張氏只是應周慶雲之請作了相當於序的“記”。同時,雖然“這裏邊堵福誥的手筆為多”，並且堵福誅擔任補鈔文瀾閣四庫監理，但因此就著錄為堵福誅編，似乎也不甚確切，堵氏畢竟不是對該書全面負責的主事者。根據上述史料以及《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記錄》卷首周慶雲所撰之“弁言”，筆者認為該書著錄為“周慶雲輯”比較妥當。顧志興標點的《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記錄》■，即署為周慶雲輯。再則，張宗祥的《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記錄記》雖然已經載於《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記錄》卷首,但考慮到收入《文字同盟》第五號的該文係中日文對照之斷句排印版，對相關讀者頗有助益，■應作堵福読,時任補鈔文瀾閣四庫監理。■張宗祥:《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史實》，《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硏究委員會J962年1月編印,第90頁。■《杭州硏究》2()11年第4期,。■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20冊《書院•文瀾閣_西泠印社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
故亦作為《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附錄之一種。近現代學者張签（慕騫）撰有多篇與“四庫學”有關的專文，尤其在文瀾閣《四庫全書》硏究方面貢獻甚大。他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是一篇很有分量的長篇論文，多達十餘萬字，就像一部專著。該文對《四庫全書》與文瀾閣關係之由來，文瀾閣之遭劫重建及其歸併,閣書燹後之補苴，閣書規制，以及當時浙江圖書館所藏的文瀾閣《四庫全書》之情況等，均作了精細的硏究或闡述。此外，該文尙有《文瀾閣四庫全書大事年表》、《錢唐丁氏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闕簡追紀》、《文瀾閣四庫全書燹餘原鈔表一——全部完整者》、《文瀾閣四庫全書燹餘原鈔表二—奇零殘缺者》、《丁氏補鈔後閣書重佚表》等附錄。該文至今仍是硏究文瀾閣《四庫全書》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浙江圖書館百年學術論文選》■將其作為張峑之代表作加以收入，並且是該書中篇幅最長的一篇論文。除了《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附錄中所收之外，張鉴還撰有《七閣四庫成書之次第及其異同》■、《四庫全書史表》■、《關於影印四庫全書之管見》■、《最近景印四庫全書三種草目比較表》■，以及上文提及的《丁松生先生誕生百周年紀念》等文章。民國時期,對於七閣四庫均作過硏究，其中以文瀾閣《四庫全書》為硏究對象的文章最多，佔半數以上。這一點可以從孫彥、王姿怡、李曉明選編的《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編•四庫全書硏究》■，甘肅省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編的《四庫全書硏究論文篇目索引（1908-2010)》■看出大致情況。除了張峑之外,張宗祥、陳訓慈、楊立誠、顧頡剛、毛春翔、張豐、單不庵、孫延釗、徐伯璞、洪煥椿、周慶雲、章箴、祝文白、周行保、劉實君、君强、康爵等學者，均發表過關於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專文。這應該與文瀾閣《四庫全書》具有不同於其他六閣之獨特價値有直接關係。■再則，浙江圖書館藏有（淸）吳恆聚等編的《欽頒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目淸冊》四卷《坪■（淸）張蔭椿撰的《重纂文■閣志》不分卷®，國家圖書館藏有（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7卷第5號，1933年9月。■《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第1卷第3期.1932年5月。■《浙江圖書館館刊》第2卷第4期.丨933年8月。■《浙江圖書館館刊》第2卷第5期,1933年10月。■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參見陳東輝:《20世紀上半葉“四庫學”硏究綜述》，《漢學硏究通訊》（臺北）第25卷第2期。2006年6月。■淸嘉慶二十五年（1820)稿本,已於2013年6月被列入第一批《浙江省珍貴古籍名錄》。■淸稿本,已於2016年5月被列入第三批《浙江省珍貴古籍名錄》。
金裕新編的《欽頒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目淸冊》殘本■。我開始很想將這三種珍貴的稿鈔本收入《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之附錄，但最終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如願。我還是十分盼望此三書今後能夠影印出版乃至整理點校,從而為四庫學硏究添磚加瓦。為了給讀者提供更多的參考資料，同時也為了努力使《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具有圖文並茂之效果，筆者還精選了27幅與文瀾閣《四庫全書》相關之圖片，作為《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之彩插，置於第一冊卷首。其中陸光祺繪的《書庫抱殘圖》，楊晉藩繪的《書庫抱殘圖》，吳濤繪的《書庫抱殘圖》，張溥東、楊復繪的《文瀾歸書圖》气樊熙繪的《文瀾補書圖》，以及《文瀾補書圖》卷首後所附淸光緒七年（1881）時任浙江巡撫譚鍾麟就文瀾閣之事的奏文、淸光緒七年（1881)十月十六日回覆譚鍾麟奏文的上諭，目前珍藏在杭州博物館。■此次承蒙杭州出版社提供圖片，謹致謝忱！我長期從事古文獻學、淸代學術史硏究,因此對《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一直頗為關注。幸運的是,我曾經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北京國家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於蘭州黃河岸畔九州臺新建的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館、浙江圖書館分別親眼目睹過極其珍貴的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並且專程到北京故宮博物院（原紫禁城）、承德避暑山莊、沈陽故宮博物院(原盛京皇宮）、浙江省博物館孤山館區西側部分（原聖因寺），分別參觀過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文瀾閣建築及相關展覽，同時還曾到鎭江金山公園（原金山寺)參觀在文宗閣原址以東附近復建的文宗閣，去北京圓明園遺址公園、揚州天寧寺及周邊分別尋訪過文源閣、文滙閣遺迹。這樣，分藏在海峽兩岸的現存四部《四庫全書》之原寫本我都看到過了，散布在大江南北的曾經庋藏《四庫全書》的七個閣我都參觀或尋訪過了，深感幸福和自豪！我曾經對四庫學進行過專題硏究，先後發表了《〈四庫全書〉絹面顏色考辨》、《〈四庫全書〉及其存目書收錄外國人著作種數考辨》、《對〈四庫全書〉厥功至偉的淸代華籍韓人金簡》、《20世紀上半葉“四庫學”硏究綜述》等多篇論文，以及書評《四庫學硏究史上的重要工具書—評〈四庫全書硏究論文篇目索引〉》（合作）。由於有了上述硏究成果，我曾在高遠、汪受寬的《近三十年來〈四■存子部、集部,附《淸理書籍核對不符謹請存案淸冊》一卷,淸道光鈔本,，■係張溥東、楊復各繪一幅,前後裝裱在同一卷中，■參見洪麗婭:《文瀾閣歸書圖卷資料述略》，載浙江省博物館編:(東方博物》第！5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洪麗婭:《功於文化，垂範千秋—文瀾閣歸書圖卷資料的整理和再認識》，載張建庭主編:《杭州文博》第6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7年。
庫全書〉硏究現狀與思考》■—文中，被列為“四庫學”硏究的核心作者之一，相關論文還被收入甘肅省圖書館編的《四庫全書硏究文集》■。同時，由於文瀾閣《四庫全書》具有獨特的價値’並且自己是杭州人，一直在西子湖畔學習和工作，因此對文瀾閣《四庫全書》具有更深的感情。記得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還在老杭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讀大一時，老師就組織我們前往位於風景絕佳的西湖孤山的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參觀，當時給我們展示的館藏珍本中，即包括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經、史、子、集各一冊。精緻、典雅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和美好的印象，從那時開始，我就有意識地關注與文瀾閣相關的文獻史料了。記得1987年深秋的某一天下午，我在當時位於淸泰街水漾橋邊的杭州古舊書店，見到了杭州古籍書店當年剛剛影印刊行的全套《文瀾學報》（共計6冊，16開平裝）。因為此前的當年暑假，我到那時還在見仁里的杭州圖書館古籍部實習時，見過該書,所以知道這份當時影響很大的刊物之作者大多是文獻學等領域的著名學者’登載了大量厚積薄發之力作，總體學術水平甚高，並且各期封面上的刊名“文瀾學報”四字均為章太炎、馬公愚、陸維釗等名家所題署气此外還附有多張跟文瀾閣《四庫全書》相關之照片。我還知道其中有張峑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毛春翔的《四庫著錄浙江先哲遺書目》等多篇四庫學論文■，同時還有張峑的《話經精舍志初稿》■。我馬上問營業員該書的價格如何■，當時我將58塊聽成了8塊眼中頓時露出興奮的目光,情不自禁地重複了一句：“8塊啊”，不料那位中年男營業員改用比剛才淸晰、洪亮的“杭普話”吿訴我是58塊，不是8塊，於是自己一下子變得心情沮喪。因為這樣的價格相比於當時的一般圖書是很貴的■，更要命的是，58元對於當時尙在上大學而無收入的我簡直是“天文數字”。不過，我還是小心翼翼地請營業員將書拿下來，讓我翻一下,結果自然是愛不釋手,但面對高昂的定價卻倍感無奈。此後，我又去了兩次古舊書店，對該書始終依依不捨。記得第三次去書店之後的當天晚上，我跟父親■《圖書與情報》2008年第3期。■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專號”之名乃一代儒宗馬一浮所題署.■刊物之定名,即因浙江圓書館藏書濫觴於文瀾閣《四庫全書》之故■我當時已經開始關注此後成為自己主要硏究對象之一的阮元,而這是一篇與阮元硏究緊密相關的重要論文。■當時這樣的書一般是放在櫃檯裏面的書架上,顧客無法看到定價的■杭州話說得比較快時,58塊與8塊確實有些像的■《大約貴出兩倍多,並且當時買書一般是沒有任何折扣的。
談到該書，當時也就是順便說說，並沒有希望父親給錢買書的意思■,想不到父親馬上表態說，他知道該書學術價値很高，對我也很有用，雖然價格是高了一些，但他還是支持我買。我深知父親自己一直相當節儉，因此當時我眞的非常非常感動！於是第二天早上,我拿着父親給的這“一大筆”錢,全然不顧初冬淸晨的陰冷,冒雨坐公交車直奔水漾橋，興奮之情，難以言表！雖然隨着條件的改善，如今遇到類似喜歡的書，我應該不用再“痛苦”地在書店“三進三出”■，但當年的那一幕，特別是其中所飽含的眞摯而濃濃的父愛，一直珍藏在我的心中’永遠是我萬分美好的回憶……後來我利用參加“中國古代藏書樓國際學術硏討會”、“全國圖書館古籍、地方文獻工作會議”、“中國書寫與印刷文化遺產和圖書館工作一2006年國際圖聯杭州會前會”等浙江圖書館主辦或協辦的會議，以及陪同韓國學者考察團參訪浙江圖書館等機會，多次見到並親手翻閱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文瀾閣去過的次數則更多了。印象深刻的是，文瀾閣經過七年修繕,於2013年6月8曰重新開放後，我馬上去參觀久違的文瀾閣■,以及文瀾閣南面御座房內的“文瀾遺澤—文瀾閣與《四庫全書》”常設專題展覽。此外,只要有跟文瀾閣《四庫全書》相關的各種展覽，我每次都在第一時間前去仔細參觀。如2005年7月26日，杭州歷史博物館主辦，浙江圖書館、杭州出版社協辦的為期十天的“文瀾瑰寶•四庫遺珍—七十年後的再現”專題展覽開展，這是文瀾閣《四庫全書》首次向公衆展示，機會難得。那天一大早，我就趕赴吳山，等在杭州歷史博物館(今杭州博物館）門口，九點開門進去後，直到中午才出來。記得當時《杭州日報》的記者還採訪了我，並且我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當時為該展覽專門編印的宣傳頁。2016年12月10-20日，浙江圖書館舉辦了“文瀾遺珍”展,這次的內容更加豐富。我同樣在開展當天的上午就去參觀，花了整整半天時間,認眞、細嫩地觀看了平時很難見到的諸多珍貴典籍和史料，收穫頗大。2010年12月21日開展的為期九天的“文瀾流芳繼事業薪火，新知澎湃續世紀華章—1900-2010浙江圖書館建館110周年主題展”，2014年10月31日開展的為期一個月的“冊府千華—浙江省藏國家珍貴古籍特展”，2016年6■因為我知道書價差不多相當於父親半個月的工資。■這樣的情景，後來好像只在自己十幾年前到東京、京都的學術書店，見到十分鍾愛而價格又實在太高的曰版漢學圖書時出現過■閣內重新大致依照原樣擺放了淸光緖七年（丨881)文瀾閣重建後製作的，後來一度存放在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的108個文瀾閣《四庫全書》黑色實木書櫥,每個書櫥上所刻的“文瀾閣尊藏”、“欽定四庫全書”兩行燙金大字仍淸晰可見。不過文瀾閣《四庫全書》目前還是存放在已經加裝了恆溫恆濕系統，設施良好的位於曙光路浙江圖書館總館地下層的善本特藏書庫
月13日開展的為期兩周的“浙江省古籍保護成果展”，其展品中均有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我也都在開展當天的上午就専程去參觀了。再則，凡是關於文瀾閣的圖書，如顧志興的《文瀾閣與四庫全書》■，梅叢笑主編的《文瀾遺澤:文瀾閣與〈四庫全書〉陳列》■，王國平主編的《西湖文獻集成》第二十冊《書院•文瀾閣•西冷印社專輯》■等，剛出版時就購買了。浙江圖書館2011年12月編印的很重的《浙江圖書館建館110周年紀念》則是2012年早春的某個星期天下午，我到曙光路浙江圖書館大門口的假日書市淘書時，在一個不起眼的小書攤上花了一百元買到的。肖銀杉的碩士學位論文《杭州文瀾閣史事考—以建築與藏書為中心》■，也早已下載並打印，裝訂成冊。凡此種種，說明我似乎稱得上對文瀾閣情有獨鍾。再則,我還對文瀾閣《四庫全書》做過一點硏究，曾在《〈四庫全書〉絹面顔色考辨》一文中專門提到至於杭州文瀾閣全書，筆者在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得以直接目睹，絹面顔色依次為總目黃色、經部葵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集部黑灰色，說明孫樹禮、孫峻所撰的《文瀾閣志》卷上內的有關記載正確無誤。……綜上所述，表明《四庫全書》絹面實際所用顔色與乾隆詩中所云略有差異，但大體未離經史子集四部取法春夏秋冬四季的初衷，其中又數文瀾閣全書絹面之顏色更接近於原定規制。”■因此,2016年7月下旬，當杭州出版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杭州出版社社長童偉中，杭州出版集團集團副總經理、杭州出版社副社長尙佐文，浙江大涵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彭春友跟我談及，他們有意將《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作為《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衍生出版品，我當即表示十分贊同，並欣然允諾擔任本書之主編。此後不久的2016年8月中旬，我到貴州省圖書館參訪，發現該館古籍閱覽室內,有先生在電腦上查閱與抗戰時期文瀾閣《四庫全書》避寇遷黔相關的《代管文瀾閣〈四庫全書〉》檔案等史料的電子文檔■。據該館歷史文■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京:中國書店,2015年■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開銅版紙彩印,其中有不少與文瀾閣相關的照片及史料。■復且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2013年■陳東輝:《〈四庫全書〉絹面顏色考辨》,«社會科學戰綫》1997年第3期,第225頁,，■文瀾閣《四庫全書》曾經在貴陽科學路原貴州省立圖書館、威淸路張家祠堂、鹿沖關地母洞秘藏六年零八個月。參見王俊明、劉暢:《抗戰期間文瀾閣四庫全書遷黔收藏始未》，《貴州檔案史料》I"8第2期;袁媛、劉勁松:《抗戰時期貴州省立圖書館保護文瀾閣〈四庫全書〉考察》，《河南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7期;趙曉強、鍾海珍:《貴陽地母洞與〈四庫全書〉》，《當代貴州》2015年第35期;鍾海珍、趙曉強:《抗戰時期文瀾閣〈四庫全書〉秘藏貴陽保護紀實》，載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抗戰時期古籍搶救保護史迹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獻部黃琴主任介紹，這位來自廣州的硏究員並非一般的讀者’而是受浙江大學委托，捜集相關史料。■同時，她說此前浙大已派人前來貴陽，與當地有關部門合作，去當年秘藏文瀾閣《四庫全書》長達五年零八個月的位於貴陽北郊的地母洞考察並捜集相關資料，為2017年5月的浙大120周年校慶作準備。作為一直在浙大從事古典文獻學領域敎學與硏究，並且目前擔任浙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學專業副主任的我，當時獲悉這一情況後,旣高興，又遺憾。高興的是浙大重視這段史實，還有他人為母校捜集、整理相關史料;遺憾的是，對文瀾閣《四庫全書》飽含感情的我，以及浙大相關學科的師生，未能參與此事。另外，文瀾閣《四庫全書》在西遷途中，曾經短期暫存於自己度過十年幸福童年的外公、外婆家所在的浙江建德。由此我還想到,2017年乃全面抗戰爆發曁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80周年，同時也是浙大120周年華誕，因此自己一定要盡最大努力編好本書,為母校校慶獻禮!在此,我向為了文瀾閣《四庫全書》成功西遷和順利返杭而嘔心瀝血的陳訓慈、毛春翔、張宗祥、夏定域等前輩致以崇高的敬禮！近年來由於諸事繁多，我很少有精力從事四庫學硏究。主編本書，重新喚起了我的《四庫全書》及文瀾閣情結。衷心盼望今後能夠為《四庫全書》(尤其是文瀾閣《四庫全書》)硏究多作貢獻！浙大（老杭大）素有硏究四庫學（尤其是文瀾閣《四庫全書》)之傳統，並且成績卓著。本書附錄中所收相關論文之作者陳訓慈曾任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系敎授■張崙（慕騫）歷任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系、浙江師範學院（杭州大學前身）歷史系、杭州大學歷史系敎授■。此外，1967年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硏究室硏究生畢業，後來先後擔任浙江圖書館副館長、杭州大學古籍硏究所常務副所長,現為浙江大學古籍硏究所博士生導師、浙江省特級專家的崔富章敎授著有上文提及的《四庫提要補正》，並發表了《〈四庫全書總目〉版本考辨》、《關於〈四庫全書總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四庫全書總目〉殿本刊竣年月考實》、《文瀾閣〈四庫全書總目〉殘卷之文獻價値》、《〈四庫全書總目•校記〉平議》、《四庫提要諸本分析—以〈四庫全書總目〉本為優》等多篇高質量的論文。■同時，■浙大曾協助浙江圖書館成功完成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參見陳學溶:《抗戰期間竺可楨先生與文瀾閣的〈四庫全書〉》，《氣象敎育與科技》1997第2期;楊斌:《竺可楨與文瀾閣〈四庫全書〉大遷移》,《中國檔案》2013年第10期;楊斌:《抗戰時期浙江省文瀾閣四庫全書內遷史料》，《民國檔案》2015年第2、第3期;童聖江:《抗戰時期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轉運與蔽藏》，載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抗戰時期古籍搶救保護史迹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參見徐忠友:《陳訓慈:抗戰時組織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的功臣》，《傳記文學》2016年第2期。■參見汪帆:《張崙的“四庫學”貢獻》，《浙江學刊》2013年第5期..，■上述論文收入崔富章敎授的專題論文集《版本目錄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1961年畢業於杭州大學中文系,曾經擔任浙江省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的浙江省社會科學院顧志興硏究員，著有《文瀾閣與四庫全書》■;1963年畢業於杭州大學歷史系，先後擔任山西大學歷史硏究所副所長、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的李裕民敎授，著有《四庫提要訂誤》■;2002年浙江大學古籍硏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硏究生畢業（導師為崔富章敎授），先後擔任湖州師範學院敎務處處長和宣傳部部長、浙江外國語學院敎務處處長的張傳鋒敎授所著的《〈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硏究》■，是在其同名博士學位論文之基礎上修訂而成。由此可見，浙大（老杭大）的四庫學硏究一直在海內外佔有重要地位。雖然深知自己的學識、能力等,遠不能與上述曾經在浙大任敎或學習的前輩學者相比,但我作為一名浙大人’盡力完成了本書的編纂工作，也算為文瀾閣«四庫全書》，同時也為母校做了一件富有意義的工作，還是十分高興的！不過稍有遺憾的是,殘存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雖然絕大多數保存在浙江圖書館但也有一小部分散卷零本分藏於國內外有關圖書館、博物館或私人手中。如楊洪升在《文瀾閣寫本〈四庫全書〉殘本七種》■—文中,提到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有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殘本7種，均為集部典籍，分別是《忠憨集》卷上，1冊;《盤齋鉛刀編》卷六至卷十二，1冊，卷十三至卷十八J冊，凡十三卷;《澗泉集》卷五至卷六，丨冊;《秋澗集》卷五十八至卷六十，1冊;《滋溪文稿》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三，1冊;《東皋錄》卷上，1冊;《松泉集》文集卷十六至卷十八,1冊。同時，該文還提到以下圖書館也藏有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殘本:天津圖書館藏有《靑崖集》殘本三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默堂集》殘本二卷，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有《中垂集》二卷。蘭旻在《廣西所藏兩種〈四庫全書〉零帙》■一文中，確定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所藏的《文苑英華》殘本1冊,乃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的《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珍品鑒賞•定級圖錄》■，著錄了該館所藏的《東窻集》，其中卷十一至卷十二、卷十五至卷十六(2冊)係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鄧駿捷的《〈四■杭州出版社，2004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增訂版:■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年。■當時頒發文瀾閣《四庫全書》時，全書共計35990冊，據統計，目前浙江圖書館收藏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共有36874冊，其中原寫本922丨冊參見陳佩珍、蔣萍:《文瀾閣:巍巍書閣，重現璀璨》，《文匯報》2017年3月10日。■《文獻》2010年第3期01《圖書館界》2014年第4期,■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
庫全書〉在澳門》■—文，提及澳門何東圖書館藏有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程史》殘本卷一至卷三（1冊），乃嘉業堂舊藏。張春國在《曰藏文瀾閣〈四庫全書〉殘本四種之發現》■—文中，提到曰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有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殘本4種，共計4冊，包括經部《春秋地名考略》卷六至卷八，1冊;史部《古史》卷二十八至三十一，1冊;子部《珞埭子賦注》卷上，1冊;集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1冊。劉玉才的《曰藏〈四庫全書〉散本雜考》■—文，提到曰本一些公私藏家有不少《四庫全書》散本，其中就包括文瀾閣本。此外，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原主任童正倫硏究館員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原本散見與鑒別》■一文，還提到臺北“國家圖書館”（原“中央圖書館”）藏有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I4種23冊;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有3種3冊;四川師範大學藏有18種25冊;湖南圖書館藏有4種8冊;南京圖書館藏有6種7冊;天一閣藏有1種1冊;泰州市圖書館藏有4種5冊;天津圖書館藏有1種2冊;甘肅省圖書館藏有1種1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有1種4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有1種1冊;四川省圖書館藏有1種1冊;範邦瑾個人藏有2種4冊；韋立個人藏有1種6冊。同時,該文還根據姜尋編的《中國拍賣古籍文獻目錄》■和《中國古籍文獻拍賣圖錄年鑒(2004年卷）》■等工具書，提到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曾經出現在以下古籍拍賣會上:1995年北京嘉德拍賣3種3冊；1997年上海朵雲軒拍賣1種2冊;1997-2000年北京海王村拍賣1種5冊；1999年北京瀚海拍賣1種1冊;2001年北京瀚海拍賣1種I冊;2004年北京瀚海拍賣1種1冊；2000年上海博古齋拍賣1種1冊;2010年北京保利國際拍賣1種1冊。另有從海外回流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1種1冊。同時,該文還對一些被稱為“文瀾本”而實非文瀾閣原寫本之書，也一一作了鑒別。該文對於將來進一步全面而系統地硏究現存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殘本之狀況提供了大量綫索,具有重要參考價値。童正倫另有《〈四庫全書〉零本尋訪記》■,同樣很有價値。臺北“國家圖書館”對於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十分重視，張子文撰文、臺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的《四庫縹缃萬卷書—“國家圖書館”藏與〈四庫全書〉相關善本叙錄》■將該館所藏與淸代纂修《四庫全書》相關之善本,根■《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第1期。■《江海學刊》2014年第6期„■《文獻》2<»6年第4期„■《圖書館硏究與工作》2012年第4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宮曉衛主編:《藏書家》第17輯.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臺北國家圖書館”，2012年
據其性質分為五種類別,並按照四庫修書之先後順序，依次詳細介紹了各省疆吏進呈本、四庫底本、四庫正本或初寫本、文瀾閣《四庫全書》本、傳鈔《四庫全書》本，圖文並茂。其中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共有19種,叙錄對每一種書均作了深入、細緻的考辨，學術價値甚高。上文提及的童正倫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原本散見與鑒別》一文認為,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上述諸書“基本是文瀾閣本，也不乏是另南三閣本”。而在上文提及的《〈四庫全書〉零本尋訪記》一文中,童正倫明確指出，其中的（明）鄭若曾的《江南經略》八卷（14冊全，卷一上、卷七下為補鈔），（宋）曾健的《類說》六十卷（30冊全，中有配補），宋葉廷珪的《海錄碎事》二十二卷(28冊全），宋郭知達的《九家集注杜詩》三十六卷（18冊全）等4種書均有“臣劉之泗敬藏之印”，這些書浙江圖書館都藏有殘本,因此顯非文瀾閣之本四種書不但書品新，而且基本完整，當為文滙閣或文宗閣借出在外之本,未付祝融再則，我從有關媒體獲悉，被稱作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的《明文海》殘本卷二百五十八至二百八十二（10冊），曾經現身2016年北京泰和嘉成春拍。此次拍賣會上，還有文瀾閣《四庫全書》癸亥補鈔本《金石經眼錄》1冊》1另外,最近又有被視為文瀾閣原寫本的《端明集》卷十六至卷二十一（1冊），出現在2017年泰和嘉成常規拍賣會。對此類拍賣會上的所謂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我未能目驗原書,並且不像童正倫先生那樣數十年與文瀾閣《四庫全書》朝夕相處，在這方面具備豐富而權威的實踐經驗，因此對於上述《明文海》和《端明集》殘本是否確為“文瀾本”，無法作出判斷，對相關說法也難以進行置評。不過,因為文淵、文源、文溯、文津等北四閣《四庫全書》，每冊卷首均鈐有該閣專用的“文淵閣寶”（或“文源閣寶”、“文溯閣寶”、“文津閣寶”）之朱文大方印,相互之間極易區分;而文宗、文滙、文瀾等南三閣《四庫全書》，每冊卷首均鈐蓋“古稀天子之寶”白文大方印，卷末都蓋有“乾隆御覽之寶”朱文小方印,並且採用同樣的紙張，開本大小也一致。因此,對於一些新發現的南三閣《四庫全書》之殘本,要進一步確定究為其中哪一閣的本子,往往難度較大，相關專家有時也無法辨別。因此，當代著名藏書家韋力在其微信公衆號“芷蘭齋”之“2016舂泰和嘉成古籍拍賣綜述”一文中,所提到的“這10冊《明文海》究屬南三閣中的哪一閣，則無法斷定”，是有其道理的:筆者注意到,2016年5月公布的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共收錄139家藏書單位的899部珍貴古籍，其中包括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的《詩沈》五卷,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古史》殘本（存卷十七）、《通志》殘本（存卷八■該冊原办兪平伯所藏，1974年由兪平伯贈予謝國楨
十七）、《舊五代史》殘本（存卷二十四至卷二十六、卷一百二十六至卷一百三十二）、《五代史》殘本（存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東觀漢記》殘本（存卷六至卷十一）、《後漢書》殘本（存卷六十八至卷七十）、《隋書》殘本（存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舊唐書》殘本（存卷九十一至卷九十二）、《唐書》殘本（存卷一百五十至卷一百五十二）、《御批歷代通鑒輯覽》殘本（存卷七十一）、《西漢年紀》殘本（存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五）、《續資治通鑒長編》殘本（存卷三百四十六至卷三百五十六、卷三百五十九至卷三百六十、卷三百七十三至卷三百七十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殘本（存卷一百七十五至卷一百七十六）、《繹史》殘本（存卷八十六之四、卷一百四十七下）、《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殘本（存卷三十五至卷三十八）、《欽定平定兩金川方略》殘本（存卷四十至四十二、卷一百十九至一百二十一）、《歷代名臣奏議》殘本（存卷二百零一）、《江南通志》殘本（存卷一百九十七），吉林市圖書館所藏的《玉楮集》八卷、《息園存稿詩集》殘本（存卷二至卷三）、《儼山集》殘本（存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七、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一）、《漢魏六朝百三家》殘本（存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二）、《釋文紀》殘本（存卷六、卷九）、《酒邊詞》二卷《平齋詞》一卷、《御選歷代詩餘》殘本（存卷八），這26部書都著錄為“淸乾隆內府寫南三閣四庫全書本”。我請敎了童正倫先生，他說這是根據某位版本目錄學權威專家的意見作謹愼表述的，他個人認為這26部書均係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此外，我知道浙江大學西溪校區圖書館(原杭州大學圖書館）也藏有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殘本3種，即《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三至卷十四（1冊）、《網山集》卷一至卷四（1冊）、《矩山存稿》卷一至卷三（1冊）。其中，《網山集》和《矩山存稿》是有“卷前提要”的,文字與收入本書的光緒補鈔本之“卷前提要”差異較大。就總體而言，《網山集》和《矩山存稿》原寫本的“卷前提要”，與文淵、文津、文溯等北三閣《四庫全書》的“卷前提要”大體相同;光緒補鈔本的“卷前提要”，則與中華書局1965年據浙本影印的《四庫全書總目》基本一致。■此問題値得作進一步深入、仔細硏究。除了以上分藏各處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殘本之外,應該還有一些目前尙未確切了解的散卷零本，其中日本所存文瀾閣殘本尤其値得我們特別關注。上文提到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有文瀾閣《四庫全書》殘本4種,然而筆者綜合各種資料分析，日藏文瀾閣殘本應該不止這些。近年來高度關注日藏中國典籍的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硏究所所長黃仕忠敎授的《長澤規矩也中國訪書考記(下）》■—文，根據日本近現代文獻學大師長澤規矩■光緒補鈔本的“卷前提要”，即以《四庫全書總目》為本■《南方都市報》2010年3月18曰，
也的《中華民國書林一瞥》■中的相關記載，提到長澤於1928年到北京訪書時，“得文瀾閣四庫全書本《湖山集》十卷六冊,有補寫，係《叢書舉要》之編者李之鼎的舊藏，當時在北京沒有學者認可其為四庫全書的零本。”該文還提到，1927年初，北京的來熏閣給靜嘉堂寄去文瀾閣四庫零本《嘉禾百咏》,但沒有文瀾閣的任何印記，難以辨別眞僞。長澤規矩也請日本著名漢學家市村瓚次郞博士鑒定，說不是原本。1928年，再請敎北京的版本專家徐森玉氏，因徐氏沒見過南三閣之本，也不能判定。長澤規矩也受托為靜嘉堂購書，一般稀見之本，儘管他自己買得起，也都給了靜嘉堂。這一部《嘉禾百咏》，因為無法判別眞僞，來熏閣又催得很急，不得已，長澤寄去二十元，自己攬下了。他在1930年訪問杭州，目的之一即是調査文瀾閣四庫零本的眞僞。經調查發現，文瀾閣之書,與北方四閣的大型本不同，開本相對較小,首有“古稀天子之寶”、末有“乾隆御覽之寶”印記,但均未鈐“文瀾閣印”。此本文瀾閣零本,係太平天國亂時散出，雖因亂離而稍有污損,書衣已不存，但毫無疑問是文瀾閣的原本。所以長澤實是無心中撿到了寶貝。“而令長澤規矩也更為驚喜的是,調查歸來，甫一入城，就在抱經堂書店看到了十餘冊文瀾閣本，整整齊齊地擺放在顯眼的位置，而且書衣還保持原樣，幾乎未動。一問店主人，顯然不知是文瀾閣的原本，一冊要價不足二十元。但長澤只是為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硏究所買了《竹嶼山房雜部》一冊（存卷十四至二十二，今存東洋文化硏究所），又作為給服部宇之吉博士的禮物，買了《墨客揮犀》一冊(存卷一至五）,其餘都留在店裏了。”此外，長澤規矩也編著的《靜倉漢籍解題長編》收有南三閣《四庫全書》散出之本八種，因其無藏書閣印,故長澤依通常做法，均著錄為文瀾閣《四庫全書》零本。不過對於（宋）曾糙的《類說》配補鈔本,因其舊鈔部分存卷情況與錢恂所編的《壬子文瀾閣所存書目》之記載並不相符,故長澤據此推斷該書或為文宗、文滙兩閣散出,從而謹愼地著錄為江浙《四庫全書》零本。■雖然筆者暫時無法判定長澤所購、所見或所著錄之本是否確為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但上述文章至少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綫索。還有，當年《四庫全書》鈔寫完畢之後的撤出本共計11種，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有《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歷代不知姓名錄》、《閩小紀》、《國史考異》、《同書》、《印人傳》、《書影》、《讀畫錄》、《書畫記》等10種（每種各有一至■[日]內藤湖南、長澤規矩也等著，錢婉約、宋炎輯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參見劉玉才:《長澤規矩也〈靜盒漢籍解題長編>述略》，[曰]丨長澤規矩也編著：《靜鑫漢籍解題長編》卷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5年。按:根據上文提及的童正倫的《〈四庫全書〉零本尋訪記》中的相關論述，《類說》配補鈔本確非文瀾閣本，而應該是文宗閣或文滙閣本
四部），僅缺《諸史同異錄》。■除了《同書》之外，另外9種書中均有至少一部來自南三閣,其中（淸）潘樘章的《國史考異》六卷,有三部係南三閣本（另有一部是文津閣本）。按照常理，三部南三閣本中，當有一部為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同時，文瀾閣《四庫全書》還有不少傳鈔本。程惠新、高明的《文瀾閣〈四庫全書M專鈔本考述》■一文’從鈔本的產生、類型、特點等方面，對文瀾閣傳鈔本進行了專門硏究。此外，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吳啓壽先生,在原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硏究中心於1991年9月主辦的“漢籍與中外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硏討會”上，發表過《文瀾閣四庫傳鈔本在日本》一文。1994年4月，日本龍谷大學金子眞也敎授曾將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傳鈔本—（元）釋善住的《谷響集》（湖州陸氏丽宋樓舊藏）之影印本，贈送給浙江圖書館。文瀾閣傳鈔本在《愛日精廬藏書志》、《丽宋樓藏書志》、《慈雲樓藏書志》、《鄭堂讀書記》、《八千卷樓書目》、《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等書志、書目中，有不少著錄。■文瀾閣傳鈔本目前分藏於海內外多家機構或個人，僅浙江大學西溪校區圖書館就藏有22種，並且卷前均有提要。這些提要對於考察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卷前提要”之原貌等問題，頗有價値。《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所收錄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是根據浙江圖書館所藏文瀾閣《四庫全書》原寫本及補鈔本影印的。因此，《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所收錄的少量卷前提要乃補鈔本，而實際上該書的原寫本尙保存在其他地方■。最理想的做法是,《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應該將這些原寫本以及傳鈔本的卷前提要加以收錄。只是這些原寫本、傳鈔本分散在各地，其中有部分還在國外，要徵集並收入《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難度極大，目前只能暫付闕如。我衷心盼望將來有機會將這些原寫本以及傳鈔本的卷前提要複製，並作為《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的補編刊布。上海古籍出版社李;诈唐編審一直高度關注《四庫全書》的影印出版，對四庫版本學頗有硏究。早在十餘年之前,他就在《關於影印〈四庫全書〉的延續問■參見李士娟:《〈四庫全書〉撤出本的出現及原因》，《紫禁城》2013年第9期;李士娟:《故宮圖書館〈四庫全書>存本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圖書館工作與硏究》2013年第10期.■文瀾閣《四庫全書》及傳鈔本的相關情況，在一些學者和文人的筆記、雜著、日記等中有所記載.如我最近在翻閱列入《浙江文叢》的點校本《吳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冊中的《吳兔床日記》時.注意到其中第128-129頁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廿六日之日記,有一段三百餘字的內容都是關於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此外,淸代胡虔的《柿葉軒筆記》、張文虎的《舒藝室雜著》等書中.也有與文澗閣《四庫全書》相關的內容。這些史料値得我們深入挖掘和硏究。■當然,有部分原寫本係殘本.缺首冊,因此卷前提要已經亡佚，
題》一文中指出，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後，該閣本電子版又鋪天蓋地，大陸現存完好的文溯、文津二閣《四庫全書》及補鈔得全的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備受冷落,其根本原因是以為《四庫全書》各閣本基本相同。其實，由於鈔手不一，鈔成時間不一’所據底本間有更換，編纂宗旨之執行因人因時而有變化,不同閣本的相同書種中，多有卷數、篇數的出入,卷篇相同者也存在文字差異。因此，為保存、流傳同屬國寶的文溯、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及文瀾閣本原卷與補鈔本，為學者硏究《四庫全書》本身提供便利，將其付諸影印具有重大意義。同時，該文專門強調:“或許有人認為，文瀾閣本是大半殘缺之本,影印意義不大。其實，這也是有失公允的偏頗之見。文瀾閣本中所存的原本，是南三閣中僅存的原本(因文滙閣本、文宗閣本已經蕩然無存），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價値。此其一。文瀾閣本中補鈔之本，一般是據其他閣本，但亦有另擇善本鈔入，如果另擇的底本已有亡佚，補鈔本便是探討這些已佚底本原貌的可貴乃至唯一的直接依據o此其二。”■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主任李國慶硏究館員在版本目錄學和四庫學等領域成績卓著,他在《談各本〈四庫全書〉卷前提要的出版價値》一文中提到，自陳垣先生發現卷前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互有異同之後,■又有學者進而發現各閣所藏卷前提要也“每互異其詞”，但均未能作深入硏究。該文還專門強調文瀾閣‘卷前提要’有整理並影印出版之必要。……文瀾一部，由於經過徵集和抄配，存在原本提要和抄配提要之別，搞淸楚兩者之異同，以及文瀾閣與其他三閣之同異，是《四庫》學硏究的一個方面。”■黃澤鈴在《書評:江慶柏〈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兼論各〈提要〉間差異》一文中云:“《周易口義》、《春秋提綱》等，其實各本提要間差異甚大，應對於《薈要提要》與《總目提要》以及各閣《提要》作全面性的比對。近聞‘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硏究所林慶彰先生，預計將聚珍版叢書《提要》、分纂官提要稿《薈要提要》、文淵閣《提要》、文津閣《提要》、文溯閣《提要》、文瀾閣《提要》等書點校出版。此舉省去學者於各書間檢索之勞，有助於比較各本間的差異，亦可了解《提要》在成書時被增補修改的過程,有惠於學界良多，期待此書的問世。”■早在2011年4月林慶彰敎授來杭州訪問時，就跟我専門提到，很想將文瀾閣■李祚唐:《關於影印〈四庫全書〉的延續問題》，《天府新論》2004年第4期,第94頁。■參見陳垣等:《景印四庫全書原本提要緣起》，《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3卷第3期,1927年10月；陳垣著，陳智超編:《陳垣四庫學論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李國慶:《談各本〈四庫全書〉卷前提要的出版價値》，《四庫文叢》編委會,成都圖書館編:《四庫文叢》第2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頁。■黃澤鈞:《書評:江慶柏〈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兼論各〈提要〉間差異》,林慶彰主編:《經學硏究論叢》第20輯,臺北:學生書局，2013年,第208頁。
(四庫全書》中的“卷前提要”整理出版，不過當時文瀾閣《四庫全書》尙未刊布，要單獨整理出版“卷前提要”是很難做到的。後來文瀾閣《四庫全書》剛一出版，在林慶彰敎授的極力推薦之下，他所供職的臺灣“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硏究所很快就購買了該書。就總體而言,現存的文淵、文津、文溯等北三閣《四庫全書》之間的差異應該說是比較小的，其“卷前提要”之間的差異則大一些。文瀾閣《四庫全書》及其“卷前提要”除了原寫本之外,更多的是補鈔本，因此文瀾閣與北三閣的“卷前提要”存在諸多不同，而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間的差異則更大■這也是《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影印出版重要意義之所在。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江慶柏敎授主持的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四庫提要匯輯匯校匯考”正在進行;目前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敎的臺籍學者龔鵬程敎授，有意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校證》。我想《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的出版，可以為他們的硏究提供便利，同時也部分實現了林慶彰敎授的美好願望。令人欣慰的是，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終於即將問世。我們相信，本書作為重要的學術資料，必將為“四庫學”(尤其是各種“四庫提要”之比較)硏究提供極大的便利，並有助於廣大學者進一步了解文瀾閣《四庫全書》之獨特價値。如今《四庫全書》準備申請世界記憶遺產，我們十分希望本書能為這項對於進一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盡綿薄之力！■目前已有多種論著提及北三閣之“卷前提要”與《四庫全忾總目提要》差異甚大.
王昶與乾嘉金石學者交遊考—以《金石萃編》為中心趙成傑*王昶（1724—1806)①，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德琴。祖籍浙江蘭溪，自高祖懋忠遷居松江府靑浦縣珠街角鎭,而為靑浦（今上海靑浦）人。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授内閣中書，協辦侍讀,入軍機處,後又擢刑部郞中。乾隆三十三年（1768)王昶隨大學士、雲貴總督阿桂入川,平定大小金川。工詩善文，作品甚多，早年與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趙升之、曹仁虎、王文蓮並稱“吳中七子”。參與纂修《大淸一統志》，主修《西湖志》、《太倉州志》，編撰有《天下書院總志》，著有《使楚從譚》、《征緬紀聞》、《春融堂詩文集》，輯有《明詞綜》、《國朝詞綜》、《湖海詩傳》、《湖海文傳》等著作。王昶一生為官南北，政治才能卓越，深得乾隆賞識;學術上“又以對經史考據學風的表彰和良好的詩詞古文素養而‘炳著當代’”②。《金石萃編》是金石學史上繼往開來的一部著作，繼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之遺風,承洪适《隸釋》、《隸續》之統緖,體例完備，自成一派。③支偉成《淸代樸學大師列傳》曾論其體例’並評價為：凡其文漫漶見於他書者，則為旁注以記其全。篆、棣及見古文別體者，*趙成傑:雲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博士後、助理硏究員基金項目：雲南大學博士後學校資助項目（項目編號:WX069051)。①王昶生卒年，文獻記載不同。嚴榮《述庵先生年譜》記為先生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724年1月6日）生，卒於嘉慶十一年六月初七日（丨806年7月20日），時年八十三。阮元《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郞王公昶神道碑》、秦瀛《刑部侍郞蘭泉王公墓誌銘》同為“嘉慶十一年六月初七卒，年八十有三”李恆《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嘉慶十一年六月卒”，李元度《淸朝先正事略》“初七日雞鳴，公曰•.時至矣。遂薨，年八十有三”。管同《資政大夫刑部右侍郞致士王公行狀》以為卒於嘉慶十二年五月七日，年八十一。錢林撰《文獻徵存錄》謂其卒於嘉慶八年，誤y嘉慶八年至嘉慶十一年，王昶還有諸多社會活動，亦與好友有書信往來，所以卒年不可能在此年，見《述庵先生年譜》②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派硏究》，河北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3頁。③李學勤:《影印〈八瓊室金石補正〉序》，《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5年第134期
摹其點畫，加以訓詁。即題額、陰、兩側，亦必詳載碑製之長短寬博，取建初慮搋尺度其分寸，並志其行字之數。諸家題跋見於金石諸書文集者，悉著於編，金石之書，至此可謂集大成矣。④《金石萃編》作為淸代金石學領域里程碑式的作品，開啟了乾嘉金石學的新紀元。但在它問世以前,較成規模的集釋類著作有:都穆（1458—1525)《金薤琳琅》、李光暎（？一1736)《觀妙齋藏金石文字考略》、吳玉搢（1698—1773)《金石存》等，但都有收書不足及體例不備等缺點，實難反映歷代金石存藏、硏究的全貌。《金石萃編》綜合目錄、存文、釋文與集釋彙為一編，是金石學史上劃時代的著作。王昶一生因金石而結交者眾多，與錢大昕、翁方綱、孫星衍、阮元、吳式芬、黃易、朱文藻、錢侗、吳榮光等金石學者都有交游，彼此之間或書信往來，或出遊訪碑，或詩酒酬唱。今據其年譜及傳記文獻，按時間順序將其交游情況列表如下：王昶與乾嘉金石學者交游年表交游時間事件出處乾隆九年與錢大昕定交。《錢辛楣先生年譜》乾隆十二年王昶應江寧鄕試，報罷，往遊宜興諸勝，因摹《國山碑》以歸，遂有金石之好:，《述庵先生年譜》乾隆十四年錢大昕、王昶、褚寅亮等先後在蘇州紫陽書院從汪峻學。《春融堂集》卷五五《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墓誌銘》乾隆十八年因應鄕試於金陵，與嚴長明、程晉芳定交.:，《述庵先生年譜》乾隆十九年戴震遭同族陷害，從安徽逃至北京，與錢大昕、秦蕙田、紀昀、王昶、王鳴盛、朱筠諸人定交。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王昶、翟灝、周春、范家相同中進士。《述庵先生年譜》乾隆二十年錢大昕致書王昶，討論經學和曆法。錢大昕《與王德甫書一》乾隆二十一年王昶入盧見曾幕，時惠棟、沈大成均在盧氏幕府。王昶《惠定宇先生墓誌銘》乾隆二十二年王昶至江寧，與程廷祚論《易》。《春融堂集》乾隆二十四年戴震鄕試落第，至京見王昶，為其校書室作《鄭學齋記》。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乾隆二十五年與翁方綱定交。《述庵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二年趙翼、王昶、朱筠、畢沅、于敏中、陸錫熊、嚴長明、劉綸、劉星烽、楊述曾、阮葵生等先後在京師參修《歷代通鑒輯覽》趙興勤《趙翼年譜長編》乾隆三十三年王昶因盧見曾案革職。《述庵先生年譜》乾隆三十八年王昶致信《四庫全書》館總纂官陸錫熊，推薦惠楝《易漢學》、《周易述》r時朱文藻亦在京，以私人資格受聘於四庫館,，王昶《與陸耳山侍講書》乾隆四十二年羅有高與王昶在京師定交。江藩《宋學淵源記》④支偉成:《淸代樸學大師列傳•金石學家列傳第十八》，岳麓書社,1998年，第266頁::
乾隆四十三年王昶在京總慕《重修大淸一統志》，時與邵替涵、孔廣森往來談藝《述庵先生年譜》江藩年十八，識王昶，以師禮待之。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乾隆四十八年王昶三月出任陝西按察使，紀昀以秦漢瓦寄贈，《述庵先生年譜》乾隆五十一年翁方綱《兩漢金石記》成書，《金石萃編》多引用之，陳鴻森《翁方綱年譜補正》乾隆五十三年王昶外遷江西布政使，紀昀為其餞行《春融堂集》乾隆五十四年江藩客王昶署中，王昶二月升刑部右侍郞時翁方綱以《漢延禧西嶽華山廟碑歌》寄錢大昕.梅新林等《中國學術編年》乾隆五十七年王昶向許宗彥闡述自己治《說文解字》主張,，王昶《答許積卿書》乾隆五十八年錢大昕所藏金石文字二千餘件，由弟子瞿中溶整理成册;錢大昕十一月作《述庵先生七十壽序》，為王昶祝爵，贊其學行《錢辛楣先生年譜》臧庸在蘇州,從錢大昕、王昶、段玉裁講學陳鴻森《臧庸年譜》乾隆五十九年王昶致仕歸，居靑浦原籍，名其堂曰“春融時與在紫陽書院主講之錢大昕、居憂在家的王鳴盛互訪，有“江南三老”之目。《述庵先生年譜》嘉慶元年王昶主講婁東書院，作《錢曉徵七十壽序》，祝錢大昕七十壽辰.:，《錢辛楣先生年譜》嘉慶四年阮元邀王昶任敷文書院山長,《述庵先生年譜》嘉慶五年阮元建話經精舍於西湖，延王昶、孫星衍主講孫星衍《詁經精舍題名碑記》嘉慶六年王昶、陳漭祺應阮元之聘，主講敷文書院，兼課詁經精舍孫星衍《詁經精舍題名碑記》嘉慶七年王昶以目疾,因延請朱文藻、彭兆蓀，及門人陳興宗、錢侗、陶樑分校其所著各書;二月，為阮元作《阮湘圃封翁七十壽序》《述庵先生年譜》嘉慶十年《金石萃編》160卷成，有自序，朱文藻、錢侗,陶棵協助纂樹《述庵先生年譜》嘉慶十一年王昶病甚，自定喪禮,劂阮元為作神道碑文.《述庵先生年譜》王昶卒《述庵先生年譜》嘉慶十二年《春融堂集》刊成《春融堂集序》由上表可知，王昶與錢大昕、翁方綱、孫星衍交往十分密切，錢大昕是“以金石證史”的傑出代表,翁方綱則是“以金石證書法”的典型，阮元對淸代金石學亦有不可磨滅之貢獻，以上諸位在金石方面均有極高造詣，對王昶的金石硏究都有影響。而其他金石學者，如畢沅、阮元、武億對王昶亦有貢獻。本文僅討論對王昶金石硏究有直接影響的學者。一、與錢大昕、錢侗叔侄的金石交往錢大昕（1728-1804)，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江蘇嘉定（今上海嘉定)人，有《潛硏堂金石文跋尾》、《潛硏堂金石文字目錄》、《唐石經考異》、《十駕齋養新錄》等著作，在金石學領域頗有造詣，《金石學錄》評價為：“先生學問無一不精到,此書（《潛硏堂金石文跋尾》）在《潛硏文集》之外,王炎祿稱其盡掩永叔
(歐陽脩）、德父(趙明誠）、元敬（都穆）、子函（趙_)、亭林（顧炎武）、竹诧（朱彝尊）、虛舟（王澍)七家，而出其上，遂為古今金石學之冠，殆非夸語。”⑤王昶與錢大昕相識於乾隆九年（1744)，《錢辛楣先生年譜》云九年甲子，年十七歲，學使開公泰科試,取一等第七名^是秋鄕試，始與王蘭泉定交。”⑥乾隆十四年（1749)，二人同時入紫陽書院讀書，《述庵先生年譜》：“同院中如褚搢升秀才寅亮、錢曉徵秀才大昕、曹來殷秀才仁虎，皆以經術、詩、古文互相砥礪。”⑦二人金石方面的切礎應始於此時，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墓誌銘》:“君在書院……尤嗜金石文字，舉平生所閲經史子集,證其異同得失，說諸心而硏諸慮。”⑧錢大昕《述庵先生七十壽序》：“大昕從公遊最久，始同學，繼同舉進士，又同官於朝,嗜好亦略相同,其可無一言乎?”⑨錢、王二人同年進士，又同朝為官，愛好亦相同,其情誼可想而知。錢大昕在給王昶父親的墓誌銘中提到:“大昕弱冠後，即從當代賢士大夫遊，竊取其緒論，得粗知古人立言之旨。其交最久而莫逆於心者,則今大理寺卿王公昶也。”⑩大概從紫陽書院讀書起，錢大昕便開始收藏金石拓片,《錢辛楣先生年譜》(二十二歲條）:“公事之暇，入琉璃廠書市，購得漢、唐石刻二、三百種，晨夕校勘，證以史事，輒為跋尾,收藏金石文字自此始。”錢大昕勤於訪碑，善於收藏金石拓片，曹泳蘭《錢大昕石刻學硏究》:“凡知交歷官居鄕之地，莫不遍託捜羅，至身所經歷，山涯水畔，黌宫梵宇,有斷碑殘刻，必剔蘚拂塵,摩挲審讀，或手自椎拓，積三十餘年,遂成巨幅。”■錢大昕積三十餘年，捜羅金石碑刻二千餘種，《新見風山靈德王廟記》:“予收藏金石刻二千餘通，吳越刻亦有十餘。”王昶長錢大昕四歲，與其交往凡五十七載，王鳴盛作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跋慧照〈淞南紀遊圖>》敘述了他與錢大昕、王昶的交往：家述庵先生居雲間，與吾嘉定相距七十里而近。先生官少司寇，方以參密勿、備論思，在日月之際，勛名勒諸鐘鼎，著述藏在蓬莱，學者爭仰望之而未由得睹也。癸丑春，請急省墓，暫得休憩，於是踵門求見者，户外之屨⑤（淸)李遇孫:《金石學錄》，《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十七冊，第12405頁。《石廬金石書志》云:“錢公於史事橫縱鉤貫，援據出入，旣博且精,而以緖餘治金石，其精博輙軼，前賢王西莊先生稱其盡掩永叔、德父、元敬、子函、亭林、竹诧、虛舟七家而出其上，遂為古今金石學之冠,殆非過譽（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十四，民國癸亥年[1923]閩侯林氏寶岱閣刻本）o⑥（淸）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一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頁。⑦（淸）王昶著，陳明潔、朱惠國、裴風順點校:《春融堂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40頁。⑧（淸）王昶著，陳明潔、朱惠國、裴風順點校:《春融堂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954頁,，⑨（淸）錢大昕著，呂友仁點校:《潛硏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78頁,，⑩（淸）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九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99頁，■曹泳蘭:《錢大昕石刻學硏究》，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第16頁,，
滿焉。錢少詹曉徵與予三人，皆五十年前題襟擊钵、拍肩素交也其後三人者同登進士第，官京師，予最先歸，年四十二；其次曉徵亦歸，年四十八；而先生暫假在籍，年七十。如曉徵及予以暮齒遇素交，千里相思，尚勞仲悌，况在密邇，宜其鼓棹相尋，惟恐不速。予顧以事牽不可偕，獨曉徵以九月下旬挾子星伯訪先生於三泖漁莊，述庵大喜，留信宿，遂邀秀水江書年、華亭張坤厚、金冶、圓津庵僧慧照、萬壽道院道士沈雪帆同方舟至余山，入王氏園，登皆山閣，弔陳眉公故居；復至天馬山，登周氏山舟堂。先生作四詩，末有見及語，悵素交之闕其一也，爰屬慧照寫《淞南紀遊圖》……乾隆五十九年甲寅臘月既望，西址王鳴盛記，時年七十有三。■王昶、王鳴盛、錢大昕三人交往踰五十年，王鳴盛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致仕，錢大昕於乾隆四十年（1775)卸職還鄕,王昶則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辭官還鄕，近二十年三人僅在春秋佳日聚於蘇州，偶有書信往來，乾隆五十九年錢大昕偕其子錢東壁訪王昶三泖漁莊，王昶自是非常愉悅’於是邀好友一同詩酒酬唱，慧照繪《淞南,紀遊圖》，以示紀念。王昶曾總結與錢大昕的一生的交往,“昶長君四歲，回憶與君及鳳諧同居學舍時，距今忽忽五十七年,逮同年通籍,同官同朝,亦幾二紀。中間昶以出使滇、蜀,敲歷中外，與君別日較多,而書問往還，無時不以學問文章相質。蓋著作淵源，性情趨向，有非儕輩所得道其詳者，然則窀穸之文，非昶誰能盡也。鳳諧先以光祿卿吿歸，後十二年君繼之，又十三年，而昶以年屆七十蒙恩予吿。三人者所居百里而近，春秋佳日常聚於吳中。諸弟子執經載酒，稱為‘三老’。曾幾何時，而鳳諧先逝，君歸道山又期年矣,獨昶龍鐘衰病，淹息床第,且念企晉、損之諸友,更無一人在者,執筆而書君行事,可勝悲夫。”■王昶追述了他與錢大昕一生的交往“逮同年通籍，同官同朝”，二人學術往來亦相契合，“無時不以學問文章相質”，但二人雖同治金石,方法特點各不相同。錢大昕認為金石碑碣材料等都可與傳世文獻相印證，即“以金石文字考證經史”，這主要延續了顧炎武的以金石證史的硏究方法，梁啟超《淸代學術概論》:“顧、錢一派專務以金石考證經史之資料。”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硏精究理，不習盡工。”■錢氏勤於收集金石文字，成《潛硏堂金石文跋尾》，是書博採上起三代，下迄元代，考證之精多為歐、趙不及。淸代金石學由顧炎武發其■（淸）王鳴盛:《跋慧照〈淞南紀遊圖〉》，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光緖《圓津禪院小志》卷末。⑬■（淸）王昶著，陳明潔、朱惠國、裴風順點校:《春融堂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955頁⑭■（淸）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21頁
端，其後著述如林，名家輩出，蔚為一時顯學；自錢大昕以考訂經史為旨趣,注意到金石等文物資料的考史價値,擴大了史料的運用來源，從而拓展史學硏究的領域與範圍，豐富和發展了歐陽修、趙明誠、顧炎武等以金石考史的理論與方法，為近代王國維“二重證據法”開啟先河。■與錢大昕一樣，王昶同樣則利用外出做官的便利搜集金石拓片,但他更注意匯集金石各書及文集有關材料，刪其繁複，加以著錄。據考《金石萃編》引各種類型著作255部，單篇文章12篇，題跋87篇，常用資料有歐陽修《集古錄》(48次）、趙明誠《金石錄》（61次）、翁方綱《兩漢金石記》（64次）、錢大昕《潛硏堂金石文跋尾》（276次）、錢大昕《金石後錄》（40次）、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85次）、畢沅《關中金石記》（194次)、畢沅《中州金石記》（123次）等，“兼具存目、錄文、摹寫、跋尾之長，幾與集金石學之大成者”，且收集宋至嘉慶前期金石學的主要硏究成果，具有資料彙編性質。王昶對錢大昕極為推崇，從《金石萃編》弓I錢氏著作總計316次就可以證明。順便提及的是錢大昕的侄子錢侗。錢侗（1778—1815),字同人，號趙堂,嘉定人。大昭子，嘉慶五十年（1810)舉人，長於小學，尤邃於《說文》之學,有《說文音韻表》、《說文重文小箋》、《趙堂日記》、《方言義證》等著作,《淸儒學案》卷八十四稱其:“治說文,通曆算，竹汀撰《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考》未竟,先生證以群書及金石文字……王侍郞昶撰《金石萃編》，所論地理、官制，多採先生說。”■《金石萃編》亦由錢氏協助完成。錢侗《金石萃編•跋》：“迨嘉慶壬戌春,卻軌家居，乃盡出篋笥所藏拓本。自三代迄遼金幾一千通，重整舊稿，刪其繁蕪，補其漏失。以侗侍師父年久，稍習歐、趙以來諸家之書，招致三泖里第，畀以編校之役。”■嘉慶壬戌（1802)年，王昶招朱文藻、錢侗等人協助編纂《金石萃編》，於嘉慶乙丑（1805)冬刊刻，《金石萃編》收錄錢侗跋文四條。二、與翁方綱的金石交往翁方綱（]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直隸大興（今北京）人，淸代著名金石學家。翁氏是淸代乾嘉時期少有的飽學之士,在經學、金石、詩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主要著作有《兩漢金石記》、《石鼓考》、《石洲詩話》、《經義考補正》等。翁氏治金石目的不是考證經史而是鑒賞書法，因此他的交遊圏子中不少乾嘉時期⑮■黃世錦:《淸代金石學對書法的影響》,台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228頁。■(淸)徐世昌等編著:《淸儒學案》第四冊，中華書局,2008年,第3334頁。■(淸）王昶撰:《金石萃編》，中國書店出版社,1985年。
書畫名家。■錢泳評價翁氏“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金石文字”，《淸史稿•翁方綱傳》“尤精金石之學，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豪芒，參以《說文》、《正義》,考證至精。所為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其中。”■王昶與翁方綱交遊始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述庵先生年譜》：“境地深覩，市塵隔絕，先後與趙雲松編修翼、翁振三編修方綱，及族子蓬心為鄰。”翁氏與王莉比鄰而居，陳康祺《郞潛紀聞初筆》卷八:“國初趙氏寄園舊址,在今給孤寺鄰近。乾隆庚辰、辛巳間，王述庵侍郞、翁覃溪學士、諸桐嶼太史，結屋比鄰，時有‘三家村’之目云。”■時王昶、翁方綱同住敎子胡同，後王昶調離京師，二人亦有書信往來，翁方綱《致王昶》:“其餘訂證金石諸種，皆需先寫出副稿，貧無僱人之資,未知何時始得就正於畏友也。”■陳鴻森《翁方綱年譜補正》:“嘉慶十年十一月，王昶《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刊成’其書頗引先生考證之說。”■確實,翁方綱所撰《兩漢金石記》的題跋在《金石萃編》中隨處可見，據考《金石萃編》引《兩漢金石記》64次,引《焦山鼎銘考》1次，引《粵東金石略》2次,另有翁方綱題跋四篇，如卷九十四《顏魯公祖關二大字》“乾隆五十二年（1787)，歲在丁未冬十二月北平翁方綱”等，可見《金石萃編》對翁氏的重視。《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凝聚了翁方綱在兩漢金石硏究方面的心血，於乾隆五十四年秋（1789)在江西付梓。全書輯錄兩漢金石碑銘之文，以金石考據為主，間亦評騭兩漢碑刻，可謂兼具錄文、考訂、鑒賞金石諸家之長。翁方綱的金石硏究主要以書法鑒賞為主，他曾說“不為書法而考金石，此欺人者也”。翁氏還提出了“以金石證書法”的主張。■《金石萃編》成書後，翁氏曾得到一本，並有所批注,其批校處主要集中在卷十六、十七、四十三、卷七十三等處。據卷十七《鄭季宣碑》“若十四行首葬故二字,則愚《兩漢金石記》”、卷四十三“全用後來偽刻石本，不意考訂之家,荒陋至於如此，方綱”等語知為翁氏批語。■從《金石萃編》輯錄的諸多翁方綱的跋語，可見二人之往來。如卷二十八《司馬景和妻墓誌銘》:“沈進士嵩門以所藏魏人墓誌見示。按其文題曰:魏代揚⑲■劉仲華:《世變、士風與淸代京籍士人學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49頁。■（淸)趙爾巽等撰:«淸史稿》，中華書局，1977年，第13395頁。■（淸)陳康祺:《郞潛紀聞初筆》，中華書局，1984年，第163頁。■(淸）翁方綱撰，沈津輯:《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05頁。竣陳鴻森:《翁方綱年譜補正》，《中國文哲硏究集刊》,2004年第25期■劉仲華:《淸代翁方綱搜集、鑒賞金石的方法及其治學宗旨》，《唐都學刊》,2009年第6期⑳趙成傑:《澳大批本〈金石萃編〉考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1期，
州長史南梁郡太守宜陽子司馬景和妻墓誌銘。以延昌三年正月辛酉葬而為頌。題稱銘，而文稱頌，題不著其妻姓,而文但曰‘中散大夫之幼女,陳郡府君之季妹’，亦不著其父兄之名。皆金石例所未舉,雖漢碑有之，然非正也。魏自有晉懷、愍之世始封於代，踰九十年，乃詔以國號為魏。而此文猶以魏代為稱,則其不忘本始之意，亦可見矣。文多別體，蓋北朝習俗相沿使然爾。翁方綱跋。”此墓誌為沈嵩門所藏，曾向交翁方綱及王昶出示其拓本，二人均有題跋,王昶跋語中還較為詳細地交代了沈氏的身份，“沈子嵩門以拓本見示,完好可誦，因考而書其後。嵩門名景,熊仁和縣舉人,成進士為予小門生,現任貴州印江知縣。”沈氏將拓本送給翁方綱及王昶收藏，二人在拓本後均有跋語，金石交遊由此可見。翁方綱在金石學領域探索出了自己的硏究方法，一、以親見為據，主要表現在重視親訪、搜集第一手資料;二、以校勘為主，拓本、刻石與文獻校勘揭示以往金石的謬誤;三、建立鑒賞及描述漢隸的學術語言，修正漢隸的觀念。■翁方綱的硏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石萃編》的編纂，前兩個方面在《金石萃編》的編纂中都有所體現。三、與孫星衍的金石學交往孫星衍（1753—1818),字伯淵,號淵如，陽湖（今江蘇常州）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榜眼，歷任翰林院編修，刑部主事,為王昶門人,輯刊《平津館叢書》,有《寰宇訪碑錄》、《三國六朝金石記》、《五松園文稿》等。孫星衍在靑年時代就非常仰慕王昶’他曾編選《澄淸堂詩稿》收詩24首，僅存袁枚、王昶二人詩，足見孫氏對王昶之敬重。■二人早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便有接觸，“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君三十二歲。客西安節署。時王少寇昶為臬史,幕中多才俊，纂《金石萃編》，因留下榻旬日。”■孫星衍嗜好金石,常在做官之餘親自訪碑，並將所得金石拓本獻於王氏,以助其編纂《金石萃編》。王昶編纂《金石萃編》時,孫氏恰好到訪。孫星衍還曾與顧千里交流整理《古刻叢鈔》之事，謂其可補《金石萃編》之缺，《與顧千里書四》：“《寶刻叢編》世本無刻本，未知有善本可校否？《古刻叢鈔》有刻本否？如無，擬刻之，而以近代新出碑文完備者附後,且可補《金石萃編》之缺。《金石萃編》書甚好，蘭泉先生著述中最■何碧琪:《翁方綱與乾嘉時期碑帖書風及鑒藏文化》，台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220頁，■(淸）孫星衍:《澄淸堂稿自序》，《孫淵如先生全集4》，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382頁。■(淸）張紹南編纂:《孫淵如先生年譜》,收錄於《儒藏•史部》42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64頁。
佳之書。”■《古刻叢鈔》後來經孫星衍重新編次，“以原書隨得隨鈔，時代雜糅，難於觀覽，故也，不遠江湖，寄以屬校……顧廣圻書於思適齋。”■《金石萃編》載孫星衍跋文三則，分別為卷二十二《瓦當文字》:“門人孫子星衍,所得甘林、甘泉上林、平樂宫阿三種，昶皆未有,並附識之。”卷二十四《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孫星衍跋》：“此石經二千年始見於世,前金石諸家俱未及載,後之好古者得之’當無忘予與朱筠谷捜訪之力也。”卷二十六《井牀殘字》“乾隆五十年四月三曰因王蔭可言訪得之。孫星衍記”等。可見，孫星衍為《金石萃編》的編纂，亦曾付出心力。嘉慶六年（1801)二人又同為阮元詁經精舍主講，孫氏早於王氏有《寰宇訪碑錄》（嘉慶七年1802)，王氏《萃編》成書於嘉慶十年（1805)，同年孫星衍延請嚴可均編《平津館金石萃編》。■王、孫二人同時開始編書，一為目錄，一為集大成彙編。孫星衍《寰宇訪碑錄自序》有“此書之成，前後閱廿年”，從孫氏於乾隆四十九（1784)年到訪王昶衙署，至《寰宇訪碑錄》成書,近二十年。陸增祥《書趙撝叔訪碑錄後》:“淵如先生輯《寰宇訪碑錄》與蘭泉先生《金石萃編》並時，一著碑目，一錄碑文，津逮後學者備矣，孫多於王五之四。”■二人均在乾隆四十九年前後開始編纂金石著作，《平津館金石萃編》拓本的捜集亦當從此時開始。《平津館金石萃編》卷一有孫星衍按語予以乾隆丙午（1786)秋，與句容朱筠谷至其地，手拓兩本。”可見二人在搜集、編纂金石學著作上是一致的。《寰宇訪碑錄》成書於嘉慶七年（1802)，收錄自周至元碑目7706種,而《金石萃編》僅其五分之一。■當然，孫氏著作以著錄碑目為主，王氏著作則兼具錄目、碑文、題跋等，二書在淸代金石學史上都是不可替代的著作。在《寰宇訪碑錄》之外，孫星衍還延請嚴可均仿《金石萃編》之例，補輯《平津館金石萃編》。此書今存二十卷，始於三代，終於金，旨在補充《金石萃編》所收拓本之不足。陳準《平津館金石萃編跋》：“此書凡已見王氏《萃編》者皆不錄，僅注某碑已見王氏金石萃（當為“已見王氏萃編”）六字，及某年月日而已。其餘每錄一碑，必詳其年月，尺寸廣狹、碑額碑陰以及文字之體勢，諸家之考釋，⑳■（淸）孫星衍:《孫淵如先生書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據陳鴻森《孫星衍遺文續補》（《書目季刊》2014年第3期）錄。■侯怡敏、陳先行、郭立暄整理:《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選輯史部（續四）》，《歷史文獻》第六輯，2006年，第59頁。⑳■孫氏亦撰《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云予吿刑部侍郞王昶，為孫子五十七世孫（淸）孫星衍:《平津館文稿》，中華書局,1985年，第56頁。■陸增祥:《八瓊室金石劄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6135頁。■王鍔:《〈寰宇訪碑錄〉及其補作》，《古籍整理硏究學刊》，1992年第1期.
悉仿王氏之體例。繼王氏《萃編》者有吳氏《筠靑館金石記》、瞿氏《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朱氏《金石萃編補輯》等,惜今皆不傳。”■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對《金石萃編》是有補正的，如卷四《梁安成王蕭秀碑》按語：按蕭秀碑有陰，余未獲拓本，但獲一額。據嚴子進所見，甘家巷有二碑，屹立田中其一全泐，一額云“梁贈侍司空安成王之碑”，其文有“孝绰”數字可辨。則余所獲乃全泐之碑之額，非即孝绰所撰碑之額也。《南史•梁宗室傳》，安成康王秀卒，遊王門者，東海王僧繇、吳郡陸任、彭城劉孝绰、河東裴子野，各制其文，咸稱實錄，遂錄四碑並建。此額即王陸裴之一。王氏《萃編》采《復齋碑錄》及《南史》語，缀於《蕭儋碑》後，誤。■《金石萃編》誤將《蕭秀碑》資料置於《蕭儋碑》後，孫氏得到嚴可均拓本,有“梁贈侍司空安成王之碑”及“孝綽”等語，考訂此為《蕭秀碑》,非《蕭儋碑》。四、與阮元、武億的金石學交往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I789)進士，先後出任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湖廣、兩廣、雲貴總督,歷兵部、禮部、戶部、工部侍郞,後拜體仁閣大學士,有《擎經室集》、《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等，《淸史稿》卷三六四有傳。■嘉慶三年（1789)九月，阮元解浙江學政任入都覲見，途徑蘇州，王昶邀其遊虎丘，王昶作《虎丘即席送阮少宗伯伯元還朝》詩云“文章翰墨千秋業，賓從江湖一代才。只是老夫蕉萃甚，臨風目斷畫帆開”（《春融堂集》卷二十三）。《金石萃編》編纂過程中，阮元亦拿出自己收藏拓片，以補《萃編》之不足。卷五《甘泉山漢刻殘字》，阮元跋“寄述庵先生，補《萃編》所未備”。卷一百二十二《金塗塔記》阮元跋乾隆五十七年（1792)，海寧陳騎尉廣寧以贈安徽巡撫朱石君師,師於次年寄至京師，命元考之如右,阮元跋。”《金石萃編》引阮元《擎經室文集》(2次）、與畢沅合輯《山左金石志》（85次）。武億（1745—1799),字虛谷,一字小石，自號半石山人,河南偃師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舉人。其學博通經史，長於考證。著有《群經義證》、《授堂文■陳準:《平津館金石萃編跋》，《圖書館學季刊》，1933年第7卷第4期。■(淸）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2467頁.■高明一:《積古煥發:阮元（1765—1849)對金石學的推動與相關影響》，臺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集》、《授堂金石跋》等，見《國朝漢學師承記》。武億從童年起就嗜好金石，其《答王蘭泉先生書》自言“自十餘歲，好獨遊，從廢寺荒墟，眘然懷想，偶檢得古人一二石碣遺跡，撫摩終日，或至廢食不歸”■。武億自十幾歲便開始喜歡捜訪金石材料，《金石萃編》卷二十五《閩中侯劉韜墓誌》還引武億《偃師金石遺文記》，載武億對金石癡迷的軼事，“億按志向為士人，掘井出之已二十餘年，仍棄置一民家。乾隆癸卯（1783)，余自杏園莊假之而歸。”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一月，偃師杏園莊一民家，掘井得晉關中侯劉韜墓碑，八分書’長二足餘，棄置於家已二十餘年，武億聞訊，亟假之歸，肩之以遺。由此可見，武億對金石之癡迷。《金石萃編》引武億著作凡八種，其中《偃師金石遺文記》20次、《重修偃師縣志》1次、《授堂金石跋》193次、《偃師金石跋》1次、《偃師縣志》3次、《偃師金石遺文》2次、《偃師金石錄》15次、《授堂金石三跋》5次。即此可見武億金石學著作之豐富。武億的金石硏究貫穿一生，金石類著作十餘種，金石成就僅次於錢大昕，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四論武億《金石三跋》曰：“虛谷好金石文字，究極尋披，其於往事多有證明，因擇其尤，劄記成文……所跋雖不及錢竹汀四跋之多，而考證精審,實堪亞於錢氏,故王述庵師撰《金石萃編》采入者尤夥焉。”■武億在《答王蘭泉先生書》中提及王昶曾徵詢武氏有關金石學著作，以助編輯《金石萃編》，云“伏蒙專人遠至，賜書一通，詢以所著金石遺文諸記，欲令覓鈔錄，留置左右”■。由《金石萃編》引武億金石著作240次就可以看出王昶非常重視武億的金石硏究。綜上，王昶與乾嘉金石學者交游密切,其詩酒酬唱不斷，書信往還頻繁，或索要金石拓片，或徵詢相關著作，或探討金石文字，或考證碑刻内容，皆可想見王昶在金石方面的濃厚的興趣及努力，也從一個角度體現了《金石萃編》的編纂所表現的乾嘉金石學學術背景。⑳■（淸)武億:《答王蘭泉先生書》，《授堂文鈔》卷七，中華書局，1985年，第130頁。信中亦提及有關武億在金石學方面的努力以及著作的基本情況，或可參考。■(淸）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淸）武億:《答王蘭泉先生書》，《授堂文鈔》卷七，中華書局，1985年，第130頁，
臺灣《易》學先賢與關渡先生黃敬遺著考略賴貴三**賴貴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敎授,①此詩係筆者2002年8月1曰,偶閱〔淸〕劉文淇（17的-1854)《劉文淇集_詩集》卷十〈送姚石甫先生瑩觀察臺灣〉，因與臺灣有關而鈔錄於此,以為存識參考按:劉文淇,字孟瞻，揚州儀徵人，淸代著名經學家,是儀徵劉氏學的創始者;與劉寶楠（1791-1855)並稱“揚州二劉”，同為淸代揚州學的代表人物。劉文淇為人淳厚篤實.學思淵博,除致力於《左傳》學外，長期從事典籍校勘及方志修纂工作，故在校讎學、方志學方面，多所創述,頗受時人推重。而姚瑩（1785-1853),字石甫,一字明叔,號展和,晚號幸翁,安徽桐城人.進士道光十八年（1838)，擢升臺灣兵備道,為當時臺灣最高軍政官員,治績頗佳;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奉命嚴守臺灣.為少數曾打敗英軍的淸朝官員。著有《臺北道里記》、《東槎紀略》、《中復堂全集》、《上督撫言防海急務狀》、《節錄臺灣十七口設防狀》、《駁淡水守口兵費不可停給議》等.多與臺灣軍政事務相關一、前言臺澎真奥區，复絕重洋隔。民情好鬥鬩，官務稱繁劇。唯公邀帝簡，超摧逾常格。朝秉通守麾，暮樹外臺戟亮哉聖人聰，足使遠俗革」舊部聞公來，欣欣手加額。威惠必兼施，次第抒善策。監車昔困驥，蕩節今乘驛。鲰生惭濫竽，龍門幸著籍。壯遊不獲從，離緒無由釋。歌謠訪閩疆，書函寄海舶。侧耳聆政成，頌聲被金石。①在正式進入本文討論臺灣先賢關渡先生黃敬（字景寅，？-1888)今存《易經初學義類》上下二卷《易》學之前，筆者先整理臺灣早期《易》學人物與著作考略，提供歷史文獻之瞭解參考。(一）臺灣府學教授葉亨及其門生：王璋、陳夢球據高拱乾(字九臨，生卒年不詳)《臺灣府志》載，府學敎授葉亨（字叔通,生
卒年不詳)諸生，深造有得，精通經學，硏習《易經》而中第者有:康熙三十二年(丨693)，臺灣府王忠孝（字長儒，號愧兩，1593-1667)之侄王瑋、臺灣縣陳夢球(字二受，號游龍，？-1700)中舉，皆習《易經》。康熙三十三年（1694),臺灣府陳永華(字復甫，1634-1680)子陳夢球中進士，習《易經》。②據此，可知葉亨是臺灣《易》學敎育史上的第一人，他的門生王璋、陳夢球成為臺灣《易》學敎育史上的第一批學者，只可惜未考見葉氏師生有關《易》學論述傳世。(二）南臺府縣學諸生:蘇峨、楊阿捷、王錫麒、許宗岱據史載臺灣各地府縣學生，硏習《易經》而中舉者，尙有：康熙二十六年(1687),鳳山縣蘇峨（生卒年不詳）習《易經》。康熙五十年（1711)，臺灣府楊阿捷(字慶衡，生卒年不詳）、諸羅縣王錫祺③與臺灣縣許宗岱（生卒年不詳）皆習《易經》。④以上各人生平惜均未詳，而可知淸初領治臺灣時，承明鄭之遺緒，政學重心仍在南臺:鳳山縣城原在今高雄左營半屛山下、蓮池潭畔，舊城遺蹟尙存，猶可憑弔，後遷治今高雄縣鳳山市。臺灣府及臺灣縣,大抵在今臺南市縣境内，惟有“全臺首學—孔廟”，巋然獨存。諸羅縣即今嘉義市，縣學所在，恐不易覓得遺踪了。(三）北臺府縣學諸生：郭菁英、王士俊、黃敬陳培桂編《淡水廳志》卷十六“附錄三”〈志餘•紀人〉，也記錄了三位臺灣先賢在經學與《易》學上的學養造詣,其中“郭菁英”(名列第一），“王士俊”（名列第三），“黃敬”（名列第十五），三位先賢均為淸前中期北臺灣淡水廳（新竹以北）的著名學者,史志傳略迻錄如下：郭菁英，字顯相，成金兄，廩生。胸次高潔，絕營求，背誦六經如流。與人交，和藹可親。王士俊，號熙軒,竹暫開墾首,世傑之五世孫，嘉慶間庠生罵學，尤邃於《易》;授徒曰廣，言論風生，每講奥義，必引史以證之，鄭用錫輩皆出其門。⑤據上文，可知王士俊先賢，學邃於《易》，“每講奧義，必弓I史以證之”，他或許是②詳參〔淸〕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臺銀經濟硏究室，1960年），《臺灣文獻叢刊》第65號，卷八〈人物志>“進士年表”、“舉人年表”，頁207-208③案:《淡水廳志》卷三〈建置志〉載湛里岸石橋，廳北芝蘭堡淇里岸街東，乾隆四十六年舉人王錫祺、莊耆潘元振等捐造”又同志記載:“淇里岸柴橋，廳北淇里岸街西，舉人王錫祺捐造,”臺灣先賢王錫祺，率眾抵唭哩岸，開墾荒野，為唭哩岸發展留下足跡。其後人至今仍於此地定居，薪火相傳、綿延不絕。④詳參〔淸〕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第66號，I960年），卷八〈人物志•選舉〉“進士年表”、“舉人年表”、“副榜年表”，頁259-261。⑤詳參〔淸〕陳培桂:《淡水廳志》（第丨72種，1964年），針六〈附錄三•志餘•紀人〉，頁449-451
臺灣《易》學史中“史事《易》”（引史證《易》）的第一人。黃敬，字景寅，歲貢生，芝蘭堡關渡莊人。少失父，事母極孝，母病，奉湯藥惟謹，身不貼席者十餘夕，家人曰：“子病矣。”曰：“吾惟求母之不病，遑知己病乎？”課徒不計財率，但來從學者，諄誨不倦。著有《易經理解》(據绅士採訪）。⑥而先賢黃敬所著《易經理解》一書，則或許也是臺灣《易》學史中著錄的第一部《易》學存目專著。只可惜郭菁英與王士俊二家學說與著作未傳於後，無法明其究竟，眞是遺憾!又連橫（雅堂，1876-1936)《臺灣詩乘》記載：黃敬字景寅，淡水人，敦内行，設教關渡，及門多秀士，後貢明經。曩余撰《通史》，至北訪求。其孫金印造門請見，攜示所著《易經義類存編》。余讀其書，為作列傳。⑦據此可知，黃敬除上述《易經理解》外，尙有《易經義類存編》(當即目前刊行之«易經初學義類》);而下文連橫名著《臺灣通史》所載，尤為詳盡，謂：“著《易經義類存編》二卷，《易義總論》、《古今占法》各一卷。”黃敬可謂臺灣文敎史先賢楷模，也是最有資格尊為臺灣《易》學專家的名儒，有關他的生平學行與《易》著、《易》說,於以下《臺灣通史》所載傳略中，得窺梗概，並可與上文對勘：黃敬，字景寅，淡水干豆莊人。干豆或作關渡，故學者稱關渡先生。少孤，母潘氏守節。性純孝，勤苦讀書。安溪舉人盧春選來北設教，敬事之，授《周易》。咸豐四年（1854)歲貢生，嗣授福清縣學教諭，以母老辭。假莊中天后宫為社塾，先後肄業者數百人。當是時，港仔墘曹敬亦聚徒講學，皆以敦行為本，游其門者多達材。人稱為“二敬”。⑧北臺文學因之日興:3敬為人謹飭，一言一動，載之曰記，至老不倦。束修所入，悉以購書，或勸其置田，曰：“吾以此遺子孫，勝於良疇十甲也。”著《易經義類存編》二卷、《易義總論》、《古今占法》各一卷、《觀潮齋詩》一卷，未刊。其序《易》曰：“吾因卜筮而設。聖人欲人於事，審可否，定從違，察吉凶，以謹趨避，特為假借之辭，聊示會通之意故體則兼該靡盡，用則泛應不窮無論人為何人，尊卑貴賤皆可就此以占；事為何事，大小輕重皆可依此以斷,豈一、二義類所得泥而拘乎？唯其為書廣大精微，擴而充之，義多浩渺，研而究之，義又奥幽。⑥案:王松（丨866-1930):《臺陽詩話》（第34種，丨*J59年），下卷.頁50,又有傳略曰：“黃敬,字景寅,淡水關渡人，性孝友,喜讀書,歲貢生,著有《易經理解》，”⑦詳參連橫:(臺灣詩乘》（第34種.丨％0年），卷三,頁152.■|案:曹敬（丨818-1859).名興欽,號愨民,淡水八芝蘭（今士林）人，少時聰穎過人，為陳維英（字fí之.又字碩芝,號迂谷.1811-1869)門人.好詩文,又精於書法、繪畫、雕刻,平曰在大龍峒港仔墘設帳講學,講學特重品德,與黃敬合稱“淡北二敬”，有《曹敬詩文略集》傳世,作品中有不少是試帖詩,其餘與詩友唱和.詠懷、寫景等詩,雖不太見作者性情,亦展現了文人書生罕見的詩作面向.，
前聖之言，非必故為詭祕，以待後人深求。《易》本懸空著象，懸象著占，道皆虚而莫據，辭易混而難明。欲為初學者講，不就其義以整其類，則説愈繁而旨益晦。譬如登山，仰止徒嘆其高，莫得尋其徑路。譬如入海，望洋徒驚其闊，莫得觅其津涯。執經習焉不察，開卷茫乎若迷。將《易》所以教人卜筮，欲啟之以明，反貽之以昧，欲命之以決，反滋之以疑，日言《易》而《易》不可言矣。夫《易》之數本於天也。天非以人為驗，無以知天。《易》之辭憑乎理也。理非以事為徵，無以見理。茲編之所解者，悉遵《本義》，主乎象占，以卜筮還之。而於各卦之義，各爻之義，復採古來人事相類者與為證明。或係前人，或由己見，皆敬小窗間坐所讀，苦無端倪，欲以課虚責實，庶幾得所持守，誌而不忘耳。卷帙既成，不忍恝然廢棄，爰顏之曰《義類存編》，以示子弟侄輩，俾之便習此經，因以兼通諸史，不無稍有裨益。雖所引著，其事未必與其義適符，而望影藉響，以為比類參觀，亦足知類通達。況由是觸類以引而伸，充類以至於盡，推類以概其餘。覺義雖舉一、二人之類，可作千萬人想。義雖舉一、二事之類，可作千萬事觀。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何致拘泥鮮通，不能兼該泛應,有負於《易》為卜筮之書也哉!”⑨在臺灣《易》學史中，前述十位前輩碩學鴻儒，可說是臺灣經學史上的先鋒人物，雖然著述多不傳,影響有限,但在文化傳統薪傳的歷史論述上，他們所奉獻的弓I領力量與先導地位，卻永恆存在著不容後生輕忽時間泯滅的文獻實證意義。(四）鳳山縣令、淡水同知曹謹獎掖學《易》士子此外，曹謹（原名瑾，字懷樸，1787-1849)，河南河内人，嘉慶丁卯（1807)解元。大挑直錬知縣,改福建,補鳳山。鳳山苦旱，開九曲塘，引下淡水溪，砌石為五門，以時蓄洩。知府熊一本善之，勒碑紀事，稱曰“曹公圳”。道光二十一年(1841)，升淡水同知;朔、望詣明倫堂,宣講聖諭。刊《孝經》、小學,付蒙塾誦讀，給以獎賞。能兼《易經》朱註者，賞有加。復捐俸，績修學海書院，寒士多賴成業，祀德政祠。⑩(五）臺灣先賢於《易》學、《易》教有功有行者以下為檢閱與《易》學相關，凡所得經學儒士六人，節錄其傳略著述,提供參考：1.洪受⑨連橫:《臺灣通史》（第128種，1962年），卷三十四〈列傳六•流寓列傳•黃敬〉，頁984-985⑩〔淸〕陳文騄修，蔣師轍編纂:《臺灣通志》（第130種,1962年），<列傳•政績_曹謹〉，頁434-435。並見〔淸〕陳培桂:《淡水廳志》（172種,1963年），卷九(上）〈列傳一•名宦•文職〉，頁2ÓI;〔淸〕沈茂蔭《苗栗縣志》（159種,1962年），卷十四〈列傳•文職頁199-200。
〔明〕洪受，字鳳明，鳳山人。潛心力學,於經傳多所發明。在庠敎授，稱大師，門徒多成名。所著有《四書易經從正錄》、《滄海紀遺》，嘉靖乙丑（1565)，以貢歷國子助敎、夔州通判’卒於官。■洪受傳略見於《金門志》，早於明鄭時期，與臺灣經（《易》)學關係間接，錄此備考存參。此外，《金門志》中對《易經》有所涉獵的金門先賢不乏其人,如南宋泉州府同安縣小禮嶼(今屬金門縣）的丘葵■(又作邱葵）著有《易疑解》；明代陳榮選著有《易旨》；張應星■(子翼，菊水，同安人）撰有《易經管窺》、《易經燈影》。許懈(字子遜，號鍾斗，1570-1606)，今金門縣金寧鄕后湖人,著有《叢靑軒易解》。瓊林的蔡宗德及父子皆為進士的蔡貴易（字爾通,一字道生）、蔡獻臣（字體國，號虛臺）,祖孫三代,都曾以《易經》為家學。2.丁蓮丁蓮(字靑若,生卒年不詳），晉江人。父天禧,登崇禎庚辰（1640)武進士。蓮幼孤力學，康熙癸巳（1713)進士，任興化敎授,學行純華。巡撫陳瓌（字文煥，號眉川，1656-1718)延主鰲峰書院,敎士一循〈白鹿洞規〉，多所成就。調臺灣學，倡明經術,海外化之。秩滿，擢知儀徵縣，未抵任卒。著有《易經萃解》十二卷。■據此可知，丁蓮與前文葉亨，雖前後而異時同功，均作育英才，卓然有成。3.鄭用錫鄭用錫(字在中,號社亭，1788-1858)，崇和子,少穎異，淹通經史百家，尤精於《易》，好吟詠。主明志書院講席，汲引後進。淡自開闢，志乘無書，乃纂稿藏之。嘉慶戊寅（1818)，舉於鄕，道光癸未（1823)成進士。開臺二百餘年，通籍自用錫始。治家最嚴，所編《家規》，子孫猶恪守之。晚築“北郭園”以自娛,著述曰富,有詩文若干卷。請祀鄕賢祠。■今新竹市内及郊外，猶完整保存鄭氏家廟及其墓園古蹟,筆者嘗親尋訪拜謁，印象深刻！■〔淸]徐#:(1810-1862):《小腆紀傳》（第139種.|%3年），卷十〈人物列傳（二）•文學·洪受許材許開〉，頁230〔淸〕林焜燔:《金門志》（第80種,I960年），卷十〈人物列傳（二）•文學•洪受許材許開〉，頁2230■[明〕何喬遠:(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1995年），卷127,記載：“丘葵,字吉甫，同安人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蚤有志考亭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授《春秋》，親灸呂大圭.洪天錫之門最久風度端凝,如立鶴振鷺.宋未科舉廢,杜門厲學..所著有《易解義》、《書解》、《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經世書.聲音旣濟.圖《周禮》補亡.元時.倭寇至其宅.他無所犯,惟取遺害以去,故其著述多無傳者”■t淸〕廣平府知府李淸馥撰:《閩中理學淵源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六十四，〈敎諭張子翼先生應星:>,引錄《閩書•何司徒撰墓志》，可知其傳略■〔淸]陳文騄修,蔣師轍編纂:《臺灣通志》（第130種，1962年），〈列傳•政績•丁蓮>,頁463並參[淸〕黃任纂,章倬標補:《泉州府志選錄》（第233種.I%7年），〈志人•丁蓮>,頁152■傳詳[淸〕陳培桂:《淡水廳志》（第172種,196年），卷九（中）〈列傳二•先正〉，頁270-271.
4.鄭用鑑鄭用鑑(字藻亭，1789-1867)，竹塹城人;拔貢生，原籍同安,性恬淡，嘗倡修文廟，復襄舉義渡、義倉事。掌敎明志書院,垂三十年。《廳志稿》，佐兄用錫兼修，以運津米勞，加内閣中書銜；同治元年（1862)，舉孝廉方正。著《易經易讀》（《易經圖解易讀》)、《靜遠堂文鈔》，俱未付梓。光緒初年，入祀鄕賢祠。■而以下連橫《臺灣通史》記載較詳’可以互相參考,並觀異同：用鑑，字明卿，號藻亭，用錫從弟也。道光五年,■貢成均。性真摯，重然諾設塾課徒，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次。及門陳維英》輩皆傑出。主明志書院講席垂三十年，誨人諄諄，至老不倦。素樂善，捐修淡水學宫，佐用錫纂《志稿》。……著《易經圖解易讀》三卷及詩文，未刊。■5.楊克彰楊克彰（1836-1896),臺北淡水縣人，黃敬弟子。恩貢，光緒十六年（1890)署，著有《周易管窺》、《讀易要語》、《易中辨義》諸書。■據楊雲萍〈博覽會文獻館舉要〉，知其《周易管窺》稿本“現為楊氏家藏”。■又從《臺灣歷史辭典》，黃美娥敎授所撰“周易管窺”條，稱：……原著有《周易管窥》6本，及《易中辨義》2冊，但遭二次洪水，次子楊嘯霞保存《管窥》1部，餘皆飄失無存。……■文中所稱楊嘯霞即楊克彰之子楊仲佐（1876-1968)，仲佐網溪別墅”創建者，戰後曾任“永和鎭長”、“臺北縣文獻委員會”委員，子楊三郞（1907-1995)為著名畫家。在嘯霞《網溪詩文集》卷上，即收其父著述數篇，並於〈網溪詩文集序〉言：先大人著《周易管窥》六本、及《易中辨義》二冊以外，所作經解策論制藝時文，不下千篇，遭兩次洪水，僅存《管窥》一部，餘皆漂失無存、，五年前⑯〔淸〕鄭_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第61種，1959年），卷四〈列傳•鄕賢〉，頁167⑰道光五年，西元丨825年。⑱案:陳維英（1811-1866)，字實之，又字碩芝,號迂谷本籍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生於臺灣臺北大龍峒，為大龍峒仕紳陳遜言四子，從小受業於伯兄陳維藻；1851年，受到臺灣道徐宗幹的推舉，獲得孝廉方正；1859年,鄕試中恩科舉人,並被授内閣中書，丨862年，戴潮春事件中，他自費組織團練幫助官府，因此被賞戴花翎此外，陳維英對臺灣最大貢獻為敎育方面，除了曾於明志書院任敎外,也創辦噶瑪蘭仰山書院，並擔任艋舺學海書院院長著作有:《太古巢聯集》、《鄕黨質疑》及《偸閒錄》等2005年，臺北市政府為表揚他對敎育的貢獻，特地將他與其他五位臺灣先儒入祀臺北孔子廟，此為臺北孔子廟於1919年以來的第一次。2006年9月23日，又入祀弘道祠,為臺北孔子廟在1919年辦理最後一次先儒入祀至今，第一位入祀的人物,，⑲連橫:《臺灣通史》（第128種，丨962年），卷三十四〈列傳六•流寓列傳•鄭用鑑〉，頁％8-969⑳〔淸〕沈茂蔭:《苗栗縣志》（第159種，丨％2年），卷十二〈職官表•文職•苗栗縣訓導），頁丨90-丨91③楊雲萍:〈博覽會文獻館舉要〉，收入氏著《矗灣的文化與文獻》（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0年1月），頁100-102。■詳參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5月），頁433
偶於故紙中搜得同治年間，蒙臺灣學政夏公獻綸以冠軍入庠之制藝一篇，手澤猶新，面命如昨。……又在是書中的楊克彰著述序跋兩種弁言,云：先父所著《周易管窥》被洪水沖壞數頁一事，已載別文。最近經“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將原本攝存,待補闕後印行。茲先將其原序，有關《易》理雜文，擇其一二，以供參考。可知，楊克彰著述今僅《周易管窺》存於家，而此本又有“臺灣省文獻會”(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攝影底稿。學者或可循雌索’訪得原書(纖本)以點校出版,6.黃文儀黃文儀(生平不詳），嘗賦〈寄興〉詩，以言誦《易》尋道之旨:“……閉戶誦《周易》，焚香淸道心;爻詞如可會，大象何難尋?”■然未見黃氏有《易》學著述載錄。從上檢錄可知臺灣早期《易》家梗概,而臺閩地區學子習《易》，大凡均以〔唐〕孔穎達(字仲達、沖遠,574-648)《周易正義》、〔南宋〕朱熹（字元晦，號晦庵、遯翁，1130-1200)《周易本義》以及〔淸〕李光地(字晉卿，號厚庵、榕村，1642-1718)《周易折中》為之準式，故康熙五十四年（1715)〈御製周易折中序〉說:《易》學之廣大悉備，秦、漢而後，無復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來，周、邵、程、張闡發其奥：惟朱子兼象數、天理違眾而定之，五百餘年無復同異3宋、元、明至於我朝，因先儒已開之微旨，或有議論己見，漸至啟後人之疑。朕自弱齡留心經義，五十餘年未嘗少輟;但知諸書《大全》之驳雜，奈非專經之純熟.深知大學士李光地素學有本，《易》理精詳；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眾儒之考定與通經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覽，片字一畫，斟酌無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傳之天下。後世能以正學為事者，自有所見與!■綜之，凡以上各家《易》學著作，除黃敬景寅《易經初學義類》之外，非常可惜都僅存目於臺灣方志文獻中，未能藏之名山，傳諸後世;而日本統治臺.灣以來，因推行皇民化運動，漢學敎育與傳承幾乎僅賴於書院私塾加以維繫，■$未能厚植基礎深耕發展,故有待於臺灣光復（1945)以來，至今近七十年間的四代薪火相傳，才能上繼傳統,下開新葉。■感謝林慶彰敎授導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硏究生郭明芳仁棣提供論文<《淸領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述評一~兼談淸領時期臺灣儒學資料的捜集與整理>.以上資料多本於此文■)〔淸〕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第73種,1%0年），〈癸部•藝文(二）•詩詞〉，頁512。■〔淸〕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第74種,1961年），卷首〈聖謨•御製周易折中序>,頁10■詳參李園會編著:《日據時期臺《敎育史》（臺北:國立編譯館出版.臺南:復文書局發行,2005年5月初版）林玉體:《臺灣敎育史》（臺北:文景書局，2003年9月）.
二、黃敬及其傳世《易經初學義類》據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硏究所林慶彰敎授導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硏究生郭明芳仁棣訪捜所獲之黃敬《易經初學義類》影印楷書刊本一書，卷前有錄自《臺北縣志》卷二十七〈人物志〉第四章〈學行列傳>之〈黃敬略傳〉,基本上節錄自前引連橫《臺灣通史》，■謹鈔於後供比較參考：黃敬，字景寅，淡水廉芝蘭堡干豆莊人干豆或作關渡，故學者稱關渡先生.少孤，母潘氏守節性純孝，勤苦讀書.安溪舉人盧春選來此■設教，敬事之，授《周易》。咸豐四年（1854)歲貢生，嗣授福清縣學教諭，以母老辭假莊中天后宫為社塾，先後肄業者數百人，北臺文學因之日興敬為人謹飭，一言一動，栽之曰記，至老不倦束修所入，悉以購書，或勸其置田，曰：“吾以此遺子孫，勝於良田:M十曱也”著《經義類存編》■二卷、《易義總論》、《古今占法》各一卷、《觀潮齋詩》一卷，卒後散佚.民國四十年(1951)鄉人陳镦厚為之輯佚，有詩數十首，未刊據此,以及前文所引相關歷史文獻資料，可知黃敬生平傳略。而其《易經初學義類》得以傳世,當是民國四十年（1951)鄕人陳镦厚■為之輯佚,而由周超所擔任發行人之臺北:萬有善書出版社(臺北市延平北路5段社子五街26巷5號），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1973)十月據以影印發行，而臺灣未見有圖書館典藏，原稿已不知下落，惟賴此傳抄本，始得略窺瞭解黃敬《易》學部分面貌,然檢讀王國墦（1917-)《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於《周易義類存編》條稱：計分上中下三冊，毛邊紙行楷手抄。上卷百五十七頁、中卷百四十二頁、下卷七十一頁。白棉紙封面，右下镌“萬物静觀皆自得”陽文長方小印，左上隸書“周易義類存編”六字，卷首有自序一篇。■此外，並言“惜書不傳”，則今所見《易經初學義類》，或即此書之遺傳。又在黃氏所著《易義總論》一篇，〈提要〉云：民國十六（1927)年，連橫先生創辦“雅堂書局”，謀刊未成，惟就上存■案：黃敬《易經初學義類》影印楷書刊本,於卷前〈黄敬略傳〉、上卷《周易》卷之一與下卷《周易》卷之二〈未濟〉書末下,皆鈐有“明芳”陽文篆印,當即“郭明芳”仁棣之名印■詳參連橫:《臺灣通史》，卷三十四<列傳六•流寓列傳•黃敬〉，頁984-985■案此”字，依連橫《臺灣通史》原文,當作"北”字為是■案田”字,依連橫《臺灣通史》原文，作"KT字■案:《經義類存編》,依連橫《臺灣通史》原文,當作《易經義類存編》.遺漏“易”字■案:陳镦厚,臺灣文獻家.日治時期曾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戰後“省立臺北圖書館”（今“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股股長退休陳氏於日治時期輯有黃敬《觀潮齋詩》一卷行世.■詳參王國墦:《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臺灣省立新竹社會敎育館.1974年），頁5-6.
諸書而論，似為殘稿，奈是書失傳已久，無以證之或謂黃氏諸作，曾由其子孫售於上海某書商，商患傺死，遂不悉下落云_■王氏說法尙可存疑，似不可盡信，1948年，“臺灣省博覽會”曾借展黃敬遺著，楊雲萍有文記其盛。目前除《易經初學義類》一書外,其餘諸作應該已經亡佚了。今存所見之《易經初學義類》，應該是後學陳鐵厚謄錄本，而非黃氏原稿。是書謄錄時間或許在I960年《臺北縣志》出版以後。蓋書前有據《臺北縣志》所謄錄傳記一篇。再者,前文鈔引連橫《臺灣通史》，謂其序《易》曰：吾因卜筮而設，聖人欲人於事，審可否，定從違，察吉凶，以謹趙避，特為假借之辭，聊示會通之意，故體則兼該靡盡，用則泛應不窮。無論人為何人，尊卑貴賤皆可就此以占；事為何事，大小輕重皆可依此以斷,，豈一、二義類所得泥而拘乎？唯其為書廣大精微，擴而充之，義多浩渺，研而究之，義又奥幽前聖之言，非必故為詭祕，以待後人深求。《易》本懸空著象，懸象著占，道皆虚而莫據，辭易混而難明.欲為初學者講，不就其義以整其類，則說愈繁而旨益晦譬如登山，仰止徒嘆其高，莫得尋其徑路譬如入海，望洋徒驚其闊，莫得見其津涯，執經習焉不察，開卷茫乎若迷」將《易》所以教人卜筮，欲啟之以明，反貽之以昧，欲命之以決，反滋之以疑，日言《易》而《易》不可言矣夫《易》之數本於天也天非以人為驗，無以知天《易》之辭憑乎理也理非以事為徵，無以見理。茲編之所解者，悉遵《本義》，主乎象占，以卜筮還之。而於各卦之義，各艾之義，復採古來人事相類者與為證明。或係前人，或由己見，皆敬小窗間坐所讀，苦無端倪，欲以課虚責實，庶幾得所持守，誌而不忘耳,，卷帙既成，不忍恝然廢棄，爰顏之曰《義類存編》，以示子弟侄輩，俾之便習此經，因以兼通諸史，不無稍有裨益雖所引著，其事未必與其義適符，而望影藉響，以為比類參觀，亦足知類通達，況由是觸類以引而伸，充類以至於盡，推類以概其餘。覺義雖舉一、二人之類，可作千萬人想。義雖舉一、二事之類，可作千萬事觀，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何致拘泥鮮通，不能兼該泛應，有負於《易》為卜筮之書也哉!■據此序文，黃敬自言“茲編之所解者，悉遵《本義》，主乎象占，以卜篮還之。而於各卦之義，各爻之義，復採古來人事相類者與為證明。或係前人,或由己見，皆敬小窗閒坐所讀，苦無端悅，欲以課虛責實，庶幾得所持守，誌而不忘耳”。可知黃氏《易》學本於朱熹《周易本義》，而於各卦、各爻之義，多採“古來人事相類者■詳參王國墦:《臺灣先賢著作提要》,頁7龙詳參連橫:《臺灣通史》，卷三十四〈列傳六•流寓列傳•黃敬〉，頁984-985
與為證明”，於《易》學“義理派”之“儒理宗”與“史事宗”，皆有所發揮己見心得，亦自成一家之言。今存《易經初學義類》，共分上下二卷，〈黃敬略傳〉一頁，目錄共八頁;上卷《周易》卷之一前，有〈四聖作易源流〉、〈八卦取象歌〉、〈分宫卦象次序〉、〈上下經卦名次序歌〉、〈上下經卦變歌〉、〈觀易十例〉六種,以上除〈四聖作易源流〉與〈觀易十例〉二種外，餘皆照錄自朱熹《周易本義》3其後，又有附論二種〈六十四卦名釋畧〉、〈月令所屬卦名〉，頁一至二十;《周易》卷之一，上經〈乾〉至〈離〉三十卦，頁二一至一五四。下卷為《周易》卷之二，下經〈咸〉至〈未濟〉三十四卦，頁一五五至二九八。黃敬《易經初學義類》所論〈四聖作易源流〉，以為:“卦畫者，伏羲所畫也。”“卦象者，文王所繫之辭也。”“卦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卦傳者，孔子所作也。”其實，此說亦本乎朱熹《周易本義》圖說之後之闡釋增補文字：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説，為文王之說也。■黃氏復於〈分宫卦象次序〉之後，加一“按”語，以西漢京房（李君明,77-37B.C.)之“八宫世應卦法”為說“八純卦”一至五世，以及游魂、歸魂之卦變模式。至於〈觀易十例〉，則可見其《易》學之體例進路與宗旨要義：（一）凡觀卦須知卦德。（二）凡觀卦須知卦體。（三）凡觀卦須知卦位。（四）凡觀卦須知卦象。(五)凡觀卦須知卦主。（六)凡觀卦須知卦應。（七)凡觀卦須知卦變。（八）凡觀卦須知卦互。（九)凡觀卦須知爻乘。（十)凡觀卦須知爻承。■而附論二種,其一引錄明儒陸振奇〈六十四卦釋略〉，■循名責實，亦另一卦序之新解。至於〈月令所屬卦名〉，則以西漢孟喜（字長卿,生卒年不詳)“卦氣說”之“十二消息辟卦”為示，準此以觀黃氏《易》學，可謂兼綜義理與象數兩大系統。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劉柏宏博士，曾於2014年8月18日“罕傳本經典硏讀（五）••第一、二次讀書會”中，發表〈黃敬《易經初學義類》的詮釋策略〉■詳參〔南宋〕朱熹:《易本義》（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11月10版），頁10,又可互參《周易本義•乾》“元亨利貞”以下朱熹註解文字,顯見此篇似亦本於朱熹《易》說。■案:〈觀易十例>之後“附論”序文，引錄元儒胡炳文（字仲虎,號雲峰,1250-1333)之說,出自《周易本義通釋》卷三。■詳參〔明〕陸振奇:《易芥》（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據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淸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影印)〈通卦名釋略〉。
論文初稿,提出黃氏解《易》之五大策略，分別為：（一）人事政事解《易》。（二）聖人敎化天下。（三）象義緊密相繫。（四）解《易》特重實效。（五）解《易》重視應時。■劉博士以此五大進路與策略，詮解黃敬《易經初學義類》,可謂具體中肯。綜合而言，黃敬《易經初學義類》解《易》雖偏重於卦爻辭義理的闡發’且多本於朱熹《周易本義》，承先啟後，繼往開來，誠為臺灣先賢中的佼佼者，也是臺灣經學史上的先鋒人物。三、黃敬及其傳世《觀潮齋詩集》景寅先生黃敬除尙傳於世的《易經初學義類》一書寫刊本外，筆者檢閱所見而影印存參者,尙有毓癡陳镦厚編《芸香齋叢書》之《觀潮齋詩集（昭和5年5月）》（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5月）一冊，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已改制為“國立臺灣圖書館”)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1979)二月收入,原為日本統治臺灣時代的“總督府圖書館”所典藏。《卷前有雪漁謝汝銓（1871-1953)■作於稻江奎府樓之《觀潮齋詩集•序》，文曰：■詳參劉柏宏:(黃敬《易經初學義類》的詮釋策略>，臺北: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硏究所,“罕傳本經典硏讀（五）：第一、二次讀書會”,20丨4年8月18日，頁2-14,■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前身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於曰本大正三年（丨9丨4)四月十三曰，以敕令第六十二號公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而於同年十一月在艋舺（萬華）淸水祖師廟内,設置臨時事務所,籌備開館事宜,翌年六月，遷館至博愛路舊彩票局（位於臺灣總督府左後方,即博愛路與寶慶路口，今博愛大樓）内辦公,八月九日正式對外開放閱覽，二戰後,於民國三十四年（1财5)十月，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次年合併曰人的「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簡稱為臺灣省圖書館）,，民國三十七年（1948)五月，奉命改隸臺灣省政府敎育廳，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該館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及“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二時期皆借用“臺灣省立博物館”（位於臺北市館前路、襄陽路口）一樓營運;受限於空間狹小,續於臺北市八德路.新生南路口建造新館,迨民國六十二年（1973>七月一日，奉行政院令改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隸屬敎育部，由於業務不斷發展.藏書總量急遽增加,新生南路館舍不敷使用，復經中和市公所（今中和區公所）同意無償撥用四公頃土地使用,民國七十八年（丨呢9)敎育部同意遷建,迭經“覓地撥用計畫•’、“工程開工計畫”到“館務搬遷計畫”三階段.民國九十三年（2004)十二月二十日中和新館正式開幕啟用,新館館舍基地面積四公頃，為地上七層,地下三層,樓地板面積逾六萬平方公尺,是目前臺灣空間規模最大之國立圖書館為強化學術硏究功能並深化分齡分眾服務.該館相繼於民國九十六年(2007>三月成立•‘臺灣學硏究中心”，同年六月成立“臺灣圖書醫院”；民國九十八年（2009)七月成立“樂齡資源區”、民國九十九年(2010)十一月成立“多元文化資源區"、民國一百零一年U012)二月成立“靑少年悅讀區”民國一百零二年(2013>—月一曰，奉行政院令改為今名«案:謝汝銓（1871-1953),幼名廷選,字雪漁,臺灣縣東安坊（今臺南市）人，就所居號奎府樓主、奎府樓老人本貫福建泉州.為營江縣塔頭鄕人,同治十年生於臺南。年十二,經書終業,始習制藝十五,從蔡國琳（1843-1909)學，初為律絕,與賴文安、羅秀惠、林湘沅同窗，光緒18年（1892)中秀才明治34年（1901)自國語學校國語部畢業,任職臺灣總督府學務課,是第一個任職臺灣總督府的《灣文人戰後任臺灣省通志館顧問,曾任瀛社社長,著有《奎府樓詩草》,
關渡黃敬先生，品詣學術，兩俱優美，為當時社會所推重。素精《易》學，闡明靡遺，馬融绛帳，咸為受《易》而來著有《易經義類存編》二卷、《易經總論》、《古今占法》各一卷讀其略傳，可知其概。先生於《易》以夕卜，又能詩，暇時常吟詠自娛，有《觀潮齋詩》一卷，存而未梓。稻江陳镦厚君，以前哲遗著，代遠年湮，散佚可惜，為保此吉光片羽，不憚煩勞，搜羅抄錄，集貲將付剞劂，請序於余::為之通篇渕覽，卷帙無多，覺能獨闢蹊徑，迥出尋常。輕清流利者有之，典贍《風華者有之，當時學界，重文不重詩，故能作詩人之詩者殊少。《觀潮齋詩》能不為文人之詩，蓋其致力於此者有素斯集鋟板，必見其傳，足為吾南溟學界，增一光彩，謹以此為序而歸之。■讀此序，可知黃敬《觀潮齋詩集》與《易經初學義類》二書,皆為其鄕人毓癡陳镦厚所集貲刊刻傳世，而今筆者所見存者，僅此二種，斯文不泯，信然！此文後，又有陳氏序，文曰：本詩集為前清臺灣名儒黃敬先生所作之遺稿也，先生於北部文學界所謂五大宿儒之一。與宜蘭李望洋、竹塹鄭用錫、大龍峒陳維英、港仔墘曹敬齊名。其創作力量又富。先生於咸豐四年膺歲貢。嗣授福清縣學校教諭。而於《易》造詣頗深。蓋嘗授業盧春選先生也。其序《易》之文。文華燁瑋Q可謂一代之哲學家。而詩又唐音可傳,，余甚私淑.茲集出版定能引起吾臺韻學界扶持風雅。趣味必多。編者發刊此集之工作庶不虚矣區區効力於詩學奥妙之微意。或亦為讀者所許我乎。謹識。其後，又有〈附記〉，文曰：是集以世事傯攘故。欲刊行又止。弗獲已謹缮集一部。漸寘總督府圖書館。俾償同好諸君，聊當探驪先手云爾據此二序與附記，即可知此集傳世之不易，幸有心人陳氏之護持用力以致之。本集未有目次，僅43頁，質善而量少。以下依次序逢錄其篇名，提供觀照參考：曹仁憲榮壽（道光乙巳秋作）。■觀潮齋即景。仝迴文。峰峙灘音鈕潭射光。淡江吼濤。蘆洲泛月。關渡分潮。坌嶺吐霧。戍臺夕陽。屯山積雪。偶咏屯山積雪。半窗殘月（四首）聞蟬即景。村莊即事：春山咏魚：夜聞犬吠有感（二首）_,咏上元夜，偶咏新雷春風春柳=九曰登高偶作。雲錦。露珠3虹橋。蜃樓:粉紅蓮：粉褒姒。虎爪黃報君知.紫狀元.，金孔雀醉虞妃。武陵桃.玉兔耳金丹鳳。酸西施出■案贍”字誤刊作“膽”字。■案:本序文每句皆空一格，並未加上標點符號,以上皆為筆者所增其後陳氏序文與附記，則依其標點符號原式照錄.■案:乙已年，時當淸道光二十五年，西元1845年。
墙燕漆梁觀魚咏小梅步咏菊花原韻:，水仙花迎涼草终歸曰遇斷橋搭渡船過關渡港歸家將入門家中飲酒3庭前新苟半成竹書齋雨後即景步閨怨元韻遊和美將歸遇雨（己丑年）。■江頭訪舟（己丑年在和美作）。東郯吹笛（己丑年在芝東步許先生元韻），尋友不遇留題一絕（己丑年在芝東作）。秋社竹枝詞。步高梅園書齋元韻（辛卯年作）。■步陳晴川書齋元韻（辛卯年作）步高梅園書齋元韻（壬辰年作）步陳晴川書齋元韻（壬辰年作）（壬辰年閏九月芝東）諸先生咏庭菊步其元韻贈林宗衡有一書生落魄風塵賣字為活題詩相贈步其元韻。寄張文鳳贈陳晴川（春夜持文數篇來齋裡）問病不遇經芝東完債並問起居留題一絕訪友不遇留題一絕偶感秋山如粧。水心雲影寒相照時有水禽啼十日畫一水吳剛伐桂冷露無聲濕桂花3仝。古樂府長歌行:擬曹子建美女篇。擬曹子建白馬篇。勸學歌。勸學歌十則。題漁樵耕讀圖。觀其詩題，尋常生活點滴,一般寓目風景,人情世故、禮尙往來……如詩聖、詩史杜甫一般，興觀群怨,溫柔敦厚,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洵可謂眞性情、有生命之臺灣先IÍ詩家,亦足吟詠贊歎，神交心嚮其繁華與眞淳之風雅本色。■案:己丑年.時當淸道光九年.西元1829年..因黄敬生年不詳,若以其卒於光緒十四年（I88Ü)計之，黃敬至少享壽一甲子六十年以上■案:辛卯年.時當淸道光H'■—年,四元1831年.
《寒山詩注》補正蕭旭*本文以項楚先生《寒山詩注》為底本項注甚是詳盡,此固是其長，然亦是一累。聊舉數端以見之:（1)第91頁注:“斯言:此言。”舉了3個例句及舊注。“斯”作“此”講，此無人不知，無須舉證，甚至無須出注。（2)考典故出處，第84頁引《楚辭•漁父》，第119頁引《齊策》“鄒忌”，第150頁引陶潛《桃花源記》，都是熟典，無人不知，似無必要數百字全文鈔錄。（3)第130頁注：“箇是:此是。”舉唐人詩文15例。“箇”作指示代詞“此”用，並非僻義，前人早已論及。■(4)第149-150頁注:“能:乃。”舉了3例，又全文鈔錄王念孫《讀書雜誌》“能或滅之”條，近600字，一整頁。王念孫的《讀書雜誌》,無人不備，無人不讀,只需指出“能”、“乃”一聲之轉即可，不用滿紙鈔書。項氏於考典實，徵文獻，甚為用力，成績亦大,而於文字訓詁、校勘，則時有未達一間者;他解說詞義，多從文例歸納而得之，未能會心於演繹之法也。本文就這方面做些補正。(1)投輦從賢婦，巾車有孝兒（P26)項注:投，棄也,“投輦”當是指於陵子終放棄結駟連騎之貴，而甘於隱淪灌園而言。（P27)按投輦”、“巾車”皆指輓車而歸隱。投非棄義。投，讀為揄，引也。《後漢書•班固傳》《西都賦》：“揄文竿，出比目。”李賢注《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選•西都賦》李善本作“揄”，五臣本作“投”。李善注投與揄同，《說文》曰：‘揄，引也。’音頭。”其例甚多，不備舉。③*蕭旭:常州大學兼職敎授，南京師範大學客座硏究員①項楚《寒山詩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②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中華書局】979年版，第372-373頁。項氏所舉駱賓王、白居易二詩，張氏早已舉證;:，③參見蕭旭《淮南子校補》，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617頁。
(2)論時實蕭爽，在夏亦如秋（P67)項注:論時，猶云“若說”。蕭爽，蕭灑、淸爽。(P68)按：項說誤。蕭爽，讀為“肅爽”，亦作“肅霜”。王國維對“肅霜”有考證,他的結論說:“馬有肅爽,鳥有麟鵷，裘有鷓鷂，水有溏湘，皆以淸白得稱，則《詩》之‘肅霜’,亦即《大招》‘天白顥顥’、《九辨》‘天高氣淸’之意。”④此詩“蕭爽”即謂天時天高氣爽’故云“如秋”也。(3)兩龜乘犢車，驀出路頭戲（P94)項注:犢車，載人牛車。驀，駕馭。“驀”字本義為跨馬，引申為駕車之義。(P94)按:“犢車”是“鹿犢車”省稱，也稱作“獨祿車”，又省作“賴車”、“獨車”或“轆車”、“鹿車”，非謂牛駕之車也。⑤項氏望文生訓解為“牛車”。驀，越也。敦煌寫卷P.2937《太公家敎》：“他籬莫驀。”羅振玉藏本“驀”作“越”。字或音轉作超、趙、趣、百、踩、抹。⑥(4)不載爽人情,始載被沈累（P94)按:“始”當作“如”，形近致譌。(5)隈牆弄蝴蝶,臨水擲蝦蝻(P97)項注:隈牆，隱身於牆後。（P97)按:項說是也，而猶未盡。字或作偎，《列子•黃帝》：“不偎不愛。”張湛注:“偎亦愛也。”《釋文》：“不偎不愛，謂或隱或見。”“愛”亦隱藏義，或作薆、傻。⑦(6)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P99)項注:老婆,老媼。（P99)按:項說是也’而猶未達其源。“婆”指年長女性，字亦作“嫛”、“婆”；指男性長者則作“波”，去“女”旁。皆是“皤（顏）”字之借■。④王國維《“肅霜”、“滌場”說》，收入《觀堂集林》卷1，河北敎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9頁。⑤參見蕭旭《“鹿車”名義考》,收入《群書校補(續)》,花木蘭文化出版Ü2014年版,第2123-2134頁。⑥參見蕭旭《“蝗蟲”名義考》,收入《群書校補(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丨4年版,第2187-2丨90頁⑦《爾雅》：“薆,隱也。”郭璞注謂隱蔽《方言》卷6:“掩,菱也。”郭璞注謂蔽薆也。《詩》曰:‘薆而不見。’”今《詩•靜女》作“愛”。《廣韻》：“傻,隱也。”⑧參見蕭旭《〈中古漢語詞匯史）補正》，收入《群書校補（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6,2608頁，
(7)富兒多鞅掌,觸事難祗承（P100)項注:鞅掌，事物繁忙。《詩_北山》：“或王事鞅掌。”毛傳鞅掌，失容也。”孔穎達疏:“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P100)按:“鞅掌”疊韻，是先秦成語，其中心詞義是眾多，而隨文解釋則各有不同。《莊子•庚桑楚》：“鞅掌之為使。”郭象注鞅掌，[不]自得。”⑨《釋文》：“郭云：‘鞅掌，[不]自得也Z崔云：‘鞅掌，不仁意。’向云：‘朴繫之謂。’司馬云：‘醜貌也。’”後世或寫作“抗髒”、“骯髒”。此詩“鞅掌”或當取崔讓說，解為不仁。(8)只為著破裙,喫他殘鞛韹（P118)項注:“鞛麴”下原注:“上莆口切，下郞斗切。”即油炸餅類。《廣韻》：“黯，糖麩，餅。”又“麴’麴麴，糫餅。”(P120)按:“糖麴”與“鎔麩”音轉，亦音轉作“锫炷”、“醅鍮”、“锫鍮”，而與“鍵麴”不是一物，不當漫引。⑩(9)洛陽多女兒,春日逞華麗。共折路邊花,各持插高髻。髻高花匼匝，人見皆睥睨。別求醪醆憐,將歸見夫婿（P163)項注:_醪，酸味。《廣韻》：“醪，醋味。”將歸，持歸。疑“醪醪憐”亦為一種花草,以味酸而得名。（；P164-165)按酸味”非其義。“醪醪”疑讀為“湛湛”，俗作“薪嶄”，齊整貌。言洛陽女兒春日共折路邊之花，插於高髻之上，另外又採之，嶄嶄齊整,以求得夫婿之憐愛也。(10)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P189)項注:《楚辭•離騷》：“心猶豫而狐疑兮。”洪興祖《補注》《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P190)按:舊說皆妄。王念孫對“狐疑”有考證,他的結論說:“嫌疑、狐疑、猶豫、蹢躅，皆雙聲字。狐疑與嫌疑，一聲之轉耳。後人誤讀狐疑二字，以為狐性多疑，⑨據宋陳景元本補“不”字,，⑩參見蕭旭《麵食“餺託”、“焙飪”、“蠍餅”名義考》。
故曰狐疑。”^^石光瑛從王氏說,又有補充。■(11)噴噴買魚肉，擔歸餞妻子（P257)項注:“噴”應同“哄”、“烘”、“鬨”’喧鬧聲。《寒山詩闡提記》則曰：“噴字疑囂字歟？喧也。又市曰囂。”（P257)按:《闡提記》妄改臆說，無有理據，引之無益，項氏失於採擇。“噴噴”疑“哄哄”或“胼肼”記音詞，指天未大明之時’猶言天濛濛亮也。《集韻》：“哄,哄哄，日欲明。”又“肼，肼肼，月不明。”《新修紫音引證群籍玉篇》卷20:“肼，月不明。”李實《蜀語》：“月半明曰肼肼亮。肼音噴。”■“日欲明”與“月不明”其義相因，各易偏旁以製專字。(12)徐六語破堆,始知沒道理（P257)項注:二句未詳其意。《寒山詩集管解》：“破堆之處，又可沒道也。”《寒山詩闡提記》：“堆字疑作碓，可乎?”《寒山詩索頤》：“破堆，堤塘壞也。”入矢義高《寒山》日：“破堆，壞了的臼。‘道’和上句‘碓’是關係語，雙關同音的‘揚’字意。也就是說，使壞了的臼‘沒有搗的理’的說法通於‘沒道理’。”（P259)按破堆”是“培堆”、“培敦”、“陪敦”音轉，此詩指圓形高起的墳墓。(13)銓曹被抝折,洗垢覓瘡瘢（P298)項注:洗垢覓瘡瘢，形容吹毛求疵，刻意挑剔。《後漢書•趙壹傳》、《劉子•傷讒》云云。（P299）按:當補引《韓子•大體》：“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抝”是“拗”形譌或俗寫。《玉篇》：“拗,拗折也。”(丨4)弄璋字烏輓,擲瓦名館蚋（P302)項注:媳納，原本注：“上一丸切,下奴答切。”《廣韻》：“納，婚納，小兒肥貌。”韓愈《征蜀聨句》：“I卩文裁斐囊，巴靈收綰納。”（P303-304)按:蔣斧印本《唐韻殘卷》：“納，婚納，小兒肥，女刮反。婚字烏八反。”敦煌寫卷P.2011王仁昀《刊謬補缺切韻》：“納，女刮反，綰納,小肥。綰字烏八反。”宋魏仲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8引孫氏注：“綰納，小兒肥貌。”又引舊音：■王念孫《廣雅疏證》，收入徐復主編《廣雅詁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頁;又參見王引之《經義述聞》卷31，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28頁.■石光瑛《新序校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772頁„■李實《蜀語》,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1182冊,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第27頁。
“綰，於八切。納,女刮切。”“綰納”即“腽肭”音轉，《玉篇》：“腽,腽肭，肥也。”又“肭,媼肭。”P.3694V《箋注本切韻》、蔣斧印本《唐韻殘卷》並云：“腽，腽肭，肥。”又“肭，媪訥。”《廣韻》：“肭，腽訥,肥完。”《集韻》“腽”、“绾”同音烏八切。P.2011王仁昀《刊謬補缺切韻》：“腽，腽肭，肥。”又“肭，腽肭，亦作口、_、或肉。”又作“媼蚋”，《玉篇》：“媼,媪納，小肥也。”再者，《玉篇》：“柄，_，心亂也。”胡吉宣曰：“《集韻》：‘S納，心亂。’又‘瘟枘，憂悶。’《女部》有‘媼納’，《肉部》有‘腽肭’，並訓為肥。肥滿與悶懣義相近c/’■《集韻》“枘”字條引《字林》:“搵枘，沒也。”《玉篇》：“枘，搵枘也。”蔣斧印本《唐韻殘卷》：“枘，搵枘，按物水裏。”S.6176《箋注本切韻》、P.2011王仁昀《刊謬補缺切韻》並云：“枘，搵枘,按沒。”《廣韻》：“枘，搵枘，按物水中。”《集韻》：“枘，搵枘，擂也。”亦是同源(15)雜雜排山果,疎疎圍酒樽（P313)項注:雜雜，多而亂貌。貫休《富貴曲》:“执綺雜雜，鍾鼓合合。”(P313)按:樽，《永樂大典》卷903引作“罇”。雜雜，讀為“匝匝”。貫休詩“合合雜雜”，即“訇訇匝匝”、“匼匼匝匝”。北圖新866號《李陵變文》：“合合雜雜。”亦(16)箇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P314)項注:措大，亦作“醋大”，亦作“酢大”。得名之由，自來說法不一。唐蘇鷄《演義》卷上:“醋大者,一云鄭州東有醋溝，多士流所居，因謂之醋大。一云作此措字，言其舉措之疏，謂之措大。此二說恐未當。醋大者,或有擡肩拱臂，攒眉蹙目，以為姿態，如人食酸醋之貌，故謂之醋大。大者，廣也，長也。”原注：“按《資暇集》：醋大，言其峭[醋冠四民之首。一說衣]裳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一說新鄭有貧士，以駝負醋，巡邑而賣，邑人指其醋駝而號之。又云鄭州東有醋溝，溝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四說皆非,言其能舉措大事也。”（P314—316)按:“措大”、“醋大”，惟李匡乂《資暇集》卷下“言其峭醋”得之；“大”音馱去聲，指人■。■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9頁―■項氏引文脫去“醋冠四民之首一說衣”九字.文不成句,兹據《資暇集》原書補足_,■參見蕭旭《釋“俏”“悄醋”“波悄”“醋大”》，收入《群書校補》，廣陵書社2011年版.第1402-1403頁。
(17)常騎踏雪馬，拂拂紅塵起（P349)項注:踏雪馬,四蹄毛色雪白之馬。紅塵起，塵土飛揚。（丨5350)按:拂拂，塵土盛起貌。《隋書•天文志》：“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字亦作“拂拂”，《楚辭•九歎•怨思》：“飄風蓬龍,埃拂拂兮。”王逸注拂拂，塵埃貌。拂，一作淳。”洪興祖補注：“拂，音佛，塵起也，淳音同。”字亦作“佛佛”，《眞誥》卷10:“眇眇濯圓羅,佛佛駕飛輪。”字亦作“勃勃”，《廣雅》：“勃勃，盛也。”又“淳，盛也。”《隋書•天文志》：“敵上氣如粉如塵者，勃勃如煙，或五色雜亂，或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欲敗。”字亦作“悖悖”，《寒山詩》：“風至攬其中，灰塵亂悖悖。”項氏注曰：“悖悖，塵飛揚貌。《玉篇》：‘悖，塵貌。’《廣韻》：‘饽，塵起。’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破窗塵悖悖，幽院鳥嗚嗚。’”(P363)其說是也，而但知引字書、韻書以證其義，雖僅隔十數頁，而不知其本一聲之轉，未能會通也。(18)衣單為舞穿，酒盡緣歌啐（P359)項注:飮宴時以歌聲送酒促飮稱“啐”，同,兪樾《茶香室四鈔》卷25：“《石林燕語》云：‘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唯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按‘曜’字《廣韻》云‘頌歌’■，《集韻》云‘促飮’，促飮合於嗤酒之義，然不知何解。《玉篇》云‘撮口也’，與此義無涉。”字亦作“催”，《法演禪師語錄》卷上：“妙舞更須知遍拍，《三臺》須是大家催。”(P360)按:字亦作“塍”，李匡乂《資暇集》卷下:“《三臺》，今之腦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自注蹯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碎，今訛以平聲。促樂是也。”“催”為本字，餘皆借字。(19)此中多伏虎，見我奮迅鬣（P364)項注:奮迅鬣,抖擻身毛。動物猛烈地抖擻毛皮鱗甲等,稱為“奮迅”（下舉6例，此略）。(P365)按:項氏的解釋乃從例句歸納而得,其說固不誤，而釋義過狹。《楚辭•九思•遭厄>》：“起奮迅兮奔走，違群小兮諉詬。”《開元占經》卷98引《續漢書》：“靈帝光和元年,有黑氣隨（墮)北宫溫殿東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長十餘丈，形兒似龍。”《後漢書•五行志》作“奮訊”，“訊”同“迅”。《後漢書》■引者按:當是“送歌兪氏原文不誤,
卷21:“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又卷57:“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概(慨），波蕩而從之。”《文選•西京賦》：“奮隼歸凫，沸舟軿訇。”薛綜注:“奮迅聲也。”《集韻》：“嗝,警嘀，奮迅聲。”上舉各例，又豈是狀動物抖擻身毛哉？《說文》：“奎,鳥張毛羽自奮也。”《廣韻》：“奋，奮奋，鳥張羽毛也。”王筠曰：“奮奋即奮迅。”■此鳥類張羽毛之專字。考《爾雅》：“振，訊也。”郭璞注振者奮迅。”《說文》：“振,一曰奮也。”又“迅，疾也。”又“刊，疾飛也。”“迅”是“丑”分別字。《廣雅》：“奮，迅也。”又“奮,振也。”又“振、訊、搖、奮，動也。”《集韻》：“扭，振也。”“扭”亦同“迅”。是“奮”、“振”、“迅（訊）”義同,言迅速搖動也。亦言“振訊”，《家語•辨政》：“昔童兒有屈其一腳，振訊兩眉而跳。”(20)行泥屢脚屈，坐社頻腹痛（P397)項注:“腳屈”即腿腳彎曲，謂跌（P398)按:屈，讀為蹶,字亦作蹩,跌倒、僵仆。腳屈，猶言蹶足。《易林•剝之隨》：“衆犬共吠，倉狂蹶足。”(21)勁挺鐵石心,直取菩提路（P427)按:勁挺,亦作“勁逞”，梗直也，與“逕庭”、“逕廷”、“逕挺”同源■。(22)笑我田舍兒,頭頰底絷滥(P480)項注:繁龅，朴騃。《抱朴子外篇•行品》：“進止質澀。”“繁龅”即“質澀”，朴拙貌也。(P481)按：底，猶言何其也■。“繁溘”疑“矗儸”音轉，言疾而不止貌。“矗”本音達合切或徒答切，轉作直立切。《希麟音義》卷4引《字書》：“矗儸，語不正（止）也。”又音轉作“警謁”，《集韻》：“警，警譎，多言。”又倒言音轉作“儸矗”、“讖矗”，蔣斧印本《唐韻殘卷》：“儸，儸矗。”《廣韻》：“矗，直立切，儸矗，言不止也。”《集韻》：“儸，儸矗，疾貌。”又“證，讖矗，言不止。”又“矗，謐矗，言不止也。”又倒言音轉作“趿書”，指行之疾。《文選•吳都賦》：“趿書警捷。”胡紹煥曰‘趿書’與‘儸矗’，音義亦近。”■■王筠《文字蒙求》卷3，道光刻本，第3頁;其說又見王筠《說文解字句讀》，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25頁。■參見蕭旭《〈莊子〉拾詁》，收入《群書校補(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丨949-1957頁。■參見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87頁。■)胡紹煥《文選箋證》卷6，黃山書社2007年版，第172頁。
(23)—朝如破牀，兩箇當頭脫（P483)項注:《祖堂集》卷5:“因稗樹向火次，師問：‘作什摩？’捭樹曰：‘和合。’師曰：‘與摩則當頭脫去也。’”按“當”讀去聲，器物之底部或端部稱“當”……淸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2：“《士喪禮》：‘緇衾賴裏無躭。’■注：‘躭，被識也。’疏謂‘被本無首尾,生時有躭，為記識前後’。予謂被之有躭,若今時當頭矣（吳中方言以被識為當頭）。躭、當聲相近。’”所云“當頭”，謂被之上端。“兩箇當頭脫”，謂牀之兩端,牀體即借助兩端之“當頭”而立於地。（P484-485)按當”取承當、支撐為義，不取底部或端部義。《書•費誓》：“峙乃楨榦。”孔傳題日楨，旁日榦。”孔疏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日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慧琳音義》卷21“瑠璃為幹”條云:“謂即兩當頭者謂之楨，兩房（旁）者謂之幹也。”兩箇當頭，指牀兩頭直立的用於支撐牀體的支架，如同版築的楨_《寒山詩》:“財主忽然死，爭共當頭哭。”又“忽死萬事休，男女當頭哭。”當頭哭，謂於牀兩頭哭也。彼項注：“當頭，當面P596)未允(24)飽食腹膨脖,箇是癡頑物（P490)項注:膨脖,腹部鼓脹貌。亦作“彭亨”。(P491)按:項說猶可補者。亦作“澎惇”、“殮殍”、“硼殍”、“膨腰”，又音轉為“降肛”、“滕肛”、“胖肛”等語■。(25)圓滿光華不磨瑩，掛在青天是我心（P519)項注:磨瑩，磨治。（P519)按:項注是也，而未探本。瑩，讀為蓥。《廣雅》：“瑩，磨也。”《慧琳音義》卷94引《蒼頡篇》：“瑩,治也。”(26)攣却鷂子眼，雀兒舞堂堂（P568)項注:攣，縫合《太平廣記》卷35引《仙傳拾遺》：“即取皮攣綴如牛形。”又卷376引《廣異記》：“可以穀樹皮作線攣之。”(P570)按:項注是也，而未探本。《說文》：“攣，係也..”《玉篇》：“攣,攣綴。”«晏子■引者按广顔錢氏引文不誤.項氏誤鈔成“顔”，茲徑正■參見蕭旭《“狼抗”轉語記》，收入《群書校補（績>》，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2-2344頁。
春秋•內篇諫下》：“古者嘗有轶衣攣領而王天下者。”攣亦轶也，縫也。“攣”、“聯”一音之轉。《說文》：“聯，連也。”即連綴義。《廣雅》：“聯、綴,連也。”又“憐，綴也。”《慧琳音義》卷64引《博雅》：“聯，綴也。”“憐”是“連”借音字。(27)但看箭射空，須臾還墜地（P649)項注:比喩最終徒勞無功。《菩薩處胎經》卷7:“如人射虛空，箭窮還到地。”玄覺《證道歌》:“住相佈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P654)按:中土亦有此喩。《淮南子•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高誘注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内。參，猶望也。儀，射法也。”《說苑•雜言》：“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天）而發，已射五步之内,又復參矢而發。世以（已）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28)惜汝即富貴，奪汝即貧窮（P670)項注:惜，愛惜。高麗本“惜”作“借”,於義為長。(P671)按:“惜”即“借”借字。《釋名》：“齊人謂草屨曰屝……以皮作之或曰不借。”《齊民要術•雜說》：“可拆麻緝績布縷作白履不惜。”注草履之賤者曰不惜。”此其相通之例。(29)青蘿疎麓麓,碧澗響聯聯（P699)項注:麓麓，應即“歷歷”之聲轉，淸晰可辨貌。聯聯，連績不斷貌。（P699)按:項說是也，而未探本。“歷歷”本字作“秝秝，《說文》：“称，稀疏適[秫]也■，讀若歷。”《玉篇》：“冧，稀疏林秫然。”麓麓，稀疏貌。字亦作“漉漉”,《禪眞後史》第22回稀漉漉幾莖絨毛。”俗言則作“稀落落”或“稀稀落落”。(30)騰騰且安樂,悠悠自清閑（P699)項注:思慮不起,昏昏沉沉貌。(P700)按騰騰”是悠閒緩慢貌，俗言“慢騰騰”是也。唐•司空圖《柏東》：“冥得機心豈在僧，柏東閒步愛騰騰。”亦此義。■“秫”字,段玉裁據江聲、王念孫說補,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頁，
元稹和“元郎中”略考吳偉斌*在白居易、王建、賈島的某些詩篇中，出現了諸多“元郞中”。這些“元郞中”究竟應該是誰呢？是元八宗簡還是元九稹呢？有關學術專著說法不一，考證均有錯誤。由於對“元郞中”的誤認，已經鬧出不少笑話:僅就元稹與白居易來說，就造成了元和十五年夏天五月九日以後元稹與白居易之間詩歌唱酬不應該出現的“空白”與“斷檔”：旣造成了兩人長安與忠州之間唱和“中斷”的反常景象，又造成了元白同在長安而竟然沒有“唱和”的奇怪現象。將本來是“元郞中”元九稹，說成是“元郞中”元八宗簡;將本來是“元郞中”元八宗簡，說成是“元郞中”元九稹。今粗陳己見，請敎時賢，求明眞相。白居易《畫木蓮花圖寄元郎中》中的“元郎中”不是元八宗簡，而是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日升任祠部郎中知制誥臣的元九稹白居易有《畫木蓮花圖寄元郞中》詩，詩云：“花房腻似紅蓮朵,豔色鮮如紫牡丹。唯有詩人能解愛，丹靑寫出與君看。”①白居易詩題中出現的“元郞中”’朱金城先生在《白居易集箋校》中認為是元宗簡[元郞中]元宗簡。”證據是見卷十《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詩箋。並參見《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卷十九）、《酬元郞中同制加朝散大夫書懷見贈》（卷十九）等詩。”②謝思瑋先生《白居易詩集校注•畫木蓮花圖寄元郞中》引用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箋校》的意見,表示採納:“[元郞中]:朱《箋》：‘元宗簡。’見卷五《答元八宗簡同遊曲江後明日見贈》及卷十《答*吳偉斌:原江蘇古籍出版社編審,①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丨166至11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②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11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注。”③我們以為,朱先生的這個意見是完全錯誤的，而錯誤的造成是朱先生疏於考證所致：白居易元和十四年、十五年(819-820)間任職忠州刺史之時,有詩篇《木蓮樹生巴峽山谷間巴民亦呼為黃心樹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靑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豔皆同獨房蕊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曰忠州西北十里有鳴玉谿生者穠茂惜其遐僻因題三絕句云》紀實，同時寄託自己的感慨，第一首云:“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抛芍藥掛高枝。雲埋水隔無人識，唯有南賓太守知。”第二首云：“紅似臟脂腻如粉,傷心好物不須臾。山中風起無時節，明日重來得在無?”第三首云:“已愁花落荒巖底，復恨根生亂石間。幾度欲移移不得,天敎抛擲在深山。”④關於這首詩篇的詩題，我們所引是“四庫全書”本亦即“馬本”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一八，明代曹學佺所編《蜀中廣記》⑤'淸康熙年間劉灝所編《佩文齋廣群芳譜》⑥、淸人徐倬所編《全唐詩錄》⑦目文字相同;而明人周復俊所編《全蜀藝文志》⑧、淸人汪立名所編《白香山詩集》⑨、淸代曹寅、彭定求等所編《全唐詩》⑩等本在詩題“惜其遐僻”之前，有“尤異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母丘元志寫”十六字。我們以為：旣然各有版本根據,似乎都不應該輕易否定，僅此各自存疑。但我們細細品味詩題，覺得“惜其遐僻”應該是詩人惜“木蓮花”“穠茂”而又“遐僻”，故而“題三絕句”，與“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母丘元志寫”沒有前因後果的關係，詩題加上這十四個字，不前不後，語氣似乎不太連貫，似乎是後來之人外加進去一般。據我們考證，白居易《忠州刺史謝上表（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説明白居易到達忠州在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又據白居③謝思瑋:《白居易詩集校注》頁1447,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7月版.④文淵閣《四庫全書》之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一八⑤（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W2冊頁40.臺北:商務印書館丨986年版⑥（淸）劉灝:《佩文齋廣群芳譜》卷五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6冊頁522,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⑦（淸)徐倬:《全唐詩錄》卷六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丨4乃冊頁22丨，臺北：商務印書館19S6年版，⑧（明）周複俊:《全蜀藝文志》卷一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81冊頁178,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⑨(淸）汪立名:《白香山詩集》卷一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1冊頁254.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⑩（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917,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3423至34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_
易長慶二年所作《商山路有感序》云:“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書歸闕……長慶二年七月三十日題於内鄕縣南亭云爾。”■因此推知“前年夏”應該是元和十五年的夏天，白居易歸京任職正在其時。木蓮花在四月開花，經“二十日”而花謝，故白居易在忠州，有可能先後兩次看到木蓮花開，亦即元和十四年夏天與元和十五年夏天。據此可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元和十四年的“四月初”，白居易剛剛到達忠州僅僅幾日，因木蓮花在“忠州西北十立”的“鳴玉谿”，“生者穠茂”，一向喜歡遊山玩水的白居易,特地前往觀看，並請求“道士母丘元志”將木蓮花漂亮的花姿圖畫下來，留在身邊時時欣賞,並賦詩抒發自己“幾度欲移移不得，天敎抛擲在深山”的感受，這就是白居易《木蓮樹……》詩篇的由來。但白居易剛剛到達忠州，許多州務需要等著他處理,似乎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前往二十里外的深山欣賞木蓮花的花姿。第二種說法是:元和十五年的四月中下旬，木蓮花在白居易忠州刺史任内再次花開，白居易自感上年剛剛到任，已經錯過了欣賞木蓮花的機會，因而這次特地前往欣賞,同時讓“道士母丘元志”圖畫木蓮花漂亮的花姿,以便留在身邊時時欣賞。詩人自江州司馬而忠州刺史，歷時六年,久贬而不遷，因而賦詩抒發自己“已愁花落荒巖底，復恨根生亂石間”的感受。而從詩中“幾度欲移移不得，天敎抛擲在深山”的感受來看，不應該是白氏剛到忠州的口氣,所以我們以為，兩種說法相較，第二種說法一十五年夏天—更合情理。正在這時，亦即元和十五年(820)的五月九日，白居易的朋友元稹升任祠部郞中、知制誥臣■。白居易得此喜訊，高興之餘,將請人圖畫的木蓮花圖寄給元稹，同時委婉向元稹發洩自己的感慨唯有詩人能解愛,丹靑寫出與君看。”企望元稹能夠在唐穆宗面前為自己說說話，儘快結束自己的贬謫生涯，從忠州回到京城任職。而白居易之所以要將木蓮花寄給元稹,我們以為還寓含着深層次的意思，翻譯出來應該是:朋友元稹啊！前不久，亦即元和十年至元和十四年間，朋友你剛剛出贬通州，那時當然見過蜀地的木蓮花;現在朋友你見了這幅木蓮花圖,自然而然要想起了你在通州的贬謫生涯以及那時熱切盼望回京任職的迫切心情，勾引你自然而然聯想到我此時此刻與你一樣的心情一熱切盼望結束贬謫回京任職。我請求老朋友幫忙的想法，已經通過木蓮花圖的寄呈而在不言之中。而元宗簡這時雖然也稱“元郞中”，但他並沒有到過蜀地，不可能有白居易⑫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1315至13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⑬（宋)司馬光:《資治通鑒》頁7780,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
與元稹贬謫蜀地的親身體驗與痛苦感受。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就是明證:“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尙書郞,訖京亞尹二十年。著格詩一百把式就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贊序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病故，白居易除序文外,還有詩篇“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與“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寄託自己的哀悼■。關於白居易《木蓮花樹》的編年，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箋校》認為白居易本詩“作於元和十四年（八一九），四十八歲，忠州，忠州刺史”■。我們揣摩朱金城先生大約根據此詩詩題中有的版本，諸如《全唐詩》多出的“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母丘元志寫”十四字而編年於“元和十四年”。但這十四個字存在版本異同，不應該作為編年的唯一理由，還應該有另外的主證，這十四字只能作為編年的輔助證據;但未見《白居易集箋校》舉出其他編年的理由，更不要說主證了。而且，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整理時所據底本就是“四庫全書”本,亦即“馬本”白居易《白氏長慶集》，《白居易集箋校》前言有云在校勘方面，本書以明萬曆三十四年馬元調刊本《白氏長慶集》為底本（馬元調本《白氏長慶集》為當時最通行的刊本，盧文昭《群書拾補》即以馬本為底本校以海虞葛氏影宋鈔本《白氏文集》，《四庫全書》所收的通行本《白氏長慶集》亦即馬元調本）。”■朱先生不經認眞考證，自亂體例,在具體篇目的校勘上卻又離開並無錯誤的底本而毫無根據地採入反有錯誤的他本，將“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母丘元志寫”十四個字採入，顯然是不合適的，編年此詩於元和十四年應該是一個錯誤。朱先生又根據對《木蓮樹》的錯誤編年，認為《畫木蓮花圚寄元郞中》所詠也是“木蓮花”，因而連類而及,認定《畫木蓮花圖寄元郞中》也應該作於元和十四年的忠州■,錯誤接二連三，很不應該。謝思瑋《白居易詩集校注•畫木蓮花圖寄元郞中》也未見其舉出其他理由，不加詳察，也同意朱先生意見，同樣認為•“朱《箋》:作於元和十四年（八一九），忠州。”■我們認為《白居易集箋校》、《白居易詩集校注》對《畫木蓮花圖元郞中》的編年是不合適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元和十四年的夏天，白居易剛剛調任忠州還沒有滿月，怎麼可能再次調動？當時元稹還在虢州，並沒有回到京城任職,身在贬謫之中的元稹自身不保，前途難料,更不具備幫助白居易離開贬地回■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5653至56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1160至11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前言》頁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11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謝思瑋:《白居易詩集校注》頁1447.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7月版
京任職的可能,而且元稹那時也沒有任職“郞中”。只有到了元和十五年夏天，木蓮花在四月初開花’歷經“二十曰”之後,時序已經是元和十五年夏天,而所謂的“元和十五年夏天”，除去木蓮花“二十日”的花期，實際上也只含有元和十五年五月、六月間。這時，元稹也在“五月九曰”成了祠部郞中、知制誥臣,亦即成了名符其實的“元郞中”。白居易聽到消息，高興之餘，在忠州寄贈元稹木蓮花圖的同時，一併賦詩寄贈“元郎中”元稹，同時抒發自己在贬地忠州的痛苦感受。白居易《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詩題中的“元郎中”，也不是元八宗簡，而是祠部郎中知制誥臣元九稹白居易又有《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南宫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郞,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鄕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慚愧元郞誤歡喜。”■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箋校》認為：“[元郎中]元宗簡.白氏《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卷六八）：‘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尙書郞訖京亞尹，凡二十年。’又見《潯陽歲晚寄元八郞中庚三十二員外》(卷十七）、《畫木蓮花圖寄元郞中》（卷十八）、《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卷十九）、《酬元郞中同制加朝散大夫書懷見贈》（卷十九）、《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因寄元郞中張博士》（卷十九）等詩。”■謝思偉《白居易詩集校注•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基本引用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箋校》的意見：“[元郞中]:朱《箋》:‘元宗簡。’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尙書郞，訖京亞尹,凡二十年。’參見卷五《答元八宗簡同遊曲江後明日見贈》”■。朱《箋》：‘白居易諸詩中之“元八侍御”、“元八郞中”、“元少尹”、“元八”，均指宗簡:,’我們以為《白居易集箋校》、《白居易詩集校注》將“元郞中”元九稹被誤為“元郞中”元八宗簡，不可取。洪邁《容齋續筆•烏鵲鳴》：“北人以烏聲為喜，鵲聲為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古今事文類聚後集•評烏報吉凶》記載基本相同。我們以為洪邁所舉地點—江州—有誤，而白居易在江州的時間是元和十年至十四年年初，據白居易《忠州刺史謝上⑩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5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⑳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5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謝思烽:《白居易詩集校注》頁843，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7月版;，■謝思烽:《白居易詩集校注》頁451至452，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7月版■(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
表》，同年三月二十八日白居易已經到達忠州,因此時間亦誤，不能採納我們以為，白居易詩題中的“楊員外”是楊巨源,據傅璇琮先生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考證，楊巨源自太常博士拜虞部員外郞在元和十三年。另外一個證據是:元稹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稍前一二日所作《内狀詩寄楊白二員外(時知制誥）》詩云天門暗辟玉淨絢,晝送中樞曉禁淸。彤管内人書細腻，金奩御印篆分明。衝街不避將軍令,跋敕兼題宰相名。南省郞官誰待詔？與君將向世間行。”■表明直到元和十五年年底,楊巨源尙在虞部員外郞任;這時，白居易也在元和十五年的六月回京任職司門員外郞任，故詩題曰“楊白二員外”元稹職任“郞中”知制誥之職’起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日，長慶元年二月十六日升任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前後任職“郎中”九月有餘。白居易《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中“故人錦帳郞”云云,更透露了元稹的身份以及白居易與元稹、楊巨源密切的“故人”關係3南宫是尙書省的別稱,謂尙書省象列宿之南宫，故稱:《後漢書•鄭弘傳》：“建初,為尙書令……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宫,以為故事。”3南朝梁丘仲孚著《南宫故事》百卷，亦以南宫稱尙書省。唐及以後,尙書省六部統稱南宫。韋應物《和張舍人夜直中書寄吏部劉員外》:“西垣草詔罷，南宮憶上才。月臨蘭殿出，涼自鳳池來。韓愈《袁州刺史謝上表》:“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宫。”■1鴛鴦是漢武帝時宫殿名。《三輔黃圖•未央宫》：“武帝時,後宫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坡香、鳳皇、鴛鴦等殿。”啊余陵《玉臺新詠序》:“陪遊駿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I,”■鴛鴦也常常比喩志同道合的兄弟。曹植《釋思賦》：“況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為疏。樂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稲康《贈兄秀才入軍》:“鴛鴦於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遊容與。”■白居易本詩以“筠鴦”象徵元稹■吳偉斌:《新編元積集》頁58"76.三秦出版社20丨5年6月版■(劉宋）范燁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六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2冊頁7&4,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一八八.頁1926,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门版■(宋）魏仲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九.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4冊頁532至533.臺北:商務印«館丨986年版■(蕭梁）無名氏:《三輔黃圖》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8冊頁丨4,臺北：商務印冉館丨986年版.■(陳）徐陵撰.（淸）吳兆宜注:《徐孝穆集箋注》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64冊頁872,臺北：商務印咨館1986年版■(魏）曹植:《曹子建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害》第10«冊頁267,臺北:商務印齊館丨986年版■(魏)嵇康《嵇中散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第1063冊頁331.臺北:商務印离館1986年版
與楊巨源.，也比喩賢者。《九思•怨》：“笟鴦兮臃喃，狐狸兮徵徵。”■《文選•曹植〈贈王粲〉》：“樹木發靑華,淸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李善注鴛鴦，喩粲也。”■白居易本詩同樣以“篤鸯”象徵元稹與楊巨源似兄弟一般。錦帳郞:漢制,尙書郞入値臺中，官供錦被、錦帳等，後即以“錦帳郞”指朗官之屬f《後漢書•鍾離意傳》“自此詔太官賜尙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尙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靑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晝通，中枕臥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大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尙書郞,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杜牧《除官歸京睦州雨霽》：“豈意籠鳥飛,還為錦帳郎”《韋莊《九江逢盧員外》：“陶潛豈是銅符吏，田鳳終為錦帳郞莫怪相逢倍惆悵，九江煙月似瀟湘元積、楊巨源這時都是郞官，亦即“錦帳郞”“南宫”之比，“錦帳郞”相稱，非常切合元稹的祠部郞中的身份，也符合楊巨源虞部員外郞的官職;“鴛鴦之喩，借用漢代宫殿之名,稱譽元稹與楊巨源是賢者’自己與元稹、楊巨源是志同道合的兄弟。白居易《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是酬和元稹與楊巨源之作，詩中的“元郞中”應該是剛剛升任祠部郎中、知制誥臣不久的元稹,而“楊員外”就是“虞部員外郞”楊巨源。元稹與楊巨源均應該有詩向白居易報吿見烏之喜，暗示白居易即將離開忠州回京任職:“南宫鴛鴦地”六句所言，就是元、楊兩人盼望白居易回歸京城任職的祝福與期待。白居易接詩，雖然内心十分欣喜,但政事與人事常常多變,所以他表面上仍然不敢過分高興，故意以“我歸應待烏頭白，慚愧元.郞誤歡喜”回覆自己的朋友。關於白居易《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的編年，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箋校》認為作於元和十三（八一八），四十七歲，江州，江州司馬。”■沒有列舉理由。謝思烽先生《白居易詩集校注•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也同樣認為：“朱《箋》:作於元和十三年（八一八），江州。”■我們以為《白居易集箋校》、《白居易詩集校注》編年有誤:雖然元稹、元宗忿（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〇王逸《九思》，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丨4丨2冊頁502,臺北:商務印書館丨986年版■(蕭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二四曹植《贈王粲》，文淵閣《四庫全書》與(劉宋>范捧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七一，文淵閣《四庫全書》宓（淸）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5969，北京:中華書局丨％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8035，北京:中華書局I960年4月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5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謝思熄:《白居易詩集校注》頁843,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7月版
簡同為郞官，同稱“郞中”，又同在長安,而楊巨源自元和十三年起也一直擔任虞部員外郞之職，直至元和十五年。前引元稹《内狀詩寄楊白二員外（時知制誥）》中的“南省郞官”就是元稹自喩與他喩楊巨源，“南省郎官誰待詔？與君將向世間行”■就是最好的證明。元稹以“郞中”身份“知制誥”在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曰至第二年二月十六日，據題注“時知制誥”,元稹《内狀詩寄楊白二員外（時知制誥）》應該作於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日至長慶元年二月十六日間,而詩題中的“楊員外”就是楊巨源。楊巨源與白居易的關係也十分友好，早在元和九年末或元和十年初，白居易就有《贈楊秘書巨源（楊嘗有《贈洛州詩》，有“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新有故情，淸句三朝誰是敵？白須四海半為兄。貧家薙草時時入，痩馬尋花處處行。不用更敎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聲名。楊巨源同樣關心着白居易贬謫外地、久贬不回的命運，所以與元稹一樣關心白居易非常正常,只是在幫助白居易回京的力度上，不如元稹而已。而在今存文獻中，雖然楊巨源與元宗簡同在京城,但未見楊巨源與元宗簡有詩文往還,楊巨源與元宗簡更不是什麽朋友。所以,楊巨源不可能與元宗簡一起寫詩向白居易報吿他即將返回京城的好消息。而且，元稹時為祠部郞中知制誥臣，工作職責就是代唐穆宗撰寫諸多官員的升降知誥，有機會向唐穆宗進言,也有機會較早得知白居易即將回京任職的消息;而據《郞官考》之《倉中》、《金外》記載，均有元宗簡之名，元宗簡雖然也是“郞官”，但他沒有擔任知制誥的官職，因此像白居易即將回京任職的消息，作為郞官的元宗簡卻無從事先得知。白居易《朝歸書寄元八》：“瓶中鬍縣酒,牆上終南山。獨眠仍獨坐，開襟當風前。禪師與詩客,次第來相看。要語連夜語,須眠終曰眠。除非奉朝謁，此外無別牽……臺中元侍御，早晚作郞官。未作郞官際,無人相伴閑。”■姚合《和元八郞中秋居》：“聖代無為化,郞中似散仙。晚眠隨客醉,夜坐學僧禪。酒用林花釀，茶將野水煎。人生知此味，獨恨少因緣。”■看來，元宗簡雖然官居郞中之職，但只是事務不多的官員而已。而白居易《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中的“元郞中”，手中常常掌握着不少朝廷機密,不可能是一般意義上的“元郞中”元八宗簡，而應該是擔任知制誥職務的“元郞中”元九稹。而根據元稹任職“郞中”的起止時間，元稹、楊巨源原唱以及白居易酬唱應該作於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日至第二年二月十六日間。元稹、楊巨源賦詩的地點■(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5仍,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⑩（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867，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736至頁4737,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5695,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
在長安，而白居易回酬之本詩，地點應該在忠州，並與《畫木蓮花圖寄元郞中》為前後之作，亦即白居易元和十五年五六月先有《畫木蓮花圖寄元郞中》，對元稹暗示自己盼望回京任職的期待。元稹對老朋友的外贬處境，自然不會不放在心上，利用當時能夠為白居易說話的機會，終於幫助白居易從忠州回京任職司門員外郞，並與楊巨源同時有詩篇向白居易報吿這一喜訊，白居易得訊，雖然内心非常高興,但外表故作平淡，以“我歸應待烏頭白，慚愧元郞誤歡喜”回覆兩位老朋友的關切。前引白居易《商山路有感並序》:“前年夏,予自忠州剌史除書歸闕……長慶二年七月三十日題於内鄕縣南亭云爾。”證明白居易得到元稹楊巨源的詩篇，並且回酬元稹楊巨源兩人應該就在元和十五年的夏天六月間，白居易《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即應該賦詠於元和十五年夏天歸京之前的忠州。隨後，白居易在元和十五年夏,亦即元和十五年六月間果然得到詔令，回歸長安,這也同時證明元稹、楊巨源所言非虛,時間兩兩切合。而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箋校》、謝思瑋先生《白居易詩集校注》編年白居易本詩於元和十三年，地點在江州的意見則是錯誤的，不可取的，白氏《吟元郎中白須詩因題壁上》詩中的“元郎中”，不是元八宗簡，也是任職祠部郎中知制誥臣的元九稹白居易《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吟詠霜毛句，閑嘗雪水茶。城中展眉處，只是有元家。”■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箋校》認為詩題中的“元郞中”是元宗簡:“[元郞中]元宗簡。見卷十《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詩箋。並參見《畫木蓮花圖寄元郞中》（卷十八)及本卷《酬元郞中同制加朝散大夫書懷見贈》（卷十九）、《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因寄元郞中張博士》等詩。”■。謝思瑋先生《白居易詩集校注•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引用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的意見:“[元郞中]:朱《箋》:‘元宗簡。’見卷十《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注。”■我們已經在白居易《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中辨明“楊員外”就是楊巨源，而“元郞中”就是元九稹。不過元稹原唱《喜烏見寄白樂天》（今已佚失）詩篇作於元稹在京城長安之時，白居易酬和元稹、楊巨源的《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詩篇作於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時;而白氏《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作於白居易於元和十五年夏天,亦即六月間從忠州回到長安之後。時■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12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12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丨988年12月版,、■謝思烽:《白居易詩集校注》頁1501，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7月版，
屆夏天，白居易回京之後，首要之事是拜訪幫助自己回京、同時也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元稹。白居易在元稹家中，見到元稹題在壁上的《白須詩》,有感而酬和。元稹《白須詩》大約是詩人感歎歲月如飛，自己雖然回到了京城，但已經滿面白須。剛剛回到京城的白居易自然也不無同感,因而有《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酬和元稹。而且，白居易《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吟詠霜毛句”表明，這是元稹白居易之間曾經多次發生過的故事，也就是他們互相以“二毛”為題材唱和的詩篇。在元稹白居易的詩文集中，尤其是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中，感歎“二毛”的詩篇就有好幾篇，《權攝昭應早秋書事寄元拾遺兼呈李司錄》:“到官來十日，覽鏡生二毛。可憐趨走吏，塵土滿靑袍自覺二首》一:“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惡。前歲二毛生，今年一齒落。”■《社日關路作》:“愁立驛樓上，厭行官堠前。蕭條秋興苦，漸近二毛年。”■這些詩篇都是白居易賦作於元和十五年之前，亦即《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賦成之前。又如白居易貞元十九年秋詩《秋雨中贈元九》是最為人知的一篇:“不堪紅葉靑苔地,又是涼風暮雨天。莫怪獨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元稹貞元十九年秋天酬詩《酬樂天秋興見贈本句云莫怪獨吟秋興苦比君校近二毛年》:“勸君休作悲秋賦，白髮如星也任垂。畢竟百年同是夢,長年何異少何為?”■所以十七年之後，元稹歷盡千難萬難,終於回到京城長安，有“白須詩”感歎自己臉生白須年過四十非常正常，白居易的酬和同樣非常正常。白居易《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又云“城中展眉處，只是有元家。”元稹、白居易相識相交於貞元十九年（803),至元和十五年（820)，時歷十七年，友誼日深。白居易當時出贬六年歸來,極有可能是出於元稹暗中的幫助，元稹白居易之間本來深厚的友證就更加深厚，“城中展眉處,只是有元家”云云符合元稹、白居易親密無間的眞摯友誼，他人無可替代。如果“元郞中”是指元宗簡的話，那末“城中展眉處,只是有元家”的話語，只能理解為白居易把元宗簡的家看成是自己最能也“唯一”能夠“展眉”的所在,那末白居易又將自己與元稹的眞摯友誼置於何地？據此，我們以為白居易本詩中的“元郞中”，應該就是“元郞中”元九稹，而不是“元郞中”元八宗簡。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箋校》編年《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46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5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7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7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565,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
上》：“作於元和十五年（八二〇），四十九歲，長安，司門員外郞。見汪《譜》查閱汪《譜》，汪《譜》只是在元和十五年列名《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而已，並沒有說明任何理由。謝思烽先生《白居易詩集校注•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也認為：“汪《譜》、朱《箋》:作於元和十五年（八二〇），長安。”■汪、朱、謝三人都沒有明確是十五年的何季何月，多少有點可惜。我們以為，白居易《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確實作於元和十五年;但據詩題“兼飮雪水茶”與詩中“閑嘗雪水茶”云云，還可進一步明確：白居易《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應該作於元和十五年的夏天;根據木蓮花花開花落的時間以及白居易與元稹唱和及其歸京的大致時間，還有元稹拜任祠部郎中知制誥臣“五月九日”確切時日，白居易本詩應該賦成於白居易剛剛從忠州回歸長安之時,亦即元和十五年(820)六月間，元稹拜職祠部郎中知制誥臣的“五月九日”之後，具體賦詩的地點應該在剛剛履職祠部郎中知制誥臣的元稹家中,亦即靖安里元稹祖宅之中《元稹年譜》也錯誤認為白居易《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詩中的“元郞中”“是另一人《全唐詩》卷四四二載白居易《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中書連直寒食不歸因懷元九》、《待漏入閣書事奉贈元九學士閣老》、《酬元郞中同制加朝散大夫書懷見贈》、《初著緋戲贈元九》等詩。從標題看出/元九’是元稹，‘元郞中’是另一人。”■，《元稹年譜》的意思是說《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酬元郞中同制加朝散大夫書懷見贈》兩詩中的“元郞中”都不是元稹，是“另一人”。我們以為,《酬元郞中同制加朝散大夫書懷見贈》中的“元郞中”確實不是元九稹而是元八宗簡，但《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中的“元郞中”卻實實在在是元九稹;《元稹年譜》的判斷有對也有錯。諸多白居易元稹之“年譜”均未提及兩人元和十五年夏天的這段唱酬由於歴來的白居易硏究者、元稹硏究者都把白居易《畫木蓮花圖寄元郞中》、《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三篇詩歌詩題中的“元郞中”元九橫錯誤地當成了“元郞中”元八宗簡，排除了白居易與元稹這一時段的唱和關係，因此白居易與元稹之間這一段唱酬就被無故■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頁12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I98Ü年12月版■謝思瑋:《白居易詩集校注》頁1501,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7月版.■卞孝萱:《元稹年譜》頁555,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6月版;卞孝萱:《卞孝萱文集》頁380,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9月版.
地忽略了，人為地“刪除”了，似乎元稹和白居易之間根本不存在這一段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唱和。翻閱“汪譜”，亦即汪立名的《白文公年譜》，在“十五年庚子”内未見提及與元稹關於這三篇詩歌的唱酬求證顧學頡先生《白居易集》所附《白居易年譜簡編》，除《初除主客郞中知制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書同宿話舊感懷》一首外，未見其他詩篇與元稹有關的記載查閲朱金城先生的《白居易年譜》，在元和十五年内，同樣不見提及白居易與元稹事關這三篇詩歌的唱酬。在這年内，與元稹有關的也僅《初除主客郞中知制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書同宿話舊感懷》一首而已。另外還在是年的著作目錄中提及《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但沒有明確“元郞中”的眞實身份■。據朱金城先生在《白居易集箋校•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的“箋”，認為此篇中的“元郞中”就是元八宗簡。謝思瑋先生《白居易詩集校注》只是採納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箋校》的意見，也不見在元和十五年内白居易與元稹的唱和詩篇■。同樣,在《元稹年譜》■、《元稹年譜新編元和十五年”條下，譜文内未見元稹與白居易唱和的表述，詩文欄内也沒有元稹與白居易唱和的記載，而《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與《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自然也同樣不見表述■。這樣一來，問題就產生了：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日之後，白居易贬謫在忠州，職任刺史;元稹供職在朝廷，以祠部郞中知制誥，白居易沒有任何詩篇寄酬元稹，元稹也沒有任何詩篇寄酬白居易，元稹與白居易之間，似乎斷了一切來往;還有，元和十五年夏天，白居易究竟借助誰的幫助回到京城任職，事關白居易的諸多年譜對此也隻字不提;尤其是白居易從忠州回到長安之後，從元和十五年夏天到第二年,亦即長慶元年二月十六日之前，時間至少在七個半月以上，元稹、白居易同在京城長安，同在唐穆宗身邊擔任知制誥的工作，而在諸多的“白居易年譜”和“元稹年譜”中，竟然也不見兩人有任何唱和。不見元稹唱和白居易的詩篇，可以以元稹詩篇大量佚失為藉口；而白居易的詩篇分存五處,一直保■(淸）汪立名:《白香山詩集》附錄《白文公年譜》，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S1冊頁25,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顧學頡:《白居易集•白居易年譜簡編》頁1589至1632,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版.，■朱金城:《白居易年譜》頁1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月版。■謝思烽:《白居易詩集校注》頁1501,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7月版。■卞孝萱:(元稹年譜》頁316至353,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6月版;卞孝萱,(卞孝萱文集》頁379至403,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9月版。■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頁178至19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版■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分別見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2008年12月版。
存較為完好，基本沒有佚失。如果按照諸多白居易年譜描述以及諸多白居易詩文集的整理，也不見這一時期白居易與元稹唱和的任何詩篇，豈非咄咄怪事?這種情況應該不符合元稹、白居易之間的眞實生平與眞摯友誼。我們以為,問題就出在白居易硏究者對《畫木蓮花圖寄元郞中》、《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這三篇詩歌事關“元郞中”究竟是誰的錯誤認定上。旣然白居易問題的硏究者不經過認眞考證鑒別,就隨隨便便把應該是元九稹的“元郞中”認作是元八宗簡的“元郞中”，元和十五年夏天本來實實在在存在的元稹、白居易的唱酬關係，也就被粗心的硏究者人為地“消滅”了。我們以為，在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日之後，白居易與元稹確實存在唱酬關係，它們是：白居易有《畫木蓮花圖寄元郞中》寄贈元稹,委婉道及自己内心盼望結束贬謫回京任職的焦慮，對此，元稹應該有《酬樂天畫木蓮花圖見寄》回酬以示安慰。稍後，元稹有《喜烏見寄白樂天》，也許還有楊巨源的《喜烏見寄白樂天》，他們分別向白居易暗示其即將回京任職的消息，白居易就有《答元郞中楊員外喜烏見寄》回覆自己的兩個老朋友。元稹回京任職之後，有《題壁白須詩》抒發自己的感慨，白居易元和十五年夏天回到京城長安之後，在拜訪元稹之時，看到元稹的《題壁白須詩》，喝着元稹家中的“雪水茶”,白居易有《吟元郞中白須詩兼飮雪水茶因題壁上》。而元稹自然也不會不予回酬,元稹應該有《酬白員外題壁詩》的詩篇賦詠於這一時刻。當然，我們在這裏所揭示的四篇元稹詩篇，今天已經全部佚失，所示詩題也是我們根據白居易的詩篇代元稹擬定，一併向讀者交待淸楚。王建《題元郎中新宅》詩中的“元郎中”不是元九稹而應該是元八宗簡在破解白居易三首詩篇中的“元郞中”不是“元郞中”元八宗簡而是“元郞中”元九稹的眞相之後,我們在下面要反過來，再考證兩首題稱“元郞中”的詩篇，詩題中的“元郞中”，一向被硏究者誤認為是“元郞中”元九稹，而據我們硏究，這位“元郞中”,實際上倒是“元郞中”元八宗簡。《王司馬集》卷五有《題元郞中新宅》詩,云:“近移松樹初栽藥，經帙書籤一切新。,鋪設暖房迎道士，支分閑院著醫人。買來高石雖然貴，入得朱門未免貧。雖有好詩名字出,倍敎年少損心神。”■王建這首詩歌又見《全唐詩》卷三◦◦和《全唐詩錄》卷五五，都歸屬在“王建”的名下，詩文僅僅只是“雖有好詩名字出”與“惟有好詩名字出”之區別，詞■(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34!2,北京:中華書局1%0年4月版
義相近，不見有其他異文，可以確定是王建的作品。但現在的問題是:中華書局兩次出版冀勤先生的《元稹集》，前後相隔二十八年之久，1982年之原版■與2010年之修訂版■，均將王建的這首詩收入《元稹集》的《附錄》之中。我們揣摩冀勤先生《元稹集》之體例，其《附錄》中收錄的非元稹作品，都應該與元稹有關，以方便讀者作為進一步了解元稹作品的參考。《元稹集》將王建的《題元郞中新宅》收入，那意思就是說，詩題中的“元郞中”應該就是元稹;如果“元郞中”不是元稹的話，冀勤先生的《元稹集》為什麽要事隔二十八年，兩次將本來不是元稹所作、又與元稹毫無關係的這篇《題元郞中新宅》作品收入她整理的《元稹集》呢？前面已經說過，與元九稹同時被稱為“元郞中”的，還有元八宗簡。他與白居易、張籍以及王建、元稹都有來往。如王建《和元郞中從八月十二至十五夜翫月五首》■,如張籍《和左司元郞中秋居十首》■如白居易《酬元郞中同制加朝散大夫書懷見贈》■，如賈島《投元郞中》■等。在古代的文獻中，有時確實很難區分那些詩題中的“元郞中”究竟是誰。而本詩題提及的“元郞中新宅”，我們可以證明應該與元稹無關:元稹在長安靖安坊的住所，是隋代皇帝恩賜給元稹六代祖、隋代兵部尙書元巖的，自此元巖及其子孫們一直居住在靖安坊老宅’元稹《吿贈皇祖祖妣文》：“降及兵部，為隋巨人……始兵部賜第於靖安里，下及天寶，五世其居。冕昇駢比,罷列省寺。一曰秉朝政者，凡十四五。叔仲伯季，姊妹諸姑，洎友婿彌孫,歲時與會，集者百有餘人。冠冕之盛，重於一時。”■經我們考證,元稹一直沒有離開祖居另覓新居。元稹拜職“郞中”之時，亦即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日至長慶元年二月十六日期間在長安之時，資料顯示,未見元稹有新的居所，仍然居住在長安靖安坊。《唐詩紀事》卷八一有元稹拜相之後入住安仁里的記載，關於“毛仙翁”，元稹自己《贈毛仙翁序》有眞實的記載:“余廉問浙東歲，毛仙翁惠然來顧……余因得執弟子之禮，師其道焉……一言道合，止於山亭三日而南棲天臺,謂余曰：‘入■冀勤:《元稹集》,頁乃2，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8月版。■冀勤:《元稹集》頁877,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7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3«4至3435，北京:中華書局1%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322至4323.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935,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6678，北京:中華書局1%0年4月版,，■(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九,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丨079冊頁63丨，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相之年，相候於安山里！’余拜而言曰：‘果如仙約，然香拂榻以俟雲駕焉！’”■，此為“毛仙翁”誤導元稹所致,其眞實性難以認定。請讀者注意，毛仙翁所言，是元稹浙東觀察使任後入相居住於長安安仁坊，亦即所謂的“安山里”。然而事實上，元稹浙東觀察使任後並沒有“入相”,因此“入相之年，相候於安山里”的話語，應該是毛仙翁糊弄元稹讓他空高興一場的虛晃之槍，因此所謂元稹入住安仁坊云云也就無從談起。而且，元稹任職“元郞中”在元稹入相之前，在出任浙東觀察使之前，與“元郞中新宅”兩不相涉。即使誠如其言，已經拜相的元稹新居,也與“元郞中新宅”之稱呼不相符合,因為當時元稹的身份已經不是“郞中”而是“同平章事”或稱為“宰相”。根據唐人喜歡高稱他人官職的習慣，絕不可能將貴為宰相的元稹隨隨便便稱為“元郞中”吧！同樣，大和三年元稹自浙東歸朝，因妻子裴淑臨產，曾購買韋夏卿在洛陽的履信里故居，白居易《予與微之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戲作二什一以相賀一以自嘲》：“一園水竹今為主（微之履信新居，多水竹也），百卷文章更付誰（微之文集，凡一百卷）？”■但那時元稹的身份是“檢校禮部尙書”，已經從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任上卸職，正在返京途中，準備回京之後拜授朝廷的新職，一切都是未知數，因此與“元郞中”的稱謂更加不相符合，而且地點又在洛陽，不在長安。“元郞中新宅”，應該是元八宗簡的新居，不是元九稹的新宅，白居易有《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絕句（時方與元八卜鄰）》可證，其《看花屋》：“忽驚映樹新開屋,卻似當簷故種花。可惜年年紅似火，今春始得屬元家。”其《累土山》：“堆土漸高山意出,終南移入戶庭間。玉峰藍水應惆悵，恐見新山望舊山（元舊居在藍田山）。”■白居易《題新居寄元八》就是明證靑龍岡北近西邊，移入新居便泰然。冷巷閉門無客到，暖簷移榻向陽眠。階墀寛窄才容足，牆壁髙低粗及肩。莫羨升平元八宅，自思買用幾多錢?白居易兩詩中“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題新居寄元八”云云就是明證。據此,冀勤先生不應該在1982年原版與2010年新版《元稹集•附錄》中收入王建的《題元郞中新宅》詩，希望讀者予以辨別，不要張冠李戴。■(宋）計敏夫:《唐詩紀事》卷八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冊頁1033至丨034.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5090,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865至4866,北京:中華書局丨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934,北京:中華書局I960年4月版,:，
賈島《投元郎中》詩中的“元郎中”也不是元九稹而應該是元八宗簡與元稹同時期詩人賈島《長江集》卷九有《投元郞中》詩：“心在瀟湘歸未期，卷中多是得名詩。高臺聊望淸秋色，片水堪留白鷺鷥。省宿有時聞急雨,朝回盡日伴禪師。舊文去歲曾將獻，蒙與人來說始知。”本詩又見《全唐詩》卷五七四，歸名賈島，未見本詩歸屬於他人的文獻記載■。但現在的問題是:詩題中提及的“元郞中”是不是元九稹？學術界有不同的意見，倒是必須辨明的一個重要問題。陳延東先生《賈島詩注》以賈島《投元郞中》詩題中的“元郞中”為元九稹;李嘉言先生持相同觀點，進一步作出推測，其《賈島年譜》元和十四年譜文：“以舊文呈獻膳部員外郞元稹，明年有《投元郞中》詩：‘舊文去年曾將獻，蒙與人來說始知。’”又十五年譜文：“秋，投詩祠部郞中元稹。”■岑仲勉先生《賈島詩注與賈島年譜》之《元郞中與元稹》則否認“元郞中”為元稹余按《舊書》一六六《稹傳》：‘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征還，為膳部員外郎……長慶初……穆宗大悅……即日轉祠部郞中、知制誥。’知制誥猶云‘試用中書舍人’，有此銜者，唐代投贈都稱曰舍人，今云‘投元郞中’，不合者一。稹為人甚熱中，而詩云‘朝回盡日伴禪師’，與稹個性異，不合者二。余謂元郞中乃宗簡也，以《郞官柱》與《白氏集》合勘，知宗簡自金部員外遷倉部郞中，改京兆少尹，長慶元年冬卒。白作《（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稱其襟靈曠淡，則官、品皆符。其遷郞中當在元和十四年前，改京兆少尹在長慶元年。”■岑仲勉先生《賈島詩注與賈島年譜》又引用李嘉言先生《賈島年譜》的話加以論證:“《（長江)集》有《投某翰林》詩，李《譜》云：‘淸重無過知内制……詩緣見徹語長新c應憐獨向名場苦，曾十餘年浪過春。知内制謂翰林承旨學士;又島自元和五年入京至本年亦恰合十餘年之數，故知此翰林即元稹。’”岑仲勉經過詳盡考證後反駁道:“但此詩固一作朱慶餘《上翰林蔣防舍人》……簡言之，此詩施諸朱與蔣尙為可能;施諸賈與元，絕對不合■我們以為,岑仲勉先生認定“知制誥猶云‘試用中書舍人’，有此銜者，唐代投贈都稱曰舍人”的結論可以商榷:唐代確實有把以“郞中”身份知制誥者稱為“舍人”，但此“舍人”非眞“中書舍人”，而是唐人喜歡高稱他人官職的習俗，多多少少有點戲謔的成分，意謂離開“中書舍人”只有一步之遙了，亦即岑仲勉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6678，北京:中華書局I960年4月版:，⑭據卞孝萱《元稹年譜》頁550至552轉引，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6月版,■據卞孝萱《元稹年譜》頁550至552轉引，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6月版。■據卞孝萱《元稹年譜》頁550至552轉引，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6月版
生所說的“試用中書舍人”，猶如今日將“副部長”稱為“部長”、“副廳長”稱為“廳長”、“副科長”稱為“科長”一般。這種戲_的稱謂，常常出現在非正式的場合，在大多數場合下，還是應該稱為“郞中”，上文白居易的三首投贈元稹的詩都題稱“元郞中”就是其中的例子。我們還以為，賈島《投元郞中》詩中之“元郞中”不是元九稹。李嘉言先生《賈島年譜》所言元和十四年“以舊文呈獻膳部員外郞元稹”云云，與史實嚴重不合。據我們考證，元稹自虢州長史歸朝的時間雖有元稹自己《同州刺史謝上表》為依據：“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郞。”■但整個“元和十四年”，元稹基本都在虢州長史任上,最後歸朝直到七七四十九日仲兄元柜除靈，安葬仲兄於洪瀆原祖靈之後，具體歸朝日期應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一曰之間。賈島與元稹此前並無交往，以後交往也極少，時屆年末,元稹又剛剛歸朝，賈島似乎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匆匆向元稹進呈自己的“舊文”以求得元稹的“靑睞”。岑仲勉先生《賈島詩注與賈島年譜》以“稹為人甚熱中，而詩云‘朝回盡日伴禪師’，與稹個性異”為根據，否認“元郞中”就是元稹;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贊同岑仲勉先生《賈島詩注與賈島年譜》之說，也認為元稹熱衷名利，與“朝回盡日伴禪師”之句不合，否認賈島《投元郞中》中的“元郞中”就是元稹58。我們雖然同意兩位的最終結論，但仍然以為兩位的論證缺乏令人心服口服的說服力。元稹與禪師相伴相遊，屢屢見諸於元稹的詩篇之中，現存《元氏長慶集》之中，如《尋西明寺僧不在》■、《古寺》■、《伴僧行》■、《定僧》■、《觀心處》■、《志堅師》■、《和樂天贈雲寂僧》■等等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這裏僅以《元氏長慶集》卷一六為例，首首詩歌都與“朝回盡日伴禪師”之意境相合，比如《尋西明寺僧不在》：“春來日日到西林，飛錫經行不可尋。蓮池舊是無波水，莫逐狂風起浪心!”■比如《古寺》：“古寺春餘日半斜，竹風蕭爽勝人家。花時不到■(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三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丨079冊頁520，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卞孝萱《元稹年譜》頁550至552，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6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56丨，北京:中華書局丨％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56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561，北京:中華書局I%0年4月版德（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563,北京:中華書局1%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563,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631，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幻84至頁4585,北京:中華書局1%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561，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
有花院,意在尋僧不在花。”■比如《伴僧行》：“春來求事百無成，因向愁中識道情。花滿杏園千萬樹，幾人能伴老僧行?比如《定僧》：“落魄閑行不著家，遍尋春寺賞年華。野僧偶向花前定，滿樹狂風滿樹花。”■但我們也認為賈島《投元郞中》詩篇的内容不符元稹擔任祠部郞中知制誥臣時的生平蹤跡，如“朝回盡日伴禪師”，雖然元稹一生與禪師相伴相遊屢見於詩篇,但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日之後、長慶元年二月十六日之前，在元稹擔任祠部郞中、知制誥臣，亦即可以被人稱為“元郞中”期間，元稹撰寫制誥、參與朝務活動異常忙碌，這一時期與僧道的交遊不可能很多，更不可能“盡日伴禪師”。又如“心在瀟湘歸未期”，元稹一生並未在“瀟湘”地區任職，難以着落。又如“舊文去歲曾將獻，蒙與人來說始知”云云，也與元稹元和十四年年底才從贬謫的虢州長史任上歸朝的遭遇不合。據此，我們以為詩題中的“元郞中”應該確實與元稹無關。我們上引張籍《和左司元郞中秋居十首》詩，有句“野客留方去，山童取藥歸。非因入朝省,過此出門稀”、“古鏡銘文淺，神方謎語多。居貧閑自樂，豪客莫相過”、“見僧收酒器，迎客換紗巾。更恐登淸要，難成自在身”云云，這位“左司元郞中”，同樣與朝務活動異常繁忙的“元郞中”元九稹不合。張籍詩中描寫的情景，倒十分符合岑仲勉先生《賈島詩注與賈島年譜》“白作《（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稱其襟靈曠淡,則官、品皆符”所言。而張籍《和左司元郞中秋居十首》中的“元郞中”，與上引白居易《題新居寄元八》描述詩中的主人公“元八”元宗簡的情景一一相符，也與“朝回盡日伴禪師”之情形一一相合，希望讀者予以認同。■(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563,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563,北京:中華書局I%0年4月版■(淸）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頁4563.北京:中華書局丨％0年4月版
十種近人詞集經眼錄劉勇*丙申之春，觀書痕上，得見近人詞集若干種,有稿本、簽贈本、紅印本。每閱一書,輒考其版本，論其指歸,間正前人之失。暇日取視之，遂別為寫錄。晚近之詞，足以抗衡兩宋，予讀其詞，感其人之遭遇，故為之敘錄。(一）《悔龕詞》一卷《續》_卷,一九六二年船印本。夏孫桐撰。孫桐字閏枝，一字悔生，號龍高，晚號閏庵，江蘇江陰人。光緒八年舉人，十八年成進士，歷官湖州、寧波、杭州知府。此本與《觀所尙齋文存補遺》合訂一冊，陳叔通題“悔龕詞咐文存補遺”，葉恭綽署“悔庵詞”。前有陳叔通《江陰夏先生墓誌銘》及孫桐丙寅冬自記一篇。孫桐詞集初刻於民國十五年，此本較之又增《詞續》一卷，蓋孫桐晚年所手定也。末有夏緯壽、夏緯明跋云:“先嚴手定《觀所尙齋文存》七卷《詩存》二卷《補遺》一卷，早經付印。其《悔龕詞》一卷,昔由朱張邨姻丈編入《滄海遺音》,晚年復就所得詞手定為《悔龕詞續》一卷，未及刊行。今蒙陳叔通世丈篤念故交，關懷文獻，囑將《悔龕詞》前後兩卷彙為一編1敘其刊印原委甚詳。孫桐淵源家學，詞壇推為祭酒，朱彊邨作詞亦受其誘導。.其詞取法白石、玉田，家國身世之感，一寓於詞，誠可謂一代之詞史《悔龕詞》又有夏志蘭、夏武康所作《悔龕詞箋注》，頗不易得見。嚴迪昌先生序云：“《悔龕詞》於時世人事不灕不脫,不飾繪以古鏽銅緣,鑄假古董;於詞藝脈承不泥不滯，不描頭畫足,扮優孟裝。”2誠公論也。(二）《趣園詩餘》六卷，民國三十年鉛印本。汪曾武撰。曾武字仲虎，一字君剛，號趣園，江蘇太倉人。曹元忠題簽云:“味莼書，庚子三月雲瓿題撢。”夏孫桐署檢云：“趣園味莼詞,閏庵署。”前有曹*劉勇：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硏究院博士硏究生.①夏孫桐:«悔龕詞》一卷《續》一卷，一九六二年鉛印本…②夏志蘭、夏武康:《悔龕詞箋注》，内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年
元忠《味莼詞序》、仲虎《味莼詞自序》及文廷式、章華、吳昌綬、夏孫桐、邵瑞彭、楊壽枏、郭則橒諸家題辭,卷二前有仲虎《味雜詞乙丙稿序》，卷三前又有郭則淫序。其中署“弟桐頓首”者即江陰夏孫桐也，吳世昌《淸人詞目錄》、嚴迪昌《近現代詞紀事彙評》皆付闕如。《淸人詞目錄》又云:“是集題簽為曹元忠，寫於庚子（1900)三月，而排印則在四十一年之後矣。”“集中年代最早可考者為甲稿《人月圓》。”③仲虎具有家學,《[民國]鎭洋縣志•藝文》著錄“汪元浩《紅蔻香室詞》二卷、《雙玉詞》；汪元浩《結鐵網齋詞》”^又夏孫桐云:“其卷中原有圈識者是否伯銅之筆?”今檢卷一《惜紅衣》有“道希表兄為我點竄詞稿，勸印成編”語，其《乙丙稿序》又云“《味莼甲稿》，道希加墨”，則其原有圈識出自道希之手歟？卷一《鶼龕塡詞甲稿》共令慢五十六首補遺十首，卷二《鶼龕塡詞乙稿》共令慢四十四首《補遺》二首附《歷下行吟》十九首，卷三《鶼龕塡詞丙稿》共令慢五十七首《補遺》一首，卷四《鶼龕塡詞丁稿》共令慢九十二首，卷五《鶼龕塡詞戊稿》共令慢四十八首，卷六《鶼龕塡詞己稿》共令慢五十六首，依年編次,末附仲虎室人吳慶雲《漱紅館詞賸》。郭則橒題辭言“傳鈔似有舛字，不及細校為憾”，今卷二目錄第二葉《鴻天》當作《鷓鴣天》，《浪淘沙•趵突泉》小注“畫夜噴激”當作“晝夜噴激”，《臺城路•錦屛山龍洞》“竹枚閑”當作“竹杖閑”，卷三《鵲蹋枝》“欲爇香檀”當作“欲爇檀香”，卷四《燭影搖紅》云:“欲遣聞愁，此愁只托秋聲訴。”“聞”當作“閒”。元忠序又見於《詞學季刊》第三卷,而未見於《箋經室遺集》，今以之比勘,則集本“本其家學,益自泽厲”後脫“家有趣園,高皇宸翰”二語。(三）《';區夢詞》四卷，民國二十二年刻本。部邦述撰。邦述字孝先，號正闇,晚號群碧翁，江蘇江寧人。光緒十七年舉人，二十四年成進士此本署“《樞夢詞》四卷,霜厓吳梅書”“癸酉十有二月刊成”，則此本為民國二十二年刻本。前有德淸蔡寶善《甘州》、侯官林黻楨《高陽臺》、吳縣張茂炯《陽春》題詞，孝先自敘俯仰身世、淵源師友、黽勉家學之所存，集凡四卷，卷各有名，自宣統元年迄癸丑曰《霜笳集》，甲寅迄辛酉曰《燕築集》,戊午迄壬申曰《吳簫集》，己巳迄癸酉曰《齊竽集h今上海圖書館又藏有孝先《樞夢詞稿》稿本一冊,前署“樞夢詞藁，壬子新秋長洲章钰讀過”，鈐“章钰”印。開卷有孝先室趙宛《竹靜詞》一首，曰《滿庭芳•大連元夕用秦少游韻》。趙宛深通書史，惜乎年壽不永。此本為綠格稿本，每葉均印有“鄧氏家塾本”，十三行，行二十五格。中有“合衆圖書館藏”簽，鈐孝先“樞夢詞人”印。《詞稿》大抵③吳世昌:《吳世昌全集》，河北敎育出版社，2003年，第262頁
為《霜笳集》中之作，惟《換巢鸞鳳》“迎旭雙扉”一首見於《燕築集》。又與刻本字句多有不同，《綠意》一首與刻本全異，中如《霜花腴》、《一翦梅》、《東風第一枝》、《河傳》、《洞仙歌》皆刪去,刻本不載,《菩薩蠻》二首雖刪,然觀刻本實僅刪“美人家住橫塘曲”一首。其中《霜花腴》上題“此處寫《浣溪沙》”，蓋指孝先四首悼亡姬雲屛之作，稿本未見。又有刻本存之而稿本未見者，如《買陂塘•楡樹道中見雪》，《換巢鸞鳳》“門掩金鋪”一首，刻本已刪，而稿本未刪。二本次序多所不同，如《金縷曲》一首，稿本在《好兒女》之前。又有稿本已改而刻本未改者，如《浪淘沙》之“且付詩筒”，稿本已改為“且自從容”，而刻本仍作“且付詩筒”。集中本事，亦藉此稿本得以考見。如其《探春慢•辛亥人日立春》，稿本作“辛亥人日立春約錫臣司使同作”，而《金縷曲•懷斐盒同年吳門效梁汾體以詞代柬》“賓主東南俱盡美（時耿吾、止非仍居金陵）”，稿本原作“雪暗程門今泰斗(謂樞尹師）”，繼而注改作“甸齋方督兩江”，俱可考見故實。潘景鄭《著硯樓讀書記》著錄《涸夢詞》手稿本四卷，云：“艮廬張丈為之簽校者“艮丈於聲律諧葉甚嚴,一字之是正，不輕易放過。”④意謂孝先詞集尙有其他稿本，而此僅為一種乎？(四）《Í瑟園詞錄》一卷，民國十五年刻本。劉富槐撰。富槐字樹聲，號龍伯，又號瑗園,浙江桐鄕人。光緖二十三年優貢,二十八年舉人，官内閣中書。《璲園詞錄》一卷,附於《瑗園詩錄》。邵章署云:“瑗園詩錄，丙寅九秋伯裝邵章題。”前有富槐丙寅自序。卷端皆題“桐鄕劉富槐著，男方烽編次”。詞共七十九首。末印“梅涇劉氏祠堂藏版”字樣。集中可誦之作如“他生琴瑟會重諧，百年乞與情田滿”、“問渠何事到天涯，年年細雨關山道”。富槐善用疊字，如“娟娟潔潔聲聲點點”、“去匆匆，情可可”，婉約深致，得易安神韻。(五）《勺廬詞》一卷，民國間刻本。洪汝闓撰。汝闓字澤丞，號勺廬，歙縣人，諸生。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一九四八年四月”云：“聞知社友洪澤丞已物故。則其當卒於此前。此為紅印本，卷端署“歙洪汝闓澤丞”，共一百四十九首。集中可考最早之作當為《長亭怨慢》一首,作於光緒十二年。又有《洞仙歌》“題石公《尹山堂校詞圖》，時君方為余校《勺廬詞》稿。"則澤丞詞集為壽鑼所校勘也。《詞綜補遺》錄汝闓《鷓鴣④潘景鄭:《著硯樓讀書記》，遼寧敎育出版社，2002年，第583頁,,⑤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1頁。
天》，而此本未見，知其有所刪削。集中如“豈有音書傳柳毅，卻將消息惱王昌”、“重過畫樵思往事，強扶殘鬢看釀花”，俱有風人雅致。(六）《雲淙琴趣》二卷，民國十九年刻本。邵章撰。章字伯裝，號倬貪，浙江仁和人，邵懿辰長孫，光緒二十八年進士，官至奉天提學使。卷首有長洲章钰題署云:“雲淙琴趣，乙亥春月章钰署。”又有篆書“雲淙琴趣”。牌記云歲庚午三月望倬盒邵氏刊成.”前有癸亥春伯装自敘。卷端署“雲涼琴趣卷一，杭邵章伯裝”，卷二後又有敘云至癸酉夏,遼事決矣。其間震心蕩魄之故，匪可更僕一寄之於詞，始庚午，迄甲戌，凡得百篇,泰半寤歎之音耳。”伯装為詞，受夏孫桐啟發，亦宗南宋，今觀集中所作，皆得夢窗神髓。(七）《黃山樵唱》一卷，民國二十一年刻本。朱師轍撰。師轍字少濱,黟縣人。此本封面書“樸安先生敎正,師轍敬贈”，則此為師轍贈胡樸安之本。鈐“樸學齋藏書印”、“合衆圖書館藏書印”二印，樸學齋者，樸安室名也。邵瑞彭署“黃山樵唱”。少濱云壬申，與邵子同敎授河南大學，渠刊《揚荷集》，復取余《黃山樵唱》付梓，”則此集為邵瑞彭所刊也。李哲明識云:“君毓秀家學,植氐藝林，間以其餘力斛律宫商，遊情樂府，獨於片玉之渾融，番陽之腴澹磬厲致深。”&少濱自言“四十以後校先大父《臨嘯閣詞》，始學倚聲，然不常作”，邵瑞彭云:“十四年來積詞約百餘首，高處兼有秦、周才思,已入北宋堂奧,餘亦方千里、陳西麓之流亞。”⑦少濱詞宗北宋，尤喜片玉，自言“慢詞遵方氏，守淸眞四聲,於律不敢疏忽，似可企及千里而密於西麓”。今觀集中如《早梅芳近》、《一落索》、《應天長》、《尉遲杯》、《浪淘沙慢》、《氐州第一》、《芳草渡》諸作，或和淸眞,或用美成韻,餘如《八六子•和淮海》、《滿庭芳•和小山》、《石州慢•和東山》、《卜算子慢•和張子野》、《桂枝香•金陵懷古和王荆公》，亦足見其瓣香所在。少濱又有《淸眞詞朱方和韻合刊》，為一九五三年油印本。其《補方千里和淸眞詞自序》云“舊有和詞數首，聊以充數”，知亦收入《樵唱》中和詞，然《浪淘沙慢_庚午南歸營葬亡室蘇夫人舟泊烟台》、《瑞鶴仙•海天遼望悵然有懷用美成韻》二首實不見於《合刊》中，又《應天長•費宫人宅在天津城内用美成韻》“珮環”改為“環珮”，《氐州第一•旅邸羈懷夢塵幽恨用美成韻寫之》“悵抵賸荒邱餘照”，3jr餘照”為“殘照”，並注云時改葬亡室蘇錦繡於南京雨花臺安隱寺”，《西河•燕都懷古用淸眞韻》“漫遠眺”改為“遠⑥朱師轍:《黃山樵唱》,民國二十一年刻本⑦朱師轍:《黃山樵唱》,民國二十一年刻本
眺際”，《丹鳳吟》“萬種相思羅袖里,賸雲箋盈握”改為“萬種相思難話盡’贈羅巾盈握”，知其亦稍為改易。又少濱《西河•燕都懷古用美成韻》“縱覽遍多少遐思，感人間興亡如此”，注云：“余家藏《片玉詞》簡耑校云：‘一作涼蟾如此。’故易斯句。”可資考證。《廣篋中詞》言少濱詞集名《小桃源主詞稿》，蓋其早年自號小桃源主也。(八）《玨庵詞初集》二種，民國十九年刻本;《玨庵詞二集》一卷，民國二十八年刻本。壽鐮撰。鏰字石工,號玨庵,浙江紹興人,善治印。此《玨庵詞初集》為民國辛未紅印本,中有獮手書云:“匪石詞兄正律，辛未壽麵檢上。”則此為石工贈陳匪石之本。前有張素、邵瑞彭、楊濟、李澄宇、陳世宜序。石工跋《柳谿長短句二集》云:“余初刻詞版式一同柳谿，今歲刻二集,亦從臾柳谿知其與《柳谿詞》同一版式？卷一《枯桐怨語》，卷二《消息詞》,楊濟云：“比者削繁選要,存數十首，為《百枯桐怨語》一卷、《消息詞》一卷。”“《百枯桐怨語》”殆為“«枯桐怨語》”之誤刻歟？此本中有石工墨筆校字，可資校勘,今為臚列於下，以備參考。《枯桐怨語》第十一葉下《東風第一枝》“漪塵遲斷莎街”，“遲”改為“遮”；十七葉上《應天長》“勘書”改為“攤書”；十八葉上《夢夫容》“吹夢雲慵起”，改作“吹夢懶雲起”；二十葉下“空酒淚”改為“空灑淚”；《消息詞》第四葉上《解連環》“許含章遠”改為“限含章阻”;十葉下《秋思耗》於“耗”字旁加點刪除，蓋因其自云“踵夢窗韻,依太原張氏本刪‘耗’字”，而刻本未刪故也;十五葉上《倦尋芳》“歌枕靑分蟬鬢庾”，“庚”改為“瘦”。《玨庵詞二集》名《柳邊詞》，為《玨庵詞》第三種。此本有石工手書云:“錢孫詞長敎，庚辰人日檢上,鑭京師寄。”鈐“柳邊學”朱印。知此本為石工贈金兆藩之本也。前有徐珂《臨江仙》、王蕴章《三姝媚》題詞,：玨庵詞,朱彊邨以為“火傳四明”，陳世宜則云嘗語予曰：同輩如某如某,向譚北宋，近亦規撫夢窗,可知夢窗家法不可以為息壤，而實塗徑所必經。予味此言，覺玨庵之意固非肯以夢窗自限者也。”蓋深知石工者也。集中感事諸作,如《浣溪沙•丁巳感事》云濁酒易謀天下醉，藥方難販古時丹。”俱有托諷。(九）《柳谿長短句》一卷，民國十八年雙流向氏刻本;《二集》一卷，民國二十八年雙流向氏刻本。向迪琼撰。迪琮字仲堅，四川雙流人。此本前手書“匪石嗣長兄鈐定，辛未立春日，弟迪琮敬詒”，則此為迪琮贈陳匪石之本。前有朱祖謀題署“柳谿長短句”，朱祖謀、邵瑞彭、王履康、喬曾劬四人序,諸家敘詞之演變甚悉，信可當詞史看卷端署“柳谿長短句,雙流向迪琮仲堅”，柳谿者,喬大壯言其為“仲堅所居
東安門宅”，然王履康言仲堅“僑東華門北河沿許”，又集中《惜紅衣》亦言“己未仲春,移家東華門北河沿”，可證大壯之誤記。朱祖謀言“其詞淸峻婉密，若吐若茹，雖植體先宋，要其深情奧思’即時時有夔巫間峰迴路轉、迂曲幽邃之意”，邵瑞彭云其抗心宋賢，兼具淸眞之典重淵微、二窗之驚采妙思、東坡石帚之遒勁雄逸、梅溪之綽約、小山之神麗，今集中如《玉樓春•和小山》、《少年游•擬屯田》、《好事近•擬東坡》、《武陵春•擬小山》、《減字木蘭花•擬六一》、《蘭陵王•春日社稷壇感賦次美成韻》、《六醜•都門元夕次夢窗韻》俱是。又王履康序言其庚申歸省，行次永川，脫險折還,河君履之為繪《望雲涉險圖》，今集中《臨江仙》序云:“題蔚文《虎口餘生圖》，圖為林畏廬所繪，蓋余與蔚文庚申永川遇險地也。”喬孟劬言迪琮“裒刊二十以來所為詞”，然據迪琮卷尾自記云:“始戊午，迄於己巳,為時十有二年。”則戊午年時仲堅方三十，大壯殆誤記歟？陳聲聰稱仲堅詞“淸新雅麗，聲情並暢”，賞其雋句如“江山管領古今愁，歲月推移新舊候”，“候”當作“恨”；“霜蕪盡處接狂瀾，浮槎莫訝風波惡”，裁句欠妥，宜作“浮查莫課風波惡，平地人人感路難”。仲堅身歷世變，顚沛流離，而尤能抒寫家國之恨，“燙火淒迷邛崃道,度壘荒城，畫就傷心稿。”尤可稱全集評語,而不僅以淸新雅麗名家也。《二集》前周善培署云：“柳溪長短句第二集。”徐沅序云:“《柳谿長短句》刻於庚午，風行十年,比復有《二集》之刊,析津阻水，余為就文楷齋斛之，熟讀數四，重有感焉。柳谿三十始為詞，時時商律於喬大壯、邵次公，”“柳谿融情入景，似柳而無其塵下。”“此十年來所作也,掩抑低徊，若不勝其幽傷顦顇也者，殘月曉風而外，又重之以斜陽煙柳之思。”倶為知言。(十）《守白詞甲稿》，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守白詞乙稿》，民國十九年鉛印本。許之衡撰。之衡字守白，自號飮流齋主人，廣東番禺人。光緒二十九年歲貢，曰本明治大學肄業,先後執敎於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此本封面以鉛筆書“守白詩甲稿”，當作“守白詞甲稿”。又有墨筆題云：“遐庵先生惠存並希敎正，之衡敬貽。”“轉貽叔雍兄，綽。”則此為之衡贈葉恭綽之本也。前鐫“守白詞甲稿”“己巳六月印於北平”，有朱孝臧、冒廣生、黃福頤、王季烈評語。每葉正面皆題“守白詞，著叢書”，反面題“守白詞，飮流齋”。卷端署“番禺許之衡守白稿，長洲藥庵居士評點”。集中皆有圈點、評語。《甲稿》共收錄三種,《守白詞》六十五首，《擬刪詞拊》二十八首，«曲拊》為《擬吳梅村聽卞玉京彈琴》。王季烈評云:“小令間有一二語眞摩南唐宋初之壘。”今觀集中諸作，開卷《浪淘沙》云：“不耐幾回飛夢過，省憶闌珊。”藥庵評云：“頗似重光。”此本中又有之衡改字，彌可寶貴，如《臨江仙》“封姨畢竟最難知”，改“最”為“太”；《曲》七轉“稱觥
籌”，2夂“稱”為“盛'《守白詞乙稿》，庚午二月印於北平，前有朱孝臧、夏孫桐、夏敬觀、陳曾壽、邵瑞彭諸家評語，卷端題“守白詞乙稿，一名步周詞”，“番禺許之衡守白稿，長洲藥庵居士評”。共六十四首。黃福頤云守白論作詞之法云:‘以大重為主腦，以兩宋為融合，以淸眞為歸宿。’”之衡自言：“余喜淸眞詞，時有和作,四聲一字不易，惟上去兩通之，字則據《詩韻》及《中原音韻》兼用之,彙為一冊，聊以自遣而已。”則其宗尙可知矣。
“孝女”與“逆女”的兩難選擇——淺析民初女性文人小說創作中父親形象的敘事策略杜敏*長久以來,父權和夫權兩座大山鎭壓着中國的婦女們，盤古開天地、夸父追曰、大禹治水……無論是在中國神話中還是史書中，父親的形象都是強壯有力的,是他們改造了世界、創造了歷史而在家庭中，父親不僅僅是整個家庭成員的供養者，同時還是家庭中的道德領袖，他指向一切道德準則,其地位在家庭中、家族中的地位是高高在上的,“父親”身份本身就是一種更強大而外在的社會體制或象徵秩序。而隨着近代西方思想的傳入，民初女性開始稍涉“解放”、“獨立”，當時的先進女性在對封建禮敎的懷疑之中，發現了女性自身的力量，她們意識到自己不僅僅是女兒、妻子、母親，更重要的是她還是一個人，一個具有獨立意識、需要在兩性關係中保持平等地位和尊嚴的人。於是這個時期的知識女性們開始積極的探索自己生命的價値和意義,她們的作品總自覺或不自覺地強調自我性別意識。於是，在新文化思想與傳統文化的雙重夾擊下，她們開始挑戰傳統道德原則的代表—父親。但是，“百善孝為先”，要突破“孝道”、反對不平等的“孝道”、主張人人平等、將“父親”推上審判臺，這對中國近代女性來講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文化選擇小說中若出現“非孝”或“弒父”的情節在此階段還是很難得到認可。女小說家在“孝女”與“逆女”的雙重身份中搖擺，她們將這種心態很好地體現在小說所塑造的父親形象身上女小說家們一方面挑戰父親、記錄下父權之惡，另一方面又不輕易借用男女主人公之口直接對父親的做法做任何評價；她們想努力地抛棄父親所代表的道德原則，但同時又不確定應該寄期望於何種新的道德標準寫不寫父親，怎麽寫父親，這對當時的女小說家來說是一件難以決斷的事情因此,在寫父親之時，她們採取了一種特別策略’她們由女性視角為切入點對父親進行敘述，與男作家相比，更注意女性的獨特感受在細讀文本時，我們會發現，民初女性文*杜敏:澳門大學中文系博士硏究生,珠海城市職業技術學院講師
人小說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有趣的現象:女作家們對於男主人公的父親和女主人公的父親的創作策略是截然不同的I更多情況下，男主人公的父親被刻畫成“惡父”，他仍是話語權的強硬的把控者，是一個需要接受鞭笞、批判的對象,而女主人公的父親則多是一位“慈父”，但其或者早逝、或者年老,不再具有權威,他是一個値得懷念的、令人同情的對象。男主人公的“惡父”是顯在的形象,得到較為充分地刻畫，而女主人公的“慈父”則一般是缺席的。這種“惡父存在”與“慈父缺席”的敘事策略，到底有何形成背景、具體表現和更深刻的意蕴？本文將從民初大量的女性文人創作的小說文本中，選取其中幾部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從細節部分來剖析作家在創作中的整體思路和敎事策略一、顯在的惡父一~•傳統嚴父的延伸，道德權威的解構對女小說家來說，男主人公的父親的原型，便是“公公”或者“未來公公”的模樣或許在女小說家的眼中，現實中的公公具有天生的“原罪”，若要鞭撻父權,那肯定要從公公這個沒有血緣關係的父親入手。對“公公”或者“準公公”的形象塑造,女小說家們並不手下留情,她們不留餘力地將其塑造為專橫霸道、貪財無情、欺善怕惡、無知愚蠢等負面形象如幻影女士《隱恨》①中男主人公父親的爛賭貪財、對兒子兒媳的冷漠與索取無度，高劍華女士《裙帶封誥》②中的叔父（男主人公由叔父養大，叔父已然為實際意義上的父親）的對男主人公的兇橫無情，黃璧魂女士《孝子慈孫》③中的男主角的父親的殘暴不孝，等等。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惡父”形象，女小說家給予了其無情的鞭笞。女小說家喜歡把“公公”們定位為在家庭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的人,懦弱的兒子面對這樣的父親只能忍氣呑聲，不敢正面反抗“公公”的存在是家庭倫理悲劇的根源，對“公公”的憎惡使得女小說家將他們刻畫成“左右不是人”，無論這些父親怎麼處理家庭問題,都會導致悲劇的發生最有趣的,莫過於毛秀英女士相隔幾個月先後發表在《禮拜六》上的兩則婚姻倫理小說《死纏綿》④和《女學蠹》⑤',這兩篇小說中的兩個男主人公的父親，他們的抉擇完全不同,但最終都一樣成為悲劇的推動者。在《死纏綿》中，父親獨裁頑固，不許兒子秦朗田與自由戀愛的心上人結婚，他手詔秦朗田曰：“此蕩①幻影女士:《隱恨》，《遊戲雜誌》18期，1915.4.②高劍華:《裙帶封誥》，《眉語》卷12號,1915.10.9.衢黃璧魂:《孝子慈孫》，《禮六》86期，1916.1.22.④毛秀英:《死纏綿》，《禮拜六》66期，1915.9.4.⑤毛秀英:《女學諡》，《禮拜六》86期，1916.1.22.
女不顧廉恥，若為吾家婦,必辱門庭”。秦朗田多番爭取無果後，鬱鬱成疾一命嗚呼，女方隨之殉情。而在《女學蠹》中，男主人公的父親倒是“素以開通”自命，在兒子跟他說要與某女學生自由結婚之時,這位自認聰明的父親認為男女婚嫁當然自由,與其拘守舊習而生嫌怨，不若聽之自擇而終身歡愛，於是他“不假猶豫，立予準許”兒子的自由婚姻。但正是這位父親的輕率同意,不加調査，以致兒子娶了一個假的女學生，最終家財被盜竊一空。作為女作家筆下的男主人公的父親，眞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除了“惡公公”外,男主人公的母親也被刻畫為“惡婆婆”，她在丈夫缺席的情況下，代為行使着家庭中的控制權與話語權，成為一家之長。黃靜英女士的《割臂盟》⑥便將這樣的惡婆婆刻畫得淋灕盡致，在缺少公公的情況下,婆婆三番四次地以愛之名阻撓兒子的自由戀愛，最終導致了女主人公的自殺。對於小說中的男主人公來說,小說中的男主人公的父親是一個權威的可怕的巨人形象，是一種無法抵抗和令人畏懼的力量。面對父親對自由婚姻的阻擾和壓制，男靑年們只能唉聲歎氣，要麽飮恨自盡,要麽鬱鬱終身，父親這個巨大的形象，是他們通向幸福無法跨越的一個坎⑦。而女主人公也沒有跟“惡公公”“惡婆婆”的正面對抗的情節，幻影女士的《隱恨》中，女主人公詛咒公婆“速死”幾乎已是女小說家們能想到的最激進的做法。不敢觸碰到傳統道德的邊緣，這或許是為了維護男女主人公行為合法性的一種寫作策略。小說家雖然維護了“公公”“準公公”在家庭中的決策權，但其道德權威卻受到了質疑,其決策往往導致了癡男怨女的自殺身亡，這使得其決策也不再具備正當性，其形象一落千丈，道德權威也不復存在,圍繞父親的光環消失，神聖地位坍塌，父權秩序的存在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了懷疑。二、缺席的慈父—理想父親的建構，不得不捨棄的羈絆上面論述到，女作家們對父權秩序的懷疑很大程度體現在對公公婆婆的描寫中。當女作家們懷疑現有的父權秩序，必會由此產生精神危機、信仰缺失，她們不得不考慮建立新的父權秩序、尋找新的精神家園。所以，當輪到塑造女主人公的父親時，女小說家們便是不一樣的創作思路了。她們並沒有像塑造男主人公的父親一樣，把女主人公的父親也刻畫成窮兇惡煞式的人物，一般情況下，⑥黃靜英:《割臂盟》，《禮拜六》59期,19丨5.7.17.⑦當然也有少數的例外,比如翠娜女士的《新婦化為犬》中，司林達面對叔父不停地對其提相親要求,竟想出用一僕人阿塞化妝為女友，騙過叔父但這是篇滑稽小說（《禮拜六》將其歸類為滑稽小說），是讓大家當笑話看的
女作家盡可能地不給女主人公的父親太多出場的機會，給出的筆墨並不太多，萬不得已要出場“跑個龍套”的話，女小說家還是會努力維護女主人公的父親的“正面”形象,將其塑造成一名“慈父”，以保全父親的尊嚴。之所以將女主人公的父親塑造為“慈父”，或許，在女作家在心底渴求一位能與女兒溝通的父親，渴求旣關心兒女的生活、又能夠為兒女的人生作指導的父親，她們希望父女關係可以更加地平等，父親對於兒女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滿含威嚴的父親，更是一個可以依戀的長輩、一個可以談心的摯友。因此，女主人公的父親形象多數保留着傳統“慈愛”的痕跡，父親從神壇走下,變為一個普通人，是一位可親近且不會給女兒造成壓抑的父親。女主人公的父親是人性化的父親形象，其身上寄託着作家們對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追求。呂韻淸女士的《返生香》⑧中，父親在女兒生病時鞍前馬後地照顧女兒；黃靜英女士的《人月重圓》⑨中，父親在女兒被遣歸娘家時，毅然與親家決裂、與女兒談心、開導女兒，這些都是不同於以往對父親形象刻畫，在這樣的時刻，父親就單單是一個父親，而不是代表着“父權”。父親“搶”過了諸如照顧女兒、與女兒談心等此類一向被認為是母親分内事的工作，“嚴父”搖身一變變為“慈父”。從這些文本中我們可以知道，女小說家對自己父親的期待並不是一個功成名就、能光宗耀祖的成功人士，而是一個能夠照顧家庭、關愛妻子兒女的居家男人。慈父是女作家們的精神家園，但他又只能是一個憧憬，一個憂傷的記憶。筆者發現，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慈父”早逝，似乎是女作家們最為喜歡的一個關於父親的情節安排。確實有部分女小說家在現實生活中有幼年喪父的經歷,比如劉韻琴與呂韻淸。但其他女小說家也都非常喜歡創作“父親早逝、母親堅強撫養遺孤、女兒變得自立自強”的故事。最典型的是蔣曾淑溫的《蕙兒立志記》⑩，單親母親將三女二男撫養長大，女兒蕙兒在缺少父親的情況下，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母親的敎育，成長為一位敎師。又例如高劍華女士的《裸體美人語》■、王妙如女士的《女獄花》■、朱惠貞女士的《漆室女》■等作品，其中都創作了一個早逝的慈父，這些慈父都是一個尊重子女、自身追求自由同時也支持子女追求自由的美好形象。但這樣的“慈父”完成了自己的“傳承”使命之後，就必須退居幕後、英年早逝，由女兒自行登場。除了“父親早逝”的情節，女性文人⑧呂韻淸:《返生香》，競智圖書館，1924.⑨黃靜英:《人月重圓》，《禮拜六》67期，1915090丨⑩蔣曾淑溫:《蕙兒立志記》，《婦女雜誌》第4卷第9號，1918.9.5■高劍華:《裸體美人語》，《眉語》1卷4號，1915.4.28■王妙:《女獄花》，自費印刷，1904年，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3年9月第一版。■朱惠貞《漆室女》，《婦女時報》2號宣統3年閏月（1911-閏月）。
還熱衷於將女主人公的父親設置為蒼老年邁或身體衰弱的形象,他們儘管生活在女兒身邊,卻沒有強大的力量去威懾女兒，至少對靑春個性的孩子的事情是無力插手的。比如毛秀英女士的《奈何》■，女主人公瑪格蘭要與心愛的畫家男友分手、與富商結婚以補貼家裏，這完全是自己的決定，年老貧弱的父親完全沒有插手此事，更無從談起逼迫女兒。而在《霜猿啼夜錄》■、《苦海沉珠記》■、《不堪回首》■等女性文人小說中，父親雖然想干涉女兒的婚戀，但最終都無法改變女兒決絕的心意。原本具有強大震懾力的父親，因為文本中早逝或是衰老，而失去了施展威力的能力、失去了話語權，曾經高不可攀的父親無奈地退出了歷史的舞臺，變成了一個尋常人。父親的“缺席”或“能力的喪失”襯托了女兒的獨立和選擇的堅定。女主人公婚姻自由一旦受阻，她們的反抗要比男主人公對父母的反抗大膽得多、勇敢得多，女性文人小說文本多是設置為她們為愛私奔，甚至未婚先同居，比起男主人公更具有“叛逆”的勇氣。父親的權威在女兒這裏開始發生動搖，父親已然不是秩序的操控者，女兒已經脫離其操控範圍。即使父親存在，也無足輕重，無法完全影響女兒的思想和生活。為什麽小說中的慈父需要被設置為缺席或變得衰弱呢？當然我們也可以解釋為，父親的“缺席”是由於女作家們更急切地去尋找自我，因此而忽視了對“他者”的塑造。但實際上，並不是某個作品中對“慈父”這一人物的偶然性回避，而是在絕大多數作品中，女作家集體回避了對慈父的濃重書寫，因此這不能不說是創作上的刻意,不能不說是作家們處理人物關係時採用的一種共識策略。文本中的父親捨棄了女主人公，但同時也是女作者捨棄了父親。原因有以下幾方面:首先是父親的缺席反而可以保留那個溫情的父親。“父親的缺失”使女小說家反而對“父親”的有了期待,父親可以永遠活在女兒的想念中，怎麼美化都不為過。失去父親後,女主人公也並未表現出無所適從或自我迷失，而是很好地繼承了慈父的部分優秀人格。其次是父親的缺失給女主人公解除了制約自我發展的“緊箍咒”，道德權威的缺失更有利於女主人公尋找自我。幾乎相似的是，早年喪父的女主人公都是在父親身亡後才踏上獨立之路。因為，慈父的存在意味着原來的生活秩序很難改變，女主人公永遠是“父親的女兒”，父親是強大的後盾，在父親的蔭庇下可以安穩的生活，但與此同時，女主人公也需要讓渡一部分獨立人格。即使她們有心“叛逆”，也要顧及到父親的感受。若父親一直存在，他們的父愛能夠為她們遮風擋雨，讓她們被麻醉，看不淸父權的眞⑭毛秀英:《奈何》，《遊戲雜誌》，19期，1915.3.■若芸女士:《霜猿啼夜錄》，《婦女雜誌》3卷11-12號，1917.1I.5-12.5.■鵝西女士:《苦海沉珠記》，《禮拜六》63期，丨915.8.14.■幻影女士:《不堪回首》，《禮拜六》67期，1915.9.11.
相。為了不讓幸福生活麻醉自己，她們只能將女主人公的父親設置為早逝,讓女主人公自己直面慘淡的人生、在城市中孤零零的漂泊,在坎坷中成長並確認自我身份，在父親言傳身敎的缺席中不斷提升自己的獨立品格。可以說，在父親逝世的那時起，女主人公從傳統的家庭本位一某人的女兒，進入了“個人本位”。“慈父”的退隱使得女主人公有了獨立的可能，沒有了“父親”的羈絆，她們便成為“自由人”、“獨立人”。女性意識的彰顯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父親的缺席，因此，父親的缺席是一種精心設置或者說無奈之舉。從某種程度上看，這些開明卻早逝的父親,正是最早的一批“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我們怎樣做父親》)的父親第三是女小說家們對“理想的父親”的塑造缺乏把握。民初女作家們對於女“父親”這一形象創作的回避、不確定性,正是女作家們“審視父親”的一個必經之路,這是値得肯定的，這是女作家們自我意識覺醒的重要一步。她們呼喚“理想的父親”，但是,僅憑她們的經驗,她們卻又對“理想的父親”的形象的内涵把握不定，她們較為淸楚的知道父權之“惡”,但她們對於如何“正確地做父親”這個問題還沒有淸晰的答案。如何處理好父輩這個傳統文化的代表和作為個性解放者的代表直間的關係，當時的女小說家們還把握不定。可以想像的是,如果父親不缺席，那當後來沙雪梅殺人（王妙如《女獄花》)、眉仙出走（高劍華《裸體美人語》)、琬珍拒婚（朱惠貞《漆室女》）之時,父親形象的塑造便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新舊道德的衝突必將出現在這對父女身上。女小說家對“溫情”的渴望又使得她們不願意去塑造針鋒相對的父女關係，她們想像不出當一位父親面臨這樣的情況時,應該作出如何的反應。對“理想的父親”的呼喚與渴望，實際上是也對自己“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旣然塑造不出“理想的父親”,那只能讓父親缺席,由自己來改變人生，創造一個理想的人生。三、對教師的反抗雖然,女小說家總有意無意回避對父親與子女的正面對抗的描寫，但有一篇小說，或許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這篇小說的是佩琪女士的《雄辯的女學生》■。這篇小說寫的是女學生與老師之間的衝突，雖然衝突的雙方不是父女，也不是公公與兒媳的關係，但“一曰為師，終身為父”，或許,我們可以將“老師”看作是廣義的父親，小說中的女學生江碧秋挑戰和嘲弄的，不僅僅是老師，而是父輩，更是父權。⑱■现女士:《雄辯的女學生》，《禮拜六》78期，1915.11.27.
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鐘樓高聳、圍以鐵欄、建築宏壯、學規整肅的女子師範大學中。這樣一所中規中矩的大學，似乎象徵着堅不可摧的秩序。大學敎員楊文德老師自謂學識淵博,閱歷複深,恆持年老無所嫌忌,頑固不化，自認“女德捍衛員”。他最反感的便是女學生打扮自己。他見女學生佩戴花球,即奪而置諸地，“見學生有禦綺綾或梳新式髻者，立命易去”，庭辱面斥，不為人稍留餘地。全校女學生畏之如虎，敢怒不敢言，不敢稍事修飾，服色幾如村女。楊文德很是得意，認為自己管理嚴格，使學校得譽。從一些細節上看，楊明德已經是一個異化的人了，封建的道德觀使得楊文德極端壓抑自己的欲望，他秉承“存天理，滅人欲”的敎條，要求女學生們要做到和他自己一樣，壓抑自己的情感欲望,他希望以此來解決封建敎化與欲望直接的衝突。這樣的做法實際上也導致了楊明德自身的分裂，他執著於當敎師應享有的挑剔學生的“權力”，無時無刻不在硏究女學生的打扮穿著，一發現“不法之徒”則面露喜色即刻上前苛責，沉浸於學生“畏之如虎”的自我陶醉中，他異常關注女學生的外表和私生活，也難免落入了偸窺之嫌。全校女學生對楊文德的畏懼，實際上也是對父權和封建敎條的畏懼。楊文德成為了全校女生自由無拘無束生活、實現自身情感欲望的障礙。然而，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竟出了一個讓老師頭疼的女學生江碧秋。這個漂亮聰慧的女學生一出場就對同學道出了她的開戰宣言:“(楊老師)殊可惡，吾必有以報之”。而楊文德老師也是一心要針對江碧秋，在改卷子、上課時都會特別注意江碧秋有沒有犯錯誤,一旦發現江碧秋有錯處，便喜上眉梢“今日有以報之矣”。而江碧秋這個個性解放者卻連番幾輪巧妙地嘲弄作為倫理道德捍衛者形象的楊明德,她的雄辯使楊文德啞口無言，她的舉動旣是對父輩的審視,同時也是對自我的確認。江碧秋的“報復”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她的“報復”手段並不“現代”，是以儒家倫理為手段來反駁楊老師對自己穿著打扮的詰問。她刻意濃施膏沐作嬌態,還故意讓楊老師看到。面對老師的斥責，碧秋搬出病母作為藉口“（母親)每見生顏色淸減,則怒然而憂，生不得已，乃敷脂粉為修飾，是悅母也。”而後,江碧秋鞋履不整之時，又被楊老師斥責碧秋振振有詞:“此履出自母賜，較常禦者稍長，生恐拂親意,故勉禦之，以寬故，常致脫踵，乞師原諒。”楊老師又說江碧秋穿衣“效蕩婦裝束”，且衣服衣垢多。江碧秋對曰“生家貧……今擬另制一新衫,惟因課忙無暇,尙未竣工,非不衛生也”,甚至不客氣地向老師討要衣服“師如見賜一襲,感甚，感甚”。第二部分江碧秋又指出了是老師的不當做法導致自己的錯誤行為。首先是江碧秋的數學作業做錯了，楊文德指出，江碧秋回答“昔生患頭痛，不能上課，師乃在敎室中昌言，誣生詐病，以致同學姍笑。生之名譽，大受損失。昨日頭痛復發，不敢吿假,勉強上課，數學桀誤，願師諒之”。雖是道歉，但實際上更是指出是敎師損人名譽導致“我”
帶病上課。又一天，楊文德上課時，發現江碧秋置書不理、俯首弄物。批評之下,江碧秋探衣囊出碎緞數塊,曰“此衣紐者，因師限太促，恐不能竣工，故攜至講堂為之”。江碧秋指出，正是因為前一天楊文德要求她在兩天内趕制出一套新衣的不合理要求，才導致她必須在課堂上趕工。最後一部分的“報復”直接導致了楊文德的辭職。雖然江碧秋以自己的雄辯多次嘲弄了楊文德,但最終完成對楊文德道德上的解構的，是他們之間最後的一次談話。江碧秋以她更為強大的英語能力，反駁了老師，指出了老師在拼寫上、句法上的錯誤。一方面使得老師的權威喪失，另一方面也使得老師在道德上也有了污點（不懂裝懂、誤人子弟），揭示出了此前楊老師對學生的道德敎育的虚偽、蒼白與無力。楊文德不得已而辭職。也就是說，最終能夠戰勝楊德文的道德、並解除其權力的，不是此前的數次以舊道德舊倫理來打擊舊道德，而是新式的科學與思想。實際上,從現在的眼光看來，除了最後的指出英文語法錯誤、學藝不精、誤人子弟之外，江碧秋的其他的所謂“雄辯”更多是“狡辯”“耍小聰明”，其實這種做法並不具備傳統道德上的正當性。在那樣一個尊師重敎傳統風氣濃厚的時代，江碧秋的這種做法無疑非常前衛、廣受苛責的。可難得的是，作者卻是以一種稱讚的口吻去描述江碧秋的舉動。正因為整個舊道德是惡的，所以即使江碧秋“不擇手段”去反抗舊道德，其行為也是正當的。大多數小說裏，兒女在和父親作較量時，還是處於弱勢,但女學生江碧秋在和老師較量時,儘管她多是仍舊採用傳統的“武器”，但她已經處於一種精神的強勢、道德上的優越，處處讓老師啞口無言，這一行為本身已然極具現代性。雖然江碧秋的衣服是髒的、鞋子不合腳，但是我們無疑淸晰可辨地感受到年輕人的朝氣、活力和淸新,她的形象淸晰可辨，她勇敢而堅決;而穿著得體、道貌岸然的楊文德，卻是腐朽、冥頑不化的代名詞，他在由江碧秋主導的各種小把戲中被耍得團團轉，成為一個被審視、被揶揄的對象。《雄辯的女學生》中，作為倫理道德崇高人格象徵的楊文德審視、監督着女學生，而作為個性解放者的女學生也同樣在審視、嘲弄着老師,江碧秋是對於傳統社會中的父權進行反抗的典型的女性先鋒形象，在其對老師的嘲弄和不滿的背後，是對父輩尊嚴、價値、身份的褻潰，是對父輩所代表的生活觀念的背叛,張揚了其個體生命的價値。劉心武說過任何父輩都只是無限人類延續中的一個環節。審父意識也即是人類的自審意識。這是一種悲壯的自省。人類時刻意識到自身的惡，自身的醜，自身的不完善，自身的卑鄙和齷齪，人類便有希望處於最善最美最新最潔的境界中。”■在民初女小說家的審父過程中，她們對代表父權的“公公”形象展■劉心武:《地球村■審父•自剖》，《當代》1986年第4期,
開了毫不妥協的揭露，但她們對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父親又充滿了依戀。對父權、男權社會的抗議導致了對“公公”的憎惡，但對理想“父親”的剪不斷、理還亂的依戀心理又使這種反抗變得複雜而不能徹底,這就使女性陷入了一種無法擺脫的困境，最終女小說家利用區分“是誰的父親”來解決對父親的矛盾心理。民初女小說家通過對惡父、慈父的描寫,不著痕跡地對父親進行著倫理、道德等文化消解。在這一過程中，她們的“不孝”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使得她們獲得了“自我”意識，她們身在男權社會,卻勇敢地不斷地追求一個公平、自由、平等的社會。
曰军手记与抗战文学赵伟*抗战初期，中日于正面战场激烈搏杀，淞沪、南京、武汉等相继经受炮火熬炼。由于实力悬殊,上述城市最终陷落,但经国军拼死奋战，敌人同样付出惨痛代价，日军伤亡奇重’大批装备随之被缴获，其中即包括日记、书信等个人物品。其时，为我所获的日军手记并不罕见。在淞沪，夏衍、田汉等“整理了四五十种从战线汇集来的敌兵的信札和日记”①；武汉会战后,不少“敌兵的阵中日记，以及他们同家族朋友来往的信件”②被寻获;在华北亦有《敌兵的遗书》③、《敌军曰记一连防山的胜利品》④等面世;在赣北、鲁南等地，也曾发现日军手记⑤。针对这些日记、书信，曹聚仁认为，“这类文件，真实性甚高，因为原文件不含宣传作用，而且记录很朴质，绝无文饰之处”，尤其“中级军官”所见、所写，“对于战斗场面，首尾完整，可供参考”,至于普通士兵手记，“对于全局很少记录，价值较低”⑥。曹氏所言不无道理，士兵各司其职，着眼多在自身见闻，比照整场战役，*赵伟: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社科院青年项目“民国机制下的抗战文学研究”(QN1618)成果，①夏衍:《士无斗志的日本》，《敌兵阵中日记》,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3月初版,.另，罗玉婷《夏衍译介〈未死的兵>、〈三兄弟>及〈敌兵阵中F_lí己〉》曾简要介绍该书,参见靳明全主编:《中国留日作家观照H本的抗战文学》，四川出版集团,2013年.第101页②《敌军日记•序》，孔Xi畢,出版年份不详书中包括:《阵中日记(一）》（松本勇一郎）、《阵中曰记（二）》（失名）、《阵中日记（三）》（江川雄次）、《烧杀日记》（横仓堪一郎）、《敌军家信》（和歌子等）、《记俘虏铃木角雄》（译者）、《敌兵遗嘱》（仓持XX)及附录等，该书日记皆围绕武汉会战之金轮峰相关战斗而作,序言又介绍石西民《大战火烧山》一文,石作原载1938年10月5日《新华日报》，据此内容及时效性推断，该书出版似在1938年底至1939年间③《敌兵的遗书》（丨937年8月2日-II月23日），陈士丹重译,《国际周刊》，第一卷第一期.1938年，据杂志介绍，“这是参加华北战争的一名日本兵士的日记.由战地记者JamesBeüram和一个中国译者合作译成英语,经我们军事当局的许可,而发表在本年ASIA杂志四月号上的。作者姓名，因未能征得家属的同意，所以给隐没了..H记从出征开始,直到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二十四日，日本司令部即被第•百十五师和第八路军所攻占,作者也就在平型关之役中阵亡,这才让这份遗书掉落在我军手里,④《敌军日记—连防山的胜利品》，卜少夫译,《国际周报》，第一卷第八期.1<«8年⑤参见曹聚仁:《战场异闻录》，《采访外记采访二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75页u⑥肾聚f::《搜集、鉴别与编次》，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770、77丨页。
其涉及范围有限，但这一鱗半爪的记录胜在真实，因之,研读普通士兵关于战争经历的书写,一方面可使历史细节愈发丰富、清晰,另一方面也使得口本士兵形象更加鲜活、多样，从而有利于抗战研究。七七事变后，日军步步紧逼，国军节节抵抗，结合双方书写,抗战叙事更加完整、详实。1938年5月，日军兵锋指向武汉，8月进军汉口，武汉会战次第打响。时至9月，在赣北德星公路方面日军在守军连续阻击、反击下，伤亡惨重，其步兵第101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大佐被击毙，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被炮弹炸伤,部队由第101旅团佐藤正三郎指挥，已无力组织进攻。M村宁次被迫下令停止进攻，双方转入对峙。”⑦时人评价，此间“最出色的一战，恐怕要算一六零师在庐山金轮峰把敌人一零一师团布施联队一个大队完全消灭的那一战了”。该战大致情形为“敌人想由占领金轮峰进而截断隘口的联络，以协助他正面的作战,所以从九月二十口起，便开始向该方向进攻前进。一六零师因为叠次在东孤岭烂泥塘一带作战，大部分已调往后方整理，所以在金轮峰防守的还不到两团人。可是师长华振中将军是很有经验的，根据部下的情报，他已窥破敌人阴谋夺取金轮峰的诡计,便令部下严密注意。九月二十六日，敌人开始已少数兵力向我试攻，经我击退”⑧，翌日，日军又大部来犯，终被消灭。战事发展环环相扣,此番歼敌乃其中一环，其先前一系列的战斗同样可歌可泣。胜利鼓舞人心，金轮峰周边激战进人中国作家视野，《新华日报》迅速推出《大战火烧山》⑨颂扬我军迟滞、消耗敌寇之奋勇。作品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火烧山，坐落在金轮峰下，西边山的西南”，“在地图上是一块无名高地，因为遭受敌机投掷燃烧弹，整个山头的草木完全烧掉了的缘故，大家都以火烧山来称呼它。”高地无名却是战略要冲，9月21至23日，敌我于此争夺阵地反复厮杀，《大战火烧山》按时间顺序,逐日讲述战地动态。21日黎明，在日军炮火覆盖兼之浓雾遮掩的情况下，巡防某连与潜进之敌突然遭遇，“一连冲杀一小时后，所剩只有一排人了”，我增援恶战，敌暂退。喘息未定，“火烧山前，发现五六百敌人”企图包围守军。此时，经敌机、炮轮番打击，“火烧山已被翻腾的泥土和火药散发的白烟笼罩”，但“敌人连续不断的冲锋，都被我击退”。战斗持续到下午，“敌人伤亡不下二百余人”，开始后撤，“我们许多壮士，也在敌人大量的炮弹下，忠勇殉国。”翌日清晨，敌大队来攻，被击退正午至傍晚，敌连攻三四次，“战况比⑦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K面战场作战记》（下），江苏人K出版社.2015年，第714-715页。⑧《敌军日记•序》，孔X译,出版年份不洋⑨石西民:《大战火烧山》，原载汉口《新华H报》，1938年10月5H参见《抗战蜂火录—〈新华日报〉通讯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新华出版社，1训5年,第83-87页
二十一日更激烈”。中日拉锯各有伤亡，“敌人经我数度痛击,伤亡又达三百余人，而我两营忠勇战士，经过这次战斗所剩也只百余人'人夜，敌增援反攻，“我阵地经连日敌炮轰投弹后，毁坏尽净，各连轻重机关枪手，都相继在阵地饮弹阵亡”，守军“集合数十官长”上阵杀敌。至夜十时，“死尸填满山谷”，敌伤亡“几达五百余名”。次日佛晓’敌千余四面来犯,“我们火烧山上的官兵仅剩一二十人”仍坚持战斗，“到正午十一时，我们阵地上仅剩二三个人，还是无顾虑地拼命射击，三天三晚的疲劳饥饿，都在‘保卫国土’的光荣任务下,忘怀了。到正午十二时，仅剩二三忠勇将士也殉职在火烧山上。一千数百壮士，静静地横躺在山上，枪声听不见了，一切归于静寂。”战斗结束后，作家采访幸存者，据其回忆完成报道。文章以全知视角把握连日战斗，细致梳理各次攻防得失，并结合潘营长、尚排长等杀敌事迹，重点表现国军之奋战与牺牲，塑造爱国官兵忠诚、无畏之形象。作品聚焦战斗经过，对敌我作战态势及伤亡情况等记述较为详实，据此，守军誓死不退与敌人寸步难行之情势交叉呈现，战斗之艰巨性由此得到反映。《大战火烧山》文笔质朴、感人，作家凭借“后见之明”从容布局且基调鲜明，因此,文章叙事节奏紧凑感情丰沛，加之时效性强,起到了以小见大、宣扬战绩、鼓舞士气之效果。但另一方面，由于作家未亲历火线，仅凭耳闻、想象建构抗战叙事,对战斗场面难免隔膜语焉不详,其笔下将士也多以群像示人缺乏个性。火烧山不过阵中一角，且惊心动魄的血战场景短于展示，参战官兵的实地感受也不得而知，金轮峰相关战斗史事尚待补充，而《敌军日记》恰从另一角度为了解个中情形提供参照。《敌军日记》收录松本勇一、江川雄次等日本士兵手记，反映德星公路方面东、西孤岭至金轮峰的系列战斗，内容主要涉及正面战场作战情形、日军战时生活状况与士兵心理状态等，日军眼中的武汉会战得见一斑。1938年8月底，隶属一零一步兵联队的松本等自星子进犯。“因为是山上，要一山一山地占领，真是困难”，尚未交火，“我”即焦虑、厌倦，有关武汉诸战之叙述黯淡开篇。其时，作者“离前线只有三四里，正剧烈交战中”。间不容发,松本高度紧张，“我军现正使用毒气”，“敌人有学生军，也有女学生参加。”⑩“一五七联队二个中队行敌⑩译者注:学生军指我一六零师随军学生服务团,该团曾在前线冒险写了许多日文标语，日本土兵对学生军的出现颇感惊讶,参加淞沪会战的永松宇八在日记中写道，“前进中看见了累累的支那兵的尸体,这几天狞猛地向我们袭击的敌兵,竟是些学生军？这话真是不知从和说起了。”（《敌兵阵中日记》，夏衍、田汉译,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3月J学生军“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许多和歌写到了他们,如‘河南学生义勇军.坚守战壕到最后'(小泉苳三）。‘长发少年擦掉泪,奋不顾身来反击，都是广西学生军’（渡边直己)。‘龙胆花开遍山野,敌兵尸体少年多’（永井隆）”。参见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结合上述材料，中国抗H少年之英勇、惨烈有据可查
前登陆，进至半山腰时，遇到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袭击，大队长中队长统统战死，受到全灭的打击。腿快的兵士泅水逃命，泅了五个钟头才泅到湖的对岸”，“现在攻击中的敌人力量很强，一星期内连一个山头都不退出，而且有懂n本话的人，到处写愚弄日军的文句,无论到哪里，都找不到一个中国人民。”日军放毒,国军以命相搏英勇反击，狭路相逢，敌寇非死即伤狼狈逃窜此后连续几天，日机、炮全开，“炸弹之雨”落处，“那声音真是凄厉。”国军固守，敌伤亡不断，“战伤者从前线陆续用汽车马车担架以及徒步向野战病院而来。那破衣服，血渗出，扎绷带的姿态，真是叫人看来难过。”即便如此，“我们攻击毫无进展已经是第八天了。”敌推进缓慢损兵折将,期间，敌酋饭塚大佐意外被我击毙■，松本、江川等闻之黯然，战争中的生死，不乏戏剧性。9月初，H军犯东孤岭,松本眼前山崩地裂，“轰炸机的轰炸非常厉害，山的形象都像要变更了，敌人仍不退去,还需要优秀的武器'日军凭火力优势猛攻，国军以血肉之躯苦撑，激战三日，“第百四十九联队占领了东孤岭，但百四十九的部队是苦战了，一个小队只剩下六名，能不能还成队伍都是问题，负伤者的收容也很非常劳苦。山顶上敌人死体也很多,而且每晚敌人都来夜袭。”■国军顽强，日军壕沟几成血海，心惊肉跳，松本冒死又犯西孤岭。守军以弹雨回应敌寇，民家、岩穴，松本等四处龟缩并伺机反扑。国军且战且退，不时逆袭重创侵略者，松本身边的“重伤者呻吟着等待担架来抬,真是叫人听着难过”。月落H升，作者噩梦继续，“天亮一看，附近到处都是友军的战死者。咋晚的负伤者也呻吟直到天亮”。物伤其类，松本流露战友之爱,思前想后，作者愈感战争苦痛。登陆之初，“我”即觉行军、宿营不便N山区晴雨不定,身上忽湿忽干，“背上背着背囊，已经起了泡了。夜里因为下雨，躲人住民家屋，在有死体的‘邻室’，心情实在不佳”。进餐又逢雨，“连饭也淋得的湿透”。接近战线，食宿更加艰苦。“前线部队伙食困难，要在后方山下弄好运到前线山顶上去，但无论怎样设法都只能吃两餐而已。”倘遇供给不足，则“每天每天吃芋头，真是无法可想”。山间时雨，且“夜间蚊军可怕”没有避难所，只靠一张天幕躲雨，附近死体很臭，没有办法。”如雨大风急，“一张天幕并不能够怎样躲雨,一点点稻草更无若何温暖可言。”屋漏偏逢阴雨，战至斯时，松本依■据松本H记，饭塚“是被尖山之上的敌人所刺射，由右肩上贯通左腹部，以致即死的”当代学者萨苏亦记此事，所据乃中国士兵（独九旅战士，一六零师此役后收容缩编为独立第九旅）冋忆参见萨苏:《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之《甲首三千—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273页。■松本所记东孤岭战斗大致发生在9月4至6日，据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己》（下）：“5日，日军在空军、炮兵支援下猛攻东孤岭•，该地失陷守军组织反*，迄17时始夺回该阵地的南半部，伤亡甚重。”6日、7日，敌我在东孤岭一带激战，“反复争夺，互有胜负”，“迄8日3时,守军第25军退守西孤岭（参见该书第714页）两相比较,松本所记与之大致相辅
旧寝食难安。“昨夜睡在山窝里，风虽较少，可是很冷，下腹作痛。而且有一种奇怪的虫，弄得你不能好好睡觉。水筒的水也是两天以前的，细细地饮着。山上的不方便真是异常,住在祖国的人是想象不到的。口里吃的只有纸烟，洋火也很缺乏，因此谁点一根洋火，便大家围拢来接着。眼前一望尽是山头接着山头，山岳战的痛苦是从心里而感觉到。夜间是像冬天一样的冷，‘冬衣’的必要是很迫切了。自来山上以后，无法同家中通信，吃饭的菜只是梅干一个酱汤一口而已。”山上露重风凉,前线缺衣少食，战争直似群山绵延没有尽头，时与死尸为伍的作者深感无奈甚至绝望，而这一腔怨言却又无处倾诉。时值9月中旬，日军已占西孤岭，但松本笔下既未炫耀武力与战果也不显丝毫狂热或欣喜,行文至此，作者全篇铺叙作战之艰辛与惨烈，画面感极强,切身体验战争之残酷，松本心中满是愁苦、恐惧，倘非其亲身经历,个中细节实难想象,，H本侵华泥足深陷，战死者“空罐头内”存身，松本等“未死的兵”疲于奔命…火烧山敌我惨烈拼抢，金轮峰日军久攻不下。9月16日，松本向金轮峰进发，“说是登山，可是有路的地方便受狙击而不能通过，只好走没有路的处所,攀树根竹枝而上，汗是流水一般”山路艰险，作者屡生抱怨，居高临下,守军痛击寇仇。日军伤亡不断，松本忧心忡忡，“大渊九郎次君”“同战友三名一起战死了，心里真是难过,我将来回国时，同他的太太谈起来，不是很悲痛吗?”战场上生死无常，春闺梦里人忽成枯骨，“我”由此想到回国吊丧，暗自感伤。此后战况愈烈，松本等部全力冲击金轮峰及金轮塔。9月21日，“加农炮和火焰放射器已运来了,胆壮不少”，并准备“明晨用毒气攻击”。翌日进攻，守军以迫击炮猛烈还击，“破片呜呜飞来，战友田中正夫君的图囊被破片穿了一个孔。”战事紧张，松本“在登山途中做饭时,天又落雨，全身为雨和汗所湿，很冷”。当夜“手榴弹迫击炮弹发射甚烈”，作者“在山岩上面睡，身体很痛”，难以成眠。23日，H军迫近金轮塔，敌我几在咫尺，彼此“看的很清楚”。随后，迂回之敌遭我狙击,松本哀叹，“敌人从高处向我们射击，所以容易命中，而且我们找不到遮蔽的地方。”因此毒气兵战友横仓延雄子大脚趾负了伤，指挥班的山本军曹腹部贯通战死了”，“纸田君的手腕和胸部也受了重伤,第三小队也有负伤的。”作者记录日军伤亡亦见识国军奋勇，“下午一时左右，占领‘赤秃山’后有敌人两名勇敢地下来，走近友军投掷手榴弹，为我方发觉，中途射杀了。”守军直面敌寇定要拼得你死我活。第二天，金轮塔外弹片纷飞，塔内敌我近身搏杀，“第九中队的一队，揉升金轮塔，揭扬日章旗。其时藏在塔内的敌人立即开始投掷手榴弹，情势非常危急。我们野炮猛烈作掩护射击，展开了塔上塔下都手里捏着一把汗的场面,到了R没，究竟确实占领了没有，始终不明。”局势胶着,敌我混战。25日，松本等白天“受迫击炮和步枪的猛击”，夜间又见“士兵三名在金轮塔前面山上同
中国兵格斗”，激战竟日，金轮峰喊杀早晚不绝。山地战早令敌人苦不堪言，多天进攻败北更使其身心俱疲,26日，日军大量减员，“患病者前后相接，五十余名的小队已经减至二十余名了。”困兽犹斗，当天，作者“目睹金轮塔为我方重炮弹所摧毁”。炮战间隙，乡思不断，松本“写家信，详细报告大渊君的战死。”27日，作者阵亡,其“所属的大队遭遇全灭的悲运，日记成为我国陆军第一六零师的战利品之一”，“那封报告大渊君战死”■的信亦未及发。战争中生死难测，松本几次悲悼大渊，岂料竟落得同样结局。然而,侵华炮响，惨剧已经注定，松本、大渊等侵略者之死又并非出乎意料，他们的命运好似石川达三所写,“今天朋友的骨灰,搁在他的肩上，但是,明天呢？我自己的骨灰,又背在谁的肩上呢?”■1938年8月27日至9月26日，自星子到金轮峰，松本详细记录沿途行军、战斗见闻及体验。此番作战，作者自始即无信心，日夜风餐露宿饥寒煎熬令其情绪低落，而比之战地环境及生活条件的艰苦，强悍的对手与巨大的伤亡更使其沮丧、惶恐，由此，作者以大量笔墨记述给他带来强烈震动的正面战场。不过，由于松本身处战争漩涡中难以知晓全局，其日记也非为发表而作，故相比《大战火烧山》完整的逻辑链条及凝练的叙述，松本手记略显松散、细碎,但其优长之处在于真实、生动。围绕金轮峰之战，松本记录了日军逐步推进的艰难险阻，刻画了敌我远攻、近战的激烈场景’那呜呜作响的弹片与被击穿的图囊，士兵身上各色的伤口，阴冷的山雨及岩石,塔上守军清晰的面孔，不绝的喊杀、爆炸与手中紧张的汗水等视听感受使人仿佛身临其境。通过松本所记战斗细节,日军作战处境、手段、损失及体验得以展示，国军防守反击之艰辛、顽强与牺牲亦得到反映，这也正如译者所言，日军“运输方面供给迅速，而士兵生活尚且如此痛苦，那么我们前线忠勇士兵的忍饥受寒就更不用说了。一六零师官兵守庐山的时候，山上的天气是很冷的。而且下雨的时候没有房子躲避，因此病倒的非常之多。但是我们士兵记日记的恐怕没有，他们艰苦抗战的精神不能写出来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读松本勇一郎日记的时候，一方面明白山地战给敌人的痛苦是怎样大，只要我们努力，相持的局面一定可以造成,一方面也可以从此知道，我们在前线的将士是如何的痛苦”■。再现复杂的历史情境有赖全知全能的叙事亦需具体而微的描写,结合《大战火烧山》与《敌军日记》，武汉会战时期相关战斗场景可见一二。面对侵华战争，日本士兵心态不一，同样参加武汉会战，松本明显紧张、厌倦,但也有人貌似从容、平静。《敌军日记》之《阵中日记（二）》的“主人好像是■此为译者注，该日记未署名，松本勇一之名姓由其家信得知。■参见曹聚仁:《采访外记采访二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74页。■《敌军日记•序》，孔X译，出版年份不详。
一个随军记者”■，此人1938年9月17至25日亦参加金轮峰相关战斗，其作战体验与松本互有异同。关于随军记者曹聚仁曾云，“中央社只有二十七个记者上前线，H本却动员了八百多人去随军。中央社的随军组，以配属战区司令长官部为原则，很少配属于总司令部的；日本战地记者属于新闻报道班，配属于各战斗部队的联队或大队。因此,攻击令到达的战线上，也就是他们的战地记者到达之线。”■比较之下，日本战地记者多且跟随士兵行动，而松本手记也写到，金轮峰激战时，有“新闻记者三名和兵士多名”一起遭袭死伤。果如此，则R随军记者多置身前线危机重重，但即便环境凶险，《阵屮日记（二）》中的“我”也不似松本紧张、焦虑。作者沿江进犯，“乘轮以来十日间长久的上航并未感到厌倦”，即将登陆时，“眺望变化的对岸”，“大的瀑布在塔的右边发着光亮，五层的塔在晨曦之中辉耀着，一幅天然的图画！愿意永久住下去。”相比松本交战前的心烦意乱，“我”沉醉于身边风景，笔下一派安然、愉悦之情。战争将作者拉回现实昨晚在甲板上写下了遗书，自己在这次会战中是最后了也未可知”。火线在前，“我”有所准备，而“把这说完了时，自己感觉着非常的轻快，牵挂从心里像雾一般的消散了。为什么这样泰然呢，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上岸后，面对破烂的住宿环境作者似比松本淡定，“一到宿舍，便脱掉衣服很高兴地去玩水”，“阔大的湖，真是壮观，线条之粗大实在可惊，东孤岭西孤岭相并的立着。晚饭后，同泽崎，白石，阿部在夕阳西沉时候的湖边杂谈着故乡的一切。”鄱阳湖景色怡人，作者一时流连忘返。黄昏之美转瞬即逝，战地风云变幻莫测，“我”的心境渐随战局起伏。部队翻山越岭,作者步履轻松，“爬山对于自己是一个不小的愉快”。一路上，“汗和尘土的进军连续着,使我想起《麦和军队》一书中所描写的那种情景。”火野苇平美化侵略，循其笔触,难免“浪漫”之错觉，但现实绝非如此。来到前线，眼见处处飞弹，作者“心里想，莫要落到我们这方面来”。宿营地炸响，“我”从梦中惊醒，“很冷，有点发抖，真是没有办法，半睡不睡地等到天亮。做了一个看见敦子法子的好梦，好像是隔了很久回到故乡一般。”好梦难圆，炮战切断思绪，“炸裂的声音打在山上发出可怕的回响”深感到自己幸好没有去做炮兵，所谓决死的觉悟大概是真的吧。”眼见激战“凄厉可怖”，“我”的“不在乎”更像绝望后的无可奈何，“对于战争已经无所谓了，不过今早迫击炮的弹道在自己住处的上面或近或远地落下，起了寿命短缩的念头。下一次落在什么地方呢？那种心情真是说不出来。”初来乍到或感“泰然”，两军交手方知深浅。金轮峰上，日军食宿■《敌军u记•序》，孔X译，出版年份不详■膂聚Í::《采访外记采访二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72页
恶劣、朝不保夕，时日推移，作者体会与松本趋同，“这样的生活巳经一个礼拜了，山岳战的艰苦是深深地感觉到。”战争之痛刻骨铭心，只是泥足深陷难以自拔，不久，金轮峰又添一具白骨。从优美、惬意到畏惧、酸楚，武汉会战前后，作者侵华体验逐渐变化。战斗未开时，作者立遗嘱慰藉未知的命运，心中忐忑暂被压抑，故不乏游山玩水之举动，此时，比之松本我”似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洒脱。一旦置身战场，目睹血腥场面,经历艰难险阻，作者开始咀嚼战争苦果，阴冷、寂寞挥之不去，潜藏的恐惧被唤醒,松本噩运重新上演，不义之战再次攫取牺牲品。回顾敌军日记，松本等人战地经历各有异同,战争体验存在差异，也正因为他们对侵华战争的认识、叙述各有特点，故随之呈现的日本士兵各具面目，由此，侵华日军之形象亦趋于丰日军手记多记录战争经过、书写战地体验,其作者自有态度、立场，但不妨为我所用，经中国作家努力，编译、解读日军手记渐次加人抗战宣传行列，敌人日记、书信等一时涌现这其中，宣传目的不同，译者各有侧重。推出《敌军日记》，译者首先“是想证明敌兵确是普遍的厌战”。因之，针对普通军民，译者所选日记、家信等均较明显地透露出厌战、思乡情绪。在此基础上，面向当局或其他宣传工作者，译者推出更深层的思考与问题，日本士兵“虽然厌战，但还没有勇气反战。我们要怎么才能使他们认识中国军并不野蛮，并不会杀敌兵的头而且还优待他们，使他们能同我们在战场上进行联欢的活动，以至进一步暴发反战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急应进行的重要工作'由厌战而反战，随宣传意图逐步深人，研读日军手记未尝不是了解敌军思想、做好敌军工作的重要孔道。揭示日军“‘厌战’‘惧战’的心情”亦是夏衍编译《敌兵阵中日记》■的目的之一，但译者更为看重的是借助日军手记展示“中国士兵的勇敢的攻击”，正“因为我们抗战的勇敢和他们死亡的惨重,给养的困难”，才导致“敌军士兵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畏怯的感情”a因此，相对而言，《敌军日记》较注意日军心理描写，《敌兵阵中日记》则通过大量笔墨展示了正面战场的激战情形。对于《敌军曰记》提出的反战话题，夏衍同样关心，他呼吁，“日本的士兵们！你们，和我们一样的都是被压迫者，你们受着欺骗和强制，你们没有‘战意’，这是很应该的，可是，消极的没有‘战意’是不能解除你的锁铐的。你们要把‘战意’振作起来，向另一个方向用你们阶级觉醒的‘战意’，来‘膺惩’你们‘暴戾’的财阀和军阀!”左翼作家试图以阶级学说教化日军，鲜明的语言背后是其坚定的政治立场。整■《敌兵阵中日记》，夏衍、田汉译，广州离骚出版社.丨938年3月初版，内容包括《东战场敌兵手记》，夏衍译;《敌兵阵中日记》，田汉译;附录《士无斗志的日本》,夏衍
理日军手记宣传抗战的还有《敌兵家信集》■。该书将日军书信“化整为零”，即把各封家信的某些片断按主题组合、排列，以此展示“敌军的兽行”、“敌军的伤亡疾病情形”、“敌国内征召的情形”、“敌国种种困难情形”、“敌军士兵经济困难情形”、“敌人的迷信”等内容。分门別类的编排方式，使得日本在战争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一目了然，由此自然过渡到反战、抗战的宣传导向，“只有日本人民大家拿出‘我决不作无谓的牺牲！’的精神来,拿枪n对着日本军阀，一致的呐喊‘战争呀，快些结束吧！’的口号，并为这一口号的实现而战斗起来，那么战争是可以结束的，H本人民所盼望的和平也就可以实现了。”“然而在今天H本人民的觉悟与决心还没有达到这样普遍与坚决的程度，这就需要中国人民的帮助了，中国人民帮助H本人民觉悟的最好办法只有一个，这便是像铁拳一样的打击着中日人民公敌的持久抗战!”■以上诸篇，中国作家立足日军手记，通过整理、编译等手段，再现日本士兵眼中的正面战场,揭示其作战体验，反映中国军民的不屈与牺牲,并以之服务于抗战事业。“洋为中用”的解读，难免打上译者、环境及时代的烙印，使之形成独特的文苑风景，而这些作品无论着眼于宣传抑或研究,抗战皆是其关键词，它们由此与抗战文学产生关联并相互补充异轨同奔。时过境迁,结合抗战文学，翻阅H军手记，中日战争与双方士兵之面影逐渐清晰。撕裂人心的喊杀中，一篇篇手记勾勒出鲜活的生命，一行行文字镌刻毁灭的悲剧，无数侵华日本士兵亲手制造了人类浩劫，同时也成为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审视过往，并非鼓吹仇恨,而是提醒来者，反思历史珍视和平。■《敌兵•家倍集》，林植夫译，新知书店，1940年3川初版■袁国平:《序〈敌兵家信集〉》，林植夫译，新知书店，1940年3月初版
论《现代文学》所刊新诗的现代试验与古典传统之关联骆耀军*白先勇等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在台湾文学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陆士清、刘俊等学者对《现代文学》杂志的内容、贡献、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精到而全面地推介与阐发,从而引导了学林后进对该杂志的持续关注和深人研讨。比如对《现代文学》所刊载的众多现代小说展开的研究，就巳经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相对而言,该杂志所刊载的篇目不下于小说数量的诗歌，目前却少有人涉足。因此，将《现代文学》刊载的新诗回溯至五十至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歌创作及诗坛刊物的大背景下来观照，具体分析其原刊51期及复刊后的22期的新诗文本，可以为认识台湾诗歌的现代试验与古典传统之间的关联提供一条新的路径。一、《现代文学》杂志现代试验与古典传统的“诗人关联”白先勇在《〈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中指出：“《现代文学》的现代诗，成就亦甚可观，有两百多首，举凡台湾名诗人，一网打尽。蓝星、创世纪、笠、星座等各大诗社的健将全部在《现代文学》登过场，还有许多无党派的后起之秀。”①翻阅73期的《现代文学》杂志的诗歌，白先生所言非虚。这一段话隐藏着《现代文学》发表诗歌的两条线索:一是就《现代文学》杂志刊登的数量来说，诗歌的篇目要多于小说。根据73期杂志的目录来统计，诗歌共有391篇（若将目录为一首而正文包含多首计算，则单首诗的数量超过四百篇），而小说为358篇。二是*骆耀军: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UnivfTsity)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2015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省立省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报刊对中国小说的译介与评论”（项目编号:KYZZ15-0012)阶段性成果。①白先勇:《白先勇自选集•〈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现代文学》将蓝星、创世纪、笠、星座等各大诗社成员的诗歌皆予刊发，显示了当时台湾各大诗社百花争鸣的实情。白先勇后来在回顾文章《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也重申：“五十年代后期，《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等几家现代诗刊早巳发难于前，做了我们的先驱，而政治大学尉天骢等人创办的《笔汇》也比我们略早发刊。”②这样兼容并包、无门户之见是《现代文学》杂志新诗一大特色，对应地也造成了杂志在新诗创作和倾向上的模棱两可,诗歌的成就也未能如小说及上述诗社来的深远。《现代文学》杂志刊发2首以上诗作的诗人统计表序号作者篇数序号作者篇数序号作者篇数1余光中1720辛郁339淡莹62夏菁521周梦蝶540钟玲33叶维廉922蓉子841温健骝34林耀福423邱刚健542舒凡25敝天424罗门443艾廉26向明225管宵344洪素丽27商略526旲芫245方艮28阮嫫327张健746梅新39炱虹228旷中玉247郑鲁之210方莘629杜若洲348祝礼兰211采华230洛夫349皇羽312林湖31白萩450霍小怜313唐文标32张默451翱翱214潜石33华白552苏绍连215叶珊1434非马253羊子乔316桓夫735王宪阳454郑愁予217杜固清1236黄德伟255杨牧218周英雄237黑野256罗青419刘大任238王润华357张系国2注:以诗人第一首诗刊发时的期次、页码依次排序《现代文学》杂志从第1期至第9期都未有罗列编辑人员名单,第10期则正式分列两组,具体如下：专辑组:朱乃长、翁廷枢、王乃珍、李欧梵、张先绪、王愈静、谢道蛾、方蔚华、杨美惠、沈萍、杜国清创作组：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陈次云、林耀福、席慕宣、郑恒雄、②白先勇等:《白先勇外集•现文W缘》，台北:天F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44页
王祯和、戴天、叶维廉对比上表名单,创作新诗2首以上且属于《现代文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仅有杜国清、林耀福（林湖）、郑恒雄（潜石）、戴天和叶维廉,可见白先勇、陈若曦等人并不以现代诗写作为中心。而且，参照《现代文学》杂志第46期刊载的《中国现代诗作者资料汇编》可以发现,叶维廉与辛郁、洛夫、叶珊（杨牧）、管管、张默、梅新等划入在“创世纪诗社”，杜国清与桓夫、白萩等归于“笠诗社”。其他如余光中、夏菁、向明、阮囊、复虹、方莘、周梦蝶、蓉子、罗门、张健、旷中玉、温健骝等都是属于“蓝星诗社”，淡莹、翱翱为“星座诗社”。也就是说，相对于小说创作多由《现代文学》杂志社成员主笔不同,新诗方面则是当时台湾林林总总的诗派成员都可以在《现代文学》上登台亮相。兼容并包的多元特色在一开始的杂志末尾刊登的稿约中体现的并不明显，“我们感于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以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情感,所以,我们决定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我们尊重传统，但我们不必模仿传统或激烈的废除传统”③，“本杂志以研究并提倡最新文学写作技巧为宗旨，欢迎有创造性的新诗和小说作品”④，追求现代性创作和新文学试验是主要的旨向。虽然白先勇等人都说《现代文学》的创刊受夏济安的《文学杂志》影响，但在宣言上显然与夏氏不同，《文学杂志》的《致读者》宣称的是:“我们不想在文坛上标新立异，……我们的希望是继承数千年来中国文学伟大的传统,从而发扬光大之。”⑤到第16期，随着余光中、何欣、姚一苇等主编《现代文学》,姚一苇在回忆文章《〈现代文学〉与我》中说:“我们欢迎独特的、新奇的、把人吓一跳的作品；同时，我们没有宗派，不标榜什么，不喊口号，只要是好的就用。”⑥这与同样追求现代主义的三十年代施蛰存于上海创办的《现代》杂志的宗旨有了很大的趋同：“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⑦从《现在文学》刊发新诗的诗人构成可以看出，许多诗人往往分属于《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等几家诗刊，S卩《现代文学》的新诗是从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等诗社的分享中获得，由于三家诗人、诗社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与纷争，白先勇等人兼容并包的方针也使得新诗的“现代性”追求没有小说彻底，即《现代文学》的新诗从一开始就渗透了古典传统的色彩。③白先勇等:《现代文学•发刊词》，《现代文学(合订本)》第1期，台北:现文出版社，1991年，第2页，④白先勇等:《现代文学•本刊稿约》，《现代文学（合订本）》第1期，台北:现文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⑤夏济安:《文学杂志•致读者》，《文学杂志》创刊号，台北:文学杂志社，1956年，第94页.⑥白先勇等:《白先勇外集•现文因缘》，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51页⑦施蛰存等编:《现代•创刊宣言》，《现代（合订本）》创刊号，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页
众所周知，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及笠诗社等，都在新诗现代性的追求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几大诗歌群体在大的“现代性”追求上是相通的，但在具体的诗歌观念及艺术实践上仍然存在区別。整体上可以分为现代诗社、创世纪诗社和蓝星诗社、笠诗社两组，前者倾向以西方现代文学来“横向移植”,决绝地割裂传统;后者则希望继承、熔铸传统来寻求新诗的语言与形式。可见，两大组的分歧并不在新诗的“现代件”试验上’而是落在了如何对待古典传统上。具体而言，现代诗派纪弦提倡的“趋时求新”、诗的“现代化”精神被此时期台湾各大杂志所继承，相应对现代诗社过于尖锐的“横的移植”、“彻底反传统”的观念展开反拨与纠偏。继起的蓝星诗社的主持者余光中和覃子豪，开始偏向于“传统”与“现代”、“格律”与“自由”了《现代文学》第46期的现代诗回顾专刊就刊发了余光中的《第十七个诞辰》一文，文中指出：“真正的反传统，至少有一个先决条件:认识传统……近年来,很有一些当初反传统甚为激烈的现代诗人,修正了，甚或否定了他们早年反传统的观念，并且在批评上引证传统，宣扬古典”》但整体上来看,纪弦所开启的台湾现代诗派理论,余光中等蓝星诗社及后来的创世纪诗社的写作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这一“现代性”追求，纪弦就说事实证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格律至上主义是我们打倒的，自由诗的大路是我们开拓的。……而这就是我们现代派所献身的新诗的再革命之第一个阶段的铁一般的胜利，而且是全面的胜利！所以余光中发表于《现代文学》的长篇新诗《天狼星》，同样是认同和遵循着“现代性”来写诗的，“‘天狼星’当时对我是一种象征，因为天狼星是天上最亮的恒星。新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纷纭而杂乱的，我想抓住一些比较永恒的东西。天狼星是我当时看星象时,最喜爱的一颗星。同时，天狼星在中外的传统上都是晦气星,都是不好的星……当时,在现代文学的运动屮，我选择了天狼星，也带有一点A嘲的意味，好像现代诗人、现代画家在当时的社会都被认为是一群叛徒。所以，‘天狼星’也有一点以不被众人接受,被传统排斥，但自己可以燃亮自己的气概来写。”»显然，以余光中为代表的蓝星诗社和以叶维廉、叶珊为主体的创世纪诗社这两大诗人群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新诗数量最多且贯穿始终，如果将译诗数Ü也算人，译诗者的构成也大体一致（译诗时译者选用怎么样的语言和形式来进行,此关乎新诗现代试验与古典传统的“诗性关联”,后一节将展开论述，此不赘）反过来也可以认为，《现代文学》杂志并没有在新诗创作上形成独自的⑧余光中:《第十七个诞辰》，《现代文学（合订本>》第46期，台北:现文出版社，1991年，第24页⑨纪弦:《纪弦论现代诗》，台北:蓝灯出版社J970年,第82页-⑩陈芳明:《回望〈天狼星〉•余光中谈〈天狼星〉》(上），«书评书目》,1977年第49期，第19i/i
诗人群体，而是吸收当时追求新诗“现代性”的各诗社成员的作品来登载。一方面白先勇等人重在从小说层面展开“现代性”的探寻，不专注于新诗;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在文学》杂志本身的侧重以及同时期新诗刊物众多等因素导致的必然选择。《现代文学》杂志发起者大都出身外文系，因而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而选择“现代性”路径。创世纪诗社的洛夫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卷》时，作为站在古典传统角度“批判了现代主义”的陈芳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部分评议》就说:“人选的七十位诗人中，真正反抗过传统的诗人大约如下:洛夫、季红、黄用、罗门、碧果、叶维廉、张默等人，其余的诗人则都顺应传统而拥有自己创作的精神，例如关心民族的作品有：余光中、郑愁予、方艮、辛郁……他们的作品既不透过潜意识,也不反抗传统,使中国新诗在稳扎稳打的过程中求取发展，他们的影响力可以说远超过现实主义……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洛夫也有“南山仍在南方，/唯伐木者已盲掉了采菊人的双目”■的诗，但同时也道出了一定的实情’这便可以理解余光中在《艾略特的时代》会不自觉的生发出：“反叛传统,但同时并不忽视传统,是艾略特对于诗的一贯态度。做为一个大批评家，他必须需了解传统，熟悉受他批判的对象；而做一个大诗人，他必须有披荆斩棘，另开天地的抱负与能力。”■除开创世纪诗社洛夫等人比较激进地反传统外，蓝星诗社和笠诗社等诗社成员将新诗刊发于《现代文学》。由于他们自身偏向于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找平和的特性，从而给《现代文学》杂志带入了一股古典传统的风气。加上后来白先勇、陈若曦等积极于小说上探寻“现代性”的编委成员的离开，余光中等人受托主编《现代文学》及台湾大学中文系柯庆明等人员加入后，杂志的外文系性格才走向中和，真正开始向发刊词提到的“我们尊重传统，但我们不必模仿传统或激烈的废除传统”倾斜。这种由于诗人身上的古典传统特质进而勾结起《现代文学》杂志新诗的现代试验，是一种“刚性关联”。所以当《现代文学》杂志从第33期开始推出“中国古典研究专号”、35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栏”、44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号”等时,我们可以很直观地在字面上就寻找到该杂志在现代与古典中所构成的联系，虽然作为编辑者或诗人的初衷仍是在为“现代性”写作探求给养，但毕竟在杂志性格和文学视野上关联起了古典传统。二、《现代文学》杂志现代试验与古典传统的“诗性关联”如果说《现代文学》杂志诗人群体构成仍只是给新诗的现代试验和古典传■陈芳明:《镜子和影子—现代诗评论》，台北:志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63页。■洛夫:《山色之外》，《现代文学(合订本）》第22期，台北:现文出版社，1991年，第89-90页■余光中:《余光中集》（第4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统提供了“刚性关联”，那么挖掘刊载的新诗内容，从文本分析上又可以窥见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诗性关联”，或者说一种“潜在关联”。余光中等蓝星诗社诗人群体在诗歌创作中很自然地会依循古典传统的语汇、意象和意境，前贤时彦探讨繁多,对此类诗人群体新诗创作中的“诗性关联”就不作过多论述,重点着墨到翻译诗作上来。而创世纪诗社的叶维廉、叶珊等诗人,阅读他们发表在《现代文学》上的诗作，会发现这一批比较接近现代诗派的诗人群体，他们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对古典传统的回归的线索，与五十至八十年代整个台湾的思潮流转非常契合，从一开始完全地西化式的“现代”创作逐步趋向于熔铸古典传统后的新诗写作。这一点在叶维廉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叶维廉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九首诗歌，分别是《致我们的子孙们》(第I期，1960年3月）、《〈焚毁的诺墩〉之世界》（第2期，丨960年5月）、《夏之显现—并致成义》（第4期，1960年9月）、《河想（第一首）》（第15期，1962年12月）、《公开的石榴》（第17期，1963年6月）、《游子意—给夏济安老师》(第26期，1965年11月）、《暖暖的旅程》（第30期，1966年12月）、《愁渡（五曲）》（第35期，1968年11月）、《最后的微明—给儿位制作电影的朋友》（第46期，1972年3月）等。前3首与后6首有着非常大的分野,《致我们的子孙们》起句就是“我是阿拉法，开始于森严/我是俄梅戛,终结于沉默”，语出《新约圣经•启示录》；《〈焚毁的诺墩〉之世界》是一首散文诗，实际上是艾略特重要作品《四首四重奏》之一首的散文译作。显然，叶氏早期的诗歌是以模仿、学习西方现代派诗歌人手的,风格也是完全细化，到《夏之显现—并致成义》时可以说学习的比较圆融了：太阳如铁如悲剧重重压着我以光线以空气以间接的环境我欲扭转景物，我欲迫使所有的情绪奔向表达之门通至未经罗列的意象空气流过我的四肢我流过你们(一朵莲花能盛世界多少贞洁？）年轻人，此时如果你等待诗诗也就来了正当我举首颂曰时
耶稣忽然哭哭啼啼走过来年轻人，我们为父母者不也很愉快吗？—《夏之显现—并致成义》通篇透露出浓郁的西化色彩，在语言和形式上都已经很接近现代派诗歌了，比如线性流动表达，重压、莲花等语汇的选择，以及复杂而又多层次的叙述,甚至流溢着的虚无、压抑及玄思的自我物象感受，都是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子。但从第15期发表的《河想》开始，叶氏不再那么积极地向西方现代派诗风靠拢了，诗歌的含义也从晦涩难懂转向清晰明朗。特别明显的是，《河想》仍追求着现代性诗歌的新奇与思索，但语句中有了古典的痕迹，如“白日啊，当你依山而尽，不识羞耻的女子/此时就以摇荡的双乳洗涤那些风”；《游子意》中的荇藻、丛菊、绥带等意象，《暖暖的旅程》里的“后来吗，船就起左右流之/龙骨梳着荇菜，山瀑无声”，都可以看出化用古诗词的影子。《愁渡（五曲）》直接岑参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为“怎得一夜朔风来/千树万树的霜花多好看/千树万树的霜花有谁看”，结尾更是直接引诗：松涛看护着妻子青鸟殷勤着母亲听：山根好一片雨涧底飞百重云—《愁渡（五曲）》“青鸟殷勤”四字很容易联想到李商隐《无题》诗里的“青鸟殷勤为探看”句，即那只昆仑山西王母的青鸟使者。而实际上,尾句“山根好一片雨，涧底飞百重云”更是直接套用北朝庾信的《游山诗》，并且诗句的意象同样勾连着昆仑，可见整一小节的诗脉是一贯的。庾信原诗是“聊登玄圃殿，更上增城山。不知高几里，低头看世间。唱歌云欲聚，弹琴鹤欲舞。涧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婉婉藤倒垂，亭亭松直树”，句意是诗人想象登上神话里昆仑山的增城回望山下时所见到的一片情景。《愁渡》改“花”为云，添“好”、“飞”二字，并把次序颠倒，显然有意抹去化用古典的痕迹，但从“青鸟”、“山根”、“涧底”等仍能找到联想的线索。相比较而言，创世纪诗社的管管在处理现代与传统时，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显得更为“粗暴”！管管发表于《现代文学》杂志第19期的《缱绻经》一诗，诗写于七夕之际，于是四节诗的第一句合起来就是白居易《长恨歌》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句七言诗后，各跟着一组以高高、低低、远远、近近、浓浓、淡淡的排列组合而成的十字句诗，呈现出典型的现
代诗形式与趣味。诗的最后一节是这样结尾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綿无绝期/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七夕作—《缱绻经》将现代与古典生硬地连接在一起，诗人的重心仍是在尝试着现代性的情感书写，只不过附上了古典诗词的外壳。这样的文字熔铸和掩饰心态，基本上代表着《现代文学》杂志中创世纪诗社的新诗作者的古典认知。即便如余光中等蓝星诗社的诗人,在化用、吸收古典传统的语汇、意境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如何让古典传统服务现代诗创作的旨向出发，他们在创作和翻译新诗中都毫无保留地透露了这样的特点。不过相比较于创世纪诗社而言，蓝星诗社等诗人群对待古典更为内化了，他们离古典的距离更为亲近,理解古典也更为用心，表现在诗歌中的古典诗性也就温柔了不少。余光中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新诗多达17首，发表在第1期的第1首诗是《坐看云起时》，题目袭用王维诗句，透露出古典意味。诗句“坐看云起时，秋之昙日屡目我/以白眼与青睐。我遂遥年阮籍”、“当我闭目看一只归鸟/如何泳入荡胸的层云/当梦跌碎在玻璃表面，自泰山”都有着浓郁的古典气息，阮籍的青眼与白眼,杜甫望岳的归鸟与层云,余氏信手拈来,不遗余力地从古典诗歌中获取养分。第5期的《五陵少年》，诗题同样暗含古典,可以联想的有李白的“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杜甫的“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和白居易的“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细读全诗后，发现余氏“五陵”叙述暗袭李白《将进酒》里“五花马,千金裘”的风骨，如“千金裘在拍卖行的橱窗里挂着/当掉五花马只剩下关节炎”，虽然高呼“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实际上只是语言外壳上有着燧人氏、大禹、后羿等古典记忆，诗歌的内里仍是向着“现代性”的，所以才时时跳出“黄河太冷，需要大量的酒精”、“肋骨摇响疯人院的铁栅”和“末班巴士的幽灵在作祟”等西方现代诗式的句子。同属于蓝星诗社的张健，更是以杂糅古典意境与现代新诗的方式写下了«文明》一诗，如诗中飘散着的“不周横飞，女娲瞠目/谁识荆卿？谁辨豫让粗嘎的嗓音?”“贵胄的孔雀躲在云的屏风里哭泣/风萧萧兮易水寒!”等语句。罗门的《初夜》更是直观地显示着现代诗与古典语汇的交融,“你是喂未定名的原始/触及时ARMSTRONG已把广寒宫/踩成一双琴/响出几世纪前的初寒”，英文单词的夹杂，广寒宫、琴的阑人,都是很明显地将现代与古典交织起来了。新诗创作中呈现的这份古典色彩，在《现代文学》杂志翻译的诸多西方现代诗中，却很少获得呈现。稍微能在翻译的文字中读出一丝古典意味的只有余光中，其余尤论是蓝星诗社的其他诗人还是创世纪诗社等群体的成员，在译介西
方现代诗的文字中几乎不与古典传统产生瓜葛。余光中在第16期翻译的《安格尔诗抄》的第二首《爱神与琵琶师》流露出了淡淡的古典气息：远方的背景，一座青山在等待将歌声激起共鸣。裸如阳光照明的空气，美人憩卧她不用娇小的耳倾听，但恋歌使他震颤，当她双乳透戍红色，为琴音。—《爱神与琵琶师》实际上原作应该是一首题画诗,诗中透露出的古典很大程度并不是余光中有意识地所选择的传统的意象或方式，而是他不自觉中带人的用语言传统和描绘习惯，如“美人憩卧”、“为琴音”等字眼的选择。这与第20期翻译艾伯哈特的《土拨鼠》如出一辙，“我看见一只土拨鼠陈尸/他陈尸于野，我五官震动”一句的“陈尸于野”，“木棍的作用无善无恶。/于是我默然立在日光之中”的“无善无恶”，等等，这种与古典传统的关联很大程度是“潜意识”的，自然在蓝星诗社其他诗人如夏菁、蓉子等人的翻译中更不会透露古典用词或意象选择的痕迹了。创世纪诗社的叶维廉、叶珊、张默以及《现代文学》杂志成员杜国清、陈次云等的翻译诗则更是与古典传统关联甚少,译介西方现代诗时语言组织、意象选取上都更接近西化风格。你的生命和我的，我的爱人继续不断，我的恨与爱熔接得愈来愈近直到他们匹配不分.，—夏菁译劳伦斯的《往事》结尾总之，处于六十年代初创刊的《现代文学》杂志，其刊载的新诗和翻译的新诗追求西方文学的“现代性”趋向是一贯的，所以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及笠诗社等在新诗创作的根本旨向上与《现代文学》杂志是一致的。对于新诗中带入的古典色彩，一方面是各诗社诗人自我特色的呈现，另一方面这种熔铸古典传统语言和意象的新诗创作和翻译,在本质上依然是努力为新诗的发展提供动力和补充。所以各大诗社诗人群发表在《现在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在激进地追求现代诗歌的语言、形式及技巧的这条道路之外，同样存在争取在“现代”与“古典”之间寻找平衡的新诗创作。他们这种分歧在“现代性”的诉求上
无根本的差别，因而一到翻译西方现代诗时，各大诗社之诗人都不约而同地尽力还原现代诗的风貌，不会自觉甚至是刻意排斥用古典传统的语汇、意象和形式来译介西方文学。可见，《现代文学》杂志新诗的现代试验与古典传统之间的“诗性关联”完全是一种潜意识的关联，在六七十年代并未成为时代弘扬的风尚，该杂志对现代与传统的认知处理，并非如八十年代后许多人回顾或追溯时的叙述来的那么热情与高昂。三、作为一种追溯和补充:现代试验与古典传统的熔铸到1988年《现代文学》杂志将准备重刊时，白先勇曾回忆说其实不自觉的我们也同时开始在寻找中国的传统。这点使得我们跟‘五四’那一代有截然不同之处，我们没有‘五四’打倒传统的狂热，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阻力到了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荡然。我们之间有不少人都走过同一条崎岖的道路，初经欧风美雨的洗礼，再受‘现代主义’的冲击，最后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归传统。虽然我们走了远路，但在这段歧途上的自我锻炼及省思对我们是大有助益的，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传统，便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感性，取舍之间，可以比较，而且目光也训练得锐利多了，对传统不会再盲目顺从,而是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接受。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毕竟要比“五四”时代冷静理性得多，将传统融人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我们在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中，大家都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挣扎，……”■这种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思考是非常精到的。《现代文学》杂志中刊出的新诗实际上与台湾六七十年代“现代”与“传统”的纷争脉络大体是一致的。纵观七十年代停刊之前的原刊51期杂志，虽然有古典文学研究专题、新诗中的古典成分增加等现象，但主方向上对新诗“现代性”的追求宗旨并未有所改变，而且古典传统的融入更多地是为新诗创作及语言组织等服务的，即古典传统与现代试验的关联在于“古典”在“试验”中能发挥良性效用。因此，无论是“诗人关联”还是“诗性关联”，都只是“现代”与“古典”联系的一种“弱关联余光中在回顾与《现代文学》因缘时说：“在下一期读到洛夫的《天狼星论》。当时年少，沉不住气,和他论战起来，也因此促使我告别了现代主义’缩短了我西游浪荡的岁月。”■实际上,余氏在1952年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的后记中认为:“影响我的新诗最大的还是英诗的启发，其次是旧诗的根底，■白先勇等:《白先勇外集•现文W缘》，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43-44页■白先勇等:《白先剪外集•现文W缘》，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62页。
最后才是新诗的观摩。”■即根本的影响来源于西方现代诗，古典传统和新诗观摩是作为一种根底自觉或不自觉融人到新诗创作中的。也就是说《现代文学》杂志刊载这批诗人的新诗及翻译诗时，诗人自身并没有强烈地要将“现代试验”与“古典传统”连接起来，当时对古典传统的融人是下意识的活动，整个诗刊界皆学西方年轻的一代呢，自然要求新的表现方式和较大的活动空间。传统的面目既不可亲，五四的新文学又无缘接近，结果只剩下西化的一条‘生路’或竟是‘死路’了。”■余光中在1976年的回顾文章仍不免“今之视昔”之感：“不过深厚的传统应该有信心接受外来的挑战,而一位真正的作家也往往始于反动传统而终于汇入传统，为传统所接受,并开出传统的新机。”■叶维廉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曾说的更直白：在最早的时候，究竞西洋传统重要抑或中国传统重要，完全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觉得，我作为当时一个现代的中国人，作为一个被时代放逐的人，出国之后空间的距离使我更有被放逐的感觉，我的感受复杂而且有一种游离的状态，在当时来说，我只是忠于我自己的感受由于我对两个传统多少都有一点认识，就产生了那样的诗没有考虑到究竟应否这样，只觉得我忠于自己就好了但是我又觉得，自从我继续写下来以后，对中国传统更加进入以后，尤其当讨论更多中国传统的诗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传统是比西洋传统更适合我，所以我有个趋向是渐渐回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所以，在《现代文学》杂志兴盛之时现代”与“传统”的关联并不是主动进人诗人群体的视野的，他们只是依据固有的传统根底或古典教育（由于台湾当时的孤岛环境，除了大陆迁来的一批诗人外，大都切断了传统文化纵的联系），在新诗创作中不自觉或下意识地追随自我感受而创作出带有一丝古典气息的诗作。就好比余光中的《天狼星》，无论是诗题还是内容的叙述,与三十年代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都有着相似的内核。余氏和郭氏都在接受西方文化和现代美感后努力地通过新诗创作以寻求古典传统的回响，是在追求现代化的大方向下有意无意的构筑一层古典关联。正是因为这种熔铸了古典与现代的成分存在,或者说有曾经做过从古典文学研究中寻找现代文学创作养分的努力，等到八十年代台湾整个思潮偏向古典传统时，白先勇等《现代文学》杂志的参与者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现代文学》放置在“现代”与“传统”关联的节点上，从而展开现代■余光中:《余光中集》（第1卷），天津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4贞■余光中:《余光中集》（第1卷），天津:ff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76页■余光中:《余光中集》（第I卷），天津：fí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76页■叶维廉:《叶维廉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83页
检视传统、传统融合现代的叙述补充和历史追溯。回归到《现代文学》杂志创办及发行的时代背景上来看,台湾的各大诗人群体对新诗及翻译诗在现代试验与古典传统的勾连上，构成的都是“弱关联”，“诗人关联”和“诗性关联”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而《现代文学》杂志对“现代性”贯穿始终，从而对古典传统的态度不是很明确，在协调西方文化与传统思想上也是视传统为现代性创作提供养料的认知。因此,《现代文学》杂志并未形成对新诗的现代试验与古典传统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论述与调查的合力，但各期中留下的有古典传统的文字片段，如诗人们写诗、译诗中融入的古典语汇和意象，如第46期中余光中的“远景”：“如何用现代诗人的新眼光,去诠释和重估中国的古典诗，另一方面,用中国古典诗的精神,来做现代诗某些本质的注脚:这样把现代诗接上中国诗的正统的工作，对于现代诗人该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洛夫的期待:“如何创造一种既是中国风的，而又能确切表现出现代人的精神、思想与生命神态的诗,才是我们以及年轻一代诗人最重要的课题”3，都为八十年代后追溯和补充《现代文学》杂志新诗的传统与现代关联提供了诠释的空间和可能■余光中:<第t-七个诞辰》，《现代文学（合订本>》第46期，台北:现文出版社.1991年,第25M■洛夫:《中国现代诗的成长_—〈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序》，《现代文学（合订本）>第46期,台北:现文出版社，1991年，第73-74页
《坛经》中“自性、心、本来面目、成佛”的人格理论探究许锦民*《坛经》，又名《六祖法宝坛经》或《六祖坛经》，是中国禅宗创始者,六祖惠能大师(638-713)的传法记录，由其弟子法海记录整理而成，记载惠能大师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以及启发和指导各方信众的言教，因为是在法坛上宣讲的经教，故称《坛经》。释迦牟尼佛之后,印度与中国所有高僧大德与尊者的著作，都称为论而不能称作经，唯有六祖惠能大师一人例外，六祖惠能大师所说的心法被公认为经。《坛经》这部禅宗典籍，其实不是让后人做学术研究的，也不是让人阅读欣赏的文学作品，它是最上乘禅，是生命与宇宙的终极真理，其功能是让人的心灵破迷开悟。由于惠能大师是一位宗教实践家，而不是佛学义理家，所以，他在使用心、自性、成佛、本来面目概念吋，没有进行义理上的分析与阐述，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含义往往是非常晦涩和深奥的。现以荣格的人格理论，来诠释心、自性、成佛、本来面目的深刻内涵,在学术的层面上，辅助人们理解心灵的本体，以及心灵的诸多现象，在实践的层面上，启发人们自觉的、深人的认识自己、改造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追求道德高尚和人格完善的境界。一、荣格人格理论简介荣格（1875-丨961)是瑞士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家，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这位先知式的人物，以探询生命的奥秘，解脱心灵的困惑为己任，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了分析心理学，以此区别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分析心理学是一门探究人类心灵深*许锦民:广东培正学院人文系讲师
处奥秘的学说，它是在继承与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个体潜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以集体潜意识为核心的人格理论，此理论是心理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荣格根据对自己心灵深处体验与领悟式的探索（梦）、对有心理困扰的来访者和精神病人的大量观察、治疗，以及广泛、深人的跨文化研究’例如，对于宗教（佛教、道教与基督教）、神话、西方哲学、东方哲学、超感官知觉、象征等，提出了一套独树一帜的人格理论。荣格认为人格是一个整体，称其为心灵，认为心灵包含一切有意识和潜意识心理内容,例如,思维、情感、感觉、直觉、记忆、梦、幻觉等;心灵不但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也是一个层次分明、交互作用的整体，从浅到深依次具有三个层次:意识、个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①(一）集体潜意识理论简介集体潜意识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诠释一切心理现象的理论基石。荣格认为在每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拥有一个超越时间、空间，以及所有种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共同基底，这个基底荣格称其为集体潜意识。它是指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世世代代积累的人类祖先的经验，是个人必须对某些典型情境或事件，做出特定反应的先天遗传倾向；也就是说,它为个人的感觉、思想、情感、行为、直觉、梦、幻觉等一切的心理现象，提供了一套预先形成的模式，同时也是心理活动的能量源泉，但是，个人却始终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及其内容。例如,荣格举列说明，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每天看着太阳东升西落，这种深刻影响，最后凝结在集体潜意识中,成为一种太阳神或上帝原型，人们对太阳神或上帝原型的崇拜，是千百亿年的经验镂刻在集体潜意识的结果。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就是人的先天人格，一个人所有的心灵蓝图都储藏在其中，人出生以后的人格特征,就是在它的基础上，与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交互作用，逐渐形成的后天人格。先天人格与后天人格是一体两面。集体潜意识所蕴含的原型从潜在到显现的过程，也就是能够被意识到的心理过程,荣格称其为投射②,与心动的内涵完全一致，什么是心动？坛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巳。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行由品第一》)。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是由原型构成的，原型的数量是无限的;荣格在他去世的那年,出版的一本自传《回忆•梦•思考》中，开篇第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的一生就是潜意识自我实现的故事组成。”③①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1-120页.②杨韶刚:《神秘的荣格》，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79页③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1-120页
荣格认为物理世界与心灵现象是一体的，在一体世界里物质与心灵浑然一体。集体潜意识意味着个体心灵与他人、与祖先心灵的相通性、与宇宙意识的相通性，以及与人类生命的相通性。也就是说，宇宙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是由各种各样的部件组成的机器;宇宙、人生真理的获得，是通过直觉的领悟或心灵训练的体悟，而不是靠理智的分析与推理。故荣格认为一切的心灵现象，是集体潜意识中无数原型的投射结果^投射符合S个原则：因果原则、相关原则和共时性原则（有意义的巧合或偶然，包括积极的或消极的两面)。④原型简介。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并不是“纯净”的单一体，它的内容是由各种不同的、无限的原型构成的;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环境或情景,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生命经验的重复，巳经把这些经验刻进了每一个人的集体潜意识中，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经验，都有相对应的原型，所以，原型具有超自然的特性。例如，出生、死亡、上帝、太阳、男人、女人、英雄、父亲、母亲、灾难等等，荣格认为人的肉体会死亡，但是原型不会自动灭亡，原型可以代代遗传。荣格认为人与人之间集体潜意识的原型，即有相同的成分，也存在差异的成分:相同的成分可以使人超越时间、空间、文化、种族相互理解、沟通;差异的成分可以造成人与人之间心理或大或小的差异。所以，原型是人类某种特定心理或行为的模型，同时也为此心理或行为提供能量。原型不是人生经历过的若干往事，所留下的记忆表象，不能被看作人心目中，巳经充分形成的明晰的画面，荣格认为：“只有当某一原型与现实中的人、事、物相互作用，投射出来，被意识经验所充满的时候，才是确定了的。”⑤荣格4生中确定和论述了几十种常见的原型，但他认为主要的原型有人格面具、阿妮玛、阿妮姆斯、阴影、智慧老人H原型还具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每当我们发现某种现象具有所有人类社会的特点,而不必考虑文化、种族或历史时代时，那么这种现象就是原型的表现。第二，原型具有某种内在动力，其目标是在心理和行为中都实现自己。”⑥自性原型简介。自性原型是集体潜意识的核心，这是人人均具有的，并且是平等的。荣格认为:“自性原型不仅仅意味着真我，还意味着所有的存在，它如同道。”⑦自性原型完全不同于其它任何的原型，它没有任何的对立面，是无限、绝对、永恒与理想的象征,是人格结构的核心。自性原型隐含有整个宇宙的④荣格等著，张月译:《潜意识与心灵成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81-290页⑤申荷永:《灵性:分析与体验》，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9-134页。⑥安东尼•史蒂文斯著，杨韶刚译:《二百万岁的自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4页。⑦申荷永:《荣格之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信息I法国作家雨果说:地球上最浩瀚的是海洋，比海洋更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浩瀚的是人的心灵。其它所有的原型均附着在自性原型的周围，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与和谐的状态；同时，自性原型支撑着个体潜意识与意识，维持人格的相对统一性与连续性。就此而言，只有获得了自性原型的显现后，完整性的人格特征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荣格认为自性原型的显露，就是人格最为完善的体现,是人所有的潜能都得以实现的结果，即真我实现，荣格认为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二）个体潜意识简介荣格认为人格的中间层次是个人潜意识,是由集体潜意识的原型投射出来的;其内容包括原始意念或意象，以及与意识心理有关的信息^例如，从意识层面压抑下去的所有记忆、冲动、欲望、情感和模糊的知觉等，这些心理内容并不会自动消失，而是潜在的活动着，不断的追求满足，目的是在意识层面获得实现。如果原始意象或意念强烈到’几乎完全控制一个人的心理、情绪、行为时候，就形成了荣格所称的情结，情结是人的心理、情绪与行为的巨大内驱力。(三）意识简介意识是人格结构中最浅层的部分，是心灵中唯一能够被个体直接感知的部分，泛指人们所知晓的一切，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直觉、情感、想象、创伤体验等。荣格认为意识的中心是自我，所以，意识与自我是一致的，其核心功能是分别我与非我。意识、个体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关系，是三位一体的。荣格认为意识只是个人潜意识的极小一部分，而个人潜意识又是集体无意识的极小一部分。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露出水而的岛为人的意识，埋在水下的部分为个体潜意识，而岛的最底层、广阔无垠的海床，就是集体潜意识，自性原型是集体潜意识的核心，是心灵的终极存在。”⑧二、《坛经》中“自性、心、本来面目、成佛”的诠释由于历史的原因，《坛经》在一千多年的留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版本，其中采宝本《坛经》是目抓最为流行的版本。它由十品构成，品名依次为：彳了由品第一、般若品第二、疑问品第三、定慧品第四、坐禅品第五、忏悔品第六、机缘品第⑧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III-120页
七、顿渐品第八、宣诏品第九、咐嘱品第十，共两万四千多字。本文以此版本为依据。⑨(一）自性是什么《坛经》开场白的第二段话: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行由品第一》）此时的六祖惠能大师，已经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圣人，是东方如来，为大众说心法要点，单刀直人，直指人心，那么自性究竟是什么呢？首先，自性的字面分析，自包含有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是指人心的本体，本体不是精神、不是物质、也不是缘起，其存在是不依赖任何条件的，是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是空的，但是同时又能够发挥妙用的。所以，自有本体与空性的内涵;第二,是自己、是真我，以别于自我以外的任何主体。性字是心与生（命）的结合，是生命的本体，意味着最原始的生命本质，是一切事物的根源，是生命的终极存在，是第一义谛,是一种无条件的存在，故也具有本体与空性的内涵。性无形无相，实相无相。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自与性的内涵是一致的。所以，《坛经》中有时将自性简称为性,有时称为本性或本心。如下：《坛经》：“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又如《坛经》：祖日：“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人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打由品第一'))其次，自性的整体内涵。自性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自性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是指一切现象背后的究竟真实或终极存在,与道家的“道”的内涵一致，又如：《坛经》：“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行由品第一》)(2)自性的普遍性。人人皆有自性，这是每一个人先天就具备的，不生不灭。（3)自性的平等性。人与人在自性上一律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是否具备自性，而是在于自性的迷失与觉悟。自性被诸多原型掩盖，那么佛即是众生；自性完全流露，那么众生即是佛。（4)自性的清净性，就是人人都有可能摆脱人、我、是、非、善、恶等等主客二元对立的观念，心灵达到清净的境界。最后，自性的功能。如下：9潘蒙孩:《坛经禅学新探》，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丨98-229页
“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人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行由品第一》）这首歇子的大意是:真没有想到啊！自性本来就是清清静静、没有任何烦恼的啊！自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啊！自性本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圆同太虚、无欠无余的啊！自性本来就是如如不动、不受任何境界污染的啊！一切万法均由自性流露出来的啊！自性是体，万法是用，体用一如，犹如灯与光;这就是成佛、明心见性或大彻大悟。综上所述，自性就是每一个人先天就具有的性、本心、本性、佛性，即真心、如来藏、真如、性海或道。又如：《坛经》：“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茅盖头，也只知解宗徒。”(《顿渐品第八》)自性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自性这两个字也是个假名，它是为了方便交流和沟通，设立的文字相、语言相或音声相，不可以有一丝毫的执着，故自性也必须完全舍弃。自性无须修、无须证，所以，禅宗说求佛失佛、求道失道、求法失法。求佛就是立了能所，有能求、有所求，就是妄念，即趋向圣道亦是邪！(二）心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被称为凡夫俗子、芸芸众生呢？为什么自性不能够显露呢？根据荣格人格理论:第一，集体潜意识不是“纯净”的单一体，而是由人格面具、阿妮玛、阿妮姆斯、阴影、智慧老人等无数原型构成的复合体。所有的原型均附着在自性原型的周围，掩盖住了自性原型;集体潜意识原型投射，刹那间产生出个人潜意识。对于普通人来说，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关系，犹如树与树的影子，如影随形,不可以分开。另外，来自意识的信息，也可以进入个人潜意识；但是，这些信息必须先与集体潜意识的相应原型感应，才能够投射出来,让人产生梦境，固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说法。需要强调的是，荣格认为在个人潜意识层面，时间与空间暂时消失，梦主要使用象征的语言，传达各种信息，信息可能指向过去，也可能指向现在,亦可以预测未来。”⑩所以，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认为任何梦都是有意义的。由此可见，个人潜意识是掩盖自性原型的深层次因素，犹如高空的乌云遮日，使得自性的光明不能显现。⑩荣格等著,张月译:《潜意识与心灵成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I-81页
第二，意识。意识是以个人潜意识为中介，投射出来的心理内容。意识与个人潜意识之间有一个阈限，人与人之间阈限的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人格成长阶段也不同。一般来说，随着人格的成长，阈限会逐渐降低，意识的领域逐渐扩大。意识的核心功能是分别我与非我，即主与客的二元心理;在意识之上还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五识。意识即接受来自个人潜意识的信息，同时也接受来自这五识的信息。同样的道理，来自外界的信息也必须先通过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相应原型相互感应，才能够投射出来被意识到。荣格虽然没有论述这五识，但认为这五识的信息都必须统一、回归到意识。意识不断的变化、生灭成为意识流,犹如川流不息的瀑布^由此可见，意识是掩盖自性的浅层次因素，犹如低空的乌云遮日，也使得自性的光明不能显现。第三，情结。⑪是指心理与行为强烈的执着，并且充满着情绪性。荣格认为当一种主要原型被激活后，强烈的投射就成为一种情结，此时的人好象上了瘾一样，他的观念、情绪和行为就沉溺在其中，无法自拔，消耗大量的心理能量和时间，而自己一般意识不到。例如，恋父情结、恋母情结、性爱情结、权利情结、艺术情结、金钱情结等等。所以，荣格认为是情结控制人，而不是人控制情结情结是心理困扰的重要原因，但是荣格认为情结也可能是创造性或灵感的源泉。由此可见，情结是掩盖自性的最大障碍，犹如厚厚的乌云遮日，完全使得自性的光明不能显现。第四，分析心理学。■核心就是分析由集体潜意识投射出个人潜意识与意识心理。荣格的人格理论与其心理分析实践是一致的，他把心理分析的过程,划分为四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即心理宣泄、诠释、教育、自性化。前三个阶段是解决意识、特别是个人潜意识层面的困扰;而自性化阶段就是逐渐的消除集体潜意识所有原型投射的过程，这是一个伴随着痛苦与快乐、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是一个逐渐放下“小我”、走向“大我”、一直到“无我”的过程。自性原型的完全显露就是自性化的终极目标。他认为这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一世都实现不了的目标,但是，荣格认为只要踏上自性化道路，人就具备比较健康的人格了。综上所述，心是意识、个人潜意识、集体潜意识的统称，简称为识心或妄心；听经闻法的大众首先使用的就是识心（大彻大悟的除外）。识心就意味着不断的生灭、变化、没有实在性的心理现象,但是，自性就深深地潜藏在其中。所以，人要成佛或觉悟还必须用到此识心。人的生活、学习、工作也在于此识心，人的一切心理障碍亦都在于此识心，善人与恶人、聪明人与愚痴人、成功的人与失败■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1-120页，■荣格著，李德荣译:《荣格性格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317-428页
的人等，均是此识心投射与运用的结果。故心、佛、众生是不二的。(三）成佛、本来面目是什么“但用此心，直了成佛”，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个识心，是意识、个人潜意识、集体潜意识的统称，它们是一体的、不二的，当然还包括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五识。识心是生命的此岸,使用这整个识心，使得意识、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所有原型投射（心动），同时刹那熄灭的当下，离一切生灭相，即离识见性、转识成智、大彻大悟，自性原型的完全显露,心灵完全清净，就是成佛了，就到达了生命的彼岸。成佛的核心在于集体潜意识所有原型投射的熄灭，此时人即无所得亦无所失。荣格认为自性的完全显露是人来到世界上的终极目的和理想,也是教育的最高目标。”■即人格完善。荣格还说:“人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明灯来。歌德也在一首诗歌中说:人间最大的幸福，乃是人格之欢乐:又如：《坛经》：惠能曰：“汝即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行由品第一》）本来面目就是自性原型的同义词，惠明言下大悟也就是意识、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所有投射（心动），同时刹那熄灭的当下，离一切生灭相。这一段是惠能大师告诉世人，自性原型显露的修行方法，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万缘放下，当下顿除意识、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一切投射。禅的核心思想,就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不思善，不思恶”。人只要彻底放下意识、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所有投射，消除一切心理活动，达到无念、无相、无住的境界。另外，荣格人格理论还有利于理解禅宗语录’例如，“不用求真，惟须息见；将心用心，岂非大错；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磐；拟心即错，动念即乖;知之一字，众祸之门；头上安头，是无明本;一念不生全体现”等。故成佛或觉悟就是彻底的放下，放下也须放下，放无所放,放下亦不立，离一切生灭相，自性原型当下显露，达到人空与法空的境界，这就是无拘无束、彻底解脱的、真正的自由人。结语首，荣格人格理论可以比较清晰、简明的诠释《坛经》中的心、自性、成佛、■荣格著，李德荣译:《荣格性格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255-261页■申荷永:《灵性:分析与体验》，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9-134页
本来面目等概念的深刻内涵。《坛经》中的自性就是集体潜意识的核心自性原型，又称为佛或本来面目；心是意识、个人潜意识、集体潜意识的统称,简称为识心或妄心,集体潜意识是识心的根基。成佛就是意识、个人潜意识、集体潜意识的所有原型投射，同时刹那熄灭的当下，自性原型完全显露，即离识见性、转识成智或大彻大悟，此时此刻心灵达到清净的状态。其次，荣格人格理论比较圆满的回答了西方哲学难题“认识你自己”或“我是谁”，这不仅说明了世界上的人心是相通的，是超越时间、空间、文化和种族的,也说明了人类在文化或哲学的最高层次上，东方与西方的精神财富是相通的。最后，《坛经》直指人心，顿悟成佛；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不断地分析各种心理现象，属于渐悟。但是两者殊途同归,都指向心灵的最核心自性。
元代的饮食养生之道陈伟明*钟行**饮食养生，是在满足人类生活中的饥渴之后，进一步通过合理调整的饮食,调节补养人体的腑臟机能，促进疾病之康复，以健体强身，延年益寿。中国古代饮食养生具有悠久的历史,传说商代宰相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曾载以饮食方法疗疾，可惜已为失传。周代也曾设立“食医”之官职，负责以饮食治病。直到唐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水平的提高，饮食养生认识与实践进一步发展，名医辈出，饮食养生著作层出不穷，饮食养生已为普及。元代，虽为蒙古族统治的朝代，但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中断，饮食养生也不例外。在唐宋时期发展的基础上，元代饮食养生的观念与方法不断完善扩充，特别是中外文化交流与汉蒙民族的融合发展,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中国古代饮食养生的理论和方法。其为明清两代乃至于近代饮食养生的繁荣兴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科学与文化意义。一、元代的饮食养生观念所谓饮食养生观，是关于饮食养生的理论。元代的饮食养生之道，在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具有不少符合科学和生活实际的饮食养生观念,大体上可总结归纳为下述各点。1.味淡论味，泛指饮食味道，一般分为咸、酸、苦、辛、甘五味。味淡论，主要是提倡在饮食生活中,应该追求清淡寡味。元人认为,饮食生活虽然，“五味调和”，然“食欲口嗜，皆不可多也，多者生疾，少者为益，百味珍馐，日有慎节，是为上矣”又有谓:“人身之贵，父母遗体，为口伤身，滔滔皆是，人有此身，饥渴洧兴，迺作*陈伟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钟行: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①[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卷二，页79。
饮食，以遂其生。啳彼昧者，因纵口味，五味之过，疾病蜂起，病之生世。其机甚微，馋涎所牵，忽而不思，病之成也。饮食俱废，忧怡父母,医祷百计，山野贫贱，淡薄是谙，动作不衰，此身亦安。”②认为饮食清淡寡味乃是健体却病之要。追求美食美味，虽为人之常情，但浑厚食味，不利养生健康。所以“善摄生者，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惜元气”③。元人追求清淡寡味，主要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认为清淡寡味是老年养生的一个重要原则和内容，根据中医的理论，元人有谓：至于饮食，尤当谨节-夫老人内虚脾弱，阴亏性急，内虚胃热，则易饥而思食，脾弱难化，则食而已再饱，阴虚难降，则气郁而成痰，…所以物性之热者，炭火制作者，气之香辣者，味之甘腻者，其不可食也明矣虽然肠胃坚厚，福气深壮者，世俗观之，何妨奉养纵口固快一时，积久必为灾害，由是观之，多不如少，少不如纯，爽口作疾，厚味措毒，前哲格言，犹在人耳，可不慎欤？至于好酒腻肉，湿面油汁，烧炙煨炒，辛辣甜滑，皆在所忌老年人气血两亏，适宜清淡寡味,饮食厚味纵口，肠胃难以消化,会加重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负担，于健康不利，颇具科学道理。而且元人还认为，对老年饮食奉行清淡寡味，不仅是饮食观念的问题，也是儒家孝顺敬老之道。所谓：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以姑息，况施于所尊者哉,，惟饮与食，将以养生，不以致疾，若以所养转为所害，恐非君子之所谓孝与敬也，然则如之何则可。曰：好生恶死，好安恶病，人之常情.，为子为孙，必先开之以义理，晓之以物性，旁譬曲喻，陈说厉害，意诚辞确，一切以敬慎行之，又次以身先之，必将有所感悟而无扞格之逆矣。吾子所谓绝而不与，施有病之时，尤是孝道。若无病之时，量酌可否，以时而进，某物不食，某物化之，又何伤于孝道乎。⑤不仅老年养生，应提倡清淡寡味。而且对待少年儿童，也应如此，由于他们身体机能发育尚未完全，也要注意不能过分纵口厚味,特别是一些难消化之物，更应避之则吉。有谓：②[元]朱震亨:《格致余论•饮ÍT箴》（杨家骆主编《增补珍本医书集成》第九册），台北：世界书局,1971年。③[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935年，卷贞2④[兀]朱震亨:《格致余论•养老论》（杨家胳主编《增补珍本医书集成》第九册），台北：世界书局,1971年<⑤[元]朱震亨:《格致余论•养老论》（杨家胳主编《增补珍本医书集成》第九册），台北：世界书局，丨97丨年。
人生十六岁以前，血气俱盛，如日方昇，如月将圆，惟阴长不足，肠胃尚脆而窄，养之之道，不可不谨……血气俱盛，食物易消，故食无时。然肠胃尚脆而窄，若稠粘干硬，酸咸甜辣，一切鱼肉木果湿面烧炙煨炒。但是发热难化之物，皆宜禁绝，只与干柿熟菜白粥，非惟无病，且不纵口，可以养德，然栗大补，柿大涩，俱为难化，亦宜少与妇人无知，惟务姑息，畏其啼哭，无所不与，积成痼疾，虽悔可及可知，无论老年或幼年之人，由于身体机能的原因，在饮食生活方面，应该格外重视注意,尤其不宜厚味纵口，应以清淡寡味为重，这一饮食养生的理论，也具有其合理之处。其次,元人提倡饮食清淡寡味，也表现在薄肉厚蔬，追求自然冲和之味，有言：味有出于天赋者，有成于人为者。天之所赋者，若毂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此内经所谓味也,，人之所为者，皆烹饪调和偏厚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此吾子所疑之味也。今盐醯之郤，非真茹淡者，大麦与栗之咸，粳米山药之甘，葱韭之辛之类也，皆味也，子以为淡乎。安于冲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为安者，与之纵火之胜也。⑦此论虽为偏颇，然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蒙古族人主中原,他们的游牧饮食生活方式，是以肉类厚味为主，对当时的饮食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此也可能是有感而发。至于提倡蔬食，也主要是古代“五榖为食”、“五菜为充”饮食理论的进一步发挥所谓:“凡人饥则必食，彼粳米甘而淡者，土之德也，物之属阴，而最补者，惟可与菜同进。经以菜为充者，恐于饥时顿食，或虑过多，因致胃损,故而菜助其充足,取其疏通而易化，此天地生物之仁也,……盖榖与肥鲜同进，厚味得殼为助，其积之也久，宁不助阴火而致毒乎。故服食之家，在郤穀者则可，不郤穀而服食,未有不被其毒。”|关键仍是在于味淡。2.守中论守中论,是指饮食生活中要不偏不倚，行中庸之道。元人谓：夫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而寿，今时之人不然也，起居无常，饮食不知忌避，亦不慎节，'(«[元]朱震穸:《格致余论■慈幼论》（杨家胳主编《增补珍本医书集成》第九册），台北：世界15局，1971年'71[元]朱震亨:《格致余论•茹淡论》（杨家骆主编《增补珍本医书集成》第九册），台北：世界书局，丨971年,⑧[元]朱震亨:《格致余论•养老论》（杨家骆主编《增补珍本医书集成》第九册），台北：世界书局，丨971年
多嗜欲，厚滋味，不能守中，不知持满，故半百衰者多矣..夫安乐之道，在乎保养，保养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则无过与不及之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与，盖不适其性而强，故养生者，既无过耗之弊，又能保守真元，何患乎外邪所中也。⑨元人饮食生活中的守中之法，其要点在于“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盖饱中饥,饥中饱”⑩。中心问题就是必须饮食有节,饮食无过，具体则可分为饮食食量的调控与饮食质量的调节。饮食食量的调控，食量必须适中，少量多餐，按时进食，切勿暴饮暴食。因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元人认为饮食物质，全赖脾胃之作用，方能转变成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保养脾胃之气，办法就是守中无过，才能保证脾胃健旺,元气生机旺盛。所以“饮食温暖，不令大饱，常常进之”■。特别是晚上“夜不可多食”，“一日之忌，暮勿饱食。”■这些言论都是很符合科学道理，因为晚上吃之过饱，活动消耗较少，食物停滞胃脘,会引起消化不良。当然元人依守中之规，也并非要忍饥绝食，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守中无过。当“饥而睡不安’则少食，饱而睡不安，则少行坐”■;或“腹空即需索食,不以忍饥”■D总之，饮食生活中，须不偏不倚。反之，即为益食美食,多者也会致害，不仅不能达到饮食养生之目的，甚至会导致丧生。如“酒味苦甘辛,大热有毒，主行药势，杀百邪’去恶气，通血脉,厚肠胃，润肌肤,消忧愁,少饮为佳，多饮伤神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醉饮过度，丧生之源”■。“至于五味，口嗜而欲食之，必自裁制，勿使过焉,过则伤其正也。”■饮食守中还关乎饮食质量的调节。所谓饮食质量，是指食物勿过硬过咸，过冷过热。有谓饮食须用暖，盖脾喜温，不可以冷热犯之,惟暖则冷热之物至脾皆温矣。又因论饮食太冷热，皆伤阴阳之和。”■又“生冷、硬物损阳气，皆所⑨[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W5年,卷^页2⑩[元]忽思恝：《饮膳正要》(《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l，台湾:文海出版社,1%4年,第九册,页5219■[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丨935年.卷一，页2、3.■[元]李杲：《脾胃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卷下•页467■[元]邹铉续编：《寿亲养老新书》（王云五主编:《四库全书珍本十集》），台北：商务印书馆.uso年，卷二。■[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丨935年，卷一，页16■[元]李杲:《脾胃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丨980,卷上，页5■元]郜铉续编:《寿亲养老新书》（王云五主编:《四库全书珍本十集》），台北:商务印书馆，年，卷四。
当禁也。如阴火欲衰而退，以三焦元气未盛,必口淡，如咸物亦所当禁”■。只有注意到饮食质量的调节，才能充分领略美食的境界，所谓：“士不可以不美其饮食，所谓美者,非水陆毕备，异品珍馐之谓也，要在乎生冷勿食，尘硬勿食，勿强食，勿强饮。”》可知饮食质量的调节才是真正的美食基础。所以元人的守中论,实质是饮食有节。而守中是以调养脾胃为主，因为“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所以饮食有节，调养脾胃，才符合守中之道，达到饮食养生之目的。3.适和论适和论,是指饮食生活中，必须根据不同食物的性质和天时气节的变化,而进行饮食调节与和合。中国古代饮食养生观念,认为食物与药物，具有不同的味与性。食味，是指食物中的主要味道，一般分为五味，即咸、酸、苦、辛、甘，根据古代中医的理论，食味不同的食物，对人体健康机能有不同的影响食性，也可称为食气，一般分为四性，即寒、凉、温、热,由于食物具有不同的味与性，各种不同的味与性又归于人体不同的脏腑，所以要保持身体健康，饮食必须讲求五味调和，四性合适正如元人忽思慧《饮膳正要》序言中所指出：“调顺四时，节慎饮食，起居不妄，使以五味调和五藏，五藏和平，则血气资荣，精神健爽，心志安定，诸邪自不能人，寒暑不能袭,人乃怡安。”所以，“气味合和食之，则补精益气。”o■饮食适和，主要是利用食物的食味与食性调整人体的阴阳偏胜，以健体疗疾养生。有谓：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天产动物，地产植物，阴阳禀质，气味浑食。饮和食德，节适而无过'则么于口，达于脾胃，入于鼻，藏于心肺，气味相成，阴阳和调，神乃自生盖精顺五气以为灵，若食气相恶，则伤其精，形受五味以成体，若食味不调，则伤其形。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所以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这里系统地阐述了食味食性与人体机能健康阴阳的辩证关系。食味不和，食性不适，则会损坏脾胃，导致百病而生，因为“脾胃为市，无物不受，无物不人，若■[元]李杲：《脾胃论》，北京：人民卫牛出版社，1980,卷上，页115■[元]邻铉续编:《寿亲养老新书》（王云五主编:《四库全书珍本十集》）.台北：商务印_tí馆，丨980年’卷二。■[元]李呆:《脾W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卷中，页150■[元]忽思恝:《饮膳正要》（《国学基本丛书》）.I•.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卷二，页79■[元]W铉续编:《寿亲养老新书》（王云五主编：《四库全书珍本十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卷四。
风、寒、暑、湿、燥一气偏胜，亦能伤脾损胃”■。因此，在具体的饮食生活中，必须根据天时变化的规律，因时适味，因时适性，因时而膳，通过饮食食性和食味的调整，以达到五味调和，四性合适，养生康寿。元人忽思慧《饮膳正要》专门列有“四时所宜”，论述了四时气节与食物四性的密切关系以及调整，其谓：春气温，宜食麦以凉之，不可一于温也，禁温饮食。夏气热，宜食菽以寒之，不可一于热也，禁温饮食、饱食。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禁寒饮食。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禁寒食。元人丘处机《摄生消息论》中对不同节令与食味的关系也作了较深入的论述，他指出：当春之时,食味宜咸酸益甘，以养脾气。当夏饮食之味，宜减苦增辛以养肺心气。当秋之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冬天）饮食之味，宜减酸增苦以养心气a所以适和论，归根结底是根据不同的时令气节，选择不同食性和食味的食品，以健体强身，所谓“不顺四时，不和五味，百疾生焉，戒乎此则人元之寿可得矣”■。4.宜忌论在饮食生活中，由于食物具有不同的味性，在某些条件下，如生病，或节令、环境的不同,很可能令食物与食物之间，食物和药物之间，产生不利于人体机能健康与调整的后果，所以食物与食物之间，食物与药物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宜忌关系。所以饮食宜忌也是元代饮食养生的重要原则。其总的原则，基本上是以食物的四性五味调整人体的阴阳偏胜,避免相克相反。正如元人贾铭《饮食须知》序中所言饮食藉以养生,而不知物性有相反相忌,丛然杂进，轻则五内不和，重则立兴祸患,是养生者并未曾不害生也。”可见饮食宜忌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元人饮食宜忌观念大体上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食物宜忌。是指在饮食生活中，要注意食物之间的相互禁忌和常见病的饮食食忌。即“盖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知者分而避之”■。元人贾铭《饮食须知》就是一部典型的饮食宜忌著作。正如其序自谓：“历观诸家本草疏注，各物皆损益相半，令人莫可适从’兹专选其反忌，汇成一编，俾尊生日用饮食中便于检点耳全书共八卷,记载了食物三百二十五种，每类食物的性能及宜■[元]李杲:《脾胃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卷下，页433。■[元]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转引自周文泉等编《中国养生学精粹》，香港：商务出版社，1990年，页70-71。■[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丨935年，卷二，页107.,
忌和后果有较详尽的叙述。如“小蒜，味辛温，有小毒，……脚气风病人,及时病后忌食之”■。或“甘露子，味甘，性平，即草石蚕，不宜生食，多食，今生寸白虫,与诸鱼同食，令人吐”■。又“鹧鸪肉，味甘性温，不可与竹笋同食，令人小腹胀”■。有关各种食物宜忌的记载在元人一些饮食著作中，乃是举不胜举。对于元人所记载的各种食忌,尽管有些可能是穿凿牵强附会,或者是迷信之言，未必都是符合科学道理。但也有不少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根据食物性味之间的宜忌而作出推断，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特别是一些常见病的饮食宜忌，也是有其科学道理。如“肝病禁食辛，宜食粳米牛肉葵枣之类,心病禁食咸，宜食小豆犬肉李韭之类,脾病禁食酸，宜食大豆豕肉栗藿之类，肺病禁食苦，宜食小麦羊肉杏薤之类，肾病禁食甘，宜食黄黍鸡肉桃葱之类”■。其次是服药食忌。服用药物的同时,要注意药物与食物在性味上的宜忌。有谓:“服药不可多食生芫荽及蒜杂生菜诸滑物，肥猪肉、犬肉、油腻物、鱼脍腥脓等物。”■Y+:服用某种药物的同时，必须停止某种与之相忌的食物,否则会引起副作用或不良反应。如雀肉，“味甘性温，……服术人忌之。”■或黄精“勿同梅子食”■鳄鱼，“服丹石人忌食”o■服药食忌，是有一定的道理与根据，因为食物性味与药物一样，具有四性五味,，故药物与食物配合恰当，可以增强疗效,若相反则令作用互相抵消，不仅不能令药物起到应有的疗效作用，而且可能会给身体机能带来危害。再次，饮食宜忌还包括饮食卫生的问题,这也是如何令饮食生活更有效地起到疗疾养生作用的重要问题。元人对此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与注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饮食习惯的问题，注意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如“食后将息法”，“平旦点心讫，即自以热手摩腹，出门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后还以热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缓缓行勿令气急。……食饱不宜急行及走，不宜大语、远唤、人嗔喜，卧睡觉。食散后，随其所业，不宜劳心力。”■其它诸如“凡生果菜，■[元]贾铭:《饮食须知》，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卷三,页13-14■[元]贾铭:《饮食须知》，杨家胳主编:《饮馔谱录》;台北:世界IÍ局，1968年，卷四，页29■[元]贾铭:《饮食须知》，杨家胳主编:《饮馔谱录》；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卷七，页48,■[元]忽思葸:《饮膳正要》（《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卷二，页7Ü-79■[元]忽思慧:《饮膳£要》（《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丨935年,卷二,页100■[元]贾铭：《饮食须知》，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台北：世界f5局，1%8年，卷七，页48■[元]贾铭：《饮食须知》，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台北：世界书局，丨％8年,卷四，页30■[元]贾铭:(饮食须知》，杨家胳主编:(饮馔谱录》；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卷六，页40,■[元]部铉续编:《寿亲养老新书》（王云主编:《四库全书珍本十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卷三》
必洗净而后食”■。“凡食讫，温水漱口，令人无齿疾口臭”，“食勿言”，“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等等，都是有益健康的良好饮食卫生习惯，对于饮食养生具有重要的辅助意义a二是食物的卫生问题，主要是对食物的质素，具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绥肉败者，臭恶者，失饪不时者，皆不可食a然虽食饮，非圣人口腹之欲哉,盖以养气养体，不以有伤也。”■具体则对食物质素的判断提出不少实用的方法。以元人忽思慧《饮食膳要》中所见，或从颜色上识别食物的变质，如“煮肉不变色不可食”，“诸肝青者不可食”。或从气味中辨别，如“面有邑气不可食”，“浆老而饭溲不可食”，“诸肉臭败者不可食”。或以形体上区别，“腊月，脯腊之属，或经雨漏所渍，虫鼠啮残者勿食”。或时间过长的食物也应舍弃勿食,如“海味糟藏之属或经湿热变损，日月过久者勿食”。由此可知,元人对食物质素具有一定的要求与标准，反映了元人饮食宜忌观念的全面实用。综上所述，元代的饮食观念,在继承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具有内容丰富、科学实用的特点。元代的饮食养生理论观念，是以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为基础，它的理论根源与实施，主要是以中医的基本理论作为指导原则,把每一种食物都看作如同中药物一样，具有咸酸苦辛甘五种不同的味道和寒凉温热四种不同的性气，分别主理人体各种不同的脏腑，各种不同食物的五味四性的属性必须适应各自身体机能状况和不同的病症。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古代食、养、医结合的传统,更加重视食物的养生与医疗效果，中心突出了五味调和和饮食有节的原则，体现了饮食生活中的节制与调节的双重意义，诸如节制食量,节制不良食物，食物性味、食物温度以及四时饮食的调节等。通过这样的饮食生活,来补养人体五脏六腑功能，促进疾病康复，养生益寿。所以，元代的饮食观念，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科学与实用意义,对后世不无重要影响。二、元代的饮食养生之法—以《饮食膳要》为典型元代的饮食养生之道，不仅在理论观念上体现科学性，而且更具有实用意义，在饮食养生的具体应用上,不断融合，不断创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养生方法。各种美味可口，风格各异的食疗养生食品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尤以元人忽思慧《饮膳正要》中反映的饮食养生方法最为典型，最为集中，最具特色。■[元]孔齐:《至正直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丨987年，卷二，页78,,■[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卷一，页2、4、5。■[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序。
书中对大多数食品的叙述都涉及养生和医疗等方面的效果和作用，所载的食品基本都是日常饮食及保健的食品，大多数食品都较详述地记述了其食物的性味、制作方法和烹调细则，全面具体地反映了元代饮食养生之法以及发展水平。从《饮膳正要》中所见,元代的饮食方法与形式大体上可划分为下述各类：(一）药膳类食品药膳食品，是以滋补药为主，或以其它特定药物作为原料，按照一定的配方,经过精心炮制加工，再与特定的食物烹制而成。或有“生地黄鸡”。治腰背疼痛，骨髓虚损，不能久立，身重气乏，盗汗少食，时腹吐利。生地黄半斤，饴糖五两，乌鸡一枚，右三味，先将鸡去毛肠肚净，细切，地黄与糖和匀，内鸡腹中，以铜器中放之，复置甑中蒸炊，饭熟成取食之，不用盐醋，唯食肉，尽却饮之或有“牛髓膏子”。补精髓，壮筋骨，和血气，延年益寿。黄精膏五两，地黄膏三两，天门冬膏一两，牛骨头内取油二两，右件将黄精膏、地黄膏、天门冬膏与牛骨油，一同不住手用银匙搅，令冷定，和匀成膏，每日空心温酒调一匙头。或有“荜拨粥”。治脾胃虚弱，心腹冷定，气疠痛，妨闷不能食。荜拨一两，胡椒一两，桂五钱。右三味为末，每用三钱，水三大碗，入豉半合，同煮，令熟，去滓，下米三合作粥，空服食之。从上述的几例药膳中可见，元代的药膳食品，显示了完整的工艺技术流程。形式上有多种炮制方法，食物配料较为清简，分量配伍一目了然。制作上颇为细致复杂，有的还需要二次烹调。药膳的制作及食物的配料均体现中医阴阳性味等辩证学说，取药物之性，用食物之味，食借药力，药助食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表明了元代药膳的认识与制作已具相当水平。(二）饮食类食品饮食类食品，是把日常饮食结合疗疾健体而形成的养生食品。它与药膳的区别之处,是仍然具有食肴的功能。它以食物为主，或杂有药物或全无药物，而且制作形式更为多种多样，多以调料配料结合烹制，尤为药膳食品所不及。而且由于原料搭配的合理以及食物本身的营养成分，同样具有一定的强身健体作用。因此《饮食膳要》中对饮食类的食品同样论述了它们各自所具有的食治与食养功能，常见饮食类食品形式与方法不拘一格，品种多样。
(1)粥品，这是较为常见的食疗养生食品,它可以加人不同的食物原料而成为不同的粥品。既可为荤粥，也可为素粥。既可作为补品，如“枸杞羊肾粥”，“治阳气衰败，腰脚疼痛，五劳七伤”，以枸杞叶、羊肾、葱白、羊肉为原料，“右四味拌匀,入五味煮成汁，下米熬成粥,空腹食之。”也可作一般清平食品,或有“莲子粥”，“治心志不宁，补中强志，聪明耳目”，以莲子“煮熟研如泥，与粳米三合，作粥，空腹食之”。还可以在粥内加入适当药汁，供服用,简单易行，如“生地黄粥”，“治虚弱骨蒸，四肢无力，渐作羸瘦，心烦不得睡卧”，就是以生地黄汁，酸枣仁汁，“水煮同熬数沸，次下米三合’煮粥空腹食之。”可以进一步加强食疗的效果，类似的粥品尚有不少，在此不赘。(2)面、粉品。面品粉品多以捞或炒的方法为主，也可以加入不同的食物原料而成为各种的面品粉品，如挂面，“补中益气”，以羊肉、挂面、蘑菇、鸡子、糟姜、瓜藶等原料，“右件用清汁，下胡椒一两盐醋调和”。又“秃秃麻食”，即手撇面，“补中益气”，以白面、羊肉味原料，“右件用好肉汤下炒，葱调和勻，下蒜酪香菜末。”粉品,多是以肉类熬汤，和粉制成粉条状，再以肉类及调配料炒或调捞而成。如“鸡头粉血粉”，“补中益精气”，以羊肉、草果、回回豆子等，“右件同熬汤,滤净用鸡头粉二斤，豆粉一斤，羊血和作掏粉,羊肉切细乞马’炒，葱醋一同调和。”面、粉食品较多地体现了北方及少数民族的饮食风格。(3)点心食品。属于糕饼包子一类的食物。此类食物，有些也可作为正餐，也可作为茶余饭后的小食。元人对此类小食，也十分注重其食养食治的效果，经精心调制也成为重要的养生食品，其品种主要有包子、馒头、饼、馄饨、馎饪、铰子类等。如“鸡头粉馄饨”，“补中益气'以羊肉、草果、回回豆子等，“同熬成汤，滤净，用羊肉切作饀，下陈皮一钱，去白生姜一钱，细切，五味和匀，次用鸡头粉二斤，豆粉一斤，作枕头馄饨汤，内下香粳米一升,熟回回豆子二合，生姜汁二合，木瓜汁一合，同炒，葱盐匀调和。”或“水龙棋子”，“补中益气”，以羊肉、面、鸡子、山药、糟姜、胡萝卜、瓜壶等，白面切作钱眼棋子，“右件用清汁，下胡椒二两，盐醋调和。”或有“山药托”，“治诸虚、五劳七伤，心腹冷痛，骨髓败伤”，以羊骨、萝卜、葱白、草果、陈皮、良姜、山药、胡椒、缩砂等，“右件，同煮取汁，澄清，滤去祖，面二斤，山药二斤，煮熟研泥，搜面作托，人五味空腹食之。”可见元代点心类食品的制作精美讲究并不亚于正餐食品^其养生疗疾的作用，更可作为药膳或正餐饮食的补充。特别是老年人或病人，多脾胃虚弱，纳少易饥，此类点心食品所具有的养生疗效，正好为老年或病弱之人提供更多养生疗疾食品的选择。(4)羹、臛品。这类食品,一般是在五味调和的浓肉汤加入其他食物或药物制作而成，也可在肉羹中添加药物，或直接用具备药效的动物肉炮制而成。如
“羊藏羹,治肾虚劳损，骨髓败坏”。以羊肝肚肾心肺、牛酥、胡椒、荜拨、豉、陈皮、良姜、葱、草果等原料，“右件先将羊肝等慢火煮令熟，将汁滤净，和羊肝等并药一同入羊肚内，缝合口，令绢袋盛之，再煮熟人五味，旋任意食之。”或“野猪臛，治久痔，野鸡病，下血不止，肛门肿满”。以野猪血“煮令烂熟,入五味，空心食之”。除了肉羹，也可作素羹。如“葛粉羹，治中风，心脾风热，言语骞涩，精神昏愤,手足不遂”。以葛粉、荆芥穗、豉等为原料，“右三味,先以水煮荆芥、豉六七沸’去滓取汁，次将葛粉作素面，于汁中煮熟,空腹食之。”此外，不少脯类食品与蜜饯食品等也可作为食治养生之用。如“牛肉脯，治脾胃久冷，不思饮食”。以牛肉、胡椒、荜拨、陈皮、草果、缩砂、良姜等，“右件为细末，生姜汁五合，葱汁一合，盐四两，同肉拌匀，淹二日，取出，焙干作脯,任意食之。”又“荔枝膏”，“生津止渴去烦”，以乌梅、砂糖、桂、麝香、生姜汁、熟蜜等，“右用水一斗五升，熬至一半，滤去滓,下沙糖、生姜汁，再熬去祖，澄定少时，入麝香搅匀，澄清如常，任意服。”所以元代的饮食类食品，不管以何种食品形式制作，大多注重在以食物为主的基础上，加人各种调配料及药精，炮制出各式各样的饮食养生精品。(三）饮料类食品饮料类养生食品，以《饮食膳要》中所见，也是十分丰富多彩。常用的饮料类养生食品大致有汤、饮、浆、酒、茶、汁等。(1)汤品。一般是以食物、水、酒等，或加上某些药物混合而制作的液汁。《饮膳正要》中所载大多为滋补的荤汤，其食疗养生价值显而易见。既有家禽类，如“阿菜汤”，“补中益气”，以羊肉、草果、良姜为原料，“右件同熬成汤，滤净，下羊肝酱，同取清汁’人胡椒五钱，另羊肉切片，羊尾子一个，羊舌一个，羊腰子一付，各切，甲叶蘑菇二两，白菜一，同下清汁，盐醋调和。”也有野味肉类，如“狐肉汤，治虚弱五藏邪气”，以狐肉、草果、缩砂、葱、陈皮、良姜等，“右件，水一斗煮熟，去草果等，次下胡椒二钱，姜黄一钱，醋、五味调和匀，空心食之。”还有水产类,如“鲤鱼汤，治黄疸，止渴，安胎”，以鲤鱼、小椒等为原料，“右件用芫荽末五钱，葱二两’切，酒少许，盐，一同淹拌清汁内，下鱼，次下胡椒末五钱、生姜末三钱，荜拨末三钱，盐醋调和。”元代的汤品有一个特点，对汤渣的处理，可谓精工细作。在现代的饮食观点看来，也是很有科学道理，因为汤渣中仍保留有较多的营养成分，而且经过烹调，汤渣便成为既富有风味，也具有养生疗效的佳肴。这是十分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法。(2)饮品。饮品是将食物与药物或两者混合物,略煎一、二沸，制成饮料,随意饮服，疗疾养生。如“五味子汤，生津止渴，暖精益气”。以北五味、紫苏叶、人
参、砂糖等，“右件用水二斗熬至一斗，滤去滓，澄清任意服用。”或“人参汤，顺气，开胸膈，止渴生津”，以新罗参、橘皮、紫苏叶、砂糖等，“右件用水二斗，熬至一斗,去滓澄清，任意饮之。”有些饮料经过炮制，以冲剂的形式出现。如“杏霜汤，调顺肺气,利胸膈额’治咳嗽”。以粟米、杏仁、盐，炒熟拌匀，“每日空心白汤调一钱,入酥少许尤佳。”又“木瓜汤，治脚气不仁，膝劳冷，痺疼痛”。以木瓜蒸熟去皮研烂如泥，加上白沙蜜，“右件二味调和匀，人净磁器内盛之，空心白汤点服。”(3)浆品。和饮品大体类似，特指较浓的饮汁，是用具有药效的食品制作的浓汁饮料。其制作过程较复杂，所需制作时间也较长。或有“桂浆，生津止渴，益气和中，去湿逐饮”。以生姜、熟水、赤茯苓、桂、麹末、杏仁、大麦蘖、白沙蜜为原料，各自经过适当的净洗粗处理。然后，“右用前蜜水拌和勻，入净磁罐内，油纸封口数重,泥固济，冰窑内放三日方熟，绵滤冰浸，暑日饮之。”或有“荔枝膏，生津，止渴，去烦”。以乌梅、沙糖、麝香、生姜汁、熟蜜等，“右用水一斗五升，熬至一半，滤去滓，下沙糖，生姜汁，再熬去祖，澄定少时，人麝香搅勻，澄清如常,任意服。”(4)乳品。乳品是用动物乳汁制成的疗疾饮料。蒙古族原是游牧民族，习惯消费肉类及动物乳汁。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其民族遗风尚存，再吸收了汉族中医饮食养生传统与方法，制作了一些具有养生疗效的乳品饮料，如“醍醐酒”，“取上等酥油，约重千斤之上者，煎熬过，滤净用大磁瓮贮之，冬月取瓮中心不冻者，谓之醍醐”，以之和酒，“治虚弱去风湿”，“以酒一杯，和匀温饮之，效验。”或马乳，“性冷味甘，止渴治热，有三等，一名升坚，一名晃禾尔，一名窗元，以升坚为上。”(5)酒品。用于疗疾养生的酒品饮料是以配制酒和酿制酒为主。配制酒,是将药物或具备药效的食品，经用酒浸渍过滤，制成药酒，以疗疾养生。如“鹿角酒，治足患腰痛，暂转不得”。以鹿角烧令红赤，“内酒中浸二宿,空心饮之,立效。”或“乌鸡酒，治中风，背强舌直,不得语，目睛不转，烦热”。以乌鸡洗净处理后，“以酒五升’煮取酒二升，去滓，分作三服，相继服之，汁尽无时,熬葱白生姜粥投之，盖覆取汁。”酿制酒，则是把药物或具有药效的食品，经过发酵酿制而成。如“虎骨酒”,“以酥炙虎骨捣碎酿酒,治骨节疼痛，风疰,冷痺痛。”或“枸杞酒”，“以甘州枸杞依法酿酒，补虚弱，长肌肉，益精气，去冷风，壮阳道。”又“地黄酒”，“以地黄绞汁酿酒，治虚弱，壮筋骨，通血脉,治腹内痛。”有些药物原料，既可以用作配制酒,也可以酿制成酒，如“五加皮酒”，“五加皮浸酒，或依法酿酒，治骨弱行走，久服，壮筋骨,延年不老。”可见元代药酒制作已具有相当水平。(6)茶品。多为单独的茶叶或与某些药物或食物混合所制，可用于某些食
疗养生之目的。如枸杞茶，“枸杞五斗，水淘洗净，去浮麦，焙干,用白布筒净，去蒂萼黑色,选拣红熟者,先用雀舌茶展溲碾子,茶芽不用,次碾枸杞为细末，每日空心用匙头人酥油搅匀，温酒调下，白汤亦可。”还有各种西番茶、川茶、燕尾茶、孩儿茶等，“凡诸茶,味甘苦，微寒无毒，去痰热’止渴，利小便，消食下气，清神少睡。”有的还可以制成茶剂、茶饼饮料，如“香茶，白茶一袋，龙脑成片者三钱，百药煎半钱,麝香二钱，同研细，用香粳米熬成粥，和成剂，印作病”。由上可见，元代饮食养生，不仅在理论上各有所长，而且在方法上更是五花八门，品种繁多,制作精美,令饮食疗疾养生更具有水平与功效。《饮食膳要》中所反映的元代饮食养生方法，至少表现了两方面重要文化特色。1.美食特色元代饮食养生,把饮食与疗疾养生紧密结合不少饮食养生食品，既可以作为正餐主食，也可作为佐餐小食。而其所具有的各种精工细作的烹调炮制方法,更加反映了其食疗养生食品所具有的美食特色以文中所见,其食疗养生食品的调制加工方法，就包括有煮、蒸、炒、炙、熬、烧、渍、烩、溜等多种形式，并适当加人各种食物配料与香料等，令不少食物具有色香味美的特点.既可疗疾养生,更为美食佳肴，说明了元代饮食养生已集疗疾养生美身于一身。2.民族特色中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自古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灿烂的中国文化。蒙古民族人主中原以后，民族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不少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饮食养生食品也传人中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内容与特色，《饮膳正要》中就保留了不少少数民族的饮食养生食谱，有些还具有汉蒙文化结合的特色。如“炒狼汤”，“本草不载狼肉，今云性热，治虚弱。然食之未闻有毒，今制造用料物，以助其味，暖五藏温中。狼肉一脚子,卸成事件.草果三筒，胡椒五钱，哈昔泥一钱,荜拨二钱，缩砂二钱，姜黄二钱，咱夫兰一钱，右件熬成汤，用葱酱盐醋，一同调和”这是典型的汉蒙饮食文化结晶蒙古为游牧民族，野味肉类食品丰富，而其烹制方法、刀工、配料和调味的搭配方法,则基本t是保持汉族的烹饪特色与习惯又“搠罗脱因，系畏兀儿茶饭,补中益气”，以白面、羊肉、羊舌、山药、蘑菇、胡萝卜、糟姜等，“右件用好酽肉汤，同下炒,葱醋调和”这是具有维吾尔民族特色的食肴,类似的食肴尚有不少,反映了元代饮食养生中的民族特色。元代虽为蒙古族统治，但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而且随着中外关系的发展，民族交流的频繁饮食文化继续不断发展充实，所以元代饮食养生的观念与方法，在中国古代饮食养生的文化发展长河中，应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未可偏忽。
细说哈萨克族的自然敬畏观杨凌*哈萨克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适者生存，百般寻求精神依托,仰首拜天、俯身惜草、唱河拜水、颂山拜狼;拜尽人间可以依托吉祥事物’留下了人类敬畏自然的足迹;为了生存、发展，为了休养生息，一路走来，历经千辛万苦，与生活环境中的兄弟民族、兄弟各部落友善相处。历经分化、融合、再分化、再融合，逐步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大家庭中的56个成员之一，此堪称该民族的生命之歌，该民族不愧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一、敬畏大自然上古时期，哈萨克族的先祖和与其共同生活在北方各部族,如：突厥、匈奴、乌孙等部落都曾信仰过萨满教、祆教（拜火教），这是哈萨克族敬畏世间万物的表现。(一）敬畏自然《汉书•匈奴传》记:匈奴“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1。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匈奴部落的单于姓“挛鞮”，匈奴部落的人都称他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突厥语t*0ir)，今音译为腾格尔，意译为单于或天子；孤涂(«11113)’儿子;意思是:单于是上天的儿子。从这段话的意思可以看出，匈奴部落当时敬畏上天，自称为上天的儿子。《汉书•匈奴传》又记：“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②这段话的意思是:这一年正月，匈奴单于召集各下属部落首*杨凌:广东培正学院人文系教授①班固撰，《汉朽■匈奴传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丨版，第1072页②班固撰,《汉书•匈奴传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072页
领在朝廷小聚，然后拜了祖先的祠堂。这年五月，匈奴单于召集各下属部落首领在龙城大聚，然后祭祀祖先、祭拜天神、地神、鬼神。通过这一段了解到：匈奴部落是信奉天、地、鬼神的。《汉书•匈奴传》记：“而单于而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o”③这段话的意思是:匈奴单于每天早晨出行户外，叩拜初升的太阳，晚上叩拜初升的月亮、星辰。张赛出使西域时，曾对乌孙部落有这样的记载:乌孙“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由此得知，当时北方的部落，包括乌孙部落都有崇拜祖先、天、地、[]、月的信仰俗。几千年之后的现在，这些习俗从乌孙部落的后裔民族—当今哈萨克族的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如:在哈萨克族家庭的主墙上悬挂祖先的遗像是对祖先的敬畏;哈萨克族把坟墓和墓园都修成太阳圆形状是对太阳的敬畏；哈萨克族很多人名中带有“月亮、太阳”的含义，表示对月亮、太阳的敬畏(二）敬畏火祆教人类发现了火之后，社会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不再茹毛饮血，开始吃熟食,喝开水远古时期，人类的祖先学会了从自然界的火灾中取火、使用火、保管火。因为有了火，人类才得到更多美食，并借助火势驱逐野兽。火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人类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质量。唐代新罗僧慧超723年至727年前往印度诸国旅行，之后写成《往五天竺国传》，其中记到:吠舍厘、拘尸那、摩揭陀、伽毗罗、吐蕃、建驮罗、乌长、拘卫、览波、屙宾、犯引、吐火罗、波斯、大食、大拂临、骨础、康国、史国、米国、安国、跋贺那、突厥、胡密、识匿、疏勒、龟兹、于阗、安西、焉耆等四十余国见闻。其中：“安国、曹国、史国、石国、米国、康国,总事火袄。”《往五天竺国传》全书已不存，慧琳在《一切经音意》中有摘录。这里的“康国”即哈萨克族的先祖部落，那时他们就已经信仰“火袄”了。“火袄”即拜火教，又称火祆教，公元前6Ift纪创立于古波斯（伊朗）琐罗亚斯德，因此又叫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是依其主要宗教仪礼特征而名3世纪中叶传入中国,4世纪中叶，传人中原。拜火教祭拜火神的主要内容有：祭火:火为光明神阿胡拉马兹达之化身，故为祆教信徒最重要之祭祀。祆教建有专门之火祆祠,遍布各地。而祆教徒每日必祭火三次，于自家炉膛献祭’祭品由清洁的木柴、香料和•小块脂肪组成，这个至今保留在哈萨克族祭拜火神的文化当屮。③{班间撰，《汉书•匈奴传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年10月第1版，第1072ÚÍ
祭水:公元前5000年，伊朗雅利安人居住地就开始沙漠化，水源变得异常珍贵。人们认为水是诸神的创造，所以定期向水献祭。祭品由牛乳和两种代表水的滋养的动植物组成。祭诸神:伊朗人也向诸神献祭，以求得今生来世的各种幸福。祭品有植物和动物。动物以牛、马为主，特定的动物献给特定的神祗。植物最主要的是豪麻(一种麻）。豪麻是一种绿色植物，肉厚多汁，芬芳四溢，酿酒功效尤好。火神也是汉民族民间神祇之一，汉民族早又有祭祀火神的风俗。“祭灶”是汉文化中对火神崇拜的主要体现，在周代（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就已形成习俗。当时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对灶神是十分虔诚的。腊月23日就是祭灶节,民间有“祭灶不祭灶，全家都来到”的俗谚，意为祭灶节全家要团圆。祭灶时，要摆上灶糖、烧饼、鞭炮、香表和大公鸡祭拜灶神。由此可以看出，中原祭祀火神、灶神的习俗，早于创立于公元前的6世纪的琐罗亚斯德教。另有一说,公元3世纪中叶，祆教即经丝绸之路，先是从沙州、伊州、凉州逐渐传人中国,4世纪中叶传人中原。汉文化中的拜火神还包括拜灶神的内容，和哈萨克族拜火神娘娘有所不同。这毕竟是两个民族的两种习俗，在祭拜场合、祭拜方式方面不尽相同，目的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感恩火神为人类带来了福祉。二、敬畏萨满教萨满教是从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出现时间非常早，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宗教。可以说它与现代人类出现的时间一样长久,甚至在文明诞生之前，当人类还处在用石器打猎的时代，这种宗教就已经存在。它曾经长期盛行于我国北方各部落。萨满教的理论是“万物有灵论”。,在万物有灵理论支配下,崇拜部落祖灵、自然万物和部落图腾。这可从哈萨克族的先祖部落对祖先、自然和图腾的敬畏中找到映证。具体包括：(一）敬畏祖先功业哈萨克族是一个由血缘关系、部落联盟组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形成部落系谱(等于家谱），他们认为祖先是为部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因此哈萨克族把祖先视为部落中的英雄敬畏，念念不忘他们的历史功绩。具体表现如下：1.在每个部落悬挂部落旗帜或者崇拜图腾。伊犁新源县那拉提草原的哈萨克族先祖乌孙部落敬畏太阳、水草。2.在麻扎崇拜当中，哈萨克族神化祖先力量。许多婚后怀不上孩子的哈萨
克族夫妇为了求子，就会到有威望人的墓地住一夜，十分崇拜地祈祷、叩拜道：“亲爱的祖先，我敬畏你的灵魂，请您保佑我！请您保佑我！请您赐给我孩子吧!”为表虔诚,当天晚上，他们会把马拴到该坟旁或附近，住在坟墓围墙里,用马鞍当枕头，用马鞍垫当被褥住一晚上。3.在哈萨克族旅行者迷了路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他们就会到途中的墓地去求助。他们不破坏坟墓、不爬坟顶。当天晚上，就会住在途中的墓园里。临睡前祈祷祖先道真主保佑！神灵保佑！祖先保佑！请保佑我避开妖魔!”4.当哈萨克族牧民的牛羊得了疾病（绵羊的奶水变质,羊羔吃不上奶）时，主人就把羊群赶到附近的墓地，在那儿过上一夜，宰杀一只羊,用石头垒起锅灶，煮上羊肉，请来朋友、邻居们一起吃，同时祈祷祖先:“祖先，愿您保佑我的牲畜平安吧！愿您治好它们疾病吧！愿您保佑我的牲畜无灾无难!”5.哈萨克族认为不知七代祖宗名字的人是孤儿，把能说出自己以上七辈祖先名字的人就是精通哈萨克族的历史的、有学问的人。因此，对他们无限敬畏。哈萨克族屮能背诵三大玉兹谱系和七十七代祖先的名称的人不在少数，哈萨克族注重这一传统教育。所以，哈萨克族家长很注意教育孩子,让他们从小获得这一方面的知识，记住自己的祖先及其部落。(二）敬畏日月星辰哈萨克族崇拜太阳。因为太阳为人类送来阳光与温暖，哈萨克族牧民一定要把住房修建在昆开依（kynkej，哈萨克语：阳坡）的地方，以便能及时享受太阳的温暖，以示对太阳的敬畏。班固《汉书_张骞李广利传》记：“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候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④《汉书•西域传》记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哈萨克语:kybij，太阳神）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迁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⑤联系起来理解此话,傅父布就翕候（小昆莫的保姆兼师傅）在草丛里发现狼正在哺乳小昆莫，断定他是一个神人，便抱着他回到匈奴部落，匈奴单于非常喜欢小昆莫,用“太阳神”为其命名并把他抚养长大。后来昆莫在乌孙部落的成长简直称得上是一个神。这些说明哈萨克族先祖“乌孙部落”和匈奴部落敬畏太阳。其次还有：④班间撰,《汉书•张骞枣广利传》，郑州，中州A•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816页⑤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113页
1.乌孙部落第一代王“南兜昆莫”含义：乌孙部落第一代王南兜（自己的名）昆（kynbij,突厥语，太阳王，kyn:太阳，崇拜太阳图腾的部落称号）莫/比/靡（突厥语的辅音m/h不区别意义）（突厥语:长官称号）部落长名。由此得知，南兜昆靡/莫/比:是一个以太阳为图腾敬畏的部落，意为“南兜太阳官”。2.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那拉提草原至今矗立着哈萨克族敬畏太阳的图腾石雕。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当代的哈萨克族也自称“太阳之子”。3-哈萨克族常昵称自己的孩子为昆尼姆（kynim，哈萨克语，我的太阳、我的宝贝）。老年哈萨克妇女喜欢戴“太阳”型（露脸部分是太阳形）克米谢克头巾。由此可见太阳”在哈萨克族心目中的位置有多么重要。4.哈萨克族至今保留着土葬的习俗。坟墓的外观也是太阳形状的圆圈，其外围还有一层用石头砌成的太阳形状圆形护栏，同时坟墓顶上的石堆也是太阳形状的。5-哈萨克族在搭毡房的门必须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仍然保留着敬畏太阳的习俗。(三）敬畏“上天”哈萨克族敬畏“上天”，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事物。至今在包括哈萨克语在内的突厥语里都有腾格尔套（tifÇ)ir-taw，突厥语，天山）即天山。汗腾格里突厥语，大沙漠），汉语音译为“腾格里沙漠”。因此很多哈萨克族小伙子、蒙古族小伙子名叫“腾格尔”。蒙古族歌手所唱的《天堂》也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崇拜上天的映证。(四）敬畏月亮哈萨克族大玉兹部落内的别斯唐巴勒（besta0balb,哈萨克语，五枚印章）部落的标志图腾是月亮形的。每逢一弯新月初升的时候，哈萨克族便对会对着新月祈祷:“愿日月高照！愿明月赐福!”这就是哈萨克族敬畏日神和月神，希望它们降福于民的印证。哈萨克族乃至元代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部落一直保持着敬畏月亮的习俗。伊斯兰教敬畏的图腾是新月，伊斯兰教清真寺顶上都有一弯新月的图腾作为伊斯兰教标志。伊斯兰教认为，月亮是纯洁、美丽、动人的天使。所以，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都用“月亮”给孩子取名。其中尤其给女孩子命名为多。如：阿依努尔-月光、阿依古丽-月亮花、阿依加瓦尔-羞花闭月、图尔逊阿依-羞花闭月、阿勒藤阿依-金月亮、阿依不拉克-月亮泉、木斯阿依一银月亮、
古拉耶姆-我的月亮花、阿依巴拉-月亮娃娃、阿依博塔-月亮小胳驼（月亮宝贝）等。男性名字中也有，如：阿依巴特尔-月亮英雄、阿依多斯-月亮朋友、阿依吐瓦尔-月亮升起来(新星）、阿依旦-赛过月亮、阿依加尔肯-比月亮还亮的、阿依乌尔肯-月亮之星等等。(五）敬畏水源哈萨克族认为，水是生命之源。哈萨克族牧民游牧，首先追逐水源。伊犁新源那拉提大草原、伊犁昭苏大草原、伊犁尼勒克的唐巴勒夏草场、新疆阿勒泰哈纳斯大草原、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金戈哈依尔特夏达草原、赛里木湖畔的大草原、新疆乌鲁木齐县的南山等著名的大草原，都是因为那里或者有湖泊、或者有天然的降水系统资源，才成为哈萨克族逐“水草而居”的好去处。哈萨克族爱水，即使该地水源极其丰富，他们也从不践踏、不污染水源。他们在美丽的水边放牧，能够做到用水、惜水、爱水，从来不污染、不糟蹋水。尊称水为(suwb,苏依勒）水神。在哈萨克族的口头语言传承中，就有“不能污染河水、不能在泉边大小便、夜晚不能往外倒灰、迁移时要灭火，打扫干净原居住地”俗语，还有“你在路旁栽树、沙漠打井、河上架桥,老天会保佑你、祖父留下的树木比财富珍贵、牲畜点缀草原，树木点缀河流、天下一场大雨，榆树能存两场雨水、山是慈父，水是慈母”等等俗语。从中透视出哈萨克族很强的爱水、惜水、拜水、崇水的观念。实际上这些都是一条非常现实的环保规则。正如溢立在新疆伊犁新源县那拉提草原上的哈萨克族敬畏水、草、木、天的图腾所示，一汪清水是哈萨克族敬畏的图腾。敬在心里，畏在行动上，人人爱护水源，世世代代受益于水。(六）敬畏青草哈萨克族敬畏青草，把“草”尊为“青草神”。它们把春天鲜嫩的青草当作生命的象征,认为它是生气勃勃的精神,是草原哈萨克族得以繁衍生命的源泉。哈萨克族在辽阔的草原上放牧,忌讳拔春天的青草、嫩草，从不践踏草原、毁坏草原、乱挖乱种植物,1他们视草为生命中的又一个源泉。哈萨克族关于搬迁有这样的谚语：先考虑草场，再考虑住房。牲畜是孩子,牧场是母亲。牲畜不喜欢腐烂的草料’再姓不喜欢自大的小伙。哈萨克族爱草如命。过去，他们采用各种爱护草原的措施进行放牧。主要体现在春、夏、秋、冬四季草场轮换放牧策略上，以达到“休牧养草、围栏养草”的
再生产的环保目的。目前新疆大部分草原畜牧业仍然处在“逐草而牧、逐水而居”的春、夏、秋、冬四季转场，自然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状态。现如今，草原畜牧业主要以天然牧草和人工加草方式相结合为主。大面积草原退化严重，根本原因是在牲畜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继续沿用日趋不合理的自由放牧制度和连续放牧方式，使草地植被和环境发生了恶化、逆转。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走出这种发展模式的困扰？新疆畜牧厅正在整合各方力量以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认为实施游牧民族定居将是优化草场最有效的途径，也为结束牧民游牧历史、为牧区社会进步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通过定居建设,使全区草地资源的利用更加合理化，一定程度上优化新疆哈萨克族草原生态环境。一个民族模式的产业技能必须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才能能最大可能的保护哈萨克族钟爱的草场。在日常生活中，哈萨克族爱草具体表现在：1.忌讳无故乱拔青草。如果与某人发生了口角，在谩骂对方的时候，拔一把青草，并不断地咒骂对方，就表示“破坏了对方草场的意思”，就含有“要挖对方祖坟”的意思。2.哈萨克族敬畏“草”的理念还体现在女性的刺绣作品中。哈萨克族女性将“草”的花蕾、花枝、花朵艺术化，绣在衣服、帽子、靴子和装饰品中，以此点缀生活，表达哈萨克民族“爱草、拜草”的一种美好情感。3.体现在饮食中，哈萨克族煮羊肉时，现杀、现煮、现吃。首先，将整只羊的肉放进锅里，再将内脏杂碎拿到河水里轻轻冲洗，最后放进锅里和肉一起煮。羊胃里的绿色余草甚至在肉汤里泛出淡淡的草绿色,这被认为是最好的绿色肉汤。4.原来，哈萨克族虽然不吃蔬菜’但是，他们认为，牛奶里面含有蔬菜所含有的全部维生素成分。牛吃“草”后产奶，牛奶就是真正的绿“草”色食品，哈萨克族喝牛奶，就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所有营养。(七）敬畏树木在哈萨克族《迎萨甘创世》神话中,创世主迎萨甘在大地的中心栽了一棵生命树，接着长出茂密的“灵魂”，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个活着的灵魂。对树的敬畏也许就是人类对超自然生命力的企望。在萨满教信仰中，树是人们敬畏的天的支柱，是神灵的居所，是人类的始母，是通往上界的天梯，正如拉提草原上哈萨克族“水、树、太阳、天图腾”所示一样’哈萨克族敬畏树木，称森林之神为奥勒满巴巴（orman，哈萨克语，森林爷爷)。哈萨克族的毡房是包括哈萨克族在内的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先祖崇拜“树
木”的智慧结晶，毡房的骨架的围墙由若干根竖起来的木杆子支撑着构成，它是森林树木象征;毡房顶由若干支撑杆做成,起到房梁作用;它的下端支撑在围墙支撑木上，上端插人毡房圆顶天窗的小孔里，它是通向上天的阶梯的象征。毡房的圆顶天窗是上天或者太阳的象征。这个理念和拉提草原哈萨克族“水、树、太阳、天图腾”如出一辙，因此，租房应该是敬畏“水、树、太阳、天图腾”等“敬畏自然”时期的产物。(八）敬畏大自然哈萨克族在聚居区从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活动,牧业生产的本质意味着逐水草，看天象、牧牛羊。地、火、水、草、树木和大自然皆与哈萨克族的生活紧密相连。是大自然给了哈萨克族辽阔的草原、晴朗的天空、美丽的松树、青青的牧草，是大自然让哈萨克族获得了自由自在的放牧空间。哈萨克族有俗语说:“草场是牲畜的母亲’牲畜是草场的子孙,”充分验证了哈萨克族爱惜大自然的一切，如同生命一样。这些都体现在敬畏自然的习俗中。哈萨克族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作为游牧民族,他们对草原、动物、河流有着深刻的生存体验。这也是他们原始信仰中敬畏自然和动植物的重要原因。他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重视保护环境，把大自然比作母亲,认为糟蹋大自然就是糟蹋母亲。因而哈萨克族居住的草原,历经千年沧桑，草原依然保持着优美的景色。(九）敬畏家畜古代哈萨克族有敬畏动物的习俗。在哈萨克族的创世神话中，不仅有风、雨、雷、水等自然神灵,还有执掌牲畜命运的神灵。这些神灵能主宰平安兴旺、远离疾病殃祸」在哈萨克族民歌中有这样的诗句：“牲畜的主人是康木巴尔呀，人类的主人是康木巴尔呀！愿您照顾我的大畜小畜吧！”所以，在哈萨克族的生活中，他们会很自然地为自己的牲畜祈祷，以保自己牲畜的平安。哈萨克族认为,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保护神灵，尤其是家畜。如马的保护神是“康木巴尔阿塔”，牛的保护神是“赞格巴巴或叫四依勒阿塔'山羊的保护神是“依谢克阿塔”，绵羊的保护神是“绍潘阿塔”，胳驼的保护神是“奥伊斯尔哈拉阿塔”。平时,那个牲畜出了问题，就向那个牲畜神祈祷。(十）敬畏头鹰猫头鹰具有在茫茫的黑夜色中，凭借敏锐的目光分辨一切事物的特性。所以，哈萨克族不仅视猫头鹰为吉祥的益鸟、神鸟，对其倍加呵护，而且还视它为
勇敢、坚定、一往无前的象征。哈萨克族把猫头鹰羽毛看成吉祥物，常常在帽顶上缀上一簇猫头鹰的羽毛。在哈萨克族婚礼上，一定要使用猫头鹰羽毛，这源于古代哈萨克族对猫头鹰的敬畏。在新婚夫妇洞房的壁毯上缀上一束猫头鹰的羽毛、以祈求新婚的美满、幸福。在参加赛马的马头、马尾上绑一束猫头鹰羽毛，以求在比赛中获胜。在少女的帽子上缀上一束漂亮的猫头鹰羽毛，以示该姑娘没有婚嫁„在儿童和成人的帽顶上，缀上一束猫头鹰羽毛,意为保佑他们平安、吉祥。经过历史的演变，猫头鹰羽毛现在已经成为哈萨克族女性的标志性吉祥服饰。哈萨克族认为，有谁要是加害于猫头鹰，不仅他自己的身家性命，就是他的后辈儿孙的身家性命也一定会遭到报应。当代哈萨克族仍然传承着这一文化习俗。(十一）敬畏天鹅传说在上古时代，有位英勇善战的青年首领名叫卡勒恰哈德尔。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昏迷不醒。突然天空出现异彩，一只白天鹅从天而降，匍伏在其身边，用羽翼掩护着他，并向他口中滴了一滴津涎，而后把他驮到湖边喝水。吃了饭，卡勒恰哈德尔顿觉精神好转’体力恢复，伤口也很快愈合了。这时白天鹅变成了一位天仙般的美女，与卡勒恰哈德尔形影不离，后两人结为夫妻，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取名哈萨克（qM-«q，白天鹅）。后来哈萨克成人后结婚生了三个儿子，长子阿克阿尔斯（aq-ur3S)，次子别克阿尔斯（bek-uras),幼子江阿尔斯（tfeu0(l-«raS)。其后这三个阿尔斯就哈萨克历史上的大玉兹（jyz，百户）、中玉兹和小玉兹。当然，这只是一个传奇故事。通过这一传奇故事，哈萨克族把神话与历史巧妙地演绎在一起。前半部是神话，后半部是历史。据历史记载，“哈萨克”曾是哈萨克族历史上著名的女部落首领,她就是哈萨克族三个玉兹部落长的母亲。估计以上所将前半部传奇故事，一定是她的后代为了纪念她的功劳将她神化,并把她与白天鹅附会在一起敬畏的结果，从而寄托了儿女后代的孝敬母亲的情感。由于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因此，哈萨克族对白天鹅十分崇敬，把它当作美好的象征，严禁捕杀，即使是死去的天鹅也不能随处乱扔，要挂在毡房围栏上以示崇拜。他们还经常把天鹅的羽毛，插在毡房的壁毯和小孩儿的胸前，以示吉祥。除此而外，哈萨克族还把闻名世界的巴尔喀什湖又命名为“天鹅湖（q«z—kel)"0为了表达哈萨克族对天鹅的敬畏，哈萨克族民间还有《天鹅舞》舞蹈经久不衰。
(十二）敬畏狼突厥语部落有许多关于“狼祖”的传说。乌孙人传说其祖先昆莫王是母狼用奶水哺育长大的。传说近古代哈萨克乃蛮部落遭到外敌烧杀掳掠，乃蛮部落的人都被杀光了，只留下一位被砍断四肢的年老体衰的巴特尔弃在荒野,敌人撤退以后，一只母狼跑来把老巴特尔拖进阿尔泰山的一个峭壁岩洞里藏起来，并与之过上夫妻生活。后来他们繁衍子孙后来，这支乃蛮部落又重新壮大起来。因为母狼和巴特尔藏身的岩洞叫“额尔捷涅•孔”，后来这支乃蛮部也叫“额尔捷涅•孔”部落。于是乎，“额尔捷涅•孔”乃蛮部落把狼作为自己部落的始祖母亲崇拜。《史记•大宛列传》记:张骞言曰：“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谦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⑥《汉书•张骞传》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糜本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击难兜糜,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抢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往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⑦《汉书•匈奴传》又载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候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⑧另据乌孙昆靡乌就屠之子,第二代小昆靡乳名为“拊离[ben，突厥语，狼]。由于古书中有这样多的记载与哈萨克族的先祖乌孙部落有关，狼首先被乌孙人追崇为母系的祖先而受到格外地崇拜。当代哈萨克族也奉狼为始祖母崇拜,这也在情理之中。古代哈萨克人常把苍狼与苍天相提并论，认为苍狼是保护祖先灵魂的神兽，能给与英雄、巫师特殊的祌力。因此,“狼”成为整个哈萨克族崇拜的图腾,有些哈萨克部落的口号是狼，旗帜上也绘着狼像，把英雄也比作“狼”。关于狼的传说，和突厥人“狼祖”的传说以及与狼相联系的古老信仰是十分近似的。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哈萨克族遇到任何烦心事也绝绝不诅咒狼，也不指着狼骂人。哈萨克族对狼敬畏有加，讳称“狼”为依提库斯（jitqus,哈萨克语,小狗）。在哈萨克民间文学中，常常把狼喻为骁勇、勇猛、勇敢的象征。哈萨克族老人把狼的踩骨带在身上，认为狼身可以保佑自己健康，自己可以得到好运气。⑥.司马迁撰，《史记•大宛列传》，长沙,岳麓jí社,2001年9月第2版，第699贞.⑦班固撰,《汉书•张骞李广利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第I版,第816页⑧班固撰,《汉书•雜骞李广利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072页
哈萨克族为了使自己的孩子成为勇敢的人,也用（qnsqar，卡斯克尔，狼）（beri’拊离，狼）给孩子命名。三、从16-17世纪之至今，皈依伊斯兰教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在15-16世纪开始向中亚地区扩张。当时阿拉伯商人通过经商途径，向哈萨克草原传播伊斯兰教，鉴于所处多民族的生活环境，哈萨克族钣依了伊斯兰教。自此以后，伊斯兰教逐渐渗透到哈萨克族的曰常生活。哈萨克族虔诚于穆罕默德所说:“斋戒是个盾牌，当你们有人斋戒时，不得说污言秽语。如遇有人谩骂或殴打别人，让他说：‘我是斋戒者！’"因此哈萨克族斋戒者也总能从积极方面理解斋戒含义。牢记“应该息怒、谨言、慎行，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举止文明，温文尔雅,修身行善,助人为乐,扶困济贫”。“封斋可以让自己体验饥饿和干渴的痛苦，养成坚忍、刚强、廉洁的美德。让有钱的人去救济穷人”等教义。哈萨克族年轻一代对斋戒的教义则有另一番现实的理解，认为：“通过斋戒，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可以减肥。”为此，积极地斋戒者与日俱增。他们还将伊斯兰教经文中能够启迪人生的经典段落的雕刻成图片或印制成照片，装帧成画框,视作座右铭，悬挂于家中显眼位置。这样,既可以装点家居、又可以达到警示家人遵循教义、崇尚正义、崇尚善良，唾弃邪恶的目的。综上所述,哈萨克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适者生存，寻求精神依托，仰天拜天、俯首惜草、唱河拜水、颂山拜狼;敬畏人间可以依托所有吉祥事物,为了生存、发展,为了休养生息。一路走来，历经千辛万苦，与生活环境中的各民族各部落分化、融合、再分化、再融合,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真可谓是一个顽强不息的民族。参考文献[1]司马迁撰,《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9月第2版。[2]班固撰，《汉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3]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丨956年版。[4]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5]王明哲、王炳华著，《乌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6]马贤能，《哈萨克族源流浅说》，兰州，《民族学研究》1982年第3期,，[7]洪涛，《关于乌孙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8]钱伯泉，《乌孙的种族及其迁徙》，乌鲁木齐，《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俄罗斯帝国的巅峰与衰落黄鸿钊*19世纪初,俄罗斯帝国以一个领土辽阔的大国出现于东方，使国际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一个多世纪内，俄国成为左右国际局势的重要力量之一。俄国奇迹般地崛起绝非偶然,正如恩格斯所说:“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物质基础。”①几个世纪以来，俄国统治者一贯利用其有利的地理条件，针对现实形势，采取巧妙的外交策略，经过儿代沙皇长期努力，逐步形成了庞大的东方帝国。自从15世纪俄罗斯国家形成以后，伊凡四世自封沙皇，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声称建立第三罗马帝国。这种扩张政策的原动力来自俄罗斯农奴主贪婪的掠夺欲望，同时也存在有利于其扩张的客观条件。由于俄国发源于平原地带，广阔漫长的边界上没有天然屏障，便于其向周边人口稀少的平原地带移民，以拓展疆界。同时，俄国拥有纵横交错的河流网，但四周却被大陆包围，于是又助长了它沿着内河水道夺取出海口，打通前往世界主要海洋通道的强烈欲望。早期的俄国对外政策的特点是向其周边地区进行蚕食活动，即所谓“地域性蚕食体制”②。这种政策的实质是向落后的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居住区扩展势力，当时刚刚形成民族国家的俄国并不强大，但是在它周边的其它国家和民族则更落后，有的地区甚至是没有形成国家的部落居住区，当然无力抗御俄国势力的扩张。事实上，如果从斯拉夫民族的流动来说,公元6世纪他们就到达第聂伯河流域，以后又往南到达黑海沿岸居住，往北到达伏尔加河流域上游和中游地区。11世纪后期起，斯拉夫人的定居线往北又发展到芬兰地区，往南到达*黄鸿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①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8页,②马克思:《18世纪外交内幕》第6章，第80页
顿河地区。但从16世纪开始，这种自由移民便转变为武力征服和政治合并了。这期间，俄国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1533-1584)在贵族和商人的支持下，先后并兼了喀山汗国（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汗国（1556年），扩展疆域到达伏尔加河中下游;同时开始了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土地的立沃尼亚战争。在东方，它越过乌拉尔山吞并了西伯利亚广大地区。17世纪中叶,开始觊觎中国边疆；同时在西方兼并了乌克兰。俄罗斯日趋强大，到17世纪晚期成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军事封建帝国。总的说来,这时俄国对外政策的重点乃在东方。由于当时俄国的领地制军队战斗力不强，不足以抗衡欧洲列强，只能肆虐落后的东方民族地区。他们于西伯利亚的茫茫荒漠中，纵横驰骋，侵占了大片领土，然而在同西方列强作战时，却无法取得胜利。18世纪是俄国对外政策的转折时期。沙皇这时更多地企图同欧洲一些中等国家一较高低，进一步扩展其霸权。沙皇彼得一世是俄国历史新时期的开拓者。是他提出了俄国对外政策的新方针，即以世界性的侵略体制取代以前的地域性蚕食体制。他首先从改革人手,实现富国强兵,进而角逐欧洲霸权。为了提高俄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彼得进行了以军事为中心的改革。通过铸炮造舰，装备军队，采取新式编制和训练方法，建立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常备陆军和海军，又采取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欧先进技术，聘请工程技术人员，实行保护关税，大力推动俄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彼得统治时期，俄国新建立手工工场约有200个，其中尤以军事工业发展很快，基本上保证了俄国军队所需要的武器、弹药、舰只和其它军需品的供应。在财政改革方面，彼得巧立名目，征收苛捐什税以增加国库收入;在行政改革方面，又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官僚制度，集中军事行政和司法大权于沙皇手中。虽然这些改革没有触动农奴制度一根毫毛，但引进了西方某些先进技术和制度,提高了俄国总体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彼得一世末期，俄国陆军正规军总数为20万人,其中：近卫军约3000人,各骑兵团约42000人，步兵75000人，边防军有74000人，还有炮兵与工兵约6000人。此外，还有主要由哥萨克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约10万人。海军方面，彼得于1695-1696年创建了亚速海舰队；1700-1721年同瑞典作战期间又建立波罗的海舰队。军舰均由帆船组成,共有战斗舰48艘,其他木制兵船800艘，官兵总数约28000人左右。③彼得提出了俄国建立霸权的总政策。要点是:北上打败瑞典，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西进兼并波兰，占领德意志诸侯领地，控制普鲁士和奥地利。南下宰③.扑希加廖夫:《俄罗斯史》丨970年台北版,第277页
割土耳其，夺取巴尔干和黑海海峡，把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变为俄国第二都城。并通过占领高加索,征服中亚，为其南下波斯、印度，东侵中国开辟道路。企图通过侵占中国黑龙江口，取得太平洋的出海通道，乃至“直抵中国万里长城脚下”。这个霸权政策的重点在欧洲。因为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它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欧洲，而欧洲是近代资本主义发源地。拥有先进的技术，雄厚的经济力量和广阔的市场。彼得一世力图引进欧洲的科学技术,扩大对外贸易，吸收西方文化，发展本国生产力，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彼得利用西方的力量和欧洲各国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策略，以达到夺取欧洲霸权的目的。夺取出海口是俄国谋求欧洲霸权的重要步骤。其矛头所向乃是“六海三洋”。所谓“六海”即波罗的海、亚速海、黑海、里海、地中海、H本海。所谓“三洋”即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夺取六海的出海口，乃是为了进人三洋,进入三洋是为了夺取世界霸权。彼得一世认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四方通行的海口。他曾指出军事委员会主席阿•绍希施科夫：“俄国必须占领涅瓦部河n、顿河口和黑龙江口”。它们对“俄国未来的发展异常重要”。“他对土耳其的第一次作战，目的在于征服亚速海；他对瑞典作战，目的在于征服波罗的海;他对土耳其政府的第二次作战’目的在于征服黑海，他对波斯进行诈骗性的干涉，目的在于里海”④；但是彼得终其一生只完成了他那庞大计划的第一部分N为了争夺波罗的海的制海权，俄国同瑞典进行了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1700-1721)，打败了瑞典，占领了里加湾、芬兰湾、卡累利阿、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的大部分。至此，俄国成为拥有出海口的国家。到了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时期（1762-1796),俄国的对外政策又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这时候起，俄国不但猛烈地推行西进南下政策，扩张势力,兼并大量领土。而且倾其全力积极参与欧洲大国的纷争，谋求夺取欧洲霸权。这一时期，俄国西进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波兰。早在1733-1738年，俄国就进行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挫败其竞争者法国和西班牙，扶立亲俄的小奥古斯特为波兰国王,从此俄国在波兰的势力愈益强大，以后又于1767-1772年武装干涉波兰,打击波兰反俄爱国力量,为彻底肢解波兰创造了条件。1772年，俄国伙同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波兰;其后又于1793和1795年共同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相当于总面积62%的46.2万平方公里的波兰领土被俄国占领。其余部分则为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占领。从此独立国家波兰灭亡了。直到120多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波兰才于1918年恢复独立。④彼•伊•fí巴诺夫:《黑龙江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马克思:《_卜八LH:纪外交史内幕》第6章,第81页。
位于俄国南方，日趋没落的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是俄国宰割的主要对象。17世纪和18世纪初,俄国曾先后3次征战土耳其。叶卡特琳娜二世为了控制黑海，进而打通与地中海的联系，又向土耳其发动二次战争。1768-1778年之战，土军溃败，签订《库楚克开纳吉条约》，被迫承认克里木汗国“独立”(实为并人俄国的第一步），同时亚速夫、刻赤、厄尼卡列、金布恩、第聂伯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地区，以及北高加索的卡巴尔达地区均为俄国占领。此外，俄国商船取得了在黑海航行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土耳其还向俄国赔款400万卢布。这是俄国争夺黑海水域的一次重大胜利。1787-1791年之战，俄军再度获胜,迫使土耳其签订《雅西条约》,承认俄国合并克里木，宣布放弃西格鲁吉亚I至18世纪末，东起库班河，西到德涅斯特河的整个黑海北岸地区均纳人了俄国版图。18世纪末法国革命引起欧洲政局动荡不安，善于利用大国矛盾图利的沙皇政府，“把这一事件看做是使欧洲各国彼此争吵起来，从而使俄国能自由行动的一个新的有利时机。”⑤俄国先是利用欧洲混乱形势，在对外政策上四面出击，扩展霸权。而发动1788年和1808年两次对瑞典的战争，迫使瑞典同意芬兰和阿兰群岛归属俄国。在西面，俄国联合奥普等强国，两次瓜分波兰（1793年和1795年）。在南面，俄国又同与法国关系密切的波斯断断续续打了10年仗(1804-1813),迫使波斯于1813年签订古利斯坦和约，承认东格鲁吉亚、北阿塞拜疆和达吉斯坦等地并入俄国。并承认俄国拥有在里海保持舰队的特权。与此同时，又在1806年击败土耳其,并吞比萨拉比亚，扩大南高加索地区的势力范围。由于所有欧洲大国均忙于反对法国革命，无暇干预俄国的扩张活动.在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所有这些宰割弱国的侵略活动均达到了预期目标。然而，俄国此时对外政策的屮心是摧毁法国革命，争夺欧洲霸权。由于法国革命严重冲击着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因此激起欧洲君主国家的无比恐惧与仇恨，他们联合起来镇压法国革命。沙皇俄国也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法国革命爆发后，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立即宣布同法国断交,并与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等国君主举行会谈，共商联合镇压法国革命,恢复法国君主制的大计,她指出，“法国国王的事就是所有君主的事。因此，干涉法国是欧洲各国君主的责任。但俄国的干涉政策不仅仅为了巩固欧洲封建秩序和恢复法国君主制度,其险恶用心还在于利用当前的国际条件，联合欧洲君主国家力量，孤立和打击法国，削弱法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从而扩张俄国在欧洲的霸权。在1793年4月举行的一次反法同盟会议上，俄国代表声称，要使法国“成为一个对任何人不再构成⑤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页，⑥（苏）安•米•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卷，第153页
威胁的二等国家，这样就会扑灭有可能燃遍整个欧洲的民主的火焰3”⑦从1798年起,俄军参加反法国同盟对法作战,经过16年反复的军事斗争，终于战胜了拿破仑执政的法国。181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统领哥萨克骑兵进人巴黎，俄国作为反法战争的一支主要力量,爬上了欧洲大陆霸主地位。接着，它又乘势前进，与欧洲君主国家建立神圣同盟担任了维护旧秩序的国际宪兵“角色”，成为欧洲反动君主势力的支柱。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被这个东方巨人的气势所压倒,诚如马克思所说，俄国已经成为“使19世纪欧洲害怕的北方幽灵”⑧。俄国的霸权是与它当时的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实力相一致的。它的工业资本主义已有了一定发展，据统计，1762年俄国手工工场数为984个，到1796年增加为3161个，即增长两倍多。⑨生铁产量也由1760年的6万吨，增长为1800年的16万吨，超过了英国，居世界首位。⑩外贸商品出口总值也从60年代的1200万卢布,增加到90年代的6770万卢布，■并不弱于大陆诸国，某些部门的生产还处于领先地位。它还有较诸大陆其它国家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厚实的农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军事机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相当强大的。当时军事力量方面，俄国陆军从1762年的33万人增加到1796年的50万人;海军继续充实波罗的海舰队，使之拥有战列舰近90艘，三桅巡航舰约40艘;此外又建立了黑海舰队,使之拥有战列舰10余艘,三桅巡航舰约50艘。■从维也纳会议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百年间，俄国的对外政策是继续向欧洲和亚洲地区扩张霸权。而它的重点方向则侧重于南方，可以说基本上是南下政策.在欧洲，俄国以霸主地位和国际宪兵的资格，打着正统主义桿卫者的旗号，蛮横地干涉欧洲各国内部事务，疯狂镇压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维护反动保守力量的统治。同时争夺欧洲侧翼土耳其，伸向巴尔干和地中海，与英国争霸欧洲与海洋，这是俄国南下的第一条路线。俄国南下的第二条路线是向外高加索地区扩张,兼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地区，锋芒直指波斯（今伊朗）。⑦格丨1伊:《法国革命和拿破仑》1933年纽约版，第255页⑧马克思:《18世纪外交内幕》第5章，第65页,，⑨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中文版第1卷，第485页、第447页。⑩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苏联史纲》1956年莫斯科版，第101页■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中文版第丨卷，第485页、第447页。■吴春秋:《俄国军事史略1547-1917》，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
南下的第三条路线是侵人中央亚细亚地区，吞并该地区的一系列汗国，造成对阿富汗和印度的直接威胁至于第四条路线则是向远东扩张’沿黑龙江流域侵占中国领土,打通太平洋的出海口。同时窥伺中国的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以及图谋朝鲜，总之，俄国19世纪的对外政策是彼得一世的霸权主义政策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发展，其扩张野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库罗帕特金日记中所说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个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人俄国。还想把西藏并人本国，要夺取波斯;不仅要占领博斯普鲁斯,还要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野心勃勃地妄图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庞大的斯拉夫帝国这个帝国包括:在亚洲夺取阿尔明尼亚、土耳其、阿富汗和波斯，以中亚为基地，直逼印度,瓜分中国;在欧洲夺取东普鲁士、加里西亚等地区，控制黑海和整个巴尔干,使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湖。但是19世纪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在国家实力方面,除了英法等欧洲大国继续发展之外，更有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崛起，俄国与这些国家相比,显然相形见绌。其次由于俄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簕气十足，同列强发生了尖锐矛盾，昔日的盟友反目成仇，俄国到处树敌，日益孤立,上一世纪曾使俄国登上霸主地位的有利条件,现在正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当然，如果从人口和领土来看，俄国确是雄视欧洲的超级大国，这个横跨两大洲的帝国拥有超欧洲一倍的领土，它的人口在1800年为3550万人，至1900年增长为13290万人，相当于英国（3700万人）法国（3845万人）和德国（5636万人）人口的总和,■但是单纯的人口数字并不说明强大，重要的是，19世纪以后俄国的实力呈衰落的趋势，虽然它的经济仍在增长，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领土和人口增加的结果。其国民生产总值与欧洲列强相比,差距甚大。欧洲列强的国民生产总值（1830-1890)单位:亿美兀(以I960年美元和物价的l|í场价格标准计算)183018401850I860187018801890俄国105112127144229232211法国85103118133168173197英国82104125160196235294德意志7283103127166199264奥地利72839199113122153意大利55596674828794■《库罗帕特金U记1903年2月16日》，红档杂忐，1922年第2卷,第31贞■B.R.Milrhell(Ed.)，EuropeanHistoricalStatistics/750-1970.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8.
(美）保罗•肯尼迪：《大_的兴衰》（I^ii1Kennedy,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From1500to2000，NewYork,1984,P208.)至1850年为止，俄国以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些有利因素，国民生产总值占居欧洲首位。可是I860年即被英国超过，1890年又被德国超过，甚至法国也已接近于它了。如果按人均产值计算，俄国的落后就更明显了。欧洲列强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1830-1890)单位:美元183018401850I860187018801890英国346394458558628680785意大利265270277301312311311法国264302333365437464515德怠志245267308354426443537奥地利250266253288305315361俄国170170175178250224182(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PaulKennedy,TheRiseandFoiloftheGreatPowers：From1500lu2000.NewYm.k,1984,P209.)事实表明,俄国的人均产值在1830年便居列强之末，且差距愈来愈拉大。例如，1830年是英国人的一半，到1890年则只占英国人的1/4了。与其它列强相比也是如此。同样，俄国的生铁产量，从1830年的18.7万吨，增长到1870年的35.9万吨，即产量翻了一番。但英国在同时期内，产量从68.8万吨增长到605.9万吨，增长近K)倍，德国从11万吨增至126.1万吨，增长11倍，法国从26.6万吨增至117.8万吨，增长5倍。1890年英国生铁年产量803.1万吨，德国为410万吨。法国为196.2万吨，而俄国仅有92.8万吨:无论增长速度或绝对产量方面，俄国均大大落后于欧洲列强。■俄国钢的产量，1875年为1.3万吨，至1890年增长为37.8万吨，英国从71.9万吨，增长至331.2万吨。德国从31.8万吨增至213.5万吨，法国从23.9万吨增长至68.3万吨，意大利从0.3万吨增至10.8万吨。奥地利从8.9万吨增至51.6万吨。俄国钢产量除略高于意大利,而远远落在其它列强后面。■俄国修建的铁路从丨840年的20英里,增至1880年的11000英里，增长55倍，但同一时间内，英国从1480英里增至15560英里。德国从34英里增至⑩B.R.Milchell(Ed.)，EuropeanHistoricalStatistics1750-1970.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8.⑯B.H.Milchell:前引书
20200英里。法国从26英里增至14660英里,:，均大大超过了俄国。■1870年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为4%，至1900年上升为5%，在欧洲列强中略高于意大利（分别为2%和3%)。而与英国（分别为32%和20%)，德国（分别为13%和17%)和法国（分别为10%和7%)相比，差距较大。■经济实力如此，军事实力又如何呢？俄国奉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必然加强军备竞赛,建立强大的军事威力。19世纪初俄国进行了军事改革,成立了军事部，又称陆军部。并采用较为完善的七膛线枪装备部队。■1871年陆军兵员为76.16万人，到1904年增至109.4万人。1912年又增至138.5万人。此外，受过军事训练的后备军达565万人。■与此同时,俄国在1802年设立海军部。到1853年锡诺普海战以后，俄国帆船舰队被装甲舰队取代。随着装甲舰的质量和设备的不断改善，以及鱼雷武器的使用，大大增强了舰队的战斗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海军拥有各种军舰共306艘，在欧洲列强中居第4位。其它国家海军舰队的情况是:英国688艘，德国319艘,法国315般，■事实上俄国海军数量与德法二国相差无几。表面看来，俄国的军事力量可与其它大国并驾齐驱。但它存在不少弱点。第一，巨额军费开支造成本国财政不堪负担，依赖外国贷款维持，又导致债台高筑。第二,经济力量薄弱,科学技术落后,武器质量差，装备不齐全，士兵往往几个人合用一支枪。第三，交通不便，军队调动迟缓，给养困难。第四，军事机构的贵族体制，指挥官的昏庸腐朽，士兵缺乏训练，纪律焕散。因此，俄国虽然拥有庞大的军事机器,实际战斗力甚差，海军无法与英国相比，陆军也不如德国。恩格斯曾经指出：“的确,俄罗斯帝国拥有1亿多人口，比德意志帝国多一倍以上,但是在军事进攻力量方面，它远不能同德意志帝国相比，即使是大致地相比总之，俄国空有对外扩张计划宏大，但实力虚弱,这就为它的对外政策蒙上了阴影。■W.Woodruff,Impactofwesternman：AstudyofEurope'sroleintheworldeconomy,1750-1960.Macmillan,1966.■W.W.Rostow,TheworldEconomy：HistoryandProspect.Macmillan,1978.⑲军事科学院编译:《简明军事百科辞典》，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225页■罗斯图诺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译本，第89页。■《第一次世界大战》（文献和资料）1%1年柏林版，第61页■恩格斯:《欧洲能否裁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52页.
19世纪俄国的外交，在侵略落后民族和国家方面，是胜利者，但在大国霸权角逐中则是失败者。虽然在东方领土扩张方面仍有新的进展，但是总的趋势是从鼎盛走向衰落，在对外政策方面遭到了一系列重大挫折和失败。首先是俄国在欧洲所倡导的正统主义的破产与神圣同盟的瓦解。自从打败拿破仑的那一天起，反法同盟的蜜月即告结束，俄国以暴易暴,取代法国称霸大陆，带来了新的矛盾。俄英矛盾尤其突出，英国作为新兴的工业强国，长期与俄国结盟反对法国，其目的在于击垮与其抗衡的大国，以保持欧洲的均势，因此，自然不能容忍再现俄国主宰欧洲的局面。矛盾首先在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上爆发，在维也纳会议上，亚历山大一世提出成立波兰王国，代f拿破仑时代的华沙大公国，由沙皇兼任波兰国王。普鲁士失了部分波兰领士的统治权，但可取得萨克森作为补偿。英奥激烈反对俄国并吞全部波兰领土,打破欧洲的均势，梅特涅也担心普鲁士兼开萨克森后过于强大，构成对奥国的威胁。战败的法国也站在英奥一边。1815年1月3日，三国签订了一个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协议，共同对付俄普联合阵线。德意志联邦中的一些小邦如汉诺威、巴伐利亚、符腾堡和黑森也加人英奥法联盟。双方在和会上激烈争吵，势成水火。亚历山大一世为了避免破裂，只得接受折衷方案,于1815年2月11日达成协议。关于波兰问题，普鲁士占有但泽（今革但斯克）和波森（今波兹南），奥地利占有加里西亚，其余四分之三领土建立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王国，克拉科夫成为自由邦，由俄普奥三国共管。关于萨克森问题，允许萨克森王国保留五分之三的领土,其余五分之二领土割让给普鲁士。此外，普鲁士还得到瑞典的波美拉尼亚，莱茵河左岸地和威斯特伐利亚作为补偿。这样反法盟国之间的裂缝才得以暂时愈合。在神圣同盟问题上，英俄两国也暴露了矛盾。1815年9月26日，俄奥普三个封建君主国共同发表宣言，表示维护封建专制和基督教教义，反对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组成神圣同盟。英国虽然乐于保持一个封建的欧洲，以便扩大其欧洲大陆市场，但拒绝正式加人同盟。英国外相卡瑟尔卡甚至说，神圣同盟的宣言是“神秘主义和胡言乱语”的大杂烩。■其后英国另组英俄普奥四国同盟以示区别,并把法国拉入成为五国同盟，共同操纵欧洲政局。在这个同盟中,英国极力反对俄国扩大欧陆霸权。1820年10月20日，特洛包会议讨论使用武力镇压欧洲革命时,英国拒绝签字。1821年7月21日，莱巴赫会议决定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时，英国也表示不同意。1822年10月中旬举行的维罗纳会⑳（美）巴巴拉•查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中文版，第35页
议上,英国为了维护它在拉丁美洲的特殊利益，又反对俄国打着神圣同盟旗号，借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独立运动侵人拉丁美洲。英国代表威灵顿公爵甚至示威性地中途退出会场。■英国外相坎宁声称，维也纳会议只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而非保持政权不变，列强无权干涉他国内政，否则英国有权阻止干涉。这样英国逐步与俄奥普拉开了距离，而与法国亲近，以抑制俄国的簕权主义外交,实际上形成俄奥普与英法相对峙的格局。1830年,英俄两国又在如何对法国七口革命问题上发生对抗俄国维护正统主义原则，反对这场革命,尼古拉一世认为路易•菲力普只不过是“由革命篡夺王位”的“街垒国王”，声称我无论何时也不能承认法国所发生的事”。可是英国明确地承认了七月王朝，俄闺的伙伴奥普两国也从本国实际利益出发，相继与七月王朝保持正常关系，使尼古拉一世陷于外交孤立,最后只得承认了路易•菲力普。继七月革命之后，比利时也于1830年8月25口发生反抗荷兰的起义，并在英法两国支持下获得了独立。同一期间，波兰、德意志和意大利也先后发生革命,沉重地打击了神圣同盟所建立的封建政治体系，梅特涅甚至惊呼欧洲末日来临了及至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的荡涤之下,最后把正统主义和神圣同盟摧垮了。这是俄国在欧洲奉行霸权外交的一个严重挫折其次,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和近东政策的失败。近东问题是19世纪欧洲外交的焦点之一。1825年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登基不久，就宣布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速建立近东的统治权。他甚至把君士坦丁堡改称为“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但在这里,俄国碰到了强大的对手—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对抗。19世纪上半叶，英国在东方建立了以印度为中心的殖民体系，东地中海是通向印度的必经之路，因此英国力图把土耳其变成自己控制下的半殖民地,法国谋夺埃及，奥地利要求控制多瑙河航道和巴尔干半岛的西北部英法两国还觊觎黑海海峡的控制权。这样英、法、奥在近东地区结成了一个既彼此角逐，又都支持土耳其反对俄国的三国集团，1828-1829年间，俄国出兵侵入土耳其，军锋直迫君士坦丁堡，迫使土耳其签订《亚得里亚堡和约》，取得达达尼尔海峡航行权：1833年，俄国乂利用士耳其与属国埃及战争的机会，出动舰队直驶君士坦丁堡城下，企图独占土耳其和海峡，引起英法奥三国强烈干涉,形成尖锐的“东方危机”在列强的丨玉力下,俄国被迫撤兵，但又迫土耳其订立《温加尔—伊斯克列西条约》“把土耳其置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II页。■《梅特涅回忆录》（MelleenichMemoirs)第5卷,第23页■《Kí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0贞，
俄国的实际保护之下”■，并规定俄国单独享有军舰通航海峡之特权。欧洲舆论哗然。英法出动舰队驶向近东海面游弋示威,抗议俄国控制海峡。1840年7月和1841年7月，英国通过两次伦敦会议作出决议，规定土耳其由国际共管,禁止所有国家的军舰通航海峡，这无异是对俄国近东外交的当头一棒。尼古拉一世为了化解伦敦协定,作了多次外交努力。1844年他访问伦敦，-•再劝说英国与俄国携手合作,共同瓜分土其耳,可是英国依然认为土耳其没有危机，拒绝参与瓜分阴谋。50年代初，俄国认为形势对它的近东扩张政策有利，因为在1848年革命中，俄国再次充当国际宪兵，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因受到恩惠，拜倒在沙皇脚下，而经历了革命动乱的法国尚未恢复元气，这些国家不足以构成对俄国的威胁，只有英国是不容忽视的强大对手。1853年1-2月间，尼古拉一世四次接见英国大使乔•汉•西摩，提出共同瓜分土耳其的方案：允诺将埃及和克里特岛归属英国，俄国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控制多瑙河两公国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独立等等。俄国要求两国达成君子协定,英使奉命婉拒瓜分方案。沙皇无计可施，又对奥地利和法国的态度作了错误估计，以为他们不会同英国一起反对俄国。没有同盟者，英国就不会干涉俄国的扩张行动。该年5月，俄国捍然出兵侵人土耳其属地，挑起俄土战争。次年3月，英法相继对俄宣战,于是展开了一场英国、法国、土耳其和萨丁王国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号称中立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在战争中倒向英法一边，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碟，迫使俄国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由奥军接管。俄国外交上四面楚歌,军事上又接连失败。1855年8月，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沦陷后，俄国罢兵求和。随后于1856年3月签订巴黎和约。规定列强共同保证土耳其的独立与完整，黑海中立化，禁止各国军舰通航海峡，俄国的近东政策遭到严重挫折。克里米亚战争是欧洲外交的重要转折点。战争表明俄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远远落在西方大国后面，从此失去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国际宪兵的资格，也丧失了在欧洲大陆和近东的支配地位。而英法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则大为加强。1856-1870年间，拥有强大陆军的法国重新崛起，在欧洲事务中起了支配作用。巴黎也成了欧洲外交舞台的中心。战争的惨败暴露了俄国农奴制度的腐朽,激化了国内矛盾。农奴制度危机的加深，导致了1861年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被迫把注意力转向亚洲，但它并没有放弃近东，而是时刻伺机卷土重来。60-70年代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战争,使欧洲两个大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实力大为削弱，俄国乘机开展外交活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俄国支持普鲁士对法国作战,单方面宣布1856年巴黎和约关于限制俄⑰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4页
国在黑海行动自由的条款作废。英国曾抗议俄国违反巴黎和约,但没有得到其他国家支持。1873年俄国又拉拢德奥二国，组成三皇同盟反对英国和法国，为重返近东进一步作好了外交准备。1877年俄国发动新的俄土战争,打败了土耳其,强迫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夺得了土耳其的大片属地，再次控制两海峡,恢复了近东的霸权。这个条约使欧洲感到震惊，几个大国重新联合起来对付俄国,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由于英国和奥国的坚决反对，法国和德国的附和，俄国外交孤立，被迫作出重大让步，根据《柏林条约》，俄国放弃了所获得的大部分侵略果实，控制两海峡的企图又成泡影。与此同时，奥国却取得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二州的统治权，德奥势力日益渗入近东。俄国除了与英国矛盾之外’又与德奥关系迅速恶化,随着三皇同盟的瓦解，它在欧洲和近东的外交更加困难重重。俄国外交的另一挫折是与英日争夺中亚和远东的失败。俄国的欧洲和近东政策既受到英法奥德诸强的联合阻击,难以有所作为,但它的亚洲政策却进展迅猛。1826-1828年发动新的俄伊战争，再次打败伊朗，迫使伊朗签订了库曼彻条约，除了确认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归属俄国外，又割让亚美尼亚。俄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和贸易特权。1879年俄国派出哥萨克骑兵团（后扩充为骑兵旅），控制伊朗王室,操纵北部政局,并计划修筑铁路由北部通往波斯湾。俄国的野心引起英国的猜忌。英国势力也迅速渗人伊朗，控制南部地区,与俄国成对峙之势。俄国还在中亚地区顺利推进，兼并了一系列汗国:浩罕（1865年）、布哈拉（1868年）和希瓦（1873年），于1885年抵达阿富汗边境城市平狄绿洲，意欲攻取赫拉特。可是英国早已捷足先登，于1879年由印度出兵征服了阿富汗。俄军才不得不在阿富汗边境停止前进。俄国又沿黑龙江南下,侵人远东。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内部有太平天国起义，外部有英法联军入侵，内忧外患，穷于应付。俄国乘人之危，使用外交讹诈手段，诱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I860年），以及西北界约记（1864年），占领了中国的黑龙江以北，岛苏里江以东和新疆部分地区，总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71年俄军强占伊犁地区达10年之久，1900年八国联军期间，又出兵占领东北,并时刻觊觎着我国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还对邻近的朝鲜虎视眈眈。直到1900年为止，俄国向东方扩张所向彼靡，殖民地领土不断扩大,从19世纪初至70年代，俄国的亚洲殖民地增至1701万平方公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又增至1740万平方公里。俄国亚洲政策之得逞，并非国力回升，使其重振霸主声威。而主要是东方国家比俄国更落后，无力抗御其人侵。然而随着俄国的南下日益接近英国以印度为中心的殖民势力圈，英俄在亚洲的利害冲突
也发生了。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伊朗、阿富汗和我国的西藏，在这些地区长期处于外交对峙局面。1885年阿富汗边境危机事件中，英国曾向俄国发出战争警报,准备派遗军舰通过海峡，占领俄国黑海沿岸地区，可是由于土耳其宣布海峡关闭，使英国舰队无法进入黑海，双方才没有以兵戎相见。1887年8月，两国签署了俄阿边界议定书,规定以俄国势力所达到的地方为俄阿边界I20世纪初又发生了日本与俄国争夺东北和朝鲜的矛盾。在中FI甲午战争期间，俄德法三国勾结起来，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以后这个地区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对此长期怀恨在心。英国抓住时机联合日本对抗俄国。1902年英Ü同盟缔结，日本得到英国外交支持，决心在东北地区卷土重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军陆海交战败绩，在美国调停下签订扑茨茅斯和约。H本从俄国手里夺取了梦寐以求的辽东半岛为势力范围，包括旅顺、大连，以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租让权，又占领了库页岛南部和朝鲜半岛，从此建立了东亚的霸权。这次战争给予俄国的打击是空前严重的.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俄国与欧洲主要强国交战虽然失败，大国体面犹存，为今被新兴的亚洲岛国日本所击败，使它的大国形象黯然失色，在国内立刻诱发了一场革命。从此以后,俄国在亚洲采取收缩力量，缓和矛盾的外交战略，分别与英日两国缔结协定，调整关系，特别是1907年8月10日英俄协定的缔结,化解了两国在亚洲长期的争端。俄国外交最后的一次挫折是角逐欧洲霸权和世界大战的惨败I.日俄战争后，俄国外交的重点又转向欧洲’意欲控制海峡，扩大对巴尔干地区的影响。但在这里，遭到法奥有力的对抗。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期间，俄奥两国外交大臣曾在布赫劳会谈，双方达成协议，俄国赞同奥国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二省，奥国支持俄国舰队通过海峡。可是结果是奥国根据协议兼并了二省，俄国却因没有英法支持，未能取得军舰通航海峡的权利，俄国意识到堕入了奥国的外交圈套,于是来了180度大转弯，极力支持塞尔维亚掀起反奥运动，但很快并在德奥同盟的坚固壁垒面前撞得头破血流。1909年3月22日，德国向俄国发出强硬照会，要求俄国同意奥国兼并波黑二省，奥国又宣布军队处于紧急状态。在德奥的战争恐吓下,俄国退却了，当天尼古拉二世致电告德皇,表示接受德国的要求，同时劝告塞尔维亚停止反奥运动，俄国这次屈辱的妥协被称为“外交上的对马海峡事件'此后,俄国在外交上更加紧密地同英法勾结,着手大规模重整军备，1909年10月又与意大利在都灵附近秘密缔结“拉匡尼基协定”，协调巴尔干的主场，意大利保证“善良地对待俄国在海峡问题上的利益”，俄国则支持意大利侵占的黎波里。与此同时，俄国加强了巴尔干的外交行动，1912年建立了巴尔干同盟，俄国充当同盟的“仲裁者”，操纵运动的发展。同年10月和次年6月，先后爆发两次巴尔干战争，结果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摆脱了土耳其
的统治。但获得独立后不久，这些国家便为领土划分问题互相厮杀，导致分裂为两个对立阵营,一方面是俄国控制下的巴尔干同盟，另一方面是投入德奥怀抱的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俄奥争夺巴尔干的斗争愈演愈烈，两国背后又分别有两大军事集团撑腰。俄奥争夺引起的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局势日趋恶化。1914年6月，新的国际危机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德奥两国政府秘密策划进攻塞尔维亚,俄法两国也相互勾结，积极备战。7月20日法国总理彭加勒和总理维维安尼访问圣彼得堡，与尼古拉二世举行首脑会谈。沙皇表示,在过去的国际危机中，曾经三次妥协（S卩1909J912和1913年的巴尔干危机）现在铁了心不做任何退缩了，两国决定在战争爆发后，一定履行盟国义务。英国也表示坚决支持俄法集团，这样俄国终于卷人世界大战的漩窝。俄国参战的目的是重振霸权，建立一个庞大的斯拉夫帝国。参战后不久便重提瓜分土耳其的建议，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英法改变了传统的海峡政策，1915年3月1日三国通过互换备忘录方式达成秘密协议，规定把君士坦丁堡，黑海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划归俄国，基本上满足了俄国19世纪以来的欲望。其后在1910年和1917年间，俄法英意四国又不断进行分赃谈判，就具体分割土耳其属地问题达成秘密协议。不过衰弱的俄国未能打赢战争，享受瓜分土耳其的赃物。它在战争中连吃败仗，损失惨重。1914年，它的两个集团军在东普鲁士战役中被德军全歼，1915年在德军果尔利策突破后全线崩溃，7个军被消灭殆尽，丧失了波兰、立陶宛、西库尔兰和乌克兰西北部大片领土，1914-1916年间兵力损失达300万,到了战争的第三年头，国内革命危机加深，爆发了1917年2月革命，随着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垮台，宣告了俄罗斯帝国霸权外交的彻底破产。
論印光任的“詠澳詩”及其藝術特徵趙海霞*《澳門記略》是一本全面介紹澳門地理、歷史、政制、法律、經濟、民俗及中外交往等諸方面的專門性著作，由曾任澳門同知的印光任、張汝霖於淸朝乾隆年間合作完成、全書包含三篇，《形勢篇》主要記述澳門的地理形勢、山海勝跡和氣候潮汐;《官守篇》記述澳門的歷史沿革及明淸兩朝中國政府設官管理澳門的情況;《澳蕃篇》記述貿易往來及外蕃體貌服飾、起居習俗、語言文字等。《澳門記略》是中國古文獻中僅有的一部介紹澳門的專著，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値，也是當今硏究澳門歷史不可缺少的參考典籍。《澳門記略》的作者印光任和張汝霖都是出色的詩人，出於對詩歌的擅長和喜愛，在著寫《澳門記略》的同時，他們在書中收錄了前人和二人自身的多篇相關詩作。“《澳門記略》編纂者印光任、張汝霖，二人皆曾擔任澳門同知（澳門海防軍民同知），政治家兼詩人。其餘作者，乃宦遊至澳門或短暫流寓澳門詩人，與澳門亦有一定牽連。面臨世界的變化，得以反映。政治家的實跡與詩人的印證。”①這些詩歌涉及到澳門的自然景色、風俗民俗,還有小部分抒懷詠志之作，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値。本文着重探討書中所載作者印光任的“詠澳詩”及其藝術特色。一、《澳門記略》所載之印光任“詠澳詩”《澳門記略》②共刊載印光任詩li首，依次為《蓮峰夕照詩》、《南環浴曰詩》、《濠鏡夜月詩》、《濠鏡新秋晚眺詩》、《靑洲煙雨詩》、《雞頸風帆詩》、《橫琴秋霽詩》、《雕樓春曉詩》、《望洋燈火詩》、《三巴曉鐘詩》和《蘭寺濤光詩》，其中《形勢篇》收錄7首，《澳蕃篇》收錄4首，《官守篇》中沒有收錄。《澳門記略》開篇點出澳門地名的由來，“濠鏡澳之名，著於《明史》。其曰*趙海霞: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敎授①施議對:《〈澳門記略>及其所載詩文硏究》,《國學學刊》2014年第4期②(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廣州:廣東高等敎育出版社,1988年
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或曰澳有南台、北台，兩山相對如門云。接下來詳述澳門的地理位置，出關閘有蓮花山，山下有天妃廟，附印光任《蓮峰夕照詩》:蓮峰夕照詩蓮峰來夕照，光散落霞紅。樓閣歸金界，煙林入錦叢文章天自富，烘染晚尤工只恐將軍畫，難分造化工。④這首詩描述了蓮花山夕陽下的景色，漫天的彩霞把樓閣照成金色的世界，漫山的草木也被照耀得錦色斑斕,大自然渲染的美麗，連名畫家都難以描繪蓮花山北坡有馬蛟石，稍南有望廈村，過村子曲折向西南有一座山，東西五六里曲折環繞成南北兩個海灣,叫南環,兩個海灣圓如明鏡，所以又叫做濠鏡3附有印光任《南環浴日詩》、《濠鏡夜月詩》和《濠鏡新秋晚眺詩》。南環浴曰詩海岸如環抱，新潮浴渴烏鎔金看躍冶，丹藥走洪爐舟泛桃花浪，龍盤赤水珠蠻煙頓清廓，萬象盡昭蘇5濠鏡夜月詩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島深驚雪積,珠湧吒龍旋傑閣都凌漢，低星欲蕩船.織塵飛不到，誰是廣寒仙，“濠鏡新秋晚眺詩玲瓏孤島插青蓮，掌上金莖玉露天3傑閣凌波人在鏡，高帆落檻屋疑船飛殘疏柳誰家燕，叫冷斜陽幾樹蟬。好景關情動秋思，故山如畫白雲邊。⑦《南環浴日詩》描述了南環大海日出時的美麗景色，太陽冉冉升起，紅曰如同金球般在海水上躍動，又像方士們煉丹時丹藥在洪爐中翻滾。朝霞映着海水，海面上的舟船猶如在豔如桃花的紅浪中飄蕩，海面更似有蛟龍盤珠，一切散發着勃勃生機、《濠鏡夜月詩》寫晚上月掛長空，濠鏡像是打開了一面明亮的鏡子，月光照耀天空和海水,海天瑩澈海浪似翻滾起堆堆積雪，高樓聳立,星星低得好像與船一起隨着海水搖盪《濠鏡新秋晚眺詩》描繪濠鏡秋天景色，高樓的影子映在海灣，如同在一面大鏡之中，看到高大的船舶降下風帆想到自己的住處也像海中的大船，燕子要飛走了，蟬鳴也將不在，這撩人的秋思,勾動了作者:i(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舂晨點校:《澳門記略》，第1頁④（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第2頁⑤同上。⑥同上。⑦（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第4-5頁,
思鄕的情愫。其後在記載靑洲山的段落中，附印光任《靑洲煙雨詩》，在記載“舵尾”、“雞頸”、“橫琴”、“九澳”這四山的段落，附《雞頸風帆詩》和《橫琴秋霽詩》。青洲煙雨詩海天多氣象，煙雨得青洲。翁郁冬疑夏，蒼涼春亦秋。鐘聲沉斷岸，帆影亂浮鷗…景比瀟湘勝，何人遠倚樓。⑧雞頸風帆詩浩森帆檣出，銀濤擁一痕。排雲鹏鼓翅，掛日海分門。四宇空無著，千山勢欲奔。飛騰何迅疾，疑是發昆侖。⑨橫琴秋霽詩憑高秋極目，孤嶼一琴橫。有曲仙應譜，無弦籟自鳴.煙開萬頃碧，木落九霄清。冷冷潇湘意，平沙雁數聲。⑩澳門處於海天之間，風景秀麗，煙雨之中更見氣象。樹木蔥茂，冬天也如同夏天，煙雨濛濛帶着涼意，春天又如同秋天。鐘聲到達岸上沉到海底，參差不齊的帆影中鷗鳥穿梭，這景色比瀟湘還要更勝一籌。《雞頸風帆詩》寫了船舶揚帆行駛出十字門的情景，如同大鵬展翅，飛向高空,海天空曠，船舶疾駛，千山影動。《橫琴秋霽詩》描續了橫琴秋日雨後美景，雨後初晴，極目長天，一山橫臥似琴，好似有仙人譜曲，天籟自鳴，雲煙俱淨，萬里一碧如洗，樹木葉落蕭蕭，九霄淸明，空氣淸冷，雁過數聲。《澳蕃篇》載印光任詩4首，是為《雕樓春曉詩》、《望洋燈火詩》、《三巴曉鐘詩》和《蘭寺濤光詩》。雕樓春曉詩何處春偏好，雕樓曉最佳。窗晴海日上，樹暖島雲披。有户皆金碧，無花自陸離。坡仙應未見，海市道神奇。■望洋燈火詩望洋臨絕頂，千樹燭繽纷。照海光搖電，烘天焰结雲，鵲橋疑入曉，銀漢逼斜曛,，萬里歸帆近，燈花豔紫氛。■三巴曉鐘詩疏鐘來遠寺，籟静一聲間。帶月清沉海，和雲冷度山。五更昏曉際，萬⑧(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第8頁⑨（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第12頁⑩（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第13頁■（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第60頁■（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第62頁,
象有無間。試向蕃僧問，曾能識此關。⑩蘭寺濤光詩僧言臨海岸，縱目極蒼茫。爽辟煙雲界,飛騰日月光。晴空如蜃伏，浩蕩覺天長。風外鐘聲杳，泠泠萬頃霜。■雕樓指澳門的洋樓，《澳門記略》記載，這種洋樓多為三層，有方形、圓形、三角形、六角或者八角形，也有仿花果形狀的，螺旋形的樓頂，非常巧麗。雕樓春天早上的景色最為迷人，窗外天氣晴朗,樹暖生煙，一家家房屋金碧輝煌’光彩奪目，如果蘇東坡見了也會忍不住稱道它們的神奇。澳門東望洋、西望洋對峙，«望洋燈火詩》寫了作者登上望洋山頂，眺望海上燈光，如電光搖動，炫目的光焰結成朵朵的紅雲,天空被照亮,如同淸晨和傍晚，前往西洋貿易的船隻在這個季節都返航了，萬里歸帆,燦若繁星。澳門寺首推三巴，在澳門東北,依山而建，寺中有定時台，定時台有一巨鐘按時發響。作者五更時分，聽到三巴寺的鐘聲,萬籟俱靜，鐘聲在天地間那麼響亮，又那麼悠閒。鐘聲伴着月光沉入海底，又隨着流雲，傳到遙遠的山外，讓人好似領悟到了禪機。澳門廟有大廟、風信廟、望人廟以及東邊一角有噶斯蘭廟等。《蘭寺濤光詩》則取景在噶斯蘭廟，在廟中眺望濠鏡，目極蒼茫。煙雲俱開，日月光飛，一片澄明晴朗。海水浩蕩，更覺得天地寬廣，海風吹送鐘聲，淸冷的海面潔白如萬里秋霜。二、印光任“詠澳詩”的藝術特徵1-溫厚和平，沫得唐人二昧印光任的“詠澳詩”在詩歌風格上總體呈現溫厚和平的特徵。《澳門記略》附錄《香山縣誌》中記載“印光任，江南寶山人，由保舉孝廉奉命來粵，所至有政績。……生平無書不讀,制義揣摩深邃，刊刻流傳，海内奉為拱璧。古今體詩溫厚和平,深得唐人三昧。”■《禮記•經解》云: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敎也。漢代儒學分析，由於《詩經》的“怒而不怨、哀而不傷”，“發乎情，止乎禮義”。所以“溫柔敦厚”後來引申為詩歌創作的一個原則，論詩者對這個原則也多有評述，後人選詩時也將此作為一條重要標準。如謝榛《四溟詩話》卷二說:“趙章泉、韓澗泉所選《唐人絕句》，惟取中正溫厚，閒雅平易。若夫雄渾悲壯,奇特沉鬱，皆不之取。”■《唐人絕句》中劉禹錫選詩最多，入選作品不論是■(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第63頁。■同上。■（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第135頁。■謝榛著,宛平點校:《四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41頁。
嗟歎宦海沉浮、感慨今古興亡，還是抒發離別相思之情，都含蓄委婉，平和中正。署名為楊載的《詩法家數》論詩法則謂:“五言古詩，或興起，或比起，或賦起，須要寓意深遠,託辭溫厚，反復優遊，雍容不迫。……寫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寫感慨之微意,悲歡含蓄而不傷，美剌婉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之遺意方是。”■虞集曾反覆強調辭氣閒雅、和平淵靜的詩風,他在《李仲淵詩稿序》中，將“盛世之音”的總體風貌概括為“辭平和而意深長”。淸代陳子龍論詩也強調詩歌的溫厚平和，他同虞集類似,把詩風的溫厚平和與亢厲激昂看成是盛世與衰世的象徵，他曾在《皇明詩選序》中說:盛世的詩歌,君子忠愛以事上，敦厚以取友，所以是溫柔的音作。如果在衰世,則多亢厲激昂的作品，他論“詞”、“樂”、“音”都強調“和平”、“哀而不傷”的要求。印光任的十一首“詠澳詩”，總體呈現溫柔和平的詩風。寫春沒有惜春之愁,寫秋沒有悲秋之思，寫月不涉興亡，寫雨不浸感傷,寫外蕃也不針砭時弊。詩歌大多採用排偶形式,不亂雜虛字，讀來可以體會到詩作潛氣内轉，章法高明，呈現一種雍容典雅、溫厚平和的詩風，這些都可從印光任的詩歌創作中得到體現。在十一首詩中，詩人沒有個人感傷悲鳴、亢厲激昂的作品，唯有在《濠鏡新秋晚眺詩》中，動了思鄕情緒，但表達得含蓄委婉、沖淡平和。印光任本是江南寶山（位於今上海市寶山區）人，1691年出生。淸雍正四年（1726)淸世宗下詔,命令省督撫舉薦孝廉方正之士，印光任應詔，被授予六品頂戴，經由吏部考察使用，薦為廣東地方官，然後歷任石城、廣寧、高要、東莞等地知縣。1743年朝廷決定在前山寨(位於今珠海市香洲區）設立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專門管理澳門事務，並調肇慶府同知印光任赴任，印光任即擔任澳門第一任同知，自三十六歲離開家鄕,到遠離故土的廣東任職’至擔任澳門同知，已經一去十七載，路途遙遠，政務繁忙，回鄕探親應實屬不易。當遠眺澳門新秋的美景，看到帆影點點，詩人少有地透露出思鄕之意。濠鏡新秋晚眺詩玲瓏孤島插青蓮，掌上金莖玉露天a傑閣凌波人在鏡，高帆落檻屋疑船。.飛殘疏柳誰家燕，叫冷斜陽幾樹蟬。好景關情動秋思，故山如畫白雲邊.：濠鏡也是澳門的稱呼，按《澳門記略》所說,澳門有南北二灣’“二灣規圓如鏡，故曰濠鏡。.”■首聯作者形容澳門小巧玲瓏地浮在海天之中，似伸向海中的靑蓮。《澳門記略》記載,前山和澳山對峙於海的南北，中間一個沙堤相連，長十里，寬■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731頁.■（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第2頁
五六丈，名蓮花莖,莖的盡頭有蓮花山，蓮花莖的名字由蓮花山而來。掌上金莖和玲瓏孤島對應，也代指澳門。金莖在詩中常指漢武帝所造的金銅仙人承露盤，高二十丈,大十圍，上有仙掌承露。班固的《西都賦》中有“執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杜甫《秋興八首》其五中有“蓬萊宫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李商隱詩中也有“不賜金莖露一杯％詩人首聯中金莖一方面代指澳門，和玲瓏孤島對應，同時也描繪出澳門景色的神奇。玉露天這裡指初秋，杜甫《秋興八首》其一中有“玉露凋傷楓樹林”的句子。頷聯寫高高的樓閣映在波濤之中，面對規圓的海灣，人也如同在鏡中，大船降下自己的風帆，而自己居住的樓閣，也像水中的大船。頸聯點明季節，在疏落的柳葉裡穿梭的是誰家的燕子，斜陽冷照還有幾樹鳴蟬？最後兩句，美好的景色總能撩動人的情思,故鄕的山水美如畫，恍如就在天邊。李白有詩句說“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白雲邊一方面指景色的遼闊，同時也將思鄕的情緒牽引到遠方,沒有思鄕之苦，反而呈現一種飄逸浪漫的風格。前面的用典稍顯凝重，頸聯中飛殘、疏柳、叫冷、斜陽、燕蟬意象又略流於淒涼，所以詩人尾聯“好景關情動秋思，故山如畫白雲邊”兩句,用明快、生動、自然和飄逸的感情色調來調和前面的淒暗,使全詩呈現溫厚和平的氣象。印光任詩中多處化用唐人詩文句子並運用和唐人有關的典故,如《南環浴曰詩》中有“丹藥走洪爐”句，唐杜甫《行次昭陵》中“蕩滌撫洪爐”;“舟泛桃花浪”句，杜甫《春水》詩有“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句。《靑洲煙雨詩》的頷聯有“蒼鬱冬疑夏，蒼涼春亦秋”句，柳宗元《游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詩中有句“海霧多蒼鬱”，皎然《集湯評事衡湖上望微雨》詩中有“蒼涼遠景中，雨色緣山有”的句子。《濠鏡新秋晚眺詩》中也化用杜甫《秋興八首》（其五）中“蓬萊宫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和《秋興八首》中“玉露凋傷楓樹林”的句子。《蓮峰夕照詩》中“只恐將軍畫，難分造化功”句，用了唐代李將軍的典故。另外，印光任詩歌的空間描寫恢弘曠遠，如《蓮峰夕照詩》中“樓閣歸金界，煙林入錦叢”，從天邊的晚霞到山間的煙林，視野極其開闊。《濠鏡夜月詩》中“月出濠開鏡，淸光一海天”，月光灑落天地之間，整個大海都似一面鏡子。《橫琴秋霽詩》中“煙開萬頃碧，木落九霄淸”，雲煙俱散，萬頃一片澄碧，落葉蕭蕭，九霄都覺淸爽。《三巴曉鐘詩》中“五更昏曉際，萬象有無間”，五更時分，一瞬間世間萬物都好似發生變化。《蘭寺濤光詩》中“爽辟煙雲界，飛騰日月光”，曰月的意象也十分宏大。印光任詩歌意象的渾厚開闊和空間描寫的曠遠恢弘，都具有唐詩的神韻。如王維“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及“野曠天低樹，江淸月近人”，空間描寫都非常開闊，涵蘊着大自然的生命美、節奏美。唐詩的空間描寫常常是以視野所及之處為基本點,然後輻射開去，將視野所及的“内空間”和視
力不可及的“外空間”聯通,或各有側重，但都使情思在無限的空間背景上展開，營造出空間的廣闊,，如王維的《漢江臨泛》：“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n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詩人泛舟漢江，視力所及有限,但詩人卻將廣袤的天地、無限的江山都收在紙上，描繪出極為雄渾壯闊的景象。再如杜甫的《春日憶李白》中的“渭北春天樹，江東曰暮雲”，渭北是詩人所住的長安一帶，江東是李白漫遊的江浙一帶，都是空間位置，“春天樹”和“日暮雲”詩各自所在地的空間景物,樹和大地相連,雲和遠天相屬，給人天長地迥的感覺。詩中經過“渭北”空間境界到“江東”，寫出了相隔千山萬水,也寫出了思念和情誼另外,唐詩的“泛空間”描寫也非常多，所謂“泛空間”，指的是“不從視野之内的具在空間景物出發，而是從廣泛的空間幅度落筆，直寫空間之大。”■唐詩“泛空間”描寫的重要手段就是前人所說的“大字面”，運用“大字面”大體有兩類:一類是用大數位。在唐詩中，經常以“千里”、“萬里”為空間描寫的字面，其頻率之高，遠遠超過前代詩歌。另一類是大物象，如“天地”、“乾坤”、“四海”等等。“這些廣泛的大字面，本身當然缺乏具象性,但它們與詩中的其它富於具象性的空間景物發生聯繫,有機配合，充分發揮它們的廣泛性，就能賦予本來是有限度的具象性空間景物以表現無限度擴大空間的功能I,”■印光任詩中“萬象盡昭蘇”、“海天多氣象”、“千山勢欲奔”、“煙開萬頃碧”、“千樹燭繽紛”、“萬里歸帆近”、“萬象有無間”、“泠泠萬頃霜”等，其中“大數字”、“大物象”也大大拓展了詩歌的空間境界，使詩中充滿宇宙生命的律動，強化詩歌恢弘曠遠的氣度。詩歌結尾處，印光任“詠澳詩”則多“辭盡意不盡”，顯得意味深長。如《三巴曉鐘》的結尾“試向蕃僧問，曾能識此關”，《濠鏡夜月詩》的結尾“纖塵飛不到，誰是廣寒仙”和《靑洲煙雨詩》的結尾“景比瀟湘勝,何人遠倚樓”，都以疑問的方式結尾,頗似李白《怨情》結尾“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及賈島《尋隱者不遇》的結尾“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蘭寺濤光詩》的結尾“風外鐘聲杳，泠泠萬頃霜”和《橫琴秋霽》的結尾“冷冷瀟湘意，平沙雁數聲”，又似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的結尾“野曠天低樹，江淸月近人”及李白的《夜泊牛渚懷古》結尾“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以淸絕空靈的景物來烘托客愁，情深之處,詩中又深含着一種淸新曠遠韻味和難以言傳的氛圍所以《香山縣誌》中說印光任的古今體詩，深得唐人三昧,此言不虛。2.語言雅麗精工、善於用典■李暉:《以恢弘深遠為美一論唐詩的空間描寫藓術》，《學習與探索》1993年第I期■同上.，
印光任的“詠澳詩”在語言上呈現的特點則是雅麗精工，主要表現在善於用典、對偶絕妙以及注重字詞的錘煉。用典是古典詩歌的基本表現手法之一，古時詩人讀書、學詩的同時注意收集歷代歷史、傳說、故事等增厚自己的學養，詩歌創作時,把典故用在詩中，擴大意味。如果整篇用典精當,就可以使得詩歌含蓄蘊藉,呈現出厚重典雅的風格。首先，印光任的“詠澳詩”中用典頗多，博洽精當的典故使詩歌語言整體上有典雅含蓄的風格。如《蓮峰夕照詩》結尾二句，“只恐將軍畫，難分造化功”，其中“將軍”句用了唐代李將軍的典故，李思訓是唐著名畫家，生長在富貴之家，擅長畫山水樹石，筆格道勁，又用金碧輝煌，後人畫的着色山水，都往往以他為宗。又因李思訓曾經官居左武衛大將軍，世稱李將軍。把這個典故用在詩歌結尾，強調即使李將軍都難以將大自然的造化描繪出來，更加突出蓮峰山夕陽美景的神奇，這個用典就非常恰當，擴大了意味，增強詩歌藝術表現力。《南環浴日詩》中首聯“海岸如環抱，新潮浴渴烏”，其中“浴渴烏”化用了古代神話中太陽中有三足神烏的典故。據《淮南子》記載，太陽中有三足烏,又叫陽鳥或金烏，是太陽精魂的化身。詩人這裡渴烏指太陽，生動地描繪出太陽在大海中的景象。《濠鏡夜月詩》中末句“誰是廣寒仙”，也是化用了古代神話中廣寒宫和月中仙子嫦娥的典故。《南環浴日詩》“龍盤赤水珠”句和《濠鏡夜月詩》中“珠湧吒龍旋”都用了神話中“驪龍”的典故。“驪龍”，是一種帶珠的黑龍，傳說黑龍頷下有明珠。《莊子》中記載，河東有一家貧，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父親說，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尸子》卷也曾記載:玉淵之中，驪龍蟠焉，頷下有珠。晉葛洪《抱樸子》說，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驪龍”在澳門的海水之中，給詩歌增添了神話色彩。《濠鏡新秋晚眺詩》的首聯“玲瓏孤島插靑蓮，掌上金莖玉露天”，這裡的“金莖”化用“金人捧露盤”的典故，據說漢武帝劉徹喜歡神仙之道，於是在建章宫内立銅柱，銅柱高二十丈，上有承露盤，仙人擎之，以承天露.此即所謂金人捧露盤。班固的《西都賦》中有“執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杜甫《秋興八首》其五中也有“蓬萊宫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的句子。《靑洲煙雨詩》和《橫琴秋霽詩》中，詩人皆提到“瀟湘”,“瀟湘”的典故最早來自娥皇、女英的神話傳說。傳說堯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同嫁與舜為妃,舜死後二妃往尋，一路淚染靑竹，竹上生斑,因此叫“瀟湘竹”或“湘妃竹”，二妃也死於江湘之間。唐代之後，“瀟湘”不單指湘水’而往往被詩人們衍化為地獄名稱,多泛指三湘。瀟湘一帶景色尤勝，宋後歷代畫家畫瀟湘八景圖。但從這八景名稱來看，多為暮雪、夜雨、晚鐘、秋月等蕭瑟的主題，這一方面因湘水神話的悲劇色彩,又加及歷代官員常流放南方，使“瀟湘”隱含仙學同時又有
了隱逸、悲涼的色彩,從而獲得了後世的廣泛共鳴，成為一種情結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獲得詩人的偏愛。印光任離開家鄕寶山到廣東任職，雖不是贬謫，但離家鄕遙遠，“瀟湘”的意象不僅給詩歌增加意蘊,也契合他離家任職的心境。《雞頸風帆詩》中“排雲鵬鼓翅”、“疑是發昆侖”用了《莊子》中“大鵬”和古神話中“昆侖”的典故，《莊子•逍遙遊》中記載，有鳥其名為鵬,鹏之大，不知幾千里,翼像垂天之雲。昆侖山在古代神話中有極高的位置,被稱為“萬山之宗”、“龍脈之祖”，«山海經》記載說昆侖山海内最高，方圓八百里，高七八千丈，是天±也在人間的都城，也是連接天地的天柱。這兩個典故用在詩中，在生動形容出船舶疾駛的氣勢的同時，也使得詩歌非常典雅厚重。《雕樓春曉詩》“坡仙應未見”中“坡仙”用的蘇東坡的典故，蘇東坡詩書畫三絕，博學多識、才華橫溢，橫絕整個宋代文壇，也深受百姓喜愛，晚明思想家、文學家李贄,曾選蘇軾作品為《坡仙集》十五卷,後人也多稱其為“坡仙”。《望洋燈火詩》中“鵲橋疑入曉,銀漢逼斜曛”兩句，則用了“鵲橋”的典故。《香山縣誌》中記載，印光任“生平無書不讀，制義揣摩深邃”■，除《澳門記略》外,還著有《炳岩詩文集》、《翊薊編》、《補亭集話》、《雨吟碎琴草》、《鐵城唱和》等書，可惜這些書後來都失傳了。可以肯定的是，印光任平時酷愛讀書，嗜學頗勤，孜孜不倦地讀了大量的書籍，所以在寫詩時用典順手拈來，《澳門記略》中也引用了大量詩詞文賦，與原文相互輝映，非常貼切。又由於他“制義揣摩深邃”，寫詩時善於用典又精於用典，使得詩歌典雅含蓄，同時典故和所吟詠的語境和諧統一，自然天成，沒有任何斧鑿生硬的感覺。前人用典過多容易淪為“掉書袋”’印光任的詩歌用典並不過多，而是描繪自然景色同時用典故來寫實、來昇華，典故在詩中自然、妥帖,事、辭融為一體，天然渾厚，典雅流暢，亦沒有淹沒詩歌的風格和詩人性情。印光任詩歌語言另一特徵是辭采華美，屬對精切，注重動詞的錘煉，語言精練。印光任不少詩句用詞華贍，語言瑰麗，卻豔而不靡，造語華美，旣有形象，又有色彩,但沒有堆砌痕跡，線條和諧,呈現自然韻致。如印光任詩歌大量運用色彩,且色彩鮮明,有金、紅、紫、銀、靑、碧等，明亮鮮妍。蓮峰來夕照，光散落霞紅。（《蓮峰夕照詩》）鎔金看躍冶，丹藥走洪爐。（《南環浴日詩》）玲瓏孤島插青蓮，掌上金莖玉露天。（《濠鏡新秋晚眺詩》)浩森帆檣出，銀濤擁一痕。（《雞頸風帆詩》)煙開萬頃碧，木落九霄清。（《橫琴秋霽詩》）㉑（淸）印光任，（淸）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第135頁,
有户皆金碧，無花自陸離.，（《雕樓春曉詩》）萬里歸帆近,燈花豔紫氛。（《望洋燈火詩》）詩句依次描繪的是,蓮峰紅色的晚霞，南環初升的紅日如金球、朝霞似火，濠鏡初秋景色，雞頸山下銀色的波濤，橫琴澄碧的天空，澳門金碧輝煌的洋樓,望洋豔紫的燈火。這些明亮的顏色調和在詩句中，使得詩歌色彩絢麗，讀起來如同欣賞明豔的圖畫，加以作者生動的比喩和開闊意境的營造，不少詩句有壯麗的感覺。另外,印光任尤其精於對偶，他的詩中屬對精切，妙句頻出。如前所舉例《橫琴秋霽詩》中“煙開萬頃碧，木落九霄淸”，一“開”一“落”，“萬頃”和“九霄”歸在“碧”和“淸”上,不僅使詩歌形式優美，也營造出了雲煙俱淨，萬里一碧如洗’樹木葉落蕭蕭，九霄淸明,空氣淸冷的意境，《雕樓春曉詩》中“有戶皆金碧，無花自陸離”則是反對，“有”和“無”相反，戶皆金碧，花自陸離,不僅屬對嚴密，也寫出了雕樓的美麗。類似《橫琴秋霽詩》中“有曲仙應譜，無弦籟自鳴”，亦是“有”和“無”相反,兩句妙對照應了橫琴的地名,1《濠鏡夜月》中，“傑閣都凌漢，低星欲蕩船”兩句，“傑閣”指高大的樓閣，“低星”則是低處的星星，前者“都凌漢”，後者“欲蕩船”，用“欲要跨越銀河”描寫樓閣的高聳，用“跟着海船一起搖盪”描寫天上的繁星，對偶精妙，且以動襯靜，虛實相生，可謂妙句。《靑洲煙雨詩》中“翁鬱冬疑夏，蒼涼春亦秋”，兩句描寫了靑洲的翁鬱、煙雨的蒼涼,把四個季節都寫進去了，同時也寫出了澳門氣象的神奇。對偶的最高境界應當是沒有對偶的痕跡，自然天成。《雞頸風帆詩》中“四宇空無著，千山勢欲奔”，寫船舶疾駛的情景，沒有對偶的痕跡，但“四宇”和“千山”巧對,語勢自然的同時氣勢浩大，境界恢弘。《三巴曉鐘詩》中“帶月淸沉海，和雲冷度山”中的“帶”與“和”，“月”與“雲”，“淸”與“冷”，“沉”與“度”，“海”和“山”，幾乎每個字相對’極其工整、協調，還描寫出了淸晨鐘聲的悠遠和渾厚，可以說是難得的佳句。縱觀印光任的“詠澳詩”，頷聯和頸聯的屬對都相當嚴整精切,使詩歌呈現“精工”的特徵。印光任“詠澳詩”在遣詞造句上也頗下功夫，頗見功力，尤其體現在動詞的錘煉和疊字的使用上。歷代詩人都注重字詞尤其動詞的錘煉，詩歌中的動詞,不僅要求準確、鮮明、生動，還要求出新出奇。好的動詞，可以點亮整句甚至整首詩詞，如大家耳熟能詳的“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鬧”字，寫出了春天的生機勃勃，也突出了整首詞的境界。印光任詩中動詞用得比較常見，有些平中見奇，有些則令人叫絕。“樓閣歸金界，煙林入錦叢”中的“歸”和“入”字,看似平淡，但把夕照下萬物都籠罩金色，傍晚所有喧囂逐漸歸於沉寂的狀態描繪了出來。《雞頸風帆詩》中“排雲鵬鼓翅，掛日海分門”中,一個“鼓”字一個“分”字,把大
鵬展翅、海浪分門的那種大氣磅礴描繪得淋灕盡致。《濠鏡夜月詩》中“島深驚雪積，珠湧吒龍旋”中，動詞“驚”和“托”的使用讓人拍案叫絕。月光瑩澈，大海潮起,一個“驚”字，突出了白色海浪紛紛卷出的厚重和美麗。一個“托”字,寫出了波濤翻滾的浩大氣勢。“島深驚雪積”寫出澳門被海灣包圍，可以說深藏在翻湧的波濤之中。“珠湧吒龍旋”句，更寫出了月光下波光粼粼，浪花激起碎玉般的泡沫的情形，如驪龍的寶珠閃閃湧出。月色本是靜景,兩個動詞卻把月光下所有景色寫活了，寫得氣勢榜磚，石破天驚。同樣讓人拍案叫絕的還有《濠鏡新秋晚眺詩》中的“飛殘疏柳誰家燕，叫冷斜陽幾樹蟬”兩句,這裡首先有一個句式的倒裝，正確的語序應是“誰家燕飛疏柳殘，幾樹蟬叫斜陽冷”，類似杜甫的“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句。但與杜甫詩句不同的是,印光任把動詞“飛”和“叫”放在前面，“殘”和“冷”直跟在後，使詩句旣錯綜又靈動,描寫出了秋天的蕭瑟和淸冷。詩詞中同一字緊相連且意義相符的，叫疊字，杜甫詩中“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歷來被人稱道。印光任詩中也注意使用疊字，且非常貼切，頗見功力。如《橫琴秋霽詩》中“冷冷瀟湘意，平沙雁數聲”，句首用了“冷冷”二字,詩人把在秋日感到的涼意直接描述出來，冷冷的感覺似瀟湘之意,有秋風的涼意有離家太遠不得溫暖的淒意，非常得形象。《蘭寺濤光詩》中“風外鐘聲杳，泠泠萬頃霜”，也是句首用了“泠泠”二字，淸冷的氣氛用疊字形容最貼切，不僅可以形象的描繪，更能加強感情力度，這裡把萬里霜的淸冽和作者淸冷的心境都表現了出來。結語印光任“詠澳詩”總體呈現溫厚平和的特徵，且善於用典，精於屬對，注重字詞的錘煉,語言總體呈現雅麗精工的特點，詩中的修辭、數字的使用等也有不少値得贊析之處。“《澳門記略》所載詩文旣鮮明生動，又眞實可信。相關作品，旣可印證史跡，又為澳門文學早起的發展，提供事證。具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値，亦澳門文學之寶貴資源。”■但遺憾目前印光任的生平資料可見者不多，其另外的詩文集也多不存，冀以後發現更多相關史料，以進一步分析其詩歌風格形成的原因及與其詩文進行比較硏究。■施議對:«〈澳門記略>及其所載詩文硏究》，《國學學刊》2014年第4期
冼玉清教授与《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黄柏军*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陈子褒先生，广东新会外海人，晚清举人出身，维新志士康有为的弟子。戊戌变法之后，东渡日本，考察日本新式教育,归国之后先后于澳门、香港设馆教学，开展民众启蒙教育，生平授徒数千人，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享有盛誉。陈子褒先生生平著述甚丰，编写出版新式启蒙教科书数十种。他生前撰写的一批教育改革、新式教育研究遗稿遗文，直到1953年才由弟子区朗若、冼玉清、陈德芸等收集整理，命名《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公开出版，出版之H距离陈子褒先生逝世之期已经过去三十年。《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是陈子褒先生生前最重要的著述，反映了他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新式教育改革倡导者的思想形成和演变，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重要参考资料。《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的编辑出版可谓好事多磨一波三折:陈子褒的一班学生在他逝世之日就开始谋划此书的出版。可惜时逢乱世风云多变，出书设想一拖再拖难以实现最后，此书终于由陈子褒先生的女弟子冼玉清在三十年后实现出版之愿望。•回顾《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的出版历程，可见陈子褒先生人格风范对陈门弟子之深远影响，也可见冼玉清教授尊师重道、坚忍不拔的美德故此,关于冼玉清与陈子褒先生的师生情、冼玉清与《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的三十年情缘，甚是感人,值得大书一笔。一、陈子褒先生与冼玉清教授的师生情教育家陈荣衮（1862-1922),字子褒，号耐庵。广东新会外海人。清光绪四年（1878)庠生。光绪十六年（1890)于广州六榕寺旁设馆教学。光绪卜九年*黄柏军:广东省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五邑侨史》副主编
(1893)以中式第五名举于乡，名列南海康祖贻（有为）前。后读康有为应试文卷，自愧不及。当康设帐授徒于广州府学宫，遂拜为师。与新会同乡梁启超、梁启勋兄弟及清末启蒙教育家卢湘父同学“万木草堂”。求学期间，陈荣衮常到广州双门底由基督教徒左斗山开设的“圣教书楼”阅览西学新书，兼学英文,深感英语启蒙课本通俗显浅，领悟出教育强国之重要，遂萌生改良儿童教育理念。光绪二十一年（1895)，陈荣衮上京会试,值中H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参与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旋加人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倡导维新。翌年春,在京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保国会'百日维新期间，在梁启超主持的译书局任干事。维新告败，东渡日本，结识日本著名教育家、神户《东亚报》主编桥本海关及主任韩文举,得以帮助考察日本小学教学方法，对日本维新志士福泽谕吉创立的“庆应义学”尤为推崇,决心效法。年末返国。光绪二十五年,在开平“邓氏家塾”任教席,旋到澳门荷兰园正街设“蒙学书塾”，后改称“灌根书塾”，对低年级学生以白话讲课，高年级开经义课程，授以文言文。是年，组织香山、新会、新宁等地20多名塾师成立“教育学会”，后改名“蒙学会”。在办学实践中，致力于妇孺教育，自号“妇孺之仆”，倡导女子教育和平民义学。次年，应澳门格致书院汉文总教习钟荣光之请，主持书院署期国文讲习班。同年，先后编印出版《教育说略》、《妇孺三字书》、《妇孺四字书》、《妇孺五字书》、《妇孺新读本》、《妇孺论说人门》、《妇孺女儿三字书》等白话教光绪二十九年（1903)，陈荣衮于“灌根书塾”首次兼收女学生,开创中国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并在澳门开办“佩根平民义学”、“赞化平民义学”、“灌根劳工夜学”等，澳门人士赞之为“福翁”。翌年，主持发行《妇孺报》与《妇孺杂志》。从创办“蒙学书塾”至宣统元年（1909),陈荣衮还编纂出版《妇孺学韵》、《妇孺论说大观》、《妇孺论说阶梯》、《妇孺中国舆地略》、《妇孺释词粤语解》、《妇孺译文》、《妇孺信札材料》、《妇孺闲谈》、《妇孺中国史问题》、《幼学文法教科书》、《小学国文教科书》等课本。10年内累计编写蒙学读本31种^民国初年，受洗为基督教徒。民国7年（1918),将“灌根书塾”迁至香港坚尼道31号，易名为“子褒学塾”，民国1()年（1921)定名为“子褒学校”，有男教师14名、女教师6名，男女学生数百人。香港、澳门知名人士利铭泽、冼玉清、陈德芸等均授业陈门。翌年，联合基督教友创办“联爱会工读义学”、“联爱女校”、“圣士提反义学”等。民国期间，陈荣衮编著出版《左传小识》、《补读史论略》、《史记小识》、《前后汉书小识》、《晋书小识》、《南北史小识》、《左传小识教授法》、《新唐书小识》等12种教材陈荣衮曾任全国孔教协会总干事，弘扬孔教颇有贡献其毕生
从事教育事业，撰写出版蒙学、妇女教材及教学法等著述共48种，被誉为“东方之裴斯塔洛齐”(裴为瑞士著名儿童教育家）。其教育理论经门人冼玉清、陈德芸整理为30万字的《陈子褒先生教学遗议》，于1953年在广州刊行。陈子褒先生于民国11年（1922)5月29日于香港病逝，安葬于香港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墓地。陈子褒先生女弟子冼玉清（1895-1965),广东南海西樵人，画家，著名文献学家,岭南第一位女博学家，同时也是被称为“千百年来岭南巾帼无人能出其右”的杰出女诗人。冼玉清为岭南文化的研究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在历史文献的考据、乡邦掌故的溯源、诗词书画的创作、金石丛帖的鉴藏等方面功昭学林,被誉为“不栉进士”、“岭南才女”。陈子褒与冼玉清的师生情缘起源于澳门。由于冼玉清女士幼居澳门，受业于名师陈子褒主办的“灌根学塾”，长达7年。后人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进修英文，1918年转学岭南大学附中。在中学期间，曾因她学贯中西才华出众，由陈子褒先生推荐，再由钟荣光帮助，成为岭南大学附中的国文、历史教员。1920年她在附中毕业，考入岭南大学中文系。1924年毕业后以成绩优异留任国文系助教，继升讲师、副教授。1927年钟荣光任岭南大学教务长，又推荐她兼岭大文物馆（初称博物馆)馆长，一直到1949年广州解放。冼玉清教授解放前就著有《碧琅圩馆诗抄》多集。1949年出版《流离百咏》，这是她在抗战时期颠沛流离中的忧时愤世之作。她的主要著述是在学术研究和整理广东文献方面，学术著作不下300H字。已出版的专著有《赵松雪书画考》、《广东印谱考》、《招子庸研究》、《更生记》、《广东鉴藏家考》、《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丛贴叙录》和《广东文献丛谈》等。据冼玉清教授自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仅九岁的冼玉清正式开蒙，从这一年起她先后入读澳门林老虎私塾、启明学校等。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岁的冼玉清转读陈子褒的“灌根学塾”。该年陈子褒四十六岁。是年,陈氏在澳门试验的新式教育已经成熟。从陈氏该年所撰《论初等小学读本》一文分析，他一直摸索的按学童年龄分级教授的新编教科书，体制已经成型。冼玉清十二岁归陈子褒帐下，前后共八年;冼氏少女求学之路与陈子褒的悉心教导密不可分，细心研究陈氏“七级解字”的形制，却能够清晰还原冼从一个少女到一个初人学术门槛学人的成长过程。清末民初的澳门非以“人文”称盛,可一个文化史上的奇女子就在这里平静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步人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殿堂。即使冼玉清初投陈门，从“第一级字”课学起，以年计“千字有奇”，则八年光阴下来，冼玉清所识之“字”，已达陈子褒认为很理想的地步。总之，冼玉清八年陈门受业,所得的重要学养与功力是她日后成为岭南学
术名家的重要一环，冼玉清的文史研究技能和修养即来自陈子褒这“只此一家”的特殊训诂训练。据说陈子褒先生临终之年尝自豪谓：“在澳（门）时完全听受七级字者，惟小女翘学及女生冼玉清。玉清从余游八年，得不称为老友乎？”一代教育名家与女弟子畅谈学术引为知己，这也可算是“亦师亦友”的典范了。冼玉清教授为事业为学术一生独身未嫁，这也是深受陈子褒先生钟情学术的思想影响。冼玉清作为广东学术界著名女学者,一生未婚，自然免不了背后有人议论与猜测。其实，冼玉清早有解释：“自己又以为一家室家，则家庭儿女琐务，总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教师，难免失良母贤妻之职;想做贤妻良母，就不免失教师之职，二者不可兼得，所以十六七岁我就决意独身不嫁/’立志学问之心可见一斑二、《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历程陈子褒先生的一生，贯穿的是他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力主改革的热情I从«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可见，先生终其一生,办学堂、办杂志、编教材，身体力行呼吁和推动童蒙、妇孺教育教学事业的尝试和改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教育家其弟子陈德芸撰文赞扬陈子褒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认真和执着：余生平有服膺之一语曰：“人之一生，只可作一件事，不能作两件事盖精力分则无所成，见异迁则少所就也”师友中能实行此语以终其身者，则有吾师陈子褒先生。先生设校授徒，提倡蒙学，屹屹不倦口有道，道蒙学；目有视,视蒙学，耳有听，听蒙学；手有书，书蒙学。二十五年如一日，自刻其号曰妇孺之仆，信乎其毕生精力皆仆于妇孩也。这的确是实事求是的“盖棺”之论。《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收录了陈先生自清光绪二十三年以来的撰写的教育论文、随笔、感悟140多篇，合计20多万字。这还是一个很不完整的数字。他与朋友、学生讨论教育改革的大量往来书信，由于篇幅问题，没有收进该书，否则此书更加壮观。陈子褒先生的教育改革理论和新式教材编写是他生平对中国近代教育最大贡献，也是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之先声。光绪二十一年，陈子褒就“敢为天下先”—撰写《妇孺八劝》、《妇孺人门书》、《幼稚》等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子褒撰文《俗话说》，提倡“讲俗话”，“写俗字”，求“实用之学”。倡导教育要从显浅通俗入手，提倡“实用”教学法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荣衮撰文《论报章宜改用浅说》,提出“文言之祸亡中国”，倡议报刊使用白话文为什么中国教育界都要重视儿童思想新启蒙？为什么要改良使用新式儿童教科书？陈子褒在撰写“蒙学会”成立《缘起》一文，指出中国教育“非全行改
革，无以激发国民志气和浚渝国民智慧。而兴学方法，则又着重教科书和翻译东西方小学读本为要务”。陈子褒又认为:蒙童始受教育于家庭，“女学者，幼学之母也”。《妇孺三字书》仿三字经体裁，如，“早起身，下床去,先洒水，后扫地……”，“我所住，住高楼。青草地，打千秋,。放纸鹞，踢皮球。”他编写的《妇孺四字书》仿千字文，如“同枱食饭，手踭莫横,若系饮汤，让人起羹。”《妇孺五字书》仿《幼学诗》，如“记得细时好，跟娘去饮茶，门前磨蚬壳,巷口拨泥沙……”。此为中国最早的白话教科书。陈子褒常说:“盖趣味所以顺其性，开智所以任其用，无非使学不以为苦，又不虚耗岁月z学得有味，学得人脑，学得有益，学得有用，这就是陈子褒编写新式童蒙和妇孺教材的宗旨和出发点。陈子褒编写的新式启蒙教科书一纸风行，在华南一带广泛流传。据其弟子区朗若所述,先生“平生所注之心血,用于字课者为最多,亦最精”；“所讲授之经史子集以及骈散文诗词,甚而所批改之文章，所发问之策文题目，无不以字课为骨，所以生徒之获益者，每有长足进步”。陈门另一大弟子陈德芸又谓:“先生教育方法，最特别者惟字课，最收效者惟字课，最难索解人者亦惟字课”。冼玉清教授评价陈子褒先生是中国“改良教育前驱者”。陈子褒生前推动的教育改革尝试,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界的三项第一：其一，陈子褒是中国近代教育界创作新式教科书的第一人。他早在光绪年间（1895)就率先撰写《妇孺须知》一书，这是中国近代最早面世的新式教科书。其二，他是倡导男女同校共读的第一人。早在1903年，陈子褒先生创办的新式学校，就实现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后其他学校竞相仿效。其三,陈子褒主持的学校最早废除小学读经教学，实行白话文教材教学，他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导和启蒙，比辛亥革命早了13年，比五四运动早了21年，远见卓识令人敬仰,无愧是“教育界改革先驱”之美誉。陈子褒一生以“教育救国”为己任，他的教育思想应该怎样进行科学分析和论述？冼玉清教授提出应该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历史背景下评述其创新性。“其思想与著作，在今日或以为未尽适合，然而论事不能漠视时间性，就其所处之时代论之，则不可谓非独具卓识矣。”为了能给后世学者研究陈子褒提供最真实、最详尽的文集，故此在陈子褒逝世后，冼玉清联同其他陈门弟子谋求出版《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这不但是陈子褒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教育理论著述,也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历程重要的史料和佐证。三、《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编辑出版的风雨历程陈子褒先生生前对自己的教育改革论文甚为珍视，身体康健时候亲自整理
了这部书稿。先生于民国21年（1922)7月病逝，所遗留的教育类手稿由其女儿陈翘学女士悉心保存。陈门弟子、岭南大学教授陈德芸在广州惊闻陈师仙逝，马上来到香港陈宅吊唁。陈翘学女士与陈德芸商议，整理出陈子褒先生教育类遗文七大册，转交陈子褒一众弟子共同商议处理。最后决议，陈子褒手稿由冼玉清保存。五年后，陈翘学女士死于产难，来不及看到父亲著作出版,殊为遗憾。自此，陈子褒先生遗作结集出版之责任就落在一众弟子的肩上。陈子褒同学会召开会议，商议决定，推举四名弟子：陈仲伟、冼玉清、区朗若、陈德芸等负责编印陈子褒先生教育文集。可惜，四人之中的陈仲伟，也英年早逝，来不及看到文集的出版就因病去世。陈仲伟去世后，四人小组只剩三人，区朗若、冼玉清、陈德芸三人继续勇挑重担，对陈子褒先生遗篇剩文进行细致整理、校对，最后形成了《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雏形。但是正要和出版社商议出版之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爆发,兵荒马乱，出版工程被迫延后。但是无论何时何地,陈门弟子都对《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舍命保护。关于区朗若保护先师手稿的感人故事，陈德芸有这样的回忆：“适因七七变起，中止。（区朗若）其已编之本,存岭南大学冼氏馆中，沦陷后无从检取。而朗若所藏未编校之本,幸已间关出险。寄顿新会潮连乡。复辗转携至（澳门）镜湖。庚辰秋（一九四零年）同学会在香港开会。谓以及今不刊，今后更不堪设想。乃决议将澳门存本，再行编辑校印。”这是民国30年（1941)的事情。冼玉清追踪、保护《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的过程也很有传奇色彩。根据冼玉清自述：丨941年冬天,根据陈子褒同学会的委托，由冼玉清带着《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到香港，找香港商务印书馆洽谈出版事宜。双方经过多次商议，香港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计划当年12月可以面世。谁料人算不如天算，同年丨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丨2月25日，円寇焊然入侵香港。香港沦陷之后，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北角印刷工厂也不幸陷于日寇之手，大量珍贵文化材料毁于兵火。万幸的是，《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被商务印书馆某负责人冒死抢救出来，安然无恙。民国三十二年（1943)，冼玉清跟随岭南大学迁到广东曲江，她一直挂念先师遗稿的安危,多次写信询问此事，好不容易和商务印书馆取得联系，惊喜获悉:《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尚在人间！一众陈门弟子惊喜万分奔走相1945年抗战胜利后，冼玉清跟随岭南大学迁回广州，安定下来之后，随即致函香港商务印书馆,查询《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的踪迹，但是由于商务印
书馆具体经办者发生人事变动，查得书稿又不在香港。从1945年到1951年，冼玉清对查找《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一事念念不忘，只要查得少许线索，便马上追踪跟进追查到底，不敢有丝毫怠慢。皇天不负有心人，查找六年时间，直到1951年春天，传来好消息:《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找到了！原来当年这部书稿从香港北角印刷工厂抢救出来后，辗转运送到上海，保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档案室的书堆中。拿回《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之后,冼玉清感到这部珍贵的书稿历经沧桑饱经劫难，应该尽快出版她，否则一旦再度发生变故,书稿散失，将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所以冼玉清独力肩负起出版之重任，她携带书稿来到香港,邀请陈子褒同学会校友聚会，商议先师文集出版事宜。1951年7月16日，在香港六国饭店的聚会中，陈子褒先生的弟子冯民德、李宝麟、陈元喜、洗秉熹、陈卓然、曾壁山、陈卉曾、黄题桥等]5人得知《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终于找回书稿出版有望的时候，人人欢喜鼓舞额手称庆，大家马上踊跃捐款。就这样，通过冼玉清的努力和坚持，找回了陈子褒先生教育文集的书稿，并且呼吁同门师兄弟捐赠了一笔出版费用，《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最终在1953年得以顺利出版。为了出版这本《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备尝艰苦历尽磨难，从陈子褒先生逝世到文集出版，耗费30年漫长时光，最终令这部反映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先驱思想精华的好书抢救下来流传后世。有所安慰之余，冼玉清怀念着那些过早去世、曾经为《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的出版尽心尽力的一众同门，她写下这样一段深情的话语:“（《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乃克成书，距先师之卒三十年矣。所惜翘学前卒。曾参与编辑者若陈德芸、区朗若,与闻筹印之事者若季涴、镜尧、蓉芝诸君，皆先后物化，不及同观也。”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冼玉清是幸运的，她早年得遇中国教育界改革先驱陈子褒先生，在陈子褒的悉心指导下，浸淫学术训练达八年之久，最终成为岭南文史学界一代宗师，所以她对陈子褒先生心怀感恩，尽心尽力筹印《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百折不挠百折不回终于令书稿公开出版,尊师敬师之深情令人动容。陈子褒先生也是幸运的，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众弟子深得真传，为了保存珍贵文化史料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出钱出力。他们推动出版《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的言行，是对先师的尊崇和怀念，更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支持，其重大意义至今依然值得后人赞颂和肯定。
論澳門教師專業素質的提高—以教師評核與校本培訓的有機結合為中心楊嘉艷4澳門自回歸以來經濟高速發展，當今是澳門經濟發展的又一重要時期,澳門特區政府正要把過去以博彩業為主的小賭城建設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促進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將在保障博彩業適度、有序和規範發展的同時，大力發展旅遊、會展、金融、文化創意等現代服務業以及科技、文化等社會事業。而這一切都有賴於大力發展敎育，培養高素質的人才，為澳門的長遠發展提供人力支撐。”1可見敎育發展是澳門特區政府的重要政策，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而優秀的敎師是敎育發展的重要成本。2012年立法《非高等敎育私立學校敎學人員制度框架》可以體現澳門特區政府對敎師的重視，冀敎師的福利及敎師素質得到提高，當中敎學人員工作表現評核制度（以下簡稱敎師評核）正是提高敎師專業素養的重要方針。在政府的這一政策方針下，以私立學校為主的各非高等敎育學校如何配合好特區政府敎育發展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環節。敎師評核在澳門全面實行只有三年時間，當中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本人覺得比較重要的是各校如何把敎師評核與校本培訓結合起來，為提高敎師專業素養而制定有實效性的校本培訓是關鍵,這有賴各私立學校的校長和領導們的重視。一、教師評核和校本培訓的目的(一）教師評核的目的“評核的目的是確認和完善敎學人員的專業表現,促進敎學人員的專業發*楊嘉艷: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碩士硏究生.①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2012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吿《非高等敎育發展十年規劃(201I-2020年）》
展，以優化人力資源管理和提高敎育質量。”敎師評核是澳門敎育界的一件大事,為提高敎育質量所進行的一個大改革。(二）校本培訓的目的“為配合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和發展方向、提升非高等敎育的素質，並保證《非高等敎育私立學校敎學人員制度框架》的順利實施，為敎學人員的專業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和資源，鼓勵學校按照其辦學宗旨，結合學校資源及發展需要，透過自行或以跨校/校際合作的形式來設計培訓計劃，以提升敎學人員的專業素質，促進學校的發展。從敎育曁靑年局的這一指引下,可見校本培訓與敎師評核的相互作用0二、提高教師評核的效能從敎師評核的目的來看，敎師評核的制訂,較重要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提升敎師的專業素養,從而提升澳門的敎育質量,培養高素質的人才。要達到這一目的,各非高等敎育單位應該非常明確，並大力配合，做好評核工作，並且針對評核結果,為敎師們提供有效的校本培訓，非常重要。(―)認真落實教師評核工作在澳門敎育改革的歷程中，對於敎師評核工作，很多學校是在法規的壓力下被迫跟着《非高等敎育私立學校敎學人員制度框架》走，並沒有用心配合敎育單位所訂定的目標作為學校的敎育發展目標之一，旣不重視，也沒有很好地以此協助推動敎師積極提升個人專業素養，使得敎師評核只是徒具形式,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例如，有些學校，開學幾個月後才籌組評核委員會，甚至有的學校更是過了半年才籌組評核委員會。試問這樣匆忙籌組出來的的評核委員，哪有充分的時間對敎師們進行了解,繼而提出確切的問題及作出合理的指導呢？有校長這樣對我說評核的關鍵是領導的態度，發現老師有問題，評核委員或領導應立刻作出引導。”沒錯，敎師評核不應該只是為了結果,更重要的是過程,所以評核工作應該設有初評和終評。初評的過程應給予老師及時的指導，並可以針對老師存在的問題制訂相應的培訓。對於那種過了半年才組織評核委員的學校，評核委員如何有足夠的時間了解老師的敎學工作？如何協助老師解決問題？該校②參見澳門敎育曁靑年局2016/2017學校年度“學校發展計劃”資助申請章程,
如何能達到提升敎師專業素養的目標呢？還有的學校沒有根據評核工作制訂有序的工作指弓I，例如有的學校沒有規定評核委員對被評者聽課的次數。據了解,有不負責任的評委全學年完全沒有聽過被評者的授課，評核委員對被評者的敎學技巧、學科專業知識、課堂管理等方面並不了解,這樣就去評核老師的敎學，難以對被評者作出適當的指導，更難以作出準確而公正的評分,使評核沒有公信力。雖然敎育曁靑年局對於敎師評核工作，讓各私立學校有高度的自主權，但學校也不能完全偏離有關指引，無序無效益地進行，使敎師評核起不到提升敎師個人專業素養的作用。領導們應該認眞處理評核工作，使應有的程序落實到位，給予老師有效的指導，協助老師們敎學成長,這樣方能達到敎師評核的目的。(二）評估評核結果有一些學校領導或者評核委員認為敎師評核只是一種形式，領導們平時對老師的關心和指導,一發現問題立刻處理，而評核結果只是給予敎育單位的一個交待，作為敎師評級的一個參考數據。其實不然！平時對老師的指導固然重要，但如果對敎師評核工作的理解正確,制訂合理的評核内容，各程序能夠落實到位，相信評核不只是一個形式，它能夠加深對敎師日常敎學工作的了解,繼而作出相應的協助和輔導，這對提升敎師專業素養有很大的作用。個人認為,敎師評核的整個程序都要嚴謹執行方能有成效。評核應制訂初評和終評,初評的過程中應該就敎師的一些小問題作出及時的指導，如敎學技巧、課堂管理、日常常規工作等，讓老師及時改正，減少對敎學工作所造成的影響，老師可以成長得更快;對於初評結果可以針對敎師個人專業知識問題、專業敎學技巧或者敎師所應有的敎學技巧、與學生溝通等問題及時制訂相應的培訓，使老師不斷進步，提升個人各方面的素養。因此學校領導及評核委員必須對評核結果作出深入的探討及評估，及時作出相應的指導,制訂可行的培訓,評核才有其意義。至於終評結果中顯示的敎師問題,若在初評中已經作出相應的措施，而老師又未能改進,那領導和評委應作出再深入的探討，再為敎師加強培訓，以達到提升敎師的專業素養的最終目的。(三）教師評核應與校本發展相結合I.學校明確辦學理念,制訂適切的校本課程澳門的私立學校有高度的自主權，學校可以各自訂立自己的辦學理念、校本發展目標,學校的架構、管理制度等均不受政府制約，這形成澳門敎育多元的
特色，百花齊放。在辦學自主的條件下，各校應明確校自身的辦學理念和校本發展目標，繼而制訂適合學生的校本課程，以學校辦學特色作為課程發展本位,因材施敎，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學到用到為課程發展的目的，讓學生更有效地學習。而敎師就是校本課程發展的核心，老師如何認眞地、合理地制訂課程的目標、敎學設計、課程内容等，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效果，從而影響到學校的發展。而對於老師自身來說,制訂適切的校本課程也能增進老師的專業素養、促進其專業成長，校本課程可以視為促進敎師專業成長和學校校本發展的一個方法。2.制訂有效的校本培訓校本培訓是指以學校為單位，面向敎師的學習方式，内容以學校的需求和敎學方針為中心，目的是提高敎師的業務水平和敎育敎學能力。在内地，校本培訓是一個重要的敎育政策，1999年敎育部推動“中小學敎師繼績進修工程”，要求以各種方式培育及發展中小學專任敎師。13在不少地區，在校職能培訓也愈來愈受重視，敎師專業培訓成為提升敎師專業素養的一個重要方式。那麼如何制訂有效的校本培訓，學校領導必須明確淸楚學校的校本發展方向，結合校本課程的發展成效,了解在校敎師敎學工作的各方面水平，從而制訂適合敎師的校本培訓。個人認為敎師評核是其中一個有效的方法。敎育暨靑年局的指引中提到學校擬定或修訂學校發展規劃和學校年度計劃時，應審視‘敎學人員工作表現評核總結報吿’，根據敎學人員工作表現的現況（強項和弱項），優化學校發展的目標,訂定切合學校情況的關注事項、優先發展項目及相關計劃,以提升學校敎育素質”。“為進一步提升個別及整體敎學人員隊伍的專業能力,促使學校持續進步，學校可善用‘敎學人員工作表現評核總結報吿’規劃‘敎學人員校本培訓計劃’”。這是針對評核結果與學校發展和校本培訓所作出的指引,但有不少不重視的學校並沒理會到這一點，把敎師評核作為一個任務來完成,並沒有把敎師評核和校本發展及校本培訓相結合，使敎師評核發揮最大的作用。曾經聽到一個案例:“有某學校領導就敎師評核所看到的問題,為一位剛任敎兩年的副科老師制訂了一個提升其專業知識及專業敎學技巧的長期培訓，但由於是一所規模較小的學校,所以任敎這一科的只有一位老師，因此這個培訓也只為一位老師服務，後來這個培訓計劃被質疑是否有利益關係，動用不少的培訓資金只為一位老師作培訓,甚為浪費。”個人認為不然,雖然那培訓計劃只③張金保、胡偉南:《學校為中心改革敎師繼續敎育培訓模式》，《湖南敎育學院學報》2000年第I期,第85至87頁，
為一位老師服務，但這位老師每年面對的是幾百名學生,受影響的是學生的學業;而且這位老師在校並沒有其他老師可以相互學習觀摩,老師的敎學水平如何、專業知識是否到位、校本課程的設計是否合理等問題均沒有人可以斷定,更沒有人可以作出指導。反之，個人認為該領導以敎師評核的結果及平時對該敎師的了解制訂了相應的培訓是非常有必要。據了解,那位靑年老師覺得這個度身的校本培訓讓她在專業素養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對敎學工作有很大的幫助’也正是敎師評核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體現制訂敎師評核的精神。每年敎育曁靑年局都開辦很多培訓課程予敎師們參加，據當局的統計,2016年共組織414項敎學人員培訓活動，提供18,598個培訓名額;此外，2016年有338名敎學人員獲資助修讀高等院校開辦的師範培訓課程。敎育曁靑年局為敎師開辧大量的培訓課程，為老師提供了廣泛的培訓平臺,但敎育曁靑年局的這些培訓有別於學校所制定的校本培訓，當局所提供的培訓是多元的,涉及的不只是各科的專業知識，還有很多是專業知識以外的培訓。因此，老師選擇的培訓是否適切得當，這是無法控制。據了解,有不少老師參加當局的培訓是為了《非高等敎育私立學校敎學人員制度框架》中要求老師平均每年要完成30小時專業發展活動才能晉級的規定，老師們無論是選擇課程或是參與課程均是抱着完成任務的心態，對提升個人專業素養的作用不大。相反,學校能針對敎師的不足來制定有效的校本培訓，培訓較有針對性,老師會較積極參與，效果較佳。有學校把敎師評核與校本發展、敎師培訓相結合，針對校本發展或敎師在敎師評核中個人專業素養上的不足，設定有效的培訓為敎師制訂合適的校本培訓,為敎師的成長提供合理的幫助，並合理利用敎師評核的制度，使之作為促進敎師積極上進、努力自我提升專業素養的工具。例如有一些學校就學校的校本課程的設置問題、就該校的學生的普遍水平而制定最適合學生的課程和練習，組織校本培訓以培訓老師編寫練習冊、如何編課等，提升敎師的敎育技巧及質量，同時使學生得到適切的敎學，學習水平也隨之提高。相信這些學校，敎師們的專業素養必會大大提升，學校的敎育質量也會提高，學校的師與生都同時進步着，師生的成績在敎育界是有目共睹。結語很多老師對敎師評核的成效還持觀望的態度，有的敎師各方面的專業素養並不高，若學校不重視敎師評核,這些敎師就更不會自覺重視了,還會有負面的理解和態度！反正在一般的敎師心目中能達到“優異”實在太難，達到“十分滿
意”也不容易，那拿個“滿意”就好了,能晉級就好了,視敎師評核是一個形式、任務，如果學校也不重視敎師評核，沒有把敎師評核與校本發展及校培訓相結合。在這樣的狀況下,敎師評核起不到促進的作用，更沒有起到提升敎師們專業素養的目的和成效。敎師評核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協助老師提升個人專業素養，提升學校的整體敎育水平，從而提升澳門敎育質量。要達到這一目標，各私立學校要把這一目標納入學校的校本重點工作，並與校本培訓結合得宜，方能得到應有的成效。
《天下為公.：孫中山的中國夢與澳門》序張海鵬*譚世寶敎授推出新著《天下為公:孫中山的中國夢與澳門》，以學術著作形式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很有意義。譚敎授學術興趣廣泛，旣有中國佛敎史、悉曇學與漢字音韻學著作刊行於世，也致力於硏究澳門史有年，有多種澳門史著作名世。其間注意硏究孫中山與澳門的關係，發表論著多篇。這些硏究，對於孫中山硏究有意義，對於澳門史硏究也很有意義。這本孫中山與澳門關係硏究的新著,得到澳門文化局資助，說明譚敎授有關孫中山與澳門關係的硏究，已經得到了澳門特區政府的注意，也得到澳門公眾的關注。也許譚敎授的硏究，對於澳門的歷史認識與澳門今後的建設，不無幫助。孫中山先生在淸代是香山翠亨村人，翠亨村距離澳門很近。1849年前，香山縣派出縣丞（相當於副縣長）駐紮前山寨，1849年這位縣丞被蠻橫的葡督驅逐，從此澳門被葡萄牙強佔。在今天的行政區劃上，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門加在一起,原來都是香山縣所轄。1892年孫中山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在澳門掛牌行醫，從事反淸革命的宣傳，與澳門有了密切關係。1894年1月，孫中山決然捨棄在澳門的行醫事業，回到翠亨村家裡起草上李鴻章書，隨後不久離開澳門赴廣州,6月經由上海去天津上書，無果。從此後，孫中山對淸政府失去任何希望，決心走上推翻淸朝統治的革命道路。我們似乎可以說，孫中山一生事業和革命道路，是從澳門開始的，是從澳門走出去的。其實，我們這樣說的時候，與說孫中山一生事業和革命道路，是從翠亨村開始的，是從翠亨村走出去的,幾乎是同義。因此正確認識和把握孫中山與澳門關係的歷史細節,認識孫中山在澳門的朋友圈，瞭解孫中山在澳門的活動軌跡和歷史遺跡，對於認識這個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出發點，乃至認識孫中山的宏大志願,都是有意義的。譚敎授有關孫中*張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特聘一級敎授
山和澳門硏究的深入發掘,正是在幫助讀者做這樣一個工作。孫中山誕辰丨50周年之際，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資助下，譚敎授所著《天下為公:孫中山的中國夢與澳門》即將在香港出版,在澳門首發,在一定的意義上，是孫中山周遊世界、在中國創下一番經天緯地事業後，又回到了澳門，這個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出發點。作為譚敎授的朋友,我祝賀這本書的成功出世！2016年年末於京華
《河东著述考》序郝润华*专门著录地方著述的目录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产生了如李坺《甬上著作考》、祁承爍《两浙著作考》，稍后又有曹学佺的《蜀中著作记》等，自此地方著述目录作为古代目录学著作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而受到后人关注。可惜这些明人撰写的地方著述目录，除《蜀中著作记》外，皆早已亡佚不传①。至清代晚期的大学者孙诒让，早年曾编撰有《温州经籍志》一书，系统著录温州地区由唐至清的地方文献,每书有叙录，辑录序跋及其它有关的文献资料，并注明出处，并附有自己的按语;对于所著录书籍还注明存、佚、阙、未见，表明其流传存佚状态。《温州经籍志》对后世地方著述志与地方文献目录编纂体制与学术风气影响巨大。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原因，国内学者已然认识到地方文献对于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民国时期形成了编纂地方艺文志与著述目录的浓厚风气，产生了众多地方文献目录，重要者如胡宗楙编《金华经籍志》、项元勋编《台州经籍志》、张寿镛编《四明经籍志》、陈衍编《福建艺文志》、李时灿等编《中州艺文录》、张维编《陇右著作录》、丁祖荫编《常熟艺文志》、李小缘编《云南书目》、饶宗颐编《潮州艺文志》、金毓黻编《辽海书征》，等等。这些目录著作对于后人研究地方文献、编撰地方著述目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当代学者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优良的目录学传统，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陆续编撰了不少地方文献目录,如《绍兴地方文献考录》、《山东文献书目》、《江苏艺文志》、《陕西著述志》、《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广州文献书目提要》、《黄河三角洲古代文化名人著述目录》、《南京文献综合目录》、《重庆地方文献目录提要》、《青岛历代著述考》、《孔子故里著述考》、《中州文献总录》、《济南历代著述考》，*郝润华: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①明曹学佺《蜀中著作记》，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已指其“不传”，今仅见中山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分别藏有清抄本和民国刘氏远碧楼抄本（见《中国古籍总目•史部_目录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975页）。
等等,数量至多，成果之富，至不胜枚举，学术成就非常突出。目录学是我一向的治学领域之一，早前曾出版过《晁公武评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籍目录提要》。几年前鉴于对地方文献的认识又组织团队编撰出版了一部《甘肃文献总目提要》（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此书即是在民国时期几部陇人著述目录的基础上,全面系统考察古代陇人各类著述的一部地方文献目录，自认为对于今后进一步了解、研究甘肃地方文化与学术颇为有用。如冰负笈西北,跟随我学习文献学三年,打下了扎实的目录版本学基础，也掌握了较强的研究能力，因此在受到我学术兴趣与方法的熏炙下，她对于目录学也有了深人感受，默默花费数年功夫，独立编撰完成了这部《河东著述考》，这也是顺应时代学术潮流的产物。如冰本是山东人,博士毕业后曾在运城学院工作过数年，有感于河东人文之盛，特此编撰了这部著作，这应该是她回馈山西的一份珍贵礼物。河东，作为地理名词，其区划范围在历史上时有变化，而其核心地区绝大多数时间仍在晋西南的运城一带。今人所言河东地区，则以山西省运城市所辖区域为界。“今天所言河东，一般仅指运城市所辖之13个县（市、区），包括盐湖区、河津市、永济市、万荣县、新绛县、稷山县、临猗县、绛县、闻喜县、垣曲县、夏县、平陆县、芮城县。”②河东在历史上文人学者辈出，如东晋学者郭璞,南朝史学家裴松之与裴骝父子、隋代大儒王通，唐代诗人王勃与王维、古文家柳宗元，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等,因而著述成果十分丰硕，也很引人注目。从家族文化的角度而言，河东更是典型的家族文化异常发达的历史区域,如有名的河东裴氏，自西晋至唐末，中间就涌现出了裴顦、裴松之、裴驷、裴子野、裴寂、裴光庭、裴行俭、裴垧、裴度、裴启、裴硎等，他们或是学者，或是作家、或是政治家，都是能名垂千古的历史名人，也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文章与著作。如冰的《河东著述考》即是对这一地区历代（先秦至清末）属籍河东或长期寓居河东的学者所编撰著作的总结考述，是一部系统全面著录河东地方乡贤著述的目录著作，是今人与后人了解与研究河东地方文献与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目录学文献。传统目录之体，滥觞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七略》、《别录》有目有录，开创之功至巨。而“考”这一体裁的目录则首创于元代马端临，其《文献通考》特设《经籍考》一类，是典型的辑录体体式的文献目录。清代朱彝尊受其影响著《经义考》，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而系统的经学书目录，对于后世学科目录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谢启昆又著《小学考》，成为一部系统著录文字、音韵、训诂书籍的专科目录，民国时期有黎经诰的《许学考》，是-•部有关《说文解字》著述的学科目录，近人王重民著《老子考》则是一部专门著录老子各种版本及研②李文:《河东疆域变迁考》，《运城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究著作的专科目录。这种被称为“辑录体”的目录，一般以抄录前人资料成自己的书目解题,包括原书著录序、跋、前人书目解题以及其它相关文献材料等，也间或有作者自己的按语，对该书有关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如冰博士此书名为《河东著述考》，虽不以汇集各种资料为其重点，但却意味着其内容不仅仅是单纯介绍河东人著述的书目，而是对于著录的近千种河东学者著述有所考证、辨析与深人考察，是对汉代以来优秀目录学体制与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清代文献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叙》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此,一部好的书目一定要具有完备的体例，尤其是要撰写叙录，即书目解题，这样才能体现目录的功用与学术价值。这部《河东著述考》在介绍著作时就并非只列举书目，而是十分注意对书籍产生、流传、内容、存佚等学术问题的反映,这主要体现在其书目叙录中。该书不仅利用从《汉书•艺文志》到《清史稿•艺文志》的所有史志目录及相关补遗之作、历代公私藏书目录、专科或综合目录、相关方志及有关文献记载，对从先秦到清代河东籍作家的近千种著述进行全面梳理,对其书存佚、版本、收藏及整理情况作出考察，并且在充分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梳理考查作者生平仕履、著作类型和内容体例、流传存佚、版本情况等。如集部别集类著录《裴松之集》，叙录云……《隋书•经籍志》著录《裴松之集》十三卷，下有注：‘梁二十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皆著录《裴松之集》三十卷。案，《裴松之集》初编或为三十卷，梁、陈迭遭战乩，集已散佚，故隋代只剩十三卷。三十卷本或存于民间，唐开元间广征异书时为官府所得。宋、元典籍多不见著录，盖北宋后期又佚。《全宋文》辑裴松之文七篇。”一般人皆知裴松之《三国志注》，对于其别集情况则不胜寥寥，这一段考述，对于读者了解裴松之创作情形以及别集的流传存佚应该十分有用。该书分类则依传统古籍分类方法，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每大类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小类下则依时代顺序对相应类别著述进行考述。这些都反映出作者良好的目录学修养与较强的文献研究能力。有关山西的地方文献目录，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刘纬毅主编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从“地方史”、“地方志”、“晋人著述”、“晋人批校”、“山西刻书”、“晋藏珍稀善本”、“碑刻拓片”七个方面著录历代山西地方文献，收书丰富，体例较完备，是查考山西地方文献、研究山西文化的一部重要书目著作。《河东著述考》作为一部专门著录运城地方先贤著述的目录，其研究侧重点必有所不同，考察著述情况也更为细致，总之是对山西地方文献的有利补充与进一步考察。经我粗略阅查，该书大致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主要利用方志资料，又不仅仅限于方志。河东各地方志除民国《新绛
县志》外,并无著述考内容。《（雍正）山西通志》有《经籍志》部分，但所收著述乃是山西全境，并不限于河东地区，也比较粗略。故作者虽以《（雍正）山西通志•经籍志》为线索查找梳理河东著述，但对此书并不盲从,时以其它目录书籍或文献相印证，有不一致者，则作出详细考证，以辨真伪。如《（雍正）山西通志•经籍志》著录“唐张固《常侍言旨》”一卷,作者查检《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等目录著作，发现此书作者其实是唐代柳理,《（雍正）山西通志•经籍志》误为唐张固撰，乃因《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与张固《幽闲鼓吹》相连，故此造成舛误。又如，作者在经部著述叙录中除引方志与综合性目录外，常常征引清朱彝尊的《经义考》，此书仿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体例，每书标明“存”、“亡”、“缺”、“未见”，并抄录前人资料成解题，是中国古代经学书目的代表性著作。二是实事求是,客观严谨。近几年各地在发展地方文化过程中，争名人现象屡见不鲜，而该书则以事实为根据，确属河东籍作家的，即使《（雍正）山西通志》或河东各方志失载，也都一一著录。凡学界有所争议的，则以主流意见为主。如司马迁作为史学大家，对于其籍贯,一说为今陕西韩城,一说为山西河津(今属运城），而前者观点几成定论，因此，该书未将《史记》纳人河东著述目录。唐代郡望河东的作家甚多，检有关传记，有些人物并未寓居河东,也始终未在河东地区生活过，该书亦未曲意著录。相反，如宋张戒著《岁寒堂诗话》，《（雍正）山西通志》未收，但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张戒实为正平人，即今山西新绛县，属河东地区，后来学界亦几成定论’故该书著录其《岁寒堂诗话》o三是引证资料丰富。河东著述所涉作家著述众多，必须掌握大量文献资料方不至遗漏。作者引证资料除方志、书目外，还充分利用别集、碑刻甚至出土文献等资料。如明代作家辛全（字复元）的著述考证，作者就利用了刘宗周《征君辛复元传》、曹于汴《养心录序》及高攀龙《答曹真予论辛复元书》等，使读者对辛全著作的行世流传一目了然。又如对裴光庭《瑶山往则》的考证，作者不但征引新、旧《唐书》资料，还以《裴光庭碑》为重要依据。《裴光庭碑》,即《唐裴光庭神道碑》，由张九龄撰文,唐玄宗李隆基御书，发现于山西闻喜，是研究裴光庭生平事迹的重要文献资料。另外，在考证过程中，作者还注意吸收今人最新目录学成果，如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张忠刚等《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版）、李灵年等《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胡旭《先唐别集叙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徐永明等《明人别集经眼叙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清代版本叙录》（上海远东
出版社2015年版）等。如，王含光《吟坛辨体》一条就吸收了蒋寅《清诗话考》中的考述成果。《清诗话考》全录《吟坛辨体》作者自序，作者据此抄录，则其书体例及内容一见而知。再如，唐僧道英《琴德谱》一条,作者在叙录中注明：“此书曾流传到日本，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有考。”仅此数例，就足以说明作者的学术视野与所费功夫。当然，如冰是首次以一人之力编撰此目录著作,涉及面广，头绪众多,任务繁重;身在高校，又有教学责任;作为女性，尚需操持家务，研究经验与个人精力都很有限。因此该书中自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所著录文学著作仅限于诗文文献，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戏曲未予关注。又如有些叙录撰写尚有不够精详、深人之处再如文献利用方面，尚有一些古代与现当代人所编撰目录著作未得到充分利用。如，书中所征引山西省、县方志多属清代编修的方志，对于明代方志的利用似即有所疏忽。像《山西通志》，明代即有《(成化）山西志》、《（嘉靖）山西通志》、《（万历）山西通志》三种，而作者却仅利用了《（雍正）山西通志》。希望如冰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抽出时间广搜文献资料,改正讹误，补充缺漏，进一步完善，使该书研究成果发挥出更大的学术价值与利用价值。
史志目录汇编的集大成之作——浅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于少飞*史志目录是考察古代文化思想源流与典籍存亡情况的重要依据，其编纂工作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承略、刘心明两位教授主编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以下简称《萃编》）历时八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自2011年至2014年间陆续出版，全编共27卷31册，共计968.9万字，汇辑了我国历代史志目录及其相关的考证、校补之作，共84部著作，可谓集历代史志目录及其考补著作之大成,对于我们系统考察我国古代著述及藏书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史志目录价值之大，正如姚名达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中所言:“向来撰目录者多据其所典藏之书而从事焉，或官府世守，或私家新收，于以登记名目，取便稽寻，其在当时此地之功效甚大。然时移世易，彼琅环插架之书既多毁灭，轴签编目之录亦鲜留传。后人欲考镜古代学术源流，书籍存佚，舍史籍中之艺文、经籍志，殆莫由焉。”①中国古代典籍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与亡佚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艺文经籍志因附于史书而得以较为完备地保存，或载一代之著述，或载一代之藏书，或二者皆有，为我们了解古代书籍情况提供了便利。为了方便学者更好地使用史志目录以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情况，学界关于史志目录的汇编与整理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并且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日本文政八年（1825年）’日本学者合刊《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宋志》、《明志》及倪灿之宋、辽、金、元《志》补，金门诏之《三史艺文志补》，钱大昕之《元史艺文志补》为一书，名为《八史经籍志》，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清光绪九年,镇海张寿荣据以校勘重梓，是我国关于史志目录的第一次汇编整理。光绪年间，目录学家姚振宗撰成史志目录考证与补撰之作5部，连同《七略》、《别*于少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①姚名达著,严佐之导读:《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
录》辑本，辑集为《快阁师石山房丛书》。民国二十三年，杨家骆辑《历代经籍志》，收录史志目录17种。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上海开明书店排印王钟麟所辑《二十五史补编》，收录史志目录31种。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大光书局铅印《中国历代艺文志》，收录史志目录10种。1955年至1959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十史艺文经籍志》，排印自汉至明史志目录25种。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历代史志目录丛刊》，收录史志目录73种。这些史志目录汇编各有优长，其中《十史艺文经籍志》首次采用旧式标点整理，《历代史志书目丛刊》收书最为全面。而与这些史志目录相比，《萃编》不仅在收书数量上超越前代,并且施以新式标点，可以称得上是史志目录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汇辑和整理，为今后史志目录的汇编乃至古籍整理工作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嘉惠学林，功莫大焉。一、《萃编》的学术价值周予同先生曾道:“历代正史中艺文志或经籍志,都记述了经部书目。我们若把这些‘志’汇编起来,并加上《二十五史补编》中的补志，合为一书，点校注释，是了不得的工作。”②来新夏先生也曾指出：“如果我们把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加上各种补志，再加上《清史稿•艺文志》，进行整理汇编，那就构成了我国自古以来一部比较完整而正规的图书总目了。由于我国古代历朝的国家目录多巳亡佚,因而这一套较为完整的史志目录便成为了了解历代著述、藏书情况的重要依据。”③王承略教授早年也在《正史艺文志及补志浅论》一文中提出过这样的畅想，他认为：“正史七志和自清至今的多种史志，基本上构成我国两千年来系统完整的典籍目录。从这些著录中，可以探测各时代各种学术的兴起和发展概况,可以体现我国古典文化的繁荣。”④王教授还指出，如果能把七部正史艺文志和所有的补志,汇编成一部包括古今具有国家意义的图书总目录，那是当今图书目录事业的一大盛事,并且对弘扬民族文化必将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历史影响。《萃编》的问世，实现了学者们对史志目录汇编工作的愿望。《萃编》收书下限至1949年,汇辑了历代正史、国史中的艺文经籍志以及与之相关的考证、校补类的著作，建构起中国古代史志目录的完整体系，其意义重大正如王承略教授在《前言》中所说，《萃编》的成书不仅有助于“摸清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家②周予同:《中闻经学史讲义（外二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③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第32页。④王承略:《正史艺文志及补志浅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第3期
底，建立中国古代典籍信息库”，更“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总结与传承，有助于揭示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规律和走向”二、《萃编》的整理特点(一）收书全面，内容丰富《萃编》从二十五史的角度建构了史志目录的完整体系，收书之全，内容之丰，在史志目录的编纂历史上可谓史无前例^《萃编》所收录的84部著述主要分为以下四类:第一，二十五史中本来就有的7部艺文经籍志，反映了我国古代著述与藏书情况，加起来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古代简明学术史；第二，自宋代以来，学界对这7部艺文经籍志的考证、著述与补遗类的著作，如宋代王应麟的《汉艺文志考证》，清代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隋书经籍志考证》’清代黄虞稷、卢文弨的《宋史艺文志补》等等，其中关于《汉书•艺文志》的考补著作多达15部之多，为我们研究《汉志》和汉代之前的学术情况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资料;第三，自清代康、雍以来学者补撰的历代艺文经籍志及其相关考补著作，诸如清代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清侯康的《补三国艺文志》等等，其中补后汉艺文志、经籍志就有6种之多，补三国艺文志有3种之多，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各朝各代的图书情况提供了帮助,加上前面所说的7部正史艺文经籍志，几乎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古代著述与藏书情况的全貌;第四，宋代国史艺文志的各种辑本及明、清两代的国史艺文经籍志,这为我们系统研究宋、明、清三代的著述和藏书情况提供了参考资料。(二）编排合理,体例完善在体例的编排上，《萃编》大致按照时间和篇幅分为27卷31册，同一朝代下根据作者生卒年排列。全书前有总凡例，每卷前先列目录，书前扉页介绍底本与校本情况。全书采用繁体排版的形式，底本的双行小字改为单行小字，并施以新式标点，为学者阅读和使用提供了便利。原书标目有的先书名后作者，有的先作者后书名，《萃编》则基本保持原书格式’在作者与书名之间空一格，不作统一改动。条目连读排列不换行者，为阅读方便,在整理时加以区分。底本的异体字，在不需要造字的情况下予以保留，不做统一处理。底本的避讳字，在能确定是原书在流传过程中的改动的前提下，尽量回改。《萃编》合理的编排，⑤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格式的统一,为读者的阅读及资料的查阅提供了便利。(三）注重底本的选择,努力挖掘新版本古籍整理工作应当重视底本的选择,黄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中指出：“底本选用的确当与否对古籍整理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失误，则其他工序做得再努力也难于弥补。”⑥《萃编》在整理过程中非常重视底本的选择，多采用校勘精良的版本。《百衲本二十四史》由张元济先生主持，经商务印书馆斥巨资广搜博采各史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呕心沥血十余年而成，在版本的选择方面很有权威性，《萃编》中有多本选取商务印书馆主编刊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作为底本，足见《萃编》对底本选择的重视。在此基础上，《萃编》在校勘过程中，多次参考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主持编纂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更加提高了校勘成果的准确性。《萃编》在底本选择方面的成就还表现在挖掘了很多从未面世的史志目录和新版本。如清代王仁俊的稿本《补宋书艺文志》和《补梁书艺文志》，李正奋的稿本《补魏书艺文志》、《隋代艺文志》、《隋代艺文志辑证》，佚名（疑常麟书）的《（汉隋）二志存书述略》，清代郑文焯的稿本《金史补艺文志》，孙德谦的残稿本《金史艺文略》和初稿本《金史艺文略》,吴骞的《四朝经籍志补》清抄本，张继才的《补元史艺文志》抄本等等。这些史志目录和新版本是整理者四处拜访、苦苦搜寻而来的成果，为《萃编》的编纂提供了新的材料。(四）校勘精审《萃编》的整理过程注人了编者很大的心血，尤其体现在对著作的校勘过程中。校勘工作的精审，校勘方法的灵活多样，这些都为《萃编》的校勘质量提供了重要保证。整理者非常注重校本的选择，多选择较有权威的中华书局影印本、上海书店影印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等作为校本，此外还广泛征引《玉海》、《艺文类聚》、《十三经注疏》等书进行校正，可谓不遗余力。如《汉艺文志考证》一书即采用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至元刻本、日本中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元至正重刊《玉海》附刻本、清光绪浙江书局重刊《玉海》附刻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种校本。不仅如此，在具体的校勘过程中，整理者还尽所能及地搜寻《集韵》、《说文解字》、《困学纪闻》、《诗本义》、《通典》、《礼记》等书籍中的相关材料n这类情况在全编中⑥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很常见。《萃编》校记的撰写在尊重全书原文的前提下，根据著作性质的不同而有详有略。例如正史中的7部艺文经籍志及清代学者补撰的历代艺文经籍志著作，大部分都只存书目、卷数与作者,所以校记也较为简单，多为卷数、篇数等讹误的校改以及不同字词的存疑。而对7部艺文经籍志的考补及宋明清三代的国史艺文经籍志类的著作，因原书既有相当多的考证、校补类的论述及按语，所以整理者在出校时’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对于义可两通者，注存原文，并广泛征弓I相关书籍，以死校为主,他校、对校、本校、理校等多种方法相结合，认真排査,指出了大量脱文、衍文、误字、倒误等方面的错误。如整理者在校清光绪三十年在山草堂活字本《隋书经籍志补》时,通过《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等校出了大量字误、脱文情况。再如校《汉书艺文志疏证》卷二“邹子始终五十六篇”时，整理者认为原书所引《盐铁论》“讹谬难读”，并将中华书局1992年王利器《盐铁论校注》所据各本厘正的原文详细列于书下，为读者提供了更确切的资料。《萃编》整理者在整理书籍的过程中,十分严谨执著，若发现更好的版本，甚至不惜返工重做。如在整理陈朝爵《汉书艺文志集说》时，整理者起初采用的是安徽省立大学馆藏的6卷本的石印本，有缺页，至2010年10月时已经完成了2校清样。2011年4月，两位教授自首都图书馆得到7卷本的《汉书艺文志约说》。经过比对，不仅《约说》的内容较《集说》更为丰富,《集说》书后所附《勘误表》十数页，在《约说》中也已被悉数改正。《集说》的缺页，《约说》也可补全。可见《集说》是初稿，《约说》是后定稿。两位教授欣喜之余，即刻改换《约说》为底本进行重新整理，体现出严谨认真之态度。再如清代郑文焯的《金史补艺文志》，整理者最先采用的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过录的稿本,后用内容更加完整的《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影印本作底本。明代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先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徐象橒曼山馆刻本，后改用价值远远超于徐本的《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三十年陈汝元函三馆刻本。整理者认真负责的态度、高度严谨的学术精神值得称道和学习。三、可商榷之处《萃编》凝聚了整理者八年的心血，不论在体例还是内容上都尽可能做到完善,其中所体现出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为学界所称道。但由于所收史志目录数量、版本之多，任务之繁重，整理过程之复杂等等原因，《萃编》也存在一些微瑕之处。
(一）标点不统一标点是古籍整理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对于人们阅读和使用古籍意义重大，而古人引书不像今人著述这般严谨,为行文方便，常任意改动原文,有时仅凭记忆引书而不加考证，且在引书过程中要省便省，不用任何表示省略的符号，以致引文与原文有较多出人。即使是史书传记当中的引文，也存在很多自我编排的情况。以清代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为例，该书引用了大量的史传资料，但其中的引文多经过姚氏自己处理。如卷一“易类”“梁又有齐临沂令李玉之、梁释法通等《乾坤义》各一卷，亡”条目下,姚氏引《南齐书•崔慧景传》曰：东昏侯时，慧景奉江夏王宝玄向京师。临沂令李玉之发桥断路，慧景收杀之。慧景败死，追赠玉之给事中。⑦《南齐书》原文并非如此，只是内容大致相同，文字有很大的出入。再如“周易几义一卷,梁南平王撰”条目下，姚氏所引《梁书•太祖五王传》之材料与《梁书》原文也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地方。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在整理古籍时该如何处理这种与原书引文不一致的引文的标点问题。《萃编》的整理者’对于书中这类的引文的标点问题并未做好统一处理，如同样是史传类的引文，上面提到的《南齐书》一则加了双引号，而《梁书》一则则没有。如何对这种情况作统一的处理,是否能做出一定的区分,笔者认为这是《萃编》整理者应该注意的问题。此外，在一般的标点问题上，《萃编》的整理也存在一些不统一的地方，比如两本书之间是否加顿号等问题，都还需要做统一处理。(二）异体字应作统一处理《萃编》整理者在全书《凡例》中明确说道“底本的异体字，在不需要造字的情况下予以保留，不做统一处理”⑧。但笔者认为至少一本书中的异体字该做统一处理，不然会造成混乱。如清代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多次征引清代朱彝尊《经义考》中的材料，但有些地方“考”字采用的是其异体字“5T,诚然这是原书自身存在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做统一处理会更合理一些。(三）校记方面存在疏漏《萃编》整理者十分重视校记的撰写，全书格式基本统一，且清晰明了，但仍然存在一些疏漏，尚需要修补。如第一卷《校补》卷四“小学类”之“凡将一篇”⑦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十五卷）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6页⑧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一卷），第丨0页。
条目下，王仁俊曰：“禅”，《艺文》中引作“禪”，《玉海》四十四。⑨整理者出校曰：“玉海四十四”三字疑当在“艺文”二字前,其中“三”当为“五”之误。再如第一卷《汉书•艺文志》“六略”总《序》“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二千二百六十九卷”条目下，整理者校曰：“二”，王本、殿本皆作“三”。⑪此处“二”是指“二千”之“二”？抑或是“二百”之“二”？语意不明确。《萃编》历时八年,一经面世即引来学界的众多关注，为学界所称道。它汇辑历代史志目录及相关的考补著作于一体，收书全面,校勘精审，可谓集历代史志目录之大成，不仅有利于全面考察我国古代著述与藏书情况，更有利于从目录、校勘、版本、注释、标点等古籍整理方面对传统学术进行深人研究。虽有缺憾，但瑕不掩瑜。王承略、刘心明两位主编在《前言》中提到，要继续遍寻那些下落不明的史志目录,做成《萃编》的续编’以及编写综合索引。这是两位教授的愿望，也是学界共同的期待。⑨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一卷），第218页⑩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一卷），第218页⑪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一卷），第48页,
現代學術與文化的迷思—《文化的衰頹》讀後蔣美賢*首先，現代社會是一個在藝術與文化方面力求大鳴大放的社會，而且在這裡藝術與文化是合一的，代表著名望與金錢……設有一個文化產業特別委員會，公私部門的資金在這個被稱為文化產業的經濟領域流進流出，而且由藝術家與藝術愛好者們所組成的利益團體總是覺得自己受到忽視，為此感到憤怒然而，在此我還要大膽提出一個想法：我們的文化涵養在品質方面逐漸走下坡,值得崇敬的文化也愈來愈少，我們幾乎可以說，這種情形與公私部門所善意支持的各種文化活動愈來愈與日益普及相呼應的理由不只在於活動太過豐富使我們分心，沒有時間消化與思考我們的文化體驗另一個更深層的理由則可以一語道破，那是自我意識。②以為上文是誰在描述澳門文化的現狀？不，那是現今美國史學大師雅克•巴森Ua«丨uesBamin)對西方文化的觀察。但若然他的描述讓你感到似曾相識或親臨其境，如筆者所感;則巴森的見解，或亦可供現今澳門文化作一參考。《文化的衰頹》是巴森文化批評的結集，原文書名為《我們應該擁有的文化》（Theculturewedeserve)言下之意，目前的文化尙有許多値得反思與改進的地方。然而，“文化在衰頹”確實是巴森的話，難掩他對文化的深度焦慮。書的首章《高雅而枯燥的文化》，所揭是民眾對學術的文化功能的迷思:“我們經常誤以為學術硏究是為文化與人文服務的;但事實上，藝術與文化並不隸屬於大學。大學不可能成為藝術與文化的容身之處，因為文化本身與學術硏究格格不入。”③可見巴森的觀察，文化衰頹的癥結在此。*蔣美賢：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副理事長。②雅克•巴森著,陳榮彬譯:《文化的衰頹》，橡實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14-15③同上書.頁21
首先,什麼是學術?為答此問，巴森追根溯源，為學術正本淸源：學術最初始的目標（無論最終達成與否）也就是分析所謂分析，是為了得出结論而以狭隘的方式仔細檢視研究對象。而分析必須以論證為根據，並且需要考慮之前其他人提出的論證，也就是某個研究主題的文獻。④然而，筆者猶需為本文所談論的對象:學術，再正本淸源。固然，巴森對學術的討論，由始至終是在自身西方文化的語境下進行,所詮釋的是西方人所同識的學術（Acalmic)，並不完全等同於中國文化語境下學術的語義。當中是暗藏於中國學術已久，卻鮮有人去注意或表達出來的一個現狀。現今華人世界所言指學術，其實是揉雜了對“學術在中國”所下的兩重定義: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成果的概括，一是現今中華地區以大學為陣地所從事的硏究工作。前者與巴森所指的學術格格不入’而後者則近幾相同,畢竟現代大學就是引進自西方的，包括其體制與功能，就是Academic。以下本文所探論的學術皆指Academic。而中國傳統文化在本文仍稱中國傳統文化,以示區別。這是在展開論述以前,筆者必須與讀者達成的一個共識。文化與人文如何錯配了學術從中國傳統文化走向學術，眾所周知是中國近代所行的追求科學化路線的一個里程碑。無庸置疑，中國引進學術,所看重的就是它的科學性，而非其他。引進者的初衷,必然是以為它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利而無害，所引進中國文學領域的也是西方用於文學硏究的一套，而非自然科學的。遺憾是這份應然的設想並不實在。事實上學術首先或本來就是自然科學根據自己的特性開出給自己用的:“不管分成幾個更小的領域，只要每個領域都有辦法接受一些可以普遍適用的原則，那些領域都能用數學統一起來。”是否適用於學習文學科與藝術科?巴森如是說問這個問題是沒有用的，因為所謂的學習文學與學習藝術史的觀念,都是晚近才建立起來的。直到一八五◦年代以前，並不存在這種科目的課程,甚至連科目都不是。”“是後來因為有人希望能夠解決科學與政治經濟學獨大的問題,因而創造了這一類的科目。”⑤因此在西方，學術入主文藝原已是折衷於科學，已是科學對文學的第一度傷害，那引進中國就是第二度傷害。惟西方文學若如巴森所言般，那是迫不得已要接受第一度傷害時，古早以前就已經建④问上書，頁21-22⑤同上書,頁27,
立起學習文學與學習藝術史觀念的中國文化，卻是莫名其妙的受了其二度傷害。傷害所具指的是，巴森認為是分析用於文學硏究，實在有違文學本質：“偉大的文藝作品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們把這世界的事物綜合重整過了；它們之所以具有藝術價値，是因為把形式與内容融合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解的整體。稍為疏理一下中國文章從古到今的變化，亦即接受學術規範前後的分別，即可知巴森之見是正確的。為何而有的學術規範？—從“古代文論”到“現代論文”文論是中國傳統文學的一種體裁，即古代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論文是現代硏究者在學術書籍或學術期刊上刊登的呈現自己硏究成果的文章。人文學科文學領域的論文體系，蓋亦以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為主體。如此看來，論文彷彿即現代文論’或文論的現代化。所謂現代化，就是規範，使合乎一種格式標準,從而更具條理、更加規整。現代論文的規矩，側重兩方面:一是格式，二是論證。然而，論文是否就是更具條理、更加規整的文論？就像將亂放的衣物用衣架一件件掛好在衣櫃裡？那樣無論對衣服本身或穿衣服的人來說，無疑是百利而無一害。抑或那些條條框框、邊界全是嵌着利刃的,任何東西放進去，超出那個框架的所有部分，都務必被切去摒棄，那怕是重要的、獨特的，能夠體現其價値的内容？筆者大膽以為，前者是學界聲稱要達到的，但恐怕後者才是實況。從事古代文論硏究的現代學者，普遍都會關注到文論的一種特質:詩性特徵，即其哲學精神與藝術美感。讀古代文論，除了其所談論的作者與文本,即今硏究對象以外，往往還能讀到評論者所投映的個性與審美觀,，古人“硏究”一種文學材料，就不只為分析出原作者的意思，更多是寄託自己的志，古代稱之為“文心”。文有了心,始有了生命。一篇文論寫就，那不僅是寫作者的硏究成果，也是一篇獨立的文學作品。今人能對文論作各種的藝術形式或哲學精神的分析，而這是無法從一篇現代論文中分析出來的：首先，是在形式的嚴格規範下,論文格式千遍一律，不外乎前言、緖論、硏究綜述、論點、論據、論證、結論,再加上參考書目。如此還有藝術可言嗎？藝術所重,乃是創造。其次,現代論文講究客觀論證，客觀就是盡可能不帶主觀情感，則力求個性化的書寫都別出現。再加上論證所講究的有據可依,有依據才合理，那必須是覆述前人的觀念言論。哲學家卻無一不是以個人的智慧領受了時代的啟示,再對旣往的觀念作重新審視。思維往往是跳躍的，所得結果往往是發前人所未發的。只在乎條理描述、總結旣有哲論的，那是哲學史家。故審核⑥同上書.頁26-27
現代論文,作者當中該不會再出現哲學家或思想家，只有哲學史家或思想史家,而其史的時限，只停滯在論文出現以前，則無異於死物。而貫穿其中的理，是一個任何科學範疇都難以認可的悖理:要先成為哲學家才有資格提出、構建自己的哲學？現今評價學者的論文，其硏究成果的價値，普遍會提到這麼兩句話“為學術作出了貢獻”或“具有學術價値”，蓋也是學者做硏究的動機與目的然而,在學術尙未存在以前，文人撰寫文章，其動機與目的何在？“文章者,不朽之大業，經國之盛事。”曹丕如是說。“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蘇軾如是說。“假如我有指導靑年的本領一無論指導得錯不錯一我絕不藏匿起來”魯迅《兩地書》如是說。“針砭時弊”、“起衰扶危”、“為時代發聲”，是我們當下常常自覺加諸先賢著書立說的冠冕，也是我們所肯定的一種價値。眞是現今學術價値所能等同的嗎？不太可能吧。因為“發聲”必然是個人時代感主訴，其理據可是參考文獻所能提供的？正是為學術所“規範”的個性顯露。我們又可有這份自覺？有，絕對是有。以上所申述，並非筆者乃至巴森的獨特見解，也非潛藏於學術的什麼伏筆。一切都暴露着為人們明白可見。私下探問,對人文學術現狀與前景的嘆息者肯定不會少，卻沒有人想要改變，更多是以為不可能去改變。因為那是錯誤，也是一種明知故犯的錯誤。學術是處理文化的一種技術那種明知故犯，巴森指是人文受了科學魔咒般的影響。固然科學無從要求人文學科服膺科學硏究的分工範式，是人文科學難以抵抗社會對科學的認受性、自己臣服其光環之下。除了分工範式，人文學術還取法了科學的評定標準：量化統計。“不發表作品就被淘汰”的精神在現今學術界大行其道。故此可想知,人文學院或硏究所的作業情況，所謂學者專家，尙存多少是對文學藝術傾注生命、以審美為志趣的文學家與藝術家？還是“學術”系統的操作者，以某種旣定的規則程序處理文學藝術知識元素u所指並非學術不構成處理文化的功能，如巴森所認為：對於文化而言，學術研究並非不可或缺，卻能提供實質幫助，因為在珍貴事物的累積過程中，學術可以讓累積結果更有秩序，一清二楚。學術可以找回原有的適當角色，為大眾整理出可讀的文本，為任何文藝領略釋疑解惑，若是有些作品因為時代久遠底源自於遠方而難以理解，學者也可以說明它們的背景與脈络。⑦⑦同上書，頁36
然而這些都是功夫,是如何處理文化的技術,可視為文化學，卻不是文化。什麼是文化，那是“與心靈和精神有關的傳統事物”、“無論藝術、思想、歷史與宗敎，都是為了供人沉思與對話而存在的”、“是能夠產生敎化功能的”。單純整理出文本及其相關寫作背景，猶產生了敎材;但能起怎樣的敎化作用，關鍵還是要如何用於人身上。一個文本承載了什麼，跟讀者能從其中獲得什麼與如何納入成自己的思想内容、用於對自身文化的審視，兩者委實不同：前者是開放的知識，後者是個人涵養。汲入知識不構成涵養,惟有知識在與人心靈有所感應以後,才能轉化成涵養。促成這過程的，是敎育。於文化不可或缺的，是敎育。不似眾望的人文學院學術止於知識,未抵敎育。這是學術原有的適當角色，巴森這樣比擬:“就像工匠，能製造出與寶石相得益彰的鑲座。”⑧而筆者的話，之於敎化，學術是供應敎材者。這本來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我們不會責難敎材的供應者不去做敎育工作，亦不指望他會。但問題是，民眾對於人文學術從來懷抱這種想像:以為學術是為敎化而存在的。畢竟學術的陣地是高等院校、是大學,而無大學不在聲稱自己在提供“高等敎育”。基於這種想像，民眾也指望大學能起傳承作用，尤其對於人文學院，人們總寄望它會負起傳承文化的重任。但事實上,那也是現今大學體制無法辦到的事情;甚至，那更多是在瓦解人的傳承觀念。可以想像的,學院對於學生最大的期望，並非成己成人，而是能培訓出參與操作學術的勞動力I、因着這個明確的目標，僅所需要敎授予學生的就是每項必需的程序,那些標準與規範，不會有其他多餘的、無關的東西，包括自我涵養，遑論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敎育。學生亦會誤以為文化全然就是這麼一回事，現成的一套模式概念，而非能與心靈和精神發生共鳴的傳統事物，則傳承從何談起？畢竟傳承最講究的是意願:非如此不可。人會選擇傳承一樣東西、有形或無形，必然是意識到那是與自己生命相關的、不可或缺的一種元素。文化所以被視為是必然會傳承的,是因為它理所當然是我們生命元素。然而’講義、寫論文的格式技巧、學位文憑與僅將這些授予我們的敎學者，顯然並不那麼重要。而這已經是人文學院會盡的本份。畢竟敎育極需投放心力與時間,撰寫論文與學術著作亦極需投放心力與時間，敎學者能盡用的,也是24小時一天。假如側重於學術這是大學的定位，作為大學工作者是應該遵循的。我們應當理解這個實況,卻必須認淸另一個實況:我們以為委託給大學的周全的文化傳承策略,事實上是有所缺失的，缺失了關鍵的敎化的那環節。«同上
這懸空的角色能以什麼來塡補？能切合當前實況，尤其是澳門現況的,筆者以為，還是非大學莫辨。筆者的觀察，在當下澳門的語境中，學術已幾乎覆蓋了文化。正是巴森所言“專家主義”的氾濫。為何我們將文化留給學術獨享？專家的觀念並不存在於中國傳統文化，那是近代學術新造的產物。與學術硏究倚重分析相因相成:“隨着做分析的人愈來愈多，文獻也日積月累，每個人能夠處理得了的硏究主題顯然也愈來愈小。換言之，專門化（spedalkation)是不可避免的，而出於實務上的必要性，在專門化之後接踵而來的專家主義，則是一種心態。”那種心態，即俗話說的“各佔山頭”。專家主義氾濫的社會,文化在人前的面目，往往是被大卸八塊的，且民眾會視之為文化應然的面目。這原為學者應對學術的謀生手段與策略,如何應然滲透整個社會？最直接的，固然是得力於大學的課程設置,讓學生耳濡目染這種觀念，再帶回到社會上。間接的，則得力於政府推廣文化的策略。政府的文化推廣，必然標籤是“專業的”。在坊間舉辦的文藝活動，必然是邀得專家參與主持,方能突顯其公信力。由專家所灌輸民眾專業的文化内容,那只能是學術。尤其如澳門般如日中天的經濟，給予了政府充裕的條件，與專家攜手大力推廣澳門文化，固亦是為打造澳門旅遊市場以帶來更龐大的經濟收益。故澳門社區的文藝活動辦得無日無之,變相是全民學術,從而被剝奪是民眾直接汲取文化的權利。學術又是一般人難以消化與覺得有趣的東西,頻密的灌輸只會使人覺得枯燥並疲於接受。何況,上文已討論專門的知識難以帶起人有何生命之感。如此，大學與政府引導社會促成了專家主義,我們把文化整個委託給了學者和專家，每當接觸任何認為是文化藝術的載體，我們不會再直觀的理解它，嘗試讓它與自己的精神心靈產生共鳴，那種獨一無二的頻率。不，我們只等着被灌輸各種專家的說法與評價，任由其直接滲透心裡成為自己的想法。這不僅剝奪了我們直接汲取文化的權利，更剝奪了人的存在目的價値。這正合乎六十年代哲學家傅柯（MifhelFoucault)觀察人類文化進程,而來極大的一個焦慮：“從十九世紀起,人不再是藉由經驗而存在的人，不再是眞實生活裡作為主體的人;變成了認識體系硏究對象即客體，只是一個生產工具、一個詞的承載器（這詞先於人而存在）傳柯所指的詞,正是個人被剝奪了因思考而來的獨特性後，剩下不過一個容器:負載劃一的、規範的一些概念。如此下去，傳柯認為會導致人的終結。這話看似嚴重,實在是非常到位的:當人人都被劃一以後，個體的誰存⑨傅柯著,莫偉民譯:《詞與物》.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頁390-402
在不存在也不再重要了。再者，談論是澳門文化,則還需關顧到一個異像:從事澳門學的專家有相當部份是從外引進的，他們是為參與學術而來’並非文化。事實上，外來專家亦沒有條件能帶給我們完整的、深層的文化傳遞。語言不通，就是個最大的範限。更多有意或無意的，是他們會以自身的文化去覆蓋澳門文化，這是筆者所目睹的澳門文化的一個面目。說來卻又是相當抽象的一個,因為到底什麽才叫做澳門文化的原貌？被學術裝扮以前的？是應先發揚澳門文化還是先發揚澳門文化硏究？那恐怕是一個個當時來不及解答、而當下再難以探究的問題。惟兩者有何差異,或尙可用一句話概括:澳門學術不一定依靠本地來傳承的,而澳門文化卻不得不如此。而澳門的現狀無疑指向一個事實:一直以來，我們把許多熱誠傾注在學術，而冷落了文化。歸根究底，還是長久以來一份以敎育、以傳承為本的對文化之思的失落，似還在，實已遠離太遠，乃至是一種不曾為我們所意識的存在。真的只是一場誤會嗎？如何重尋這份思考？要重塑大學體制。至少讓敎育納入到人文學院的使命，固然學術的成份因而要作出調整L如何重塑大學體制？書中巴森提供了一個並不討喜的答案:“總有一天，當前這種過度擴張的大學體制將會因為過於笨重而坍塌。我們就會看出這種體制原來眞的沒什麽用。”⑩此話未免偏袒了大學。縱使民眾對大學投入是高出大學所應得的信任與尊重，這份誤解並非無中生有,乃是千古以來中華傳統對於“師道”的崇敬，所謂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雖此並不怎麼科學。然而，如果大學從不去否定乃至欣然接受了這份期許，“大學是社會的縮影”便不再單純是民眾主觀的想像，而是客觀現實。大學敎育與社會文化確實是相因相成的。大學體制出現問題，必然緊隨其後的，便是社會文化結構的怪異。除非漠視這個事實，否則為何不能要求體制實事求是地改變？為何總有一種變化是不能談的，就在這個日新月異、事事物物都在蛻變的時代中。更何況，無一種改變的實現，其先決條件，先於一切客觀條件出現的，不是人渴望改變的意願。以未求的不可得，等於不能求得,這邏輯未免也太不科學吧。⑩雅克■巴森著,陳榮彬譯:《文化的衰頹》，橡實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35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典中話舊—澳門文獻與《世界記憶名錄》講座”與會者及主辦方代表大合照
“典中話舊”講座昨舉行記憶學術中心擬文獻電子化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昨假城市大學舉行“典中話舊一澳門文獻與《世界記憶名錄》講座”。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委員會主席楊開荊透露，未來擬將有關文獻電子化、系統化，引導靑年善用，進一步了解本土歷史文化。講座昨日下午三時在城大何賢中心會議廳舉行，由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主持，楊開荊主講。城大副校長孫繁淸、圖書館館長燕今偉，本澳敎育家劉羨冰、嶺南中學校長區金蓉及多校師生參與。講座以相關歷史典籍為背景,從中追尋歷史，互動交流並探討澳門文獻遺產價値，以及如何推廣本土文化敎育。冀通過向中學校長及敎師分享澳門的歷史資源，共同推動文獻遺產在靑少年層面的敎育。楊開荊介紹稱，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是由城市大學、文獻信息學會去年成立,致力宣傳文獻遺產的保護和敎育。學會於二〇一〇年及二〇一六年向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申報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及澳門功德林檔案文獻，皆成功列入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其中功德林寺院文獻尤具重要歷史意義，從明末至中期二十世紀，有二千種近六千件涵蓋手稿，名人書信及字畫、貝葉經等珍貴古籍。當中有梁啟超與觀本法師信函,佛敎經典、檔案資料。文獻講座出席者苯文獻中可見,無量壽功德林始建於民國初年，此座曾為佛敎學院的廟宇帶動鄰近地區女子佛學敎育。二戰期間,功德林更為文化名人、僧人以及比丘尼
等營造交流平臺，在此學佛論道，進行思想交流，為澳門留下豐富的文獻遺產。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方面，該批入選文獻一直藏於主敎公署及聖若瑟修院,涵蓋十六至十九世紀，以拉丁文、葡文、中文和其他歐洲語為主。主敎公署文獻包括敎廷指示、信函、手稿、報吿、神父資料、活動計劃、會議記錄，及各地敎徒出生、領洗、結婚登記及死亡等資料;聖若瑟修院則保存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及遠東來澳傳敎士學習的資料，涉及神學、中國文化及語言、西方學術知識、科技、哲學等領域。楊開荊稱，成立世界記憶學術中心後，更覺有責任強化靑年認識本土歷史文化。未來將持續開辦同類型講座，面向廣大師生，深入校園，擬將文獻電子化、系統化，多吸引靑年善用，並組織考察各文獻景點，主動了解歷史，認識歷史。講座後，與會者一同參觀城大圖書館及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了解各項設施。(《澳門日報》2017年3月27日）
港澳學者硏討松山燈塔內涵《燈塔的記憶一澳門》紀錄片首映禮曁“澳門燈塔古蹟保育與傳承座談會”昨日舉行，旨為記錄和還原當年燈塔建築與運作原貌，弘揚燈塔的人文内涵.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副主任何舟稱，東望洋燈塔有濃厚歷史價値與人文内涵，反映澳門不少歷史人文故事，建議進一步宣傳燈塔價値，加強推廣。活動由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海事及水務局、香港城市大學、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主辦。昨日上午十時半於城市大學文化中心展覽廳舉行，旅遊局副局長程衛東，文化局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代廳長何鴻斌,海事博物館長陳宜婉，澳門城大副校長孔繁淸、校務總監蘇錦雄及圖書館長燕今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香港城大圖書館特別顧問景祥祜，澳門基金會硏究所代表楊開荊，以及多名海事歷史學家、關注歷史文物人士出席。出席學者和活動負責人合照孔繁淸、鄧駿捷認為活動別具意義，對推動澳門文化傳承和發展具啟發性，也是港澳良好的合作項目。希望未來舉辦更多類似活動，加深大衆認識燈塔古蹟的人文内涵。何舟表示，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學生、技術人員等製作了香港、臺灣、澳門的燈塔紀錄片，以燈塔視覺看社會。國家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但不少人不太熟悉“一帶一路”，尤其海上絲綢之路，希望藉燈塔故事,展現海上絲路相關地區的歴史、文化、經濟及發展現況。東望洋燈塔定義為澳門在世界地圖上的地理定位，有許多燈塔的歷史人文故事値得深挖。澳門作為東西方文明交流中心,燈塔弓I導航船來往，作用重大。東望洋燈塔保育、旅遊推廣都做得不錯，希望進一步向外宣傳，推廣燈塔的人文内涵。
活動上，香港城市大學項目組贈送紀錄片光碟予多個單位，以及授權澳門基金會的“澳門記憶”項目和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使用該片，與會者並硏討燈塔的保育與傳承。(《澳門日報》2017年4月22日）
稿約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為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編輯出版的國際性學術刊物，歡迎澳門以及海内外學者賜稿0二、本刊堅持學術自由、文責自負的原則。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皆為作者的原創硏究成果，並不代表編委會的意見。三、來稿可以中、英文撰寫，内容一般以文獻整理考證、信息開發管理、文學藝術探討、歷史文化硏究等為主。稿件一般以5,000-10,000字為宜，特約稿件除外。四、本刊編委會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意者請注明。五、引文務必査對準確,註釋一律放在頁末，採用插入式腳註。六、中文來稿按原用字形系統直接編校排印，大陸規範漢字不再轉換為港澳臺傳統正字。七、來稿請寄紙質文本及電子文本（MSWmxJ),並注明作者的眞實姓名、任職機構或團體、通信地址、郵政編碼、電郵、電話,以便聯繫。八、本刊設有匿名評審制度。來稿三個月内未收到本刊編委會的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恕不退稿,也不奉吿評審意見。九、文稿一經刊登，即奉薄酬及當期刊物兩冊。十、本刊編委會聯繫方式:澳門郵政信箱9341號，電垂：mdis_mo@yahoocom.hkt
封面題簽:李鵬翥責任編輯:汪欣欣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7年第2期•總第二〇期)主編：鄧駿捷副主編：楊開荊沈振輝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贊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排版印刷：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次：2017年12月印數：1,000本ISSN2077—1479定價：澳門幣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