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6年第1期(總第十六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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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經學新硏】《左傳》養生觀的“德”“道”體系..................趙立學1以賦傳經:漢賦詞章與《關雎》經解的互動.............王思豪10孫奭家世及其校勘學成就.................李梅訓王志東20呂大臨《禮記解》解經探析......................劉瑨心27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硏究述論.................井超40【文獻考論】梁玉繩《史記志疑》訂誤........................孫曉磊48«白氏六帖事類集》（卷1-卷3)引《國語》校證..........郭萬靑63略論唐玄宗《御注道德眞經》與《御制道德眞經疏》的“無為”論.............................楊宗耀楊兆貴80《大淸畿輔書徵》著錄孫承澤著述訂補...............程遠芬87【文學視野】李白“古風”型詩歌分期新探.....................王秋秋95唐玄宗宗敎心理解剖圖—《長恨歌》宗教心理學分析.................陳發喜107宋代各類戲劇的創新追求......................趙興勤116南京圖書館藏朱九山《同館賦鈔》考論................劉祥133近十年來中國内地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硏究.............閻喜146【歷史文化】Tamão、China諸名漢譯再考辨....................譚世寶161香山辛亥革命的珍貴文獻......................黃鴻釗177宗敎文化與民族仿生—以華南少數民族為典型.............陳偉明楊小苑184馬愉與閩浙士人交游考........................馬慶洲195

【序跋書評】《讖緯與兩漢政治及文學之關係硏究》序................伏俊璉205經學硏究的基礎之作—評鄭傑文教授主編《中國經學學術編年》..........延保全208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210稿約...........................................217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左传》养生观的“德”“道”体系赵立学*汉代刘歆推崇《左传》，掀起经今古文之争;后经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疏证，宋儒阐微，明清学人考证，兼之近现代学者研究，《左传》的研究资料已是卷帙浩繁。现存的《左传》研究资料大体可以分为经学研究、史学研究、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等几个方面，而无论哪个方面都贯穿着儒家思想或以儒家思想为研究前提。诚然’《左传》是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儒家思想是其核心思想和主干内容。但还应该看到，《左传》也是一部反映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典籍，它阐释《春秋》,却并非《春秋》的附属物，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内容极其丰富。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表明《左传》描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卜筮现象;《左传》丰富的兵家思想也说明其全面反映社会的特性。《左传》完成于“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期，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社会相比在话语使用权方面显然不同。细考察其内容，《左传》不仅关注礼崩乐坏下的家国民生,还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问题，对病因、病理有所总结,探讨个人和国家长久存活的路径和内外因，蕴含丰富的养生观念。通观《左传》，包含养生观的语段达185处，遍布鲁十二公传文,大致体现为两个倾向：一是仁、义、礼、信标尺下的德性养生保命观，约有94处;二是道法自然的道性养生重生观,约有91处。有些观念背离了礼义原则，突出了对生命的珍爱，显然是吸纳了当时相关的道家重生思想。之所以称“观”而不称“思想”，是因为《左传》的养生、重生观并不凸显，且系统性不强。目前，学界涉及《左传》养生、重生观的研究还相当零散，缺乏专项的系统研究。一、德性养生保命观“基于现实的情形,人类一方面本能地探索影响生命长短的原因，另一方面*赵立学:广东培正学院人文系讲师。①范宁集解,杨士勛疏《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61页。

则自发地发省生存的经验，寻找延续生命的办法。”②通过养生之法，达到延年益寿目的,是今古人的共同追求。殷墟甲骨文和《周易》就保留了不少医疗养生的经验。“不论是陈述演绎人伦规范、收录典章制度的《周礼》«仪礼》«礼记》，还是寄托微言大义的《春秋》以及陶冶情操、协调社会秩序的《乐经》……都蕴含着先民的养生智慧。”③可见,春秋时期的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养生之道。1.德性养生的行为总则和典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生从来就不局限于研究机体本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而总是与道德品性修养,以及治国安邦之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④“仁者寿”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仁、义、礼、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大可以治国平天下，小可以修身齐家。用以修身，主要关乎心性德行的修养，自然与养生分不开。《左传》将其与个人生死、家国存亡联系起来，多次强调指出，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礼、义、仁、信的原则说话做事，必会有益于养生保命;反之，必不免于横祸或不久于人世。《左传》为人们界定了明确的德性内涵和行为总则，树立了一些修养德性而长命的君臣典范。行为总则指修心养性、延年益寿、长治久安的原则要求，为人们的养生保命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所谓“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⑤。这一总则是包含礼、义、仁、信在内的德性的综合。礼是生死存亡的根本，可以治国安邦，调理人伦，造福后代，具体标准为“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昭公二六年）。德行高尚的人不违背礼义行事，一言一行都考虑着礼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昭公三一年）。遵守礼制而不过度就是义，遵守礼制拒绝过度又不忘本就是仁，所以，“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庄公二二年）。坚毅温和而没有私心就是忠，和气率真而不忘旧就是信，因此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成公九年）而一旦失礼就会变得昏庸，违义就会招致祸患，无信就会滋生过多的私欲。在襄公十一年，通过对“乐”的阐释，从音乐养生的角度阐述了总则：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②詹石窗《道教与中国养生智慧》，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I页。③詹石窗《道教与中国养生智慧》，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④姚剑文、李小唐《大学生养生与保健》，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42页。下文《左传》引文均出自此书，短句只注明纪年,不再标注页码。

患，敢以此规。©以德养生的行为规范体现为“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桓公二年），强调了有“度”的重要性。《左传》一以贯之地尊崇“德”为养生的规范，形成为包含“忠、信、让、敬”等方面的体系，认为“敬”是德的聚集，“让”是德的根基和主心骨，“忠”才能德正，“信”才能守德,知道礼让才可称得上有美德。相反，“弃德崇奸”则会带来大祸（僖公二四年）。德性养生的君臣典范有：言行合乎礼的郑庄公"~一讨伐刑狱无度的许国，降服后即撤兵，“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隐公十一年）；“广而俭,文而有礼”的晋公子（僖公二三年）；辅佐三个君王却无积蓄的忠臣季文子，死时“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襄公五年）。其他的楷模大臣如礼让忠信为先的韩无忌、范宣子、子叔子等。2.德性养生的正面表现《左传》中有多处从正面体现德性修养观念，即具有礼、义、仁、信等德行,言行遵循德行的人，必长保性命，惠及儿孙。下面选取四例稍作分析:①桓公二年,宋国华督弑殇公改立庄公，封自己为太宰，并行贿邻国，以期得到认可。鲁桓公将贿物郜鼎放到祖庙里。臧哀伯马上劝谏道：“君主应该彰显正德，约束百官。现在却违反德义将贿物放进祖庙，一旦百官效仿，如何进行诛罚呢？国家衰败，始于官员腐败啊。”周王内史听到后说:“臧孙达必有后于鲁国！国君违背礼义而不忘记以德劝诫。”此事例说明，尊德有礼将福及子孙，正所谓“大德必得其寿”（中庸*17章）。②闵公二年,晋侯派太子申生征伐东山皋落氏。于是，申生担心被废，里克规劝太子说子惧不孝，无惧弗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Z这句反映出里克的修德保命观念。申生后来被陷害自杀，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不能以此否定里克的养生观。③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率兵包围原国，约定三日。三日到，原仍然没有投降,文公就下令撤兵。这时，有情报说原将要投降。”军吏都说等一等。文公说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可见,守信可以得民心，庇护国家长治久安。④昭公二十八年记载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魏子一例体现了忠义可以免除个人死难并福佑儿孙的观念。3.德性养生的反面表现从反面而言，是指没有德行或违背这些德行的人，必不久人世，甚至祸及儿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93-994页。

孙，或断子绝孙。《左传》中体现这种修养观念的语句、事例尤其多，恰好与礼崩乐坏、战乱不断的春秋时代呼应。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情况:①不修德性,丧心近疾。定公十五年春,邾隐公访问鲁国：“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说从礼仪来看，二君都已失礼，说明心已亡失。这样怎么能长命呢？邾子高仰为骄，鲁公卑俯为替。骄容易乱，替容易病。”昭公十二年,楚王因贪而不仁被指出：“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遂成为心病，吃不下，睡不着，不久就一命呜呼。②不修德性，亡命丧身。隐公元年,郑庄公之弟共叔段图谋不轨。大臣劝庄公提早防范，庄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不暱，厚将崩”o庄公深通行义才能养生保命之道,故能处变不惊。而共叔段违背这个道理,最终落得仓皇逃窜。这样的例子,《左传》还有很多，如隐公四年,州吁弑君虐民而被杀’究其原因曰：“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即不修德行，无礼无义，难免灾难。文公十五年，齐侯以无礼之师征讨有礼者，还指责说你为何奉行礼道?”对此，文中断言齐侯“难以免矣……弗能在矣！”③不修德性，断子绝孙。隐公八年四月，郑公子忽去陈国迎亲回国后，“先配而后祖'陈緘子说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行为一旦违反了礼义，必将得到惩罚。嫁娶的，难以生育后代。僖公十一年春，晋侯派使者将郑乱报告周王。周王遣使赏赐晋侯，晋侯接受赐玉无礼，使臣过回来后告诉周王说：“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一个细微的“受玉”表现，就使得过看出了“无后”的大问题。其实,过透过现象看到的是晋侯的内在修养。④不修德性，国破家亡。桓公十八年记载，鲁桓公违背礼义,与夫人姜氏一起回齐国，致使齐王与文姜通奸，而自己被公子彭生谋杀于车中。襄公二十二年，君臣丧失忠信，违反天道，即“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反映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二、道性养生重生观《左传》的养生观还体现在对个体生命活动的理性思考和规律总结方面，揭示个体生命运动的特征，探究疾病的产生和治疗问题，描述人们对生命的畏惧与珍爱，表现远祸全身的重生情怀。1.春秋人养生重生的理性思考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可以减免灾祸。这里的规律包括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昭公四年的记载显示，春秋时的人们已深通“藏冰之道”，知道如果按季节合理使用藏冰，可以“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不出震，

无灾霜雹，疠疾不降，民不夭札”；如果“弃而不用”，就会“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冰雹成灾。昭公七年，晋侯与伯瑕的对话展现了晋侯对自然现象的关注和伯瑕对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探索：晋侯谓伯瑕曰：“吾所问日食，从矣，可常乎？”对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⑦对于个人养生而言,修养要注意克服“骄、奢、淫、泱”等自邪问题，避免宠禄过度;否则，容易导致“去顺效逆”而“速祸”的结果（隐公三年）。面对战乱不休的社会,《左传》敏锐地捕捉到按规律行事的重要性，反对怨天尤人，提出了顺乎自然、做好本然之事的积极养生观，表现出豁达、释然的生存心态。典型的例子如：“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庄公十四年）“吾谁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昭公二七年）更难能可贵的是《左传》发现了天灾流行和社稷无常的规律，表达了“救灾恤邻”的积极态度。如：“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僖公十三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昭公三二年）知足、节俭、有度而后亡，贪得无厌必招致灾祸。襄公二十二年九月，郑公孙黑肱得了重病，便把封邑归还给国君，只留有够供奉祖先的土地，确定段为继承人，同时罢黜官职,施行薄祭，嘱咐后代说吾闻之，生于乱世，贵而能贫，民无求焉，可以后亡。敬共事君，与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广可见，公孙深知“贵而能贫”“生在敬戒，不在富也”的生存道理，所以“黜官、薄祭”，归还属邑，并告诫子孙知足、节俭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保子孙能够“后亡”。与此相呼应的养生长寿的事例有：“我以不贪为宝。”（襄公十五年）郑国子展节俭忠信，人称其将是七穆中最后灭亡者（襄公二六年）。然而，春秋乱世，更多的是贪而无度、不行修养而早亡的人。虞公和齐国庆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虞叔有块美玉，虞公向他索要去了。后来，虞公又向他索求宝剑。虞叔说这是贪得无厌啊，必将危害于我。”于是就讨伐虞公。虞公逃出都城奔往共池。事见“桓公十年”。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齐庆封喜好打猎且酗酒无度，荒淫糜烂,招致怨恨，引发叛乱，被迫逃奔鲁国。到鲁国后，仍然不思悔改，献美泽之车于季武子。展庄叔一看就知是祸根：“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由美车及人心，“必瘁”指出病在过度疲劳。“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汜祭”，这一无礼行为使得穆子很不高兴。不久，庆封在鲁国已呆不下去，又逃到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96-1297页。

吴国。吴国将朱方赠给他，使他可以聚族而居，富裕如前。对于此事，穆子评道:“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果然，至昭公四年,楚国屈申围攻朱方,抓住庆封并杀光他的族人。与庆封同朝的晏子截然相反—“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晏子解释说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熳，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这段评论相当精彩，切中庆封要害—足欲则亡，利过则败，也体现了晏子的养生智慧。襄公二十九年，晏子听从吴公子季札的建议—“纳政与邑”，而“免于栾、高之难'这更体现出晏子放得下的养生之道。《左传》中反映不知足、贪得无厌而招灾惹祸的例子还有很多。有的因贪丧命。如楚国申侯贪得无厌予取予求”，后从楚国逃到郑国，在郑国被杀（僖公七年）；楚大夫公子壬夫也是因为贪婪被杀（襄公五年）；郑伯有嗜酒无度，终夜击钟饮酒，最后因过度而毙命（襄公三十年）；知伯贪婪自负，而被韩、魏消灭（哀公二七年）。有的灾祸可以预见，如“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僖公二一年）“尔有乱心，无厌，国不女堪。”（昭公二年）所以说，穷奢极欲是身体的灾祸（昭公五年）。御孙有句话概括的好：“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庄公二四年）《左传》重生观突出体现在珍爱个体生命、规避灾祸、逃避灾难三个层面。①珍爱个体生命。隐公元年载：“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在那个时代，医疗条件极差，难产很容易导致产妇死亡。所以姜氏才会惊吓，并讨厌庄公，实际上是害怕死亡。桓公十一年夏季,郑庄公去世，大臣祭仲扶立昭公。而宋国雍氏之女雍姑也是庄公的妃子，生公子突，因没有得到君位而不甘心。雍氏就引诱祭仲到宋国并抓了起来，威胁他：“如果不立公子突，就杀死他。”祭仲就与宋国订立盟约，同意改立厉公。祭仲的屈服看起来是贪生怕死,却也反映了他重生苟活、珍视生命的观念。其他如“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僖公十六年）“不敢”表明内心的恐惧。“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昭公二三年），表达了心中的担忧,体现出对群体生命的珍爱。②规避灾祸。桓公五年“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就是为了避难。更为典型的避祸全身的记载如：申叔豫知“国不可为”，千方百计装病辞官—“遂以疾辞。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鲜食而寝。”（襄公二一年）③逃避灾难，主要指预见灾难，提前主动逃生。桓公十一年.祭仲与厉公回到郑国后，昭公马上出奔卫国。庄公八年，“‘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哀公二十年，吴公子庆忌苦谏吴王不听，马上逃到艾

地,后又到了楚国。《左传》中，这种主动出奔的现象有60多处，可以说是其重生观的一大标志。2.探索生命活动规律《左传》中有大量记载显示，当时的人们对生命活动现象和特征具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承认生命长短的客观自然性，明确指出“死之短长，时也”（文公十三年）。而这种关注生命活动的理性精神集中反映在不断探索生命活动规律，揭示疾病发生原因等方面，提出了“六气六淫说”和“攻达疗法”，为人们防治疾病和养生长寿提供了可信的理论依据。昭公元年，医和提出了著名的“六气六淫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盖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⑧医和的“六气病因说”“打破了鬼神致病的观念”⑨，总结出的致病因素包括环境、季节、气候、饮食、音乐、房劳、情志等，既有外因又有内因，是“病因理论的最早阐述”⑩。医和提出了“节”与“过”的概念,认为节则养生，过则生疾。晋侯正是因违背四时,不节女色而病人膏肓，无药可治。成公二年也有言：“贪色为淫，淫为大罚。”昭公二十年载,齐侯淫行无度，夜以继日，致使生疥成店，长期不愈。后来听从晏子之言，节而修德，度过了难关。情志因素对人健康的影响，在昭公二十五年还有详细的阐述：“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⑪人的情感“生于六气”，精神爽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多种情绪和谐适度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21-1222页。⑨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⑩赵普珊《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页。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56-1459页。

才能长寿;否则，生命难以持久。正所谓“没有丧事而悲伤，忧虑必缠身”（僖公五年）。而一旦心有忧郁，就会产生疾病（哀公五年）。子重就是内心抑郁而死的—“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病而卒。”（襄公三年）春秋时的人们已认识到“咮为鹑火，心为大火”(襄公九年）。音乐与人的生命活动也关系密切。和美的音乐有益于养生，原因是声音也如五味，如果各种声律相辅相济’和谐悦耳’人们听起来就会内心平静”，于是“心平，德和”。（昭公二十年）因此，“和声人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昭公二一年）。但如果是不好的音乐，对人健康则是有害的：“王其以心疾死乎……窕则不咸,总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昭公二一年）如果过度沉迷于音乐必然严重损害健康，“王子颓歌舞不停必成灾祸”（庄公二十年）。所以，“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悒心也。”（昭公元年）《左传》还关注血气养生问题。“病像很重，但血气未动”（襄公二一年），说明外有病状，内实无病。一旦血气失调，就会“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僖公一五年），而“气不能守”（昭公十一年）就更可怕了。孔子很注意血气与养生的关系：“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⑫此外，影响健康长寿的因素还有起居、饮食、同姓婚、天灾等。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漱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⑬“出人”即指起居方面。此段话强调了饮食、起居要按四时规律,有所节制，否则容易生病。更可贵的是指出同姓不能通婚，因为会致使不能繁衍后代，或后代生病。《左传》在饮食养生方面多是一提而过,但当时的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养生知识。这从孔子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噎而餳，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论语•乡党》）“水潦方降,疾疟方起”（定公四年），指水灾导致疟疾盛行。“十一月甲午，国人逐瘈狗。”（襄公十七年）瘈狗，是疯狗，会引起狂犬病，⑫何晏注.邢舄疏《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2页。⑬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20-1221页。

所以大家齐心协力追捕。对于疾病的治疗，医缓提出了“攻达疗法”。晋公得了场疾病，向秦国求医治疗。秦伯就派医缓去治病。医缓检查一通后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成公十年）就是说此病巳在膏肓之间，无论是用攻法还是用达法，药力都难以到达，已无药可治了。《左传》将“和”也视作疗法的，认为“和就如君子饮食可以平复心气的羹”，所以“先王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昭公二十年）。春秋人还将养生知识迁移到人生、社会、家国，推衍到做人处事上。“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疚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襄公二三年）此段话用“疾疢”、“药石”比喻人与人的关系，贴切形象。“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哀公六年）此段以疾病位置虽不同而实质相同来类比阐明办法不可取，包含着担当精神。“不与，必弃疾于我。”（哀公七年）“吴方无道，国无道，必弃疾于人。吴虽无道，犹足以患卫。往也。长木之毙，无不標也。国狗之瘈,无不噬也。”（哀公十二年）“弃疾”，找人麻烦，让人遭殃,也是比喻说法，指攻打;“瘈”是狂犬，比喻吴国。由此可见，养生之道、病因病理问题在当时已深入人心，成为大家普遍熟悉和关切的生活内容。综上所述，《左传》描述了一系列蕴含养生、重生观的事实和理论，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从个人、家国、社会等多角度展现了当时人们对养生、重生问题的关注和认识以及对生命的珍爱。养生、重生观巳深入到当时人的政治与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左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左传》养生、重生的德性与理性共存的特点反映出，春秋时期儒家与道家的养生、重生观念是相互渗透、交融的，并非井然相隔。《左传》养生、重生观的存在，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融合的大趋势。而这一趋势到战国末期最终完结为一部集大成之作《吕氏春秋》。《左传》对养生、重生观的记载，也反映了左丘明全面观照社会现实的史实精神。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以賦傳經:漢賦詞章與《關雎》經解的互動王思豪*兩漢之世，所撰文字，必緣經術。淸人阮元《四六叢話序》云:“洎乎賈生、枚叔,並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賦之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硏六書。”①又魏源《定庵文錄敘》謂:“荀況氏、揚雄氏亦皆從詞賦入經術,因文見道，或毗於陽則駁於質’或毗於陰則憒於事，徒以去聖未遠，為聖舌人,故至今其言猶立。經術與詞賦皆歸源於言，賦家從詞賦入經術，亦是在化經術入詞賦。在漢代，五經之中，《詩經》與漢賦之間的關係最為緊密，前者是一代經學的典型，後者是一代文學的代表，漢人通經致用，無人不以經學為尙，故兩漢文章辭賦均本之《六經》，皆可作經說讀。淸人宋綿初《韓詩内傳徵》自序云承學之士抑又忽諸兩漢文章、六朝詞賦藝林誦習中間引用事典,每與今訓掁觸,不考《韓詩》,則古書之義多不可得而通也。”③閱讀漢魏文章辭賦，必須借助《韓詩》等古代典籍以求得暢達，相反，考據經文釋意，兩漢詞賦文本亦多可參照。《關雎》乃《詩經》之始,以此作為個案略作申發，資以考鑒典範意義。一、漢賦用《關雎》詩疏釋漢賦用《關雎》達11例，有“取義”與“取辭”兩端，其中8例取義，3例取辭。採取“資料排比法”，以作家所處時代為序，先以黑體字逐條分列漢賦用《詩》條目；其下以稍小一號字體列出《毛詩》原文,並參以《毛序》、《鄭箋》；然後輔以諸多淸儒的輯佚成果，於其下依次臚列魯、齊、韓眾家學說;最後整體爬梳，前後披*王思豪: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硏究所副硏究員.，基金項目：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靑年項目“漢賦與《詩經》學互證硏究”（項目批准號：I4CZW072)的階段性成果。①阮元《四六叢話序》，見《擎經室集》四集，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738頁。②《自珍著、王佩諍校《龔自珍全集》，中華書局丨959年版,第632頁。③宋綿初《韓詩内傳徵》自序，續修四庫全書第75冊,第81頁下。

尋,逐條辨識賦家用《關雎》取義8例的家數之跡，如下：班捷伃《檮素賦》：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閒貞專之性。《毛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愚案：“窈窕姝妙之年，幽閒貞專之性”，“貞”，《古文苑》四部叢刊韓元吉本注：“一作‘靜’”。這句話與《周南•關雎》的主旨有關。《漢書•匡衡傳》：“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敎之端也。”④《集疏》云:“曰‘貞’、曰‘不貳’，即‘貞專’之義，明齊、韓說同。”⑤王先謙認為班捷伃習《齊詩》，若是，此條可補其《集疏》内容。馮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湣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譎功。《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愚案：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⑥《儒林傳序》“周室衰而《關雎》作”，意同,王先謙認為是《魯詩》說。袁宏《後漢紀•靈帝紀》載楊賜上書云:“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宫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楊賜與蔡邕曾同定《魯詩》石經，蓋為魯詩說。張超《誚靑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好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王先謙亦認為是《魯詩》說。《漢書•匡衡傳》載匡衡引其師后蒼語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敎之端也。”⑦此《齊詩》說。《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絜愼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宫，妃后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内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世。”⑧此為《韓詩》之說。以上，《毛詩》主頌,而三家主刺。《後漢書•馮衍傳》錄有馮衍《顯志賦》，此句下有李賢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句,與《明帝紀》同。因此，後人多以為馮衍在這裡從《韓詩》④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342頁。⑤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0頁。⑥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09頁⑦《漢書》，第3342頁。⑧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2頁。

說，龔克昌等《全漢賦評注》此句下即弓I《韓詩章句》語云:“馮衍襲而從之。”⑨然從義理與用詞的對照上來看，馮衍更多的還是偏向用《魯詩》義。又據《魯詩》說可知，此詩是刺周康王之作,所以這一句中的“周唐”蓋為“周康”之誤，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何焯之說，即疑是“周康”之訛。杜篤《眾瑞賦》：千里遙思,展轉反側。《毛詩•周南•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愚案:此句錄自《文選》謝惠連《雪賦》李善注。賦用《詩》中成語，文與毛異，不明何家。傅毅《舞賦》: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愚案:«關雎》四家詩說，詳參馮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條分析。《關雎》詩義，《毛詩》主頌，而三家主刺。傅毅此賦《文選》呂延濟注曰：“《関睢》之樂后妃之德，樂而不淫也,故嘉之。”賦中是贊美《關雎》詩的“樂而不淫”，從《毛詩》義。張衡《思玄賦》：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愚案:賦文錄自《後漢書•張衡傳》，《文選》“悃”作（張衡）舊注曰：“悃,息也。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王念孫《讀書雜誌》《思玄賦》“偉關雎之戒女”條云：“‘悃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舊注引《關雎》首章四句，又曰偉，異也。《張衡傳》注曰:偉，美也。念孫案:李賢訓偉為美，是也。戒女二字，諸家說之未明。今案:《漢書•杜周傳》杜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入於私宫，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内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如魯、韓詩說，則《關雎》所以申女戒，故曰偉《關雎》之戒女，《杜周傳》贊云:欽以建始之初,探陳女戒，庶幾乎關雎之見微，義與此同也。”⑩《六臣注文選》呂向注曰：“個，息也。蓁蓁,茂盛貌。偉，美也。黃帝之神旣未至，乃息於河林之中,美《關雎》之詩以戒女也。”王先謙謂以為衡睹河州而思之也。《薛君章句》:‘言雎鳩以聲相求,必於河洲隱蔽無人之處。’衡見河洲林木茂密，雎鳩和鳴，思詩人諷戒之情而偉之，與‘河洲隱蔽’之說相成。衡學《魯詩》，據此知魯、韓義同。”⑪⑨龔克昌等評注《全漢賦評注》，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頁3⑩王念孫《讀書雜誌》，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3頁。⑪《詩三家義集疏》，第9頁。

王逸《機婦賦》：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佩，釋羅衣。愚案:《毛詩•邶風•靜女》：“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賦化用《詩》辭形容織婦的閒雅美好。《毛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漢書•杜欽傳》：“是以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李奇注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⑫賦中“解佩”義，蓋從《魯詩》。王先謙《集疏》未錄此條，可補入。蔡邕《青衣賦》：《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兼裳累鎮，展轉倒頹。愚案:賦文錄自《蔡中郞集》^“《關雎》之潔，不蹈邪非”，“蹈”，《初學記》卷十九作“陷”。《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與下文“宜作夫人,為眾女師”相對應，言靑衣女不僅容貌美，而且德行美，蔡邕蓋用《魯詩》義。《集疏》此條未錄，可補。《毛詩•周南•關雎》輾轉反側”，王先謙謂“三家‘輾’作‘展’。魯說日:展轉,不寐貌。”⑬蔡邑賦“展轉倒頹”即是《魯詩》說。張超《誚青衣賦》: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配以窈窕，防微誚漸，諷論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宫,妃后禦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内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剌世。”張超賦中此段有關《關雎》之義的論述,王先謙認為是《魯詩》說，即具有“以《詩》明事”(《毛傳》)、“以《詩》證事”(《韓詩外傳》），詩史結合的經傳傳統。二、經解用漢賦詞章詮釋《關雎》舉隅根據上文的疏解，我們可以看出漢賦化用《詩經》具有以“傳”解“經”的特徵,而與此相對應的是，後世解經著作亦廣泛採納漢賦詞句，來詮釋經典，就《關雎》詩的經解而言，蓋有三端：一是關於《關睢》詩的篇名篇意解釋。這又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蔡邕與張超關於“靑衣”女之爭，皆以《關雎》詩©《漢書》，第2669—2670頁。⑬《詩三家義集疏》，第13頁;

為道德準則展開。蔡邕《靑衣賦》云：“歎茲窈窕，產於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玄髮光潤，領如螬螭。修長冉冉，顧人其頸。……《關雎》之潔,不蹈邪非。”言靑衣女不僅容貌美，而且德行美，乃“宜作夫人，為眾女師”，與孔子“思無邪”之旨相對應。前揭張超《誚靑衣賦》“周漸將衰……列冠篇首”一段，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曰：“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關雎》為畢公作”說，或即本於此。惠棟《毛詩古義》以為是，且考之曰：“其文云‘康王晏起’，與《魯詩》同。‘深思古道’，又同《韓詩》。超，漢末人，范書有傳。《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靑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邕賦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⑮又詩以“關雎”為名,是隨意撮取首句二字為題,還是以“關雎”為鳥名而名篇呢？若以《詩經》命名常例，此詩當命名為“雎鳩”，如“采采卷耳”、“呦呦鹿鳴”取篇名為“卷耳”、“鹿鳴”等。考張超賦意,此處“關雎”已作為鳥名運用而成為詩之篇名。東漢彭城相繆宇墓前室西橫額亥陏鳥魚圖,題曰“關雎求魚”，即是一佐證。王念孫在探究《關雎》詩旨時，也對漢賦文本引用事典的旨意頗為關注，如在討論《漢書•杜周傳》之“《關雎》之見微”條曰：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難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此云《關雎》見微，即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覩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瑪衍《顯志赋》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湣王道之將崩。⑯弓I用馮衍《顯志賦》中對《關雎》詩旨的理解，對《魯詩》“見微”說加以佐證。同樣，在張衡《思玄賦》“偉《關雎》之戒女”條中也說：“怕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舊注引《關雎》首章四句，又曰：“偉，異也。”《張衡傳》注曰：“偉，美也。”念孫案：李賢訓偉為美，是也。戒女二字，諸家說之未明，今案：《漢書•杜周傳》杜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泳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夫人雞鳴⑭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四部叢刊三編景元本。⑮惠棟《九經古義》卷五《毛詩古義》，淸皇淸經解本。⑮《讀書雜誌》,第327頁。

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入於私宫，后妃禦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内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如魯、韓詩說，則《關雎》所以申女戒，故曰偉《關雎》之戒女，《杜周傳》贊云“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庶幾乎《關雎》之見微”，義與此同也。®張衡《思玄賦》以為《關雎》旨在“申戒女”，此與魯、韓之說同義。二是關於《關雎》詩的詩性解釋。《關雎》旨意，《毛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鄭箋》曰：“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皆是從經義角度論說詩旨，上文所引馮衍《顯志賦》、張衡《思玄賦》亦然。値得注意的是，漢賦文本中還飽含着對《詩經》作為文學作品的詩性理解,明人陳耀文對此有論述，其《經典稽疑》卷下“關關”條曰：“……揚雄《羽獵賦》:‘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群唉乎其中。’師古曰：‘挨，戲也。’《選》作‘娛’，五臣作‘嬉,樂也’。張衡《思玄賦》：‘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歸田賦》:‘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頡，關關嚶嚶。’《鄭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爾雅翼》云：‘夫曰相和，曰交頸,蓋嘗乘居而匹游矣，烏在論其有別耶？則古之說詩者，與此異矣。’且后妃之意,方將樂得淑女與其君子相與，如雎鳩之相顧，豈暇言其別？且云‘群娱’似亦並遊而相狎矣，安知其性然耶？”®以揚雄、張衡賦化用《詩經》語句來質疑《毛序》、《鄭箋》之說，重新發掘《關雎》詩的詩性價値。正因為賦家對以“傳”解“經”的發揮，豐富了《詩》義的表現情趣,也增添了文學創造的形象性，以致後世經學家論《詩》，反過來引述漢賦以推闡《詩》義。如胡承拱《毛詩後箋》論述《關雎》詩云：揚雄《羽獄赋》云：“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群族乎其中，噍噍昆鳴。”張衡《思玄赋》云：“鳴鶴交頸，雎鳩相和。”又《歸田赋》云：“王雎鼓翼，倉庚哀鳴3交頸颉頦，關關嚶嚶。”此所謂雄雄情意至者也。……張超《誚青衣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侣。”此即所謂有別者也。⑲引述揚雄、張衡、張超賦語以解《詩》義，其本身就具有以作為文學文本的漢賦引述與傳播《詩》義來論證《詩經》的經義與詩性之關聯價値。三是對“窈窕”、"好逑”等詞語的解釋。⑰《讀書雜誌》，第1053頁。⑩陳耀文《經典稽疑》卷下“關關”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⑩胡承珙《毛詩後箋》，黃山書社1999年版，第11頁。

《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云:“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鄭箋》:“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宫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毛傳》以“幽閒”釋“窃窕”，其下又以“貞專”足成其義，這是《毛詩》義。《鄭箋》始增入“深宫”字，以“窈窕”為“居處”，這是後話。王逸《楚辭•九歌》注引詩曰“窈窕淑女”，並訓“窈窕，好貌”，《廣雅•釋詁》：“窈窕,好也。”王先謙《集疏》認為“此魯說也”。《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正與毛同，皆以“窃窕”指女之德容言之。《漢書•匡衡傳》:“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敎之端也。”王先謙《集疏》云曰‘貞’、曰‘不戴’，即‘貞專’之義,明齊、韓說同。”@漢賦中“窈宛”一詞多次出現，如班固《西都賦》：“窈窕繁華,更盛迭貴”；邊讓《章華臺賦》：“爾乃攜窈窕，從好仇”；張超《誚靑衣賦》：“但願周公，配以窈窕”等,胡承珙認為：“凡此皆不以‘窈窕’為‘居處’”，故“《鄭箋》始增入‘深宫’字，以‘窈窕’為‘居處’。而《正義》遂以深宫之義被之《毛傳》，非也。”■又班婕妤《搗素賦》云:“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閒貞專之性。”®“窈窕”即是“幽閒”、“貞專”，不見“深宫”、“居處”之意。張衡《七辯》：“西施之徒，姿容修摴。……淑性窈窕,秀色美豔。”王逸《機婦賦》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窈窕”與“淑”同義，好也。又《關雎》：“君子好逑。”《毛傳》：“逑，匹也。”《鄭箋》：“怨耦曰仇。”《毛詩》作“逑”，《鄭箋》作“仇”，《毛傳》、《鄭箋》不同。邊讓《章華臺賦》云爾乃攜窈窕，從好仇。”（錄自《後漢書•邊讓傳》）王棻《君子好逑解》曰：“考《後漢書•邊讓傳》‘攜窈窕，從好仇’，嵇康《琴賦》‘要列子兮為好仇’，又《贈秀才入軍詩》‘攜我好仇’，歷觀漢魏詩文其用‘好仇’二字，皆從毛義，無用鄭義者，則《箋》說之非可見。”■愚案:遍考《毛詩》，《免罝》:“赳赳武夫，公侯好仇。”《鄭箋》:“怨耦曰仇。”《無衣》:“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賓之初筵》:“賓載手仇，室人入又。”《皇矣》：“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等等,均可證逑匹之“逑”，《毛詩》皆作“仇”，今作“逑”，蓋為後人私改^王先謙《集疏》謂魯、齊‘逑’作‘仇’”。邊讓蓋用《魯》或《齊》文。■《詩三家義集疏》，第10頁。㉑《毛詩後箋》，第12頁■此段錄自《古文苑》四部叢刊韓元吉本。“貞”，《古文苑》四部叢刊韓元吉本注一作‘靜’”。■王棻《柔橋文鈔》卷三《君子好逑解》,民國三年上海國光書局鉛印本。

三、“以賦傳經”論在西漢賦”與“傳”、“論”等體式有互通現象。“傳”相對於“經”而言，是解“經”之作。“傳”體源自左丘明，劉勰謂：“然睿旨存亡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傳”與“賦”的結緣，源於“賦”與“傅”古字相通，而“傳”與“傅”形近而轉■，如西漢的兩篇作品：劉安《離騷傳（賦）》、王褒《四子講德論(傳）》。《漢書•淮南王安傳》云安入朝……（武帝）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顏師古注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明言劉安作《離騷傳》。而《漢紀•孝武皇帝紀》載上（武帝）使安作《離騷賦》，且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子•敘目》：“初，安為辯達，善屬文。……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皆云劉安所作是《離騷賦》。王念孫主張劉安所作是約《離騷》大旨而作《離騷賦》■。劉勰《文心雕龍•神思》云“淮南崇朝而賦騷”，似乎也認為劉安所作是賦，但《辨騷》又曰：“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此種現象，范文瀾解釋：“彥和不應先後矛盾。疑淮南實為《離騷》作傳，略舉其訓沽，而‘國風好色而不淫’云云，是安所作傳之敘文。班固謂淮南王安敘《離騷傳》，是其證。東京以來，《漢書》傳本有作‘傳’者，有作‘傅’者,彥和兩采而用之耳。”■劉安究竟作“傳”還是作“賦”?聚訟紛耘，無有定論。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漢書•王褒傳》云褒即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而《文選》載有王褒《四子講德論》，但其序卻云褒旣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佈》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王褒究竟作的是《四子講德■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84頁■《廣雅釋言》：“傅.敷也.广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_豫部》：“傅,假借為敷専”與“專”在甲骨文、金文中字形非常相似,參見高明《古文字類編》，中華書局1980年版,，■《漢書》，第2145-2146頁。■《兩漢紀》，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05頁。■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之《敘目》，中華書局1989年版；■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第九》曰傳當為傅,傅與賦古字通。（注曰：《皋陶謨》：‘敷納以言《文紀》‘敷’作‘傅’，僖二十七年《左傳》作‘賦’1,《論語•公冶長》：‘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傅’‘使為《離騷博》’者,使約其大旨而為之賦也。安辯博善為文辭,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3《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並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見氏著《讀書雜誌》,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頁。王先謙亦贊同此說，見《漢書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25頁）■《文心雕龍注》，第50頁„■《漢書》，第2822頁。

論》還是《四子講德傳》？民國學者嘯咸《讀漢賦》辨析道：“王褒所作之傳，即《文選》所載之《四子講德論》；據《序》云‘作傳，名曰《四子講德》’，則原題當為《四子講德傳》，猶淮南之《離騷傳》也。淮南之《離騷傳》，荀悅《漢紀•孝武紀》、高誘《淮南鴻烈解序》皆稱為《離騷賦》，亦必據《漢志》言之（使稱《四子講德傳》,亦必據《漢志》稱為《四子講德賦》，從可知矣），是傳亦謂之賦也。（《四子講德傳》，《文選》改題《四子講德論》,收入論類，與賦別。案班固《離騷序》稱淮南王安敘《離騷》者，據原題言之也。《文心•辨騷》稱孝武愛騷而淮南作傳,《神思》稱淮南崇朝而賦騷，傳賦二字錯用者，一據原題，一據《漢志》故也。范君仲橒《文心雕龍注》謂淮南所作，實是《離騷賦》；又引楊君遇夫《讀漢書劄記》謂《離騷傳》與《四子講德論》文體略同，並非賦體，荀、高改傳為傅云云,要皆不合。）二子所作,旣同稱為‘傳’，則此體之文，在當日必尙有之;惜漢賦多不傳，而傳者又往往為後人所改（如昭明改《四子講德傳》為《四子講德論》，改《洞簫頌》為《洞簫賦》，改《吊屈原賦》為《吊屈原文》，即其例），致今日除《離騷》、《講德》之外，號稱為‘傳’者不可復見，亦憾事也。”®嘯咸認為王褒《四子講德論》即《四子講德傳》，亦是賦體。上述傳、論、賦互通現象，實質上並不是單純的由形、音相近而導致的文字舛誤或相通問題，而是與漢代的文體混沌狀態密切相關。漢代除以“賦”名篇的賦作外,還廣泛存在着以論、解、傳等形式存在的類賦之文（或名賦體文)，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東方朔《答客難》、《非有先生論》，揚雄《解嘲》、《解難》之屬。尤其是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漢書》本傳、《文選》皆題作《非有先生論》，而任防《文章緣起》“傳”體下注曰“漢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當另有所本。劉向《列女傳》，《尹灣漢墓簡牘》之《君兄繒方緹中物疏》載為“《列女傅》一卷”■。又杜篤《論都賦》是“賦”而作“論”，近年出土的西漢《神烏賦》書作《神烏傅》■等。我們沒有必要考證出它們究竟是“賦”體，還是“傳”或“論”體，視它們為具有“傳”或“論”性質的類賦之文，也未為不可。在這裡所要強調的是“賦”也具有“傳”體的性質,漢賦具有“依經立義”、“以賦傳經”的特徵■。淸儒魏源《詩古微》云:“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嘯咸《讀漢賦》，《學藝》第十五卷第二號，民國25年3月，第130-131頁。⑩宋章如思《群書考索》卷二十一《文章門》之《文章緣起類》為東方朔《非有先生傳》一篇單列“傳”類。又洪邁《容齋隨筆》之《三筆》卷八“吾家四六”條亦題作“東方朔《非有先生傳》”。⑭《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4頁。■裘錫圭《〈神烏傅（賦）〉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第58頁。■以漢賦與《詩經》為例，漢賦傳《詩經》的一大徵象是賦作與《詩》序、傳的文字重複互見，且經學的經、傳思路也直接影響漢賦的造作。與此相應，後代學者考鑒經、傳釋意，對漢賦文本亦有頗多引證。詳見拙文《漢賦與〈詩〉之經、傳關係芻議》，《中國韻文學刊》2013年第1期。

說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弓丨詩者之義焉。……序詩者與作詩之意，絕不相蒙，作詩者意盡於篇中，序詩者事徵於篇外。”■漢代賦家以“賦”傳“經”，比擬於《詩》之“作詩之意”與“序詩之意”，即賦家旣有作賦主文之心，又有以賦傳經之意，不同的是《詩經》的“作詩者”與“序詩者”角色分開，由兩種人分擔，而漢賦作家將二者的矛盾融匯至一身。漢賦作家不僅用《關雎》的言辭，更用《詩》序的義理，而後世經解亦廣用漢賦語句，詮解《關雎》，與此互動，漢賦與《詩經》學呈現出一個立體的、多層次的互滲圖景。⑰淸魏源《詩古微》上編《齊魯韓毛異同論中》，皇淸經解續編本。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孙奭家世及其校勘学成就李梅训*王志东#孙奭是宋初山东地区著名的儒学大师，在宋初统治者“右文”政策的影响下，承隋唐两代注疏之余绪，几乎以毕生精力从事于经史典籍的校勘与整理工作，而学者论之不详。至于其家世亦有新得材料，谨予以初步补充探讨，以期有利于加深了解宋初山东地区经学世家，亦见山东学者对宋初经籍校勘事业所作的贡献。一、孙奭家世生平述略孙奭(962〜1033)字宗古，谥“宣”，人称孙宣公。祖上为乐安（今山东广饶）大姓，后迁博州博平（今山东荏平），又徙居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孙奭生于儒风大盛的齐鲁之地，加之父亲孙翌崇尚儒学，他自幼熟读经书，笃志儒学，博贯九经。端拱二年(989)以九经及第，太宗时人国子监为直讲。真宗时为诸王府侍读，累官至龙图阁待制。仁宗即位，首膺经筵之选，为帝师长达十年，以经议政。后迁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礼部尚书。晚年以太子少傅致政,荣归故里,受到乡人夹道欢迎。孙奭致仕回到郓州后，与当时任郓州推官的儒学大师石介交谊颇深，曾于私第中大宴郡中官员。宴毕，独留张舜元、石介在致政堂中与亲朋好友交谈。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收录《上孙少傅书》、《释疑》、《孙少傅致政小录》、《新济记》等文记录其与孙奭的交谊，此时刚中进士的石介颇得孙奭的看重与信任。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评论孙奭的一生说:“公以醇德奥学劝讲禁中二十余年，晚节勇退，优游里中，终始全德，近世少匹。王辟之对孙奭的评价公正而中肯，孙奭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全德”之人。*李梅训：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王志东：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①（宋）王辟之、陈鹄撰，韩谷、郑世刚点校：《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33页。

其事迹在郓州当地广为传颂，不仅祀先贤祠，更成为历代文人学者缅怀的对象，直至清季不绝。道光十年（1830)重修《博平县志》，共收录吊念孙奭的诗文三首，分别为博平知县杨祖宪所作《阜成楼忆孙宣公》、邑人傅作霖所作《吊孙宣公》以及重邱人张翕所作《吊晋台孙宣公》。三篇诗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孙奭一生进行追述，如《阜成楼忆孙宣公》一诗曰：“百尺楼台远俗嚣，登临几度忆贤豪。九经渊博文堪记，十事敷陈义可褒3不附天书心独挚，直疏谏祀识偏高。地灵似尚催人杰，试向宽河植李桃。”②诗中言及九经及第、不附天书、直疏谏祀等事迹，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可见孙奭在博平当地影响之深远。孙奭祖上实为乐安大姓，乐安孙氏始祖为春秋齐国孙书。宋初落籍博州博平，现今东平只有孙奭及其父翌坟墓的事实也证明了孙奭家族是宋初从乐安迁徙至博平的。《孙仆射行状》言：“公之先，本乐安望姓。后子孙有徙占博平者，坟墓芘焉,遂为博平人。”③孙奭曾祖名霸、祖父练、父亲翌（曾任宋初光禄少卿）。孙奭生母是孙翌原配夫人饶氏，惜早卒，孙翌继娶丁氏。丁氏心思纯厚，待孙奭如亲生，以致孙奭成年后竟不知自己并非丁氏所生。按宋制，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尚书、节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孙奭以尚书致仕，饶氏和孙氏两位母亲享鄱阳、济阳两郡汤沐之典，也就理所应当。孙奭妻赵氏,名讳无考。孙奭子嗣繁盛，育有三子三女。长子孙瑶官历司虞员外郎，早卒，生平无考;次子孙琪，历太常太祝，官至卫尉丞；三子孙瑜，官至工部侍郎，在孙奭诸子孙中最为杰出；三女名字已不可考。孙奭有四个孙子，即雍、雄、维、雅四男，限于史料，其生平难考。在宋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共识下,士大夫阶层普遍重视提高后代的经史素质，孙奭亦不例外。他注重对子孙的经史教育，诸子除具备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忠孝仁礼等优秀品质外，以经史为业是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特点。诸子或为官享誉一方，或致力政经颇有建树。次子孙琪初以恩荫补匠员，遭父丧，即辞去官职，谨守礼制。孝期满，被任命为正九品的太常太祝。孙琪任太常太祝满三年，由于知效于官，迁为从七品的卫尉丞。嘉祐四年（1059)秋八月，孙琪建愚斋于山阳官廪之东郡学，诗人杨杰为之作《愚斋铭》，其铭曰：“自贤其愚，小人之徒。贤而自愚，君子之儒。斋乎斋乎，君子所居。”④杨杰认为大智若愚的孙琪实为君子之儒。孙琪为人刚正不②（清）杨祖宪修.乌竹芳驀：道光《博平县志》卷六《艺文录二》第三十一页，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86)》，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543页。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五二四，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25册.第60页。④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六四四，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第75册,第246页。

阿，敢于直言上谏。仁宗无子，曾过继太宗曾孙赵曙为后，但迟迟不立为太子0孙琪即上书仁宗早正东宫，以期人望治平，书中言辞恳切，其心系社稷可见一斑。孙琪待双亲亦至孝,其母去世后,守墓哭泣,形容枯槁。三子孙瑜天资整敏，自幼便对经史典籍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被仁宗誉为“名儒之后”，受恩荫充任秘阁校理,供职崇文院，后官至工部侍郎。北宋沈遘《西溪集》卷六《司勋郎中充秘阁校理孙瑜可太常少卿馀如故制》记载敕某:秘府蔵室，吾所以官俊能之士，而四海之渊源也。然迁不以时，而使有流落之叹;恩不异众，而使有浑淆之议’则士大夫何劝焉。以尔瑜名儒之世，学问自给，参备儒省历年之多,是谓久次,故陟尔奉常之贰，盖九卿之高选也，光宠多矣。尔其畏服，毋替我命。可。”⑤宋代官方图书主要藏于秘府及三馆中,秘府作为国家图书机构贮藏了大量来全国自各地区的图书。宋初统治者重视图书的保护及整理,重用馆阁人才。考虑到秘府藏书散乱的现状,真宗下诏任命孙瑜为太长少卿，管理秘府藏书，平息士大夫对于书籍散佚混淆之议论。孙奭长女嫁与高平范昭，次女成为琅琊人王景仲之妻，三女嫁给范昭的弟弟范曙。三女婿范曙与石介曾为志同道合的朋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中有《送范曙赴天雄李太尉辟命》诗二首，其一曰：“吾贫无钱以赠君，门前峨峨横两山。愿君节似两山高,眼看富贵如鸿毛。”©表达了他对友人范曙即将远去任职的殷殷之情、拳拳之意，殷切希望范曙视富贵如鸿毛，保持崇高气节。范曙与石介二人志同道合、情谊深厚跃然纸上。孙氏家族从孙翌开始不经事务，致力政经。孙奭时其家世达到显赫，孙奭子孙继承家学，以儒学为业，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郓州乃至山东地区著名的经学世家。靖康二年（1127),金人大规模南侵，俘虏徽、钦二宗,迫使宋室南迁,许多北方大姓亦追随宋庭南迁。很可能也是在这个时期，孙奭后裔也随着南迁的人流移居到江南,并不断向福建、广东迁移。部分后世孙氏家谱提供了线索，可以参考。如《翠峰孙氏宗谱》言,孙奭一族在北宋灭亡时随皇帝南渡,定居绍兴,绍兴孙氏认为孙奭为其始迁祖。⑦而《华溪孙氏家乘•序》则云“至三世（孙）奭公者为祭酒”，也承认其为孙奭后代。⑧由于两部家谱皆为清代修撰，距孙奭生活的宋初相隔七百多年,又缺乏其他史料印证,故所谓家谱记载能否确证其为孙奭后代子孙或后人攀附尚难以定论，但两部家谱都记载其祖先是由于战乱迁⑤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六二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74册，第262页。⑥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二七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414页。⑦（清）孙立异等纂修:《浙江绍兴翠峰孙氏宗谱》，清光绪十三年（1887)永萃堂木刻活字印本。⑧（清）成章等纂修:《永康华溪孙氏家乘》十七卷，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木活字本。

到该地，且如此众多的孙姓后人愿以孙奭为祖先，可见孙奭亦得到孙氏后人的广泛敬仰及赞誉。二、丰硕的校勘成果孙奭深谙章句训诂之学，又以其丰厚扎实的经史功底用于校勘实践，成为宋初大规模书籍整理与校勘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与领导者。直至弥留之际,仍召其子瑜至床道吾无身后忧，诸经传中吾有未了者,此遗恨尔。”®可见对经传的注疏及校勘是孙奭学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其学术成就多出于校勘，因而成为宋代文献学史上承汉唐注疏之学的最后一批大家之一，其校勘实践和成果对当今仍有重要意义。下文就其校勘学成就略作论述。(一）校勘群经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与诸儒撰《五经正义》丨80卷，形成官方对经书的标准解释。唐后期及五代的战乱打破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官方儒学亦受到很大冲击。宋朝建立后，儒学获得大发展的同时其内部亦出现了学脉旁分、各称孔孟的分裂局面。宋朝建立后，为统一儒学内部的分化，诸经的正义再次被提上日程。端拱元年(988)三月，孔维奉诏校勘孔颖达《易》、《书》、《诗》、《礼》、《春秋左传》五经义疏。淳化五年（994),孙奭在孔维推荐下开始参与五经义疏的校勘。此次校勘弥补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由于经典散佚所造成的经义不明之憾。但也存在着不尽人意处，即参与校勘的学者多为专经之士，专通一经，难达五经融汇贯通之意。有鉴于此,咸平元年（998)，判国子监李至上书真宗，要求重勘五经义疏:“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其间文字，讹谬尚多，深虑未副仁君好古诲人之意。盖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专详。伏见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孙奭、崔颐正，皆苦心强学,博贯九经，问义质疑,有所依据。望令重加勘正，除去舛谬。”⑩孙奭由此再次被选中参与经书校勘。最后,孙奭等改正经义中错字九十四个,五经义疏定本最终刻板行于天下。然而,《周礼》等七经尚未有官方统一的正义，需要对原私人所撰注疏进行勘正校定。咸平三年（1000)，官方组织校勘七经义疏，国子监祭酒邢脣总领其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三三,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30册，第6页。⑩（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正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908页。

事，孙奭、杜镐、舒雅、李维等七人参与七经义疏的校勘。据王应麟《玉海》载：“咸平三年三月癸已，命国子祭酒邢昜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传》正义，又重定《孝经》、《论语》、《尔雅》正义。四年九月丁亥（一作丁丑），翰林侍讲学士邢肩等及直讲崔惺佺表上重校定《周礼》、《仪礼》、《公》、《穀传》、《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赐宴国子监，曷加一阶，余迁秩。”■孙奭等人校勘取得了理想效果，并得到真宗的认同。邢昜和崔惺佺加官一阶，孙奭等人进秩一级并赐宴国子监。宋初对七经义疏的整理，初步实现了儒学内部各派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奭等人在经学史上的贡献值得肯定。《孟子》成书之后，地位几经起落，但总的来说,在北宋之前，孟子其人其书整体地位不高，学者们对《孟子》的关注与研究成果也略显不足。综观宋代以前，传世者主要有东汉赵岐《孟子章句》和唐代张镒《孟子音义》、丁公著《孟子手音》两种。孙奭崇尚孟子大丈夫气概，喜读《孟子》书，并且对《孟子》各家注本多有研究，指出：“二家撰录俱未精当。张氏则徒分章句，漏略颇多；丁氏则稍识指归，讹谬时有。若非刊正，讵可通行?”■也就是说要想得《孟子音义》的善本，必须对《孟子》进行校勘。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真宗下诏让国子监负责校勘《孟子》的工作，“（孙）奭等言：‘《孟子》旧有张镒、丁公著二家撰录，文理舛互。今采众家之善，削去异端，仍依《经典释文》刊《音义》二卷。’是年四月以进。诏两制与丁谓看详，乞送本监镂版。”■可见校勘《孟子》书，孙奭依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形式，以赵注为底本，参考张、丁二家的音义解释，广泛采用诸家正确观点，删去错误之处，侧重对赵注的疏通，如有阙疑之处则明确指出而不加妄下定论，留待后人考证,作成《孟子音义》二卷。《孟子音义》以诠释字音为主,间或有对字义的解释，包括文字反切注音约1200条,是研究《孟子》古音和中古时期音韵系统的重要参考资料。《孟子音义》在语音方面更多地保存了宋初《孟子》赵注的原貌。因此，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校勘价值都弥足珍贵。除《孟子音义》外,《孟子正义》十四卷旧题赵岐注、孙奭疏。但自朱熹认为是邵武士人的伪作,此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孟子正义》、焦循《孟子正义》以及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对此书冠以伪书名义。学界如董洪利、李峻岫、宁登国等也都对此书的真伪作过考证■，然尚缺乏直接而可靠的证据证明其伪,⑪（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三,扬州：广陵书社影印本,2003,第814页」⑫（清）纳兰性德辑:《通志堂经解_孟子音义序》，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第15册，第52页。■(宋）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卷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第2218页。⑭董洪利：《〈孟子注疏〉与孙奭〈孟子〉学》，《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李峻岫：《〈孟子疏〉作伪问题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2期。宁登国:《辨孙奭〈孟子疏〉之伪》，《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不妨暂从传统说法。且不论其真伪，《孟子正义》本身有其重要价值。就《孟子正义》内容与体例来看，每卷分为上下两部分，并在卷前指明本章大意。其正文内容包括《孟子》原文、《孟子》赵注、孙奭疏三部分，每章又有章指。每章首先对《孟子》原文展开逐字逐句的详细讲解，然后再对赵岐注加以疏通，最后是引经据典引出对经典的解释。王其俊主编《中国孟学史》认为：“《孟子正义》平正通达，清楚明白，对于初学者很有帮助。就其内容与体例而言，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孟子正义》的出现,使得十三经每部经典都具备了与之相配套的以注疏为形式的《孟子》读本，《十三经注疏》体系在宋代最终形成。”■可见，孙奭对《孟子》的校勘奠定了孙奭自身校勘大家的地位;也由于孙奭对孟子其人其书的重视，促进了《孟子》在宋初地位的提高，故孟学史研究应有孙奭一席之地。(二）校勘诸子孙奭在《五经义疏》、《七经义疏》的校勘工作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关于经典校勘的独到看法。咸平二年(999)十月十六日，直讲孙奭上书要求仿《古文尚书音义》修订《庄子释文》，其疏曰：“诸子之书《老子》称善，其道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逍遥无为，养生济物，皆圣人南面之术也。故先儒撰以次诸经。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三十卷，内《老子释文》一卷，《庄子释文》三卷，今诸经及《老子释文》共三十卷并已雕印,冀备一家之说。《庄子》注本甚多，率皆一曲之才,妄有奇说，唯郭象所注持会庄生之旨，亦请以《道德经》例差管校订雕印。”■真宗崇信道教，尤喜老子、庄子书，因此孙奭的上疏立刻得到真宗的回应，并亲自撰写序文冠于篇首。孙奭等人以北周田敏、郭忠恕等人校勘整理的《庄子释文》为底本,并参考宋代以前各家注本，求同存异，不确定之处则存疑，于景德二年(1005)二月完成《庄子释文》的校定。孙奭对宋代道家典籍的整理和保存作出重大贡献。(三）校勘《后汉书》众所周知，《后汉书》纪传部分为南朝刘宋范晔所撰，唐太子李贤作注;《后汉书》志部分为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然而，《后汉书》纪传与志两部分内容的结合并非一蹴而就，其中经历了近五百年的时间，直到北宋乾兴元年(1022)由孙奭奏请才始将两书合为一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后汉志三十卷》条指出：“蔚宗本书，《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书纪传共九十卷，盖⑮王其俊主编:《中国孟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第362~363页。⑯（宋）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卷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第2217页

未尝有志也。刘昭所注乃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尔，序文固云。范志今阙，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其与范氏纪传，自别为一书。其后纪传孤行，而志不显。至本朝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始建议校勘，但云补亡、补阙而不著其为彪书也。”■由于《后汉书》多人撰写、多人作注，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又有抄本和印本两个系统，如抄本有范晔原本、刘昭注本、吴均注本、李贤注本四大系统，孙奭没有能够明确指出范晔《后汉书》中的志为司马彪《续汉志》之志，直接说成是对刘昭注的补亡、补阙，使得后人多有误解，但不能忽视孙奭合《后汉书》之功。《后汉书》纪传与志由于孙奭的整理结合使得我们得以见到一部体例完整、结构谨严、记事翔赡的描写后汉历史的著作，孙奭保存文献史料之功不可忽略。(四）校勘律文宋初科举考试诸科，唯明法一科的教材，即律文以及律疏没有印本。参加该科考试的士子难以读真本，不利于律科考试的推行。孙奭在主持科举考试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科举教材统一的重要性。有鉴于此，孙奭提议校勘律文及律疏，王应麟《玉海》言:“（天圣）七年四月判国子监孙奭言：‘准诏校定律文及疏,律疏与刑统不同，本疏依律生文，《刑统》参用后敕,虽尽引疏义，颇有增损。今校为定本，须依元疏为正。其《刑统》衍文者，省阙文者益，以遵用旧书，与刑统兼行。又旧本多用俗字，改从正体，作《律文音义》一卷。’”®孙奭在校定律文及疏过程中，仿陆德明《经典释文》体例作《律音义》。《律音义》主要对唐律中因时代变化而造成的律义不明的词条增添反切或直音,必要时加以释义。《律音义》的巨大价值在于:律文及律疏形成官方的解释，明法科的科举教材得以统一；由于名例、断狱的确定，各级官员的法律水平得到提高，促进宋初司法的公正与社会的稳定。《律音义》注音广泛、释义精确，有利于法律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是中国法律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⑰（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95页。⑩（宋）王应麟:《玉海》卷六六《诏令》，扬州：广陵书社影印本，2003，第1279页。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呂大臨《禮記解》解經探析劉瑨心*呂大臨（1046-1092)，字與叔，號芸閣，陝西藍田人，宋代理學家。呂大臨的禮學著作，可考見的有:《禮記解》(又名《芸閣禮記解》、《禮記傳》)、《編禮》、《呂氏家祭禮》（與呂大防合著）、《中庸解》、《大學解》等，原書均已散佚。其《禮記解》幸賴南宋衛湯《禮記集說》大篇幅地援引，才得以保存大概。今人陳俊民先生從衛堤《禮記集說》中將呂氏《禮記解》悉數輯出，並參考牛兆濂輯本，加以點校整理，收入《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禮記解》是否涉及《禮記》全部篇章，今不得而知。考衛堤《禮記集說》弓丨呂大臨《禮記解》的篇目：《曲禮》上下、《檀弓》上下、《王制》、《曾子問》、《郊特牲》、《内則》、《喪服小記》、《大傳》、《樂記》、《雜記》上下、《喪大記》、《祭法》、《中庸》、《表記》、《緇衣》、《間傳》、《深衣》、《投壷》、《儒行》、《大學》、《冠義》、《昏義》、《鄕飮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等，共三十篇。其中《曲禮》上下、《孔子閒居》、《中庸》、《表記》、《緇衣》、《投壺》、《儒行》、《大學》、《冠義》、《昏義》、《鄕飮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等篇，幾乎是全篇引用,其他各篇少則一兩條，多則八九條。可知《禮記解》即使沒有涉及《禮記》全書，也已包括了大部分篇目，其中有些篇目幾乎是全篇解說。下面從《禮記解》的解經特點、對鄭玄注的態度等方面對《禮記解》做初步硏究，探討其禮學成就及影響。一、《禮記解》的解經特點呂氏《禮記解》的解經特點,主要體現在對篇題的說解，對經文的懷疑，以及對經文的訓詁、校勘等方面。*劉瑨心: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①陳俊民:《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中華書局，1993年。本文所引呂大臨《禮記解》文字,均出自此書，其標點偶有失誤，輒以己意改之，不復出注。

(一）對《禮記》篇題的說解衛堤《禮記集說》共有三十篇引用了呂大臨的《禮記解》，呂氏對其中的十二篇篇題進行了說解，它們是:《曲禮》、《表記》、《緇衣》、《深衣》、《投壷》、《儒行》、《冠義》、《昏義》、《鄕飮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呂氏對篇題的說解，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1.對篇名含義進行說解。古人作文，先有内容後題篇名，其篇名多取篇首或篇中數字為之。呂大臨亦發現了這種現象，如《表記》篇呂氏《解》云：“《禮記》名篇,亦多取篇中字為目，如《檀弓》、《玉藻》、《緇衣》之類。此篇論仁為多，而篇中有云‘仁者天下之表’，恐取此義以名篇。”②又如《緇衣》篇《解》云:“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是名篇。”③除了篇章得名原由，呂大臨亦對篇章内容、含義進行概括，如《冠義》篇《解》云：“冠、昏、射、鄕、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也。”④對《禮記•冠義》、《昏義》、《鄕飮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諸篇含義及與《儀禮》之關係進行了說解。2.對古禮的尋本溯源。呂氏《禮記解》亦注意對古禮的起源進行考査。如《射義》篇，呂氏《解》云：《射義》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所以禦侮、克敵也。⑤射禮是一種來源甚古的禮儀，據楊寬先生硏究,射禮起源於借田獵來進行的軍事訓練,具有軍事敎練的性質。⑥《儀禮》中的《鄕射禮》、《燕禮》、《大射》三篇記載了射禮的具體儀節。《禮記》第四十六篇是《射義》，《射義》並非是對《儀禮》中射禮的釋義，所以篇中亦未曾弓I《儀禮》之經文，“而是泛論射禮的意義，猶側重於天子用射禮擇士之義。”⑦對《射義》篇題的解釋，包含了呂氏對“射禮”的起源的考查及對其功用的認識。呂氏認為,射禮是男子所有之事，其功用有二:天下太平無事，則用以選士，亦即為國家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當然這種人才只能從貴族當中挑選，故曰“選士”;天下有戰亂之事，射禮則被用作軍事訓②《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311頁。③《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339頁。④《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382頁。⑤《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399頁。⑥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6-741頁。⑦楊天宇:《禮記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75頁。

練,以提升貴族的應戰能力。呂氏的論斷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又如《投壺》篇，呂氏《解》云：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因燕禮之間，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庭之修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衆，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禮也。弧矢之事雖不能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原其始也，必以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為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⑧投壺禮是古禮的一種®，《投壺》篇記載了這種古禮的具體儀節過程。此篇與《儀禮》十七篇相似，尤其是與《鄕射禮》文風幾乎一致。⑩呂氏此解探討了投壺禮與射禮的關係，以及投壺禮的起源與功用。呂氏認為，投壺禮是射禮的簡化,其簡化的原因是“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即不具備行正式射禮的條件，故用投壺禮3具體來說有二:其一，行禮場合不夠開闊;其二，賓客人數不足。投壺禮雖然不是儀節完備的射禮,但其意義與射禮一樣，具有“觀德”的功能,故“先王所以不廢也”。呂氏又考査了投壺禮所用器具為“壺”的原因，認為壺是宴席所用器具，隨手可得，用之“寄射節焉”。而鄭玄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飮，講論才藝之禮也”。孔穎達疏云:“是《投壺》與射為類。”■鄭、孔所論雖不誤，但不如呂大臨說解透徹。呂氏此段說解，頗有見地。孫希旦《禮記集解》幾乎全文引用呂氏此段說解，孫氏云：“愚謂投壺，射之類也。然射禮重而投壺禮輕，射禮尊而投壺禮簡。”■孫氏此說乃約呂氏大意爾。3.對篇章作者的認識。《禮記》各篇，來源比較複雜，非一人一時之作，至西漢時方被戴聖編選成一書，因此，歷代對《禮記》各篇作者的看法眾說紛耘，莫衷一是。■呂氏《禮記解》亦注意對《禮記》篇章作者的考查。如《儒行》是《禮記》的第四十一篇，關於該篇的作者，鄭玄云:“《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反魯時也。”s明確認為《儒行》為孔子所作。而呂大臨則對此篇作者提出了懷疑，呂氏《解》云：■《藍田H氏遺著輯校》，第357-358頁■關於投壺禮的源流正變,可參看李小成《投壺考>(《江漢論壇》,2005年第4期>。■王鍔:《禮記成書考》，中華書局.2003年,第121頁。■《禮記正義》，第丨565頁：■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丨989年,第1383-1384,■王鍔先生《禮記成書考》對歷代《禮記》各篇成書觀點的捜羅最為詳盡,可參看3■《禮記正義》，第丨590頁

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為，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説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不知者力爭於一旦，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有道者不為也。■呂氏懷疑此篇所記非孔子之言，以為“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道”而為之。呂氏給出的理由是:儒者之德行來源於“義理”,是其“性分之所當為”，是儒者天生應當具有的，而此篇所記卻缺少儒者所應有的特點，即“少雍容深厚之風”。呂氏並進一步認為此篇作者是“末世儒者”，即戰國時期受各諸子學派風氣所侵染的儒者。故呂氏之意，該篇所作時代當為戰國時期。呂氏所言擊中要害，頗有見地，被後世學者，如元陳浩、淸孫希旦以及任銘善、王夢鷗、楊天宇、呂友仁等所贊同。■(二）本之經傳以疑經宋代經學被認為是對漢唐經學的反動，皮錫瑞稱之為“經學變古時代”®。宋儒治經,其特點是不信註、疏,甚至懷疑經文、刪改經文。自中唐以來的疑經現象，至北宋中期慶曆、嘉祐以後，得到長足發展,擴大了影響。呂大臨亦受此時代風氣影響,其《禮記解》中多有懷疑經、注之處。呂氏懷疑經文,多數情況下並非主觀臆測，而是考之經傳，以諸經傳所記為判斷衡量的標準，並適當參之以文意，謹愼下結論，可謂持之有故。以經傳為本,可謂呂氏解《禮記》的一個原則。呂氏駁斥鄭注，懷疑《禮記》經文，都表現了這一立場。呂氏所謂經傳指的是《禮記》以外的諸經傳，究其原因，蓋源於其對《禮記》的態度。三《禮》之中，呂氏認為《禮記》來源有問題，不是一部完整的書，故其文雜亂多牴牾之處。故其疑《禮記》經文，多以“不經見”、“不與諸經合”、“考之於經傳”為由。具體來說,呂氏疑經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1.有以《禮記》本經疑《禮記》之經文者。如《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吿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呂氏《解》云：哀雖甚也，已過則不可不樂，故既祥而後樂者，皆所以示恩重。……《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禪，徙月樂。”又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子路出，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善矣。孟獻子禪，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由此觀之，既禪徙月，然後可⑮《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360頁。⑮《禮記成書考》，第48頁。⑰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2012年，第159頁。

樂。然孔子亦未以朝祥暮歌為非。而既祥五曰彈琴，乃躬行之，何也？蓋祥者，吉也。自練至於祥，漸而即吉，則古人既祥可樂矣。然又至於禪之徙月為樂，不忍遽也。以“孟獻子禪，縣而不樂”，孔子謂“加於人一等”推之，則樂可行於既祥。然行於既祥，善也，既禪猶不樂，此加於人一等也。《記》謂“孔子既祥，五日而彈琴”；又曰“踰月則其善”，其説皆可疑也。此篇乃曰“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其説尤不可取。除喪乃可為樂，未聞為樂以告喪之終，仁人孝子之情，疑不出乎此也。謂“既祥而樂”，猶可矣；“祥之曰鼓素琴”，或未然。■呂氏據《檀弓》所記“祥而縞，是月禪，徙月樂”，“孟獻子禪，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認為“旣禪徙月，然後可樂”，並以此疑《檀弓》所記“孔子旣祥，五日而彈琴”、“踰月則其善”，以及此篇《喪服四制》所記“祥之日鼓素琴，吿民有終也”。《禮記》本雜收之書，所記内容多矛盾、牴牾之處，呂氏對經文加以分析，分別對待，然後形成自己的觀點，不失為硏究《禮記》的一種好方法，較之鄭玄以異代禮解之’可謂敢於面對問題，而非一味調和。2.有以諸經傳為據疑《禮記》經文者。如《曲禮》下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呂氏《解》云：大夫妻曰“世婦”，士則止曰“士之妻”而已，未聞有“孺人”、“婦人”之稱，況婦人者，已嫁之達稱，非特士妻之名。或古有之，考於經傳，未之有也。■呂氏以為“婦人”是女子已嫁後的通稱,並不是專屬於士之妻的稱謂，並以經傳為據,對士之妻稱作“婦人”表示懷疑。鄭玄注云：“婦之言服。”孔穎達疏云：“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其婦號亦上下通名。”■孔氏實為彌縫鄭注。而呂大臨則懷疑經文，不同於鄭注。後世對此亦有分歧，有贊同鄭玄者，如魏了翁《儀禮要義》、吳澄《禮記纂言》、陳滿《禮記集說》、李光坡《禮記述注》等，此為多數;亦有兩說並存者，如秦蕙田《五禮通考》、孫希且《禮記集解》等。3.有以《禮記》他篇並參以經傳疑《禮記》經文者。如《曲禮》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歳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歳徧。大夫祭五祀歳徧。士祭其先。”呂氏《解》云：《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户、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户、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是法也，考之於經則不合。《曾子問》“天子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士喪禮》“禱⑩《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421頁。■《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242頁。■《禮記正義》，第丨48頁。

於五祀”，則自天子至於士，皆祭五祀。蓋一宫之中，雖有大小之差，而五者無不具。《祭法》加以司命、厲與户、竈、門、行、中霤，謂之“七祀”，而言涉怪妄不經。至於廟制所稱，亦不與諸經合。竊意三代之末，嘗議是法，著之書而未行也。士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於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關於天子所祭是“七祀”還是“五祀”，《禮記》各篇記載不同。此《曲禮》下云天子祭“五祀”，《曾子問》及《儀禮•士喪禮》同之，唯有《祭法》云天子所祭乃“七祀”，“不與諸經合”。對於這種經書記載不一致，乃至互相矛盾、牴牾的現象，鄭玄一貫的做法是以“異代禮”或“夏、殷、周”禮解之。如鄭玄此《注》云:“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即以殷、周異代之禮為注。鄭玄這種做法看似解決了矛盾，但其所謂“異代禮”多數情況下只是一種推測，甚至臆說,很難坐實，連他自己也不能確定，故曰“蓋”。鄭氏注《禮》，雖不輕易懷疑經文,但對經文亦多有駁正。鄭氏對經文的駿正，多限於具體的禮制、史實及常識性錯誤，未嘗對《禮記》整篇加以懷疑。而呂大臨卻直斥《祭法》篇，不僅所記“怪妄不經”，“至於廟制所稱，亦不與諸經合”，可謂毫不留情。考衛堤《禮記集說》卷一百八«祭法》篇，該篇弓丨呂大臨《禮記解》只此一條，故不知呂氏所謂“怪妄不經”之言具體所指為何，亦不知呂氏是如何具體說解這些經文的，文獻不足故也。不過，考之《祭法》篇，其文所記,與他經多有不同，後人對此篇經文亦多有指斥。孫希旦云:“至其中間所言，不見於《國語》者,多有詭異,而考之其他經傳,往往不合。《禮記》固多出於漢儒，而此篇猶駁雜不可信。”■任銘善云:“其說祖宗之義雖為漢人所用，實魯人傳合之言’不與殷周之制合，蓋謬誤難信也。至於親廟之名，壇琿之制，天子諸侯月祭之說，七祀五祀三祀一祀之等，皆絕望不能究其義者。大底此篇之文極其駁雜，又不涉經義，蓋不可據,雖置之可也。”■孫、任所論，當是對呂大臨此觀點的進一步發揮。4.有疑他經者。呂氏於《禮記解》中亦疑他經，如《曲禮》下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呂氏《解》云：《周官》雖有司盟之官，疑非治世之事也。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非特去也，附益者有焉。■■《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264頁：■《禮記正義》，第丨565頁。■《禮記集解》，第1192頁。■任銘善:《禮記目錄後案》，齊魯書社,1982年,第57頁。■《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154頁。

此《周官》即《周禮》。呂氏認為《周禮》一書，其經文經過刪改、附益,蓋非其舊。之所以有此觀點,蓋源於其認為《周禮》所記乃周代制度，必不至於此。(三）訓話、校勘宋明經學與漢唐經學的最大不同，前人總結為“漢唐重訓詁,宋明重義理”。呂大臨《禮記解》在重視闡發義理的同時，亦注重訓詁、校勘,在宋人治經之中可謂難得。1.訓詁。呂氏訓詰,多有新意,其中亦有頗多創獲。如《曲禮》下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呂氏《解》云：廟中之位，南螂明，故曰昭；北鄉幽，故曰穆則“穆穆”者，有雍容深厚之貌，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速也”，則“濟濟”者有修飾齊一之貌。《書》曰“笙鏞以問，鳥獸蹌蹌”，則“蹌蹌”者，有翔舉舒舉之貌。庶人見乎君，不為容，進退趨走。“僬僬”雖無所考，大抵趙走促數不為容止之貌也。五者皆言其容止之狀也。尊者之容重，卑者之容輕；尊者之容舒，卑者之容遽，其勢然也。濟濟之齊一，不如皇皇之莊盛，皇皇之莊盛，不如穆穆之深厚，則知尊者重且舒也3濟濟之修飾，不如蹌蹌之舒舉，蹌蹌之舒舉，不為僬僬之促數，則知卑者輕且遽也。■此句經文所記，正如鄭玄注云“皆形容止之貌也”，即天子、諸侯、大夫、士以及庶人不同身份等級的人所當有的不同的形容舉止。“穆穆”一詞，《詩》、《書》中多次出現，前人多釋其為“和”、“美”、“敬”之義。呂氏以宗廟中祖先之位“昭、穆”為解，以為昭位南向，為明;穆位北向，為幽。則“穆”訓“幽”，“昭”訓“明”，故“穆穆”有“雍容深厚之貌”。呂氏此解頗有新意。後朱熹《中庸章句》釋“於穆不已”之“穆”■，《詩集傳》釋“於穆淸廟”（《周頌•淸廟》）之“穆”■皆為“深遠也”，《詩集傳》釋“穆如淸風”（《大雅•杰民》）之“穆為“深長也”，“穆”字皆有“深”義，或受呂氏啟發。呂氏作如此解釋,反映了他的禮學思想。呂氏以為人之尊卑不同,其容止亦有異，“尊者之容重，卑者之容輕;尊者之容舒，卑者之容遽,其勢然也”。尊卑相見共處，尊者之形容舉止穩重、從容、舒緩，有深厚、深遠之貌，而卑者之形容舉止則輕浮、緊張、急促，是符合情理的。元吳澄《禮記纂言》(卷一上）、淸李光坡《禮記述注》（卷二）均引呂氏此說;宋黃震《黃氏日抄》■《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242頁■朱熹:《四書集註》.嶽麓書社.1987年，第50頁,■朱熹:《詩集傳》，中華書局，1958年,第223頁。■《詩集傳》，中華書局,第215頁.

(卷十四）云“穆穆,雍容深厚貌”，淸孫希旦《禮記集解》亦云“穆穆，深遠貌”■，皆以“深”解“穆”，與呂氏所論略同,亦當是受呂氏啟發。2.校勘。呂氏校勘，善用理校之法。如《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旣厭，不我吿猶。’《說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呂氏《解》云：此篇又引六五爻辭，與此篇義不類，恐亦衍文。鄭氏又解“恒其德貞”為“恒其德偵”，云“問正為偵”，在婦人為“恒德”，男子亦為“無恒”，義必不然。■此篇所引《周易》與《尙書》之文，本應為證明孔子之言，而其意卻與孔子不合。楊天宇云:“案此所弓丨《周易》之文與上所弓I《說命》之文,與前所引南人的話‘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之義實不相合，故陳濉引馮氏曰：‘此篇多依仿聖賢之言，而理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呂氏發現了這種矛盾情況,故懷疑其為衍文。此亦為理校之法。又如《孔子閒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敎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敎也。”呂氏《解》云：此衍“神氣風霆”四字，蓋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所以釋“天有四時”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地載神氣”也,衍此四字可知也。■呂氏認為此處“神氣風霆”四字為衍文。呂氏分析經文句式結構，以為“春夏秋冬，風雨霜露”，解釋“天有四時”；“風霆流形，庶物露生”，解釋“地載神氣”，故衍此“神氣風霆”四字。呂氏單純從文理上分析，就斷定此處為衍文，論證略顯單薄，不足以服人，故遭到淸翁方綱的駁斥（《禮記附記》卷六）。但亦有不少人支持此觀點，如明胡廣《禮記大全》(卷二十四)、淸沈廷芳《十三經正字》(卷五十六）、李調元《禮記補註》（卷四）、孫希旦《禮記集解》■、朱彬《禮記訓纂》■,均引呂氏此說。■《禮記集解》，第143頁。■《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353頁。■《禮記譯註》，第％3頁。■《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286頁。■《禮記集解》，第1278頁。■朱彬:《禮記訓纂》，中華書局，1996年，第755頁。

二、《禮記解》對鄭注之態度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提出“禮是鄭學”之說■，楊天宇云:“愚以為‘禮是鄭學’最根本的意思是:後世之禮學皆宗鄭學，或後世治禮學者，皆不可舍鄭學。”■縱觀禮學史自鄭玄兼注《三禮》之後，除魏晉之際一度幾為王學奪席，實皆以鄭學為宗，宜孔穎達有‘禮是鄭學’之說。”■可見鄭玄禮學的影響及地位。宋代以來，風氣漸變，學者不僅疑經,對各經、注更是大加懷疑甚至摒棄之。呂氏總體上對鄭玄注並無微詞，只是個別地方存在與鄭注不同的看法。呂大臨說解《禮記》，對於不同於鄭玄之處，有的明確表示出來，有的謹愼措辭，有的則只對比兩家之說。(-)駿鄭唐代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總體上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對鄭玄《注》給予了很高的地位，而宋人疑經惑注，成為常態。單就《禮記》鄭注而言，呂大臨之前多有人批評,呂大臨《禮記解》同樣破除了對鄭玄《注》的迷信。呂氏說解不同於鄭玄之處，有時明確指出鄭玄之非’更多的時候則是雖未指出,但事實上與鄭注不同。如《曲禮》上：“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呂氏《解》云：侧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有憂者行不能正履，則坐不能安席可知矣。有喪者致於哀慕，心不二事，則不與人共處可知矣。居倚廬，非喪事不言。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皆專席之義也。先儒以侧為特，以專為單，既無所據。而以侧為特，如禮所謂侧降、侧受之類，所訓雖可，然與專席無別，則不可以特訓側也。■孫希旦引胡詮說云側，不正也。漢王嘉、傅喜、魏徐弈《傳》皆云：‘楚有子玉，則文公側席而坐。’”■胡氏所謂“楚有子玉，則文公側席而坐”，出自劉向《說苑•尊賢》（卷八）：“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袁宏《後漢紀•桓帝紀》(卷二十二)亦有類似用法：“公卿以下皆畏,莫不側席。”由此二例可知，“側席而坐”表示因憂懼而坐不正,故有坐不安穩之意。胡氏亦以“側”為不正之意。呂氏云“側席坐，不安也”，可謂得其意矣。呂氏早於胡氏有此解，而其說見存，■《禮記正義》中提到“禮是鄭學”之處有《月令》、《明堂位》、《雜記上》篇。■楊天宇:《鄭玄三禮註硏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7頁。■《鄭玄三禮註硏究》，第62頁。■《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2〗3頁。■《禮記集解》,第64頁。

胡氏之說當是受其啟發而得。另外呂氏提到鄭玄之說時，不云“鄭玄”、“鄭注”，而云“先儒”，亦是不直斥人之姓名之意，《禮記解》中隨處可見。再如，《曲禮》下:“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呂氏《解》云：《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公襲受圭，授宰玉，裼降立。賓裼，奉束帛加壁享。”當上介授賓，固以屈繅矣，而云“上介不襲”及賓以“束帛加璧享”，則無繅藉矣。乃云“賓裼”，則以垂藻、屈藻為“有藉”、“無藉”，固不可行矣。竊意玉雖以藻為藉，此云“有藉”、“無藉”者，必以所加為言，如束帛之類，謂之藉也。始致君命，圭璋特達，是無藉也。故賓與公皆襲；既享，束$加壁，是有藉也，故賓裼。如此，則義理可推。■“繅”或曰“藻”，是指在特定場合授受玉器時用以置放玉圭的墊板，上有組。鄭玄以垂藻、屈藻為“有藉”、“無藉”，即以藻組之屈垂為限。呂氏認為所謂“有藉”、“無藉”，不是以“藻”而論,而是“以所加為言”，意即執玉之時,若有束帛之類相加,則是“有藉”，若“圭璋特達”，沒有依託於束帛之類，就是“無藉”。呂氏《聘義》篇解亦云:“玉之為璧琮，其用也，必有幣以將之;玉為圭璋，特達而已,不用幣也。”■楊天宇先生云，行聘禮獻玉時，璧琮“都需要有墊襯物，即加放在束帛上奉獻。而圭璋因其貴重，故無需藉它物，而直接奉上，故曰‘圭璋特達’”■，此即採呂大臨此說為解，其說是。淸胡培翬《儀禮正義》云：“陳氏祥道云:玉有以繅為之藉，有以束帛為之藉,有藉則襲，無藉則裼，特施於束帛而已……先儒以垂藻為有藉、屈藻為無藉，此說非也……陸氏佃云:無藉若圭璋特，是也……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繅為有藉，執圭而屈繅為無藉，此則不然。陳氏、陸氏之言，足以破先儒千百載之惑矣。”■胡氏此處引自楊復《儀禮圖》(卷八），呂大臨與陳祥道（1042-1102)、陸佃（1053-1093)同時，亦有此解，楊氏未採，胡氏因循楊氏。(二）異鄭呂氏解經，多有與鄭玄觀點不同而不明確說明者。如《曲禮》上:“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呂氏《解》云：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則不至於倦而難繼也，酬酒不舉三爵，油油而退是也。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致，則不■《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226頁。■《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4丨8頁。■《禮記譯註》，第1100頁。■胡培翬:《儀禮正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58頁。

至於不能勉而難繼也，《詩》曰“每有良朋，桑也無戎”是也。■對於“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的解釋，主要在於“歡”、“忠”二字。鄭玄注云:“歡謂飮食,忠謂衣服之物。”■考“歡”、“忠”二字,絕無所謂“飮食”、“衣服”之義，鄭此處以舉例的形式解釋此二字所隱含的意義。而孔穎達《正義》云：“飮食是會樂之具，承歡為易。衣服比飮食為難，必關忠誠籌度，故名忠，各有所以也。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孔氏以“飮食”、“衣服”解經文“好”、“歡”，可謂強為之解，不過其解釋“歡”、“忠”之含義，可謂得之,但囿於“疏不破注”，未能指出鄭氏的牽強。呂氏云“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相比而言，呂氏的解釋更為合理。孫希且《禮記集解》引呂大臨此說，並在其基礎上進一步發揮,彼云歡以情之見於外者言，忠以意之主於中者言。盡人之歡，竭人之忠,則應之者難而交道苦矣,故君子戒之。”■孫氏此解頗為有理。此外，元陳濉《禮記集說》（卷一）、明胡廣《禮記大全》（卷一）、淸江永《禮書綱目》（卷七十七），均採呂氏此說。又如《曲禮》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呂氏《解》云：庶人，愚且賤者也，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貴者也，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故古之制禮，皆自士始，庶人則略而已。大夫有罪，非不刑也，八議所不救，則刑於隱者，《周官•掌囚》所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關於“刑不上大夫”的含義，自漢代以來就有爭論,一方認為刑可以上大夫，一方認為刑不可以上大夫,《正義》引鄭玄、許愼的觀點即是這爭論的代表。爭論的焦點在於大夫能不能治之以刑。孔穎達等人調和鄭、許觀點，認為“大夫未定罪之前，則皆在八議,此經注是也。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是也”■。但這並未解決“刑”到底該不該“上大夫”，或者這句話還有其他意義。呂大臨不同於前人說法，認為大夫有罪，亦不能免於刑，“刑”可以“上大夫”，只是懲罰大夫不能採用懲罰小人的方法，以免“辱之”。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大夫是有身份的“君子”，君子是有羞恥心的，故若用刑,則應愼重之。呂大臨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解釋，頗有新意，可謂是發前人所未發，可惜後世鮮有人注意到呂氏的這條觀點。呂友仁先生云:“傳統解釋是以‘上’字為切入點，由於切入點選錯了，所以■《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215頁。■《禮記正義》，第74頁.■《禮記正義》，第74頁。■《禮記集解》，第72頁„■《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219頁。■《禮記正義》，第80頁。

兩千年來一直不得其解。本文把切入點放在‘刑’字上，論證了‘刑’是刑辱之義，‘刑不上大夫’的本義是大夫犯了罪，該殺就殺，該剮就剮,而由種種刑訊手段給當事人帶來的羞辱則不能施之於大夫。本文論證了‘刑不上大夫’產生的精神基礎是‘士可殺不可辱’。”■呂友仁先生此說與呂大臨“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可謂不謀而合。(三）疑鄭呂氏解經，雖敢於疑經惑注，總的來看其做法還是十分謹愼的，如有未聞，則付之闕如，不穿鑿臆說。雖於鄭注，亦是此態度。如《曲禮》下：“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旣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呂氏《解》云：赴於諸侯，則曰“寡君不禄”，謙辭3“某甫”，字也，稱字，與卿大夫士異矣，臣不名君也。不稱爵，與天子異矣，有所降也。“類”之名未聞，先儒謂“類猶象也”，“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以類為象，其義未安。而君薨，世子聽於冢宰，安有遽見天子之禮？請諡於君，亦何象之有？求之未得，闕疑可也。■鄭玄訓“類”為“象”，呂氏認為缺乏說服力，並提出自己的懷疑，最後只得“闕疑”。表明呂氏的謹愼態度。又如《曲禮》下:“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呂氏《解》云：若干者，數未定之辭也。古有是語。如數射箅，曰“若干纯”之類，其義未之聞。■對於“若干”一詞,呂氏只知其為“數未定之辭”，至於確切的含義，呂氏不知，故曰“其義未聞”，亦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結語綜上，呂大臨《禮記解》對《禮記》的注解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一，對《禮記》經文的註解，體現了呂大臨旣長於義理，亦不輕視訓詁;旣敢於懷疑，又謹愼求證的特點。其二，對待鄭注的態度,體現了呂大臨對《禮記》學史發展的理性審視。呂大臨能夠不囿於唐人的“疏不破注”，對鄭玄有不同意見敢於指出，亦不似宋儒對傳注妄加議論，棄而不用。另外，作為一部經典詮釋著作，其價値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與前■彭林:《中國經學（第五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1頁.■《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241頁。■《藍田呂氏遺著輯校》，第245頁。

人相比，提出了正確的見解，解決了歷來懸而未決的問題；另一方面，採用新的看問題的角度或提出了新的問題。因此，《禮記解》的價値，還體現在後世學者對其觀點的引用、發揮以及對其所關注問題的進一步探討上。元人經學硏究罕有新意，多襲宋人之說，《禮記》硏究較有影響的當數吳澄《禮記纂言》、陳濉《禮記集說》，而二氏之書多採呂大臨《禮記解》之說。®淸代經學號稱興盛,淸儒於諸經均有新疏,唯獨《禮記》未出現一部能夠超越孔穎達《禮記正義》的著作。相對而言，淸人《禮記》硏究較出色者，莫過於朱彬《禮記訓纂》、孫希旦《禮記集解》，而二氏之書亦重視呂氏《禮記解》。以此衡量，呂大臨《禮記解》在宋人眾多《禮記》“說”、“解”中，不失為一部具有很高學術價値的上乘之作。■僅以《曲禮》上下篇而言，吳氏《禮記纂言》引呂大臨《禮記解》有七十七條，陳氏《禮記集說》所引有五十一條,而衛堤《禮記集說》所存呂氏《禮記解》總共才一百五十餘條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研究述論井超*阮元校刻的《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自成書以來，通行兩百年，被多次重刻重印,成為硏究中國傳統學問者案頭必備之書。阮刻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之地位，與其較高水平的校勘密不可分。淸嘉慶六年（1801)，阮元主政浙江,設立“《十三經》局”，組織學者校勘《十三經注疏》，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嘉慶二+年（1815),阮元令盧宣旬等人整理刊刻《十三經注疏》，並將先前所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逐條摘錄，附於每卷之後。因此,阮元所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有單行本與摘錄本之別。《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與阮刻《十三經注疏》一道，歷來受到較多重視，不乏硏究者。隨着對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硏究的不斷深入，很多問題得以揭示，最為關鍵的便是阮元校勘所依據底本的問題。阮元標榜其所據底本為宋十行本，而實際上，其所據底本為元刻明修十行本。囿於版本難獲，雖然淸代學者顧千里等人對阮刻底本提出過質疑，認為不是宋刻十行本，但證據不夠充分。後經傅增湘、長澤規矩也、汪紹楹、張麗娟、李慧玲、王鍔等先生的硏究,這個問題已成定論。張麗娟、李慧玲先生皆是把存世的南宋十行本、元刻明修本、阮刻本作對比硏究，得出了非常可靠的結論而就《禮記注疏》而言，吾師王鍔敎授在對比元十行本墨釘及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所言闕文的基礎上,揭示出阮元《禮記注疏》所據底本亦非南宋十行本，而是元代翻刻宋十行本，且元十行本依據翻刻之宋十行本，可能是一部殘闕不全之爛版除了選用底本不善外,阮刻本所*井超: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①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硏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六章通過比較宋刻十行本和元刻十行本的版刻及文字，指出阮元所據為元刻十行本。李慧玲博士論文《阮刻〈毛詩注疏（附校勘記）〉硏究》第二章第二節比較了足利本與阮元用作底本的十行本,指出阮刻《毛詩注疏》底本是元刻明修本，②詳見《阮刻本〈禮記注疏校勘記〉質疑—以〈禮運>篇為例》，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第123-129頁。

用參校本有限、文字多有錯訛、失校之處不少等問題也被漸漸揭示③。鑒於阮刻本有這麼多問題，新材料、新方法又不斷地湧現，學界積極致力於校勘整理《十三經注疏》。就《禮記注疏》來講，從1999年至2008年陸續有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之北京大學出版社本，田博元分段標點之新文豐出版公司本及呂友仁先生整理之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問世④。另外，山東大學杜澤遜先生自2012年起,就啟動了《十三經注疏彙校》項目，以北監本為底本,盡可能彙集不同版本，盡可能多地利用已有硏究成果，對各版本之間的差異進行詳盡地梳理，目前已完成《尙書注疏彙校》及《周易注疏彙校》，正從事《毛詩注疏》的彙校工作。漆永祥先生說，兩百年就會有大規模的《十三經》文獻整理。從阮元嘉慶二十年（1815)重刊《十三經注疏》算起，到今天剛好兩百年⑤。當今條件下,我們佔盡天時、地利，只要我們在充分硏究以阮元為代表的一大批前輩學者校勘整理《十三經》所做工作的基礎上，吸收其科學方法，規避其工作失誤，積極從事《十三經注疏》的校勘整理工作，就一定能夠替代阮刻本，形成代表我們時代的《十三經注疏》新版本。筆者近年來一直致力於硏究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選取其中的《禮記注疏校勘記》，首先標點整理，其次對其進行系統硏究。通過硏究，筆者發現目前對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了解尙嫌不足,很多問題値得商榷。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問世以來，硏究之作很多。綜觀這些硏究著作，主要分為以下幾類:一是對阮元作《校勘記》背景、條件等問題的硏究；二是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編撰過程與作者的硏究;三是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内容的硏究;四是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版本的硏究。下面，我們擇要論述⑥。③呂友仁《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平議》（《歷史文獻硏究》第18期,1999年）一文列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十大失誤;張豈之、周天游《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注疏》已出各經皆載）列阮刻本選用底本不當、分卷無例、主事者意見不合而致謬種流傳、因急於呈送而校對未精等四大問題,_④王鍔老師寫有《三種〈禮記正義〉整理本平議—兼論古籍整理之規範》(《中華文史論叢》第％期,2009年）一文,通過綜合比較,認為呂友仁先生整理本最佳，並指出“古籍整理是一項嚴肅認眞科學規範的學術硏究工作,整理者必須是行業專家,按照一定的嚴格的工序，謹愼從事.纔有可能完成高質量的整理工作”。⑤詳見《〈十三經注疏彙校〉第一項成果吿成—學界名家注目〈尙書注疏彙校〉》，《中華讀書報》，2014年4月16日。⑥本文主要關注中國學者對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硏究，間或提及日人硏究著作=.日本學者的硏究成果.可參考野間文史《近代以來日本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硏究》（《中國經學》第十一輯,2013年)一文。

一、對阮元作《校勘記》背景、條件等問題的研究硏究《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文章，很多都會提到阮元作《校勘記》的背景或者說緣起，間或論述阮元作《校勘記》的條件。汪紹楹先生的《阮元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文首先論述了“淸人重刊十三經注疏緣起”，他認為淸人重刊《十三經注疏》淵源於盧文弨。盧文弨開了重刊的風氣，他的很多做法也被阮元繼承，啟發作用很大。黃慶雄先生在《阮元輯書刻書考》®—書第三章《〈十三經注疏〉之校刻》論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編纂緣起時,首先梳理了經書刊刻的脈絡，指出阮元重校的現實需求以及阮元能夠完成《十三經注疏》校勘的獨特條件，最後以大量篇幅論述盧文弨對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的推動作用。黃先生論述盧文弨的作用大約是受到了汪紹楹先生的啟發，但論述得更為充分。他特別指出“雖說盧文弨對阮元校勘記有很大之影響，但阮元校勘經書，早在獲得盧氏校記之前。其後校勘石經時，校勘記已初具規模。與其說阮元校勘記是以盧氏手校本為藍本,不如說阮元的校勘記兼採盧氏之說,同時受其鼓舞，遂發起大規模的《十三經注疏》校纂工作”。李慧玲先生《試論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得以問世的客觀條件》⑨—文，從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方面入手，頗具條理地指出了阮元《校勘記》問世的客觀因素。阮元二十歲左右即校勘《十三經》，當時他是以毛本為底本進行校勘的,心知當時流傳版本不善，但尙沒有條件進行全面的校勘。後阮元校勘《儀禮》石經，又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阮元官居要職，特別是做過浙江學政、江西巡撫等，他聚集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者共襄《十三經注疏》校勘之盛事。他身處文化繁盛之江南,圖書資源豐富,可聚眾多版本。乾嘉時期是考據學興盛的時期,積累的校勘經驗非常豐富。以盧文弨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阮元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都有很大的幫助，阮元在《校勘記》中也吸收了盧文弨、浦鏜、段玉裁等人的硏究成果。其他文章也或多或少地提到《校勘記》的創作背景、條件等問題，比如劉玉才先生《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成書蠡測》⑩，陳東輝、王坤先生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與〈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之關係探微》®等，此不贅述。⑦詳見《文史》第三輯，1963年。⑧黃慶雄《阮元輯書刻書考》，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⑨《東南學術》，2013年第1期。⑩《國學硏究》第三十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7頁。⑪《禮儀中國國際學術硏討會論文集》,2013年10月。

二、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編撰過程與作者的研究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編纂採用的是授經分校的形式,委任李銳、徐養原、顧千里、臧庸、洪震煊、嚴杰、孫同元等七人分別負責校勘,而段玉裁的身份是總校，負責定是非。但是段顧之爭以及段玉裁的離任使得編撰過程變得異常複雜，很多問題隨之而來。汪紹楹先生在《阮元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中主要分析了輯校勘記時的爭議。而段顧之爭後逐漸演變為意氣之爭,不僅影響了兩人的感情，還影響了校勘記的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在序言中批評阮刻本時稱“主事者意見不合，各執己見，勢同水火，正確建議未能採納，而致謬種流傳。如顧千里與段懋堂之爭，事涉臧在東、何元錫二人，以至顧氏出走，為張古餘刻《儀禮注疏》，以成己志”。黃慶雄先生在其書第三章第二節《〈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編撰經過》中對校勘負責者進行了介紹，之後大篇幅詳細地論述了《十三經》局中出現的爭議。段玉裁的身份特殊，又經歷了同顧千里的爭論，所以對他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中的作用的硏究便是重點。日人水上雅晴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纂過程及作者等問題多有硏究,對段玉裁、阮元等人的參與作了較為詳細的考察。其《〈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纂以及段玉裁的參與》■—文根據對校勘記中的“〇”這一標識符號前後文本的考察，認為校勘記是“重層構造”，“〇”前後作者並不一致,並認定段玉裁是部分“〇”後案語的作者，結論是可信的。而實際上，中國學者早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唐光榮先生《〈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圈(“◦”）後案語作者問題考論》■—文，系統歸納了“〇”前後案語的十七種關係。討論了阮元、段玉裁與“〇”後案語的關係，指出了阮元不大可能是“〇”後案語的唯一作者，而段玉裁也不是“〇”後案語的唯一人選。他認為，“◦”後案語係由多名學者完成。唐光榮先生的這篇論文完成較早，可能限於材料不足，論文中的很多說法有待商榷，但是他的考察方法和“‘〇’後案語係由多名學者完成”的結論是正確的，對我們的硏究有一定的啟發性。目前，學者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編撰過程與作者等問題的硏究,還遠沒有達到深入透徹的地步，特別是其作者問題，還有待發掘。我們知道，段玉裁為阮元主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是總校。但是，他幹了三年之後，離開了《十三⑫《中國經學》第六輯，2010年。⑬西南師範大學2001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蔣宗福敎授

經》局。段玉裁離開《十三經》局後,誰頂替他擔任總校的角色，作了哪些工作等問題就値得我們深入硏究。而一直以來，限於材料不足等原因，硏究者寥寥。國家圖書館2010年收入了《周易注疏校勘記》的殘存稿本和全部謄淸本，而此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稿本在迷失後就一直未現身。劉玉才先生《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成書蠡測》一文，根據《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謄淸本和刻本的文本狀況,揭示了《校勘記》成書的複雜過程，他指出：“筆者根據《周易注疏校勘記》的稿本、謄淸本和刻本提供的綜合信息’推測其纂刊流程如下:一、分任者李銳完成初稿並作自我修訂;二、嚴杰校補調整;三、阮元批校;四、謄淸成稿;五、孫同元復核，並有少量增補;六、嚴杰校定（或如方東樹言，與段玉裁同校）；七、刊刻成書(刊本校樣仍有少量增補）。從稿本到刻本，文字內容甚至文本結構都有更動，而這些變化寓含有豐富的學術信息。”®這些結論對我們的硏究深有啟發。我們知道，新材料的發現往往能帶來硏究上的突破，《周易注疏校勘記》的殘存稿本和全部謄淸本的發現即是如此。該材料中所反映的信息能夠彌補我們以往硏究中的不足，也能為我們的硏究提供新的思路。對於此材料,除了劉玉才先生的硏究外，筆者目前還未見到更多的硏究成果。三、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内容的研究《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問世之後’學者對其内容的硏究是最為充分的。以《禮記注疏校勘記》為例，就系統校補訂誤之作而言,先有汪文臺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而孫詒讓的《十三經注疏校記》則以阮刻本為考察對象，指出其存在的問題。潘宗周《禮記正義校勘記》雖然是在校勘八行本《禮記正義》,但實際上多指出阮刻本的問題。北大出版社標點本《禮記注疏》，出校雖然主要以《禮記注疏校勘記》為主,但也吸收了汪、孫二人的校勘成果，並參以己意,部分指出了阮《校》的問題。呂友仁先生整理的《禮記正義》，雖然在校勘八行本，也直接或間接地指出了阮刻本的問題。此外，據野間文史介紹■，近代以來日人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硏究著作中，常盤井賢十《宋本禮記疏校記》是以阮本為底本，依據宋紹熙版《禮記正義》(八行本)的足利本，以及慶州潘明訓氏藏本的珂羅版影印本、木版覆刻本,專門校勘其疏文的異同。除了系統校補訂誤之作外，學者多是撰文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所據的版本、校勘體例、校勘方法等進行梳理硏究，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内容上的不足⑭《國學硏究》第三十五卷，第8頁。⑮[日]野間文史《近代以來日本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硏究》，《中國經學》第十一輯,2013年。

給出了較為合理地評判。此類文章有汪紹楹先生的《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關口順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略說》®，呂友仁先生的《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平議》，王坤先生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與〈七經孟子考文>之〈禮記〉校勘考釋》■，陳東輝、王坤先生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與〈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之關係探微》，程蘇東先生的《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毛詩〉所稱“正義本”考辨》，唐田恬先生的《〈周禮注疏校勘記〉平議》，王耐剛先生的《〈孟子注疏校勘記〉編纂考述》®等,此不一一。筆者認為，只有在大量佔有版本，全面校對之後,才能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内容有更加細緻全面的認識。四、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版本的研究《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版本較為複雜，分為單行本和摘錄本兩個版本系統。學者多對這兩個版本系統的差異進行硏究。錢宗武、陳樹先生對該問題硏究比較早，他們在《論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兩個版本系統》■中，追溯了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成書過程，辨述了版本流變，指出阮《校》實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嘉慶十三年文選樓單刻本’一是嘉慶二十一年南昌府學合刻本。對兩本進行對校，發現互有異同。他們認為，現流傳較廣的中華書局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底本是南昌府學本，有待於參用文選樓本重加整理。李慧玲先生《阮刻〈毛詩注疏（附校勘記）〉硏究》@一文是系統硏究阮元某一經書校勘的代表之作。該文第三章專門辨析了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的版本，統計了文選樓十三年本及南昌府學刻本條目的差異，為我們淸晰地梳理了兩個版本的異同。她還指出，阮元並不認可盧宣旬摘錄本,而《淸經解》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問世在摘錄本之後，阮元已經從文字上和實際行動上完成了吿知社會的義務。阮元是認可《淸經解》本的。我們在硏究時，應該吸收《淸經解》本。袁媛先生《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文選樓本和南昌府學本比較硏究:以〈周易〉、〈毛詩〉、〈爾雅〉為例》■—文，“一方面對兩版本系統内部諸本進行梳■《經典與校勘論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6—232頁■浙江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陳東輝敎授■程文、唐文、王文，見《經典與校勘論叢》。■《揚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華東師大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朱傑人敎授。㉑北京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吳鷗敎授=

理，盡可能釐淸其内部傳承關係,尤其是對中華書局影印本這一目前最通行版本的來由及特點進行考察;另一方面以《周易注疏》、《毛詩注疏》和《爾雅注疏》三部經典著作的校勘記為例，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兩系統的祖本，即嘉慶十三年文選樓刻本和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刻本,進行比較全面、詳細的比勘,以此來歸納和分析兩版本間的差異，探究南昌府學本摘錄、修改、訂補的標準和原因，並在此基礎上討論南昌府學本的特點、價値及使用中應該注意的問題”。以上學者的這些硏究不可謂不細緻，從很多角度揭示了《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兩個版本系統的諸多問題。這對硏究《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有很多啟發。但是，由於各種原因,似乎硏究者並未理淸單行本系統諸多版本之間的關係，以及單行本與盧宣旬摘錄本的關係。實際上，單行本在文選樓嘉慶十三年本之後又有重修，盧宣旬摘錄和《淸經解》所據都是重修的版本。日本學者關口順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指出“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文化硏究所，以及靜嘉堂文庫所藏各本均是附載《序》和《進表》的，這些版本中的校語基本上與初印本一致,與初印本不同之處幾乎僅在於卷首附加上列二文，以及《總目》末葉刻入的校字者名字從嚴杰改為阮亨”■。關氏未暇對兩個版本的異同進行全面探討，故而對兩個版本間的差異說得極為委婉。他只是列舉了幾處不同，未有太多校勘證據，故所得結論頗為可疑。筆者通過比勘發現,重修本與初刻本文字上的差異,除了改字外，甚至還有抽換刪改的例子。■因此，不同版本系統間的差異問題仍然値得我們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硏究。另外，一些學者針對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所附《校勘記》，即上文所說的《校勘記》的摘錄本系統進行硏究，分析盧宣旬等人摘錄工作的得失以及阮刻本在流傳中產生的問題。首先，盧宣旬等人在摘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時，為配合所刻的正文文字,對部分校勘記進行了改動和轉換，出現了一些失誤。杜澤遜先生《阮元刻〈尙書注疏〉校勘記“岳本”辨正》■—文，根據“岳本”為單注本，只有經文、注文及簡單的音切，不應出現在疏文校記這條線索，辨正了南昌府學刻《尙書注疏》的三十八條校勘記中的“岳本”當為“毛本”之誤。而這些錯誤，正是由於盧宣旬在轉換校勘記時的疏忽所致。張文先生的《南昌府學本〈儀禮注疏〉所附校勘記辨正》®、井超《盧宣旬摘■關口順撰,水上雅晴譯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略說》，《經典與校勘論叢》，第221至235頁。■詳見井超《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硏究》，南京師範大學2015年碩士論文,指導敎師:王鍔敎授。■先發表於《文獻》2014年第2期，後收入《麵山堂叢稿》，上海古籍出臟,2014年，第38至47頁。■《經典與校勘論叢》,第329至352頁。

錄整理〈禮記注疏校勘記〉訛誤考辨》■等文，也對盧宣旬摘錄整理《校勘記》的疏失進行了辨正。實際上，不僅僅是《尙書注疏校勘記》、《儀禮注疏校勘記》、《禮記注疏校勘記》,其他各經的校勘記也存在這種情況,對我們使用阮刻本造成了一定的障礙，値得重視和硏究。其次,在阮刻本流傳過程中，因經過了重校、重刻與重印，摘錄本《校勘記》的文字已經產生了很多變化，出現了不少訛誤。方向東老師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十三經注疏匯校勘正”，致力於釐淸阮刻本在流傳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從2005年起，方老師就將阮刻本《十三經注疏》南昌府本與中華書局影印本對勘，兼及系統内其他版本，從中發現了世界書局本及中華書局本中的諸多問題。就《禮記注疏》而言，方老師對其經、注、疏、釋文、校勘記等進行全面硏究，其《〈禮記正義〉從阮刻看中華書局影印本和南昌府本的差異》■—文，列舉了“有南昌府本原誤,中華本、浙江本已改正者”、“有南昌府本原不誤,中華本或浙江本所增誤者”、“有南昌府本、中華本、浙江本皆誤，北大標點本逕改為正者”、“有各本誤而未改正者”等幾種情況，其中對《禮記注疏校勘記》多有涉及,這對我們全面認識摘錄本《校勘記》大有裨益。通過以上幾個方面的論述可以看出，目前對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硏究涉及很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同時也有些許不足。因此，我們有必要以某一部經書為切入點，做以下工作：首先，理淸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撰作的學術背景，對阮元以前學者在經書校勘方面取得的成就進行全面梳理,從而深化我們對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認識。其次，依據相關材料，仔細考察《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作者，釐淸發凡起例者、校勘者、校補審定者、摘錄整理者等所做的工作，並且對其工作作出客觀評價。第三,歸納總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體例，對校勘記的内部結構進行分析，為我們今後的校勘硏究打下良好的基礎。第四’梳理《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版本及差異,選取單行本和摘錄本兩個系統中具有代表性的版本，進行對比硏究，對盧宣旬摘錄本產生的差異進行歸納總結,分析差異的原因，考論其是非。總之,我們應當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進行全面系統地考察，以便我們深入認識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成就與不足，同時可以為我們今後的經書校勘工作提供幫助。■《首屆經學國際學術高端論壇論文集》上冊，2015年12月，第195至Ml頁。■《禮儀中國國際學術硏討會論文集》，2013年,第％至158頁。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梁玉繩《史記志疑》訂誤孫曉磊*梁玉繩（1744-1819),字曜北,號諫庵，自號淸白士,別號無心子。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淸代著名文獻學家。乾隆時貢生。梁玉繩鄕試八次未中，遂於三十六歲時棄舉子業,專心撰述，其所治之學，精於《尙書》及《春秋》，尤精於史籍。梁氏著《史記志疑》三十六卷，指摘《史記》之誤。另著有《人表考》九卷、《呂子校補》二卷、《瞥記》七卷、《誌銘廣例》二卷、《元號略》四卷、《蛻稿》四卷，總為《淸白士集》六種。司馬遷《史記》自成書至今，已兩千餘年,備受世人推重，歷代硏究者多有之。淸代樸學昌盛，學者考證經、史、子、集，創獲良多。梁玉繩耗費二十年，五易其稿，撰成《史記志疑》一書，共三十六卷，規模恢弘，匯集前人成說，斷以己意,或訂正《史》文，或疏釋《史》文,考證《史記》諸多問題，乃有淸一代《史記》硏究之代表。梁氏《史記志疑》是繼《史記》三家注（南朝宋裴銦《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之後，為最系統、最全面之《史記》硏究成果，考辨範圍甚廣，用力甚勤，辨證精確，其主體識見超邁前人，深受時人及後世學者尊崇。錢大昕評《志疑》曰：“仁和梁君曜北，生於名門,孺染家學，下帷鍵戶，默而湛思，尤於是書，專精畢力，據《經》、《傳》以駿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訛，注解之傅會，一一析而辯之。從事幾二十年，為書三十六卷。名曰《志疑》，謙也。河間之實事求是，北海之釋廢箴肓，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至於斟酌羣言，不沒人善，臣瓚注《史》,廣搜李、應、如、蘇，范寧解《經》，兼取江、徐、泰、邵，分之未足為珍，合之乃成其美，洵足為龍門之功臣，襲《集解》、《索隱》、《正義》而四之者矣!”《孫志祖曰：“網羅群籍，務求其是，為士林推右。”②錢泰吉校勘《史記》，奉《志疑》為準繩，錢氏《跋〈史記志疑〉》有云：“余方校勘史公之書,將奉此書及嘉定錢先生《考異》（即錢大昕《史記考異》一引者注）、高郵王先生•孫曉磊: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敎師_①[淸]梁玉繩撰、賀次君點校:《史記志疑》錢大昕跋語,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I頁②[淸]梁玉繩撰:《淸白士集》孫志祖序,淸嘉慶五年（1800)刻本

《雜志》(即王念孫《史記雜志》—弓丨者注）為準繩焉。”傅斯年評《志疑》說:“此《史記志疑》者,於矛盾之端，錯簡之處，增考之跡,訓詁之義，皆致其疑。因其疑可見其眞。”④又說所疑諸端，條理畢張，此敢於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範後昆矣。”®陳直說淸代至近世，有專著者約十餘種，以梁玉繩《史記志疑》最為精核。”@諸位學人皆給予《志疑》一書極高評價。梁氏為撰寫《志疑》，廣捜前人及時人各種硏究成果，詳加考辨，解決與《史記》相關之各類問題。《志疑》一書撰成，遂為梁氏之後硏究《史記》者所尊信,如張文虎《校勘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沈家本《史記瑣言》、郭嵩燾《史記札記》、李笠《史記訂補》、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王叔岷《史記斟證》、韓兆琦《史記箋證》等等，至如王先謙《漢書補注》、黃汝成《日知錄集釋》、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等等,皆大量弓[用梁氏《志疑》之說,可見其影響。當然,學術發展不止，學理愈加精密,一人學識究竟有限，凡學術著作難免有瑕疵，梁玉繩《史記志疑》亦不能例外。我們對梁氏《志疑》一書進行梳理，發見其錯誤，並一一為之辨析,當為要務’以使此書更為可信，亦使與《史記》硏究相關之諸多問題愈辨愈明。如今，通過分析梁氏《志疑》之具體考辨成果，對其誤辨之條目進行歸類，其誤辨之例，集中在以下幾種情況,各舉若干例予以說明。一、不明句讀之例(項羽）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陳）餘以為不可。（《史記》卷七《項羽本紀》,1/321/2⑦)梁玉繩:趙王歇乃陳餘之故主也，“其”字當衍。（1/205/13⑧)今按:考此《紀》：“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⑨梁氏讀“逐其故主趙王”六字為句，句讀③[淸]錢泰吉撰:《甘泉鄕人稿》卷六,《淸代詩文集彙編》第57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4頁，④博斯年撰:《故書新評》（一）.載於氏著《中國古代思想與學術十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頁。⑤傅斯年撰:《故書新評》（一），《中國古代思想與學術十論》第230頁⑥陳直撰:《史記新證》陳氏自序,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頁=⑦依次為中華書局1982年版《史記》冊數、頁數、行數.下同。⑧依次為中華書局1981年版《史記志疑》冊數、頁數,行數,下同。⑨[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七,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21頁。

與今本《史》文有異，故以“其”字為衍文。李人鑒駁梁氏曰：“此當讀‘逐其故主’句，‘趙王乃北居代’句，‘餘以為不可’句。此《紀》上文云：‘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又云：‘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又云:‘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颱。’此三事，即陳餘所謂‘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者也。趙相張耳而使王趙，燕將臧荼而使王燕，齊將田都而使王齊:此即（陳）餘所謂‘王其羣臣諸將善地’。臧荼逐韓廣之遼東,《紀》有明文;張耳而王趙地，則趙王歇為所逐矣;田都而王齊地，則齊王（田）市亦為所逐矣:此即陳餘所謂‘逐其故主’也。（陳)餘所謂‘逐其故主’，兼上述三事言之,非指其一端，則不當讀‘逐其故主趙王’六字為句明矣。（陳)餘旣舉事例以明項羽之為天下宰，不平，因請田榮資之以兵擊常山以復趙王，乃曰‘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此即（陳）餘藉以請田榮資之以兵之由也。如此絕句，上下文乃悉可解，而‘故主’上‘其’字亦不必從梁氏說以為衍文矣。”⑩今考《高祖本紀》載漢王數項羽曰：“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索隱》：“（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索隱》之說可證李氏為確。《漢書•高帝紀上》同作“徙逐故主”■。可證讀此《紀》“逐其故主”為句不誤。《張耳陳餘列傳》載陳餘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漢書•張耳陳餘傳》同作“今趙王乃居代”■。可證讀此《紀》“趙王乃北居代”為句不誤。二、不明《史》法之例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史記》卷三〇《平準書》,4/1424/12)梁玉繩:“初先是往”四字疊用，殊乖文義，當依《漢志》作“先是十餘嵗’。(2/828/2)今按初”、“先是”、“往”同義，此乃史公行文慣用繁重字之例,不必依《漢⑩李人鑒撰:《太史公書校讀記》,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頁。⑪[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八,第376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八,第377頁。■[漢]班固撰:《漢書》卷一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4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八九，第2581頁。©[漢]班固撰：《漢書》卷三二，第1838頁。

志》刪“初”、“往”兩字。劉淇《助字辨略》“先”字條，有云《漢書•食貨志》:‘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先是,追原之辭也。《史記•平準書》作：‘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初先是者，重言也。往亦先是之辭,此以四字為重言者也。”■《史》文多重言，有重兩詞者，有重三詞者,亦有重四詞者。重言乃《史》文常例，不可輕易定為衍文而刪改。重兩詞之例：《鄭世家》：“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旣云“初”，復言“往年”；《陳杞世家》：“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旣云“後”，復言“苗裔”。重三詞之例：此《平準書》之“初先是往”，旣云“初”,復言“先是”，又言“往”；《項羽本紀》：“孤特獨立而欲常存。”■旣云“孤”，復言“特”，又言“獨”，而《漢書•項籍傳》作“孤立而欲長存”■，是《漢》減《史》“特”、“獨”兩字。重四詞之例:《曹相國世家》：“（曹）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旣言“掩”，復言“匿”，又言“覆”，後言“蓋”;《伯夷列傳》：“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旣言“彰”，復言“明”，又言“較”，後言“著”。楚惠王之徒與（葉公)共攻白公,殺之。（《史記》卷四〇《楚世家》,5/1718/14)梁玉繩:《左傳》云：“白公奔山而（自）縊。”非殺之也。（2/1020/2)今按：考《十二諸侯年表》：“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伍子胥列傳》：“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則《年表》、《子胥傳》文同《左傳》。今考《國語•楚語下》：“（葉公）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則與《楚世家》之文吻合。鄙意，葉公攻白公，白公之徒敗，白公亡走山中自殺，然則白公之自殺，無異葉公殺之矣。史書記載雖有小異，其實則同。考本《世家》：“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宣公十二年《左傳》：“楚殺子玉。”■然考僖公二十八年《左傳》“（子玉）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⑩[淸]劉淇撰、章錫琛校注:《助字辨略》卷二，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7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四二,第1767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六,第丨583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七，第308頁。■[漢]班固撰:《漢書》卷四三,第丨叩5頁.㉑[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五四，第2030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六一，第2125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四，第681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六六，第2182頁。■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532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四〇，第丨698頁。■[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二三，[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83頁

而後喜”杜預注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而《晉世家》一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曰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是子玉兵敗，楚成王欲殺之,子玉乃自殺，則子玉之自殺，無異成王殺之矣,故史書一言子玉自殺，一言成王殺之，其實則同。考《越王句踐世家》：“（句踐）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吳世家》：“（夫差）遂自到死,越王滅吳。”■《國語•吳語》：“（夫差）遂自殺，越滅吳。”■然考《伍子胥列傳》：“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鞦。”■《仲尼弟子列傳》：“(越王）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是夫差兵敗，自殺，乃越王逼殺之，則夫差之自殺無異越王殺之矣,故史書一言夫差自殺，一言越王殺之，其實則同。《史》敘白公、子玉、夫差三事，相互參證，其筆法可明。(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史記》卷四五《韓世家》,6/1865/4—1866/1)梁玉繩：（韓厥，晉景公之三年）王孝廉曰：“‘韓厥’字疑衍。”（3/1091/1)今按:梁氏辨此，全襲王說。其實，史公不嫌此與上文“韓厥”字重，因下文敘韓厥事，故特標出“韓厥”兩字，《史》文自有此例。韓兆琦弓丨謝孝蘋駁王孝廉說:“（韓厥）二字非衍，‘晉景公之三年’以下所述皆韓厥事，標出‘韓厥’二字，不嫌與上文重。同在晉景公三年史公述趙朔事,亦標出‘趙朔’二字,見《趙世家》。可見此乃史公行文體例，非衍文。”■今考《趙世家》：“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此即謝氏所舉之例，則於“晉景公之三年”上不嫌重出“趙朔”兩字。今又考《殷本紀》：“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則於“自契至湯八遷”上不嫌重出“成湯”兩字。再考■[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一六,《十三經注疏》第1826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九,第1677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九,第1668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四一,第1745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一,第1475頁。■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第562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六六,第2181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六七，第2200頁。■韓兆倚撰:《史記箋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9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四三,第1782—丨783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第92—93頁-

《趙世家》:“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至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則於“晉獻公之十六年”上不嫌重出“趙夙”兩字。此兩例亦可作謝說之證。三、不明訓詁之例傷困頃公。（《史記》卷三九《晉世家》,5/丨678/4)梁玉繩：“傷”字非。(2/994/12)今按:考此《世家》:“(晉景公）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吿急衞,衞與魯皆因郤克吿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衞共伐齊。夏，與（齊）頃公戰於搴，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飮，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瀧川資言云：“中井積德曰：‘據《左傳》，頃公無傷事。’愚按:公右乘逢丑父傷股,此誤合為一。”■梁氏、中井氏、瀧川氏皆認為《史》文此處不當作“傷”字。齊、晉*之戰，據成公二年《左傳》，齊頃公與其右(逢丑父）易位，將及華泉，驂娃於木而止,被韓厥追及，“（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飮。鄭周父御佐車,宛筏為右，載齊侯以免，頃公確實無傷事。今考《呂氏春秋•順民篇》“吾國不足以傷吳”高誘注：“傷，敗。”■《分職篇》“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高誘注:“傷，敗也;危，亡也。《天官書》“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索隱》：“傷成鉞者，傷，敗也,言王者敗德，亦先成形於鉞，以言有敗亂則有鉞誅之。然案《文耀鉤》則云‘德成潢，敗成鉞’。”■則“傷”可訓為“敗”，《天官書》作“傷成鉞”，讖緯《文耀鉤》則作“敗成鉞”，尤其明證。《晉世家》此作“傷困頃公”者，即“敗困頃公”，謂“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事。太史公讀秦楚之際。（《史記》卷一六《秦楚之際月表》,3/759/5)梁玉繩讀”字未安，豈讀《受命譜》乎？（見《漢書•年表序》中）然文義未全,與《高祖功臣表序》云广余讀高祖侯功臣。”同一語病。（1/455/4-5)®[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四三,第丨780—1781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九，第1678頁。⑪[日]瀧川資言考證、[日]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三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86頁。■[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二五,《十三經注疏》第1895頁。■[戰國]呂不韋撰、陳奇猷校注:《呂氏春秋新校釋》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頁■[戰國]呂不韋撰、陳奇猷校注:《呂氏春秋新校釋》卷二五,第1672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二七,第1303頁

今按:今考《惠景閒侯者年表序》：“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讀高祖侯功臣。”■梁氏不明“讀”字文義,故謂史公有語病。考《詩•牆有茨》“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鄭《箋》：“抽猶出也。”■《太玄•玄瑩篇》：“抽，理也。”■《太史公自序》“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集解》引徐廣曰：“紬音抽。”■《索隱》弓丨如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弓丨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則知“讀”有抽繹、理董、綴集之義。史公於此《月表》言“讀秦、楚之際”者，“讀”謂抽理、理董之，謂綴集秦、楚之時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史公抽理、理董漢初列封故事，故曰“讀列封至便侯”；抽理、理董高祖時之侯功臣故事，故曰“讀高祖侯功臣”0《說文》“讀，籀書也”段氏注曰：“籀，各本作誦，此淺人改也，今正。竹部曰：‘籀,讀書也。’讀與籀疊韻而互訓。《庸風》《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蓋籀、抽古通用。《史記》：‘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字亦作紬。抽繹其義蕰至於無窮，是之謂讀。故卜筮之辭曰籀，謂抽繹《易》義而為之也。《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諷謂背其文，籀謂能繹其義。太史公作《史記》，曰：‘余讀高祖侯功臣。’曰：‘大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大史公讀秦楚之際。’曰：‘余讀諜記。’曰：‘大史公讀《春秋曆譜諜》。’曰：‘大史公讀《秦記》。’皆謂紬繹其事以作《表》也。”■《史》作“讀”字自安，於義亦全。吞炭為啞。（《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8/2520/6)梁玉繩:下文豫讓與其友及襄子相問答，則不可言啞，當依《策》作“吞炭以變其音”為是。（3/1313/4)今按:梁氏不知《史》言“為啞”即《策》言“變其音”。李笠辨此駁梁氏曰：“啞者聲嘶也，幷非失其語言之本能，故仍能問答。《策》言變音，以明顯勝；《史》言為啞，以眞切勝。文字各有所長，梁說非也。”■朱駿聲辨“喝”字，云:“從口曷聲，按:音之歇也。《廣蒼》：‘喝,聲之幽也。’《莊子•庚桑楚》‘嗌不喝’崔注：‘喝,啞也。’《子虛賦》‘榜人歌聲流喝’郭注：‘言悲嘶也。’《後漢•張翮傳》■[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九，第977頁。⑰[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八，第877頁。⑱[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三，《十三經注疏》第313頁。⑩[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三，«十三經注疏》第3丨3頁。■[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七，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91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三〇，第32%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三〇，第3296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三〇，第32%頁。■[淸]段玉裁撰:《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頁。■[淸]李笠撰、李繼芬整理:《廣史記訂補》卷九，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頁。

‘音聲流喝’李賢注：‘流或作嘶。’按:聲破散而啞曰嘶喝。”■實“啞”聲之轉即為“喝”，有“聲之幽”、“聲破散”之義,“啞”非謂不能言語也。朱氏所見《莊子•庚桑楚》作“嗌不喝”，幷引崔注曰“喝，啞也”，今考《經典釋文》：“不嗄:崔本作喝，云:啞也。”■則《莊子•庚桑楚》“嗌不喝”本又作“嗌不嗄”，《轉注古音略》“嗄”字條曰：“嗌不嗄。嗄：崔本作喝。字書云：喝，嘶也。嗄與喝古字通。”■實“喝”、“嗄”、“啞”皆為聲之轉。《宋本玉篇》“嗄”字條曰：“所訝切，聲破。”■則“啞”字同有“聲破”之義。《戰國策•趙策一》“呑炭以變其音”諸祖耿曰：“‘變’上原作‘為啞’二字。”》則《策》文原誤作“呑炭以為啞變其音”，諸祖耿辨《策》此誤文引王念孫曰：“此《策》原文本作‘呑炭以變其音’。今本‘為啞’二字乃後人據《史記》加之也。不知‘為啞’即是‘變其音’，故《戰國策》言‘變音’而不言‘為啞’，《史記》言‘為d亞’而不言‘變音’也。《史記索隱》引此《策》曰：‘豫讓呑炭以變其音。’《呂氏春秋•恃君篇》曰：‘豫讓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呑炭以變其音。’《鴻烈•主術篇》曰：‘豫讓漆身為厲，呑炭變音。’皆其明證也。”■王念孫以“為啞”即是“變其音”，此說甚是。考《新書•階級篇》：“吸炭變聲。”■言“變聲”者，亦同此義。今考《說苑•復恩篇》：“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呑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4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厲，呑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前言“呑炭更聲”，後言“呑炭為啞”，此乃“更聲”、“為啞”同義之明證。■[淸]朱駿聲撰:《說文通訓定聲》，武漢古籍書店1983年版，第665頁。■[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卷二八《莊子音義下•雜篇•庚桑》“不嗄”條，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91頁。■[明]楊愼撰、[淸]李調元校定:《轉注古音略》卷四《十卦》，《叢書集成初編》第1243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16頁。■[宋]陳彭年等編:«宋本玉篇》卷五《口部》，中國書店1983年版，第106頁。■[漢]劉向集、[漢]高誘注、諸祖耿編撰：《戰國策集注匯考》卷一八，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890頁。■[漢]劉向集、[漢]高誘注、諸祖耿編撰:《戰國策集注匯考》卷一八，第890頁。■[漢]賈誼撰、方向東集解:《賈誼集匯校集解》，河海大學出版社2_年版，第104頁。■[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六，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29—130頁。

四、不明古音之例(蒯成）鄲，（孝景）中元年，封媒子康侯應元年。《索隱》：“繅子紹封鄲。案:《漢志》屬沛郡,如淳引闞駟《州志》音多。”（《史記》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3/927/1/7)梁玉繩:鄲縣屬沛，蘇林音“多寒翻”。音“多”者非也，說在《經史問荅》。(2/555/10)今按:全祖望《經史問荅》：“(問）鄲侯周揲，蓋沛郡之鄲縣也。《史》、《漢》注皆音‘多’，而沈繹旃曰讀如字。何也？（答）繹旃之考正《史》、《漢》，皆見之於《水經注》中，甚有佳者，如‘鄲’字之音，足發二千年之謬。《漢書•周揲傳》引蘇林注‘鄲音多寒翻’，則固讀如字也。《史記•周揲傳》亦引林注,但云‘音多’，則斷脫去下二字，而《史》、《漢》二《侯表》所弓I亦然，《漢志》弓丨孟康之言亦然，《水經注》所弓丨亦然，則竟讀作‘多’字矣。然古小學書中無此音，自丁氏《集韻》出，添一條曰‘鄲音當何反’，則更無有疑之者矣。繹旃抉其謬而發之。”■全氏祖望以為“鄙”字當音“多寒翻”，以音“多”者為誤,梁氏從其說。如全氏所云,《史記•周蹀傳》及《史》、《漢》二《侯表》弓丨蘇林注’《漢志》、《水經注》弓丨孟康注,皆作(鄲）“音多”，獨《漢書•周蹀傳》引蘇林注作“多寒翻”，恐是《漢書•周碟傳》衍“寒翻”二字。王叔岷辨此曰：“《漢傳》鄲侯，蘇林曰‘音多,屬沛國’，明監本‘音多’下有‘寒反’二字，乃不明古音所妄加，非蘇林音本作‘多寒反’也。鄲從單聲，單在寒韻，多在歌韻。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鄲音多，全氏《經史問荅》之說不足據3”■今考《漢書•地理志上》“（沛郡）鄲，莽曰單城”孟康曰：“（鄲)音多。”《王先謙辨此引段玉裁曰：“鄲之音多，其音古矣。《史記•周揲傳》，《史》、《漢》二《侯表》，《水經注》皆同，《集韻》、《類篇》本之,不可易。”■引徐松曰：“全氏《經史問荅》據《漢書•周揲傳》引蘇林‘鄲，多寒翻’以駁之,非也。毛本無‘寒翻’二字。”■則《漢書•周揲傳》衍“寒翻”二字，且衍文從明監本來，全祖望據此誤本而有此誤說。考今本《漢書•周揲傳》“景帝復封（周）揲子應為鄲侯”蘇林曰：“（鄙）音多，屬沛國。”■此乃《漢傳》蘇林注原無“寒翻”二字■[淸]全祖望撰:《經史問荅》卷九《諸史問目荅盧鎬》，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8頁。■王叔岷撰:《史記斟證》卷一八,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797頁。■[漢]班固撰:《漢書》卷二八上,第1573頁。■[淸]王先謙撰:《漢書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20頁。■[淸]王先謙撰:《漢書補注》，第720頁。■[漢]班固撰:《漢書》卷四一,第2089頁。

之證今考《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戰”字下，師古曰鄲，沛之縣也。音多。”■《百官公卿表下》“單喉周仲居”師古日鄲音多。”■並“鄭”字音“多”之證。五、不明文字之例邦巽字子斂。（《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7/2225/15)梁玉繩:《索隱》本作“邦巽”，又云《家語》1巽’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避漢諱改。劉氏作‘邦巽’，音圭，所見各異。”因考今《家語》與今《史傳》同。《白水碑》作“邦巽，字子欽”，《通典》、《通考》、《宋史•志》並作“邦巽”。疑“欽”為“斂”之訛，“選”為“巽”之訛，“邦”及“國”為“邦”之訛。蓋“巽”與“激”字義協也。後人傳寫以“邦”與“邦”字相近而易“邦”為“邦”，又或⑩王念孫辨此曰《水經•淮水注》曰：‘苞水，東逕鄲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為侯國。音多。’（鄲音多）沈氏繹旃曰：‘《漢書•周蹀傳》“封（周）揲子應為鄲侯”蘇林音“多寒反”（沈氏所見本《漢書》此“寒反”兩字乃衍文，今本無—引者注），讀如邯鄲之“鄲”也。《史記•周揲傳》亦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造為“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酈《（水經）注》則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也。’念孫案:沛郡鄲縣之‘鄲’，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揲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鲖陽’下孟康曰‘銅音紂紅反’，此《傳》‘鄲侯’下蘇林曰‘鄲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鄲縣之‘鄲’，蘇林《周揲傳》注、孟康《地理志》注、酈道元《（水經)淮水注》、顏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百官公卿表》注、司馬貞《高祖功臣侯表》《索隱》，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記•周碟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鄲縣，孟康音‘多’，正與蘇音相合，豈亦脫去‘寒反’二字邪？且蘇林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也。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邯鄲’，‘邯鄲’二字皆無音，而‘戰侯’之‘鄭’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即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酈、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汪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為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鄲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幷有轉入哿、箇二韻者。《說文》‘驛，從馬單聲’，而《魯頌•駟篇》‘有驛有駱’之‘驛’音‘徒河反’。《說文》4籂，富_籂兒，從奢單聲，丁可切’。鼉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鼂鼉’已與犠、罷為韻（犠古讀若訶，罷古讀若波，說見《唐韻正》）。又《爾雅》‘癉，勞也’，癉音丁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並音丁佐反。《四牡篇》‘嗶嗶駱馬’，《說文》引作‘疼疼駱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哿、箇三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哿、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鄙’之音‘多’乎？而全氏謝山《經史問荅》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之謬也。”（[淸]王念孫撰：《讀漢書雜志》，張舜徽主編《二十五史三編》第三分冊，嶽麓書社1994年版，第120—121頁）王氏念孫之說甚精，足釋人疑，故全如上，毋煩辭費。■[漢]班固撰:《漢書》卷一六，第575頁。■[漢]班固撰:《漢書》卷一九下，第779頁。

取"邦”與“國”義相當而轉“邦”為"國”，均未可知。《索陳》不足全信，瞿九思反欲更“卸巽”為“邦選”，未免一孔之見。（3/1237/10-14)今按:梁氏所見本《史》文作“郎巽字子斂”,與今本異，故有此論。梁氏以“欽”為“斂”之訛，可從;古選、巽通用，非有訛文■。王念孫弓丨王引之曰：“作‘邦’者是也。古本若非‘邦’字,何以避諱作‘國’？《廣韻》：‘邦，國也。又姓，出何氏《姓苑》。’而‘邦’字下不云是姓。然則古無‘邦’姓，不得作‘郅’明矣。至唐初始誤為‘邦’，故劉伯莊音圭,而《通典•禮十三》、《唐書•禮樂志》及宋《倉頡碑》陰，幷仍其誤。《索隱》謂《家語》‘巽’作‘選’，而不云‘邦’作‘郢’，則《家語》亦作‘邦’可知。今本《家語》作‘邦’者,後人以誤本《史記》改之也。”■金鶚曰：“郎巽，《索隱》作‘邦選’，《文翁圖》作‘國選’，‘國’為‘邦’之諱，‘郎’當作‘邦’明矣。”■王引之、金鶚以古無“邦”（音圭）姓，且避諱作“國”字者當為“邦”，故斷定當作“邦”字。施之勉曰：“唐寫本隸古定《尙書》，《盤庚》*邦之臧’、‘邦之弗臧’作‘邦之臧’、‘郎之弗臧’,‘邦伯師長’作‘邦柏師長’，《說命》‘惟君萬邦’作‘惟君萬邦’，‘建邦設都’作‘建邦設都’，又《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作‘天毒降災荒殷郅’，是‘邦’即‘邦’字也。”■幷引羅振玉曰：“邦,篆文作杞，從车聲：古金文多從毛公鼎、子邦父甎、陳侯午敦則作從今隸或作‘邦’。《史記•孔子弟子傳》有‘邦巽’，他書亦作‘國巽’，則知‘郎’確為‘邦’字。”■又曰:“《史記索隱》作‘邦巽’，文翁《石室圖》作‘國選’，宋高宗《七十二弟子象贊》亦作‘邦巽’。‘郎’即‘邦’別字(見魏《崔敬邕墓誌》及隋《甯贊碑》），文翁《圖》作‘國’，辟漢諱改。”■王叔岷曰：“邦巽，景祐本、黃本、殿本亦皆作‘郎巽’。邦，古金文或作鸦，隸變作‘邦’，■王引之辨“魯邦異，字子斂”，有云《說文》曰：‘巽，具也又曰：‘僎,具也。’字亦作選,《齊語》曰：‘牛馬選具。’是也。（《廣雅》：‘具，備也。’）斂，亦具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法起焉。’楊惊注曰：‘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案:佛然為興起,則斂然為具備矣。斂之言僉也，檢也。《方言》曰：‘僉，皆也。’《爾雅》曰：‘檢，同也。’是具備之義也。巽與斂，皆有具備之義，故名巽字子斂"（[淸]王引之撰:《經義述聞》卷二二《春秋名字解詁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34頁）選從巽得聲，考《說文》：“選,遣也。從遣、巽•巽遣之，巽，亦聲:一曰選，擇也”（[漢]許愼撰:《說文解字》卷二下，中華書局1%3年版，第40頁）丁晏曰《說文》‘選’從‘巽’聲。古選、巽通用，若‘選耍’一作‘巽耍’可證也[淸]丁晏撰:《毛鄭詩釋》卷一“（舞則選兮傳》:選，齊”條，《續修四庫全書》第71冊，第347頁）水澤利忠校《史》“邦巽字子斂”曰巽，南化、楓、三:選。”（[日]瀧川資言考證、[曰]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六七，第丨352頁）並其證。■[淸]王念孫撰:《讀史記雜志》，《二十五史三編》第一分冊,第566頁。■[淸]金鶚撰:《求古錄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山東友誼書社丨992年影印本，第554頁，■尨施之勉撰:《史記會注考證訂補》，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153頁。■施之勉撰:《史記會注考證訂補》，第1153頁。■施之勉撰:《史記會注考證訂補》，第1153頁。

與音圭之‘郎’相亂，故‘邦巽’遂多作‘邦巽’者耳。”■可知：邦，古金文或作“鸦”，從“生”，而“胯”隸變作“郎”，故古書多“邦”、“郢”互作;唐寫本隸古定《尙書》“邦”多作“郅”字及孔子弟子“邦巽”又作“郎巽”字者,皆為例證;此讀如邦字之“邦”與讀如圭字之“郅”即文字學所謂“同形字”現象，兩字形體相同，而音、義皆異，此當為注意者;王引之謂古無“邦”（音圭）姓,是，然其不知作姓氏之“邦”亦可寫作“郢”(非音圭之“邦”)，誤以孔子弟子作“郎巽”者乃“邦巽”之訛;梁氏以作“郅”（音圭）字為是，以“邦”、“國”均乃“邦”字之訛，尤誤。六、不明通用之例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史記》卷一二五《佞幸列傳》，10/3191/3)梁玉繩:徐云：“遇，_作偶。”劉辰翁曰：“‘偶合’是。”（3/1453/4)今按:考《說文》：“偶，從人、禺聲又遇，從走、禺聲。”■《史•天官書》“氣相遇者”《索隱》：“遇音偶。”■則知“遇”、“偶”古音同。孫詒讓有云:“遇與稱通。《齊俗訓》云：‘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要略》云：‘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許注云：‘耦,字亦作偶。’《文子•守弱篇》襲此文，遇作偶。”■《詩•東門之池》“（彼美叔姬，可與晤歌）毛《傳》：晤，遇”陳奐曰：“遇與偶通。可與遇者，言叔姬可與君子配偶，«序》所謂‘思賢女配君子’是也。”■今考《周禮•大宗伯》“冬見曰遇”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爾雅•釋言》：“遇,偶也。”■《易•垢卦》彖辭：“垢，遇也。”■《說文》：“垢,偶也。”■《說文繫傳》：“遇，逢也。從走、禺聲。臣鍇曰:遇之言相偶也。”■《史•霍去病傳》“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不遇）謂遲留零落，不偶合也則知“遇”即“偶”。©王叔岷撰:《史記酙證》卷六七，第216丨頁。⑩[漢]許愼撰:《說文解字》卷八上，第丨67頁。⑩[漢]許愼撰:《說文解字》卷二下，第40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二七，第丨337頁。■[淸]孫詒讓撰、梁運華點校:《札迻》卷七《〈淮南子〉許愼高誘注》“（《原道訓》）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條,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26頁，⑭[淸]陳奐撰:《詩毛氏傳疏》卷一二,山東友誼書社1992年影印本，第636頁。■[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一八，«十三經注疏》第759頁■[晉]郭璞注、[宋]邢昜疏:《爾雅注疏》卷三，《十三經注疏》第2584頁。■[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五，《十三經注疏》第57頁。■[漢]許愼撰:《說文解字》卷一二下，第265頁。■[南唐]徐鍇撰:《說文解字通釋》卷四《繫傳一》，《四部叢刊初編》第14冊，上海書店1989年版。■[漢]司馬遷撰:《史記》卷，第2932頁。

七、誤考之例景公十一年，（韓）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於鞍，獲逢丑父。(《史記》卷四五《韓世家》,6/1866/3)梁玉繩:事在十年。(3/1091/3)今按:考成公二年《左傳》：“(郤子）請八百乘，（晉侯）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衞。（六月）癸酉，師陳於搴。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逢丑父與公（齊頃公—引者注）易位。將及華泉，驂娃於木而止。鄭周父御佐車，宛筏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此即齊、晉毫之戰。《史》言“伐齊”，而《傳》言“救魯、衞”者，因齊伐魯北鄙,取魯龍邑（隆邑），還師而遇衛軍，與衛軍戰，衛孫良夫入晉乞師,晉救魯、衞，故《史》言晉“伐齊”而《傳》言“救魯、衞”也。《魯世家》：“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夏，公與晉卻克敗齊頃公於搴，齊復歸我侵地。”■據《左傳》、《魯世家》，事在魯成公二年,當晉景公十一年,與《韓世家》合。考《晉世家》：“（景公）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吿急衞，衞與魯皆因郤克吿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衞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峯，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飮,以得脫去。”■《齊世家》：“（頃公)十年春，齊伐魯、衞。魯、衞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衞，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於搴。逄丑父為齊頃公右。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娃於木而止。丑父使頃公下取飮，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衛世家》：“(穆公)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晉》、《齊世家》述峯之戰緣由較《韓》、《魯》、《衛世家》為詳，然皆繫於晉景公十一年（齊頃公十年、衛穆公十一年），《十二諸侯年表》記載此事亦在晉景公十一年■,與各《世家》合。《左傳》、《史記》記載幷無歧異,不知梁氏何據而言“事在（晉景公）十年”，其為誤說可知。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8/2517/7)■[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二五，引用有刪節，《十三經注疏》第1894—1895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三,第！537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九,第1678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二,引用有刪節,第1497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七，第1596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四,第621頁。

梁玉繩九年’乃“十一年’之誤。“春”字衍,當作“明年夏”。(3/1312/9)今按:考本《列傳》：“(吳王僚）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潔;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索隱》：“（九年而楚平王死）《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迪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又曰：“(將兵圍楚之澴）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又曰：“（四月丙子）注僚之十二年夏也,《吳世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又考《吳世家》：“（王僚)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潰。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3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飮。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遂弒王僚。”■《索隱》：“(十二年冬,楚平王卒）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按《十二諸侯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又曰（因楚喪而伐之）據《表》及《左氏傳》止合有十二年，事並見昭二十七年《左傳》也。”■據《索隱》所考:《吳世家》言“（王僚）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及《刺客列傳》言“（吳王僚）九年而楚平王死”皆誤,當作“十一年（冬）”；《吳世家》言“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因王僚止有十二年，且據《左傳》及《表》當作“十二年春”，故《刺客列傳》言“春，吳王僚欲因楚喪”，其“春”字上脫“明年”(即吳王僚十二年）兩字,“春”字不當如梁說為衍文;《吳世家》、《刺客列傳》言“四月丙子”，即吳王僚十二年夏四月。知《吳世家》、《刺客列傳》所繫時間多有誤，當據《表》、《左傳》訂正。今考《十二諸侯年表》：“(魯昭公二十七年）(吳僚）十二年。公子光使專諸殺僚，自立。”■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楚子居卒。”■《左傳》：“楚平王卒。”■昭二十七年《春秋經》：“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八六，引用有刪節，第2517-2518頁。'm[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八六，第2517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八六，第2517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八六，第2518頁。⑩[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一，引用有刪節，第1463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一，第丨463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三一，第丨463頁。@[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四，第660頁@[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二，《十三經注疏》第2112頁。@[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二，《十三經注疏》第21丨3頁。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二，《十三經注疏》第2115頁。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魯昭公二十六年當吳王僚十一年’魯昭公二十七年當吳王僚十二年，吳王僚在位止十二年,無十三年。據《春秋經》《傳》、《史》：楚平王死在吳王僚十一年冬;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在吳王僚十二年春;吳弒其君僚，王僚死在十二年夏四月（丙子）。事件依時間順次開展，梁氏以《刺客列傳》“春”字為衍文，非也，“春”字《吳世家》亦有，可證不為衍文，而是《吳世家》“十三年春”當校作“十二年春”，《刺客列傳》“春”字上脫“明年”兩字，且上文“九年”當校改作“十一年”，始合事之情。我們針對梁氏《志疑》一書,指摘其在具體考辨中存有上述若干種失誤,但學術著作大多如是,難以盡善，此亦常態。我們的目的不是否定其書之功績，而是為了更全面了解梁氏硏究《史記》之成就，更深入了解《史記志疑》一書之得失，更加明晰當時學者硏究《史記》之方法。如若讓我們來撰寫一部《史記志疑》,梁玉繩則會指摘出更多的錯誤。《史記》内容廣博,材料來源複雜，對其校勘、考訂均有較大難度。梁氏耗二十年時間硏究《史記》，撰成《史記志疑》一書，此書可資取之内容遠多於錯誤，錢大昕將其書與《史記》三家注並而為四,非誇誕之詞。金德建評《志疑》說（梁氏《志疑》一書）確能於三家注外，自成一家之言，惟小疵在所不免。”■甚為中肯。《史記志疑》成為學術名著，深受學界推重，自有其學術生命力，値得學界深入硏究。■[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二，《十三經注疏》第2115-2116頁。■金德建:《〈史記志疑〉訂正二則》，《文史》總第37輯（1993年）第263頁。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_絶示16期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Issue16*郭萬靑:河北唐山師範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基金項目：唐山師範學院博士基金項目“唐代類書引《國語》研究(2014A01)”階段成果。《白氏六帖事類集》（卷1-卷3)弓丨《國語》校證郭萬青*引言《白氏六帖事類集》爲唐白居易（772-846)編纂。《白帖》硏究以日本硏究較多，大陸、臺灣目前研究較爲少見。今大陸cnki所見論文唯二篇:宋建昃《試論〈白孔六帖〉的幾個問題》（《清華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和藺華《〈初學言己〉與〈白孔六帖〉比較研究》（上海師範大學2006屆碩士論文）。日本大學図書館の本をさがす得9篇，分別爲平井卓郞《白氏六帖を媒介としての古今六帖私考》（《國語と國文學》第32巻第1期，1955年）、金子和正《白氏六帖事類集紙背の宋代公牘斷簡》（《天理圖書館學報》第8輯,1957年）、山田英雄《白氏六帖事類集引書名、作品名索引初稿》（《中京大學敎養論叢》1994年第4期）、柳111順子《北京圖書館藏『新雕白氏六帖事類添注出經』殘卷について》（《中國文學論集》第26集，1997年）、柳川順子《『白氏六帖』炭門考》（《広島女子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紀要》新輯第3號，1997年）、柳川順子《『白氏六帖』禮部校箋》(《広島女子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紀要》第2號，1998年）、柳川順子《『白氏六帖』一一近世初頭における「古典用語の基礎知識」（特集中國の百科全書一一〈類書〉の歴史.その活用法）》（《Sinica》1998年第3期）、柳川順子《臺灣國立中央図書館蔵『新雕白氏六帖事類添注出経』について》（《広島女子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紀要》第6號,1的8年）、大渕貴之《伝世過程における白氏六帖の部立て増修:『藝文類聚』『初學記』による山部門目の增修を中心として》（《白居易硏究年報》2011年）。臺灣期刊論文網檢得有吳黎朔《聚舊成新一一類書〈白孔六帖〉初探》（《有鳳初鳴年刊》，2009年）、劉美玲《書有運-白氏六帖、孔氏六帖

的存散與流傳》（《故宫文物月刊》2012年第2期）2篇。根據晁公武（1105-1180)的記載，白居易《六帖》本不標注弓丨文出處，晁氏祖父爲之加注弓丨文出處。今所見之本，爲文淵閣四庫全書《白孔六帖》本和文物出版社1987年影傅增湘舊藏南宋紹興本。紹興本共三十卷,分六帖,頁碼以帖爲單元，不以卷爲單元。條目中有唯大字者，亦有大字下有雙行小字者。凡大字下有雙行小字條目，大字與雙行小字關係可分多種:（1)小字爲大字所在之文本；（2)小字爲大字下半句内容;（3)小字爲大字所出之典籍、通人；（4)小字是對大字内容的解釋；（5)小字與大字構成對仗或其他關係。審紹興本三十卷中，唯卷二六、卷二七、卷三◦無引《國語》條目，其他各卷均有。今審紹興刻本卷三〇與前二十九卷字體不甚同，似非同時刻者。今檢得宋紹興本《六帖》標有出處者96見，不標出處者尙有137處，共得233處。所引條目，悉本紹興本，每條後出頁碼8並用文源閣本《白孔六帖》以相參證。本文爲《白氏六帖事類集》卷I至卷3部分引《國語》校證。一、《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一引《國語》校證1.【駟見】國語云駟見而f霜駟房星也（卷一，頁14)【按】文淵閣本《白孔六帖》卷二同。審紹興年號在1131-1162年間，而宋刻宋元遞修本《國語》之初刻亦在南宋初年，故二本字體基本相同,字形亦基本一致。“員”字多作“貪”，因“口”、“人”可混同爲用。本條出《周語中》。遞修本、《百家類纂》本、閔齊伋本字作“隋”，金李本、張一餛本、《國語評苑》、道春點本、綠蔭堂本、四庫薈要本、文淵閣本、高螗《國語鈔》、董增齡本、秦鼎本作“隕”，黃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字亦作“憤”，《四部備要》本、《補正》、《詳注》、《集解》等已作“隕”。多本引字亦作“隕”，如《左傳正義》，唐韓鄂《歲華紀麗》卷三，邢昜《爾雅疏》,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宋歐陽修《新唐書》卷二七上,«記纂淵海》卷二，«春秋臣傳》卷一二，《冊府元龜》卷二五四，《玉海》卷一二,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卷八，《事類賦》卷五，《事類備要前集》卷三，《錦繡萬花谷》卷二，《山堂考索》卷五、續集卷二三，《卓氏藻林》卷二，《文章正宗》卷四，《通志》卷八九,《儀禮經傳通解》卷二二、卷二六,《類雋》卷二、卷三等亦皆作“隕”字。字作“霣”（“f”）者有《初學記》卷二、《北堂書鈔》卷一五二、《太平御覽》卷一四、《增修埤雅廣要》卷二、《事類賦》卷三、元佚名《群書通要》甲集卷三、《天中記》卷三、《卓氏藻林》卷一、淸梁章鉅《農候雜占》卷三、淸吳士玉《耕字類編》卷二六、淸張英《淵鑒類函》卷一〇，又宋陳起

編《江湖後集》卷九戴埴《雹》云駟見而霣,”®淸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卷六八引之，字亦作“霣'又明顧起元《說略》卷四引字作“殯”。又有引“隕”、“霜”倒者，如《事文類聚》前集卷四、淸姚佺《昌谷集句解》卷二《馬詩二十三首》之九、淸王玉樹《經史雜記》卷七《歴數節氣之度》所引即是。《說文•自部》：“隕，從高下也。”《雨部》云：“霣，雨也，齊人謂霞爲霣。一曰雲轉起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澹皭如霣”顏注云•/‘霣即隕字也。《左傳》宣一五年“有死無霣”洪亮吉云：“《史記》作‘隕’。”④《說文》無“須”字，玄應《衆經音義》卷三“尙殒”注云:“《字書》作‘隕’，同。”⑤是“隕”、“霣”、“殖”音同義通，同源字。字從“雨”者，以“霜”爲自然現象如“雪”等;字從“自”即一般義，從“步”則多指辭採爲負面者。就本文語境而言，用“霣”字最合語境，用“隕”字最合《說文》，用“殯”字則未可稱爲允當。或唐時有從“霣”之本，張以仁謂賈逵本即如此，或是。然自後世引《國語》之書看,凡字作“霣”者皆自《初學記》、《白帖》，非必有所據依。字作“隕”者則自《國語》。本句上下文云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淸風戒寒。”其他四句“而”字前後皆爲主謂結構，唯此一句“而”前爲主謂結構，“而”後爲動賓結構，或“隕”、“霜”倒文者改作之由。2.【災燁】國語火無災曰燁（卷一,頁16)【按】《白孔六帖》卷三同。淸吳兆宜《庚開府集箋注》卷一《燈賦》“輝輝朱燼”引《國語》“火無灾曰輝”。《淵鑒類函》卷三五九引與《白帖》引同。遞修本、金李本、張一棍本、綠蔭堂本、《國語鈔》、詩禮堂本、四庫薈要本、文淵閣本《周語下》作“火無灾燁”©，《國語評苑》、閔齊伋本、二乙堂本、道春點本、千葉玄之校本、董增齡本、秦鼎本、朝鮮活字本作“災”。黃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字亦作“災”。《冊府元龜》卷二六一、《通志》卷八九、宋洪適《隸釋》卷三《白石神君碑》、《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九、《天中記》卷一〇、明夏良勝《中庸衍義》卷六、淸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三八、阮元《經籍籑詁》卷一〇、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五、《古文淵鑒》卷五上、《說文通訓定聲》引字作“灾”。王昶《金石萃編》卷一①（宋）陳起:《江湖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丨357冊，頁831下。②（漢）許愼:《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丨％3影陳昌治覆刻平津館本，頁305上、頁241上。③（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點校本，頁2551。④（淸）洪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頁428:⑤（唐）釋玄應:《衆經音義》，《續修四庫全書》第198冊，頁42上。⑥遞修本注作燁，焱逛兒。天曰灾，人曰火。”金李本同，張一錕本、綠蔭堂本字作“貌”。《國語評苑》、道春點本、四庫薈要本、董增齡本、秦鼎本注作“起”、“貌”，文淵閣本注作“起”、“兒”。黃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注亦作“起”、“貌”。“灾”、“災”字與正文同。“兒”、“貌”古今字。又道春點本“焱”誤作“氣’0

七、吳玉仆《金石存》卷九弓丨《白石神君碑》與《隸釋》同。《太平御覽》、《記纂淵海》、《通鑒外紀》、《文章正宗》等弓丨字皆作“災”。《說文•火部》：“琿,光也。”“燁,炊也。”⑦檢古籍庫中唯《六帖》作“火無災曰”之語，其他文獻中不見,當屬引誤。“單”字亦作“阜”、“草”等,或因與“軍”字形相近而混。依韋注之釋，則“燁”爲形容詞。該句上下文爲:“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灾燁，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陰”、“陽”、“氣”、“行”、“心”、“數”皆爲名詞，且該幾句所成結構皆爲定中結構。如依韋注，則“灾燁”爲主謂結構。“物無害生”,則兪志慧云:“宋元遞修本同，鮑彪本與秦鼎本作‘物害無生’，於義兩可，但從句法的整飭上看，還是公序本稍優。”⑧兪說有二處混誤:（1)鮑彪本實爲張一錕本覆刻本,並非鮑彪本，此爲誤端；（2)“但從句法的整飭上看，還是公序本稍優”之“公序本”則不知所指。根據我們的認識,遞修本、張一餛本及其覆刻本、秦鼎本皆爲公序本系列，而一個版本系列中出現語序不同現象，此當是公序本版本系統内部不統一，固“公序本稍優”之說不通，此爲混同。今檢所見公序本中，張一鲲本、《國語評苑》、李克家本、道春點本、千葉玄之校本、綠蔭堂本、董增齡本、秦鼎本作“物害無生”，又淸閻鎭珩《六典通考》卷一九五引《國語》亦作“物害”，公序本他本則作“物無害生”，《白石神君碑》同。從整個語段看,當作“物無害生”。徐元誥《集解》謂生，疑與性通。物無害生，謂物無賊害之性也。”⑨兪志慧以爲“徐氏求之過深”，以爲“生”當作本字解，“係生命而非情性”，可從。審此四字句中，第四字所表事物皆爲第一字所表事物的一部分，則此“害生”亦當爲定中結構,而非動賓結構。“灾燁”雖爲主謂結構,然其整體所表示亦爲性狀，類於名詞性成份。3•【火見而清風戒寒國語】（卷頁23)【按】本條出《周語中》，今傳《國語》各本同，韋注云謂霜降之後，淸風先至，所以戒人爲寒備也。”《文選•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戒涼在肆杪秋即穸”李善注弓I賈逵云:“戒人爲寒備也。”⑩爲韋昭注之所本。4.【節事】范蠡曰：地以節事，言不至，不可彊生。（卷頁3)【按】《淵鑒類函》卷二三引與《白帖》同。《越語下》范蠡云:“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又云:“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又云:“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⑦（漢）許愼:《說文解字》，頁209下、頁208上。⑧兪志慧:《國語韋昭注辨正》，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頁42。⑨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96。⑩（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影胡克家本，頁798。

事不失。”又云:“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白帖》約略《越語下》之言,引“言”字當爲“時”字，審“時”字亦作“音”，與“言”近似，或因而致誤。韋注釋“與”爲“法”。《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節事者與地”之“與”作“以”，《索隱》云:“《國語》‘以’作‘與’，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韋昭等解恐非。”®蕭旭謂韋注是，《索隱》非。可從。5.【與塊】重耳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子犯受而戴之。注：有土之象。(卷一，頁5)【按】《國語•晉語四》、《左傳•僖公二三年》俱有本段故事。如下表:國語•晉語四左傳•僖公二三年史記•晉世家漢書•律歷志第一下文公在翟十二年……乃行,過五鹿，乞食於SAoSLÀ舉塊以毁之，公子怒，將盤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十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u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首,受而載之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衞，衞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艺JÈ於野上，野人與之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故《傳》曰：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五鹿，乞食於懋人，懋人舉由而與塊，公子怒,欲鞭之U子犯曰天賜也。”之.子犯曰：“天賜^後十二年，必獲lit.+.o崴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從上表可以見，《白帖》所引實本《左傳》，唯“載”字作“戴”，“戴”、“載”音近義通，《釋名•釋姿容》云：“戴，載也，載之於頭也。”段玉裁《說文注》云：“‘戴’又與‘載’通用，言其上曰‘戴’，言其下曰‘載’。”®是《白帖》作“戴”字亦通，唯不與《國語》、《左傳》“載”字同。《晉語四》的路線爲：翟—五鹿一齊—衞;《左傳》的路線爲:狄—衞—五鹿—齊。《史記》與《左傳》同,《漢書》與《晉語四》同，又《十二諸侯年表》亦與《晉語四》同。先衞先齊，是非莫明，或有從《左傳》者，或有從《國語》者。李隆獻考求頗詳，然最後仍“難以確說重耳究先過衞，抑先入齊”，終“以《左傳》之說較合情理”®，王靖宇亦從李隆獻之說。《國語》各本中,公序本系統每字作“翟”而明道本系統則每作“狄”，此其大端。審遞修本中亦有作“狄”者，黃刊明道本中亦有作“翟”者。《國語》、《史》、《漢》皆作“過五鹿”，《左》作“出”，因前有“過衞”，“五鹿”爲衞地,“出”者，出衞而過於五鹿。洪亮吉《春秋左傳詁》云《外傅》作‘野人舉塊而之’，《史記•晉世家》作‘野人盛土器中進之’，《漢書•律歷志》作‘乞食于野人，野人舉由而與之’。按⑪（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唐）司馬貞、（唐）張守節注:《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點校本，頁1741。⑫（淸）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經韻樓本，頁105上。⑩李隆獻:《晉文公復國定霸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8年版，頁135-144.

《說文》：‘由,墣也,從土從一屈，象形,或從鬼。’是‘塊’當依《漢書》作‘由’爲正。但《釋文》、《石經》等並作‘塊’，今姑仍之。”®陸德明《經典釋文》弓丨《說文》云:“塊，俗甴字。”©然“塊”字行之久，“由”反爲不習見之字^《說文•土部》云懋，古文野，從里省，從林。”©而《甲骨文編》、《續甲骨文編》、《金文編》所收字形皆從“土”、“林”。《漢書》用“懋”字與用“由”字之理同，蓋皆古文正字。淸邵泰衢《史記疑問》卷中云：“今曰‘土器中進之’，是盛食于土器而進之也。以土器爲有土，又安往而不得土哉?”©淸佚名《史記疏證》說同。此實誤解《史記》之文，“盛土器中”者，“盛土於器中”也，故“盛”在本句中爲雙賓語動詞，“土”爲近賓語而“器中”爲遠賓語，非“土器”連言。“盛土器中”之言類於“由”字之造意。論者三爲子犯而一爲趙衰，梁玉繩以作“趙衰”者非，恐亦所據未同，難言是非者’王靖宇則認爲:“«史記》似乎不願突顯狐偃的機智和計謀，所以把這句話改由趙衰說出。”®亦可備一說。以《晉語四》子犯之語爲最詳。“天賜也”爲總論。後則分別述之，蓋以求其應驗。故柳宗元《非國語》云：“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已有衛土，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子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淸王懋竑《讀書記疑》卷一一云：“《內傳》只云‘天賜也’，此增以‘十有二年’幷及‘戊申之日’，明係附會。”®此固以《國語》爲史而不以之爲“語”，故有此說。6.【崞辉】天策蟬蟫,無光兒。（卷一,頁7)【按】《白孔六帖》字作“策”、“貌”，“策”爲“策”之俗字,因“束”、“朿”形近而混。《左傳》、《國語•晉語二》並有之，《漢書•律歷志》、《五行志》亦皆引之。韋昭云:“焊焊，近日月之貌也。”杜注云:“焊焊，無光耀也。”■顏注唯釋音，不及義。《開元占經》卷一一三、«禮部韻略》、《古今韻會舉要》等字書引與杜注同，《冊府元龜》卷八九四引杜注字作“曜”。陳祿《翼解》卷四云杜注《左傳》與韋解大略相同。杜訓‘焊焊’爲‘近日星微無光耀也’，本《玉篇》爲說也。韋則曰：‘焊焊,近日月之貌也。’蓋星有見伏逆蜚，近日月則伏而無光矣。是韋亦以‘無⑭（淸）洪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同前，頁310,⑮（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宋刻宋元遞修本，頁601、頁1616。⑩（漢）許愼:《說文解字》，頁290下。⑪（淸）邵泰衢:《史記疑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8冊,頁702下,:，⑩（美）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硏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頁54c⑲吉林師範大學歷史系:《柳宗元〈非國語〉譯注（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頁49,⑳（淸）王懋竑:«讀書記疑》，《續修四庫全書》第丨146冊，頁344上。©(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頁丨795下。

光耀’訓‘焊焊’也。《說文》：‘焊，明也。’《玉篇》‘無光耀’之訓，亦反相爲訓也。”®焦循《春秋左傳補疏》卷二則云：“焊焊屬日不屬星，杜以爲‘無光耀’非是。星無光耀而日出，則焊惇。‘天策焊焊’言天策所在之處日光焊焊也。”®焦說可從，則韋注勝於杜注。7.【海鳥避】爰居止於魯東門，展禽曰：其海有災乎？廣川之高，鳥獸恒知避其災。是歲，海果大風，故避之。（卷一，頁12)【按】《白孔六帖》卷二同。《類筒》卷一引與《白帖》同而作《左傳》曰。遞修本《魯語上》：“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灾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灾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燠。”《白帖》引“海其”作“其海”，雖語序有變，“其”之語法功能則同，皆爲推度副詞。引“高”字或衍。金李本、張一餛本、綠蔭堂本、詩禮堂本與遞修本同，《國語評苑》、閔齊伋本、道春點本、董增齡本、秦鼎本字作“災”。黃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二曰”作“三日”，字作“災”、“援”，四庫薈要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秦鼎本從明道本作“三日”，前三者字與綠蔭堂本同，後者作“災”。又《白帖》、遞修本、金李本、張一媪本、綠蔭堂本、《國語評苑》“恆”字闕末筆避宋諱,董增齡本則字作“恆”。審《說文》“恆”字形作“搏”，“恆”當爲篆書直接楷化形式，而“恆”則隸化以後字形。“二日”、“三日”與“爰居”之辨，詳參拙稿《〈藝文類聚〉弓I〈國語〉斟正四則》。又《莊子•至樂篇》約略《魯語上》故事云：“昔者海鳥止於魯郊……三曰而死。”此爲“三日”最早記載，後作“三日”者或本此。陳緣《國語翼解》卷三云《玉篇》作‘鶬鵾’，《廣韻》作‘鶬居’，非。,陳氏實誤，爰居鳥名，故加“鳥”旁以明之，所在多有，不可爲非，古書中固多作“鶬賴”者。又凡《國語》各語記事，本國語記本國事，不當出本國字，故此處之“魯”字不宜有。“煖”、“燠”異體字，《說文》並收“煖”、“燠”二字，《九經字樣》云：“燠煖，慄，上溫也。上《説文》，正‘溫燠’字。下本音‘暄’，齊馮煖名。今經典相承以爲‘溫煖’字。”®《正名要錄》亦以“燠”爲正，“暖”爲相承用之字。《玉篇》、《廣韻》雖分別釋之，亦“燠”字在前而“煖”字次之，《類篇》“燠煖”同注,《集韻•緩韻》“燠煖暖喫”四字同注,然皆以“燠”爲首字’是皆以“燠”爲正。又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〇“燠性”注云：“賈逵注《國語》云：‘燠，溫也。’或作‘煖’，俗用,@(淸）陳缘:《國語翼解》卷四，淸光緖間廣雅書局刊本，本卷頁20©(淸）焦循:《春秋左傳補疏》，«續修四庫全書》第124冊，頁455⑭（淸）陳緣:《國語翼解》卷三，本卷頁5。©(唐）唐玄度:《九經字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4冊，頁301下。

非也。”®或公序本用“煙”字之由。他書弓丨《國語》作“海多大風”，唯《白帖》作“果”，從語境看,最後一句話是對展禽“海其有災”推測的驗證，若從以結果印證推斷的角度看，《白帖》“果”字更適合語境，因其後尙有“故避之”三字，即從敘事者出發。而《國語》則用“多大風”、“冬燠”來說明“災”的事實性發生。故《白帖》雖不與《國語》同，然亦可通。二、《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二弓I(國語》校證8.【土聚】國語：山，土之聚。（卷二，頁29)【按】《白孔六帖》卷五同。本條出《周語下》，《周語下》本文作“夫山，土之聚也”。《古今韻會舉要》入聲“澤”字注引《國語》與《白帖》同。《爾雅•釋山》郝懿行《義疏》云：“《周語》云：‘山，土之聚也。’是山包土石爲名。”@可作正文訓詁看。9.【不崇藪澤】崇，髙也。見國語。（卷二,頁34)【按】《白孔六帖》卷五同。今《周語下》云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韋注云:“崇,高也。”則《白帖》大字弓丨多一“澤”字，注實爲《國語》注，非《國語》正文。又《楚語上》“崇高”連言一見,從《白帖》引文可知，非《楚語上》文。10.【物歸】國：澤，水之鍾也。藪，物歸也，物所生也。（卷二，頁34)【按】《白孔六帖》卷六同。今《周語下》云:“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物之歸也”下韋注云:“物所生歸也。”是《白帖》“國”下脫“語”字，又混“藪”正文與注而言之。11.【三虞】國語:澤立三虞。（卷二，頁35)【按】《白孔六帖》卷六同。今《齊語》云：“澤立三虞。”《管子•小匡》同。韋注云《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有者。”12.【無沉氣】國語:水無沉氣（卷二,頁37)【按】《白孔六帖》卷六同。今《周語下》云：“水無沈氣。”韋注云：“沈，伏也。”《白石神君碑》、《太平御覽》卷七二、《冊府元龜》卷二六一、《通志》卷三上、《經濟類編》卷七七、《類雋》卷六字作“沉”，《文選》李善注、《通鑒外紀》卷一、«記纂淵海》卷一、《文章正宗》卷四、《通志》卷八九、《古今韻會舉要》卷六、《天中記》卷一◦、《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九引作“沈”，與《國語》同。“沈”亦“沉”也。“尤”、“冗”爲聲符通用之字，拙稿《小學要籍引〈國語〉酙正》已指出。《增@(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續修四庫全書》第196冊，頁408下。⑰（淸）郝懿行:《爾雅義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郝氏家刻本，頁871。

修互注禮部韻略•侵韻》云：“沈，亦作沉。”“沉,俗作沉。”Ü心韻》云湛，投物水中亦作‘沈’、‘沉’。”®《正字通•水部》沉，俗‘沈’字。”@是“沉”、“沈”用同。13.【闍】國語：周靈王時，榖洛二水關，ÜÍ毁王宫，王乃壅之，後王室大亂。(卷二，頁43)【按】《白孔六帖》引字作“鬭”、“将”。“門”、“鬥”形近,《玉篇•鬥部》云：“鬥，今作門，同。”@故古書中字從“鬥”者亦多作“門”，如金州軍刻本《集韻•覺韻》云:，«也。”二“鬥”形皆作“門”o審潭州宋刻本、明州刻本、述古堂影宋鈔本、楝亭本、萬有文庫影日本天保九年（1838)重刻顧廣圻補刻本並同，文淵閣四庫本注字則作“鬭”。再如黑水城殘卷本、覆元泰定本、宋巾箱本、澤存堂本、《鉅宋廣韻》、《古逸叢書》覆宋本等《廣韻•候韻》字皆作“關”，而符山堂本則作“鬬”。“胖”、“将”皆爲“將”之異形，辨詳見拙稿《宋刻宋元遞修本〈補音〉、〈國語〉比勘》。遞修本《周語下》云:“靈王二十二年，穀洛_，W毀王宮，王欲壅之……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金李本與遞修本同。張一錕本、道春點本、詩禮堂本、四庫薈要本、二乙堂本、綠蔭堂本“穀”作“穀”，又道春點本、秦鼎本“鬭”作“闘”，錄蔭堂本、二乙堂本字作“將”，董增齡本字作“穀”、“鬭”、“將”，四庫薈要本、文淵閣本字亦作“鬭”，《百家類纂》本與張一鲲本同。黃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字作“穀”、“脐”。又《擇是居叢書》據影鈔宋本翻雕本《經子法語•國語》字作“，南圖藏淸抄本則作“鬥”，恰可與《集韻》之釋相印證。“穀”、“穀”之辨詳見拙稿《宋刻宋元遞修本〈補音〉、〈國語〉比勘》。依《玉篇》之釋，則“闘”爲“鬪”之異形。《說文•鬥部》唯收“鬭”字,《干祿字書•去聲》云：“闢闘關,上俗中通下正。”®《類篇.鬥部》亦唯收“鬬”字，注云俗作吹”述古堂影宋鈔本《集韻•候韻》云鬭，俗作閟，非是。”@文淵閣四庫本同，而金州軍刻本、潭州刻本、南宋明州刻本、楝亭本、萬有文庫影曰本天保九年（1838)重刻顧廣圻補刻本注字作“闞”’則“關”(“問”）爲“鬬”之異形可知，從示音效果而言，“wr(“問”）更勝。由此一字亦可見一書之中從“鬥”從“門”亦混同不別，從規範用字角度言，字當以從“鬥”爲是。則各本之中以董增齡本用字爲最規範，《國語鈔》、《四部備要》本、《補正》、《詳注》與董增齡本⑳（宋）毛晃增註,（宋）毛居正重增:《增修互注禮部韻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7冊,頁423下、頁540上。®(明）張自烈撰，（淸)廖文英續補:《正字通》，《續修四庫全書》第235冊，頁6下。®(宋）陳彭年等:《宋本玉篇》，頁丨28。@施安昌編:《顏眞卿書干祿字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頁56®(宋）丁度:《集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述古堂本，頁61氕

同。《白帖》爲約略《周語下》故事而言之，字作“乃”者，以《白帖》約略之言未弓!太子晉進諫之語，故用“乃”不用《國語》原文“卒”字。14.【Si川導滯】封植九穀，國（卷二，頁34>【按】《白孔六帖》卷五同。遞修本《周語下》云：“跤川道滯……豐嫿九藪/’金李本字作“殖”，他與遞修本同。張一餛本、道春點本、秦鼎本字作“豐”、“殖”,《國語評苑》字作“昱'“殖”，閔齊伋本、四庫薈要本、文淵閣本、《國語鈔》、董增齡本字作“疏”、“豐”、“殖”，詩禮堂本字作“豐”、“边”。黃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字作“導”，與《白帖》引同。“足”、“疋”本同字，故“疏”得作“跋”。審《漢隸字源•東韻》“豐”字下即收“豆”上構件作“曲”之形，則“豐”之爲“豊”久矣。《碑別字新編》、敦煌俗字中亦多見。“豐”則爲“豐”字上構件“自”由“山”、“丰”、“丰”組合改爲“m”上加一橫，亦可看作“曲”、“十”組合，筆劃簡便而易寫。“殖”、“埴”之異在“步”、“歹”形不同，而實一字,正當作“步”，詳參拙稿《宋刻宋元遞修本〈補音〉、〈國語〉比勘》。“道”、“導”古今字，審公序本上下文亦用“導”字,此處則用“道”。《白帖》注“國”後脫“語”字。然所引“封植九穀”非出《國語》。《國語》“封植(殖）”連言僅1見，在《吳語》“封殖（植）越國”®，《國語》“九”字41見，無與“穀”字連言者。《國語》中“穀”、“殖”同現者3見，《周語上》：“穀乃不殖。”《魯語上》:“能殖百穀百蔬。”《鄭語》:“周棄能播殖百穀：無“封”字同現之例。審隋王通《元經》卷八、李延壽《南史》卷七九云：“地植九穀。”又《梁書》卷五四：“備植九穀。”《魏書》卷一一〇：“生殖九穀。”《文選•束皙•補亡詩六首之三》：“靡田不殖九穀广《隋書》卷七：“播殖九穀。”或《白帖》本此立意而誤繫於《國語》。15•【五湖】（卷二，頁42)【按】《白孔六帖》卷七“五湖”上有“白”字,衍。《國語》“五湖”5見。傳世文獻中亦以《國語》“五湖”爲較早出。文獻中對於“五湖”是指一湖之名，或指五湖之總稱,或指地名,尙無統一意見。酈道元《水經注》卷二九云:“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塥湖也。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漭’，蓋言江水經緯五湖,而苞注太湖也，是以左丘明述《國語》曰‘越伐吳,戰于五湖’是也。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兼攝通稱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J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徐鍇《說文繫傳》然虞、韋之說，可從。⑩遞修本、金李本等公序本系統字作“殖”，黃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字作“植％淋（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頁684

16.【范è】句踐旣滅呉，雪會裙之恥，於是范蠡乃乗扁舟、泛五湖而不反。(卷二，頁42)【按】《白孔六帖》卷七字作“精”’他則同。“择”、“待”皆爲“稽”字之異形。《說文》字作“緻”，楷化作“稽”。《九經字樣•匕部》云旨脅，上《說文》，下隸省。”®“脅”又寫作“f”，見《字鑑•旨韻》。審宋刻中構件“"”與““”多混用，如“每”、“復”每作“臭”、“每”，拙稿《宋刻宋元遞修本〈補音〉、〈國語〉比勘》已詳辨之，可參。依例，貝『^”亦可寫作“有”，又“尤”省去點而作“尤”，《漢隸字源•尤韻》“尤”字下即收“尤”形，類於無點之字。黃征《敦煌俗字典》云俗字‘尤其’之‘尤’多可無‘、’，二字區別須以上下文文意作爲判斷依據。”@故“尤”、“尤”得爲異體。是“精”右上構件可得爲“尤”。“ft”、“精”二形《異體字字典》皆未見收，當補。范蠡泛五湖故事並見於《國語》、《吳越春秋》與《史記》，見下表:國語•越語下（遞修）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逸史本}史記•貨殖列傳（同文書局）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裔辭於王曰……遂乗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檑。范蠡議欲去徼倖，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焱辭於王曰……乃乗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旣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從表中可見，“雪會稽之恥”唯《史記》有之,“五湖”則《國語》、《吳越春秋》有之，“扁舟”則《吳越春秋》、《史記》有之，是《白帖》雜合《國語》、《史記》、《吳越春秋》而爲之說。“乗”、“乘”異體字，《說文》字作“t”，措化爲“棄”，“乗”爲隸省之字，《玉篇•桀部》云免，古文；乗，今文。”■“乘”字晚出，《正字通•J部》猶云乗，舊本從‘北’作‘乘’，竝非。”■《字彙補•j部》則收“乘”字。今則以“乘”爲通行字。淸朱亦棟《羣書札記》卷一三“扁舟”條即引《吳越春秋》、《國語》本事而云：“‘扁舟’即‘輕舟’也。”■言“扁”者重在舟本身之體積，言“輕”者重在舟行之緩急與吃水淺深。《吳越春秋》則“出”、“入”相對爲義。《說文•水部》云泛，浮也。”@是“浮”、“泛”義同。17.【乗舟】范蠡。(卷二，頁43)【按】《白孔六帖》卷七同。詳見上。18.【竭】史：昔伊洛竭而夏亡。（卷二，頁43)【按】《白孔六帖》卷七字作“竭”，他同。“曷”之構件“匂”亦作“匄”，因©(唐）唐玄度:《九經字樣》，《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4冊，頁303上。■黃征:《敦煌俗字典》，頁612。■(宋）陳彭年等:《宋本玉篇》，頁528。■明）張自烈撰,（淸）廖文英續補:(正字通》,《續修四庫全書》第234冊，頁42下。■(淸)朱亦棟:《羣書札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155冊,頁174下。■（漢)許愼:《說文解字》，頁233下，

“亡”亦作“込”，又作“，與“匕”形近，故可作“竭”,《漢隸字源•月韻》“竭”字下所收“吋”、“吒”、“嗲’之形即此。本條出《周語上》，今傳《國語》各本、《史記•周本紀》同。《漢書•五行志》、《說苑•辨物》、《左傳》僖公十四年《疏》弓丨《周語》、唐李淳風《觀象玩占》卷一、《太平御覽》卷八八〇弓丨《史記》、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卷一五引《周語》、《文獻通考》卷三O—引《史記》、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一八下弓I«周語》、《繹史》卷一五四下引《史記》字作“雒”，他引則作“洛”字。汪遠孫《考異》因《說苑》以字當作“雒”，段玉裁云：“自魏黃初以前，‘伊雜’字皆作此,與雍州‘渭洛’字迥判。曹丕云：‘漢忌水，改洛爲雒。’欺世之言也。”又云：“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洛不見於《左傳》，傳凡雒字皆作雒。”®或汪氏之所本。淸錢儀吉亦謂段說爲是。如說段說,則“雒陽”字魏以前亦當作“雒”。審羅福頤《漢印文字征》“雒陽”字作“雒”。然即云河流，則後或以字從水作“洛”矣。19.【三川】伊、洛、濾。（卷二，頁43)【按】《白孔六帖》卷七字作“迷”，《玉篇•水部》有“迷”字，爲“髏”異體。《周語上》“三川皆震”韋注云：“三川，涇、渭、洛也。”《左傳》二十三年“周之亡也,其三川震”杜注、《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曰、《漢書•五行志》“周三川皆震”顏注與韋注同。又《元和郡縣誌》卷六《河南道》“莊襄王立為三川郡”注云：“三川，伊、洛、河也。”■班固《漢書》卷一上“斬三川守李由”注云：“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雒陽。”■則周之三川指涇、渭、洛,而秦置三川郡,因有河、洛、伊而得名。又“穀洛鬬”韋注下有“二水入於灑”，則或《白帖》有“灑”之所本。然審文獻之中“三川”唯作二解，無與《白帖》同者，又審《白帖》本卷下“淸洛”、“震”字注皆弓丨“三川”作“涇、渭、洛”，貝1」《白帖》此處或混誤。20.【鑠】衆口鑠金。（卷二，頁47)【按】《白孔六帖》卷八同。傳世文獻中“衆口鑠金”之出以《國語•周語下》爲最早。《史記》索隱引賈逵云：“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韋注與賈同。21.【鑄范裔】】范I】去越，越王勾踐思之，乃以良金鑄其形。（卷二，頁48)■（淸）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經韻樓本，頁141上、頁524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8冊，頁195上。■(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2年點校本，頁15、頁1555-⑭（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唐）司馬貞、（唐）張守節注:《史記》，頁2474

【按】《白孔六帖》卷八同。本處“勾”與上文“句”同，“口”、“入”可混用不別。就《國語》之大致言之，則“句踐”爲公序本之字，而“勾踐”爲明道本之字。此亦爲《白帖》約略《越語下》故事而言之。遞修本《越語下》云：“王命工以良金寫范】之狀而朝禮之。”《北堂書鈔》卷三四、《太平御覽》卷三九六、《駢志》卷一二、«經濟類編》卷一四、《文章辨體匯選》卷四九六、《山堂肆考》卷一三八、《繹史》卷九六下引與公序本同。黃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工”前有“金”字，宋朱長文《（元豐）吳郡圖經續記》卷下引與明道本同。汪遠孫以爲明道本“金工”之“金”涉下“良金”而誤衍，是。又《太平御覽》卷八一一、《冊府元龜》卷二四一、《事類賦》卷九、«焦氏類林》卷五弓I“命”作“令”，今所見《國語》各本中無字作“令”者，“命”、“令”義同。審《國語》“令”字作動詞、名詞、形容詞，唯作動詞者見於《齊語》、《晉語》、《吳語》與《越語》，則本處作“令”字亦通,未知《御覽》等確有所據抑臆改之。22.【妾不衣帛】季孫相魯，無衣帛之妾。（卷二，頁51)【按】《白孔六帖》卷八同，又《白帖》卷六“衣帛”條引同。《左傳》襄公五年:“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魯語上》云：“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史記•魯世家》：“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白帖》約略其事而言之。三、《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三引《國語》校證23.【衆心】國語:衆心成城。言以衆心為城。（卷三,頁54)【按】《白孔六帖》卷九同。《太平御覽》卷一九二引與《白帖》同。出《周語下》，韋注云:“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宋以後亦作“衆志成城”。24.【列樹】國語:周制有之，列樹以表道。（卷三，頁55)【按】《白孔六帖》卷九同。《周語中》云：“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黃刊明道本韋注云制，法也。表，識也。”所參公序本系統中除了四庫薈要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外©，其他本無此六字,《冊府元龜》卷二五四、《文章正宗》卷四弓丨注亦無此六字。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卷二二引則有之，江永《禮書綱目》卷六三引與朱熹《通解》同，淸姜兆錫《儀禮經傳》內編卷一二引則唯“表，猶識也”，淸阮元《擎經室集•一集》卷一《釋郵表啜》“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注引©拙撰《宋刻宋元遞修本〈補音〉、〈國語〉比勘》、《〈國語舊音〉、〈補音〉參據〈國語〉各本考實》通過比對’發現四庫薈要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多有採從明道本之處,開以明道本改公序本之先例,雖然四庫薈要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固以詩禮堂本爲底本,然詩禮堂本尙保持公序本純潔性,是四庫本開其先例。

韋注表，識也。”®汪遠孫以爲公序本脫,或是。天聖明道本刻本已不能見,傳世者唯影宋抄本,即影抄本亦非易見，又韋注六字《冊府元龜》、《文章正宗》並不見載，而朱熹《通解》始見之，則此韋注六字究竟爲明道本本來所有，抑或影抄本據朱說補入，亦恐甚難言也。《國語》“制”字57見，審公序本《國語》韋注釋“制”字4見，2見爲“制,裁也”，1見爲“制，度也”，1見爲“制，專制"，合明道本韋注1見，共5見。又秦鼎《定本》弓丨《增注》云：“周制,古書篇名。《漢志》載«周制》十八篇。”©又《金樓子》作二十篇，顏注謂爲河間獻王所述。若如明道本韋注，則韋注不以“周制”爲古書篇名明矣。25•【雨畢】而除道。國語。（卷三，頁55)【按】《白孔六帖》卷九同^本句“雨畢”與“而除道”本爲《周語中》引“先王之敎曰"，而《白帖》摘前兩字以爲條目，後三字則爲小字。韋注云：“九月雨畢。”《禮記》鄭玄注亦弓I《周語中》本文，宋王觀國《學林》卷三“除”云:“《國語》曰：‘九月除道。’《禮》曰：‘雨畢而除道。’九此，皆開道也。”®“九月除道”爲《周語中》弓丨“夏令”之言,“雨畢而除道”爲《周語中》之言，非自《禮》，王氏弓丨誤。26.【司空不授館】不受客。單襄公聘楚，假道於陳，言陳必亡。國語。（卷三，頁57)【按】《白孔六帖》卷九同。本條出《周語中》。遞修本原文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司空不視塗……司里不授館……單子歸，吿王曰：‘陳奐不有大咎,國必亡。’”丁丙跋本、許宗魯本、金李本、童本、二乙堂本、詩禮堂本、四庫薈要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與遞修本同，張一餛本、李克家本、《國語評苑》、道春點本、綠蔭堂本、閔齊伋本、«國語鈔》、董增齡本、秦鼎本以及黃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補正》、《詳注》、《集解》“于”作“於”。“於”、“于”之辨詳見拙稿《宋刻宋元遞修本〈補音〉、〈國語〉比勘》，古書中多混用不別。又《百家類纂》本字亦作“于”，然作“司空不觀塗”、“司里不受館”，審《周語中》本章下文尙有“司空視塗”、“司里授館”之句，是“觀”、“受”爲“視”、“授”之誤。《白帖》以“不受客”釋“不授館”，至當。然誤“司里”爲“司空”。27.【土木勝人】國語：智襄子室美，土苗名曰：臣懼土木勝人，人不安室。(卷三，頁59)【按】《白孔六帖》卷一〇“名”作“夕”。本條出《晉語九》。遞修本文云：“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公序本他本同。黃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淸）阮元著，鄧經元點校:《擎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頁18⑰（日）秦鼎:《春秋外傳國語定本》卷二，本卷頁13。m(宋）王觀國撰，田瑞娟點校:《學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頁104

本字作“智”。則《白帖》“名”字爲“夕”字之誤，約略言之，然不當省“爲”字。韋注夕，夕往也。”《左傳》成公十二年“朝而不夕”孔穎達《疏》云莫見君謂之夕。”©《國語》本處“夕”字當作此解。“夕”字作爲動詞另有2見,爲《晉語八》“叔向聞之，夕，君吿之”、“張老夕焉而見之”。28.【囷鹿】國語。（卷三，頁64)【按】《白孔六帖》卷一一同。本條出《吳語》，各本文云种鹿空虛。”29•【短垣】國語曰：君有短牆而自踰。（卷三，頁66)【按】《白孔六帖》卷一一“牆”作“垣”，是。大字即作“垣”，則小字中亦當作“垣”，«白帖》誤。今傳《吳語》“踰”後有“之”字，《六帖》引省。韋注謂：“垣者，喩禮防。”陳璟《翼解》云：“垣本卑也。高曰墉，卑曰垣。短垣易越，猶人之越禮也。”®陳說當本陸德明《經典釋文》。30.【視塗】司空。（卷三，頁56)【按】在《國語》原文中，大字實際上在小字之後後,大字所示爲小字所表職官進行之行爲。詳見上。31.【道弈】定王使單$公聘宋，假道於陳，道笫不可行。謂草穢塞路。（卷三,頁56)【按】《白孔六帖》卷九“策不”之“第”作“弗”。字當從作“弗”。“表”爲“襄”之異體口”、“人”可混用。本條出《周語中》。“陳”前見上。“謂草穢塞路”爲“弗”字之釋,與韋注同。32.【候不在疆】送迎實客。單襄公聘楚，假道於陳，知國必亡。（卷三，頁【按】本條出《周語中》。韋注云候，候人也。掌送迎賓客也。”則“送迎賡客”爲釋大字之語，非《國語》本文。33.【改館晉侯】具七牢。（卷三，頁57)【按】《白孔六帖》卷九同。《左傳》僖公十五年:“改館晉侯，饋七牢。”《晉語三》：“乃改館晉君,饋七牢焉。”“饋”爲賜予類動詞，具有明顯的動作指向性，而“具”則無之,《說文•収部》：“具，共置也。”®34.【水涸】成梁。（卷三，頁58)【按】本條出《周語中>,今“涸”、“成”之間有“而”字。“梁”爲“梁”之異形。《說文•木部》：“梁,水橋也。從水從木#聲《漢隸字源》字則從“匁”不從©(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頁1910下。®(淸）陳璟:《國語翼解》卷六,本卷頁6。@(漢）許愼:《說文解字》，頁59下。©(漢）許愼:《說文解字》，頁124下。

“刃■”，“匁”、“刃•”混同爲用。《五經文字•木部》：“朶,從水從匁從木，作‘译’者訛。”®《玉篇•木部》：“果,音良,水橋也。”®姚刊三韻本《類篇》字則作“梁”，《廣韻•陽韻》宋元諸本、《集韻•陽韻》各本字皆作“果”。35.【川不】單襄公過陳杲，見川不果。（卷三，頁58)【按】本條出《周語中》。《白帖》約略《國語》故事，詳見上。36_【丹楹刻桷】魯莊公丹桓宫楹，刻桓宫桷。非禮也。（卷三,頁60)【按】公序本《魯語上》：“嚴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黃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嚴”作“莊”。《春秋》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左傳》云：“秋，丹桓宫之楹。”《春秋》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左傳》云:“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則《白帖》此處約略《春秋》經傳故事。《魯語上》以記事記語爲一個單元,而《春秋》經傳以年爲單元,故《魯語上》一言而經傳兩章。丹即彤，刻即鏤，爲不同工種，於此可以見之。37.【竊藏】晉文之竪頭須，守藏者。及其出，竊藏以逃。（卷三，頁65)38.【晉侯之竪頭須守藏者也】竊藏以逃。（卷三，頁65>【按】《白孔六帖》卷一一字作“竊”、“竪'《說文•米部》盜自中出曰竊。從穴從米,珣廿皆聲。”@是“竊”字本從“米”，《漢隸字源•屑韻》收“3Í”字異形仍從“米”作“竊”、“竊”，《篇》、《韻》字皆從“米”®，《碑別字新編》引《魏孝文帝吊比干文》作“竊”，或因“穴”字之“j”而誤“米”作“釆”，亦有誤“米”作“禾”者，理至《洪武正韻•屑韻》猶云乍竊誤。”@而《俗書刊誤•屑韻》則云竊,從穴從釆鸟,/’®則已以誤爲常矣，明代字書《字學三正》、《正字通》等字從“釆”，《康熙字典》以“竊”爲古文，實已爲通行之字。《異體字字典》謂原《異體字字表》作“S”®,而無例證,此可爲補之。或“臥臣々（科）”形近而混。審文淵閣四庫本、早稻田大學藏本《龍龕手鑒•豆部》云：“豎俗於正。”而高麗藏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本、樂道齋本皆作豎俗豎正。”審凡不同版本之書,往往文淵閣本字作“而別本則作“豎”。《四部叢刊》影元抄本《法書考》卷四、《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影舊鈔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四二《立春》即®(唐）張參:《五經文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4冊，頁255上。⑩（宋）陳彭年等:《宋本玉篇》，頁245。©(漢）許愼:《說文解字》，頁148上。®元至正二十六年本、元延佑二年圓沙書院本、早稻田大學藏和刻《玉篇》字誤作“襄”，注仍從“米”。審敦煌俗字中即有“米”寫作“耒”者。©(明）宋濂等:《洪武正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9冊，頁218上。®(明）焦竑:《俗書刊誤》，《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8冊，頁558上。%臺灣國語推行委員會:《異體字字典》網路版，httP://l40.111.l.40/yitia/fra/fra03909.htni.

作“疗”@，要之，“豐”字以文淵閣本中爲較常見。“豎”又作“豎”，今見《古籍漢字字頻統計》收“竪”字，每萬字字頻爲0.0093/萬，亦“豎”之異形®。本條實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故事，文云：“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竊藏以逃。”《晉語四》云:“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韋注云:“暨,文公内豎里鳧須。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是韋注用《左傳》而爲釋。杜注云:“頭須，一曰里鳧須。”孔穎達《正義》云:“一曰里鳧須者，《史記》謂之里鳧須,與《傳》文不同。”®《韓詩外傳》卷一〇、《新序•雜事》亦作“里凴須”，淸雷學淇《介菴經說》卷七“稱名之異多由轉音”條云：“‘頭須’，《韓詩外傳》及《史記》作‘里鳧須’，此皆字音之轉合也。”©淸李富孫《春秋三傳異文釋》卷三云惠氏士奇曰：‘鳧與頭古音同。’梁氏曰：‘頭字古葉同都切,與凴音近。里蓝其字。’此傳聞之別，韋、杜並著之,非有二名也。”@審“頭”上古音在定紐侯部，“鳧”在魚部，“里”在來紐。“魚”、“侯”通轉，“來”、“定”發音部位相同。則“里凴”或“頭”之緩讀。結語《國語》遞修本爲南宋初期刻印復經南宋遞修之本，《白帖》爲紹興本，故二書刻字風格亦近。《白帖》凡標注出處條目亦唯出“國語”，不出篇名。同時在弓丨文中有注文，皆不標所自，有些和《國語》韋注不盡同，或有採自他注者。由於《白帖》是備詩文創作需要的語句輯匯，且有時爲了行文方便，也對《國語》原文文字或詞序進行了改易。或許正是《白帖》的這一特點，汪遠孫、張以仁等無論是舊注輯佚還是《國語》異文考校都沒有參考《白帖》。從《白帖》（卷1-3)所引《國語》條目來看，其中注文可以增進對《國語》本文或者韋注的理解，所釋亦甚爲精當，如釋《晉語五》“庚辭”爲“作隱語”等;所引述《國語》正文或約略《國語》本文，或減省字句，則亦頗有益於《國語》考校。要之,《白帖》在文獻考校方面仍具有重要價値。@(元）盛熙明:《法書考》卷四，《四部叢刊》續編子部影鈔本,本卷頁2。《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四二《立春》，本卷頁5。©北京書同文數字化技術有限公司編：《古籍漢字字頻統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頁©(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頁1817上。©(淸）雷學淇:《介菴經說》，《續修四庫全書》第176冊,頁181上。@(淸）李富孫:《春秋三傳異文釋》，《續修四庫全書》第144冊,頁425下。117。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略论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与《御制道德真经疏》的“无为”论杨宗耀*杨兆贵M—、导言《老子》是一部道家乃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哲学、政治上极其重要的经典。它的政治内涵极其丰富。其中，“无为论”是它的学说的重要部分。前贤研究这一方面，往往注意“无为”与“逍遥”、“自然”、“有为”、“君道”等术语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主张无为即“无所作为”、“不妄为”％更有学者认为“无为”应是带有“为无为,事无事”，“为而不争”而使“无为而无不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因而可以“善贷且成”。③唐玄宗李隆基(685-762)注、疏《道德经》，是有动机的。学者认为,玄宗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经不能救时治弊，而“淳风大行”的“道源”就是“无为之道”、“天下大治”，光用刑罚不行，仅用仁恕也难达到治境，关键在于要使人们“闻义方”、“识善道（老子之道）”。④同时，唐代是三教鼎立的时代，身为帝王的玄宗，面对三教争鸣的局势,试图思考如何会通三教思想，建构出一套可供修身理国的思想,则是他即位后所要思考方向之一。《道德经》一书在汉代开始被应用在政治上,唐代又以老子为远祖，《道德经》的地位当有所提升。为了调和三教，以供修身理国的理想，因此玄宗选择了常被前代所应用于治国的《道德经》进行注、疏。⑤*杨宗耀:香港顺德联谊总会胡兆帜中学教师。**杨兆贵: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①李生龙《无为论•绪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②贺荣一《老子之朴治主义》，天津:百花出版社，1994年,第II页。③蔡明田《老子的政治思想》，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第112页。④王志东《唐玄宗注〈道德经〉的动机和效果》，《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⑤张禹鸿《唐玄宗〈道德真经〉注疏研究》，东吴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第56-82页。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下简称《御注》）、《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下简称《御疏》）©是唐玄宗所撰，前者成书于开元二十年(732)至二十一年(733)间。原书四卷，八十一章。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用道门威仪司马秀言，令天下应修宫斋诸州，各于一大道观立石台，刊勒此注。唐玄宗因留意道家经义而作此注,他以《老子》“自然”、“无为”之政理为宗旨，是道家理论集大成者。此《御注》前有自序，以为各家《老子》注疏并未精当，有失玄元妙旨，因作此注。实则此《御注》援引郭象《庄子注》之“性分”说,作为修身之要；又用唐初道教重玄家之“妙本”说，阐明道体有无之义，其无为而无不为之政理，即自此义转出。有关唐玄宗注疏《道德真经》所表现出的“无为”思想，学者所论甚少。兹不揣浅陋,草成斯篇，以请教于博雅君子。二、唐玄宗的“无为论”有关《老子》“无为”论，学者讨论的材料，可谓汗牛充栋。近人李生龙专著«无为论》，尽量厘清“无为”的内涵。其说大致言之，“无为”是“没有做什么”(表示存在状态）和“不要做什么”(表示行为禁忌）的意思。他以为“无为”此概念，可引申至天道观、人生观与政治领域等层面讨论。就政治观而言,可释为“君道无为”一一对君主修身、治国等方面有所要求:君主应当无私亲，无私情，无私欲，无私智；应当贬损自己来服从本阶层乃至全天下人的利益；当国家制度确立起来以后，君主应当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不要随便插手干预，包办下级日常政务。君主能够自觉遵守种种行为禁忌而不去触犯，这就是“无为”了。⑦李氏从“没有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两方面，去述说《老子》“无为”的主张，涵盖面十分广阔。他认为政治领域的无为，能够适当地把儒家思想加进传统道家思想领域里，以求反映为政者的举措含义。他以为“不要做什么”和“没有做什么”这两种意义是相关的，前者是一种行为反思,后者是反思的结果和升华。⑧这种理解有助我们理解唐玄宗的无为论主张。以下从几方面来论述唐玄宗“无为”论。⑥本文所引唐玄宗《御注》、《御疏》，见《道藏》第li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为宵篇幅，不注明页数⑦李生龙《无为论》，第2-4页。⑧李生龙《无为论》，第7页。

1.“无为”达致理想治境《御疏》在“重积德则无不克”句下言:“道之为法自然，非复仿自然也。”“无为”则能清净，清净之人，可法“自然”，如此则“天下归往”：“君若厚积其德者,其为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无不利,则四方向化，无有不能制服者。”为政使四海归心，是《御注》与《御疏》所反复申述的政治理想。要达成如此目标,必要“无为”。《御疏》解说：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抚绥而不伤害之，则安于太平矣。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大者，功业之光大也。要使天下归往，其施政必合于道，而以和平为宗旨。既云“以道抚绥”，必要“厚积其德”。本来如此即属“有为”，然而此等抚绥之道，仍称“无为”，原因是种种清静之作，符合了“不要做什么”的原则：“为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静以化人，崇简易以临物，政烦纲密，下人无所措其手足’避讳无暇,动失生业、日就穷困，所以弥贫。”“清静化人”的大旨，就是“崇简易”，减少人为做作的理念，以免百姓无所适从。易言之，也就是不暴虐百姓，此即李生龙所言,君主应当“无私欲”。《御疏》说明：“爱养万人，临理国政”，不可能完全“无为”，但是这种“作为”必然要待君主“当自化矣”才可,因为“身修则德全，故可为君矣”。可说玄宗主张的无为，有“修己以安百姓”的作为，此即有为中的无为。玄宗十分推崇这种君道,谓“是知清静无为，理身理国,有益于人也。以此推之，有为之教，不及无为之益也。”2.以“有为”的手段成就“无为”的政治状态施政清净，则君主的贪欲也浅，不碍其正性（清明本性）的修炼。论述及此，唐玄宗的《御注》和《御疏》，似乎以“无为”去为“修养君道”作解释，然而细审《御注》其文，也可以发现数处国君对待百姓的“有为”痕迹：言人既从君上之化，巳无为清净，而复欲动作有为者，吾将以无名之朴而镇静之无名之朴道也。若使代人（按，即‘世人’，避唐太宗讳）皆从清静之化，不敢溺纵欲，常畏于死而独为奇诈者，假令吾势得执，杀此奇诈之人，孰敢？即杀。此处提出“有为”，“即杀”与“镇静”，实是要使臣民复归淳朴的本性，社会再行清静（无为）的德教，是“以有为的手段成就无为的政治状态”，甚至不惜以杀戮的方式,去对付破坏清静的人。近人黄瑞云论“无为”，说“‘无为’不是‘不存在’，它是存在的，只是无法感知。‘无为’不是‘不起作用’，它是起作用的”®。⑨黄瑞云校注《老子本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丨995年,第148页。

“无为”所起的作用，根据《御注》和《御疏》所说，就是要使人清静一一不欲动作。贺荣一以为，清静是指无欲而言，清静是无欲的表现，世人如内心无欲,则生活朴素，自可去掉争名夺利之心，而君主则可妥善地治民。⑩因而，我们可以说玄宗所言“镇静”和“杀奇诈人”正是指要用尽一切方法（或为修行的教养），去翦除臣民欲心。要消灭欲心，先决条件是使人人“安于性分”。《御注》说:“使贤不肖各当其分，则不争矣。”而《御疏》也言，人君若崇尚才能,必会流于形迹;不若以无为为教，则百姓自会“各当其分，人无觊觎”。3-以“无为”为臣民“安于性分”修养的哲学人君若能使臣下“安于性分”，各尽其力，而不自逞其才，继而“任以无为”，则国自有可用之人。各人协力同心，正符合前述“不要做什么”的政府特点，就是当国家制度确立起来以后，君主应当明确划分国家各部门职能，不要随便插手干预,包办下级日常政务。此外国策要稳定，而不应是纲纪无统，朝令夕改，职司不明。《御注》说:“君主者，常思淳化于无为，不可立法而生事。”其理即此。人君要使臣下“安于性分”，并奉“无为”为人生生命修养的哲学。玄宗提出一些修道方法。他所著《道诀》可简括为“无为之教”、“弃无为之教，别云修善。”玄宗主张臣民都应“无为”。他认为，“无为”修道的关键在于修心,修心的关键在于静心,静心就是使心空寂。他提出“吾好静”、“吾无事”。修道当从自身去修,即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如果离开自身去另寻觅“道”，则是“背道求道”。修心必须建立在“去万恶，增万善”的基础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玄宗还提出：“对内知足，对外不贪。”他大力提倡“少私寡欲”、“常取不足,勿求有余”，认为“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心若知足,此足则常足矣”。然而，与“无为”、“唯德”相反，是干预行为如“立法”和“生事”;多立法则纪纲松弛’而人民怨怒。例如《御疏》所谓“人君不能以我无为，令其自化,方欲设教立法,制其奸诈’调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余怨者”。设教立法，必然有损进求欲望的群众的利益，于是群众始终生怨。然而君王目睹百姓耽染尘境，便须以镇静的手段去制止其行。刘殿爵（D.C.Lau)教授以为《老子》主张人君要不断留心百姓的欲求，只能使之温饱,不可过份;若抑制不得，便得以无名之朴，去控驭泛滥的欲望。⑪如此说来，玄宗絮絮不休地陈述防闲臣民的举措，可谓深合《老子》旨意。既然《老子》云“图难于其易”®，“镇静欲心”这种强硬的统治方法，只是手⑩贺荣一《老子之朴治主义》，第40、46页。⑧D.C.Lau.TaoTeChing,PenguinBooksLimited,Harmondsworth,1963，4Introduction"，p.xxix,xxx.⑫楼宇烈《王弼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4页。

段，而不是正道。所以唐玄宗也要理解百姓必有欲望这一合理现象，尽量不使政烦赋重，免致人民贫乏，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以至铤而走险。“严刑峻制”、“纲密刑烦”，易使上下互相推诿责任’如此，“不要做什么”的“无为”态度，又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它可以使“没有做什么”一一没有过分剥削压迫、没有过火的禁令法制，和没有尔虞我诈的欺骗行为的理想社会得以出现。能如是,则继而扩充君主德行,进至无欲于兵戎之事的境地，国家自然渐进于理想治道：不贪土地，固于本分而知足，则为天下乐推，身安国理，此知足之足，乃至于让而常足矣。群伦安定，效法公正;这点相信是许多帝王渴望得到的统治效果。当人民明白安分的后果，是享受政治平稳，夷狄不相交侵的局面，远较为追求欲念而有所动作之人的下场为美满时，谁也就甘于这种“知足”了，即如《御疏》所云：夫生也有涯，安分则足，既不可违，亦不可加，若营生于至当之外，则惑矣，故不厚其生而生全，求厚生而生丧。“固于本分”，究竟还是帝王施行清静无为之教的必要守则。以此为政，民心凝聚之局面可望而得。4.“无为”与军事战略的关系《御疏》虽說“利器者,权谋也”，也说“夫权道在乎适时，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权谋，不能反实,下必应之以诡诈，故云：‘滋益昏乱也。’”唐玄宗实在要透过《老子》注疏，宣扬他反对诡诈权谋的思想。他这观点与前代注家有所不同。前人以《老子》言用奇兵诡道，可平定祸乱。例如在玄宗以前的《道德经》注释，在“以奇用兵”句，河上公注云：“奇，诈也，天使诈为之人使用兵也。”®而成玄英《开题序诀义疏》则说:“以奇用兵，奇，谲诈也。定祸乱,应须用兵，兵不厌诈,必资奇谲，此则偃文修武用权之世也。”又《成疏》还有以“用兵”为“权智”的解说:“用兵有言，用兵谓权智摄化苍生，亦是修行人用，六根涉于尘境,有言者用兵之法。”李荣《老子注》则谓：“以奇用兵，奇，变诈也，临难制变，兵不厌诈，三略太奇，九攻百胜上将军，师静难息，寇武之功也。”这三个人都以“奇”作“奇谋策略”之义，内容大致表述奇速运兵，便可克敌制胜的作战思想。此即谓用兵乃诡诈之道，也就是肯定“兵不厌诈”的作战道理;唐玄宗则反其道而行之，以“诈”释“奇”字，且言奇变之兵“非制胜之道也”。对此唐玄宗实有重文轻武之论,就是因为他以帝王身分作成《老子》的注释，不可能容让那个日夜为臣民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20页。

习读的《老子》本子，竟然传播奇兵诡道讯息，就如同教唆臣民另有图谋。而且，当时天下承平，无须以兵谋去勘乱，自然也不用于著作中强调“奇兵”之用。再者，《老子》六十四章尝言“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说明做事应该早作准备；唐玄宗既然深明老学旨要,即在国无事变之时，也要严格地统驭学术思想，以免臣民妄生邪念。在唐代，玄宗每以《老子》章句，作政治权术之发挥，于此可见一斑。时代变迁和《老子》注释者的政治地位,往往影响其人对经典的理解及诠释。唐玄宗宣扬“守在四夷”的战略。《御注》与《御疏》诠释《老子》所言的用兵之道，就是无论对内对外,也不宜轻启战端。《御注•夫佳兵章第三十一》“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一句中有如此解说夷狄内侵，故不得已，善胜不争，是恬淡为上。”是时刻不忘警惕夷狄侵略另外，《御疏》又说：“夫文德者，理化之器,兵谋者，盖其辅助也。故文则经纬天地，武则克定祸乱。”但又言“而武功之用，定节制宜”。即是说四夷来侵，王师薄伐,也“示之以恩惠，绥之以道德”。唐玄宗主张以德治教化为主,使群夷宾服，减轻双方交战的损失。如此夷狄的侵扰,在玄宗看来,便如“既同蚊蚋之螫。故无凭怒之心”。这种泱泱大国的风度，当与唐太宗以来奉行的“守在四夷”政策有关。“柔服以德”、“道化无为”，可使四海升平。玄宗当以“四海”的绥静为己任，他说:“无为无事，则入埏仰化，四海归仁，沐德饮和，将自宾伏矣。”表明国君应以文德感化群夷，对于所施的“德”的内容，《御疏•以道佐人主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句下解为：“君若厚积其德者。其为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无不利，则四方向化，无有不能制服者。”接下还论及“舞子羽于两阶，修文德于四海，令执大象而天下往，太阶平而寰宇清。若震耀戈甲之威,穷黩侵伐之事，亢兵以加彼，彼必应之。其事既好还报，则胜负之数，谁能预克”。力主作为君主，亟须修文德。唐玄宗论君主之权道要旨，在于君主须要先行使百姓安乐，嘉惠于人，才可以统驭四方，否则政局便成“政令烦苛，禁纲疑密,令苛则人扰,纲密则刑烦，百姓不安，四方离散，欲求摄化，不亦难乎”的境况。三、结论总括来说，在政治层面上，道的基本内容是“无为”，而“无为”一义，在唐玄宗的注疏内，表现了他并不是一切不为，奉行“取消主义”的君主，而是孜孜不倦，渴望凝聚民心.化育群伦,使臣民守分，国家太平无事的适度有为君主。唐玄宗注疏言为政，与唐初成玄英《疏》（《老子成玄英疏》）及李荣注（《老子李荣注》）的最大分别,是对“无为”的解释，较多融合儒释道三者，较为符合政治实情。例如成玄英疏对“无为”一词的解释，流于抽象，透过认真严密的理论分析，

建立本体论、修养论心性论、意义论等哲学理念。由于渗有佛学概念，因而有碍后世理解。诸如《成疏•不尚贤章第三》“为无为则无不治矣”句下这样解释:“前既舍欲，得无欲,复恐无欲之人，滞于空见，以无为道，而言不敢为者，即遣无欲也，恐执此不为，故继以不敢也。”其“无为”之意，实在指“不滞于空见”而言。例如《道德经》“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句，《成疏》于是句之下言上扇无为之风，下行淳朴之化、从于上，上下皆安，则无不化之化矣o”至于李荣注《道德经》所言之“无为”，没有《成疏》流于抽象佛学概念的特色，却于“安静”外，很少为“无为”一义再作阐述发挥，以讲论玄旨。例如“爱人治国，能无为乎”句下，李荣《注》云：“居上不能自化，必藉于人,化物理人，事资安静，无为而安静者，爱人也。”又如《道德经》“万物并作”句下，李荣《注》云:“凡物，常人不能守无为以安静，为情之动作，去真以从伪，失本而遂末也。”其余皆仿此类，均以“安静”是修身的第一要义，而修身后可至“无为”。自《成疏》和李荣《注》这两种唐代初年的《老子》注疏，与唐玄宗的《道德经》注疏互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唐玄宗藉着《御注》与《御疏》，费尽心力地去铺陈“无为”这个概念，实在有着深远政治目的。唐玄宗所理解的“无为”，就是顺乎自然，辅以人的作为，因此，玄宗所说的“无为”，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要人们“得其性而为之”®。这实质是表现了他积极进取的状态，正是这一点，推动他完成“开元之治”的历史功业。此种说法，诚非溢美之辞。所以《御注》之序，既言创作动机是“猥承有后之庆,恐失无为之理”，唐玄宗可谓能躬行实践其理论者。⑭黄钊主编《道家思想史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Issue16《大清畿輔書徵》著錄孫承澤著述訂補程遠芬*徐世昌纂《大淸畿輔書徵》四十一卷，網羅宏富，條分件繫，為京津冀地區有淸一代著述目錄之總匯。唯條件所限，不免疏誤遺漏。其中孫承澤著述,徐氏登錄者30種，今為增補傳本23條;又徐氏未登錄者18種，今為條舉於末。總得孫氏著述48種，一代著述名家，心力所寄，斯可概見矣。一、《大清畿輔書徵》著錄各書1.《孔易傳義合闡》（原書摘錄自序，今從略。下同。）按:是書有康熙六年孫氏家塾刻本，作《孔易》七卷。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康熙六年孫氏家塾刻本。《中國善本書提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2.《尚書集解》二十卷，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有康熙十一年城南書社刻本，書名卷數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四庫全書總目》、《販書偶記》、《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3.《九州山水考》三卷,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有康熙刻本，書名卷數同。卷末有孫承澤跋《山水考》，考《禹貢》也。”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四庫全書總目》、《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4.《洪範經傳集義》一卷,刊本。（摘錄《順天府志》)按:是書有淸刻本，書名卷數同。南京圖書館藏。《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山東通志•藝文志》、《山東文獻書目》著錄。5.《詩經朱傳翼》三十卷，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程遠芬:齊魯師範學院文學院敎授

按:是書有淸康熙孫氏刻本，作《詩經朱翼》三十卷首一卷,故宫博物院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山東通志•藝文志》、《淸史稿藝文志拾遺》著錄。6.《儀禮經傳合解》，未見傳本。7.《周禮舉要》二卷。（引《順天府志》：是書見於《五經翼》中。）8.《春秋程傳補》二十卷,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有康熙刻本，書名卷數同。故宫博物院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淸史稿藝文志拾遺》著錄。9•《五經翼》二十卷。（摘錄《四庫書提要》、自序）按:是書有康熙二年刻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故宫博物院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目》著錄。10.《畿輔人物志》二十卷,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王崇簡序）按:是書傳本有:（1)稿本，作《畿輔人物略》不分卷,十二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2)作者手稿本，作《孫退穀畿輔人物誌略》二卷，湖北圖書館藏。《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藏古籍稿本提要》著錄。（3)淸初刻本,作《畿輔人物志》二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晚明史籍考》著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淸初刻本。11.《四朝人物略》六卷,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四庫全書總目》、《山東通志•藝文志》、《淸史稿藝文志拾遺》著錄。12.《寰宇志略》，未見傳本。13.《河紀》二卷。（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傳本有:（1)淸初鈔本,書名卷數同。有淸丁丙跋。南京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四庫全書存目標註》著錄。（2)康熙刻本，書名卷數同。《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康熙刻本。14.《畿輔仙釋志》。（弓丨《順天府志》：是書見《日下舊聞考》所引）15.《益智錄》二十卷。（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有康熙十四年刻本，漢陽劉昌潤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淸史稿藝文志拾遺》著錄。16.《山書》十八卷。（引《順天府志》：是書所錄，皆明季雜事。）

按:是書傳本有：（1)淸鈔本，書名卷數同。浙江圖書館藏。《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浙江圖書館藏淸鈔本。《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晚明史籍考》著錄。（2)淸鈔本，書名卷數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3)—九八三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鉛印《明末淸初史料選刊》本（無卷數）。《中國叢書廣錄》著錄。17.《元朝典故编年考》十卷,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傳本有:（1)臺灣《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著錄有淸初朱絲欄精鈔本。（2)乾隆内府鈔《四庫全書》本。中國國家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臺灣故宫博物院藏。《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叢書綜錄》著錄。（3)光緒中順德龍氏刻《螺樹山房叢書》本，書名卷數同。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市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中國叢書綜錄》、《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著錄。(4)一九八四年起臺灣文海出版社陸續影印《元明史料叢編》本。《中國叢書廣錄》著錄。18.《天府廣記》四十四卷,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傳本有:（1)乾隆鈔本,書名卷數同^遼寧省圖書館藏。卷内玄、弘字缺末筆，鈐有“大興朱氏竹君藏書之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據以影印。《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四庫全書總目》著錄。（2)淸鈔本，書名同。存卷一至四十三，共十二冊，陳澤霖校並跋。《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3)國家圖書館藏又一淸鈔本，存卷一至三十二、三十八至四十、四十三至四十四，共三十七卷十二冊。《四庫存目標注》著錄。（4)淸鈔本,書名同。存卷一至四十三，共二十二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5)一九六二年北京出版社排印本，係據北圖等殘鈔本校補而成。19.《學典》三十卷。（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傳本有:（1)淸鈔本,存卷十七、二十一。湖南省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四庫全書總目》、《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2)國子監舊藏鈔本，存卷一至十七、卷二十至三十,共十冊。現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所。《日本國大木幹一所藏中國法學古籍書目》著錄。(3)臺灣中硏院史語所藏鈔本’殘存二十二卷,八冊。《四庫存目標註》著錄。20.《閒者軒帖考》一卷,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傳本有:（1)淸錢曾述古堂舊藏淸初寫本，半葉八行,行十八字，末題“丁亥十一月六日燈下識”，卷内弘、曆、寧均不避諱。該本現藏山東圖書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2)南京圖書館藏鈔本。（3)乾隆二十五年至

二十六年鮑廷博、鄭竺刻本，附《庚子銷夏記》後3北京文物局、上海圖書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4)該書又有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光緒十五年刻《楡園叢刻•娛園叢刻》本、淸宣統三年順德鄧氏排印《風雨樓叢書》本、民國二十四至二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叢書集成初編》本，《中國叢書綜錄》著錄=21•《藤蔭劄記》。（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有雍正十一年孫琰儀徵縣署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天津市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據以影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四庫全書總目》著錄。22•《學約》。未見傳本。23.《學約續編》+四卷。（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有康熙間北平孫氏淸稿本。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淸史稿藝文志拾遺》著錄。一九七〇年臺北文海出版社據淸稿本影印《淸代稿本百種會刊》本。《中國叢書廣錄》、《淸史稿藝文志拾遺》著錄。24.《考正晚年定論》二卷,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傳本有:（1)康熙十二年刻本。《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書庫漢籍目錄》、《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2)舊鈔本。臺灣漢學硏究中心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據以影印。《四庫全書總目》、臺灣《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著錄。25.《明辨錄》,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有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二本。《四庫全書總目》、《山東通志•藝文志》、《山東文獻書目》著錄。至今未見流傳。26.《庚子銷夏記》八卷,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傳本有：（1)稿本。《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善本書目》著錄。(2)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鮑廷博、鄭竺刻本，北京文物局、上海圖書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3)乾隆内府鈔《四庫全書》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臺灣故宫博物院、甘肅省圖書館藏。《中國叢書綜錄》著錄。（4)光緒四年崇川葛氏學古齋刻本（《學古齋金石叢書》第二集之一）。中國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中國叢書綜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5)宣統三年順德鄧氏排印本（《風雨樓叢書》之一）。中國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中國叢書綜錄》著錄。27.《春明夢餘錄》七十卷,刊本。（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是書傳本有：（1)康熙乾隆間内府刻《古香齋袖珍十種》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

目》著錄。（2)乾隆内府鈔《四庫全書》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臺灣故宫博物院、甘肅省圖書館藏。《中國叢書綜錄》、《四庫全書總目》著錄。（3)乾隆三十八年《搞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鈔本。《故宫博物院》著錄。（4)淸鈔本，淸宋賓王校並跋。《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28.《退谷隨筆》。未見傳本。29.《研山齋墨蹟集覽》一卷《法書集覽》三卷。（摘錄《四庫書提要》)按:《硏山齋墨蹟集覽》有淸鈔本,書名作《硏山齋珍賞歷代名賢墨蹟集覽》一卷，並附《元人破臨安所得故宋書畫目》一卷。是本為修《四庫全書》時編修勵守謙進呈原本。南京圖書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淸史稿藝文志拾遺》著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法書集覽》三卷,稿本，書名作《硏山齋珍賞歷代名賢法書集覽》，現藏湖北圖書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四庫全書總目》、《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藏古籍稿本提要》、《中國叢書廣錄》著錄。30.《己亥存稾》一卷。（摘錄《四庫書提要》）按:此書為直隸總督採進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此編乃其文稿，順治己亥解官退居時作也。”未見傳本。二、《大清畿輔書徵》未錄各書1.《蜀漢三國始末》二卷。此書《嘉業堂鈔校本目錄》著錄:“舊抄本，一冊。”2.《思陵勤政紀》(—名《烈皇勤政記》)-卷。此書傳本有：（1)嘉慶十三年虞山張氏刻本（《借月山房彙鈔》第五集之一）。浙江圖書館藏。《中國叢書廣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目》著錄。（2)道光十二年金山錢氏刻本（《指海》第二集之一）。中國圖家圖書館、淸華大學、上海圖書館等藏。《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3)道光三年上海陳氏據借月山房彙鈔刻版重編《澤古齋重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藏。《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4)道光二十六年年金山錢氏據借月山房彙鈔刻版重編《式古居彙鈔》本。上海圖書館藏。《中國叢書綜錄》著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是書亦藉頌揚懷宗，以示不忘舊君之意,用欺當世。”3.《甲申日記》八卷。此書《嘉業堂鈔校本目錄》著錄:“抄本，四冊。”4.《元朝人物略》(原名《大都元氣錄》)不分卷。

此書傳本有:（1)手稿本，二冊。先由傅增湘收藏，現藏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傅增湘在《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五著錄原名《大都元氣錄》，題退谷逸叟,即孫承澤。孫氏稿本。分勳德、事功、撫循三類。卷首鈐‘北平孫氏章’。”《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載孫承澤序云：“壬寅之初，讀書山中,每於元人文集誌傳中載當時蹟者，輒手錄之,成《人物略》一編。”(2)一九七〇年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淸代稿本百種彙刊》本。《中國叢書廣錄》著錄。(3)臺灣正中書局印《古籍菁華》本。《中國叢書廣錄》著錄。5.《山居隨筆》一卷。此書有民國四年據手寫本影印本（《風雨樓秘笈留眞》之一）。中國圖家圖書館、北京大學、上海圖書館等藏。《中國叢書綜錄》著錄。6.《研山齋圖繪集覽》三卷。《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藝術類存目著錄為：“《硏山齋圖繪集覽》三卷，不著撰人名氏。”此書稿本現藏湖北省圖書館,作《硏山齋珍賞歷代名賢圖繪集覽》二卷，一冊。前有八十二老人退翁小引，末鈐“北海孫承澤字思仁晚號退翁”印記。卷中有孫炯增入承澤語，稱“先宫保”云云。蓋退翁晚年囑其孫炯鈔寫者。《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四庫全書總目》、《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藏古籍稿本提要》著錄。7.《典制紀略》無卷數《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存目著錄，有浙江巡撫採進本，云:“承澤熟於典故，是編廣徵博引，頗資考核。”沈初等《浙江採集遺書總錄》云：“十五冊，寫本。雜記古今法制名物，多援引經史及百家之說而著其原委焉。”《山東通志•藝文志》、《山東著述總目》著錄。未見傳本。8.《思陵典禮紀》四卷。此書傳本有:（1)嘉慶中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浙江圖書館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叢書綜錄》著錄。《續修四庫全書續總目提要》云：“是書以典禮紀為名，故四卷之内以紀莊熙一朝典禮為多……固可備崇禎一朝文獻之徵也。”（2)道光二十二年金山錢氏刻本（《指海》之一）。中國國家圖書館、淸華大學、上海圖書館等藏。《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3)道光三年上海陳氏據《借月山房彙鈔》版重編《澤古齋重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藏。《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4)道光二十六年金山錢氏據《借月山房彙鈔》刊版重編《式古居彙鈔》本。上海圖書館藏。《中國叢書綜錄》著錄。9.《庚子銷夏錄碑帖考》一卷。此書有道光元年刻《綠滿書牕》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

大學等藏。《中國叢書綜錄》著錄。10.《研山齋雜記》四卷。此書有淸乾隆内府鈔《四庫全書》本。臺灣故宫、中國國家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甘肅圖書館藏。又各影印本。《中國叢書綜錄》等著錄。11.《研山齋珍賞集覽六種》十卷。此書有淸鈔本，六種為《硏山齋珍賞歷代名賢法書集覽》三卷、《硏山齋珍賞歷代名賢圖繪集覽》二卷、《歷代圖繪姓氏備考》二卷、《歷代圖繪要論》一卷、《歷代圖繪要訣》一卷、《歷代圖繪定評》一卷。湖北圖書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叢書廣錄》著錄。《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要》著錄為稿本12.《知止閣帖》無卷數,孫承澤集摹，劉雨若刻石。此書《四部總錄藝術編》著錄有淸刻本，並錄《集古求眞》卷十三：“首為王右軍裹鲊帖唐鉤本,次為蘭亭二種、一五字未損本、一褚摹嶺字從山本。退穀自跋稱為三米蘭亭、以為有米老及其子友仁、友智三跋而名也。……鐫者劉雨若，故能傳神。其石乾隆初尙在,為碑估磨之，以刻俗書。”又云:“翁方綱《跋孫退穀〈知止閣帖〉》，見《復初齋文集》卷二十八。”13.《歷代圖繪姓氏備考》二卷此書湖北省圖書館藏有稿本《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稿本提要》云二卷，存卷下。記金、遼、元、明四朝各等畫家一千二百餘人之姓名、籍貫、簡歷、擅長之畫，個別還指明其授受師承,各朝代後附‘女史’、‘釋’、‘道’。元代後附‘外國’。其間，明代稱為‘皇明’，或此本成於明亡前後。”14.《歷代圖繪要論》一卷。此書湖北省圖書館藏有稿本。《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稿本提要》云“所載即‘十二忌’：佈置抽塞、遠近不分、山無氣脈、水無源流、地無險夷、路無出沒、石止一面、樹少四枝、人物佝僂、樓臺錯襍、濃淡失宜、點染無法。各述犯忌之弊，亦伸其避忌之法。”15.《歷代圖繪要訣》一卷。此書湖北省圖書館藏有稿本。《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稿本提要》云：“近三十則。涉及畫家人品、形象取捨、書畫關係、畫可臨不可摹、神似與形似、畫家須居勝地及古代畫壇軼事等。於述其‘要訣’中，挈舉成功之例，殆作者平居觀評畫作言論之輯也。”16.《歷代圖繪定評》一卷。此書湖北省圖書館藏有稿本。《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

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稿本提要》云：“約三十則，收宋蘇軾論宋漢傑畫、黃庭堅跋趙令松永年畫等歷代名畫評語,間雜畫壇軼事。”17.《蟄編》不分卷。此書有鈔本,二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18.《唐宋紀瑣綴錄》三十二卷。此書有淸鈔本。上海圖書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稿》、《山東著述總目》、《淸史稿藝文志拾遺》著錄。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6李白“古風”型詩歌分期新探王秋秋*李白的“古風”型詩歌包括七組組詩,即《古風五十九首》、《效古二首》、《感寓二首》、《擬古十二首》、《感興八首》、《寓言三首》、《感遇四首》，共九十首之多。然而，這些作品不僅非寫於一時一地，而且各組的聚合和編次也不一定出於李白之手，更可能是後人編集時所為。宋代以來，各種版本的李白集中各組的數量與編次不盡相同，即充分地說明了此一問題。依據李陽冰《草堂集序》的記述，李白出生於武后長安元年（701)的西域，逝世於肅宗寶應元年(762)的當塗。①李白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靑年時期的漫遊隱逸、中年時期的求仕入幕、晚年時期的流放漂泊。少年時期（701-723)，李白在巴蜀地區進行過漫遊，並於蜀中跟隨趙蕤學習長短術、論述王霸之道、統治之術,他自稱“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②。二十歲時遊成都、拜謁益州長史蘇顔，喜好劍術,漫遊峨眉、參訪道士結交道友元林宗（就是後來的元丹丘靑年時期（724-741)，李白一邊求仕、一邊漫遊,二十五歲出蜀、經三峽、在江陵、金陵、揚州、越州等地漫遊了一年多，二十六歲做為故相許圉師之孫女婿、隱居安陸。開元十八年(730)至開元二十九年(741)，在長安、閤州、坊州、宋州、洛陽、南陽、隨州、武昌、太原、襄陽、東魯等地漫遊。其中開元二十三年（735)隱居東魯，開元二十八年（740)與張叔明、陶沔、韓準、裴政、孔巢父隱居徂來山，號稱“竹溪六逸”。中年時期（742-757)，天寶元年(742)，李白被玉眞公主推薦自東魯入京，在長安待詔翰林。天寶三載(744)上書求還,漫遊商州、南陽、梁州、宋州、受道篆於齊。晚年時期(758-762)，李白離開東魯南下至會稽、寄居於金陵，又從金陵至越中、廬山、宣*王秋秋:澳門大學中文系博士硏究生。①參見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2。②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見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7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4025。③參見趙昌平，«李白詩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4。④參見郁賢皓，《李白集•前言》，成都:鳳凰出版社，2006，頁3。

城，北遊幽州、返還東魯，經梁園至洛陽、函谷關、華山，南下宣城、杭州、隱居廬山。至德元載(756)，李白在廬山經韋子春說入永王璘幕。至德三載(758)遭流放至夜郞,行江夏、至巫山遇赦，東遊江陵、還江夏，遊漢陽、鄂州，南行至岳陽、洞庭湖，還鄂州至潯陽、彭蠡湖、豫章，經安慶、至宣州’寓居金陵,寶應元年冬天病逝於當塗。“古風”詩的寫作幾乎貫穿李白一生，因此依據他的人生經歷,其“古風”創作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漫遊各地,多番求仕,孤苦無依的開元年間;第二階段是待詔翰林，上書還山，交友隱逸,尋仙訪道的天寶元年至安史之亂時期;第三階段是帝京陷落、李白避亂，璘、肅相爭、詩人遭眨謫流放的憂憤晚年時期。一、開元年間開元年間,李白出三峽、遊江夏、金陵、揚州，隱安陸，入長安，遊終南山、華山、嵩山，歷晉、前、趙、梁、宋、隨、魯、齊諸地。從讀《晉書》到創作《梁園吟》、《梁甫吟》、《將進酒》、《行路難》，懷古登臨、交朋會友、嘲諷世事。除樂府詩、酬寄詩、求仕詩之外，李白還創作了一些詠懷、感遇、玄言、遊仙等五言“古風”詩。開元十二年(724)左右，李白出蜀,走出三峽，行至江陵，遇見唐朝著名道士司馬承禎，他作了一篇《大鵬遇稀有鳥賦》來紀念這件事情。⑤《古風•其三十三》(北溟有巨魚)大約也寫於此時,詩云：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呑百川水。憑凌隨海運，烜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⑦詹鍈《李白詩文繫年》以此詩“似為供奉翰林時作"，然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評曰：“此首自況，即賦大鵰之意也。■故安旗謂“本詩比興之旨與賦極類，當為-時之作”，將其繫於開元十三年（725)。⑧兩說相較,後者更為有據，今姑從之。李白後來居於終南山時有《答長安崔少府叔封遊終南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見寄》®,其中有云“早行子午間”，說明李白早年曾經到過長安。因此古人多⑤參見郁賢皓,《李白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頁354⑥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60„⑦同上。⑧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_,頁41,安旗將此詩繫於開元十八年,見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123-124

認為《古風•其二》寫於開元十二年，此時武惠妃正受寵,王皇后遂被廢。詩云：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埽竦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蕭蕭長門宫，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沈歎終永夕，感我涕沾衣。⑩《唐詩解》卷三謂“此詩蓋為明皇廢王皇后而作”⑪。此外《古風•其二十四》云：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曱宅。路逢闘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幹虹蛻，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其寫詩人“目睹宦官窮奢極侈、闘雞之徒氣焰囂張”，故此應寫於李白初入長安之時。®李白入長安拜謁求仕，不受起用,《古風•其二十六》（碧荷生幽泉）可能是當時自擬之作。開元十四年(726)三月，李白自金陵赴揚州，夏天，又自揚州遊越，秋天，臥病於揚州，有詩抒懷，並寄給敎他《長短經》的老師、仍在蜀中的趙蕤，《感興八首•其三》（裂素持作書)®似為同時之作。此外,《古風》裏的擬古、自傷的感遇之詩大約作於此一期間,諸如：《古風.其三十八》：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霜早淅瀝，綠豔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爲誰發。®《古風•其四十四》：綠蘿纷葳蕤，缭繞松栢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奈何夭桃色，坐歎葑菲詩。玉顏豔紅彩，雲髮非素絲。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爲《古風•其五十二》：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託。光風滅蘭葱，露灑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曰零落。®這數首詩多以舶草、美人為喩，託物起興，李白《古風》中此類幽雅之作，或成於少年時期,今姑繫於此。到了開元十五年（727)，李白隱居安陸,與唐高宗時的宰相許圉師締結姻親,娶其孫女許氏,隱遁壽山。在壽山隱居的時期,李白寫有《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上安州裴長史書》等詩文卻未受重用。《感興八首•其八》云：嘉榖隱豐草，草深苗且稀。農夫既不異，孤穗將安歸？常恐委疇隴，忽⑩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30-32⑪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36。⑫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27-130⑬參見郁賢皓,《李白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頁42。⑭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7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3439。⑮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丨996，頁184-185⑯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頁206-207⑰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234-235

與秋蓬飛。烏得薦宗廟？爲君生光輝。®《感遇四首•其二》云：可歎東籬菊，莖疏葉且微。雖言異蘭蕙，亦自有芳菲。未汎盈樽酒，徒霑清露輝。當榮君不採，飄落欲何依。®兩詩寫詩人“當榮”之時，卻因“草深苗稀”，所以不為人君所用，獨自隱居山林,孤苦無依,故此大約寫於這段時期。開元十八年(730)八月，李白寓居終南山玉眞公主別館求汲引未果，有詩《玉眞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安旗將《擬古十二首•其二》（高樓入靑天）繫於此年®,然揆其詩意《擬古十二首•其一》（靑天何歷歷）、《擬古十二首•其四》（淸都綠玉樹》®也應寫於此時。九月，李白離開長安西行至閤州，有詩上閤州長史李昭、新平長史李粲求汲引；冬季,在坊州作有《酬坊州王司馬與閻正字對雪見贈》。開元十九年(731)正月，李白自坊州復歸終南山隱居,有詩《春歸終南松龕舊隱》及《贈華州王司士》。五月，李白自長安東行至宋州作《梁園吟》歌，其中云“我浮黃河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卻憶蓬池阮公詠,今吟綠水揚洪波”@。《古風》中有兩首登臨之作,《古風•其三十九》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鸞。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古風•其五十四》云：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目。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鳳皇鳴西海，欲集無珍木。騫斯得匹居，蒿下盈萬族。晉風日已頹，窮途方慟哭。®蓋亦當時遊興之餘，藉所見高山層林,抒發前路難行的感慨之作。此外，《古風•其五十首》（宋國梧臺東）、《寓言三首•其三》（長安春色歸）也可能作於此時。開元二十年(732)正月，李白在洛陽，三月，禮部尙書信安郡王李禕任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大破奚、契丹於幽州之北。此時李白寫⑩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7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3448。⑩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7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3462。⑳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_，頁119。㉑’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7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3400、3404、3410。©安旗將此詩繫於開元十九年，見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173-174。©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87。⑳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丨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240-242。

有《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一詩，並有北遊之舉，《古風•其十四》（燕昭延郭隗)®、《古風•其二十七》（燕趙有秀色）、《擬古十二首•其五》（今日風光好）多寫北地情事、風光等，故或作於旅途之時。四月，洛陽改造天津橋，毀皇津橋，合為一橋®,《古風•其四十八》（秦皇按寶劍）中有“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之句，似是李白感時傷事’借古諷今，表達對朝政的關心。開元二十二年(734)初，玄宗幸東都,百官臨朝，繁華不已。此時李白從薊北、太原、邯鄲北遊返回洛陽，見到此情此景，《古風•其十六》云：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爲斷腸花，暮逐東流水。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雞鳴海色動，竭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络馬頭。行人皆閧易，志氣橫嵩丘。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畫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歎息，綠珠成釁讎。何如鸱夷子，散髮棹扁舟。®此詩前三段，描寫春天之時,百官在洛陽朝會的熱鬧景象，當是李白親見“上朝之盛,乃有此詩”®。到了秋天，李白與元丹丘在嵩山、汝州；冬天，李白與元丹丘、胡紫陽在隨州。在這一段時間，李白寫了《古風》裏的一些玄言詩，諸如：《古風•其八》：莊周夢蝴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莱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古風_其二十一》：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呑聲何足道，歎息空淒然。®《古風•其五十六》：越客採明珠，提槁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倾鴻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纡。®此外還有一些遊仙詩,諸如：©安旗將此詩繫於開元十九年,略近。見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153。@王溥.《唐會要》卷八十六《橋樑》，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頁292、293。©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頁220。®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97-101。®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97。®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62-63。@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I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頁117-118。®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丨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247-248:.

《古風.其七》：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_舉首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准金光草，壽與天齊傾。®《古風.其四十一》：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雲臥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一准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感遇四首•其三》：昔余聞嫦娥，竊藥駐雲髮。不自嬌玉顏，方希煉金骨。飛去身莫返，含笑坐明月。紫宫誇蛾眉，隨手會凋歇D®以上諸詩，古人多以比興解之，過於牽強®，當是李白與道士元丹丘、胡紫陽學道時的有感之作。開元二十三年(735)五月，李白寓居東魯，司馬承禎仙逝於洛陽的王屋山，其中《寄遠十二首》的一部份可能寫於此一時期。開元二十四年（736)，楊玉環入見玄宗,裴耀卿、張九齡罷相，武惠妃薨；開元二十五年（737)四月，張九齡因坐任用周子諫事，為李林甫所搆陷，出為荊州長史。開元二十八年（740)五月，張九齡卒於韶州；冬，李白在兗州，有詩送韓準、裴政、孔巢父等還山。當時李白與張叔明、陶沔、韓準、裴政、孔巢父六人隱居於徂徕山，號為“竹溪六逸”o®面對紛亂變化的政治局面,李白無奈地發出“感時憂世”的哀歎：《古風•其三十》：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擾擾季葉人，雞鳴超四關。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茱山？白首死羅绮，笑歌無時閑。綠酒哂丹液，青娥凋素顏。大儒揮金槌,琢之詩禮間。蒼蒼三株樹，冥目焉能攀?®《古風•其五十七》：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啁啁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歎息將安歸?®在隱居徂徠山時，李白寫下了若干用以明志的詩篇,《古風•其三十一》云：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丨996，頁58-60@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丨9%，頁】69-170,,®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7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丨996，頁3463。®詹鍈謂《古風•其四十一》（朝弄紫泥海）“乃遊仙之作，不必作比興解”，良是。見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7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96。®詳參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頁6丨2、625、657、658、673,680,699,712、740、744。®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76-178,©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丨996，頁250-251,⑩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53-155。

《古風•其四十》：風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矸。焉能與羣難，蹙促爭一准？朝鳴崐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歎《古風•其四十七》：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豔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3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颼!®前詩以鳳凰自喩，後詩以松柏蕭瑟自況,表示寧可隱居不仕，也不願同流合污，兩詩皆是隱居期間的明志之作。此詩誠如《詩比興箋》卷三所云“皆遯世避亂之詞”，當是李白隱居初的“自歎之辭”⑪。自天寶元年李白入京待詔翰林,到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爆發之前,是李白上書還山、漫遊交友的時期，也是李白慨歎盛世難再,志士不達，漫遊隱居的時期。天寶元年，賀知章自秘書監遷太子賓客。秋,李白因元丹丘、玉眞公主的推薦，被詔自東魯入京、待詔翰林,遂作《南陵別兒童入京》。《效古二首•其一》云：朝入天苑中，竭帝蓬茱宫。青山映輦道，碧樹搖煙空。謬題金閨籍，得與銀臺通。待詔奉明主，抽毫頌清風3歸時落日晚，躞蹀浮雲骢。人馬本無意，飛驰自豪雄。入門紫鴛鴦，金井雙梧桐。清歌弦古曲，美酒沽新豐。快意且爲樂，列筵坐羣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轉蓬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此詩寫李白入朝所見，洋溢一片歡愉之情,而《古風•其一》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徐禎卿語,見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I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頁152.⑫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93-195,:©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217-219⑭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7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3380-3384©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9-24。二、天寶元年至安史之亂

對於此詩，過往學者多着眼於李白對《詩經》、《離騷》以來的批評,但觀其最後兩句，則似乎是李白初為翰林時抒寫政治抱負之作。天寶三載(744),賀知章病卒於會稽家中。春季，李白上書請求出京歸隱,玄宗賜金遣之，臨行前留有《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鸚鵡》、《東武吟出金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還山留別金門知己》、《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院内諸學士》諸詩。天寶三載(744)夏，杜甫在洛陽遇見漫遊訪古的李白，李白作有《梁甫吟》o《古風•其四十二》云：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傳？寄形宿沙月，彪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安旗以為此詩是“去朝前作。言其放浪江海之志”©，甚是，姑繫於此。天寶四載（745年）秋，李白與杜甫同在兗州，有詩互相酬贈，李白寫有《戲贈杜甫》、《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等詩。天寶六載(747)，孔巢父、張叔卿至長安，有聲名，因面黑而被杜甫所作《雜述》詩歎其“常不得飯飽吃”。李白寄居於金陵，與時任侍御的崔成甫有詩作相唱和。在這一段時間，李白寫了《擬古十二首》中的部分作品，如《其三》（長繩難繫日）、《其五》(今日風光好）、《其八》(月色不可掃）、《其九》(生者為過客)、《其十》（仙人騎彩鳳），安旗以為“感歎日月迫促，年命有盡，浮榮固不足珍,神仙亦不可求，遂轉於飮酒中尋求寄託”®,皆繫於天寶四載®，應可信從。至於天寶六載時其他詩作，安旗以為有《古風•其十五》（金華牧羊兒）®，郁賢皓以為有《古風•其五十一》（殷後亂天紀)®，皆有一定理據。除此之外,《擬古十二首•其六》（運速天地閉）、《其七》（世路今太行）、《其十一》（涉江弄秋水）、《其十二》(去去復去去）或亦作於此數年間。天寶八載(749)四月，唐玄宗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唐士卒死者數萬。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是年春，李白從金陵至吳中,有《寄東魯二稚子》詩，並寫有《春於姑熟送趙四流炎方序》；冬，於吳中有感於攻取石堡城以及李邕、趙奉璋等人因獲罪於李林甫®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頁200。€>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562。⑩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668。⑩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667-672。m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752。@郁賢皓，《李白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頁166。

而被殺的慘事，作詩《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而《感遇四首•其一》（吾愛王子晉)大約亦作於此時。天寶十載(751)三月，崔宗之卒、王昌齡遭贬；四月，楊國忠伐南詔之役大敗,死者六萬。李白有傷於此，遂作《古風•其三十四》，詩云：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白曰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躯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元人蕭士寶謂“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二云時徵兵雲南而大敗，楊國忠掩敗為功，詩應作於是時。”®王琦《李太白年譜》亦繫於此年，當無疑義。八月，蕭穎士罷官,九月，李白北遊燕趙，後至汴州、鄴中，作詩抒發不得意之感，有《留別於十三兄逖裴十三遊塞垣》、《魏郡別蘇明府因北遊》、《鄴中贈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等。天寶十一載(752年）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春，李白作<(自廣平乘醉走馬六十裏至邯鄲登城樓覽古抒懷》、《登邯鄲洪波臺置酒發兵》、《贈淸漳明府侄聿》、《贈臨铭縣令皓弟》;秋，作《北風行》、《幽州胡馬客歌》、《出自薊北門行》。®天寶十二載（753)春,李白自范陽南下魏郡，遊西河郡,入潼關,登華山，渡長江;秋，南下游宣城、句溪、敬亭山等,作有《古風•其三十六》，詩云：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沈冥道爲羣。東海沈碧水，西關乘紫雲3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此詩與《感興八首_其七》（竭來荊山客）略同，蕭士寶認為“是亦當時初本傳寫之殊，編詩者不忍棄,兩存之耳”®>，所說甚是。詹鍈以為“放還之後所作”，安旗繫於此年®,應可信從。此外，《古風•其十三》（君平旣棄世）®、《古風•其二十®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63-189:©王琦，《李太白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132。@見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62。©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頁761、781、796、832、836、853、854、857,859、867、873。®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48-151©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76。@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9320©參見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下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1003。

五》（世道日交喪)®也應作於此時。天寶十三載(754)，李白在揚州遇見尋訪而至的魏顥@，而《感興八首》中的《其一》(瑤姬天帝女）、《其二》(洛浦有宓妃）、《其五》（十五遊神仙）、《其六》（西國有美女），以及《寓言三首•其二》（遙裔雙彩鳳)可能作於此時。三、安史亂後從天寶十四載到至德二載,是安祿山稱帝、李璘叛亂、肅宗收復江左，李白被流放、半途遇赦、及至屢次上書請纓，不受啟用的晚年時期。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祿山率兵十萬人,以誅殺楊國忠為名，自幽州南下，唐玄宗祭祀於華淸宫，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以封常淸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令其募兵三萬以抵禦安祿山叛軍，又命高仙芝於京城募兵十萬以東進。©安史之亂爆發,李白北上，作有《北上行》：“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感寓二首•其二》（咸陽二三月）似乎是李白在安史叛亂之際、王維囚於洛陽普施寺®、楊貴妃馬嵬坡賜死時抒寫的政治抱負。從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至上元二年（762)四月唐玄宗崩於神龍殿,李白在《古風》中有批判玄宗、諷刺安祿山的幾首詩，如《古風•其十七》云：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楫衛叔卿。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缨。®明人朱諌謂“此白悼安祿山之陷東京,而幸己之不與其難”@。而“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句，寫的正是叛軍恣意屠殺百姓，安祿山大封偽官的亂象。又如《古風•其四十五》云：八荒驰驚飆，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頹陽，洪波振大壑。龍鳳脫罔罟，飄飆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參見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937,©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頁902、905,,©劉昀.《舊唐書_玄宗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230。@參見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下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11371140.©劉昀,《舊唐書•王維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5052。©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05-107©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丨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04。©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209-210。

《古風•其五十九》云：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無變移。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谷風刺輕薄，交道方嶮巇:，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竞火滅，蕭朱亦星離。衆鳥集榮柯，窮魚守空池。嗟嗟失權客，勤問何所規?®前詩寫李白逃難之際,孤苦失落之感;後詩寫人生無常，飄蓬無定之痛。®而《古風•二十九》（三季分戰國）、《古風•五十三》（戰國何紛紛）兩詩，則藉戰國紛亂攻伐、諸侯家臣篡位來諷刺當時的政局。至於《古風•其三十二》（蓐收肅金氣），則以秋風肅煞起與，暗喩唐皇朝的暗淡無光。此外，《感寓二首•其一》(寶劍雙蛟龍）、《寓言三首•其一》（周公負斧扇）也可能作於此一時期。至德元載(756)十二月，李白在廬山經韋子春所說入永王璘幕。至德二載(757)三月，李白被繫於潯陽獄中，作詩上崔渙、崔圓,有《上崔相百憂章》、《獄中上崔相渙》、《繫潯陽獄上崔相渙三首》等，又有詩《送張秀才（張孟熊）謁高中丞》、《送張秀才從軍》以及《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拜謁高適，有渴望從軍之意，並在出獄以後入武昌宋若思幕府，此皆有《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餘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為宋中丞祭九江文》、《陪宋中丞武昌夜飮懷古》等詩為證。九月，李白病倒宿松。十月，張鎬支援睢陽並殺閭丘曉，李白當時有詩《贈張相鎬二首》^至德三載、乾元元年(758),李白遭流放至夜郞。五月至江夏，有詩《張相公出鎭荊州》。乾元二年(759),李白行至巫山，遇赦放還，有詩《流夜郞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複之美書懷示息秀才》。而《古風•其十九》：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勖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難，白日欺紅顏。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蕭士寶謂此詩是“太白罹難之餘”所作，當是實情。此外，《古風•其五十八》(我行巫山渚）、《感遇四首•其四》（宋玉事楚王）也大概寫於從宋若思幕到流放夜郞的途中。唐玄宗朝近四十年的風雲驟變期間，恰是李白從出蜀到病逝’輾轉於長安、洛陽，以及南北各地的求仕、漫遊的一生經歷。在開元年間,李白漫遊求仕，訪友隱居，因此“古風”詩中多有擬古、詠懷、自傷的感遇之作，同時也有一些玄言詩和遊仙詩。到了天寶元年至安史之亂期間，李白入京待詔翰林、上書還山，再次漫遊隱居。在親身感受到政局的頹唐後，“古風”詩中出現了一些暗諷朝政曰@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頁256-260m兩詩安旗皆繫於至德二年，見安旗主編，《（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下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1267一1268,1243-1244。⑩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114-115。

衰、忠臣被棄、邊站擾攘的詠史詩、遊仙詩等。安史之亂期間,李白目睹帝京陷落、叛軍橫行，又因入永王璘幕而遭流放，半途遇赦,所以“古風”詩中多有直言實事、控訴己遭、譏諷世事的政治抒情詩。綜上可見，李白的“古風”不僅以自己的見聞敘寫了玄宗朝由盛轉衰、安史之亂從爆發到結束的全過程,而且也是其用一生時間創作的盛唐哀歌、自身悲歌與世事寫照。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唐玄宗宗教心理解剖图—《长恨歌》宗教心理学分析陈发喜*“唐玄宗李隆基崇道教，道教因之发展到有唐一代的最盛时期。玄宗崇道种种,计其大者有：第一，遍立庙观。第二，追加老君尊号。第三，加封真人真经。第四，优礼道徒。第五，尊崇《道德经》，编辑道藏。第六,公主嫔妃入道。”“看来玄宗之崇道，不止于政治需要的考虑，其本人深受道家道教的影响，虔诚的信仰。”①不仅如此，玄宗还亲受符箓，是一个典型的道教信徒。作者白居易虽然可能算不得道教徒，但也是饱受道教思想浸染的诗人，这是学界公认的，所以他对唐玄宗的道教思想及其行为的认同或部分认同，在情感上与之产生共鸣,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长恨歌》所写内容，实际上是对唐明皇宗教心理的解构，并不单纯是世俗的李、杨爱情故事的一般记叙与描写。过去人们仅从文学审美角度分析，总认为其主题前后是矛盾的，即前半是讽刺批判的，后半是同情的。但是只要我们从宗教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全诗,这所谓前后矛盾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非但如此，而且前后是一个十分和谐的统一体。狂热心理再现诗从开头到“尽日君王看不足”为第一部分，写唐明皇渴求倾国之色和既得杨玉环之后的无比宠爱情结。正表现出了唐明皇宗教狂热心理。“宗教狂热可以定义为宗教热忱的巅峰状态,它是宗教心理或宗教观念的极端表现。”②这种宗教狂热心理，在一般情况之下都是宗教信徒对他所信奉宗教的最高神灵，如老子（或元始天尊）、耶和华、耶稣、真主等等的极端热忱的表现。但是,宗教信*陈发喜:广东培正学院人文系教授。①牟钟鉴著《中国道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81-82②李申著《宗教论》（第二卷•事神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页357

徒们的狂热心理一旦形成,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特别渴求或崇拜的人、事、物时，他们也会将这种宗教狂热移情至这些人、事、物之上。因为据宗教心理学研究,一个人的宗教心理和世俗心理实际上是相同或相通的。“宗教的爱只是人类将其自身爱的情绪导向一个宗教对象的结果。”③唐明皇正是这样,他将宗教狂热转移到了杨玉环身上。从另一个侧面讲，这也是道教的“贵生”、“重生”思想在唐明皇身上的体现，他要求自己的匹配的质量要高，要有别于一般世俗婚姻。他的这种狂热心理，作者是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描写的。首先，杨玉环被“一朝选在君王侧”。这里作者从诗歌语言和其他方面考虑，将材料作了取舍。杨玉环入宫的前后经过，《新唐书•杨贵妃传》：“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当作二十五年—原著），武惠妃薨，后庭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宜冲掖庭，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请求出家人女道士籍—原著），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④《新唐书》记载的是一件历史真实事件，朝野尽知，所以白居易在此只是点到即止，读者自然明白。唐明皇千方百计想得到杨玉环，其实也有他宗教性心理基础。据宗教心里学研究，“50%的人在有宗教经验之前，曾经‘痛苦、生病、不自在’，而有6%的人，在此之前‘感到困惑’。”©而唐明皇在此之前恰恰就是失去了武惠妃，他感到无比痛苦，后来经高力士推荐他才召见了杨玉环。当他看到杨氏后发现她与六宫粉黛迥然不同，仙风道骨，这才是他日夜追寻的合于他道教心理规范的“仙子”。但是她当时的身份毕竟是世俗女子,所以玄宗便令其出家修道，道号“太真”，并专门建“太真宫”供其居住，欲将其变为一个道家人物，这才能够与笃信道教的所谓天之骄子唐明皇匹配。其实并不完全是以往评论说的什么“掩人耳目”，实际上唐明皇主要是出于道教心理的考虑。如果单从文学、人伦、美色等方面解释，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唐明皇并不是一个自来就昏庸无度的君王，他早年能诗善文,还精通音乐，特别是在政治上励精图治，使唐王朝一度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兴旺局面，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按世俗之论，这样一个好皇帝，怎么会突然变得连人伦都不顾而去抢夺自己的儿媳妇为妃呢？就算六宫之中没有合他的意的人，朝野上下，美女如云，加上他是皇帝，可以在全国选美，难道就找不到一个如同杨玉环甚至超过之的美人？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他李隆基不明白？这一连串的问题，只能从宗教心理去考虑，才能够解释得通。在玄宗看来,这样一个仙子是不应该与一般人相配的，而应该是仙配仙或仙配神③[美]威廉•詹姆斯著《宗教经验之种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19。④转引自陈昌渠等编著《唐诗三百首注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丨992年，页丨18。⑤[美]麦克•阿盖尔著,陈彪译《宗教心理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72。

才是合适的。对“养在深闺人未识”一句，以往注评都说“是为玄宗隐讳”。杨玉环很早就随其叔父在京城居住,且很年轻就成了寿王妃子，怎么能说“人未识”呢？其实这里的“未识”并不单指的“未识”其外部容貌,主要是指人们没有能真正识得她的仙风道骨的内在本质。其次，唐玄宗狂热的宗教心理又表现在得到杨妃后的无比宠幸上。这就是诗歌所描述的“春从春游夜专夜”、“三千宠爱在一身”、“玉楼宴罢醉和春”、“尽曰君王看不足”等等。这是在情理之中的，费了十分的周折才得到一个合于他道教心理规范的人，既得之后当然就会百般恩宠。其实就在个过程之中，据有关资料说，杨氏有两次被逐出宫去。第一次是因为杨妃争风吃醋，恃宠骄纵。任何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唐明皇自也不例外。一面是他的宗教心理使他“三千宠爱在一身”，同时又世俗心理难以泯灭，不仅常幸宫中其他美人，而且跟杨妃的三个姐姐有染。特别是三姐虢国夫人，更是肆无忌惮地常常出入内宫。有张祜《集灵台》诗为证:“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胭脂无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为了这些事，杨妃在宫中吵闹，玄宗觉得她到底还是俗心未除，便将其遣归娘家。但没过几天,就派人将其接回宫中。第二次，据说是杨妃偷了二十五郎的紫玉笛，事情被发觉后又被送出宫外。也有张祜《分王小管》诗为证金舆还幸无人见，偷把分王小管吹。”这一次她出宫后,剪下一绺青丝，托中使张韬光带给玄宗。玄宗一见大为吃惊，马上又令高力士把她召回来。两次被遣，都又很快被招回，这在以往评论无非是指责唐玄宗朝令夕改，如同儿戏。其实从宗教心理说并不是这么简单。杨玉环初人宫中，世俗品格并没有很快就完全脱尽，身上仍然遗留有村姑街妇习气，一遇到稍不如意的事便大吵大闹。玄宗将她几次逐出，是为了给她一个教训，让她改掉那些世俗之气,成为真正道教仙品式的人物。之前虽令其度为女道士，但时日浅短，不足以修成正果,在既人宫中以后，除了百般宠幸以外，同时也还必须继续严加调教。再次，是玄宗忘我的狂热表现。诗中写道：“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列土”。杨妃由于两次被逐的教训，逐步明白玄宗是在让她脱俗归真,再也没有吵闹。在唐明皇看来，她巳经逐渐成熟起来了，所以对杨妃也就更加宠幸，以至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即“春从春游夜专夜”，“尽日君王看不足”。这种宗教狂热心理进一步发展，会使人达到一种“不由自主”的程度，一旦到了这样的状况，信徒就会出现一些让常人想象不到的行为。早朝是封建皇帝的本职工作，许多政务都必须在早朝时处理。可是唐明皇一心迷恋杨妃，连早朝也不怎么上了（其实并不是完全不上朝了），他已经忘掉了在世俗生活中作为一个皇帝

的基本职责,处在一种高度忘我的境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种他自认为是全新的比世俗生活更加优秀的神化天地，凡世的什么早朝、政务等等都是其次的不重要的东西。只有他的宗教心理所满足的一切才是最重要的、真实的和值得珍惜的。更有甚者,玄宗为了使杨妃欢心，将杨氏的家人及亲人封赏。《新唐书•杨贵妃传》：“天宝初，进册贵妃。追赠父玄琰太尉、齐国公。擢叔玄珪光禄卿，宗兄铦鸿胪卿,錡侍御史，尚太华公主。……三姊皆美劭，帝呼为姨，封韩、虢、秦三国，为夫人，出入宫掖，恩宠声焰震天下。”从世俗眼光看，这是爱屋及乌,从宗教心理看，当是另一回事。道教从传统道家学说中吸取滋养，“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信天由命，用道家的术语说就是无为，即无为而治，作为一种思想策略,是人君的南面之术。”“在他之前的一些帝王中,不乏这方面的揩模。汉文帝、景帝时期，以黄老之道治天下，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使战国以来严重的经济破坏得以好转，成为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方面，玄宗认为找到了具有仙风道骨的宗教知己，自己可以进人一种他认为的十分理想的生活境界之中。道教追求的就是精神的放任自由与无拘无束，看破虚名浮利，对现实生活的一切琐事持忽略不计甚至不屑的态度，主张返朴归真、回归自然。《抱朴子*内篇》：“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这些早期道家的理念在唐玄宗心里早就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他也要像文、景之作为,一试无为而治的道家手段。另方面，由于他早年的努力，唐王朝已经繁荣起来，也应该是实行无为而治的时候了。所以他疏于政务，将朝中一般大小之事交由高力士、杨国忠等大臣们去办理。自己乐得逍遥，这是玄宗道教心理追求的一种高层次的境界。痴迷心理展示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二部分，这是在展示唐明皇的宗教痴迷心理。这一部分也分了好几个层次，从“渔阳鼙鼓”到“回看血泪相和流”是第一个层次。从宗教心理分析，这一层也是一个大逆转，明明是一对道教人物美满的姻缘却被活活拆散。道教是追求长生久视的，为何本来具有仙风道骨的一个仙子，她的生命应该是受到上天保护的，怎么就这样被逼死了呢？而且自己就在身边却“掩面救不得'这让唐明皇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本诗主题肢，即遗憾，是一个天大的遗憾。但是道教除了信仰肉身的长生不死，同时又信奉人死后灵魂不灭。葛洪《抱朴子•论仙》把成仙的途径分为三种，即飞5)何晓莲著《宗教与文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210。

升、长生和尸解。其中所谓“尸解”，人们一般都理解为像夏蝉一样蝉蜕，即明明看见某人在此地死了，却又在别处能看见他。所以玄宗执意相信杨妃没有死，她还活着,换言之,他不相信自己这种逍遥生活就这样烟消云散，因此他要苦苦地思念与追寻。杨妃这时在玄宗心里已经成了一种理想生活境界的寄托和象征。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二层，写玄宗对杨妃的追念。B.N.诺索维奇在《科学无神论论宗教心理学》中说宗教使某些社会需求神秘化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这种宗教需求……当然，与彼岸世界的交往乃是与虚幻的交往,是与主观幻想的相互作用。似乎根据这个理由就可以说，宗教需求本身是虚幻的。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幻觉世界的生活常常被人想象成如同维持其肉体存在一样的非常必要的需求。”⑦唐玄宗笃信道教,被公认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三大道教皇帝之一（另两个是宋徽宗、明世宗—笔者注），对神仙鬼魂的存在是坚信不疑的。所以他明明知道杨妃已死，也仍然要对其苦苦追寻，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坚信杨妃一定会借尸还魂活过来。作者正是从唐玄宗的这种宗教心理考虑，写出了玄宗的一系列追念情结。追念的心理活动又有三个层面。一是人蜀途中。在失去杨妃以后继续西行的路途之中，唐玄宗痛苦万分。诗中写“云找萦纡”是一语双关，既指蜀道曲折难行，也喻指唐明皇此时的九曲回肠。他虽然是仓皇出逃,但也仍然是“千乘万骑”，可他却觉得“峨嵋山下少人行”，连日色也暗淡无光，因为他刚刚失去了杨妃而觉得异常孤单。行宫之夜有皓月当空，本是美不胜收的景色，可他却觉得这时月光是“伤心色”；路边的铃铛本是供行军队伍前后传递信息的，但是遇到非行军时候，常常有人也会摇响以取乐，可是此时在唐明皇心里，这时的铃铛之声也成了“断肠声”。总之,一切景物都失去了应有的颜色和魅力，似乎天也是漆黑的，在他心里时时只有杨妃的影子在晃动。二是返京途中。这一层，作者只抓住马嵬坡在做文章。唐明皇一行由西蜀返京途中经马嵬坡，当然是百感交集，悲痛欲绝。虽然是“不见玉颜空死处”，但必竟杨妃尸骨未寒，所以“君臣相顾泪沾衣”。诗对这次凭吊活动的本身并未作过多渲染，重点只在着力写玄宗此时的心理感受，如“踌躇不能去”“不见玉颜”“信马归”等都无不是突出其感受的。这是作者的高明处，因为诗的这一部分是表现玄宗对杨妃追念之情，除此之外的活动和过程是不必大肆描写的。杨玉环的肉身是在此地被赐死的，她的魂魄一定会经常徘徊游历于此，所以玄宗到了⑦转引自[苏]德•莫•乌格里诺维奇著，沈翼鹂译《宗教心理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页200c

这里“踌躇不能去”“泪沾衣”。其目的是就是想要在此唤醒杨妃的阴魂，意欲以宗教心理来打通阴阳两界的阻隔,再续旧梦。三是回宫以后。这一层与上一层一样，重点也是在写玄宗回到宫中以后的感受。“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难成眠”等都无不是写其感受。当他回到宫中以后，睹物思人，见到宫中的一切，如“未央柳、秋雨梧桐、秋草、梨园弟子、椒房阿监”等等，都使他想起杨妃美好的面容。杨柳、梧桐雨秋草,这时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颜色与状态，都成了杨妃的面容与身姿，思人而见树，树亦是人。可见玄宗对杨妃的痴迷程度了。回想诗的第一部分“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列土”，“尽日君王看不足”等，实际也是为了说明玄宗对杨妃的痴迷心理，并不是以往评论说的什么对唐明皇的批评与讽刺。这里如果是批判与讽刺，诗的后半对李杨爱情又是同情的，如果一首诗的主题前后是矛盾的，其主题就是混乱的，试问，一首主题混乱的诗还是“千古绝唱”吗？作者在这里对“梨园弟子”的提及，更是有其深意的。“历史上,唐玄宗曾创办梨园戏班，后来升座梨园神位。”®所以有人认为道教的戏剧之神“翼宿星君”指的就是唐玄宗。由此，可知唐玄宗当年的梨园戏班，原来都是按照道教理念创办的。而现在这个戏班却少了最中心的主角杨玉环，他心中当然悲痛之至，思念之至。他对杨妃的思念是那样执着、专注,没有任何杂念,完全痴迷了。唐明皇对杨妃的这种痴迷心理其实并不是在杨妃死以后才出现的，早在杨妃刚策封为贵妃的时候就已经产生3据说有一年在华清宫的长生殿,正值七月七日乞巧节,唐玄宗和杨贵妃避开众人在这里仰望牛郎织女二星，双双跪拜，发下誓言:“人寿难朝,但愿我们世世生生，永为夫妻！过了今生,还有来世!”这个传说可能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根据玄宗和杨妃的种种表现，是十分真实可信的。乍看他们的这个举动似乎是俗了点,其实这也完全是宗教心理的表现。道教的根本宗旨就是长生久视，就是让人的生命超越世俗之人生死的界限，永生永世地享受恒久的生命乐趣3李杨这时已经自认为是一对纯正的道教夫妻，当然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婚姻是恒久永远的，所以才有如此的表白。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一种凡俗的海誓山盟和美好的企盼而已，而是本来就应该是如此。根据宗教心理学的解释，这种宗教狂热、痴迷心理，再发展下去，当事人就会出现一系列让人难以置信的表现，如癫狂，或自杀，或杀人等等。玄宗痴狂心理发展的结果是派方士去招魂。K费石窗著《道教文化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342

魔幻心理描摹如果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还有较多的世俗情结与宗教心理矛盾纠裹，因为李、杨爱情毕竟是一段历史事实，在很多环节上作者不能完全回避，那么第三部分就纯乎是宗教心理和行为的描摩。表现的是唐明皇对杨妃痴痴追念以至于着魔境地。美国学者F.J.斯特伦说：“宗教是实现根本转变的一种手段。……所谓根本转变，是指人们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中，彻底地转变为能够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妥善地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界。”®玄宗思念之至于是叫方士招魂，就是想获得他心灵上的这种转换，“西蜀有道士，客居京城，自称有法术，只要生者诚心诚意,他可以把死人的魂魄找回来。”®唐玄宗由于笃信道教，他与当时的一些道士关系十分密切。他当年在追封老子时，同时还追封五斗米道的张道陵为“太师”，茅山一系的创始人陶弘景为“太保”。不仅如此，当时有名的一些道士，如司马承桢、张果、叶法善等还经常是玄宗的座上客，并且还常以国事相咨询。这时他叫方士招魂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还提出了洞天福地概念，对其神仙胜境做出了种种描绘。”®在其教徒心理，也就会时时出现类似的种种憧憬。传统评论一般都说第三部分是虚写，是作者妙笔生花，其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实写，因为这完全是按照唐明皇的心理和行为在写，并不是作者别出心裁想象出来的。据《仙传拾遗》载：当时有一个叫杨通幽的道士，“本名叫什伍，什邡人，驱毒厉，剪氛邪，禳水旱，致风雨，是皆能之，而木讷疏熬，不拘于俗，其术数变异，远近称之。”及杨贵妃死于马嵬坡之后，唐玄宗“属念贵妃，往往辍食忘寝。或云什伍有考召之法，征至，行朝置场，以行其术。九地之下，九天之上,遍访不知其处。至三日夜，奏于东海蓬莱之顶，有上元女太真者，即贵妃也，谓什伍曰：‘圣上此后一纪，自当相见,愿善圣体，无复念也。’取开元中所赐金钗钿合各一半、玉龟子一，寄以为信。什伍引进，上赐名通幽，问其所受。……上善其对。居数载，登后城山，葺静室于其顶。一旦与群真俱去。”®这段记载虽非出于正史，但根据唐明皇对杨妃的迷念状况,应该说还是在情理之中的。由于道教心理支配，玄宗设想杨妃一定已经位列仙班，所以才派了道士们四处寻找。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两处茫茫皆不见”是第一层。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是作者有意设计的波澜，其实自秦汉以来人们大都听到过海上@[美]F.J.斯特伦著,金泽等译《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3。⑩陈昌渠等编著《唐诗三百首注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21注〔23〕。⑪詹石窗著《道教文化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300。⑫转引自卿疳泰《卿希泰论道教》，h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页69

有三神山的传说。作者故意在此设一个坎，为的是要说明招魂的艰难，更是为了说明唐明皇寻找杨妃的意志之坚定。虽然开始时四处都找不到，但还是要不懈努力继续，大有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的决心。这样的设置与描写，既更加有力而细致地刻画了玄宗的心理，也更加突出了诗的主题。从“忽闻”句到“花冠不整下堂来”是为第二层，写道士经过艰难曲折，终于在蓬山仙岛的“金阙”中找到了杨贵妃。“金阙”是指用黄金建造的宫殿，既是仙宫自是精致豪华，所以叫“金阙”。实际就是道教所谓“洞天福地”思想在视觉上的的演绎。但作者对这些并没有过多着墨，而是着力在写太真见到使者以后的表现。她一听到汉家天子的使者到来，首先是万分震惊。按一般道理讲，她这时的心情应该是如同打翻了五味瓶，悲痛、委屈、恼怒等多种情感纠结一起，岂一个“惊”字了得。但是这时她将其他一切情绪抛置一边,仅仅只表现出震惊。这说明她虽然身处仙境，但也度日如年，虽然没有值得“嫦娥应悔偷灵药”式的悔恨，而“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苦楚却是饱尝了的。所以她“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来不及半点打扮与修饰，就慌慌张张出来迎接使者。恰恰她的这些表现正是唐明皇想要看到的，所以作者才这样设计。最后的二十四句是第三层，主要写杨妃托物寄词。“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曲。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这四句诗有两点要特别注意。一是全诗的开头并没有正面写杨妃的容貌，只在写杨妃的娇态，直到这里才正面写杨妃的非凡美貌。因为只有到这时，杨妃正式位列仙班，才算是真正的仙子,容貌自是非同一般。二是诗中多次提到“霓裳羽衣曲”，其用意是深刻的。其曲原名叫《婆罗门》，是西域的乐舞之一。唐开元时期，由西凉节度使杨敬述献入唐宫中,唐明皇将其润色加工并制作了歌词，常在宫中演奏。当时杨玉环进见唐玄宗时还演奏过。据说此曲是道教从古老宗教仪式传统中沿袭而来的服饰命名的一种乐曲，霓裳羽衣舞也是根据道教斋醮原理设计的。在舞场上还有玉鸾展翅收翅、白鹤引颈长鸣的陪衬,演奏起来且歌且舞,飘飘洒洒,极有浪漫情调。显然“霓裳羽衣曲”在这里已经成了李、杨道教姻缘的一个象征。以下正式写杨妃托物寄词，物是当年玄宗赐予的“钿合”“金钗”，词是当年华清宫中两人的海誓山盟，所谓“词中有誓两心知”即是，这无非是要表达杨妃对当年玄宗给她百般宠爱的无限感激之情。“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实际也就是当年誓言“世世生生,永为夫妻!”的翻版。杨妃此时重申誓言,无非是表示她要在仙宫等待玄宗仙化以后再续姻缘的决心。虽然在地上的“连理枝”做得不长久，但是到时候在天上的“比翼鸟”却是可以永久做下去的,这是唐玄宗宗教心理的核心，是道教徒一贯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世界上一般宗教的主张和虔诚信奉的。“因为人的生活并非总是符合理性的，也并非总是现实

的、功利性的;人必须有精神追求，必须有信仰，人应该超越现实而趋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这样的境界，对宗教的局外人来说，可能是虚幻的和无意义的，但是对信奉宗教的人来说,神满足和愉悦。而且,他并不觉得这种天地有丝毫虚幻，相反，他会觉得比他此前身居的尘世生活更真实，也更有意义。诗以“此恨绵绵无绝期”作结，意在照应诗题“长恨”。从唐明皇宗教心理讲，这个“恨”应该是:一恨当年“夜专夜”的美好时日太过短暂,二恨“六军不发”逼死了本该不死的杨妃，拆散了本不该散的仙班的姻缘,三恨“尔独何辜限河梁”，即天上人间久久相隔的相思之苦。正是这诸种遗憾纠结到一起，所以是“长恨”。“无绝期”是从李、杨二人共同的心理说的，天上人间相隔，度日如年，故云。整首诗都是对唐明皇在杨妃身上表现出来的宗教心理的描绘与咏叹，其实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开篇，这两句就写的是唐明皇的心理活动,这就明确告诉人们这首诗是要写玄宗的心理活动的，并不是要记载一段真实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要写一个世俗的李杨爱情故事。©傅有德等著《犹太哲学史》（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10。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宋代各类戏剧的创新追求赵兴勤4所谓戏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曾有过明确表述:“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当然，这里所说的“动作”，当非一般意义上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为辅助说或唱所发出的肢体语言，而应指场上人物之各类借助肢体或表情而作的表演。说唱艺术与戏剧艺术的最大区别是，一为叙述体，一为代言体。说唱艺人，为使所讲述的故事更为动人，也时而模拟作品中人物之声口表演,但那是一人兼演数色,且杂以叙述、交代。而戏剧艺术，是演者代剧中人物登场，一切背景、人物关系交代的语言，均借助场上人物传示。二者有很大不同。傀儡、皮影诸戏，虽有演者幕后操纵，但呈现给观众的，却是活灵活现的人物。尽管它并非真人演出，但已具有了代言的意义,“实与戏剧同时发达，其以敷衍故事为主,且较胜于滑稽剧”②，故与杂剧一并论之:1.傀儡戏傀儡戏起源甚早。至宋，又有了很大发展，门类增多。时之汴京，已出现不少傀儡戏名家,“杖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悬丝傀儡张金线、李外宁。药发傀儡张臻妙、温奴哥、真箇强、没勃脐”③，则叙及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肉傀儡、药发傀儡等数种。至南宋临安，更是名家辈出。“如悬线傀儡者,起于陈平六奇计解围故事也，今有金线卢大夫、陈中喜等,弄得如真无二，兼之走线者尤佳。更有杖头傀儡，最是刘小仆射家数果奇，大抵弄此多虚少实,如巨灵神姬大仙等也。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赛宝哥、王吉、金时好等,*赵兴勤,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早期戏曲生成史论》（项目批准号：11FZW004);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①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9页。②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7页。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461页。

弄得百怜百悼。兼之水百戏,往来出入之势,规模舞走，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虽说“水傀儡”是由古时水嬉演化而来，但表演毕竟不多见。而至宋，则成了各类喜庆场合经常上演的伎艺。《东京梦华录》卷七曾详载驾幸临小殿观看水傀儡表演的情况：又有一小船，上结小彩楼，下有三小门，如傀儡棚，正对水中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乐作，彩棚中门开，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人垂钓，后有小童举棹划船，辽绕数回，作语乐作，钓出活小鱼一枚，又作乐，小船入棚。继有木偶筑毬、舞旋之类，亦各念致语唱和乐作而已，谓之“水傀儡”。⑤《武林旧事》一书，也多次记载于德寿宫表演水傀儡之事。此戏之表演，明代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有详细记载，谓：又木傀儡戏，其制用轻木雕成海外四夷蛮王及仙圣、将军、士卒之像，男女不一，约高二尺余，止有臀以上，无腿足’五色油漆彩画如生。每人之下，平底安一榫卯，用三寸长竹板承之。用长丈余、阔数尺、深二尺余方木池一个，锡镶不漏，添水七分满，下用櫈支起，又用纱围屏隔之，经手动机之人，皆在围屏之内，自屏下游移动转。水内用活鱼、虾、蟹、螺、蛙、鳅、鳝、萍、藻之类浮水上。圣驾升殿，座向南，则钟鼓司官在围屏之南，将节次人物各以竹片托浮水上，游斗玩耍，鼓乐喧哄。另有一人执锣在旁宣白题目，赞傀儡登答，道扬喝采，或英国公三败黎王故事，或孔明七擒七纵，或三宝太监下西洋，八仙过海，孙行者大闹龙宫之类。⑥而今日之戏场’则极少见搬演。或谓，江苏昆山“傀儡湖一带的居民擅长表演水发傀儡，相传由黄幡绰所传，利用开阔的水面，木偶浮在水面上奏乐、跳舞、演戏。水发傀儡由精巧的机关传动，称‘机关傀儡’，也称‘水戏’或‘水饰’，比其他木偶戏难度高得多”⑦。至今是否仍在演出，则不得其详。然此伎在越南仍活跃于场上，笔者曾在彼国广宁省首府下龙之皇家海岸公园，亲眼目睹此戏之表演。该戏是融合药发傀儡与水傀儡之伎艺而成。场上有一方形水池，临池建有戏台，幕布垂抵水面，伴奏者或坐或立于台之右侧。起初，台上鞭炮响起，水面突然冒出娇艳荷花、荷叶等物，继而两龙分别从两侧出现，初喷火舌，后吐水，相向而游,徜徉水中。后又表演渔人钓鱼、赶鸭以及海上仙女舞等十余节目。就④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百戏伎艺》，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⑤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660页⑥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8页。⑦陈兆弘:《昆曲探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演出情况来看，水上有莲花、绿荷浮出以及伴奏者在旁解说、对答、喝彩，与《酌中志》所载相类。且演员于节目表演结束以后，穿泅水长裤上场谢幕,可知其是在幕后水中表演。此又和《酌中志》记述的“用纱围屏隔之，经手动机之人，皆在围屏之内，自屏下游移动转”相合。此被越南奉为国剧，搬演者称，已有千年历史，恐不可信。然在异域他乡，此濒于灭绝之伎艺得以保存，却是幸事，而且还保留了宋代水傀儡表演时“钓出活小鱼”之类关目，更值得珍视。图1:印度尼西亚哇扬戏皮影（赵鞾摄）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宋代傀儡戏的表演,非常注重故事性与情节性的追求。“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陈平六奇解围、巨灵神、朱姬大仙等，皆是其常演之节目，与唐时之演出有些不同。据《封氏闻见记》卷六：大历中，大原节度辛景云葬日，诸道节度使使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象，良久乃毕。⑨⑧吴自牧:《梦粱录》卷二O《百戏伎艺》，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⑨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朽局,2005年,第61页。

似亦在搬演故事。其中所谓“对数未尽”，似指按照预先安排的表演程序，尚未逐一演出。“对数”，疑为事前预定的表演套路。然而,既用之于葬礼，就不可能搬演太复杂的故事。“良久”云云,也仅是相对而言。再说,当时的傀儡戏表演,还只是丧仪的一个环节，未见有走向文化市场之记载。而宋代则不同，傀儡戏是艺人在表演,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所面对的是市井百姓、乡野农夫。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在《闻祥应庙优戏甚盛》一诗中写道：“空巷无人尽出嬉，烛光过似放灯时。山中一老眠初觉，棚上诸君闹未知。游女归来寻坠珥,邻翁看罢感牵丝。可怜朴散非渠罪，薄俗如今儿偃师。”⑩观看傀儡戏之表演，竟然倾巢而动,热闹景况超过元宵观灯，以致看戏女子因拥挤而丢失耳环,老人为剧情而感叹不已，足见人们对傀儡戏的喜好追捧。所以，艺人们在情节安排、故事讲述上不得不再三斟酌，力求完善、巧妙，并有意识地借鉴说话艺人讲故事的本领，想法设法以赢得观众，与隋唐伎艺在风格追求上有所不同。2.影戏影戏之起源，据说也很古。汉代班固《汉武故事》云：“会上所幸李夫人死，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张帐，明烛，令上居他帐中，遥见李夫人，不得就视也。”■或以为此即影戏之滥觞。然小说家言，事在疑似之间，可采信否,有待进一步考索。但是,宋代之影戏，既然十分兴盛，当其来有自，不致“自宋始有之”®。然以影戏搬演故事,当自宋始。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载:“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u”®可资证明。以皮影演说故事，在当时已成为普遍现象，著名影戏艺人班班可考。北宋时，丁仪、瘦吉等，以弄乔影戏驰名汴京市井。®南宋临安，“影戏，尚宝仪，贾雄”®，贾震、沈显、陈松、马俊、马进、王三郎、朱祐、蔡谘、张七、周端、郭真等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出现了家族式的表演团体，如三贾（伟、仪、佑）、三伏（伏大、伏二、伏三），就姓名而论，很可能是一家兄弟共操此业。这类演出团体模式,在以往是较为少见的，自然有助于伎艺的传授、习练。因为在封⑩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二一。⑪鲁迅:《占小说钩沉》第四集,《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25页。⑫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7页⑬高承:《事物纪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ft《京瓦伎艺》，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461页。⑮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16页。®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艺人等》，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133贞，

建时代，掌握一门伎艺者，为养家蝴口起见，往往视伎艺为枕中之秘，轻易不传于人。兄弟间的组合，既少了利益之纷争，也减少绝伎泄露之担忧。从另一层面看，兄弟三人，皆乐意从事同一行当的伎艺，足见影戏在当时影响之大，以致成了民间最常见的表演活动之一。宋人张耒《续明道杂志》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圣,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关圣，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享之。”®影戏竟然成了未成年人的主要娱乐形式，且剧情深深将他们打动。演技若达不到相当水平，怎能有如此显著的社会效果？图2:四川成都皮影（赵兴勤摄）至于当时的影戏制作与演出情况,《梦粱录》卷二〇《百戏伎艺》有清晰描述，谓:“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则明白交代了影戏戏人制作的演化过程，初以“素纸雕簇”，因容易破损、不易保存，故改为“以羊皮雕形”，饰以颜色。并注意用不同情状的影人，刻画性格各异的人物，即所谓“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此举在催生戏曲人物脸谱化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从“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一句来看，说话艺术对影戏的影响则分明可见。©陶宗仪:《说郛》卷四三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⑩吴自牧:《梦粱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

3.宋杂剧宋杂剧尽管是从古代参军戏演化而来,但它渐脱原来的规模，演员人数增多,且也未必皆有“末可打副净”®之举。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谓：优人杂剧，必装官人，号为“参军色”。按《西京杂记》：京兆有古生，尝学纵横，揣摩弄矢、摇丸、摴蒱之术，为都椽史，四十余年，善訑谩，二千石随以谐谑，皆握其权要而得其欢心。赵广汉为京兆，下车而黜之，终于家。至今排戏皆称古掾曹。又《乐府杂录》：汉馆陶令石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令衣白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按〕本朝景德三年，张景以交通曹人赵谏，斥为房州参军。景为《屋壁记》，曰：“近到州，知参军无员数，无职守，悉以旷官败事违戾政教者为之；凡朔望飨宴，使预焉。人一见，必指曰：‘参军也。’倡优为戏，亦假为之，以资玩戏今人多装状元、进士，失之远矣。®则道出参军戏演化之轨迹，故此处称滑稽戏，以与之相区别。宋时政治宽松，上下同僚间之嘲诮讽刺者时或有之，即使在帝王面前，也时常杂俚下廛市之语。据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九载,“杨安国胶东经生也，累官至天章阁侍讲。其为人沽激矫伪,言行鄙朴,动有可笑。每进讲，则杂以俚下廛市之语，自雇坐至侍臣中官，见其举止，已先发笑。一日，侍仁宗,讲至‘一箪食，一瓢饮’，安国操东音曰：‘颜回甚穷，但有一箩粟米饭，一葫芦浆水。’又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安国遽启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须要钱。’仁宗哂之。翌日遍赐讲官，皆恳辞不拜，惟安国受之而已”®。仁宗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或代其请求加恩，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后仁宗降旨,政府果然以无法可依，据不听命。未久,又有嫔妃求迁转,求帝御笔封赠,仍为有司婉拒。帝并不加罪，“但笑而遣之”，“内宠进迁，未尝略私以恩”。®宋周辉《清波杂志》载蔡卞之妻七夫人，颇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事，先谋之于床笫，然后宣之于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讥其官职自妻而致，中外传以为笑。”@既然人与人之间，少了森严等级的界隔，大都能和乐相处，故往往口无遮拦，谐谑成风，杂剧的大量出现势在必然。©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5页。@赵彦卫:《云麓漫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页，㉑江畲经编:《历代小说笔记选》宋一，h.海书店，1983年,第186页。㉒周辉:《清波别志》.江畲经编:《历代小说笔记选》宋一，上海书店，1983年,第328页。©江畲经编：《历代小说笔记选》宋一,上海书店，1983年，第290页。

图3:陕西韩城盘乐村出土宋代杂剧演出实景壁画王国维之《优语录》，从古代著述中辑出“优人戏语”五十条，其中有三十多条为宋代的，藉此可以考见宋代杂剧之基本情状，如：崇宁二年，铸大钱，蔡元长建议，俾为折十。民间不便。优人因内宴，为买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偿其余。卖浆者对以方出市，未有钱，可更饮浆。乃连饮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上为之动..法由是改。又，大农告乏时，有献摩俸减半之议。优人乃为衣冠之士，自束带衣裾,被身之物，辄除其半。众怪而问之，则曰：“减半。”已而，两足共穿半袴，而来前。复问之，则又曰：“减半。”问者乃长叹曰：“但知减半，岂料难行。”语传禁中，亦遂罢议。（曾敏行《独醒杂志》壬戌省试，秦桧之子熹、侄昌时、昌龄，皆秦名。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至乙丑春首，优者即戏场，设为士子，赴南宫，相与推论知举官为谁。指侍从某尚书、某侍郎，当主文柄，优长者非之曰：“今年必差彭越。”问者曰：“朝廷之上，不闻有此官员。”曰：“汉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来得？”曰：“前举是楚王韩信，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为彭王。”问者嗤其妄，且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坐不敢领略，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谴罚云（《夷坚志》丁集）®韩平原在庆元初，其弟仰胄为知閤门事，颇与密议，时人谓之大、小韩，求捷径者争趋之。一日内宴，优人有为衣冠到选者，自叙履历、材艺，应得美官，而流滞铨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拟，方徘徊浩叹.又为曰者，敝帽持@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10—211页。©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12页

扇，过其旁，遂邀之谈庚甲，问以得禄之期。日者厉声曰：“君命甚高；但于五星局中，财帛宫若有所碍。目下若欲亨达，先见小寒；更望成事，必见大寒可也。”优盖以寒为韩。侍宴者皆缩颈匿笑.（岳珂《裎史》）®韩侘胄用兵既败，为之须发俱白，闷不知所为u伶优因上赐伲胄宴，设樊迟、樊哙，旁有一人曰樊恼又设一人，揖问迟：“谁与你取名？”对以夫子所取。则拜之曰：“是圣门之高弟也，”又揖问哙，曰：“谁名汝？”对曰：汉高祖所命。”则拜曰：“真汉家之名将也:”又揖恼，曰：“谁名汝？”对以“樊恼自取”。（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以上所引，虽仅几例，但大致可以看出宋代杂剧演出规模及基本特征：首先，宋杂剧更多汲取了唐代滑稽戏的艺术营养，登场人物、场上对答、演出格局逼似“三教论衡”、“崔铉惧内”、“弄孔子”诸戏，而逐渐逸出参军戏表演格范。如参军戏在表演时，通常脚色为两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如后唐庄宗李存勗与群优戏于庭，曾因四顾而呼“李天下何在”，而为伶人敬新磨“以手批其颊”，®洪迈《夷坚志》丁集所载“宰相也只要钱”戏中的“副末举所梃杖其背”，《裎史》“二圣鐶”里的“以朴击其背”等，皆是沿参军戏“末可打副净”之旧例0而有些杂剧则未必然。“参军”一色的原始情状已然消退，为另一种面目所取代。再以《裎史》所载为例，南宋时，朝廷开科取士，初试题目出自《孟子•尽心上》。文中称舜，虽“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然“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考试即以“闻善而行，沛然莫御”为韵。然而，有人查阅《礼部韵》，“沛”字一为颠沛，一为沛邑，而无“沛决”之意。士子请示考官,考官正午睡，由一年轻人出面应酬，漫不经心地应答：“《礼部韵》注义既非，增一雨头无害也”，士子或按其所言答卷，或听不真切，径写“沛”字，结果，引起一场骚乱，考生以“试官误我二年，利害不细”为由，聚众冲击考场，如拱闱木皆折。考校遭到殴击，情急之下，应对曰：“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又声称“第二场更不敢也”。然而，事定之后，为首者却尽系于狱。有人为此而不平，藉优伶演戏以讥刺之，并称此戏为“场屋风波”。其表演如下：既拆号，例宴主司以劳还，毕三爵，优伶序进。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与诧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试所诵忆。其一问：®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14—215页®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15页"®陶宗仪:《南村辍拼录》卷二五《院本名0》，辽宁教ff出版社，1998年,第295页@《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传》，《二t五史》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丨丨3页®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下册，中华书局，1960年,第307页

“汉名宰相凡几？”儒服以萧曹而下，枚数之无遗。群优咸赞其能。乃曰：“汉相吾言之矣。敢问唐三百载，名将帅何人也？”旁揖者亦诎指英、卫，以及季叶，曰：“张巡、许远、田万春。”儒服奋起，争曰巡、远之姓是也，万春之姓雷，历考史牒，未有以雷为田者。”揖者不服，撑拄腾口。俄一绿衣参军，自称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质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诟，袒裼奋拳，教授遽作恐惧状，曰：“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亦得！”坐中方失色，知其讽已也。忽优有黄衣者，持令旗跃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学给事台旨：试官在座，尔辈安得无礼！”群优亟敛下，喏曰：“第二场更不敢也。”侠祀皆笑，席客大惭。明日遁去，遂释系者。®其中的“绿衣参军”，面对揖者“袒裼奋拳”，虽说“作恐惧状”，但与传统的参军戏表演相比，却大大丰富了情节内容。以往的参军戏表演,参军由出场到挨打，每在瞬息之间完成，哪怕是一句错话，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会引发副末的一顿暴打。情节转折突然，少有回旋余地。而此处之参军，虽说也起到揭举该戏题旨的作用，但在融贯剧情上,却强化了这一登场人物的角色功能，既使“儒服者”角儿性质得以深化与凸显，又为剧情收煞作了很好铺垫。这恰说明，宋代杂剧在演化过程中，对参军戏的表演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在吸取其表演艺术的同时，也融进了其他艺术样式的长处,加大了所传递信息的容量，进而完善了自身。其次为戏剧性的强化与表演效果的追求。什么是戏剧性？这是中外论者都十分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德国理论家奥•威•史雷格尔（A.W.Schlegel)在《戏剧性与其他》一文中，于引用柏拉图的一段对话后，认为戏剧性就是“生动活泼的思想活动和读者对结局的紧张期待”，“也在于把预料能吸引观众和能使观众全神贯注、翘首期待的许多东西，集中在短短的范围内”，再加上场上人物“因人而异的声调和表情”o®有人认为，“戏剧性有着各种特点，总体来看给人一种紧张感”®。还有人认为，戏剧性往往体现在“观众对人物的关心，对人物的同情”@以及与之相辅的一系列悬念。这些论述，均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戏剧性基本内涵。概言之，动作、情境、悬念、冲突等，都是戏剧性之构成的不可或缺的要件。就上文所述的“场屋风波”的搬演而论,尽管是由参军戏衍化而来，但其戏剧性却大为增强。参军戏是一个以滑稽、讽刺为主要艺术特征的小节目，一方(即参军）以贪污败露而进退失据、狼狈不堪，一方（苍鹘）滑稽、敏捷，场上周®王国维《优语录》引岳珂《裎史》,《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13—214页。®周靖波主编:《西方剧论选》上卷,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66页。©何辉斌:《戏剧性戏剧与抒情性戏剧：中西戏剧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焦菊隐:《焦菊隐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229页

旋，对对方竭尽揶揄、调弄之事，仅此而已。情节单纯，冲突外显，很少给人思考的空间。然而，“到了唐代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演出形式;参军和苍鹘已是分担不同艺术职能的固定的脚色名称，而成为后代戏曲脚色的雏形，行当的圭臬”而场屋风波的搬演，不仅在脚色行当上有所突破，原有的苍鹘一色，已由“质疑”者二人所取代，对参军其人只是作打状，却未必真得下手。“参军”之社会身份也由贪官转换为饱学之“教授”。而且，在参军告白前，还做了许多情节或气势上的铺垫，由“儒服”者与“旁揖”者相互论辩、不相上下来看，必然有一场唇枪舌剑的当面交锋。然后，“旁揖”者考问“儒服”者汉代名相为谁，被问者对答如流，赢得场上一片赞誉之声。继而,“儒服”者又反问揖者唐代名将帅是何人。揖者在回答张巡、许远之后，却故意将雷万春呼作“田万春”，使得“儒服”者起而争辩、场上表演陡起波澜，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容易引发观者对情节发展结局的紧张期待。然而，在此当口，绿衣参军却出场，证实万春姓雷，使对方很没面子。揖者当然不依，以致老拳相向。此时，才借“绿衣参军”之口，引出礼闱考校官那句“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旧话，使观众席上的考官变了脸色。这一情节安排，很近似于近世相声的“抖包袱”，形成强烈的讽剌效果。如此一波三折的表演形式,较参军戏复杂许多，的确强化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其三，充分调动不同的艺术手段，巧妙利用脚色分工、扮饰变化活跃场上演出气氛。宋代杂剧的搬演，在脚色方面，较唐以前的参军戏、滑稽戏则丰富许多。据王国维《优语录》所收剧目来看，每一戏之脚色，起码有三人，如“三十六髻”，是“教坊进伎，为三四婢”®，知其伶人为三四人。“宰相要钱”，登场者有扮作宰相的参军、僧者、道士、士人、主管宅库者、副末,绝不会少于六人。“王安石婿”一目，则有孔子、孟子、颜回、王安石、公冶长、子路六人。“百姓受无量苦”登场者较少，乃为儒者、释者、道者三人。“大钱不便”，则设买、卖双方，凡两人。“取三秦”之演出，也在三、四人之上。“樊恼自取”，则为四人。而《梦粱录》卷二o《妓乐》却载述道：“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并述及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诸脚色。《武林旧事》卷四《乾淳教坊乐部》，所载“杂剧三甲”，“刘景长一甲八人:戏头李泉现，引戏吴兴祐，次净茆山重、侯谅、周泰，副末王喜，装旦吴子贵;盖门庆进香一甲五人:戏头孙子贵，引戏吴兴祐,次净侯谅，副末王喜；内中祗应一甲五人:戏头孙子贵，引戏潘浪贤，次净刘衮，副末刘信;潘浪贤一甲五人：戏头孙子贵，引戏郭名显，次净周泰，副®傅晓航:《戏曲艺术表演体系探索》，隗芾等选编:《戏曲美学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06页。®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丨984年，第208页。®吴自牧:《梦粱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

末成贵”®，脚色则为戏头、引戏、次净、副末，较《梦粱录》所载还少。这就与《优语录》所收杂剧搬演实例所述有了差距。然而，稍加分析，即可明白，《梦粱录》等书所载的杂剧脚色名目，一般在四到五人（参看图44“河南温县西关墓杂剧散乐砖雕”以及图48、49、50、51相关图像内容），乃是教坊戏班的规制，但在实际演出中，有时会超出常例。如1978年在河南荥阳县东槐西村村北坛山坡下，发现的宋墓石棺所雕刻的宋杂剧搬演图，“演员左起第一人,头戴东坡巾，身穿圆领长袍,腰束带，右手拿一竹竿子，左手指向右方的人物。此演员为参军色,也称‘竹竿子’。左起第二人,头戴软巾诨裹，上端缠纽成向上的牛角结,身穿圆领长袍，项下扎一个大蝴蝶结，腰束带，右手持拍板于身前，左手托于腰腹部，上身前倾，面向右侧，口部微张。此人应为副末色，正在与右方一演员相对应表演。第三人，即与副末相对应表演者为副净色，头戴圆形尖顶高帽，身穿圆领宽袖长袍，腰束带，左肩上打一较大的补丁,补丁块和针脚非常明显，显得格外突出。其身躯肥胖，脸部肥大，双手于身前作叉手状，身体向左前方弓，形象滑稽”@。“图中第四个演员头上披长巾，身穿交领上衣，下束百褶裙，脸庞硕大，二目圆睁,双眼上向下斜画八字形两道，此为戏曲丑脚化装最早脸谱。他伸掌作拃，滑稽可笑。画面的下方,有一排栏杆，底边刻以波浪纹饰”®。据说，所搬演的乃李义山（商隐）故事。1958年于偃师酒流沟水库西发现的宋杂剧雕砖(图51),—为“演员头戴簪花幞头,身着圆领长袍，腰束革带,下穿裤，足蹬圆口鞋，双手拿一幅立轴画，画幅展开上半部分，面向观众’他上身微俯，似在讲说剧情。此人当系引戏色”®。另一雕砖，“左方一人头戴软脚幞头，身穿圆领中袖长袍,前襟掖起，露出双膝，下穿裤，足穿鞋。右手捧一物，形似官印之类，左手指向右方演员，作对话表演状。此人当系末色。此砖右方一人，头戴展脚幞头，身穿圆领大袖长袍，左手执笏，右手握笏于胸前,正与末色对话表演。此人为装孤色”®。还有一砖，“砖左方一人头戴展脚软巾,身着长袍，敞胸露腹，腰系带，裹腿穿袜，足穿圆口鞋，双脚呈丁字步状，左手托举一鸟笼，右手抬起伸出食指，似在戏逗笼中之鸟，口部张开，面向右方，又似同时与右方演员对应表演。此人当为副末色。其右方演员头戴软巾诨裹，束其上端，身着长袍，腰扎带,脚穿袜，露出两小腿，双脚呈丁字步状。左手放置腰间，右手抬起，将食指和姆指放进口中，正在吹口哨，形象滑稽有趣。此人当为副净色。该组雕砖真实地反映了宋®周密:《武林旧事》，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72页。®杨健民编著:《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8页。@杨健民编著:《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9页。®杨健民编著:《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50页。©杨健民编著:《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50页。

杂剧五个角色装扮演出的情况。在五位杂剧演员中，除副净和副末等为男演员外,其他系女演员装扮,这证明了当时已有男女演员合演的情况”®。温县王村宋墓杂剧雕砖，出场者也为五人。一为“头戴东坡巾，左鬓插一支翎羽，身穿圆领长袍，腰系博带，足穿无筒靴，面向左方，右手抬至身前,左手执一竿子，竿头有一圆球（骨朵），左腿前伸，作走动或丁字步状。此人当为末泥色（或为参军色、竹竿子等）”，二为“头戴展脚幞头，身穿圆领宽袖长袍，腰束博带，衣袂下垂投足，双手捧笏板抬至面前，面亦向左方侧。此人当为装孤色”，三为“头戴花脚幞头，身穿圆领长袍，腰束博带，脚穿短筒靴，左手执一把羽扇，曲臂抬至右肩上，右手于身前握住下垂的腰带，身向右方而面向左方侧，右足前移，与左足构成丁字步。此人眉目清秀,纤指小足,显为女子，当为引戏色”，四为“头上软巾诨裹，脑后插一支青竹，身穿交领长袍,腰束博带，前衣襟提起掖在带中，左手横握腰刀，右手抬起,用食指和拇指放入口中吹哨，面部扭向右方,脸上有化妆墨迹，左脚在前与右脚形成丁字步。此人当为副净色”，五为“头上亦软巾诨裹，展脚微垂,身穿长袍，袒露胸怀，腰束带，足穿长筒靴,靴筒翻下，裤腿宽短,小腿裸露，左脚在前与右脚成丁字步，双手握于身前呈叉手状,身体略弓，面向左侧，与副净色相对应表演，其面部表情和装扮滑稽可笑。此人当为副末色”。®而最近在陕西韩城宋墓出土的宋杂剧演出壁画，“演员约五人居于中央”，“正好是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五个脚色。其中坐在椅子上的和站在椅子对面的，分别应当是副净和副末”，“位于西壁中央,坐在椅子上，头部埋起,手拄杖子之人，当为‘发乔’之副净;而站立副净对面者即为‘打诨’之副末”®。与河南荥阳、温县、偃师出土戏曲雕砖、石雕相似，所不同的是，“在韩城宋墓壁画中，场上的十七人分为乐队和演员两大部分。演员约五人居于中央，正在表演一个杂剧节目，其余十二人为乐队，分列左右两边”®,为我们全面了解宋杂剧的场上搬演情况提供了形象资料。由此还可推知，当时杂剧之演出，登场者多为五色，与宋代文献所述相吻合。然登场人物之多少，并非一概而论,而是根据剧情之繁简而定，如出土于河南偃师宋墓的丁都赛雕像砖（见图48)，展示了北宋著名杂剧演员丁都赛演出情况头部裹巾，上饰以花（高簇花枝），穿着当时流行的妇女服装，上身汉装窄©杨健民编著:《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50—51页。⑭杨健民编著:《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52—53页。©康保成:《陕西韩城宋墓壁画考释》，刘祯主编：《中国戏曲理论的本体与回归一’09中国戏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541页。®康保成:《陕西韩城宋墓壁画考释》，刘祯主编：《中国戏曲理论的本体与回归一’09中国戏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541页。

袖圆领长袍,下身为契丹式的钓敦服，腰系帕带，背插团扇，双手抱拱作稽揖状(叉手），面部表情刻画传神”®。以及《眼药酸》（图50)、四川广元出土的宋杂剧演出石刻（图49)，登场人物均为两人，即是明证。至于脚色名称，除参军、副末外，一时还想不出更为合适的称谓，便以剧中人物的社会身份称之，足见演出形式的灵活多变。这一做法，还影响了南戏及元杂剧的脚色称谓，如《错立身》中东平散乐老伶人赵茜梅，则称作“虔”，即虔婆。非脚色名。《小孙屠》中之“婆”，即孙母,亦非脚色。同样，元剧中的孛老、卜儿、邦老、徕儿、洁郎、细酸、曳刺之类，大都是人物社会角色或性别角色的标识，还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戏曲行当中的脚色，是戏曲在逐渐走向完善或成熟之时的脚色称谓的过渡。这与宋杂剧的脚色派定或指认，则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宋杂剧在表演上，也调动了各种手段，如“三十六髻”，表演者或“当额为髻”，或“为髻编坠”，或“满头为髻如小儿”，“首饰皆不同”，且同时出现于场上。其他且不论,仅此充满滑稽意味的扮饰,就足以令人忍俊不禁。当今之舞台，仍有年轻的女歌唱演员，虽未必了解戏剧史之轶事，但却梳满头髻或朝天髻以逗乐观众，可谓与古人意脉相接。而且，这段记载，还于推出朝天髻、懒梳髻之后，猛然爆料，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此处暗用歇后语，省“走为上计”，以讥讽童贯的临阵脱逃。“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语出《南齐书•王敬则传》。宋、元时亦有此语，或作“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且沿用至今。伶人将此俗语信手拈来，以“三十六髻”之“髻”，与“计”音谐，令观者自然而然地想及“走为上计”，形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采用歇后语，这是当时文人文字应酬中的常用手段。陈师道《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词云：‘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盖韩诗有云：‘断送一生惟有酒’，‘破除万事无过酒。’才去一字,遂为切对,而语益峻”@。即是一例。宋《王直夫诗话》引黄庭坚(山谷）语曰：“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结合“三十六髻”来看，起初的“朝天髻”、“朝梳髻”之类的铺垫，就是黄山谷所说的预先“布置”，而结末抖出的“三十六髻”，才是黄氏所谓“临了”之“打诨”。此处所载，是符合北宋杂剧的演出规制的。《童蒙诗训》在论及东坡诗时说:“东坡长句，波澜浩大，变化不测；如作杂剧，打猛诨人，却打猛诨出也。”®所表述的意思相类。这里所说的“打猛诨入”，显然是说“初时布置”时，铺垫的力度越大,题©杨健民编著:《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9一50页^©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09页。⑩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08页。®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5页。@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590页。

旨的揭举才越显豁、有力。“其得力尤在前一段,抬得高,跌得重,故下文得操纵如意也”®。周振甫在《文章例话》中，曾引用朱宗洛《古文一隅》中语说明此类现象。并解释说由于前面一段抬得极高，后面才可能通过转折、逼进说得极为有力。好比把水的落差提高了，水冲下来就更有力。”©用在这里,恰能说明宋杂剧的转折、布置之功。图4:四川广元宋墓出土宋杂剧石刻人们在论及宋杂剧时，因为文本的难以寻觅，故对杂剧之形态，说法不一。但是，我们倘若根据王国维从古籍中钩稽出的戏剧史料，再结合宋人对杂剧的表述，印象会逐渐清晰。宋杂剧的情节基本模式，当是“初时布置,临了打诨”。如“宰相要钱”中的宰相，因排挤元祐党人，故“凡偶涉其时所为所行，无论大小”，一概排斥，因与元祐相关，僧人戒牒被涂毁，又拒绝为其开游方证明，并强加以冠巾；道士被“剥其羽服”，逼令还俗，书生被押送原籍，摒去功名。然一旦听说有人送来一千贯元祐钱,却马上眉开眼笑，令从后门搬入。®副者所称你做到宰相，元来也只要钱”，便是下一“猛浑”。而起初之僧、道之流受挫,则是为最后之“猛浑”设铺垫。其他如“百姓受无量苦”、“大钱不便”、“减半难行”、“取®周振甫:《文章例话》，中M青年出版社.1983年,第230页，©周振甫:《文章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王国维:《优语录》，《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丨984年,第209页。

三秦”、“王安石婿”等，构剧模式,莫不如是。其基本风格的滑稽风趣,恰如《梦粱录》所说的务在滑稽”®。至于所搬演“大抵全以故事”®之说，也曾引起学者争议,不少人从情节性的角度思考，追索宋杂剧之基本风貌。其实，“故事”一词,在当时的语境下，更多地是指旧事、掌故之类。王国维《优语录》所收集的宋代戏曲史料,大半不是搬演现代意义上的故事，而是针对旧事、掌故或制度中的某一缺漏或人物的某一劣行予以嘲讽。至于当时的杂剧，如何用大曲演唱，除周密《武林旧事》卷一〇《杂剧官本段数》中文字,透露一些消息外，实在难以寻觅到更多的例证。有时，杂剧为了表现特殊的故事情节,除了扮相上力求新奇,如前文述及的梳成各种奇形怪状的发髻，还在服饰上下过功夫。如“减半难行”，优人为了表现这一主题，竟然“自束带衣裾,被身之物,辄除其半”，创意不可谓不奇。当代小品演员，曾以形、色各半之衣服、头饰，分别扮演两类人物,使得观众笑声不已。岂不知，此类表演，却滥觞于宋。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伶人竟“两足共穿半裤”而来前，可以设想，两条腿插进一条裤筒走路,是何情状，自然会引惹得旁观者发问，以致逗引出“但知减半，岂料难行”之语。这一为本次演出专门做的奇装异服,本来就引人眼目，再配上伶人的种种滑稽动作，自然是情趣顿生，令人忍俊不禁,场上的喜剧效果可想而知。此外,宋杂剧的演出，还注意到砌末在场上的作用，如《卖沙糖》中小贩的“瓦瓿”，《宰相要钱》中僧人的度牒,《大钱不便》里卖桨者之杯，《二圣鐶》里的“荷叶交椅”，《大小寒（韩）》里“日者”手中所持之扇，《移果桌》里的生菱，《说甚中庸》里儒生手上之鹤等，皆对场上之表演、人物之刻画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其四，以“故事”为依托，“因戏语而箴谏时政”，“巧发微中”，表现出对现实人生的干预意识。据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载，唐代的歌舞戏、参军戏、滑稽戏，主要以娱乐、调笑为主。至宋杂剧，则往往假故事为依托,寄寓讽谏，且涉及的生活面较广，有国家时政、制度’有权臣恶德丑行，有颓丧之世风，有百姓之苦衷，甚者“教坊伶人以先圣为戏”®。《夷坚支乙》卷四载：绍兴中，李椿年行经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严急，当其职者颇困苦之。优者为先圣、先师鼎足而坐，有弟子从末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奋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为圣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颜子默默无语。或于傍笑曰：“使汝在世非短命而死，也须©吴自牧:《梦粱录》卷二o《妓乐》，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13页。®吴自牧:《梦粱录》卷二O《妓乐》，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12—313页。©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事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做出一场害人事。”时秦桧主李议，闻者畏获罪，不待此段之毕，即以谤亵圣贤，叱执送狱，明日杖而逐出境。®经界,本指古时井田的界划丈量。《孟子•滕文公上》曾强调经界的重要性。谓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或起到一定作用。而至南宋，“经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尽量步亩，必审定等色，必细折计算，奸弊转生，久不讫事”。其实，后来贾似道所推行的推排法，“即前此经界法也”。照此而行，尺寸之地“皆有税，而民力竭矣”，®岂能不遭到当时人们的强烈反对？伶人将孟子、颜回诸圣贤搬上场来,所讥刺的正是此事。他们之所以被“杖而逐出境”，恰说明此戏之搬演，刺到统治者之痛处，故“不待此段之毕”，即以“镑亵圣贤”罪责罚。此戏确为“因戏语而箴谏时政”，有着很强的战斗性。又如，张端义《贵耳集》所载：寿皇赐宰执宴，御前杂剧，装秀才三人。首问曰：“第一秀才，仙乡何处？”曰：“上党人。”次问：“第二秀才，仙乡何处？”曰：“泽州人。”又问：“第三秀才，仙乡何处？”曰：“湖州人。”又问：“上党秀才，汝乡出何生药？”曰：“某乡出人参。”次问：“泽州秀才，汝乡出甚生药？”曰：“某乡出甘草。”次问：“湖州出甚生药？”曰：“出黄蘖。”“如何湖州出黄蘖？”“最是黄蘗苦人！”当时，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语。寿皇即曰召入，賜第，奉朝请。®据史书所载，此处之“皇伯”，当是秀王赵子偁。子偁乃秦王德芳之后，高宗族兄，亦即孝宗赵眘（小字伯琮,字元永）之生父。元懿太子薨，高宗无后，遂立伯琼嗣。史书载子偁事较简，仅称其于“宣和元年舍试合格，调嘉兴丞”，伯琮被选入宫,子偁召赴都堂审察，改宗教郎，通判湖州，又知处州，后随着伯琮地位的提升，他的官爵也步步高升，累官左朝奉大夫，卒于秀州。秀王，乃是其子伯琼被立为太子后的追赠。®孝宗受禅，因已出嗣,故称其生父为皇伯。史书对其政绩极少述及。耐人寻味的是，嗣秀王赵伯圭（字秀锡，孝宗同母兄），史传却多载其政绩。这恰说明，子偁虽为官多年，的确无善可陈,难怪史书仅述其履历而已。《贵耳集》所载“黄蘖苦人”@之剧，恰可补正史之不足。黄蘖，乃落叶乔木，茎可制黄色染料，树皮可人药。此处以上党人参、泽州甘草，引出湖州黄蘖，巧妙地@洪迈：《夷坚志》第二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824页。@乾隆官修:《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774页。@王国维:《优语录》，《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12页。©《宋史》卷二四四《宗世一》,《二十五史》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147页。©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蘖”（bò)作“蘖”（niè)。按蘖”，乃树木砍后所生之嫩芽，当误,应作“蘖”，同“檗”。

讥刺了子偁任职湖州时苛敛百姓的丑行。针贬时弊，无所忌讳,伶人竟然连皇室手足、帝王亲眷都敢讽刺，其胆魄可嘉。其他如“取三秦”、“樊恼自取”、“移果桌”、“大小韩”、“二圣鐶”等,所揭示的均是社会热点问题，有不少还能触及上层统治者的敏感神经。这一方面反映了伶人或潜藏于幕后的剧作家体察社会生活之目光的敏锐、现实政治参与意识的强化,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宋代杂剧在吸取前代娱乐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在对其社会功用、文化内涵的理解上又有很大拓展。在当时人看来，种种娱乐形式，不应仅仅拘囿于活跃气氛、博人一笑，还应同诗、文诸主流文学样式一样，担当起拯救世风、讽谏时弊的道义责任，借平凡、浅俗之故事，巧妙运用隐喻、双关、谐音等手法，而箴谏时政。“戏说”中应包蕴有“大文章”，所反映的须是社会现实政治中曾出现的严肃问题。所谓“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墟，往往因以达下情”®，仿佛有之。“优流侮圣言云云,正反映出优伶之戏价值趋向的转移。《诗•卫风•淇奥》称：“善戏墟兮，不为虐兮”，朱熹注曰：“言其乐易而有节也”，强调“戏壚”应“和易而中节”，而防止“致过差之地”，©追求的乃是过犹不及的中和之美，认为“发皆中节，情之正也”。“虐”，乃过分之意。伶人以“戏说”而直刺当政者之隐私,令其当场难堪，这不能说不是“虐”。而他们无视儒家温柔敦厚的说教，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冷眼审视现实，且在“戏说”的掩饰下投之以冷弹，这自然是对传统艺术观念的一个颠覆，也是对官方话语霸权的潜在挑战。上文所引戏曲史料，虽多来自宋人笔记,且载述甚简，但却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王国维云:“盖优人俳语，大都出于演剧之际，故戏剧之源，与其迁变之迹,可以考焉。”®在文本很难寻觅的情况下，此类史料，为我们认识宋人杂剧之基本风貌提供了最为可信的依据。时人既然称这类优人戏，“世目为杂剧者是也”©、“教坊进杂剧”®、“御前杂剧”@，我们由此人手，追索宋杂剧之艺术追求，当然是可行的研究思路。©王国维《优语录》引叶梦得《避》录话》,《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丨撕年,第208页。@王国维《优语录》引岳珂《裎史》，《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丨4页。©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页。@王国维：《优语录》，《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03页。©王国维《优语录》引洪迈《夷坚志》丁集,《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09页。@王国维《优语录》引沈作喆《寓简》，《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11页。©王国维《优语录》引张端义《贵耳集》,《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12页。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南京圖書館藏朱九山《同館賦鈔》考論劉祥*自鍾仲恆《同館課藝》、《同館賦選》開始,淸代館賦選本紛至遝來。尤其是法式善《同館賦鈔》樹立編選典範，王九相等人繼起作之，在翰林院中形成館賦編刻傳統:“自是館中傳為故實，科有一編,操選者山於是、淵於是焉。”（毛昶熙《近九科同館賦鈔序》)而翰林院諸人皆有此自覺意識，徐桐《同館續鈔序》：“自今以始,科必有賦，賦必有選,綿延薈萃，相續於無窮，是所望於踵事者。”館賦選本呈現兩種趨向，一以保存文獻為主,一以指導後學為主。前者多為館閣賦鈔,後者多為坊間刻本。大體翰林院組織的館刻多以保存一代文獻、彰顯時人成就為主要目的。如法式善曰：“是編意存掌故,宗尙在博採,而精鑒則有待焉。”®毛昶熙曰：“所願網羅散失,一再續輯以彰諸君之遺美，而蔚然為大觀焉，是則祭酒之遺意也夫。”@此類著作另一目的是便於後學揣摩，以求大考、館課取得佳績，得授美職。這一目的在坊刻本中成為重心所在’如朱九山所說“俾學賦者知所取法焉”③。朱九山雖曾擔任翰林院編修，然此本實在坊刻之列®,所以在體例上以類別為區分，在選擇上以優劣為去取，在體例上以評點為輔助。其去取、評論均帶有突出個人風格，故能於眾多選本之中，獨樹一幟。一、朱九山生平考略朱九山（1786—1859),名其鎭，字又靑,以號行於世，浙江嘉興人。乾隆五.劉祥: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基金項目：江蘇省普通高校硏究生科硏創新計劃資助項目“兩漢之際賦學構建與士人心態”(KYZZ15—0013),①法式善《同館賦鈔•凡例》，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淸光緒刻本。②毛昶熙《近九科同館賦鈔序》.孫欽昂編《近九科同館賦鈔》，南京圖書館藏光緒十一年夏刻本。③朱九山輯《同館賦鈔_序》，南京圖書館藏淸道光丁酉刻本3④孫欽昂《近九科同館賦鈔■例言》曰：“館賦編輯向按科分，坊間或區門類。”（孫欽昂編《近九科同館賦鈔》，南京圖書館藏光緒十一年夏刻本）大凡館閣選本按科分.坊間選本或以門類分，朱氏按類區分,矚於坊刻。

十一年（1786)生，“為人簡重，文詞敏瞻，頎然有長者之風。”以朱子三十二世孫自居，頗有衛道之志。⑤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進士，十二年壬辰（1832)授翰林院編修。後考選山東道御史，十五年（1835),以御史與花沙納同典乙未恩科雲南鄕試®。陞任禮科給事中®十七年（丨837),又以御史充任丁酉科順天鄕試同考官，同年鐫刻《同館賦鈔》。二十年（1840)，以禮科給事中充任庚子科會試同考官，同年丁憂返鄕。二十二年（1842),作《醫要便讀湯頭歌訣序》，其文曰：“前歲,余居憂回裏，晤村恬,並豔村恬之克紹箕裘，而村恬適以此編乞余為序……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之吉，賜進士出身、禮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世愚弟朱其鎭拜撰。”®二十九年（1849),任鞏秦階道署按察使。父諱萬均，母孔昭蕙。其母有詩名，為時人吳澹川、顧樊桐稱頌。陸以滟《冷廬雜識》卷八載：嘉興朱九山觀察其鎮之母孔太恭人昭蕙，幼嫺文翰，書法亦工。年十三，父笙陔明經廣南客游山左，中秋玩月，賦詩云：“今夜團欒月，清光萬里同。恐添慈母思，不敢說山東。”一時皆稱異之。觀察書法秀勁，負盛名於時，蓋得於母教者多。觀察授館職後，由京寄書，禀請迎養,作三絕句示之，有“瞻雲且缓思親念,好把文章答聖朝”，及“暇日鳳池須記取，舊汀鷗鷺莫相忘”之句。⑨潘衍桐《兩浙輸軒續錄》、楊鍾羲《雪橋詩話》等書亦載其事。朱九山受其母影響甚深，書法造詣頗高，郭容光《藝林悼友錄》載:“朱其鎭號九山，由翰林出為甘肅鞏秦階道，書工眞楷,余曾介杭海圃乞其題《紅袖添香夜讀圖》，未就而卒。”⑩有作品流傳後世。詩賦亦佳，翁心存等輯《館課賦鈔》選其《雨不破塊賦》(以“太平之時雨不破塊”為韻）,中有“細如絲織,輕搖楊柳之風;濕僅沾衣，紅儘杏花之雨”®之句，化用志南“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之句，淸新自然。朱氏曾廁身“時晴館”雅集，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辛卯三十二歲，道光十一年（1831)載同年馬湘帆、易晴江、朱九山、朱久香、倭艮峰、楊仰山、王雁汀、羅⑤撲思浩《燕紀程•人》，林中基編《燕行錄全集》99,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72頁—⑥花沙納《滇轎曰記》：“過大王灘.朱九山船漏,待換。余泊焦溪。英軒舅候二日矣。即登舟共載.是晚泊羅漢溪。”章伯鋒、顧亞主編《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頁。⑦黃叔礅《國朝御史題名》，淸光緒刻本。王家相《淸秘述聞續》卷十四曰：“編修朱其鎭,字九山。浙江嘉興人己丑進士。”(淸光绪十四年刻本）以“九山”為朱其鎭字,誤。⑧嚴世芸主編《中國醫籍通考》,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2頁。⑨陸以滟《冷廬雜識》，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49,450頁。⑩郭容光著、吳香洲點校《藝林悼友錄》,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頁。⑪翁心存等輯《館課賦鈔》.南京圖書館藏小蓬萊山館刻本。

蘇溪等十餘人為賦課,每月六集,迭為賓主，皆在時晴館。”®因同年關係，朱九山與諸人相互援引，詩酒唱和。張集馨與其關係尤為密切，曾於甘肅布政使任上薦其署按察使，張氏自述曰：“朱號九山，浙江人，與余為己丑同年友，在詞垣時共筆硯數載;及放甘肅道闕，余在西安糧道任，助其路費四百金。余來甘省,九山以老病不支,欲進一階以為歸計，恰臬司出闕，遂函商琦相委令署事。”®朱九山求官升一階,以備歸老，結果恰逢治番賊入侵事，被人彈劾濫用刑罰，陷入陝甘總督椅善與内閣學士薩迎阿的政治鬥爭之中，牽連被黜：王先謙《東華續錄(咸豐朝）》載：諭内閣薩迎阿奏審明通事，誘倡供詞，並通事供出承審各員非刑倡供，及司道誘供，故入人罪，各情一摺。並分别定擬開單請旨，所有擬請革職發往新疆之甘肅……擬請革職發往軍臺之署按察使、前任鞏秦階道朱其鎮，均著即行革職，交該署督派員解交刑部。朱其鎮見經告病，如已啟程回籍，著咨行沿途各督撫派員解京。其擬請革職發往新疆之調任河南布政使、甘肅布政使張集馨著革職，交潘鐸派員解交刑部一併歸案。®朱氏被免職治罪在咸豐元年（1851)，時已六十餘歲,老病交加,尙且被逮赴京城。除“時晴館”雅集，他還曾參與丁泰主持的春樹齋集會，與沈洛（號雪門）、吳嵩梁(蘭雪）、勞宗煥（亦宜）、鐘汪傑（元甫）、厲同勳（號茶心）、金彥照(曉峰）、熊昂碧等人往還，並結識出使中國的朝鮮人樸思浩，樸思浩《燕紀程》中有相關記載©。此外，他還與林則徐有所往還，林曾於道光二十七年（丨847)八月致函以敘寒溫,稱其為“九山三兄大人”朱氏一生，幼有良好家庭敎育，長而春風得意，在朝為官幾二十年，又有良朋佳友，切礎琢磨,唯惜晚年仕途不順，牽連被黜。其編選《同館賦鈔》與其翰林院編修以及充任同考官的經歷有關，也與春樹齋、時晴館之會有所牽連。二、《同館賦鈔》概述《同館賦鈔》，又名《試賦匯選新編》，不分卷，共四冊。板框高15.1cm，寬10.5cr^半頁九行行二十五字，黑口，單邊。單魚尾，版心上書“試賦匯選新⑫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8J9頁。⑬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第483頁。⑭王先謙《東華續錄（咸豐朝）》，淸光緖刻本。⑮樸思浩《燕紀程•人》，林中基編《燕行錄全集》99，第72頁。其文曰：“初見之日，適江南文士朱其鎭等六人，會春樹齋，與卯橋酬唱。”⑯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八冊《信札卷》，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頁。

編”，魚尾下為篇名、頁碼，最下方為類名。首列朱九山序，版心題“同館賦鈔”，魚尾下有“賦序”二字。次列目錄，版心除頁碼,只底部有“目錄”二字。篇目下為小子類名、作者名。是書為道光十七年（1837)夏鐫,板藏於京都郁郁堂。編輯體例異於法式善、王九相《同館賦鈔》“人以科分’賦以人次”®’旣非以館課時間為綱，亦非以作者統屬，而是按照類別連綴，且不分卷。全書共分為天文類、時令類、方輿類、山水類、宫室類、君臣類、任進類、人品類、人事類、閨閣類、性理賦、文學類、武藝類、仙釋類、遊眺類、珍玩類、服飾類、飮食類、器用類、音樂類、書畫類、花草類、穀果類、竹木類、禽獸類、昆蟲類、鱗介類等二十七類,共七十五篇。首天文、地理，次人事（人事以關於君王者為先），次詠物（依次為器用、植物、動物）。從“珍玩”到“鱗介”，詠物共12類，幾佔半數，以昭示館閣詠物賦之興盛。朱氏分類當本於康熙年間成書的《歷代賦彙》。陳元龍將《歷代賦彙》分為:天象、歲時、地理、都邑、治道、典禮、禎祥、臨幸、蒐狩、文學、武功、性道、農桑、宮殿、室宇、器用、舟車、音樂、玉帛、服飾、飮食、書畫、巧藝、仙釋、覽古、寓言、草木、花果、鳥獸、鱗蟲等三十類。兩相比較可知，二書分類皆是先天文、地理，后人事，再詠物，細微分類也相去不遠。此書體例與其編輯目的有關=朱九山《同館賦鈔》卷首《賦序》曰：楊子雲云：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蓋薄為小技也。然賦本六義之一，可以覘風俗，考得失。班孟堅謂為古詩之流，其所由來者遠矣。降至律賦，拘牽聲律，專務對偶，體格疑於稍卑。要非沈潛經史子集，選聲設色，必無以閎中肆外。余昨入都，見館閣鉅製，風華典贍，古雅絕倫。雖其體不一，而春菊秋蘭，各極一時之秀。視從前詞垣，諸作花樣又新，因擇其尤者，分類彙成一帙，俾學赋者知所取法焉。是為序。®朱氏編輯此書,旣是為時人張目，亦為方便學人，有意整理可供模仿之範本，而非“意存掌故”。是以，他在篇目選擇上去取唯精，施以圈點、評論標識佳處，並將書印成小字本以便於流布。本書圈點與王九相《同館賦鈔》相類，二者皆成於道光年間，時間相近。王九相《同館賦鈔•凡例》：“每篇落句勾股以醒目，閱者眉目其佳處並用連圈。非敢妄加品評,亦以披沙揀金,盡人知寶，想欣賞自有同心也。”©朱氏所用圈點方©法式善編《同館賦鈔》，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淸光緒刻本®朱九山輯《同館賦鈔》，南京圖書館藏淸道光丁酉刻本.®王九相輯《同館賦鈔》，南京圖書館藏淸道光刻本。

法也與之相同,即斷句之處必圈，此外遇佳句則每字皆圈®。如第一篇王祖武《天道猶張弓賦》，開篇云:“溯名言於老氏,明至道於維天。狀畊蠓之廣運，證橐籥之昭宣。損滿益謙，默契淸虛之宰;抑高舉下,早孚聲臭之先。播坱扎於羣生，儼一張而一弛。廣裁成於庶類，字不倚而不偏。豈惟冶鑄洪爐，齊扇陰陽之炭；還比弓調，鋅角平分上下之弦。”“運”、“宣”、“謙”、“宰”、“下”、“先”、“生”、“弛”、“類”、“偏”等字旁有圈。“豈惟冶鑄洪爐，齊扇陰陽之炭;還比弓調，辟角平分上下之弦。”兩句每字旁皆有圈。此長對上半用賈誼《鵬鳥賦》“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下半用《詩經•角弓》：“鋅醉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用典翻新，屬對工整,又能切合本題，將天道與弓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得到朱氏讚賞：“正喩相形，如膠粘木，如豆合黃。其氣機圓暢，非弓燥手柔之候，不能如此縱送隨心。”將之作為“正喩相形”的典型代表，天道與張弓渾然一體，爐炭所鑄，旣是弓矢所成，也是天道所行;平分不頗，旣是醉弓所現，亦是天道所呈。長句的完美書寫，是此賦成功的重要原因。再如山水類朱炎《桃花水賦》“倘分竹箭之流，還憐綽約;如帶杏花之雨，更益光華。桂楫蘭橈,每欲沾夫香氣;葦汀蒲岸，恍疑別有人家。”“吹浪魚行,豈為花香唼喋;掠波燕去,方驚花陣斑斕。”“依舊春風，笑對去年之護;重來紫陌，看逢前渡之劉。方此絕艷，相驚作賦。還擬夫佳麗，况復微波可托,通詞正藉乎蹇修。”每字旁皆有圈。此賦淸麗有加，文句綽約，誠不愧朱氏“詞采葱蓓，音韻鏗鏘”之譽。朱九山將圈點與評論相互結合，為學賦者開方便之門。其評語雖然篇幅不長，卻於尺幅之中暗藏萬千波瀾，體現出濃鬱的個人特色，具備獨立批評價値。三、朱氏評語特色全書七十五篇賦中，五十一篇後有朱氏評語，在有些篇目如《四鰓鱸賦》評語後有“原評”二字，則朱氏部分評語或有所本。其評論大體上較為重視今人創作，對於所選作品給予充分肯定,體現出三個方面的特色。一、推尊時賦。序文通過對賦體、律賦的重視,逐漸縮小範圍，最終達到推尊時賦的目的。首先，朱序沿襲漢儒說法，認為“賦本六義之一”，並且贊同班固®朱九山對這一準則遵守較嚴，每句末字旁必有圈。而王九相則或有漏標者，如潘錫恩《澄海樓賦》“筆參造化之功，地參零奇之軌”，即無圈。所謂“落句勾股”，未必句句皆標也。孫欽昂《近九科同館•例言》曰“是編隨錄隨刊，鈔而非選，故有圈點，而無批評。擬埃續集刊成合前後另為一編，仍按科分釐定一從其朔。”大凡圈點、批評皆為淸代後期賦選常用手法。

賦為“古詩之流”的論斷，用賦史的綿長來論證賦存在的合理性，將賦抬高到與詩相並的位置，反駁揚雄雕蟲篆刻之譏。其次他認識到律賦存在“拘牽聲律，專務對偶，體格疑於稍卑”的問題，以為可以通過廣覽博閱,技巧訓練，即“選聲設色”，可以達到“閎中肆外”@的境界。朱九山在賦史意義上肯定了律賦價値，將律賦作為承接漢大賦而來的重要一環，而不是將二者割裂。在賦尾評語中，他對優秀時賦評價頗高，以“風華典瞻，古雅絕倫”（朱九山《賦序》）目之。朱氏流傳於世的書法作品，有一幅乃截取《宋書•謝靈運傳論》：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制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遗風余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騁文辭，義單乎此。®沈約對“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的元康文學讚譽有加，而六朝駢儷之文，正是律賦的一個源頭®。朱氏讚同沈約，極力推崇花樣翻新、富有華彩的當代賦作，並在具體評論中有所體現。朱氏推尊賦體、律賦皆是為時賦張本，推尊時賦又非毫無抉擇,而尤為重視優秀館賦，充分控掘它們所蘊含的文學價値。如評馬德溥《宋子京修〈新唐書〉賦》曰：“第將新、舊《唐書》得失互形,以見修字實際，亦非寒儉者可辦，然非賦家法也。唐賦敘事之妙,能於一事顯出全身，題外題中情□畢脩，有筆法焉,此卷得之矣。”以唐賦作為標準來衡量時賦,並且認為時賦已經達到唐人水平，盡得其敘事之妙。又如評姜曰寶《秧馬賦》:“賦格老蒼，在唐人中頗近王峯之、張繪之諸傳作。”亦是以唐賦衡量今賦®。朱九山在評論之中,特別重視賦格、賦法，從風格上、創作方法上充分肯定時賦。評價創作風格，則曰：“繪影鏤塵，歸於大雅,其風格自高。”（吳華孫《指佞草賦》評語）以大雅作為文學審美理想之旨歸。評價創作方法，則曰“應弦遣聲，按節投袂,深得唐人矩鑊者。”(張公墦《社翁雨賦》評語）具體到字句聲調、文章佈局。此外,他還論及字法，“從諫字摹寫物情，令人芬生齒頰。”（孔毓芝《諫果@韓愈《進學解》：“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頁）韓愈借諸生之口,稱讚己文與司馬相如、揚雄等前人之作同有此特點。@沈約《宋書》卷六十七,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178頁。©吳省蘭《同館賦鈔序》：“至於六朝,專尙駢儷,庚、鮑樹幟於南.崔、魏揚鑣於北。於以模範山水，鈞陶萬物,皇皇裔蚕,雅、頌之流亞焉論者以平原《文賦》為律賦權輿,其說固然.當時備其體.仍未別其名也。”法式善編《同館賦鈔》，南京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刻本。®淸人論時賦多以唐賦為標準,如寶銎《近九科同館賦鈔序》曰：“余閱之,淸新典雅,步武唐賢,有足為士林楷模者。”孫欽昂編《近九科同館賦鈔》，南京圖書館藏光緒十一年夏刻本。

賦》評語）“從稻字綰合孫字，不脫不粘，雙管齊下，洵推心細手和之作。”(蔡之麟《稻孫賦》評語）朱氏將賦格、賦體、切題之法、運字之法一一拈出，指導後學不遺餘力。從“活潑潑地，八面玲瓏。時賦有此，神乎技矣。”（馮嘉轂《團扇家家畫放翁賦》評語）的評論中，可見朱氏心系時賦，充滿時代自豪感。二、譬喩見義。朱氏本人精通書法，能詩善賦，具備較高藝術修養。在評論文字中,多有譬喩見義之處。就中尤以賦畫交融最為突出，其評李驥元《抱一為天下式賦》曰：“用畫家大劈斧皴染法，揮霍任氣，不為聲律所拘，循行數墨者望而卻步。”以畫家皴染狀賦家任氣揮霍，讚揚不為方法所拘束而能達到從心所欲的境界。這裡涉及到有法與無法的辯證,朱氏稱讚不為聲律拘者,又讚歎“格律工整，氣體淸華。”(兪嗣烈《折巾一角賦》評語）者,論述不拘於一格。又如評張公墦《社翁雨賦》曰“至其情景歴歴,可當一幅雨中春社圖也”，亦是將賦與畫交融在一起，賦中有畫，畫中能賦。朱九山運用譬喩，旨在便於讀者認知賦作的藝術價値,取喩範圍廣泛。如評何晉粹《筆陣賦》曰：“格律精嚴，無懈可擊。如人細柳營觀亞夫軍，非同兒戲。”以漢文帝觀細柳營，感歎軍陣之謹嚴威武，比喩此賦格律謹嚴、毫無破綻。評陸潤章《謝小娥受戒賦》:“運廣長舌，發菩提心，不啻如來說法，天花亂墜。”用如來說法天花亂墜之景,比況此賦立意慈悲、藝術高超。評汪學金《芙蓉裳賦》曰：“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常着五銖衣。仙骨珊瑚，超然塵表，組織之工，猶為餘事。”用境界仙氣飄飄、形質不存，比況需把握賦作整體内涵，而以組織精工為餘事。朱氏運用通感手法得心應手,往往於譬喩中單刀直入，把握賦作精髓,深中竅綮。三、造語淸雅。朱氏評論，行文駢散結合，頗多變幻，文字婉轉生動，極富美感。如評湯輅《長毋相忘蜀鏡賦》曰：“婉轉附物，怡悵切情，能令剩者廻腸蕩氣，而於詞一歸麗正。”賦物、切情對出，而以讀者感受、文詞旨歸接續。前對後散，流暢自然。評袁汝鷹《畢卓持螯賦》曰：“運豪士之氣，作達觀之言。覺千秋身後之名，不如當前一杯酒。”©“豪士之氣”與“達觀之言”作對，屬對工整。“千秋之名”與“一杯時酒”相形，而出之以散筆,更覺豪氣四逸，絕塵不俗。朱九山受評論對象影響較深,雖不乏散體單行之處，亦有明顯駢儷傾向。如“綠意初濃,紅情不定。非握江郞之管，何來荀令之香。”（徐岷《張敞畫眉賦》評語）直似從律賦中截出。無論駢散，淸雅是其共同特色，讀來詩意昂然，滿紙生香。此外,其評論多語言簡練，精到準確，往往以數字涵括一篇精神,“逸致遠情，擺脫凡近。”©余嘉錫《世說新語疏證•任誕第二十三》載張翰曰广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869頁。

(顧鴻聲《孟浩然歸鹿門賦》評語）“英姿颯爽,積健為雄。”(錢智林《佩刀出飛泉賦》評語)皆是此類。除上述三個特點之外，他尙於評論中作適當考證。如評姚寅《書畫船賦》曰：“米顚工書善畫，精於鑒別，收藏晉唐人名蹟最多。故山谷贈詩云:滄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書畫猶俗云字畫，此扃試誤以書為書籍者，十人而九。其認題無誤，又能精於摹寫者，僅寥寥數卷而已，獨此卷冠軍。”考證此題出自黃庭堅詩句,書畫乃是字畫，而非書籍，考生多偏題，突出此作認題精準，描摹出眾。評張公墦《四總鱸賦》、徐學琴《蟹簖賦》皆如此。推尊時賦是道光、咸豐、同治諸朝律賦論家的共同傾向。“此一時期律賦理論最為重要的嬗變當屬師法取徑的變化，即咸、同年間的賦學表現出對淸初康熙以來的，尤以乾、嘉時期為最的對唐代律體的尊崇並以之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淸代唐賦學不滿，轉而推尊本朝館閣賦，昭示出賦學理論的重要轉向。”®孫福軒這一評價並不準確，從道光年間開始，推尊時賦的傾向固然日趨明朗，然而淸代賦論家並未放棄唐代傳統,只不過擴大取法範圍,充分肯定時賦價値,將之與唐賦相幷。朱九山即是其例，他雖極力表彰本朝館賦，去取標準仍是唐賦。另外’朱《序》以“雅”為旨歸,體現出一定重視經義的傾向。然而他並沒有局限於經義之中,而是旣強調“閎中”，又推崇“肆外”；旣重視“經”的揣摩，又不廢“史子集”的學習。内容與形式並舉，雅正與技巧同重，“藏敏思於胸中’發巧意於毫末”(孫梅《鼠須筆賦》評語）。故而能在評論之中，發掘作品藝術魅力。徐桐《同館賦續鈔序》回溯館賦編選歷程曰：“館賦之選，以法梧門先生三十科賦鈔為最先。……厥後王藝齋先生嘗繼為之,常熟翁文端公、蕭山朱文端公皆與其事,起嘉慶辛未，止道光丁未，與法刻正相接績，仍以《同館賦鈔》名之。……於是自法選之乾隆乙丑，至本刻之光緒己丑，歷六朝七十六科。”@從乾隆十年（1745)(法式善《同館賦鈔》起始年）至光緒十五年（1889)(《同館賦續鈔》迄止年），一百多年間，翰林院散館及大考律賦創作大略可見。不過，徐氏所言館賦選刻，是以翰林院為依託而進行的官方行為，對大量湧現的坊間刻本有所忽視。坊本出現乃利之所驅,服務於科舉,其選刻質量受到質疑。法式善曾譏之曰：“間有選本,皆坊肆所鐫,意便揣摩，且江湖宕逸,難匹臺閣閎深。”®言辭之間對館閣身份頗為自矜。疏離於第一手文獻，也確是坊間選本品質不高的關鍵所在。然坊刻本自有其優，即對律賦考試有更強的針對性與指導性，且體制較小，便於攜帶。朱九山作為翰林院編修，身兼兩方所長,旣能接觸第一手館賦資®孫福軒《淸代賦論流變硏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第120頁。©徐桐輯《同館賦續鈔》，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淸光緖十六年刻本。⑳法式善編《同館賦鈔•凡例》，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淸光緖刻本。

料，又針對學賦者的需求，選擇少量精品賦作,施以圈點與評論，昭示作賦法門。他圈評律賦，顯然沾染了淸代中後期古文、制藝等領域評點盛行之習氣。淸代書院律賦亦有大量評點，許結師曰多為書院山長、敎授為學生批改賦作的方法，其匯成課藝賦集，則又成為淸代律賦評點學的重要内容。書院賦的評點一般按慣例為兩種形式，一是賦中夾註評點，一是賦末尾評，與當時科考制藝文的評點相類。”@朱九山在賦作之末施以尾評的做法與書院評賦之風相關。比之書院評點，朱氏評語更具文學性與理論性，在指導創作之餘，擁有獨立鑒賞價値與批評意義。使是編超出單純館賦選本的範疇,而與李調元《賦話》、王芑孫《讀賦卮言》等一批淸代律賦批評著作相映生輝。附錄:嘉興朱九山輯《同館賦鈔》目次及評語®天文類天道猶張弓賦王祖武正喩相形如膠粘木，如豆合黃其氣機圓暢,非弓燥手柔之候,不能如此縱送隨心。斗為帝車賦吳錫麟時令類閏月定四時賦吳錫麟精®象緯，貫穿古今,鴻筆之人,稱心而搆。社翁雨賦張公墦應弦遣聲，按節投袂’深得唐人矩穫者。至其情景歴歴，可當一幅雨中春社圖也。秋聲賦吳錫麟方輿類張華畫地成圖賦吳承烈洞庭湖賦失名山水類山滌餘靄賦陳隣翼秋山平遠賦馮嘉穀桃花水賦朱炎詞採葱構，音韻鏗鏘,正如碧桃滿樹，風日水濱，遊人樂而忘返。宮室類公府如僧舍賦諸元鈉紙窻竹屋賦錢智林®許結師《論淸代書院與辭賦創作》，《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賦名、作者皆本於朱九山《同館陚鈔》正文，而以同書目錄校之。

絕似庚子山《小園賦》，而此題較窄，尤見措手之難；君臣類抱一為天下式賦李驥元用畫家大劈斧皴染法，揮霍任氣，不為聲律所拘,循行數墨者望而卻步。玉鏘鳴賦張映斗立言有體,不徒以錫鸞和鈴之度，煥厥聲容。任進類共登靑雲梯賦陸用賓（目錄作“賡”）十八學士等瀛洲賦顧球人品類羊叔子輕裘緩帶類馬祖臨稔悉羊叔子之為人,則“輕裘緩帶”四字不煩言而自顯，此作造懷指事,篇體光華,眞文筆之鳴鳳也。羊叔子輕裘緩帶類周行叔子豐神，宛然在目。人事類擬庚子山《小園賦》張公墦擬賦遺貌取神,一歸雅鍊。其遣詞不取給於子山本賦，而以《江南》、《枯樹》、《邛杖》等篇中情事點化之。故與本賦無一筆蹈襲,亦無一句不切庚也。孟浩然歸鹿門賦顧鴻聲逸致遠情，擺脫凡近。閨閣類長毋相忘蜀鏡賦湯輅婉轉附物，恰悵切情，能令剩者廻腸蕩氣,而於詞一歸麗正。張敞畫眉賦徐紙綠意初濃，紅情不定。非握江郞之管.何來荀令之香。謝小娥受戒賦陸潤章運廣長舌,發菩提心,不啻如來說法，天花亂墜。性理賦太極圖賦林令旭動靜交相養賦吳長庚文學類通天地人曰儒賦程際盛三才萬象共端倪，大言炎炎,小儒見而咋舌。儒為雞廉賦盧傑讀書燈賦金會源全為讀書寫照，有人在焉，呼之欲出。

鼠鬚筆賦孫梅藏敏思於胸中，發巧意於毫末,洵為章之珠澤，文之部林0筆陣賦何晉粹格律精嚴，無懈可擊。如人細柳營觀亞夫軍，非同兒戲。側理紙賦潘元振含章蕴藻，緊貼茂先。何須九萬百畨，泛作紙賦也。宋子京修《新唐書》賦馬德溥第將新、舊《唐書》得失互形，以見修字實際,亦非寒儉者可辦，然非賦家法也。唐賦敘事之妙,能於一事顯出全身，題外題中情口畢脩，有筆法焉,此卷得之矣。武藝類擬《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王坦回驚舞鳳之文，繡葉散花之綵，是規撫子山而得其神韻者。佩刀出飛泉賦錢智林英姿颯爽,積健為雄=仙釋類屈刀為鏡賦唐肇垚氣淸詞麗,鋒發韻流。石點頭賦周時照嵌空玲瓏,米南宫袖第三石。金山留帶賦汪學金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淸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中一段推開說蒼茫感慨,壁壘一新,徒事獺祭者，那有此生龍活虎之筆。遊眺類宗少文卧遊賦郭高第天梯石棧相鈎連,極窮幽扶篷之致。書畫船賦姚寅米顚工書善畫,精於鑒別,收藏晉唐人名蹟最多。故山谷贈詩云:滄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書畫猶俗云字畫，此扃試誤以書為書籍者,十人而九。其認題無誤，又能精於摹寫者,僅寥寥數卷而已，獨此卷冠軍n珍玩類亥旣珠賦張崇型渲染細腻,有聲有光。無絃琴賦侯鳳苞秀色葩流，逸情雲上，處處為五柳先生寫照，好句欲仙。服饌類折巾一角賦兪嗣烈格律工整,氣體淸華。

芙蓉裳賦汪學金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常着五銖衣。仙骨珊瑚,超然塵表,組織之工,猶為餘事。飲食類麻姑宴蔡經（目錄作“京”）家擘麟脯行酒賦葛經锄畢卓持螯賦袁汝鷹運豪士之氣,作達觀之言。覺千秋身後之名,不如當前一杯酒。淡巴菰賦賈漢淡巴菰乃煙名’苦無故實,而能吐屬雋雅，可稱卓爾不羣：器用類秧馬賦姜曰寶賦格老蒼,在唐人中頗近王峯之、張繪之諸傳作。瓶笙賦姚棣碧筒杯賦蔣麟書玉楮不足擬其工,棘猴不足喩其巧。撲滿賦邵一聯寫出盈虚之理,能於小中見大。不僅為障簏、散籌一輩針眨也。音樂類成連移情賦朱日望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蔡中郞柯亭取笛賦胡海斗脈縷分明,風韻諧鬯。芳蘭靜襲,玉畛淸流。白司馬江上琵琶賦饒際時纏綿悱惻，入心脾。書耋類王右軍書六角扇賦張公墦文與可畫竹賦沈懋團扇家家畫放翁賦馮嘉轂活潑潑地,八面玲瓏。時賦有此，神乎技矣。花草類米囊花（目錄有“賦”）姜曰寶金錢花賦王鼎羌無故實,涉筆易俗。略加點綴，自爾大雅不羣。鏡花賦吳洪（目錄作“淇”）會才華從解悟中來，妙手空空,一塵不染,為詠“裁來雲錦花無樣,倒瀉珠胎海亦貧”之句。燈花賦張守愚刻劃精工,細入無間，筆端亦復生花。

指佞草賦吳華孫繪影鏤塵,歸於大雅,其風格自高。迎凉草賦吳學洙穀果類秧針賦許鐘（目錄脫“許”）着筆無多,風韵可挹。秧針賦張文綬捩藻葩流,摘詞泉涌，妙切田家景物。描畫。稻孫賦蔡之麟從稻字綰合孫字,不脫不粘,雙管齊下,洵推心細手和之作。（原評）諫果賦孔毓芝從諫字摹寫物情.令人芬生齒頰。竹木類方竹賦金琛全為君子寫照，知其自命不凡。林木似名節賦（目錄脫“賦”）李象鵾禽獸類佛現鳥賦程際盛靈鳥狀以慧心，眞如之旨涌現筆端,惟妙惟肖。鳳不司晨賦李恩錫九方旱相馬賦吾德凝昆蟲類蛾子時術賦吳錫麟蝴蝶賦屈家衡鱗介類四鰓鱸賦張公墦東坡稱山谷詩如江珧柱，風格高絕,然多食則發風動氣。若此賦只一味俊也，中間空寫一段,如列子所謂仙聖之種飛相往來,神妙不可思議。（原評）蟹簖賦徐學琴按》字,字典未載,惟陸魯《望漁》，其序云:網罟之流,列竹於海遨，曰滬注。注云:今吳人謂之菌簖作者會意精巧.措詞新鮮,綰合處俱極自然。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6近十年來中國内地英語散文賞析教材研究閻喜*1.引ã英語散文作為英語文學體裁的一種，一直受到中國内地學者的重視。以往英語散文硏究偏重於對英語散文歷史的梳理，如王佐良的《英語散文的流變》®、陳新的《英國散文史》②;也有致力於英美散文的翻譯與評介，如王佐良編譯的《並非舞文弄墨：英國散文新選》'劉炳善編譯的《英國散文選》（上下冊)®,高健編譯的《英國散文精選》⑤、《美國散文精選》⑥，夏濟安編譯的《美國名家散文選讀，楊自伍編譯的《英國散文名篇欣賞》®等等。此外還有許多學者對某一英語散文作家，作品或者其漢譯進行硏究。進入21世紀,隨着中國内地敎育部《高等敎育英語專業英語敎學大綱》(2000)以及《大學英語課程敎學要求（試行）》(2004)的頒佈，英語散文賞析課程不僅成為英語專業知識課程設置中的一部分，而且進入大學英語,成為一門選修課。為了配合新的課程設置，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撰與出版也提上了曰*閻喜:華僑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敎授。①王佐良:《英國散文的流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②陳新:《英國散文史》。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③王佐良:《並非舞文弄墨:英國散文新_》。北京:三聯出版社,1994年。④劉炳善:《英國散文選》（上冊）。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劉炳善：《英國散文選》（下冊）。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⑤高健:《英國散文精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⑥高健:《美國散文精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⑦夏濟安:《美國名家散文選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⑧楊自伍:《英國散文名篇欣賞》。上海:上海外語敎育出版社,1995年。

程。國外許多學者提出語言學習材料設計、選擇和評價的標準與方法®，中國内地也有學者開始關注語言學習敎材的設計與分析®，也有一些學者分析中國内地出版的特殊用途英語敎材®。但是目前的硏究多集中在語言技能訓練的敎材分析上，而忽視了其他類型的敎材，如文學賞析類敎材。敎材在語言學習中具有多種功能，是“敎學的有用之材，敎師的手中之寶”®。英語散文賞析敎材同樣如此。它是英語敎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認為英語敎育不能僅僅停留在狹義的語言技能的訓練上，應該更加重視更為廣闊的文化敎學。如果中國内地的英語敎學還是側重語言技能的訓練,而忽視了文化敎學，那與中國長期存在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似乎沒有多大的差別。文學作品的賞析是文化敎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可以使學生陶冶情操，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和文學修養。本文將對近十年來中國内地學者編著的英語散文賞析敎材出版情況進行梳理，先從整體上介紹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出版情況，並對各類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特點從内容編排、敎材編著者、敎材使用者、作家作品的選擇和賞析指引等多角度進行分析。第三部分則對兩本英語散文賞析敎材進行對比分析，這樣我們可以更加切實淸楚地了解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編寫的實際情況，我們相信這樣的安排可以使讀者能夠從宏觀和微觀把握中國内地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與出版走勢。在第四部分，我們按照文秋芳(2002)提出的英語專業敎材編寫的三原則®，對中國内地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提出一些建議，以期對以後英語散文賞析課程設置和敎材硏發與出版有所幫助。2.中國内地英語散文賞析教材出版情況(2000-2009)研究表1和圖1總體展示了十年來中國内地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出版情況。⑨見Harwood,N.(Ed.).(2010).Englishlanguageteachingmaterials：Theoryand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McDonough,J.&Shaw,C.(1993).MaterialsandmethodsinELT：Ateacher，sguide.Oxford：Blackwell；McDonough,J.&Shaw,C.(2003).MaterialsandmethodsinELT：Ateacher'sguide(2nded.).Oxford：Blackwell；McGrath,I.(2002).Materialsevaluationanddesignforlanguageteaching.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Tomlinson,B.(Ed.).(1998).Materialsdevelopmentinlanguageteaching.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Tomlinson,B.(Ed.).(2011).Materialsdevelopmentinlanguageteaching(2nde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⑩程曉堂:《英語敎材分析與設計》。北京:外語敎學與硏究出版社，2002年。⑧Gao,J.J.(2009).ESPmaterialdevelopmentinChineseuniversities：problemsandsolutions.HongKongJournalofAppliedLinguistics,72(1),29-44.⑫夏紀梅:《敎材、學材、用材、硏材一敎師專業發展的寶貴資源》，載《外語界》2008年第1期，第29頁。⑬文秋芳:《編寫英語專業敎材的重要原則》，載《外語界》2002年第1期，第17-21頁。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硏究有關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出版情況，所以英漢雙語散文讀物’如高健編著的《英文散文一百篇》和《英美散文名篇精華》，文學經典叢書如張祖武主編的《英美散文》和陸钰明主編的《英國經典散文》和《美國經典散文》等，以及綜合性英語文學欣賞敎材如羅選民主編的《英美文學賞析敎程:散文與詩歌》等不在本硏究範圍之内，故未列入表1中。同時由於本文作者所能搜集到的英語散文賞析敎材有限，難免有所遺漏，敬請見諒。結合圖1總的來看，過去十年來中國内地出版的英語散文賞析敎材並不多，總共15本,如果把方健壯主編的《當代英美散文名篇選讀》的上下冊®，蔣顯璟編著的《英美散文選讀》⑮的一二冊以及徐齊平的《現代英美散文選》修訂版和第三版⑯各算作一本敎材，那麼這十年裏，中國内地僅出版了12本英語散文賞析敎材。2000-2005年平均每年有一本英語散文賞析敎材出版，而在2006-2008年這三年裏每年都有2本英語散文賞析的敎材出版。可喜的是，在2009年，有關英語散文欣賞的敎材不斷面世,一年内便出版了4本英語散文賞析的敎材，這似乎說明高等院校開設英語散文賞析課程對相關敎材的硏發與出版已經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與其他敎材相比,英語散文賞析敎材出版的數量並不算多。以英語詩歌賞析敎材為例，2008年一年裏就有11本相關敎材出版,差不多相當於十年來英語散文出版數量的總和，相比之下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硏發與出版還是滯後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很多師生認為英語散文處於衰敗的狀態，不學也罷。有關英國散文的命運，多位學者都認為英國散文隨筆這種文學體裁出現了衰落之勢。黃源深(2007)認為“代表英國散文傳統的隨筆卻是無可挽回地衰落了英國散文隨筆出現了衰落之勢,美國散文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高健(2006)指出在美國“散文這門藝術幾乎快要被人忘卻，在一般作家與讀者的心目中已被視作過時形式和被驅逐摒斥在文學的大門之外。學校課本旣不編選，文學選集也不收錄,報刊雜誌也不認眞對待，甚至幹脆拒絕採用”®。英語散文的衰落之勢,不僅體現在中國内地英語散文賞析敎材較少出版，在内地出版的英語文學賞析敎材中也可以感覺到。中國内地出版的一些英語文學賞析⑭方健壯:《當代英美散文名篇選讀（上冊）》。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_年;方健壯:《當代英美散文名篇選讀（下冊）》。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年。⑮蔣顯璟:《英美散文選讀（一）》。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8年;蔣顯璟:《英美散文選讀（二）》。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8年。⑯徐齊平:《現代英美散文選（修訂版）》。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徐齊平:《現代英美散文選（第三版）》。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⑰黃源深:《英國散文選讀》。上海:上海外語敎育出版社,2007年，第X頁。⑩高健:《翻譯與鑒賞》。北京:外語敎學與硏究出版社，2006年，第313頁,

敎材是按照英語文學的四大體裁，即散文，詩歌，小說’戲劇等四大類編排，如蔣洪新、鄭燕虹編著的《英語閱讀技巧與實踐（鑒賞性閱讀）》®，羅選民主編的《英美文學賞析敎程(散文與詩歌）》@和《英美文學賞析敎程（小說與戲劇）》®，戴桂玉編著的《新編英美文學欣賞敎程》®，魏健主編的《英美文學鑒賞導讀》®，以及朱坤領編著的《英語文學賞析》®等。而有些英語文學賞析敎材則只是按照詩歌、小說、戲劇等三大體裁編排的，散文並沒有被包括在其中，如金莉、張劍編著的《文學原理敎程》®，邵錦娣、白勁鵬編著的《文學導論》®，張小平主編的《英美文學:詩歌•小說•戲劇》®,高奮編著的《英語文學閱讀導論》®等敎材，英語散文在文學賞析敎材中可有可無的尷尬境地從側面似乎反映出英語散文這種文學體裁的衰落之勢。其次,正如陶潔（2009)指出，中國内地高校英語專業通常不單獨開設英語散文賞析課,而是“把散文賞析當作貫穿英語專業本科學習始終的精讀課程的延續，在高年級階段繼續將語言點學習作為散文賞析的手段和目的”®。陶潔指出這種做法不可取,存在三個缺陷：忽視了高年級學生的特點;掩蓋了散文本身的性質;錯失了學生思維培養的良機。另一方面，從表1中可以看出中國内地英語散文賞析的敎材主要是由一些重點大學的出版社出版的，如上海外語敎育出版社出版了黃源深編著的《英國散文選讀》和楊金才等主編的《當代英語散文：閱讀與欣賞》®，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馬愛華等人主編的《英語散文選讀》®和陶潔主編的《美國散文選讀》，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程梅編著的《英語散文精品賞析》®，徐齊平編著的《現代英美散文選》(修訂版)和《現代英美散文選》(第三版），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蔣堅松主編的《英美散文選讀》®等。同時，我們注意到有關英語散文賞析的敎材多以系列敎材或是規劃敎材的形式出版,如黃源深編著的《英國散文選©蔣洪新、鄭燕虹:《英語閱讀技巧與實踐（鑒賞性閱讀）》。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羅選民:《英美文學賞析敎程（散文與詩歌）》。北京:淸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羅選民:《英美文學賞析敎程(小說與戲劇）》。北京:淸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戴桂玉:《新編英美文學欣賞敎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魏健:《英美文學*賞導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朱坤領:《英語文學賞析》。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8年。©金莉、張劍:《文學原理敎程》。北京:外語敎學與硏究出版社,2004年3@邵錦娣，白勁鹂:《文學導論》。上海:上海外語敎育出版社,2002年。©張小平:《英美文學:詩歌•小說•戲劇》、.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高奮:《英語文學閱讀導論》。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陶潔:《美國散文選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頁。®楊金才、舒奇志、張海榕:《當代英語散文：閱讀與欣賞》》上海:上海外語敎育出版社.2009年®馬愛華:《英語散文選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程梅:《英語散文精品賞析》。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蔣堅松:《英美散文選讀》：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讀》和楊金才等主編的《當代英語散文：閱讀與欣賞》屬於上海外語敎育出版社的“新世紀高等院校英語專業本科生系列敎材”，馬愛華等人主編的《英語散文選讀》屬於北京大學出版社的“21世紀外國文學系列敎材”，而陶潔主編的《美國散文選讀》屬於北京大學出版社的“21世紀英語專業系列敎材”，由重點大學出版社出版英語散文賞析敎材這種形式可能是以後英語散文賞析敎材出版的主要形式。表丨：中國内地英語散文賞析教材出版一覽表（2000-2009)教材名稱編著者出版社出版日期備註當代英美散文名篇選讀（上冊>方健壯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年21世紀英語語言文化系列叢書當代英美散文名篇選讀（下冊）方健壯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年21世紀英語語言文化系列叢書現代英美散文選（修訂版）徐齊平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英美散文選讀蔣堅松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高等院校英語專業系列敎材英語散文精品賞析程梅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大學英語公共選修課敎材英語散文選讀馬愛華等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21世紀外國文學系列敎材現代英國名家文選徐燕謀，謝大任，周瓚武復且大學出版社2006年英國散文選讀黃源深上海外語敎育出版社2007年新世紀高等院校英語專業本科生系列敎材英美散文賞析劉象愚新華出版社2007年新編全國師範大學英語敎學叢書英美散文選讀(一）蔣顯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8年全國高等院校商務英語專業本科系列規劃敎材英美散文選讀（二）蔣顯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8年全國高等院校商務英語專業本科系列規劃敎材美國散文選讀陶潔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21世紀英語專業系列敎材當代英語散文：閱讀與欣賞楊金才，舒奇誌，張海榕上海外語敎育出版社2009年新世紀高等院校英語專業本科生系列敎材(修訂版）現代英美散文選（第三版）徐齊平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英美散文名篇詳註胡家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高級英語選修課敎材

圖1:中國内地英語散文賞析教材出版數據圖從内容編排上來說，英語散文賞析敎材一般是按照編年體的形式編排英美兩國散文，如蔣堅松主編的《英美散文選讀》和胡家巒編著的《英美散文名篇詳注》@等，也有一些敎材以不同的國家為側重點，如黃源深編著的《英國散文選讀》側重欣賞英國散文,陶潔主編的《美國散文選讀》側重賞析美國散文。還有些敎材關注現代和當代英語散文，如徐燕謀、謝大任、周瓚武編著的《現代英國名家文選》®,方健壯主編的《當代英美散文名篇選讀》，楊金才等主編的《當代英語散文：閱讀與欣賞》。此外有些敎材打破傳統編年體的形式編排英語散文’按照不同主題來分類的，如劉象愚主編的《英美散文賞析》®是按照童年、自然、心理、性格、敎育等十五個主題來編排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對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劃分只是一個粗略的劃分，有時很難將一本敎材歸入這一類或是那一類，如蔣堅松主編的《英美散文選讀》不僅按照編年體選取英美兩國散文，而且每個單元還涉及散文的不同種類如隨筆、書信、小說、傳記、演講和文學批評等。楊金才主編的《當代英語散文：閱讀與欣賞》選取當代作家作品，兼顧英美兩國,每個單元按照家庭、幸福、愛情、工作、讀書等不同主題設計,反映出中國内地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編寫的靈活多樣。從敎材的編著者的角度來說,通過表1我們可以看出近10年來，在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著上’有些敎材是個人編寫,如蔣顯璟編著的《英美散文選讀》、程梅編著的《英語散文精品賞析》、胡家巒編著的《英美散文名篇詳注》等，但更多的是多人合作的形式,如馬愛華等人主編的《英語散文選讀》、陶潔主編的《美@胡家巒:《英美散文名篇詳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徐燕謀、謝大任、周瓚武:《現代英國名家文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劉象愚:《英美散文賞析》.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年

國散文選讀》和楊金才主編的《當代英語散文：閱讀與欣賞》等都是多人分工，共同編寫完成的。這種多人分工共同編寫敎材的形式可以使編寫者各自發揮自己的專長,有利於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與出版。從敎材的使用者的角度來說，中國内地近十年來編寫出版的英語散文賞析敎材也呈現出一些新特點。過去英語散文賞析敎材一般是面向英語專業高年級學生的，現在則呈現多樣化的趨勢。除了一些敎材,如黃源深編著的《英國散文選讀》、蔣堅松主編的《英美散文選讀》、蔣顯璟編著的《英美散文選讀》、楊金才等主編的《當代英語散文：閱讀與欣賞》等主要是供英語專業學生使用的;還有些敎材是供大學英語選修課使用的，如程梅編著的《英語散文精品賞析》；還有專門針對師範大學英語敎學的，如劉象愚主編的《英美散文賞析》。但是總的來說，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還是側重於英語專業，適用於大學英語選修課的英語散文賞析敎材並不多見。在對英語散文作家與作品的選擇上，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一些敎材的編寫者在文章的選擇上有着較為明確的原則和目的。有的側重整體宏觀，如徐齊平在其《現代英美散文選》（修訂版）前言中則指出其基本思路是“盡可能全面地收集20世紀中負有聲望的英美作家有關文化題材的散文作品，使本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剛剛過去的那個世紀的英美國家中的主要文化思潮,以及它仍在回響的餘音”®。有的則考慮多方面，如蔣顯璟在其編著的《英美散文選讀》前言中指出好的外語敎材文章選取的五個標準:語言規範,詞匯豐富，表達方式(旣不太古奧，也不太時尙,而是要採納那些能流傳久遠的用語），課文長度（考慮課時限制，保證學生討論反思的時間），思想内容。陶潔則在其主編的《美國散文選讀》前言中指出其編寫原則是：首先，在作家和作品的取捨方面，我們仍然選用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讓學生獲取盡可能多的有關美國文學的知識，我們常常收入一位作家對另一位作家的評論。其次，我們仍然注意美國文學的多元化特色，對不同種族和性別的作家都有所介紹，在時間跨度上也涵蓋了從18世紀到21世紀的不同時期。不僅如此，我們還盡量收入各種種類和形式的散文，既有敘事、描寫、也有議論、抒情；既有書信、遊記，也有回憶、雜感。目的是使學生通過這些描繪大地風物、反映社會生活、記錄時代聲音和抒寫人生情感的文章，了解美國社會文化的發展，提高鑒賞能力和素質修養。第三，雖然這是一本供一學期使用的教材，但我們還是提供了多於18®徐齊平:《現代英美散文選（修訂版）》。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丨頁。

周的材料，以便教師和學生可以有所選擇，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以往的敎材側重於對經典的作家與作品進行介紹賞析，而對現當代的作家與作品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最近幾年出版的英語散文賞析敎材正在試圖打破這一局面,例如黃源深主編的《英國散文選讀》增加了一些20世紀後半期的作家，如DorisLessing,MartinAmis等。不過這些敎材對於英語散文的理解還是局限於英美兩國，所選取的英語散文很少有其他國家的作品。我們認為可以適當擴大作品選取的範圍，有許多作家雖然不在英美作家之列，但是他們的英語散文作品也具有很高的文學性和思想性，例如中國的林語堂，黎巴嫩的紀伯倫，印度的泰戈爾等等。在賞析指弓I的設計安排方面，大多數敎材都是按照作家作品簡要介紹、課文注釋、鑒賞思考的討論題這一模式進行設計，如徐燕謀、謝大任、周瓚武編著的《現代英國名家文選》等。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一些新的特點，比如一些敎材有專門章節介紹英語散文的歷史以及如何欣賞英語散文，如蔣堅松主編的《英美散文選讀》、黃源深主編的《英國散文選讀》、陶潔編著的《美國散文選讀》、楊金才等主編的《當代英語散文：閱讀與欣賞》。在練習思考題方面,有些敎材除了設計一些思考題，還有其他形式的練習題,如蔣顯璟編著的《英美散文選讀》、方健壯主編的《當代英美散文名篇選讀》和劉象愚主編的《英美散文賞析》的配套練習形式多樣,旣有詞匯方面的練習，也有涉及文章理解，作者寫作技巧的思考題，還有討論題和寫作練習題。3.個案分析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對中國内地近十年來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與出版情況有了基本的了解，下面我們將通過對兩本敎材的具體分析來深入了解。我們選擇的兩本敎材是陶潔主編的《美國散文選讀》和楊金才等主編的《當代英語散文：閱讀與欣賞》。這兩本敎材都是在2009年由中國内地知名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敎材之一（前者屬北京大學出版社“21世紀英語專業系列敎材”，後者屬上海外語敎育出版社“新世紀高等院校英語專業本科生系列敎材（修訂版）”），這兩本敎材都是為英語專業的學生編寫的。通過對這兩本敎材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對中國内地英語賞析敎材的編寫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與認識。(一）内容編排在内容編排上，兩本書風格迥異。陶潔主編的《美國散文選讀》側重美國散®同注29,第I頁

文,按照作家出生年月的先後順序編排，上自美國文學早期的BenjaminFrank­lin,RalphWaldoEmerson和HenryDavidThoreau,下至當代美國文學的SusanSontag.JoanDidion和AliceWalker。並且專門設有一章概論，介紹了美國散文的歷史，英語散文賞析課程中的篇章選取，敎學方法和考察方式。楊金才等主編的《當代英語散文：閱讀與欣賞》側重當代英美散文，則打破傳統編年體的形式編排英語散文，以不同的主題編排，如家庭、幸福、愛情、工作、讀書等，並在前言中介紹英美散文發展歷程和特點，書後附有專門一節介紹批判性閱讀與寫作的技巧。(二）教材編寫者以及作家作品的選擇這兩本敎材都是多人合作完成的。陶潔主編的《美國散文選讀》主要遵循兩個原則：一是宏觀上的散文史觀，二是微觀上選篇的“文學性”。這裏的“文學性”可理解為外延擴展後的概念，即：不拘泥於“文學”與“非文學”的嚴格劃分，單纯強調選篇的文學色彩，而那些多具有歷史文化意義而文學性不強的散文篇章可以另作介绍，幫助學生通過閱讀來深入了解美國文化與社會陶潔的敎材中選取了不少美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如BenjaminFranklin的Autobiography,RalphWaldoEmerson的Self-Reliance和HenryDavidThoreau的Walden,並收入多位女性作家（如EudoraWelty,SusanSontag,JoanDidion)，猶太裔女作家（如TUUeOlsen)，黑人女作家（如AliceWalker)的作品，有利於學生從整體上了解美國散文的流變。此外,陶潔的敎材在文章選擇上還注重相互關聯，如第十五單元選取的ElwynBrooksWhite的Walden與第四單元HenryDavidThoreau的Walden兩篇文章雖相隔將近百年，但互文性很強。楊金才的敎材向我們展示了英語散文在當代旺盛的生命力，使我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英語散文内容的淸新、語言的魅力和審美的梯度,更有作家們對當代社會生活百科全書式的描摹及其文化心態次第更新的歷程”®。和陶潔的敎材相似，楊金才的敎材中也收入不同種族和性別的作家作品，如多位女性作家(如JaneT.Howard)，華裔作家（如湯亭亭）,日裔作家（如古美智子）以及非裔學者（如ThomasSowell)的散文作品等。此外作者在選擇文章上也獨具匠心，當今社會中很多學生沉迷於網絡虛擬世界，他們追求強烈的視聽刺激，對於經典®同注29,第6頁。®同注30,第viii頁。

作品則沒有耐心讀下去，喧囂的物質文明使得人們心浮氣躁，難以靜下心來,本敎材第十五單元的《好書做什麼》（WhattheGreatBooksDo)探討了經典作品在後工業文明時代的作用，“開卷有益”並非過時。而另一篇文章《好書的限制》(TheLimitsofGoodBooks)則敏銳地指出了閱讀經典作品存在的限制，開卷並非總是有益。這兩篇文章為學生培養創新性和批判性思維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對於愛情這一主題的歌頌，古往今來出現在不同民族的各種文學作品中,早已司空見慣,而本敎材第十六單元的兩篇散文的作者，通過散文這一形式對愛情這一主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新的詮釋.相信學生讀後一定受益匪淺，感觸良多。(三）賞析指引設計陶潔的敎材按照作者簡介、選文、作品賞析、思考題、推薦作品和參考資料來進行設計，楊金才的敎材按照作者簡介、作品欣賞、選文、文化點解析、思考題和參考網站這一模式編排。不過我們建議學生在閱讀每篇文章之前先不要看作品賞析部分，這樣有助於學生獨立思考,提高自己的閱讀欣賞能力。兩本敎材都把注釋放在文内,便於讀者閱讀。在課後練習中，兩本敎材都沒有設置以詞匯、語法、句型為主要内容的練習題,看來這兩本敎材的編寫者試圖跳出高級英語敎材編寫的模式，體現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特色，更強調學生思維能力的訓練。値得注意的是，陶潔的敎材在每單元後面附有推薦作品和參考資料,而楊金才的敎材在每篇散文後附有相關的參考網站，這都方便了學生進行擴展性閱讀。4.建議莊智象(2006)指出長期以來内地外語界雖然編寫出版了不少外語敎材，但沒有對編寫實踐和經驗進行理論思考，缺乏外語敎材編寫和評價的論著。他分析了背後的原因，並提出目前亟須硏究的幾個課題，呼籲構建科學的、系統的、完整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外語敎材編寫理論和評價體系。®目前有關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編寫原則的討論尙不多見，文秋芳(2002)提出了編寫英語專業敎材的三個原則：（1)以“人的發展”為依據;（2)以第二語言學習理論的最新成果為依據;（3)充分體現中國外語敎學的特色我們選擇文秋芳提出的這三個原則®莊智象:《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外語敎材編寫和評價體系》■載《外語界》2006年第6期,第49-56頁。©同注13。

來分析英語散文賞析敎材,是因為（1)這三個原則不是盲目地照搬西方語言敎材裏所提出的原則與標準，而是結合中國語境,考慮到中國内地外語敎學的實際情況；（2)目前大多數有關於英語類敎材的硏究與分析多傾向於語言技能類敎材，適用性有限，而文秋芳所提出的三個原則沒有局限在語言技能的培訓上，而是從“人的發展”這個原則出發來審視敎材的編寫，我們認為她的三原則可以用來分析英語專業的不同類型的敎材,並圍繞這三個原則對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提出以下建議：首先，以“人的發展”為依據。英美散文是英美兩國文化的瑰寶，是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黃源深(2007)認為“對於英語專業的學生來說，只讀小說’戲劇，詩歌，而不讀散文無疑是一大遺憾”®。英語散文對英語專業和非英語專業的學生的發展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對於學生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此外，英語散文有助於提高學生創新性和批判性思維能力。文秋芳等（2010)通過對中國内地英語專業與其他文科類大學生思辨能力的對比硏究發現“總體上英語專業學生的思辨能力顯著高於其他文科類大學生，但這種差距隨着年級的升高逐漸縮小:兩類學生1-3年級思辨水平的内部變化均達到顯著性水平，但英語專業學生只有小幅量變，其他文科類大學生變化幅度較大，質變關鍵期在2-3年級”@。作者指出語言學習過程中的模仿、記憶、重述並非訓練分析、推理、評價技能的最佳任務，而高年級專業課課時少，加之有限的思辨訓練能力，不利於英語專業學生的思辨能力的培養，所以我們認為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應該更注重思維能力的訓練。敎材的編寫者可以在作品之前安排一些思考題,讓學生不是被動地閱讀，而是積極地去理解文章。在閱讀過程中，對於文本的解讀不能只停留在了解文章大意,鼓勵學生提問題，互相討論，表達自己的看法，進行中西對比，這樣才能開闊其人文視野，豐富其想象力，深化其思維力，培養其文學欣賞與跨文化交際能力以及提升其人文素養。其次,以第二語言學習理論的最新成果為依據。英語散文賞析敎材在設計上應該有所突破與創新。我們應充分借鑒語言學以及第二語言學習理論的最新成果，如寫長法，體裁分析法，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計算機輔助敎學理論等。王初明(2005)認為寫長具有以下好處:1)能夠產生成就感;2)旣能鞏固所學的知識，又能增加運用新知識的機會;3)能夠幫助學習者開闊思路,超越極限,挖©同注17，第iv頁。®文秋芳、王海妹、王建卿、趙彩然、劉艷萍:《我國英語專業與其他文科類大學生思辨能力的對比硏究》.載《外語敎學與硏究》2010年第5期,第350頁。

掘學習潛力;4)有助於消除怵寫心理等。©敎材編著者或者授課老師可以讓學生以寫讀後感,評論的形式鼓勵學生寫多，寫長。或者根據實際情況可以知道學生進行創造性寫作。®鑒於英語散文體裁多樣,授課敎師可以不必按照傳統的編年體順序講解，而是從體裁分析人手，對各類英語散文進行分類（如古典隨筆、報刊雜文、哲理散文、紀傳散文等），這樣似乎更易於學生了解不同類型的散文。考慮到大學生英語學習風格多樣我們可以配光盤增加相關散文的配音朗讀,或是建立專門網站來提供課程資源來充分調動廣大英語學習者閱讀英語散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最後，充分體現中國外語敎學的特色。文秋芳（2002)認為外語敎材編寫“可借鑒漢語敎學的經驗，採用以範文為主體的選材體系”，在英語散文的選擇上，編寫者可以選取經典散文,同時兼顧當代優秀的散文。©—些學者已經注意到背誦課文的重要性（如丁言仁®)，正所謂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我們在培養學生英語散文賞析時，多鼓勵學生背誦名片名斷，這對學生是大有裨益的。中國文化傳統提倡對話式敎學,這種敎學方式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有助於學生從多角度硏究問題。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有着自己的文學傳統和特色，我們可以鼓勵多元文化和多元文學之間的對話，正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錢鍾書語），這也符合英語敎學和英語敎材的本土化要求。中國人傳統思維方式注重整體辯證思維。我們可以充分發揮這一優勢，鼓勵學生在閱讀欣賞英語散文作品時注意考慮諸方面，如作者寫作意圖與對象;立論方法;篇章的組織與結構;段落的過渡與擴展;句型的選擇與運用；詞匯的分析與比較;語言的邏輯與表達;語氣與態度;文體與修辭；節奏與韻律;引語，暗指與典故，等等。我們可以讓學生自己動手翻譯名家散文，或是比較鑒賞名家的散文翻譯，©王初明:《外語寫長法》，載《中國外語》2005年第I期,第45-49頁。®參見隋剛《英語散文和戲劇寫作指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參見李正栓、蘇文妙:《文化背景與學習風格一中國語境下英語專業學生學習風格調査》.載《中國外語》2007年第2期,第69-73頁.，@同注13,第21頁。©丁言仁:《背誦英語課文:現代中國高等院校中傳統的語文學習方法》。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使學生在翻譯中進行跨語言與跨文化的文學鑒賞®。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對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提出過多苛刻要求，因為敎材的編寫,修訂與出版也需要一個周期，而敎材的優劣還在於授課敎師能否課前做好充分的準備，靈活使用敎材，做好課内課外的銜接，調動學生學習英語散文的積極性。以楊金才主編的《當代英語散文：閱讀與欣賞》為例，該敎材第十單元第一篇文章選取了DeborahTannen的文章ButWhatDoYouMean?探討了語言與性別的關係，授課敎師可以讓學生課前通過觀察比較異性之間言語交際時語言有什麼樣的風格，包括話語量的大小、話題的選擇、話語策略的運用等等。通過課後相關的擴展性閱讀，學生可以進一步思考男女語言的差別以及背後的原因,男女在語言使用上是否存在絕對的不同，還是語言只是性別身份構建的一種方式。我們還可以鼓勵學生注意文學作品以及影視作品等男女言語交際風格，通過語言和性別來解讀文學以及影視作品。當然，我們還可以提醒學生注意文化差異,想想DeborahTannen所提到的男女言語交際風格是否也適用於中國。第十三單元第二篇文章是有關語言中存在的性別歧視現象，授課敎師可以讓學生先想想生活中我們的語言中是否也存在着性別歧視現象,鼓勵學生進一步思考語言中是否還存在其他的歧視現象（例如階級歧視和種族歧視），以黑人英語為例,人們怎麼看待黑人英語,在文學以及影視作品中黑人英語通常是哪些角色使用的語言。或以倫敦土話為例,敎師可以愛爾蘭劇作家喬治•伯納德•肖的作品《賣花女》（PygmaHon)為例，讓學生意識到作品中人們對語言（土話和標準發音）的態度是如何反映出當時的英國是一個注重身份背景、社會階層分明的國家。以上這兩個例子都說明英語散文賞析課程的授課敎@我們可以引導學生從多角度進行跨語言與跨文化的文學鑒賞.例如中國的散文歷史悠久,與英語散文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辜正坤認為“在整體上,中國散文有更強的抒情風味,字面上更追求典雅.平衡,作家有強烈的美文自覺性,能夠在情志.性靈的抒寫方面達到高度的和諧,並且這種和譜常常與自然景物描寫的和諧融為一體英美散文則有更強的說理性,更多敘事性,更重用字的準確性。追溯其原因,在於英語散文在傳統方面無法擺脫其思辨性佔上風的文化邏輯.其語言本身的嚴密的語法體制具有極強的暗示性，促發了條分理析的行文程式。其文風淵源上承古希臘,羅馬之濫觴,下襲法語,意大利語之文脈,重在敘事，說理,穩健然而板滯，哲理性多因而學究味也強。而中國散文一則沾滋於其漢字象形圖畫意味,靈活可變的對仗句式,文法上的因位組合釋義等特殊背景.二則受惠於其直觀綜合,物我交融的民族思維模式。故其散文理事無礙，自在圓通.情味與誌趣相互融合,直可謂美文美奐.人天一境,妙合自然”（參見辜正坤《英美名篇鑒賞金庫:散文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頁>。我們可以鼓勵學生翻譯英語散文或是進行英漢散文的比較性鑒賞,從中體會並驗證辜正坤對於英漢散文差異的看法。另一方面，英美兩國散文風格各異,楊自伍認為“讀英國人的文章猶如觀賞精心培育的盆景，可細細回味。讀美國人的文章好比在大海裏遊泳,浪頭不斷湧來,波瀾起伏。論風格,英國人喜歡虛實並重的筆法,有時讀過一兩遍還不能了然於心。美國人則文如其人,不尙玄虚空談,從内容來說讀懂並不困難”（參見楊自伍《美國文化選本（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ii頁）。同樣，我們可以引導學生在閱讀賞析的過程中,注意英美兩國散文整體風格上是否呈現以上差異》

師需要善於充分利用手中的敎材，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與思考。說到底，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原則的執行還是體現在師生的敎學中。這也說明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使用對授課敎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授課敎師不僅需要具備相關的文學知識，語言學知識也是十分重要的，敎師不僅應該讓學生把握作者的思想，更應讓學生欣賞體味作者作品的語言特色。我們注意到大部分敎材在賞析指弓I的設計上傾向於設計一些思考題,這的確有利於學生從整體上把握文章的主旨和思想，但是缺少對文章語言特點分析的練習與指導。如果僅僅是讓學生了解大意，把握主旨，那麼英語散文賞析敎材與英語泛讀敎材似乎沒有什麼區別。我們這裏提到的語言特點分析不是簡單的詞義理解，而是突出作者語言使用上的獨特風格,鼓勵學生運用文學理論（如陌生化理論）或者文體學的理論來分析散文的特點。@這樣學生可以對所閱讀的散文的作者和作品的風格有更加切實的了解,在他們的寫作中，也能有意識地運用這些寫作手法。結語本文對從2000年至2009年這十年來中國内地學者編寫出版的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出版情況進行了分析,發現十年來内地有關英語散文賞析的敎材出版並不多，但最近幾年有所增加，其中存在諸多原因。通過對這些敎材從内容編排，敎材編著者，敎材使用者和作家作品的選擇，賞析指弓丨等多角度進行分析,發現内地英語散文賞析敎材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通過對兩本英語賞析敎材的深入分析,我們認為這兩本敎材特色鮮明，設計合理，但是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最後我們運用文秋芳（2002)英語專業敎材編寫三原則對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提出了一些建議,並強調師生在實現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原則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例如，鼓勵學生自己動手翻譯或對不同版本的散文翻譯作品，體會譯者的心路歷程;建議敎材的編寫者和授課敎師注重作者作品語言特點的賞析指弓I，讓學生能夠學有所用;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僅從内容編排，敎材編著者，敎材使用者和作家作品的選擇，賞析指引等幾個角度對中國内地編寫出版的英語散文賞析敎材進行分析評價，而敎材的分析與評價可以從多方面進行，除了上文提到的,我們還可以分析敎師輔導用書（由於目前只有蔣顯璟編寫的敎材配套出版了敎師輔導用書，我們無法進行深入分析敎師輔導用書的特點），比較修訂的英語散文賞析敎材@參見Lanham,R.(2003).Analyzingprose(2nded.).London：Continuum.

和初版的敎材（如徐齊平的《現代英美散文選》和黃源深的《英國散文選讀》)等等，此外，我們的硏究僅局限於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對上個世紀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硏究分析或許會給我們帶來不同的視角和啟發。總而言之，希望更多的學者關注英語散文賞析敎材的編寫與出版。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Tamão.China諸名漢譯再考辨譯世寶*筆者的〈用五重證據法硏究明代國名及一些地名之外語名稱—以糾正ChinaJamão,Macau等名的誤解為中心〉(以下簡稱〈用五重證據〉)原稿為參加“第二屆‘饒宗頤與華學’曁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十周年慶典國際學術硏討會”之作，雖然後來已略加修訂,但是限於時間和篇幅，還有不少證據未能列舉論述。鑒於這個聚訟多年的歷史懸案非常複雜，目前仍有朋友堅持認為Tamão島在東江口的“屯門島”或其附近大嶼山大澳，質疑筆者將Tamão島推定為大明島以及將其定於西江口的上川島的理據。故有必要作補論如下：一、早期外人以中國的他稱訛名稱某群或某個島嶼的源流變化大量證據表明，以他稱的中國訛名“支那（China、Cln或Chiis等）”來稱中國的某個海島或某群（列）島，是早期阿拉伯、波斯及葡萄牙人的習慣。現再舉例證如下：1.韓振華指出：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記載的“中國諸島"（IlhasdaChina)或“廣東諸島”（丨丨hasdaCantao)是指包括我國的西沙群島在内的一群湖到大大小小的島嶼，北至廣東珠江口外的海上諸島，南至西沙群島…都包括在葡人所說的“中國諸島”或“廣東諸島”的範圍内。®2.韓振華還指出：1519-1522年葡萄牙《地圖》，……其中有一個島，名叫“中國（ChHs)島”，這裡應指包括“二大石”或“二山”在内的“中國諸島”（或“廣東諸島”）亦即當指今天我國西沙群島在内的“中國諸島”（或“廣東諸島”）。»譚世寶:山東大學歷史語言硏究所敎授.，1見韓振華《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第16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另有一張1522年葡萄牙的《地圖》，在面對中國的“大灣”内面，有一個島，名叫“中國（Chiis)島”，應亦如上所云，當指包括我國西沙群島在内的“中國諸島。”②筆者認為上述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記載的“中國諸島”（IlhasdaChina)或“廣東諸島"（IlhasdaCantao)，其實是沿用了早期阿拉伯波斯人的東方遊記文獻的名稱。例如,筆者在〈關於“China”、“Cina”等西文的中國名稱的源流探討〉一文已經指出：早在1355年阿拉伯人伊本•巴圖塔（IbnBatüta)寫的《伊本•巴圖塔遊記》，就已經用Cin-al-Cín(秦阿秦，即中國之中國）或Cln-kelãn來指稱中國的廣州城，而kelãn在波斯文之意思為“大”，C!n-kelãn的原意就是“大中國”，是由梵文Mahaclna(摩訶支那）演變而來。而大約與葡萄牙人初抵交趾支那及中國的同時，奥斯曼的一位海軍司令西迪.阿里•赛賴比(sldi'AliCeleb'i)於1554年用突厥文撰寫的《海洋》第10卷就是用Cm來表示“支那”，用MaCTn來表示“摩訶支那”。由此可見，在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記載的“中國（Chiis)，可以是指中國或廣東南海(包括北至廣東珠江口外的海上諸島，南至西沙群島範圍内）的一個群島，亦可以指其中一個小島。在此之前的阿拉伯文獻，甚至可以用“大中國”即“Cin一kelãn來指稱中國的廣州城”。但是，這種以他稱訛名稱中國的某群或某個島嶼的習慣，也曾被十六世紀中來華的一些西方人改正,改用中國的本稱國號稱中國的某群或某個島嶼。如筆者在〈用五重證據〉所述，佩雷拉（GaliotePereira,有異譯作伯來拉)於1555年撰寫的《我所瞭解的中國》CoisasSabidasda，有異譯作《中國紀事》、《中國聞見錄》）。③其中指出，“我們習慣把這個國家叫做China,百姓叫做Chins"，是因為受印度人的影響。中國人並“不懂我們的意思”，“他們最後說，整個國家叫做大明（Tamen),居民叫做大明人（Tamenjins)”。其他一些早期來中國的葡人皆知中國的正式名稱為“大明”而非“支那”。因此可以推定,佩雷拉等這些最早來中國的葡人,將其最初到達的中國廣東廣東珠江口外的海上諸島或其中一個小島稱為“大明（“Tamen”，還有“Tamang”、“Tamã”、“Tamão”、“Taman”、“Tamam”等異寫）是符合當時的習慣。因為“大明”才是當時的中國人自定自稱的正式國號，而“支那Chiis)”乃沿用印度及阿拉伯、波斯人強加給中國的訛稱。②見同上韓振華《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第165頁。③簡介及譯名載《文化雜誌》31期51-55頁,澳門文化司署,1997年夏季;吳孟雪、曾麗雅:《明代歐洲漢學史》第19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

二、略述早期澳門史家的“Tamão”為上川島之說源流較早並且較全面硏究和掌握葡萄牙來華原始文獻資料的西方歷史著述者，多主張葡萄牙人最初登陸的廣東珠江口的（“Tamãu”或“Tamang”）島為西江口的上川島或其鄰近之島。1•現存最早的澳門史專著的編者瑞典人龍思泰認為是指位於西江口屬於當時的新寧縣(今臺山市）的上川島。④2.比龍斯泰稍後的丹佛斯（Danvers)繼承了龍思泰提出的“上川島”說，在1894年出版的《葡萄牙人在印度》一書中指出：1517年7月，他（費爾南.佩雷斯）帶領7艘船進行了向“中國諸島”的航行，泊於距離廣州18里格的貿易島。離貿易島3里格處有另一島，中國港口司令駐紮那裡，其職責是向廣州當局報告外國商船的到來以及所栽貨物等。費爾南.佩雷斯在那裡遇到了一支大艦隊，在做出了令這位官員滿意的解釋後，官員給他派了引航員協助他向廣州航行，他安全地到達那裡。⑤正如筆者〈用五重證據〉所論,這個“中國諸島”的正名就是“大明諸島”,因此將其中某個島稱為“大明(葡文Tamang或Tamão等)島是符合當時葡萄牙人的習慣的。3.上世紀初期，另一位葡萄牙歷史學家徐薩斯（MontaltodeJesus)在MacauHistórico(《歷史上的澳門》）一書中提出了歐維士（jorgeálvares)立碑及葬身之地Tamou位於下川島之說。他在指出阿爾瓦雷斯（JorgeAlvares,譚案:阿爾瓦雷斯通常譯作歐維士)於1515年停泊Tamáo後說：當時的商業中心在距離澳門不遠、位於下川島的Tamou港口（PortodeTamou)，該島與通稱為聖若昂島（IlhadeS.João)的上川島（ChangChuenouSanchuan)相鄰。⑥可見這個Tamou港口並非Tamáo(Tamão的異寫），而是鄰近Tamão(ChengChen上川）島的下川（HauChuan)島。但是，黃鴻釗、李保平卻受當今流行之說誤導，將上述徐薩斯之說翻譯如下：……（葡萄牙人）於1515年在屯門豎立了一塊石碑……第二年，拉菲爾•佩雷斯特羅也到了屯門進行贸易。……當時廣東與滿剌加的贸易集④丨瑞典】龍斯泰著（AndersLjungstedt,1759-1835),吳義雄、郭德焱譯:《早期澳門史》（原本為:AnHistoricalSketchofthePortugueseSettlementsinChina；andoftheRomanCatholicChurchandMissioninChina&DescriptionoftheCityofCanton(HongKong:VikingHongKongPublications,1992)，第2-3頁。⑤轉引自張廷茂〈Tamão:在上川島還是在屯門澳9—Tamao考訂硏究的學術史回顧>，載《海交史硏究》2006年第2期⑥譯文參弓同上轉弓I自張廷茂〈Tamão:在上川島還是在屯門澳—Tarnão考訂硏究的學術史回顧〉。

中於後下川的屯門澳（那霧港），毗鄰上川島（通常被稱為聖約翰島）。⑦顯然，無論上川島還是下川島，都沒有“屯門”之稱。Tamou港有異寫為Namo港，實際應如日人藤田豐八所指出，Tamou乃被徐薩斯“視為Namo之訛，謂指下川島。所謂Namo者，固為那霧,係下川島西南岸之小港”®。而筆者進一步認為，藤田豐八“所謂Namo者，固為那霧”港，其實應是“南澳”港的訛譯,因為現在下川島的地圖的南端近海岸處，仍有南澳村、南澳徑及南澳灣等地名,®(見附圖1)應是從明淸沿用至今。三、對後出的“Tamão”為屯門港或島之說的商榷由於以往所有硏究者尤其是藤田豐八及其同觀點者都不知道Tamão乃大明的對音，可以指稱“中國諸島”的一個或一群海島，兼且對葡萄牙及印度的古文書缺乏全面準確精細的硏究，故有些學者企圖否定龍斯泰等人較為正確之古說，另找名稱之音與Tamão相近同的來認定。於是就陸續出現了“大澳說”、“大門島說”以及“屯門—屯門山—屯門澳—屯門港—屯門說島”等等新說。⑩其中藤田豐八為屯門澳說的始作俑者，其認為上川島之沿岸“並無類似Tamão或Tamou之名之海口”，故改從東江口尋找與Tamão之音相近的地名。其結論認為《籌海圖編》等中國文獻中的“屯門海澳”就是Tamão(Tamou)。其主要的根據是Tamão與南頭陸地的距離關係。他認為巴羅斯所記載的“Nanto"就是南頭的對音，而“Pio”即為備倭之音譯。丹佛斯所說的“距離貿易島3里格的另一島”就是巴羅斯所記載的南頭，而港口司令就是中國南頭的備倭官。此說頗得一些人的認同而成為當今主流之見。但是，實際上卻是完全違背對音及距離等史實的極為粗疏之論。請看其最重要的論證與結論如下：《廣東名勝志》云：“《紀事》云，東莞南頭城，古之屯門鎮……”明時稱故屯門鎮為南頭城，呼屯門山為杯渡山，但此外還有屯門澳之名……清代地圖，栽南頭沿岸接九龍，有屯門一地，又有澳，此澳即《籌海圖編》之屯門⑦【葡】徐薩斯（Montaltodejesus)原著.黃鴻釗、李保平譯：《歷史上的澳門》第4頁，澳門基金會，2000年，⑧見【曰】藤田豐八著,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譚案:藤田豐八（[11讲31'0>^1«^,1869-1929)原著為其遺槁《東西交涉史£7)硏究南海篇》，岡書院,1932年。@http://map.baidu.com/?newmap=1&s=con%26wd%3D%E4%B8%8B%E5%B7%9D%E5%B2%9B%E5%9C%B0%E5%9B%BE%26c%3D302&from=alamap&tpl=mapdots所載下川島地圖。⑩參見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以下簡稱《西力東漸》）第20-22頁所引述，澳門基金會，2000年。

澳，余相信此屯門澳亦即所謂Tamão(Tamou)也。據巴羅斯氏云：安德拉特離Tamão(Tamou)向廣東城（Canton)時，獲允准計，乃與南頭之Pio談判。此Nanto,固為南頭之對音，而Pio即備倭之音譯。..又據Danvers氏稱，自Veniaga(馬來語市場之義）即Tamão至廣東(省城）之距離約十八League(譯者案：一League約3英里），又從Veniaga即Tamâo至中國港灣警備駐在之一島三League。所謂一島者，即巴羅斯氏所稱之Nant0(南頭），港灣警備，則名為Pio(備倭）。……然氏已精通葡史，且其著作又據印度古文書，故頗可信憑。於是所謂Tamão(Tamou)之大致位置可知矣，即在離廣東省城十八League(即五十四英里），離南頭三League(即九英里）之海上或海邊地方。苟此里數大致不誤，則Tamão(Tamou)可考在上川或下川島上，殆無問題。⑪雖然藤田豐八明知丹佛斯（Danvers)精通葡史及有關印度古文書，而且上111或下丨11島與廣東省城的距離里數與Tamão(Tamou)相符。而香港或南頭與廣東省城的里數卻差距甚大，仍然要否定上川或下川島之說，主張鄰近香港與南頭的屯門澳說。其接着上文之後提出最終的結論如下：因位廣東省與上川島途上之香港，離廣東省城亦九十英里（約二百五十華里。譚案：即30里格，與18里格差異甚大，容後再討論）左右故也。如考Tamao(Tamou)為屯門澳，則因位急水門（吸水門）附近，而廣東海圖又言相距約二百二十餘里，即約八十英里。且又係陸道，如依水道，則更為短縮，又前言從南頭至廣東省城為十五League,實太近也。雖有若干之誤算，然從距離南頭僅三League(里格）觀之，則不得不視Tamão(Tamou)為屯門澳矣。由是觀之，對音問題，亦易解決3®其實，藤田的最大失誤，就在於對南頭、屯門的名稱對音與位置距離的分析與計算皆錯誤。現舉反證商榷如下：1.首先要商榷的是關於對音的問題，就連反對屯門說的湯開建也認為：“將Tamão考訂為‘屯門’，從對音上講是不存在問題的。”®這是湯氏不能完全否定屯門說而最終反被屯門說戰勝，不得不對金國平等人將屯門說發展為“東涌”等新說甘拜下風的原因之一。®其實，“屯門”與“Tamão”的對音不合，因為⑪見同上書文。⑫見同上書文。⑬見湯開建〈中葡關係的起點:上、下川島—Tamão新考〉，載《澳門開埠初期史硏究》第1-26頁,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⑭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第17-18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實際出版面世是約在2010年7-9月間）=

“Ta”（有異寫作“Tu”)這個音節應為大（閩語文讀dai6,白讀dua6)的對音.而與“屯門”的屯（粵語tyun4，閩語dim4，普通話tun2)，其聲母與韻母都對不上。而mão(有異寫作mã)®顯然應是閩語“明”的白讀míã的對音，而與門（粵語mun4,閩語文讀bun4，白讀mftg4或moyl,普通話音men2)的韻母差異甚大，顯然也與mão的音對不上。故其所謂“對音問題，亦易解決”之說不能成立。身為不懂當時葡人的翻譯多為操閩語者的日本人，難免有此失誤。2.藤田明知“明時稱故屯門鎭為南頭城”，而且是在大陸的城鎭地名而非海島或島城之名。而且萬曆七年（1579年1月27日~1580年1月15日）的應檟《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五《廣海輿圖》仍在在東江口位於今深圳南頭的陸地標出“南頭”地名及“南頭寨”的城名。而在其附近海中標出的“屯門澳”亦即南頭澳，因為其時南頭城為故“屯門鎭”，其海澳仍保留故名。®(見附圖2)該圖還注明“屯門澳……至急水門五十里(即25公里）”，可見根本不可能位於大嶼山靠近急水門之處。據當今的網路文章介紹:其舊址即今深圳市南山區南頭古城,“又名新安故城。曾是歷代嶺南沿海地區行政管理中心、海防要塞、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的集散地。目前所保留的南頭古城始建於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初始為明代海防要塞東莞守禦千戶所所城。”®因此,根本不可能存在葡人入居稱為Tamão的屯門（澳）島，與駐守另一距離三League(即九英里）的海島上南頭城（實際就是屯門鎭從萬曆末年至淸代的名稱）的備倭官談判的情況。因為南頭古城距離大嶼山的任何地方都起碼有17-18英里。如果由所謂急水門（吸水門）附近的海道計算，到屯門鎭（淸南頭城）也起碼有22英里。當今否定歐維士立碑於西江口之島說，而繼承發展藤田豐八之說且充滿矛盾混亂的大雜燴者，為金國平先生所提出的，其說多與文獻的原意不合。現舉例反證如下：1.金國平的〈Tumon雜考〉首先提出下川（HauChuan)島是由對Hucham的誤讀造成的。其下文又將“Hucham”寫作“HuCham”港，指為暹羅船下碇處，同⑮見同上金國平《西力東漸》第36頁。⑯萬曆七年（1579年1月27日~1580年1月15日）的應檟《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五《廣海輿圖》在東江口位於今深圳南頭的陸地標出“南頭”地名及“南頭寨”的城名。而譚其賴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的明代萬曆十年（1582)之圖仍將位於今深圳南頭的古城標名為“屯門”。其第八冊的淸嘉慶二十五年（1820)之圖則改名為“南頭寨”，而又將“屯門”改標在今香港新界區内。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這有助於瞭解明淸時期南頭與屯門的變遷。©http://haike.baidu.com/link?uri=eyWysO-gmlelGSmyD14qplNYHvDfRALbRDXfLxy-szNoJFTnqQwTaNxGztECla3rJ7nLKNsmz8LhjExZSuKt8nedi€2nmvj8B18CnbXdB5H4tVtWwo4jA0iZI0zZe2yT9HrS-Gdj6nfsFDfEiIz0TpY_nQSE0uXOAROTZgPdEqR_yAYza5j56ngky38OTVs-freíEc3I_4-8onxlyhN5z_所載“深圳市南山區南頭古城博物館”。

時在注釋承認其“對於此港的漢語名稱及位置，至今無確切考證”®。在如此情況下，卻對前人之硏究妄加否定,其結論當然難以成立。至其後與吳志良合編的《東西望洋》,就先引潘日明神父的非學術論文之說，認為“HuCham”“其地當為今‘東涌(Tung-Chung)’。”其後卻又提出他們自己的新看法說:“我們認為，HuCham可能是漢語蠔涌（粤語HoChung)的對音。”其後文又提出另一新說，“另外一種可能是:HuCham為葵涌（KwaiChung)的對音。”©由於其所謂對音是出於隨意猜想，故不斷提出新的可能。但是可以肯定無一能夠成立。筆者在上文已經論證其誤。在此還要補充說明，筆者上文曾弓丨中國著名學者韓振華指出:早期的葡萄牙地圖，經常把中國寫作“China"或“Chima”、“Chama"，中國的寫作“Cham”。鑒於當時的葡文文獻常把a訛寫作u，如“Tamfe”被寫作“Turnon”,故可以推斷“HuCham”是轉寫自“HaCham”，其原意即指下川島之港口為下一個的中國之港。與葡人用中國的正名“Tamto”指稱上川島相類似,下川島則因被暹羅人慣用的中國他稱訛名而被葡人輾轉記錄為“HaCham”或“Hacham”，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現象。2.金氏在〈Tunicm雜考〉的下文翻譯《東方簡誌》說：滿剌加平底帆船停泊的島嶼……上述滿剌加平底帆船泊於屯門島。如上所述，該島距廣州20里格。這些島嶼至南頭陸地的海面距離為1里格。（譚案：此20里格及1里格與上文的18里格及3里格之差異原因，留下文再討論）在那裡，滿剌加平底帆船泊於屯門澳，暹羅的平底帆船則下碇HuCham港。..®由此可見，其不但硬將“Tamão”錯譯為屯門，而且明知當時的貿易島亦即“Tamão"旣可以指一個島，也可以指一群島，®卻仍然將它（們）譯為屯門島。由於錯譯，金氏實際上造出了“屯門”的“島嶼至南頭隍地的海面距離為1里格”的荒唐說法。而在其書下文所引述的其他多數文獻皆稱“屯門”島距離海軍將領駐紮的海島或陸地為3里格。同時與“Tamão”距廣州18里格相應的,就是所謂海軍將領駐紮的海島或隍地距廣州的距離為15里格。©但是，正如筆者上文已經指出藤田豐八雖然承認有關距離為九十英里（即30里格）的記述符合上川島與廣州的位置，同時也承認廣州與屯門澳的距離八十英里有誤差，而與南頭的距離約15里格則大為縮短。筆者還進一步論證了明代南頭寨城及其屯門澳的⑩見同上金國平《西力東漸》第21頁。⑩見金國平、吳志良著《東西望洋》270-272頁,澳門成人敎育學會.2002年。@見同上金國平《西力東漸》第27頁》㉑見同上金國平《西力東漸》第27頁的注⑤。@見同上金國平《西力東漸》第35頁、39頁、56頁、280頁。

準確位置,以證明藤田豐八的屯門島澳說之誤。而繼承發展藤田豐八誤說的金氏之新證越具體,就不但“Tamão”與南頭及廣州的距離不符葡萄牙文獻的記載，就連所謂南頭與廣州的距離也相差甚大。3-由於金氏的誤說影響壓倒了湯開建原本含有較為正確成分之說，故後來其與湯開建等合編的《澳門編年史》就將《西力東漸》有關“……抵達Tumon，即貿易島”的文字，改為“……抵達東涌，即貿易島”，卻仍然加注釋說“轉引自金國平”的《西力東漸》第127頁。同時又將《西力東漸》及《東西望洋》有關《東方簡誌》的譯文改為“《東方志》稱，從廣州來馬六甲方向,距該城30里格處有一些島嶼。……東涌距廣州20里格。……暹羅平底帆船則下碇葵涌（HUCham)港，較之暹羅人的港口，葡萄牙人的港口距中國更近3里格”。卻仍然加注釋說有關文字載《東西望洋》第270-272頁。®就客觀效果而言，這是通過對金氏有關硏究史的篡改來誤導世人。眾所周知,葵涌位於大嶼山東涌以北的陸地新界地方。究竟哪個港口距離所謂的“中國更近3里格”？應是毋庸討論的問題。同時，東涌與Tamã。，葵涌與HuCham的音也迥異，不知金氏如何解釋當時的葡人為何會稱東涌為Tamão。但是，其又曾注釋“tamanlabuú”島說：“Taman是漢語屯門的音譯。”@而《澳門編年史》也採用了此說，卻誤寫為“tamahlabuá”島說:“Tamah是漢語屯門的音譯。”@這就使人不易直觀出其上下文的“Taman”與“Tamah”有自相矛盾之處。其實如前所證,Taman是Tamão的異寫，何以旣是屯門，又是大嶼山的東涌呢？在此更有必要重申，“Ta”為“大”的對音，mão為“明”的對音。對此，筆者已經在〈用五重證據〉一文中已經詳證，同時在上文也據此而否定藤田提出其為“屯門”對音之說。金氏此說也表明其不懂得如何硏究分析當時中外文的對音或音譯的基本知識。4.正如筆者在〈用五重證據〉已經指出金氏後來也曾將〈中、澳、日針路〉的“廣東貿易島”正確注釋為“上川島”，並且分析了金氏將當時的“廣東貿易島”定於大嶼山之謬，其要害之處就是說“這個大嶼山港位於20.67度處”，這與大嶼山的實際緯度約有兩度之差。還有最無稽的一點，就是其在〈中西輿圖上的Lantao與香港〉竟然用後出的淸代外文資料，把南頭（Lantao或Nato)島及屯門(Tamão)島都考定在大嶼山。®而其旣在〈中、澳、日針路〉的前文注釋中聲稱“我們成功地考證出Tamão實際上是東涌”。又在下文將“廣東貿易島”注釋為©見同上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第19頁的正文及注①和②。@見同上金國平、吳志良著《東西望洋》第274頁。又見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以下簡稱《西方澳門史料》）第190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見同上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第18頁的注①。@見同上金國平《西力東漸》第43-49頁。

“上川島”。在下頁又將“這裡便是大嶼山（portodeLantao)港”注釋為“東涌”。®旣然南頭（Lantao或Nato)島及屯門(Tamão)島都在大嶼山島,那就更加與Tamão距離Lantao或Nato3里格，距離廣州18里格，而Lantao或Nat。距離廣州15里格的記載嚴重不合。5.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導致金氏錯誤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對“中國諸島”的理解不夠全面準確。他曾對“中國諸島”加注釋修改說亦稱‘廣東諸島’。廣義的‘中國諸島’指從上川至珠江口的所有島嶼，狹義的‘中國諸島’則指從上川至西江口的所有島嶼,尤指浪白滘地區。”®同時，其下文所譯〈中國諸島〉中還有記述以前我們在上川諸島居留,後前往浪白島居留。”®因此,正如西江口乃至包括東西江口的珠江口的諸島都可以稱為“中國諸島”，其中某個島也可以稱為中國島。所以,最早被稱為“中國諸島”的，應是葡人最早入住的“上川諸島”。®而上川島的本島固然可以用中國人自稱的正式國號大明稱為“Tamão”島，同時“上川（Tamão)諸島”的某一島也可以被稱為“Tamâo”島。這就是旣有前述早期西方文獻稱“Tamão”距廣州18里格,又有一些文獻稱Tumon或上川島距廣州30里格的原因。®這30里格應是上川島的本島與廣州的距離。至於前引之文還有說上述滿剌加平底帆船泊於屯門島。如上所述，該島距廣州20里格。這些島嶼至南頭陸地的海面距離為1里格。”首先這應是早期把浪白滘列入“上川諸島”範圍内之說,因為另有文獻稱浪白滘距廣州城約20里格。®而“上川諸島”中應有某一島至南頭將領駐地的距離為1里格，故可以說“這些島嶼(即上川諸島亦即Tamão諸島）至南頭陸地的海面距離為1里格”。當然，當今有的學者也注意到各種葡萄牙文獻對“Tama。”島與陸地及廣州的距離遠近不一的情況，但是由於他們都把“Tamão”理解為某一個海島或港灣，所以無從解釋這種遠近不一的情況。例如，湯開建雖然硏究和正確分析了中外諸多文獻的記載及澳門史諸家學者之說,但是卻作如下的錯誤歸納總結說：…根據上述文獻的描述，可以確定Tamão是一塊這樣的地方：1•Tamão是一個島峡。2.TamSo島距離廣州18-30里格。3.Tamão島離駐紮備倭的陸上的Natool-3里格。@見同上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第285-286頁。@見同上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第74頁。©見同上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第75頁。®參考同上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第273頁載葡萄牙人“起初的47年.部分時間在上川，不會分時間在其他港口……這段時間之後,在浪白滘交易。”@見同上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第21頁、66頁。®見同上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第73頁。

4.Tamão是一進行走私贸易之島。®以上四點的前三點如張廷茂所揭示，實際是仿照白樂嘉、張增信之說。而第4點則被張廷茂所反對，認為Tamão是合法貿易之島。®但是,合法貿易之地有時也可以被人用作走私貿易之地,正如直到今天也有人暗中從海關從事非法走私的勾當。雖然有一些文獻記載葡萄牙人曾在Tamã。偸偸與華人貿易®,但是不能以此稱它們為走私貿易之地。當然,不論是否“走私貿易之島”，這都不是構成判斷Tamão究竟在西江口還是東江口的必要條件之一。至於其它的前三點，筆者認為仿照前人之事小，而都是片面歸納之事大。這是導致今人無法正確解讀有關文獻的表面歧異矛盾的記載，正確判定Tantóo的内涵及其地理位置的主要原因。因為無論上川島還是大嶼山島，都遠沒有南北12里格（36英里，約=57.94公里）之長距離。這是一個重要理由,加上對Tamão為“大明”的對音的鑒定,使得我們可以判定:Tamão諸島原來是西江口的“中國諸島”的另一稱呼，上川（Tamão)諸島”的某一島都可以被稱為“Tamão”。四、從古海圖看“Tamão”與“Namto”的位置除了從前述有關文字記載的分析論證“Tamão"的位置在西江口之外.還可以從古地圖看淸“Tamão”與“Namto”的不同位置。現舉一些被人誤導誤解的古海圖略作糾正分析如下：1•由於金國平一直將西江口的貿易島“Tamão"與東江口的“Namto”混為一談,故其在《西力東漸》的〈外籍針路與沿海圖〉弓丨用的第一幅古海圖的“Namto"作證如下：……葡國人早期繪製的沿海圖中最早出現屯門標示的，為1512年4月以前由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從一爪。圭地圖臨摹的一Í長屯門至廣州水道的簡圖。..該圖的圖例如下：整個西江口與珠江口被通稱為“中國海峽口”；從右數第二個島嶼的說明是“前往中國的平底帆船停泊此島”；在一通向内陸的水道上可見“小八撸船沿此江上溯，運貨至中國城”；江的盡頭有一四門方城，……其文字說明為“中國城”。不言而喻,這是廣州城。®筆者認為，雖然金氏判定此圖的“中國城”為廣州城是對的，但是其判定該圖右@見同上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硏究》第3頁，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⑭見同上張廷茂〈Tamão:在上川島還是在屯門澳？—Tamão考訂硏究的學術史回顧〉。@見同上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第61頁。⑯見同上金國平《西力東漸》第37-38頁之文及307頁附錄一之圖。

數第二個島嶼的Tumon為“屯門島”，“其地無疑應為今大嶼山”，以及“第一個白色的島嶼應為香港島”的判定，都是缺乏證據的循環論證的誤論。因為原圖有關島嶼的形狀繪畫及文字說明過於簡單，不可能作出上述的判定。（見附圖3)2.金國平接着引證的第二幅航行圖如下：在庋藏里斯本國立圖書館的一幅繪製於1574年以前的航海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今香港屯門一帶標示着“LantaoVerdadeiro”，九龍一帶的標示為“Lan-taoFalso”，其下方相當於今香港的島*與被注為“IlhaTataruga”意為龜島..®由於此圖有關島嶼的形狀繪畫及文字說明較為具體一點，所以就可以淸楚看出金氏有關“LantaoVerdadeiro”為香港屯門一帶,“LantaoFalso”為九龍一帶的附加判定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原圖顯示在同一陸地上/‘LantaoFalso”位於“LantaoVerdadeiro”的右下的東南方，而“IlhaTataruga”卻位於兩者左下的西南方的海中。而實際上1574年以前的屯門在今深圳的南頭古城，不可能在今香港的九龍半島及新界有屯門之稱。而且，香港島是在九龍半島的正下方，並非在所謂九龍半島及新界左下的西南方的海中的“IlhaTataruga”的位置。顯然，金氏為了曲成其說，硬將位於其甚遠的左下西南方的“IlhaTataruga”說成是位於“其下方相當於今香港的島嶼”。（見附圖4)3.金國平在硏究有關羅明堅（MicheleRuggieri,1543-1607)用義大利文標注地名的中國地圖的論文中,仍然硬將位於今深圳的南頭寨城的“InsulaNam-to”（南頭島）判定為“今大嶼山”，說什麽“‘Namto’無疑是‘南頭’的拼音，因為其地時在‘南頭寨’轄下”®。其實，據其下文所附原圖可以淸楚看到，“InsulaNamto”(南頭島）上有南頭寨城的簡圖標記,®(見附圖5)故此島顯然不可能是從來就沒有寨城設置的大嶼山，而只能是位於今深圳的南頭寨城。如此錯誤地運用古地圖為自己的誤論作證，導致其一系列有關“Tamão”與“Namto”、“Lan-tao”等名的實際位置之論著日益陷入混亂的泥潭。4.最近看到一幅題為〈馬六甲至屯門航線（1521)〉之圖,竟然將西江口靠左岸亦即上川島至浪白澳一帶的IlhadaVeniaga加上中文標注為“屯門島”。(見附圖6)而收錄此圖的編者則對此圖作了這樣的說明此圖顯示1521年馬六甲至Beniaga/Veniaga(可能是屯門）的航道。”®這表明該編者對金氏的誤導©見同上金國平《西力東漸》第38頁之文及308頁附錄二之圖。@歐金尼奧•羅薩度（EugenioLoSardo)等總編:《海國天涯—羅明堅與來華耶穌會士》下冊第159頁金氏之文，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3年。©見同上《海國天涯—羅明堅與來華耶穌會士》下冊第161頁之圖„@見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第15頁，香港:三聯書店,2012年。.

仍然抱有存疑的態度。根據上文的硏究與考辨，筆者認為此圖的“IlhadaVenia-ga”應該是在西江口的上川島至浪白澳的某個海島。因為這兩個島都曾被稱為貿易島（IlhadaVeniaga),而且正如此圖顯示的航道經過之處為西江口靠左岸的海島，與上川島的位置吻合，而與位於東江口靠右岸陸地的南頭城寨所在屯門地方,乃至鄰近的大嶼山等處的港灣位置都完全不合。當然，如果細看該圖左上角的IlhadaVeniaga所在局部地方的放大圖,還可知道該島兩邊的航道水深在3_5米，與東江口的南頭屯門一帶主航道的水深6-10米不符。總而言之,正確判定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西方航海圖的“Namto”、“Lan-ta«”與“Veniaga”諸島的位置,就可以糾正金國平等人將其與淸代的“Lantao”混為一談，以致把“Tamão”與“Namto”、“Lantao”、“Veniaga”等島都定在東江口的大嶼山或其鄰近的海島與港口之誤。五、結語雖然兩百多年來，有關硏究論著甚多，眾說紛紜。但是今人已經有不少專論，諸如前述金國平、湯開建、張廷茂等人之文都對有關硏究史作了較為詳盡的論述,對各家之說都有所評介，筆者在此就不再重複。僅就本文所涉及的重要硏究發展脈絡略加總結如下：有關珠江口的中國諸島（或廣東諸島〉中的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的外語地名“Tamão”所指為何地的問題硏究，涉及到“Namto”(或“Lantao”)、“Veniaga”等一系列地名的確定。由於原始記載散見於四五百年前葡萄牙等國人來華的的航海圖、書信及回憶錄等文獻，有關地情記述過於簡單而模糊，且方位距離不-；加上外文音譯的地名詞形轉寫多變，而中文的異地同名、同地異名的情況也甚多，兼且充當翻譯者所用的粵語與閩語以及官話等差異甚大，其時西方人所用的外漢對音文字也沒有統一用法等原因，構成了掌握原始文獻不夠全面的後人尤其是今人對“Tamão”等詞用文獻記述的方位里程分析，以及用對音法還原其漢語原詞的難度極高。在將近兩百年前,首位將“Tamão"島還原為上丨11島的龍斯泰，由於其1815年從廣州的商業貿易公司退休後，就移居澳門從事有關澳門歷史的硏究與撰述，直至其去世於澳門的前三年和前一年即1832年和1834年，才先後兩次出版了有關專著。嚴格說,他是一個在澳門定居了二十年而最後下葬於澳門的瑞典裔澳門居民。故此，筆者不贊同金國平把他歸入“西方（學者）硏究”的類別。相反，藤田豐八雖然是原屬東方的曰本國人,但其國已經脫亞入歐，其硏究方法與西方學者無異，將其歸入與龍斯泰相對的“東方（學者）”硏究的類別之首，也

屬不當。至於將留學荷蘭從事有關硏究撰著的華人張天澤歸入“東方（學者）”硏究的類別,就更加明顯失當。這種對有關學術史的所謂“硏究現狀”的“西方”與“東方”分類，®旣不合實際,更屬無聊之舉。近來有些人出了一堆澳門史書，就說這是所謂澳門史硏究的話語權已經回歸澳門人之證據，也是無稽之談。歷史的法庭，是不會承認那些充斥誤論的論著，是代表着澳門史硏究的話語權已經回歸澳門人之作。因為學術話語的合理性與權威性,並不是由論說者屬於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屬於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屬於澳門人還是非澳門人所決定的。更不是由論說者現時的地位高低、人數多少所決定的。歸根結底，歷史硏究在考證方面的話語的合理性與權威性，最終是由有關結論是否合符事實決定的。竊以為有關歷史硏究的話語不論出於誰人之口，都要回歸到歷史學術的法庭，接受歷史事實的檢驗。過去是如此，現在和將來也是如此。筆者認為，龍斯泰之說具有權威性和合理性的先天優勢，是因為他在時間和地點皆比其他硏究者最接近史源，其所擁有和看到的有關原始文獻都比後人多，故其在全無前人論說影響及本人定見的情況下，全靠對原始文獻所記述的“Tamão”作第一手的硏究,就作出了比較合符史實的還原判定。至19世紀末的丹佛斯乃至20世紀初的徐薩斯,都基本沿用了其說。但是，在龍斯泰約一百年之後，日人藤田豐八於20世紀30年代才率先挑起論爭，質疑其說，而另外提出借助對音為證的屯門澳說，由此開啟了至今未完的跨世紀論爭。而步其後塵者雖然人數眾多，且不無個別資料看法的正確，表面看來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其方向錯誤,決定其結論錯誤,適足以從反方推動另一些學者對龍斯泰的正說加以完善發展。前述湯開建之文本是龍斯泰說在當今的一大發展，而其解讀文獻方面尙存的一些錯誤與不足,則成為繼續發展的反方批評之點。而黃薇利用上川島石筍的新證雖然為龍斯泰說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援,但是仍不足以完全解決各種文獻記載差異的正確解讀問題。這就為金國平等人的反方錯誤解讀留下了繼續發展的空間。金國平等人的反方的發展，雖然在部分資料的正確翻譯與解讀有可借鑒之處,但是仍然是重蹈方向錯誤，導致結論錯誤的覆轍。面對持誤論者的“話語權”大於持正論者，正方之論屈居反方之下風的情勢，筆者力求運用五重證據的硏究法，綜合吸收正反兩方之長，去其所短。推陳出新，以求讀破四五百年前的西方文獻，了結聚訟百多年的“Tamão”諸名的疑案。能否定瓛，尙有待“歷史法庭”的裁決。2015年10月22日稿⑪金國平有關“硏究現狀”的“西方"與“東方”分類,見同上金國平《西力東漸》第19-24頁:

附圖:1.http：//map.baidu.com/?newmap=l&s=con%26wd%3D%E4%B8%8B%E5%B7%9D%E5%B2%9B%E5%9C%B0%E5%9B%BE%26c%3D302&from=alamap&tpl=mapdots所栽下川島地圖（電腦截屏）。其中②的農家樂民宿的位置就在南澳灣，其左邊有南澳徑，左下有南澳村。2.萬曆七年（1579年1月27日~1580年1月15日）劉堯誨重修《蒼梧總督軍門志》（萬曆九年十月十六曰即1581年11月12日之後刊本）卷五《廣海輿圖》，在東江口位於今深圳南頭的陸地標出“南頭”地名及“南頭寨”的城名及其南邊的海港“屯門澳”。（截取拼合自應檟初辑,凌雲翼嗣作，劉堯誨重修《蒼梧總督軍F1志》卷五《廣海輿圖》，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影印出版,1991年。）

3.1512年4月以前由法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臨摹的廣州水道的簡圖，並無根據可以判定該圖右數第二個島嶼的Tumon為“屯門島”。4.1574年以前的航海圖中的“LantaoVerdadeiro”、“LantaoFalso”及“IlhaTataruga”的位置（筆者用紅框標出），顯然與香港新界的屯門、九龍以及相當於今香港本島的位置不合。

5.羅明堅（MicheleRuggieri，1543-1607)用義大利文標注地名的《中國地圖集》的第一幅地圖上所載的“InsulaNamto”（南頭島）是今深圳的古南頭寨城的所在地（筆者用紅色框出南頭寨城的圖示）。6.一幅題為〈馬六曱至屯門航線（1521)〉之圖，誤將西江口靠左岸亦即上川島至浪白澳一帶的IlhadaVeniaga加上中文標注為“屯•門島”。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香山辛亥革命的珍贵文献黄鸿钊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起义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举起义旗,在以后的七个星期之内，中国15个省陆续宣布脱离清室独立。革命烈火蔓延全国，成为不可收拾之势。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广东人民也起来响应革命。九月初八日广州城内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总商会等群众团体齐集爱育善堂讨论时局。与会人士经过热烈讨论，一致认为：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友邦公认。为保存永久治安起见，应即承认共和政府。®香山人民为革命形势的到来欢欣鼓舞，革命党人审度形势,认为起义时机已至。香港同盟会总机关，决定先在香山发难。其后小榄地方于11月2日（九月十二日）起义，1911年11月5日（九月十五日）傍晚，前山新军起义。11月6日各路义军开进县城，石岐光复，香山辛亥革命宣告胜利。我们所知道的有关香山辛亥革命的情况，主要来自郑彼岸先生《香山起义的回忆》一文。郑彼岸先生是香山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他带领义军光复县城石岐后,又率领香军开进省城广州。革命胜利后，谦辞县长的任命。晚年在省文史馆写回忆录，为香山起义提供了极为翔实的史料。该文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广东辛亥革命史料》一书中，早已为世人熟知，并已被广泛引用。在此毋庸多述。但除此之外,我近来在《香山旬报》中又发现了一些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香山旬报》于1908年月日问世，是香山地区最•黄鸿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①粤人集议承认共和政府,详誌《香山旬报》第122丨W,辛亥九月初十日.第79页

早的报刊，也是香山同盟会的机关报该报创办以后，枳极进行舆论宣传，鼓动人民起来进行革命和改革,，同时该报也是香山革命党人联系的纽带，是同盟会员战斗的阵地《旬报》由郑彼岸担任主编，撰稿人和丨己者组成人员尚有：刘思复、李怜庵、郑自强（郑彼岸弟，笔名建初)、李锐进（笔名亦进、愤血、民声、枕戈）、郑道实、黄冷观、杨子毅、秦侣尹、毛仲莹、余晓峰、曹纯武、林继昌、林冠廷、毛嘉翰、黄慈伯、郑精一、郑守愚、黄轩胄等。报社发行人李怜庵督印人肖硕璜。他们都是同盟会员，胸怀炽热的报国之心，拿起手中的笔杆做武器，声讨封建黑暗势力。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旬报》已经改为周刊，并易名《香山循报》。其时郑彼岸忙于奔走革命，无暇照应编务，已改由李怜庵担任主编「关于香山起义的珍贵文献，共有两篇，一篇题为《三色旗帜天外飞来》.原文就刊载于该刊的123期第52-54页„为了方便阅读，特将全文标点照录如下:三色旗帜天外飞来十二日有数百人竖立革党三色旗号，聚于小榄上之二角地方，分驾桑艇数十只，岸上亦站立多人，是早小榄往省之桂平单行轮船，驶至该处，既为党人骑据。八点钟时候，石岐往省拖带信昌渡之鸿昌轮船，并往龙江之利丰轮船，先后

驶至，均为骑据。是时驻利丰之卫旅营勇，曾与对敌，被其轰毙勇丁詹灿一名，随即勒令各勇丁将号衣全行抛弃海中，并云不用惊慌，我们不是劫匪，不过借此军械轮船一用。各同胞不可再当官差，与我同去等语。随有江固兵轮驶致，即与党人对敌，党人占据之轮船，驶泊埋岸，登岸轰击，其同济泰济兵轮，及雷艮鱼雷船陆续驶致，由八点余钟直战至十二点余钟，党人始渐散去。先是该处附近有湖南扒勇船驻扎，已被抢去枪枝,及枪伤管带，是役江固兵轮拏获党人二名，闻一已受伤，其一系被草坭自行盖住，为勇等搜出者。其时鸿昌利丰两轮，已被江固夺回，即将气机扭去，使其不能行驶。至十四日，始将气机安妥，饬其拖带勇船出省。闻鸿昌轮船失去毛瑟枪七枝，利半轮船失去毛瑟鎗六枝，所有码子均为夺去。闻有一身体较肥者，系搭鸿昌轮船由岐往省，身上带有洋银数十元,被其搜去，其余各物，并无损失。又闻江固兵输勇丁被伤一人、毙者一人。又是日邑城得此消息，虽不甚惶恐，然石岐十八间一带铺户，多有关闭铺门，以备不虞，并闻附城各处居民，间有迁往港澳逃避云。（《香山循报》第123期，辛亥(1911)九月十七曰，第52-54页。）另一篇题为《革命军占领邑城详记》，原文刊载于该刊的123期第73-76页。今亦将该文全文标点照录如下：

革命军占领邑城详记十五日间有革军千余人在小榄沙，是日上午，邑令会同李都司及游击队往巡视，甫到即见革军将由省驶回之鸿昌小轮追击。李都司及游击队便放枪与战。是时有湖南勇四十名当先冲锋，闻被枪毙六名，走回八名，其余不知下落。游击队管带梁守之部勇毙一名，伤一名，李都司几为所困。是晚入黑时候，邑令与李都司及游击队陆续回岐。翌晨马协乘坐安香小轮出巡，及上午时候，即有革军在隆都隆胜卡地方，将拖带江门渡之金马轮船骑驶，所过隆都各卡，尽将枪支弹子取去。及至叠石地方，始将该轮放回。随即陆续分队由隆都、渡头来岐，直入西门城，沿途绝不惊扰，商民贸易如常，各均放爆竹，欢呼不绝。是时各营勇及县署、巡勇、游击队等，均表同情。各衙署巡警局及各城楼等，均竖独立旗帜。商户亦有竖立者。随有革军一队进县署，在东仓为县署巡勇闵某所阻，即为革军枪伤。闵系湖南人。又有革军一队，由南门入城，城楼上有营勇数人,放枪抗拒，即为革军枪毙三人，伤三人，闻均湖南人。又邑令闻耗，予携眷属，奔避于洪绅名宣家中。随由革军分队，驻守各街，保护人民。即出示云：本军恭行天讨，布告同胞亲爱，满洲以胡乱华，以及二百年外，罪恶贯盈至

今，势如土崩瓦解，各省义师云起，均是为民除害，还我大好山河，驱逐满胡出塞，建立共和民国，同胞幸福有赖，本军竖旗起义，人人欢欣称快。士农工商男女，照常作业无懈。军到秋毫无犯，不令商民受碍。倘有军民骚扰，定予严责不贷。军队纪律严明，尔等毋相惊骇。中华民国粤军军司令部长布告。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日d并刊派传单，通请邑中绅商各界，于五点钟后，在清乡善后分所集议。及会议时，各界到者甚众。并邀同覃令在场。随议定暂借清乡善后分所为办事所。仍推覃寿堃为民政部部长，及议定临时千事员数十人。俟将各部组织完善，再行分部办事。旋即分派各军，驻守县属各扼要地方。并即分派四人往各当道地方演说，安慰居民。当革军闯进县时，所有监狱及刑事所、工艺厂各人犯，尽将脚镣扭松，意欲逃脱。后由革军善言抚慰，始行无事。又闻哨弁张德润，已为革军破腹弃河中。又由司令部宣布戒严令云：(一)民间可供军需之诸物品，一概禁止输出；(二）民间所有枪支弹药、兵器火具，及其它涉于危险之物，本军司令部得因于时机没收之；(三）邮信电报暂行停止，并断绝海陆通衢之交通；(四）本军司令部依于战状，不得已时得破坏人民之动产不动产；(五）寄宿于戒严地域内者，本军司令部因于时机，可使退出；(六）行政之事，皆归军司令部处理；(七）司法之事，由军司令长择判事检事行之；(八）集会新闻杂志等，本军司令部认为于事势有妨碍者，得禁止之。中华民国粤军司令长，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六曰云。（《香山循报》第123期，辛亥（19丨1)九月十七日，第73-76页。）两篇文献相当准确地记述了香山起义的情况，与郑彼岸老先生的晚年回忆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郑老前辈对往事的回忆无疑是真实可信，但因年代久远等等原因，对于某些具体细节也可能会有遗忘或者忽略之处，而《旬报》的记载则可补充其不足。因此这些文献的珍贵性是不言而喻的。文献中虽然没有提及香山起义的筹划和组织准备工作情况，但记述隆都各乡团勇浩浩荡荡地直趋县城石歧时，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抵抗，革命军秋毫无犯，秩序井然，显得非常具有组织纪律性，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地方燃放鞭炮。当时西门大街的振兴商店店主热心革命，预制了一大批青天白日旗帜，及至起义之日，革命军旗帜竖着在城楼和通衡大道，随风招展,气象一新沿途绝不惊扰，商民贸易如常，各均放爆竹，欢呼不绝。是时各营勇及县署、巡勇、游

击队等,均表同情。各衙署巡警局及各城楼等，均竖独立旗帜。商户亦有竖立者。”②当时因清军长官马德新已离开石岐，ー时军中无主,守城的防勇不敢抵抗；县知事覃寿堃是湖北孝感县进士，曾留学日本，头脑稍开明，到任仅一月，见大势巳去,亦不敢抵抗。听到外面人声嘈杂，知革命军已到，即时匿避在邑绅洪式文家内。旋被革命军侦悉，带回县署，他表示降服,次日将印信缴出。覃寿堃还亲自写了如下申缴文，表示背弃清朝，归顺民国：“前广东广州府香山县知县覃为申缴事,窃知县怀抱民族主义，十年于兹，以事势禁格之故，延误至今，未有所展。乃者天假之缘，当知县奉檄出宰之日，值民国军政府莅邑之吋。知县为中国计，为前途计,为地方治安计，为同胞生命财产计，均有应尽之义务。现已担任军政府事件。所有前县印乙颗,应即备文缴销，以为与满清政府断绝关系之证据。为此备文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郑彼岸当时没有把覃寿堃的申缴文在《香山循报》中刊出，但该报报道了邀请覃寿堃参加善后会议，推挙他担任民政部长的消息。说明革命军的政策对旧官员既往不咎，欢迎他们参加革命。文献还报道了革命军进入县城后，即派出小分队，在各街道要隘巡逻，保护人民。并贴出安民告示：本军恭行天讨，布告同胞亲爱，满洲以胡乱华，以及二百年外，罪恶贯盈至今，势如土崩瓦解，各省义师云起，均是为民除害，还我大好山河，驱逐满胡出塞，建立共和民国，同胞幸福有赖，本军竖旗起义，人人欢欣称快。士农エ商男女，照常作业无懈。军到秋毫无犯，不令商民受碍。倘有军民骚扰，定予严责不贷。军队纪律严明，尔等毋相惊骇。中华民国粤军军司令部长布告。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日。®与此同时，又由革命军司令部宣布石岐全城戒严令：(一）民间可供军需之诸物品，ー概禁止输出；(ニ）民间所有枪支弹药、兵器火具，及其他涉于危险之物，本军司令部得因于时机没收之；(三）邮信电报暂行停止，并断绝海陆通衢之交通；(四）本军司令部依于战状，不得已时得破坏人民之动产不动产；(五）寄宿于戒严地域内者，本军司令部因于时机，可使退出；②革命军占领邑城,详记《香山循报》第123期，辛亥九月十七日。关于香山起义日期，有人说是11月5日，但据本文报道和戒严令所署日期,应为11月6日。③郑彼岸:《香山起义的回忆》,载《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丨98丨年版,第231-237页。④革命军占领邑城,详记《香山循报》第123期,辛亥九月十七日。

(六）行政之事，皆归军司令部处理；(七）司法之事，由军司令长择判事检事行之；(八）集会新闻杂志等，本军司令部认为于事势有妨碍者，得禁止之。中华民国粤军司令长，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六日。⑤《旬报》所披露的民军司令部所颁布的布告和戒严令,对于了解香山起义的性质和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它是香山辛亥革命史的重要文献。由于辛亥革命以后几十年间，时局动荡不定，政权更迭频繁，文献保存十分困难，尤其是抗曰战争时期，中山被日寇狂轰滥炸，乃至县城沦陷，被日寇统治多年，对文献资料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因此所有辛亥革命时期的文献资料几乎丧失殆尽。于是《香山循报》所刊载的辛亥革命资料的文献价值就显而易见了。石歧光复后,当时广州方面尚未起义，总督张呜歧和水师提督派江大兵舰，于8日（十八日）开赴石岐，相机收复。不料江大舰达到石歧海面后，见民军沿岸设防扼守,声势浩大，不敢妄动。相持至下午，前山起义新军全部进抵石岐市郊，革命军势力大增,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完全逆转。兵舰见势不妙，掉头撤退回广州。于是全城秩序人心大定。新军到达石歧后，立即收编小榄等地的民军和绿林队伍，改编为香军，由任鹤年为司令,何振为副司令，莫纪彭为参谋长，即日由郑彼岸、林君复等领队出发支援光复广州，驻扎广州西关一带，严密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受到广州市民的热烈欢迎。未几,又改编为北伐军，随姚雨平北伐。至南北议和后，始告解散。©香山革命军司令任鹤年⑤革命军占领邑城，详记《香山循报》第122期，辛亥九月十日，第79-80页。⑥郑彼岸:《香山起义的回忆》，载《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237页。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宗教文化与民族仿生—以华南少数民族为典型陈伟明*杨小苑“宗教信仰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反映。宗教信仰作为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形象，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普遍存在,成为各自地区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历史时期的华南地区®，自古以来聚居着壮、瑶、黎、畲、高山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是历史时期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华南各少数民族有着各自丰富的宗教文化内容与特色。宗教信仰内容庞杂，形式原始，多神信奉，巫占盛行，成为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中所体现的丰富民族仿生意识与内容，更对地区民族精神文化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在自然科学中，仿生学是关于应用有关生物体系的功能知识研制机械和各种新技术，解决工程问题的分支学科。而从民族宗教的角度谈仿生，则与严格科学意义上的仿生学不同，主要是指少数民族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自觉不自觉地对大自然的某种动、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模仿的行为，借鉴生物的原理、特征与功能，发挥人类的自我意识与想象潜能，表达民族宗教的思想文化情感，成为民族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精神动力与认知方向。宗教文化中的民族仿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少数民族利用某些自然生物的形态特点，作为民族宗教信仰中的精神偶像而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把自然生物作为民族宗教文化活动中的载体或工具，展现民族宗教行为，表达宗教观念。历史*陈伟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小苑：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①华南地区泛指中国南部地域,是一个特定的地区范围，即南岭以南,武夷山东南地区，包括台湾、广东、广西、海南以及福建南部。把这些地区集中作为一个特定的整体地域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一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包括地形、气候、雨量都有相当的共同性。可参阅韩渊丰：《华南地区自然环境以及开发利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时期华南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开发较为缓慢，宗教文化发展上长期保持原始宗教的信仰特色。在他们的民族宗教生活中，不少宗教内容与行为都体现了民族仿生意义，丰富多彩。本文试从民族仿生的角度，探讨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发展内容与特色，进一步深化华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研究，对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或许能提供更多的参考和说明。一、宗教信仰中的民族仿生—形式与内容宗教信仰中的民族仿生，是指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生活中，常常把自然界的某些生物作为精神偶像或民族的救世主，加以顶礼膜拜。华南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边远山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要取得民族群体的生存与平安，唯有寻求神灵的保护。由于他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很容易对自然生态环境与某些生物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惧，并加以神圣化与神灵化,从而形成了宗教信仰中的民族仿生现象与内容。最典型是华南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人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由于某种动物或植物转化而来，因而认为本身氏族和这些生物之间有血缘的亲属关系。于是把这些生物作为自己的氏族氏徽，即图腾，而形成图腾的宗教崇拜。图腾崇拜作为古老的宗教信仰习俗,构成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宗教仿生的一个重要内容。华南少数民族，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历程中，不善于抽象思维，他们往往通过感性认识达到对外部世界的把握与了解，以人格为模本创造各种图腾,成为人类生命意识的转嫁，形成民族宗教精神偶像，也是民族仿生在宗教文化发展中的结果，类似的宗教民族仿生，在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生活乃十分普遍。如华南少数民族的蛇崇拜。蛇是华南地区水陆常见的两栖动物，具有一定的伤人能力。华南少数民族认为蛇具有神秘超常的力量，把这些可怕的动物幻化成自身的保护神，通过宗教仿生，由此而获取生存平安以及精神心灵上的安慰。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庙宇供奉活蛇为神。史载：“粵西河上多三戒庙，最灵异，庙多蛇，大如指,碧色鲜润可爱，从不害人，或绕于梁或踞于树，喜食鸡鸭之卵。民人进庙行香者，呼蛇为青龙。多以卵敲一小洞，悬之于树，蛇自食之，其神姓冯，浔州贵县人。”®广西侗族以蛇为图腾，禁止食蛇，据说谁要是违反了禁忌，就要斟酒化纸祭祖，向其赎罪，否则会使禽兽发瘟，人患难症，不死也会②[清]慵讷居士:《咫闻録》卷9，《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二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

全身脱皮。③台湾少数民族，举百步蛇为祖先的化身，至今在台湾部分少数民族中还流传着蛇的儿子和以蛇为祖先崇拜的神话传说。④台湾排湾族的祖灵像，立石雕未明显地表现男女性器，但左右两条百步蛇正是象征生命来源的奇迹。®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田野调查，台湾排湾族实行团主制度，其团主器用的专用纹章中就有百步蛇。©显示了蛇在民族群体中内部所具有尊贵的地位。海南岛地区的黎族也有类似的蛇崇拜信仰。他们的表现形式则别具一格。据调查，琼中黎族使用一种较为原始的历法。以每十二天为一周期，每天以一种动物作为称谓。如龙日、蛇日、羊日、马日、猴日、鸡日、狗日、猪日、鼠日、牛日、虫日、鱼日。而蛇日是其中一个吉日，人们可以在这一天进行一些重要的活动如盖房子、下秧苗、订婚、结婚等。有关民族生产生活的大事选择在蛇曰进行。其目的也是为了祈求蛇图腾能够保护自己诸事顺利。⑦华南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还有多种崇拜的偶像与表现形式，都与民族仿生紧密相联。如鸟图腾。晋人张华《博物志•异鸟》中有载越池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治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有关鸟类的仿生内容，也成为华南少数民族的重要宗教风尚之一。广西左江岩画人像所刻划的装饰物就是以羽毛为主，亦有兽角，装饰的方式及部位也有不同,或头插羽尾，或头戴羽冠，或身缀羽毛。(3)考古发现在广西出土石寨山铜鼓的鼓身纹中，头戴羽饰或身缀羽毛的人像，是最具特色的主题。除了美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宗教崇拜。或有狗图腾崇拜。瑶族自然为狗王后，家有画像，犬首人服,岁时视祭。”⑨黎族也有类似的图腾崇拜。有谓黎人醉即群作狗嚎，自云狗种，欲祖先闻其声而为之垂庇也。”⑩又有蛙神崇拜。华南地区高温多雨，以种植水稻为主。而青蛙乃田中捕虫高手，为水稻种植丰收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所以在华南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中，蛙类能主宰天地，确保农业生产的风调雨顺，因此而产生了对蛙神的崇拜活动。广西壮族地区场举行盛大的蚂拐节活动。载歌载舞，祭祀蛙神。海南黎族亦有以青蛙为图腾者，据民族田野调查，近代海南的“美孚”黎和“本地”黎的民族群体内部，流行以青蛙纹纹身。即使现代已经废除了类似习俗，但在族人死后入殓时还得按原来的纹身习惯,用黑墨描绘蛙纹。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博得列祖列③陈维刚:《广西侗族蛇图腾崇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④杜而未:《台湾邹族的几个神话》，台湾《大陆杂志》20卷第10期。⑤刘其伟:《台湾土著文化艺术》，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53页及插图。⑥林衡之:《排湾族之团主制度与贵族阶级》，《台湾文献》第6卷第4期⑦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⑧王克荣、邱钟仑、陈远璋:《广西左江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⑨[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0《广东四》，敷文阁聚珍版。⑩[清]陆次云:《峒溪纤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帙。

宗的承认，避免沦落为野魂孤鬼。®图腾崇拜，是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宗教仿生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模仿图腾的生物形态与特点，表达他们宗教崇拜的意念与感情，祈求祖先的庇佑，以保一方平安。除了动物图腾崇拜，类似的植物图腾崇拜，也表现了华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中的民族仿生。华南地区气候湿热，植被丰富，杂草丛生。直至明清时期，华南不少山区仍保持良好的林木植被生态。少数民族长年生活在深山老林，对茂密的山林，产生神圣的观念与感情，认为类似的自然物具有超常的能力或视作神圣的实体，令人敬畏与崇拜。海南琼州云雾山，“在城西南六十里，高百余丈，中有三潭。上一潭林木阴森,人不敢近。其次二潭，生小石如橄榄,有窍可穿，俗名橄榄珠，岁旱祈雨多应。”@或以某种树木作为神灵之化身或所在，赋予自然物以神性。如榕树崇拜,榕树乃华南地区特有的绿化树,根须相连，枝壮叶茂，清风陈陈，凉意迫人，似有阴森之感,较容易成为少数民族的崇拜对象。有谓：“榕其门，榕其楼，榕其堂，比闽中之榕其城无多让焉。其大可合抱，土人愚，以为神,往往香火其下。”®又“梧州府属内榕树一株，大八十围，枝叶燔曲下垂，荫数亩，望之阴气惨惨，不透日月，时有鬼物作崇，官此地者皆畏之。另筑墙如小城围之，下设小祠，人莫敢犯。”®因榕树的生物特征与形状，而令人心理上容易产生恐惧感，以为神之所在，拜之为安。所以“粤人立社多种之，以为神所凭依，尤以松以栗之意。或乡落人居方位’嫌其空旷，亦植之，故虽历千百年’永无翦伐之患。”©从而形成了对自然的宗教崇拜。也有以地区特产林木作为崇拜对象。如竹子，华南地区普遍生长，对民族生产生活具有重要的经济实用价值。从而产生了宗教的震慑力，甚至有些民族以竹为祖先而加以崇拜。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云南省交界的彝族，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竹的传说,因而对竹尊奉有加。在滇、桂交界的彝族，由于认定自己来自竹中，村落边都畜养一丛竹子，以土、石、竹、木围起来，每年都要举行拜祭竹子的仪式。®又广西隆林磨基仡佬族和三冲仡佬族，每年旧历正月十四日都要举行隆重的拜树仪式，称为拜树节。树⑪杨毫:《岭南铜鼓上铸蛙源于图腾崇拜说》，《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84页。⑫《道光琼州府志》卷四上，《中国地方志集成•海南府县志辑》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第39页。©[清]沈曰霖:《粤西琐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⑭[清]陆祚蕃:《粤西偶记》，丛书集成初编本。⑮[淸]钱以垲:《岭海见闻》卷2,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年,第47页。®梁浩:《广西睦边县隆平乡彝族社会历史调査》，《四川、广西、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0页。

不多的人家就选择一片片树木来拜,或者只崇拜树林中大棵的树，人力少的人家,别人可以帮助去拜。全村所有人家都必须拜完树木才算吉利。®台湾一些少数民族更把图腾崇拜的仿生内容作为姓氏的标记。如台湾北部赛夏族，据载其族十五姓或十七姓都是图腾氏族，即以动植物的自然现象为氏族的共同象征标记及口号。如朱即薏米，越即花生，胡即狐狸,根即橡树之根，解即蟹，章即樟树，詹即蟾或蝉等®，反映了华南少数民族体现宗教仿生特色的图腾崇拜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多样性。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宗教仿生的形式内容,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由于华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属多神崇拜，偶像众多，形式原始，内容庞杂，所以其宗教仿生同样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与内容。主要是根据本地自然生态环境中给民族物质与精神生活带来较大影响的自然物神灵化，通过模仿加以顶礼膜拜。华南地区，山地丘陵起伏，林木植被茂盛，主要聚居于山地密林中的各个少数民族，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与变幻的自然现象，常常感到恐惧与困惑，似乎他们所面临的自然环境以及某些自然生物，都是由某种神秘的力量指挥控制，或者是源于本民族本氏族的祖先，与人类具有相应的亲缘关系。或者是一些自然生物,具有神灵赋予的超常力量，因而感到害怕而供奉祭祀。如台湾排湾族，“百步蛇之被供为祖灵，按照心理学实由于畏惧此等毒蛇，而终于生敬。”®他们深信唯有对这些神化的自然生物进行模仿，进行祈拜，方能得到自然生物神灵的庇护赐福，逢凶化吉。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仿生，进一步缩短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寄托人类趋利避害，追求安康的美好愿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与认识，创造了众多自然生物的崇拜偶像。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仿生，正是把自然生物人格化并加以崇拜的表现与结果。二、宗教行为中的民族仿生一载体与工具宗教行为与活动，乃是宗教信仰者内在的宗教体验与宗教感知，通过外在的身体动作及语言艺术等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宗教活动过程，所以宗教行为广泛存在于地区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行为与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而且体现了民族仿生的历史特色,通过社会生活中大量的仿生形态与意识，更为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行为与活动增加了缤纷的自然色彩，既⑪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彝族、仡佬族、水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69—170页。⑲卫惠林:《赛夏族的氏族组织与地域社会》，《台湾文献》七卷第3、4期合刊，1956年。⑲刘其伟:《台湾土著文化艺术》，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54页。

体现了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原始性，也反映了华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日趋世俗化与功能性。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行为与活动中，不少文化载体与工具,通过对于自然生物形态的模仿，表现和表达了宗教文化的形态与宗教文化意识，在不同的民俗文化生活层面中，展示了宗教仿生的特色。如衣饰民俗，包括服饰与人体装饰。华南少数民族常常通过衣饰民俗中的仿生形态与现象表达自己的宗教思想感情。如瑶人女则用五彩缯帛，裰于两袖前襟至腰，后幅垂至膝下，名狗尾衫，示不忘祖也。”@这也是和瑶人狗图腾崇拜的宗教观念有关。也有瑶人信奉鸟图腾，清人黄钧宰《金壶七墨》卷五中载:“女子簪法以竹，复以花布，如鸟张翼状。”®华南少数民族的人体装饰普遍盛行纹身习俗。纹身主要是在身体某些部位纹上动植物花纹，以体现某种社会文化意义，这是典型的仿生行为。纹身习俗或与华南地区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关。古代就有纹身以避蚊龙之害的说法。台湾地区，“古传文身以避蛟龙之害，勾吴已然。台番以针刺肤，溃以墨法，使肤完皮合,遍体青纹，有如花草、锦绣及台阁之状。”®除了自我保护意识外，也体现了宗教文化意识。如黎族,有谓:“黎俗男女周岁即闻其身，自云:不然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表明了对祖宗的信仰与崇拜。台湾少数民族纹身偏好几何形纹，如曲折纹、锯齿纹、叉纹、网目纹等,据说乃是从百步蛇背上的三角形纹饰变化而来，类似的纹饰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百步蛇的简体。@这也是图腾崇拜在衣饰载体中的反映。一些生产生活的设施与工具，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通过仿生形态也体现了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广西贵县罗泊湾铜鼓胸部所饰的四条船纹，船身浅狭成弧状，两头高翘像鸟兽鸟尾。同时出土的Ml:10号大铜鼓胸部船图，则属祭祀图。舟船形体相对较大,六条船纹首尾皆饰以前后相对的鸟兽鸟尾。整个船身如两鸟对飞，尾有舵，下有锚，船上一行六人，椎髻或垂长发尾，船首一人主持祭神仪式。中间四人划桨，船首一人掌舵。®把船制成鸟首鸟尾的形状，体现了轻舟若飞的特色，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广东省化州县石宁村曾出土六艘东汉独木舟，大致也和广西铜鼓所反映的舟船形象相吻合。®—方面是为了适应@[明]王士性:《广游志》，《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7页。㉑见黄朝中等主编:《广东瑶族历史资料》上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2页。©[清]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丛书集成初编本。©[明]顾齐：《海槎余录》，《国朝典故》卷15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07页。@何廷瑞:《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考古人类学》第15、16期合刊,1996年。©可参阅孙关根主编:《中国古代铜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77、180页。®阮应棋:《广东省化州县石宁村发现六艘东汉独木舟》，《文物》，1979年第12期。

华南山区水文地理状况，鸟形船只轻巧自如，灵活机动，易于在溪流湍急，滩多险阻的山区河流中操纵。另一方面也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其仿生形态正是华南少数民族鸟图腾崇拜的真实写照。华南少数民族的家居及公共建筑中，也雕刻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形态图案，透过类似的文化载体表达了民族群体的宗教信仰寄托与意识，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建筑中，尤为突出。台湾屏东，据载:“中山公园创立于日据时代，内有阿猴城址，乃当日平埔族之阿猴社旧址也。此城创建于前清道光十六年，……，现仅存东门一座。傍有山胞居室两所,建筑简单，屋瓦墙壁皆用黑版石薄片，屋前横柱上,雕刻人面，人形及蛇像，颇为奇特。”@这大概是蛇崇拜意识通过建筑载体来表达。据调査,屏东与台东两县境内的排湾族，拜蛇为祖先，其居住家属乃至食器及屋前所竖木刻，都刻有人形或人首与百步蛇交错的图案。®台湾一些少数民族，其“屋宇朝东，以稭本为簷，饰以鹿角，大抵与英国未保险以前之屋仿佛相似。”®清代台湾自然生态盛产野鹿，是台湾少数民族狩猎的主要对象。其家居建筑仿生也是表达了少数民族的某种宗教意识，折望山神保佑其狩猎满载而归。一些文化生活，也可以通过仿生成为宗教行为活动的载体。如民族舞蹈。华南少数民族大多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善于通过舞蹈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表达他们丰富的感情世界,其中也包括表达他们的宗教意识行为。华南少数民族的舞蹈题材编排来自生活，来自自然。具有浓厚的仿生色彩，主要是模仿自然生物的体态特征，与人的舞蹈形体与运动结合,形成了舞蹈仿生的文化特色，成为宗教行为与活动的重要文化载体。如壮族的麒麟舞、凤凰舞，都是模拟人类心目中的神兽仙禽及其动态，象征三元神（由天地水三宫深化而来）和人格化的自然神，祈求丰收吉祥,其仿生动作优美,富有民族特色。又如壮族的传统蚂拐节，节日盛会中，少数民族模拟青蛙的动作,带着面具起舞,突出了祈求蛙神保护庄稼丰收的主题。®在华南少数民族的舞蹈仿生中，实际上也主要是表现了某种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的意识与取向。广西罗泊湾Ml:10号铜鼓环腰饰的八组舞人，就表现了舞者执羽仿鸟的舞蹈。每组有舞人二至三个，舞人皆化装为翔鹭，头饰四根大蓑毛，髻缀羽翼，下身披以前幅，短仅蔽膝，后幅长披及地的鸟尾纹尾饰，舞人双手前后上下屈伸，形象地塑造了群鹭飞翔戏逐的各种姿态类似的体现宗教文化特色的舞©钟桂兰等纂：《屏东县志》卷1《地理志》，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⑳江家锦:《平埔族信仰杂记》，台湾《南瀛文献》第4卷上期。®《台湾番事物产与商务》，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年，第8页^®可参阅纪兰慰:《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祭祀舞及其特征》，《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I期3®孙关根主编:《中国古代铜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68页。

蹈仿生直至近代仍十分流行。广西三江侗族至今仍流传着一种羽人舞。侗族姑娘的头饰、腰饰、腰带均装饰为鸟纹或小鸟，起舞时全身鸟饰都飞动起来。而侗族小伙头插羽毛，身上的飘带也系着一只小鸟n集体跳祈求丰收的芦笙舞。个个头戴羽冠，身饰羽毛、羽尾，双手张开上举，或飞腾，或跳跃，显示出鸟的各种神态®，反映了鸟图腾崇拜的宗教活动场面。除了生产生活舞蹈，一些丧葬民俗中，葬前舞蹈亦反映出某些宗教仿生的特色。广西窝泥地区，“丧无棺，弔者击锣鼓，摇铃头，插以鸡尾跳舞，名曰洗鬼,忽泣忽歌，三日採松为架，焚而葬其骨。”®目的也是以乐舞媚娱鬼神。正如明人朱载《律吕精义•舞学十义》中谓：“乐舞之妙，在于进退屈伸，离合神态，若非多态,则舞不神，不神而欲感动鬼神，难矣。”华南少数民族正是通过手舞足蹈的仿生动作，表达对祖先、精灵、鬼神诸物的顶礼膜拜。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行为与活动，正是通过社会民俗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以仿生内容与形式作为宗教文化载体形象地表达了他们的宗教文化信仰。而且在他们的宗教行为活动中，也有不少宗教器具与宗教工具，同样具有宗教仿生的特色。如新石器时代台湾卑南遗址出土的人兽形玉块耳饰，长6厘米，厚0.5厘米。造型上将人与兽结合，被视为人、祖先、神灵动物之间沟通感应的媒介。®一些葬具的仿生形象，也是人们对祖先、对鬼魂崇拜的某种媒介与工具。如广西左江流域大新县仙岩悬棺葬的棺盖制作t•分奇特,每一个棺盖的头部均是一个精心雕刻的鸟头。®又广西平果县崖洞葬发现的棺材，有不少是由一段圆木剖成两半刳成，棺身一头大一头小，大的一头上下各有一扁木角，上边的角向下弯，下边的角向上弯，合起来就像一对水牛角。®华南少数民族仿生葬具的产生并非偶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人类宗教道德与血亲血族观念不断产生发展的结果。通过葬具的仿生，反映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内容。鸟头形棺材与华南少数民族祖先图腾的崇拜有关。另外华南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杀牛拜祭祖先鬼神的现象普遍？如一些少数民族，“丧则屠牛召亲，以瓮贮酒，执牛角遍饮,必倾泻淋漓而后快醉:”《直至近代,广西南丹白裤瑶丧葬活动，仍必砍牛，击S»1参阅丘振声:《壮族鸟图腾志》，《民族艺术》，1999年第3期一S[清]阙名：《粤西种人图说》，小方壶斋舆地岣钞再补编第八帙，®马自树：《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物集萃》，t+.海：h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493页，S陈明芳:《中国悬棺葬》，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图版15。®张一民:《广西左右江崖洞葬初步调丧》，《民6¥学研究》第4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254-256页。@[清]榷萃:《说蛮》，小方壶斋舆地M钞第八帙，

或有以某些动物的骨头血液作为宗教活动的重要拜祭工具。如广西桂林饵潭在兴安县东南十五里，石壁上有犀牛迹，又有二石穴，遇旱，乡民具舟作乐，驱水牛百数下潭搅之，投虎头骨及朱书石符，雨泽立应。”®又有谓：“岭南民间所祀，不知何神，俗谓之鸭婆。水路行人居民’岁时朔望必杀鸭祀之，即以鸭血塗其像上，腥秽满面以为敬,此夷风未变也。”®或有利用某些自然生物以作占卜。占卜是华南少数民族重要的宗教行为与活动，即利用某些方法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祈求鬼魂发出相应的兆像，求取社会生活中的宗教答案。占卜形式五花八门，有以动物占卜，最典型是鸡卜，史载南人以鸡卜，其法以小雄鸡未孳尾者,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而扑杀之，取腿骨洗净，以麻线束两骨之中。以竹梃插所束之处，俾两腿骨相背于竹梃之端，执梃再祷。左骨为侬，侬者我也，右骨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视两骨之侧所有细窍，以细竹梃长寸余者徧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随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一十八变，大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曲而斜或离骨者多凶。亦有用鸡卵卜者，焚香祷视，书墨于卵，记其四维而煮之,熟乃横截，视当墨之处，辨其白之厚薄而定侬人吉凶焉。”®也有以鸡骨纹理明暗以定吉凶。®鸡卜盛行或与古越人鸟图腾崇拜有关，或可视为图腾崇拜的转化形式。鸡卜与鸡卵卜，如出一辙,方法不一。鸡卜以骨之斜直或骨纹明暗以定吉凶，而鸡卵卜则以蛋白之厚薄而定。都是利用自然生物工具从事有关宗教活动。以动物占卜，还有诸多占卜之法。如虎卜、牛蹄卜、灼骨卜、鸟卜、鼠米卜、牛卜、骨卜、田螺卜等。®也有以虱为卜，宋人谓：“岭南人有病以虱卜之，向身为吉，背则凶。”@也有以鱼为卜。广西上恩州，“龙跳滩，州西六十里,一名攀龙滩,滩石高丈许，上平下锐，春水汎漾，鱼集穴中，居民以鱼多少卜年之丰歉。”©类似的占卜宗教活动，都与动物仿生有关。铜鼓会饮。®葬具中的牛角仿生形象，是民族宗教拜祭行为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孙关根主编:《中国古代铜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74页。®《大明一统志》卷83，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268页。@[明]叶权:《游岭南记》，上海：中华书局，1987年，第47页。⑪[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上海：中华书局，1999年，第442页。⑩如广西狼人“善鸡卜，与猹差异，视骨理之明暗，以定吉凶。”[清]傅恒：《皇清职贡图》卷四，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第416页。©可参阅[清]汪森《粤西丛载》卷18，《笔记小说大观》第九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⑭[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9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嘉庆广西通志》卷115《山川二十二》，光绪补刻本。

也有以植物占卜。如茅卜.宋人有谓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间而断之，以授占者，使祷所求。”@也有以树木的生态变化占卜。如"两广树，在梧州封川之界,有南北两棵,验其荣瘴，以卜两粤丰歉。”®台湾少数民族也有以植物占卜。如草占。史载老番能占岁草,视每岁草何者居先，则定一岁旱涝丰歉，又以草验风，风初生无节，则周岁无颱，每多一节，主颱一次，验之不爽。”@又有竹占，据台湾近代田野调查，台湾卑南和阿美两族，如遇家人连续死亡，多行竹占，以决定是否需要请巫医来禳拨。这种法术要由巫师主持进行。巫师先伐长二尺许竹枝一根，念咒后,三宅中处折断，看断处的竹丝形状，来判断病源与吉凶。®华南少数民族，普遍利用模仿某些生物形态特点，作为民族宗教行为与活动的工具。他们可能认为人与神鬼祖先之间，可以通过与人类关系较为密切的自然生物，作为人神通达通传的媒介。所以在宗教文化活动中，广泛地以丰富多彩的仿生形式，祈求神鬼祖先祈福，以保证民族群体平安大吉。结语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与民族仿生，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的形式与内容上，而且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中与宗教行为与活动中，仿生现象也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或媒介工具,形象地表达了华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思想文化情感，进一步反映了华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丰富多彩及其文化趋向与特点。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民族仿生,说明了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与能力尚处于较低水平。由于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制，广大华南少数民族与大自然共存共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依赖自然，害怕自然，面对自然界变幻莫测的神秘魔力，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更难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保护自己民族的生存，去维护民族群体的利益。只能把许多自然物幻化成神，相信其具有能够主宰天地的能力。并对某些自然物进行人格化的模仿，并顶礼膜拜，求得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沟通，力求在精神上心理上寻求更多的解脱与安慰，以取得一种虚拟的安全感。构成了华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历史特点，对华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与民族仿生，直接间接地反映了华南少数民族历%[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上海：中华书局，1999年，第444页ü©[清]闵叙:《粤述》，丛书集成初编本。⑩[清]朱仕玢：《小琉球漫志》卷8,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4年。©刘其伟:《台湾土著文化艺术》，台北：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56页。

史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多种生产形态。如蛙、蛇一类的宗教仿生,一般主要表现在沿江沿河从事农耕生产活动为主的少数民族中。而狗、鸟一类的宗教仿生，一般在那些聚居于深山密林，以游猎游耕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少数民族中有较多的反映。如台湾排湾族的各种图案中，除了以蛇为图腾，更多的则是反映台湾生态特点的野鹿,这也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此外还有山猪、鸟类、野狗等。®另外，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仿生，有意无意地对自然生物加以崇拜，把自然生物视之为有生命、有意识、有灵魂的对象，在•定程度上也对自然生态环境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如海南乐东县黎族,认为蛇神是住在田地里的神，它掌管着这一方的土地，如未向蛇神请示（指祭祀）就乱开荒的话,就是触犯蛇神，将受到惩罚。®对山地的开发带来一定的限制。又如台湾水沙连屿，“在深潭之中，……，中间突起一屿，山青水绿，四顾苍茫，竹树参差，云飞鸟语，古称蓬瀛不足过也。番绕屿为屋以居，极稠密，独虚其中为山头，如人露顶，然顶宽平，甚可爱，寻其虚中之故，老番自言昔禁忌，相传山顶为屋，则社有火灾,是以不敢。”®其禁忌相联系的神圣对象，不单是人格化的神灵和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且神圣物存在于其中的时间或空间，也可能被视为神圣神秘而有相应的禁忌。而客观上则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又如广西隆林仡佬族,在每年正月十四日举行隆重的“拜树节”后，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要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对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再生具有重要意义。说明了华南少数民族宗教仿生，不仅显示了其世俗化，也表现了其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性。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仿生,实际上也是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写照,从不同层面展示了华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文化特点。其宗教仿生内容与特色，既折射了自然生态环境对民族物质精神文化的影响,也反映了华南少数民族生活生产形态与文化价值功能。对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陈鸿荣:《山地同胞的原始艺术》，《台东文献》第I卷第2.3期合刊u@詹慈编:《黎族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广东：广东省民族研究所，1983年,第57页。@[清]蓝鼎元:《鹿洲全集•东征集》卷6《纪水沙连》，光绪六年刻本:-©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彝族、仡佬族、水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丨987年，第170页。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馬愉與閩浙士人交游考馬慶洲*馬愉（1395—1447),字性和，號澹軒。明山東靑州府臨朐縣（今屬濰坊市）人。明宣德二年（丨427)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正統二年（1437)，陞侍讀學士。正統五年,由楊士奇薦，入閣預機務。正統十年,陞任禮部右侍郎。正統十二年卒,贈翰林院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尙書，賜謚號“襄敏”。有《澹軒文集》傳世。明代,福建、浙江均爲科舉大省，與江西不相上下。據統計，有明一代89科共錄取進士24595人,浙江有3458人，佔進士總數的14.8657%①;福建大致在2300左右，佔進士總數的9%以上進士是授官之始，衆多的進士使在朝爲官的閩浙籍士人佔據了相當的比例。馬愉身居翰林，自然也會與這些士人交往③,其《澹軒文集》中相關的詩文,就涉及到不少閩浙籍人士。今據馬愉所存詩文，考察他與閩浙兩地士人的交往，以見當日政壇精英之間的互動。一、馬愉與楊榮在福建籍士人群中，楊榮與馬愉的關係極爲特殊。楊榮（1371-1440),初名子榮，字勉仁。福建建安縣（今建甌）人。建文二年（1400)進士，授編修。明成祖即位後，入直文源（淵）閣，更名爲榮。累官工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宣德五年晉少傅，正統三年晉少師。因居地所處，時人稱爲“東楊”。正統五年(1440),卒於杭州，謚“文敏”。著有《訓子編》、《北征記》、《兩京類稿》、《玉堂遺稿》。楊榮與楊士奇、楊溥合稱“三楊”。三人歷事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四朝，先後位至臺閣重臣。尤其是正統初年，新主英宗年僅九歲，不能親政,三人戮力同心，秉公執政，延續了仁、宣時期較好的政治局面。明代的幾種正史，均*馬慶洲:淸華大學出版社編審。①多洛肯:《明代浙江進士硏究》，75頁,復旦大學博士後報吿，2003。②由於統計口徑不一,明代福建籍進士的準確數字有多種說法，大致在2300左右。③“士人”，這裏指泛稱知識階層，以進士爲主要群體.兼及舉人、貢生等f

將馬愉與“三楊”合傳，足見在諸多史家眼中，馬愉與“三楊”關係之密切。馬愉進士及第後，楊榮於家中設宴款待，開創了“聚奎宴”。《翰林記》載:“大學士楊榮家於長安東門之南。宣德三年（當爲二年)三月，學士楊溥掌院事，率僚友迎首甲馬愉等三人，宴其中。楊士奇因名其堂曰‘聚奎’，爲文以識之，衆皆賦詩。自是遂爲例。不知何時，此禮遂廢。然館閣相與宴集，猶謂之‘聚奎宴’，蓋自此始也。”④明代狀元即第，即授翰林院修撰。在翰林院，馬愉與楊榮共同參與的事情,有史可査的，主要是纂修《宣宗實錄》和侍經筵。《宣宗實錄》的纂修，始於宣德十年（1435)七月，歷時近三年吿成。楊榮爲總裁之一，馬愉以翰林院侍讀、承德郎身份，爲“纂修”。正統三年（1438)四月，因是之功，楊榮陞爲少師，馬愉由侍讀陸爲侍講學士。馬愉與楊榮還共同參與了爲英宗侍經筵事。明英宗朱祁鎭繼位時，年僅九歲,楊士奇進言宜“選正人用之，君德庶有成也”。正統元年二月’敕諭以張輔知經筵事，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英、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等九人兼經筵官。馬愉亦以修撰身份在九人之列。經筵每月三日，日以逢二爲期,毎年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這項活動直到“三楊”辭世，都不曾停止。《澹軒文集》中保存有馬愉《經筵講章》17篇。在馬愉的仕宦之路上,“三楊”給予他最重要的支持，無疑還是推薦他入閣，使他完成了從狀元到宰相的跨越。據《明史•馬愉傳》載：“時王振用事，一日，語楊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失言。榮曰：‘彼厭吾輩矣，一且内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尙可爲也。’士奇以爲然。翼曰，遂列侍讀學士苗衷、侍講曹鼐及愉名以進。由是愉被擢用。”⑤。明代,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取消宰相，但事務繁忙，逐漸形成“閣員”制，實際上行使相權。有明一代276年，由狀元入内閣者僅11人，馬愉躋身此列，端賴楊榮等賞識。正統五年(1440)，馬愉以翰林侍講學士入文淵閣預機務,是年宰輔五人,除“三楊”外，尙有曹鼐。宴游雅集，賦詩結社，是文人士大夫之間交往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友情的一種體現。馬愉就多次參與楊榮等朝廷重臣的宴游活動，其《宴楊鴻臚東郭草堂》一詩記錄的就是其中堪稱盛事的“東郭雅集”。東郭草堂，是鴻臚寺卿楊善(字思敬）的別業。《大明一統志》云：東郭草亭“在府東南，本朝興濟伯楊善別④（明）黃佐:《翰林記》，卷二十，頁351，商務印書館，1936。⑤（淸）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四十八,頁4144，中華書局，1974,

業也。地可數十百畝，周回繚以垣,中建小亭，上覆以茅。亭後有房三楹,爲宴集之所。繞亭雜植奇花异果,每朝士休暇宴游，及餞迎賓友，咸憩於此。”©正統元年（1436)三月十五日，楊士奇等講臣十人，騎行至此,郊游宴樂，娛一日之暇。次此集會，楊榮因公務，未成行，第二年參加，並作《重游東郭草亭詩序》。東郭宴集持了四年時間，均在每年的三月十五日，人員每年有變化，但其核心一直是“三楊”爲核心的閣老及翰林院學士。馬愉不僅與師輩的“三楊”有着密切的關係’與他們後代也有一些交往，«澹軒文集》中有一些與之相關的詩文。楊恭,字允寬,是楊榮長子。史載恭，榮子。自幼慷慨博學，以榮當國,引嫌不仕。”®約當正統三年（1438)秋九月，楊恭探父離京返鄕，馬愉作《奉和少傅東里楊先生送楊允寬覲省後還閩中十絕韵》，詩共有10首，其中第九、第十兩首手迹今猶存。除了與楊榮特殊的師生關係之外，馬愉與其他福建籍進士也多有交往,可考大致如下。黃謙，字益甫。興化府莆田縣（今莆田市區）人。初以明經錄，永樂二年(1404)進士。授魯府伴讀，朝夕勸講，因事納忠。工詩文、書法,爲士林所重。著有《原學齋稿》。黃謙爲泗水縣令李寧作傳，馬愉作《書泗水令李君傳後》。吳廷用（？-1440),名棟,以字行。建寧府政和縣（今屬南平市）人。永樂二年（1404)進士。擢戶科給事中。辦事勤謹，得太子朱高熾賞識。朱高熾即位後,特陞爲刑部右侍郞。宣德十年（丨435)七月®，遷左侍郞，改禮部。正統五年二月致仕，八月卒。正統元年（1436)六月，吳廷用以其父景亮年九十有三乞賜歸省，大約在此期間，吳景亮卒,馬愉作《挽吳景亮》。江銕,建寧府建安縣（今建甌縣）人。永樂二年（1404)三甲進士。宣德二年七月，由交址道監察御史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正統五年十二月，陞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江氏回鄕省親，馬愉作《送江副使省母》。張珂,字鳴玉。建寧府建安縣（今建甌縣）人。永樂四年（1406)進士。拜行人，遷吏部郞中。練達老成。陞贛州知府、宗人府經歷。正統三年（1438)十二月，擢浙江布政司左參政。致仕卒。其父張伯銘，未仕，卒，馬愉作《挽張伯銘》。陳用，字時顯，興化府莆田縣（今莆田市區）人。永樂九年（1411)進士。選⑥（明）萬安等慕修:《大明一統志》，卷一。⑦（明）萬安等纂修:《大明一統志》，卷七十六》⑧《禮部志稿》卷四十二、《弇山堂別集》卷五十六作“九年”。二、馬愉與閩籍進士

庶吉士。徴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諸書,書成授南京翰林院檢討。宣德三年（1428)閏四月，陞本院修撰。正統三年八月，陞侍講。掌院事。馬愉有詩《送侍講還南,〒、》。連智，字景賢。建寧府建安縣（今建歐;縣）人。永樂十三年（1415)進士。篤學謹行,選爲庶吉士。除翰林院修撰，與修《永樂大典》及五經四書。連智卒，馬愉作《挽連景賢》。余耀，字叔炫。興化府莆田縣（今莆田市區）人。永樂十三年（1415)進士。初授進賢知縣，任九載。正統二年，任泰和知縣3“廉潔持已，勤愼慈祥，不茹剛吐柔，民愛之如父母”®。尋以楊士奇薦,授吉安府通判，仍掌太和縣事。調饒州府通判、同知。余耀復任泰和，馬愉作《送泰和余知縣復任》相賀。董和，福州府閩縣（今福州市區）人。永樂十六年（1418)進士。授戶部主事，陞郞中。正統四年（1439)五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景泰元年（1450)八月，改湖廣布政司，九月，陞貴州左布政使。爲人端謹，有治才，所至人稱慕之。景泰初致仕,五年（1454)十一月卒。董和赴山東履新之際,應其舊僚臨淄徐愼之請,馬愉作《送參政董公之任山東序》。陳叔剛（1394-1440)，名掁，以字行，號綱齋。福州府閩縣（今屬福州市）人。少從訓導劉九疇受《春秋》。永樂+九年（1421)進士。依親讀書，從諭德林志學古文。授吏部郞中。宣德元年（1426)，擢四川道監察御史。宣德五年五月，與修《太宗實錄》及《仁宗實錄》成，升翰林修撰。丁母憂，哀毀廬墓。正統三年（1438)四月，與修《宣廟實錄》成，進侍讀。聞父病，乞歸省。居一年,得疾。遭父喪,疾益甚，竟卒，年四十七。性溫雅，以文行推重於時。有《綱齋集》。弟杪，字叔紹，正統十年進士,終湖廣按察副使。子烽，字文耀,天順四年進士，累官浙江左布政使。俱有聲。馬愉與陳叔剛同爲《宣宗實錄》纂修,又同侍經筵。正統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陳叔剛卒,馬愉作《挽陳叔剛》二首以挽，稱贊其“文物閩中秀，淸才重士林。詩書三世澤,孝友一生心”。陳叔剛父仲昌卒,馬愉亦有《挽陳叔剛父》。謝璉（1398-1453)，字重器。潭州府龍溪（今屬三明市）人。宣德二年一甲三名進士(即俗謂“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正統初年，與修《明宣宗實錄》、《明會典》等。正統十年（1445)，陞翰林院侍講。正統十四年,上言時政十五事，皆切時政。遷南京戶部右侍郞。次年兼掌南京兵部事務。景泰四年，卒於任上。著有《奏箋》百卷及《玉堂藏集》。馬愉與杜寧、謝璉爲同年三鼎甲，均供職於翰⑨王時槐纂修:（萬曆）《吉安府志•賢侯傳》，頁229，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林院，朝夕相處，友於之情非常人能比。宣德六年二月，“編修謝璉以初考得貤封二親，遂給假歸省”（《翰林記》馬愉作《送謝編修省母》相送。《澹軒文集》中還存有《謙益居士說》、《送涂尙美之任序》和《題梅》三篇詩文，是謝璉代人向馬愉請托之作。在馬愉今存四百余篇詩文中，受人請托而作超過三篇以上,只有三人，謝璉是其一，可見兩人情誼之深。正統八年冬，因敕封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之父士賢公謝恩入覲，次年春吿歸回鄕,翰林院諸君子相率賦詩爲贈，其中就有謝璉。龔錡，字台鼎，一字良器。建寧府建安縣（今南平建甌縣）人。宣德五年(1430)—甲二名進士（即俗謂“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因事連坐，被贬爲民。正統十三年（1448)，爲民賊所害。著有《蒙齋集》。其子沅，字孔殷，成化進士，累官督税兩浙。正統四年,龔錡得請歸省’馬愉作《送龔編修榮歸侍親》。林文（1389-1476)，字恆簡，興化府莆田縣（今莆田市區）人。宣德五年(1430)—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以父母喪守孝在家。正統初年（1436)，與修《宣宗實錄》，書成，陞修撰。曾兩次出任會試考官。景泰三年（1452)，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修撰。次年修《歷代君鑒》，書成，陞左庶子兼侍講。景泰七年(1456)修《寰宇通志》成,陞庶子仍兼侍講。天順初年,改尙寶卿兼職如舊。天順八年（1464)，憲宗即位,以舊講讀官陞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八十七歲卒於家。贈禮部左侍郞,謚“襄敏”。馬愉與林文同爲《宣宗實錄》纂修官。“行簡以省視久曠，言其情於上，許以暫歸，其同官諸君子慶幸之，因取孟氏之所云者名其家居之堂曰‘一樂’，相率賦詩爲贈,以申祝頌之情。”®馬愉作《題一樂堂送林恆簡省親》。賴世隆，字德受。汀州府淸流縣（今屬三明市）人。宣德五年（1430)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有才略。正統中，坐事降浙江台州府經歷。後召還，已卒。有《玉堂稿選》二卷。賴世隆亦參與《宣宗實錄》的纂修，爲“稽考參對”。他在故鄕淸流縣南有讀書山莊，馬愉有詩《題賴編修淸流讀書莊》。三、馬愉與浙籍進士陳敬宗（1377-1459)，字光世,號淡然居士，又號休樂老人。明州府慈溪縣(今屬寧波市）人。永樂二年（1404)進士，選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大全》,再修《明太祖實錄》,授翰林侍講。宣⑩（明）黃佐:《翰林記•給假》，卷五,頁56-57,商務印書館,1936。⑪楊榮:《一樂堂詩序》.載《文敏集》卷十一。

德元年（1426)起，修兩朝實錄。宣德二年,轉南京國子監司業。宣德九年，進祭酒。德望文章，名聞天下，爲士林所重，與北京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並以“賢祭酒”知名，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1450)九月，與尙書魏驥同引年致仕。英宗天順三年（1459)卒，謚“文定”。著有《淡然集》五卷。正統九年九月，“命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復任。敬宗九年秩滿至京，以衰邁請仕，吏部覆奏。上曰：‘敬宗學行老成，敬宜模範後學，未可以去。其令復職。’”@陳敬宗將還南京，馬愉作《送陳祭酒》相送。沈升（1376-1446)，字志行，一字正行，號東林。杭州府海寧縣（今屬嘉興市）人。永樂二年（1404)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刑部主事。歷四川、河南布政司參議。宣德十年（1435)，擢太僕寺少卿。卒於官。沈升著《董以中傳》，述董用和深於醫，且感念其治愈其母之疾。馬愉作《書董用和傳後》。章敞（1376-1437)，字尙文，號質庵。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人。永樂二年（1404)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宣德年間，陞禮部右侍郞。正統初年，轉爲禮部左侍郞。曾兩次出使安南。著有《質庵文集》。正統二年十二月，章敞卒，馬愉作《禮部章侍郞挽章》四首以致哀悼。王钰（1383-?)，字孟堅,號葵軒。紹興府諸曁縣（今屬紹興市）人。永樂十年（1412)會試第三名,殿試一甲三名。授翰林編修。任滿，陞修撰。宣德元年(1426)，出任順天府鄕試主考官。與修兩朝實錄，書成，以病請回鄕歸養。正統元年（1436)，經楊士奇舉薦，擢江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政。正統五年四月，王钰進京述職，當權者“据傲弗爲禮”，遂引退，安居田里，以文翰自娛。馬愉有《挽王修撰母史安人》三首。兪廷輔，初名柄，欽改今名。紹興府蕭山縣人。永樂十三年（1415)進士。選庶吉士。歷官兵部主事、鄭府長史、審理所審理正、河南府通判。洪熙元年(1425)四月，曾上書建言取士法。兪廷輔去世後，馬愉作《挽兪廷輔》。方以正，字秉中。溫州府永嘉縣人。永樂十三年（1415)進士。授吏部考功主事。宣德年，出爲福建建寧府通判。九年秩滿，擢贛州府同知。有《藏山名世集》。方氏將赴贛州之際，禮部郞中黃養正率其素所交游者賦詩贈之，馬愉作《送贛州同知》。王一寧（1397-1452)，名康,以字行,改字文通，號節齋。台州府仙居縣（今屬台州市）人。幼英敏，以聰慧聞於京城。永樂十六年（1418)進士。授吏部稽勛主事,於文華殿供事，滿考改翰林院修。宣宗即位後，“詔求文學詞翰之士”,以《應蒙召試策表》、《正萬邦論》及《神京八景》等文詞詩賦見賞回京，任吏部主⑫《明英宗實錄》，卷一百二十一。

事。不久改任翰林修撰、侍講經筵，兼修《宣宗實錄》。正統十三年，遷禮部右侍。景泰二年（1451)，“値文淵閣，贊機務”。景泰三年（1452)四月，加贈太子少師，是年七月卒，贈太子太保、禮部尙書，謚“文通”。馬愉與王一寧同在翰林院，相處時間日久。正統九年春，馬愉之父士賢公歸鄕，翰林院諸君子相率賦詩爲贈，王一寧也在其列。《澹軒文集》中有《贈王主事序》一篇，講到與王一寧及其父之相識，然細繹文氣,頗疑此文非馬愉所作，姑且存疑。洪现（？-1445),字宗器。嚴州府遂安縣（今杭州淳安縣）人。永樂十九年(1421)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工部主事。正統初年，經楊士奇薦,任經筵講官，改翰林侍講。與修《宣宗實錄》成，陞翰林院侍講。正統二年，陞吏部右侍郞。正統十年（丨445)十一月三十日卒於官。馬愉與洪现同爲《宣宗實錄》纂修官，又同爲經筵講官。正統八年三月，洪顼母許氏卒，馬愉作《挽洪侍郞母夫人》。邵宏譽，字德昭。紹興府餘姚縣（今屬寧波市）人。永樂二十二年（1424)進士。選庶吉士。宣德五年（1430)五月，擢爲廣西道御史。與修《宣宗實錄》時，與馬愉同爲“纂修”。書成，陞修撰。正統九年，陞福建按察副使。有《餘庵稿》五卷。正統九年春，馬愉之父士賢公歸鄕，翰林院諸君子相率賦詩爲贈，邵宏譽在其列。謝衡，杭州府仁和縣（今杭州市）人。永樂二十二年（1424)進士。宣德三年(1428)十一月，授監察御史。正統二年（1437)，任兩淮鹽運同知。正統五年，謝衡三年考績進京，將還,馬愉作《送兩淮謝運同考績還任》。杜寧（1404-1473)，字宗謐。台州府天臺縣（今屬台州市）人。宣德二年榜眼。宣德五年，陸修撰。正統三年（1438)四月，陞翰林院侍講。土木之變後,杜寧和于謙建議請鄺王監國，“社稷賴以復安者,寧與有力焉”（《浙江通志》卷一百六十一）。正統十四年（1449)秋，陞南京禮部右侍郞。成化九年（1473)七月，卒於故里,年七十。著有《樂全集》。馬愉與杜寧同在翰林院，朝夕相處，加之同年之誼，友情頗深。宣德十年（1435)七月，《宣宗實錄》開始纂修，馬愉以翰林院侍讀、承德郞身份，杜寧以翰林院修撰、承務郞身份,均參與其事，爲“纂修”。正統三年四月，《宣宗實錄》成,馬愉由侍讀陞爲侍講學士，杜寧由修撰陞爲侍講。正統十二年馬愉去世後，杜寧撰《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尙書馬公行狀》，詳細記述馬愉的生平事迹，稱“寧忝公同年，從公游，且厚知公平生爲詳,故述其大節爲行狀”。陳員韜（1399-1453)，字從熙，號勿齋。臨海縣（今臨海市）人。宣德五年(1430)進士。正統三年（1438),授江西建昌府新城縣（今黎川縣）知縣。正統六年七月，改知永新。正統七年，爲會試同考官。拜監察御史,巡按四川。打擊貪污，推廣廉政。景泰元年（1450),陞廣東布政使右參政。景泰三年正月，陞福

建布政司右布政使，九月，以疾卒於官。有《勿齋稿》。《明史》有傳。陳員韜出知新城，應其同年進士丁芹之請，馬愉作《贈陳知縣復治新城序》。侯臣，字仲勲。台州府臨海縣（今台州臨海市）人。宣德八年（1433)進士。其從兄侯潤（字仲璣）爲其同科進士。正統元年（1436)四月，擢刑科給事中，以忠直聞。歷廣西參議，終河南布政使。著有《靑瑣薇垣》等。徐有貞《送侯給事中歸省詩叙》稱:“刑科給事中臨海侯君仲勲,以其母氏高年在堂請吿歸省，詔許之。於是朝之君子有與仲勲交親者，相與賦詩以贈其行。”（《武功集》卷四）。馬愉作《送侯給事》即作於侯臣歸省之時。何瑄，字孟煥。紹興府餘姚縣（今屬寧波市）人。宣德八年（1433)進士，十一月選庶吉士。宣德九年三月，與馬愉同時進學文淵閣。宣德十年八月，擢翰林院檢討。馬愉與何瑄均與修《宣宗實錄》，瑄爲“稽考參對”。約正統十年(1445)六月，何瑄之父鼐去世,馬愉作《挽封何檢討》。正統九年春，馬愉之父士賢公入覲謝恩畢吿歸回鄕，翰林院諸君子相率賦詩爲贈，何瑄在其列。陳金,字汝礪,紹興府上虞縣（今屬紹興市）人。宣德八年（1433)三甲進士，時年二十五歲，累官廣東布政使。其父陳瑰，字彥輝，任南直隸吳縣（今江蘇蘇州市）主薄。陳瑰“考績南還，詞林諸君嘗與其子游者，咸賦詩餞之”，馬愉序諸首簡，作《送陳判簿考績還任詩序》。章瑾（1407-1450)，字用欽。紹興府會稽縣人，章敞之子。正統元年(1436)二甲進士。授禮科給事中，累官禮部右侍郞。景泰元年卒，年四十四。正統十年九月，章瑾由禮科給事中陞爲本科都給事中，諸師友賦詩以賀,馬愉作《賀給事中章君陞秩詩序》。商輅（1414-1486)，字弘載，號素庵。嚴州府淳安縣（今屬杭州市）人。正統十年（1445)—甲一名進士。歷仕英宗、代宗、憲宗三朝，歷官兵部尙書、戶部尙書、太子少保、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時人稱“我朝賢佐,商公第一”。卒謚“文毅”。著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等。馬愉爲正統十年會試考官，按科場規矩,即爲此榜進士之“座師”，與商輅自然是師生關係。正統十二年(1447)春，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還鄕，時爲翰林修撰的商輅及監察御史周鑒、羅篪等,請馬愉序贈行之辭，馬愉作《送祭酒李公致仕序》。四、馬愉與其他閩浙籍士人余隆，字孟高。福建邵武府建寧縣（今南平市）人。永樂六年（1408)舉人，卒業太學，初選南京吏部司務，歷官吏部文選司員外郞。余隆考績至北京,事畢南還,行在吏部郞中吳君敬（字孟寅），念以同官之好，暫合而復離，求馬愉言贈,

馬愉作《送余員外考績還南京序》。涂尙美，即涂元©。福建泉州府惠安縣（今屬泉州市）人。永樂十五年(1417)舉人。入國子監。初授南康府星子縣（今屬九江市）縣丞，有廉勤公正之聲。由馬愉同鄕戶部郞中馮暹舉薦，出爲廣東瓊州府宜倫縣（今海南儋縣）知縣。將赴宜倫之際，應謝璉之請,馬愉作《送涂尙美之任序》。高樣（1350-1423)，字彥恢，後改名廷禮，號漫士。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今屬福州市）人。永樂初以布衣徵爲翰林待詔，遷典籍。其詩、書、畫時人被稱爲“三絕”。論詩主唐音，所撰《唐詩品匯》爲明初詩歌復古的里程碑，也是中國文學的重要評論著作。另著有《嘯台集》、«水天淸氣集》、《唐詩拾遺》、«唐詩正聲》。馬愉有《題高漫士雲山圖》七律一首。詹德懷，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今屬三明市）人。生平不詳。詹氏以公事進京，請馬愉爲其子詹通取字，馬愉字之曰“叔亨”，並撰《詹通叔亨字序》以勉之。楊某，字文昌，福建漳州府龍溪(今屬三明市）人。約正統三年春，謝璉自家鄕起復，向馬愉講述家鄕有楊姓隱士，自號“謙益居士”，鄕人譏之，楊氏自辯，“客不復能詰，退而語諸翰林編修謝君重器”，馬愉“嘉其說有理，爲著於篇,用備史氏覽採”，作《謙益居士說》。魏驥（1373-1471),字仲房，號南齋。浙江紹興府蕭山縣（今杭州蕭山區）人。永樂三年（1405)舉人。次年，以進士副榜授官松江府儒學訓導。召修《永樂大典》。書成,還任。薦任太常博士。宣德元年（1426)，擢吏部考功員外郞，轉任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1438)，詔試行在吏部授左侍郞，次年實授。八年，改任禮部左侍郞，以年老力衰請求致仕,未獲准,改任南京吏部侍郞。十四年又任南京吏部尙書。景泰元年（1450)，年七十七，致仕。致仕二十餘年，四方仰德。九十八歲卒，賜祭葬,謚“文靖”。著有《南齋前後集》、《松江志》、《水利事實》、《水利切要》、《理學正義》、《南齋摘稿》等。《明史》有傳。正統八年(1443)十一月，魏驥赴南京任吏部侍郞之際，馬愉作《送魏侍郞之南京吏部》）陳恭，字孟起。浙江寧波府鄞縣（今屬寧波市）人。永樂三年（1405)舉人。出任興化府（今福建莆田）通判，後陞工部郞中。宣德二年五月，陞大理寺右少卿。正統元年’陳恭九年考滿，馬愉作《送大理寺少卿陳公考滿序》。兪英，處州府麗水縣（今麗水市蓮都區）人。永樂十八年（1420)舉人。官庫部員外郞。正統元年四月，卒於北京官舍，在朝卿大夫素與其相知者作詩以挽，©(萬曆)《儋州志•秩官志》“國朝知縣”下有“涂完,正統間任”（書目文獻出版社,39頁，1991)。《萬曆重修泉州府志》作“涂元”（臺灣學生書局影印本，頁1136,1987)。《乾隆泉州府志》作“涂元”，注云元,惠安舊志、《八閩通志》俱作完。”（《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23》，上海書店出版社,頁168.2000)不詳孰是

其子兪嗣端編集爲帙，謁馬愉求序，馬愉作《兪員外挽詩序》。朱子律，浙江溫州府瑞安縣（今屬溫州市）人。永樂二十一年（1423)舉人。歷官東昌府通判、常州府同知。朱氏在東昌府任上掌管馬政，“三年間，其郡民親愛，下吏憚服，令不加嚴而事集。諸大吏至,咸加禮遇，且稱之曰能，籍籍然有聲於時”。朱氏三年考績將還,應其同鄕禮部郞中黃養正之請，馬愉作《送朱通判序》。許琬，字叔琰。浙江嚴州府遂安縣（今淳安縣）人。永樂七年（1409)嚴州府學歲貢生。永樂年間出爲靑州府節推，宣德初任滿，遷廣西梧州府通判。考績至京，以老請辭，得許。旣行，靑州府之在京者,咸重其昔在郡時惠政及民,並以之吿馬愉，馬愉序以爲贈，作《送許通判致仕還鄕序》。朱祚，字永年。浙江海寧縣人。性聰敏,九歲能詩，有神童之目。永樂八年(1410),以秀才徵，試事詹事府。洪熙初，擢中書舍人。宣宗時，陞翰林院修撰，秩滿,陞尙寶司少卿。著有《雪崖集》。正統十年正月卒，馬愉作《朱尙寶哀辭》，並在《序》中云：“尙寶少卿朱君永年卒於官，其子扶柩歸於杭之海寧王家橋原，從先兆也。以君在朝久,交游士大夫間，多愛慕者。及其歿也，皆走哭吊悼惜,不道。予故爲辭以哀之。”陳讓,字克遜。浙江錢塘縣（今杭州市）人。宣德間任崇安縣丞。勤於所職，征輸得宜，人懷其惠。馬愉有《挽陳克遜》一首。黃養正（1396-1449),名蒙，以字行。浙江溫州府瑞安縣（今屬溫州市）人。其父潮光,以貢任國子監學正。養正隨父至京。九歲能書大字，永樂中，有司薦於朝，留翰林院，授中書舍人。正統二年（1437)，授行在禮部祠祭司郞中。正統七年，任太常寺少卿。正統十三年，跟從明英宗北征，土木之變中殉難。景泰初,贈太常卿。黃養正精於書法，史稱“朝廷碑刻、宫殿坊扁，多其所書，性尤端謹，博學工詩文。宣宗皇帝甚愛之,南還時執手賦詩以別”（《忠貞錄•附錄》）。馬愉與黃養正同在翰林院,與修《宣宗實錄》時，黃養正爲“謄錄”，交往頗多。馬愉曾多次應黃養正之請托，爲其同鄕等作贈序。正統七年，淮安府增修府學學舍，知府楊理主其事,馬愉作《淮安府增修學舍記》，次十一月刻石立碑，黃養正書丹。馬愉去世後，陳循所撰馬愉墓志銘即由黃養正篆額，此亦能證二人間友誼之深。謝貴，金吾校尉。浙江人®。其父謝德辰來京師探視,謝貴幸其父至，日爲酒饌，會賓友，奉觴上壽,遂天倫之樂。未幾，謝德辰思鄕不可留。朝之縉紳大夫與貴相識者，皆爲詩餞之，應刑部主事甄克昭之請，馬愉作《送謝德辰還剡丨I丨序》。⑭謝貴準確籍貫未知,馬愉文中只說“剡川”。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谶纬与两汉政治及文学之关系研究》序伏俊琏*谶纬的产生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本来，西周以来，理性得到了极大的高扬，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更是以冷峻的眼光看待社会和人生，他们面对纷乱的社会，各自提出了自己疗世的“药方”。这些药方，完全是理性的分析和论证，基本排除了乱力神怪的荒诞因素。但是，到了汉代，尤其是武帝之后,谶纬却大量出现，对两汉的政治和文化、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建新博士的新著《谶纬与两汉政治及文学之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通读全书，我觉得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贯穿全书的作者钩稽和考辨材料的功力。谶纬虽在汉代非常盛行，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汉代学术之显学。但从晋代起，就被历代统治者禁毁，大量的材料散佚不存。元明以来的辑佚之学兴，谶纬才能够以残简片断存于学人的著作，但也七零八乱,真伪混淆，时代窜乱。所以，研究汉代谶纬，首要问题是材料的甄别和辨析。这是判断一个学者学术素养，判断一部学术著作是否实事求是的关键。如果用伪的史料，或真伪参半的史料，或后世的史料论证前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可靠的,而且会误导后来的学者在错误的路上继续前行。著名学者潘重规先生曾多次讲过类似的话:“我们根据正确的新材料，可以得到正确的新学说;如果根据不正确的新材料，推论出来的新学说，自然也不正确了。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新材料的正确性,才能消除不正确的新学说，才能产生正确的新学说。”(《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序）罗书开宗明义就对“谶纬”的内涵和外延做了认真的界定，对保存至今的谶纬文献生成的时间、流变做了深入考辨，对汉代谶纬的特征和和生存状态作了全角度的论证，在此基础上，选择以光武所定之“八十一卷图谶”为主体的,兼及汉唐典籍曾见征引、历代书目载录较为完整之谶纬文献作考察依据，以汉征汉，使得其相关论断合理有据，以确定所使用文献*伏俊琏: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的真实性。讨论谶纬与汉代政治的关系，作者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把谶纬文献的生成和嬗变放到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之下，二是对谶纬在当时政治制度的建构、政治举措的实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行论证。这种双向的论证，既使论题谶纬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更为深入,同时也是对谶纬生成状态的动态展现。汉王朝建立之初的几十年间，统治阶层一直思考这么一个问题:秦国积百余年之盛威，在数十年间以锐不可挡之势吞并六国，统一全国，但建国后不久，却被一批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迁徙之徒”打得土崩瓦解;楚汉战争期间，项羽为六国贵族，兵强马壮，不可一世,而最终却败在氓隶之徒的刘邦手下。刘氏取胜是历史的偶然，是匆匆的过客还是天命所赋，合法而合理9汉初的政论家大都围绕这个主题思考写文章，谶纬正是伴随着汉政权合法性的讨论和宣教而生成的。到了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得以占统治地位，谶纬借此而得以大致定型。两汉之际，社会大乱，各家皆借用谶纬为自己取得统治地位服务，谶纬由此盛行。东汉末年,不仅军阀混战，儒学地位骤降，民间信仰更为纷乱，谶纬之说达到泛滥程度。而谶纬一旦形成，其对政治和文化的反作用也不可低估。汉代的官制、礼乐制度、天文历法制度、都城建制、祭祀制度、改元，还有选任或罢免官吏、减免徭役和赋税等都与谶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书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很细致。对于全面了解认识汉代政治、汉代经学之具体面貌而言，这些考察是有益的。谶纬与汉代文学的关系，本书的论述也全面透彻。我们只要看《谶纬与两汉文学的发展》、《两汉文学与谶纬的传播》章题，就知道作者的思路是多么流畅。尤其是《谶纬与两汉文学的发展》一章，沉潜了作者诸多的深人思考。研究文学，首先要涉及作家。本章从两汉文人的知识构成人手，钩稽史书中相关史料,对这一时期文士所接受的知识内涵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尤其重点关注谶纬在他们知识构成中所占的地位和份量。在此基础上，就谶纬观念对两汉作家心态的影响进行了挖掘。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本书深入到其创作题材，通过具体系统地分类阐释，可以说解剖分析了汉代文学作品中的谶纬元素。作为共同构成汉文化体系的要素，谶纬与文学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的，这就意味着，两汉文学除却接受谶纬的影响外，也会通过诸种途径对谶纬发生作用。作者显然看到了此点，其系统考察了两汉文学对谶纬观念传播、谶纬文献创制、谶纬体系完善与谶纬材料保存的影响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两汉文学的研究空间。先秦至西汉的学术，刘歆《七略》作了系统总结，其要点见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其中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四略是“学”，数术、方技是“术”。当然也不是泾渭分明，比如“六艺略”中《考工记》(西汉学者补人《周礼》“冬官”）.

就主要是“术”，“兵书略”中有“兵技巧”，也大致是“术”。如果“术”的运用依乎天理而游刃有余，可以达到“道”的境界，自然就进入了“学”的范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汉代谶纬之学是“学”和“术”结合，也是官方学术和民间学术的结合。《四库全书总目》云：“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弓丨《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所以，纬主要是官方学术，而谶则多为民间学术。后来二者渐次混淆，纬“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因此，在汉人的学术眼光下，谶纬是不大分的，或者是异名而同实，因为作为文体名，汉代学者总是根据其运用情况给予适当的不同的名称，比如同样解经的文体，就有传、内传、外传、记、序、说、故、故训、解故、章句等不同的各称。谶、纬是文体名，运用的场合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则有不同的名称。陈槃先生《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说得好:“谶、祎、图、候、符、书、录,虽称谓不同，其实止是谶纬，而纬复出于谶故谶、纬、图、候、符、书、录七名者，其于汉人，通称互文，不嫌也。盖从其占验言之则曰谶，从其附经言之则曰纬，从《河图》及诸书之有文有图言之则曰图、曰书、曰录，从其占候之术言之则曰候，从其为瑞应言之则曰符。”根据所用而起名，正是民间学术的特点。谶纬因其中荒诞不经的因素受到统治者的利用，也因此受到晋以来历代统治者的禁毁。但作为包含民间文化的谶纬，不是秦汉诸子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而是民间学人对人类过往的生命体验进行的思考和阐释，是下层老百姓与数千年前古圣先贤的心灵碰撞和交流，是中国民族潜意识中慎终追远情怀的一种表达。而汉代从上层贵族到老再姓普遍的谶纬信仰，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为什么当人类的理性高度发展以后，荒诞不经的理论总会在一段时间内迷惑一个团体,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以至于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对汉代普遍的谶纬信仰的研究，应当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更进一步的思考。以上是我读了《谶纬与两汉政治及文学之关系研究》的一点粗浅想法，承蒙罗建新博上的信任，就算作本书的序言吧！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6经学研究的基础之作----评郑杰文教授主编《中国经学学术编年》延保全*经学居于中国古典学术之首，四库馆臣称：“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清王朝的覆灭，经学走下了统治学说的神坛。随着西学之渗人和冲击，经学逐渐被划分到文学、哲学、史学各个学科体系中。经学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经学的当下价值并非一笔勾销，相对客观的经学史叙事也成为一种可能。身处齐鲁大地的山东大学向来以文史见长，由郑杰文教授主编的《中国经学学术编年》(全八卷，2015年版）就是自觉学术担当的一种体现。其优长如下：第一、建立基础性研究史料库任何学术问题的研究都应建立在最充分地占有最广泛的研究资料基础之上，才能全面而不偏颇、深人而不肤浅。中国经学源远流长,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肇事于周公制礼作乐，后经人发挥、补充而反映在儒家早期原典中。经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使广大学子对传承、阐释、发挥儒家经典趋之若鹜,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经学著述,《中国丛书综录》收人此类著述7646种。将如此繁多的经学著述按照其创作年代进行排列，就会形成一部经学著述史，并从中窥见经学发展规律。《中国经学学术编年》所涉范围甚广，其主要内容包含五大方面:一、经学著述材料;二、经生经师资料;三、经学事件资料；四、经学思想资料;五、经学背景资料。仅以明代编为例，作者引用相关书籍416种，共编辑3328条相关条目，涉及到明代经学的方方面面。通过这些条目的梳理，不仅可以梳理明代经学的发展历程;还可以体会出明代经学学者的良苦用心。这对于明代经学这一相对薄弱的历史阶段的价值重估有一定的帮助。*延保全：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二、合理的体例设计《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体例包括月份和题目、后有文献原文摘录、最后是考论。其中文献原文摘录是每条编年条目的重点，《中国经学学术编年》作者先确定原文的出处,选择出善本，摘录原文，并详细地标出原始文献的版本、卷次、页码，以示文献有征。读者也可以按图索骥,省却翻检之劳。条目的最后是近现代相关论著举目，这是《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创新之处。传统目录学启示我们，任何学术的发展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近百年来，中国经学之研究也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可以使读者明白相关命题的研究现状。《中国经学学术编年》将现有的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文)一一胪列，不仅可以昭示中国经学研究的学术格局，还可以显示中国经学研究的学术进程。第三、经学学术研究的新“起点”《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出版并不是经学研究的终点，甚至连中点也不是，仅仅是经学研究的起点。《中国经学学术编年》以资料的丰富性见长，全书共分八卷，十五册,共有近两万条相关条目。这将大大拓展经学研究的资料范围。现有的经学研究所涉及的对象多集中在历代史书中的经籍志、艺文志等，因此相关研究成果多是对著名学者极其代表作的研究，是从一座学术高峰到另外一座学术高峰的研究，至于两座高峰之间的来龙去脉则鲜有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学学术编年》是未来《中国经学通史》、《中国经学思想通史》的基础之作，将会牵引出更多的经学学术命题。课题的完成历时十年，个中甘苦，作为主编的郑教授与各位作者皆有深切体会，《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出版将为中国经学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6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世界記憶與文獻史證—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園片展”的出席嘉賓及與會學者、到賀人士等合影：

世界記憶文獻史證圖展明揭幕由國家檔案局、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江門市委黨史硏究室、澳門靑年創業智庫協會合辦的“世界記憶與文獻史證—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圖片展”明曰下午二時半假澳門科學館開幕，同場設公開論壇,特邀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負責評審《名錄》的國際諮委會副主席洛塔爾•喬丹、委員帕帕•摩馬•迪奧普，國家檔案局專家及本澳學者劉羨冰、林發欽等硏討文獻保護與史證價値、反思戰爭及珍惜和平等議題。活動獲文化局、澳門基金會等資助。展覽資料主要由中央檔案館、江門市委黨史硏究室及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硏究所等提供。題材豐富，涵蓋世界記憶工程簡介、南京大屠殺、慰安婦、日軍在江門五邑等地所犯罪行、東江縱隊成立與發展、江門五邑地區及澳門各界抗戰情況等。小龍劇社於四十年代與平安戲院代表同善堂為難童演劇籌款時合影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表示，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今年十月初審議《南京大屠殺檔案》並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藉此喚起社會保護文獻遺產的意識，加深了解世界記憶名錄與澳門關係，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勝利曁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她認為是次活動很有意義，藉國家申報《南京大屠殺檔案》並入選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特邀國際、内地及本澳專家學者硏討，共同關注。舉

辦主題展覽旨為通過探討文獻遺產價値，讓大衆了解世界記憶工程及評審標準。靑創智庫協會主席關偉霖稱舉辦這次史料展，圍繞抗戰的珍貴圖片及檔案，難得一見,期望各校組織學生到場觀展,加深了解國家歷史。本月七日，世界記憶專家應邀到東南學校與師生交流，讓學生深入了解《南京大屠殺檔案》獲列入《世界記憶名錄》過程。(《澳門日報》2015年12月5日）

“世界記憶與文獻史證—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圖片展”昨假澳門科學館開幕，展出中央檔案館、江門市委黨史硏究室及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硏究所等提供的逾百件珍貴文史資料,同期開展公開論壇。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稱’聯合國敎科文組織近年啟動“世界記憶硏學”計劃,針對年輕人和學生進行文獻遺產保育敎育,並強調結合當地文化特色開展項目，堪澳借鏡。楊開荊倡文獻遺產保育教育面向青少展覽由國家檔案局、文獻信息學會、江門市委黨史硏究室、靑創智庫協會合辦。開幕式昨日下午二時半舉行，中聯辦文敎部處長王魯蛟、外交公署領事部主任耿麗萍、澳基會行政委員黎振強、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負責評審《名錄》的國際諮委會副主席洛塔爾•喬丹、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崔世平、文化局代表張家儀、前中華敎育會副會長劉羨冰、民署代表呂志鵬、國家檔案局保管部副主任許虹、江門市委黨史硏究室副主任黎秀敏、靑創智庫協會主席關偉霖及楊開荊出席主禮。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負責評審《名錄》的國際諮委會委員帕帕•摩馬•迪奥普，國家檔案局專家及本澳學者林發欽等到賀。楊開荊致詞說’今年十月，«南京大屠殺檔案》通過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審議，獲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標誌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史及這段時間遭受的深重苦難獲世界正視，從此載入史冊。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特舉辦歷史圖片展和論壇，冀喚起大衆對文獻史料的重視。展出逾百抗戰史料展覽獲各方支持下，展出逾百件抗戰珍貴歷史照片、檔案、文獻等，涵蓋日軍罪行史料，包括南京大屠殺、慰安婦慘況及日軍在五邑等地所犯罪行和造成的各種災難等。更有不少珍貴資料如澳門各界支援抗戰的感人事跡，尤其是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英勇抗戰的光榮史料，為首次展出，冀大衆尤其靑年銘記歷史，反思戰爭，珍惜和平。保護和傳承人類記憶，已成為一種文化策略和文明的體現，文獻遺產保育工作顯得極其重要。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工程”，正是為搶救文獻資源而設的項目。該會也致力推動相關培訓，提升靑年文化素養、國際視野和競世界記憶文獻史證圖展掲幕

籲青少年勿忘歷史關偉霖致詞稱，透過舉辦此類主題展及論壇，可鼓勵各界尤其靑少年勿忘抗戰歷史,喚起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特邀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專責成員來澳與會，硏討文獻保護與史證價値、對戰爭反思、珍惜和平等議題，機會難逢。該協會的成立旨讓靑年人發展事業的同時，也能加強對祖國的認識和歸屬感。活動獲文化局、澳門基金會等資助,展期至本月十九日。今日上午，世界記憶工程專家將應邀到東南學校與師生交流，闡述《南京大屠殺檔案》獲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全過程。爭力。此次活動獲不少學校支持及師生參與，稍後將辦論壇，共同探討相關議題。(《澳門曰報》2015年12月7曰）

聯國代表闡述記憶名錄意義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負責評審《名錄》的國際諮委會副主席洛塔爾•喬丹昨在發言中稱,澳門敎區文獻檔案於二〇一〇年成功進入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地區委員會名錄，殊不簡單。近年文獻信息學會通過舉辦國際會議並出版有關刊物，有助強化年輕人保護文獻檔案的意識，繼而致力將澳門記憶與區域記憶、世界記憶等結合起來。保護文獻保護歷史洛塔爾•喬丹表示,聯合國敎科文組織是在二戰結束後兩個月成立，各國深明戰爭確為人類帶來太多的死亡與痛苦。在一九四五年起草的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組織法前言中，體現了這段戰爭經歷,人們更發現“戰爭”這個詞在組織法的三個部分中皆有體現，說明了戰爭是由人心開始,故維護和平應在人心中構建。在人類歷史上，各國間忽視彼此的生活方式，常導致互相懷疑、猜忌，懷疑和猜忌更常常演變成戰爭。可以說，和平成為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一大任務，要致力達到通過敎育、科學和文化來促進國際合作的目標。在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組織法中認為，文獻是理解和認識歷史的基礎，文獻是通過努力確保世界上歷史和科學的古籍、藝術作品和古跡得到很好的保護。中國於一九四六年加入聯合國敎科文組織,是最早加入的二十個成員國之一，日、德於一九五一年才加入。戰爭和其毀滅性的影響，在檔案中、書籍中、手稿中乃至後期的電影、磁帶中均可看到，是一九九二年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發起世界記憶項目的初衷之一。洛塔爾•喬丹指,全球範圍内的世界記憶項目自一九九七年開始受到國際間重視，當中包括很多通過暴力、犯罪侵犯人民和人權的檔案，但不僅僅只有這些對世界有重要意義的檔案，可為曾發生過戰爭和暴力提供證據。誠然戰爭和戰爭罪行的檔案，有時可能飽受爭議，畢竟世界記憶項目涵蓋範圍很廣。希望澳門方面多做相關工作,於此領域作出更大的貢獻。(《澳H日報》2015年12月7日）

學者:澳具條件申報更多名錄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硏究所所長林發欽認同“世界記憶與文獻史證”圖片展，具現實與積極意義，反映了深層次的抗戰史。認為澳門擁有不少可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的項目，建議當局先擬寫相關淸單，再提交國家相關部門擇優後向聯合國敎科文I且織申報，必將影響深遠。林發欽指出，《南京大屠殺檔案》獲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名錄》，說明有關檔案所蘊含的價値與意義。去年三月正式實施的《文化遺產保護法》，無論文遺或非物質文遺皆有專章介紹，期望當局日後也能多加關注保育具條件列入名錄的世界記憶項目，藉向國際間申報,以提升澳門的國際地位，引起更多人的重視，善用具價値的項目資源。申請為保護傳承他直言，將相關項目申報成為世界記憶,最終為達至持續保護，保護亦為了配合傳承，彼此間有着微妙的關係。長遠而言，當局宜想方設法推動更多靑年人加以硏究並學習世界記憶,繼而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大前提是政府必先完善申報制度，並有序擬寫淸單,至關重要。眾所周知,《南京大屠殺檔案》全部為記錄侵華曰軍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史料，具毋庸置疑的權威性、眞實性和唯一性,對硏究當年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値。林發欽認為主辦方籌設這次主題展選材豐富，有助進一步促進澳門社會各界深度認識文化遺產的概念,更能增強愛國意識。(《澳門日報》2015年12月7日）

2016年第1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12016總第16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6稿約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為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編輯出版的國際性學術刊物，歡迎澳門以及海内外學者賜稿。二、本刊堅持學術自由、文責自負的原則。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皆為作者的原創硏究成果,並不代表編委會的意見。三、來稿可以中、英文撰寫，内容一般以文獻整理考證、信息開發管理、文學藝術探討、歷史文化硏究等為主。稿件一般以5，000-10,000字為宜，特約稿件除外。四、本刊編委會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意者請注明。五、引文務必查對準確，註釋一律放在頁末,採用插入式腳註。六、中文來稿按原用字形系統直接編校排印，大陸規範漢宇不再轉換為港澳臺傳統正字。七、來稿請寄紙質文本及電子文本（MSWord),並注明作者的眞實姓名、任職機構或團體、通信地址、郵政編碼、電郵、電話，以便聯繫。八、本刊設有匿名評審制度。來稿三個月内未收到本刊編委會的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恕不退稿,也不奉吿評審意見。九、文稿一經刊登，即奉薄酬及當期刊物兩冊。十、本刊編委會聯繫方式:澳門郵政信箱9341號,電郵:mdis_mo@yahoo,com.hk。

封面題簽:李鴨翥責任編輯:汪欣欣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6年第1期•總第十六期）主編：鄧駿捷副主編：楊開荊沈振輝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贊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排版印刷：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次：2016年4月印數：1，_本ISSN2077-1479定價：澳門幣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