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5年第2期(總第十四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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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錄【文獻考論】竹簡《文子》釋文與摹本校讀記.........................................張固也賈海鵬1《呂氏春秋•本味篇》校補.............................................................蕭旭9《懶眞子》版本考...............................................................劉陽25明代散曲家李丙生平補考...............................................趙驊34魯迅金石學硏究的實踐與探索........................................趙成傑39【文學視野】杜甫《戲為六絕句》的模糊陳述........................................余春麗53元稹詩文辨偽彙錄...........................................................吳偉斌64臺閣文人之中古詩歌辨體與宗尙—以明前期四種詩話為中心.............................................湯志波76詩人與哲人的現代抒情——試論銀雲的山水遊記.....................................................曾思藝85網路文學的身份焦慮........................................................黃耀民鄭寧人89【歷史文化】周公治殷措施與《康誥》篇硏究綜述.................................楊兆貴呂廟軍96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析疑.............................................李學玲宋敏105南楚絲綢之路考略—兼及古商埠榷場文化.........................................田若虹周忠新111劉廷璣年譜(下）...............................................................曹琳135論“性情觀”在章學誠學術理念中的特殊價値................…徐穎151【澳門硏究】論澳門史上的“以上帝聖名命名之城”稱號及其歷史背景的解讀問題..................................................................................................譚學超165《中國古籍珍本叢刊•澳門大學圖書館卷》前言.............鄧駿捷186
  • 【序跋塞評】《集部視野下的辭章譜系與詩學形態》後記.....................................陳文新194明代刊工整理硏究的集大成之作—評李國慶編《明代刊工姓名全錄》.....................................陳東輝197一個人的山水“神遊夢”....................................................................王思豪201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204稿約..............................................................................................................208
  • 竹簡《文子》釋文與摹本校讀記張固也*賈海鹏**1973年河北定州出土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其釋文在《文物》1995年第12期公佈。①已有幾位學者指出過釋文的一些瑕疵，主要涉及部分標點不夠準確甚至錯誤，至於文字識讀上可能存在的問題,迄今未見專門的討論。這當然是由於定簡沒有公佈圖版，缺乏全面討論這一問題的基礎,只能根據文義做些零星的推斷。如李縉雲先生曾經指出,0871簡“民者以自下”之“民”字當為“卑”字之形訛。②但整理小組在公佈釋文時，附有部分殘簡的摹本,對校正釋文還是頗具參考價値的。可惜迄今很少有學者注意過這頁摹本，未能利用它來深入討論竹簡《文子》的文本問題。這頁摹本包括十八枚殘簡，茲先將其中八枚殘簡的相關圖影截錄於下，然後與對應的釋文進行仔細校讀,以期彌補釋文存在的缺陷，主要是補釋沒有釋讀出的簡文，並探討竹簡本的一個形制問題，最終目的則是為復原竹簡《文子》全書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一、[修德非一]聽釋文排在最前面的2482簡[修德非一]聽。故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張固也: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硏究所敎授。**賈海鵬: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硏究所博士硏究生。①河北省文物硏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劉來成執筆）：《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文物》1995年第12期。②李縉雲:《〈文子•道德篇〉傳世本與八角廊竹簡校勘記》，《道家文化硏究》第18輯，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2482093722091172、08202215224206472419
  • 聽”。據定簡整理小組的說明，方括號內為“未能校對的簡文”，即前期整理者“抄錄於卡片上”，唐山大地震後損毀，後期整理者看到的殘簡上已經沒有這四個字。但從摹本來看聽”字之上殘存了半個字跡“為”，且十分淸晰,絕不可能是“一”，而當為“耳”字之殘。釋文的這一明顯錯誤，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卻對認識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今本《文子•道德》篇第一章開頭部分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根據這段話來復原竹簡本,2482簡後補一“者”字,即可與0756簡“學在肌肉;以□聽者”連讀，“以□聽者”的缺文為“神”字;0756簡後補“學在骨髓。故聽之”七字,則可與2500簡“不深者知不遠,而不能盡其功,不能”連讀。雖然後一簡文與今本文句略有差異,但從這三枚簡文來看，今本上面這段話中最獨特的“三聽”之說,竹簡本大致相同，本來應該推測三枚簡文前後很可能亦有對應於今本的文句，僅因竹簡殘損而沒有發現而已。然而，由於2482簡釋文誤作“修德非一聽”，定簡整理小組進而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釋在漢簡《文子》和今本《文子》内容相同的部分中,於今本《文子》中似乎有後人訓釋的東西變為正文。如第2482號簡‘修德非一聽’，今本《文子•道德》則云：‘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顯然為漢簡‘修德非一聽’的訓釋。”③這一說法長期誤導學界,幾乎所有人都把今本中“有後人訓釋的東西”看作理所當然的事情。張豐乾先生更是極力論證竹簡文為‘修德’，今本中卻成了‘聽道’。今本還論及‘聽’的目的，‘聽’的程度，‘聽’的方法,顯然是對竹簡本思想的發揮。”並認為今本對“竹簡本思想的繼承和保存只佔次要的地位,更多的是訓釋、發揮、增刪，甚至割裂和背離”。④後來又在其竹簡《文子》硏究專著中多次大談“修德非一聽”的“主題”和“思想'⑤事實上，定簡整理小組已在今本中找到依據的一千多個簡文，約佔全部簡文三分之一強，絕大多數都與今本相同,或僅有字面上的細微不同，眞正重要的差異主要有兩處。一是有無“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一句，這個問題我們將另文探③河北省文物硏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劉來成執筆>:《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的整理和意義》，《文物》1995年第12期。④張豐乾:《試論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2期⑤張豐乾:《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34,103,155頁。
  • 討;二是“修德非一聽”與今本之間的差異。如果竹簡本眞有這句話，那麼它與今本確實差異較大，各家說法當然可以成立。但我們十多年前就已經指出：“2482號簡‘聽’上之字明顯是‘耳’字之殘，而沒有‘修德非一’四字，似乎此句當同今本一樣作‘下學以耳聽’。”⑥胡平生、徐剛先生亦曾指出：“此句整理者誤釋‘脩德非一聽’”“此句之摹本僅有‘耳聽’二字，今本此句作‘下學以耳聽’，正相合”。⑦可惜多數學者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以至於直到最近，有人在弓I用分析這枚簡文時仍作“修德非一聽”。⑧摹本這半個殘字，足以徹底摧毀所謂今本“訓釋”、“發揮”之類說法。旣然竹簡本並無“修德非一聽”之說，而與今本同作“下學以耳聽”，那麼這句話之前的二句也應該同作“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同樣道理,2500簡“不深者知不遠，而不能盡其功”，前後脫文應為“聽之”、“成其行”，與今本文字略異，但都是從反面論述“聽”、“知”、“功”、“行”四者的關係。而古今行文方式，經常會先提出一個正面論述，再作反面論述，這也是竹簡《文子》中經常採用的論述方式。因此，根據2500簡可以推斷，竹簡本上文必定有對應甚至相同於今本“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的論述。今本剩下的“學問不精’聽道不深”、“不精不明，不深不達”四句，則起到溝通“學”、“聽”關係的作用，沒有這四句，“故上學以神聽”以下三句就顯得十分突兀，同樣也必不可缺。由此推測，竹簡本與今本對應各章的内容不會有太大不同，只有些小小的字面差異，簡文整句缺少的，都是因殘損所致，並非今本有所“訓釋”或“發揮”。關於竹簡本與今本關係的這一全新認識，對於竹簡《文子》的復原和硏究來說極其重要。二、□□小行之0937簡“□□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對應於今本《文子•道德》篇第一章“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晁福林先生、趙雅麗博士關於竹簡《文子》復原的兩種方案，都據今本在簡首兩個缺文處補了“道者”二字。⑨而摹本這枚簡首實際上只有一個“嗖”字，顯然不是“者”字。這個字傳世古書、出土簡帛中未見，且上部不太淸晰，整理者可能因無法識讀，只好標了個⑥王慕湘、張固也:《也談〈文子〉竹簡本與傳世本的關係》，《古籍硏究》2002年第2期。⑦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初師賓主編:《中國簡牘集成18•河北省、安徽省（上）》，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1591頁。⑧連劭名:《定州八角廊漢簡〈文子〉新證》，《文物春秋》2014年第1期。⑨晁福林:《定州漢簡〈文子•道德〉篇臆測》，《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2000年第2期。趙雅麗：《〈文子〉思想及竹簡〈文子〉復原硏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142頁。
  • 缺文符。郭店簡、上博簡中有不少“君子”二字的合文,據禹鵰先生所列多達51個，如華（《郭店•忠信》5)。⑩竹簡《文子》這個字亦為上下結構，上近於“君”，下確為“子”，而從上下文義推測，應該就是“君子”合文。至於其字形的上部與郭店及上博簡“君子”合文的細微差異,或許由於合文現象起於殷商、盛於戰國，漢代已很罕見,以至漢簡抄手描摹走樣;亦有可能是定簡整理過程中，卡片抄錄者還沒有見過後出的“君子”合文現象，而導致抄錄失誤。三、不可□2209簡曰：不可□。此言甚淺，用之甚隧，行之□”，前一缺文摹本作“■”，顯然就是“汶”字，因橫劃殘泐變得細短，與下面兩劃交接處看上去像兩個小點。《說文》凡從水之字多僅釋為水名，“汶”字亦復如此,沒有說它有其他義項。此處用作動詞，當為“泯”之通假。簡帛中從民與從文之字多有相通。■《史記•張儀列傳》：“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唐張守節《正義》：“汶，音泯。”泯字義同棄、滅、廢等，亦有二字連用為詞者。如《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若泯棄之。”晉杜預註泯,滅也。”《風俗通義•過譽》：“今茂泯棄天常。”簡帛中泯通作昏、昏,故古書中“泯棄”又作“昏棄”，如《尙書•牧誓》指責殷紂“昏棄厥肆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史記•周本紀》則說“昏棄其家國”。當然亦可用昏、泯、棄、滅、廢之類單字表示棄人、棄言，如《上博簡二•容成氏》：“今受為無道,昏者百眚（姓）。”《上博簡六•申公臣靈王》：“氏（是）言棄之。”《論語•子路》：“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本《文子•上仁》：“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薨，猶不可棄也。”《荀子•大略》：“流言滅之。”《孔子家語•顏回》：“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竹簡《文子》此處的“不可泯”，亦指不能廢棄下文所謂“此言”。這裏可以附帶對“此言”所指作一番推測。0818簡“令遠者來，令□□□□□”，據《論語•子路》：“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則此處“令”字下的前三個缺文可以補為“近者說”。孔子與葉公的這段對話十分著名，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典型表述，亦曾招致墨子、韓非子等人的批評。《韓非子•難三》：“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敎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下面的批評主旨在於其敗法亂政,茲不具引。這裏値得注意的是對惠政濫賞的批評,亦見於2486簡“不得意焉。賞則虛⑩禹鹏:《戰國楚簡合文硏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95-98頁。■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匯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9頁。
  • 府□，毋□”。將以上三枚簡文聯系起來，顯然是文子或明或暗地弓丨用了孔子之說,平王表示疑惑,認為悅近來遠則國君不能如意了，因為厚賞會使國庫空虛,並先說了“此言可汶”之類話，文子才又回答說此言“不可汶”。竹簡《文子》中，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痕跡比今本更多，這也是重要例證之一。四、□[德]1172,0820簡“然。臣聞之,王者蓋匡邪民以為正,振亂世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德”，對應於今本《文子•道德》篇第二十章“夫道德者，匡衰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德”字之上的缺文顯然應補作“淳”，其下則脫“復生”二字。但晁福林先生卻將“德”與其下2208簡首“之師也”連綴補讀作[王者]，德之師也。”釋文只標了一個缺文符，卻補了“王者”二字,顯然是不妥當的。其實摹本“淳德”二字都僅殘存右側小半字跡，前者僅剩下“I”，還可以看出是“富”的右半，是漢代“淳”字的通行寫法;後者更不淸晰，釋文在“德”前後標了方括號，大概早期定簡整理者還看得淸楚。需要附帶說明一下的是，“淳德”是竹簡《文子》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較明顯的就有三枚殘簡可以綴連:“文子曰：‘聖人(0992)積碩，生淳德。淳德與（興），大惡之端以ロ，（0300)世必無患害。’平王曰：‘請問其道。’(0815)”以下應該更進一步論述如何“積碩生淳德”的問題，而2249簡“積之，乃能適之，此言多積之謂也。堯□”正是論述“積”的,這些内容足以獨立成為一章，並且當以“淳德”作為章題，根據我們的復原應該排在《敎化》章之下。五、所以自□也2215簡“不敢者，所以自□也。天子居中央者”，中間只有一個缺文符，趙雅麗博士卻在此處補了“減損”二字，■顯然是不妥當的。從摹本來看，此處實作，很像戰國文字的“又”字。竹簡《文子》是用漢代通行的今文即隸書抄寫的，這個字與上文疑為“君子”合文的“嗲”字,卻都接近於戰國文字寫法,可能是漢代抄手對古文已經比較生疏,稍有殘泐就不識為今文何字，故描摹走樣。但是“所以自又”在文義上不好解釋，我們懷疑“又”字實為“守”字之殘。因為戰國文字的“守”字中部同“又”，若殘泐上下部分,就成了“又”。■文子作為老■趙雅麗:《〈文子〉思想及竹簡〈文子〉復原硏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174頁。■關於戰國“又”、“守”二字字形,可參湯餘惠先生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8、500頁。
  • 子弟子,主張天子“不敢”、“自守”，應該是從老子的無為思想發展而來。在傳世文獻中，《禮記•禮運》有曰：“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巫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又見《孔子家語•禮運》）其中“心無為也”與簡文“不敢”，“以守至正”與簡文“所以自守”，“王中”與簡文“天子居中央者”，文字相近，意旨相通，可以作為這一推斷的佐證。0211簡“□天子執(設）明堂□中□，天子□□□”與2215簡應該同屬一章。該章與上引《禮運》諸句，都是兼融儒家明堂思想和道家無為思想的，但側重點和宗旨立場並不完全相同。六、不敢起比臣之口2242簡“不敢作驕暴之人，不敢起比臣之□”，從文義上一眼可以看出與2215簡有關，趙雅麗博士直接予以綴連,並將末尾的缺文補作“能”字。這枚簡末摹本作“■”形，可以看出該字起筆為一撇二點’我們懷疑本當為三點而殘泐了右點,即為“爭”字的起筆部分。這句話的解釋則可以參照《逸周書•程典》：“德當天而愼下，下為上貸，力競以讓，讓德乃行。愼下必翼上,上中立而下比,爭省，和而順。攜乃爭，和乃比。”它的大意是說，在上者能中正謙讓，親近在下者,在下者自然願意輔翼在上者，上下之間就沒有了爭鬥。簡文則說不敢挑起與近臣之間的爭鬥,二者的主要意旨是相通的。附帶說明一下，將這枚簡文直接綴連在2215簡之下，也是不妥當的。因為從竹簡《文子》的論述風格來看,其同一主題下經常用兩三次以上問答,層層深入地進行論述。比如上文所推測，在文子提出“積碩生淳德”之說後，平王又以“請問其道”的方式，將問題引向深入。上文提到的0211簡“□天子執（設）明堂□中□，天子□□□”，很明顯是對2215簡“天子居中央者”一句的解釋，應該在文子下一番答語内。其下應該有類似《禮運》“宗祝在廟”等五句的内容，然後再接以2242簡“不敢作驕暴之人，不敢起比臣之爭”，就上下呼應，文理順暢了。七、是殆德也，人□□0647簡“是殆德也，人□□”，兩個缺文中，摹本上一字殘作“■”，下一字殘作“■’，僅從殘痕確實看不出它們究竟為哪兩個字。但結合相關簡文,這兩個殘痕仍然可以為文字識讀提供有益的參考。殘簡中另有以下兩枚:2341簡“知所親，不知所信。今余何脩何昭,使□”，2397簡“德。平王曰：不脩德”。我們
  • 推測是先討論人主修德以使民知所親，昭德以使民知所信’然後討論不修德、不昭德及其後果。0647簡“是殆德也，人□□”，以及另一枚類似的0631簡“者，是殆德也”之前的脫文，則是在分別描述人主不修德、不昭德的兩種表現。顯然,從文義上推測，“人”下這兩個缺文極可能是“主不”，因為這兩個字的字形與摹本的兩個殘痕完全相符。八、平王曰:王者幾道乎？這枚簡文並無問題，但李學勤先生曾經指出：“竹簡《文子》有的簡首有黑點，如2419‘.平王曰：王者幾道乎？……’0885‘.平王曰：為政奈何？……’，都是一章的開端，說明竹簡各篇是分章的。”■由於竹簡《文子》殘損相當嚴重，過半簡文不到十個字，超過十六個字的僅有寥寥數枚，無法淸楚反映其形制特徵。李學勤先生根據兩枚殘簡推斷出篇内有分章以及章首有黑點的說法，是極為重要的發現。但奇怪的是，2419、0885兩簡在釋文中都沒有簡首的黑點。李先生參加過早期定簡整理工作，也是促成竹簡《文子》釋文公佈的關鍵人物,其文内註釋說“釋文係據舊作卡片”，可見他的說法應該就是根據“舊作卡片”而來。再來看2419簡摹本，簡首的黑點十分淸晰，而且佔據兩個字格,這一點李先生也沒有提到。那麼，摹本雖無0885簡,李先生說這枚簡首有黑點,也應該是可信的。殘簡中還有一枚2439簡“道產。•平王曰：道之於人也，亦有所不□”，根據我們的硏究，“道產”二字實為章名。結合李先生之說，我們可以對竹簡《文子》形制作出一個更準確的判斷：每篇下分若干章，每章正文前有章題'下標黑點，佔據兩個字格。這一結論可以為復原竹簡《文子》全書奠定堅實的基礎。除以上八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外，還有三個小問題:一是2482簡末“以心聽”之下，摹本有中腰綴絲線紋，而釋文漏標“II”號。二是上引1172、0820簡二十七字，為殘簡中最長的一枚，中腰應該有綴絲線紋，但摹本上也沒有，說明綴絲線紋亦有殘泐現象。三是2360“文子曰”前有較長的空白簡,疑為居於整簡之首。這幾點瑣碎問題相對不太重要,但如果要進行竹簡本全書復原,還是有必要加以考慮的。最後提一點希望,定簡命運多舛,漢代曾經遭受盜墓者的破壞,出土以後又碰上唐山大地震，遭受再一次損毀。據當地學者近年走訪河北文物硏究所所長■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文物》1996年第1期。
  • 韓立森先生，定簡雖然精心保管，已比當年殘碎更加嚴重。■筆者亦請曾在河北博物館工作的朋友詢問定簡現狀，則被吿知碳化嚴重，字跡不淸。在這種情況下,早期整理者留下的摹本，或李學勤先生所謂“舊作卡片”，正如本文硏究所顯示，或許已經成為可以校正釋文的最重要依據。因此,筆者衷心希望，這些寶貴資料能夠公佈於世,以推進竹簡《文子》之復原和硏究。■韓文濤、曹現娟:《定州漢簡與簡策制度》，《靑年文學家》2013年第18期。
  • 《吕氏春秋•本味篇》校補蕭旭*《呂氏春秋•本味篇》遺存的問題較多，本稿以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為底本作校補。所弓丨諸家說,未列出處者,皆轉弓[自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或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①，以避繁複。(1)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高誘注:侁讀曰莘。按:蔣維喬等曰：“《類聚》卷88、《御覽》卷62,394、955、酈道元注《水經》、李善注《文選•辯命論》引‘侁’作‘莘’。‘莘’、‘侁’皆‘铣’之假借。《說文》‘憐’下、《御覽》卷360引復作‘有侁’。”王利器曰：“《文選•辯命論》注、《列子•天瑞篇》注、《帝範》注、《事類賦》卷7、《押韻釋疑》卷47引俱作‘莘’。”宋刻本《類聚》卷88、《事類賦注》卷7引皆作“侁”②，蔣、王二氏所據乃俗本耳。《史記•殷本紀》《索隱》引作“侁”，《記慕淵海》卷95引作“莘”，《金樓子•志怪》亦作“莘”。《路史》卷3、《黃氏日抄》卷56、梁玉繩、沈祖緜、范耕硏謂“空桑”是±也名。于鬯、陳奇猷、王利器皆駁此說。考《錦繡萬花谷》前集卷16引《尙書大傳》：“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為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楚辭•天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二例于鬯、王利器已及）空者孔也，“空桑”即“桑穴”。化為枯桑，故有桑穴也。屈子亦以為木名。(2)其君令焊人養之高誘注:俘猶庖也。按：《文選•辯命論》李善注引同今本，《事類賦注》卷7引作“命庖人養*蕭旭:江蘇省靖江市廣播電視臺工作人員。①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09年版。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巴蜀書社2002年版。②《類聚》據南宋紹興本，四庫本作“莘”。《事類賦注》據《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5冊，第380頁。四庫本誤作“洗”。
  • 之”，《類聚》卷88引作“君令乳之”，《御覽》卷955引作“君命乳之”，《御覽》卷394引刪“桴人”二字。“乳之”蓋即“烀人養之”脫誤。惠棟曰：“烀與庖通，一作炮，炮與焊一也。”朱駿聲曰：“俘，假借為庖。”馬敘倫、朱起鳳說同朱氏陳奇猷從馬說，王利器從惠、馬說。沈祖緜曰：“焊，火氣上行之貌。此句當作‘其君令人焊養之’，是恐嬰兒寒,倚人身取暖爾。”考《列子•天瑞》張湛注引《傳記》作“令庖人養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32弓丨《列女傳》同。《水經注•伊水》：“昔有莘氏女採桑于伊川，得嬰兒于空桑中……其母化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于庖,長而有賢德。”《說文繫傳》“俘”字條云：“焊人，庖人也。”《說郛》卷85弓丨釋適之《金壺字考》：“焊人：‘俘’、‘庖’同。”皆可證高誘、惠棟等說。伊尹由庖人撫養長大，故亦得庖人技藝，因為庖人而干湯。《莊子•庚桑楚》：“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釋文》广胞，本又作庖。”《御覽》卷764、922引作“庖人”。《孟子•萬章上》：“伊尹以割烹要湯。”《墨子•尙賢中》：“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孫詒讓曰：“胞、焊並庖之借字。”④“焊”當是“炮”異體，猶言炮炙、燒烤。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犬恆夜入人室,執丈人,戲女子，不可得也，是神狗僞爲鬼。以桑皮爲口口之，烊而食之，則止矣。”“焊”即“炮”。轉為名詞，則作專字“庖”。《韓子•内儲說下》：“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上舉例證，王利器多已及之。)“炮人”是本字,《漢書》、《後漢書》則借“胞人”為之。(3)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按:二“東走”’《唐開元占經》卷114引《帝王世紀》作“遠走”、“走東”。而東走，《論衡•吉驗》作“疾東走”。而，猶即也，此表示即速義。本書《貴直》：“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艾蔭範謂二例“東”字不是方位詞，而是“外出”、“外逃”義⑤，殊無訓詁理據。(4)故黄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高誘注: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為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按:畢沅曰：“續耳，《尸子》、《韓非子》作‘續牙’，《漢書•人表》作‘續身’，皆隸轉失之。”梁玉繩謂“續牙”是。陳奇猷曰：“‘牙’、‘耳’、‘身’形皆相近，必有二者為誤字，然未知何二者為誤耳。梁氏謂‘身’、‘耳’為誤，失之武斷。”梁③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年版,第272頁。朱起鳳《辭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47頁。④孫詒讓《墨子閒詁》，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9頁，⑤艾蔭範《“東”的“外方”義》,《中國語文》1991年第I期.第73-74頁。
  • 氏說是，古人多以“牙”取名⑥。黃帝立四面者,諸家已引《鬻子》、《尸子》、《管子》等,馬王堆帛書《十六經•立命》：“（黃帝）作自為象，方四面，傅一心。”(5)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按:巍巍，《韓詩外傳》卷9、《說苑·尊賢》、《風俗通義•聲音》、《御覽》卷577弓丨《家語》同⑦，《列子•湯問》作“峩峩”。(6)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按:蔣維喬等曰：“《類聚》卷44、《文選•洞簫賦》李善注‘湯湯’作‘洋洋’，明刊《初學記》卷16作‘蕩蕩’，《御覽》卷579作‘茫茫’，音義並通。”王利器曰：“《韓詩外傳》作‘洋洋’，《風俗通義》作‘湯湯’，《管子•侈靡篇》：‘蕩蕩若流水。’‘湯湯’即‘蕩蕩’也。”湯湯，《說苑•尊賢》、《御覽》卷577引《家語》同，《四分律行事鈔批》卷2、《類聚》卷44、《記纂淵海》卷78、《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22引作“洋洋”，《列子•湯問》、《止觀輔行傳弘決》卷8亦作“洋洋”，《文選•舞賦》李善注引《列子》作“湯湯”。洋、湯音轉，作“茫茫”則誤。《論語•泰伯》、《韓詩外傳》卷9皆以“巍巍”與“蕩蕩”對文，亦其比也。(7)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按:蔣維喬等曰：“《類聚》卷44、《御覽》卷579‘破’作‘擗’。按:破、擗雙聲義通。《西京賦》注：‘擗，破裂也。’”《文選•報任少卿書》、《與吳質書》、《廣絕交論》、《琴賦》、《洞簫賦》、《答盧諶》李善注六弓丨仍作“破”，《初學記》卷16、《書鈔》卷109、《後漢書•陳元傳》李賢注引亦同，《說苑•尊賢》、《風俗通義•聲音》、《御覽》卷577引《家語》亦同，《四分律行事鈔批》卷2、《記纂淵海》卷78、《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22引作“擗”，《韓詩外傳》卷9亦作“擗”，《後漢書•尹敏傳》李賢注、《御覽》卷409、《記慕淵海》卷49引《說苑》並作“屛”。“屛”字譌。考《漢書•揚雄傳》：“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淮南子•修務篇》：“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說苑•談叢》：“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後漢紀》卷8弓丨“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沒，莊周杜門。”皆作“破”字。本書作“破”，《外傳》作“擗”。“擗”同“擘”，剖裂也。(8)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高誘注:若不知御者御驥,驥亦不為之從千里也。⑥參見蕭旭《韓非子校補》，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251頁。⑦《事類陚注》卷II弓丨《家語》亦同,下同。
  • 按:陳奇猷曰：“高蓋訓自為從，非是。'自讀‘自我’之自……則驥必不自馳而致千里也。”陳說是,然增“馳而致”三字以足其義，尙未知此文有脫字。“自”下當補“至”字,《說苑•尊賢》作“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正有“至”字。《說苑》無“無禮”之“禮”，向宗魯曰：“《呂氏》‘禮’字亦後人妄加，說見《呂氏札記》。”⑧(9)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燔火,釁以犠豭高誘注:釁，以牲血塗之曰釁。按:《說文》“爝”字條弓丨“豭”作“锻”，同。本書《贊能》：“（管子）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熘火,釁以犠豭焉。”高誘注殺牲以血塗之為爨。”惠士奇曰：“古熏字多作釁。‘鬯人#鬯’，‘大祝隋釁’，‘女巫釁浴’，皆當讀為熏。案《齊語》：‘三釁三浴。’韋注云：‘釁或為熏。’《呂氏春秋》云云，《風俗通》引之，作‘熏以萑葦’，劉昭亦以此註《後漢志》矣。《漢書》：‘豫讓釁面呑炭。’顏注云：‘釁，熏也。以毒藥熏之。’是古熏多作釁之明文也。”⑨“釁”、“熏”古同音,此文當是指血祭，取高說。《風俗通義•祀典》引作“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御覽》卷1000引作“拔（祓）之於廟，燻（燻）以蓽葦”，“瞿”為“萑”俗譌字。“萑葦”即蘆葦，非所以薰也，疑有脫文，當作“薰以犧豭，爝以萑葦”。《通志》卷3、《資治通鑑外紀》卷2作“祓之於廟，照之以爝,爨以犠锼”。王利器曰：“鎪當是锻字之誤。”(10)設朝而見之按:蔣維喬等曰:“《書鈔》卷142、143‘而見之’作‘見之禮’。劉師培以《書鈔》引勝今本,是也。與上文‘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義蓋相承。惟《御覽》卷849亦無‘禮’字。”陳奇猷曰:“劉、蔣說非是。設朝者，佈置朝廷行禮也。”王利器曰：“設朝，猶《開春論》言‘張朝’。”諸說皆非是,此當從《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引皇甫謐《帝王紀》作“設朝禮而見之”，今本“朝”下脫“禮”字。《書鈔》引作“設朝見之禮”，“禮”則誤倒在下。《御覽》卷849引作“設朝見之”，《通志》卷3、《資治通鑑外紀》卷2同今本，則宋人已脫“禮”字矣。《管子•輕重乙》：“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此“朝禮”之說也。桓公使人以朝車迎管子，亦朝禮之一。《漢書•王褒傳》：“齊桓設庭燦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顏師古注引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亦其比。郝懿行曰：“《說文》：‘爝，苣火祓也。呂不韋曰：“湯得伊尹，爝以燔火,釁以犠豭。”’是知爝即苣,苣即庭燦,庭燎⑧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84頁。向氏《呂氏札記》未見。⑨惠士奇《禮說》卷6,收入《叢書集成三編》第24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4頁。
  • 即燭，並以葦竹作束，灌以蜜膏，如今世火把之形，不與躐燭同也。”⑩湯爝以煻火(薫以萑葦)以見伊尹,亦即設庭燎之禮而見之也。(11)(伊尹）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為乎?”按:《書鈔》卷143、《御覽》卷849引作“可得爲之乎”，《通志》卷3、《資治通鑑外紀》卷2作“可得而為之乎”。畢沅、許維通、蔣維喬謂“對”當據《書鈔》、《御覽》作“得”。兪樾謂“對”字衍，“可而”即“可以”。于省吾讀對為遂，訓“因”。陳奇獣亦讀對為遂，訓“即時”。諸說並誤。古書“對”讀遂，是顯揚義，不得轉為“因”、“即”二義。《廣雅》對，當也。”又“對,嚮（向）也。”■對而為,猶言當面而製作也。諸書未達厥誼,妄改作“得”字,不可從也。(12)時疾時徐按:《書鈔》卷142引同，《御覽》卷849引作“時其疾徐”。(13)水居者腥，肉獾者躁,草食者羶高誘注:肉攫者,攫拏肉而食之謂,鹰鵰之屬,故其臭臊也。按:攫,《酉陽雜俎》卷7同，《御覽》卷849引作“攫”。《集韻》：“攫，《說文》：‘爪持也。’或作攫。”又“攫、攫，搏也,或從犬。”“攫拏”是二漢人習語,又倒作“拏攫”，《文選•魯靈光殿賦》：“奔虎攫拏以梁倚,仡奮璺而軒鬌。”李善注引《羽獵賦》：“熊罷之拏攫。”又引李尤《辟齷賦》:“萬騎躞踞以攫拏。”本當作“攫挈”，《說文》：“拏，牽引也。”又“挈，持也。”當作“挈”訓持為是，音女加切，俗作“拿”字。《漢書•揚雄傳》《解嘲》：“攫挈者亡,默默者存。”顏師古注攫挈，妄有搏執牽弓丨也。”《玉海》卷111弓丨後漢李尤《辟雍賦》:“興雲動雷,飛屑風雨，萬騎躞眤以攫挈。”又倒作“挈攫”，《漢書•揚雄傳》《羽獵賦》：“熊罷之挈攫，虎豹之凌遽。”顏師古注挈,牽引也。攫，搏持之也。”顏氏挈訓牽引，皆誤。《文選•西京賦》：“熊虎升而挈攫，猨狖招而高援。”方以智曰：“攫挈，通作‘攫搦’、‘捉搦’，後轉為‘捉拿’。郝氏以世俗‘捉拿’合之,是也，而未知其原。”■(14)滅醒去臊除羶按:《書鈔》卷142引作“滅腥去臊”，《御覽》卷849引作“減腥去臊”,皆脫“除羶”二字。“減”是“滅”形誤。“腥”是“勝”俗字。(15)臭惡猶美，皆有所以高誘注: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臘，以臭為美，各有所用也。按:“猶”是副詞，言雖臭、惡之物，仍是美味，乃以臭為美者也。于鬯曰:“讀‘猶’為‘尤’，自無不可。尤者,美之甚也。臭惡為一類,尤美為一類，故曰皆有⑩郝懿行《證俗文》卷3，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9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7頁。■《慧琳音義》卷2引“嚮”作“向”。■方以智《通雅》卷7,收入《方以智全書》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頁。
  • 所以。”姚永概曰：“‘猶’與‘蕕’同，蕕本臭草，固可訓臭。此句猶言臭美臭惡矣。”陳奇猷曰：“‘猶’乃‘蕕’之假字，臭草。美即美丹,甘草也。”三氏說大誤。以臭為美之例，王利器已有疏證。(16)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為紀高誘注:五味，醎、苦、酸、辛、甘。三材，水、木、火。按:《御覽》卷849引同，《酉陽雜俎》卷7亦同，《文選•七命》：“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李善註引作“五味三和”三和”涉正文而誤。《書鈔》卷142二引傅玄《七謨》：“公子曰：‘三禾九變，五味八珍。玄水朱火,蕙藉桂薪。’”“禾”亦“材”之誤。火之為紀，畢沅等據《御覽》卷849、869引乙作“火為之紀”，是也,《類聚》卷80、《書鈔》卷142、《事類賦注》卷8弓丨亦作“火為之紀”。《文選》李注弓丨又誤作“為火之紀”。《路史》卷5：“九變七化,火為之紀。”(17)□弗能言,志弗能喻高誘注: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能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諭說。按:喩，《御覽》卷849引作“論”。“論”當是“諭”形誤。高注云“諭說”，是所見本亦作“諭”字。(18)甘而不噥舊校:噥,一作壞。按:畢沅謂“噥”當據《酉陽雜俎》卷7作“噴”，許維通、蔣維喬、陳奇猷、胡吉宣皆從其說■,並謂“噴”借為“饀”，引《說文》:“娟，默也。”《集韻》“饀，食甘甚也”，引此文作“䬼”。諸說並是也，段玉裁引此文徑改作“曝”，云：“喂即饀字。”■《玉篇殘卷》：“饉，胡郭反。《呂氏春秋》：‘伊尹曰：甘而不饀，肥而不䬼。’”又“胡，於縣反。《說文》：‘䬼，默也。’野王案:《大戴禮》‘飲酒而醉，食皮而娟’是也。或為两字，在《月部》。《字書》或為嗄字，在《口部》。”（王貞珉已略弓丨《玉篇殘卷》）《玉篇》：“嗔，於縣切,《呂氏春秋》云：‘伊尹曰：甘而不喔。’謂食甘。”《集韻》：“鑊、嘍:無味也，伊尹曰：‘甘而不䬼，肥而不饉。’或從口。”亦其證。《酉陽雜姐》卷7：“甘而不嚏，酸而不喋，鹹而不減,辛而不櫂（谬），淡而不薄，肥而不腴。”即本於本書。《類聚》卷87引魏文帝詔群臣說蒲萄解酒云:“甘而不饀，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御覽》卷972、《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25、《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41引“䬼”同，《御覽》、《事文類聚》有注：“娟,為縣切。”《全芳備祖》後集卷9、《證類本草》卷23、《會稽志》卷17引魏文帝詔“䬼”■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9頁。■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頁。■《類聚》據南宋紹興本，四庫本“䬼”誤作“飴”。
  • 誤作“飴”，《酉陽雜俎》卷18誤同■。俗字亦作餵，《龍龕手鑑》：“鐶，俗。絹，正。■飽也。”兪樾謂“噥”訓味厚,松皋圓謂“噥”即“濃”字，已為蔣維喬、陳奇猷所駁。(19)酸而不酷按:《類聚》卷87引魏文帝詔作“酸而不脆”■,《證類本草》卷23引魏文帝詔作“酸而不酢”，《酉陽雜俎》卷7作“酸而不喋”，《雜俎》卷18言葡萄作“酸而不酢”■。此文“酷”指酸味濃烈,又音轉作“喋”，與“酢”同義。《急就篇》第3章顏師古注:“大酸謂之酢。”嚴可均據《玉篇》改“酷”作“櫟”■,非是。《玉篇》：“卩樂，大啜曰喋。伊尹曰：‘酸而不喋。’”《集韻》：“喋，《說文》：‘食辛喋。’伊尹曰：‘酸而不嗓。’”皆本於本書，而釋義皆誤。字亦作醭，《廣雅》:“醭,酢也“醭”字各本皆脫，王念孫所補，云：“《廣韻》：‘醭,酢味也。’《玉篇》：‘喋，火沃切。伊尹曰：“酸而不喋。”’《呂氏春秋•本味篇》作‘酸而不酷’。並聲近而義同。”■桂馥曰醭即喋之異文。”■《廣韻》、《龍龕手鑑》並云酵，醋味。”《篆隸萬象名義》、敦煌寫卷P.2011王仁昀《刊謬補缺切韻》並云：“醭，酢。”《集韻》：“醭，醋也。”“醋”同“酢”。《酉陽雜姐》卷7:“酸、酴、醒（酮)、醭，醋也。”■又考《說文》：“喋，食辛喋也。”《玄應音義》卷12、《慧琳音義》卷28引《說文》釋語作“食辛也”。P.2011王仁昀《刊謬補缺切韻》、蔣斧印本《唐韻殘卷》並云：“喋,食新（辛）。”此“喋”是另一字，《集韻》以爲即“酸而不喋”之“喋”，非是。段玉裁曰：“喋謂辛螫。《火部》引《周書》：‘味辛而不谬。’《呂覽•本味》：‘味辛而不烈。’喋與谬、烈同義。《玉篇》云：‘伊尹曰:酸而不噪。’此古《伊尹》書之僅存者。‘酸’疑當作‘辛’。‘辛而不嚛’即《本味》之‘辛而不烈’也。”■段氏改字，未得。陳奇猷不知二“嚛”不同,至欲改《伊尹》書“酸而不喋”作“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喋”，亦非是。(20)醎而不減按:《酉陽雜俎》卷7作“鹹而不減”。“醎”乃“鹹”俗字，鹽的味道，與“淡”相對。于鬯曰：“減即今俗所謂碱。古無碱字,故借減為之。其本字當作鹼，見《說文》。或作鎌。”王利器曰：“于說是。《集韻》：‘瞰，味過鹹，通作餡。’又‘鹼、■《太平廣記》卷411弓丨《酉陽雜俎》已誤作“飴”。■《類聚》據南宋紹興本,四庫本倒作“脆而不酸”，《御覽》卷972引倒同。■《太平廣記》卷411引同。■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卷1,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5頁。■王念孫《廣雅疏證》,收入徐復主編《廣雅詁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27頁。■桂馥《札樸》卷3,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03頁。■《雜俎》據趙氏脈望館本即四部叢刊本,湖北先正遺書本同,別本“醋”誤作“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頁。
  • 鎌、餡,鹹也。’今四川猶謂鹹甚曰鹼口，鹼讀入聲。”減，讀為鹹，《爾雅》：“鹹,苦也。”郭墣注：“苦即大鹹。”味過於鹹，故近於苦味。字亦作餡、轍、鹹，《玉篇》：“_，鹹味也。”《廣韻》：“嫩，味苦。”《篆隸萬象名義》：“齡，鹹。”《集韻》：“■、■，味過鹹，或從感,通作■。”“■”即“鹹”之分別字。字亦作艦,《玉篇》：“鹺，鹹也。”敦煌寫卷P.2011王仁昀《刊謬補缺切韻》：“■,味苦。”《齊民要術•羹臛法》：“煮豉,但作新琥珀色而已，勿令過黑,黑則鹺苦。”字亦作賺，《人物志•體別》：“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鹹而不鎌，淡而不醸，質而不縵，文而不績。”陳奇猷讀減為咸,訓不充滿’非是。(21)辛而不烈按:《酉陽雜俎》卷7作“辛而不櫂”。王利器指出“櫂”是“谬”形譌,是也，四庫本又誤作“耀”。《說文》“谬”字條引《逸周書》：“味辛而不谬。”蔣斧印本《唐韻殘卷》引《周書》同。段玉裁謂“谬”、“烈”音轉■。又音轉作瘌、癆，《方言》卷3:“凡飮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瘌，北燕朝鮮之閒謂之癆。”郭璞注:“瘌，乖瘌。癆、瘌皆辛螫也，音聊。”字又作剌、粹,《玄應音義》卷8:“辛粹:《通俗文》：‘辛甚曰粹。’經文作剌，非體也。”又卷18“痛粹”條同。又卷24:“果粹:《通俗文》：‘辛甚曰粹。’江南言粹，中國言辛。”《慧琳音義》卷72:“果粹:《桂苑珠叢》云：‘粹，辛也。’《考聲》云：‘粹，辛甚也。’”又音轉作厲，《說郛》卷94引田錫《麴本草》：“造酒，其味辛而不厲，美而不甜。”俗作“辣”字。(22)澹而不薄按:《酉陽雜俎》卷7作“淡而不薄”。《人物志•體別》：“淡而不醸。”“淡”同“擔”。字書未收“釀”字，“釀”疑讀為匱,《廣韻》：“匱，竭也,乏也。”《慧琳音義》卷22引《廣雅》：“匱，少也。”薄亦少也。(23)肥而不餱按:畢沅曰：“‘餱’字書無考。按:今人言味過厚而難入口者,有虚侯、虛交二音，豈本此歟?”胡文英曰：“餱，醎甚也。吳中謂飮食醎甚曰服醎。”■吳承仕曰《類篇》‘餱’為‘喉’之異文。疑《呂氏》此字，本有本義,今不審其訓讀云何?”許維通曰：“《集韻》引伊尹曰‘肥而不鑊’，《酉陽雜俎》作‘腴’，未知孰是?”陳奇猷曰‘餱’當即腻義。‘腴’與‘腻’義近。‘餱’蓋‘腴’之別構也。為‘腴’之假字也。畢以‘■’為味過厚而難入口，與此文義不洽。”陳氏謂“猴”同“腴”，“■”為“腴”借字,皆無據，又駁畢說亦非是。“餱”當是“■”形誤,《酉陽雜俎》又臆改作“腴”。《玉篇殘卷》：“■，胡郭反。《呂氏春秋》：‘伊尹曰：■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81頁。■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卷6，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9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頁。
  • 甘而不飼，肥而不■。’《埤蒼》：‘無味也。’《字書》：‘姐也。’”又“姐，子野反，《蒼頡篇》：‘飷,無味也。’”“■”音胡郭反，即“■”字，其右下旁形與“侯”相近，故致譌作“■”字。敦煌寫卷中“獲”作“■”、“■”等形,“穫”作“雄”、“株”等形■,其右側皆似“侯”字，可以參證。敦煌寫卷P.2011王仁昀《刊謬補缺切韻》：“姐，無味。”《篆隸萬象名義》：“獲,姐,無味也。”蔣斧印本《唐韻殘卷》、《廣韻》並云:“饈，味薄。”《集韻》：“■、嚄:無味也。伊尹曰：‘甘而不絹’肥而不饉^’或從口。”又“■、嚄:食無味,或從口。”《類篇》：“嘍，伊尹曰：‘甘而不饀，肥而不■。’■或從口。”王利器引《玉篇》、《類篇》，指出“畢、吳之說皆非”。雙音詞則作“鑊姐”，同義連文。《集韻》：“鑊，鹱姐,食無味。”又“姐，嬡姐，女態^”“嫫姐”當亦同源。“饈”之言辄落、廓落，空虚也;“姐”之言粗，故皆為味薄之義。(24)肉之美者,猩猩之屑，貘貘之炙按:獾獾,《書鈔》卷142、145(二引）、《御覽》卷863引同，《御覽》卷910“攫”字條引作“攫揉”，《本草綱目》卷51二引，一作“獾獾”，一作“攫揉”。《酉陽雜俎》卷7:“猩脣，蠖炙,觭翠，犓腴，糜腱,述蕩之拏，旄象之約。”即本此文。作“攫揉”或“鹱”皆誤。《說郛》卷95引謝諷《食經》作“■炙”，亦誤。(25)肉之美者……雋觾之翠高誘注:鳥名也。翠，厥也。形則未聞也。按:方以智曰：“凡鳥之尾皆曰翠，故俗作臊字。據雋燕而論，雋周非燕名乎？……凡鳥之岐尾者曰嵩,即嵩字亦尾肉也。”■畢沅曰：“‘觸’乃‘燕’字之訛。《初學記》卷14與《文選•七命》注皆作‘燕’。《選》注‘雋’作‘雋’，則子規也。‘翠’亦作‘臎’，《廣雅》：‘臎、髁，鬌也。’《說文》作‘蹶，臀骨也’，訓皆相合。《玉篇》：‘塍,鳥尾上肉也。’”孫志祖曰：“《文選•七命》注作‘雋燕’是也。”王念孫曰：“‘雋觫’當為‘觽燕’，‘觸’與‘嵩’同。《說文》：‘嵩，雋周，燕也。’此云‘雋燕之翠’，義與《說文》合。《書鈔•酒食部四》、《御覽•飮食部十一》■、《羽族部十》及《文選•七命》注並引作‘嶺燕’。《初學記•器物部十四》引作‘攜燕’，‘攜’即‘觸’之譌。”蔣維喬等從王說。陳奇猷曰：“‘觸’當為‘燕’字之別構。《說文》：‘雋，鳥肥也。’雋觭之翠猶言肥燕之尾肉耳。王說殊無可取。高注‘厥’當即‘髓’之省文。”陳氏引《說文》“雋，鳥肥也”殊誤。此文“雋觾"當從諸家校作“雋燕”。雋即《周，亦即燕也,故此文稱作“雋燕”，方以智說是也。《初學記》卷26引作“雋騖”，《御覽》卷863引作“僥燕”，“雋”、“携”亦誤。《御覽》卷923(即王氏所引《羽族部十》）引作“雋燕鶩之翠”（衍一“燕”■參見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敎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頁。■方以智《通雅》卷45.收入《方以智全書》第I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7頁。■引者按:當作“飮食部二十一”，即卷863。
  • 字），又引高誘注鳥名,翠疎。”晉•張協《七命》：“燕髀猩脣，髦殘象白。”《書鈔》卷142引“髀”作“脾”。唐•陸龜蒙《中酒賦》：“徒殲燕燕之髀,漫費猩猩之唇。”《埤雅》卷13:“世傳伊尹為湯說至味云：‘肉之美者，猩脣燕髀，豹胎象節。’”皆本《呂氏》此文，是“雋燕”當指燕，而非子規,畢說失之;“翠”指■肉，此指鳥尾上的肉。《廣雅》：“塍，饗也。”王念孫曰：“《說文》：‘髓,臀骨也。’髁與脣同,亦通作橛,《素問骨空論》：‘灸橛骨。’王冰注云：‘尾窮謂之橛骨。’《爾雅•釋鳥》：‘■，白■。’郭注云：‘似鹰尾上白。’■與■義相近。《釋言篇》云：‘暉，肥(肥)也。’字通作翠,《内則》：‘舒■翠。’鄭注云：‘翠,尾肉也。’《呂氏春秋》云云,厥亦與■同。”■王說皆是。洪頓垣曰:“‘塍’與‘髀’字形相近因譌。”王利器曰：“《七命》正文及注文‘髀’字俱‘臎’字之譌。”皆非是。(26)肉之美者……述蕩之拏高誘注:獸名。拏讀如‘棬椀’之椀。■者，踏也，形則未聞。按:一本“■”作“掔'《初學記》卷26引作“迷蕩之腕”，《酉陽雜俎》卷7、《御覽》卷863引作“述蕩之掔”，《御覽》有注:“拏，音牽，獸名。”兪樾曰：“字當作■，即腕字也。”譚戒甫引《說文》“■，手■”以證高注，是也，俗作捥、腕，“挈”乃借字。方以智引高誘注作“拏,蹈也”，云：“（拏）當是拏。”■“拏”亦俗字。王念孫謂注“踏”疑“蹯”，即獸之腳掌,與手掌一也。(27)肉之美者……旄象之約高誘注:約,節也。以旄牛之尾，象獸之齒，以飾物也。一曰:約，美也。旄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按:旄,《文選•七命》李善注、《初學記》卷29、《御覽》卷890、《爾雅翼》卷18引作“髦”，並讀為犛，俗字亦作牦、犀■。《玉篇殘卷》：“《楚辭》：‘主伯九約。’王逸曰：‘約，屈也。’野王案:謂屈節也。《呂氏春秋》‘旄象之約’是也。”方以智曰：“蓋‘約’，通小便處也。”■畢沅曰：“《楚辭•招魂》：‘主伯九約。’王逸注：‘約,屈也。’”梁玉繩曰：“《五雜俎》云：‘約即鼻也。’此說似勝。”淸人程林《醫暇卮言》卷上約即鼻也。”■蓋亦取《五雜俎》之說。洪頤煊曰：“‘約’當為‘白’，聲之誤也。《文選•七命》：‘髦殘象白。’《詩•韓奕》《正義》引陸璣《疏》：‘熊脂謂之熊白。’則旄、象之脂皆可謂之白也。”姚永概曰:“‘約’字當是■王念孫《廣雅疏證》，收入徐復主編《廣雅詁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516頁。■方以智《通雅》卷46,收入《方以智全書》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2頁。■參見陳鰱《簡莊疏記》卷17,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5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頁。■方以智《通雅》卷46,收入《方以智全書》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2頁《正字通》引注說同。■程林《醫暇卮言》卷上.重訂曹氏醫學大成本,第31頁。
  • ‘胎’字之誤。”胡紹煐曰：“《考工記》注：‘■，讀如羊豬戔之戔。’賈疏曰：‘俗以豬脂為跚,素干反。’似漢時有以脂為戔者。《衆經音義》十七之三引《通俗文》云：‘在腰曰肪，在胃曰跚。册，脂也，謂腸■脂也。’殘與戔、■音同。然則腼為正字，殘與戔皆同音之假。崔駰《博徒論》曰：‘■臛羊殘。’羊殘即鄭讀所謂羊戔,亦脂也。脂，髓也。《說文》：‘髓，骨中脂也。’……《呂覽•本味篇》高注：‘一曰:約，美也。’美即脂也，謂旄象之脂也。《太玄•童》：‘出泥入脂。’范注：‘脂,美也。’可證。白亦脂也。殘、白皆脂名，故《呂覽》陳肉之美，並舉旄象之約矣。”■周拱辰曰:“約，尾也。《呂氏春秋》:‘肉之美者，旄象之約。’九約,言九尾也。”逾雷學淇曰：“《呂覽•本味》云：‘旄象之約。’據王逸《楚辭》注及許氏《說文》,約即尾也，故《禮》云‘旄舞’（《楚詞•招魂》云：‘土伯九約。’王注：‘約，屈也。’屈即《說文》屈字，今尾字也）。”■劉盼遂曰：“《楚辭•招魂》‘土伯九約。’王逸注：‘約,屈也。’《呂氏春秋•本味篇》:‘肉之美,旄象之約。’高注：‘飾也。’按約亦屈也。皆斥其尾也。又疑約為要之借字。今人謂内腎曰要,豬要、雞要皆為佳膳，疑亦古語也。”■于鬯曰約蓋讀為灼，炙也。高解兩說都非。”章太炎、高亨並讀“約”為“肑”，訓腹下肉。陳奇猷曰：“約即腰也。”劉盼遂、陳奇猷、徐仁甫讀“約”為“要（腰）”是也，今俗語稱為“腰子”；但陳奇猷改《韓子•喩老》“旄象豹胎”作“旄象約胎”則大誤■。畢沅改高注“約，節也”作“約，飾也”，陳奇猷從之，非是;顧野王解為“屈節”；《埤雅》卷13引伊尹為湯說至味作“豹胎象節”，亦取顧說，此“節”字不誤之證。(28)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高誘注:丸，古“卵”字也。二處之表，有鳳皇之卵。按:丸，《書鈔》卷142、《本草綱目》卷49引作“卵”■，《海錄碎事》卷22引作“圓"，注作“圓，古卵字”。《書鈔》卷142引崔駆《七依》：“丹山鳳卵,粤澤龍胎。”又引劉劭《七華》:“煮丹穴之卵，焦南海之■。”皆本此文，亦作“卵”字。《山海經•大荒西經》：“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飮。”正作“卵”字。“卵”指鳳的蛋。王利器謂指睾丸，非是。■胡紹焕《文選箋證》卷25,黃山書社2007年版,第695頁。所引賈疏語,乃出陸氏《釋文》，胡氏誤記。■周拱辰《離騷草木史》卷9,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0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頁。■雷學淇《介菴經說》卷3《毛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劉盼遂《說文漢語疏》，《國學論叢》第1卷第2號,1927年版，第117頁。又收入《劉盼遂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04頁。■參見蕭旭《韓非子校補》，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頁。■《書鈔》據孔本,陳本仍作“丸”。
  • (29)魚之美者,洞庭之■,東海之鮞高誘注:餺、鮞，魚名也,一云魚子也。按:王念孫曰：“‘餺’當作‘餺’，《士喪禮》曰‘魚餺鮒九’。”許維通據張本改“餺”作“■”。譚戒甫據《玉篇》謂“餺”即江豚。蔣維喬等曰：“■、鮒音義並通。松皋圓云‘餺即鮒’，是也。《御覽》卷937引此正作‘鮒’。《酉陽雜俎》、劉邵《七華》皆云‘洞庭之鮒’。張本作‘■’，段注《說文》引亦作‘■’，皆誤。《廣韻》云：‘■，出洞庭溫湖。’疑亦誤。《荊州記》云：‘荊州有美駙，踰於洞庭溫湖。’亦足證洞庭所出為鮒也。”所引劉邵《七華》“洞庭之鮒”，《書鈔》卷145、《御覽》卷937、《事類賦注》卷29、《剡錄》卷10引如此，《類聚》卷57引作“■”。陳奇猷從蔣說，是也。《埤雅》卷1、《會稽志》卷17、《本草綱目》卷44引此作“鮒”，《御覽》卷939引作“縳”，《埤雅》卷13引伊尹為湯說至味作“■'“■”“縳”皆誤字。《埤雅》云:“鮒，小魚也，即今之鯽魚……然則以相即也謂之郷，以相附也謂之鮒。”《會稽志》云鯽，一名鮒。鮒,小魚也。……越人謂鯽喜聚遊,鯽言相即，鮒言相附。”《類聚》卷57引後漢•崔駆《七依》：“洞庭之鮒,灌水之鳐。”■《御覽》卷937弓丨《神異經》：“東南海中有恆洲，有溫湖，鮒魚生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辟風寒。”周•庚信《謝趙王賫乾魚啓》：“况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鯽。”二句所述是一事,即用此典。皆其證也。《集韻》、《類篇》：“縳，朱遄切，魚之美者。”皆因襲《廣韻》之誤也。(30)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高誘注: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按:《御覽》卷939弓丨作“魚之美者，澧水之魚，名曰珠鼈,六足，有珠”，注作“澄水在蒼梧九疑之西”。《慧琳音義》卷20引作“朱鼈六足有珠”，又卷85引作“醴水中蟲名爲朱鼈”,《本草綱目》卷45引作“澧水魚之美者，名曰珠鼈，六足，有珠”。考《山海經•東山經》：“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東流注于余澤，其中多珠螯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御覽》卷939引作“珠鼇”。郭璞注引此作“澧水之魚，名曰朱鳖,六足，有珠,魚之美也”。“珠鳖”、“朱鼈”即“珠鼈”。《初學記》卷8引《南越志》：“海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眼六腳而吐珠。”《北戶錄》卷1:“醴水之魚名朱鼈，六足，有珠。”皆無“百碧”二字。宋•梅堯臣《還柳種祕丞詩編》：“吳洲逢朱鼈,腹有百碧遺。”即用此典,然則梅氏所見有“百碧”二字也。碧，疑讀為斐（琲）。《玉篇》：“琲，珠五百枚也，亦作蜚(蜚）。”■敦煌寫卷P.2011王仁昀《刊謬補缺切韻》：“琲，珠五百■《書鈔》卷M2引同。■胡吉宣《玉篇校釋》校“蜚”作“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頁。
  • 枚,亦作蜚。”《廣韻》：“■，《埤蒼》云：‘珠百枚日蜚。’孫權貢珠百蜚。蜚,貫也。又云:珠五百枚也，亦作琲。”《集韻》：“琲,珠百枚曰琲。一說:珠十貫為一琲。或書作蜚。”《御覽》卷626引魏文帝《與王朗書》：“孫權重遣使稱臣，奉貢明珠百篚,黃金千鎰。”“篚”是“琲”之譌,當據《廣韻》訂正，蔣斧印本《唐韻殘卷》“辈”字條雖有殘缺,然“貢珠百蜚”四字尙可辨識。“百碧”二字，惠棟刪之’梁履繩、嚴可均改作“若碧”，郝懿行改作“靑碧”（許維通從其說），于鬯讀為“白碧”，彭鐸改作“而碧”(王利器從其說），陳奇猷讀為“百朋”，疑皆未得。(31)指姑之東舊校:指,一作“枯”。高誘注: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按:畢沅曰《齊民要術》卷10引作‘括姑’，則‘枯’亦‘括’之訛。”蔣維喬等曰：“唯張本作‘括’，與《齊民要術》引正同。畢校疑‘枯’為‘括’之訛,疑亦非是。《御覽》卷976引亦作‘枯姑’。”陳奇猷曰:“‘指’、‘枯’、‘括’皆形近，未知孰是?”作“括姑”是，乃“括樓”、“苦蔞”、“蛞螻”、“果贏”轉語。王利器曰：“《山海經》作‘合虛’，括、合雙聲，姑、虛叠韻，‘括姑’即‘合虛’之轉音,作‘括姑’是。”(32)餘瞀之南舊校:瞀，一作“督”。按:蔣維喬等日:“《齊民要術》卷10‘督’作‘瞀’。”陳奇猷日：“‘餘瞀’當即《恃君》之‘餘靡’。‘督’字形誤。”《齊民要術》引仍作“餘瞀”，《御覽》卷976引同,《類聚》卷82引作“餘務”。“務”、“瞀”古通。“餘瞀”當是“怐愁”、“佝愁”、“惣愁”、“穀瞀”、“彀瞀”、“殽霧”、“嫛瞀”、“區霧”、“溝瞀”、“偁霧”、“婁務”、“雊瞀”音變,取鄙吝無識為義■。(33)浸淵之草高誘注:浸淵，深淵也,處則未聞。按:浸，讀為深。《史記•西南夷傳》：“其旁東北有勞浸。”《漢書•西南夷傳》、《通鑑》卷21“浸”作“深”。(34)和之美者,陽樸之堇，招搖之桂高誘注:陽樸，地名，在蜀郡。招搖,山名,在桂陽。按:蔣維喬等曰:“劉本及《齊民要術》卷10‘樸’作‘樸’，《御覽》卷977作‘僕’。”《齊民要術》卷10、《本草綱目》卷26引作“楊樸”，景宋本《御覽》卷977引作“楊璞”，《坤雅》卷13引作“陽贌”，《爾雅翼》卷6引作“陽樸”，《酉陽雜俎》卷7作“楊樸”。蔣氏失檢。“樸”是“樸”形譌。■參見蕭旭《新語校補》，收入《群書校補(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535-536頁。
  • (35)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高誘注:宰揭，山名，處則未聞。按:梁履繩曰：“《初學記》卷2引作‘揭雩之露，其色紫’，《御覽》卷12同Z許維通曰：“宰揭，《開元占經》引同，《子史彙•天文類》引作‘揭雲’，宋本《初學記》引作‘揭萼’，未知孰是?”二氏校語皆有失誤。古香齋本《初學記》卷2、《本草綱目》卷5引作“揭雩之露’其色紫”，《御覽》卷12、《事類賦注》卷3、《玉海》卷195引作“揭雩之露，揭雩之露，其色紫”■，復重“揭雩之露”四字。四庫本《開元占經》卷101引作“雩揭之露，其色紫”，又倒作“雩揭”。《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4、《說略》卷1、《山堂肆考》卷5引作“揭雲之露，其色紫”。陳奇猷謂當乙作“長澤之卵，其色如玉”，或是;此文疑作“揭雲之露，其色紫”，脫“其色紫”三字，又誤倒其文。揭雲之露指雲上端之露水也。漢•郭憲《洞冥記》卷1:“有朱露色如丹汁。”又卷2:“帝曰：‘吉雲露可得乎？’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靑露，盛靑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得玄露、靑露”五字，《御覽》卷12引作“得玄黃靑露”，《太平廣記》卷6引作“得玄白靑黃露”。王子年《拾遺記》卷10:“崑崙山……甘露濛濛似霧，着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着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露有朱玄白靑黃等色，其或亦有紫色者。梁簡文帝《蒙華林園戒詩》:“紅蕖間靑瑣,紫露濕丹楹。”(36)陽山之稞高誘注:傺，關西謂之糜(摩），冀州謂之堅(寨）。按:《齊民要術》卷10、《玄應音義》卷14、《初學記》卷26、《御覽》卷840、850、《證類本草》卷26(二引）、《爾雅翼》卷1、《會稽志》卷17引同，《廣韻》“稳”字條、《初學記》卷27引作“山陽之檫”，《御覽》卷842“徐”條引作“陽山之徐”，《酉陽雜俎》卷7作“楊山之傺”。“榇”乃“傺”形誤。《玄應音義》卷14引高注作“關西謂之庑，冀州謂之標”。《慧琳音義》卷26引《方言》：“關西謂之糜(麋），冀州謂之檫。”(37)南海之柜高誘注:秬，黑黍也。按:秬，《類聚》卷85、《初學記》卷26、《御覽》卷840、842引同,《酉陽雜俎》卷7亦同;《說文》：“粍，稻屬。伊尹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粍。’”徐鍇謂出《呂氏》此文。《廣韻》、《集韻》、《六書故》並從《說文》。此許、高所見《伊尹書》之異也。《御覽》卷850引作“稻”，則改作同義字。■《事類賦注》據《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75冊，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頁;四庫本“雩”作“雲”。
  • (38)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高誘注:群帝，衆帝，先升遐者。按:《齊民要術》卷10引正文同，引注“退”作“過”。《御覽》卷966引“帝”作“鳥”。王利器指出作“過”、“鳥”不可據，是也,但謂“遐”當從舊說訓上，則誤。“遐”是“霞”借字。(39)萁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擄焉按:《說文》“擄”字條引作“箕山之東，靑鳧之所,有植橘焉，夏孰也”，《集韻》、《類篇》“孰”作“熟”，餘同《說文》；《玉篇》“攄”字條引作“箕山之東，靑鳧之所,有甘據焉”。《史記•司馬相如傳》：“盧橘夏熟。”《索隱》引應劭引《伊尹書》作“箕山之東，靑鳥之所，有盧橘’夏孰”,《漢書》顏師古注引應劭弓I“鳥”作“馬”。《北戶錄》卷3引作“箕山之東，淸馬之所，有植橘焉”。《御覽》卷966引作“箕山之東，靑馬之所，有甘植焉”，又卷969”楂”條引作“箕山之東，有甘植”，«記纂淵海》卷92引作“箕山之東,有甘祖”。《爾雅翼》卷12引作“箕山之東，靑鳧之所,有[甘植]焉”，又卷10“植”條引作“箕山之東,有甘植”，又卷29云:“盧橘雖生箕山之東，靑鳥之所”。東,《漁隱叢話》後集卷28引同，《御覽》卷964“栗”條、《事類賦注》卷27引作“栗”，《記纂淵海》卷92二引，又一引同。“栗”為“東”形譌。梁履繩曰‘攄’本作‘植’，字相似而譌。”洪頤煌曰：“‘攄’當作‘植’，因字形似而譌。《山海經•海外北經》郭璞注引作‘有甘祖焉’，祖音如祖梨之祖。”孫蜀丞亦力證"攄”當作“植”，並指出“祖”即“植”。段玉裁曰：“作‘靑鳥’為長，蓋即《山海經》之‘三靑鳥’，疑‘島’、‘鳧’、‘馬’皆‘鳥’之誤。”蔣維喬等從段說。諸說皆是也，考《山海經•海外北經》：“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靑鳥視肉，楊柳、甘祖、甘華,百果所生。”郭璞注弓I此文作“其（箕）山之東，有甘祖焉”。此文即本之《山海經》。然則作“靑鳥”、“甘植”是也。《類聚》卷86引《山海經》：“箕山之東，有甘植。”當是郭注。靑鳥之所，猶言靑鳥居之。“祖”同“植”，字亦作“楂”，或省作“査”，以其果木多渣，故謂之“楂”。《爾雅》郭璞注植似梨而酢澀。”此云“甘植”，則異於常植也。蔣維喬等謂“三靑鳥”指“三危山”、“甘植”即“甘擄”則誤。三危山是靑鳥所憩之所,非三靑鳥即指三危山也。《西山經》明云“三危之山，三靑鳥居之”。《大荒西經》：“有三靑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一名少■，一名曰靑鳥。”是“三靑鳥”又名“靑島”也。陳奇猷必謂作“靑島”是,指地名;又謂作“甘攄”是，指怪異之果，皆以好立異說,而失考《山海經》耳。(40)漢上石耳高誘注:石耳,菜名。按:《御覽》卷966引作“漢上之春”。《六書故》：“菌,今人謂之簟,亦謂之
  • 苽’其似鼠耳者謂之木耳,生石上者為石耳。”“蕃”即卷耳，其葉亦似鼠耳。(41)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高誘注:要,約也。越越，輕易之貌。按:高誘“越越”訓輕易，王利器引《說文》“娀，輕也”以證之。王念孫曰：“越越，猶搰搰也,《莊子•天地篇》：‘搰搰然用力甚多。’”陳奇猷從其說。王念孫說是也，《家語_致思》：“溝池不越。”《說苑•指武》同，《史記•禮書》作“掘”，《荀子•議兵》作“柑”。越讀為搰、掘，是其比。“柑”是“拍”形譌，“拍”是古“掘”字。《增韻》卷5:“拙，《荀子》：‘溝池不拙。’注：‘掘字。’又曰‘無絀墳墓’，亦掘字。本亦作拍，俗本訛作柑，非。”《莊子釋文》：“搰搰,用力貌。”字亦作“觔觔”、“榾榾”、“愲愲”、“■■”，音轉又作“詘詘”、“窟窟”、“仡仡”、“矻矻”、“■■”、“屹屹”、“兀兀”等,其初文當作“聖聖（苦骨切）”■。■參見蕭旭《〈世說新語〉“窟窟”正詁》，收入《群書校補（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8-2030頁。
  • 《懒真子》版本考刘阳*《懒真子》，或作《懒真子录》，五卷,杂记之书，以经史、民俗考证为多，间及旧闻佚事。各书目著录署作者为“宋•马永卿”皆同。马永卿,字大年，号懒真子，生活年代在北宋末、南宋初，随宋室南渡，仕宦不显，故史书无传。其为北宋名臣马亮曾孙,祖籍合肥,迁扬州，流寓铅山。生于元丰七年（1084)，卒年不详。大观三年（1109)进士，时年二十五岁，其年冬即赴任亳州永城县主簿，历官江都丞、淅川县令、夏县令等。从学于刘安世，绍兴六年（1136)追录其语，著《元城先生语录》三卷，又明•周复俊《全蜀艺文志》载有马永卿所撰《神女庙记》、《报恩寺佛牙楼记》二文，合《懒真子》五卷,即今马永卿所有文存。历代目录书收录《懒真子》，多类为杂家或小说家。现存旧钞孤本数种，而历代单行刊本现皆无存，惟入《稗海》等丛书者流传行世。此书明代以前流传情况不甚悉之。《宋史•艺文志》著录《懒真子》五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倶不载本书。南宋俞鼎孙、俞经编刻《儒学警悟》收入其书，元末陶宗仪刻《说郛》亦收入，然今宋元椠无一存世者。明代目录，仅祁承燦《澹生堂藏书目》录有《正稗海•懒真子》，不言卷数,又录有《懒真子》十卷,与通行五卷本不同，向未见流传。即今所见存世最早之本，有明钞单行本二种，分别为国家图书馆藏明人钞本、上海图书馆藏沈氏野竹斋钞本，二本皆作五卷，行款、文字略同，衍、脱之文互同，当是出自同一祖本。二本幽而无闻，至于清咸丰庚申年（1860),太常寺博士胡挺借得铁琴铜剑楼所藏明钞绿丝栏本录副，并加以校注，合劳格《稗海》校本，作《懒真子录集证》二稿，稿成而殁,迄今犹未付梓，原稿现存南京图书馆。今又存明钞丛书本二种，分别为国家图书馆藏明王良栋钞《儒学警悟》本、国家图书馆藏明钞《说郛》本。王氏钞本作五卷,行款、文字、衍脱处与前二种单行钞本互有同异。民*刘阳：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国初年,缪荃孙、傅增湘发现此本,校勘后于民国十一年（1922)由武进陶湘刊刻行世。明钞《说郛》本,《懒真子》在第九卷内，删节甚多而不全，总之不足一卷之数,不知是钞者所为抑或祖本如此。至清顺治年间，陶宗仪远孙陶挺重编《说郛》，作一百二十卷,即通常所称之宛委山堂本，节录《懒真子》十一条，在卷四十中^现存最早刊本为明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万历间，商濬刻《稗海》，收入《懒真子》五卷，自此成为通行之本，此亦《四库全书》底本。自行世之后，翻刻多次，较著名的是清康熙间振鹭堂重编补刻的《正续稗海全书》。清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辑刻《子书百家》，收入《懒真子》五卷，亦《稗海》本之流续。兹将现存各本胪列略考如下：(―)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一册,线装，封面题“嬾真子录'四周双边，单白鱼尾，白口，半叶十行，有界栏，行十八字。目录钤印“勒山”朱文、“周铭之印”朱文，合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记，亦与胡挺《懒真子录集证》所述“借恬裕斋瞿氏所藏明绿丝栏钞本”、“虞山恬裕斋瞿氏所藏明绿丝栏抄本‘勒山’朱文‘周铭之印’朱文”相符。卷首二印，一“张承涣印”白文小印，一“子谦”细朱文印。避宋讳:玄（改为“元”）；殷（改为“商”）；贞（改为“正”）；匡（改为“正”）；弘（改为“洪”）；树（改为“端”）。“中国为汉”一条径接下条“威振西域”正文,故“中国为汉”条有录无文，而“威振西域”条阙标题。此本字体端楷遒秀,不随意作俗写，讹误亦少。(二）明沈氏野竹斋钞本上海图书馆藏,二册。双黑鱼尾，四周单边，有界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目录钤“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细朱文印。版心写“吴郡沈氏野竹斋录”。避宋讳:玄（改为“元”);殷（改为“商”）；贞（改为“正”）；匡（改为“正”)；弘（改为“洪”）；树（改为“瑞”）。“中国为汉”一条径接下条“威振西域”正文，故“中国为汉”条有录无文，而“威振西域”条阙标题，与上明钞本同。此本行款、文字大与上明钞本合，惟明显讹写字较多。(三）《儒学警悟》明嘉靖年间王良栋旧钞本《儒学警悟》，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俞鼎孙及俞经编辑,为我国历史上
  • 第一部综合性丛书。此书历代罕见，直至近代缪荃孙、傅增湘校勘明嘉靖年间王良栋旧钞本，由武进陶湘于一九二二年刊印后，才为世人所知。《儒学警悟》王良栋旧钞本为海内孤本，现存国家图书馆。线装，共十二册。卷首有“东官莫伯骥所藏经藉印”白文大印，每册卷首有“东官莫氏五十万卷楼劫复珠还之”朱文小印，每册卷末有“东莞莫伯骥号天一藏”朱文印、“莫氏收藏”朱文印。共收录书六种,其三为《懒真子录》五卷，在卷十七至卷二十一。抄作黑格，白口，四周单边，单白鱼尾，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字。原钞笔画纤细，缪氏随文出校，字体略丰。避宋讳:玄（改为“元”）；殷（改为“商”）；贞（改为“正”或“真”）；匡（改为“正”）；弘（一处改为“洪”，一处未避）；树（改为“睡”）。该本俗字良多，多有与今简化字合者，如旧、余、据、刘、灵、尽、宝、灾、迁、云、体、万、烛、尔、礼、与、个、处、灯。又有与简化字不合者，如李（学）、□(举）、靣（面）、鉢（体）、鬂（鬓)、肖（萧）、无（无)、豆（窦）、加（嘉）、変（变)、兒（貌）。“富郑公说大辽用兵利归臣下与严安同意”一条，自“老苏笑以为然”之后脱一段，及其后“琴操”一条全脱;又自“尚书八座”条“二千石曹主”下至“韩文少作宏放”条“治地者”前皆脱。该本明显讹字亦不少，如“同研席书”，“席”误“帝”；“高阳氏”，“阳”误“汤”；“徐无鬼语武侯相马曰”，“马曰”误“为田”。(四）《校刻儒学警悟七集》本《校刻儒学警悟七集》，为民国武进陶湘所刻。书版:黑口，左右双边，单鱼尾。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双行小字同。缪莶孙序曰：“三为《懒真子》五卷，广陵马永卿撰。按《说郛》本亦删节不全，维濬刻人《稗海》作五卷，天一阁钞本同此本亦五卷,有篇名目录，足正商本之舛错。”较之王氏钞本，俗字皆改为正字，明显讹写字亦已正过。而夺脱之文依旧，想是缪氏亦未得见《懒真子》足本，故无从补人。缪氏序中所云“天一阁钞本”不知是何种本子,当非足本。(五）明万历商濬刻《稗海》本（劳格、胡挺校本）国家图书馆藏,五卷，全一册，线装。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白口。无目录。各条无条名，正文首行顶格，后各行低一格。正文首页钤印“丁已”、“元方藏书”、“后仓刘氏所藏秘笈”、“劳权之印”、“怦”、“北京图书馆藏”。卷末页钤印“元方审定”、“北京图书馆藏”。
  • 原刻大字，有手写小字随文作注,又多有“挺案”字样。国家图书馆索引题“清•劳权校”。据《丽宋楼藏书志•子部•懒真子录》记胡挺手跋云：“庚申正月，劳季言先生寄来手校本一册，因竭半月之功,用蓝笔渡校,三月十一日覆校毕。心耘。”季言为劳格字。又按《懒真子录集证》末署“劳格、胡班仝校”，检其校语，两本互同，故此本当是劳格而非劳权初校,胡班覆校。国家图书馆索引之误，或因藏书印“劳权之印”致之。文字不避宋讳。较之《儒学警悟》本，“富郑公说大辽用兵利归臣下与严安同意”一条，自“老苏笑以为然”之后脱一段，及其后“琴操”一条全脱;又自“尚书八座”条“二千石曹主”下至“韩文少作宏放”条“治地者”前皆脱。全同。“陶潜五子异母”条末有“醒轩云安知雍端非双生子”十一字,明钞各本无。(六）上海图书馆藏明刻《稗海》明山阴陈汝元校本五卷，全二册。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白口。线装。无目录。题“宋广陵马永卿著,明山阴陈汝元校”。各条无条名，首行顶格，以下各行空一格。文字不避宋、清讳。夺、衍处同商濬刻本,而讹字较多，如“行蚁上枯梨”，“枯”误“粘”。又，此本卷五起至“曾子罪子夏不称师”条前，白纸无墨，印脱。(七)振鹭堂藏板《正续稗海全书》本国家图书馆藏,《懒真子》五卷在第五函。行款同商濬刻。有手写小字校文，首页:“旧钞本十行十八字”等字,各条首行上作眉批标明标题，亦偶出校文。如“画像纪年”条之“庐州”涂改为“庐山”，校记云“据《庐山记》改”，语同《懒真子录集证》内胡挺校语。按《丽宋楼藏书志•子部•懒真子录》录胡氏手跋曰：“己未冬，借恬裕斋翟氏所藏明绿丝栏钞本录副（行款悉同)，复用稗海本校勘，凡十日而毕,十一月二十日志于琳琅秘室之北窗下。”此本当即胡挺手校之本。无避宋讳。夺、衍处同商濬刻本。(八）《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总目》云《懒真子》五卷，内府藏本。”无目录，各条无条名。避清讳，“玄”、“弘”字皆缺笔，甚而“夷狄”、“胡”字皆讳而删改。夺、衍处同《稗海》。
  • (九）清湖北崇文书局辑刻《子书百家》本1、南京图书馆藏,一册，《聱隅子歡欷琐微论》二卷、《懒真子》五卷、《广成子解》一卷合刻，无序跋,无钤印，各子目牌记题“光绪纪元夏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字同。黑口，四周双边，双黑鱼尾。线装。各条无标题。无避宋讳。夺、衍处同《稗海》本，而讹字尤多。2、国家图书馆藏，一册,行款同上。各子目牌记题“光绪纪元夏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钤“南陵徐氏仁山珍藏”、“学部图书之印”。(十）上海图书馆藏明刻《稗海》残本存一册，三卷，题“懒真子（卷一二三）”，书皮钤朱文印“柳轩藏书”。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白口。线装。文字无避宋讳、清讳,讹字较少。序云:《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懒真子》五卷,宋马永卿撰，乃其随笔札记，亦多述刘安世语,中间颇及杂事,而考证之文为多云云。按:安世，元城人，永卿师也。永卿又撰有《元城语录》三卷，皆述其师安世之语，间叙述旧闻，亦参论事、论学之说，大皆传述司马光,其时杂禅理，则颇近于东坡,盖其师友渊源如是也。丁巳冬月柳轩氏识。(十一）《说郛》明钮氏世学楼钞本《说郛》一百卷，元陶宗仪辑，明蓝格钞本。共七十册，存九十七卷:卷一之九十;九十四之一百。卷首钤“会稽钮氏世学楼图藉”朱文、“稽瑞楼”朱文、“何焯之印”朱文。《懒真子录》在卷九内，末条为“九龙庙”，各条亦有删节，总不足足本之一卷。(十二）宛委山堂《说郛》本《懒真子》在第四十卷内。仅列“司马端明讲书”、“鱼袋”、“五角六张”、“亭长装潢匠”、“太公八十遇文王”、“小满芒种”、“柳氏家法”、“本朝宰相衔带译经润文使”、“亚婿”、“中国月建与印度不同”、“旅人”共十一条内容，各条不署标题。此本与钮氏世学楼钞本《说郛》所录不同，想是仅选存所见底本内条文完整者。
  • (十三）《懒真子录集证》稿本清•胡挺遗著，现存二种稿本，皆誊写明钞而随文校注，未克付梓。一稿二册（卷一二三;卷四五），封面题胡氏心耘依明钞足本录;出集辨证底稿两册全。”蓝格，四周双边，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双行小字同，工楷写誊。正文中以小字出注文，又有红笔在行间、书眉另作校语者，皆作“挺案”字样冠首。又时有夹条出注，不署名。一稿二册（前;后），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双行小字同，无栏线，工楷写誊。注文以小字随文注解，分别有“格案”及“挺案”二种字样冠首；又有夹条出注者，皆不用红笔，亦不署名。二种稿本文字小异。无栏线本后记云仁和劳格、胡挺集证。虞山恬裕斋瞿氏所藏明绿丝栏抄本，‘勒山’朱文、‘周铭之印’朱文。咸丰庚申九月廿九日写起，至十月十二日写毕。时避难在唐家港。挺识。”据此则似抄自现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然而细检其校语，有二处存疑:其一，《集证》“修养”条内“关中隐士骆耕耕道”，注曰“关原误官”，而明钞本作“关中隐士骆耕道”，其“关”字不误’而少一“耕”字。其二，末条内“立字最为有功”，《集证》注曰“钞本有校云：功疑力”，而于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未见此校语，只于“功”字上涂去“工”旁。以此推测，或是明钞同钞二本，今国家图书馆所藏者为其一传世，胡挺所见者为其一而今巳不传。另有一种可能，此本或非明钞，或乃胡诞所录副本，然而竟连印鉴一同录副，却甚匪夷所思。据以上考证可见，现存《懒真子》各版本大致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流传的系统：—、明钞单行本系统。包括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明沈氏野竹斋钞本、《懒真子录集证》稿本。二、《稗海》本系统。包括明万历商濬刻《稗海》本、上海图书馆藏明刻《稗海》明山阴陈汝元校本、上海图书馆藏明刻《稗海》残本、振鹭堂藏板《正续稗海全书》本、《四库全书》本、清湖北崇文书局辑刻《子书百家》本。三、《儒学警悟》本系统。包括《儒学警悟》明嘉靖年间王良栋旧钞本、《校刻儒学警悟七集》本。另外，《说郛》明钮氏世学楼钞本、宛委山堂《说郛》本由于残缺、删节过多，难以确认明显的版本特征,无法归类于以上三种系统，亦不能独立自成系统。试将《懒真子》版本源流系统图示如下：
  • 附一:书目著录信息《宋史•艺文志》：马永卿《懒真子》五卷。明•柯维骐《宋史新编》：马永卿《懒真子》五卷。明•祁承燫《澹生堂藏书目》：《正稗海•懒真子》；《懒真子》十卷，马永卿。明•盛仪《（嘉靖）惟扬志》：《懒真子》五卷,马永卿撰。清•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子部》:《懒真子》五卷，蓝丝栏钞本，宋•广陵马永卿撰。清•丁仁《八千卷楼书目_子部》：《懒真子》五卷，宋•马永卿撰,《子书百种》本;《懒真子》五卷，宋•马永卿撰,《稗海》本。清•嵇璜《续通志.艺文略》：《懒真子》五卷,宋•马永卿撰。清•嵇璜《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马永卿《懒真子》五卷。永卿字大年，扬州人,流寓铅山，登大观进士，累官夏县令。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子部》：《懒真子录》五卷（旧钞本），宋•马永卿撰。中多考证经史之语。他本无“录”字。此出明人手钞。（卷首有“周铭之印”、“勒山”二朱记。）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懒真子》。清•陆心源《甜宋楼藏书志•子部》：《懒真子录》五卷（旧钞本。胡心耘旧藏）。宋•广陵马永卿大年撰。胡氏手跋曰：己未冬,借恬裕斋瞿氏所藏明绿丝栏钞本录副（行款悉同>,复用《稗海》本校勘，凡十日而毕，十一月二十日志于琳琅秘室之北窗下。胡挺。又曰：庚申正月，劳季言先生寄来手校本一册，因竭半月之功，用蓝笔渡校,三月十一日覆校毕。心耘。又曰：闰三月初七日，借得《说郛》第四十卷内所载《懒真子录》校一过。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懒真子》五卷，内府藏本。清_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艺文志》：《懒真子》五卷，维扬马永卿。清•丁日昌《持静斋书目》:《懒真子》五卷（《稗海》刊本），宋•马永卿撰。附二:马永卿事迹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城语录》：右朝散郎维扬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仕亳州永城主簿，从寓公刘安世器之学，记其所闻之语。（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元城语录》条内记同。）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和录》：（马）永锡尝著《唐职林》、《实宾录》等书，崇观、政和间人也。又有马永卿大年者，从刘元城游，大观三年进士，当是其群从。（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元和朋党录》条内记同,惟“永锡”作“永易”。）宋•吕颐浩《忠穆集•与马永卿书》有“欲往铅山寓居”之语。清•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志·子部》录《元城先生语录》马永卿序，题:宋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观赐绯鱼袋马永卿编。清_谢旻《（康熙）江西通志》：马永卿，字大年,扬州人，大观进士，退居于铅山南溪，讓《论语解》十卷、《易拾遗》二卷、《懒真子录》二十卷、《集》十五卷（府志）。
  • 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十三列传第二十三:马大年，字永卿（案《广信志》作“马永卿,字大年”），扬州人,元城弟子也,大观三年进士。闻元城谪亳州，寓永城县之回车院,大年时赴永城主簿，其舅高邮张桐荐使求教，既至，见元城雄伟闾爽，谈论踰时，体无欹侧，肩背耸直，声不稍动，手足亦不移，自是从学二十六年,当绍兴六年追录其语，为《元城语》三卷（《扬州志》）。清•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选举志》：大观,马永卿，高邮人。清•胡斑《懒真子录集证》附马永卿事实:《懒真子录》三:吾祖仆射忠肃公亮生给事子山仲甫。〇《元城先生语录序》：仆家高邮，少从外家张氏诸舅学问。五舅讳枞，字圣作。七舅讳桐，字茂实。九舅讳楫,字济川。大观三年冬赴亳州永城县主簿（《懒真子录》二:大观中任永城县主簿，时年二十五）。〇《直斋书录解题》五（杂史类）：《元和录》三卷，池州石埭县尉维扬马永锡明叟撰。永锡尝著《唐职林》、《实宾录》等书,崇观、政和间人也。又有马永卿大年者,从刘元城游,大观三年进士，当是其群从。《馆阁书目》以永锡为唐人,大误也。（眉批:《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一，《马忠肃公亮墓志铭》:其孙圮,为将作监主簿。曾孙永锡，为秘书省正字。）〇《懒真子录》三:女真犯阙（据《挥塵后录》一，是时乃宣和元年），东南起勤王之师，仆时为江都丞。〇又四:仆为夏县令，寄居司马文季家。〇又二:政和中，仆为邓州淅川县令,与顺阳主簿张持执权同为金州考试官。〇又三：仆仕于陕洛之间。〇《元城先生语录》:结衔题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观赐绯鱼袋马永卿编（《书录解题》九儒家类作“右朝散郎”)。〇《中兴馆阁录》五(撰述）：太庙拾享僖宗至哲宗祝辞（正字马永卿撰）徽宗（词同上〇《永乐大典》本作张宋卿，官联正字衔内无永卿名）。〇《考古质疑》四称马侍读大年。
  • 明代散曲家李丙生平补考赵樺*明代散曲家李丙之生平，学界多语焉不详。谢伯阳所编《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四首，并介绍作者曰：“李丙,号半谿。生平不详。”①齐森华等主编的《中国曲学大辞典》亦同此，并认为他的作品“抒写离世厌俗，豁达旷放的胸宇。笔风清俊爽丽，颇可吟诵”②。刘水云《〈全明散曲〉曲家考补》一文,结合方志资料等,对李丙生平有所考述,谓李丙，又称徐丙，号半谿，长兴（今属浙江）人，明正德二年（1507)举人，历任六合县教谕、国子监丞、永新知县等职。”③然未提及李氏生卒情况，对其生平叙述亦较简。笔者根据查访资料所得,对李丙生平补考如下：一、李丙生卒年考略明代顾应祥与李丙多有交往,并写有《次韵答李半溪夜宿壶宫》④、《李半溪大尹用岳武穆韵作满江红词为刘坦翁司空寿，戏次其韵一阕，用呈坦翁》⑤、《苦热四迭韵答徐半溪》⑥、《六迭韵答徐半溪》⑦、《九迭韵答徐半溪》⑧、《秋热顿凉.赵鞾:徐州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办公室副主任。①谢伯阳编:《全明散曲》第二册,齐鲁书社，1994年,第1779页。②齐森华等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③刘水云:《〈全明散曲〉曲家考补》，《文献》2005年第1期，第133页。④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八五“明诗次集一百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⑤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六三,明崇祯六年刻本。⑥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八五“明诗次集一百十九”，淸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⑦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八五“明诗次集一百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⑧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八五“明诗次集一百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 答半溪》⑨等诗，《次韵答李半溪夜宿壶宫》谓：“炎歒秋未退，十日不窨门。忽枉中阿驾，来过下若村。薇花丛映户，荷叶乱翻盆。聊把棋枰对，幽怀得细论。”⑩由诗中描写来看，二人关系比较密切，可以互诉“幽怀”。顾氏另有《岘山十五老图记》一文，略云：右《蚬山十五老图》，图岘山社会之十五人也。十五人者，以齿为叙，太子少保、工部尚书石庵蒋公年八十，山东即墨县知县我斋吴公年七十七，山东平度州知州南村施公年七十六，工部尚书南坦刘公年七十五，福建延平府同知夷轩蔡公、前国子监丞半溪李公俱年六十八。……余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罢官家居，年六十六。……初，唐一庵倡议，以吾湖士夫休官林下者，拟春秋二社日于郡城近地一会，仿古乡约之制，以尽规劝之道。……岁以为常，而社人增减不一。至嘉靖丁未秋社，湖州府通判楚东汤君世贤始改建逸老堂、朋寿台，较浮碧差胜。南坦翁与余作主，始为逸老堂之会，详见南坦翁《逸老堂记》中。是岁八月，适石庵八十寿诞，南坦翁作文，诸公各为诗歌,绘为一图。社毕，即赴石翁家称觞庆贺。……时予蒙恩起废，复抚云南，乃命工绘图，持以入滇，戒行促迫，略得形似而已。滇士有土生应文者，工于绘事，乃为作《岘山图》。时杨升庵殿元谪戍于滇，为渴聿篆“岘山十五老图”六字。及余转刑部尚书，改调留都，石川、银台以《湖社怀贤图》见寄，乃苏人黄生□(彪）所画者。余既宦游于外，而吴我斋已下世，所绘惟有十三人。今春余得旨致仕家居，遂命徽州汪生即黄生所绘加入余貌，仍为十五老图，惟我斋则思索而得之，故不相类。石庵翁名瑶，字粹卿；吴我斋名廉，字介夫；施南村名佑，字翊之；孙郭南名济，字以道；朱双桥名怀干，字守正；唐一庵名枢，字子镇，俱归安人。南坦翁名麟，字子振，自建业徙居长兴。李半溪名丙，字子南。韦南苕名商臣，字希。尹与余俱长兴人。……余既为是图，而又叙其颠末及爵里名氏于首简，俾有所考云。嘉靖三十三年，岁在甲寅冬十二月既望，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致仕箬溪顾应祥惟贤书，时年七十二。■上引材料透露若干李丙之信息:一是字号，“李半溪名丙，字子南”二是籍贯，应为“长兴人”；三是官职，曾任“国子监丞”；四是生年，明嘉靖三十三年⑨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八五“明诗次集一百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律阁四库全书本。⑩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八五“明诗次集一百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三二，明崇祯六年刻本。■按:清人葛万里《别号录》卷三谓李丙，子南，知县。”（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554)，顾应祥七十二岁，那么其生年应为明成化十九年（1483)。李丙长顾氏两岁，生年则为明成化十七年（1481);五是大致卒年,顾文写于明嘉靖三十三年,提及十五老，仅言“吴我斋巳下世”，那么，李丙本年应仍在世,如果这一推论无误的话,李氏享年至少在七十四岁以上。又，清代汤贻汾《题岘山十五老图》诗前小序曰：图为郡人陈半所藏，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昆山黄彪写。十五老者，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归安蒋瑶石庵，年八十八；平度州知州归安施佑南村，年八十四；工部尚书建业刘麟南坦，年八十三；永新县知县长兴李丙半溪，年七十六；延平府同知德清蔡圮夷轩,年七十五；贵州布政司参政安吉陈良谟练塘，年七十五；两京刑部尚书长兴顾应祥箬溪，年七十四；南京太仆寺主簿归安吴龙西园，年七十四；江西按察司佥事归安孙济郭南，年七十三；通政司右参议昆山张寰石川，年七十一；山东按察司副使孝半吴麟苕溪，年六十九；扬州府知府归安朱怀干双桥，年六十四；川布政司参议长兴韦商臣南苕，年六十七；福建布政司左参政孝半吴龙石岐，年六十；刑部主政归安唐枢一庵,年六十。皆致政林下，会于蚬山。山有逸老堂，别驾汤世贤为诸老所筑，今存断垣而已。■序中所提“十五老”，与顾应祥《岘山十五老图记》所载略有不同，见下表:蒋•呈•呈施刘▲李陈顾孙▲张韦▲朱吴唐人%瑶石庵廉我斋①龙西园②佑南村麟南坦接圮夷轩丙半溪良谟练塘应祥箬溪济郭南吴麟苕溪褒石川商臣南苕怀干双桥龙石岐枢庵願文所栽年八十十年七七年七十六年七十五年六十八年六十八年六十七年六十六年六十五年六十四年六十年五十九年五十八年五十年五十汤文年八②年七年八年八年七年七年七年七年七年六年七年六年六年年所栽十八十四十四十十五十六十五十四十十九十十七十四十十由上表可知，两篇文献所载“十五老”中有十四人可以对应,唯有一人不同(见表中“參”标记）。顾文所载乃山东即墨县知县吴廉（我斋），时年七十七岁；汤文所载则为南京太仆寺主簿吴龙（西园），归安籍，时年七十四岁。十四人中除蔡圮、吴麟、朱怀干三人外（见表中“▲”标记），汤文所载众人年齿均较顾文长出八岁。可见,如果汤贻汾没有误记的话,《岘山十五老图》黄彪（或稍后对原画作增补之画工）当在不同时段内写有多幅,以致所画人物并不完全一致,众人©汤贻汾:《琴隐园诗集》卷一六，清同治十三年曹士虎刻本。
  • 年龄也前后不一。就容易査考的几人来说，蒋瑶（1469—1557)，享年八十九岁；刘麟（1474—1561),享年八十八岁;顾应祥（1483—1565)，享年八十三岁。由此可知，汤文所列出的年龄，不应指卒年。如果汤氏所载李丙之信息无误，那么此人至少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仍在世。二、李丙之为人与交游关于李丙之姓氏问题,刘水云《〈全明散曲〉曲家考补》云：“李丙生前即有‘徐’、‘李’二姓，个中原因，有俟详考。”■明栗祁《（万历）湖州府志》谓徐丙，复姓李，长兴人,任国子监丞。”■或是为徐姓收养之故,初姓徐，后复姓为李。除刘水云《〈全明散曲〉曲家考补》引用的几种资料外，尚有其它方志亦收有李丙小传。如《（嘉靖）六合县志》卷四曰：“徐丙,字子南,浙江长兴人。由举人正德八年任。有藻思,教人勤而严设科条以待士,士咸敬畏之。岁时馈遗常礼，绝弗受’藻别士类贤不肖。……秩满弃官归养，以荐擢国子丞’调松江教授,升永新知县,人岘山逸老社。”■《嘉庆长兴县志》卷二〇谓:“徐丙,字子南,长兴人。正德二年举人，自醴陵教谕补任六令。有诗才，自期远大,弗受常馈旌别进退。凡所申请学使者，一一允行。士畏其威，凛不可犯。赞万侯修建学校，王阳明作记称之。在任九年，问学日富，以荐擢国子监丞,官至永新知县。晚寓六合卒。”■李丙性格狷介，慎交游。人称:“半溪李先生狷介士,所交合甚寡，而与周子密交且极赞其所操。”■这位周姓朋友，“其人谦厚有仪，不踰尺度，郁然文士也。”■半溪之为人，由此亦可见一斑。从现存资料来看，岘山逸老社中诸老，除前文提及的顾应祥外，似以刘麟与李丙唱和为多。刘麟（1475—1561)，字元瑞，绩学能文，与顾璘、徐祯卿称“江东三才子”弘治九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麟“清修直节，当官不挠。居工部，为朝廷惜财谨费,仅踰年而罢”年八十七卒，赠太子少保，谥清惠。《明史》卷一九四载有“本传”，有《清惠集》传世。集内收有大量写给李丙的唱和诗。如卷一《与李半溪》（2首）、《和李半溪社韵》、■刘水云:《〈全明散曲〉曲家考补》，《文献》2005年第1期，第134页。■栗祁.•《（万历）湖州府志》卷六，明万历刻本。■董邦政修、黄绍文纂:《（嘉靖）六合县志》，明嘉靖刻本。■钱大昕等纂:《嘉庆长兴县志》，清嘉庆十年刊本。■徐献忠:《书节孝集后》，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三四，明崇祯六年刻本。■徐献忠:《书节孝集后》，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三四，明崇祯六年刻本。■张廷玉等:《明史》第十七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5151页。■张廷玉等:《明史》第十七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5152页。
  • 《与李半溪》（1首）、《与李半溪二首》，卷二《同李半溪春社》、《答李半溪》，卷三《三月十日饮半溪家》。《和李半溪社韵》诗曰：“寄言同社诸人贤，莫讶嵇康习性偏。眼前乐事取便得，身后浮名何足传。千峰好拾金光草，片石今生玉井莲。有酒不醉本凡士,著书取胜非高玄。张骞旷游最奇绝，中夜挥毫白日眠。”■“寄言同社诸人贤，莫讶嵇康习性偏”一句，道出李丙性格，恰与前引徐献忠《书节孝集后》中的“半溪李先生狷介士”这一表述相吻合。此外，李丙与杨慎、程文德等人也有过交往。杨慎词中曾提及李丙，程文德《送李半溪》诗云：“未踏主人半溪云，先识半溪主人面。何年鼓榧下云间，溪风溪月还游遍。”■综上，勾稽李丙生平梗概如下：李丙（1481—1556以后），又名徐丙，字子南,号半溪，长兴（今属浙江）人。明正德二年（1507)举人，曾官醴陵教谕、六合教谕，以荐擢国子丞,调松江教授，升永新知县。性格狷介，寡于逢迎，与刘麟、顾应祥等友善。晚年人岘山逸老社。■刘麟:《清惠集》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又见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五七，明崇祯六年刻本。■程文德:《程文恭公遗稿》三一，明万历十二年程光裕刻本。
  • 魯迅金石學研究的實踐與探索趙成傑*魯迅1915年開始大規模購買石刻拓片，北京魯迅博物館現存魯迅收藏的歷代金石拓片,5100餘種，6200餘張。①在購買拓片的同時也抄錄大量古碑，據《魯迅輯校石刻手稿》統計，魯迅抄錄碑銘260種，造像344種，墓誌192種。②魯迅抄錄的石刻材料大都以漢魏六朝為主，他早年大概計劃寫一部漢魏六朝石刻硏究的專書，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云“其實，魯迅的漢魏六朝石刻硏究，書未完成，故不付印”③。魯迅早年的計劃是很遠大的，他所抄錄的石刻應是其石刻硏究的資料長編部分,魯迅為實現這一計劃修訂了《寰宇貞石圖》、整理了《六朝墓名目錄》、《越中金石記目錄》及《直隸現存漢魏六朝石刻錄》等石刻目錄，這樣一來，資料長編、石刻目錄加上釋文考證就形成了一部完備的漢魏六朝石刻硏究。在討論魯迅的石刻貢獻之前還需說明的是,魯迅與傳統文字學之間的關係和金石收藏。前者是自乾嘉以來金石學家必備的修養，淸代樸學家多以文字訓詁為治學之基本功，對《說文解字》的硏讀就成了必修，到晚淸學者多精通小學，“說文家亦關注金石，金石家亦注重文字學新成果，有的二者兼具一身。”④魯迅自然受到傳統文字學的影響，這在他的日記及書帳中均有體現。後者則是在具備了文字學基礎上的金石實踐,魯迅廣泛搜求金石拓本及相關著作，在民國金石學界是獨樹一幟的,他的學養及社會地位為其搜羅金石文獻資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一方面通過范壽銘、顧燮光、章壽康、周肇祥、徐以孫、臺靜農、姚克等人的幫助，極大豐富了魯迅的金石收藏，另一方面魯迅在前人基礎上突破創新，考訂、分辨前人未釋或誤釋之石刻。*趙成傑: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基金項目:2014年度江蘇省硏究生科硏創新培養工程（KYLX14-0017);陝西省“十二五”古籍整理重大項目《陝西古代文獻集成》（初編)子課題(SG13001•史118)。①夏曉靜《魯迅的書法藝術與碑拓收藏》，《魯迅硏究月刊》,2008年第1期。②顧農《魯迅輯校石刻之一瞥》，《上海魯迅硏究》，2005年第3期,第108頁。③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第42頁。④陸明君《簠齋硏究》，榮寶齋出版社,2004年，第83頁。
  • 一、魯迅與傳統文字學金石的收藏、古碑的描摹以及相關文字、史實的考訂與傳統文字學是密不可分的,魯迅很早就開始了傳統文字學的學習，從章太炎學《說文》而打下的文字學根基,以及他的博覽雜涉、見解犀利為其整理金石文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礎。⑤1908年4月至9月，章太炎在日本東京《民報》社講授《說文解字》，聽課者有八人，魯迅、周作人在列其中,魯迅手稿中有《說文解字割記》，與錢玄同、朱希祖的筆記共同收錄到《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中，魯迅的這份手稿“字跡工整淸秀，内容簡要明晰,每個字頭下面，淸晰的說明此字的含義、源流和形體的演變,為以後硏究中國字體變遷史打下了最初的基礎”⑥。魯迅在1911年2月6日《致許壽裳》的信中葉談到了此事“去年得朱君逷先書，集《小學答問》刊資，今附上”⑦。《小學答問》即根據章太炎1908年授課筆記所編，魯迅等人集資150元，刻印300冊。魯迅所記《說文解字劄記》現存兩套,一套存於國家圖書館,一套存於紹興魯迅紀念館。⑧章念馳《魯迅與〈說文解字割記〉》總結了章太炎先生講授《說文解字》對魯迅的影響。總結來說，一是太炎先生講授《說文》，並非單純說經解經，他強調中國語言文字學、典章制度、人物事跡構成了中國歷史，愛國就要愛自己的文字;二是魯迅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隨處可見其對《說文》的嫻熟,如魯迅《在鐘樓上》一文中說，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將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的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Tiu，故Tiuhei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而非名詞也。⑨魯迅在日記中還記載了購買有關文字學著作的信息。1914年10月25日，買同治十二年陳昌治刻本《說文解字附通檢》。11月15日魯迅至寶華堂購同治十三年姚氏重刻本《說文校議》及光緒四年胡氏刻本《說文段注訂補》各一部。1915年1月30曰在琉璃廠購買《說文繫傳校錄》。2月15日購《說文句讀》一部。4月11日購《文字蒙求》一冊。1916年7月13日往琉璃廠購《漢隸字原》。1917年5月6日買宋洪適撰《隸釋》、《隸續》並附汪本《隸釋刊誤》共8⑤楊義《遙祭漢唐魄力—魯迅與漢石畫像》，《學術月刊》,2014年第2期。⑥趙英《籍海探珍》，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59頁。⑦《魯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43頁。以下書信皆引於此，不再標注。⑧肖振鳴《周啟晉藏魯迅〈說文解字劄記〉影印本題記》,《魯迅硏究月刊》，2009年第6期。⑨章念馳《魯迅與〈說文解字劄記〉》，《文物天地》,1988年第6期。
  • 冊。其他文字類的書還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字說》，孫詒讓《名原》，容庚《金文編》等，顯然，魯迅購求文字類著作是為硏究石刻之用，這些文字學著作或助其査考古文字形，或為其提供古文字義;但魯迅晚年也在信中自謙不懂文字之學，1934年3月27日《致臺靜農》“昨始得《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測[闡]》一本，入夜循覽，砉然發蒙，然文字之學，早已一切還給章先生,略無私蓄，所以甚服此書之浩瀚，而竟不能贊一辭。”這究竟是魯迅的自謙,因魯迅最終未能走上傳統語言文字學之路，繼承章太炎先生的小學,故而自謙,但早年魯迅對傳統文字學,尤其是“說文學”還是下過一定功夫的。周作人曾回憶:“魯迅有一個時期也很搞過‘文字學’，特別是《說文解字》，如《域外小說集》中那些文言譯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跡，特別在集裏那短短的引言上。”⑩魯迅早年還有編纂《中國字體變遷史》的計劃，目的是硏究各個時期的文字,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我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先從長編入手，但即此長編，已是難事。”魯迅捜集的文字學著作如《殷墟文字類編》、《兩周金文辭大系》、《秦漢瓦當文字》、《隸釋》等都是為著《中國字體變遷史》而準備。魯迅深厚的文字學修養為他的金石硏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二、魯迅之金石收藏及研究魯迅在靑少年時期就對金石學產生了興趣，《金石錄》、《金石存》這類著作早已陪伴魯迅左右,周啟明《魯迅的靑年時代》曾載“新年出城拜歲，來回總要一整天。船中枯坐無聊，只好看書消遣，那時放在‘帽盒’中帶了去的大抵是《遊記》或《金石存》，後者原刻石印本,很是精緻”■。吳玉仆編纂的《金石存》（十五卷)著錄金石文字一百四十八種，考證精當。魯迅藏書中即存有淸嘉慶二十四年（1819)山陽李氏聞妙香室刻本（四冊），他在1923年2月12日將此書重新裝訂，並做書帙兩個。■魯迅開始大量購藏墓誌、碑銘、造像始於1915年，直至魯迅暮年仍持續不綴,他在給臺靜農的信中曾提及有編選出版的意願，“南陽楊君（楊廷賓），已寄拓本六十五幅來，紙墨俱佳,大約此後尙有續寄。將來如有暇豫,當並舊藏選印⑩周啟明《魯迅的靑年時代》，中國靑年出版社,1957年,第69頁。■顧農《魯迅與文字學》，《魯迅硏究資料21》，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年,第147頁。■周啟明《魯迅的靑年時代》，中國靑年出版社,1957年,第119頁。■韋力《魯迅古籍藏書漫談》，福建敎育出版社,2006年,第114頁。
  • 也。”■1912年魯迅在家鄕紹興開始了漫長的抄古碑活動，1917年1月22日的《曰記》寫道:“舊曆除夕也，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魯迅任職北京敎育部期間（1912-1926)還曾寫下《古物調查表鈔》，對河北、山東、河南的造像及碑銘進行了調査。《魯迅日記》中隨處可見其對金石拓本的搜求,如1915年3月6日，往琉璃廠買《金石契》附《石鼓文釋存》一部五本。4月19日，以銀一元買殘本《一切經音義》及《金石萃編》一束。7月27日，上午得二弟寄來書籍一包，計《再續寰宇訪碑錄》二冊、《讀碑小箋》一冊、《眼學偶得》一冊,《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一冊,《風雨樓藏石》拓本六枚。除了日記中的記載外，魯迅在給友人的書信中也多次提及收藏購求金石拓本之事。(―)魯迅的漢畫像研究在魯迅收藏的文物中，700餘幅漢畫像石拓片是頗有特色的,而《魯迅輯校石刻手稿》僅錄其中一部分。魯迅早年是有漢畫像硏究計劃，在1934年寫給姚克及臺靜農的信中屢次提及他的計劃：“對於印圖，尙有二小野心,一是擬印德國版畫集，此事不難，只要有印費即可。二，即印漢至唐畫像，但唯取其可見當時風俗者，如遊獵、鹵簿、宴飮之類，而着手則大不易。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謂少，而頗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畫像》、《孝堂山畫像》、《朱鮪石室畫像》等，雖具有，而不中用;後來出土之拓片，則皆無之,上海又是商場，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補收否?”（1934年6月9日）魯迅編選漢唐畫像的目的，一是捜集有關民俗的資料,二是為靑年編選歷代普及性畫像„第一方面，魯迅在致函姚克的信中說的很淸楚。1934年2月11日《致姚克》“生活狀態，則我以為不如看漢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畫像》，此像《金石萃編》及《金石索》中皆有複刻,較看拓本為便，漢時習俗，實與秦無異，循覽之後，頗能得其仿佛也。”通過漢畫像石來硏究古代民俗在二十世紀初期還是比較前沿的課題，這在魯迅之前恐怕是較少有人關注的。■如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漢唐畫像石刻,我歷來收得不少，惜是模糊者多，頗欲擇其有關風俗者，印成一本，但尙無暇，無力為此。先生見過玻璃板印之李毅士敎授《長恨歌畫意》沒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實乃廣東飯館為‘梅郞’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畫數千年前之中國人，就已有了辮子，而且身穿馬蹄袖袍子乎。紹介古代人物畫之事,可見也不可緩。”魯迅欲擇選與民俗有關的漢唐畫像匯為一編，惜■《魯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74頁。■周作人有一組談民俗學的文章,或可參考,見周作人著、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6》，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
  • 未成書。■但魯迅有令一手稿傳世，即《漢畫象考》。《漢畫象考》稿本一冊，將漢畫像按不同種類分為七篇共十五卷，第一篇闕，二卷;第二篇門,一卷;第三篇石室，三卷;第四篇食堂，一卷;第五篇闕室畫象殘石，四卷;第六篇缺;第七篇摩崖,一卷;第八篇瓦甓，三卷，共十五卷，同時還有50多頁寫有漢畫像内容的手稿。■魯迅在手稿中對漢畫像石進行了分類，有自己的體系，即在每一篇前面均有詳實的目錄說明，包括石刻畫像的全稱、年代、出土地點、方位,有無題字等等，目錄後是對畫像的逐個介紹，介紹文字有的是編輯前人所寫,有的是魯迅所寫。■手稿雖是未完稿，亦可見魯迅對漢畫像石之貢獻。第二方面，魯迅想為靑年編選一部畫像圖，1934年6月9日《致趙振鐸》“至於為靑年着想的普及版，我以為印明本插畫是不夠的……或者不如（一）選取漢石刻中畫像之淸晰者，晉唐人物畫（如顧愷之《女史箴圖》之類），直至明朝之《聖諭像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說明。（二）再選六朝及唐之土俑，托善畫者用線條描下(但此種描手,中國現時難得’則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說明。”魯迅的想法是極好的，但他對拓片及拓工也是極為挑剔的，他在寫給姚克信中標明’“漢畫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較的淸晰’但不易得……漢畫像中有所謂《朱鮪石室畫像》者，我看實是晉石，上繪宴會之狀，非常生動,與一般漢石不同，但極難得，我有一點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萬不可放過也。”（1934年3月6日）“石刻畫像印起來,是要加一點說明的，先生肯給我印成英文更好，但做起來頗不易。靑年也未必看，聊盡自己的心而已。《朱鮪石室畫像》我有兩套,湊合起來似乎還不全，倘碑帖店送有數套來，則除先生自己所要之外,其餘的請替我買下，庶幾可以湊成全圖。”（1934年4月22日）魯迅對拓本的要求的極為嚴格的，這在魯迅的未刊手稿中有詳盡記載:一、用中國紙及墨拓;二、用整紙拓金石，有邊者並拓邊;三、凡有刻文之處，無論字畫悉數拓出；四、石有數面者令拓工著明何面。■這是魯迅欲捜集山東地區有關漢畫像石對拓工作出的要求。(二）魯迅的墓誌、碑銘研究魯迅早年是有一項漢魏六朝石刻硏究的計劃,他所作的大部分石刻目錄及資料長編工作都是為這項計劃服務的。《魯迅輯校石刻手稿》收錄碑銘260種，■周作人在《魯迅的靑年時代》附錄中列舉了魯迅輯佚校勘的成績,其中之一便有《漢畫石刻》（未完成），不知此書是否即是本文所提《漢畫象考》（周啟明《魯迅的靑年時代》，中國靑年出版社,1957年,第117-118頁）。⑰葉淑穗《新發現的魯迅遺編——〈漢畫象考〉稿本及其簡介》，《上海魯迅硏究》，2013年第3期。■葉淑穗《魯迅編漢畫像集的擬目及稿本》,《魯迅硏究月刊》,1990年第8期。■趙英《籍海探珍》，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4頁。
  • 墓誌192種，魯迅收錄墓誌、碑銘實際不止於此。抄碑活動屬於墓誌、碑銘的資料長編,一般來說，分三個步驟:一是搜集儘量多的石刻資料，這裏包括石刻拓本及金石著作，同種石刻的不同拓本及各類金石著作、地方誌等文獻都是必須的，有必要的實地考察也是不可缺少的。魯迅不但在北京購買拓片，還曾托人從山西、陝西、山東、浙江等地代購。■二是抄錄工作，這是一項極其細緻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時間,魯迅抄錄的古碑都完整的著錄了碑文行款、字數，所用字體，碑額、碑陰是否有字等，抄錄過程中就涉及到校勘工作,主要以對校和他校為主’同一拓片的不同版本互為對勘稱為對校’以他書，如《金石萃編》等校勘拓本稱為他校。抄錄之後的下一步就是寫校記。如1916年7月29日，購《賈思伯碑》，以此碑校《金石萃編》，發現該書“多衍”的錯誤。1917年3月4日，買碑帖6枚,以其中《衡方碑》、《穀朗碑》同《金石萃編》相校。1917年4月7曰，以《刁遵墓誌》校《金石萃編》，校記：“碑陰二列，上列存十四行，下列存十六行。王俱失錄。”■《魯迅日記》多次記錄與《金石萃編》相校並記校記的石刻，這些校記或長或短,大都是記載行款之不同，眞正涉及到石刻考證的文字並不多見，據《魯迅全集》僅有八篇，這幾篇文字均是殘石考證的典範。民國以來如楊樹達、余嘉錫等前輩均有殘石考證的文章，他們繼承淸代乾嘉以來樸學的傳統，如楊樹達《漢西鄕侯兄張君殘碑跋》、余嘉錫《漢池陽令張君殘碑跋》等均是典範之作。■楊樹達精熟《兩漢書》，通過《後漢書•桓帝紀》及《劉瑜傳》考訂西鄕侯為後漢張敬，糾正了吳士鑒、端方等人的錯誤,確定此碑為漢碑。對此碑年月，余嘉錫以《後漢書•劉瑜傳》附尹勳事蹟，推定立碑之年為延熹初年。■楊、余二人以史書為據，考訂方法主要結合墓主生平及相關史實，乃是傳統的考據方法,魯迅的墓誌考訂則更完善。魯迅善於通過碑文所揭示的典章制度考證殘碑。如《□肱墓誌考》以“渤海條人”為出發點，考訂墓主乃北齊帝室，並據此推測肱為高氏;《徐法智墓誌考》通過“石窟署”設立的時間及相關品級判定殘字;《鄭季宣殘碑考》根據銘辭的用韻情況考訂其中所缺文字，訂正洪適《隸釋》的失誤;《呂超墓誌銘跋》則是通過“隋郡”二字考察當時的郡縣沿革以斷墓誌時間。■總體來說,魯迅的石刻考證引金石類著作不多（周作人較多）,主要通過史實及典制考證殘碑，以墓誌中一二字據此判斷墓主身份及殘碑所缺之字，這是魯迅的一大貢獻(詳見後文)。■趙英《籍海探珍》，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4頁。■李新宇、周海嬰《魯迅大全集•魯迅輯校石刻手稿•墓誌上》，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99頁。■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45頁。■余嘉錫《余嘉錫論學雜著》,中華書局,2007年，第593頁。■《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71、76、79、81頁。
  • 三、魯迅與鄉賢金石學者的互動魯迅自幼就有整理紹興地方文獻的志趣，大概是受了《二酉堂叢書》的啟發。《會稽郡故書雜集•序》：“幼時，嘗見武威張澍所輯書,於涼土文獻，撰集甚眾。篤恭鄕里,尙此之謂。而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後賢為之綱紀。”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抄書》中曾提及此事不知道在戊戌（1898)前的那一年，買到了一部《二酉堂叢書》，其中全是古逸書的輯本，有古史傳，地方誌，鄕賢遺集，自此抄書更有了方向，後來的《古小說鉤沉》和《會稽郡故書雜集》就由此出發以至成功。”《二酉堂叢書》是淸人張澍輯佚唐以前有關甘肅地方文獻的著作，魯迅有感於此，立志整理鄕邦文獻。金石學領域’魯迅對紹興碑刻是進行過深入而細緻硏究的。在紹興眾多碑刻中，魯迅對禹陵窒石、會稽刻石、跳山摩崖刻石及相關鄕賢墓誌都有過硏究。■魯迅的石刻考證文字流傳下來的不多，只有七八篇，三篇代表性的考證文章都與家鄕石刻有所關聯，《會稽禹廟窆石考》是對會稽山上禹廟窆石亭題刻的考證，《呂超墓誌銘跋》是對出土於紹興西南的蘭亭上的呂超墓誌的考證，《呂超墓出土吳郡鄭蔓鏡考》則是考證呂超墓葬中的古鏡。魯迅對家鄕金石的關注及其深厚的考證功底是與紹興本地學術風氣及相關金石學者密切相關的。(一）周氏兄弟與紹興學術史紹興是春秋時期越國的都城，悠久的歷史及豐厚的遺跡使這座古城熠熠生輝。舜王廟、大禹陵、越王臺、曹娥孝女廟、大善塔、應天塔至今仍是紹興重要的歷史文物。紹興在25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湧現出一大批重要的歷史人物，大禹、勾踐、馬臻、王充、嵇康、王羲之、謝安、謝靈運、賀知章、陸遊、王陽明、黃宗羲、徐渭、李慈銘等等都是紹興的優秀代表。周氏兄弟自幼受到良好的敎育’家鄕的歷史與鄕賢的薰陶為其日後成為學術先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周氏兄弟從小生活在紹興，鄕賢的事跡大都印刻在他們的記憶裏。紹興有大禹陵，在會稽山門外六、七裏處，禹陵、禹廟、窆石亭都是重要的名勝古跡。1913年6月26日，晨同三弟至大路浙東旅館，偕伍仲文乘舟遊蘭亭,又遊禹陵。1918年10月21日，午後往留黎廠敦古誼帖店,買定造像二種八枚,券五分;賣與禹陵窆石拓本一枚，作券二元，添付券三元訖。魯迅在1935年還作有歷史小■張能耿《魯迅與紹興碑刻及鏡銘文》，《渭南師專學報》(綜合版）,1986年第2期。
  • 說《理水》，也是對大禹精神的歌頌,這些都能看出魯迅對大禹及禹陵的重視。■*王羲之是晉代著名書法家,在書法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代表作《蘭亭集序》更被認為是天下第一行書。周建人曾在《魯迅故家的敗落》中回憶周氏兄弟遊覽蘭亭的場景我們步行進去,觀看王羲之手書的“鵝池”石牌，遊覽右軍祠,墨池，御碑亭,流觴亭和亭前的流觴曲水,遙想着晉朝的文人墨客，在這裏飮酒，吟詩作賦，讓酒杯隨着曲水徐徐流動的閒情逸致。”■魯迅在雜文中也多次提到王羲之及《蘭亭集序》，如1919年《隨感錄•四十七》、1929年《〈奔流〉編校後記》、1933年《小品文的危機》等著作。紹興歷史上出過很多畫家，明末淸初的陳洪綬就是其中之一，《九歌圖》、《西廂記》、《水滸葉子》等都是明淸木刻版畫的代表,《魯迅日記》中詳盡記載了購買陳洪綬著作的情況：1912年11月24日購《陳章侯人物畫冊》，1913年12月6日購陳氏遺著《寶綸堂集》，1928年4月8曰購《陳章侯繪西廂記圖》等。魯迅在給鄭振鐸的書信中也提到，魯迅在給鄭振鐸的信中說：“老蓮之《水滸圖》，久聞其名，而未一見，日本所翻刻者，系別一明人作。”（1934年3月13曰）。陳洪綬對魯迅的影響很大，魯迅曾有一段時間與鄭振鐸書信頻繁，主要討論的就是出版畫譜諸事宜。李慈銘（1830-1894)在紹興學術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他所撰寫的《越縵堂曰記》記載從咸豐到光緒四十餘年朝野見聞、人物事跡、書畫品鑒，可謂包羅萬象,深受周氏兄弟重視，《魯迅日記》中多次提到此書,1913年12月7日買《越縵堂駢體文》附《散文》■，1921年9月30日得許壽裳贈《越縵堂曰記》51冊等。魯迅對李慈銘的著作是下過一番功夫的，雖然他批評李慈銘的著作有些做作。紹興學術對周氏兄弟影響是巨大的,而這種影響也是相互的。一方面，魯迅在書信和日記中數次提及購求鄕邦文獻的情況，1902年3月17日，魯迅給周作人帶去《漢魏叢書》二函十六本，《剡錄》一函兩本。1912年5月5日，夜至山會邑館,訪許銘伯先生,得《越中先賢祠目》一冊。1912年6月6日，夜補繪《於越三不朽圖》。1913年2月21日，周作人由褚閏生士偉處購《嘉泰會稽志》又《續志》一部共十本。1913年5月25日，得二弟寄來殘本《臺州叢書》十八冊。1914年1月16日，寫《輿地紀勝》中《紹興府碑目》四葉。1914年6月25日，周■謝德銑、丁兵康《魯迅與紹興先賢思想品格承傳關係初探》，《紹興文理學院學報》.1986年3期■宋志賢《魯迅與紹興歷代名賢》，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41頁■《周作人日記》中也記錄了有關閱讀李慈銘著作的情況:丨914年I月18曰：得北京十三日寄書二包.内《寶輪堂集》八本、《越縵堂駢體文》四本;1月22日，晚閱《越縵堂耕體文》虚铌居本；I月23日.閱《越縵堂駢體文》晚約略了;2月11日，上午購《越縵堂文鈔》一本;2月13日，得子英函,並贈《越縵文鈔》一本;2冃27日，晚以《越镘堂文鈔》一本贈小舅父等,見《魯迅硏究資料1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3,364.367,369頁。
  • 作人就《嘉泰志》抄《會稽記》逸文。1914年10月10日，夜審《會稽典錄》輯本。1915年3月17日，得二弟所寄《跳山摩崖》石刻拓本四枚。1921年9月30日，季市贈《越縵堂日記》一部五十一冊，午後往大學講。周氏兄弟在學習鄕邦文獻的同時也寫出大量文字，這是紹興學術對其影響的另一個方面。周氏兄弟收藏了大量鄕邦文獻資料,整理鄕賢著作、鉤稽小說史料、抄錄石刻碑銘都是他們對故里文獻的實踐。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金石小品》曾提到:“我在紹興的時候,因為幫同魯迅搜集金石拓本的關係,也曾收到一點金石實物。”周氏兄弟積極捜求與家鄕有關的歷史文獻，如周作人曾對王羲之祠、唐將軍廟等進行實地考察,作《紹興古跡調査》（1913)，而《會稽郡故書雜集》（1914)則是周氏兄弟共同完成輯佚工作。魯迅認為輯佚工作主要側重於史部的“傳記類”、“地理類”的考察，周作人“不再拘泥於史學價値或者凝聚地方意識的政治意圖着眼。因此周作人一方面將地方文獻與他所感興趣的風俗硏究結合，轉向對風土志的關注，尤其集中於對風俗名物的考察。在另外一方面，則以‘我的故鄕’為出發點，開始關注並收集淸代越中文人著作”■。周作人(1885-1967)寫於1915-1916年間的《讀書雜錄》中的考證性文章，如《禹陵窆石題字》、《妙相寺造象題字》、《跳山建初買山石刻》、《余姚三老碑》■等都是周氏兄弟在整理《會稽郡故書雜集》中所作，與魯迅幾篇考證文章互為印證。《禹陵窆石題字》(1915)與《會稽禹廟窆石考》(1917)都詳盡考證了禹廟窆石的情況，周作人的文章在前,二人都認為此石類似天璽刻石，三國孫皓刻，魯迅在釋讀文字及判定行款方面較周作人有明顯進步。再如魯迅在日記中多次提及跳山石刻，如1915年3月17曰，上午得二弟所寄《跳山摩崖》石刻拓本四枚，《妙相寺造像》拓本兩枚。1915年3月28日，下午胡綏之來並贈《龍門山造像題記》二十三枚，去贈以《跳山建初摩崖》拓本一枚。魯迅雖然沒有寫下相關考釋文字，周作人卻撰有《妙相寺造象題字》(1915)及《跳山建初買山石刻》(1915),考證詳實，引證豐富。■周作人與魯迅同時購藏了金石拓本，二人相互切磋,周作人的石刻考證水準也是很高的，主要特色是弓1用金石類著作及地方誌文獻較多，魯迅或受此影響。■陳文輝《傳統文化對周作人的影響以及周作人的道路》，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第90頁。《周作人早期所讀傳統典籍書目簡編•鄕賢著作》中列舉的諸多著作亦可視為周氏兄弟對鄕賢著作的學習。如王羲之遺跡、賀知章遺跡、陸游詩作及遺跡、徐渭傳說及遺跡、王陽明全集、張岱《於越三不朽圖贊》、文震亨《長物志》、汪祖輝《龍莊遺書》、章學誠《文史通義》、汪曰楨《湖雅》、《周福淸曰記》等等。■周作人著、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2》，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466頁。目前學界較少關注到周作人的石刻成就，周作人與魯迅同時捜集石刻拓本，又都有考證性文章,雖然周作人沒有“抄古碑”等文獻活動,但通過20餘篇考證文字總結周作人石刻貢獻也是可能的。■周作人著、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2》，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470-474頁。
  • (二）魯迅與紹興金石學者晚淸紹興金石學家對魯迅金石學的影響非常大,較有代表性的有趙之謙、章壽康、范壽銘、顧燮光、周肇祥、張允中等人。《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中引錄較多的紹興學者著作有《越中金石記》、《補寰宇訪碑錄》等,足見魯迅對家鄕文獻的重視。紹興學術史中對魯迅金石影響最大的一位當屬趙之謙。趙之謙（1829-1884),字益甫，會稽人，淸代著名書法篆刻家。趙之謙在文字學及金石領域有相當之成就，《補寰宇訪碑錄》、《六朝別字記》都是其金石學的代表。《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中亦有大量徵引。魯迅日記中亦記錄購藏趙之謙著作的信息。1915年4月20日，上午收西泠印社所寄《補寰宇訪碑錄》四冊。《補寰宇訪碑錄》五卷,魯迅藏書中列有光緒十二年（1886)吳縣朱氏槐廬家塾刻本,鈐有“會稽周氏”印。是書以時代為序編排,著明碑刻相關信息。1934年10月6曰，廣平往隱廬為取得豫約之《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一部六函三十六本。1933年10月2日魯迅在和鄭振鐸一起印《北平箋譜》時,提到了趙之謙的小畫,《致鄭振鐸》:編次，看樣本,大略有三大類:仿古,一也;取古人小畫,宜於箋紙者用之，如戴醇土、黃癭飄、趙撝叔，無名氏羅漢,二也;特請人為箋作畫，三也。趙之謙在金石學方面成就非凡,魯迅雖未與其交遊,仰慕之情由來已久。在金石學領域，與魯迅有直接交往的有陳國惠、徐以孫、范壽銘、顧燮光等人。陳國惠（1875-1943)，字伯祥(又字伯翔），號天籟,筆名古遺，浙江紹興人，越社、聂社社員，有《紹興鄕土文物志》、《中國歷代郡縣沿革分類考》等著作,陳古遺曾將《呂超墓誌》及吳郡鄭蔓鏡轉贈魯迅,這兩件文物是陳古遺的四弟（陳國賢，字季才）以十五元的代價買回來的。■魯迅於1918年6月11日作《呂超墓誌跋》。徐以孫（1866—1919),名維則，字目孫，浙江紹興人，金石學家。紹興藏書家“古越藏書樓”主人徐樹蘭之子。喜搜藏紹興金石碑拓，1918年到北京大學任國史編纂處編纂，有《石墨盒碎錦》等。魯迅日記1918年5月18日,上午徐以孫訪魯迅,6月1日魯迅及周作人回訪。徐氏是越中金石收藏的大家,多次訪碑。范壽銘(1871-1922)，字鼎卿，號循園，紹興山陰人,著名金石學家,范壽銘是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的叔父，曾任職安陽。顧燮光曾輔佐範氏，“遍歷太行山者八年，訪得自漢迄元止，金石各書未著錄者凡七百種，以訪得漢劉熊碑陰殘字為巨擘，成《河朔古跡志》八十卷，《圖像》一卷，以卷帙繁重，未能付梓，其餘皆■裘士雄《陳古遺與魯迅》，《遼寧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3期。
  • 由燮光印行云。”■有《安陽金石目》一卷、《元代志錄》一卷、《循園金石文字跋尾》二卷、《循園古塚遺文跋尾》二卷，均由燮光印行。1919年8月31日魯迅收到范壽銘贈《呂超墓誌》連跋一冊,他亦對呂超墓誌進行過考證，對墓主族系的考察與魯迅略有分歧。1919年8月31日，下午許詩荃來,並交《呂超墓誌》連跋一冊，范壽銘先生贈。顧燮光將《呂超墓誌》同范壽銘、魯迅等人的跋文編入《夢碧辏石言》，於1918年7月20日初版，這也是范壽銘、顧燮光與魯迅合作的代表。顧燮光（1875-1949)，字鼎梅，號崇堪，浙江會稽人。博雅好古，善訪古碑,以“金佳石好樓”為其齋名。有《夢碧辏石言》六卷、《河朔新碑目》三卷、《劉熊碑考》、《兩浙金石別錄》、《袁州石刻記》各一卷、《古志匯目》八卷、《比幹廟碑錄》三卷、《伊闕造像目》一卷、《琬琰新錄金石題跋》等。《琬琰新錄金石題跋》(1916)是其代表作,是書錄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墓誌凡二百七十餘種，其中以唐代最多,有二百多種。每目注有體、年代、出土地點及藏所,間有撰者、書者姓名。自稱“均近年新出土,未經他人著錄之品”，所收皆范壽銘及顧本人所藏拓本，並取近人新著如《據古錄目》、《甸齋藏石記》、《藝風堂金石目》、《校碑隨筆》各書互核，凡已著錄皆不收。魯迅1917年5月16日日記，顧鼎梅送《琬淡新錄》一本,石印《元顯魏墓誌》一枚。周肇祥、章壽康等人找不到直接材料說明其與魯迅的交遊來往,但可以肯定鄕賢金石學者對魯迅的金石硏究是有過幫助的。周肇祥（1880-1954),字嵩靈’號養庵’別號退翁,浙江紹興人,畫家。善畫山水、花卉,有《東遊日記》、《退翁墨錄》、《山遊訪碑目》等。章壽康（1850-1906)，原名貞，字碩卿，浙江會稽人，“善鑒別書畫,尤喜藏書”，性嗜金石文字如命，平生所藏金石拓本數千種,有《式訓堂叢書》。魯迅藏書中有光緒四年（1878)《式訓堂叢書》兩種。《式訓堂叢書》收錄淸人輯校古籍，分三集共41種164卷，魯迅有《式訓堂叢書目錄題記》，魯迅日記1912年書賬有《式訓堂叢書》初、二集三十二冊。■四、魯迅金石學研究的貢獻靑年時代魯迅就開始關注紹興鄕賢的金石類著作,魯迅收藏的金石拓本,考訂金石文字，貢獻有三。一、廣備眾本，以便校勘;二、編製目錄，體例完善;三、考證精當，垂範後世。首先,魯迅收藏的金石拓本的不止一種，同一墓誌可能收藏多種拓本，互為■浙江省通志館編幕《[民國]重修浙江通志稿》第45冊《著述》，1942年,第59頁。■《周作人日記》1914年6月25日：閱《式訓堂叢書》内劄記數卷。見《魯迅硏究資料1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4頁。
  • 校勘。如《呂超墓誌》，魯迅先後買過五枚拓片。《呂超墓誌銘跋》曾提及魯迅先從陳古遺處得拓本一枚（1917)，後徐以孫又贈一本（1918)，《魯迅日記》1919年6月5日、1923年6月8日、1924年8月23日先後又買過三枚。再如跳山石刻，《魯迅日記》或稱《跳山摩崖》、《建初摩崖》、《建初買地>、《建初買地記》等，1915年3月17日，得周作人寄《跳山摩崖》石刻拓本4種。4月13日，得周作'人寄《建初摩崖》拓本兩份。《永明造像》分別於1915年4月13日、1916年2月8日、1917年2月15日獲得三種拓本。周作人撰有《跳山建初買山石刻》及《建初買山題記》對跳山建初摩崖進行了詳盡的考證。魯迅對其他的石刻拓本也是廣備眾本,1934年3月6日《致姚克》“漢畫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較的淸晰,但不易得”，魯迅認為初拓不易得，廣備眾本方能助於還原本貌。魯迅還常常拿《金石萃編》等金石著作校勘碑文。廣備眾本大都是對校法，拿相關金石類著作校勘則是他校法。《金石萃編》、《金石續編》、《金石萃編校字記》、《續古文苑》、《寰宇訪碑錄》、《補寰宇訪碑錄》、《甸齋藏石記》、《常山貞石志》、《東州草堂金石跋》、《退庵金石跋》、《山右金石錄》、《兩浙金石志》、《越中金石記》等有影響的金石著作都是校勘的來源。《魯迅日記》1916年1月22日買《太公呂望表》，以魏、晉兩拓本對校，又以《金石萃編》、《續苑》、《孫氏訪碑錄》校勘。1月30日買《三公山碑》、《校官碑》，同《金石萃編》校勘，除《金石萃編》外，還曾對照翁方綱、羅振玉、何紹基、孫星衍等多種本子校勘。3月5日以《金石萃編》校勘《铭州澧水石橋碑》。3月11曰以《龍藏寺碑》和《武德於府君義橋石象碑》校勘《金石萃編》，並寫有校文。3月19日用《金石萃編》與《嵩陽寺碑》和《安喜公李使君碑》相校等等。如北魏《李超墓誌》,魯迅據《金石萃編》以校勘，校記為“案志云正光五年八月卒，越六年正月葬者為正光六年。《萃編》以為綿曆六年，目錄注云永安二年,非是”■。隋《張景略銘》，1916年7月28日購，與《金石萃編》校，對墓誌行款進行了訂正，“陰額三行,行三字。篆書。陽刻。碑陰道立等題名三十四行，十二列。道立至比丘尼明義隸書。鄕正張士□至末正書。右側題名十行十三列，正書。題名十行七列正書。”■再如《鄭固碑》，魯迅以宋拓對勘,對“帝□嘉之”釋文作“諸本並作‘帝用’，審宋拓不似”■。其次，魯迅輯錄、編製了眾多石刻目錄。魯迅抄錄的石刻目錄達十餘種，主要有:《淮陰金石僅存錄》、《百磚考》、《陶齋藏秦漢瓦當文字目錄》、《漢石存■李新宇、周海嬰《魯迅大全集•魯迅輯校石刻手稿•墓誌上》，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60頁^⑩李新宇、周海嬰《魯迅大全集•魯迅輯校石刻手稿•墓誌下》,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87頁。■李新宇、周海嬰《魯迅大全集•魯迅輯校石刻手稿•碑銘上》，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53頁。
  • 目》、《直隸現存漢魏六朝石刻錄》、《越中金石記目錄》、《越中金石刻目錄》等■，魯迅還撰有《漢畫像目錄》、《六朝造像目錄》、«六朝墓名目錄》、《唐造像目錄》等。《直隸現存漢魏六朝石刻錄》是從《畿輔通志》中輯錄出來有關河北30餘縣的造像、碑銘、墓誌目錄;《百磚考》（手稿)淸呂佺孫撰，於道光十四年（1834)編成,1915年7月19日抄畢，將每磚的尺寸大小、圖形文字、造像年代一一寫明。《漢石存目》（手稿），是書上下兩卷,淸王懿榮撰。上卷存字，下卷存畫。光緒十五年（1889)有山東諸城尹彭壽斟經堂刻本，後附尹纂《魏晉石存目》一卷。《唐造像目錄》（手稿），始於武德，終於天複，計63個年號，編纂體例以年代和日期先後為序，列造像地點及收藏人等信息。《漢畫像目錄》（手稿），魯迅捜集、抄錄的漢畫像資料和有關目錄，未經整理，包括《濟寧雜畫像目錄》、《嘉祥雜畫像目錄》以及從端方《甸齋藏石記》、張德容《金石聚》、洪頤值《平津讀碑記》、陳介祺《簠齋金石文考釋》、兪樾《春在堂隨筆》、《郯城縣誌》等書中摘抄的有關漢畫像的文字。《六朝墓誌目錄》（未定稿），按宋、梁、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隋、鄭幾個朝代編排。每枚墓誌名稱之下列出年號、日期、所存地點。凡作者自己收藏有拓片者，均注於後,包括購買時間和所用錢款。稿紙天頭處有不少增補的目錄。《六朝墓名目錄》’是書在《六朝墓誌目錄》基礎上增補修定而成。按晉、宋、齊、梁、後魏、東魏、北齊、北周、隋、鄭幾個朝代編排,後附偽刻目錄。墓名之下寫有年號、日期、所存地點等，有側、有蓋者亦注明。偶有增補條目。《六朝造像目錄》（手稿），編寫時參考趙明誠、孫星衍、洪頤煊、繆荃孫、錢大昕、羅振玉、方若、端方等人的金石專著。所收造像計有晉、宋、齊、梁、陳、北魏、西魏、東魏、北齊、北周、隋等十一個朝代。以朝代、年號為次，於造像名稱下注明年號、日期、地點、收藏者等，間或有扼要的考證。魯迅編製的石刻目錄體例完善,對石刻的所在地、建造時間、主要内容、現存情況以及作者對石刻的考證都有涉及，著錄全面,與魯迅所抄石刻互為映襯，魯迅所抄石刻亦詳細注明碑行款、字數，所用字體,碑額、碑陰是否有字等，對後人硏究此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可惜的是這些石刻目錄大都未能出版,如果能夠全部出版，必能嘉惠學林。最後，魯迅的石刻考證嚴謹、精審，善於以制度推殘碑、以文獻補缺字。碑文考證中最難的莫過於殘碑考證，由於信息不全，對墓主之身份、事蹟尤難推測。《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中收錄了諸多殘碑■，難能可貴的是魯迅對每個殘碑■趙英《籍海探珍》，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6頁。■《魯迅輯校石刻手稿》收錄魯迅校勘石刻790餘種，並其中對90多篇釋文加了注釋。
  • 都儘量著錄高、寬、行款、出土地等資料，使後人瞭解石刻的基本形制，魯迅在漫漶不淸或前人不識的“□”中，補出自己的推想，或根據行款、或根據文意、或根據典制、或根據通例補字釋文，貢獻頗大。如漢《魯王墓石人題字》，魯迅根據文意及通例補充“府門之卒”及“漢故樂安太守鹿君亭長”都是極精準的。■再如《李孟初神祠碑》魯迅更是補出數十字，對一些重要時間的關鍵信息，也一一補出，魯迅結合立碑時間及墓主官職補出“永興二年六月己亥朔十日□宛令”。其他如《刁遵墓誌》、《孔謙碣》、《韓敕造孔廟禮器碑》等碑魯迅一併補出數十字。魯迅專門的金石考證文字僅八篇，通過為數不多的考證文字可以總結魯迅金石考證的特點，即“以制度推殘碑、以文獻補缺字”如《□肱墓誌考》一文，楊守敬、端方等人都以“公孫”為其姓氏，魯迅提出不同意見。“□□人”與墓誌“渤海條人”字數不合，又通過《魏書•高湖傳》及墓誌“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領軍”等官職推測世繫，否定了其父高歸彥的說法，再引《北齊書•歸彥傳》及《武成帝紀》考訂墓主乃北齊帝室，並據此推測肱為高氏,甚為精當。■■李新宇、周海嬰《魯迅大全集_魯迅輯校石刻手稿•碑銘上》,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349頁。■徐樹鈞在1898年的《寶鴨齋題跋•高肱墓誌》中已說明此人為高氏子孫,惜未詳細考察,見湖南圖書館編《湖南近現代藏書家題跋選》，嶽麓書社,2011年,第408頁。
  • 杜甫《戲為六絕句》的模糊陳述余春麗*引言作為杜甫最負盛名的論詩之作,“戲為六絕句，開論詩絕句之端，亦後世詩話所宗。論其體則創，語其義則精。蓋其一生詩學所詣，與論詩主指所在，悉萃於是”①，故歷來杜學專家讚賞不絕。只可惜由於體裁特殊、文詞晦澀等原因，這一組詩在理解上始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1932年，郭紹虞在《文學年報》第1期上發表了著名的《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在他看來，杜甫論詩講“別裁偽體”與“轉益多師”，其實就是“兼主‘淸新’與‘老成’”。“淸新之意,所謂‘淸詞麗句必為鄰’也;老成之說,又所謂‘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也。蓋‘淸新’‘老成’二者必相反而適以相成。而其所以相成,所以能兼之之故，要在‘不薄今人愛古人’一語。‘不薄今人’，則齊、梁以來悉在可師之列；‘愛古人’,則漢、魏以上更為淵源所自。師齊、梁，所以取其淸新;親風雅,又所以法其老成。”②“一於淸新中看出其老成,一於老成中兼取淸新。二者相濟為用，而杜甫論詩之旨於是大明。”③這種見解可謂精妙之至，故對後來硏究者影響深遠。不僅如此，該文採用“比觀眾說”、“以杜證杜”的注解方式，④不僅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文學硏究方法，而且也使得淸理諸家歧解的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自此以後，各類硏究專文層出不窮，60年代如馬茂元的《論〈戲為六絕句〉》、⑤郭紹虞的《論〈戲為六絕句〉與〈論詩三十首〉》等,⑥80年代如翟相君的*余春麗:澳門大學中文系博士硏究生。①郭紹虞,《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序，頁3。②郭紹虞，《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頁16。③郭紹虞,《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頁45。④郭紹虞,《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序,頁3。⑤馬茂元,《論〈戲為六絕句>》，原載《文藝報》4(1962)，後收入雷達、李建軍主編,《百年經典文學評論》（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頁369-380。⑥郭紹虞,《論〈戲為六絕句〉與〈論詩三十首〉》，《學術月刊》7(1964),頁40-44。
  • 《〈戲為六絕句〉的主題和結構》、⑦傅昭生的《杜甫〈戲為六絕句〉新探》、⑧周鳳章的《〈戲為六絕句〉為李杜之爭》等，⑨90年代如施蟄存的《說杜甫〈戲為六絕句〉》、⑩周振甫的《談杜甫〈戲為六絕句〉的“當時體”》、■顧永新的《〈戲為六絕句〉其二、三兩首試解》、■胡大淡與楊曉靄合作的《反對好古遺近，提倡學習六朝—淺談杜甫的〈戲為六絕句〉》等，■都從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戲為六絕句》的創作背景、創作動機及論詩宗旨。其中，馬茂元一文首次將杜甫的《戲為六絕句》作為一個具有中心論點的理論整體進行系統分析，因而顯得意義重大。作者認為,杜甫之所以特別提出庚信和初唐四傑，實際上正是對當時人們嗤點庚信、攻擊四傑，也即否定六朝文學、反對近體詩的思潮的一種回應,其根本目的仍在於揭示自己“力崇古調,兼取新聲”的論詩宗旨。2000年以後，這樣的論文就更多了，如劉越峰《杜甫〈戲為六絕句〉發覆》、■郭毓《〈戲為六絕句〉綜論》■……然大抵沒有超過之前的成果。相較於大陸硏究《戲為六絕句》創作背景、創作動機及論詩宗旨的火熱，港臺在硏究方法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更為有益的探索，如徐復觀的《從文學史觀點及學詩方法試釋杜甫〈戲為六絕句>》、■蔡英俊的《論杜甫戲為六絕句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楊松年的《杜甫〈戲為六絕句〉硏究》等。■其中，楊松年的《杜甫〈戲為六絕句〉硏究》是一部專門硏究《戲為六絕句》的專著。作者認為,杜甫的《戲為六絕句》開創了以絕句組詩論詩的體例，對後世影響極大,而從前代的有關硏究來看,還有許多問題沒有獲得處理,還有許多硏究方法沒有得到採用。因此，立意進行這方面的硏究，但是不涉及《戲為六絕句》所呈現的詩觀，而主要集中於少為人論析的《戲為六絕句》對後代論詩絕句體制的影響的分析，進一步確定杜甫《戲為六絕句》在中國文學批評的地位及其對後代的重大影響。⑦翟相君,《〈戲為六絕句〉的主題和結構》，《河南師大學報》5(1981),頁95-99:,⑧傅昭生，《杜甫〈戲為六絕句>新探》，《陕西理工學院學報》2(1984),頁23-29。⑨周鳳章,《〈戲為六絕句〉為李杜之爭》，《寶雞師院學報》2(1987)，頁87-94..⑩施蟄存,《說杜甫〈戲為六絕句〉》，《文學遺產》增刊17輯（1991),頁23-32。■周振甫，《談杜甫〈戲為六絕句〉的“當時體”》，《晉陽學刊》1(1993),頁41_42。■顧永新，《〈戲為六絕句〉其二、三兩首試解》，《古籍整理硏究學刊》2(1994),頁14-16.■胡大浚、楊曉靄,《反對好古遺近,提倡學習六朝—淺談杜甫的〈戲為六絕句〉》，《社會縱橫》4(1994),頁71-74。■劉越峰,《杜甫〈戲為六絕句〉發覆》，《綿陽師範學院學報》3(2007),頁56-59。■郭毓,《<戲為六絕句〉綜論》（内蒙古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徐復觀,《從文學史觀點及學詩方法試釋杜甫〈戲為六絕句〉》,原載香港《民主評論》14(1963),後收入其《中國文學精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頁302-329。■蔡英俊,〈論杜甫戲為六絕句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收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硏究論集》第三輯（臺北:新文豐,民國81年），頁285-315。■楊松年,《杜甫〈戲為六絕句〉硏究》（臺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 另外,美國學者宇文所安雖然沒有專文論述《戲為六絕句》,但是他在《盛唐詩》中談論杜甫的詩歌語言時，曾明確指出杜甫“最富於獨創性的文體特徵是語言的複雜化，與主題的複雜化相應。語言的複雜以模糊多義的形態出現，在兩種文體極端中可見到:陳述的語言和對句的‘聯想’語言。……《戲為六絕句》是杜甫模糊陳述的最好範例”■。通過詳細解讀《戲為六絕句》其五，他具體分析了杜甫模糊陳述的兩種表現:指代的不明確和結構的不穩定。這樣一來，就脫離了一般的主題硏究,而轉為對語言現象的分析，不失為探究《戲為六絕句》的一種薪新角度。正因為如此，本文才打算在宇文所安的基礎之上，運用文本細讀法,對《戲為六絕句》組詩進行逐一分析，將宇文所安未說完的杜詩好處一一細說。《戲為六絕句》其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赋，不覺前賢畏後生。首章論庚信。作為南北朝文學的集大成者,庚信的詩賦文章尤其是晚年作品，結合了南朝豐瞻華美的寫作技巧與北朝樂府民歌的剛健質樸,於是被尊為開啟一代唐詩的先驅者。杜甫稱其“凌雲健筆”，實際上就是讚美庚信作品所呈現出來的那種勁健有力的風貌，而所謂的“意縱橫”，旣涵蓋了杜甫對庚信晚年作品風貌的描述—情思豐沛、鮮明而有生氣,又毫不吝嗇地表達了對庚信晚年寫作功力的讚美，即意之所至，筆亦隨之，不論如何，作者之意總可以縱心所欲地用凌雲健筆表達出來。當然，無論是作品風格的變化還是詩歌境界的提升,都是和庚信本人的年齡閱歷分不開的,尤其是遭亂入北以後，年復老大而鄕關之思愈濃，導致其作品老而更成、愈老愈成。“更”有更加、愈發之意，“‘老成’,字本相連,插一‘更’字，便見少作固佳,晚作益進,故其健筆縱橫,僳乎有凌雲之勢也。”■結合杜詩中另外兩處論及庚信之句：“庚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跡》其一）“淸新庚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可見,杜甫不獨推重庚信晚年的作品，對其早年作品也是相當讚賞的。只可惜，不是人人都有杜甫的獨到眼光和開闊心胸，那些淺薄的“今人”便在妄自嗤點庚信這些流傳至今的動人作品。“今人”在這裡有一定的模糊性，到底是指杜甫同時代的作家呢，還是一直追溯到初唐四傑的時代？因為從初唐史學家以來，人們就一直對包括庚信在内的齊梁柔靡綺豔之風多加抨擊：然則子山之文……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盛唐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頁248-■郭紹虞,《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頁13。
  • 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赋麗以則，詞人之赋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魏徵《隋書•文學傳序》）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鶩，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並驰，不能免周、陳之禍……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於代。天下之文，靡不壞矣。（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啟》）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李白《古風》其一）再看最後一句“不覺前賢畏後生”，聯繫前三句來看，“前賢”指代庾信無疑，“後生”則與“今人”同指嗤點之輩。雖然指代沒有歧義，但是語意卻仍有模糊之處。這一句可以理解為:我不覺得前賢（庾信)畏懼後生嗤點之輩。在這種解說中不覺”被闡釋為不覺得、不認為。雖然無知後生妄自嗤點庚信之作，但是杜甫認為庚信詩賦老而更成，所以絕不會畏懼後生的嗤點。也可以理解為:不由得連前賢（庾信）都畏懼後生了。這樣一來，就變成了杜甫謙誚、反諷之語。《論語•子罕》曰：“後生可畏。”從眼前的情況來看，絕非虛言。只不過，此“畏”非彼“畏”，前賢（庾信）畏的是人言，而非文學成就。這種解讀揭示出了今人攻擊、批判前賢的猛烈程度。《戲為六絕句》其二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賡江河萬古流。第二章為初唐四傑鳴不平。首句便涉及了很多問題:首先王楊盧駱”，按《舊唐書•楊炯傳》所云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内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后。’當時議者，亦以為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旣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后，信然；愧在盧前，謙也。’”■可見，“王楊盧駱”在當時應屬通稱，且寓有品第文章的意義。■劉昀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90頁5003-5004。
  • 其次,“當時體”究竟指的是什麼體？旣然王楊盧駱都是初唐時人，那麽,“當時體”可以肯定是指初唐體，但問題是初唐體又是一種什麼體？再進一步，杜甫所謂的“體”，是單就體貌風格而言呢，還是單就體裁而言，抑或是兩種兼而有之？這種所指對象的不確定性，無疑給後來的讀者留下了極大的闡釋空間。譬如，贊同指體貌風格的讀者，就認為“當時體”不過是泛指初唐四傑未脫齊梁以來綺麗風調的作品;贊同就體裁而言的讀者，或以為指四子之文，因為“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或以為指律詩，因為所謂的“當時體，自然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中所產生的一種詩體。這就四傑那個時代的當時體詩歌來說，該就是當時的沈、宋律詩。這種新體詩，在杜甫看來是詩的進化,是不應當受到菲薄的”■。而贊同兩者兼而有之的讀者，則認為“當時體”是指初唐四傑音節流美的歌行體，因為它們和杜甫即事命篇、無復依傍、布詞沈著的樂府詩有所不同■。如果這樣還不夠複雜,我們不妨再來分析另一個不確定問題，那就是“當時體”究竟出自誰人之口？倘若出自輕薄哂笑者之口，則“當時體”屬眨詞無疑,但若是出自杜甫之口呢？結合全詩肯定四傑這一主題來看，贬詞之意可以完全排除,但仍剩下兩種可能性:一是讚語，謂四傑文章傑出;一是無褒贬色彩，而只是杜甫對四傑作品及其風格的一種客觀評價。杜甫《偶題》曰歷代各淸規”，旣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那麼，四傑文章不論缺失，也都只是代表了當時的文學風尙。“輕薄為文哂未休”同樣存在意義模糊的問題。我們可以理解為:初唐四傑輕薄為文，故今人對此譏哂不休。這樣一來,“輕薄為文”就成為時人譏哂四子之語。或者，我們也可以將“當時體”與“輕薄為文”對舉,如此，則前一句論四傑,後一句談時人。王楊盧駱自是當時風尙，而時人自己輕薄為文不提，卻反而對四傑多加抨擊，無怪乎杜甫要痛斥“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了。相較前兩句的模糊陳述，最後兩句就顯得明確多了。“爾曹”謂你們，當指嗤點、哂笑四傑之人。整句的意思是說,你們這些妄自譏哂四傑之人，文學成就本微不足道,最後只能落得身名俱滅的下場，而初唐四傑卻如滾滾不廢的江河一樣，萬古流芳。《戲為六絕句》其三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暦塊過都見爾曹。■郭紹虞，《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頁20。■金啟華,《杜甫的詩論》，收入其《杜甫詩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77。■詳見周振甫，《談杜甫〈戲為六絕句〉的當時體》，頁41-42。
  • 三章承前章，仍論四傑。開頭兩句便極為複雜,可以有以下幾種理解：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骚;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第一種將“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解讀成時人譏笑四傑的話（詩中以“盧王”來指四傑），“縱使”則是杜甫的口氣。縱使時人批判盧王（四傑）比不上漢魏人的接近風騷，但他們仍然可以駕馭龍文、虎脊，是爾曹所遙不可及的。在這裡,杜甫通過引用時人的話並加以駁斥，從而引出“龍文虎脊皆君馭,曆塊過都見爾曹”的轉折。後兩種則完全是杜甫的語氣,雖然都對四傑表示肯定,意義卻截然不同:前一種的意思是說，儘管相對於漢魏的接近風騷，四傑要遜色很多，但是龍文、虎脊……;後一種則指出，四傑的作品雖然較漢魏為劣，但其源流卻出於風騷，所以龍文、虎脊…再看“龍文虎脊皆君馭，曆塊過都見爾曹”。這兩句的問題在於指代的模糊性,尤其是“龍文虎脊”和“君”。“龍文”，一指龍形的花紋,如班固《兩都賦•寶鼎詩》:“寶鼎見兮色紛鑑，煥其炳兮披龍文。”又為駿馬之名，故後世常用以比喩才華出眾的子弟。“虎脊"，則本謂駿馬毛色如虎,後來同樣成為駿馬的代稱。從這幾種意義出發，“龍文虎脊”和“君”至少可產生三種闡釋：龍文虎脊君龍文虎脊皆君馭曆塊過都見爾曹由毛色斑駁引申為奇麗的詞採四傑謂四傑能駕馭使用麗藻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縱橫馳騖，息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曆塊”《文選》注蹶.疾也。曆塊.若過一小塊也，是言良馬行疾。”故曆塊過都者四傑，爾曹同前章.謂後生嗤點之輩，整句言四傑駕馭龍文虎脊、曆塊過都，相形之下，見出爾曹的低下。由駿馬之意引申為美妙的文章,不專指詞藻而言四傑謂四傑文章之妙有如龍文虎脊之馬，足堪駕馭指代四傑，由才華出眾的子弟這一比喩義而來君王謂四傑龍文虎脊之才皆足供王者之用。前一章評價四傑，認為爾曹之哂笑,非但無損於四傑之江河萬古,反而更見出爾曹之陋劣。此章緊承之，同時又遞進一層，指出四傑“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原因正在於“龍文虎脊”。《戲為六絕句》其四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前三章杜甫已經為庚信和初唐四傑做了辯護，此章則作一小結。首二句涉及的問題有:一、“數公”指誰？是指庾信、四傑呢,還是一直追溯到近於風騷的漢魏諸人？二,究竟是誰的才力難跨數公？是僅指後生嗤點之輩呢，還是指杜
  • 甫同時代的作家（包括嗤點之輩在内），抑或是包含了杜甫本人？由此，可產生幾種不同的理解：今人（後生嗤點之輩）的才力應該難以超越庾信、四傑，誰能都稱得上出群之雄呢？這是最普遍的理解，謂嗤點之輩只知道妄自抨擊庾信、四傑，但是你們當中又有誰能夠比得上他們的才力呢？今人（包括嗤點之輩與杜甫本人）的才力應該難以超越庾信、四傑及近於風騷的漢魏諸人,誰能都稱得上出群之雄呢？如此便釋為杜甫謙虛之辭，庚信凌雲健筆、老而更成，四傑龍文虎脊、江河萬古，更不用說近於風騷、更勝一籌的漢魏詩人了,其成就之高,不是我等可以隨意超越的。今人（杜甫同時代作家，包括嗤點之輩）的才力應該難以超越庾信、四傑及近於風騷的漢魏諸人，誰能都稱得上出群之雄呢？按此解讀，則又隱含杜甫自許之意。不單如此，上述兩個問題的闡釋還直接影響了三四兩句的解讀。旣然“翡翠蘭苕”和“綜魚碧海”對舉，那麽，“翡翠蘭苕”可以視為嗤點之輩所擅，也可以認為是同時代詩人所擅;“鯨魚碧海”可以視為數公之才力，也可以認為是杜甫本人之才力。除此以外，“翡翠蘭苕”和“鯨魚碧海”兩個意象的所指也存在着模糊性。“鯨魚碧海”不用多說，“翡翠”原是一種羽毛美麗的鳥，蘭苕則為香草之名。顯然，它們在這裡都是比喩的說法,但又分別喩指什麽呢？“翡翠戲於蘭苕”、“鯨魚掣於碧海”，一個容色鮮妍、小巧美麗，一個體積巨大、氣勢壯闊。就文學作品的風格而言，前者可以喩指小巧纖弱、綺麗柔靡之作,後者可以喩指筆力勁健、雄偉壯闊之作;就文學作品的内容而言，前者可以喩指摹寫景物，重視聲色之作,後者可以喩指反映巨大的社會現實之作。然而，不論哪種喩指’杜甫對“翡翠蘭苕”都頗有微詞，雖然不能說完全否定，但認為它始終不如“鯨魚碧海”是毋庸置疑的。《戲為六絕句》其五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關於這一首詩歌的語言複雜性，宇文所安在《盛唐詩》中解讀得非常詳細。宇文所安認為，這首詩的模糊多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指代不明的問題，即“‘今人’到底是杜甫同時代的作家，還是一直追溯到庚信和初唐四傑的時代（按照傳統的‘古’代文學的結束時期）；同樣地，‘古
  • 人’到底是庾信和四傑,還是先秦的詩人如屈原和宋玉。‘今人’一詞傾向於指同時代人，‘古人’一詞傾向於指五世紀前的詩人，可是,這兩個詞語的傳統時代聯繫留下了三個世紀的裂縫，其中包括了庚信、四傑及第四句提到的齊梁。”■還有就是淸詞麗句”到底是誰的“淸詞麗句”，是古人的？今人的？還是古今皆有？但是，“這些所指對象的嚴重問題僅是一個不可靠的基礎，在其上面還存在着眞正的語言問題”■，即“不薄今人愛古人”的斷句問題,究竟是讀為“不薄今人/愛古人”呢，還是“不薄/今人愛古人”？若斷為“不薄今人/愛古人”，可以解釋為：“我不鄙薄近代詩人（庾信等），並愛好古人，但他們（近代詩人）的清詞.....”■意謂古人的詩歌自不必說，擁有淸詞麗句的庚信、初唐四傑等,亦不可鄙薄，須努力學習,與之為鄰。或者,擴大至所有人：我不鄙薄今人（包括同時代人及庾信等），並愛好古人，他們的（包括庾信等或五世紀前詩人）清詞……如此，則意謂杜甫論詩無古今成見，總以淸麗為主。若斷為“不薄/今人愛古人”，則“今人”與第一首“今人嗤點流傳賦”相呼應，指後生嗤點之輩，意思是說今人為矯正當時浮靡的風氣，極力主張復古，因而嗤點庾信、四子之作，他們的這種出發點本無可厚非，對此我並不鄙薄,即：“我不鄙薄今人對古人的喜愛，他們（今人）應該以（古人的）清詞麗句作為鄰居。”■同樣，也可以理解為：我並不鄙薄今人對古人的喜愛，但他們（近代詩人如庾信等）的清詞麗句必定是我的郎居意思是說，我並不鄙薄今人對古人的喜愛,但是近代詩人如庚信、四傑等自有淸詞麗句，自有其不廢江河者在,並非侈言宗古，就可隨意卑視。甚至，可以將“淸詞麗句”的範圍進一步擴大至所有的詩人：我並不鄙薄今人對古人的喜愛，但無論古近，他們的清詞麗句都是我的鄰居■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盛唐詩》，頁248-249。■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盛唐詩》，頁249。■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盛唐詩》，頁249。■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盛唐詩》,頁250。
  • 三四兩句，杜甫進一步申明己意，淸詞麗句若不能“竊攀屈宋”，便只怕會“與齊梁作後塵”。同樣,這兩句也有合理的不定意義：“竊攀屈宋”的“主語到底是杜甫（在這種情況下，他正在陳述其目標，謙虛地表示不及），還是同時代人，庚信和四傑的話毀者（在這種情況下，他正在嘲笑他們)”■。還有，“恐與齊梁作後塵”到底是作齊梁後塵呢，還是與齊梁一齊作古人的後塵？總之，“帶着復古標準（杜甫有時也表示擁護）期待的讀者,讀到的是一首詩;希望看到杜甫稱讚南朝和初唐詩的讀者,讀到的是一首不同的詩;期待着自信的杜甫的讀者，與期待着謙虚地杜甫的讀者，讀到的又是完全不同的詩。這篇無辜的絕句呈現了‘有所指’警句的假像,但其‘所指’卻隨着讀者的偏愛指向而任意轉變。”■《戲為六絕句》其六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複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最後一章帶有總論性質，語意的模糊主要歸於指代的不確定與主語的缺省。首先,“未及前賢更勿疑”中的“前賢”謂誰？是指前面幾章提到的庾信、四子，泛指杜甫之前所有有成就的作家？其次未及前賢”的人又是誰？是僅限於嗤點之輩呢，還是泛指同時代的作家群體？在前一種情況中，杜甫正在嘲笑、批判他們:爾等嗤點庚信、四傑之輩，打着風雅、漢魏的旗號，何以作了齊梁後塵？而庾、王諸公，又何以江河萬古？關鍵就在於爾等徒有宗古之名，諸公乃得風雅之實;爾等徒事模擬，諸公獨立創造。所以杜甫給他們的吿誡是別裁偽體、親近風雅,轉益多師、獨立創作。在後一種情況中，杜甫正在闡明其詩學觀念:在文學發展進程中，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自己的文學，每個時代的文學又都有屬於自己的風格特色，這本無優劣之分，但卻可以有眞偽之別。所謂“眞”，其實就是那些深刻反映作家性情、反映現實生活，能夠創造出屬於自己一代獨特風格的作品。相反，擬古不化，脫離自己時代的優孟衣冠則是“偽”,沿流失源，甘作齊梁後塵者也是“偽”。從這樣的認知出發,可知“騷雅有眞騷雅,漢魏有眞漢魏，等而下之,至於齊梁初唐，靡不有眞面目焉”■。故杜甫主張博採眾長、轉益多師。當然,其前提是“別裁偽體親風雅”，否則眞偽不分,風雅不親，根本就不知以何為師。旣不能確定正確的學習對象，博採眾長也就無從談起。不過，廣泛、批判地繼承前人的■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盛唐詩》.頁250。■同上。⑨郭紹虞，《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引錢謙益語，頁48。
  • 文學遺產，其最終目的仍應是超邁前賢,創建一代新風,用杜甫自己的話說就是“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淸規。”結語以上以文本細讀之法對《戲為六絕句》組詩進行了一一解讀，從中我們不難發現杜詩語言的複雜與精妙。大致說來，杜甫的模糊陳述，主要表現為指代不明與結構不定兩個方面。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杜甫將其詩歌的模糊多義性發揮到了極致’也為後世論者提供了廣闊的探索空間。參考文獻程千帆、張宏生，《被開拓的詩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郭紹虞，《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華文軒，《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上編唐宋之部•杜甫卷》。北京：中華書局，1964。劉昀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仇兆鼇，《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王琦，《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王嗣爽，《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蕭滌非，《杜甫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蕭滌非，《杜甫研究》（上下）。濟南：山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1962。楊倫，《杜詩鏡銓》。北京：中華書局，1962。楊義，《李杜詩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楊松年，《杜甫〈戲為六絕句〉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盛唐詩》。北京：三聯書店，2004。周祖撰，《隋唐五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蔡英俊，《論杜甫戲為六絕句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收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辑（臺北：新文豐，民國81年），頁285-315。傅昭生，《杜甫<戲為六絕句〉新探》，《陝西理工學院學報》2(1984)，頁23-29。顧永新，《〈戲為六絕句〉其二、三兩首試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1994)，頁14-16。郭绍虞，《論〈戲為六絕句〉與〈論詩三十首>》，《學術月刊》7(1964),頁40-44。郭毓,《〈戲為六絕句〉综論》（碩士論文，内蒙古師範大學,2011)。胡大浚、楊曉靄，《反對好古遺近,提倡學習六朝—淺談杜甫的〈戲為六絕句〉》，《社會縱橫》4(1994),頁71-74。劉越峰，《杜甫〈戲為六絕句〉發覆》，《綿陽師範學院學報》3(2007),頁56-59。
  • 馬茂元,《論〈戲為六絕句〉》，原載《文藝報》4(1962),後收入雷達、李建軍主編，《百年經典文學評論》（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頁369-380。施蟄存,《說杜甫〈戲為六絕句>》，《文學遣產》增刊17辑（1991),頁23-32。徐復觀，《從文學史觀點及學詩方法試釋杜甫〈戲為六絕句〉》，原載香港《民主評論》14(1963),後收入其《中國文學精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頁302-329。翟相君，《〈戲為六絕句〉的主題和結構》，《河南師大學報》5(1981)，頁95-99,周風章，《〈戲為六絕句〉為李杜之爭》，《寶雞師院學報》2(1987)，頁87-94。周振甫，《談杜甫〈戲為六絕句〉的“當時體”》，《晉陽學刊》1(1993)，頁41-42。
  • 元稹詩文辨偽彙錄吴偉斌*後人解析元稹及其詩文，用力甚勤，功不可沒。我們近年在撰著《元稹評傳》、《元稹考論》(兩本拙稿分別計59萬字與65萬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編撰《新編元稹集》（拙稿計約760萬字，已經列入國家“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即將於2015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過程中，發現元稹詩文在散佚、散失過半的同時,又發現在古代文獻中、在前哲時賢的硏究裡,原本不是元稹的某些詩文，又往往被誤認為是元稹的詩文。元稹硏究中這種魚目混珠的情況，必須也應該辨明。今舉例一二，就敎於賢達哲人。《文苑英華》卷五九七有《為寧王謝亡兄贈太子太師表》文,署名“元稹”。文云臣琳言:伏奉今月七日制書，贈亡兄特進、汝陽郡王、太子太師。澤下天中，寵被哀次。昭吿且畢，摧絕失圖。臣某中謝。臣自掇咎釁,復此悲苦,更蒙飾終之恩，倍盈先遠之痛。無任屛營猥塞之至。”①而《全唐文》卷六一三也載有此文，署名“元明”。《義門讀書記•杜工部集》：“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雄（天寶九載卒）。”②杜甫《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Í進（洙曰:按史，讓皇帝憲,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m,雄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玄宗眷遇之,歷大僕卿，加特進,天寶九載卒,贈太子太師）》：“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糾須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淸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跣跣。詔王*吳偉斌:原江蘇古籍出版社編審。①《文苑英華》,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38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47—548頁。②（淸)何焯:《義門讀書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0冊,第790頁。
  • 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飛輕內，上又回翠麟。飜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薬虞,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尙貞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久狐兔鄰。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增酸辛。”③《舊唐書•睿宗諸子傳》：“睿宗六子:昭成順聖皇后寶氏生玄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生讓皇帝，宮人柳氏生惠莊太子，崔孺人生惠文太子,王德妃生惠宣太子，後宮生隋王隆悌。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憲凡十子:璉、嗣莊、琳、瓖、珣、瑀、玢、挺、琯、璀等十人，歷官封襲。Í進封汝陽郡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為詩酒之交。天寶初,終父喪，加特進。九載卒，贈太子太師。”④“天寶九載”為公元七五〇年，以“李璲”之弟“李琳”名義所作的“謝表”即應該賦成於當時。而元稹二十九年之後的大曆十四年亦即公元七七九年才降生人間，大曆十四年時“李琳”是否還在人間尙是個問號,故此“謝表”絕不可能是元稹所作。元稹有《自述》詩，詩云:“延英引對碧衣郞’江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裡過茶湯。”⑤這首詩不見於《元氏長慶集》,但被收入《全唐詩》卷四二三，題名“自述”，列名元稹。題下注：“一作王建《宮詞》。”此詩又見於《全唐詩》卷三〇二，題名《宮詞一百首》，列七，署名“王建”，題下注：“一作元稹詩。”這首詩又見於《三家宮詞》，列在王建的名下，排列在第七首。《古詩鏡•唐詩鏡》、《石倉歷代詩選》均收錄此詩，詩題《宮詞》，署名王建。《萬首唐人絕句》也收錄這首詩，題名《宮中詞》,排列在三十六，署名王建。《王司馬集》收錄此詩,題名《宮詞一百首》，列七。《元稹年譜》元和元年“詩歌編年•考異”欄內將本詩歸入元稹名下，理由是據《雲溪友議•琅琊忤》：‘元公以諱秀明經制策入仕……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對碧衣郞，紅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裡過茶湯。’是時貴族競應制科,用為男子榮進，莫若茲乎！乃出自河南之詠也。’”《元稹年③無名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69冊,第897頁。④（後晉）劉昀:《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009、3014頁。⑤《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4647頁。
  • 譜》的結論是:“王建未登科第,描寫殿試風光的《自述》的作者，應是元稹《元稹集編年箋注》將此詩編入“未編年詩”，並引錄《元積年譜》之說，“可備一說，詩姑兩存”⑦。2004年出版的《元稹年譜新編》亦認為是王建詩。⑧對於《元稹年譜》的結論，我們在2000年第二期的《固原師專學報》上發表《關於元稹的史實及傳說》表達我們的不同意見:“我們以為未必，元稹雖參加過元和元年的制舉殿試，但《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元年四月十二日云：‘丙午，命宰臣監試制舉人於尙書省，以制舉人先朝所征，不欲親試也。’這顯然與‘天子下簾親考試’一語不合。”“至於《自述》的作者究竟是誰，只有等待新的佐證。從現在的材料看,此詩不應歸屬到元稹名下。”⑨現在我們補充新的證據:我們認為本詩不是元稹所作的最主要原因是元稹的眞實生平與《舊唐書•憲宗紀》的歷史記載不合，也與詩題《自述》相矛盾;所以本詩的作者，元稹應該排除在外。如果詩題不是《自述》而是《宮詞》之類，這種矛盾就將不復存在，那就應該又當別論。因為如果沒有“自述”之類的題目，“描寫殿試風光”的作者,不一定非要親自“登科第”不可,不一定非要親自參加制舉考試不可。如王建的《宮詞一百首》內容，大多不是王建親身所歷經，大多是道聽途說之詞，大多是想像之詞。有諸多刊本都收錄本詩而又署名王建的證據客觀存在，《自述》詩在王建名下時,詩題並不是“自述”，王建雖然“未登科第”，但以賦詠“宮詞”聞名的王建則完全可能通過別的管道了解有關“殿試風光”，完全有可能寫出如《自述》詩一般的“殿試風光”，王建則根本不應該排除在這首詩篇的作者之外。《通雅•諺原》：“予亦謂之過:辰州人謂以物予人曰4過’，此語有自。按《唐詩紀事》元稹《自述》曰：‘延英引對碧衣郞，江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裡過茶湯。’此‘過’，予意《雲溪友議》載此詩,為元公秀字紫芝者作，其‘江硯’為‘紅硯’。”⑩錄備一說。據其文意,《自述》應該是元秀所作，《元和姓纂•閻》元秀，岐州刺史。”■兩者所指，是否為同一人,待考。⑥卞孝萱:《元稹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第100頁;又見卞孝萱:《卞孝萱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239—240頁。⑦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984頁。⑧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1-62頁。⑨吳偉斌:《關於元稹的史實及傳說》，《固原師專學報》2000年第2期,第7—12頁;又見吳偉斌：《元稱考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2—259頁。⑩（明）方以智:《通雅》，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7冊,第925頁。■（唐）林寶:《元和姓纂》，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0冊,第629頁„
  • 《才調集》卷五錄有《寄舊詩與薛濤因成長句》詩，詩云:“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腻風光我獨知。月夜詠花憐暗澹，雨朝題柳為欹垂。長敎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間似好男兒。”■署名“元稹”。此詩又見於《全唐詩》卷四二二，也署名“元稹”，唯末句作“與君閑似好男兒”，稍有不同，兩者也許是刊刻之誤。《成都文類》、《全蜀藝文志》也引錄此詩，歸屬“元稹”，題作“贈薛濤”，唯末句作“與君閑似好男兒。”《薛濤李冶詩集•薛濤詩集》也引錄本詩,將本詩歸屬“元積”，唯末句作“與君開似敎男兒”。《全唐詩》卷八〇三薛濤名下錄有:“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腻風光我獨知。月下詠花憐暗澹,雨朝題柳為欹垂。長敎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敎男兒。”唯詩題作《寄舊詩與元微之》(此首集不載）。《元稹年譜》在元和四年有“使東川時,與薛濤唱和”之說,作出“可見元稹與薛濤唱和始於本年”的錯誤結論。■《元積集》引錄本詩,校勘記說明:“«全唐詩》卷八〇三載此詩於薛濤名下,題作《寄舊詩與元微之》，唯末句作‘與君開似敎男兒’。”■《元稹集編年箋注》將本詩列入“未編年詩”欄內，按語中認為:“姑兩存之。”■《元稹年譜新編》列入“無法編年作品”■。可見以上各家都認為這首詩是元稹的作品。我們1988年在《揚州師院學報》發表拙文《也談元稹與薛濤的“風流韻事”》，全面論及此事。2008年又將拙文收錄於《元稹考論》之中,主要小標題表述我們的論點如下，一、《雲溪友議》所述元稹、薛濤風流韻事大可懷疑;二、元稹、薛濤從來就沒有見過面;三、嚴綬或嚴礪都不可能介紹元稹結識薛濤；四、薛濤年長元稹十九歲，他們之間不可能發生“母子戀”;五、元稹在江陵與薛濤旣無交往也無唱和;六、元稹一生與薛濤旣無交往也無唱和;七、元稹對薛濤不存在喜新厭舊忘義負情。■根據以上論述，我們認為本詩不應該歸屬元稹名下，對元稹來說，本詩是名副其實的偽作。■(唐）韋縠:《才調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32冊,第465頁。■卞孝萱:《元稹年譜》，第113—114頁;又見卞孝萱:《卞孝萱文集》，第248—249頁。■冀勤:《元横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687,798頁。■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第992頁。■周相錄:《元横年譜新編》，第282頁。■吳偉斌:《也談元稹與薛濤的“風流韻事”》，《揚州師院學報》1988年第3期,第90-97頁；又見吳偉斌:《元稹考論》,第218—234頁。
  • 四《全唐詩》卷四二三錄有《寄贈薛濤》詩一首，題注:“稹聞西蜀薛濤有辭辯,及為監察使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洎登翰林，以詩寄之。”詩云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偸鸚鵡舌，文章分得鳳皇毛。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公卿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此詩《唐詩紀事》、《錦繡萬花谷》、《唐才子傳•薛濤傳》、《蜀中廣記》、《天中記》、《淵鑒類函》、《薛濤李冶詩集》、《全唐詩錄》均採錄，作者均為“元稹”，文字大同小異，《全唐詩》僅僅隨從衆流而已。如《說郛》引景渙《牧•閑談》：“元和中，成都樂籍薛濤者，善篇章，足辭辨，雖無風諷敎化之旨，亦有題花詠月之才，當時乃營妓之中尤物也。元稹微之知有薛濤，未嘗識面，初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得與薛濤相見。自後元公赴京，薛濤歸浣花。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牋，於是濤別摸新樣，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於松花紙上寄贈一篇曰：4錦江滑腻岷峨秀，化作文君及薛濤。言語巧偸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皆停筆，箇箇郞君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紗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餘年綾紋紙尙在。”■《元稹年譜》在長慶元年編年這首詩，理由是《雲溪友議•艷陽詞》云:‘安人(仁）元相國……洎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濤……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元和四年元稹使東川時,雖與薛濤唱和，未見面。此詩‘別後’二字，與事實不符,或系贗品。”■中華書局兩次出版《元稹集》,亦引錄本詩,未作任何說明■。《元稹集編年箋注》編年：“此詩作於長慶元年(八二一），元稹時為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見卞《譜》。”■《元稹年譜新編》編年本詩於長慶元年，但存疑此詩疑偽，參本譜元和四年。”■《元稹年譜新編》在元和四年確實有一千八百多字的譜文說明:“誤傳元稹使東川時與薛濤戀愛。”但其中的絕大多數論證，均出自我們1988年的拙稿《也談元稹與薛濤的“風流韻事”》一文，遺憾的是《元稹年譜新編》未作任何說明就直接引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4651頁。■（明）陶宗儀:《說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6冊,第160頁。■卞孝萱:《元稹年譜》，第398頁;又見卞孝萱:《卞孝萱文集》，第432頁。■冀勤:《元檷集》，第695,807頁。■楊軍:《元檷集編年箋注（詩歌卷）》,第847頁。■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第215頁。
  • 令人瞠目■。而且，《元稹年譜新編》一方面承認“誤傳元稹使東川時與薛濤戀愛”，一方面又將本詩編年長慶元年■,同時又將《寄舊詩與薛濤因成長句》列入“無法編年作品”欄內，自相矛盾之舉，同樣使人結舌■。總而言之，以上各家，均沒有斷然指出本詩對元稹來說是偽作的事實。關於元稹與薛濤之間的風流韻事，我們以為實為子虚烏有的附會，拙文《也談元稹與薛濤的“風流韻事”》已經詳細辯明，14000字的文稿，不便在這裡引錄,拙稿的小標題前文已經引錄，此不重複,敬請讀者見諒。我們以為，本詩對元稹來說’是地地道道的偽詩,不應該歸屬在元稹名下。五《詩淵•贈送》錄有《贈致仕滕庶子先輩》，署名“元稹”，詩云朝服歸來晝錦榮，登科記上更無兄。壽觴每使曾孫獻，勝境長攜衆妓行。矍鑠據鞍能騁健，殷勤把酒尙多情。凌寒卻向山陰去，衣繡郞君雪裡迎。”此詩冀勤先生《元稹集》收入《元稹集集外集續補》卷一，詩後注明:“見《詩淵》冊三《贈送》。”■此詩實為劉禹錫之詩,除個別文字有出入外,其他悉同。《全唐詩》卷三五九:“朝服歸來晝錦榮，登科記上更無兄。壽觴每使曾孫獻，勝境長攜衆妓行。鏤鑠據鞍時騎健,殷勤把酒尙多情。凌寒卻向山陰去,衣繡郞君雪裡行（時令子為御史，主務在越中）。”題名《贈致仕滕庶子先輩（時及第人中最長）》■,《劉賓客文集》卷二五、《文苑英華》卷二五八、《會稽掇英總集》卷一二同。《元稹集》的意見不可取,此詩對元稹來說,應該視為偽作。五代王定保《唐摭言•酒失》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飮酒醉後，因爭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上獻府主……馬上同攜今日杯，湖邊還折舊年梅。年年祇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弦來。罇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元公詩）。”■宋代■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第80—82頁。■周相錄:《元稱年譜新編》，第215頁。■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第282頁。■冀勤:《元稹集》，第705、820頁。■《全唐詩》，第4056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5冊，第792頁。
  • 阮閱《詩話總龜•譏誚門》情節稍有不同：“元微之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飮酒醉，因爭令，以酒器撃傷微之，由此遂去幕，乃作《十離》為獻，詩云……元公詩曰：‘馬上同攜今日杯，湖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弦來。撙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唐摭言•酒失》與《詩話總龜•譏誚門》一說是“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一說“以酒器撃傷微之”，兩者互相矛盾，難以取信他人。其實此詩是白居易所作，詩題是《與諸客攜酒尋去年梅花有感》，詩文是:“馬上同攜今日杯，湖邊共覓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詩思又牽吟詠發，酒酣閑喚管弦來。樽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去年與薛景文同賞，今年長逝）。”■白居易此詩又見《白香山詩集》、《萬首唐人絕句》、《古詩境•唐詩境》、《全唐詩》。白居易詩中提及的“薛秀才”，誠如白居易詩注所言，是“薛景文”,不是薛濤，也不是所謂的“薛書記”。白居易《閑夜詠懷因招周協律劉薛二秀才》：“世名撿束為朝士,心性疏慵是野夫。高置寒燈如客店,深藏夜火似僧爐。香濃酒熟能嘗否？冷澹詩成肯和無？若厭雅哙須俗飮，妓筵勉力為君鋪。”■又《和薛秀才尋梅花同飮見贈》：“忽驚林下發寒梅,便試花前飮冷杯。白馬走迎詩客去,紅筵鋪待舞人來。歌聲怨處微微落，酒氣醺時旋旋開。若到歲寒無雨雪，猶應醉得兩三回。”■尤其所引第二首，與被錯認為是元稹的那首詩篇不僅韻腳相同，而且用字一致，只不過次序不同而已。《薛濤詩集》、《唐摭言》、《唐詩紀事》、《詩話總龜》白冠元戴，很不應該。七《元稹年譜》根據白居易《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走筆往來盈卷軸(予與微之前後寄和詩數百篇。近代無如此多有也），除官遞互掌絲綸（予除中書舍人，微之撰制詞;微之除翰林學士,予撰制詞）。”誤認為元稹應該有一篇《授白居易中書舍人制》的文章散失■。其實這是《元稹年譜》誤讀白居易《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之注文：《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己巳朔……丙申，以司門員外郞白■(宋）阮閱:《詩話總龜》，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8冊,第587頁。■(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0冊,第232—233頁。■(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0冊,第226頁。■(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0冊,第228頁。■卞孝萱:《元檟年譜》.第400頁;又見卞孝萱:《卞孝萱文集》，第433頁。
  • 居易為主客郞中知制誥。”■因為白居易的《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有了題注“中書舍人”，容易誤會白居易的實際官職就是中書舍人，其實不然。元稹«表奏》云:“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郞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郞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為給、舍。”■所謂“給、舍”，即是指薛存慶是後晉升為給事中，牛僧孺、元稹分別晉升為庫部郞中知制誥臣和祠部郞中知制誥臣。由此可見以某部郞中的資格為知制誥臣，在唐代通常稱為舍人，元稹其後所撰的《中書省議舉縣令狀》即將知制誥臣稱為“舍人”，並有“同前五舍人同署”之語■。而白居易當時是以“尙書主客郞中”的資格“知制誥”的，故也可以稱為“舍人”或“中書舍人”。如果按照《元稹年譜》、《元稹集編年箋注》的錯誤理解：“元自注：‘時樂天為中書舍人，予任翰林學士。’據《舊唐書•穆宗紀》云：‘（長慶元年十月）壬午，以尙書主客郞中、知制誥白居易為中書舍人。’”■具體時間應該在長慶元年十月十九日。但《舊唐書•穆宗紀》緊隨其後又云：“（長慶元年）冬十月甲子朔……壬午……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章,論翰林學士元稹與中官知樞密魏弘簡交通，傾亂朝政。以稹為工部侍郞，罷學士。弘簡為弓箭庫使。”■也就是說，白居易拜職中書舍人之時，正是元稹罷職翰林承旨學士之日，兩者都在十月十九日。已經罷職翰林承旨學士的元稹,又如何為白居易撰寫《授白居易中書舍人制》？因此白居易的“予除中書舍人,微之撰制詞”云云,就是指詔命白居易為“以司門員外郞白居易為主客郞中知制誥”之事。白居易的詩注“予除中書舍人，微之撰制詞;微之除翰林學士，予撰制詞”的前後排列其實已經說得很淸楚予除中書舍人，微之撰制詞”在前，亦即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而“微之除翰林學士，予撰制詞”在後，亦即長慶元年二月十六日之時。而這篇由元稹撰寫的任命白居易為“中書舍人”的制文，現在還存留在《元氏長慶集》中,它就是《白居易授尙書主客郞中知制誥制》,而元稹並沒有另外一篇《授白居易中書舍人制》制文的佚失。《授白居易中書舍人制》肯定有,撰作於長慶元年十月十九日之時，但作者肯定不是元稹,而是我們今天暫時不淸楚的某人。八《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八《漁郎》錄有“漁郞放舟迷遠近”一句，認為是元稹■(後晉）劉昀:《舊唐書》，第484頁。■(唐）元槇:《元氏長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丨079冊,第513頁。■(唐）元《元氏長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9冊,第536頁。■(後晉）劉昀:《舊唐書》，第492頁。■(後晉）劉昀:《舊唐書》，第492頁。
  • 之詩句。《元稹集》據此轉錄，編入《元稹集外集續補》之中■。《元稹年譜新編》採錄，以〈桃源行》為題編年“無法編年作品”欄內■。其實本句不是元稹詩篇之佚句，而是王安石之詩中的一句，王安石《桃源行》:“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郞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沾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王安石原詩為“漁郞漾舟迷遠近”，後人引用為“漁郞放舟迷遠近”,僅僅相差一字，但都標示作者是“王安石”。如《古今事文類聚後集•雜著》中載“王介甫”之《桃源行》：“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一來種桃不計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知有父子無君臣。漁郞放舟迷遠近，花間忽見驚相問。世上空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問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亦沾巾。重華一去無消息，世上紛紛經幾秦?”■後加按語:“王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然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概言秦亂而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全芳備祖前集•桃花》也錄有《桃源行》之詩，中有“漁郞放舟迷遠近”之句,詩篇末尾署名“王介甫”■。《詩林廣記》也錄《桃源行》之詩，中有“漁郞放舟迷遠近”之句，開頭有“附王介甫《桃源行》”之提示■。九馬本《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一錄有《聞韶賦(以宣父在齊三月忘味為韻）》一篇，作者自然是“元稹”，賦云:“《韶》則盡美，聽何可忘？況至德之斯過，聆奇音之孔揚！天縱多能，信以嘉乎撃拊;神資博學，知具美於典章。用而不匱，樂亦無荒。若充乎四門之術,不離乎數伪之牆。驗則足征,用之可貴。聖者妙而合道,志者仰而自慰。悅五音而四直，孰謂其聾？致六府之和平，自忘於味。省風而八風葉暢，觀德而九德昭宣。季子慚遊於魯地，穆公徒響於鈞天。曷若觀於舞，聆薰弦。變態罔已，周流自然。可以深骨髓而期富壽，豈徒資視聽而娛聖■冀勤:《元稹集》，第690、802頁。■周相錄:《元播年譜新編》，第283頁。■(宋）王安石:《臨川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丨105冊,第35頁。■(宋）祝穆彳古今事文類聚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26冊,第483—484頁。■（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35冊,第109頁。■(宋）蔡正孫編:《詩林廣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2冊，第8頁。
  • 賢！至若淸磬虛除，朱弦疏越。鞀鼓以之迭奏，笙鏞於焉間發。以感陰陽於宇宙,耀光明於日月。自表虞德之不衰，豈效文王之旣沒！是知武也未善，濩也有慚。韵化歸於二八，讓德明乎再三。所以其道不窮，厥監斯在。驗率舞於百獸，想同和於四海。如其樂正，非關自衞而來;儻俟風移，有栘從周而改。愔愔不極,杳杳乍迷。俄將復矣！抑又揚兮！夢周公而不見，想聖德而思齊。聞斯行諸，厥不踰矩。感心駭目，是何其覩！悠然而往,三歎如在夫寥天;滌爾而施，萬籟已吟於九土。詎忘味於三月，諒永懷於千古！幸賦《韶》樂之遺音，美哉尼父！”■《文苑英華》卷七五錄有《聞韶賦(以“宣父在齊三月忘味”為韻》一篇，署名作者為“失名”■。因其上篇為《簫韶九成賦（以“曲終九成百獸皆舞”為韻）》，署名作者為“失名”■。而其又上卷上篇為《大合樂賦》，署名作者仍然是“失名”■，又上篇是《奉制試樂為御賦（以“和樂行道之本”為韻）》，署名作者為“元稹”■，估計馬元調據此而將《聞韶賦》收入《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一。中華書局1966年版《文苑英華》已經將其歸入陳庶名下。《歷代賦彙》卷九◦也收錄《聞韶賦》，作者署名也是“闕名”。《山東通志•藝文志》也收錄《聞韶賦》，署名作者為“缺名”。《全唐文》卷八〇四收錄《聞韶賦》，署名作者為“陳庶”。馬元調將《聞韶賦》作為元稹作品收入《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一’缺乏必備的根據，故今遵從《全唐文》和中華書局1966年版《文苑英華》的意見，歸入陳庶名下。一〇《山堂肆考•欸乃曲》：“唐元稹逢春水行，舟不進，作《欸乃曲》。今舟子唱之,以取適於道路也。欸乃，棹歌聲。”■《次山集•欸乃曲五首序》：“大曆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五曲》,舟子唱之，蓋欲取適於道路耳！詞曰……”■這裡誤“元結”為元稹，誤“令”為“今”，估計是抄書之誤。《湖廣通志•欸乃曲序》：“大曆初,結為道州刺史,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唐）元稹:《元氏長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9冊,第643—644頁。■《文苑英華》，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33冊,第584頁。■《文苑英華》，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33冊,第583頁。■《文苑英華》，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33冊，第582頁。■《文苑英華》，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33冊,第582頁。■(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77冊,第254頁。■(唐）元結:《次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1冊,第533頁。
  • 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曲五首》，命舟子唱之，以取適於道路。”■宋代黃震《黃氏曰抄》、宋人髙似孫《緯略》、宋朝袁文《甕牖閑評》、宋朱熹《晦庵集》、宋薛季宣《浪語集》均認同《欸乃曲》是元結所作。《淵鑒類函•遊覽》：“元稹《西郊遊矚》詩曰：‘東風散餘冱，陂水澹已綠。煙芳何處尋？杳靄春山曲。新禽挵暄節，晴光泛嘉木，一與諸君遊，華觴秋見屬。’”■《韋蘇州集•西郊遊矚》：“東風散餘沍，陂水淡已綠。煙芳何處尋？杳藹春山曲。新禽挵暄節，晴光泛嘉木。一與諸君遊,華觴忻見屬。”■詩文基本相同,《文章正宗》、《全唐詩》、《全唐詩錄》同,都歸屬韋應物名下。此詩對元稹來說是偽作，應予辨明。《佩文齋書畫譜•徐正字》：“徐正字（憲宗時人），元稹《詠徐正字畫靑蠅》，詩云：‘誤點能成物，迷眞許一時。筆端來已久，座上去何遲？’（《元氏長慶集》）”■其實這是韋應物《詠徐正字畫靑蠅》詩，《歷代題畫詩類》:“《詠徐正字畫靑蠅》：‘誤點能成物，迷眞許一時。筆端來已久,座上去何遲？顧白曾無變，聽雞不復疑。詎勞才子賞，為入國人詩。’”■詩題下標明“唐韋應物”。《全唐詩》韋應物卷收入本詩,文字基本相同■。《淵鑒類函•道路》：“元愼《長安道》詩曰：‘漢家宮殿含雲煙，兩宮十里相連延。晨霞出沒弄丹闕，春雨依微自甘泉。春雨依微春尙早，長安貴遊愛芳草。■《湖廣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4冊,第339頁。■《淵鑒類函》，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90冊,第53頁。■(唐）韋應物:《韋蘇州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2冊,第136頁。■(淸）孫岳頒、宋駿業、王原祁等慕輯:《佩文齋書畫譜》，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1冊,第97頁„■(淸）無名氏編:《歷代題畫詩類》，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36冊,第629頁。■《全唐詩》，第2010頁。
  • 寶馬橫來下建章，香車卻轉避馳道。貴遊誰最貴？衛霍世難比。何能蒙主恩?幸遇邊塵起。歸來甲第拱皇居，朱門歲歲臨九衢。中有流蘇合懼之寶帳,一百二十鳳凰羅列含明珠。下有錦繡翠被之燦爛，博山吐香五雲散。麗人綺閣情飄飄，頭上鴛釵雙翠翹。低鬟曳袖回春雪,聚黛一聲愁碧霄。山珍海錯棄藩籬，烹犢炮羊如折葵。旣請列侯封部曲，還將金印授廬兒。歡榮若此何所苦？但苦白日西南馳。’”■《韋蘇州集•長安道》的詩文與之相同■,《文苑英華》、《樂府詩集》、《唐音》、《全唐詩》、《陝西通志•藝文》同，均歸名韋應物。此詩與《詠徐正字畫靑蠅》、《西郊遊矚》一樣，都是韋應物的詩篇，嫁名元稹。對元稹來說,是偽作,應予辨明。■《淵鑒類函》，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91冊，第455頁。■(唐）韋應物:《韋蘇州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91冊，第150頁。
  • 臺閣文人之中古詩歌辨體與宗尚——以明前期四種詩話為中心湯志波*本文中的“明前期”指臺閣體佔據主流文壇的永樂至成化、弘治間,“中古”概念主要綜合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中關於“中古”之定義,指漢、魏、晉、南北朝,即明人所稱“漢魏六朝”。臺閣文人重視辨體思想，旣有指向詩歌内部如古詩、樂府、律詩之間的辨體,亦有從時代角度對漢魏、魏晉、六朝詩歌所展開的辨體。由於相關辨體思想在序跋中較為零散不成系統，本文着重以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周敘《詩學梯航》、黃溥《詩學權輿》、李東陽《懷麓堂詩話》四部詩話為例，探討臺閣文人之中古詩歌辨體觀念及實際宗尙。可以看出，吳訥以“詩繫國體”論樂府，專取漢唐，對魏晉南北朝樂府一概加以否定;古詩辨體則據朱熹尊古卑律之說’對漢魏古詩仍有讚譽。周敘以“最近風雅”為辨體依據,五古專尊漢魏。吳訥、周敘之辨體雖略涉及文學層面之風格、音律、感情等因素，但主要還是從政治功用角度立論。與之不同的是，成化、弘治間黃溥、李東陽等對中古詩歌或“以聲辨體”，或以風格辨體,在一定意義上凸顯了一種文學審美向度。透過其辨體觀念可以看出,臺閣文人並無統一古體宗尙，旣有尊漢魏風骨者,亦有好六朝綺靡者，而更多臺閣文人漢魏六朝並稱，無嚴格宗尙區分意識。至周敘始言五古專宗漢魏，開啟了前七子“古體宗漢魏”之先聲。一、吳訥、周敘之實用辨體吳訥（1372-1457)字敏德,號思庵，江蘇常熟人。永樂中被薦至京,洪熙元年（1425)以侍講學士授監察御史,宣德時歷浙江、貴州巡按，累官至南京都察院*湯志波: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基金項目：本文受華東師範大學“晨暉科硏基金”資助，謹致謝忱。
  • 左副都御史。天順間吳訥採集上古至明初詩文編為《文章辨體》，分内集五十卷、外集五卷，總計六十體①,每體各為之說。其《凡例》云:“凡文辭必擇辭理兼備、切於世用者取之;其有可為法戒而辭未精,或辭甚工而理未瑩,然無害於世敎者,間亦收入;至若荐理傷敎及涉淫放怪僻者，雖工弗錄。”②“關世敎”不僅是吳訥選輯詩文的原則，亦是辨體重要依據。吳訥將樂府與古詩分開論述，其辨析樂府曰：“漢、魏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誇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闕後，惟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其評論樂府優劣之依據乃在於時代是否興盛，將文學發展等同於世運興衰,由此將魏晉南北朝之樂府一概加以否定。這種將詩歌優劣與政治盛衰緊密聯繫之思想，周敘稱之為“詩繫國體”③。這種觀點在《郊廟歌辭》序說中闇釋得更為淸楚秦、漢以降，代有製作。然唯漢、唐、宋為盛者，蓋其混一旣久,功德在人，雖其道不能比靈斯成周，然其致治製作之懿，終非秦、魏、晉、隋、南北、五季之可比也。讀者其尙考焉。”因漢、唐、宋“混一旣久”而漢魏“世變日下”，故漢魏南北朝之樂府已不足觀。吳訥亦不忘讚頌當朝之盛，他在《愷樂歌辭》序說中指出洪武中宋濂擬宋《鼓吹》，雖如魏之曲數，而辭意殆過之矣。今特錄附漢曲之後，以為好古學者之助云。”即使宋濂所擬樂府曲數如曹魏，但因明代之隆盛混一,辭意亦已超過魏晉，於是將宋濂擬作附於漢代樂府之後，可見其對當代政治之自信。對於古詩辨體，吳訥亦言“詩道”隨“世道”變化：“《三百篇》尙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為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與樂府不同，吳訥對魏晉詩歌尙未全部否定。“詩繫國體”外,“性情之正”亦是其主要辨體根據。吳訥論四言古詩曰：“大抵四言之作，拘於模擬者,則有蹈襲風雅辭意之譏;涉於理趣者，又有銘贊文體之誚。惟能辭意融化而一出於性情六藝之正者,為得之矣。”論五言古詩則云:“五言古詩,載於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為盛。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為一時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魏晉之樂府不足觀，但曹植、劉禎等人之詩尙可與蘇武、李陵並稱。吳訥對魏晉南北朝之詩評價遞降云：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左太沖、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之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以後，三謝、顏、鮑又為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①《文章辨體》文體分類數目多有爭議,本文採用數目最多者六十體之說。見仲曉婷《〈文章辨體〉的文體分類數目考》，《上饒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②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凡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9頁。以下所引均出於此書,不再註明。③周敘《詩學梯航•敘詩》,周維德《全明詩話》本,齊魯書社,2005年,89頁。以下不再註明。
  • 沈休文既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變極矣。吳訥認為六朝之詩亦有可取者，直至永明以下才“詩之變極矣”。吳訥古詩辨體更多源自朱熹之說,朱熹曾言:“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④吳訥全引朱熹之語並言:“嗚呼，學詩之法，子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焉!”其對漢魏六朝詩之評價,亦是延續朱熹尊古卑律之說。周敘（1392-1452)字公敘,江西吉水人。永樂十六年（1418)進士，選庶吉士。歷官編修、侍讀、經筵講官、南京侍講學士。周敘在宣德、正統間編纂《詩學梯航》一卷,對樂府、古詩並無嚴格區分，多統稱“五言古詩”。周敘為論證“漢魏之詩,最近風雅”而選取古樂府四首進行闡釋，以《君子行》為例:“《君子行》，首言君子不可妄動，次言瓜田嫂叔之喩，以明嫌疑之可謹如此。中言唯勞謙可以守之,和光則甚難矣。末言周公如此之勞謙，而後世所以稱之為聖賢也，其能樂而不淫者歟。”其他亦是如此，如《飮馬長城窟行》“其憂而不困之意得矣”，《傷歌行》“非怨而不怒者若是乎”，《長歌行》“其哀而不傷者也”。“最近風雅”即符合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性情之正。又評曹植樂府《箜篌引》“豈復可憂哉”，《名都篇》“可謂樂而得其節矣”，《美女篇》“亦何尤於人哉”，“皆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均是指感情中和符合儒敎傳統。“最近風雅”亦指《詩經》的賦比興傳統,周敘對此認為,«飮馬長城窟行》“興言離居之婦見河畔靑靑之草而思其良人之在遠道者……”，《傷歌行》“賦言昭昭之月，燭我床榻……”，《長歌行》“比言葵上之露，待日而晞,猶人之年華，待時而發也”，《名都篇》“賦述都邑之麗,少年之盛……”，《美女篇》“興言採桑之女服飾之華……”，指出漢魏之詩尙能延續比興傳統，故得出結論說“此漢魏之詩,所以為近風雅”。周敘認為兩晉詩歌尙有可取之處,但對六朝詩歌已多不滿：“漢魏而下，猶有取於晉，如陶淵明之自然、阮嗣宗之典古,則巨擘焉。下此唯左太沖近之。六朝之詩，有意精工，務求佳句，未免過於刻削。”在周敘眼中，六朝詩人中獨謝靈運、謝宣城、謝惠連高出眾人,但三謝“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類得意之句“亦已駸駸乎入於徐、庚矣”，“徐、庾等輩之詩，如金裝雨點、珠縷翠鋪，非不炫耀,然大本已喪，外觀何益”。六朝詩雖然鏤刻精工，富麗堂皇,但已無《詩經》的性情之正與比興傳統，即所謂“大本已喪”，故六朝詩已不足取。吳訥、周敘基於理學詩學思想對中古各朝詩歌展開辨體,但具體到同時代作家或同一詩體，仍會從風格、聲律及情感等文學角度加以考察。如吳訥表示：“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以後，三謝、顏、鮑又為之冠,其餘則■朱熹《答鞏仲至》，《朱子全書》第2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095頁。
  • 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吳訥認為,陶淵明詩之高逸風韻可直超建安風骨,元嘉以後大部分詩歌則缺乏漢魏五古所具備的“渾厚之氣”。辨析歌行與古詩之區別則曰：“歌行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也。大抵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雄,格調蒼古。若或窮鏤刻以為巧,務喝喊以為豪，或流乎萎弱，或過乎纖麗，則失之矣。”歌行與古詩之體制不同，區別在於“句語格調”，吳訥更推崇七言古詩之“雄渾”與“蒼古”風格。周敘雖以“近風雅”為辨體原則，但亦言：“漢魏之詩，最近風雅，語意圓融,理趣深長。動出天然，不假人力。終篇一覽，穆如淸風。”魏晉詩之感情含蓄蘊藉、表現渾然天成、風格溫雅和藹，與其他時代不同，這自然是其“最近風雅”之表現。再如言“陶淵明之自然、阮嗣宗之典古，則巨擘焉”，陶淵明與阮籍之詩並非是漢魏“最近風雅”之作，但因其自然、古典之風格獨樹一幟，已堪稱“巨擘”。二、黃溥、李東陽之審美辨體吳訥、周敘在詩歌辨體問題上略涉文學考察,但主要還是以政治功用的眼光相審視。成化五年（1469)黃溥編刻《詩學權輿》,相比之下則更多是從文學的角度展開辨體。黃溥字澄濟，號石崖居士，江西弋陽人,正統十三年（1448)進士,擢監察御史。著有《石崖集》、《漫興集》等。編有《詩學權輿》二十二卷，自序云：詩果有法乎？詩出於情,情動而有聲，聲協而有詩。其音格高下，固不可一律拘也。詩果無法乎？詩原於唐謠、虞歌，委於《國風》、《雅》、《頌》，以及《骚》、《選》、古近體。欲得其體，合其格，亦必有其道也。……凡其體制格律之辨、命意構思之由、用語造韻之法、比事屬對之方，與夫詩家開闔變化之妙、豐約精粗隱顯之機、雅俗芳穢向背之分，靡不冥搜旁引，科分條另|】，明著於篇。復繼以儒先之評論，諸家之作述。使學者得有所考，以充廣其見聞；得有所式，以不昧趙向。是則詩雖未易窥其閫室，抑又豈不用之而得其門徑也耶？……⑤黃溥編寫此書之目的，在於為初學者指出學詩之門徑，故強調詩之體不同。《詩經》之後有騷體、選體、古近體之異，因此學詩首先要辨別“體制格律”之不同。吳訥、周敘較少提及中古詩歌的聲律,更未能以聲律辨體。《文章辨體》之《歌行》中曾對歌行諸體名稱進行辨析，黃溥對此有詳細的闡釋，相比之下更注重以⑤黃溥《詩學權輿序》，《詩學權輿》卷首，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明天啟五年黃氏復禮堂刻本,齊魯書社,1997年,集部292冊,5-6頁。以下所引均出於此書,不再註明。
  • 聲律辨體，從中可見成化間辨體觀念變異之一端。如《文章辨體》言“委曲盡情曰曲”，《詩學權輿》則言“抑揚其辭，比順其音，使高下長短各極其趣，因名曰‘曲’”。“委屈”即聲音抑揚不絕，《詩學權輿》中更強調其高下長短之音調相順從。《文章辨體》言“感而發言曰‘歎’”，《詩學權輿》言:“志意沉鬱，形於聲歎氣嗟，因名之‘歎’。”“感而發言”並未言及聲律，但《詩學權輿》中已注意其感情沉悶憂鬱形於聲氣之效果。《文章辨體》中僅“曲”一則涉及聲律，而《詩學權輿》對於聲律多有涉及，如“樂府”要“諧律呂，合八音”，明確提出樂府的音樂性;“調”要“比合起聲之淸濁高下，以成調曲”，涉及音樂淸音與濁音之高低;“唱”是“抑揚其志，委屈其聲”。這裏的“委屈”則指聲音的曲折旋繞，均是從聲律角度進行辨體。“聲律”以外，《詩學權輿》亦注重以情辨體’如：操：劉向云：“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其曲名曰‘操’。”蓋以遇災害憂虞而不失其守故也。詠：長言以道其志，暢其情，故曰“詠”。吟：幽憂深思，形於嗟歎，故名曰“吟”。思：觸物感懷，陶情寫景，以抒其悠悠之懷。哀：感傷之深，形於聲而有悲慘之意故曰“哀”。別：寫其分離之情，悽愴之意，因以“別”名。愁：憂戚鬱结之情形於呻吟，因名曰“愁”。樂:心歡志適，由中發外，自然以成律度，故名曰“樂”。弄：憂思憤憑，寓之嘲諷，以抒其懷曰“弄”。《文章辨體》中僅“感而發之曰歎”、“委屈盡情曰曲”兩則略涉及詩歌中的感情因素，相比之下，明顯可見《詩學權輿》辨體中對詩歌情感表達的重視。以上所舉涉及感情的九類體裁中，“操”、“吟”、“哀”、“別”、“愁”、“弄”均是表達憂愁哀傷之情，但憂愁深淺不一，有幽憂深思、分離傷別、感傷悲愴、憂戚鬱結、憂思憤懣;發洩方式亦不同，有形於嗟歎者，有形於呻吟者，有寓之嘲諷者。不同憂愁與不同表達聲律結合，故能形成不同詩歌體裁。《詩學權輿》之辨體從字面意思闡釋，或顯牽強，但如此辨體明確顯示出作者注重不同體制之詩歌在聲律、感情表達上之不同，更趨向一種純文學批評。臺閣體至李東陽為之一變’所謂“永樂以還，崇尙臺閣，迄化、治之間，茶陵李東陽出而振之，俗尙一變”⑥，李東陽歷仕四朝官五十年，在翰林院任職亦長達二十九年，以宰臣身份領導文壇，詩學思想亦多有變化。李東陽強調詩文辨體，⑥魯九皋《詩學源流考》，《淸詩話續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358頁。
  • “詩文辨體是其高揚的旗幟”⑦，且其辨體思想已逐步脫離理學色彩濃厚的“性情之正”、“關世敎”之說，多從詩歌聲律、風格等文學層面加以考察’與周敘等人之辨體思想明顯不同。雖然李東陽核心觀點是強調“詩”與“文”之差別，但對中古詩歌亦多有辨體之意，如強調古體與近體的區別，側重於“以聲辨體”，《懷麓堂詩話》云：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為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堦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顆“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⑧李東陽認為古詩與律詩不同，作詩要“各用其體”，但是律詩可以間用古詩之創作方法，打破格律之束縛，詩歌或存古意，亦不會使人生厭;但古詩若學習律詩之句法、字法、格律等特徵，則易趨於流俗。李東陽批評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是因其與下句“園柳變鳴禽”嚴格對仗，已屬於律詩之創作範疇，然後舉唐代李白、杜甫之例，論證律詩可以間涉古詩。宋代嚴羽《滄浪詩話》中曾對比建安詩與謝靈運之詩云:“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⑨建安古詩以氣象為勝，而謝靈運之詩則多是對句，故不及建安風骨。李東陽的批評或是沿襲嚴羽之意。其批評“紅藥當堦翻”亦是因其與下句“靑苔依砌上”對仗工整⑩；失去古詩之意，而近於其後流行的“齊梁體”。可見李東陽辨析古體與近體之別，是自創作方法入手，強調各自句式之不同。李東陽對於古體詩内部不同體制亦有辨析，他在《懷麓堂詩話》中指出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為樂。”樂府、長短句亦屬古詩之範疇’李東陽此論，是針對樂府、長短句之雜言古體詩與齊言古體詩之辨體。齊言古詩或律詩因詩内每句字數相同，故音節在創作中有規矩可尋，便於安排寫作;而雜言詩無固定字數，相較之下在謀篇佈局中難以使音韻和諧。但上古之詩出於自然，亦能達到“聲依永”之效果。“聲依永”出自《尙書•舜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孔⑦李慶立《李東陽詩學體系論》，《聊城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⑧李東陽著，李慶立校釋《懷麓堂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6-7頁。以下所引均出於此書，不再註明。⑨嚴羽著，張健校箋《滄浪詩話校箋》（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50頁。⑩按，“紅藥當堦翻”之句出自謝眺五古《直中書省》，非謝靈運所作，李東陽此說或是誤記。
  • 穎達疏日：“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即宫、商、角、徵、羽五聲，能與長言相配合而成為音樂。李東陽引經書之說，是強調雜言古詩亦能與聲相配，故可以“隨其長短，播之律呂”，是以聲辨體之詩學主張的體現。李東陽亦注重中古詩歌之風格辨體，其中旣包括時代風格，亦寓含個人風格。李東陽心儀漢魏樂府之剛健風格，曾云:“予嘗觀漢、魏間樂府歌辭，愛其質而不俚、腴而不豔，有古詩‘言志’、‘依永’之遺意。播之鄕國，各有攸宜。嗣是以還，作者代出，然或重襲故常，或無複本義，支離散漫，莫知適歸，縱有所發，亦不免曲終奏雅之誚。”■漢魏之樂府尙有上古詩歌之遺意，而後世刻意模仿學習漢魏古詩，但最終缺乏“質而不俚、腴而不豔”之風格。對於風格不同之成因，李東陽認為:“詩之為物也，大則關氣運，小則因土俗，而實本乎人之心。”■詩風不同與時代氣運有關，亦與地域風俗有關，更多“本乎人之心”，與詩人個性感情相聯繫，這顯然已經注意到時代盛衰之外的地域因素、個體特徵影響風格，較吳訥以“詩繫國體”、周敘以“最近風雅”之政治功用辨體論相比有了較大進步。李東陽以關注作者個人之獨特風格，如辨析六朝詩之風格曰：“故觀《蘭亭》之詩，而王羲之之骨鲠、徽之之放誕、謝安之簡靖、萬之矜傲、孫統之恬退、綽之剴直，皆得以具見。”■對六朝詩人多有準確的風格歸納，這種風格之不同，顯然是出於“人之心”的不同，可見李東陽辨體之論對詩風格外重視。三、辨體下的中古詩歌宗尚明代七子派提出“古體宗漢魏”之說影響深遠，但七子派之前的臺閣文人並無嚴格古體宗尙。吳訥《文章辨體》中對魏晉南北朝樂府一概否定，即使有“五言古詩，載於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為盛”之讚譽，卻無專宗漢魏古詩之說。周敘《詩學梯航》有言“凡作五言古詩，必以漢魏為法”，“故學五言者，必以《毛詩》為祖，漢魏為宗”，雖言以漢魏為法、為宗，但只局限於五言古詩。有硏究者指出明前期從理論上對五古宗漢魏予以倡導論證的是周敘編輯的《詩學梯航》。”■五言古詩外，周敘並未有統一嚴格的古體宗尙，其《述作上•總論諸體》中云:“大抵郊天地、薦鬼神之歌，必有取式於兩漢;諷君上刺美惡之詞，或效顰於魏晉;敘事實、聘材華之作，當踵武於有唐。若擬舊題，必各仿其始制之體，此■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尙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131頁。■李東陽《擬古樂府引》，《李東陽集》（第一冊），岳麓書社，2008年，3頁。■李東陽《赤城詩集序》，《李東陽集》（第二冊），岳麓書社，2008年，430頁。■李東陽《遊會稽詩後序》，《李東陽集》（第二冊），岳麓書社，2008年，393頁。■陳斌《明代中古詩歌接受與批評硏究》，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201頁。
  • 為妙絕。”可知其樂府取式兩漢，美刺之作學習魏晉，唐代詩歌則學其敘事之法與才華，而不是專宗某一時代。其《通論》中又言：“熟玩《毛詩》又漢魏諸詩，以為根本。而取材於晉、唐……。”即使以漢魏詩歌為根本，晉代詩歌亦有取材之處。周敘五言古詩宗尙漢魏，但對唐宋五古同樣推賞有加唐初五言，猶循六朝。景雲以後，風氣稍變，至開元、大曆之間，自成一體。觀其詞語充贍，理氣通暢，雖不及魏晉之隱微，而其據事直書，輾轉開闔，各盡一長，律以風雅，得六義之賦焉，有不必求之漢魏也。”至於朱熹之五言古詩評價更高：“若宋朱子《感興》二十首，非特跨越晉唐，直欲凌躐漢魏。”開元、大曆間的五古已能自成一體，不必求之漢魏，而朱熹之五言古詩已能“跨越晉唐”、“凌躐漢魏”，可見其辨體思想受理學影響之深。嘉靖間楊愼、顧璘等人提倡學習六朝初唐詩，對七子派之復古思想多有補充，後人稱之為“六朝派”。臺.閣文人不僅宗漢魏，對六朝詩亦多認同，如梁潛在《跋陰何詩後》中指出：右陰常侍鏗、何水曹遜二家詩，共若干首。予既錄為一帙，又宋秘校黃君伯思所為水部跋尾一首，錄附其後。觀跋尾所稱二家詩初尚多，即今所錄十失其八九，所存者特零落之餘，而世又少得其本，亦可惜也。夫詩之變，至二家詞益绮麗，而格調之卑弱亦極矣，故選古者於此辄棄而不錄，非無意也。雖然，唐之始音實權輿於此，故以李杜之豪，亦愛賞稱慕之不置，其語至往往有甚相似者，則又何可以其卑弱之極而遂少之耶！特其音調於古則已遠，於唐又未盡純，此所以為二家之作也。近時蓋有慕而效之者，因擇其所作之似者，得若干首附其後，亦足以見作者之用心也。■梁潛（1365-1418)字用之，世稱泊庵先生。洪武時舉於鄕，永樂二年（1403)以重修《太祖實錄》擢翰林編修，代鄭賜為《永樂大典》總裁。何遜、陰鏗是梁陳之際詩人，梁潛雖言“夫詩之變，至二家詞益綺麗而格調之卑弱亦極矣”、“音調於古則已遠，於唐又未盡純”，卻仍校錄何遜、陰鏗之詩集，且有“慕而效之者”，可知當時之風氣。臺閣文人甚至專有效齊梁體詩，如王洪《玩藻軒》一詩：葳蕤轉初景，旖旎媚澄漣。絲弱纔交渚，香波已泛川。稍胃金塘檝，復映鏤渠蓮。凫唉綃紋亂，魚戲翠浪圓。還應悟心賞，載詠滄浪篇。■王洪（1380-1420)字希範，洪武三十年（1397)進士，“閩中十才子”之一。歷官吏科給事中、翰林院檢討、太子侍講等職，曾任《永樂大典》副總裁。其詩題下自註“齊梁體”三字，即刻意效仿齊梁綺靡之作，描寫在玩藻軒中觀看初夏旖旎景■梁潛《跋陰何詩後》，《泊庵集》卷十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37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1237頁。■王洪《玩藻軒》，《毅齋集》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丨237冊，臺灣商務印書館，丨986年，458頁。
  • 色，“鳧唼綃紋亂，魚戲翠浪圓”一句對仗極為工整，風格纖弱柔靡，堪比嘉靖間六朝派之詩作。明前期臺閣文人對古體詩並無特殊嚴格之宗尙，旣有漢魏之宗，亦有六朝之尙，從其漢魏六朝往往並稱可知。如林環為王恭《白雲樵唱集》作序云其論五七言長歌律絕句，則一欲追唐開元、天寶、大曆諸君子，而五言古選，則時或祖漢、魏、六朝諸作者而為之，宋、元而下不論也。”■張宇初為張嘉定詩集作序指出：“其體裁風致，本乎風雅，而浸淫乎漢魏六朝，若盛唐初元而下，所不道也。”■林環稱王恭五言古體祖漢魏六朝，張宇初稱張嘉定詩“浸淫乎漢魏六朝”，均是讚譽之意。楊士奇為梁蘭詩集作序表示：“蓋先生於詩，自《三百篇》以還，若蘇、李、枚乘，若建安，若六朝，以及盛唐諸名家，無不涵泳融液，如己素有。”■而他在《杜律虞注序》中又云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漢魏及郭景純、陶淵明，尙有古詩人之意。顏、謝以後，稍尙新奇，古意雖衰而詩未變也。至沈、宋而律詩出，號近體，於是詩法變矣。”■前者言梁蘭對建安六朝之詩亦涵泳融液，毫無尊建安卑六朝之意，後者言南朝宋詩人顏延之、謝靈運之後尙“古意雖衰而詩未變”，可知楊士奇對中古詩歌並無特別宗尙。彭時為楊溥詩集作序亦曰：“詩自《三百篇》而下，其體屢變，其音節高下，世異而人不同。然其和平雅正、無雕刻險怪之弊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觀漢魏六朝以及隋唐宋元諸家篇什，概可見矣。”■只要“和平雅正”，六朝之詩亦可稱為“盛世之音”。綜上可知，以楊士奇為首的最早一批臺閣文人往往漢魏六朝並稱，對中古詩歌並無嚴格宗尙取捨。六朝詩在前期臺閣文人中並無低贬惡評，甚至有專門效仿者。至正統間周敘編《詩學梯航》，始提出至五古宗漢魏之說，但並未形成主流，直至前七子提出“古體宗漢魏”之說，才在文壇掀起專尊漢魏古體與大量擬古創作之文學思潮。■林環《白雲樵唱集原序》，《白雲樵唱集》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31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84頁。■張宇初《張嘉定集序》，《峴泉集》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36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86頁。■楊士奇《哇樂詩集原序》，《哇樂詩集》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32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713頁。■楊士奇《杜律虞注序》，《東里續集》卷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丨23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541-542頁。■彭時《楊文定公詩集序》，《楊文定公詩集》卷首，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鈔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26冊，463頁。
  • 詩人與哲人的現代抒情——試論银雲的山水道記曾思藝*我國當代的散文往往跳不出五種固定的模式:或則把自然物象與人物事象簡單地合一；或則“一根紅線，一串珠子”；或則先鋪敍，後點化；或則憶舊思鄕勾起回憶，最後今勝於昔;或則由逆境轉順境，結尾是形象的超越與主體的感喟。最生動、最具靈性、最自由活潑、最能抒情的散文反而變成千篇一律、呆板、缺乏性靈、缺少感情的乾巴巴的公式了，實在令人遺憾，甚至使人對散文麻木起來。最近，讀了銀雲發表在《湖南日報》上的幾篇散文—《夢與詩的火岩》(《湖南日報》1985年9月25日），《這就是張家界》（同上，1986年9月3曰）、《悠悠猛洞河》（同上，1987年3月24日）、《天子山的雲》（同上，1989年9月17曰），麻木的我先是震驚，繼以迷惑，而後狂喜！這是一位集詩人與哲人於一身的現代文化靑年，面對原始、雄偉、壯麗、充滿生命力的大自然，立足於無垠的宇宙和浩浩的歷史長河中，運用現代的科學、哲學、詩學、美學意識，洋洋灑灑、俊逸奔放、雄渾深沉地縱情歌唱，這是當代散文的一個大的創新！這四篇散文本來屬於山水遊記，但作者一反傳統遊記那種以遊蹤為經，以視野為緯，從而編織成文的格式，而以詩的構思、詩的感受、詩的語言和詩的激情來加以表現。作者是詩人，在1985年前一直寫詩，發表過不少作品，曾一度引起注意，1985年後始致全力於散文。他以寫詩的方式來寫散文。這在構思上表現為抓住自己感受最深的一點作為突破口切入，為情造文，達到了劉勰所說的“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夢與詩的火岩》緊扣黃龍洞自然岩洞的生命狀態而展開;《這就是張家界》則抓住張家界沒有任何傳統文化的負擔，充滿原始的生命力，只能被現代文明所賞識而極力鋪開;《悠悠猛洞河》則抓住河的生命力與現代景觀來行文;《天子山的雲》則緊緊扣住天子山上幻為奇觀的“雲”而大做文章。與此相適應的，是詩的敏銳、細腻的感受、濃烈的感情與多彩多姿的語*曾思藝: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敎授。
  • 言。作者如椽的巨筆’飽蘸濃烈的感情，瀟瀟灑灑、反反復復、滔滔不絕、雄渾深沉地把自己的感受盡情地細腻地抒寫出來，使你讀這幾篇散文，從開頭到結尾一直不由自主地處於一種驚喜的狀態之中。契合於這雄渾深沉的感情的，是那澎湃洶湧、繽繽紛紛、搖曳多姿的語言，如：“在漫漫悠悠的時間裏，大自然用涓涓細流沖刷，用山洪切割，用飄垂的瀑布陷落，用地震撕裂，用膨脹的冰和鍥進岩縫的樹根擠裂，用雷霆的刀、風霜雨雪的刀揮灑自如地砍削呀，精精細細地雕刻呀，切切磋礎地琢磨呀，才有了今天這擁有千百座砂岩岩峰的空前絕後的、獨一無二的、不可模仿的大創造。”(《這就是張家界》)又如：“天子山的雲是我所看到的最親切的雲，一團團，一片片，一絲絲，一縷縷，掠過我的頭頂，拂過我的衣袖，繚繞我的腳下。這寬鬆酥軟的雲呀，仿佛輕輕一踩，就會涓涓潺潺嘩嘩啦啦地踩出一大片又一大片水聲，踩出漫山漫谷閃亮於灌木叢茅草叢和亂石之間無數線溪流，踩出瀑布，踩出順瀑布滑落的星星和彩虹”（《天子山的雲》）。面對這新奇的文章，巧妙的構思，濃烈的感情，搖曳多姿的語言，你會情不自禁地脫口呼出:這是詩，眞正的詩，驚心動魄的詩，美妙的詩！然而，不僅如此，銀雲的散文中還滲透着生命的哲學意識和悠遠的宇宙與歷史意識。這是一個哲人面對雄偉壯麗的大自然在作激越的沉思，沸騰的思緒躍然紙上。古人、今人的山水遊記大多喜歡記敍山水之淸景、麗景、壯景、奇景，只是偶爾如王安石遊褒禪山時悟出一點哲理，即使對生命有所思索，也只是如袁中郞在其《蘭亭記》中所言：“古今文人愛念光景，未嘗不感歎於死生之際，故或登高臨水，悲陵穀之不長;花晨月夕，嗟雷電之易逝”，以致“蒙莊達士，寄喩於藏山;尼父聖人，興歎於逝水”。作為一個具有高度文明的現代文化人，銀雲沒有柳宗元遊記中那種士大夫的孤高冷寂，也沒有蘇軾前後赤壁賦中那種老莊式的徹悟與超脫，也不像袁中郞的小品，僅僅抒寫性靈，洋溢着對世俗生活的熱情，也不像朱自淸溫州遊記那樣僅僅表示出對自然之美的由衷熱愛與讚歎，更沒有古文人那份歎老嗟死、對景懷舊的悲哀，而是置身於悠遠的歷史和浩瀚的宇宙之中，對生命樂觀、豪放地作哲學沉思。這種哲學的沉思，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賦予自然景觀以生命。作者筆下的自然，都有生命的狀態，而且往往有着極強的生命力。《夢與詩的火岩》裏“火岩溶洞群中的岩石生長也就是生命的生長”;《這就是張家界》旣寫了張家界千百年來自然神奇創造的偉力，也寫了張家界的森林“死死生生、枯枯榮榮、舊舊新新地一代又一代”在岩峰頂“傲視人和一切哺乳類脊椎動物”，甚至“使中國歷史上那一次遺恨千古的大砍伐”也顯得“無可奈何”的頑強的生命力；《天子山的雲》中不僅天子山的大自然是有生命的，連那飄逸變幻的雲也有了生命。在作者看來，生命是美的，生命是可愛
  • 的，因此，他在這幾篇散文中都不遺餘力地讚頌生命。第二，對為現代文明所欣賞的原始生命力的讚美。《這就是張家界》充分讚頌了“張家界砂岩峰林風光沒有任何的傳統文化負擔”，充滿原始的生命力，“只能被擁有汽車、火車、飛機、攝影術、森林的人工採育和營造的現代文明所發現和賞識”；《悠悠猛洞河》則透過河邊的樹根來表現這種思想:“樹根帶着倔強的生命力，雄健地粗野地凸起，和懸崖石壁上縱橫交錯的、忽而緊縮忽而舒展的線條渾然一體，相互映襯.有的獰厲可怖得如靑銅饕餮，有的奇幻生動得又如夔龍夔鳳，使我感受到一種無限畏怖、恐慌、殘酷、兇暴的原始力量。這是大自然現成的根雕藝術展覽，卻又是過去的猛洞河所不可能有的現代景觀”;《夢與詩的火岩》不僅讚歎溶洞中原始的生命力，而且試圖使“原始藝術的蠻荒氣息和現代藝術的昂揚精神結合”；《天子山的雲》也通過天子山大自然那“持續不斷的通宵達旦的粗野雄壯的原始打擊樂”打擊成的潮聲來讚美原始的生命力。第三，自然景觀的生長過程與人類文明的生長過程相契合。作者往往大談特談自然景觀的生長過程，與此同時，又不厭其詳地大談宇宙、人類的歷史發展，從而使自然景觀的生長過程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演變相契合，把自然、社會、歷史、現實、宇宙融為一體，使文章具有深遠的生命哲學意識與悠遠的宇宙意識。《夢與詩的火岩》寫了溶洞漫長的生長過程:“礦物質在洞頂凝固、結晶、生長出懸垂的鐘乳石，從鐘乳石滴落的水又把礦物質澆疊、堆壘在洞底，生長出節節向上的石筍，石筍和鐘乳石最終又將兩相銜接生長成石柱”，然後通過尋找洞中的史前壁畫而使之與人類文明的歷史過程相契合;《這就是張家界》在浩浩的宇宙、歷史之中，宏觀地追索生命的源頭，並放眼遙遠的未來:“從無機物進化到單細胞生命，然後出現了藻類魚類兩棲類爬行類和哺乳類，最後出現了人類—能思考自身來歷和能用各種各樣的文字記載文明史的人類，能放飛擺脫地球引力的太空船和走出太空船漫步於太空的人類，這就是天體演化變幻和地球旋轉的目的嗎？我凝望張家界砂岩峰林的一層又一層海水沉積線和一道道浪蝕波痕，從心底升騰起作為生命體，特別是作為人類一員的豪邁情緖”，在文章的結尾，作者還關心到再過三億八千萬年，“人類和人類的文明又將進化到怎樣的地步”；在《天子山的雲》中同樣也滲透着生命的哲學意識和悠遠的歷史意識，作者寫到“地球長達四十億年的地質歷史歲月”，也寫到我是遊走在世界之初生命之初的海灘邊了，我踏着成片成片連成厚厚岩層的筆石化石和珊瑚化石，撿拾着零亂散落得滿海灘都是的億萬年前的生命碎片，像我夢一般的少年時代在銀河的沙灘撿拾星星的貝殼”。正是這深沉的生命的哲學意識與悠遠的歷史意識，使銀雲的散文具有一種震撼人心的深度、廣度與獨特之處。銀雲的散文每每使我想起袁中郞的散文。袁中郞的小品，不拘格套，自抒
  • 性靈，也往往是抓住自己感受最深的一點切入，為情造文’語言也淸麗、俊逸，常常滔滔而來，如:“……夫泉，淵然黛，涨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為練，匯而為輪，絡而為紳，激而為霆……”（《開先寺至黃岩寺觀瀑記》）；又如兩峰骨立無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或欹側如墮雲，或為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態橫出”（《由水溪至水心崖記》）。自然，銀雲的散文更濃麗，氣勢更宏大，而且，袁中郞的散文遠遠沒有銀雲散文的這種深沉的生命哲學意識與悠遠的歷史意識。正是這種深沉的生命哲學意識與悠遠的歷史意識構成了銀雲散文的現代性。為此，他在行文中往往有意識地大談特談宇宙、人類的歷史，大談特談天文地理、哲學美學、繪畫音樂。在他的作品中，還常常出現以現代的科學文化知識和一些人文概念組成文章的一串串構件。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由許多人名、地名、科學知識材料等組成文章的構件，為的是增加文章的容量，容納更深廣更闊大的資訊，從而產生一種輻射力，使讀者能由此及彼，由一個構件、一組詞、一組人名聯繫到更廣大的世界，如《這就是張家界》一開頭就把地理上的埃及金字塔、世界屋脊上的布達拉宫……藝術上的米開朗基羅、列維坦……等一系列地名、人名組成的構件向讀者和盤托出，《天子山的雲》則把中國歷史的變遷與地球歷史的變遷一長串名稱展現出來。表現方式的這種現代性，極大地擴展、深化了内容的現代性。二者完美的結合使銀雲的散文成為眞正現代文化人的抒情散文。文學是人學。隨着社會的曰益發展，文明的日益進步，人對自己本質問題的思考也越來越擺到議事曰程上來了，文學是人認識自己的強有力的工具，對人的本質問題的思考自然也不例外。而哲學硏究的正是人的本質問題，因此，現今世界各國的文學與哲學的結合是越來越密切了。文學哲學化，可以說是世界文學現代性的一種標誌。我國的詩歌、小說早已開始哲學化了，而且湧現了不少好作品，散文卻一直不肯跳出自己習慣的老框框。銀雲的散文是一個突破，他把哲人對生命的思索、悠遠的歷史縱深感、宇宙意識和詩人那新奇巧妙的構思、濃烈奔放的感情、洋洋灑灑又搖曳多姿的語言、敏銳細腻的感受，以人類歷史、宇宙歷史、科學知識、哲學美學、天文地理等組成構件的表現方式完美地結合起來，充分抒發了擁有高度文明的現代文化人的感情，這是詩人與哲人的現代抒情，具有頗高的藝術價値。
  • 網路文學的身份焦慮黃耀民*鄭寧人**我國第一份《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吿》①發佈於1997年10月，該報吿顯示當時上網使用者數為62萬，年齡分佈於21-35歲區間的靑年人佔78.5%，站點數約1500個;第三十五份《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吿》②發佈於2015年1月，該報吿顯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49億”，“網民以10-39歲年齡段為主要群體，比例合計達到78.1%”，“中國網站數量為335萬個”，“中國網頁數量為1899億個”。短短十八年時間，網路時代從興起到發展，意味着網路在全民社會中的普及與流行，意味着其對人們—尤其對年輕人而言—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滲透，意味着人們在私人領域裡思維模式、行為方式的深刻改變，以及在公共領域裡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的深刻變革。當人們已經習慣性隨時隨地使用電腦、手機等各式數碼設備記錄自己生活，用它工作、學習、娛樂，捜索、圍觀社會各個角落正在發生的事情，快速回饋自己的觀點與態度時，網路這一虛擬的新公共空間已經和社會的實體公共空間並肩而立。擁有如此龐大網民數目的中國互聯網，亦有另一組資料證明其活躍程度:據第三十五份《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吿》調査顯示，2014年，中國網民的人均周上網時長達26.1小時，60.0%的網民對於在互聯網上分享行為持積極態度，10-29歲的年輕人相對於其他群體更樂於在互聯網上分享，對於網路空間這一“新公共領域"，有43.8%的網民表示喜歡在互聯網上發表評論，“靑少年群體*黃耀民:澳門大學中文系碩士硏究生。**鄭寧人:澳門大學中文系講師。①《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吿（1997/10)》，CNNIC中國資訊網路平臺，https://—，cnnic.net.cn。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吿（2015年1月）》，CNNIC中國資訊網路平臺，https://www.cnnic.net.cn。
  • 的網路輿論表達意願更強烈”。以上資料充分表明，網路世界中網民的參與程度是非常活躍的，“圍觀文化”由此而來。“在日新月異的網路環境中，現實世界與網路社會之間的互動日益頻繁，網民通過形式各異的網路管道關注、轉發、評論相關事件，進而引起成千上萬網民的關注，使得這一事件迅速成為網路世界的輿論焦點，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有的甚至會拓展至現實世界，轉化為具體的公共事件，對整個事件的發展進程造成實質性的影響。網民將此種現象稱之為‘網路圍觀’。”③嚴格意義上來講，網路圍觀文化並不是單純拘於某一領域的特殊現象，而是以網路為平臺、以網民為主體的普遍現象。隨着網路技術的發展，網路圍觀已經逐漸深入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角落，成為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由網民圍觀引發的輿論風潮往往會對被圍觀的物件或事件起到非同小可的刺激作用—或正面的促進，或負面的惡化，由於圍觀主體的異常活躍性，網路圍觀通常與現實社會緊密相連，類似於“人肉搜索”之類從網路圍觀延伸到現實的圍觀，此類事件層出不窮。正是由於網路圍觀力量已經成為現實社會中不容忽視、難以控制的影響變數因數，才使得以往對網路虛擬空間活動慣有的忽視態度不得不轉變，逐漸從接受到正視，也因此使得各領域傳統權威陷入全新的焦慮之中。例如，對網路圍觀文化的關注特別典型的目前屬於公共管理領域裡的政府部門，圍觀文化造成的輿論聲勢導致的一系列衝突升級事件成為政府部門解決社會矛盾時的新焦點問題，國家曾多次成立專項社科基金專案硏究網路圍觀在社會問題上的作用與影響，以便從網路圍觀視角來分析社會各股力量的博弈，尋求解決現實世界中社會矛盾的新思路。與此同時，傳統文學領域亦受到同樣的衝擊，網路時代的圍觀文化一手締造了龐大的網路文學“帝國”，數量龐大並不斷膨脹的網路文學寫手，雨後春筍般湧出的網路文學作品，便利快捷的網路平臺與移動網路設備吸引的閱讀“軍團”，造就了一部高人氣風絡作品的讀者數量（或作品流覽量）動輒千萬甚至數以億論的奇觀。對傳統文學—尤其是當代傳統文學自九十年代起逐漸被邊緣邊的窘境相比照，這一境況是頗為諷刺的，但也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1991年被公認為最早的海外中文媒體《華夏文摘》上發表了三篇作品：張郞朗的散文《太陽縱隊傳說》，馬奇的小說《奮鬥與平等》和詩歌《祝願—致友③文巨集:《從自發到工具——當前網路圍觀現象的行為邏輯分析》，《公共管理學報》2013年第3期.頁51。
  • 人》，被學界稱為最早的中文原創網路散文、小說和詩歌。網路小說在讀者群體中掀起熱潮的則當屬1998年痞子蔡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很多讀者第一次接觸網絡小說即始於此，並成為很多八〇後的靑春記憶。2006年長沙市作協吸收18名網路作家成為正式作協成員;2008年舉辦第一屆“中國網路文學作家風雲榜”;2009年中國作協參與“網路文學十年盤點”活動，同年“網路•網路文學•公共空間”全國學術硏討會在湘西古城鳳凰召開;2010年文學網站與中國作家協會和魯迅文學院舉辦網路作家培訓班，並獲得人民網、新華網等國家主流媒體的專題報導，各大文學網站大量簽約傳統文化大家（如易中天、古龍、余秋雨、巴金等)與網路文學知名寫手（如煙雨江南、酒徒、安妮寶貝、今何在等）。至2010年左右，網路寫作與傳統寫作正式進入融合期，很多在網路成名的網路寫手亦有較之前更多的機會登陸平面媒體，將電子作品轉化為紙介印刷圖書出版發行，如安妮寶貝等屬於典型地從網路寫手轉型成為傳統紙介作家。至此，網路文學已經營造出了一個初具規模的網路閱讀環境，吸引越來越多的網民加入閱讀大軍，作品的點擊率與閱讀量也隨之飆升，網路時代的圍觀文化便開始了對文學的滲透影響，文學網站的註冊用戶與付費閱讀用戶數量激增。時至今日，除了少數學者認可以網路為傳播途徑的文學並將其寫進新的中國文學史中，大部分傳統作家、學者與學術機構，只能說是因為其浩大的聲勢，而不得不接受這一新鮮事物，遠遠談不到認可這一步。在正統文學界的觀念裡，犯着各種幼稚病的網路文學不過是因為聚集了超高人氣的圍觀而無法被忽略時才被注意的。雖然網路文學出現過度娛樂化，導致文學本身豐富的優秀傳統成為“被遺忘的存在”，但這並不能就此證明網路文學是完全異於傳統文學的存在，更不能以時間為邏輯關係推導出由於正統權威的學術界對網路文學的接受（並深懷悲天憫人的改造情懷）網路文學才在中國文學界佔有一席之地。因為網路文學從一開始就是文學領域裡的一分子，這一點並不因為其身份特殊而受到質疑。學者們往往會忽略一個事實，即使在以網路為平臺的圍觀現象出現之前，號稱文學正統之道的平面印刷品也並不是本本都如《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般優秀，同時，大量定位於“靑春”的期刊雜誌在九十年代已紛紛出現面向靑少年徵集文學作品。隨後《萌芽》舉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更是八十年代靑少年的關注焦點，已經形成了“圍觀”的習慣，培養了大批的“圍觀者”，之所以後來在網路上八零後一代成為網路文學的主力軍，與之前在全國範圍内興起的“圍觀”熱潮密切相關，當八十年代的靑少年們逐漸成長並且技藝純熟的在飆網之後，先前已初具規模的圍觀模式就成功轉戰網路平臺，因為網路快捷、即時性強等特點，圍觀規模以幾何級數倍增並不是一個奇怪的突然的現象。
  • 圍觀文化從誕生到產生深遠影響，積極的傳播作用自不用累述，帶來的焦慮亦是不可低估的，大體而言，會對三方造成衝擊。(一）網路文學的作者群體，或被單純定義為在網上寫作的群體，也被認為是一群無法獲得傳統印刷出版機會而優先選擇在網路寫作的群體。網路作者不僅要為滿足贏利最大化而面對讀者這一巨大市場的時刻圍觀，通過不斷的高產量日更（通常日更五千字）甚至低俗趣味來滿足讀者的需求，還要面對傳統文學的不認可或選擇性認可而不斷產生與傳統文學的對抗與博弈。在後一點上，由於網路公司直屬的圖書策劃出版公司的出現，點擊率高的網路文學作品已經有通往紙介出版的出口，這一層面的焦慮會相應緩解。但其在文學界裡的地位與身份問題，仍是熱點問題。(二）圍觀讀者群體。網路小說通常被話病為類型化嚴重，喜歡拼貼各類流行元素吸引讀者眼球。對於初讀網路小說的讀者群體會產生閱讀快感，但對於已有過相當網路小說閱讀量的讀者而言，大多數網路小說淪為流水線生產作業，人物模型與性格、故事情節往往千篇一率，產生讀一百本仍像在讀同一本不過是換了人名與場景這樣的錯覺，從而產生閱讀焦慮。讀者群體一方面追求閱讀時不需要太多腦力思考的休閒愉悅，一方面對此類小說不斷產生審美疲勞，不斷產生對網路小說的新要求與新標準，這對網路作者來說也是一個新考驗。(三)傳統文學界群體。自網路文學以迅猛之勢發展以來，傳統文學界的作家與學者以文學權威的姿勢從左顧右盼地旁觀再到以主動招安的姿態試圖融入這一平臺，本身已經說明了傳統文學界的焦慮心態。中國傳統文學與網路世界對文學的評判標準是無法完全統一的，這不僅導致雙方產生重大的文化分歧，也導致眾多無法在平面印刷紙媒上無法獲得刊登機會的寫作者以及在網路平臺激烈競爭中難以為續的新媒體紛紛將傳統文學權威視作假想敵—以其佐證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例如2015年3月一款名為《果仁小說》的APP，宣稱“受夠了小說的好壞只能由那個文學圈說了算，……向陳舊豎中指”，以此吸引大批網民前來圍觀關注，以求繼續維持APP的運營。對正在積極尋求多元批評理論來適應網路文學的正統文學學術圈而言，這樣的指責恐怕是其所料不及的。雖然單純認定“網路文學的走向是由網民讀者的興趣主導”過於絕對，但不可否認的是，網路文學的生產過程確實深受網民喜好的影響，而文學網站對文學創作的主要評審標準則是商業價値—讀者是否會為該小說創作買單，僅此兩點，網路讀者的圍觀效應對其創作的影響就非同小可。以盛大旗下的起點中
  • 文網為例，該網站屬於一個免費的發佈平臺，網路寫手分為公眾作者、簽約作者、上架作者三大類，而前兩類是明確表示沒有稿費收入的，僅有的收入是“讀者打賞”，後一類“上架作者”可獲得稿酬，但作品能否上架完全取決於讀者的投票數量。這樣的一個評分系統主旨只有一個，即“讀者就是上帝”，以讀者為完全主導的市場化文學作品生產系統就像一個龐大的生產流水線，所有的文學產品必將經過消費者的篩選才有“存活”的機率。網路文學的消費者，也就是網路文學的圍觀者，他們訂閱數量的多少直接體現在網路寫手稿酬的升降上。與此同時，追文的讀者會在作者每次更新後於評論區裡提出自己的觀感以及對情節走向的期待，作者亦會根據讀者的回饋更改自己的寫作大綱和人物設定。在這一層面而言’每一部網路小說，圍觀的讀者同樣也是隱形的作者。網路文學的尷尬處境就在於，它的發展幾乎完全受控於它的傳播方式。如果沒有數目龐大的網民圍觀沖高點擊率，一部網路小說會面臨着立馬下架的危險局面。迎合圍觀網民的趣味，網路小說的發展態勢早已身不由己，遊戲性，娛樂至上，休閒讀物，廁所讀物，湯姆蘇，都是網路文學的典型標籤，網民的圍觀文化氛圍下形成的網路文學主要特點就是要“讀起來很有趣”，其地位使得其更像是看電影時的爆米花與可樂，對感官愉悅的追求’遠遠超過正統文學追求文本意義所帶有的思辯性與闡釋的可能性。更不用說現如今為了迎合影視劇，大批量都市情感小說、宫鬥小說等已經嚴重類型化，只等圍觀網民們產生審美疲勞才作後計，無疑是對網民審美能力的傷害。從各大文學網站的文學分類來看，基本以“都市言情、玄幻武俠、靑春校園、歷史軍事、科幻懸疑、耽美同人”等為主，對於網文市場而言，一部好的網路小說最重要的是故事情節，而後才會是人物性格，傳統文學中最講究要精雕細琢的文字一項，永遠是排在最後一位的。為了達成這樣的預先設定，網文網站會提供類似於《網路商業寫作新手指南》、《網路文學新人指南》這一類網文寫作指導。這樣的商業化預先設定提供給了網路寫手們高速更新小說章節的可能性，同時，帶給網路文學帶來的詬病也是顯而易見的。網路小說通常被認為是“良莠不齊、魚龍混雜”，“即使是在運作網路小說的實體出版時，對作品品質的要求稍微高些，但編輯們也幾乎不干預小說的内容。作者愛怎麽寫就怎麽寫，只要市場賣得動就成”④。在語言表達方式上，由於網路讀者追求冰可樂式“爽”的閱讀體驗，絕大多數網路文學的寫作者慣以奇幻刺激的情節為主打，常常出現不顧人物性格的發展與故事結構的邏輯性而生拼硬湊，不僅造成穿越劇、瑪麗蘇、霸道總裁文一類的作品氾濫，同樣造成網路文學語言簡單直白、缺乏藝術審④任曉娟:《從文學視角探察網路小說的現狀》，《飛天》2009年第4期，頁52。
  • 美的弊病，平庸化、商業化的趨勢風頭日漸強勁。四在網路文學深受圍觀文化影響商業化生產模式不斷壯大的同時，網路文學盼望傳統文學“招安”的願望卻日益明顯。2015年3月10日，新浪微博、天涯論壇、捜狐社區、網易論壇、百度阽吧等幾大主流網路媒體平臺同時發佈一篇名為《我因網路文學而被文化歧視的16年》的貼子，各平臺的發貼人ID各異，且各大網站並未標明“轉載”二字，使得這篇號稱“網文版‘穹頂之下’”的漫畫貼更像是網路文學對正統文學的合謀聲討。在該貼中，網路文學的讀者聲稱受到了“文化歧視”，因為網路小說被父母認為是“亂七八糟的東西”，因為傳統觀念裡“書，是傳統出版紙質書”，因為在別人眼裡“看網路文學就是LOW到沒逼格”，而作者力證網路小說的價値卻偏是出於“深深烙印的是《鬼吹燈》要被電影改編，還是杜琪峰監製的震撼”É勺影視作品。指責網路文學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列出的條條“罪狀”卻淸楚表明了網路文學遭遇的尷尬處境。有趣的是，作者也承認“也許還無法論及文學藝術造詣”，而該漫畫阽的未尾號召大家為網路文學發聲的理由卻是“能得到千百萬粉絲認同的優秀網路文學作品，哪一部不是三觀堂正，正能量，還符合主流社會價値觀？這些網路文學傳遞的故事和傳遞的精神，與經典名著並無二致”，這一辯白更像是期待主流文學的招安的姿態。網路文學一直存在“身份焦慮”，這份焦慮來自於他們心心念念的“權威”—傳統文學圈的作家與學者們—對網路文學的定位。挾裹着網路文學一路呼嘯穿行的商業文化市場，決定了網路文學本身是無法用與傳統文學完全相同的衡量標準來評測的，它本身是文化生產中的一環，處於並始終處於商業化文化產業體系之中，它的本質屬性便是商品。學者陳曉明在接受記者採訪是曾說過，“80年”的文學“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隨後又是一種市場商業行為，留給文學史的意義並不多，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給這個時代的文學完成自我突破做出多少藝術上的貢獻”更有人認為網路文學就是“粉絲”文學並認為其“値得正視和硏究，但大部分是沒有什麼文學史意義的，可能也不需要一定要給予文學史意義”。當學術批評家與網路文學自身都能坦然面對網路文學旣是文學成員又是⑤劉功虎《文學評論家陳曉明:韓寒郭敬明的文學史意義不多》，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8-05/6459333.shtmlM)-tsina-1-52670-39723281909a47a7b7e80a40613cfel，2014年8月5日。⑥劉敏:《“粉絲”文學》，《長江日報》2014年8月5日。
  • 文化商業體系中一員的雙重身份時，才有可能眞正地探索出最合適於網路文學的發展之道。網路形成的圍觀文化，是塑造網路文學特質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網民讀者的審美趨勢與網路文學的審美態度是一個互生互長的過程，如何從這一過程中挖掘出更多文學可能性、使網路文學更具開放性，將會賦予文學發展更多的活力。傳統文學界的學者們主動尋求適合網路文學的批評理論與途徑，也是對文學新成員的積極接納之態，只不過對於有着千年傳統的文學而言，有十餘載發展歷史的網路文學太稚嫩了，而圍觀文化的流動性帶來更多的變數因數，任何於現在做出的判斷都為時尙早，對一個新生事物而言需要的是更多時間去觀察與探索。
  • 周公治殷措施與《康誥》篇研究綜述楊兆貴*呂廟軍**周武王滅殷建周，不久病逝。《史記•魯周公世家》說武王旣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周公隨後救亂、克殷、踐奄、營洛等。《尙書•周書》不少篇章記載了周公言（包括思想）、行、事跡。《康誥》篇（包括《酒誥》、《梓材》兩篇）①是記載周公治理殷民、政治思想、天命思想的重要篇章。周公在篇中提出“明德愼罰”、尙倫等重要主張。明德、保民、愼罰是周公思想的核心，也應是周公治殷措施的綱領。《康誥》和下面幾篇周公的誥辭，記載了周王朝如何以剛柔並濟的措施來撫綏已征服的殷民，使他們成為“新民”（《康誥》語），可見周公作為奠定周朝基業、創建影響中國幾千年歷史的一位大有作為的政治家形象，在《康誥》裡表現出來。《康誥》篇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喩。《康誥》篇與周公的治殷措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學者對這兩方面的討論頗多。為了反映學者在這些方面的硏究成果，本文擬從周公治殷措施、《康誥》篇、“明德愼罰”及相關思想三方面來綜述近百年來的學術成果。一、有關周公治殷的措施研究這部分可分為兩小部分:一是綜述周公的治殷措施，二是由此而論述殷人入周後的身分、境遇等變化。*楊兆貴:澳門大學敎育學院助理敎授。**呂廟軍:邯鄆學院文史學院副敎授。基金項目：本文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淸華簡與文武周公史事硏究”（批准編號14BZS099)階段性成果。①學者認為，先秦漢儒把《康誥》、《酒誥》、《梓材》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從《韓非子•說林》記載.可見當時《酒誥》尙未從《康誥》中析出，冠以另名。見杜勇《〈尙書〉周初八誥硏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36-38頁。又有學者認為，《康誥》在秦季原是三篇.《酒誥》是《康誥》的中篇，《梓材》是下篇，沒有這兩篇篇名。大約從伏生開始，今本《尙書》才把《康誥》的中、下兩篇分成《酒誥》、《梓材》，見蔣善國《尙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45-246頁。
  • (一）論述周公治殷措施周公治殷措施主要包括:吸收、任用殷朝的賢順者’分別遷徙殷民到不同地區，安撫殷的普通平民，對殷人進行德政敎化等。這方面的論文最多。茲舉其犖犖大者，簡述如下。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指出，周誥記載周人對殷遺民採取懷柔政策。魯、衛採取的“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是殖民政策。周族雖取得統治權，但仍用殷人的舊有禮俗。②顧頡剛《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周室的封建及其屬邦》簡述周公對商遺民採取的措施:有的發給新封的諸侯魯衛，有的驅逐到遙遠的地方;周人把那些不肯妥協的勢力押搬到洛邑，把另一部分商朝官員遷到鎬京北面。③又顧氏《三監及東方諸國的反周軍事行動和周公的對策—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三》指出，反周之國及人數極多，但周公假借吉卜壓服了朝臣的畏戰情緒，又聯絡殷庶邦君和庶士，利用敵人内部不團結和不同情緒，分化敵人，東征三年，擊破反周陣線，建立統一王朝。④又，《周公東征和東征各族的遷徙一一周公東征史事考證四之一》論述了周公東征所滅的國家如攸國、豐伯之國、敷古(蒲姑）、商蓋（商奄)等實情。⑤楊寬《西周史》認為周人對殷遺民的政策可分為武王和周公兩個階段:武王設置三監，目的在於監督“殷臣”，防止殷貴族叛亂，但是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周公在平定三監和武庚之亂後，改變就地監督的辦法，把殷民集中遷移到一定的地點，以便加強監督、管理和使用，因此就有大規模的遷移。⑥白川靜《西周史略》指出，周人營建新邑，安置庶殷，直接統治他們，並由此控制東方，是周人統治東方的基本方針。陝西地區遷入許多本是高雅的彝器文化所有者的東方氏族，這瓦解了殷王朝的秩序。周初封建，要把大邦殷的力量改編為周的力量。周人封建魯、衛、唐諸國，對所賜殷民保持其原有氏族形態，不破壞其氏族秩序。⑦許倬雲《西周史》指出，周人控制殷人的措施，包括把殷人遷到周人直接控②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硏院歷史語言硏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先秦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9)，第55-60頁。③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318-319，333頁。④顧頡剛《三監及東方諸國的反周軍事行動和周公的對策——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三》，《文史》第26輯。⑤顧頡剛《周公東征和東征各族的遷徙一一周公東征史事考證四之一》，《文史》第27輯。⑥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58-168頁。⑦白川靜著，袁林譯、徐喜辰校:《西周史略》（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第19-26，44-45頁。
  • 制的地區(如陝西），推行強幹弱枝政策，使東方之士為周所用;在殷商舊地容忍商室殘餘勢力繼續存在;在東方分封大批姬姓與姜姓諸侯;遷徙大批殷士到洛邑，他們仍保留自己的田宅領地和臣屬。⑧楊善群指出，周人沒把殷民視為“種族奴隸”，而是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吸收、任用賢順的殷貴;授予廣大殷民生活份地，賑濟貧困者;遷徙、敎化殷貴族中的敵對分子。⑨劉起紆《周初八〈誥〉中所見周人控制殷人的各種措施》認為周初八《誥》是周公全力解決怎樣鎭撫控制殷的慘澹經營的歷史記錄。本文分論八《誥》内容，說明周公打敗三監後，推行治殷的措施:把他們分別遷徙，提出“明德愼罰”主張，任用一些投誠的殷人，強迫殷民修築洛邑等。⑩郝明朝《〈尙書〉中的周公》論述周公治殷措施:要求康叔在衛國尋求殷先哲王的治理方法，嚴禁飮酒，勤勞王事，不圖安逸，把殷民遷至成周。■該文概略了《康誥》、《酒誥》、《多士》諸篇的要點。潘宏指出，周初治國思想集中體現在《尙書》，主要有“明德愼罰”思想、“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敬德”、知夏殷覆亡之鑒、“敬天保民”思想。周人對不同層別的殷遺民採取區別對待政策，制定一系列因循夏商舊制的統治政策。■宫長為、孫力指出，周公以“明德愼刑”為原則，注意處理好商周關係，採取一系列措施，取得顯著效果。■金景芳《周人是怎樣鞏固政權的》■、楊朝明《周公的歷史功績》■主要闇論《尙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唯金氏承認周公攝政稱王，楊氏則認為周公以冢宰攝政。（周公有否稱王，歷來學界爭論很大。筆者接受周公稱王說。）呂觀盛的碩士學位論文《周初殷遺民管理政策硏究》先給“殷遺民”下定義，討論其來源、數量、分佈、對周政權的態度，次論周初管理殷遺措施，次論周⑧許倬雲《西周史》（北京:三聯書店，1994)，第117-123頁。⑨楊善群《西周對待殷民的政策縷析》，《人文雜誌》1984年第5期。⑩劉起紆《周初八〈誥〉中所見周人控制殷人的各種措施》，《殷都學刊》1988年第4期。■郝朝明《〈尙書〉中的周公》，《聊城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潘宏《由〈尙書〉看周初統治政策和商周關係》，《東疆學刊》（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4期。■宫長為、孫力楠《論西周初年的商周關係》，《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6期。■金景芳《周人是怎樣鞏固政權的》，載氏著《中國奴隸社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15-129頁。■楊朝明《周公事蹟硏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63頁。
  • 公治殷的原則“分割處理，因民制俗”及其具體措施。■(二）論述殷人入周後的身分、境遇、流遷等情形周取代殷成為天下共主，殷人入周後的身分、境遇發生了怎樣變化，引起學者的硏究興趣。郭沫若提出殷人奴隸說，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硏究•導論》認為周人把殷遺當成奴隸，他在《奴隸制時代》把殷遺民稱為周人的“種族奴隸”。⑩郭氏說法不符合史事，周公在《尙書■多士》對殷多士說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思是殷民恭順服事周室，就可保有土地，過安寧的生活;殷人只要好好住在洛邑，繼續事業，就會有安樂有豐年，子孫就會興旺發達。周公沒有對殷民恫嚇。有關周公對殷遺採取區分對待措施，學者論之已詳，不贅。胡適《說儒》指出，從周初到春秋時代，是殷文化與周文化對峙而沒有完全同化的時代。《大誥》、《康誥》、《酒誥》等篇談的最大問題是鎭撫殷民的問題。周民族是統治階級，鎭壓下層的被征服被統治的殷民族。殷經過天翻地覆的亡國之變後，由統治階級淪落為俘虜，作了奴隸、平民。殷七族、殷六族都“職事”於魯衛，去做臣僕。■胡適的說法有些不合史實。學者已反駁他的看法。■陳夢家《西周文中的殷人身分》認為殷人存在兩個階層:統治階層（又分為幾個層次:王;侯、田、邦伯[外服];百官[内服];多士[是階層名，而非官名])、被統治階層（自由的小人;奴隸）。■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周怎樣滅商》指出，“商貴族（士大夫）當了俘虜，被周人稱為獻(字形亦作鬲）民、民獻、人獻或獻，他們反對周的統治，所以也被稱為頑民或殷頑。”■朱芳圃《殷頑辨》認為，獻當為瓛之省假，《說文》釋為“伐木餘”。獻民或獻臣，猶言餘孽。《史記》稱殷代餘孽為餘民或遺民。頑民一詞，始於漢代。頑、獻聲近韻同，頑、儀歌寒對轉，因此，頑民是獻民、儀民的音假。■易言之，獻民、民獻、人獻、頑民，其意涵相同，無所謂贬稱之義。■呂觀盛《周初殷遺民管理政策硏究》，廣西師範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第8-40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25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26-27頁。■本文《尙書》引文根據周秉鈞《尙書易解》（長沙:岳麓書社，1984)。為省篇幅，不注明頁數，.■胡適《說儒》(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第15、16、17、19、20頁。■錢穆《駁胡適之說儒》反駁胡文，見《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8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第299-318頁。■陳夢家《西周文中的殷人身分》，《歷史硏究》1954年第6期。⑩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72頁。⑳朱芳圃《殷頑辨》，《中州學刊》1981年第1期。
  • 李民《〈尙書〉所見殷人入周後之境遇》側重闡述大部分殷人入周後成為周人的奴隸，雖然小部分仍保留自由民身分、貴族地位。■任之《殷民入周後的變與不變》闡述了殷民入周後產生的兩種統治方式一-魯與齊的優、缺特點，認為齊制比魯（周）制優勝。■杜勇《周初八誥硏究》第七章《殷遺民的社會身份》指出，殷遺民西遷到京畿地區的，無論是作為友民徙居宗周，還是作為仇民遷到洛邑，都沒有淪為種族奴隸。封國治下的殷遺的情況也相同，其上層與公室保持婚姻等多方面的聯繫，不少人還躋身於統治階層，具有顯赫的社會地位。■李宏、孫英民指出，周滅商後，對商採取懷柔政策，商民身分沒有因商朝滅亡而突變。武王對殷的措施，保留了殷商的社會結構，保持了原有的文化傳統。周初殷遺或遷西到宗周，或遷洛，或北遷至燕國，他們從中原向周邊擴散，與周文化融合。■彭裕商指出，周初被遷至洛邑的“殷遺”、“殷頑民”等’其實都是殷代貴族，其中大多數還是與殷王有血緣關係的同姓貴族。■二、有關《康誥》篇研究《康誥》篇旣然是記載周公治殷的重要篇章，周公提出“明德愼罰”等重要主張。因此，學者對此篇的硏究頗多，主要涉及分篇問題、作者與著作時代問題、篇首四十八字是否錯簡問題、文體問題、内容等。茲簡述如下：盛亞軍《從〈康誥〉看周公“明德愼罰”思想》簡單回顧了《康誥》的硏究現狀和存在的爭議:作者與成文年代爭議，對文本不同的理解，對周公思想價値的硏究。“明德愼罰”在《酒誥》、《梓材》、«召誥》、《多士》、《無逸》、《多方》、《立政》、《呂刑》諸篇都有體現。■(_)有關《康誥》分篇問題學者認為，《康誥》在秦季原是三篇，《酒誥》是《康誥》的中篇，《梓材》是下篇，沒有《酒誥》、《梓材》兩篇的篇名。今本《尙書》把《康誥》的中、下兩篇分成■李民《〈尙書〉所見殷人入周後之境遇》，《人文雜誌》1984年第4期。■任之《殷民入周後的變與不變》，《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5期。■杜勇《〈尙書〉周初八誥硏究》，第152-180頁。■李宏、孫英民《從周初靑銅器看殷商遺民的流遷》，《史學月刊》1999年第6期。■彭裕商《周初的殷代遺民》，《四川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盛亞軍《從〈康誥〉看周公“明德愼罰”思想》，《忻州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
  • 《酒誥》、《梓材》，大約從伏生才這樣。■(二）有關《康誥》作者與著作時間問题屈萬里認為，«康誥》記康叔封於康’當在武庚之亂以前，則時王是武王。故本篇是武王誥康叔之辭。■蔣善國也認為《康誥》三篇是武王所作。■劉起紆認為《康誥》的誥辭是周公的講話，則作者是周公。■杜勇認為，《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的製作時間可能大致相同或略有先後，應是周公攝政三年所作;這三篇作者是周公。■夏含夷根據“以”、“之”、“及”、“自”、“其”這五種詞的用法，指出包括《康誥》在内的幾篇誥文似作於東周時代。■(三）有關《康誥》開首四十八字是否錯簡問題蘇拭、洪邁、蔡沈、簡朝亮認為此四十八字乃錯簡，當在《洛誥》篇首。金履祥認為當在《梓材》篇首。方苟認為“其時其地，實與《多士》篇應。”吳汝倫以為是《大誥》末簡。■傳統學者雖然說法紛耘，但都認為是錯簡。現當代學者的看法也複如此，只有李大用獨標異說。他反駁蘇說，認為這四十八字與《康誥》全文内容吻合，絕非《洛誥》脫簡。[32]白川靜不贊成《康誥》開首四十八字是以下三篇的總序，《康誥》等三篇可視為有關康侯的一系列文章。誥命有三篇，應是關於經營殷畿而對不同物件所作的訓誥。■趙光賢認為首四十八字不是《康誥》的錯簡，當是《洛誥》或《召誥》的錯簡。■屈萬里認為這四十八字應在《洛誥》之首。■黃彰健認為這四十八字是錯■《太史公自序》、《書序》、孔穎達《尙書正義》都認為此三篇是周公所作。孔《疏》還說“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另，蔣善國《尙書綜述》也如此論述，見該書第245-246頁。■屈萬里《尙書集釋》，《屈萬里先生全集》第二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第145頁。■《尙書綜述》，第237-M2頁。■劉起紆《由周初諸〈誥〉的作者論“周公稱王”的問題》，《人文雜誌》1983年第3期。■《〈尙書〉周初八誥硏究》，第34-53頁。■夏含夷<古史異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24-325頁。■皆見屈萬里《尙書集釋》，第145頁。■白川靜《西周史略》，第48頁。■趙光賢《〈尙書_康誥〉篇首四十八字錯簡說考辨正誤》，《文獻》1991年第4期。■屈萬里《尙書集釋》，第145頁。
  • 簡，但不是《洛誥》的錯簡。■徐復觀認為去掉這四十八字，未免牽強。■曾運乾認為四十八字本《梓材》篇史臣序事之詞，應置於《梓材》之首。■蔣善國認為這四十八字或是《召誥》所脫的兩簡。■(四）有關《康誥》文體問題李山認為，從文體言，今本《康誥》與金文冊封的“命書”不同，但《康誥》的内容又與衛國封建有密切的關係，它屬於陳誥、囑吿。■筆者認為，不知周初有沒有陳誥、囑吿這兩種文體？又以金文冊封文體作為誥體範式，套在《康誥》之上，不知是否妥當？(五）《康誥》篇的内容劉起紆認為，《康誥》是周初誥辭中最重要的一篇。它的内容是記周公總結殷亡敎訓，提出“明德愼罰”綱領，吿誡康叔旣要注意統治和改造好殷民，學習殷代的統治經驗，學習和運用殷法的原則（愼罰)，強調法律為倫理服務。■許倬雲指出，《康誥》處處囑咐康叔必須繼續殷商的法律，進用殷商賢人與長老，尊重殷商傳統，甚至對殷人的飮食習慣也必須寬容，懷柔殷民以建立穩固的政權。■劉家和《〈書•梓材〉人曆、人宥試釋》指出，人宥（友）是一個共同體，是構成城邦政治的主體，他們對政治、經濟起著重要的作用。人歷（鬲）是與人宥或“百姓”以外並與他們相對峙的黎民，他們沒有自己的族或城邦禮法承認的族。■杜勇認為《康誥》篇比較集中反映周公誥命康叔如何統禦殷民的政治準則，其核心思想可概括為“明德愼罰”。■周書燦簡述《康誥》所載周公對康叔提出管治殷民的政策，強調明德愼罰，學習殷代的統治經驗。康叔執行周公的統治策略，成功控制和管理殷民。■■黃彰健《釋周公受命義》，《經學理學文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第21頁。■徐復觀《與陳夢家屈萬里兩先生商討周公旦曾否踐阼稱王的問題》，載氏著《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臺北:時報文化，1982)，第168頁。■曾運乾《尙書正讀》（香港:中華書局，1972)，第159頁。■《尙書綜述》，第246-247頁。■李山《〈康誥〉非“誥”》，《文學遺產》2011年第6期。■劉起奸《周初八〈誥〉中所見周人控制殷人的各種措施》，《般都學刊》1988年第4期。■許倬雲《西周史》，第126頁。■劉家和《古代中國與世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第117-128頁。■杜勇《〈尙書〉周初八誥硏究》，第174頁。■周書燦《周初對殷商王畿的控制與管理》，《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27卷第7期。
  • 三、周公“明德慎刑”思想研究“明德愼罰”是周公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康誥》篇的一個重點。學者討論周公思想，討論最多的是“明德愼罰”思想。此特專門綜述。劉起紆認為’«康誥》篇記周公總結殷亡敎訓，提出“明德愼罰”綱領，吿誡康叔要學習殷代的統治經驗，把殷法變成周施行的刑法，學習和運用殷法的原則(愼罰），強調法律為倫理服務。■李元指出，周公的政治思想包括:保民思想，明德愼刑，勤政，任賢。■郝明朝根據《周書》九篇，論析周公敬德保民的天命觀、立政唯賢的用人思想、守業艱難的憂患意識。■李健認為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敦行民彝”、“制禮作樂”、“尊賢禮士”等德育思想。他把“敬德保民”作為敎育的終極追求和核心内容。■王定環論述周公在《康誥》、《酒誥》、《梓材》等篇所表現的“以德治國”思想，包括“明德愼罰”、推行德敎德政、“疾敬德”、君主敬德修身。■李鳴指出，周公的“明德”對統治者言，要嚴於律己，勤於政事，力戒驕奢淫逸;對被統治者言，要以民心向背為鏡子，觀察自己的為政得失。“愼罰”即謹愼使用刑罰，它包括《康誥》中所說的施刑準則、刑律的内容。■陳來《古代宗敎與倫理》歸納了周公在《周書》中表現的思想，認為他的天命思想來自殷代，但加入敬德、保民的道德意涵。該書還根據時間順序硏究周公早期的天命觀、攝政時的思想、還政後的思想。■陳氏這樣寫是有缺點的，因為周公從輔助武王到還政成王，不過十幾年，且他這一時期的思想一脈相貫，變化不大;又這幾篇周《誥》都有明德、敬保民的思想。文斌、盧凱指出，周公採取以殷治殷政策，消除殷商復辟的隱患;推行分封制，結束小邦林立的局面；制定禮樂，建立法典;提倡尊天、敬德、保民、德治思想■o■劉起紆《周初八〈誥〉中所見周人控制殷人的各種措施》，《殷都學刊》1988年第4期。■李元《周公政治思想簡論》，《求是學刊》1984年第5期。■郝明朝《〈尙書〉所見之周公思想》，《管子學刊》1998年第2期。■李健《敬德保民:周公的德育思想及時代回音》，《泰安師專學報》2002年第5期■王定璋《“明德愼罰”一〈尙書〉的“以德治國”思想探析》，《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4期:■李鳴《明德禮治天下歸心一周公法律思想述評》，《法律史學硏究》2004年（沒有期數>。■陳來《古代宗敎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臺北:允晨文化，2005)，第206-207頁。■文斌、盧凱《周公的治國之道及現實意義》，《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2008年第1期。
  • 薛婷婷的碩士論文《周公和他的“明德愼罰”》分析了“明德”和“愼罰”的内容。■李文晶指出《康誥》反映了周公明德愼罰、以民為本的德治思想、天人相聯的神權思想和居安思危的思想。■盛亞軍指出學者對“克明德愼罰”一段有五種解釋，它在《酒誥》、《梓材》、《召誥》等篇都有體現，解釋周公提出“明德愼罰”的原因。■鄧田田《試論周公在〈康誥〉中建立的法制體系》指出，周公制法有一套體系，《康誥》“明德愼罰”的思想以“庸庸”、“祗祗”、“威威”三點為關鍵，其中又以“明德”為主，“愼罰”的中心是“敬明乃罰”。“愼”是周公法制體系的主導思想。■李旻懷的碩士論文《〈尙書•周書〉中的周公思想硏究》第五章《〈尙書〉中的周公政治思想》論述了周公“勤政保民的敬德思想”、“愼罰尙倫的法律觀點”、“立政唯賢的用人原則”。■小結以上從三方面綜述了近百年兩岸學者硏究周公治殷措施與《康誥》篇的學術成果。可見，學者對這兩方面的硏究頗多。這對我們硏究周公、周公思想、周公治殷措施、《尙書》、周公與儒家的關係等議題，都有莫大幫助。我們也可以藉此硏究周公思想與先秦諸子如黃老學的關係。希望如此能推動周公、《尙書》的硏究。■薛婷婷《周公和他的••明德愼罰”>，西南政法大學2009年碩士論文，第16-21頁。■李文晶《從〈尙書•康誥〉看周公的統治思想》，《科敎文匯（下旬刊）》2009年第9期。■盛亞軍《從〈康誥〉看周公“明德愼罰”思想》，《忻州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鄧田田《試論周公在〈康誥〉中建立的法制體系》，《船山學刊》2008年第2期。■李旻憶《〈尙書•周書〉中的周公思想硏究》，臺灣師範大學2013年碩士論文，第85-98頁。
  • 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析疑李學玲*宋敏***《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父母合葬一事云：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娘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郫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①這段話司馬遷寫得閃爍其辭。按，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②。防叔嘗爲防大夫，死後就葬在魯東的防山，叔梁紇從祖而葬，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孔子何由疑之？孔母又何由而諱之？孔母死後，殯而弗葬，在鄹輓父之母的指示下，孔子才最終完成了父母合葬，說明此前他並不知道父親的具體葬地。這和上一句“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極不協調。孔母死在魯昭公七年（前535年），當時孔子十七歲，像他這樣一個醉心於“陳俎豆，設禮容”的人’莫非十幾年來從來沒有祭掃父親的墳墓？東漢鄭玄似乎回答了這個問題。早於《史記》記載孔子父母合葬一事的是《禮記》，《檀弓上》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鄲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③對此，鄭玄的解釋是:“孔子之父鄆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吿。”孔子爲了知道父親的葬所，就把母親“殖於五父之衢”，希望引起周圍人的注意。鄭注“其愼也，蓋殯也”云愼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轄，葬引飾棺以柳嬰。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果然，孔子不合常理的舉動帶來了預期的效果，鄆曼父之母提供了叔梁紇*李學玲: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宋敏:濟寧學院圖書館館員。①見《史記•孔子世家》.中華書局三家注排印本1959年版(下同），1906-1907頁。②同上，1905頁。③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112頁。
  • 的墓址，孔子才將父母合葬於防。其實，鄭注承襲的仍然是司馬遷的說法。《孔子世家》云:“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正因爲“野合”，所以才有了“徵在恥焉”，進而“請之”。如此，“野合”二字就成了揭開孔子殯其母於五父之衢謎底的關鍵。關於“野合”，前人多有說法。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家語》云：梁纥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爲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爾。張守節《正義》云：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絶。女七月生禽，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絶。婚姻過此者，皆爲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爲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據此婚過六十四矣。④孔穎達《禮記正義》認爲“野合”乃“不備於禮”非謂草野而合也”。梁玉繩《史記志疑》亦謂“古婚禮頗重，一禮未備，即謂之奔，謂之野合”。崔適則懷疑此文原作“紇與顏氏禱於尼邱，野合而生孔子”，於尼邱掃地爲祭天之壇而禱之，遂感而生孔子，猶《詩》所謂“履帝武敏歆”，故曰野合。並引《高祖本紀》劉媼夢與神遇生高祖之文，說明聖人皆感天而生，故不知其父。太史公以受命帝王尊孔子，故有此禱尼邱野合而生之說。⑤顏徵在因“野合”而恥之，深諱與丈夫的那段往事，甚至不願向兒子說出丈夫的葬所，致使孔子不得已採取“殯於五父之衢”的舉措。這種說法被後世在疏解《禮記》或撰寫孔子傳記時所採納，如北宋黃幹《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三、蘇轍《古史》卷三十一《孔子列傳》記此事皆按《世家》之意，南宋鄭樵著《通志》，其卷八十八爲孔子立傳，於孔子父母合葬一節，全採《世家》之文。孔子四十七代孫孔傳撰《東家雜記》亦遵《檀弓》、《世家》之說，胡仔《孔子編年》列此事遵《檀弓》，薛據《孔子集語》卷下《孔子先》採《世家》之說，歸有光《震川集》卷二十四表彰孔子愼於葬母亦採用《世家》之說。甚至明代古本小說《孔聖宗師出身全傳》，亦據《檀弓》演義孔子父母合葬一事，可見其影響之深遠。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根本否認《禮記》和司馬遷的記載，認爲孔子不知父墓而殯母於五父衢之事純屬子虛烏有，是對聖人的污蔑。④見《史記》卷四十七，中華書局1959年版，1905-1906頁。⑤皆見舖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144頁。
  • 此說最早見於《孔叢子_陳士義》，孔子的後人子順稱此事是“虛造謗言以誣聖人”⑥。據晉張華《博物志》，蔣濟、何晏、夏侯玄、王肅皆否定此事的存在，認爲“注記者謬”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推元代經學家陳濉《禮記集說》中的觀點：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⑧這種認爲“不知父墓不符合孔子禮法宗主身份”的觀點，本文不必置論。但其中有些質疑，卻也不無道理。例如，夏圻《檀弓辨誣》據《孔子家語》指出:顏氏和叔梁紇結合有父母之命，求婚之實，名正言順，“有何可恥而諱言叔梁公之墓”⑨也？朱軾曰孔子有姊有兄，非皆少孤也，何待問之鄆曼父之母?”⑩孫希旦《禮記集解》:“旣殯之後，孝子廬於中門之外，朝夕不離殯宫，其愼之如此，若殯於五父之衢，則與棄於道路何異?”■這些問題都値得我們從禮制的角度深入思考。爲了調和上述兩種意見，淸孫邃人《檀弓論文》另闢踢徑，認爲:學者聚訟紛紜，解說不休，本非記者之失總因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經他“細加考訂”，發現應該把《禮記》中的“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作一句讀，中間不能讀開。也就是說，殯於五父之衢的，不是孔母，而是孔父。“想聖父死時，或因歿於道路而殯於五父之衢，與今人權厝相似，總是造次光景。‘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乃當時殯時，道路人相傳之語，不足爲據。及母死，將葬，卜地於防，孔子思忖再四’若當日父已深葬，則複啟柩爲不忍，安得不愼重出之？挪曼父之母是當曰目擊者，因問而知果系淺殯，則今日正該備物成禮，而與母合葬矣，然後自五父之衢啟殯而合葬於防，此正聖人隨時量度以取中處。”■此說一出，立刻得到其他經學家的贊同。江永《禮記訓義擇言》、《鄕黨圖考》、《群經補義》等皆遵其說，認爲“自史遷以來，讀者皆誤以‘不知父墓’爲句，遂爲後世大疑，得此說，昭然若發朦矣!”■武億《經讀考異》也認爲孫說“甚有⑥《孔叢子》卷下《陳士義》第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百子全書》本，1998年版，83頁。⑦晉張華《博物志》卷八，中華書局丨980年版，94頁：⑧元陳淹《陳氏禮記集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709頁。⑨淸夏圻《檀弓辨誣》，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17頁。⑩同上，17-18頁。■淸孫希旦《禮記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866頁。■淸孫邃人《檀弓論文》，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572頁。■淸江永《群經補義》，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淸經解》本，1996頁。
  • 理”，“如此讀之，可爲聖人釋疑”。■後來張舜徽著《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甚至把孫說作爲辨明句讀的一個佐證，指出司馬遷、鄭玄因讀錯句讀，不免附會，以自圓其說，從而歪曲了事實，直到孫邃人糾正了句讀，讀來“便覺怡然理順，不須有任何補充說明，可以照文字講通了”■。在孫邃人“誤讀”說法的基礎上，結合古代葬禮制度，後世學者更有延伸。梁玉繩《瞥記》認爲：孔子曾祖防叔爲防大夫，卒而葬此，孔氏兆域當始營於防叔，則所謂防塞者，先祖之墓也；所謂不知其墓者，昭穆之處也；所謂合葬於防者，以孫從祖也。蓋孔子三歲失父，淺殯於五父之衢，迨母殁而訪求塞位，乃得葬親仝處爾。■照梁氏理解，《檀弓》此節的大意爲:孔父歿後，按禮應與先祖合葬一處，但當時卻不知道昭穆所在，只好先淺殖於五父之衢，至孔母卒後訪求得墓位在防，才啟叔梁紇之柩，與孔母一起跗葬於先祖墓地。而淸郭嵩燾《禮記質疑》卷三認爲:經云合葬於防，蓋自防叔以下並葬防，實孔氏之私地域也。五父之衢爲叔梁殯地，其時孔子甫三歲，而孟皮廢足，不能遠葬，權葬於此，歲久而遂疑叔梁葬於五父之衢。所謂不知其墓，言不知叔梁之塞之爲葬與殯也。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曲盡前後情事，意謂防叔、伯夏兩世葬防，叔梁不於防而於五父之衢，孔子亦心疑之。慎者，爲審知其事也，既審知其事，又得郫曼父之母問以證之。曼父，郫人，其母年長矣，親見叔梁之殯此，孔子因啟叔梁之柩而合葬於防。■此說所云“合葬”，不過是以孫從祖，與先祖合葬者僅叔梁紇一人，並不及顏母之喪，如此引申未免太過曲折，實難服人。如果跳出歷代學者關於孔子父母合葬的種種爭論，單純從文獻資料入手看待這一疑案，我們不難發現，漢代學者與其後的學者的態度井然分明。司馬遷、鄭玄的說法已如前揭，東漢王充在其《論衡》中也曾提到這件事情: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實知篇》，《古微書》、《尚史》及其他類書引此條，“若母”作“其母”）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爲葬也。郎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淸武億《經讀考異》，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淸經解》本，6113頁。■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讓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7-18頁。■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145頁。■淸郭嵩燾《禮記質疑》，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247頁。
  • 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知實篇》）■據此可知，王充在孔子不知其父墓、其母匿之、殯其母於五父之衢這一系列問題上，看法與司馬遷、鄭玄基本相同。魏晉以後，質疑之聲漸多。魏王肅作《聖證論》，解“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曰:“聖人而不知其父死之與生，生不求養，死不奉祭，斯不然矣。”晉范宣《禮二墓論》亦云:“未生之前’不可以逆責夫子也，旣長謁墓，固以識其外矣，但母不吿其内，義無強請。然跗葬宜詳，是以問焉，記但言不知其墓，非都不知也。”■直啟唐孔穎達《檀弓正義》之說。更爲重要的是，託名漢代孔鮒的《孔叢子》也保留了一條頗具意味的資料：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奸，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速，在臣欲言誰耳？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孤葬，問鄴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虚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斗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横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以問臣，則臣亦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這條材料所展示的，不啻爲有關孔子父母合葬的兩種意見的第一次正面交鋒。私生子李由竟然引孔子爲自己的同類！此舉立即招致孔子後裔子順的駁斥。不過，這段文字也吿訴了我們另外一個事實:《孔叢子》將這一戰國故事收錄進來，起碼說明，該故事在社會上流傳已久，且社會上有許多人多信從其說，不然子順也不致痛加反擊。如此說來，在《禮記》、《史記》、《論衡》、鄭玄乃至《孔叢子》的時代，叔梁讫與顏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因母諱言其事，故孔子不知其父之墓，只好殯母於五父之衢，是一個廣爲人知的故事。大約從魏晉時起，出於維護聖人的動機和目的，人們開始重新解讀該故事，從而鑄就了孔子身世的一段公案。該公案的眞實性到底如何呢？今天不可能、也沒必要詳加推究了。如果從■黃暉《論衡校釋》卷二十六，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90年版，1070;1089-1090頁。■均見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三，中華書局1988年版，2705-2706頁。■《孔叢子》卷下《陳士義》第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百子全書》本，1998年版，83頁。
  • 現實的社會生活考慮，六十多歲的叔梁紇因爲子嗣的問題，結識了少女顏徵在，但他的家中畢竟已經有妻有妾，甚至還有一批已經成年的女兒和一個殘疾兒子。這樣的大家庭能否容得下顏徵在和後來的孔子，着實令人懷疑。顏徵在卜居魯之闕里而非叔梁紇所在的陬邑，背後大概還有許多故事，且卜居闕里的時間是在孔子出生前，抑或出生之後，恐怕也是個問題。《孔子家語》講述的那段叔梁紇往聘顏氏，顏氏從父命而嫁，與丈夫廟見的故事，很難說沒有孔氏後人的想像。如果從文化學的角度考慮，孔子聖人，自然應該感天而生，生不知其父，在那樣的時代則代表了人們對於孔子的一種認識《禮記》、《史記》和鄭玄，其實都不是在誰毀孔子，而是在向後人講述一段與簡狄呑燕卵而生契、姜嫄踩巨人腳印而生後稷具有同樣内涵的故事，以彰顯夫子的不凡和偉大，如此而已。■這樣的認識在當時比較普遍，如《新論》云:顔徵感黑帝而生孔子。《拾遺記》云:孔子出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緯書《春秋演孔圖》云:孔子母顏氏徵在遊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己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為名。
  • 南楚丝绸之路考论—兼及古商埠榷场文化田若虹*周忠新**春秋战国时，楚国在中原南面，世称南楚。《汉书•高帝纪》注引孟康《音义》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史记•货殖列传》曰：“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①有论者道，“三楚”主要涵盖了楚国强盛时期的地理范围，但是后来，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文化概念。②本文“南楚”对之界定，亦作如是观。《易经》述古神农氏创市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喧。”王弼注曰：“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异方之所合，设法以合物，噬嗑之义也。”唐陈子昂释曰：“公阜其货财，交易復通，日中噬嗑，人得其利矣。”③《气易》有“噬喧”卦，曰：古时市，聚天下之民，交易货物之功，乃取諸“噬喧”卦，交易而各得其所需之象。为满足古商贸发展所需，楚人将商埠、榷场“噬喧”之义，进一步拓展到楚地之外场域，推及东南亚、中西亚，及西欧各国。以南楚丝路为渠道的对外贸易发展，构成了古代商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创新，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独树一帜的楚国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玉器、琉璃器、丝织品，乃至“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之楚辞④、楚乐、楚舞皆被传播域外。它们通过南楚丝路亦即牦牛之道、古茶马道、古盐马道、陶瓷之路、绢马贸易、丝路货币等多种途经与异域交通、往来。南楚开国君王马殷“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同时奉行奖励农桑、发展茶叶、*田若虹：五邑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忠新:湘商文化院名誉院长。①【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第乃4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s②参见刘跃进《秦汉时期的“三楚”文学》，《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③【唐】陈子昂《汉州雅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文。④【宋】黃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宋文鉴》卷九十二。
  • 倡导纺织、重视商贸之政策。他利用楚湘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原及周边的商贸往来，以免收关税，鼓励进出口贸易，招徕异域商人。《楚武穆王世家》曰：“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明中叶后，长途贩运贸易状，如明人李鼎描述:“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⑤楚市之繁华，亦如桓谭《新论》曰：“楚之郢都，车毂击，人肩摩，市路相排突。”⑥《史记•货殖列传》：“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⑦秦汉时期，连接益阳和大西南的湘黔大道，已开辟了一条通往边陲的经贸之路。明汤显祖《茶马》诗道：“秦晋有茶贾，楚蜀多茶旗”，“番马直三十，酬篦二十余”，“配军与分牡，所望蕃其驹”，“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即反映了楚人与外商茶马互市之境况。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之安化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迨咸丰八年，粤商估帆取道湘潭，抵安化境，倡制红茶转输欧美，称为广庄。及洪杨事息，西北商亦接踵而至。嗣后各国需要增加，销路日广。”⑧安化古茶道原分为两条线路:一条是从田庄乡至东坪镇的黄沙坪至江南镇经桃江、益阳，从资江水路通往境外;另一条是从田庄乡至东坪镇的黄沙坪，至江南镇的洞市，经新化从陆路通往境外。始建于明朝中后期的岩脚驿道也是一条重要的古驿道。该驿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湘黔古道和湘桂古道的交汇点，它连接了湘黔和湘桂古商道而成为黔桂古道网络的一部分，南接越南，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相连。始于先秦、盛于汉唐的商贸通道，是由多条主干道和支干道组成的商贸道路网络系统。南方丝绸之路除了主干道以外，亦包括众多支线，就南楚而言涉至:马底驿古驿道、茶峒道、龙山里耶道、岩脚驿道、湘西芙蓉镇永顺道、怀化中方荆坪古驿道、泸溪浦市道、板梁金陵古驿道、小埠古驿道、宁乡沩源里司徒岭古驿道、郴州湘粤古道、炎陵县炎帝陵古道、洞口湘黔古道、宝瑶至仙人桥古驿道、高山坪古驿道、衡阳朝圣古道、沅陵沅水古纤道、洪江古驿道、靖江道、绥宁寨市古道、列夕道、王村古道、酉水道、江永上甘棠村古驿道、嘉禾南正街古驿道、唐家观古道、湘潭窑湾古道、湘桂（潇贺）古驿道、湘黔古驿道等。屈原曾“溯湘沅，逐洞庭”。他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新诗体《楚辞》，较早即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儒学“中华文化圈”传播。至明万历九年（1581)，利玛⑤【明I李鼎《李长卿集》卷一九，借箸编，永利第六，万历四十年，豫章李氏家刻本。⑥《太平御览》卷七十六，引桓谭《新论》。⑦【汉】司马迁《史记_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第754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⑧雷男、任承宪、陆年青:《湖南安化茶业调査•绪言》，经济部中央农业试验所，1939年版。
  • 窦来华，东方文明遂远播重洋，《楚辞》亦始人西方人视野，鸦片战争后，其已引起欧美世界的广泛关注。据有关统计，17~18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数百种中国典籍中，《楚辞》列居其中。以“丝绸”之路为联结纽带，不仅是东西方的贸易之路，同时也是沟通连接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千年古道。在欧美商人往来中国经商之时，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至中土。天主教、耶稣会士亦被送往中国内地及远东各地传教布道。欧洲、印度、阿拉伯人的精神文化遂传至楚国，深刻地影响着楚人的思想观念。传至中土的佛教被中土化，改造为禅宗后，转而对世界宗教文化产生影响。如曾南下曹溪（韶关）谒拜六祖慧能之怀让大师，在侍奉六祖的十五年中悟出“我心即佛，佛即是我”等教义，得法后，即在湖南衡山般若寺（现福严寺）弘扬佛法三十余载。创立了禅学“伪仰、临济”两宗。其临济宗“仁怀济天下”之宗义，对国人和世界各国的影响深远。后经荣西、天封等禅学大师的弘扬，“临济宗”进人日本、朝鲜、越南等国，19世纪又传人欧美诸国。唐代宁乡县沩山乡的“密印禅寺”与“万佛殿”，是慧寂祖师“沩仰宗”教旨的重要基地，亦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地。寺内尚存具有唐宋建筑特点的山门、万佛殿、专修净业、藏经殿、祖堂、五观堂、选佛场、兵马房、僧人住房及其他房屋等19栋，建筑面积为8107平方米。寺宇规模宏伟，最高建筑近40米，中轴线上有山门、寒山殿、万佛殿、毗庐殿，东西辅以禅，及斋等堂。万佛殿内墙壁嵌砖雕，贴金佛像12812尊，金碧辉煌，蔚然大观。香火鼎盛时期，住寺和尚多达1500多人。“藏金阁”匾牌为唐相国裴休所书。同样，在怀化市黔城镇，古庙宇众多，明清尤为盛。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县治建有曾明寺、先龙坛、玉皇阁、城隍庙、东岳庙、将军庙、马王庙、龙王庙、文庙、山川坛等数十座，今尚存的有万寿宫、先龙坛、文庙等。数百年來，各種宗教及其宗教流派在此和平共处，各行其道。诸如此类，皆在本文考察视域之中。本文通过对南楚丝路路线的梳理，认为南丝路及古商埠之形成，与其历史背景及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其一，南楚丝路及古商埠之形成与民族迁徙、政治、军事行动相关。1、民族的迁徙打通了沟通南北的交通通道，此即“南方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背景。如古代湖南郴州本是偏僻之地。东晋、南宋等朝，陆续有移民南下，直到明、清时期，大批移民涌入，小埠古村即为明朝永乐年间沿着古道而来的移民所建。在这里，先人不知何时铺建的一条青石板路。它一端连着连州、临武、桂阳；一端连着郴州、衡阳、四川。五百年前，小埠的先民沿着它从连州至临武，最后定居于此。
  • 洪江商贸起源于唐代草市，鼎盛于明末清初。这座移民城市，地处沅、巫两水交汇处，得益于水运交通。此地自古是驿站，是商埠，是西南地区物资吞吐的枢纽，是烟火万家的商业重镇，为历代兵家所争夺，历史上以经营木材、鸦片、洪油（桐油）而闻名。以其“七省通衢”的霸气，凭借商贾游客的聪颖，洪江将来自滇、黔、桂边区的物资皆聚集于此，而后顺水抵洞庭，运至镇江、上海以及赣、粤、苏、浙各埠转销海外，再复将这些地方的物资运集洪江，散销湘、黔、桂、滇、蜀等地边远山区，一度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金融中心。古丈县茄通乡西北部之老司岩，是酉水河上著名的码头，距古丈县城约30公里。老司岩自古为西至巴蜀、北通湖湘的必经之地。自明代以来，老司岩逐渐繁荣，至清代中期达到髙峰，人口增至五六千人，商贾云集，商铺、烟馆、茶楼、盐庄、油市遍布。其对研究湘西军事、宗教、建筑、民俗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从政治上看，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权威达于各地，需要开发这样一条通道;而军事上，为了军队集聚、战备，亦需要开通这些道路。如湖南泸溪浦市，即是一个因军事而立、因商业而兴的古镇。它居于沅江中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用兵不可忽视的水陆要津。早在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就曾在这一带征讨“南蛮”；南宋中期，浦市古镇作为军队集聚地正式确立军事机构。明清之际，这里更成为重要的军事战备要点。最近发现的位于浦市近郊的岩门康家古堡寨，依山伴水，融合汉苗建筑艺术，整体态势和布局细节带有明显的军事防御色彩，也昭显出苗疆边墙系列军事遗存的重要考古价值。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缘于当时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需要大量的骡马，然却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藏区虽不产茶，但藏区生活必需的茶需量特大，须从内地产茶区购人。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一条运送茶叶和其它物资的通道“茶马古道”，便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因古代商贾牵着马帮，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条崎岖绵延的古驿道。其二，南楚丝路及古商埠之形成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资源。自然资源主要分为生物资源、生态环境和矿物资源三大类。湘楚自然资源丰富，河网密布、水域广阔，水系完整，湖泊众多，水力资源丰富。北有“八百里”洞庭湖汇纳诸水;南有湘、资、沅、澧四水控引众流;河川总水量占长江流域总水量近四分之一，超过黄河、淮河、海河三流域之和的一倍。拥有“水乡泽国”之资源。它凭藉湘、资、沅、澧四水和洞庭湖，以及几千条大小支流，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路运输网，为商品水运流通提供了优越条件。同时，南楚地域广阔，土壤类型多，亦为种类繁多的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提
  • 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轻工业品的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由于境域广阔，山丘起伏，植被垂直，地带性较明显。湖湘省内不但生物资源丰饶，种类丰富多彩，而且呈群落交错分布特点。全省杉木、毛竹、油桐、板栗、柑橘、茶叶、乌桕、核桃等林副产品商品率高，输出量大。湘莲、黄花、百合等产品大量销往中原、域外。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区，湖湘省内热、光、水等自然条件在季节上亦组合搭配较好，对茶叶生产十分有利。湖南山地丘陵面积大，红黄壤分布地区广，宜茶土地后别资源丰富，茶叶生产分布地区广。楚湘茶叶历史悠久，始于汉代，发展于唐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臻于极盛。唐朝，衡阳、衡山、茶陵、益阳等县已是大宗商品茶产地，产品驰誉国内外市场；明代后，大量茶叶被销往西北地区；到了清代，“计全省76县中，产茶者64之多”⑨。鸦片战争后，茶叶生产迅速发展，已居湖湘出口物资之首。其时输出茶叶额为全国的四分之一。由于南岭山地、雪峰山地一带，经历多次造山运动影响，特别是燕山期花岗岩侵人与围岩蚀变等作用，形成各种富有工业价值的有色金属矿床，使湘楚具有“有色金属之乡”的美称。湖南矿产种类繁多，钨矿、铋矿、汞、锰、锡矿、铅锌、磷矿等，皆在全国居重要地位。其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不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宣统年间，湖湘探锑矿商及炼生锑商，即与英国纽克素安典英伦，支那锑业有限公司在清国湖南长沙府签订了将自己在湖南省锑矿山所採获之锑矿，及在炼厂所炼之生锑全数售与英国公司之合约条款。有了矿产输出之商务往来。《水经注》载铜官山，亦名云母山，土性宜陶，有陶家千余户，沿河而居。”即指铜官镇至石渚河一带的制陶。唐代铜官陶瓷业十分发达，当时遍及铜官镇和附近一带，形成了有名的“十里瓷城”。铜官为湖南重要的陶瓷产地与供应地。唐代湖南岳阳、湘阴等地陶瓷生产亦已具相当规模。稍后，长沙、醴陵等地陶瓷生产相继兴起，二十世纪初期，陶瓷业已发展到400多座窑炉。1907~1915年间，醴陵的釉下彩瓷器曾先后在旧金山、巴拿马、莱比锡等世界博览会上获金奖。本文对迄今为止，在南楚境内发现的丝绸之路沿线，及其商贸活动进行了大致的梳理，缕析出南楚丝路线索演化之轨迹，如:对马底驿古驿道楚商与东南亚缅甸的商贸交往;益阳茶马古道及互市;安化茶马古道与远输欧美、俄国之安化茶;古洪江商埠与西域贡物；西京之盐马古道；远销西亚、中亚之铜官陶瓷；“委输商贾，靡不由斯”之巴陵口岸；以及近期考古发现之湘西岩脚侗寨古丝路⑨陈福义、范保宁:《湖南商业地理》，第110页，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 遗迹;与远销英国的湘商采获之锑矿及炼成之生锑贸易等研究，以期加深对楚文化之总体特征、区域类型、文明形态、年代特征，商贸分类诸方面的了解;丰富学界对南楚丝绸之路的认识;更多地了解古代楚境与中原及西方文化频繁交往之状况，从而深化与推进南楚丝路文明研究之进程。一、马底驿古驿道与缅甸贡象距今744年建于明初之马底驿驿站，是湖南沅陵发现的一条建于元代初年之古驿道。其为自隋唐以来朝廷与地方联系的中转站和农副土产的集散地，史上亦曾为商贾不息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古驿道。这条古驿道，亦曾留下楚商与东南亚缅甸的商贸往来之迹。《清史稿•列传》载自波龙迤东有茂隆厂，亦产银。乾隆十年，葫芦酋长以厂献，遂为内地属，然其地与缅犬牙相错。十八年，厂长吴尚贤思挟缅自重，说缅人贡，缅酋麻哈祖乃以驯象、涂金塔遣使叩关，……帝下礼部议，如他属国入贡例。”⑩中国对外贸易的萌芽可溯至西周初年，“当时交趾有越裳氏等来朝，各携方物与周室交换方物以去。”■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室便与西域各国以“贡礼”、“酬谢”的方式开始了商品交换。史称“朝贡贸易”。同时各诸侯国之间也发生着贸易往来，诸侯国的都邑即贸易中心。周王室曾先后封了七十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都要按期向周王室“纳贡朝觐”，而周王室也给一定的“酬谢”，曰“贡赐贸易”，这是商品交换的初级形式。魏源《圣武记》亦曰：“茂隆场商吴尚贤者说缅人贡。缅酋麻哈祖遣使以驯象、涂金塔求贡。使至京，锡赍如例。”周王室规定，通商贸易要有“玺节”为证明，经“司关”核验后方能进行。1957年9月，安徽省寿县征集到青铜质鄂君启金节四枚。鄂君启，是楚怀王时期的一个封君兼巨贾的大官商。金节均有错金铭文，计舟节一，铭文一百六十三字;车节三，各有内容相同的铭文一百四十五字。I960年又在当地发现舟节一件，铭文与第一次发现的舟节相同。两节铭文中均有“大司马邵（昭）阳败晋币（师）于襄陵之岁”的纪年文句。可知为楚怀王六年（纪元前323年）之器。■节的正面阴刻栏文九行，每行都有精美的错金铭文，详细记录了楚王对鄂君启进行水陆路运输的种种规定。舟节规定鄂君使用船只的限额是150艘。自鄂出发，一年往返一次。水路⑩《清史稿•列传》三百十五，属国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唐圣德编:《中国商业史》，第98页，湖南财经学院，1986年版。■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第3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 的范围涉及今汉水、长江、湘江、资水、沅水、澧水等。车节规定的运输限额是50乘，也是一年往返一次。陆路的范围涉及今河南南部和安徽、湖北等地。节文还规定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的办法，以及禁止运输铜和皮革等物资。凭此节通过各处关卡可以免税，否则必须征税。鄂君启节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用节方法、制度，和楚国地理、水陆交通及政治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清乾隆年间，刑部右侍郎王昶自云南视察回京，《雷鸿再录》记曰：“八月十一日，过冷水塘，是沅州芷江县境也。是时，湖南闻緬贡将至，灯棚戏馆，陈设甚盛。”正是缅客在沅州受到盛情款待之写照。林则徐一生曾三涉沅水。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秋天，林则徐任云南主考官赴滇，抵达马底驿时，缅甸伴送贡象之员，亦于是日抵达。因行馆逼狭，沅陵县令张时庵劝其入城住县衙中。林则徐在沅陵县衙住了两日，待浩浩荡荡的缅甸进贡队伍从县城经过，方从县衙启程。在日记中，其记载了与缅甸贡象队伍不期而遇之片段：“（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己酉。晴。寅刻行，平明过马鞍塘，遇缅甸贡象过此。又过狮子塘及来溪石桥。巳刻至马底驿宿，驿在马鞍山之麓，故以命名。是日山路甚陆。”“二十日，庚戌，寅刻行，山路多险，已刻至辰阳驿，在驿馆小坐。云南伴送贡象之员，亦于是日到此。行馆逼狭，邑令张时庵鸿箴劝余人住其署中，遂渡沅入辰州府城，于县署之后堂下榻。此地有小酉山，在县城北，古藏书之所也。”“二十二日，壬子。张明府又留一日，以滇省贡使亦过此，夫马不足也。午后又大雨。书联、数事Z“二十三日，癸丑。平明行，张明府渡河送于郊。未刻至船溪驿，仍沅陵辖。是日皆山路，七十里远如百里。抵驿后，有雷雨一阵。”二、益阳茶马古道及互市明代茶马互市，经营茶叶的多是秦商和晋商，用于茶马交易的茶叶除陕西汉中茶外，大宗是来自湖南的“黑茶”和四川的“蜀茶”。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食货志•茶法》载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贮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他省则召（招）商、发引、纳课。”汤显祖《茶马》诗即记载了当时茶马互市的真实情景曰：“秦晋有茶贾，楚蜀多茶旗。金城洮河间，行引正参差。绣衣来汉中，烘作相追随。以篦计分率，半分军国资。番马直三十，酬篦二十余。配军与分牡，所望蕃其驹。月余马百钱，岂不足青刍。奈何令倒死，在者不能趋。倒死亦不闻，军吏相为渔。黑茶一何美，羌马一
  • 何殊。■“秦晋”即指陕西和山西，“楚蜀”指湖南与四川。其时茶马司设在金城洮河一带。作者来到汉中，在茶马交易地了解到现场的交易情形，如:茶叶以“篦”为计量单位，获得“引”的商人有在茶区收购茶叶的权利，但茶叶须“半分军国资”，有一半要交给茶马司，用于茶马交易。明人申时行等于万历十五年（1587)重修《明会典•茶课》记曰：“国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链接内地产茶区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茶马交易的交通要道。古称“荆楚要塞，吴蜀门户”的益阳，驿道交通发达，秦汉时期就有湘黔大道把益阳和大西南连接起来，开辟了一条通往边陲的经贸之路。益阳种茶的历史从西晋开始，迄今巳有1700多年。唐杨晔《膳夫经手录》所载茶品甚详，分所产之地，别优劣之殊，如其述湘茶时曰:“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收千万。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其先春好者，在湘东，皆味好。及至滋味悉变，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由油苦硬、江陵南木香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巳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千里食之。其他不足记也。”■足与茶录茶经资考证也。益阳茶的辉煌，始于唐代“榷茶”制度。唐朝茶叶生产大发展，全国有17州产茶。商人业茶可以致富。宰相赵赞建议税天下茶，十取其一。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张滂创立税茶法，形成定制。“(太和九年十月乙亥）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自涯始也。”武宗时期“禁民私卖”，榷茶制度乃为抑商政策的重要举措。晚唐“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唐代榷茶制度之目的，主要为增加国库收人。此外，“榷茶”制度亦利于“茶马互市，回屹人朝”，“致使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为了获取战马，保持边境地区的稳定并充实国库，宋朝中央政府开始直接介入茶马贸易，建立起官营茶马交易制度，茶叶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由此也导致了“茶马古道”和“茶马互市”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千年沧桑，益阳茶马古道绵延在漫长的岁月与崎岖的山道之中。■【明】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明】李东阳等纂《大明会典•茶课》卷之三十七，课程六。■【唐】杨晔《中国烹饪古籍丛刊补遗•膳夫经手录》；姚伟钧等:《中国饮食文化专题史_中国饮食典籍史》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 三、“委输商贾，靡不由斯”之巴陵口岸巴陵因其濒临洞庭、长沙，已成为了湖南北面的重要门户和沟通东南苏杭一带的枢纽。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建立巴陵县。南朝宋元嘉十年（公元439年）置巴陵郡。随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改巴州为岳州。1899年，清政府开辟岳州为通商口岸。《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之四，记荆湘湖南北在岳州讨伐江淮之敌时，述岳州（巴陵）之地况曰：“是月壬戌，岳州为淮贼所据。帝以此郡五岭、三湘水陆会合之地，委输商贾，靡不由斯，遂令荆湘湖南北举舟师同力致讨。王师既集，淮夷毁壁焚郭而遁。”盛唐时，巴陵乃“百越”与“巴蜀、荆襄之会”的大口岸。可谓“委输商贾，靡不由斯”。五代十国，马殷受封为楚王。殷据湖南时，利用楚国产茶多的特点，提倡种茶，让农民自采茶叶卖给北方商客，官收茶税。每年向梁太祖贡茶25万斤，换卖茶权。梁许其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设茶商店，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衣料和战马，获利十倍。马殷免收商税，以招徕四方商贾。马殷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宽松商业，水上舟船“南抵柳、连，北通江汉”，“以本土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其时不乏泛海而至的波斯商人。四、古洪江商埠与西域贡物洪江位于湖南省西南部的雪峰山，洪江古商城地处沅水、巫水交汇处，它临江倚山而建，不仅山水气色俱佳，且规模大，气势雄。这里自古乃驿站、商埠，是西南地区物资吞吐的枢纽，烟火万家的商业重镇。洪江商贸起源于唐代草市，鼎盛于明末清初。其得益于“七省通衢”的水运交通，又凭籍商贾游客的运作，将来自滇、黔、桂边区的物资皆汇集于此，尔后顺水抵洞庭，运至镇江、上海以及赣、粤、苏、浙各埠，转销海外;再复将异地物资运集洪江，散销湘、黔、桂、滇、蜀等地边远山区。此地一度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地与金融中心，据有关统计，其货币流通量仅次于长沙，居湖南第二位。在洪江至沅陵的远水流域，出土的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的文物中，发现有许多西域的琉璃珠;在沅陵龙兴的讲寺中亦发现一个有海贝、海螺化石的大石缸，传说是西域人用来进贡朝廷的礼物，途经沅陵时留下的。沅陵的地方史料亦有缅人骑象朝贡过驿站的记载。在镇远的沅溪桥上，至今还留有一副对联：“扫尽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劈开重夷路，有缅人骑象过桥来。”显然，古史之洪江巳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宋熙宁八年（1075年）洪江始设商
  • 铺;元祐五年（1090年）改铺为“砦”（寨）。洪江古城以集散桐油、木材、白腊等闻名。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王炯《滇行日记》描绘此处曰：“商贾骈集，货财辐辏，万屋鱗次，帆樯云聚，烟火万家，称为巨镇。”洪江古城亦为湘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现仍有保存完好的洪江明、清商城古建筑，如窨子屋、寺院、镖局、钱庄、商号、洋行、作坊、店铺、客栈、报社等共380多栋，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这些古窨屋建筑群错落有致，形成“七冲、八巷、九条街”的独特格局，这正是洪江古商城建筑与传统湘赣丘陵及长江三角洲水乡民居建筑形式之迥然所在，其为商居合用，故俗称“窨子屋”。“窨”即“地窖”之意，一般用于储存货物。“窨子屋”即为储存货物的房屋。古窨屋群巷内，青石板路与码头蜿蜒迂回，或筑于高坡，或坐于深巷，或立于江畔，古城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人文环境。洪江古商亦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标本。其辐射面之广，建筑群之完好，不仅在中国十分罕见，即使在世界商业史与建筑史上，地位亦不可小覷。有论者道，其如“一幅直观的明、清社会市井全貌的《清明上河图》；一本了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的形象的教科书，一座集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史料大全的活性博物馆，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五、西京古道之盐商郴州之小埠古村，见证了古今历史的延续，文化的传承。这里既保存着历史的痕迹与记忆:古民居、古驿道、拴马桩、古书院、祠堂、寺庙、古墓、古井……。又显现着小埠至今无可撼动的交通优势:东边有京港澳高速公路，西边是京港澳复线，纵贯南北通达全国；北侧挨着郴州大道，连通东西郴、资、桂;又距郴州市区不太远，离京广高铁郴州西站更近，还有107国道、京广铁路、郴仰公路等，共同把小埠包围其中。小埠古村《石板古道》碑文载曰：“这是先人不知何时铺建的一条青石板路上，它一端连着连州、临武、桂阳，一端连着郴州、衡阳、四川。五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沿着它从连州至临武，最后定居小埠。”《郴州直隶州乡土志》称:“小埠”为“小阜”。“阜”的本意是土山，引申为财货堆积如山。小埠的先民，也确实称得上“民殷财阜”。■在古代，郴州本是偏僻之地。东晋、南宋等朝，陆续有移民南下，直到明、清时期，大批移民涌入，小埠古村即为明朝永乐年间沿着古道而来的移民所建。■【清】査庆绥修，谢馨槐纂《郴州直隶州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刊行。
  • 由湖南进人广东，需要翻越南岭，经郴州有两条古道:一条是从郴州出宜章到达广东坪石，被称为“九十里官道”；一条是从郴州出临武到达广东连州，被称为“西京古道”。小埠就正好在这两条古道上。■史料记载显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西京古道就是岭南各地通往京城的必经之路。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秦朝南征大军所开辟道路基础上修建而成，后来又经过唐代大规模修缮。“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爱吃的荔枝，就是在这条古道上，从岭南运到长安。小埠是湘粤古道上的重要结点。当地村民曾纷纷加入马帮、挑夫的行列，从事驮货行商贩卖的职业。有一首描述盐商贩盐的艰辛之民谣可怜可怜真可怜，可怜哥哥去挑盐。扁担当得摇钱树，油箩当得早禾田。走了好多冤枉路，喊了好多老板娘。吃了多少糙子米，睡了好多冒脚床。”盐商在汉初曾一度富比王侯，汉武帝迫于财政压力实施了“笼盐铁”的政策。此后历代统治者为了攫取社会财富都曾长期实施盐业专营。在清代盐商亦有显赫一时的豪商巨贾。小埠古村的这些马帮、挑夫，他们只是从事驮货行商贩盐的特殊群体，他们靠着出卖苦力积累财富“扁担当得摇钱树”，维持生存“油箩当得早禾田”。盐农后代邓圣久忆曰：“当年的挑夫赚到了钱，碰到兵荒马乱时，怕抢，于是就埋在石板路底下，做好标记。有人出了意外，银元就永远埋在石板下。那一年大跃进，因为修渠道拆了好多石板路，在石板下发现好几块银洋。”六、流播中西亚之铜官窑陶瓷铜官镇位于望城县北部之湘江东岸，与靖港镇隔江相望，是长沙北边的门户。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凭藉湘江天堑，为潭州水驿之要冲，是十分重要的港埠。此地水陆交通便利，距长沙仅十余里之遥。铜官镇北岸为唐铜官窑遗址，铜官窑是唐代南方规模最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其南约四公里石渚湖一带，北与铜官陶城相接，东依连绵的山丘，西临湘江。铜官的陶土蕴藏丰富，陶业发达，素有“十里瓷城”之称。《水经注》所载铜官山，亦名云母山，土性宜陶，有陶家千余户，沿河而居”，即指铜官镇至石渚河一带的制陶产业。唐代铜官镇以生产陶瓷闻名，其为世界陶瓷釉下多彩发源地，是全国五大陶都之一。历史悠久的铜官陶器，以工艺细致、品种繁多、釉色丰富、造型别具一格而闻名遐尔。■《湖南日报》，2013年丨月4日。
  • 铜官窑瓷胎以灰白色为主，釉色以青中泛黄为主，还有黑白、褐绿彩釉相衬，纹饰丰富，有人物、山水、云气、花草、鸟兽等，美观大方。以釉下彩为特色，器形品种繁多，形状各异，有壶、瓶、杯、盘、碗、灯和鸟、狮、猪、鱼、青蛙等造型。开创了以文为饰的先例，瓷器在青釉下加绘彩色，冲破唐以前单色青釉一统天下的局面，树立了中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为以后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据考古发掘，从铜官誓港至石渚湖畔，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形成了唐代古窑遗址数十处，现保存完好或留有遗址的古窑主要是：长沙铜官窑（今属丁字镇）、范家窑、头冲窑、花果窑、外兴窑、贡兴窑、义兴窑和仁兴窑。这些古窑遗址皆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陶瓷考古专家周世荣论曰：“从铜官范家窑发掘的青釉碗器的饼形足分析，该窑要比长沙铜官窑更远久，特别是蔡家段外兴窑，能从唐代至今一直在烧制陶器，实属世界之罕见”。铜官窑的烧瓷历史早于盛唐，兴于晚唐，终于五代。长沙马王堆汉古墓中出土的陶器证明，早在2100多年前的西汉，长沙一带就有陶器生产。此地盛产的陶瓷远销西亚、中亚地区。据考古发现，在南韩的煤龙岛、日本的冲绳岛也都有出土的铜官陶器。当年的铜官镇窑火通明透亮，天下樯帆云集，还夹杂着大批来自阿拉伯的商贾，所以此地茶坊酒肆，秦楼楚馆比比皆是，格外繁荣。显然铜官陶器通过南楚丝绸之路已不断远播海外。据有关资料，迄今为止，已在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伊拉克、坦桑尼亚、肯尼亚、伊朗等17个国家发现了唐代长沙铜官窑陶瓷文物，这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銷异国的产品，已在全球形成了“唐瓷效应”。长沙铜官窑瓷器在域外传播的同时，也受其文化的影响而愈益丰富多彩。它大胆地运用褐绿彩绘以增加瓷器的装饰性和色彩效果。常见的有带彩堆贴胡人舞乐图、獅形图、彩绘椰林等，显然吸取了西亚、波斯的艺术风格。由于它极力在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方面迎合销往国的雅趣和需求，其产品深受欢迎，远销日本、朝鲜、印尼、西亚、欧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史料载，1999年10月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上打捞的67000件中国瓷器中，其中58000件即为长沙铜官窑的瓷器，占总量的83%。足见当时长沙铜官窑瓷器的生产盛况，长沙铜官窑在海上“陶瓷之路”中之显赫地位。如今的铜官陶瓷产品更是远销到海外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唐代铜官窑是未见于史籍记载的民间瓷窑。在已发掘的几百件器物上，发现题写有诗句、歌谣数十首，其多为流行在市井里巷之歌谣。唐代潭州的民俗风情皆无不凸现于此瓷诗、歌谣之中。瓷诗中的内容多反映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所题之都市商贾、歌楼妓馆、游旅之诗，亦无不根植于唐都市社会之土壤’乃唐代新兴市民文学的品种之一。
  • 相传铜官之得名，因春秋时其为吴、蜀之分界处。当时吴将程普与蜀将关羽约定互不侵犯，共铸铜棺，故名“铜棺”。后因避“棺”字之讳，乃去“木”旁，改作“铜官”。现在吴楚桥的遗址上仍勘有清光绪年间重修吴楚桥时的功德碑。铜官老街在唐代亦已基本形成，其建筑多为砖木结构，街面铺麻石，有各种老字号商铺和手工作坊一百多家。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曾提到湘水一个名为“蝶”的地方，即指距长沙市北三十五公里的铜官镇，这里古产铜。唐代诗人杜甫《铜官阻风》诗注云:“官铸铜处也，即锦官之类。”当年，楚怀王之弟鄂君启节，拥有150只庞大的商船，在楚国范围内广泛地做生意。有论者认为当时的“蝶”，应为楚国铸铜币的场所之一，是一个商业集镇。不难想象此地亦或为陶器之榷地。铜官镇不仅以“铜官窑”开创了中国陶瓷釉下彩的技术而享誉世界，而且在此前不久，中国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诗人曾在这里维舟驻足，并题诗咏叹。至今，铜官镇还流传着伟大诗人杜甫咏铜官窑之千古名唱：“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春，已苦于多年漂泊、北归无计的杜甫，领着妻儿，乘着在蜀中用宅地换来的一艘破旧的小楼船“转作潇湘游”。在岳州稍做休整之后，他继续向潭州（长沙）进发，去会见好友韦之晋，请求资助。过了乔口，来到古代楚国铸钱的铜官山下，潭州的天气变坏，湘江开始起风，杜甫一家只好在铜官渚避风，等待好天气。彼时，杜甫恰遇见铜官窑烧瓷的情景，十分壮观，不胜感叹，作《铜官渚守风》。■诗人见到大火，始以为春耕烧山，直至烧红了半边天，方知并非烧山，而是铜官窑在用山柴烧龙窑，制造当时最先进的彩瓷。铜官窑的熊熊大火，与杜甫自身的落魄窘况令杜甫感慨不已:繁荣与欣慰，饥饿与疾苦，皆无不交织于其诗中。后人为怀念诗圣杜甫，在铜官镇建有“守风亭”’并将此诗等泐碑以记。七、远输欧美、俄国之安化茶占全球85%冰碛岩地貌的安化孕育着自然奇珍—安化黑茶。安化地处湖南中北部，雪峰山脉北段，资水中游，地形地貌多样，境内高山叠嶂，溪壑纵横，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位于湖南长沙府的安化县，“为前四■萧涤非.廖仲安、张忠纲等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巴陵:铜官窑寻杜甫诗踪》，2012年2月4日
  • 乡，后五都，东邻益阳，西通新化，南至邵阳，北达桃源。……安化一都、三都之茶甚佳，二都、五都次点，四都更次，四乡不佳，文墨（安化所出名茶之一）出于一都尔。”■古时安化茶园遍布全县各乡村。资江沿线茶庄、茶行鳞次栉比，形成了黄沙坪、东坪、洞市、唐家观、江南等诸多茶叶集市。黄沙坪茶马古镇:是“万里茶路”的南方起点。“茶市斯为盛，两岸人烟稠”的黄沙坪，是历史上资江下游第一个商埠重镇，从这里源源运出的安化黑茶名扬天下。东坪茶马古镇:是随着茶业的发展而兴起的集镇。早在宋时，此地就有茶叶交易市场。《安化县志》载：“宋置县后，遂立茶场”;“宋茶法严，邑伊溪、中山、资水东坪产茶，视他稍佳。”洞市茶马古镇:这里曾是安化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从明朝至解放后的数百年里，这里商贾云集，店铺如林，仅茶叶商铺就多达30多家。这条古街南通新化、邵阳，北通资江河边，南来北往的物资经此处交易，是古时十分繁荣的集贸中心之一，特别是茶叶的交易十分兴盛，茶叶原料运往资江河岸加工，茶产品从此处经邵阳运往西北内陆。江南茶马古镇:这里水陆交通连贯，因资水水运的有利条件，是安化茶叶特别是安化黑茶的重要集散地。安化茶马古道上还保存有外运茶产品的码头，如五富宫码头、江南大码头和梁家码头，均位于江南镇，资江河南岸，始建于清代。唐家观茶马古镇:建于北宋时期，位于资水北岸，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有清嘉庆元年（公元1522年)所绘之《唐家观上河图》。唐家观自古商贾云集，客商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迁徙于此，经商创业，繁衍生息。据统计，唐家观现有居民1600人，姓氏竟多达60多种。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万寿宫碑铭文载:“独是连南楚，地接衡阳，而湖湘为最，故往来于安化唐家观，贸易者遂络绎不绝。夫唐家观称胜地，且为商贾聚集之薮……。”安化黑茶通过这些茶马古道，运输到资水沿岸集市，加工后，再由晋陕甘等茶商以“船舱马背”运往晋陕、西北。这样，资水沿岸的江南、唐家观、黄沙坪、酉州、东坪等集市成为了“茶马古道”的起点，史学家视之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经济贸易活动的往来，西方文化和宗教也蜂拥而至’在欧美商人往来南楚经商之时，天主教耶稣会士亦被送往中国内地及远东各地传教布道。长期以来影响着楚湘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数百年来，■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资料与研究>，第482页，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各种宗教及宗教流派并存，各行其道。至今唐家观遗存之祠堂、寺院、耶稣教会、福音堂、万寿宫、宝佛山庵堂、亭台楼阁等建筑遍地林立，热闹辉煌了近八百年。早在唐代，安化县便有“渠江薄片其色如铁”之记载。“渠江”，即安化县之渠江镇。彭先泽《安化黑茶》载：“黑茶之名，今仅于湖南安化见之”。“真正的黑茶起源于湖南安化。”关于安化黑茶之得名及效能，历来流传着楚茶治愈疾病之传闻。据说班超的商队西出洛阳时，突遇一场暴雨，将所载茶叶淋得透湿。路上，他们遇到了大批感染痢疾的村民，于是将那些淋湿后发酵的茶叶煮给患者喝，居然医好了所有病患。安化黑茶之神奇不胫而走。宋熙宁五年（1072年）安化建县后，逐步对外开放，茶叶、棕片、桐油、竹木等农产品对外输出。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在资江滨设茶叶交易市场，资江沿河两岸始有商业交往。明初，这里已成为商贾云集的热闹商埠；明中期简称唐市；明末清初，这里上通新化、宝庆，下达武汉、南京，水上交通极为便利，自明代以来，其繁华超过周边诸镇，陕甘、四川、江浙、湖北、江西、京师等地客商纷纷齐涌，满载粮食、茶叶、木材、楠竹、百货、布匹、木炭的商船挤满半边河，九个码头装卸货物，昼夜不停。古镇上各种商铺、饭庄、客栈、炭行鳞次栉比，每天流动人口数以万计，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明万历二十三年，朝廷颁布《安化黑茶章程》，正式定安化黑茶为运销西北的官茶，运陕甘茶马司，作为朝廷与边疆少数民族以货易货的商品。安化黑茶成为茶马交易主体，成为了封建王朝“茶马易市”政策主要茶叶原料之生产基地。明清时期，安化黑茶极其兴盛，最盛时期，产销达2000引之巨（折15万担，合8952吨）。晋、陕、甘、鄂、湘等地茶商纷纷到安化经营茶叶，致使安化境内茶行、茶号盛达300余家，形成了“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繁华景象。据有关资料，明清540多年，中国主要黑茶产地有五个，省平均产量比例是:湖南（黑茶）占40%，四川（乌茶）20%，广西（六堡茶）15%，云南（普洱茶）15%，湖北（老青茶）10%。安化在清朝时，最盛年产黑茶达14~15万担，红茶70万箱。而湖南省的茶，80%产在安化。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曰：“《茶谱》有潭州铁色茶，即安化黑茶也。”“安化黑茶交易，初乃引商贩运，销售西北各路。”■安化黑茶以其质好、价廉，吸引了来自晋、陕、鄂、湘等各地茶商，设庄开行收茶、制茶。安化黑茶始于茶马交易，继而形成生产、制作、运输、销售一条龙的产销链，被源源不断地销往西北各地。■雷男、任承宪、陆年青:《湖南安化茶业调查》，第7页，经济部中央农业试验所，1939年版。
  • 湖南湘江沿岸皆盛产茶叶，安化之外，平江、岳阳等地亦为著名茶区，晋帮茶商常在这一带购茶，并以湘潭为转运码头。咸丰四年，五口通商，始行创办红茶。据清代钞档：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六日陕甘总督臣左宗棠奏：咸丰八年以后，楚境渐次肃清，（湖南）茶运稍畅。而九年、十年、十一年，洋商续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1685年《湖南通志》载曰：长沙府所属12县，共产茶约12500吨，其中安化占70%。18世纪国际茶叶市场以红茶为主宗，咸丰初年崛起的安化红茶做工精细，品质甚佳，为中国三大正宗红茶之一，颇受市场青睐。同治年间编纂的《安化县志》曰：在红茶初兴时，茶商打包封箱，把安化红茶冒称武夷红茶出售，销路很好。孰知安化红茶清香味厚，原不亚于武夷，于是公开以“安化”字号进人国际市场’畅销西洋，以致享有“无安化字号不买”之美誉。雷男《湖南安化茶业调查•绪言》称迨咸丰八年，粵商估帆取道湘潭，抵安化境，倡制红茶转输欧美，称为广庄。及洪杨事息，西北商亦接踵而至。嗣后各国需要增加，销路日广。”又记曰（安化）当时年产红茶约十万箱（每箱约五十五市斤至六十五市斤，细者重，粗者轻，装以二五洋箱，二五者，以每担可装二•五箱之谓也），花卷三万余卷（每卷七一•二五市斤），红茶销俄国者约占百分之七十，英美仅占百分之三十，花卷则悉销于晋省。嗣广帮中兴，由香港销英美之红茶，约增至百分之四十，余百分之六十，仍由恰克图销于俄国，花卷则减少至一万余卷。”■据《湖南省茶业视察报告书》：“清道光二十年前后，英人之在粵南之对华贸易，已有相当进展，时输出品以茶为大宗。两粤茶产不多，爰由粤商赴湘示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因价高利厚，于是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此为红茶制造之创始，亦即湖南茶对外贸易发展之确矢。”■安化茶马古道原分为两条线路:一条是从田庄乡至东坪镇的黄沙坪至江南镇经桃江、益阳从资江水路通往境外；另一条是从田庄乡至东坪镇的黄沙坪至江南镇的洞市经新化从陆路通往境外。清末鸦片战争，陆上茶路受影响，福建的砖茶无法如期运至俄罗斯，信义至上的晋商用湖南安化黑茶弥补了福建砖茶的空缺，安化黑茶贸易十分活跃，至汉口的水路未曾中断，成为万里茶路上的第一茶。亚欧茶叶之路源于中国湖南安化与福建崇安，终点在中俄边境恰克图，俄■雷男、任承宪、陆年青:《湖南安化茶业调查》，第7页，经济部中央农业试验所，1939年版，■吴觉农:《湖南省茶业视察报告书·中国实业》，第1卷第4期，第720页。
  • 商再从恰克图将茶叶贩运至彼得堡和莫斯科。古“万里茶路”总长5000多公里，纵贯中国南北方，与“丝绸之路”齐名，是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亚欧茶叶之路兴盛时，安化黑茶茶砖一律先运往汉口，再统一和其他省的茶一起运往恰克图。恰克图，西汉时苏武曾经在此牧羊，唐朝和元朝时，此地分别归北庭都护府和乌里雅苏台管辖。18至19世纪上半叶，恰克图的互市贸易曾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据记载，1727年10月，中俄政府在此草签《恰克图条约》，次年正式换文。根据条约规定，两国边境以恰克图等地为界，清政府准许俄国商人来华贸易。以茶叶等日常消费品为主要商品的恰克图互市贸易经久不衰，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贸易几乎全部集中于此。小小的荒漠之丘，一时名声大作，成了中俄贸易的“咽喉”要道。据《东方今报》报导，为了唤醒茶叶之路沿途的记忆，向世界展示安化黑茶的独特魅力，传递深厚悠远的黑茶文化。2012年9月份，120峰骆驼全部抵达湖南安化，在“第二届安化黑茶文化节”暨“重走茶叶之路”大型系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时，驼队将从安化出发并穿越亚欧大陆。■八、连接湘黔、湘桂古商道之岩脚侗寨古丝路2014年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寨牙乡岩脚侗寨发现的“岩脚古驿道”是明清时期的一条重要驿道，过往商旅很多，曾经数次维修、拓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贵州省苗学会会长杨光林、贵州省侗学会会长杨序顺等专家学者现场考证，指出这一发现为探索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变迁提供了新线索。千年以来，曾有一条古老的陆运商道自湖湘经全州、兴安、桂北灵川而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湘桂古商道。它曾因湘、漓两江上游的水运不畅而繁盛近500多年，有人将它誉为“南方丝绸之路”。■从桂林尧山至兴安尊贵，因为地处荒僻，至今还根基完整地保留了古“湘桂通道”的一部门，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灵渠文献粹编》载曰：“自宋代以来，兴安灵渠商旅繁忙，‘楚米之连舶而来者，止于全州，卒不能进……渠绕兴安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人一斗，则闭一斗……向来铜船过陡河必行一月……。”在这种水运不畅的情况下，官府一方面不断维修灵渠疏通河道，另一方面则选择构筑从湘南通往桂北漓江的陆路商道，以解决灵渠水运交通的瓶颈。■参见《东方今报•重走茶叶之路:探寻安化黑茶的源头》，2012年7月4日，■参见《桂林晚报·湘桂古商道探秘》.2003年5月13日。
  • 在桂北开辟了这样一条从湘南经全州一兴安一灵川到桂林的陆运商道“湘桂商道”。■同样，在湘西南的险川湍流之间，亦蜿蜒盘旋着一条沉睡千年的古商道，这就是享有“南方丝绸之路”美称的南方第一古商道“湘黔古道”。湘黔古道曾是连通中南、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亦是一条重要商道。据有关资料，湘黔古驿道兴于西汉，至明、清臻于完善。驿道一干线三支线自东向西穿过洞口全境。湖南通广西、贵州为干线：自长沙府至宝庆府，宝庆设资阳驿(今称驿传街），自资阳驿西行，经枫林铺、长阳铺、岩口铺、紫阳铺（设驿站）、人洞口龙潭铺、黄桥铺（设驿站），过荆竹铺、石羊铺，至武冈州，再分两路:南行过城步至广西兴安;西行过绥宁去贵州开泰。自龙潭铺起，经石下江(设驿站）、竹篙塘、木瓜桥、硖口关(今洞口塘，设驿站），入雪峰山，过千丘田（今古楼乡），越曝木隘（今古楼相山村境）、丝茅界（今月溪乡白羊村）、凉山界、宗溪、宝瑶（设驿站）、仙人桥，去沅州府（今洪江古商城），此乃小西线（又称支线）之一，是湖湘通云、贵、川的主要通道，称“烟银特道”。■这条曾经东连宝庆（今娄底、邵阳地区）、衡阳、长沙，西接洪江、芷江，一直延伸至贵州的古老商道。它横亘山川，连绵千里，“上控云贵，下制长衡”，洞口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扼守着这条古道要冲。与这两条古驿道有关的靖州岩脚驿道是始建于明朝中后期的一条重要的古驿道。该驿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湘黔古道和湘桂古道的连接线，连接了湘黔和湘桂古商道而成为黔桂古道网络的一部分，南接越南，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其在靖州境内全长70余公里，后经历史变迁，目前还存余20余公里，其中保存最完好的一段位于该县岩脚侗寨之中。岩脚侗寨内保存完整的驿道全长约6公里，宽约1.5米，全用青石板铺就而成。驿道穿寨而过，沿山而上，向西而行，直至通道境内。■因地理位置独特，岩脚侗寨成为黔桂古道上商旅歇脚、物资交易的一个重要节点。据《明史•地理志》文献记载：（南方丝绸之路中道）为唐代所开，称为“邕州道”。邕州，古越地也，秦并南越，为桂林县地。其地连大理、罗殿、自杞、特磨和安南，凡诸蕃欲通宋，必须取道邕州。此地向来为少数民族集中之地。宋朝诗人崔与之《寿邕州赵守》：“邕为五管雄，地探西南哉。”宋李曾伯曰：“广右之藩■参见《桂林日报•塘边探古》，2013年10月12日。■参见陈晓锋、凌志华《千年古商道—记古韵悠悠的湘黔古道》，中国公路网，2012年12月3曰。■参见《湖南日报•靖州岩脚侗寨发现明代“丝绸之路”驿道遗址》，2014年II月17日。
  • 篱在邕，邕之藩篱又在两江，习南方形势者素有此论。盖以右江通大理来路，左江与安南接境，两江羁縻州、峒险隘不一，先朝疆以周索，赖此以控制之故也。”周去非《岭外代答_通道外夷》曰“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并记载了横山寨至周边罗殿、自杞、特磨、大理的距离。皆说明当时邕州战略地位之显要。清金蓉镜撰《靖州乡土志》曰：明朝建立之后，在对南方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的羁縻统治同时，积极推行土流合治以引人汉文化;派遣大量军屯、民屯;并大量修建驿道，加强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岩脚驿道古驿道就是在当时的“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修建的。湖南人类学者阳国胜认为，黔桂古道是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出海通道，与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两大通道—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存在关系。九、湘商采获之锑矿及炼成之生锑与英商承卖交易本文作者2015年元月于湖南省图书馆所见之清宣统年间编印的《湘商与英商所订採锑合约》石印本，获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即西历一千九百一十年正月一号（1910年1月1日），中国湖南省探锑矿商及炼生锑商（约商），与英国纽克素安典英伦，支那锑业有限公司在清国湖南长沙府签订了将自己在湖南省锑矿山所採获之锑矿，及在炼厂所炼之生锑全数售与英国公司之合约条款。交易成功之后，则英国公司由长沙大清银行汇交湘探锑矿商及炼生锑商“洋例银叁万两作为公司应付约商”。条约共二十六款，略如次：湘商与英商所订的採锑合约立合约人：中国湖南省探锑矿商及炼生锑商。名列后嗣，提约中称为约商3英国纽克素安典英伦，支那锑业有限公司代理人布卢特，嗣后，约中称为公司。今于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即西历一千九百一十年正月一号，在清国湖南长沙府订立合约条款如左：第一款约商允愿将自己在湖南省锑矿山所採获之锑矿，及在炼厂所炼之生锑全数售与公司，由上所注明之日起，以扣足三年为期。公司允愿于此三年内照以下所订条款将约商采获之锑矿及在炼厂炼成之生锑全数承卖。所有约内，月日均以西历口算。第二款公司允愿于签约后6个月彼此可以照下款所定，将此合约注销。如不注销，则公司由长沙大清银行汇交约商洋例银叁万两作为公司应付约商。各款之担保俟由约商收到银之日写立（利）息摺交与公司，由收银■【清】金蓉镜纂辑《靖州乡土志》四卷首一卷，光绪戊申八月刊竣，成文出版社。
  • 之日起周年六厘行息，对年交付息银，其息银及存款由约商全体□认俟合约，期满或半途彼此愿意解约将存款及賸有未付之息一并退还公司。第二十五款此次公司于约商所订立之约系商家交易，并与两国政府国际交涉无关，倘订约之后，约商与公司两方面或有争执，违背合约之事，彼此允愿各请一秉公人判断。如不能了结，则由二秉公人再请一人，经此一人判断，即作了结。但秉公人只得判断合约废与不废之事。第二十六款（略）此合约缮中英文各二份，由公司代理人布卢特与订约各锑商在长沙于上款所注明之日签字，各执二纸，互换存照。附表：生锑每吨费目现时之数列左（略）湘楚矿藏丰富，种类繁多，为“有色金属之乡”。其时矿产贸易多私商所为，如清光绪七年（1881年），村民梁箓光开矿经商发家后，在其家乡财溪松柏村建“财溪绿竹园'屋边百年老树，千年古桥（观山桥）交相辉映，门前潺潺流水，颇具宁静、和谐之美。上述之湘探锑矿商及炼生綈商远输有色金属锑矿至英国之交易，亦乃民商所为。湖南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较为有利。矿产种类繁多，分布相对集中。目前已知矿产100多种，其中探明储量的70余种，是全国矿产品种较多的省份之一。南岭山地、雪峰山地一带，因经历多次造山运动影响，特别是燕山期花岗岩侵入与围岩蚀变等作用，形成各种富有工业价值的有色金属矿床，湖湘故有“有色金属之乡”之誉。其中锑矿储量居全国第一。且富矿点多，分布集中，品味高，经济价值大。据有关资料，“湖南冷水江锡矿山是世界最大的锑矿产地，安化、新晃、凤凰、沅陵、邵阳、益阳、汨罗等县次之”■在湖南省冷水江市北郊的白杨大队境内，有一个岩洞，名为波月洞，被誉为“辉煌壮丽的地下宫殿”■。波月洞中，不但岩石形状奇特，而且色彩丰富：有红色、蓝色、青绿、棕黄、金黄、灰褐、以及如雪似洁白的色彩等，即因地下水复杂变化的结果。钟乳石在其形成过程中，由于地下水经过复杂的地层变化，溶进的矿物质多种多样，如含铁、锰、镁的钟乳石呈玫瑰色或肉红色，含铜、机的呈草绿或天蓝色，含锑质多的呈橘黄色。波月洞所处的地层是一条蕴藏着禅、铁、紹、辞、锰、樣、相、钻等多种矿藏的金属矿带，从■陈福义、范保宁:《湖南商业地理》，第20页，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参见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三湘胜地游》，湖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 而形成了色彩斑斓的钟乳石。储量丰富的有色金属矿，为有色金属工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由于产量大、质量好，品种多，它除了满足省内需要外，亦大量运销全国各地及出口。十、南楚丝路贸易与考古学中的楚文物探究交通异域的楚国漆器、铁器、铜器、丝造物等，亦无不与南楚丝路贸易往来相关。约公元前五世纪初，东山时期，文郎文化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传播，它与战国艺术初次接触，开始同印度和西亚地区进行交流，此时出现了铁器和漆器。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指出：“漆器是楚国大量制造的产品之一，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与东山文化初次接触的战国艺术应该是楚国的文化艺术产品，那里出现的漆器很可能是楚漆器或受楚影响的产品。”■戴维森认为“此器物，即铁器，可见汉初继承楚国传统政策，并未禁止中国铁器的南运，战国时期楚国铁器、漆器等物品输往今越南一带是可信的”。楚国漆器的生产源远流长，它不仅使楚文化大放异彩，而且对秦汉漆器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就有较多的漆器出土，这些漆器主要发现于临澧之金箔贴花漆器、长沙五里牌之漆虎子、随县曾侯乙墓之二十八宿图案漆箱盖、长沙南郊等地之漆盾等，皆突出地反映了当时漆器业的发达与制作工艺之精湛。■其中原物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长沙楚墓出土“廿九年”漆巵，其形制为三个蹄形铜足，上饰错银云纹，黑漆地上朱绘几何文，巵底刻铭文四行为廿九年大（太）后□告（造）……”铭左朱书一“长”字。■裘锡奎认为，铭文中“太后”是秦昭王之母宣太后，是楚人，她与楚人有一定联系，巵上的“长”字系“长沙”之省。从湖南长沙发掘的战国时代漆器，至1920~1932年，朝鲜古乐浪遗址发掘的不少汉代漆器铭文，亦彰显了我先民在两千年前制作的漆器已具气度。明清时，楚漆器则已达到集历代大成之高度，髹漆工艺可谓炉火纯青。在频繁的贸易中，楚国也从中原等各地输人各种物品。如“秦篝齐缓，郑绵■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考古学参考资料》，1979年第2辑。■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第17、24、93、18、37、128、124、11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第1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 络些”、“晋制犀比，费百日些”（《楚辞•招魂》）“洞庭之鳟”、“云梦之芹”、“云梦之柚”（《吕氏春秋•本味》）、“江陵千树桔”（《史记•货殖列传》。楚国玻璃自春秋末战国初兴起，其中“晴蜓眼”式的琉璃珠，其纹饰、颜色与西方同类玻璃珠相仿，亦可显见楚国与南亚地区经济文化交往之悠长历史，西方的玻璃工艺经过南亚地区而传人楚国。考古发掘证明，楚国的丝织品已远销到今西伯利亚地区。■在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发现有与楚国相同的龙凤纹绣丝织物。20世纪20年代中期，即1933年安徽寿县楚王墓被盗掘的十年前，当地曾出土一批铜器，为当时驻留于蚌埠的瑞典人加尔白克所得，由其手分售于欧美各地。此次出土多为车马饰具及带钩、铜镜之属。其较大者有鎬鼎及壶、簋数件，藏瑞典首都之皇储蒐集部。1926年加氏发表《一些早期中国青铜镜的笔记》一文，论其中之铜镜，载于同年所出之《中国科学美术杂志》。1959年9月，在安徽凤凰嘴亦发现一批铜器随葬品，铜器的基本组合为鼎、簋、鬲、益、缶。兽形鼎及番，器形别致，是初见的铜器新型，花纹有别于蔡器与楚器。■广东始兴白石坪战国遗址发现楚国铁器“凹字形铁働和长方形铁斧一件”■，专家考证认为，其与湖南战国墓所出形制相同。而广东汉代以后才能制造铁器，认为战国铁器应自楚国输人。此外，在广东德庆落雁上出土的战国晚期的楚式剑■，以及广东四会乌旦山出土之楚式剑■亦与南楚丝路文化交往有关。如“小埠”古村，即是湘粤古道上的重要结点。村民们除了种地之外，加入马帮、挑夫的行列，驮货行商贩卖，曾经是古村村民的第二营生。小埠古村《石板古道》碑文上这样记载：由湖南进人广东，需要翻越南岭，经郴州有两条古道:一条是从郴州出宜章到达广东坪石，被称为“九十里官道”；一条是从郴州出临武到达广东连州，被称为“西京古道”。史料记载显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西京古道就是岭南各地通往京城的必经之路。有论者曰，这是在秦朝南征大军所开辟道路基础上修建而成，后来又经过唐代大规模修缮。“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之典故，即指这条从岭南运至长安的古道。形成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前，位于嘉禾县老县城内的南正街，亦为古时人们贩盐担煤南下广东的必经之路。楚国丝织品，如长沙楚墓五里牌发掘的丝、麻;仰天湖发掘的丝织物;左家■C.N.鲁金科著、潘孟陶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第150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第4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第6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第7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 公山的丝帛，左家塘出土的丝织物如:菱纹锦、矩纹锦、暗花对龙对凤纹锦、双色方格纹锦、几何填花燕纹锦、绢和方孔纱等;烈士公园发现的精美刺绣;江陵九店砖瓦厂楚墓发掘的丝织物、刺绣、穿绣衣的歌舞木俑，以及江陵马山楚墓发掘的大批丝织物:绣、锦、罗、纱、绢、縧等■，皆为春秋战国时代表性的丝织品。如其中之“罗”，即是用纠织法，以地经纱和绞经纱与纬纱交织，形成椒形绞纱孔隙的丝织物。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等地汉墓及山西阳高、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音乌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古乐浪遗址，和中国西北古代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均曾发现此种汉代罗织物。据载，贞元以后，越州贡品有各种精致的丝织品达数十种。中唐白居易《新乐府•缭绫》■即描述了此种精美的丝织品：“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诗中用明月、瀑布、文章、白烟、花、雪，绘出其精美绝伦。“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乃越地的名山。“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即天台山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比喻缭绫高悬，如同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又接连用喻地铺白烟花簇雪”。“地”即底子，“花”即花纹。作者用“铺烟”、“簇雪”作比，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质感轻柔，朦雎闪烁，将其冷色表现得栩栩如生，赞美了织者妙夺天工之手艺。“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继而，作者抒发了对“越溪寒女”的无比同情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作者籍对“宣口敕”之“中使”，“昭阳殿里歌舞人”的讥讽，传达出对皇帝圣旨的愤懑、不满。该篇与作者《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作品一样，其精湛的艺术手法及深刻的思想内涵，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诗歌亦侧面形象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艺术之惊人水平。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楚国丝织品远销到今西伯利亚地区，在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皆发现有与楚国相同的龙凤纹绣丝织物。■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第17、21、24、33、36、37、131、13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唐】白居易《新乐府•缭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越州》。
  • 丝绸之路是联结古代东西方政治、文化和商贸的大动脉。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的伟大创举，构建了汉与西方国家友好交往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钱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物，在丝绸之路这条交通要道上散发着独特璀燦的光芒，见证了昔日丝路贸易的发达、经济的繁荣和交流的频繁。楚地考古发掘的百余枚丝路沿线古国货币，年代跨越久远，地域覆盖面广，如在江苏省南部和北部，在安徽寿县、合肥、六安、霍邱、凤台、庐江、望江、巢县、凤阳、全椒、临泉、阜南、广德、南殿等地;在陕西西安;湖北鄂王城、江陵、宜城;河南扶沟古城、淮滨、固始县北山、信阳；山东费县等地，皆先后出土过楚金币郢爰。■在安徽、陕西、河南■，先后出土过陈爰；在湖南衡阳、常德，河南舞阳、淮滨、信阳、上蔡，湖北孝感、宜城，山东曲阜，则先后出土过蚁鼻钱等。■郢爰、陈爰、蚁鼻钱等货币的流通，为楚国与中原各国商业贸易的往来密切，以及春秋战国时楚国在各地的扩展提供了物证。它铭记了南楚丝路的历史与变迁，映照出丝路数千载的历史辉煌。对搜寻南楚丝路的脉络，研究南楚丝路沿线商贸活动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原与异域文化的影响下，南楚丝路促进了民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形成了南楚商埠、榷场、互市制度化。这种互市形式与地点，遂成为中原与民族地区，与异域交往的主要渠道。如今这些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千年古道，留下了无数具有历史、文化、艺术、民族和宗教等多重价值的遗存，如：龙山里耶镇、湘西芙蓉镇、浏阳大围山镇、泸溪县浦市镇、长沙县朗梨镇、醴陵市麻石村、板梁古村、望城铜官镇、洪江古商城、望城县靖港古镇、洞口县高沙镇、绥宁县寨市镇、浦市镇、王村、老司岩、南正街、唐家观古镇、窑湾古城、沅陵沅水古纤道、南岳朝圣古道、炎陵御祭古道（含“邑有圣陵”碑刻）等。在此保存了较完好的古商焊、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及建筑文化等遗存，它们构成了楚湘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第27-28、31.49，57，58，59，61.82，99，109，110，126，137J39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第58，65，8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第22、30，35，48、69、99、109、13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 刘廷玑年谱（下)曹琳*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四十五岁表弟周某来浙访刘廷玑。春，与洪昇交游，在富阳相别，约定杭州再晤。秋，洪昇至苏州，尤侗为《长生殿》作序。①按:《长留集•刘廷玑七言律上》之《舟次富阳同昉思分赋》：“水长天阔人望低，双桡东上片帆西。……诗成预有苏堤约，一贯青蚨一杖藜。”《葛庄编年诗•丁丑》之《周二表弟至署口占送之》、《舟次富阳同友人分赋》（即上文《舟次富阳同昉思分赋》）等。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四十六岁著成诗集《省斋草》。九月，吴陈琰过东瓯（浙江永嘉），会刘廷玑;刘廷玑请其校订已刻、未刻全部存诗，总名之为《葛庄诗钞》并作自序。十二月吴为刘廷玑序《诗钞》缘起，并附有己卯《校订观察公葛庄诗成附题四首》。九月九日重阳，登松台山。按:辽宁省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葛庄诗钞》二十卷本戊寅自序：“因取前后所作诗千余首，自为改窜删去几半，适吴子宝崖来瓶江，合前后诸诗重加校订而授之梓……康熙戊寅冬杪辽海刘廷玑自序。”《葛庄编年诗•吴陈琰序》：“今年戊寅九月，过东瓯谒公，出其前后已刻、未刻诗命为删订，总名之曰《葛庄诗钞》。帙成，又命序其缘起。……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治门下士钱塘吴陈琰拜手仅序。”并参见丙子按语《葛庄编年诗•吴陈琰序》引文。《葛庄编年诗•戊寅》之《九日登松台山即事》、《和吴宝崖赠儿垓原韵酬赠宝崖》、《排诗同吴宝崖作》：“旧句重排卷帙成，莫将多事笑虚名。因君劝我趋时兴，也拟刊诗仿率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国朝刘廷玑撰《葛庄诗钞》，止于其官九江道时。是编（《葛庄*曹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①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齐鲁书社，2008年1月第1版，第355页。
  • 编年诗》)又其官淮徐道时所作，分年排次。”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四十七岁正月，赴杭州。靳治荆②招饮，席上闻台湾观察常予兼讣音。二月，在绍兴。二月十六日刘廷玑生辰’毛奇龄等人为其庆生，席间诗歌唱和。三月，康熙南巡御驾杭州；廿六日，廷玑献家藏赵孟頫字一册，董其昌字三卷；四月二日，苏州送驾，晤刘玉伯。四月四日，与同官于宪长、卞胡两在程园宴饮。严总戎招饮，席间刘廷玑吟诗赋赠。八月，监浙江省试。与魏坤③交游;与中式者查嗣堞④、许田⑤、盛弘邃等人交善。九月重阳，子刘均自京来省亲。十月，在温州观总兵李文侯⑥教习水军。冬杪，因催运椿木至杭州。十二月十五日立春，寄孔尚任诗二首。是年六月，孔尚任写成《桃花扇》。按:《在园杂志》卷一“内外帘官”己卯监试浙闱，中式诸君以余稍知文墨，修通家之谊甚恭，如査德尹嗣琛、高巽亭舆、许田、盛紫翰弘邃。”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三：“康熙己卯监浙闱试.魏水村、吴宝崖皆与执经之列，为序《葛庄诗钞》，称门下士。”《葛庄编年诗•魏坤序》：“己卯秋，值公监浙闱试，例得与执经之列。”辽宁省图书馆藏《葛庄诗钞》二十卷本刘廷玑辛巳自序：“甲戌至戊寅五载得诗不过百余首，己卯春以迎銮至会城，兼督理禹陵、兰亭、曹娥江之役，往来於越;秋间乡闱监试，冬杪以催运椿木复至武林。”《葛庄编年诗•己卯》之《初四酉时立春由富阳陆路至杭州作》、《靳熊封司马席上闻台湾观察常予兼讣音》、《二月十日绍兴行署写怀》、《己卯初度即席答毛翰林大可诸公》、《三月廿四日驾幸西湖》、《三月廿六日湖心亭仰瞻御书，不胜欣幸，即以家藏赵孟頫一册、董其昌字三卷进呈恭纪》、《四月二日送驾苏州喜晤刘玉伯》、《四月四日姑苏同于宪长卞胡两同官程园即事》、《严总戎招饮园亭即席赋赠》、《偶次陈明经⑦韵》、《闱中检卷三首》、《九日家宴适均儿以省亲来瓯》、《瓯江观李总戎文侯教习水军》、《十二月望日立春寄曲阜孔东塘》、《答东②靳治荆，字熊封，号书樵、雁堂等，奉天人，荫生，汉军镲黄旗，官至吉安府知府，著有《思旧录》等。③魏坤，字禹平，别字水村，浙江嘉善人，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举人，著有《倚晴阁诗钞》、笔记小说《漫游小钞》等。④查嗣琛（1652-1733)，字德尹，号查浦，海宁人，査慎行弟。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编修，官至翰林院侍讲，著有《査浦诗钞》、《査浦辑闻》等。⑤许田，字宰野，浙江钱塘人，康熙癸未进士，四川高县知县，著有《水痕词》一卷，《屏山词话》一卷。⑥据《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二，李文侯，当指温州总兵李华。《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史部36册，第271页。⑦康熙年间有陈明经数人，然难以断定与刘廷玑交游者为谁。《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陈明经，绥阳人，康熙二十八年知咸宁县，岁饥，赈济有方，民无失所》三十年大蝗，斋戒至田所祭之，蝗遂去。秦中久经兵燹，郡邑册籍无征，明经履亩勘实，一清诸弊，至今民犹思之。”疑是否即此陈明经。
  • 塘》等》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四十八岁游雁山。赴台州查盘，赴嘉兴行田，一月之内历八郡。烟雨楼宴集。三月在嘉禾行署，时吴陈琰因代阅试卷留在嘉禾，且将续弦才女，刘廷玑与其次韵唱和作别。四月初五日，与嘉禾太守佟赋伟⑧、郡丞迟澹生、别驾吴谨仲一起过黄叶村庄访吴之振，吴先年曾托女婿赠送刘廷玑《宋诗钞》。在钱江遇同僚王紫铨⑨。五月，张鹏翮招饮，刘廷玑与佥判吴谨仲、郡丞迟澹生等同赴，席间杯盘具用官窑、哥窑、汝窑、定窑等酒器，且以竿挑唐宋元明画作鉴赏进酒。梁天眷⑩病，刘廷玑慰问。与高士奇、张敬止、宋谢翱等唱和交游。与朱彝尊、张越千、吴蓉村、刘玉伯、于準■、郎廷极■等交游唱和。按:《葛庄诗钞》卷十四《四月初五日同青士太守、振公司马、仲谨别驾过黄叶村庄访吴孟举舍人》。《葛庄编年诗•魏坤序》：“庚辰冬.吾夫子以行田至敝郡。”《葛庄编年诗•庚辰》之《游雁山》、《以台州查盘之役次黄岩县柬郡邑诸君》、《台州查盘事竣复有嘉兴行田之役》、《登烟雨楼和宫詹高江村韵》、《次宝崖韵偶成二首》、《吴蓉村寄诗次答二首》、《春》感怀朱朱坨太史韵》、《发嘉禾次韵留别吴宝崖时宝崖将续弦才女故末首戏之》末注“宝崖以代阅试卷留禾”、《同嘉禾太守郡丞过黄叶村庄访吴孟举舍人》小注“向以所选送《宋诗钞》托乃婿见遗”、《钱江喜遇王紫铨同官》、《席上》小注云“抚军张公敬止招饮”、《宋谢翱有文房四友叹同人分赋戏成长句》、《喜雨兼问梁简臣病热》、《岭下接张越千书》、《戏述家事兼示儿辈》、《道中作兼怀于廉使子绳郎鹾使紫垣》等。⑧《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二“嘉兴府知府佟陚伟，正蓝旗，监生，康熙三十八年任；张凤翔.镶红旗，恩监，康熙四十二年任。”可知此处嘉禾太守指佟陚伟。嘉禾，嘉兴旧名也。又，《四库提要》云广陚伟字青士.襄平人。官宁国府知府。”《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史部36册，第267页。⑨王紫铨.名瑛，后改名婴，改字紫播，官至观察。⑩梁简臣，名天眷，曾经为刘廷玑长子垓伴读，后教廷玑孙永轼、永鐄。见（葛庄编年诗•补遗•次梁锡蕃秀才寄乃兄梁简臣学博韵賦赠》小注：“简臣旧与垓儿伴读，今教永轼永鐄两孙。”清康熙刻本，第九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亦曾参与编纂《处州府志>，“处州府编志姓氏”的编驀者中有贡生三人，末为梁天眷；■于準，字子绳，山西永宁人，以荫知临清州，转刑户两曹，授江南驿盐道，复历直隶守道.浙江按察使（康熙三十七年任>、四川布政使，擢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移巡抚江苏，阅五年免官归。雍正三年复原职，九年卒于家。■郎廷极（1663年一1715)，字紫衡，一字紫垣，号北轩，隶汉军镶黄旗，奉天广宁人（今辽宁北镇），以门荫授江宁府同知，迁云南顺宁知府，累擢江西巡抚，督造官窑瓷器，世称郎窑，官终漕运总督：■康熙三十一年任浙江都转盐运使。著有《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师友诗传录》、《胜饮编》、《北轩集》等。
  • 康熙四十年辛已（1701)四十九岁春，长女殁于天津。三月十八日奉召赴京;在畅春园陛见，升江西按察使;便道归家，与京城旧友唱和往来。往返程途中即景赋诗颇多。返程时，在德州平原县与张莅生、吴谦侯■唱和。秋，留别杭州诸友赴江西按察使任，兼任江西学使。七月十五夜过苏州，柬寄刘玉伯、佟毓秀■。赴任途经苏州，谒见宋荦，在集漫堂宴饮;刘廷玑以《葛庄诗钞》求序，宋荦赠以己著《绵津诗集》，并为其《诗钞》作序。八月十六，吕熊自昆山至江西会刘廷玑，言及将创作《女仙外史》小说。八月于兰江舟次为《葛庄诗钞》作自序。约在是年刊刻《葛庄诗钞》十五卷本，子刘均、刘垓、刘培仝校字。魏坤至南昌访刘廷玑，为其诗集写序，并题诗四首。按:《江西通志•卷四十八•秩官三》“按察使刘廷玑，字玉衡，镶红旗人，荫生，康熙四十年任《女仙外史•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岁辛巳，余之任江西臬使：八月既望，维舟龙游，而逸田叟从玉山■来请见。杯酒道故，因问叟向者何为，叟对以将作《女仙外史》。”《葛庄诗钞》十五卷本.起自丁已，终于辛巳，每卷末尾刻有“男均、垓、培仝校字”。《葛庄诗钞》二十卷本辛巳自序：“甲戌至戊寅五载得诗不过百余首……辛巳甫竣，旋奉召见之命，跋涉於道路者半载。劳人草草，不半年间所得诗已四&首。……余涖浙久，兹复移西江，马齿日长而诗格不加进，其负惭古人者多矣。时康熙辛巳八月辽海刘廷玑自序於兰江舟次。”《葛庄编年诗•宋荦序》：“康熙辛巳夏，辽海刘使君在园以温处观察陛见，当上意，命廉査江右。将之任。秋中，道过吴门，以所为《葛庄诗钞》谒余，而属以序。”《葛庄编年诗•魏坤序》：“越明年秋，余买掉抵灌婴城.，甫望见颜色，即出近咏一编.命识数语。”《葛庄编年诗•辛巳》之《寒食同内悼长女》、《三月十八日奉召赴京陪推滇臬》、《平原同张莅生作》、《中元夜过姑苏即目兼柬刘玉伯方伯佟钟山观察》、《中丞牧仲宋公招饮集漫堂，以〈绵津诗集〉见贻，次集中韵赋谢，时由浙东引见赴豫章》、《留别杭州诸友》：“每嫌人细喜人粗，雅合襟怀兴不孤。”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五十岁二月，许田等人由浙江赴南昌为刘廷玑庆贺生辰。■吴谦侯.刘廷玑鞯僚，与许登逢亦有交游，许登逢《青笠山房文钞》收有《吴谦侯先生小传》。■佟毓秀，字钟山，满洲人，隶正蓝旗，善画，曾任甘肃巡抚等职。■今江苏昆山市玉山镇.
  • 登滕王阁，和宋荦诗韵。与澹雪上人游北兰寺登纵观亭。心壁上人■至南昌，拜访刘廷玑，请其捐资重修庐山秀峰寺大殿，廷玑乃与同寅诸友募资重修，并作《重修秀峰寺大殿记》。与张真人、佟钟山等交游唱和。送梅月川、曾黄村人京。王弋阳以手抄近稿寄刘廷玑，廷玑赠诗以寄。相随十八年的幕僚周殿飏没，终年六十岁。秋，与刘子章、徐欐■同监江西省试;监武试。送心壁上人还庐山。检旧诗得昔年所赋《梅花十咏》，作小引志之■。吕熊至南昌，刘廷玑为适馆授餐，提供安定的生活环境以创作《女仙外史》。冬，为乔寅■《游庐山诗卷》题诗。陈履端备员山阳校官，职务清闲，时常追随刘廷玑学诗。六叔刘光美升任内阁学士。佟赋伟捐俸开嘉兴城内河道，挖出古碗、古船，作《说铃述异记》一则。按:《八旗通志•刘汉祚传》：“子光美由笔帖式任贵池县知县，康熙十九年擢监察御史，二十七年迁内阁侍读学士，四十一年迁内阁学士，四十二年擢安徽巡抚。四十八年以匿灾不报降五级调用。”毛德琦《庐山志》卷十四《刘廷机重修秀峰寺大殿记》：“余奉命廉察西江政刑……越明年而心上人来见，余亟延之……上人曰：‘……第大殿尚需修整，近从滇南省亲，承制府王公、宪副于公，造有赤铜殿顶，鎏金于外，其高九尺有咫；又饶州李郡伯捐赀陶冶砖甓略备，而工用浩繁，弗敢兴也。’余欣然……遂以告之寅恭诸友，共破宦囊，收功一篑。”《女仙外史•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壬午，叟至洪都，余为适馆授餐.俾得殚精于此书。”《在园杂志•陈履端跋》：“履端自壬午冬备员山阳校官，职卑务闲，时追随观察公学诗。”《在园杂志》卷三“小人”：“壬午帏中监试，副者南赣徐府事欐……主考侍御刘豹南子章。”《葛庄编年诗•壬午》之《登滕王阁奉和中丞宋公牧仲韵》、《春日过北兰寺登纵观亭即事示澹雪上人》、《卧云轩同心壁上人看雨兼话庐山之胜》、《挽周殿飏》、《寄赠王弋阳》、《监试用李太白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韵》、《壬午武闱监试》、《送心壁上人还庐山仍用红字韵》等。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五十一岁早春，登滕王阁;康熙御书《心经》送至开先寺交心壁上人供养;夏初颁发御书《滕王阁序》。■心壁上人，曾居南昌憩云庵、庐山秀峰寺，与宋荦、刘廷玑、潘耒等人皆交好。■徐欐.字栋云，辽阳人，贡监，康熙四十一年任南赣道。■详见壬子年按语。■乔寅，字孚五，又字东湖，江苏宝应人.著有《游黄山诗一卷》、《碧澜堂集》、《理咏堂集五卷》，孔尚任康熙二十六年为其《碧澜堂诗集》作序。评点《女仙外史》三条。
  • 与澹雪上人、倪匡世■、张鹏翻■、梁佩兰■、魏坤等交游唱和;请张真人书符。吕熊、心壁上人、罗牧■来访。与吕熊互相校订新诗作，后吕熊转回苏州。六叔刘光美升任安徽巡抚。刘琰任江西提学道，请刘廷玑等同僚宴集，共赏《西厢记》杂剧。按:《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职官志》“安徽巡抚刘光美，奉天人，监生，康熙四十二年任。”《八旗通志》卷三百四十《八旗大臣题名二•各省巡抚》：“刘光美，汉军镶红旗人，康熙四十二年五月任安徽巡抚，四十八年九月降。”《在园杂志》卷三“豪饮提学刘副使公琬琰，时同官豫章，招集僚友……时优人正演《西厢记》杂剧。”考《江西通志》卷四十八“提学道乔士容，山西猗氏人，进士，康熙三十九年任;刘琰，康熙四十二年任。”《葛庄编年诗•癸未》之《早春登滕王阁即目二首》、《题倪永清归耕图》、《癸未春御书心经命中丞张公送至开先寺释心壁供养》、《癸未夏初颁发御书滕王阁序敬纪十二韵》、《刘家叔特简以御史中丞抚皖江军赋以志喜兼示诸昆季及儿辈》、《署中独坐喜吕文兆、罗饭牛、心壁上人过访》、《送文兆归姑苏》“各言新历事，交订近成诗”、《即席赠梁药亭庶常》、《题魏禹平水村图二首》。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五十二岁正月七日，为裘君弘■《西江诗话》作序。二月，两江总督阿山■疏江西巡抚劾张志栋计荐不公，布政使李兴祖、按察使刘廷玑、道员韩象起■等俱受案牵连罢官■。廷玑在任廉明宽和，及罢官士民数千人拥舆抱膝，慰谕久之乃得行。老稚牵携，随舟累累，哭失声。”⑳倪匡世，字永清，娄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著有《诗最》，评点《女仙外史》三条。与张潮亦交好。■张遂宁（1649-1726)，名鹏翮，字运青，号信阳子，遂宁人。康熙庚戌（1700)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端。著有《信阳子卓录》、《诸葛忠武志》等。■梁佩兰（1629-1705)，字芝五，号药亭、柴翁、二愣居士，晚号郁洲，广东南海人。年近六十方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岭南三大家”之一，著有《六莹堂前后集》等。■罗牧，号饭牛山人，江西宁都人，评点《女仙外史》一条。杨钟羲撰《雪桥诗话三集》卷三云：“饭牛山人罗牧居竹谿，善制茶，有募驴图。以老疾募买驴，魏叔子为作疏，吴梅村、朱竹垞、韩慕庐分赠米、钱、茧绸……此图题诗者为梁北潭、汪钝翁、陈香泉，跋者为符幼鲁与释子大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4页。■裘君弘，字任远，号香坡，别号秒贯堂主人，江西新建人，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举顺天乡试，补教习。著有《西江诗话》、《妙贯堂余谭》等。■阿山，姓伊尔根觉罗，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九年五月授江南江西总督。■韩象起，字敬一，号姑射山人，山西洪洞（洪崖）人，监生，康熙三十七年任江西驿盐道，曾参与评点《女仙外史》。■《女仙外史•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云癸未冬，余堊公事，削职北返，旅于清江浦。”但据《葛庄编年诗》、《淸史稿》、《西江诗话序》来看，《品题》记载有误。
  • 北返，南京会曹寅■，与之宴游、诗歌唱和，先时廷玑在浙为官时两人已有往来。是年春末夏初，曹寅请洪昇共同排演《长生殿》，轰动南北，名流汇集，计其时，与刘廷玑在南京时间大约一致，刘廷玑可能也曾与此盛举。过袁浦，以张鹏翮举荐起用为江南淮徐道佥事。居淮安清江浦■工部街故居，建造新居，命名为“苇庐”。送叶丼庵归安徽。秋，乔寅、倪永清、吕熊同至袁浦访刘廷玑，此为江西别后重会，众人“解带流连羁客酒，围炉咀嚼故人诗”；吕熊以《女仙外史》完稿相示，刘廷玑为其品题并建议吕熊将淫亵部分删除。冬，过杭州重游西湖;与张鹏翮在杭州相晤，赋诗呈赠。与刘玉伯、佟毓秀、陈鹏年■、罗星占、惟先上人等唱和交游。又，刘廷玑在江西期间交往的许多人皆为朱聋友朋，如罗星占、倪永清等，而且朱聋曾点评《女仙外史》七条，刘廷玑与其当亦相识。六月一日，洪昇途经乌镇，醉酒落水而亡。按:《西江诗话•刘廷玑序》：“康熙四十三年岁在甲申春正月人日，年家眷弟辽海刘廷玑在园氏书。”《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八十•人物志六十》“阿山”条阿山……三十九年五月授江南江西总督。……四十三年二月，疏劾江西巡抚张志栋计荐不公，舍清廉素著之九江知府朱俨，品行素优之彭泽知县吴士宏，而举居官平常之袁州府同知马斌，贪纵不法之南昌令王廷对，擅自定稿且致书嘱勿改易。事下，部议张志栋与布政使李兴祖、按察使刘廷Í几及道府等官俱革职。”许登逢《青笠山房诗文钞》卷四《刘观察公家传代》：“公来司臬吾乡，先以洁廉威惠并著，遇凡重大狱或疑难决者，呼灯危坐，终夜为思，得一可生之路则喜见面颜。……罢官归，士民数千人拥舆抱膝，慰谕久之乃得行。老稚牵携，随舟累累，哭失声。迄于今有余思焉。……督抚以计典龃龉，奉旨抚军，以下皆被谴。公亦在诖误中。归过袁浦，遂宁张公时为河督，留公効力河干，题补江南淮徐道佥事。”《昆山新阳合志》卷二十五“文苑”：“吕熊……至江右，会按察刘某、佥事韩某，皆旧交，相与流连诗酒……韩、刘罢，乃去，客南安陈奕喜所。”参见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按语。金殖《不下带编》：“甲申春杪，昉思应云间提帅张侯云翼之聘，依依别予去。侯延为上客，开长宴，盛集文宾将士，观昉思所谱《长生殿》戏剧为娱。时织部曹公子清寅闻而艳之，亦即迎致白门，南北名流悉预，为大胜会。公置剧本于昉思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优人扮演一■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镶蓝旗汉军，官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政加通政使衔，著有《楝亭诗钞》、《楝亭十二种》等。■总河部院历任驻扎山东济宁州，自康熙十六年以后江南工程紧要，就近驻扎淮安府山阳县之清江浦。■陈鹏年（1663-1723)，字北溟，又字沧州，湖广湘潭人。康熙三十年进士，历官浙江西安知县、江南山阳知县、江宁知府、苏州知府、河道总督，著有《道荣堂文集》、《喝月词》、《历仕政略》、《河工条约》等。
  • 折，公q昉思双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才毕”洪昇自江宁返，行经乌镇，酒后登舟，不慎堕水Iflí死，时为六月初一（1704年7月2日）。《葛庄编年诗•刘廷玑自序》：“岁在甲申.淥章解组，行将北旋，窃意从此报老丘樊……乃道出江淮.又辱当事汲引，效命河防”甲申编之《有怀》诗，写出了当时的情形及心情：“暮春五六人.南州同患难：凉风自北来，人各东西散君去我魂惊，我去君目断寄迹两淮间，弥望发长叹”《女仙外史•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甲申秋，叟自南来见余，曰《女仙外史》已成，以稿本见示《在园杂志》卷三“莲开并蒂”：“张遂宁先生鹂翮，以宫保尚书总督河道，驻淮安清江浦……先生为予荐师。”《葛庄编年诗•戊子》之《重葺旧庐诗》序“予于甲申春自江右罢官归，赴河工，僦居袁浦之工部街”。《葛庄编年诗•甲申》之《金陵留别曹侍御荔轩兼谢酒币之惠次原韵》“吴下十年通问久，长干一夕定交新”、《呈大司马张公兼柬陈沧州罗星占》、《暑中过普应寺示惟先上人》、《送叶卉庵归皖》、《新筑斗室》、《乔东湖吕文兆倪永清相会于浦上之苇庐》“章江分折绿杨枝，袁浦萍踪乍合时。解带流连羁客酒，围炉咀嚼故人诗”、《重过西湖有感》“数载重来路不迷，薄冰乍泮雪成泥”、《武林喜晤中丞敬止张公赋呈长句》、《除日次嘉兴时以谳事得白返掉河上》等。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五十三岁因宦途风波而心意多惆怅，生日时欲往檀度寺，为儿女阻拦。二月，康熙御驾亲视河工，刘廷玑亦参与迎驾，赋诗呈陈廷敬■、蔡升元■。与陈太守（陈鹏年）在周桥堤相遇，刘廷玑赋诗相赠，兼呈贺张鹏翮加宫保大司马。因河工之役奔波扬州、润州等地五月，检阅河道驻盱眙县，后在龟山遇台风。自从江西罢官后，居袁浦，生计颇窘迫，诸事俭而又俭。四月，郎廷极任江西巡抚。按:《在园杂志》卷一“治河”：“上念东南民生运道’特简遂宁先生加宫保大司马治河"《在园杂志》卷四“龙见乙酉五月，阅看河道形势，驻盱眙县之玻璃亭。数日大雨如注，稍霁，扬帆赴龟山淮渎庙……返掉时，风雨大作，雨点大如茶盂。见四龙挂空中，最近者可一箭及至。”《葛庄编年诗_乙酉》之《生日往檀度寺为儿女辈所阻》、《周桥堤上遇陈太守赋赠兼呈宫保大司马张公》、《迎銮呈相国说岩陈公、学士方麓蔡公》、《棠梨树》小注“康熙四十四年，圣驾■陈廷敬（1639-1712)，字子端，号说岩，号午亭，溢文贞，山西泽州人（今山西晋城）。历任经筵讲官、《康熙字典》总裁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著有《午亭文编》等■蔡升元（1652-1722)，字方麓，号征元，浙江德清人，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苜至内阁学士.著有《使秦草》等。
  • 亲视河工”、《道上感怀》“半载黄河岸，行囊末稍休”、《寓袁浦年余事事从俭今则俭而又俭矣戏占长句》“簪组当年尚索逋，况今旅处俸钱无”等。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五十四岁三月十五日，妻李氏殁，二人结缡三十八年。刘廷玑赋诗悼亡，次子刘均与孙刘永弑、刘永鐄扶柩北上。夏，以张鹏翮举荐分巡淮徐道，兼理河工、河库钱粮事物，驻清江浦。莅任后，奉旨补给前江西按察使诰命，授通议大夫’仍为三品，廉洁有政声。为张鹏翮《忠武志》作跋。冬，同总督阿山、总河部院张鹏翮及刘光美等从事淮套差役。按:《江南通志•卷一百六•职官志•文职八》“分巡淮徐道”条载分巡淮徐道，原驻徐州，自康熙二年奉裁归并淮海道管理，九年复设。康熙十五年兼辖夏镇工部分司，十六年并管中河分司钞税、河工事务，移驻宿迁，三十九年兼理河库钱粮，移驻清江浦……刘廷玑，奉天人，康熙四十五年任;潘尚智，乌程人，康熙五十五年任。”又，《编年诗》丙戌有《奉命观察淮徐莅任日作》一诗。许登逢《青笠山房诗文钞》文钞卷四《刘观察公家传代》：“在淮徐，督工办料防险催漕与夫弭盗赈荒，其事最为烦杂，至若典司河库，榷税宿迁，利权所在，洗削为难，公出纳加严，征输及额，而月要岁会，略无所私，如白璧嘀然湟之而不可人也。”《在园杂志》卷一“顶带不得僭越”：“今予降补佥事，实系五品，莅任后，奉旨补给前江西按察使诰命，授通议大夫，故用三品顶带、坐褥，非敢僭也。”《葛庄编年诗·刘廷玑自序》：“丙戌夏，蒙宫保大司马之荐，特命观察淮徐。”《葛庄编年诗•丙戌》之《小筑落成漫赋》、《悼亡八首》“齐眉三十八年来”、《闻淮徐监司之命感而有作》、《奉命观察淮徐莅任日作》、《丙戌冬日制府阿公漕帅桑公督河大司马张公皖抚六家叔复有留淮套之役余亦随行》等。《葛庄编年诗•丁亥》之《三月十五日延僧诵佛书为李淑人期年》。《葛庄编年诗•戊子》之《重葺旧庐诗》序“丙戌秋，有淮徐观察之命”。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五十五岁元宵节与满郡丞等宴饮赋诗。春，巡视徐州，经宿而返。康熙圣驾南巡，廷玑随其六叔安徽巡抚刘光荣扈从，帝赐“旧德贻谋”匾额。三月十五日，延僧诵佛书为亡妻李淑人期年。四月，赴竹络坝之役。过宿迁，题诗霸王庙。秋，朱自观■至袁浦衙斋相访。十月初六，自浙江相随十九年之姬妾夏小瑶殁。■朱自观，与查嗣琛、费密、乔寅、李鱗、张潮等人皆有交游查嗣堞的《查浦诗钞》有《傜除戏答徵君朱自观第三句俱用来诗语》诗。
  • 与河上同僚赴淮安为张梅庵致祭。十一月，与张遂宁等检阅清口大墩。十二月上旬为《葛庄诗钞》二十卷本作自序，是刻增人新作。与倪永清等书信唱和。赋诗悼念于成龙■与靳辅■。按:《葛庄编年诗•庚寅•云龙山》小注丁亥春按部徐州，信宿而返。”辽宁省图书馆藏《葛庄诗钞》二十卷本康熙四十六年自序：“其刻不过存什一于千百……然由丁已以迄癸未，数十年来逝波驹影，追思往事多有茫昧惝恍而不复记忆者，赖有此十六卷在，编年纪遇历历可数，不啻如昨日事。以为诗诚未工，以当年表则又斐然有章。……丙戌夏，以宫保大司马之荐特命观察淮徐。圣驾阅视河工，计三载之中迎銮者再……少陵所云‘老去渐于诗律细’，不可及已。若云‘老去诗篇浑漫兴’，其庶几乎？爰命剞人以续前刻，终不敢云问世也……康熙四十六年嘉平上浣辽海刘廷玑自序於袁浦行署之鹤笠亭。”《葛庄编年诗_丁亥》之《上元夜即席赋谢满郡丞》、《迎銮恭纪兼呈扈从诸公》、《三月十五日延僧诵佛书为李淑人期年》、《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玑虽皖抚六家叔扈从，蒙垂问先大父闽抚右司马旧事，因赐‘旧德贻谋’四字颜额，恭纪二律》、《四月廿四日复有竹络坝之役舟中即景》、《秋怀兼柬倪永清》、《秋夜读书怀邵公木》、《袁浦衙斋朱自观过访》、《河上有怀靳文襄、于勤襄二公》、《十月初六夜哭夏氏小瑶》“江浙追随十九年”、《邀河上各郡丞别驾早赴淮安为同官张梅庵致祭途中作》、《随行恭纪》等。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五十六岁倪匡世来访，留一月，后至宛陵郡丞郭见斋■处，郭见斋乃刘廷玑表甥。十月，得曾孙。十一月，陈奕禧■任南安郡守，过刘廷玑处。刘廷玑将家藏赵孟頫之《千字文》、高其佩指画等出示陈奕禧，陈奕禧为之题跋。当时，吕熊当亦在刘廷玑处。陈奕禧遂请吕熊修辑郡乘。吕熊以《女仙外史》相示，请为之序，弈禧览而赞叹，许诺为之付梓。重葺袁浦旧居，起天许楼、一粒亭等处。与惟先上人、高其佩、陈鹏年、张鹏翮等交游唱和。三月起，孔尚任酌定《桃花扇》全文，开始刊刻。■按:《女仙外史》陈奕禧序言戊子，余补南安守。遇叟于淮南，延之修辑郡乘。舟行闲暇，叟始以《外史》见示请序。……俟修郡乘之后，当为叟梓行，问诸天下后世。”《在园杂志》卷一“赵子昂千字文”条，附陈子文跋戊子十一月朔，葛庄观察出示此卷属■于成龙，字振甲，汉军镶黄旗人，继靳辅任河道总督，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卒谥襄勤吕熊曾为于成龙幕僚。或言《外史》点评者之一的于少保即为于成龙，有评点七条。■靳辅（1633-1692)，字紫垣，辽阳人，隶汉军镶黄旗，康熙间治河名臣。■郭见斋，当指郭威钊，曾刻《谢宣城集》，与佟赋伟等人亦有交游。■陈弈禧（1647-1709)，字子文，号六谦，又号香泉，浙江海宁人，有诗名，工书法。■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齐鲁书社，2008年1月第I版，第374页。
  • 题。”又“指画”条海宁陈子文，出守南安，便道见过。子文书法，无出其右者。”附陈子文跋:“戊子仲冬赴横浦过淮燸，葛庄观察索跋。”《在园杂志》卷二倪永清匡世选《诗最》四集，可为富矣。人各前一小传，后一小跋，意不重复，句不雷同。……与予交有年矣，戊子来浦上，相留盘桓者匝月……未一年忽闻作古人矣，不禁为之黯然。”天许楼燕集诸人列名，见《在园杂志》卷二“武人能诗”。《葛庄编年诗•己丑_东馆杂咏》小序“袁浦旧庐于去年重葺，构天许楼、一粒亭”。许登逢《青笠山房诗文钞》文钞卷一《刘照邨诗集序》：“忆岁己亥（康熙五十八年），归自都门，樣舟袁浦，走访观察葛庄先生诗屋所谓天许楼者。低回久之，因与其文孙照邨订交。自后虽踪迹萍蓬而屡通问讯，既而照邨之尊人宪副公驻节江州，予辱知于公也久，扁舟相过，因得再晤照邨。”《葛庄编年诗•戊子》之《大寺访惟先上人》、《送倪永清之宛陵郭见斋郡丞之招》、《观高且园观察指画》、《秋怀兼柬陈沧州太守》、《十月廿三日清江行署闻得曾孙志喜兼寄垓儿》、《贺遂宁先生内招》、《谢郭见斋表甥惠松》等。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五十七岁上元日与张杓■等人宴集唱和;在常建极■书屋赏梅。三月十日与众官友游程氏园。祝石公从京城至淮相访。四月初九子刘钧来探亲，廿五回京。与陈弈禧、叶松如等袁浦东馆分赋作诗。与夏焕章等交游唱和。祝石公自京城至淮相会。倪匡世殁。八月，刘廷玑辞淮徐观察之任止留司库;九月十七日，受督河右司马题请，遂留任。九月，刘光美因隐匿灾情不报降五级调用。经历了官场浮沉、生离死别之变，刘廷玑人生观发生较大变化，由之前勤谨荣身到现在的“许欢娱处尽欢娱”(《有以余游戏太过者以此答之》)。十月十三日，朱彝尊卒。按:刘光美事参见壬午按语《八旗通志•刘汉祚传》条。《葛庄编年诗•辛卯•玉来弟之任曲靖却寄》：“我虽迟暮年，分节仍淮甸”。《葛庄编年诗•己丑》之《上元日同诸君出游分韵》、《元夜和张紫凝进士即席分赋》、《常近辰书屋探梅》、《三月十日程观察方明府招》、《祝石公副使自京至淮话旧》、《集夏焕章亲家公署》、《均儿四月初九日到署廿五日回京》、《同陈子文太守叶松如司马东馆分赋》、《八月间余辞淮徐观察之任，止留司库，九月十七日蒙督河右司马题请，志喜》■张紫凝，名杓。据《在园杂志》卷一“文武并重”条载，张紫凝杓，康熙丙戌进士，后袭父世职，由文官改武官，授淮扬佥事，治理黄河。父张圣铎（禹岩）。■常近辰，名建极，刘廷玑门人，《在园杂志》卷二“学诗”条载其人，并附有刘廷玑致常之书信。
  •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五十八岁春巡。买田。游淮浦东之菩提舍。春夏之交，同友人删订诗集。重葺东馆，杨守知■5等庆贺赋诗唱和。夏，饥荒，赴徐州督赈济，登云龙山。送诸子北上谒选。友佟世京■没，刘廷玑、杨守知等题挽诗，常定远为之勒珉。秋，赴清口抢护黄河堤坝。题沈周诗集。听边声威■挝鼓。与孔尚任诗书往来。八月二日，与王瑛、满京三、杨守知、叶松如等宴集唱和。九月，在袁浦建成射圃，与杨守知等宴集庆贺。按:《在园杂志》卷二“佟图南佟图南世京，人才而有气节者也。平昔以诗酒为缘，循循儒雅……与杨次也太守比屋而居，挽诗云：‘士品最难穷里见，分灯从不借邻光。’……友人常定远为之勒珉。”《在园杂志》卷二“边桂岩边桂岩别驾声威，性癖挝鼓，尤妙《渔阳三弄》，今时无二手也。……与余同官袁浦，间一试之，穷数十刻之力方尽其妙。予为赋《挝鼓词》三十二韵。”《葛庄编年诗•庚寅》之《春巡》、《督赈》、《云龙山》小注“余以河帑留驻淮浦，丁亥春按部徐州，信宿而返。庚寅夏，有督赈之役，始得一登此山”、《挽佟图南》、《送谒选诸子渡河北上》、《题沈石田诗集》、《八月二日王紫铨观察、满京三宫允、杨次也太守、叶松如司马晚集分赋》、《怀孔东塘》、《鼓词三十二韵即席为边桂岩赋》、《射圃落成同杨太守刘游戎诸君小集》、《叠前韵兼示效力诸子》“九月后安澜”、《喜遇古人王比部》等。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五十九岁正月，三位妹妹归省（分别嫁给董、佟、赵氏四月，儿刘均至浦。五月，检田。五月，王士镇殁，刘廷玑赋《挽新城尚书》诗哀悼。两人多年来时有书信往来，此前不久，王士镇邮寄所著之《渔洋诗话》、《分甘余话》、《万首绝句》赠刘廷玑。秋，以督漕赴宿迁。常近辰初摄下邳河官，刘廷玑摘贾让三策中语寄之，为诗勉之。九月六日，二孙刘永鐄至袁浦。寄诗勉励弟刘玉来■赴云南曲靖任。■杨次也，名守知，康熙庚辰进士，曾任海宁太守，为《葛庄编年诗》作跋。《在园杂志》卷二“杨次也”条：又《随园诗话》卷一海宁诗人杨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进士。以道员诖误，候补南河，年七十矣。”■佟图南，名世京，《在园杂志》卷二“佟图南”，与刘廷玑同为治河官吏。■边声威，字桂岩.擅长挝鼓，尤其是《渔阳三弄》，刘廷玑曾为其赋《挝鼓同》三十二韵。■刘玉来，疑为刘均.康熙五十五年任云南曲靖府知府，镶红旗人》
  • 王瑛过袁浦访刘廷玑，共与夜话。冬，分俸资助浦上贫窘友人。淮安府知府姚陶■升任直隶霸昌道观察，向巡抚金铁山推荐刘廷玑摄淮安府事，刘廷玑推辞。河防同僚孙理臣病逝，刘廷玑赋诗挽悼。与幕僚吴谦侯、门人常近辰等人唱和。按:《葛庄编年诗•辛卯》之《正月八日董佟赵三妹归宁》、《四月十三日均儿至浦》、《渡河》小注“时以督漕赴宿迁”、《常近辰初摄下邳河官摘贾让三策中语寄之》、《九月六日喜二孙永鐄至浦》、《玉来弟之任曲靖却寄》、《冬日复以薄俸分给浦上诸友》、《姚息园擢霸昌观察，淮郡缺守，金铁山方伯因息园之言请以余摄篆，赋此奉辞》等。同卷，《挽新城尚书》“驿寄新刊宁几口”句小注“数月前以《渔洋诗话》、《分甘余话》、《万首绝句》见遗”，“音问频通少唱酬”句小注“公与予从无赠答诗”。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六十岁与诸僚友清口游春。秋，在射圃之北建又台。与陈履端、榆关老人等交游唱和。自起任河防，升任观察淮徐道，几年间有诗集《河干集》。冬，大雪日与友人围炉饮酒，有客以《说铃》丛书相赠，遂与友人讨论小说。十二月，杨大鹤■为刘廷玑诗集《葛庄诗钞》作序。许登逢至北京，在刘家家塾教廷玑二孙夏金、我彭。《葛庄编年诗》至此年止，后附补遗一卷。七月二十三日，曹寅卒。按:许登逢《青笠山房诗文钞》文钞卷一《赠言序》壬辰客居都下，则人人言刘观察才且贤。既而交公之孙夏金、我彭，下榻于家塾，而所以知公者乃详，殆过于向年诸人所称道。”《在园杂志》卷二“历朝小说壬辰冬，大雪，友人数辈围炉小酌：客有惠以《说铃》丛书者。”《葛庄编年诗•杨大鹤序》：“厥后宣力河防，观察淮徐，尤以忠勤见称，复有《河干集》问世。……岁次壬辰腊八日毗陵杨大鹤拜撰。”《葛庄编年诗•壬辰》之《六十初度》、《诸僚友邀往清口春游》、《射圃之北更筑一台命名□又》、《陈求夏广文衙斋即事》等。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六十一岁晤吴之振，刘廷玑请其为葛庄诗集作序。刻《葛庄分类诗钞》。按:作序事参见甲午按语《葛庄编年诗•吴之振序》引文。《分类》自序署“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孟冬辽海刘廷玑自识”，且无吴之振序。■姚陶.字次耕，号息园，监生，浙江会稽人，姚启圣之子，亦有诗名，王源曾为其诗集作序。康熙四十七年至康熙五十年任淮安府知府。■杨大鹤，字芝田，江苏武进人，康熙已未进士，官至左春坊左谕德.编有《香山诗钞》等，
  •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六+二岁正月，吴之振为刘廷玑诗集作序。夏，晤陈于王，陈不久北返，没于山东。十二月，孔尚任至袁浦相会，相与盘桓三月，次年春别去。孔尚任见刘廷玑所刻《葛庄分类诗钞》，认为“君诗分体耳，非分类也”，刘廷玑于是将诗集更名为《葛庄分体诗钞》。先后刊刻《葛庄编年诗》、《葛庄分体诗钞》。四月，朝廷再次下令査禁淫词小说。按:《在园杂志》卷二“陈健夫”：“甲午夏过予，袁浦征歌文燕，把杯索扇，立成三绝，以赠小部之佳丽者。未几北返。近晤曲阜孔东塘，知其卒于东鲁，殡于友室，悲夫！"《在园杂志》卷三“分体分类”：“名曰《葛庄分类诗钞》，业已梓行。孔东塘南游返，相谓曰：‘君诗分体耳，非分类也。不见李杜有分体分类各集乎？’予恍然若失，亟命梓人更正，而已印行者，悔无及矣。”《葛庄编年诗•吴之振序》：“公观察豫章，十余年间音问邈隔。比改官淮徐，于客岁之冬，一介相存，且以大集属予论次，兼索序言……康熙甲午上元日黄叶村农吴之振书于寻畅楼之西阁。”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六+三岁春，孔尚任为廷玑作《在园杂志序》；二人共同编刻《长留集》，吴之振为之作序。孔尚任离开袁浦返乡，刘廷玑出资助其在曲阜石门山建秋水亭。立秋后三日，陈履端为《在园杂志》作跋。刊刻《在园杂志》、《长留集》。按:《长留集•吴之振序》：“闻孔刘两公素未谋面，仅以诗调略同订交水乳。甲午冬，始晤淮上署斋，促膝三阅月，商榷风雅，欲尽搜近贤传稿选为《长留集》，用存真诗。而先以所自著者易手选定，以观旨趣之同异，且不远千里邮寄惠教。”《在园杂志》卷二“石门山”附孔尚任《建秋水亭记》：“甲午冬薄游淮南，得遇在园观察，语及石门之胜，且叹亭之未建，而诗之未刻也。在园毅然曰：‘此诗人事也。肯让余为，余何幸也。’即日选材命匠，不決旬而亭与碑成矣。即日州载北来，不浃旬而翼然临于龙泓之上矣。……康熙己未三月，云亭山人孔尚任喜而志之。”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六十四岁长子刘垓约于此岁前后病殁，刘廷玑大哀恸，决意致仕，乃以病乞休。及致仕，众多文人为之赋诗作文送行，门下文人整理结集，许登逢《青笠山房诗文钞》中存为此集所作之序《赠言序》。然刘廷玑未及北归而卒，年六十有四。次子刘均出任云南曲靖府知府，雍正二年，升为江西饶南九道观察。按:许登逢《青笠山房诗文钞》文钞卷一《赠言序》：“观察刘公既解淮徐组缓，一时能言诸君子咸为诗若文，以宣道盛美。门下士裒之成集，某获受而徧读焉。”又，参见丙戌《江南通志》按。
  • 许登逢《青笠山房诗文钞》文钞卷四《刘观察公家传代》：“在园刘公既没九年，其仲子副使君某复来观察饶南，间裒公志铭、行状、年谱诸篇走使致予’而请为之传。……（在园）归过袁浦，遂宁张公时为河督，留公效力河干，题补江南淮徐道佥事。以病乞休，未及北归而卒，年六十有四。”（清乾隆十三年绿玉轩刻本）《云南通志•卷十八下》“曲靖府知府刘均，镶红旗人，监生，五十五年任。”《江西通志•卷十八》卷四十八“饶南九道刘均，字秉一，镶红旗人，监生，雍正二年任。”参考文献1.【清】刘廷玑:《葛庄诗钞》，清康熙刻本，国家图书馆藏。2.【清】刘廷玑:《葛庄诗钞》，清康熙刻本，辽宁省图书馆藏。3.【清】刘廷玑:《葛庄分体诗抄》，清康熙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4.【清】刘廷玑:《葛庄编年诗》，清康熙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5.【清】刘廷玑:《葛庄分类诗钞》，清康熙刻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6.【清】孔尚任、刘廷玑：《长留集》，清康熙五十四年，岱宝楼刻本，国家图书馆藏。7.【清】孔尚任、刘廷玑:《长留集》，清康熙岱宝楼刻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8.【清】孔尚任、刘廷玑:《长留集》，清康熙五十四年，岱宝楼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9.【清】许登逢:《青笠山房诗文钞》，清乾隆十三年绿玉杆刻本，国家图书馆藏。10.【清】刘廷玑:《在园杂志》，清康熙乙未序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1.【清】刘廷玑纂:《处州府志》，据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地方志丛刊》第20-2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12.【清】林云铭：《挹奎楼选稿》（十二卷），影印清康熙三十五年陈一夔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13.【清】毛奇龄:《毛西河先生全集》，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书留草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4.【清】吴蔼：《大家诗钞》，清康熙学古堂藏版刻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15.【清】袭君弘:《西江诗话》，影印清康熙妙贯堂刻本，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3。16.【清】许田：《瑞石山楼集》，清康熙稿本，国家图书馆藏。17.【清】张鹏翮：《忠武志》，清康熙刻本，国家图书馆藏。18.【清】查嗣璨:《查浦辑闻》，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幕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5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19.【清】曹寅:《棟亭诗钞》，清康熙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20.【清】林云铭：《吴山毂音》，影印清康熙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3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幕委员会，济南：齐鲁书社，2001。21.【清】毛德琦:《庐山志》，清康熙五十九年顺德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22.【清】聂先:《诗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TO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23.【清】李轔:《虬峰文集》，影印康熙刻本，《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第131册，四库禁燬书丛刊编幕委员会，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24.【清】潘衍桐：《两浙輻轩续录》，清光绪十七年杭州浙江书局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25.【清]黄叔礅撰，戴璐等续补:《国朝御史题名》，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26.【清】余金:《熙朝新语》，上海:上海古籍书店，丨98327.【清】杨钟羲：《雪桥诗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丨989:28.【清】杨钟義：《雪桥诗话三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29.【清】金殖:《不下带编巾箱说》，北京：中华书局，丨98230.【清】张维屏编撰’陈永正校点：《国朝诗人徵略》，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31.【清】佟赋伟：《二楼纪略》（四卷），《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2.任讷辑：《新曲苑》，上海中华书局刊，民国29年（1940)..33.【清】刘廷玑:《葛庄编年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34.【清】刘廷玑著，张守谦校点：《在园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5，35.【清】魏坤：《漫游小钞》，《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本，第21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91。36.【清】施闰章:《施愚山先生学余诗集》，清康熙四十七年曹寅五十卷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37.【清】沈季友:《学古堂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蟇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38.【清】邹召南、张予介修，王峻幕：《昆山新阳合志》，清乾隆刻本，四川省图书馆藏。39.【清】吕熊：《女仙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40.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41.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2005。42.金毓黻：《辽海书征》，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民国三十一年（1942)43.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8。44.《钦定八旗通志》，清嘉庆武英殿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45.【清】曹抡彬重修:《处州府志》，影印雍正十一年刻本，《中国方志丛书》第604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83。46.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47.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全四册），济南：齐鲁书社，2004。48.【清】洪升著，徐朔方校注:《长生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49.戴逸主编：《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史部《皇朝文献通考》六八-七一册、《畿辅通志》二七-二八册、《浙江通志》三五-三七册、《江南通志》二九-三一册、《江西通志》三二-三四册、《福建通志》三八-三九册、《陕西通志》五十-五二册、《山西通志》四六-四九册、《甘肃通志》第五十三册、《云南通志》第五十九册、《广西通志》第五十七-五十八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论“性情观”在章学诚学术理念中的特殊价值徐颖*清章学诚（实斋）的《文史通义》体现了其文史学术理念，“性情观”在其中占据重要且特殊的位置。《文史通义》关于“性情观”最直接的表述是：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①《说文解字》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青声。”②对“性情”一词二字做区分:性阳情阴，性善情欲，二者皆从心。钱锺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写道：“先秦以来的心理学一贯主张：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情’是平静遭到了骚扰，性‘不得其平’而为情。”③实斋关于“性情”内涵的定义是与此一脉相承的，都将“性情”置于人的主体内部心理状态的层面上，分解出两个层次的内涵区别，即实斋所归纳的“天性”与“至情”。本文讨论章实斋学术理念中的“性情观”，就由此为出发点。一、“性情”中的“天性”因素所谓“天性”，乃“读书服古之中，有人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意即由生至死都不会发生变化的人之天性资质，这是天赋决定的“性情”中不可改*徐颖：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①《文史通义•博约中》，[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117。本文所引《文史通义》的文本内容，均出自此书，之后仅注出篇目、页码。②[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3年，页217上。③钱锺书著:《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页122。
  • 变的部分。“天性”决定人们从事学术活动所具有的才智识力的可能性，偏向人之“性情”中的客观能力方面。人不是全能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性”之质，它决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与不擅长的学术领域，都有所能与所不能的学术问题。实斋在回答沈枫墀的论学疑问时说足下自谓通人广座不能与之问答，因而内愧。此由自信未真，不免气夺于外也。人心不同如面，彼有所能而吾不解，情理之常，何足愧哉！”④这是“天性”所决定的，圣人也不例外，“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⑤，此乃情理之常，不必感到惭愧不安。于是’治学者需要明白自己的“天性”所在，需要认识自己的能力，明白自己所能与所不能之处，即性之所近，由此来决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学问以知人，知学先须知人，知人先须自知。自知所长易，自知所短难；自知所短易，自知所长之中犹有所短难。”⑥需要具备自我觉知的能力。识己所长，扬长避短，有所取舍，从而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治学潜能因天质之所良，则事半而功倍”⑦。这是不可强改的，不可能违背“天性”却妄求取得重大学术成就，“强其力之所不能，则鲜不踬矣”⑧。《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篇曰：“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⑨治学者应当正确认识己之“天性”，在自己“性之近与力能勉”的方向从事学术研究，否则“舍其性之所近”盲目用力，只会事倍功半。比如，在《与周永清论文》一篇中，实斋就对周永清不能在“性之所近”的方向从事学术活动而进行了直接的批评:“足下于古文辞，盖长于叙情而短于持论，故仆当时一见，便曰诗人之文，可以自成一家。今十许年，所见足下之文，皆不出此一语，而足下卒不相信，偏好持论，尤好论学论文，真不善用所长也。”⑩实斋对于舍弃“性之所近”的做法感到痛心遗憾，直叹“岂不惜哉”!■④《又答沈执墀》，页716。⑤《答沈枫墀论学》，页714。⑥《杂说》，页352-353。⑦《与周永清论文》，页725。⑧《与周永清论文》，页725。⑨《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页495。⑩《与周永清论文》，页725。■强调正确认识“性之所近”的表述在《文史通义》中还有很多，现补充略举一二：《博约下》（页119):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沈潜者循度数而徐达。资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则人人可自得也，岂可执定格以相强欤！《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页750):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
  • 实斋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考据之风盛行的时候，他强调治学者应当认识自己“性之所近”，其实具有一定针砭时弊的意义，钱穆先生更是认为“然实斋著《通义》，实为箴砭当时经学而发。”■实斋认为当时盛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的学风，都是“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的学术末流。实斋批评这种学风“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孟子曾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而后世学者却“不知用其资之所近而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尧、舜之所不知不能，则求通而骛于其名之过也”■，这便是实斋否定的不识“天性”。然而，乾嘉时期，一些治学之人甚至因为名利等外部原因而追逐时风，只为自己在当时社会中受到关注、发展顺利而随波逐流，他们并不懂得“夫世之所尚，未必即我性之所安，时之所趋，何必即吾质之所近”■的道理，这样是无法获得学术成就的，更不用说去追逐“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这类本身即为不识“天性”的学风，是无法达到学问的至高境界的。实斋面对乾嘉不识“天性”的考据学风泛滥之状，强调学者具有自我觉知的能力，识别“性之所近”，据此选择治学对象，进人学术之路，而不是为了名利等其他外部因素而追逐时风。实斋认为，真正的学术活动应当具有开辟一代风气的魄力，“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盖既曰风气，无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之自得矣。”■实斋不仅在学术理念上强调要自识“性之所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也身体力行。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实斋年轻时的学术经历与心态变化：“‘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顾老父聚徒授经，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十六岁时’实斋‘知识渐通，好泛览，老父以业患不精，屏诸书令勿阅。而嗜好初人，不忍割置，辄彷徨者久之。’此时不肯为应举文，好为诗赋而不得其似，心无主张，却不甘与俗学为伍。‘日夜钞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后为馆师所觉，被责，遂中废。‘二十岁以前，性绝騃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页416。⑬《又与正甫论文》，页807。■《博约中》，页117。■《博约中》，页118。■《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页494-495。■《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页710。⑩《〈淮南子洪保〉辨》，页380，
  • 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二十五岁，在国子监虽然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但每试必在下等。二十八岁，开始和朱筠学文章，朱筠一见即许以千古，然语及时文，则云:‘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余英时说:“实斋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八九岁之间，曾经为了寻找学术上的真我而作过种种努力。”》即在这段时间里，实斋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危机。他也有过彷徨，不能根据性之所近而从事学术活动：“因忆吾生二十许岁，亦颇好名，彼时只以己之所业欲得人赞赏尔，尚不至舍己之长，徇人所好，以干誉也。”■但最终，实斋发现自己“自少性与史近”■，十五六岁“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则已近于史学”■，于是，实斋选择史学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而在史学治学中，他亦是贯彻了遵从“性之所近”、扬长避短的理念。正如我们前面提到，实斋所生活的时代是乾嘉考据盛行的时代，而他因认知到自己的“天性”不在考据:“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沈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故而治学走的是注重神解精识的道路，而没有跟风从事考据训诂学。正如实斋自我评价的那般，这一切都源于他遵从“天性”，具有自我觉知的能力：“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二、“性情”中的“至情”因素所谓“至情”，乃“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在从事学术活动的过程中，面对所读的书、所学的知识，会有或喜或悲的情感体验，内心会产生波澜.不是冷冰冰的绝对理性。“至情”偏向人之“性情”中■参考自《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丙戌》.页799；《家书六》，页823；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_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页79-80.■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页80。■《家书七》，页825■《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页801■《家书六》，页824。■《家书三》，页819。■《家书二》，页817
  • 的主观感触方面，“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月、雨，它们本身不带有情感，但是，经过具有情感体验能力的人的双眼，它们可以饱含充沛的情感，实斋认为这样写就的文章乃是天下之至文。“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人人，所以人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也就是说，天地至文一定充满作者发自肺腑的“歌哭啼笑之至情”⑳。实斋在他的文学观念上，反复提到为文重意指，不拘形貌，形式不应该对作者的情感表达造成束缚。《诗教下》篇反复论说了这个主题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故论文于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诗人之义”与“风骚遗范”的流传并不依赖于文之外在形貌体制，“后世杂艺百家，诵拾名数，率用五言七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于诗人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语，不必谐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风》、《骚》遗范也。”■实斋进一步指出，为文者拘于形貌，是因为无识，“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如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批评“纂类摘比”、“标识评点”乃为“文之末务”■，强调一种为文的略貌求神，即是强调为文之“至情”。实斋还批评了一种模仿他人情感而为文的行为：“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沈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慎乎！”■实斋认为“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即强调为文要表现“至情”，这份“至情”是属于自己独有■《文理》，页141。■《史德》，页266。■《文理》，页141。■《诗教下》，页60。■《诗教下》，页61。■《诗教下》，页60。■《诗教下》，页61。■《文理》，页141。■《文理》，页丨40。■《文理》，页丨40。
  • 的情感体验，不是可以模仿他人而得来的。至于史学观念上，实斋提出了“史意”这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实斋自称自己治史不同于刘知几，便是因为其言“史意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人也。”■《申郑》篇中，实斋声援郑樵的一大原因，也是因为郑樵的《通志》稍有“史意”。那么，何谓“史意”？《申郑》篇曰：“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在史事、史文、史意三者中，实斋重视的是史意，认为求“史意”才是史家著述之道。而迁、固之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然而，当时学者却揪住他在“援据之疏略，裁翦未定”上的缺憾，没有看到郑樵“发凡起例”、“别识心裁”的“绝识旷论”■。不过，实斋看到了，实斋认为郑樵和司马迁、班固一样，都是懂得“史意”的史家。所以，所谓“史意”，是一种史家的别识心裁，是史家对于历史事项背后的义理的独特把握，通过这种把握而对史料进行独特的剪裁重组，以此而展现自己的史学观念。实斋认为，史学并不是客观史料的堆砌，有学者就认为实斋“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以明确意识提出并论证了‘历史或史料非史学’的命题。”■为文，重意指;为史，重史意。都表明实斋注重文学家和史学家的个人主体情感的表达，使文章和学术充满“至情”之美。而在当时乾嘉考据时风下，士人埋头苦读，致力于名物训诂的稽考之中，缺乏个人主体性情和别识心裁的考据之风占据了学术主流，“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它们仅仅停留在资料收集整理的阶段，只是机械式的搜罗和干巴巴■《言公上》，页202。■《家书二》，页817。■《申郑》，页250。■《申郑》，页250。■《申郑》，页249。■《申郑》，页249。■赵吉惠:《章学诚强化史学主体之历史哲学》。出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与汪龙庄书三月》，页693。
  • 的考据，而未能有真正的治学建树。《家书三》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初亦见祖父评点古人诗文，授读学徒，多辟村塾传本胶执训诂，不究古人立言宗旨，犹记二十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实斋以一个切身的生动事例，说明过于拘泥繁琐的考证训诂，阻碍了文章学术本身所蕴含的性情之美，破坏了文章学术的内在精神意蕴。三、“成一家言”—体现学者主体的性情综上两个方面，我们讨论了实斋“性情观”的两个层次—“天性”和“至情”的具体内容，而实斋强调“天性”和“至情”，最终是为了揭露出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学问的面貌。根据自己的“性之所近”选择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而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产生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悟和独特的学识判断，将这种独特感悟表达于学术中，形成一家之言，成就独断之学。《答客问上》篇曰：“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其中，“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就是根据“性之所近”，有自己的学术方向判断，而不必和他人、时风相同；“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就是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触，这种感触是微茫秒忽的，具有自我主体性情的神秘性。“自立”、“心得”、“自得”、“专家”、“为己”、“有主”这样的词眼在《文史通义》中反复出现，比如《博约上》：“余报之以学在自立”、“患已不能自成家耳”■;《博约下》：“是以学必求其心得”■;《博杂》：“有贱儒者’不知学问之为己而骛博以炫人焉，其为学也，泛无所主”《文理》：“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家书三》.页819。■《答客问上》，页252。■《博约上》，页114。■《博约下》，页120。■《博杂》，页339。■《文理》，页丨40。
  • 《答沈枫墀论学》:“足下所问节目虽多，其要则可一言而蔽曰：‘学以求心得’也”这些词眼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即治学要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思考与心得，成一家之言、成独断之学。《辨似》篇更是说道:“学术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为言之也”■盖言文章之士，极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与古人同，便为伤廉愆义，虽可爱之甚，必割之也。”■其对学问的独特性的强调可见一斑，独断之学才是实斋所认可的真正的学问。上面我们说到实斋声援郑樵，是因为他稍有“史意”，在史学研究中展现自己的“性情”，具有别识心裁，形成独断之学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实斋推崇独断之学的另一面，就是反对抄袭、趋就时风而没有个人主体性情的学术故学无心得而但袭人言，未有可恃者也，是以不得不别白而存其真也。”■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心理学的层面上，来认识实斋对“性情”在学术活动中的地位的强调，余英时如此说实斋此处论性情有极深刻的心理学的根据。他所说的‘有人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之性及‘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之情，都是对于现代心理学上所谓‘认同感’（senseofidentity)的一种描述。”■我觉得余英时所说的“认同感”，具体来说可能就是，一方面是对于自我资质的认同觉知，一方面是对于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心理认同，是一种共同呼吸的情感体验。我们可以看到，在实斋的学术理念中，他强调这种认同感全部都是站在学者的个人主体立场上的，而没有关心学术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比如实斋提出“史意”，就是史家个人主体的能动性对于历史史料的处理。“在他的‘史学’观念中，强调的是对于历史的认识（史意），而非历史的存在;提倡的是对于历史的逻辑思维和主体对于客体的积极反省，而非对于历史的描述和主体对于客体的被动或受动。”■实斋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评价是:“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答沈枫墀论学，页712。■《辨似》，页157。■《辨似》，页159。■《申郑》，页249。■《与邵二云论学》，页675:■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页78。■赵吉惠:《章学诚强化史学主体之历史哲学》：出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 不得已而发挥。”■“实有可据于己，性命休戚其中。”■都是强调从“我”出发，即一切的学术活动都是以学者主体性情为根本出发点的。因为学者个人有不得不说的思想、情感，才会进行学术活动，创造学术成果。“豪杰者出，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实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则鸣也。……诚有不得已于所言者”■，实斋“性情观”指导下的学术活动是一种切身的生命体验活动。四、学术性情与“学术为公”的关系《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篇曰：“盖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实斋在这里指出，学术的目的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明道。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实斋强调学术研究中学者的个人“性情”，其实就是在强调一种“私”，主张成一家言的独断之学，也是强调了学术的“私有性”。但是，实斋又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于是，似乎出现了一种矛盾，“道公”与“学私”的矛盾：“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行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实斋的确在其学术观念中对自己所强调的个人主体性情产生了警惕。比如《文理》篇就对个人主体性情的警惕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实斋说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然而，即使是至文，表达了作者个人真实情感，符合实斋所推崇的“性情”表达，可是，“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就是说，个人的感悟毕竟带有强烈的个体性，不能要求别人■《与汪龙庄书三月》，页693。■《与邵二云论学》，页664。■《质性》，页178。■《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页708■《言公上》，页200:■《说林》，页221。■《文理》，页141。■《文理》，页141。
  • 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悟，感到月有怀思，雨有悲愁。“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又如《史德》篇，实斋先是明确表述了天下至文应当是充满“动人者气”和“人人者情”的，但接下来指出“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o”■指出由于人的气情有私，个人性情中就会有偏离大道之公的危险，可能会造成学术研究的狭隘与偏差。那么，实斋既主张学者主体的性情，强调学术之私，又要求学术为公，该如何处理这对矛盾呢？对此，《文德》篇提出“临文必敬”与“论古必恕”的要求，“凡为古文辞者，必敬必恕”■。“临文必敬”是要求心气的平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心虚难恃，气浮易驰，主敬者，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论古必恕”是要求能为古人设身处地，对古人的处境有同情之理解，“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史德》篇亦曰：“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弊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实斋虽然强调要表达自我的主体性情，但是他也看到了主体性情毕竟会受到个体私性的干扰，所以他指出了要追求个人性情的平正，提出了“文德”和“史德”的要求，以剔除个体私性的部分，使充满主体性情的学术研究达到明道为公的目标。■《文理》，页丨40。■《史德》，页266。■《文德》，页136。■《文德》，页137。■《文德》，页136。■《史德》，页266。
  • 关于实斋在《文德》、《史德》两篇中展露出的对于个体私性的警惕的理解，换句话说，关于“文德”、“史德”的内涵的理解，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这是实斋在强调要忠于客观史实，在历史研究中应当以“客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比如仓修良先生就认为“在章学诚看来，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实斋所提出的道德准则，“它（史德）实际上既是历史家选材重构历史的内在操作标准，也是历史家评判是非、褒贬论断无形的道德、社会准则。”■对这两种说法，我个人都谨慎地保有疑议。首先，所谓“文德”、“史德”不是一种道德准则，实斋已经明确阐明了“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其次，“文德”、“史德”也不是强调要以“客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学术研究。在《史德》中，实斋说“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所以，这种“著书者之心术”应当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而接下来实斋的表述是:“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所以，显然这种心术不是强调要去符合客观史实，而是“尽其天”，即“气合于理”、“情本于性”，仍旧没有离开主体性情的本质，而“不益以人”，即不“违理以自用”、不“汨性以自恣”，追求性情内在的一种平正。《史德》篇中，实斋举出了司马迁著《史记》这个正面例子。他不支持后人把《史记》当作“怨诽”、“镑书”的认知，后人却在这种认知下，对《史记》加以模仿，其结果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而实斋在《文史通义》中是与司马迁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他认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不是出于个人怨气私情，而是出于主体性情，抒发了“史意”却不逾矩，“吾则以谓史迁未敢镑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司马迁著史，并不是抛弃了主体性情而只有客■仓修良、叶建华著:《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209。■赵吉惠:《章学诚强化史学主体之历史哲学》。出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文德》，页136。■《史德》，页265。■《史德》，页266。■《史德》，页267。■《史德》，页267。
  • 观历史事实，却也不是歇斯底里的个人私怨的爆发，《史记》与司马迁的主体性情紧紧相连，却依旧能够成为千古至文。据此可证，实斋所谓“文德”与“史德”并不是强调要以“客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学术研究。所以，实斋对个体私性的警惕与剔除，对大道之公的追求，并未抛弃对主体性情的重视■，强调的是性情内在的一种调节，找到“气平情正”的平衡点，处理好“学私”与“道公”的关系。山口久和先生有一段话，于此，是一个较好的总结:“章学诚主张，相对于道的公的特征，学（学术）原本具有私的性格，所以通过从事适应自己个性的学术—这是实斋所说的‘专家之学’—以发挥上天赋予的聪明才力。这样才能和道之公相联系。实斋所说的个性不是自我的一个随心所欲的性情，而是上天赋予的所谓资质的理念，总之，认为学术是由潜藏于自我之中的某种价值或原理—实斋亦将其表达为‘性灵’引导而进行的极为个体的活动。”■而从另一方面看，实斋所追求的大道之公中的“道”的内涵，用余英时先生的话来说，即是一种“活的现在”，而不是一种“古典的过去”■。实斋强调“明道”，其最终的指向是“现在”，即在“道公”与“经世致用”的终极目标之间搭建了联系。而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先提起实斋“六经皆史”的学术理念。在乾嘉时期的学术界背景下，人们认为“道”存在于六经之中，所以学问必须以考据训诂为本，才能深人理解六经，领会圣人之意，得到其中的“道'所以，乾嘉考据之风盛行，学者们埋首于考据训诂之中，而不关注现世社会事物。而实斋的“六经皆史”观念认为“道”是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实斋在追求大道之公的道路上，同时依旧在强调主体性情，并没有忽视、否定、抛弃它。《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页709):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质之良，而悬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答沈枫墀论学》（页712-713):足下欲进于学，必先求端于道。道不远人，即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道无定体，即如文之无难无易，惟其是也。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知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人，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进乎道矣。今之学者则不然，不问天质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勉强为之，固已不若人矣；世人誉之则沾沾以喜，世人毁之则戚戚以忧，而不知天质之良，日已离矣。■[日]山口久和著:《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231。■“实斋的‘道’具有历史的性质，是在不断发展中的，正因如此，实斋看重当前的现实过于已往的陈迹，主通今而不尚泥古。我们可以说，实斋所以最重视‘道’正由于他把‘道’看成一种‘活的现在’(livingpresent)，而不仅是像多数考证学者一样，把‘道’当作‘古典的过去’(classicalpast)也。”一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页55.
  • 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实斋则谓圣人之不得不然乃所以合乎道’而非可即为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变，故时会不同，则所以为圣人者亦不同，故曰圣人学于众人，又曰1六经皆史’，则六经固不足以尽夫道也。”■而在实斋的学术理念中，“道”又必须关注现世人伦日用：“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所以，并不能通过考据六经之道而获取对现世有益的“道”，那么这样的学术在实斋的价值观里则是无意义的^“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舍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断可知矣”■，钱穆先生认为这是实斋“六经皆史”之论的要旨，即治学需要“明道”，而“明道”的终极目标是经世致用。实斋在《文史通义》中多处表达了文史学术研究应当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理念，例如:《俗嫌》曰：“夫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浙东学术》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答沈枫墀论学》曰：“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实斋主通今，主经世致用，即是要求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关注现世社会，对现世社会有益，这是实斋的学术追求，更是实斋作为一个学者对于社会的人文关怀，他对当下的社会、人生问题等布施诗人之情，是切实而深刻的，体现着学术的温度，而这种有体温的学术，正是属于学术本身的“性情”。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然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是对此的最好总结。■《原道下》，页104。■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页419。■《原道中》，页101。类似表述略举于此：《易教上》（页1):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页2):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经解中》（页82):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页428。■《俗嫌》，页188。■《浙东学术》，页122。■《答沈枫墀论学》，页714。■《上尹楚珍阁学书》，[清]章学诚撰:《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330。
  • 结语余英时先生说实斋虽非西方近代式的心理学家，但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他是一个最注重学者‘心术’的人。”■我想这里的“学者心术”恐怕就是指学者的主体性情了吧。实斋以“天性”和“至情”两个层次为学者主体“性情”赋予内涵，他“极力主张客观的学术认识实际上也是通过由内面赋予其动机和方向的资质（天性）和感动（至情）才能成为可能，认识主体作为各自不同的东西，天生具备的资质和感动才是知识探求的原动力。”■所以，在学术活动的最初入门阶段，是“天性”在根本上决定了学术研究方向，而学者因为所从事的学术活动是与“天性”相契合的’才会对学术对象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由此，学者才具有了学术活动深入研究的动力与可能。在“天性”与“至情”的双重动力之下进行的学术研究，彰显着学者的主体性情，是学者自身的切实生命体验，促使达到“成一家言”的真正的学问境界。而实斋强调学者个人主体性情的展现是为了形成独断之学，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人目的。“然则学者从人，必发端乎一己之性情，而成为经世之事业，乃得为学业之真。”■即学术的终极目的是“明道”、是“经世”。实斋要求主体性情达到内在的平正，以追求“大道之公”与“经世致用”，而这正是相对于追求学者主体的性情之外，实斋对于学术本体的性情的追求。这样的学术活动不是冷冰冰的、束之高阁的，而是对现世社会充满人文关怀的有体温的学术。至此，我们讨论了“性情观”在实斋学术理念中的特殊价值，看到“性情观”在实斋的学术理念中，是从“入识最初”到达至“终极目标”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脉搏。■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页80。■[日]山口久和著:《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页444。173。
  • 論澳門史上的“以上帝聖名命名之城”稱號及其歷史背景的解讀問題譚學超*導論西洋文獻中對澳門有眾多不同的稱呼。①自從葡萄牙人東來之時，其對澳門的稱呼就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這些說法在當今的史學界還未有一個絕對公認或準確的定論。②雖然筆者相對比較認同戴裔煊和譚世寶等歷史學家的觀點，即否定澳門之外文名Macau(及其其他別稱）是出自所謂的媽祖或阿媽之稱，然而本文無意糾纏於這些龐雜的爭議當中。因為，本文着手要解決的是比較重要的問題，就是在古代的西洋文獻中，關於澳門城區被描述為天主（或上帝)聖名之城(CidadedoNomedeDeus)的情況和歷史原由，是怎樣被葡萄牙及其他西洋殖民者③所想像和描繪出來。從而探討其應該以何種角度和方式加以歷史解讀，並結合其歷史背景之主題。對於這個問題而言，歐洲，特別是葡萄牙學者一直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沒有必要深究的議題。但這種觀點對於中國學者來說的確不敢苟同，更莫說葡方學者的觀點很大程度上建基在認同和褒揚早期葡萄牙殖民帝國的事業上。然而，相對於葡國學者，離譜的是，某些早期接觸這一問題的中國學者竟然提出“以上帝之聖名而命名”之城的上帝不是指基督敎（或天主敎）的上帝，而是指中國的神祗(或者準確來說，是天妃或媽祖）這個說法，而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譚學超:莫斯科大學歷史系博士硏究生。①戴裔煊:《明史•佛郞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第56-58頁;譚世寶:《澳門歷史文化探眞》，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197-217頁。②參閱同上。③對所有當時來中國的西洋人以及西洋文獻作者的統稱，包括殖民者、商人、傳敎士、軍士等等職業。但在下文的論述中，殖民者主要是以官員、士兵為主，有時同商人有一些關係，主要體現了政治和軍事上的型態。
  • 的影響。然而，筆者認為，這種片面的、脫離原始史料文獻支撐的立論和爭論都是無益的。④在目前的硏究來看，中國學者戚印平有關早期耶穌會的遠東文獻的硏究，已充分否定了認為CidadedoNomedeDeus的Deus是指中國神明的說法。很明顯，葡語的Deus是指上帝，而上帝不可能會同中國的神有關係。⑤但目前有關這個情況的硏究尙不算太多，但遺憾的是早前被捏造出來的、牽強的、附會的、混淆的、錯誤的說法仍不絕於耳。費成康所持有的說法，就是一個十分具有代表性的錯誤範例，或者他自己也算是半個受害者，因為他某程度上是受害於對戴裔煊的某些關於外文名稱的錯誤描述的抄襲上。⑥在他的著作《澳門四百年》中他竟然借批駁“港澳人士的誤稱”，而在其書中提出“以上帝之聖名而命名”之城，並非指天主敎中的天主，而是指中國的“天妃”。甚至曲解史料說:“1586年，蠔鏡居留地在葡萄牙獲得城市地位後，它的市名就叫‘中國阿媽神名城’。”⑦特別是費成康竟然憑空臆造出從葡文到英文的書寫轉變的偽名，說什麼CityoftheNameofGodofMacaoinChina實際上應該寫成Goddess而意為中國的天妃而不是基督敎的上帝⑧，這確實讓人啼笑皆非。姑勿論這個說法早在1984年已經被前輩學者戴裔煊所否定了，這個說法本身就是缺乏史料根據的。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葡萄牙的硏究者身上，潘日明神父（P.B.A.V.Pires)的著作中談到澳門的“以上帝之聖名而命名”之城的來源，也是缺乏充分的考據，只是知其然，而不顧其所以然。⑨在澳門回歸祖國之前，葡國學者羅理路（R.M.Loureiro)就同澳門的《文化雜誌》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古代史料文獻集《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並且被譯成了中文，這是一批根本重要的西洋文獻史料，對硏④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41-42頁。⑤戚印平:《遠東耶穌會史硏究》第三章，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114-159頁。⑥PovoaçaodoNomedoDeosdeAmacaunaChina，並未在伊比利亞文獻中出現過，而Deos不是葡文的詞，葡文的上帝是Deus。這個錯誤是因為戴氏當時的硏究環境未能接觸到一手的原文原始史料。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57頁。⑦費成康:《澳門四百年》，第41-42頁。⑧値得一提的是，該書的作者為了表示專業就列出了一串又一串的外文名稱，其實很多都是抄襲自戴裔喧的著作。但有的根本就沒有在文獻中出現過（如PovoaçaodoNomedoDeosdeAmacaunaChina)，有的則是拼寫錯誤，如Deos不是葡文的詞，葡文的上帝是Deus，可見這些内容是費成康根本沒有讀過任何西洋原始史料文獻及翻譯本，全憑主觀臆斷猜想亂作出來的，同時對戴裔煊的著作進行了不假思索的抄襲。費成康:《澳門四百年》，第41-42頁。⑨（葡萄牙）潘曰明神父:《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蘇勤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第31-33頁。
  • 究澳門的早期歷史有至關重要的幫助。⑩與此同時，他在出於政治需要而出版的著作—《澳門尋根》中，就已經採用了相當一部分的原始資料去建構他的觀點和說法。不過，出於其國籍、民族所導致的立場因素，或者其他原因，他並沒有進一步硏究這個問題，也沒有提出進一步的見解和觀點，而只是平鋪直敘。當中他援引了本文將要着重分析硏究的兩份史料—葡萄牙人加•福魯圖奧佐晚年時期的回憶性質作品《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以及居澳葡人的書記官員雷戈的《澳門的開埠與設防報吿》(或譯成《馬交（Macau)的建立與強大記事》）當中的内容，指出在1585年葡印總督正式把“以上帝之聖名而命名”的一種名號（title)授予澳門;甚至更早的時候，“以上帝之聖名而命名”就已經出現在地圖或官方文獻當中，即在1589年，澳門市民已在“以上帝之聖名而命名之城”（NomedeDeus)的地圖上署上日期，澳門城圖（CartadacidadedeMacau)，1589年10月7日，存放在《海外文獻膠卷庫公報》（Boletim)的第599頁中。而他提到1574年有一份王室御旨已提及“在中國境内的天主聖名命名之港口”(portodoNomedeDeusnaChina)，出於桑托斯（丨.Santos)的《澳門與東方》(MacaueoOriente)，第107頁。並且借助史料去敘述16世紀下半葉居澳葡人進一步乘機確立和建構其在澳門城區的建築設置。■不過，他並沒有解釋所謂的“以上帝之聖名而命名”的港口其得名的意義和具體的過程。當然，客觀來說，我們也必須承認硏究這個問題也有一定的外在難度，由於史料文獻的嚴重缺乏，當中的理路是很難準確地考證。時至21世紀初，葡萄牙學者仍然在史料缺乏但還有一部分能用和有用史料的條件下，有意無意地迴避或忽視這個問題，基本上沒有什麽新發現和新觀點，這在某程度上間接地助長了上述某些中國學者違背學術良知的觀點橫行。而在澳門問題上稱得上是專業人士的葡國學者羅理路（大陸譯名洛瑞羅），在2002年發表了一篇題為〈伊比利亞文獻資料中關於MACAU的由來〉的論文，■但在考證上仍然毫無建樹，遑論有深入而進一步的硏究和解讀了。當中最有價値的文句可算是他認為根據17世紀初的一份文件(雷戈的《澳門的開埠與設防⑩《澳門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另參閱《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澳門，1997;RevistadeCultura：VisõesdaChinanaLiteraturaIbéricadosSéculosXVIeXVIIAntologiaDocumental，Macau，1997.■R.M.Loureiro，EmBuscadasOrigensdeMacau，Macau，MuseuMarítimodeMacau，1997，pp.32，47-52andp.56，note81；中譯本（葡萄牙）羅理路:《澳門尋根》，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第25、35-38頁，以及第42頁注釋81(注意這裡的年份有誤，應為1585而非1583)。■吳志良、林發欽、何志輝主編:《澳門人文社會枓學硏究文選》（歷史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羅理路:〈伊比利亞文獻資料中關於MACAÜ的由來〉，第904-934頁。
  • 報吿》），“天主聖名”這個名稱可能是在1585年由（葡印）總督梅内澤斯授予馬交的，並寫到了在1589年，馬交居民已經有了上面標明有“天主聖名之城”的證件。■誠然，羅理路自己在坦白承認了這個“天主聖名之城”的形成，始終是學者硏究最多的一個課題，是葡萄牙人在中國出現這段歷史中最含混不淸的歷史問題之一。因為有關文獻相對缺乏，所以在這個問題的硏究中出現了種種羅曼蒂克但實際上缺乏根據的說法。正因為如此，或許利用現在的15世紀（譯誤和筆誤，應為16世紀)伊比利亞文獻中的大量資料來解開當時在珠江口崛起的這個葡萄牙人的定居點的謎團是很有意義的。■但是，羅理路在這篇論文的内容其實可以算是其1997年的《澳門尋根》的微縮版而已，其第四節的“天主聖名之商埠”的内容，與《澳門尋根》的“天主聖名之港”的内容幾乎一樣。雖然他一方面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但在解釋這個問題的着墨近乎空白！而最重要的一個出於死硬的殖民主義立場之故，羅理路竟然將整個澳門早期的“開埠”歷史，說成是“一個葡萄牙商埠的發展和壯大”，並將一切的歷史發展片面地置於這種充滿葡萄牙殖民主義酸腐的框架敘述，這顯然是應該予以批判的。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葡國學者羅理路的硏究，也有相當積極並値得肯定的意義。特別是在他的論文中他指出這個被命名為MACAU的船舶碼頭當時位於該地區一個荒無人煙的或者說是人煙稀少的毫不起眼的地方，但在以後的幾十年中，由於葡萄牙人的經營，它獲得了飛速發展，直至發展成亞洲海岸線上的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同時，也反覆強調了16世紀西洋文獻對馬交（即是等同於澳門）的建港(城）的着墨和記載非常少，似乎意味着那時的馬交還沒有什麼特別的重要性。■姑勿論如何，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澳門’並不是葡萄牙人最為關注的一個地方，就更不用解釋為何現存的早期西洋文獻只有很少談到了“以上帝之聖名而命名”的過程了。而這個觀點，甚至也從根本上推翻了■該譯文如此，由於未能找到其原文對照，是故保留此詞，供參考對比。但由於其出處是同羅理路於1997年著作中的注釋來源是一樣的，所以筆者認為這更有可能是誤譯。■羅理路:〈伊比利亞文獻資料中關於MACAU的由來>，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硏究文選》（歷史卷），第905頁。■此處亦見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羅理路：〈葡萄牙人尋找中國:從馬六甲到澳門（1502-1557)〉，第27頁。當然，中國學者萬明極力反對這種片面的說法，她認為澳門是中國的領土，明代的居澳葡人在明朝政府的管轄下生活和從事貿易，這與葡萄牙人在東方實行殖民統治的其他地區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可以說，沒有中國的政策.沒有中國人的參與，沒有中國商品和市場及其需求，澳門就不可能興起。萬明:〈明代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硏究文選>(歷史卷），第563頁。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第92-113頁。另參閱譚世賫:《澳門歷史文化探眞》，第260頁，作者對澳門開埠的中國主導因素持肯定的看法。⑩羅理路:〈伊比利亞文獻資料中關於MACAU的由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硏究文選》（歷史卷），第908、917、931頁。
  • 有些人認為葡萄牙人開埠澳門是從一開始伴隨着其歷史必然性的觀點。而實際上，很多說法都是“後人”所追加的。特別是羅理路本人就在文中多次質疑加•福魯圖奧佐的《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當中的眞確性和可信性。■(圖1)無論如何，儘管有如此多的困難和阻力，探究這個根本的核心問題在整個澳門歷史的硏究當中，論辯澳門主權的歷史問題以及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問題，都有其重要意義。然而，本文的重點不在於糾錯和批判諸如費成康之流的謬誤，不在於單獨討論澳門名字來源問題（因為一些中國學者已花了很大的功夫去考證和論述過了），也不在於討論單純的哲學和宗敎學術語問題，而是對於這個名號的由來及其與歷史的關係作出討論，最重要的是要有文獻史料作為原始的根據，儘管它仍然處於相當有限和不齊全的境況之下。通過集合現存的史料文獻還是大致上淸理出一個比較淸楚的線條，去解釋“以上帝之聖名而命名”是否從其起源就與葡萄牙人的殖民主義行為及其思想同出一轍。對這個相對細小問題的硏究還有助於釐淸早期葡萄牙人對於據守和單方面發展其所宣稱的遠東屬地澳門，以及居澳葡人逐漸通過各種歷史事件去挑戰中國官方的主權原則，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在於如何看待16-17世紀來到澳門或者獲准秬居澳門城區的葡萄牙人從事的事情的性質上“以上帝之聖名而命名”這個概念本質上的歸屬，扮演着十分關鍵的角色。一、試析16-17世紀初西洋文獻中澳門與CidadedoNomedeDeus之關係首先，在早期的（16世紀前半段）西洋文獻對澳門的描述，並未發現有所謂的CidadedoNomedeDeus的描述。時至16世紀80年代，這種說法才冒現在文獻當中。按照羅理路的硏究，目前還未有文獻進一步證明這個名稱的起源過程。因為，這些内容最早只在迪奥戈•卡爾代拉•雷戈（DiogoCaldeiraRego)的《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澳門的開埠與設防記事RelaçãoSobreaFundaçãoeFortificaçãodeMacau)出現過。當中提到在1585年葡印總督唐•杜阿爾特•德•梅内澤斯(D.DuartedeMeneses)把澳門升格為市，冠以上帝聖名，■加以耶穌法衣上的十字架為城徽。■但這個說法仍然値得爭議，施白蒂（B.B.daSilva)■R.M.Loureiro，EmBuscadasOrigensdeMacau，p.49；(葡萄牙)羅理路:《澳門尋根》，第36頁。■原文為：...eno[ano]seguintede[15]85ovice-reiD.DuartedeMenesesafezcidade，aquesechamassedoNomedeDeus，dandolheporarmasacrusdohábitodeCristo.....■《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迪奧戈•卡爾代拉•雷戈的《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第194頁；VisõesdaChinanaLiteraturaIbérica，DiogoCaldeiraRego一RelaçãoSobreaFundaçãoeFortificaçãodeMacau，p.154.
  • 所編寫的《澳門編年史》就記錄了這個授權是在1586年的4月10曰，■明顯同上述文獻中的内容有年份的出入。但這不是討論的焦點，問題的焦點在於，這份文獻並不是一份同歷史事件同步的記載而是一份追記和回溯式敘述，而又因為原文當中並沒有直接提到上帝聖名之城，而且這個歷史背景的準確性也値得商榷。■對於這一點，葡國學者羅理路就在文中多次質疑加•福魯圖奧佐的《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當中的眞確性和可信性，特別是質疑他的這篇歌頌式的文章是否得到過更加一手的原始文獻作支持呢？這一點値得懷疑，主要是因為一方面他自己雖然有多達400多冊的圖書，但很多抄襲和轉錄的成份，並不是他自己的見證的經歷。繼而，羅理路指出，比對筆跡，該手稿也同福魯圖奧佐的字跡不太一致。■不管如何，現存的最早在文獻中提到這個名稱的是葡萄牙人加斯帕爾•福魯圖奧佐（GasparFrutuoso)晚年時期的回憶性質作品《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LivroSegundodasSaudadesdaTerra)中出現過。■正如羅理路的硏究大規模地着墨於此，用以建構居澳葡人在16世紀下半葉在澳門城區（當時仍為中國政府允許其活動範圍的隙地）内活動情況。■說明了即使NomedeDeus這個名稱的命名同《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以及其内容沒有直接的關係，但NomedeDeus的概念、涵意和象徵，則同整個葡萄牙人自己認為的“建設和守護”澳門作為葡萄牙人的“神聖”的海外屬地，在着重要的關係。尤其在於建構一種所謂的起源神話（theMythofOrigins)上，有着重要的理論意義。《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的第23章的題目為特里斯藤•瓦斯•達•維加船長在中國與一個強焊的中國海盜作戰奪得偉大勝利並在中國境内的葡萄牙人居住的以上帝聖名命名的港口留下一座即將建成的堡壘，■而這個標題的意義在於開宗明義地表明葡萄牙人在自己的歷史書寫中試圖刻意地強調或突出⑩B.B.daSilva，CronologiadaHistóriadeMacau(SéculosXVI-XVII)vol.1，Macau，DirecçãodosServiçosdeEducação，1992，p.63；(葡萄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小雨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第23頁。■到底是西葡帝國方面的授權，還是印度總督單方面的舉措而後來被西葡國王形式上承認而已？是承認澳門城區作為市的權利？還是上帝聖名之城這一稱號？目前尙有待進一步考證1■R.M.Loureiro，EmBuscadasOrigensdeMacau，p.49；(葡萄牙）羅理路：《澳門尋根》，第36頁。⑳前引書，加斯帕爾•福魯圖奧佐的《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第157-163頁；ibid，GasparFrutuoso，LivroSegundodasSaudadesdaTerra，pp.129-132.■H.M.Loureiro，EmBuscadasOrigensdeMacau，pp.47-52;(葡萄牙）羅理路:《澳門尋根》，第35-38頁.⑩原文是：Capítulo23—deumagrandevitóriaqueocapitãoTristàovazdaVeigatevenaChinadeumpoílerosocorsárioChinês，ecomodeixouquaseacabadaumafortalezanoPortoiloNomedeDeus，ondeosPortuguesesestãonaChina.
  • 葡萄牙人通過了光榮的武力去實現其對澳門開埠的先驅角色。當中，作者明確地提出了以上帝聖名命名之港口這個說法：…他（特里斯藤.瓦斯■達.维加）於（15)68年初，從日本到達在中國境内的有葡萄牙人居住的上帝聖名之港，當時唐•安東尼奥.德.索薩任澳H兵頭……”■雖然，雷戈和福魯圖奧佐在文獻中的NomedeDeus稱號某程度上算得上是孤證。目前，我們即使姑且假定雷戈的說法確有其事，而福魯圖奧佐是因為1585年的澳門建城和命名事件的影響而在文獻上以PortodoNomedeDeus來稱呼澳門，但我們還不能斷定這個名稱被官方正式確認和正規化。畢竟，按照年代的排列來看，16世紀末的文獻，也就是福魯圖奧佐的手稿，顯示了當時的稱呼是以上帝聖名命名的港口，還不是雷戈的記載上所稱之城市。這也許是和當時葡萄牙人的印象有關，說明當時澳門仍然未具備一個完全的城市規模，當然這裡可以認為因為當時澳門還未被堡壘化或要塞化，所以葡萄牙人只稱之為港口Porto。這個觀點明顯是在肯定了羅理路認為16世紀西洋文獻對馬交（即是等同於澳門）的建港（城）的着墨和記載非常少，似乎意味着那時的馬交還沒有什麼特別的重要性的這一觀點上。可見當時不管是西葡帝國當局、印度總督支部，還是居澳葡人本身，都並未將澳門視為一個具有規模的城市，而只是一個相對固定的居民點或商業重鎭。■(圖2)但也可能是當時根本上還未有一個統一的稱呼，所以“以上帝聖名命名”的這個稱號，在當時很有可能尙算一種個人想法的表達而已，而還不是一個公認的、正規的官方稱呼。即使到了17世紀初，這個名稱還不是十分公認，在文獻上出現的名稱仍以MACAU為多。■因為跟隨羅理路提供線索來看，即在有限的史料文獻當中，唯獨耶穌會有習慣收集整理其會員的經歷;但遺憾的是，傳敎士着重關心的是他們的宗敎活動，而不大留意葡萄牙商人為了使自己得以長久地居留在澳門半島所做的一些承諾和所承擔的一些責任。於是馬交這個村鎭就只好在它的永久性和臨時性居民不太關心其住處的地位和身份的情況下，在令人不知不覺的狀態中逐步形成和變得日益重要起來這樣看來，在宗敎上將澳門的定位放在一個完全屬於西洋觀點下，而被神聖化所包裝的角色，其實■《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加斯帕爾•福魯圖奧佐的《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第158頁；VisõesdaChinanaLiteraturaIbérica，GasparFrutuoso，LivroSegundodasSaudadesdaTerra，p.130.■羅理路:〈葡萄牙人尋找中國:從馬六甲到澳門（1502-1557)〉，在《澳門史新編》，第26-27頁。■羅理路:〈伊比利亞文獻資料中關於MACAÜ的由來〉，在《澳門人文社會科Wf究文選》(歷史卷）。■參閱同上，第931頁
  • 更加符合他們的傳敎目的。然而，奇怪的是，根據1605年的由里斯本耶穌會會長格雷羅神父(FemãoGuerreiro)所寫的《耶穌會神父事務年度報吿》，就沒有出現NomedeDeuS，而只是提到了Macau而已。■雖然，我們可以歸咎於因為古代交通不便，消息傳達需要很長時間，而往往出現誤傳和較大的落差。不過，即使假定雷戈的說法是可信的，那麼這種官方化的名字不可能不出現在耶穌會神父的正式報吿中，更遑論當時大量的關於澳門情況的西洋文獻是同宗敎政治相關的。故這也可以從旁證明，在葡萄牙本部的耶穌會並未採用這一稱呼作為對澳門的正規名稱，甚至對之並不知道。而Macau和PortodoNomedeDeus從詞義上也被證明沒有直接的關連，即使承認雷戈的說法，退一步來說，也只能認為澳門作為接受西葡帝國下的印度總督授以“以上帝聖名命名”的名號而已。撇開上述的爭議不說，在此應該具體地觀察一下1585年以前，即出現NomedeDeus之前的文獻。符合常理的是，當中的確是沒有找到任何與“以上帝聖名命名”相關稱號，也就是說，如費成康之流認為的葡萄牙人獲准秬居澳門時隨即出現“以上帝聖名命名”這個稱號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當時根本不存在什麼“中國阿媽神名村”、“神名港”、“中國阿媽神名城”等等諸如此類的曲解和讓說。更進一步來說，Deus絕對不可能同媽祖有一丁點關係。値得一提的是戴裔煊的書中所寫的“中國馬交神名鎭”其實存有某程度上的邏輯歧義和錯誤，■忽略其外文的錯誤，對照文獻史料中的外文稱呼來看，常見的是CidadedoNomedeDeusdaChina(中國境内的以上帝之聖名命名的城市）、PortodoNomedeDeus…naChina(位於中國國境裡的........以上帝聖名命名的港口），很少見到有Macau同CidadedoNomedeDeus並用的情況，所以在歷史上從來都沒有“中國馬交神名鎭”這種名稱的存在，這顯然是後人的誤稱。由此可知，Macau在西洋文獻中的地位是較為常見，先於PortodoNomedeDeus和CidadedoNomedeDeus。而在16世紀，特別是1622年之後，CidadedoNomedeDeus作為一種尊稱而被使用在正式文獻當中，其意思在同一語境下是可以同Macau是同等而可互換的。由此可見，NomedeDeus作為西洋語境下的帶有政治主導為實，宗敎外衣為輔的名稱，是和居澳葡人在澳門的早期歷史，有密切的起源關係。1582年，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撰寫了一份關於葡萄牙殖民帝國的東方領地的手稿《城市和要■按照常理，若然葡萄牙人對澳門城冠以CidadedoNomedeDeus是出於一種自命不凡的殖民主義理念和將其殖民者在澳門的行為合理化和神話化的話，那麽在這麼重要的政治宗敎文獻中居然沒有出現這個稱呼，這是很奇怪的。■戴裔煊:《明史•佛郞機傳箋正》，第57頁。
  • 塞書》（LivrodasCidadeseFortalezas)，作為最具代表性的官方色彩文獻■，其原文和譯文現已在澳門《文化雜誌》的期刊中被整理和出版了。■當中有一個小章節談到了澳門的情況，實際上說明了當時的葡萄牙人在其殖民主義思想下已經把澳門視作它的遠東屬地之一子部份了，不論其實際情況為何。然不管如何，針對本章的主題來看，査其文獻的葡文版及對照其譯文，有如下的描述：在大中國帝國■的海岸，北緯23度半之處，有一個名叫廣州■的城市，這是該帝國各省中之一省的中心。它位於一條通航河流沿岸，該河的河口有許多島嶼，由從事農業的人居住。這些島嶼之中有一個叫做澳H島（ilhadeMacau)，也就是本文要介紹的，它在該城（廣東）往下18里格（léguas)之處，約有10里格之長。其一端，亦即其最優良的港口，逐漸形成了大批葡萄牙人聚居之地，他們經過勞累的工作和戰爭服役之後，攜妻帶眷移至該處居住，因為中國這片地區十分富庶，應有盡有。因為凡是開到廣東省（provinciadeCantao)的外來船舶，都必須在這個澳門島的港口停泊，然後同陸地上的人進行交易，不准再深入。而由於外商纷至沓來，中國内地其他各省也就運來各種各樣的貨物。結果是澳門這個聚居點就在質易上十分出名，東方各地各式各樣的貨物大批聚集於此。……居民幾乎全是葡萄牙人，另有混血的基督教徒和當地人，雖然土地屬於中國皇帝，他派官員駐該地征收稅金，但居民受我葡萄牙王國法律和規章所管轄，在下受任命的官員，由我王國指派，由各總督自印度派出。■從中可見，時至1582年，距離葡萄牙人獲准秬居澳門的1557年，已有25年之久，西洋文獻中仍然沒有出現所謂的中國境内的上帝聖名之城的稱呼，而只有馬交或馬交島的稱呼。就足以印證羅理路的觀點，表示在16世紀的澳門仍然相當不被關注，仍然處於落後的發展階段，是符合絕大部分的史實了。關於澳■關於這一點，編譯者指出這份文獻對澳門的描述是簡短的，只限於一些基本說明。但這段文字，似乎是保留至今的對澳門的最古老的“官方”描述了。■《澳門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114-120頁。另參閱《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第93-96頁；RevistadeCultura：VisõesdaChinanaLiteraturaIbéricadosSéculosXVIeXVIIAntologiaDocumental,pp.97-102.■China希拿，葡文對中國的稱呼，實際上並不是對應當時中國的國名的，因當時的中國為明朝，其準確名稱應為大明帝國。■原文為Cantão廣東，應為廣州。■《澳門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市堡書（手稿）〉，第116-117HoVisõesdaChinanaLiteraturaIbéricadosSéculosXVIeXVIIAntologiaDocumental,LivrodasCidadeseFortalezas,p.99.
  • 門早期地名考，由於涉及的地名考證相對複雜，而不少學者也已有探討過■，就不作贅述。然而，筆者在此必須指出的是，縱觀整個16世紀，從葡萄牙人入澳，獲准秬居澳門城區，至上述文獻提到的貿易發展和經濟繁榮之時（當時已屬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合併王國了），都沒有出現用上帝聖名之城這一洋文名稱去率先稱呼澳門，這在官方的文獻上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正如羅理路所言在伊比利亞的文獻中，關於馬交的建立資料並不多，因為葡萄牙人這個定居點當時的不穩定性以及這裡進行貿易的私人性質等因素都不使人有興趣撰寫和注意保留當時情況的書面記載可見這是因為澳門在16世紀時的前途仍未能確定，葡萄牙人不知道能否在澳門一直獲得中國政府的允許而長住下去，也不知道在澳門的“建設”是否能被置於葡萄牙“亞洲帝國”的陰影下。因此，從《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來看，如果以上帝聖名命名之港的確是伴隨葡萄牙殖民者的到來，那麼為何在《城市和要塞書》沒有能夠找到這種看起來非常莊嚴的稱號，就足以表明，後者的神話意義。也只能得出關於“以上帝聖名命名”的冠銜，現存所示的最初的記錄只是以個人、來自民間的行文中出現的這種初步結論。從這個線索來看，不管澳門的中文和外文名稱的變化歷史存在多少紛耘的爭論，可以基本斷定的是，所謂的上帝聖名之城，在葡萄牙人最初來到澳門，都是不存在的特別是在葡萄牙的官方的意義上是不存在的。値得注意的是，《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的年代較《城市和要塞書》為晚，更加屬於個人的憶述而不是官方的描寫，主觀成份佔有主要的思想部份。從上述的論述來看，雖然雷戈在1623年的文獻中提到了這個命名的過程，但因為缺乏其他史料佐證之故，値得存疑並有待進一步考證，不過它至少也證明了一個情況.就是在政治上“以上帝聖名命名”之城的這一概念並未被正規化3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以上帝聖名命名”這一概念，基本上是在16世紀晚期才開始使用並且零星地出現在文獻上3它本質上是來源於西洋伊比利亞殖民者單方面的觀念，伴隨的是澳門的興盛而需要從其源頭建構合法的起源神話。這同中國本土或澳門的宗敎根本上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圖3)二、結合整個政治軍事歷史背景看待伊比利亞人的澳門觀及其殖民野心■戴裔煊:《明史•佛郞機傳箋正》.第51-59頁;譚世寶:《澳門歷史文化探眞》，第197-217頁;(美國）尤塞利斯:《澳門的起源》，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第21-28頁。■羅理路：〈伊比利亞文獻資料中關於MACAL的由來>，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硏究文選》（歷史卷），第908、9丨7、931頁。
  • 這場勝利似乎完全是上帝的功勞。請看，在一片空地有一個很高的山丘，4個葡萄牙人爬到山頂還沒有站穩腳跟便把那麼多人趕跑了，這似乎只能歸功於上帝。......感謝我主，葡萄牙的國王們後來在那一帶《的許多堡壘和城市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從上列的文獻來看，對於以上帝聖名之地來稱呼澳門的起源問題，基本上是和葡萄牙人如何到來、如何秬居澳門、甚至如何同中國官方打交道，都是無關的，或者沒有什麼直接關連的。値得指出的是，這個名稱其實並不為眞正的宗敎和傳道組織所使用。把澳門稱作PortodoNomedeDeus這僅僅是福魯圖奧的個人動機。而這一個人動機，正如羅理路的解讀，有可能是為了某種政治企圖。如果要進一步去解讀或解析這種思想，那就不得不結合史料文獻以及當時澳門歷史的背景來討論了。簡單來說，葡萄牙人把澳門稱為上帝聖名之地，完完全全只是建基在他們想把自己的殖民主義野心和企圖神話化的背景上，繼而■黃鴻釗:《澳門簡史》，香港:三聯書店，1999.第52-58頁。■到底指何處尙未淸楚，因為根據筆者的硏究所印證，加斯帕爾•福魯圖奧佐手稿的成型年份為1591年，當時的澳門尙未有完善的軍事設施，而澳門的炮臺主要在17世紀初才相對較多地建造和落成，因此筆者認為這固描述要麼就是指東南亞的其他葡萄牙海外殖民地.要麼就是加斯帕爾_福魯圖奧佐在誇大和臆想。■《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加斯帕爾•福魯圖奧佐的《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第159、163頁；daChinanaLiteraturaIbérica，GasparFrutuoso，LivroSegundodasSaudadesdaTerra，pp.130，132.從上述的論證來看，“以上帝聖名命名”這個稱呼充分反映了早期西洋殖民者的心態、想法和慾望。進一步來說，這個論點是基於《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節選）中着重提到的與“在中國境内的以上帝聖名命名的港口”相關的澳門起源之歷史神話，具體來說，其主要内容是關於一個葡萄牙人抗擊海盜而獲得在中國政府面前的聲望的這個所謂的起源神話，以及因為要抵禦海盜所以有了建設護牆和堡壘的合法性。姑勿論這個神話本身有多少歷史成份，它反映的是葡萄牙人内心從極度的不安到極度的自我膨脹這一自我蛻變的過程。而關於所謂的葡萄牙人對抗海盜因而取得了中國政府信任和許以澳門作為回報的神話，大概也出自於此，然而卻並沒有得到充分的中國方面的史料對證，並且遭到了中國及其他國家學者的批判、質疑和否定。■在此，筆者需要具體硏究的是，福魯圖奧佐的手稿強調的其實並不是具體而眞實的葡萄牙人與海盜作戰的故事或歷史，相反，他所要強調的是要把一切故事和歷史加以神話化。從下面的兩段文獻摘錄就可以略知一二：
  • 合理化和法律化的一種動機和意識，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這種想法並不是即時伴隨着他們的到來或者獲准秬居澳門而來的，相反，是在條件相對安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經歷完了艱難日子而得到相對比較安穩的狀況時，一方面用以粉飾或編造他們的英勇行為的故事，另一方面旨在進一步確立其逐步據守澳門的合法性而形成的意識。因為按照他們的邏輯，上帝業已決定好了他們的命運，因此他們的殖民主義道路毫無疑問都是正確的。（圖4)因此，在這個線索來看，現存的西洋文獻的內容來看，正式以官方的口吻稱呼澳門為以上帝聖名命名之城的文獻，基本上都是在居澳葡人和荷蘭人在1622年之戰後的文獻中出現，而且同西洋殖民歷史的話語和論述權下葡萄牙人“積極建設”澳門的背景的一體的，並且都是屬於政治軍事範疇的居多。而對於雷戈的《澳門的開埠與設防記事》，編譯者指出，雷戈這個人並不出名，但他於1623年，也就是1622之戰後一年，任澳門市政廳的書記官，編寫了關於上帝聖名之城的狀況的手稿，直到現代才被出版。■也就是說，可以認為的是，在這份文獻中所出現的“以上帝聖名命名”之城（或堡壘、要塞），在1622年之戰以後，開始了逐漸被官方化的過程了。■目前在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古蹟之一，澳門的民政總署，也就是以前的市政廳（LealSenado忠誠議事會）内，有一塊弧形的木匾，上面提到了葡萄牙國王若奧四世（DomJoáoIV)正式授予澳門以上帝聖名命名之要塞（英語Citadel/葡語Cidade，引伸為城亦可）無比忠誠之榮譽■年份為1654年，距離澳葡和荷蘭巴達維亞派遣隊於1622年的戰鬥有32年之久，距離葡萄牙王國脫離日漸衰落的西班牙王國的統治的1640年也有14年之久，葡王才以所謂無比忠誠的榮譽授予澳門。不過按照施白蒂的說法，早在1642年這個名號已經因為居澳葡人的“忠誠”而授予了。■不管如何，關於居澳葡人因為忠誠而不改掛新國旗的說法，早已被證明是一個一廂情願的美麗誤會了。■値得一提的是，雷戈在手稿中也指出，關於澳門城區的地位升等，以及被授以上帝聖名之號，這是得到“我主菲利普一世國王陛下的確認”■。這表明，居澳葡■參閱同上，第193頁;ibid，p.153.■參閱同上，第193-202頁;ibid，pp.153-158.■ShannDavies，ChroniclesinStone，Macau，DepartmentofTourism，1985，p.55.■原文為“Àcidadeéconferidootítulode‘NãoHáOutraMaisLeal，”，B.B.daSilva，CronologiadaHistóriadeMacau{SéculosXVI-XVII)vol.1，pp.122，124-125；(葡萄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50、53頁。■吳志良:《澳門政治制度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迪奥戈•卡爾代拉•雷戈的《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第194頁'VisõesdaChinanaLiteraturaIbérica，DiogoCaldeiraRego—RelaçãoSobreaFundaçãoeFortificaçãodeMacau，p.154.
  • 人在官方文獻上已經表達了對西班牙新主子的效忠！這是不容否定或推翻的歷史事實。（圖5)如前所述，雷戈在正文中提到了1585年澳門被授予上帝聖名之號，不過他卻並未進一步交待這個名號由來的經過和正式化，除了他在其行文標題中提到了在中國帝國境内的CidadedoNomedeDeus。同樣葡萄牙人博卡羅（A.Bo-carro)在《要塞圖冊》中，也採取了將CidadedoNomedeDeus用在大標題的寫作手法。■可見標題化的政治宣傳的作用，在當時是CidadedoNomedeDeus這一名稱逐步走向正規化和廣泛認可的重要特徵。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先撇開去CidadedoNomedeDeus的字面意義，而去了解整個當時的歷史背景。前面提到，葡萄牙人一直想借機確立自己在澳門的絕對領導地位，所以如果說福魯圖奧佐的手稿是一個神話的準備，那麼雷戈和博卡羅的記事就是將這種神話用當時代的史實加以編造、續寫。雷戈屢屢強調一種印象，那就是葡萄牙人在澳門要小心翼翼和艱辛地經營着，而逐步擴大其地位和影響力。的確，事實上，居澳葡人的實力確是不怎麼樣，正如雷戈所寫，整個城市很鬆散，缺少武器，難以自衛，這種情況即使在1622年打敗了小股的荷蘭武裝部隊之後仍然存在這些問題。然而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是通過描寫這些眞實結合誇張和虛構的事蹟，來建立葡萄牙人據守澳門之合法性和合理性，這尤其表現在澳葡殖民者觀念上的宗敎傳播以及建立一個遠東據點作為他們在澳門推行殖民主義的主要任務上。在雷戈的文中，他談到了整個1622之戰的契機改變了居澳葡人與中國官方及其地方政府官員的關係，同樣，也間接地暗示了葡萄牙人在内心一直是不滿受到中國主權原則的管治，對中國政府懷有敵意，並且由始至終都並未放棄其殖民主義本質。（圖6)如前所述，建立本市（澳門）未經中國國王（實為皇帝）的允許，所以它只能在统治該地的中國官員為了王國（西葡帝國）的共同利益和自身的好處而佯裝不知的情況下發展。根據中國政府的習慣做法，官員們經常更換，因此難免多次與本市居民（居澳葡人）發生衛突……(在1622戰之後）為了全面加強[本市的]防務，對中國人做了艱巨的工作；再次给他們贿賂後才來了幾個中國官員察看敵人的艦船和留在戰場的屍體，他們還把幾顆人頭帶往廣州，以證明我們要建的城牆只用於保衛本市，而本市位於■《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博卡羅:《要塞圖冊》，第218頁。Visõesda.ChinanaLiteraturaIbérica，A.Bocarro，LivrodasPlantasdeTodasasFortalezas，p.170.
  • 中華皇帝的土地上，所以敵人要索取的是中國的土地；給錢就能辦成一切事情。這樣，終於克服了最大的困難，開始動工（指澳門城防的第三階段的成熟期建設〔1622-1640〕）■。中國官員們佯裝不知，參加建築的人越來越多......從上面引用的文獻來看，明顯地，中國政府是不認可葡萄牙人這些不能攤在陽光下的政治行為，也就是說中國方面從來就不會在政治上承認所謂的“以上帝聖名命名”之城。而葡萄牙人在“建設”他們腦海中的“以上帝聖名命名”之城，本質上也是在違抗中國政府的主權原則。當然，可以看出的是，葡萄牙人不僅覺得自己在這種所謂的壓力下仍然偸偸摸摸地完成了這些政治冒險感到暗喜，更是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諸多充分的理由去試圖說明其在澳門加以堡壘化和要塞化防禦的合法性。然而，與葡萄牙人所強調的賄賂不同的是，中國方面的資料則反映了更多的是雷戈提到的保障澳門防務即保衛中國海疆，而根本上中國政府控制着這種關係，並且對居澳葡人圖謀擁兵自重、炮壘林立、據守澳門的野心加以反制，變成了以居澳葡人的城防體系對抗其他殖民者的型態。（圖7)在此期間，中國官方同居澳葡人有很多具體的針對於澳門設防和建造永久建築的衝突。早在1621年，中國政府已經正式干涉居澳葡人肆無忌憚的軍事建設。海道副使徐如河奉命處理澳門城防的問題，他認為居澳葡人給他的藉口是在玩兩面手腕的把戲，■而且鑒於居澳葡人在違反《海道禁約》期間修築的城牆，已達到“日築百丈”的速度，■是故拆毀城牆的任務已變得越加重要。當徐如珂“遣中軍領兵戍澳”之際，就曾經下令將對中國具有威脅的部分城牆拆毀，而並非拆毀全部城牆。■未幾，監司馮從龍派人拆毀了建在靑洲的城防設施。■其後，中國官兵甚至還參與了其拆除部分城牆的工作，在很短時間内，那些具威脅成份的城牆灰飛煙滅。■然而這個拆卸過程實際上維持多久？《澳門記略》並沒有明確記載。但是，根據博卡羅的《要塞圖冊》，内容一方面稱馬士加路也(大陸譯馬什卡雷尼亞什D.FranciscoMascarenhas)上任後大力興建城防，但另一方面也提及了北部面向中國大陸的城牆，已經被中國政府設法拆毀。僅保留沿海的城牆以及東面的簡單木柵牆。初步可見1622之戰後，居澳葡人明顯對城牆的建設有所收歛：■參閱拙作《澳門的城牆與堡壘炮臺》，香港:三聯書店，2009，第33、41，44-46，50-60頁■印光任、張汝霖原著，趙春晨校注:《澳門紀略校注》，澳門:文化司署，1992，第147頁。原文為“此狡夷嘗我也”。■參閱同上，第147頁。■黃文寬:《澳門史鉤沉》，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第118頁。■出自《明史.佛朗機傳》，轉引自黃文寬《澳門史鉤沉》，第118頁。■《澳門紀略校注》，第147頁。
  • 本市近乎完工的城牆都是由唐•弗•馬什卡雷尼亞什建造的，他是本市第一位兵頭，對這一工程貫獻最大。但是，中國非常多疑，從上面提到的聖保羅炮臺修下來（即大炮臺），靠陸地一邊的大部份城牆被他們設法拆毁了，他們認為城牆是針對他們而修建的。這樣，就只剩下了沿海邊和西邊的一些，還有當年敵人進攻本市時登陸的劏狗環海灘的木樁栅。……■從上述的文獻來看，雖然葡萄牙人的某種野心遭到了中國政府當局的遏止，這並不意味着在此其間的情況導致了澳門城防的終止，只是不能大張旗鼓而已。面對中國方面的壓力，澳門總督馬士加路也仍死不罷休，企圖借故建立雙核心城防。■1624年修繕了沙梨頭一帶的城牆後，他計劃在其中之高地興建一座由石牆和大炮群組成的，號稱澳門最具威力的堡壘炮臺—沙梨頭炮臺，作為總督新據點和第二城防核心，用澳門城牆與大炮臺相連。■對此，兩廣總督何士晉聞訊，隨即介入了這項野心擴張的工程，最終迫使狂妄的馬士加路也就範，1625年沙梨頭炮臺及附屬設施在中國政府強勢下被拆除，並破壞了數段城牆。■(圖8)由此可知，在政治和軍事上，中國當局的主權原則，與居澳葡人的野心一直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以上帝聖名命名”不可能是在中國當局的認可下存在的，而根據史料的呈現和表達，只能總結為葡萄牙人欲改寫澳門歷史為葡萄牙苦心經營的神話延續的先行語。而“以上帝聖名命名”之稱，一直只是葡萄牙人單方面從官方、半官方和個人幾Í固方面的逐漸形成的野心展現，圖謀解釋其對澳門控制的合法性，以及攫取澳門的歷史書寫權。實際上，在1622之戰以前，上帝聖名之城在西洋文獻當中並不多見，也不正規，這是不爭的事實。直到1642年的名號授予和1654年的牌匾出現之時，這個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強加於澳門的稱呼才被正規化，後人才開始廣泛運用在書寫當中。而這個“以上帝聖名命名”的概念，本質上是反映了西、葡的伊比利亞殖民者企圖美化和確立其在澳門的正確統治地位的野心，它更多的是政治含意，而不是純宗敎概念。■《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博卡羅:《要塞圖冊》，第223頁。VisõesdaChinanaLiteraturaIbérica，A.Bocarro，LivrodasPlantasdeTodasasFortalezas，pp.173-174.■《澳夷築城殘稿》。轉引來源•.黃文寬:《澳門史鉤沉》，第120頁。另參閱林發欽:《澳門史稿》，澳門:近代文學學會，第160-161頁。■吳志良、楊允忠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基金會出版，2003，第171頁。因其沙梨頭炮臺業已不存在，是故無法通過實地考察確定其結構。■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第126-127頁。該歷史内容仍待硏究。
  • 暂時之結論從上述的論述來看，在史料相對有限的情況下，筆者試圖通過梳理現存的伊比利亞的西洋文獻中的澳門與“以上帝聖名命名”的關係，來探討了“以上帝聖名命名”的來源及官方化的過程，以及“以上帝聖名命名”背後所反映的伊比利亞殖民者的殖民主義野心和動機，業已超出了其作為一個帶有宗敎色彩的名稱所能解釋的意義了。結合當時的歷史’這進一步充分的表明了“以上帝聖名命名”其實是屬於葡萄牙人單方面強加於澳門作為其經營澳門城區的起源神話的象徵，這同中國與澳門的在地文化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同樣，這個名稱亦不是一開始伴隨着葡萄牙人的到來就存在的，而是最早出現在16世紀末期，在1622年之戰後，因為澳門的地位開始變得顯著，而出於居澳葡萄牙官員和葡萄牙官方代表的政治需要，而被廣泛提及。直到1642(1654)年被正式授予作為葡萄牙及其他歐洲國家對澳門的稱呼，這個名稱才徹底得到葡萄牙當局的確立。在這個過程中，伊比利亞式神話化的誇張描述同對歷史事件的歪曲陳述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為“以上帝聖名命名”其實是一個帶有先決條件性質的名號，伴隨着歌頌和神化葡萄牙人在遠東殖民傳道的事業，在殖民者自己的歷史書寫和評價體系當中，“以上帝聖名命名”這個概念為葡萄牙人建立了他們在澳門城區這個地域行使管治權的授權，而這個授權是來自他們信奉的上帝的，奉行上帝任命給他們的事業，儘管這聽起來荒誕不經。而這個原意也是同中國官方的主權原則格格不入的，在16-17世紀的歷史上中國當局從來都不予承認。
  • 附圆圖1:16世紀末澳門平面圖，德國，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1606-1607(出自http：//www.ub.edu/geocrit/sn/sn-218-53.htm的論文），可以某程度上證明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澳門並未設防。另一說法是該畫最早出自1598的一部銅版書(B.B.daSilva，CronologiadaHistóriadeMacau(SéculosXVI-XVII)vol./，p.75)
  • 圖2:澳門地圖1615-1622，VisõesdaChinanaLiteraturaIbéricadosSéculos，p.152
  • 圖3：1626年澳門圖（CronologiadaHistóriadeMacau(SéculosXVI-XVII)vol.1，P.51)圖4:葡萄牙帆船模型和航海圖展覽櫃，15-16世紀，澳門海事博物館
  • 圖5:葡王若奥四世賜予澳門城區的“無與倫比忠誠的天主聖名之城”稱號的紀念木條，1654年，現存於澳門民政總署大樓内圖6:17世紀澳門圖，製於1635或1646年間，參閱《澳門的城牆與堡壘炮臺》，第24頁•，CronologiadaHistóriadeMacau(SéculosXVI-XVII)vol.1，p.85未曾標有“以上帝聖名命名”之城
  • 圖7:澳門城防圖2，1640年。VisõesdaChinanaLiteraturaIbéricadosSéculos、p.74.一說是1607年出版（CronologiadaHistóriadeMacau{SéculosXVI-XVII)vol.7，p.85)。未曾標有“以上帝聖名命名”之城圖8:澳門城防圖3，1649年。VisõesdaChinanaLiteraturaIbéricadosSéculos，p.128.未曾標有“以上帝聖名命名”之城
  • 《中國古籍珍本叢刊•澳門大學圖書館卷》前言鄧駿捷*澳門大學圖書館成立於1981年，前身為澳門東亞大學圖書館。2014年7月，澳門大學圖書館遷入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的“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大樓伍宜孫圖書館地處校園中央，依湖而建，面積約三萬多平方米，是澳門大學的標誌性建築。目前，圖書館館藏超過五百多萬冊(件），其中古籍約有兩萬四千餘冊。澳門大學圖書館所藏中文古籍主要為明淸時期的刻本、鈔本、批校本等，包括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著述，並有大量嶺南和澳門的地方文獻以及西洋宗敎譯著這些古籍主要來源於社會人士的捐贈，較為重要的有：(一）1982年，澳門著名愛國人士何賢先生從汪宗衍先生處購入其父近代嶺南學者汪兆鏞的一批家藏古籍，並轉贈予當時的東亞大學。汪氏“微尙齋”的舊藏構成了澳門大學館藏古籍的主體，亦是最有價値的部分，主要為史部和集部圖書（多為嶺南地方文獻），更有一些罕見的刻本、鈔本和淸代以來著名學者、藏書家的批校題跋本。(二）1985年，香港大學陳君葆敎授遺孀將其家藏古籍捐贈香港大學，香港大學挑選出部分珍藏後，餘數全部轉贈當時的東亞大學圖書館。以歷代詩文集為主，多為淸代刻本及“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用書、《四部叢刊》等。(三)2007年，澳門知名新聞工作者、歷史文化學者陳瑋恆先生病逝，家屬依照其遺願將家藏古籍悉數捐贈澳門大學圖書館，主要為澳門地方文獻及若干淸代刻本古籍。*鄧駿捷: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敎授
  • 此外，澳門早期西醫吳弼臣先生的後人、澳門實業家吳利勳先生等亦先後捐贈了一定數量的古籍給澳門大學圖書館1997年，澳門大學圖書館又從Mr.SimãoLeong購入一批其父在上海修讀神學時所收集的古籍圖書，主要為淸代中晚期於中國刊行的天主敎古籍古籍中的“善本”向來以其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為世人所重澳門大學圖書館所藏淸乾隆六十年（丨795)以前的刻本、鈔本及具有特色的批校本、套印本百餘種，大多數為汪氏父子的家藏舊物，也有屬於陳瑋恆先生等的藏書-其中較為珍貴的明刻本有:宋劉恕撰、史炤音釋，明王逢輯義、劉剡增校、劉弘毅補注《新編纂注資治通鑒外紀增義》，明弘治正德間（1488—1521)劉氏愼獨齋刻本;宋姚鉉輯《重校正唐文粹》，明嘉靖初年刻本；明陸深撰《儼山外集》，明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年（1546—1551)陸楫刻本;明王廷相撰《王氏家藏集》，明嘉靖（1522—1566)刻本;明王世貞輯《尺牘淸裁》，明隆慶五年（1571)王世懋寫刻本;明薛應旅撰《憲章錄》，明萬曆二年（1574)陸光宅刻本;漢劉向撰《說苑》，明萬曆（1573-1620)程榮刻《漢魏叢書》本;宋宗澤撰、明張維樞選《宗忠簡公文集》，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宗煥刻本;宋孫光憲撰《北夢瑣言》，明萬曆（1573—1620)商濱刻《稗海》本；明徐孚遠、陳子龍編《史記測議》，明崇禎(1628—1644)刻本;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明末刻本等。淸刻本、鈔本中較為珍貴的有:梁蕭統輯、唐李善注《文選》，淸初汲古閣本；淸錢謙益注《杜工部集》，淸康熙六年（1667)季振宜靜思堂刻本；淸潘高撰《南邨詩稿》，淸康熙十九年（1680)鶴江草堂刻本;宋陸游撰、淸楊大鶴選《劍南詩鈔》，淸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淸宋犖撰、邵長蘅選《宋氏綿津詩鈔》，淸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淸錢謙益撰《錢牧齋先生尺牘》，淸康熙三十八年(1699)顧氏如月樓寫刻本;南朝陳徐陵輯《玉臺新詠》，淸康熙五十三年（1714)硯豐齋寫刻本;淸楊陸榮撰《三藩紀事本末》，淸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淸馬驗撰《繹史》，淸康熙（1662-1722)刻本;淸朱彝尊輯、汪森等評《明詩綜》，淸康熙刻雍正朱氏六峰閣印本;淸郝玉麟等修、魯曾煜等纂《廣東通志》，淸雍正九年(1731)刻本;明區大相撰《區大史文集》，淸雍正（1723—1735)刻本；淸翁方綱撰《粤東金石略》，淸乾隆三十六年（1771)石洲草堂刻本;淸任果等修、檀萃等纂《番禺縣志》，淸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明湯顯祖撰、淸葉堂訂譜《紫釵記全譜》、《南柯記全譜》，淸乾隆五十九年（1794)葉氏納書楹刻本；淸黎簡撰《五百四峰草堂詩鈔》，淸乾隆嘉慶間眾香亭刻本;淸黃景仁撰《竹眠詞鈔》，淸吳蘭修校鈔本;宋田錫撰《咸平集》，淸鈔本等。由於汪兆鏞、汪宗衍父子皆為近現代著名的粤籍學者，尤長於嶺南文史、鄕邦文獻以及澳門歷史的硏究-出於硏究著述的需要和濃厚的桑梓之情，汪氏父
  • 子對於嶺南文獻的搜集和保存，可謂不遺餘力。陳瑋恆先生生前致力於澳門歷史文化的硏究，藏書中大量的澳門文獻，乃供其寫作硏究之用。另一方面，澳門大學圖書館十分重視對澳門古籍文獻的購藏，因此嶺南文獻以及澳門文獻的典藏成了其館藏古籍的另一特色。首先，澳門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嶺南文獻、澳門文獻以方志、史籍為主，其中較為珍貴的有三十餘種，如淸郝玉麟等修、魯曾堪等纂《廣東通志》，淸雍正九年(1731)刻本;淸任果等修、檀萃等纂《番禺縣志》，淸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淸梁鼎芬修、丁仁長等纂《番禺縣續志》，淸宣統三年（1991)刻本;淸彭人傑等修、黃時沛等纂《東莞縣志》，淸嘉慶四年（1799)刻本；淸洪先燾纂修《大埔縣志》，淸嘉慶九年（1804)刻本;淸鄭夢玉修、梁紹獻等纂《南海縣續志》，淸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淸郭汝誠、馮奉初纂《順德縣志》，淸咸豐三年至六年（1853-1856)刻本;淸於卜熊修、史本等纂《海豐縣志》，淸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淸仇池石輯《羊城古鈔》，淸嘉慶十一年（1806)大賫堂刻本;淸鄧淳輯《嶺南叢述》，淸道光十年（1830)養拙山房刻本；淸馬符錄撰《西樵志》，淸嘉慶十九年(1814)乙藜書閣刻本;淸劉子秀輯《西樵遊覽記》，淸道光十二年（1832)黃亨補刻本;淸翁方綱撰《粵東金石略》，淸乾隆三十六年（1771)石洲草堂刻本等。其次為明淸至近代時期嶺南文人學者的著作，以詩文集為主，其中較為珍貴的有:明區大相撰《區太史文集》，淸雍正（1723-1735)刻本;淸趙希璜撰《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淸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五年（1793—1800)安陽縣署初刻本;淸黎簡撰《五百四峰草堂詩鈔》，淸乾隆嘉慶間眾香亭刻本;宋余靖撰《武溪集》’淸嘉慶十八年（1813)文林堂重刻本;明韓上桂撰、淸韓遠鵠輯《韓節愍公遺稿》，淸嘉慶二十一年（1816)羊城朵雲山房刻本;淸釋今無撰《光宣臺集》，淸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刻本；淸何彬撰《三十六洞天草堂詩存》，淸道光八年(1828)刻本;明釋函星等撰、淸徐作霖等編《海雲禪藻》，淸道光十年（1830)陶克昌不如不來齋重刻本；淸許玉彬、沈世良輯《粤東詞鈔》，淸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淸屈大均撰《道援堂詩詞集》，淸道光刻本;淸釋成鷲撰《咸陟堂詩集》，淸道光刻本;淸朱次琦輯《朱氏傳芳集》，淸咸豐十一年（1861)刻本;淸陳在謙撰《七十二峰堂文勺》，淸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淸彭泰來輯《端人集》，淸同治六年（1867)刻本;明黎貞撰《重刻秫坡先生集》，淸刻本;明李時行撰《李駕部集》’淸刻本;明釋函星撰、釋今毬編《瞎堂詩集》，淸刻本；明王邦畿撰《耳鳴集》，淸末民初綠格抄本等。其中釋函是、屈大均、王邦畿、釋成鷲、陳在謙等人皆為明代遺民，著作列入“淸禁書”範圍之内，流傳較少。至於澳門文人學者的著作，則有淸印光任、張汝霖撰《澳門記略》，淸乾隆嘉慶間刻本;淸鄭觀應撰《盛世危言增訂新編》，淸光緖二十一年（1895)鉛印本;以及淸陳子褒撰《婦孺
  • 釋詞》等十餘種白話蒙學敎材，淸光緒年間蒙學書塾刻本等。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融的初始之地，保藏漢譯西學著作成為澳門大學圖書館的題中之義。目前館藏此類古籍，以淸代刊行的天主敎文獻為主。就圖書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關於《聖經》的譯作，如佚名氏譯《聖經節錄》，淸光緒十年（1884)刻本;佚名氏譯《新約聖書•使徒行傳》，淸光緒二十九年（1903)刻本；（葡）陽瑪諾（EmmanuelDiaz，Junior)譯《主日聖經直解》，淸末刻本等。第二類是關於敎義敎理的著作，為西方傳敎士和中國敎徒所撰，如(西）白多瑪(ThomasOrtiz)撰《四終略意》，淸道光十六年（1836)重刻本；白多瑪撰《聖敎切要》，淸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刻本；（意）艾儒略（JulianoAleni)述《滌罪正規》、《彌撒祭義》，淸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刻本；（意）陸安德（An-dre-JeanLubelli)撰《善生福終正路》，淸咸豐二年（1852)重刻本;佚名氏撰《七克眞訓》，淸光緒三十年（1904)上海土山灣慈母堂鉛印本;淸李秋撰《煉獄考》，淸光緒三H年（1905)上海慈母堂鉛印本；（法）馮秉正（MoyriacdeMailla)述《盛世芻薨》，淸末刻本等。第三類是關於聖母、聖徒和傳敎事蹟的作品，如(意）高一志（AlfonsoVagnoni)譯述《聖母行實》，淸嘉慶三年（1798)刻本;淸黃伯錄譯《聖女斐樂默納傳》，淸光緒五年（1879)上海慈母堂刻本;佚名氏撰《玫瑰經注解》，淸光緖二十五年（1899)上海慈母堂鉛印本；（意）夏顯德（FranciscoGiaquinto)譯《觀光日本》，淸同治十年（1871)上海慈母堂刻本等。澳門大學圖書館的中文古籍藏書比起大陸、港臺各大圖書館來說，並不特別起眼，但卻自有其獨特面貌，而且個別本子在圖書史、學術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値得進一步硏究。《中國古籍珍本叢刊•澳門大學圖書館卷》共收書十三種，包括明淸刻本十種，淸代鈔本三種，其中七種有淸代名家的批校題跋。此十三種書旣符合《中國古籍珍本叢刊》的收錄標準，同時也反映了澳門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藏書的特色。(一)《新編纂注資治通鑒外紀增義》五卷《資治通鑒釋例》一卷，宋劉恕撰、史诏音釋，明王逢輯義、劉剡增校、劉弘毅補注，明弘治正德間（1488—1521)劉氏愼獨齋刻本。二冊。框高21.5厘米，寬13.3厘米。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八字，小字雙行同。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未收。劉弘毅為明中葉福建建陽書坊愼獨齋主人，劉剡為弘毅同族祖輩，明永樂間遊王逢門下，三人可謂一脈相承。此書由王逢輯義、劉剡增校、劉弘毅補注刊刻，對於硏
  • 究劉氏一族和愼獨齋編書刻書的情況有一定參考價値。此本鈐有“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可證曾為淸怡親王弘曉所藏。此書已於2009年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二）《〔宣統〕番禺縣續志》四十四卷首一卷，淸梁鼎芬修、丁仁長等纂，淸宣統三年（1911)刻本。十六冊。框高18厘米，寬14.8厘米。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同。白口，雙魚尾，四周單邊。此書為汪兆鏞舊藏之物，汪氏曾經參與《番禺縣續志》的纂修工作。今書中各卷標有分纂者之名，而汪兆鏞長子汪祖澤據汪氏自撰年譜及日記編成的《微尙老人自訂年譜》云:“官師、宦績、金石、前事四志，為先君一手纂修。與吳（道鎔）、丁（仁長）二老及凌鶴書、謝祖賢、徐紹綮合纂，其中有整卷為先君手纂者:輿地、建置、人物、古蹟、餘事等志。與諸君合纂而先君居多數者:經政、制舉、藝文等志。綜計全書四十四卷，其整卷為先君手纂者凡十七卷，與諸君合纂者十八卷。”可見《番禺縣續志》之成，實得力於汪兆鏞甚多。《番禺縣續志》上承淸同治十年所修的《番禺縣志》，而以宣統三年為斷。在體例上，沿前志之舊，而又有所增補，如創設“實業志”，以反映晚淸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變化。内容上亦多有續補前志之處，如書院原屬“建置略”，續志析出另設“學校志”。此外，汪兆鏞所纂“金石志”，考訛補闕，詳續前志，價値甚高。(三）《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淸王昶撰，淸翁方綱、吳榮光等批校，淸嘉慶十年（1805)刻本。四十八冊。框高18_7厘米，寬13.9厘米。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單魚尾，左右雙邊。此書每冊鈐有“筠淸館印”，可知曾為淸乾隆嘉慶年間吳榮光舊藏。吳榮光，原名燎光，字殿垣，一字伯榮，廣東南海人。著名鑒藏家、金石學家，書畫、篆刻卓有成就。吳氏於此書用力最勤，曾以原碑、唐宋拓本及各種文獻互校，親筆批校主要集中在卷四十三《化度寺碑》以及卷五十三至六十一各卷，餘則多出他人之手。翁方綱的批校不多，亦不署名，散見於卷十六、卷十七、卷四十三、卷七十三等。黃本驥，字虎癡，於道光十一年至十六年（1831-1836)入吳榮光湖南巡撫幕，批語見於卷五十五、卷八十等。此外，此書鈐有“端溪何叔子瑗玉號蘧倉過眼經籍金石書畫印記”。何瑗玉，號蘧倉，又署何叔子，廣東高要人。富收藏，精鑒別，善畫梅，又善摹印。此本卷二十八《刁遵墓誌》有眉批云：“昆得舊拓本，有碑陰，另錄於右。”何昆玉，瑗玉兄，可見此本曾為何氏兄弟校藏。此本流傳有緒，批校者皆金石名家，學術價値甚高。(四）《說苑》二十卷，漢劉向撰，淸江德量過錄淸何焯批校，明萬曆（1573-1620)程榮刻《漢魏叢書》本。六冊d框高20.3厘米，寬14.4厘米。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乾隆五十二年（1787)，江德量在揚州小玲
  • 瓏山館的“馬氏叢書樓”内得閱其所藏何焯以宋本批校的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楊美益刻《劉氏二書》本《說苑》，極為珍視，遂將何焯校語和跋文迻錄於此本，並撰跋文交代過錄的過程，所錄何焯校語共計百餘條，這些校語對了解宋本《說苑》的面貌有一定參考價値。(五）《北夢瑣言》二十卷，宋孫光憲撰，淸李文田批校，明萬曆（1573—1620)商濬刻《稗海》本。四冊。框高21厘米，寬14.3三厘米。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李文田，字畲光、仲約，號若農、芍農，廣東順德人。淸咸豐九年（1859)進士，一甲第三名，任翰林院編修，官至禮部侍郞，入値南書房。生平嗜學不倦，工書善畫，尤精於元史及西北水地之學，其藏書樓名曰“泰華樓”此本鈐有“仲若所藏圖籍”印，又有朱筆批校數十條。從校語可知，李文田曾將此本校以淸盧見曾輯《雅雨堂叢書》本，又參校了《唐摭言》等書。(六）《咸平集》三十卷，宋田錫撰，淸鈔本。八冊。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同，《咸平集》的宋刻本今已不存，現存最早之本為明祁氏澹生堂鈔本。此本鈐有“張月霄印”、“愛日精廬藏書”、“秘冊”、“式間草堂圖書”、“五橋珍藏”、“陽湖陶氏涉園所有書籍之記”等印，可見其幾經易手，所藏者皆為名家“愛日精廬”主人為淸代藏書家張金吾，著有《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六卷《續》四卷“張月霄印”、“愛日精廬藏書”、“秘冊”皆為其藏書印，《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著錄此本，“式間草堂”主人為浙江蕭山陲芝榮，字香圃，藏書富甲蕭邑，尤以元明刻本及鈔本為多。“五橋珍藏”印的主人為王蔭昌，字子言，號五橋、午橋，河北正定人，淸道光舉人，曾官武定府知府，以文詞、書法名重一時。“涉園”主人為陶湘，字蘭泉，號涉園，江蘇武進人。藏書三十萬卷，喜收毛氏汲古閣刻本、明淸套印本及開化紙古籍。此外，李盛鐸《木犀軒藏書書錄》曾著錄此本，可見曾為李氏所藏，至少為其所見。從上述藏印和書目可知，此本歷經張金吾、陸芝榮、王蔭昌、李盛鐸和陶湘等人所藏，可謂流傳有緖。(七）《武溪集》二十卷首一卷，宋余靖撰，民國黃佛頤批校，淸嘉慶十八年(1813)文林堂重刻本。六冊框高17.5厘米，寬13.3厘米。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余靖本名希古，字安道，號武溪，韶州曲江（今屬廣東韶關）人，北宋名臣，慶曆四諫官之一。黃佛頤字慈博，號慈溪，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曾先後任廣東通志局分纂、香山修志局分纂、廣州時中學校校長幼承家學，博學多才，工詩文詞，着力於嶺南鄕邦文獻的整理硏究此本鈐有“佛頤手校”印，書前有黃氏題跋，詳述校勘過程。黃佛頤用明淸以來多種《武溪集》互校，又參校其它相關古籍，全書墨筆校語數千條，用力極勤。
  • (八）《宗忠簡公文集》二卷，宋宗澤撰，明張維樞選，淸戈宙襄校跋，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宗煥刻本。二冊。框高20_1厘米，寬14.8厘米。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此本鈐有“戈小蓮秘笈印”，並有戈宙襄批校。戈宙襄，號小蓮，吳縣（今江蘇蘇州）人，一作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戈載之父。幼工辭章，曾師事錢大昕，築有廣居，藏書甚富。戈氏批校精審，又撰跋於卷未。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此本僅上海圖書館有藏，較為稀見，且有名家批校題跋，具有較高的學術和版本價値。此書已於2009年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九）《白石道人四種》八卷，宋姜夔撰，淸黃紹昌批校並過錄淸陳澧批語，淸同治十年（1871)野水閒鷗館刻本。二冊。框高M.5厘米，寬11厘米。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此本鈐有“香山黃氏家藏”、“臣紹昌印”、“佩三言齋”等印，《白石道人歌曲》卷一末葉有黃紹昌題識。全書有朱墨兩色批語，而以朱筆為主。汪宗衍據《白石道人歌曲》卷三中有批語述及桂文懼(星垣），指出其為陳澧批語的過錄本。批語旣有對姜夔作品的品評，也有具體文字的校勘，其中對《白石道人歌曲》内的宫調、譜字等聲律問題的校釋，尤具學術價値。(十)《區太史文集》十二卷，明區大相撰，淸雍正（1723-1735)刻本，第八、九卷配以影鈔本。六冊。.框高17.6厘米，寬13.4厘米。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á尾，四周單邊。區大相，廣東高明人。明萬曆元年(1573)舉人，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登第後，選為庶起士，先後授任檢討、同修國史、經筵展書等職。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調任南太僕丞。此本有汪宗衍題跋，詳述得書及配抄的經過，並云：“此本缺筆至‘胤’字，而‘丘’字未加‘阝’，當為雍正初年刻本，似有淸一代未有第二菜也。”細查全書，亦不避“曆”字諱，定為雍正刻本，應說是恰當的。此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未有著錄，足見甚為珍稀。(十一）《耳鳴集》不分卷，明王邦畿撰，淸末民初綠格鈔本。一冊。半葉十四行，行三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王邦畿，廣東南海人。明末副貢生，崇禎年間舉人。明亡後出家為僧，法名今吼。淸初梁佩蘭“結蘭湖社，與同邑程可則、番禺王邦畿、方殿元及（陳)恭尹等稱‘嶺南七子’”（《淸史稿•文苑•陳恭尹傳》）。所著《耳鳴集》，屬於淸禁書，今存淸初古厚堂刻本。此本經汪宗衍批校，並補抄今釋《序》、錢謙益《序》、王邦畿《自序》於書前。(十二）《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二十二卷，淸趙希璜撰，淸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五年（1793—1800)安陽縣署初刻本。四冊。框高17.8厘米，寬13.4厘米。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趙希璜，
  • 字渭川，廣東長寧縣（今新豐縣）人。淸乾隆四十四年（1779)，鄕試中舉。淸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安陽縣知縣。與武億所修《安陽縣志》，紀昀推其“井井有條，多合古法”（《安陽縣志序》）。工詩，紀昀謂“卓然自為一家”。此二十二卷為初刻本，有別於二十六卷的增刻本，自有其價値。(十三）《竹眠詞鈔》不分卷，淸黃景仁撰，淸吳蘭修校鈔本。一冊。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黑欄黑口，單魚尾，左右雙邊。黃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號鹿菲子，陽湖（今江蘇常州）人。乾隆時期著名詩人，“論詩者推為第一”（《淸史列傳》）。此本鈐有“桐華閣印”，知為淸代學者吳蘭修藏本。吳蘭修，廣東嘉應州（今梅州）人。精通經史、詩文、算學，人稱“經學博士”。先後出任粵秀書院監課、學海堂山長，建“守經堂”於粵秀書院，藏書三萬餘卷。嘉慶間趙希璜輯刻的黃景仁《兩當軒詩鈔》後附《悔存詞鈔》二卷，共收詞八十闋。此本收詞一百三十六闋（今缺去第二葉兩闋），是現存較早的黃景仁詞鈔本。吳蘭修朱筆校改幾乎遍佈全本，用力甚勤，其中參校趙希璜本之處尤多。淸道光十三至十四年（1833—1834)許玉彬重刊《兩當軒詩鈔》，其中《竹眠詞鈔》二卷即以此一鈔本為基礎，重加編校而成。可見此本曾在《兩當軒集》的編纂史上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洵為淸代詞史上的重要文獻。近十年來’澳門大學圖書館為了進一步保存和利用館藏古籍圖書，投入了大量資源，加強對館藏中文古籍的整理硏究。2005年，編撰出版了《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圖錄》。同時，積極發展古籍藏書電子化計劃，持續將中文古籍圖書上傳圖書館網站，以供査閱使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澳門大學圖書館卷》的出版，可使學界更多地了解澳門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藏書的情況，並期有助於推進相關領域的各項硏究進程。在澳門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的整理和硏究過程中，中山大學駱偉敎授曾提供許多寶貴的指導意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苗文葉女士精心編排《中國古籍珍本叢刊•澳門大學圖書館卷》，謹此一併致以衷心的感謝。2015年元月30日
  • 《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后记陈文新*《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一书，是从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编而成的。所选论文，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87年，最晚的一篇发表于2011年，前后历时二十五年之久，表明笔者对传统的辞章谱系和诗学形态保持了持续不已的关注。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最初都借用了外来的观念、术语。此后，这些外来观念、术语逐渐反客为主，运用它们来描述中国文学进程、判定作品意义的做法逐渐成为主流，甚至一度成为近乎唯一通行的方法。中国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传统”的迷失，正是这个学术走势的反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反省上述流行方法，普遍感到有必要将“中西会通”作为研治古典文学的原则。但如何落实这一治学原则，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拙见以为，以正视中西文体差异为起点，引人“集部视野”，进而调整中国传统文体的叙述框架和研究布局，可能是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书名之所以强调“集部视野”，原因在此，本书与常见的辞章研究、诗学研究之差异亦由此可见。所谓“谱系”，即事物发展变化的系统。所谓“辞章谱系”，即中国传统的辞章（诗、文、词等）发生、发展、变化的系统。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源出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道德的谱系》，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哲学的重要概念。作为研究方法，谱系学强调对事物“出身”和“发生”的考察;作为哲学观点，谱系学强调对既定知识秩序的质疑。从谱系学角度切人辞章研究，旨在强调中国传统辞章的固有特征，并致力于梳理其源流正变，致力于揭示其发生、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回答谱系生成的动力和演化机制等问题。在相关论述中，“文体”始终是聚焦点，但各有不同的角度，目的是从不同侧面建构或阐释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 系。需要说明的是，所选论文中，有多篇使用了“统系”一词，其含义与“谱系”相近，但没有“谱系”那么通行。本书仍然保留“统系”一词，未加改动，一方面意在保存原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古人偏爱“统系”一词，这一术语承载着丰厚的民族传统。每一种文体都是在一定的传统中展开的，“传统”、“影响”、“典故”和“传统主题”等术语经常被用于讨论文学发展的连续性。有一个事实在这种讨论中可能被忽略了：从来不存在未经选择的传统，我们所说的传统实际上只是一部分被偏爱的作品某些作品被选择出来与选择者的思想和趣味密切相关。由于这一原因，对经典的选择乃是选择者意志的表达，他经由对经典的选择构成了特定的传统或谱系，并借助于这一谱系来指导和促进其文学事业。而选择者对经典的选择，往往与作家身份、人文地理、科举背景、师承关系、家学渊源、社群观念等有关。本书从“辞章谱系的建立与传承”的角度考察作家身份、人文地理、科举背景、师承关系、家学渊源、社群观念等的作用，与实证主义的个案研究宗旨不同，而致力于谱系生成动力和演化机制的探讨，其路径亦与历史主义的研究有别。中国传统诗学一向被认为缺少理论的系统性，而以感悟的成分居多，经常被学者们挂在嘴边的例证是：“刘勰《文心雕龙》、章学诚《文史通义》那样以理论建构为宗旨的著述为数实在太少。”这样的评断自有其理由，而笔者想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我们涵泳其中，细心体察，倒也不难发现，用“理论形态”来衡估中国传统诗学，我们也绝不会失望。本书对诗学形态的观照围绕诗乐关系、诗史关系、诗文关系、诗画关系、时代风格、作家风格、体裁风格、题材风格等诸多层面展开，即旨在显示传统诗学理论形态的丰富多彩；而就对相关理论命题的阐发而言，本书有意采用“我注六经”的方式，以“同情之了解”为基础，从古人的言论中清理出系统的诗学理念，乃是为了深入堂奥，以期得出让古人首肯、今人也信服的判断。当然，实际取得的成果远不像所期待的那么圆满，这正应了古人常说的一句话：“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期待读者诸君有以教我。在编选这本论文集的过程中，读到了《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刊载的一篇论文:《明代复古派诗论的言情观》。这篇论文中许多关键的断语，几乎都是从拙著《明代诗学》和有关论文中“提炼”或“摘抄”来的。如：“正因为‘诗贵情思而轻事实’，所以诗与文大异其趣”。“所谓‘贵乎纪述铺叙’，即文以‘事实’为重；所谓‘歌吟咏叹，流通动荡’，即诗以‘情思’为重;这是诗与文的区别之一。是否以‘声’之‘咏叹（他处又言‘讽咏’，意同）表达情思，是诗与文的区别之二。”“文中之‘言’可以作伪，如热衷功名的人故作清高之举，性情怯懦的人
  • 故作豪勇之语;诗中‘调’、‘气’等则属于个性和风格范畴，那是不可以作假的，这些才真的是‘人之鉴’。”“（复古派）对《诗经》学《风》而弃《雅》、《颂》。”“在唐宋诗上，学唐而弃宋。”“今人多认为，‘真诗乃在民间’出自公安派和冯梦龙等，其实最早出自明复古派的李梦阳，并且复古派内其他人也纷纷重复和阐述。”看到一篇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其主体论述建立在拙文巳有研究的基础上，不禁油然而喜。高兴的理由，其实很简单，有读者研读拙著，甚至有同行受到拙著的启发，这不正是一个学者所期待的事情吗？而我也因此增加了几分自信，将这些陆续发表的论文汇集出版，大概还有一点必要，而不算祸枣灾梨3本文所收二十九篇论文的完成与发表，除了要感谢为我提供了研究条件的武汉大学外，也要向《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多家学术刊物致谢，特别要感谢各位师友多年来的提携、切磋和鼓励。这次结集出版，承蒙武汉大学国学院和商务印书馆鼎力支持，承蒙责编张文华君细心编校，承蒙门下江俊伟、万昭帮助核对引文，铭感在心。我想，我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继续进德修业，争取在学术上进人一个更高的境界。2014年12月15日于武汉大学
  • 明代刊工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評李國慶編《明代刊工姓名全錄》陳東輝*根據刻工(又稱為刊工)名可以斷定書籍出版之年代，乃古籍版本鑒定重要而又科學的方法之一。誠如李淸志所云:“民國以來，版本之鑒定所以能日趨精確，糾正淸朝學者版本鑒定之誤，端賴從刻工的徹底調査者尤多。蓋就刻工姓名，相互參證;若知甲本之刻年刻地，則乙本雕刻年之最大差距，通常不會超過三十年;若有避諱字、序跋年等資料互相印證，則能推斷較準確之刻書年。”①《中國版刻圖錄》對於宋代浙本以及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等地刊本的鑒定，即大多依據刻工。日本近現代文獻學大師長澤規矩也可以說是歷史上最早系統捜集、整理和硏究刻工名的學者。早在1934年，他就發表了《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堪稱古籍刻工姓名表之嚆矢。之後，張秀民、王重民、冀淑英、宿白、何槐昌、魏隱儒、王金雨、瞿冕良、王肇文、張振鐸、李國慶、田建平等多位學者均有相關成果問世，其中成果最為豐碩者當推李國慶先生。李先生曾經發表過《宋版刻工表》、《兩宋刻工說略》、《宋槧粵本〈杜詩〉及刻工考略》、《明代刻工書工自署“吳郡”小錄》、《明末江浙地區雕版刻工合作形式及其生計例說》、《淸乾隆時刻書工料銀價一例》、《徽州仇姓刻工刻書考錄》、《仇以才雕版小考》、《古代雕刻工稱謂考錄—〈書林淸話〉條目增補》、《中國的刻書工匠在日本—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中國的雕版刻工在日本》、《〈古逸叢書〉刻工系係人木村嘉平》等多篇文章，其中《兩宋刻工說略》②—文，從理論上就刻工及其對版本鑒定的作用進行了較為系統而深入的探討，頗具價値。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李國慶先生所編的16開精裝兩巨冊《明代刊工姓名全*陳東輝:浙江大學漢語史硏究中心副敎授。①李淸志:《古書版本鑒定硏究》，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23頁。②《圖書館工作與硏究》1990年第2期
  • 錄》（以下簡稱《全錄》），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14年II月刊行。《全錄》是在編者原有的《明代刊工姓名索引》③(以下簡稱《索引》）之基礎上，經過大規模全面而系統的增補而編成。就篇幅而言，《全錄》共計350萬字，是《索引》81.3萬字的四倍多;就所收錄的明刻本.而言，《全錄》高達3500多部，是《索引》1132部的三倍有餘;就所收錄的明代刊工人數而言，《全錄》多達15000餘人，是《索引》5000餘人的三倍。《全錄》之資料堪稱十分完備，幾乎做到了竭澤而漁，一些極為冷僻、僅刊刻過一兩部書的刊工姓名，都能在《全錄》中查到。如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編纂小組編輯的《“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經部》④第12頁“淮海易談四卷四冊，明隆慶間（1567-1572)刊本”條等條目中，著錄有不少明代刻工，筆者尙未發現有溢出《全錄》者，足見其收錄之全，由此也可以體會到編者多年來所付出的艱辛努力！《全錄》注意充分吸收現有硏究成果，如沈津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⑤，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陳先行主編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⑥，臺灣“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⑦，杜澤遜的《四庫存目標注》⑧，王重民的《中國善本書提要》⑨和《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⑩等、尤其是臺灣《“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中的相關資料，《全錄》大量加以引用。該書總體質量甚高，其中有大量的刊工姓名，並且這些資料對於大陸學者而言顯得十分珍貴如《全錄》之《明代刊工及其刊工題名錄》第604條的標題是“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二十四冊，明萬曆辛卯（十九年，1591)刊嘉興方冊藏本”，全文照錄臺灣《“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_子部三》第228頁中的相關内容;第605條的標題是“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明萬曆辛卯（十九年，1591)當湖陸祖光刊本”，全文照錄臺灣《“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四》第472頁中的相關内容。値得注意的是，這兩種書志均詳盡著錄了刊工，其中絕大多數刊工相同，如洪以忠、朱萬善、毛詩賦、陶學恭、萬鐮、吳國泰等五十餘人，但也有個別是不同的，如前一種書志中有何科(錦衣衛何科刻），後一種書志沒有著錄。筆者注意到，前一種書志的撰稿人為林素芬、梁文芳，後一種書志的撰稿人為柯淑惠、梁文芳，因此這一差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④《灣“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2013年⑤上海辭書出版社.丨999年。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a⑦臺灣“國家圖書館”.1996-2000年。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⑨上海古籍出版杜，1983年。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異應該並非由於不同的撰稿人導致的.這樣的信息，不但對於考察刊工本身很有用，而且也是硏究《法苑珠林》一書版本的珍貴資料：就這一點來說，《全錄》對於促進海峽兩岸版本目錄學界的交流頗有助益當體例統一與資料完備無法兼顧時，《全錄》首先考慮資料完備，力求收錄盡可能多的對讀者有用的信息對於同一部書，同一版本，由於著錄刊工内容詳略不同，或多一刊工，或多一單字刊工，或一刊工不同，等等，為反映一書全貌，《全錄》兼收之。如《全錄》之《明代刊工及其刊工題名錄》第2748、2749、2750，2751條所涉及的均為明隆慶元年（1567)刻本《文苑英華》，其中第27仳條的標題是“文苑英華，明隆慶胡維新、戚繼光福建刻本”，全文照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第531頁中的相關内容;第2749條的標題是“文苑英華一千卷，隆慶元年（1567)刻本”，乃編者依據天津圖書館藏本編寫而成;第2750條的標題是“文苑英華一千卷，明隆慶元年（1567)胡維新、戚繼光刻隆慶六年、萬曆六年、萬曆三十六年遞修本”，全文照錄《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第325頁中的相關内容;第2751條的標題是“文苑英華一千卷一百一冊，明隆慶元年（1567)胡維新等福建刊本”，全文照錄臺灣《“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三》第307頁中的相關内容。上述四個條目中都有詳細的刊工姓名，但刊工人數、具體姓名及排列順序等均存在不少差異：也許會有讀者對這樣的著錄方式提出質疑，但筆者認為在現實條件下是合理的因為除了編者所供職的天津圖書館之藏本外，其它三個藏本都在美國或臺灣，編者在難以一一目驗的情況下，將所有相關資料完整收錄，最大限度地為讀者提供了有用信息.雖然這種利用二次文獻加以著錄的方式，有時也會存在以訛傳訛之類的疏誤，但如果編者在無法査閱原書的情況下，將上述四個藏本中的刊工姓名加以整合，表面上看起來可能回避了一些問題，實際上反而會丢失富有價値的信息，其結果應該是弊大於利。又如，《全錄》之《明代刊工及其刊工題名錄》第1019、1020條的標題分別為“廣文選六十卷二十冊，明嘉靖十六年（1537)陳蕙揚州書院刊本”、“廣文選六十卷二十四冊，明嘉靖十六年（1537)陳蕙揚州書院刊本配補十二年（1533)揚州知府侯秩刊本”，全文照錄臺灣《“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三》第340-341頁中的相關内容。後一種書志中有云：“此本刻工多出前部者有:大、太、晏仁（或作晏）、胡之等筆者注意到，杜澤遜的《四庫存目標注》第3426頁有“廣文選六十卷，舊本題明劉節編”條，内中提及首都圖書館藏有該版本，其版心下的刻工包括晏仁和胡之。《明代刊工及其刊工題名錄》第1017條，乃編者依據天津圖書館藏本編寫而成，其中提到的刻工包括晏由此可見，刻工姓名晏仁（或作晏）、胡之並不一定見於所配補的明嘉靖十二年揚州知府侯秩刊本。類
  • 似這樣的問題，都値得我們關注並深入考究。因此，《全錄》為進一步硏究明代刻工及相關問題提供了大量資料，這也是其重要價値的一個方面。同時，覆刻本（翻刻本）之刊工與原本有同也有不同，«全錄》採用並存之處理方式。如《全錄》之《明代刊工及其刊工題名錄》第613、614條的標題分別為“范文正公集十二卷附錄七卷十六冊，明萬曆戊申（三十六年，丨608)松江府推官毛一鷺刊二范全集本”、“范文正公集十二卷附錄七卷十六冊，覆明萬曆戊申（三十六年，1608)松江府推官毛一鷺刊二范全集本”，全文照錄臺灣《“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一》第197頁中的相關内容。從這兩則書志可以獲悉，覆刊本與原刊本的版式行款、字體均極為相似，惟斷版、刻工不同，由此也可以說明刻工對於鑒定覆刊本之重要意義。除此之外，《全錄》還有不少値得稱道之處，如編排合理、著錄準確、校對仔細等等。占《全錄》約一半篇幅的《明代刊工及其刊工題名錄》，大大增強了該書的學術性，並且其全文（包括撰稿人姓名）照錄的方式，可以使《全錄》的利用者一編在手，如指諸掌，給廣大讀者提供了極大便利。總之，這是一部集大成、高質量的工具書，已被評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度優秀圖書。《全錄》的重要價値將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日益顯現，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就近期而言，《全錄》可以作為目前正在進行的全國性古籍普査的重要工具書。另一方面，古籍普査中新發現的刊工資料又可以補《全錄》之缺。浙江省在古籍普査中要求著錄的普查項目信息，比其它省區市更多、更細，開始階段的普査著錄項目包括刻工，後來由於時間緊張、任務繁重等原因，不再要求著錄刻工。這樣雖然可以加快普査進度，但對於古籍刻工的捜集和硏究而言，總是一大遺憾！再則，隨着新的古籍書志不斷刊佈，《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等域外所藏中國古籍的陸續推出，從中可以找到一些新的明代刊工姓名綫索。筆者盼望，等到若干年之後條件成熟時，《全錄》還可以再進行修訂增補，從而成為眞正意義上的竭澤而漁之“全錄”。李致忠曾經指出:“迄今為止，尙沒有一部縱涉古今，橫分四方，分時別地，以書檢刻工，以刻工尋所刊之書的中國古代刻工名表問世。蓋其工甚繁，其事難成。”■筆者認為，其工甚繁確實如此，但其事未必難成《明代刊工姓名全錄》業已為編纂李致忠先生心目中的中國古代刻工名表或索引奠定了堅實基礎。淸代刻工數量眾多，而相關硏究較為薄弱，李國慶先生將來如果能夠再編一部《淸代刊工姓名全錄》，並在此基礎上編纂《歷代刊工姓名全錄》，其重大貢獻不言而喩，同時也實現了李致忠先生的美好願望！■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169頁
  • 一個人的山水“神遊夢”王思豪*中華民族素有“靑山綠水夢”的傳統，南朝的“山中宰相”陶弘景曾有“山川之美，古來共談”的千古名句。2013年9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在談到環境保護問題時指出：“我們旣要緣水靑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靑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靑山就是金山銀山。”“靑山綠水夢”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内容。中國“山川之美”，美在山川的故事;中國人樂談山水，樂在談山水的故事。乃至有人只身一人，在書山函海中“跋”山“涉”水，幾十年如一日，與書本對話，談着山水的故事。安徽大學徐成志先生的《中華山水掌故辭典》(商務印書館2014年修訂本，以下簡稱“《辭典》”），就是這樣一部談山水故事的名著。2014年年初，我在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時，友人知我素來喜歡遊觀山水，贈我富勒（MichaelA.Fuller)敎授的新作《DriftingamongRiversandLakes------SouthernSongDynastyPoetryandtheProblemofLiteraryHistory》（Harvard-YenchinginstituteMonographSeries86，Publishedbythe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Distributedbyth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3)。這是一部寫山水遊觀與南宋文學變遷關係的書，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富勒敎授，之所以關注中國的山水與詩詞文學的關係，是因為他認識到中國山水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大量的詩幽歌賦、名勝掌故，流傳在大自然的靑山綠水間，並在人們對山水的欣賞中發揮作用。儘管富勒敎授僅以南宋一朝為例做一個案硏究，但在這一特徵的認識上，與徐先生卻頗有共識。徐先生憑藉多年的辭書編纂經歷和體驗，以一己之力，自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着手，伏案八年，運用現代辭書形式，彙聚起中國上下五千年、飽經滄桑的山水文化，完成了100萬字的《辭典》（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初版後近十年，商務印書館約請修訂再版，先生又耗時八年，對該書進行全面修訂，完善體例、更新並增補内容，篇幅增加到120萬字。*王思豪: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硏究員
  • 《辭典》内容十分精彩豐饒，是一部以展現中華山水歷史文化為内容的辭書精品，修訂版全書收錄有全國32個省市自治區和2個特別行政區山水掌故2287條，介紹相關名勝2338處，摘引相關詩詞2078首;臥遊其間，祖國的大好河山及其歷史掌故、名勝古跡和優美詩作一一展現眼前綜觀《辭典》的編纂，頗具個性魅力:《辭典》將山水名勝、人文掌故與詩詞歌賦融匯一體山水之學，本屬於輿地學、地理學的範疇，近現代以來，學科劃分逐漸細密化，出現了歷史地理學、文學地理學等學科分支.如何將山水地理與歴史、文學很好地結合起來？當代學者進行了很多的嘗試，徐先生以“辭典”的形式，將三者融為一體，別具一格，是眾多嘗試中的翹楚者，可以說是成功的範例《辭典》設計了“掌故、名勝、詩詞三位一體”的編寫體例，在宏觀上展現了一個以山水為核心的多形態、跨學科的立體文化知識體系全書以自然山水為主線.組織掌故條目為若干山水掌故單元，在各單元中首列“山水名稱”.附以地理釋義，介紹山水的地理知識和風光特色，有現代旅遊手冊、旅遊大全的功能;再系以“名勝名稱”，介紹山水中的景觀景點;並以此為引子，引出“掌故條目”；在“掌故條目”中引述歷代史書、方志等典籍中有關該名勝的掌故傳說;最後再附以與掌故和名勝相關的詩詞.藉以品鑒山水名勝之美例如江蘇省南京市的“鐘山”：簡要介紹鐘山的地理位置、古今名稱變遷、地域範圍、海拔高度以及景觀特色後，列有“蔣侯廟、盤龍石、蔣陵、紫金山……明孝陵、天保城”等共20個名勝名稱;其下便是與這些名勝相關的掌故條目22條，内容自秦“秦皇埋金”、漢“蔣侯受封”、晉“謝安高世”……直至太平天國“天堡風雲”，歷數鐘山風雨的數千年變幻，知識量大而解釋簡明扼要這樣的山水掌故單元，全書共336個_在微觀上，《辭典》有個合理的條目形式、高質量的條目釋文現代以來，大型的辭典多是合眾人之力編纂而作，這樣就難免出現條目風格不夠統一、釋文内容詳略不一致的弊端徐先生的《辭典》乃憑一己之力編撰而成，因此在條目形式與釋文的行文風格方面比較統一通覽《辭典》的掌故詞目，以四字居多，雜以三、五字，形式上短小、精練、明確，具有概括性和代表性在釋文方面，《辭典》有一個重要特色，即“點染”法的運用。“點染”是中國山水畫的一個重要技法，徐先生在“神遊”山水時，巧妙地運用了詩詞對山水意蘊的“點染”之法，仿佛也是在繪就一幅幅的山水畫蘇軾在《南行前集敘》中云:“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詩詞是因人的存在而產生，當人在遊歷山水景觀的過程中，進入一個物我相親的審美境界後，便有了詩詞“我愛靑山多嫵媚.料靑山愛我應如是”，《辭典》條目中“點染”入詩詞，一方面可以展現山水之美，如臺灣“日月潭”有“水沙連”、“光華島”等名勝，徐先生在釋“海外桃園”掌故時，引入淸人馬
  • 淸樞《臺陽雜興》之七詩：_‘高岸萋萋草似煙，白波靑嶂水沙連……”，以詩情來“點染”寶島日月潭之美，給日月潭帶來“靈氣另一方面在於瞭解了山水名勝和有關掌故後，能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鑒賞詩詞，如澳門“媽祖山”有“媽祖閣”、“洋船石”名勝，徐先生在解釋“媽祖祐安”掌故時，先引《澳門記略•形勢篇》中的記載來說明媽祖信仰的由來，接着介紹媽祖山的媽祖閣和洋船石景觀特色，最後引淸釋暢瀾《題媽祖閣石壁》：“南荒開島嶼，絕壁俯危亭莆浦來神女，名山擘巨靈。潮平波蘸碧，石峭樹懸靑海闊天空外，孤帆入渺冥以掌故釋文“點染”出詩詞本事，詩歌情境得以深化，山水詩詞、名勝掌故是“自然的人化”，凝聚了人的山水意識與民族情結，是山水之“神”。元楊維楨在《圖繪寶鑒序》中說:“傳神者，氣韻生動也。”誠然，美的山水，即便沒有詩詞的歌詠、掌故的附麗，本身也是美的，但美的沒有文化;有了詩詞、掌故的點染，山水便有了“神”，有了悠悠不盡的韻味。同時，名勝掌故、山水詩詞又反過來促進了人文生態與自然景觀的保護，也就是說山水“神遊夢”促使了“靑山綠水夢”的實現。中華山水名勝，一方面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所至;另一方面也是數千年來華夏族人足跡踏遍、艱苦開拓，而形成的燦爛歷史文化的附麗，相比較而言，後者更讓人驚異，更讓人肅然起敬。眾多的詩詞、掌故附着於天然的風景名勝，山水名勝本身具有的天然美特性，加上詩詞、掌故所體現的民族文化精神及其美好意蕴附會其中，美上加美，人們自然會被這種“美”所吸引，並為擁有這種“美”而感到驕傲，因此會自覺地對這種“美”加以保護與珍愛。詩詞、掌故賦予山水以靈魂，給予山水豐富的人文内涵，是靑山綠水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資源，雖不是“金山銀山”，勝似“金山銀山”，後人能不好好加以保護、學習嗎？“靑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辛棄疾《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徐先生的山水神遊夢，一夢就是二十年。先生是在為江湖寫史，給靑山立傳，是在謳歌中華民族的激情，誠如先生在《自序》中所云：“在傳統文化和浩瀚典籍的薰陶中，祖國的壯美河山也時時在我胸中湧動”《辭典》不僅只是“靑山錄水”的展示，更是一座“金山銀山”的寶庫，為中華民族“靑山綠水夢”的實現尋出了具體有效的載體—精神之“源”。
  •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負責人與來賓於春茗席間留影
  • 文獻學會整理功德林古籍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昨晚七時半假富豪酒店舉行春茗。理事長楊開荊表示，今年工作計劃豐富，將在原有基礎上整理澳門天主敎活動的圖片資料，同時整理澳門功德林古籍，有望申報列入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致力保護本土文獻。會長鄧駿捷致歡迎詞，稱去年改選内閣，新增不少生力軍。感謝相關政府部門及各界長期支持及鼓勵，順利開展各項活動。楊開荊匯報去年會務工作，指計劃在澳舉辦澳門文獻遺產與世界記憶硏討會，並與本地文保團體合作，處理一批有關澳門電臺的錄像資料，出版文獻信息學刊及明信片等讀物。亦將組團赴内地考察訪問，促進業界交流。値得欣喜是，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地區分會去年底在北京舉行的二〇一四年度硏討會上，通過該會入會申請，正式加入此國際組織，代表澳區民間學術團體可參與世界檔案文献工作。監事長尹德剛作了監事會報吿。劉德學、徐靜慧、麥瑞權、魏榮華、林發欽、吳利勳及楊允中等友好人士出席。同時設抽獎助興，氣氛歡愉。(《澳門日報》2015年3月18日）
  • 江門黨史組徵澳華僑史料江門市委黨史硏究室課題組為徵集港澳地區江門五邑籍華僑支持中國革命的史料，日前獲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協助下，在港澳地區各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機構開展進行多天資料捜集和整理工作，通過交流、人物專訪作深度硏究。課題組負責人黎秀敏總結稱，港澳之行收穫豐，旣採集到不少原始資料，豐富項目的題材和内容;又與各方面開展良好交流，為進一步開展資料徵集及交流建立了聯繫網絡。課題組一行四人，包括黨史硏究室副主任黎秀敏及成員朱惠貞、唐梅芳及鍾霖湘。主要徵集港澳江門五邑籍華僑支持中國革命和支持建國的愛國人物及團體的史料，也包括僑眷，當年或捐資捐物、或在輿論支持、或直接參與工作等均屬其硏究對象，涵蓋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至一九四九年止。旨為編撰出版《華僑革命史》，配合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系列。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成員與江門黨史研究室課題組一行交流後合影課題I且連日來在澳門歷史檔案館、中央圖書館、澳博館等捜集資料，挖掘了陳大白、陳子褒、梁彥明、盧九及四界救災會等與五邑人士及團體的愛國活動歷史資料。在文獻信息學會學術顧問劉羨冰等陪同下，訪問了澳門曰報董事長李成俊，深入了解當年他參與愛國活動的歷史背景及細節，採集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在澳期間，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更與課題組座談，該會理事長楊開荊、副理事長沈振輝、監事長尹德剛，以及學會顧問劉羨冰、冼為鏗、麥瑞權等參與，討論澳
  • 門五邑籍華僑支持國家的議題，以及有關史料採集範疇等。劉羨冰為課題組人員講述了抗戰時期澳門的社會背景，並提供大量史料。另安排與江門同鄕會負責人會面，獲身兼立法議員的該會副會長麥瑞權、理事長梁耀宗等接見，彼此建立了平臺，冀江門鄕親提供史料。其後，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亦安排課題組赴香港歷史檔案館、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等機構搜集有關香港五邑華僑的檔案史料，與港大圖書館專業人員交流。黎秀敏衷心感謝澳門文化局及港澳各界等大力支持，並獲有關機構專業和熱情接待。楊開荊稱，該會將全力支持江門黨史辦有關五邑籍華僑史料的硏究工作，料對宣傳港澳歷史文化同具意義，未來會繼續擴展澳門與國内外文獻機構的聯繫和合作。(《澳門日報》2015年4月27日）
  • 稿約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為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編輯出版的國際性學術刊物，歡迎澳門以及海内外學者賜稿。二、本刊堅持學術自由、文責自負的原則。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皆為作者的原創硏究成果’並不代表編委會的意見。三、來稿可以中、英文撰寫，内容一般以文獻整理考證、信息開發管理、文學藝術探討、歷史文化硏究等為主。稿件一般以5，000-10，000字為宜，特約稿件除外。四、本刊編委會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意者請注明。五、引文務必查對準確，註釋一律放在頁末，採用插入式腳註。六、中文來稿按原用字形系統直接編校排印，大陸規範漢字不再轉換為港澳臺傳統正字。七、來稿請寄紙質文本及電子文本（MSWord)，並注明作者的眞實姓名、任職機構或團體、通信地址、郵政編碼、電郵、電話，以便聯繫。八、本刊設有匿名評審制度。來稿三個月内未收到本刊編委會的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恕不退稿，也不奉吿評審意見。九、文稿一經刊登，即奉薄酬及當期刊物兩冊。十、本刊編委會聯繫方式:澳門郵政信箱9341號，電郵:mdis_moyahoo.com.hk。
  • 封面題簽:李鵬翥责任編輯:汪欣欣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5年第2期•總第十四期)主编：鄧駿捷副主编：楊開荊沈振輝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贊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排版印刷：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次：2015年8月印數：1，000本ISSN2077-1479定價：澳門幣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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