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6年第2期(總第十七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 熱烈祝賀《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澳門功德林檔案文獻（1645-1980》成功入選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彰顯澳門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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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錄【文獻考論】明儒李三才及其傳世文獻考査紀要...................................................賴貴三1沈周《客座新聞》的版本流傳及其文獻價値.......................................許勇15論胡承琪《毛詩後箋》的解經方式與禮學造詣...................王承略郭超穎24《論語後案》標點失誤二H則............................................................耿曉銮31【文學視野】明代散曲家周瑞生平考略....................................................................趙鏵36《漁洋山人感舊集》成書與版本考論....................................................袁鱗46翁同龢與嚴虞惶、錢廷錦手批蘇詩...................................................樊慶彥53關索硏究綜述........................................................................................王先勇64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中共革命理想的文學表達...................趙偉73【語言文化】《祖堂集》“巡之於”釋........................................................................張秀淸85論何維栢籍貫之爭的過程與性質.......................................................吳勁雄88晚淸科學家鄒伯奇的方志輿圖測繪成就淺論...................................李薇96哈薩克族的部落淵源探析....................................................................楊凌104【澳門硏究】澳門功德林文獻遺產與《世界記憶名錄》...........................................楊開荊113五邑僑史文獻中的“澳門印記”——略論澳門在五邑僑鄉形成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黃柏軍]26【序跋書評】《馬交與支那諸名考》序........................................................................張海鵬137
  • 大廣海灣藍色文明記憶與可持續發展經濟—《嶺南五邑海洋文化研究》（代序）...................................田若虹140道敎文獻語言硏究的探索之作—《中古上清經行為詞新質研究》評介...................................劉祖國159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164稿約....................................................................................................................177
  • 明儒李三才及其傳世文獻考查紀要賴貴三*一、李三才生平學行傳略根據《明史•李三才列傳》與周駿富所編《明人傳記資料叢刊》：李三才(1552-1623)，字道甫，號修吾，生於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卒於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十月，享壽七十二歲。世代為武功右衛軍籍，陝西臨潼人。因其祖父調衛燕京，其父移家至順天府通州（北京通縣），於張家灣定居(今北京市通州區東南）。登萬曆二年（1574)進士，列二甲七十名，授戶部主事，歷山東僉事、河南參議、大理少卿、郞中、御史中丞;與南樂魏允貞（1542-1606)、長垣李化龍（1554-1611)以經濟相期許。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至萬曆三十九年(1611)期間，奉旨擔任“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管河道”，為明朝漕運事務的高級官員。李三才有詩才，錢謙益（1582-1664)《歷朝詩集小傳》錄有其傳，陳田《明詩紀事》卷十一、朱彝尊（1629-1709)《明詩綜》卷五十二，都收有其詩。李三才在管理漕務時，又有一本記載《撫淮小草》（或作《漕撫小草》），陳子龍（1608-1647)主編《明經世文編》卷四二一選錄其中六篇奏稿。此外，明儒陳豁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三，載有〈撫淮小草序>;湯顯祖（1550-1616)《湯若士小品》與《湯顯祖詩文集》，都收有〈讀漕撫小草序〉；趙南星（1550-1627)《味檗齋文集》卷五，錄有〈漕撫小草序顧憲成（1550-1612)《涇皋藏稿》卷六，收錄〈中丞修吾李公漕撫小草序〉；文秉（1609-1669)《定陵注略》卷九，收有《淮撫始末》，可與東京大學典藏《撫淮小草》孤本對勘互校。又根據孫承澤（1592-1676)《畿輔人物志》與孫奇逢（1584-16乃）《畿輔人物考》記載，李三才“嘗語其子:身歿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車載出，一效張湯*賴貴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敎授。基金項目：本文係筆者執行科技部專題硏究計畫東京大學典藏明萬曆刊本李三才《撫淮小草》硏究”（2015.8.1-2016.7.31，MOST104-2410-H-003-103)硏究成果之一，特此申明誌謝。
  • 故事，亦足悲矣。公歿後，壙無志，墓無碑，所著《無自欺堂稿》、《雙鶴軒集》、《誡（戒）恥錄》諸書，無一存者”。此外，據朱彝尊《明詩綜》，以及光緒五年(1879)《通州志》卷八〈人物志•鄕賢•李三才傳〉記載，李三才還著有《灼艾集》、《無自欺堂稿》與《鹪鶴(軒）詩集》等，又有《永慕錄》著目，可惜現均不存，僅見詩碑拓本與〈合刻李何二先生詩序〉。唯一傳世的孤本專著，為東京大學典藏《撫淮小草》，皆已考見，以下各紀其要，提供學者硏究參考。二、李三才詩碑拓本明刻“李三才詩”，單幅石印楷書墨拓本(3277cm)，典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筆者於2015年12月15日，親訪目驗，並攝得複本存參。此五律釋文如下:“萬里功名在，千禰(秋)祀事成;追崇天子意，報効後人情。松月臨軒白，鑪煙入夕淸;徘回思世德，忠孝自家聲。關中李三才都御史。”三、李三才〈合刻李何二先生詩序〉李三才輯校《李何二先生詩集》，線裝四十八卷、十六冊、三函，典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該館據李三才〈合刻李何二先生詩序〉末題記萬曆壬寅秋月關中李三才道甫書於海陵官舍”，著錄版刻年為“明萬曆三十年（1602)”。筆者於2015年9月25-28日，於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參加會議期間，親往北京大學圖書館考查李三才相關傳世文獻，僅得此詩集；同年12月7日，託北大歷史所博士生趙永磊學棣申請攝得序文照片，以資存參。
  • 《李何二先生詩集》即明儒李夢陽（字獻吉，1473-1530)、何景明（字仲默，1483-1521)二家詩集。本刻版卷前，為李三才〈合刻李何二先生詩序>，序題天頭有“張”朱文篆印一方，不知何人？序題下有“李氏（朱文）臧（藏）書（白文）”陰陽合珠篆文典藏印記，當是李三才家藏鈐章。特鈔釋標點序文如下，以備硏參：“詩言志，歌永言。”古三百篇皆貞臣、思婦、志士、勞人，抒其幽憤，而寫其性靈。故有實際，而後有獨知；有獨知，而後有深語，非苟焉已也。明興以來，人文蔚盛，而北地信陽，並以詩崛起，可法可傳，蓋深得風人之旨云。余每誦其詩，想見其人，屬新安吳子合刻其集，而請序於余。余則謂：“二公之詩，二公之人為之也。獻吉疏論壽寧力排逆瑾，再摧再僕，其氣益增；而仲默則上書政府，援獻吉而出之厄，卻廖中貴之千金，不以不義機其友。嗟嗟！若二公者，豈徒在詞章、技藝間哉？李詩沉著悲壯，何亦俊逸清新，要皆根於公忠節孝；經以險阻難難，自吐肺腸，發之口吻，調雖不同，而其存君謀國之深心，感時閔世之至意，則固如出一轍矣！夫唐詩名家並稱‘李、杜’，少陵則許身稷契，一飯不忘君；供奉諷議人主，氣折大琯，比之二公，事頗相類。前有‘李、杜’，後有‘李、何’，今茲之刻，豈不然哉？若乃不本性情，不由實際，字櫛句比，爭妍鬭華，甲可移之乙，尾不顧其首，間有一二可誦，亦祇流連光景、依違雲樹而已。乃遂嘵嘵號於眾，曰：‘我能詩，我能詩，出李、何上。’非不示艷一時，百世而下，自有具隻眼者，其誰與之?然則，今之學詩者，尚以李、何為法哉？學李、何詩者，尚以李、何之人為法
  • 哉？若曰：‘吾為詞章、技藝而已。人何必李、何？’恐詩必不李、何，何也？以非三百篇旨也。於戲！不有二公，少陵、供奉幾為絕響也已。”萬曆壬寅秋月關中李三才道甫書於海陵官舍。序文最後，各鈐有二方朱文篆印：“御史中丞”、“名余曰三才兮字余曰銜父（道甫）”。從此序文，可知李三才對於李夢陽、何景明二家詩及其德之景仰推崇。四、李三才《撫淮小草》2016年1月22-31日，筆者特別前往東京大學移地硏究，親訪考校李三才《撫淮小草》版本内容。筆者於該校總合圖書館一樓古籍部，雙手敬捧兩大函各分八冊之《撫淮小草》，進入一樓“南葵文庫”大閱覽室，古典靜謐，鴉雀無聲，振奮激動兼而有之。俯首逐冊逐頁翻覽檢視，神交古賢，宛如夢中一般，虚實之間，游心騎懷，樂不可支。經查1923年關東大地震，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幾乎全毀，七十餘萬冊圖書灰飛煙滅。復據“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典藏印記，此書登記於“大正十三年”(1924)編號“文5905”，即地震後之次年，此書原藏“東洋史硏究室”，故未受波及損毀;於“昭和七年”(1932)始移送總圖書庫。至於雕印刊本何時購入？何人經手？購資幾何？如何流傳？經塡單申請，迄未回音解惑，未明其詳。惟據此書“帶出期限票”，有唯一注記“返卻日:2000.1.11”，可知此書曾經借出，而於此日歸還。
  • 《撫淮小草》為明萬曆刊本，凡十五卷，十六冊，分裝二函。卷前有萬曆三十年（1602)祝世祿〈李中丞公《撫淮小艸》序〉、朱吾弼〈《撫淮疏艸》序〉與陳璧〈《撫淮小艸》敘〉三篇，以及萬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小草》自敘〉一篇。原係“東京帝國大學”收藏，今典藏於“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於“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漢籍目錄”，編號為：“東大總G30-564”，封面右下角書記:“30/546”，四部分類為史部•詔令奏議之類•奏議之屬”。此書卷首前鈐有正方陽文篆印一方東京帝國大學圖書印”，版面長約29公分，寬約19公分;正文内頁長約23公分，寬約16公分，天頭4公分，地腳2公分。此書序跋版心上書標題，雙魚尾下記頁次，每頁各6行，每行約12字上下之間，每行寬2.5公分。正文每卷首行為書題，次行署“關西道甫李三才著”；版心上書“撫淮小草”標題，雙魚尾下記卷次與頁碼，毎頁各9行，楷書雕版，每行約16字上下之間，每行寬1.5公分。此書首篇序文為行草書刻印，書法甚善，標題下鈐有正方陰文篆印“祖香讀過”，惟“祖香”究係何人，經査未悉。
  • 凡以下序跋，筆者逐字釋文，標點分段;其中因筆法不淸，無法辨識者，率以□示之：1.祝世祿：〈李中丞公撫淮小艸序〉余見中丞李公道父所為書，號《雙鶴軒集》若干卷、《撫淮小草》若干卷，悉近所刊行，其藏於家者，不與也。近世士穎異者，率以詞人自命，於當世治亂興壞之理，廢焉不講；而所為詞，第衣繡其轚悦，一無當乎性情。公獨閡深流麗，長於諷諭，今所行古今諸詩是已。乃余讀公《小草》，蓋尤悚然三嘆焉。公以弱冠登朝，方起艸計朝，何關言責，而即勇言當世之得失，憤直臣見飿，上書指陳要人懷私不忠，擯斥異己，以感動天子之意。雖以忤時得調，而直聲聞天下。主上旋感其言，召為南儀曹□翔藩臬；至晉為中丞，并府淮陽。上之知公可謂深，而公不為不遇矣。頃中人以榷卯之役，御命四出，亡命作姦之人多附麗之，海内被其毒，公言之璺璺懇懇，以謂宜擁護山陵，盡罷莞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至朋心為姦者，公即禽治之不少資，控虎豹之爪牙，庶幾不為旦夕害。又□不逞之徒，乘時搆亂，公因其萌芽逆折之。今滔天之患，弭於蟻穴，其功甚大，因請召還中人，臨人事，杜禍源，反復至數千百言。斯時也，主上有忻然受者，有時未盡酬，徐待於後者。即禍亂危亡不必然之語，不難披襟當之。鳴呼！公之能言，與天子之能容，何必古人傳公稱主，□臣直者乎？何其善也。自昔官豎挾城社之威，行恣睢之勢，士大夫稍欲自瑩者，孰不歛邀之？公獨橫身當其衛，覩民之蟊賊，不啻如虞鹞之逐鳥爵也，而遑恤其他。此誠億兆之長城，而社稷之衛已夫。九信而一迷，難以語忠；始壯而未渝，難以語專。公少以直言忤章執，服官二十餘祺，乃愈益發舒侃侃焉。惟國之大計是圖，眡士之一言賈譽夤炫，已而媒利者，為何如也？主上明聖，於公嘗一斥而即收，頃不無少枘鑿。安知上不憬然感寤，柄用公以竟太平之理哉？余故為之序，以發明公之本末，而與士民觀之，更知尊主庇民之大業，終屬公也。萬曆歲壬寅長至日，賜同進士出身、南京吏科給事中，友人豫章祝世祿撰并書。此序末題記為“萬曆歲壬寅”，即萬曆三十年（1602)。後有篆刻鈐印三方，分別是正方陽文“天垣諫議之章”、正方陰文“世祿之印”與長方陰文“字無功”。2.朱吾弼：〈撫淮疏艸序〉迬（古“往”字）不佞吾弼，初備秩留臺時，則修吾李公方為南纳言云。已，公奉上命撫治淮南北，不佞適承乏防江之役，得親親公行事為詳。一日，公出奏草若干卷視不佞，且屬之序。不佞既受而卒業，喟然太息，
  • 曰：“夫李公則誠古所稱社稷臣哉！社稷臣者，所為悦在安社稷也。有如不幸，微睹其不安之端，必首疾而目蒿矣！必食若荼而寢若刺矣！彼其中固有所大不悅也。且百念百計，轉不安而為安，以得其所大悅也。”我國家二百三十年來，薄海安於覆盂，盛矣！中間南北，雖間有倭虜之訌，以勤執事，然禍僅及於疆場，憂不在於社稷也。而自頃者，言利之臣進，至明主為之聽熒，分遣數十中人於外，以督責四方之入，而此數十中人者，壅淤上恩，因緣為奸，利各從惡，少年百輩躭躭而視人肉，於是海内嗷嗷，莫必其生，而社稷之隱憂伏釁，日釀日深，而不可測，譯者謂此數十中人之禍，甚於昔日之倭虜；而當事者之難，亦十倍於疆場之臣。何者？彼為門庭之寇，而此為室中之戈；彼之巢穴猶可檮，而此之城社熏灌之，所不能施也。蓋今內自兩畿，外則剜帶之藩十有三，其毒靡所不螯；守土大吏亦靡不焦思極慮，視四封如沸鼎；而公所賜履之地，北連青、齊，南盡江、淮、鳳、泗，陵寢在焉。方數千里，皆天下根本要害處，而中人之稅，於徐、於真者，鹺於揚者，礦於廬者，勾爪踞牙，環向而錯峙。公以一身獨戰群虎之禽，百方剪其翼、折其齒，奪其已甘之肉，而方數千里，得不盡委於其餓喙者，皆公力也。居者猶然安於廬，耕者猶然安於埜，四方舟車而至者猶然出塗，恃有公在也。草澤挺鋤之眾，欲為勝為廣為角為巢者，逆銷而不敢發，公聾弭之豫也。而公之抗天觸雷，遽以其身試禍者，亦至矣！即今公奉明詔，總大眾，以去倭虜，從事其勞，不過核尺籍伍符，申嚴約束，如身使臂，而臂使指，戰勝於堂上可也。何至難危若是哉？凡公先後所具疏，無慮數十萬言，其條國家形勢，述民間疾苦，悃款罵至，大旨如漢•劉向、唐.陸贄，而慷慨激烈有加焉。蓋公之心，惟欲社稷之為泰山、為磐石，而又懼其為脅碁、為覆隍，其勢丞故其情危，其思深故其語切，讀者由其所大不悦，而其所有大悅者，可知也。主上英喆，雖弗快人讜激，定喜人忠直。公犯其所弗快，中其所喜，淮揚臥治，帝固有意乎！黯者它日，秉正當軸，國家終倚為社稷臣。天子葵葵，自今曰矣！萬曆壬寅九秋既望，高安朱吾弼序此序行書刻印，筆力遒勁，書法佳善。題記亦為“萬曆壬寅”三十年（1602)。3.陳璧：〈撫淮小艸敘〉嘗聞人主之患，在不受人言；人臣之病，在不盡言。不受言者，忘其國者也；不盡言者，薄其君者也。人主樂受，而人臣好盡，則其隆之世，不數得也。惟人主啡而不受，人臣盡而不倦，嘗竭其憂危悃款之誠，思造宗社無疆之福，發其痛哭流涕之詞，冀收感動改圖之益，斯藎臣之用心，豈養榮持祿、苟且塞責者，可同日語哉？余蓋於大中丞李公《撫淮小草》，重有
  • 感焉。公始為郎，已以直言顯當世，士爭仰如泰山北斗，主上亦深知中丞，目為社稷臣久矣。往念淮北咽喉重地，非鼎臣莫可填撫，而以屬之公，出上意特簡也。公而挾疇昔宿望乎，第申明功令，振暢威靈，去苛蠲煩，獎廉汰墨，俾海波不揚，潢池無警，衽席一方之元，又斯亦奇矣！由此雍容委佩，需次臺衡，公孤直旦莫耳。即不有明諌顯諍之烈，亦足以標素流青，雄視百代，夫何庸於焦唇乾舌，嘵嘵然取主上之弗樂為也？噫嘻！是豈公之用心哉！自礦稅播虐，民生日蹙，茹毒飲恨之兆，庶奚難於一逞；察微見景，瓦解土崩之勢成矣。九閽嚴邃壅蔽滿前，且有稱萬年之觴，謂時當極治太寧，無足為吾難者。上固神聖，其胡由知之？眾方泄泄，若燕雀之處堂，倖旦夕無事:吾復哆口調停，含嘿固寵，如國家大計何？古有一言悟主，能使好大喜功之君，翻然罪己，卒之轉亂為治，易危以安，成千載英辟之名，則人主受言，亦何常之有乎？吾奚忍於逆料，吾君之必不吾聽，坐視危亡而莫之梂也？茲公之所為心耳。今讀諸疏，無慮數萬言，大要在收拾人心，凝祈天命惓惓，以罷開採之役，止無藝之征，召還中使，為萬姓請命於上，至以去就爭之，必欲得請而後已。反覆開導，憂深論切，雖觸時所忌諱，犯主之怒弗顧也。令起屈大夫、賈太傅於九原聽之，亦當慷慨悲壯，此豈持祿保位之具臣，所能窥其際耶？不佞壁屬公綱紀之下，獲卒業茲編，自惟曩者立在交戟，曾弗能少有建，明當公疏一呋，茲伏處疏逖，心即忤忤然動，詎能言乎？故特僭申片詞於簡末，以託不朽，庶幾蒼蠅附驥之義云爾。曰文也，與哉？整飭揚州海防、兵備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陳壁拜手謹書。此序基本為楷書，偶有行書筆法刻印，書法端麗。後有鈐篆印兩方，分別是正方陰文“陳璧之印”、“□□父”。按：陳璧，字瑞卿，疑此當作“瑞卿父”，“父”同“甫”，即男子之美稱。4.李三才：〈小草自敘〉壬辰之歲，余自晉乞歸，未幾，至於大故，遂允，有終焉之志。臺省諸公，謬相稱引於朝；主上過聽，起於田間，於今又復六年。己亥八月，受事茲土，時值多艱，萬室如燬，拮據赴之，莫能救藥；小才大任，其效亦略可親•矣。間有一暗疏草，關係大政，揚之司理請存之，以志歲月，余不之拒也。余亦從此逝矣，《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余上負天子，下負朋友，度身度時，惟欠一去耳，命之曰《撫淮小草》，夫固所謂處則為遠志，而出則為小草者也，聊自媿也，亦自責也，又自哂也。萬曆庚子夏五月，道甫李三才自敘。此序基本為楷書，偶有行書筆法，書法較前二序，筆力益遒，行氣尤正。此序開
  • 頭之“壬辰”，當萬曆二十年（1592)，李三才時四十一歲。其後“己亥”，當萬曆二十七年（1599)，李三才時四十八歲。序末題記“庚子”，當萬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時四十九歲。後有鈐篆印兩方，分別是正方陽文“李三才印”、正方陰文“御史中丞”。本書目錄總十一卷，凡九十八疏。第一函八冊，冊數、卷次、起迄頁如下:第一冊一一卷之一（凡十二疏），頁一至三十五。第二冊__卷之一，頁三十六至七十三。第三冊一一卷之二（凡三疏），頁一至六十八。第四冊——卷之三（凡十一疏），頁一至六十八。第五冊一一卷之四（凡五疏），頁一至六十六。第六冊一一卷之五（凡六疏），頁一至六十八。第七冊一一卷之六（凡八疏），頁一至六十六。第八冊一一卷之七（凡九疏），頁一至七十三。第二函八冊，冊數、卷次、起迄頁如下:第一冊一一卷之八（凡十一疏)，頁一至七十四。第二冊—卷之九（凡十五疏），頁一至六十五。第三冊一一卷之十(凡九疏），頁一至七十六。第四冊——:卷之十一（凡九疏），頁一至六十八。以上皆為“奏議”陳疏，但於卷之十一正文之後，尙有卷之十二至卷之十五，凡四卷，前兩卷皆為“牌劄”，後兩卷為“吿示”與“批詳”；各條内容未著於卷前目錄，以下續錄卷之十二以下各起迄頁。第五冊一一卷之十二，頁一至六十一。第六冊—卷之十三，頁一至三十五;卷之十四，頁一至二十二。第七冊一一卷之十五，頁一至五十。第八冊一一卷之十五，頁五十一至九十八。此書卷後，另刊讀記二篇與跋記二篇，錄釋於下備參：1.董基：〈讀李道甫《撫淮小草》〉唣乎！西夏一變，所糜費國家財力何限？其所殺戮生霜又何限？無論國體矣。頃趙豎情形，直欲附於陳勝、吳廣之流，向使遲之時日，則攘臂一呼，四方響應，如火之燎原，其尚可撲滅，乃道甫咲譚之間，賢於十萬之師，其所省物力，及全活生靈，又不知幾十萬矣！誰謂吾輩負國家哉？且自有礦稅以來，中襠搏人而食百姓，在又思亂，寧獨趙豎而已？君門萬里，誰復知者？且每小臣言事，斥為好名，逆為干進；道甫既名滿天下，又大中丞，貴重矣，何為也哉？無亦心不容已，義不可已，庶幾冀一感悟，救民於水火之中，故身之去留、榮辱不恤耳。使在事皆爾，則圖之未蔓，何至有今日？不然，即共力爭之，聖心亦未必不可回，亦何至終於今日？吾讀是艸，蓋三復流涕云。萬曆庚子中穗日，友人東莱董基書。此讀記為楷書，偶用行書筆法。“萬曆庚子”，當萬曆二十八年（1600)。後有正方篆印兩方，陽文“董基”、陰文“廷尉之章”。2.沈灌：〈讀《撫淮小草》〉
  • 不孝灌以先司空故，奉諱南奔也，煢煢疚以瞀寢食，臺弗知，矧皇知外？會道淮，得靓中丞李公《撫淮草》，猶憶庚子便覲時，先司空亟稱中丞公，定變不動聲色，蓋政就一二疏草梗概云。今見是書，函而歸家，則九京不可作益，甚臺私衷也。稍約略序意，知中丞有遠心。嗟乎！以屢人匍匐所徑，漕艘啣尾，萬河不絕者綫耳。此地又不獨咽喉，此時重中丞，又不獨此地，寧詎冥鴻決志時？聊綴數行紙尾，亦以志先司空之意焉。萬暦壬寅春季，浙人沈灌艤舟下郅謹識。此讀記為楷書，偶用行書筆法，與前記略同。“萬曆壬寅”，時當萬曆三十年(1602)。後有正方篆印兩方，陽文“沈之印”、陰文“胥史氏”。3.楊洵：〈《撫淮小草》跋〉今上偶聽言利者計，而礦稅煩興，諸中貴所陳請，朝上而夕報可顧，獨枘鏨於中外諸臣之言，至於事或硬而遇有隱，則又未嘗不委重於守土諸臣，蓋以諸臣制天下之重，而後吾之私人得以獵取其間。上未始不洞然於此也。豈以其重如彼，其輕若此哉？淮南北襟喉江海，中貴之榷利於茲者實繁，洵謬以謭薄，承乏維揚，適與事會，日夜拮據以力，支於纷拏之間，無異螳臂，蓋岌岌乎殆者數矣。幸上念淮南北為天下重地，特簡大中丞李公來撫茲土，公素以忠鲠，受知於上，自郎署以歷中外，慷慨大節，雷動風行，皆發於忠悃至性，而操縱伸縮，則恆情有莫測者’上以故特重之，以為淮南北，非公不可也。公至則簡營兵，部署將領，以重彈壓，下令戒諸言利者，勿縱其爪距，犯者辄捕而置之法，詢民一切疾苦，以次論罷，疏凡數上，上皆報可。其大者，如止廬礦、停門稅、擒逆竪，皆宇内所同快者，於是諸中貴皆為歛戢，揚地稍甦。而不佞洵，奉揚憲令，亦得有所蔭芘，以少逭罪戾，久之，公不自懌，曰。“礦稅不止，則民害不息。奈何令海内，坐受荼毒之苦？”乃具疏極言之，不報；復連疏論之，言益切至。自礦稅以來，未有也。蓋公之初至，謂可調停，使民不大害，猶足相安；既而，目擊其狀，不勝感憤，不覺其言之盡，而論之激者，蓋當公之地，值公之時，親公所撫之民，而謂有所不欲言，與不必言者，皆非其意也。公知盡所當言，發所欲言之意已矣，又烏知平日勳名，足以為重，而不必於言’與夫言之益以為重於天下，而有心言之哉？言之不聽，則吾可無憾。逆探其上之不聽，而遂不為之言，公弗忍也。且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矧大臣素著威望於朝，為主上所倚信而敬憚者，其重非特銖兩也。藉令當事者，皆如公言弗已，安知主聽終不移也。夫人情向利者，不可以義理禁，而可以利害奪。然方其意有所偏溺，則雖曉然於利害
  • 之分心，是其言而重，失其所溺，常愎而不用，及其所溺者，有時而厭，未嘗不深思嚮者之言，而飜然改焉。愉拂之機，相反而實相待，人情大都然矣。然則，公烏得無言，而又烏可無公之言哉？今外之閭閤，日就窮蹙；而内之帑藏，日以盈羨，度上意亦已稍厭，豈其終溺而不返？會且梘礦稅之害，翻然思公之言，而一朝報罷也，洵日望之矣！屬下吏直隸揚州府知府，楊洵謹跋。此跋為楷書，偶用行書筆法，與前記略同，後跋亦類此。4.徐鑾：〈《撫淮小草》後跋〉大中丞李公以節鉞撫茲江北時，則礦税之使驛騷道路，江准齊岱之間，戎且生心矣。公來而内政修、武備震，乃悉捕諸稅使，羽翼為奸利者，置以法；諸中貴人素憚公威名，則咸頫心弭耳，藏毒螯而未敢肆，故江北時稍康焉。公至逾半載，所條上封事無虚月，其大者，則在止廬、陽之開採，戢淮、徐之逆黨。疏具上報，可以一言而造百萬生靈之命，可不謂迴天之力哉！然公意猶未愜，曰：“主心一日不悟，利源一日不塞，即江淮庶幾無恙；忍令海内元元，坐視其荼毒，而莫之梂以死耶？”迄今疏愈懇，詞愈激烈，必欲以身去就，為天下請命。讀公疏，而見公忠君愛國之心’天地可以震動，鬼神可以感泣，頑懦可以生氣，豈以天子神聖軼代，有不幡然感悟，一正君而國定，在此舉矣！蓋公自為郎，即以諫顯，使主心一日未悟，雖以三孤九列榮公，不能一日安其心於朝廷之上，區區鎖鑰之權何有？公之行止、去就，亦在此舉矣！鑾承乏攝篆海陵，請鋟公疏，為董其役，知公非久於江北者，當令吾曹屬吏，讀公疏而感動奮發，皆將捐功名、死生，以發舒其憤懣敢言之氣，則夫不負公知己者，乃所以不負朝廷者乎！遂拜手，而志之末簡。屬下吏揚州府推官’徐鑾謹跋。由以上《撫淮小草》序跋及卷次内容可知，由於萬曆中葉以來，連年征戰及宫殿火災，於是財政急遽惡化，遂有“征礦税”以充實國庫之窳政。因此，整部《淮撫小草》可以說是萬曆國政衰敗、民生凋敝的縮影寫照，也是一位深具經世韜略的有志士大夫，眞切篤實的理政心聲。五、結語據史載萬曆十年（1582)後的二十餘年間，即萬曆十一年至三十多年左右，由於萬曆三大征一一萬曆二十年（1592)至萬曆二十六年（1598)抵抗豐臣秀吉(1537-1598)的援朝鮮戰爭，萬曆二十年（1592)平定哼拜之亂與萬曆二十二年
  • (1594)至萬曆二十八年（1600)鎭壓楊應龍（1551-1600)與其他的苗族部落叛亂。益之以宫殿火災，使得國用匱乏，於是才征收礦税。由於征收礦税，係由朝廷欽命派遣宦官執行，直接繳入國庫，並不受到中央及地方官的節制，便產生各種嚴重的弊端，使國家政治及人民經濟起了重大變化，國窮民蹙。據明儒顧起元（1565-1628)《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4月，卷七，頁232)謂：余猶及聞教坊司中，在萬曆十年前房屋盛麗，連街接弄，幾無罅地。長橋烟水，清泚灣環，碧楊紅藥，參差映帶，最為歌舞勝處。時南院尚有十餘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門待客其後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為茂草，舊院房屋，半行拆毁。近聞自葛祠部將回光寺改置後，益非其故矣。歌樓舞館，化為廢井荒池，俯仰不過二十餘年間耳，淫房衰止，此是維風者所深幸，然亦可為民間財力虚赢之一驗也萬曆征收各種礦、鹽、珠等商業税，主要是為了充實私房内庫，而專派太監充當稅監，違反國家體制，因此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李三才即為反對最為激烈嚴切者。太監奉皇帝欽命，肆無忌憚，違法亂紀，以致各種駭人聽聞的弊端層出不窮。根據統計，當時税監所收之税，僅百分之十至三十五左右，歸進皇帝的内庫，其餘則落入宦官之手，大飽私囊;因此，征收礦稅的最大獲益者，其實不是皇帝，而是這一小撮貪得無厭的宦官們。當時朝中大臣反對礦税奏疏甚多，尤其以萬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撫淮小草》卷之三〈第一停罷礦稅疏〉為最激烈。由李三才上疏内容，有幾點値得注意：首先，礦稅繁興使萬民失業;其次，捜括之政令頻下，阻撓者皆得罪;再者，收税者多為無賴之徒，假旨詐財的行為屢見不鮮;最後，李三才提醒萬曆皇帝，皇帝的職責在於使百姓衣食無缺，百姓地位雖卑下，渴望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卻無異於皇帝;若不能滿足百姓的基本需求，天下絕對不可能安定。李三才此疏，已觸及皇帝之職責、百姓之生存權利，與黃宗羲（1610-1695)〈原君〉所呈現的思想極為類似，差別僅在於未涉及君主專制的起源罷了。《明史》卷七十四〈職官三〉，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嘗云：“朕觀《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因用階亂。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又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明朝宦官作惡多端者，如：英宗之王振（？-1449)，憲宗之汪直（？-1559)，武宗之劉瑾（1451-1510)，熹宗之魏忠賢(1568-1627)，都是大家耳熟能詳者，他們所犯下的罪惡，可謂磬竹難書。萬曆皇帝派去征礦稅、珠税、鹽税的征榷之使，就是宦官，很顯然沒有將這個祖訓聽進去。由於萬曆至崇禎這一段期間，宦官為禍最烈者，不外乎萬曆時之礦監陳增、馬堂、陳奉、高淮、梁永、楊榮等人，以及天啟時的魏忠賢，最為貪橫，連《利瑪
  • 竇中國札記》中，義大利耶穌會傳敎士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都敘述了太監馬堂的惡形惡狀。因此，樊樹志（1937-)《晚明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上卷，頁560)，謂：礦税太監的弊端是制度性的，即對一種特殊權力缺乏必要的制衡手段。礦稅大監是皇帝直接委派，又直接向宫廷内庫進奉，不受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監督，又無制度保障可言，於是形成了財政上的巨大漏洞—征多繳少，太監們中飽私囊，大量財富落入他們私人腰包。萬曆三十一年十月，山西巡撫白希绣向神宗揭發，山西每年征解税銀45200兩，稅監孫朝只向内庫進奉15800兩，其餘29400兩全由孫朝以假稱拖欠的手法攫為己有。這就意味着65%的税銀被孫朝貪污了。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山東巡撫黃克缵向神宗揭發，稅監馬堂每年抽取各種稅銀不下25萬至26萬兩，而每年向内庫進奉才78000兩，七年之内隱匿税銀]30餘萬兩。所謂“隱匿”云云意味着70%以上的稅銀被馬堂貪污了。礦税太監之貪污，雖然造成人民極大的財物損失，但是掠奪式的征收商税所引發的民變，可能更為嚴重。這種設重重關卡征税的手段，等於一件商品重複課税，最後必將導致商品價格上漲，消費者的購買力下降，最嚴重的狀態可能是商業活動停止。更過分的是，侵占較痩弱商人之商品資金及各種非法的糧食税。而這些太監膽敢如此囂張肆虐，純粹出自萬曆皇帝的包庇，這也是李三才不斷連番抗顏上疏的主要原因。黃仁宇（1918-2000)《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税收》（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年1月，頁353-354)指出，萬曆三大征使明朝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財政狀況甚至比嘉靖、隆慶時期更糟。義大利耶穌會傳敎士利瑪竇也指出，萬曆中葉的礦税源於朝鮮戰爭後國庫空虛，並且因為宦官貪得無厭，導致人民普遍貧窮。參酌以上說法，再加上本文李三才《撫淮小草》的相關奏疏綜合看來，晚明神宗萬曆四十餘年間（1573-1619)，尤其自萬曆中期以後，可以說是由富轉貧的一個關鍵時間點，也是明代史上一個變化最劇烈的階段;不論是政治、經濟與學術思想各方面，都面臨了重大的轉變。明朝由富轉窮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整個國家社會自萬曆中期以後，人民普遍貧窮，生計日益困頓蕭條;而事實上，最為嚴重的關鍵，在於皇帝權要的掠奪，尤其以“征礦税”此一事件，在天災戰禍頻仍的明末，正是此時國勢消長、經濟榮枯的分界點。雖然，導致明中葉以後國家窳亂、人民困苦的原因很多，透過李三才《淮撫小草》奏疏可知，其中有源自制度設計不善者，有源自天災戰禍者，更有出於當權者之剝奪與税收弊端者。税收收入不足，意味着政府不能最充分地管理帝國的資源，實際上對納税人不利。由於正常的税收不能彌補支出，必要的
  • 項目開支就要通過其他各種方式來解決;而私下的派徵，因缺乏有效的審核，容易造成資金的浪費，往往更成為弊端叢生的犯罪淵藪。由於以自耕與佃耕為主體的脆弱小農經濟，導致税收不善，加上縣官里胥漠視稅收細節及缺乏監督機制，又因戰爭、天災頻仍，成為國政弊病多端的重要原因。
  • 沈周《客座新闻》的版本流传及其文献价值许勇*一、《客座新闻》的成书《客座新闻》是明代沈周撰写的一部笔记小说。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人称石田先生，晚年又号白石翁，苏州长洲人，《明史》有传。沈周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客座新闻》为沈周晚年编撰，在其去世时即巳成书。文徵明《沈先生行状》云：“先生所著诗文曰《石田稿》，总若干卷。他杂著曰《石田文抄》、《石田咏史补忘录》、《客座新闻》、《续千金方》，总若干卷。”①可知，沈周去世时，好友文徵明即已知道此书。关于《客座新闻》的成书过程，清代梁维枢《玉剑尊闻》卷三云：“沈周晚岁名益盛，客益众，造百客堂，每近暮，必张筵四方人，各令述所闻，书于简，曰《客座新闻》。”②其概况大概如此。但是，《客座新闻》中却有沈周去世后的史实，如卷六“夏德乾御史高洁”条有“正德十年八月十八日”之具体时间③，而沈周正德四年已经下世。又如有“王伯安遇仙”④条，王世贞有所辨证云：《客坐新闻》为沈周作，周以正德己巳寿终，而王公至正德甲戌始拜南鸿胪卿。今云云，恐后有好事者增益之，亦非沈笔也。⑤*许勇：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①[明]文徵明《甫田集》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3册，第185页上。②[清]梁维枢《玉剑尊闻》卷三，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③“正德十年八月十八日”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抄本。南枝堂本作“正德十八年八月十八日”，而正德无十八年，盖南枝堂本误衍一“八”字。④此条见于《今贤汇说》本，今一卷本、七卷本、十一卷本均不见。⑤[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七史乘考误八，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0页。
  • 由于《客座新闻》的流传情况复杂，故在传抄过程中有手民所增益、裁漏，这也是不可避免的除f内容的增损外，其题H也历经变迁、“客座新闻”即此书原名，后辗转传抄而为“石田翁客座新闻”。从沈周的著作命名来看，大多以其号“石田”或“田先生”冠于首，惟有《客座新闻》冠以“石田翁”。沈周未以“石田翁”为号，后人称之为石田翁，从《客座新闻》的成书来看，文徵明与梁维枢均称之《客座新闻》。从明清两代的书目记载以及他书转引来看，皆称为“客座新闻”或“客坐新闻”，未见有称“石田翁客座新闻”者。由此可知，《客座新闻》经后人传抄而增“石田翁”冠于首。二、《客座新闻》的版本流传《客座新闻》在明清两代的书目中多有记载。《万卷堂书目》、《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石匮书》、《明史•艺文志》均记录为“二十二卷'。⑥《述古堂书目》记录为“二十卷”’⑦《溏生堂藏书目》记录为“十四卷”。⑧《（同治）苏州府志》记录为“卜卷”。⑨《赵定宇书目》摘抄《稗统》及《稗统续编》目录，中有“客坐新闻二本抄《八千卷楼书目》记录为“十一卷，南枝堂抄本”。⑩可知，《客座新闻》版本较多，且多以抄本流传，《客座新闻》在明清两代也多为他书所引用《靳史》、《玉堂丛话》、《七修类稿》、《孤树裒谈》、《建文朝野类编》、《坚瓠集》、《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均引用了《客座新闻》中的材料。可以说，在明清两代，《客座新闻》是为当时文人所能⑥：[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下子类小说家作“客座新闻十二卷'《明代书目题跋丛刊》，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页而明代徐象怯刻本，明万历三十年刻本作“客座新闻二十二卷”今从“二十卷”之说[明]朱睦樺《万卷堂书目»卷Í小说家作"石田《客座新闻》二十二卷”，《明代书目题跋丛刊》.第1090页[清]黄虞稷《千顷堂15目》卷十二小说类作“沈周《客座新闻》二十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明]张岱《石匮书》卷三十七《艺文志》作“《客坐新闻》二十卷沈周续修四库全15第318册，第617页上。[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八志七十四《艺文忐》作“沈周《客坐新闻》二十二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33页⑦[清]钱曾《述占堂书目》作“沈周《客座新闻》二十卷”，参见《虞山钱遵王藏目录汇编》卷五子部小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⑧[明]祁承煉《澹生堂藏书目》作“《客座新闻》十四卷二册沈周，又《名贤说海》摘本”，《明代书目题跋丛刊》，第993页。⑨[清]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七作"《客座新闻》十卷，下小字曰“焦志二十二卷”。《（同治）苏州府志》，清光绪九年刊本⑩[明]赵用贤《赵定宇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清]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卷十四子部小说家类作“《客座新闻》十一卷.明沈周楞，南校堂抄本”。《八千卷楼书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中册第218页。
  • 见到的，所能参考的重要资料。这一点，从此书的流传的抄本和从书本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据现有资料所考，《客座新闻》现流传于世的只有抄本和丛书中的选本。抄本有：(1)《石田翁客座新闻》七卷，二册，明抄本，西塘陈鹄录正。上海图书馆。(2)《石田翁客座新闻》十一卷，四册，清初抄本。北京图书馆藏。(3)《石田翁客座新闻》十一卷，一册，清南枝堂抄本。南京图书馆藏。(4)《石田翁客座新闻》十一卷，二册，清抄本。北京图书馆藏。(5)《石田翁客座新闻》十一卷，二册，清顾氏小石山房抄本上海图书馆藏。丛书本有：(6)《客座新闻》一卷，《今贤汇说》本北京图书馆藏。(7)《客座新闻》一卷，《说郛续》本。(8)《客座新闻》一卷，《古今名贤说海》本。(9)《客座新闻》一卷，《五朝小说》本。(10)《客座新闻》一卷，《五朝小说大观》本。(11)《客座新闻》不分卷，《文献汇编》本。■现将各抄本略作叙录如下：(1)《石田翁客座新闻》七卷，二册，明抄本，西塘陈鹄录正。上海图书馆藏。半页十三行，行十九字，蓝格，四周双边，无版心。正文首页题下署“西塘陈鹄录正”。目录首页有“淡泉”、“大司寇章”、“香雪洞天”、“平原陆氏藏书”、“东滨□□耕烟祝子夏□雨楼书画之印”■藏书印。正文首页有“平原陆氏寿椿堂藏书印”、“延”、“灿”、“陆延灿印”、“宜斋祝子夏”等藏书印。正文末页有“海濒逸民平泉郑履准凝云楼书画之印”、“凝云深处清暇奇观”藏书印。按:“淡泉”、“大司寇章”为明代郑晓藏书印。郑晓，字窒甫，浙江海盐县人，卒于嘉靖四卜五年（1566)。故知，该本于1566年或之前即已抄成，后流传至郑晓处。“海濒逸民平泉郑履准凝云楼书画之印”、“凝云深处清暇奇观”为郑晓之子郑履准藏书印。末页有郑履准之印，且末页纸张、字迹明显与前面不同’盖此本在郑履准之时即已残缺，或为郑氏所补。卷首、卷末页正中均有“香雪洞天”藏书印，未知其详，待考。“东滨□□耕烟祝子夏□雨楼书画之印”、“宜斋祝子夏”应为祝翼康印。《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五“遗老高风”条有“耕■《文献汇编》本，今未见，待日后查找参考《江苏艺文志_苏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分册第265页。■未能识别字以□暂代。
  • 烟老农祝子夏《斯文快事》”，■又《（民国）杭州府志》有：“《斯文快事》，海宁祝翼康子夏撰'”■可知，祝翼康字子夏，可能为清初人，生卒年不详。“延”、“灿”、“陆延灿印”、“平原陆氏寿椿堂藏书印”为清初陆延灿藏书印。陆延灿字秋昭，江苏嘉定人，有《续茶经》流传于世、《续茶经》中有转引《客座新闻》中的材料I]■此本目录置于卷首，目录次序与正文虽多有颠倒，然皆可一一查实，似并无残缺迹象。盖陈鹄录正时仅录正七卷而已:此本与十一卷本前七卷相同，略有差异。如卷二无“太祖高皇帝埋宋諸帝遗骨”条，卷三无“杨客还子”、“畜类相制”两条，卷六无“猪首变人头”条。而卷五“倭人咏蜀葵花诗”和“航船诗”两条，为十一卷本所无。文中凡遇“上”、“朝廷”、“诏”等字词时，皆提行。(2)《石田翁客座新闻》十一卷，四册，清初抄本。北京图书馆藏。(4)《石田翁客座新闻》十一卷，二册，清抄本，北京图书馆藏。清初抄本半页九行，行十七字，或有十八至二十一字不等。版心书“客座新闻卷X”，无鱼尾，四周双边。卷首有“仲廉过眼”朱方印。后为《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出版。■每卷目录置于每卷之前。凡遇“上”、“朝廷”、“诏”等字词时，其上皆空一格。卷一多出“史员外确论”一条，与卷十一“确论”条ー致，盖误衍。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载“客座新闻十一卷”即为此本。■清抄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无格卷首有“抱经楼”藏书印。“抱经楼”为清代卢址（1725-1794)的藏书印。抱经楼藏书在民国初年，彻底散出。傅增湘云：“余于癸丑（1912)十二月至宁波灵桥门内君子营卢宅仿之，尽一日之力，记其大要。”■其《藏园群书经眼录》未见有此本记载。后归藏北图，期间波折不知其详此本与清初抄本抄写格式、字句多有一致处。如：凡遇“上”、“朝廷”、“诏”等字词时，其上皆空一格;字句与清初抄本多一致，略有手抄衍误。盖此两本同源，而清抄本后出。(3)《石田翁客座新闻》十一卷，一册，清南枝堂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清]吴寿暘《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民国]李榕《（民国）杭州府志》卷九十五，民国十一年本。■《续茶经》卷下之三引《客座新闻》卷《“吴僧捷大机诚信不苟”条ニ吴僧大机“所居古屋三四间，洁净不容唾。善瀹茗，有古井清冽为称。客至，出一瓯为供饮之，有涤肠湔胃之爽。先公与交甚久，亦嗜茶，每入城必至其所所引文字与此本文字相同。[清]陆延灿《续茶经》，《文渊阁四库全朽》第844册，第748页上。■“中国古籍善本目录导航系统”著录此本为“清初抄本”，《续修四库全书》首页题为“清抄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作：“石田翁客座新闻十一卷，明沈周撰:，黑格写本，九行十七字。(卷一首条为徐子虚为仙寄书，卷十一末条为陈主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三册第795页。⑲参考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版，上册第321页。
  • (5)《石田翁客座新闻》十一卷，二册，清顾氏小石山房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南枝堂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版心书有卷次及页数，上下黑双花鱼尾，四周双边。卷首有“钱塘丁氏正修堂藏书”朱方印。故知此本为丁丙、丁申兄弟之藏书。丁立中编《八千卷楼书目》著录为“南枚堂”本，盖“枝”与“枚”形近而误。此本抄写精良，装帧完美，错漏较少。其与上图明抄本、北图清初抄本差距较大’或其所祖本又另为一本，而今不存矣。清末，八千卷楼藏书卖与江南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的前身），此本即为其中之一。小石山房本封面题为“石田翁客坐新闻”。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蓝格’四周双栏，黑双鱼尾。每页左上刻有“顾氏小石山房抄藏”蓝色字。顾氏即为顾湘，刻有《玲珑山馆丛书》、《小石山房丛书》。■此本字小而清晰，抄写精良。与南枝堂抄本差别无几，然俗字较多。盖与南枝堂本同源而后出也。从以上论述可知，现存的《客座新闻》抄本中，以陈鹄录正本为最早，盖在1515-1566年之间抄成，但或已非完帙。北图所藏清初抄本为较早的十一卷本，然错漏甚多。北图所藏的清抄本与清初抄本同源而后出。南图所藏南枝堂十一卷本较佳，抄写精细，装帧完美，错漏较少。上图所藏顾氏小石山房本与南枝堂本亦同源而后出。然众本中，皆无特优者，只有南枝堂本略胜一筹而已。在长达五百年之间，此书无刊本流传，致使其书多有散佚。二十二卷本已不见踪迹，二十卷本、十四卷本、十卷本也未知其详。四库馆臣虽多次提及此书，然亦未纳人到《四库全书》之中。今所见只有一卷本、七卷本、十一卷本，亦非全帙。一卷本有七卷本、十一卷本所无;七卷本有一卷本、十一卷本所无；十一卷本亦有一卷本、七卷本所无。他书转引也有一卷本、七卷本、十一卷本所无。从对各版本的对比来看，《说郛续》本24条均从《今贤汇说》本选出，他家转引亦不出《今贤汇说》本的范围。《今贤汇说》本共100条，52条见于今十一卷本前八卷，有2条见于七卷本而不见于十一卷本，有46条为七卷本、十一卷本所无。据《中国丛书综录补正》，《今贤汇说》与《古今名贤说海》“行字，边栏同，亦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其收录笔记略有差异，但均收录了《客座新闻》。从《客座新闻》篇幅长短来看，《古今名贤说海》似出自《今贤汇说》。《说郛续》本与《古今名贤说海》本内容完全一致，而《说郛续》后出。《五朝小说》本为《说郛续》本的重刊本。民国时，上海扫叶山房将《五朝小说》略加抽换，出版为《五朝小说大观》。现将各版本源流图示如下：■参见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册第789页。■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中国丛书综录补正》，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第22页。
  • 《客座新闻》版本源流图三、《客座新闻》的文献价值作为一部具有原创性的文人笔记，其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一）从《客座新闻》的成书来看，“客座新闻”，顾名思义，即为沈周的众多门客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这对沈周来说，即是新闻，故记录之。明代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云：“客之常在座者，熟余生平好访求桑梓间故事，则争语往迹近闻以相娱，间出一二惊奇诞怪者以助欢笑。至可裨益地方舆夫考订载籍者，亦往往有之。”■可知，所谓客座新闻不仅仅是指街谈巷语、名士逸闻、奇人异事，更蕴含着讲述者和记录者（特别是记录者）的深意。在《客座新闻》中，沈周也常常表露自己记录“新闻”之态度，如在卷五“边军死节”与“渔妇投海”条后云：右二事皆节义所关。惜其边戍而小民，为之上者亦武并，不事文墨，不能上其事以旌异之。故其忠诚义烈，泯然无闻。使当文献之邦，骚人韵士亦为歌咏以阐扬之矣。悲夫！余因纪其事以俟好事者补其姓氏，以足其文辞幸甚。■■[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石田翁客座新闻》卷五，南京图书馆藏。本文所引《客座新闻》中材料，如无特别注明，均以南京图书馆所藏南枝堂本为准。
  • 沈周希望这些有价值的文献流传下去，为世人所传道。除了直接表露心迹以外，还有大量的故事传递了沈周的思考与心态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以《客座新闻》无论是对于沈周的研究，还是对于明代社会的认知，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二）从史学方面来说，《客座新闻》被当做"野史”或笔记小说的性质来看待。这种“野史”性质的笔记史料因其随意性可能更能反映某些历史的侧面，对于补正史之缺和了解立体的人物形象有一定的作用。对于还原当时的社会生活亦有一定的助益。首先，它记载了大量的友朋故事，涉及了沈周的交游状况，为沈周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卷一“李贞伯为神”条云：弘治癸丑，李范庵少卿应祯，字贞伯，疾亟，余遗子云鸿往候之。其神已溃乱，语云鸿曰：“我已不可为矣，此行当升我尚书郎，行矣。”云鸿以告余，叹曰：“辞乱矣乎！”已而讣至。余偕松陵史西村明古、郡人文太仆宗儒辈，相与经理其家事……其记载可与史实相对■又比史实更加详细生动。李应祯、史明古、文宗儒皆与沈周为友。又如卷二“吴文定公知大体”条记载了吴宽之事。吴宽，字原博，长洲人，谥文定。其早年即与沈周为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客座新闻》中涉及沈周朋友的有周忱、王钺、李贤、李应祯、史明古、文宗儒、王翱、李东阳、吴宽、朱希仁、桑民怿、胡忠安、徐有贞、张弼、谢缙、盛允高、王汝和、程敏政、祝枝山等等。众多的友朋进人到沈周的笔记小说中，这本身就是值得发掘的材料，对于沈周交游研究以及人物的探讨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其次，《客座新闻》中涉及的人物范围较广，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有一定的反映。上如《太祖高皇帝埋宋诸帝遗骨》、《中官王振误国》、《成国公嫁弃女》、《太宗文皇帝知相》、《开平王知遇》；下亦有《弟逆兄财》、《义仆》、《桑民怿嘲富翁》、《张翁遣婿》等平民故事其中亦有一些名人记载，如关于李东阳的故事，有《李翁改葬》、《李兆先嘲父》、《李西涯神童》、《翰林清逸》、《西涯识见高远》等。还有诸如红巾起义、张士诚故事等等。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许多涉及妇人为守节而死的故事，表现出一种称颂的态度，对研究当时的妇女情况亦有一定的帮助。如《雷击逆子》、《丐者执义而死》、《刘子贤孝友》、《郭■可参看陈正宏《沈周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作为研究沈周生平与交游的重要著作，《沈周年谱》很少用到《客座新闻》中的材料.，据笔者统计，《年谱》仅有三处用及《客座新闻》中的三条材料，即用《桑民怿嘲富翁》来印证沈周充粮氏之时的困厄（第55页），用《李贞伯为神》条印证沈周料理李应祯丧事之事(第231贞），用《施膚庵谢世》条印证“施文显卒”事（第290页）。
  • 女贞烈》、《赵妇贞节》、《乐妇邓氏守节》、《淮阴朱氏孝友》、《赵千户妻忠烈》、《云间张氏妇贞节》、《渔妇投海》、《兰节妇诗》、《新喻周氏女贞烈》、《周孝妇》再次，另有一些条目反映了边境问题及与外族外邦的交流，如《杨少儿献马》、《黄河套诸虏》、《达人贡马》、《边军劳苦》、《虏人易足》、《倭人咏蜀葵花诗》、《满腊伽国贡火鸡白马》等。另外一点，《客座新闻》多记载江浙一带故事，如苏州（长洲、昆山、常熟）、南京、无锡、嘉兴、上虞、海宁等地。对了解江浙一带的人情风物社会状况有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是一幅明代前期江浙一带的人物风情画，演绎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小故事。这也与《客座新闻》抄本多流传于江浙一带有着密切的关系。(三）从文献方面来说，《客座新闻》作为一部未被关注的笔记，其可发掘的材料非常丰富。如上图所藏明抄本正文首页题下署“西塘陈鹄录正”，此六字非常重要，因为它对于考查宋代的笔记《耆旧续闻》的作者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最早著录《耆旧续闻》的书目为明代初期杨士奇编撰的《文渊阁书目》，其著录为“《耆旧续闻》一部，一册，阙”■。未题作者卷数。至祁承'墣《澹生堂藏书目》著录为“《西塘集耆旧续闻》十卷，二册，陈鹤，余苑本”■，其间二百年，此书无任何记载。从“誉旧续闻”到“西塘集耆旧续闻”，从“一部一册”到“十卷二册”，从无作者到作者“陈鹄”，若无人在此之间对此书进行整理，其中变化盖难以解释。《四库全书总目》云：“此书世有二本，一本题曰‘南阳陈鹄录正’，似乎旧有此书，鹄特缮写校勘之。一本题曰‘陈鹄西塘撰’，则又为鹄所自作，疑不能明。”■由此可见，《耆旧续闻》在编修四库全书之前，至少有两个版本，一本题为“南阳陈鹄录正”，故有《钦定续文献通考》之“鹄南阳人”说■;—本题为“陈鹄西塘撰”，故有《千倾堂书目》之陈鹄“号西塘”说。■由于关于“陈鹤”的资料尚无发现，■所以只能由《耆旧续闻》的两说（南阳陈鹄录正、陈鹄西塘撰）以及《客座新闻》的一说（西塘陈鹄录正）做以下推论：■《文渊阁书目》卷八，《明代书目题跋丛刊》，第76页下。■《澹生堂藏书目》，《明代书目题跋丛刊》，第992页上。■《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整理本，1997年版，第1865页。■[清]嵇璜、曹仁虎《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九《经籍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0册，第407页下。■《千倾堂书目》，第348页上。■关于陈鹄的相关推测，可参看孔凡礼点校《西塘集耆旧续闻》的点校说明据点校说明，可知，孔凡礼先生在1996年即完成了点校工作，但是却没有用到1993年出版的《沈周年谱》中提供的关于陈鹄的资料。巧合的是，《沈周年谱》又将“西塘陈鹄录正”误成“西堂陈鹄录正”。《师友谈记•曲洧旧闻•西塘集耆旧续闻》，中华书局2002年8月第1版，第271-279页。
  • 1、考明抄本《客座新闻》，卷六“夏德乾御史高洁”条有“正德十年八月十八日”之具体时间，故陈鹄录正时间该为正德十年（1515)之后。■此本又为郑晓所藏，郑晓卒于1566年，而陈鹄录正《客座新闻》的时间当在郑晓下世之前。由此可知，陈鹄录正《客座新闻》时间为1515-1566年之间。而此时间段，正处于《文渊阁书目》到《澹生堂藏书目》二百年之间。或许“录正”《耆旧续闻》之人即为《客座新闻》的录正者陈鹄。2、既为录正者，陈鹄即不可能为《耆旧续闻》的作者。自从鲍廷博将作者确定为陈鹄之后，后人均从此说。这就使得后人探讨《耆旧续闻》的真正作者的空间丧失。如若能确定陈鹄为“录正者”而非作者，作者另有其人，这对进一步推动对《耆旧续闻》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3、陈鹄为谁？陈鹄应为明代中期的一位对抄书相当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耆旧续闻》与《客座新闻》皆为笔记小说，同时又为世所罕见之书，从此可以看出陈鹄抄书的兴趣与重点所在。《耆旧续闻》与《客座新闻》多记载江浙故事，又能知道陈鹄大概为江浙人或长时间生活在江浙地区。4、“南阳”或为其籍贯，“西塘”或为其居所;或“南阳”“西塘”为其录书的地点。存疑。虽然《客座新闻》中发现的资料不足以完全解决《耆旧续闻》的作者以及陈鹄为谁的具体问题，但是其对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综上所述，《客座新闻》对于沈周研究、明代社会研究、《耆旧续闻》作者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由于五百年间对此书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得此书散佚、误传之处甚多，若充分发挥《客座新闻》的积极作用，还需进一步的整理与发掘。■据陈正宏《沈周年谱》，沈周去世时间为正德四年八月二日。虽此时沈周已去世六年，然作为录正者，陈鹄即使不知沈周卒年与为文时间之歧，但必对年号、时间有所关注。若其抄录时间为正德十年之前，怎不对“正德卜年”录而正之？
  • 论胡承珙《毛诗后笺》的解经方式与礼学造诣王略*郭超颖**一、胡承珙的生平及《后笺》著述之旨胡承珙，字景孟，号默庄，安徽泾县人。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1776)生，胡氏自幼禀异，其“五岁就传，即颖悟，诵读倍常儿。十岁能文章，十三岁入庠”嘉庆十年（1805)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五年（1810)，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寻迁御史，转给事中。胡氏以自身居言路，当周知天下利弊，陈之于上，方不负职。故其数年之中所奏甚多，且多见施行。其中最切中时病者是条陈亏空弊端之事。二十四年（1819)，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调署台湾兵备道。针对当时台湾地区的治安问题，胡承珙力行清庄弭盗之法，其在台三年于社会民生整肃有道。道光四年乞假养病，十二年（1832)卒，享年五十有七。胡承珙生当乾嘉汉学极盛之际，平生沈潜经义，精于考证，著述甚多。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尔雅古义》二卷、《小尔雅义证》十三卷等，而本书则是他平生用力最勤、倾尽心血之作。胡氏认为“诸经传注，唯《毛诗》最古。数千年来，三家皆亡，而毛氏独存。源流既真，义训尤卓。后人不善读之，不能旁引曲证以相发明，而乃自出己意，求胜古人，实则止坐卤莽之过”②。其所著《后笺》，系就郑玄“前笺”而言。郑《笺》用以阐释、引申、发明毛《传》，《后笺》的撰著目的一如郑《笺》。唯二者著述形式有所不同，郑《笺》通释全经，而《后笺》为摘句申释。郑玄巳有成书在*王承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郭超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①胡培翬《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加按察使衔胡君别传》，胡承珙撰，庄大钧、石静、续晓琼校点《毛诗后笺》，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儒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页。按以下凡引《后笺》皆据此本，不复注。②陈奂《毛诗后笺序》，胡承珙《毛诗后笺》，《儒藏》，第27页。
  • 先，胡氏又有笺注之作，是因为胡氏逐渐认识到，郑玄笺《传》，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异毛而不如毛意者，郑玄后汉人且不能尽通毛《传》，遑论唐、宋诸儒了。于是胡氏决意以《后笺》专主阐释毛《传》。胡承珙在与胡培翬的信中云：“承珙《后笺》专主明《毛传》，为之既久，然后知《笺》之于《传》，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异毛而不如毛意者。盖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语言、文字、名物、训诂已有后汉人所不能尽通者。郑学长于征实，短于会虚，前人谓其按迹而语情性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晓，或《笺》本申毛，而以为易《传》；或郑自为说，而妄被之毛。至毛义难明，不能旁通曲鬯，辄谓传文简质四字了之而已。拙著从毛者盖十之八九，从郑者亦一二。”■此即可视为胡氏诗学的思路之大概胡承洪治《诗》的时代学术背景，一方面是汲取乾嘉经典考据学的成就，务求远溯古义，由尊汉抑宋直至尊毛驳郑。一方面则是乾嘉汉学渐露式微之势，而汉宋之争亦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势下，胡承珙《后笺》继承了汉学的治学精神，其长于训诂与考证，且精于校雠，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兼采汉宋，对宋学的成果也多有吸收。清人马瑞辰评价胡氏《后笺》云今墨庄已作古人，令嗣仲池持其书请序于余，余受而读之其书主于申述毛义，自注疏而外，于唐、宋、元诸儒之说有与《毛传》相发明者，无不广征博引；而于名物、训诂及毛与三家诗文有异同，类皆剖析精微，折衷至当。”④二、《毛诗后笺》解经方式释例胡氏《后笺》虽是申述毛义，但也决不一味推崇毛《传》。作为第一部全面阐释《诗经》的经典，毛《传》当然是最为可信的，不过毛《传》毕意是一部以后来者身份解释《诗经》的著作，它与诗篇的原意总归难以全合。所以胡氏在宗毛、信毛的同时，更注意从诗篇本身求得确证，而于汉、唐、宋、元、清诸儒有助于显明毛《传》幽隐的论断，亦无不广征博引，总之以探求正确的《诗》训和发明毛《传》为要务。其解经方法依胡氏自己的概括归纳，主要有四种。第ー是“求之本篇”。如《邶风•终风》，毛《传》释“终风”为“终日风”，《韩诗》释为“西风”。王引之《经义述闻》释“终”为“既”，多为学者信从。胡氏并不否定王氏之说，但对毛《传》何以释为“终日风”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王风•葛蠤》‘终远兄弟’传云‘兄弟之道已相远矣’，是毛公非不知终有既训，而于终风必云终日风者，自由师说相承。且三章‘不日有噎’，不日者，谓不旋日而又晴③胡培翬《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加按察使衔胡君别传》，胡承珙《毛诗后笺》，《儒藏》，第22页。④马瑞辰《毛诗后笺序》，胡承珙《毛诗后笺》，《儒藏》，第26页。
  • 也，此终日亦对下不日言之。”⑤按，胡氏此说，亦属言之成理。再如《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挨之以日，作于楚室”，毛《传》释为视定星而正南北遂以营宫室，郑《笺》以为定星昏中小雪之时可以营宫室，一以定星辨方，一以定星记时，胡氏认为二者并非不可通，但经文既言“揆之以日”以定位，则“定之方中”为记时于义更顺，此条郑《笺》是胜于毛《传》的。第二是“求之本经”。如《小雅•小弁》“君子无易由言”，《笺》云：“由，用也。王无轻用谗人之言。人将有属耳于壁而听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胡氏以为《大雅•抑》“无易由言”，与此句式相同，郑释“由”为“于”，此训作“用”，不妥，因为既谓王用谗言，而又戒之以属垣，正表达了为谗人守密之意，显然不合经义。此处的“由”字，亦应释为“于”，意即戒王无易于言，致为左右窥探意旨。⑥又如《周颂•振鹭》“振鹭于飞”，毛《传》：“振振，群飞貌。”或谓此诗但言振，未尝言振振，且既言“于飞”，不当先言群飞，所以严灿《诗辑》引钱氏释为“自振其羽”。胡氏以为诗中一字而《传》以叠字训释者很多，此处“振鹭”与《鲁颂•有駱》的“振振鹭”同，毛《传》释《有鉍》振振为群飞貌，此处振字亦当为群飞貌。振振有盛的意思，在鸟则群飞为盛，所以毛《传》以振振为群飞貌。⑦第三是“证以他经”。如《唐风•无衣》首章云“岂曰无衣七兮”，次章云“岂曰无衣六兮”，郑《笺》：“变七言六者，谦也。不敢必当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于天子之卿，犹愈乎不。”按《无衣》一诗，据《序》所言，乃晋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所谓“衣七”、“衣六”，都是指天子之使而言，“衣六”为本服衣七”因出使而加服，决无什么“谦不敢必当”之意。对此孔广森《经学卮言》已举证《大车》毛《传》有所论定，胡氏则又根据《左传•庄十八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的记载，指出晋国虽大，但因系倾宗弑逆，故周天子仅以小国之礼命之，则当武公请命之时，不敢必为侯伯亦情理中事。⑧又如《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毛《传》释“在上”为“在民上”，朱子《集传》则云“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胡氏认为朱鹤龄《诗经通义》所论“此诗亦当以德言之”为定论，又引《康诰》“惟时怙冒，闻于上帝”，进一步证成其说。⑨第四是“泛稽周秦古书”。如《鄘风•载驰》“控于大邦”，毛《传》：“控，引也。”郑《笺》加以引申，词费而义不明。胡氏据《一切经音义》卷九引《韩诗》云⑤胡承珙《毛诗后笺》，《懦藏》，第157页。⑥胡承珙《毛诗后笺》，《儒藏》，第869页。⑦胡承珙《毛诗后笺》，《懦藏》，第1312页。⑧胡承珙《毛诗后笺》，《儒藏》，第480页。⑨胡承珙《毛诗后笺》，《儒藏》，第1043页。
  • “控，赴也”，指出控即赴告之意，并引《左传•襄八年》“无所控告”、《庄子•逍遥游》“时则不至而控于地”加以证明，《韩》训为赴，实胜《毛诗》。⑩又如《小雅•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毛《传》谓庶民之言不可信，郑《笺》谓民不信上，胡氏考《左传》、《国语》、《淮南子》、《说苑》引此诗，意皆与郑《笺》合，且于经文尤顺，可见郑《笺》确有所本，又较毛《传》为长。■按胡氏释经四法，乃乾嘉汉学家贯用之法，并非胡氏首创，关键在于胡氏成功地利用这些方法，解决了《诗经》研究中若干疑难问题，对此，胡氏本人也十分自信，他称此书“于语言文字名物训诂往往有前人从未道及者，不下数下百条'与某些过于拘谨的汉学家不同，胡氏不存门户之见，今文三家《诗》学、唐宋元明《诗》学，皆在摭取之列；而其尽量罗列众说并尽量有所补充论证，并能依准《序》义，依据经文，结合具体语言环境，解释诗义。所有这些，构成了本书较为鲜明的特色。胡氏自三十岁始即致力于《诗经》的研究，辞官归里后更是苫心戮力撰写《后笺》，可惜壮志未酬，临终时尚未最后完成3《鲁颂•泮水》以下由陈奂代为写作，乃成完书。三、《毛诗后笺》对于礼学研究的价值胡承珙虽毕生心力全在《诗经》，但是其在三《礼》学上也有独到的造诣。胡氏所撰《仪礼古今文疏义》一书，即是对郑玄校订《仪礼》文本时所兼采的古文问题进行的排比疏栉，“考其训诂，明其假借，参稽群经，旁采众说，一一疏通而证明之。”郑玄对今古文的采用，不仅是文字训诂的处理，而且多有涉及礼制等问题，所以胡氏讨论《仪礼》今古文之事，实需要对《仪礼》之书相当精熟。事实上，胡氏也确实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例如，《燕礼》主人献宾时，经文曰“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郑注云：“古文‘觚’皆为‘觯’。”郑玄在这里取今文“觚”，而不取古文“觯”，贾疏云：“此宰夫为主人，非正主，故用觚，对《乡饮酒》、《乡射》是正主，皆用爵”■贾公彦虽然指出了此《燕礼》主人非正主.所以不似《乡饮》等用爵，但是今古文在此的区别确实“觚”与“觯”，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贾疏并没有真正说明白。所以到了元代的敖继公便在其书中改觚为觯。对此，胡承洪《疏义》云：“《特牲记》‘篚在洗西，南顺，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盖饮酒之器，爵最尊贵，觚次之，觯义次之，角、散为下，故《礼器》云‘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此献辟正主，不用爵，宜降一等而⑩胡承珙《毛诗后笺》，《儒藏》，第259页。■胡承珙《毛诗后笺》，《儒藏》，第817页至818页。■贾公彦《仪礼注疏》，清阮元校刻《十只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16页。
  • 用觚，故不从古文作觯也。”■至此胡承珙才算是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胡培翬尝言:“嘉庆甲戌，培翬在都，馆于君邸。时方草创《仪礼疏》，昕夕与君谈论。”■在胡培翬的《仪礼正义》中也间有引胡承珙的观点，由此也可一窥胡氏对礼学的精通。而在胡氏的《后笺》中更可看出其在礼学上的积淀，他以自己的礼学知识疏解《毛诗》，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胡承珙的诗学成就目前已经得到学界的深人研究，但是胡氏的这些礼学成绩还没有得到学者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对于胡氏《后笺》礼学造诣的忽视，这不但有碍于我们全面认识胡氏的诗学建树，而且也不利于从整体上洞悉清代礼学研究的全貌。下面试举一例来揭示胡承珙《后笺》中的相关礼学思考和心得。《小雅•彤弓》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彤弓弨兮，受言载之。我有嘉宾，中心喜之。钟鼓既设，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宾，中心好之。钟鼓既设，一朝酬之。”毛诗序：“天子锡有功诸侯也。”此即赏赐有功诸侯后设宴招待的诗。毛、郑皆以此诗首章为全诗总目，下二章分述以相承。但毛《传》以为“藏之”为藏之于家，以示子孙。而这需要先蘩之，櫜即收藏弓矢的袋子，此处用作动词。接下来才是载以归，最后方是藏于家。但这三者以藏为重，所以首章先言藏之。藏于家在受赐之后，所以首章的藏之是致其意而言，非真在受时。郑《笺》则认为此藏载于车即是受时之事。对此，毛、郑不同。胡承洪认为“藏”当为“藏示子孙”之意。其言襄八年《左传》范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献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为子孙藏。”即此诗“受言藏之”也。《尚书•文侯之命》孔传亦云：“彤弓，以讲德习射，藏事子孙。”讲德习射即同毛传。藏示子孙，亦本《诗》义。若郑笺谓“受出藏之，乃反人也”，则是藏之车中，与下“櫜之”义复。正义引《左传》“受策以出，出人三觐”，彼注以“出入”为“去来”，云“从来至去，凡三见王”，与此不同，似不当以为证。总之’此诗以首章为纲，下二章申明其事。赐弓所以为诸侯之宝藏，由藏而推及于载，传云：“载以归也。”由“载”而推及于“櫜”，传云：“櫜，韬也。”《说文》：“櫜，车上大櫜。”则知“载之”谓载于车明矣。■又“钟鼓既设，一朝右之”，毛传：“右，劝也。”郑笺：“右之者，主人献之，宾受爵，奠于荐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谓也。”毛传以“右”为劝的意思，而郑笺则落实到燕礼的卒爵之意。而“钟鼓既设，一朝酬之”，毛传：“酬，报也。”■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清经解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1128页。■胡培翬《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加按察使衔胡君别传》，胡承珙《毛诗后笺》，《儒藏》，第19页。■胡承珙《毛诗后笺》，(儒藏》，第720页。
  • 郑笺:“饮酒之礼，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又饮而酌宾，谓之酬。”同样，郑笺在这里依然落到了饮酒之礼的献、酢、酬之意。对此，《正义》申传时则认为下章既言“一朝酬之”，酬宾之前，止有献宾。初献酒，不名为劝。所以“一朝右之”这里的劝并非是以酒劝宾，而是设飨礼劝其功之意。此劝饮非劝酒，故卒章酬丨亦不得为酬酒。《瓠叶》传曰：“酬，导饮。”主人又饮，以导宾而酬之。所以，传在此训酬为报，是传意“酬之”并非施于饮酒。而《正义》申笺时则依郑氏之意皆用燕礼。胡承珙言此二章并承上章“飨之”为言，且谓燕或至夜，飨则礼成而罢。燕礼与飨礼有很大差别，而经文“右之”、“酬之”皆云“一朝”，则不当如郑笺以燕礼解。但上言“钟鼓既设”，则“右”、“酬”明是飨时之事，亦不当泛以“劝报有功”释之。胡氏认为《楚茨》传云“侑，劝也”与此正同，则此自是以“右”为“侑”之假借。且《尔雅》：“酬、酢、侑，报也。”是“右”亦为报，“酬”亦为劝，“右之”、“酬之”当主“侑币”、“酬币”为义。所谓侑币，即是主人食宾，致送的礼品。郑玄《公食大夫礼》注云：“主国君以为食宾殷勤之意未至，复发币以劝之，欲深安宾也。”所谓酬币，即是主人酬宾劝酒，致送的礼品。虽然早在胡氏以前，明何楷《毛诗世本古义》已经提出了侑币、酬币之说，但是何氏以飨礼兼食礼为前提，再以《仪礼》中《公食大夫礼》一篇为说，提出侑币为束帛，而酬币当为琥璜。胡氏在其基础上首先对侑币、酬币说进行了更为可信的论述，而且他认为不必如何氏拘泥于以《仪礼》中的《公食大夫礼》为说。■胡氏《后笺》言飨礼本有侑币，王礼或更有玉与马，不必以兼食礼之故。如《左传•庄十八年》：“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穀、马三匹。”《左传·僖二十五年》：“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左传•僖二十八年》：“晋侯献楚俘于王，王飨醴，命晋侯宥。”至酬币，既见于《仪礼》，春秋时秦后子享晋侯，归取酬币，终事八反;鲁侯享范献子，展庄叔执币，皆飨有酬币之证。《郊特牲》：“大飨，君三重席而酢。三献之介，君专序而酢。”有酢必有酬，此所以用酬币也。《仪礼.觐礼》“飨礼乃归”注云：“礼谓食、燕也。王或不亲。以其礼币致之。略言飨礼，互文也。”疏云：“以此文为互，则飨、食、燕皆有酬币、侑币，是以《掌客职》‘三飨’、‘三食’、‘三燕’云云，即云若弗酌，则以币致之。”飨礼既有侑酬，则此诗“右之”、“酬之”即飨时之侑币、酬币，而不必牵及于食燕。■通过上文的阐述，可以看出胡承珙对三《礼》文献的熟悉，以及灵活运用相关材料解决《诗经》学上的一些疑难问题。胡氏的许多真知灼见，既丰富了《诗■胡承珙《毛诗后笺》，《儒藏》，第721页至722页。■胡承珙《毛诗后笺》，《儒藏》，第723页。
  • 经》的解读，又利于《诗》学与三《礼》学的纵深交叉研究。所以，关于胡氏《后笺》的礼学价值应给与充分的重视。结语综上所述，胡承珙《毛诗后笺》申明毛《传》而不墨守，其运用求之本篇、求之本经、证以他经、泛稽周秦古书等解经方式，对探求《诗》训及毛《传》的正确精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同用功《诗经》者又有马瑞辰、陈奂二人，三人治学路数略同，且又是好友，交互切磨，往复讨论，彼此影响，因胡氏早卒，其书亦先出，马、陈二氏容有后来转精者，但胡氏书中高明之论，俯拾即是，足以与马、陈相颉颃，所以后人有清代治《诗》三大家之目。
  • 《論語後案》標點失誤二十一則耿曉鋈*淸代學者黃式三的《論語後案》是《論語》的權威注本之一，張涅、韓嵐兩位先生的點校本是該書的第一個點校本，有功學林，値得充分肯定。但也有若干疏誤，尤其涉及禮制部分，有多處因理解不確而造成的斷句失誤。現逐條列出，加以辯正，以就敎於方家。《論語後案》校點本以光緒九年（1883)浙江書局刻本為底本，以道光二十四年（1844)活字本為參校本，於2008年12月由鳳凰出版社出版，後又於2010年9月再版，在推出單行本不久後，復被收錄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黃式三黃以周合集》中。此三種版本文字標點並無差異，本文就2010年9月第二次鳳凰出版社印刷本略作辨正。一、因誤解文義而導致破句1.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給。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奥，東面其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以下昭主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59頁第13行）案:此段主要講周代祭祀時昭穆的排列位置，標點多誤。第一處“遷主”當屬上讀。文王在室的西南角，面向東。成王是文王之孫，在文王東面，面向北。以下屬於穆的遷主，依次向東排列，皆面向北。昭主類同。此處引用鄭玄《魯禮締耠志》的内容，原書已亡佚，可參考皮錫瑞《魯禮締耠志疏證》。正確的標點應是：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耠。文、武以下遷主:若穆*耿曉銎：山東大學尼山學堂學員。
  • 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其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以下昭主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2.貝《大傳》言“祖所自出”，祖指始祖、后稷而言，不可指為文、武。（64頁第4行）案書中“始祖”與“后稷”指同一人，即周朝始祖后稷。正確的標點應是：則《大傳》言“祖所自出”，祖指始祖后稷而言，不可指為文、武3.《左傳》云，享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國家受命之詩。而《傳》云兩君相見，用之三家《雍》徹，夫子所譏。而《燕居》篇記孔子之言日……(241頁12行）案:此句見於《左傳》襄公四年，現摘錄原内容如下:“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根據此段文意，正確的標點應是：《左傳》云享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國家受命之詩，而《傳》云兩君相見用之。三家《雍》徹，夫子所譏，而《燕居》篇記孔子之言曰……4.又曰:裘外之衣曰謂之裼衣，裼衣外加禮服，禮服掩蓋裼衣，謂之襲露，裼衣謂之裼。(271頁第9行）案:裼衣，是古時覆蓋於裘上的外衣。襲，是禮服掩蓋裼衣。露出裼衣則稱作裼。正確的標點應是：又曰:裘外之衣曰謂之裼衣。裼衣外加禮服，禮服掩蓋裼衣謂之襲，露裼衣謂之裼。二、因誤認書名篇名而致標點失誤1.《禮•虞》戴德云昔商老彭及仲傀，……不任以言。”（167頁倒數第6行）案:《禮》指的是《大戴禮記》，《虞戴德》是《大戴禮記》中的一篇的篇名。正確的標點應是：《禮•虞戴德》云昔商老彭及仲傀，……不任以言。”
  • 2.禮五義曰：“所謂君子者，……所以理然不然取捨者也。”（187頁5行）案:此句見於《大戴禮記》中的《哀公問五義》篇。正確的標點應是：《禮•五義》曰：“所謂君子者，……所以理然不然取捨者也。”3.鄭《志》云“邑方二里”是也，詳見“千室之邑”下。（398頁第2行）案:《鄭志》，書名，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有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正確的標點應是：《鄭志》云“邑方二里”是也。詳見“千室之邑”下。4.曾子《制言篇》言：“夷、齊死於濟、獪之聞，其仁名成於天下。”（473頁倒數第5行）案:《大戴禮記》有《曾子制言篇》，即此段所出。正確的標點應是：《曾子制言篇》言：“夷、齊死於濟、滄之閒，其仁名成於天下。”5.梁曜北《史記志疑》據《路史》發揮，注“成湯”猶云“成周”，……（538頁第1行）案:《路史》，南宋羅泌撰，共四十七卷，其中《發揮》六卷。《路史•發揮》注文:“成湯者，猶成周。”是此段所本。正確的標點應是：梁曜北《史記志疑》據《路史•發揮》注“成湯”猶云“成周”，……三、因不明引文起訖而致標點錯誤1.《五經異義》曰終締及郊，宗石室，是喪畢之締”，亦及郊祀也。（61頁第10行）案:據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只有“終締及郊宗石室”出自《五經異義》，“是喪畢之締”與《五經異義》無關。正確的標點應是：《五經異義》曰：“終締及郊宗石室。”是喪畢之締，亦及郊祀也。2.三家《詩》說則云周衰，康王晏起，畢公乃作詩以諷，見《史記•+二諸侯年表》、《儒林傳序》、《漢書•杜钦傳》注、……（73頁第2行）案:就《三家詩遺說考》、《詩三家義集疏》引用三家詩舊說來看，“周衰”以下並非直接引用某一部書，而是綜合轉述各書記載，“周衰”前不應當加引號。正確的標點應該是：三家《詩》說則云:周衰，康王晏起，畢公乃作詩以諷，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儒林傳序》、《漢書•杜欽傳》注、……3.《公羊文公二年傳》何《注》引此《經》疏曰：“《論語》鄭氏《注》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為廟主耳！語與邢《疏》合。（73頁倒數第3行）
  • 案:《春秋公羊傳註疏》:“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為廟主耳!”此句引用“是以何氏以為廟主耳”應在《春秋公羊傳註疏》中。此段何休引《論語》，徐彥作疏如下，與邢《疏》合。正確的標點應是：《公羊文公二年傳》何注引此經，疏曰：“《論語》鄭氏《注》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為廟主耳!”語與邢《疏》合。4.邵氏《正義》曰“栘，亦謂之栘楊，以其似白楊也。”陳藏器曰：“夫栘木生江南山谷，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252頁第5行）案:據邵晉涵《爾雅正義》，陳藏器所言也出自《爾雅正義》所引，而引《詩》内容則是“陳藏器曰”之內的，是第三層意思。正確的標點應是：邵氏《正義》曰：“栘，亦謂之栘楊，以其似白楊也。陳藏器曰：‘夫栘木生江南山谷，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5.鄭君云卿三人者，賈《疏》據《左傳•昭公四年》杜洩言‘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則諸侯之卿三人也。”（254頁第10行）案:此段旨在解釋鄭玄注中“卿三人”之義，同時對比《周禮疏》據杜洩之觀點，解釋何為“諸侯之卿三人”之意。正確的標點應是：鄭君云“卿三人”者，賈《疏》據《左傳•昭公四年》杜洩言“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則諸侯之卿三人也。6.江愼修治朝無堂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260頁第10行）案:“觀”字當屬下讀，理解為治朝之外皆無堂，觀察《司士》中路門位置可見。正確的標點應是：江愼修治朝無堂，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7.《左傳》：“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上邪則下不正。”（348頁第13行）案:見於《左傳•桓公二年》：“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上邪則下不正”不屬《左傳》内容。正確的標點應是：《左傳》：“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上邪則下不正。8.《爾雅•釋詁》“舍人”注“擇數之曰算”，正與鄭君《禮注》合。（380頁第7行）案:舍人是注釋《爾雅》一家。正確的標點應是：《爾雅•釋詁》舍人注“擇數之曰算”，正與鄭君《禮注》合。
  • 9.賈景伯說云祖孫同以羿名，尤為失理。”（391頁第1行）案:據《論語注疏》，賈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J故祖孫都應當稱為羿，賈注旨在說明祖孫同弈名，並非引文原文。而“尤為失理”是黃式三評價之詞，用以否定賈逵之說，不應闌入引號内。正確的標點應賈景伯說云祖孫同以羿名，尤為失理。10.馬《注》：“非民之過，當云非徙民之過。”（530頁第12行）案:據馬融於《論語注疏》所注内容，僅“非民之過”句，“非徙民之過”並非《注》中所言。正確的標點應是：馬《注》“非民之過”，當云“非徙民之過”。11.《爾雅》“大山宫小山”，霍《注》云“宫謂圍繞之”。（533頁第1行）案:據《爾雅注疏》載大山宫小山，霍。宫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為廬宫之’是也。[疏]‘大山宫小山，霍’。釋曰:宫猶圍繞之。謂小山在中，大山在外圍繞之，山形若此者，名霍。”《爾雅》正文為：“大山宫小山，霍。”郭璞注文是:“宫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為廬宫之’是也。”正確的標點是：《爾雅》“大山宫小山，霍。”《注》云:“宫謂圍繞之。”12.鄭君:《易》“或”作“咸”。（382頁第2行）案:據《易•恆》云九三，或承之羞。”《釋文》：“鄭本作咸承。”是鄭玄所注本的《易》“或”字作“咸”。“鄭君易”指《釋文》中提到的“鄭本”，當連讀。正確的標點應是：鄭君《易》‘‘或”作“咸”。
  • 明代散曲家周瑞生平考略赵鞾*明代散曲家周瑞，学界对其生平多语焉不详。如谢伯阳所编《全明散曲》曰：“周瑞，字秋汀，南直隶（今江苏）昆山人。工散曲，《曲品》云：‘周家郎顾误名高’。生卒年不详，约嘉靖中前后在世。”1齐森华等主编的《中国曲学大辞典》谓周瑞（1490?—?)，字秋汀。南直隶昆山（今属江苏）人。工散曲，《全明散曲》辑录其套数二套，又复出小令一首，套数一套，均为情词，曲文婉丽秣艳：②笔者细读与之有交往的明代文人的别集，并查阅相关史料，对周瑞生平及交游情况略作考订。一、周瑞生平事迹稽考吴书荫先生曾指出，周瑞的事迹见诸方志。③《（道光）昆新两县志》卷二三谓:“周瑞，字应祥，先世自元季岳州同知文彬从太仓徙昆山，瑞其五世孙也。博学工诗文，试辄高等。将受饩，而亚瑞者，其师也。白御史请让，许之。宏（弘）治中贡成均，廷试第一，授江西德兴教谕，檄摄县事。会桃源洞寇乱，县小苦供饷，瑞调剂以时，卒平巨寇。谢官归，以诗酒自娱。年九十四卒。子京，字君大，以岁荐官云南临安府通判京（按：“京”字疑为衍文）。曾孙汝砺，字若金，性木讷，善属文，隆庆丁卯乡试第一，万历丁丑成进士，官南京礼部主事。”④周氏生平事迹于此略见一斑。然而此方志之记载，或另有所本。明代张大复撰有《周瑞玄孙汝砺》一文，曰：周瑞，字应祥，细瘦通眉，清髭潇洒。小时病瘵，医者难之，辄谢去人间*赵鞾:徐州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办公室副主任①谢伯阳编:《全明散曲》第二册，齐鲁书社，1994年，第1505页。②齐森华等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③吕天成著、吴书荫校注:《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46-147页。④张鸿、来汝缘修，王学浩等纂：《（道光）昆新两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8页。
  • 事。即萦念，必预策其所将然，而游戏承之。有童子甚不慧，为公煮药，公预策此童子必败，曰：“败其分也，若者不名知人耶？”已进药，果败。公大笑，置不问，瘵亦旋瘥。就御史试，御史赏公，独无上。将受饩，而亚公者师某。公白御史，弟子故不贤于师，请明让，御史许之。或为公计，他日贡礼部，当迟十年。公笑曰：“为师长迟我十年青毡，不亦可乎？”然公名甚噪。所课义特高，人知非青毡物也。竟不第。就广文，选授江右之德兴。时蔡虚斋、邵ニ泉先后提学江右，试公卷皆叹日。“吾固知昆山多才，然不贤于瑞州、德兴矣！”时黄丹岩云适训瑞州，故云德兴令缺，即檄公视事。会桃源洞寇乱，县小苦供饷，公调剂以时，卒平巨寇。而人始啧啧，信公非青毡物矣。公饮性中下，然好弥留昼夜，杂翻新声，令人歌而和之，其音若丝，毋许小误。人谓：“公岂师旷耶？”公笑曰：“家公瑾故尔。”卒年九十四。先是有馈公筇竹者，公规杖而坐，弄之」所著《银峰》、《玉峰》诸稿，迥出尘外，如其为人。子京，亦熙荐仕云南临安府通判，号竹东居士。⑤《(道光）昆新两县志》所述或即据此。此外，明代方凤《二老传》一文，亦涉及周瑞之生平。谓：寿为五福之先，七十称古稀，八十者愈稀，若九十则千百之一二耳。吾昆寿者数数而见，人以为寿星临吴地，然惟吾昆独出他郡邑，八十者岁有之，若七十则不足异矣，至于九十而又羸者得二老焉：曰周秋汀，讳瑞，字应祥。风流标致，自少言动，衣冠俊逸整洁，与诸生迥异。且善音律，屡试不偶。六十外始以岁贡为儒学训导。未几，谢政归。年九十有四。曰高归田，讳以政，字养民。性气淳厚，在诸生中以德行称，不喜与人忤，莫不敬而信之。以贡士为县尹，与秋汀先后悬车，年九十有三。二老性禀不相似，而相合优游林下者几三十年.陆行则并舆，水行则同舟。公私宴集必同赴，赴则居首席。名山胜水，花朝月夕，必携壶歌舞。其于饮也，量不足而兴有余，人以二仙目之。予一日问秋汀曰：“公之寿有所养乎？”答曰：“吾平生于贫富穷达不甚注意，处不足常若有余，吾心不至戚戚，吾之寿或者在此乎？”问归田，则曰：“吾性不喜尚气，人有犯者，受而不较，只求自己宽泰，吾之寿或者在此乎？”予闻而叹曰：昔人谓量之宽弘者寿，言之简默者寿，性之沉静者寿，二公皆有之，其齐寿也。固宜今有踰八望九者，动以二公为言，而心地险倾，且求且忮，韩子所谓“原壤之流，寿犹不寿”也。作二老传以别之。⑥⑤张大复:《昆山人物传》卷五《皇明昆山人物传》，明刻清雍正二年汪中鹏重修本。⑥方凤:《改亭续稿》卷一“记书”，明崇祯十七年方士骧刻本。
  • 结合以上征引材料，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周瑞的如下信息:一是品行，周氏谦恭礼让，品行高洁。他本来将被御史录取，可以人学读书而得到饩廪之类物资援助，但他却将这一机会，让给了排名仅次于自己的老师，“为师长迟我十年青毡”，品德可嘉，为乡里推许。“饩”，即饩廪，乃粮食之类生活物资。“明初给生员月廪人六斗，后又增广名额，于是额内者为廪膳生员，增额者为增广生员”。后世，“岁发廪饩银四两，在本府、州、县儒学署领”。⑦二是生卒，周瑞得享春秋九十有四，他的高寿，与性情豁达有很大关系。三、是形容，周氏风流标致，自少言动，衣冠俊逸整洁。四是爱好，周瑞善音律，屡试不偶，且追求完美，毋许小误。五是仕宦，他曾于弘治间任江西“德兴教谕”⑧，此时已六十开外，且不久即辞官归里，以诗酒自娱。六是著述，周氏主要有《银峰》、《玉峰》诸稿，这与《(同治）苏州府志》所叙也非常吻合。七是子嗣，他的儿子名周京，字君大，号竹东居士，官云南临安府通判。二、周瑞交游考述周瑞交游较为广阔，今撮其要以叙之：(一）“珠玉时时寄改亭”周瑞与方凤方凤，字时鸣，号改亭，昆山人。明正德戊辰（1508)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佥事。《本朝分省人物考》载有其“小传”，谓：“方凤号改亭，鹏介弟也。少以经术、艺文与兄齐名，正德戊辰又同举进士，天下艳称之曰‘二方’。授行人，选南御史。时宁濠反，形未具即疏言：‘胡世宁之逮，其惑误者欲以安社稷，请无罪之。王守仁可大用，皆豫为逆濠计者。’以母丧归，服除，改北，出按真定。当武庙时，政在中官、武弁，论劾不避。武宗南狩，疏论七事，中谓：‘不宜索妇女纳之行宫。’又极言灾情屡见，宜修德祗、崇天戒。危言数进，闻者齬舌。以事见忤，乃请南。寻移疾归。嘉靖中，复补南，而所陈皆天下大计。会张、桂大礼之议起，力言其非是。既二人者骤贵，又力斛之，寻出视广西学政，引疾不起。时其兄鹏以太常得请，先后卧林下，杜门著书，放意诗酒，踪迹俱不及城府。其议礼，时有所不合，天子亦知之，然能各信所是，以行其志。天下所称‘二方’者，名俱不挫，一子一孙，皆荐乡书，以是晚途益畅适。年八十余卒。久之，而少子范成进士⑦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1页。⑧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六二，清光绪九年刊本。⑨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二，明天启刻本。
  • 周瑞与方凤交往颇多，并曾为其姊写过寿诗。⑩在方氏的《改亭存稿》中，屡屡可以看到秋汀的身影。如《寿周秋汀八十序》谓：吾昆秋汀周先生，今年寿八十，乡大夫士多为歌诗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设广席大会宾客。予辈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间，得坐下坐。目瞻盛举，心窃慕之。客有洗爵寿先生者，问曰：“先生之寿有道乎？”先生曰：“有。《老子》曰：‘逸则寿。’又曰：‘知足之足常足。’盖造化钓万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则心泰，心泰则百疚不作，故寿。愚者弗察，觊觎生焉，得失触焉，心扰而害随之，恶乎寿。故吾见人之富，不多其财，而薄田敝庐，足于陶朱。见人之贵，不侈其爵，而青毡绛帐，荣于金紫。见人之有时名，不高其闻，而陶情诗酒，放怀歌舞。老焉益壮，若将终身。吾不知有余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与得意者等。吾之寿或者在此乎？”客未对，予笑曰：“达哉，先生之论也！其有得于庄子《逍遥》之旨乎哉！其曰：大鹏万里，鹪鹤一枝。各适其适，不相企慕。则羡欲之累可以绝，累绝则悲去，悲去则性命安，是故寿于人则为彭祖，寿于物则为大椿。然惟达者能得之，则先生其人也。今而后呼先生为逍遥公可乎？”先生闻之喜，卒爵而歌，颓然就醉。予因拾问答之辞，合而为序。■方凤集还有与周瑞的唱和诗10首，足见二人交往之密切。今据《改亭存稿》引录如下:1.《题老松寿秋汀九十，和贞庵韵》：“周公跻上寿，满壁悬新诗。尚书独超逸，挥洒横高辞。人生有退箅，百岁为常期。公特望十年，过此尤足奇。轻身委藜杖，短发垂花枝。沉檀热金鼎，石髓浮琼卮。翩翩下鸾驭，青鸟来西池。曰斜醉颜酡，咲看乌帽欹。嗟予沾盛席，羡此贞松姿。濡墨图老干，不假丹青施。挺然岁寒秀，非公将谓谁。从公游赤松，舍此吾何之。”■2.《秋汀以诗见寄和韵》：“林下高年健，推公第一人。黄花娱碧眼，白发弄青春。杖屦时吟眺，云山自主宾。秋汀书屋近，相过莫嫌频。”■⑩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张环蟠桃图”条谓先大王母方以嘉靖改元周甲子，有绘《蟠桃图》为寿者，曰：‘张环笔力遒细，有宋元人风概，而世不多传，其品故在妙能间。’上有序，侍御改亭先生作，大王母弟也。诗于左者，曰德兴训导周秋汀（瑞），余干令阚时望（云），瑞安训导郑子充（近仁），右上杭令高归田（以政），樊府教读王真愚;下则佥宪周鹤村、孝廉吴纯甫（中英），皆当时知名士。图藏先九德家，万历癸丑，光甫弟归予。自先君殁，不幸废视，家藏殆尽，得此如还珠返璧，悲喜不胜，亟付装潢家表而新之。久雨初晴，将命桐曝书尽，复纪其事，屈指春秋，盖九十四年于兹矣。万历甲寅四月初五日。”（李保民、胡建强、龙聿生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方凤:《改亭存稿》卷一“序书”，明崇祯十七年方士骧刻本。按：归有光《震川集》卷一三所收《周秋汀八十寿序》一文，文字与此同，恐系误收。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撰专文予以考辨。■方凤:《改亭存稿》卷七“诗”，明崇祯十七年方士骧刻本。■方凤:《改亭存稿》卷八“诗”，明崇祯十七年方士骧刻本。
  • 3.《秋汀岁朝见寄用韵》：“身膺上寿真完福，天为高人特破悭。三径馎将双足健，一官羸得廿年闲。春衣藉草花前酒，晓屐侵苔雨后山。几度诗成都倚和，个中乐意自相关。”■4.《寿秋汀再用韵》：“百岁优游不解忙，一官儒雅足传芳。健抛鸠杖眼初碧，闲构鸡窠发半黄。好水佳山供玩弄，古松苍竹傲风霜。从今寿筹应难数，直看沧溟几变桑。”■5.《和韵答秋汀》：“一乡推重达尊三，世味尝来蔗境甘。诗酒百年人事足，衣冠两世圣恩沾。延山人座频开牖，放燕营巢尽卷帘。从此逍遥无管束，咲将天地作虚龛。”■6.《秋汀见寄用韵二首》：“蓬门花径老潜夫，月下清歌酒一壸。若使宦途滋味好，当时张翰不思鲈。”（之一）“十载儒官收晚福，数椽书屋枕秋汀。兴来偶得惊人句，珠玉时时寄改亭。”（之二)■7.《赠秋汀三首》：“一春不见谪仙人，孤负平生待我真。闻说近来调摄好，芝眉玉骨倍精神。”（之一）“四月相将五月过，无缘尊酒共高歌。东禅寺阁凌云起，尽日能消暑气多。”（之二）“廿载林泉结好缘，知君元是地行仙。秋山雨后看云屐，春水桥边载酒船。”（之三)■另外，方凤在《渐斋记》一文中，也曾提及周瑞(二）“安闲更助吟哦兴”—周瑞与顾潜、周伦周瑞优游林下凡三十年，安闲的生活使他吟性大发。与友人诗酒往还，过得十分惬意。明代诗人顾潜、周伦，都曾与他有过一定程度交往。顾潜（1471—1534)，字孔昭，号桴斋，晚号西岩，昆山人，顾鼎臣长兄之子。明弘治九年（1496)进士，选庶吉士，授监察御史。官至直隶提学副使。著有《静观堂集》、《稽古治要》、《林下纪闻》等。顾氏曾在《周东娄寿诗序》■—文中提及周瑞，二人之唱和亦较为频繁，《静观堂集》中有8首诗涉及二人交往情状，兹引如下：1.《北庄、秋汀、天方见和，复迭前韵四首》：“霜节当年驻学宫，文章衡鉴颇称公。营蒐今向溪南老，相马曾教冀北空。迂叟记成还载石，故人诗到自开筒。■方凤:《改亭存稿》卷九“诗”，明崇祯十七年方士骧刻本。■方凤:《改亭存稿》卷九“诗”，明崇祯十七年方士骧刻本。■方凤:《改亭存稿》卷九“诗”，明崇祯十七年方士骧刻本。■方凤:《改亭存稿》卷一〇“诗杂体”，明崇祯十七年方士骧刻本。■方凤:《改亭存稿》卷一〇“诗杂体”，明崇祯十七年方士骧刻本。■方凤:《改亭存稿》卷三“记”，明崇祯十七年方士骧刻本。■顾潜：《静观堂集》卷一一，清玉峰雍里顾氏六世诗文集本。
  • 闲居更有忧时念，抒轴深嗟大小东。”（之一）“忆昨冲星人汉宫，于今溪壑付愚公。身闲未觉千钟贵，客满常忧百榼空。桂子天风金作粟，竹竿新水翠为筒。须君雅兴同吟赏，百步何辞过县东。”（之二）“地僻林深隐者宫，手栽丛桂自先公。衣冠渐拟兰亭盛，猿鸣无愁蕙帐空。旧毁堪惊真贝锦，浊醪能醉即郫筒。长安回首输年少，车马红尘西复东Z(之三）“拂衣辞却帝王宫，臧否乡评或自公。持宪十年非草草，逃禅一念已空空。鸥盟老去常随艇，龙勑于今尚贮筒。诗律未妨相结社，桂堂新辟古娄东。”（之四）■2.《承真愚、秋汀、归田次韵以慰，又成二首》：“多男何事靳吾侪，欲问苍天不可阶。埋玉忍将藤束木，韩昌黎《葬女》诗:数条藤束木皮棺。招魂欲剪纸为牌。提携力尽余衰泪，慰藉诗频见好怀。旷达从今知自遣，林泉乐事尚无涯。”（之一）“病眼常思照夜犀，模糊今与泪俱迷。尘埋百玩人冥漠，月人孤帏夜惨凄。他日竟难征异梦，有人曾误许英啼。若教稍长知吟咏，应解无山与华齐。”（之二)■3.《次周秋汀韵》：“共看仁寿耄期时，造物茫茫岂有知。对食怕谈羊枣事，临文多废寥莪诗。祭虞不返三何益，身赎如能百亦宜。寒雁惊心花溅泪，水边篱下总成悲。”4.《又用韵答秋汀》：“饱暖新恩及肃霜，诏书前日到遐方。翻匙最喜香秔味，挟纩犹疑雪茧光。锦遗杜陵曾让美，田余彭泽未忧荒。安闲更助吟哦兴，二老诗成妙逼唐。”周伦（1463—1542)，字伯明，号真庵，晚号贞翁，弘治己未（1499)进士也是昆山人。据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伦）初授新安知县，选为监察御史。以建言忤逆瑾，罚米二百石，输边。瑾诛，复原职。历升副都御史、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召人为刑部尚书，寻复改南京刑部致仕。嘉靖二十一年卒于家。赐祭葬如例赠太子少保，谥康僖。”■又据《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弘治十八年（1505)，“周伦服官北京，以宫中斋醮烦兴，僧徒杂遝，疏请制止”■。正德十一年（1516)，“在南大理寺寺丞任，作《虹月楼图记》”■。嘉靖十一年(1532)，“自南京解职还”■。其著有《贞翁净稿》二十卷等。■此可补过庭训所述之不足。周伦与周瑞、周京父子皆有交往。其《答周秋汀》谓老去诗篇字字㉑顾潜:《静观堂集》卷四，清玉峰雍里顾氏六世诗文集本。■顾潜:(静观堂集》卷五，清玉峰雍里顾氏六世诗文集本。■按: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二谓“弘治癸未进士”，误。■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二，明天启刻本。■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 工，苍头长日送诗筒。夜来我亦惊诗梦，声落秋山寺里钟。”■为周京则写过《送周君大赴临安节判》一诗。■三、周瑞生卒年考辨周瑞的生卒年问题，以笔者目力所及，似无一家著述予以完整解决。对于其生年，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国曲学大辞典》提出的约1490年■;二是沈新林《归有光师弟考》一文提出的1470年■，然均未注明依据。其卒年，则未见有著述提及。笔者读书发现，明代顾潜的《送周通府序》，是解决周瑞生卒年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献。《序》谓：今年春，吾友周君君大谒选于吏部，部群试之如制。尚书陆公奇其文，以示侍郎毛公、王公，相与言曰：“此科目之遗材也。”而陆与毛皆乡先达，益喜得君，则又相与言曰：“此乡邦之美材也！”于是其氏名独在高等，奏授云南临安府通判。乡人咸曰：“昔君之行也，一儒生耳。不半载间遂阶六品、佐一郡，锦服银輦，照映桑梓。行将莅止其地，其堂祀之，崇禄饩之，半驺从之，都可以想见，而凡其郡之学校、土田、礼乐、兵刑之政，皆得以赞理而匡辅。噫！亦荣且重哉！”或又以为当道诸公既奇君之文、知君之材矣，其官之也，曷不置诸台省之列乎？即使佐郡，曷不于畿甸之内，若齐、鲁、楚，越之间乎？今云南去京师万里，君将携挈妻孥，跋涉水陆，必三越月而后能至，所谓奇其文与材其人者固若是邪？余闻之曰：“不然。天之生材与国家之用材，凡以为民耳！天下之民，均之赤子也。故统御之道，每患于忘远；而怀绥之责，无惜乎劳贤。君之行也，将大展才猷，确励志操，俾上官嘉其勤能，同僚孚其忠实，吏胥服其廉介，而黎庶德其宽仁，则其声价日增，虽南金大贝，不足以为重；誉望日起，虽碧鸡金马，不足以为高，岂不益副诸公之知而孰不与君之果为材也哉？君便道过苏，适其尊甫秋汀先生七十寿旦，称觞既毕，而后治装。大方伯安斋管公辈合饯于娄江之浒，而谓余兼有姻好，当以言赠予。固知君雅志于功业之大而无介乎道途之远也，遂书之以■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六四“明诗次集九十八”，淸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淸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六四“明诗次集九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齐森华等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沈新林:《归有光师弟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255页。
  • 壮其行。■此处“周通府”，指的是周瑞的儿子周京。文章虽然对周瑞仅略略提及，却无意间透露了几个关键信息:一是周京参加吏部谒选时，尚书和侍郎分别姓陆、毛、王;二是陆尚书和毛侍郎“皆乡先达”，都是昆山人；三是由“不半载间遂阶六品”一句来看，谒选当年周京便被授予了官职；四是周京去云南赴任，“便道过苏”，恰值父亲周瑞“七十寿旦”；五是“安斋管公”要么时任布政使，要么是曾任布政使、当时赋闲在家的昆山籍官员。这些历史细节对考订周瑞生年意义重据《（道光）昆新两县志》和《（同治）苏州府志》，周京于正德间任“临安通判”■，查阅《明代职官年表》“部院大臣年表（京师）”，正德年间陆姓吏部尚书只有陆完一人。陆完（1458-1526)，字全卿，号水村，正为昆山籍。他的任职时间起讫为正德十年（1515)闰四月至正德十五年（1520)十一月。■再结合上引顾文所述，查阅“部院侍郎年表（京师）”，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为方便叙述，特列表如下■:由上表可知，同时满足陆、毛、王姓氏条件的只有正德十年（1515)、正德十一年（1516)和正德十二年（1517)这三年，余下的均可以排除。以下对此三年的可能性逐一进行剖析：先说正德十年。本年五月之前，左、右侍郎分别为王璟、毛澄。其中毛澄(1461-1523)，字宪清，号三江，直隶昆山人，符合籍贯条件，但顾文中称呼顺序为“侍郎毛公、王公”，明代以左为尊，左侍郎地位高于右侍郎，封建时代等级森严，作者不太可能随意安排在职官员的排名顺序。且陆完闰四月才上任，陆、王、毛在任重叠的时间只有短短一个月左右，基本不具备“谒选”的条件。接下来，毛圮五月任左侍郎，八月离任，此间右侍郎为毛澄，同姓毛，显然也不符合…八月以后，毛澄迁左侍郎，王鸿儒任右侍郎，满足了身份、籍贯等条件，但顾文中■顾潜:《静观堂集》卷九，清玉峰雍里顾氏六世诗文集本。■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六二，清光绪九年刊本■张德信编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一册，黄山书社，2009年，第550-555页。■张德信编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一册，黄山书社，2009年，第835-840页。
  • 已点明周京参加吏部谒选的时间是“今年春”，所以，正德十年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再看正德十一年，显然符合条件。至于正德十二年，毛澄本年六月迁礼部尚书，王鸿儒随即迁左侍郎，■都是在春天以后。从时间上推断，也符合要求。那么，究竟是正德十一年还是十二年呢？笔者试图从其它信息上作进一步辨别。《送周通府序》中提到的“安斋管公”到底是谁？他的身份信息或许会为周瑞的生卒年考证提供更多线索。然从字号上考察其人，非常困难。笔者一方面检索《明代职官年表》中的“承宣布政使年表”，一方面细读顾潜著述，发现正德九年（1514)正月自湖广左布政使致仕的管琪可能性很大。■这一点，《静观堂集》中的相关记载也可以佐证。是集收有《寿安斋先生七十序》一文，略曰：“若今湖广左布政使致仕安斋管先生其人也。先生今年寿登七十，正月五日为其生辰。”■此管琪正为昆山人。明廖道南《楚纪》谓：“管琪，字儒珍，昆山人。成化戊戌进士，授中书舍人，迁刑部员外、礼部郎中，擢广东参议、广西参政，转湖广左布政。”■《(同治）苏州府志》亦载有管琪“小传”，日：“管琪，字儒珍，器宇宽厚，律身清谨。成化戊戌进士，授中书舍人。历官湖广左布政使，羡余一无所取。会人觐，不事干谒，众颇不悦。有劝其少通关节者，琪以夤缘求用为耻，作书却之，竟以年老致仕。”■由此可见，周京去云南赴任途中“便道过苏”时，管琪已致仕归里，但具体是哪一年，仍无从判断。前文已提及，周伦与周京也有交往。周伦《送周君大赴临安节判》诗曰：“临安天万里，十月使君觔。峡气停矶浪，霜风卷瘴毛。过江乡路隔，望斗驿楼高。白下音书僻，临分罄浊醪。”■周伦是昆山人，此处言“白下音书僻”，应写于其在南京为官之时。查《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一年五月，“升江西道监察御史周伦为南京大理寺右寺丞”■。由此可知，周伦为周京送行诗，当作于其在南京大理寺丞任上。诗中所称“十月使君舫”，在时间节点上恰好与《送周通府序》中提及的“今年春”、“不半载间”衔接。但究竟是正德十一年还是十二年，仍不能遽下断语，姑存疑。■以上官员的任职时间，参看张德信编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一册，黄山书社，2009年，第835页。■张德信编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一册，黄山书社，2009年，第837页。■张德信编著:《明代职官年表》第四册，黄山书社，2009年，第3348页。■顾潜:《静观堂集》卷一〇，清玉峰雍里顾氏六世诗文集本。■廖道南:《楚纪》卷五〇“登绩内纪后篇”，明嘉靖二十五年何城李桂刻本■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九二，清光绪九年刊本。■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六四“明诗次集九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4年，第2705页。
  • 若上述推论成立，周瑞明正德十一年（1516)或十二年（1517)已年满七十;那么，其生年当为明正统十二年（1447)或十三年（1448)。方志既称其“年九十四卒”，其卒年当为明嘉靖十九年（1540)或二十年（1541)。
  • 《渔洋山人感旧集》成书与版本考论袁鱗*作为清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王士镇在诗歌创作与诗歌选本编选方面均有突出的成绩。其中，《渔洋山人感旧集》（下简称“《感旧集》”）是王士镇今存唯一编选当时诗歌的选本。这部选本最初仅以稿本存世，后经卢文弨、卢见曾、张元、宋弼、厉鹗、陈章、惠栋、沈大成等人的整理编订，于乾隆年间刊刻出版，迅即风行海内，翻印数次，为当时士林所推重。据卢见曾序，《感旧集》收录333位诗人的2572首诗作，是清初规模较大的诗歌选本。《感旧集》不仅突显了王士镇的神韵诗学主张，其所收诗人诗作在辑佚、版本等方面的文献价值也得到学界关注。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感旧集》，即是对其价值的展现与肯定。但《感旧集》本身的文献来源以及刊刻起迄、版本与流传情况等尚存在不够明确之处，因而还有进一步考论的必要。一、《感旧集》成书问题考论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镇遭遇丧母丧兄之祸，特别是兄长兼诗友王士禄的离世，使他有知己不在之感伤，故而编撰《感旧集》以示追悼。王士镇在选取故旧亲朋的诗歌同时，还选取了自己所编《神韵集》的部分诗作：“以《神韵集》所录旧本，割什三以附益之，因钞兄篇什次于后。”■《神韵集》是王士镇在“同时名辈”中选取的诗歌汇编，其收录范围并不局限于“平生之交”，故而程嘉燧、无名氏等人诗作的收录可能与此有关。据现有资料推断，王士镇应当首先编订出一部《感旧集》初稿本，并请朱彝尊作序。朱序云：“感时怀旧，辑平生故人诗，存没兼录。凡五百余首，而以哲昆考功终焉。”②可知其规模远小于现在流传的《感旧集》。可能由于所收录诗人*袁鳞：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①王士镇:《渔洋山人感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影印乾隆十七年刻本，第629页。②王士镇:《渔洋山人感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影印乾隆十七年刻本，第16页。
  • 诗作有关胜朝，王渔洋亦有所顾忌，这部书在编成后并没有流传开来。惠栋在《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注》中引梅耦长《知我录》云:“新城先生著述甫脱槁则已流布，独《感旧集》一书编成逾廿年不以示人，因别有微旨，尝手疏其篇目见示。”③可知该本流传甚少。现存乾隆刻本《感旧集》的母本是黄叔琳家藏稿本。④黄叔琳，字崑圃，顺天府大兴县人，是当时重要的诗集收藏家。沈德潜曾云：“黄崑圃侍郎多藏北方学者诗。”⑤关于黄叔琳得到《感旧集》稿本的途径和时间，目前已难详究，但卢见曾《感旧集•凡例》中提供一条线索可为参考闻先生（王士镇）殁后，赵执端即其家，遍索原本不得，得散稿一束，开有目录，抄存此本，共为四大卷，卷百余页。”⑥赵执端是王士慎季妹之子，而黄叔琳不仅长期为宦山左，且与赵执端家则保有密切的关系。乾隆三年，黄叔琳曾应邀为赵执端遗著《宝菌堂遗诗》作序:“令嗣芝庭梓行先集，请序于余。”⑦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赵、黄家存在书籍传抄、转借的可能。黄叔琳得到该书后并未着手整理刊印。乾隆十六年(辛未）五月，卢文弨于黄叔琳家中得见《感旧集》稿本，并将其按照目录排列，并加以分卷、校雠。就其所附跋文来看，与朱序本相比，黄氏所藏稿本已有较大变化王阮亭辑其平生知交之诗为一编，曰《感旧集》，凡三百三十五人，本藏北平黄崑圃先生家。先生瓣香阮亭，既尽梓其遗书，此编以未得校雠，尚留箧中，不鄙浅学缍诿及之……因亟校归之，冀有好事者付之梓。元本分四卷，卷袠重大，拟第卷分上下二篇。又诗之先后与目不相应，今定从目。《序》所云以考功终者，今乃在第二卷末，此则不敢妄易云。”⑧与朱序本相比，此四卷《感旧集》在收录人数和诗作数量上均有增加，或者乃渔洋生前对初稿本续有增补。③王士镇:《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据乾隆红豆斋刊本排印（《四部备要》）本.第384页。④关于卢刻《感旧集》来源，宋弼在为张元《绿筠轩集》所作的序中提到“澹园（卢见曾）转运天津，从予得渔洋《感旧集》为之补传，考订商榷先生实司其事可备一说见《四库全书存H丛书》，集部第7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80页。⑤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页。⑥王士槓:《渔洋山人感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影印乾隆十七年刻本，第27页。⑦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宝菌堂遗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55页。⑧卢文弨：《抱经堂文集》，《丛书集成初编》据《抱经堂丛书》排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丨99页.但卢文弨与卢见曾在著录人数上略有不同.朱则杰先生指出：“惟其所说作者‘凡三百三十有五人’，则与卢见曾凡例第一款统计‘凡三百三十三人’略有出人今检毛贽《识小录》中有《刘孝子传》一文.载新城王阮亭过莱，与在中订交恨相见晚.其唱和诗载《渔洋感旧集》中"此处刘孝子.即刘在中，字玉瑟，山东掖县人.伹今本《感旧集》并无刘在中其人其诗，如毛贽所言可信，则刘在中可能为所遗漏二人之一。
  • 乾隆十六年冬，卢见曾于黄叔琳家中得见《感旧集》：“辛未冬，以公役至京师。渴崑圃黄夫子，于家出所钞《感旧集》见示。”■卢见曾在整理《感旧集》的同时，为集中诗人增补小传（事迹不详者，付之阙如），并延请同里张元协助以成其事」新增小传内容涉及诗人字号、籍贯、著述、序跋、时人评价等，内容丰瞻，对于知人论世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根据张元《卢雅雨先生属予补渔洋先生感旧集小传成，奉呈二首》的写作时间■，可推知乾隆十七年春，《感旧集》小传已在天津增补完毕。由于内容的充实，使得《感旧集》的篇幅急剧扩大，卷数也由八卷增加到十六卷。在刊刻之前，校勘工作先由宋弼、厉鹗、陈章等人进行，到乾隆十九年，卢见曾又延请惠栋、沈大成参校此书。关于《感旧集》的付梓时间，我们可以通过张世进作于乾隆十九年的《书阮亭先生感旧集后》■一诗加以推论：尚书老去念鹏酬，零落清诗箧底收。截取一方都是锦，彙来千腋始成裘。山川秀气于中聚，生死交情仗此留。谋付枣梨垂不朽，遗编赖有替人收。（集为卢雅雨先生校刊）从诗中“谋付枣梨垂不朽”可知《感旧集》已经进入写板刊刻阶段。由于张世进《著老堂集》编排以写作早晚为序，且该篇位置在本年《初夏陪沈归愚先生行菴燕集》之后，且在《立秋日作》之前，可知《感旧集》的刊刻时间不早于乾隆十九年秋。关于《感旧集》刊刻成书的时间，据王昶《感旧集》跋记载：“是集初从北平来，余尚在官梅亭幕舍。未几人都，又逾两年书成，刻以贻余。”■据《王述菴先生昶年谱》记载：(乾隆二十二年）“九月，邹夫人病瘵日久，不离床褥……逾月，将为北行计……抵扬州，仍寓运使署中……正月，奉钱太夫人北上。”■王昶赴卢见曾幕府在乾隆二十二年秋，故而《感旧集》以刻本问世的时间应在乾隆二十四年左右。二、《感旧集》版本及相关问题据笔者查考，《渔洋山人感旧集》共有软体写刻本（影写本）、活字本、石印⑨王士镇:《渔洋山人感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影印乾隆十七年刻本，第24页。⑩张元《卢雅雨先生属予补渔洋先生感旧集小传成奉呈二首》的写作时间在《夏晚门人李荆圃……泛舟大清河》和《中秋对酒歌》之间，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绿筠轩诗集》，集部第280册，第67页。■张世进:《著老堂集》卷四，清乾隆刊本。■王昶:《春融堂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47页■严荣编：《王述菴先生昶年谱》，见《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7年版，第15、16页。
  • 本等三个版本系统。其中软体写刻本《感旧集》在流传中经历多次删减，而后出何维朴署名的活字本内容完整，质量较高，惜流传不广。而民国中华图书馆印行石印本《感旧集》最为晚出，但因收人《清人传记资料丛刊》中因而流传最广，但存在问题较为突出。首先，卢见曾刊本。共16卷，半页10行，行大字21、小字27，单黑鱼尾，软体写刻。前有卢见曾所作《刻渔洋山人感旧集序》、《感旧集补传凡例》、王士镇《自序》、朱彝尊《原序》、目录，正文，补传，卷尾有张元跋文。该本卷首诗人为钱谦益，小传、诗作22首，补遗15首，完整无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本“释今种”（即屈大均）小传亦完整无缺，收录诗作32首，补遗14首。因而应当肯定，该本成书流传时间较早，保存了卢刊《感旧集》原貌，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钤有长洲龚文照“群玉山房藏书记”、“曾藏夏氏小琳琅室”等印记。凭借王士慎在清代诗坛的巨大影响，以及《感旧集》神韵与个性兼备的选诗视野，《感旧集》甫一现世即受到广泛欢迎。然而，随着《四库全书》的编选，图书查禁也随之展开，《感旧集》由于收录大量遗民、贰臣的诗作因而很快被列为禁书。《感旧集》也由全本也被改为删改本流传，据笔者查考，其改刻情况有以下几种：第一种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该本被影印收人《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4册，其版本著录为乾隆十七年刻本。卷十三处挖去释今种小传，仅保留“今种，字骚余”字样，并以三首七言律诗弥补小传删改后所余空缺，分别为《从轩辕宅人迷居洞》、《观五老峰背三叠泉》、《自冲虚观人锦屏峰》■，较为隐蔽。此外，卷十三“释今种”小字注有“35首，补遗14首”字样，实际收入诗歌39首。书首目录仍录为:“释今种，四十六首。”■当为改版时所遗漏。第二种藏于辽宁大学图书馆（索书号:711.82/1043)。该本删去钱谦益小传及其诗作，以程嘉燧为卷首，但小传中仍保留“与牧斋为友字样'小传大字栏下留有“渔洋诗话明末七言律诗”双行小字，而其后原有的“有两派:一为陈大樽;一为程松圆……皆不愧古作者”等内容则一概删去。第三种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索书号:X/811.1087/1045)，卷首仍为程嘉燧，小传中“与牧斋为友字样”删去。据此可知，该本很可能是在第二种版本基础之上又加删改之作。晚清民国时期，此时距《感旧集》的初刻本时间久远，存世已少，后出之本往■王士慎:《渔洋山人感旧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第74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页。■王士镇:《渔洋山人感旧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第74册，北京：北京山'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 往有所挖改已非全貌，加上清朝后期文网松弛，故而《感旧集》再次迎来了出版高峰，除有正书局将《感旧集》影刻出版外，尚有两个新出版本：其一，何维朴署名活字本，出版时间不详。何维朴（1842-1922)，字诗孙，号盘止，何绍基之孙，湖南道县人，为晚清书画大家。卷首署名何维朴，钤何维朴印。该本共16卷，1函8册，半页10行，单行大字32字，小字双行38字，黑口，竹纸。该本与卢刻本相差较小，惟卷首目录钱谦益著录为“二十二首”，缺“补遗十五首”五字，卷一钱谦益下仍著录为“钱谦益，二十二首，补遗十五首”。笔者所见为山东师范大学藏本其二，中华图书馆印行石印本，出版时间不详。全书十六卷，半页14行，行30字，小字双行27字，白口，单黑鱼尾。卷首为渔洋山人戴笠像。1985年，台湾明文书局辑印《清人传记资料丛刊•学林类》收录，流传最广，但其存在问题比较突出：1.誊抄错误。如明文书局本（以下简称“明文本”）卷十三王士禄《遗乐行》有“桃李久推故宫路，松柏并阙西陵田”句，卢见曾刻本（以下简称“卢刻本”）作“桃李久摧故宫路”，结合下文应以“摧”字为正。又如明文本卷七颜伯珣条按语:“与从子光猷元敏切廟”，卢刻本作“与从子光猷光敏切劇”，案“光猷”即颜光猷，“光敏”即颜光敏’“光”误作“元”字。又如颜光敏《金陵纪行》其一，卢刻本作“高楼静对万山青”■，今查颜光敏《乐圃集》作“高楼静对万山青”■，可知明文本作“高楼静对晚山青”，误。2.篡改小传。明文本《感旧集》卷十六赵瀚条赵瀚字海客，一字砥之，江南吴江县学生，有《和雪堂集》。”@据卢刻本《感旧集》赵瀚条为瀚，字海客，山东掖县人。”■笔者按:此为同名致误。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八著录“赵瀚《和雪堂草》”，并小字注明：“字砥之，吴江县学生，隐居不仕，乡人私谥贞孝先生。”■'又潘柽章《松陵文献》载:“赵瀚，字砥之，赵士谔之孙。亦需次当贡，弃而耕于野，尽亡其世业，家无储粟，宴如也。为人清恬和粹，不以气节自高，人尤重之。与白先后卒《千顷堂书目》又载“赵士谔《中丞诗选》”，小注：“字蹇卿，吴江人。”由此可见，江南吴江的确也有一个赵瀚，但与山东赵瀚并非一人。■笔者按:馆藏H录著录为乾降十七年卢见曾刻本，实际为何维朴署名活字本，索书号:811.29/4#3。■王士慎:《渔洋山人感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影印乾隆十七年刻本，第519页。■颜光敏:《乐圃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册，第343页。■王士慎:《渔洋山人感旧集》，见《清人传记丛刊•学林类》，台湾:明文书局1%5年版，第737页。■王士滇:《渔洋山人感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影印乾隆十七年刻本，第1162页。■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88页。■潘柽章:《松陵文献》，《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19册，北京：书H文献图书馆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 据《山左诗钞》卷二十二记载：“瀚字海客，涛弟，邑诸生，有《蘧庵草》。”同卷载赵涛小传涛，字山公，士喆之子。”■世系清楚明白，赵涛与赵瀚的父亲正是赵士喆。由此可知，吴江县赵瀚为赵士谔之孙，山左掖县赵瀚为赵士喆之子，实为同名异人。在作品的归属问题上，掖县赵瀚《和雪堂集》、《蘧庵草》现已不存，但人选诗作除见于《感旧集》外，还见于王士禄、王士镇所编《涛音集》、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与吴江县赵瀚无关。3.缺漏内容。明文本《凡例》缺最后一条，今据卢刻本《感旧集》增补如下:“是集搜辑虽勤，而见闻未广，是以小传间有缺者。书成后所得，拟续刻《小传补遗》一帙于集尾。览是编者，或简编轶事，或桑梓旧闻，或邑志家乘、名人传记之所载，摭拾既确，望即邮示，以便随到随续，裨昔贤方躅悉得表章’是又昂须之至切者也。”综上，在《渔洋山人感旧集》的写刻本（影刻本）、活字本、石印本三个版本中，而石印本存有失载、篡改等问题，应谨慎使用。余论现存刻本是研究古籍流传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乾隆二十三年，距离王士镇去世已近半个世纪，其作品在当时及后世的大量印刷出版，真实反映了《感旧集》受欢迎程度。从清代诗学发展来看，乾隆中期正处于格调派与性灵派的活跃阶段，而王士镇《感旧集》的出现也激起了诗坛对于神韵派的再度关注。乾隆二十四年出版的《清诗别裁集》和乾隆三十三年出版的《国朝六家诗钞》中，王士镇诗作人选之数均为集中诸家之冠，而由其编选的《感旧集》也于是时出版，充分显示了乾隆诗坛的包容性、多元性以及王士镇在清代诗坛的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感旧集》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它还成为沟通中朝诗坛的重要桥梁。据朝鲜使臣记载丙戌（笔者按:乾隆3十一年），谢恩使到燕，行中适有先生旁孙名在行，遇钱塘严诚、潘庭筠。先问贵国知有金尚宪否？遂以实对。潘感慨久之，赠其箧中所携《感旧集》一部，又次先生韵，临别相赆。”■《感旧集》收人朝鲜金尚宪诗作八首，中朝两方因《感旧集》而拉近距离，恐怕是王士镇编撰时难以预料的，而《感旧集》也因此流传域外，成为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山东文献集成》影印乾隆二十三年刻本，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辑，第41册，第299、，00页。■邝健行、陈永明、吴淑钿选编:《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6页。笔者按:该书注为《感旧集》八卷，可能依据朱序而来，目前国内刊本及书目未见有八卷本者。
  • 《感旧集》改刻本的流传也是清代大兴文网的一个集中展示。王士镇作为清代诗坛的领袖，其诗学造诣先后得到康熙、乾隆两代帝王认可，在封建时代可谓少有。然而即便是王士镇所选之本，一旦收录与涉及政治问题的诗人，也逃脱不了禁毁的命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意识对于文学创作与文化出版事业的渗透，而这或许是王士慎生前久久不愿付梓的真正原因。
  • 翁同龢与严虞惇、钱廷锦手批苏诗樊庆彦*清代严虞惇、钱廷锦手批《东坡先生诗集注》三十二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评本所用底本为宋王十朋集注、明王永积刻本。卷首大题次行署“宋眉山苏轼子瞻着”，又次双行题“宋永嘉王十朋龟龄纂集，明梁溪王永积崇严阅”。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单边。首卷前有王十朋序及西蜀赵夔尧卿序，次百家分注姓氏，次目录，次东坡纪年录。书前卷尾附有多则题跋，书中钤有多枚藏书印章，据此可以梳理出评本流传之过程。评本卷首大题下朱笔曰：“丁丑春钱简臣阅。”目录后有墨笔曰：“光绪庚子四月朔，邑子翁同龢获观(下钤“龢”字朱文方印。）首叶书眉紫笔题:“紫笔临严思庵先生手批本，同龢记。”(下钤“叔平”朱文小方印：)卷尾有黄笔题曰：“丁丑初夏后学钱廷锦简臣阅一过”又墨笔题曰：“雍正九年十一月钱廷锦点阅一过。十五日病起，寒窗记。时六十有五岁。”评本中并有“宝娄室”（朱文长印）、“虞山翁同龢印”（白文方印）等图章，卷尾又有翁同龢题识曰：光绪庚子首夏得此书于邑中书估，有雍正九年钱公简臣批点，丹黄烂然，颇极矜慎。是年六月汪柳门侍郎由吴门寄示严思庵先生手批本，前后数过，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则又在此评本之前廿年矣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而手眼各别，因以紫色笔移写严评并圈点于册内，以证吾虞诗派之同异（上钤“庚寅生”朱文小长印。）由此可知，此本曾经虞山钱廷锦（简臣）评阅。“丁丑”应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他首次批阅苏诗年方三十岁，故自称“后学”。雍正九年为1731年，钱廷锦“时六十有五岁”，又“点阅一过”钱廷锦两次评点苏诗，前后相距三十五*樊庆彦：山东大学文#与新闻传播播院副教授。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堪金后期资助项目《苏诗评点资料化编》（14FZW030)、山东省社科规划-般项目《苏轼诗文评点研究》(14CWXJ20)的阶段性成果。
  • 年之久，分别以朱、黄两色区分之，“丹黄烂然”。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庚子首夏”、“四月朔”），此批本被翁同龢从家乡书肆中获藏，他又于是年六月获得了其“帝党”好友汪鸣銮（柳门）寄赠的严思庵的苏诗批本。严思庵曾在批本上记曰：“庚辰六月十五日，阅完苏诗三十二卷，贫病交迫，朝不谋夕，草草读过，未细咀嚼也。”依语意观之，这似是严氏第一次批点苏诗，应为1700年，略晚于钱廷锦首次批阅苏诗。翁氏说他“前后数过”，最后一次批点是在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比钱廷锦第二次手批苏诗要早二十年之久。翁同龢将严氏批语用紫笔过录到钱氏批本之上，以便于比较两人诗学之异同，这也使得此手批本蕴含了丰富的理论批评价值。评本中亦钤有“黄裳藏本”、“黄裳珍藏丛本”、“黄裳容氏藏图籍”等书章，可知该本在收入国家图书馆之前，还曾为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原名容鼎昌，1919一2012)所收藏。他在《翁批东坡先生诗》一文中提到：“余得此本于庚寅前后。”①而在此苏诗评本中其亦曾记曰：“此明刻本，颇后印。翁同龢放归故里后所读书也。身后与他种遗藏流落沪市，见于萃古斋。”从而于“庚寅（1950年）正月廿四日海上收”之。黄裳先生还于此评本中多次题识曰：余旧藏王注苏诗，与此板刻正同3茅维一行则属“明梁溪王永积崇严阅”，盖取此本书板挖补重印者。经钱简臣评阅，更得翁同龢过录严思庵评，甚珍视之。近拟斥去，不无张惋。会于传薪所获群书中得此本，初印精好，胜于翁本，卷中有黄笔批校，遂以廉直获之。更抽暇过录严批及同龢手跋，当重装之，以存故迹。此本卷十一至十四系用明刊别本配补。此书不罕见，它日更遇，当抽换之。辛卯春三月廿六日。松禅（笔者按：翁同龢号。）于此书用力甚劬，更有跋语数篇……原书早已散去，笔录尚存。因迻写之。辛卯秋日。此物常熟手迹，严思庵手评苏诗跋尾，原书早经易去。忆卷尾更有翁氏手跋数通，为戊戌党狱之后放归思过时所作。闻京警而思中朝其意可伤。曾于藏书薄录中着之，它曰当别为辑成一卷，并思庵所为小跋入藏书记中。……黄裳记。由此得知，此评本并非为翁同龢所藏原本，乃是黄裳先生辛卯年（1951)的过录本。该评本虽非原批但其原批今实已难见，且能为翁、黄两大收藏家所青睐。而黄裳先生又将翁氏“戊戌党狱之后放归思过时所作”，“不意于跋尾中昌①黄裳:《来燕榭读书丛札（续）》，《东方早报》2012年2月12日，第B04版
  • 言无忌”，“吐露罪臣心事”的题识跋语过录保存下来，因而评本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严虞惇（1650-1713)字宝成，号思庵，江苏常熟虞山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举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曾任太仆寺少卿。“其学根柢经史，贯穿三通之书，有《读诗质疑》三十一卷。著述甚富，为文典实正大。”②严虞惇为官清廉，秉公执法，但“巳卯（1699)，科场狱兴，宝成子侄皆中选’而西溟及蟠皆其同年友，用是堊吏议，镌秩归”③。严虞惇因子侄和好友牵连，革职闲居，隐家数年，批阅诗文，遣忧抒怀。据严虞惇于此评本中所记，他于“庚辰六月十五日阅完苏诗三十二卷”，应是己卯科场案发生的第二年（1700)。而据翁同龢所云，严氏评此本“前后数过，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应是1711年之事。严氏运用十年之工评点苏诗，可见其对苏诗用情之深。严虞惇批点苏诗而致力颇深，与其性格特征、个人遭际及苏轼的魅力影响不无关系。翁同龢曾在此评本后手跋一叶曰：“思庵先生，古之狷者也。其罢官居京师时，至于绝粮。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非其人必不受也。”宦海沉浮，仕途坎坷贫病交迫，朝不谋夕”之际，使严氏对苏轼的生平遭遇感同身受，对苏诗中的兄弟深情、朋友真情体会尤深，时常目为知音。如《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评之曰：“真情苦语，令我心恻。”《和子由苦寒见寄》“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句评曰：“千古兄弟之乐，无过二苏矣。万钟之富、三公之贵，岂足易此哉。”其评《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首句“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曰：“千古友朋兄弟之乐，读此二语，为之慨然。”对于苏轼所流露出来的不平之怨也是予以理解和同情，如《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云故人千钟禄，驭吏醉吐茵。那知我与子，坐作寒蛩呻。”严氏评曰：“东坡亦望故人分惠耶？何其不旷也。”而《十月一日将至涡口五里所遇风留宿》一诗，更使他引为同调;发为感慨:“余自成都入舟，至今巳四十余日，至今未尝遇一顺风也。此行垂索而归意者，鬼神欺我穷乎？其亦戏我乎？吾愿鬼神之勿为害也。”由此他甚为推崇苏轼的人格品行，如《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评曰：“余《试蜀发策》极推坡公，立朝气节正谓此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句，评之曰：“每读公诗至快心处，真令人有弃妻子如脱②[清]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清光绪九年刊本。③[清]李元度著，易孟醇校点:《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文苑》，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091页。
  • 履之想。”《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评曰：“精言可味，吾辈立身亦犹是矣。”而严虞惇对苏轼的诗才亦是赞赏有加，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祷常山而得。）》评之曰：“次韵如自己出，惟坡公能之，真是才大于海。”《正辅既见和复次前韵慰鼓盆劝学佛》评曰：“此等和韵诗，真正才大如海。”“十二句连用六人，古无此体，惟公才大，无所不可。”评《两桥诗（并引）》曰：“二诗同一韵，皆极自然，惟先生有此笔力。”尤为可贵的是严虞惇能够以文学因革正变的学术眼光看待苏诗，不仅注意到苏诗在艺术上对于前人尤其是对杜甫的继承，如评《南康望湖亭（一本云过洞庭）》：“此种五律是学杜。”《中隐堂诗（并叙）》评曰：“此五篇拟杜《何将军山林》诗也。”《和子由初到陈州见寄二首次韵》评曰：“东坡五律，诗□极似老杜。”《和孙叔静兄弟李端叔唱和》评曰：“似杜。”他也看到了苏轼善于开拓和求变的一面，如《入峡》评之曰长律如散行文，子瞻独创。”能够在传承中创新，这也是苏诗能够长存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严氏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高屋建瓴地俯视苏诗，对其利弊得失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指出了由此而带来的弊病。如他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曰：“唐人五言诗多用古韵，七言诗专用本韵，读韩杜集可见也。至宋人则七言亦用古韵矣。古韵有可通，有不可通。如此诗，‘兀’、‘发’、‘没’、‘忽’，月韵也；‘寞’，药韵也；‘恻’，职韵；‘瑟’，质韵也。古韵惟‘质’、‘月’通用，余皆不可通。盖用韵之错乱，自坡公始矣。”宋人尚议论，苏轼也喜好以文为诗，纵放恣肆，直抒胸臆’议论英发，但有时以抽象议论代替形象表达，过于直露率易，忽略了诗须凝练含蓄的内在特质。严虞惇亦直陈利弊，有所针砭。如其评《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会再用前韵》“不作雍容倾座上，翻成肮脏倚门旁”曰“句无谓”。评《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复答之》“牵衣男女绕太白，扇枕郎君烦阿香”曰“二句未工”。评《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弟二首》“杀马毁车从此逝”句曰“何必如此，亦太过”。评《浴日亭（在南海庙前。》“剑气睁嵘夜插天”曰“首句似俗”，“遥想钱塘涌雪山”句“凑人无谓”。评《次韵张舜民自御史出伴虢州留别》“樊口凄凉已陈迹”与“江湖前日真成梦”两句“犯重”。等等。当然，这与苏轼公务繁忙或交游广、应酬多而消耗才思，致使作品不够精明也不无关系。这些评语都较为准确地指出了苏诗的受病之处，体现出严虞惇犀利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文学修养。钱廷锦，生平事略未详，翁同龢在苏诗评本题识中仅提到他较严虞惇稍晚：“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据此评本钱氏题跋曰：“雍正九年十一月钱廷锦点
  • 阅一过。十五日病起，寒窗记。时六十有五岁”。可知钱氏应生于康熙六年(1667)，比严氏小十七岁。另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明刻本《唐陆宣公集》二十二卷，有清钱廷锦批并跋，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明万历三十四年马元调刻《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有清钱廷锦校并跋，现藏于上海图书馆。④二者是否为此虞山钱氏所作，待考。钱廷锦曾先后于康熙三十六年和雍正九年两次评点苏诗，并分别以朱、黄两色区分之，虽然前后相距三十五年之久，但评点风格、观点基本一致，可作统一观之。钱廷锦的苏诗评点侧重给读者提供背景材料，较为简洁平淡。如其评《游东西岩》曰：“一篇自况。”《王维吴道子画》“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句评曰：“重王诗，故独进王画。”《自仙游回至黑水见居民姚氏山亭高绝可爱复憩其上》“爱此山中人，缥缈如仙子”句评曰：“也要还他山亭可爱处。”《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首句“草没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门”，钱氏评曰：“即合夜宿。”《祥符寺九曲观灯》前四句云：“纱笼擎烛迎门人，银叶烧香见客邀。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宵。”钱氏评曰：“‘擎烛’九曲。”言简意赅，点到即止，却又利于读者理解。不惟如此，钱廷锦对苏诗艺术的评点也多是一些短截有力的字句。如他比较关注苏诗的用字法，《同柳子玉游鹤林招隐醉归呈景纯》“岩头匹练兼天净，泉底真珠溅客忙”句，其评之曰：“‘溅’字尤胜。”《次韵沈长官三首》“风来震泽帆初饱，雨人松江水渐肥”句’其评之曰：“以‘饱’字脱出‘肥’字，更妙。”评《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待站台》曰：“做‘待’字妙。”他同样关注对苏诗章法、句法的分析’其评《新城道中二首（其二）》首联“身世悠悠我此行，溪边委辔听溪声”曰：“迭前韵起手便含下，妙。”评《铁拄杖》“含簧腹中细泉语，迸火石上飞星裂”句曰：“炼句”;“披榛觅药采芝菌，刺虎縱蚊掏蛇蝎”句曰：“奇警。”等等。但是钱廷锦也屡屡指出苏诗“太露”、“未工”、“恶俗”、“轻脱”、“乏趣”等受病之处，显示出评者精湛的文字功底和高超的艺术水平。钱氏评点还喜欢就苏诗材料加以考辨。元明以来，托名王十朋的苏诗分类注本孤行海内，“几于家有其书”。但此本经茅芟加以删改后，屡屡出现“分门别类失之陋，不著书名失之疏，增改旧文失之妄”■。钱廷锦对于文字之是正，真伪之辨订，也是苏诗之功臣。如《病中大雪数日未尝起观虢令赵荐以诗相属戏用其韵答之》诗中，王注本作“寒更报新霁，皎日悬半破”，施注本则将“日”改作“月”。对此，钱氏考辨曰：“‘日’如何‘半破’？若谓是‘日出雪消’语，亦生涩不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8、142页。⑤[清]邵长蘅:《施注苏诗•注苏例言》，《施注苏诗》卷首，清康熙三十八年宋荦宛委堂刻本。
  • 醒。施注作‘皎月’为是。”又如王注本将《虎儿》、《庞公》归人《咏史》类中，对此他指出：“远乃子由之子，小字虎儿。此诗不应编人《咏史》集中。”《庞公》“诗意皆公自寓，编入《咏史》，非也。”他还认为，《游净居寺》“刑名非夙学，陷阱损积威”句，王注本“今以‘威约’连读，非是'并且指摘《次韵许遵》一诗王注“非也，公诗文拟借极多，不可拘泥”。这些对于苏诗版本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钱廷锦尤为关注的还是对于苏诗的渊源考订。《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句，钱氏评曰：“绝似太白。”《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句，钱氏评曰：“本刘禹锡诗。”其评《九日湖上寻周李二君不见君亦见寻于湖上以诗见寄明日乃次其韵》曰：“兼苏州、太白之长。”《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句’钱氏认为其源于杜牧之诗:“绿树莺莺语，平江燕燕舍。”《西斋》“鸣鸠得美荫，困立忘飞翔”句“似韦（应物）”。《芙蓉城》“飘然而来谁使令，皎如明月人窗棂”句“暗用李夫人《帐中词》。”其评《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曰：“感慨历落，有唐人风致”。评《雪后书北台壁二首》曰：“其用意之深，层次之细，不减李义山《雪》诗二首。”评《寄刘孝叔》曰：“新法之弊，尽于此诗，是亦杜陵之诗史。”评《雨中过舒教授》曰：“似柳州。”评《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名遁小名干儿……作二诗哭之》曰：“真似乐天。”评《虢国夫人夜游图》曰：“夜游似少陵写。”综而观之，钱氏多瞩目于其与唐人之间的传承。苏轼对于丰富的文学遗产既有继承，同时又加以改造、发展，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特色。钱廷锦在指出苏诗与唐诗的艺术渊源的同时，亦能对苏诗新变与开拓的一面有充分的认识。如其评《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曰：“此公诗之所以独绝，不可以常格议也。”评《次韵孙职方苍梧山》“或云灵境归贤者，又恐神功亦偶然”句曰：“此等诗调，自公开之矣。”评《铁拄杖》曰：“便似老杜，而一种奔轶之气’自是公本色。”出于对苏轼的敬仰崇拜及其作品的激赏，其诗文经常被人奉为创作的圭臬，钱廷锦也指出了苏诗对后人的影响。如其评《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乱山横翠幛，落月淡孤灯”句曰：“范石湖‘山根炬火忽人家’本此。”评《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曰：“此种乃放翁所宗仰。”评《景纯见和复次韵赠之二首》“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觉野蔬香”句曰：“阮白最赏此连。”《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探怀出新诗，秀语夺山绿”句，其评之曰昔圣阶枉赠予诗云：‘烹茶诵君文，秀夺南山绿。’盖用公句也。”体现出他通观古今的文学史视野。四翁同(1830-1904)，咸丰六年（1856)状元，诗、文、词各体兼擅，以诗最
  • 工，足名一家。他受同乡钱谦益的影响也最大，钱谦益探花及第却仕途坎坷，屡被放黜，翁同龢亦感同身受，当然他更为钱氏才学淹博所折服，推重其“根抵盘深”。翁氏之诗亦是抒情议论熔铸一体，邵松年认为其诗“宏深淹博，笔有奇气，多与苏公相类”，为一时斯文宗主。⑥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对其诗有“风骨遒上，余事作诗人，非学裕识广，辟易千人者，固未足语于此”之评。⑦亦可见出翁氏之诗与东坡、牧斋诗歌风格的相近之处，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苏诗及虞山诗人缘何喜爱有加了。翁同龢于此苏诗评本题识曰，严虞惇与钱廷锦二人“手眼各别”，故将二人评点会为一处，“以证吾虞诗派之异同。”严、钱、翁三人皆为虞山乡里，而虞山诗派是明清之际东南诗坛的重要流派。若论文学流派之形成，“文家须先有并时之羽翼，后有振起之魁杰，而后始克成为流别，于以永传。”⑧虞山诗派以钱谦益为其开创者，而以钱氏之门生冯舒、冯班、瞿式耜，及族孙钱曾、钱陆灿等阐扬其风。钱谦益之诗虽初学盛唐，却又能够别开生面，敢于挑战“独尊盛唐”这一强势理论的传统地位，认为宋诗在中晚唐之后出现是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承接，“古今之诗总萃于唐而畅遂于宋”，⑨其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家，转益多师，相容并蓄，不拘一格。其弟子瞿式耜认为：“先生之诗，以杜、韩为宗，而出人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东坡、放翁、遗山诸家”⑩王士慎《分甘余话》云：“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计东《梅村诗钞题词》曰：“虞山暮年之诗，心摹手追于眉山、剑南之间。”■严虞惇在评点苏诗《刁景纯席上和谢生二首》中亦指出：“钱牧斋《有学集》中诗，造此境界。”钱氏才学兼资，藻思洋溢。他一面倡“情真”、“情至”以反对模拟，一面倡学问以反对空疏。其诗文常把铺陈学问与抒发思想性情糅合起来，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体，纵横曲折，奔放恣肆，规模宏大，振作了明末清初的文风。首开流派之宗师钱谦益亡故以后，虞山诗派一脉持续不断，绵延发展。王应奎在《西桥小集序》中申论曰：“吾郡诗学，首重虞山，钱蒙叟倡于前，冯钝吟振⑥邵松年:《瓶庐诗补序》，朱育礼、朱汝稷校点：《翁同龢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43页。⑦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十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2页。⑧[清]王葆心著，熊礼汇校点:《古文辞通义》卷六《识涂篇•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⑨[清]钱谦益:《牧斋外集》卷二五《雪堂选集题辞》，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6页。⑩[清]瞿式耜:《牧斋先生初学集冃录后序》，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9页。■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2页。
  • 于后，盖彬彬乎称盛矣。”二冯（冯舒、冯班）在很大程度上自觉继承了钱谦益的文学观，反对明代复古派一味标举“盛唐”、回归“李杜”的狭隘取径，力破余地，追求“真诗境”。但虞山诗派在诗学理念和审美取向上并未完全一致，单学傅《海虞诗话》谓：“虞山诗派钱东涧主才，冯定远主法，后学各有所宗。”■对于如何汲取新的诗学之源，冯氏虽然同样反对专以盛唐为宗，但也不以牧斋导扬宋诗为然，而是尊崇晚唐杜、李、温等诸人，且根系远及六朝：钱谦益在《冯定远诗序》中即指出：“其为诗沉酣六代，出人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他在《冯己苍诗序》中也赞赏冯舒“枕经籍史’肆志千古。其为学尤专于诗，其治诗尤长于搜讨遗佚，编削伪谬。一言一之错互，一字之异同，必进而抉其遁隐，辨其根核。”■事实上，变异是诗派发展的动力，也是诗派具有活性的标志，二冯自《诗经》以下逐一考订渊源，功力深厚，而冯班之诗尤为沉丽细密，锤炼藻绘，以标榜玉溪生而自张一军，势力日渐壮大，使虞山派“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康熙二十五年（1696)曹禾撰《海粟集序》曰：“虞山之前辈曰宗伯钱先生，其论诗也苛，其自为言也足，门墙士多从冯氏学在乡邦。”■而沈德潜则曰：“湘灵为牧斋族子，然其诗不为虞山派所缚，别调独弹，戛戛自异，毗陵学诗者多宗之。”■钱陆灿学富才高，他尊崇钱谦益，反对冯班“以妖冶为温柔，堆砌为敦厚”的诗论，所著诗词骨力雄厚。王应奎认为：“湘灵诗宗少陵，有高旷之思，有沉雄之调，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故而，虞山诗派在钱谦益身后已分立门户。台湾学者胡幼峰先生在《清初虞山派诗论》一书中，以王应奎编纂《海虞诗苑》为据，参考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和王豫编选《江苏诗征》，列举了近四十人为虞山诗派成员，■其中分以钱谦益、冯班为先后宗主，将冯舒、钱曾、钱陆灿、严熊、钱良择、王誉昌、王应奎称为虞山派重要诗人，又列有“宗钱”、“宗冯”、“出人钱冯”三派和“后期弟子”数人，而“宗钱”派中即有严虞惇。如果观照严虞惇所批苏诗，其宗法杜甫，倡“情真”，抑空疏，求创新，反摹拟，文风奔放恣肆，具有直面现实、心系国运、关怀人生的诗史意识。他称赏苏轼之才学，如前述其评《次韵章传道喜雨（祷常山而得）》曰：“次韵如自己出，惟■[清]王应奎：《柳南文钞》卷五，清乾隆刻本。■[清]单学傅:《海虞诗话》卷二，民国四年铜华馆本。■[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39页。■[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6—1087页。■[清]陈祖范:《海虞诗苑序》，王应奎:《海虞诗苑》卷首，古处堂刊本。■[清]顾复渊：《海粟集》卷首，清雍正八年刊本。■[清]沈德潜等编：《清诗别裁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页。■参见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台湾国立编译馆1994年版，第326—363页。
  • 坡公能之，真是才大于海”《正辅既见和复次前韵慰鼓盆劝学佛》评之曰：“此等和韵诗，真正才大如海。”但对于苏轼学习六朝之诗却颇有微词，如其评《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曰：“此诗仿潘岳《西征赋》体也〇对仗未甚工，叙事详略亦未妥，盖非公诗之佳者”可见其所受钱谦益诗学之影响反观钱廷锦所批苏诗，亦能够肯定苏轼的转益多师，尤其是在苏诗与唐诗之因缘问题上，与严虞惇颇有一致之处，但其态度认真谨慎，温柔敦厚，信而有征，语法简洁细密，注重作品的历史背景材料，瞩目苏诗的本事源流考订，等等，却似与冯班诗论大体相合。同样是《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一诗，其讽之曰：“起结叙致，不衫不履.自是宋体”但这在“粗疏任气”，“宏深淹博，笔有奇气”，深受钱谦益影响的翁同龢看来，的确是“评点极矜慎，于鄙意有未尽合者'因此，诚如翁同龢所言，通过对比严、钱两人的苏诗评点，亦可见出虞山诗派演变之路径及诗人之宗尚，对于清代文学批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五黄裳先生不仅收藏过录了翁同龢的苏诗评本题跋，并在其《来燕榭读书丛札(续）•翁批东坡先生诗》中深入分析了翁氏由此评本题跋中透露出来的内心活动，籍此亦可管窥当时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翁同龢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官至协办大学士，累迁户部、刑部、工部尚书.充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堪称“帝党”魁首。在光绪时期，翁同龢不仅参与了中俄、中法条约的决策，在中曰甲午战争中也是主战最力，对抗李鸿章等主和派，被奉为“清流”宗主。光绪二十三年（1897)，翁同龢柄国，“痛于甲午之役，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破格求贤，冀匡时变，惜望治过急，荐举非人。”■所依靠结交者罕有地方封疆大吏，多是词垣台凍、翰林“清流”，无实力权柄，议论朝政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办起实事来却一筹莫展：而且翁氏“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因此作为“帝党”的领袖，翁同龢率领的力量看似羽翼众多，其实十分脆弱松散，在与“后党”的斗争中一击即溃。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变法尚未开始，翁同龢便因“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清]国史馆:《清史列传》第六十三册，卷六三《已蔡未进大臣传》二，中华朽局1928年影印本，第114页。■[清]赵尔巽编纂:《清史稿》卷四六《列传》二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371页
  • 任”，被“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变法失败后，又被扣上了“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的罪名，终获“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龢作为清廷重臣，为官多载，却极清廉，回乡后无所依傍:“叹息无家老逐臣，只余两膝拄孤身。”■其曾于苏诗评本后亦自叹曰：“余削籍归田，生计日迫”，以致竟要靠门生故旧接济，借住在亲戚家中：“自十六以后无雨，几于流金烁石矣。余假箓卿侄舍以居，书室如斗，蚊雷轰然。临圈点毕，因记。六月廿九日。”落魄忧伤之情俨然可见。因而对严虞惇“罢官居京师时，至于绝粮，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以及其批点苏诗时“贫病交迫，朝不谋夕”的困苦境遇深有同感，颇“于我心有戚戚焉”，故此，“翁氏以紫笔过严评，每卷尾俱有题记，有长至一两叶者，一体小行楷，甚精。”但看到自己“然犹有书画数箧，墓庐一区，”又使得他“仰愧先生多矣”，在苏诗批本首册题云以紫笔临严思庵先生阅本于此本上。它日当令严氏子孙写藏之。”翁同龢在虞山批阅苏轼诗集之时，正是义和团起事的庚子年（1900)，举国动荡。他虽久已退隐林下，闭门思过，平日小心谨慎，不敢稍露形迹，感慨严虞惇“批本中题记往往涂抹过半，意当日文字之禁严耶?”却仍然“念及时艰，辄复流涕，”■心系帝京，未能忘情。“吐露罪臣心事，不少避忌”。其于评本题跋曰：“北方有警，讹言纷然。回望神京，魂神飞越”，不禁发出了“此岂吾读书时耶？然舍读书又何为耶？嗟乎，嗟乎”的慨叹，冀望能被朝廷重新启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翁同龢并非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中日甲午海战“于敌势军情焉不识”，却注重派别利益，维护个人权威，“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属于书生论政的典型，这在时人的评论中亦有不少记述，如他的同乡曾朴（《孽海花》、张鸿（《续孽海花》）便曾对其（化名龚和甫）做了生动形象的描绘。翁氏在苏诗题跋中自谓“粗疏任气，老将至而未知所裁也”，“以庸流参大计，以华士谈诗书”，亦曾诗曰：“愧我胫轻作计臣，曾无膏泽及民身。”■实为的当之反思。况且，他虽有苏■[清]国史馆:《清史列传》第六十三册，卷六三《已纂未进大臣传》二，中华书局1928年影印本，第114页。■[清]翁同龢:《瓶庐诗稿》卷五《重题章侯画博古牌刻本次前韵》，朱育礼、朱汝稷校点：《翁同龢诗集》，上海占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清]国史馆:《清史列传》第六十三册，卷六三《已纂未进大臣传》二，中华书局1928年影印本，第114页。■参见山谷:《翁同龢:维新还是守旧》，《国学》2011年第8期。■[清]翁同癖:《瓶庐诗稿》卷五《三题章侯画博古牌刻本次前韵》，朱育礼、朱汝稷校点：《翁同龢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 轼一样的忠君报国之心怀，却没有苏轼一样的超然旷达之胸襟，在面对仕途坎坷、宦海沉浮时难以坦然处之。他“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困寓虞山七年之后，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便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不过即使如此，诚如黄裳先生于苏诗识语中所言，翁氏“闻京警而思中朝，其意可伤”，他的苏诗评点题跋，“昌言无忌，不畏抄家致祸，是可异、亦可贵也”■，依然具有其文献意义和价值。■[清]赵尔巽编纂:《清史稿》卷四三六《列传》二二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371页。■黄裳:《来燕榭读书丛札（续）》，《东方早报》2012年2月12日，第B05版。
  • 关索研究综述王先勇*传为关羽之子的关索，虽未见于正史《三国志》，然自宋代以来，关索之名屡见于文字记载，如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赛关索杨雄”赞曰：“关索之雄，超之亦贤。”（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又如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角觝”条记载瓦市中的“路岐人”以相扑为生，“诸郡争胜，以为雄伟”中，竟有两个号“赛关索”者，其中一个还是女相扑手，称为“女占”。特别是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ü考出宋代多人以“关索”为名者，可见关索影响之大。不仅如此，明清以来的地理中，西南地区多有以关索作为地名者，如“北有关索岭巡检司”(《明史》卷四十六《地理志》七“云南•澂江府”）、“关索岭在镇宁州西三十里”(《大清一统志》卷三九二“安顺府山川条”）等等，亦可见关索之影响。而有清一代对关索的研究多局限于有无关索其人，俞樾认为“世俗以关索为汉前将军之子，实无其人”，又据“赛关索杨雄赞”认为“似古来真有关索其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七）。顾家相认为“此故北宋以前草野相传之旧闻”(顾家相《五余读书塵随笔》）。谢庭董《关索岭辨》则认为关索实有其人。（清•常恩修《安顺府志》卷四七《艺文志》）清末以来，随着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白话小说史》等著作的问世，对通俗文学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三国志演义》中“（花）关索”故事首先为学者注意，郑振铎《S国志演义的演化》、王古鲁《阅书札记》(记录日本所见崇祯雄飞馆二刻、闽建郑少垣联辉堂三垣馆刻本等诸版本《三国》，均载有“关索”故事）和《关索》②，都是从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的角度来研究（花）关索。随着通俗文学研究的开展和深人，特别是1949年以后，云南澄江小屯村关索傩戏的发现与整理以及1967年明成化刊本《花关索传》的出土，关索研究的材料不断丰富起来，除对关索这一人物的考证之外，主要集中在*王先勇: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①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82页。②王古鲁《关索》，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第五卷第八期、第九期
  • 云南澄江关索戏、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以及《三国志演义》不同版本中（花）关索故事展开。一、关索人物考对于关索这一人物的身份考察，以薛若邻《关索考略》论述最为全面，在文章中，薛若邻列举了有关关索身份的六种看法：“一认为关索是关羽之子者，二认为是历史人物，但与关羽无涉者，……兰认为“索”、“锁”音同而混者，……四认为关索即是关兴，或“帅”、“父”、“爷”、“率”、“索”音近而误者，……五认为关索即关隘之绳索者。……六看法不甚明确或超然视之者。”③这六种看法概括来看，第;一、二、四都认为关索实有其人，第兰、五、六则否认关索的存在或对关索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在此文章中，薛若邻认为关索实有其人，且认为关索即是关兴:关索故事在历史上广为流传，当确为历史没有记载的人物；又唐代尊奉“关三郎”④—关羽，降至元明，关三郎为何人渐渐不为人所知，误认其为关羽第三子；又西南夷言爷为索，故将对跟随诸葛亮南征的关兴称为关爷，又讹为关索;最终遂把关羽第二子关兴误当作关羽第三子关索。⑤陈嘉祥认为“关索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存在的。绝不能因为陈寿《三国志》不载而否定他”⑥。有的学者则认为并无关索其人，只是民间传说。⑦柴继光考察了几种关氏家谱，虽然都记载有关羽第三子关索，但作者还是认为“在历史上并没有关索其人，他的见于《三国演义》是小说家的虚构”，“疑‘关索’是‘关锁’之讹传”。⑧王守文也认为关索并无其人，关索乃是过关之索，却推测关索岭三国遗迹为马忠所留，⑨证据并不充分。蒋邦泽、蔡东洲同样认为“历史上并无关索其人”⑩、“关索乃民间传说、小说增饰而来”■。除对关索人物的考证，杨明《澄江关索戏考》、周绍良《关索考》从《花关索③薛若邻《关索考略》，《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④关于“关三郎”为何人，周绍良《关索考》认为“关三郎”指的是关羽之子关索，焦杰《关索并非关2郎》和刘占召《说二郎—与焦杰先生商榷》的文章也予以了讨论，可参看。⑤薛若邻《关索考略》，《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⑥陈嘉祥《说关索》，《文史杂志》，1995年第5期。⑦王古鲁《关索》，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第五卷第八期、第九期。⑧柴继光《关氏家谱考略》，《寻根》，1997年第5期。⑨王守文《关索岭三国遗迹考正》，《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5期。⑩蒋邦泽《同治本会理州志艺文琐证》，《西昌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蔡东洲《关羽现象五考》，《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 传》、《三国志演义》等不同文献考察了关索故事。刘海燕《关索形象的文化意蕴—历史、文学与民间信仰互动之个案浅析》以及她的博士论文《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演变史论》都是立足于历史文化的角度，提出“关索形象的文学构思与民间传播，是对关羽形象与崇拜的丰富与补充，体现历史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双向互动”■。二、关索戏研究现在的云南澄江县阳宗镇小屯村、安徽贵池等地区还保留有关索戏剧本，而小屯村关索戏因其保存传统演出形式，具有“活化石”意义而备受瞩目，故云南小屯村关索戏成为研究的重点。云南澄江小屯村关索戏在1949年后常常参与到地方演出中，除文革期间因特殊原因停止。在80年代初，随着有关专家和领导呼吁抢救古老而稀有的关索戏及其剧目，小屯村关索戏又受到了专家学者的关注，出现了许多介绍研究关索戏的文章。杨应康、顾峰、刘体操等人都撰文对小屯村关索戏的演出状况做了全面介绍。刘体操的《关索戏与傩文化》分析了关索戏在小屯村保留下来的条件和原因，《珍贵的关索戏脚本》则介绍云南澄江小屯村关索戏整理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以及关索戏的价值。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关索戏志》作为《中国戏曲志•云南卷》的一部分，于1992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当地文化部门也积极组织老艺人口述笔录关索戏的剧目，并以《云南传统戏曲剧目汇编》的形式刊印，对保存关索戏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小屯村关索戏的来历，据小屯村父老说，在清代初期（有顺治时期、康熙时期两种说法）就有了。又据龚向庚老人言，小屯村关索戏是由其祖上龚兆龙和本村的李成龙带头，从路南请师傅来教的。顾峰依据在五显庙中发现道光七年重修五显庙所立石碑，上有龚兆龙之名，故而推断小屯村关索戏是道光初年引进的。■若确为从路南引进，路南的关索戏又是从何而来？据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记载，清代江浙（吴语地区）湖州府武康县，曾演关索戏。今天安徽岳西一代傩戏中仍演关索故事；湖北恩施的傩戏也演关索剧目。由此薛若邻《关索戏和关索》一文中考证后认为“云南的关索戏似源于江浙吴语地区的傩戏，顾峰则从路南大屯、阳宗小屯和安徽傩戏都称为“虎”（路南大屯有三十五个角色，称为三十五虎.又称上五虎;小屯有二十个角色，称为中五虎;安徽的傩戏有■刘海燕《“关索”形象的文化意蕴历史、文学与民间信仰互动之个案浅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顾峰《古滇艺术新探索》，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
  • 二十五个角色，也称二十五虎），“两者似相接近，且唱调颇相似”，认为可能是同源异流。■曲六乙先生《关索戏的“猜想”》中进一步认为“源于朱元璋征调‘江南’大军”人滇。关于小屯村关索戏的性质方面，王兆乾《关索和关索戏》、薛若邻《关索戏和关索》等都把小屯村关索戏看作是傩戏的一种，其中一些学者还进一步认为关索戏属于军傩。黄笙闻《军傩列鬼与赛赛、调调》分析对比了不同地方的傩戏，揭示诸戏同起源于军旅傩祭的礼仪。刘体操在《关索戏—军傩家族的重要成员》从演出的剧目内容、剧中的面具人物、剧中人物的服饰和道具三个方面具体论述关索戏的军傩特征。另外，刘体操在该文中还认为军傩关索戏“已经发展到基本戏曲化了”，把傩戏与戏曲相联系。陈天佑《关索戏一典型的戏曲型傩戏》亦从戏曲出发，认为虽然关索戏仍从属于祭祀活动，但从关索戏面具的脸谱化、剧目内容的世俗化而非宗教化来看，认为“关索戏是傩戏向戏曲转变的活化石—戏曲型傩戏'潘勇《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戏剧功能—从关索戏看原始戏剧功能的嬗递》从原始戏剧的角度分析关索戏。朱江勇《从傩戏的表演空间范围看其文化变迁》则以理查德•谢克纳的戏剧表演空间理论分析关索戏，论述演出空间变迁与文化的变迁。除了以上几个方面，还有一些学者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关索戏。田中一成《云南关索戏中的花关索—兼论其与闽粤戏神田都元帅的关系》从中国基层社会的儿童信仰的角度，论证云南关索戏与闽北、闽南的田都元帅之关系。孔又专、黄柏权《傩蜡文化视野下的关索戏》从原始巫术、民俗宗教及傩蜡文化来考察关索戏。何根海、丁希勤《安徽贵池傩戏剧本的宗教文化思想探微》则探讨《花关索》与儒教、道教的关系。三、明成化刊本《花关索传》研究明成化刊本《花关索传》是1967年上海嘉定县宣姓墓中出土的十三种■说唱词话中的一种，后连同一起出土的《白兔记》戏文以《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的名称影印出版。因当时的政治形势，这次发现的文献并没有立即受到重视，直到1972年，赵景深先生在《文物》杂志发表《谈名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文章予以介绍，这一文献才为学术界所知。此后，汪庆正、尔泗、胡士莹、谭正璧、谭寻、周启付等先生先后撰文介绍、分析、探讨这一新的文献发现，肯定了这一文■顾峰《一出独特而稀有的傩戏—关索戏》，《戏剧艺术》，1985年第3期。■研究者对这一说唱词话丛刊的种类有不同的统计方法:赵景深先生分为十一种，尔泗、周启付先生分为十六种，谭正璧、胡士莹先生分为十三种，文章采用最后一种分法。
  • 献的价值。对于《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的研究状况苗怀明先生《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综述》已作了梳理，兹不赘述。具体到《花关索传》的研究价值和角度主要有以下几点：在《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中的价值，汪庆正《记文学、戏曲和版画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论述了这一问题赵莹博士论文《三国演义在日本的译介和研究》专节论述了《花关索传》的发现带来的H本对关索以及《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热潮。(因《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中多用了《花关索传》，故在下一部分《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中详述此问题。）在说唱、平话以及戏曲研究方面，周村《成化本说唱花关索传的本色、变异及其渊源》通过《花关索传》与《三国》诸版本相较的异同，论述有关关索事迹的说唱、评话“可能早在唐代”就已开始。罗锦堂同样认为：“‘花关索’的事迹，早在唐宋时，就已流传在民间了，现在所发现明成化时的这个刻本，还不过是一个‘重编’本而己！”■李宜涯《〈西蜀梦〉与〈花关索传〉之比较研究一论词话与杂剧之关系》则将《花关索传》的研究与杂剧相连探讨了说唱与戏曲的关系。在与傩戏《关索戏》的比较研究方面，王兆乾《池州傩戏与明成化本说唱词话—兼论肉傀儡》比较傩戏《花关索》与成化刊本《花关索出身传》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说唱词话》和池州傩戏关系密切，而且可以说明宋代的“肉傀儡”就是一种以民间说唱为底本的假面戏曲和歌舞，并认为傩戏《花关索》“是以词话为蓝本的改编本”。他又联系词话本反映的湖北方言，作出《花关索出身转》可能是据湖北一带的流行本刊刻，元末明初由朱元璋手下湖北籍将领带到南京后又带到北京的推断。在思想文化研究方面，金文京《关羽的儿子与孙悟空》、《关羽之子与孙悟空—明成化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的神话意义》从世界文化的角度：从剑神、小童、水神三个侧面考察《花关索传》中的神话因素。联系古代尤拉细亚大陆的神话，指出《花关索传》受其影响的可能性。认为“《花关索传》描述了一个从生到死的英雄的故事，是一部英雄史诗”■，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为研究《花关索传》提供了新的角度，赌枝《明成化说唱词话“花关索传”的神话意义》也是从神话角度来谈。韩霄《儒学视野下的花关索形象》则以儒学视角分析《花关索传》，突出关索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忠孝”观念。■罗锦堂《花关索传说考》，《中外文学》，1981年第9卷第9期。■日•金文京《关羽的儿子与孙悟空》，日本岩波书店《文学》，1986年第54卷9号。
  • 在这些研究明成化刊本《花关索传》的著作中，日本学者用力颇多⑩，最有代表性的当是1989年金文京等五位学者共同写了《花关索传O研究》这本专著。“书的内容分为六个部分。除了第二章校注五位共作以外，其他五个部分各人各写一个部分。金文京写了第一章解说篇，简略介绍《说唱词话》并探讨《花关索传》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同时叙述关于《花关索传》与民间传承。尤其是他补说《说唱词话）发现的过程，并且探索《说唱词话》原主人的问题。第三章大木康编辑介绍了关于《花关索传》的资料，如关于“关索”的绰号、西南地区与“关索”的关系、有关“关索”故事等等。第四章是《花关索传》的影印资料，第五章是古屋昭弘写的文章《说唱词话「花关索传」上明代■方言》。第六章是永上正编的《花关索传仍研究》的索引篇，并作r《花关索传》登场人物称呼一览表。”■此外，GailOmanKing女士关于《花关索传》博士论文“AstudyofHuaGuanSuoZhuan:aprosimetricnarrativeprintedin1478”，张守连的博士论文《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研究》也有专门章节讨论《花关索传》。WaltherHeissig的“TracingSomeMongolOralMotifsinaChineseProsimetricMingNovelof1478”，AnneE.McLaren的“TheStoryofHuaGuanSuobyGailOmanKing”，和GailKing的“AFewTextualNotesRegardingGuanSuoandtheSanguoyanyi”，均对《花关索传》做了探讨。四、《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在《三国志演义》的版本研究问题上，1929年郑振铎发表文章介绍了十种明代刊本，并指出：“在这许多不同的传本中，足使我们注意的甚少，因其本文与罗氏此作第一次刊本的原本并无多大差别，至多只有几个字的不同，或不关重要的一二句东西的增删而已。”“此可见这许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其与嘉靖本大不相同的地方，大都仅在表面上及不关紧要处，而不在正文。”■加之除嘉靖本和毛本外的其他诸本多藏于海外，此论一出，在版本问题上，诸学者形成了思维定势，多赞同郑振铎的观点，版本研究也只围绕嘉靖本和毛本进行而忽略其他版本。■日本学荇研究《花关索传》的文章还存：尾上兼英发表了《成化说唱词话试论（一）—围绕〈花关索传>》，永上正《“花关索”研究笔记》，古屋昭弘《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和明代方言》.小川环树《关于关索物语》，小川环树《〈花关索传的研究〉序》，立间样介《花关索传的“花”和“少年浪子”》，大塚秀高，金文京等《围绕〈花关索传的研究>》，上田望《〈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上野隆三《包拯出生传说和花关索》，上田望《云南关索戏及其周边》，宫纪子《花关索和杨文广》等。■转引自张守连《名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研究》，复旦大学博十论文.2003年4月。■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国文学论集》，上海：汗明书店，1947年。
  • 对这一问题首先提出质疑的是日本学者小川环树，他在1965年发表的《关索的传说及其他》中提出：“毛宗岗本有关关羽第三子关索一节为嘉靖本所无，却见于万历十九年金陵周曰校刊本，而建阳所刊郑少垣本、杨闽斋本等上图下文形式的版本中却有与周曰校本不同的关索故事。”■在文中，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认为花关索的故事相对来说出现得较晚，然后被穿插于建阳刊的杨闽斋等版本中，时间上比嘉靖本要晚。同时认为这些异本中对花关索进行了多姿多彩的描述，但被认为太粗糙，不适合在《三国》中表现历史的真实性，因而在后期版本中又被删除了。这虽然是设想，却给《三国志演义》的版本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特别是1967年说唱词话《花关索传》的发现，围绕哪个版本更接近古本，以《三国》中（花）关索故事的来源展开争论，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三国志演义》较早古本中就有（花）关索故事，在嘉靖本等后来刊行本中被删去，而建阳刊刻的‘志传’本系统则保留了古本的原始面貌;一种则认为最早古本仍为嘉靖本，建阳刊本中的（花）关索故事为后来插增。”■关索故事为古本所有的观点，国内当为柳存仁先生1976年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最早言及此事。他认为尽管嘉靖本的刊行年代较早，但未必就与古本相同，他把嘉靖本与刘龙田本相比较，推断建阳刻本中所谓的《三国志传》系统本子（有关索故事）的祖本保留着比嘉靖本更早的原始面貌一即认为古本有关索故事。但仅限于嘉靖本与刘龙田本二者的比较，内容有限。之后，胡士莹在其《话本小说概论》中虽未直接言明关索故事为古本所有，但其认为“在力求‘按鉴’的改作者看来，关索故事只不过草野旧闻，毫无历史根据，因而凡载关索之处，就被逐渐归并并删除以符合事实”■，可见胡士莹先生认为关索故事为古本所有，有关索故事的更接近原本。澳大利亚马兰安博士《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专门以说唱词话《花关索传》为切人点探讨《三国志演义》的版本问题，通过比较《花关索传》和一些《三国》版本，认为《三国志演义》同样经历了和其他中国古代小说一样的版本演变的问题，从而否定了郑振铎的观点。他肯定《三国》最早的版本比后出的版本包含了更多的口头民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通过比读嘉靖本与闽建志传本中的郑少垣本和杨闽斋本，认为罗贯中的原著中包含了关索这个人物，而嘉靖本的编者出于庸愚■日•小川环树《关索传说及其他》，日本岩波书店《三国志》1964年，第八册附录。■《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刊载孟森《第四届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综述》一文，记录了沈伯俊、刘世德、李金泉等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观点，可参看。■陈丽媛《成化花关索传与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胡土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85页。
  • 子在序中所说“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的原因，模仿正史的风格删除了有关花关索的故事一即认为志传本许多情节正是源于说唱词话，志传本更接近于古本原著，而嘉靖本删除了相关内容。张颖、陈速《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持同样的观点。关索故事为后来插增的观点，最有代表性、用力最勤的当是金文京，他对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和《三国志演义》版本关系进行系统探讨研究，先后发表了《〈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三国志演义与花关索传》、《再论三国志演义版本系统与花关索、关索故事之关系》。他将包含花关索和关索故事的建阳“志传”系列诸刻本分为四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其中又分为二十卷本系统和十二卷本系统;三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通过与嘉靖本的对比，认为“两者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他又通过现存最早的建阳刻本“叶逢春本”并无关索故事提出“《三国志平话》里的关索南征的故事，到了罗贯中编《三国志演义》时一度被淘汰过。后来建安的一些书肆，可能是为了投合读者的口味，利用《花关索传》一类之书，再把它插进去的”■。日本学者中川渝《〈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一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论及《三国志演义》各本对关索故事叙述的不同，同意金文京的关索故事插人说。李伟实《花关索故事非三国志演义原本所有》以志传系列的“郑少垣本”与嘉靖本对照，认为“志传本中关索人物及故事并非早于壬午本的旧本所有，而是嘉万时期某些志传本编写者加进去的”，他还注意到志传本卷首有《蜀君臣纪附传》在关索名下的的注释：“按《一统志》云，关索，三国名将，云南只潞州安抚司永甲县有关索岭，详载事迹在上”，而其他人物均未加注，以证关索故事为后插人。欧阳健同样也注意到这样一条注释，他考察《一统志》所指当为《大明一统志》，结合其论述关索虽出名很早，但与关羽联系时代却比较晚这样一来，写有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就肯定不是元末明初罗贯中的原本了。”■王前程《何种明刊本最接近罗贯中原作》、范增如《三国演义•诸葛南征•关索其人》、谭良晡《关索文化现象简论》均持同样的的观点，认为关索故事非原本所有，乃是后来的版本增补，而增补的依据大概就是说唱词话《花关索传》。■日·金文京《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一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1页。■日•金文京《三国志演义与花关索传》，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欧阳健《关索考辨》，《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 另外，就《三国志演义》版本的相互关系问题，中川渝《〈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分别在第二、三、四、五章，从二十四卷系统诸本、二十卷本繁本系统诸本、二十卷简本系统诸本、三个系统的关系与《三国志演义》的简略文本四个方面详细作了考察，结论如图■:可以说是目前《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的全面而系统的著作。综上，从傩戏、说唱到小说、戏曲，从人物考证到宗教、文化，虽然关索研究的内容不断深人，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但笔者认为以下几点还需重点研究。如现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的关索戏与明成化《花关索传》在内容上有相近之处，而且安徽省贵池县徐家富藏有花关索傩戏剧本与明成化刊本《花关索传》文字内容相似，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需进一步研究。江西、湖北、安徽、云南等地都有关索戏的遗存，他们之间的地域传播情况如何也需要理清。此外，京剧及其他地方剧都有“滚鼓山”一目与明成化刊本《花关索传》中刘丰之死相同’关索故事与戏曲的关系，或者更系统的说其从故事到说唱、小说、戏曲的流传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日•中川渝著，林妙燕译，《〈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8页。
  •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中共革命理想的文学表达赵伟*1927年，国共由合作革命一变而为决裂敌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使中共遭受严重考验，中国的普罗列塔利亚揩干血迹继续战斗，秉承无产阶级崇高革命理想的左翼文学亦如荒野中的萌芽逆势生长。①一、1928年，五月歌咏1928年，左翼作家立足《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流沙》等挥斥方遒，革命文学声响渐大。同年五月，一个颇具纪念意义的时间点，左翼阵营作诗为文，悲悼牺牲，激励来者，或显或隐宣扬反帝与阶级革命。其中，黄药眠《五月歌》用长诗，截取“五一”、“五四”、“五册”等历史事件，生动勾勒，深情吟咏，民族、阶级斗争之主线贯穿全文，可为诸作代表。大革命失败，战友牺牲、离散，作家痛陈创作缘起。共产火种自西东渐，劳工运动激起风潮，“一片热烈的反抗的呼声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啊，你西方的工人呀我们几时才可以同你们握手!”一度高涨的斗争形势似乎预示世界革命狂澜的到来。然而，革命艰巨、惨酷，“现在这应该纪念的悲壮的五月又已到来，我们这些还没有死的人在这时候宁不心痛，杀人的还在杀人，而死者已经死了，啊，死得真惨，连死后的尸骨都没有余踪！”诗性语言饱含悲愤，国共合作破裂，中共及其外围损失严重，左翼作家处境险恶心绪不平。屠杀令战友沉沦、屈服，*赵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①大革命失败后一个时期，中共部分领导坚持认为“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共产国际则解释为“中国革命正处于从旧的革命浪潮向新的革命浪潮过渡的中间阶段”（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76J81页）.这种乐观的论调，或也是左翼文学勃兴的原因之一。②黄药眠:《五月歌》，《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28年7月10
  • 作家质问，“你从前的热情何处去了？”一蹶不振固不足论，激进亢奋也非常态。“盲目的激进主义与善变的机会主义是极左病的两种表征，头脑发胀时大有目空一切、横扫六合之势，一旦受挫，便很容易‘转向’”③。政治狂潮变幻难测，左翼毕竟书生意气，左右之间，挣扎沉浮。逝者已矣，同志还须努力，“不愿做奴隶的朋友们，请都前来谙听！我并不是什么诗人要讴歌‘人性’传名，我只愿把它当成战鼓，催着你们兴奋!”标榜革命的创造社同人不乏激情浪漫，他们眼中，文学“是阶级的勇猛的斗士之一员，而且是先锋。他只有愤怒，没有感伤。他只有叫喊，没有呻吟。他只有冲锋前进，没有低徘。他只有手榴弹，没有绣花针。他只有流血，没有眼泪。”④革命氛围中，政治挂帅，文艺亦是武器，斗争哲学战胜“人性论”。“五一”本属舶来，《五月歌》洋为中用，强化其阶级斗争之意，抚今追昔，扼腕感慨。无产阶级本有世界革命理想与情怀，推己及人，美国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被赋予社会革命的重大政治内涵。作品中，芝加哥工运波澜壮阔，“‘三八’制的呼声使西方的大腹儿十分震恐，工人们高举着镰刀示威巡行，风起云涌，轰轰的血钟竟雷鸣般响彻了全球!”“镰刀”、“血钟”颇具象征，作品通过刻画工运场景，营造革命氛围，建构阶级话语，斗争起自美帝，世界无产者闻之鼓舞。《伟大的时代——九二八，五一节，狱中歌》⑤、《警钟•心坎里的微音》⑥、《太阳似的五月》⑦等，共黄氏放歌。诸作以阶级学说解读历史，将芝加哥罢工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曙光，从此，北美赤潮“波及全球的陆地和海洋，诗人笔下，五一游行堪比“十月的红光”，它“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战栗，发动了全世界社会革命的高潮”，“我们的兄弟都在振臂高呼，都在高举红旗狂舞”⑧。东西互动，红色风暴席卷全球。林房雄《牢狱的五月祭》⑨、李铁生《“五一”底小史及其意义》⑩等，也以“五一”为关键词，或小说或史论，笔法不同，鼓动阶级斗争之目的则一。左翼作家緬怀西方工运，目的还在揭露中国现实，激起大众革命。“看！那③秦弓：《论鲁迅对30年代左翼文学的评价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④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28年5月1日。⑤君淦:《伟大的时代——九二八，五一节，狱中歌》，《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8月10日。⑥冯宪章:《警钟》，《太阳月刊》五月号，1928年5月1日。⑦L:《太阳似的五月》，《流沙》第四期，1928年5月1日。⑧冯宪章:《警钟》，同前。⑨君淦:《伟大的时代——九二八，五一节，狱中歌》，同前。⑩【日本】林房雄作林伯修译:《牢狱的五月祭》，《太阳月刊》五月号，1928年5月I日。■李铁生:《“五一”底小史及其意义》，《流沙》第四期，1928年5月1日。
  • 遍地的血流，那遍地的被杀害者的尸首，那挤满在监牢里的囚徒。那呻吟在厂主鞭挞下的瘦弱的工人，那战栗在军阀铁蹄下的羔羊似得小民”。但“敌人最后的白色恐怖”并不足惧，因为“杀不尽的是我们的头，流不尽的是我们鲜红的热血，我们有的是无量数的继起者!”■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上述“五一”篇章，大都以掀起斗争收尾，要求推翻“统治一切的保守者”，目标不言而喻，口号整齐划一。左翼齐唱工运，其中亦有变奏。较《五月歌》稍早，《流沙》刊载《五一节谈农民问题》■，文章在坚持工农联盟的前提下，分析农村形势’强调农民与农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这或是对井冈山斗争模式的一种反映，只是，这一声音在中共继续此前革命方针、模式的大环境下，尚显单薄。纪念“五一”，主打社会革命，回望“五四”，重在反帝精神。红色工运送来革命思想，“五四”青年惊醒东方迷梦。西方工人的镰刀迫使资本家转嫁危机，“游龙般的巨舰载着多量的货物前来拍卖，老大的东方巨人呀，就从此奄奄的病人膏肓!”由此，《五月歌》将视角对准中国。作品肯定青年抗争，“他们起来惩创了昏聩的官僚，演成了壮美的暴动，他们敲穿了封建的脑袋，成就了威大的启蒙”。解读启蒙，左翼有所取舍。《五月歌》、《纪念我们的纪念日》、《增报贩》等，均从民族意识觉醒之角度一笔带过，未涉个性解放之说。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中共的封杀，左翼作家处境艰难，合力反击属当务之急，个性、人性难以顾及，个体意识遂被集体意志取而代之。“五四”确有反帝反封建之功，不过，作家起笔“五四”，着眼更在“五四”之后。“虽然这浪漫的热情不能持久地渐渐的冷却，但这革命的滔滔的伏流却在青年们的心里永未曾泯！”作家认为，“五四”更有意义之处，还在其为继续革命埋下火种。“啊，顽固的老人会在那里叹息嘘吁，说现在的青年竟会杀人放火，但我觉得在这不合理的组织之下，惟有杀人放火的才值得我们讴歌!”“五四”已成过去，顽固的落伍者才惧怕变革，以暴力推动社会革命正是青年们的首要任务。1920年代末，左翼作家高歌猛进冲决一切，鲁迅、胡适等“五四”一代均在打倒之列，其时，革命文学大有扫除异己统一文坛之心，鼓动青年造反即是重要手段。政治热情刺激下，指摘“五四”，推动革命，左翼当仁不让。彭康《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指出，“五四运动是带了民族解放色彩的反抗军阀运动，那次运动是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为当时的中国的客观条件所限制，因而没有阶级的立场，不能把握变革社会的理论，其结果，还是中国布尔乔亚对于封建势力的进攻，于普罗列塔利亚特毫无实效”。文章一本阶级学说，分析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批判资产阶级之局限，■君淦:《伟大的时代--------九二八，五一节，狱中歌》，同前。⑬华汉:《五一节谈农民问题》，《流沙》第四期，1928年5月1日。■彭康:《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流沙》第四期，1928年5月1日。
  • 阐述无产阶级领导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指明今后文化须“暴露社会的矛盾，使普罗列塔利亚特知道社会现状是怎样，而从中得到斗争的目标及斗争的手段，以达到变更社会的目的。”彭康笔下，“五四”意义较《五月歌》更加弱化，作者倡导以强调阶级、立场的无产阶级文化取代“五四”传统，以之引导民众“颠覆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日后中共革命胜利，左翼文学成为新社会文坛正统，革命话语生根，激进姿态掌舵，关怀个体之“五四”精神在有意无意之间慢慢淡化。“五四”唤醒民族热情，“五卅”激起反帝浪潮，相比五四运动“打倒列强”之口号反对帝国主义”的概念在“五卅”前后更是深人人心。1925年，沪、广等地工运遭血腥镇压，“流到南京路的血通红，流到沙基路畔的血通红”。在此关口，中共引导群众反帝，组织能力惊人，经此一役，中共倡导之“反对帝国主义”一说广泛流传。瞿秋白甚至认为“五卅运动的意义，在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执行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跃登历史舞台”■。“五卅”凝集如此记忆，左翼自然大书特书。“啊，起来吧，你那些劳苦的，无知的，可怜的奴隶”，“我们如再不反抗时，我们就惟有向‘死神’等候”。作品号召劳苦大众挣脱帝国主义锁链，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啊，朋友们，待我们起来做一个开拓新时代的工人，待我们起来把这不合理的世界全盘推倒！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将随着我们东方一齐苏醒，我们要搴起了革命的大旗把一切的魔露，都一齐扫荡！”《五月歌》反复渲染工运血腥现场，极力斥责列强横行无忌，刺激同胞民族情感，在建设新世界的理想中，将反帝与社会、世界革命相结合。言说“五卅”，左翼曲尽其妙。《五月歌》而外，《五卅事件》、《纪念我们的纪念日！》、《五卅哟》、《赠报贩》、《流血》、《一九二五的血一关于“五卅”的传闻》■等“命题作文”，体裁不同，各有侧重。《纪念我们的纪念日！》等诗，重在勾勒历史画面，渲染革命悲壮氛围，激发民族、阶级斗争热情，写作逻辑与《五月歌》相仿。《五卅事件》(专论）回顾历史现场，纵论“五卅”得失，指陈当前形势，主旨与上述诗歌一致，行文更加直白、详细。作者指出，上海工人反帝罢工期间，“全国商务总会”部分“大布尔乔亚及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妥协、动摇，由此说明“全民族能够形成一个统一战线之主张者的迷妄”，并得出结论，除“普罗列塔利亚特是遂行解放运动的主体以外，其余的一切阶级，虽有时能够加入革命阵线，但因他们的社会根据，不是投降帝国主义，做它的直接的走狗，就是加入变相的军阀之阵营，做帝国主义的间接的工具，所以他们不能亦不得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只有普罗列塔利亚特能彻底的排除一切的障碍，破弃一切的拘束，■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谷音《五卅事件》（论文）；诗四章:N.C.《纪念我们的纪念日!》、独清《五卅哟》、弱苇《赠报贩》、雪《流血》；龚冰庐《一九二五的血—关于“五卅”的传闻》（小说），皆出《流沙》第四期，1928年5月1日。
  • 真实地起来变革社会，决然地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及领导革命运动于正轨之上而完成其任务。”文章结合当下总结过往，说明今后革命之目标、动力、对象，明确放弃此前统一战线政策，基本观点与稍后《中国共产党为五卅第三周年纪念宣言》■相符，中共左转，左翼先声夺人，其为阶级斗争先锋，名副其实。上述篇章重点关注“五一”、“五卅”，并论及“五四”，作品政治性、口号性强’主旨在宣传反帝与阶级斗争，其激进的内容、风格应与当时共产国际及中共对中国革命的认知有关。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实已失败，但斯大林仍“对中国革命重新走向高潮颇具信心”，因此，莫斯科“同意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迅速开始宣传苏维埃”，“这种情况促使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和中共中央很快就宣传苏维埃革命的主张了”■。1928年中共六大，苏维埃革命旗帜依旧高扬，“党的根本任务，依旧是准备和实行武装暴动;革命的直接目标，依旧是力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而革命的动力，依旧‘只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对象，则不仅有帝国主义、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及其军阀，而且还有‘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底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于其它小资产阶级”■。左翼作家重视配合党的宣传工作，共产国际及中共的政治动态即文学风向标。此前，反帝除军阀已是题中之义，如今，左翼文学延续此话题，而宣传苏维埃迎接革命高潮之政治使命，又使得左翼文学开始“在一切领域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以及诉诸底层普罗生存处境的痛苦。同时强调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快速改变社会”■。在上述政治、文化等因素作用下，《五月歌》等既包含反帝的老观点又提出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新曲调，歌哭怒骂，齐为苏维埃革命宣传造势。政治影响文学，文学标记政治。左翼文学歌哭“五一”、“五卅”，突出工人形象，祭奠城市工运’号召工友以暴动之形势推翻旧社会，这无疑是共产国际及中共早期斗争思路的一种体现。]920年代，中共倚重苏俄革命经验，工人、工运及城市暴动被视为开展苏维埃革命的不二法门，至中共六大，这一模式延续，“莫斯科方面坚持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以及党的领导层要突出工人成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苏联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实际策划、组织和主导下的这次大会，对俄国苏维埃革命的模式依旧是相当地坚持。它意味着，大会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苏维埃革命模式中的城市中心观点，即城市领导农村，工人领导农⑰《布尔塞维克》，1928年，第二十期.■杨奎松:《内战与危机（1927-1937)》，《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6页。■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83-184页。■高华:《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 民的观念”■。在这种大方向下，左翼作家积极撰文纪念工运、争取工友、宣扬暴动，可谓事出有因。解读五月各纪念日，左翼文学强调社会革命，国民党侧重民族主义。1928年5月，国民党领导之北伐尚未完成，“五一”等纪念皆与此关联。5月1日，上海国民党党政军及各团体开会纪念，提出“继续五一精神、实行三八制度、拥护农工利益、改善农工生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匪”■等口号。上海党务指导委员会“五一”宣传大纲指出，国民党代表并维护农工利益，农工更应配合国民革命铲除帝国主义及军阀。大纲还借机批驳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之说，并以三民主义争取民众气《申报•自由谈》推出《五一》■、《忆当年》■等“纪念小说”，对比今昔，突出国民革命后，工人生活改善，与渲染工农贫苦之左翼文学，形成对照。其后，“五四”、“五卅”，国民党皆引导民众开展纪念活动■，由于“五三”惨案之故，国民党更以民族主义相号召，要求同胞忍辱负重，支持北伐，完成反帝除军阀之事业。十年后，国民党主导的五月纪念，除结合抗战背景外，对“五一”、“五四”的解读与前说并未有很大不同，且更加注意利用“五七”、“五九”等强调民族主义■。回溯至1920年代，由于苏联及“五四”等国内外政治、思想资源之影响，国共对“五一”等之纪念，皆包含反帝爱国，劳工神圣等思想。两党有同更有异，“国民党吸取了列宁主义的下端结构性的要素，就是党治、党国、党军，而放弃了列宁主义的髙端的概念一阶级斗争;共产党则是将列宁主义的上、下端都吸取了”■。意识形态影响文艺宣传，围绕革命理想，左翼文学与国民党口径之对立亦可想见。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国人民族热情高涨，反日浪潮迭起，以济案为题材的作品也陆续涌现。“大批具有民族、民主立场的作家，如杨振声、李健吾、冰心、袁昌英等，发表了为数众多的作品，这些作品散见于《现代评论》、《东方杂志》、《晨报副刊》等报刊杂志上;在《申报》的‘自由谈’专栏里，也形成■杨奎松:《内战与危机（1927-1937)》，《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申报本埠新闻》，1928年5月1日。■《申报本埠新闻》.1928年5月I日。■程志政:《五一》，《申报》，1928年5月1日。■柯定麄:《忆当年》，《申报》，1928年5月2日。■参见《申报》：《今日五四纪念》，1928年5月4日；《五四运动纪念会》、《昨日五四纪念实况》，1928年5月5日;《五卅烈士公墓今日落成典礼》、《今日五卅惨案纪念》，1928年5月30日。■1938年5月14日，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组编《抗敌导报五月纪念特大号》（第二十期旬刊），刊登叶楚伧等人文章，讨论五月各纪念日的意义。■高华:《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 了一个描写济案的旧派作家群。”■相较于此，左翼文学表现低调。围绕济案，冯乃超《民众哟，民众—为五三济南事件送民众》、《诗人们—送给时代的诗人》■、《夺回我们的武器》■等作面世。作家参照中共相关政策■，通过“恢复我们的民众运动”、“这是准备第二世界大战的直通的铁轨”、“一切先进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分担我们的斗争”等显具苏俄革命思维的话语进行书写，标语、口号之特质显露无疑。上述诗歌外，左翼阵营“五三”之作可谓了了■原因何在？“五三”中日冲突之际，反帝自不待言，如何与民气一时高涨的国民党作斗争，中共内部意见分歧■。面对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左翼作家国仇家恨齐聚心头，但民意难违，如何下笔，破费思量。左翼阵营注意与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由此，冯乃超不惜以口号、标语为诗图解政策，然而，“五三”期间党的政策调整及国内舆论压力又让多数作家无所适从笔下难产。政治与文学，发声或失声，分寸拿捏不可不慎。1928年，国共反目，中共提出苏维埃革命口号，国民党领导北伐竭力推进，各方列强虎视中国。面对帝国主义势力与国内阶级敌人，左翼阵营自觉配合中共政策’通过纪念“五一”、“五四”、“五卅”，积极宣扬反帝与阶级斗争，文学作为革命宣传工具的意义得到强化，而其对个体关怀的精神逐渐消解。围绕五月纪念，左翼文学尽力配合政治宣传，声音高亢，但政治禁忌也让左翼文学在“五三”期间几乎失声。伴随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左翼文学留下深深的时代印痕。二、1931年，“九一八”解读1930年代初，日本图谋中国不断蠢动。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地踏■冷川：《冯乃超与济南惨案》，《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四期。另，关于济案文学表现的评述，参见冷川：《济南“五三”惨案的文学表现及其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三期。■《文化批判》，1928/年，第五号。■《流沙》，1928年5月30日，第六期。■关于冯氏“五三”之作与中共文件关系的解读，参见冷川：《冯乃超与济南惨案》，《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四期。■有关“五三”，《思想月刊》第二期（1928年9月15日）刊有《被收买的生命》（冯乃超），《莘庄镇》（龚冰庐）。■“五三”期间中共中央明确发出通告，承认‘这一反帝运动，确实被国民党领导了’。为此，留守中央决定改变前此与国民党及其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团体划清界限的做法，让党员‘加入国民党所组织的反日团体’，‘运用群众的统一战线揭破反动领袖的假面具而取得群众’”，但上述做法“很快就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的严厉批评”，新的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苏维埃革命必须最鲜明、最彻底地打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旗帜，不能拐弯抹角，‘不应采取‘统一战线’的口号’，尤其不应突出反日而不反其他帝国主义和假反帝的国民党及各种改良主义派别杨奎松：《内战与危机（1927-1937)》，《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141页。
  • 查、万宝山惨案、“九一八”等一系列事件表明，日本侵略、蚕食中国的险恶用心日趋明朗，笼罩在中国上空的灭亡阴云愈积愈厚风暴随时降临。孱弱的民国政府外部杀机四伏，国内更是同室操戈，不仅国共反目，国民党自身也祸起萧墙刀兵相向。“三民”之中民生、民权渐成画饼，“唯有民族主义，才既易于争取民心，又正切合南京政府欲以民族意识冲淡阶级意识、以权威意识压倒个体意识、以统一意识取代地方意识的功利目的。”■国内外诸种条件共同作用，1930年6月1闩在朱应鹏、范争波的倡导下，前锋社于上海面世，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水到渠成”■。国共对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部分领导者的官方立场■使得他们对左翼文学不无敌视与攻击，斗争中成长的左翼阵营自然“水来土掩”积极应战。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即左翼攻伐的经典之作。民族主义文学的队伍中“虽然有的具有官方身份”，“但文化人比官方人物要多”，而队伍的基本成分“还要说是文学青年”。■这些被鲁迅加冕为“小勇士们”的年轻人，不幸成为黄震遐等的“陪斗”作为众数的“配角”很容易被人遗忘，又被鲁迅引为“反面教材”更难咸鱼翻身。其实，要“拨云见日”的又何止民族主义文学这一支队伍，为新文学激进力量所挞伐的通俗文学家们在国难当头之际何尝不是怒发冲冠表现不俗。“九一八”之后，张恨水高唱“一腔热血沙场洒，要洗关东万里图_”他的《太平花》、《满城风雨》、《九月十八》、《弯弓集》等一系列作品以不同的体裁表现了同样的国家话语。爱国并非阶级专利，“通俗文学作家纷纷创作‘国难小说’，譬如有程瞻庐的《疑云》，徐卓呆的《往哪里逃》和《不栉的女进士》，顾明道的《为谁牺牲》，黄南丁的《肥大佐》，汪仲贤的《恐怖之窟》”■等。关注国难的还有同样被新文学阵营鄙弃的旧体诗词，在“九一八”“这一家国巨劫的大事变之后，旧体诗词出现了20世纪以来第二个创作高峰，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有世家文人、教师、军人、学生等等”■。面对“九一八”，通俗作家群、旧体诗人群与创作现代诗歌的青年群体等争相举起爱国旗帜，承载国家话语之作一时迸■秦弓：《鲁迅紂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的评价问题》，《南都学坛》，第28卷第3期，2008年5月。■《开展》月刊创刊号上《开端》一文有'‘民族主义文学，以水到渠成之势”云云-详见秦弓《鲁迅对20md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的评价问题》■朱应鹏为《申报》编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检《委员会委员，范争波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k兼军法处长。■秦弓：《鲁迅对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的评价问题》，《南都学坛》，第28卷第3朗，2008年5月■秦弓：《现代通俗文学的生态.价值及评价问题》，《南都学坛》，第30卷第3期，2010年5月。■薛勤:《“九一八"文学旧体诗词初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6期，2007年11月。
  • 发。然而，面对各个群体的爱国书写，左翼不以为然。有破有立，针对“九一八”，左翼阵营自有解读。1931年9月28日，《文学导报》■登载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公布于9月26日的《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就九一八事变发表看法。左联接受中共领导，而“早在大革命之前，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渐渐习惯于按照共产国际那种机械的黑是黑，白是白的阶级分析方法，去看待复杂的国际关系了，习惯于从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根本对立的角度，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统统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大革命失败之后，特别是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六大’公开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保卫苏联’的历史使命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一度直接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根本摧毁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共产国际的这种论调，此时，也出现在左联的这份宣言中。宣言对日军出兵东省表示愤慨，斥责国联尤其美国袒护日本，并重点剖析了日军出兵原因：“日本资产阶级”“不信任他们在中国的走狗—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张学良等等，不信任国民党能够替他们扑灭中国的工农群众的苏维埃运动”因此，日本“实行亲自出兵的政策。”。而日本更深层目的，“还在于占领远东方面进攻苏联的军事基础地”，“日本出兵满洲”，“是进攻苏联的战争的第一步”。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共同祖国”，现在“国际帝国主义”要“进攻我们的共同的祖国”，“日本的出兵满洲，正是这种阴谋具体化的第一步”，“我们和你们的共同责任，是用一切，用自己的鲜血，用自己的性命来拥护苏联，反对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总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战争，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奴役，压迫，剥削屠杀中国劳动民众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步”，“这是国际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拼命的垂死的挣扎，他们所要的不仅是我们的血，而且是你们全世界劳动者的血，他们妄想用我们和你们的血—几千百万人的血来挽救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灭亡。他们妄想用空前巨大的冒险投机政策，来镇压住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扑灭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左联这份文件认为，日本出兵目的在镇压中国无产阶级，维护日本资产阶级利益，进而联合帝国主义，进攻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祖国苏联，归根结底，这是全世界剥削阶级与劳动者的阶级矛盾，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左联传统的苏维埃革命理念依旧挥之不去。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民国后，日本先后提出二十一条、召开“东方会■《文学诗报》，第一卷第期，1931年9月28日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1931年928日第二十九号，10月5日第三十号，10月10日第三十一号，均刊登有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文章，与《文学导报》遥相呼应，立场一致，但比之《文艺新闻》，《文学导报》声音更加激烈.报道密集，更能反映左联态度。■杨金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单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44页。
  • 议”，制造济南惨案、万宝山惨案、中村事件等，蠢动不断。既定政策下，日本积极准备入侵东北阴谋灭亡中国，中日一战只在早晚。日本终极幻想乃吞并中国、称霸世界，其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不以中国的社会性质为转移，侵华势在必行，19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只是给日本军方提供了出兵的借口，与“扑灭中国的工农群众的苏维埃运动”同为烟幕。日寇侵华，遭受屠戮的是中华民族，并非仅限于某一阶级。左联的宣言，以阶级划分敌我，非团结御侮之道，且反复强调日本出兵意在苏联，将之归咎为国际劳资纷争，对国际政治的看法过于单纯。在东省沦亡之际，左联淡化民族危机，缺乏现实的救亡方针，认为“日本出兵满洲”是“进攻苏联的战争的第一步”，决心“用自己的鲜血，用自己的性命来拥护苏联，反对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无私的国际主义胸怀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但此时此地，未免有些不合时宜。日寇屠刀下，国人化为商粉，领土沦陷异族，面对深重的国仇家恨，国共相互仇视如故。1930年底至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党对红军三次“围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对苏区进攻未停，你死我亡的境地中，国共矛盾尖锐。左联乃中共外围组织，服从中共纪律，推广阶级学说，与中共同进退，由此，也不断受到政府打压生存艰难，对当局难有好感，推己及人，宣称“中国的劳动民众”“只相信自己的力量—绝对不相信中国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政党—国民党早已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左联还斥责国民党“一手拿着吃人的三民主义的经典，一手拿着帝国主义御赐的枪炮，拼命的屠杀中国的工农，进攻中国的红军。”，九一八事变中，又“把满洲送给帝国主义，做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反共、反苏证据确凿，阶级觉悟感召下，“中国的工农民众只有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认清国民党是自己的仇敌。中国国民党而且是全世界劳动民众的仇敌!”。中外民众并未发声，想法如何已无确证，但仇敌之说至少是左联的肺腑之言。1931年9月20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日军侵华对各级党部发布训令，其中敌视中共与左联攻击“党国”异曲同工。“围剿”红军，已使立场鲜明的左联对国民党不满，此番日军出兵东省，国民党不予抵抗，左联眼中，这无异于协助日本进攻“祖国苏联”，更是中日资产阶级迫害世界无产阶级的铁证，中日复杂的民族矛盾被非黑即白的阶级仇恨取代。国难的降临，成为左联笔伐国民党、宣扬中共理论的契机，国民党也以此为由坚持反共。外敌当前国人依旧反目，舆论中的家国惨变难掩政党政治的色彩。左联宣传工作细致，为扩大影响，本期《文学导报》还刊登了歌谣形式的《东洋人出兵》■，用上海话、北方话分別写出，意在广泛传播：此作宣扬阶级理论，■史铁儿:《东洋人出兵》（乱来腔），《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五期，1931年9月。
  • 号召捍卫苏联，鼓动讨伐国民党，可视为《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的通俗、浓缩版。全文共十五节，语言简单、通俗，宣传意图明确。作品由九一八事变引出，着墨并不多即迅速转人主题:抨击国民党，宣传阶级论，鼓动工农兵。作家因之国难，将救国口号与中共政治理念相结合，着眼点还是武装工农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诉求，宣传缘起可变，革命精神永恒，屠杀工农的阶级阴谋已经降临，拯救大众的政治使命更显紧迫，如此执着于彻底革命的理想，对民众高涨的民族情绪却估计不足。“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特别是蒋介石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继续坚持通过内战的方法来实现国家统一的作法，显然为共产党人推到蒋介石的统治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他们却既不注意民族口号的提出，也不能为自己提出比较适中的阶段性目标，仍旧一味地追求革命的彻底性，肓目地幻想群众会由于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而急剧地走向革命”■。《东洋人出兵》充斥政治口号，其利用民族危机宣扬阶级革命，不失为一种斗争手段，但轻重缓急有待考虑。为紧扣时代脉搏，10月23日《文学导报》■又发布了左联《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一文，论述重点仍是“日本的占领东三省，首先是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进攻，首先是对于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苏联准备战争”。本期同时刊登了洛扬的《统治阶级的‘反日大众文艺’之检查》与石萌《评所谓‘文艺救国’的新现象》。九一八事变后，与国难相关的文艺作品层出，它们或图解当局政策或鼓动民众抗日，这些作品均遭洛扬贬斥：诸如国民党市、区党部，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筹备处等推出的抗日宣传品，被批为“骗”字当头的民族主义文艺;通俗的例如《抗日小热昏》、《新编时调日本强夺东三省》、《打东洋五更调》等歌谣被归为麻醉民众的“封建余孽”的“服务统治阶级的‘大众文艺普通民众“纯粹出于‘爱国心’的企图‘唤醒同胞’的大众宣传”，一样是“统治阶级的反动的大众宣传”。不止文艺作品，一些基于抗日义愤成立的文学团体同样遭到批驳。石萌就指出，类似谢六逸、赵景深等“灰色”文人，组织上海文艺界救国会，无疑是民族主义“最新式的欺骗麻醉政策”，中国文学青年联盟也无非是“对于政治的认识不很正确”的“小资产阶级”的团体，如果他们不接受工农领导，“结果只是做了统治阶级的奸细”，“革命的群众惟有一脚踢开他们去!”非我阶级，其心必异。家国飘摇，政争实非其时，国内舆论呼吁“所有阶级厉害，党派感情，思想派别，个人爱憎，事实上完全一扫。盖整个民族将被摧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杜，1992年，第248页。■《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1931年10月。
  • 受蹂躏，左倾右倾，皆成废话，资本劳工，同受牺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今日无论何党何派，新旧左右，皆当集中目标，齐赴国难”■。左翼政治宣传不得其时，同胞人心所向可见一斑。透过左联的批判，我们恰好看到了当时因国难而活跃的文坛。1931年，民族危亡的刺激下，社会上涌现出不少激励民气之作，无论官方与民间，这些声音的背后都不乏因外敌人侵而激起的爱国热忱，只是形态各异，有的感情迸发、激昂慷慨，例如热血青年之九一八诗歌等，也有配合政府，低调内敛却张力暗藏者，同时不乏声东击西、锋芒毕露似《文学导报》者，各色声响，因九一八事变而交织、错杂，将一出精彩的变奏交响曲搬上历史舞台。结语1927年，国共反目，中共于千难万险中走上独立斗争的道路，苏俄支持下，苏维埃革命口号响亮。环境险恶，左翼文学阵营有进无退，时隔一年，红色五月成为歌咏对象。围绕“五一”、“五四”、“五卅”，左翼阵营在坚持反帝的立场上，配合中共宣扬阶级革命。此时，不仅国民党等国内政治、军事集团被视为斗争对象，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同遭左翼排斥，革命营垒中，工人赞歌一时盛行。同年5月，日军制造五三惨案，面对国民党引导下高涨的民气，中共坚持激进的阶级斗争策略，左翼作家陷人被动，几近失语。1930年代初，中共苏维埃建政颇有眉目，国共斗争你死我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内民族热情再度高涨。苏俄影响下，中共反日更要阶级斗争。民族危亡，国共冲突依旧，中共毫不妥协的革命逻辑不变，左联宣扬阶级斗争声盖民族话语。左翼跳叫，见中共趁势而起之心，国难当头，显国人团结御侮之盼，围绕革命理想与社会现实，中共、左翼之斗争策略尚待调整。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中共在苏俄援助下，曲折成长，左翼配合政党积极宣传。面对帝国主义，左翼高举反帝旗帜，针对国民党，左翼疾呼阶级斗争。文学服务政治，左翼声浪成为苏俄、日本等国政策调整，国共斗争形势变化的晴雨表。时代因素影响左翼文学形成，左翼文学也在反映、塑造历史情境，探讨左翼文学，非为评判时人选择，走近历史现场方是题中之义。■《全国同胞只有一条路》，《大公报》1932年2月2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49页。■《覆巢之下各党派》，《大公报》1932年2月20闩：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49页。
  • 《祖堂集》“巡之於”釋張秀清*雖然至今有關《祖堂集》詞語解釋的硏究成果已經不少，但還是有一些問題尙待硏究。這裏就試圖對其中的一個字面看似普通，卻依然費思量的詞語加以解釋。親黨之内多尚淫祀率皆宰犢以祈福祐童子辄往林社毀其祀具奪牛而還歲盈數十悉巡之於寺自是親族益修淨業（卷四石頭和尚）①按:其中“悉巡之於寺”，中州古籍本錄為“巡”，未出校。②商務本錄為“巡”，未出校。③中華書局本校:“巡:疑為‘逃’字之偽。”④有學者以為此校記不確，提出“巡”疑當為“遁”，“遁”是“巡”的通假字，而“遁”有“逃跑、逃亡”義。⑤這兩校皆誤。關於造成該句不好讀通的原因，以前我們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巡”上了，其實問題眞正的原因不在“巡”上，而是“之於'我們認為，“巡”字不誤，“巡之於”即“巡諸”。眾所周知，“諸”即“之於”二字的合音。如此解釋則渙然冰釋，令人恍然大悟。其實，它要表達的意思是“悉巡諸寺”。論證如下：從語法上看，“巡之於”搭配罕見。通檢《國學寶典》⑥以及《北京大學國學硏習系統》⑦等電子語料庫，除上引《祖堂集》的所謂1例外，再無“巡之於(於）”的說法。所謂“遁之於(於）”，通檢上述兩種的結果也是0。通檢《北京大學國學硏習系統》“逃之於(於）”，共6例，且宋元以前僅有西漢劉安《淮南子》1例，餘5例都屬明淸時期。上述文獻語料庫包含正史類、史傳類、諸子類、詩文評類、全文類、儒家經典類、詩詞曲類、全元曲、類書政書類、明淸小說類等等歷代*張秀淸:西北民族大學副敎授。①《祖堂集》，中國佛學文獻叢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1993年。②張華點校《祖堂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36頁。③張美蘭《〈祖堂集〉校注》，商務印書館，2009年，113頁。④孫昌武、[日]衣川賢次、[日]西口芳男點校《祖堂集》，中華書局，2007年，195頁。⑤周瑤《孫昌武等點校〈祖堂集〉續貂》，《宗敎學硏究》2009年第3期，194頁⑥http：//www.gxbd.com/(國學寶典）⑦http：//211.166.9.44:81/h25(北大國學硏習系統)
  • 文獻，可謂網羅宏富，基本可以反映語言使用的眞實面貌。所以上述査檢結果是有效的。我們也通檢了佛敎文獻，“巡之於(於）”也是0使用。“巡諸”搭配常見，多為四字結構。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巡+諸+名詞”，名詞多為雙音節。例如：(1)丙戌，車駕自大室西南巡諸部落，賜其渠帥繒帛各有差。(《魏書》'卷二）(2)閏十月丁亥，朱提王悅謀反，賜死。詔鄭兵將軍山陽侯奚斤巡諸州，問人疾苦。（《北史》卷一）按：《魏書》卷二太宗紀三：“閏十月丁亥，朱提王悅謀反，賜死。詔鄭兵將軍、山陽侯奚斤巡行諸州，問民疾苦，撫恤窮乏。”(3)諸村邑中有時廣設四月節會。時彼外道，巡諸村邑，飽食猪肉，态情飲酒ò(唐《法苑珠林》卷九三“飲酒部二”；唐玄奘譯《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一O四“大正藏154527.P0001")(4)右件法門等，大唐開成三年八月初，到揚州大都府巡諸寺。尋訪抄寫畢，先寄付使下準判官伴宿禰管雄。船已送延曆寺訖。然都未具目申官，今謹具錄數申上。（日本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一卷》“大正藏216755.P1078”）(5)元躊少在戎旅，尤明軍法，高祖常令巡諸軍，教其兵事。(《舊唐書》卷六二列傳一二）(6)遠公行經數日，便至江州。巡諸巷陌，歇息數朝，又乃進發。向西行經五十餘里，整行之次，路逢一山，問人曰：“此是甚山？”鄉人對曰：“此是廬山。”（敦煌變文《廬山遠公話》⑧）按：句讀似宜為“遠公行經數曰，便至江州，巡諸巷陌。歇息數朝，又乃進發。”(7)洛陽山，昔夏禹巡諸名山，刻石於此。(宋《太平御覽》卷六六四“道部六”屍解）(8)甲寅，鳳翔始啟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六三）(9)時長者子耶舍，於夜後分，巡諸房室，檢察庫藏。(宋法賢譯《佛説眾許摩訶帝經》卷八“大正藏019103.P0932”）(10)元辰日耀兵，巡諸堞里，人呼為“城門軍”，三賓不敢動。(《清史⑧《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唐五代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251頁;《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1997年，252頁;《敦煌變文選注》，中華書局，2006年，1788頁。
  • 稿》卷五o〇列傳二八七莊元辰）伯2625敦煌名族志殘卷:“幹長[子]嗣業，自天聰明，博諺（該）經史，訓諸方嶽’愛好琴書，令問久彰，淸聲遠著。”⑨“訓諸”當讀為“巡諸”，“巡”受下“諸”字影響偏旁同化為“言”。第二種類型動詞+巡+諸+名詞”，由於以四字結構為主，所以“巡”前多為單音節動詞，且語義與“巡”相同或相近，構成同義或近義連用的並列結構。“諸”後多為單音節名詞。例如：(11)游巡諸山，永不得安。至金剛山，然後暫住。（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一“六譬品第一”大正藏064315.P0645)(12)八月，復分遣使臣按巡諸道。(《宋史》卷一九九志一五二刑法一）(13)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知留後事(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O—）第三種類型:“副詞+巡+諸+名詞”，由於仍以四字結構為主，故副詞、名詞皆多為單音節。例如：(14)既滿所求，歡喜無量。於傍見者，莫不禮敬，而结因緣。從此更巡遂里，窮南海之濱。觀尋聖跡，問訪師友。（唐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一卷》“大正藏205250.P0214”）(15)曏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曆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一二）《祖堂集》“悉巡諸寺”正屬此類。從上下文上看，“悉巡諸寺”使原文本來是以“四字一句”為主的表達方式，被淸晰、被揭示、被顯現。因此，文章開頭引文正確的句讀應該是:“親黨之内，多尙淫祀，率皆宰犢，以祈福祐。童子輒往林社，毀其祀具，奪牛而還。歲盈數十，悉巡之於(諸）寺。自是親族，益修淨業。”⑨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眞跡釋錄》（第一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100頁。
  • 論何維栢籍貫之爭的過程與性質吳勁雄*何維栢（1511-1587)，字喬仲，號古林，明代中期的廣東著名理學家，官至南京禮部尙書;曾以彈劾嚴嵩奸貪枉法和忤逆張居正徇私而被削職，因而與海瑞齊名，被稱為明代淸官。然而，關於這位著名人物的籍貫問題卻一直存在爭議，即使歷代史志都稱何維栢是南海人，近現代論著尤其是冼玉淸先生的《何維栢與天山草堂》也有詳細的辨析，卻始終未能消除大家心中的疑惑，而每每以為何維栢是三水人。其實，關於何維栢的籍貫爭論已經超出了純粹的學術討論範圍，只有找出當中隱含的爭論本質，才能讓這場持久的紛爭得到平息。一、歷代史志對何維栢籍貫之明確記載目前所見最早記載何維栢籍貫資料的，應該是成書於明代萬曆年間的郭栾《粵大記》。在該書卷十四《何維栢傳》中，郭栗對何維栢的生平有較為詳盡的記載何維栢，字喬仲，其先祖平，自南雄珠璣巷卜居南海沙滘。……長，為三7K諸生。”①這個記載後來在郭業等人纂修的萬曆《廣東通志》中則簡化為：“何維栢，字喬仲，南海人，少為三水諸生。”@也就是說，何維栢是南海人，居住在南海縣沙滘村，而曾經在三水縣學讀書。從現存明代最早的萬曆《南海縣志》開始，歷代《南海縣志》都收有《何維栢傳》，記載與萬曆《廣東通志》基本相同。之後，廣東省所修的歷代《廣州府志》和《廣東通志》，基本上都沿用了這種說法。在全國性的史志、典籍方面，淸•張廷玉等修的《明史》卷二百十《何維栢傳》、淸•乾隆《福建通志》卷二十九《何維栢傳》，都說他是南海人;明•黃虞稷*吳勁雄: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後.①[明]郭《撰，黃國聲、郢貴忠點校《粤大記》卷十四，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4頁。②[明]郭楽等撰《[萬曆]廣東通志》卷二十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一九七冊，齊魯書社，19%年，第622頁。
  • 《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三、淸•紀昀等《四庫總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七在著錄何維栢《天山草堂存稿》時，也稱他是南海人；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五十四、淸•朱彝尊《明詩綜》卷四十七在論及何維栢籍貫時，同樣稱他為南海人。唯獨《三水縣志》有不同說法，稱他是“邑人”，從而開啓了何維栢究竟是南海人還是三水人的籍貫之爭。二、(三水縣志》對何維柄籍貫之迂回解釋1、《舊序》稱何維栢是“邑人”歷代《三水縣志》的序言部分都收有何維栢為三水第一部縣志撰寫的《舊序》，注明的時間是“嘉靖四十二年”，撰寫人是“邑人宗伯何維栢”③。“邑人”即三水人，“宗伯”即禮部尙書，意為ニ曾經擔任南京禮部尙書的三水人何維栢撰寫。不過，何維栢任命為南京禮部尙書是在萬曆五年，嘉靖四十二年何維栢還罷職在家，不可能稱為“宗伯”。也就是說’《舊序》所注明的“邑人宗伯”這些情況，是後來修《志》者所補充的，“邑人”的說法只能代表《三水縣志》對何維栢三水籍的認同，而不能說明何維栢對三水人的自我歸認。2、《何維栢傳》對福建歌謠“三水鳳，參天栢”之引述在現存最早的淸•康熙十二年《三水縣志》卷十二《何維栢傳》中，還載有一首福建百姓稱何維栢為“三水鳳”的歌謠:“三水鳳，參天栢，窮谷深山被恩澤;官穀重重賑饑，奸弊時時痛革。今日去，民心惻;報答無由控訴天，但願天心眷忠益。”《這首歌謠出自《誠徵錄》“其二”，是福建百姓感歎於何維栢因彈劾嚴嵩而獲罪的悲憤之作。“三水鳳”的稱呼，則表達了福建百姓對何維栢籍貫的看法。與此同時，淸初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十四也有相類似的記載:“嘉靖間，三水何維栢以御史按閩，疏論嚴嵩被逮，閩人哀號攀送。”⑤不過，《三水縣志》與《廣東新語》的記載只能表明，在福建民間確實流行着一種何維栢來自三水的說法，卻不能證明何維栢眞的就是三水人，因為在《三水縣志》所引“三水鳳”的歌謠之外，《誠徵錄》還有一首稱贊何維栢為“南海鳴陽”③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40)•[康熙十二年1三水縣志》，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11頁。④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40)•[康熙十二年]三水縣志》卷十二，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106頁。⑤[淸]屈大均撰《廣東新語》卷二十四，中華書局，2006年，第607頁。
  • 的作品：“南海鳴陽，只為生靈身敢當;密奏上天堂，願早去嚴霜。人人煩惱，眞個是牺惶，膽戰心驚沒主張。”⑥而且’《福建通志》卷二十九《何維栢傳》的官方記載也明確指出何維栢是“南海人”。⑦實際上，歷代《三水縣志》也沒有隱藏何維栢的眞實籍貫，一直都在《選舉表》中有明確的交代。3、《選舉表》對何維栢籍貫之說明淸•康熙四十九年版《三水縣志》卷三《選舉表》舉人“嘉靖辛卯科”載何維栢，原籍南海登雲人，寄籍南岸堡，嘉靖乙未進士。”⑧《選舉表》對何維栢的籍貫情況已經交代得十分淸楚，“登雲”即登雲堡，是南海縣的管轄範圍，沙滘村則是登雲堡的村落之一，是何維栢的家鄕而他又曾經寄籍三水縣南岸堡，以三水籍的身份參加了科舉考試，如《粤大記》所記載的那樣“為三水諸生”。綜上，歷來《三水縣志》雖然在《舊序》裏稱何維栢是“邑人”，但是，始終沒有埋沒何維栢是南海人的眞正身份，還在《選舉表》中對他的籍貫情況作了詳細說明。只不過，《三水縣志》對何維栢所稱的“邑人”跟我們平常所理解的土生土長有些不同，他只是曾經寄籍在此，而不是原籍所在。如果我們只看到《舊序》的叫法而沒有査閱《選舉表》的相關說明，就難以弄淸《三水縣志》稱何維栢為“邑人”的眞正用意，容易讓讀者產生誤解。而且，《何維栢傳》的撰寫有一個明顯的思想傾向，就是努力搜集何維栢與三水有關的材料，如引用《誠徵錄》稱何維栢為“三水鳳”的歌謠，卻避而不談“南海鳴陽”的說法，用意就在於希望“三水何維栢”的觀念能夠得到更多人認同。三、冼玉清先生對何維栢里籍之重新考定鑒於《三水縣志》對何維栢的籍貫記載有不少歧義，因此，近代廣東著名文獻學家冼玉淸先生在1950年撰寫了《何維栢與天山草堂》一文，綜合《三水縣志》的全面記載，重新對有關何維栢籍貫的兩個關鍵問題進行考證。一是通過嘉靖二十七年蔣信的《詩序》考定何維栢是沙滘人:“古林子沙滘里”；二是通過何維栢《賀三水陳侯膺獎序》對三水父老所說的話若邑吾舊遊”（意為:你們三水我曾經來過），以及對三水縣與沙滘村地理位置的說明:“析自高要者，與予⑥《誠徵錄》“其十五”，淸·光緒二十八年，南海沙滘何沅重鈔本。⑦[淸]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編慕《福建通志》卷二十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二八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457頁。⑧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40)•[康熙四十九年]三水縣志》卷三.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230頁。
  • 鄕接壤”，以此考定何維栢沒有自稱三水人，他的家鄕沙滘也不在三水縣範圍。從而澄淸了大家對《三水縣志》相關記載的疑惑，重新確立了何維栢“南海沙滘人，寄籍三水南岸堡”的說法。⑨冼玉淸先生對何維栢里籍的考定結果與《三水縣志》、《粵大記》的記載基本相同，可以說是對《三水縣志》相關記載的辨正認識，也是對《粤大記》相關記載的綜合回歸。從此之後，學界基本上都接受了冼玉淸先生關於何維栢里籍的論定。四、當代三水文獻對“何維栢自稱三水人”之苦心營造本來，經過冼玉淸先生的考證之後，何維栢的籍貫已沒什麽値得爭論的地方。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一些三水縣文獻又對何維栢的籍貫提出新說法，而且自始至終都想證明一個觀點，就是“何維栢自稱三水人”。1、《何維栢墓》稱沙滘在建縣之初劃入三水1992年由佛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著的《佛山文物》（上篇），收有一篇介紹三水縣何維栢墓的文章《何維栢墓》，稱:“沙滘村在明嘉靖五年前屬南海縣。嘉靖五年三水建縣，該村劃入三水管轄。是年何維栢十六歲，故其本人歷來自稱三水人。三水第一部縣志的序言便是何撰寫，後沙滘又劃歸南海治轄，故後人稱他為南海人。”⑩這篇文章應該是三水有關文博部門所寫，因為墓在三水芹坑村，屬於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相關保護和管理工作是他們的職責。該文意思很明白，何維栢之所以“自稱三水人”，是因為在三水建縣之初何維栢的故里沙滘村劃入了三水;而“後人稱他為南海人”，是因為何維栢的故里沙滘村後來又劃歸南海。該文對於三水人的說法，說是“何維栢自稱”，對於南海人的說法，則只說是“後人稱”，用詞和措意都區分得十分淸楚然而這些說法基本上都是沒有根據的牽強之說，原因有三：第一，歷代《三水縣志》都收有《三水立縣條議》，明確記載了明•嘉靖五年建立三水縣時從南海縣、高要縣分割出去的具體區域：“其割南海縣附近三江、西南、胥江三都，楊梅、南岸、南滘、淸塘、郭塘、祿步、豐湖、樂塘、高豐、土塘拾堡共叁拾肆圖。割高要縣附近小洲、鎭南、平田、五頂、淸塘、龍池、長岐、利瓊、白⑨冼玉淸先生撰《何維柏與天山草堂》，見《嶺南學報》1950年第十卷第一期，第188-193頁。文中所引何維柏《賀三水陳侯膺獎序》，見何維柏《天山草堂存稿》卷四。⑩佛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佛山文物》（上篇），内部交流本，1992年，第30頁。
  • 上、白下拾都共拾柒圖。”■據此，無論是從南海縣還是高要縣所分割出的區域，都沒有沙滘村所在的登雲堡;而何維栢在三水縣的寄籍地南岸堡，則確實是從南海劃出去的。換言之，三水始設縣時，從南海所劃出的區域並不包括何維栢的家鄕沙滘村。第二，從南海縣劃出的“南岸”是三水與南海的東南分界點之一，其地與何維栢的家鄕沙滘村南北直線距離約8公里，中間還有南海縣的磘溪堡隔開。從高要縣劃出的“淸塘”則是三水與南海的東分界點之一，其地與沙滘村的東西直線距離約7公里，亦即何維栢《賀三水陳侯膺獎序》所講的“析自高要者與予鄕接壤”之處，中間還有南海縣的伏隆堡和丹桂堡隔開。換言之，從實際地理距離來考察，何維栢的家鄕沙滘村只是與三水毗鄰相近，但並不在三水縣範圍内。第三，包括嘉靖五年三水設縣後不久修成的明•萬曆《南海縣志》，沙滘村一直都在南海縣的《輿地圖》之内，沒有發生過區域變動。也就是說，沙滘村並沒有重新劃歸南海管轄，因為一直都在南海的區域範圍之内。由此可見，《何維栢墓》稱沙滘村在建縣之初劃入三水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以沙滘村曾屬三水來證明何維栢自稱三水人的說法更加不能成立。2、《禮部尙書何公墓》稱何維栢以長期寄籍之故自稱三水人1995年版新《三水縣志》第二十六編第三節《古墓》也有一篇介紹三水何維栢墓的文章《禮部尙書何公墓》，稱:“墓主何維栢，生於南海縣登雲堡沙滘村，以長期寄籍三水縣南岸堡生活，故自稱三水縣人。■以長期寄籍生活而自稱三水人’這種說法本身已經表明何維栢不是三水人’他在三水生活只是“寄籍”而已。而且，如果長期寄籍就叫本地人，以何維栢革職後在番禺河南小港（今廣州市海珠區雲桂村)辟天山草堂講學近二十年，這是否也可以說何維栢自稱番禺人？這顯然是很難成立的。3、《何維栢傳》稱何維栢《舊序》自稱三水人1995年版新《三水縣志•何維栢傳》說他為第一部《三水縣志》作序，自稱是三水人。”■上文我們已對何維栢為第一部《三水縣志》所作的《舊序》進行過初步考察，“邑人”的說法是《三水縣志》對他的稱呼，不能說是他本人自稱；而且，通觀何維栢的這篇《舊序》，也沒有出現過自稱三水人的字眼。由此可知，■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40)•[康熙十二年]三水縣志》，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19頁。■三水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三水縣志》第二十六編第三節，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88頁。■三水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三水縣志·人物》，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20頁。
  • 何維栢雖然曾為第一部《三水縣志》作序，卻沒有自稱過自己是三水人，以曾為《三水縣志》作序來證明何維栢自稱三水的說法同樣不能成立。也就是說，從當代三水文獻所提供的所謂證據來看，均得不出何維栢曾經自稱三水人的結論。那麽，何維栢的遺著《天山草堂存稿》是否出現過有關自己籍貫的記載呢？五、何維栢《天山草堂存稿》稱三水為“若邑”、南海為“吾邑”1、《賀三水陳侯膺獎序》稱三水為“若邑”上文所引的冼玉淸先生《何維栢與天山草堂》，已經指出何維栢《天山草堂存稿》卷四有一篇序文叫《賀三水陳侯膺獎序》，說萬曆六年，莆陽陳侯以名進士來令斯邑。”■侯是對知縣的尊稱，據《三水縣志》卷二《秩官表》“明知縣”，陳侯即陳揚善福建莆田人，進士，萬曆六年任。”■而且，文中何維栢對三水父老說若邑吾舊遊”。“若邑”意為你們縣，即三水;“遊”是指出外遊學。意思是:我曾在你們三水縣遊過學。也就是說，何維栢在三水父老面前並沒有承認自己是三水人。2、《賀翼菴陳侯膺獎序》稱南海為“吾邑”《天山草堂存稿》卷四還有一篇文章叫《賀翼菴陳侯膺獎序》，何維栢明確地使用了“吾邑”這個詞語：“吾邑固衝劇、民物、賦税諸務甲嶺南，加以饑饉薦至，師旅頻興，煩難視昔何啻百倍？豫章翼菴陳侯來踐斯任，期月政行，督府殷公、按院趙公獎而異之”■文中所稱“陳侯”並非《賀三水陳侯膺獎序》的“陳侯”’彼“陳侯”是福建莆田人，此“陳侯”則是豫章人，豫章即江西南昌的別稱但是，何維栢這篇文章只講到“吾邑”，卻沒有明確說出具體地名；而且號為“翼菴”的“陳侯”也不知所指何人，所以很難確定究竟是哪個地方。不過，我們可以根據此文所提供的信息進行判斷。第一，關於“吾邑”，何維栢自己描述說:“民物、賦稅諸務甲嶺南”。而據他■[明]何維柏撰《天山草堂存稿》卷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12頁。13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40)•[康熙十二年]三水縣志》卷二，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40頁。■[明]何維柏撰《天山草堂存稿》卷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07頁。
  • 《賀三水陳侯膺獎序》稱：“（三水）城中鮮居人，生事落莫，百爾供需，鬻自遠市其《三水縣志•舊序》又稱今城中鮮人居、寡貿易，生齒落莫，四郊墟曠。”■鮮人居、寡貿易豈能甲嶺南？這顯然不是對三水縣的描寫。第二，何維栢稱“豫章翼菴陳侯”的工作得到“督府殷公、按院趙公獎而異之督府即總督，據萬曆《廣東通志》卷十《秩官》，何維栢所處的嘉靖、隆慶、萬曆年間，廣東殷姓的總督只有一個，就是安徽歙縣人殷正茂，他從隆慶五年到萬曆三年在任。■而據《三水縣志》卷二《秩官表》，此期間三水並沒有陳姓的來自江西南昌的縣令;據《南海縣志》卷四《職官表》則有:“陳贊，南昌人，進士，隆慶六年任。”■任期一直到萬曆四年，剛好與何維栢《賀翼菴陳侯膺獎序》所稱“陳侯”的姓氏、籍貫、時間都相吻合。也就是說，何維栢此文所稱的“吾邑”是南海。3、《賀督府文峰陳公壽序》也稱南海為“吾邑”何維栢《天山草堂存稿》卷五《賀督府文峰陳公壽序》也同樣明確地提到了“吾邑”：“七月旣望，吾邑侯周君過予，請曰：‘越月念日，維督府陳公岳誕之辰。某以年家誼，公昔撫楚眷顧特隆;茲備屬員，日承敎益，禮宜申祝，敢藉名言介幣往祝。’”■此文所講的“吾邑侯”即“我縣縣令”，這裏是“周君”，不過也沒有具體名籍，無法判斷是哪縣哪令。不過，此文督府的名字就比較淸楚，叫做陳文峰，明代與何維栢幾乎同時的南海人霍與瑕《陳文峰公生祠碑》指出广‘公名瑞，福建長樂人。”■陳文峰也就是陳瑞，據萬曆《廣東通志》卷十《秩官》，他在萬曆九年和十一年之間任廣東總督，■之前則在湖北“巡撫湖廣贊理軍務”，■又與“邑侯周君”所講的“公昔撫楚”情況相符。■[明]何維柏撰《天山草堂存稿》卷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13頁。原文在“城中”後衍“人”字，今刪■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40)•[康熙十二年]三水縣志》，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11頁此文亦收入《天山草堂存稿》卷五.而文字稍異。■[明]郭楽等撰《[萬曆]廣東通志》卷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一九七冊，齊魯書社，1996年，第246頁。■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10)•[萬曆]南海縣志》卷四，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57頁。■[明]何維柏撰《天山草堂存稿》卷五，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69頁。■[明]霍與瑕撰《霍勉齋集》卷二十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676頁。■[明]郭棄等撰《[萬曆]廣東通志》卷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一九七册，齊魯書社，1996年，第246頁。■[淸]邁柱等監修，夏力恕等編纂《湖廣通志》卷二十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三二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39頁。
  • 而據《三水縣志》卷二《秩官表》，萬曆九年至十一年之間，並沒有周姓縣令。據《南海縣志》卷四《職官表》則有周文卿，江夏人，進士，萬曆七年任。”■任期一直到萬曆十一年。也就是說，周文卿的任期與廣東總督陳文峰基本重合。而且，周文卿是湖北江夏人，恰如他對何維栢所講的那樣:“某以年家誼，公昔撫楚眷顧特隆”，能夠受到時任湖廣巡撫的陳文峰關照。換言之，周文卿為南海縣令的時間及受到陳文峰關照的情況，都與《賀督府文峰陳公壽序》的記載相符，亦即何維栢所講的“吾邑”是指南海。據此，何維栢《天山草堂存稿》不僅沒有自稱三水人，他對三水父老只叫“若邑”而已;而且還兩次稱南海為“吾邑”。也就是說，何維栢自稱的是南海人。結論:何維栢籍貫之爭的實質是歷史名人資源之爭通過上文的論述可知，《粤大記》對何維栢的籍貫記載已經十分明確，古代《三水縣志》也沒有隱瞞何維栢的眞正籍貫，歧義的產生主要是由於《三水縣志》的記載不夠全面，而又想儘量找證據拉近何維栢與三水縣的親密距離。而且，在冼玉淸先生對何維栢里籍進行考證之後再生事端的，都是與三水有關的兩種當代文獻，它們“不約而同”地先後提出了三種似是而非的說法，說“何維栢自稱三水人”，致使這場爭論一直得不到平息，讓大家對何維栢的籍貫認識再次陷入混亂之中。事實證明，何維栢不僅沒有自稱三水人，還屢次稱南海為“吾邑”，表明自己是南海人的身份。而歷代《三水縣志》之所以這樣做，其實是希望“三水何維栢”的說法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可，以提高三水在外界的知名度。因此，不惜製造各種“證據”，來影響甚至修改大家對何維栢籍貫的看法。也就是說，這場有關何維栢籍貫的爭論已不是純粹的學術之爭，而是對歷史名人資源的一種文化爭奪。這種現象在當前社會屢見不鮮，遠者如安徽、江西兩省對朱熹故里婺源的爭奪，近者如順德、溫州兩地對《三字經》創作者是誰的爭辯，其論證過程或多或少都帶有學術討論之外的意氣成分，不是為了尋求眞相，而是為了桿衛旣有文化權益不受侵害，這對文化事業的發展未必是好事.我們只有抛開一己私見，從整個傳統文化的大背景進行考慮，中國的所有文化資源都是我們的共同文化遺產，是則是，非則非，多做學習、繼承的有用之功，少鑽爭奪、佔有的取巧之利，才是對歷史名人資源的最好開發和利用。■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10)•[萬曆]南海縣志》卷四，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57頁。
  • 晚清科学家邹伯奇的方志舆图测绘成就浅论李薇*邹伯奇（1819—1869)，字一鹗，又字特夫广东南海人，晚清科学家、发明家。他在天文学、测绘学、力学、光学、数学和仪器设计制造等方面均有卓著贡献，被誉为中国照相机之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清史稿》之《畴人•邹伯奇传》记载其“聪敏绝世……尤精天文历算，能荟萃中西之说而贯通之”①。梁启超亦赞扬邹伯奇“崛起岭峤，而精锐无前”②，自制的摄影器，无所承而独创夫岂可不谓豪杰之士耶!”③此外，他几乎与西方同时将摄影术运用于测绘，所测地图严谨而精密，广受赞誉。我国物理史学家戴念祖评价其测绘技术：“为现代空中测地图、勘探地表地质打开了技术之门”然而，以往学者对邹伯奇在光学、算学、天文学领域的成就研究甚多，却较少对其在舆图测绘方面的成就进行专门探讨。因此，本文以邹伯奇主持测绘的同治《南海县志》舆图⑤为中心，结合史书、方志和其论述、往来书信、诗文等材料，探讨他在地方志城图测绘领域的卓著成就与深远影响，以期对邹伯奇的科学精神和贡献有更深人、全面的了解，一、部伯奇主持方志舆图测绘之历史背景明清时期，随着方志编纂的兴起，与方志紧密相关的舆图数量也相应增加。舆图的绘制，不仅可以弥补文字的不足，加强地方志内容的表达，且可直观地表*李薇: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助理馆员。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〇七《畴人传•邹伯奇》，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007页。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38页。④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板摄影术》，《屮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1期，第169页。⑤郑梦玉等:《南海县志》，同治十一年刊本。
  • 现出地理形势、农田水利、军政民情等，便于读志用志，按图施政。虽然从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开始，西方制图方法已经传人中国，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完成的《皇舆全览图》，也采用了西方制图术中的地图投影法及经纬度方法，然而，诸种西方科学、先进的绘图方法却未能得到自上而下的普及推广。直到20世纪初，“在从16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地图学几乎没有受到欧洲影响的痕迹。”⑥上至国家下至省、县、乡，传统制图法依然流行，广大舆图绘制者并未接受西方的制图方法。特别是对于地域跨度比较小的城市地图而言，采用投影法、经纬度法绘制的城图在国内极为罕见。⑦直到鸦片战争后，国势衰弱和军事失利让更多国人开始意识到认识西方、学习西方技术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了解到需要改善地图的测绘，于是个别方志出现对志书舆图绘制不满的有关记录⑧，同治《南海县志》即是其一，并且是运用西方先进制图法积极在地方开展创新尝试的最早的方志之一。其开篇《叙》中直指以往方志在舆图绘制方面’“图绘多讹，广轮莫辨，未识开方之法，罕明测算之经……几迷向背于东西，逊刘焯之精能，孰审测量于左右。此旧志之宜更者也。”⑨分纂李征霜在碑刻《桑园围图说》中认为：“吾桑园围，向有旧图，全失古法”⑩。可见，方志舆图之测绘水平亟待改善和提升，已成为当时南海修志人士的普遍共识。同治五年（1866)，恰逢《南海县志》重修，众士绅希望利用重修新志的机遇，对方志舆图之测绘水平进行改善和提升。此时，县志编修“局内者梁墨畦、康述之、梁香林诸公，亦以绘图事属先生”■，部伯奇被推举为舆图分纂。为何由邹伯奇负责《南海县志》地图测绘任务，以及他为何决意担当起此重任，通过考察史料，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部伯奇不仅擅长天文算学，精通文史，而且从青年时代就醉心于天文地图绘制，钻研西方制图术。邹伯奇扎实的经史算学功底，来自于良好的家庭教育。他曾自叙“余自童年，九数之学即禀承庭训”。■其父亲邹迪元即十分擅⑥[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⑦曾新：《明清广州城及方志城图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⑧[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第237页。⑨陈善圻:《叙》.《南海县志》卷首，同治十一年刊本。⑩碑刻现藏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邓琎:《南海县图志说后跋》，《南海县志》卷二，同治十一年刊本。■邹伯奇:《学计一得自序》，见周满奇等主编:《邹伯奇遗稿》，广东南海大沥镇政府与泌冲村委会印发，2009年版，第置86页。
  • 长算数，是他童年的数学老师。■同时，他并不盲目崇古’而是从古代典籍学说中寻找科学灵感，“遇名物制度必穷昼夜探索，务得其确。或按其度数绘为图，造其器而验之，焕然冰释而后已”■，养成了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由于“历算必善测量，测量必资仪器”■，青年时期，他开始一面学习算学、研究天象，研读传入中国的西人科学著作，同时自制仪器、测量绘图，“考求地理沿革，为历代地图，以补史书地志之缺。”■1844年，25岁的邹伯奇摹绘完《皇舆全图》。■由于其摹绘的地图能符合“地圆之理”和“地球弧面”■，因此相较同时期或早些时候的地理学家绘制的地图，在科学性、精确度上更胜一筹■，广受友人、学者赞誉，纷纷传阅和临摹。同时，他也是国内使用摄影器测绘地图的第一人，几乎与西方人同时运用了摄影测绘术。在《摄影之器记》一文中，郎伯奇记录了自己青年时期从《梦溪笔谈》中得到透镜成像原理的启发，自制摄影器用作绘制地图和平面测量，便利了测量工作。■因此，郞伯奇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创新实践，为其曰后全面主持南海县舆图测绘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其舆图测绘技术受到当时政、学界的一致认可与推崇，享有极高声誉。邹伯奇虽仅为一介生员，但凭借对天文、算学、舆地测绘学的深厚造诣，在与陈澧、张维屏、谭莹、金锡龄、刘熙载、夏鸾翔等学人交往、切磋学问过程中，赢得了他们的一致敬佩，其中不少学人担任过学海堂的学长。因此，咸丰七年(1857)正月，在众多学海堂学长的公举下，部伯奇“补学海堂学长”教授算学。虽然“学长中如吴兰修、侯度、陈澧、张其翻、邹伯奇皆精数学，而邹伯奇尤天才特绝，贯通中西，极深研几”气连陈澧也自叹“聪明不逮特夫远甚”■。同治三年（1864)，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曾邀请邹伯奇绘制广东图，可见邹伯奇的舆图测绘水平在当时的广东可谓首屈一指。因此，综合其学识、学界和社会之影响，身为南海人的邹伯奇自然成为当时南海县志续修的最佳人选。第二，部伯奇希望通过此次契机，实践自身的舆图测绘技术，同时总结以往■邹景良：《邹伯奇世系名人简介》，南海文史资料第£十五辑《近代科技先驱邹伯奇》，广东省南海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共广东宵南海市黄岐区委宣传办合编出版，2002年，第217页。■陈璞:《邹征君遗书序》，见周满奇等主编:《邹伯奇遗稿》卷六《附录》，第237页。■郑梦玉:《南海县志》卷十八《邹伯奇传》，清同治十一年刊本。■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〇七《畴人传•邹伯奇》，中华书局，第14008页。■阮元等:《畴人传汇编》，扬州广陵书局，第746页。■邹伯奇:《皇舆全图序》，见周满奇等主编:《邹伯奇遗稿》卷二《绘地图说》，第31页。■陈澧:《邹特夫地图序》，《陈澧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邹伯奇:《摄影之器记》，见周满奇等主编：《邹伯奇遗稿》卷五《征君存稿》，第175页。■容肇祖:《学海堂考》，《岭南学报》1934年第3卷第4期，第44页。■古公愚:《学海堂述略》，《新民月刊》1935年第1卷第7-8期，第5页。■陈漕:《邹特夫地图序》，《陈澧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123页。
  • 的绘制经验，用严谨的方法绘制一套精准详备、泽被后世的舆图范本。在邹伯奇主持南海县舆图测绘之前的1864年，他曾欣然接受时任广东巡抚郭嵩焘的邀请，绘制广东图。虽然进行了精心准备，如“教人行测”、“颇购诸器”、又“搜求番字沿海之图”，但由于“其时程日甚迫，徒属又希以绘图法布之各府州县，而各府州县未尽明晓，故所为未尽善”■，自己又因手足疲惫，不堪远行，无法亲自参与，结果各地所呈送的地图难以接合，影响了绘图质量，邹伯奇甚感遗憾。时隔两年，南海县志重修，作为生与斯长于斯的南海人，郎伯奇毅然接受了此项重任，并对新的舆图寄予了深切的期望。邹伯奇弟子邹琎在《南海县图志说后跋》中说到，“辛未其间’人事牵率，稍濡时日，先生手书敦迫告诫，亟望其成，而深惧其不成。尝曰，吾成此图以为天下法也。”■不难看出，通过严谨的方法、科学的测量，为家乡绘制一套精准详备的舆图，同时为后世构筑科学的舆图测绘准则并作出示范，正是邹伯奇当时的一大宏愿。极强的责任感和迫切感，促使邹伯奇承担下了此次舆图测绘任务，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唯恐有所延怠。二、部伯奇对方志舆图测绘的改进和贡献自同治六年（1867)开始承担县志舆图测绘任务，部伯奇或带领弟子“同行邑境”■，开展测绘工作;或由弟子亲自前往测绘，通过书信予以指导和说明。邹伯奇的弟子中，孔继藩为邹伯奇高足，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参与了同治《南海县志》的绘图工作■;邹琎、罗照沧皆为监生■，分绘阖邑舆地，协助邹伯奇的测绘工作。同治八年（1869)部伯奇逝世，他的弟子邹琎、罗照沧受命继续完成测绘重任。最终，这项“始于丁卯（1867)蒇于辛未（1871)”的测绘任务于同治十年(1871)完成，共绘制出南海县境舆图数量达150余幅之多，包括《县治附省全图》1幅，《县境全图》1幅，下辖各司、厅、堡图共102幅，《南海总图》共48幅，另有《西樵山图》且幅。这些流传至今的珍贵地图，为研究清代广东地方地理演变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也充分体现出邹伯奇卓越的舆图测绘思想、超前的测绘水平、完备的测绘理论。仔细爬梳这些地图以及邹伯奇的相关材料，他对方志舆图测绘的改进和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邹琎ニ《南海县图志说后跋》，《南海县志》卷二，同治十一年刊本。■邹琎:《南海县图志说后跋》，《南海县志》卷二，同治十一年刊本。■邹琎:《南海县图志说后跋》，《南海县志》卷二，同治十ー年刊本。■容肇袓:《学海堂考》，《岭南学报》第3卷第4期，第63页。■郑梦玉:《续修南海县志职名》，《南海县志》卷首，同治十一年刊本。
  • (一）巧妙融合，兼采中西在西方绘图术传来之前，中国学者的地理观念“大多数是以地为平面，所以绘画地图亦只知画方之法，却并不知道地是球形，平面的地图不能正确地表示弧形的地面”■。对西方绘图术深有研究的邹伯奇，在《南海县志》卷一《图说》的开篇便阐述了传统方志舆图绘制存在的问题:一是不能规范地实测经纬度，没有将经纬线的测量作为绘制地图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忽略了地球的“方圆之势”，即地球的球体特征和曲率，平面舆图绘制简单套用古代“计里画方”方法，只用纵横等距、直线交叉地画满正方形小格，故除中心部分较准确外，愈往四周变形愈大，从而极大影响了舆图绘制的整体精确度。三是各个分图所依照的比例尺不一，从而导致分图难以汇合成总图。对此，邹伯奇决心以续修《南海县志》地图试法，“遵其法，推而广之，实测境内经纬”，严格按照西法进行测绘。然而，邹伯奇并没有全然放弃传统舆图绘制方法。在实测经纬的同时，他选择从中国传统地图绘制方法中寻求灵感，“于栏外画小格，每格为一里，以取计里之便”■，如此一来巧妙糅合了传统“计里画方”法和西方实测经纬法的优点，使同治《南海县志》地图在提高方位精确度的同时，便于凭据栏外小方格来汁算实地距离远近，兼顾了方志舆图的准确性与实用便捷性。因此，部伯奇对古代绘图法进行创新运用的同时，能汲取中西测绘技术之长，将西方地图测绘的关键技术为我所用，无疑推动了中国舆图绘制的科学化进程。(二）规范地名，严格考证地名是舆图的内容之一，也是舆图的补充和延伸。地名注记是否考证严谨，直接关系到舆图的精准度。前人修志时在地名考究上往往避重就轻，敷衍了事，且因地名的雅俗、异称、古今殊号等内容的考证工程繁复而巨大，致使“今传后世之为图，多未亲履，其地徒依方志之踅言，杂搜词人之皮传，悬想臆测，心摹手追”■，后人开卷查阅时常疑窦丛生。对此问题，邰伯奇在《南海县志》续修过程中，痛绝流弊，十分重视对方志舆图地名的考征，完善地名注记规范，力争做到“只据见在，不尚风闻”、“足有未到，宁缺而不诬”、“不得其处者，必不妄注”，最大限度地保证注记的准确度。为了更好地要求自己和指导弟子，部伯奇在其《画地图功程》、《画地图浅说》中，对考证地名的工作环节做了诸多具体的要求，避免泛泛空谈，更具实操性。■王庸:《中国地图史纲》，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年版，第84页。■《南海县志》卷一《图说》，同治十一年刊本。■《南海县志》卷一《图说》，同治十一年刊本。
  • 例如在绘制新图、勘定地界、注记地名或古迹时，部伯奇要求弟子要做到“细询”、“目验”、“著明”■，各个环节缺一不可，这在同治《南海县志》的地图中均有体现。就以县志卷一之《九江厅主簿图》、《九江东方图》、《九江西方图》为例，九江各个地界、下辖各堡、山体、主干流、支流、沙岛、滩涂、桥梁、寺庙、书院、祠堂、社学、墟市等均有标记;一些特殊地势也进行了特别标记，如“人字水”、“九曲十三湾”等;此外还注明了不少基窦，如“桑园围基”、“惠民窦”等。通过舆地图中规范的注释，我们得以了解南海当时的农田水利状况，以及百年间地理环境的沧桑变化痕迹同时，对于像“査户、客家、耕户”这样的固定聚居群体，也“须注明某墩某基、某坑等名。系那种人居住，属某某乡所，以著其实也，不必削而不书，以为贬也”■。从这些不起眼的要求，不仅体现出邹伯奇十分注重细节、规范的科学精神，也可看出他尊尚平等、惟科学是举的严谨态度。(三）摈弃虚美，注重实用清代中前期，运用投影法和经纬度法绘制的方志舆图极为少见，多数舆图基本上沿用传统绘制法，即便是传统的计里画方法也不普及，舆图平面采用制图者俯视角度绘制出地域全貌，城图中景物虽如山水画般精美，但大小、面积比例常常失衡，地图的美学功能要远远重于实用功能》。邹伯奇对这种过于追求美观的绘图弊端尤其不满，如在其《画地图浅说》中讽刺到：登高远望，则形势可了然心目，此乃摹绘景色之法。中则必大而详，松柏亦参天矣：外则必小而略，远山一抹而已，不足以施之地图也。■用描绘景色的方法绘制地图，必然导致舆图几乎无实用之功效因此，郎在对弟子严格要求，经纬度数与注记标识必须按照比例与实际大小进行记录，不以物小而忽略不计，亦不得任意篡改、美化。村庄有广狭，水路有宽窄，都应“依分率大小画之，不得任意写大”■。邹伯奇讲求实事求是的这一理念，得到了《南海县志》分纂者之一李征爵的认可：“绘图之法，失传久矣……间有晓者，不过用画师写山水法，能翻空以取神，不能征实以求是。以至东南互移，位置颠倒，常不免矣。”■从中不难看出，李征霸在讽刺以往舆图绘制重“美观”不重“实测”弊■邹伯奇:《画地图功程》，见周满奇等主编：《邹伯奇遗稿》卷-《测量备要》，第8页。■邹伯奇:《画地图功程》，见周满奇等主编:《邹伯奇遗稿》卷一《测量备要》，第8页。■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25页。■邹伯奇:《画地图浅说》.见周满舒等主编：《邻泊奇遗搞》卷二《绘地图说》，第32页。■邹伯奇:《画地图功程》，见周满奇等主编:《邹伯奇遗稿》卷一，第8页。■李征霨:《桑园围图说》，碑刻现存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
  • 端的同时，对邹伯奇在此方面的突破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四）完备章程，培养人才舆图测绘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尤其在古代测量设备、交通条件较为落后的状况下，实际测量尤其艰难。弟子邹琎在《南海县志》卷二《跋》中写到“先生谓，绘地之法较算天尤难，算天可安坐而推，绘地必举足亲历”，可见测绘工作之繁复程度。但正因如此，测绘工作章程之完备、步骤之先后就尤为重要，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绘制精确度和成图效率。因此，部伯奇特别编制了《测量备要》、《绘地图说》等章程，对于测量之仪器、辅助器械、仪器使用方法、测量方法、程序步骤、注意事项等一一列举说明，备自己和弟子不时检阅。除了约定章程，他还十分注重培养人才，在与弟子的书信往来中反复教导，如与弟子罗照沧的书信提及：如前所绘大富、大江竟不能与张槎、土炉搭合，不过因悭越几步，令彼此无勾搭笔墨，将来又要费一翻还魂工夫，是谁之咎？所应写、应考究之事，前已付有画图章程一纸，时常要观玩，用精神照管，毋使得此失彼，则用曰少而成功速；如视之闲文，则虽足日已经过，亦必诸多遗漏错误，余于此事最知甘苦。凡有所作龃龉不安，即当亲携来请教，然后能得其弊病何在。愈学愈精，不可以为尽晓，妄作妄为、苟且迁就，以减其迹。■邹伯奇以自身感悟，反复提及偷省工夫、苟且偷安之弊病，对弟子的劝诫和教诲可谓不厌其烦、细致周全。今日读之，仍可感其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学人作风与为人师者之风范。这些点滴、琐碎的细节规范与嘱咐，或许正是邹伯奇“成此图以为天下法”的“大法”的最好诠释。同时，因为十分注重对弟子的培养和测量技艺的传授，晚年身体抱恙、疾痛缠身的邹伯奇得以通过书信指导弟子完成浩大的测绘工程，即使在其去世后，其弟子亦可独立开展测绘，保证了县志舆图测绘任务能如期完成。三、小结清同治十一年（1872)，《南海县志》编纂完成，百余幅南海县图列入县志第一、二卷。这套地图严谨而精密，受到当时诸多士绅的一致称赞。如晚晴学人陈澧盛赞其绘制的地图“精密极矣”■。学人陈璞在《邹征君南海地图赞》中难掩对此地图之珍视:“南海为邑，幅员辽阔……谁能图之，布测运法，维邹征君，■邹伯奇ニ《与罗照沧书》，见周满奇等主编:《邹伯奇遗稿》卷二《绘地图说》，第42页。■陈漕:《浔冈州图题记》，碑刻现藏于广州博物馆。
  • 遣二弟子。记里准方，亥步八垠。裴氏六法，旷古不传，征君实创，甫图一邑。图成君逝，是可宝藏。”■藏于南海博物馆的碑刻《西樵山图记》对邹伯奇弟子绘制的西樵山地图亦是赞美有加。“峰峦位置、途径屈曲，不失分毫，神乎技亦!”考察同时期广州府周边的方志，可以看出邹伯奇的测绘方法和技术明显影响了周边地区的舆图测绘。如同治十年（1871)刊印的《番禺县志》■舆图，由于其分纂既有陈澧、金锡龄、陈璞等邹伯奇之故交，负责测绘的又是邹伯奇弟子罗照沧，因此基本应用了邹伯奇的舆图测绘技术，较之前的方志舆图有了较大提高。稍后的光绪五年（1879)《广州府志》■，舆图分纂陈澧按照同治《南海县志》的绘图模式统一各县舆图，标注比例尺、经纬网，使府志舆图更加科学规范化。可以说，他的科学章程与测绘实践推动了以县志为区域，运用西方先进制图法在地方开展创新尝试，从而带动了广府地区舆地测绘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邹伯奇的测绘技术也受到后世修志者的充分肯定。宣统二年（1910)续修的《南海县志》舆图，虽隔三十余年之久，却基本沿用了同治年《南海县志》的全部地图，“只将旧本摹印间有村落、地名讹误遗漏者，按照采访册订正之、添补之”，增入京师新旧会馆图、学宫图、中学堂图及粤汉铁路干线图、三省铁路直线图等，除此之外，几无改动。编纂者在《图序》中特别说明了重新摹印旧图的原因，高度评价了邹的测绘水平：“本邑所属各图，前为邹征君伯奇所绘，界限明晰，校雠精美。此次重修，未便再行更易，只将旧本摹印。”■此外，由于同治《南海县志》中还包括广州城图，绘出经纬网并详细标注出城内的道路网络及主要建置，亦被后世研究者视为广州城图绘制走向科学与成熟的标志。■总之，部伯奇及弟子的测绘成果即便经历三十余年的风沙洗礼和不断检验，却依然被后世重复引用，成为晚淸城图测绘不断成熟的代表，可谓成就斐然。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时代与地域等的诸多限制，部伯奇在舆图测绘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大多只影响了周边区域，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太大影响。中国真正自己开始用西方法则办理测绘事业，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直到民国十多年后，才有规模较大的成绩。■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善于从东西方科学中寻求灵感并糅合贯通的科学家，他的成就印证了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尚能贯通中西之学，寻求科学真理的不争事实，不愧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先行者。■陈璞:《邹征君南海地图赞》，见周满奇等主编:《邹伯奇遗稿》卷六《附录》，第234页。■李福泰等:《番禺县志》，清同治十年刊本。■戴肇辰等:《广州府志》，清光绪五年刊本。■《南海县志》卷一《图序》，清宣统二年刊本。■曾新，《明清广州城及方志城图研究》，第11页。■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102页。
  • 哈萨克族的部落渊源探析杨凌*不少学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哈萨克族族源之一的乌孙部落进行了挖掘性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本文很好的参考资料。本文在借鉴文献成果的基础上，从民族学的角度，以一个实地考察者的身份，对乌孙部落曾经存在的地形地貌、迁徙路线、姓氏传承、血缘亲情等文化做了一些粗浅的研究，仅供世人参考。一、寻觅乌孙古部落，得来竟在天山西《汉书·西域传》记载：“赤谷城在温宿国之北305里（温宿即今新疆南部阿克苏之西的乌什县，赤谷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之伊塞克湖）与纳仑河上游地区。这里土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乌孙人以游牧为业，随畜逐水草，兼营狩猎，不务农耕。住穹庐（毡房），食肉饮乳，与匈奴同俗。牲畜以马最为著名，富人畜马达四五千匹。”①班固对“赤谷城在温宿国之北305里”计算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是，纳仑河的上游就是现在的特克斯河流域。特克斯河流域恰有全国著名的昭苏草原、特克斯喀拉峻草原，那拉提草原和唐巴勒草原这四大草原。四大草原确实“土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至今生活着“以游牧为业，随畜逐水草，兼营狩猎，不务农耕”；“住穹庐（毡房），食肉饮乳，与匈奴同俗”的哈萨克族。伊犁地区尼勒克县、新源县、特克斯县，昭苏县地处天山西部偏南端，那里有我国最美丽的、最辽阔的、具有高原特征的尼勒克县唐布拉草原、新源县那拉提草原、特克斯喀拉据草原、昭苏草原，这些草原凭借地处天山西南部特殊的地理位置，天山阻挡住了北部西伯利亚南下的寒带气流，气候相对温暖、雨水非常充沛，水草极其丰美，被人们誉为人间最美丽的天然草场，也被称为名扬全国的*杨凌:广东培正学院人文系教授。①班固著.《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北京，1973，第3901-3903页。
  • “伊犁地区四大著名草场'从这一点上判断，哈萨克族恰恰是乌孙部落的后人。当你走进这四个草原，如同走进了一个广阔的梦幻世界。其悠远与辽阔让你的无限想象如同一匹野马驰骋;那沁人心脾绿色、充满草香味的山花带给你大自然的无限生机，会让你忘记一切烦恼;那五彩斑斓的野花野草带你进人缤纷世界，让你领略世间色彩;蓝色天空、白色云朵和不散的彩虹陪伴你漫游人间仙境;悠闲自在的牧群告诉你什么是生活—就应该像我这样远离喧嚣；星罗棋布的洁白毡房仿佛把你带到了遥远的乌孙国。这就是人们苦苦追寻的乌孙国的草原。这四个草场正是历史上记载的乌孙国各个部落的夏草场。这也正是人们熟知的、汉代细君公主、解忧公主曾经远嫁的地方。相比之下，尼勒克唐布拉草原、新源那拉提草原，气候更加温暖宜人;特克斯喀拉峻草原、昭苏草原地处海拔2000米左右，气候高寒。尼勒克县唐布拉（突厥语:印章形的大石头）草原，以该地有一块巨大的印章形石头而得名。泉流、瀑布、溪水淙淙;奇特的阿尔斯兰石林，壮观的草原落日；冰峰雪岭倒映在静寂幽深的高山湖泊之中。温热清爽的温泉，蓝蓝的天空，绿茵茵的草场，每时每刻在向世界诉说着这里的美丽和魅力。新源县的那拉提（蒙古语:出太阳了）草原，据说，当年成吉思汗率兵正在穿越西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当时天气异常寒冷，漫天大雪，士兵们由此产生了厌征情绪。突然，天公作美，云开雾去，阳光明媚，薄雪掩映下的辽阔草原犹如披上婚纱的新娘，是那样的娇艳妩媚。士兵们情不自禁、异口同声高喊:“那拉提!那拉提!”后来人们便把这个地方称为那拉提。特克斯的喀拉峻（突厥语:黑毛）草原，由该地的黑黝黝的牧草长势而得名。特克斯喀拉峻是一个绝色神秘仙境般的大草原，总面积达2848平方公里。每年春夏季节，上百种天然牧草、花朵在不同的时间依次绽放近3万头牲畜游牧于此，是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誉为：“世界上十大高山草甸”之一的草原。这里苍翠挺拔的原始云杉森林穿梭交织在百花草原之间，晨曦落霞、雨后云蒸雾绕，彩虹叠现。羊群、牛群、马群围着座座毡房，袅袅坎烟从毡房穹顶蜿蜒飘出，伴随着羔羊、牛犊、马驹欢奔的撕鸣。昭苏草原由乌孙山、阿勒腾套山、南天山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查旦山围拢，形成一个高原盆地。巴尔嘻什湖、克普恰克湖暖湿气流南下，影响着昭苏的气候，使这里每天傍晚大雨倾盆，清晨天高气爽，因为夏季没有酷暑，而成为伊犁地区的“避暑山庄”。昭苏草原土质肥沃，牧草生长极其茂盛，是真正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天然牧场。水草极其丰美，牛羊极其肥壮。
  • 二、不知细君寝何处，忙煞后人一片心上个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和旅游经济的发展，伊犁各县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开发旅游。这还不够，他们都以自己占有的“乌孙古国”地理优势，争相论证乌孙古国就在自己的县辖范围之内，以便以此打造自己的旅游品牌。(一）自1988年以来，在伊犁地区各县先后发现了上万座古墓，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考古学论证，大部分被确认为是乌孙古墓。尤其是在特克斯县、昭苏县和新源县发现了早先一直被哈萨克族讳称为大山包的300多个特大乌孙古墓。如:玉石图别（突厥语:三个山包、三座古墓）、别司图别（突厥语:五个山包、五座古墓）等等。历来，在哈萨克族历史上，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通过民间口头传承，一代代哈萨克族都知道这里就是乌孙古墓。他们每每走到这里，都要下马躬腰绕着大土包拜碣，表明这里并非是凡人的坟墓。考古工作者由此推断，整个伊犁草原可能就是乌孙国的夏草场。之后，特克斯县认为该县境内的“姑娘坟”更像细君公主墓；新源县认为矗立在新源县巩乃斯种羊场附近的高20米、直径350米的特大土墩最像细君公主墓；昭苏县则认为矗立在该县夏塔柯尔克孜族乡的古墓最像细君公主墓。(二)2005年6月21日，昭苏县经伊犁州同意，先下手为强，抢先在夏塔柯尔克孜族乡高十几米，直径40多米的乌孙古墓前，为细君公主墓立了墓碑并举行了揭碑仪式，在昭苏县广场塑建了细君公主雕像。至此，细君公主墓址的纷争由此暂告一段落。细君公主到底长眠在哪里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仅有史记载、而无实地指证的乌孙故国从此有了天地见证的具体地址。(三）从本世纪初开始，特克斯县通过论证最早认定特克斯县境内喀拉峻草原就是乌孙古国的夏都-夏草场，细君公主、解忧公主都曾在此生活，细君公主肯定长眠于此。他们提议在特克斯县建立汉家公主纪念馆，此建议后来得到对口支援伊犁州的江苏援疆干部的赞同，在他们的多方努力之下，江苏省、新疆伊犁州决定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府所在地-伊宁市共建“汉家公主纪念馆”。2003年江苏省政府出资6400万元开工，期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和“汉家公主纪念馆”筹备组派专人先后到江苏扬州和徐州，了解并收集“汉家和亲公主”细君公主和解忧的生平研究资料，系统地反映了两位公主在西域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用文字、雕塑、地图、美术作品、文物复制等大量的历史实事，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5年6月20日，名正言顺地座落在新疆伊宁市江苏大道东路口、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的“汉家公主纪念馆”正式开馆。整个建筑群具有鲜明的汉代建筑风格，以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冯燎夫人远嫁乌孙的前后经历为主要线索，全
  • 面反映西汉中央王朝在西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同时江苏援疆干部还在昭苏县夏塔乡南3公里处投资兴建了乌孙墓园，为细君公主建了雕像。乌孙山位于察布査尔、特克斯、昭苏三县交界处，该山地势险要，风景秀美;高山峡谷，奇石嶙峋，古树青风，山中自然环境极其优美，没有任何污染，是昭苏县夏季通往伊宁市的交通要道每当人们从这里路过，不仅能够领略奇山异景，似乎还能听到细君公主在吟诵那首凄婉动人的《思乡曲》：“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邦兮乌孙王。穹为庐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鸿鹄兮归故乡。”②说两位公主在此生活过，也不无道理至此，乌孙国、乌孙国夏都、赤谷城、乌孙山、细君公主墓、汉家公主纪念馆等汉代古老地名的现代所属基本尘埃落定。三、昆莫东边乌孙西，狼神为父破月氏班固在《汉书•西域传》记（张骞）说：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南兜靡本与大月氏具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突厥语，肉孜）攻杀南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候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往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并稍强，会单于斯，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以为神儿远之”③这段记载意为:张骞说:“当时，我在匈奴国的时候，听说乌孙部落的王号叫昆莫。原来乌孙部落和大月氏部落都是在祁连山一带游牧的两个小部落，后来大月氏杀死了乌孙王南兜靡，乌孙部落的人民都被匈奴同收留过去当时南兜靡的儿子小昆莫刚刚出生，他的保姆兼教父布就翕侯就抱着小昆莫逃命，途中把小昆莫藏到一个草丛里，自己去找吃的，等他回来，看见一只狼正在给小昆莫喂奶，又看见一只乌鸦衔来肉给他吃，并盘旋在他的身边看着小昆莫吃肉。于是布就翕侯认为小昆莫是一个神，于是抱着小昆莫归顺了匈奴。匈奴单于很喜欢小昆莫，把他抚养长大。之后匈奴单于就把小昆莫父亲南兜靡的民众归还给小昆莫，让他带兵打仗，小昆莫屡建战功又过了一个阶段，匈奴已经打败了大月氏，大月氏就向西去攻打塞种人因此塞种人向南逃跑，大月氏便占领了塞②班固著，《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北京，1973，第3901-3903页。③班固著，《汉书•西域传》.中华局，北京，1973，第3466页。
  • 种人的领地。这个时候，小昆莫已到壮年，便请求匈奴单于为自己的父亲南兜靡报仇，在得到匈奴单于允许后，小昆莫就率军出征，向西讨伐大月氏。大月氏又往西逃跑，一直逃到大夏国的地方。昆莫为了休整军队，就在大月氏所在停留下来，等他兵力养精蓄锐之后。正逢匈奴老单于故去，他也没回匈奴过守孝，为此，匈奴人很生气，便出兵攻打小昆莫，但是也没能打败小昆莫，于是匈奴人更加以为有神的力量在保佑小昆莫，从此远远逃离他。”鉴于小昆莫被狼所救，作为乌孙后裔的哈萨克族至今尊狼为狼神、图腾，对其崇拜有加。四、大夏本在西域中，不料附会到安息从上段关于张骞记载可以看出，匈奴、大月氏、乌孙是人口较少的部落，小到打一仗就能把一个部落灭掉。昆莫长大后特别骁勇、善战，轻松为报父仇，从敦煌一带征战到大月氏的地盘，而这个地盘原来是塞人居住地，这个时候昆莫居住在大夏。大夏在哪里呢？（一）《史记•大宛列传》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④这里首先需要搞清大夏国在哪里？大夏:是一个中亚古地名和国名，一说为吐火罗，古希腊人称其为巴克特里亚，主要疆域在妫水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西临安息（古伊朗）。其实，用上古汉语的语音检测“大夏”的读音也能检测出一些问题。“大夏”在历史记载中为“睹货逻[tokhara]”，在今天的粤语中“大夏”仍然读为“[ckuhD，代昊]，与江浙方言中“大夏”读“拓夏[tochai]”，都与“吐火罗”读音很接近，几乎与“睹货逻”读音一致。这完全证实了北朝以后用北方方言所读的“睹货逻”之音，就是晋以前用中古北音所读的“睹货逻[tokhara]"之音。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将“吐火罗”正音为“睹货逻”，可见这是唐玄奘亲耳所闻之所记录，非常准确。同时也反映出自北朝至唐，北方方言一直在变化之中，而南方方言却保留当时语言保留得很好。综上分析，大夏与吐火罗（睹货逻）完全就是同音异写，正如《新唐书》所说的那样，大夏即吐火罗。(二）为了在文献记载上找到最早出现的“吐火罗人”的踪迹，学者们把研④司马迁著，《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北京，1973，第3164页。
  • 究的目光投向美索不达米亚。著名伊朗学家英国人亨宁（w•R•Herming)提出，在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上，多次提到的库提人，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吐火罗人。亨宁从语言学上进行论证，将一些库提语专有名词与吐火罗语进行比较，发现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相邻的东方有一个库提人的兄弟部族“图克里”，这正是“吐火罗、敦煌”在语音上的对应，而“图克里”则可以对应于吐火罗人的“龟兹、月氏”⑤通过以上分析比较，本文认为，中国语言学家和著名伊朗学家英国人亨宁的观点比较合乎客观实际。一个马背民族的乌孙昆莫，因为部落之间的纷争相互背离，大月氏向西追杀塞种人到大夏-吐鲁番合乎新疆地理情况，大月氏占领其地大夏-吐鲁番（吐鲁番曾是汉代时库车的王庭。库车系突厥语地名，胡同之意。因其地为到达南疆腹地之要道，故名。“库车”一名自古有多种写法，有“丘慈、屈兹、曲先、鸠兹、库叉”等。1758年定名为库车。“库车”是古代龟兹语，意为“龟兹人的城”），塞种人再往南逃到大夏属地-龟兹也是合乎新疆实际情况的。以这个观点，古代塞种人有可能融人了龟兹（现库车）各民族中。昆莫为报父仇从敦煌一带追杀大月氏到“大夏-龟兹-吐鲁番”是可以接受的，或者一直追杀到大夏-库车也是合乎逻辑的，塞种人被大月氏从敦煌一带追杀到“大夏-伊朗”一带是不现实的。过去人们认为大夏在伊朗是不客观的。以这个观点，昆莫追杀大月氏到达大夏（吐鲁番）后，必定会逐水草而居，可是吐鲁番、库车均不属于草原地势，昆莫必定寻找水源与草原，那么从库车往西走几百里路程，很顺利就可到达乌孙故地是合乎逻辑的。假设昆莫追杀大月氏到安息（古伊朗，）再返回后来乌孙故地那是不太合乎逻辑的。历史上一直这么认为，先秦时期，乌孙部落自号“昆”，是一个古老的西戎部落，操突厥语，春秋战国时代与月氏游牧于河西走廊。首领称为“昆莫”或“昆弥”。它统辖的人口在100至200万之间。《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最为强国。”⑥近代研究亦认同《汉书•西域传》所载，并指出盛期时的乌孙国不论户口、人口或兵力，远超过其他隶属西域都护府的西域36国。例如若羌、鄯善、疏勒、莎车、于阗、龟兹等的总和。学者估计在汉平帝登位初年，大概40%的乌孙部落的人，约25.2万人在现今新疆天山西部游牧。⑤国学论坛，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一，http://bbs.guoxue.com，2005.⑥班固著，《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北京，1973，第3166页。
  • 五、乌孙部落流传久，实为史官著书意关于突厥民族的部落传承问题，本文认为应该从突厥人的姓氏传承习惯、文化承载角度来研究。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考虑如下：(一)从突厥民族单代传承父姓考虑：突厥民族的部落传承不管繁衍了多少代，其部落名称均以每一代部落首长名字命名，多为一代传承，没有多代传承习惯。这可以从当代突厥人姓名和代际传承中得到印证。“塞种、乌孙、康居、月氏、突厥、匈奴、阿兰”的后代是谁?为什么至今不易查找，就是改朝换代不留祖姓的原因。“姓”属于两代传承，主要突出自己与父亲的名字。第三代“名字”中就不再显示祖父姓名。(二）从乌孙部落早期自然崇拜考虑：认识乌孙部落的名号必须与他的民族信仰崇拜联系在一起。乌孙部落早期是崇拜太阳的部落，后期逐步认识大自然，成为崇拜大自然的部落。(三）语言是承载历史文化的载体。乌孙部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在汉文献历史记载中存在了近20个世纪，否则难以保留到现在。因为在古代，包括乌孙部落在内的草原民族文字记载几经变迁而不够连续。其次就是通过汉民族历史典籍所记载与其后裔部落、历史、文化、语言的辨认、推断的吻合。各方面推断表明，她的后裔部落已经融进以哈萨克族为主的民族，她的语言也被哈萨克族使用。所以有必要透过哈萨克语含义来透视乌孙部落的含义。乌孙:突厥语:“使……团结”之意，但是“乌孙”并不是部落长的名字，而是汉语拟音词，所以“乌孙”可能不是部落的名称。这中间可能另有隐情。下面同过对乌孙前九代部落名称及其部落长的含义的分析，可略知乌孙部落的生存轨迹—平原、草原、大山、民生和九代乌孙部落的发展轨迹：第一代:南兜昆靡。南兜：意为“可靠的”，第一代乌孙部落长的名字，前117年之前在位。昆，突厥语，太阳，乌孙部落崇拜太阳的图腾称号。靡/比/莫:突厥语，乌孙部落长官职位名称，是掌管万人左右的长官级别。由于“靡、比、莫”三字的声母在哈萨克语中不区别意义，而且由于方言影响会混读，所以在汉语翻译中会出现不同版本（为避免重复，以下有关“靡、比、莫”的解释只注明“同上”）。现代哈萨克语多读“比”的声母。由此得知：南兜昆靡，是一个以太阳为图腾崇拜的部落的长官。这可以从至今矗立在那拉提草原的哈萨克族崇拜太阳的图腾石雕得到印证。第二代:猎骄昆莫，猎骄，意为“有智慧的”，第二代乌孙部落长的名字，前117年-约前104年在位。昆，突厥语，太阳。莫（同上）。由此得知，猎骄昆莫，意为该部落是一个以太阳为图腾崇拜的部落的长官。这也可以从至今矗立
  • 在那拉提草原的哈萨克族崇拜太阳的图腾石雕得到印证。至今哈萨克族各部落由于崇拜太阳，将坟墓用土坯砌成圆形或毡房的形，以示对先祖太阳图腾的崇拜。第三代:岑陬军须靡，岑陬，意为“上天、太阳”，第三代乌孙部落长的名字，约前104年-约前93年在位。军:草，须:水，二者均为突厥语。靡（同上）。由此得知，岑陬军须靡，意为该部落是一个以太阳、水、草为图腾崇拜的部落。这也可以从至今矗立在那拉提草原的哈萨克族崇拜草和水图腾石雕得到印证。第四代:翁归靡，翁归，突厥语，意为“高山山洞”，第四代乌孙部落长的名字，约前93年-前60年在位。靡（同上）。由此得知:翁归靡，意为该部落所图腾崇拜与祖先相比，有所改变，改为以“高山山洞”为部落图腾崇拜。这也与他们生存在大山里的草原有很大关系。第五代:泥靡，泥，突厥语，意为“有志向的”，第五代乌孙部落长的名字，前60年-前53年在位。靡（同上）。由此得知，泥靡，在历史没有太大的建树，也没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只是传承了先祖的以草、水源和大山为图腾崇拜。并列第五代:乌就屠，乌就，突厥语，意为“水勺”，并列第五代乌孙部落长的名字，前60年-前53年在位。屠，旗帜。由此得知：乌就屠有了自己的新图腾崇拜，就是“以水勺为图腾旗帜'旨在改变民众的生活。这能从当代哈萨克族把水勺挂在家里作为为图腾中得到印证。乌孙国曾经是西域最强大的部落国家，后来与西汉建交，西汉宣帝时，乌孙国分裂为二，5世纪为柔然所灭，逐渐衰落。第六代:元贵靡，元贵，“高山山洞”的“翁归-元贵”不同音译，第六代乌孙部落长的名字，前53年-前51年在位。靡（同上）。元贵靡，沿用第四代乌孙王的图腾。这一代乌孙部落长也没有什么建树。第七代：星靡，前51年-前33年，此时解忧公主已回汉朝.之后关于其记载逐渐减少。第八代:雌栗靡，前33年-前16年第九代:伊秩靡，前16年-?“乌孙”这个名称最早在西汉的司马迁的《史记》才出现。实为司马迁按照汉文化习俗在《史记》中、班固在《汉书》中为了追述那段历史所记。文中凡叙述该部落的历史均以“乌孙”称之，随着那个时代的消失，解忧公主已回汉朝，“乌孙国”逐渐淡出史籍。这不是“乌孙”部落民族消失，而是她的名称由她后裔一代一代部落长的名字所代替，部落更朝换代，部落名称随之改变。根据《史记》所记，从地理位置、生产方式、语言承载等多角度判断，终由其后裔哈萨克族部落所替代。
  • 本文从中华文化中隐隐悟到，“乌孙”是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的思乡指代名称，细君公主首先启用，解忧公主沿用，史官以此记叙的结果。据历史记载可知，细君公主因家道败落，父母双亡而流落人间，是叔父刘胥后起把她从民间找回，推荐给汉武帝，她才得以以汉廷第一和亲公主身份远嫁“猎骄昆莫”。其中把对家乡东吴大地的思念之情寄托在她的《思乡曲》中。按照突厥民族部落名称即部落长称呼语习俗。“远托异国兮乌孙王”应该为：“远托异国兮猎骄王'那么，这里为什么不是后者，而是前者呢？按照突厥民族禁忌习惯可知，妻子、晚辈是不能直呼丈夫其名的。因此由“乌孙”代替“猎骄”才在情理之中。寓义“吴国孙姓女子的丈夫”之意。.乌，在此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乌—吴”音译结果;其二，指代细君的家乡吴地，“孙”有可能指代“孙姓女子”。孙，是不是细君流落民间后养父的本姓？当然这种猜想目前还无法确定真假，有待进一步考证。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3。[3]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5]司马光，《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1956。[6]贾合甫•米尔扎汗，《乌孙与哈萨克族的源流关系》，西域研究，2006(2)。[7]马贤能，《哈萨克族源流浅说》，民族学研究，1982(3)。[8]钱伯泉，《乌孙的种族及其迁徙》，西域研究，1997(4)。[9]国学论坛，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一，http://bbs.guoxue.com，2005[10]洪涛，《关于乌孙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央人民大学学报，1994(2)。[11]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12]伊宁市志委员会，《伊宁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 澳門功德林文獻遺產與《世界記憶名錄》楊開荊*在澳門，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可見於多元共存的宗敎，這座小城擁有廟宇40多處，佛、道、民間信俗各式俱備。無量壽功德林寺院敬奉淨土宗，也修禪宗，是澳門少有的正信佛敎寺院。藏經閣内，有佛敎經典、哲學古籍，以及珍貴的貝葉經。重尋往事，這座與著名的天主敎聖若瑟聖堂近在咫尺的廟宇，始建於民國初年，雖然只在百年之内，但亦有着特殊的歷史意義。這裡曾是有識之士活動的平臺，港澳地區首家女眾佛學堂在此誕生;社會賢達、佛學大師熱心捐獻及參與，成為中國近現代推動女眾佛學敎育的園地，對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具有深遠影響。另外，功德林創設的關鍵人物—張壽波（觀本法師）自身有着極不平凡的經歷，曾與梁啟超“公車上書”，更在澳門推行了各種進步活動;還有著名的竺摩法師、虛雲老和尙、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創辦人簡照南及其家族。由於辦學和文化交流，令寺中藏經閣擁有豐富的佛敎文獻，同時藏着澳門一個時代的印記。一、功德林文獻遺產功德林初期主要為慈善女修院，即女眾佛學院。在民國初年，男尊女卑的社會’澳門這塊細小的土地上，能推動以女眾為對象的佛學敎育，致力提升女性地位，可謂充份體現了澳門當時社會的進步、開放及包融。由於功德林在創辦時已是佛學院，令寺廟留下了珍貴的文獻。筆者得到寺住持釋戒晟法師的指導以及寺中比丘尼的幫忙，在藏經閣進行調硏，同時組織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成員包括學生及專業圖書館人員對寺院文獻進行全面整理，分類及編目。結果顯示，閣中所藏由淸中期至民初之古籍約2，000種，共6，000餘冊，大部分是佛敎文獻，經、律、論為主，兼具佛學硏究、文化藝術、國學、道德倫理、商學、哲學等。*楊開荊: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
  • 其載體形式包括貝葉、線裝紙本、手抄本、縑帛文獻等。這些文獻主要是佛學社時期的敎材，以及學員之參考書。寺内近十年來有過多次小規模的修繕和調整，原本藏經閣中的典籍亦搬移了數次，但仍然保存良好圖一、澳門功德林文獻列入UNESCO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證書1.佛教經典寺院中收集的經書豐富，例如《竹窗隨筆》之《竹窗二筆》及《竹窗三筆》(圖二），此為明末高僧蓮池大師晚年的隨筆文集，辨禪、敎、淨之正知見，乃至對佛儒融合也有精闢論述。而其中談到修行人生活行止的部分，更可以看到一代大師的風骨另外，由佛家弟子李子農捐資印刷的《藥王藥上二菩薩經》;1920年的《大悲合節懺儀》，其書名頁中列明：“中華民國九年仲秋本房弟子重刊，浙杭西湖慧空經房印造流通”；其他的有《金剛經五十三家註解》，《大藏經》整套齊全，共43套。另外其他經書，如宋磧的《砂藏經》、《梵鋼經》、《蓮華經》、《十六觀經》、《義音經》、《襌師語錄》等等，以佛敎和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為主。除了經書外，還有一批佛學的書籍，如高等佛學敎科書《大乘起信論科經》，出版於光緖甲辰年;光緖二十四年（1899)出自“金陵刻經處”的《大乘起信論疏解彙集全函》(線裝書）共十二冊;還有《佛學大辭典》共十六卷;《高僧傳》（線裝書）共八卷;以及唐京兆大薦福寺的《義淨傳》；洛陽廣福寺的《金剛智傳二》等等，皆是作為寺廟出家人修佛之用。總的來看，佛敎活動在澳門所產生的文獻資源比較集中和單一，多是有關佛敎經書和敎理為主。
  • 圖二、《竹窗隨筆》之《竹窗二筆》（崇禎十一年）圖三、大藏經事實上，這些文獻皆具有珍貴價値，觸手皆是經典佛學古籍名著，藏經閣中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共有80卷。此為一套著名的佛敎經典，另稱《雜華經》。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華嚴經》的編集經歷了很長的時間，大約在西元2~4世紀中葉之間，最早流傳於南印度，以後傳播到西方印度和中印度。該佛敎經典漢譯有三種：（1)東晉佛陀跋陀羅譯，60卷34品，稱《六十華嚴》；（2)唐實叉難陀譯，80卷39品，稱《八十華嚴》;(3)唐貞元中般若譯，40卷，稱《四十華嚴》。據有關百科全書所指，“在譯本中，亦是以唐譯的《八十華嚴》品目完備，文義暢達，最為流行。”①功德林寺廟内保存的是屬於上述的第二種，十分珍貴，該套文獻是民國初期重印的版本（圖四）。①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宗敎》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敎》，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62頁。
  • 圖四、《大方廣佛華嚴經》（民國時期刻本）2.貝葉經在功德林的一座木櫃内藏着的貝葉經，誠為鎭寺之寶。目前所見共有八捆，約二千多片，每捆外用布包裹，内以繩穿過葉面上的孔，並用了木夾板為封面及封底作固定及保護作用，不至於散亂且利於攜帶，此裝訂形式為“梵莢（夾）裝”。外側兩面均塗上金漆，全套保存良好（圖七）。據初步了解，此套貝葉經以緬甸文刻寫，至於年代及具體内容則有待進一步硏究。相信此為以往在辦佛敎學社的法師或居士從海外帶回來，已存於寺中多年，一直珍重地保存至今，見證着功德林寺廟的發展。圖七、藏於功德林的貝葉經文獻作為歷史的載體，其存在往往與當地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從功德林所藏的珍貴典籍，可探討當時的社會背景，尤其反映了澳門作為有識之士活動的平臺作用。據鄭子健的記載，觀本法師辦妥功德林事務後，曾遊歷南洋群島，並
  • 3.信函手稿從功德林所藏的珍貴文獻，我們可探討當時的社會背景，尤其反映了澳門作為有識之士活動的平臺作用。在功德林的藏經閣中，除了一批珍貴的佛敎經典古籍外，還有一些手抄本書籍（圖五），主要是國學典籍，包括四書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手抄稿，内容豐富。難得的是，早在學院成立不久，寺院的法師已經抄錄了藏經閣的典藏目錄資料，說明對文獻的重視。與此同時，由於寺院作為佛學院，保留了學員上課的筆記資料，以及法師講課的宣傳資料，主要包括觀本法師、虚雲老和尙的大德的佛學内容。除此之外，更為珍貴的是，在以往法師的遺物當中，保存了不少信函，包括冶開和尙、梁啟超，以及各地僧人居士的親筆函(圖六），對了解當時社會背景以及寺院的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値。遺憾當中不少信函已經破損，急待修復。圖五、手抄本書籍圖六、信函手稿4.UNESCO評委對文獻嚴格評審UNESCO對每一項申報的文獻皆進行嚴格審議，主要根據評審標準：（1)文獻的眞實性，如包括文獻遺產的產生背景，它的來源和形成具可靠依據；（2)世界意義，主要包括文獻遺是否具有獨特和不能替代的價値，在某一時期和地域造成巨大影響/或者在地區上產生了跨國家的文化交流，以及在人類歷史上是
  • 否產生具大影響；（3)普世價値，包括文獻遺產涉及的人物、時間、地點、主題和題材、載體和樣式等等；（4)其他元素:文獻稀有性、完整保存、保護環境、管理及利用等等的因素。澳門功德林寺院文獻遺產的申報及解說獲得評委充份認同，並由評委投票通過，成功入選本屆UNESCO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二、功德林成立與女眾佛學院回看歷史，根據功德林現存的木碑記載，以及査閲《曲江張氏族譜》和相關文獻史料綜合分析，約在1915年，觀本法師（張壽波，字玉濤）在澳門奉母率家族創念佛道場，該道場正是功德林的前身。由於吸引信徒漸漸眾多，因緣際會，約在1923年，觀本法師（當時仍是居士）積極籌劃及出資，並得到姻親簡照南，即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創辦人，及其弟簡玉階的大力捐助，出資置業，將念佛道場擴展，定名為無量壽功德林，作為女眾淸修之所（參見《曲江張氏族譜》卷四）。1924年功德林創建完成，並且向政府申請註冊，請上海靈山寺朝林老和尙掛臨濟鐘板。在此其間，也得到一眾法師、社會賢達的合力參與或支持，如觀健法師、僧人、比丘尼，還有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等各方人士捐資支持，使功德林得以成功創辦，而且明確了功德林對女眾的關注：“本林自民國十三年懸掛鐘板，接待十方來眾，凡在家出家淸修女眾到院討單參學，皆得接待，惟出家尼眾米糧，歸常住供給，未出家女眾，每月須酌阽飯食之費……民國乙丑年農曆十一月十七日（1926年1月1日），功德林設水陸道場，這是漢傳佛敎的一種修持法，也是漢傳佛敎中最盛大且隆重的法會，全稱“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齋勝會”，簡稱為“水陸會”，又稱為“水陸道場”、“悲濟會”，在佛敎界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是澳門唯一舉辦此法會的寺院。隨着水陸法會的設立，也標誌着功德林的正式成立（圖八）。値得一提的是，中國近代第一所佛敎女衆敎育機構，一般被認為是始建於1924年的武昌佛學院女衆院。創辦人是楊文會開辦的祗洹精舍學生釋太虚，以及武漢地區大護法李開侁、王森甫等。學院仿照武昌佛學院的辦學方式，招收出家和在家女子信徒，實行解行相應。③該女子佛學機構的成立，被社會及學界視為女子佛敎信衆眞正開始走上了平等接受佛學敎育的標誌，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其後因為種種原因，該機構多次停辦。②功德林創辦紀事木碑，1926年，引自譚世寶、胡慧明、王曉冉:《澳門功德林創立之史蹟鉤浮沉》，《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七十三期，2009年冬季刊，第193-220頁。③何建明:《中國近代的佛敎女眾敎育》，《佛敎文化》1999年第6期，見中國佛學網http://www.zgfoxue.com/channel/12774938。
  • 圖八、民國乙丑（1925年）功德林成立之照片事實上，與中國近代第一所佛敎女眾敎育機構設立的同一時期，澳門功德林寺院也已在籌辦女眾修院，而且已甚具規模。正如在其創辦的木碑（1926年立）可見:“本林提倡經敎律儀、宏佛法以肅尼行、冀開吾粵就地參學之門、養成佛門規範之種子……為女修士設講學會、為貧家子弟設女義學……”而當時的院長為觀健法師，且一直以來有不少著名的佛學大師參與授課。由此可見，在動盪的時局，澳門是進步思想的搖籃，在港澳地區成立了首家女子佛學學院，較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於民國十九年在香港波斯富街設立的第一所佛敎學校寶覺女子義學還要早。其後，在抗戰時期，不少佛學大師及文化名人因逃避戰亂而聚居功德林，令佛學傳播活動更為活躍，使此地成為文化交流的平臺。三、有識之士與社會賢達足跡這座小小的寺院，在許多澳門人眼中都甚為神秘，或許由於它有段長時間重門深鎖，甚至沒人留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此座設有佛敎學院的廟宇，留下不少文化名人、僧尼、有認識之士的足跡，如觀本法師、虛雲老和尙、竺摩法師、冶開和尙，還有社會賢達等等。1.觀本法師觀本法師（1868-1946)，俗姓張，名壽波，號玉濤，香山縣南屛鄕人而據《曲江張氏族譜》所載，其祖籍為韶關，與唐代唯一的嶺南書生宰相張九齡屬同
  • 觀本法師本人亦有着不平凡的經歷:曾經追隨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參加公車上書;在功德林保存的觀本法師遺物中，有梁啟超的信函（圖九），以及相贈的字畫。他曾經數度赴曰本就學，在東京帝國大學專攻政治經濟學，後來移居神戶，任日文學校校長，為華僑敎育作出貢獻。但因時局多變，鼎革之際，工廠被毀，損失頗巨。經歷種種，自此感世事無常，人生如幻，遂發心學佛。在他參學遊歷南洋群島後，回澳門功德林内參與組織澳門佛學院，並兼任香港佛學院主講五會念佛敎授。1931年4月（64歲），觀本法師在常州天甯寺的冶公④徐金龍:《在澳弘法的粵籍高僧觀本法師》，見廣東佛敎:hltp7/hk.plm.erg.cn/qikan/gdlj/1999.2/199902(25.htm。⑤華方田：《澳門佛敎組織》，《世界宗敎文化》1999年第4期。祖宗，後家族遷珠海。功德林與觀本法師的關係是無疑的’這在功德林創建紀事木碑錄文中可見。而一直以來，除了鄭子健在、《觀本法師事略》載《圓音月刊》第5、6期（1947年）等文章中對觀本法師生平作出評述外，徐金龍的《在澳弘法的粵籍高僧觀本法師》④、華方田的《澳門佛敎組織》⑤等文章，在鄭子健的資料基礎上對觀本法師開展進一步硏究。可見觀本法師在佛敎領域，乃至社會文化活動方面皆是具有一定影響力，是一位備受尊敬的人物。圖九、梁啟超致觀本法師的信函
  • 和尙遺像前薙度落髮，正式出家，專心進行弘法之道。2.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家族觀本法師對功德林創辦起擔當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和起着關鍵的作用，而在此當中，他的姻親簡家（簡照南的第三子娶觀本法師的第四女兒為妻）同樣為功德林的興辦作出重要的貢獻。簡照南（1870-1923)，名耀登，字肇章，號照南，佛山的著名實業家和愛國華僑熱心公益、慈善和敎育事業。他與其弟簡玉階創辦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當時被稱為民族香煙，是中國最大的煙草商。據創辦木碑記載南海簡濟善堂弟出資買地，並向葡國官廳立案，將此定為女衆淸修之所，定名曰無量壽功德林。其地基房舍，計面積約一萬英尺有奇。”可見簡家是功德林創建主要出資者。而事實上他對佛敎也是非常尊重，曾經禮請杭州常寂光寺主持法師到港澳倡佛，更影響了觀本法師的兒子樾淞，在22歲時豁然頓悟，跪請出家，法名妙持。這位著名商人與姻親觀本法師的關係非常友好。其後，簡照南的四太太亦已出家，法名果圓上人，也在功德林修佛。觀本法師沉醉佛學，在皈依冶開老和尙後回澳，大力推動佛敎，更勸母親及妻兒弟妹等念佛。所以，除了他兒子樾淞外，其家族中人大都皈依學佛，且法號多以“觀”字排。例如:觀本法師的侄女，樾淞的堂姊，觀志師父（族譜紀錄），四姑娘名張越群，法名觀芳;五姑娘名張越瑤，法名觀秀⑥，她們出家後多在功德林弘法。而另一位重要人物，在1926年任佛學院院長、1928年任功德林住持的觀健法師（圖十），是否與張家有關，則有待日後進一步考證。圖十、功德林成立初期鑄立的鼎鍾（1928年）⑥感謝蘇智莊女士提供張家、簡家，以及功德林的歷史資料。蘇女士為普慈法師之義女，普慈法師約於70年代至90年代任功德林住持。筆者曾與她進行訪談
  • 3.虛雲老和尚在此不能不提虛雲老和尙（1840-1959)，近現代著名的禪師。他是湖南湘鄕人，俗姓蕭，名古岩，字德淸，六十歲後改字幻游，號虛雲，被視為近代“一身系五宗法脈”之禪宗大德。1953年，虛雲老和尙發起成立中國佛敎協會，被選舉為名譽會長。是年更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而重要的是，功德林的創辦人觀本法師是虛雲老和尙之徒，也就是臨濟宗第四十四世傳人，曾經隨侍虛雲老和尙經由香港、廣州到了曹溪南華寺。同時，在舊照片中可見虛雲老和尙在功德林弘法，向女眾傳授佛學。4.眾多比丘尼在幾卷殘破的《傳燈續燄》縑帛文獻中，亦記載了民國十八年（1929)，由禪宗（臨濟)派朝林老和尙見證授予寺院的女尼如觀健法師、觀苗法師，以及觀志法師為功德林第一代（臨濟宗）弟子的史料（圖十一及十二），是寺院中比丘尼受禮於佛門的見證。圖十一、縑帛文獻紀錄了寺院傳法的法卷—觀志法師功德林第一代的臨濟宗弟子之一
  • 圖十二、縑$文獻紀錄了寺院傳法的法卷一觀健法師功德林第一代的臨濟宗弟子之一5.何東夫人推動女子佛教在功德林鼎鍾可見，捐贈者的資料多為何東家族成員，包括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1875-1937)。何東夫人除了在功德林創立初期大力捐獻，她更積極推動女子佛學敎育。在功德林成立不久，何東夫人創辦香港首家女子佛敎義學院，東蓮覺苑。民國十九年於波斯富街設立第一所佛敎學校“寶覺第一義學”，圖十三、1930年，何東夫人邀請智光法師在功德林講法後與學員合照於其岗頂大宅前（現岛何東圖書館）
  • 不久在澳門龍嵩街又設立“寶覺第二義學”，這兩所義學都是為了當時家貧女子而設立。⑦在功德林的舊照片中，可見她組織佛學講座的留影。例如，民國庚午年秋何張蓮覺居士請智光法師於澳門功德林演講獨大乘起信論開講日攝影（圖十三）。而東蓮覺苑第一屆畢業生也來澳門功德林繼續佛敎學習。說明了兩學院之間的交流非常頻密。6.竺摩法師抗日戰爭時期，因澳門未被戰火波及，除了大批文人富商為避戰逃到澳門，亦為佛敎活動營造了空間，著名的竺摩法師便是其中之一。1939年，應東蓮覺苑林楞眞苑長及主講靄亭法師之邀，竺摩法師來到澳門功德林辦佛學硏究班，當時有學生釋照眞、黃本眞、釋性眞、李朗眞、釋覺原、釋了願等十餘人，皆是東蓮覺苑第一屆畢業生。靄亭法師因要退隱靑山海雲蘭閣，囑竺摩法師再為他們硏講唯識，講《解深密經》及《因明大疏》。除了講課之餘，亦共同主編《覺音雜誌》等宣揚佛學的書刊。圖十四、功德林藏經閣中的古籍在澳門功德林佛學院的發展歷程上，還有不少的佛敎大師名人匯集於此。當中的文獻遺產，承載了佛敎文化，也承載了文明的進程;同時亦反映了澳門宗敎文化在近現代史上的傳播與發展，以及澳門與外部世界交流和聯繫I⑦東蓮覺苑網頁，http://tlky.biddiistdoor.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emid=12&lang=zh。
  • 澳門自開埠以來，受宗敎文化的影響殊深，西方的天主敎曾經以澳門作為向東方傳敎的基地，而佛敎文化早已根植於此。功德林寺廟始建於民國初年，以淨土宗為建廟宗旨，同時弘揚禪宗。由於此處曾辦佛敎學社，從民國初年到抗戰時期，聚集了不少有識之士、著名佛敎大師、文化名人，他們在此進行交流、學習、硏究佛學，因而令藏經閣内保存了甚為豐富的佛敎文獻、儒道學說之典籍。在傳播佛敎文化的同時，更進行思想交流，積澱文化。可以說，功德林是一座弘揚佛敎的寺院、學術殿堂、進步思想的搖籃、賢士大師文化交流的平臺.在中國近現代推動女眾佛學敎育，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方面具有深遠影響功德林的文獻，不但是一所寺廟中的佛敎典籍，見證着澳門佛敎傳播的淵源，以及通過澳門傳播世界各地。澳門從淸末動盪到抗戰時期，有識之士、文化學人在此活動，見證了澳門在近現代史上的角色和地位:，更重要的是，有關文獻資源的價値已經得到國際組織的充份肯定，其價値已經成為人類的共同記憶的一部份。隨着有關文獻成功申報UNESCO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更重要的是，對有關史料進行深度硏究，以將彰顯澳門的歷史文化内涵。從另一角度看這些文獻遺產，反映了澳門當時相對和平的環境，為多元宗敎和文化締造了良好的空間，體現了澳門包融的社會特色I豐富的文獻遺產，不但是一所寺廟中的佛敎典籍，也是澳門的文化寶庫，當中還有廣闊的空間値得我們探索和硏究。參考文獻1.《曲江張氏族譜》，卷一至四。2.ZhixinSlii，SrirangarajSetlurandVennGoviiiilaraju，DigitalEnhancementofPalmLeafManu­scriptImagesusingnormalizationtechniques.USA：StaleUniversityofNew\01katBuffalo，Am­herst.(litlp：//www.fmdlxxiksfree.com/_1_Digital-Enliancement-of-Palm-Leaf-Manuscripl-Images-using—.aspx?url=http：//www.cedar，lmffalo.edu/~zshi/Papers/khcs04_261.pdf)3.徐金龍《在澳弘法的粵籍高僧觀本法師》，http：//hk.plm.org.cn/qikan/gdfj/1999.2/199902(25.htm4.華方田：《澳門佛教組織》，《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第4期。5.楊開荊：《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6.譚世寶、胡慧明、王曉冉：《澳門功德林創立之史蹟鉤浮沉》，《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七十三期，2009年冬季刊。7.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大學東方研究院，梵文貝葉經與佛教文化研究所（http://www.mldc.cn/sanskritweb/disser.html)8.柳蓮辑錄：《竺摩法師自述及濠江遺稿鉤沉》，《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七十三期，2009年冬季刊。結語
  • 五邑侨史文献中的“澳门印记”——略论澳门在五邑侨乡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黄柏军*有着“中国第一侨乡”美誉的五邑侨乡是广东省地级市江门市的别称，这个称呼包含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主要体现今江门市所辖的四市三区（即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台山市、开平市、恩平市、鹤山市），总人口约400万。“五邑”这一名称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称谓，追溯此称呼之变革：“五邑”的前身是“四邑”，改革开放以前，“四邑”指的是新会（含江门）、开平、台山、恩平，改革开放之后实施地方区域调整，作为地级市的江门市在管理上述四县的同时，同时监管鹤山市，所以为了称呼上的便利。“四邑”一词改为“五邑”，这就是侨史研究上“四邑”与“五邑”两个称谓的变迁和来历。①但是无论是“四邑”还是“五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江门五邑和澳门特区之关系非常密切，来往非常频繁，堪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为什么如今在澳门定居和生活的江门五邑人有如此庞大的数量？为什么在澳门的江门五邑籍联谊公益社团有如此庞大数量？这要追溯到澳门近代在五邑侨乡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翻阅江门五邑近代以来的华侨史料文献，我们发现很多江门五邑先侨出洋前后关于“从澳门出发走出国门”的记载，这些活生生的文字记载，扎实证明澳门是江门五邑华侨早期出洋出国的重要中转站。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江门五邑和澳门近百年来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一、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的密切：澳门与江门五邑一衣带水唇齿相依*黄柏军:《五邑侨史》副主编。①详见《江门概况2014》，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宰编，2015年编印。
  • 五邑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西南边陲，濒临南海，毗邻香港、澳门，五邑和澳门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亲近:五邑中的台山市海岸码头距离澳门48海里，距离香港87海里。台山市是著名海岸侨乡，她的大陆海岸线长293公里，沿岸有广海湾、镇海湾以及崖门口三大海湾。台山南部沿海有上川、下川等大小岛屿95个，岛岸线长达355公里。这些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大大方便了台山人乃至五邑人进行海外交往和出洋谋生。由于五邑地理位置的开放优势，促成了外来文化外来势力的输人和登陆。众所周知，澳门是葡萄牙殖民者以“租借”为名侵占的;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葡萄牙侵略者眼中，澳门并非是他们进人中国的首选之地，其实他们当年最早看中的登陆地点是五邑地区的上下川岛。查台山侨史资料，台山原属新会县，明代孝宗弘治十二年（1456)，明朝廷从新会县拆地重新成立新宁县（台山县前身）。由于该县属地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新成立的台山县很快遇到了外来势力外来文化寻求登陆的挑战。明朝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葡萄牙航海商人经过明朝政府的准许，登陆留居在新宁县川岛（即今台山境内的川山群岛，主要较大岛屿是上川岛和下川岛）。于是新宁川岛成为葡萄牙航海者来华初期在远东的商业贸易基地，他们还在该岛屿上建设教堂和桥梁。②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有四条贸易商船于新宁川岛靠岸登陆，葡萄牙商人设立贸易市场，与新宁县当地百姓做买卖，彼此交换铜器、银器、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又五年之后的1517年（明世宗嘉靖元年），葡萄牙人桿然人侵新宁县广海镇甫草湾，明朝海军指挥何荣、百户王应思率领官兵出海抵御，结果一番激战，生擒葡萄牙军队将领别都卢等42人，击毙敌兵35人，缴获其舰船2只。有明一代，葡萄牙航海者年复一年谋求从五邑沿海登陆，进一步了解和探索中国贸易市场，这个时期也曾有过公平交易的和平相处，但是中葡双方最后还是不欢而散，个中原因众说纷纭。台山近代诗人余觐光（1878-1957)曾考察过台山上下川岛葡萄牙商人明代贸易市场遗址，他对于葡萄牙人与当地百姓最终交恶成仇原因有这样的分析和记载明正德时，葡人匪地难德，由印度卧亚市航海来探中国海岸，登陆台山上川岛，陈货与土人贸易，为欧人来中国互市之开始。后因其弟凶暴，为土人厌恶，市况衰落，乃移于澳门。”余觐光还赋诗一首以纪其史事，《三洲访葡人互市②梅伟强、关泽峰著:《广东台山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第3页。
  • 遗址》：“西风何处人中华？莽莽三洲望眼赊。疑幻波光成唇市，再寻烟址是渔家。天开东土千年綸，地接南溟万里槎。他日馆移濠镜筑，海门无阻浪如花。”③历史就是这样的阴差阳错，葡萄牙人最终看好的上川岛交易集市兵败麦城不了了之，后来移师澳门这一“风水宝地”才成就了葡萄牙人在中国后来的登陆历史但是如果说，余觐光先生的观点就是葡萄牙人舍去川岛移师澳门的唯一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还是一家之言欠缺说服力。因为如果余先生此说成立，就无法解释更后期的明嘉靖年间，明朝军队和葡萄牙人侵者在新宁海面展开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战斗。我们认为，葡萄牙人登陆和占据中国的地点由台山川岛转移到澳门，有个案的影响，也有地点选择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大环境（明政府政策）的制约，“甫草湾之战”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明政府的武力干预，葡萄牙侵略者在人侵失利的情况下，当然选择“避其锋芒”，另寻登陆根据地，最后于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抢占澳门。所以，正确的理解，葡萄牙人舍去川岛移师澳门的原因非不为，是不能为，不敢为也。但是无论怎样，中国、葡萄牙、上下川岛、澳门，这四个历史名词，由于上述地理位置、历史渊源的关系，深深交织在一起再到晚清鸦片战争之后的五邑百姓经过澳门出洋，就是主动或者被动的劳动力输出和大规模涉外移民迁徙数百年间的侵略与反侵略，登陆与输出，被动接受与主动吸纳，反映着历史和社会的急剧变迁，其中因果关系，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二、五邑先侨自主自发通过澳门走向外洋谋生由于五邑濒临南海，靠近澳门，所以五邑人为了谋求出路，浪迹外洋，首选的中转站就是澳门。在鸦片战争以前，五邑人通过澳门主要前往南洋寻求生存之路。澳门的缅甸归侨许均铨先生在他的《台山人在缅甸》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葡萄牙人在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入居澳门后，临近的台山有不少人是从澳门乘船到马来亚的槟城，再到緬甸的丹老市、毛淡棉市，最后到达仰光市。”这段描述是可信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五邑人就有出洋的记录，但是这个过程是自主的自发的。巧合的是，台山市第一个华侨曹阿志就是属于自发出洋的，他从澳门离开国门浪迹天涯，他的海外经历可资证明。③陈中美编著：《台山旧诗集》（台山华侨彳5社1989年内部编印），第152页。
  • 曹阿志，台山市端芬镇那泰村人，他生于清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少年时候在家乡读过几年书，后来因为家庭衰落，流落澳门，做小贩。后来得到一位朋友的介绍，被一英国商船录取为佣工。他随英国商船出洋工作一年，又流落到新加坡，当木匠，后来迁居马来西亚的槟城。他熟悉土人语言，富于革命性，曾经参与海外反清革命活动清朝嘉庆二十四年，英国人莱佛士率兵船侵略槟城，曹阿志因为熟悉当地情况，被英军征召上船，后来英国船只开进新加坡港.曹阿志被用作先锋登陆，吓走土人，夺取了炮台，首先把一面英国旗树立在炮台所在山顶。接着，他又跟随英国使者与柔佛国王谈判，以西班牙币五千元租借新加坡给东印度公司做商港。这时，新加坡岛民不过数千之众，其中就有不少中国侨民，以农业为主。由于曹阿志在华人中德高望重，由他领导当地的台山籍华侨，建立起同乡会—宁阳会馆。会馆成立的时间是清朝道光二年（1822)五月二十六日。也是这一年，新加坡华侨领袖曹阿志逝世终年40岁。④台山市第一个有名有姓并留下事迹的海外华侨就是以澳门为起点，离开国门，走向南洋的其时的澳门，交通便利，风气开放，相信象曹阿志这样利用澳门作为中转站自发出国（主要是南洋）的五邑人相信不是少数'当然，这个时期相比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五邑出现的国际移民高峰潮，无论数量、规模、影响，后者均超越前者所谓“侨乡”的构造和形成也主要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三、澳门与五邑先侨的“卖猪仔”血泪史有专家论证，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五邑人海外移民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过去以南洋地区为主变成以美洲地区为主，还有大洋洲、欧洲等国家，广泛分布世界五大洲的格局基本形成。⑤而五邑人大规模移民美国和美洲，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的金矿发现以及太平洋大铁路的修建，这些工程需要大量劳动力，而美国、加拿大的本国劳动力远远无法满足用工需要，故此资本家就把眼光投射到中国来。由于利益的驱动，英国人以香港、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基地，进行掠夺和拐卖华人的罪恶勾当:为了让当地百姓更加容易相信和上当，这些“猪仔馆”老板还在五邑各地物色和培训爪牙和二级代理人，具体洽谈和寻找劳工由他们负责。①陈中美编著:《台山人物志》（台山华侨书社1988年内部编印），第39页。⑤梅伟强、关泽峰荇:《广东台山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第33页。
  • 这些代理人每成功介绍一个劳工，可拿赏钱，他们被百姓称为“猪仔头”。这些“猪仔头”领命之后，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惜蒙骗亲朋出卖同乡，他们遍布临近四乡，诱骗乡民，从水路两路把乡民带到澳门，卖给“猪仔馆”。乡民一旦进人澳门“猪仔馆”马上失去人身自由，称为任人鱼肉的“猪仔”《五邑华人华侨史》以及《广东台山华侨史》等文献收录了晚清九位五邑籍(主要是恩平、新会、台山等三县）先侨来到澳门，进入“猪仔馆”，被贩卖到外国当廉价劳工的血泪史：(其一）郑阿安供:年四十岁，广东恩平县人:在家作手艺的。咸丰二年被人骗到澳门做工，我就同他到澳门，入猪仔馆打合同一张，洋二元（原文如此，疑“洋”后掉“钱”字），未见到西洋官十一月开船。到夏湾拿（即古巴哈瓦那）卖到科垄属下糖寮，待我极凶酷，(其二）文长泰供:年三十九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家读书，我来时才十九岁，被人拐去江门，搭小船到澳门，见洋官，给合同—张，洋钱一元。咸丰三年十二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糖寮。(其三）梁阿照供:年六十八岁，广东新会县人。我在前山开香铺，有向来共买卖的高阿苗说去上海作生意办货，我也想去上海买货’他又约我去游玩，我带了几百银子，同他到澳门街落船，我怕错上猪仔船，他说一定是上海船。不料上船就是猪仔船，高阿苗转眼即不见，我明白被骗了，真是想不到(其四）崔安供:年三十六岁，广东新会县人：向来做纸生意，有邻人温阿珍对我及表亲八人说，到澳门可觅工做，不料带我入虏那哈猪仔馆，关住三日，逼我去打合同，并无银给.我得有衣服一套下船，于咸丰五年十月开行。(其五）梁阿英供:年四十一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家耕田，因父母死了，无生意作，遇见人叫我到新加坡打工，就到澳门，带人猪仔行。立合同，未见过西洋官。我不想来，猪仔头共给我洋钱一元半：咸丰六年二月到夏湾拿。(其六）梁阿壬供:年36岁，广东新宁县人。在家剃头生理。我有个同姓兄弟，叫我到澳门做工，到了澳门人白麻行，住了一月，我不欲出洋，不能由我做主。咸丰八年（1858)正月，立合同一纸，洋钱一元，西洋官问过，我说不愿，他说下船再说。后来下船即开，不能上岸。(其七）林阿龙供:年65岁，广东新宁县人。在家内做外科医生。咸丰八年正月，有人叫我到澳门医病，就被拐进猪仔馆。我是向来未见过洋行的，我进出不知道怎样，也未见过西洋馆，到船上即开。(其八）黄阿满供:年56岁，广东新宁县人，我在家里山上种田，被人拐到澳门，共8个人，给合同一张，无钱。同治二年十二月，下船即开(其九）刘阿松供状刘阿松供:年34岁，广东新宁县人。我是做水手的。同
  • 治四年（1865)正月，我到澳门，有朋友请我喝酒，我喝醉了，带我上猪仔船，上船即开。到夏湾拿（即古巴哈瓦那）卖到糖寮。上述九篇关于“卖猪仔”的华工供词，他们均透露出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被拐骗时候，均是中青年劳力，符合外国资本家的用工需要;他们都是在澳门被装载下船卖到外国去的；他们原本在家乡都有正当职业，不情愿出国当劳工，他们的出洋是被强行挟持和威迫的；尽管澳门“猪仔馆”和“猪仔头”如此猖撅，澳门葡萄牙当局充当帮凶幕后操纵，清朝政府不闻不问装聋作哑无所作为，包括五邑籍华工在内的无数“猪仔华工”投诉无门水深火热。根据专家考证，晚清以来，在五邑地区，这种通过澳门贩卖人口的“猪仔”掠夺惨案，始于道光末年，盛于咸丰、同治（具体是1851至1874年），直到光绪、民国初年，这种违反人道、违反最基本人权的罪恶活动还在继续。⑥这些“猪仔华工”的命运是悲惨的，不说去到外国的非人生活，单单是坐着“大眼鸡”帆船穿越重洋，窄小的居所、恶劣的吃喝再加上瘟疫疾病得不到及时医疗，运输途中华工的死亡比例高得惊人。广东《岭南文史》杂志1984年第一期有文章记载:“1859年10月，由澳门开往古巴的佛洛拉坦普尔号船，中途遇上特大风暴触礁沉没，850个华工全部死亡。”当时“猪仔华工”的悲惨遭遇可见一斑。在这期间，五邑先侨关于澳门的记忆和叙述，形成了早期五邑侨史文献资料，每一页、每行字、每句话、每一个出洋故事，几乎都铭刻着一个决定他们人生命运轨迹的历史名词:澳门。四、澳门是四邑“土客械斗”战乱中人口贩卖中转站清朝的咸丰、同治期间’是五邑人出洋谋生最高峰，也是澳门“猪仔馆”向外国贩卖人口的最高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其一是国外资本家空前高涨的的用工需要，“猪仔馆”与“猪仔头”以澳门为基地，进入五邑地区坑蒙拐骗;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时期五邑地区发生了持续十四年的民间战争：清咸丰四年至同治六年（1854-1867)的地区性大型战争土客械斗。有专家估计，这场十四年的土客械斗，直接导致五邑地区数万人被充作“猪仔”卖往外国。查阅有关侨史文献，十四年间，澳门又成为这场战争中最大的人口贩卖中转站。所谓“土客”，土是土著，土人，也就是原居民的意思；客是客家，客籍，也就⑥梅伟强、关泽峰著:《广东台山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第51页。
  • 是五邑地区后来才搬迁过来的居民。在广东省境内，梅县、兴宁、大埔、五华、惠阳等地区比较集中。五邑地区的台山、恩平、开平、高明、鹤山和阳江、阳春也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⑦晚清咸丰年间，土人与客家人在日常相处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与纠纷，投诉到官府，但是当地官员多数偏袒土人，客家人于是心生怨恨。客家人为了自保，开始设局买枪，招兵买马，要报复土人。偏偏在这危急时刻，清朝官员没有及时做好疏通和平息，任由事情朝恶化方向发展，土人也被迫兴建军事设施，实行自卫。于是，绵延十四年的“土客械斗”终于爆发。根据史料记载，土客械斗最早爆发于五邑地区的鹤山县，后来逐步蔓延至开平、恩平、台山三县。当时五邑的五个县，有四个县已经被卷人和波及，只有新会县暂保平安。十四年的土客械斗又数台山县最为惨烈，土客双方战斗之强悍、死人之多，均为历史上罕见。土客械斗中造成无数平民百姓为保生命经澳门远走外国寻求出路，一方军队俘虏了敌方战斗人员马上贩卖给澳门猪仔馆充当猪仔，这样的记载在五邑侨史文献中比比皆是。如刘重民先生《广海史话琐记》有这样的描述：“为了逃避兵灾之祸，（五邑地区）不少人逃离乡土，到别处求生，或者港澳，或者南洋、或者阳江或者其他别县。那些躲避不及而不幸被俘虏者，年纪大的不论男女，家庭富裕者，便派款赎人，以充军饷。如果是青壮男子，则与人贩子沟通，出卖当‘猪仔’，以作军饷来源。专门从事人贩营生的人，人们称之为‘猪仔头’。他们与澳门的招工馆互相勾结，在（台山）上川岛外停泊一轮船3从土客双方以贱价或者军械交换来的被虏者，便悉数送往轮船，由那些葡萄牙鬼运到国外当劳工。那些“猪仔”被迫到异国他乡当劳役，是十死八九的，能幸存者也只寥寥罢了。正是:祸乱频年无安土，何时盼得桃源梦。”的确，被卖到澳门猪仔馆的青壮年可谓才出虎穴又进狼窝，开始了一段血泪交织的死亡之旅。有关资料记载:澳门猪仔馆里的打手胁迫那些准备赴拉丁美洲的华工，一旦在预先强制签订的“招工合同”上按了手印，就立即被“以辫相连，接成一串，牵往囚室（招工馆)”，以等待“猪仔屯船”的起航日期。“招工馆”一般都是些肮脏不堪的水栅，其条件十分恶劣。随着招工人数越来越多，中国东南沿海港口“招工馆”到处可见，1870年仅澳门一地就有300家之多。“猪仔”进人“招工馆”，老板就按人头给人贩子酬金，最初每个“猪仔”给银元三元，后来涨到平均8—10元，个别时高达100元。然后，猪仔往往被剥光衣⑦刘重民编:《广海史话琐记（增〖r本）》（1992年内部编印】’第22页。
  • 服，赤身露体，并且在他们的胸部打上或烙上C(古巴）、P(秘鲁）的字样或S(散得维齿群岛）……，先给他们一点食物以充饥，一套衣服以遮蔽身体，一二元钱以交付他们的家属。一旦航期到了，华工们就被驱赶到“猪仔屯船”上。由于殖民主义者贪得无厌，船上总是超载，船舱里拥挤不堪，每人至多占有二平方英尺的面积。华工无法平卧，只得屈膝而坐，夜则交股而眠。船舱内通风设备极差，饮食条件恶劣，华工们不时发生呕吐、罹患疾病。由于缺乏医疗条件，死亡事故不断发生。亡故者就像牲口一样，被随时抛人大海。华工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捆绑和残酷拷打，或被戴上手铐、脚镣。由于受到种种非人折磨、虐待，华工在航程中死亡率很高，其中有的竟高达50%以上。《广东台山华侨史》一书收录了“土客械斗”中作为战乱中的俘虏，被战胜一方当做“猪仔”由澳门猪仔馆卖到古巴的两名廉价劳工的口述资料，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佐证了土客械斗中贩卖人口的罪恶行径：(其一）朱甲先供:年41岁，广东新宁县人。我是客家，耕田为业，被本地人欺负，把我拿出卖与大西洋人，是澳门猪仔馆，逼我画合同，给我一套衣服，咸丰七年（1857)二月开船(其二）叶伴凤供:年30岁，广东新宁县人。同治二年（1863)十月，因为地方乱，有猪仔头骗我说出洋做工，见西洋官，立合同，给银8元.十二月开船。这两位五邑先侨的供状，仅仅是十四年战乱大背景下数万“猪仔”中的个别心声。械斗中被掠夺的五邑农村妇女，则被运往澳门沦为娼妓。《李冠蓬诗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台山东坑陈某之女，经已许配邻乡，尚未迎娶。因客民（客家人）破村被虏，卖于澳门为娼妓。”《赤溪县志》记载：“为土人所虏获者，于杀戮外，选择其年轻男子，载出澳门，卖往南美洲秘鲁、古巴等国做劳役，名曰卖猪仔。是时客民流离无依，自到澳门卖身到外洋做工，得资以救济亲属者，亦不乏人。计被虏与自卖者，为数约二三万人。能积资回（赤）溪创立家室者，俗称猪仔客返乡，然亦只有百中之一二而已。”查阅《赤溪县志》，有名有姓的客家人因为土客械斗被卖猪仔出洋者，计有：吴丁良、吴仁康、江明威、黄德和、曾戊、李甲、李观福、吴伙、谢开宏等。这些人当时或者避往南洋，或者被贩卖到澳国，并老死他乡，致使其年轻妻子或童养媳为其守节。考证地方侨史文献记载，根据不完全统计，十四年间竟然有高达二、三万的客家人在战乱中被俘虏充当猪仔被卖到外国去，这个数据还仅仅是客家人一方的战俘数据，还没有加上土著人战俘的数据，所以整体土客双方的战俘“猪仔”
  • 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广东五邑大学梅伟强副教授评述：“(土客械斗）这是鸦片战争之后造成台山地区出洋人数最多的重要事件之一，其影响十分深远。”⑧台山地方史专家陈中美也认为：“经过十二年的土客械斗，新宁（台山）县生产力受到很大的破坏，导致大量的田园荒芜，大量的居民外流。这是后来新宁成为华侨之乡的主要原因之一。”⑨侨乡台山的情况是这样，五邑地区中鹤山、开平、恩平等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这些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晚清的咸丰、同治年间，由于土客械斗，通过澳门向外国被迫输送大量劳动人口，这些被迫出国的猪仔就是五邑地区早期的华侨，五邑侨乡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向侨乡转型，侨乡特征初具规模。五、近代五邑华侨题材诗文作品中的“澳门印象”五邑华侨题材，是本地学术、文艺研究一个很大的宝矿，近代以来，很多文人墨客创作了很多高水平的诗词和文章。五邑华侨题材诗文作品，感情丰富，材料详实，读之令人感叹。笔者发现，由于研究华侨出洋与卖猪仔的关系，澳门，这是一个避不开的历史名词。所以五邑地区很多以华侨出洋为题材的诗文，均书写了近代澳门与近代五邑的关系。下面试举其中几例：其一，新会籍华侨李承训的《猪仔诉》李承训早年被卖猪仔出洋，至清朝同治十三年（1847)九月十一日，陈兰彬委员（后为清廷首任驻美公使）、税司马福臣、吴秉人致总理衙门的《古巴华工事务各节》中记载了许多五邑籍华工的呈词I其中，华工李承训以五律长诗的形式，记载了自己被蒙骗到澳门猪仔馆之后，卖到外国当劳工的遭遇，堪称是早期华工亲身经历亲笔撰写的为数不多的侨史文学作品，值得一读：窃我幼家贫，谨承父严训行年十八岁，舌耕江门镇。壬申岁父疫，五月之中旬。求施于乡党，得钱三千文，叩谢乎闾里，归家议葬亲.因丧而失馆，家无粒粟贫。愿往亲友处，觅枝以栖身。路遇梁阿高，小泽乡中民。旧识谈往事，复假问寒温:云澳一艇户，其家颇称殷修金壹拾元，邀我为⑧梅伟强，关泽峰著:《广东台山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第4了页。⑨陈中美编著:《台山故事》（台山华侨书社1987年内部编印）.第22页。
  • 西宾。我信以为然，随到澳门津.伊指一洋船，云即我东人。乃用小艇往，半海露情真。云往吕宋国，我初不愿闻。伊出铁利器，不从定丧身。念家存老母，妻儿女成群。迫得乃从权，泣叹生不辰。到此古巴岛，与奴隶为邻。工夫苦异常，牛犬胜十分。惜短杆拙笔，难尽录由根。万望发慈悲，早救我辈人。旋邦见母子，万代共沾恩。所诉尽实情，无半点虚陈。那时候，出洋者多数文化水平比较低，甚至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象李承训这样当过教师、精通文墨、能写诗词的华工实属凤毛麟角。我们也感谢李承训，他以亲身经历为经纬，以传统中华诗词的形式，记录自身悲惨遭遇。该诗可谓发自肺腑、一气呵成、声声怨诉、句句血泪，令人读了为之同情堕泪。其二，鹤山籍诗人易其彬的《卖猪叹》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贩卖猪仔风气猖撅到城乡谈”猪“色变人人自危的地步。道光年间贡生、鹤山籍著名诗人易其彬的一曲《卖猪叹》形象地唱出了“猪仔”被骗卖的经历和给家人造成的经济、心理等方面的危害，因而在侨乡广为流传至今：朝亦闻卖猪，暮亦闻卖猪，朋友忽相值，辄云慎防虞，出门久不归，惶惶寻路衢番儿竟何为，买人以猪呼，奸民贪其金，掠买将人愚：“红毛宝藏国，金山跨珠湖，去时为陈胜，归来为陶朱，肥甘足汝口，轻暖足汝躯。”贫民闻辄喜，争从番儿组，或有不受欺，白刃来相驱，一登番儿船，入笠难逃逋。汝行执行事，汝去托何区，传闻乡异词，骨肉知何如，虽不知何如，总然鲜安居，不胜番儿役，鞭扑无完肤，天风何惨惨，云雨常载涂，父母不可唤，兄弟隔海隅，此生有归期，敢怨衣食无？死为冻死鬼，犹得依吾庐。良民自涕泣，奸民自欢娱，一身曳纨彀，妻孥缀琼琚，每食必玉馔，每饮必芳醐，曰吸西洋坭，夜宴珠江妹，一掷轻万钱，千金获须臾君莫嗔奸民，奸民如虎豹，虎豹亦可惜，大吏诚宽舒，岂无捕以献？倏忽归其间。道途逢老翁，菜色霜鬓须，绕膝诸孩孙，垢面啼呱呱，前岁方失母，父今为番奴，我老已苦此，何能携众雏？言有同乡归，十栽离鸾孤，溯自高曾来，仃伶寡友于，一子硕果存，宝之如常珠，昨日喜成人，今日供摧罩，剩有新娶妇，含啼对阿姑，我听老翁言，不答徒嘻吁，闻道只今年，卖猪十万余，⑩诗中易其彬写道，单单是一年时间，猪仔头就从五邑地区拐骗猪仔华工十万多人贩卖到外国，考证有关史料，这个数字未免有所夸大，但是被贩卖的华工用⑩张国雄、刘兴邦、张运华、欧济霖著：《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62页。
  • “数以万计”来形容是不过分的。易其彬先生的《卖猪叹》是晚清那个“人不如猪”的乱世时代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五邑人对人口非法贩卖罪恶行径的抨击和控诉。其三，台山民歌《旅途述怀》再看侨史专家刘重民先生搜集于台山市广海镇的一首民歌体七言诗:《旅途述怀》（木鱼）。国弱家贫灾难多，惟求生路苦奔波。传闻番邦有活路，楫别亲人泪滂沱。澳门虽然景色好，毕竟还是眼中梭:蜗坐船中如猪仔，粗食无水受折磨。船主巡逻监管甚，面目挣狩似恶魔浪恶颠簸常呕吐，百日航程凄苦多身在囹圄叹命苦，自怨自叹奈谁何？踏上番邦见天日，形容枯槁似瘦骡。他乡异域苦伶仃，方知所闻是传讹寄人篱下何日了，前景茫茫怎收科。百般忍受苦中苦，拼搏生存莫蹉跎.有朝云开见明月，回唐欢聚会娇娥。■这首木鱼民歌形式的《旅途述怀》反映了大多数五邑先侨出洋前后的所思所想和所见所闻，情感活动的刻画尤其细腻传神。我特别欣赏她开端的四句：国弱家贫灾难多，惟求生路苦奔波。传闻番邦有活路，楫别亲人泪滂沱。我们的华侨先辈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远走异国？为什么要含辛茹苦、做牛做马？只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积贫积弱、战火连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我们的先辈才被迫离开家庭离开亲人前往外国寻求生路。这大量真实感人的华侨史料文献深刻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国家贫弱，百姓遭殃；国富民强、政治清明、社会发展、安定繁荣，我们中国人才能过上安乐的日子。五邑早期华侨文献资料，她展示的是一部血泪史，是-部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光荣史、更是一部奋斗史。她蕴含的历史和启迪是深刻的、深远的，注定将成为后来者了解五邑侨乡历史的最厚重的乡土教材，值得我们好好珍藏和铭记，好好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刘重民著:《华侨世家》（中国乡镇年鉴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39页。
  • 《馬交與支那諸名考》序張海鵬*譚世寶敎授年逾耳順，自澳門理工大學榮休，編成《馬交與支那諸名考》以作紀念，並為開展新的硏究立一座界碑。付梓在即，索序於我。我前曾為世寶兄大著《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淸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硏究》作序，頗推崇他在澳門史硏究上取得的成就此次又讀新著，深感世寶兄在澳門歷史硏究上挖掘之深，在涉及中國稱呼的外文譯名上思考之準，感佩良深！敝人20年前為迎接澳門回歸，曾在澳門和中葡關係歷史上偶有涉獵，淺嘗輒止，不成學問;也曾編過中葡關係史料，意在為推動中葡關係包括澳門史硏究提供臂助。寫過幾篇討論澳門歷史的文章，對“雙重效忠”之說提出質疑。後蒙世寶兄雅愛，偶爾交換意見，似頗相契。《金石銘刻的澳門史一一明淸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硏究》從親身踏勘澳門地區廟宇碑刻鐘銘，結合歷史文獻集中討論澳門歷史，並對保護澳門歷史文物提出建議;《馬交與支那諸名考》考證澳門地名的得名，考證馬交、Macau、Ma­cao的名與實，都不厭巨細，極下功夫。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離開了史料不說話，不作無根據的推想或者猜想。什麼時候稱濠鏡，什麽時候稱濠鏡澳，什麽時候稱澳門，世界上哪裏有Macao、Macau，珠江三角洲哪裏有馬交、Macau、Macao，馬交、Marau、Macao何時專指今澳門半島南端葡萄牙商人居住的地方，作者都依據各種可靠的中文文獻，參照實地考察所得碑銘，對比早期到這一帶遊歷、經商的歐洲人記錄，包括葡文、英文、拉丁文記錄，反覆比勘，纔下筆做出結論，絕不人言亦言。對於各種學術硏究文章或者著述，也不輕易附和。凡有疑問，必不放過，不到考證淸楚不止。澳門、香港地區一些涉及澳門歷史細節的小地名，都在他的考證範圍之内。證據不拒其多，從二重證據法到五重證據法，逐一展開，必到網羅無遺。這種做學問“打破沙鍋璺到底”的精神是可取的，也是可貴的，是値得靑年學者取法的。*張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特聘一級敎授。
  • 澳門何其小，中國何其大。《馬交與支那諸名考》不僅考證了澳門的西文名稱，也考證了中國的西文名稱。他利用自己歷史學和語言學的功底，運用中西文獻，漢譯佛經和古悉曇梵字等材料，詳實考察了“支那”、“China”、“Cina”、“Callmy”諸詞的來歷。儘管學者對“支那”、“China”、“Cina”、“Cathay”的考察由來已久，本書作者的考察還是有他的貢獻。在作者看來，第一，“China”、“Gi­na"等詞在古悉曇梵字佛經中已經採用，兩晉、十六國時期中國高僧翻譯佛經，已經用漢字“支那”、“振那”對應這個詞。16世紀葡萄牙人向歐洲人推廣了這個詞，用這個詞指代中國。印度人使用“China"、“Cina"指代中國比歐洲人早得多;第二，兩晉、十六國時期中國印度佛敎僧人交流頻繁，中土僧人把“晉”字帶到印度，印度僧人用“China”、“Cina”對應了“晉”，從而否認了傳統上“秦”是“China''、“Cina”的對應詞的說法;第三，作者經過硏究，提出“China”、“Cina"等的“na”尙有另一種値得注意的來源和含義，這就是西方文字對東方的外國異族的名稱中往往含有“na”的尾音節，這實際上是對在西域最近接中國的一些民族語言文字中的表示族名的尾碼的譯音和轉寫。他的結論是:可以推斷“Cina”等的“na”就是中國的“國”字的直接或間接的意譯。至於Ci或Cī(支）這一音節則應是“中國”的“中”的聲母的對音。因此，China、cina就是中國的對音。這是“China”、“Gina”的最新解釋，這些硏究結論是否站得住，學者們還可以展開討論，運用各種知識深入硏究，各展其長，共襄盛舉。在這裏，作者討論的多的是China、Cina，對Catay(俄文寫作Китая)著筆不多。我指導過的一個博士後硏究學者羽根次郞在博士後報吿中也硏究過這個問題。他的認識是：從海上過來的西方人一般以China、Cina指代中國，從陸地上過來的西方人一般以Catay、Китая指代中國這個認識是否可靠，提供世寶兄參考。作者在硏究了China、Cina指代中國後，特別指出：從明淸至民國時期的外國人受其國家的殖民主義侵華政策的影響，故意利用中國政府的自大無知或軟弱無能，而一直使用來源及原意皆不詳的舊稱或蔑稱諸如China、Sina、Catay等來稱中國，實際是在對中國的命名權的侵犯。1946年前，日本以“支那”指稱中國，完全是蔑稱。1946年應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才正式廢止“支那”一詞。直至今天，我們還是接受西方人以China、Sina、Catay等來稱中國。作者認為這是極不合理的。作者指出：1977年8月，聯合國第三屆國際地名標準化會議通過了採用漢語拼音作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母拼法的國際標準。中國外交部通報各國駐我國的外交代表機構，決定從1979年1月1日起，中國政府的外交檔譯文將改用漢語拼音作為中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從那時至今，採用漢語
  • 拼音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準，已經獲得了全世界的公認和實施。但是至今的西語文獻裏中國、中華等詞還是用China、Chinese。作者堅決主張應採用“名從主人”的普遍原則，中國、中華、中國海等詞，在西文裏應該用中文拼音來表示，即表不為：zhongguo、zlionghua、zhongguosea。我在讀過《馬交與支那諸名考》有關Chirm、Sina、Catay諸篇文字後深感，作者的上述主張是無可挑剔的。我與譚世寶敎授交往有年，深覺世寶兄乃是耿直狷介之士，執着於探討學問之道，孜孜圪圪，尋根究底，不遺餘力，於世間之道則不甚着力。世寶兄的學問，概括起來，有以下特點：第一、學問淵博，歷史學、語言學、佛學各有專通。第二、長於考證，捜集中外文獻史料相互比對，從史料中尋求結論。第三、硏究學問，着眼於強烈的現實關懷。作為一個學者，當如是也。謹為序。2015年12月1日凌晨
  • 大广海湾蓝色文明记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岭南五邑海洋文化研究》代序田若虹*2012年《广东海洋经济地图》首次提出湾区计划，将广东沿海区域自东向西划分为“六湾区一半岛”，即:大汕头湾区、大红海湾区、环大亚湾湾区、环珠江口湾区、大广海湾区、大海陵湾区以及雷州半岛。“大广海湾”位于珠三角沿海经济核心区，主要属于江门市，是珠三角产业外拓与提升全省海洋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点区域。所谓“海湾区”，即由一个海湾或与之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临近岛屿共同组成的海域。江门市南部沿海地区的“大广海湾区”，主要由黄茅海、广海湾、镇海湾和外海的上下川群岛等共同组成。大广海湾之蓝色文明可溯至十六世纪的欧洲大航海与殖民主义、自由贸易主义时代之古丝绸之路。壹、古溽洲海上丝瓷之路①大广海湾区之上川岛，自古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它在十六世纪西方的航海图上有明显的标记，葡萄牙人称之为“贸易之岛”，法国人则称其为“希望之地”。上川岛是广东珠江口西侧最大的海岛，是珠江口外的一道重要屏障，其地理位置为古代东西洋航海路线之要冲，是古代番舶往来中国南海海域*田若虹:五邑大学文学院教授。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后期资助项目《岭南五邑海洋文化研究》，编号:GD15HYJ01。①台山广海古称溽洲，又称溽城，地处县域南端，滨临海湾，是祖国南海边陲重镇，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通向南洋、印度洋、波斯湾，以及东非沿岸地区的古老口岸之一。
  • 的必经要地，当时往来的商船大部分在上川岛靠岸补给食物和水。明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有四艘商船抵达川岛，其中两艘在朝廷获准下登岸贸易。他们在岛上租地搭帐篷，堆积货物，构筑房舍，开设商场，用香药、犀角、象牙、水晶、白藤等物与台山人交换铜钱、银器、丝绸、陶瓷、茶叶。自1517-1553年间，葡人常到川岛通商贸易，川岛已成为其在远东的商贸基地。位于上川岛西面的乌猪岛，是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深海与近岸航线的交汇点，商船番舶往来中国南海、印度洋的重要航海地标。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手绘航海图中，即标注有“上下川山”、“大金小金”、“乌猪门”、“七洲”、“广海卫”等七处与台山有关的地点标识。上川岛附近海域还发现了颇为丰富的水下文化遗存，如举世闻名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即在附近海域沉没。②2007年12月26日，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古沉船被成功打捞，沉船内蕴涵的大量历史信息，引起了国内外水下考古界之热切关注。2012年11月，台山渔民在浪琴湾对开3海里的海底，打捞出一件沉船木锚，其与2007年在该处打捞出来的另外两件木锚，同存于台山博物馆内。有关专家指出，这3件木锚皆为宋元时期货船使用，据此估计发现木锚的水域有两艘以上宋元时代行走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沉船。台山发现沉船木锚的海面，距离著名的“南海一号”沉船地点仅5海里。上川岛北边的三洲港“新地湾”，是近代欧洲人到中国之始，也是欧洲人到中国传教之始。1513年6月，葡人阿尔发莱斯奉马六甲葡督之命，抵达上川，此为欧洲殖民者东来中国之始。至今，竖立在上川岛石笋村口的“葡柱”，即为当年葡萄牙人欧维士登陆上川岛时所立之航海标志。明正德十一年（1516)，葡萄牙商人费迪南德航海经印度来探中国海岸，最先就在上川岛停泊。他上岸后即陈列货物，与当地人贸易。继而，法国耶稣教长萨维尔，于嘉靖年间（1552-1566)跟踪而来中国传教。在路经三洲湾（即新地湾）时死了。他比利玛窦初到澳门的时间还早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嘉靖壬子年（1552)，西班牙耶稣会天主教上沙勿略•方济各奉国王之命，从马六甲出发，第二次来中国传教。他偕伙伴费莱拉修士及仆从，历尽千辛万苦，于9月抵达南中国台山县上川岛。在岛上，他兴建了一座小型的圣教堂，每天做弥撒，救助病人结交当地朋友，并设法进人中国内陆。不久，费莱拉因体弱多病回国，沙勿略也染上疟疾，于同年12月3日病逝于上川岛，被葬于上川岛②2013年4月，作者于上川岛调研时，据村领导对“南海一号”沉船海域之有关介绍。2015年，围家文物局已正式启动对川岛水下考占调査。
  • 象山山顶上。③因其被罗马教廷列为圣者，其墓地被视为圣山、圣地。在墓园旁边有一口“圣井”，据说当年做弥撒的“圣水”即取于此，是沙勿略亲自挖掘的。》井距大海不到一米，是目前中国距大海最近的淡水井，被称为“中国海边第一井”。涨潮时，虽然海水高过井面，但圣井之水依然甘甜，不受海水影响。2004年，在台山上川岛大洲湾一处名为“花碗坪”的海滩上，发现大批明代的青花瓷片，采集到残片标本300多件。瓷片有明确的纪年款识，如标：“正德年造”、“大明嘉靖年造”和“大明嘉靖年制”等，年代清晰，其上限为正德九年(1514)，下限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经过对比其底款，确定为景德镇民窑所产“花碗坪”瓷片，证明中葡在明代正德年间已在上川岛建立稳定贸易关系。它是广东省境内目前发现唯一位于海岛的明代对外贸易遗址，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该遗址丰富的内容对研究明代中期建立的中西海t陶瓷之路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在泰国、越南，和印尼以及新会地区，先后在官冲窑邻近航道的崖门海口、珠江口海域中打捞出大量唐代新会官冲窑陶瓷唐宋时期，官冲窑是重要的外销瓷窑场，它利用珠江八大出海口之一的崖门水道实行珠海联运，利用唐朝时广州这个国际大都会大批量出口到海外，成为了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节点。被封存已久的官冲窑之蓝色记忆正因考古挖掘与沉船出水打捞而开启。大广海湾之恩洲，亦曾为通海夷道的走向之一。唐代贞元年间宰相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具体描述了唐通四夷的七条国际路线，其中“广州通海夷道”的走向之一，即以广州为起讫点，经过潮州、恩洲（恩平）、雷州和海南等地与海外各国海交往来，途径之地虽不能与广州相比，但亦促进了本地海外贸易的发展。唐后期，恩洲、封洲、雷州等地的商业已较具规模。《广东新语》载，明初广东有九个贡舶停靠的“澳口”，而其中就有新宁县辖下的广海、望峒、奇潭三个，显见古代五邑沿海在海外贸易中之地位举足轻重。据考古发掘，恩平沙湖镇和平茶场、大田镇新安村后山和江南镇茶岗岭出土的几件陶坛，其造型特点都有近似印度的舍俐塔，通高34厘米，口径2厘米，短颈，削肩，长圆腹，肩部堆塑四立鸟，昂首、长尾，作展翅欲飞状。腹部饰锥形角和附加堆纹。高圈足有四镂孔，覆豆式盖，施黄绿油，巳剥落。⑦专家认为，这些陶坛都属火葬坛。火葬最早始于唐代，是受印度佛教影响而传入我国。③吴志良等主编:《澳门编年史》，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④参见《上川镇志》第七章，第133页。⑤参见拙文《江门海上丝绸之路4商泊贸易》，《五邑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4期。⑥参见新会博物馆有关图文介绍。⑦参见《江门日报》，2008年3月24日。
  • 海上丝瓷之路不仅仅是古代中外贸易的线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通道。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海上丝瓷之路同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滨临海湾之广海港，是我国南海边陲重镇（历史上包括南湾镇在内），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通向南洋、印度洋、波斯湾，以及东非沿岸地区的古老口岸之^>。由于地处南海之滨，背山面海，且港口腹地广阔，又当大隆河人海附近，位居水陆之雄，更与上下川岛遥遥相对，直通太平洋，是古代中外通商的口岸。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即与外国有交通往来联系。广海港之灵湖古寺，曾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歇脚点。《广州府志•新宁县志》载:“广海城台山之南境也，……东门外有灵湖寺，寺有菩提树，大可数围，高六、七丈。相传梁（武帝）天监元年，有智药三藏自天竺（即今印度）航海而来，手植于此。”智药三藏抵广海登岸后，在鸟洞“手植菩提树”。南宋年间，就在智药三藏手植菩提之处，建立了灵湖寺。台山灵湖古寺，如今已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和纪念地。智药三藏登陆之广海镇，原名为“广海寨”，是台山市最兴旺、发达的商埠和渔港。当年，“灵湖寺”以其宗教文化魅力，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中外游人参禅礼佛。台山广海在南朝时，已是中外交往贸易的口岸。宋人朱或《萍洲可谈》曰：“广州自小海至溽洲（广海古称）七百里，溽洲有望舶巡检司，谓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过溽洲则沧溟矣。商船去时，至溽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还至溽洲，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⑧为了更好地对外交往，拓展海上航线，在溽洲的卫塘设置有望舶巡检司（武官住所），更是海防要地。溽洲东山有溽洋台，既是巡检望泊的哨所，也是进出口商船湾泊的地方。凡南海商船前来广州贸易者，多经琼州、溽洲等地方可进入。邑人黄仁山《溽洲》诗云:“通海夷道话溽洲，丝绸之路几春秋。撼天恶浪浑闲事，友好往来一叶舟。”⑨中国自隋唐王朝之后便开始建立市舶司制度，同南洋（南中国海）诸国进行物物交易的活动。《宋史》载述“提举市舶司，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其海关性质巳然明确。广海设关历史悠久，但非连贯性。宋时在沿江、沿海、沿边要地都设有巡检司，有的地方兼管市舶司工作，广海即如此。在广海东山有“溽洲台”，《新宁县志》称之为“望头乡”，亦即望舶巡检的哨所，乃为进出口商船泊岸接受检查的地方。远在宋朝时期，台山人的对外贸易和交往就已经十分活跃，如今，广海古城还留有“溽洋台”、“烽火角”等古建筑遗址。⑧宋朱或：《萍洲可谈》，《补守山阁丛书》，卷二。⑨参见台山县政协办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台山文史》，1991年9月，第13辑。
  • 然溽城之优越也引起了外敌之觊覦，常为骚扰。于是，明洪武二十年设置卫所，名为“广海卫”。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抵御外侮，兴建广海城，正式列为海防重镇。至今已有620年的历史。台山海上丝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它反映了中外多元文化漫长的传播、交流和融合过程，具有重大的文化、学术及政治价值。这一古老的丝路遗产，无疑将纳人岭南五邑海洋文化开发的潮流。贰、五邑先民抗击海寇入侵斗争历史上五邑的外患主要来自海上，从明代水师与佛朗机海军之战到宋元新会厓海大战;从明平定倭寇到赤溪人全歼入侵英军;从近代新会反美拒约运动到抵抗倭寇的海上入侵战役;从五邑海域抗击人侵者的斗争到与侨居国人民并肩反帝、反殖斗争，五邑沿海人民曾不断地进行过殊死的反抗与搏斗。《明统志》载:“上川岛居民以贾海为业，洪武四年（1371）海寇钟福权等挟倭寇船于上川兵讨平之。”为防止倭寇骚扰，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邑人为了抗击外侮，于九龙卫城兴建了广海城。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下令从天津大沽口至广西防城沿海地区修筑36座城池，驻兵防倭；又令于濒海高地广设烽火台，一旦发现敌情，即点燃烽火台上的柴草，以烟火报警。洪武二十七年（1394)，朝廷命胡大海带兵修筑广海城，并在南湾紫花岗顶筑一座高五米的烽火台。明景泰三年（1452)，张通奉旨讨伐倭寇，又在广海城东一公里的莲花山、广海湾西沿突出的鸡罩山构筑类似的烽火台，与紫花岗烽火台组成不对称品字形，隔海遥相呼应，成为广海地区海防前线的重要军事据点。明景泰末至成化初年（1467)，日本海盗两度人侵广海；明嘉靖元年（1522)葡军千余人偷袭溽城。明弘治十年（1497)邑人于广海东城上悬挂警钟，并先后于鸡罩山、紫花岗、莲花山等地设烽火台，保证了对外通商的持续。古代中外交通枢纽之台山，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门户重镇之作用。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乘船来到中国广东沿海，开始和明朝交往。嘉靖元年（1522)，葡萄牙殖民者寇犯五邑新会之西草湾，被中国舰队驱逐出境。《明史》载:“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銥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者，国名也。正德末，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⑩“佛郎⑩《明史》卷92;志68;兵4。
  • 机”既指葡萄牙国的新式火炮，亦指其国名。葡萄牙疎世利率军千余人企图偷袭溽城。指挥官柯荣、百户王应恩等于海上截歼之，俘虏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人，缴获船只两艘及洋枪、洋炮等，取得胜利。克亭何率残敌狼狈逃回马六甲。■这是中葡第一次战事。十五世纪末，欧洲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发现以後，西方殖民主义者纷至东来。古代广海已是中外通商要地，故引起帝国主义的垂涎，常为侵扰。1521年中旬，卡尔烏复率葡舰队到上川；六月间，科尔何又率数舟来会。四月二十日，明武宗驾崩，消息传到广东，当局依国丧定制，命葡人退出国境。卡尔烏拒不受命，反而向明朝的海防巡逻队开炮攻击。广东当局出动五十艘战船，将其围困在上川三洲港内，战斗一直持续了四十天。葡人伤亡惨重。九月八日凌晨，在一场大雷雨的掩护下，他们放弃了所乘的大批船只，仅以三艘船突围逃生。此役，葡人大部就歼。被中国释放的俘虏，就有一百一人。这是台山军民在中国人民反殖民侵略史上写下的极为荣耀的一页，值得引以为傲。清代咸丰九年，台山赤溪人民爆发了抗击人侵英军、捍卫主权的英勇斗争。《赤溪县志》载清代咸丰九年五月一日，赤溪人民曾全歼入侵的英兵四十多人。”赤溪半岛，临近潭江口，又据省、港、澳至湛江，海口和越南航道的要冲，是个战略要地。英国殖民者对它垂涎已久。咸丰九年正月，派人驾驶汽船到赤溪，上曹村勘测地形，侵犯我领土和主权。曹冲村位于曹冲河口南岸，西北紧靠背夫山，东南临大海，形势险要。赤溪人民见英兵登陆，无不义愤填胸。这一役，曹冲人全歼入侵英兵，毙敌三十余人，俘虏十余人，缴获洋枪四十多枝。赤溪人大获全胜。嘉庆十四年九月，有张保仔领导的红色帮抗击英国人侵者的斗争。张保仔领导的红色帮活跃在台山、新会、澳门、香港和广州湾一带，而以上川岛沙地港为主要基地，扼守南海，专门袭击清廷官船和外国侵略者的商船，在沿海打土豪，攻官兵，济贫困。红色帮最盛时，拥有大小船1800多艘，聚众达10万人。张保仔曾以“第二郑成功”标榜自己。红色帮曾因袭击了停泊在中山三洲海面上的英国侵略机构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而引来英国、葡萄牙侵略者勾结清政府的联合清剿。他们在清兵与外国侵略军的夹击中生存，在南鹏岛和上川岛，皆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嘉庆十三年，红色帮于上川海面拦截了清政府武装商船“鹏发”号，获得安南王进贡清朝的大量金银珠宝。他们控制了上川、下川岛，赤溪半岛，沙咀沿海及东至香港，西至⑪参见《明史•弗朗机传》，以及《明实录》。
  • 海南的许多岛屿，并在上川岛北端和赤溪半岛南端设炮台控制了这一重要航线。■在岭南沿海历次的海战中，五邑先民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抗击东洋、西方帝国主义者海上入侵之可歌可泣的赞歌。宋元之交，在五邑新会崖山海上，更是演绎了一场朝代兴亡的悲壮史。临安陷落之后，南宋丞相陈宜中、枢密使张世杰等偕罡、禺二王及杨太后，由浙、闽辗转来到广东沿海。途经“惠州海丰县的甲子门，广州东莞县的梅蔚、官富场、古瑾、浅湾、秀山，广州香山县的井澳以及‘碉州’，及广州新会县的崖山”■。公元1279年春，宋、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场生死决战，此即历史上以悲壮激烈著称的崖山海战。■此间’文天祥被元军随船由潮阳经伶仃洋押至崖山，李恒以死要挟文天祥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则挥笔而就流芳百世之《过伶仃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厓山志》称:“崖山在新会大海中，非舟揖莫能至，高四十余丈，阔八十余里，延二十八里，长三十四里。山之左，与银瓶眢山对峙，状如两扉，故曰‘崖门’。”在崖山之北，有奇石。旧有元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明朝成化丙午岁，御史徐瑁命工削去，改书“宋陆秀夫死于此”九字。白沙陈献章语知县丁積曰：“宋亡时，死者数万，不独秀夫也，宜书宋丞相陆秀夫负帝沈此石下。”■其时，元军与宋军在湖面上厮杀不断，把整个湖面的水都染得通红，无数战船在海上沉没宋军最终不敌，丞相陆秀夫背负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而死，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壮烈殉国。南宋王朝至此终结，汉族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张世杰兵败后从崖门撤至几十海里的两个荒岛（下川岛的王府洲、琼洲岛)，张少杰代少帝传遗诏，封为王族。现今王府洲山岭上仍有点将台、练兵场，和当年王族专用之古井。《崖山志》述曰：“弧矢暗江海，百万化为鱼，帝子留遗恨，故国莽丘墟。”■《崖门弔古》曰王师二十万，海战不曾归，i独有崖山石，能怜宋是非。中原趨■参见《上川镇志》第二十一章，分开第300页。■参见王颞《南宋二王流落广东史事考辨》，《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3年第1期。■二行朝的迁徙地点和时间，各书记载不一。■明黄淳等撰:《厓山志》上，卷三。第301-303页。■明黄淳等撰:《埋山志》下，卷五，第562页。
  • 左衽，南越竄朱衣。辛苦诸贤佐，荒祠倚夕晖。”■王夫之叹曰：“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是以有气节之士人，纷纷取义成仁，如文天祥，如陆秀夫，如谢枋得。”⑩1964年秋，田汉应邀在此书写“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十三个行草大字，镌刻在新会近岸之奇石上1941至1942年间，寓居海外的五邑先侨与侨居美国、马来亚、菲律宾等侨居国人民并肩参加了侨居国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英勇善战、前赴后继，建立了显赫战功。參、走进异域历史的五邑先侨江门五邑在非常远古的时代，就已是文化扩散或互动的平台。欧洲资本主义文化透过海洋航路而进人中国。数百年来，华人亦经由航海活动，移民穿越中国海而到美洲、澳洲、东南亚各国，华人在海外的移民、开发史，亦即中国文化的播散史，这个历史与海洋密切相连，不可分割。五邑华侨出洋史可追溯到唐至宋元时期。新会的虎跳门、崖门和今台山广海地区，唐时即为广州通往南洋的重要海上通道。元灭宋后，大量的五邑人更是“浮桴于海"，逃亡南洋、美洲，和世界各地。他们从事开发加拿大金矿、美国太平洋铁路……丰功伟绩，横贯异域。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先后发现金矿，马来亚发现锡矿，大量华工参加矿藏的开发，为居住国创造财富，为当地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1851年，美国加州的淘金华工达25000多人。对开发旧金山，促进加州繁荣作出了贡献澳大利亚政府在亚拉力市建起一座华人塑像，命名为“伟立”，以纪华人开发澳洲之功台山旅加拿大华侨邝日豪《旅加华侨苦难史》报导，二次大战以前，台山人在美国约占华侨人口百分之四十，在加拿大约占百分之四十五。台山话为百数年来北美华侨社会的通用语言，台山话又有“小世界语”的美誉。秦牧曾在文中满怀深情地赞美台山：“这个县的华侨遍布世界五大洲七十八个国家，人数最多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官方统计，美国华侨和美籍华人中，八十万人中有六成是台山人美洲以外，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许多国■同上，第页。■明王夫之：《宋论》卷十五。
  • 家，也都有台山人的足迹。在非洲.象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南非等等国家，也都有不少台山人。如果在世界地图上把有台山人的国家和地区一一插上小旗，那个气势着实是够瞧的。”■1802年台上端芬人曹亚志赴新加坡谋生，是新加坡的开拓者之一。《新加坡宁阳会馆历史沿革》载曰：“闻英人来佛氏之得新加坡时（1819年），其登陆先锋为邑人曹亚志，先与当地酋长详叙，云英国以东印度公司名义借新加坡为通商大埠，并首竖英旗于今之升旗山顶，英兵始随。闻此事有载于伦敦某使馆。因念邑人之功，故馆址为永远牙蘭，且免地税。”■早期来美、加之先侨，以出卖劳力，操作苦工为多，如淘金沙、筑铁路，在洗衣铺及餐馆做杂工为业。当加拿大富瑞色河畔发现金矿以来，1858年，首批台山先侨由美国加州来到卑省域多利城，进人富瑞色河下游从事金矿区工作。他们生活艰苦，工资微博，睡在木屋地板上，“一瓮咸虾吃三年”。1863年，美国开始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西段690英里，华工人数占总劳动力90%。由于工程十分艰险，数以千计的华工献出了生命1880年，金矿开采末期，先侨面临失业，彷徨无计，适值加拿大政府准备修筑铁路，横贯东西，千万华工投人更艰苦危险的筑路工作。铁路沿线多峡谷山区，工作劳累，生活环境恶劣，工地安全设施简陋，不少先侨在工作中殉难。他们或被飞落之巨石埋葬，或坠落桥下，被水卷走。据非官方统计，每一里铁路就有四个以上华工付出生命代价。1884年，据加拿大卑斯省铁路华工人数统计表，卑斯省的华人有五千多名，其中五邑华人即占总数的67.5%。■加拿大首任总理约翰•麦当劳对下议院评价华工时说没有华工助建的话，太平洋铁路说不定会到何时建成，西部的矿藏也不能开采了。现在呢’铁路是破纪录的在五年内完成了。”■其时“广东侨报”转载渥太华消息，为了赞扬中国血统加籍人的贡献，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决议，准备拍摄一部加西华人早年历史影片，反映华人对加拿大经济开发的贡献，五邑先侨走进了异域历史。铁路完工后，有些先侨设法在域多利（Victoria)或温哥华（Vancouver)立足，有些为生存所迫东移，有些来卡加利(Calgary)、点问顿（Edmonton);有些继续东去，到雷振打（Regina)、温尼辟（Winnipeg)、多伦多（Toronto)、满地柯（Montreal)等埠。在餐馆打杂，在农场当厨子，或合资开小咖啡店、洗衣铺等。几十年来，■秦牧:《秦牧全集》增订本第三册“在小世界语的故乡”。■参见:《新加坡宁阳会馆创刊号•历史沿革》“会纪念特刊创刊号"。■据台山博物馆“华侨史展”图文。■同上。■据台山博物馆“华侨史展”图文。
  • 台山先侨克勤克俭、艰苦创业，对于繁荣加国之经济，贡献卓越。“台胞自办铁路，渐次告成，旅外邑人，辇金归里。”由于侨汇的充注，形成巨大的购买力。吸引大量食品、纺织品、日用品和建筑材料等，从外县、外省、外国源源而来。这种以外购内销为主的商业模式，在台山侨乡全盛时期非常突出。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资料统计，台城有金铺三十一间，银号二十六间，苏杭铺和成衣店一百六十二间，旅店二十间，戏院两间，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在台山侨乡全盛时期，水上运输也由木帆船向机动船发展。民国二十三年(1934)资料显示，全县有汽船十九隻，其中有的航行于海口埠至广州间、都斛至江门间、台城至三埠间、广海至江门间。侨乡的形成，促进了台山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建筑行业。台山人多侨居北美洲，受到外洋建筑风格的影响，其建筑材料使用了水泥、钢筋、钢钉;楼房外墙的装饰也吸收和运用了西洋风格，雕塑了西方图案的浮雕，门面为之一新。这些洋楼，有的鹤立鸡群地矗立在一些乡村;有的则是当地华侨联袂回来建筑，同一风格的建筑式样，同样的楼房高度，形成一条条华侨新村，楼房遍布各侨乡。这类楼房以白沙为多，在望楼岗、塘口、牛路、墨林、李井、双龙等地，就有洋楼260多间其中白沙下屯、西村和屮山浮月等地的楼房，其富丽足与城市中的楼房媲美。此外，台山碉楼建筑也在一定时期占有重要地位。民国初至民国十五年，台山侨乡财多招贼’政府无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只得筑碉楼、置枪炮以自卫。民国廿九年县人编写的《和平实现后建设新台山》称：“说者谓碉楼一类，数逾五千，台山经济力之消耗于此不合理至建设者，已在五千万金以上。”■至今，台山斗山西栅环洲村碉楼、都斛下莘村碉楼、冲蒌稔坪碉楼、四九镇大塘常德古碉楼……，仍保留着岭南万国建筑风格的特征0侨乡的形成，也促进了台山教育事业的发展，台山华侨捐资办学的义举成风。如民国二十三年，即由旅港及南洋乡亲支持建成台山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今台山侨中）。各地侨资捐建的学校亦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差不多各乡都办起了小学。据民国二十三年统计，台山有小学1277间，小学生69621人;赤溪县有小学18间，学生1074人。台山县的学校数与学生人数都居广东全省各县之首，教育之发达在国内、省内享有盛誉。旅居海外的五邑侨胞，发挥地缘的优势，以乡情、乡谊为纽带，组成华侨的社团组织。这些侨团凝聚侨心，敦睦亲谊，协力扶助，共谋福祉。其中著名的侨团，首推“宁阳会馆”。■引自陈中美《台山侨乡特色》，《侨乡故寧》，美国旧金山，台山华侨书社1987年版，第83页。
  • 台山县境，自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从新会县分出，定名为“新宁县”。“宁阳”二字，取其“新邑分治，从此安宁”之意。广东第一举人陈遇夫（1658-1727)，《新建青云桥引》云：“宁阳，粤隅地也。百峰屹云霄，南溟浮日月。虎豹柄蔚，出没而变化;蚊龙潜藏，隐约而喷薄。居然山海奥区，第以地僻人稀，泻卤多荒，窃发时闻，迁徙不一。以故建邑二百年而振兴有待。”■此后，宁阳二字为书院、侨团、报刊、书籍指代新宁沿用。宁阳会馆遍布世界各地，新加坡宁阳会馆建立最早。1819年1月28日，英国人莱佛士率领船队登陆新加坡，队员曹亚志，乃新宁县端芬那泰堡和乐村人。次年，新加坡宁阳会馆即建立起来。■1848年重建宁阳会馆时，刻石立碑，碑文曰：“宁阳阖邑庶姓，来集于新州者，实繁有徒，或为工匠，或为商贾，亦各安分呈能有干有年于兹土矣。但思远适异乡，散不合之而聚，疎不联之使亲，得勿离志解体……。”■石碑今存新加坡博物院。台山，史称美洲华侨之乡。185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港口城市三藩市成立了包括新会、新宁、开平、恩平的“四邑会馆”。不到三年，新宁人就从四邑会馆分出，自立“宁阳会馆'1854年4月，在三藩市成立的宁阳会馆中镌刻着“宁静致远，阳德方亨”之对联。黄仁夫曾援引史料指出三藩市宁阳会馆成立22年（1854-1876)，登记人会者已达75000人。”此外，马来西亚槟城宁阳会馆建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緬甸仰光宁阳会馆成立于同治四年(1864)，至今尚存。由台、开、恩、新四县旅澳邑人组成的澳大利亚“四邑会馆”始于1854年，之后，又先后成立冈州会馆、宁阳会馆。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新会梁启超到澳洲，手书一联云：“此地为合群修睦之区，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今日乃一发千钧之会，爱国如家其庶几乎。”■此联至今仍悬挂于冈州会馆。墨尔本宁阳会馆与冈州会馆紧紧相邻。宁阳会馆内之铜匾上携刻“本会始建于光绪二年（1876)，重建于1984年”。随着台山侨乡的形成而产生的《新宁杂志》，自清宣统元年（1909)创刊以来，已近百年，是台山最早的一种报刊创刊号的《新宁杂志》缘起道：“……惟海通以后，出洋的人稍众，谈时事者，至谓日影出没之处，莫不有新宁人之足迹焉。于是皇华载笔，征及遗闻，而新宁之人物事迹，遂稍微当代掌故家所乐闻矣。迩者自办铁路，渐次告成，旅外邑人，辇金归里，兴办种种实业者，又复相望■参见蔡锋《〔宁阳会馆名称之由来〕的回应》，《新宁杂志》，2001年第3期。■按:亦有称新加坡宁阳会馆为曹亚志1822年创建，见《台山文史》第8期，第43页。■《台山文史》第8期，第43页。■美国黄仁夫《宁阳会馆史话》，《新宁杂志》，2001年第3期。
  • 于道，邑中有志之士，遂谋所以兴革利弊改良教育更始之方，其造端虽微，而故力甚大也于此之时，使无报纸以详核之文词纪之，则散而无纪，过而不存;又使无报纸以严正之议论绳之，则阻扰者恣肆，而畏蒽者不前，其遗憾将何如耶？同人有见于此，因组织一新宁杂志社■《新宁杂志》和台山各侨刊得民主风气之先，不仅是向海内外乡亲报道乡情、侨情的一份份“扩大的家书”，更是台山历史前进轨迹的真实记录，是台山历史的见证它绵长的历史，在于其根植侨乡的深厚土壤之中，它不仅是台城人之所需，更是海外五十几个国家内的台山籍华侨之所需。历史悠久的《新宁杂志》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1990年5月6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在《侨史之最》一文中，介绍了《新宁杂志》，称其为我国最早的侨刊除《新宁杂志》外，与台山侨史有关的重要刊物还有:《三省专刊》、《光裕月刊》、《密冲通讯》、《敬修月刊》、《紫阳月刊》、《溯源月刊》等，皆收入《世界华侨华人词典》之中。肆、大广海湾可持续发展之海洋经济“培育壮大海洋经济”，“坚持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已成为国际海洋行动计划的准则大广海湾海洋经济战略亦注重加强了对海洋的开发力度，实现向现代综合开发的转变。其可持续发展经济具体计划包括推动海洋资源、能源开发，充分利用临近珠三角，海洋生态资源丰富的优势，建成广东省临海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高科技水产养殖重点区，广东省滨海旅游及海洋保护区。江门拥有海岛561个，数量位居全省第二，海岛岸线长约400km，海岛总面积249.9km2。其中，面积大于1km2以上海岛有9个，面积最大的海岛为上川岛有居民海岛6个，无居民海岛555个已列人国家海洋局2011年公布的第一批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名录的海岛有7个(台山）围夹岛和大帆石是我国大陆领海的领海基点大广海湾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领域是: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盐业、海洋产业集群、临港产业、海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滨海旅游业等产业活动所形成的集聚经济自古以来，随着渔业经济的发展，江门商旅、商贸经济都相应地迅速发展。从而带来墟市阜邑的繁荣，明初五邑诗人笔下的江门已是“细帽茜裙趁墟市，飞■陈中美:《台山杂记》.台山华侨15社版.第6页。■参见江门海洋与询业局《江门市海洋基础地用信息》（修改稿），2013年6月。
  • 犬纷纷如云起”(新会黎秫坡《鹿步谣》)。古楚地广海湾之江河湖泽，整日布满舟船无数江南江北是通津，尽日舟横楚水滨。”(新会许炯《江门晚渡》)江门其时已成为四通八达之津渡。到了万历间，江门圩已发展为“千艘如蚁集江滨”(新会李之世《江门晚渡》）之繁盛新市。五邑台山海岸曲折，江河之出海口，岛礁广布，形成长年自东往西的广东沿岸流，地质地貌构造的演变和形成，使广阔的海域形成一湖（银洲湖）、二岛群(上川岛及周围岛礁和下川岛及周围岛礁）、三海湾（黄茅海、广海湾、镇海湾）、四海区（东、西、南、北海区）的格局。这一天然的格局，使江门五邑海域拥有天然的、丰富的港湾资源，能源资源、渔业资源、旅游资源、滩涂资源和红树林资源等，为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临港工业、海洋电力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渔业、现代服务业和建立海洋保护区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发展机遇。1.广海湾以渔港龙头带动海洋经济：早在七十多年前，台山爱国华侨陈宜禧即请孙中山元帅核准开辟港口，拟将新宁铁路南伸至溪铜鼓，北伸至接粤汉铁路，以沟通全国。其未竟之志，完于今人广海湾工业发展区已重点规划发展深水港口，并同时发展现代海洋渔业和海洋旅游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广海港口岸对外籍船舶开放，辟商埠以通五洲四海，联内陆以达全国各地。这一举措，使台山由“水尾“而变为“水头”，无疑是一项受益今人，而造福后代的伟业。国务院广海港口岸对外籍船舶开放之决定，缘于台山之天时、地利，与人和。它是继黄埔港、湛江港、汕头港之外，成为广东第四个对外籍船舶开放的港口之一2011年，广海港被列为国家二类渔港。广海港之建成，使不少远销到美洲、中东、东南亚等地的货物，外籍船舶直来直往，有力地推进了台山对外经济的发展。同时开辟的广海至港澳的客运航线，极大地方便了辗转取道深圳、广州、珠海、中山、江门等地的海外、港澳同胞之往返，十分有利于推进海洋旅游业的发展。为了实施旅游战略，广海镇修复了灵湖古寺，将“海永无波”石刻、余氏石室、烽火台、烈女坟、李斩指墓、天后庙等名胜古迹申报成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开发海龙湾旅游区’营造“石窟诗林”等景点;规划和采取措施保护古城墙遗址，修复“飞来钟”等，逐步形成了滨海旅游的新景点…在加快实施广海国家级二类渔港建设工程的同时，广海湾亦扶持组建了远洋捕捞船队，以提高远洋捕捞能力;进一步推动了近海养殖业规模化、集约化进程，以渔港龙头带动海洋经济的发展，同时确定了以现代渔业、滨海旅游为支撑的现代海洋经济产业格局，打造临海先进制造业基地，彰显了广海湾海洋经
  • 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广海湾正继续着力依托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谱写出实体经济、城镇经济与海洋经济的新篇章。2.银洲湖产业集群经济效应：新会银洲湖，堪为大广海湾之经济先导区。在开发建设银洲湖的问题上，新会区经历了发展“银洲湖临港经济”、“银洲湖临港产业经济”、“银洲湖临港产业集群经济”三个不同阶段。现巳确立重点发展临港装备制造产业、精细化工产业、纸及纸制品产业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建成广东省中小型船舶及产业配套基地之战略定位。经过多年发展，银洲湖区域已成为新会区乃至江门市临港经济集聚度最高的区域’在广东大广海湾经济区开发热潮中发挥着“引擎”作用。据有关数据，在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方面，银洲湖充分发挥了港口优势，大力发展船舶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机械装备制造业，和电子设备制造业。新会船舶产业已形成集造船、修船、拆船以及船务配套于一体的上下游完整产业链，共引人造船项目19个，拥有全省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南洋船舶^2010年，南洋船舶实现产值25亿元;银洲湖银星船舶于2004年落户沙堆金门工业园，是区域内规模较大的造船企业，二期扩建工程投产后，船舶的修造能力提升至5万吨级。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方面，新会中集2009年产值达17.54亿元。机械装备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方面，在江裕集团、日本松下、新会ABB、福斯特惠勒等龙头企业带动下，产业集聚日益明显。■银洲湖精细化工园坐落于珠江水系黄金水道的银洲湖畔，定位为精细化工及其相关产业的载体。园区离国家一类口岸新会港天马港区10KM，内有宏川物流公司投资建设10000吨级的公用型化学品码头，项目前期工作已经开展;岸线长7000多米，规划建设2个20000吨级码头、14个10000吨级码头、18个2000吨级码头;从园区到珠海高栏港直线距离约33公里。园区重点规划发展的领域和主要招商的行业包括:涂料及树脂、油墨、造纸化学品、塑料助剂、食品添加剂、电子化学品、表面活性剂、助剂及溶剂、化工新材料和创储物流。■将力争精细化工产业集群，2020年实现产值600亿元。银洲湖纸业基地是广东省规划建设的三大纸业基地之一，全省十大循环经济工业园及国家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园区，是广东省新十大工程之一。基地以双水发电厂为公用工程岛，通过实施集中热电冷水四联供和集中治污、集中物■参见:《南方日报（广州）_银洲湖崛起三大临港产业集群，新会酝酿科学发展新突破》，2010年12月23日.■江门市人民政府主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协办：“文明江门，商机无限”，“2012年江门招商推介会。
  • 流及集中固废处置的循环经济模式，绿化升级传统造纸产业的专业化工业园区。该基地位于江门市新会区银洲湖畔南岸的双水镇，地处珠三角洲经济圈，毗邻国家一类货运新会港，水路通香港、澳门分别只有98海里和47海里，万吨巨轮可乘潮，5000吨级可全潮经银洲湖进人。2015年，银洲湖纸业基地产值为74.44亿元，2016年，亚太纸业二期工程建设全年投资将超过8亿元，并将于年底完工;崖门环保电镀基地78家企业投(试）产，未来将依托“两电”延伸产业链，建设汽车零部件和钟表珠宝园区。此外，6个扩展园区将加快产业等规划编制^对于具备条件的大泽和司前两个园区，新会区将集中资源优先开发。如今，银洲湖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生活用纸造纸基地。■为进一步狠抓“珠西战略”的落实，新会区2016年将在先进装备制造业、轨道交通产业、集装箱产业、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方面着力打造全链条产业集群，“争取先进装备制造业产值达320亿元，年均增长22%;轨道交通产业方面，继续引进牵引、制动、信号等核心配套企业，力争到2016年实现产值50亿元;集装箱产业方面，大力发展特种箱、专用车等产品，力争到2016年实现产值35亿元;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方面，实施船舶产业优化升级计划，打造造船、拆船、修船、船舶配套一体化的船舶产业链，力争到2016年实现产值S0亿元。”■3.川山群岛滨海旅游之潜在开发前景：川山群岛，东邻珠S角、港澳，靠近珠江口西岸出海通道，西接粤西沿海地区，处于沟通珠江三角洲与粤西地区的重要海上通道，是江门市海洋经济发展的前沿和窗口。也是广东省唯一可进行规模化幵发的岛屿群和旅游开发综合试验区。川山群岛有岛屿95个，是广东省海岛面积较大的海区，具有亚热带风光的岛群。这里旅游资源丰富，是滨海旅游开发较早，设施较好的旅游区。目前，该区具有较大旅游资源挖掘潜力，如车旗顶森林公园，现有1300多m2的常绿阔叶林，叶茂枝虬，栖息约5000只妙趣横生的猕猴和其他一些珍稀动物;拥有背靠森林山地、洁白细沙、海水清洁的大湾、独湾、细澳湾等适宜发展滨海渡假的旅游资源等。是开展探险及“森林浴”的良好场所。江门市海域内的川山群岛，将重点发展滨海旅游业、海洋渔业、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开展太阳能、波浪能等其他海洋能的示范工程建设，深度挖掘川岛的海岛旅游资源优势，建成国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成为国际邮轮停靠港。水港区，发展船舶制造、能源、物流铁等临港工业。■参见:《江门日报•新会经济“新常态”下再创佳绩》，2016年1月27日。■参见:《南方日报（广州），产城融合先行区全力打造新平台》，2015年5月19日。
  • 川山群岛尤其下川岛，拥有众多的港湾，其中一些是具有潜在开发前景的大型港口资源，也有一些可作为地区性旅游交通港口。下川岛南岸自南澳港的东湾、王府洲、扫杆洲东岸、鹅头咀至南船湾之间的港口选址条件为优，有较好的掩蔽环境，海域水深10m等深线已进入港区，往外即为15m等深线以外的海域，淤积少，航道条件优越，上下川岛建设20-30万吨级深水港的蓝图已进行可行性研究。五邑台山海岸带、浅海和海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十分广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据台山县农业资源考察组考察鉴定，在上川岛境内的沙螺湾，发现一片面积约四万亩的森林，其中一万亩是原始森林。专家分析，这块原始森林，是自有海岛陆地之后，经过漫长岁月逐渐自然形成的，至今尚未遭致破坏。这是台山目前面积最大、保护得最好的原始森林。林区群山绵延，郁郁葱葱，参天大树最高达二十多米。直径五十公分左右，且林木品种繁多。林中有猴子、鸟类等多种野生动物。这块原始森林，不仅具有经济价值和考察、研究价值，而且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上川岛还有很多迷人的海滩，最引人注目的是飞沙滩（4800米）、金沙滩(5200米）和银沙滩（800米），三者之间相隔仅一公里，虽然各沙滩风姿各异，但皆呈现出沙质洁白细腻、海水清澈见底、沙滩平缓宽阔、海浪多而不大、腹地林木郁郁葱葱的特色。川岛还拥有深水的沙提渔港，沙堤渔港处于粤中沿海，东临珠江三角洲’紧靠港澳，面向南海，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条件良好，历史上就是粵中沿海渔船补给中心，是全国重点渔港之一港湾可停泊3000-5000艘渔船，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天然深水良港。川岛具有良好的广阔海水养殖条件，不仅岸线曲折，有沙质海岸，基岩海岸，而且沉积物有沙底、沙泥底、泥底、礁盘等。川岛海域水质良好，可供养殖的渔业资源种类多，是发展潜力较大的海水养殖区。目前，渔业是上川岛和下川岛的主要经济支柱。同时，上下川岛海域是沿海拥有深水岸线较集中的区域。南澳、下川岛东部海岛连岛、围夹岛和大湾等地都是未来发展大港口的理想海区。4.黄茅海清洁能源产业迈上发展新台阶:黄茅海，曾名东海，位于珠江口西部，湾顶通过崖门、虎跳门，分别与银洲湖和虎跳门水道相通，湾口由一系列岛屿形成屏障，通过岛屿间的峡口与南海相连，海域面积大于500km:，是一个航运资源十分丰富的河口海湾。其水域宽深、淤积缓慢、滩涂辽阔、岸线延绵，具有良好的建港条件，“其东侧高栏列岛环抱的水域，面积约85km2，深线深入湾内6km，口门附近水深10m，是珠江口西岸不可多得的深水岸线资源：其间可利用■参见:《居正月报》.1983年12月。
  • 的自然岸线约40km，仅南水、南通、铁炉3个港区即可开发建设万吨级到10万吨级深水泊位50个以上。”■此外，黄茅海港区可建设数以百计的海河联运中小泊位。良好的建港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黄茅海具有巨大的航运开发价值。开发黄茅海航运资源可以为珠江三角洲经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创造不可缺少的海运条件。在黄茅海南部湾口有大襟、荷包、高栏诸岛，内侧还有三角山、大杧岛。湾内有獭洲、赤鼻岛等众多基岩小岛。黄茅海经银洲湖和虎跳门水道可进人西江、潭江沿线10余个市县，溯江而上，可直抵广西和云、贵；外出南海即为国际航线大西水道，可直通我国沿海和东南亚、东北亚乃至世界主要地区的港口，区位优势十分明显。黄茅海临海经济带规划将重点发展海洋生物制药业和海水生态养殖业，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和清洁能源（核电）装备制造业、滨海旅游和海洋渔业，建成海洋生产和生活区。2014年，为打造广东LNG能源发展高地，广东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与国内大型民营能源企业哈纳斯新能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黄茅岛投资245亿元建设600万吨LNG接收站及热能发电厂。经初步测算，预计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将实现销售收人280亿元。预计到2015年，高栏港经济区的清洁能源产业投资将超过300亿元，该经济区将成为我国南海战略的重要平台和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其为大广海湾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无疑，清洁能源的推广在经济性和技术方面亦将面临巨大的挑战。5-镇海湾创建红树林“海上森林”：镇海湾，原名北海湾。位于台山和恩平交界处，海湾范围涉及台山市汶村、北斗、那扶、深井和恩平市洪滘等五个乡镇。镇海湾东邻广海湾，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以湾北连接镇海港，1986年命名镇海湾。历史上，镇海湾是珠江一个出海口，有着宽阔的河道和浅海滩涂，在沿岸浅滩，生长着大片红树林，是鱼虾繁衍生息和小鸟栖息的天堂。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的主要品种有秋茄、木榄、桐花、海漆等;鸟类丰富，有白鹤、黄鹤、水鸭、白鹭、海鹰、夜游等。《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建设发展规划》（2000-2009年）1号，已明确指出沿海滩涂、红树林和候鸟为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2000年，台山市成立了镇海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横跨北陆、汶村、海晏、广海、深井等地，面积近1800亩。台山沿海一带的红树林主要有秋茄、无辫海桑、■参见温恭光《黄茅海的航运开发价值及开发步骤》《人民珠江》，1993年第03期。■《中国化工报•广东省LNG项目布局及进展情况分析》，2014年8月18日。
  • 白骨壤等几个品种。■台山市在保护原有湿地生态的同时，还计划将一些湿地开辟成公园，如蓬江潮连岛，将对小海河及沿河两岸环境进行整治，利用西江边上百亩红树林及临水区域，打造一条长约6公里多的生态湿地公园带，使其成为生态和景观兼具的休闲公园。在恩平沿海，自然生长着大片红树林。这片沿海红树林面积达5000亩，平均高度超过3米，最高的近8米，生态状况和连片面积列全省前列，居珠三角之冠。■恩平市仍在积极加大投入，计划通过人工种植使红树林面积达到1万亩，尽快建立省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1996年，镇海湾生态环境曾遭致严重破坏，滩涂和红树林面临毁灭之灾。■这种现象引起了广东省市海洋主管部门及其专家们的极大重视。通过评估与整改，镇海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面貌迅速得以恢复，在切实保护和恢复好红树林系统的同时，亦进行了生态综合开发江门现有红树林总面积26700亩，主要分布在镇海湾、广海湾、黄茅海恩平横陂、台山北陡、深井等浅海滩涂保存着连片的天然红树林，主要有桐花树、秋茄、海漆、白骨壤4个树种。■其中在镇海湾内湾滩涂，保存着集中连片面积134.4公顷，林相茂密整齐、平均高达4米的白骨壤、秋茄等天然红树林，是广东目前保存最好的红树林之一。秋茄为我国该种群落中生长最好，连片面积最大。连片的红树林群落在我省甚至全国红树林区均属罕见。镇海湾未来发展的定位与重点即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与旅游，重点建设镇海湾红树林生态旅游公园和浪琴滨海旅游区。镇海湾沿岸海岛开发保护带将“重点保护海岛周边红树林生态系统，适度发展海岛生态旅游;综合整治镇海湾海域环境，维持镇海湾水道的水动力环境”■。九十年代中期至二十一世纪初，广东省出现滨海旅游开发热潮，形成一批著名的滨海旅游度假区，其中川山群岛及周边海域（包括赤溪半岛、广海湾、镇海湾、浪琴湾、银澜湾等大陆沿海岸地区），以侨乡文化、海岛生态为特色，发展高端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和海岛生态文化游，与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进行内陆延伸和产业联动，以增强旅游产业水平和综合竞争力。镇海湾红树林生态旅游公园和浪琴滨海旅游区亦位列其中。镇海湾海岛湿地公园。在保护鸦洲岛、狮子洲、盘皇岛等海岛的红树林湿地的基础上，结合侨乡旅游业的发展，规划设计建设具有侨乡特色的湿地公园，■江门台新闻：《我市拥有10万公顷湿地，潮连将建湿地公园》，2016年2月2日。■《广州日报•恩平红树林面积5000亩，居珠三角之冠》，2005年9月16日。■《羊城晚报.发包滩涂毁掉环境，广东万亩红树林面临灭顶之灾》，2002年1月7日。■江门市海洋与渔业局:《江门市海洋基础地理信息》(修改稿），2013年6月。■参见江门海洋与渔业局《江门海岛保护规划》
  • 打造集科普、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的海岛生态旅游区。浪琴湾位于镇海湾口西侧，包括草塘湾、下塘湾、那腰湾等数个海湾，湾口向南，沿岸多岩礁，中有打鼓山，间有沙滩。现为旅游区，拟建国际滨海旅游度假区。海岛生态旅游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建立健康持久的旅游增长模式的前提。生态旅游的开发实际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前提，它将促进旅游资源的保护，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同时，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带动交通、通讯、电力、房地产、餐饮、娱乐各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可加快金融、保险、投资、咨询等服务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促进服务质量的改善，缩小与国际大都市的差距，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占地球总面积的71%的海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地，海洋与民族的兴旺、国家的繁荣、地区的发展紧密相连。江门五邑地区的优势在海洋、潜力在海洋，今后实现跨越式发展之希望亦在海洋。丙申年三月二十二日
  • 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的探索之作——《中古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研究》评介刘祖国*中国道教研究在哲学、历史、科技、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语言角度对道教经典进行研究却少有学者涉及，语言研究在道教研究中是一个非常薄弱的方面。上清派是东晋中叶以后形成的道教派别，因尊奉组经《上清经》而得名。东晋至刘宋期间，道徒纷纷造作经典，上清经迅速增多。中古上清经，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考订，时代总体明确可靠，即东晋中叶（364年）至《无上秘要》编纂（561-578年）之间，是研究早期道教及中古汉语的重要资料。近年来，道教文献语言研究正逐渐成为汉语史学界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周作明先生出版了《中古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下文省称《研究》），该书是第一部关于中古道教上清派经典行为词新质的专著，全书研究系统全面，讨论深入细致，在若干重要方面的论述有新意与深度，堪称创新之作，探索之作。通读此书，可以深刻体会到其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色。第一，选题得当，角度新颖，填补空白。道教文献作为汉语史研究的语料，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近三十年来，佛经语言研究硕果累累，但从语言的角度对道教典籍进行现代学术意义探讨的成果非常少。道教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汉语史不可或缺的材料。两汉魏晋以来，汉语词汇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在道经中也有充分的体现。研究汉魏六朝文献语言时，我们应注意利用道教典籍。中古时期的道教文献，在数量上以上清经系占多，周博士充分借鉴吸收了中外学者的考证意见，从今《道藏》中挑选出东晋南朝道教上清派经典120余种共约120余万字加以研究，可以说真正抓住了重点。前贤对中古上清经的词汇*刘祖国：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 鲜有涉及，《研究》是对东晋南朝上清经词汇新质的首次全面系统的研究，填补了中古上清经词汇研究的空白。《研究》以中古上清经为研究材料，以其中的新兴行为词质素（新同及新义）为研究对象，角度新颖，极富见地。“行为词”的提法有别于传统观念，是作者深人的思考的结果。所谓行为词，相当于语法分析中的动词，是指那些表示人物行为和变化的词。采用这一说法，是为了跟语法研究中的动词保持区别。《研究》从词汇意义的角度出发，将其称为行为同，着眼的是其表达的行为范畴。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凡是记录人类活动的文献，其中与人有关的行为词无疑最多。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往往通过认识自身来认识世界，人的行为是行为的中心，反映到语言上，众多行为词也是以人体行为词为中心构建起来的。所以，在汉语历史词汇研究中，也要有“以人为本”的观念，立足于“人”，从'‘人”出发去解释相关问题。诚如谭代龙先生所言：“面对个体数量众多、情况极度复杂的古汉语词汇系统，根据语言事实调查和认知语言学理论，从‘以人为本’的研究思路出发进行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首先对围绕人体部位及其各种重要经验而形成的概念基础之上的词汇加以研究，进一步研究这些词汇指称功能的扩展情况，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①《研究》可以说是对这一理念的成功实践：第二，内容翔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词汇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新词和新义的出现，文献中所出现的东晋南朝时期的新质，无疑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由于没引起充分注意，上清经中蕴藏的最基本的词汇信息尚待发掘。据周先生初步调查，其中行为词新质的数量并不在少数，它们是中古汉语闻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作为专门探讨的群体。《研究》对东晋南朝上清经中行为词的新成分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内容丰富，胜义纷呈。《研究》从传世的上清经中选择了时代可靠的六朝部分，以筛选出的2901个词汇新质为研究对象，引人“生命度”的概念，描写其面貌，分析其构成，探讨其来源及语用地位，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对研究对象、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作了交待。第二至五章，集中对有生行为词进行描写。统计表明，有生行为词是行为词的主体部分，其中整体行为词所占比例又略高于局部器官行为词，说明我们的多数行为是以整个生命体为叙述出发点的；而在局部器官行为中，口和手的表现最为活跃，与其相关的语义类别最为丰富。第①谭代尚文德:《试论“以人为本”的汉语历史词汇研究》，《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 六章，描写了无生行为词的面貌。与“有生行为词”相比，“无生行为词”要少得多，其数量受文献内容的影响较大，主要有“照耀辉映”、“灌溉流注”、“缠束覆笼”等方面的语词，而“照耀”类词语的丰富在其它文献中很难见到。第七章，对上清经中行为词新质的社会分布、意义分布、意义来源、语用地位进行了探讨。《研究》非常注意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书中采用了语言学界当前较为流行的多种方法，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传统的汉语词汇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定性式的研究方法，数理统计方法被引进推广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成为必然趋势。《研究》运用数理统计法，统计文献中新质的数量、在同期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各类语词的比例以及部分新旧质的词量和使用次数、频率，考察新词的在同时期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和在经文中的语用地位，用详细而精确的统计数字说话，为全书增色不少。从表达的角度看，我们创造言语作品的过程就是运用词汇完成相关表达任务的过程，这种表达任务围绕中心概念（如“诵读”、“炼养”组建，形成了关于某一概念的“场”，《研究》称之为“概念场”。在表达时，我们既可能用词汇旧质，也可能用词汇新质，从而使新旧质在该概念场中交替共融。有鉴于此，《研究》从“概念场”入手，通过对比某概念场下新旧质的词量、词次及平均使用频率，来说明新质的语用地位。词量，指词的个体数量;词次，指词的使用次数;词频，指每个词平均使用次数。通过这些数字统计，作者发现了一些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语言事实背后的规律，令人耳目一新。例如，从统计数据看，“启禀”概念场中旧质总共出现617次，新质共出现209次，仅相当于旧质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在表达时，每使用三次旧质，才会使用一次新质;从新旧质的平均词频看，旧质是新质的3.38倍，前者显然使用得更加频繁。这说明，尽管新质在词量上比旧质略胜（33:29)，但在使用频率上却远逊色于旧质，可能是由于其刚刚产生，尚未被广泛接受，或意义较为特殊，使用环境有限。新质在词量上的活力并不意味着它在语用中就能战胜旧质，相反，考虑到语言的稳定性和人们易于接受，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旧词。第三，态度严谨，富于探索精神，善于在描写的基础上总结规律。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呈现出重事实轻理论，重描写轻解释的倾向，这种现象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转变。本书作者比较关注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及学界热点，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见解，给读者不少启迪。《研究》采用了“生命度”的观念，根据行为者与行为的关系，由人及物，由有生到无生，由具体到抽象，由局部到整体，形成一个分类系统，对出现在六朝上清经中的行为词新质作逐一陈述，在词汇研究的方法上，作了有益尝试和探
  • 索。引人“生命度”的概念，将其中的行为词新质分为“有生行为词”和“无生行为词”；在“有生行为词”下，以人为中心，分为局部器官行为间、整体行为词、心理活动行为词;在“整体行为词”和“无生行为词”下，采取主题分类的方法，对其中的行为词新质进行系统展现。全书最出彩的地方在于，作者站在词汇学的高度，对上清经中行为词新质的社会分布、意义分布、意义变化、语用地位进行了系统而深人的分析。在社会分布上，《研究》将行为词新质分为四种:专门表达某些道教行为的新造词语;兼用于佛道两教的宗教行为词新质;表达一般行为概念的新质；一般行为新质向专门行为新质的转化。在行为新质中，一般语词是主体，保证了文献能在社会上有效沟通。专门语词体现了文献的用语个性，新造的比例较大，在使用中还大量吸收一般语词来表达专门概念，促成一般语词向专门语词转化‘而专门语词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个别也进人一般语词。其中用于佛道两教的宗教行为新质体现了佛道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在意义分布上，《研究》揭示了新质集中类聚在部分行为下，从行为的发出者角度看，新质集中表达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修行者的活动；二是神魔的行为;三是神物影响。大量同义现象导致新质的词量和新行为的落差，这一方面是词汇复音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些概念在文献中的重要地位。在意义变化上，《研究》主要分析了“转移”和“转类”两大类型，揭示了受文献内容影响，出现的“交通工具—驾驶—游览”这一词义变化事实；并论述了道家思想、上清派修行方法以及道教人士的好尚对词义的影响，经文中行为词新质的产生原因及途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有时候是道家思想、用语追求、语法结构变化、文风等多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发掘了一大批具有浓郁道教文化特色的语言现象。在语用分析上，《研究》选取典型概念场，对其中新旧质的词量、词次、平均词频进行对比分析3结果表明，新质在词量上要高于旧质，反映了语言创新的活力。但新旧质的语用地位在一般语词和专门语词上表现迥异。在一般语词中，旧质的语用地位更加突出；尽管新质在词量上略占优势，但由于新产生尚未被广泛接受，或意义特殊，使用环境有限，导致在表达某概念时，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旧质。而在专门语词中，尽管旧质在使用频率上仍略高于新质，但新质在词量和总词次上都远胜旧质，新质的语用地位更加突出。这种不同类型语词新旧质语用地位的分析，有助于全面评估新旧质的作用。周作明博上是道经语言研究权威俞理明先生的高足，近年在魏晋南北朝道教典籍的整理及语言研究方面发表了许多成果.如《从六朝上清经看佛教对道教用语的影响》（《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3期）、《从六朝上清经看文化对文献
  • 用语的影响》（《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试论早期上清经的传抄及其整理》（《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1期）、《中古道经中的口语成分及口语词举例》(《汉语史研究集刊》2012年第15辑）、《点校本〈真诰〉述评—兼论魏晋南北朝道经的整理》（《古典文献研究》2012年第15辑）、《“道教典籍选刊”与道教古籍整理》（《中国道教》2012年第5期）、《利用早期道经从事汉语史研究的问题及对策》（《汉语史学报》2013年第13辑），反映了周氏在此领域笔耕不綴，锐意创新。正是如此扎实的研究基础，才成就了这部中古道经词汇研究的力作。任何事物都难以十全十美，无庸讳言，本书也存在着个别可商之处，但这些小疵不会掩其大醇。如第三章119页：“语义千差万别，而我们所设词群有限，个别词语比较零星难有归属，设‘其他’类来收人。”笔者拜读数过，都没有找到其所云“其他”类，前后照应上似还可加强。《中古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研究》是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无上秘要》词汇研究”阶段性成果，是第一部专门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中古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的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在中古道经词汇研究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此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越前人，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是中古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的一项可喜收获。
  •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世界記憶文獻遺產教學”座談會嘉賓會上留影
  • 文獻會將設記憶資訊中心文獻信息學會昨晚七時假萬豪軒舉行春茗。理事長楊開荊透露，獲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批準，得到大專院校全力支持，將在澳設立世界記憶資訊中心’屆時與聯合國加強合作，達至資源共享。會長鄧駿捷致歡迎詞，勉同人加強團結，繼續推進會務。楊開荊總結了去年會務情況，稱基本完成整理歷史文獻，尤其整理功德林古籍及協助將其申報為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四月參與了世界記憶會務，開拓國際視野。另協辦了“金蓮花盃”徵文比賽，以及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地區分會硏討會，邀請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代表透過視像與本澳大學師生對話，派員到濠江中學參加愛國主義專題講座，成功舉辦世界記憶與文獻史證論壇。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春茗留影去年適値紀念抗戰七十周年，學會與相關部門合辦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圖片展曁論壇，反應熱烈。其間安排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專家走進中學校園，闡述記憶名錄意義，引領學生反思戰爭。楊開前稱，今年將舉辦“世界記憶文獻遺產敎學”座談會曁展覽，以及文獻資源與宗敎文化淵源硏討會。組織成員赴越南參與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憶會議，屆時匯報本澳工作。將安排人員赴靑海外出考察訪問，加強整理校園記憶資料等。議員麥瑞權、理工學院副敎授林發欽、科大圖書館館長戴龍基、影視傳播協進會理事長鄭國強等出席。席間安排抽獎助興，氣氛歡愉。(《澳門日報》2016年2月26日）
  • 世界記憶文獻座談城大舉行由城市大學圖書館與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合辦的“世界記憶文獻遺產敎學”座談會，昨在城大圖書館舉行。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區委員會發言人朱福強稱，我國去年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惟《“慰安婦”檔案》落選。透露我國明年將聯合相關國家再次申報，預期勝算很高，爭取入榜。座談會昨日上午十時舉行。中聯辦文敎部副處長郭劍斌、高敎辦代表姚玉鳳、城大校長張曙光、科大圖書館館長戴龍基，朱福強，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硏究中心敎授楊允中、中華敎育會顧問劉羨冰、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硏究所所長林發欽、歷史文物關注協會理事長鄭國強，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荊等出席，互動氣氛熱烈。共同就文獻遺產與其他歷史遺產關係，如何申報列入名錄等過程作討論。善用世界記憶文獻張曙光致詞稱，城大積極推動人文科學，認同深度挖掘並宣揚世界記憶文獻，至關重要。鄧駿捷稱該會首度進入大學校園舉辦同主題座談會，冀專家學者集思廣益，引發更多人尤其大學學生關注世界記憶文獻，配合長遠推廣。劉羨冰期望廣大靑少年追求和平與正義，成為世界公民。朱福強直言專學家者進一步善用世界記憶文獻十分重要，是追求歷史眞相、尋求眞理的過程。期望世界各國一同支持推動世界記憶文獻，共同挖掘史料。認識歷史傳承文化林發欽與東南學校校長楊燦基等從敎育角度分享體會。林發欽認為我國透過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和《“慰安婦”檔案》申報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可提升居民尤其靑年人對歷史文獻的認知，有利傳承傳統文化。在往後聯合申報《“慰安婦”檔案》進入《世界記憶名錄》的同時，可促進我國與周邊國家共同整理資料，達至歷史文化深度交流。楊燦基稱，負責評審“名錄”的國際諮委會副主席喬丹與迪奧普去年底到該校交流，是一次很具意義的公民敎育課、一次國際視野的對接，也是一次敎學改革的檢驗。學生們認同史料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是為喚起世人對文獻的保護意識，及對戰爭的反思。
  • 加強青少教育必要楊開荊總結稱，聯合國敎科文組織近年啟動“世界記憶硏學計劃”，旨在從新的視野向世界推動文獻保育及信息化服務知識，並結合各地文化特色開展普及敎育計劃。通過這次硏討會，可探討在澳設立“世界記憶知識中心”的具體方案和必要性。與會者皆認同今後有必要加強靑少年敎育，正確認識歷史，從文獻遺產的保護和利用着手，不論中小學和大學甚至硏究生都應加強認知。日後會繼續探討課程的組織和設置問題，透過文獻認識國家，放眼世界。城大圖書館即日起舉行“世界記憶與文獻史證圖片展”，供學子了解文獻遺產保護及抗戰歷史。(《澳門日報》2016年3月19日）
  • 功德林文獻申報記憶名錄聯國敎科文亞太會議下周評審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副理事長沈振輝將於本月十七至廿一日前往越南順化，以觀察員身份應邀參加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區委員會第七屆會議。將審議亞太地區申報列入《世界記憶名錄》之文獻遺產，學會將力爭評委支持澳門功德林文獻遺產列入名冊倘成功過關，會成為繼“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另一項殊榮。學會代表曾帶領“世界記憶工程”官員等到功德林考察楊開荊稱，學會一三年起籌備功德林文獻遺產申報工作，獲特區政府尤其文化局大力支持，組織學生及專業人士全面挖掘和整理記錄寺廟文獻，並進行分類編目。其間也邀請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官員、内地文獻專家及相關學者到寺廟了解情況，給予指導。經多番諮詢及硏究，獲該寺院住持釋戒晟及寺中比丘尼等積極配合和幫助，學會去年十月底向亞太區委員會提交了申報書。保留古籍六千餘冊位於三巴仔街的無量壽創辦時已是佛學院，令寺廟留下珍貴文獻，保留了由淸中期至民初的古籍約二千種，合共六千餘冊，大部分是佛敎文獻，經、律、論為主，兼具佛學硏究、文化藝術、國學、道德倫理、商學、哲學等。載體形式包括貝葉、線裝紙本、手抄本、縑帛檔案文獻，還有大量書畫作品。她相信這些文獻主要是佛學社時期的敎材，或早期法師遺留下來的珍藏資料：
  • 港澳首家女佛學堂楊開荊強調，佛敎文化在澳門影響深遠，功德林寺廟有着無可比擬的歷史。這裏曾是有識之士活動的平臺，港澳地區首家女衆佛學堂在此誕生;社會賢達、佛學大師熱心捐獻及參與，成為中國近現代推動女衆佛學敎育的園地，對提升女性社會地位具有深遠影響。而功德林創設的關鍵人物張壽波（觀本法師），自身有極不平凡的經歷，曾與梁啟超“公車上書”，更在澳門推行各種進步活動;還有著名的竺摩法師、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創辦人簡照南及其家族等。藏經閣館藏豐富功德林藏有珍貴的貝葉經
  • 她認為這座寺廟藏着的是澳門一個時代的印記，値得硏究的空間很大，文獻遺產具重要價値和意義。希望通過向國際社會申報，進一步彰顯和宣傳澳門文化内涵，同時推動社會大衆對本土歷史文化的了解，配合政府打造“文化澳門”的長遠目標。(《澳門日報》2016年5月10日）
  • 文獻信息學會越南參與會議引介功德林文獻列世界記憶名錄楊開荊向評委引介澳門功德林項目越南出席者來自亞太地區近二十國家代表及約一百五十人，回顧文獻遺產的保護遺產議題及訂定發展政策，會議由本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舉行。楊開荊代表學會向十多個國家逾八十多位代表引介功德林寺院文獻内容及其歷史價UNESCO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區委員會主席李明華向楊開荊頒發入選證書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副理事長沈振輝赴越南順化，參與聯合國敎科文組織（UNESCO)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區委員會第七屆會議，其中一項重要議程是審議各地申報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的文獻遺產。
  • 値，強調該批珍貴的文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由從明末至中期二十世紀，有二千種六千件，有珍貴古籍、手稿、名人字畫、貝葉經。有關申報獲得評委充分認同，並由評委嚴格評審及投票通過，宣佈成功入選本屆UNESCO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另外，澳門檔案館與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聯合提名《淸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原名《漢文文書集》）也入選UNESCO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漢文文書》現藏於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由一千五百多件中文文書、五冊澳葡議事會葡文譯本等合共三千六百份檔案文書組成。十九日晚UNESCO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區委員會主席、中國國家檔案局長李明華向入選《名錄》的申報單位頒發證書，本屆共有十四項文獻入選，分別來自中國、越南、日本、朝鮮等地。一連四天的會議直到周六，繼續探討文獻遺產與文化保護的議題。(《澳門日報》2016年5月21日）
  • 功德林文獻列世界記憶名錄一連四天在越南順化舉行的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區委員會第七屆會議日前落幕，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副理事長沈振輝與會並弓[介功德林寺院文獻，獲大會評委成功通過，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楊開荊稱，《襖門功德林檔案文獻（一六四五一一九八〇）》代表澳門的多元文化及内涵，如今獲國際社會認同，充分凸顯其保育價値。社會賢達參與推動楊開荊表示，當天代表學會同人向十多個國家逾八十多位代表引介功德林文獻内容及其歷史價値。該批珍貴文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從明末至二十世紀中期，有二千種約六千件，涵蓋珍貴古籍、手稿、名人字畫、貝葉經等。内容涵蓋佛敎經典、中國學、哲學、住持法卷，還有佛學辯論、女性地位等。其形成是由歷年在寺院中舉辦佛敎學院，還有中國及周邊地區的敎育和文化活動，尤其見證民國時期到二戰期間相關佛學大師和知識分子在此活動和交流而產生的結果。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區會議現場澳門無量壽功德林始建於民國初年，此座曾作為佛敎學院的廟宇，帶動鄰近地區的女子佛學敎育，由不少文化名人、僧尼、有認識之士、社會賢達參與推動，如觀本法師、虛雲和尙、竺摩法師、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創辦人簡照南及其家族，還有畫家高劍父、一衆僧人及比丘尼等營造了平臺。他們於此學佛論道，傳播佛敎文化的同時，思想交流，產生火花，為澳門積澱文化。
  • 彰顯本土文化内涵楊開荊稱，學會經歷兩年挖掘整理功德林文獻遺產，並組織學生及專業人員分類編目，這批珍貴文獻見證了寺院在澳門、中國和一些亞洲國家的佛敎敎義和意識形態的傳播獨特作用，以及在倡導社會變革和改革，尤其在推動婦解及提升女性地位方面，有着重要的意義。衷心希望澳門的文獻遺產獲社會更大關注，彰顯本土文化内涵。文獻信息學會邀請專家鑑證功德林寺院文獻沈振輝稱，功德林寺院文獻順利通關，殊不簡單。透露大會對每項文獻進行嚴格審議和討論硏究，主要根據評審標準，如文獻的眞實性、文獻遺產產生背景，及其來源和形成等可靠依據。更必須具有世界意義，包括文獻是否具有獨特和不能替代的價値;在某一時期和地域造成巨大影響，或在地區上產生跨國家的文化交流;以及在人類歷史上是否產生具大影響等。綜合而言，包括文獻遺產涉及的人物、時間、地點、主題和題材、載體和樣式等，還有文獻稀有性、完整保存、保護環境、管理及利用等因素，皆需深入考量。澳門文獻遺產的申報及解說皆獲評委們認同，並投票通過列入名錄，成績得來不易。(《澳門日報》2016年5月23日）
  • 楊開荊倡政府助力挖掘資源林發欽冀保護本土歷史文化功德林寺院文獻獲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為文獻信息學會繼二〇一〇年將澳門天主敎文獻申報列入名錄後另一殊榮。學會理事長楊開荊指出，佛敎文獻成功申報，可見澳門具備多元宗敎文化特色。今後將繼續挖掘整理文獻，進一步推動年輕人加入行列，共同整理本土文化資源。並舉辦更多工作坊，加強與國際間交流。期望政府五年規劃中確立推動“文化澳門”方向，啟動更多挖掘文化内涵工程。評委等祝贺楊開荊（前排中）及沈振輝（前排左四）她認為，功德林寺院文獻能獲列入世界記憶名錄，與特區政府、社文司司長譚俊榮及文化局負責人等支持分不開，亦有賴學會同人的辛勤努力，以及功德林寺院戒晟法師和比丘尼等協助，還有一直對學會給予指導和支持的社會人士和朋友等，清澳衙門同入名錄在今屆大會上，她坦言有幸見證由澳門檔案館與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聯合提名的《淸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一六九三——八八六）》（原名《漢文文書》集），也獲入選名錄，可喜可賀這些淸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旣反映當年在葡萄牙租居澳門的特殊情況下，淸葡雙方的公務往來文齊，其中包括體現中國對澳門擁有領土和統治主權，對澳葡當局管治範圍的規定和限制；有關對澳門地方行政、華洋交涉、海難救援，更有反映當時澳門社會狀況的各種賬目、契約、
  • 合同等甚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葡萄牙東波塔藏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彌足珍貴第一手資料甚珍貴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硏究所所長林發欽祝賀兩項目同時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充分顯示了澳門歷史檔案文獻具有豐富性和多樣性，價値很高，與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皆有一定關聯。藉此良機，不僅讓學術界，讓普羅大衆皆可重新認識本土歷史文獻。建議政府未來在對歷史檔案的收集、整理、呈現及保護等方面，給予更大的投入與規劃，助力推動保護工作。更形容維護好本土歷史檔案，是全力保護和弘揚本土歷史文化的重要基石。(《澳門日報》2016年5月23日）
  • 稿約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為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編輯出版的國際性學術刊物，歡迎澳門以及海内外學者賜稿。二、本刊堅持學術自由、文責自負的原則。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皆為作者的原創硏究成果，並不代表編委會的意見。三、來稿可以中、英文撰寫，内容一般以文獻整理考證、信息開發管理、文學藝術探討、歷史文化硏究等為主。稿件一般以5，000-10，000字為宜，特約稿件除外。四、本刊編委會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意者請注明。五、引文務必查對準確，註釋一律放在頁末，採用插入式腳註。六、中文來稿按原用字形系統直接編校排印，大陸規範漢字不再轉換為港澳臺傳統正字。七、來稿請寄紙質文本及電子文本（MSWord)，並注明作者的眞實姓名、任職機構或團體、通信地址、郵政編碼、電郵、電話，以便聯繫。八、本刊設有匿名評審制度。來稿三個月内未收到本刊編委會的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恕不退稿，也不奉吿評審意見。九、文稿一經刊登，即奉薄酬及當期刊物兩冊。十、本干II編委會聯繁方式:澳門郵政信箱9341號，電郵:mdis_mo@yahoo，com.hk。
  • 封面題簽:李鵬翥責任編輯:汪欣欣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6年第2期•總第十七期)主編鄧駿捷副主編楊開荊沈振輝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贊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排版印刷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次2016年8月印數1，000本ISSN2077-1479定價：澳門幣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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