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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文獻考論】朱子《詩集傳》勘正《毛詩》文本錯訛辨析.....................陳才1《申鑒》校補.........................................蕭旭吳鳳英10盧文弨集外函札三則考釋............................彭喜雙陳東輝21鄭文焯稿本《金史補藝文志》兩種述要..................張雲33《淸史列傳•文苑傳》訂誤...................................張宗友39【文學視野】《花庵詞選》版本考..........................................張雁42《全宋文》指瑕十八例........................................柳建钰51蘇曼殊譯作與多元文化交融意識............................董上德58饒宗頤先生1940年代散佚詩文拾零........................劉文菊63【語言文化】《論衡•問孔》訓話札記四則----以所引《論語》義為中心............................李詠達74“衣冠禽獸”溯源............................................羅維明87從《廣東女子藝文考》看明淸時期嶺南才女文化........喬玉紅高威95明淸佛山園林發展史述略...................................韓健105【澳門硏究】《雪社詩集》五種簡述.......................................鄧駿捷113論趙連城的詩詞............................................陳業東119【序跋書評】阮元的學仕觀:學與仕合，濟於實用—兼評《阮元經學研究》.................................何海燕122

隨意的考證荒謬的結論一《元稹集編年箋注》等誤讀之舉隅.....................吳偉斌125關於《說文解字敘》的解讀—與許國璋先生商榷...................................龐光華141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148................................................................155

朱子《詩集傳》勘正《毛詩》文本錯訛辨析陳才*所謂勘正文本錯訛，也就是對典籍中文字訛、脫、衍、倒等現象的校勘與改正。勘正《毛詩》文本錯訛的做法，最早可以上溯到東漢末年的鄭玄。鄭玄為《毛傳》作箋,常勘正《毛詩》文本中的訛字，以為字當作某。《毛詩》文本流傳，經過漫長的寫本時代，再至南宋時期,其間訛變已有不少。朱子在《詩集傳》中，對《毛詩》文本中的錯訛有所校勘。本文所論，並非朱子在臨漳刊刻《詩經》時對其文字錯訛的校勘，而是他在治《詩》過程中，對《毛詩》中不符合《詩經》“古本”的文字錯訛所進行的校勘。朱子所作的校勘，主要表現在勘正訛文、勘正脫文和勘正衍文三方面，共計20條,其中，《詩集傳》中有19條,《朱子語類》載有朱子校《毛詩》脫文1條。古人治學，主要途徑就是訓詁與校勘，朱子亦不例外。這些校勘是朱子詩經學成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其中所顯示出的學術意義,亦頗値得詩經學者關注。一、對《毛詩》訛文的校勘朱子認為，《毛詩》文本中有i化文16處。(1)《鄭風•溱洧》:“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詩集傳》曰：“將，當作‘相’，聲之誤也。”①《本詩一章作“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且之前的“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I于且樂”。兩章均同，並無改字。《詩經》有重章疊句的用語習慣，而且“將謔”句義晦澀難明，故此處的“將”當與一章同,作“相”為是。將，上古、中古均為精母陽部字;相，上古、中古均為心母陽部字。故朱子認為其致誤的原因是聲誤。此校雖無版本上的根據,但是符合語言習慣和《詩經》用語習慣。高亨先生《詩經今注》亦同意此說，但認為*陳才:上海博物館副硏究館員..①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敎育出版社,2010年,第481頁。

是“傳寫致誤”②。要之,朱子所校可從。(2)《陳風•墓門》：“訊予不顧，顚倒思予。”《詩集傳》曰：“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③前章日：“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本章前句曰：“夫也不良，歌以訊之。”二章第二、第四句句式有異，且又無版本證據，故不必據前章以執後章，輕易作出改動。此“或曰”尙不知是誰人所說，但此校非是，《詩集傳》大可不必弓丨此說。(3-4)《陳風•月出》：“舒夭紹兮,勞心慘兮。”《詩集傳》夾註曰：“慘,當作‘燥’，七吊反。”後注云慘，憂也。”④又，《大雅•抑》：“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詩集傳》夾註曰慘，當作‘燥’，七到反,叶七各反。”後注云慘慘,憂貌。”⑤《經典釋文》於此二處皆未錄異文，且皆注“七感反”，正是“慘”字之音。然朱子此校甚是。慘、燥乃俗寫形近，今敦煌文字可證,故當由此致誤，淸儒如戴震、段玉裁諸輩於此皆有說，足可為之證。現錄胡承珙《毛詩後箋》之說於下：承珙案：《隸書》偏旁“參”或作“恭”，與“喿”相似，易溷，故六朝人往往互書致舛。如《説文》“操”、“摻”本有二字，由後人以“參”、“喿”不分而脱其一。説見《鄭風》。但《詩》以韻為辨，故惟《北山》之“慘慘劬勞”、“慘慘畏咎”可作七感反耳。毛晃、陳第以後遞加辨正，足救陸氏之失。然《五經文字》云：“慄，千到反，見《詩.風》。”是陸氏以後本尚有作“慄”不誤者。⑥這一說法也廣為後人認可。朱子以《陳風•月出》篇二章句句入韻，而照、燎、紹、操,中古皆屬效攝，可通押;若作“慘”字，則韻不協矣。《大雅•抑》篇昭、樂、燥、藐、敎、虐、耄宵藥合韻，中古分屬效、宕二攝;朱子以此章當押宕攝的入聲韻。而若作“慘”，則是咸攝，屬陽聲韻。朱子大概是以為咸攝的陽聲韻,並不能叶岩攝的入聲韻,故有此改動。能結合音韻來校勘《詩》文,這在方法論上，亦頗値得稱道。(5)《小雅•四牡》：“翩翩者離，載飛載下，集于苞栩。”《詩集傳》夾註曰：“離，當作‘隹’，朱惟反。”⑦《經典釋文》日：“難，音隹，夫不也。本又作隹。”⑧《說文》引“離”字之或體,正從隹、一。袁梅先生說《〈左傳•昭公十九年〉正義》引《詩》作隹。《說文繫傳》引《詩》同。”⑨《爾雅•釋鳥》此鳥名“隹其”，《經②髙亨:《詩經今注》，淸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0頁。③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519頁。④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520頁。⑤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698頁„⑥胡承拱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黃山書社,1999年，第629頁。⑦朱軎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545頁。⑧陸德明撰,黃焯彙校:《經典釋文彙校》,第169頁。⑨袁梅:《詩經異文彙考辨證》，齊魯書社,2013年，第314頁。

典釋文•爾雅音義》日隹，如字;旁或加鳥，非也。”⑩蓋此字古字本作“隹”，如《說文》之或體，後因俗字類化而成“離”字，以為其字之今字。朱子校勘《毛詩》，本意就是為了恢復“古本”原貌，故有此說。此校可從。(6-7)《小雅•常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詩集傳》曰：“況，發語詞，或曰當作‘怳’。”■又,《小雅•出車》：“憂心悄悄，僕夫況瘁。”《詩集傳》：“況，兹也,或云當作‘怳’。”■此亦不知引誰人之說。前一“況”字，《毛傳》訓兹;後一“況”字，《鄭箋》訓兹。《說文》：“兹，草木多益也。”蓋即“滋”之古字。若作“怳”字，《說文》訓作“狂之貌”，則這兩處句義不通,顯然不合適。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認為凡此等，《毛詩》本皆作兄，俗人乃改作從水之況,又訛作况。”■陳奐則以認為兄、況古今字;古作兄，今通作況。”■朱子錄此或人之說,大可不必。(8)《小雅•斯干》：“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詩集傳》曰猶,謀也。……或曰：‘猶’，當作‘尤’。”■此“或曰”不知所指何人。朱子前已釋猶為謀，串講句義後，又引此說,蓋以此以備一說。不過，此處若作“尤”解,句義難通。此校非是,蓋此“或曰”亦是宋儒所僞稱古本之說。(9)《小雅•無將大車》：“無思百憂，祗自底兮。”底，《詩集傳》夾註曰：“劉氏曰：‘當作痕。’與瘠同，眉貧反。”■此乃引劉敞《公是七經小傳》說,然此說並無實據。一般認為,唐人避李世民請，從“民”的字多有改成“氏”者，如“昏”本當作“昏”。不過，段玉裁否定了這個說法。《說文解字注》“昏”字條云字從氐省為會意，絕非從民聲為形聲也。蓋隸書淆亂，乃有從民作昏者，俗皆遵用。唐人作《五經文字》，乃云：‘緣廟諱偏傍，準式省從氏，凡泜昏之類皆從氏。’以昏類泯，其亦愼矣。”■此“底”字與上句“塵”字押韻，為眞支合韻，不必拘於此字與塵同以眞部為韻。馬瑞辰說：瑞辰按：底,《唐石經》作底，《廣韻》以戒為I氏之重文。《爾雅》：“戒，病也。”《説文》：“疵，病不翅也。從疒，氏聲。”皆有戒無底，從《唐石經》作底為是。《釋文》讀丁禮反，失之。古音脂與真互轉，支、真亦互轉，底當讀如疹，故與塵韻，猶《説文》“趁讀如塵”也。《三家詩》蓋有作疹者，張平子《思⑩陸德明撰,黃焯彙校:<經典釋文彙校》，第931頁。■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548頁。■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554頁。■段玉裁撰,許惟賢點校:《說文解字注》,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710頁。■陳奐:（詩毛氏傳疏》，《續修四庫全書》第7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4頁下。■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581頁。■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618頁。■段玉裁撰,許惟賢點校:《說文解字注>,第535頁。

玄赋》“思百憂以自疹”，正用此詩。底讀為疹，又假借作祇。《何人斯》毛《傳》：“祇，病也。”祇即底之假借。猶《曲禮》“畛于鬼神”，鄭《注》:“畛或為祇”。《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震作祗，祗從氐，古氐亦氏聲也。又讀與《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無逸》“治民祗懼”，《史記》皆作振同，振亦诊也。（《禮記》“振烯唂”，即《論語》“诊烯唂”。）劉敞《七經小傳》及劉弈均謂底當作痃，顧亭林、江慎修皆謂即“多我覯痦”之痃，因避唐諱而改，俱非。■此說言之鑿鑿,可從。如此，則朱子弓I劉敞說有誤。(10)《大雅•皇矣》：“上帝耆之，憎其式廓。”《詩集傳》曰：“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或曰”不知所指何人。檢《四庫全書》本《程子經說》卷四，有“增其式廓”，其說蓋亦有所本，則此說在二程之前已有。不過,此說雖看似通達，實則於訓詁無據’輕易改字，亦不可取。朱子前注未詳，又錄此說備考，實則不必。(11)《大雅•下武》：“下武維周，世有哲王。”《詩集傳》曰：“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此“或曰”不知所指何人。惟劉敞《公是集•王沂公祠堂記》載錢公子飛“又作《登歌》一章，並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郅隆。……’”■云云，不知與此是否相關。朱子引此或人之說,實為理校。不過,宋儒的理校，多是據義理以校勘，文獻證據不夠充分,實不可取。(12)《大雅•卷阿》：“爾土宇皈章,亦孔之厚矣。”《詩集傳》曰：“皈章，大明也。或日:皈，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此“或曰”當指張耒《詩說》所說，朱子存此以備一說。陳戍國先生《詩經校注》對此有論曰：按："皈章”，朱傳説是“大明”，那是依毛傳作的解釋，但與下詩句“亦孔之厚”不便連貫。朱傳引“或曰”將皈章解釋為“版圖”，與詩下句聯繫較順。■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此“皈”字讀為“版”字則可,改動經文則不必。(13)《大雅•雲漢》：“旱旣大甚，散無友紀。”《詩集傳》曰：“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檢《四庫全書》，段昌武《毛詩集解》云：“橫渠曰：■馬瑞辰著,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中華書局,1987年,第952-953頁。■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I冊.第665頁。■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I冊,第670頁。■劉敞:《公是集》，影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109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0頁上。■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687頁。■陳戍國:《詩經校注》，岳麓書社,2004年,第351頁。■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I冊,第705頁。

‘友，疑作有。’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亦云：“橫渠張氏曰：‘友，宜作有。’”■可知，此“或曰”當指張載所說。張載據己義臆斷，且根本無版本依據,不必從之。朱子因張載乃“北宋四子”之一，故引其言以備一說，實可不必。(14)《大雅•嵩高》：“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詩集傳》夾註曰：“近，鄭音記。按《說文》從定,從丌。今從斤，誤。”後注文云近，辭也。”■《朱子語類》亦錄朱子之說曰：“‘往近王舅’，近,音‘旣’，《說文》作，誤寫作‘近’。”■此乃據其音義以理校，其說甚是。宋人毛居正《六經正誤》已襲用此說。淸儒大多亦認同此說,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即暗襲朱說’並加以引申：《大雅》“往近王舅”，假借為語詞也。《王風》“彼其之子”，《笑》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蔓》云：“忌，讀為‘彼己之子’之‘己’。”《崧高·傳》曰：“边，己也。”《箋》申之曰：“己，辭也，讀如‘彼己之子’之‘己’。”是則己、忌、記、其、边五字通用。一部也。《大雅》作“近”者，誤。近，十三部也。■此外,若惠棟《九經古義》、臧琳《經義雜記》、胡承珙《毛詩後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等持論雖與此微異,但也都認同此校。當然，還需指出《鄭箋》、段玉裁認為讀如“彼其之子”之“其”可能是錯誤的。諸家說法中，比較可信季旭昇先生《詩經古義新證》的觀點，他認為這個“其”當是指異國的“眞”，字也可寫作“己”、“杞”、“其”。■(15)《周頌•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詩集傳》夾註曰：“彼徂矣岐,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蛆者岐’。今按,彼書‘蛆’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蛆’意。韓子亦云‘彼岐有蛆’，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從《後漢書》下文來看，其中所引，乃《韓詩》之文。朱子據《韓詩薛君章句》及韓愈《岐山操》，認為《毛詩》的“彼徂矣，岐有夷之行”，當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朱子改“矣”為“者”，後世有爭論。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則認同朱子之校，只是認為其斷句則是錯誤的。馬氏說曰：■段昌武:《毛詩集解》，影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74冊，第822頁上。■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影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73冊,第736頁上„又，《四庫薈要》本“有”字誤作“酉”，見第441頁上。■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707頁。■黎靖德輯,鄭明等校點:(朱子語類》,(朱子全書》(修訂本）第】7冊,第2753頁。■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355頁。■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增訂版），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第187-226頁。■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725頁。

瑞辰按：《毛詩》以“彼徂矣”三字為句，與上“彼作矣”相對成文。《韓詩》則作“彼徂者”。《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李賢《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道有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鄭君先通《韓詩》，故此《箋》全本韓義，其云“後之往者”，正釋經“彼徂者”句。《正義》:“徂，謂新往者。”是知《箋》、《疏》本皆作“徂者"，而以“岐”字屬下句讀，則《毛》、《韓》同也。《説苑》、《韓詩外傳》竝引《詩》“岐有夷之行”。惟沈存中《筆談》引《後漢書》，朱輔《疏》誤作《朱浮傳》，又誤讀岐字為句，誤徂作山且，蓋由誤以《韓詩傳》“岐道阻險”為釋詩“彼徂者”之徂也。朱子《集傳》、王伯厚《詩考》竝沿其誤。■此辨甚詳。而胡承拱《毛詩後箋》引段玉裁《詩經小學》曰：東原先生謂鄭《箋》云後之往者，薛君云彼百姓歸文王者，是毛、韓皆作“彼徂者”之證。案：作“徂”固是，作“者”則非。鄭《箋》釋“彼作矣”曰“彼萬民居岐邦者”，釋“彼徂矣”曰“後之往者”。兩“矣”字一例，當以“彼徂矣”三字一句，不當從《後漢書》作“者”。■此引段玉裁語，見於三十卷本《詩經小學》，不見於四卷本《詩經小學》。段玉裁以朱子之校誤,胡承珙是認同的。而陳奐《詩毛氏傳疏》則謂朱輔引《詩》‘彼徂矣’作‘彼徂者’，矣、者通用,無關經義。”■此說誠通達之論。漢人抄書，無關經義的虚字每略去不抄，《毛詩》、《韓詩》或各有所自。改與不改，皆在兩可之間。朱子以《韓》改《毛》，或許正是為了揭明《毛詩》傳本並非所謂的“古本”。(16)《周頌•有瞽》：“應田縣鼓,铫磬柷圉。”《詩集傳》曰：“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楝,小鼓也。’”■此引鄭玄《毛詩箋》之說田，當作‘楝’。崠，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為‘田’。”此處，朱子之訓田為大鼓，本《毛傳》，鄭玄則改字改訓，朱子又錄之。而鄭玄所作《周禮•大師》注、《禮記•明堂位》注，以及《爾雅•釋樂》郭璞注、《宋書•樂志》皆引作“崠”。淸儒馬瑞辰、陳奐皆以為鄭玄當本《三家詩》之說，理或然也。段玉裁三十卷本《詩經小學》謂崠“聲轉字誤,變而作田”■，當是。故朱子此校可從。■馬瑞辰著，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第1049-1050頁。■胡承珙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第1515頁。■陳奐:《詩毛氏傳疏》,《續修四庫全書》第70冊,第398頁上。■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I冊,第731頁。■段玉裁:《詩經小學》，《段玉裁全書》第1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91頁。

二、對《毛詩》脱文的校勘朱子認為，《毛詩》文本中有脫文2處。(1)《魯頌•閟宮》：“毛焦裁羹，籩豆大房。”《詩集傳》夾註曰：“籩豆大房，此下當補一句，如‘鐘鼓喧喧’之類。”■後又說《毛傳》對本詩的分章“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此乃理校，雖然朱子之校於文勢更協，但無版本依據，其實也只是朱子據意臆斷。而據《漢書•藝文志》的說法,《詩》“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而可以“遭秦而全”，因此，《詩》有脫句之說，不可信。(2)《商頌•殷武》：“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朱子語類》載朱子曰：如《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穑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某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贺孫錄。)■葉賀孫所錄為朱子1191年以後之語。今本《詩集傳》已於1190年刊成，故此校不見於《詩集傳》。但是，旣然是朱子對《毛詩》所作的校勘，故權附列於此。朱子所處的南宋時期,學界對音理普遍認識不足,故而很可能會有誤判。《詩集傳》以適通謫,音“直革反”，為解注音曰：“音懈，叶訖力反。”■力，《廣韻》林直切，屬曾攝的職部。而辟、績、辟、謫《廣韻》皆屬梗攝。雖注叶音，仍不能押韻。故而，朱子會疑此處有脫文，“欠了一句”。其實,辟、績、辟、適上古皆為錫部，解上古為支部，陰陽對傳，可以通押。再加上這個校勘亦無版本上的依據,故不可從，儘管朱子據音韻以校勘，在方法論上頗値得稱道。三、對《毛詩》衍文的校勘朱子認為,《毛詩》文本中有衍文2處。(1)《鄭風•大叔于田》：“叔于田，乘乘馬。”《詩集傳》曰：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别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748頁。■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I冊,第751頁。■黎靖德輯,鄭明等校點:《朱子語類》，《朱子全書》（修訂本）第17冊，第2735頁。■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冊.第757頁。

失之矣。”■陸德明《經典釋文》說:“叔于田，本或者‘大叔于田’者，誤。”■唐石經，首章即作“大叔于田”。朱子先是據陸德明之說，點明俗本之誤，又引蘇轍《詩集傳》說，揭明其致誤原因。此校甚是，篇題之為“大叔于田”，內容未必也要作“大叔于田”o(2)《小雅•巷伯》：“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詩集傳》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此句為詩之第六章，本詩第二章亦有“彼譖人者，誰適與謀”二句。朱子認為此因甚嫉而重言之，又引或曰以為衍文,以備一說,說明朱子的態度仍有些模糊。此“或曰”不知是誰所說，未見於《孔疏》，蓋宋人新說。後世亦有採信此說者，如眞德秀《大學衍義》、《御纂詩義折中》等，而淸儒胡承珙則力駁此說之謬。■這個說法並無版本上的證據,其實本可不必理會。小結綜言之,朱子對當時流傳的《毛詩》文本作出了全面的校勘，包括對《毛詩》文字的校勘、對《毛詩》分章斷句重新認定、對《毛詩》篇次進行調整，以及本文所分析的對《毛詩》文本錯訛的勘正。■由上文的分析可知,朱子對《毛詩》中文字錯訛進行的校勘,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第一，朱子的校勘,有少數精確不移，比如《陳風•月出》“勞心慘兮”、《大雅•抑》“我心慘慘”、《大雅•嵩高》“往近王舅”等的校勘，能立足文獻，從文字、音韻、訓詁入手,對後世校勘有一定啟示;也有一些說法可從，如《鄭風•溱洧》“伊其將謔”、《小雅•四牡》“翩翩者難”等校勘;但不少地方，文獻證據並不充分，說不可取。第二，作為理學家，朱子推崇北宋五子，對於他們在詩經學領域的新說,多有引用。這種做法，有着明顯的學術傾向性，不過北宋五子之論多據理以言，忽視文獻證據，並不可取。而這也是朱子之詩經學中，為後人所詬病的一個重要部分。■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I冊,第471頁。■陸德明撰,黃焯彙校:《經典釋文彙校》,第147頁。■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子全書》（修訂版)第I冊，第610頁。■胡承珙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第1206-1207頁。■參看拙文《〈詩集傳〉對〈毛詩〉篇次的調整述論》，《文津學志》第6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詩集傳〉校勘〈毛詩〉異文條辨》,《文津學志》第7輯,2014年;《〈詩集傳〉對〈毛詩〉分章斷句的重新認定析論》,《歷史文獻硏究》第37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第三,有時候，《詩集傳》中所弓[以備一說的“或曰”，陸德明《經典釋文》和孔穎達《毛詩正義》皆未載,難以找到文獻證據來證明,而這些很可能是宋儒新說中僞稱的“古本”。宋儒每喜妄改經文文字，冒充“古本”，並據此以證漢人所傳經文之誤,朱子《詩集傳》於此亦有所失察。有時候，朱子甚至不惜忽視文獻證據來加以徵引,以此揭明《毛詩》文本之非“古本”，並以之證今本之“誤”。朱子之所以如此，是與他的治《詩》原則相關聯的。朱子治《詩》，認為漢人不懂義理,漢代所傳的《毛詩》文本並非秦火以前的“古本”的原貌，故欲突破《毛詩》，以求得《詩經》原貌。

《申鑒》校補蕭旭*吳鳳英《申鑒》五卷,後漢荀悅(公元148—209)撰,又稱作《小荀子》。孫啟治《申鑒注校補》以《四部叢刊》所收文始堂黃省曾注本作底本①，參考盧文弨《申鑒校正》、錢培名《申鑒札記》、孫詒讓《申鑒札迻》②。本篇為之訂補焉。《政體》第一校補(1)篤序無彊，謂之申鑒孫啟治校:《治要》“序”作“厚”。程本、四庫本、《治要》“彊”作“疆”。按彊借為疆。無疆，猶言無止、不已。篤謂誠信。序同敘,述也。誠實申述之無止，故謂之“申鑒”。(P2)按序”是“厚”形謁。篤亦厚也。《史記•商君列傳》：“序有功,尊有德。”敦煌寫卷P.5523《春秋後語》“序”作“厚”。《家語•五刑解》：“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敦煌寫卷S.1891《家語》“序”作“厚”。皆其相譌之例。(2)興農桑以養其生按:興，《後漢紀》卷29作“修”。(3)小人之情，緩則騎，騎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按:《治要》卷46引作“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後漢紀》卷29引作“緩則驕，驕則怠，怠則怨，怨則叛”，《後漢書•荀悅傳》引作“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怠”為“急”形譌。各書並有脫文，本當作“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怠,怠則怨，怨則叛”，所謂頂針句也。《呂氏春秋•適威》：“驕則恣，恣則極物,*蕭旭:江蘇靖江市廣播電視台工作人員。吳鳳英:江蘇科技大學圖書館館員。①孫啟治《申鑒注校補》，中華書局2012年版。②盧文弨《申鑒校正》,收入《群書拾補》，《續修四庫全書》第丨14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33頁。錢培名《申鑒札記》，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19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4頁。孫詒讓《札迻》卷10《申鑒》，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39-340頁。

罷則怨,怨則極慮。”③《韓詩外傳》卷10:“驕則恣，恣則極。”此荀悅所本。“急”即“極”音轉。孫啟治謂當作“緩則驕，驕則恣;急則怨，怨則畔”,“緩”、“急”對比言之，“急”亦“危”也，非是。⑷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孫啟治校:黃注：“《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錢校：“《治要》‘交’作‘憂V’按作“憂”亦通。“憂”通“優”，饒也。《老子》57章所謂“我無事而民自富”是也。謂使民自行施為、交往。（P23)按:《後漢書.荀悅傳》、《通志》卷111作“交”，李賢注《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此黃注所本。《後漢紀》卷29作“安”。周天游引《老子》“我無為，人自化;我無事，人自富”以解“安”字④，此孫說所本,皆非是。“安”、“憂”皆是“交”形譌。《淮南子•原道篇》：“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文子•道原》：“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之而通乎德。”《道德指歸論》卷9:“無為為之，萬物興矣;無事事之,萬物遂矣。”並可相證。交，通也，遂亦通達之誼。使自交之，言使民自通於德也。(5)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孫啟治校:錢校:“原作‘不肅而治’一句，脫去中間四字，今據《治要》補,與本《傳》合。本《傳》‘治’作‘化’。”按錢補是，今從之。（P23)按:《孝經•三才章》：“其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又《聖治章》：“聖人之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史記•萬石張叔列傳》：“是以其敎不肅而成，不嚴而治。”(6)惟察九風，以定國常孫啟治校:錢校:“《治要》‘察’作‘審’（P27)按:《長短經•理亂》：“夫明察六主以觀君德，審惟九風以定國常。”是唐人所見,固作“審”字。(7)無事惟職是司孫啟治校:無事，言無事他事。（P27)按:《長短經•理亂》引作“唯職是司”，無“無事”二字，當據刪。《治要》卷46引已衍此二字。(8)位職不重孫啟治校:錢校:“《治要》‘位職’倒。”（P28)按:《長短經•理亂》引亦作“職位”。③《文子•道德》同，《淮南子•道應篇》“驕”作“憍”。④周天游《後漢紀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27頁。

(9)小臣讒嫉孫啟治校:錢校:“《治要》作‘小臣咨度’。”（P28)按:《長短經•理亂》引作“讒疾”，“疾”為“嫉”省,《治要》卷46引“疾”形誤作“度”，因又改“讒”作“咨”。《廣雅》：“讒、嫉、殺，賊也。”“讒嫉”二字同義連文。(10)君臣爭明孫啟治校:爭明，猶言爭智。（P28)按:君臣如同日月，爭明指臣下擅權，亦稱作“爭光”，孫氏未達厥誼。《意林》卷5引作“爭盟”，亦誤。《公孫龍子•通變論》：“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政之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下昏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唐開元占經》卷6引京氏曰：“《氣占》云：‘日月並俱出,君臣爭明。’”又引《荊州占》：“日月並見,是謂爭光。”《晉書•天文志》：“月晝明,姦邪竝作,君臣爭明。”(11)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孫啟治校:上多欲，故法不定;下多端，故政多門。（P29)按:孫氏說誤。上多欲，故下多端;法不定，故政多門。《文子•精誠》：“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淮南子•主術篇》“欲”作“故”。是其比。(12)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孫啟治校:黃注:“以遵禮者為勞苦，以守法者為執滯。”(P29)按:劬,《治要》卷46引同,《長短經•理亂》引作“拘”。“拘”字是。黃氏據誤字為解。(13)以苛為密，以利為公孫啟治校:《治要》“密”作“察”。密，審也。密謂審密、周密。（P29)按:密，《長短經•理亂》引亦作“察”。“以苛為察”是先秦二漢人習語，《漢書•景帝紀》、《後漢書•章帝紀》並有“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語。《淮南子•道應篇》:“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⑤《新序•雜事一》：“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⑥(14)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孫啟治校:割，剝也。（P29)按:《治要》卷46、《長短經•理亂》引同，《意林》卷5引二“為”作“作”，省下“以”字。《漢語大字典》弓[此例解云:“割,災害。”⑦則是讀為害。⑤《文子•上禮》同。⑥《子華子•晏子》同。⑦《漢語大字典》（第二版），崇文書局、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384頁。

(15)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孫啟治校:錢校《治要》‘蒙’作‘疑’。”（打9)按:蒙，《長短經•理亂》引亦作“疑”。(16)上不訪,下不諫孫啟治校:錢校:“《治要》作‘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優。”（P30)按:《長短經•理亂》引同《治要》，《意林》卷5引同今本。(17)婦言用,私政行孫啟治校:《意林》卷5“私”作“内”，義同，並指後宫o(P30)按:《治要》卷46、《長短經•理亂》引同今本。(18)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孫啟治校:黃注:“漢文帝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P31)按:黃氏所引見《史記•孝文本紀》，《漢書•刑法志》、《列女傳》卷6同，《史記•扁鵲傳》作“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漢書•路溫舒傳》：“死者不可復生，盞(絕）者不可復屬。”此文上句“生”上脫“復”字,下句“復”下脫“屬”或“續”字。續、屬，猶言連接。《漢書•宣帝紀》：“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顏師古曰:“息謂生長也。”《御覽》卷649引“生”、“息”上皆有“復”字。其誼亦同。(19)棘槐以斷之按:黃注引《周禮》“九棘”、“三槐”是也。《初學記》卷20引《春秋元命苞》：“樹棘槐，聽訟於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其實，所以刺人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⑧此其名義也。(20)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兹無赦孫啟治校:焉,猶乃也。（P34)按焉”字當屬上句，孫氏說誤。《書•康誥》：“文王作罰,刑茲無赦。”(21)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孫啟治校:錢校《治要》下‘寒’作‘憂、”（P38)按:《書鈔》卷27引《太公六韜》：“民怨者傷國。”《黃石公素書•安禮章》：“足寒傷心,人怨傷國。”敦煌寫卷S.1380《應機抄》引《傅子》：“足寒傷心，民怨傷國。”⑨《劉子•愛民》：“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22)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⑧《御覽》卷639引同。⑨《通鑑》卷283引諺同。

按:《韓子•六反》：“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又《守道》：“寄千金于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又《五蠹》：“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史記•李斯傳》、《論衡•非韓》引《韓子》“掇”作“搏”，《索隱》：“搏，猶攫也，取也。”《淮南子•說林篇》：“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諸文並可參證。(23)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按:“緩則滯”下,《御覽》卷918引有“馴而安之,然入門”七字,《事類賦注》卷18、《困學紀聞》卷20引有“馴則安”三字。今本有脫字。(24)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己而榮華譽孫啟治校:華譽，虛譽也。《列子•周穆王》：“榮汝之糧。”張湛注：“榮，棄也。”（P52)按:孫氏榮訓棄,非是。榮華譽，言以虛譽為榮。《時事》第二校補(1)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按:《書鈔》卷27引作“堯舜不易民而治正，桀紂不易民而治亂”。(2)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淸矣按:蓄,《治要》卷46引作“畜”，餘同今本。《漢紀》卷10引作“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淸矣”。(3)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按:《漢紀》卷10引作“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奇怪，正人事，則妖偽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釋名》：“息,塞也。”今本“大事”當作“人事”。(4)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按:去，《治要》卷46引作“絕”，餘同今本。《漢紀》卷10引作“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辨，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5)絕末伎，同本務孫啟治校:錢校:“《治要》‘同’作‘周’。”字作“同”義長。“同”有“統”義。(P58)按:孫說非是。“同”、“周”皆“用”字形訛。《漢紀》卷10引荀悅語云：“奉

業勸功以用本務。”(6)敎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孫啟治校:事,為也。“事”為動字，“事漸”謂漸為之。（P71)按:孫說非是。此言敎、刑之事,必由簡略漸進。(7)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孫啟治校:不茂,謂事不能興。（P84)按茂”疑“成”形譌。(8)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孫啟治校:黃注:“《東觀書》詔：‘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P85)按:此語出於《左傳•桓公六年》。(9)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孫啟治校:張網待鳥，得鳥者僅網之一目。然如張一目之網，則無得鳥之時。(P101)按得鳥者”云云亦係引文。孫氏誤標句讀，且未解“無時”之誼。《淮南子•說山篇》：“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文子•上德》同。無時，猶言無由、不可以、不能。《意林》卷1引《文子》“無時”作“不可”，《文選•鸚鵡賦》李善注引作“無以”，義皆相合。《御覽》卷914引《文子》作“無得鳥時”，則非是。《鹖冠子•世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出。”《淮南子•說林篇》：“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長短經•用無用》：“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然張一目之羅，終不能得鳥矣。”(10)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吿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孫啟治校:《治要》無“朝”字。（P106)按:朝，《後漢書•荀悅傳》同,《玉海》卷48引亦同;《後漢紀》卷29、《記纂淵海》卷75、《職官分紀》卷15引作“廟”。“廟”涉上而誤。《書鈔》卷55引亦脫“朝”字。(11)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孫啟治校:《御覽》卷235引“淫”作“悖”。淫,邪也。（P107)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語出《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後漢書*荀悅傳》、《後漢紀》卷29、《治要》卷46引亦作“淫”，李賢注:“淫，過也。”《書鈔》卷55引亦作“悖”，皆係妄改。

《俗嫌》第三校補(1)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孫啟治校或”通“惑”。或愆,猶言迷誤。(P118)按或”與“不”對舉，不當讀為惑。或，猶有也。(2)力稱烏獲，捷言羌亥，勇期賁育，聖云仲尼，壽稱彭祖，物有俊傑，不可誣也孫啟治校:黃注羌亥，疑‘豎亥’之誤。”盧校‘羌’古與‘慶’同音，此謂慶忌也。亥,謂章、亥。”按慶忌以勇聞，不以捷足名……黃校近是。豎亥,善行人。（P123)按:章太炎曰：“‘羌亥’即‘慶忌’也。古語助慶、羌通用……《易》‘荄茲’作‘箕子’，《詩》‘彼其之子’作‘彼己之子’，是亥、其、己聲三通，故知‘羌亥’即‘慶忌’。《東方朔傳》朔上書亦云‘勇若孟賁，捷若慶忌’，是其證也。明黃勉之謂‘羌亥’當作‘豎亥’，非也。”⑩吳承仕曰：“‘羌亥’即‘慶忌’之異文，皆同音通假字也。《易》‘箕子之明夷。’趙賓以為‘荄茲’。荄、箕、忌古音同在之部，聲紐亦近,故得相假。司馬相如《上書諫獵》曰：‘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即為此文所本。若禹使大章豎亥，推步四極，此為測量地望者，非多力人,向亦不與烏獲、賁育並稱。”■趙帆聲曰：“羌亥，當為‘慶忌’。‘慶忌’所以假作‘羌亥’者，音近。”■小疋（蔡偉)亦指出“羌亥”是“慶忌”音變。施謝捷指出漢印人名“羌忌”即“慶忌”，此文“充亥”為“慶忌”異寫。三君皆舉《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書諫獵》為證。施氏又舉證如下:《老子》王弼本“獨立不改”，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本簡29“改”作“亥”，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作“该”。《爾雅》“無草木赅”，《釋文》：“赅，《三蒼》、《字林》、《聲類》並云猶屺字。”《說文》、《釋名》“赅”作“屺”。是“亥”、“忌”相通之例■。諸說皆得之。《漢書》、《漢紀》卷10、《文選》同《史記》，顏師古注:“慶忌，吳王僚子也，射能捷矢也。”李善注引《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呂氏》見《忠廉篇》，李氏引脫“六”字。《文選•吳都賦》：“捷若慶忌，勇若專諸。”亦其證也。(3)至於以肩息而氣舒⑩章太炎《膏蘭室札記》卷2,收入《章太炎全集（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163頁。■吳承仕《绲齋讀書記•校〈申鑒〉兩條》.《國學叢刊》第2卷第丨期,1933年版,第34頁。■趙帆聲《古史音釋》，河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320頁■小疋《釋“羌亥”》，施謝捷《<漢印文字徵〉及其〈補遺〉校讀記》，並見http://■.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491D

孫啟治校:黃注：“《莊子》曰：‘眞人之息也以踵，衆人之息以喉。’”“以肩息”未詳。注引《莊子》見《大宗師》。“以肩息”蓋謂其息淺，氣息至於肩則舒散,不能深聚。（P132)按:黃、孫二氏皆未得其誼。“肩息”是古醫家術語，謂大聲呼吸，氣急不安，以致搖動肩部。《金匱要略•臓腑經絡先後病脈證》：“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欽;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靈樞經•本藏》：“肺高則上氣肩息欸。”張介賓注肩息咳,聳肩喘息而欽也。”(4)或問黃白之儔孫啟治校儔”、“鑄”同聲相通。(P136)按:儔，類也。(5)歒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孫啟治校:錢校:“歒，盧學士本作‘歒’，云：‘疑“穀”字。’恐非。”歒,“歒”之俗字。《說文》：“歒，歒歒,氣出貌。”按“歒”謂熱氣上蒸貌，此作動字用，蓋謂烹煮。今烹煮犬羊之肉，欲作成馬牛之肉，亦無望矣。（P137)按:盧文弨曰：“‘歒’字無考，疑是‘穀’字之誤。”■孫氏失檢。“歒”無烹煮義，且解為烹煮亦不通，孫說非是。《喩林》卷120引“歒”作“敵”。疑“歒”是“敵”形譌，讀為剔，解骨也。字或作努，《玉篇》、《廣韻》並謂“努”同“剔”。又省作狄，《方言》卷12:“刳，狄也。”此言剔下犬羊之肉以造作馬牛也。《雜言上》第四校補(1)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孫啟治校:黃注《詩•板》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按“泄泄”毛傳訓“杳杳(引者按:當是“沓沓”筆誤）”，即“諳諳”，多言貌。《說文》字作“唯”，云:“咽，多言也。《詩》曰：‘無然《唯。’”然此義與本文不合。本文上以“悠悠”與“泄泄”並舉，下以“明明”與“汶汶”並舉，義皆相對。悠，憂也。洩洩，樂貌。“泄泄”即“洩拽”也。《史記•屈原傳》《索隱》：“汶汶音門門，猶昏暗不明也。”(P140)按:孫氏解“悠悠”、“泄泄”非是。《論語•微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鄭本作“悠悠”，《史記•孔子世家》、《鹽鐵論•大論》、《中說•王道》引亦作“悠悠”’《漢書•敘傳》顏師古注引作“悄悒”。“悠悠”亦作“攸攸”，音轉作“滔■盧文弨《申鑒校正》，《群書拾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49冊,第433頁。

滔”、“悃怊”，眾多貌。梁•沈約《高士贊》：“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義亦同。“泄泄”當從毛傳訓“沓沓”。“悠悠之民，泄泄之士”謂士民眾多口雜。“汶汶”即“昏昏”音轉。(2)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孫散治校:原無“鑒乎前”等九字，《治要》有。《御覽》卷717弓人”作“下”。按下文“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即承此三句言之，今據《治要》補。(P141)按:孫氏所補是也，《意林》卷5引同《治要》。《書鈔》卷136引作“君子有三鑑,鑑乎古，鑑乎人，鑑乎鏡”，亦合。(3)夫膏肓近心而處阨，緘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孫啟治校逮”原作“遠”。黃注‘遠’當作‘達’。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按《治要》作“逮”，錢校據改,今從之。（PM8)按:黃氏所據為《左傳•成公十年》，《類聚》卷75引作“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及”，《白氏六帖事類集》卷9引作“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可及”■。今本《左傳》脫“針”字達”字當上屬為句。《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作“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刺”即“針”，亦其證。《御覽》卷721、738引已脫。林堯叟《左傳》注達，針也。”非是。黃氏改“遠”作“達”，甚是，形近致譌，《治要》作“逮”，則以意改之。(4)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孫啟治校:黃注《西域傳》：‘烏秘(托）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厄素”未詳，疑當作“危索”。(P151-152)按:《喩林》卷80引作“厄索”，是也。“厄”同“阨（阸）”。阨索，謂險道上的繩索。《漢書•西域傳》：“今縣度之阸,非屙賓所能越也。”又“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5)趙獲二城,臨饋而憂孫啟治校:二句未知所指。黃于下文所舉諸事皆施注，唯此二句無注,蓋亦未詳其事。(P152)按:此非僻典。獲二城，指攻取二城。《國語•晉語九》趙襄子使新樨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吿,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韋昭注左人、中人，翟二邑也。”《呂氏春秋•愼大》：■《白孔六帖》在卷32。

“趙襄子攻翟，勝老（左）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列子•說符》亦作“左人、中人”，張湛注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淮南子.道應篇》作“尤（左）人、終人”，高誘注尤人、終人，翟之二邑。”考《後漢書•郡國志》：“新市有鮮虞亭……唐有中人亭，有左人鄕。”則“老”、“尤”是“左”形譌。“中”、“終”音通。《御覽》卷322、849引《呂氏春秋》正作“左人”。劉娜日：“趙獲，贏姓,趙氏，名獲，趙武的兒子。《左傳•昭公三年》云云。”■尤為妄說。(6)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按:則可有聞矣,《意林》卷5引作“則有所聞矣”。《雜言下》第五校補(1)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孫啟治校:黃注昧,汚闇。塗，泥也。”（P182)按:昧，《喩林》卷9引誤作“坐”。昧，讀為黴。《廣雅》：“黴，黑也。”又“黴，敗也。”字亦作黥,《集韻》：“黥,淺黑也。”(2)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孫啟治校:“好”當作“寵”，此乃承上文“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言之。“怠”、“殆”同聲相通，危也。“甚”、“湛”同聲相通，沒也。(P197-198)按:孫氏校“好”作“寵”，是也;而讀怠為殆則非是。“怠”訓怠慢，與“驕”字相應。《管子•重令》：“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3)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有?”孫啟治校志”指情言。謂情乃由人之自然者，情何自生羞恥耶？（P217)按:二“志”，當是“至”音誤。人,讀為仁。《傅子•仁論篇》正作“至”、“仁”。(4)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按:想,當據《傅子•仁論篇》作“相”，亦觀省之義也。(5)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按:推，《傅子•仁論篇》作“析(6)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按:得,《傅子•仁論篇》作“漸”。■劉娜《申鑒校注》，遼寧師範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第65頁。

(7)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義也孫啟治校:黃注（‘喜不’下)缺一字。”《論語•學而》：“吾日三省吾身。”此易“三”為“四”，當用再三再四之義。又按《永樂大典》載《傅子•仁論篇》，採入《申鑒》此節，文作“君子内省其身，怒不亂德，善不亂義也”。“四”作“内”義長。“善”為“喜”之形訛。今本“喜不”下當脫一“亂”字。（P220)按四”為“内”形譌。盧文弨曰：“‘四’字疑當作‘日’。”■亦非是。■盧文弨《申鑒校正》，收入《群書拾補》，《續修四庫全書》第1149冊，第433頁。

盧文弨集外函札三則考釋彭喜雙*陳東輝M淸代學者嚴元照指出：(盧文弨）“垂歿之年始以付梓，未及五之一，即下世。錢塘梁山舟侍講出白金五十兩,布吿同人依之,年餘罙成五十卷。予家離杭百里而遙,不獲與校讎。其編次芟汰有不可解者。姑以序論之，凡所校罙書之序皆存，而獨芟《獨斷序》，《論語義疏》、《翰苑羣書》等序，亦宜存者而皆芟之。《解舂集》，先生外王父馮山公之文也。先生編刻而為之序，其序豈可芟乎？更可異者，此書自序亦不存於集。予嘗問之編校者,則曰藁中無之，疑已芟去’不知此類文因已附各書以行，故不更寫底本耳，而豈芟也哉？……予向先生二子借手藁，將為更定一本以報先生,二子固不肯。未幾，即散落書估手，不復可聚已矣，復何言！使先生遲一二年歿，得手定之,豈至於此!”①由此可見，目前流布的《抱經堂文集》僅為盧文弨全部文章之一小部分，十分可惜！關於盧文弨集外函札，夏艷《盧文弨校勘學硏究》輯得《與錢大昕書》、《與吳騫書》兩篇②；顏建華、黃智慧《盧文弨〈抱經堂集〉集外文輯佚—兼談盧文弨詩文集點校、整理問題》輯得《與王念孫書》，存目《與翁方綱書》、《與梁同書書》兩篇③；張波、趙玉敏《淸盧文弨佚詩、遺札考補》輯得《與吳騫書》一篇④。合幷重複,共計得集外函札五篇。筆者續有所得，排比疏釋如下，祈請方家指正。一、與朱文游書自得交高雅，年來更得擴我見聞，受益匪淺。此月初旬，遣價齎繳珍藏*彭喜雙:杭州圖書館副硏究館員。**陳東輝:浙江大學漢語史硏究中心副敎授。①（淸）嚴元照:《悔菴學文》卷八《又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載《淸代詩文集彙編》第50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1-552頁。②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第86-88頁。該書是在著者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2008年）之基礎上修訂而成。③《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第102-105頁。④《前沿》2015年第2期,第145-448頁。

善本十種，共廿七本，諒已檢入。今復續看出《韓非子》三本奉繳。《韓非》書以趙文毅本為最善，然其中亦有後人以意增損處，今得馮校，又益以凌瀛初本，而是書殆無憾矣。《八説》篇有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舊俱不得其解。案此即《荀子.議兵》所謂“日中而趙百里者”也。弟近校訂王伯厚編輯三種，一《尚書鄭注》，一《論語鄭注》，一《左氏賈服諸人義》，因鈔手脱誤甚多，亦有原書誤處，因細加考核，頗有正定。閱余君《鉤沈》，知此三種惠氏有之，不知可轉借一互校否？余君所見宋本《左傳》，亦當出自鄴架，可并賜一對否？又王氏《詩玫》載在《玉海》，亦有别本，然皆訛錯甚多，弟向曾增改，久置篋中，今因此三書，遂并《詩玫》亦再加訂正録出，將來請教高明，庶有以益我之不逮也。《姑蘇名賢小紀》始高太史，終王徵君以道，弟處本有缺葉，亦可賜善本一對否？小價約來日内即可從杭返棹，乞有以教之。幸甚。順此請安，不盡驰溯。文翁學長先生文幾。學弟盧文弨頓首。四月十七日。前懇代覔善本可以送學使者，不知有數種否？今寄信者，係書院生，往餘杭買絲，回曰必經蘇。倘有幸，交大小兒處為禱。又及前曰亡荆柩過蘇，慨不敢當親友賜禮，而過承吾兄親為致奠„值小兒大病之後，諸凡不周，開罪之至，銘謝無已。取書一事，弟連接尊札，兩番屢向總局索討。奈書局向設於察院舊署，近月來為中丞及主司公館。而司局者為江甯縣賛府王君名承敬,委派在制府轅門暫攝巡捕，難得相晤。弟後一札致彼云弟之書無甚要緊，不领亦可，而朱姓之書乃朋友相託，不可不為圓全。渠乃與制府内幕一友相聞，其人乃以弟先交出之單只十三種，當即交還七種為言。弟又覆彼一札云薩中丞來單是廿種，因一時不能聚集，故先交十三種，隨後又交出七種，如《抒山集》、《建康實録》二書亦在後一單交出，弟必不能捺下不照原單交出。渠于是要弟開出書目，弟因書已交官，其發回者又已全數奉還尊處，原單實未留底，于是極力搜索開出十九種，尚有一種，再想不起，今列於左：穆伯長集（兩部。）六朝事蹟（兩部。）柳仲塗集庾開府集鮑參軍集蔡中郎集刊誤補遺以上九種俱已奉還。北夢瑣言拾遺記此兩種曾否奉還？若未還，須向書局再問。湛淵静語習學記言

此兩種彼云發還，究未收到。九朝編年白蓮集此兩種渠云已進。杼山集建康襍録（此書後渠札云有。）唐人兩家。（一李翱。一是皮日休否？）此皆是第二單交送。除《建康》，外三種尚未得渠回札。又有一種是何書，祈開明與弟。渠要印結具領，可笑之至。因制府、藩臺俱公出，所以查檢費事。凡事一經官府，便不能剪截了當，兄定知弟非耽悮及沉擱也。《會稽志》原書錯落甚多，弟一一為改正，於尊書不為無功，歲杪即可奉上。張滠《續會稽志》若有，乞并賜借抄是幸。此地朋友好古者絶少，所云周耐龕之書，訪問皆不知。弟歲杪專人來蘇，如書局之書發下，當即趙上。弟雖愛書如性命，然從不敢奪人所好，此又不待自明者也。尊謙不敢當，并繳。順請近祉。不盡縷縷。按:此函札輯自王欣夫輯《抱經堂集外書跋》。⑤朱文游(生卒年不詳），名奐，乾嘉時期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家有滋蘭堂，所藏書籍旣多且精,與當時諸多學者名流交往甚密，與吳派經學的鼻祖惠棟更為莫逆之交,其藏書對學者們的硏究作出了巨大貢獻。函札中有“《韓非》書……今得馮校，又益以凌瀛初本,而是書殆無憾矣”之語。按《抱經堂文集》卷十丁酉《書韓非子後》：“乾隆丙子，以凌瀛初本校一過。閱二十一年丁酉,借得馮己蒼所校張鼎文本。”⑥丁酉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疑此札即作於此時。又札中言“近校訂王伯厚編輯三種,一《尙書鄭注》，一《論語鄭注》，一《左氏賈服諸人義》”。王伯厚，即王應麟（1223-1296),字伯厚，號厚齋，又號深寧老人，南宋著名學者，精於經史，擅長考證。《抱經堂文集》卷二有《王厚齋輯鄭氏注尙書序》、《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和《鄭氏注論語序》⑦，均撰於丁酉,即乾隆四十二年。《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所序對象即札中所言王伯厚輯“左氏賈服諸人義”；《鄭氏注論語序》所序對象即王應麟所輯“論語鄭注”。校而撰序，亦甚相合。則此札作於乾隆四十二年，當無疑問。又,札中盧文弨托朱文游向惠棟借王應麟所輯《尙書鄭注》、《論語鄭注》和《左氏賈服諸人義》:“閱余君《鉤沈》，知此三種惠氏有之，不知可轉借一互校否?”余君指余蕭客（1729-1777)，字仲林,號古農,江蘇長洲（今蘇州）人，撰有《古經解鉤沉》等。惠氏指惠棟（1697-1758),字定宇,號松崖，江蘇吳縣（今蘇⑤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王氏蛾術軒鈔稿本。⑥（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中華書局，1990年,第148頁。⑦（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第12、16、22頁。

州）人,吳派經學的奠基人，撰有《左傳補注》等。按盧文弨《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云向見吳中惠定宇氏《左傳補注》一書，亦以古義糾杜之違，服其精確，錄而置之篋中有年矣。今乃知王氏此書，定宇祖父以來即相傳有鈔本,而外人罕得見。余雖往來吳中,實不知惠氏之有此書也。頃閱近人余仲林所為《鉤沈》，而後知之。”⑧序中“此書”指王應麟輯《古文春秋左傳》，即此函札中盧文弨托朱文游轉借之一的《左氏賈服諸人義》。札中言“王氏《詩放》載在《玉海》，亦有別本，然皆訛錯甚多，弟向曾增改，久置篋中，今因此三書，遂幷《詩放》亦再加訂正錄出”。《抱經堂文集》卷二庚子(乾隆四十五年）《增校王伯厚詩放序》有“曩余於此書增其所未備，幷以元本補遺各歸本篇,錄成淸本”⑨可與此札互證。盧文弨與吳中藏書之家的交往，根據盧文弨自己的說法，最重要的有三個人:朱文游、吳翌鳳、嚴尉,其中以與朱文游的交往最早:“余往來吳門，知朱翁文游者，藏書甚精，繼交吳子枚士,皆常與之通書，無所靳。今又得吳江嚴子豹人焉。”⑩吳枚士即吳翌鳳,嚴豹人即嚴尉。早在乾隆二十六年,盧文弨已向朱文游借毛房所臨明人吳寬校趙注《孟子》本。盧文弨《孟子注疏校本書後》（丙申，乾隆四十一年）：“乾隆辛巳(乾隆二十六年），余從吳友朱文游奐處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庵校本。”■盧文弨《荅汪容甫中書》（丙申）：“在辛巳歲，從吳友朱君文游處，借得毛斧季所臨吳飽菴趙注《孟子》校本。”■盧文弨還曾向朱文游借過黃虞稷《明史藝文志稿》。盧文弨《題明史藝文志稿》（癸巳,乾隆三十八年）：“余先鈔得《書目》，後從朱君文游借得此本。”■借過《剡源集》明萬曆版本。盧文弨《剡源集跋》（丙申，乾隆四十一年）：“南濠朱君文游，多蓄古書，余因求之，乃得明神廟時版本。”■借過《鶴山雅言》元至正刻本。盧文弨《書鶴山雅言後》（丁酉，乾隆四十二年）：“余從吳門朱氏借得元至正年金天瑞梓本。”■借過《白虎通》元大德刻本和宋小字本，幷撰有《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甲辰，乾隆四十九年)■、《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甲辰)■。盧文弨抱經堂⑧（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第16頁。⑨（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一，第14頁。⑩（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十五,第340頁。■（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八,第121頁。■（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九,第268頁。■(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七，第96頁。■（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四,第193頁。■(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第143頁。■(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二，第171頁。■(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二，第172頁。

刻《白虎通》時在乾隆四十九年，“剞劂將竣”時見到了吳騫所藏小字舊本，然後才借得朱文游所藏的兩個版本，復撰《校勘補遺》附於《白虎通》卷末■。可見，盧文弨向朱文游借這兩個版本的《白虎通》當是乾隆四十九年。有確切材證可佐證的盧朱交遊，根據筆者所掌握的材料，從乾隆二十六年延續至乾隆四十九年，竟達二十四年之久，情誼可謂綿長。又，盧文弨《重雕經典釋文緣起》云：“此書雕版行於海內者，止崑山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之。宋雕本不可見,其影鈔者尙閒儲於藏書家。余借以校對，則宋本之譌脫反更甚焉。”所提到的影鈔宋本《經典釋文》也是借自朱文游。臧庸《校影宋經典釋文書後》:“此書舊藏吳縣朱文游家,學士盧召弓師曾借校，今刊行抱經堂本是也。”■盧文弨在其序跋書信等文字中，還常常提到朱文游的藏書。如，《書毛氏袖珍本陶集後》(丁酉，乾隆四十二年）:“吳中朱氏有臨宋本，乃就明休寧程氏本上改塗者。又有宋紹熙閒贛川曾集本，以校毛氏所雕，往往符會。”■乾隆四十二年，盧文弨在寫給錢大昕之信中，提到朱文游藏有《隸釋》寫本，曰：“吳門朱氏有《隸釋》寫本，較勝於刻本,乃為一妄男子所塗改,以一二石本證之，始知其大謬也。”■抱經堂所校刊《經典釋文審定及校勘姓氏》、《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幷參訂名氏》、《羣書拾補審定善本姓氏》名單中都有“吳縣朱奐文游”，亦可見朱文游對盧文弨學術生涯作出的貢獻。函札正文，盧文弨向朱文游歸還所借之書，復托他轉借幷商借所需之書。而函札附言,主要言及幫朱文游索討書局借而未還之書事,幷詢所托尋覓善本送學使事，及為朱文游校《會稽志》和商借《續會稽志》事，又及尋訪周耐龕之書事。所言學使,當即謝墉（1719-1795)，浙江嘉善人,字昆城，號金圃、東墅，與盧文弨同為乾隆十七年進士。據阮元《吏部左侍郞謝公墓誌銘》■謝墉乾隆三十九年提督江蘇學政，四十三年春調禮部左侍郞。所言周耐龕，即周亮工之子周在浚（1640-1700)，字雪客,號耐龕，家富藏書。淸代初年，周在浚的藏書在南京與黃虞稷齊名，可惜在周在浚去世後,周氏賴古堂藏書不知所終。此函札內容豐富，是盧文弨與朱文游交往的重要史料。■載陳東輝主編:《抱經堂叢書》（外七種）第8冊,學苑出版社，2015年,第383頁。■（淸）臧庸:《拜經堂文集》卷二,載《續修四庫全書》第1491冊,第531頁。■(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三,第180頁。■（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九,第265頁。■(淸）阮元撰:(擎經室集二集》卷三,載（淸）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擎經室集》，中華書局，1993年,第425-426頁。

二、與畢沅書文弨頓首。冬前曾有小札託孫季口轉達，諒塵覽矣。邇惟大人福履綏嘉，新禧茂晉，可勝忭贺。今歲弟仍濫席鍾山，正在束裝倥偬之頃，而舊交王雲上茂才名岱適自虞山至，告我以有中州之行，貿其卑棲而求廣厦之庇，願聞名於將命者。女無媒不親，士無介不接，因勾弨一言為先容。雲上詩足名家，而餘技亦遠凡俗，追隨於幕下諸名士間，正自無愧。大人山高水深，羣士所仰，此□□□(雲上所）以權欣鼓舞而亟願依歸者也。望賜片刻之閑，審其材而處之，其人斷不負信陵之恩可必矣。外《逸周書》兩部呈政。友朋復相勸梓《吕氏春秋》，此書從善本精校，書前列合校姓氏，竊欲借光大名以為重，敢以為請。敝同年謝少宰所梓《荀子》，諒奉送矣。順請近安，不盡缕縷。右上秋帆老先生大人執事。文弨再拜。（但稱名最古，近懇友朋□從為便。附訂。）正月卄三日。按:此函札輯自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淸代學者書札》■。畢沅（1730-1797)，字續蘅，號秋帆,又號靈岩山人，江南鎭洋人（今江蘇省太倉市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狀元。歷任陝西按察使、陝西巡撫、河南巡撫、湖廣總督等要職。喜好經史百家，雖歷任要職，仍勤奮讀書治學，從事著述。且個性溫厚,平易近人,尤喜接納士人。盧文弨曾充任過他的幕僚。函中有“今歲弟仍濫席鍾山”之語。考盧文弨曾兩度主持鍾山書院講席。一為乾隆三十七年三月至乾隆四十三年，一為乾隆四十九年與乾隆五十年之交至乾隆五十二年冬。又，札中言“《逸周書》兩部呈政”、“謝少宰所梓《荀子》諒奉送矣”。謝少宰即謝墉（1719-1795)，字崑城，號金圃、東墅，浙江嘉善楓涇鎭(今上海市金山區）人，與盧文弨同為乾隆十七年進士。考抱經堂刻《逸周書》,內封署“乾隆丙午”，正文前謝墉序署“丙午八月望日”，復有謝墉識語署“丙午九月下浣”；謝墉所刻《荀子》，內封署“乾隆丙午校刊”、“嘉善謝氏藏版”，正文前謝塘序署“丙午六月旣望”，又有錢大昕跋，云“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惊注本……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末署“丙午閏七月”。丙午即乾隆五十一年。則此函撰寫時間在乾隆五十一年九月之後至乾隆五十二年冬之間。又函末署“正月卄三日”，則此函作於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當無疑問。此函札盧文弨主要是向畢沅推薦友人王岱。王岱，字雲上,虞山人。錢泳《履園叢話》二十四：“虞山王雲上名岱，能詩，家素貧，常出門負米。其夫人席氏■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78-79頁。

亦工吟咏，有‘愁連雙鬢改，貧覺一身多’之句，傳誦藝林。”■《[同治]蘇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九“藝文四”著錄席筠《瑣聰餘課》一卷，小字注“王岱室”。■函札提到，王岱吿訴盧文弨他將赴中州,請求引薦。中州為河南省的別稱。乾隆五十年，畢沅調任河南巡撫,直至五十三年，升任湖廣總督■。又，札中提及“友朋復相勸梓《呂氏春秋》，此書從善本精校,書前列合校姓氏，竊欲借光大名以為重，敢以為請”。應盧文弨之邀請，乾隆五十三年夏，畢沅刊刻《呂氏春秋》。淸乾隆五十三年畢沅刻《呂氏春秋》前有畢沅《呂氏春秋新校正序》：“暇日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同志如抱經前輩等,又各有所訂正,遂據以付梓。鳩工于戊申之夏，逾年而吿成。”■汪中《述學》之“補遺”編有《呂氏春秋序》，小字注“代畢尙書作”■。按畢尙書即畢沅。序言《呂氏春秋》世無善本，余向所藏，皆明時刻。循覽旣久，輒有所是正。于時嘉善謝侍郞、仁和盧學士並好是書，及同學諸君,各有校本。爰輯為一編，而屬學士刻之。”所言亦即此事。畢沅刻《呂氏春秋》正文前有《書內審正參訂姓氏》，首即“餘姚盧文弨紹弓”，次為“嘉善謝墉崑城”。三、答隨園前輩書渴欲請安，一向碌碌，遂遲至今。承年老前輩垂念，彌覺歉然。秋氣漸深，尊體定然爽健。馮山公《有道集》中，晚年之文與初年多有異同。初見毛西河《尚書古文冤詞》，遂信其説，且為之增成其義；後從閻百詩於淮陰，始翻然棄其前説，而知古文之皆出於僞撰矣。文王及身稱王，始亦沿漢人舊説；後釋《兔罝》之詩，乃斷然翻悔，知文王稱王，乃後人之誣。今為先生編集，宜有别擇，當以初年所見未定之本入外集中。如鄭康成注《禮記》時，於引《詩》皆用三家説，後得《毛詩傳》而更從毛説，然《記》注已行，亦不改定。朱子亦有所謂晚年定論者。今先生之文略分内外集，庶不滋閲者之惑。當俟再抄辑時，為别出之。今寄先生六卷，更乞閲定。蒙問書中疑義，■(淸)錢泳:《履園叢話》，中華書局,1979年,第656頁。■(淸）李銘皖、譚鈞培修，（淸）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九,載《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10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69頁。■見（淸）錢大昕:《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志銘》，載（淸）錢大昕：《潛硏堂文集》卷四十二,載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九,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22-723頁。■(漢）高誘注,（淸）畢沅輯校:《呂氏春秋》,浙江圖書館藏淸乾隆五十三年（1788)畢氏靈巖山館刻《經訓堂叢書》本。■(淸）汪中:《述學》,載《續修四庫全書》第1465冊,第422頁。

外具别紙呈教。問蘭本湛以苦酒。案《荀子》：“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務，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云：“蘭槐，香草也。其根即白芷。”所謂蘭本即蘭根也。“湛”與“漸”同，俱平聲。潲•，溺也。（即“尿”字。）苦酒即漪，二字之合聲。問陶令五斗米。按，淵明甚言其少也。按陶令七十日去官，而令之公田種秫,疑不及穫為己有矣。考當時居官者有職田，又有時限。其在限外去官者，尚可得，後任者不得而有之。五斗米，豈在職田之外者耶。問《三國志•王朗傳》“折杭米飯”。按折即是浙,或是求精之意。問《陸瑁傳》“見待國邑於宗修憂■”。别本作“優”。宗修者，疑是人名。當謂鄉里待之，以為勝於宗修也。宋本“待”作“特”，疑非。問太白詩元氣是文康之老親。按《李詩補注》：齊賢曰：“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明■文康’。”周捨所用，或出佛經。問胡謙之嘲其父胡毋輔之，稱“將令我尻背東壁”者。大概説無酒可飲耳。觀下文“呼入與飲”可見。問盧賁嘲叔云“阿父凌晨巍峩”。按巍峩，高也。《唐摭言》中，往往有“求巍峩”語，望名第之高也。疑當謂凌晨興致，便爾許高耶。問《晉書•地理》“八堯”何解。談階平疑“堯”為“世”字之訛。自曹丕算起，至晉武帝，已有八帝，故云八世耶。按簡文帝云：“智高九舜，名出十堯。”疑是稱多之意耳。問《皇甫謐傳》“反賜”何解。殆即用《内則》語:婦或賜之飲食、衣服、佩悦、苣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問梁武作《通史》黜八索。按孔安國《尚書序》云：孔子贊《周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蕭子顯舉此語，益謂《通史》成而懋代之史書可廢也。問《晉書•后妃贊》：“故劍辭恩，池蒲起漢。”按故劍用許后事，不必解矣。甄后詩曰：“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旁人行仁義，莫若妾自知。”史臣之意，用許、甄二后事也。“漢”字乃“嘆”字之訛。問《晉書•江彰傳》“鸿祠”何祠。疑即“鴻祀”。見《尚書大傳》及《通典》，俱栽鴻祀之禮。問《墨子》孔子怒齊侯不用，樹鸱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按《孔叢•詰■“見待國邑於宗修憂”，通行本《三國志》作“見待國邑,憂於宗修”。■“明”字，《四部叢刊》影明郭氏濟美堂刻本《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作“名”字,是。■“之”字，通行本《禮記》作“乏”字,是。

墨》篇云：“孔子惡陳常，終不往見。”其樹子皮之事，大概誣罔。至鸱夷子皮尤怪,不能妄解。問《歸藏易》所載，宵梁為酒尊於兩壺兩褕，飲之三曰不能蘇。按朱竹坨云：“兩褕，兩美也。”其解亦未詳。問顧愷之《定命論》“必婴深匡之難”。大約用孔子畏匡之事，“深”字恐傳寫之敢。問《隋書•帝紀》“刑溏之所，文命動威”。按《大荒北經》：“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榖。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為池。”溏即池也，淖也。問“舟張辟雍，鶬鶬相從”，語見《尚書大傳》，“舟張”不得其解。“鶬鶬”與“鏘鏘”、“蹌蹌”皆同。《説苑•建本》篇：“有昭辟雍，有賢泮宫。田里周行，濟濟錯鏘而相從。”亦彷彿此文。問李涪《刊誤》:“璀酒二十拍，促曲名三臺。”案李匡义《資暇録》注云：“■”，今作“碎”，驰送酒聲也。音“碎”，今訛以平聲，故且作“■”字。若據此，即今人所謂催酒也。而“■”字亡矣。問《晉書•山濤傳》：“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按子家者，魏盧毓也。父即子幹，所稱海内儒宗者也。問《王皇后贊》“肇基商亂”。當是“周亂”之訛。《左傳》：“武王曰：‘予有亂十人。’”本無“臣”字，唐石經後人妄增“臣”字於旁。晉王后本賢，不得加以“亂”字。《尸子》“舜灰於常羊”，《墨子》作“常陽”，孫淵如疑即恒山之陽。又堯舉舜於服澤，孫疑即蒲澤。“蒲”、“服”音近。《淮南子》“東南為常羊之維”，非此解也。問孔穎達《正義》“三始之目，章於帝軒”。“書起軒轅”，亦見《書正義》。“三始”二字未詳。疑《易》、《詩》、《書》皆黄帝時始有也。“六經之道，光於《禮記》”，此見經解。問張衡《綬笥銘》有“七涓”之稱。章樵《古文苑》亦云“七涓”，未詳所出。問《大戴禮》“銀手如斷”。注云：“廉鍔也案“銀”與“圻”、“垠”同。《荀子•成相篇》云：“守其銀。”注云：“與‘垠’同。”“手”當從方本作“乎”。“如斷”，王懷祖謂當作“如■”，乃古“絶”字，亦與“截”通，若厓岸有廉鍔也。問《道因法師碑》“沈犀”、“蹲鵄”。皆指成都也。《元和志》：成都府犀浦縣，昔蜀守李冰，造五石犀沉之於水，心厭怪。蹲鵄，“鵄”即“鸱”之異

文，所謂汶山之下有蹲鵄是也。問《淮南子》“九蓋皆繼”。《荀子》、《家語》皆有此文。楊惊注《荀子•宥坐篇》云：“九”當為“北”，傳寫誤耳。蓋音盍，户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絶相接繼也。（《家語》作“北蓋”。）問《世説》“蘭闍”。乃胡人語。佛經又有“尊奢”，亦彼教中出類拔萃者也。《陳大士文集》云：“無意覺為尊奢。”集中每好用此二字。問《魏志•賈逵傳》“通健”。當時語，雖不得的解，然以肊度之，通謂通说,健猶今人所云霸氣。《老子》去健去羡。知雄守雄,是去健也,則健字可會矣。問《王嘉傳》由丞後察廉遷尉。縣有小大，故令長亦等級有異。案《漢.地里志》於“長陵”下云：“高帝置。户五萬五十七，口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九。”則比小郡尚過之矣。尉之尊於他縣之丞也，固其宜矣。問劉虞《謝劉表》稱“考匍”。前有考匈蒙恩未報語，此又以其“兄望之”作對句，疑是稱其父，未可定。按:此函札輯自（淸）袁枚輯《隨園續同人集》文類卷三■。袁枚（1716-1798)，字子才,號存齋、簡齋,晚號隨園老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是乾嘉時期詩人和文學評論家,性靈詩派的代表人物。此函札言馮山公《有道集》編集之事。馮山公即盧文弨外祖父馮景。馮景,字山公，一字少渠，行高學博，康熙五十四年去世，時年六十四歲。楊儐所撰馮景墓表，言馮景:“著書百餘卷，雕板者《幸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舂集》十四卷，皆燬於火，儐家藏《解舂集》印本十卷，謀復梓，其他皆散失，不克盡傳。”■盧文弨的父親和盧文弨皆嘗有意刻梓馮景生平文字傳之後世,詳見抱經堂刻《解舂集文鈔》卷首之盧文弨《敘述》■。盧文弨曾兩度楷寫成帙，由於擔心校勘不精’最後請彭紹升代為整理。《敘述》言“通家長洲彭進士紹升……文弨因即以公集請其持擇，取其尤有益於世敎者，得若干篇，即此編是”，抱經堂刻《解春集文鈔》目錄首亦題有“長洲彭紹升允初選”。又，彭紹升《二林居集》卷四《復盧紹弓先生書》云:“承命校馮先生《有道集》，旣卒業，略分差等，有未安于中者，附注其說，俟老師論定焉。”“然讀先生九原之作，其于天人相與之際，古先聖賢問學原流，似未能究盡其意,故其言得蟁而遺精。其讀經諸篇，放證頗■見（淸）袁枚:《隨園三十八種》，民國七年（1918)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見（淸）馮景:《解舂集文鈔》正文前，載陳東輝主編:《抱經堂叢書》（外七種）第18冊,學苑出版社,2015年,第3-5頁。■見（淸）馮景:《解舂集文鈔》正文前,載陳東輝主編:《抱經堂叢書》（外七種）第18冊,學苑出版社,2015年,第11-12頁。

詳，辯論亦竅。而于切問近思之指猶有閒焉。……先生之文旣不能無歉乎此，後之編集者似不宜遽以‘有道’加之，使先生誠詣其實與？則近世作者，如湯文正、陸淸獻，雖不言有道，人將以有道歸之，若猶未也。則恐先生之不願有是名也。”■可知盧文弨整理馮景文集，開始時擬定文集名稱殆為“有道集”，彭紹升認為“有道”不妥，盧文弨接受彭紹升的意見,最後將名稱改為“解舂集文鈔”。盧文弨《解舂集文鈔敘述》言《解舂集文鈔》刊刻始末，有“今幸而十二卷粗吿成”之語，末署“乾隆壬子良月上旬”。良月為十月的代稱,乾隆壬子即乾隆五十七年。則此札當作於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之前。又，《八千卷樓書目》卷十七著錄有“有道集不分卷，國朝馮景撰，抄校本”■。《[民國]杭州府志》卷一百五十一中“畢繼安妻邵氏”、卷一百五十二中“畢聯較妻邵氏”、卷一百五十五中“顧永年母翁氏”、卷一百六十四中“王節婦”，皆引馮景《有道集》■。可見抄本《有道集》亦有所流傳。函札末附盧文弨答袁枚問書中疑義三十則。筆者檢閱袁枚《隨園隨筆》，卷二“《三國志》疑義”條《吳志•陸瑁傳》：‘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憂于宗修，惟瑁以為不然。’《魏志·王朗傳》注太祖嘲朗曰：‘不能效君折秔米飯。’……此數條俱不可解。又賈逵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着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通健’二字亦不可解。”“《晉書》疑義”條：“《皇甫謐傳》女有反賜之說。所反者何賜耶？《地理志》武皇帝受八堯之禪。八堯者何人耶?”“六史疑義”條：“《晉書•江彫傳》帝欲于殿前立鴻祀，鴻祀者何祀也?……《隋書•帝紀》曰‘刑溏之所，文命動威;雷門之間，句踐戮卒’，諸所引用，俱不可解。”卷八“丞遷尉”條:“漢制丞尊于尉，至今皆然。《王嘉傳》嘉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又似尉尊于丞，則以縣之大小故也。”卷二十四“古事見古人引用而不知所本”條：“有古事見古人弓I用而不知所本者……孔穎達正義曰：‘三始之目，章于帝軒。’……《尸子》曰：‘堯寄于伊耆,舜灰于常羊。’……張衡《綬笥賦》曰：‘周公惟事七涓有隣。’《尙書大傳》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李涪《刊誤》曰：‘腥酒二十拍促曲名《三臺》。’……賈子《新書》子胥傷五藏之寶，毀十龍之鐘。子貢觀魯廟之北堂，九蓋皆繼。……《墨子》文王舉閎天于置網之中,孔子疾齊景公不用，乃樹鵾夷子皮于田常之門。《歸藏易》曰：‘宵梁為酒尊于兩壺兩瑜，飮之三日而蘇。’……顧愷之《定命論》曰：‘知周天■(淸）彭紹升:《二林居集》,載《續修四庫全書》第1461冊,第335頁。■(淸）丁立中編:《八千卷樓書目》，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中冊第444頁。■(淸）陳埔修、（淸）王棻纂，（淸）屈映光續修、（淸）陸懋勳續赛，（淸）齊耀珊重修、（淸）吳慶坻重慕:《[民國]杭州府志》,載《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3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年,第566,584、651、839頁。

地，獨羅沉牖之災;明幷日月，必嬰深匡之難。’……《說苑》曾子曰：‘蘭本三年,湛以鹿醢，易以匹馬，湛以苦酒，則庶人不佩,君子不近。’《大戴禮》上交下交，銀手如斷，此卜商之行也。……“或問:太白樂府‘元氣是文康之老親’作何解？余按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此其所本也，然終亦不可解。”卷二十七“六朝習氣語”條六朝習氣有不可解者，如《世說》……王丞相好與人霑接，過胡人,彈指云：‘蘭闍,蘭闍。’……《晉書》胡毋謙之見父醉,乃厲聲曰：‘彥國，老不得爾！將使我尻背東壁。’《北史》盧思道曉醉于省門，其侄賁譏之曰：‘阿父凌晨巍峩。’”■與此函札所附答袁枚問書中疑義皆有關涉。■（淸）袁枚:《隨園隨筆》，載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五），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32、123、417-419,462-463頁。

郑文焯稿本《金史补艺文志》两种述要张云*范希曾在《书目答问补正》“《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条下说郑文焯《补金史艺文志》，未见传本。”①这里提到的郑文焯（1856-1918),字叔问，一字俊臣,号小坡，晚号瘦碧,又大鹤山人。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属汉军正黄旗（自言原籍山东高密）。为有清一代词宗,曾著有《瘦碧》、《冷红》、《比竹余音》、《笤雅》诸词稿，晚年合订为《樵风乐府》与《词源斟律》等。此外,他还兼长金石、书画、医学。平生所著书，后被辑为《大鹤山房全集》。其生平事迹可参康有为《清词人郑大鹤先生墓表》、孙雄《高密郑叔问先生别传》、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②郑文焯一生以词著称,很少有人关注过他还作过补史方面的工作。他曾著过《金史补艺文志》与《南献遗征》二书，《大鹤山房全集》即未收，③《先生墓表》、《先生别传》也没有提到郑氏此作。戴正诚《先生年谱》只提到“光绪十四年，又著《南献遗征》一书”④，而《金史补艺文志》则未见记载。戴氏是郑文焯的女婿，孙雄在《先生年谱》中尝言郑氏：“所著书甚富，自写定书目凡三十九种，生前已刊者有《大鹤山房全集》……至诗稿若干卷,则君易箦后，戴君正诚检其遗*张云：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①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笔者按.范氏所言“补金史艺文志”即是“金史补艺文志”，北大藏郑氏稿本扉页正题“补金史艺文志一卷”，正文中则题为“金史补艺文志”。②康有为:《清词人郑叔问先生墓表》，载《碑传集补》卷五十三,《清代碑传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74页。孙雄:《高密郑叔问先生别传》，载《碑传集补》卷五十三,《清代碑传全集》下，第1574-1575页。戴正诚编：《郑叔问先生年谱》，见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4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年。③据孙雄《高密郑叔问先生别传》，《大鹤山房全集》凡九种：曰《杨雄说故》一卷,曰《高丽永乐好太王碑释文纂考》一卷，曰《医故》二卷，曰《词原校律》二卷，曰《冷红词》四卷，曰《樵风乐府》九卷，曰《比竹余音》四卷，曰《苕雅余集》一卷，曰《绝妙好词校释》一卷》④戴正诚编:《郑叔问先生年谱》，见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4册,第411页。

篋校定付刊者也。戴君尚欲蒐辑轶稿尽刻之，又为君编次年若干卷。”⑤可见戴氏在郑氏去世时，即有全面整理其作品的计划，《先生年谱》中既未提到《金史补艺文志》，很可能戴氏也是没有看到此书。曾做过南京中央图书馆馆员范希曾做过《南献遗征笺》，可见范氏对郑文焯的著作还是很关注和熟悉的。但正如他在《书目答问补正》中言，他也同样没有看到过《金史补艺文志》的传本。其实，郑氏《金史补艺文志》稿本两种仍在人间。上海图书馆藏有郑氏的多部真迹、手稿，其中就有《补金史艺文志》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十五册中，给予了影印出版。同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藏有署名为郑文焯的《金史补艺文志》手稿。上图本的扉页上,于“金史补艺文志”的标题下署有“石芝西堪写本”，下钤有“樵风廐”篆文印记。郑文焯尝自号“樵风”，又尝颜其室曰“石芝西堪”，故云。另外,是书所用稿纸，也为郑氏精心制作的。其于《金史补艺文志•叙》每页版心处，辟有一板框，写有“金史补艺文志大鹤山房写本”字样。大鹤山房为郑氏藏书处,今址在苏州市马医科巷19号。⑥书中又有“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二月甲辰朔十七日庚申高密郑文焯叔问记”和“乙巳七夕录于沪上，叔问篝灯记”字样。所有这些，可知上图本确为郑氏手稿。北大本在《叙》末也明确言:“高密郑文焯记。”更重要的是,从字体上对比，不难发现,二书实出一手,都为郑氏手稿。二者的书体风格完全相同，完全符合康有为的“大鹤山人……自钞诗稿，迺逸深古，妙美冲和,奄有北碑之长，取其高混而去其狂野，……得碑意之厚,而无泥滞之迹”⑦的评价。也和郑氏的其他书信、书法真迹相同。⑧观《金史补艺文志》稿本，真能感到一股浑厚深古之意畅行字里行间。那么,这两个稿本之间有何异同，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经过笔者仔细的比较，得知二者存在明显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即北大本写成在前,上图本成书在后。上图本是在北大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整理而成的。这些，无论是从结构，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首先，从结构上比较，北大本全书不分卷，首列《金史补艺文•叙》一篇，次列《金史补艺文志录目》。《录目》整体上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另有“附录”，增补了集部的作品。每部之下,列作者、作品，并有简单小注。小注多介绍⑤孙雄:《高密郑叔问先生别传》，载《碑传集补》卷五十三，《清代碑传全集》下，第丨575页。⑥韦力著:《书楼寻踪》，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2页。也见于《郑叔问先生年谱》第6页。⑦周俊杰等编：《书法知识千题》，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249页。⑧关于郑氏书法，可参郭伟主编:《郑文焯文风》，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作者字号、籍贯、官爵，如“张斛《南游北归诗》，字德容，渔阳人,秘书省著作郎”之类;间有对作品的内容作简要的概述，如“《北风扬沙录》一卷，记金国始末”之类;也间有标注条目版本的，如“元好问《遗山集》四十卷，至元戊辰杨天翼刻曹益甫本，又黄公架阁本、宏治本、国初锡山华锡闵刻本”之类。书末，郑文焯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其文曰：“右总四部凡一百三十三家，为目凡弍百单九部，为书凡一千九百单十六卷,无卷数者从盖阙例。”由上可知此书著述之大体。上图本分“正文”和“补遗”两大部分，正文末言“右总四部凡百二十八家凡目二百单九部，凡书一千九百单十六卷,亡者阙之”⑨,可见相当于北大本的全部内容。那么“补遗”的一部分，很显然是郑氏后来所加。“补遗”前有叙文，记述补遗之由，盖是郑文焯取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二书，互相对比，参其异同,把前者所无而后者有的书目记录下来。“补遗”的分类也是按金氏的《补三史艺文志》类目排列的，只是有一些类目没有书而未列。比如,金《志》集部分为别集类、诗集类、诗选类、赋类、奏疏类、策论类、表类、书类、碑类九个类目。“补遗”所列者为别集类、诗集类、赋类、奏疏赋、策论类、表类、碑类七个类目，缺少诗选类、书类二个类目。这样，单“补遗”部分，上图本就比北大本多出了八十多个条目。这是北大本成书在前,上图本成书在后的一个有力证据。其次,从两书正文部分的相比较来看，上图本内容更加丰富，条理上更清晰。北大本书目之间的次序则显得相对混乱一些。并且北大本全书有多处眉批，用来注明一些书目的应放位置。也有在书目位置不当，在小注下标明应归属何类的。这里举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1)史部“杨廷秀《四朝圣训》、《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睿宗实录》、《宣宗实录》、《世宗实录》、《章宗实录》、《卫王事迹》、《海陵庶人实录》”诸书目，北大本是写在眉批上的，并注曰：“以上九种补入史部。”可见，此是作者后来加上的。而在上图本中，则规整的列在正文中。(2)史部“《大金德运图说》一卷”条，上图本于此书目下有小注为：“贞祐二年尚书省集议之案牍也。《四库提要》从《永乐大典》辑录。”⑩而北大本的小注，却在眉批的位置,且内容也稍略不同。明显的是作者后来又进一步的润色加工了。(3)子部“元好问《续夷坚志》”条,北大本下有小注为：“以上自赵秉文《扬⑨郑文焯著，张云整理:《金史补艺文志》，《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二十一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⑩郑文焯著,张云整理:《金史补艺文志》，《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二十一卷，第110页。

子发微》至《续夷坚志》当移写在子部前。”可知排列有误，故在此处做出说明。在上图本里，这些条目的排列顺序就很合理了。(4)北大本“集部”二字下，就有一些条目当入子部，而误列于此处。其内容为郑当时《韵类节事》、《群书会要》，此二种当人子部，类书之属。杨云翼《悬象赋》一篇，人子部;《五星聚井辨》一篇,入子部;《气数杂说》，入子部。李之纯《鸣道集说》五卷,入子部,释家言。”另外也有一些书目，北大本没有小注,但在上图本里,郑氏又新增了小注。例如:子部“张元素《洁古注叔和脉诀》十卷”条,北大本无小注,上图本却加上了一段小注:“按王叔和撰《脉经》十卷,《隋志》已箸录，《新唐书志》同。自五代高阳生脉诀托名行世，叔和书遂晦。直至元戴启宗为刊误,始昭然知《脉诀》之伪，今日本有景宋嘉定本,宜都杨氏覆刻于鄂渚,号为精完。元素所注，恐非《脉经》元本也。”■显然这是作者又有了新的发现,而补上去的。另外，宣统二年二月二十日第五十一期的《国粹学报》上，刊载了郑文焯的《金史补艺文志•叙》，上图本正文和附录两叙写定于光绪三十一年,故在时间上，《国粹学报》的叙言后出。在内容上，他把上图本两篇序言融合为一。北大本与上图本的《叙》，在文字上有不少差异。经作者校勘,上图本与北大本不同之处,往往与《国粹学报》的叙言相同。由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北大本成书明显的要早于上图本,充其量只是一个最初的草稿,它既没有相对完备的体例，收书数量上也远逊上图本;在具体书目的归类上,也是多有所修改。而上图本则显然是在北大本基础上，钞定扩充的。在具体时间上，北大本没有记述，上图本的正文部分，按其《叙》其序末所言，可知在光绪三十一年写定。“补遗”部分的文末“乙巳七夕录于沪上,叔问篝灯记”，则也在光绪三十一年完成,与正文相差了五个月。此时的郑文焯年已届五十，生活艰难,只能“鬻画行医,时时往还于苏沪间，劳劳于渊明所谓顷身营一饱者”■，故篝灯撰述《金史补艺文志》，既是郑氏当时艰辛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他的坚韧与勤奋。关于郑文焯是如何写作《金史补艺文志》的，姚大力先生说:“先生补撰此志路径所由，拟以金门诏、卢文超所补三史艺文志为基础，‘参其异同，以缀余文’。卢《志》晚出，故先从中将金代书目辑出，由是构成‘正文’部分之主体。复用早■郑文焯著,张云整理:《金史补艺文志》，《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二十一卷，第111页。■孙雄:《高密郑叔问先生别传》，载《碑传集补》卷五十三，《清代碑传全集》下,第1575页。

出之金《志》加以校订，‘于其所复出者则略之’，是即‘补遗’之所自。”■今观北大本所写定书目，几乎与卢文超的《补辽金元艺文志》的金代部分内容、顺序全同。因为郑氏遵信裴驷作《史记集解》“豫是有益,悉皆抄内”的原则，故尽列卢《志》中金源著作。上图本的“补遗”部分，如前所述，正是金《志》所有，而卢《志》所无的部分。这其实也同样体现了作者“思兼二家之见闻，成一朝之典实。凡属金源著作，悉据以彪列，仍咐四部”的编纂思想。他认为金、卢二志，同名而不相抄袭，故把二家的有关金源著作都辑出来，也许可以达到“粲然大备”的水当然,郑氏并不是简单的抄撮之功。在上图本的《金史补艺文志》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于金、卢二家的比较，如“补遗”部分“《太宗实录》”条下小注言:“纥石烈良弼、张景仁、曹望之、刘仲渊等同修。卢《志》失载张、曹、刘三人名。”又如“党怀英《辽史》”条下小注言:“陈大任继修。案卢《志》仅记陈大仁纂。”如此之处，尚有很多，可以看出作者辩证比较、参其异同的思想。还有一些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二家所载书目的一些增加、考辩。如史部的“蔡珪《续欧阳文忠集古录》、《金石遗文》、《燕王墓辨》”与“马定国《石鼓文辨》一篇、《大辽事迹》”，金、卢二志具无，是郑氏从《大金国志》中辑出来的。子部，郑文焯从《士礼居金刻补目》中辑出“《扁华诀病机》一卷、《十形三疗三卷拊杂记》一卷、《直言治病百法》二卷、《论三法六门方》一卷”四种作品，这也是二志所无的。此外，还有一些小注，如子部“张元素的《洁古注叔和脉诀》十卷、《病机气宜保命集》四卷”下面有一段案语为:“按王叔和撰《脉经》十卷,《隋志》巳箸录,《新唐书志》同。自五代高阳生脉诀托名行世，叔和书遂晦。直至元戴启宗为刊误,始昭然知《脉诀》之伪，今日本有景宋嘉定本，宜都杨氏覆刻于鄂渚,号为精完。元素所注，恐非《脉经》元本也。”■这段按语是作者对《洁古注叔和脉诀》的考证，也是二志所无的，是郑氏对二志的超越。这些,在郑文焯在《金史补艺文志•叙》中，有明确的交代：“若夫江都金东山、武林卢抱经所采辑者，乃合辽金元三史而为之补亡。先后书成，讹衍不免。金志附载文集，版行未广;卢志刊在《羣书拾补》中，世罕津逮。究之二志体要，各有优绌。余既蕞残，幸获宏助。参其异同,镜其得失。凡所捃掇,镐属金源者,尽具条如例。孴为副墨，思兼二者而稽撰之。裴驷叙《史记集解》所谓‘豫是有益，悉皆钞内’，此其义例■《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十五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382页。■笔者按,郑氏对此书目辩证如此详细，当时与其精通医术、留意医经有关。《高密郑叔问先生别传》载君多才多艺，凡训故考据词章之学以及音吕、医经、气纬诸秘籍，与夫金石书画鉴赏，无一不精。”

耳。后之揽者，尚其参互以求之。庶有以广吾业而加邃密焉。”■可见，郑文焯既遵循“豫是有益，悉皆钞内”的原则，尽量的吸收金、卢二志的成果;又秉持“参其异同，镜其得失”的理念，希望后之有志于此者,能在《金史补艺文志》基础上广其业而加邃密焉”。总之,郑文焯的《金史补艺文志》对于研究金源一代文献，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国粹学报》宣统元年二月二十日，第五十一期，第五页。

《清史列傳•文苑傳》訂誤張宗友*《淸史列傳》囊括有淸一代人物傳記，著錄之富，實與《淸史稿》列傳部分並稱於世;且“敘事較為詳明，年月首尾具備”，能使讀者“因人依時，沿流溯源，探索以求,每每得事半功倍之益”①，其學術價値自不待言。但其中亦有不少史實錯誤。如其《文苑傳》部分，筆者即訂正出十數條：1、《淸史列傳》卷七十田茂遇傳：“字楫公，江蘇靑浦人。順治十四年(1657)舉人。”②按:《江南通志》卷一三一《選舉志》載順治五年戊子科舉人,田茂遇列名其中,下注“華亭人”③。又，«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四《高言集》提要云:“國朝田茂遇、董兪同編。茂遇字髴淵，順治戊子舉人，兪字蒼水，終於布衣,皆華亭人。”④《靑浦與華亭俱為松江府屬縣。由以上二證可知，田氏並非靑浦人，亦非順治十四年舉人。2、卷七十顏光猷傳:“字秩宗，康熙十年進士。”（頁5761)按:據《詞林典故》卷八，顏光猷實為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科進士⑤。3、卷七十一沈進傳沈進，初名敘,字山子,亦嘉興人。諸生。工詩，少與朱彝尊相唱和,時號‘朱沈’。”（頁5781)按:朱彝尊有《文學沈君墓誌銘》：“君姓沈氏，諱進，字山子。初名馭，補學官弟子更焉。”⑥知沈氏初名“馭”，而非“敘”。4、卷七十一汪懋麟傳:“字季角，江蘇江都人。”(頁5784)按:王士稹《蠶尾*張宗友: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敎授。①王鍾翰《點校序言》，《淸史列傳》卷首,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頁。②《淸史列傳》，第5746頁。按:文中公元紀年爲筆者所加。又為省文計,以下引文出自《文苑傳》者,逕於文末注出頁碼。③趙弘恩、黃之雋等《江南通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840頁。④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硏究所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720頁。⑤鄂爾泰、張廷玉《詞林典故》，《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9冊，第638頁。⑥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七十四,淸康熙刻本。

文集》卷二《汪比部傳》：“君汪氏，諱懋麟,字季角，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獨著。”⑦可知“角”字當作“角”。5、卷七十一傅山傳甲申後,居土穴,養母。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薦應博學鴻儒科，時年七十四矣，固辭不獲，至京師，疾甚,大學士馮溥首過之，卧牀不能具禮。蔚州魏象樞以山老病上聞，免試，特授內閣中書,放還。”“二十二年，卒，年八十二。”(頁5790)按:傳中兩次紀年自相矛盾:康熙下詔徵博學鴻儒，事在十七年（1678),如此年傅山果七十四，至二十二年卒，則得享年七十九’而非八十二。據考,傅山生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閏六月十九日，卒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十二曰⑧，則其被征鴻博時，年七十二;卒,年七十八。6、卷七十一鄭元慶傳:“嘗撰《石柱記篆釋》五卷。湖州石柱,歐陽修謂非顏魯公不能書，顧唐設五縣而記遺其二。朱彝尊摭德淸、武康二縣事蹟補之，元慶為之篆釋，徵引考證，頗為贍博。”（頁5792)按:鄭元慶所撰為《石柱記箋釋》五卷，收入《四庫全書》。傳文兩處“篆”字，均為“築”字之誤。7、卷七十一洪昇傳年五十餘，備極坎填。道經吳興潯溪，墮水死。著有《稗村集》。”(頁5798)按:洪昇生於順治二年乙酉（1645)七月初一日，卒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六月初一日，享年六十⑨。所著有《稗畦集》《稗畦續集》寺。村子為牲子Z誤。8、卷七十一納蘭性德傳:“（康熙）三十四年卒,年三十一。”（頁5808)按:性德生於順治十一年甲午（1655)十二月十二日，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五月三十日⑩。傳中“三十四”當作“二十四”。9、卷七十一査愼行傳：“雍正六年，卒,年七十八。”（頁5811)按:據陳敬璋《査他山先生年譜》，查氏卒於雍正五年（1727)八月三十日■。傳文“六”字當作“五”o10、卷七十一汪份傳字武曹，江蘇長洲人。康熙四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頁5812)按:據《詞林典故》卷八，汪份為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進士■。11、卷七十一張大受傳（大受）善詩古文，尤工駢體，淸新獨出。著有《匠門老屋集》三十卷。”（頁5815)按老”當作“書”。《（乾隆）蘇州府志》卷五十⑦王士祺《帶經堂集》卷六十六，《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14冊，第622頁。⑧魏宗禹《傅山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8、76頁。⑨章培恆《洪昇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1、363頁。⑩張任政《淸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載林慶彰、蔣秋華主編《通志堂經解硏究論集》，臺灣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硏究所2005年版，第9、40頁。■陳敬璋《查愼行年譜》，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6頁。■鄂爾泰、張廷玉《詞林典故》，第645頁。

七大受詩文超雋,人尤愛其駢體，有《匠門書屋文集》三十卷。”■該著有淸雍正七年顧詒祿刻本,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八輯。12、卷七十一顧嗣立傳:“(康熙)六十一年,卒,年五十四。”（頁5824)按:顧嗣立《閭邱先生自訂年譜》“康熙四年乙巳”“余於是年夏五月二十九日巳時，生於蘇州郡城史家巷之雅園。”■可知其生年當公元1665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卒,享年五十八歲。以上錯誤，人物名字、著述名稱之外，實以生平紀年為多。王鍾翰先生點校此書時，“關於史實錯誤及同音異譯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稱等,一般不改動，只在本傳內略作統一。”■這是我們在利用該本時，需要加以注意的地方。■雅爾哈善、趙錫禮、傅椿等修《蘇州府志》，乾隆刻本。■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89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頁。■王鍾翰《點校序言》，《淸史列傳》卷首，第7頁。

《花庵詞選》版本考張雁*《花庵詞選》，宋黃昇編。昇,字叔暘，號玉林，又號花庵詞客。福建人。生卒年不詳，據今人考證大致可定在宋寧宗慶元六年（1200)至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之間。②其人生平事蹟,據胡德方《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序》云：玉林早棄科舉，雅意讀書，間從吟詠自適。閣學受齋游公嘗稱其詩為“晴空冰柱”。閩帥秋房樓公聞其與魏菊莊為友，並以泉石清士目之。其人如此，其詞可知矣。（新世紀萬有文庫本《花庵詞選》)可知黃昇為南宋後期一江湖文士。《花庵詞選》乃《唐宋諸賢絕妙詞選》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之合稱,共二十卷，此選刻成於淳祐乙酉（1249)年,據黃昇自序云：長短句始於唐盛於宋。唐詞具栽《花間集》，宋詞多見曾端伯所编，而《復雅》一集，又兼採唐、宋，迄於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餘首，吁亦備矣！况中興以來，作者繼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詞，詞各有體。知之而未見，見之而未盡者，不勝算也。暇曰裒集，得數百家，名之曰《絕妙詞選》。佳詞豈能盡錄，亦嚐鼎一鸞而已。（新世紀萬有文庫本《花庵詞選》）《花庵詞選》乃依詞人順序編排，前十卷曰《唐宋諸賢絕妙詞選》，收唐五代及北宋詞人134家，詞作514首。第一卷起唐李白，終五代馮延已;第二卷至第八卷起宋歐陽修至宋王昂;第九卷收禪林之作;第十卷為閨秀之作。後十卷曰《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收南渡以來詞人89家，詞作725首。第一卷起於南宋康與之,第十卷終於南宋洪瑤;末並附已作38首。是則此選共計收錄有唐五代至宋後期詞人223家,詞作1177首，乃流傳至今規模最大的一部宋代詞選。由於《花庵詞選》成書較晚,故不見於宋元書目，然據宋元之際的張炎於《詞*張雁: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曁翻譯學校副敎授。②參見任俊《黃昇生平事蹟考述》，《揚州師院學報》（社科版）1995年第4期。

源》卷下所記:“近代詞如《陽春白雪》集，如《絕妙好詞選》，亦自有可觀。”③可知此書在宋末元初已流行於世間。下文即以時間為序對這部詞選自宋代以來的傳刻情況稍作分析。現今流傳諸本《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莫不祖宋代刻本而來，此宋代刻本即南宋劉誠甫刻本。黃昇於《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序》中云：暇日裒集，得數百家，名之曰《絕妙詞選》……親友劉誠甫謀刊諸梓，傳之好事者，此意善矣。又錄余舊作數十首附於後，不無珠玉在侧之愧，有愛我者，其為刪之。淳祐乙酉百五玉林。（新世紀萬有文庫本《花庵詞選》）宋刻《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刊於淳祐乙酉年（1249)年,經明淸兩代流傳至今，其間有多種公私書目曾予著錄。淸錢曾《讀書敏求記》卷四云：《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萬曆二年龍邱相源舒氏新雕本間有缺字。此淳祐乙酉所刻本也。錢曾《也是園書目》卷十亦云：《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淸于敏中《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云：元版《絕妙詞選》一函五冊。宋黃昇編，羿字叔暘，號玉林，閩人。書二十卷，曰《唐宋諸賢妙詞選》十卷，李白以下一百三十四家；曰《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康與之以下八十八家，而以昇自作三十八首為附錄。每人下各註仕履，中興以來人標其字，間作評語。前有淳祐乙酉昇自序，云親友劉誠甫槧諸梓，又胡德方序稱其早棄科舉與魏菊莊為友，即編《詩人玉屑》者，並以泉石清士目之。至今倚聲家以《花間》、《絕妙》兩集為金科玉律也。淸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云：《絕妙詞選》十卷，宋黃昇編。宋建陽刻本，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線口。淳熙乙酉玉林序，末“玉林”二字鐘式木記。卷末刊書識語曰：“玉林此編，亦姑據家藏文集之所有，朋遊聞見之所傳。詞之妙者，固不止此，嗣有所得，當續刊之。若其序次，亦隨得本之先後，非固為之高下也。其間體制又不同，無非英妙傑特之作，觀者其詳之。”有“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琳琅”、“聖雨齋”、“三琴趣齋”、“味經閣”印。民國袁寒雲《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種》云：《絕妙詞選》十卷，宋刊宋印，宋黃昇編。目錄首行標“中興以來絕妙詞③張炎《詞源》卷下云近代詞如《陽春白雪》集，如《絕妙好詞選》，亦自有可觀，但所取不精一，豈若周草窗所選《絕妙好詞》為精粹。”(《詞話叢編》本）

選”，次行標“花庵詞客編集”，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題名大字重行。冊首淳祐乙酉黃玉林自序，行書大字，半頁六行，行十四字；次淳祐乙酉胡德方季直序，行書大字，半頁五行，行十二字；次目錄半頁八行，標題大字重行。二序皆以自書墨跡入梓。目錄字體與黃序同，蓋亦玉林自寫黃序。後有“黃昇”小方形、“花庵”葫蘆形、“玉林”大方形三篆條木記。胡序後有“季直”中方形、“柏岳胡氏”鐘形、“籍溪後學”琴形三篆條木記。第十卷尾有長木記，言：玉林此編亦姑據家藏文集之所有，朋遊聞見之所傳，詞之妙者第一行固不止此，嗣有所得，當續刊之，若其序次亦随刊本之先後，非固第二行為之高下也，其間體制不同，無非英妙傑特之作，觀者其詳之第三行。小字行書，四周雙欄，後有鼎形木記，其下方記曰“劉氏義齋”。宋諱有缺，有否之云刻工姓名。板心標後及卷次。鈔補卷七第十四、十五兩頁。藏印天樣琳艰”序首卷二尾卷三首卷四尾卷五首卷十尾卷八首卷十尾、“乾隆御覽之寶”用邊大方印同上、“聽雨齋”卷七首卷八尾卷九首卷十尾、“陳淳之印”卷一首、“陳道復氏”4十尾。《絕妙詞選》玉林序謂親友劉誠甫謀刊諸梓，此書尾有劉氏木記，蓋即淳祐原刊。舊湖色花綾衣白絹，簽題曰“中興詞選”，猶天祿故裝。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九云：《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宋黃昇辑。附錄黃叔暘詞三十八首。宋刊本，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欄，每卷第二行有“宋詞”二字，上加黑蓋子。詞家姓名低一格，大字佔雙行，下註其人傳略。篇中涉宋帝空一格。目錄每半頁八行，每卷之幾上亦加黑蓋子。有淳祐乙酉百五玉林序。又淳祐乙酉上已前進士胡德方季直序。卷尾有木記三行：“玉林此編亦姑據家藏文集之所有，朋遊聞見之所傳，詞之妙者固不止此。嗣有所得，當續刊之。若其序次亦隨得本之先後，非固為之高下也。其間體制不同，無非英妙傑特之作，觀者其詳之。”每冊鈐有“陳道復印”、“聖雨齋印”,又“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琳琅”諸璽印。王文進、袁寒雲、傅增湘所敘之本當係同一宋刻本《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此宋刻本民國間嘗入陶湘手，為陶氏影宋本之底本。此宋刻本今存北京圖書館。宋刻並有三卷本和十卷本《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三卷本收詞“計唐人二十一家詞四十七首，宋人四十七家百二十五首”④，“每卷各刪數家六十八,方外閨秀無一人。”⑤十卷本《唐宋諸賢絕妙詞選》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並非同時刊刻，且流傳線索甚為隱晦。淸初嘗為錢曾收藏，見《也是園書目》卷十:④羅振常:《唐宋諸賢絕妙詞選跋》，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1922年羅振常石印本。⑤張元濟:《涵芬樓燼餘錄》，上海商務印書館線裝鉛印本。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十卷。《花庵絕妙詞選》三卷。後汲古閣毛晉從錢曾處影抄三卷本，版式為半頁十行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單邊。毛氏抄本今亦存中國國家圖書館。明代刻書業比較發達，而前代書籍流傳至明代者頗多(明代出現了眾多的公私書目即可證明這一點），這就為明人翻刻前代書籍提供了良好的客觀物質條件。縱觀整個明代，對《花庵詞選》的翻刻主要有以下三次：①舒伯明刻本舒伯明於明萬曆二年（1547)據所得宋本刻《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淸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四著錄云：《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明刊本，題花庵詞客編集。有淳祐乙酉玉林自序。玉林，黃昇字也。後有無名氏題記云：玉林此編，姑據家藏文集之所有，朋遊聞見之所傳。嗣有所得，當續刊之。若其序次，亦隨得本之先後，非固為之高下也。云云。據序謂親友劉誠甫謀刊諸梓，此記當是劉氏筆。卷末有墨圖記云：萬曆二年七月既望龍丘桐源舒氏伯明新雕梁溪寓舍印行。又淸錢曾《讀書敏求記》卷四云：萬曆二年龍邱桐源舒氏新雕本，間有缺字。可知舒氏本即自宋劉誠甫刻本出，劉氏本因避宋諱，故有缺字，而舒氏本亦因襲之。民國間鄭振鐸嘗得十冊本《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為舒氏刻本，見《西諦書目》。此本今歸中國國家圖書館,版式為半頁十行行二十字,細黑口左右雙邊。舒伯明又於萬曆四年（1576)續刻《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十卷，版式同上。今上海圖書館有藏。②秦堝刻本秦瑀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據舒伯明刻本重新刻印《唐宋諸賢絕妙詞選》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二十卷。據茹天成《重刻絕妙詞選引》云：至唐人作長短句詞，乃古樂府之濫觴也。太白倡之，仲初、樂天繼之。及宋之名流，益以詞為尚，如東坡、少游輩，才情俊逸，藉藉人口，往往象題措語，不失樂府之遺意。然多散在各家文集，求其匯而傳之者，惟玉林黃叔暘所選為備。自盛唐迄宣和間為十卷；自宋中興以後，又為十卷。凡七百餘年，得人二百三十，詞千三百五十。詞家之精英，可謂盡富盡美矣。蓋玉林乃泉石清士，尤長於詞，為當時名家所賞。觀其附錄三十八篇，雋語秀發，風流蘊藉,則其選可知矣。余友本婴秦太學塥，夙好古雅，每見其鼻祖

少游之詞章，則諷玩不休。今得是編，頗愜其嚮往之初心。既樂多詞之妙麗，又慨舊刻之舛訛，遂詳校而重梓之。余重玉林之詞，嘉本婴之志，因缀數語，以引其端。萬曆歲在瘀逢攝提格，仲春上浣之吉，河内茹天成懋集甫書。（秦堝刻本《唐宋諸賢絕妙詞選》）秦堝以舒刻本為底本而詳加校勘,正其訛誤,補其脫漏，故版本較舒本為佳。該本版式為半頁十行行二十字，細黑口左右雙邊。今北京、上海圖書館均有藏。另:淸繆荃孫《藝風堂藏書續記》卷七著錄有：《花庵詞選》十卷，舊刻本。首行“唐宋諸賢絕妙詞選”，細目大字，前有淳祐乙酉胡德方序，後有鐘式牌子“柏蚤胡氏”四字，極其古雅。惟目錄後挖去一大條，疑有刊板年日，鈐以偽印，適增其醜耳。淸邵懿臣《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不知“柏凾胡氏”即胡德方之自稱，而謂《唐宋賢絕妙詞選》另有明柏凾胡氏翻宋刻本。饒宗頤《詞集考》，蕭鵰《花庵詞選版本敘錄》(《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複襲此誤’殊不知繆氏著錄之本實即秦堝所翻刻舒伯明覆刻宋本，第秦刻剜去舒氏鈐記耳。③汲古閣《詞苑英華》本毛晉汲古閣《詞苑英華》所收《唐宋諸賢絕妙詞選》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二十卷乃據錢曾也是園所藏宋本為底本。其卷首為胡德方序，序後有“季直”篆文方印，“柏凾胡氏”鐘形篆文印，“籍溪後學”琴形篆文印，次為黃昇自序及目錄、正文。卷末且附毛晉跋語二則：據玉林序中稱“曾端伯所編”乃《樂府雅詞》，所謂涉諧謔則去之者也。又稱“《復雅》一集”，乃陳氏所謂酮陽居士所編，不著姓名者也。二書惜未之見，而茲編獨存，婦然魯靈光矣。先輩云：《草堂》刻本，多誤字及失名者，多寡不倫。每一家缀數語記其始末，銓次微寓軒輊，蓋可作詞史云。海隅毛晉識。余向謂散花庵乃叔暘故居，玉林其號也。既讀其戲題玉林之詞，酷似余水村風景，不覺臥遊而願學焉。其詞曰：“玉林何有，有一彎蓮沼，數間茅宇。斷暫疏籬聊補葺，那羡粉牆朱户。禾黍秋風，雞豚曉日，活脫田家趣。客來茶罷，自挑野菜同煮。”又曰：“長作溪山主，紫芝可採，更尋崖谷深處。”殆五柳先生一流人也。恨不能繪玉林圖，懸之研北，時讀《詞選》數過耳。晉又識。淸乾隆十七年（1752)洪振珂覆刻《詞苑英華》本《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和《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洪氏自言：“去年冬購得毛氏汲古閣《詞苑英華》原版，喜其字畫尙無漫漶，略有偽謬，悉取他本校正之。”洪氏覆刻本並於卷末增刻顧起綸跋：是編為淳祐間黃叔暘所選，計若干卷，溯自盛唐，迄於南宋，凡七百年，

詞家菁英，盡於是乎，美哉富哉！猶夫不入楚宫，彌知細腰之多；不逾越海，莫測大貝之廣。昔鄉玉樹新聲，花間豔染，臨風一唱，遂翩翩有鵠背扶搖之想。假令我輩浮白倚瑟，鮮嘲度曲，固不可得而廢是編。花源真隱顧起綸更生撰。汲古閣本共計十冊，版式為半頁九行行二十字、黑口單魚尾，四周雙邊。另:今南京圖書館藏一抄配汲古閣本《唐宋諸賢絕妙詞選》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二十卷,共六冊。前二冊為《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十卷，乃毛晉汲古閣刻本;後四冊為《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乃依毛晉汲古閣刻本手抄所得。此抄配本原係淸丁丙善本書室舊物。淸代至民國間是詞籍傳抄刊刻的興盛時期，這期間《花庵詞選》主要有以下幾個抄刻本。①《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所收《唐宋諸賢絕妙詞選》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二十卷乃以淸内府藏本為底本。此内府藏本當即為淸于敏中《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所著錄之宋本《絕妙詞選》(註:《天祿琳琅書目》誤其為元版）;四庫館臣並改定其名分為《花庵詞選》十卷和《花庵詞選續編》十卷，卷首錄有黃昇自序一篇並刪去別本所有之目錄部分，對底本中較為明顯的錯謬之處亦稍加校改,是以版本較精，此則詳後辨析。②《四部叢刊》本民國間涵芬樓乃分據不同的精善之本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和《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影印入於《四部叢刊》。其中《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十卷乃影印淸緣圣孫藝風堂所藏明刻本（即秦埚刻本），此本卷首為胡德方序，後有“季直”篆文方印，“柏凾胡氏”鐘形篆文印和“籍溪後學”琴形篆文印。版式為半頁十行行二十字。《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則據無錫孫氏小淥天所藏明萬曆二年舒伯明翻宋淳祐本影印。卷首為黃昇自序,卷末有墨記云:“萬曆二年旣望龍丘相源舒氏伯明新雕梁溪寓舍印行。”版式亦為半頁十行行二十字。③陶湘景宋本陶湘《景刊宋金元明本詞》中收有影宋本《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陶氏自序云：湘案：黃叔暘《絕妙詞選》、《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各十卷，舊有明萬暦間重刊宋本，汲古閣《詞苑英華》本即從之出。近於都下乃見宋槧後十卷，每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是石渠寶笈故物。知萬曆本雖摹存玉林諸印，而行款改易非復原本之精妙。其書轉徙南北，多方假獲，始為景刊。中有

訛脫，悉存舊式。南宋行都書肆，詞流墨客，往往□□其間。叔暘撰錄名篇，附以已作，《提要》謂其去取謹嚴，為宋人詞選善本。惜未得前十卷合摹傳耳。觀陶氏此本於卷首影印有“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琳琅”、“聖雨齋”諸印，顯係以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袁寒雲《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種》、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所著錄之宋本《中興以來絕妙詞選》為影印底本。由於陶氏乃影印宋本，未作校勘，“中有訛脫，悉存舊式”，故雖存宋刻舊貌，卻非精善之本。④羅振常蟫隱廬印本汲古閣嘗影抄宋本《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三卷一冊,此影抄本在入中國國家圖書館之前,曾經多人之手，據張元濟《涵芬樓燼餘錄》言：《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三卷，鈔本，一冊。毛子晉、汪閬源、文登于氏舊藏。是本每卷各刪數家僅六十八人，方外閨秀無一人。經藝芸書舍，小謨觴館收藏。後為袁世凱子收藏。民國十一年（1922)上虞羅振常影鈔並刊刻此本，據其《唐宋諸賢絕妙詞選跋》云：《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宋黃叔暘所輯，影宋刊大字本。汲古閣別有刻本十卷，此本僅三卷，蓋叔暘初編本也。計唐人二十一家，詞四十七首；宋人四十七家，百二十五首；十卷本則唐詞廣為二十六家一百四首，宋詞一百八家四百十首；所增不啻倍蓰耳。尚有《中興詞選》十卷，皆南宋詞，初本或無南宋詞，或有之，而毛氏未全得，均未可知。原本為毛氏影寫宋刻，後歸汪閬源，又歸文登于氏，而汲古閣、藝芸精舍兩書目中均未栽。前數年得之袁□書肆，見其字畫精整，藏印尤精絕,摩挲數月不能終有。長女莊因重影副本置篋中，頃偶閱十卷本，取此本相勘，粗比對其家數、闋數，因濡筆書其後。時壬戍（1922)仲秋蟫隱記。羅振常石印本共三卷二冊，版式為半頁十行行十七字，卷首扉頁鐫有“影寫宋本花庵詞選”，卷前目錄上並影有“汲古閣”、“毛晉”、“汪士鐘”、“小謨觴館”諸印。以上《花庵詞選》各本流傳至今較為易見的有《詞苑英華》本、《四庫全書》、《四部叢刊》本和陶湘景宋本（僅有《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觀《詞苑英華》本和《四庫全書》本於別本相異處多所一致，如李白《菩薩蠻》（平林漠漠），《詞苑英華》本與《四庫全書》本均作“玉階空佇立”，而《四部叢刊》本則作“玉梯空佇立”；又如白樂天《長相思》（深畫眉），《詞苑英華》本與《四庫全書》本均有註云“閨怨二詞”，而《四部叢刊》本僅註云“詞”；等等均可證《詞苑英華》本當與《四庫全書》本同出一源(此亦《詞苑英華》本《花庵詞選》出自宋刻本之另一證

也）。《四庫全書》本由館臣校勘，故較《詞苑英華》本、《四部叢刊》本又勝出一籌。如卷一和凝名下，《詞苑英華》本及《四部叢刊》本均註曰“名晉宰相”，《四庫全書》本則註曰“石晉宰相”;又如賀方回《院溪沙》(樓角紅銷)一闋,《詞苑英華》本作“淡黃綠柳”，«四部叢刊》本作“淡黃祿柳”，《四庫全書》本則作“淡黃楊柳”，顯然以《四庫全書》本為佳。當然,四庫館臣亦有臆斷誤改處，如周美成《風流子》(楓林凋晚葉），《詞苑英華》本和《四部叢刊》本均作“亭皋分襟地”，《四庫全書》本則作“亭高分襟地”。陶湘影宋本《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與《四部叢刊》本《中興以來絕妙詞選》相符之處甚多,顯係同源,然陶本錯訛之處甚多。如曾純甫〈感皇恩〉（依舊異春心），陶本作“少年責鬢”，他本皆作“少年靑鬢”；又如張安國《水調歌頭》(靑嶂度雲氣），陶本作“洶欲崩空”，他本皆作“洶洶欲崩空”；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逮至近代,則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出版校點本《花庵詞選》二十卷，乃以《四部叢刊》本為底本。1997年遼寧敎育出版社又有《新世紀萬有文庫》之《花庵詞選》二冊。其一《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乃今陝西師範大學王雪玲據《四部叢刊》本和《詞苑英華》本對校所得;其二《中興以來絕妙詞迭》乃今陝西師大周曉薇據《四部叢刊》本、《詞苑英華》和《景刊宋金元明本詞》本對校所得;校訂精審，頗可參閱。淸焦循《雕菰樓詞話》云：“周密《絕妙好詞》所選皆同於己者，一味輕柔圓腻而已。黃玉林《花庵絕妙詞選》，不名一家。其中如劉克莊諸作,磊落抑塞，眞氣百倍,非白石、玉田輩所能到。可知南宋人詞，不盡草窗一派也。”綜觀《花庵詞選》，確實是一部比較全面客觀的唐宋詞選本。黃昇以一詞人身份操選政，並沒有拘囿於個人的審美趣味，而是以一種冷峻客觀的態度來瞻觀詞史,注意在詞選中反映出當時詞壇各層次，各種風格及各類作家詞體創作的完整面貌，體現出史的動態。正如他在《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中所言：佳詞豈能盡錄？亦嚐鼎一青而已。然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妖治如攬嬙、施之袂，悲壯如三閭，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舉杯清唱，合以紫簫，節以紅牙，飄飄然作騎鶴揚州之想，信可樂也。（新世紀萬有文庫本《花庵詞選》）故而胡德方才會在《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序》中大力褒獎了該詞選的這個特點：玉林此選，博觀約取。發妙音於眾樂並奏之際，出至珍於萬寶畢陳之中。使人得一編，則可盡見詞家之奇，厥功不亦茂乎？（新世紀萬有文庫本《花庵詞選》）《花庵詞選》不僅在内容上注重以選為史,在體例安排上亦頗具匠心。在諸

詞人的名氏之下，一般都繫有小傳和總評,舉凡詞人之名號爵里、詞集名稱卷帙、交遊唱和之事蹟、詞作本事及品藻以及何人曾為之刻集作序等等之無不予以或詳或略的著錄。其中所徵弓[或提及的許多詞學資料，如呂鵬《遏雲集》、周邦彥《大聲集序》、沈注《僧仲殊詞序》等珍貴的詞學文獻,均賴黃氏之力得存吉光片羽。黃昇並對所選詞作間作評論或考證，如《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一首論:“凡看唐人詞曲，當看其命意造語工致處。蓋語簡而意深，所以為奇作也。”又於同卷李珣《巫山一段雲》詞下論日：“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仙事，《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詠祠廟，大概不失本題之意;爾又漸變，去題遠矣。”其評仲殊詞曰：“仲殊之詞多矣,佳者固不少，而小令為最。小令之中,《訴衷情》一調又最,蓋篇篇奇麗,字字淸婉，高處不減唐人風致也。”（《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八)又論姜夔詞云：“詞極精妙，不減淸眞樂府，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六）所論所評皆精簡老到，多為後世稱引，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九評此詞選曰：“去取特為謹嚴，非《草堂詩餘》之類參雜俗格者可比;又每人名下各註字號里貫,每篇題下亦間附評語，足以資考核。在宋人詞選,要不失為善本。”附表:《花庵詞選》版本流別表

《全宋文》指瑕十八例柳建钰*由曾枣庄、刘琳先生主编的《全宋文》①从近万种典籍中收集宋文，是宋文的渊薮，也是迄今为止国内篇幅最大、字数最多的断代文章总集。这一规模空前的古籍整理精品“为宋史研究者、宋代文学研究者、宋代艺术研究者、宋代宗教史研究者、宋代科技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②，嘉惠学林，居功至伟。但因工程浩大，内容繁博，加之成于众手，因而书中尚有不少疏误之处。笔者在整理南宋福建武夷人丁昇之所辑孤本文献《婚礼新编》③的过程中，发现《全宋文》在引录婚礼书仪时就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瑕疵。现不揣浅陋,择要指出，或可供今后该书修订再版时参考。其先后次序以作者姓名音序为据。《全宋文》卷四二八八•程敦厚程敦厚名下据《婚礼新编》卷二录《求亲书二》，中有“何道徽乃知于逸少,而茂弘不得于士称”句，《婚礼新编》“(程敦厚)又”条“士称”作“士瑶”。按，道徽、逸少分别是东晋郗鉴及王羲之的字,《晋书•王羲之传》：“晋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王导，导令就东厢徧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少女妻之。”《世语新说•雅量》“坦腹”条亦记此事。茂弘、士瑶分别是东晋王导、陆玩的字。《晋书•陆玩传》：“玩字士瑶……时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玩。玩对曰：‘培摟无松柏，熏莸不同器。玩*柳建钰:渤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本文是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数据库的古籍计算器辅助版本校勘和编撰系统研究”(15ZDB104)阶段性成果。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②曾枣庄:《李伟国先生主编〈全宋文补编〉序》，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d9533c01017jft.html.③（宋）丁昇之:《婚礼新编》，宋刊元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陆玩拒绝王导，故程文曰：“茂弘不得于士瑶”，《全宋文》“称”为“瑶”形近讹字，当正。《全宋文》卷二三〇六•黄庭坚黄庭坚名下据《山谷全书•外集》卷二四录《许方进问亲书》，中有“方卜苹蘩之助，岂伊顦顇之求”句，宋魏齐贤、叶棻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以下简称《文粹》）④卷八六《婚书》“许方进问亲书”条、《婚礼新编》卷八“黄山谷(答许方进)”条均同，四库本《山谷外集》卷十《书杂文》“许方进问亲书”条作“岂期顦顇之求”。按，顦顇，形容面容枯槁的样子。《梁书•谢础传》：“抱箕颍之余芳,甘顦顇而无闷。”或作“憔悴'《左传•成公九年》引古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姜姬，无弃憔悴。”古人多以姜、姬代指贵族女子，诗中“憔悴”与“姜姬”对文,则用来代指出身陋贱的普通女子。婚礼书仪大多为四六骈文，讲究对仗工整。“卜”为动词，相应地，“岂”后亦当为动词。然“伊”除用作代词、连词、语气词外,并无动词用法。所以“伊”当依四库本《山谷外集》作“期”。《全宋文》卷四三四九•黄元寿黄元寿名下据《婚礼新编》卷一〇录《答婚书(代杨道和答刘文伯)》，中有“远劳将聘,□效主盟”句效”前一字阙。按，《婚礼新编》“黄元寿(代杨道和答刘文伯)”条作“远劳将聘，姑效主盟”。远劳，对人远途来访的客气话。主盟,指主持婚事。《全宋文》当据补“姑”字。又，《全宋文》同条有“义当愧于三从，礼当成于再醮”句,《婚礼新编》作“义虽愧于三从，礼当成于再醮”。按，骈文有用字避重复的要求。“虽”，《全宋文》涉下句讹作“当”，当据正。《全宋文》卷五〇一三•江清卿江清卿名下据《婚礼新编》卷四之五录《答定启（代答林丞)》，中有“唯幼女实为梦绵之孙”句，《婚礼新编》“江清卿(代答林丞)”条“梦绵”作“梦锦”。按，《南史•江淹传》：“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④（宋）魏齐贤、叶棻:《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梦锦之孙，谓女方姓江。“梦绵”实不辞，当据《婚礼新编》正作“梦锦”。又，《全宋文》同条有“万事悉由于前定，敢云今是而昨非？一见殆遇所闻，始信先难而后获”句，《婚礼新编》“殆遇”作“殆过”。按，孙权《赐顾雍书》曰：“贵孙子直，令闻休休。至与相见，过于所闻。”《全宋文》当据《婚礼新编》正。又，上句“万事悉由于前定”为七字句，此句亦当为七字句,依文例，“过”后脱“于”字，《全宋文》当据补。《全宋文》卷六二一二•彭止(一)彭止名下据《婚礼新编》卷四录《答定书》，中有“自笄而后”句，《婚礼新编》“又(代嫁继女)”条作“自笄佩后”。按，“卷四”，当正作“卷四之五”。《婚礼新编》将卷四、卷五合二为一，命名为“卷四之五”，将卷六、卷七合二为一，命名为“卷六之七”，每两卷之间并没有明显界限，不宜单称“卷四”。笄佩，女子年满十五而加簪。唐沈亚之《祭故室姚氏文》：“既笄佩之有仪，俟嘉人以为仇。”《全宋文》作“笄而”，误。彭止继女已经十六岁，应该出嫁。“自笄而后”虽亦通顺，但底本作“自笄佩后”，不烦改字。(二）彭止名下据《婚礼新编》卷九录《求婚书一》，中有“独若无朋，今得其助”句,《婚礼新编》“彭应期”条作“独居无朋,今得其助”。按，独居，此处特指男女无偶自处。《史记•外戚世家》：“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不烦改为“若”字。得其助，谓得其妇。《仪礼•士昏礼》：“妇入三月，然后祭行。”郑玄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后，于祭乃行，谓助祭也。”助祭，即新妇佐助其夫祭祀。《全宋文》卷三四三九•孙觌(一）孙觌名下据《婚礼新编》卷二录《许亲书》（此文《鸿庆居士集》⑤未录），中有“本风马之下殊疆,辱葭莩之新缔”句。《婚礼新编》“孙尚书”条无“下”字。⑤（宋)孙觌:《鸿庆居士文集》，载(清）盛宣怀辑《常州先哲遗书》，光绪乙未（1895)武进盛氏刻本。

按,风马之殊疆，典出《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齐楚相隔甚远,故孙文曰“殊疆”。依下句格式,《全宋文》“下”字属衍文，当删。(二)孙觌名下据《鸿庆居士文集》卷二八、《文粹》卷八六及《婚礼新编》卷四之五录《代答书》，中有“整三命之恭而下拜”句，《鸿庆居士集》此句残阙,«全宋文》据《婚礼新编》补。按，“整三命之恭”殊不辞。今本《婚礼新编》作“罄三命之恭”。三命，周代分官爵为九等，称作九命。三命为公侯伯之卿。《左传•昭公七年》：“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共”即“恭”，恭敬。此句中“馨”义为竭尽。罄恭,犹尽敬，竭尽敬意。《全宋文》“整”实为“罄”形近讹字，当据正。(三)孙觌名下据《鸿庆居士文集》卷二八、《文粹》卷八六及《婚礼新编》卷六之七录《超宗求昏书》，中有“敢问修贽之恭”句，《文集》《文粹》及《婚礼新编》均作“敢忘修贽之恭”。按,修贽，谓携带礼物求见。明沈德符《野获编•督抚•李见罗中丞》：“竟以重名久困，沿途迎慰者、修贽者接踵，未免留滞。”敢问，冒昧地询问。敢忘，岂敢忘记。很明显，此处当以“敢忘”为是。又，《全宋文》同条有“眷言啐啄之词”句，《鸿庆居士集》卷二八《四六杂文》“超宗求婚”条作“眷言啐祝之同”、《文粹》卷八六《超宗求婚书》条及《婚礼新编》均作“眷言啐啄之同”。按，啐琢之同，唐释栖复《法华经玄赞要集》卷八:“正是众生根熟时,便是如来说法时，如鸡附卵，啐啄同时。若根未熟为说法,即称怨大唤。”卷九:“二为利者速说为疾，钝者迟说，如鸡附卵，啐琢同时也。”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五六：“体地法天，负阴抱阳，喻瓜熟蒂落，啐啄同时。”鸡子孵化时，小鸡将出，即在壳内吮声，谓之“啐”；母鸡为助其出而同时啮壳，称为“琢”。佛家因以“啐啄同时”比喻机缘相投或两相吻合。又，《婚礼新编》卷二“丁潮州（陈求张昏)”条:“信是夤缘运会，自然啐琢同时。”正可相比照,故“词”当正作“同”。(四)孙觌名下据《鸿庆居士文集》卷二八、《文粹》卷八六及《婚礼新编》卷一〇录《代余氏答昏书》，中有“以某女复嗣奉E之荐”句。按，今查《鸿庆居士集》卷二八《四六杂文》“代余氏答婚”条、《文粹》卷八六《婚书》“余氏答婚书”条、《婚礼新编》“孙尚书(仲益)”条均无“以”字,《全宋文》误衍,当删。(五)孙觌名下据《鸿庆居士文集》卷二八、《文粹》卷八六及《婚礼新编》卷一〇录《族妹再适为张丞继室答昏书》，中有“乌夜啼而三绕，眷梁木之可依”句。按，今查《鸿庆居士集》卷二八《四六杂文》“族妹再适为张丞继室答婚”条、

《文粹》卷八六《婚书》“族妹再适为张承继继室答婚书”条、《婚礼新编》“又(族妹再适张丞)”条均作“乌夜啼而三绕,眷梁木之何依”。此句典出《文选•古乐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可”为“何”形近讹字，当正。《全宋文》卷四六二七•王十朋(一）王十朋名下据《婚礼新编》卷三录《订婚-》，中有“岂期钓下于丝”句，《婚礼新编》“王状元(集《毛诗》)”条“丝”后尚有“缗”字。按，“岂期”句下句为“遽获采闻于葑菲”，为七字句，“岂期”句若无“缗”字则句式不能相对。丝缗,典出《诗•召南•何彼襪矣》：“其钓维何,维丝伊缗。”后因称钓丝为“丝缗”。又唐李复言《续玄怪录•订婚店》：“固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妻之足。虽雠敌之家，贵贱悬隔，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后以“丝缗”指婚姻。《全宋文》当据《婚礼新编》补。(二）王十朋名下据《婚礼新编》卷三录《订婚二》，中有“辄与姻娅之求”句，《婚礼新编》“（王状元)又”条作“辄兴姻娅之求”。按，姻娅，本作“姻亚”，指有婚姻关系的亲戚。《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晋杜预注婿父曰姻，两婿相谓曰亚。”晋庾亮《让中书令表》：“臣于陛下，后之兄也，姻娅之嫌，实与骨肉中表不同。”兴姻娅之求，谓发起两家通婚的请求，“与姻娅之求”，则实不辞，“与”乃“兴”形近讹字。《全宋文》当据《婚礼新编》正。(三）王十朋名下据《婚礼新编》卷八录《代答刘观文》，中有“某女则未闲，甫就姆师之训”句,其校勘记认为“‘某女’句据文意疑脱一字”。按，今查《婚礼新编》“王状元(代答刘观文)”条作“某女女则未闲，甫就姆师之训”，实不脱。女则，封建社会妇女行为处事的准则，唐太宗长孙皇后曾采集历代后妃事迹着《女则》一书。盖《全宋文》转录此文时误认为其中一“女”字为衍文，故删之。复又“疑脱一字”。大误。(四）王十朋名下据《婚礼新编》卷九录《答弟妹》，中有“敢圆棣萼，□当屏雀之开”句,《婚礼新编》“王状元(龟龄)”条作“敢图棣萼，缪当屏雀之开”。按，《婚礼新编》之“图”，《全宋文》录作“圆”，误。棣萼，即棣华。萼为花萼、萼片的总称。语本《诗•小雅•常橡》：“常棣之华，鄂不鞾鞾。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后因喻指兄弟。《晋书•孝友传序》：“夫天伦之重，共气分形，心睽则叶顇荆枝，性合则华承棣萼。”《晋书•张载传赞》：“载协飞芳，棣华增映。”《全宋文》当据正。又，“当屏”前一字《全宋文》不识而阙。依《婚礼新编》，阙处实为“缪”字。

缪，错误，谦辞。屏雀，《旧唐书•后妃传上•高祖窦皇后》：“窦毅闻之,谓长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前后数十辈莫能中，高祖后至,两发各中一目。毅大悦，遂归我帝。”屏雀之开，谓成为其婿。《全宋文》当据补。(五）王十朋名下据《婚礼新编》卷一〇录《再娶》，中有“择类而栖,更类南飞之鹊”句，《婚礼新编》“王状元(龟龄)”条作“择木而栖，更类南飞之鹊”。按，择木而栖，语出《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又《文选•古乐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全宋文》“择木”涉下句讹作“择类”，当正。又，《全宋文》同条有“伯鸾所以三十年而未婚,钟离亦以七□嫁而不售”句，“七”后一字空缺。《婚礼新编》作“七六”，刘向《列女传》：“钟离春者，齐无盐邑之女，齐宣王之后也……年四十，行嫁不售。”钟离春行年四十而未嫁，故曰“七六”，犹如十六岁可称作“年方二八”。《全宋文》当据补正。又，《全宋文》同条还有“聊伸结发之□”句，“之”后一字空缺。《婚礼新编》作“诚”，结发，犹结婚。汉苏武《诗》之三:“结发为夫妇，恩爱两不疑。”伸诚，即表达诚意。《全宋文》亦当据补正。《全宋文》卷五〇〇七•熊克熊克名下据《婚礼新编》卷四录《答定书》，中有“猥承致于雁笺”句,《婚礼新编》“熊舍人(子复答王秘读)”条作“狼承致于雁仪”。按卷四”，亦当改为“卷四之五”，原因见上文。雁笺，即雁书，书信。语出《汉书•苏武传》：“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雁仪，即聘问或婚嫁时之聘仪。古婚礼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纳征用币，其余用雁。故称雁仪。初看二义均可通。但该文下句为“岂待规于龟卜”，龟卜为纳吉事，故当以“雁仪”为是。《文粹》卷八六所弓I熊克《次女适王秘读书》亦作“雁仪”。《全宋文》卷二六八三•杨时杨时名下据《婚礼新编》卷一收《请媒启》，中有“敢仰希于高媛”、“伏唯某官宅小娘”、“欲求贤对”、“伏唯照察”四句，《婚礼新编》“请媒”（龟山杨先生作)条分别作“敢仰希于高援”、“伏闻某官宅小娘”、“欲求姻对”、“伏惟照察”。按，“高媛”实不辞。高援，有力的后援，“援”取攀附义。文例多见。《抱朴

子外篇•疾谬篇》:“或因变故，佻窃荣贵;或赖高援，翻飞拔萃。”唐李商隐《为裴懿无私祭薛郎中文》：“庇孤根于高援,许嘉姻于弱植。”宋晁补之《鸡肋集•启•送币启》：“近者辄布私诚,仰希高援。”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四六杂文•表宗求婚》:“缔高援于一言，宿昔之因审矣。”《全宋文》当据正。二“唯”字原分别作“闻”、“惟”。伏闻，谦词，听说，一般是下对上说。“惟”为发语词，无实义。底本如此，《全宋文》此二处均不烦改字。贤对,《婚礼新编》作“姻对”，指婚姻配偶。《新唐书•后妃传下•尚宫宋若昭》:“皆性素洁,鄙熏泽靓妆’不愿归人，欲以学名家,家亦不欲与寒乡凡裔为姻对，听其学。”《全宋文》将“姻”改为“贤”，一无版本依据,二无改字必要'倒不如依《婚礼新编》录作“姻对”。以上，本文对《全宋文》在引录《婚礼新编》及它书婚礼书仪时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辨正。其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包括:擅改底本用字、字形相近而讹、文字误衍误脱、底本文字清晰而转录空缺等。其实这些问题如果稍加留意都可以避免。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婚礼新编》共收宋人所撰188篇婚礼书仪，由于各方面原因的限制，《全宋文》所录者仅有85篇，尚不及总数的一半（李伟国先生主编之《全宋文补编》亦未收录）。这说明，《全宋文》的增补修订工作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希望学界能时刻关注,深人研究,多作一些“正其误、补其缺”的工作,使《全宋文》一书无论是在收文还是校勘方面都能臻于完美，从而为文史研究工作者的研究利用提供更大的方便。

苏曼殊译作与多元文化交融意识董上德*苏曼殊是近代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翻译家。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重新认识作为翻译家的苏曼殊，可能别具意义。他从事翻译工作,与他先后在多所学校里教授外语有关，他要为学生们准备资料，随手翻一些文学作品，以作辅助教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其主要动因在于，他有多元文化共存、交融的观念，并且，这一观念巳经成为自觉意识,这在当时,颇有一种以我为主、兼学别样的文化自信的意味。作为中日混血儿，苏曼殊心灵世界的文化构成早就注定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型的,可以说，这是他的“先天条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能够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是相当开明了，而文化保守主义，依然大行其道，影响深远，人们养成了一种心理定势,鄙夷外来文化,独尊中土文明。如此一来,大大限制了人们的文化视野，而人们的文化趣味也趋向单一,这样的文化生态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难怪美国学者费正清不得不指出：“两千年间中国政治生活中儒家典范根深蒂固的惰性，说明了反对这种惰性的中国现代革命为什么会这样可悲地旷日持久。”（《美国与中国》第四章，商务印书馆，1973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苏曼殊当年的译述劳绩，或许,对中国文化的近代变迁及其未来走向会有更清醒的认识。苏曼殊是一位特别注重“文学因缘”的翻译家，能够别具慧眼地拈出这个“很苏曼殊”的词语，其识见已经非同一般。在他的观念中，文学作品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互相比较的，不同地域的作品是要“结缘”的^我们且看他在《文学因缘序》里的见地：“印度为哲学文物渊源，俯视希腊，诚后进耳。其《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二章，衲谓中土名著,虽《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诸什，亦逊彼闳美。”换言之，一定要打开国门，去看一看别国文学的长处，反思本国文学的不足;环顾世界，寻找不同于本国特色的文学之美，以便丰富本国文学的表*董上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现力，比如，印度古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史诗就有值得中国作家借鉴的地方。与此同时,不必失去对于本国文学的自信,要看到本国文学的特异所在,有意识地将本国文学的精华推介到海外。苏曼殊在上述文章中特别指出，不同地域的文学各有价值，不可以相互替代夫文章构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棉、素馨，迁地弗为良。”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是相当辩证的见解。一方面,各地域的文学都是“各自含英”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可以在比较、交流中“结缘”的。忽略了其中的任何一面,都会显得视野偏狭。故此,他编辑了《文学因缘》一书,该书其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译文集（以英译汉诗为主），先于1908年在日本东京出版(博文馆印制，齐民社发行），后在1915年由上海群益书社重印,更名为《汉英文学因缘》。书中选录了部分《诗经》作品，也选人了李白、白居易的名篇，此外，还有若干首诗歌选自《古诗十九首》、《乐府诗集》等。部头不大,选目却颇见心思。其中，有的译作标明译者（外籍人士），更多的译作没有署名，大抵这些译文是苏曼殊在自己读过的汉诗英译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可见他平时相当关注汉诗的英译，积累了一定的资料，并有意识地汇集优秀译作（有的作品同时收录两种译文，以备读者比较），将之编辑成书，在英语世界里扩大汉诗的影响。其实，我们还要看到，苏曼殊不仅关心汉诗的英译,也关注汉诗的法文翻译，只不过，在他看来，汉诗法译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他说:“法译《离骚经》、《琵琶行》诸篇，雅丽远逊原作。”（《文学因缘序》）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苏曼殊选择译文的标准之一是“雅丽”，如果译文不够“雅丽”，就不能入其法眼。他毕竟是诗人，深谙诗歌三昧，其取舍是相当严格的。除了扩大汉诗的影响，苏曼殊在推动“文学因缘”方面的工作，更多的是翻译外国名家的作品，将之介绍到中国来。而在外国名家中，他格外重视英国大诗人拜伦和雪莱。有一点值得注意,就外语才能而言，苏曼殊有一半日本血统，断断续续在日本生活有年，日文程度当然不低，对日本文学也相当熟悉，可是，日本历代文学作品似乎没有进入其“法眼”，后人多方收集、编辑而成《曼殊外集—苏曼殊编译集四种》（朱少璋编,学苑出版社，2009年），书中分明没有日本文学的译作。原因恐怕是复杂的,或许日本文学的“幽玄”风格过于“内敛”，在苏曼殊看来暂无介绍的必要，或许相较而言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反差远不如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反差大，反差大更加显示出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张力，在反差中更容易互补。从这一角度看，苏曼殊对于翻译对象的选择，恐怕有着自己试图改造中国文学的深远考虑。对此，可以作为旁证的是苏曼殊1909年旅居日本时写的诗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本事诗》十首

之三）人在日本,却以西方诗人丹顿（今译但丁）、裴伦（今译拜伦）为师,这是耐人寻味的。吸取西方文学的养分，是他的自觉意识。而这里所提及的但丁、拜伦,不仅诗艺出众,而且思想深刻，追求自由，反对奴役，抨击专制制度，向往个性解放,这样的思想激荡着无数人的心灵。苏曼殊以之为师，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认同，这对于理解苏曼殊的内心世界与文学观念极为重要。苏曼殊于拜伦（GeorgeGordonByron)极为推崇，曾经为《拜伦集》题诗:“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联系到拜伦离开英国、漂泊异域的经历，正好跟自己相仿，写此诗时，自己也在南渡新加坡的途中，故有“秋风海上”的情景描述，可谓情景相生;而人生际遇、思想倾向均有相近之处，自然容易引发心灵的共鸣,遂生“词客飘蓬君与我”的感慨,并且以拜伦的异国知音的身份翻译拜伦的诗作。苏曼殊对于自己与拜伦的缘分,极为珍惜，曾经在其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里有具体描写（限于小说语境’将航行目的地改为日本横滨）：“船行可五昼夜，经太平洋。斯时风日晴美,余徘徊于舵楼之上，茫茫天海,渺渺余怀。即检罗弼大家（西班牙女子,苏曼殊的异国友人）所贻书籍，中有莎士比亚、拜伦及室梨（今译雪莱）全集。余尝谓拜伦犹中土李白，天才也……乃先展拜伦诗，诵《哈咯尔游草》（今译《哈罗德游记》），至末篇有《大海》六章，遂叹曰：‘雄浑奇伟，今古诗人无其匹矣。’濡笔译为汉文。”“余既译拜伦诗竟，循还朗诵；时新月在天，渔灯三五,清风徐来，旷哉观也!”从中约略可见苏曼殊在翻译拜伦诗作时的情态,既兴奋又满足，似乎不是在翻译，而是借拜伦的诗歌倾吐自己的胸次与情怀。其实,苏曼殊所译拜伦诗作并不多,较有影响者当数《赞大海》、《哀希腊》、《去国行》等篇。像《去国行》，选自长诗《哈罗德游记》第1章，写的是英国青年贵族公子哈罗德出国远游，在离开祖国的海岸时内心的复杂感受。他回想到自己在英国上层社会生活时的孤独，不为别人理解的苦闷，以及自己与其它贵族在人生理想与生活态度上的差异，还有贵族女性喜新厌旧、朝秦暮楚的浮浪心性，于是，愤然、决然地离开:“悠悠沧浪天,举世无与忻。世既莫吾知,吾岂叹离群。”“此行任所适，故乡不可期。欣欣波涛起，波涛行尽时。欣欣荒野窟，故国从此辞。”其译笔可谓典雅妥帖，不失原作情韵。为方便比较，引用翻译家杨德豫先生的相关译文:“如今我一身孤孤单单，在茫茫大海漂流。没有任何人为我嗟叹,我何必为别人忧愁?”“船儿呵,全靠你,疾驶如飞，横跨那滔滔海浪;任凭你送我到天南地北，只莫回我的故乡。我向你欢呼，苍茫的碧海！当陆地来到眼前，我就欢呼那石窟、荒埃！我的故乡呵，再见!”（《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抒情主人公并非不爱自己的祖国，可自己的故乡虽号称“文明昌盛之邦”，却充斥着虚伪、欺诈与专制，不如置身于大海或荒野，自由自在地、本真地生活，不与心

口不一、奢靡腐朽的贵族为伍，这就是“欣欣波涛起”、“欣欣荒野窟”的情感来源。他的孤傲品性，他的独立人格，他的愤世嫉俗的情怀,既形象又酣畅地抒发了出来。我们看到，苏曼殊用五言诗的形式来翻译，别有一种铿锵有力而又情感充沛的笔法,虽然句式整齐,却是笔触多变，且又朗朗上口，句意与原作吻合,这对于译者而言,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而他的诗歌才华与创作个性也融人到译作之中，更是难能可贵。苏曼殊在《拜伦诗选序》里曾自述其译诗理念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联系他的译诗实践，应该说，他已经做到了。不必讳言，在翻译外国诗歌时，苏曼殊持守着汉诗的古典主义理念，故而他没有用散文来翻译，也不用白话，固执地使用四言诗或五言诗的句式，如翻译拜伦的《赞大海》、歌德的《题〈沙恭达罗〉诗》，用的是四言诗，至于拜伦的《哀希腊》《去国行》，以及其他英国诗人如彭斯（RobertBums)、豪易特（WilliamHowitt)、雪莱（PercyByssheShelley)等的诗歌，均用五言诗。这说明一个倾向，即他翻译外国文学，主要是借鉴其思想内容，而不是外在形式,他还要将自己选定的外国诗歌经过“语言包装”转化为貌似中国古诗的样式，这与他融合外来文化以为我用的思想有关。不过，用中国古诗的整齐句法来翻译外国诗歌，也难免会有削足适履之感。今天我们读苏曼殊的诗歌译作，在看到其不足之馀，尤其需要回到具体的时代语境来理解苏曼殊的文化追求。当时的批评家对于苏曼殊的翻译有一个说法：“含英咀华，合泰东西艺文之魂于一炉而共冶之”。(《〈潮音〉介绍》，1912年2月23日《民声日报》“新刊介绍”栏目）这是符合特定实际情况的一种判断。借助这个角度，或许我们更容易理解苏曼殊为什么会以“翻译”加上“创作”的手法来处理雨果《悲惨世界》的译述工作。泰东与泰西，即东方与西方，其文艺作品应该交流,这是苏曼殊时代有一部分人的文化观念,故而才会有“合泰东西艺文之魂于一炉而共冶之”的说法。苏曼殊注重的是“艺文之魂”，而且要将东西方文艺作品的精神、意绪“于一炉而共冶之”。在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交流的早期，其时的翻译观念不一定与今天的一样，翻译家不追求翻译的完整性,甚至不追求翻译的“本真性”,而是追求翻译工作在“当下”的“时效性”与大众的“接受度”。以苏曼殊翻译《悲惨世界》为例，其译述文字最早是连载于1903年的《国民日日报》（该年10月8日起）上的，以满足大众的阅读需要。于是，苏曼殊借用了国民熟识的章回体小说的形式，选译的是《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二卷“沉沦”。《悲惨世界》是长篇巨著,苏曼殊选择其中的“沉沦”，可谓别有深意、独具匠心。“沉沦”描述的是该长篇小说的男主人公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捕判罪，

人狱后四处逃亡，经历万般曲折。雨果在此书卷首的“作者序”中写道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并指出，这是谁也不能回避的三大社会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主因是“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换言之，在雨果看来，人道主义的泯灭就体现在“文明鼎盛”的时代而“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而唯有重新唤起人们对人道主义的觉悟，才有可能使人类摆脱“悲惨世界”。显然，雨果的人道主义打动了苏曼殊，小说的男主人公的悲惨遭遇也引起了苏曼殊的极大关注。同情弱势群体，同情弱势民族，是当时在国际上流行的一股进步思潮，苏曼殊推崇拜伦，推崇雨果，皆缘于拜伦、雨果这样的大文豪都是人道主义者,他们都支持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情革命,反抗专制，因为如此，苏曼殊非常重视拜伦、雨果的文学创作。他理解这些西方作家的“艺文之魂”，就是借助文学创作来改造社会、改良人心，推进人类的幸福。而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以一个穷苦的小人物为主人公，写出一部小人物的长篇“史诗”，这在中国的小说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苏曼殊敏感地选取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部分，加以译述，推荐给中国的读者，其出众的眼光与精细的文学感受力，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苏曼殊译述《悲惨世界》，译与述相结合，而“述”之中更多的是自己的添加与创作。这样的翻译实践，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就“翻译”而言，不算成功,苏曼殊并非忠实于原著,有违国际通行的翻译准则;就其“译述成果”来看,十四回的故事,大体符合中国章回小说的体例,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情节线索分明，故事气氛充满着诡异与悬念，行文风格颇有中国武侠小说的豪迈之气。这是颇为“中国化”的一次翻译与创作的结合体，为中国近代翻译史添上了独特的一笔。苏曼殊以诗僧及小说家为世人所熟知，可他身为翻译家的业绩与理念,是一个有待深化的话题。

饶宗颐先生1940年代散佚诗文拾零刘文菊*饶宗颐先生的青年时代虽历经战乱，颠沛流离，但感序抚时，诗才迸发’创作了大量诗作。但因生活漂泊，只有部分作品结集留存，尚有不少诗作均已散佚。今查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等收藏的民国报刊杂志文献，在1944-1948年期间的《光华日报》、《岭东民国日报》、《海滨》杂志上偶见饶先生当时散佚的十几篇诗文，现汇集在此,以备学界同仁查用。一、刊发在《光华日报》“岭海诗流”上的诗文汕头《光华日报》创刊于1939年，创办者是潮安人陈亦修,抗战期间辗转迁徙到揭阳、揭西灰寨，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办报，抗战胜利后迁回汕头，1948年5月改名为《光华日报晚刊》。《光华日报》的第四版是文化版，设有“艺文”、“战地青年”、“文萃”、“岭海诗流”等副刊，是当时文界人士发表诗文的阵地。其中，“岭海诗流”专栏由女诗人许心影主编。许心影（1908-1958)，澄海人，原名许兰荪，笔名白鸥，许伟余的长女，擅长古典诗词文赋，青年时代即闻名潮汕文坛,被称为“潮籍女诗人”，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就读和以文为生，是上海文坛的知名女作家。四十年代辗转潮汕各地教书为生,业余创作和主编报刊杂志。在1944年-1946年期间，于教书之余主编《光华日报》之“岭海诗流”专栏，刊登潮汕文坛耆宿及青年才俊所作旧体诗词。温丹铭之子温原先生在《汕头“光华日报”杂忆》一文中回忆:报社由陈亦修自任社长,吴双玉为主编，报头题字还是吴双玉写的。开始他们也想把报纸办活,在报纸副刊上每日辟一专栏，如“岭海诗流”就请许心影主编，刊登古典诗词。①目前，只能找到五期刊有“岭海诗流”专栏的《光华日报》，分别是1944年5月丨3日、1946年9月8日、1946年9月22日、丨946年11月3日、1946年12月.刘文菊: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①温原《汕头“光华日报”杂忆》，《潮阳文史》（第1辑），第131页。

《赠玉清教授》固庵居士玉清教授自粤北来书，述荒山羁旅无坟籍，有归赎意，书此奉报。阻阔逾雨冬，客怀自孤渺，犹能枉尺素，慰我荒江表。披榆疑训璞，开眼当倾驃，苦道舌耕难，况兼坟典少。重劳如月眼，罔鉴混沌穷。□彼临渊□,失竿坐待钓。嗟叹席上珍，崩离世不要，文章弃狐鸣，秋风哭穷徼。为②《光华H报》，汕头图书馆馆藏,曾旭波先生提供。③冼玉清（1895-1965)，原籍广东南海西樵,生于澳门。诗人、画家、国学学者、教授、广东文献专家，著述丰硕,成绩斐然,有“岭南第一才女”之美誉。12日。从刊头信息来看，截止到1946年12月12日“岭海诗流”已经主编了十六期。虽然找到的这五期很少，不过，也能管中窥豹，五期上都刊有饶宗颐的诗词，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饶先生与许伟余、许心影父女为至交，时常有约稿。(―)刊发在1944年5月13日“岭海诗流”上的诗作今汕头图书馆馆藏之《光华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五月十三日报纸残页②，刊有“岭海诗流”专栏，刊头为心影手书及签名，其下有“第三期许心影编”字样。可见到的篇目有庶筑秋轩（许伟余）《追悼杨光祖》、《偶念身世感慨成诗》，沈达才《四十自寿》，王显诏《古沟吟草》，杨光祖遗作《赠饶宗颐》，蔡起贤《定风波》、《虞美人》，固庵居士《赠玉清教授》和百子《赠心影兼简郑三》。其中，固庵居士、百子皆为饶先生笔名，这两首赠诗，碰巧都是赠与当时潮汕文届很有影响力的两位女诗人冼玉清③和许心影。图1《光华日报》1944年5月13日

谁媚幽姿,何以脱识笑，有苗将就枪，宁复歌不吊。青灯信有味，多君能远绍，漫言冠凤楼，行□挂归跳。卮言岂无用，幽光后必耀。今当佗王台，一醉送残照。陈韩曦先生在《饶宗颐学艺记》中提及饶先生与冼玉清互赠诗文的背景,1944年桂林告急，饶宗颐随无锡国专迁至蒙山、大瑶山，奔逃避难，此时收到冼玉清自连州寄来的书信和诗文，他遂于仓皇中复诗。④这首诗后来收人《瑶山集》，并附有冼玉清原作。⑤《冼玉清自连州喜燕亭贻书及诗,予避兵西奔，仓皇中赋报》饶宗颐千秋燕喜享，寂寞今无主。玉想琼思处，江山伴凄苦。地似皋桥僻，怀哉暂羁旅。出郭濑浅浅，入门风虎虎。攀桂聊淹留，万方惊窘步。遗我尺素书，未曾及酸楚。日月苦缠迫，春愁种何许。山中听蟪蛄，诗崇恐无数。十年拓诗境，頊洞知几度。且试写古抱，宁复怨修阻。休谱阨屯歌，哀时泪如雨。附:原作卖痴声不到山村，祈谷人家笑语喧。我自无聊闲读赋，蟪蛄鸣处忆王孙。《赠心影兼简郑三》这首诗是饶先生赠与许心影及其第三任丈夫郑定威之作，高度称赞了许心影过人的诗才和成就，表达了乱世之中深沉的忧国之情及深切的友人之情。《赠心影兼简郑三》百子镂肝滋味付微酲，辜负东南竹箭名。犹有精思污故楮，休将悲愤说平生。金貌香冷词人意，翠袖天寒日暮情。爱听歌喉声宛转，不堪一曲想遐征。这一期的“岭海诗流”还选登了已故诗人杨光祖的诗作《赠饶宗颐》，也是一首赠诗。《赠饶宗颐》杨光祖丁丑之夏,饶宗颐之羊石，余既送之城西郊之外，后十数日始有此诗。鲛人泪不竭，夜珠字其胎Q至实无善闭，一朝光怪来。吾子肖天秀，谁不曰根荄:，当其茫着迷，书巢首可埋3亦既发潜德，遗逸辑残灰。昨者辞我去，车尘望空回。念无俎与樽，相送心颜开。嗟子百胜士，并世非易才。④陈韩曦《饶宗颐学艺记：H修订本），花城出版社,2014年,第22页。⑤饶宗颐《选堂诗词集•瑶山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4),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540页。

即今君馆下，继志于云台。古人重直道，庶今我眼揩。莫学退之恐，天刑自惊猜。诗人杨祖光，然长逝忽忽数年，诸友好拟梓其遗著以慰幽灵，惜因环境所挠,及今未遂。编者决将其先行刊于诗流，按期发表一二首，藉以惋悼而光篇幅。(二）刊发在1946年9月8日“岭海诗流”上的诗作查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缩微文献，发现1946年9月8日、1946年9月22日、1946年11月3日、1946年12月12日《光华日报》“岭海诗流”专栏都刊有饶宗颐先生的诗词。⑥1946年9月8日这一期“岭海诗流”上有两首诗作：固庵居士《千仞集诗序》、饶宗颐《简石铭老》。《千切集诗序》这首诗,应该就是饶先生当年遗失的诗集《千仞集》的序文。如今，能重读这篇序文亦是弥足珍贵。陈韩曦先生在《饶宗颐学艺记》⑦中写到：1943年初，饶宗颐到迁校于饶平凤凰山的金山中学任国文教员。从事教学工作，同时创作诗歌。在校任教一年，他写了一本诗集。用贾谊《吊屈原赋》中“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之语，将所作诗取名为《干仞集》，后来又换名《凤顶集》。他自12岁起学写诗，早岁之诗词集除《凤顶集》外，还有《弱冠集》，早期的诗歌皆因战乱而丟失了。图2《光华日报》1946年9月8日⑥《光华日报》缩微文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⑦陈韩曦《饶宗颐学艺记>(修汀本），花城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千仞集诗序》固庵居士驾□远乡，忽焉一岁。始者浮瓜沈李，税鞍榕城。今乃历井扪参，幽棲凤髻。离□满纸，停云弥襟，凡所嗟叹，得如千首，都为一帙。记左太冲诗云：“振衣千仞冈”，又贾长沙赋：“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漂漂自引之众，致足慕焉。予所居曰凤凰虚，在万峰之上，因取二家语名吾集曰《千仞》，并序以诗，以见我志云，固庵记。千仞之上凤風翔，我居正在凤凰乡。贾生相约分天章，更招太冲陟岛冈。眙我万儿千摇肠，□试与世扫秕糠。□偃溟渤倒扶桑，以洗野战血玄黄。便常宏道揖虞唐，禹汤姬孔□轲口。千秋一脉遥相望，进以大同讫小康。吾拜昌言不敢忘，仰睇天造正茫茫。俯窥野日但荒荒，且缓忧心急羽觞。盘胸尚有百炼钢，徒托空言应帝王。如彼庄周肆洸洋，私笑蚍蜉不思量。妄欲纸上见昂藏，等诸自郐苦吃姜。冥搜捕逐无事忙，短叹长吁意则伤。欲持肝肺叩苍苍，哀哉语诳其心长。《简石铭老》这首诗是寄给师长兼老友石维岩⑧，此时，抗战胜利，饶宗颐已从桂林回到潮汕。饶宗颐曾多次拜会石先生,并与老友邱汝滨、杨栻（寿枬）、林德侯、孙星阁、叶照畹等一起登临游湖，相互唱酬诗作，如刊发在《岭东民国日报》上的百子《癸未重九陪君懿铭吾师丈登黄岐山侣云寺》、邱汝滨《秋日偕寿枬星阁宗颐德侯陪叶石二老游湖山作》等。《简石铭老》饶宗颐闻罢守藏史，书城救酒人。畦封从此脱，盛夏偶为邻。一往存孤介，相看失雅驯。乾坤双破履，归踏五湖春。(三）刊发在1946年9月22日“岭海诗流”上的诗作本期上只有一首《宿下尾滩用杜韵》，借用杜甫诗作之韵，仿杜诗沉郁顿挫之风，描写了夜宿揭阳下尾滩的情形，抒发了飘泊岁月凋敝的村野、艰辛的生活及思乡思亲的愁怀。《宿下尾滩用杜韵》饶宗颐积雨妨轻舫，薄暮始挂席。稍谢徒从劳，来就蚊龙宅。不信十里遥，中岁千凋僻。垂堂昔有戒，何事久行已。嫋嫋山风生，悠悠野鸟适。系舟垂⑧石维岩（1878-1961)，字铭吾,号慵石，晚号慵叟。与侯乙符、刘仲英师事陈衍（石遗）被誉称“岭东三杰”。壬社第二任社长，为潮州诗坛所宗。著有《慵石室诗钞》四卷,《词钞》一卷。

断藤，上有未树石。念乱□难交，思亲泪再滴。江月低复暗，若露分悽憾。营营蚊納喧，苦劝兹口口。黄蒿正满途，无由栽归阁。图4《光华曰报》1946年U月3曰图3《光华曰报》1946年9月22日(四）刊发在1946年11月3日“岭海诗流”上的诗作本期上只有一首《上埔夜宿用山谷韵》,借用黄庭坚诗作之韵，记写了夜宿揭西棉湖上埔村的情形，描写了战乱之后老百姓缺衣少食、子弃路旁的凄惨景象，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

《上埔夜宿用山谷韵》宗颐青山落日指绣黄,路转溪遥皆恨长。五里岂知分汉越，思家梦□东西厢。恍随饥雀啄□角，旋共小猫上藜床。又喜儿曹争枣粟，临分啼笑牵节裳。此身入梦不自觉，醒来只闻野花香。人生颠泊本无谓，况当百草行不芳。久乱千家艰粒食，看人将子弃路旁。晨兴寂寞无□处，独抛酸泪落繁霜。(五）刊发在1946年12月12日“岭海诗流”上的诗作本期上一共刊有三首诗作，宗颐《飞龙径用老杜木皮岭韵》、百子《西林》、固庵居士《赠心影》。《飞龙径用老杜木皮岭韵》一诗借杜甫《木皮岭》之韵，描写凤凰山的险峻奇秀，抒发游子漂泊的酸楚与愁绪。《飞龙径用老杜木皮岭韵》宗颐收身云雾底，旋失凤凰村。箭径作龙蟠，直上通天门。旁晞凤凰峰，乃兴培樓论。短節支孱躯，两汗且负喧。陟险如五盤，悠哉苦駿奔。四顾阒无人，只觉烈日尊。谁为诛菁茅，于焉开乾坤。行行耳目眩，□辨山水昏。劳牛信疲驴，眼箱上辕辕。又如狐飞蓬，飘飘托云根。感彼孟郊语，道路饥肠繁。况今□□地，秃无沙草痕。十里突不黔，忍见瘠□存，悄然□心摇，忙忙惊征魂。《西林》一诗描写了揭阳西林村的地理环境、民生疾苦,表达了念民悯民的情怀。《西林》百子傍坚险黄碛，□天起赭山。民劳怜地瘠，风定觉禽闲。野水依寒□，人家在瞑涧。樵鱼如可钓，略用破愁颜。《赠心影》一诗是继1944年《赠心影兼简郑三》之后的又一首赠与诗。这首诗称赞了许心影真挚的性情、磊落的胸怀、渊源的家学、过人的诗才，高度评价了她在诗词上的造诣和成就自标一帜傲词坛，才名久为人所企。”虽然二人相识已久却因战乱各自流落，如今相逢在揭阳，特为老友赋诗一首。《赠心影》固庵居士白鸥居士性真挚，胸怀磊落无俗气。纵情豪饮醉赋诗，落笔修然有逸致。自标一帜傲词坛，才名久为人所企。忆□同客鹭水边，已结神交识君先。天南地北各流落，倏历沧桑二十年。廿岁飘零少晤面，君日著述我未

二、刊发在《岭东民国日报》上的诗文《岭东民国日报》（揭阳版）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月二十日的文艺专栏“笔垒”同时刊有四首给姚秋园先生祝寿的诗作:百子《寿秋园丈》、《葵未重九陪君懿铭吾购杖登黄岐山侣云寺》，石铭吾《七十三吟贺姚秋园生辰作》，邱汝滨〈九日》。⑨《寿秋园丈》百子七十之年古所□,况过其己岂易见。姜坞旧是文章伯，一曰声名满九县。幻玄提要聊栽□，鹃鏘凤鸣神色变。寥寥寿世数十篇，能于桐城开一面。早收汗马侣鱼虾，欲使故乡似永嘉。植口遗仗疏盘手，澴西意味兹良有。我也远路踵门迟,预为春酒介眉寿。⑨《岭东民国日报》（揭阳版），国家图书馆馆藏缩微文献见。今日相逢古榕西，佳作始得读之迟。我夙爱君天分高，渊源家学得熏陶。宜乎致力事韵事，居然果以诗词豪。愧我碌碌负孚生，学剑学书无一成。到处登临伤旧我，读罢君诗感慨并。君今作诗成老手。我今学力渐衰朽。诗思滞涩日荒疏，整年不做诗一首。承君饮我一杯酒，嘱我题诗送老友。话旧不禁动诗肠，信笔为君赋一章。芜词未足献大雅，聊博故人一笑也。图5光华日报1946年12月12日

《癸未重九陪君懿铭吾师丈登黄岐山侣云寺》百子五日踏二县，（予自饶平凤凰经潮安先二日到揭。）百里劳双脚。及兹趁重阳，相随凌飞阁。白日媚川原，浮图壮城郭。篱间犬语喧，花外云罗薄。黄土闭红颜，青山未落寞。伟哉冯令宰，异才使我愕。美名倾儿女，韵事挂丘壑。同游皆时□，颇谙仁者乐。采菊忆行吟，临风叹寥廓。蕉果当茱萸,携来又满囊。登高欲望远，霜气渐萧索。不觉乌纱欹，旋倾绿蚁酌。嘉会复岂难,记取题糕约。三、刊发在《海滨》杂志上的作品饶宗颐也曾在《海滨》杂志上也发表不少诗文。《海滨》复刊号第一期，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六月一日出版，汕头私立海滨中学编辑委员会主办，每学期出一期，黄勗吾写了《复刊词》。《海滨》复刊号第一期刊有:饶宗颐《秦时佛教传入中国说驳议》（“论著”）、饶百子《瑶山咏》（“诗录”）。中华民国卅七年十二月卅一日出版《海滨》复刊第二期刊有：饶宗颐《宋室播迁潮惠纪略》(“论著”）、饶宗颐《黄际遇教授略传》（“专载”）、饶宗颐《日月潭杂诗》（“诗录”)o⑩1943年至1944年间，因日寇侵华,饶宗颐曾二度进入广西大瑶山，在荒村野岭颠沛流离,历经千辛万苦,写下不少反映战乱时代飘零生活的诗作,表达了⑩《海滨》缩微文献,上海图书馆馆藏。图6《岭东民国日报》1943年10月20日

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风格上多近似杜甫的史诗。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饶宗颐整理出版了瑶山时期的诗作《瑶山集》，共有六十四首诗。这首《瑶山咏》就是这一时期的诗作，也收入《瑶山集》中。■《瑶山咏》饶百子薄薄瑶山酒，曰曰不离口。瑶女未解愁，楚客空搔首。村村闻鴂舌，家家尽瑾牖。老松八千尺，日傍北风吼。山花乍吐妍，山石渐变丑。五里沉雾迷,公超挟我走。本性侣麋鹿，何意跨苍狗。世乱隐佯狂，捉襟时见肘。赤足拖狐袭，此趣笑谁有。万方声一概，到此忘阳九。所欠花猪肉，无食使人瘦。行歌耸驴肩，归路逐牛后。长啸叫孙登，客梦落林薮。1948年冬，为充实《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中的材料，饶宗颐专程赴台湾考察交流，回来后写下《日月潭杂诗》刊发在《海滨》杂志第二期（1948年12月31日）。这是一首记游诗，描写了台湾日月潭的风光。这首诗格式上与众不同，诗与附注相杂，在篇中有六处插入附注，类似于人文地理考证，不仅描绘了日月潭的景色，而且呈现了日月潭的人文历史演变。赵松元教授认为，这种创作形式在《瑶山集》中多有体现，“这既为诗中的描写与抒情提供了具体的历史人文背景，又带有浓郁的历史地理学者的考证意味，学理与诗情并融,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合学者之诗和诗人之诗为一体的独特风貌。”■《曰月潭杂诗》饶宗颐水木山山即复离，澄潭百丈窟蚊璃。飘然独木舟来去，（看往来必驾艋舺，刳独木为之双桨，以济大者可容数十人。）始见洪荒一段奇。波清不着一浮萍，万籁无声舟自横。（台湾史《疆域志》云潭中多菱藕番取以食，今则水清，即萍藻亦无之。）日月居然互出没，处处山云分不清。山中失笑见蓬瀛。（□鼎元曾赞日月潭云古称蓬瀛，不是过也。）山环百匝无归路，只有孤云与目成。终朝不见只禽飞，地窄天遥未许归。忽起玉龙三百丈，喧馗雷瀑水深围。（潭进水口处水涌起，澎湃有声。）孤屿中川似玉浮，相看侧柏不知愁。光华只有月同赏，万古明珠不暗投。（潭中小岛旧名珠屿，今称光华岛，中植侧柏树。)岸上乍闻捣杵声，九州除此孰清平。成相已等广陵散，赖此侏离移我情。（归化□时举杵作歌,与水相和答。）■饶宗颐《选堂诗词集_瑶山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4),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547页。■赵松元《〈瑶山集〉艺术世界的审美观照》，见赵松元、刘梦芙、陈伟《选堂诗词论稿》，黄山书社，2009年,第104页。

《日月潭杂诗》后经修改收在《选堂诗词集•鲲岛欸乃》集中①。《日月潭杂诗》饶宗颐水木山山即复离，澄潭百丈窟蛟螭。飘然独木舟来去，始见洪荒一段奇。洪波不着一浮萍，万籁无声逝复停。沆瀣莽苍供吐纳，波心影浸漫天星。终朝不见只禽飞，地窄天遥未许归。忽起玉龙三百丈，喧馗雷瀑水深图7《海滨》复刊第一期图8《海滨》复刊第二期饶百子《傜山咏》饶宗颐《曰月潭杂诗》小结综上所述，1943-1949年期间，饶先生的诗词文章创作并未停止，而是因“旋作旋弃”，故丢失较多，这几处文献的浮出，可以找回一些散佚的诗作。国图和上图馆所藏的《岭东民国日报》、《海滨》，中山图书馆所藏的《光华日报》也是极少的一部分，如果有更多史料查询，也许还能找回饶先生其它遗失的诗文。①饶宗颐《选堂诗词集•鲲岛欸乃》，《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4)，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531页。

《論衡•問孔》訓詁札記四則—以所引《論語》義為中心李泳達*王充在《論衡•問孔》篇中對孔子言行多所批評,指出“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並曾引及《論語》中數章内容以為佐證。王充對該數則《論語》章節的批評，旣有涉及語言表達方面的，也有關於義理方面的。有漢一代，經師授業,講究家法師承,王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的作風除了一新時人耳目外，《問孔》篇中對儒家經典別樹一幟的說解，也為後世對《論語》章節的理解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①本文擬擇取其中四則作為討論的對象,先就王充的理解作一闇釋，再援弓I各家注解以為比對參照，以期能辨析當中的疑義，並就正於方家。一、關於“毋違”一詞的訓釋《論語•為政》篇記載了孟懿子問孝一事，為便於討論，茲錄其原文如下：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②王充指出：“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毋違志乎。”③這裡,王充對“毋違”一詞的理解，可以綜括為兩點：（一）王充認為，“毋違者，禮也”，“毋違”的對象是“禮”，而不是其他事情，這大約是基於下文中“生，事之以禮;*李詠達:淸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硏究生。①（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29頁。②（魏)何晏注、(宋)刑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頁。③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98頁。本文所引《論衡•問孔》篇之文句均依據黃暉《論衡校釋》》為節省篇幅，以下凡引此書不再另行注明。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等語而判斷的;（二）他認為“毋違”一詞欠缺一個賓語作為指涉的對象，因為“毋違”的對象不一定是“禮”，也可以是父母的“志”(意願、願望），是以他特別提到“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然而孔子在回答懿子時卻未有對“毋違”的對象作出明確的界定，形成理解上的模糊性。故他批評,孔子若不是事後對樊遲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之言加以解釋的話，則“毋違”之對象究竟為何,將不得而知。按“毋”與“無”古相通，“毋違”即“無違”④許愼《說文解字》云：“違，離也。”引伸為背棄、乖離之義。另有彭(字，訓為“戾也”，其義略近。⑤後世注家多循此義，而將討論對象放在“無違”的對象上。關於“無違”的對象所指為何，歷代注家說法頗有分歧，大體說來，可綜合為以下四種說法：(一）“無違”意指“無違於禮”，此即王充所主張之說。《論語注疏》宋邢昜疏云此章明孝必以禮。……‘子曰:無違’者，此夫子答辭也。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⑥劉寶楠《論語正義》也認為夫子吿樊遲言事親當以禮，則吿懿子以‘無違’者，是據禮言。”他並引王充“毋違者,禮也”作為證據,並指出：“考懿子為僖子之子，嘗學禮於孔子,故孔子即以禮訓之。‘無違’者,無違乎禮以事親也。”⑦(二）“無違”意指“無所違逆”。晉皇侃《論語義疏》：“云‘子曰無違’者，孔子答也。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⑧(三）“無違”意指“不背於理”。南宋朱熹《論語集注》：“無違，謂不背於理。”⑨又淸王夫之《四書箋解》云：“‘無違’須含一4禮’字在内。不背於理，乃不背於事親之理，惟禮然後不背。理字虚，禮字實,不以犯下為嫌。”⑩則王氏亦從朱子之說,以“無違”之義為不背於理,但認為當中的“理”與“禮”實亦相關。(四）“無違”意指“不違其志”，即不違反其父的意願、願望。王充謂:“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無違志乎?”即已提出了“毋(無）違志”這一種理解的可能性。淸人黃式三《論語後案》引南宋陳君舉云：④“毋”與“無"，古相通。黃懷信《論語彙校集釋》云‘無違’，敦伯2604號、2618號、2677號寫本‘無’作‘毋’，下同。漢石經,定州簡本‘無’字闕,下亦作‘毋’。《論衡•問孔》篇述此‘無’作‘毋’。下仿此。馮氏《異文考證》：‘漢石經作“毋”。案《書•無逸》“無皇曰”，漢石經並作“毋”。考《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古文毋作無。”此作“毋”者,禁止詞,於義較切急。’”見氏著之《論語彙校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1-122頁。⑤（漢）許愼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41、68頁。⑥（魏)何晏注、（宋）刑最疏:《論語注疏》，第17頁。⑦（淸）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46頁。⑧（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6頁。⑨（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5頁。⑩（淸）王夫之:《四書箋解》,收入《船山全書》（六），長沙:嶽麓書社,1991年,第168頁。

“僖子屬何忌於夫子以學禮，何忌之孝,惟禮盡之。於此知無違之言，非惟切中懿子之務，而亦確當僖子之心。……目其解‘無違’為‘不違其志’。”■陳氏引《左傳》中僖子屬何忌問禮之事以為證,認為僖子本好禮，故孔子此語可謂一語雙關，表面意為“無違乃父之志（意願）”，實則同時訓勉他要謹守禮節以事親。綜觀上述四說，皇侃《義疏》以“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以釋“無違”,可說最謬於事理。下文夫子與樊遲之對答，已辨明“以禮事親”才是“無違”之本意。況且對君長之言無所違逆的做法，與孔子一貫倡導的倫理觀大相抵牾。孔子向來強調倫理的相對性,《論語•里仁》更明確提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的說法，認為父母若有不對之處，作為兒子要輕微委婉地規勸(“幾諫”)。■這裡孔子雖然強調侍奉父母要做到“又敬不違”，保持恭敬不去冒犯父母，但値得注意的是，此“不違”是以“見志不從”作為前提的，並非毫無原則地聽從父母之言。朱熹於此注之云“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可資參考如是則孔子所謂“無違”亦自不可作“無所違逆”解。至於朱熹以“不背於理”作解，恐亦不盡恰當。如上文所言，夫子已明確道出“無違”是指“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與朱子所言之“理”可謂全不相涉。宋儒為闡揚理學觀點,在注經時往往不惜背離事實以遷就己意，朱子亦不免其弊。程樹德在《論語集釋》即批評道:“朱子因欲伸其師窮理之說，其注《論語》，到處塞入理字。……自古無如此解經法也。然有絕不可通者,如此章‘無違’明是不背於禮,乃偏作理,而於下節言禮天理節文以自圓其說，可謂心勞曰拙者矣。”■程氏之說甚是。朱子以“不背其理”以釋“無違”，難免有強作解人之處,殊不可取。至於王夫之《四書箋解》所云“‘無違’須含一‘禮’字在内”一語，其釋義本已明確，也切合文本原意。然而王氏為求調和朱子“不背其理”之說，不惜強以“不背於事親之理,惟禮然後不背”以釋之，並舉出“理字虛，禮字實”此種兩可之說曲意迴護’反而顯得畫蛇添足，抑又偏離夫子之本意矣。至於“無違於禮”和“不違其志”兩種說法，如單就上文下理推敲，似乎皆可成立。二說均圍繞“禮”字立論，而“不違其志”所蘊含的意思更深一層，即孔子在訓勉其遵父之志的同時，又同時勸其謹守事親之禮，故黃式三引陳君舉之言時，即評之曰“非惟切中懿子之務,而亦確當僖子之心”，似乎更見夫子善於誘導敎誨之美意。然而，若細察“無違”之“違”字在當時之意義,則可知“不違其志”■（淸）黃式三:《論語後案》，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27頁上。■(魏)何晏注、（宋）刑昜疏:《論語注疏》，第56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73頁。■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80頁。

之說其實不確。黃式三《論語後案》云：王仲任《論衡》有《問孔》篇，議聖教之略云：“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嫌其毋違志乎？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舊說多為仲任所惑，以聖教亦作歇後語矣。……《左傳.桓公二年》云：“昭德塞違”、“誠德立違”、“君違，不忘諌之以德”。《六年》傳云：“有嘉德而無違心”。《襄公二十六年》傳云：“正其違而治其煩”。《昭公二十六年》傳云：“君無違德”、“君合而不違'《哀公十四年》傳云：“且其違者不過數人”。古人凡背禮者謂之違。■達按:黃說甚是。《後案》所引《左傳》的文例，足以證明在先秦時期“違”字本已含有“違禮”之義,無須再加上“禮”作為賓語。言則“無違”本就有“無違禮”之義，只因後世此義已失,不得其解，遂啟爭訟。成書於東漢的《說文解字》，已僅將“違”字訓為“離也”；又《儀禮•士昏禮》云夙夜毋違命”、“夙夜無違宫事”■;班固《漢書•王莽傳》有“毋違朕意”之句《外戚傳》亦云毋違先后之制度。”■當中所用“毋違”一詞,均僅具“不要違反”之意，須加上賓語語意方才完整。由此可見，最遲在東漢時，“違”字此一用法已經不為人知。王充在認為“毋違者，禮也”的同時，卻批評孔子沒有把話講淸楚，懿子或會錯誤理解“無違”為“無違志”，正因他已不能掌握“違”字此義,才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二、關於“得之”當為“去之”的爭論《論語•里仁》篇記載了孔子對“富、貴、貧、賤”的一段言論：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王充概括此節的内容云:“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他認為夫子此語,意在說明君子一方面應通過正確合理的途徑去求取富貴，另一方面不能為求擺脫貧賤而做出有違道義的事情。但他批評“不以其道得之”一句在文字表達上有欠準確:“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固可去，去貧賤何之?”他指出，對於人人欲之的富貴固然可用“得之”,但對人人厭惡的貧賤也用“得之”則並不恰當。王充繼而詰問道：■（淸）黃式三:《論語後案》，第427頁上。■（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20、121頁。■（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048頁。■（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第3982頁。■（魏)何晏注、（宋）刑昜疏:《論語注疏》，第52頁。

貧賤何故當“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卷九，第400、401頁）按照王充的說法，“得者，施於得之也”，“得”乃是用於可以“得之”的對象上，則此“得”當作“獲得”解，“富貴”是人人希望獲得的東西，固然可以說“得之”，但貧賤卻是人人亟欲趨避的,說“不以其道得之”則有不妥，應當改為“不以其道去(擺脫）之”，否則文理便顯得扞格不通了。他進而指出，“得富貴”其實就是“去貧賤”，所謂“以其道得之”，即指“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反之，所謂“不以其道去貧賤”，即“毒苦貧賤，起為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為不以其道。”王充所提出的這點質疑，古來注家亦有注意及此者，翟灝《四書考異》引宋兪琬《書齋夜話》云:“此究當就‘不以其道’點句。若就‘得之’點，則富貴固有以其道得之，亦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貧賤則安有以其道而得之者哉?”■但就行文而言，兪氏以“不以其道”點句一說恐有未善之處。《朱子文集》程允夫言云:“此當以‘不以其道’為一句，‘得之’為一句。先生批曰:如此說，則‘其’字無下落，恐不成文理。”■因為若就行文習慣而言，這種“不以其X”的句式甚少獨立成句，往往需要在其前或後加上一個動詞,以構成雙賓結構的句式方見通順。如《孟子•萬章下》：“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此是於“不以其X”句前加上動詞（“見”）的例子;又《孟子•梁惠王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楚•楚語上》：“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此二句則為於“不以其X”句後加上動詞（“害”與“干”）的例子。上文朱子所言之“下落”，殆即指句中的動詞而言。故此，“得之”宜屬上讀而與“不以其道”連文，語意方見完整。其實，關於“得之”是否“去之”之誤，其中關鍵處當在於對“得之”一詞的訓釋。按照王充的說法，則“得”字之義當作“獲得”解，此點於上文已然論及。後世注釋者也有採用這個意見的,如楊伯峻《論語譯注》即言：“‘富與貴’可以說‘得之’；‘貧與賤’卻不是人人想‘得之’的。這裡也講‘不以其道得之’，‘得之’應該改為‘去之’。”■許愼說文解字》訓“得”字云:“行有所得也。”■段玉裁■見黃懷信:《論語彙校集釋》，第312頁。■見黃懷信:《論語彙校集釋》，第312頁。■(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29頁。■(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第76頁。■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88頁。■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36。■(漢）許愼撰、（宋）徐較校定:《說文解字》，第43頁下。

注云:“行而有所取,是曰得也。”■以此比對,王充以“得”字作“獲得”解固然有所根據，但亦未始不能有其他解釋。事實上，關於這一點,歷來注家之立場大多與王充迥異，反而較多按照原文疏釋其義。如何晏《論語注疏》注云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邢昜疏略同。朱熹《論語集注》也謂:“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劉寶楠《論語正義》也說:“君子履道，當得富貴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於此當以義命自安，不可違而去之，輒妄冀得富貴也。”■其中以皇侃《義疏》之析義最為詳盡：云“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然二途雖是人所貪欲，要當取之以道，則為可居；若不用道理而得，則不可處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則是理之常道也。今若有道而身反貧賤，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雖非我道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若僉不可除去，我正道而更作非理邀之，故云不去也。■以上四說，大意略近，意謂按道理說，有道之士當得富貴，無道者則致於貧賤，但現實中“有道而身反貧賤”的情況卻所在多有，而作為君子，則在面對謹守仁德卻處身“貧賤”的情況下，仍能安貧樂道，不會妄自擺脫之，所謂“雖非我道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是也。按照這一說法，則“不以其道得之”的“得”字並非指“獲得”，而是作“招致”、“獲致”解。這樣一疏，上下兩句中的“得之”的意思便能夠統一起來，原文的義理也就豁然貫通了。達按:王充對“得之”宜改為“去之”的質疑固然合理，但如結合該節下文孔子關於“仁”的一番言論作分析,則何晏、皇侃、朱熹和劉寶楠所主之說,似更為恰當，也更能體現夫子堅守仁道、淡泊名利的美德。此節下文孔子從“仁”的角度出發，側重強調君子須堅守“仁”的道德原則，不管面對順境逆境,貧富貴賤，皆能安之若素，樂天知命。“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顚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劉寶楠《正義》云:“若於不以其道之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之貧賤則不去，斯惟仁者能之。蓋仁者好惡，有節於内，故於富貴則審處之，於貧賤則安守之。”■他又弓I用《荀子》“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一語■(漢）許愼撰、（淸）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7頁。■(魏)何晏注、（宋）刑最疏:《論語注疏》，第52頁。■(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7O頁。■(淸）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第142-143頁。■(魏）可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第45-46頁。■(淸）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第142頁。

以釋之，指出此乃謂君子若謹守仁德,則能超越世俗的利害得失，乃無所謂貧窮貴賤之別，可謂得夫子之深意。這一點，或許另可從孔子對諸弟子的態度進一步獲得印證。在諸弟子中,孔子對顏淵“一簞食，一瓢飮,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的表現尤為讚許，正因其能安貧樂道，樂天知命，以行仁為樂，淡泊名利,不斤斤於富貴貧賤等世俗得失，也不汲汲於鑽營以改變自身地位，此或即孔子所謂“飯疏食飮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而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之意。反之，孔子對另一弟子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論語•先進》）■的做法似乎有點不以為然，大約並非由於他的行為不符合“仁”的道德原則，而是他對世俗名利仍然十分在意，未能達到超脫利害以行仁的境界。富貴非不可求’貧賤非不可去，但如能做到不計較貧富貴賤,則才是“仁”的最高境界。程樹德《論語集釋》云:“常人之情，好富貴而惡貧賤。不知富貴貧賤皆外來物，不能自主,君子所以不處不去者，正其達天知命之學。……世之得貧賤之道多矣，如不守繩檢，博弈鬪狠，奢侈縱肆，皆所以取貧賤之道。無此等事以致貧賤,是其貧賤生天命也。君子於此惟有素其位而行，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者。稍有怨天尤人之心，或思打破環境，則禍立至矣。故不處不去,正君子之智，所謂智者利仁也。”■下文強調“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顚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所表達的也是這個道理。由是觀之,“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之“得之”，仍保留以原文疏釋為佳，不宜改作“去之”。三、“晝寢”的釋義間題《論語•公冶長篇》記載“宰予晝寢”一事：宰予畫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诛?”■王充認為，這一節“是惡宰予之晝寢”，即孔子對宰予在白天睡覺一事所表達的不滿之辭。王充反問道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王充認為，“晝寢”並非大惡，而孔子卻對宰予的小過而予之重責，把他比作“敗毀不可復成”的“朽木糞土”，是“惡之■(魏)何晏注、（宋)刑昜疏:《論語注疏》,第83頁。■(魏)何晏注、（宋）刑昜疏:《論語注疏》，第100頁。■(魏）何晏注、（宋)刑昜疏:《論語注疏》，第167頁。■程樹德:《論語集釋》，第234頁。■(魏)何晏注、（宋）刑昜疏:《論語注疏》,第65頁。

太甚，過也”。他指出，孔子著《春秋》“採毫毛之善，贬纖介之惡”，對極細微的好事和壞事,都分別予以褒揚和贬斥，而且都恰如其分,“不贬小以大”，但在對“宰予晝寢”一事上，卻是“以大惡細,文語相違”，難以使人信服。在緊接着對宰予的一番批評後,孔子還表達了自己對這一件事情的看法，其辭曰：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王充認為,此段意謂孔子“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這裡，王充反問道：人之畫寢，安足以毀行？毁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畫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雕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畫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晚敕而已，無為改朮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卷九，第406頁。)他指出，宰予只是“晝寢”而已，縱然有失，也不至於“毀行”，且按《論語•先進篇》所載，宰予在孔門的言語科的排名猶在子貢之前，可見才能並不遜色。■即使宰予因為欠缺自知之明而不求上進，也不過是“知不明耳，非行惡也”，孔子只須稍加吿誡便可。他又認為，宰予如今“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概矣”，儘管操行方面有所虧缺，但至少在言語方面也有所成就。王充指出，周公曾說過“毋求備於一人”■，但現在孔子卻要“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這就過度要求人要完美，是“備取人也”，與周公之說相抵牾：“‘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對孔子僅因晝寢小事而至於改變“知人之術”表示疑問。概而言之，王充以為“公冶長”此節乃孔子深責宰予怠惰晝寢之辭，又認為“朽木”、“腐土”是孔子對宰予廢惰不成器的深切責罵。歷代注解《論語》者中亦有跟從這個理解的,如刑昺即謂:“‘朽木不可彫也，腐土之牆不可杇也’者，此孔子責宰我之辭也。……此二者，以喩人之學道,當輕尺璧而重寸陰。今乃廢惰晝寢，雖欲施功敎之，亦終無成也。‘於予與何誅’……言與宰我何足責乎？■《論語•先進篇》：“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見（魏)何晏注、（宋）刑昜疏:《論語注疏》，第160頁。）■筆者按:此句見於《論語•微子》，意思是指不要對人求全責備。原文是這樣的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見（魏）何晏注、(宋）刑昺疏:《論語注疏》，第289-290頁。）

謂不足可責,乃是責之深也。”■朱熹也說言其志氣昏惰，敎無所施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然而，宰予僅僅因“晝寢”這種似乎無傷大雅的事而遭到孔子如此嚴厲的責罵，後世注釋《論語》者亦多感有悖常理,因此往往嘗試從不同角度對“晝寢”所蘊含的意義加以探討。一說以為，“晝寢”之“晝”，並非泛指白天，而是具體確指的時間，如江聲《論語竣質》：“《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為界。’是日出後為晝。凡人雞鳴而起,宰我日出後尙寢寐未起，故責之。”■江氏以“晝”為“曰出後”之時，認為孔子所以責備宰予，不是因為宰予未入黑便入睡，而是責其貪睡，睡至日出之後仍未起床。另,今人杜貴晨、杜斌在《“宰予晝寢”新解》一文所持說法亦與此類近,惟認為“晝”所指的是正午。■篇中並引《左傳•昭公元年》“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颳令，夜以安身”一語作為佐證，是即指宰我因未有做到君子適時而行的規矩,故遭到孔子的呵責。然而此二說均有未善之處。前者江聲之說，今人黃懷信辯之云：“言‘晝寢’而不言‘晝尙寢’，則‘晝’必不指日出之後。”■黃氏認為若宰我果眞因過時未起而遭責,則文中當言“晝尙寢”而不當單言“晝寢”，語意才見明確，因此“晝”仍當作“白天”解，即僅指宰我在白天睡覺，而非指貪睡未起。後者二杜之說，亦尙欠充分的文獻證據支持，古人雖有“晝以訪問”的說法，但目前也似未見古人有因不守四時之序而遭責之例，故此說尙待商榷。另一說則以為,“晝寢”之“寢”字當為“鹰”字之誤。淸人錢坫《論語後錄》:“‘寢’依字當作‘賺’，鄭說是。《說文解字》有‘寖’，云：‘卧也。’‘賺’，云：‘病卧也。’病卧與卧息義近。古者君子不晝居於内，晝居於内，問其疾可也。宰予無疾而晝寢，與病卧殆同譏歟?”■楊樹達《論語疏證》也說:“宰予非疾而晝寢，故孔子嚴責之。此亦孔子獎勞戒惰之事也。”■按《禮記•檀弓》云夫晝居於内,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吊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内。”■可見古代禮制對於士人君子晝夜所居處的空間有所規定，晝不居於内，夜不宿於外。然則宰予之受夫子深責,乃因其無疾卻居寢不出，怠於學習所致。不過若以“晝寢”為“晝膺”之誤，則仍存在可議之處。因■（魏)何晏注、（宋）刑昜疏:《論語注疏》，第65-66頁。■（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78頁。■見黃懷信:《論語彙校集釋》，第401頁。■杜貴晨、杜斌:《“宰予晝寢”新解》，載《孔子硏究》，2001年第1期，第122-124頁。■見黃懷信:《論語彙校集釋》，第402頁。■程樹德:《論語集釋》，第310頁。■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1頁。■（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37頁。

為若就二字之字形來看，“寖”字小文作_形,而“嫌”字篆體作■形，二者部首相同,字型也有相近之處,確實不排除存在形近而訛的可能。但若此處確在批評宰我“非疾而晝寢”的話’那麼按情理而論,句中“晝寢”二字之後，理應有數語交代宰我實際並未生病,否則單以“晝寤”一語觀之,讀者難免不產生誤會。《論語》文字固以簡練著稱,但不至於遺漏如此細節,故此說恐亦未當。此外，另有一說以為，“晝寢”其實即是“晝御”的委婉說法，指男女於白天行房，故為夫子所痛斥。程樹德《論語集釋》引《七經小傳》：“‘寢當為‘内寢之‘寢’。……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也。”■今人趙建偉於《“宰予晝御”與古代禁忌》一文中也跟從此說，認為“晝寢”二字不誤，但並非指“白天睡覺”之意，而是指“白日男女在内寢中同房交合”■。然而此說與《論語》中一貫的文風和表達頗不相符，《論語》所涉及的各種主題,如“問仁”、“問政”等，多半是與世道和人倫交往相關的。像“晝御”這種夫妻私密的生活細節，旣與這類主題不相涉,《論語》中也未見孔子另有對弟子的夫妻生活有過什麽評論。如果說孔子惟獨對宰予的“晝御”大感興趣,並且高調地加以訓斥，則不僅使人感到奇怪，也多少顯得不大得體。是以此說仍欠妥善。較為合理的解釋，是“晝”字其實是“畫”字之誤，“晝寢”應為“畫寢”，則“寢”並非用作動詞指睡覺,而是作為名詞作“寢室”解，“畫寢”即繪畫或裝飾寢室。唐李匡乂《資暇集》引《論語》梁武帝注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為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圬。”■宋周密《齊東野語》云:“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字當作畫字，蓋夫子惡其畫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韓愈、李翱《論語筆解》亦云晝當為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皆持此說。首先，考“晝”之籀文作■，“畫”之籀文則作■二字僅下方的筆劃稍有不同，字形極其相近，故若謂此二字於傳抄時因形近而訛致生此誤會,也在情理之中。劉寶楠《論語正義》亦歷引《周禮》、《禮記》、《左傳》和《國語》等例子，以證明古人向有飾畫寢室之習俗,是以宰予畫寢,也並非不可能之事。■李聯诱《好雲樓集初集》卷十七《晝寢》條指出：“《漢書•揚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宫觀奢泰之事，■程樹德:《論語集釋》，第313頁。■趙建偉:《宰予晝御與古代禁忌》，載《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9年第3期，第29-30頁。■見黃懷信:《論語彙校集釋》，第402頁。■程樹德:《論語集釋》，第312頁。■程樹德:《論語集釋》，第312頁。■(淸）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第178頁。

暗用《論語》。可證畫寢之說，漢儒已有之。”■此二句中之“雕木”、“畫牆”正好與“朽木不可雕，腐土之牆不可圬也”互為對應，更尤可作為此說有力的書證。岑仲勉即據此指出，“畫”被誤為“晝”，只因“經生不明壁畫之源流甚古,故致讀別字耳”■。其次再就上文下理來看，下文孔子云“朽木不可雕也，腐土之牆不可圬也”，按說是比喩宰予晝寢廢惰而發之辭，明顯責之過當。但若作“畫寢”言之,則孔子所謂的“朽木”、“腐土”其實並非指宰予而言，而是指他所寢室中的棟宇牆壁。按“圬”，又作“杇”，阮元《校勘記》云:“‘杇’當是正字，‘污’乃‘污’之假借耳。”■《說文》：“杇，所以涂也。”段玉裁注云涂者、飾牆也。”■如是,則此二句所言“雕木”、“圬牆”者，是對應上文“畫寢”而言的，則全文的意義便可相互照應。何以孔子對於宰予畫寢如此的惱怒？劉寶楠注云：“春秋時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土木勝而知氏亡,輪奐頌而文子懼。意宰予畫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杇譏之，正指其事。”■言則孔子所批評的,乃因宰我飾繪寢室，沾染奢侈之風。這一點確實與孔子主張安貧樂道、守節尙儉的學風不大一致，是他以“朽木不可雕也，腐土之牆不可圬也”諷喩之,表面意謂其寢室乃朽木腐土，不値得如此粉飾，實則隱含對他“畫寢”尙奢的批評。今人楊志玖認為“畫寢”在當時可能是一種僭禮的行為，與宰我的身分地位並不相符:“假如僅因其晝寢而一再斥責，似乎不會發此牢騷；只有對違背禮制的行為，才會惹得老夫子這樣不滿。”■惟關於“畫寢”違禮的文獻證據尙嫌未足，故僅聊備一說，以作參考。由是言之晝寢”乃為“畫寢”之誤，則王充所謂孔子“以小惡而責以大過”的批評，亦得渙然冰釋矣。四、關於“足食”所指涉的對象問題《論語•顏淵》上記載孔子與子貢關於為政方面的討論：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广去兵。”■程樹德:《論語集釋》，第312-313頁。■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667頁。■(魏)何晏注、（宋）刑昜疏:《論語注疏》，第65頁。■(漢）許愼撰、（淸〉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第256頁。■(淸）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第178頁。■楊志砍:《“宰予畫寢”說》，載《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8年第5期，第21頁。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王充質疑孔子“去食存信”的主張，反問道：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余，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卷九，第422-423頁。）這裡，我們先把王充對此章的理解稍加概括。首先,他認為“去食存信”有違生物和社會邏輯，可見他認為，“信”是以前面的“足食”作為前提條件的，“民信之矣”這個結果則是在“足食”(也包括“足兵”)這個條件得到滿足後才得以達成的。那麽按照王充的理解,此句應為一個表示條件關係的偏正複句,在意義上是有主次之分、先後之別的。歷來注《論語》者,也有從這個方向理解的，如朱熹便謂:“‘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稟實而武備修，然後敎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然而這種理解並不恰當，因為若就上文下理看，子貢是從“問政”角度提問的，皇侃《論語義疏》“云‘子貢問政’者，問為政之法也也就是詢問管治國家要具備甚麼條件。因此，“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應當為一個表示並列關係的聯合複句，指出為政者要做到此三項條件,而這三項條件應是個別獨立的，而非強調“民信之矣”與前二者有着條件或因果關係，不然孔子所言便似答非所問。王夫之《四書箋解》評朱子注時亦指出：“此明是三件事,注中‘然後’二字可以不從。”■皇侃《論語義疏》云食為民本，故先須足食也。時澆復須防防術，故次足兵也。雖有食、有兵’若君無信,則民眾離背，故必使民信之也。”■《論語注疏》邢昜疏也說此章貴信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此答為政之事也。足食則人知禮節，足兵則不軌畏威,民信之則服命從化。”■從上可見皇、邢二人皆視句中的“食”、“兵”、“信”三者為各自獨立的並列關係，而非由此生彼的條件或因果關係,故王充的理解未盡確當。其次，“足食”的“食”，王充以之作“糧食”解，這可從“治國無食，民餓”一語以及所引《管子•牧民》中之“倉廩實”、“衣食足”二句可見。然而王充這種說法似有不恰當之處。因為按文中的語境看,子貢是以為政者的角度出發而向孔■（魏)何晏注、（宋）刑昜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80頁。■(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55頁。■(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第165頁。■(淸）王夫之:《四書箋解》，第229頁。■（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第165頁。■(魏)何晏注、（宋）刑昜疏:《論語注疏》，第181頁。

子“問政”的，因此孔子的回答也應是就為政者的角度着墨。在“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這三項條件中，“民信之矣”和“足兵”皆是就為政者的角度言之，“民信之矣”意謂為政者須“使人民信任政府”。“足兵”的“兵”並非指軍隊而言，顧炎武《日知錄》:“古之有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王夫之《四書箋解》亦云:“兵非軍也,古者寓兵於農，自有定額，不待求足，乃戎車器仗之武備。”■則“兵”乃指“軍備”而言，“足兵”乃謂“使軍備充足”之意’這同樣是由政府角度出發而言的。由此而論，則“足食”的“食”，也應該也由政府角度出發而言，指的是“賦税”而非“糧食”，全句的意義才能連貫統一。近人徐復觀即曾分析道：首先孔子所說的“足兵”，是就政府而言，因為人民沒有兵；更說“民信之矣”的“之”字，必就政府身上說，即是“人民信任政府”，才可講得通順；是這兩句，都是就政府身上說；即可推定“足食”也是就政府身上說。去兵是去政府之兵，去食乃去政府之食，即是停止徵收賦稅；則“民無信不立”，乃說的是人民不信任他的政府，則政府站不起來；豈不是文字與義理皆很條暢了嗎?■淸人戴望《論語注》也謂：“去食,去粟米之征,若貢助什一之正賦也。”■劉寶楠《論語正義》亦云‘足食’者,《禮》《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藏穀以備凶荒。……‘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勢猶難已，凡賦税皆蠲除，……又發倉廩以振貧窮。”■二說皆從為政者的角度出發，明確“食”之義乃指政府徵收的賦税之言，而“去食”則指停止徵收賦税，而非謂“去掉糧食”之意，如此則能更符合篇首“問政”的主題,較為合理可從。以上所論,或有不當之處,尙祈大雅君子,不吝賜正。■見黃懷信:《論語彙校集釋》，第1085頁。■(淸）王夫之:《四書箋解》，第229頁。■徐復觀:《王充論考》，載《新亞學報》第10卷，第1期上冊,1971年12月，第45-108頁。■見黃懷信:《論語彙校集釋》，第1086頁。■(淸）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第178頁。

“衣冠禽獸”溯源羅維明*“衣冠禽獸”乃詈語，各類辭書已收，但關於它的源頭，卻出了共同的偏差。對於這個成語,《漢語大詞典》解釋為：“穿衣戴帽的畜牲。比喩不知禮義，道德敗壞,行為像畜生一樣的人。”《中國成語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版）釋之為:“穿戴衣帽的禽獸。比喩品德敗壞、行為如同禽獸的人。”《中華成語大辭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則說虛有人的外表，行為卻如禽獸。比喩道德敗壞的人。”其他辭書的解釋與此大致相同。總括上述釋義，諸家皆將“衣冠”的本來意義理解為動詞，釋為“穿衣戴帽”。如此解釋，在詞語理據的溯源上存在誤差。郭在貽先生指出：“所謂溯源，就是要從歷時語言學的角度，搞淸楚某一詞語的來龍去脈及其所以得義之由。”(《讀江藍生〈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中國語文》1989年第3期）本此，我們試圖探討一下此成語的相關情況，先看以上辭書，共舉了三個書證。(1)明陳汝元《金蓮記•構釁》：“人人罵我做衣冠禽獸，個個識我是文物穿窬。”(2)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第四卷縉紳中有此，不但衣冠中禽獸，乃禽獸中豺狼也。”(3)淸李汝珍《鏡花緣》第四十三回：“旣是不孝，所謂衣冠禽獸,要那才女又有何用？”仔細分析以上書證，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衣冠”不是“穿衣戴帽”，而是指縉紳士大夫之類的人，衣冠禽獸即官員讀書人中的禽獸。從語言的角度看，這種觀點不乏證據。例（1)“衣冠禽獸”與“文物穿窬”同義相對。“衣冠”、“文物”皆借指“縉紳、士大夫”。這種用法由來已久,如下面兩例。《漢書•杜欽傳》：“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顏師古注:*羅維明: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敎授„

“衣冠謂士大夫也。”駱賓王《夕次舊吳》詩文物俄遷謝，英靈有盛衰。”顯見，“文物”指的是文人。“穿窬”指挖牆洞和爬踏頭，代指盜竊。《論語•陽貨》：“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歟!”後轉化為名詞，指竊賊。《北史•隋紀下•煬帝》：“穿窬無所厝其奸宄。”例(2)“衣冠”、“禽獸”詞性相同，前後兩句構成遞進關係，等於說“文士中的禽獸”、“禽獸中的豺狼”。“衣冠中”指文士中，而不是穿衣戴帽中。這在凌濛初的作品中不乏其例,如《初刻拍案驚奇》第二十七卷:“高公見他說罷,曉得是衣冠中人,遭盜流落,深相憐憫。”例(3)乃唐小山決定不參加女試，而要去尋找父親唐敖，否則便會羞辱了才女的稱呼。下面我們再分析通過《國學寶典》搜索到的相關書證,剔除了《常言道》第六回及《坐花志果》上卷注解中各一則關係不大的書證，依照明、淸、民國順序羅列於下。首先分析明代例證。(1)《石點頭》第三卷《王本立天涯求父》：“羞得他置身無地，自此遂不齒於士林。此乃衣冠禽獸,名敎罪人。”(2)《型世言》第二十七回《貪花郞累及慈親利財奴禍貽至親》：“四尊道：‘有這衣冠禽獸。那一名是吳江？’”“有你這樣禽獸……還可留你在衣冠中?”(3)《螢窗淸玩》第四卷《碧玉簫》：“此等人,昔人謂之衣冠禽獸，眞所謂人神同嫉，罪不容誅者也。”(4)《醉醒石》第三回《假淑女憶夫失節獸同袍冒姓眶妻》：“錢岩道：‘老父母不要說起。這余琳元是生員同社朋友。生員娶妻得五六日，承眾朋友們整酒來賀喜。生員那時,那裡提防這衣冠禽獸在座。飮酒中間，偶然談起妻子婚姻一事，不知這廝，怎地就把妻子拐了去。’”“若余琳衣冠禽獸，固是可恨,倘淑娘無此段情惊，錢生不漏這番說話，沒有破綻,他如何鑽得進來?”(5)«南明史料》卷一第36則:“致周鍾官饑餓於旅邸，壞倫櫻金，眞衣冠禽獸o例（1)“衣冠”與“名敎”相對,二者皆為名詞。此乃作者感慨有些讀書人孝道不如普通人，所以“如今且先說一個忘根本的讀書人”，批評吳糙不體貼父親的思子之情，無動於衷，致使父親鬱鬱而終。例(2)講本應為人師表的錢流，在人家中坐館期間，居然設局詐騙學生陳公子的錢財,因而被斥為“衣冠禽獸”，不得留在衣冠中。例(3)諷刺舉人董隆在吳江縣顚倒黑白，胡亂斷案。

例(4)指責余琳身為讀書人，竟然騙走朋友之妻，道德極為敗壞。例(5)斥責揚州知府胡蘄忠詐騙錢財,姦淫民婦,草菅人命等不法行為。以上五例加上辭書所收兩個明代用例，用法無例外。接下來，我們分析淸代例證。(1)《野叟曝言》鎔字卷第七十四回：“而蔡邕以區區遷轉私恩，為之驚歎失聲，其性與人殊，可謂衣冠禽獸!”(2)《大明奇俠傳》第十回《雲文私通國舅刁虎強聘千金》：“刁虎執劍在手,罵道：‘好不識抬舉的東西,我把你當為心腹之友，並以上賓看待，誰知你是個衣冠禽獸！膽大包天，公然戲我愛妾！眞是不共戴天之仇，如何可恕！’”(3)《粉妝樓》第三十回《祁子富怒駡媒婆侯公子扳贓買盜》：“祁子富不聽見是他猶可，聽得是侯登，不覺的怒道：‘這等滅人倫的衣冠禽獸，你也不該替他來開口,他連表妹都放不過，還要與他做親？只好轉世投胎，再來作伐o’”(4)《粉妝樓》第三十一回《祁子富問罪充軍過天星扮商買馬》：“王媒婆說道：‘罵你是狐群狗黨、衣冠禽獸，連表妹都放不過，是個沒人倫的狗畜生,他不與你做親。’”(5)《海上塵天影》第十七回《蕩春心淫尼汙三寶施妙計智女保千金》：“玉成道：‘有這等事，眞是衣冠禽獸！他在本地是算有名望的，雖然，有背地裡說他三瓦兩舍,品行不端，究竟並沒實據。’”(6)《合浦珠》第四回《陷羅網同窗急難》：“子文沉思半晌方悟道：‘是了是了！那鄭心如原是衣冠禽獸，此必求謀不遂，即挑弄是非，而鼠牙挑訟，則發難於裴玄耳。’”(7)《繪芳錄》第二十一回《鬧家庭偏傷愛日情浪閨闥共恥中風冓》：“你是個家人,尙有良心，不枉老主人另眼看待你一番，眞要羞死那些衣冠禽獸的種子。”(8)《繪芳錄》第五十四回《送殯宫士宦破官箴激義忿老儒寄柬帖》：“甘誓將桌子一擊道：‘該死,該死！眞成了一群衣冠禽獸矣。不思自己或名列儒林,或身為民表，竟如此不顧恥辱,作娼家之走狗。’”(9)《劉塘傳奇》第十回《貪錢財鍾凶害親朋》：“鍾老言詞還未盡，這不就，氣壞一邊女俊英，用手一指開言罵：‘殺剮囚徒了不成！你竟是,人面人皮畜生種，衣冠禽獸一般同。’”(10)《劉墉傳奇》第二十八回《伸正義鄕人呈訴狀》：“誰知他，人面獸心眞畜類，衣冠禽獸一般同！半夜謀害親兄去，家財獨佔他一人。”(11)《劉墉傳奇》第六十回《豪門子欺民逞霸道》：“趙通好色傷天理，衣冠禽獸一般同。家有良田千萬頃，樓臺廳堂數不淸。”

(12)《明月臺》第九回《裴員外養虎傷身》：“我風雨子相與的三友四朋、狐群狗黨，皆是有名望的，幫倒竈、敗壞頭、永不富、萬年窮，都是衣冠禽獸，人面獸心，穿靴帶頂，車馬盈門。”(13)《品花寶鑒》第三十二回《眾名士蕭齋等報捷老司官冷署判呈詞》：“有個老司官遊戲三昧的，作了一個勘語,是一篇四六文,滿城傳遍d從此歸自榮成了一個衣冠禽獸了。”(14)《淸代野記》卷下:“楊具文武才，使其發乎情止乎禮義，則儒林也，名相也，大將也，楊皆優為之;乃一念之差,縱欲敗度，遂入於衣冠禽獸之途,而不可救藥,吾甚為楊惜也。”(15)《淸忠譜》第二十一折《報敗》：“只思量，殺盡東林;又誰知，東林依舊。反敎他做忠臣，榮後胤，誦高風，傳靑史，千秋不朽。我們呵！衣冠禽獸,襟裾馬牛，枉受了千刀重典，萬年遺臭。”(16)《雙鳳奇緣》第三十一回《大小逼衛律遭辱駡風雪嶺蘇武牧羝羊》：“蘇大人聽了這一番話,不由得怒髮衝冠,罵一聲：‘背主忘恩的衛律，你為漢臣，貪生怕死，投順番邦，一點忠心不顧，狗彘不如,反來勸我。你這衣冠禽獸,我就死番邦，亦是甘心,怎聽你這不忠之言？’”(17)《鐵花仙史》第十四回《眞節烈逢狼狽接木移花》：“紫宸假意發怒道：‘天地間有這等不平之事！你平日與儒兄做密友，到此時候不能為儒兄挽救，而反奪儒兄之婚姻，這般不仁不義，眞乃衣冠禽獸矣！’”(18)《吳江雪》第十回《江潮看情書弄兒施巧計》：“這丘石公年雖二十，並無妻子，與寡嫂貼壁居住，行奸賣俏,遂有陳平之行。石公貌雖不揚，其實倒有本事，與弄兒竟似夫婦一般，那裡管傷著天倫，難逃皇法？眞正是衣冠禽獸!”(19)《吳江雪》第十四回《吳小姐聰慧辨奸老雪婆坐衙鞫賊》：“丘石公道：‘我是秀才，誰敢拿我？’雪婆道：‘你造了假書,污蔑淸閨、職官的小姐。眞正衣冠禽獸!還管什麼秀才，勝過那黑夜殺人的強盜哩！’”(20)《續濟公傳》第四十七回《周蓮香通姦西席王楚江被趕出門》：“吾看你是個讀書人，敬以師道，格外尊重，你倒敢勾弓1吾侍妾,敗壞吾門風，眞是衣冠禽獸,還不快走!”(21)《最近官場秘密史》卷之十六《衣冠禽獸布就牢籠草澤英雄安排巧計》。(22)《歇浦潮》第十回《觀新劇旅館訂幽盟發老騷娼寮鬧笑話》：“惟有你們這班新劇家比戲子更是無情,心目中只有金錢二字。有了錢,掇臀拭穢都願意的;沒了錢，便反眼無情，眞所謂衣冠禽獸。”(23)《歇浦潮》第十四回《選舉運動成笑史婚姻反覆墮奸謀》：“心中暗想：

母舅為人外貌十分誠實，不料他存心如此險詐，自己有了一個老婆不足，還要強佔我那意中人作妾，眞可謂人面獸心,衣冠禽獸了。”(24)《歇浦潮》第四十九回《坐汽車奸謀枉費寄包裹毒計頻施》：“美良厲聲道：‘何必抵制，這班衣冠禽獸，依我主意,爽爽快快早些兒和他絕交就是。’”(25)《歇浦潮》第五十回《泄機關弄巧反拙訪消息因愛成仇》：“姓尤的，你這衣冠禽獸’還要裝甚麼假面目哄人。我曉得私通偵探，誣良為盜，都是你一個人的狡計。”(26)《歇浦潮》第七十五回《惹禍遭殃怪態百出增榮益譽異想天開》：“世界上常有一種衣冠禽獸，面子上仁義道德，心窩中男盜女娼的呢!”例（1)言董卓被誅，普天同慶,蔡邕居然痛哭流淚，因而文章斥責蔡邕不顧大義，行若禽獸。例(2)言官宦子弟雲文中了刁虎圈套，被人罵作衣冠禽獸。例(3)與例(4)中的“衣冠禽獸”皆指巡務都察院柏大老爺内侄、鄕紳之子侯登。例(5)指到處拈花惹草的地方劣紳夏樓。例(6)指錢君的業師，他不僅不為人師表，反而為非作歹。例(7)此乃尤氏推脫責任，與王德一唱一和,責怪其夫祝自新枉為讀書人，氣死了其父尤鼐。例(8)、例（11)、例（14)、例（16)、例(20)、例(22)，句中已點明事主的身份是官員或讀書人。例(9)與例（10)指鍾自鳴,鍾乃出身官宦人家。例（12)泛指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富家子弟。在世人心目中，他們也是讀書人，只是不愛讀書而已。例（13)講歸自榮靠舞弊得中舉人，後東窗事發，被革去舉人，在同學中成了另類，故稱之為“衣冠禽獸”。例（15)“衣冠禽獸”指東林黨的死對頭,即魏忠賢的黨徒。例（17)言儒林敗類蘇紫宸假裝責怪陳秋遴蟾桂高攀，乘王儒珍鄕闈失意，奪取其旣定之婚姻。例（18)與例（19)中的丘石公，根據文意，也是名副其實的讀書人。例(21)講山西德興知縣封六相之妻與姦夫秀才封蘭仲合謀，企圖害死親夫，讓姦夫冒名頂替。例(23)陳光裕埋怨舅舅錢如海奪己所愛。錢如海乃上海商界聞人，開了一家藥房,有家私人醫院,還捐過一個道銜。例(24)與例(25)中的衣冠禽獸指尤儀芙,他為北洋政府效力，做圈套陷害

革命黨人。例(26)乃汪晳子指桑駡槐,諷刺敎書先生黃萬卷不能為人師表，多次與女學生友華交往。以上例子，只有例(21)中的六相之妻不屬於讀書人，其夫不通文墨，用錢買了一個官職;例（12)中那些富家子弟也不是什麽正經的讀書人，而其他被罵之人皆屬官員讀書人之類。此外，在淸代用例中，另有一例是罵占山為寇之人,見下。《小五義》第三十九回《逃難遇難親姐弟起誓應誓同胞人》智爺說：‘我樂的是，你們大眾空有這些人，連一個有能耐的也沒有，全是些衣冠禽獸。’”關於《小五義》作者，或以為是石玉昆，或以為是後人假託石玉昆之名。石玉昆生卒年不詳，大致生活於淸道光、咸豐年間，已是淸朝中晚期了。民國初期,“衣冠禽獸”用作一般詈語的例子多了起來。(1)《古今淸海•麻城獄》：“湯知縣查出敎唆五榮誣吿的人是生員楊同範，而這人是個衣冠禽獸,稱霸一鄕。”(2)《廣陵潮》第四十七回《懲義媒官留疑案發蛟水民苦苛捐》“而且不在犯事的地方給他示眾,也難警戒一班衣冠禽獸王八蛋。”(3)《明代宫闈史》第九十八回《金屋無人皇親遣麗質河橋腸斷經略夢香魂》：“老董！你看天下有這樣的衣冠禽獸麼？怕咱的眼睛兒瞎了。”(4)《如此京華》上卷第二十二回《瞎追歡書呆遭呼斥惡懺悔名士落狴犴》：“平日當你是讀書人，與你來往著，不想竟是個衣冠禽獸!”(5)《西太后豔史演義》第十七回《一誤再誤金輪則天前身後身臥龍諸葛》：“這姓李的要算是衣冠禽獸！忘八無恥！皇上待他恩典不薄，把他當做先生，還要門生媳婦見禮，他不該離了皇上,便另換著一副心肝。”(6)《雍正劍俠圖》第十九回《以怨報德鏢打李英惡貫滿盈難逃法網》：“雲南府乃是你先人墳墓之地,衣袍都埋在當地！桑梓鄕里之情全然不顧，你已經是衣冠禽獸啦!”(7)《雍正劍俠圖》第三十六回《八卦掌巧打太極圖望雲亭奮勇拿二小》：“姓李的，你花言巧語欺騙童林尤可，要你欺騙在場的眾位英雄,你眞是衣冠禽獸之輩。”(8)《雍正劍俠圖》第四十四回《慈父心三次饒林寶豺狼子毒鏢打恩師》：“你這個衣冠禽獸，我待你這麽好,你卻恩將仇報。你這個惡賊!”(9)《雍正劍俠圖》第五十一回《除舊歲師徒同獻藝過新春師兄巧相逢》：“小畜生！你是皮包血肉十個月懷胎的人，不是披毛帶掌的衣冠禽獸啊!”(10)《雍正劍俠圖》第六十八回《愛賢女釋嫌許終身司馬良遇險轉心亭》：

“嫂子，嫂子！你說的這叫什麼話，眞是衣冠禽獸！你怎麽不知羞恥!”例（1)、例(4)、例(5)，句中已點明是罵官員或讀書人，例(2)指一位被冤枉的秀才，例(3)罵吳三桂，此皆指官員讀書人。例(6)罵武師、富戶陸滾之子採花大盜陸寅，例（7)罵大莊主、武林高手李昆，例(8)指袁泰養子、徒弟林寶，他鏢打恩師，逼死師妹，禽獸不如，例(9)指蓬萊島的武師燕雷，例（10)乃武師之女段銀娘罵其嫂子陳月娥。這些人物都不屬於縉紳士大夫。從文化的角度看，衣冠借指士大夫之流是有緣由的。士農工商是古代所謂四民，在一般情況下，士的地位及社會聲譽歷代都穩居四民之首。有鑒於此,古人對官員讀書人的道德情操要求較高，否則便不配此稱呼,有辱斯文。如孔子在《論語•泰伯》中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同一篇中，孔門高足曾子說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也曾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指出：“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官員讀書人應當具有君子人格，所謂道德文章兩全齊美，而官員讀書人一旦道德淪喪，居然遠遠不如普通百姓，此未免與人的心理預期落差太大，因而世人不客氣地斥之為“衣冠禽獸”。關於“衣冠禽獸”的來源,一直以來，學界大都認為來自明代官員的服飾。如王艾錄指出明代官員衣冠上繪繡禽獸之圖,來顯示文武官員的等級……當時人們稱文武官員為‘衣冠禽獸’，是一個入仕升官的讚美詞……到了明朝中晚期，官場腐敗，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欺壓百姓，無惡不作，‘衣冠禽獸’始生贬義，意即為非作歹的人如同穿衣戴冠的禽獸。”（《中國社會科學報_燭言燈語》，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輯，2012年4月9日B04版）這種說法乃圈内老生常談,但缺乏語言上的直接證據。迄今為止,在書面文獻中,“衣冠禽獸”全用作罵人的話,而沒一例是用來稱讚官員。其實,將官員罵作禽獸早已有之，而非起於明朝。如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十七：“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才寢陋……河朔人士，目蘇棺為衣冠土梟。”而《太平廣記》第二百三十九卷《蘇楷》最後一句是河朔士人，目蘇指為衣冠梟獍。”“梟獍”本指惡鳥惡獸土梟”乃梟的別名，指惡鳥。由此看來，類似的詈語宋已有之，並非起於明中晚期。簡言之，“衣冠禽獸”早期多用來咒駡縉紳士大夫之流，而從未用來稱讚他們。從淸朝中晚期開始，其使用範圍逐漸擴大，用作一般罵人的話，等於說人類中的禽獸。這種罵法明代已有,如《石點頭》第四卷《瞿鳳奴情愆死蓋》：“自己

不正氣，做下沒廉恥的勾當，自不消說起，反又敎導女兒偸漢，豈不是人類中的禽獸!”綜上,筆者從語言、文化兩個方面闡述了“衣冠禽獸”的起源及其理據’權當引玉之磚，還望方家指正。

從《廣東女子藝文考》看明清時期嶺南才女文化喬玉紅*高威**一、嶺南女性著述的目錄學著作:(廣東女子藝文考》《廣東女子藝文考》是冼玉淸女士撰寫的一部系統介紹歷史上嶺南女性著述的目錄學著作,如今所見版本是在1941年由商務印書館刊刻的。冼玉淸,生於1895年（淸光緖二十一年），歿於1965年。她祖籍廣東南海西樵，從小生長於澳門，受業於淸末民初著名敎育家陳榮袞先生①《，後又考入香港聖士提女校。冼玉淸是近代嶺南著名的畫家、文獻學家，被譽為“不櫛進士”、“嶺南第一女博學家”、“千百年來嶺南巾幗無人能出其右”者，著有《碧琅矸館詩抄》、《流離百詠》、《趙松雪書畫考》、《廣東印譜考》、《招子庸硏究》、《更生記》、《廣東鑒藏家考》、《廣東女子藝文考》、《廣東叢貼敘錄》和《廣東文獻叢談》等。在這些著作中,《廣東女子藝文考》是冼玉淸關於文獻學的代表作之一。冼玉淸女士借助參與纂修廣東省志的便利、在廣泛捜羅嶺南士人著述的過程中，發現了不少女性著作，於是將這些書編輯成目，進行系統地閱讀整理和著錄。她首先對作者進行考證、介紹，然後概括著作的内容，接着摘錄序言和部分詩作，最後匯成《廣東女子藝文考》一書。正如她在書的自序中所寫:“餘年來纂修省志，博捜群書3婦女專集，輒有過眼。隨手編目，所積漸多。爰有《廣東女子*喬玉紅: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特藏部館員："高威:天津市敎育委員會成人敎育理論硏究室助理硏究員。基金專案:2014年敎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硏究靑年基金項目“明淸時期珠三角地區女性文化特徵轉變硏究”(專案編號：14YJC770026)成果之一。①陳子褒（1862-1922)，名知孚，號榮袞，又號耐庵，新會人，敎育家、珠三角地區婦孺敎育的積極宣導者，編著了大量婦孺敎育用書。“少掇巍科，旋入宗敎，赴東洋調查蒙小學敎育，深得根領。回國設帳澳門，晚居香江，前後男女學生數千人。所著蒙學敎科書數十種，力主淺白，因自號婦孺之僕。對於敎會義務，尤具熱心。”傳見《陳子褒先生墓碑》，新會陳榮袞撰:《陳子褒敎育遺議不分卷》，民國抄本。

藝文考》之作。”②冼玉淸在《廣東女子藝文考》中共記錄了明淸時期嶺南近百家女性所著的106種書藉，然後又按地理區域進行了統計:其中，順德22家，番禺19家，南海、香山各12家，吳川、東莞、新會各4家，海陽3家，嘉應州、茂名2家，淸遠、博羅、陽春、石城、電白、信宜、良德、大埔、恩平、陽山各1家。另外還有元和歸入嘉應州者1家，德淸歸入順德者1家。統計之後,冼玉淸總結到:“大抵吾粵文風，以廣州府之順德、番禺、南海、香山為盛。加以交通利便，易為風氣。作者之眾，理固宜然。而高州比他府州為多者，則以高州府志、吳川縣誌、石城縣誌皆經李文泰篡修。李本通人，又知詩者。故採高州女子集部特多。此又人事提倡之力也。至於外府僻縣，刻書不易。即有書矣，而流通為難。其中坐是埋沒者，亦所在有之。”③也就是說,粤地的文風以珠三角地區最為興盛,再加上交通便利，更易成為風氣，所以發現保存的女性作者和著作較多。而吳川、石城、高州等地集部的女子著作數量能有一定規模，是當地志書皆是由李文泰④主持篡修的原因。李文泰出身於書香世家，是淸代末年高州的著名才子、詩人。他對詩歌造詣頗深，因此編纂志書時就比較注意收集女子的詩作。正因為有了識人的伯樂，所以相較之下，各志中高州記載的女子著作就顯得略多。至於其他地區，因為本身經濟文化發達程度略遜,再加上刻書不易，流通較難，所以即便是有著作傳世，也很容易被埋沒。這也是其他地區出現的女性作家和著作數量不多的原因之一。在編寫《廣東女子藝文考》時，冼玉淸按照傳統的四部分類法進行著錄。她按内容將嶺南歷史上女性的著作分為經、史、子、集四類。每一類在進行詳細介紹時,均是第一行先列書目；第二行說明此書的存歿和出處，即作者從哪裡看到關於此書的記載;第三行開始則是作者的生平簡介,同時標明作者傳記的出處；再下面是對著作的客觀介紹與摘錄，將士人為該書所作之序加以提綱契領的摘抄，有時對其中的名句、名作亦進行摘錄。秉承了嚴謹的治學態度，冼玉淸在記載書藉概況時極為審愼。凡是她親自過目的書藉，她都在標題之後的第二行標注“見”;她未能親閱原書的則標明“未見”，然後詳記材料的出處。這種提綱挈領的做法為後人的檢索硏究帶來極大便利，旣可以通過檢索條目以淸晰地了解書籍的内容和作者，亦能按圖索驥地②冼玉淸:《廣東女子藝文考》,上海:商務印書館,《後序》，1941年。③洗玉淸:《廣東女子藝文考》,上海:商務印書館,《後序》，1941年。④李文泰:字叔寬,吳川人，淸未民初高州地區的著名詩人,曾擔任《重修高州府志》的慕修。民國二年（1913)農曆十一月病逝，享年七十四歲。

査找最初的材料中進行查詢、比對。⑤這種編纂體例為後人使用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民國時期廣東著名的藏書家徐紹綮⑥評論《廣東女子藝文考》說:“觀其義例’詳晰謹嚴，循四部之次序，或存或佚,朗若列眉,又仿朱竹玲經義考例，節錄序跋，可知著述者之大概。”稱讚此書的條理淸晰、體例嚴謹。他感歎道斯著也，舉劉向之《列女傳》，班固之《藝文志》兼而備之。一披閱間，而知天南文苑，固不僅俊髦多士而已也。”⑦黃佛頤⑧則贊此書“一本諸史藝文及各家書錄解題之例。其有功於吾粵文獻固多，而於吾國女學激勵尤鉅也。”⑨二、明清時期嶺南的才女文化洗玉淸在《廣東女子藝文考》中共著錄了女性作者約百家，著作106種，其中明代有10人,其餘為淸代，由此大致可見明淸時期嶺南才女的規模。但事實上，嶺南在明淸時期眞正有詩文傳世的女性人數遠不止於此。對於這些女性,除《廣東女子藝文考》從目錄學和文獻學的角度記錄之外,還有一些書籍中亦有相關内容。但因為刊刻、保存和傳播的困難,很多女性的著作都未能流傳下來，對她們的記載如今只能於散見於諸書之中。這些書裡或錄有她們部分詩作，或有其生平簡介，如《粤東詩海》⑩和《廣東名媛詩選》■。其中，乾嘉之時順德人溫汝能所輯《粵東詩海》一書卷軼浩繁，專門收錄嶺南歷史上士人的詩作，裡面專設閨媛一類以記女性作品。《廣東名媛詩選》則是順德人胡廷梁所著，他廣採嶺南歷史上傳世的女性詩歌，將之彙編成一部女性詩作總集並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刊刻。這兩部書與《廣東女子藝文考》的體例和記載内容完全不同，為後人硏究嶺南的才女及其詩作提供了寶貴材料，而且其記載的明代嶺南才女也較《廣東女子藝文考》為多，詳見下表關於明代嶺南才女的詳細統計：⑤喬玉紅:《冼玉淸與嶺南女性及文化硏究》（<山西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中亦有關於《廣東女子藝文考》一書的介紹。⑥徐紹檠（1879-1948）:字信符,廣東番禺人，祖籍浙江錢塘（今杭州>,民國著名藏書家，圖書館學家、版本學家。⑦洗玉淸:《廣東女子藝文考》，上海:商務印書館,《徐序》,1941年。⑧黃佛頤（1886-1946):字慈博,廣東中山人,民國藏,家、文獻學家。撰有<廣東宋元明刊本紀略》、《廣州城坊志》、《英德縣續志》、《黃氏家乘續編》不分卷、《珠璣巷民南遷記》等。⑨洗玉淸:《廣東女子藝文考》,上海:商務印書館,《黃序》，1941年。⑩（淸）溫汝能撰,呂永光整理,李曲齋、陳永正審定:《粤東詩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⑪（淸）順德胡廷梁:《廣東古今名媛詩選》,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

目姓名籍貫著作名稱廣東古今名媛詩選粤東詩海情況介紹王司彩南海31宣德中女官瑪銀瓊山54敎論馮源女，唐繼祖室。嘗噁股療姑丘夫人瓊山2丘文莊室,善於詩,其詩淸新劉苑華香山落霞山下女子吟一卷45安仁知縣劉士騰孫女，戶部郞何藻室劉祖滿順德叢桂剩稿、梅妝閣集2351番禺明尙書何維柏從孫庠生何允桁室余玉馨順德篋中集129正德辛巳進士甌甯令余經女,舉人許炯室陳雲仙順德蘭軒詩草56大學生陳士賢女，余玉馨表姐何瑤英新會34明尙書何熊祥女王氏東莞44其夫某太史，嚴嵩欲迫為賛婿，王寄春夏秋冬四閨怨，見氏詩憐其才乃止謝五娘潮州讀月居詩集一卷詩12,詞410萬曆年間人,人稱潮州才女，曾入獄丘恭娘潮州1明末罹亂被俘，作題壁詩趙璣姊潮州1丘恭娘小姑徐婉卿番禹21李氏番禹1明末被擄,賦詩十首自縊，存一首梁指妹高要周頌室，頌卒，指妹自縊。三娘不詳1考其詩《衣帶中詩》當為亂世抗迫嫁而死徐亞長東莞1林淑溫瓊山1明末海寇掠其家，碎首嚼舌罵賊而死蔡平娘潮州21孝廉鐘夢鶴室谷氏南海靜閣草一卷63蕭志崇室黎瑜娘瓊山1212明末庠生符駱室文氏三水21少寡，守節終郭王雩娘番禺33庠生郭蛟女文三娘南海44善彈琴、能詩畫朱氏順德33龍江李朝昊室李夢蘭順德41順德大良人佘五娘順德4321明末進士鍾希玉繼室，其父仇人妒之，編她集入淫詞張喬仙廣州蓮香集二卷詩19,1司463名妓,善彈琴，畫竹蘭，年十九亡熊葉飛電白和妹詩一卷44明庠生熊兆祥女，與妹瑤飛俱知書能詩附:《廣東女子藝文考》中錄有專著但卻未被《粤東詩海》和《廣東名媛詩選》收錄者易氏新會名閨吟、蘭圃草永昌知府易道源女，南海諸生朱睹妻，生於萬曆五年,工詩歌，善楷法辜蘭凰海陽易解集、嘯雪庵集辜冏卿朝薦女，貢生夏含曜室。崇禎癸已城陷，凰恐受辱，自經死

以上人物及介紹來源於《廣東古今名媛詩選》和《粵東詩海》，並參補了《廣東女子藝文考》。其中沒有特別標出的數字,指的是入選兩部詩集的詩作數目。因為材料的不完整，筆者只能根據三部古籍中詩作羅列的順序，大致判斷將而將這些女性歸入明代。儘管上表列出的僅31人，有專著的10人,但這並不代表明代沒有其他才女或者女性著作，只是因材料所限而未能發現。而且，還有一些女性因為材料的原因根本無法猜測年代，故此捨棄未錄。不過，僅就上面給出的資料來看，依然能大致了解到明代嶺南才女文化的面貌。淸末民初學者梁乙眞認為,“乾嘉之際，其淸代婦女文學之極盛時期乎。斯時也，袁簡齋即高標女敎，招收弟子,其他有力之人，如畢秋帆、杭堇浦、郭頻伽、阮芸台……等，亦復獎挹宣導，不遺餘力；而婦女文學,遂躋‘黃金時代’。”■但到了道咸之後，因國家多故,淸代的婦女文學趨於衰落。■這種觀點無論在時間上還是空間上影響都相當大。美國學者魏愛蓮指出，西方最近的硏究假設，與17世紀和19世紀相比,18世紀代表着江南女性文學活動的衰落。這無疑就應和了梁乙眞的說法。但是她卻不讚成這一觀點，相反她認為在江南之外的廣東，卻證實了另一種事實,就是18世紀廣東女性的文學活動沒有衰退。■事實確實如此,洗玉淸的《廣東女子藝文考》中共著錄了約一百位女性作家,其中明代10人,剩下90餘位都是淸人。《粵東詩海》中記載女性詩人47位，《廣東古今名媛詩選》中有46人左右。這兩部書最晚在乾嘉之前出現，所以這些女性至少也是與作者生活在同一時代。也就是說，從1644年淸政府建立到嘉慶朝結束的1820年，在不到180年間嶺南至少出現40多位才女，她們中有不少僅有詩作流傳而無編輯成冊的著作。而在冼玉淸的書中，著錄的淸代才女卻多達90餘人，且均有著作傳世。這就意味着，去除三部書中重複記錄的部分，在乾嘉之後到淸亡的不到百年間，嶺南新出現的才女人數至少在50人以上。而這個數位僅是就冼先生的記錄來判斷，因為冼先生是針對她所見的女性作品進行統計’未能看到或者聽聞的女性著作應該還有不少。極有可能還有不少才女帶着她們的著作無聞地湮沒於歷史的流逝中’因此散佈在民間的大量女性著作■待發掘整理。例如近年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我們就曾在十三行之天寶行梁家的後裔家中訪得淸末梁家周太夫人之遺稿《幽蘭軒詩選》，■又在其他■梁乙眞:《淸代婦女文學史》，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十六年（1927)，第146頁。■梁乙眞:《淸代婦女文學史》,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十六年（1927),第215頁。■（美）魏愛蓮著、趙穎之譯:《18世紀的廣東才女》，《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淸）周曜雲:《幽蘭軒詩選》，刻本。

叢書中發現化州茂才陳玉山公之德配李氏的遺稿《吳陽女士詩》等。■這些都是因種種原因前人未能記載的，相信這樣的例子在民間還有很多。正如魏愛蓮之前所說，以珠三角為代表的整個廣東地區,即嶺南地區的婦女文學並未像梁乙眞和一些外國學者認為的、同江南等地一樣，在淸朝的鼎盛時期過去之後婦女文學也和大淸國勢一樣成為拏末。相反，這裡的才女文化卻漸行漸遠，開始走向鼎盛。同時,也因為其人數和著作眾多並達到一定規模,才會引得學者矚目，出現了類似《廣東女子藝文考》這一類總結性質的文獻學著作。三、家庭和社會成為才女塑造的搖籃冼玉淸先生在《廣東女子藝文考》中談到女性讀書並能夠取得成就的不易：“吾國女子,素尙早婚。十七八齡，即為人婦。婚前尙為童稚,學業無成功之可言。旣婚之後,則心力耗於事奉舅姑周旋戚口者半。耗於料理米鹽，操作井臼者又半。耗於相助丈夫,撫育子女者又半。質言之，盡婦道者，鞠躬盡瘁於家事且日不暇給,何暇鑽硏學藝哉？故編中遺集流傳者，多靑年孀守之人，……。此輩大抵兒女累少，事簡意專。故常得從容暇豫，以人事筆墨也。至於弱年謝世者,遺集煌煌,又大都受乃父夫乃子之藻飾，此亦無可諱言者。”■直言女性童年時期因年紀幼小,學業難有成果，稍長成人又嫁為人婦為家庭瑣事所擾,更沒有時間讀書的事實。這也是《廣東女子藝文考》中摘錄靑年守寡女性較多的原因。還有一些英年早逝的女性,而她們之所以能有遺集傳世，則是因為有父親、丈夫或者兒子助其成名。無論哪種原因促成了女性的令名，其實都離不開女性所處家庭的推波助瀾。高彥頤在談論江南地區家刻的繁榮時指出,在推動人們接受女性作為智力型人類這一新形象上，家刻起到重要作用。家刻將文化和學問這一世界帶入婦女的傳統領地，促使婦女和學問結合成一種新型關係。“不僅更多的婦女在這樣一個潮流性的氛圍中學習讀和寫，而且許多婦女還被視為其家庭的驕傲，這些家庭資助她們的作品出版，將女性才華融進家庭文化資本中,促進了對女兒進行文學敎育的合法性，也促使了地方誌對女性作家的推助。”■成為家庭驕傲的才女，亦引發了婚姻市場上對女性整體素質期望値的升■(淸）李氏:《吳陽女士詩》,桑兵主編:《淸代稿鈔本》,第43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冼玉淸:《廣東女子藝文考》，上海:商務印書館,《後序》，1941年。■（美）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一明末淸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頁。

高:一個受過良好敎育的女性不僅代表了父家的門弟與修養，也是夫家炫耀的資本。因為許多政治家們相信婦女應該受敎育，“不僅為了實際的理由—她們必須敎養兒子，讓後者做好應考的準備;也為了道德上的理由—她們擔負着撫育後代子孫的責任。同時，身為妻子與持家者，婦女也需要一定的道德權威。”■於是女性的才華成為家族文化的有力標誌，成為傳承儒家文化、成功敎育子女的關鍵環節。鑒於此，這些身為精英的父親都傾向於讓女兒接受適當的敎育’硏讀經典，學習使用文字的技巧。在社會上也慢慢形成表面糾結、實際贊許的推崇女性學習的風潮,家庭與社會遂成為才女文化出現的溫床，嶺南自不例外。可愛聰明的女兒在文人眼中,有着靑春的活力與激情,或許因為異性間的吸引，通常父親對女兒有著更強烈的愛。淸代乾隆年間,順德才女陳廣遜，字素恭，號靜齋，容奇人，應生於乾隆初，是海陽訓導陳次文■女,羊額布衣何文宰妻，畫家何筆江■之母。她著有《靜齋小稿》，與陽春謝方端並稱為淸代廣東著名才女。乾隆四十一年（1776)，陳廣遜的《靜齋小稿》出版，父親陳次文充滿自豪地為她作序，其序曰：廣遜以生甫數齡，喜弄筆墨，讀書聲琅然，予與室羅顧而樂之。稍長，學拈韻為詩，先室欣然指授詩法，用是解聲律焉，後予以親老挈家歸裡，而廣遜年十二矣，性益嗜書。予因為之講解經義及史記兩漢文，聽受悉有所得。……今廣遜年逾三十，所作詩藉，潘君力□，克有成書，而先室不及見矣。■嘉道年間南海的吳尙憙，字祿卿，一字小荷，吳榮光■之女，太守葉應祺室■，著有《寫韻樓詩詞》。吳榮光對女兒十分喜愛，宦遊所至，往往挈之以行。兩地分隔時收到女兒的家書，也會令他欣喜異常，他曾寫有《滿江紅》一詞，表達了對愛女才華不讓諸兄的驕傲：恩許歸來天涯路，迢迢閩粵。頻念汝，三山煙雨，正逢秋熱。四十三年前夕夢，五千餘裡今宵月。待家書，一紙萬金來，心如结。檢初服，收殘帙,■(美）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05年，第184頁。■陳次文，即陳經世,字次文,號博堂,淸優貢生，官香山海陽訓導,著有《博堂集》。■何筆江:淸嘉慶間人，字一坡,羊額人。母陳廣遜善畫,筆江承家學,作山水高雅。《順德古今美術人物錄》，第45頁。■（淸)陳廣遜:《靜齋小稿》,淸乾隆刻本。■吳榮光：(1773-1843)廣東南海人。嘉慶四年（一七九九）進士,官至湖廣總督。精鑒金石,工書,能畫。著《歷代名人年譜》、《吾學錄》、《綠伽楠館詩稿》、《帖鏡》、《辛丑銷夏記》。■葉應祺:字合田，廣東南海人。官山西蒲州府,畫蘭竹師鐵載，與其妻吳小荷，閨房翰墨,稱一時韻事。著有《留庵隨筆》。

錦囊貯，青箱物。報清風，兩袖幾行芳劄。南北東西隨侍處，陝黔湘浙承歡日。笑群奴，原不讓諸兄，吾何歉。■淸代順德才女邱掌珠（1799-1844),字匍月，龍山諸生邱士超女，六歲諳絲竹。庭訓詩書，悉能洞曉大義，工吟詠兼擅繪畫，16歲著《綠窗庭課吟卷》。潘飛聲■稱讚她:“少習庭課,卓擅淸才，詩數十首，閒雅而有遠思,絕去纖巧之習。詞不多作，亦落落灑墨者。”■邱士超對這個早慧的女兒視若掌上明珠，取名掌珠，並以名取義，因掌珠有“掏水月在手”■之意，遂取字掏月。對女兒的才華,他充滿自豪，日常生活中就經常有意識地讓女兒代已題詩,點校著作，並將她介紹給自己的朋友,後來又將她的詩集托有名望的老友點定出版。李晚芳,順德人，康熙三十一年（1692)出生於順德龍津堡，歿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享年七十六虛歲。她是廣東順德龍津處士李心月次女,以儒學著稱，著有《讀史管見》、《女學言行篡》等書，其子梁瑋在她故去之後將其著作刊刻出版。李晚芳在《讀史管見序》中說到：“余本村落一女孩爾，女紅是歉，何暇齒及學問。幸五兄一姊俱讀父書,織紝之餘,竊隨諸兄姊後。”■縱觀嶺南歷史上的諸多才女，像李晚芳這種情況極為普遍，她們多出身於書香之家,家庭成為她們知識儲備的最初來源。故而冼玉淸曾說,女性作者能夠成名大抵依賴以下三種情況:“其一名父之女，少稟庭訓。有父兄為之提倡，則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閨房唱和,有夫婿為之點綴，則聲氣易通。其三令子之母，儕輩所尊。有後嗣為之表揚,則流譽自廣。……以上三者，氣類相弓I，因果自然，較諸無根之芝無源之醴，其難易殆不可以道裡計。則人有幸有不幸也。”■可以說，女性所處家庭的支援則是成就她們才名並能夠迅速成長、有所成就的堅強後盾。尤其是家中男性成員的推廣和傳播，使女性作品能夠公佈於世，獲得巨大的聲譽和影響力。為擴大這種效果，她們的男性親屬還將詩作寄與當時名士，請為之作序。如明代才女劉蘭雪■去世之後，其夫何允衍將示詩集攜示文人虞■(淸）許玉彬、沈世良輯:《粤東詞鈔》第四冊，淸道光二十九年（丨849)羊城學院前藝芳齋刊本,“吳榮光”，第8頁。■潘飛聲，字蘭史，番禺人。早年從葉衍蘭學詩，舉經濟特科。曾遊學德國。後加入南社，與髙天梅、兪劍華、博屯良並稱“南社四劍”。■（淸）邱掌珠:《綠窗庭課吟卷》，淸光緖二十二年（1896)龍山邱園刊本，《潘飛聲序》。■（唐）于良史:《春山月夜》：春山多勝事，賞玩夜忘歸。掏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興來無遠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鳴鐘處，樓臺深翠微。■（淸）李晚芳:《讀史管見》,劉正剛:《李箓猗女史全書》，濟南:齊魯書社，2014年，第9頁。■冼玉淸:《廣東女子藝文考》，上海:商務印書館，《後序》，1941年。■劉蘭雪原名祖滿，字畹卿，生於泰昌天啟間。其先祖劉魁入粵，占籍番禺，後徙居順德容奇鄕石閣坊，嫁與大宗伯何維柏之後裔、生員何允衍為妻，著有《叢桂剩稿》、《梅妝閣詩》。

啟昆並請作序;淸代才女陳廣遜之父陳次文在司訓海陽時寄其詩作與山東靑州金石學家李文藻■求序;淸代才女邱掌珠之父邱與凡將她所著《綠窗庭課吟卷》寄與香山黃培芳■喔其點定;林則徐為梁廷楠■之女梁媛玉、梁媞玉的《同懷剩稿》作序。家庭和社會的宣導為女性的學習和創作開拓了一個寬闊的空間。正因為有了男性家屬的這種行為，女性的生活圈子才不會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狹小、壓抑。葉漢明曾強調過，在以男性為文化價値所系的社會中，男性對女性有一定的權威統禦力，而這種權威力量是以文化的合法性為基礎的。■如果說在以禮敎為核心的儒家文化裡，男性掌握了合法性的權威，成為文化的主體,那麽在那個時代女性對文化的追求就成為一個次文化資源,就像自梳女及姊妹群次文化對華南社會父權主文化的影響一樣，才女次文化資源的出現同樣能給父權/夫權社會帶來影響。這種影響在淸代的嶺南地區將達到極盛。總結廣東南海人桂沾■在為《廣東女子藝文考》作序時說到:“古來揚風圪雅，秉諸陰敎者，固為玉樹瓊株。而徵獻考文，並自女宗者，尤為鳳毛麟角矣。故吾於冼玉淸女士《廣東女子藝文考》之作,不能已於言也。”故極力稱讚對這本書的出版是“庶幾珠編璧合,騰五嶺之淸華，蕙質蘭心，振二樵之秀色”■。黃佛頓亦稱讚《廣東女子藝文考》道女士茲編,殫見洽聞，深得體要，余甚冀其速刊以餉世。庶服嶺以南，凡女子之有德有言者,得藉茲編而傳。後學抗心希古，亦奮然■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一字苣畹，號南澗，益都人。錢大昕《潛硏堂文集•李南澗墓誌銘》載其“十五歲為詩，二十一補縣學生”。乾隆二十六年（1761)中進士，“廷對策博贍，為進士最，以補試例不與進呈之列，然讀卷官交口歎賞無異詞。”乾隆三十四年（1769)，先後任廣東恩平、新安、潮陽等知縣，擢廣西桂林府同知。■黃培芳（1778-1859)，淸廣東香山人，字子實，又字香石，自號粤嶽山人。能詩，亦工書畫。著有《香山志》1卷、《重修肇慶府志》22卷、《重修新會縣誌》14卷、《易宗》9卷、《春秋左傳翼》30卷、《嶺海樓詩文鈔》、《浮山小志》、《雲泉隨記》、《香石詩話》等50多種。■梁廷楠，字章冉，順德倫敎鄕人，著《海國四說》、《粤海關志》、《夷氛聞記》、《廣東海防匯覽》等。曾任澄海縣敎渝，學海堂學長，越華、粤秀書院監院及兩廣總督林則徐幕僚，以獻策抵禦外侮獲内閣中書銜。■葉漢明:《權力的次文化資源：自梳女與姊妹群體》，見馬建釗、喬健、杜瑞樂主編:《華南婚姻制度與婦女地位》，廣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70頁。■桂坫（1867-1958)，字南屛，南海人，早年入讀廣雅書院和學海堂，1891年中舉人，1894年舉進士，入翰林院，授檢討，曾任國史館撰修官、浙江嚴州知府。1915年任廣東通志館總篆，先後參加篆修《南海縣誌》、《恩平縣誌》、《西寧縣誌》、《廣東通志》和《廣州人物志》，並著有《晉磚宋瓦實類稿》、《科學韻語》、《說文簡易釋例》等。■冼玉淸:《廣東女子藝文考》，上海:商務印書館，《桂序》，1941年。

得所以自立之道。而女士表章蒐錄之功’將同垂不朽,豈直備一方掌故已哉?”①桂±占和黃佛頤的讚譽極為客觀地評價了《廣東女子藝文考》這部古籍文獻學著作在嶺南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事實亦是如此，這部書對後人硏究嶺南明淸時期興盛的才女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用目錄學的方法開闢了一條硏究明淸嶺南才女文化的途徑。而冼玉淸作為一位為嶺南文獻的捜羅和整理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廣東文獻專家，亦名至實歸地成嶺南女性和才女文化硏究的先①洗玉淸:《廣東女子藝文考》，上海:商務印書館，《黃序》，1941年。

明清佛山园林发展史述略韩健*明清时期，佛山镇经济发达，士民富庶，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佛山的教育、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也随之兴盛,这其中也包括园林的发展。在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及民国《佛山忠义乡志》中都特辟“园林”一栏来记录佛山园林的概况,可见其发展的规模与数量已得到当时士人的重视。但随着社会变迁、城市发展，不少名于当时的园林如今已难觅踪迹，只剩梁园（确切地说为群星草堂）在政府与市民的大力保护下，依然伫立于当今，为后人留下了可资游览与研究的宝贵实物。目前，以佛山梁园为实物来研究广东园林、佛山园林的论文已有多篇①,佛山梁园也已成为岭南园林的重要代表，出现于各种论述中国园林的专著之中②,成为佛山的名片与骄傲。但在这些研究论著中，基本都是孤立地看待梁园本身,而没有从明清佛山园林史的大背景中阐述梁园发展的特点。为此，笔者通过爬梳地方史料，简要论述明清佛山园林发展的社会背景与特点，以起抛砖引玉之效。—、天地人和一明清佛山园林发展的条件与背景明清佛山园林的发展是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与全国大风气三者共同推动的结果，简单来说,即“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构成了佛山园林发展的社会条件与背景。在“天时”方面，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特别是文人园林发展的高峰。*韩健: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博物馆馆藏研究部副主任。①参见陈志杰《佛山梁园的历史特色及复原建设经验》，《广东园林》，1995年第3期；陆衍杰《浅谈佛山梁园的造园艺术》，《中外建筑》，1997年第3期；叶铭和、彭重华《岭南明清私家园林植物配置艺术及其根源浅析一以佛山梁园为例》，《湖南林业科技》,2005年第3期;陆琦《佛山梁园》，《广东园林》2006年第6期。②这些著作包括王其钧、丁山《图解中国园林》,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罗哲文等编《中国名园》，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在这一时期，文人、画家直接参与造园的比过去更为普遍③，有关园林创作理论的著作也相继出现，如计成的《园冶》、李渔的《一家言》、文震亨的《长物志》等，这既是园林发展的表现，又极大地推动文人园林的发展。苏州、扬州地区的园林此时已蜚声中外。而这一全国大风气也波及到佛山。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此风气对佛山园林发展的影响，但我们通过佛山几位园林主人的履历，也能大致得出这一结论。如增修鹤园的冼桂奇，明嘉靖辛卯（1535)举于乡，登乙未（1536)进士第,授工部主事，后得罪权贵,去职南归。正逢湛若水也退职归乡，于是便跟随湛公一同舟行南下，“访匡庐白鹿之胜，复八闽探武夷九曲。爰度岭南，卜筑罗浮，日与名公游息，歌咏其间。”④由此可见,冼桂奇游历之多，必定感受到当时北国及江南的大兴园林之风气，而这也可能是他归乡筑室古洛，增修鹤园的一大原因。而建立遁园的李陞问，明万历癸卯（1603)举于乡，会试置乙榜,后擢任南雍学正⑤，“南雍”即是明朝设立在南京的国子监。李陞问在南京供职，对江南园林的风格应有很深的了解，其后归乡筑遁园，其中应含有江南园林之风格。至于清代的梁九图“不乐仕进,惟喜山水，凡丘壑名胜,探幽涉险，随地留题”⑥，可谓旅行家之流。其园林之构造必受其它地方园林风格的影响，而这也正是其园林“十二石斋”能位居广东四大名园之首的重要因素。在“地利”方面，明清佛山发达的水系为园林的景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北宋之后,随着三水芦苞涌及西南涌的淤浅，北江支流佛山涌成为西、北江通往广州的重要水道,而佛山也随即成为岭南的重要交通枢纽⑦。这既为明清佛山经济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也促使了佛山水系网络的发达。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明清时期佛山共有11条涌（西、北江支流水系）贯穿于佛山全镇⑧，同时又有旗带水、灵应祠渠道等10条主要渠道布满各主要街区。这些渠道为人工修建，其主要目的为排泄佛山市镇的雨水，以防止街巷路面积水。同时，这些渠道又大都通过佛山的大户宅院，如舍人十三街渠道通过骆家花园（清代名臣骆秉章的宅邸）、正仁里渠道通过春草园、观音堂大坑渠道通过吴氏大树堂（清代著名书法家、书画鉴赏家吴荣光家族宅邸），其它渠道也大都通过当地名门望族的祠堂、家塾等地®，其作用除排水外,更能为其宅院提供景观用水。因此，以江、涌、渠、池为主要元素的水系，不仅使佛山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乡，更③林珏:《中国文人园林的发展》，《园林》,2006年第1期。④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三，民国十五年刊本，第10页。⑤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一，民国十五年刊本,第5页。⑥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四，民国十五年刊本,第8页。⑦佛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佛山市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76页。⑧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一舆地，民国十五年刊本，第9-13页。⑨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二水利，民国十五年刊本，第21-25页。

为明清佛山园林水景观的布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在“人和”方面，明清佛山文人集团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佛山园林的建设与发展。明代中后期，佛山一地的冼桂奇、李待问及其宗族成员相继考取功名，文风丕盛。及至清代，佛山文人团体的力量更加壮大，乾隆年间，陈炎宗与李因斋、吴竹屏、左肖轩结社汾江，称懒圈四子,他们“流连文酒无虚日”，并与当时广东知名文士何梦瑶、罗天尺、苏珥、劳孝舆等诗酒唱和⑩，开创了佛山诗风之滥觞。其后的嘉道年间，以吴荣光为首的吴氏家族更是“一门之内甲第联翩，群从兄弟几于人人有集，不愧簪缨之族、诗礼之家矣”■。特别是吴荣光，他集书法家、诗人、金石书画鉴定家、封疆大吏于一身，成为佛山文化的中坚。而稍后的梁九图，在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方面颇有造诣，撰写了《十二石斋诗话》等多部诗歌及诗歌理论著作■，俨然成为佛山诗坛领袖。直至清末民初,佛山诗风依然不衰，吴荣光侄孙吴荃选于民国三年（1914)创立龙塘诗社，与当地士子霍小芙、张少图、陈铁遒等四十余人唱和其间，“亦一时嘉会”■。佛山兴盛的文风与诗风造就了一代代的文人团体,这些文人或为致仕归隐，或为不乐仕进,其情怀与志趣都掺杂了不少“魏晋风度”，即“虽处城市之中，辄作山林之想。”，追求一种“大隐隐于市”或者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而园林正是这种“隐逸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同时，这些文人、诗人为了雅集、会文与唱和，也亟需一个具有浪漫情趣与山林韵味的佳地,于是他们纷纷在喧闹的佛山市镇中建立自己的一片净土,而这正是明清佛山园林发展的最直接原因。二、传承有序—明清佛山园林发展概况有关明清佛山园林的史料多集中于道光《佛山忠义乡志•乡俗•园林》、民国《佛山忠义乡志•风土二•园林》及地方文人著作之中,虽有乡志编纂者的初步整理，但还是存在历史年代不明、前后颠倒、记载不详等问题。为此，笔者经考证，将明清佛山园林发展脉络进行了初步梳理。佛山最早的园林当属冼灏通所建的鹤园。冼灏通为佛山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因在明正统己巳年（1449)抗击黄萧养、保卫佛山而有功于当地，被朝廷封为⑩（清）吴荣光纂修:《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下,道光十一年刊本，第8页。■（清）潘尚楫:《道光南海县志》卷十三列传，同治十一年刊本，第21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四，民国十五年刊本，第9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五教育二,民国十五年刊本,第16页。■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0-264页。

忠义官。其人生卒年史载不详，只知正统己巳年时，他已为佛山乡长■，年纪当至中年，由此推算其所筑鹤园也当在宣德、正统年间（1426-1449)。后由其后人、明工部主事冼桂奇增拓，“园名益著”。冼桂奇嘉靖乙未（1535)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后与权臣不和即以“迎母就养”为辞于嘉靖十九年南下人罗浮山静修，从理学大家湛若水游。逾年归里，“筑室古洛（佛山河流之名）之滨，屏迹城市。”■可见其回乡筑园也当在嘉靖二十（1541)年。在冼灏通时期,鹤园大概有五十亩，至冼桂奇时有所增加,其内部景致可从湛若水《鹤园记》中有所管窥：冼子居之有楼焉，曰鸣鹤之楼，以安亲也。楼之前有内堂焉，曰荣养之堂，以善养也。其前为广居之堂，以体仁也。……广居之堂前为两厢，又前为牌坊，又前为浴鹤池，又前为自然池，池中为无极塾。前之右为祖祠，左为望樵阁。故兄古洛子治之，遂为兄祠。■整个园林以鹤为重点，前有浴鹤池（为冼桂奇养鹤之所），后有鸣鹤楼。主人视鹤为“天下之至静至洁者也”■,以鹤为榜样，清净身心。同时园林景观的名称也多含理学思想，使整个园林少了几许性情，多了几分庄重。鹤园到清乾隆时期已不复往日风光，虽还具园林规模,但只能称为“鹤园遗址”o■至清末，面积更为缩小，且较为荒落，只剩“绿野两畦、方塘半亩,森森乔木，上可巢云”■。比鹤园稍后的著名园林为东林园。东林位于佛山东部,原为一片树林，后东头冼氏于南宋理宗八年迁居于此，不断开发，使其地成为著名的佛山八景之——“东林擁翠”。笔者认为，作为东头冼氏的祖居地,东林的历史较为悠久。但真正成为典型的私家园林，还是从东头冼氏八世祖冼效开始。冼效（1531-1599)，字衍孔，号一吾。少聪颖，后于隆庆丁卯（1567)年中举，先后出任福建罗源县教谕、平乐府知府等职，多有惠政。后以病告归。■冼效是东头冼氏第一位以科举进入仕途的家族成员，其晚年手不释卷，“纵情山水，吟咏甚多”。而东林园正是其“觞咏地”，他曾为此园题写“东林”二字。■民国《佛山忠义乡志》中也写明此园为“明知州冼效筑”■，可知东林园的最终成型■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五，民国十五年刊本,第3页。■冼宝干:《岭南冼氏宗谱》卷四之一,宣统二年刊本，第】4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风土二，民国十五年刊本，第17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风土二，民国十五年刊本,第17页■（清）吴荣光: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九人物,道光十一年刊本,27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九氏族，民国十五年刊本,第21页。■（清）吴荣光: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九人物,道光十一年刊本，第12页。■冼宝干:《岭南冼氏宗谱》卷三之六,宣统二年刊本,第1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风土二，民国十五年刊本,第22页。

■冼宝干:《岭南冼氏宗谱》卷三之六,宣统二年刊本,第4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五，民国十五年刊本,第22页。■任百强:《佛山大树堂〈吴氏族谱〉的发现》,《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第240-248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风土二，民国十五年刊本,第20-21页。还是在冼效手中完成的，可以说，冼效之前的东林一地还是因祖居地而彰显，冼效之后的东林才真正成为具有文人品位的私家园林。因此笔者认为，东林园的真正形成年代当在冼效退居乡里时期，即万历中期。后经冼氏十世祖、知名文+冼十鑑“多所点缀”■.东林园的文人趣味更加明显。有记为证：林周广约里许，林外柳堤夹岸，堤名试马，旁为射圃，即忠义官东潭公与乡人较猎处也。内有小溪，通大河，引水为湖，湖满萏菡，游鱼可数。湖心为榭，虹桥跨焉。湖之旁，分植芙蓉、桃李、荔枝，四时佳气，可于湖中得之。去湖之南，为集雅堂，宾客游宴之盛，拟于辋川。堂前紫藤数架，琳琅千个，怪石参错于竹林间，曲径通幽。有大院落，老松参天，古榆蔽日。中构书斋，为太守一吾公读书处。斋右有松七株,徵君崑华公复筑精舍其旁，额曰七松轩，因以名其集云。去东培土为山，高楼翼然，旁筑二亭，磴道相接,棋枰石几,绿满苔痕，每当斜阳欲下，微雨初晴，觞咏其中，俯瞰湖光，蔚蓝一色，令人作濠濮间想矣。西去数十步，多竹篱茅舍，黄花满径，枫叶成林，豆棚瓜架，与对坼楼台相掩映。山林趣味，馆阁风流，兼而有之。北则绿野盈畴，湖光灌注，自成汊港,拓草坪槛之为囿，囿外遍植梅树，仙鹤翱翔于上，塵鹿出没于下，桃源仙境不是过也。■但好景不长，明末清初，广东一带战乱频仍，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东林园也是迭遭兵焚木颓花谢,风景全非”，从此再未恢复其旧日胜景。进入清代,特别是乾隆之后，佛山园林出现了发展高峰，各大家族纷纷建造园林。佛山大树堂吴氏六世祖吴恒孚购买了鹤园冼氏十亩园地，建造大树堂，为佛山最有名的园林式宅院。■其兄吴思诚筑西华草堂。后诸子孙纷纷在周边筑园，如学为圃（七世吴昇运筑）、鑑帏别墅（七世吴清运筑）、守拙园（七世吴澍运筑）西园（七世吴济运筑）、陆沈园（十世吴荃选筑）等。■佛山松桂里梁氏兄弟所筑园林更为著名，有寒香馆（梁九章筑）、群星草堂（梁九华筑）、十二石斋(梁九图筑）、汾江草庐（梁九图筑），被后人统称为“梁园”，其中以十二石斋最为著名，与番禺余荫山房、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并称为“粤中四大名园”。清代晚期，西方公园思想渐人中国，全国各租界纷纷出现有别于私家园林的公园,但这些公园的开放范围只限租界中的西方殖民者，并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公园”。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洋考察归来的端方、戴鸿慈上奏朝廷，

将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即动物园）、公园四事看作西方导民的善法。■戴鸿慈为佛山本地人，其向西方学习，创建公园的思想必定最先传播到佛山士绅当中，因此，佛山成为全国较早创建近代公园的地方之一。宣统元年（1909)十月，佛山本地士绅黄棣华等人发起成立尊孔会,并积极募捐资金筹建尊孔会堂及尊孔会公园。宣统三年（1911)七月会堂及公园落成，成为佛山有史以来第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公园。该园“依山面水，颇占形胜，前引洛水，汇为池沼，环植竹木。左为办事所，右为招待室,迤北有楼翼然’其南建亭岗顶，与楼相望,层峦丛翠，磴道行迴，近市不嚣,在野不僮”■。此后，佛山园林开始从古典走向现代，从私家走向公共，其面貌与特点又为一变,但这已超出本文范围，在此不多赘言。三、崇水乐山—明清佛山园林的主要特点(一）以水为主、崇尚自然明清佛山水系发达，河网密布，地下水位较高，是典型的岭南水乡。因此，佛山的造园者十分重视对水景观的利用与布置，而这主要表现在善用活水与贴水布景两个方面。善用活水是佛山园林的通则,如前文所提胳家花园、春草园、吴氏大树堂都有水渠通过，吴荃选陆沈园中的石龙塘也由石龙河注入而成,可谓得自天然。更有部分园林亭台直接筑在河畔，借景自然。如冼桂奇筑书室于汾江河畔，其兄冼桂魁筑慕洛亭于洛水河畔，隐居其中,桂奇和诗云：“古洛新成一钓台，石桥流水几人来;相逢莫问行藏事，且看沙鸥往日廻。”■可谓当时一胜景佳地。乾隆九年（1744)，佛山同知黄兴礼捐俸建汾江亭于汾江河畔，众人登临，可见“红日一窗，清风满座，堦前绿水，四时映带”■。后梁九章筑寒香馆于汾水之畔■，南北士绅来往佛山时，常过访此园，眼前之水景又成为其赋诗作画的绝佳素材。佛山造园者在善用活水的同时，更喜欢将自身置于水境，于是贴水布景又成为佛山园林的一大特点。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曾言“小园用水，有贴水、依水之别。江苏吴江同里汪氏退思园，贴水园也。因同里为水乡，水位高,故该园山石、桥廊、建筑皆贴水面,予人之感如在水中央……以有限之面积化无限之■彭雷霆:《娱乐与教化:近代公园的中国变迁》，《江淮论坛》,2007年第4期。■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八祠祀二,民国十五年刊本,第1页。■洗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风土二，民国十五年刊本,第18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风土二,民国十五年刊本，第20页。■洗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四，民国十五年刊本,第10页。

水面，波光若镜，溪源不尽，能引人遐思”■。佛山与吴江地理情况相似，佛山造园者也常常营造贴水之意境。汾江第一楼是佛山典型的贴水建筑，整座楼置于水沼之中，名为水楼。高四丈余，登楼便可一栏佛山全貌。而从现存的佛山梁园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布景方式，梁园中的船厅三面环水、荷香水榭悬于水面、石舫置身水中、韵桥驾临水上，可以说处处观景,处处身临水景。(二）喜建亭台，便于望远俗话说佛山无山、南海无海。”在明清佛山境内，确无高山，大多为土岗，“高不盈二丈”，如莺岗、塔坡岗等。只有一座石云山为石山，也很矮小,但已被当时佛山人所钟爱。清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吴荣光自号为石云山人,可见其对此山的青睐。正是由于这种平坦低缓少高山的地理特点,再加上中国文人雅士喜登高望远、抒发情怀的文化传统，使得佛山文士特别喜欢建立高楼、高亭，或者在土岗上建立亭台，以便望远。如冼桂奇的鸣鹤楼、吴祐官的汾江第一楼,更有黄镛倚洛园中的高楼“可以远眺，石湾诸山宛在目前”。而登临汾江亭则可“肃一镇之观瞻”■。目前梁园中的半边亭高丈余，登临其中，远望韵桥、近观池鱼,园林美景尽收眼底。除在自家庭院中建立高亭外，佛山文士更是利用一些仅有的土岗造亭于上，如位于丰宁铺的莺岗，高五丈许，较其他低矮土岗高。康雍年间，当地人吕淑铭曾平其大半为园，即牲园■,高度已大为削低。但即便如此，道光年间，佛山士绅吴弥光、梁九图等人还是在岗顶砌路，种花植草，结“觞咏社"，唱和其中■,可见其对此岗上风景的钟爱。而清末士绅建尊孔会公园时，也是将两亭筑于桑岗之上，以便望远。(三）由大变小，趋于精致明清佛山园林的一个最大变化特点即是由大变小，趋于精致。明代鹤园有五十亩，东林园“周广约里许”，面积都不小,而至清代渐趋小巧,如吴恒孚建大树堂占地十亩，已属大宅，群星草堂、李文田所筑南园也都仅为数亩,陆沈园“厅事数橡、池塘半亩”■。从面积上已有较大差别。造成这种变化主要得自于以下三点原因：■陈从周：《梓翁说园》，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第205-206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风土二，民国十五年刊本，第19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一舆地，民国十五年刊本，第8页。■(淸）梁九图:《十二石山斋诗话》卷三，道光二十六年刊本，第43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风土二，民国十五年刊本，第28页。

1.入清之后，佛山人口的快速增长，造成佛山土地奇缺，形成地少人多的局面，这是造成园林缩小的一大主因。经学者考证分析，鸦片战争以前佛山的实际人口不会少于27万人■，这对于一个市镇来说,已属稠密,所以造成清代佛山的侨寓大族、富商、官宦即使有钱也无法随心所欲的买地。吴荣光官至湖南巡抚,位高权重，但回乡建立家庙，也只能利用原来的书塾和寝室改建而成。■而佛山居士吕镜云欲构筑玉泉仙馆，“寻觅地段，数载弗获。”■这其中可能有风水的因素，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佛山土地之紧张。在这种客观情况下，能建立与维持一所园林巳属不易,更无扩大的可能，而这也是佛山私家园林在近代快速消失的另一原因。2.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气候闷热多雨，日照强烈,夏日更是台风频繁。这就导致佛山本地园林形制紧凑，以减少阳光辐射及雨水淋身，同时能更好地抵御台风的侵袭。■3.明清以后，中国工艺都在追求精巧细致，在园林建筑思想方面也出现了这种趋势。特别是乾隆之后,很多文人都在追求一种“芥子纳须弥”的境界’即在很小的园林中容纳更多的景物建筑，以实现更完备的景观和文化体系■,化有限为无限。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佛山士绅，再加之佛山人低调务实的性格特点，使他们并不以小为耻，佛山文人吴炳南在评价汾江草庐石舫时有言“舫之小，仅容五六人，观石外,弹琴品茗，谈诗读书皆宜，岂以大为贵哉”■!而汾江草庐的主人梁九图更为诚朴,他认为：“风亭水榭本以怡情，即或家少园林亦何处不堪寓目。张船山绝句云‘稻香吹过水声来，野树无行远近栽；不费一钱风景足，万金何苦筑楼台。’惜世人不足与语。”■足见佛山园林的主人造园理念,而这与扬州盐商的园林一味追求奢华、借以炫富的造园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279页。■(清）吴荣光:《石云山人文集》卷二,道光二十一年刊本,第49页。■洗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八祠祀二,民国十五年刊本，第27页。■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第687页。■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64页。■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风土二，民国十五年刊本，第26页。■（清）梁九图：《十二石山斋诗话》卷二,道光二十六年刊本,第25页。■陈从周:《梓翁说园》,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第114页。

《雪社詩集》五種簡述鄧駿捷*馮秋雪、馮印雪、黃沛功、梁彥明（哲士）、劉君卉（草衣）、趙連城、周佩賢等人組成的“雪社”，是澳門民國時期的重要詩社。他們每月有定期的聚會和設題吟詠，同時還出版了《雪社詩集》五種，以及《綠葉—雪社叢書之一》等。這些詩集收有大量“雪社”成員的詩詞作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澳門在20世紀20~30年代的文學狀況，是十分珍貴的文學史料。過往學界對這些詩集的情況了解不多，現對它們略作介紹。(―)《雪社第一集》此集於“民國十四年（1925)乙丑七月”出版。前有黃沛功《雪社第一集•敘》，云：馮子秋雪，曩在澳門，倡設雪堂詩社，月刊詩聲一冊，同社詩外，附以詩話、詞話、筆記、叢拾種種。秋雪處華夷雜遝之地，獨能毅然提倡風雅，一時文士鱗萃，鬮韻鏖吟，殆無虚日，此間向來罕有也。憶丁巳除夕，余始獲交秋雪，一見歡如平生，因並識其夫人趙連城，暨乃弟印雪。諸社友復時相過從，觴咏為樂，自是倡和稠叠者三年。秋雪嗣以開辦佩文學校，校務繁冗。余亦以先後就鳳山、東山兩校教席，心勞迹阻，吟興頓減。社友星散，夥獲聚首。蓋相思相望，唱酬者又三年矣。今夏，秋雪發願重組詩社，仍以雪名。喜得梁子哲士、劉子君舟、周女士佩賢，聯翩加入，而茲社乃復成立。本月同人開始聨咏，發刊第一集。今後每月出版一次，但社作外衹刊同人雜稿，稍變詩聲體例。嗟乎！陶冶性靈，詩其橐鑰；消減諸妄，詩其刀砭。脫令世界海，詩人輩出，家家户户，咸能言志泳懷。因以淡一切欲望，除一切苦惱，脩然夷然。乘國家間暇,琴歌酒赋，雍容揄揚，豈非甚盛事；而尚謂提倡風雅，於世道人心無小補乎？余不禁搦管臨風，抗懷高望也。乙丑五*鄧駿捷: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敎授。

月，黃沛功。其中交代了“雪社”的成立經過，以及與其前之“雪堂”詩社的關係，是了解“雪堂”和“雪社”的重要文獻。此集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雪社第一集”，只有一個詩題—《北郊聽蛙》。包括馮印雪五言詩一首，周佩賢七言詩二首，馮秋雪七言詩三首，趙連城七言詩二首,梁彥明七言詩二首,劉君舟七言詩二首，黃沛功五言詩二首，合共14首,應是“雪社”同人第一次聯咏的作品。第二部分為“同人舊稿”，又分為“詩”和“詞”。“詩”收入馮秋雪五題十三首，黃沛功五題九首，周佩賢八題十首,劉君卉一題六首，馮印雪三題四首，趙連城三題五首，梁彥明六題九首;“詞”收入黃沛功四題六闋,馮秋雪三題三闋’趙連城、馮印雪各一題一闋。其中頗多唱和、題贈、紀遊之作，較為集中地反映了“雪社”同人結社之初的活動情況。(二）《雪社第二集》此集於“民國十五年（1926)丙寅正月”出版，澳門中興公司承印。内容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雪社第二至六集合刊”。前引黃沛功《第一集敘》曾謂“今後每月出版一次”，實際上要到五個月後才出版《雪社第二集》；而“雪社第二至六集合刊”，則是這五個月内每月聚會的同題作品彙編。“第二集”的詩題是《聽雨》，包括馮印雪五言詩三首、詞一関，梁彥明五言詩三首，周佩賢七言詩二首，劉君卉七言詩二首,趙連城七言詩一首、詞一闋，黃沛功五言詩一首,馮秋雪詞一闋,合共15首（闋）。“第三集”的詩題是《南灣步月》，包括黃沛功七言詩二首，趙連城七言詩二首，周佩賢七言詩二首，劉君卉七言詩二首，馮印雪五言詩二首，馮秋雪詞一闋，黃沛功詞一闋,梁彥明詞一闋，合共13首（闋）。“第四集”的詩題是《新秋》，包括馮秋雪七言詩一首，馮印雪七言詩二首，周佩賢七言詩二首,趙連城七言詩一首，黃沛功五言詩一首，梁彥明七言詩二首，劉君卉七言詩一首，合共10首。“第五集”的詩題是《賣畫》，包括黃沛功五言詩一首、七言詩一首，馮秋雪五言詩一首、七言詩一首,劉君卉七言詩二首，趙連城七言詩二首，周佩賢七言詩二首，馮印雪七言詩四首，梁彥明五言詩二首，合共16首。“第六集”的詩題是《秋江釣船》，包括馮秋雪五言詩一首、七言詩二首，梁彥明五言詩五首，周佩賢七言詩二首，趙連城七言詩二首,劉君卉七言詩二首，黃沛功七言詩一首，馮印雪七言詩一首，合共16首。第二部分為“同人舊稿”，仍分為“詩”和“詞”。“詩”收入劉君卉七題十一首，周佩賢五題九首’馮秋雪八題十五首，馮印雪九題十六首，梁彥明兩題五首,黃沛功四題十一首，趙連城四題五首;“詞”收入馮秋雪五題九闋，趙連城兩題四闋，黃沛功三題三闋，劉君卉、馮印雪各一題一闋。“同人舊稿”仍以唱和、題贈、

紀遊、送別為多,反映了此時“雪社”同人之間的往來十分頻繁、密切。(三）《雪社第三集》此集於“民國十六年（1927)丁卯正月”出版。内容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雪社丙寅集”，共有七個詩題。第一個詩題是《詠紅》，包括馮秋雪七言詩一首、五言詩一首，梁彥明五言詩三首、七言詩二首，周佩賢七言詩二首，趙連城七言詩二首，馮印雪五言詩一首,劉君卉七言詩一首，黃沛功詞一闋，合共14首(闋）。第二個詩題是《聞鐘》，包括黃沛功五言詩一首，馮印雪五言詩一首,梁彥明七言詩一首，劉君卉五言詩二首,周佩賢七言詩一首’馮秋雪七言詩一首，趙連城七言詩一首，合共8首。第三個詩題是《江樓晚望（限先韻）》，包括馮印雪七言詩二首，趙連城七言詩二首，周佩賢七言詩二首，劉君卉五言詩二首，黃沛功七言詩四首，梁彥明七言詩四首，馮秋雪詞一闋，合共17首（闋）。第四個詩題是《白荷花》，包括趙連城七言詩二首,周佩賢七言詩一首，馮印雪七言詩二首,黃沛功五言詩一首,梁彥明七言詩一首，馮秋雪詞一闋，劉君卉詞一闋，合共9首（闋）。第五個詩題是《納涼》，包括馮秋雪七言詩三首，劉君卉七言詩二首，黃沛功七言詩二首，趙連城七言詩一首，周佩賢七言詩一首，馮印雪七言詩一首，梁彥明七言詩二首，合共12首。第六個詩題是《讀龔定庵集》，包括馮秋雪五言詩九首,劉君卉七言詩十首,馮印雪七言詩六首，黃沛功七言詩二首、詞一闋，周佩賢七言詩二首，趙連城七言詩三首，梁彥明七言詩五首，合共38首(闋）。第七個詩題是《秋蟬》，包括周佩賢七言詩一首，馮秋雪七言詩一首，趙連城七言詩一首,馮印雪五言詩一首，梁彥明七言詩一首，黃沛功詞一闋，劉君卉詞一闋，合共7首（闋）。這七個詩題下的作品，應是丙寅年間“雪社”同人的聯詠，可見他們可能隔月即有聚會;但從詩題的數目來看，已較乙丑年有所減少。第二部分為“雪社集外詩”，收入馮秋雪七題十首，馮印雪九題十一首,劉君卉八題十四首,黃沛功七題八首，周佩賢六題七首，趙連城一題四首,梁彥明六題八首。第三部分為“雪社集外詞”，收入馮印雪一題一闋，馮秋雪四題四闋，趙連城、周佩賢各一題一闋，黃沛功兩題二闋，劉君卉兩題四闋。在“雪社集外詩、詞”中，“雪社”同人間的唱和、題贈之作亦較前一集為少。(四）《雪花—雪社第四集》此集於“民國十七年（1928)三月十二日付印，同年六月二十日出版”。内容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雪花”，共有十個詩題。第一個詩題是《俠女吟》，包括黃沛功五言詩一首，瑪秋雪七言詩一首，馮印雪五言詩一首，劉君卉七言詩一

首，梁彥明五言詩一首，趙連城七言詩二首，周佩賢七言詩一首，合共8首。第二個詩題是《想雪》，包括梁彥明五言詩一首，馮秋雪七言詩一首,黃沛功七言詩一首，周佩賢七言詩一首，馮印雪七言詩二首，劉君卉七言詩一首，趙連城詞一闋，合共8首（闋）。第三個詩題是《秦始皇》，包括馮秋雪七言詩一首，黃沛功七言詩二首，馮印雪七言詩三首,周佩賢七言詩二首，趙連城七言詩一首,劉君卉七言詩一首，梁彥明七言詩一首，合共11首。第四個詩題是《西灣觀濤》，包括黃沛功五言詩二首,馮秋雪七言詩二首，趙連城七言詩一首，周佩賢七言詩一首，劉君卉七言詩四首，馮印雪七言詩二首，梁彥明七言詩二首，合共14首。第五個詩題是《古鏡》，包括黃沛功五言詩一首、七言詩一首，梁彥明五言詩二首，馮秋雪七言詩一首，趙連城七言詩一首，周佩賢七言詩一首，馮印雪五言詩一首，劉君卉詞一闋,合共9首（闋）。第六個詩題是《夕陽》，包括周佩賢七言詩一首，馮印雪七言詩一首，黃沛功七言詩一首、詞一闋，劉君卉七言詩一首,梁彥明七言詩一首,馮秋雪詞一闋，趙連城詞一闋，合共8首（闋）。第七個詩題是《旅夜（限七絕）》，包括黃沛功七言詩四首，馮印雪七言詩四首，馮秋雪七言詩二首，劉君卉七言詩三首，梁彥明七言詩四首，周佩賢、趙連城七言詩各一首,合共19首。第八個詩題是《詠燭（限東韻）》，包括趙連城、周佩賢、劉君卉、馮印雪、梁彥明七言詩各一首，黃沛功七言詩一首、詞一闋，瑪秋雪詞一闋，合共8首（闋）o第九個詩題是《南灣燈影》，包括馮秋雪五言詩三首，梁彥明五言詩三首，黃沛功、趙連城、周佩賢、馮印雪七言詩各一首，劉君卉詞一闋，合共11首（闋）。第十個詩題是《晚步》，包括劉君卉五言詩二首，趙連城七言詩一首，周佩賢七言詩一首、詞一闋,梁彥明七言詩二首,黃沛功、馮秋雪、馮印雪五言詩各一首,合共10首（闋）。十個詩題下的作品，應是丁卯年（1927)間“雪社”同人的聯詠，可見他們幾乎每月都有聚會，創作熱情十分高漲。第二部分為“雪花之外”，又分為“詩”和“詞”。“詩”收入馮秋雪十題二十首，劉君卉八題十五首，黃沛功九題十五首,梁彥明六題十二首,馮印雪九題十六首，趙連城一題四首，周佩賢十三題十八首;“詞”收入馮秋雪三題三闋,劉君卉一題二闋，黃沛功四題四闋，梁彥明一題一闋。其中有一個共同主題値得引起注意，就是有關劉草衣在肇慶鼎湖山飛水潭裸體攝影的詩作,相信此事當時曾在社内熱鬧一番。(五）《六出集—雪社第五集》此集於“民國廿三年（1934)—月”出版,胡漢民題簽。此集與《雪社詩集》第一至四集的體例不同，共分七卷。卷一為《水佩風裳集鈔》，收入馮秋雪詩八題三十首;卷二為《印雪詩鈔》，收入馮印雪詩十八題二十三首;卷三為《心陶詩

鈔》，收入黃沛功詩十一題十五首、詞五題五闋;卷四為《草衣詩鈔》，收入劉君卉詩十七題二十五首;卷五為《哲廬吟草》，收入梁彥明詩二十二題二十五首;卷六為《哲廬吟草》，收入梁彥明詩十七題四十四首;卷六為《江村雜咏》，收入趙連城詩十題十三首;卷七為《一葉集詩鈔》，收入周佩賢詩三題六首。從此集的出版時間可以推想，在1929年至1933年間，“雪社”的活動可能有所停頓，故而《六出集》要在《雪花》後近六年才出版，而且其中也沒有社員聯詠的同題之作。附:《綠葉—雪社叢書之一》除了《雪社詩集》五種外雪社”還於1928年出版了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的詩詞、新詩合集《綠葉》，作為“雪社叢書之一”。此書前有古畸、黃沛功兩人的《序》，劉君卉的《題詞》,馮秋雪的《序:我們底“綠葉”»。全書分為上中下三部分，“綠葉上”收入馮秋雪詩十一題二十二首、詞三題三闋、新詩六題九首，合共二十題34首（闋）；“綠葉中”收入馮印雪詩十四題二十二首、詞兩題二闋、新詩三題三首，合共十九題27首（闋）；“綠葉下”收入趙連城詩十三題十九首、詞三題五闋、新詩三題三首，合共十九題27首（闋）。其中部分詩詞曾見於《雪社第二集》、《雪社第三集》、《雪花—雪社第四集》，當然也有一些新作，相信此書是三人的一部選集。更為重要的是，書中收有三人的新詩作品共十二題15首（包括馮秋雪的一題三首的組詩），它們是澳門新詩史及新文學史上的重要標誌，即是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澳門已經出現了一批較為成熟的新詩作品，以及一個新詩作者群。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雪社”不僅是從事古典詩詞創作的文學社團，而是一個新舊文學兼有,嘗試創作多種形式詩歌的群體，這毋疑使得它在澳門文學史上的地位更顯特殊和重要。導致“雪社”活動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停頓的原因可能是: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12月共產黨在廣州起義失敗,部分共產黨人與革命進步分子逃至港澳;抵澳者，多在佩文學校藏匿。馮秋雪接受楊甫章的建議，擴大學校，增設中學部，以安排革命者。同時，馮秋雪、趙連城又協助楊甫章將革命刊物《紅旗》、《農工小報》,帶往國外印刷，並由趙連城負責寄回香港。他們的活動招致國民黨在澳特務的注意,通過澳葡政府監視佩文學校,並且扣押馮秋雪。趙連城求助於謝伯英，才把坐了九天牢的瑪秋雪救出。從此之後,佩文學校難以維持，趙連城也只得離開澳門，到廣西等地工作。①佩文學校事件，使得馮家頻於應付，自然難免影響到“雪社”的活動，因此“雪社”的通訊處也由佩文學校改為梁彥明任校長的崇實中學。①參見沈錦鋒《趙連城》，載《珠海人物傳》下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至151頁。

而在《六出集—雪社第五集》之後，“雪社”活動已經基本停頓。②當時日寇鐵蹄逐漸迫近廣東，日本特務橫行澳門,瘋狂殘害同胞。抗戰初期,馮秋雪任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駐港辦事處主任。1938年1月，廣州淪陷，馮秋雪、趙連城一家避居香港;1942年初，香港繼陷,乃檇全家步行歸國,由惠州轉老隆到曲江,旋入桂林,後逃至昭平，再遷避森聰村，直至日寇投降，才行返穗。③1935年，馮印雪赴越南，後任河内中華中學校長，1937年返澳隱居。梁彥明則在澳門積極從事各種抗日宣傳活動，惹起在澳曰本特務的極度仇恨。1942年12月24曰，梁彥明在龍嵩街崇實中學門外遇刺,翌日身亡，④享年五十六歲,後被國民政府譽為“澳門華橋殉難之第一人”⑤加上，黃沛功早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逝世⑥,劉君卉移居香港，周佩賢遠赴夏威夷。國難之際，“雪社”同人或散或亡，已經無法聚會，更遑論說詩談藝了。②馮秋雪在“民國廿八年（1939)七月"出版其《秋音甲稿》，又在“民國廿九年（1940)十月”出版《乙稿》。當時馮秋雪人在香港,兩書亦未有以“雪社”名義出版，似乎此時“雪社”已經停止活動3③參見沈錦鋒《趙連城》，載《珠海人物傳》下冊，第151至152頁。④何桂邦:《哲師遇難情形記>,載《梁彥明烈士紀念集》，1946年版，第10頁。⑤《國府來電褒揚梁彥明烈士,卅二年三月六日中央社發》，載《梁彥明烈士紀念集》，第5頁。⑥黃沛功的卒年今未見文獻有載，梁彥明有《挽黃沛功》一詩，首句“漫天烽火客星沉”（見《梁彥明詩集》，民國抄本），從此可以推知，黃沛功當卒於1937年“七七事變”後至梁彥明逝世的1942年之間。

論趙連城的詩詞陳業東*趙連城（1892-1962)，又名璧如,號冰雪,珠海斗門大赤坎人。其父趙旭新出身貧寒，在鄕間以抬轎為業，後到澳門謀生，妻黃碧亦到澳門南海望族馮家為傭,連城在此時出生。趙連城十二歲時,二姊適馮氏。趙旭新夫婦因在澳維生不易，後帶同連城返鄕耕種。1908年，趙連城由原籍來到澳門馮家隨二姊居住，因而認識了姊夫之侄馮秋雪。連城十五、六歲以趙璧如名字入讀培基小學，由於學習刻苦，成績常為年級之冠。因受同盟會革命思想的影響，趙連城參與組織“非儒會”，與在澳的尊孔派展開辯論。1911年“三•二九”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連城參加了同盟會秘密組織的“濠鏡閱書報社”，又登臺演說鼓吹反淸，並率先成為澳門的同盟女會員。1911年夏，趙連城奉派到同盟會在香港的主要機關香港實踐女校工作，主要負責港澳交通聯絡，積極參與反淸活動。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國,孫中山組織“二次革命”失敗，趙連城加入中華革命黨，投入討袁運動。期間，連城參加了馮秋雪發起的“雪堂”和“雪社”，吟詠唱和，有不少詩詞作品發在《詩聲—雪堂月刊》和《雪社詩集》（五種）之上。抗日戰爭期間,趙連城全家輾轉香港、桂林等地，直至日寇投降，才回到廣州定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連城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多次得到政府獎勵。1961年10月11日，趙連城因病在廣州逝世,終年七十歲。①趙連城頗富詩才，雖然入學讀書稍遲,但勤奮加天賦，很早就能以詩文會友。在加入“雪堂”和“雪社”之後，常與社友砥礪，詩詞造詣日深。特別是與馮秋雪相戀以至結襪,二人唱和不綴，成果頗豐。趙連城最愛李淸照的《漱玉集》，謂其淸新雋逸、別饒豐致，且詞藻橫溢,睥睨一代,唐宋諸公俱不足道。從整體風格看，趙連城應屬閨閣詩人一類。以題材劃分，則大抵可以歸入«陳業東: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副會長。①趙連城的生平,詳參沈錦鋒《趙連城》，載《珠海人物傳：>下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至154頁。

“閨情”和“詠物”兩類。連城的閨情詩，主要是記述其生活感受，以及與丈夫馮秋雪的情感生活。瑪趙婚前，因秋雪正就讀廣州廣雅書院,兩地相思，只能憑郵寄情。兩人每寄一信,必附情詩。後來翻檢書篋，發覺積詩甚多,連馮秋雪也不禁歎道“歸遲憐水遠，別久覺詩多”。其中一首云：昨夜月明鄉思遠，那堪重聽玉簫聲。秋風落葉驚簾外，腸斷王孫客裏情。②連城強烈的思念之情，寄之於明月、簫聲、秋風、落葉，將款款心曲表達得含蓄委婉。今日讀之尙能深感其中心意,何況當年客居廣州的“王孫”瑪秋雪呢？如說上詩可見連城婚前少女的矜持，那麽婚後的閨情詩就坦蕩直接得多了。如《自題〈竝肩填憶〉》之一云：間開藎篋檢殘篇，多少繁華夢化烟。昨夜燈前重展讀，一行一字一纏綿。③《竝肩瑣憶》是秋雪與連城在《詩聲》所闢專欄，每每談及二人相戀、相處的瑣事，情意綿綿。趙連城在燈下重讀當年的情詩情信,溫馨的感覺湧上心頭，也不憚讀者笑話，把“纏綿”的感受寫出來了。己未年雙星渡河之夕，秋雪、連城相約以《踏莎美人》塡七夕詞。連城所作下半闋云：夜夜比肩，朝朝檢韻，此情此景而無分。牛女若解含顰，應羡阿儂，朝夕畫眉人。④連城夫婦志趣相投,能“夜夜比肩,朝朝檢韻”，當然羨煞一年才得相敘一次的牛郞和織女。或許連城的偶像李淸照見此閨房韻事，也自歎不如。可惜此類詩詞未能擺脫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故此價値其實不高。皎然謂“詩緣情景發”（《秋日遙和盧使君遊何山寺宿楊上人房論涅槃經義》詩），趙連城的詠物詩,無論寫景或狀物,都蘊含細腻的感情。如《攤破浣溪紗•賦新月》云：向晚西風入畫闌，蛾眉新印繡簾間。一線清光何限恨，不堪看。此曰二分還獨照，明朝三五定團圃。望裏人人翹首立，倚闌干。⑤此詞緊緊扣住“新月”題旨，突出新月“一線淸光、二分獨照”的特點，營造出幽②秋雪:《水佩風裳室雜乘》（十一），《詩聲—雪堂月刊》第二卷第一號，1916年7月1日，第2頁。③《詩聲一雪堂月刊》第四卷第三號附刊《詩聲附庸》第三號，丨919年4月15日，第5頁；《雪花—雪社第四集•雪花之外》，澳門雪社1928年版，第53頁。④秋雪:《冰移詞話》（三），《詩聲—雪堂月刊》第四卷第四號，1919年5月14日，第10頁。⑤《雪社第二集•雪社第二至六集合刊》，澳門雪社1926年版，第18頁。

靜的氛圍，再寫人人翹盼團圓之狀，描寫抒情融合無痕。趙連城以景寓情的詩句還有“空枝牢抱自輕盈，縱敎風狂仍定”（《西江月•蟬》）；“星斗亂搖秋葉底，已經惆悵又蛩吟”(《聞鐘》);“榮枯夢冷斜陽老，愁聽風條嘒嘒聲”(《秋蟬》)等。這些詩句將情感滲透於不同的景物描寫之中，情景交融’頗有感染力。有的時候，趙連城還會將寫景抒情與敘事有機地結合起來，寓一定的情節於抒情或寫景。如《淸平樂•曉起》：“繡幃寒到,枕畔聞鷄早。低喚小鬟聲悄悄，檢點妝臺好好。半窗殘月猶明，菱花笑我淒淸。鶯燕一聲春晏,牆頭曰掛銅鉦。”⑥詞中有景、有人物、有情節,更有“我”的感受，組合在一起，一個曉起傭懶少婦的形象就維妙維肖地展現在讀者眼前^特別値得一提的是,趙連城的詩詞常用白描手法,摹寫景物曲盡其妙。如《郊行即目》云：遠渚蒼烟起白鷗，浮雲依舊暗瓊樓。數聲鸿雁催鄉思，萬里關山對客愁。落葉縱横迷野徑，間花零亂入荒丘。低徊陌上淒風緊，豈意人間尚愛秋。⑦秋景確實最易撩動詩人的客愁。趙連城用白描手法書寫即目秋景，無論是蒼煙、浮雲、落葉、閒花構成的秋景，或是鳴雁、淒風合奏的秋聲，都在白描式的景物中，讓人體會到詩人那難以忘懷的遊子旅情。白描在藝術上偏向寫實，好處是抒情寫景眞切，使人如身臨其境。類似的句子還有“高城獨雁飛斜照，廢苑寒蟹咽暮秋”(《秋望》);“淺淺塘邊水，鳧雛自來去。拍拍時呼群，滄波澹無語”(《鳧》）；“半篙新漲水，一艇獨耕煙”(《早行》）等。一般來說，白描最能體現詩人對人情物態的敏銳觀察力和感受力，也最能體現詩人鑄字的本領。在這方面，趙連城顯然是合格的。總的來說，趙連城寫作古典詩詞頗得心應手。她以女性特有的細腻心靈感受,寫出情感眞摯的作品。其詩詞雖亦間含巾幗英氣，然整體而言，仍以纖穠風格為主，諒是追慕李易安的緣故。⑥《雪堂覆瓿集》（九），《詩聲—雪堂月刊》第四卷第一號，1919年2月15日，第13頁。⑦《雪社第二集•同人雜稿》，澳門雪社1926年版，第17頁。

阮元的學仕觀:學與仕合，濟於實用—兼評《阮元經學研究》何海燕*關於學與仕問題的探討,很早就已存在。春秋時期，孔子的弟子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主張學與仕的統一。戰國時期荀子言“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荀子•大略》），認為為學者不一定要走仕途之路,但為官者則一定要注重學習。南宋朱熹言“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四書集注》），認為學與仕可互相促進，理應統一。仕、學相資遂成傳統社會仕學觀之主流。淸代阮元在繼承先賢觀點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人生實踐，提出了“學與仕合，濟於實用”(《擎經室二集•循吏汪輝祖傳》）的觀點。阮元首先信奉的仍是子夏所言“學而優則仕”之觀念。他自幼受母親訓導，“讀書做官,當為翰林”（《擎經室二集•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一直潛心治學。他的父親阮承信也囑咐他:“讀書當明達體用，徒鑽時藝，無益也。”(《擎經室二集•顯考湘圃君行狀》）何謂“明達體用”？明代方孝孺言握定修己、治人二事，如此而學，即如此而仕,方是明體達用之學。”(淸陳宏謀《學仕遺規》卷二《方正學遜志齋文集鈔》）故而阮承信反對阮元為了科舉而專門硏習八股文,鼓勵他去鑽硏有助於現實社會的經世之學,還敎授他騎馬、射藝等實用技術。八歲時其父為他聘請精於政刑的老師胡廷森，讓他學習吏事、經濟、刑法等實用技能;十七歲時為他聘請的另一位老師李晴山則主張:“文以勵行。若視為科舉之階,末矣。”（《擎經室二集•李晴山喬書酉二先生合傳》）求學不只是仕進的工具，更在於對仕途行為的指導與規範，以達到修己治人之目的。在父親和老師的影響及敎導下,學什麽、如何學才對做官有實際的用途，這是阮元更為看重的。在他眼裏，求學不僅僅是為了追求仕途的順達，更重要的是有益於現實社會，故他以“濟於實用”將二者統攝在一起,最終的落腳點在於着眼社會,而*何海燕:湖北大學文學院副敎授。

不是個人，最終確立“學以實用方能仕用•的理念。阮元嘗言“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擎經室集•漢讀考周禮六卷序》)，認為不精通古學的人無法處理好紛繁的政務’故而他十分推崇以經學為主的古代訓世之學，常與江藩、焦循、凌廷堪等人切磋交流,也兼及其他實學如天文、曆法、數學、技藝等。《淸儒學案•儀征學案》評價阮元“推闡古聖賢訓世之意，務在切於日用,使人人可以身體力行”，甚是確切。阮元二十歲左右即以經術聞名，參加科試以解經第一人得到江蘇學政謝墉的識拔，會試以第二十八名中式,圓明園複試欽取一等第一名，很好地走上了“學而優則仕”的人生坦途。“學與仕合”的早期實踐,使得阮元的仕途之路順風順水,日後他身居高位,也繼續着與世道、政治密切相關的學問，將仕而兼學堅持了下來。社會太平之時，他潛心考據之學,完成訓詁巨作《經籍籑詁》等,為通經明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嘉慶五年（1800)以後,國家面臨内憂外患的局勢，他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政事上,在政事之餘，仍勤勉為學，而為學之旨趣更趨於治道,“學為仕用”、“濟於實用”的思路更為鮮明。嘉慶十二年（1807)，阮元為改變吏治積習，主張“學與仕合”，刊刻了“循吏”汪輝祖的《學治臆說》、《佐治藥言》兩書，頒發給屬吏，要求“持此以為治”。阮元以滿腹的濟世情懷，實踐了學與仕的統一,在學術及政事上皆留下了極好的口碑。在學問建樹上除了主持編刻了多部大型叢書外,尤其値得注意的是他個人的經學成就。正如林久貴敎授大作《阮元經學硏究》所言“阮元的經學硏究具有濃厚的實用色彩”（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0頁），最鮮明的體現是阮元十分崇尙“治天下以禮”的思想。他認為“理必附於禮以行”，黜虛崇實，提倡於日常生活中來遵循禮之規範，使天下歸於“仁道”即可治世。林書在“阮元經學與淸中後期禮學的硏究”一節，對阮元將聖賢之道與現實生活緊密聯繫的學術特色揭示得十分充分，肯定他對嘉道及以後禮學興盛起到的推動作用。而阮元宣導的禮學對當時社會及晚淸的實際意義，林書囿於體例沒有過多探究，留下些許遺憾。林書從阮元官、學一體身份出發，對其經學思想的形成進行了着力探究,認為阮元由於其職位較高的官員身份，他的許多思想必須與封建統治者合節拍，從而使得其學術思想的自由度有限,充分揭示了阮元經學思想的時代性和局限性。在學人多埋頭考據之學的乾嘉時代，阮元倡言“學與仕合”，正如林書所言旣重振了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信心,又引導着純學術的考據之學向“經世實學”的轉變。更為可貴的是，他不僅自己致力於學術，而且還十分注重培養人才。他在浙江巡撫任上設有詁經精舍，居兩廣總督立有學海堂，在不少地方開

設了書院,為國家輸送了不少的人才。但由於他謹守傳統為官之道，使得他始終不敢違逆封建統治者的思想，只能在統治者許可的範圍引領學風的轉型，因而導致他所宣導的學術無法成為眞正的治術，解救不了社會的危機，亦如林書所言：“有些‘道’是超乎六經之外而無法探求的情況,他不曾涉及，更沒有提出針對性的解決問題的方法，缺乏理論的創新和哲理的思辨精神。”（第211頁）在傳統社會,阮元的思想始終受到官學一體身份的束縛，他無法超越傳統，也改變不了太多的政治格局。這不只是阮元個人的悲哀,當是封建制度下知識份子群體的悲哀。不過，阮元將學術之精神貫穿於日常生活及為官之道上，樹立了一個淸廉且政績卓然的官員形象，還是十分値得稱道的。“聖賢之道，無非實踐”，阮元在學術上講究實事求是、實踐實行，在為政上亦是如此。他曾與凌廷堪討論“克己復禮”之義，以之為克己修身，他沒有將其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是在自身的官場生涯中一直實踐着。“君子為政之道,以修身為本”，被阮元視作終生的追求。阮元為官淸正，曾被嘉慶皇帝稱譽“有守有為，淸儉持躬”（《淸史列傳•阮元傳》)。為官五十年，他一直持守淸儉之道，即便是在大壽之時,他也和往常生日一樣逕自去山野煮茶，自稱茶隱，以此避開請客收禮。以“相國”之位退居後，阮元竟無錢財置辦私家園林，其淸廉可見一斑。他也時刻實踐着心中懷有的“仁”德。嘉、道時期,災情時有發生,一些官員擔心朝廷怪罪管理不力，往往會瞞而不報。阮元則不然，一有災情便及時上報朝廷，並親赴災區盡力做好賑災工作。遇朝廷賑災不力時,他還會拿出自己的俸祿來開倉助賑，拯救數以萬計的生命。他時常以一身正氣影響着他周邊的讀書人。每次賑濟災民時，他從不讓官吏來辦，怕他們克扣貪污，而是聘請當地的士紳和有名望的讀書人來經辦粥廠，官吏只負責維持秩序。這些讀書人講禮義廉恥，關心災民，自然將事情辦得公正圓滿。恪守“學與仕合，濟以實用”的阮元無疑是為官與為學皆十分成功的典範。吾師周國林先生嘗慨歎:“以顯宦而又可以傳統學術成就名世者，今世蓋復難見矣。”（《阮元經學硏究•序言》）如何做到為官與為學的完美結合，無疑是當下値得認眞思考的話題。

隨意的考證荒謬的結論——《元稹集編年箋注》等誤讀之舉隅吴偉斌*筆者經過三十六年的努力,撰成《元稹考論》①、《元稹評傳》②等書，發表有關元稹硏究的專題論文七十多篇，近日又剛剛完成《新編元稹集》③的整理，經過輯佚、辨僞、校勘、注釋、編年、箋評等工作，計有760萬字。因為《新編元稹集》與《元稹集編年箋注》性質相近的緣故，八年來筆者在撰寫《新編元稹集》的同時，也經常翻閱楊軍先生的大著《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④與《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⑤(以下均簡稱《編年箋注》),發現《編年箋注》的考證十分隨意,因而結論常常荒謬,為讀者製造了諸多新錯誤數百條。限於篇幅,無法全部列舉,今僅擇有代表性的加以舉隅,撰成三十篇拙稿，抛磚而引玉，向著者討敎，請時賢雅正。1.如何理解元稹《烏夜啼引》中“我傳樂府解古題”元稹《聽庚及之彈烏夜啼引》有句云:“君彈烏夜啼，我傳樂府解古題。良人在獄妻在閨，官家欲赦烏報妻。”⑥關於“我傳樂府解古題”一句，《編年箋注》認為:“‘我傳’句：元稹有《樂府古題序》，綜論古今詩歌同異之旨，是硏究樂府詩之重要文獻。”®毫無根據地把*吳偉斌:原江蘇古籍出版社編審。①吳偉斌:《元稹考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②吳偉斌:《元稹評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③吳偉斌:《新編元稹集》，西安,三秦出版社。本書計約760萬字，已經列入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並得到國家出版基金辦公室2014年度出版資金專項的資助,即將於2015年底或2016年初由三秦出版社出版。④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⑤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⑥（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九,文淵閣本《四庫全書》。⑦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200,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兩個時段—元和三四年間與元和十二年—混為一談;把元稹不同時段的不同詩篇—《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⑧與《樂府(有序)》⑨摻在一起。元稹的《樂府（有序)》確實詳細而獨到地論述了樂府詩歌的總體情況與發展沿革,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貴的重要文獻。《序》略云:“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中《全唐詩》卷四一八也錄有元稹此詩,詩題改稱為《樂府古題序》，題下注:“丁酉。”按照干支六十年一個輪回的自然規律，在元稹生活的五十三年中，只有元稹三十九歲時,亦即元和十二年(817)的干支是“丁酉”，明白無誤表明元稹《樂府古題序》作於元和十二年。其中《樂府古題序》“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一句，所指即是元稹元和十二年以及其前亦即元和十一年元稹在興元（興元又稱梁州）與進士劉猛、李餘進行的樂府詩歌的創作活動。而《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又有句云：“四五年前作拾遺，諫書不密丞相知。謫官詔下吏驅遣，身作囚拘妻在遠。歸來相見泪如珠,唯說閑宵長拜烏……當時為我賽烏人，死葬咸陽原上地。”⑩元稹因元和元年（806)的制舉考試名列第一，官拜左拾遺之職，因“諫書不密”之故，得罪權貴，同年九月十三日即被宰相杜佑以“正常調動”的名義，出贬洛陽河南尉。母親鄭氏因此而驚嚇成病，最終亡故，元稹不得不在出贬途中返回長按奔喪，守制在家。元和四年（809)元稹守喪服滿按御東川之後被排擠而分務東臺。妻子韋叢隨從洛陽,並於同年七月九曰病故，同年十月中旬出殯安葬在元氏家族祖瑩咸陽洪瀆原。元稹《空屋題（十月十四日夜)》“朝從空屋裏,騎馬入空臺。盡日推閑事,還歸空屋來。月明穿暗隙,燈燼落殘灰。更想咸陽道,魂車昨夜回”■就是最有力的證據。而此段元稹生平，都發生在元和元年之後的“四五年”間。這充分證明《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應該賦成聆元和四年十月十四日之後,亦即作於元和五年(810)—二月間。據此我們認為，《樂府古題序》作於元和十二年四五月間,《聽庚及之彈烏夜啼引》應該賦成於元和五年一二月間。元稹《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不可能在元和五年年初就提前預支“七年”之後，亦即元和十二年才撰成的《樂府古題序》中提及的内容。詩人“我傳”句所言，是指元稹元和三年與四年之間撰成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亦即《樂府(有序)》提及的“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⑧（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二四，文淵閣本《四庫全書》。⑨（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二三,文淵閣本《四庫全書》。⑩（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九,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九,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之謂，兩者旣有前後之別的不同，又有前後相承的關係。《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云：“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虚為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予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詩人與李紳、白居易一起宣導新樂府詩歌創作,提出“雅有所謂，不虛為文”，“病時之尤急”,“直其詞以示後”的文學的主張,在當時在後代都至關重要，絕不應該忽視。我們以為，基本的史實絕不應該混淆，認眞嚴肅應該是學術硏究最起碼的態度，對讀者忠誠負責應該是最基本的要求，《編年箋注》隨意考證的做法是不應該的，由此而得出的荒謬結論更不應該採信。2.元稹《旅眠》詩賦成於何時何地元稹《旅眠》：“内外都無隔，帷_不復張。夜眠兼客坐,同在火爐床。”■《編年箋注》編年《旅眠》於元和四年《旅眠》……作於元和四年（八〇九）。見卞《譜》頁一三七。”■而在“卞《譜》頁一三七”，根本則不見卞《譜》對《旅眠》編年的任何解釋;好不容易翻尋到卞《譜》頁一四二，則見卞《譜》引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豔詩及悼亡詩》作為編年理由陳《箋》《豔詩及悼亡詩》云：‘其第陸首為《初寒夜寄子蒙》。其第柒首《城外回謝子蒙見諭》有句云寒烟半床影，燼火滿庭灰。”第八首《諭子蒙》及玖第拾第拾壹《三遣悲懷》三首，俱無專言季候景物之句，不易推定其作成之時曰。而第拾貳首《旅眠》云:“夜眠兼客坐，同在火爐床。”及第拾三首《除夜》云:“憶昔歲除夜，見君花燭前。今宵祝文上，重迭敘新年。閑處低聲哭,空堂背月眠。傷心小兒女，撩亂火堆邊。”則皆微之於元和四年所作之悼亡詩也。’”■陳先生說了老半天，其實也沒有說出眞正的編年理由。我們以為,僅僅憑藉“火爐床”一語,也很難斷定其季節。因為“火爐床”旣可以用於冬天,深秋“蕭條廉外雨”的時光,初春“乍暖還寒”的季節，同樣需要“火爐床”在旁，“火爐床”一語，似乎難以作為“季候景物之句”。而《編年箋注》的著者則根據北方生活的習俗，比陳寅恪更進一步發揮自己的想像,對“火爐床”加以注釋云:“旅館為一大間，無内外之分別，更不設帷帳屛風之類,夜眠白晝均在同一張床上,是所謂打通鋪也。火爐床者,即土炕，以土■（唐）元愼:《元氏長慶集》卷二四,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九，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169,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卞孝萱:《元橫年譜》頁142,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6月版;卞孝萱:《卞孝萱文集》頁265,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9月版。

坯砌成，下留洞可燒火取暖，舊時北方習見。”■首先，據《漢語大詞典》，床在古代有兩種含義:其一是供人睡臥的傢俱。牟融《理惑論》：“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床杜甫《新婚別》:“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牀。”其二是坐具。《禮記•内則》：“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鄕;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陳濉集說:“床，《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臥床也。”《漢武帝内傳》:“(西王母）下車登床，帝拜跪問寒溫畢，立如也，因呼帝共坐。”《編年箋注》對“火爐床”解釋為“即土炕”是片面的,不合適的。其次，詩題旣然稱《旅眠》，詩作所賦之内容，自然應該與旅途有關。元和四年元稹曾經出使東川歸來，接着又前往洛陽分務東臺，時間都在“五六月”間，這時在中原地區，氣候比較溫和，而此時用“火爐床”，有點不切時宜。如果是元稹三月間前往東川，雖然天氣比較寒冷，但當時元稹是以監察御史的身份乘傳乘驛前往，作為皇帝的使者，威風八面，又豈能住在“内外都無隔，帷_不復張”的環境裏，驛站也竟然給予“夜眠兼客坐，同在火爐床”的待遇？讀者也許還記得,元和五年三月元稹從洛陽奉詔西歸,在敷水驛,宦官頭目仇士良以及宦官馬士元為使元稹讓出已經安居的“正廳”而大打出手，難道是為了爭奪區區的“内外都無隔,帷幌不復張”、“夜眠兼客坐，同在火爐床”普普通通的房間？第三，«編年箋注》在《旅眠》之後緊接編列《除夜》之詩,那意思是元稹這次“旅行”是在元和四年除夜之前。據元稹生平,元和四年除夜之前，元稹在東都辦案，繁忙異常，無論是“公”還是“私”，又豈能有時間外出“旅行”？元稹《辛夷花（問韓員外）》是元稹繁忙異常的一個明證:“問君辛夷花，君言已斑駁。不畏辛夷不爛開，顧我筋骸官束縛。縛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依前不得花前醉。”■元稹《答子蒙》:“報盧君，門外雪紛紛。紛紛門外雪，城中鼓聲絕。強梁御史人覷步，安得夜開沽酒戶？”■就是又一明證。第四,元稹在分務東臺期間,只是在洛陽辦案,並沒有離開洛陽前往外地審理案件。以元稹《論浙西觀察使封杖決殺縣令事》為例，事情發生在當時的烏程、安吉、湖州、潤州，但元稹只是坐鎭洛陽，並沒有親自前往，只是以文書向下追査案情，向長安御史臺報吿實情。又元稹在東臺處理的其他“數十事”，誠如如元稹《表奏(有序)》所言，都在洛陽辦理，並無一字半句提及自己離開洛陽前往外地辦案之事無何，外蒞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百司皆牢獄，有栽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叛■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169，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二六，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二六,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歐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實家逃奴為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百;朝廷饋東師，主計者誤命牛車四千三十乘飛蒭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止之。”■我們以為,元稹《旅眠》所述,時在元和五年三四月間,正在前往贬職江陵的途中,走的是由襄陽至江陵的水路，亦即漢水。在空間並不寬暢的船隻之上，“内外都無隔，帷幌不復張”自然就不難理解了，而“夜眠兼客坐，同在火爐床”，亦即白天是坐具，晚上是臥具，一設兩用，更是十分自然。何況，元稹這時是贬職江陵，並沒有當時監察御史時乘驛乘傳的可能，因此境況頗同於普普通通的平民,這樣的待遇自然也沒有什麽奇怪。因為元稹出贬江陵適逢三四月的天氣，尙不暖和,又在水路之上，設火爐供客官取暖也很正常。所以我們以為,《編年箋注》對“火爐床”的解釋是片面的，不可取的，而編年元稹《旅眠》詩篇的地點與時間也都是錯誤的。3.“共甲子“同甲子”元稹有《和樂天贈吳丹》詩，讚揚吳丹雖然比自己年長許多，但相貌看上去竟然比自己還年輕不少：“傳聞共甲子，衰隕盡枯槁。獨有冰雪容,纖華奪鮮縞。”■《編年箋注》竟然以為共甲子即同齡人。”■根據《漢語大詞典》的注釋，所謂同齡就是年齡相同,劉澤溥《金石史序》：“先生生與予父同齡，忘年友余，誼最篤，把酒論文，常繼日夜。”■而據白居易《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幷序》■,吳丹“寶曆元年六月”病故,“享壽命八十二歲”。以此來推斷，吳丹應該年長白居易二十八歲，年長元稹三十五歲，三人年齡差距如許之大，怎麽還可以稱作“同齡人”呢？《編年箋注》在這裏顯然誤讀元稹之詩文，《漢語大詞典》的注釋是：甲子：甲，天干的首位;子,地支的首位。古代以天干和地支遞次相配，如甲子、乙丑、丙寅之類，統稱甲子。從甲子起至癸亥止，共六十，故又稱為“六十甲子”，古人用以紀日或紀年。韓愈《息國夫人墓誌銘》：“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後漢書_律曆志》則云記稱大撓作甲子，隸首作數。二者旣立，以比日表，以■(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三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六，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304，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明)郭宗昌《金石史》書前,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六九,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管萬事。”劉昭注引《月令章句》曰：“大橈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共甲子”其實是共同擁有同一個甲子之週期。吳丹、白居易、元稹他們三人都出生在同一甲子週期之中，亦即吳丹出生於天寶三年(744)，白居易出生於大曆七年(772)，元稹出生於大曆十四年（779)，亦即他們都出生在開元十二年(724，甲子）至建中四年(783，癸亥）這一甲子週期之内，故言“共甲子”。但“共甲子”幷不等於“同甲子”，《漢語大詞典》又注釋云：甲子又作年歲，年齡解。貫休《贈軒轅先生》:“略問先生眞甲子,只言弟子是劉安。”蒲松齡《聊齋志異•胡四相公》：“嘗問其甲子，殊不聞記憶，但言見黃巢反，猶如昨日。”據此，“同甲子”才是“同齡人”。試看白居易、劉禹錫與崔群的例子:劉禹錫《樂天示過敦詩舊宅有感一篇吟之泫然追想昔事因成繼和以寄苦懷》:“本營歸計非無意，唯算生涯尙有餘。忽憶前言更惆悵，丁寧相約速懸車（敦詩與予及樂天三人同甲子，平生相約同休洛中）。”■白居易《新歲贈夢得》：“暮齒忽將及，同心私自憐……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劉禹錫《元日樂天見過因舉酒為賀》：“漸入有年數,喜逢新歲來……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據《舊唐書•白居易傳》：“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舊唐書•劉禹錫傳》：“會昌二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一。”■《舊唐書•崔群傳》：“大和……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由此逆推，白居易、劉禹錫與崔群,均出生在大曆七年(772)，因此劉禹錫、白居易他們才可以在詩篇中說三人“同甲子”。據《漢語大詞典》注釋，本來“同”與“共”兩字就有明顯的區別，不應該混淆。“共”是同用，共同具有或承受。《論語•公冶長》：“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資治通鑑•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同”是相同，一樣。《易•睽》：“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司馬光《功名論》：“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由此可見，《編年箋注》所謂“共甲子即同齡人”的解釋是荒謬之論，無根之說，相信讀者不會採信。■(唐）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外集卷四,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三四,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外集卷四,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後晉）劉岣等:《舊唐書》卷一六六,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後晉)劉昀等:«舊唐書》卷一六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後晉)劉昀等:《舊唐書》卷一五九,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4.元稹吏部考試與制科考試不該混為一談元稹有《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詩,詩云：“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八人稱迥拔，兩郡濫相知（同年八人,樂天拔萃登科，予平判入等）。”■《編年箋注》：“‘八人’句:據《唐大詔令集》卷一◦六《政事•制舉》所載元和元年《放制舉人敕》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人第三次等元稹、韋惇，第四等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第四次等羅讓、元修、薛存慶、韋珩，第五上等蕭俛、李蟠、沈傳師、柴宿。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第五上等陳岵，咸以待問之美，觀光而來，詢以三道之要，復於九變之選,得失之間，粲然可觀，宜膺德懋之典,或葉言揚之舉。其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即與處分。’”■據我們査對，《編年箋注》在“羅讓”之前漏錄“崔韶”，態度不夠嚴謹;而《舊唐書•元稹傳》：“（元稹）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史籍記載元和元年制科登第者十八人,與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一一相合:“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稹冠其首焉!”■徐松《登科記考》記載十八人是: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崔琯、羅讓、崔護、薛存慶、韋珩、李蟠、元修、沈傳師、蕭俛、柴宿、陳岵、蕭睦。■但多了“崔護”，少了“崔韶”，“崔護”應該是“崔韶”之誤。《唐大詔令集》只記載十六人’漏錄崔琯、蕭睦等二人。兩書是有意漏錄還是無意疏忽，不得而知。《編年箋注》對《唐大詔令集》的缺誤,對《登科記考》的失誤,竟然毫無覺察，不加指出;加上自己的失誤,都很不應該。對照吏部和制科兩個及第名單,除元稹、白居易之外,其他人員並不相同。《編年箋注》接着又云所謂迥拔之八人，當不出第三、第四等十人之列。”■但“第三、第四等”只有六人，何來“十人”？旣然是“六人”，為何要稱“八人”？如果再加上“第四次等”的五人，又是“十一人”，元稹又為什麼要稱“八人”？《編年箋注》又引《資治通鑒•唐憲宗元和元年》：“四月‘於是校書郞元稹、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郞下邦白居易、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所引又只有“五人”，與元稹所云的“八人”均不相合。《編年箋注》在這裏列舉的及第名單，是■(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一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312，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後晉）劉昀等:«舊唐書》卷一六六，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四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淸)徐松:《登科記考》頁586至頁588，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8月版。■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312，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312，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一筆道道地地無法算得淸的糊塗賬。《編年箋注》在這裏誤將貞元十九年元稹“吏部乙科”及第同年與元和元年“才識兼茂名於體用”制科及第同年相混淆了：貞元十九年與元稹、白居易一起及第者一共八人，《登科紀考•貞元十九年》“拔萃科”登第名單為白居易、李復禮、呂頻、哥舒恆、元稹、崔玄亮。”如果再加上在“博學宏詞科”登第的呂炅、王起，正好是八人。■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所云，就是明證:“九陌爭馳好鞍馬，八人同着彩衣裳（同年科第,宏詞：呂二炅、王十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平判:李十一復禮、呂四頻、哥舒大煩、崔十八玄亮逮不肖，八人同奉榮養）。”■其實,元稹之《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在“八人稱追拔，兩郡濫相知”句下注云:“同年八人，樂天拔萃登科,予平判入等。”■與元稹在《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所云完全一致。《編年箋注》曾經在《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中加以引錄同年八人，樂天拔萃登科，予平判入等”■;又在《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中原文照抄“八人”之名單■，不知《編年箋注》為何在這裏如此忘事?竟然視而不見,另辟荒謬的“新說”？讓人莫名其妙，哭笑不得！不過,《編年箋注》在諸多“箋注”中，屢次將元稹後面兩次考試，亦即貞元十九年（803)的吏部乙科考試與元和元年(806)才識兼茂名於體用的制科考試或者前後混淆不淸，或者前後混為一次，《編年箋注》以其昏昏之見,欲使讀者昭昭之明,幸請讀者注5.白居易與元稹竟然不是同年吏部及第嗎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詩有“並入紅蘭署,偏親白玉規”■之句，馬元調覆刊本、《唐詩紀事》、《全唐詩》、《古今事文類聚新集》、《佩文韻府》、《分類字錦》同。《編年箋注》所據底本是楊循吉據宋本傳抄的《元氏長慶集》，楊本自然也作“並”。據《漢語大詞典》注釋並”在這裏是副詞,意謂一起，一同。《詩•秦風•東鄰》：“旣見君子，並坐鼓瑟。”《後漢書•黨錮傳序》：“尙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在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的各種文獻■(淸）徐松:《登科記考》頁564,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8月版。■(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一六,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元積:《元氏長慶集》卷一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308,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74,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一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中,未見有作“幷”字的版本。但《編年箋注》在沒有任何版本依據的情況下，擅自改“並”為“幷”■。據《漢語大詞典》注釋幷”字只有“合併，聚合”、“兼併,併呑”、“幷且”、“屛棄”、“屛退”等義項，而無“一起,一同”之義項,屬於誤改與錯改。《編年箋注》又在“並入紅蘭署”兩句下注云:“貞元十八年（八〇二）白居易登書判拔萃科,次年元稹中書制拔萃第四等,二人同署秘書省校書郞。”■大誤特誤。元稹與白居易貞元十八年(802)同時參加吏部乙科考試,貞元十九年(803)同時登第，並且同時拜授校書郞之職，白居易登第肯定在貞元十九年，貞元十八年只是元稹與白居易到吏部報到登錄的時間，貞元十九年才是元白兩人同時登第，同時拜授校書郞的時間，“貞元十八年（八〇二）白居易登書判拔萃科”之說肯定是錯誤的。元稹、白居易登第都在貞元十九年，白居易為拔萃科登第，元稹為平判登第，不存在“元稹中書制拔萃第四等”之說,而且李唐從來沒有“中書制拔萃”之科舉科目名，屬於《編年箋注》著者的首創，參見上條所弓I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注。《編年箋注》在“並入紅蘭署”兩句下所注，只有“二人同署秘書省校書郞”云云史實不誤。但作為讀者的我們，心中仍然充滿疑惑，白居易貞元十八年(802)登科,元稹次年登科，兩個人為什麼又同時“同署秘書省校書郞”?《編年箋注》著者或者說，白居易與元稹不在同一年登科吏部，卻同時官拜秘書省校書郞之職，亦即所謂的“幷入紅蘭署”之謂也。在中國的科舉史上,這樣的事例恐怕很難找到，或者可以說絕無僅有。如果誠如《編年箋注》所說，那末又與元稹、白居易的生平史實嚴重相悖,恐怕連白居易與元稹當事人在地下也難以瞑目，都要起而責問了。6.元稹《祭庾太夫人文》文中的“幼婦”不是韋叢而是裴淑元稹《祭禮部庾侍郞太夫人文》：“稹也幼婦,時惟外孫。合姓異縣，謫任遐藩。升堂不及,執細空敦。”■元稹在文中自稱“外孫女婿、朝議郞、守尙書祠部郞中、知制誥元稹”，其任職時間應該在元和十五年（820)五月九日至長慶元年(821)二月十六日間。《編年箋注》注:“幼婦:指元稹原配韋叢。”■我們以為,《編年箋注》的說法有誤。韋叢病故於元和四年（809),時年二十七歲,如果能夠活到元和十五年,■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308，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312，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六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頁339，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韋叢已經是三十八歲的中年婦女，如何還能是一名妙齡少女？如何還能夠稱為年齡不大的“幼婦”？據《漢語大詞典》注釋，幼婦，指少女，常常借指“妙”字。劉義慶《世說新語•捷悟》：“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許渾《春日題韋曲野老村舍二首》二:“北嶺枕南塘，數家村落長。鶯啼幼婦懶,蠶出小姑忙。”而異縣，據《漢語大詞典》注釋，是指異地,外地。陳琳《飮馬長城窟行》:“他鄕各異縣，展轉不相見。”《顏氏家訓•慕賢》：“他鄕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饑渴。”元稹出生在長安，元氏家族自稱洛陽人,裴氏家族自稱河東人，而元稹與裴淑結婚的興元，不是元稹的家鄕，也不是裴淑的故鄕，故稱“異縣”。而且，興元還不是元稹通州司馬的任職地，也不是裴淑父親裴鄙曾經任職的涪州，對元稹與裴淑來說，對元氏家族和裴氏家族來說，興元是名副其實的“異縣”。而元稹與韋叢在長安結婚，元積祖輩從“六代祖”元岩以下，一直居住在長安的祖居靖安坊中，如何可以說“合姓異縣”?又據《漢語大詞典》注釋，遐藩是指遠方的藩國。《唐大詔令集•李宗閔明州刺史制》:“尙從屈法之典，俾守遐藩之牧。”劉禹錫《謝春衣表》:“寵光不隔於遐藩，慶賜猥霑於裨將。”元稹與韋叢結婚之時，元稹在京城任職秘書省校書郞,又怎麽可以說是“謫任遐藩”?而元稹與裴淑結婚之時,職任通州司馬，通州曾經是古代的“巴子國”，李唐時期還是偏遠荒僻之地’因此“謫任遐藩”之語非常切合元稹當時的境況。據此，本文的“幼婦”不是指韋叢,而應該指裴淑，元稹的繼配。元稹元和十年與裴淑結婚之時，詩人已經三十七歲。依照古代習俗，待字閨中的女子定然是妙齡少女,裴淑嫁當年嫁給元稹之時，年齡應該在十六歲至二十歲之間。至元稹與裴淑元和十五年一起祭奠“庾侍郞太夫人”亦即“韋氏”之時，時間過去了五年，那時元稹已經四十二歲,而裴淑僅僅在二十一歲至二十六歲之間，故言“幼婦”，名副其實,一點也不為過。眾所周知,元稹的第一位妻子是韋叢，她的父親是韋夏卿，而這位“太夫人”被稱為“韋氏”，應該是韋夏卿的“姨”輩，則韋叢應該是本文祭主“韋氏”的“侄孫女”，元稹因韋叢的關係自然而然是這位祭主“韋氏”的“侄孫女婿”。作為旁證，元稹與本文的“禮部庚侍郞”庚承宣（字及之）早就有交往，庾家與元稹有着遠親關係,上文所引元稹《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作於元和五年之初就揭示了元稹、韋叢與庾承宣之間的親密關係。元和五年之時韋叢剛剛病故，元稹還沒有與裴淑結婚。外孫是指女兒的兒女，本文的“外孫”是指“外孫女”，亦即裴淑。裴淑的父親裴鄙，娶了這位“庚侍郞太夫人”亦即“韋氏”的女兒或女兒輩，她生下了裴淑，裴淑也就自然而然成為“庚侍郞太夫人”亦即“韋氏”的外孫女。而元稹，因為韋叢與裴淑分別是“庾侍郞太夫人”的侄孫女與外孫女的關係，也就

分別成了“侄孫女婿”與“外孫女婿”，元稹可謂是雙料的“孫女婿”。《祭禮部庚侍郞太夫人文》的編年也必須商榷:《元稹年譜》編年本文於長慶元年“二月癸未（十六日)前所撰”,理由是:“文首題：‘外孫女婿朝議郞、守尙書祠部郞中、知制誥元稹。’”■《編年箋注》編年本文：“時在元和十五年（八二〇）五月以後至長慶元年二月之間《元稹年譜新編》編年本文於元和十五年,理由是:“文云：‘外孫女婿朝議郞、守尙書祠部郞中、知制誥元稹。’我們難以苟同《元稹年譜》、《編年箋注》、《元稹年譜新編》如此粗疏的編年結論。雖然本文從表面看似很難編年，其實也不難編年。第一、據元稹文中自稱“外孫女婿、朝議郞、守尙書祠部郞中、知制誥元稹”,元稹拜授這一職務在元和十五年（820)。據《資治通鑑》元和十五年：“夏五月庚戌,以稹為祠部郞中、知制誥。”■推其干支,“五月庚戌”是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日。元稹《翰林承旨學士記》所附題名：“元稹:長慶元年二月十六日自祠部郞中、知制誥、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金魚袋。”■故元稹任職“朝議郞、守尙書祠部郞中、知制誥”在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日至長慶元年二月十六日之間，《元稹年譜》、《編年箋注》、《元稹年譜新編》的表述不夠精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曰之前的時日不應該包括在内。第二、本文又云庚太夫人病故之後，當“哀子泣血，行人斷魂”之時，元稹夫婦卻不在庚太夫人所在的長安,元稹正在外地通州任職，不及親自送葬：“稹也幼婦，時惟外孫,合姓異縣,謫任遐藩。”故而“升堂不及，執蚓空敦”,只能在通州“伏讀哀諫，跪薦芳樽,辭訣有禮，悽愴無垠”。待到元稹元和十四年冬天（十一月十六日之後）回到西京長安，喪事早就已經過去，一年一度的忌日在元和十四年可能也已過去，只有在第二年亦即元和十五年的忌日來祭祀庚太夫人的亡靈了。估計庚太夫人的忌日不可能在十一月十六日之後，也不可能在五月九曰之前，否則元稹、裴淑的祭祀不會在回京之後一定要等到任職祠部郞中之後;我們估計庚太夫人病故的日期是在元稹通州任内某年的五月九日（元稹晉職祠部郞中的日期)至十一月十六日（元稹從虢州回到京城的日期）之間。所以元稹在庚太夫人忌日來臨之際，自己已官拜祠部郞中知制誥,就以“外孫女婿、朝議郞、守尙書祠部郞中知制誥”的名義祭祀庚太夫人。如果依照《元稹年譜》把本文編年■卞孝萱:《元稹年譜》頁369,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6月版;卞孝萱:《卞孝萱文集》頁414,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9月版。■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頁336，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頁1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頁7780,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6月版。■(宋）洪遵:《翰苑群書》卷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長慶元年二月十六日之前，意即庾太夫人的忌日是在某年的年初，亦即二月十六日之前，那就不好解釋元稹已在京城的元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之前不去祭祀，而非要等到長慶元年的二月十六日之前才去祭祀。第三、本文“望望逾閾，遲遲改轅。佳城故兆，風樹秋原。哀子泣血，行人斷魂”表明“禮部庾侍郞太夫人”安葬的時間在秋天，其病故應該在“秋天”之前。與上面一條的推論結合，可知“庚侍郞太夫人”病故在當年的五月九日之後、“秋天”之前。第四、本文陔蘭始茂,隙駟俄奔。”隙駟是比喩時光迅速，日月如飛。《禮記•三年問》：“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又據《内外服制通釋》：“十三月小祥，自始死之月數起,至次年所死之月，凡十三月矣！是名曰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始死之月數起，至第三年所死之月，凡二十五月矣！是名曰大祥……二十七月禪祭……自初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結合兩條文獻逆推，“禮部庚侍郞太夫人”的除靈應該在其病故“二十七個月”之時,亦即在“秋天”之時，而其病故，亦即“忌曰”應該在秋天之前，元稹裴淑的祭奠正在其時。而逆推“二十七個月”之前太夫人病故的時間，應該在元和十三年的夏天,那時元稹正在通州代理“州務”,故元積裴淑才有“升堂不及，執蚓空敦”的遺憾。綜上所述，本文應該撰成於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日之後的夏天,地點在長安，元稹時任“朝議郞、守尙書祠部郞中、知制誥”之職，與祭文開頭“外孫女甥、朝議郞、守尙書祠部郞中、知制誥元稹”相一致，而庚承宣也在“禮部侍郞”的任上，故題稱“禮部庚侍郞”。7.元稹《獻滎陽公詩五十韻》作於何時何地元稹有《獻滎陽公詩五十韻》之詩：“鄭驛騎翩翩，丘門子弟賢。文翁開學日，正禮轉途年（張秀才正謇，滎陽公首薦登第也）。”■《元稹年譜》元和十一年“詩編年”條下編入本詩，理由是詩云：‘憊色秋來早,哀吟雨後蟬。自傷魂慘沮,何暇思幽玄。’自注：‘稹病瘧二年……’陳寅恪云：‘其所謂“病瘧二年”之“二年”雖不知其如何計算？但必從元和十年閏六月到通州算起，算至元和十一年六月，即過一歲整數以後，方可謂“二年”。然據此可推知《獻滎陽公詩》為元和十一年秋後在興元所作。’(《元微之之遣悲懷詩原■(漢）鄭氏注,（唐）孔穎達:《禮記注疏》卷五八,文淵閣本《四庫全書》0■(宋)車垓:《内外服制通釋》卷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一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題及其次序》）。”■《編年箋注》編年:“元稹此詩作於元和十一年（八一六）秋後，時在通州司馬任。是年夏，作者患瘧疾，赴興元醫治，時鄭餘慶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見卞《譜》。”■《元稹年譜新編》編年本詩在元和十一年，並在譜文“鄭餘慶‘會儒於便廡’，元稹參與其事，獻詩於鄭”之下全文引錄本詩之啓，之後闡述理由云：“詩‘自傷魂慘沮，何暇思幽玄’下自注云：‘稹病瘧二年，求醫在此，滎陽公不忍歸之瘴鄕。’所謂‘二年’，指元和十年、十一年。”■我們以為，陳寅恪先生繫年有誤，《元稹年譜》、《編年箋注》、《元稹年譜新編》承襲其誤。據新舊《唐書》本傳及《憲宗紀》、《穆宗紀》，鄭餘慶“（元和）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師”，“十三年拜尙書左僕射”，“十四年兼太子少師、檢校司空，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而題曰“滎陽公”，不當作於鄭餘慶元和十一年山南西道節度使任之時，那時鄭餘慶還沒有“滎陽郡公”的榮譽性封號，此其一。第二，元和十一年元稹有兩詩奉和或者涉及鄭餘慶，詩題分別為《滎陽鄭公以稹寓居嚴茅有池塘之勝寄詩四首因有意獻》■、《奉和權相公行次臨闕驛逢鄭僕射相公歸朝俄頃分途因以奉贈詩十四韻》■,都不稱“滎陽公”而稱“滎陽鄭公”、“鄭僕射相公”，與元和十一年之前鄭餘慶的官職一一相符。第三，《獻滎陽公詩五十韻》詩有“丘門弟子賢”、“文翁開學日”、“魚落講經筵”之句，與《舊唐書》本傳所云鄭餘慶“兼判國子祭酒事”以及“以太學荒毀日久，生徒不虛，奏率文官俸給兩京國子監”的情況頗為相合。第四，元稹元和十四年年底返回西京,十五年先後任職膳部員外郞試知制誥、祠部郞中知制誥，與詩序自稱“小儒”的身份相合。鄭餘慶病故之後,元稹奉命撰作制誥《贈鄭餘慶太保制》■，對鄭餘慶的讚揚與《獻滎陽公詩五十韻》及«奉和滎陽公離筵作》■兩詩讚揚語言極其相似，說明是同一時期的作品。■卞孝萱:《元權年譜》頁275,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6月版;卞孝萱:《卞孝萱文集》頁351,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9月版。■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666,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周相錄:《元稱年譜新編》頁157至頁1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後晉）劉昀等:《舊唐書》卷一五八、卷一五、卷一六,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一五,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一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二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第五，至於“自傷魂慘沮，何暇思幽玄”兩句以及“稹病瘧二年……”的詩注，並不能證明詩歌即作於元和十一年秋天。陳寅恪先生和《元稹年譜》沒有完全引述元稹詩的詩注，其後即有“滎陽公不忍歸之瘴鄕”的話，詩歌内容涉及元和十年十一年鄭餘慶在興元對元稹的種種關照,而元稹稱呼對方官職卻用元和十四年才有的“滎陽公”，說明元稹的詩歌作於鄭餘慶進封滎陽郡公之後,關於興元的内容僅僅是回憶文字，詩歌最後“傳癖今應甚，頭風昨已痊。丹靑公舊物，一為變蚩妍”四句即已透露出其中舊事重提的消息。我們以為，鄭餘慶元和十四年進封滎陽郡公，元和十五年十一月病故,此詩不可能作於元和十四年之前的“元和十一年”，也不可能作於元和十五年十一月之後。而《獻滎陽公詩五十韻》“憊色秋來早，哀吟雨後蟬”云云，說明《獻滎陽公詩五十韻》應該作於秋天，從“秋來早”、“雨後蟬”來看,應該是“早秋”，以“七月”較為合適,而不是所謂的“十一月”。元稹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稍後歸京,“秋天”已經成為過去,元和十五年秋天元稹正在京城任職,鄭餘慶也以“滎陽公”的身份活動在京城，此詩即作於十五年年的秋天七月之時。據《獻滎陽公詩五十韻》詩啓“今月十七日，公會儒於便廡，稹亦謬容末席……不廢暮而珠貫成就，瑕不可掩者，稹六聯耳！退而自咎，且盛公之所為，因而次用所聯翩賢等五十一字,合為一詩”云云,《獻滎陽公詩五十韻》應該撰成於七月十七日或其後一天。《年譜新編》的表述比較接近元稹當時的實際，但遺憾的是沒有如實說明參考本人十多年前的成果，我們已經在1986年出版的《元稹裴淑結婚時間地點考略》(見《唐代文學論叢》第九期)作了詳盡的論證，這裏不再重複。據此，我們認為元稹《獻滎陽公詩五十韻》不是作於元和十一年的興元，而是應該作於元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或十八日，地點在元稹與鄭餘慶同時任職的長安。8.裴均並沒有兩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元稹有《唐故中大夫尙書刑部侍郞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贈工部尙書李公墓志銘》■之文，其中提及“襄帥均”：襄帥均,即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山南東道節度使治府襄州,故言“襄帥”。《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三年五月）辛丑，右僕射裴均請取荆南雜錢萬貫修尙書省，從之……（元和三年九月）庚寅……以右僕射裴均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襄州長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元和四年四月）壬午,裴均進銀器一千五百兩，以違敕付左藏庫……（元和六年五月）丙午，■(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四,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前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裴均卒。”■《新唐書•裴均傳》：“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以財交權幸,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編年箋注》：“襄帥均:即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貞元元和之際，裴均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駐節襄陽。”■但我們遍査史籍以及翻閱《唐方鎭年表》■、《唐刺史考》■，只見裴均在元和三年（808)九月至元和六年（811)五月在山南東道節度使任，未見裴均“貞元”年間任職山南東道節度使的記載，貞元年間山南東道節度使先後有樊澤、李皋、于頓相接相連,中間並無裴均任職的記載。裴均在山南東道節度使,只元和三年九月至元和六年五月一任，未見“裴均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的任何記載,未見《編年箋注》列示任何根據,不知《編年箋注》這樣斷言的根據何在？9.元稹之子元荆夭折於十歲還是十四歲元稹有《哭子十首》之詩，題下注:“翰林學士時作。”第十首詩云：“頻頻子落長江水,夜夜巢邊舊處棲。若是愁腸終不斷，一年添得一聲啼。”■《編年箋注》注釋長慶元年（八二一），元稹守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是年夏，子荆夭亡，年十四歲。此詩作於同時。見卞《譜》頁三九八。”■但《元稹年譜》頁三九八僅有“《哭子十首》（《詩》四〇四）長慶元年夏作”十四字。翻閱《元稹年譜》頁三五八,有譜文：“夏，子荆夭亡，年十四歲。元稹《哭子十首》題下注：‘翰林學士時作’第一首云：‘亂蟬嘶噪欲黃昏。’長慶元年夏作。”■元稹詩題下注:“翰林學士時作。”元稹任職“翰林學士”起長慶元年二月十六曰，終於同年十月十九日，僅僅憑題注,《編年箋注》尙不能得出“是年夏，子荆夭亡”的結論。元稹《哭子十首》詩中有“獨在中庭倚閑樹，亂蟬嘶噪欲黃昏”、“寂寞空堂天欲曙，拂簾雙燕引新雛”之句,表明時序正在夏天，才能得出“是年夏，子荆夭亡”的結論。元稹有《葬安氏志》,其中有句云:“予稚男荆母曰安氏，字仙嬪，卒於江陵之■(後晉）劉昀等:《舊唐書》卷一四，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〇八，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楊軍:《元櫬集編年箋注(散文卷）》頁696，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吳廷燮:《唐方鎭年表》頁630至頁631、頁627至頁630,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版。■郁賢皓:《唐刺史考》頁2273至2274、2271至227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九,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頁850,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卞孝萱:《元稹年譜》頁398、頁358,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6月版;卞孝萱：《卞孝萱文集》頁432、頁407，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9月版。

金隈鄕莊敬坊沙橋外二里嫗樂之地焉！始辛外歲，予友致用憫予愁，為予卜姓而授之,四年矣……稚子荆方四歲,望其能念母，亦何時？幸而成立,則不能使不知其卒葬,故為志。”■安氏仙嬪病故於元和九年(814)秋天，“辛卯歲”即元和六年(811)，是元稹與安氏結婚之年’並於當年生下兒子元荆;安氏仙嬪病故於元和九年(814)秋天，當時元荆“四歲”，下推至長慶元年（821)，連頭帶尾七年，元荆應該十歲,即使算虛歲，也只有十一歲，何來“十四歲”之說？這是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問題,《編年箋注》的著者之所以沒有能夠算淸，原因大約是過分盲從《元稹年譜》的緣故吧！■(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八，文淵閣本《四庫全書》0

關於《說文解字敘》的解讀—與許國璋先生商榷龐光華*《說文解字敘》是東漢學者許愼關於漢語文字學的一篇重要論文，歷來受到學者的關注。丁福保《說文解字話林》收錄了前輩學者的許多相關論述,積累了繁富的硏究業績。現代英語學者許國璋先生專門寫了一篇《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愼的語言哲學》，來發掘許愼的語言哲學思想。據姚小平《一位語言學者的求索與遺產—為紀念許國璋先生逝世五週年而作》所言：“為此，許國璋一頭扎進了《說文解字》。他為這部古代文字學第一書付出了大量精力物力。據周流溪在《許國璋先生生平業績》一文中說，為了弄懂《說文》，‘他在八十年代初上過一個自費學習班’。而據我所知，許國璋曾出資延請北外中文敎師何建章,為他單獨講解《說文》。1983年，北外成立外國文學硏究所和外國語言硏究所，王佐良、許國璋分任所長。許國璋為語言所陸續購置的圖書中,相當一部分屬《說文》學，不僅有淸代四大家（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筠《說文釋例》和《說文句讀》、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而且有近人丁福保的一套20冊《說文解字話林》。”①許國璋向何建章先生學習《說文解字》確有其事，但是否向何先生支付過費用，則我所不知。我只聽何先生說過:有一次許國璋對何先生說他有一筆經費，可以幫何先生報幾十塊錢的書費。後來《許國璋論語言》（外硏社1991年版）中收入的《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愼的語言哲學》一文②，便是許國璋讀《說文解字敘》的成果。此文對《敘》的最初一部分做了比較仔細的解讀和闡發，認為.龐光華:五邑大學文學院敎授。基金項目：本文為2015年度五邑大學創新強校項目“陳垣新論”（編號:2015WTSCXI06)的階段性成果。①見《外語敎學與硏究》，1999年第4期。②此文曾在《中國語文》發表。

從中可以看出許愼的語言哲學思想。③我在北外讀日語本科的時候就知道拜讀過許先生此文,那時雖然對國學也很有興趣，畢竟是日語專業的學生，對《說文敘》也沒有專業性的理解。如今，我從北外日語本科出來也二十多年了。對文字學有過專門的學習和硏究,發現許國璋先生這篇文章的學術性似乎不高,有一些常識性和專業性的錯誤。為了討論方便,我們將《說文解字敘》的有關文字引述於下:“古者庖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远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敎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我們對許國璋之文關於《說文敘》的解讀考辨如下：1、許國璋此文的題目稱“《說文解字》的前序”是有問題的，《說文解字》不稱“序”，而稱“敘”，且其《敘》不是放在全書的前面,而是按照漢代以前著作的慣例放在全書的最後，所以嚴格說可稱“後敘”,不能稱“前序”。2、《許國璋論語言》67頁稱:《說文解字敘》“‘鳥獸之文’的‘文’即是圖像,指整個身體。一說‘文’指足趾留下的腳印。”這裏的“文”並非指鳥獸的“整個身體”，也不可能是“足趾留下的腳印”，訓詁中無此用法,而應當是指鳥的羽毛和獸皮上的“文采”。3、許愼《敘》稱“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許國璋完全不管其中的“與”字，大概是認為“與”就是連詞，相當於“和”，是普通用法，不需要解釋,所以只講“地之宜”。這樣的解讀是錯誤的。實則“與地”為一詞，就是“大地”的意思，這裏的“與”其實是上古以來就有的一個比喩用法。古人看到大地承載萬物如同車③許國璋在《許國璋論語言》（外硏社,1991年）一書的《自序》稱曾經有一位飽學之士，說‘中國沒有語言學’，又說‘中國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我以為中國有語言學，積藏極富。許愼、劉勰、馬建忠是語言學的大理論家。”其中將馬建忠在《馬氏文通》中的語言思想當做中國傳統中的語言哲學恐怕不合理，因為《馬氏文通》是根據拉丁文語法來描述古漢語語法，馬建忠本人畢業於法國巴黎大學，通曉英文、法文、拉丁文（據說還懂希臘文），西方語言學的敎養很深。因此，《馬氏文通》中的語言思想應該認為是西方性的，不能看作是我國傳統語言學的結晶。《許國璋論語言》收有《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一文要注意的是:許國璋此文明明說過《馬氏文通》受到過1660年法國刊行的《普世唯理語法》的影響，並將二書關於作者宗旨、名詞定義、代詞定義、形容詞定義、動詞、狀詞等方面予以比較。雖然確認《馬氏文通》在整體水平上超過《普世唯理語法》，但馬建忠的語言學思想是來自西方語言學是沒有問題的。更何況十九世紀末的《馬氏文通》勝過十七世紀中葉的《普世唯理語法》沒有什麼奇怪的。許國璋此文並沒有討論《馬氏文通》是怎樣接受了我國傳統語言學的滋養。

廂承載物體一樣，於是就將大地比喩為車廂，因此就有“與地”一詞，“與”讀為“輿”，是車廂的意思，不能當做連詞。考《易傳•說卦》：“坤為地,…為大輿。”今本《竹書紀年》卷上:在殷高宗時,“是時輿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史記•匈奴列傳》的《索隱》引臣瓚④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⑤可見在漢朝有《輿地圖》這樣的地圖和名稱。唐朝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述到了《輿地志》一書。後來北宋歐陽态有《輿地廣記》，南宋王象之有《輿地紀勝》，都是著名的地理志。4、許國璋把“與地之宜”的“宜”解釋為“適宜”，說:“‘之宜’可以解釋為適宜於不同地方生存的物類。”這明顯是錯誤的。以訓詁學言之,這裏的“宜”當為“儀”之借⑥，訓為“表”⑦與地之宜”就是“大地之表”或“大地之象”。大地的表面有山川縱橫，使大地頗有文理,聖人見之而悟出該怎樣創造“文字”。大地“適宜於不同地方生存的物類”與造字何干？5、許國璋釋“近取諸身”的“身”為“人”,這不準確,應釋為“人的身體”。古漢語的“身”沒有泛指“人”的。《說文解字》中有一些字是來源於人的身體及其各部位,還有的字與人相關。如“天”是人頭之上，“大”是人正面之形,“人”是人側面之形又”為人的右手元”是人的頭。另如（1)《說文》：“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2)《說文》：“身，铝也。象人之身。從人厂聲。”（3)《說文》：“匕，變也。從到人。”“到”相當於現在的“倒”，即“人”的顚倒之形。“匕”後來寫作“化”。（4)《說文》的“尺”字注最為明顯：“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尺所以指尺，榘事也。從尸從乙。乙所識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伪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許愼說得很淸楚:周朝的制度是用人的身體為準則來確定重要的度量單位,如“寸、尺、咫、尋、常、伢”。類似的例子在《說文》中非常多，不再列舉。現在有的學者戲稱這是文字學上的“以人為本”。6、《說文敘》稱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許國璋對這一段的解釋誤信了段注。他說:“‘及神農氏’的意思是‘從庖犠氏起直到並包括神農氏’。”這是根據段玉裁注。實則，段注是不準確的。從《說文敘》本身來看，其意思是庖犠氏作八卦以垂憲象，等到了神農氏就開始結繩為治。結繩是開始於神農氏，並不包括庖犠氏。許國境根據段注大事發揮，昧於審辨。④臣瓚是西晉學者,其姓氏的考證參看劉寶和《〈漢書音義〉作者“臣瓚”姓氏考》，《文獻》1989年2期。此文考訂臣瓚是傅瓚,而不是薛瓚。⑤關於《輿地圖》，參看程金造《史記索隱引書考實》，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607頁。⑥參看《故訓匯纂》“宜”字第46-52條。⑦參看《故訓匯纂》“儀”字第62-67條。

7、《說文敘》稱:“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远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許國璋對此解釋曰：“書契發明以後，各項公職的執行就方便了（百工以乂）”。這個解釋不準確。“乂”不是“方便”，而是“治理”（今本《周易》正作“治”)，乃言“有了文字以後，各種公職人員就能得到有效的管理（或治理）”。另外今本《周易》“工”作“官”，“品”作“民”。這樣的異文不是小問題，許國璋漠然置之，未為嚴謹。“工”和“官”的意思相近，百工就是百官,這沒有問題。但“萬品”是指萬物，與“萬民”不同。“品”當訓為“類”，萬品即萬類⑧。我以為今本作“萬民”為古本，而今本《說文》引作“萬品”，應是在唐朝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諱而改動。依據《周易》内證而言，只有“萬民”，沒有“萬品”。考《周易•謙卦》九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周易•頤卦》：“《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周易•繫辭下》：“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皆作“萬民”，今本《周易》沒有作“萬品”之例。從文脈上說，前面的“百工”(即百官)與後面的“萬民”正相對應，與“萬品”難以呼應。8、許國璋對“蓋取諸夬”這一句評議稱:“這句話看來是本句的總結，但它對於語言文字的發展並沒有做出什麼說明。…它的語言學意義是不大的。淸代名小學家王筠認為‘與文字無涉’。”這是許國璋沒有正確理解許愼的原文。由於兩漢時期《易經》的地位崇高，且被當時學者公認為是最古老的經典，實際作於戰國時代的《易傳》被當時學者認為是孔子所作，於是《易傳》中講文字產生的話受到許愼的重視。《易傳》“蓋取諸夬”是說因為最早的文字是用刀來刻的(“契”的意思就是“刻劃”),不是用毛筆來寫，所以刀刻文字總會在竹簡或木板(合稱“簡牘”）或甲骨上留下刻畫的切口，這個“切口”就是《易經》所稱的卦名之一的“夬”（光華按，“夬”聲字多有“割裂、斷絕、殘缺”之義，如決、訣、抉、玦等）。《易傳》說“蓋取諸夬”的意思是倉頡發明了用刀刻劃文字,其靈感是來源於《易經》的“夬”卦。⑨這是文字起源的重要問題，怎能說“與文字無涉”?9、《說文敘》稱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敎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⑧《說文》：“品，眾庶也。”賈誼《鵰鳥賦》：“品庶每生”。《文選六臣注》稱孟康曰：毎，貪也。銑曰：衆品皆貪生惡死。”張銑說“眾品”，而不是“眾人”，指包含人在内的一切生物都貪生。這個注釋很精確。⑨吾友蕭旭給我的信稱:《說文》：“踅，骱踅，刮也。”《玉篇》：“踅，骱契，刷刮也。”“骱踅”同“骱踅”。《集韻》引《廣雅》：“踅，刮也。”P.2011王仁昀《刊謬補缺切韻》同，今本《廣雅》脫此文。“踅”即“IT、“价”音變（參見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0頁）。《說文》：“价，刮也。”張舜徽曰:“本書《齒部》4骱，齒相切也’，與‘踅’訓畫堅意近。凡以刀劃堅者，亦如齒相切作聲也。齡、踅、刮，皆聲相近，一語之轉耳。《手部》：‘价，刮也。’義亦與此同。”（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1頁。）夬實亦與契字同源音轉，取契刻為義。

及下，居德則忌也。”許國璋對此說這一句無論怎樣解釋，它和語言文字起源的關係是不大的。它或者是衍文，或者是作者出於對儒家傳統的尊重，不得不放在這裏的。”這也是許國璋不能理解《說文》。因為根據《說文敘》的上文,這個“夬”是代表文字’“夬揚於王庭”意思是“文字被廣泛應用於朝廷政治”;下一句的“言文者宣敎明化於王者朝廷”正是對“夬揚於王庭”的進一步的解釋，其中的“言”的意思就是表示具體的解釋，乃是說“文字能夠使聖人的敎化在帝王的朝廷上得到宣揚”。這顯然是在講文字的功能巨大，關係到國家政治。雖然無關於文字的起源，但也不是不重要，更不可能是衍文。10、《說文敘》稱夬揚於王庭。”這是引用《易經》夬卦原文。許國璋依據《易經》原文斷句為“夬，揚於王庭”o但許愼這是引文,將全句作為一個整體，最好不要斷開。將主謂語分離，恐不妥當。11、《說文敘》稱:“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許國璋稱這一段“是全序最精彩之段,也是包含語言哲學最深之段。‘依類象形’，指按物的類來畫它的形，不是按一件具體的物來畫出它的形。即是說，所象之形是諸形的概括。‘故謂之文’的‘文’，是一種抽象的符號”。《敘》的這一段是說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叫做文，不叫字。這個要點被許國璋所忽略。12、《說文敘》稱:“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許國璋解釋說:“顯然他認識到，一個字有形無聲就不能叫做字。”這是許國璋曲解了《說文》。在文字學上很多“字有形無聲”都是“字”，如《說文》中數量不少的會意字，還有合體象形字、指事字都沒有聲符,也是字。許愼說的“形聲相益”包含了增加形符和增加聲符兩個方面的意思，並不單單指增加聲符。“形聲相益”是形聲字產生的重要途徑,可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八《形聲字》一《形聲字產生的途徑》。13、《說文敘》稱文者，物象之本也。”這一句各本所無，段玉裁注本增加此文的根據是《左傳•宣公十五年》的孔穎達《正義》所引許愼《說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又,孔穎達《尙書正義》卷一引《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許國璋至少應該從文獻學的角度說明一下。許國璋解釋道‘文’是簡化了的圖形。”細讀此文，可知《左傳正義》所引《說文》的這個“文”應該不是指文字，而是指“文采”。《說文敘》的意思是“文采是物象最重要的因素（即‘本’）”。這句話與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應該是許愼之後《說文》在流傳過程中為淺人所加，所以各本都無此句。許國璋依據段注，稱“這是非常精彩的一句”，完全是無的放矢。如果誠如許國填所解釋“‘文’是簡化了的圖形”，那麽這樣的“文”還能叫做“物象之本”嗎？象形文字怎麽會成為“物象之本”？不合情理。如果說

“文采”是“物象之本”，這很容易理解。14、《說文敘》稱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許國璋解釋說這是許愼的獨創。六經沒有‘字’這個字，秦時的刻石有‘文字’。把文和字分開來講，又把‘字’解作有聲的,並且是象鳥生子那樣漸漸增多的東西,這是許愼卓越的見解，也是重要的語言學理論。”許國璋說的“六經沒有‘字’這個字,秦時的刻石有‘文字’”是完全根據段注，他應該註明一下，以免誤會是他自己的學術判斷。他這樣行文顯然不規範。另，上文已言《說文敘》說的“字”並不是專指“形聲字”，也包含沒有聲符的字。其實許愼此言最關鍵的核心是說“字”的音義來源於“孳乳”的“孳”。這是解釋“字”作為詞的語源問題（而且此二字都從“子”，所以在字形上也有關聯）。如此關鍵的語源學問題，許國璋完全沒有看出來，顯然缺乏古漢語文字學的專業眼光。許國境空言理論，殊未中肯。15、《說文敘》稱:“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許國璋解釋說:“這裏許愼敘述漢語語言文字發展從文到字又從字到書的第三個階段,即産生了寫在竹帛上可以廣為傳播的語言，形成了‘書’。”其實《說文》這是解釋“書”的語源和形態特徵。“書”的語源是“如”，也就是要眞實地傳達事或心。其形態是用毛筆寫在竹帛上面，而不是用刀具來刻劃。這與語言學理論也沒有直接關係。許國璋還說：“許愼的說文和解字工作，主要是說明書面語的作用。”這話不嚴謹。“書面語”是和口語相對的概念,《說文解字》也解說了當時不少的方言用字，讀過《說文》的人都知道，無需舉證。這些方言字必然也存在於口語中，不都是書面語。16、許國璋此文結論部分之四稱:“漢語書寫形式的特點有二，一是分理別異，一是形聲相益。”這樣的表述實在有問題。首先，許先生用了很費解的“分理別異”一語,其語雖然是出自《說文敘》的“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但文字學本身從來沒有使用過“分理別異”這樣的說法。“分理別異”也絕不是漢字書寫的特點之一。其次,“形聲相益”是形聲字產生的重要方法，也並不是“漢語書寫形式的特點”。17、許國璋此文的最後一段稱‘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這是說,從庖犠到周末這兩千年間，還沒有出現統一書寫形式的漢語。”《說文敘》此言乃是講文字是發展的,經過每一個朝代都有所不同，體現了許愼的文字發展的觀念。《說文敘》上面剛說“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明顯是說縱向的發展而不是橫向的不統一。橫向的差異是《說文敘》後面說的戰國時代各諸侯國“文字異形”。總之,許國填此文問題甚多。由此可見許先生作為英語專家沒有學通《說文解字》。上揭姚小平之文還稱許先生重視理論，不重視材料。以我所知,這是確實的。更觀《許國璋論語言》中的《LettertoNoamChomsky》（《給喬姆斯基的

信》英文本），許先生在此文中居然說:語言學要麼是哲學，要麼什麼都不是。■這表明許先生不懂得考據學的重要性。但許國璋先生此文有一個觀點稱:中國古代的“字”相當於西方語言學中的“詞”。■這卻是很正確的見解，是許先生此文的可取之處。我在北大中文系常常聽見學者們辯論如何區分古漢語中的“字”和“詞”。■—般人似乎沒有注意到許國璋先生的這個觀點,這是不應該的疏忽。我在北外讀日語系本科時’許國璋先生曾讚揚我比英語系的學生好學。我有一次在王佐良敎授主持的翻譯硏討會上狂妄發言支持北大許淵沖敎授的觀點，當面頂撞過王敎授。許國璋先生後來聽說後不但沒有怪我，反而誇了我幾句。我這裏對許先生的諸多批評只是因為“我愛我的老師，但我更愛眞理”，並不妨礙我對許先生的尊敬。⑩參看《許國璋論語言》第165頁，另可參看《許國璋論語言》中的《論索緖爾的突破精神》和《布龍菲爾德和索緖爾》。⑪參看《許國璋論語言》第75頁。⑫還有“詞”和“詞組”的界定。這樣的區分好像是趙元任首先提出來的。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學會代表向青海省委副秘書長侯鹏寧致送出版物，並與王志忠（左一）及鄧玉蘭（右一）合照

文獻學會靑海交流賦歸冀加強兩地文獻領域合作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赴靑海訪問交流一行已賦歸。期間沿古絲綢之路深入祁連山,探索淸朝時期滿藏文獻，了解當地各民族宗敎文獻資源，藉此宣傳澳門。會長鄧駿捷稱此行旣可推廣澳門,也讓成員深入認識靑海明淸時期在文化尤其宗敎方面發展。澳門與靑海擁有共同的文獻特色，即多元文化匯聚，雙語或多語種文獻並存，日後雙方宜保持互訪，冀在文獻領域有進一步合作。檔案數字化便民此行由會長鄧駿捷和理事長楊開荊率領，團員有顧問朱壽桐及陳美動、邵朝陽、馬雲駸、練慧僑、汪欣欣、楊笑菡等，於六月廿三至廿八日到靑海西寧市、海北藏族自治州、黃南藏族自治州交流學習。其間獲國家檔案局長李明華高度關注，協調一行訪問省檔案局（館）、民族大學、博物館等機構。另獲省委副秘書長侯鹏寧等熱情接待,侯鵬寧認為文獻工作甚為重要，兩地同樣有深厚而多元的文化資源，檔案文獻是重要的史證資料，保護和利用是社會發展趨勢。期望兩地今後在文化資源發掘和檔案文獻領域加強交流,拓展合作。學會一行參觀青海民族大學内的民族博物館交流團拜訪省檔案局時,獲局長王志忠、副局長鄧玉蘭等熱情接待，負責人簡介了該省概況，還引領參觀檔案局珍藏文獻，現館藏各類檔案資料始於唐代，

約三十萬卷（件、冊），涵蓋該省經濟、政治、科學、文化敎育等歷史，充分反映該省各族人民寶貴精神文化財富。不乏珍貴拓片、書法、古藏語文獻及像章寶物等。檔案館已全面開展數字化工作，旨為保護檔案原件，更望推廣公衆査閱和使用。拓兩地交流合作一行人還拜訪了靑海民族大學，與該校副校長谷曉恆、祁蘭校辦主任及校民族館負責人交流並參觀校園設施。也特別參觀了設於校園的民族博物館，了解靑海各民族文化習俗及文獻，與該所大學人員探討明淸時期的相關文獻資料及靑海民族共融史實。楊開荊稱,功德林寺院文獻及天主敎檔案，皆列入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兩系列文獻遺產代表澳門的多元文化及内涵，同獲國際認同,凸顯保育價値。有關工作引起當地文獻工作者廣泛關注，深信未來有很大合作空間。(《澳門日報》2016年7月5日）

慶祝功德林文獻列世界記憶名錄文獻學會續推廣本土文化為慶祝功德林文獻成功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功德林寺院昨日舉辦慶祝晚宴。雙方負責人表示，功德林文獻不但是一所寺廟的佛敎典籍，更見證澳門佛學淵源，發掘和整理有關史料能彰顯澳門的歷史文化内涵。帶動女子佛學教育晚宴昨晚六時半於功德林舉行，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盛剛、副處長陶峻，澳門基金會硏究所處長鄭妙思，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梁玉華，立法議員麥瑞權,觀音堂住持良悟法師，中華敎育會顧問劉羨冰,澳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楊秀玲,澳門鏡湖醫院代院長吳培娟等嘉賓，以及功德林住持戒晟法師，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荊等出席。出席嘉賓與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功德林寺院負責人合照戒晟指出，澳門無量壽功德林建於民國初年’此座曾為佛敎學院的廟宇,帶動鄰近地區的女子佛學敎育。二戰期間,功德林為文化名人、僧人等營造了交流平臺。他們在此學佛論道、傳播佛敎文化及思想交流,為澳門積澱文化及留下豐富的文獻遺產。是次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對宏揚佛敎文化、傳承中華瑰寶、展示澳門深厚底蘊、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等,具深遠影響與正面作用。

珍貴文獻約六千件鄧駿捷、楊開荊表示,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區委員會第七屆會議早前於越南舉辦，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代表赴會，向十多個國家及地區八十多位代表引介功德林寺院文獻内容及其歷史價値。該批珍貴的文獻記錄明末至二十世紀中期的珍貴古籍、手稿、名人書信及字畫、貝葉經等,共有二千種約六千件,具重要歷史意義。申報獲評委認同，最終成功入選。是次乃該會繼二〇一〇年為澳門天主敎文獻申報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後，又一次佛敎活動文獻成功列入，可見澳門的多元宗敎文化特色。鄧駿捷（左）、楊開荊（右）移送世界記憶名錄證書予戒晟該會將繼續深挖和整理文獻,推動年輕人參與文化資源整理,加深認識本土文化。日後舉辦更多工作坊,加強與國際交流。(《澳門日報》2016年7月9日）

文獻學會拜訪中聯辦介紹工作記憶學術中心11月開幕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荊等一行七人，日前拜訪中聯辦文化敎育部，雙方交流氣氛熱烈。鄧駿捷首先介紹了學會的宗旨及以往工作。楊開荊分享了未來的計劃，指近期與UNESCO世界記憶工程國際諮詢委員會溝通，將與澳門城市大學共同設立UNESCO第一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預計在十一月開幕。該中心將成為亞太區與世界記憶工程的平臺,令澳門在文獻信息硏究領域地位提升到國際層面，向國際社會宣傳澳門的文化和文獻價値。同時，學會將繼續整理澳門的文獻檔案、出版學會硏究，以及培養年輕人。相信通過挖掘整理文獻，提升本地靑年人對本土文化的了解，將有助利用深厚的文化資源，轉化成文化產業的元素。趙川東（左四）與文獻信息學會一行合照文敎部副部長趙川東肯定學會工作,提出幾點建議:一、大力挖掘澳門文獻資源;二、推動歷史檔案文獻的有效利用，為社會硏究提供素材;三、利用網絡技術,提升管理效益;四、積極與内地重點科硏機構合作硏究澳門及海外的澳門文獻、通過展覽、出版等多元手法宣傳及推薦澳門現有文獻;五、推廣及提升本澳靑年對本土文獻的認知及了解，關注保育澳門傳統節慶風俗。參加拜訪還有沈振輝、尹德剛、陳美動、馬雲駸及郭濟修,並向趙川東致送學會出版品。並邀請中聯辦文敎部參加十一月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成立典禮,趙

川東表示將大力支持。(《澳門日報》2016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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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題簽:李鵬翥責任編輯:汪欣欣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6年第3期•總第十八期)主編：鄧駿捷副主编：楊開荊沈振輝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贊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排版印刷：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次：2016年12月印數：1，000本ISSN2077-1479定價：澳門幣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