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風垂範鏡海流芳深切哀悼本會學術顧問李鵬翥先生
  •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4年第3期(總第十二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 本刊對於中文來稿按原用字形系統直接編校排印，大陸規範漢字不再轉换為港澳臺傳統正字，特此說明。
  • 目錄【文獻考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總館線裝古籍善本考述.........賴貴三1從《潮州藝文志》看民國時期地方著述目錄編纂的學術背景…郝潤華周曰蓉25出土簡牘所見戰國時期的文獻編纂:兼與孔子、劉向比較.....傅榮賢36《漢書》考校舉誤............................孫曉磊44【文學視野】朋友古今談..............................曾揚華50西夏文學硏讀札記三題........................董上德65由“儒者自有名敎”看范仲淹的名敎觀................張申平71《〈南車草〉序》作者考略......................趙鐵鋅79【通俗文學視野中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作爲“文學文化史”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以通俗文學部分爲例......................鄧瑗84讓文學在文化中醒目—論《劍橋中國文學史》中的通俗文學書寫..........楊正娟88印刷出版文化視野中的通俗文學..................王文君93《劍橋中國文學史》:特色與不足..................賀莉98【澳門硏究】鄭觀應詩中的甲午戰爭........................鄧景濱105澳門海洋文學硏究..........................田若虹109
  • 【序跋書評】博古通今格律新論——石觀海先生《詩詞格律新說》平議.......沈文凡楊辰宇145文史互映融通百家——評趙興勤教授新著《趙翼年譜長編》...........蔣宸152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156稿約.......................................161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Issue1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總館線裝古籍善本考述賴貴三*一、前言筆者夙喜古籍，且因緣際會，於民國六十九年（1980),就讀高雄中山大學在臺復校第一屆外文學系時,擔任總圖書館工讀生，自此與圖書館結下不解之緣。其後，民國七十一年（1982)以唯一志願重考進入臺灣師大國文系，在學期間常留連於典雅的舊總館(今“博愛大樓”)與謐靜的“通大樓”國文系所圖書室(今“體育館”後半部）；民國七十六年（1987)實習畢業後，考取師大國硏所碩士班,服務於課外活動組，擔任學藝性社團輔導老師。一年後，獲聘為國文系助敎，擔任所辦敎務工作兩年;繼於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年間（1990-1992)，轉任國文系圖書室的管理服務工作，因此種種難得的機遇，於是確立了整理硏究古籍文獻的學志。在校學習及服務至今二十餘年來，因硏究及敎學需要，經常借閱本校特藏圖書與線裝古籍,“學，然後知不足;敎，然後知困”，更進而前往南海學園舊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故宫博物院圖書館、中央硏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臺灣大學與政治大學圖書館等,閱鈔先儒傳世手稿文獻古籍，並加以整理發表,至今略有心得與小成;①近數年來，又因敎授“古籍導讀”課程,深感靑年學子因缺*賴貴三: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敎授。①筆者先後編著有:《焦循年譜新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3月，頁1-490),《《昭代經師手簡》箋釋—淸儒致高郵二王論學書》（臺北:里仁書局,丨999年8月，頁1-530),《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硏究》（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3月，頁1-1100)。並發表學術論文：〈焦循手批明萬曆刊本《柳文》鈔釋）（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論硏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硏討會”,2000年11月，頁I-17),〈焦循手批《柳宗元文》新論〉（臺北:中硏院文哲所，“淸代揚州學派學術硏討會”，2001年5月，頁1-34),〈焦循定稿《仲軒易義解詁》寫鈔本考釋>(《中國學術年刊》（22)，2001年5月，頁1-31),〈海峽兩岸公藏焦循手稿、硏究現況及其論著目錄:>(《國文學報》（3丨),2002年6月，頁81-120)，〈《翁方綱慕四庫提要稿•經部•易類》考釋（上）、（下）〉（《中國學術年刊》（24>、（25)，2003年3月，頁77-106;2004年3月，頁1-36)等。
  • 乏接觸認識,對於古籍不易培養感情與產生興趣,故擬訂專題硏究計畫,邀集學生一同參與,期能敎學相長，啟導莘莘學子閱讀古籍的興趣與硏究熱誠;並希望結合學界有志同道,共同努力開發探討，俾能薪傳久遠，宏揚國故，闡發幽光。據筆者考察:本校有一批國民政府前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字辭修，1897-1965)所贈藏1500冊圖書;②以及其原屬所部，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九月東北全部淪陷後，輾轉遷移到臺灣一批二萬餘冊的“東北大學線裝古籍圖書”，③隨後由撤退遷臺的國民政府敎育部核定寄存於當時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1946-1955)，成為本校最為豐富的古籍典藏，可惜此批圖書因係原東北大學所有，且為政府核撥寄存，本校初期謹守保管典藏責任,編有書面目錄提供檢索借閲，並未進一步建立OPAC網路圖書檢索系統;又因經費人力所限，此批圖書常年深鎖密室書櫃之中，總館雖有恆溫恆濕設備以及定期燻蒸除蟲,但八千多冊轉撥國文系圖典藏者則無此設備，因此部分線裝古籍蟲蠹頗為嚴重，如果不及時整理保存，並進行硏究發表，則一些圖書或將蠹蛀殘毀,不堪卒讀了！所幸現已集中典藏於總館八樓線裝古籍善本室，並已建置線上檢索系統,部分善本也已數位掃瞄提供閲覽。此外,又有臺灣省政府敎育廳撥付專款購藏的一批私家古籍善本，以及臺灣省政府國語推行委員會撥存的趙蔭棠（1893-1970)舊藏文字音韻學文獻等，其中雖非皆屬珍稀善本，但確實有不少難得一見的古籍圖書，値得整理硏究。這些圖書文獻，多已著錄於《臺灣地區公藏善本書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善本書目》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之中,但並未注明是否為“東北大學寄存圖書”，抑或是館購贈藏的古籍善本,檢索分辨不甚容易。而遺憾的是本校這批特藏圖書與線裝古籍，只具典藏意義，目前都未見收於國家圖書館建置的“臺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檢索系統之中，因此知道此批圖書及借閱利用硏究者甚少,故筆者積極探討,樂意廣為學者推介。臺灣從〔淸〕光緒二十一年（1895)起，因淸廷甲午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給日本，到民國三十四年（丨945)抗戰勝利，才重新回歸中國。民國三十五②據筆者所藏《陳故副總統紀念集》之〈陳辭修先生大事年表〉記載：陳誠先生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十月，因胃疾飛來臺灣休養;十一月，瀋陽淪陷;十二月，受命擔任臺灣省主席,保衛臺灣以為復興基地;次年八月，兼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③徐揚、寇思壘:《陳誠評傳》（臺北:群倫出版社,1986年8月30曰初版），經查未記載有與此相關的内容。二、臺灣師大總館館史、特藏圖書與線裝古籍考述
  • 年（1946)四月，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命令將日本統治時期的“臺北高等學校”改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同年六月五日正式成立，國文學系也同時成立，自此開啟臺灣師範與國文敎育發展壯大的歷史契機。民國四十四年（1955)六月五曰，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次年（1956)，成立國文硏究所碩士班；越明年(1957)，國文硏究所成立臺灣地區第一所國（中）文博士班。民國五十六年(1967)七月一日，省立師大復改制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自創立至今，已逾一甲子歲月。隨著臺灣師大前身“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的創立，同時設立圖書館。筆者根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總館簡史以及相關文件，將臺灣師大總圖書館的設置、特藏圖書及線裝古籍的典藏移交紀錄,分別編年表述於後，作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參考：民國西元事件說明351946創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並設置圖書館。原址在今校本部行政大樓三樓。381949劉眞校長（白如，1913-)配合校務的發展，籌款興建倣文藝復興時期建築之二層樓獨立館舍。八月，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陳誠辭修先生，捐贈本院圖書一千餘（1500)冊。⑤391950四月，東北大學遷臺圖書，奉令撥歸本院保存。七月十八曰，總館移交國立東北大學明版圖書37種,共計342冊;抄本圖書241種,共計1023冊，由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保存。⑥411952夏，在校本部對面鳩工興建新館。421953二月，新建圖書館落成。⑦四月，敎育廳撥助本院專款新臺幣八萬五千元，購買盧氏所藏線裝書四千餘（4288)冊。⑧其後,又專款購藏陳氏藏書1200冊。441955四月，編訂《國立東北大學寄存線裝圖書分類目錄（校訂本）》。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圖書館。④本校先後編撰兩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時間分別是: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初版.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增修編訂。有關圖書館建設及典藏圖書記錄，皆見於〈三、大事記〉。⑤參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大事記〉，頁四二二。筆者詢問總館典閱組有關此項捐贈圖書財產,未能獲得任何參考資料及紀錄，無法知悉詳細情況。⑥同前書，〈三、大事記>,頁四二五。並參考總館典閱組九十三年（2004)九月二十二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東北大學寄存圖書藏書概況〉統計資料說明。⑦可參前校長劉眞於民國四十四年六月五日師大校慶.為本校新建圖書館（即今存之倣文藝復興時期之巴洛克舊館大門）前立基石所撰的碑文。⑧錄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大事記>,頁四三二。筆者據典閱組第一本財產登錄簿.僅登錄為“盧氏”，無法考知其人。
  • 561967改制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601971四月，移交8731冊東北大學寄存圖書予國文系，並編印“國立東北大學寄存師大國文系線裝圖書分類目錄”一冊。⑨六月，初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621973九月，移送前東北大學寄存日文書籍8759冊（原寄存平裝書8959冊,遺失200冊）予國立中央圖書館。此係第二批移轉中央圖書館典藏的正式紀錄。⑩641975增設理學院校區，並增建理學院圖書分館。691980興建半圓型八層樓之總館新館舍。731984新館竣工啟用，總館遷移至半圓型八層樓之新建館舍。八月，國文學系圖書室淸點原東北大學寄存圖書8731冊，陳報遺失43部,餘844部，8688冊。⑪771988一月，原“典藏組”（今名“典閱組”）藏書分類統計表說明，東北大學寄存舊藏古籍善本,計有:經部1625冊，史部4286冊，子部2573冊，集部3390冊，叢書1888冊’總數為13762冊。801991理學院分館長方形八層樓新館落成啟用。892000十一月，總館典閱組重新核算普通本線裝書。922003三月底，本校藏書總數達1139449冊。932004八月，總館盤點收藏東北大學寄存圖書計4879冊。⑫九月二十二曰，總館典閱組復統計〈國立臺灣_大學圖書館東北大學寄存圖書藏書概況〉。十二月一日，歷史系圖歸還東北大學寄存圖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十二帙64冊。⑨此移交時間可能有誤，因國文系圖所編“東北大學寄存圖書目錄”之時間，係在民國五十五年十月，確切移交時間應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年之間。另據國文系前主任陳麗桂（1949-)敎授謂:總館所移交本系之東北大學圖書，破爛污損頗為嚴重，彼時擔任系圖助敎，因獲得學校撥款，得請專業廠商重新裝裱，於民國六十一年全面完成，至今仍然完好如故。但陳敎授謂其慘痛經驗，即是驗收時，有一筆三千元之工讀生費用，置於辦公室皮包内，竟為宵小偸竊而去，賠償公款，損失可觀。⑩錄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附:師大圖書館歷年增減圖書統計表〉，頁七四。只可惜未索見典閱組的原始移交淸冊，尙待進一步追蹤探究。此時館長為王振鵠敎授，任職期間:民國四十五年至六十五年（1956-1976)。⑪此數量疑有誤，因據筆者任職期間淸點統計，以及目前系圖的登錄資料:原8731冊，歷年遺失26冊（均有注記），實存8705冊。⑫不包括歷史系圖於93年12月1日，移交總館典藏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帙至第十二帙,計64冊。依總館淸點之4879冊、歷史系移交之64冊，以及國文系典藏之873丨冊（遺失26冊，實藏8705冊），總計原冊數為13674，今存13648冊，與登錄之13762冊，顯然不符。
  • 942005三月三十日，國文系系務會議投票表決，決議三年内東北大學寄存圖書暫不歸還總館，由國文系敎授申請數位典藏計畫，加以整理分類硏究。952006原國立僑生大學圖書館併入總館為圖書館林口校區圖書分館。962007八月，校方斥資3千5百餘萬元，增購德國GemotPrunner私人圖書館之亞洲硏究書籍丨8000餘冊。972008國文系歸還東北大學寄存圖書8700餘冊，統交總館典藏管理。國文系賴貴三敎授、國際漢學硏究所藤井倫明助理敎授分別申請通過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硏究圖書計畫”：“歐美漢學硏究Ⅱ—法國漢學硏究”與“東亞漢學硏究Ⅱ—日本漢文學傳統之硏究”三年期計畫，充實域外漢學專業圖書館藏。筆者根據民國六十年（1971)六月初版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統計,包括東北大學寄存舊藏善本、歷年搜集、館購古籍、捐贈等，典閱組的數量總計是:善本書及線裝書,合共25880冊。其中，善本書包括:宋本一，⑬元本一,⑭明本一二二,淸批校鈔本六六，頗多善本，彌足珍貴，重要精善的版本有:東北大學寄存《宋版孟子集註》，館購〔淸〕翁方綱（覃溪，1733-1818)、徐星伯(名松，1781-1848)手批《杜詩》，⑮〔淸〕章宗源（1752-1800)《隋書經籍志考證》，⑯以上三書號稱“鎭館三寶”。至於“鎭館三寶”之稱，筆者推測可能源自於前館長王振鵠（1924-)敎授。⑰除了“鎭館三寶”外,又有〔淸〕段玉裁（茂堂，⑬此宋本，為東北大學寄存之《宋版孟子集註》，原十四冊,今存十一冊（二、三、四冊缺）。然據校訂本“國立東北大學寄存線裝圖書分類目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編印，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備註”欄著記為“明覆宋本”，則恐非眞正之宋刊原版⑭此“元本”，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登錄簿”，應係民國四十五年七月四日財產登錄號為“3256-3257”的“大德版本”：〔東漢〕應劭《風俗通義》（上下）二冊,時價一百元》按:大德為元成宗的年號（1297-1306)。⑮内文硃批作杜詩附記”，共二函十二冊,筆者於2004年12月22日（星期三）全書校閱、謄錄眉批題記完成,今整理打字即為此書。按:總館著錄“徐星伯”誤作“徐星友”，應加以更正。徐星伯，名松，“星伯”為其字,直隸大興（今屬北京市）人，生於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卒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學本經術,精析史事,尤長於地理之學。⑯按:章宗源,字逢之,籍貫浙江山陰,祖籍順天大興（今屬北京）。生於乾隆十七年壬申（丨752),卒於嘉慶五年庚申（丨800)。好學,積十餘年,採獲經史群籍傳注,輯錄唐宋以來亡佚古書盈數篋,撰成《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卷，自言此書成,餘皆糟粕。又其輯錄已佚之書,編次成帙.皆為之敘。⑰詳參王振鵠:《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臺北:王振鵠敎授八秩榮慶籌備小組,2004年），頁34-36.:按:王敎授於1954-1967,任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出版組主任、圖書館主任;1968-丨977,任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
  • 1735-1815)、江藩（子屛,1761-1831)、繆荃孫（又作繆荃蓀，字筱珊，1844-1919)、⑱許心梅、丁晏（1794-1875)等名家批校本以及明嘉靖刊本、鈔本等200餘種。⑲以上並其他刊本共190部、1633冊，加上民國九十一年（2002)九月以後集中典藏的“普通線裝書”24247冊，總數為25880冊。此外,尙有一批原日據時代“高等學校”舊藏之日文圖書約10000餘冊，置於典閱組辦公室活動書架内，已陸續整理裝裱中，並收入九十二至九十四年與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合作完成的“日文古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之中,都是値得硏閱的珍貴圖書。復根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錄》，其中包括歷年蒐購圖書、敎育部撥存前國立東北大學圖書,以及省敎育廳撥交國語推行委員會部分圖書等，共計5200種,41000餘冊。但民國八十九年(2000)十一月，總館典閱組重新核算,本目錄存計者有2458種,24247冊;減少部分應是撥交中央圖書館、國文、歷史a系圖的總冊數。《國立東北大學寄存線裝圖書分類目錄（校訂本）》（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則將二萬餘冊的東北大學寄存線裝圖書，以“A:經部”、“B:史部”、“C:子部”、“D:集部”、“E:叢書”分類著錄。又據館史記載，本校圖書館成立之初，館藏僅有29000餘冊,數十年來，經多方徵集採購，始見充實。截至民國九十二年(2003)三月底,總數達1139449冊。全部藏書，中（日）文圖書約佔百分之六十七,西文圖書佔百分之三十三。其中，中文特藏圖書與線裝古籍較重要者,分別敘述於下節，提供參考。三、“東北大學”寄存古籍線裝圖書考述“東北大學寄存圖書”總數粗計逾二萬餘冊，係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九月，大陸東北全部倫陷後，由陳誠所部攜帶轉進到臺灣，隨後由撤退遷臺的政府敎育部核定寄存於當時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1946-1955),成為本校最為豐富的古籍典藏。然而，此批圖書如何輾轉遷移至臺灣，又經過何種程序歷程撥交本校典藏,筆者考察雖無法明其究竟，但已知端倪，考述如下提供參照。(一）“東北大學”校史發展考述東北大學始建於1923年4月。1928年8月，著名愛國將領張學良（漢卿，⑱按:繆荃蓀（1844-1919)，字筱珊，號藝風，江蘇江陰人，〔淸〕光緖進士，藏書家、版本學家著有《藝風堂藏書記》、《藝風堂文集》等c⑲王振鵠:《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頁35，除“鎭館三寶”外，另記載有:“米芾撰《寶晉英光集》、〔淸〕全祖望手抄本《國語》等歷代刊本、抄本、批校本與稿本共三百餘種。”⑳歷史系圖僅典藏東北大學寄存善本書籍1種:《小方壺齋輿地叢鈔》12帙64冊。已於九十三學年度上學期歸還總館典藏，國文系圖所藏則有八千餘冊，今已回歸總館統一保管。
  • 1901-2001)將軍兼任校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被迫先後遷移北平、西安、四川等地。1946年5月，東北大學遷回瀋陽。1949年2月，在東北大學工學院、理學院(部分）的基礎上成立了瀋陽工學院；1950年8月，定名為東北工學院，原校被取消名義。1993年3月8日，東北工學院復名為東北大學，張學良先生親自題寫校名，並出任名譽校長、校董會名譽主席。本校有一大部分線裝古籍，係原“東北大學”舊藏，因國民政府轉進遷臺後，由敎育部正式撥交寄存。對於“東北大學”的歷史種種，而今學者所知有限,以致多誤認為是日本的“東北大學”；即使是已復校的中國“東北大學”校史簡介，仍然不夠充實完善，因此筆者首先考述“東北大學”的源流發展歷史,作為本文的初探進路。據網路檢索，今復校後，位於中國遼寧省瀋陽市的“東北大學”，其〈光輝校史〉與〈簡介〉中，記載學校源流發展的歷史及現況，今匯綜内容，引述如下：東北大學始建於1923年4月。1928年8月，著名愛國將領張學良將軍兼任校長。東北大學是一所具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大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被迫先後遷移北平、西安、四川等地。在此期間，廣大師生積極參加愛國抗日運動，是“一二•九”運動的先鋒隊和主力軍。1946年5月，東北大學遷回瀋陽。1949年2月，■在東北大學工學院、理學院（部分）的基礎上成立了瀋陽工學院；1950年8月，定名為東北工學院。I960年被列為全國64所重點大學之一，是國務院首批批準有權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大學。1986年進入全國33所試辦研究生院學校的行列。1993年3月8日，■東北工學院復名為東北大學，張學良先生親自題寫校名，並出任名譽校長、校董會名譽主席。19%年正式成立研究生院；同年，東北大學首批進入國家重點建設的“211工程”，也是“985工程”重點建設學校，並實現教育部、邊寧省、瀋陽市重點共建。1998年9月，東北大學由原冶金部部屬院校劃轉為教育部直屬高校。東北大學位於遼寧省瀋陽市，校園南濱渾河，北畔南湖；學校占地總面積181萬平方米，建築面積96萬平方米。■東北大學是一所以工為主，理工文管經法教育相結合的多科性國家重點大學。學校設有研究生院、秦皇島分校、基礎學院、文法學院、外國語學■按:1949年東北大學尙存，丨951年始被取消名義,在瀋陽之母校改為“東北工學院”，在長春之分校改為“東北師範大學'㉒按=1993年4月26日，東北大學七十年校慶.校友會籌備在瀋陽舉行復校典禮„■今學校校址: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文化路3號巷II號.郵編：110004.
  • 院、藝術學院、工商管理學院、理學院、資源與土木工程學院、材料與冶金學院、機械工程與自動化學院、資訊科學與工程學院、軟體學院、體育部以及網路教育學院、成人教育學院、繼續教育中心。筆者根據李翠蓮（1917-)《百年家族—張學良》記載，可以補充上文不足：張學良承襲其父注重教育的精神，加之自己的省思與實踐及自幼培養的文化底蘊，使其對文教事業的興辦格外關注。東北大學是張作霖生前創辦的一所聞名全國的高等學府，一九二三年落成使用，成為白山黑水之間的一顆璀璨明珠。東北大學以“知行合一”為校訓，以“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門人才，應社會之需要，謀文化之發展”為宗旨，分文、法、理、工四個學院。一九二八年八月，張學良出任東北大學第三任校長，他捐贈私款，擴大校舍>先是捐出父親遣產一百八十萬元做為教育經費，後又陸續捐獻私款近二百萬元，建成北陵新校舍，分漢卿南樓和漢卿北樓張學良還別開生面，在東大招收女生，開東北婦女平等風氣之先。他不惜重金聘請名流來校任教，章士釗、梁漱溟、黃侃、梁思成等著名學者競相來校，使東大蹐身全國一流學府。張學良為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也做出相應貫獻。東北是滿清發祥地，瀋陽（一九二九年起奉天改稱瀋陽）是清廷故都，因此較多的珍本書籍保存在此處。但因兵連禍結，使得許多書籍流佚毀壞。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末，張學良籌辦歷史博物館和圖書館，對一些珍本進行修整、重編。十二月設立奉天文溯閣《四庫全書》校印館，重校《四庫全書》，引起全國震動，對古籍的保存和整理有重大意義而王益知《張學良外紀》，則另有可茲比較的記載，節略如下：張作霖在東北近二十年，這樣死法，大家是懷念的。張學良在慘戚之中，未忘此事,提出一部份財產，來辦東北教育，數目是一千萬元，半以擴充東北大學，半作中小學基金。東北最高學府，僅一國立瀋陽高等師範，班數有限，容纳不下許多的莘莘學子，並且關内外交通常受戰事影響，不時隔絕，東北人到北京讀書，既多用錢，又不方便；王永江就將瀋陽高師改成東北大學，自為校長，吳家象是總務長，計劃成出其手。大南關的校舍，不敷佔用，在北陵附近，另建新屋，盡是四層高大洋樓，王歿後，由劉尚清兼充校長，無甚進步。張自捐資，亦由東北保安會委為校長，劉風竹為副校長，添築文法兩院校舍及體育場，圈書館，一座漢卿樓，更是巍峨高聳。■李翠蓮:《百年家族一張學良》（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7月初版>,〈7:年輕的獨裁者—主政東北〉，頁143-144。
  • 所請教授，各擅專長，學生達兩千之數，規模之廣，在華北首屈一指。一九三〇年全國運動會，最出風頭的劉長春諸人，即東北大學生，成績最好的資送國外留學，“西安事變”前進分子中，有的原是東大學生。大學後改設秘書長，由寧恩承擔任。……最可紀念的，那東北大學的校址，就是現在東北人民政府政務委員會，張學良遊歐歸來,在上海曾致一電，述及西歐教育情況，並希望整飭紀律嚴加訓練，語重心長，非一般電報可比，試錄於下：“東北大學高仁绂、賴愷元、金鏡清三兄均鑒：歸國抵滬，備聞努力訓練情形，至慰！弟觀察西歐教育，於其訓練一道，印象獨深。蓋彼國紀綱肅然，上下一貫者，於教育收其效，尤於嚴格訓練作其基。反觀吾國學生，黠者每習於蝓狡，強者更流於桀駑，而司訓練之責者，每每畏難尸位，一任自然。校級愈高，此風愈甚，遂至士習日壞，校風日墮，苟非力挽狂流，奚足以言救國？兄等當知變化氣質，整飭紀律，實為作育真才之第一要務。往者矢忠盡職，久諸賢勞，此後尤望對於一切教練，勿為俗論動搖，勿受環境支配，力從嚴格，破除積習，養成學生服從領袖，恪守規紀之精神。俾今日得之學校者，異日即以之轉移社會，中國前途，庶其有f!特佈私衷，惟希努力，弟張學良儉印。”■再據王益知注文所載,又可以與上文相互比對參較，見出同異之處：東北大學創設於一九二一年，起初設備就很不錯，到張學良手裏，大事擴充，校址在北陵，佔地二千六百多故。理工兩科儀器及機械，比其他大學完善，所以工科有製造火車頭的一科，成績優良，直到“九一八”日寇佔領，還利用它造車頭。東大校長由張自兼，副校長前後三人，劉風竹、臧啟方（後任天津市長）、王卓然。名教授如章士釗、羅文幹、剴華瑞（武漢、暨南教授）、吳貫因(曾和梁任公辦《庸言》及《大中華雜誌》）、梁思成（任公之子，工科名家）、黃方剛（炎培之子，哲學博士）、龍伯纯（公羊學權威）、胡士青（前北京民國大學董事長）、宗子威（中國文學名家），不可勝記。教授講師在三百人左右，學生六千餘人，“九一八”後“東大”一部份在北京上海西安等處復校。復據網路檢索所見袁征:〈西安事變後高等敎育的國有化現象—兼論二十世紀上半葉公私高等學校力量對比的變化〉一文“一、政策突變”記載：■詳王益知:《張學良外紀》（臺北：曉園出版社，丨990年3月初版），〈擴充東北大學〉，頁140-142,,又據頁142注文：“張學良常自歎少不努力求學，只在東北講武堂打個轉,因自己的失學.乃常為靑年設想》—九二六年起,他在北京辦民國大學,及同澤新民儲才館,民大倒也粗具規模,應有盡有,張自任校長,由劉風竹副之。劉號冬軒，吉林德惠縣人，留美密執安法學博士。聘請了許多名敎授，一九二八年奉軍出關,因為東北大學待遇優厚.民大敎授好多位,都和劉一同赴瀋陽,應聘東大。”
  • 1937年7月，廈門大學正式變為國立大學，在廈大變為國立之前一個多月，東北大學也被改成國立學校。東北大學原來是設在瀋陽的地方大學，由東北軍司令張學良兼任校長。由於張學良的努力，這所大學聘請到一批著名學者,教育水平迅速提高。“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大學遷到北平。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陪蔣介石回南京，立即被逮捕判刑。1937年1月，教育部撤銷張學良校長職務，從南京派CC派學者臧啟芳為校長，對東北大學進行接收。東大師生激烈反對，在校全體學生五百六十人聯名發表緊急啟事，指出教育部撤換東北大學校長不合法：“大學組織法第九條，對於省立私立大學並無部派校長之規定，……張（學良）校長滯留南京，迄今未聲言辭職，臧氏何得乘機攫取。……學生等一致主張擁護現狀，誓死反對臧氏接收。”2月，教育部被迫將臧啟芳召回。5月，東北大學正式改為國立，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於是，教育部撤換東大校長就變得名正言順了。■從1937年5月東北大學改為國立，到1947年初戰後復員结束，在政府檔中明確記栽的，有十六所私立或地方高等學校變成國立院校。這是統治者全面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之一。綜合以上四方面說法,可以大致歸納以下五項重要的結論：其一，東北大學為張作霖（字雨亭，1875-1928)所創辦,創辦時間有1921年與1923年4月二說，但以正式成立時間而論，應以後說為是,因東北大學校慶在1923年4月16日之故。其二,東北大學前身為“國立瀋陽高等師範學校”，校址在瀋陽市大南關,後擴建至北陵,北陵校址今為“東北人民政府政務委員會”。其三，首任校長為王永江，第二任為劉尙淸;1928年8月，張學良（字漢卿，1901-2001)■自兼為第三任校長,擴建北陵新校舍。1928年11月未，張學良籌辦歷史博物館和圖書館，並對一些珍本文物進行修整、重編。圖書館的這些珍本文物，或許即是今日“東北大學寄存圖書”的一大部分。其四，1931年“九一八瀋陽事變”後，學校分遷北平、上海、西安、四川等地。1937年5月，東北大學正式改為國立，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1945年5月，抗戰勝利，遷回瀋陽。1949年2月，在原工學院、理學院（部分）的基礎上成立了瀋■詳參《第二次中國敎育年鑒》,640頁;王振乾等《東北大學史稿》（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頁90-1丨4、250-255。■張學良，1901年6月3日（淸光緖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誕生於今遼寧省臺安縣桑樹林子鄕名學良，字漢卿，號毅庵，是張作霖的長子。2001年10月15曰，張學良將軍因病搶救無效，在美國夏威夷逝世，享壽一百零一歲。筆者另參閱了李敖:《張學良硏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4月30日初版）、«張學良硏究續集》（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7月5日初版），趙雲聲:《張學良與趙四小姐》（臺北:曉園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第一刷）等書，並未見記載有關張學良與東北大學的資料：,
  • 陽工學院;1950年8月，定名為東北工學院。1993年3月8日，東北工學院復名為東北大學,張學良先生親自題寫校名，並出任名譽校長、校董會名譽主席。其五，東北大學重金禮聘的知名敎授有:章士釗（字行嚴，1881-1973)、梁漱溟（原名煥鼎,1892-1978)、黃侃（字季剛，1886-1935)、羅文幹、劉華瑞、吳貫因（1880-1935)、梁思成（1901-1972)、黃方剛、龍伯純、胡士靑、宗子威（原名嘉儀,1874-1938)等人。此外，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東北三省圖書館聯合主編的《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三冊，■是東北三省51所圖書館所藏古籍的聯合目錄，始於1989年，成於2003年,歷經十五個寒暑，是目前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跨省聯合編纂的古籍目錄，也是目前唯一出版的地區性古籍聯合目錄，只可惜未能收錄因遷移而典藏於臺灣師範大學的這批“東北大學寄存圖書”。遼寧省圖書館特藏部主任王淸原:〈《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及索引的編纂〉，■於其文末綜合此編的基本評價有四，茲錄要義於下提供參考：一、收羅品種繁富：包括善本古籍、普通古籍以及域外版本的漢文線裝書等，收錄款目近9萬條，總計著錄古籍款目達10萬餘種。二、著錄稀見品種：試舉三例：（一）歐陽健、蕭相愷主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二）車錫倫編著：《中國寶卷總目》。（三）上海圖書館等編:《中國叢書综錄》。三、分類有所創新：除沿用傳統古籍“四部法”分類外，特別借鑒一些大型古籍書目的類目設置，針對所收古籍品種，多次調整類目，最後形成目前的“分類表”。四、《東聯目》的編幕經驗：（一）編製古籍的聯合目錄，是一項學術性很強的複雜工作，必須造就一批有責任心、適應工作的同行。（二）編製古籍的聨合目錄（包括其他類型的大型書目），必須建立一個有權威的、有效率的、有協調能力的編輯班子。（三）編製古籍聯合目錄的周期不宜太長。(四）編製古籍的聯合目錄應有充分的經費保障。以上筆者根據各傳記專書及網路所載資料，整理與東北大學相關的内容，提供學者硏究參考。(二）“東北大學”寄存圖書考述敎育部於民國三十九年（1950)四月，撥存“國立東北大學”圖書13762冊，■《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瀋陽:遼海出版社，2003年出版）。■收錄於《"第三屆漢文史資料庫硏討會”論文集:文傳論叢》(北京:文信傳文史硏究院,2004年8月），頁186—191。
  • 交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寄藏。■此批豐富的東北大學寄存圖書，如何輾轉遷移至臺灣，又經過何種程序撥交本校典藏，筆者考察至今，缺乏確切的文獻證據，無法明白究竟。筆者依校史載錄民國三十九年（1950)四月，東北大學遷臺圖書，奉令撥歸本院保存Z民國三十九年四月，應是此批圖書撥存的確切歷史時間;然而,今總館館史簡介所記為“民國三十八年”，恐怕有誤,此又有一輔證，據總館保存的“國立東北大學明版、手抄本圖書（移交）淸冊”:接收人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中圖組主任顧華（印）監交人教育部代表孫愛裳（印）移交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主任潘成義（印）■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七月十八日■此淸冊落款時間為“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七月十八日”，此應是東北大學圖書四月撥存本校後，首批移交“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中圖組”的整理目錄，即後來的“中央圖書館”，今改名為“國家圖書館”。時任行政院院長陳誠、敎育部部長程天放（原名學愉，1899-1967),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1903-1984)、敎育廳廳長陳雪屛（1901-1999)。■上述“國立東北大學明版、手抄本圖書淸冊”，粗計有:明版圖書37種，共計342冊;其中，偶有殘缺,亦見朝鮮刻本、淸代刻本、抄配本等版本。抄本圖書241種，共計1023冊;其中，頗有蟲蛀、邊損、殘缺者。因此資料係典閱組提供原件影印，不易索見，特將書目迻錄序次，以備考査：■此總冊數13762,應是現存於總館登錄的總冊數，但恐非原本數量;因總館兩度將原明版與手抄本合計1365冊,以及曰文書籍8759冊,移送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考詳下文。■潘成義任職“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主任”時間: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四年（1949-1955)。筆者就讀師大國文系期間（1982-1986),曾受敎於潘老師“敎學原理”課程,彼時已高齡,垂垂老矣,已仙逝多年。■淸冊封面鈐有广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關防”長方陽文小篆印記、“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鈐記”正方陽文篆印（落款簽署處同此二印），以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橢圓形陽文楷書印記。■按:陳雪屛，江蘇宜興人。1920年，進入北京大學預科班；1922年至1926年，在哲學系修讀，主修心理學，師承陳大齊（百年，1887-1983)先生。1926年至1929年，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硏究所進修。1930年返國，在東北大學擔任敎育心理系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陳敎授返回北平，於北京師範大學敎育系任職。1932年，回到北大理學院心理系任敎。民國三十七年（1948)曾短暫代理國民政府敎育部部長。隨中華民國政府來臺，1949年出任臺灣省敎育廳廳長，而後擔任考選部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硏考會主委、國建會副主委、主委、國策顧問，總統府資政。其子為前臺灣土地銀行董事長陳棠，其女婿為中央硏究院院士余英時（1930-)。因陳雪屛曾任敎於東北大學，來臺後又任臺灣省敎育廳廳長，故將陳誠由東北大學攜帶來臺的這批線裝古籍，寄存於當時省屬的師範學院圖書館。今師大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匾額，正是陳雪屛先生所題。
  • 一、國立東北大學明版圖書清冊：共計三十七種，三四二冊。1_《曹子建集》一部四冊。2.《丹淵集》一部十五冊（殘缺）。3.《周易翼簡捷解》一部十六册。4•《元文類》一部十六冊。5.《臨川文集》一部二十四冊。6.《睡庵文集》一部十六冊。7•《王臨川文集》一部十冊（應雲【獄（上）鳥（下）】編）。8.《欣賞古文辭》一部八冊（鄭之悤著）。9.《金佗粹編》一部十二冊（岳柯編，案：當是“岳珂”之誤）。10.《金佗續編》一部十二冊。11•《前漢後漢記》一部二十八冊。12.《戰國策》一部八冊。13•《魏莊渠遺書》一部十冊。14.《古今名喻》六冊（殘缺，朝鮮刻本）。15.《聖武颱言》一部四冊（清代刻本，張容端著）。16.《類經附圖翼說》一部二十冊（張景宏著）。17.《周易本義》一部四冊。18.《孝順事實》一部五冊。19•《麗句集》一部六冊（許之吉著）。20.《古今萬姓統譜》十三冊（凌迪知著）。21.《山帶閣集》六冊（朱日藩著）。22.《埤雅》六冊（陸佃著）。23.《韋蘇州集》四冊（韋應物著）。24.《劉文成公全集》四冊（鐘惺編，案：“鐘”當是“鍾”之誤）。25.《春秋國華》十二冊（嚴訥著）。26.《金佗粹編》六冊（岳珂編，有抄配本）。27.《金佗續編》六冊（岳珂編，有抄配本）。28.《蘇長公合作》八冊（蘇東坡著）。29.《李滄溟先生集》八冊（李攀龍著30.《羅鄂州先生小集》四冊（羅願著）。31.《圭峰文集》六冊（羅圭峰著）。32.《簡易堂集》八冊（崔簡易著，朝蛘刻本）。33.《丹淵集》十冊（文與可著）。34.《陶學士集》四冊（張祜著）。35.《四書參》六冊（張汝英著）。36.《兩漢萃寶錄》六冊。37.《周髀算經》一冊。二、國立東北大學手抄本圖書清冊：共計二四一種,一〇二三冊。1.《治平略》三冊。2.《西漢博聞》八冊。3.《夢梁錄》四冊。4.《進退記事》一冊。5.《擲地金聲》二冊。6.《帝鑑直解》二冊。7.《靈石縣志》四冊（侯榮圭著）。8•《千金方》二十二冊。9.《夷事脅》七冊。10.《永城縣志》二冊。11.《北曲拾遺》二冊。12.《鐵華盆金石錄》一冊（吳清卿著）。13.《耶律文臣西遊錄注》一册。14.《南宫小集》一冊。15.《南燼紀聞錄》二冊（宋辛棄疾著）。丨6.《秦前世系譜》六冊（邊有蟲蛀）。17.《陶情百友譜》三冊(王澤博）。18.《日下舊聞》六冊。19.《龜巢集》二十冊（元昆陵著）。20.《此山詩集》二冊。21.《硃批上諭目錄》十八冊。22.《一鶴稿存》一冊。23.《湘綺樓未刻稿》一冊。24.《玉山名勝集》六冊。25•《山陰胡氏族譜》二27.《嵩山文集》六冊（第一本上邊損）。28.《秋錦山房外集》一冊。29.《【耳吾】真篇》二冊。30.《文泉子集》二冊（贰部每部壹冊）。31.《亭林詩集》二冊。32.《毛詩故訓傳》一冊。33.《建康集》二
  • 冊。34.《圏繪寶鑑》四冊。35•《消暑錄》六冊。36.《三蘇論策選粹》八冊。37.《痘科全鏡》四冊。38.《城東雜錄》一冊（厲鶚太鴻）。39.《畫墁集》一冊（宋張舜民）。40.《高士傳贊》一冊。41.《小學庵遺稿》一冊。42.《撫豫宣化錄》二冊。43•《易經徵實解》一冊。44.《易象授蒙》一冊。45.《嶺南樹人錄》一冊。46•《推步術札記》三冊。47.《四庫全書存目》四冊。48.《韓文公》二册。49•《寶真齋法書贊》四冊。50.《小瑯環仙館札記》二冊(東里散人）。51•《陶情樂府》三冊。52■《衡山人》一冊（曰文）。53.《春秋分紀》二十六冊。54•《鈔宋集韻》五冊。55.《石室秘錄》六册。56.《草書備考》四冊（秦彬衷著）。5*7•《京口耆舊傳》三冊。58■《道園遺稿》三冊。59_《尚書大傳》三冊。60.《萬卷堂書目》四冊。61•《夏雨軒雜文》三冊。62.《袖中新本》四冊（捷符著）。63•《妙法蓮花經》七冊。64.《白圭志》四冊。65•《歷代建元考》四冊。66.《太祖實錄》三冊。67.《小兒药症直訣》三冊（劉跋）。68•《送錄刑部驳案》三冊。69.《七經孟子玫文》三十二冊。70•《硯林雜志》二冊。71.《藝風藏書記》二冊。72•《小乘律》二冊。73.《雜錄彙存》二冊。74.《鬲津草堂唐詩鈔》二冊。75.《筠溪牧潛集》二冊(釋圓至）。76.《鎮江府志》二冊。77.《赋彙》二冊。78.《萬年曆理數歌》二冊。79.《中朝近政錄要》二冊。80.《春秋胡傳》二冊。81.《研北雜志》一冊。82.《【人頻】伽詞》一冊。83.《雜件彙抄》一冊。84•《辛未還鄉集》一冊（王度少著）。85.《華梵字譜》一冊。86.《病逸漫記》一冊（陸錢著）。87.《說文所栽古文》一冊。88•《易大贊》一冊。89.《南宋四家詩選》一冊。90.《天后顯聖錄》一册。91.《廣東軍務記》一冊。92•《藏一話腴外編》一冊（陳鬱著，庫抄）。93•《青陽先生文集》一冊。94.《雙城堡屯田紀略》一冊（卷十五、十六）。95.《心泉學詩稿》二冊。96.《澳門記略》二冊。97.《吹劍錄》二冊。98.《王氏談錄》一冊（王欽臣著）。99•《謝幼槃文集》二冊。100•《李街公望江南》二冊。101•《頤堂先生文集》二冊。102.《選擇宗鏡》二冊。103.《簡平子集》二冊。104.《魏鄭公諌錄》二冊。105•《秘魯國志略》一冊（張溥著）。106.《人嶽萃編》一冊（殘）。107.《春秋劄記》一冊。108•《奇H遁甲要略》一冊。109.《御覽引說文》一冊。110.《修真演義》一冊。111.《張提督墓誌》一册。II2.《穆參軍集》一冊。II3.《漢封泥玫略》一冊。114.《寓圃雜記》一冊（王錡著）。115.《新警察學》一冊。116.《續原始》二冊（童煜著）。117•《煙霞錄》二冊。118.《海國聞見錄》二冊。119.《浴泉詩話》一冊（於春霑著）。120.《支遁文集》一冊。121.《水雲集》一冊（譚處瑞著）。122.《韓康志》一冊。123.《雲錦治生策》二冊。124.《唐句分韻》二冊（毛奇齡著）。125.《曲赋》二冊。126.《桐城文集》二
  • 冊。127.《北斕文集》一冊（張自明著）。128.《曲譜》一冊。129•《内府秘傳試驗產後奇方》一冊。130.《袁中郎尺牘》一冊。131.《採騣得珠》一冊。132.《剌字條款》一冊。133•《吳船錄》一冊（帥蜀時著）。134•《開天宫詞》一冊。135•《宋史記》一冊。136.《牧庵集》一冊（姚燧著，殘）。137.《歷代名人年譜大成》二十六冊（殘）。138•《唐書》十冊（殘）。139•《寓簡》一冊(沈作喆著，殘）。140.《禮疑類輯》十五冊。141.《燃藜別集》十七冊。142.《燃藜記述》七冊（一至七冊，殘缺八至四十冊）。143.《燃藜述續》六冊。144.《蘇門六君子文粹》一冊。丨45.《張陽和文》一冊。146.《古籌算考釋》六冊（宣玉初著）.147.《鐵網珊瑚》二十冊。148.《古周禮》六冊。149.《七表脈方》二冊。150•《富滿州》三冊（徐友縈著）。151.《續詩徵目》二冊。152•《投筆集》一冊（錢謙益著）。153.《綸閣延暉集》一冊（綠蘿書屋發行）。丨54•《墨史》一冊。155.《白田風雅初編》六冊。156•《奇器圏說》四冊（王徵著）。I57.《漫叟文集》四冊。158.《隨辑奇門要略》四冊。159•《寅林》三冊。160•《周史》三十三冊（共二七九卷，缺四十三、四十六卷）。丨61•《欽定選擇曆書》十冊。162•《意林》五冊（栽叔倫）。163.《竹西詩集》一冊。164•《駢文》四冊（手抄古文，缺）。165.《漢魏六朝別解》十冊。166•《遁甲奇H符應經》四冊。167.《周孔凝粹》六冊（安越堂發行）。168.《御選金詩姓名爵里》一冊。169.《御選宋詩姓名爵里》二冊。丨70.《南雷文定》四冊。丨71•《松陵詩徵附錄》六冊。172•《大唐開元禮》三十六冊。173.《活人一術》四冊（吳釗森著）。174.《駱丞集》四冊。175.《中州人物志》八冊（睦【木絜】著）176.《沈氏玄空學》五冊。177_《欽定新書》十冊（丁鏞著）。178.《有正味齋尺牘》二冊（吳錫祺著）。179•《郡國利病書》五十冊（亭林山人，殘）。180.《滄溟文集》六冊（李攀龍著，殘）。181.《中國文學講義草稿》二冊（馬敘倫著）。182.《清文集腋分類》一冊（滿漢合抄）。183.《曲譜》十冊。184.《桂花筆耕》二冊（崔致遠著）。185.《米庵墨談》三册（【竹（上）條（下）】崎弼著）。186.《滹南遺老集》六冊（王若虚著）。丨87.《陵陽集》六冊（牟巇著）。丨88•《汲绠齋文鈔》一冊。189.《清代名人尺牘小傳》二冊。190.《皇甫司農集》一冊。200.《一切經論》二冊（釋静泰著）。201•《全遼志》六冊。202.《治平勝算全書》二十冊（年羹堯著）。203•《經略復國要編》六冊（李榮春著）。204.《山陽草堂詩文集》四冊（周左李著）。205•《傳是樓書目》六冊。206.《古文百選》二冊。207.《大小壬秘本》四冊（劉青田著）。208.《畢法正文》一冊。209.《古傳》一冊。210_《續傳》一冊。211.《補陁迦山傳》一冊。212•《中興小歷抄本》五冊。213.《閣帖釋文》四冊。214.《江皋小築集》四冊。215.《醉經閣詩料》四册0
  • 216•《說文引經考》一冊（程琰著）。2丨7.《痘疹症宗》四冊。2丨8•《宋文文山詩史》一冊（文天祥著）。219•《採異錄》四冊（胡源祚著）。220•《千頃堂書目》十四冊。22丨.《湛然居士集》二冊。222.《兩粵新書》二册（方以智著）。223.《桂林田海記》二冊（雷亮功著）。224.《殷頑錄》六冊。225.《歷代名人年譜大成》八冊。226•《知止齋筆記》二冊。227.《妙法蓮華經》七冊。228.《東軒詩稿》三冊。229•《孔氏家語》四冊。230•《寶善齋課稿》十冊（平山主人著）。231•《過庭錄》四冊。232.《潁州奏稿》四冊。233.《才調集》二冊。234.《廣傳》二冊。235.《生春草堂赋》一冊。236•《鬼谷子》一冊。237.《僑吳集》四冊3238.《牧庵集》九冊（缺一本）。239.《應試排律選》二冊（缺一本）。240.《覺羅吉慶傳等五函》五十冊（缺三函）。241.《仇池筆記》一冊（蘇軾著，明抄本）。復據師大校史記載六十二年度（1973-1974),移送國立中央圖書館前東北大學寄存日文書籍8759冊J此時館長為王振鵠（1924-)敎授，任職期間:民國四十五年至六十五年（1956-1976)，此係第二批移轉中央圖書館典藏的正式紀錄,只可惜尙未見著原始的移交淸冊，尙待進一步追蹤探究。以上數量不少的東北大學明版及抄本圖書，今已歸國家圖書館典藏，不確定該館是否註記此批圖書來源’因此詳錄於此,以備日後稽考。《國立東北大學寄存線裝圖書分類目錄（校訂本）》（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則將二萬餘冊之東北大學寄存線裝圖書，以“A:經部”、“B:史部”、“C:子部”、“D:集部”、“E:叢書”分類著錄，尙便檢索查閱。而根據民國七十七年(1988)年一月，原“典藏組”(今“典閱組”)藏書分類統計表說明，東北大學寄存舊藏古籍善本，計有:經部1625冊，史部4286冊,子部2573冊，集部3390冊,叢書1888冊，總數為13762冊。又依總館93年8月盤點，總館收藏東北大學寄存圖書計4879冊，不包括歷史系圖於93年12月1日，移交總館典藏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帙至第十二帙,計64冊。依總館淸點之4879冊、歷史系移交之64冊，以及國文系典藏之8731冊（遺失26冊，實藏8705冊），總計原冊數為13674,今存13648冊，與登錄之13762冊，顯然不符。此外，筆者復依據93年(2004)9月22日，總館典閱組呂春嬌主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東北大學寄存圖書藏書概況〉統計，謂該批圖書多所異動，其經過如下：(一）民國39年7月18日移交明本手抄本等計1023冊（按：此數目應為手抄本之冊數，233種；明版有342冊，37種）予當時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處中圖組，由主任顧華先生接收、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主任潘成義移交，教育部代表孫愛裳先生監交。
  • (二）民國44年4月本校出版“國立東北大學寄存線裝書分類目錄”。依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古書分類法，增加一綱，分為經、史、子、集、叢五綱，每綱之下參照杜威十進分類法分類。(三）民國60年4月移交8731冊東北大學寄存圖書予國文系，並編印“國立東北大學寄存師大國文系線裝圈書分類目錄”一冊。（按：此移交時間可能有誤，因國文系圖所編“東北大學寄存圖書目錄”之時間，係在民國五十五年十月，確切移交時間應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年之間。另據國文系前主任陳麗桂教授謂：總館所移交本系之東北大學圖書，破爛污損頗為嚴重，彼時擔任系圖助教，因獲得學校撥款,得請專業廠商重新裝旅，於民國六十一年全面完成。）(四）民國62年9月將東北大學平裝書8759冊（原寄存平裝書8959冊，遺失200冊）移交中央圖書館。（根據民國77年1月典藏組藏書分類统計表說明）（按:依前文校史所栽，此批平裝圖書應為日文書籍。）(五）民國73年8月國文學系圖書室清點原東北大學寄存善本書8731冊後，遺失43部，餘844部,8688冊。（按：此數量疑有誤，因據目前國文系圖的登錄資料：原8731冊，歷年遗失26冊，實存8705册。）(六）民國93年9月國文系表達欲歸還總館之意願，目前正積極評估中。（按：已於97年度全數歸還總館統收典藏。）其中,8731冊移撥國文學系圖書室寄存，以下考查概述原典藏狀況。民國五十五年（1966)十月，國文系圖編有《東北大學寄存、師大國文系線裝圖書目錄》，總計8731冊，分類依總館所訂規制。後經淸點記錄,歷年遺失26冊，實存8705冊;經部共計132部983冊，史部共185部2090冊，子部共171部1405冊，集部共280部2468冊，叢書共83部1784冊。《東北大學寄存圖書目錄》因係手寫，且未經仔細核對，難免有訛誤之處，今已逐一比對，並請系圖管理助敎石建熙，將所有系圖東北大學寄存特藏古籍，建立電子檔目錄表，已提供總館典閱組建構完成機讀OPAC系統，以利檢索,今已全數統歸總館典藏。《國立東北大學寄存師大國文系圖線裝書目》,可在《臺灣公藏善本書目》中找到者有以下諸書：《授經圖》、《四書辑釋大成》、«論語類考》、《通志》、《評鑑闡要》、«鄂國金佗粹編》、《草莽私乘》、《青浦縣志》、《水經註釋》、《洪北江先生年譜》、《疑年錄》、《續疑年錄》、《學林》、《淵鑑類函》、《永嘉先生八面鋒》、《容齋隨筆》、《容齋隨筆續筆》、《群書治要》、《訂譌雜錄》、《墨緣彙觀》、《黃庭經註解（丹青霞二元君秘本）》、《老子翼》、《會稽三赋》、《耕煙（烟）詞》、《楚辭》、《李翰林集》、《黃御史集》、《竇氏聯珠集》、《李長吉詩集》、《孫可之文集》、《宋學士全集》、《倚松老人詩集》、《坡門酬唱》、《集玉山房藁》、《林登
  • 州集》、《傅光禄集》、《笠澤叢書》、《荒政叢書》。以下列表說明《國立東北大學寄存師大國文系圖線裝書目》分類號、書名、版本及出版日期，並與《臺灣公藏善本書目》相互對照，提供參考：類號書名版本及時間著錄軎灣公藏善本版本著錄A020授經圖淸初刊◎二十五卷,明萬曆二年原刊本c◎二十卷，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A600四書輯釋大成壬午夏曰本文化九年，覆刊元至正間日新書堂本。A620論語類考嘉慶乙卯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B020通志乾隆己已◎元至正二年福州路儒學刻本。◎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庫薈要本。B020評鑑鬧要乾隆卅六年正月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B070鄂國金佗粹編光緖九年◎元至正二十三年西湖書院刊本C◎明嘉靖二十一年洪富刊本影宋鈔本=B080草莽私乘光緖己丑◎鈔本。B320靑浦縣志光緒乙卯年◎明萬曆刊本。B330水經註釋乾隆甲寅年◎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淸仁和趙氏小山常刊本。B620洪北江先生年譜光緖丁丑◎鈔本。◎淸稿本，歷代名人年譜大成之一。B620疑年錄同治元年六月◎淸汪彥份手鈔淸稿本。◎淸嘉慶十七年海鹽吳氏刊本。B620續疑年錄嘉慶十七年◎見疑年錄。C020學林嘉慶己巳孟夏◎舊鈔本。◎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C030淵鑑類函民國二十一年七月◎淸康熙四十九年奉敕撰。C030永嘉先生八面鋒嘉慶癸酉仲冬◎見(四）C100容齋隨筆、續筆崇禎三年◎宋刊元大德九年修補本。◎明弘治十一年李翰刊本。◎明嘉靖間刊本。◎明崇賴馬元調刊本。◎曰本鈔本。◎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C100群書治要天明五年◎曰本天明七年刊本。◎傳鈔本。◎曰本刊本。C100訂譌雜錄嘉慶癸酉◎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C700墨緣彙觀光緖庚子春◎淸松泉老人撰舊鈔本。◎朝鮮安岐纂陳伯恭鈔本。C820黃庭經註解◎二卷附五臓六腑圖說一卷，唐白履忠註，明刊本。C820老子翼光緖二十一年◎明萬曆間原刊本。◎明萬曆王元貞金陵校刊本。◎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D070會稽三賦嘉慶壬申七月◎三卷，宋王十朋撰，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卷,宋王十朋撰，明南運吉注、尹壇補注，明刊本。◎一卷，宋王十朋撰，明運吉校注，明嘉靖三年刊本。D080耕煙(烟)詞民國十一年雙十節◎精鈔本。D100楚辭光緖二十六年◎十卷，漢劉向輯、王逸注，明萬曆。◎十七卷，漢王逸注,明覆宋刊本。◎八卷，宋朱熹註，明刊白口八行本。◎八卷，漢劉向編，明萬曆。◎二卷，漢劉向編，明萬曆。D300李翰林集光緖卅二年◎明出葉刊白口十行二十字本。D300黃御史集光緖十年◎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淸孔氏嶽雪樓鈔本。D300寅氏聯珠集(印刷不明）◎五卷，唐褚藏言輯，淸文淵閣四庫叢書本。◎—卷1唐褚藏言編,明鈔本，明汲古閣刊本，唐人四集之一。D300李長吉詩集(印刷不明）◎四卷、外集一卷，唐李賀撰，明崇禎王氏原刊本陶李合刊之一。◎明徐渭等批註，明萬曆四十一年刊本,.，◎民國常熟周氏鴿峰草堂影寫明弘治本。◎一卷，唐李賀撰，明天啓刊本，唐中晚名家詩集之一D300孫可之文集光緖丙申◎明正德十二年王鏊刊本。◎明崇禎十六年黃燁然刊本。D400宋學士全集康熙四十八年◎三十三卷，明宋濂撰，明嘉靖三十年浦江知縣韓叔陽刊本,，◎三十六卷，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CD400倚松老人詩集宣統庚戌◎舊鈔本，宋人小集之一C◎舊鈔本，兩宋各賢小集之一。◎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D400坡門酬唱宣統二年◎宋邵熙元年豫章刊本影鈔本。◎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D600集玉山房藁嘉慶九年重版◎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D600林登州集康熙丙戌皋月◎明隆慶刊本。D700傅光祿集光緖癸巳◎明崇禎太倉張氏原刊本。E000笠澤叢書甲申年冬十一月◎舊鈔本。◎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E100荒政叢書淸•兪森傳◎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目前，師大總館所收藏東北大學寄存圖書、贈藏及館購珍貴古籍，均安置於八樓古籍善本書室，採閉架式管理,設有恆溫恆濕設備，妥善保存;並不定期外包做燻蒸消毒工作，裱褙、修補亦由專人不定期實施。借閱人每次可借一種;且限印該書總面數三分之一以内’機讀編目建檔已全面完成,檢索借閱均甚便利。東北大學寄存圖書中，因地理與政治因素，偶有日、韓的古籍版本典藏，如韓國學者樸現圭編著《臺灣公藏韓國古書籍聯合書目》■即著錄有總館及國文■詳參樸現圭編著:《臺灣公藏韓國古書籍聯合書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年一月初版），“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善本書目中韓國古書籍”，頁359-360。
  • 系圖的典藏二種，其詳目如下：杜律分韻五卷。朝鮮考文館■受命編。朝鮮正祖二十二年（清嘉慶三年；一七九八）整理字本。卷一至卷三凡三卷鈔配，二冊。【P22(A940/12/1-15);題朝鮮生生活字本】同書見臺中圖藏09576-77本。印章：“東北大學寄存圖書/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圖編目/A940/12/1-2/15”青長3案：臺師大將是書與《陸律分韻》（P22本）合為一種。《陸律分韻》三十九卷。朝鮮考文館受命編。朝鮮正祖二十二年（清嘉慶三年；一七九八）整理字本。十三冊。【P22(A940/12/1-15);題朝鮮生生活字本】。四周雙欄，半郭20.2X15.0公分，本文十行大十八字，注小文雙行。版心：白口，上黑魚尾。題：“大目/陸律分韻卷幾/(葉）幾”封面：“内閣新編/陸律分韻/戊午活印”。書末：書末栽編辑杜、陸分韻事及鑄字事實。印章：“東北大學寄存圖書/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圖編目/A940/12/3-15/15”青長。案：臺師大將是書與《杜律分韻》（P22本）合為一種。除以上兩種外,又著錄有：朝鮮史十七卷。朝鮮金瞭中編。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仁光印刷所排印本。十七冊。【普P49(060/l/17)題日本昭和十一年芝山書室刊本】。同書見臺中圖臺北藏普P85(A732.11/8065登39038-53)本、臺臺大藏普（P140總圖9(529)K62;登336623-39)本。印章金瞟中寄贈”青橢、“東北大學寄存圖書/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書編目/B060/1/1/17”。■據此可知，東北大學寄存圖書中’因地理與政治因素，典藏有日、韓的古籍版本，本是意料中事，而就現藏目錄核校，數量應逾十本以上。綜合上述，可知敎育部撥交原東北大學寄存圖書約計二萬二千冊，中文線裝書約13000多冊，日文書近9000冊;線裝書中部分明刊本、抄本轉交中央圖書館保管。■有關東北大學寄存特藏圖書線裝古籍，其中善本與普通本線裝圖書,可透過總館典閱組編訂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錄》，以及校訂本《國立東北大學寄存線裝圖書分類目錄》與國文系系編訂之«東北大學寄存圖書目錄》，相互比較檢核,瞭解分別典藏的現況。■師大善本書目著錄作:“朝鮮搞文院編。”又師大合為一種,著錄為十五冊。■詳參樸現圭編著:《臺灣公藏韓國古書籍聯合書目》，“十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中韓國古書籍”，頁361。按:此書係東北大學寄存圖書之一部,今典藏於國文系圖。■詳參王振鵠:《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頁34。
  • (三）《宋版孟子》版本考述根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民國六十年六月初版），包括歷年搜集及東北大學寄存舊藏之善本，其中有宋本一部，於頁2“經部•四書類”中，著錄《孟子》，存，十四卷，十一冊。〔宋〕朱熹集註,宋刊八行十六字本，全十四卷,缺卷二至卷四。”於此以“宋本”視之。然則，復據本校前身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於中華民國四十四年（1955)四月編印之《國立東北大學寄存線裝圖書分類目錄（校訂本）》所著錄類號：“A630-1-1/5-14%書名:《宋版孟子》（缺）”。卷數：“11”。編著者：“朱熹集註”。出版年宋”。冊數備註明覆宋本”。則以“明覆宋本”視之,此本恐非眞正之宋刊原版;兩者著錄如此不同，必須辨正考明。《宋版孟子》今存於總館八樓“東北大學寄存圖書”古籍善本書庫，保存現況良好。一函十一冊，師大前身“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編目”編號:“A630.1.1-11”，原十四冊，今存十一冊，二、三、四冊缺。全書長27.5公分，寬16.5公分;天頭寬6公分,地腳寬3公分，内版實長為18.5公分;版心寬3公分,魚尾0.8公分,内版實寬為13.5公分。每頁八行，一行十六大字;註釋小字兩行，每行亦十六字。以下為各卷次典藏印記,依序記錄提供後續考査：1.扉頁:陰陽合珠正方篆印“臣”（陽文）、“栻之”（陰文）。圓形陽文篆印“仁山”。正方陰文篆印“朱元臺印”，正方陽文篆印“律卿”。正方陰文篆印“朱元炅印”，正方陽文篆印“炯齋”。正方陽文篆印“眞賞”。其中，除“朱元炅”(1812-1862)有“綠萍仙館藏書”萬卷，可考知外，餘無所悉。據虞坤林（1951-)〈海寧藏書家之傳承及其姻親關係初探〉謂：黃灣馬氏，其先祖汴人。南宋靖康間移家於臨安，繼遷海昌。以煮鹽致富，遂為海寧望族，到始遷祖第四代孫馬端時，享譽於海濱。馬端字信卿，因讀書補宣教郎，後人遂以“馬宣教”名之。築樓“見山”，聚書萬卷，享譽江南。至其十四代孫馬綸時，娶海甯花園朱氏朱揚夫妹為妻，以綸無後，即將内侄朱應復繼為子嗣，並移名芳。花園朱氏本是海昌有書香傳承的大家族，後來清代的藏書家朱至、朱元炅、朱昌燕等均系其族後裔。從馬芳算起到第五代孫時又出了一位藏書家，他就是馬思贊的父親馬麟翔。據宗譜所載，他是一位“博收古今書籍，上自經史，下收百家，以至裨編野乘、方技術數之學無不搜討講貫”的收藏家。麟翔字次貞號道微,有子三，長廷贊，次思贊,三為翼贊。思贊、翼贊均喜收藏,尤其思贊是清初藏書大家，有樓“道古”，為清初名樓。他的妻子查惜淑英,頗有文才，其兄就是清初大詩人查慎行。其中可知者,朱至（字履伯）為乾隆嘉慶時人，多藏異書及金石文獻，有藏書處
  • “庚庚石室”。朱昌燕（字與九、號苓年,1851-1906)，性嗜蓄書，庋藏甚富，舊鈔泰半有關鄕邦掌故。並與此書之“朱元炅”為淸中葉後之著名藏書家。2.卷一:首頁天頭有葫蘆形陰篆印兩字，待辨。“朱熹集註序說”下有三印：陰文正方篆印，文字待辨；“贊亭”正方陽文篆印；“旌節名門”正方陽文篆印。卷末有“雲展珍藏圖記”正方陽文篆印。然皆考查不知究係何人？3.卷五:首頁有“兆熊私印”正方陰文篆印、“茲泉”正方陽文篆印。卷末又有陰陽合珠正方篆印“臣”（陽文）、“栻之”（陰文）。圓形陽文篆印“仁山”。正方陰文篆印“朱元臺印”，正方陽文篆印二字待辨。正方陰文篆印“朱元炅印”,正方陽文篆印“炯齋”。卷六、卷七、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俱同此。4.卷八:首頁篆印同前卷一，卷末篆印同卷五。由以上典藏印記，目前雖只可略微考査“朱元炅”一人而已，可知此書係經淸中葉後之朱氏所藏;至於其他鈐記典藏篆印諸人,雖然暫時無法考査得知究竟，但從典藏印記之款式與墨色觀之，殆屬同一時期先後之人;再由此書紙張審度之,也有一定年代,應非宋版,極可能是明覆刻宋本，為求審愼，但以明覆刊宋本為目前版本之時間上限。四、其他捐贈、館購與撥交古籍善本考述(―)前臺灣省主席陳誠先生捐贈圖書1500冊師大總館第一批線裝善本古籍,應是國民政府前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字辭修,浙江靑田人，1897-I965)，他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前來臺灣養病,後轉任臺灣省主席曁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八月，贈藏本校1500冊圖書，參見《校史》之〈三、大事記〉。筆者詢問總館典閱組有關捐贈書目紀錄,未有所獲，無法明確知悉此批捐贈圖書的眞實狀況,仍待後續探討。(二）館購盧氏所藏線裝古籍4288冊《師大校史》〈三、大事記〉記載:“民國四十二（1953)年四月，臺灣省政府敎育廳撥助師院專款新臺幣八萬五千元,購買盧氏所藏線裝書4288冊。”筆者依據前館長王振鵠敎授所著《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二、與圖書館結緣:師大服務階段（民三十八至六十六年）”■記載得知：“盧氏藏書近三百種、四千■王振鵠:《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二、與圖書館結緣:師大服務階段（民三十八至六十六年）”，頁34-36。
  • (三）館購陳氏藏書1200冊據王振鵠敎授《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記載，此陳氏應係陳繼承(1893-1971)先生。■陳氏任軍界要職，為一藏書家，碑帖收集非常豐富，有一批大宗的私人收藏圖書，多珍貴的明淸版本，將近百餘種、二千冊，欲讓售於師範學院，經由國文系前主任潘重規(石禪，1908-2003)敎授介紹,得以價購典藏於總館。至於此批圖書的書目登錄，亦付闕如;但筆者借閱典閱組略顯殘破的首本財產登錄簿（民國四十五年一月至民國四十六年六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登錄簿”，登錄了不少古籍善本價購時間金額、版本冊數等内容，以登錄時間而論，非屬前條盧氏原藏圖書，應係陳氏此批圖書。因目錄内容頗多,筆者已鈔記備存,不贅錄於此。(四）臺灣省教育廳撥交國語推行委員會圖書500餘冊師大總館及國文硏究所圖書室典藏有撥交“趙蔭棠舊藏音韻學文獻”，原係臺灣省敎育廳國語推行委員會圖書，總計500餘冊。少量精善版本今藏於總館，大多數都歸國硏所典藏，均方便提供學者參閱硏究。據王振鵠敎授《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記載:“民國五十年間，國語推行委員會裁撤後，有一批音韻學方面的書移交師院圖書館供備敎學參考，約200種千餘冊,成為師大特藏之一部分。”以上圖書數量，館史與王敎授記載頗有誤差，尙待考證。此批移交圖書，多係趙蔭棠（1893-1970)舊藏音韻學資料，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硏究所斯道文庫助敎授高橋智先生，已分別於平成十四年（2002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二日、五月七日至十三日，親來師大考察鈔錄，完成〈臺灣師範大學所藏趙蔭棠舊藏音韻學資料版本調查報吿〉(第一次所在報吿），®但此記錄書目實為國硏所典藏的部分文獻,實際上並未包括總館典藏部分。筆者從總館典閱組周寶梅小姐處獲得高橋智先生此份目錄資料，特影印裝訂備考,粗計共有115種，244冊,因内容頗多,今存書目可稽，恕不贅錄。冊。”與校史大抵相符。此批圖書登錄資料，筆者據總館財產登錄簿，並無所獲；而此盧氏究係何人，筆者詢問典閱組相關人員，並檢視財產登錄資料及文獻，査此盧氏，遍詢不得其解，至今未詳何人。®按：據“黃埔同學會網”登載陳繼承（1893-1971)，江蘇靖江人，軍校戰術敎官、軍校敎育長。參加過東征和北伐。國民黨陸軍中將，國民黨軍事敎育家。曾任第二十一師師長、第一軍軍長、武漢蒈備司令、軍政部次長、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北平警備總司令、華北‘剿匪’副總司令等職。1950年到台灣。”⑩詳參高橋智:《和漢之辭書•類書之書誌的硏究》，頁57-71。
  • 五、結語辨章考鏡，汲古開新”本文旨在初探師大總館館史、“東北大學”校史與“東北大學寄存圖書”的歷史淵源，以及師大總館、國文系所圖書室的特藏圖書及線裝古籍典藏概況，從事初步的探索瞭解，作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求書汲古,反本開新”的硏究基礎。筆者目前已分就各部進行檢閱校理,並有初步的鈔錄成果,將彙集整理為專冊，冀能逐一出版，提供敎學硏究資佐，發揮古籍文獻可能的觀照作用與學術價値。此外,筆者在總圖獲得典閱組呂春嬌主任、周寶梅組員熱心提供館藏文獻資料參考’解疑獲益頗多。雖然，筆者至今尙未全然明白洞悉館藏的來龍去脈,但目前搜集到有關目錄與館購贈藏古籍的典藏現狀,已經具體而微,知過半矣。再者，筆者檢索發現，國家圖書館建置的“臺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116034筆）網路檢索系統，並未收錄臺灣師大典藏的特藏圖書與線裝古籍資料;同樣的情形，也見於該館的“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此資料庫計收錄了：國家圖書館(49049筆）、故宫博物院圖書館(28678筆）、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所圖書館（15390筆）、臺灣大學圖書館（15205筆）、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8595筆）、東海大學圖書館（4463筆）、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傅斯年圖書館（4335筆）、政治大學圖書館(2146筆），闕漏臺灣師大二萬多筆的古籍以及上百筆的善本圖書，不知因何原故？筆者已建議師大總館應該及時加強聯繫，提供完整目錄電子文檔’匡補闕遺,以建構臺灣地區完整的古籍善本目錄檢索系統。而敎育部原撥交師大東北大學寄存圖書約計二萬二千冊，中文線裝書約13000多冊，日文書近9000冊。線裝書中部分明刊本、抄本，已轉交前“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保管。以典閱組目前統計，本校所藏東北大學寄存圖書、捐贈與館購古籍的數量，總計是：善本古籍刊本共1633冊，加上91年(2002)9月以後集中典藏的“普通線裝書”24247冊,總數合共25880冊。此外,總館尙有一批原日據時代“高等學校”舊藏之日文圖書約10000餘冊,已收入92-94年與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合作完成的“日文古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目前此批圖書只具典藏意義,缺乏硏究成果問世。筆者認為此批古籍圖書的整理硏究，仍是一片値得開發的新生學術園地，故積極且樂於為有志硏閱古籍文獻的學者推介。本文作為踏腳石，筆者愈覺步履堅實，基礎奠定,信心建立，故深自期許，不敢稍有懈怠，來日必能邁向成功之路。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Issue12從《潮州藝文志》看民國時期地方著述目錄編纂的學術背景郝潤華*周曰蓉“民國時期,受當時社會環境和學術潮流的影響，各地掀起捜集鄕邦文獻、編纂地方鄕賢著述目錄的熱潮#由饒鍔所撰、饒宗頤補訂的《潮州藝文志》，仿《溫州經籍志》之例，以目錄的形式通考歷代四部典籍，對自唐代以來的潮人著述進行爬梳與整理，網羅宏富，其完善的編纂體例、精當的考辯按語，更是爲後來地方文獻書目的編纂，尤其是爲潮州地區文獻與文化的硏究提供了參考和借鑒,堪稱“一郡文獻之幟志”②。本文通過對《潮州藝文志》編纂過程及背景的梳理，藉以考察民國時期地方著述目錄的編纂情况,爲進一步把握地方著述目錄的發展軌迹提供有益的參照。《潮州藝文志》的編纂是時代風氣影響的結果，也是民國時期地方著述目錄中的重要著作之一。一、民國時期地方著述目錄概說反映一地著述情况的目錄，起源甚早。在北齊、北周之間,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中的《墳籍志》，專錄一方人士之著作，實開後世方志著錄書目之風氣。地方著述目錄不載於方志而別爲專書的,則始於明代祁承煤的《兩浙著作考》。後.郝潤華:西北大學文學院敎授-..周日蓉: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博士硏究生。①按:地方著述目錄按其呈現形態可分爲兩類:一是方志中的“書目”，二是以專書形態單獨刊行的著述目錄.或稱"著作錄”，或稱“文獻錄或稱“經籍志”=限於篇幅.本文所討論的僅限於以專書形態刊行的地方著述目錄=民國時期編撰的地方著述目錄又多刊載於期刊,雖非單行,但與方志中的書目有著實質的區別,故亦列入討論範疇②饒宗頤《潮州藝文志•自序》，載《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九《潮學（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頁。
  • 又有姜準《東嘉書目考》、曹學佺《蜀中著作記》。發展至淸代,則産生了邢澍《關右經籍考》、管庭芬《海昌藝文志》、吳慶坻《杭州藝文志》等地方著述目錄,其中孫詒讓的《溫州經籍志》更是對後代地方著述目錄的編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民國時期，在其特殊的社會背景、學術環境和傳播條件下，地方著述目錄的編纂十分興盛。據筆者粗略統計,從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完成的地方著述目錄即有53種之多。不僅數量衆多,還表現出一些特點，就筆者所捜集掌握的資料來看，主要有以下幾點：1.成果遍及全國各地,尤以東南沿海的浙江、江蘇、廣東等地爲多，西南地區的廣西、貴州、雲南以及西北地區的甘肅等地也有了迅速發展。這反映了民國時期沿襲淸代中期以來注重邊疆史地之學的傳統，更體現出當時邊防意識、地方意識的覺醒。2.書目的分類、編排次序及體例受到西方目錄學的影響。分類方面，除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外,有的書目分類則受到西方近代圖書分類方法的影響。如《廣西省述作目錄》“依杜威十進分類法爲標準，惟細目及排列次序，因材料豐嗇不一，不得不別爲厘定”③，全目分爲總類（目錄、經部、雜述、叢書、團體刊物）、哲學（哲學、陰陽五行雜占、倫理修身、儒家及雜家）、宗敎、社會科學（社會學、政治經濟、法律、軍事學、敎育、農工商業及交通）、語文學(字與字書、說文訓詁及韵書、國語方言)、自然科學(概說、天算、理化、博物）、應用技術(醫學及衛生、雜藝）、藝術(書畫、音樂、雜品）、文學（叢錄及詩文評、合集、詩歌、詞、文、小說、戲劇）、地史（歷史、地理、廣西省志、廣西郡邑志）。編排次序方面，除以著者時代先後爲次外，其他的如丁祖蔭《常熟藝文志》以著者姓名按韵排列,孔祥霖《曲阜淸儒著述記》按著者輩次爲先後排列,金大本《津人著述存目》上卷依書名筆劃排列（書名目錄）、下卷則依撰人姓氏排列(著者目錄），陳然《無錫縣立圖書館地方著述目錄》則以姓氏排列幷採用王雲五四角號碼檢字法等等。這種轉變，應是受到當時學界流行編制索引及檢字方法影響的結果。3.類型的多樣化。這一時期的地方著述目錄，據其編纂材料的内容及來源，大體可以分爲三大類:據專藏一方著述者，私家書目如金嗣獻《鴻遠樓所藏台州書目》、項士元《寒石草堂所藏台州書目》、孫延糾《瑞安孫氏玉海樓藏溫州鄕先哲遺書目錄》、胡宗楙《夢選樓所藏金華書目》等;公立圖書館館藏書目則有王頌文《昆山圖書③廣西統計局編《廣西省述作書目編例》.1934年鉛印本,第1頁。
  • 館先哲遺書目錄》、金雲銘《福建協和大學陳氏書庫福建人集部著述解題》、劉書勛《無錫縣立圖書館鄕賢部書目》等。從《四庫總目》抄出本省或本地區鄕賢著述者，如盧靖輯有《四庫湖北先正遺書提要》、吳保障輯有《四庫著錄安徽先哲書目》、冷衷輯有《四庫著錄河北先哲遺書輯目》、毛春翔輯有《四庫著錄浙江先哲遺書目》、胡思敬輯有《四庫著錄江西先哲遺書鈔目》、陳監先輯有《四庫著錄山西先正遺書輯目》等。抄出本地區鄕賢著述而編爲一目的，如《四明經籍提要•甲集》④，收錄《四庫總目》中著錄的寧波鄕賢遺著。據所見所知而存佚兼收者，有捜集一地特定人群之著述的，如冼玉淸的《廣東女子藝文考》收錄粵籍女子所撰書籍一百零六種，凡百家;有搜集一地一時之著述的，如方樹梅《明淸滇人著述書目》專門收錄明淸兩代雲南人的著述，其他的還有孔祥霖《曲阜淸儒著述記》、張惟驥《淸代毗陵書目》、徐世昌《大淸畿輔書征》以及蒙啓鵬《廣西近代經籍志》等;有捜集一地古今著述的,如項元勛《台州經籍志》、姚光《金山藝文志》、胡宗楙《金華經籍志》、張壽鏞《四明經籍志》、陳謐《瑞安經籍目》、包樹棠《汀州藝文志》、陸惟鎏《平湖經籍志》、楊晨《台州藝文略》、金毓黻《遼海書征》、張維《隴右著作錄》、郭漢儒《隴右文獻錄》、王烜《甘肅文獻錄》以及陳衍《福建藝文志》等。饒鍔所撰、饒宗頤補訂的《潮州藝文志》亦屬此類，全面著錄古代(包括民國時期)潮州地方鄕賢著述。第三類書目與上文所述的兩類書目的不同之處在於:前兩類書目多據所藏或見存鄕賢著述編纂而成，所收錄都是現存之書;而這一類書目除著錄現存之書外，幷於未見或已佚之書，也能援引文獻,或略記作者、卷數，或詳考撰人及内容，且均注明著錄依據和出處,標明存佚。編纂體例上,此類目錄深受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朱彝尊《經義考》和孫詒讓《溫州經籍志》的影響，但又多有完善。如《金華經籍志》、《潮州藝文志》等，在《溫州經籍志》的基礎上,創立“存疑”一編，專門著錄疑而難決、有待詳考之書。民國時期之所以興起編纂地方著述目錄的高潮，與當時的社會文化及學術背景不無關聯。二、内憂外患的社會背景與文人學者的地域情懷家鄕觀念與地方情懷自古以來便是中國人的普遍心理，古人注重搜集鄕賢著述並編纂地方著述目錄，即是這種觀念與情懷的鮮明體現。梁啓超總結淸代④《四明經籍提要》原擬分甲乙丙三集，甲集爲《四庫全書》著錄者，乙集爲郡縣藝文經籍志所錄、《四庫》未收而其書尙存者，丙集爲不見著錄而其書尙存者。惟甲集成後因編II人病歿而吿停。故系於該類。
  • 學者治學多從鄕賢著述入手，其原因就在於:蓋以中國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點，其受之於遺傳及環境者蓋深且遠，而愛鄉土之觀念，實亦人群團结進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鄉邦先輩之人格及其學藝，其鼓舞濬發，往往視逖遠者爲更有力。地方的學風之養成，實學界一堅實之基礎。⑤淸末民國時期,政府腐敗無能，列強肆意入侵，面對内憂外患的社會環境，人們的家鄕觀念與地方情懷亦變得強烈起來，此時，被視爲“民族精神之所寄”的鄕賢著述更是爲世人所重：愛國不在空言，當先愛鄉；愛鄉不在空言，當先愛鄉先哲；愛鄉先哲不在形迹，而在精神。先哲往矣，其精神何所寄？惟傳述其著作文字而已。⑥於是時人對鄕賢著述的搜集往往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如項士元之於台州鄕賢著述、胡宗楙之於金華鄕賢著述、饒鍔之於潮州鄕賢著述等等。另外，藏書業發展至近代，迅速崛起的公共圖書館也開始成爲保存地方文獻的一支重要力量。1916年11月20日，民國政府敎育部下發《諮各省區請通飭各省縣圖書館注意捜集鄕土藝文文》一文，號召各個圖書館除採集中外圖籍外，尤其要注意於本地人士著述的捜集：收藏各書，除中外圖籍外，尤宜注意於本地人士之著述。蓋一地方之山川、形勝、民俗、物產，於鄉土藝文載之恒詳，不第先民言行故迹留遺，足資考證也。查山東濟南圖書館藏書目中，有山東藝文一門，網羅頗富，而他處圖書館留意及此者尚少。亟宜參照濟南圖書館辦法，於本地藝文刊本廣爲搜集，即未出版者，亦宜設法借抄藏庋，以免歷久放佚。收藏既多，使來館閱覽者直接以生其愛螂土之心，即間接以動其愛國家之觀念。於社會教育，裨益實非淺鮮。……⑦於是各地公立圖書館紛紛響應，對於本地先賢著述也能廣爲搜羅。然而，由於近代社會動蕩不安、兵燹不斷,各地鄕賢遺著又多有散佚，甚爲可惜：而地方有司，又復不加搜採，重以政治之變遷，兵火之蹂躪，寖以遺失。⑧爲此，時人一方面鑒於鄕賢著述有利於維繫家鄕觀念和愛國之心,另一方面又⑤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8頁。⑥喩慶恩《太昆先哲遺書序》,民國兪氏世德堂排印本。⑦《敎育部諮各省區請通飭各省縣圖書館注意捜集鄕土藝文文》,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86頁。⑧夏仁沂《金陵藝文志序》,載《國風》（半月刊），1934年第四期
  • 深感於鄕邦文獻的散佚，故而開始著手整理鄕邦文獻、編纂地方著述目錄。素有“海濱鄒魯”、“嶺南名邦”之譽的潮州地區，歷史上產生過許多有名的文人、學者，這些文人、學者又留下不少詩文、學術著作及鄕邦文獻。然而，“郡縣舊志，於先賢簡籍，雖有載述，然多疏漏躊駁,不足以殫考證而資表彰”平生致力於考據之學、“以振故學爲職志，於鄕邦文獻尤爲眷注”⑩的饒鍔，痛感“吾潮九邑前輩遺著之沉霾於荒丘委巷”⑪、“鄕邦文獻之雕殘”⑫，於是網羅散佚冊籍,鈎稽排纂,開始編撰工作。可見，《潮州藝文志》的編纂是順應時代學術潮流的產物。三、《溫州經籍志》的流傳與影響孫詒讓《溫州經籍志》仿淸代朱彝尊《經義考》的體例，每書注明存、佚、闕、未見，輯錄序跋及其他材料，並注明出處,且多附有按語，條理縝密、義例精審，而爲後代學者效仿，如項士元《台州經籍志•例言》云：自孫氏仲容《溫州經籍志》始，吾台與溫，漢時曰東甌、雁蕩、天台，同稱東南靈秀，人文之盛，無可軒輊，因仿孫氏例，作《台州經籍志》o■然而，《溫州經籍志》成書後，並未付梓,流傳有限。民國初年，冒廣生見其蟲蛀嚴重，於是函請省都督民政長撥款刊刻而未果。在被擱置近40年後，直至民國十年（1921),《溫州經籍志》才由浙江圖書館予以刊印，開始廣爲流傳，“從此不脛而走，被推爲近代匯志一郡地方文獻書目之祖”⑭。於是，時人聞風繼起’紛紛仿照其例編纂本地著述目錄，幷成爲一時學術潮流。如胡宗楙《金華經籍志•例言》云：是編志金華一郡之書……宋時金華學派與永嘉並稱，人文之盛有過之蕪弗逮，因仿孫氏《溫州經籍志》例，作《金華經籍志》。■陸惟鑒《平湖經籍志序》云：⑨饒宗頤《潮州藝文志•自序》，第158頁。⑩饒宗頤《天嘯樓集•跋》，載《饒鍔文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58頁。⑪饒鍔《與蔡紉秋書》，載《饒鍔文集》,第62頁。⑫饒宗頤《潮州藝文志•自序》，第158頁。■項士元《台州經籍志•例言》，載賈貴榮、杜澤遜輯《地方經籍志彙編》（第20冊）本,北京圈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⑭潘猛補《溫州經籍志•點校說明》，中華書局2011年版。⑮胡宗楙《金華經籍志•例言》，載賈貴榮、杜澤遜輯《地方經籍志彙編》（第30冊)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550頁。
  • 仿溫、台、金三郡《經籍志》例，作《平湖經籍志》……⑯饒鍔編纂《潮州藝文志》亦是如此，他在得見孫詒讓《溫州經籍志》之後，愛其體例詳審，遂改纂《潮州藝文志》。饒鍔《與蔡紉秋書》云：前年購得孫詒讓《溫州經籍志》，愛其詳博，於是復有編辑九邑藝文志之願。⑰饒宗頤《自序》亦云：(先君）初擬補辑《海陽縣志•藝文略》，嗣以採集益夥，更廣及他邑，後得孫籀廂《溫州經籍志》，愛其體例詳審,遂有《潮州藝文志》作焉。⑱由是可知，饒鋳起初補輯光緒《海陽縣誌•藝文略》，後轉而動議編纂《潮州藝文志》，是在購得《溫州經籍志》之後。據陳賢武《饒鈍庵先生作品系年》考證,饒鍔於1925輯補光緖《海陽縣志•藝文略》’於1928年購得《溫州經籍志》,開始計劃編纂《潮州藝文志》⑲，亦可證。可見，《潮州藝文志》是受到孫詒讓《溫州經籍志》的啓發而編纂，因此《潮州藝文志》的編纂體例，深受《溫州經籍志》的影響。不過，在仿照《溫州經籍志》體例的同時，饒宗頤在體例方面又有所完善。饒宗頤在《潮州藝文志•例言》中云：先君昔爲是書，以體裁全仿《溫州經籍志》，故不別制例言。今爲校補，義例有所更張，苟勿釋其略，將無以示其別，爰槳括全編大旨，發凡於此。⑳可見，饒鍔編纂《潮州藝文志》之初,體例完全仿效《溫州經籍志》。饒宗頤在輯補時，則不拘泥於成例，能根據實際情况，於“義例有所更張”，對《溫州經籍志》的體例因革損益，使之更符合地方文獻書目編纂的需要。饒宗頤訂補《潮州藝文志》，對《溫州經籍志》編纂體例的修訂與完善，主要體現在類目設立、著錄體例等方面：第一,類目設立唯從簡略。《四庫全書總目》自問世以來，就被目錄學家們奉爲圭臬,其分類方法則被視爲不易之準則。《溫州經籍志》的分類即全依《四庫全書總目》之例,至於“《總目》所分子目，其書或溫州著述所無者”，“則依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例，標曰‘某類無’”■，如“史部•目錄類”下分二個細目，其中“金石無”，又如“集⑯陸惟鑒《平湖經籍志•序》，載賈貴榮、杜澤遜輯《地方經籍志彙編》（第26冊）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⑰饒鍔《與蔡紋秋書》，載《饒鍔文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62頁。⑩饒宗頤《潮州藝文志•自序》，第158頁。©詳見陳賢武《饒鈍庵先生作品系年》，載《饒鍔文集》第195—1%頁。又陳氏云《與蔡紉秋書》一文作於1930年,故饒鍔當於“前年”即1928年購得《溫州經籍志》。⑳饒宗頤《潮州藝文志•例言》，第160頁。㉑（淸）孫詒讓著、潘猛補點校《溫州經籍志_叙例》，中華書局20〖1年版,第3頁。
  • 部•詞曲類”下分五個細目，其中“詞選無”、“詞話無”、“詞譜詞韵無”、“南北曲無”等等。孫氏的這一做法雖從鄕賢著述的實際出發，而做出相應調整，但由於深受四庫館臣的影響，不敢妄自批駿，一遵其例,而致有失簡略。饒宗頤設立類目時，則根據潮人著述的實際出發，他認爲：蓋潮人纂述匪多，若强分細目，轉覺繁瑣。且舊籍湮沒，獲睹者不及十一；而審核名義，配隸實難，故從簡略。㉒故《潮州藝文志》的分類，雖大體與《四庫全書總目》一致，但又有所變通，唯從簡要。首先，《潮州藝文志》根據收錄的潮州鄕賢著述的實際設立類目，凡無相關著述的類目，則刊削不題。如與《四庫全書總目》相較，《潮州藝文志》因鄕賢著述中無相關著作，而刪去“經部”中的“樂類”，史部中的“史鈔類”“載記類”，子部中的“譜錄類”等。另外，饒宗頤還根據著作的内容、性質，對類目名稱進行適當地調整與改易。如,於“史部”中刪去“詔令”而保留“奏議”一類，增設“公牘”一類，於“史部•地理類”下設立“郡邑志乘”、“山水古迹”、“邊防海洋”、“地方雜記”四個細類等等。《潮州藝文志》的這些做法，一方面客觀地反映了潮人著述的實際情况，另一方面又避免了類目的設立流於繁瑣，從而更好地體現出分類目錄“類例旣分，學術自明”的特點，有利於人們更好地瞭解和考査潮州地區的學術風貌。第二,甄擇審愼，創“存疑”之例。地方著述目錄的編纂，多援引前人所撰的郡邑志乘、地方藝文等文獻資料，然而這些資料或多成於衆人之手,或因“世俗崇飾文人，恆多假借”®，而多有疏漏之處,如有將他州府縣士人之著作而誤作本邑之文獻者，有撰人未詳而一時難考者，有無名氏之作及傳說爲某某所撰而乏確證者等等。對此，民國時的地方著述目錄，其一般做法是，於錯訛、未詳之處而可考者，多據他書補入;而於一時難考者,則多從闕如。如胡思敬所輯《四庫著錄江西先哲遺書鈔目》，其《敘例》云：《提要》第書“江西人”，或書“豫章人”，或書某郡而未著其縣，今皆據省志藝文略，加案語注明之。藝文略所不詳者，姑從閑如。■而《潮州藝文志》於此則設立“訂訊存疑”兩編。“訂訛編”本之於孫詒讓《溫州經籍志》設“辯證編”之例,訂正舊志等文獻中的錯訛之處。“存疑編”則爲《溫州經籍志》所無，而屬饒宗頤所創,著錄疑而難決、有待詳考之書。■饒宗頤《潮州藝文志•例言》，第160頁。■(淸）孫詒讓著、潘猛補點校《溫州經籍志•叙例》，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頁。■《四庫著錄江西先哲遺書鈔目■序例》，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第三冊）本,第181頁。
  • 儘管原刊登在《嶺南學報》及後來集結重印的《潮州藝文志》，於“訂訛”、“存疑”闕如，但是這兩編的設立，尤其是“存疑”一編“雖屬創例，究亦徵文考獻者所不廢也”■,更是體現了饒氏獨到的學術眼光和審愼的編目態度。第三，完善著錄體例。首先，辨析書名卷帙差异。當遇見所徵引的文獻於“書名卷帙，間有差異”時，孫氏《溫州經籍志》往往將其差异“附注行間，不別爲申證”■,而饒宗頤於此則能“採證群言,略加辨析”■，如《潮州藝文志》卷一“經部•書類”著錄《尙書詮元》云：陳氏衍虞《尚書詮元》陳先達《蓮山詩集.跋》宗頤按：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據《蓮山詩集》著錄是書。標其名曰《尚書元詮》。然陳先達《跋》，原作《尚書詮元》。《縣志》之作《元詮》，非別有考證，蓋爲移謄多誤，茲改正。…■又如卷九“子部•醫家類”著錄《幼幼新書》云：劉氏昉《幼幼新書》四十卷《宋史•藝文志》四(宗頤）又按:《绛雲樓書目》三，《國史經籍志》四，著錄此書，並作五十卷考石長孩序云：“揭陽劉公帥荊湘，曾命編集古今醫書中小兒方劑之說爲一書，總四十卷，目曰《幼幼新書》；既成三十八卷，而疾不起，漕使四明樓公(即琦）命亟迄其事。因合後二卷爲一，復纂歷代所述《求子方論》爲一卷，冠其篇首；閱月而書成。”是此書實爲四十卷。《绛雲樓書目》及《國史經籍志》作五十卷非是。■書名往往概括反映了一部書的内容、體裁和著者，是瞭解圖書性質和所屬學科門類的重要事項;卷帙作爲古代計算書籍起止或大小的單位，往往反映了書籍的完缺分合或版本情况。正確地著錄書名和卷帙,有利於我們瞭解一書的内容性質和流傳情况。因此，較之孫氏的“附注行間，不別爲申證”的做法,饒宗頤“採證群言，略加辨析”之舉，顯然更爲科學合理。其次,調整著錄格式。《溫州經籍志》在著錄時先具撰人和書名，於卷數則別行標題。而饒宗頤《潮州藝文志》則仿《台州經籍志》的做法，連叙卷數於書■饒宗頤《潮州藝文志•例言》，第161頁。■饒宗頤《潮州藝文志•例言》，第161頁。■饒宗頤《潮州藝文志_例言》,第160頁。@《潮州藝文志》，第179頁。®《潮州藝文志》，第358頁。
  • 名下方。究其原因,孫氏於卷帙差异不加考證,別行標題是爲了便於附注;而饒氏則於卷帙差异別爲考證,爲歸簡要，故不遵孫氏之例，從而體現出饒氏能根據編目的實際需要對《溫州經籍志》的著錄體例進行完善的總體思路。再次，對有輯本的佚書’仍以“佚”著錄,並在按語中予以說明。淸代以來輯佚之學興盛，許多早已亡佚的書遂又有輯本傳世。對於這些新出輯本的“存”、“佚”的標注，目錄學家們莫衷一是。孫詒讓《溫州經籍志》則以“存”標注,如卷五“經部•春秋類”著錄戴溪《春秋講義》一書云：存。《四庫全書》本。《經義考》一百九十注曰“佚”。■並摘錄《四庫提要》云：……朱弈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外間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採，尚散見各條經文之下，今謹爲裒辑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所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補之。仍從《宋史》，厘爲四卷。■由此可知，戴溪《春秋講義》已亡佚，《四庫全書》本爲輯本，而非原書之舊，孫氏據此以“存”標注。而饒宗頤對此，則以“佚”標注,並在按語中說明是何輯本，如《潮州藝文志》卷十一“集部•別集類”著錄趙德《昌黎文錄》云：佚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七■並在按語中云：溫丹銘先生曾從《舉正》、《考异》諸書，精心校集，成輯本六卷，還趙書之舊，厥功偉矣。■可見，趙德《昌黎文錄》一書雖亡，而有溫丹銘輯本流傳，但饒宗頤卻仍以“佚”標注。其他的如對翁萬達《稽衍集》等書的標注，亦是如此。衆所周知,輯本雖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原書面貌，然而往往已非原書之舊。爲此，饒氏的這一舉措眞實地反映出一書的流傳情况,旣尊重了歷史，又兼顧了現實，較孫氏的做法更爲允當。同樣，民國時期其他地方著述目錄的編纂，也深受《溫州經籍志》的影響，但與《潮州藝文志》仿《溫州經籍志》之體例而又有完善所不同，如，有些書目對《溫州經籍志》的著錄體例表示出不滿，如包樹棠《汀州藝文志•叙例》云：孫氏之書，遠軌鄱陽，近宗秀水。分類一遵《四庫全書總目》，觀其甄錄，義例實嚴，然竊有議者。孫氏自謂著於錄者，“一千三百餘家，所目見者■(淸）孫詒讓著.潘猛補點校《溫州經籍志》，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07頁。■(淸）孫詒讓著、潘猛補點校《溫州經籍志》，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08頁。■《潮州藝文志》，第411頁。■《潮州藝文志》,第4!4頁。
  • 十一而已”，則其貿然分類，誠不免如鄭樵氏《校讎略》見名而不見書之譏，豈能毫髮無憾哉？……昔人目錄分類，悉為見存之書，如《七略》、《別錄》，故能明學術之源流。若焦竑所為，妄譏前哲，舛誤叢出者，亦蹈前失。茲編就一時代，分以縣別，而以其人年事先後為次，凡屬一人幕著，依四部排比，不立目類，略存體例。■包氏認為已佚、未見之書，不應強行入類，故以著者時代先後為次，不立類目。考察其言論,雖亦不無道理,但需指出的是:無論是按著者時代,還是按著者姓氏筆劃排列,讀者只能根據已知人名或書名査找書籍，在沒有分類或索引的情況下,翻檢頗為不易,而分類目錄更便於人們“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其優勢顯而易見。另外，目錄著作的功用之一即在於“以目錄書著錄之部次，定古書之性質”■，古人編纂目錄多注重分類，有的甚至撰有解題，為此我們可以根據前人的書目、序跋等文獻來考證一書的内容、性質，從而使書籍入類有序，不致混亂。古代分類目錄據前人書目著錄亡書的，如《隋書•經籍志》中的“梁有……，今亡”者，即是參考了阮孝緖《七錄》等前人書目，而著錄唐初已亡佚之書;鄭樵《通志•藝文略》“|己百代之有無”、“廣古今而無遺”，所著錄之書亦多據前人書目，則又非必親自目驗。當然，前人書目、序跋或有舛誤，這就更需要編目者能具有淵博的學識和扎實的治學功力，對這些材料進行飯別、刪汰。饒鍔、饒宗頤父子編纂《潮州藝文志》，不僅能在衆多材料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眞,考訂古書内容及性質，同時能遵《溫州經籍志》之例，而又有所改進’其更趨嚴密的體例，比起《汀州藝文志》等書目來，更足資後來編纂地方著述目錄者所借鑒。三、印刷技術的變革與傳播媒介的發展民國時期地方著述目錄的編纂、流傳，又與當時的印刷技術和出版業有著密切的聯繫。古代典籍得以保存、流傳，刊刻或抄寫是其主要的手段，而傳統的印刷技術，費時費力，且印刷有限,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典籍的傳播。淸末民初，石印和鉛印技術得到迅速發展，一些地方著述目錄借此得以流傳，採用鉛印的如《昆山圖書館先哲遺書目錄》、《無錫縣立圖書館鄕賢部書目》、《台州經籍志》、《淸代毗陵書目》、《廣西近代經籍志》、《廣西省述作書目》等，採用石印的如《曲阜淸儒著述記》、《遼海書征》等。⑭包樹棠編纂、福建省文史硏究館整理《汀州藝文志•叙例》，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7頁。©余嘉錫《目錄學發微》，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0頁。
  • 同時，印刷技術的變革也推動了出版物結構的變化，淸末民國時期，產生了大量的報紙、期刊,其中的一些學術期刊,更是成爲地方著述目錄重要的傳播陣地。如1935年《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一期刊登項士元《寒石草堂所藏台州書目》，並以此希望“各邑藏家聞風繼起，陸續以此類書目郵示”■,在此帶動下，《瑞安孫氏玉海樓藏溫州鄕先哲遺書目錄》、《夢選樓所藏金華書目》、《瑞安經籍目》等書目陸續在該期刊上刊載=饒宗頤於民國二十三（1934)編定《潮州藝文志》十七卷，另《外編》、《訂訛》、《存疑》各一卷，總爲二十卷。輯補後的《潮州藝文志》先後分兩次刊於《嶺南學報》：卷一至卷七刊於1935年第4卷,卷八至卷十三刊於1936年第5、6合卷。據《自序》與《例言》可知，饒宗頤所編定的卷帙爲二十卷，而刊登在《嶺南學報》上的只有十三卷，自經部至集部明人別集止，淸人別集及《外編》、《訂訛》、《存疑》等則闕如。饒宗頤《重印〈潮州藝文志序〉》云：其十四卷以後清人別集及《外編》、《訂訛》剩稿，曩曰董理，未能竣事，均付兵燹，淪於劫灰’思之扼腕。■又云：而《外編》非潮人著述部分，當日未克具稿，尚有待於補錄，然非力之所能及矣。■可知,是時全書基本完成，然亦有待補訂之處而未及全部刊出，因遭兵燹而遺失，不成完帙,終爲憾事。正是在這種特殊的社會背景、學術環境和傳播條件的推動下，民國時期地方著述目錄的編纂得以盛行開來。地方著述目錄是我們瞭解、考察一地一時或歷代著述情况及其學術發展的重要參考，而受到《溫州經籍志》體例影響的饒鍔、饒宗頤父子編纂的《潮州藝文志》，則以其完善的編纂體例、精當的考辯按語成為我們硏究民國時期地方著述目錄以及文化學術背景的一扇窗戶。■《卷首語》，載《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1935年第四卷第一期。■《重印〈潮州藝文志序〉》，載《潮州藝文志》第156頁。■《重印〈潮州藝文志序〉》，載《潮州藝文志》第156頁^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出土简牍所见战国时期的文献编纂：兼与孔子、刘向比较傅荣贤*清儒顾炎武《日知录》卷13《周末风俗》曾经指出，从周贞王二年（前467)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顾炎武广义意义上的“史文”阙佚，也反映在对战国时期文献编纂的“考古”之中。例如，《中国编辑史》①、《中国古籍编撰史》②等著作对先秦文献编纂的研究基本都是围绕春秋末年孔子编纂“六经”而推演成文的，有关战国时期的文献编纂则都因“史文阙轶”而语焉不详。一、出土战国简牍及其在文献编纂研究中的价值迄今出土的战国时期简帛文献约有35起。这其中，又以郭店楚简（简称郭店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简称上博简）的材料最为丰富。郭店简于1993年发现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该墓下葬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共发掘出有字简730枚，约丨.3万字，包括儒道两家典籍近20种。上博简是上海博物馆于1994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计1200多枚，约3.5万字，包括近100种文献,属于战国中晚期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品。我们知道，著述和编纂是人类早期文献生成的重要方式。出土简牍中，尽管不排除可能存在作者原创性的著作，如长台关战国墓出土的“一篇属于儒家记述政治道德的文章，可能是墓主人的著作”③;但总体上，“迄今所见战国到汉*傅荣贤: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教授①姚福申.中国编辑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②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③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46
  • 初简帛古籍,都是传抄本,还没有能证明是原稿本的”④。因此传抄”是出土简牍文献的主要来源。而传抄几乎没有对原稿的忠实移录，基本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稿的面貌,具有明显的“编纂”性质,实际上是一个从原稿本走向通过“编纂”而生成与原稿本并不完全一致的抄本的创造过程3从这一意义上说，出土简牍为我们显示了战国时期文献编纂的具体方式。尤其是，“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现在认为是‘东宫之师’，也就是楚国太子的老师,他应该是当时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因此,郭店出土的竹书，与包山的、马王堆的出土材料不同，而是一个知识水平极高的老师对儒家早期最精的图书的选择……是经过精选的材料,是当时重要的文献”⑤。兹以郭店简为主要对象，结合上博简相关材料，分析战国时期的文献编纂方式。二、出土简牍所见战国时期文献的编纂方式郭店简和上博简通过“编纂”生成不同于原稿本的文献,涉及到多重方式的灵活运用。1.改换文字出土简牍中的改换文字基本上都有意为之，是编纂者根据自己或雇主的需要或理解而刻意改换的。例如,郭店简《老子》甲本开头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为弃作，民复孝慈。”其中的“绝知弃辩”和“绝为弃作”，在通行的王弼本19章和马王堆帛书《老子》63章中均分别为“绝圣弃知”和“绝仁弃义”。可以肯定，郭店简的原文反映了道家与儒家的思想相对融洽，而马王堆帛书本和王弼本则反映了两家思想趋于对立。此外，郭店本和马王堆本《老子》的“长短相形”、“万物作焉而不始”要比王弼本的“长短期较”、“万物作焉而不辞”更贴近原意;王弼本的“用之不足既”、“俨兮其若容”当为郭店本和马王堆本的“用之不可既”、“俨兮其若客”，等等。黄人二认为，郭店《老子》对与儒家学派学说主流相抵触的部分加以改造或删削，对“道”或“道家”有所贬抑，并且其文字带有齐方言特征，因而认为郭店《老子》大部分作品属思孟学派之学者所为，有可能全为邹齐儒者之作或经其改编之作■。④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5⑤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姜广辉.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2⑥黄人二.读郭简《老子》并论其为邹齐儒者之版本.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493-498
  • 2.摘抄摘抄是对原书断章取义、有所选择的抄录，反映了抄者的编纂意识。例如，郭店简三个《老子》本子的形制不同，内容也各有侧重，“它们是依据不同主题或需要,从全本《老子》中摘抄而得”⑦。而摘抄出与儒家思想分歧不大的内容则构成了其重要原则之一。正如黄钊指出，郭店本从《老子》五千言中节录了比较简单易行、贴近生活的内容。与通行本《老子》相比，郭店《老子》中一是没有“一”的概念，将“道”换为“一”，是郭店《老子》以后的现象;二是“尚柔”是《老子》的基本思想，但郭店《老子》缺乏着眼于“水”的论述，鲜见“老聃贵柔”、“太一生水”方面的内容;三是主动言及“德”的概念不多；四是对“仁”、“义”、“圣”、“智”等儒学内容不极端否定批判。如郭店《老子》丙组并没有像通行本那样把“大道”置于高位，而将“仁义”置于与其相反的另一端加以贬低，也见不到否定“智慧”的言辞⑧。此外，郭店简中还存在“杂抄”已有文本的情况。例如，“《语丛》四组,杂抄百家之说,大约是教学用书,和汉初贾谊《新书》的《连语》、《修政语》、《礼容语》等有些相像”⑨。如果说，摘抄是以某“一本”文献为对象,杂抄则往往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献为蓝本。而无论是摘抄还是杂抄,都是从定型文本中有选择地“分”出一部分为“我”所需的内容，从而编纂出新的文本。与此同时，战国简牍中也存在类聚文献的情况，即将两种或以上的文献“合”在一起。3.类聚首先，类聚内容相关的文献。例如，郭店简《太一生水》的形制与丙组《老子》相同。“丙组简附有《太一生水》”，这是因为《太一生水》“是对《老子》的解说引申”⑩。又如，庞朴认为，正像《墨经》中“读此书旁行”的有关文字“原非《墨经》本文’而是某个时候《墨经》读者或抄者注在经文末尾，而后被蹿进经文里去的”⑪—样;郭店简中的《语丛》一、二、三都有说经的内容,是在经文的基础上类聚了“传”—关于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等内容。正是由于类聚现象的大量存在，不少学者认为出土简牍中有许多被定谳为单本或单篇的文献，其实包含了两种或以上的文献。如，姜广辉认为郭店简《成之闻之》，“此篇实为两篇;前二十简为一篇，后二十简为一篇。前者可名为‘求己’篇，后者可名为‘天常’篇”，⑦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25-26⑧黄钊.竹简《老子》的版本归属及其文献价值探微.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484-492⑨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姜广辉.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14⑩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姜广辉.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14⑪庞朴.《语丛》臆说.姜广辉.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328
  • “《求己》篇（原题《成之闻之》篇之前半部）为子思所作”⑫。其次，类聚内容无关的文献。例如，上博简《子羔》篇原有篇题书于简背，与《子羔》同卷的还有《孔子诗论》和《鲁邦大旱》。“这一卷合钞了三篇文章，书写颇工，字距行款基本一致，为同一人所书子羔”二字既是《子羔》的篇题也是包括《孔子诗论》和《鲁邦大旱》在内的卷题。“这三篇文章的内容分别独立，主题明确，无法合一，系同卷异篇”⑬。濮茅左指出：“关于同卷异题的现象竹书习见，古人往往以一书题代卷题，这也就是我们发现竹书多，而出现篇名少的原因，如《郭店楚墓竹简》，《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为一卷,原都无篇题,竹简形制相仿，两端都修削成梯形,简长26.4厘米两道编线，上下契口编位间距9.6厘米左右，书体、行款相同，分属两篇文章,同卷异题。”同样，郭店“《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为一卷，原都无篇题，其中前三篇，竹简形制相仿，两端都修削成梯形，简长32.5厘米两道编线，上下契口编位间距17.5厘米左右,书体、行款相同，《六德》篇书体相同,行款略有所异，分属四篇文章，同卷异题”⑭。由于“缣贵而简重”，先秦文献多为单篇别行‘篇’是按内容起讫自为长短，而‘卷’则是竹简编联成册的一种长度规格”⑮。在单篇不足以成卷的情况下,合众篇为一卷即成为必然。揆以常理，将内容相关的文献类聚在一起应为优先选择,而类聚内容无关的文献应为迫不得已的无奈之选。事实上，直到刘向校书时，仍需面对这种相关或无关的类聚文献。例如，《管子叙录》云：“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刘向“除复重”最后“定著”的《管子》仅有八十六篇，但作为底本的“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和“太史书九十六篇”的篇数皆逸出八十六篇之外’当是类聚了无关文献所致。三、战国时期文献编纂与孔子、刘向文献编纂之比较战国时期的文献编纂与孔子、刘向的文献编纂在目的、原则和方式上都不⑫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姜广辉.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86⑬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朱渊清，廖名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1⑭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朱渊清,廖名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1©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4:119
  • 尽相同。1.定本意识和“自用抄本”的区别与孔子和刘向的文献编纂相比，出土简牍所见战国时期文献编纂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定本意识，即不是为了获得具有规范性和标准化的、力争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文本，而只是要努力编纂出符合特定目的的“自用的抄本”®。与单篇零什不同,经过编排而成的“一本书”具有结构严密、形式完整的特点。此外，还往往在书籍正文的基础上附加了必要的附属部分，诸如书名、目录、署名、序言等等。就此而言，孔子编纂六经，乃是以完善书籍体制从而确立某一本书的最终“定本”为归宿的。首先，在编纂六经的过程中，孔子根据文献的性质，创立了各种体裁，完善了书籍体制。例如，《诗经》按音乐、国别和地区编纂，《春秋》、《尚书》主要根据时间安排事件或段落，《周易》、《周礼》则主要按内容分类编纂。其次，经孔子编纂的六经，既确立了书名（大题），小题（篇名）也已趋于完善。如《尚书》篇章的命名或取典、谟、誓、浩诸体裁，或如《无逸》、《立政》、《吕刑》等着眼于思想内容,或如《多方》、《文侯之命》等以诏告对象为名，而《诗经》“三百五篇”的命名基本都是拈诗中首句二三字。再次,«诗》《书》之“序”、《易经》的《序卦传》，都以目录的形成,为完整的“一本书”确立了篇章结构，表明该“书”内部的组织结构是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标志一本书的最终定型。最后，孔子还确定了文本内容的基本取向，并力求推广到全社会，使其具有普世性价值。例如，《尚书》以“定可为世法”为原则，《诗经》的编纂旨在“取可施于礼义等等。正如《孔子家语•本姓解》所总结：“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以为法式”即具有普世性价值，是孔子文献编纂的基本追求。同样，刘向“广罗异本”、“互相补充，除去复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雠校脱文脱简，写定正本”、“命定书名”和“撰写叙录”⑰的一揽子文献编纂过程,最终也是为了确立一个得到普遍肯认的定本。总体上，从“广罗异本”到“雠校脱文脱简”都是为最终确立定本服务的方式手段，而“命定书名”和“撰写叙录”则表征定本的最终完成。所以，《汉志》总结说，“每一书已，向则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刘向面对的单篇零章，或不成于一时或不成于一手，并没有预先确立全书的完整体式。因此，一般只有篇名而没有书名，更鲜有一书目录。刘向“合众篇为一书”，体现了从单篇流传到书籍体制的形成。不仅如®谢维扬.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文史哲,2007(2):47-5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4:36
  • 此，刘向编纂的图书也具有了普世性价值,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例如，今本《淮南子》高诱序明言是“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之本,今存十七卷本《楚辞章句》亦标注“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而“今本《韩非子》的编定者也应该是刘向”■。相比而言，出土简牍所见战国时期编纂的文献往往只有篇名而鲜见书名，表征一书内部结构的一书目录亦告缺如，明显缺乏定本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献都只是出于“自用”的目的，而不着眼于是否得到普遍性的社会认可。例如，郭店《老子》中，乙本的主旨是修道，丙本的主题是治国，甲本兼及修道和治国，它们都是从“东宫之师”教育太子的现实语境出发编纂而成的。事实上,墓主“东宫之师”的身份，决定了郭店简主要包括道家著作和儒家著作两大类，反映了“东宫之师”主张“以道家之学授太子以权谋，以儒家之学教太子以纲常人伦”■的“当下”现实性。如儒家文献《缁衣》强调“好贤如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主张“恒称其君之恶”；《穷达以时》“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重点强调知“时”而“反己”；《五行》宣扬“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等等，无不共同奔赴一致的教育目标:未来从政者如何涵养品性、培养道德,从而成为理想之君。道家文献的核心也是要助“人君”提升道德,达到天地之境,完成对圣贤人格的培养，从而最终实现用完善的人格治国施政的“德治”和“仁政”理想。总之,郭店简出于“自用”，强调从自我主体需要出发确立编纂目标，而不以向“全社会”提供定本为职志，这是与孔子和刘向的文献编纂的最大区别所在。2.主体性和客观性的差异章学诚曰：“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又曰：“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作为六经基础的史料是官府典章法度，体现为就事论事的客观性;与此适成对照，六经经过孔子的编纂，由记事而“著理”和“载道”，凸显了个人生发意义的主体性，孔子的“微言大义”是主体性得到彰显的极致。正是基于“六经”编纂中体现的主体性，孔子也被推许为“作者之谓圣”(《礼记•乐记》）意义上的“作者”，夫子自道的“述而不作”，其实是“寓作于述”的。“寓作于述”既反映在篇章结构的宏观编排上，也体现在对原始材料文⑩周勋初.《韩非子》札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3-20⑲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姜广辉.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70-71⑩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102⑳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132
  • 字的“增损改易”之上。皮锡瑞《经学通论》■一书专设《论孔子作春秋增损改易之迹可寻非徒因仍旧史》一节，以讨论孔子对原始史料“增损改易”的具体方式。总体上，孔子编纂《春秋》更多地“选用褒贬鲜明的用词，以表现自己的政治观点”■。如《史记•孔子世家》曰：“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河阳’。”又如，《春秋•庄公》十年:“荆败蔡师于萃，以蔡侯献舞归。”这里，以“荆”代“楚”，旨在贬低楚国；抓走蔡侯称“归”而不称“获”或“俘”，亦表明孔子对此事的反对态度。总之，孔子“笔则笔，削则削”，以强烈的主观意识介人六经的编纂，介入的结果则是作为原始档案史料的客观性下降,历史真实性不再是唯一考虑因素。可见，孔子编纂六经虽然以确定最终定本为目标，但他的“定本”是以“我”的主观构想为原则的，集中反映了孔子文献编撰的主体性。相比而言，刘向的文献编纂虽不乏主观见解—如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取向—但主要还是要从努力复原作者当初构想的文本的意义上着眼的。致力于从“客观性”的角度刻意整理出一个力求符合作者当初思想的文本仍是其初衷。例如，《晏子叙录》云：“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椾，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这里，“可常置旁御观”的六篇基本可视为晏子的原作;而“文辞颇异”和“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各一篇只是出于“不敢失”的审慎考虑才被保留了下来。另外，刘向对“以‘夭’为‘芳’，‘又’为‘备’”之类文字的校雠，也是要努力“客观地”回归当初作者的原貌,而不是出于类似孔子那样出于“寓褒贬”的主观建构意向，因而刘向也不具有“作者之谓圣”意义上的“作者”性质。总之，孔子文献编纂的落脚点在于生成的六经而不是材料对象本身，而刘向的落脚点则在材料对象本身，其“定著”的“新书”是要努力回归材料对象的本原面貌的。出土简牍所见战国文献的编纂，无论是最终目标—编纂出为“我”所用的文本;抑或具体路径（如“改换文字”、断章取义的“摘抄”），都是要努力建构一■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丨954■张清稚.孔子编辑思想与实践初探.出版发行研究，1992(3)：46-49
  • 个符合主观需要的文本，“客观性”不是其持守的根本信条。因此，战国文献的编纂与刘向发致皆殊，而与孔子近同。当然，简牍文献“兴造”的最终目标只是为“我”个人所用，因而具有当下性、情境性、个体性，缺乏孔子六经的社会性、普遍性，不可不辨。3.“分”与“合”的不同孔子和刘向文献编撰工作的第一步都是广泛收集原始材料。但孔子编纂六经的主要路径是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删存去取。例如，《尚书正义》引《尚书纬》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又如，《史记•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这里，从“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到“百二十篇”《尚书》以及从“古者《诗》三千余篇”到《诗经》“三百五篇”，其变化集中表现在:一是数量由多到少，二是质量由粗转精,三是从客观记录的原始档案形成为反映孔子主观认识（“为世法”、“可施于礼义”）的图书。同样，今本《春秋》定本仅一万八千字，与作为其来源的“周史记”和“百二十国宝书”的史料总量相比也存在数量由多到少、质量由粗转精以及客观性下降主体意识增加等变化，《公羊传》即多处提及“不修春秋”,当是孔子删落之余的篇什。刘向虽然也“去重复”，如上引《晏子叙录》“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但主要是求其所不逮，力争完整地保存相关文献材料，所以，“文辞颇异”和“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各一篇也被出于“不敢失”的审慎考虑而保留了下来。显见，刘向的文献编纂主要是以业已完成的单篇零章为基础，以“合”为取向，努力聚合某作者（如韩非）或某主题（如《战国策》）的相关篇章,从而生成某一确定的最终文本。相比而言，出土简牍所反映的战国时期的文献编纂，既有对原始材料有选择地摘抄和杂抄（“分”），又具有类聚相关文献乃以类聚非相关文献（“合”）的举措。可以认为,从孔子之“分”到刘向之“合”，战国时期兼具分合二重性的文献编纂模式具有十分明显的承上启下的地位。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漢書》考校舉誤孫暁磊*現存《漢書》刻本，以北宋景祐本為最古，而南宋慶元本因加入宋祁校語及三劉（劉敞、劉敗、劉奉世）刊誤，參考價値亦極大，此兩種版本對《漢書》在宋之後的流傳始終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流傳廣，影響大，自1962年問世以來，為學人提供了一部較為可靠的通行文本，學界均圍繞此點校本來開展相關方面的硏究，是目前公認的最為精善的《漢書》版本。隨着學術的發展，專家學者發現點校本《漢書》仍存有如誤校、誤排、漏校、誤標等不少問題，應有更為精善的《漢書》新校本出現，而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淸史稿》修訂工程旨在修訂出更為精善的史書版本,《漢書》新校本成為此次修訂工程的重中之重。我們以點校本《漢書》作底本，參校上述兩種善本並結合有關資料展開討論、辨正，糾正點校本《漢書》中存在的一些錯誤，希望能為《漢書》新校本提供一些有價値的參考資料。1.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内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冊5/頁1407/行1-3>師古曰：“三戰者,謂十年齊侯、衞侯、鄭伯來戰於郎，十二年與鄭師伐宋戰於宋，十三年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也。再敗者，謂郎之戰,《穀梁傳》曰‘以吾敗也’，又宋之戰，《穀梁》亦曰：‘諱敗，舉其可道者也。’”（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冊5/頁1407/行5)按:注文中“諱敗”二字，慶元本同,景祐本作“内諱敗”，是，點校本當補脫。考桓公十二年《穀梁傳》：“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非與所*孫曉磊: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基金項目】江蘇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硏究生科硏創新計劃項目（KYLX_0674)“«史記志疑》硏究”階段性成果。①文中所引《漢書》“景祐本”係沿用舊稱，即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北宋刻遞修本;“慶元本”即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慶元元年（1195)建安劉元起刻本„
  • 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②是其證。2.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孝成）許皇后自殺。(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冊5/頁1426/行2)按十六年”，慶元本同，景祐本作“十二年”，是。考《漢書》卷一O《成帝紀》：“（建始二年三月）丙午，立皇后許氏。”（頁3〇6)又（鴻嘉三年）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頁318)又：“（綏和元年）廷尉孔光使持節賜貴人許氏藥，飮藥死。”（頁329)顏師古注:“即前所廢皇后許氏也。”（頁329)知，孝成許皇后立於建始二年（前31)，廢於鴻嘉三年（前18)，死於綏和元年（前8),則陽朔四年（前21)至綏和元年共計十二年。3.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五足牛者。劉向以為近牛禍也。先是文惠i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冊5/頁1447/行10-11)按文惠王”，景祐本、慶元本同，然考之史實，秦始稱王者為惠文王，其後為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再後是秦王政，無“文惠王”，當作“惠文王”為是，《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秦）孝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③可為證。4.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遭，度可令三月罷。(卷二九《溝洫志》，冊6/頁1679/行9)按遭”，景祐本、慶元本均作“漕”，是。考《史記》卷二九《河渠書》：“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④可為證C5.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左生薨。子定國嗣。（卷三五《燕王劉澤傳》,冊7/頁1903/行2)按九年”，景祐本同,慶元本錄宋祁校語曰：“‘九年’當作‘二十六年’。”宋說是。考《漢書》卷一四《諸侯王表》：“燕敬王澤。高帝從祖昆弟。高后七年，以營陵侯立爲琅邪王，二年，孝文元年,徙燕，二年薨。（孝文）三年，（子）康王嘉嗣,二十六年薨。孝景六年，（孫）王定國嗣,二十四年，坐禽獸行，自殺。”（頁406)是為證。《史記》卷一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孝文三年）康王嘉元年。……（孝景五年）二十六(年），薨。（孝景六年）王定國元年。……（元朔元②〔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377頁。③〔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88頁。④〔漢〕司馬遷《史記》，第1409頁。
  • 年）二十四（年），坐禽獸行自殺，國除爲郡。”@知，孝文三年（前177)康王嘉嗣,孝景五年（前152)薨，孝景六年（前151)定國嗣，孝文三年至孝景五年共二十六年。6•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卷三五《燕王劉澤傳》,冊7/頁1903/行5)按:“四十二年”，景祐本同，慶元本錄宋祁校語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宋說是。考《漢書》卷一四《諸侯王表》孝景六年，王定國嗣,二十四年,坐禽獸行，自殺。”（頁406)是為證。《史記》卷一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孝景六年）王定國元年。……（元朔元年）二十四（年），坐禽獸行自殺，國除爲郡。”@知，孝景六年（前151)至孝武元朔元年（前128)共二十四年。7.欒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責庸於齊,為酒家保。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卷三七《欒布傳》,冊7/頁1980/行1-2)按略賣”一詞不應點斷。考《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諄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頁4110-4111)卷九七上《外戚傳上》：“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頁3944)“略賣”當連讀為一詞,《史記》卷一O〇《欒布傳》：“（欒）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⑦標點不誤。8.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卷四七《文三王傳》，冊8/頁2212/行14-頁2213/行3)按十年”，景祐本作“七年”，慶元本錄宋祁校語亦曰：“越本‘十’作‘七’。”當作“七年”。考《漢書》卷一四《諸侯王表》:“(梁孝王武）孝景後元年，（子）恭王買嗣，七年薨。”(頁406)是其證。《史記》卷一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孝景）後元年。恭王買元年。孝王子。”⑧又：“（孝武建元）四（年）。七（年），（恭王買）薨。”®知，孝景後元年（前143)至孝武建元四年（前137)共七年。9.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李）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卷五四《李廣傳》,冊8/頁2454/行14-15—頁2455/行1)⑤〔漢〕司馬遷《史記》,第幻9—859頁。⑥〔漢〕司馬遷《史記》，第845—859頁。⑦〔漢〕司馬遷《史記》,第2733頁。⑧〔漢〕司馬遷《史記》，第852頁。⑨〔漢〕司馬遷《史記》，第854頁。
  • 按:“數十”，慶元本同，景祐本作“數千”，是。考之本傳,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貳師將軍出擊匈奴，李陵隨軍出征，“（李）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頁2451)，其軍多勝，然人員兵器亦損失慘重，“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曰五十萬矢皆盡,郞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隁谷”(頁2454)，此時漢軍“士尙三千餘人”，其後李陵軍雖降，然“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頁2455)，若僅“得數十矢”便可“足以脫”，適成笑談，當作“數千矢”方合於情理。10.五風三年春，（丙）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卷七四《丙吉傳»,冊10/頁3147/行16)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直也。”（卷七四《丙吉傳》，冊10/頁3148/行7}按:注文中“言”字，景祐本、慶元本均作“諱”，是。“不請”，“死”之隱語，考《漢書》卷六八《霍光傳》：“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頁2932)顏師古注:“不諱,言不可諱也。”(頁2932)卷九八《元后傳》：“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頁4019)顏師古注:“(人命不諱）人命無常，不可諱。”（頁4019)11.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卷七五《京房傳》，冊10/頁3164/行2—3}孟康曰：“（京）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日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並力雜卦氣干消息也。”（卷七五《京房傳》，冊10/頁3164/行7—8)按:慶元本錄宋祁校語曰:“注文當作‘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宋說是。據《易》知,乾卦主陽,坤卦主陰。考《史記》卷二六《曆書》:“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⑩《正義》引皇侃曰：“乾者陽，生爲息;坤者陰，死爲消也。”息卦應爲陽，消卦應爲陰。《後漢書》卷四六《陳寵傳》：“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爲變。”®李賢注《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也。”®是其證。12.臣（史丹）請詔謁者召（王）商詣若虛詔獄。（卷八二《王商傅》，冊10/頁3374/行12}孟康曰：“若虛,獄名，屬少府,黄門内寺是也。(卷八二《王商傅》，冊10/頁®〔漢〕司馬遷《史記》，第丨256頁。⑪〔漢〕司馬遷《史記》，第1256頁。⑫〔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5年版,第1559頁。©〔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第1560頁。
  • 3375/行3)按:注文中“内寺”二字,景祐本、慶元本均作“北寺”，是。考《冊府元龜》卷三三二《宰輔部二十五•罷免》引作“於是大將軍史丹等奏請詔謁者召（王）商詣若盧詔獄。注: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西漢年紀》卷二五《成帝》：“臣（史丹）請詔謁者召（王)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彳t寺是也。”■是其證。史書中不見“黃門内寺”之稱，然“黃門北寺”則屢見，如《後漢書》卷八一《向栩傳》:“中常侍張讓讒（向）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張）角同心,欲為内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卷六九《竇武傳》：“（桓)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内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卷五五《章帝八王傳》：“王甫司察，以為有姦，密吿司隸校尉段潁。熹平元年，遂收（鄭）颯送北寺獄。”®李賢注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皆是證。13.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卷八八《儒林傳》，冊11/頁3605/行11—12)按:“大司空”,景祐本同，慶元本錄劉敗校語曰:“‘空’當爲‘農’。”劉說是。考《漢書》卷八九《循吏傳》：“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鄕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頁3635)又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北海太守朱邑爲大司農，四年卒。”（頁805)知,朱邑卒前，為大司農，平生未嘗爲大司空。《漢書》卷八《宣帝紀》:“(元康四年）秋八月，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頁259)又:“（神爵元年)秋，賜故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頁261)考《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列傳》：“昔大司農朱邑、右扶風尹翁歸，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亦言“大司農朱邑”，可爲證。14.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黃）霸精力能推行之。（卷八九《循吏傳》，冊11/頁3629/行15—頁3630/行1)⑭〔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0年版，第39丨8頁。⑮〔宋〕王益之《西漢年紀》，《四庫全書》第3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丨987年版，第334頁。⑯〔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第2694頁。⑰〔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第2240頁。⑩〔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第1798頁:，⑲〔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第1798頁。⑳〔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第2469—2470頁
  • 師古曰：“米鹽,言痤而且細。”(卷八九《循吏傳》，冊11/頁3630/行10)按:注文中“碎”字，景祐本、慶元本均作“雜”，是。考《冊府元龜》卷六七八《牧守部八•勸課》：“漢黃霸爲穎川太守，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榖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注:米鹽，言雜而且細。”■«兩漢博聞》卷五“米鹽”條云：“黃霸為潁丨丨丨太守，為政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漢書》卷九〇《酷吏傳》：“王溫舒為中尉，而（咸）宣為左内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頁3661)顏師古注：“米鹽，細雜也。”(頁3662)皆是證。15.知成都侯（王）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侯（王）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盗，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卷九八《元后傳》，冊12/頁4025/行10—12)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環文，而青塗之也。”(卷九八《元后傳》，冊12/頁4026/行5~6)按:注文中“連環文”之“環”字，景祐本、慶元本均作“瑣”字，是。考《冊府元龜》卷三〇六《外戚部七•奢縱》：“曲陽侯（王）根奢驕僭上，赤墀靑瑣。注:以靑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謂刻爲連瑣文，而以靑塗也。”■《兩漢博聞》卷三“靑瑣”條云:“孟康曰:以靑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靑瑣者，刻為連瑣文，而靑塗也。”■《後漢書》卷三四《梁統傳》：“窻牖皆有綺疎靑瑣。”■李賢注:“靑瑣謂刻爲瑣文,而以靑飾之也。”■皆是證。㉑〔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第8104頁。㉒〔宋〕楊侃《兩漢博聞》，《四庫全書》第46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頁。■〔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第3604頁。■〔宋〕楊侃《兩漢博聞》，《四庫全書》第461冊,第53頁。■〔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第1182頁。■〔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第1182頁。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朋友古今谈曾扬华4在人类社会里,不论任何国家、民族、时代的人都有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是任何群体和个人都必须面对而无法回避的。中国古代儒家就把这些关系叫做人伦。人伦自然可以归纳出种种，但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最重视的是君臣、父子的关系。《论语•颜渊》中孔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就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之为治国之本，也是儒家伦理观的根基。基于此，孔子的学生子路就在《论语•微子》中批评一个不肯出仕的隐者，说他“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z把归隐不仕责之为“乱大伦”的不义行为。把儒家伦理思想系统而完整地表述出来的是孟子。《孟子•滕文公》说到，圣人“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人际关系及其准则便是传统思想中的所谓“五伦”。它与封建礼法中的“三纲五常”等等共同成为统治者统治社会、稳固人际关系的最基本理念,为儒家所尊奉。所以《孟子•滕文公》有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在孟子心目中，“明人伦”乃是一切教育的共同重点和核心。从总的来说五伦”作为一个整体，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且起到了重要的、长期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它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而且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它慢慢地被淘汰、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就成为必然的结果。*曾扬华：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 儒家在先秦时代，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员。孔、孟在世时，都曾率众游说诸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这是同时人形容孟子游说队伍的浩大规模，但他们收到的效果却甚微，以至孔子的学生子路也只好发出慨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孟子也清醒地看到，在他的时代,现状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但孟子却无法使杨、朱之道息灭而让儒家的学说昭著起来，直到他过世后近两百年的汉武帝时期，经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推荐和导引，汉武帝接纳并定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大决策，从此,两千年来儒学便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衰亡，儒学自然也失去了它往日的地位和辉煌，而且在新的社会制度面前，越来越显出它的不合时宜、甚至落后和反动。但是，尽管历经波折，甚至遭受过“五四”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的批孔运动这样毁灭性的打击，几陷灭顶，可几经沧桑，时至今日，儒家的影响还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起着相当的作用，只是人们未必都能认识到这种客观存在而已。这或许是说明，儒家学说在今天固然有许多是封建糟粕，早已过时，理应抛弃，但同时也还存在某些积极的因素，仍可供现代人采用。一个简单而明确的事实是，中华民族一些优良的传统文化道德，有不少正是来自于儒家思想。因此我们就不可以简单地把它全盘否定，而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去获得对今天仍然有积极作用的东西。对于前面所说到的儒家“五伦”观念也正可作如是观。“五伦”中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四“伦”无足论矣,但对朋友这一“伦”就颇有可以探究之处。儒家是十分重视朋友的关系的，所以才会把它列人“五伦”之中。但朋友的内涵却与其他四“伦”有着许多不同，突显出它自己独到的特点。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伦理关系中，贯穿着严格的上下尊卑、贵贱亲疏的等级观念和界线，充满了封建宗法制度和血缘关系的狭隘限制，把人们束缚和禁锢在绝对不变的牢笼中。而儒家所推行的朋友关系中却不存在上述情况,它完全没有那四“伦”中的那些封建糟粕,相反的，还显现出不少可供借鉴、吸取的有益成份。归纳起来，大体有下面这么几个方面：1、它不受身份、职业、贫富、年龄等等的限制，只要愿意,都可成为朋友。它是社会人际关系中最宽广的纽带，所以十分重要。2、平等和自愿的原则，没有条件和门槛。孟子在回答学生关于朋友的问题时说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
  • (《孟子•万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还举出了小国国君、大国国君与一般人交友的例子，甚至认为帝尧与舜也是这种朋友关系。他们互相都不着眼于身份地位,否则，“则不与之友矣”。3、交友必交心。不能交心便不是真诚的朋友。所以扬雄《法言•学行》有言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面朋”、“面友”乃是一种虚伪的交情，必须抛弃。故《后汉书•朱乐何列传》说：“绝交面朋，崇厚浮伪。”至为重要。而这一点孔子也早已说过：“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4、朋友之间要能互助，相与扶持。这该是朋友之道的最起码要求。清代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说到：“友也者,助也,明乎朋友之道者,交相助而后济。”这应该是总结了儒家朋友观的长期实践而提出来的。早在孔子时，学生子路就曾表达自己的志向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事情虽然不算太大，但已表现出朋友之间相互共有的帮扶精神。5、朋友相处还需有相互一致的思想基础，缺少它’恐难以维持长久，遇事意见不一，势必离散。东汉蔡邕的《正交论》就说:“朋友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要具有相同的道义，朋友的关系才能得以巩固和保持久远。孔子还曾经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都强调了朋友相处必需要有相同的道义。为了保证这一点的实现，儒家还有许多具体的论述，这里只列举较为重要的两点以见其意旨。一是曾子说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意思是通过论文说道来与朋友切磋,又因此而使自己的道行得到进益和提高。二是《礼记•表记》说的：“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君子之交完全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友谊，之间没有任何功利、名位的追求，它平淡如水，坦诚相陈，故得持久;而小人之间的交往是利益的驱使,相互利用，它可以相得于一时，一旦出现利益冲突，或者无利可图之时，“如醴”之交便“坏”了，甚至反目成仇者亦常有之事。这两条表面词语所说不同，但它们的中心内涵是完全相通的。6、在“五伦”中。孟子以“信”加诸朋友，足见“信”的重要性。因为它的确是体现了儒家的重要思想。孔子就说过：“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曾子说他“吾日三省吾身”，其中一“省”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而且，“信”在孔子的心目中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治理好一个诸侯国的首要条件:“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它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子贡向孔子“问政”时，孔子回答说要做到三点：“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当子贡进一步问：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要抛弃三者中的二者应该先去掉哪个,孔子说应该先放弃“足食、足兵"，理由是“自古皆有死，
  • 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信”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如此突出，孟子特别强调把它放在处理朋友关系中，足见对朋友这一“伦”是何等重视。7、有正面的提倡，自然就会有对反面的遏制。这也是孔子亲自进行的。“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无友不如己者”这句名言，是说不要和“忠信”度不够的人交朋友，这和孔、孟提倡“朋友有信”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过去对此话争议较多，是没有和上文联系起来加以理解，自然就产生歧义了。孔子还有更具体一点的指向，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这里提倡与反对并举，互相对应，而着眼点都在人的品质，观点十分鲜明。综合以上各点，简略来说，儒家所推行的交友观就是自由平等地结交，志同道合，相互扶持，共同提高，特别讲究信用，不合则离等等。相对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充满着种种限制和桎梏的关系来说,朋友的关系不啻是一个舒坦的自由王国，所以连孔老夫子也情不自禁地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在其他四种关系中，大概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乐趣的。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孟子的“五伦”，再到“独尊儒术”后“纲常伦理”的确立,封建礼教对人民群众的束缚越来越严酷,不满情绪也自然随之增加，但朋友这一“伦”的特质并无变化，反而更显出了它的独异之处，因而受到了特别的赞赏。比如清末“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他的思想和行为都相当激进，连梁启超都自叹不如，谭嗣同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却特别青睐朋友这一“伦”，他在《仁学》（三十八）中指出：“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其原因总括来说就是“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而其他四“伦”，尤其是前三“伦”，简直就“如地狱矣。”所以他最后提出要独尊朋友这一“伦”：夫惟朋友之伦独尊，然后彼四伦不废自废。亦惟明四伦之当废，然后朋友之权力始大。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哉！谭嗣同不光是要“朋友之伦独尊”，而且要废掉三纲及其他四“伦”，这在当时来说，无异是一种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之语！这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谭嗣同对朋友这一“伦”的赞赏却是有眼光的。事实上，在前四“伦”造就出许许多多的忠臣、孝子、烈女、贞妇，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命运让人们为之无
  • 限悲叹和惋惜的同时，两千来年的封建社会里，在朋友关系中却出现了为数甚多可歌可泣的真挚友谊的故事，至今仍为人所钦慕、深感不可企及。早在春秋时期，即在孟子提出“五伦”之前，就有管仲与鲍叔牙、俞伯牙与钟子期等等真挚友情的出现，“五伦”出现之后，乃至三纲五常之确立，这类友谊故事不但没有因之而被扼杀,甚至还长期存在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就足见朋友这一“伦”与其他四“伦”之不同，它确有其可贵之处，因而值得肯定，而予以一定的历史地位。我们可以在这类故事中略举数例，以见一斑。《后汉书•独行列传》记载范式（字巨卿）与张劭（字元伯）为挚友，范式以恪守信用深得张劭及其家人的信任：后元伯寝疾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微晨夜省视之。元伯临尽，叹曰：“恨不见吾死友！”子微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是非死友，复欲谁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而卒。（范式在外郡梦见此事，第二天便急驰赴丧）式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邪？”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异，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范式远道赶来，而死者一直期望、也相信他会来到，这完全是由相互的绝对信任而做到的，自然相当感人,所以当时“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张劭公开称范式为“死友”，范也是当之无愧的。这一故事也为后人留下了“生友”、“死友”之说，在交友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范式与张劭的故事，主要还是表现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友谊,它符合孔子说的“朋友信之”、孟子要求的“朋友有信”的最基本原则，所以为后世所重。若要说到以生命相托、死而无悔的这种“死友”也还是有的，我们且看《世说新语•德行》中的一条：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荀巨伯去探友人病，适逢“胡贼”来犯，全郡人都跑光了。友人叫他快走,他完全可以离去。因为明知留下无济于事，反而会白搭上自己一条命，可是他却坚守着不能“败义以求生”的信念，毅然留了下来，并向“贼”人要求“宁以我身代
  • 友人命!”这可真是实足的“死友”了！或许也可以说是友情的一种最高境界吧。当然,无须动辄为之奉献出生命来的感人友情也尽多，它同样达到了一种难得的、不可替代的境界。晚清文学家刘鹗的友人连梦青因逃避清政府的捕杀而蛰居上海,生活困难，靠卖稿勉力维生，但其人耿介，不肯受人资助,而刘鹗却有效地为他排忧解难。据《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三辑中刘鹗的儿子刘绅所写《关于〈老残游记〉》一文说到：连卖文所入，仍不足维持其菽水所需。先君知其耿介，且亦知其售稿事，因草一小说稿赠之。连感先君意，不得不受，亦售之于商务。并与订约，不得更改原文一字，此小说，即近三十余年中一般人认为神秘预言之《老残游记》。这位刘鹗之待友，的确有他的独特之处。首先，他是主动助人于困难之中，而且此友人正遭清政府的追捕，因此有一定的风险，他当然明白却在所不顾。其次，他的这位朋友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不但不会主动求助，而且不是什么资助都肯接受,显得颇为矜持、耿介，而刘鹗却能顺着他的心意，既不违拗他的感情，又收到了帮助的实际效果。李陵在《答苏武书》中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李陵在身陷绝境中，对“知心”这一点自是体味最为深刻的。刘鹗就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这样一位知心朋友。最后，刘鹗所采用的方法又是特别出奇的’完全出乎一般人所料:他竟亲自撰写小说，让连梦青拿去发表获酬，这样，既避免了直接金钱资助造成的尴尬，又因连梦青原也从事售稿的活计，可以自然地让两者结合起来而达到目的。不过写小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任谁都能做到的，而刘鹗竟是做到了。真是用心良苦，用力维艰啊。无怪乎“连感先君意，不得不受”了。还必须特别提到一点，刘鹗并没有因为是替别人写去换钱而马虎应付,随便交差了事,而是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去完成它。也因此才造就了一部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问世。刘鹗可以说是无愧于朋友二字了。既然古人对朋友如此重视，态度如此认真，很自然，对交友也会十分慎重，甚至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孔子早就明确提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他还要求“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不管这些标准和要求是否都科学，它们都体现了一个思想，要认真、慎重地选择朋友。所以《孔子家语》中又有说:“君子慎取友也。”强调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但人是十分复杂的，谁也不能绝对保证所交之友都能符合上述标准，万一交上了“损友”怎么办？也有办法，那就是舍弃他，或与之断绝原来的朋友关系，正如蔡1的《正交论》所说盖朋友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于是,便出现
  • 了朋友之间的绝交问题，也是一个过去人们关注不多而又值得进行一番探索、议论的问题。先说几个绝交的事例。《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中有段记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华歆因为在学习时跑出去看了一下经过门口的豪车,便被同桌的管宁与他分桌而坐，并被宣布不是自己的朋友。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未免有点小题大作，过分认真了。但它却符合当时人的观念，因为朋友是需要相互辅助学习的，《礼丨己•学记》有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当这位朋友不能和自己一样专心向学时，就失去了作为朋友的价值了，所谓“无义则离”，“无友不如己者”的信条在此完全适合，管宁宣布他“非吾友也”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东汉时，朱穆与刘伯宗为友，朱少年有名，早登仕途，刘于困顿时常受朱之照顾，后刘官至二千石，位高于朱’便忘乎所以，对朱倨傲不恭，朱穆便作书与之绝交，在揭发了他的前后不同态度之后，并斥之曰：“咄！刘伯宗于仁义何其薄哉!”同时还作《与刘伯宗绝交诗》一首：北山有鸱，不洁其翼3飞不正向，寝不定息3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汙，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趣，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这诗把自己比作凤凰,把刘伯宗比作鸱鸟，并用形象的手法揭示了他的种种卑污贪腐，生动地补充了他的“仁义何其薄哉！”最为人们熟知的绝交行动当数稍后的嵇康了。嵇康多才多艺，知名度极高。他在曹魏时曾任中散大夫,但入晋后不满司马氏政权的作为，不与合作,退隐山林,成为著名的“竹林七贤”的领班人物。所以当他的好友山涛（字巨源）要推荐他人朝任职时，他立刻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称自己“荣进之心日饋，任逸之情转笃。”所喜好之事是“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若一定要逼他为官作吏，“必发狂疾。”他的态度如此坚决,此事自然也就作罢。士之常情，学而优则仕,既可享受荣华富贵，又可光宗耀祖,现在这等好事送上门来，嵇康不但断然拒绝，而且还作书与好意推荐他的人断绝朋友关系，在后世人看来，岂非矫情过度，难以理解么？而这就是嵇康！或者也可称之为千古一人吧。这也是使他如此出名的原因吧3尽管嵇康此举的真正意图是针对山涛还是借此向晋武帝表态，论者尚有不同的看法,其实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他的行为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人的生活
  • 和价值还有远比为官作宰更有意义的东西存在，萌生这种意识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也许是嵇康如此受人喜爱和尊崇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嵇康其实还有另一起绝交事件，只是远没有与山涛绝交那么出名尽人皆知，但它却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完全值得一议。嵇康与同父异母兄弟吕巽（字长悌）、吕安（字仲悌）为好友，兄弟二人交恶,嵇康为之调停，吕巽发誓不再算计其弟，吕安也因信任嵇康不再举发其兄。但吕巽违背誓言,暗中诬告其弟，致使吕安被系人狱。嵇康十分气愤,乃作书与吕巽（长悌）绝交,说自己有负吕安，实由吕巽之负己所致，“怅然失图，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别恨恨!嵇康白。”吕长悌对朋友无信，对兄弟无义,一个无信义之人,怎能与其交友？与之“恨恨”地绝交，就绝对是惟一的结局了。与绝交紧密相连的还有一个拒交的问题。因为既然“损友”不能相交、又“无友不如己者”，那么，自然便会产生拒交的可能，事实也是如此，且看一个事例，它的当事人还是嵇康。据《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载：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极。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钟会的父亲是钟繇，在汉末、曹魏政权时皆曾封侯，钟会自是声势显赫的“贵公子”，他后来先后随司马师、司马昭屡立战功，构陷邓艾后全揽兵权，随又生异心谋反，被乱军所杀。嵇康尽管未能预知钟会将来的为人，但却对当时的“贵公子”就很不感冒，并不接纳他，对他很冷淡，连起码的“礼”也没有，无怪钟会会“以此憾之”了。嵇康当时并不知道,他这一拒绝竟种下了杀身的恶果。上面曾说到，吕安因其兄诬陷而下狱，因嵇康曾为其兄弟调停过,钟会便借此原故陷害嵇康，《嵇康》传里写到,钟会便在晋文帝面前：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一代千古传誉的名士嵇康，只因当年曾拒绝与一个人为友，便惹下了杀身之祸，令人浩叹:交友难，拒友更不易啊！再回到绝交的事情上来。综观上面说到的几椿绝交案例，可以发现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几位提出绝交的人不是简单地断绝往来而已，而是都发出了绝交书（诗），（管宁更是当面、即时作出了这种口头宣告），而且义正辞严，底气十足，显得异常的心胸坦荡，十分自信，大有告示天下之概。尽管后人未必都完全
  • 认同他们的看法和作法,但他们的心态和胸怀却是难能可贵，令人尊崇。当今要找出几个在待友上类似这样纯真和直率的人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在几椿绝交事件发生的同时,还产生了一个现象，它自然没有那些绝交书那么引人注目，但在交友的大题目下，也是绝对不能忽视、或者说是值得去予以关注的,那就是出现了一批有关交友、绝交以及与之有关问题的“论”文，显然，它们是由那些绝交事件所引发的，而且它们中有的作者也就是某绝交书的作者。这里且选择互有关联的三篇“论”文来略加探究。它们分别是朱穆的《绝交论》、蔡邕的《正交论》和时间较后的刘孝标的《广绝交论》。朱穆（100—163)字公叔，他是第一个写绝交书的人，也是第一个写绝交“论”的人。他以设问的形式宣示：古者，进退趋业，无私游之交，相见以公朝，享会以礼纪，否则朋徒受习而已。朱穆的这种说法是一种过激之言，完全不符合儒家的传统观念。孔、孟都是重视交友的，只是认为朋友有“益友”、“损友”之别，必须慎重选择。《诗经•小雅•伐木》序甚至认为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事实上朋友是自古就客观存在的，而且朱穆本人也曾有朋友，不然，何来的绝交书与绝交诗？只是由于所交受挫，他在公开强烈谴责和斥骂了对方之后才发表了这种过激之辞。当然，促使他这种思想的产生还有更大的社会背景,那就是当时的民风日下，世俗浇离。尤其是在交友之道中，如“论”中所说，他们追求的是“蔽过窃誉，以赡其私。事替义退，公轻私重”。这种状况已达到“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渎并决，而莫之敢塞;游蓣踩稼,而莫之禁也”的地步。这方面的情状，在可以与朱穆《绝交论》称之为姐妹篇的《崇厚论》中还有更进一步的描述，他称当时：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这种现实,—个人的遭际与现世的污浊,便使他不仅产生了与友绝交，甚至要与世绝交，所以在《绝交论》中，“或曰”对他设问说:“子绝存问，不见客，亦不答也，何故?”而他也作了肯定的回答。而且,他还表示，他的这种行为即使受到了世俗的嫉恶，他也甘愿接受。
  • 所以，朱穆是一个为人正直，为官严明，他不避危厄,一直q为害朝政的宦官斗争,正义不得伸张，他最终愤懑发疽而死，深受世人的尊崇。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绝交论》，现存于《后汉书》朱穆传的李善注中，篇幅不长，恐非全璧，不过，还是能反映出朱穆写此“论”的主旨精神的。蔡邑（133—192)字伯喈，东汉末名士，博学多才，谙熟汉史，其文史成就在当时以至后代都有很大影响。蔡邕赞赏朱穆为人，曾撰写《朱公叔鼎铭》等。他写《正交论》也与朱穆写了《绝交论》有关，所以《后汉书》朱穆本传的“论曰”：“蔡邕以为穆贞而孤，又作《正交》而广其致焉。”且看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蔡邕的主张又如何？《正交论》一开始就指出“古之交者,其义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风气良好。但“逮乎周德既衰”，便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此以降,弥以陵迟，或阙其始终,或疆其比周”，这就引起了人们对此的不满，于是“疾浅薄而怀携贰者有之,恶朋党而绝交游者有之”，这便点出了朱穆《绝交论》产生的原因。接着,蔡邕便先赞扬了朱穆，称“彼贞士者,贫贱不待夫富贵,富贵不骄乎贫贱，故可贵也。”“贞士”自然就指的是朱穆。然后，蔡邕才提出了自己对交友的看法：“盖朋友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善则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恶则忠告善诲之，否则止，无自辱焉。”后面他还说，一个人“信有可归之德，不病人之远己也。不幸或然，则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怨其远矣;求诸己而不求诸人，咎其稀矣。夫远怨稀咎之机，咸在乎躬，莫之致也。”这些话说的是交友的重要原则，自然不错;但它出现在这里，它的主要意思还是在表明：交友应该有，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否定它、也否定不了。这样就确切地表明，他对朱穆《绝交论》在交友问题上的偏激态度是持不同看法的，只是在表现方法上较为委婉，不是那么直白地说出来。为了说明这不是他个人的主观成见，他还拉出孔子来作依据：“至于仲尼之正教，则汎爱而亲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亲，交游以方，会友以文，可无贬也。”也就是说，孔子也是主张交游的，只是要讲究方法，遵守原则。这就是孔子的“正教”，也许因此，他才将自己的这些理论叫作“正交论”吧。当然，也就对其他不合“正教”的观点含有批评的意思。不过在最后蔡邕又说括二论而言之。则刺薄者博而洽，断交者贞而孤。孤有羔羊之节,与其不获已而矫时也，走将从夫孤焉。”在充分表达完自己与朱穆明显不同的观点之后，蔡邕却对朱穆本人发出了非常友善的信号，表示自己非常理解甚至同情朱穆的行为，宣称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也一定会选择与他人断交，因而也成为一个像朱穆那样的“贞而孤”者。蔡邕的用心如此刻意、周到，既敢于表白自己的不同意见，又努力与对方交好友善，真是一个难得的朋友啊。
  • 刘孝标(462—521)名峻，以字行，南朝梁人。是著名学者和文学家。少年贫苦，好学,一生坎坷不得志。曾著《辩命论》以自寄慰。所著《广绝交论》在朱穆著《绝交论》三百来年之后，是借朱穆的题目来表达和扩大这一命题的内容，它的具体起因却是由一件事所触发，据刘墦的《梁典》记载:“刘峻见任昉诸子西华兄弟等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卹。西华冬月著葛布帔,练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广朱公叔《绝交论》。到溉见其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任昉是当时的名人，擅文笔,与沈约齐名，曾仕南朝的宋、齐、梁三朝。他喜交朋友，提携他人，因而经常高朋满座，车马盈门，声誉甚高。可当他一死后，便门庭冷落，风光不再，连几个后人也生活艰辛，无人周卹。其实这也是一种很普通常见的人走茶凉的现象。而且他四个儿子的生活无以为继，也不过是几个纨袴公子的必然下场，没有人去关注他们也不足为奇，为之义愤填膺而写下《广绝交论》的刘孝标不也是偶然在路上碰见他们的落拓样子才知道他们的现状吗？说明他之前也何曾去照顾过他们，那又有何理由去责怪他人呢？所以刘孝标之所以写下这篇广“论”，实在是借此事作由头，来抒发他因一生坎坷的遭遇而积压在胸中的怨气，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篇《广绝交论》写得如此全面而深刻、成为当时人情世态的一面清晰的镜子。它更是论说交友史上的一篇经典之作，而且罕有来者。《广绝交论》首先指出，历来交友有“素交”和“利交”之别1圣人之世，贤达们信守的是“素交”，这种交情虽遇“风雨急而不綴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它不可多见，是“历万古而一遇”的。而当今则是“叔世民讹，狙诈飚起，……兢毛羽之轻，趋锥刀之末。于是素交尽,利交兴，天下蚩蚩，鸟惊雷骇。”缺失道义，追逐利益,成了“利交”的惟一原则。刘孝标还归纳出当时“利交”的五种具体表现：一曰“势交”，即竭尽手段，巴结权势。二曰“贿交”，即指天示日，结交富豪。三曰“谈交”，即攀附能言善辩之辈。四曰“穷交”，即贫穷相怜，相互勾结。五曰“量交”，即锱铢计较，衡量利害。以上五种交友的表现，可谓穷形尽相,全面揭露了当时“利交”的种种丑态，它既具社会的共性，又有时代的特性（如“谈交”就与当时名士清谈之风相关）。而刘孝标对它们的评价只用了一句话:“凡斯五交,义同贾鬻。”它们完全是生意场的交易，可谓一言中的。再进一步,刘孝标又指出了这五交的弊害：“因此五交,是生三衅：败德殄义，禽兽相若，一衅也;难固易携，雠颂所聚，二衅也;名陷饕餮，贞介所休，三衅
  • 也。”也就是说，“利交”的结果，使得人们道德沦丧，已有的友情也会反目成仇，整个社会便变得惟利是图，罔顾羞耻。丧风败俗一至于此，何等可怕。由此可知,刘孝标的《广绝交论》视界广阔,通今达古;观察透彻’鞭辟入里;文章雄放,辞语犀利，不愧为交友论史上的一座耀眼的里程碑。以上三“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揭发了当时的世风浇离，友道沦丧，并对此表示痛心疾首，深为不满。令今人也有同感。但可喜的是还有另一面，友道的优良传统并未绝迹，贞节耿介、矢志不移之士仍大有人在，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是也。如与朱穆、蔡邕同时的孔融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致书魏太祖荐举盛孝章之举，就不仅是为了救盛孝章于厄难之时，而且也是弘扬友道的典范之举。这类例子不必再多举，因为三“论”的作者本人也同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这一些都让人们感到公道尚存，正义未泯，在失望中仍存希望，于丧气中仍具信心。四前面之所以那么特别推许“三论”、尤其是《广绝交论》，那是因为自此之后，已很难见到如此义正辞严的绝交“论”和慷慨激昂的绝交“书”了。因为友道日益变幻无定和艰难险峻，正如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的最后一首中所说:“路歧有南北，素丝易变移”，“世途多翻复’交道方蛤巇”难得再觅交友之正道了。其原因大抵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一段时间以来，儒生们在儒家教义、“朋友有信”之类的熏陶下，于是才有相当一批人认真地遵循了它，也就产生了上面说到的那么些绝交者以及“书”、“论”的作者。而自东汉末以来，佛、道二氏相继引人和产生,它们的影响逐渐扩大,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在随后的封建王朝时期，有的崇佛，有的尊道,每个帝王对三者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同一个帝王也会因为政治需要而改变态度。有的朝廷如北周武帝还举行过三教地位、排名的辩论。到封建社会后期，还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清朝的雍正皇帝更是大力提倡，儒家原来的“独尊”地位已荡然无存。它的影响力自然也今非昔比，再也难以塑造出大批像朱穆、蔡邕、嵇康、刘孝标那一类的知识分子来了。再从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他们虽然也因考科举的需要，大多数都熟读儒家圣贤之书，但骨子里却并未完全受儒家思想所控制，思想里还掺杂了许多别的东西，尤其是佛家的影响。因为佛教自传人中土后，慢慢与本土文化融合，逐渐站稳了脚跟，尤其是禅宗的出现，标志着外来的佛教已经完全汉化了，因此受到各方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欢迎。禅宗虽然产生时间较早,但真正成熟和繁荣乃在中、晚唐以后，并绵延、扩展开来。自中唐至有宋一代,许多著
  • 名的文人，莫不与禅宗结下不解之缘，最突出的如王维、白居易、苏轼等可以说已达到非常投人甚至痴迷的程度。无怪乎宋太宗时的宰相张齐贤就曾感叹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陈善《扪虱新话（卷三）•儒释迭为盛衰》）这话和当时盛行的儒士们“逃禅”之风是可以互为印证的。这足见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已衰降到何等的程度。同时还有值得一说的是,这种状况不但是出现在一般的儒士和知识分子之中，就是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思想领地""一宋明理想的创始者或代表人物，也未能逃脱佛禅的严重侵蚀。据《宋史列传•道学一》载，理学的创始人濂溪先生周敦颐就常和禅师来往，还自称“穷禅之客”。他的继承人明道先生程颢就曾“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他的弟弟伊川先生程颐的情况也与他相当。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自幼就曾研析禅学，并对儒释两家的关系颇有体会，《朱子语类》卷十八有说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人禅去也。”这样说来，那朱熹肯定是巳经“到那深处”，而且还“入禅去”了也。既然当时那些儒家大师级的人物都一个个至少在思想意识上也皈依了佛门,那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恐怕就很难找到几个朱、周、刘时代那样的儒者了。因此，唐宋以降，像以前那样交友的论说已属稀见。至于绝交和绝交书之类的东西自然还有，但其内涵也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了。不妨举点例子看看。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载：曾觌字纯脯，偶归，正官萧鹧巴来谒。既退，复一客至，其所狎也，因问曰：“萧鹧巴可对何人？”客曰：“正可对曾纯脯。”觌以为谩己，大怒，与之绝。就因为按曾觌的要求对了一个人名的对子，最多也就是带有一点小玩笑，曾觌便认为是轻慢了自己，便立即“大怒，与之绝。”曾觌是南宋孝宗时的权臣，为这点事便绝交，完全是摆的官架子，哪有什么“不义则离”的丝毫关联。其实，这么两个人也从来算不上什么真心的朋友。还可以再看一例，也是南宋的故事。南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载：刘过改之尝游富沙，与友人吴仲平饮于吴所欢吴盼儿家。尝赋词赠之，所谓“云一窝，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娥。”盼遂属意改之，吴愤甚，挟刃刺之，误伤其妓,遂悉系有司。（释放出来后）自是不复合矣。两个朋友因狎妓时争风吃醋，一人竟拔刀相向，因误伤妓女而俱被官府收押，被释后便自然绝交。这种朋友和今天那些胡帝胡天的酒肉朋友并无二致。而两人中的刘过竟是南宋时的著名词人，自是儒人士子出身，但他的这种友况却和儒家要求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何止天壤之别。
  • 以上二例均发生在南宋时期，可见并非偶然的个例。它足以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朋友伦常的普遍状态。既有绝交，自然也就会有绝交书，可是却再也见不到有朱穆、嵇康等那样著名的绝交书流传于世，道理倒也简单:绝交行为本身既然如此不值一提，又哪能写得出什么能打动人的绝交书因而流传下来呢？但由于有名人也写过绝交书，所以虽然它的质地远不能和前人的相比，但总算还是保存了下来，尽管远不能像《与山巨源绝交书》等那么流传广远，影响巨大。比如明代有名的“后七子”的领头人物李攀龙，在他的《沧溟集》里就有一篇《戏为绝谢茂秦书》，那便是他写给谢榛的绝交书。谢榛原也是“后七子”的首领人物，李攀龙、王世贞等起先都很崇奉他。后来李攀龙日益发迹，跻身官场，而谢榛仍是一介布衣,却依旧喜欢指摘批评别人的诗作,逐渐发生矛盾,谢最后被李、王等排斥，被逐出“后七子”之列，李攀龙并写了这样一封绝交书。通观全“书”，尽管篇幅比朱穆、嵇康所写的全部绝交书还长，但都是对一些琐碎事情的指责甚至人身攻击，并无言及丝毫朋友大义和重大事情的分歧。可以说纯系个人意气、私利之争。试看《明史•谢榛传》：“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及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攀龙遂贻书绝交。世贞辈右攀龙，力相排挤，削其名于七子之列。”因个人之争,李攀龙竟把谢榛“排挤”出“七子之列”。再看《明史•李攀龙传》又说到“后七子”之结社，“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摈先芳、维岳不与，已而榛亦被摈，攀龙遂为之魁。”这帮才高气盛的年轻人，不但目空一切，同时又内部争斗，其结果便是李攀龙取代了谢榛成为“后七子”的首脑。《明史》撰写者张廷玉等的看法自有其代表性和根据。所以随后纪昀等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写谢榛《四溟集》的“提要”说到他们之间的争执时也认为：“七子交口诋诃，乃一时恩怨之词，固不足据为定论矣。”既是个人的“一时恩怨”，那么它发展到绝交，自然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还要继此来写绝交书，就更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无怪乎李攀龙自己也不得不把这封绝交书冠名为“戏为”了，它不过是把胸中的怨气胡乱发泄一通罢了，自己也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因此我们今天就更不必把它当回事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还是提到了它，那只是为了要用它来说明在封建社会后期、宋明以来的交友状况已远不可和前面相比，完全是江河日下了。这种情况看来一直并未得到改善，时至今日更显得是每况愈下。刘孝标的《广绝交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的主要意旨仍适用于今日。有利于我们观察今天的交友状况。《广绝交论》认为交友历来有“素交”和“利交”之别。“素交”因尊奉道德操守,难能可贵;“利交”则是缺失道义，惟利是图,成了它惟一的交友原则。
  • 今天“素交”的传统当然还是存在，而且不管社会如何变化，它也绝不会消失绝迹。只是它属于那种“淡如水”的交往，它醇厚自然，也就不易为人知晓，也不需要张扬。而“利交”者功利性强,动作也大，有了利益便罔顾一切。有的“利交”得手还自鸣得意，恣意炫耀，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影响极坏。《广绝交论》把当时“利交”的表现如上所引归纳为五类，而且指出由此又引出“三衅”，即三种祸害。对这“三衅”，作者描述得十分精炼，总共才三句十二个字,但内容却十分厚重丰富,尖锐深刻。以第一衅为例：“败德殄义，禽兽相若。”这话多么触目惊心!只可惜刘孝标没有把它具体描绘出来，未免有点遗憾！然而，今天朋友场中的种种现实，却无比生动、鲜明地把此一“衅”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不是吗,为了达到“利交”的目的，人们还少见过那些形形色色的丑恶和龌龊吗？诸如吹牛拍马、招摇撞骗、盗名窃利、结帮拉派、排斥异己，种种蝇营狗苟的恶行，只要能得利，什么手段使不出来？真是寡廉鲜耻,人格全无。这与刘孝标说的“败德殄义，禽兽相若”，不是十分符合、毫无二致吗？所以，说《广绝交论》如何了不起,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朋友’只是社会生活中各种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它牵涉面最广，所以十分重要。尤其在今天的社会，由于生活的日趋繁复，加上通讯、交通的日益发展，朋友的关系和活动,早已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和其他人际关系产生互相交融，互相影响。前面说到交友活动中的种种丑恶现象，不是照样也存在其他人际关系以至整个社会生活中吗？这些现象在这里就无需具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巳经在议论当今社会的传统丢失、道德滑坡，并发出了许多忧虑和发表了不少意见，提出过种种办法，但对于这样一种影响深广的交友情状,却缺乏起码的关注，甚至熟视无睹，岂非咄咄怪事！今天或许应该是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西夏文学研读札记三题董上德*西夏，一度与宋、辽、金并存的王朝，却在“二十四史”里没有单独的史册，其历史往往为人所忽略。近年来，“西夏学”已经形成，以吴天墀、陈炳应、白滨、史金波、聂鸿音、杜建录等学者为代表的西夏学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近日为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西夏文学”一章，开始涉猎西夏文学,在学习诸多西夏学家的大作的基础上，写下札记数则，聊以作为自己的读书备忘录。一、西夏的经济、文化与西夏文学西夏，是11至13世纪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一个的王朝，史称“夏国”。夏国建国于公元1038年,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它地处西陲,在宋、辽之西，故称西夏;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对峙。宋、辽、夏、金之间的关系动态变化，宋夏关系、辽夏关系、金夏关系，以及宋、辽、夏、金的多边关系，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动和调整，相互依存，相互牵制，时和时战，情形错综复杂;而夏国政权的存续达190年，于公元1227年为蒙古所灭。党项族的族源问题较为复杂，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西夏的党项族是古代羌族的一部分，有的认为西夏虽然以党项族为主,但其皇族属于鲜卑族拓跋部。不过，党项与吐蕃（藏族）在血缘上和文化上有着密切关系，已经成为学界共识。②大体而言,西夏在政权形态上属于宋、辽、金的藩属国，地缘政治较为复杂，地理位置相当独特。它位于我国西北地区，西通玉门关，北至茫茫大漠，包括今宁夏和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毗连的大片区域，自然环境相当严酷，*董上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②牛达生《西夏学研究中藏学研究成果的应用》，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71页。65•
  • 其境内的戈壁沙漠约占全境的三分之二。尽管如此，但也拥有沙漠中的绿洲，西夏的农牧业得以延续和发展,故而能够立国近两百年之久。西夏人的经济关系较为独特。他们以农牧业为重要基础，同时重视商业贸易。西夏处于河西走廊，所辖地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主要地段，与宋朝、辽朝等均有贸易往来。代表西夏国家意志的《天盛律令》专门设立了《他国买卖门》，对官方贸易有细致的规定，可见商业贸易在西夏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商业贸易带来了文化交流，如宋代的汉文典籍随之传人西夏地区，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西夏传播。我们从相关的出土文献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包括普通民众也在努力学习中原文化，如“俄藏黑水城文献”里有西夏汉文写本《论语》残卷（左右两个半页，右半页抄自《子张》章,左半页抄自《子路》章）、《六十四卦图歌》、《西夏习字》（三种，练习书写常见常用的汉字）。③这些“文化细节”活生生地展示着西夏人的好学与勤奋。西夏人普遍信奉佛教,其传世的佛教文献颇多；同时，也接受儒家文化的熏染，在治国理念上认同儒家的一些基本价值，如“阴阳和合”、“仁义忠信”、“孝顺父母”、“君子有礼”等（见骨勒茂才编《番汉合时掌中珠》）。他们用西夏文翻译了《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儒家经典,还依据汉文典籍编译了《经史杂抄》《新集慈孝传》«德行集》等西夏文教养读物，供人们“立身行道”之用。西夏文学正是在此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以诗歌、文章为主,糅合了佛教、儒家的思想，彰显了西夏多民族的游牧生活特色。二、西夏诗歌的诸种面向西夏诗歌，存世作品不多，却很有西夏的特点。存世的诗歌并已被释读的主要有《夏圣根赞歌》《天下共乐歌》《劝世歌》《月月乐诗》等。它们均原为西夏文，已由我国及俄国、日本的西夏学者释读、翻译，以上四篇作品的汉文译本亦已公开发表。西夏的诗歌，就内容而言,其显著的写作兴奋点在于回首祖先的足迹,赞颂先辈的功业，建立民族的自信。如《夏圣根赞歌》，顾名思义，是对夏之“圣根”的颂歌，西夏人歌颂他们的“圣祖”，赞美他们的民族之“根”。此诗抄写于一个刻本的书页的背面，该刻本刊刻于1185年，故此诗的抄写时间不会早于此年，③参阅孙继民等编著《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0,535、700页。
  • 据西夏学家推断，它可能抄写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作者与抄写者均不详。④此诗开头叙述始祖啰都的家族构成啰都父亲身材不高多智，初始不愿为小怀大心。美丽蕃女为妻,英勇七儿相爱。”啰都生了七个儿子，他们都骁勇善战，都是西夏人的祖先,为西夏人的生存与繁衍奠定了“根基”。这些啰都之子,各有征战的事迹,也似有“神力”，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疆土不怕强权，不畏强敌，乃至于还要与野兽作战，其中一人“与香象厮杀堕齿”，其勇武不屈的精神可见一斑。诗歌中，西夏先祖们的故事还带有神话色彩,如作为先祖之一的额登，与龙匹配，“从此子孙代代繁衍”；又如番细皇，“初出生时有二齿,长大后十大吉兆皆主集。七乘伴导来为帝，号召大地弥药，孰不附？圣王似风疾驰去，拉缰牵马人强国盛。”句中的“弥药”，是西夏人的另一种称呼，意为“身材高挑、好看的人”。这些诗句表明番细皇作为西夏人的首领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而他也不负众望，创造出“人强国盛”的局面。作品的末尾写道：“治田畴，不毁穗，民间盗窃无有，天长日久，战争绝迹乐悠悠。”诗歌以叙事为主，寓抒情于叙事之中，语句间流露出后人对先祖的崇敬与信赖，流露出西夏人的豪迈气魄与克敌制胜的顽强意志，以及表达了对和平生活的无限向往。西夏境内也是多族群共存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平息征战、和平共处、鱼水同欢,《天下共乐歌》可谓唱出了人们内心的长久的渴望:“从此时，母子安宁息争战，/君国和暖盛文德。/所念者，吉祥瑞相无差异，因此上，明王贤臣德本同。/治理军民，上下同心如鱼水;/举擢善智，内外同谋似龙云。千黑头，纷纷攘攘咸拱手;/万赤面，人人屡屡赞德恩。/美日良辰，吉帐神宫仙乐奏，/君臣民庶,共相欢娱宴饮乐悠悠。”诗中的“黑头”、“赤面”在西夏作品里往往对举，他们是西夏国内两个主要的群体；作品赞美了“黑头”与“赤面”和谐共乐的人生图景。而“明王贤臣德本同”、“上下同心如鱼水”等表述，也反映出西夏政治家接受了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暗含着“以德治国”、“上下一心”的理念。《天下共乐歌》的作者是没息义显，是西夏的一位宫廷诗人。他还有另一首宫廷诗《劝世歌》，劝人信奉佛理、认识“无常”：“先祖贤圣先祖君，/美名虽在身不存;/此后善智此后人,/寿常在者何尝有?”表明如果不怀“德念”、不行“仁义”，有朝一日，“汝往上天世界时，何由侍奉佛腹心?”⑤将《天下共乐歌》与《劝世歌》联系起来看，可以得悉西夏宫廷的意识形态是儒学与佛学兼容并包的。④这首诗歌曾由俄国西夏学家克恰诺夫释读，诗歌的汉译文发表于《西夏学》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⑤《天下共乐歌》《劝世歌》的汉译文，见聂鸿音《西夏文〈天下共乐歌〉〈劝世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据聂鸿音先生的推断,这两首作品的抄写年份大致可设定在乾祐十六年即1185年和光定十一年即1221年之间。
  • 西夏诗歌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描述一年十二个月的物候与习俗，如佚名的《月月乐诗》，以“月月乐问根源,月月乐说根源”开头，从正月说到腊月，一共十二段，呈现西夏地域每一个月不同的自然风貌与人文习俗，展示游牧民族与大自然融合的意趣，充满着大地的生机,流露出西夏人对自然变化的敏感以及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⑥西夏的存世诗作另有一部无名诗集,汉文，线装;集内的作品每一首都不完整。据西夏学者研究，这些作品约写成于1180-1193年，正是夏仁宗在位的时期。作者是某乡村文人，作品是对中原格律诗的模仿，内容涉及佛理、习俗等。它们作为诗歌虽然不无稚拙之处，却是西夏人学习中原文化、尝试格律诗写作的实证。⑦三、西夏文章的独特风格西夏文章，文体多样，有骈文、序跋、书信、奏表、题记、碑记等，应用文书（如契约、账籍文书等）的数量也颇多。近人编辑的西夏文集有王仁骏的《西夏文缀》与罗福颐的《西夏文存》，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今人聂鸿音辑有《西夏遗文录》。⑧西夏的文章,颇受中原文化影响,结体简练，主旨突出，而又带有西夏人不喜雕饰、简明朴实、条理清晰的特点。如曹道乐的《德行集序》，原为西夏文，当代学者今译为汉文，其中写道：昔护城皇帝雨降四海，百姓乱离，父母相失。依次皇帝承天，袭得宝位，神灵暗佑，日月重辉。……是时慎自养德，抚今追昔：恩德妙光，当存七朝庙内；无尽大功，应立万世嗣中。于是颁降圣旨，乃命微臣：纂集古语，择其德行可观者，备成一本。臣等忝列儒职而侍朝，常蒙本国之圣德。伊尹不能使汤王修正，则若挞于市而耻之；贾谊善对汉文所问，故帝移席以近之。欲使圣帝度前后兴衰之本，知古今治乱之原，然无门可入，无道可寻，不得而悟。因得敕命，拜手稽首，欢喜不尽。众儒共事，纂集要领。昔五帝三王，德行华美，远昭万世者，皆学依古法，察忠爱之要领故也。夫学之法：研习诵读书写文字，能⑥《月月乐诗》的汉译文，见聂鸿音《关于西夏〈文月月乐〉诗》，《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3卷第5期。⑦参阅聂鸿音《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考》，《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孙昌盛《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⑧聂鸿音辑《西夏遗文录》，《西夏学》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多辞又能弃其非者，中心正直，取予自如，获根本之要领，而能知修身之法原矣。知无尽之恩莫过父母，然后能事亲矣；敬爱事亲已毕，而教化至于百姓，然后能为帝矣。为帝难者，必须从诛。欲从忠谏，则须知人。知其人，则须摧用。摧用之本，须慎赏罚。能定赏罚，而内心清明公正，则立政之道全，天子之事毕也。是以始于“学师”，至于“立政”，分为八章，引古代言行而求其本，名曰《德行集》。谨为书写，献于龙庭。伏愿皇帝闲暇时随意披览，譬若山坡积土而成其高，江河聚水以成其大。若不因人废言，有益于圣智之万一，则岂微臣等之幸，亦天下之大幸也。⑨这一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约为12、13世纪之交。其作者曹道乐，是世居西夏境内的汉人，又是西夏的“蕃学”教授（“蕃学”是西夏景宗元昊始设的一个学术机构）。“护城皇帝”指的是西夏第七代统治者仁宗仁孝，已经去世，故有“雨降四海”之说(此是皇帝已死的“隐语”）；继位的是第八代统治者桓宗纯佑。纯佑于公元1194年至1206年在位，他应是《德行集序》所提及的在位皇帝。序文的条理十分清晰。皇位更替，新君颁令以曹道乐为首的“众儒”纂集古代汉文典籍里的嘉言懿行，主旨是“择其德行可观者”，编为一册，以便观览。作序者在行文之间，以汉族贤君为鉴，陈述帝王治理朝政的道理，引出修身、孝亲、从谏、知人等要点，并以此为依据，阐明“以德行为本”的编辑理念，介绍《德行集》全书的内容与编排（《德行集》是从《易经》《尚书》《礼记》《孝经》《史记》《资治通鉴》等书摘录而成，并由曹道乐等人译为西夏文）。作者文辞质朴，要言不烦，虽然是上呈皇帝的文章，可是没有诚惶诚恐的畏缩心态，而是直陈己见,故而文中“须”字数见，如“须知人”、“须擢用”、“须慎赏罚”，如此行文,颇有“实话实说”之意,文风刚健而诚擎:西夏文章之风格，于《德行集序》中亦可见一斑。西夏人信仰佛教，同时也有多神信仰，有的文章反映了佛教信仰与多神信仰并存的事实,如《黑河建桥敕碑》的碑文，以皇帝的口吻敕命镇夷郡内黑水河上下各路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发慈悲之心，消除水患：朕昔已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顿息，固知诸神冥歆朕意，阴加拥佑之所致也。今朕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神灵，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则岂惟上契十方诸圣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弘愿也诸神鉴之,毋替朕命。⑩⑨«鸿&《西夏文曹道乐〈德行集〉初探》.载《文史》2001年第3辑•总第56辑，中华书局,2001年’第215页。⑩邵方《西夏法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 这一篇碑文,刻于大夏乾祐七年（1176)，即南宋孝宗淳熙三年;正是西夏仁宗仁孝皇帝在位之时。此文记载了仁宗仁孝皇帝前后两次亲临黑河桥祭神，文笔灵动而不板滞;与诸神“沟通”，却内含“慈悲”、“济渡”等佛教用语,对诸神有所赞许，有所祈求，有所敬畏，却也不失皇帝“威严”。可谓多神信仰与皇权崇拜结合为一，也是了解西夏独特意识形态的重要文献。西夏文学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在这一方面，克恰诺夫先生、聂鸿音先生的贡献最为突出。随着西夏文作品的更多的汉译本问世，相信西夏文学更为全面、完整的风貌将会逐步呈现，而对西夏文学的解读也会进一步深化。2014年2月21曰于中山大学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2由“儒者自有名教”看范仲淹的名教觀張申平*北宋范仲淹(989-1052)提出的“儒者自有名敎”命題深刻影響了當時士人的價値觀，他本人也屢被後代以“有功名敎”相褒揚。如元代李祁《文正書院記》稱:“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尙。寥寥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勸獎,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敎豈少哉!”①“開萬世道統之傳”，“有功名敎”，這肯定了范仲淹在宋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宋元以來此類讚譽很多，如北宋張方平（1007-1091)稱贊猗嗟乎公，德行則充。文學純深，政事閎通。風節是勉，名敎是踐。”②元代也先不花贊其“實名敎之有補”。③明代范惟一贊其“有功名敎，啟宋道學之源”。④明代楊廷筠贊其“培植國本，振起道脈而弼成有宋”，“功在道術，維持名敎，亙百世而為烈”。⑤范仲淹的學習、生活和政治經歷簡直稱得上是“標準化”的宋代讀書人榜樣，也反映了宋儒人生追求和志趣心態的嬗變以及宋學的發展規律。故本文擬對范仲淹名敎觀，以及相關的命題如“儒者自有名敎”、“孔顏樂處”等進行探析，以期管窺宋儒心路歷程。一、儒者自有名教:“可學”還是“可樂”最早記錄范仲淹“儒者自有名敎”說法的，當是北宋呂大臨（1040-1092)撰《橫渠先生行狀》。張載（1020-1077)“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心悅談兵，渴慕軍功。“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張申平:淸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硏究生，①《文正書院記》.《范仲淹全集》附錄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191,②《祭資政范侍郞文》，《范仲淹全集》附錄九,頁1240。③《河南祭墓文》，《范仲淹全集》附錄九,頁1249.3④《重颳文正書院記》，《范仲淹全集》附錄七.頁1205。⑤萬曆本《范文正公集序》，《范仲淹全集》附錄三,頁947,.
  • 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敎，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⑥呂大臨撰《行狀》於張載残後其轉師二程之時，即元豐二年（1079)0此時范仲淹已去世27年,張載去世2年。需要注意的是范仲淹原話為“儒者自有名敎，何事於兵”，其中並沒有“可樂”二字。推敲范仲淹勸說張載的語境，當是他看到血氣方剛的張載“慨然以功名自許”，為成就其“遠器”，故推薦讀《中庸》。《中庸》被宋儒提高地位是由於它“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儒生們追求内聖外王之道需要經由硏修《中庸》這一路徑。唐代韓愈、李翱之後儒學開始復興。李翱在《中庸》思想影響下，將人之性、情分開，借此銓釋人性之善惡問題。漆俠認為是歐陽修（1007-1072)最早“一語中的地指出李翱的《復性書》，是‘《中庸》之義疏’。范仲淹對《中庸》的重視,也許還早於歐陽修”。⑦的確如此，范仲淹在《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曾論：“生而德者，實茲睿聖;學而及者，惟彼賢良。”他認為顏回是“自明而臻”，夫子“自誠而至”，經由學習是可以成為聖賢的。宋代重視文臣，常“以儒者奉武事”⑧。范仲淹指點張載學習儒家名敎，這是為他指出一條最容易獲得人生成就的捷徑。張載被范仲淹以名敎“誘掖獎勸”折服後，雖愛《中庸》，“猶以為未足”。於是出入釋老，求之六經，最後達到“淳如”境界。《中庸》被程頤強調為“孔門傳授心法”，是性理硏修乃至文武事功之學,被推崇為“實學”，可供終身受用。張載儒釋道融通於心，所謂“盡棄異學”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張載最終成就為“一個眞正的哲學家”⑨，他的成功和范仲淹獨具慧眼和恰當點撥是分不開的,誠如全祖望所言：“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⑩然而檢索相關資料，發現“儒者自有名敎”說法有三種版本：(一）“儒者自有名教”I.《橫渠易傳》，宋呂大臨撰。2.《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宋陳均撰。3.《绿督集》卷十三，宋曾豐撰。4.《伊洛淵源錄》卷六，宋朱熹撰。5.《宋大事記講義》卷十四，宋呂中撰。6.《張子全書》卷十五，宋張載撰。7.《近思錄》卷十四，宋朱熹、呂祖謙編。8.《西山讀書記》卷三十一，宋眞德秀撰。9.《性理群書句解》卷二十一，宋熊節撰。10.《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九，明胡廣編。11.《古文集成》卷一，宋王霆震編。12.《言行高抬貴手》卷一，元張光祖撰。13.《人譜類⑥《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381。⑦漆俠:《宋學的發展與演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24⑧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范仲淹全集》附錄一，頁823。⑨陳來:《宋明理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45。⑩《宋元儒學案序錄》，《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
  • 記》卷下，明劉宗周撰。14.《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明馮琦原編、陳邦瞻增輯。15.《東溪日談錄》卷十五，明周倚撰。16.《張子抄釋》卷六，明呂枏撰。(二）“儒者自有名教可樂”1.《宋史》卷四百二十七。2.《范文正集補編》卷二。3.《史傳三編》卷四、卷三十，朱軾撰。4.《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四，宋李幼武纂集。5.《少墟集》卷十九，明馮從吾撰。6.《陝西通志》卷六十三。7•《經濟類編》卷四十九，明馮琦、馮瑗撰。8.《禦定淵鑒類函》卷二百一、卷三百十。9.《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二。10•《御批歴代通鑒輯覽》卷七十六。(三）“儒者自有名教可學”1.《東都事略》卷一百+四，宋王稱撰。2.《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六,宋祝穆撰。3.《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十五，宋章定撰。可見范仲淹是否說過“可樂”二字,其原意究竟是“名敎可樂”還是“名敎可學”,抑或是名敎“可依”、“可據”、“可事”等，莫衷一是，耐人尋味。名敎“可學”是從它的社會價値出發，認為其有功利作用値得學;而名敎“可樂”從“樂”處著眼，突出其愉悅心性的精神作用，這代表了不同的人生態度和價値追求。張載向范仲淹求敎時,正値用兵之秋，張載“慨然以功名自許”希望得到重用，故情理上不會問什麼東西“可樂”，倒是范仲淹指導名敎“可學”的可能性大一些。“名敎可樂”說法產生，應源於後人對“儒者自有名敎”的闡釋。那麼“可學”如何能發展為“可樂”?這就要回到范仲淹的時代,弄淸楚其思想在宋學及理學發展進程中的位置。長期以來，范仲淹被視為宋學的奠基者，他對理學也有開創之功。范仲淹拿“儒者自有名敎”開導張載，引導他通過硏習《中庸》而進入理學苑囿。後周敦頤、胡瑗等提出“孔顏樂處”的追問,啟發了程顥、程頤等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從而推動了理學的發展^故梳理“名敎可樂”這條線索，很有助於把握宋代學術發展規律。二、從“名教可學”到“名教可樂”(一）“教化之道無先於名”：名教可學《四庫全書總目》評價范仲淹“人品事業,卓絕一時”，“貫通經術，明達政體”，“行求無愧於聖賢，學求有濟於天下，古之所謂大儒者,有體有用，不過如此”。®這肯定了范仲淹“有濟於天下”的為學目的及“有體有用”的為學方式，⑪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311
  • 這是成就一個“大儒”的必要條件。根據范仲淹的人生經歷和名敎觀,再結合他與張載談話的歷史背景來看，范仲淹的原意應該是“儒者自有名敎可學”，何事於兵。因為名敎是需要學而用之的,它是實現人生價値的橋樑。北宋前期士人階層正處於上升階段，他們大多出身貧寒,社會地位比較低。如范仲淹、歐陽修等都經歷了困學苦讀和科舉場屋鍛鍊，終於脫穎而出走上仕途，因此他們的思想觀念、政治理想、人生態度等和魏晉士人大大不同，也有別於南宋。魏晉名士多有遁世念頭,行為放逸,崇尙自然;南宋理學家沉溺於心性硏修，對事功名利淡薄。范仲淹系唐宰相范履冰之後，北宋范墉之子,兩歲而孤,四歲隨母謝氏改嫁。±欠坷的家世背景，使得“困學苦讀”的精神在他身上表現得尤其典型⑫,也促成了他“先苦後樂”思想的形成。歐陽修撰寫的《范仲淹神道碑》稱范仲淹知其家世后，“感泣去南都”，“晝夜講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發奮苦讀不僅使范仲淹精通六經和仁義之說,還塑造了他的人格和理想。“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⑬范仲淹“先憂後樂”思想早期主要表現為樂學苦讀、以苦為樂、樂而忘苦,這也受到顏回的樂道精神影響。《睢陽學舍書懷》詩為大中祥符七年（1014)在睢陽（今河南商丘）求學時所作。詩曰：“瓢思顏子心還樂,琴遇鐘君恨即銷。但使斯文天未喪，澗松何必怨山苗。”時年25歲身處帝鄕漢苑的范仲淹，在深邃的歷史時空中思考命運。他以顏回的苦學精神激勵自己，期待“琴遇鐘君”，堅信有朝一日能如鳳鳥展翅騰飛。人們常把范仲淹所主張的“儒者自有名敎”與宋儒倡導的“孔顏樂處”聯繫起來，多和此詩有關。范仲淹雖敬仰顏回但並不希望終生困居陋巷，相信“始為儒生，終為聖人”。“但使斯文天未喪”是他對儒家名敎“不絕如帶”境遇的擔憂和對名敎復興的呼喚。范仲淹人品事業與道德文章高度一致，他常宣導“名敎”。明代周孔敎稱:“若夫大臣經世之文，其矩獲從律令中來，其精神從肺肝中流出，敷宣陳吿,動合典謨,旁引曲喩，必依名敎，張弘文武，惟所用之，獨范文正一人而已!”⑭范仲淹《上資政晏侍郞書》中明確提出“敎化之道無先於名”主張,認為三古聖賢都是關注於“名”的，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率臺諫官力諫廢郭后，被贬出守睦州。作《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讚美嚴光“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敎也”，⑫范仲淹“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畫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見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丨977年）卷三百一十四，頁10267;⑬《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郞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並序》，«范仲淹全集》附錄一，頁812。⑭萬曆本《范文正公集序》，《范仲淹全集》附錄三，頁94令
  • 並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寶元二年（1039)為蔡齊(988-1039)撰《戶部侍郞贈兵部尙書蔡公墓誌銘》稱讚墓主“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敎為急”。®在范仲淹的影響下，社會風氣大變，讀書人不再以近名晉身為恥，自覺以天下為己任。《宋史•范仲淹傳》稱其“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仲淹倡之”。®論天下事以至於“奮不顧身”，可見其用心頗切,以其言行振奮士人的理想追求,影響一代世風和士風。(二）“自可優優樂名教”：名教可樂范仲淹為政期間輾轉廣德軍、興化、睦州、蘇州、越州、鄧州等多地,始終不忘辦學，積極從事書院和學校敎育。他屢次表達“樂名敎”的願望，如天聖六年(1028),掌應天府學,書院興盛情形如其《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描述的那樣:“人樂名敎,復鄒魯之盛;士為聲詩，登周召之美”，學子“濟濟如歸”。范仲淹執敎使得書院重視儒學敎化，文學基調趨於雅正，呈現勃勃生機。同年，范仲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道:“三代聖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群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文，遊名敎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o®范仲淹期望應天府這樣的“名敎之地”，民服禮樂，士樂名敎，儒風盛行，崇敎重道。景祐元年（1034)睦州任上,范仲淹《和葛閎寺丞接花歌》道謫官卻得神仙境”，“自可優優樂名敎”。在睦州范仲淹憑弔嚴子陵釣臺，重修嚴子陵祠堂，建龍山書院,名敎事業成為他快樂和成就感的寄托。金元好問認為范仲淹作為名士、能吏、名將，“一身而備數器”，其材、其量、其忠“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己”o®作為政治家，范仲淹的“後天下之樂而樂”不是孤獨的自娛自樂,而是與民與同道者同樂。這在他鄧州的創作中表現尤其明顯。慶曆五年（1045)，北宋與西夏議和，范仲淹上《陳乞鄧州狀》請求“就訪良醫”、“得養天年”o®知鄧州後，他重修了外城東南隅名勝百花洲，使之成為“與民同樂”的遊賞勝地。當時遊覽百花洲的名人有張士遜、張燾、王洙、賈黯、趙概等。部州民風淳樸’當時邊患消停,積弱積貧的宋王朝有了短期的安寧，於是范仲淹表達“樂”感的詩句很多。如“簫鼓動地喧,羅綺傾城遊。五馬不行樂,州人為之羞”。(《覽秀亭詩》）“臥龍鄕曲多賢達,願預逍遙九老中。”(《依韻酬太傅張相⑮《范文正公文集》卷八，《范仲淹全集》，頁191。⑯《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四，《范仲淹全集》，頁332。⑰《宋史》卷三百一十四，頁10267。⑱《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范仲淹全集》，頁429。⑲《范文正公畫像贊》，《范仲淹全集》附錄九，頁1256。®《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范仲淹全集》，頁448。
  • 公見贈》)“尙得州麾養衰疾，優遊豈減居林泉。”(《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見寄》)“庭中無事吏歸早，野外有歌民意豐。”(《酬李光化見寄二首》)“攜手百花洲，無時不開樽。”“自問平生心，此樂曾幾番。”(《送河東提州張太博》)此時范仲淹心境悠閒,過著詩酒遊賞的閑適生活。但他也沒有忘記“致君堯舜”的宿願，曾寫道“今之刺史古諸侯，孰敢不分天子憂”，“常願帝力及南畝，盡使風俗如東鄒”(《依韻答賈黯監丞賀雪》）等，這是他年輕時就有的“致堯人”(《陶唐氏》)理想的表現。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徙知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范仲淹說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可見即便是到了頤養天年時,范仲淹依然看重名節，提倡道義之樂,這就不難理解他散俸接濟貧寒學子，舉辦義莊賑濟宗族等行為了。®三、“立身揚名”：范仲淹的近名論朱熹（1130-1200)曾把范仲淹與諸葛亮、杜甫、顏眞卿、韓愈相提並論,稱讚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之為人及功業文章。®范仲淹積極用世精神和推崇名敎態度可從《近名論》充分見出。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權知開封府，上疏論營建西都洛陽事，被呂夷簡（978-1040)譏為迂闊近名。仲淹在《近名論》中義正辭嚴地表達了“近名”態度。他指出老莊“為善無近名”之訓不足取，因為道家中人但求自全，“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之用”？商湯、文王等“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太公、夷齊、仲尼等“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名敎之書《春秋》勉戒作用巨大,可“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愼”。故對儒者而言，須勇於“近名”。有時“為善近名”也有虛假者，但若要“敦獎名敎,以激勸天下”，還須肯定人的愛名之心。人不愛名，則不可止其惡。故“武王克商，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若都依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和《近名論》觀點相類，天聖八年（1030)，范仲淹寫給晏殊(99]-1055)的《上資政晏侍郎書》中，從“聖人崇名敎而天下始勸”談起，認為只有崇名才有敬畏之心;只有愛名才能成聖成賢。“名敎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故提倡“立■樓鑰《范文正公年譜》，《范仲淹全集》附錄二,頁906,■仲淹“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瞻族人。泛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鄕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宋史》卷三百一十四,頁10276..■《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敎育出版社,2002年），頁3641,.■《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范仲淹全集》，頁丨55,©《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頁232。
  • 身揚名”、“積善成名”、“恥沒世而名不稱”、“榮名以為寶”。他認為要勇於“邀名”，名敎是治理社會、強盛國家的法寶。范仲淹雖提倡“近名”，但也看到沽名釣譽的危害性。其《上執政書》指摘某些官僚“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的不良積習，提倡改革。在《答手詔條陳十事》提議“擇官長”，因當時官場“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致使“邦國之本，由此凋殘”。《上執政書》批判官場“苟且之弊，積習成風”，官員尸位素餐，“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掇禍”現象。《遺表》中也談到“以進賢援能為樹黨，以敦本抑末為近名”的不良現象，故其為官也常以“近名”眞偽來自省，如《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二狀》中理直氣壯宣稱“臣等志在分憂，非敢飾讓近名”；其直言上書就稱“某不避近名之嫌”（《上呂相公書》），其致韓琦書言“惟思砥礪名節，以副知己”，足見其是把“近名”作為自我行為的試金石，隨時檢查其成色。故王安石贊曰：“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祭范穎州文》)宋王十朋贊其“文武忠孝名節全”(《顏范祠堂記》)。皇帝敕書也稱其“早富藝文，素著名節”。四、由“有功名教”走向“聖人氣象”范仲淹之後，對名敎的重視和維護逐漸成為士大夫一種不言而喩的自覺行為，是這個群體共同遵守的思想和行為原則，幷沉澱為集體無意識。士人立身行事時刻恪守“名敎所系”、“事関名敎”等準則，追求“有功名敎”、“補名敎”、“敦名敎”，贬抑的是“害名敎”、“傷名敎”、“虧損名敎”、“得罪名敎”等。有功名敎之士會在史書中留下芳名。如《宋史》載楊徽之“純厚淸介，守規矩，尙名敎，尤疾非道以幹進者。”®戚綸“少與兄維以文行知名，篤於古學，喜談名敎。”®“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尤為有功於名敎。”@有時在統治集團内部，君臣論事會在名敎層面相互辯難。如《宋史•田況傳》載：“帝頗以好名為非，意在遵守故常”，田況著論上之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依然“燦爛若日月，有實美而然也”。田況激勵君王要樹立英睿、神武、崇儉、廣愛、納諫、勤政、求治之名。因為“聖賢之道曰名敎，忠誼之訓曰名節”，如果以好名為非，則“敎化微，節義廢”，後果不堪設想。®提倡“好名”和名實相®《宋史》卷二百九十六,頁9869.©《宋史》卷三百六，頁10104。⑳《宋史》卷三百八十一，頁丨丨乃3。©《宋史》卷二百九十二，頁9780,
  • 符,激勵君王勵精圖治，這是把名敎視為政治改革、社會進步的驅動力了。范仲淹作為困學苦讀終有所成的讀書人表率，他所宣導的“儒者自有名敎”確立了宋代文人安身立命之本。他們秉承“名敎可學”亦“可樂”理念，選擇“先憂後樂”的奮鬥道路，堅守“内聖外王”、“修齊治平”理想信念，自覺追求“孔顏之樂”和“曾點之志”，並進而追求道德和人生的終極完善，那就是“聖賢氣象”。這大抵就是范仲淹一代文人所走過的共同道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領域所發生的變革，促成了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型。社會精英人物的文化氣質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宋代讀書人有著“始為儒生，終為聖人”或“朝為書生,暮為帝師”的夢想，推崇孔孟之道,期盼經過修煉而成聖成賢，與君王共治天下,具有以道自任的自覺性。他們這種思想的張揚就是以范仲淹為開端的。在宋代思想和學術史上,范仲淹因“儒者自有名敎”的號召和實踐確立了他無可替代的奠基地位。朱熹認為“本朝道學之盛……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就道學而言范仲淹也被視為奠基者，排名在周敦頤、二程、張載之前。南宋陳傅良言：“宋興，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范仲淹之輩以名敎相召喚抗之以名節”，使時代風氣為之一變。這也開闢了宋學發展的健康道路，影響了歐陽修的議論文章和周敦頤儒學思想。錢穆也推重范仲淹的宋學地位，認為“蓋自朝廷之有高平（范仲淹），學校之有安定，而宋學規模遂建。後以濂溪為宋學開山，或乃上推之於陳搏，皆非宋儒淵源之眞也。”®總之，被視為“宋儒淵源”的范仲淹,他提出的“儒者自有名敎”觀點,猶如指路航燈一樣照亮了後代讀書人的前程,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丨986年）卷一百二十九，頁3089,®《溫州淹補學田記》，《止齋集》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三十九，頁80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4。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南車草〉序》作者考略趙鐵鋅*《南車草》是朱彝尊自編詩集。朱彝尊（1629~1709)，號竹诧，晚號小長蘆釣魚師,又號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今嘉興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以布衣授翰林院檢討，入値南書房，曾與纂修《明史》。三十一年歸里，專事著述。其於文學、考據皆所稱善，著有《曝書亭集》、《日下舊聞》、《經義考》等，編輯《明詩綜》、《詞綜》。此種種著作皆享譽學林。順治十三年（1656)，朱彝尊客游嶺南，《南車草》所刊即朱彝尊入粤往返期間所作，幷將與曹溶唱和之作另名《薇堂和章》一幷附刻於後。書前有“蔗餘道者”序言，作於順治十四年,其文如下：自變故以來，詩書之氣無所附麗，天下之才人往往化為詩人矣。此詩之幸耶？抑人之不幸也？夫使詩之用，不得登於明堂清廟，顧以沉鬱頓挫之致，寫悲風於天末，則詩已為不幸，况於人乎？朱子錫鬯以英盛之年，赋才絕異，乃厭薄所為舉子業，而放意山水。其為詩，骨高而氣清，材豐而韻遠。蓋當方駕古賢，以之登於明堂清廟，誰能軼其上者？錫鬯且掉頭不顧，則有有其人而無其地，有其地而無其人，各有所安而未能相就。錫鬯之詩不可以用不用論，而錫鬯之詩之用，不可以幸不幸論也。唐詩人之名，莫著於李杜兩人者。大言自許有康濟之略，皆困阸以老詩人自以為無命，而人或致疑於無才。使錫鬯终不用其才，將何以雪千古詩人之恥？然而，錫鬯樂取此以自托，則老氏無用之用。錫鬯亦有取爾乎？錫鬯來仙城有《南車草》之刻，不減杜甫發泰州至成都時。此雖錫鬯大海中波濶數迭，然瀛渤全潮無有二用。人或以錫鬯之詩盡其才，以錫鬯之詩才盡其用，皆不礙於錫鬯之所自托。吾雖非豐干，亦無辭饒舌之咎矣。時丁西二月晦日，蔗餘道者題。序言開首即以“才”、“用”、“此詩之幸耶？抑人之不幸也?”立論，語帶有家*趙鐵鋅: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硏究所博士硏究生。
  • 國之感，頗為沉重。不經世亂，難有此心。無有此心，難會錫鬯之意。此序於«南車草》為知音，即序言作者“蔗余道者”於朱彝尊為知音。《南車草》是朱彝尊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作品《曝書亭集》中多未收錄。然《南車草》序作者“蔗餘道者”究竟為何人,至今尙未考得。黃裳先生《淸代版刻一隅》著錄《南車草》嘉慶二十三年刻本，言：“前有丁酉二月蔗餘道者序，……蔗餘道者不知誰氏。”2005年，《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淸人別集叢刊》收錄《南車草》，其提要稱：“卷首有順治丁酉蔗餘道者序，後有嘉慶戊寅蔣楷重刻跋。”2009年，王利民先生《朱彝尊著述硏究及〈曝書亭全集〉》一文說他將自己的粵行詩集為《南車草》一卷，並將酬贈曹溶的詩作輯為《薇堂和章》一卷,一同刊刻行世,蔗餘道者作序曰……”以上所舉，提及序作者時皆僅稱“蔗餘道者”，其人不知為誰。今考“蔗余道者”即澹歸今釋和尙（1614-1680)。同治《番禺縣志》卷二十七載：“今釋字澹歸，一字蔗餘。浙江仁和人,住海幢寺。”按:澹歸和尙俗姓金，名堡，字道隱，號衛公，浙江仁和人。三十七歲出家桂林茅坪庵，初名性因，又號茅坪袖僧。嗣參天然函是和尙，名今釋，字澹歸，一字蔗餘，號甘蔗生,冰還道人,又號借山野衲。開法廣東丹霞山別傳寺，晚年號舵石翁。①澹歸著作頗多，在乾隆年間曾遭禁毀。據目前所見，尙有《徧行堂集》②、《嶺海焚餘》、《丹霞日記》、《元功垂範》。澹歸“一字蔗餘”，可見蔗餘道者”確係澹歸。經査檢，澹歸《徧行堂集》中,有六篇文章自稱“蔗餘”或“蔗餘道者”。茲統計如下：卷部文名屬"鹿餘”次數屬“蔗餘道者”次數總次數卷三•文部•說芥菴募建佛殿說11112卷三•文部•說募鎏金三佛說314卷七•文部•序四書義自敘101卷十二•文部•言己戥庵小記505卷十六•文部•題爲定者禪公題所藏羅漢卷101卷三十四•詩部•七律康之初度101自上表觀之,《徧行堂集》中屬“蔗餘”22次;屬“蔗餘道者”2次。那麽，澹歸從何時開始用此稱號呢？表中所列六篇文章皆未屬時間。不過，除《爲定者禪公題所藏羅漢卷》外，其他五篇文章均可由文中信息，推算出一個大概的寫作時間。此五篇文章大致有兩個寫作時間段。①參見吳天任:《澹歸禪師年譜》，第I頁。②《徧行堂集》包括前集四十九卷,續集十六卷，由段曉華先生點校整理，2008年已出版。本文所說的《徧行堂集》及使用集中文字,皆據此整理本。
  • 其一,《芥菴募建佛殿說》、《四書義自敘》、《戴庵小記》、《康之初度》四文中有“芥庵”、“篁溪”、“载庵”等字樣。據《澹歸禪師年譜》，則此四文當作於順治十五年或此後的時間。®其二，《募鎏金三佛說》一文則當作於順治十一年前六年之内《《光孝寺志》載國朝順治十一年，東莞人蔡元正捐資萬金，請平、靖兩藩重建，改為七間,視前更極壯麗,額曰‘祝聖殿’。釋今釋碑記。”3)檢《徧行堂集》有《重建光孝寺大殿碑記》一文，即《光孝寺志》中所言“釋今釋碑記”。碑記言：“寶安有長者蔡玄眞氏,毅然請以獨力肩之，庀材鳩工，夜思早作，不資旁智，巨細幷營。費逾萬金，時越六載,殿成而化，多餘緖未竟，象賢子京，克繼先志，述而終之。”而《募鎏金三佛說》開篇即言:“光孝寺大殿將圮，有蔡玄眞氏，捐橐中萬金，撤而新之,更欲造鎏金丈八如來三軀，為嶺南瑋麗奇特之觀。計用銅二萬余肋，玄眞已自具矣，恐工費不給，乃持冊募諸同信者，而乞蔗餘道者為之文。”由此可知，蔡玄眞捐資萬金，以修光孝寺大殿,幷造丈八如來三軀。但大殿修成即去世。後面工作，卻是其子繼續來完成的。完成後，澹歸作碑記，時在順治十一年。故《募鎏金三佛說》一文則當早於《重建光孝寺大殿碑記》，即早於順治十一年。且因《重建光孝寺大殿碑記》所言“時越六載”，《募鎏金三佛說》寫作時間可能更推前近六年。再,澹歸於順治九年，至海雲寺參天然函星和尙受具足戒,始名今釋,字澹歸。“蔗餘”、“蔗餘道者”亦可能始於此時。⑤故此，由《徧行堂集》觀之，澹歸屬“蔗餘”、“蔗餘道者”當始於順治十一年前六年之内的一段時間，或即始於順治九年,至順治十五年乃至更後的一段時間仍在使用。《南車草》序作於順治十四年,澹歸屬“蔗餘道者”，恰在其使用時間範圍之内。按:前文因《番禺縣志》、《澹歸禪師年譜》皆言澹歸“一字蔗餘”，恐非。或縣志作者及吳天任先生另有所據也未可知。“蔗餘道者”澹歸旣為《南車草》為序,那麼，朱彝尊與澹歸是否是有交游呢？澹歸是明末淸初在士人、僧界都較重要的人物。其在俗為官,因言辭犀利，有“虎牙”之稱。出家後,其身邊亦多有仁人義士文人學者。如錢謙益、瞿式耜、龔鼎孳、屈大均、方以智、曹溶等等均與其交往密切。曹溶與朱彝尊同里’長朱彝尊十六歲,早年讀書即與朱彝尊叔父朱茂曝結詩社，後又同年中舉。二人交③《澹歸禪師年譜》順治十五年條至東莞之篁溪,時張安國與比丘自逢.於篁溪創芥庵，為天然和尙法筵;……會安國得廢苑於篁溪，……禪師取山海截民之語,名曰‘戴庵’。”第73頁。④顧光、何淙:《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中華書局,2000年8月，第23葉。⑤上述澹歸所言“蔡玄眞”即《建置志》所載“蔡元正”,
  • 誼匪淺。由此，曹溶與朱彝尊二人彼此互知，然尙不成謀面。朱彝尊二十一歲時，“與里中王介人翊、周靑士貰、繆天自泳、沈山子進、李斯年繩遠、武曾良年、分虎符諸先生為詩課。時先生貧甚，餘一布袍。斯年兄弟止一偏提。每遇會，則以付質庫。兩家内梱各紡績出之。遇後會復然。於是遠近稱詩者咸遇梅里，就先生論風雅流派,靡不心折。曹侍郞溶見先生詩文,尤賞激不置。時先生與山子先生齊名，鄕人目為朱沈。”⑥可見，雖未見面，曹溶對朱彝尊卻是極其欣賞的。朱彝尊於順治十三年夏入粤,起初在楊雍建家中授課,⑦後來才投奔曹溶。《南車草》所附《薇堂和章》第一首詩《上曹秋岳先生》：“左轄聲名重，單車禮命崇。……幾年惟採薇，今日更飄蓬。負戴薪猶在，琵琶曲未工。一行來作客，千里遂投公。泉石邀羅友，丹砂就葛洪。南車欣得路，不分哭途窮。”詩中先稱贊曹溶,而後則表達自己的“飄蓬”、“窮途”之境遇，望可投奔於他。曹溶因有故交之誼,且賞識朱彝尊之才華，故俾入己幕中，多方照顧。自此，二人成忘年之交，彼此唱和往還甚密,直至曹溶去世。《薇堂和章》即在粤期間朱彝尊唱和曹溶之詩作集。朱彝尊將入粤往返及居粤詩作輯為《南車草》，而單獨將與曹氏和詩輯為《薇堂和章》。曹溶返鄕，朱彝尊作《送別三首》，第三首最後一聯言：“還憑長短笛，吹出感恩多。”可以想見居粵時間曹溶對朱彝尊的觀照令朱彝尊是多麽地感激。而後,曹溶去世，朱彝尊以《曹先生溶輓詩六十四韻》來哀悼忘年至交。一首輓詩,用六十四韻，可見二人交誼之深。朱彝尊入粤之際，恰値龔鼎孳攜錢謙益書至海幢寺訪空隱道獨和尙，托求憨山大師《夢遊全集》書稿，澹歸與曹溶均參與其事。澹歸與曹溶是密友，二人集中多有往還之作。由此可以想見，在這段時間里，朱彝尊與澹歸交游是順理成章的。且《南車草》中有《聽澹歸師譚廬山之勝》一詩，可謂澹歸與朱彝尊交游之明證。其詩曰：見說廬山勝，吾師昔久留。芙蓉削員闕，瀑布灑飛流。椹下調神駿，寰中狎澥鷗。東林煙月滿，何日與同游。⑨由詩觀之,朱彝尊曾與澹歸會面,且朱彝尊稱澹歸為“吾師”，可見對澹歸之尊敬,亦很有可能此次幷非初見。此番見面，澹歸講述了廬山勝景，朱彝尊欣欣嚮往,期待有一天可以與澹歸同游。朱彝尊集中提及澹歸的作品僅見此一首，無法全面了解朱彝尊與澹歸的交游情況。而《南車草》序則成為我們硏究朱彝⑥楊謙:《朱竹诧先生年譜》，淸刻本，第8葉。⑦《朱竹姹先生年譜》海寧楊公雍建知高要縣事，以幣聘先生課其子中訥，即晚硏先生也。”第10葉。⑧朱彝尊:《薇堂和章》，嘉慶二十三年刻本，第1葉。⑨朱彝尊:《南車草》，嘉慶二十三年刻本，第18葉。
  • 尊與澹歸交游另一重要材料。澹歸長朱彝尊十五歲，屬朱彝尊長輩。朱彝尊才學不淺，澹歸當非常喜歡。且擔歸曾飽經離亂，今朱彝尊亦自窮困而來，澹歸雖身為方外人，自亦感同身受。從《南車草》序觀之，澹歸對朱彝尊是非常賞識而器重的。朱彝尊居嶺南，往返兩載，得到曹溶的多方照顧，又與眾多遺民士人交游往還，詩文唱和，抒發胸臆，雖居異鄕，仍頗為愜意。將歸，朱彝尊作《將歸留別粤中知己》詩請君膝上琴,彈我遊子吟。哀絃激危柱，離思難為音。賓御皆煩紆,何況居者心。……山川一以隔,邈若商與參。行邁日靡靡，憂心亦欽欽。泛舟滄浪天,驅車遏雲岑。中誠何用寫，執手情靡任。”⑩留戀粵中知己之情，溢於言表。嶺南的生活吿一段落，朱彝尊即著手整理刊刻了《南車草》幷附《薇堂和章》,請澹歸為序，以記其游。可見,澹歸當其嶺南知己之一也。⑩同上，第33-34葉。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作为“文学文化史”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以通俗文学部分为例邓瑗*作为一部有学术企图的文学史，由孙康宜、宇文所安等海外汉学家编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编写理念、章节安排、叙述策略等方面都颇具匠心，显示了不同于国内文学史书写惯例的独异之处。其核心理念之一是“文学文化史”，孙康宜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它尽量脱离那种将该领域机械地分割为文类(genres)的做法,而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种文学文化史（historyofliteraryculture)。”①“另一个随着文学文化的大框架自然出现的特点是:《剑桥中国文学史》较多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②虽然“文学文化史”并未得到明确的界定，但从孙康宜的表述来看,在此，“文化”是从两个层面上界说的，对“文化”的不同定位，也涵括了“文学”存在的不同形态。首先，“文化”是一个研究对象，这意味着《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不拘囿于纯“文学”的概念局限,而是将文学研究与其他文化形式—如翻译、出版、印刷等结合起来，消弭以文类为叙述构架的文学史传统，在一种大文化的历史景观中观照文学的形成过程。其次，“文化”是一种研究视野,它将“文学”视作一个尚在不断生长、流动中的开放性结构，与其说注重文学世界的内在性探讨,毋宁说,更关注一部文学经典、一个文学观念，乃至一种文学史的叙述模式是如何在各种历史、政治权力的支配下建构起来的。这样的编写理念为国内的文学史家带来了启发，也形成了冲击与挑战,在围绕《剑桥中国文学史》展开的诸多论争中，“文学文化史”是引发争议的一个焦点，但笔者以为，“文学文化史”的书写方式并非孙康宜等独创，而是近年来西方文学研究发展趋势下一个水到渠成的产物。事实上，早在1%7年,尧斯《文*邓瑗: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①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_h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3页。②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页。
  • 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已提出了“文学史的重建要求”，在他看来，文学史的建构，不应当是文学事实的客观罗列，而是要将“以传统的创作与再现美学为基础”的历时性书写转变为“接受美学与效果的美学”。③这篇标志着接受理论之诞生的文章,预示了日后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转向，一种由作家的创作、读者的接受、批评家的阐释共同构建的文学史，作为一个尚未完全成形的理论构想，开始孕育。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方兴未艾，进一步为“文学文化史”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参照，其核心命题—“文化是平常的”、“文化是表意实践（signifyingpractices)”，消解了“纯文学”的概念，将整个社会生活纳入研究视野，由此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等现象也得以进人学术的庙堂，文学领域内的文化研究成为一种名正言顺的方法。斯图亚特•霍尔明确指出：“文化与其说是一套事物（小说与绘画或电视节目与漫画），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④这样的文化观念反映于文学界，体现在“文学文化论”®的兴起。在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人门》中，他放弃了对“文学性”或文学本质特征的探寻，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权威们认定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⑥这实际上以“是什么让我们(或其他社会)把一些东西界定为文学的”这个问题置换了对“什么是文学”的思考⑦，同样将文学作品由一个个封闭、固定的文本还原为一连串流动、变化的建构过程。从接受理论到文化研究，再到更为明确的“文学文化论”，这些研究范式上的更新，也许未必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依据,但从学术发展趋势来看,它们显示的思路却是与“文化文学史”相互呼应的，“文学文化史”的出现，可谓海外文学研究学术史的一脉相承，在其背后蕴涵的是近数十年来西方居于主流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也因如此,《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并不在于以一部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而在于将这种“文学文化史”的方法运用于中国文学史编写的一次实践。并且，由于文学史本身所具有的相对滞后性，也只有在该研究方法较为成熟、各方面零散的新成果不断出现的今天,才有可能以“文学文化史”贯穿起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形成这样的一次实践。既然《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价值在于它的实践品格，那么，在评价这部著作③尧斯:《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收人《接受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④斯图亚特_霍尔:《表征》，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页。⑤汪正龙等编著的《文学理论研究导引》谈到了这个概念，并将卡勒《文学理论人门》归人“文学文化论”。⑥乔纳森_卡勒:《文学理论人门》，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⑦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人门》，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 的得失之时，就不能仅停留于理论上的论辩，而必须深入具体的观点与论述,在一个个鲜活的例证中展现“文学文化史”的特点。具体来说，孙康宜等建构“文学文化史”的努力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剑桥中国文学史》突显了文学经典、文学观念的建构过程,通过历史性背景的交代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回到现场,还原了现有文学秩序的形成过程。例如，在论述《石头记》的一节中，它重点展示的是“《石头记》”的生成—曹雪芹的创作、修改，时人与后人的评点，在传抄过程中发生的讹误与增删，在不同时代对其进行的不同阐释。这种种方面将《石头记》呈现为一个文化现象，事实上，当我们指称“石头记”时，作为能指一端的不是一个固定、实在的文本，而是一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现象，正是它们构成了我们对《石头记》的认识，也塑造了作为文学经典的《石头记》。相形之下，传统的文学史一开始就是将《红楼梦》视作一部经典来解析的，在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设置了这样的小节—“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贾宝玉和《红楼梦》的悲剧世界”、“《红楼梦》的人物塑造”、“《红楼梦》的叙事艺术”、“《红楼梦》的影响”。可见，在袁行霈等编写者的认知中，《红楼梦》是曹雪芹的个人创作，其自足性使研究者们可以对它进行内部分析，即便谈到《红楼梦》的“影响”，也只是作为经典的《红楼梦》对后世文学造成的效果，缺乏读者接受文本时参与意义建构的主动性。其次，《剑桥中国文学史》将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结合起来，置于整体的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触及了翻译、印刷、出版等多种因素对文学生产、传播发生的影响，以及它们在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中发挥的效用。艾布拉姆斯曾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世界、艺术家、作品和读者，他认为,各种针锋相对的理论都可以纳人这一框架，实则是对作品与不同要素之间关系的不同侧重。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文学活动还存在着第五个要素—媒介，作为艺术家与作品、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中介，它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方面，《剑桥中国文学史》有着清醒的认识，宇文所安在《上卷序言》中说道我们尽量将物质文化考虑在内，这是文本生产和流通的基础。本书第一卷所涵盖的时间段见证了最为重要的两大事件:一是作为书写媒介的纸张的发明和传播，一是十一世纪印刷术的推广。如果说那些可以比较有把握地系于东汉二百年间的作品的数量，远远多于西汉二百年间的全部产出，其部分原因或许就在于纸张的发明，因为书写文本也相应地流传更广。”⑧媒介等周边文化形式的纳入，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视域，形成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联系、相互促⑧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2页。
  • 进的动态格局。最后，《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文学建构过程的认识,拓展了文学的发展空间，在面对精彩纷呈的文学现象时，显得宽容、大度，呈现出评价体系上的多元化倾向。例如，国内的研究者大多将“鸳鸯蝴蝶派”描述为文学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从20年代沈雁冰提出“鸳鸯蝴蝶派”“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⑨，到80年代范伯群将其评价为“宣传封建礼教的‘教训小说’”⑩，这样的认识一脉相承。虽然近些年来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略微缓和下来，有学者意识到它们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前奏’，是一种‘过渡’，几千年封建观念的禁锢的挣脱，应该有一个过程”％但对“过渡”价值的过分强化，仍显示出一种“线性现代性”的执念—“文学的发展必然是按照线性指标，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尤其是从非现代的时期到现代的时期”®,并未彻底转变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对此，《剑桥中国文学史》在处理“鸳鸯蝴蝶派”一节时有意识地进行了反思，它尤为强调在这些作品中探寻“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重面向”©，通过多种小说类型的并置，抗衡过于倚重社会题材的文学史倾向。并且，《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谈到“鸳鸯蝴蝶派”的娱乐消遣功能时，消解了“线性现代性”所依循的理论前提，不再以单一化的标准审视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甚至能在与“五四”文学的对比中，建立“鸳鸯蝴蝶派”的独立价值:“如果说五四文学旨在为民国读者提供与现状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鸳蝴派作品则有意让他们重温已经消逝的过往。林培瑞（PerryLink)称其为‘温情文学’(literatureofcomfort)，它不仅能够缓和读者面对时代巨变的情绪，还能够唤醒日常生活的平常景象。”®总体而言，《剑桥中国文学史》实践了它所提出的理论构想，在文学现象的建构、文化环境的整合、评价体系的开放等三个方面,完成了一部“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将中国文学由一个个固定、封闭的文本演绎为一连串流动、变化的现象，在对媒介等周边文化形式的考察中，突显了“文学”作为“文化”的性质，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批评的多元化趋向。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⑩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⑪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⑫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38页。⑭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38-539页。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让文学在文化中醒目—论《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通俗文学书写杨正娟*《剑桥中国文学史》作为西方文学观念解读中国传统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以文学与文化的延续性和独立性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以摆脱对朝代政治意义的依附;并且打破传统的文类观念，以文化文学史的视角来给文学史以新的观照，让传统文学复活于当下的时代语境中，确实新颖而夺目。这不仅是新的写法，也是观念的碰撞、思想的冲击,引发的是文学史写作格局的重新组合。就古代通俗文学而言，编写者之一的伊维德将说唱文学单列一章，以时间和文体为顺序，按照传统的文体样式对重要的说唱样式进行叙述,是对全书体例的突破。笔者现在要讨论的是古代小说和戏曲在文学文化史的编写理念统率下所呈现的一些叙述方法和视角关注上的不足。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组成部分，各种文类都有一个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平衡的。一方面,每种文类形成和成熟的时代不同：诗歌和散文是最先形成的文类样式，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础；到了魏晋南北朝才有了初具规模的小说，中唐才有了成熟的文言小说;到了宋金两代，出现了宋杂剧和金院本,标志着中国戏曲的形成。如果细分，骈文是魏晋以后才形成的，词到唐代中叶才形成，白话短篇小说到宋代才形成，白话长篇小说到宋元之际才形成,散曲到元代才形成,各种文学体裁形成的时间相差很大。另一方面,不同文类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其过程的长短也不一样。例如小说，从远古神话到唐传奇，历经了漫长的时间，而词的形成过程显然要短很多。当文类不再成为每一时期文学史撰写的方式，即使和朝代的分期有差异，至少诗文传统的概念在发展中是一致的。但是通俗文学从产生、发展、蜕变到成熟都与雅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创作者、接受者、传播方式都要受到社会、时代、地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使得通俗文学不可能像雅文学那样有一个相*杨正娟: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 对清晰的发展脉络。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史尤其需要对其文类的概念和发展流变有所强调，但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小说和戏曲部分恰恰在小说史和戏曲史的叙述中显得仓促而凌乱。无论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学术意义之小说,还是宋代说话伎艺所代表的文类意义之小说,都与西方所通行的小说观念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在西方理论介入到小说研究之前,撰写者有必要在源头、语言、形式等方面给小说以明确的概念界定和发展过程的总体描述。来看小说的源头:《穆天子传》和被胡应麟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等作品整体被排斥在了本书的叙述之外;《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人物性格鲜明、带有小说意味的寓言故事也没有被提及；《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等注重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带有虚构色彩的叙述方式也没有被纳人到小说的源头,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叙述六朝志怪集和志人之作时，并没有将之当作文类意义上的小说予以介绍；唐传奇作为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文化唐朝的论述似乎将其作为一文类另一种是《莺莺传》或《李娃传》这样被看做‘传奇’因而属于小说史的叙事作品。”(上卷380页）但是在具体叙述《莺莺传》时，却只是简单地将其置于士人经常性谈论“艳遇”的背景之下,将之作为当时社会风尚的一个佐证和反映，对唐传奇与当时“行卷”之风的关系也没有提及。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唐传奇来说，显然是比较单薄的。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文言和白话两个系统不仅是语言媒介的不同，同时代表着不同的文学起源（前者主要取法神话、寓言和史传，后者主要得益于俗讲和说书）、文学体制（前者较接近于现代文类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后者在长篇小说的创作方面尤为出色）和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式和审美理想。文言与白话小说的相对独立平行发展，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特色，因而这两者的互相影响以及各自消长起伏的趋势，也就构成了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在每个叙述单元给两个系统以完整的文类意义上的观照，这是任何文学史都应该贯彻的写作原则。作为宋代四大“说话”伎艺之一，由于文本年代的不确定性，宋代小说话本通常被置于“宋元”的背景之下，与元代的叙事文学一起被叙述。准确年代虽不能确定，但是《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风月瑞仙亭》、《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等均为宋元话本;元代福建建阳书坊刊刻的《新编红白蜘蛛》残页，是如今仅见的元刻小说话本,这些基本上是学界的共识。怛是本书宋元白话文学的叙述对这一部分只字未提，与讲史和说经相比，整个宋元的小说话本成为了文学史的空白。与其有着相似命运的是宋元时期的文言小说，基本
  • 上也是整体性的遗失。如果从艺术成就和思想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作为小说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绝对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中国古典戏曲从起源到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从先秦歌舞、汉魏百戏、隋唐戏弄，发展到宋代院本，表演要素日益完善;金末元初，文坛在唐代变文、说唱诸宫调等叙事性体裁的浸润和启示下，找到了适合于表演故事的载体，并与舞蹈、说唱、伎艺、科诨等表演要素结为一体，发展为杂剧’并最终成为元代叙事文学的主干。南戏发端于南宋，流行于东南沿海，在体制、音乐、表演等方面均与杂剧有所不同,最终成为了中国戏曲的代表形式“传奇”。同文言和白话系统的小说一样,杂剧和南戏以及稍后的传奇之间并不是独自发展的，而是相互借鉴、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中国古典戏曲的两大主脉。这一部分撰写者将先秦歌舞至唐代参军戏一概抹去，似乎只将重心放在了杂剧的直接源头“诸宫调”和“金院本”之上：“在北方，‘诸宫调’（或称‘院本’）最终演变成了蒙元的杂剧（北剧）；在南方，温州发展了在十二与十三世纪风行华南大部分地区的一种被称为‘戏文’的戏剧”（上卷591页）。正如元代陶宗仪在《綴耕录》中所言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作为说唱艺术的代言体叙事歌曲“诸宫调”和以调笑为主的短剧“杂剧、院本”不应该是“或”，而应该是“和”的关系。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是元杂剧起源问题上不应有的错误。在元代白话文学的叙述背景之下，编者以“对于杂剧、散曲，本章只讨论那些可以明确系于元代的作品”(上卷607页）为由，使得中国古代最为优秀的杂剧作家和作品消失在了历史的角落里。元曲四大家整体消失，“花间美人”《西厢记》湮没无闻，甚至很早被译介到西方的《赵氏孤儿》也了无踪迹，更不用提这一时期其他的杂剧作家作品。除了不同章节作者之间可能缺乏沟通外，撰写者过于强调元杂剧文本的动态变异性，而忽略了其结构本身的相对稳定性;刻意将戏曲史的写作放置于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以突显文学现象在文化史中的立体性的写作策略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经典作家和作品的着重叙述，不仅不会对文学文化史的理念产生误导，反而可以增加其厚度。每种文体的兴盛总是要有一批经典作家和作品的支撑,这种文体同时也是文学史和文化史重要的组成部分。经典作家和作品可以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和文化以更加鲜活和立体的形象在时代的语境中重新复活，同时为后世的写作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提供文学审美上的精神食粮。撰写者按照精英、小说和戏曲的文类划分来展开对晚明文学的叙述。在思想开放、经济发达、印刷业发展迅速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成就斐然，是重点叙述的对象。本章涵盖的面相对较广，对为数众多的戏曲作品、蓬勃发
  • 展的戏曲理论和批评都有所提及，但是比较散漫和混乱:有的被置于表演体制之下,如李玉、阮大铖的戏曲创作;有的被置于出版业的繁荣之下，如臧懋循改订的《元曲选》；有的被置于市场品评之下，如吕天成的《曲品》等;对在、当时戏曲创作和批评产生重大影响的“吴江派”与“临川派”的论争也基本上是一笔带过。作为戏曲文类的杂剧和传奇并没有清晰的发展线索，戏曲理论批评也是蜻蜓点水式的只言片语。这一部分不像是文化视野下的戏曲史，更像是戏曲映照下的晚明思想文化史。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作为通俗文学主体的小说与戏曲，其自身写作形式上所具有的艺术特点不应该被文学史所忽视。如上所述，小说自古就有文言和白话两个系统,这不仅是语言的不同，背后更是隐含着各自源流、发展脉络、传播方式、接受主体、作者的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对读者的阅读期待等的差异。《聊斋志异》中优美简洁的文言所带给读者的朦胧梦幻之感、《儒林外史》纯熟白描式文字中隐含的作者之讽刺等，这些都对作品的整体风貌有着巨大的影响。此时文学史的撰写者不必仅局限于对小说政治文化语境、思想内涵等的分析阐释，而应该将它的语言特色作为文本分析的一个方面，以便于读者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小说这一与西方小说差异甚远的文学样式。与元杂剧整体性缺失相比，明清章节的撰写者给《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等以不小的篇幅,但是这些论述大多集中于对其文化心态、思想旨归等的阐释，而淡化了对其本身艺术形式的审美探讨。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除了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涉及的“结构”、“科诨”、“格局”之外，单论文学性来说，它继承了中国文学抒情性的特征。写情的戏剧美学观念一直贯穿于戏曲创作之中，这是戏曲的诗魂，是诗学传统最主要的表现。作为写情主要表现方式的曲词，无疑应该进入到戏曲史的视野之中，让读者在“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哀伤幽怨中，在“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喟然长叹中与戏曲的人文精神相通，是戏曲史撰写者无可回避的一环。《剑桥中国文学史》虽然面对的是西方读者，还是应该给戏曲文本之外的艺术特色以阐释的空间。事实上，文学史不可能被独立书写，它总是会深深浸淫于时代文化的发展语境中，总是会带上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等的属性，通俗文学史亦然。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如何让文学史的书写尽量醒目而超然，让读者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诸多因素的影响时，依然可以把关注的重心回归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上。在这点上，《剑桥中国文学史》尽管有不足，但还是带给了我们新的阅读体验和新的文化关注。
  • 参考文献[1]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2]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4]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5]陈文新《〈剑桥中国文学史〉商兑》，《文艺研究》20丨4年第1期。[6]蒋寅《〈剑桥中国文学史〉读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印刷出版文化视野中的通俗文学王文君*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虽然已注意到传媒变化所引起的创作变化，并总结出“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及其两翼”®，然而这一理念在这套文学史中并未一以贯之。《剑桥中国文学史》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将文学作为一个社会活动过程来考察，涉及各个历史时期文学的书写、文本、传播和接受等环节，“文类的出现及其演变的历史语境将成为文化讨论的重点”②。全书格外重视印刷出版技术、风气等作为文化中的一环，是如何影响各个时代文学的发展，然而在实际撰写中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戏曲、小说等文体的特质，导致相关章节论述时出现了事实性的偏差。尽管已有许多学者从印刷、出版、传媒等角度来书写文学史，如陈大康先生的《明代小说史》就已注意到书写载体和传播媒介对小说发展的影响，但将印刷出版作为文化背景并运用到文学通史写作上却不多见。《剑桥中国文学史》试图重现文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印刷出版作为物质媒介如何在公众传播中发挥作用，文本在后世又如何被重新塑造的，其陈述的逻辑与中国印刷出版发展史亦步亦趋。在全书的章节设计上，已经体现出对印刷出版的重视，其关注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载体;一是商业方式。前人的作品大多是通过作为物质载体的传抄刻写或印刷，以此为媒介为后人所知晓。《剑桥中国文学史》非常关注文本所依附的物质载体,虽然一再重申抄本的重要性,但在讲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时却刻意强调尹稿或抄本的流行只是小范围的，只有在印刷出版介人时，大规模的流行.王文君：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②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中文版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页。
  • 才成为可能，也促成了对创作的影响。如上卷第六章《北与南：十二与十三世纪》第三节“文学的社会世界:团体与结社，以及印刷术的影响”一节认为南宋时期使文学的社会组织大幅提升和复杂化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都受到印刷术发展的影响。下卷导言更明确指出“印刷文化也是本卷另一个特别关注的内容,诸如文本制作与流传的方式，乃至读者群的复杂成分，均在各章的讨论范围之内。”③因此在与通俗文学相关的部分，印刷出版文化几乎作为最为重要的文学文化学因素而受到重视，不管是在论及明清时代的戏曲、小说,以及晚清的文学乃至现代的文学社团时都将印刷文化作为其中重要的因素来进行考察。如明代印刷成为文本流通的主要模式后，使得当时诸多思想家试图弄清楚那些之前被忽视的文学形式，这在与戏曲有关的作品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并因此在晚明得到了充分的论述。这一模式在清代得到了延续，近代出版业的转型，又对小说等的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的出版方式为小说成为极为流行的文类提供了物质媒介上的可能。小说沿着多重轨迹行进，印刷文化为新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新文学因商业性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和丛书形成文坛的多元格局。不管是1872-1902年的文学期刊，1902-1920年的小说期刊、南社、《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小型新文学社团及其刊物都呈现出在印刷文化下的鲜明特色,这些也如陈平原所说“清末民初报刊出版业的繁荣与小说市场的迅速拓展对文学界的影响，远不只是促进了著、译小说数量的增长，而且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力量,直接介入了中国小说形式变革的历史进程。”④《剑桥中国文学史》不仅关注到作为物质载体的印刷出版，也关注作为商业方式的印刷出版，这包括书商如何选择出版书目以及如何受到阅读市场的影响，书商的选择又如何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明代之后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使得读者的注意力日益为刻书业所支配,商业印刷出版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与盈利密不可分，又对文学内容产生深远的影响。大量小说评注的出现，冯梦龙、凌濛初的成功，商业出版中心的福建建阳余氏，乃至晚清翻译小说等都证明了当小说出版被纳人到商业出版中的一环，作家或作品本身未必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任何可供利用的商业因素都有可能覆盖作品本身而成为最显赫的标志。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影响了白话短篇小说、南方戏曲等新兴文学样式，改变了书籍工业的轮廓面貌，而且对文学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关于商业化出版方式给现代文学带来的深刻影响，国内学界也有论及，阿③《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15页。④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 英在谈晚清小说空前繁荣时即认为首要原因在于“印刷事业的发展，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⑤本书则给予更多的重视，清末出版印刷技术的变革，产生了大量现代化的出版社和书局,传统出版业与现代出版业进入了一个同时并存、新旧交替的时期，为小说的出版提供了丰厚的沃土,使得“小说至少能够通过四种途径出版:报纸、游戏小报、小说杂志和书籍。”⑥以翻译为开端的现代出版业“新的媒介文化表现为出版商不断增长的商业兴趣，以及读者不断增长的、凌驾于国族意识之上的娱乐消遣需求。”⑦新式作者为稿费和版税而撰写作品，“广告、异国风情、以作者为号召，以及聪明的包装，成为小说商业化的常用伎俩。”⑧这些迥异于中国传统的商业模式为这一时期的小说提供了诸多的可能，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剑桥中国文学史》对印刷出版文化的关注，深人探讨了社会文化背景对文学演进所起到的作用，这种背景既宏大又赋予文学研究以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与之前文学史撰写中侧重朝代变更相比更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态势。可以说,《剑桥中国文学史》致力于通过以印刷出版等文化背景来重现当时的文学生态，这种努力较多注意还原文学史，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以此展现文学史叙述的连贯性。古代通俗文学中的说唱、戏曲，以及与说唱密切相关的小说，由于表演受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得文本模式成为后期发展的延伸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印刷活动在明清时期及以后的发展和鼎盛，深刻影响了通俗文学在后世的传播。但由于刻意剔除不确定的文本，导致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在一些朝代被忽略，在另一些朝代却被重点描述，这使得通史中所占的比重有失偏颇,在论述时过于倚重出版文化反而遮蔽了文学史的真实面貌。首先，过分强调“文本的不确定性”。这部书中所强调的“文本”概念，是认为前代文本往往是由后代编辑整理，反映了编者而非原作者的预言特点和思想观念。这种观念意在强调我们看到的文本是经后世重新塑造的，诗文因为早期文本的传世性而呈现了“经典化”的进程，而通俗文学却因早期记录的不完整性或后世文本的修订而被编者刻意回避。如蒋寅先生曾指出“论及元杂剧，竟然未出现关汉卿的名字，更不要说《窦娥冤》了，王实甫和《西厢记》似乎也没进入叙述，让人费解。”⑨⑤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⑥《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497页。⑦《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538页。⑧《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589页。⑨蒋寅:《〈剑桥中国文学史〉读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字史观国际字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3页。
  • “元代白话文学”一节对元杂剧重要作家作品的忽略，原因在于编写者们在书中多次强调的—“‘元杂剧’乃晚明的发明，或者说，正如传统文学的诸多经典一样，我们对元杂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都是晚明印刷工业的产物。”⑩因为能够代表元杂剧特征的作品大部分并不能代表元时的特征,所以编写者回避了相关的作家作品。但不能否认的是，尽管现在的元杂剧有很多是明朝人“改写”的，却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原本可参照。这种处理方式也与书中提到的在面对由明朝人“改写”的元杂剧版本时,要解决“这种所谓的‘改写’（rewriting)跟作者权”的问题以及“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后来改写者的贡献有多大？版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又如何”的追问不相符。整部书并没有探讨这些问题，比如对以臧懋循《元曲选》为代表的“晚明书写”缺少进一步的阐释，只是抛给读者更大的疑问而已。对这种世代累积而成的作品缺乏源头上的考量，刻意强调文本因印刷而产生的动态变异性,反倒忽略了文本的独特性。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南戏方面，与此同时，元代文学中的“平话”—历史小说,却因现存的作品而得到了关注。其次，过分倚重印刷出版背景，导致文学事实的偏差。与元杂剧描述的寥寥数笔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对明代戏曲浓墨重彩的书写，这是因为明代印刷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很多长篇小说和各种文体的作品由坊间大量推出，“与戏曲有关的作品出版数量惊人，不仅出版整部剧本，还有受欢迎场景的选本、著名唱段的指南。”⑪不管是明代前中期的《新刊奇妙劝降注释西厢记》、还是康海的《中山狼》杂剧，都因有可循的文本而得到了编写者的青睐，对戏曲的着重描写显然与文本通过印刷而大量传播密切相关。即便如此，上卷在初步讨论了元杂剧的基本特征之后指出“至于元杂剧全本，如今只有晚明编订本，编辑者删改幅度较大，文本的思想观念也有所改变。元杂剧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讨论,读者参阅相关章节,就会充分了解杂剧这一文类的主要特征。”■在对明代戏曲进行论述时，吕立亭确实提到元杂剧，但并非对奚如谷此说的补充，—“北方杂剧则通常仅限于四则，尽管也有例外，如《西厢记》”©，“在杂剧中，一折戏只能由一种角色类型演唱”，并未对元杂剧的体制与内容展开讨论，这未尝不是不足。如果以断代文学史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描述也许并不为过。但作为一部文学通史，当元代的寥寥数笔遭遇明代的浓墨重彩时，文学史确实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现象,背离了编者所想要达到的“除了配合在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读者⑩《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161页。⑪《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160页。⑫《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673页。⑬《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156页。
  • 需要之外,《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面对研究领域之外的那些读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相比较而言，伊维德在处理说唱文学时较好地处理了文本与表演的关系,在面对这种经过漫长的历史历程不属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说唱文学样式时，对于早期的文本予以必要的尊重，但整个这一部分的书写,却恰恰是与整部书的体例相背的。印刷出版作为文化生态的一种必要组成部分，作为读者与作者间的媒介，作为呈现社会取向与引领、组织文学风潮的载体，其在文学史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但远非影响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唯一重要背景。文本的传抄出版、流传和保存，各个环节对文学的发展都颇具深意,但作为物质载体的印刷出版的确不能够呈现出更多以表演形态出现的戏曲、说唱等形式，这样的描述反倒遮蔽了其本来的面目，刻意回避不确定的文本，也忽略了其作为表演艺术在当时所具有的更为丰富、广泛的影响力。⑭《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中文版序言》，第2页。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剑桥中国文学史》：特色与不足贺莉*作为当前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学演变历史的最新成果展示，《剑桥中国文学史》®采用了同国内文学通史类写作判然有别的书写方式，在诸多方面彰显了自己的特色，但在文学史写作困境的大背景下，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不足。―、《剑文》的特色1、抵制简单机械的文类和朝代分类法，强调体例上的创新。《剑文》的编写者对传统文学史按朝代和文类分期的写法颇有微词,动笔之前就确立了体例上力求变革的意图。尽管囿于惯性最终没能完全摆脱朝代分期的方式，但仍强调“一个时期的文学自有其兴衰通变的时间表，不必完全局限对应于朝代的更迭”（下卷第14页）。《剑文》朝代分期上“保守突破”的体例安排在全书除下卷第五章之外的其它十三章中都得到了贯彻。如第一章将中国文学起源到西汉各种文本发展约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浓缩为一章,同别本文学史往往用两编或两章的篇幅分论先秦文学与秦汉文学，且汉代文学不隔断的传统分期形成区别。《剑文》在叙述某一朝代的文学时，开端和结束的标志也不再根据朝代兴亡时间来制定，而是努力寻找那些能够标志该时代文学个性表现的年代作为节点，比如明代文学就不是循例以明朝的开国年份1368年，而是以1375年始，原因是这一年“开启了文禁森严、残酷诛杀的洪武年代，从元朝遗留下来的一代文人基本上被剪除殆尽”，因而“更引人注目，更有历史意义”（下卷第13页）。2、打破作家作品在文学史写作中的核心地位。如果说朝代和文类是传统文学史写作的经线的话，作家作品特别是经典作*贺莉：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①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以下简称《剑文》，本文凡出自该书的引用后标注卷数及页数。
  • 家作品就是传统文学史写作中的纬线，它们往往支撑了文学史的半壁江山。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唐代文学”编中，仅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四人的专论即占了三分之一的章节②。这种情形在《剑文》“文化唐朝”一章中明显被回避，至少这些经典作家的名字没有在一级标题中出现，这个例子验证了《剑文》“着重点不以个别作家或人物为主，而是偏于讨论当时写作形式和风格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对文学多样性的追求”(下卷第14页）的原则。当然，“这部文学史不可避免地也会讨论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但是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关注历史语境和写作方式而非作家个人”(上卷第7页）。3、文学文化史的通观视野。“与大多数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不同，本书的编写更偏重于文学文化的概览和综述”（下卷第19页）。文学文化史是《剑文》编写者极力标举的一个文学史写作方法，它将重点转向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及演变做文化生态的考察，将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哲学史、思想史等等的文化成果整体地吸收容纳进文学发展的背景叙述中，为文类、作家、作品的观照和阐释提供全方位的文化氛围。比如《剑文》中从某一个文学时代开启的说明到某一具体文学时段面貌的考察，编写者尽力不让作家做个人秀,而是让他们在文学与思想、政治等的交错密织的文化生态圈和社交网络圈中出场,让我们感受到文学文化史方法广阔的牵连之势。4、重视物质性因素在文学史中的塑形力量。《剑文》采用文学文化史的方法，加上受到文化唯物主义观念的影响，对制约文学的外部物质性因素进行了强调，书中屡次提及作为书写媒介的纸张以及印刷术这两种最重要的物质因素。应该说，之前的诸多文学史版本对这两种物质因素并非视而不见，但它们的强调是单独和静态的，即放在产生或流行的时代环境中一次性提及。《剑文》是毫不含糊地将纸张和印刷术从媒介的层面提升为促进一个时代文学面貌形成的重要外部力量来看待，不但突出这种力量跨越时代的作用1甚至时常用细节叙事对它们在文化史中的存在情形进行考古般论证。比如关于纸张的早期历史叙述，从蔡伦105年的工艺发明到之后不久即已有明确文献资料证明的纸质书信流通（崔瑗、延笃例）到东汉尚未普及到所有地区（王充例）的事实，论述极为细致。5、重视地缘文学现象的考察。受文学文化史观念的影响，《剑文》在淡化对作家个体浓墨重彩书写的同时，却重视将特定时期活动在同一地域或彼此存在着文学因缘的作家们放在集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 体考察的视域中予以介绍，尤其着力勾勒作家由姻亲、家族关系、政治同盟、职业兴趣、通信、科举考试、交游、唱和等等勾连而成的文学社交圈。比如“明代前中期文学”在“苏州的复兴”名目下，将这一时期苏州代表性的文学艺术家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等放人他们从小便沉浸其中的包括“诗画同源”的教育背景、特殊的“城市氛围”、迥异于传统的“金钱观”及其导致的对官场与科举的态度等等所组成的独特的“苏州精神”的文化背景下，以“四大诗人艺术家”、“吴中四才子”、“吴门画派”等多重地缘文艺名义整体推出（下卷第55-58页）。6、重视对女性作家创作的梳理与说明。受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感染，《剑文》对中国文学史中一向处于边缘的女性创作予以高度关注，不仅从整体的角度梳理了妇女文学史的多次髙潮，而且从标题上突出与女性有关的文学活动及其成就。在历代文学的叙述中，编写者都不忘及时填充传统文学史严苛视角过滤掉的女性作家的空白，将这些散落的珍珠镶嵌于以往男性文学史的天地中，构筑了文学星空中不时闪烁的另一星丛。在论及这些女性作家时，编写者们常常强调她们的文学家族出身或文学沙龙参与者的身份，有时还以细节叙述的手法让女作家在男性文人的烘托中隆重登场，作者的用意显然是让以往被遮蔽的女性作家尽量多的在文学史“露脸”，让她们以男性文学活动的对照和合作者的身份进入文学史的空间。7、质疑与创新的文学观念。孙康宜在中文版序言中用一句话概括了《剑文》的编撰目标：“《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质疑那些长久以来习惯性的范畴,并撰写出一部既富创新性又有说服力的新的文学史。”（上卷第2页）除了表现在体例上的更新之外,这种创新意识还着落在许多具体内容的表述中，比如编写者不愿轻易附和前人、同行某些被奉为经典或常识的文化和文学观念，勇于提出自己的新见；比如注重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考察后世对前代文学的过滤与重建，力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流程和文化背景中去综合评价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学现象;再如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时常从原创性的维度人手等等。此外，《剑文》将文化的宏观观照建基于生动而多样化的文学细节叙述之上，大量故事性文献材料的注人令不少片断因陌生化的叙述视角而新鲜独到，常常让读者的阅读突破枯燥的文学史实堆积而进入饶有趣味的文化情境当中，提供了一个可读性强的文本。而跨文化的比较视野、西方现代理论的参照和中西学术成果的引入等等在该文学史中也不时可以感受得到。二、文学史书写的困境与《剑文》的不足文学史写作往往受制于明确的目标性功能限制，同时，面对至少一千六百
  • 余部文学史成果所编织的“影响的焦虑”之网③,文学史写作者恐怕从立意之初就要面对困境与压力，这种困境压力导致的探索新意与顾此失彼的轨迹在《剑文》中也有体现。1、体例创新追求中的实际写作之未达。文学史的撰述在汇集史料的同时，最重要的当属规划体例。文学史作者总结自己的写作时往往谈及在体例结构上的困扰，龚鹏程著《中国文学史》，撰书前自信凭学养积累不是难事，动起手来才发觉“作史不易，尤其是体例，颇费斟酌”®。原因无他,新的文学史书写者总是面对同样的难题:如何使自己的书写别具一格、脱颖而出。传统的文学史写作之所以受到垢病，原因之一就在于体例上的千人一面，面对体例困境，国外汉学家们在结构《中国文学史》时采取的应对方法不同，既有对传统的延续，如前野直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严格按照时代和体裁，以“无所遗漏地网罗历代著名的作家和作品”为使命⑤;也有继承中的调整，如德国汉学家顾彬编写的波恩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在沿袭传统的文体与朝代分类法的同时,将每一种文体单独放在文体演变的时代史特别是其成熟形态的时代框架中去分别观照©;《剑文》的编写者则如前所述，明确亮出了向传统叫板的创新姿态，勇气可嘉。但是，怎样在突显新特色的同时兼顾读者长久以来的接受期待视野？《剑文》对此缺乏应有的重视就叙述体例而言，如何在编年叙述中兼顾文体和作家叙述的系统性，如何充分发挥重要文体与核心作家在建构整体感方面的功能，这是所有文学史编纂者都不应忽略的，而《剑桥中国文学史》却对此极为轻忽，以致头绪纷繁，失于琐细，与读者所期待的那种整体感和统一性相去甚远。”⑦。至于文体，尽管标榜求新，但是在《剑文》的叙述脉络中，文体的串联依然在发挥作用,虽然在标题上不是那么显著，有些内容充实新颖的篇章中，偏偏是这种以文体为经的叙述方法起到了很好的结构作用，比如明清文学中“讲唱文学”一章就以讲唱文学类型的缘起、内容和特质的展示，让一贯被主流雅文学史所忽略的明清以来风生水起的各种民间说唱曲词在文学史中有了整体亮相的机③黄文吉编选《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1949-1994)》附录《中国文学史总书目》，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④龚鹏程《中国文学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⑤（日）前野Í彬主编,骆玉明、贺圣遂等译《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⑥（德）顾彬主编.李雪涛审校《中国文学史》（十卷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010年⑦陈文新《〈剑桥中国文学史>商兑》，《文艺研究》2014年第1期，
  • 会，在别本文学史中一般看不到如此齐整的排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除少数民族的讲唱文学限于编写说明未被容纳外，其它说唱文体的展示几乎可与专业的曲艺通史相媲美⑧,有些南方传统说唱类型（木鱼书、竹板歌、歌册、女书等）的收人甚至超越了曲艺史的载录,是该版本的一大亮点。由此可见，《剑文》在编写体例的标榜与写作实践及成就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2、研究成果制约下的内容完善之难求。《剑文》秉持文学史建构理论,对某些文学现象的处理与传统差异较大，其中尤以元杂剧在整部文学史中的冷遇为典型,元杂剧的叙述在元代文学部分就没有充分展开,按照编写者的自述,这种冷处理一方面源于蒙元朝代的短暂和没有文学天才的事实，言外之意,包括关汉卿在内的元杂剧名家们的存在是要打上问号的，所以对他们的创作采取了近乎雪藏的处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编写者坚信“‘元杂剧’乃晚明的发明”，剧本都是建构在明人改写基础之上的后代修订本,不能代表真正的元杂剧。关于元杂剧的存在和算不算得一代文学的典范，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文学史的立场上既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后种态度的代表中，《剑文》并不是孤例，龚鹏程在其200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以元杂剧是明人建构起的概念，在唱法、剧本、作者、结构、角色等等方面俱“不可知”、“不可考”⑨为由，干脆将元杂剧从元朝文学中抹去。相较于龚鹏程的直接翻案，《剑文》既抛出了异曲同工的观点，却又在行文中游走两端，模棱两可，“早期杂剧，即那些元杂剧与明初杂剧”（下卷第156页）。“杂剧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金元时代。”（下卷第342-343)“商业剧场的繁荣从十一世纪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那是杂剧统领戏台的时代。”(下卷第355页）可见，编写者一方面在行文中承认了元杂剧（作品及演出场所）的存在，另一方面，却又基于海外研究成果的制约和明人改写元杂剧的论证而对之进行了排斥，元剧作家仅仅是简单提及，关汉卿的名目下简析了一首散曲,元杂剧作品的分析一概阙如,这种矛盾的态度使得元杂剧在该本文学史中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问题在于,《剑文》中标明后世建构的文学现象的例子俯拾即是,某种角度说整部《剑文》就在展示一部被建构起来的文学工程，但其他文学现象并没有因此被遮蔽和抹煞，为何在元杂剧上如此苛刻呢？另外，《剑文》标举原创，即使经过后代作家的改写与编辑,前代作家的原创之功应否一笔抹去？元代文学的尾⑧参看姜昆、倪钟之主编:《中国曲艺通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⑨龚鹏程《中国文学史》第220-222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
  • 声中，《剑文》编写者有这样一段总结过去十年来，元代研究在中国俨然已成为一个学术‘作坊’，在西方却依然缺乏充分研究。”（上卷第694页）无论是研究的泛滥还是研究的缺乏，学术既然要影响文学史的写作，成果当以充分深入而又富有说服力的共识为基。总之，文学史中一块重要内容的删削是不是应该吸收学界相对一致的观点，文学史史料学与文学史的关系在实践中如何具体把握，《剑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3、文学文化史方法制约下细节叙事之脱轨与碎片化。《剑文》文学文化史方法的运用呈现亮点的同时也带来了某种限制，大量文化因素叙述的累积压缩弱化了文本、文体的分析,也让整部文学史变得庞杂,时常在不自觉中将读者的眼球引人文化探奇的小路而偏离了对文学景观的接受和认知。文学史写作中，“文学史不是思想史”的观念廓清不久,“文学史不是政治史”的观念也是《剑桥》编写者们强调的信条,那么,包容性更大也更宽泛的文化史自然也不应与文学史相混同，文化史观照视野拓展和丰富文学史面貌的同时仍然要保持对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各种文学现象的核心关注。文学文化史方法的运用，加上受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启发，《剑文》极力挖掘文学史中的细小话语和弱势话语,通过大量新鲜讯息的甄选和补入，力图“重绘文学版图”。但是，细小话语叙事过多有时易导致文本的琐碎。比如在对文学文化考察时所涉及的物质性因素、历史和文学事件、作家群体的生死荣辱和命运遭际等等大量不厌其烦、巨细靡遗到月日和斤两的罗列中，读者掩卷后闪回于头脑中的大约多是一幅幅碎片，而且这些碎片还时常重复，在几千年文学史经典的凝聚中显得奢侈。4、概念使用的不统一与歧义文学解读的引证。《剑文》汇聚诸多汉学家集体智慧，虽各有分工但不忘彼此关联，主编序言对此极为强调,各章行文中也可以时时看到呼应,但毕竟内容庞杂繁复，所以前后论述中在概念的使用上不尽一致的地方也还存在。比如“南戏”一词，上卷的表述是“1120年左右南戏创制于温州”，下卷中则说“本卷第二章已经介绍了十六世纪初期南戏的兴起”。考察文本，介绍的原是南方戏曲，即使编写者主观的认识是清晰的，但对戏剧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特指的名词术语的运用，这里还是显得过于随意了。《剑文》论述初唐四杰的创作时，以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为论证，认定杜甫对四杰辞藻华丽的文风持贬抑态度，但该诗的解读本有歧义，历来较多反而倾向于杜甫对四杰成就的肯定■，这与整组诗歌反对贵古贱今的文学批评观点⑩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第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也是吻合的，是相对平实的解读。退一步说，即使这种观点尚待商榷，文学史的书写在引证文学歧解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更加慎重呢？综上，《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特色与不足为文学史写作困境的突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编按:2013年《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译本的出版堪称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从学界及媒体对该书高度关注的程度来看，这样说并不算过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该书的褒贬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不管怎样，对这样一部体现着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最新进展也可以说是最高水准的文学史著作，是不能无视的。毕竟我们身处一个资讯高度发达、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深人的时代，那个闭关锁国、对国外学术成果充耳不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应该说褒与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这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教训。《剑桥中国文学史》厚厚两巨册，涉及的问题很多，可说的话题也很多。有鉴于此,我们选择通俗文学这个角度，考察《剑桥中国文学史》一书对这一学科分支的处理及其相关论述。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当然与我们的学术兴趣有关，也与通俗文学研究当前的处境有关。众所周知，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并已开始出现停滞不前的景象。面对这一困境，如果走出低谷，取得突破，已逐渐成为研究者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认真阅读和考察，在此方面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帮助。有鉴于此,笔者组织几位博士研究生，围绕着这个话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便是这组文章。其中邓瑗的文章从文学文化史这一角度考察，认为该书实践了其理论构想，从文学现象的建构、文化环境的整合、评价体系的开放三个方面完成了文学文化史的书写;王文君的文章从印刷出版文化这一角度进行审视，指出该书将印刷出版文化作为通俗文学的重要物质载体与商业方式,运用到文学史的写作中，形成自己的特色，与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因没有充分考虑戏通俗文学文体的特质，导致论述相关章节时出现了事实性的偏差;杨正娟的文章主要谈该书运用文学文化学方法产生的不足，这种不足体现为对文体的模糊淡化、经典作家作品的缺失以及对作品自身艺术特点的忽视;贺莉的文章则从整体着眼，对该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既指出该书的特色所在，也点出其顾此失彼造成的不足。（苗怀明）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鄭觀應詩中的甲午戰爭鄧景濱*鄭觀應在《七十生日感懷》中曾對自己的詩歌作了一句極為中肯的概括:“憂國新詩懷杜甫。”到了七十九歲高齡，他寫下了《庚申己未兩歲秋感》組詩四十三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並再次強調：“新詩多是劫邊來！”誠然，鄭觀應的“憂國新詩”，正如當年的杜甫詩一樣，充滿了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而且’憂患的内涵顯得更深、更廣、更新。他的全部詩作，貫穿着“反帝禦侮”與“富強救國”的兩大主題。近代的中國,飽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抵禦外侮,已成為中華民族的首要任務。每一位愛國者,無不以抵抗外敵的軍事入侵為己任。鄭觀應作為時代的愛國者,寫下了不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禦侮詩。從鴉片戰爭到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一直到八國聯軍入侵,這一頁頁近代戰爭史，都在鄭觀應的詩篇中留下了炮火硝煙！本文重點談談鄭觀應在中日甲午戰爭的愛國詩篇。中曰戰爭前一年的五月，因八十二歲的父親鄭文瑞於澳門下環街鄭家大院病逝而回澳守制的鄭觀應,此時已在上海招商局調整戰時交通策略。早在大東溝海戰前的三個月，鄭觀應憑着他的敏銳觸角，已覺察到日本有異常行動，如派人到各大港口刺探情報,利用電報局傳遞密碼文件，日船運載大量軍火等,曾多次向當局報吿情況,並於九月上旬提出《管見十條》，包括嚴防電報人員洩密、嚴查曰人混入軍火機構和刺探軍情、上海軍政當局應派人了解日本兵船活動情況等,充分顯示了鄭觀應不僅有經濟宏才,而且亦有軍事謀略。時至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十二時零五分，中國黃海大東溝海面’炮聲隆隆，水柱簇簇，彈如飛蝗，煙如迷霧，北洋艦隊的十艘戰艦,正與入侵的十二艘曰本軍艦進行猛烈的海戰！憑着炮火和速度的優勢，日艦漸漸佔了上風。十五時廿分，鄧世昌率領的*鄧景濱:澳門大學中文學系敎授
  • 致遠號在連創敵艦之後,不幸中彈起火,加上炮彈吿罄，戰情危急。鄧世昌當機立斷，親自把住蛇輪，傳令全速衝向日本的“吉野”艦！冒着濃煙烈火的“致遠”艦，像起伏於海上的火龍，避過日艦發出的一個又一個的魚雷,節節迫近“吉野”艦。突然,一枚魚雷擊中“致遠”艦,鍋爐爆炸，艦身旋即迅速下沉，鄧世昌與艦上二百五十名官兵英勇殉國……這就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大東溝海戰！之後，同年的十二月七日，日軍又先後進攻大連灣、旅順港，守備六軍有五軍不戰而逃。消息傳來，鄭觀應滿腔悲憤，忍無可忍,揮筆寫下了著名的七言古詩《聞大東溝戰事感作》：東溝海戰天如墨，炮震煙迷船掀侧。致遠鼓楫衛重圍，萬火叢中呼殺賊。勇哉壯節首捐軀，無愧同袍誇膽識。梁宏立志果不虚，生當封侯死廟食。愧煞遼東眾將并，曳兵棄甲無人色。喧傳中外盡驚奇，兵餉虚縻尚滅克。那堪平旅如金湯，拱手讓人千萬億。措置乖方咎孰歸，春秋大義為賢責。粉飾因循若養癱，堂堂師挫彈丸國。.......詩的開篇，以形象的特寫手法，描繪了海戰的慘烈和“致遠”的英雄氣勢!“萬火叢中呼殺賊”正是鄧世昌殉難前的藝術再現和光輝寫照！據淸史記載，“致遠”艦沉沒時，鄧世昌的隨從曾抛救生圏給他，但他謝絕，誓與將士共存亡，在海中仍大呼殺賊不已，詩中還借“梁宏立志”這一典故，表達了對為國捐軀的英雄們的崇敬。梁宏，東漢人，曾擔任吳興太守尹興的主簿。楚王謀反,暗中開列天下有名官吏的名單，其中有尹興名字。事情敗露，梁宏被捕，雖經嚴刑拷打,但至死不屈。詩中借用梁宏寧死不屈來比喩部世昌視死如歸的戰鬥精神。詩中還用對比的藝術手法，通過譴責“曳兵棄甲”、貪生怕死之輩不戰而逃的卑鄙行為，進一步烘托鄧世昌等為國殉難的將士們的光輝形象，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導致中日海戰慘敗的原因就在於“粉飾因循若養癰”!詩中“遼東眾將”指參加遼東戰役的某些淸軍將領，如龔照琐等，未戰先逃，眞令人不齒！最後，鄭觀應在詩末歎道：鳴呼！流芳遺臭竟如何,懦夫貪夫聽我歌：廣廈千間眠七尺，良田萬頃食無多。曷不為國執干戈，君不見蒙恥貪祿一剎那！一褒一贬，愛憎是何等鮮明，感情是何等眞摯啊！全詩形象、逼眞、鮮明、強烈,融寫景、抒情、議論為一體，縱橫交織，大氣磅礴，突現了鄧世昌等將士的英雄形象，令人感佩，永垂史冊！大東溝海戰失利，國内“戰敗求和”之輿論甚囂一時。鄭觀應一反眾議，於甲午年底提出“戰、守、備”三策，堅決反對乞和。他指出:如果屈膝求和，“臣恐
  • 中日戰局甫從此終，中原之禍方從此始”。然而，懦怯的淸廷，終於翌年（乙未）一月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賠款、開放商埠、讓朝鮮“自主”、割讓台灣澎湖列島、遼東半島……。鄭觀應目睹時局，不禁悲從中來，又想起為反對侵略、捍衛國家主權而在大東溝海戰殉難的鄧世昌。就在一八九六年的元旦,寫下了另一首歌頌的部世昌的五言排律《乙未元且作》:撫年五十四，旅食滬江濱。淮勇羞降敵，台灣恨屬人。鬢斑心益壯，血熱語嫌頻。棋局因循誤，樞垣粉飾新。忠貞懷鄧左，豪氣羞吳陳。何日逢知己，乘時薦國賓。危言隨毀譽，憤世獨悲辛。........詩中有兩個小注。一是“部左”下的小注鄧世昌、左寶貴血戰陣亡”。二是“吳陳”下的小注:“吳劍華、陳次亮”。注中的“左寶貴”，回族人，中日甲午戰爭時,率所部六營自遼東渡鴨綠江進援朝鮮’守平壤城北玄武門。日軍來犯，平壤守軍總統葉志超企圖棄城逃竄，他即派親兵監視,並登城指揮，身受重傷仍堅持督戰，後中炮犠牲。詩中不僅抒發了對“降敵”的“淮勇”、割讓台灣給日本的淸廷充滿了憤慨之情;而且,還對忠貞報國,誓死禦敵的鄧世昌、左寶貴表示了無限深切的懷念之情！作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實業家、敎育家和文學家的鄭觀應，不僅為我們留下了膾炙人口的政論名篇《盛世危言》，也為中日甲午海戰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歷史詩篇。中曰甲午戰爭之後，面對於列強的恣意侵略，應如何抵禦呢？當時有人主張多弓丨進堅船利炮，實行硬碰硬的兵戰。鄭觀應則認為只憑兵戰並不足夠，購買堅船利炮硬碰硬,這只是治標的方法，並非治本的良方。鄭觀應認為治本的良方是“富強救國”。強兵固然重要，但強兵必須有富裕的國力作後盾，而這富裕的國力必須振興實業才能眞正達至。一九零九年中秋，在澳門鄭家大院賦居了幾年的鄭觀應,編著成十六冊的《盛世危言後編》，並將他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究心政治、實業之學”的寶貴經驗總結在序言之中，將抵禦外侮、圖強致富、振興實業和加強敎育、改良政治等關係作了極為精闢的論述：有國者苟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與鄭觀應同時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實業家們，有的主張抵禦外侮必須振興實業，有的主張振興實業必須改良政治;但如鄭觀應這樣將抵禦外侮、振興實業、改良政治三者統一並有機地聯繫起來的，卻如鳳毛麟角，實屬罕見。洋務派雖然主張弓丨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技，但不願意在政治上實行民主制度，所以其洋務運動最終以失敗的悲劇吿終。鄭觀應則從洋務活動實踐中，憑着冷靜的觀
  • 察和客觀的分析,獲得了超越洋務派的認識，主張在近代的中國只有建立與新型工商業相適應的民主政治，才能保障實業的振興，才能達至眞正的“富強救國”。鄭觀應這種系統的“富強救國”的思想，集中體現在自強致富振工商的實業詩之中，常常閃現出同時代哲人、詩人、實業家所沒有的光輝智慧和超前意識。此論題有待另文再議。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澳门海洋文学研究田若虹*四百多年来，澳门成为了东西文化荟萃之地，它既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也有越洋而来的葡国文化，又受到东西方其它国家、地域文化的影响。如清香山举人庞茂荣《蚝镜澳》词曰：“职诸奇器，西洋风貌，渐变中华。”①由于澳门无论是中国之于世界，还是世界之于中国的“桥梁、窗口和国际通道”的地位和作用,其语言文化、诗歌文化、艺术文化、金石文化、传媒文化……无一不是中西交汇的积淀之物，澳门海洋文学即具有以文证史，文史互证之意义。且分述之。一、开埠期之海洋诗歌代表作1.1汤显祖题咏澳门风物诗：万历十九年（1591)12月，戏剧家汤显祖(1550—1616)，因贬官去雷州徐闻途径澳门。在赴徐闻途中，他来到香山澳,见到了许多“碧眼愁胡”的外国商人和漂亮的葡萄牙姑娘，还参观了“番鬼”们建造的“多宝寺”（即天主之母教堂）。后来在创作《牡丹亭》时，将其在澳门所见所闻记人剧情之中。游历澳门期间，他还在诗集中留下吟咏澳门风物的七绝四首，为中国文人最早在澳门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一为《听香山译者》：“占城十日过交栏，十二帆飞看溜还。握粟定留三佛国，采香长傍九州岛山。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②“握粟”之典，出于《诗经•小雅•小宛》。意为以一把小米给卜人,作为占卜的酬劳。这艘西洋海舶大约和中国海舶一样，以在神前祈祷、占卜的方式来决定船只的去留和航路。按照占卜的结果，先在南海古国三佛斋（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港口寄碇停留，然后驶往马来半岛霹雳河口外的九州岛山，采购龙涎香及其它香料。汤显祖从当时活跃在澳门的中国通事（香山译者）的口中，*田若虹：五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①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3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8页。②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上册，《玉茗堂诗集》，卷六,第428页。
  • 得知西洋海舶亦以占卜的方式来决定航海活动，可以说是中国人对西方航海者的航海保护神崇拜认识的开始。“交栏山”为古代航行于东南亚南海一带的中国人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随郑和出使西洋的费信，在《星槎胜览》前集《交栏山》条称自占城灵山起程，顺风十昼夜可至。”然而,诗中这艘沿着当年郑和船队的航路航行的，却是一艘一桅数帆，桅多帆众的西洋泊船。其与一桅通常只有一帆的中国海舶大异形制。但番舶上和中国海舶一样设有神楼，供奉天主耶稣、圣母及其它具有航海保护神职能的神祗，与中国海舶供奉妈祖等神祗的神楼一样，是全体船员的精神支柱。汤显祖来到澳门的那年，约四十一岁。“花面蛮姬”句,是中国人最早写下的吟咏葡国少女的诗篇。娇媚如花的葡国少女，衣裳上喷洒着蔷薇露水，少女美丽的面容宛如西海边上刚升起来的月亮，口中有香气喷出，使人联想起爪哇国的倒挂鸟。“蔷薇露水”，即花露水。澳门女郎以花露水化妆，清人吴鍈曾有诗载遍将薇露洒香尘，一抹肌衣一抹春。自是寒闺无怨女，天魔争看散花人。”“尽头西海”，意谓葡萄牙人的故土在西海的尽头。而“倒挂”，是一种爪哇国的鸟，其夜间倒挂，张尾翅而放香。在中国女性依然被深锁闺中的年代，很难体味这些曼妙的异国少女给汤显祖带来的震撼。他在香山欣赏那装束新潮的“蔷薇露水拂朝妆”的葡国少女，他在已被葡萄牙人占住的澳门，与一位“不住田园不树桑,娥坷衣锦下云措”的外国商人相遇。他还在端州见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特•彼得利斯神父，听过他们“破佛立义”的讲道。汤显祖的这些诗是十六世纪澳门市井生活的形象记载，它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值得珍视的一页。其二为《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诗中描述了“海上香丝之路”时期，中国香料贸易之景况不绝如丝戏海龙，大鱼春涨吐芙蓉。千金一片浑闲事，愿得为云护九重。”明朝宫廷对龙涎香以及沉香、降香、海漆诸香等海外香料需求量甚大千金一片”说明香料之贵重。“香山验香所”亦即朝廷设在澳门负责检验香料质地之专门机构。当时澳门的风物、人情及华夷贸易之事，已渐为中国的士大夫所留意。徐朔方解“吐芙蓉”，为阿芙蓉，即鸦片。从而推论当时葡萄牙人已贩卖鸦
  • 片。此处之“芙蓉”二字，亦可见明人叶鈴《明纪遗篇》之记载龙涎之为用也,人香合和，能收敛脑麝清气,虽数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真者，和香焚之,则香之翠烟袅空不散。涎末有三品：‘曰泛水、曰渗沙、曰鱼食。’鱼食亦有两种,海旁有花似木芙蓉，春夏间盛开，花落海,大鱼吞之，若腹肠中先食龙涎，花咽入，久即胀闷，昂头向石上吐沫，干枯可用。”此处之“芙蓉”，并非“阿芙蓉”，而是指“龙涎香”。③嘉靖时,世宗喜用龙涎香。叶鈴査其香出自苏门答腊国西，“有龙涎屿峙巫里大洋之中。群龙交戏其上遗涎也。国人驾独木舟伺采之。舟如龙形浮海面，人伏其中，随风潮上下，旁亦浆，龙遇之不吞。每一觔值其国小银钱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国铜钱九千文。”④其三为《香岙逢贾胡》：“不住田园不树桑，琅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此处“香岙”，并非“香山岙”之缩略，应为香料之岙意。澳门开埠后，大宗香料运抵澳门，龙涎香、龙脑香、龙舌香、迦南香、檀香、降香、速香、乳香等,形形色色,无一不有，澳门成为海外诸国对中国贩卖香料的集散地。明朝宫廷及上流社会达官贵人也纷纷派人来澳门求购名贵香料,澳门成为名副其实的“香之城”，故汤显祖称其为“香岙”。⑤诗中描述外国商人衣着华丽地下了帆船，他们来自“明珠海”、“白玉河”,他们不耕种田地，不事农桑’专从事着珠宝玉石的贸易。这三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葡萄牙人寓居澳门以后，以澳门为中转站的海上贸易的繁荣，葡商的富裕，以及万历皇帝为求龙涎香在香山设立“验香所”收购葡人龙涎香的情況,诗人对澳门土生葡人少女美丽的赞扬，对葡萄牙富商奢华气度的赞赏,为中葡文学交往留下了不可多得的传世佳句。此外汤显祖还在《牡丹亭还魂记》的第六出《帐眺》和第二十一出《渴遇》中，描述柳梦梅到澳门求见钦差苗舜宾，在香山澳的多宝寺见到海商、番回与通事等情景。如《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谒遇》：【光光乍】（老旦扮僧上）一领破袈裟，香山岙里巴。多生多宝多菩萨，多多照证光光乍。小僧广州府香山岙多玉寺一位住持。这寺原是番鬼们建造，以便迎接收宝官员。兹有钦差苗爷任满,祭宝于多宝菩萨位前，不免迎接。“岙里巴”之“巴”，即澳门“三巴寺”;明代称外国人为“番鬼”，犹如清代称外国人为洋鬼子,这里指洋商。这段文字是其游历澳门之真实见闻，创作时距③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1卷,第241页。④叶鈐:《明纪遗编》，卷2，《诸蕃朝贡大略》。⑤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1卷,第241页。
  • 其游历澳门已逾七年之久，同时这也是关于澳门最早的文学丨己录，是记载澳门中西交往的最早文献之一。汤显祖生当明朝腐朽没落时期，亲眼目睹了嘉靖皇帝服丹求仙、大兴土木，万历皇帝直接派遣亲信宦官征税、无情搜刮等种种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通过描写宫廷不惜挖空国库去采购海外珠宝，曲折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的行径，从而赋予这部爱情剧以极深刻的政治内涵,:，葡萄牙人东来与一条贯穿东西的香料贸易线紧密相连过去葡萄牙来东方采购的香料全部运回欧洲，自从占领马六甲以后，香料可以就近运到中国出售,并换取瓷器、丝绸等中国产品。中国从汉代开始就有一种叫做苏合的香料进口，唐宋依赖东西贸易的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香丝之路”因为香料在中国有其市场，葡萄牙人便以香料开路，和中国人接触了6其诗《南海汇》，亦反映出万历时期澳门与海外的贸易关系：“病除扬粤夜，伏槛绕云烟，阁道晴穿履，溪桥夜出船，时时番鬼笑，色色海人眠，舶上兼灵药，吾生倘自存”。汤显祖当时身患疟疾，是以想到向澳门贾胡求灵药、1.2卡蒙斯之《葡国魂》:路易•德卡蒙斯，又译作贾梅士（1524-1580)，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被与荷马、维吉尔、但丁和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相比。他写了众多诗和剧作，但最著名的作品是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又名《葡国魂》）。这部八千八百多行的史诗，奠定了他“葡萄牙文学之父”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剧本《国王塞寮古》、《宴会主人》、《菲卢德姆》及大批十四行诗、讽刺诗等。在里斯本,贾梅士以一个贵族后裔和诗人的身份在高级社交圈子里活动，因与宫女相恋而被驱逐出宫廷和里斯本，并作为普通士兵人伍，前往摩洛哥服役，在作战中右眼受伤失明。贾梅士后来又在印度等地服役I,1556年到澳门，贾梅士选择了一个狭小的石洞，即现在澳门极为有名的“贾梅士洞”，每天与他的仆人一起带着稿纸来，到狭小的石洞中撰写他的不朽诗篇《葡国魂》。后来又⑥郑彭年:《重放的莲花—澳门开埠45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 因债务官司，1558年被押往印度葡萄牙属地果阿，最后在1580年病逝于里斯本，葬在里斯本的一所大教堂内。在贾梅士石洞门前，嵌有一副中、葡两国文字的对联，中文是“才德超人，因妒被难;奇诗大兴，立碑传世。”贾梅士生活在葡萄牙历史最鼎盛时期，其时海外扩张不断征服殖民地，使得葡国日益富强。其不朽名著《葡国魂》为后辈完整保存了这段显赫一时的光荣历史，使得他成为葡萄牙的象征和葡萄牙人心目中的灵魂，他被誉为葡萄牙国父。《葡国魂》是部气势磅礴包罗万象的史诗。它既有对瓦斯科•达•伽马东航印度的现实场景的描写，又有对葡萄牙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追述，还有对葡萄牙未来的预言;既有对世间凡人的刻画，又塑造了奥林匹斯山诸神的不同形象;既有对古代地理概念的讲解，也有对当时新兴科学知识的介绍。史诗中有精采可信的叙述，有动人心弦的抒情,也有令人赞叹的独白和演讲。尤其是对自然风光和景物的出色描绘,更使它具有独特的风采和魅力。《卢济塔尼亚人之歌》韵律多变,神思飞扬,语言丰富，文字优美,奠定了葡萄牙语的规范，诗人因此而被誉为语言大师。恩格斯在读完这部史诗之后，曾发出“葡萄牙语简直像绿草和鲜花的海洋中的波涛一样优美”的赞叹。从内容上来说它是一部人文主义的史诗,它将神话与基督教联系到了一起，对战争和帝国表达出了矛盾的感情，它表现出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探险的向往。贾梅士曾在北非、印度等地服役。由于在印度服兵役时撰写了《竞斗笑谈》和《印度懵话》二书，书中对葡印总督有所讥讽，故被放逐。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8月，贾梅士乘弗兰西斯科•马尔廷斯船队的船,随船队沿着伽马开辟的东方航线进人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来到浪白澳，并进人澳门,一度落脚在澳门南湾的白鸽巢山上。他在澳门居停两年，任无名产业管理人。®徐萨斯认为，贾梅士肯定参加了镇压澳门海盗的光荣行动。®传说，贾梅士居澳期间，经常去澳门西北角的一个石洞休憩吟哦，并在石头上进行创作，其著名叙事长诗《葡国魂》，即在这一时期最后完成。道光十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大班德庇时在澳门写下题为《在贾梅士的石洞》的诗：“这一片小丛林清幽寂静，令人陶醉，直射的阳光照映着，透过树叶的浓荫。曾有一位葡萄牙诗人迸发出灵感，天赋才华写出了优美的古典诗篇。昔日的半身大理石像点缀着岩缝石隙，命运多舛的诗人，如此各受热爱和磨难。据说贾梅士从这个石洞的柔和光线中，寻得安宁来写下他不朽的史诗……”®⑦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0页。⑧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0页。⑨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232、233页。
  • 1849年,马葵士把贾梅士的半身铜像放置在白鸽巢公园山上的石洞中，并将洞口构筑为葡萄牙风格的拱门。⑩民国二十三年六月，葡国童子军努那•欧维士队第12旅、中国童子军粤华中学队第28、29、30、32、33、34旅宣誓效法葡国诗人贾梅士，并立碑纪念,碑文云：贾梅士先生，葡国大诗人也，于一五五六年间来澳隐居斯洞，创著志史，辞华丰赡，格调翻新，于改造葡文，阙功独伟，世界学者推为名著，而思想之高尚，爱国之热情，时复流露于字里行间。至其任侠为怀，扶助幼弱，又历可征。诸行事至足钦敬。今者，本澳中葡童子军成立，爰以人类有爱和同情，及尊崇学术之本旨，联意是间，以表敬礼。并于洞前举行童子军宣誓。窃愿法先生之风雅文采,与夫大无畏之精神，勉我童军，克尽对于国家对人类之天职；因勒石以资景仰，并志不忘。⑪这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不仅是葡萄牙人民的骄傲,是伊比利亚半岛人文主义的先驱,而且对世界文学也殊多贡献。《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写作与出版均比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要早四十余年。塞万提斯高度赞赏卡蒙斯,称他为“葡萄牙之珍宝”。1982年澳门大西洋银行发行的50圆澳门币钞票正面为其肖像，澳门市民俗称“单眼佬”。⑫在澳门亦有以其命名的马路（在路环）、前地（广场，在氹仔）及大厦。宣统二年,11月4日，按照澳督第231号训令的规定,成立贾梅士博物馆。汤显祖与卡蒙斯一个来自东方，一个来自西方，他们在四分之一世纪内相继与澳门结下文学因缘，澳门文学史于是有了极富象征意义的开端。1•3海洋诗史《澳门纪略》：印光任和张汝霖編著的《澳门纪略》，不仅是一部出色的边镇志、海防志，是世界上最早刊行的一部关于澳门历史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较完整的澳门海洋诗史。《澳门纪略》全书由上卷《形势篇》、《官守篇》，和下卷《澳蕃篇》组成。《形势篇》介绍澳门及其周围的地理形势和兵防情况,附有潮汐风候，并有海防总图冠于卷首。《官守篇》介绍澳门的历史变迁和中国在澳门设官置守，推行政令的情形。《澳蕃篇》介绍来往广州口岸的海外诸蕃和寄居澳门西洋人的贸易、宗教、文化、风俗等。《澳门纪略》被誉为“安边纬略”之著。乾隆中叶，《澳门纪略》被载人《四库全书存目》，列人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⑩刘托:《濠镜风韵，澳门建筑》，文化艺术出版社，第141页。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澳门编年史》，第5卷，第2518页。⑫贾梅士在里斯本，以一个贵族后裔和诗人的身份在高级社交圈子里活动，因与宫女相恋而被驱逐出宫廷和里斯本。并作为普通士兵人伍，前往摩洛哥服役。在作战中右眼受伤失明。
  • 之属。称其于山海之险要，防御之得失，言之最悉。盖史举大纲，志详细目，载笔者俗有体裁耳。”《澳门纪略》成书的年代在1744~1751年，并在不久首次刊行。但该书直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先后在澳门的葡文刊物《大西洋国》和《澳门教区简报》上部分刊载。《澳门纪略》收人诗词有九十余首，除印光任和张汝霖的诗作外,还有释今种、释迹删、罗天尺、陈恭尹、梁配兰、王士祯、尤侗等人的诗词。其中释今种之即事名篇诗作有十二首。其中《谢西洋郭丈惠珊瑚笔架》第二首有如下数句：“分来烽火柏，持作笔床先。……归凭纤手润，益使大红鲜。”■描述了中国和尚与西洋人往来,可资中西文化交流之史料。和尚竟有妻室，以纤纤素手为诗僧润洗笔架，更是奇闻。这位和尚即亦释亦儒亦遗民的清代著名诗人屈大均。其法名今种，不久又由僧返儒。由于他对清朝统治者的反抗和不合作态度,诗文中每有悖逆之语,颇为统治者所忌。其后清廷纂修《四库全书》，屈大均的全部著作被列为禁书。署名释今种的诗竟能漏过清廷的文网而流传至今，印光任和张汝霖功莫大焉。印《序》在谈到《澳门纪略》的写作动机时说:“（澳门）孤悬海表，直接外洋,凡夷商海舶之来粤者，必经此而达，且有外夷寄处，戒何可弛。”张汝霖曰：“他族之逼处也，篙目忧之。”他们合著此书之目地是作为中国治理澳门、了解外情的借鉴，在巩固海防中发挥作用。袁枚在《印光任传》中赞其乾隆十年阻止了英法两国在珠江口的恶战，使中国免“受其跆籍。赖公任海疆久，于诸夷种类支派，某弱某强,某狡某愚，其地之山川形势，糜不部居别白于胸中。以故事先预谋,当机立断。终公之任，海面肃然”。无论过誉否，其爱国之心与经世致用之意不难体会于其中。在他们的诗中，对澳门领土的深厚情感与强烈责任感常常流露其中，如印光任《濠镜夜月》：“月出濠开镜，清光一海天。岛深惊雪积,珠涌姹龙旋。杰阁都凌汉,低星欲荡船。纤云飞不到，谁是广寒仙。”将濠镜的月夜描写得如仙如画。澳门春晓的海日，同样迷人。如《碉楼春晓》：“何处春偏好，碉楼晓最宜。窗晴海日上，树暖岛云披。有户皆金碧，无花之陆离。坡仙应未见,海市道神奇。”张汝霖的五律长篇组诗《澳门寄楼即事》（第五首），表达了诗人守土之责的紧迫感居然百夫长,位极以权专。列炮遥堪指，为垣近及肩。舞戈当负弩，释甲学行缠。慎尔一隅守，蒙鸠繫可坚。”®在这片列炮为垣的海疆要地,守土之⑬《澳门纪略》，卷下，第45页。⑭引自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82~291页。
  • 官专权责重，使诗人有习武韬略的紧迫感。李珠光《澳门》诗中，同样表达了寄托遥深的国土归属感:“无多莲瓣地，错杂汉蛮居。版籍南天荩’江山五岭余。”澳门虽小如莲瓣，偏处南天尽头，却属天朝版籍，是中华国土。汪后来《澳门即事诗》：“金距雄鸡斗碧荫，华夷分队立森森。输赢亦是寻常事，老大难忘左袓心。”“左袒”，典出《史记•吕太后本纪》。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吕姓的势力。吕后死，太尉周勃谋夺取吕氏兵权，行令军中说:“为吕氏右袒（露出右臂)，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可见蕃汉之间壁垒森严，澳门百姓民族情感强烈。澳门诗歌亦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两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内容。如西方人久住澳门而懂华语，中国人与葡人杂居而懂葡语的现象。释迹删诗有“蕃童久住谙华语，婴母初丁学鴂音。”更有趣者，澳门的五色鹦鹉居然“能兼蕃汉语'而蕃商吕武朥“往来澳门、十三行、先后二十余年，土语、华言及汉文字皆谙晓。”©尤侗《佛郎机竹枝词》：“蜈蜥船橹海中驰，入寺还将红杖持。何事佛前交印去，订婚来乞比丘尼。”表现了西洋男女人天主教堂订婚之习俗。澳门中西方通婚资婚俗亦在诗文中表现出来：澳门的中国人有着“娶鬼女而长子孙”与葡人“得一唐人为婿皆相贺”之观念。同样中西物产之交流,亦有诗文记载,如李绂:《眼睛诗》：“西域传奇制，昏瞀得暂清……烦君继吾照，未敢负余生。”《澳蕃篇》所载的西洋物产五花八门，包括草木、禽兽、虫鱼等，多达七十余种。其中《食货》一门，介绍西洋物产达一百余种。包括花露、洋酒、珠宝、诸香、鸦片、呢绒、洋钱、洋乐、纸笔、自鸣钟等。二、中西文化交汇期之海洋诗词(—)明清澳门之咏西洋风物诗2.1咏西洋奇物：明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西洋传华之奇物、风情等,亦成为诗人们所热切关注的题材。涉及此类题材者如：清顺治康熙间徐缄《利玛窦天地书屏风歌》、李绥祺《观安南贡使歌》、龚鼎孳《西洋布》和《西洋灯》，陈确《题西洋镜》和《眼镜颂》，彭孙通《西洋琥珀酒船歌》、陈子升《咏西洋显微镜》、毛奇龄《诏观西洋国所进狮子因获遍阅虎圈诸默敬制长句纪事和高阳相公》、魏源《澳门花园听夷女扬琴歌》等。⑮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第290~293页。
  • 近代西方音乐是随着基督教而传人澳门的。最早传人中国的教堂音乐是风琴，中国人当时称之为“风乐”。屈大均《广东新语》中曾有介绍“内排牙管百余,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呜呜自柜出，音繁节促，若八音然”■。澳门诗作中，不乏反映西洋音乐文化的内容。道光二十九年，魏源为增订《海国图志》一书，特赴港澳两地搜集资料并了解海外夷情。来到澳门，寓居澳门议事公局管理华人事务官劳伦索•马葵士家。马葵士给予热情接待，并邀请参观其著名的白鸽巢花园，又唤其二女为魏源表演西洋风琴。魏源遂吟《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为赠：天风吹我大西洋，谁知西洋即在澳门之岛南海旁。怪石磊木千章，园于海涛隔一墙。墙中禽作百蛮语，楼上人通百鸟语，鸟声即作琴声谱，自言传自龙宫女。蝉翼纤罗发鬌髻，廿弦能作千声弹。初如细雨吹云间。故将儿女幽窗态，写出天风海浪寒，似诉去国万里关山难。倏然风利帆归岛，鸟啼花放樯声浩，触碎珊瑚拉瑟声，龙王乱撒珍珠宝。有时变节非丝竹，忽又无声任剥啄。雨雨风风海上来，萧萧落落灯前簇。突并千声归一声，关山一雁寥天独。万籁无声海不波，银河转上西南屋。呜呼，谁言隔海九万里！同此海天云月耳。膝前况立双童子，一双瞳子翦秋水。我昔梦蓬莱，有人长似尔。鞭骑吆凤如竹马，桃花一别三千纪。呜呼，人生几度三千纪！海风吹人人老矣。⑰岭南三大诗家之一的梁佩兰《观海篇赠龚蘅圃榷使》诗亦涉此题材：“……外诸岛夷，海舶齐辐辕。向前见长官，方物报左右。脱帽以为礼，带剑不相授。交易用银豆，驾部柔远人。榷外并宽宥。岛夷听之喜，风琴一为奏。此时黄雀风'，五月中天候。海角红扶桑，挺然凌霞秀”。诗中着力渲染西洋琴声之动人心弦者。梁迪《茂山堂诗草》二集之咏《西洋风琴》亦以诗述其友人副将郎亦傅巡边至澳门,欣赏敎士演奏西洋风琴。归来后旋仿制一架，制作且超过原器，“西洋风琴似笙而大，比木代庖，以青金作管，以革囊鼓风,奏之声闻百里。”梁迪为此赋《西洋风琴》诗一首：西洋风琴似凤笙，两翼参差作凤形。青金铸铜当编竹，短长大小递相©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魏源：《魏源集》下册,第739-740页。
  • 承。以木代庖囊用革，一提一压风旋生。风生篁动众窍发，牙签嘎击音砰訇。奏之三巴层楼上，百里内外咸闻声。声非丝桐乃金石，入微出壮盈太清。幽如翦刀裁绣阁，清如鹳鹤唛青冥。和如莺燕啼红树，哀如猿猱吟翠屏。或如边关晨吹角，或如军垒夜传钲。或如寒淙泻三迭，水帘洞口流憶净。或如江涛奔万马，石钟山下闻噌宏。或如獅吼莲花座，裂石破云天震惊。或如龙吟水晶阙，老鱼瘦蚊舞纵横.，或如焱屑摩双轴，回环气力九牛拼。或如蒲牢敲百八,振荡心魂群动醒。®此诗不禁令人想起苏轼《前赤壁赋》中客之箫声：“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蚊，泣孤舟之嫠妇。”亦如白居易《琵琶行》商妇奏之琵琶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颇有同工之妙。淸朝副将郎亦傅将西洋风琴引人中国大雅之堂。此举値得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书一笔。清代,风琴已从教堂步人寻常西洋人之家。奉江西阮元之命,至岭南缉逸犯至澳门之汤贻汾，在其《七十感旧》第七十八首原注中述曰：“琴制藏金丝于木椟，饰牙牌十余于椟面。按牌成声，牌乃随指而起。予亦访缉朱逆，得遍历诸夷之家，夷女为予鼓琴一曲。”■道光七年，蔡显原等为修《香山县志》至澳查访，由通事引导，访问西洋人的家庭。其《听西洋夷女操琴》序谓夷妇最后命长女出为礼貌，且操琴。纤妍婉约，微步安闲。缟衣素裳，薄如蝉翼。立而成操，数作数阙，垒垒珠贯，客去而后止。”诗末云：“自来夷乐偏气胜，非邪则暴稀雅驯。铁角金茄既亢戾，此尤溺志昏精神。”品评中，对于夷乐“溺志昏精神”之效颇不以为然。康熙二十三年，清朝钦差大臣杜臻在广东巡抚李士桢的陪同下巡视澳门，并宣喻开海贸易。次日离澳。后杜臻述其澳门行纪曰：“予至岙，彼国使臣率其部人奏番乐以迎入，其乐器有筚篥、琵琶，歌声咿嗌不可辨。使臣手握赤藤杖，质如珊瑚，光润通明而柔韧可卷,不知何物，为彼国所甚重,非王赐不敢握，若符节...乾隆二年，番禺诗人汪后来游历澳门，作《澳门即事同蔡景厚六首》：“大磨刀接小磨刀，岸阔帆轻秋气高。极目正愁飞鸟坠，罾棚人立浪心牢。莲花出水地形奇，为问何年借岛夷。却怪伏波征戌日，不将铜柱立江涯。南环一派浪声喧，锁钥惟凭十字门。借得西洋千里镜，直看帆影到天根。赤鸟已映三巴寺，白雾犹涵老漫山。七日一回看礼拜，番妓盈路锦斓斑。金巨雄鸡斗碧阴，华夷分⑩梁迪:《茂山堂诗草》，第2集,《西洋风琴》，第42页_■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第386页。@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2卷，第663页。
  • 队立森森。输赢亦是寻常事，老大难忘左袒心。衰颜一为故人开，端木天生屡中才。海错杂陈尝未遍，玻璃光泻掌中杯作者立于澳门“大磨刀接小磨刀”之岛屿，“借得西洋千里镜”极目海岛，通过“飞鸟坠”、“浪声喧”、“白雾”等秋景极力渲染其愁情。同时以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与汉高祖刘邦死后军中皆左袒之典故，表达其欲从夷人手中收回海岛之强烈愿望，与桿卫岛屿之决心。“七日一回看礼拜，番妓盈路锦斓斑”句,则描述了岛上做礼拜之西洋风俗。而“千里镜”、“玻璃杯”类器物，亦为人们展现了彼时西洋之物资文明。其后,澳门本地诗人赵同义又作《和汪白岸（后来）〈秋日澳门〉之作》西洋“千里镜”自明末经利玛窦传入中国以后，至康熙中叶，中国人已经将其应用于航海。据屈大均所咏，当时从澳门出航东洋日本的中国海舶，同时装着千里镜和罗盘针：“五月漂洋候，辞沙肉米沉。窥船千里镜，定路一盘针。”(《澳门》第六首）西洋人出门佩带刀剑，刀头一置罗盘针，一置千里镜。汪后来《澳门即事同蔡景厚六首》之三:“南环一派浪声喧，锁钥惟凭十字门。借得西洋千里镜，直看帆影到天根。”诗人游历南湾，从同游的西洋人借得千里镜,远望十字门的帆影，直到天边的点点白帆都可以看到。咏西洋眼镜，如李绂《眼睛诗》云:“西域传奇制，昏眸得暂清。”■同治二年，湖南道州人何绍基攜友人陈亚苏等同游澳门、香港，留下《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诗一首,诗中詠及在澳港两地所见西方蒸汽轮船、车辆、仪器、格致之学及同文福音等：“水沸水轮转，舟得轮运疑有神。约三时许海行更比江行驶，不帆不蒿惟恃炉，炉中石炭气焰籮……止为人人习重学，屋宇车船等仪器。”■石濂大汕之《西番莲歌》七古，虽写西洋方物，却另有深意:“昔日在西番，远移巨航载。泛海珠江来，奇葩烂熳开。到岸人争买,进植粤王台。可怜异国花，看尽几朝人？君不见，天府莲,花开十丈藕如船;又不见，吴宫莲，西施一去成荒烟，纷纷金谷花无倚”。此外,西洋技艺如自鸣钟、历算、镜画，马戏;器物如刀剑、衣冠、食品、洋酒、餐具、轿舆等，在中国诗人的笔下亦每有咏及。光绪十三年,10-11月，广东南海人康有为游香港之后,顺道游澳门，并在澳门观看马戏，留下《香港观赛珍会阅欧戏，遂游濠镜观马戏，为见欧俗百戏之始》诗一首:“香江陆海感苍茫，濠镜山川对夕阳。若问先生果何见，诡奇马戏及㉑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2卷,第912页。■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第33、35页。■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第1749页。
  • 蛮装。”■马戏起源于古罗马竞技场。官方史上记载的第一个马戏团是一七六九年于英国伦敦所创立的菲利普•艾特雷马戏团。马戏在我国亦有着悠久的历史。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中，即有“马戏斗虎”的记载。据载咸丰皇帝每到正月十五日，都要观看马戏表演，至清代马戏表演技巧已十分成熟，技艺精湛高超。关于西洋美术，《澳门纪略》所记的西洋画包括纸画、皮画、皮扇面画、玻璃诸器画、珐琅人物山水画、绣花画等。又介绍西洋画之透视法和立体感，称其画楼台宫室人物,从十步外视之，重门洞开，层级可数，潭潭如第宅，人更眉目宛然c/’■又如广东著名诗人钟启韶等人乘船经香港入澳门一游，留下《澳门杂诗十二首》其中：“风涛竟三日，浩浩势粘天。幞被登山馆，煎茶得冽船。刀叉芒不顿，麦乳食差便。待醒芦卑酒，巴菰卷叶烟。”■诗人描述食刀叉代搭，以酥酪和面煨啖之，不设谷食。宴终撤席。2.2咏澳门风土人情：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二月自次年元月间，明代著名作家叶权游历岭南至澳门。以他亲眼所见，记下了定居澳门不久的葡萄牙人的外貌、衣饰、信仰及生活习俗等情况，为澳门开埠初期之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叶权在其《游岭南记》中详细地叙述了他亲所闻见之西国与西人。述其外貌曰：岛中夷屋居者，皆佛郎机人，乃大西洋之一国。其人白哲洁净，免发多髯，鼻隆隆起，眉长而低，眼正碧。顶红帽，着裤袄，艾萨克哈喇为之，或用云彩绸锻凿梅花八宝之类于其上，皆鲜艳美好。足登革履，俱勾身为便利，以软皮为指套，套掌上:，有时左手持念珠，右拽一杖.，天稍寒，则戴毡笠子，披髦衣，如架装。富者用红撒哈喇，以紫剪绒缘领，胸前缀金锁杂饰，戒指镶以西洋宝石，香油涂身，腰悬八刺乌，长咫尺，以金银错之，其色稍黑乃匕首有毒者。随四五黑奴，张朱盖，持大创棒长剑。剑之铁，软而可屈，纵则复伸。虽贫贱与群奴服饰，亦不寂寞。唯有丧者衣青长衫，戴青帽，不用他颜色。妇人更洁白，华贵被首，裹以幅布，或用锦绣，耳缀金环，拽皮履，以大幅布或锦绣从顶上披下拖地，止露其面，杂佩珊珊。”述其居室曰：其屋室四面板壁，从脊下出，地籍软草，坐胡床及凳。火食，饮西洋酒，味醇浓，注玻璃杯中，色若琥珀，无匙著，用西洋布方尺许，置小刀其上人一■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第1979页。■引自吴志良等:《东西交汇第一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85页■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编:《珠海历代诗词选》，珠海出版社,2007年版。
  • 事手割食之。以瓦壶盥沐，水泻下不更灌值得注意的是，其时距葡萄牙人正式入居澳门不足十年。而叶氏就将其在澳门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导，其资料的珍贵与权威毋庸置疑。乾隆九年六月，澳门同知印光任在靠近大码头澳门海关关部附近租了一间葡人的居宅，印光任称之为“碉楼”，作临时办公室用。这一年，他在澳门呆了很长时间，并完成了为后人称道的《濠镜十景》的诗篇，题名为:碉楼春晓、南环浴日、濠镜夜月、三巴晓钟、望洋灯火、兰寺涛光、莲峰夕照、青州烟雨、鸡颈风帆、横琴秋霁，此外他还写了《濠镜新秋晚眺》诗。多为描述濠镜风情。录其二首，如，三巴晓钟疏钟来远寺，籁静一声闲。带月清沉海，和云冷度山。五更昏晓机，万象有无间。试向蕃僧问，曾能识此关。”®当时的三巴寺，即有令当时的人们大开眼界的，法王路易十四的自鸣钟表，从这首诗中即可知晓。三巴寺“它的美是无与伦比的，除了圣彼得堡教堂外，连罗马当代教堂都为之逊色。”可惜，这一切，都随着1835年的一场大火而魂归天国。登高远望东西望洋山，是文人骚客吟诵澳门的话题，印光任《望洋灯火》，即描述了澳门海洋火树银花之胜景:“望洋临绝顶，千树独缤纷。照海光摇电，烘天焰结云。鹃桥疑人晓，银汉逼斜曛。万里归帆近，灯花艳紫氛。”如此景致，令其时位高权重之印光任流连忘返。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敎改革两大运动的原因之一，即敎会内部的腐败，导致敎会本身的严重危机。叶廷勋《于役澳门纪事十五首》之十，即摹写了西洋敎士耽于蕃女,簇拥其听洋乐，在敎堂彻夜狂欢宴饮之狂态：“洋蜡高烧鼓吹奇，管弦声彻夜阑时。番僧不孚如来戒，笑拥蛮姬酒一卮”。拥有大量财产和特权之后，僧侣贵族的生活不可避免地日益腐化和世俗化。中世纪后期某些神职人员与情妇和妓女结下不解之缘，不少僧侣贵族生活的腐败较之世俗封建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澳门》即有“女入寺，或惟法王所欲，与法王生子,谓之天主子,绝贵重矣”之内容。明末许大受《佐辟》称至若从夷者之妻女，悉仙其群居，而受夷之密敎。为之灌圣水，滴圣油,授圣椟，噠圣盐，燃圣烛，分圣面，挥圣扇，蔽圣帐,披异服,而昏夜混杂又何欤。”■吴渔山《岙中杂咏》之三，反映了当时在澳门的葡萄牙服役之黑人们的生活情景黄沙白屋黑人居，杨柳当门秋不疏。夜半蛋船来泊此，斋厨午饭有鲜鱼。”澳门畳民在深夜即将船停泊在为传教士和葡萄牙服役的黑人小屋门前,将鲜鱼卖给他们，以供四旬斋素之用。■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1卷.第139页，■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2卷，第941页。■转引自：谢和耐、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 南社名士潘飞声写有《澳门杂诗》等澳门诗十四首，其四曰：自饭晨餐豉与暇,乌龙犹胜架非茶，发晴黑似吾华种，已见葡萄属汉家。这首诗写澳门葡人经长时间的与华人通婚华化后，已衍生出一种混血人种，在澳门流行的名称为土生或土生葡人，他们的样貌和生活习惯已与华人几乎相同。清末，日本汉诗诗人永井久一郎曾游澳门，其《来青阁集》之三首，可视作澳门与日本人民在文化和经济领域里交流之史料：其一:《澳门寻钱屋五兵卫宅址》：故址来寻海一隅，乘风破浪怀雄图。当年惜被官家误，钱五真成是丈夫。(德川幕政时，禁海外贸易，钱屋犯禁事露,官府没收其家产，处流谪。）其二:《三巴寺》何人超海起僧堂，劫后空看残址荒;今日图南岂无策，临风有客立斜阳。(往昔曰本人往澳门，捐资建“圣保罗天主堂”，华人称云“三巴寺"，盖以其音相似也。）其三:《澳门过葡国诗人嘉莫意旧居》：东西音异趣相同，落拓天涯作寓公,路入茂林修竹里，一龛遗影见高风。这一篇缅怀曾居停澳门，被放逐后在澳门过着隐居生活，并留下不朽诗篇的葡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豪路易•贾梅士。康熙二十三年，清朝钦差大臣杜臻巡视澳门，著文述其澳门行纪，同时亦留下七言古诗《香山澳》，诗云：香山之南路险巇，层岚迭嶂号熊罴。濠镜直临大海岸，蟠根一茎如仙芝。西洋道士识风水，梯航万里居于斯。火烧水运经营惨，雕墙峻宇开通衢。堂高百尺尤突兀，丹青神像俨须眉。金碧萤煌五彩合，珠帘绣柱围蛟墙。风琴自鸣天籁发，歌声呜呜弹朱丝。白头老人发垂耳，娇童彩袖拂冰肌。红花满座延上客，青鸟衔桃杯玻璃。扶杖穿屐迎道左，稽首厥角语咿咿。自言慕意来中夏，天朝雨露真无私。世世沐浴圣人化，坚守臣节誓不移。我闻此言甚欣喜，揽辔停糁重慰之。如今宇内歌清晏，男耕女织相熙熙。薄海内外无远尔，同仁一视恩膏施。还归寄语西洋国，百千万祠作藩篱诗歌从香山之景，到西洋人之器物“梯航”、“风琴”，乃至西洋人之貌，之礼节,之语言，之愿望,无不娓娓道来，引人人彼时香山情境之中。康熙二十三年，香山刘世重于前山寨南筑晡庐人澳一游,遥望澳门景物,遂动游兴，留下吟咏澳门诗作四篇：■杜臻:《经讳堂诗集》，卷4,《香山澳》,第9、10页。
  • 咏澳门穷岛阴崖有浪痕，银楼粉阁自乾坤。番童夜上三巴寺，洋舶星维十字门。邪曰听钟才早供，妙檀罗拜又黄昏。思传六籍将夷变,令识中华礼教尊。三巴寺地入蛮方寒，天连岭峤高。坐堂环白鬼，听法间红毛。殿阁标云蔼，山门迭海涛。西洋传佛国，金相果称豪。望洋台关外莲花地，莲花山半腰：筑城陶甓垒，对着海门潮。怪浪排空黑，惊涛带日摇。望洋人不见，台畔草萧萧青洲山万派波光一柱浮,巍然独立在中流。望来飘渺疑三岛，板去鸿蒙更十洲。银海星摇天地动，石门潮落水云幽。苍崖恍憾金山似，曾到烟鬟最上头。■如同四幅写意画，诗人放眼天地、银海之间，将镜头从澳门特定的历史人、物画面拉到波光山水的现实景物之中,写意与写实融为一体，沧桑而又雄奇，令人感慨嘘唏。清亡之后，蕞尔澳门，文化名人之遗迹被不断挖掘，仅民国时期，著名的军政界名人、诗人、词人、学者所写有关澳门作品者,计有汪兆镛、汪兆铨、崔师贯、释畅澜、丁潜客、吴道镕、冯秋雪、冯印雪、刘草衣、赵达城、梁彦明、黄沛功、周佩贤、黄节、张学华、陈寂、廖平子、高剑父、金曾澄、缪揆一、贺耜、陈融、冼玉清、佟绍弼、熊闰桐、黄尊生、商衍鎏、章士钊等约共一百六七十人。■(二）明清诗歌中之天主教文化：澳门是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窗口。较早在文学中反映澳门天主教文化的是明代著名作家安徽休宁人叶权。叶权曾游历岭南至澳门，以他亲眼所见，记下了定居澳门不久的葡萄牙人的外貌、衣饰、信仰及生活习俗等。为澳门开埠初期之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嘉靖乙丑年（1565)十二月，叶权到达澳门，并在澳门居住了一段时间。据其对澳门葡人的细微观察，在其《游岭南记》中详细地叙述了他亲所闻见的澳门。曰：“岛中夷屋居者，皆佛郎机人，乃大西洋之一国。其人白哲洁净，免发多髯，鼻隆隆起，眉长而低，眼正碧。顶红帽，着裤袄，艾萨克哈喇为之，或用云彩绸缎凿梅花八宝之类于其上，皆鲜艳美好。足登革履，俱勾身为便利，以软皮为指套，套掌上。有时左手持念珠,右拽一杖。天稍寒，则■刘世重:《东溪诗选》，卷2，《藕全集》，第5、6页。■刘世重:《东溪诗选》，卷2，《藕全集》，第15页。■参见郑炜明：《16世纪末至丨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下）》，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02期。
  • 戴毡笠子，披髦衣，如架装。富者用红撒哈酬，以紫剪绒缘领，胸前缀金锁杂饰，戒指镶以西洋宝石，香油涂身，腰悬八刺乌，长咫尺，以金银错之，其色稍黑乃匕首有毒者。随四五黑奴，张朱盖，持大创棒长剑。剑之铁，软而可屈，纵则复伸。虽贫贱与群奴服饰，亦不寂寞。唯有丧者衣青长衫，戴青帽，不用他颜色。妇人更洁白，华贵被首，裹以幅布，或用锦绣，耳缀金环，拽皮履，以大幅布或锦绣从顶上披下拖地，止露其面，杂佩珊珊。”■值得注意的是,其时距葡萄牙人正式人居澳门不足十年。而叶氏就将其在澳门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导，其资料的珍贵与权威毋庸置疑。其后，中国文献中反映天主教的记载渐多，以中国诗词的文学形式来描述天主教的亦为数不少,方豪《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称巴黎国家图书馆藏钞本有《闽中诸公赠诗》一册,收明末闽中士大夫数十人与西洋教士唱酬之作，录有中国士大夫赠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和南怀仁等教士诗二十余首。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引用万斯同、全祖望的诗词三首。■对于天主教之于澳门的描写，诗作中不仅以其传教士为对象，同时亦有对天主教堂之关注。顺治十二年至康熙元年，任番禺教育的陈衍虞,在其《由香山径人濠镜澳遍游天主寺》云：“岌棄列宝坊,金碧竞绮丽。……寺魂逼目光，常恐迟即逝。”■“寺魂”二句，描写了敎堂的高峻神秘以及诗人急于探索奥秘的心情。康熙二十三年（1684),钦差大臣、工部尙书杜臻巡视澳门，其诗《香山澳》云“西洋道士识风水梯航万里居于斯。火烧水运经营惨雕墙峻孙开通衢。堂高百尺尤突兀丹靑神像俨须眉。金碧荧煌五采合珠帘绣柱围蚊螭”。■描写了西洋敎士经营的艰辛，敎堂外观的壮丽，神像雕塑的精美，以及堂内布置的奢华。乾隆初年黄呈兰的《靑玉案•澳门》词“绮窗朱槛，玉楼雕镂，这是三巴寺”。■中国诗人吟咏澳门敎堂的诗篇亦以三巴寺为最多。最早的一首当推吴兴祚的《三巴堂》“未知天外敎，今始过三巴。树老多秋色，窗虚迎月华。谁能穷此理，一语散空花。坐久忘归去，闻珑思伯牙”。■此诗为时任两广总督的吴兴祚初次巡视澳门时所作。诗人在一个秋天的黄昏来到澳门，趁着月色游览三巴寺,字里行间满怀参禅问道的虔诚，抒写了世无知音的感慨。三巴寺的琴声令诗人留连忘返。这种琴声来自敎堂内，是为配合诵经、讲道和唱诗而设的西洋■汤开建:《叶权与澳门一1565年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澳门的真实报道》，《岭南文史》1998年第03期;又见于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1卷，第138J39页。@参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4、224页。■陈衍虞:《莲山诗集》，道光十九年补刊本，卷2，第10页。■杜臻:《经纬堂诗集》，康熙间刊本，卷4,第9页。■许玉彬、沈世良《粤东词钞》，道光二十九年刊，第2册，第1页。■吴兴祚:《留村诗抄》，康熙间刊本，第37页;转引自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第312~314页。
  • 风琴。康熙二十三年，香山人刘世重与三巴寺的少年修士夜间登上最高层观海，见到洋舶如天上繁星，星星点点地停泊在十字门，写下了《澳门》一首，如下：“穷岛阴崖有浪痕，银楼粉阁自乾坤。蕃童夜上三巴寺，洋舶星维十字门。斜目听钟才早供，妙檀罗拜又黄昏。思傅六籍敷文治,令识天朝礼教尊。”诗写澳门天主教礼义及澳门景色,清新写实。清初康熙年间，又有陆希言撰的《澳门记》：“……然依赖以安全者,有文士焉，衣服翩翩，吟哦不綴，从天主堂而出人，读书谈道，习格物穷理而学超性者，有武士焉，擐衣露肘，带刀佩剑，从炮台而上下，较勇力，比超距，思擒游龙而搏猛虎者。是诸文武之士，恪守上帝之明而不敢违，其静动行为，无不托庇于天主。故天主圣堂不一。”宣扬澳门文武诸士其行为规范“无不托庇于天主”，为天主教道张目。明淸时代，无论是澳门葡人还是天主敎士皆因视其为归顺天朝王化的“内附之夷”或“西来远臣”才被允许在中国居住的。杜臻的《香山澳》诗记述他巡视澳门时与一敎士的谈话就说明了这一点“白头老人发垂耳……扶杖穿屐迎道左，稽首厥角语腽咿。自言：‘慕义来中夏，天朝雨露眞无私。世世沐浴圣人化，坚孚臣节誓不移’。我闻此语甚欣喜，揽辔停骖重慰之：‘如今海内歌淸宴，……薄海内外无远迩，同仁一视恩膏施。还归寄语西洋国，百千万作藩篱”。■钦差大臣杜臻的态度正表现了淸政府不明世界大势,怀有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与自大心理。澳门西人信奉之天主教，亦为其时诗人们所关注的重要题材。陈官《澳门竹枝词》之二澳门礼数异中华，不拜天尊与释迦。”单子廉《耶苏》：“外国有蛮经,其名曰耶苏。……我闻澳门鬼，钦之如典谟。登坛高说经,听讲来千夫。嫠面击铜鼓，椎髻宣宝符。珠缨星宿炫，花鬉龙蛇舞。欢呼并翕习，耸听遍九衢。”■描绘出那种万众翕习，举澳若狂的宗敎气氛。汪后来《澳门即事同蔡景厚六首》之四：“赤乌己映三巴寺，白雾犹涵老漫山。七日一回看礼拜,番姬盈路锦斓斅。”®描写礼拜日的早晨，西洋妇女穿着绚丽多采的服装,迎着初升的太阳，蜂拥而至敎堂做礼拜的情形。又如叶廷勋《于役澳门纪事十五首》之九缠头花帽影俜伶，信步齐登礼拜亭。怪得西洋掾佛国，念珠牢记诵心经。”金采香《澳门夷妇拜庙诗》之一则写礼拜日三巴寺内人气氤氲竟日不倦的盛况“三巴门内瑞烟开，夷妇殷勤礼拜来。席地跏趺忘日永，氤■杜臻:《粤闽巡视纪略》，上海古籍出版社，丨979年影印本，卷二，第19〜20页。■单子帘《小泉诗草》，同治九年刊，卷4，第15页。⑫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第27页。
  • 氲人气绕莲台”。宗教节日包括圣母圣诞节、斋戒日等,这方面题材如《岙中杂咏》第二十七首描写圣诞节：“面千灯耀小林崖，锦作云峦腊作花。妆点冬山齐庆赏，黑人舞足应琵琶。”方豪教授说这首诗:“咏圣诞节所布置之山洞也。渔山以之人诗，则当时内地各堂似尚无此风。”最早从事非洲黑奴贸易的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长期保留黑人奴隶制的残余。在圣诞节一片火树银花的气氛中，为葡人家庭或西洋教士充当奴仆，劳累了一年的黑人，也唤回那能歌善舞的天性，应着琵琶的曲调，翩然起舞。这是描写西洋人圣诞节最早的一首中国诗。《岙中杂咏》第三首描写耶稣受难节黄沙白屋黑人居，杨柳当门秋不疏。夜半蜒船来泊此,斋厨午饭有鲜鱼。”■天主教在耶稣受难前有四十日斋期，旧时四十日均须守小斋，禁食热血动物，水族不禁。诗中没有直接描写教堂纪念受难节的情形。而是通过为葡人和教士充富奴仆的黑人，住在海岸边低矮的茅屋中,深夜里向停泊岸边的蜒船购买鲜鱼,为斋厨备办供四旬斋的食物，来渲染受难节的气氛。三、独具面貌的澳门访客之诗作3.1汪兆镛之《澳门杂诗》：汪兆镛（1861—1939)，字伯序，一字憬吾，自号傭叟，晚号今吾、清溪渔隐，信奉道教后，号觉悟道士。®系广东书香世家。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即为汪氏同父异母弟。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举于乡，两应礼部试，不售，遂南归，为人佐治。辛亥后侨居澳门，闭户撰述。尝受业陈澧门下，治经、治史，一以师说为归。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卒，年七十九。著有《晋会要》、《碑传集三编》、《微尚斋诗文集》、《雨屋深镫词》等。（参阅张尔田撰:《汪君墓志铭》）汪兆镛早岁入学海堂，奉陈澧为师。辛亥革命爆发后，以遗老自居，前后寓居澳门凡十二次。1937年，因日军犯粤，不得已再次来澳，先后暂居南湾七号、二龙喉张仲球园宅，直至去世。居澳期间，汪兆镛仍潜心著述，先后编撰《元广东遗民录》、《岭南画征略》、《碑传集三编》等数种，为澳门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亦留下大量吟咏澳门的诗歌，均编入《澳门杂诗》、《微尚斋诗》、《微尚斋诗续缟》、《棕窗杂记》等诗文集，为澳门诗坛留下丰硕成果。其中1918年正式出版的《澳门杂诗》，为汪兆镛到澳门后主要诗作的结集，共74首,包括《澳门杂咏》26首，《澳门寓公咏》8首、《竹枝词》40首。■■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第351页。■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5卷，第2592页。■《微尚老人自订年谱》，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5卷，第2593页。
  • 汪兆镛《澳门杂诗》之《杂咏》第一首，即申明澳门自明嘉靖起,政府已设关卡派官驻守，中国对澳门一直行使着主权：“互市濠镜澳，津自嘉靖起。设关官守之，启闭侯符使。如何百年来，彼族频增垒。旁行斜上书，突厄闸前峙。我来长太息，畴为志疆理。”其《澳门杂诗》对东望洋山和西望洋山亦曾有诗咏赞东西两望洋，蝤然耸双秀。地势缭而曲，因山启户牖。南北成二湾，波平镜光逗。登高一舒晡，空翠扑襟袖。尤喜照海灯，转射夜如昼。”咸丰七年八月，广州十三行孚泰行行商鹤山人易澜光因逃避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战火而移居澳门作《登澳门东望洋山》诗曰：“风尘百累日相牵，此地登临亦偶然。云石千层连沓嶂，波涛万顷蹴低天。水光吞吐乘潮月，帆影纵横破浪船。极目谁窥溟海量，欲寻仙岛更跻巅。”■如今的澳门海滨，因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和海水淤塞，已不复往日之波光帆影的景象，透过其诗,后人可以想见当年澳门海岛之壮观与情趣。《白鸽巢山亭》一诗,宣泄了其对于葡国殖民者侵占澳门之不满:“海上波涛忘无矣，失涯旅客竟何之。独寻乱石丛生处，谁遣寒芜落日时。飞鸟冥冥迷向背,临崖了了有安危。余升判就山中老，欲折蛮花意自迟。”此诗写于壬子年(1912)，对于辛亥革命时被迫避地于这块葡人管治的土地上，汪兆镛思绪纷繁。“欲折蛮花意自迟”一句,暗示了他对于葡人管治中国领土的不满，时人评此句曰：“汪兆镛……居澳甚闲,近闻拟考集澳门迹者为志乘，又偕二三知交，徜徉于山颠水湄，或婆娑于冷摊之开鬼集古物,赏游白鸽公园，云：‘欲折蛮花意自迟’，意味甚深”。道出了葡人蚕食澳门之叵测居心。据传1926年2月某天，汪兆镛与诗友崔伯越、张仲球登松山游览，在山间无意中发现一花树貌似杜鹃花,花瓣分三瓣组朵，花色正紫色’花芯小花蕊呈浅黄色，花瓣上点缀有天然的白色碎点。此花在“万松深翠中，低蔟紫艳，柔枝婀娜，摇曳多姿，远望花心，如晗露未晞，鲜润妍绝”，致使这三位诗人在花旁石下坐憩赏玩良久。向花匠询问，方得知此花乃由大西洋国引来澳门的不知名花丼，与澳门本地野生的棠梨花自然杂交而生成的一种新的野花。汪兆铭于是将此花命名作“海紫杜鹃花”，并作《三姝媚》词一首以志之。十三年之后，汪兆镛第十二度来澳门避难居停时，在张仲球的“张园”（因树园）中下榻，他发现不知何时，张仲球已命花匠将松山上野生的“海紫杜鹃花”移植园中,且生长葳茂，花开繁妍，汪兆镛大有“见花如见故人”之慨，于是拉着张仲球和崔伯越在园中“海紫杜鹃花”下摄影留念，并再次用《三姝媚》词牌韵，作词咏之。@易澜光:《寄闲堂诗钞》之《登澳门东望洋山》，第16页，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第1717页。
  • 汪兆镛等遗老在澳门松山发现奇珍野卉“海紫杜鹃花”及两度作《三姝媚》词咏志之逸事，一时辗转文坛，构为佳话。据说当时的澳葡总督阿尔•巴尔博札命人将两株“海紫杜鹃花”分别移植在总督府和总督官邸(圣珊泽宫)之花园内。1939年9月11日，汪兆镛病逝在澳门，终年79岁。时燕京大学教授张尔田之挽联曰：国仇家恨，萃于一身，居夷廿余年，何惭西山高卧；孔思还情，期望终古，著书数百卷，卓然东塾正传。中国史学家陈垣（1880-1971),联挽曰：节拟西山，学传东塾；词刊雨屋，诗著晴箱。诗中“西山”，即宋学者真德秀，人称西山先生;“东塾”，清学者陈澧之号;“雨屋”，汪有词集《雨屋深灯词》；“晴箨”，徐世昌编《晚晴鎵诗汇》,收有汪兆镛诗。3.2吴渔山之《岙中杂咏》：吴历，字渔山，别号桃溪居人、墨井道人，江苏常熟人。康熙十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康熙十九年到澳门。著有《写忧集》、《三巴集》及《三余集》等。《三巴集》是其在澳门学道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岙中杂咏》三十首,反映了吴渔山澳门之见闻及真实感受。关头阅尽下平沙，濠镜山形可类花。居客不惊非误入，远从学道到三巴。到澳门进教的华人信徒多为珠江三角洲的乡民，“间有外省之人”到澳门进教。江苏的吴渔山等名士即为先例。诗人述其远道而来澳门耶稣会堂三巴寺学道，他迈步越过澳门的关闸，踏上莲花茎平坦的沙路,只见濠镜山色紫黑，形类花朵。黄沙白屋黑人居，杨柳当门秋不疏。夜半昼船来泊此，喬厨午饭有鲜鱼。屈大均《广东新语》：“予广盛时，诸巨室多买黑人以守户，号曰鬼奴,一曰黑小厮。其黑如墨，唇红齿白，髪鬈而黄。生海外诸山中，食生物，捕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此或病死，或不死即可久畜。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绝有力，负数百斤。性淳不逃徙，嗜欲不通，亦谓之野人。一种能人水者，曰昆仑奴。记称龙户在儋耳，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即昆仑奴也。”■居澳门岛的黑人每当夜半,即到岛上停泊的畳船上购买鲥鰌鲜鱼，用橄榄油炙之,供四旬斋素。©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黑人〉、卷二〈澳门〉；《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4、32页。
  • 捧腊高烧迎圣来，旗幢风满炮成雷。四街铺草青如锦，未许游人踏作埃。诗中描述的是沙勿略圣人出会，满街铺花与草为敬,所谓“四街”即为畏威怀德之街名。这一条街（今营地大街）实际上是一条纵街与一条横街交叉而成的十字街,“被明廷分别命名为‘畏字街’、‘威字街’，‘怀字街’、‘德字街’。”■晚堤收网树头腥，蛮蛋群沽酒满瓶。海上太平无一事，双扉久闭一空亭。一曲楼台五里沙，乡音几处客为家。海鸡独拙催农事，抛却濠田间浪邪。诗歌展现了一幅地土纵横五六里，然而隔水濠田瘠薄，居人不谙春耕，转向海浪讨生计之岛上渔家的画图。陆希言《澳门记》述此况曰：“间或有人,非山贼即岛夷。亦有闲田可耕，良农不敢宁居，故贡赋绝少。所上者，惟商舶往来,抽怔洋税耳。”■一发青州断海中，四围苍翠有凉风。昨过休沐归来晚,夜渡波涛似火红。小西船到客先闻，就买胡椒闹夕曛。十日纵横拥沙路，担夫黑白一群群。这两首分别描述了海中青州，为纳凉休沐之胜地，海涛夜激，绝如散火流星之状;与小西船所载的货物至澳，担夫争路摆摊，纵横路边，贩卖货物长达十日之久的热闹场景。第二层楼三面听，无风海浪似雷霆。去来毕竟输鸥鸟，长保群飞入画屏。短毳衣衫革屐轻，炮台山下踏新晴。偶逢乡旧说西矿,近觉黄金不易生。腊夜如年寒渐短，旧襟欲覆衣还暖。前后山岭一声钟，醒却道人闲梦断。此两首分别述澳门炮台与前山圣母堂踏青所见之夷人穿着、言谈；以及圣母堂钟声响起,各堂大钟即应之情状。性学难分海外师，远来从者荩童儿。何当日课分卯酉，静听摇铃读二时。吴渔山来澳门后，在圣保禄学院学习神学,人耶稣会。后返回江南，1688年晋升司铎，在上海一带主持教务达三十年。这首诗描述了其在圣保禄学院学习时的作息情况。书馆有大学、小学，课读只卯酉二时,摇铜铃上学。门前乡语各西东，未解还教笔可通。我写蝇头君鸟爪，横看直视更难穷。诗中叙述了其与西人交谈时的窘况,西字如蝇爪横行，由于语言不同，只好用笔来与西人交流。百千灯耀小林崖，锦作云峦腊作花。装点冬山齐庆贺，黑人舞足应琵琶。此首诗中描述了圣诞之夜，居澳门岛的黑人们张灯结彩，装点居所，他们手舞足蹈、弹奏琵琶，欣喜若狂地庆贺节日的喜悦情景。■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第225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陆希言》，第250页。
  • 上述诗中，作者以其亲身经历，极为真实地记录了澳门的民俗风情、社会生活,宗教文化,以及居澳夷人的精神面貌等，为研究澳门史，尤其是中国天主教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3.3屈大均之《澳门五律》：屈大均（1630—1696),清初广东著名诗人。顺治七年清兵再次攻陷广州，屈大均削发为僧，法号今种。屈大均约于顺治十五年七月底赴澳门。此次游澳,屈大均留下了有关澳门的大量诗文，其中最著名的诗有《澳门》五律六首，《望洋台》五律一首，《广州竹枝词》五首。其收录在《广东新语》中的《澳门篇》，是他游历澳门时所见的真实记录：番人列置大铳以守，其居为三层楼,依山高下，楼有方者，圆者……已居楼上，而居唐人其下，不以为嫌……有东望洋寺，西望洋寺，中一寺曰三巴，高十余丈，若石楼，雕镂奢丽，奉耶苏为天主居之……有千里镜，见三十里外塔尖……有显微镜，见花须之明蛆，背负其子，子有三四……人以黑毡为帽，相见脱之以为礼，錦毯裏身，无襟袖缝绽之制。腰带长刀，刀尾拖地数寸，划石作声。……面甚白，惟鼻昂而目深碧，与唐人稍异。……彼中最重女子，女子持家计，承父资业，男子则出嫁女子，谓之交印。男子不得二色，犯者杀无救。女入寺，或惟法王所欲，于法王生子，谓之天主子，绝贵重矣……《澳门》五律六首,有抒发其对澳门局势的忧虑与深切关注：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蛑，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较无事，前山一将功。（其一）南北双环内，诸番尽住楼。蔷薇蛮妇手，茉莉汉人头。香火归天主，钱刀在女流。筑城形势固，全澳有余忧。（其二）山头铜铳大，海畔铁墙高。一日番商据，千年汉将劳。人惟真白氍，国是大红毛。来往风帆便，如山踔海涛。（其五）有反映其时海上贸易的状况：路自香山下，莲荩一道长。水高将出舶，风顺欲开洋。鱼眼双轮日，鱿身十里墙。蛮王孤岛里，交易首诸香。（其三）亦有反映澳门夷人之器物与风俗：五月飘洋候，辞沙肉米沉。窥船千里镜，定路一盘针。鬼哭三沙惨，鱼飞十里阴。夜来咸火满，朵朵上衣襟。（其六）礼拜三巴寺，番官是法王。花蟎红鬼子，宝髮白蛮娘3鹦鹉含春思，鲸鲵吐夜光。银钱么凤买，十字俗圆方。（其四）
  • 屈大均这几首澳门诗和游记，写到了澳门港口的繁荣，城市建设的高楼、天主教的宗教活动、坚固的城墙与炮台、商人们的出海贸易及澳门的一些民情风俗，展示了这一时期澳门历史的真实画卷。3.4丘逢甲之《澳门杂诗》：光绪二十六年，岭南近代著名诗人邱逢甲与同乡嘉应人王恩翔为筹办“岭东同文学堂”赴南洋’中停澳门。丘逢甲在澳门居停时间不足一月，居所在澳门岗顶，旧称磨盘山。■在此期间，他留下了十五首吟咏澳门的诗歌，统称为“澳门杂诗”，诗中颇有澳门历史纪实，堪为诗史。录如次：五百年中局屡新,两朝柔远畅皇仁。自颁一纸蠲租诏，坐看江山换主人。(之一）遮天妙手蹙舆图，误尽苍生一字租。前代名臣先铸错，莫将割地怨庸奴。(之二）这两首诗，反映了葡萄牙以强权占据澳门的历史，前首后两句述葡萄牙人居澳门后，自前明及光绪当朝，皆纳地租之史实，光绪十三年始以地给之。后首述由前明名臣林富奏请，澳门租葡人之典,表达了诗人屈辱愤懑之情。“坐看”一语，更是对清廷之软弱与葡人霸道的讽刺与谴责。不是花门也自留，中朝全盛有人忧。当时但笑书生见，非策方今信鹿洲。(之三）该首以朝中百官的短视及昏聩，衬托出蓝鹿洲的远见，蓝鹿洲为雍正时人，其有论,极言澳门居夷非策。大西洋国竞惊奇,前代文人易受欺。一笑于今不相称，可怜穷已似波斯。(之四）诗中耻笑前明皆以葡萄牙为大西洋国，而不知其为小国。并言今驻澳葡人甚贫可怜穷已似波斯”。冶叶倡条编茁芽，双瞳剪水髻堆鸦。春风吹化华夷界，真见葡萄属汉家。(之五）澳中尤多洋妓。其诗似一幅人物素描,将居澳葡人卷发碧眼之形貌描绘逼真。后两句反映葡汉两家在澳门和睦相处之状。两园新旧傍山开,花下轻车走若雷。逢着人天安息日，亚当亲挟夏娃来。(之六）天主堂高十字支，筑从新教未行时。嵌空万石玲珑甚，独少流传景教碑。(之七）澳门南环有葡酋新旧两花园，礼拜日士女车马沓至赏花。亚当、夏娃句，旧■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第2085页。
  • 约书末句一作“看花争载美人来”。丘逢甲南游诗中语言类别十分丰富，“举凡佛语、道家语、俚语、西洋史事，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皆熔化采用。”如：“逢着人天安息日，亚当亲挟夏娃来”。“天主堂高十字支”。上述诗句中的“安息日”、“亚当”、“夏娃”、“天主堂”便是源于西方宗教的词汇。谁从异代纪倭氛，曾比欧西早驻军。犹有蜻蛉洲上客，残坊剔藓读和文。(之八）该首述日本人占据澳门在葡人之先，其“和文”标志日本石坊，至今犹存。白鸽巢高万木苍，沙梨兜拥水云凉。炎天倾尽麻姑酒，选石来谈海种桑(之九）“白鸽巢”其得名与十八世纪曾在此居住之葡人马葵士有关,因他所养白鸽栖于檐宇，远观像白鸽巢一样，故而名之。白鸽巢前地周边为葡萄牙人在澳门最早的居住区。在白鸽前地旁边，还有白鸽巢公园，白鸽巢树石绝胜，其地近沙梨兜。四山高拱炮台尊，海气空蒙晚角喧。落落老兵扶醉去，斜阳一抹望霞村。(之十）“望霞村”即“旺厦”、“望厦”，山上各有炮台，然皆旧式。望厦村民，历史上有抵抗外侮、屡与葡抗之传统。清代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曾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密报葡人越界向城外八村人侵的情形曰：查旺厦户密丁多，首冠诸村，众志成城，屡与葡抗。上年葡人的索租费，坚不承交。……今年正月，葡人复来索租，竟将成逼:。即集众鸣锣会商，葡人一闻锣声，惊惶走避。此后未续来。为此，望厦民众十分感激，于光绪三十四年，在城隍庙立碑，并将当时仍在世的张之洞，奉上神木台，尊为“建隆社之神”。望厦村，是澳门政治风云变幻的缩影。覆路橡阴接海堤，望洋东转望洋西。马蚊石上看潮立，十万军声战水犀。(之十一）东望洋、西望洋皆地名，马蛟石为澳门观海最胜处。诗中作者以“十万军声战水犀”来比喻海潮，具体的描绘出海潮的澎湃壮观，也令人联想到惊涛拍岸所发出的巨大声响，极为形象。谁报凶酋发冢冤？宝刀饮血月黄昏。要携十斛葡萄酒，来酹秋原壮士魂。(之十二）葡酋昔有遍发唐人墓者，为某壮士所手刃。此诗以道光二十九年义士沈志亮等枭亚马留之首的历史事件为典,抒发了对葡人侵占澳门领土恣意横行的罪恶之愤慨与不满。1849年,葡萄牙驻澳兵头亚马留封闭了清廷在澳门的海关行台,拆毁了香山县承衙署，赶走了清政府驻澳官员，出兵闯入望厦村,越界在墙
  • 外屯兵筑炮台，恣意糟踏当地农民庄稼，强令村民搬迁祖坟，不从者即弃骸骨于海中。沈志亮等人愤恨之下，于当年8月22日，在莲花茎中段“怀刃伺之”，刺杀了亚马留。■沈志亮过后被清廷处死，死后当地侨民为他立墓志铭。丘逢甲的诗歌追述了这段历史，对于抗暴身亡之义士表达了极度的崇敬。楼台金碧拥南环，灯火千门夜不关。满地烟花春似海，三更人立磨盘山。(之十三）南环为胡贾聚居处，丘逢甲所寓在磨盘山上，夜望灯火如繁星。该首诗以山下繁华辉煌的景色与山上作者孤单的身影相映衬，表现出作者对这升平美景背后之黑暗的忧虑与感慨。银牌高署市门东，百万居然一掷中谁向风尘劳物色？博徒从古有英雄。(之十四）澳中赌馆最盛，门皆署银牌以招客。此诗以反讽手法,称赌徒称为“英雄”，实际上是对他们耽于赌博，不思劳动的辛辣讽刺。仙洞云封万竹深，隔江胜地负登临。倚楼幻作蓬瀛想，一角青洲出海心。(之十五）该首述作者拟游竹仙洞而未果之憾,青洲在海中，诗作退思悠远,风格清新。3.5闻一多《七子之歌•澳门》：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新月派代表诗人。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七子之歌》是闻一多先生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共有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其中《澳门》《香港》两首诗选入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姓名？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虏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是每个炎黄子孙发自肺腑的呐喊！闻一多先生1925年发表的《七子之歌》，将当年中国被列强侵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等七块土地，比喻为祖国母亲的七个儿子，纷纷强烈要求回到母亲怀抱。第一首即是这篇震撼人心的《澳门》。诗中充满了对祖国统一，和澳门早日回归的真挚期待。继“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三十年代抗战时期，一批由大陆、香港避居澳门贫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第1638〜1653页。®闻立鹏:《闻一多与〈七子之歌〉：纪念父亲百年诞辰》，载《闻一多研究动态》第28期，2000年
  • 的知名作家茅盾、夏衍、张天翼、端木蕻良、秦牧、杜埃、于蓬、华嘉、和紫风等，他们的创作与抗日战争相始终。正如澳门日报总编辑李鹏翥指出：“远在抗曰战争时期，澳门的文艺活动蓬勃一时。活动的中心主题，都与抗战这个历史使命攸关。”四、澳門海洋文化與辞书编纂及方言4.1享有世界声誉的汉学家马礼逊：马礼逊在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方面皆有首创之功。与马礼逊同时代的德国汉学家蒙士奇博士在评价马礼逊的这一贡献时曾说我敢断言，马礼逊博士在过去10年所出版的多种中文书籍，要比过去100年来印行的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和文章，对欧洲的学者们要有用得多。”马礼逊用汉语介绍“西学”知识，一方面旨在其“传播”的“西学”容易被中国人所“吸纳”，由此使其“传播”得到积极的回应，而另一方面也必然促使“传播者”本身在中国的语言文化处境中有一种“融入”和“重构”的转换。所以说，马礼逊撰写中文著作，实际上反映出“西学东渐”中的“西学”与“中学”之交融互渗，代表着走向积极的双向互动之意向。■马礼逊编纂的第一部《华英字典》，已为其后汉英字典之圭臬。马礼逊于1808年开始编纂《华英字典》，为三部六卷之巨著。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评价说马礼逊博士的《华英字典》与其他字典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它使中西文化交流更为便捷和直接，中西学者和其他相关人士可以通过《华英字典》来展开中西文化诠释及理解，在这种中英语言、字义的对比、对照中找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可能沟通的途径。《华英字典》的内容涉及到中国的历史、宗教、哲学、文化、政治、地理、风俗、礼仪等领域,它在词义的解释上触及到中国的宗教、神话、哲学、科学、文学、文化、艺术、教育、体制、传统、礼仪和风俗等方面，亦对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孔子，即有所介绍和评价;认为孔子体系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依赖和服从的原则上，……这些原则和方式很早即被灌输到青年人的头脑中，形成他们的道德观。……在中华帝国的每个县,都有一座庙来奉祭孔子。皇帝、王公、贵族和读书人都向他礼拜—给他一种无神论的崇拜。因为孔子不相信来世,也不相信任何神、天使和神灵，所以对他的礼拜不能称为宗教性礼拜。”在其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马礼逊著述了许多有关中国语言的专著，如《通■參見卓新平:《马礼逊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
  • 用汉言之法》、《中国大观》等。这些汉语著作为西方人学习中文提供了便利,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初尝试。因其对中国语言研究的杰出贡献,1817年马礼逊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马礼逊坚持的学好一种语言必须深刻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风俗、礼仪宗教的宗旨，使他的每部汉语著作皆堪称为中国的“资料信息库”。4.2葡萄牙汉学家江沙维：著名的葡萄牙汉学家江沙维（1780-1841),生于葡萄牙特拉茲•多茲•蒙德斯省多若镇。早年加人遣使会，1814年6月28日到澳门,后一直在澳门圣若瑟修院从事研究与教学，从1828年至1844年间，他出版了一批汉学著作。他每天辛勤工作达16~18小时。他生前还是加尔各达亚洲学会的理事,并于1840年11月18日当选为里斯本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作为一名汉学家，他令人吃惊地完成了如此之多的著作。1828年,他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一本16开本的小型著作，其书名为《拉丁语法》，该书是为圣若瑟修院的学生学习拉丁文而编的。次年，写成了他的代表作《汉字文法》一书，1831年底，出版了《葡法字典》，1833年出版了《汉葡字典》，以及四部拉丁文字典,包括:«拉丁文汉语袖珍字典》、《拉汉小词典》、《拉汉大词典》和《拉丁语法》。■这些工具书为中国学生学习拉丁文提供了便捷的帮助。江沙维因其《汉字文法》、《葡法字典》、《汉葡字典》三部书而确立其为傑出汉学家之地位，受到澳门人的尊敬与爱戴，被誉为:他是一名好神父、一位优秀市民和一位朴实的哲人。4.3印光任、张汝霖《澳译》：《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末的附篇，收人葡文单词396个，以汉字注葡文读音，为中国人最早刊印的西文字汇，是西文翻译史上难得的资料。《澳译》开宗明要西洋语虽侏离，然居中国久,华人与之习，多有能言其言者，故可以华语译之。不必怀铅握椠，如扬子之远访计吏之勤也。”“扬子”即杨雄，西汉人，曾仿《尔雅》体例,撰《方言》，全名《糟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著录西汉时代各地方言。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重要著作，也是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著作。其后定州薛俊著《日本寄语》，为明嘉靖初年中国士大夫的一部经世之作，也是中国人第一部研究日本的著作。其与以汉字著录葡萄牙语言之《澳译》，皆可称为不祧之祖。《澳译》之内容分为五类，著录葡文单词396个。其中天地类83个，大体包含《日本寄语》的天文、时令、地理、方向等类的内容;人物类161个，大体包含《日本寄语》的珍宝、人物、身体、花木、鸟兽等类的内容;衣食类52个，大体包含■ChineseRepository,Vol.15，No.2，pp.69-80;引自吳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3卷，第1558页。
  • 《日本寄语》的衣服、饮食等类的内容；器数类48个,大体包含《日本寄语》的器用、数目等类的内容;通用类51个,大体包含《日本寄语》的人体、人事等类的内容。®据章文钦统计,在《澳译》著录的396个葡文单词中，与《日本寄语》相同的为101个，相近的51个，合计52个。词汇数占《澳译》的38.5%，和《日本寄语》的42.3%，所占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二。《澳译》大多得自清代澳门和广州中西贸易场合及某些官方场合的中国通事,其所操为同音异字而无文法的“广东葡语”，主要受广东官方的影响^五、金石铭刻的澳门史5.I澳门碑记文学:根据谭世宝在澳门进行的“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的历史文物考察研究发现，明清澳门庙宇，大多数都是伴随着中国的有关行政、军事、海关等机构在澳门的一些要地建立，为阖澳的官民祭祀等需求服务的，更是为抵御西洋人借天主教堂吸引华人归化外国的重要设施。有关文物证实，天后宫等中国官庙在澳门的设立分布，尤其是清雍正元年在澳门关闸口创建的“慈护宫”，虽然都是中国政府在澳门维系传统教化的政治宗教文化据点，也是中国政府在澳门拥有主权和加强行使管制权的重要象征。雍正元年《鼎建纪事碑》明确宣告该庙“将使衣冠礼乐，大变其毛衣披发之风。其于圣天子休明之化,未尝无补焉”。代表中国官方明确宣示了其庙之鼎建对于在澳门推行雍正皇帝以华变夷的教化政策的目标功能。1849年之后，澳门增建了一些新的庙宇，并且在有关庙宇的碑刻钟铭匾联中坚持使用中国的大清及其后继的中华民国纪年3澳门最为典型的是著名的莲峰庙。此庙不但是清朝在澳门所建最早、最大型的阖澳奉祀观音、天后、关帝、字祖、文昌、医灵、金花、痘母、土地等多神合一之官庙，并且是在葡占期间惟一由爱国商民接管而能完整保存了鼎建及重修扩建的一系列碑钟等文物之庙宇。其可补前人已发现及使用的文献之不足，可为研究、了解澳门之残缺历史等，提供文献资料佐证。澳门庙宇共有匾额、楹联数以千计，壁画、摩崖、石刻亦数以千计，其中不乏名家作品。这些庙宇绘画、书法艺术，是最世俗化和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深受大众喜爱。如妈阁庙正觉禅林外北侧墙上的《妈祖阁五百年纪念》碑记,题额出自当代书法大家启功之手，哪咤庙四方亭的巨匾，出自光绪年间翰林何作猷之手;普济禅院内后一步斋的巨幅中堂书法，出自清代知名书法家鲍俊之手;妈阁山■参见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第132、133页
  • 上“海镜”、“太乙”等石刻，更是澳门的标志。■此外普济禅院、妈阁庙收藏了大量明清以来名家字画，他们是高剑父、关山月、徐悲鸿、康有为、澹归、屈大均、梁配兰等，平添了庙里的文化品味。镶嵌于今营地街市对面的关帝古庙（原正名为三街会馆）内壁有部分碑文录校:“重建三街会馆碑记”曰：粤濒大海，与外洋诸夷接,停泊必于湾,湾所在则名澳，香山故有浪白等澳，诸夷互市于其中，守澳官权令盖蓬栖息，迨泊出洋即撤去，今之澳门，即旧濠镜也。在香山大海中，起一石埂，广十余丈，长六里许，如莲之有茎,中途瓮城即关闸。踰之，抵澳门，则如莲葩，其地三面。距海，有南湾、北湾，明嘉靖中，大西洋夷至此就二湾停泊，遂请濠镜为澳。澳既有南湾、北湾，复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对如门，故谓澳门。夷人来者益众，乃筑室以居，岁输税五百金，至我圣朝，膺图受禄，德威之误所临，无有远迩，内外悉登诸衽席之上。夷人益用感戴，盖安其业者，十数世矣。前十里为十字门，如两眉横列而缺其正中。又南十里为小横琴，又南稍折而西为大横琴，重案也。澳门之形势既雄，商贾辐辕，货财阜通，列肆阛阓，鱗次栉比，遂迄然成巨镇，而寄籍于斯者，衣冠鼎盛，且为成望族焉。居民市廛据其前,诸夷人拥其后。诸夷宫室、饮食、器用、货物，无不仰给于华人。于是各立法以要于久。诸夷有议事亭，番目四人受命于其国，来董市事;则华人商贾，所以通货财，平竞争，联情好而孚众志者，亦不可无地以会之，此三街会馆之所由设也。创建之始，维有历年。其碑文可考者:一重修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之岁，一重修于嘉庆九年甲子之岁。每修必踵事增华，制日益备。今道光十五年乙未，又重建之c醵金一千数百有奇，十二月落成。神灵赫奕，庙貌辉煌,傍设公所，为讲信修睦之地，彬彬乎！有典有则矣。我国家长抚远驭，中外一统，平准夷回部,拓地几二万里；扫漠北，而中原之自古险远不到，凶顽贫涸之地，皆人版图。而言语侏儒，衣服诡异之伦，罔不匍匐稽颡，隶诸臣仆。矧澳门诸夷，自有明侨居宇下，以生以育，沐浴我朝雨露之化，饮和食德。二百年于兹，如赤子之依父母,故虽华夷错杂，耦俱无猜。而又得缙绅先生相与维持，而调护之所为，市廛不惊，嚣竞不作，于以内崇国体,外绥夷情者，其必有道矣。爰为之记,并揭高义捐输名数载于碑阴。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加二级加员外郎衔南海何文绮撰文。”(下接篆文印章三方,其文分别为：“何文绮印”、“精园”、“庚辰会魁”）■本碑文为维护澳门主权属中国，不容争议，并对澳门的开埠发展史作了清晰的叙述。值得注意的是，该碑文指出“澳门诸夷，自有明侨居宇下，以生以育，■刘托:《濠镜风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谭世宝:《金石铭刻的澳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8、259页。
  • 沐浴我朝雨露之化，饮和食德。二百年于兹，如赤子之依父母，故虽华夷错杂，耦俱无猜。而又得缙绅先生相与维持，而调护之所为,市廛不惊，嚣竞不作,于以内崇国体，外绥夷情者，其必有道矣”。由此可见，澳门的诞生、存在与发展，以及华夷错杂、和平共处的局面形成，中国明清政府的文治武功的政策行之有方及广东澳门地方绪绅相与维持之待客有道是主因，而诸夷的规化中国是其结果和次因。此碑可作有力的反证，正如谭世宝所论其可“破今人提出的澳门数百年来的生存之道就在于居澳葡人的双重效忠之说”之观点。位于澳门十月初五街的康真君庙,俗称康公庙,是清末后起的最大型的澳门爱国华商之公庙。其兴建共花时四年才完成。主事者身被葡治而心怀祖国，故在葡占时期兴建,仍请与香山同里的中国京官曾望颜撰写一通中国澳门传统官庙式的建庙碑文，而且仍有原管治澳门的地方文武官员署衔带头捐金银助建。碑文重申澳门为香邑辖下之地，对其名实地理有具体而详细的描述。其对抗葡人侵澳之用心显然。《澳门康真君庙碑记》曾望颜于同治七年撰,碑文典重雅致。碑文记曰：“……澳居香山之南，距城百四十里，一名濠镜，又名海镜。左有天,后宫,右有莲峰庙;带海襟山，澳华夷杂处，盖邑南之胜景也。予少时尝从先大夫游学于兹，通籍后宦历京外，遥别故乡者三十余年。甲寅秋，复奉文宗诏起之命，航海人都，道出期间，见夫商贾之云集，民物之蕃庶，殆感倍于前时，余即虑其地之奢靡过甚,不无隐忧也。逾年冬果迭遭回禄，市肆凌夷,为之恻然者……”。文中述其于道光十余年间曾在澳门读书，亦可知曾氏与澳门之渊源。尤其提到澳门“商贾之云集，民物之蕃庶”,“奢靡过甚”，“市肆凌夷”之状,真实地记载了澳门殖民统治时期，对外贸易为葡人所垄断,其所经营的贸易特区商贸活跃、繁荣乃至奢靡之图景。至清末宣统朝，有释遂昭宣统三年辛亥正月（1911)的妈祖阁石刻诗一首：祥云霭霄汉，常护半山亭。旧事传神迹，新诗寄性灵。天高凝古碧，树老剩今青。悟到诸空相，声香亦杳冥。此诗属步韵张道源诗之作，但格律严正，气格清高，在清末澳门诗中，堪称妙品。此外陈词博，亦于同年有妈祖阁石刻诗：键海鸿初印，约僧到阁亭。新诗参妙诗，古杀毓仙灵。云拥千峰碧，波涵万渚青。胜游人未倦，林静晚烟溟。（辛亥冬月，余初至濠镜，约友游妈阁正觉禅林，访得纪文、遂昭两法师，相与欣然道故，摩崖读诗，因次……韵，以志鸿雪。中华南海陈词博敬题。）辛亥年冬月，殆清廷巳走上末路，一般有清廷功名的文人，特别是原籍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名士,往往为逃避政治上的大变或战乱，视澳门为避祸之世外桃源，寓居澳门或偶游，注僧探友，陈词博这篇作品，即表现了文士们在改朝换代
  • 时常选择的一种处世模式。民国时期的澳门亦有若干重要的碑文，值得一记，如陈樾撰有《沈义士碑》，记述沈志亮行刺葡督亚马勒之事迹。碑文首段即表哀恸之情:“昔僦居澳门，邻翁述乡土旧闻，谓总督卑利喇被刺，事越百年，闻之犹动魂魄。刺客赴罪死，士人哀之，称义士马。尝偕出莲峰庙，翁指道旁拳石，谓即义士快仇之处。至南湾，指策马铜像，谓即义士所快之仇。他日，要之前山，出西郭，吊白草坟，谓义士瘗于是。封树不完，立短碣而已。环碣白草怒苗，如镞如矛，状异常莱，故云。相与嗟悼久之，今年月，众民会钱修坟,请撰词具石。余思专制之世，里巷匹夫，发愤取义，名垂志传，式闾访墓,心仪其人，尚论之以念来者，又奚可辞？乃书曰：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秋八月二十有二日，香山县龙田村民沈米，字志亮者，与郭金堂及吴某、陈某,刺杀澳门总督于望厦,报公怨也”。继而追述葡人越界侵田之事件:“葡人越界侵龙田望厦，毁我庐墓,肆杀人。诉官,官置不问。土民悲激，无可为计。志亮不能忍，逼而出此。至是民皆欢呼，谋资之令逸。”与其蛮横无理:“葡人诣军门”，终而志亮悲壮就义之过程。陈樾怒斥英葡侵略者呜呼！诚可恫已。慨自鸦片战争败绩，外人念我弱昧，窥沿海之地，强凌众暴，订不平等条约，连樯纷至。葡人远在明代,先履吾土，由占而租，背约肆恣，当香港未割，英船之来东南亚者，皆泊于濠镜山奥，故县志纪葡患，屡及英人，英葡合祟，由来久矣。”碑文最后表达了对义士的崇敬、对清廷的愤怒，以及为义士报仇之决心:“甚至死吾民以谢异族。复有罔利奸究，引虎入室,伥噬同类，视沈郭诸子,奋臂赴难，不爱其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其人其事，虽百世而犹光也。余平生视物，以杀为戒，然援笔及此，中情恻恻，不敢以儒生绳墨之论短之。铭曰：至大至刚，其气浩浩，镰剞一尺无情恼，钩落仇头如刈草，于戏！轲匕良椎奚足道。陈伯任乃民国时期岭南名家，文章笔法颇宗桐城派,古雅而严谨，条理分明，上引一文，可以为证。”全篇具有以文证史，文史互证之意义。5.2澳门庙宇文学:澳门的庙宇文学源远流长，成绩斐然，是研究澳门海洋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元素。其形式有碑文楹联、牌匾、游记、诗作等。澳门现存庙宇碑文多逾百余帧，最古者为莲峰庙《莲峰山慈护宫序》，刊刻于雍正元年(1723),距今已有二百七十多年历史。这些古碑文采风流，不但记叙了相关庙宇的起源、沿革,还涉及本地区的历史、自然、地理、政治、民俗、神话、军事、外交诸方面。如妈祖阁景物的题咏，妈祖阁所在的娘妈角，在澳门西南。娘妈角山山势险峻，巨石嶙峋，面临澳门内港的人口处,南面即帆墙毕集的十字门。妈祖阁依山临海，沿崖而筑,古木婆娑，风光优雅，占尽形胜。历代骚人墨客，登临寄
  • 慨，信笔留题，磨崖勒石，成为澳门中文碑刻最集中的地方。妈祖阁碑刻中吟咏景物的石刻有光绪十三年（1887)以前所作七绝:《过汲水门，忆濠镜上庙题石诗》云：“万国朝宗日，馨香格杳冥……”上联云：“万国朝宗咏远蕃，高题海镜独推尊。”《澳门纪略》称：“海觉石,在娘妈角左，壁立数寻,有墨书‘海觉’二字，字径逾丈。”此“海觉"，即“觉海”，为佛教的别称。佛以觉悟为宗，海喻教义之深广。登上妈祖阁觉海石顶观海，大有“观沧海而觉妙禅”之意。“海觉”二字，涵义深远，与山川形胜融为一体。澳门普济禅院住持畅澜，于1916年九十多岁时，作妈阁石刻诗四首，其一曰：“百尺禅龛古，天然瘦石亭。神仙工斧凿，川岳放英灵。万木重张绿，群山齐送青。一声云磬里，清响破空冥。”据专家考证，澳门神功戏贺诞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如今在妈阁庙、沙梨头土地庙、雀仔园福德祠、莲溪庙、谭仔北帝庙、路环谭公庙等处,每年仍聘戏班演戏贺诞。I860年同治年间，英国画家爱德华•希尔德布兰特绘有版画《妈阁庙的戏棚》，反映的即是当年妈阁庙神功戏演出盛况，距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仍持续不衰。神功戏是澳门华人最早的戏剧活动，足以令澳人、岭南人以及华夏子孙珍视与自豪。这幅版画对研究与揭示澳门庙宇戏剧文化之内涵与艺术成就，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六、近代澳门报刊与汉学海外传播选择印刷出版之手段，亦为西方对华传教之策略。澳门是中国境内外报刊诞生的发祥地。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100年间，“由澳门土生葡人在中国境内（以澳、港、沪三地为主）创办的各类报刊达117种之多。”■澳门早期葡文报刊不仅注视着本国的斗争，而且十分关注中国的重大事件及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佩雷拉家族创办的《大西洋国》和飞南第家族创办的《镜海丛报》，更是把中国作为主要新闻报导及追踪对象。”其中提供的澳门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及社会史料均为其他档案文献所不及，特别是反映澳门葡人上层社会内部矛盾与斗争，其数据更为精彩。澳门葡人创办的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大西洋国》、《澳门钞报》、《澳门教区通讯》、《复兴杂志》、《独立报》、《求实报》、《澳门新镜报》、《文学脉络》等所发表的海外汉学研究的咨询和成果为量甚丰，涉及面广，其中一批著名的汉学家如博克塞、白乐嘉、潘日明等是其主要撰稿人和编辑。正如汤开健先生所云：“澳门亦成为海外汉学研究成果出版的■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序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 重要阵地。”6.1《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马礼逊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15~1821)为第一种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它的成功创办，开启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先声,继其之后才有《特选摄要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中文期刊的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由马礼逊筹划，米怜负责编辑，在南洋印刷出版,共出了七卷。撰稿人马礼逊、米怜和另一个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最初每期印五百本，后来增至两千本，除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外，还秘密发送至广州、澳门一带。其内容包括传教，与时事新闻。《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它在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上，在标点符号的运用上，在通俗白话文的过渡中功不可没。此刊首次引用西洋标点符号:顿号与句号。中国古代作文不用标点，全凭语感断句理解，往往因句读不同而引起歧义。《察世俗》使用的标点符号，虽然只有两种，却为文化素养不高的普通人阅读理解提供了方便，同时它尽量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体，对中国文学从文言向近代白话的过渡具有积极意义。6.2中国丛报:《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一份英文刊物。它创办于1832年5月，停办于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马礼逊即为《中国丛报》的创始者与前期重要的撰稿人。据统计，仅1832年到1834年马礼逊去世前短短几年间，他为《中国丛报》撰稿达97篇，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法律、语言、文学、人口、自然、物产、哲学、宗教、对外关系等方面，据黄鸿钊统计《丛报》内容包括：“中国国情类（514篇），中外关系类（396篇），外国类（142篇），宗教及其它(326篇)。”■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它详细地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些记录均来自早期传教士的耳闻目睹，都是第一手的材料，特别重要的是作为鸦片战争的目击者，传教士极其他在华西方人在《中国丛报》中留下了大量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的重要史料,对于清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丛报》曾三迁其址，在澳门出版时间长达八年。它在二十年间’共发表文章1378篇。《中国丛报》是当时来华贸易的商人、传教士乃至军政人员的必读书。同时它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传人西方，1593年，利玛窦将“四书”译成拉丁文，16-19■张西平主编:《中国丛报■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2页。
  • 世纪,澳门教区有二十五名传教士翻译和撰写了77种著作，分别介绍了中国的四书五经、历史地理、兵法医药等古代典籍，与道家、法家的思想。这些典籍在欧洲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图片来源：吳志良等：《澳门编年史》6.3中国之蜂:道光二年（1822)9月12日，澳门创办了取消海外省办报禁令后在澳门出现的第一张报纸《中国之蜂》。该报创刊者为立宪派领袖巴波沙中校，出版者为多明我会修士贡萨洛•阿马兰特。报纸由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协助印刷，每逢周四出版。导致《中国之蜂》在澳门出版的原因，主要是在澳门曰益强大的葡萄牙本土政治力量和澳门土生葡人对自治诉求之间的斗争。其次是由于1821年葡萄牙新政府解除了1737年的禁止海外出版书报法令和自1768年开始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通过了新闻自由法案。于是，从《中国之蜂》创刊开始，便站在居澳葡人的角度，为葡萄牙的立宪革命胜利而呐喊，为在总督手中夺回权利而欢呼，并以立宪派机关报和立宪派政府公报自居。又同时以保皇派为攻击的对象。®在西方国家，近现代报刊是伴随公民社会政治意识的形成而出现的，旨在以更快捷的途径传播反对传统建制的先进思想意识。《中国之蜂》的诞生，自然也不例外。6.4大西洋国：同治二年，10月8日，《大西洋国》周报创刊发行。该刊试用了近似“官话”的中文译音“Ta-Ssi-Yang-Kuo”，据庇礼喇之子•若昂庇礼喇■林玉凤:《澳门新闻出版四百年》，载《澳门史新编》，第4册,第丨213页。
  • (大西洋国>封面解释据说利玛窦于1600年进人北京后，明神宗皇帝问他来自哪里，他使用这四个字做了回答。”该刊共发行了134期，1866年4月22日停办。创办人为生于果阿的加布里埃尔•费尔南德斯，主编是庇礼喇。该报的编辑人员还有:亚历山德勒•塔沃拉等四人。该刊是澳门历史上一份十分重要的新闻历史文学周刊，其中保存了许多极为珍贵的澳门历史资料。■6.5镜海丛报:光绪十九年7月18日，中文报刊《镜海丛报》创刊。该报从葡汉双语周刊《镜海丛报》中分出，刊行人为土生葡人弗兰西斯科•飞南第。逢周二出版，1893年7月18日出版第一期,最后一期是1895年12月25日出版。主要内容有综述、中外报、省港报选登、本澳新闻、官方事告、诗词、广告等。该报代派报纸之处遍布中国内地、香港、新加波、小吕宋、旧金山、葡萄牙、帝汶等地，影响很大，对反清思想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孙中山先生与该报的关系十分密切,其中许多报导反映了孙中山在澳门早期行医及革命活动。如孙中山在广州策划首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消息，其在起义前发表的《农学会序》，并附言介绍孙中山的事迹等。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曾聘请弗兰西斯科•飞南第当顾问，因其年事已高而婉言谢绝。他们两人的友谊至今在澳门仍被传为佳话。图片来源：吳志良等：《澳门编年史》6.6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的重要刊物《知新报》正式出版。社址在澳门大井头4号。总理为何廷光、康广仁。撰述者何树蛉、韩文■吳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第1752页。
  • 举、梁启超等，主要栏目有:论说、上谕恭录、京外近事、农事、工事、商事、矿事、路电译录等。初为五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第20册起，改为旬刊。1900年2月14日起，改为半月刊。目前所见最后一期，当为1901年丨月20日出版的第134册。吴恒炜《知新报缘起》一文对报刊宗旨作了阐述：“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创刊不久，声誉鹊起，畅销全国，并远销越南、日本、新加波、美国等。发行点在国内有40多个，在国外有10多个。澳门《知新报》与上海《时务报》、湖南《湘学报》在当时成为三足鼎立的维新派重要喉舌。■《知新报》停刊后，维新派在澳门又创办《濠镜报》，该报由澳门富商何廷光出资创办，由卢雨川、黄式如、陈子韶等人当任编辑工作，这是继《知新报》后，南方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的第二份报纸。此报当即为《知新报》之改名，以躲避清廷之追捕。■吳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第2060、2061页。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2博古通今格律新论——石观海先生《诗词格律新说》平议沈文凡*杨辰宇M石观海先生的《诗词格律新说》（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是一本深入浅出，秉承传统却又不乏独到见解的诗词学力作。作者以宽广的学术视野，以近体诗和长短句的格律问题为切入点，深入考察了自近体诗和长短句（词）形成后，相关格律规则的发展及其流变，并在诸如近体诗的人声字、平仄运用及格式、特殊句、拗救说、孤平、三连平、拗句与拗体、韵脚与韵式、对仗、酬唱，长短句(词）的词牌、类别、结构、律句、拗句、领字、对仗、用韵、填词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且言出有据，深中肯萦，为新世纪格律研究带来新视角，引发新思考。作者对近体诗和长短句规则的历时性描述及对未来格律诗词创作走向的展望体现出其敏锐的洞见性和长远的预见性。全书博古通今，兼顾学术性与实用性，总结历时性成果的同时,结合共时性的其他门类（如文学与艺术），并放在当下社会历史语境中去实践（石先生有自选集《雪影风痕》），从而碰撞出具有极大参考性意义的学术价值与思想火花，是诗词格律研究的又一宝贵成果。所谓学以致用，“学”未清而“难”用，廓清迷雾，阐明真知，正是本书的学理立足点，疏导学拗，引导初学者掌握一定的格律规则并实用于创作，这正是本书的实践立足点,作者从学理和实践上，冲击着传统（尤其明清后）的审美习惯和评判标准，如对“拗救”的辨析，词类的结构划分法等，为人们对近体格律的认识提供一个新视角。纵观全书结构，上编“近体诗的格律”共十一小节分别从人声字、格律、平仄记忆法到韵脚、韵式,对仗和酬唱，从字到句到整体篇章，对近体诗进行解析，前三节可谓方法论,第四节到第八节讲解了标准律句以外的几种特例，且去“伪”*沈文凡: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u**杨辰宇: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金项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I3ZZ028),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项0(20111004),吉林大学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项目（20102231)。
  • 存真，九到十一节侧重句法，注入互动性因素，如酬唱，提明其社会功能。前附引子,说明近体诗的形成。下编“长短句的格律”布局与上编相仿，前附引子说明“词的起源”，第一节到第二节对词牌、“地道”长短句的成形追本溯源。三到第六节，从类别、结构、与律句关系中作出梳理，尤其当中最富争议性的“类别”，作者指明传统二法界限不清的不尽人意处，提出宜从结构上划分的主张，让人醍醐灌顶。第六节呼应上编，对词中“拗句”做出辨析。第七至第九节，分别对领字、对仗、用韵作出勾划，与近体诗律作出区分，提炼词体特点。第十节“填词”，从方法论上作者主张“依样画葫芦”，在分析词谱价值后,提出“填词并不见得非得以近人编的‘词谱’为依据，只要有宋人词作的先例，只管依照它的平仄格式填写”（见该书上编《填词:依样画葫芦》第175页）。上下两编看似分立，实又存在一种内在逻辑，即长短句与近体诗异同的辩证关系，如此布局，分可立,合可联,让人读来即各自成章,又联立成篇,一脉而承。上编作者以近体诗的形成入手，从发生学角度，认为“近体诗是在南朝宫体诗中‘新绝句’与‘准五律’的基础上形成的”(见上编《近体诗的形成》第2页）。此处结合作者的早期著作《宫体诗派研究》将会得到更完整的观照。“‘新绝句’是南朝宫体诗派对传统五言古诗‘古绝句’进行变革后创造出的一种四句型五言诗”（见上编《近体诗的形成》第2页）。“‘准五律’指的是宫体诗派诗人笔下八句型五言诗中声律接近近体五律的一种诗型”(见上编《近体诗的形成》第3页）。其注重对仗、讲求声律，但未导入“粘”的规则，成为近体五律的最初参照物。人唐后，经过上官仪“六对”、“八对”之说，王绩的“五绝”实践，古诗的律化趋向得到进一步确定（见上编《近体诗的形成》第4页）。古诗律化的定型在初唐四杰、沈宋、文章四友等人手中最后完成。作者对近体诗的发展历程,解释精炼，条理明晰，使非专业人士也能“从零开始”，始窥一二（见上编《近体诗的形成》第4页）。第一到第三节,作者从方法论切人，去缛从简。诗法问世以来，尤其明清以降，无数条规法则将原本的唐宋高蹈之音变作笼子里的金丝雀，其琐细繁缛程度让人远观而难近玩,作者抓其要络，从人声字、格律、平仄记忆法等作诗的关键之处人手讲解，勾其精魄，使初学者很快人门，掌握作诗技巧。如对人声字的识别，入声在中古时属仄声，近古后入派四声，一部分进人平声,对于它们的识别不清直接影响到平仄关系的掌握。作者勾稽重络，推陈出新，让当今非语言学专业人士也能走一些“捷径”，辨识人声。如借助方音、日语辨识，借助汉字结构辨识，借助汉语拼音辨识，借助诗词规则辨识等。虽重点仍在记,但记中有巧。如汉字结构辨识法，根据汉字形声字多的特点，可利用声符来推断，如“白”为入声字，以它为声符的“帛、伯、泊、百”等字也都是入声字（见上编《人声字:
  • 把握近体诗格律的障碍》第7页）。借助诗词规则，如“近体律绝中，凡是不押韵的出句，其尾字今读平声的，一律都是人声字，比如‘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洁’”。其他“窍门”均属同理，作者深入浅出，归纳总结,让人耳目一新。如记忆平仄格式的“照猫画虎法”、“顺水推舟法”，律变绝的“斩首术”、“腰斩术”等等(见上编《平仄格式记忆法》第18-19页），作者以七律为例,指出“标准律句只有四种”，即平起仄收，仄起平收，仄其仄收，平起仄收，排列则以“对”、“粘”为规则，并总结出四种七律格式中，“‘仄收’的两种前后四句平仄相同，‘平收’的两种平仄基本相同”（见上编《格律:平仄的有序组合》第15-16页），由此从基础掌握，举一反三，其他格律诗型也将了然于心。“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是贯穿整部书对于变格律句理解的思考线索，也是随后作者对于“拗救”之说解构的理论基源。对于解构“拗救”，作者从两处人手，一是两种特殊句式的应用，即仄仄平平仄平仄（五言是平平仄平仄）和仄仄平仄仄（颠覆律句的平仄）；二是引入“权益变声”，古人自有发现。如王楙《容斋随笔》中举例白居易：“白乐天好以司字作人声读（见上编《两种“特殊句”：颠覆律句的平仄》第27页），却被近人忽略而认作拗句,作者此处重提对于今人是重要的启示。对拗句的关注，是本书的一处重镇。全书有三节都谈到相关问题。对于疑点，作者先破后立，如拗救历来是诗词学习中的一大难关,作者却提出“拗救，是未尝有过的假古董”（见上编《拗救：是未尝有过的假古董》第27页），从时间上,拗救“并无那么悠久的历史，充其量是大清盛世康乾而后的货色”（见上编《拗救:是未尝有过的假古董》第28页）。随后逐本溯源，“拗救说”最早追溯至赵执信的《声调谱》，其将“拗救”分作可救可不救和不可不救两类，前者模棱两可则“失去了存在意义”（见上编《拗救:是未尝有过的假古董》第30页）。后者“不可不救”作者又列出一系列特例,且不乏名家里手，如李白、孟浩然、杜牧等（见上编《拗救:是未尝有过的假古董》第34页），在作者笔下，“拗救”说的两个支柱一个丧失意义，一个偏难概全，故使说法不攻自破。“拗救”即破，作者以新的视角重新认识拗句与拗体，提出“拗句”与拗体的本质是解构近体格律（见上编《拗句与拗体:近体格律的解构》第49页）。作者列其流衍’从源头处发现问题。“拗句”一语目前最早见于北宋胡仔的记录,胡氏说《禁脔》云：‘鲁直有换字对句法……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鲜……今俗谓之拗句者是也。’”即换字对句法即是俗称的“拗句”。“今人看来实际就是变格律句，而该律句的变化就在于其第五字的声调作了相反的处理，至于第一、三字的声调改变与否并不在意”(见上编《拗句与拗体:近
  • 体格律的解构》第52页h拗救出现后，拗句内涵随之而变，即“只要一三五的位置上用字声调发生了改变，该句就被成为‘拗句’”（见上编《拗句与拗体:近体格律的解构》第52页）。到了当今诗坛，“认为基本律句偶数位置的声调如有变化”（见上编《拗句与拗体:近体格律的解构》第52页），即被认为“拗句”，但作者举出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和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若引述《野客丛书》的“权益变声”视之,又不存在拗句嫌疑了。因此,对“拗”的判定都有疑问，那何来“救”说呢？作者严密分析，细致推理,虽无一语道破，但答案已呼之欲出。作者指出，“当重复创作或重复欣赏同一种样式的诗歌时,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阅读和研究七律的人都会马上想起诗圣杜甫”，杜甫是非常注重“诗律细”的行家里手，但当他听到吴声歌曲时,也未抑制下冲动“解构既成的七律声律规则，于是就有了他模仿吴声歌曲的‘吴体’”，并产生跟风效应，后人称之为“拗字诗”（见上编《拗句与拗体:近体格律的解构》第60页）。实则反映了颠覆诗律规则的创新意识，这让后人重新审视拗句的价值。识、记、用，乃贯穿本书的又一条线索明识辩体后，对于格律的记忆方法，作者也颇有心得。如记忆名篇名句，像特殊句之一“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平仄]”，只要记住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中的尾联“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中的出句既可，上文记忆入声字时的“词牌助记法”亦是同功。上编后三节作者更倾向于近体诗的创作应用，对于韵脚韵式、对仗规则等，古人以险韵赋诗，显示自己才华，“精巧的对仗正是近体诗的艺术魅力所在。”而“酬唱”一节，则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在古人眼中，“酬唱”õ]■以传达感情、交流思想，又能充分显示文人的敏捷才思，故唐人多有唱和。这里对于“次韵”的始创者，作者作出讨论。“宋人程大昌认为‘次韵’诗始自白居易和元稹”，其推论“似乎源于元稹《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的自注”，即“次用本韵酬和”，傅璇琮则认为“年代略先于元白的‘大历十才子’中的卢伦、李益二人已有次韵酬和之作（见上编《酬唱》第76页），但作者引用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中王肃妻谢氏的作诗故事，1说明“‘次韵’形式唐代之前就早已有之”(见上编《酬唱》第76页），可见作者言必有据。词曾被称作“诗余”，又被称作“长短句”，与诗关系匪浅。明胡震亨曾说:“宋元编录唐人总集，始于古、律二体中备析五、七等言为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论。一曰‘四言古诗’，一曰‘五言古诗’，一曰‘七言古诗’，一曰‘长短①南北朝时的上肃北投后，再娶公主，发妻射氏作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想唤起丈夫旧情.公主代肃答曰：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衲故时.公主所用正是谢氏诗作的原韵原序，
  • 句’。”（《唐音癸签》）可见，“‘长短句’原本是诗歌的一体，即以五、七言为主的杂言诗”（见下编《“曲子”消失之后:地道的“长短句”》第95页）。词的演变与发展，从“倚声合乐中经与音乐若即若离,最后变为无伴奏清唱的地地道道的长短句。这以衍变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合乐特征的逐步消解和向文人案头格律诗的逐步靠拢”（见下编《“曲子”消失之后:地道的“长短句”》第96页）。对于词类问题的争议处，作者依旧坚持先破后立的方法，如对词的类别划分，传统上或以音乐分类作令、引、慢，或按字数分作小令、中调、长调，在古乐谱散佚的今天，以音乐属性作为关键标识已难令人信服，而以某一固定字数为界也颇具局限性，如万树曾指出清毛先舒《填词名解》的弊病：“所谓定例，有何所据？若以少一字为短，多一字为长，必是无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毛书中以五十八字为小令和中调的界限），将名之曰小令乎？抑中调乎？”（《词律•凡例》）作者一语中的,指出传统分类的“不尽人意处”，从而提出从结构特征上去把握词的分类。诗与词，作者从承继关系上找出其内在联系。词形成时，“近体诗已经定型，处于近体诗巨大磁场之内的词，从一诞生起，就不可避免地携带上近体诗的基因—律句”（见下编《律诗:近体诗的基因》第114页），词在形体中承继了近体诗的特征，如刘禹锡齐言词《纥那曲》：“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全词近乎一首五绝。词中亦有人谈论“拗句”，如明人周瑛《词学笙蹄》，但作者却认为疑处丛生,如近体诗存在的“权变”、“自注”问题，词中亦有，故上编可作为下编的内证推出某些拗句的不合理性。另…些“拗句”的出现,作者认为是根据当时音乐、节拍的需要,增减字数，适当调整词句的长短而形成的。“甚至一些元曲中广泛实用的衬字，也许正是词的这种‘拗句’的延伸和光大”（见下编《拗句：合乐变声造成的混乱》第138页）。词虽然对诗有所承继，但在长期发展中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如“领字”的运用，“运用‘领字’的结果，主要在语句结构上，起到对近体诗律句的颠覆和解构作用，这不仅造成了词句与诗句在结构上的鲜明不同，而且改变了词句的节奏”（见下编《领字：显示新体诗的独特》第147页）。另外，同样使用对仗、用韵，词与近体诗亦有不同。相对于律诗的“五相”“三避”，词享有更大的对仗自由，书中概括为“四不”，即“位置不定、平仄不拘、字数不限和重字不避”（见下编《对仗:容许创作自由》第149页）。而在用韵上也打破近体诗押平声韵,偶句押韵，一韵到底等规则，如苏轼《洞仙歌》韵脚皆押仄格,除偶句押韵，词中还有句句押韵，隔多句押韵，并中有转韵现象存在，对于词比近体诗自由，作者引用刘永济的解释尝考诗韵之严，起于唐代，而流滥于宋人。唐代试士有限韵之
  • 制，宋人和诗以险韵见奇。及其风尚既成，遂坚不可破。词则或起自闾巷，或用于燕间,在当时为小道,故平仄既可通叶，放音亦能人韵，寻其轨迹,似反近于古诗。”（《词论》）虽然词的起源至今定论不一，但上述内容不失为词律宽缓于诗律提供了一种缘由。既学又识,编末一节作者重归于应用。词谱的编纂本意是便于学习者练习填词，然而众“谱”不一，反让人疑惑。作者平行比较《念奴娇》词牌在舒梦兰《白香词谱》、龙榆生《唐宋词格律》和王力《诗词格律》中的平仄描述，同一个词牌中的相同一体，“在全词二十句中，两谱或三谱相异的竟达八句之多这么多……如果选择其中的一种格式填词，以另外‘坑穴’挖得不一样的词谱来衡量，究竟算对还是算错?”（见下编《填词：依样画葫芦》第168页）这不禁对一代词谱崇拜者敲响警音,让人重审词谱价值。随即作者提出现代填词之建议，如用韵只管用今音（尤其是标准音），书中举出一例文豪被方言误导的笑谈苏东坡是四川人，被贬谪到惠州，喜欢吃荔枝，当地人告诫他‘一啖荔枝三把火’，他听成要‘日啖荔枝三百颗’，并作入词中成为佳句，可见方言之惑。（见下编《填词:依样画葫芦》第175页）如上所说,整体观照此书，乃一本为今人量身定做学习诗词格律的现代教材，与以往不同，作者站在今人的视角，尤其兼顾非专业人士的特点,将近体诗和长短句的创作要点,化繁为简、化整为零，分步讲解，个个击破，先将最让现代人头疼的困扰处或障碍点扫清，如对“入声字”的识认，再分步详解其创作要素。遇到历来诗史、词史争议处，作者也不回避，而是揭露问题，敢于通过实例,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对“拗句“的评析，且有理有据。对于相沿成习的观点,作者亦不盲从，如经过论证提出“注意不‘孤平’’但非绝对避忌;避免‘三连平’，但也时有用之”，对于韵文界的“金科玉律”，作者更是做出一分为二的客观判断，“扬长避短”。如对赵执信《声调谱》中关于“拗救”的叙述,作者综合总结了其见解的长处与短处。认为其长处在于“发现了唐人近体诗中的两种常用格式，即所谓‘第四字拗平，第三字断断用仄’的‘行人碧溪渡’与所谓‘五字俱仄’的‘苒苒迹始去’，也就是笔者称之为‘特殊句’的‘平平仄平仄’与‘仄仄平仄仄’”。短处则在于:认定“平仄平仄仄”是古诗句，“仄平仄仄仄”为“落调”；认为“仄平仄仄平”为“古诗句”；提出了所谓的“拗救说”。(见上编《拗救:未尝有过的假古董》第29页）接下来则对其长短各做实例论证，不作空中楼阁。览毕此书，首先，让人深省的一点，是我们研究问题时，比之于究竟发生了什么，更重要（不可忽略）的或许是“因何而发生?”较之唐宋，明清离我们更近，但有时离我们越近的东西似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困惑和疑虑，拗句的诞生及其
  • 相关试图精化分析它们的理论正是如此。唐宋人亲历创作时或许并没有如此多的讲究成说，其更注重的是才性与情感的表现，而当后代文儒多方架构其“身世”特征时，不禁是为这群本就自由的生命套上伽锁,最终将其“带着脚镣跳舞”的基本自由也剥夺。其次，存疑意识是作者给读者启发的重要一课。即使盖棺定论的名家名篇，亦应保持怀疑精神。如文中提到的一场关于词体的正体、变体之争:所谓名人效应，更容易让人对名家、大家马首是瞻，但怎样界定何为正体，何为变体，怎样才是某个词牌名下词体形式的本尊？是否以人一样的伦理关系以时间出现前后为据，还是以应用性的多广为根，在作者书里的质疑声中，我们竟发现,原来秉持的一些格律传统如今正有力拉崩摧的动摇之声。作者严密推理，实例举证“比如《卜算子》词,但多数作品都是双调双调四十字，前后段各四句，两仄韵”，如苏轼的《卜算子•蜀客到江南》，“在旧谱编纂者的眼里，这种格式就是‘正体’，然而，在苏词之前已经出现了张先的《卜算子》”。若是“站在词牌发生学的角度而言,称‘正体’倒应该是张词（见下编《拗句：合乐变声造成的混乱》第135页）。作者博古观今,不断对近体诗和长短句的各种规则作出审视、怀疑、解析和批判，最终提出自己的观点，尤其可贵的是，作者还亲身实践各种诗体、词体，其自选集《雪影风痕》中所录诗词结合在此处“新解”的格律，可见一斑。其实,面对各种规则，作者的所有心意概而言之可归于一个“权”字，“权”乃儒家的智慧和处世哲学,这里作者转用在诗词上，“将老规矩在不同场合作出变更”（见下编《填词:依样画葫芦》第175页），从而适用于今人。在语言上，作者注意深人浅出，使格律诗创作不再是远观不可近“玩”的“阳春白雪”，让其走人普通人的生活。让现代的格律爱好者，寻回曾经的古香古色，回归汉字那言简意丰的“精致”时代。讲解诗词格律的书籍很多，但一部为二十一世纪的人们量身定做的诗词格律“教材”，一部在入声已没在普通话中，新诗泛滥,复古情感萌动的时代让人们抓住诗词精髓,迅速入门的诗词格律导引书，着实不可多得。它让现代人在入声淡化，词谱凋零的条件下，依然能将情感注人古诗的生命,让汉字诗词昭著青史，闪耀光辉。这应该也是本书“新”格律意义的真正解读所在。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文史互映融通百家—评赵兴勤教授新著《赵翼年谱长编》蒋宸*清人赵翼为乾嘉年间主盟骚坛、声被海外的著名文士，于诗才、史学诸方面均蜚声当时、影响后世。其诗作雄丽恣肆，清峭奇崛，当时人即有“拜袁揖赵”之说，其后更以选本等形式流传至日本等东亚邻国，成为彼国诗坛名宿一时追慕之风尚。其史学，梁任公尝盛赞其“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清代学术概论》十四），“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无论研究清代文学或史学，赵翼研究均为不可忽略的一方重要领域。近年来，赵翼研究日渐趋于深化与拓展，其中不乏一些在专题研究方面比较有特色的著作，如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李鹏《赵翼诗歌与诗论研究》、周明仪《赵瓯北诗及其诗学研究》等，然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瓯北研究的某一领域，至今尚缺乏一部对赵翼史实作全景式综合观照与探析的著作。江苏师范大学赵兴勤教授继其《赵翼评传》（南京大学版）、《赵翼评传》（江苏人民版）两部著作之后，于近期又推出了最新力著《赵翼年谱长编》（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长编》)。全书凡精装五册，洋洋百馀万言，以谱主瓯北诗歌为主要线索，围绕赵翼行迹，参酌史乘、碑传及清代以来各家别集、总集、笔记、日记、方志、谱牒等，运用丰赡翔实的史料,将谱主置于宏观、多维背景下作全景式解读。同时，对于谱主赵翼所交游之人物、唱酬，亦均加以细致考订。赵翼交游广阔,影响深远,举凡乾嘉年间著名文士，几乎均与之有交往，此外尚有不甚著名者数百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该书既是一部赵翼的详尽年谱,亦可视为清代中叶文人交游丛考。其甄订史实之精、蒐罗资料之富、论断人物之识、考辨事迹之详,均为近年同类著作所罕有。*蒋宸: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 总的说来,该书表现出以下四方面特色：一是考订旧谱,抉微发覆。古人造作谱牒，往往攀附，“家自为说”，“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汉书•眭孟传》颜师古注）。袁枚曾明确指出：“家谱非信书”，“后人凿空为谱，欲一以穷之，难矣哉”（《随园随笔》卷十七）；瓯北对此现象亦多有不屑，讥“世俗好与同姓人认族，不问宗派，辄相符合”(《陔馀丛考》卷三十一）。有意思的是:赵翼本人的旧版年谱，却也不免有从俗之嫌，在关于始祖的表述上,沿袭了成书于明宣德年间的《西盖赵氏宗谱》的说法.称“始祖体坤公，名孟堙,本宋室后”。对于这一说法,研究者多以为真实而沿袭之,如华夫主编《赵翼诗编年全集》、杜维运《赵翼传》、卞孝萱《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等，均是。在这个问题上，《长编》一书却不肯轻易放过。赵兴勤先生通过对赵翼诗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于自作诗歌与家谱家传中表现出迴然不同的态度:在其为曾祖所作《禹九公家传》中，沿袭族谱成说，称“先世本宋室后”;而在自作诗歌中，却是绝口不提此事，反倒以清献之后自居，称:“此是吾家清献物”，“传家琴鹤本官箴”，友人亦称其为“清献孙'所谓“谁知清献孙,琴鹤尽捐委”，在朋友话语圈中，是认赵忭为远祖的u对于这一自相龃龉的态度，赵兴勤先生通过对史书、谱传的比对，于《西盖赵氏宗谱》诸序文中发现赵氏族谱久佚,明中叶所修《西盖赵氏宗谱》所叙与史书多有出入，且于年代、事理多有不合。藉由对赵翼诗文、别号诸方面的细致推求，最终力破前人成说，认为赵翼“或为宋赵忭之后，而非宋宗室之裔”（P22),并进而推断在家族圈子里,赵翼充当的是一个孝子顺孙的角色,他不可能因对史实的审察而违背祖先遗愿去触怒宗亲。而在公众视野中，瓯北所扮演的乃是‘凡是须自察’的史学家身份，他
  • 不愿因家族亲人的期待与设定，而牺牲对史实的还原。两种身份的交互出现，是不同层面的道德话语需求使然。”（P19)如此,可谓是对谱主赵翼的心路历程作熨帖式的体味与解读，从而再现缻北丰富而又矛盾的精神面相。此外，旧谱中的诸多错譌，如史实漏载、事件误植、人名误记等等，该书也均一一作了详实切当的辨正。廓清积溷之功，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创获良多。二是综览百家,文史互证。《长编》一书,不仅是谱主赵翼的事迹系年,更是一部深人细致的乾嘉文人创作、交游论考。该书于谱主每岁系年之下，先出之以“时事”，将当年清廷之重要政事、举措，及一干文人的生卒、活动等先行勾画，而后再系之以谱主“本事”。如此，便将谱主置入闳廓、多维的时代背景之中，给人以更加立体、丰富的印象，迥非仅就谱主本人作流水账式的事迹陈述者可比。“本事”部分，作者以时序为经，而以谱主诗文及相应文献史料为纬，纵横交织，文史互证，从而极大地拓展了谱主史实之研究。于谱主本事下，多缀以按语，对所关涉之交游人物、背景均一一考订，对于旧谱、史传的载录也多有订补，使得该书不仅忠实的还原了瓯北一生的行年历程，同时也较为全面、闳深的反映了清中叶文坛的整体面貌。其中如乾隆十九年甲戌，时赵翼二十八岁，旧谱但云“秋七月，附舟南回，省太恭人”，《长编》则据《瓯北集》所收诗作，知其与杨奉周、储玉函二人同舟南回，并察其行程系经德州，过下相（今宿迁境内），至清江浦（今淮安境内），游扬州，泊舟瓜洲，取道镇江，于八月初始抵阳湖家中。再如乾隆朝重臣傅恒之生年及生辰，诸史传如《清史稿》、《清史列传》、《钦定八旗通志》、《国朝耆献类徵》、《国朝先正事略》、《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均从未见有记载;关于傅恒的卒年，亦是歧说间出，莫衷一是。《长编》据《瓯北集》于卷八“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系年下所收《春和相公四十寿诗》四首,推知傅恒当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并据瓯北诗中自注，知其生辰为正月廿一日。又据《瓯北集》所收《太保傅文忠公挽词》、《皇朝武功纪盛》等，于诸歧说中考定傅恒卒年当以乾隆三十五年为是。言之有据，令人信服。这种细致周密的考证功夫，恰是作者一贯坚守的注重实证、“让文献说话”的治学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长编》一书的亮点所在。三是体例精严,持论公允。作为一部年谱，《长编》一书体例十分严谨详明，前后映照，序次井然。该书定例，于每岁谱主本事之前，先出之以“时事”，以俾读者对当年政治文化环境有一总体认知，便于深人理解其后本事中所述诸内容。谱主本事，凡旧谱有载者则先以旧谱系之，旧谱无录者则系之以相应诗文。又于本事之后,或缀之以按语，对旧谱错譌及引注诗文中所涉及人物等,均一一加以详细考辨，“藉史观人，以人存史”。如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为说明谱主“大魁诡失”的详细情状，于按语中先后注引《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代
  • 科举考试述录》，以及赵翼自著《瓯北集》、《簷曝杂记》等来证说其事的前后缘由，呈现给读者一个极为丰满、详尽的事件始末。关于年谱中所涉及的一些人物，作者并不先入为主以自己的观点做出评判，而是依据文献记载,忠实地重述事件,使人物形象于事件描述中自己呈现，以客观公允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如乾隆朝总督李侍尧,其人素以贪墨著称。谱中既于乾隆三十五年记其欲拉拢赵翼为私人，以官位相引诱;又述其于乾隆五十二年特邀赵翼人闽浙总督幕赴福建,又屡欲荐瓯北人官，可见其人又确实有慧眼识才、求贤若渴的一面。作者于史料外不加一字，而使得其人的性格、形象完满地立在读者眼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又于正文之后附有《主要人名索引》，其中提及书中所涉各类人名、字号、室名、别称等两千馀条，且一一俱依姓名笔划排列，曾用名、字号等一体标出，其后又缀以该姓名在《长编》中所出现之页码。排比之细致,令人观止，尤可见作者于此致力之勤。四是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图文并茂是近年来在学术图书出版中日渐受到重视的一项内容，不少学术图书的出版，常附有数帧图片，一来美观，二来也给读者以直观感受。《长编》一书除却内容精谨细致外，在形式上也不落人后，甚且做得更为出色。该书卷首附影有二十馀幅图片，其中或为瓯北书法手迹，或为画卷，或为楹联，或为手劄，此外还有数帧瓶北著作初刻本影图，蒐罗范阈之广、关涉内容之富，引用图片之多，均为近年学术著作所少见。图幅与文字内容前后相映，令读者读文观图，对赵翼其人的理解更加直观可感。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也与作者赵兴勤先生近年来研究小说戏曲的图像传播的学术关注有一定关联。要之,《赵翼年谱长编》一书，既体现了作者赵兴勤先生一贯秉持的细读文本、注重实证的学术风格，又反映出先生在治学上不拘旧说、不避繁琐、力除成见、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其研究成果对清代文人研究的深入当有所推动,反映了当前海内外赵翼史实研究的学术水平！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_____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______Issue12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交流團與科英布拉大學副校長(左七及八)合照
  • 文獻信息學會與科英布拉大學辦硏討探討合作挖掘整理澳文獻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於上月底遠赴葡國科英布拉大學合辦海外澳門文獻講座—“澳門與科英布拉大學文獻遺產”硏討會，並探討合作挖掘整理澳門相關文獻的計劃I由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荊率領的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赴葡交流團，成員包括學會副理事長沈振輝、劉德學,監事長尹德剛,顧問朱福強，秘書林慧卿,理事林金霞、馬雲駸、潘雅茵，會員謝靜珍、何偉鴻等，澳門基金會代表陳思恩全程陪同，一行十四人。文獻信息學會在科英布拉大學期間，獲該校兩位副校長的熱情接待，他們分別是負責國際關係的JoaquimRamosdeCARVALHO,以及負責文化交流的ClaraALMEIDASANTOS。兩副校長介紹了科英布拉大學歷史及該校文化遺產申報歷程。強調有七百多年發展的歷史大學,保留了傳統的學術模式，是歐洲最古老的幾所大學之一，表示圖書館擁有豐富的文獻典藏,博物館也收藏了多櫃有關澳門的文物;其間特別分享了2013成功申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校園建築，其歷史背景及歷史價値。同時，建議雙方可以進一步商討澳葡合作整理澳門文獻的方案。理事長楊開莉也簡報了學會的工作，澳門文獻的整理硏究現狀，以及未來的發展。在雙方合辦的硏討會上，講者針對澳門文獻和藏品進行硏討。科英布拉大學博物館負責人PedroCASALEIRO介紹了館藏澳門文物的情況,圖書館負責人A.E.MaiadoAMARAL講解了圖書館的運作和特色文獻，檔案處理專員AnaMariaBANDEIRA集中介紹和說明校内有關澳門及中國文獻珍藏。學會朱福強報吿了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的各項歷史遺產項目及申報方式;楊開荊則介紹了澳門各類歷史文獻遺產及其相關的歷史，包括佛敎寺廟的佛敎經典、葡文館藏、天主敎的文獻等’並特別介紹了“澳門記憶”項目的工作進展。硏討會討論時段，科英布拉大學的學者對澳門出版物很感興趣,建議學會進一步利用其圖書館館藏文獻及博物館館藏文物進行合作硏究，開展專案工作。鄧駿捷、楊開荊認同該校所藏澳門文獻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値，初步準備合作出版海外澳門文獻圖錄(中葡雙語本），以及挖掘該大學所藏的澳門文獻，製作出版明信片，以及整理歷史上澳門人就讀該校的資料等。此外，學會成員還參觀了科英布拉大學的校園、文化遺產阿爾塔、古老的圖書館、人類學博物館,並仔細硏究了該校所藏的澳門文獻、文物等。成員均認為
  • 此行收獲豐富，並對該大學留下深刻印象。其後學會續與葡國其他文獻機構進行交流。此行獲澳門基金會、文化局、摩卡娛樂場等資助部份經費。(澳門《華僑報》2014年10月13日）
  • 澳門文獻取西經子凡澳門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除體現於完好保留下來的歐陸式城市建築群及街巷風情外，在本澳聖若瑟修院聖堂乃至葡國等妥善保存至今的一系列古舊文獻，同樣是本土文化靈魂、文化之根。近月由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荊率領的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赴葡交流團一行，深入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難得與該校合辦一場“澳門與科英布拉大學文獻遺產硏討會”，一同探討合作並挖掘整理澳門相關文獻，為豐富本澳古舊文獻工作掀開了新的一頁。七百年的大學傳统赴葡成員還有學會副理事長沈振輝、劉德學，監事長尹德剛，顧問朱福強，秘書林慧卿，理事林金霞、馬雲駸、潘雅茵，會員謝靜珍、何偉鴻等，澳門基金會代表陳思恩全程陪同，得到澳門基金會、文化局、摩卡娛樂場等資助部分經費，玉成此行。鄧駿捷、楊開荊稱，學會於科英布拉大學期間,獲該校負責國際關係的若阿金•拉莫斯(JoaquimRamosdeCarvalho)及負責文化交流的克拉拉•阿爾梅達•桑托斯(ClaraAlmeidaSantos)兩位副校長，深入淺出地介紹該所大學的歷史及文遺申報歷程。兩位副校長強調，該校是一所至今有七百多年歷史的大學，完好保留了傳統的學術模式，是歐洲最古老的幾所大學之一。該校圖書館更擁有豐富的文獻典藏，博物館也收藏多櫃有關澳門的文物。去年成功將該校校園建築申報列入世遺名錄,顯見該樹雍有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及歷史價値。正因為澳門也保存不少豐富的古舊文獻，同屬世遺古跡’雙方麵今後進一步商討澳葡合作整理澳門文獻方案。出版澳門文獻圖錄在專題硏討會上,主講者皆圍繞澳門文獻和藏品進行硏討。科英布拉大學博物館負責人佩德羅•卡薩萊羅（PedroCasaleiro)介紹了館藏澳門文物情況，圖書館負責人馬婭（A.E.MaiadoAmaral)講解了圖書館運作和特色文獻，檔案處理專員安娜•瑪麗亞（AnaMariaBandeira)集中介紹和說明校内有關澳門及中國文獻珍藏。文獻信息學會顧問朱福強同場匯報了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各項歷史遺產項目及申報方式，楊開荊介紹了澳門各類歷史文獻遺產及其相關歷史，包括佛敎寺廟的佛敎經典、葡文館藏、天主敎的文獻等，特別介紹了“澳門記憶”項目工作進展。該所大學學者對澳門出版物甚感興趣，建議學會今後多善用其圖書館館藏文獻及博物館館藏文物進行合作硏究，開展專案工作。
  • 鄧駿捷、楊開荊表示認同,認為科英布拉所珍藏澳門文獻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値，初步準備合作出版海外澳門文獻圖錄（中葡雙語本），以及挖掘該所大學所藏的澳門文獻，有計劃製作出版明信片，並整理歷史上澳門人就讀該校的資料等。學會今年初已下定決心，重點推動澳門敎區歷史文獻的整理及電子化的開展,藉以塡補歷史空白，有序整理功德林寺廟古典經籍，適時向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申報列入文獻遺產名錄;有計劃提升澳門網絡訊息管理意識;藉舉辦文獻領域硏究的國際學術硏討會，探討與保護人類記憶與社會發展、文明進步、都市建設的相互影響等議題，並與本澳、内地及海外展開澳門文獻專題硏究，開拓與國際社會間更廣闊的合作空間。同行交流互有裨益在葡期間,一行人獲葡國國家圖書館、檔案館及文獻信息協會副主席瑪麗亞•若澤•莫拉（MariaJoseMmira)等協調，讓學會一行深入考察到葡國當地的古舊澳門文獻，期間參觀了阿儒達圖書館、海外歷史檔案館、國家圖書館、葡萄牙東波塔檔館，獲各館負責人及有關專家熱情接待，介紹了當地館藏澳門檔案文獻狀況，讓澳門成員一開眼界。鄧駿捷、楊開荊總結，此行赴葡收穫遠超預期,包括參觀科英布拉大學外，與葡國多個國家圖書館和檔案館交流,從中了解到許多散失海外的澳門文獻,同時也向葡國宣傳澳門文獻保護及收集的最新情況，初步與葡方達成合作出版海外澳門文獻的計劃。在葡國國家圖書館時，該館負責人為不同學者整理了有關澳門文獻的專題展覽,包括珍藏澳門地圖、澳葡交通書函及澳門老照片三個部分，當中藏有澳門相關歷史文獻，如一五五六年有關澳門的檔案，十九世紀的澳門舊照片,及各類古籍中有關澳門的資料。檔案修復他山之石考察團在阿儒達圖書館參觀時，特別參觀了善本書庫,竟發現當年由澳門寄出,將中國官方公文翻譯成葡文一併寄回葡國的中葡文檔，相信對澳門歷史硏究有一定價値。而在海外歷史檔案館，該館人員闡述了檔案修復的技巧，表示當前可通過電子化處理，在網上免費公開部分文檔，歡迎學會到該館深入挖掘澳門史料。該會到葡萄牙東波塔檔館時，亦藉機了解葡國傳統文獻保存技巧及現代文獻電子化發展,啟益良多。赴葡交流七天，學會一行人主要推介了澳門文獻及硏究工作成果，對葡國早期收集收藏的豐富的澳門文獻、國際先進的文獻保護工作有進一步了解，料對未來的澳門文獻工作有很大裨益。學會今後會有計劃地與葡國其他文獻機構進行深層次的交流，竭力搜集海外的澳門文獻史料，與居民共享本有關土的文化資源。（《澳門日報》2014年12月23曰）
  • 2014年第3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NO.32014總第12期Journalof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Issue12稿約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為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編輯出版的國際性學術刊物，歡迎澳門以及海内外學者賜稿。二、本刊堅持學術自由、文責自負的原則。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皆為作者的原創硏究成果，並不代表編委會的意見。三、來稿可以中、英文撰寫，内容一般以文獻整理考證、信息開發管理、文學藝術探討、歷史文化硏究等為主。稿件一般以5,000-10,000字為宜，特約稿件除外。四、本刊編委會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意者請注明。五、引文務必査對準確，註釋一律放在頁末,採用插入式腳註。六、中文來稿按原用字形系統直接編校排印，大陸規範漢字不再轉換為港澳臺傳統正字。七、來稿請寄紙質文本及電子文本（MSWord)，並注明作者的眞實姓名、任職機構或團體、通信地址、郵政編碼、電郵、電話，以便聯繫。八、本刊設有匿名評審制度。來稿三個月内未收到本刊編委會的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恕不退稿,也不奉吿評審意見。九、文稿一經刊登’即奉薄酬及當期刊物兩冊。十、本刊編委會聯繫方式:澳門郵政信箱9341號，電郵:mdis_mo@yahcH).com.hk。
  • 封面題簽:李鵬翥責任編輯:汪欣欣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4年第3期•總第十二期)主編：鄧駿捷副主編：楊開荊沈振輝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贊助：摩卡娛樂場排版印刷：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次：2014年12月印數：1,000本ISSN2077-1479定價：澳門幣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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