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4年第2期(總第十一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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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錄【文獻考論】地方志及其文獻價値....................................................................來新夏遺稿1古籍魅力之硏究................................................................................駱偉4《毛詩後箋》對《詩經》的校勘平議................................................陳才12陳大科文獻學硏究............................................................................趙成傑20書畫藏品的保護與硏究....................................................................杜靄華30【文學視野】“多少事、欲說還休”：李淸照的“團扇之憂”................................石觀海41南戲的發展走向與流播特徵............................................................趙興勤56淺說三部明淸《西遊記》續書............................................................黃健威70文學傳統與現代情懷的結合—試論臺灣詩人臺客的詩文集《見震921》.......................曾思藝78【歷史文化】“兒郞偉”命名考....................................................................................蕭旭84民族與階級話語的交織:《光明》關於華北問題的言說...................趙偉92淸末民初廣州錦綸會館工會化初探................................................白照傑104《香洲開埠史料輯錄》評介................................................................黃鴻釗118從傳統藝術的傳承與面對的現實說開去........................................郭濟修124【澳門硏究】西方傳敎士對中國語言文化的認識...................................陳偉明董麗娟12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前言....................................................................陳業東144
  • 【序跋書評】《詩經本事》序........................................................................................朱傑人149《出土簡帛與中國早期藏書硏究》讀後...............................................鄧駿捷153兩漢語法硏究的重要收穫—評《兩漢語法比較研究...........................................................劉祖國157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160稿約....................................................................................................................168
  • 地方志及其文献价值来新夏*遗稿地方志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种著述体裁。它记载着某一地区的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地方志的起源很早，如果从战国时所写的《禹贡》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973年，马王堆出土汉初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是方志的最早形态—图经的雏形，侧重于地理方面。到东汉袁康撰《越绝书》就多记及人事活动，使地方志粗具规模。魏晋以来，方志的编纂体例渐臻完备,如常璩的《华阳国志》和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都是当时的方志名著。隋唐时,方志编纂工作受到政府注重。隋大业年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这是国家明令修志的开始，从此篇帙巨大的多种方志著作相继出现，其中《元和郡县图志》40卷是一部影响甚大的地方志。它记述唐宪宗元和时十道所属州县的历史、疆界、山川、户口、贡赋、古迹等，南宋时图亡，即称《元和郡县志》。20世纪初在敦煌石室发现唐修《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残卷，已是早期方志的规模，即以图为主，附加文字说明，为后世方志体例的定型起了先导作用。宋代地方志的撰著，日趋兴盛，体例大致定型，门类亦多拓宽，长篇巨制出现，有多达数百卷者，即以《太平寰宇记》200卷为例,在地理门外，又编人姓氏、人物、风俗数门，详细地记录了人物的官爵、所撰诗词以及人事活动，丰富了地方志的内容,开后世地方志立人物、艺文体例的先河。同时在宋孝宗、理宗和度宗百年之间，三修《临安志》，成为被后世誉称为“体茂事备，可称名著”的佳志。在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一个地区的地方志,竟能续修三次，也可见当政者对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关注和重视。它也是后世续修志书的优良典范。明清以来，方志修纂工作有了更显著的发展，几乎遍及府、州、县、乡、镇、村，而清代的发展，尤为突出。在现存方志中，清志几占80%。清代修志总量达6500余种,平均每年修志20多种。它上起全国的一统志和各省通志，下至府、*来新夏:南开大学教授。
  • 州、县、镇、乡，无不有志。康熙初又规定六十年修志一次，对推动地方志编纂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著名学者也把修志工作视为学术研究。有些学者倾力于方志学的研究,对方志学的源流、体制、历史、性质、编纂等问题，相互商榷探讨，在清人文集中可以看到大量清代学者的有关论述。清代学者在修志实践上，理论探讨上，资料搜集上，都显示出独特的成就,为地方志的编纂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辛亥革命后，地方志的编纂事业以续修为重点，如河南续修了78部，山东在1929~1937年间共修84种。许多学者倾力于方志学的研究，对方志学的体制、源流、纂著方法等，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当以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国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为代表作。1929年南京民国政府内政部颁发了《修志实例概要》22条。1946年民国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还颁布了《地方志纂修办法》，规定“省志三十年纂修一次，市志及县志十五年纂修一次”。这些规定虽然未见全部施行，但其中内容还有可供参考和采择之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政权易主不久’方志事业已在一部分人中喧嚷，除重印旧志、类编资料、编纂目录、开展专题研究等外，最突出的事业是以不断呼吁,逐渐实践,广泛开展，相继编纂为目的的新编地方志工作，先后于各地蓬勃兴起，虽经文革的巨大挫折，但经几番辛劳，在本世纪初,终于基本完成首轮新编方志这项重大工作,并继续开展第二轮的新志编纂工作。规定二十年一修的条款，并在距今五年前由国务院正式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对新志的性质界定、编写体例、编纂要求等等有关内容,作了具体规定,使地方志编纂工作有法可据，有例可循。第二轮的新志编写现正在全国各地有领导、有次序地开展,并已取得部分成果。地方志事业正方兴未艾地进行。无论旧志,还是新编方志’都有一共同特点，那就是注重文献资料的搜求、整理、使用、保存，这是修志和用志各方的共识。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论及方志的文献价值，他说，志书的文献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我们不妨摘取数例，以说明地方志的文献价值。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巍蛾丰碑。自北宋以来，刻有十余部，而浙江余姚曾刻过两部，旧说其《径山藏》是明万历十七年初刻于山西五台山清凉寺,后于万历二十年迁余杭径山寂照庵续刻。经新志编撰者详加考订，万历七年，紫柏禅师真可初创议刊刻时即在径山,便以新说人志，纠正旧志之不足。历来史志多不注重图籍著述，仅列其人其书名目而已。宋人施宿所撰《嘉泰会稽志》卷十六立《藏书》专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之“为他志所弗详。”清人庞鸿文撰《常昭合志稿》，其卷三十二曾人藏书家三十二人,亦欠详尽。新编《常熟市志》特立第二十二篇—《藏书•著述》，下分四章：（1)《历代藏书》
  • 为常熟私家藏书史，记清至民国143人（清有101人），除记其字号生卒外，尚立简况一栏，记其藏书特点;立室名一栏，记其室名，以明藏书处所，旁行斜上，一览可得。（2)《藏书家简介》，自百余家中择其荦荦大者15家，详其始末。（3)《今存善本书目》，按四部分类，著录常熟市现藏善本书。（4)《邑人著作书目》，著录乡人著述和乡邦文献之目。观此一篇，足补中国藏书文化史之缺。少数民族史料，相对来说较少。云南《潞西县志》对傣族“土司集团”及其成员的服饰、饮食、居住、行走等作了生动具体的系列记述，可看到历史上芒市土司集团的衣食住行文化，如土司喝专门烧制的纯米酒和糯米酒，也喝威士忌、三星白兰地和茅台酒。抗战时期，土司住屋也有沙发、时钟、花瓶及软卧双人床等，反映滇缅公路开通后的生活变化，又如土司统治阿昌族的基层政权称“撮”，撮下设“档”，每档由一个较大或几个较小的村寨组成。“撮”设“岳尊”一人，由土司委派，由番象山的汉人轮流充当，代土司催收官租、杂派。这些对民族史的研究都具有文献价值。地区文化的研究是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文献资料比较散落;但在地方志中往往保存一些足资参考的文献。云南《陆良县志》记有蜀汉爨民人迁陆良，与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合而开创的“爨文化”，并收录有关碑文和考跋,为研究“爨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有的志书如《马鞍山市志》，还设有《淹没文化》的专章，不仅记历代毁弃的古建筑，亦记有民国时期曾存在安徽图书馆和民间的已佚珍贵文物藏品。使志书成为研究江南文化,特别是吴文化的一部重要参考书。有的志书如《青田县志》，还保存着一些原始文献和珍贵照片。在该志《附录》中,就全文辑存了宋郑汝谐的《易瓦记》、清吴楚椿的《畲民考》和民初叶正度的《查灾日记》等，都具有存史价值。从上述数例看，大体上是旧志的文献价值在于挖掘考辨，提供编写研究的依据，而新志的文献价值在于求真求实地创建文献，足资后人征信的文献依据。是凡研究学术者对二者固不可偏废。对新旧志书均应以审慎思辨，求真求实的态度善加利用。2011年4月下旬写于南开大学邃谷编按: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1923〜2014)于今年3月31日下午病逝，享年91岁。来先生是澳门文献信息学会顾问，对于学会工作时加支持鼓励,并且长期惠稿本刊,学会同仁铭谢先生恩情。本刊今期特此刊登先生遗稿《地方志及其文献价值》，以作纪念。
  • 古籍魅力之研究骆伟魅力,人们过去一直认为是指个人的仪表、举止、谈吐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吸引力和诱惑力。随着时移世易，魅力的范围不断扩大，已从人发展到物，如城市与自然的魅力，地方文化魅力,3G安全魅力等等。然而，古籍的魅力，也逐渐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如近年黑龙江举办“龙江讲坛”，主题有“赏析古籍文献之魅力”。国图陈红彥先生’赴英国参加中国古籍艺术研讨会’就发表了题为“中国古籍的魅力”讲话等，但并未展开阐述，不知原委。因此，本文就古籍内在和外在的特征，探索其特性，彰显其魅力。那末，古籍究竟具有哪些基本特性？本文对此作一剖析。1.融合性。古籍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文字、载体和书写印刷工具。文字是记录和表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扩大语言在时空交际功能的工具。从语言到文字，是人类文明的延续。我国文字为汉语象形文字,初为甲骨文,后演变为篆书与隶书，最后定位在楷书上，它具有表形、表意、表音三种功能，为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载体是文字记录在固化的物体上，有了它才可交流和传播。而载体的嬗变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反映了先人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创新的理念，使载体从甲骨、简牍、缣帛的粗糙型、笨重型转化为轻巧型、实用型，最后文字定格在植物纤维有机物的纸张上,这是世界文明进步的象征；书写印刷（含颜色）工具是介于文字和载体之间的中介物，它起了文字记录和增加复本的作用，可为更多的读者服务。书写印刷则是把文字加工刻录在载体上，但书写只能取得单一的复本，而刻录可通过雕版印刷获取更多的复本，千百年来的古籍能留传至今，与此有密切关系。上述这三者的有机结合，缺一不可，为铸造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奠定了基础,使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纸、印刷术和文房四宝运用到古籍,为古籍充滿了无穷的活力。因此而产生了文字学、训沽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一系列学科，也为古籍版本鉴定，总*骆伟：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
  • 结了“纸、字、墨、行、序、批、装、印”八字诀。古往今来，多少人为此而孜孜不倦、皓首穷经去研读古籍。连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不仅圆了中国百年奥运梦，而且运用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精神，通过2008名击手,递次表演汉字演变过程、造纸技术、画卷制作、活字印刷术以及文房四宝、琴棋书画等技术，充分体现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和人文精神，也在某个视角向世界彰显古籍的生命力。2.信息性。古籍具有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特点。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往今来，各族人民在历代社会生活与学术研究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与典籍。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载体之奇特，是世界无以伦比的。据清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所制订的分类法，可知古籍内容广度与深度。该书所收10254种书,按四库分类法类分，可分为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五属之多，四部即经、史、子、集。如经部所收《周易》、(论语》、《孝经》、《孟子》等，实为儒家哲学类书;《尚书》及《春秋三传》，实为史学类书；《三礼》乃社会科学类书;《诗经》则为文学类书;《乐》是音乐类书;《尔雅》、《小学》乃语言文字类书。史部之书，虽较经、子两部单一，然亦杂有政书、邦计、军政、法令、目录等社会科学中之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之书，非单言史学专类之目。子部之书,应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书，然亦参人天文算法、艺术、谱录、类书、小说及术数等类，其内容可谓纷繁复杂。惟集部所收较为单纯清晰，即今之文学类书。从上述四库分类法,我们可略知中国古籍内容梗概,即囊括了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与技术两大部分。如我国历史，根据近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所公布的《夏商周年表》A中国历史纪年可由西周公元前841年，向前推进1200多年的夏、商时期，这么久远的国史，人们如何去了解、认识它呢？这可从古籍得到答案，如最早编刻有《十三史》、《十七史》，随着时代的推移，继出《二十一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等。上述诸史中，第一部就是西汉司马迁撰的《史记》，该书一百三十卷,起记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3000年史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他各书，如《十七史》，除《史记》外，记汉代至五代各朝历史，而《二十一史》则增记至元代，《二十四史》又增至明代、《二十五史》则添入近人柯劭态撰《新元史》，《二十六史》则加入近人赵尔巽等撰《清史稿》，欲明中国历史，从上述书中可见端倪。曾有人说过：“欲灭其国，先灭其历史”。笔者则认为：“欲灭其历史，先灭其典籍”。若无历史则不明其国家之起源与发展,而历史则由文字记载之古籍，无古籍何能明历史？其义一也。古籍虽不能还原（复制）历史原貌，但却记载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有了古籍，才将古今距离的时间拉近了，也将①国家公布《夏商周年表》，《人民日报》2000年11月9日。
  • 地域的远近缩短了。此外，«十三经》，原初称《六经》（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后《乐经》因秦焚书而亡失，故只剩《五经》。近年，由清华大学校友捐赠的2000多枚战国竹简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著名考古专家李学勤教授认为这是《乐经》的篇目，也是周武王时的乐诗这使失传二千多年的《乐经》得以重见天日，对研究古代音乐，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古籍所蕴含的内容,与现代科学技术，也有密切关系，如加以开发利用，也可展示其作用。如在天文学、数学中，我国南北朝的祖冲之（429-500)，是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推算出圆周率g的值为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与现代科学计算的圆周率几乎相等，比欧洲人计算早一千多年。同时，在天文学方面，他编制的《大明历》，对于日月运行周期的数据，比当时其他历法更为准确。古代天文学还有一位唐高僧,名一行(673-727)，俗姓张，名遂，巨鹿人（今河北省)。他精通历法和天文，与粱令瓒同制黄道游仪，用来测定150余颗恒星的位置,发起在全国十二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并根据南宫说等一组的测量，归算出相当于子午线纬度的长度,这是很有价值的科学论断。今天,在天文学还有些难题没解决，如我国在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6年）就记有世界公认最平的、正确的太阳黑子记录。但在十六至十八世纪中，西方找不到有关太阳黑子活动的记录。为此，我国当代天文学家徐振韬、蒋窈窕夫妇利用古代方志，查出23条关于十七世纪时太阳黑子活动的记录，其中6条是在“蒙德极小期”，从而纠正了国际天文学界由于资料不足而造成的假象论断,为国际天文研究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地理学家竺可桢（1890-1974)从历史气候学的角度出发，利用古籍整理了我国五千年气候变化，从而奠定了我国历代气候变迁学说的基础，为当今地球变暖而影响气候变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又如潮汐,也是海洋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唐代大历年间（767-779)窦叔蒙所研列的潮汐表,是我国最早的潮汐表，比英国人的发现至少要早400年。而当代山东海洋学院（现为青岛海洋大学）徐瑜教授根据《淳祐临安志》中有关资料，证明我国重定的潮汐表是在南宋时代,比过去被推为世界上最早的潮汐表“伦敦桥涨潮时刻”，要早一百五十多年③。说明古籍也有相当多的科技信息和史料，有待开发和利用。就连“信息”（infor-matimi)这个当代颇为流行和时髦的名词，一般都认为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其实，早在我国唐代古籍已经应用，如宋刊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闺怨》一诗中，有“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④句，说明唐代人已在社会交往中,用了“信息”这个词语，把“信息”此词上推1100年前，比西方也早了近千年,②见《2300岁竹简留下周文王遗言》，《羊城晚报》2009年4月26日③参见《董一博方志论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2页。④唐鱼玄机:《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3页。.
  • 这是很有意义的。3.民族性。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泱泱大国，在56个民族中，除汉族有自己的文字和文献外，还有满文、蒙文、藏文、西夏文、契丹文、怯卢文、突厥文、回鹘文、彝文、傣文、纳西文、于阗文、八思巴文、察合台文、焉耆-龟兹文等。它们记载了本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生活、习俗、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特点，也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斑烂光彩。如《满文老档》，载事起太祖起兵，止于太宗崇德元年（1607)，用明代旧公文纸和高丽笺书写,老满文、新满文兼备,是研究满族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1979年，北京图书馆（今为国家图书馆）与故宫博物院合编了一部《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收录满文古籍814种，另编《北京满文石刻拓片目录》642种,这是研究满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典籍；蒙文《蒙古秘史》，成书于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用畏吾儿字母写成，主要记载成吉思汗至窝阔台汗时代社会历史情况，前后计约五百余年，后被收入明代《永乐大典》，名为《元朝秘史》得以流传于世。1979年国家所编辑《全国蒙古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著录国内六十家图书馆收藏蒙文文献1500余种，内容十分丰富;藏文典籍多为写本，其刻本最早为明永乐九年（1411)《安都政教记》，内列藏文史传达六百余种，而《格萨尔王传》三十卷’一千余万字’是藏族一部完整宏伟的英雄史诗。据称目前西藏保存了大量藏文文献,仅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资料就有300万件之多,而存放在布达拉宫里还有2万多部经书，这些藏文大宝库，还有待整理开发;西夏典籍留传较多，如《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天盛年改定新法》、《尔雅》、《四言杂字》等，有些至今尚无法辨认，仅1963年前苏联出版《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收录文献405种，其中佛经占345种，世俗占60种。目前，除我国收藏民族古文献外，流失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也不少。此外，其他少数民族文献亦留传不少，说明民族典籍与汉文典籍共存，并起互补与辉映的作用。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4.多元性。主要表现在古籍版本和古籍装帧两个方面。自从汉代发明纸张之后，可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古籍的载体，逐渐代替了过去的简牍、缣帛，而成为古籍书写与刻印的物质材料。由于写刻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出版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与刻印方式不同，因此,古籍自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版本类型。如以时代区分，可有唐刻（含钞本，以下同）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和清刻本等;若以地区区分,有浙本、闽本、吴本（江苏）、蜀本、平阳本（山西临汾）等;如以出版者区分，可分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等;若以抄写方式区分，可分唐写本、明抄本、旧抄本、清抄本、影抄本、毛抄本及稿本等;如以刻印方式区分，可分刻本，活字（包括泥、木、铜、锡活字）本,套印本
  • (二色、三色、四色、五色套印），铜版、瓷版、恆版拱花等，可谓绚丽纷呈，多姿多彩。其中，短版拱花是两种不同的印刷技术，恒版产生于十七世纪初，亦称“彩色套印术”和“木刻水印”。它据画稿设色深浅浓淡、阴阳向背的不同，分别刻成多块印版，印刷时依色调套印或叠印，因其形犹如宴席上的果盘恆饤，故称恒版。拱花类似现在的凹凸版印刷术，其印法是将花纹刻成正面的凸版，覆纸加压后，花纹就拱凸在纸上。明末安徽胡正言所撰刻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是这两种印刷术结合的杰作,堪称世界独一无二印刷术的奇葩。而古籍装帧的形式也日趋方便、科学，可分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以及四眼装、六眼装、八眼装、金镶玉等等，可谓琳琅满目。上述版本与装帧形式，运用到古籍,使古籍收藏、阅读、保护、传播更趋完善和多元化，更赋与它较高的艺术性，显得瑰丽多姿，光彩夺目，这是西方印刷品无法比拟的。5.传承性。传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传授中国古籍精髓，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由于时代久远和其他原因，如朝代的更迭、藏书家的聚散无常以及自然与人为因素,我国古籍散佚和流失不少，现存古籍尚无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如说6.3万种、8万种、10万种和12万种，可说莫衷一是。然而，人们称颂“浩如烟海”的典籍，不是没有道理的，仅国家图书馆就藏有善本2.3万种，近30万册,普通古籍8万多种，近200万册，说明古籍仍占有相当数量。这些历经几代、几十代人精心呵护保存下来的古籍,不仅保存了中华典籍的精华，而且还远播海内外。如存世的汉籍《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公元八世纪初（约704-751)唐印本，至今约有1400多年历史。唐写本的佛经，存世仍不少。而一部唐代年青女诗人遗作，名《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曾经明清及近代藏书家朱承爵、项元汴、何焯、兰陵缪氏、黄丕烈、徐紫珊、袁克文、潘宗周等收藏®。书上竟有清黄丕烈、顾莼、潘奕隽跋并题诗、清曹贞秀、吴嘉泰、瞿中溶、戴延介、孙延、董国华、袁廷祷、徐云路、夏文涛、释达真、女道士韵香、陈文述、石韫玉、徐渭仁题诗、清李福、归懋仪题词、明朱承爵、清沈案、王芑孙、潘遵祁、盛昱等这么多名人题诗、题跋、题款，其刻本竟有明清20多位学者、释道家题咏，收诗50余首,为历代刻本题识之最,且有一百多枚印记,亦创刻本藏印之最,反映了该书传留的经过和受人喜爱的程度，犹如一部中国藏书史，这在我国是较罕见的。该书历经八、九百年，保存完好，毫无虫蚀损毁现象，也体现古籍生命力之强，这也是它受到历代收藏家的呵护。否则，就是百年的古籍，不被人重视,也千疮百孔或烂成一团泥。说明古籍是有生命力的，谁对它好，生命力⑤唐鱼玄机:《唐女郎鱼玄机诗》.宋陈氏书棚本此书最后留传到民国南海潘宗周宝礼堂收藏,建国初其后裔把藏书捐给国家.故人藏今国家图书馆
  • 越强，反之，则命途多舛。类似情况，还有宋刻本《梅花喜神谱》、稿本《范文忠公文稿》（明范景文撰）及清乾隆魚元傅钞本《群芳董狐》等。上述各书留传有绪，且为历代藏家喜爱，这在我国藏书史上是不多见的。6、海外性。自古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从没断过，古籍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如从三世纪上半叶，日本派行使来中国共达六次之多，带回《论语》、《千字文》等众多古籍。唐代高僧鉴真东渡，虽以66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仍以坚强的毅力，冲破种种困难，终于到达彼岸，他带去的不仅是佛教，而且还有医学、建筑、雕塑、书法等方面技术和典籍。仅佛经《华严经》等就有84部300多卷，医书有《黄帝内经》、《灵枢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儒林事亲》等40多种以及王羲之、王献之的真迹行书字帖等等，他不仅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而且对日本宗教和文化事业发展产生积极深远影响。因此，中国古籍流失海外,渠道和原因众多，具体数量和种类难有精确统计。据有关资料粗略统计，以美、英、法、德、日等为代表的将近20多个国家和90余所单位和私人收藏汉籍总数已逾百万册以上。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宫内图书寮、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内阁文库等。今以稀世珍籍明代《永乐大典》为例，全书共22877卷目录60卷，订成11095册，由于战乱等多种因素，该书损毁甚为严重，今国内国图存246卷(222册）、上图、南图、川大合存四卷，国内现存250卷⑥。另台湾存21卷,其余分存世界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机构。如日本109卷、美国96卷、英国93卷、德国16卷、越南9卷、韩国2卷、待查13卷。⑦又如现存世宋、辽、金、元刻本,据不完全统计，国内3000多种，台湾800种，美国120种，日本1000多种。故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发有“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感叹。因此，为摸清海外古籍存藏情况，国家已启动“中国古籍流失海外调査”项目。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他在编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后,立即组织编印《中国古籍海外珍本丛书》，並以《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珍本丛书》作为该丛书的第一种推出。考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汉籍15万册，其中《永乐大典》六卷，宋元本30余种，明本1400余种，清初刻本3000余种，稿抄本1200余种，中国方志3900余种，此外还有唐写经、拓片法帖,明人尺牍以及满、藏、朝、纳西等少数民族古籍⑧。沈津先生以他多年从事古籍版本的功底和在美国工作的有利条件，访查美国主要东亚图书馆所藏古籍，写成了《美国主要东亚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文献及其展望》⑥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832-834页。⑦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附录:现存《永乐大典》卷目表。古籍应以“卷”作为计量标准，不应以“册”。因一册可为二卷,二卷可为一册,装帧之故也。⑧沈津:《书城风弦录一沈津学术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3至309页。
  • 一文⑨。此外，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王熳茹先生则写了《中国古籍在美国的流散与分布》一文®，文中有表列“美国图书馆收藏中国古籍文献概览”，可作参考。又如严绍盪教授，用了6年时间分30余次造访日本列岛，寻访自上古以来传入至今尚存的汉籍善本，出版了《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记实—严绍盪海外访书志》⑩。同样，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费时10年，分别于2001年至2009年五次造访日本各公私藏书所藏中国古代戏曲历史文献、编成《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一书,如元代钟嗣成撰《录鬼簿》二卷，收有旧抄本、清康熙扬州诗局重刻本,清光绪三十四年王国维手钞校本王国维、罗振玉跋等数种。並有新发现的孤本、稀见之本，亦不在少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崔建英先生，根据该馆所藏140种日本藏中国方志缩微胶卷写成《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一书■。此外,2011年5月，澳门文献信息学会与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共同在澳门举办了“海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将出版论文集。由此可见，中国古籍流失海外，已越来越多受到国人的关注与兴趣。从另一角度说，也是古籍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佐证。综上所述，古籍是一种文字和图像相结合的载体,它担负着记载历史、传播文化的责任。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文献出版形式朝着载体多样化、体积缩微化与存贮磁性化的方向发展。但古籍可以“再造”和“再生”，巳成为当今的一种潮流，打破了过去“秘不示人”的陋习，这是时代的进步。然而，没有原来的物体,何来“再造”、“再生”？而且“再造”、“再生”，仅是一部分珍善本,而大部分古籍,仍需妥善保存和流通。而且，古籍的资源共享，已从国内向国际扩展，成为世界大家庭交流的一种工具。我们整理或阅读古籍，既是一种工作，也是一种享受。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古籍的魅力，她的独特性、多元生、民族性是其魅力所在。为保存这种来之不易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大家都来珍惜她、传承她和呵护她。保护遗留古籍，守护中华文化,这是我们当代人应有的责任。参考文献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995年。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⑨沈津:《美国主要东亚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文献及其展望》，台湾《“国家”图书馆刊》2011(1),第97—114页。⑩王嬝茹:《中国古籍在美国的流散与分布》，《图书与情报工作》2010年第54卷第7期。■严绍盪:《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崔建英:《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 3.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4.沈津：《书城风弦录一沈津学术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吴楓:《中国古典文献学》，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
  • 《毛诗后笺》对《诗经》的校勘平议陈才*典籍经过辗转传抄，理论上错误会越来越多。而直到清代，经过学术的不断积累和发展，在这个“校勘成果硕果累累、校勘学独立形成的时期”①，校勘学才有了快速发展，以至于皮锡瑞《经学历史》盛赞“精校勘”是“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的三事之一。②清代大批考据学者积极投身于考据实践之中，力图最大可能地恢复古籍原貌，尽可能追求经典的本义，并试图以此来完成他们通经明道、经世致用的使命；热衷于对典籍进行校勘，则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手段。《诗》之校勘，古已有之。目前可见到最早的关于校勘《诗》的记载，是《国语•鲁语》：“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但自从《诗》被当做经典之后，文字就不能轻易更改，《诗经》校勘一直发展得比较缓慢，校勘理论更是滞后。自汉至明，只有郑玄、颜师古、陆德明、孔颖达与宋代部分学者如朱熹等少数人在《诗经》校勘史上比较注目，而这种校勘大多局限于版本对校,也没有形成理论。清代的很多学者都有《诗经》校勘的经历,如顾广圻采择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众多版本,替阮元撰成《毛诗注疏校勘记》，在学界形成了广泛影响，是校雠家之校勘的典范;而“清人解《诗》注重校勘者，尤以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胡承洪《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和陈奂《诗毛氏传疏》为要”，③这几家的《诗经》校勘，则是学者之校勘的典范。本文拟从胡氏在《毛诗后笺》在校勘上的范围、内容和方法入手，对其成就作一探讨。*陈才: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馆员。①倪其心:《校勘学大纲》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7页。②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1页。③陈才:《阮元本〈十三经注疏〉误刻六则—兼谈古籍校勘中参校对象的问题》，《船山学刊》2012年第1期，第104页。
  • 一、《毛诗后笺》的校勘范围广泛邱慧芬说相较马瑞辰与陈奂二人，胡承洪校勘的范围显然层面较广，他不仅对于《序》、《传》、《笺》、《正义》进行校勘，并且也兼及他书引文。”④事实上，《毛诗后笺》校勘的范围’不仅涉及《诗经》文本，还涉及到《诗经》汉学系统的汉唐传注，以及涉及宋人〈(诗》注。此外，他在笺释《诗经》时，对所引用的《说文》、《尔雅》等字书，以及史部、子部、集部著作也随文进行校勘。当然，《毛诗后笺》最主要还是集中于对《诗经》文本、«诗序》和《毛传》进行校勘，而对他书的校勘则是为此服务的，这与胡氏撰作本书的意图相关。(―)对《诗经》文本的校勘简泽峰《胡承洪〈毛诗后笺〉析论》列胡承珙校勘经文者八处，分别是:《鄘风•定之方中》“终焉允臧”当作“终然允臧”；《小雅•常棣》“况也永叹”之“况”，或作“况”，或作“兄”，又作“皇”；《小雅•六月》“我是用急”当作“我是用戒”；《小雅•车攻》“搏兽于敖”当作“薄兽于敖”；《小雅•节南山》“忧心如谈”之“谈”当作“荧”或“炎”；《小雅•宾之初筵》“式勿从谓”当作“用勿从谓”；《大雅•抑》“告之话言”当作“告之诂言”；《鲁颂•有駜》“岁其有”下脱“年”字。⑤此外还如，《召南•羔羊》“委蛇委蛇”也可以作“委委蛇蛇”，等等。特别是《王风•中谷有雍》中对“何嗟及矣”的校勘，颇值得我们注意：“何嗟及矣”，《笺》云：“及，与也。泣者伤其君子弃己：嗟乎，将复何与为室家乎！”详玩《笺》语，经文当作“嗟何及矣”，(“何及”二字文义相连，“唉”字自当在句首。）传写者误倒之。今各本皆然，从来无人是正。《序》下《正义》云：“何嗟及矣，是决绝之语。”可知孔所见本已误倒矣。《韩诗外传》二、《说苑•建本篇》引《诗》皆作“何嗟及矣”，然《外传》引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后。嗟乎，虽悔无及矣！”（《说苑》同，无“嗟乎”二字。）是正以“何及”二字相连为义。而所引《诗》仍作“何嗟”，亦皆传写误倒。（王氏《释词》谓《韩外传》两引《诗》皆作“何嗟及矣”，而未检所引孔子语，遂以“嗟”为句中语助，“嗟”字当在“何”字下，非今本误倒。此说非是。）⑥在这一条中，胡承洪《郑笺》之解释和《韩诗外传》所引孔子之语，认为“何及”二④邱慧芬:《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三家诗经学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72-273页。⑤简泽峰:《胡承珙〈毛诗后笺〉析论》，台湾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63页。⑥（清）胡承珙撰,郭全芝校点:《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348-349页。下文引用《毛诗后笺》皆出自本书,仅在引文后标出页码，不复出注。
  • 字文义相连，所以，“嗟”字不当在中间隔断文势，当置于句首；“何嗟及矣”应该作“嗟何及矣”。并且否定了王引之《经传释词》中，认为“嗟”可以作句中助词的说法。事实上，现存传世文献中，“嗟”大多作为句首语助；而如“于（吁）嗟”一类用法中，“嗟”字之前也是语助，而无实词，我们将“嗟”看作句首语助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一错误产生较早，从今天所能见到的敦煌写本看来，就巳经误倒了，却“从来无人是正”。胡承珙善于从语言中发现问题，并加以纠正,充分显示出其校勘水平。除此之外,谈春蓉还指出了胡承珙对他书引《诗》讹误也有校勘，如在经部书《左传》、《说文》、朱熹《诗集传》,子部书《吕览》，史部书《史记》、《汉书》、《宋书》，类书《太平御览》中，对《诗经》的引文都有些错误,胡承洪对其都有所校正。⑦(二）对于历代《诗》注的校勘胡承洪对历代《诗》注的态度可以归纳为遵循《诗序》、推崇《毛传》、略取《郑笺》、兼采他家、存留异说。”®由于胡承珙治学既尊汉学，又不偏废宋学，故而《毛诗后笺》除校勘《诗经》文本外,还涉及对汉唐《诗经》学注疏中《诗序》、《毛传》、《郑笺》、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孔颖达《毛诗正义》内容的校勘，又有对宋人《诗经》学成果如李樗《毛诗集解》、严粲《诗缉》等的校勘。1.对《诗序》的校勘。比如，《毛诗后笺》对《齐风•鸡鸣•序》加以校勘，胡承珙据《笺》、《传》和《孔丛子》之文义，认为，该序中的“警戒”当作“敬戒”。(第439页）2.对《毛传》的校勘。《毛诗后笺》对《毛传》的校勘尤多，比如，《邶风•雄雉》“自诒伊阻”，胡承洪认为“《传》本当作‘繫’，今《左传》仍作‘伊’，及《诗疏》弓丨《传》亦作‘伊’，皆写者误改耳。”（第170页）3.对《郑笺》的校勘。上文所引《小雅•斯干》“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条，亦是对《郑笺》的校勘。此外,还如对《小雅•斯干》“下莞上簟”条，胡承珙据《毛诗正义》之文,怀疑《郑笺》之“苇”字当属衍文。（第925页）胡承珙的校勘虽无版本上的证据，但竹苇本是二物，“竹苇曰簟”，颇为不辞。故其说可予采信。4.对《经典释文•毛诗音义》的校勘。比如《小雅•斯干》“载衣之裼”条,《释文》曰：“裼，《韩诗》作褅。”胡承珙说:“褅，当从‘衣’作‘裙’。《说文》：‘樘,褓也。’弓I《诗》‘载衣之褙’。盖用《韩诗》。段《注》以《毛诗》‘裼’为‘褙’之假借，是也。”（第927页）⑦谈春蓉:《略论〈毛诗后笺〉的训诂和校勘成就》，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41页。⑧陈才:《胡承珙〈毛诗后笺>文献学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2页
  • 5.对《毛诗正义》的校勘。如《魏风•汾沮洳》说“《魏谱•正义》引此‘侧’作‘于’。”（第468页）6.对今文经学和对宋人《诗》注的校勘。比如《大雅•召旻》“草不溃茂”对《韩诗外传》的校勘；（第1490页）《王•君子于役》中“君子于役”条,不仅涉及《诗谱•疏》，还有《文选•注》，还附带对李樗《毛诗集解》、严粲《诗缉》等进行校勘。（第336-337页）(三）对他书的校勘管锡华先生在论及古籍校勘应注意的问题时，强调：“我们通过对他书引文与原文的细致比较考察发现，不仅类书的引文不可尽信，一般书籍的引文和注解的引文同样都不可尽信。”⑨《毛诗后笺》在笺《诗》时，喜引用他书，诸如《尔雅》、《说文》、《方言》、《玉篇》等字书、《广韵》、《集韵》等韵书和先唐时期的史部、子部、集部书共400馀种来证成己说。胡氏于所引之书有讹误时，则随加校勘，多以小字标明，附于正文之下。1.对《说文》、《尔雅》等解经字书的校勘。如《豳风•东山》“鹳鸣于垤”条校《说文》之误(第715页）；《邶风•新台》“得此戚施”条则对《尔雅》之误字进行了校勘（第224页）。2.对史部、子部、集部书的校勘。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条校《史记》误字(第10页），又校《淮南子》之误字（第11页）；《郑风•羔裘》“彼其之子”条校《文选•注》之误“韩诗”作“毛诗”（第385页）。凡此类随文校勘颇多，不胜枚举。二、《毛诗后笺》校勘的内容全面《毛诗后笺》的校勘，不仅范围广，而且内容全，涉及衍、脱、讹、倒、错位、异文以及章句数的厘定等等。其中，有不少地方是对已有校勘成果加以辨析，正者申之，误者纠之;有些地方还在校勘的同时说明致误原因。“作为把握校勘正误准则的一个重要保证,就是对文字致误原因进行具体分析。”⑩指明致误原因使得胡氏的校勘成果具有说服力，同时，又说明胡氏对校勘已经有一定的理论认识。(一）校衍文。如《郑风•褰裳》“岂无他人”之《郑笺》，《毛诗注疏校勘记》认为《正义》本无“宋卫”二字。■胡承洪在引《毛诗正义》之文时，就先以小字注⑨管锡华:《校勘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5页。⑩管锡华:《校勘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繁体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57页。
  • 明“宋本‘卫’作‘是’，盖‘宋卫’乃‘本是’二字之误。”再据《左传》、《穀梁》，认为“《笺》当止言齐晋,必不兼及宋卫，定本有‘宋卫’者非是”。（第411-412页）(二）校脱文。如《大雅•绵》“其绳则直”条：“其绳则直”，《传》：“言不失绳直也。”《正义》曰：“《传》以绳无不直而云其绳则直者，言太王所作宫室不失绳之直也。”承珙案：《文选_京东赋》薛综《注》引此《传》云：“不失绳直之宜也。”上言“不失”，下当有“之宜”二字。《笺》云“绳直营其广轮方制之正”，即申《传》“宜”字。今本脱去二字。《正义》亦但云“《传》言不失绳直”，则其脱误久矣。—（第1248页）(三）校讹文。如《桧风•匪风》“溉之釜鬵”条案溉”乃水名，非“涤”义。《说文•手部》“溉，漆也”，引诗“概之釜鬵。”是《毛诗》本当作“概”。（第649页）(四）校乙文。如《小雅•信南山》“鼓钟送尸”条,段玉裁《诗经小学》校定这里的“鼓钟”二字互乙。胡承洪引类书《北堂书钞》为段玉裁的校勘成果提供补证，并指明其致误原因，还附带指出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中的错误。（第1092页）(五）校错位。如前面所举的《小雅•斯干》“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条，胡承珙校定《郑笺》中的前十五字为《毛传》之文混入。又如胡氏据《毛诗正义》所引颜师古《五经定本》、崔灵恩《毛诗集注》，确定今本《召南•甘棠》篇首章之《郑笺》，当属《毛传》，并引《史记》、《汉书》、《说苑》、《白虎通义》来印证自己的这个观点。（第84页）(六）校异文。如《周南•关雎》“君子好逑”条，胡承珙认为，“《尔雅》古有两本，‘逑’、‘仇’异字，以‘逑’为‘仇’之假借。”“《后汉书•皇后纪论》‘《诗》美好逑’章怀《注》引《诗》‘君子好逑’，并引《毛传》为‘君子好匹’。可见《毛传》自有作‘逑’之本，不得定以作‘仇’者为毛氏旧文也。”（第13页）从今天的出土文献来看,“逑”为“仇”的本字，“仇”字后起。胡氏的这个结论是无疑正确的。此外，《尔雅》用《鲁诗》,胡承琪以《尔雅》既有作“逑”之本，又有作“仇”之本,则《鲁诗》不必专用“仇”。熹平《鲁诗》石经作“逑”，也可印证胡氏的这个观点。(七）厘定章句数。关于《毛诗》的分章,毛和郑已有意见不一的地方，比如《周南•关雎》，毛分为三章,郑分为五章。在《毛诗后笺》中，胡承洪有时也对《毛诗》文本的章句数加以校勘，如,认为《大雅•行苇》当为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第1344页）；又如关于《鄘风•载驰》的分章，胡承琪驳斥《孔疏》和《左传》杜预注之说，并认为此诗当为四章，（第275-276页）其说可从。此外，胡氏还比较重视对已有校勘成果的辨析，并能从其中得出更可靠、更合理的结论。如《卫风•硕人》“硕人其颀”，《经义杂记》认为当作“颀颀”，《校勘记》驳之。胡承琪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玉篇》弓丨《传》云‘颀颀，具长貌。’
  • 则《传》文自重一‘颀’字,与今本不同。盖《经》作‘颀’，《传》作‘颀颀’，即‘洸洸溃溃’之例耳。”（第289页）这里胡氏并不是在折中臧琳和阮元的意见，而是对二家各有批评,并提供了一种更为合理的看法。本诗二章《郑笺》有云“敖敖，犹颀颀也。”，则前文肯定有“颀颀”一词出现，或为经文，或为《传》文。若经文作“颀颀”，于古无征，《校勘记》之辨甚是，当从之。所以应该考虑是《传》文作“颀颀”才是。而《邶风•谷风》“有洸有溃”，《毛传》则在解释的时候,则说成“洸洸”、“溃溃”，可见《毛传》有叠词为训的例证。而我们从古人书写习惯来看，古人叠词一般都用重文符号，这很可能是《毛传》中的一个重文符号被书手漏抄而形成的脱文。胡氏之校勘，有理有据，较前二说为长，当从。三、《毛诗后笺》校勘的方法精当关于校勘方法,通行的一般是陈垣的本校、对校、他校、理校四法。而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则将陈氏前三法及其综合运用合称对校。胡承洪《毛诗后笺》于程氏之对校法中，所体现出的最大特色就是博采穷搜，尽可能地依靠更多文献来校勘，并对巳有成果加以辨析。于理校法中，最突出的就是运用音韵学知识和寻绎注文之义以校勘;特别是寻绎注文之义以校勘的方法，自来鲜有校勘学研究者注意，诸多校勘学著作亦鲜有提及此法。胡承珙在校勘方法上的这三个特色，是诗经学者之校勘与校勘家之校勘的最大分歧在所在。作为清代诗经学研究重镇，胡承珙《毛诗后笺》的校勘方法和成果颇值得今人吸收。(一）取材广博，加以辨析。胡氏《毛诗后笺》中征引书目400馀种，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在校勘时，胡氏能充分运用这些文献，凡涉及《诗经》或与自己的论证相关的文献，都将其用于自己的校勘实践中。这既可见胡氏读书之细精，涉猎之广泛，知识之渊博;又可见胡氏对《诗经》之校勘之尽心。他在《毛诗后笺》中，对已有的校勘成果如顾炎武、戴震、段玉裁、臧庸、阮元等人的校勘成果并不盲从，而是加以辨析,择善而从,有错必改，这就尽可能地保证了胡氏校勘成果的可信度。(二）运用音韵学知识以校勘。鲁国尧说音韵学是古籍整理的有效武器，此乃颠扑不破之理。”■用音韵学以校勘，是理校中较为注重实证的一种方法。如果能科学地根据音韵学知识来校勘古书，其校勘成果相对来说，可信度较高。音韵学在清代勃兴，不少学者都用此法来校勘古书。胡承珙亦能吸收最新理论成果，将音韵学知识广泛的运用到《诗经》的校勘中，如《陈风•墓门》“歌以讯■鲁国尧:《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45页。
  • 之”，自宋王质《诗总闻》以为作“歌以谇之”，后世多有从之并加申述者。可是胡承珙列举多证,认为讯、谇为一声之转，不必以讯为谇的讹俗字。（第622-623页）这个说法为今人黄焯先生《毛诗郑笺平议》所从。又如：“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臧玉林曰：“家藏明人旧刻本作‘远兄弟父母’，始知俗本为误。‘母’读若‘每’，与上‘淇水在右’为韵。后见《唐石经》亦然。”《校勘记》云：“小字本、闽本、明监本皆作‘远兄弟父母’，《释文》以‘远兄’二字作音，可证承珙案：《王风•葛萬》、《鲁颂•閟宫》皆“母”与“有”韵，《小雅•沔水》“母”与“友”韵，与此“母”“右”为韵正同。顾氏《诗本音》仍作“远父母兄弟”，何氏焯谓其未加考正，漫从《大全》本耳。(第304页)这是《卫风•竹竿》第二章,臧琳据明刻本和《唐石经》，认为“远父母兄弟”当作“远兄弟父母”，阮元亦持此说。胡承洪据《诗经》中另有二处母、有相押和一处母、友相押，断定母、右亦相押,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臧琳的正确观点，并指出了顾炎武《诗本音》的错误。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也有相同的结论。(三）寻绎注文以校勘。根据注释性文字中语言的脉络和逻辑来校勘被注文字,当属理校法中较为高明的手段。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即列“据本书古注校例”和“据他书古注校例”，并举高邮二王之例。■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王风•丘中有麻》首章末句“将其来施施”，在《诗经》校勘史上是比较突出的一例。最早颜之推《颜氏家训》就有校勘，到清代更是有大量学者对此句的校勘发表意见。张涌泉先生《校勘学概论》有论■,此不赘述。但他家都是局限于作“将其来施施”还是“将其来施”’而胡承珙关注的问题则不止于此：承珙案：臧说是也。又《释文》云：“将，王申毛如字，郑七良反。下同。”《正义》述毛云：“彼留氏之子嗟，其将来之时施施然。”此所谓读“将”如字也。然依此，则经文当作“其将来”，不应作“将其来”矣。窃谓毛读“将”如字者，犹《氓》诗“将子无怒”之训“将”为“愿”，“将其来”者，愿其来，正《序》所谓“思”也。《释文》云“郑七良反”，是谓郑训“将”为“请”。然次章《笺》云“言其将来食”，是郑意读如《简兮》“方将万舞”之“将”，训当为“且”，非训为“请”而读七良反也。（第363页）这里，胡承洪同意臧琳的看法，认为“施施”当作“施”，这个说法未必可靠。而他从《正义》解释的文义中，敏锐地看出，其不是在解释“将其来”，而是在解释“其将来”。我们在敦煌写本中发现，伯2529正作“其将来施施”，《正义》所据■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4页„■张涌泉，傅杰:《校勘学概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2007年,第14-16页。
  • 本当与此本同。这里，胡氏虽然是驳斥《正义》误解毛义，而我们从其中可以充分看出胡氏对语言的敏感度。如果以此法校勘，其结论大多可信。比如在《小雅•都人士》中，胡氏据《郑笺》和《正义》对《诗序》的解释，校定《诗序》衍一“衣”字（第1182页）；又如《大雅•既醉》“昭明有融，高朗令终。令终有俶，公尸嘉告Z《毛传》：“融，长。朗，明也。始终飨燕,终于享祀。俶，始也。”胡承洪根据对上下文义的考察，得出《毛传》“始终”二字久经传写，以致误倒。（第1344-1346页）再来看一个例子。《小雅•采薇》“岂不日戒”，《郑笺》曰：“言君子小人岂不日相警戒乎？诚曰相警戒也。”阮元《校勘记》据此以认为这两个“日”均当作“曰”。■胡承洪驳其说曰：承珙案：此校非是。玩《笺》意正当作“曰”，若作“曰”，不必言“相”矣。《汉书.匈奴传》引《诗》“岂不日戒”，颜师古注：“岂不日日相警戒乎？”《一切经音义》六亦引《诗》“岂不日戒”。知作“日”是，作“曰”非也。（第779-780页）胡氏此说亦是据《郑笺》之语以纠正阮元《校勘记》之失，再加上两个外证，足成定论。其后，陈乔揪也有与胡承珙相同的观点，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陈乔枞之说以示认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胡承洪《毛诗后笺》在《诗经》之校勘上用力尤多，无论从校勘的范围,还是校勘的内容、校勘的方法角度来看，《毛诗后笺》在《诗经》校勘学上的成就与影响都值得我们关注。在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和署名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之后,胡氏更加侧重理校,并有所突破，还注意对已有校勘成果进行梳理,在《诗经》的校勘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与校勘家不同，胡承洪精研《诗经》学，所以其校勘范围更广，除《诗经》文本外，还有大量对他书，特别是《诗序》和《毛传》的校勘。其校勘内容全面，校勘方法精当，特别是寻绎注文以校勘的理校法，堪称一流。胡氏的《诗经》校勘，丰富了清代校勘学的内容,在清代校勘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虽然胡承珙校勘成果未必都正确，但今人在整理古书,特别是《毛诗注疏》时，应充分吸收其校勘方法的精髓;在整理和研读《毛诗注疏》的时候，也很有参考其校勘成果的必要。特别是整理《毛诗注疏》时，若能吸收诸如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和陈奂《诗毛氏传疏》等校勘成果，加以辨析，于可取之处出以校记，这必然会有益《诗》学,嘉惠学林。■(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繁体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94页。
  • 陳大科文獻學研究趙成傑*陳大科（1534-1601),字思進，明代文學家、刻書家，直隸通州崇明（今江蘇南通)人，隆慶辛未（1571)進士,官至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郞，總督兩廣。大科著述、刻書甚多,有《陳如岡文集》二卷,《靈隱文集》二十卷，《粹白裘》十二卷，《靈隱子注》六卷，《五經旁訓》十九卷，《督撫疏稿》二十卷,《重訂爾雅》十二卷，《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十二卷,《初學記》三十卷，《太史升庵全集》八十一卷，《豐對樓詩選》四十三卷，«泉斎簡端錄》十二卷，《埤雅》二十卷,參與編撰（萬曆）《廣東通志》、（萬曆)《通州志》等。①一、陳大科家世與生平交遊陳大科（1534—1601)②，字思進，號如岡，室名白狼書社。隆慶五年進士，由紹興府推官選吏科給事中，累官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郞、總督兩廣。大科官給事中時，因歲旱上弭災六事。遷太常卿時，又疏救李獻可等,又劾太監馮保，有直聲。及總督兩廣，有定安南功。③著述、刻書十餘種，其生平事蹟見於《王文肅公文集》、《國榷》以及《直隸通州志》諸書。*趙成傑: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基金項目:2014年度江蘇省普通高校硏究生培養創新計劃項目“《說文解字》批校本綜合硏究”(KYLX14-0017)o①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硏究所編:《江蘇藝文志•南通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頁。②關於陳大科生年,當依王錫爵所撰墓誌爲準。陳大科於嘉靖十三年（1534)生。王錫爵《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郞贈兵部尙書如岡陳公大科墓誌銘》:“公生嘉靖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卒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八歲。”（《四庫禁毀書叢刊_集部•王文肅公文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32頁）。《明人傳記資料索引》亦作1534年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第578頁）。張慧劍《明淸江蘇文人年表》嘉靖三年（1524),通州陳大科（如岡）生，《國榷》：‘大科,堯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頁），張文記載有誤。③（淸）永瑢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823頁。
  • 陳大科家世顯赫，俱為高官。《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隆慶五年進士登科錄》記載：陳大科，貫直隸揚州府通州，民籍，國子生，治《詩經》。字思進，行三，年三十七，六月十七日生。曾祖純德，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尚忠，累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父堯，刑部左侍郎。母朱氏，封淑人。重慶下。兄大震，監生；大壯，知府。弟大益、大乾、大器、大升。娶凌氏。應天府鄉試第一百三十一名，會試第二百二十二名。④上述材料可淸晰考見陳氏家族概況，我們再通過《國榷》、乾隆《直隸通州志》及光緖《通州直隸州志》推測陳氏家族詳細情況。⑤陳大科的曾祖陳純德以孫堯副都御史贈通議大夫，祖父陳尙忠以子堯贈通義大夫⑥生六子:陳堯（敬甫），嘉靖十四年進士，刑部左侍郞，有《醒翁集》;陳冠，贈奉政大夫;陳完（名甫），都察院御史，有《海沙文集》⑦陳從、陳群、陳光(實甫），仕途無建樹。陳堯育有七子:陳大震，監生，有《嘉平集》⑧陳大壯，官至山東左參政，有《唐詩和音》⑨陳大科，隆慶五年進士，官至兩廣總督，有《陳如岡文集》；陳大益，萬曆十一年貢生，有《宜春閣集》⑩陳大乾，官職不詳，有《喜梭龕落成》詩;陳大器，正德十二年丁丑進士，官至知府;陳大升，官職著述不詳。陳冠史傳無載，情況不詳;陳完孫遠，有《偶存集》■。陳大科靡一子述為國子生，有孫恕，恕子若孫。■④陳文新主編:《明代科舉與文學編年•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8頁。⑤江巨榮在《陳完和他的戲劇》中也考察了陳氏家族情況，但未見利用《登科錄》及《國榷》等相關資料，故而在陳氏家族世繫上與本文頗有出入,參看《中華文史論叢》第六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8頁。⑥（淸）王繼祀修，夏之蓉等慕《直隸通州志》卷二三“封廢表”，淸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⑦陳完，生卒年不詳，字名甫，號海沙，明戲劇家，少時從兄學《毛詩》，以穎敏稱於人,嘉靖二十五年，以《詩經》中南畿鄕魁，有《海沙文集》、《皆春園集》，一生未仕（康熙《通州志》卷八）。⑧陳大震，生卒年不詳，字思靜，又字瀾石，諸生，有嵇阮之風，隸楷皆絕妙，有《禪棲集》、《靑陽館集》。（顧啓、姜光斗《〈江蘇藝文志•南通市卷〉題名錄》，《南通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4期⑨陳大壯，生卒年不詳，字思立，嘉慶四十一年進士,由中書擢刑部郞，持正不苟，權奄無私幹。（光緖《通州直隸州志》卷十二）。大壯有從孫陳宏裔，字文起，“幼聰異，母課之，入大學名震京師，性介少可多否，與人交不為翕翕然。”(光緖《通州直隸州志》卷十三）⑩陳大益，生卒年不詳，字思受，萬曆十一年貢生，初為壽昌縣令,後補南和縣令，年八十九，猶手不釋卷（光緖《通州直隸州志》卷十二）。■陳遠，生卒年不詳，字於到，憲曹完孫也，美風致論,文有卓識，一藝出書，賈家爭購之。有《偶存集》、《隅隅集》（光緖《通州直隸州志》卷十六）。■陳恕，生卒年不詳，字近仁,大科元孫，諸生，為文兼枚、馬之長，困於有司不得志,遊覽九州足跡幾偏。倦歸,課子若孫以自娛（光緖《通州直隸州志》卷十三）。
  • 陳氏家族的興起主要得益於其父。陳堯（1502—1574)，字敬甫，號梧岡，又號醒翁。嘉靖十四年（1535)進士，由戶部郞出守台州，後遷貴州按察使，繼而轉工部侍郞，總理河道，以刑部左侍郞至仕卒■，陳堯在為官同時，還有大量著作傳世，計《西巡錄》■—卷附《貴陽行紀》、《史衡》六卷■、《尊聖錄》一卷,《虛舟子》一卷，《大觀樓漫錄》一卷，《八書》一卷，《東園曰錄》二十卷，《陳梧岡集》九卷■、《梧岡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卷，《續集》五卷等著作。陳堯是明代著名學者呂枏（1479—1542)的學生,在少年時代就表現出超人的文史天賦，王世貞《陳司寇傳》:“公幼而穎異，就外塾日誦千餘言，即他兒所受書,耳之亦成誦，甫髫工屬文。”■汪道昆《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郞陳公墓誌銘》:“公少從高陵呂先生游，旣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輒聚徒講業,以故吳粵丨11濟之士多材,台州立正學祠專祀方孝孺，成都專祀故督學儀封王公於大益書院。”■陳堯在文史上的成就深深地影響到了他的兒子陳大科■，《梧岡續稿序》“思進以進士為河南府理官，彬彬然弘雅君子也。詞章而談之於遷,彪之於固也。則亦豈為漢。”■《通州直隸州志》卷十六《藝文志》載大科作《靈隱文集》二十卷，贊云：“又十年，令子思進先生以河南理官代御史行部至，推其尊人之意,以厚余，文採雋粹,頗有殳風。”■江巨榮說:“陳氏（完）僅其近親而言，已經是一門三進士，數名宦,至於諸父昆季級鄕國學者,多達五十餘人，稱得上海隅的豪族強宗了。湯顯祖序陳完集，謂‘父子兄弟相世，以海為靈’，說的就是南通陳氏深厚的文化氛圍。”■■(淸）高建勳等修,王維珍慕:《通州志卷八•人物•鄕賢》，光緒五年（1879)刻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傳記類十九•西巡錄》陳堯序,題“維揚陳堯撰,陳完校”、“嘉靖壬戌秋（1562)九月吉梧岡陳堯書”,半葉九行十八字,大黑口，四周雙邊.■王筱雯《遼寧省圖書館藏古籍精品圖錄》著錄《史衡》六卷,明陳堯撰，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本,半葉九行二十一字,大黑口，四周雙邊,框20.5cmX14.17cm,鈐‘羅振玉’印。”瀋陽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七七《陳梧岡集》九卷,明陳堯撰,《明史_藝文志》載堯文集五卷、詩集三卷,是集乃文二卷、詩二卷,與志不符。然收尾完具，篇次分明,志蓋偶延《千頃堂書目》之誤也其文撲直不支,而微傷太質,其詩又遜於文。”■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弇州山人續稿碑傳》卷七十二,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91年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18冊,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九,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355頁。■余來明:《嘉靖前期詩壇硏究1522-1550》，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頁。■《梧岡文正續兩集合編九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淸康熙五十一年(1712)輯抄本，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274頁。■(淸）梁悅馨等修、季念詒等撰:《通州直隸州志》卷十六《藝文志•集部》，淸光緒元年（1875)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807頁。■江巨榮:《陳完和他的戲劇》，《中華文史論叢》第六十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2頁。
  • 梳理史料，陳大科的生平情況不難尋繹。通過《明神宗實錄》、明談遷《國榷》及張慧劍《明淸江蘇文人年表》等材料或可更為具體地勾勒陳大科的一生：陳大科生平年表時間事件出處嘉靖十三年（1534)六月十七曰，通州陳大科(如岡）生。《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郞贈兵部尙書如岡陳公大科墓誌銘》嘉靖二十二年（丨5汜）十歲輒以奇文驚塾師《通州直隸州志》卷十二隆慶五年（1571)登進士科。授河南推官：《隆慶五年進士登科錄》萬曆二年（1574)父堯卒，丁父憂。《通州直隸州志》卷十二萬曆三年（丨575)通州顧養謙自嶺南歸，陳大科自河南歸，議修狼山寺，鼓吹神道設敎《狼五山志》卷四萬曆四年（1576)南通州人濬城中河成，陳大科作《濬市河記》。康熙《通州志》卷一三萬曆五年（丨577)浙江沈明臣在南通州，與顧费謙、陳大科等II《通州志》八卷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四萬曆十一年（丨583)六月遷給事中。《國榷》卷七十二萬曆十三年（1585)七月主試應天。《國榷》卷七十三萬曆十六年（1588)七月為大僕寺少卿。《國榷》卷七十四萬曆十八年（1590)七月為光錄寺卿《國榷》卷七十五萬曆十九年（1591>七月為太常寺卿《國榷》卷七十五萬曆二十年（1592)正月廣西巡撫陳大科言:請聽黎氏納款仍存莫氏。十月戊申，升大常寺卿陳大科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通州進士,廿年任。《明史•安南傳》《明神宗實錄》卷二五三《廣西志》萬曆二H"―年（1593)十月廣西巡撫陳大科疏陳交事。上言蠻邦易姓如弈棋，不當以彼之叛服為順逆,止當以彼之叛我服我為順逆。今維潭雖圖恢復，而茂洽固天翰外臣也，安得不請命而撊然戮之。竊謂黎氏擅興之罪，不可不問莫氏孑遺之緖，亦不可不存。倘如先朝故事,聽黎氏納款，而仍存莫氏，比諸漆馬江，亦不翦其祀，於計為便。”廷議如其言。張鏡心《馭交記》（《叢書集成新編》）《明史•安南傳》卷三百二十一萬曆二十二年（1594)七月大科遣官往查。大科方遣官往察，敬用即遣使叩軍門吿難，且乞兵。十月丁未，升廣西巡撫陳大科為兵部右侍郞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明史•安南傅》卷三百二十一《明神宗實錄》卷二七八萬曆二十三年（1595)正月巡撫廣西陳大科議絕戍當淸.從之:冬,發兵鎭壓七山瑤族義軍，命童元鎭討之。重建梧州蒼龍浮橋。《國榷》卷七十七《明史•童元鎭傳》萬曆二十四年（1596)四月庚戌，兩廣總督陳大科題,遊擊彭信古以千金饋遺，乞賜提問。章下兵部。四月丙辰，兵部覆兩廣總督陳大科奏峒賊糾眾劫掠僮村。上命督、撫官相機剿處,以安地方，無使滋亂《明神宗實錄》卷二九六
  • 萬曆二十五年（1597)六月黎惟潭降,陳大科請赦罪授職：十月錄平岑溪功,大科陞右都御史。更辟總督部院行台左建壯猷堂。《明神宗實錄》卷三六五乾隆《南海縣誌》（摘自黃佛頤《廣州城坊志》）萬曆二十六年（1598)四月庚申,加兩廣總督陳大科部銜，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郞加廣西巡撫。七月回籍聽勘《明神宗實錄》卷三二一萬曆二十七年（丨599)聘郭裴總纂《廣東通志》七十二卷《國榷》卷七十九萬曆二十八年（1600)官兩廣、酷吏僮族，此年被劾罷刑部主事歐陽東鳳，論劾聽勘，兩廣巡按勘稱《國榷》卷七十九《明神宗實錄》卷三六五萬曆二十九年（1601)四月庚午，原任總督陳大科等，總兵侯國弼等賞寶有差-十一月辛酉,前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陳大科卒大科字思進，揚通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授河南推官.歷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致總督.生自世閥.有才用，窮極奢侈,屢以賄劾，卒後追述海南平黎功,予祭葬贈兵部尙書。《明神宗實錄》卷三五八《明神宗實錄》卷三六五《國榷》卷七十九■《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郞贈兵部尙書如岡陳公大科墓誌銘》陳大科官宦一生，聲名顯赫，結交名臣耆老、文士儒生,與沈明臣（1518—1596)、王世貞（1526—1590)、郭楽（1529—1605)、王錫爵(1534—1614)、顧養謙（1537—1604)錢淑吾（生卒年不詳）、蔡肖謙（生卒年不詳）、張光錄（生卒年不詳)■等人交遊，交遊情況另文考述。二、陳大科著述與刻書明代私家刻書非常繁榮，品質較高。嘉靖後期’私家刻書尤其風行，如明震澤王延喆摹刻宋黃善夫本《史記》、袁裝嘉趣堂仿宋張之綱本《文選注》等都是私家刻書的上乘之作。明代私家刻書的主要地點位於江浙兩省,湧現出很多刻書家,如袁裝、沈與文、葉盛、毛晉等人。■陳大科亦為江浙一帶著名刻書家，但其著作、刻書數量各家統計不完全一致。光緒《直隸州通州志》著錄陳氏刻印之書六種，《明代版刻總錄》著錄陳氏刻印之書七種，王澄《揚州刻書考》著錄陳氏刻書八種，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明)談遷:《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888頁。■王錫爵《陳公大科墓誌銘》余以嘉靖戊午叨舉應天鄕試,於時同年，大集京師,而新安張光祿見山與余比舍最狎。余間指同年三人語,光祿曰:此三君皆爵祿壽考器。三君者，其一則錢公淑吾,其一則蔡公肖謙,又其一即今所為志總督如岡陳公也=-時諸同年盛傳,余語為笑巳，陳公竟至都御史、總督兩廣,而錢公卒官大京兆,蔡公雖遞出.遞處官簿未顯而以講學名天下。壽考至今余亦得徼.重三君頗負人倫之鑒,豈非幸哉。”（《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_王文肅公文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頁。）■謝灼華:《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頁。
  • 典》著錄陳氏所刻之書八種,《江蘇藝文志•通州卷》著錄陳氏著作凡+—種等,據筆者統計，陳大科著作三種，刻印之書凡十二種，當然這仍不是最終結論,因資料所限，有待進一步査考。陳大科著作僅三種:《陳如岡文集》二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九）、《靈隱文集》二十卷（光緒《直隸州通州志》卷十六）、《粹白裘》十二卷（淸邵潛撰《州乘資》卷二）。這三部書今已不傳,我們僅作如下考證：《陳如岡文集》二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九:“是書上卷具錄當時奏疏，下一卷則雜文數篇而已。”此書未見刊行，僅知如下篇章:《送了然上人歸補陀》■、《五山善後疏》■、《刻太史楊升庵全集序》■等。《靈隱文集》二十卷光緒《直隸州通州志》卷十六《藝文志》：“《梧岡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卷，《續集》五卷並陳堯撰。《靈隱文集》二十卷堯子大科撰”，《梧岡續稿後序》:“又十年，令子思進先生以河南理官代御史行部至，推其尊人之意，以厚余，文採雋粹，頗有殳風,手公續橐數幹篇，委敘之。”《靈隱文集》具體内容不知,大概類似《陳如岡文集》的奏疏雜文。《粹白裘》十二卷邵潛（1581—1665)，字潛夫，江蘇通州人。所著《州乘資》相當於江蘇通州志,此書成書於弘光元年（1645)傳世極少，刻本僅存於湖北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抄本也不多,除了這部外，也只有北京師範大學和南京大學等少數單位有收藏。1958年曾油印發行，數量不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等單位有收藏。”》全書四卷，卷二《藝文》著錄“陳大科《粹白裘》十二卷'《明淸江蘇文人年表》:“大科所著有《陳如岡文集》、所輯有類書《粹白裘》十二卷”，此書具體情況不知。以上是陳大科著作情況，因時代久遠、資料缺失等原因關於陳氏的很多著作還沒有詳盡考證，這實在是一個遺憾，因陳氏的貢獻主要在刻書功績上，故本文對其刻書情況詳細考之。陳大科刻書凡十二種，以經部、集部為主：■江巨榮《陳完和他的劇作》認為此書有二十卷，誤（《中華文史論叢》第六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0頁）。■杜潔祥:《中國佛寺史志彙刊_重修普陀山志》,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版，第521頁。■（淸）汪森編輯;黃盛陸等校點:«粤西文載校點》，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頁。■(明）楊愼著:《刻太史楊升庵全集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頁。■武新立:《明淸稀見史籍敘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頁。
  • 陳大科刻書知見錄書名卷數刻印時間板框和行款著錄或見存刻害地點備註(萬曆>《通州志>八卷萬曆五年(1577)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版心上鐫書名，中鐫卷次.<四庫全書總目》揚州王世貞序，題“郡人進士紹興府推醜大科'元李恕撰《五經旁訓>十九卷®萬曆二十四年(1596)白口.左右邊.單魚尾半葉八行，行十六字版心上鐫書名，中鐫卷次。《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國立故宫博物院善本蓠籍總目（上冊>>揚州題“明萬曆戊子五月五日沔陽陳文燏謹識”3明沈明臣撰《豐對樓詩選》四十三卷萬曆二十四年(1596)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半葉九行,行十八字c版心上鐫書名,中鐫卷次。《4匕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西諦書目》《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浙江圖書館善本書目》《福建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揚州廣陵陳大科序，題“萬曆丙申仲冬廣陵陳大科思進甫撰”。唐駱賓王撰.明陳魁士注《菊隱子注》六卷萬曆二十四年(1596)又名《駱賓王集》,行款不詳。《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天津市人民圖書館善本書目》《西諦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浙江圖書館善本書目》《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南京圖書館善本卡片目錄>《蘇州市圖書館藏》《香港所藏古籍書目>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揚州陳大科序，題“萬曆丙申仲秋維揚陳大科於松台書院唐徐堅撰《初學記》三十卷萬曆二十五年(1597)框20.5*14.4釐米，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九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字,版心上鐫書名，中鐫卷次。《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浙江圖書館善本書目》《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揚州題“明萬曆丁酉長至曰付梓訖工於明年上已曰凡三十分部二十六列曰三百一十三簡計八百九十九陳大科識”。■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增訂本）“白狼書社”條，亦作“元李恕《五經旁訓》19卷”（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頁）。杜信孚慕輯《明代版刻綜錄》作“《五經句解》十九卷”（廣陵古籍印刻社，1983年版，頁73)。《江蘇省志•出版志》作“《五經句解》十九卷，明萬曆二十四年通州陳大科刊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頁）。《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二•江蘇家刻卷》同上。■《廉石居藏書記》拔檄文於首篇，次序益亂”，萬曼《唐集敘錄•駱賓王文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4頁。
  • 重刊許愼《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十二卷《說文異同》一卷萬曆二十六年(1598)框24.1*17.1釐米，黑口，四周雙邊，雙魚尾，半葉七行，行十四字。十二冊。《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復旦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曰藏漢籍善本書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揚州陳大科序，題“萬曆戊戌夏五月旣望”，白狼書社刊。《重訂爾雅》十二卷萬曆二十六年(1598)黑口，四周雙邊，半葉七行，行十四字。十二冊。光緖《通州直隸州志》卷十六⑩揚州陳大科序,白狼書社刊。(萬曆）《廣東通志》七十二卷萬曆三十年(1602)白口，四周右雙邊，單魚尾。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版心書名同大題。《曰本内閣文庫藏書》(《藏書群園經眼錄》卷五）揚州前總督戴煜序，次巡按李時華序，次布政使陳性學序，次按察使袁茂英序,次光祿卿郭楽序。明楊愼撰《太史升庵全集》八十—卷目錄二卷萬曆年間十六冊，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版心上鐫“楊升庵”。卷三鐫有刻工余仁、劉龍名。〈U匕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山西文獻總目提要》《中國善本書提要》《四川省古籍善本書聯合目錄》《成都市古籍聯合目錄》南京陳大科序，題“成都楊愼著，從子有仁錄，韓城張士佩匯,維揚陳大科校”，為蜀本翻刻本。■宋陸佃撰《埤雅》二十卷萬曆年間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揚州陳大科重刻宋本，有京口張存性中序，敘重刻緣起。■（淸）梁悅馨等修、季念詒等撰:《通州直隸州志》卷十六《藝文志•經部》，淸光緖元年（1875)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776頁。題“《重訂爾雅重訂說文解字》十二卷並陳大科編”。■陳大科云余從都下過先生從子侍禦所，得見先生全集焉，則韓城張公並匯詩文，刻諸蜀中矣。頃以其暇，奉笥中所受者遺書，參以蜀本，手讎校焉，而付之剞劂。”(《太史升庵全集序》)南京師範大學王永波在《〈升庵文集〉版本源流考》中誤以陳大科為陳文燭（〖525—？）之子（《古籍整理硏究學刊》2012年6期)。■(淸）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0頁。
  • 陳大科“刻書甚多”(王澄《揚州刻書考》)，茲舉兩種代表性作品予以考述。《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十二卷萬曆二十六年（丨598)刻本，12冊,框24.1*17.1釐米，黑口，四周雙邊，雙魚尾,半葉七行，行十四字。陳大科序,題“萬曆戊戌夏五月旣望”，白狼書社刊。目次如下:許愼自序、許沖上書、徐鉉表、雍熙牒、說文異同、諸家創意。同徐鉉校定本比較，陳本在第十三頁下，注有“宋太宗年”四字,陳本次有“陳大科撰《說文異同》”七葉。徐本無之。卷一首行刊“《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卷一”，“陳本作“《說文解字》卷一”，其卷末亦相同。卷二凡四十七葉，陳本作四十八葉。卷五凡四十九葉，陳本作五十葉。是書刻工之精良，遠勝徐本。■陳大科誤認宋李燾《說文解字五音韻譜》為許愼《說文解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明陳大科作《序》，竟誤以為許愼舊本。”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十二卷，宋李燾重編。明萬曆戊戌，陳大科刊大字本。”陳大科刻本經宫紫陽重校補遺。《太史升庵全集》八十_卷目錄二卷萬曆年間刻本，16冊,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版心上鐫“楊升庵”。卷三鐫有刻工余仁、劉龍名。陳大科序，題“成都楊愼著，從子有仁錄,韓城張士佩匯，維揚陳大科校”，為蜀本翻刻本。序云:“余從都下過先生從子侍禦所，得見先生全集焉，則韓城張公並匯詩文，刻諸蜀中矣。頃以其暇,奉笥中所受者遺書，參以蜀本，手讎校焉,而付之剞劂。”(《太史升庵全集序》)陳大科廣泛採用來對校、本校、他校等方法進行校勘，並刊刻本書。陳氏在明蔡汝賢刻本基礎上參照其他刻本如蜀刻本、蕭刻本等對楊愼詩文做了增補,■明邵寶（1460—1527),字國賢,號二泉，江蘇無錫人。成化二十年（1484)進士,歷官江西提學副使、右副都御史、戶部侍郞、南禮部尙書:按《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書目》題“《泉斎簡端錄》十二卷，明崇禎四年（1631>刻本3”（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頁）。筆者翻檢此書，並未發現“陳大科校”字樣，不知《中國古籍版刻辭典》著錄來源，本條存疑。■雷夢水:《古書經眼錄》，濟南:齊魯書社,1984年版，第21頁。明邵》撰《泉斎簡端錄》十二卷■萬曆年間又名《簡端錄》兩冊，框20.6*丨3.9,半葉五行,行十字;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赛口題“經史全書簡端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三十三《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書目》（據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著錄）序端題“邵文莊公經史全書”，f有何如龐、錢士不詳升、陳必謙、曹荃以及作者自序。《督撫疏稿》二十卷萬曆年間不詳光緖《通州直隸州志•藝文志•史部》卷十六不詳
  • 凡14題36篇詩文,且對《全集》偏僻字詞做了注釋並下按語數條。（王永波《升庵文集版本源流考》）陳大科刻書種類僅知十二種，計324卷，以經、集為主，很多都是陳氏於為官之餘所刻，地點以揚州居多、主要版式為白口、四周雙邊，雙魚尾。陳大科文獻活動主要是主持編纂地方誌、校勘刊刻古籍，由於資料所限,我們僅得上述資料，關於陳氏藏書、刻書、著述等資料還有待進一步發掘。
  • 书画藏品的保护与研究杜霭华*中国书画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书画藏品是国家、人类的重要财富。安全妥善地保护好这些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延长其寿命，尽可能的使其留传下去,是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职责。保护好藏品，提供给专业人员研究鉴定，也是博物馆收藏、陈列、研究、展览、教育的重要任务。因此保护与研究是分不开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当时的社会存在以及艺术、科技、工艺水平的具体反映，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遗存。保持它的历史原貌，实际上也就是保持它的历史性,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科学、谨慎的态度,正确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书画的藏品进行保护和研究。书画藏品的保护藏品是博物馆的命脉,是衡量一间博物馆等级的首要条件。任何一间博物馆离开藏品都无所作为了。所以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一、完善领导管理机制，建立完善的文物管理制度。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一藏品保管部门，而保管部门必须由单位的第一把手抓，这样才有利于藏品的直接管理。要完善藏品的管理，一方面必须发挥保管部门内部诸要素的相互关系，以合理的管理模式去规划和操作。另方面是科学管理，充分使用现代科学管理，对藏品实行计算机化一数据库管理。就是对藏品保管所涉及到的全部信息数据、工作项目制定一套统一完整的规程。二、必须要做好展柜的控温、防霉、防虫、防尘工作。展场和展柜中的空调设备是独立的，它有三套空调系统,展场观众观看空间独立一套，展柜里面独立一套，展柜后面独立一套。展柜中的玻璃隙缝都是*杜霭华:广州艺术博物院文物保护管理部副研究馆员。
  • 密封的，以免观众场中的灰尘渗入到展柜内，展柜内的空间空气必须经过空调系统的多次过滤，这样，才能起到防尘的作用。三、完善藏品库内空气恒温恒湿系统。书画藏品要达到科学管理，才能延长文物的生命，才能延长文物的使用期，得到充分的利用,发挥博物馆的社会职能和社会效益。书画文物库房必须保证24小时恒温恒湿,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湿度则控制在55%左右。才能使文物在固定的环境下不受影响，温度过高或者湿度偏低都会使文物干燥，以至使物品爆裂或脆干炭化。温度过低或湿度偏高，容易造成滋生虫卵，侵蚀物品。四、库房进口处安装风淋吸尘设备，防止细菌、病毒入侵。库房是整个博物馆的心脏地带，进入库房,除办好一切的入库手续，安全检查外，对入库的有关人员的身体必须进行消毒处理，在库房进口处安装风淋吸尘设备，以免进入库区人员把细菌病毒带人库。五、建立藏品消毒处理室。要做好文物的保护工作，并不是每次展后文物都进行消毒，尤其是书画，消毒的次数最好尽量减少，消毒毕竟对物有一定的损害。建立完善的藏品消毒处理室。文物展览或使用后，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回库后，根据藏品的情况必须进行处理，而处理时必须有一专门的处理场所。在处理上有除尘、除湿、消毒、防虫等。如果发现文物有虫的痕迹，更要单独处理。一定文物的防虫杀虫方法有多种，但有利有弊。在杀虫方面，所用熏蒸药剂多为环氧乙烷、溴甲烷、硫酰氟等广谱杀虫剂。虽然经过熏蒸处理可将害虫彻底杀灭,但这些药剂都是毒性很强的化学气体，使用时对工作人员和环境都具有一定的威胁。因此,熏蒸杀虫实在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即使是投放樟脑等防虫药剂，长期使用也不可避免地对人与环境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文物保护领域常用的熏蒸剂将逐步受到限制。1、充氮降氧技术消毒法；充氮降氧技术在某些情况下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氮气是一种惰性气体，是空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好的化学稳定性，在常温、常压下，不与其他化学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氮气作为保护性气体，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利用氮气的化学稳定性，通过适当的技术手段,使其服务于珍贵文物的保存和保护，曰益为文物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所关注。有资料介绍,美国的“独立宣言”就密封于氮气环境中永久保护;意大利、法国十多年前就成功地将充氮降氧气调技术应用于文物的保护;近年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等单位，先后
  • 利用充氮降氧技术在文物保护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而北京房山云居寺“99石经回藏”，则是我国应用氮气库技术进行文物保护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例证。充氮降氧技术应用于害虫防治，可分为密封保存和杀虫处理两大类。其中杀虫处理针对的是那些已经发现明显的虫害问题，需要予以杀灭的情况;而密封保存针对的是那些虽然存在害虫危害的可能,但却未发现明显的虫害痕迹的情况。显而易见，前者是一次性的处理，后者是长期性的防范。充氮降氧密封保存是将文物放在密闭空间内，通过充氮置换，除去空间内的氧气及腐蚀性气体。因此，它不仅具有防虫的功效，而且还能防止霉菌、氧化等问题的发生。需要注意的是,经充氮降氧密封保存处理后，密闭空间不宜反复开启，因为每次开启后都要重新进行密封置换，这将大大增加成本。此种方法适用于提用率很低的文物保存。对于那些使用流通率较高的文物，除非有复制品可以替代，否则一般不提倡采用这种保存方法。采用此法,对有机质文物的质地，对颜色和字迹无任何影响,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无毒杀虫和防霉菌、氧化方法。根据保存的文物质地、规格、数量等因素，充氮降氧密封保存可选择袋、盒、柜、库等几种形式，现分别介绍如下：①充氮降氧密封保存袋。保存袋常用材料为耐低温聚乙烯塑料，将其做成开口袋状,并预留捆扎封口长度，同时设计有进气、出气、测气的功能口。保存袋的特点是:简单实用、成本低廉、操作方便、适用范围较为广泛，在出土文物的现场应急除氧处理中使用较多，亦可用于异型文物的长、短期保护存放。保存袋的操作程序为:将文物放人袋中—折叠捆扎封口—抽气充氮气（由专用氮气设备完成)—捆扎进、出气口—充气完毕，此时文物已处于氮气保护状态。②充氮降氧密封保存盒保存盒一般是用有机玻璃做成密封容器,设计有进气口、出气口、测气口、呼吸袋等。用保存盒存放文物便于控制温度、湿度和气体成分，使文物处于一种恒温、恒湿、低氧状态中。同时具有操作简单，便于观察、运输等优点。保存盒通常用于单件文物的长期保存或展示。其操用程序为:将文物从端盖放人盒中一密封端盖（可做成活盖)—抽气充氮气（由专用氮气设备完成)—关闭进、出气口—充气完毕，此时文物已处于氮气保护状态。③充氮降氧密封保存柜保存柜一般是用金属板或有机玻璃等材料加工制作成带门窗的封闭文物柜,结构形式类似于带视窗的立式冷柜,柜体上设计有进气口、排气口、测气口、呼吸袋、温度显示、湿度显示、氧含量显示等系统。保存柜根据柜体的大小，可
  • 以存放不同数量的文物，使之处于一种安全的保护氛围之中，同时便于文物的观察和研究。保存柜的操作程序与保存盒类似。一般情况下，气体调整时间约为2〜4小时。④充氮降氧密封保存库和上述保存袋、盒、柜相比，充氮降氧密封保存库要复杂得多。它又称为氮气库，主要由气密性结构（库体）、制氮系统、调温调湿系统、气体净化装置、监测控制系统组成。气密性是氮气库区别于其它类型库房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氮气库不仅要求结构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以减少外界热量对库内温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要求结构具有很好的气密性，能够减少或消除外界空气对库内气体成分的影响，从而能长时间地维持库内所要求的气体成分。制氮系统是为达到和保持库内氮气要求所必须的设备，是氮气库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碳分子筛制氮机是氮气库系统常用的一种制氮设备。它是以碳分子筛为吸附剂，以空气为原料.利用变压吸附原理进行氮氧分离制取高纯度氮气的气体分离设备。碳分子筛制氮机具有产气量大、设备结构简单、操作灵活等特点，并且在去除氧气、产生氮气的同时，还能有效地去除其它有害气体成分。调温调湿系统可以调节库内的温度湿度，达到恒温恒湿的要求。气体净化装置，可对进入库内的气体进行过滤和净化，滤除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和灰尘，使库内气体保持洁净状态。监测控制系统可对库内温度、湿度、氮气纯度进行检测，控制制氮系统、调温调湿系统的运行。目前很多配套使用计算机控制系统，具有温度、湿度、氮气等数值的设定，数据的采集、显示、存储、查询、报警、打印等多种功能。充氮技术要求较高，在充气过程中要求严谨、在一般的库房不可能做到，也需要一套设备。上海博物馆也曾考虑用此法，但是觉得不太方便，现在他们采取的密实袋除氧法就较简易，在文物库房就可以使用。2、除氧真空消毒法。根据上海博物馆的经验，定制大量的特制厚胶袋，把书画文物先去尘用布套装好，再放进比较厚的密封袋，在袋内放进除氧剂，把多余空气往外推出，用封口机封袋口，这样袋内的氧气就会慢慢除去，形成真空状态，文物就可以消毒、防虫。文物如果受潮就不能直接放进密封袋，一定要晾干、抽干。放进密封袋消毒一般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此法时间不宜过长，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在如此稳定的状态下不长虫。此法较简易，操作方法简单，比较适用于以书画为主要藏品的广州艺术博物院的消毒。可按级别分批分期消毒。3、氮气消毒法。真空充氮杀虫灭菌设备是利用真空和充氮来实现消毒的设施。其作用一是隔氧。藏品害虫的呼吸,离不开氧气,它们通过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来完
  • 成新陈代谢，满足生命需要的，因此隔除氧气，害虫就无法生存。二是蒸发。液体分子在压力变小的情况下，体积变大,最后变成气体，通过实践证明，当液体分子在压力低于40毫米水银柱的压力时，会大量蒸发，由于成虫、幼虫、虫卵、虫蛹都有蛋白质及水分,随着大量蒸发破坏其蛋白质和水分;另一方面，虫卵、虫蛹,其虫体上表皮由护蜡层和角精层组成，不易蒸发，但随着压力的进一步降低，其虫体内的水分体积膨胀,压力增大,最后冲破体表皮，使其死亡。三是低温。由于液体分子的大量蒸发，虫体表面的温度急剧下降，容易使虫体处于冬眠或死亡状态。四是充氮气、加压。害虫、霉菌经过蒸发、脱水、缺氧的过程，大多已处于死亡,但处于真空状态的气流变化，有一个缓慢地吸、放气过程，越近吸点位置，真空度越低，然后远离抽吸点位置的气流，缓缓地向最低点流动（放气），这其中有一个平衡过程，为了缩短平衡时间，需充入一定量的氮气,氮气的分子比氧气的分子小,密度髙，当充人一定量的纯氮后，氮气进人很稀薄的氧气中，单位体积内的氧气更为减低，压力上升，从而达到了杀死虫子卵、虫蛹的作用。使用真空充氮的消毒方法,较微波、臭氧、低温、紫外线、放射、化学药剂消毒藏品的方法更为安全，无毒，并能将藏品害虫的成虫、幼虫、虫卵、虫蛹灭杀率100%。真空充氮杀虫灭菌是纯物理的消毒过程，不产生二次污染，不污染环境，对藏品无化学损伤，不伤害人体和藏品，杀虫效果好。是博物馆及档案馆防护藏品及档案的理想选择。六、保存藏品的注意事项1、书画藏品一般不主张用明矾和双氧水除霉，因为这样对纸和绢的损伤很大。2、库房和展柜的温度控制在18〜22度之间；湿度控制在55-60%之间。可上下浮2一度。3、藏品的运输要注重包装，箱子要密封性能好的，即使樟木箱也会生虫，因为樟木只能杀死某些虫，并不是每一样虫都可以杀死。4、目前不提倡藏品施放药物，因其对人体有害。如樟脑丸有致癌的成分。较早时上海图书馆使用樟脑精块、北京故宫博物院使用净霜。5、藏品运输所使用的箱最好是木箱,一般不提倡用铁箱，因为随着环境的变化，木箱可以控制温湿度，而铁箱不可以。箱内最好放人调温湿剂来控制。七、藏品数据库的建立数据库是藏品的系统工程。首先是领导重视,各部门配合。对外要做好网站和光盘，对内要抓管理,根据不同的需要，做藏品的数据库。1、故宫博物院和首都博物馆都做了七个模版，成立信息中心，由中心来做藏品数据库。
  • 2、全博物馆共建共享。首先要各部门自己做两套,第一套是自己部门用的，第二套是配合其它部门使用的。目前上博已录入了1、2、3级文物,大概占100兆。按照项目做，第一次拍片要拍好的，然后不断更新。分三个档次做，第一档是最好的,大约为800兆，鉴定、保管、出版、做光盘、展览使用。第二档次是用光盆保存，然后压缩处理，再放回电脑内，这是一般使用。第三档次的精密度较差，用数码机拍摄,放在信息中心，随时处理使用。3、登录数据库是有限制的，各部门只能登录到自己使用的那部分,不能登录总库,不能修改。要修改时,必经信息中心和各部门配合确认,有需要才去改。4、利用国家文物局的原套数据库，结合自己馆的实际情况，整合为适合自己的数据库。书画藏品的研究对中国书画的研究，是在美术馆类博物馆系统内从事专业研究的主要课题。美术博物馆的文物管理,不但是将书画藏品与文献资料科学地管理起来，以确保文物和文献资料不受损害，而且要从历史学、艺术学的角度对藏品进行深入的整理、研究。本人长期沉浸在丰富瑰丽的美术珍品中，感触中国美术的凝练和积淀，感触中国美术历史长河那吞吐千年的奔流，日渐深人地领悟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深厚内涵。有幸接触到国内许多文物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历代书画作品珍迹。于是我陆陆续续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然后翻阅大量的历史学、美术学书籍,多向专家学者请教，整理成文，就这样开始了对中国美术历史的研究。我的研究大致分为中国古代书画名家珍迹鉴赏、广东历代书画家研究、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品研究札记。“中国历代绘画书法珍品研究”则是围绕广州艺术博物院所收藏的明、清、近现代的书法、绘画而展开的。我在鉴赏中国历代著名画家、书家的珍迹之时，对书画家的生平行状、绘画风格、书迹艺术、历史渊源及艺术创造作进一步的探讨，力图感应中国美术历史发展的脉搏和轨迹。而“广东历代书画家研究”这一专题的内容包含明代至现代的广东书画家及其作品的个案研究，通过对粤、港、澳等地收藏的珍贵画迹、书迹和文史资料的研究和收集，力图整理出一段广东美术发展史的起源、发展和变化的历程。另外，近年来，对明末清初佛门书画家的研究也着墨不少。我的研究对象包括有李孔修、天然禅师、天然法嗣“三今”（今盌、今无、今辩）、澹归、张乔、梁蔼如、居巢、伍德彝、赖少其、容祖椿等艺术家r在这些人物之中，既有名震海外的岭南文化名人，又有鲜为人知的一代画杰,更有少人研究的佛门禅师和一代奇女，以及岭
  • 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我在观赏和整理他们传世的书画遗迹的基础上,试图把他们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加以研究,透析他们在书画艺术上独特的创造，寻求他们在美术历史上的准确方位。一、中国历代绘画书法珍品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围绕广州艺术博物院所收藏的明、清、近现代的书法、绘画加以其它博物馆收藏的藏品而展开的。表现宋代全盛时期的《清明上河图》画卷是我国古代风俗画（也是人物画）的佼佼者，名闻中外。作者通过对清明节这一天市俗生活的细致描写，生动地揭示了北宋汴梁（今开封）盛平时期的繁荣景象。世人对它的研究，只着重于整个画幅的全面铺开，而本人侧重于对以各个阶层的人物的各种活动为中心，深刻的把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动态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展示出来。明代主要以陈淳为研究对象，以广东广州艺术博物院所藏陈淳的菊花题材画为基础，加以其它国内各大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所藏为辅，进行细析。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文人花鸟画无疑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以其独特的寓意象征性，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观察世界、表达感情的思维方式，即“天人合一”，“物我贯通”的哲学思想理念。之后，花鸟画的题材、技法、风格不断扩充，加上中国人“万物皆有情”的思想，画家也就利用花鸟去表达人类道德情操，甚至是个人感情。早在宋代就产生了以追求主观情趣为表现，反对过分拘泥于形似的描摹，艺术上力求洗去铅华而趋于平淡素雅，力倡天真清新风格的文人画。及至元代文人花画长足发展，画家便于“以形写神”外,更加以重视“以神写形”方面的开拓。到了明代，陈淳的花鸟画则更擅长以淡墨范形，焦渴兼施,画笔朴厚净炼，灵动的笔法写出极富文人墨趣的花卉，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大“奇”色。活跃于清前期的书画家、文学家郑燮，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扬州八怪”之一。他不仅工于书画,而且其诗词成就也毫不逊色。研究郑燮，则着重于他的诗书、画艺。他发扬了中国文人画诗书画印相结合的传统,形成了其画意、诗情、理趣交融升华的“诗画配”。他的艺术创作,不仅仅是他思想、性格、品德的集中体现,而且还将传统文人画以闲情逸致为主变为关注人生，改抒小情为抒大情，将“写真实”推向更高的境界，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更是真、善、美相结合。“一枝一叶总关情，”抒的一已小情却关联到国家，民众之情。郑燮所有的艺术创作中，都是他思想、性格、品德的体现。不仅仅是的书、诗（词）体现了他高尚文人的优秀传统，而且他的兰竹画以及题画诗更能体现这种品格的所在。书法方面,则选择了王懿荣的书法联艺术。“东风吹开锦绣谷，晚岁犹存铁
  • 石心。”联为王懿荣存世较好的作品。在清代,馆阁体为科举取仕必试项目，使得希望步人仕途的士人都必须熟习馆阁体，王懿荣自然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很多士人陷入馆阁体之后便很难自拔，而王懿荣却能超然其间，不受局限，虽然也写过很地道的馆阁体,但更多的却是不乏艺术情趣、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佳作。其书作以篆书和行书为主，尤以篆书的成就为高。此联即为篆书。从风格上看，此联接近于吴让之、徐三庚和赵之谦一路，而吴、徐、赵三人的篆书均取法邓石如，因此,不妨说王懿荣的篆书是间接来源于邓石如，也是邓石如创立的新派篆书的继承者之一。王懿荣的新派篆书的主要特征是笔画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此前的篆书家，从秦李斯开始到唐李阳冰，直至清初的王澍,桂馥、洪亮吉、孙星衍、钱坫等人，所作篆书的笔画均粗细匀整,变化不足，了无生气。王懿荣此联则不然,线条变化丰富，用笔挥洒自如，起止处常有露锋,提案顿挫分明，显得轻松自然，刚健婀娜。与赵之谦的篆书一样，王懿荣此联也体现了明显的魏碑笔意，如用笔以侧锋取势,造成方笔效果，横画尤为突出，下笔不同于一般藏锋逆人的笔法，而是向垂直方向一按之后，便侧锋卧笔横扫而过’使横画普遍粗于竖笔,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结体大方，用笔畅达，凝练遒劲，线条弯曲幅度较大，垂脚在行笔过程中由轻及重,以圆曲的线条从容牵裹而出，略显妩媚之意,属前人“垂露篆”遗法。二、广东历代书画家研究这一专题的内容包含明代至现代的广东书画家及其作品的个案研究，通过对粤、港、澳等地收藏的珍贵画迹、书迹和文史资料的研究和收集，力图整理出一段广东美术发展史的起源、发展和变化的历程。广东画人在明代初至中期，虽受浙派健拔劲锐之风影响，以奔放豪纵而见诸于世，但仍有一些文人士子由于他们的气质关系，在笔致上倾向于含蓄苍润的艺术风格，追求隐居不仕的元人笔墨情趣。他们的笔调清逸闲静,随心所欲，意趣飘逸俊朗。广东顺德人李孔修则是此一时期写意人物画的代表者之一。他存世的诗画虽然不多,但我们可以从目前所发现的诗画中，尽可以领略其诗风、画艺。对明未清初的广州女校书张乔的研究则是源于“百花冢”及为其冢所赠诗《莲香集》。张乔一生与文人雅士交往,多以琴棋书画为友,她敬慕才华艳发、悲歌慷慨的忧国忧民之士，所以和南国诗社十二子陈子壮、陈子升、欧必元、黎逐球、欧主遇、区怀瑞、黄圣年、黄季恒、黎邦藏等结交，每有文酒的聚会，她常预席奉陪笔砚。张乔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尤爱画兰，〈(兰芝图》为其代表作之一，是纸本墨笔的小型斗方，作品用纯淡墨在左边和中部描绘寿石、灵芝，右边出兰花,虽然逸笔草草，但却饱含深意，右上角用雅秀的蝇头小楷题上“擬所南翁
  • 意”。所南翁即“郑所南”，其善画兰花，并且所画之兰全没有兰根喻国破家亡。张乔借此来表达其此时此刻的心情，寓意深刻，表现出一代遗民虽身处清，心却仍在明的伤感情绪。广东的书画之风,虽较中原为后起，然而蛮夷之地，却不失其特色,能诗书画之士，亦可媲美中原。广东顺德的梁蔼如，为清中期的诗书画家。后为解僚友困苦,让官而告归,迁落籍于南海,与其侄儿梁九图等兄弟于佛山筑十二石山斋。自此则闭门谢客，与二、三知己闲游雅集，工诗善画，过着隐居的生活。归隐后的梁蔼如常常外游，注重写生，所绘之画倾注了大量对自然景色的生活情愫，心境澹明，其笔墨华滋厚重、线条清澈灵动、气格挺活雄健，其中《山水画卷》是其存世作品之最。本人在库房整理馆藏梁蔼如的书画作品，发现梁蔼如的《山水画卷》还有其另一题跋，追索查找，始觉此题跋亦藏于馆内，遂将其合二为一,使之成为完整一卷。据资料记载,《山水画卷》及其题跋，原为广州博物馆藏，后调拨广州美术馆，今有幸将其合二为一,是收藏史的奇迹。三、对明末清初佛门书画家的研究学问僧这个特殊群体的出现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末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加上清军的人侵，社会正面临改朝换代的动荡。明朝灭亡以后，具有民族气节的士族文人不想苟且于清政府，却苦于复国无望，于是甘愿与青灯黄卷为伴,在佛门潜心研究学问。正是由于这一批有学问的文人雅士进人佛门，成了佛门里的学者,同时也改变了佛门的成员结构。所谓“学问”，指的是诗书画等“凡俗学问”—是擅长文化艺术的僧人，叫“文艺僧”或“艺术僧”。他们出身于名门，精研佛学，参悟禅理为逃避乱世。既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出家后又接受了禅宗佛学的熏陶，胸中融合了儒、释二道的玄理，在这批身披着袈裟，而心中又未能忘情于世事的遗民中，有不少是能书善画的。他们或逃禅、或隐居、或复明。前者因不问世事，而逃过劫难，后者则因反清复明而不得志,复国之梦破灭，身心俱疲而最终乃遁入空门。每以诗文、歌赋宣泄心中之郁。笔耕不缀，弄墨不绝，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的墨宝遗珍。就藏于广州艺术博物院的这些僧人的书画作品作初步的探索,展读其禅墨之缘。四、对居巢及居廉门人的研究除了着力于对岭南画派鼻祖居巢与可园的关系研究外,还对居廉的部分学生进行了研究，目前，人们对居廉的学生除了“二高一陈”外，似乎未见有人研究过，于是我从研究居廉的学生伍德彝开始,撰写r《伍德彝画艺纵论》和撰写了《岭南画家容祖椿》专著，力图在研究居廉门人方面有所突破。在清未民初，广东画坛涌现了以二居为代表的淡雅清新，它以其独特的寓意象征性,诗画文结合，体现了画人特有的观察世界、表达感情的思维方式,使
  • 学养和格调既依托于笔墨表达，又游离于笔墨之外，通过抒写作者的思想感情，体现时代精神，间接反映社会生活。二居多以文会友，以画研讨,他们注重以写生为主,洋为中用，吸收了西画的光和色,融汇于国画中。且诗书画相结合，富文人气息。居巢一生交游甚广，主要的交游圈除广东的番禺、东莞外，还活跃于广西、江西、云南等地。所交游的既有达官贵人，也有文人雅士。《居巢与可园》就是研究居巢在广东东莞可园活动期间所创作的作品。居巢在客居可园期间，所创作的作品虽不多，但其题画诗文所赋予的思想意蕴，不仅抒发了作者的思想情感或艺术见解，且花卉本身的自然属性所呈现出的一种自然美,更是古人把一种人格的力量，一种道德的情操，寄托理想，实现自我的价值观念和人格追求，因此在画上题诗，成为作者托物言志，寓兴自我,展示高洁品格的绝佳题材。画家以情趣人笔，以形范神,题以画外诗，赋以丰富的个人主观意识的途径，更能丰富花卉形象的内涵与感情色彩，清新淡泊，富有文人雅趣。首先是对居廉学生伍德葬的研究。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的广东南海人伍德彝,是广州十三行首席行商,曾被美国《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千年50富之一的伍秉鉴的第五代后人。伍德彝并没继承其先祖行商的传统，而是游离于笔杆书海中，喜好舞文弄墨，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化名人和书画家。伍德彝的绘画大致分为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三大类,其中以花鸟画的成就最高。伍德彝虽追随居廉学画，却师古而不蹈袭前人轨辙。他的山水画广集了华亭派、常州派、娄东派、扬州画派、岭南画派、国画研究会等画风，创作出具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花丼、草虫、蔬果画继承了居巢、居廉的技法，并吸收明代陈淳、清代邹一桂、恽寿平诸家之长，赋色敷粉着墨均有独特之处，形成兼工带意的小写意手法。并善于捕捉自然生物中天趣和人们真切细腻的体验，将花鸟的动人姿态和感受中丰富而健康的情趣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多姿的形象，富有新意。山水画则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经常是临仿宋元明清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人物画则简练柔劲，不失形似而更重精神，不仅个性鲜明，不拘一格,而且富有意境。纵观伍德彝的艺术人生，其不仅喜好书画、金石，且富藏历代名家翰墨,这使其得以从古代名迹中观摩前人之技法神韵，加上其广集众家技法，使其画艺大进。创造出独具一格的艺术作品，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时期特殊的瑰宝。其次是对容祖椿的研究。最近十余年来,尤其在国内，晚清绘画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评价个
  • 别画家的专著，如赵之谦、吴昌硕、虚谷、胡公寿、任伯年、蒲华、苏六朋、苏仁山、居廉等人的画册及专论，均已相继出版，且正逐渐增加当中。晚清逐渐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容祖椿,这一个对于当代大部分中国人又或者南粤人来说并非耳熟能详的名字,在清末民初交替回眸之际，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容祖椿随居廉习画，得其严师居廉的精粹,并汲取恽南田之神髓，参以宋光宝、孟丽堂的笔意，精心观察物象，重视对象的质感，善用粉赋色，而又神采飘逸，空灵蕴藉，除得妙趣于笔墨外，还以其严谨的创作态度，推陈出新，以逸荡之笔为花鸟传神,其花鸟温婉清丽，雅静从容。山水画，大多数都是拟古之作，并加以标榜。同时渗入自家元素，创作出似古而非古的清新作品。人物画简练柔劲，不失形似而更重精神,不仅个性鲜明，不拘一格，而且富有意境。在汲取前人的基础上，又继承其师的技法上,标新立异，自己又大胆创新。既受世俗的喜爱，又抒发自己心中的情感意象。他虽是居廉的得力学生，由于他长期于伍德彝家中观摩习画，因而深受古人的强调个人内心情感的抒发所影响,善于运用笔墨来寄托自己的情思，技法上学习古人的借物寓意，而在内容上又勇于创新，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面貌。
  • “多少事、欲说还休”：李清照的“团扇之忧”石观海*宋代女词人李清照（1084-1156?)有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词：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这首词的高妙，前人已经多有揄扬，如明陆云龙说它“满楮情至语”（《词菁》卷二），清张祖望说它“结构天成，而中有艳语、隽语、奇语、豪语、苦语、痴语、没要紧语，如巧匠运斤，毫无痕迹”（王又华《古今词论》引《〈谈天词〉序》)，陈廷焯说它“不减耆卿、叔原，而清俊疏朗过之”，“笔致绝佳，馀韵尤胜”（《云韶集》卷十）。但是，由于此词的用语委婉隐约，如何根据作者的生平遭际做出符合她内心世界的确诂，却非易事。在现存李清照词的辑本中，这首词有的标明词题为“离别”，有的标为“闺情”，何者为准，或者是否有词题，已经难以确考。不过,标作“离别”或“闺情”都八九不离十。词的确是作者独居闺中为思念远别的丈夫所写，只是词中的话语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令人有些雾里看花、云山雾罩。“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近来一天瘦似一天,不是嗜酒伤了胃，不是悲秋弄得人憔悴，那是为什么？明李攀龙说“非干病酒，不悲秋，都为苦别瘦”（《草堂诗馀隽》卷二），说得也对,相爱的伴侣一旦离别，谁都会为此而苦，谁都会衣带渐宽，但这*石观海: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中文系教授
  • 总叫人疑心是表面文章。明沈际飞聪明，他说“懒说出，妙。瘦为甚的？尤妙”(《草堂诗馀正集》卷三），懒得说出，已经是妙笔;究竟为何而瘦，不说出，尤其是妙笔！笔法是妙，可喜好思索的人读了总有些莫名其妙。于是，明杨慎就在这三句上打上了问号:“端的为着甚的？”(杨批《草堂诗馀》卷四）杨慎在打问号的同时，还把这首词与孙夫人的词进行了比较，认为“欲说还休”与“怕伤郎、又还休道”同义。《全宋词》对这个孙夫人毫无所知，说她“不知何许人”，但收录了她的唯一的一首词，即《风中柳•闺情》：销减芳容,端的为郎烦恼。鬓傭梳、宫妆草草。别离情绪，等归来都告。怕伤郎、又还休道。利锁名缰，几阻当年欢笑。更那堪、鱗鸿信奋。蟾枝高折，愿从今须早。莫辜负、凤帏人老。“怕伤郎、又还休道”就是这首词上阕的末句。从全词可以看出，孙夫人对她思念的人情感很复杂,她为他芳容消瘦、心神慵懒、草草梳妆，可又不忍心将自己的苦痛告诉他，因为爱他爱到了几乎痴迷的程度，生怕告诉他会使他受到伤害。而对方却似乎有些冷，冷到了“鳞鸿信杳”—连封书信都不肯写给他。于是她陷人了孤独寂寞的“烦恼”中。不得不佩服杨慎的眼力，李词的“欲说还休”与孙词的“怕伤郎、又还休道”确实同义，而且，李清照也同样陷入了“烦恼”的围城之中。赵明诚单身赴任后给索居的李清照来过信吗？虽然査无实据，但她写给姊妹的词中透露的信息似乎可以作为参考：泪湿罗衣脂粉满，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水又断，潇潇微雨闻孤馆。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蝶恋花.昌乐馆寄姊妹》）这首词不妨与李清照的《感怀》诗并读，该诗云：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寒窗败几无书史，公路可怜合至此。青州从事孔方兄，终曰纷纷喜生事。作诗谢绝聊闭门，燕寝凝香有佳思。静中吾乃得至交,乌有先生子虚子。由诗可知，李清照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秋八月十日到达莱州，词中所说的“昌乐”正在由青州前往莱州的途中,所以毫无疑义,《蝶恋花•昌乐馆寄姊妹》词为同年秋所作。照理说，前往莱州与夫相会，是个充满了热切期望的行程，而李清照却在姊妹们的饯别酒宴上“方寸乱”，甚至“乱”得忘记了控制酒量。她表面叮嘱姊妹们的“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似乎正隐含了一段丈
  • 夫赴任后“鱗鸿信杳”的凄凉索寞。途中如此，到了东莱,本来小别胜新婚，可她却“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仍然觉得自己犹如穷途末路的袁公路一般,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眼前不复存在的“平生所见”，包括她昔日与丈夫卿卿我我的优俪深情吗？不得而知,但这首已到丈夫身边反而更加孤独的诗作的的确确如程千帆等所解:“正反映了她心中的寂寞”(《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与上述的《感怀》诗及《蝶恋花》词有异曲同工之妙，翻译过来大意是：已经燃尽了，那铜狮子炉里的熏香；红錦被胡乱堆满了床，仿佛逶迤起伏的波浪;起来后只觉得懒洋洋，哪有闲心思梳头化妆。任凭梳妆匣落’满灰尘，任凭日光照在帘钩上。生怕想起别后的伊人，一想起不禁搅肚翻肠，心中藏有多少难言事，只怕一开口又惹心伤。近来一天更比一天瘦，消瘦的原因你不思量？不是因为我喝多了酒，也不是受寒秋的影响。别再说，别再想！这回你离我赴他乡，就是唱上一万遍《阳关》曲，也无法将你留在我身旁。想到“武陵”人渐行渐远，空剩下我独居的“秦楼”,缭绕着一片烟云迷茫。只有这小楼前的流水，还应怜惜我、陪着我，整天注目你消逝的远方。就在我遥遥注目的地方，从今又添一段新的忧伤。诗词是无法翻译的，硬译过来是为了便于理解李清照这首词字里行间流淌出来的“新愁”：满腹忧愁割不断，说不出；越是说不出，就越使她陷人了孤独无奈、寂寞虚空的情绪谷底。徐北文从这首词中读出了李清照“人骨的孤寂”，真是颇有见地，但他又认为“此词当为易安年轻时作品”（《李清照全集评注》），却未免有点儿失察。相比之下，以女性敏锐感悟力见长的陈祖美对此词的断代更胜一筹。她在《李清照评传》（页35-37)、《李清照诗词文选评》（页38)、《李清照新释辑评》等著作中将此词定为李清照送别丈夫赵明诚赴职时所作，只是在具体年代上有些犹疑评传”认为在李35岁至37岁之间，“选评”认为在李38岁时辑评”则避而未谈。要而言之，李清照宣和三年（1121)38岁时作当更为合理，因为青州仰天山罗汉洞和水帘洞所发现的赵明诚刻石题名，上面分别写着“卢格之、赵仁甫、德甫（按即赵明诚字）、能父、谢叔子同游，宣和辛丑夏四月廿六日”和“卢彦承、赵守诚、明诚、克诚、谢克明同游，辛丑四月廿五日”®，可知这一年的初夏赵尚在青州，他赴莱州任当在此年的夏秋之间，词为赵明诚行后作，故当作于此年秋。①于中航:《赵明诚题名和乡居青州考》,《文物》，1984.6
  • “端的为著甚的？”—究竟为了什么？丈夫不过是暂时异地就职，又不是休妻出妇，李清照何以在词中如此“入骨的孤寂”?李清照与赵明诚不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模范夫妻吗？她自己曾在《金石录后序》中不无留恋地回忆道：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3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张者数曰。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馀。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弈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这一段文字声情并茂，令千载以下无不歆羡李、赵夫妻加同志的深情厚谊。李清照以女流之辈无法踏上仕途，可她的才学却绝对不亚于丈夫。传说她的一首《醉花阴•九日》曾使赵明诚自愧不如。元伊世珍《琅嬝记》说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事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答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政易安作也。”因此，赵明诚能娶她为妻，觉得自己真是三生有幸,甚至编撰了一个命中注定要娶李清照的故事:“赵明诚幼时,其父将为择妇。明诚昼寝，梦诵一书，觉来惟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为解曰：‘汝待得能文词妇也。“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琅嫘记》）赵明诚与李清照喜结良缘后,李果然成为他的贤内助。赵平素喜好收藏金石书画，出仕后抱有“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在这方面，文史功底颇深的李清照
  • 恰恰成为他天作之合的默契搭档。加上李清照又清高自持，仰慕陶渊明的清风亮节，所以在二人刚刚结婚时以及屏居青州的十年间，才过得如此舒心。没有高官厚禄,没有钟鸣鼎食，她们却觉得自己简直是“葛天氏之民”，满是“甘心老是乡”的惬意。尤其是李清照在饭后与丈夫斗茶的一段,生动显示了一对文人雅士忧喜与共的伉偭之情，正如明江之淮所云：“自古夫妇擅朋友之胜，从来未有如李易安与赵德甫者，佳人才子，千古绝唱。”（《古今女史》卷一）比起散发着迂腐之气的梁鸿、孟光的举案齐眉，李、赵二人的卿卿我我更叫人感佩Q然而.再幸福的夫妻恐怕也很难说彼此之间没有矛盾，只不过由于“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道德自律,很少有人公开宣扬罢了。很不幸,李清照似乎也有过不愿启齿的难言之隐。《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似乎就提供了索解她感情隐秘的谜面。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王汝弼就曾在《论李清照》一文中指出：李清照自负其高标逸韵，自然不能忍受男子的滥发淫威。但经过一番热闹地争吵以后，又继之以无情的冷寞。冷漠是爱情的完全破产。《凤凰台上忆吹箫》里有这样的几句：“新来瘦，非关病酒，不是悲秋”。由此可见，李清照词里往往有一些感肘叹逝之作，绝不是无病呻岭，而正有其难言之隐在。这种难言之隐，主要应当是对赵明诚不满，而又不能克服温情，和对方彻底决裂，因此陷于不能自拔的苦境。②这是王汝弼在揭示易安词“苦况”、“怨恨”主题时接着的的一段论说。王汝弼不愧为钱玄同、高步瀛的弟子，他眼光相当敏锐，可以说是当代第一位对易安此词提出新见的学者。只是他的言辞过为激烈，如“到底无法扭转男人（按指赵明诚)对妇女‘色存爱存，色衰爱弛’的玩弄思想”，李清照形同“被遗弃”的弃妇之类。王汝弼之所以提出《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正有其难言之隐在”，是由于他抓住了李清照有意无意在《金石录后序》中透露的一句话，即“殊无分香卖履之意”，认为该句话“无意中流露了赵明诚的畜有姬妾。”王汝弼的观点标新立异,但问世后并没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直到二十七年后才有朱淡文、陈祖美等承袭了王氏的观点,继续以“分香卖履”为切口，论述易安词中的“忧郁”和“隐秘”，尤其是陈祖美，她在1989年发表《对李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之后的十二年内，先后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论文与著作，力主易安《凤凰台上忆吹箫》词中的“难言之隐”是忧虑丈夫的外遇问题，“是想感化丈夫不要忘掉她而另图新欢”。陈氏的观点犹如一粒石子投入词学界平静的水面,顿时引起一些人的大致赞同与基本反对，使易安②王汝弼:《论李清照》，《文史哲》.1962.2
  • 词的研究一时间呈现了罕见的热闹局面。那么，王汝弼、陈祖美等人的新说能成立吗？应该说，王汝弼所瞩目的“分香卖履”正是寻找这首词谜底的关键词。可惜的是，众多研究易安词的学者都有心无心地放过了这句索解易安情感隐秘的肯綮之语。所谓“分香卖履”，典出曹操的《遗令》：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台上施六尺床，下施蟪帐,朝晡上酒脯枨鞴之属，每月朝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前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③曹操临终时还记挂着自己的满房姬妾，嘱咐儿孙们善待他的“诸夫人”，可以把剩下的香分给她们，她们无事可做，可以让她们学学做衣带、鞋子，卖掉后养活自己。曹操到底有多少妻妾,说不清楚,但说他妻妾成群，绝不为错。“诸夫人”中当然包括当时在世的卞夫人，只是她是即将继承魏王之位的曹丕的亲娘,根本无须愁她没人养活,所以曹操记挂的重点自然是在妾不在妻,于是后来人们使用这个典故时，虽然笼统用以说明对妻妾们情深意重’至死都不忘怀她们，而没有妾的人大约是不会使用这个典故的—没有妾,“分香”如何分得！李清照谙熟典籍，精于选词炼句，自然没有用错的道理。她在《金石录后序》中说丈夫弥留之际“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意思似乎并非徐北文所注“指关于琐细家事的遗言”，而是说丈夫临终时一点儿都不记挂包括妾在内的“诸夫人”，王汝弼从这个典故的使用解析出赵明诚曾经纳妾，不是全无道理的。赵明诚“取笔作诗，绝笔而终”，写的是什么，不得而知，但《金石录后序》中写道：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曰，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在赵明诚一个人精神抖擞地赴职之际，守着一堆“辎重”、“衣被”、“书册卷轴”、“古器”而手足无措的李清照情绪极坏，她向丈夫高声叫道一旦听到城中形势③宋效永校点:《三曹集•魏武帝集》，岳餚Í5社.1992：33
  • 危急,我如何是好?”赵明诚则一边以怒斥的躯体语言“戟手”遥指着李清照，一边喊道:“随大流！实在万不得已，先丢掉包裹箱笼;再不行,就丢棹衣服被褥；还不行，就丢掉书册卷轴；还不行，就丢掉古董！只是那些宗庙祭器，你得亲自背着抱着，与你人共存亡,千万给我记住！”嘱咐完便一溜烟驱马而去。这段不无情感色彩的叙述令人可以推测出：赵明诚重物轻人，他的“绝笔”诗关心的大约都是他终生搜集并视为至宝的金石书画等文物，而对妻妾们似乎未留下只言片语。故而李清照接下去才写其患病而亡、弥留之际遗诗“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当代学人主张赵明诚纳妾时,往往引述两条证据,一是赵明诚称45岁的李清照为“老妻”：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余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而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曰。（《跋蔡襄书赵氏神妙帖》，栽岳珂《宝真斋书法赞》卷九）④既然称李为“老妻”，想必家中尚有“少妻”或“少妾”。反对的人则说“老妻”是唐宋时期年老男子对发妻的的习称,如李白《万愤词投魏郎中》“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云云。殊不知李白的“发妻”是安陆许氏，而该引诗中的“老妻”却是宗氏，除许氏、宗氏这两位明媒正娶的妻子外,他还有偶合的刘氏及给他生下儿子“颇黎”的“鲁一妇人”，后两个说是李白的妾恐怕不违事实。反对的人认为“老妻”未必意味着他家还有“少妻”或“少妾”’这话不无道理，但是同样也未必意味着他家里没有“少妻”或“少妾”。苏轼43岁坐监牢，在写给弟弟的《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二）中说“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称家中32岁的妻子为“老妻”，那时他家里不明明还蓄着17岁的“少妾”朝云吗？所以说赵明诚称李清照为“老妻”意味着他家里还有“少妻”也并非完全不靠谱。第二条论据是宋洪适说李清照“无嗣”（《隶释》卷二十六），主张赵明诚纳妾的人说“无嗣”已犯封建伦理道德的“七出”之条，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当朝副宰相尚书右仆射之子的赵明诚被强迫纳妾继嗣的可能性极大。其实，“无嗣”并非是赵明诚纳妾的先决条件。妾的本义是女奴，后来又演变为陪嫁的物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有点儿身份的文人有几个不纳妾的？连没做几年官的李白都纳有“鲁一妇人”和刘氏。苏轼对发妻王弗的深情谁都感佩，可王弗未死时,苏轼身边就有“少妾”朝云。赵明诚连守几郡，以他那种身份，有妻有妾自在情理之中,没有妾反倒让人觉得不正常，这与李清照生不生儿子毫无关系。④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236
  • 总之，赵明诚纳妾之说并非空穴来风。反对赵明诚纳妾说的人认为未发现任何赵有妾的明确记载，如果有明确记载,那还要诠释、训解、考据干什么？除了“分香卖履”这一切入点之外，《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的文本还透露了李清照对丈夫纳妾一事的忧虑。四李清照38岁时，丈夫离开与之屏居了十年之久的青州，单身前往东莱赴任。她在与丈夫离别有感时,选择《凤凰台上忆吹箫》这一词牌抒情似乎意义非同寻常。这个词牌显然是源于托名汉刘向的《列仙传》，该书《萧史》一则记载道：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風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卷上）传说中的萧史、弄玉是一对以高雅的艺术为纽带而结成的神仙伴侣，二人志同道合，羽化飞升，成为后世情侣憧憬的婚姻典范。乐工与词人根据这个传说打造词牌时，匠心独运地嵌进一个“忆”字,于是，把一段温馨的爱情故事化作了令人充满遐思臆想的灵魂遨游。每个使用这个词牌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诗化于其中。李清照在与丈夫睽违之际选择这个词牌，抒发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情怀呢？解揭示这个谜底的钥匙恐怕正是词中的两个典故。一个典故是“武陵”。“武陵”本来出自陶渊明的名文《桃花源记》，该文叙述的故事几乎每个国人都耳熟能详:一个“武陵”的渔父迷路后，误入了一个“世外桃源”，那里的人与红尘隔绝，“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过着“怡然自乐”的生活。此后，“武陵”便成了世外桃源的代称。但是，这个典故在后世的传播中却发生了异变，与刘晨、阮肇天台遇仙的传说合二为一。江南才女“沈斜阳”沈祖棻发现了这一变化,她在《凤凰台上忆吹箫》的赏析中说道：“武陵”本应专指前典（按指《桃花源记》），但何以与后典（按指《幽明录》）混同起来，将天台也称武陵，则除了两典中都有桃花之夕卜，还找不出其他的理由。但自从宋人这样用了以后，元人戏曲中就都沿袭了。王季思先生《〈西厢记〉校注》曾引叶德均说，举《北词广正谱》中所载《醉扶归》“有缘千里能相会，刘阮曾误入武陵溪”及《误入桃源》中《殿前欢》“这时节武陵溪怎暗约，桃花片空零落，胡麻饭绝音耗”，以证元曲中武陵系指刘、阮入天台事，甚确，惜未注意到宋词已如此用。（《宋词赏析》)
  • 的确，宋词中用“武陵”多把它与“天台”混同在一起，如：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张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韩琦《点绛唇》）隔岸桃花红未半,枝头已有蜂儿乱，惆怅武陵人不管。清梦断，亭亭伫立春宵短。，（王安石《渔家傲》）碧雾轻笼两凤，寒烟淡拂双鸦。为谁流睇不归家。错认门前过马。有意偷回笑眼，无言强整衣纱。刘郎一见武陵花，从此春心荡也:（苏轼《西江月》）烟暖，武陵晚洞里春长花烂熳，红英满地溪流浅。渐听云中鸡犬，刘郎迷路香风远，误到蓬莱仙馆。（郑仅《调笑转踏》)木兰舟稳桃花浪，重到清溪上。刘郎惆怅武陵迷，无限落英飞絮水东西'玉觞潋滟谁相送，一觉扬州梦。不知何物最多情，惟有南山不改旧时青c,(晁端礼《虞美人》）铱艳娇春春婉娩。雨惜风饶，学得宫妆浅。爱把绿眉都不展。无言脉脉情何限。花下当时红粉面。准拟新年，都向花前见。争奈武陵人易散,丹青传得闺中怨：（王采《蝶恋花》）宋人这类词中的“武陵”都已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脱离了瓜葛，而与刘阮二郎的天台上遇仙拉上了关系。不过武陵”与“天台”叠合,并非宋词以及后来的元曲中如此，早在唐代的诗歌中就已经出现了二者合流的现象，如：不知方外客,何事锁空房。应向桃源里，教他唤阮郎r,(刘长卿《过白鹤观寻岑秀才不遇》）武陵源在朗江东，流水飞花仙洞中。莫问阮郎千古事，绿杨深处翠霞空。（武元衡《同苗郎中送严侍御赴黔中因访仙源之事》）蛾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北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风犹隔武陵溪。（白居易《与薛涛》，《白居易诗集校注外集卷上》）曾随刘阮醉桃源，未省人间欠酒钱。一领布袭权且当，九天回曰却归还。凤萆袄子非为贵，狐白袭裳欲比难。只此世间无价宝，不凭火里试烧看。（吕岩《七言》节选）这就意味着至少从唐代的八世纪初叶起武陵”的典故就已经成为凡人邂逅仙女的所在,《幽明录》记载了这个典故的原委：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葛乃得至上3各吱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新鲜，复一杯流出，有胡麻糁。相谓曰：“此知去人径
  • 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何）缘二女便呼其姓，似如有旧，乃相见而悉。问：“来何晚耶？”因邀回家。其家筒瓦屋，南壁及东壁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砠，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有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甘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似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闻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卷一）⑤这个传说的主角是刘晨、阮肇，亦即后世诗词曲中的“刘郎、“阮郎”，故事的核心是刘、阮“入天台山”艳遇后“迷不得返”，待到他们回归乡里时，已是洞中方“十日”，人间已“七世”，“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而“武陵”与“天台”叠合的结果武陵人”不再是渔父,而是刘郎、阮郎了。顺理成章，李清照词中的“念武陵人远”，与苏轼词中的“刘郎一见武陵花，从此春心荡也”，不正有着其曲同工之妙吗？李词中的另一个典故“秦楼”，与这个词牌一样源于《列仙传》中的萧史故事。原文有语云“为作凤台”，“凤台”乃秦穆公为女儿弄玉所筑,所以可称“秦楼”。弄玉吹箫似“凤声”，后来又与萧史“皆随凤凰飞去”，因此“秦楼”又称“凤楼”，如南朝江总《萧史曲》谓“弄玉秦家女，萧史仙处童。来时兔月满，去后凤楼空”。唐诗宋词中使用“秦楼”一语，大都与萧史、弄玉的恋爱传说相关,如唐代诗词中的例子：不似秦楼上，吹箫空学仙。（李世民《三层阁上置音声》）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李白《忆秦娥》）无复秦楼上，吹箫下凤凰。（吴兢《永泰公主挽歌二首》）笳声出虏塞，箫曲背秦楼。（郑愔《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若在秦楼畔，堪为弄玉媒。（杜牧《梅》湘水凌波惭鼓瑟,秦楼明月罢吹箫。(王仁裕《荆南席上咏胡琴妓二首》)⑤刘义庆:《幽明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1
  • ⑥《怨王孙（梦断漏悄）》，赵万里、王仲闻等根据杨金本《草堂诗余》等书,认为当属“存疑”之作,其理由很牵强，乾默谷已据理驳斥.认为当属李作见黄默袢:《歌辑李淸照集》，中华书局.2009:2、3如今记得秦楼上，偷见萧郎恼妾时。（蜀宫群仙[五代？]《弄玉》）宋词也是如此，如：岂知秦楼，玉箫声断，前事难重偶。(柳永《笛家弄》）因念秦楼彩凤，楚观朝云，往惜曾迷歌笑。（柳永《满朝欢》)秦楼凤吹，楚馆云约，空恨望、在何处。（柳永《西平乐》）谁谓霞衣玉简，便孤彩凤秦楼.，(谢逸《西江月》）秦楼风月待吹箫。舞双鹤，醉蟠桃（赵鼎《燕归梁》）争似秦楼萧史伴，瑶台路,共乘鸾（蔡伸《江城子》）听箫声，记秦楼夜约，彩鸾齐跨.(潘汾《倦寻芳》)李清照很钟情于萧史、弄玉故事，她似乎觉得自己嫁给有共同爱好的赵明诚,就犹如这对“仙侣”，因此在词中不止一次地化用自己和赵明诚。当赵靖康二年三月独往金陵奔母丧时,她曾《怨王孙》⑥词抒发自己的相思：梦断漏悄，愁浓酒恼。宝枕生寒，翠屏向晓。门外谁扫残红？夜来风。玉箫声断人何处？春又去，忍把归期负？此情此恨此际，拟托行云，问东君。暮春时节，丈夫南去，李清照独守深闺，情难自已地牵挂那个吹箫人的行踪，盼望他的归来。赵明诚在她的心目中就是萧史，因此，当赵撒手尘寰后，她在悼亡词《孤雁儿》中同样以“吹箫人”隐喻丈夫：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沈香烟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吹箫人去玉楼空”与“烟锁秦楼”意思仿佛，都是“人去楼空”，只不过《孤雁儿》中的人真真切切地踏上了不归路，而《凤凰台上忆吹箫》中的人迷入了武陵源而已。由此可知，李清照运用从《幽明录》与《列仙传》衍生出的这两个典故，自然是匠心独运，有着其深刻的寓意。前面的“念武陵人远”，说到丈夫犹如“刘郎迷路香风远,误到蓬莱仙馆”，接着说“烟锁秦楼"，正意味着本来萧史一般的丈夫迷人武陵源，结果剩下一座空空的秦楼，以及处于一片迷茫之中的自身。沈祖棻赏析道“‘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八字，简单说来，就是人去楼空”，实为眼光敏锐,可惜她说“秦楼”是“用以指词人自己的住所”，“她们的婚姻美满，有如仙侣”，倒非确论,此时“有如仙侣”的不是李、赵二人，而是赵明诚与别的女性，亦即他未曾嘱咐“分香卖履”的小妾。
  • 破解了李词中“武陵”与“秦楼”二典的用意，再阅读全词，就会有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原来李清照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的原因是她难以说出口的对丈夫纳妾的忧虑,她近来瘦削的原因与病酒和悲秋无关,而是由于太在意小妾夺走丈夫对自己的爱情。于是，她陷入了“人骨的孤寂”中,觉得此番即使再把《阳关曲》叠上一千遍一万遍，似乎也难以挽回丈夫对她的一片痴情。这，才是她心中又增添的一段“新愁”。五李清照并不是不爱她的丈夫，相反，她一直把丈夫视为天人“萧史”。只是爱情向来具有垄断性、排她性，不能设想一个全心爱着丈夫的人可以容忍他的心中还盘桓着其他女人的影子，纵使在容许纳妾的宋代也是如此。但是，在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封建社会,男性们倚仗宗法律条的靠山，可以随心所欲地纳妾狎妓,这种丑陋的习俗不能不给执着爱情的女性心灵笼罩上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李清照现存词中很有一些词作表露出内心“人骨的孤寂”，原因盖在于此。在当代易安词研究学者中，陈祖美最先读出了李清照的“婕妤之叹”，而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的隐情至关重要。陈祖美所谓的“婕妤之叹”源自乐府诗《怨歌行》：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作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不过,称之为“婕妤之叹”并不恰当，因为其诗不见得是班婕妤所作,《昭明文选》李善注引《歌录》说得很明确，是一首“古辞”，即无名氏所作。与其称之为“婕妤之叹”，倒不如称之为“团扇之忧”。表现了这种担忧的诸词，陈祖美举出了《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满庭芳•残梅》、《多丽•咏白菊》等数首。《小重山》词，陈氏诠释得有些过度，仅以其首句中的“长门”二字解说出易安担心失宠的况味，似嫌牵强，况且该句使用的还是五代薛昭蕴同调词的成句。其余二首，倒颇显陈氏目光如炬：小阁藏春，闲窗销昼，画堂无限深幽。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钓。手种江梅更好，又何必、临水登楼？无人到，寂寥恰似、何逊在扬州。从来，如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揉。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香消玉减，须信道、扫迹难留。难言处，良窗淡月，疏影尚风流。（《满庭芳•残梅》）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潇潇、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傅粉，莫将比拟未新奇，细看
  • ⑦王叔岷:《列仙传校笺》，中华书局.2007:52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喊。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阜解佩;似泪洒、纨扇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瘦芳姿。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多丽•咏白菊》）《满庭芳》“无人到，寂寥恰似、何逊在扬州”一句，别的学者只注意到此句语出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的“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忽略了易安词的“寂寥”二字。较诸家高出一筹的陈氏，从何逊《咏早梅》“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诗句中挖掘出了该句隐含的深意，即宛如被冷落在长门宫中的陈阿娇似的“寂寥”，这正揭示了李清照心中的“团扇之忧”。《多丽》一词使用的是咏物寄情的手法，表面上拟菊为人，说它“似愁凝，汉皋解佩;似泪洒，纨扇题诗”，实际上是以两个典故泄露了心底的“团扇之忧”。“汉皋解佩”见于《列仙传•江妃二女》：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侮焉。”交甫不听，遂下欲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⑦风流倜傥的郑交甫主动索取二女的玉佩，似乎影射丈夫“有他心”，而暗用“怨歌行”之典的“纨扇题诗”再具体不过地流溢出李清照的隐忧。她与丈夫在青州屏居十年的日子里，将书房名之为含义为“归去来兮”的“归来堂”，生活得如“葛天氏之民”般有滋有味，此词的结末说“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似乎表明作于青州时期以后。下述的两首词则以“万千心事”、“柔肠一寸愁千缕”的直白语言，活现了易安内心的纠结：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曰春寒，帘垂四面，玉栏千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曰高烟敛，更看今曰晴未？（《壶中天慢•春情》）
  • 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阑干，祇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点绛唇》）假如说李清照的婚姻真是美满得天衣无缝,她就不可能一寸肝肠郁积着万千愁缕。即使二人各在一方，也只能有一种单纯的相思。她也不可能闲得无事，“为赋新词强说愁”。尤其是她那首《声声慢》，正是郁积在她心底的“团扇之忧”的集中表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诠释者向来各言其说,或说此词为悼亡之作，或说词中蕴含着嫠不恤纬的忧虑。这些说法都没有什么铁证，都是根据词中的愁情猜测出来的。“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愁怀，似乎可以定在作于她国破家亡之后,可惜词中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痕迹，没有像《武陵春•春晚》“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那样，明确说出是流寓浙江金华时作。其实在国破家亡之外，李清照还有一种愁情,那就是自从丈夫纳妾后所植根于其心中的“团扇之忧”。而且,词中似乎也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这首词作于景色肃杀的清秋时节。上阕中的“乍暖还寒时候”，既是对时令环境的叙说,又隐喻她婚姻生活的波澜起伏。她憧憬并且也确实有过“仙侣”般的伉偭之情，但丈夫纳妾的行径冲淡或取代了她与丈夫之间的鸾凤和鸣。“雁过也”三句，写得很微妙，作为信使的“雁”是老朋友了，它在我正伤心的时候飞过我的眼前。话好像说完了，其实她用的是山断云连的手法，联系到下阕,读者可以从中体会这三句的真意—雁足无书。不少与此词唱和的清人都读出了这三句的意思，如周僖作“最恨是、带愁来，不带寄书消息”，孙文杓作“雨乍过，又潇潇，盼断雁来消息”，吴震作“问雁字,可写个愁字寄得”⑧。下阕的“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可见她独自一人从早到晚地守在窗前,分明是在等待、期待，等待、期待“萧史”的雁书。结果呢，回应她的只有点点滴滴敲打梧桐的细雨声。对“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几句,诸家大都不作解释,或者顶多说用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意。殊不知易安是借鉴了《花间集》卷八所收五代孙光宪的《生查子》：寂寞掩朱门，正是天将暮。暗淡小庭中，滴滴梧桐雨。绣工夫，牵心绪，配尽鸳鸯缕。待得没人时，悵依论私语。⑧王步高，刘林:《辑校汇评李清照辛弃疾》.珠海出版社.2002:100
  • 暖曰策玉骢，#鞍垂阳陌。芳草惹烟青，落絮随风白。谁家绣毂动香尘？隐映神仙客。狂杀玉鞭郎，咫尺音尘隔。金井堕高梧，玉殿笼斜月。永巷寂无人，敛态愁堪绝。玉炉寒，香烬灭，还似君恩歇。翠辇不归来，幽恨将谁说。⑨这组词的第一首写天将暮时女主人公一边听着“滴滴梧桐雨”，一边期待着没人时的两人相会;第二首写她期待的是“神仙客”“玉鞭郎”，然而他却没来，二人“咫尺音尘隔”；第三首写女主人公的身居“永巷”，“君恩”断绝，她充满了无人可诉的“幽恨”。这组在滴滴梧桐雨中徒然等待、期待“神仙客”却终遭冷落以致满腔“幽恨”的《生查子》，形同揭开李清照《声声慢》词意蕴之谜的钥匙，完全可以诠释出她心底无法消除的“团扇之忧”。究竟为什么自己竟有这样的情感折磨，下阕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似乎就是答案：人老珠黄,纳妾的丈夫渐渐冷落了她。王汝弼最先看破了个中的隐秘,他说当她年老色衰的时候,对方的爱情就一去不复返，她在寻觅，但是寻觅的结果，却惹得满身烦恼，‘怎一个愁字了得’!这就无异表明，在‘愁字’言外，还有怨恨。”(《论李清照》）从内容意蕴与情感基调而言，《声声慢》与《凤凰台上忆吹箫》宛如姊妹•篇,极有可能作于同时同地，即宋宣和三年（1121)她丈夫赴东莱后、独居青州之时。综上所述，《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所婉曲表现的隐情是见诸于她不少词中的“团扇之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团扇之忧”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女性难以摆脱的宿命。解读易安词的难言之隐，其夫纳妾是一个关键词。由于李清照在回忆夫妻和美的生活情趣时，把二人归来堂的时光写得那般和谐而浪漫，所以后世人很难一下子接受这种貌似亵渎李、赵夫妇加同志之爱的见解。实际上，赵明诚的纳妾亦如李清照的改嫁，古今不少人认为改嫁之说是对李清照的诬陷，但李的改嫁的确是事实。同样,赵明诚的纳妾也不是凿孔之论，李清照为此而“多少事欲说还休”，对她词的成就并无任何负面影响，相反，倒更强化了其词含蓄而婉约的风格。⑨李一氓:《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8
  • 南戏的发展走向与流播特征赵兴勤*南戏因产生于东南沿海一带，由其特定的生长环境、地域文化所决定，“与元杂剧不尽相同”，“有它的特定的规格”。①它的剧作体制、角色设计、情节铺展、人物描写、场上搬演、乐曲运用等,均带有较为鲜明的自身特色。对此,不少论者多有述及，此不赘述。但有一点是应该指出的，元代早期杂剧，由于受四折一楔子特殊体制的限定，不容许情节的恣意铺排，故一般人戏较快。如关汉卿《窦娥冤》，在“楔子”中就叙述了窦天章穷困落魄，因无钱偿还债务，且无力筹措进京求取功名之盘缠，不得巳将年幼女儿送往蔡家作童养媳，直接揭示了悲剧>生的内在因素。纪君祥《赵氏孤儿》则人戏更快,于“楔子”中交代托孤的复杂政治原因，由此引发救孤、议孤、搜孤、说孤诸相关情节，使得剧情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而南戏则不然，情节的铺叙较为舒缓，冲突的揭示也迟后许多，且穿插进许多与剧作中心意旨关联不大的情节，诸如庆寿、游赏或调笑之类的内容。但在“细致而准确地刻划剧中人物情感发展的层次,上，自有其独到之处。这一剧作外在形态的差异，盖与作品产生的地理环境、密集的商业市埠、接受者的情趣与审美追求有关。由于前文对东南沿海的商业经济、经商群体多所论及，此不赘述。这里,仅就该处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素养之关系，略加表述。温州一带，气候湿润，山明水秀，风光幽美，正所谓“杏花春雨江南”，涵养出人们细腻、温婉的性格特征,对生活的体悟细密、周到，表现在戏剧创作上，便是慢条斯理的情节铺排，且有时是以双线或多线推动情节发展。如同南方人坐在静雅的茶馆里，手持蛋壳大小的茶盅，一点一滴地细品香茗，是那样从容不迫。而北方气候干燥，冷热悬殊，山势突兀而少树，土地则辽阔而少雨，其俗“刚焊而朴*赵兴勤: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早期戏曲生成史论》（项目批准号:11FZW004);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①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上册，中国戏剧出版社，丨980年，第249页。②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上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第252页。
  • 直”③，“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④。性情质厚，“气勇尚义,号为强忮”⑤。正所谓“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⑥，故而，歌谣豪宕，高视一世。所把握的乃生活之大节，对枝节末叶，常来不及品味，即使同为喝茶，也往往是两手端起大碗，一饮而尽，喝酒吃肉均与此相类。行事线条明朗，不拖泥带水。表现在戏曲情节的结构上，则是不作迂回，单刀直人，逼近主题，情节多单线发展。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指出，艺术作品的风格，往往与作品产生年代的时代精神、周围环境、社会情势之类精神气候有关，“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⑦。用在这里，同样可以说明问题。而且，南戏在表演与传播方面，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一、开拓文化市场的自觉意识和丰富多变的艺术市场运作手段南戏在演唱方面多种形式的运用，盖与其生存环境有关。民间能歌，由来已久。据《太平广记》卷二五七《嘲诮五•封舜卿》谓：朱梁封舜卿文词特异，才地兼优，恃其聪俊，率多轻薄。梁祖使聘于蜀，时岐梁眦睚，关路不通，遂泝汉江而上，路出全州。土人全宗朝为帅，封至州，宗朝致筵于公署。封素轻其山州，多所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执学索令，曰：“麦秀两歧。”伶人愕然相顾，未尝闻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摆头曰：“不可。”又曰：“麦秀两歧。”复无以措手3主人耻而复恶，杖其乐将。停盏移时，逡巡。盏在手，又曰：“麦秀两歧。”既不获之，呼伶人前曰：“汝虽是山民，亦合闻大朝音律乎？”全人大以为耻3次至汉中，伶人已知全州事，忧之。及饮会，又曰“麦秀两歧”，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应。有乐将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乐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讫席不易之。其乐工白帅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尝有之。请写谱一本，急递入蜀，具言经过二州事。”洎封至蜀，置设，弄参军后，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缢缕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合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不喜人闻。封③《宋史》卷八六《地理二》，《二十五史》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467页。④《宋史》卷八七《地理三》，《二十五史》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473页。⑤《宋史》卷八六《地理二》，《二十五史》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466页。⑥赵翼:《瓯北诗话》卷八《元遗山诗》，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67页。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84页。
  • 顾之，面如土色，卒无一词。慚恨而返，乃复命，历梁汉安康等道，不敢更言两歧字。蜀人嗜之。⑧听一遍即能演奏于指下，足见乐工演技之高。且迅速传人蜀中，以至“十辈贫儿”当场表演，歌声凄楚动人，足见“新声”传播之快捷。史载,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⑨。京都妓所作《撷芳词》（又名《摘红英》),因“所添字又皆鄙俚”，流播甚广，“蜀中传此词竞唱之”。⑩所传《孤雁儿》，至元尚有“驿夫夜唱”，《韵令》“市井竞唱”。■就温州一带而言，也歌舞甚盛，且不说清明之时的“画船箫鼓”、元夕灯会的“竹马儿童兢笑讴”■、二、三月间的“家家齐唱太平歌”就说那“惯迎潮”的“公婆船”（即夫妻船）■，“小舟时泛，知菱歌游戏”■,更何况还有那“随意唱山歌”■的蛮腔野调？早期南戏剧作中常用曲调【林里鸡】、【石榴花】、【转山子】、【桃李争放】、【台州歌】、【卖花声】、【五方神】、【淘金令】等，很可能其中就有一些是来自民间的山歌野调。另外,南戏剧作还不失时机地加大艺术信息量,借助不同的方式张扬自我，尽力拓展南戏艺术走向市场的路径。如《张协状元》开头，就将本艺术团体“苦会插科使砌，何吝搽灰抹土”的看家本领，自许为“别是一家风”。■家风，乃家族的传统风尚，这里用作表演伎艺的师徒传承，与下文的“酬酢词源诨砌，听谈论四座皆惊”，“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相呼应,对所业充满耿耿自信，殊为难能可贵。这篇充满激情的广告词,借开场之副末出之，与故事之搬演连成一体，设想之巧妙、表白之大胆、用意之良苦，可以想见。同时，这里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当时的浙东一带,演出团体肯定非止一家,既有较早占领该处文化市场的“汝辈”，又有跃跃欲试、“自逞虚名”的“后学”，说不定活跃在京师的绯绿社也会时而光顾。正是在戏曲艺术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演出团体为了生存与发展，才大张己帜、口出大言，要开创“别样门庭”、“占断东瓯盛事”。所以，这既是一种强化场上效果的有效宣传手段,又可视为为戏曲演出之活跃给作品外在形态⑧中华书局，1961年，第2004页。按: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五亦载其事，情节略有不同，文字亦稍减。⑨《宋史》卷一四二《乐十七》，《二十五史》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611页。⑩杨堤:《古今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6页。■参看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版，第81页：■方鼎瑞:《温州竹枝词》，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46页：■戴文儁:《瓯江竹枝词》，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54页。■钺文儁:《瓯江竹枝词》,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同》（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56页。■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74页。■戴文儁:《瓯江竹枝词》，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55页。■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页。■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2页。
  • 打下的烙印。正因为处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文化环境中,南戏艺术才会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地审视自我,吸收各类有益艺术因子,进而完善自身，及时调整表演手段、扩大传播信息量，靠实力来占领艺术市场。同样,《宦门子弟错立身》也给我们提供了相似的信息。如第五齣，完颜寿马瞒了父亲，唤东平散乐王金榜来府中书院演唱，让她逐一叙出“时兴的传奇”。“粧孤扮末诸般会”的王金榜，借【排歌】、【那吒令】、【鹊踏枝】等曲文,一口气道出《王魁》、《孟姜女》、《薛云卿》、《郭华》、《栾城驿》、《卓文君》、《临江驿》、《周孛太尉》、《崔护觅水》、《秋胡戏妻》、《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马践杨妃》、《西厢记》、《杀狗劝夫壻》、《京娘四不知》、《张协》、《乐昌公主》、《墙头马上》、《锦香亭》、《洪和尚》、《风雪破窑记》、《杨实锦香囊》、《赵氏孤儿》、《雷轰荐福碑》、《刘先主跳檀溪》、《丙吉教子》、《老莱子》、《陈州粜米》、《孟母三移》诸剧，凡二十九种。■第十二齣，叙完颜寿马追求王金榜，欲投身戏班，班主问他:“你会甚杂剧?”他则说出《硃砂担浮沤记》、《关大王单刀会》、《管宁割席》、《相府院》、《三夺槊》、《陈驴儿风雪包待制》、《柳成错背妻》、《伊尹扶汤》、《螺蛳末泥》等九种杂剧及《四不知》、《双斗医》、《风流浪子两相宜》、《打得底》、《马明王村》、《搬运太湖石》等院本名目。®剧名由剧中戏曲艺人或追随者之口道出，较为切合人物身份。将戏曲艺人作为主脚而敷衍故事，且让其在婚姻方面有一个美满结局，又令戏者说戏，此剧为首创。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第三十九下”称“今南戏繁多，不可胜计。旧有集诸戏名目为曲者”■，殆指此类。戏者说戏，一直影响至当今剧坛。京剧、梆子戏中的《十八扯》，即是其例。从另一层面来看,戏者谈戏固然切合其特定身份,但也不一定非要连篇累牍地报出那么多戏目。其间，不能排除借剧中人物之口，以向接受群体广而告之的深层用意。因为，在艺术团体竞相搬演、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各家均想拔个头筹,缺乏底气当然难以做到。通过剧中主要脚色之口，盘一盘家底，加大传播的信息量，展示一下本团体的实力，令接受群体在不知不觉中认可，以满足各类欣赏者的需求，争得更多演出机会,的确是明智之举。这与《张协状元》开场副末的广告词相比，显然又圆熟、自然许多。艺术市场运作手段的演化递变，也由此得窥。二、以诙谐调笑强化演出效果，以积极实践扩大传播受众面早期南戏作品，在表演艺术上，经常呈现出滑稽调笑的一面。尽管这类节■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231—232页。■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244页。■《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69页。
  • 目有时会冲淡剧情，对剧作结构的严谨性有所损伤,但剧作家却毫不惮烦、乐意为之。如《张协状元》第二齣,众赴考举子的插科打诨：(生）嗳！休讶男儿未际时，困龙必有到天期。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小子乱谈。（末）嗳！（净）尊兄也嗳。（末）可知，是件人之所欲。嗳，这嗳却与贪字不同。嗳！（净）又嗳。（末）也得。诗书未必困男儿，饱学应须折桂枝。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小子乱谈。(净）尊兄开谈了。（末）乱道。（净）尊兄也开谈了。（生）乱道。（净）小子正是潭，正是潭。（末）到来这里打杖鼓。（净）喽！（末）吃得多少，便饱了。（净）昨夜灯前正读书。（末）奇哉！（净）读书直读到鸡鸣。（末）一夜睡不着。（净）外面啰唣。（末）莫是报捷来？（净）不是。外面啰唣开门看。(末）见甚底？（净）老鼠拖个驮猫儿。（末）只见猫儿拖老鼠。（净）老鼠拖猫儿。（三合）（末争）（净笑）韵脚难押，胡乱便了。（末）杜工部后代。(生）尊兄高经？（净）小子诗赋（末）默记得一部《韵略》。（净）《韵略》有甚难，一东，二冬。（末）三和四？（净）三文酱，四文葱。（末）那得是市卖帐?■因感叹词“嗳”，音同爱欲之“爱”，才引出“末”的“人之所欲”之语。“乱谈”，说自身是自谦，说别人是贬讥，而力证别人是乱谈，显然是出于无知。“谈”与“潭”谐音，“潭”之连用，因方言之故，其声似敲鼓声，故有“到来这里打杖鼓”之语，喜剧效果由此而生。以至后来，将《礼部韵略》中的“三钟，四江”，说成是“三文酱，四文葱”的市井买卖帐，均意在嘲笑举子的不学无术而假装斯文,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后面又叙及梦见猛虎之事：（末）如何？（净）若与子路同行，一拳一踢。（打末着介）（末）我却不是大虫，你也不是子路。■其他如，第四齣，请算命先生圆梦；第五齣，张协辞家时，净（母）、丑（妹）、外（父）的调侃;第七齣，行路客商的误打;第八齣，客商与劫货强人的互嘲；第十一齣，净（李土婆）、末（李大公）、丑（呆子小二）的插科打诨;第十三齣，小二对王贫女的挑逗、厮闹;第二十一齣，丑（王德用）与末（堂后官）的逗趣；第二十四齣，丑（顽皮举子）、净（店主婆）的互相责斥、厮打;第二十八齣，买登科记时，净、丑的争吵;第四十八齣，净（柳屯田）、丑（王德用）论球时的“相踢倒介”、“净踢丑”，净（谭节使）与丑（王德用）述及沿途风物时的“相踢倒介”。《宦门子弟错立身》第二齣老都管的韵白诨话、第五齣完颜寿马与王金榜的歇后语口白等,都带有很强的借风生浪、恣意取笑的况味，且有些插科打诨，与主干情节并无多少关系，似直■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4页。■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4页。
  • 接由宋金调笑剧移入。另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存最早的南戏作品《张协状元》，所穿插的闹剧特多，据不完全统计，当在十五处上下，而后出《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二种,此类情况则减少许多。前者填塞进许多“整段整段的宋杂剧、诸宫调”，是“带着浓厚的拼凑痕迹的”。■当然，之所以会如此，一与戏曲演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由说唱艺术到表演艺术的蜕变）有关，一与尚未十分成熟的艺术市场的审美追求有关。戏曲乃是搬演于场上的艺术，是“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由其特殊的艺术形式所限定，必须在“机趣”二字上下工夫。机者，即剧作之精神;趣者，乃剧作之风致,故应“以板腐为戒”，在内容上力求活泼、通脱、诙谐幽默,靠种种艺术手段,将从生活中提炼、浓缩的情感，转化为可见、可听、可赏的艺术表现，从而达到与受众情感的沟通与交流。同时，还应指出，受众的走向歌场，多是奔着寻乐子来的，由其特定的经济条件、文化素养所决定，他们对雅文化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而对能博人一笑的俗文化往往情有独钟,更多关注的是戏曲表演上的滑稽一面，正所谓“市民的要求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多的娱乐”■。中国戏曲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北宋汴梁，各类杂耍、杂剧、伎艺，常搬演于瓦肆勾栏，“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每逢春日，倾城出动，纵情游赏，“举目则鞦韆巧笑，触处则蹴鞠疎狂”“或军营放停乐人，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南宋临安，亦人烟辏集，唱词白话、打令商谜、弄水使拳、架鹞子、调鹁鸽、斗鹌鹑、斗鸡等,均成为市井细民取乐的伎艺。■即使杂剧的搬演,也“务在滑稽”■，以取悦于人。据载,市南有不逞者三人，为搬演杂剧者。“以谑丐钱”，常作场于交通要冲、闹市，或官府听讼之旁、迎神之所。“画为场，资旁观者笑之。自一钱以上皆取焉”，“其所仿效者、讥切者,语言之乖异者、巾帻之诡异者、步趋之伛偻者、兀者、跛者，其所为戏之所，人识而众笑之”。有位刘先生受某道人养生之教，弃儒而卖药,以养活妻子，闭门不交人事，因年迈，“肩高于顶，颐隐于跻”，貌特异而寡■张庚:《戏曲艺术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第16页。■李渔:《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词采第二•忌填塞》，《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8页。■张庚:《旧戏中的海派》，转引自王文章主编《张庚学术研究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62页。■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中华书局，2006年，第462页。■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中华书局，2006年，第613页。■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诸色杂卖》，中华书局，2006年，第373页。■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闲人》，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妓乐》，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13页。
  • 于言。少年学其状并效其卖药声，“以资市人之笑乐”，■且乘醉诟侮刘翁。刘不堪辱，申斥之。京师孔三传,曾以诸宫调说唱“传奇灵怪”，“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正是人们这种欣赏情趣乃至宋金说唱伎艺风格的长期浸淫,才促成了南戏剧本长于调笑、逞乐的外在特征。宋时两京市井细民的欣赏情趣如此，宋金杂剧又继承参军戏之风格，以滑稽调笑见长。东南沿海居民无论是海上作业、长途货运，还是居家种田、临街业贾，都曾一次又一次经受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的威胁，有过起落无常、风波多险的沉痛记忆，闲暇之时,也希冀在戏场寻找一点快乐。这各种复杂的社会的、戏剧发展内部的因素，对南戏艺术风格的形成，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南戏在发展之初，是很注意向各类相关伎艺学习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任何一类文学艺术,都是在其他相邻艺术的滋养下逐渐成熟起来的。宋词如此精致，然在其源头的隋、唐曲子辞阶段，仍多粗疏之作。南戏在形成的过程中.善于以其他艺术形式的长处，来充实、丰富自身，虽说态度值得肯定，但在学习方法上却不能说没有问题，最初所采取的乃是“拿来主义”，即将对方的艺术材料生吞活剥、食而不化，以致造成情节上的脱节、结构上的松散。《张协状元》便是典型的一例。当然，我们对古人也不能过于苛求，当她走出蹒跚学步时段之后，后天的修习和艰苦的实践，毕竟仍能形成自身婀娜多姿的风貌。《琵琶记》、《拜月亭》、《荆钗记》、《牧羊记》的纷纷出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后出之剧作，虽说时而有调笑，但往往紧扣剧情的推延而设置，成了情节转换的关键所在，不是故弄玄虚、生拉硬扯，为搞笑而搞笑。如《琵琶记》中，里正与社长的调侃、偷儿的夺粮，都反衬出赵五娘生计的艰辛。《荆钗记》中孙汝权的偷改家书，将钱玉莲推人苦海。此类插科打诨，都成了情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熟期的南戏剧作情节的提炼与舞台的净化，使其声誉大为提高,审美追求的雅致化，也涵养出接受群体品鉴能力的提升。人称，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无论其参与者是个人、群体还是组织—都必然是一种通过信息的接受和反馈而展开的社会互动行为”。■南戏的传播何尝不是如此,也正是在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双向互动中，它逐渐走向了成熟，扩大了自身的影响。还有，以贴近地域文化、贴近大众的态势,基本实现场上歌舞与台下民众的对接,使南戏传播具有了普遍的意义。王国维称:“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在这个意义上说，古典戏曲作为一项综合艺■周南:《山房集》卷四《刘先生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吴自牧:《梦梁录》卷二〇《妓乐》，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14页。■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 术，它既是场上的表演艺术，又是语言艺术。当然，后世之哑剧，所运用的乃是肢体语言,则不在本论述之列。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舞台上人物的语言，无疑是承载剧作所蕴含思想内容的重要传播符号之一。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把握环境，从中汲取价值和意义的重要工具”，“人是通过学习和掌握语言而成为社会人的”，《但“语言不能只承担一般的实用任务—传递信息，它要透过信息打动人心，唤起同感”■，用语言这一符码，构建起色彩炫丽、丰富多姿的艺术世界，使之具备“审美的感染功能”。而戏曲语言，因是运用于场上，故而，它不仅需要具备通常意义上的准确、简练、生动诸品质,还应贴近一般接受者的语言习惯，注意音节的组合、节奏的鲜明、语句的顺畅、用词的通俗,表达起来顺口悦耳,具有较强的可感知性。如《张协状元》：(旦出唱）【山坡里羊】知它你是及第？知它你是不第？知它在上国？知它归来未？镇使奴终日泪暗垂。莫非不第了羞归乡里？又恐嫌奴贫穷恁地。别也别来断信息，断信息。（第三十齣）■(旦出唱）【过绿裥踢】心肠变，投京汴。没盘缠我把头发剪，伊去赴魁选。绝音书，将奴要抛闪。到京华，何曾见伊面。叫门子特骨恁薄贱，到如今依旧把奴斩。我命乖，你情浅。臂镇疾，每衔冤，朝夕泪偷搵。（第四十三齣）■这两支曲子均为女主角所唱，前一支曲是在丈夫张协进京应试不归、音讯皆无的情况下所唱，曲文连用五、六个问句，写出了贫女刻骨思念丈夫之际的种种悬想，反映了她内在心理的急骤变化和感情波澜，还透露出面对现实的无助、无奈。后一支曲子则诉说被负心男子所抛弃的悲愤与凄痛，自己尽管在助夫成名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没盘缠我把头发剪”。然而，换来的却是“恁薄贱”、“依旧把奴斩”。而有着如此遭际的下层女子,尽管“衔冤”负屈，但却无能为力，一泄悲愤，却只能“朝夕泪偷搵”，愈发可看出女子命运的可悲。曲文全用口语写出，不作修饰，不作装点，却声声血泪、真切感人，表现出浓郁的民间文学特色。至于宾白，则更加口语化。如第四十一齣，叙王贫女邀李大婆采茶：(旦）奴家缉麻才罢，采桑稍闲，不免唤过大婆，厮伴去采茶。（叫）婆婆。（净在戏房内应）谁谁？（旦）相伴去采茶。（净上）张小娘子，我忙！我忙！（旦）甚底忙？（净）我扎脚忙。（旦）扎脚片时间，奴家相等。（净）你先去,我吃饭了来。（旦）婆婆，早来采取社前春^(净）昨曰婆婆采一■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4页。■白春仁:《文学修辞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0—41页。■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47页。■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86页。
  • 斤。（旦）有客莫叫容易点。（合）点茶须是喫茶人。■贫女被张协用剑砍伤,跌入深坑：(白）老鸦未着裩袴,被着张小娘子来叫，厮伴去采茶。且不知它在那里去？（叫）张小娘子！（旦）婆婆相救！（净）你在那里？（旦）奴家跌在深坑里。（净看、有介）苦！苦！我老人怎奈何得你？公公快来！喂！（末出）人平不语，水平不流。婆婆，你则甚底？（净）亚公，张小娘子跌在深坑里。（末）甚么坑里？（净）在都坑里」（末）好惹一场臭！我与你扶它起来。■所用虽为老百姓口头语，但表情达意却简截明了，恰到好处,且又富有节奏感，琅琅上口，又不失诙谐之趣，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王金榜、老都管，《小孙屠》里孙必贵，《琵琶记》中赵五娘、张广才等人物之宾白，都较有特色。《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破窑居止”中夫妻对白，亦写得妙趣横生。这里的对白，虽时而用诗句，但比较切合具有良好文学修养的大家闺秀身份，且诗又纯用口语，明白易晓，毫无酸腐之气。刘千金自幼生活于豪华相府，对锦围玉裹的生活习以为常,她从来没想到世间还有人在破瓦窑栖身，且自幼娇生惯养，不懂得世间还有许多说话禁忌，正因为对环境的陌生，对风俗习尚的隔膜，才引出了不少令人忍俊不禁的反常言行，进而构成了颇具生活色彩的戏剧性。在这里，吕蒙正身处逆境的豁达、乐观、自信，刘千金希望与失望并存、痛苦与幸福交织、怅惘与委屈相融的复杂心理，均得到生动展示。以诗联缀上下情节，剖示人物心理,在北杂剧中不多见。但在宋元话本中却是时常运用的表现方法，即使流播于民间的传说故事，也保留了这一叙事特色。这恰说明宋元南戏与民间文学的血脉相连。三、信息转化与戏曲传播的快捷南戏的贴近民生，主要表现在选材上。它常常将§"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写人戏剧,敢于干预生活，有意识地揭露恶势力的丑恶。如周密《癸辛杂识》载,元初’温州乐清县恶僧祖杰，仗恃权势，欺压良善，霸占美女，因舆论哗然，不得已令俞姓子娶之为妻，然仍暗中往来，时寻旧盟。俞生不堪邻人嘲诮，携妻避走他乡。祖杰闻知大怒，伐其坟木以寻衅。俞多次讼于官，均受杖责、折辱，并被杰诬以私藏军器。俞百计不得白，欲赴京申诉,遭祖杰所遣悍仆拦截，举家均被沉■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77页。■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丨979年.第丨78页。
  • 于水,为僧者亦未能幸免，且刳妇女之孕以观男女。此情上达，官吏受其贿赂，故意拖延不予受理。旁观者不平，唯恐恶僧漏网，遂撰为戏文以传播其事。因众言难掩，有司遂将杰毙之于狱。这一著名的《祖杰戏文》，应是戏曲发展至成熟阶段以来，最早的一部时事剧。可知植根于民间的南戏，的确是继承了宋杂剧“借故事表演而讽刺时政”■的传统，说明在其早期,就充溢着关注民生、敢于向恶势力挑战的勇气。百姓在遭受屈辱、迫害而求诉无门之时，借助戏文的力量、舆论的压力，将手眼通天的恶霸绳之以法，使百姓冤仇得报。这当然是大快人心之事。它还将婚姻、亲情等人们关注的热点写人剧作。南宋时，“《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一仓官诸妾见之，至于群奔”。■在人们对自由生活的期待与向往上，南戏竟有如此大的鼓动性，难怪其在东南沿海一带有着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封建时代,优伶历来是备受歧视的弱势群体。民间子弟习学散乐、教唱杂戏、演唱词话,均严禁之。南宋陈淳在《上傅寺丞论徭戏》一文中，曾说:“常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徭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图数十辈，共相唱率,号曰‘戏头’，逐家裒敛钱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在在，滋炽其名，若曰‘戏乐’，其实所关利害甚大。”■并请求严禁演戏,于此可见一斑。而在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中，艺人却将自身写入剧中，既写流动演出“冲州又撞府”、“登山渡水”的“路途劳顿”，“向村庄上借宿安此生”的无奈，又叙及对自身价值的理解与对爱情的追求。而且，作为宦门子弟完颜寿马，为了追求爱情,宁愿放弃功名,跟着戏班“背杖鼓”、“提行头”，“求衣觅食”而无怨无悔。而妙龄女伶王金榜，面对豪门子弟的热烈追捧，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且看第五齣所写，她初次与寿马正式见面时的一段对话：(相见介）（生白）你一似萧何不赴宴，你好难请。（旦）害瞎的去寻羊，小哥，你好难得见。（净）悲秋生在脊梁上，你好难入。（生）小姐，两曰不见你。（旦）我要来你处，又怕相公知道。（生）我瞒了相公，教它来请你，来书院中说些话。■王金榜是显得那么理智、清醒,因为她对婚姻价值的理解,更看重的是不离不弃之真情，而非对方的财势，显示出不妄自菲薄的气度。而元杂剧《诸宫调风月紫■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六《戏文诲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6页。⑭《北溪大全集》卷四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231页。
  • 云亭》所写,为诸宫调女艺人与书生的真情相恋，“路歧人生死心难忘”®，与《宦门子弟错立身》题材相类。然而,该剧中女主角所抒发的多为身世的感叹与面对处境的无奈，气格显得不如本剧高朗。当然,这与伶人特定的生存环境有关^元初，“北人酷爱江南技艺之人，呼曰巧儿。其价甚贵，至于妇人，贵重尤甚,每一人易银二三百两。尤爱童男童女。处处有人市，价分数等，皆南士女也。父母贪利，货于贩夫,辗转贸易，至有易数十主者。北人得之，虑其遁逃，或以药哑其口，以火珞其足，驱役若禽兽然，故特禁之”■。对业伎艺者束缚之严酷，由此可见。相比较而言，宋代则较宽松，且有艺人被召人内廷供奉者。《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诸书，设有“京瓦伎艺”、“诸色伎艺人”或“百戏伎艺”等栏目，专门载述当时各类伎艺。仅《武林旧事》所载临安之瓦肆,就有十余处，“外又有勾栏甚多，北瓦内勾栏十三座最盛。或有路岐，不人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外地来临安作伎艺表演者也很多，“福建鲍老一社,有三百余人;川鲍老亦有一百余人”■。每当庆赏元宵，各类表演班社聚集于此，“或有千余人者”■。可见，以表演各类伎艺为谋生手段的人，在当时已形成气候,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或道德诉求。《宦门子弟错立身》的出现,则是这一现实存在的反映。而且,艺人，是下层社会中很有代表性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若搬演于场上，很容易唤起普通观众的共鸣，何况所演的乃是官宦子弟与女伶的爱情纠葛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呢？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戏曲艺人的社会地位，并进而扩大了南戏的影响力。另外，就是商人阶层中人物，也时而出现于戏文搬演之场上。《小孙屠》中孙必贵’“为人聪惠，性气刚强,只要提刀弄斧”，“在这街坊市上，屠宰为生”，做个屠户。为盘活生意，“投乡外几个相识行”，■开辟经销渠道。《张协状元》叙及“挑贩客家”，行商自称“小客肩挑五十秤,背负五十斤。通得诸路乡谈，辨得川广行货。冲烟披雾，不辞千里之迢遥;带雨冒风，何惜此身之跋涉。欲经过五矶山上，小客独自不敢向前,等待官程”■。第十一齣，李大婆自称有钱，说我如何没钱？我前日卖一个猪，又卖三只鸡,又卖八斤芋,一篮大荸荠”■,是叙述的农产品交易。第二十四齣,行客（末扮）所说:“尊兄，你看茶坊济楚，左壁厢角■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561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元纪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68页。■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市>,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118页。■《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2页。■《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1页。■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271页。■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42页。■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62页。
  • 奴鸳鸯楼，右壁厢散妓花柳市。此处安泊，尽自不妨”@，是对闹市商铺及歌楼、酒馆排列方位的描述，反映出城市商业的繁盛。第四十齣，张协雇脚夫，脚夫与之讨价还价,索取食钱、酒钱、草鞋钱、过山钱、犒劳钱，■则是商业经营意识对戏剧情节的渗透。《薛云卿鬼作媒》中“因贸易，别亲离室到京畿。时遭颠沛,忽逢强贼掳取山上去，险些一命丧泉世”■，则是对经商历经艰险的描绘。而且，《张协状元》一剧，还时而借剧中人物之口点明，“屋里有钱，屋外有田，屋后有园，屋傍有船”■，生活于五矶山中，何来船只？分明在暗示所描写的乃温州一带特有的生活环境，以唤起接受者的关注。如此等等，均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商贸活动。商人历来被视作四民之末，这里却若隐若现活跃于南戏舞台，正与温州一带经贸活动繁荣、从事买卖或手工伎艺人数增多有关。“明、越、温、台海鲜鱼蟹鮝腊等货”■，往往集聚杭州，然后向外地发卖。外地商贾，也常常到“台、温、泉、福买卖”■。“航船鱼舟钓艇之类，每日往返，曾无虚日”■。伶人将与商贸活动有关之事搬上舞台，无疑会给以商贾为主体的市民阶层观众以视觉上的冲击，有利于戏曲传播的拓展。在宋元南戏发展早期，由于水上交通的便利，沿海一带人们为贸迁或纳贡，往往北上汴京或淮南一带，汴纲船只亦时而出江，以补江外船只运输力量之不足:，为南北信息的沟通与交流，起到主要作用。为保护承运货物的安全，“汴船多佣丁夫，每船卒不过一二人”■，后“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吒风水沉没以灭迹，官物陷折”■，擅贸易官物者,不乏其人。有司不得不“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互相检察”■,以纠其弊。看来，承运租赋之船只，还是役吏牟利之所在，小小船帮，俨然是浓缩多种人情世态的小社会。当然，押运船只的一般兵卒主粮吏卒取其口食”，致使其“蓝缕枯瘠”，苦不堪言。史书称：“汴河挽舟卒多饥冻”，■恰反映的这一现状。至冬，内陆河冰封,“舟卒亦还营，至春复集，名曰放冻，卒得番休”■这类江湖漂泊的夫役兵丁，在与各层次人们打交道的■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23页。■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丨979年，第173页。■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247页。■《张协状元》第十一齣,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62页。■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85—186页。■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二《河舟》，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二十五史》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722页。■《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二十五史》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723页。■《宋史》卷一t五《食货上三》，《二十五史》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723页。■《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二十五史》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722页。■《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二十五史》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722页。
  • 过程中，积累下丰富的生活经验，有了很多饱经沧桑后的人生感悟，应当是各种信息传播交流的主要群体之一,往往在承运货物的同时，也在述说着他们见闻所得的怪异之事。尤其是“番休”之际,正是他们释放各类情感、传播奇妙见闻的最佳时机。南戏搬演的种种变态发迹故事，似乎潜藏着他们对未来人生的憧憬与希冀。还有赶考举子，也时常为求取功名而南北奔波。《西湖老人繁胜录》曾记载，（遇补年）“天下待补进士，都到京赴试。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都城万物皆可为信”,(混补年）“诸路士人比之寻常十倍，有十万人纳卷，则三贡院驻著。诸多士子权借仙林寺、明庆寺、千顷寺、净住寺、昭庆寺、报恩寺、元真观。太学、武学、国子监、皆为贡院，分经入试。每士到京，须带一仆;十万人试，则有十万人仆，计二十万人，都在都州北权歇”。■如此看来，举子固然以赴考为主业,同时,也并没忘记买卖的经营，即使考不取功名，也落得个以货易货、满载而归，足见商业经营意识对书生行为方式的影响。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举子，因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故而很可能成为各地信息的传播者与各种新闻的炮制者。无论考中与否,他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这一双重角色。考试过后,听听新闻，发发感慨，既可减轻因考试而诱发的精神压力，又可由故事新奇而带来的强烈刺激使备受压抑的心灵感到快慰。南戏中所描写的落第举子的备受奚落与羞辱以及一朝成名后所拥有的高官美妻，恰是其生活状态与人生理想不同层面的折射。人口流动量的加大，自然对信息的沟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此,发生在数千里之外的北方刘知远故事，却为地处东南沿海的永嘉书会才人所乐道。■身处杭州的书会先生，倒乐于传述女真贵族后生与女伶的爱情故事。历史上的著名文人蔡邕，竟被诬为“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且在民间传唱不休，引惹得陆放翁愤然不平，以至有“身后是非谁管得”之叹。《琵琶记》本事之探究，竟然有四种版本。■温州乐清状元王十朋，早年居乡“有文行，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所上对策论朝政切直,且“经学淹通，议论醇正”，“学者争传诵”。在朝屡有建树。“事亲孝,终丧不处内，友爱二弟”。匾其室曰“不欺”，每以诸葛亮、范仲淹、韩琦等名臣自况。“朱熹、张栻雅敬之”。■由此看来，王状元■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9页。■参见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九卷《刘知远白兔记剧目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48页。■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50页。■参见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37页。■《宋史》卷三八七《列传第一百四十六•王十朋》，《二十五史》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515页。
  • 在道德上似乎并无可指摘之处，但在早期南戏剧作中，仍然受到挞伐。场上传播的种种故事，有的是实有其事，如《祖杰戏文》；有的早已改变了形态，而转化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化符号，如王魁、李勉之类，一提名字，便会与“负心”相联系;有的则借历史人物名字，在演绎另外一种故事，早已逸出事实的范畴。张庚曾说任何一个戏，如果一点点生活真实都没有，这个戏是绝对不能成立的。”■某些借古人以说事的剧作，就历史人物而言，所述自然是子虚乌有，就剧作反映的内容而论，又有现实人生的影子。作家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构筑剧情，是因为较容易令接受者在心理上形成真实感、亲切感，乐于观赏。此举虽说有误导之嫌,但却能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有助于传播者与受众情感上的沟通与交流。清人方鼎锐《温州竹枝词》称:“狂呼灵运为山贼,翻认卢循是水仙。俗眼岂能论黑白，童谣'俚谚妄諠传。”并注曰：“温俗民风浮动,善造谣言。”■在这里，著名文学家谢灵运成了山贼。而卢循，乃晋时孙恩妹婿。恩亡，循为余众推为主，攻占东阳，又攻永嘉。刘裕讨伐之。循泛海至番禺，占领广州。后兵败于交州，先鸩妻子十余人，又悉鸩死诸姬妾，投水死。■这一在史书上被斥为“寇”的人物，反而为温州人奉为水仙。他们身份之转换，如同南戏中的王魁、蔡中郎诸人物一样,均超乎常情。然细细想来，也不足为怪。温州一带，商贾云集，人口流动量很大，既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各种信息的传播源。忙碌之余,人们乐于将所得信息讲述给别人听，出于好奇、窥秘之心理，接受者也愿意听，当然无意于求证事情之真伪，还可能在再传播的过程中对故事原型添油加醋，以致使其逐渐脱离了故事的原来形态，转化为情趣迥异的另一故事范本。信息传播的变形、转化，与业贾为主的市民阶层的聚散无常有关。而艺人将此类信息快速整合，搬上歌场，又适应了这一特定地理场域的文化需求。其实，从另一层面看,南戏剧作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改造、变形，并不奇怪。既然浮址先生周行己“属意一妓”，与师道有违，行止有亏，但仍收到当地人们的追捧，奉为典则，立祠以纪念，那么，王状元的被屈解，谢灵运之为山贼，则是再正常不过之事。在剧中，历史人物早已脱离其本体意义的范畴，被异化为一种寄寓情志、理想或道德评判的具有特定价值指向的文化符号。这一内涵的抽换与嫁接,所反映的是市民阶层人物颠覆传统背景下的文化态度。■张庚:《戏曲艺术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第207页。■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42页。■《晋书》卷一〇〇《列传第七十•卢循》，《二十五史》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552页。
  • 淺說三部明清《西遊記》續書黃健威*一、引言小說續書,最廣義的定義是指由一部小說衍生的續衍作品，又或者粗疏的理解為小說的續集。例如施耐庵撰《水滸傳》之後,陳忱便續其故事結尾，寫尙未犠牲的梁山好漢，在其他地方再次聚義，終成《水滸後傳》一書。又如《結水滸全傳》(又名《蕩寇志》)的作者兪萬春，因認為梁山泊的“替天行道”其實是“犯上作亂”，所以便一反原著的起義觀點,從朝廷的角度，接寫金聖嘆版本，從七十一回起，續寫梁山的反賊如何被朝廷誅滅。以上的《水滸後傳》、《蕩寇志》，以及金聖嘆的七十回本，都屬《水滸傳》的續書一一其實小說續書的定義，至今仍未有權威的一槌定音，但本文的目的不在討論何謂小說續書，故不於此贅言。如題所見，本文的重心，在於介紹由《西遊記》衍生而出的三部小說續書,並提出三部小說的懸念，以祈抛碍引玉，望各賢達同考共證。吳承恩《西遊記》成書至今，其續衍作品可謂層出不窮，但在明淸之際，流傳較廣的《西遊記》小說續書，卻只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及《西遊補》三部作品。此三者,合稱“《西遊記》三大續書”，亦是在古代文學中，同樣與原著採用章回型式創作的神魔小說續書。現將三部續書的資料及有待考證之處析述如下：二、《後西遊記》《後西遊記》共四十回,基本上是模仿《西遊記》的格式而成，只是人物姓名不同而已。話說自悟空師徒取經成功之後，花果山又有一天產石猴，名孫履眞，號齊天小聖，在無漏洞中得悟空心傳,與之一般神通,有七十二變化，且承繼了*黃健威:澳門理工學院兼職敎師
  • 當年的金箍棒。小聖仿當年大聖，上天下海大鬧一翻,無人能擋，最終被大聖收拾，臨別更把一金箍兒套在小聖頭上，命之在洞中修心養性。而東土自三藏取經歸來之後，佛廟雖盛，但眾人卻只貪圖來世，把仁義禮樂都看輕了。三藏師徒於天界得知此事後，便叩問如來，怎知如來說道:我這眞經，義理微妙，必得眞解，方會有悟。可惜當初三藏來取經時，未及將眞解傳之，以致東土有眞經卻無眞解,以訛傳訛,漸漸失眞。於是，三藏便領佛命,封了眞經，再尋一人仿傚當年之事,到西天取經。其時唐憲宗在位，卻說東土有一僧人，名大顚，號半偈法師,人稱唐半偈,是韓愈新交好友,願往西天取眞解。半偈念動悟空所敎咒文，小聖便聞聲而至,助之西行。小聖入東海,龍王將當年負河圖出孟河開文字之始的龍馬相贈，而途中，得豬八戒後人豬守拙，賜名豬一戒,又再收沙悟能之徒，名眞沙彌，賜名沙致和，於是唐半偈師徒便同往西天。沿途打妖除魔，劫難踵至，最後終於抵達佛前取得眞解，各人都成正果。結尾是唐半偈回大唐以眞解講眞經，天下終回歸正道。此書的作者是誰？於今參考資料中，多謂《後西遊記》是淸代無名氏所作。①據考，可能是此書作者的候選人，有以下幾種說法：一是指吳承恩之作,理據是吳玉仆《山陽志遺》卷四有“《後西遊記》為射陽先生撰”之語。二是認為是梅子和的作品,根據是淸袁文典的《滇南詩略》卷二有“梅子和《後西遊記》別是一種”的說法。不過，最多人採信的是，《後西遊記》的作者其實就是其評點者“天花才子”。“天花才子”，推斷即是天花藏主人，亦即是嘉慶浙江人徐震，但徐震、天花才子及天花藏主人三者是否同一人，又尙存爭議,未有定案。王旭川於《中國小說續書硏究》②第六章中，拈出《後西遊記》第七回中有提及錦衣衛,第三十五及三十六回亦有“饞牢”、“呵卵胞”等江南方言，故斷定作者是明代江南人士。相信這是對徐震之說最有力的支持。至於《後西遊記》的版本,亦是個複雜的問題，因為此書版本較多。今存最早的應是淸初所刊^《綉像傳奇後西遊記》，不署作者，只寫“天花才子評點”，是“本衙藏版”本,今藏大連圖書館。除此之外，今存版本尙有乾隆金閭書業堂刊本、道光元年貴文堂重刊大字本，以及務本堂藏版本、大文堂藏版本、上海申報館排印本等等，分別藏於中國及日本各地的多間圖書館，另有會元堂藏版本藏於英國博物院。①段春旭,《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續書硏究》，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②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硏究》，學林出版社,2004年，
  • 現於互聯網上有《後西遊記》的電子書，供人免費閱讀，但不標註底本為何。又有臺灣老古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的《後西遊記》（1996年），發行人是南懷瑾，亦不寫所用版本。另一待考之事，就是《後西遊記》的成書年份。《後西遊記》出版的正確年分，至今不能確考。到底成書於明末還是淸初，亦尙待考證,但肯定不晚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根據是劉廷璣(約1654年~?)《在園雜誌》®中已提及此書。又有說《後西遊記》是最早的《西遊記》續書，都是有待硏究的課題。《後西遊記》雖然被譽為《西遊記》三大續書之一,但其實此書是偏於“仿”而多於“續”。先看《後西遊記》的結構，是由大鬧天宫、取經緣起及西行取經三部分組成，此三步曲的布局結構，根本與原著完全一樣，只是“眞經”變“眞解”而已。第二，西行隊伍由一師三徒一馬組成，亦完全是模仿原著的隊形。第三,在人物設定上，兩部小說的人物更可謂完全相同,只是在續書中換了個名號罷了，例如高僧由三藏換半偈，天產石猴由大聖改小聖，嘴饞的豬八戒變了豬守拙,沙和尙則由沙致和代替,更甚的是連白馬也是從東海找來的龍馬，完完全全十足模仿了吳承恩的人物、情節、環境，試問這不是仿作而是什麽？慶幸書中曾出現唐三藏及孫悟空等原著中的人物,而且在時間順序及故事情節上亦承接前書，否則早被反對把仿作列入續書範圍的學者，拒之於小說續書的門外，更遑論位列《西遊記》三大續書之一了。撇開“仿”字不提,《後西遊記》在思想上，其實是一部“反續”之作,因為《後西遊記》中不單贬道嘲佛,而且對原著中所崇敬儒家，都有辛辣的諷刺，一反原著的思想。例如在玉架山的文明大王，是當年孔子所見的麒麟托生,他所用的武器，是當年孔子寫《春秋》時所用之筆。此大王常以筆變槍傷人,又用金壓人，最後孫小聖請得文昌星將其收拾。《後西遊記》此一情節，其實是暗喩那些文閥及統治者常以文筆壓人，以財壓人的社會現象。正如唐半偈眼看小聖被筆壓倒之時，嘆了一句文人之筆,眞可畏也!”一一在《後西遊記》中對儒生的諷刺其實不少，這是在原著中不會找到的。三、《續西遊記》《續西遊記》是明朝末年的作品，共一百回。其特色是從唐僧師徒成功取經之後的回程寫起，在原著中僅有的一難外，加添了許多災厄。話說唐僧師徒來到如來佛前，在將要授經之際，如來問眾人是以何心來取③劉廷璣,《在園雜誌》,中華書局,2005年
  • 經,三藏曰是以“至誠心”取經,八戒本“老實心”，沙僧本“恭敬心”，故都可以取得眞經，但悟空本的是“機變心”，還隨口說了以機變心對付八十八種邪心。如來佛指悟空因有“機變心”，難取眞經。悟空一翻潑罵之後,如來說:“機心生性，只恐自己難脫,又要牽累別人”，而且眞經是普渡有情眾生之善道,棒鈀乃殺生害命之物，兩者不能並持,於是便繳了悟空三人兵器,只給了三根禪杖，作回程挑經之用（因此後來弓I出再下東海及三上靈山尋兵器之情節）。及後如來又恐唐僧回程不易，於是派遣比丘僧到彼、優婆塞靈虛子二人沿途助之東還，共保眞經。唐僧師徒按西來之路東還,各方妖魔或為報前仇，或想吃唐僧，又或因據說眞經能有增福延壽及消災釋禍的妙用,所以眾妖都聞風而至’爭相攔路。悟空等三徒雖有神通法力，但手中卻沒了金箍棒等神兵利器，所以每次遇險都是有心無力地需要靈虛子等佛門弟子相助，始能保住師父及奪回眞經。途上劫難不贅，最終悟空“機變心”漸滅,安抵東土,各證正果，而到彼僧及靈虚子亦回佛前繳旨，功德完滿。《續西遊記》原書不署作者姓名，據考，作者之謎有三種說法:④據淸袁文典的《滇南詩略》，認為此續書是明人蘭茂（字廷秀,號和光道人）的作品。根據是《滇南詩略》指蘭茂此書是“所言乃佛氏要旨，而取世所謂邱翁(按:應指邱處機）《西遊記》所經之事，續其東還所歷，與梅子和《後西遊記》別是一種。”不過，根據孫楷弟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⑤在著錄《後西遊記》時所作的按語引《滇南詩略》卷二《蘭茂傳》的眉批，足證蘭茂此人是洪武三十年生，年八十,即是生活於吳承恩之前的人物，故可肯定蘭茂不是《續西遊記》的作者。至於淸代的毛奇齡在《西河文集》中，謂此續書是季跪的作品。《西河文集》中有一篇《季跪小品制文引》，提到他曾見過季跪，而“至今讀《西遊續記》，猶舌撟然不下也。技之小者，非大匠勿任;文之小者,非巨匠才勿精。”因《西河文集》中所記季跪的性格及著書情形與《續西遊記》相全相符,故後世確信季跪就是《續西遊記》的眞正作者。可惜有關季跪的資料有限,詳細生平尙待考證。最不足信的,是第三種說法:《續西遊記》是吳承恩寫的。此說完全是臆測,毫無實據，不必深究。至於《續西遊記》的版本，亦有最少兩種:一是淸嘉慶十年金鑑堂刊本,封面題為《新編繡像續西遊記》，二是漁古山房刊本，題為《繡像批評續西遊記眞詮》，有同治七年及同治十年兩種。據臺灣建宏出版的《續西遊記》編者考證，④段春旭，《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續書硏究》，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⑤孫楷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幾種本子實際是同一副板子”。今天可在市面買到的版本主要有二，一為繁體，一為簡體。繁體版是臺灣的建宏出版社出版（1995年），由鍾夫、世平標點，以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所藏的金鑑本加以整理而成。簡體版是湖南省岳麓書社出版（2003年），由喩銘、葛洪波校點’同是以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所藏的金鑑堂本為底，但在書首的“出版說明”中註明有“參校他本”，惜沒指明所參為何。繁簡二者最顯著的差異，是繁體版標明作者是季跪，但簡體版卻標“[明]無名氏著”。此外，繁體版保留了眞復居士的序言，以及每一章回末的“總批”，但簡體本則一概刪去。不論版本如何，其實小說内容其實都是相差無幾。不過，《續西遊記》與原著相比,卻主要有三個不同之處，而三者的共通點，就是要宣傳佛敎敎義：一是《續西遊記》中雖然都是妖魔滿途,但當悟空不敵之事，原著的安排往往是去請觀音或天兵來求,而《續西遊記》的安排則是由到彼僧及靈虛子兩位佛門中人幻化成各種人物來相助解困。《續西遊記》的此一安排,明顯可見續作者是要強調佛法無邊，在佛力加持之下，即可消災解厄，竭力宣揚佛敎的殊勝。二是在《續西遊記》中，作者一再強調，妖魔鬼怪原來並不惹人,全因悟空有了“機變心”，心裡想著妖魔,妖魔才會出現，正是“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的道理。第一回開首有詩為證:“機心滅處諸魔滅，靈覺開時道力深”’可見續作者是有意借悟空的思想轉變,一再說明佛敎的敎義。三是原著中三徒滅妖，主要是以武功或法術等“以力取勝”，取經路上被打死打傷者無數，但《續西遊記》中的妖魔數量雖不少於原著，但續作者卻安排每次鬥法之後，都是以說服感化，便妖魔鬼怪接受佛法敎義而改邪歸正作結。續作者這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可說是貫穿了整部《續西遊記》的所有打鬥場面。權舉一例為證:話說當年的火焰山在悟空扇滅之後，已成一片綠林,是妖怪聚集之地。當年被魏徵所斬的涇河老龍，因一靈不散，自號興雲魔王,在此地專候唐僧。惡戰連場不在話下,唐徒四人先後被擒,到彼、靈虛都無法相求，故對白龍馬說:“妖魔乃是你宗支，你若去和魔王說了，此災定消。”於是白龍馬便以龍王太子的身份去見魔王，一番說服及佛理勸導，魔王終放了眾人，而且皈依三藏，頓入佛門,重歸大海云云。若從續書的思想層面分析,《續西遊記》是一部反續的作品，因為原著是通過贬道嘲佛,以達崇儒為目的，而此續書則一反吳承恩對佛敎的態度，改以宣揚佛法為目的，而且極力“修正”悟空的機變心，故說季跪的續法，在思想上是反續法。不過,若從内容的層面分析，此作便活脫脫是順續法的好例子，因為此續作中的人物性格及外貌完全沒變,而故事的時序又是緊接前書。
  • 必須特別提出的一點是，《續西遊記》不論在妖魔背景、地名、人名及事件上，都處處與原著呼應，但値得注意者，是《續西遊記》所呼應的《西遊記》,並不是現今普遍所見的世德堂版本。四、《西遊補》在《西遊記》三大續書中，《西遊補》是作者最確鑿，資料最詳備的一部續書。寫於明崇禎十三年(即1640年）的《西遊補》只有十六回，其所謂補者，是指於原《西遊記》第六十一回火焰山一段之後，插入自撰的續寫情節，自成一書。話說唐僧師徒過火焰山後，一天於牡丹樹下遇一群男女圍唐僧不去，悟空掄棒將其驅散，回頭卻見唐僧等人已在樹下入睡，故便一人化齋去了。話分兩頭,原來此時悟空自己不知,其實已中鯖魚精陷阱而不覺一一鯖魚精是何方神聖？話說天地初開之時，淸者歸上濁者歸下,有一種半淸半濁歸於中，成人類，再有一種大半淸小半濁歸花果山，即化生孫悟空，而另一種大半濁小半淸歸於小月洞，即化生鯖魚精。孫悟空與鯖魚精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只是孫悟空屬正，鯖魚精屬邪。閑話不贅，卻說悟空迷在靑靑世界之中，欲西行竟到了東土,顚三倒四，因故又跌進小月王萬鏡樓中,城内皆是寶鏡’有“過去鏡”“未來鏡”等等，示現過去未來，悟空穿梭鏡中，見項羽、秦檜及西施等人，又見許多怪事，例如見唐三藏變為殺靑將軍，率兵馬出征西戎等’不一而足。如是這，只迷迷糊糊的亂撞，悟空最後實在難忍,便現出當年大鬧天宫的三頭六臂法身,在空中亂打。後得虛空主人點化，喝一聲“悟空不悟空，悟幻不悟幻!”悟空至此方知被鯖魚精所迷，便復歸現世。故事結尾是悟空見鯖魚精竟化人身,唐僧亦新收其為徒，悟空便將其打死。最後唐僧問悟空，你在靑靑世界過了幾日，吾這里如何只有一個時辰?”行者道心迷時不迷。”唐僧道不知心長還是時長?”行者道：“心短是佛,時短是魔。”故事便又重回原著的情節裡去。明崇禎刊本的《西遊補》，標明作者是靜嘯齋主人。査靜嘯齋是董斯張的書齋，斯張亡後，其子董說便以靜嘯齋主人自稱。董說此人,正是《西遊補》的作者。《西遊補》是奇文,其作者亦奇人,一生竟改名換號四次：董說,字若雨，號西庵，自稱鷓鴣生，生於明泰昌元年（1620年），浙江烏程南潯鎭人。幼年拜聞谷大師，皈依門下。九歲父卒,二十歲應考落第,二十一歲著成《西遊補》。二十一歲淸兵入關，董說因國難，改姓林名蹇，字遠游，號南村。約三十歲,投身反淸之事，後皈依南嶽繼起大師，改名玄潛,字俟庵，隱跡佛廟不
  • 見外人。三十七歲，董說終削髮出家,改名南潛，字月函，號補樵、楓巢,此後雲遊四方。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辭世。⑥按孫揩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考，此書版本有四，一是明崇禎刊本，附天目山樵序及《西遊補問答》，二是空靑室刊大字本，附天目山樵序，封面題“三一道人評閱”，三是北新書局排印本，附劉半農所寫的董若雨傳，四是水沫書局排印本，資料不詳。現今可見的《西遊補》繁體字版本有三:世界書局出版的崇禎刊本（影印），新興書局的申報館本，以及河洛出版社的北新本。三本其實大同小異,只是將“猴聖”改“大聖”等，以及各自的錯別字不同而已。至於簡體版，是華夏出版社出版,屬《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百部》叢書系列。此外，網上亦有簡體字的免費電子書提供，都屬明崇績刊本，再校其他版本而成。《西遊補》篇幅小，不如《西遊記》的流行，但其價値,卻已得到不少人的重視，只是名頭不響而已。例如魯迅於《中國小說史略》中稱其“所寓微言,然全書實於譏彈明季世風之意多”，又讚其“間以俳諧，亦常俊絕,殊非同時作手所敢望也。”姑不論其藝術成就，此書卻已被不少學者推為“中國首部意識流小說”⑦。單以續書而論,《西遊補》最堪稱美的,是一部非常成功的插續作品。而《西遊補》的主角鯖魚精，諧音情慾精，董說以此補足原著中欠缺情劫之憾，也是可圈可點的妙筆。從《西遊記》的三大續書中，《續西遊記》的“順續”，《後西遊記》的“仿續”，加上《西遊補》的“插續”，恰恰展現了小說續書的按續方法，確是五彩紛呈，而《西遊記》續書，亦不負西遊之幻，盡現千奇百怪之貌。結語綜觀上文，可見三部小說面世至今已歷數百個年頭,但相關的硏究仍嚴重不足,致使待考之事處處。究其原因，是歷來學者對小說續書的關注極之有限。甚至可說,是因為輕視小說續書的價値，故對此等續衍作品冷眼相待。就以《西遊記》三大續書為例，頂着“三大”的名頭，理應不乏學者硏究，但事實是對三者的考證成果，多只是星散於有關小說續書的論文或書籍之中,始終欠缺系統性的硏究。而且，以小說續書為硏究主題的書籍,合計兩岸四地的⑥詳見傅世怡《西遊補初探》第一章，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⑦趙紅娟，《〈西遊補〉作者董說新證》，載《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
  • 出版，亦不過十部左右。傅世怡的《西遊補初探》，就屬三者之中，唯一針對“三大”而撰寫的獨立硏究專著。在小說續書史上，為一部原著小說的系列續書作評鑑（如《棗窗閑筆》⑧，是已有之事，但為單一部小說續書而出版硏究專著的,傅世怡（1950年）的《西遊補初探》應屬首創。此書共分五章，傅世怡於首章“緖論”中細述了《西遊補》作者的世系及此書的版本,而第二至第四章則為“主題之硏究”、“内容之硏究”及“技巧之硏究”，至於最後的“結論”，則指出了《西遊補》的特色及瑕疵，可說是面面具備硏究成果。傅世怡的硏究方法，是引入現代的西方理論批評我國古代續書，例如在探討主題的時候，便引用了“美國文藝理論家湯麥士•H•郞季爾依小說所強調者分為四類”的說法，將《西遊補》定性為“主題小說”(ThematicStory)。此⑨外，此書另一特別之處，是在書末附印了《西遊補》原著全書内容，供讀者參閱。此舉亦是歷來出版的評論專書所未見之事。可惜，除了傅世怡的這部作品之外,至今仍不見針對《後西遊記》及《續西遊記》的專著出版。如果通過本篇拙作，能刺激各專家學者關注小說續書的硏究，進而發表成果，對待考的問題一一找出答案，則功德一場矣。參考書目1.孫楷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2.李忠昌，《古代小說續書漫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3.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研究》，學林出版社,2004年。4.高玉海，《明清小說續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5.段春旭，《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續書研究》，上海三聨書店，2009年。6.傅世怡，《西遊補初探》，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7.無名氏著，張穎校點，《續西遊記》，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年。8.季跪撰，鍾夫標點，《續西遊記》，建宏出版社，1995年。9.無名氏著,喻銘校點，《續西遊記》，岳麓書社出版，2003年。10.董說，《西遊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1.無名氏著，於植元校點，《後西遊記》，春風文藝出版社，1982年。12.天花才子點評,《後西遊記》，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13.陳忱,《水滸後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⑧裕瑞，《棗窗閑筆》（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⑨傅世怡，《西遊補初探》，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
  • 文學傳統與現代情懷的結合——試論臺灣詩人臺客的詩文集《見震921》曾思藝*一本小小的《見震921》（葡萄園詩刊出版社,2000年版），只包括50首詩歌、10篇散文、幾十幅照片，卻如此沉重,如此令人心潮激蕩！它是詩人臺客冒著危險，五次深入災區實地考察、親身經歷的結晶,是“九二一”大地震觸目驚心的眞實狀態的紀實！這本小小的詩文集,比較充分地體現了文學傳統與現代情懷的結合。中國向有關注社會現實、反映民間疾苦的優良文學傳統。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奠定了這一優良傳統的堅實基礎,屈原更以《離騷》等愛國愛民的作品為後人樹立了這方面的典範。杜甫“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比皇帝一人一姓的利益還高，始終採取面對現實、關心社會問題的積極態度，以詩忠實紀錄戰火和災荒下人民的悲慘生活，留下了“三吏”、“三別”等不少名篇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類的千古名句，他的詩因而被稱為“詩史”。白居易進而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新樂府序》中主張“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尤為重視“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並創作了一系列反映社會問題、關心民間疾苦的新樂府詩。這樣，中國詩歌關注社會現實、反映民間疾苦的理論主張，在唐代得到了頗為徹底、全面的實現，並達到了創作的高峰，且在此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優良的文學傳統。作為中國文化的傳人，臺客深得我國優良文學傳統的精髓。“九二一”大地震震撼了他的心靈:“自從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整整一個月時間,我的心情就一直陷在大地震的泥淖中,無法平復。每天除了例行的上班工作外,其餘的時間,我唯一能做、想做的事就是一看地震新聞、讀地震報導及實地前往災區勘災憑弔。當然，我也身不由己、義不容辭的拿起我的筆，以最熟悉的詩的手法，*曾思藝: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敎授。
  • 將每天所發生的喜怒哀樂—記錄下來……”(見詩集代自序《難忘九二一》)。詩人那關注現實、反映地震中人生百態的一面被空前激發起來，他像杜甫一樣，以詩記錄了當時所見所聞所想的一切,以致向明先生稱“他在做史官才應做的事”(見詩集序一《災難的見證》),從而使這本《見震九二一》成為關於“九二一”大地震的一部小小的“詩史”，體現了對優良文學傳統的繼承。這本詩集對傳統文學的繼承，主要表現為以“詩史”的方式，眞實而全面地記錄“九二一”大地震發生時的一切，使之成為這場大災難最眞實最鮮明的見證，具體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描繪災情，表現地震對美好家園、自然風景、人文景觀的極大破壞。這類詩主要有《街頭千層派》、《大地長出了痘痘》、《地牛的痕跡》、《中秋月圓》、《遙望九九峰》、《巨人也倒了》、《月老問天》、《站立在斷橋上》、《石猴也哀號》、《感謝老天》、《佛陀的歎息》、《沒有廟宇的石獅》等等。如《地牛的痕跡》就寫了地震觸目驚心地撕毀道路、倒塌房屋、劈走大山、阻斷河流，使千千萬萬個同胞流離失所、傷痛難平：地牛的痕胁一處又一處如此的觸目驚心如此的令人痛惜它撕毀了道路它崩塌了房屋它劈走了大山它阻斷了河流它呀它呀讓千千萬萬個同胞流離失所傷痛難平第二,反映地震給無辜的人們所帶來的巨大災難和精神創傷。這類詩主要有《缺損的左腳掌》、《卑微的願望》、《沉默寡言的孤兒》、《飛鷹折翼》、《那一夜，天搖地在動》、《地震徵候群》等等。如《沉默寡言的孤兒》就通過想念父母和弟弟的孤兒的沉默、孤獨、痛苦以及每個人都心事重重來反映地震給人們帶來的
  • 普遍創傷:沉默寡言的孤兒獨自呆坐在門口他望著來來往往的大人他望著陰晴不定的天空他很想大聲的問他的爸爸媽媽如今可安好他很想大聲的問他唯一的弟弟如今在哪里可是沒有人願意給他答案每個人似乎都心事重重他只能一再保持沉默望著遠方天空烏雲越聚越濃第三,揭露社會中存在的醜惡現象。這類詩主要有《螞蟥》、《沙拉油筒的秘密》。如《螞蟥》一詩，描寫了不肖商人利用地震造成的巨大災難，哄抬物價、囤積商品，甚至劫掠救濟物資的可恥行為:他們“當大災難來臨時”，成群飛舞，四處劫虐，“他們哄抬物價/四處打劫救賑物資”);而《沙拉油筒的秘密》則揭露了某些人在建築大樓的樑柱中偸工減料、以次充好的行為：只有，大災難過後人們才恍然大悟他們吃空的沙拉油筒竟有這麼大的用途。《見震九二一》作為生活在兩個世紀之交的詩人的創作，當然也極富現代情懷。這種現代情懷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弘揚人性。它又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詩人自身所具有的對人的平等的關愛之情。傳統文學中，也有人道情懷，孔子的問人不問馬、白居易的《觀別麥》就是如此。但這種人道情懷，更多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悲憫心理。而現代的人性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主要是
  • 一種平等的關愛之情。臺客的行動及其詩集充分說明瞭這一點。在災後,他不但在金錢方面迅速伸出援助之手，而且五次深入災區，表達慰問，瞭解情況,並試圖“以一支筆,寫下更多災區實況,激起更多人的愛心”。他的詩歌和散文，更是體現了他那深厚的愛心。他為地震帶來的巨大損失而深深痛苦：“屋倒、樓塌、路斷、橋毀、山崩、地裂，大火彌漫中，那一隻隻惶恐伸出待援的手;斷垣殘壁下,那一張張悽惶哀傷的臉孔；父母找不到孩子，丈夫喚不回妻子,甚至一家數口全部落難。啊！那一張張因過度驚恐而嚴重扭曲變形的臉龐，那被壓在萬噸樑柱下猶緊緊相擁的親人;還有還有,黃塵彌漫的中橫靑山道上，有幾多不歸人含恨以終;礫石滾滾的九份二山裏，埋葬著迄今猶無法挖著屍骨的無辜村民……”他更為臺北東星大樓被埋於地底長達130個小時的孫氏兄弟的獲救而深深慶倖（《奇跡》）。其次，歌頌普遍的人道主義精神，讚美危難之中捨己為人的崇高品德。他寫到,地震後世界各國紛紛派遣專業捜救隊抵臺參與救援工作（《來自世界的溫暖》),其中來自墨西哥的“地鼠隊”僅僅在幾年之前’還是地震的受害者，如今，他們“從悲痛中站起”，“伸出友誼之手”，“鑽入深不可測的地底層”，“拯救垂危的生命”(《致地鼠》)。他也寫到，臺灣各界也紛紛伸出救援之手，其中慈濟功德會率先救災（《致慈濟》），而11年前遭火災一家五口葬身火海、自身成為孤兒的許汝君，在地震後更是將當年各界捐助的160餘萬元全部捐出,以救助災民(《火場孤雛的心願》）。在《重量》一詩中,詩人還滿情深情地讚美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以身體護衛妻子、仿佛要以自己的背抗拒住所有重量的一位好丈夫、眞漢子：一斤？百斤？千斤？生命的重量究竟值好多平時，我也不清楚當大災難來時妻啊！讓我們緊緊相擁讓為夫把那萬斤的大樑輕輕挑起，死，我們也不分離第二,保護文物。現代情懷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對歷史的尊重和珍惜,具體表現為對古代文物的重視與保護。這在《見震九二一》中得到了較為明顯的表
  • 現，如《搶救古跡》:搶救古跡搶救一處處國寶大地震後它們纷纷欲倒從幾十年到幾百年它們年紀都比我們老曾經走過歷史的滄桑看過無情歲月的演變它們的存在讓我們更看清上一代不要無情銷毁呀讓它們重新站起來第三,現代反思。這種現代反思,表現為呼籲牢記這次災難所留下的經驗敎訓,加強地震監測，事先做好防患措施，如《十年之後》、《預兆》、《活斷層》，詩人寫這部詩集的主要用意也在於此。在詩集的代自序中他明確指出：“我決定將這五十首詩作,連同我於地震後百日陸續寫出的散文十篇，以及攝影的一些相片，出版一本詩集，取名《見‘震’九二一》，是為了保存一份見證，希望九二一大地震後一個月内所發生的人、事、物，不因時光的流逝,而從我們的記憶裏消褪。甚至幾年幾十年之後，我們的下一代閱讀到這一本詩集，也能從中感受到當年九二一大地震對臺灣造成的危害與震撼，因而有所警惕。”但詩集的現代反思，更主要地表現為環境保護意識，呼籲不要濫墾濫伐，而應與大地共存共榮。這類詩主要有《有感》、《檳榔樹與土石流》。如《有感》呼籲人們尊重大地、愛護大地，不要肆意掠奪，不要竭澤而漁，更不能任意傷害，以免弄得大地奄奄一息，弓丨起大地的報復,用大地震等來懲罰人們：大地是活的請不要欺侮它不要奪取它森林的子女不要挖走它土地的寶貝
  • 大地是法的請儘量尊重它不要任意傷害弄得它奋奋一息大地是活的再鄭重的呼籲火山只是小小警告大地震則是重重懲罰在詩集中,文學傳統與現代情懷是水乳交融的，為了論述方便，本文把它們分別加以闡析。正是文學傳統與現代情懷的有機結合’使這本小小的詩集動人心魄，具有頗高的藝術價値，並將激動後人的心弦。
  • “兒郎偉”命名考蕭旭*1.敦煌寫卷驅攤文、上梁文、障車文有“兒郞偉”的文體,傳世文獻中唐宋以後的上梁文、障車文亦有這種文體①。敦煌寫卷P.4055作“兒郞衛”，“衛”即“偉”借音字。自宋人始，討論“兒郞偉”中“偉”字的用法者，論者夥矣,要之有四說：1-1.宋•樓鑰《跋姜氏上梁文藁》：“上梁文必言兒郞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為唯諾之唯，或以為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敕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懣廝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懣去。’懣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郞偉者，猶言兒郞懣，蓋呼而吿之，此關中方言也。’……或有云‘用相兒郞之偉’者，殆誤矣。”②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20:“兒郞偉，猶言兒郞懣，攻媿嘗辯之。”③明•王世貞《宛委餘編五》：“宋時上梁文有兒郞偉，偉者關中方言‘們’也,其語極俗。”④洪惠疇《明代以前之中國方言考略》：“偉,們也，關中方言。如‘兒郞偉’即‘兒郞們’。”⑤皆是承襲樓鑰說。周紹良亦從樓說⑥。呂叔湘根據樓鑰說,謂“偉”與“們”大概有語源上的關係。*蕭旭:江蘇省靖江市廣播電視臺工作人員。①“兒郞偉”是一種文體,最新的討論可以參看王小盾《從朝鮮半島上梁文看敦煌兒郎偉》，《古典文獻硏究》第11輯,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41頁。②樓鑰《攻媿集》卷72《跋姜氏上梁文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3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第183頁。又收入《四部叢刊》初編。③欒保群等《困學紀聞全校本》，上海書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1頁。④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160《宛委餘編五》，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1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第559頁。⑤洪惠疇《明代以前之中國方言考略》，《學風》第6卷第2期，1936年出版。⑥周紹良《敦煌文學“兒郞偉”並跋h《出土文獻硏究》第1輯，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75-183頁;又收入《紹良文集》,北京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4-1658頁，其中第180頁、第1653頁周氏引“阿瘡”皆誤作“阿疮”。
  • 江藍生申證呂說⑦。二氏所舉的直接證據有二個,一是“兒郞偉”，另一個是《太平廣記》卷260弓丨《嘉話錄》：“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偉龁鄧鄧把將化官職去。”⑧楊挺認為“‘兒郞偉’僅僅是一個呼辭,其原意正如樓鑰所說‘兒郞輩’，即今天的‘小夥子們’”⑨。1.2.元•陶宗儀《說郛》卷17引宋人葉氏《愛日齋叢抄》引樓鑰說,又云:“予記《呂氏春秋•月令》：‘舉大木者前呼與譯,後亦應之。’高誘注為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與霄,注或作邪譯。《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⑩明•方以智《通雅》卷4引方子謙曰：“今人上梁之中稱兒郞偉,即邪虎類也。”■淸•梁玉繩《瞥記》卷6:“余又案《北史•儒林熊安生傳》，宗道暉被鞭,徐呼‘安偉，安偉蓋猶阿瘡也。則兒郞偉者，邪許之聲。抱經先生以為然，嘗著其說於《鍾山札記》。”■淸•盧文弨《鍾山札記》卷3:“上梁詩有‘兒郞偉’，用之以齊眾力，如‘邪許’之類耳。今凡拽重、打椿勞力之事,俗亦成口號，而於句末齊聲和之，猶此意也。”■朝鮮宋時烈《宋子大全隨札》卷11指出“兒郞偉”是“舉重用力聲”，王小盾從其說■。季羨林認為“兒郞偉”只是和聲，並無實際的意義气黃笑天則反駁季氏的觀點,認為“偉”可能就是呂叔湘所說的複數形式■。1.3.高國藩曰：“‘兒郞偉’即‘偉郞兒’之意也,簡稱為‘偉’……由於‘偉’與‘衛’同音……所以‘偉郞兒’保衛敦煌的歌謠又被叫成《兒郞衛》。”■1.4.黃征曰：“樓鐘、梁玉繩之說未確,蓋蔽於見聞……筆者認為‘兒郞偉’就是‘兒郞氣勇’。‘偉’由‘魁偉’引申為‘勇偉’之意。”■證據是P.3451《張淮⑦江藍生《說“麼”與“們”同源》,收入《近代漢語探源》，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43-146頁-⑧明鈔本“化”作“他”。今本《劉賓客嘉話錄》佚此條..⑨楊挺《不存在兒郎偉文體和兒郞偉曲調》，《敦煌硏究》2003年第1期,第45-48頁.⑩陶宗儀《說郛》,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7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第14頁。所引宋人葉氏佚其名。■方以智《通雅》，收入《方以智全書》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頁。■梁玉繩《淸白士集》卷23《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5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頁。■盧文弨《鍾山札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頁。■王小盾《從朝鮮半島上梁文看敦煌兒郞偉》，《古典文獻硏究》第11輯.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頁。■季羨林《論〈兒郞偉>》，載《慶祝饒宗頤敎授七十五歲論文集》，香港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I-3頁。又收入《季羨林文集》卷6,江西敎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頁。■黃笑天《“兒郞偉”和“悉曇頌”的和聲》,《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第5頁„■高國藩《敦煌民俗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494頁■黃征《敦煌願文〈兒郎偉〉考證》,收入《敦煌語文叢說》，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1997年版，第603-606頁0
  • 深變文》：“兒郞氣勇，膽顫肉飛，陌刀亂福，虎鬥□口。”鍾書林謂“偉”是男兒的美稱■。高國藩謂“‘兒郞偉’簡稱為‘偉’”，是他看錯敦煌寫卷，斷句錯誤所致,黃征已作了駁正。高氏旣將“偉”解作兒郞之狀語,又將“衛”解作保衛，前後失據，其誤不足辨也。黃征所引的變文“兒郞氣勇”，是描述句型，明顯不能用於解釋《兒郞偉》這類文體的命名之由。我以前校敦煌寫卷《兒郞偉》時，未知“兒郞偉”之誼，因付闕如■。葉氏、方子謙、梁玉繩、盧文弨謂“偉”即“邪許（虎）”之類的助聲之辭，近是。而諸氏皆未得“偉”字確切含義。我認為兒郞”即稱呼年輕人。宋•劉克莊《後村新居》：“鬼郞偉！伏以先世有敝廬之舊，豈敢圖新？平生無華屋之心，矧當垂耆?”“鬼郞”是“兒郞”之形誤。“偉”是歎詞，文獻中也寫作“瘡”、“違”、“侑”等字形（見下文），“兒郞偉”猶言“兒郞啊”，呼喊之聲,用於勞力之事，以提高、協和眾人之氣力。《嘉話錄》“措大偉”理解為“措大哇”■，亦無不可。其文蓋用當時方言寫成，“龁鄧鄧”明顯就是口語詞。上梁文中，在“兒郞偉”後，有“拋梁東”、“抛梁西”、“抛梁南”、“抛梁北”、“抛梁上”、“抛梁下”的文字，故省總稱為“六偉”■，又稱為“六詠”气這有點類似於後漢•梁鴻作的《五噫之歌》■。2.元•陶宗儀《輟耕錄》卷11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鄕，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所本。”■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25:“作事助力曰阿瘡瘡。”■《字彙補》：“瘡,影規切，音威，喊聲也。”淸•褚人穫《堅瓠集》甲集卷3:“吳俗小兒遇■鍾書林《也論“兒郞偉”》,《社會科學評論》2009年第2期，第43頁。■蕭旭、趙鑫曄《(兒郞偉〉校補》，《東亞文獻硏究》總第2輯，2008年6月出版;又收入蕭旭《群書校補》，廣陵書社2011年版,第1064頁。■“措大”或作“醋大”，“措(醋）”的語源是“悄醋”,參見蕭旭《釋“悄”“悄醋”“波俏”“醋大”》,收入《群書校補》,廣陵書社2011年版,第1397-丨和3頁。■宋_呂祖謙《祠堂記》輒依六偉之聲,用相百夫之役。”宋•程秘《雲溪上梁文》聽我六偉,作而一心。”宋•王炎午《延祐乙卯八月為族孫智則修居梁文》：“羣工並手,六偉齊聲。”■唐•李琪《長蘆崇福禪寺僧堂上梁文》：“聊陳六詠，助舉雙梁。”■《後漢書•逸民傳》梁鴻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陶宗儀《輟耕錄》，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8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83頁。■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23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19頁。
  • 可羞事，必齊拍手叫阿瘡瘡。《綴耕錄》云云。唐六如嘗題《列仙傳》云：‘但聞白曰昇天去，不見靑天走下來。忽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瘡瘡。’”■淸•揆敘《隙光亭雜識》卷4：“阿瘡瘡，吳語也。吳俗小兒輩遇可羞事，必齊拍手叫阿瘡瘡。瘡之音與歪相近。唐六如題《列仙傳》云云。”■淸•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卷6:“案:阿瘡瘡，痛楚聲也。吳中凡孩稚作痛聲，則曰‘阿瘡瘡’。”■淸•胡式钰《竇存》卷4《語竇》：“阿瘡瘡，音威，喊聲也。”■《元和縣志》卷10:“嘲笑人曰阿瘡瘡。”■《光緒嘉定縣志》卷8:“阿瘡瘡，俗呼痛聲也。”■《嘉定縣續志》卷5:“嘆詞:阿瘡瘡。”■3.今吳語“瘡”音威或音偉。“阿瘡瘡”即“阿瘡”之衍音。3.1.“阿瘡”或音轉作“猗違”、“猗偉”。章太炎《新方言》卷1:“反5曰Z：,凡肯曰可,大言而怒曰訶，誰問曰何,皆自此衍成聲義。古語曰今語曰阿，經典相承作猗。其在語末者，《書•秦誓》：‘斷斷猗。’《詩•魏風》:‘河水淸且漣椅。’《莊子•大宗師》：‘而我猶為人猗。’今皆作阿，猶讀歌部本音。其在語首者，《商頌》：‘猗與那與。’《晉語》：‘猗兮違兮。’《漢書•武帝紀》：‘猗與偉與。’文與《晉語》大同，此詠歎之音也。綺亦即阿。今自淮南以至吳、越，鄙俗謳歌猶云‘阿(讀若亞）得偉’，以是為曼聲。苻秦趙整《琴歌》發聲曰‘阿得脂’，亦猶‘阿得偉’矣。（偉亦古人閒語之詞。《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旣聞之，笑日:“賜，女偉為知人。”’是也）”■3.2.又音轉作“安偉”，《北史•儒林•熊安生傳》：“後齊任城王揩鞭之，(宗)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道暉被鞭呼“安偉”，猶郭勝靜被鞭呼“阿瘡瘡”也。淸•沈濤《交翠軒筆記》卷4:“‘阿瘡瘡’乃呼痛之詞，南村引以證軍中助威之聲，非也……‘阿瘡瘡’即‘安偉’之長言耳，今人被毆呼痛聲猶如此。”■沈氏雖以呼痛之詞與助威之聲斷為二橛，未得;而下說則是也。淸人梁玉繩亦謂“安偉猶阿瘡也”（見下文引）。王利器曰：“安偉，即阿侑也。”■■褚人穫《堅瓠集》甲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26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頁。引文中“云云”者，以其文字上文已引，為避繁複，故略去。下同。■揆敘《隙光亭雜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丨4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頁。■胡文英《吳下方言考》，乾隆四十八年留芝堂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9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頁。■胡式钰《寶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3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771頁。■《元和縣志》，乾隆二十六年刻本。■《光緖嘉定縣志》，光緖刻本。■《嘉定縣續志》，民國十九年鉛印本。■章太炎《新方言》，收入《章太炎全集(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沈濤《交翠軒筆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0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759頁。■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19頁。
  • (“阿侑”見下文。）中華書局點校本點作“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以“安偉”為人名，非也。《北史》別無人名為“安偉”者。4.“阿瘡”即“猗違”、“猗偉”、“安偉”之音轉。4.1.“安”、“猗”、“阿”，一音之轉也。“阿”用為嘆詞，表示驚訝或讚歎。上古作“猗”字，《玉篇》：“猗，歎辭也。”《詩經》已見，古音同“呵”、“何”。用於句末者，又借“兮”、“呵”、“可”三字為之，“兮”古讀“阿”音■。近代則作“阿”、“啊”。此無煩多所舉證也。4.2.“瘡”、“違”、“偉”亦嘆詞，其本字即“偉”，《說文》：“偉,奇也。”今吳方言尙有"偉奇”之語。故引申之，即表示驚異之詞。字或作“衛”，與“偉”古通。《爾雅》：“衛、蹶，嘉也。”郭注未詳。”宋•鄭樵注時俗訝其物則曰衞。蹶與衞亦不相遠，但方俗語有差耳。”淸•邵晉涵《正義》：“衛，通作偉。”淸•郝懿行《義疏》：“今登萊人嘉其物曰麾,或曰禕，或曰偉。”■淸•范寅《越諺》卷下衛,訝其物之辭，與‘嘷’同。《爾雅•釋詁》鄭樵註。”■其後出本字為“曄”，《玉篇》：“嘷，失聲。”《集韻》：“嗥，羽鬼切，呼聲。”即指驚呼失聲也。明■李實《蜀語》：“呼人曰噑。嗥音胃，輕之之詞也。”■淸•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卷7:“案:失聲謂不意其如此而怪詫之也。今吳中小有驚詫,則失聲曰嗥。”■淸•范寅《越諺》卷下：“噶嗱嗱：‘偉’。驚訝辭。《集韻》。”■字亦作“諸”、“嚷”，皆同音借字也。《玉篇》：“諸,烏回切，呼人也,又戶罪切。”又“嚷，古回切，呼也。”《集韻》：“諸，呼聲。■”淸•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卷7:“案:諸，遙呼人也。吳中凡遠呼人而招之使來曰諸。”》胡吉宣曰：“本書‘嚷，呼也’。案:今呼人發聲曰喂，當作此諸。喂義為恐，非呼聲也。”■字亦借作“痏”、“痏”、“侑”、“幃”、“瑋”、“喂”，俗亦作“喊”。《玄應音義》卷15:“痏痏:諸書作侑,籀文作幃。案《通俗文》：‘於罪反。痛聲曰痏，驚聲曰■《北史》第9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745頁。■參見蕭旭《〈淮南子〉古楚語舉證》，《東亞文獻硏究》總第6輯，2010年8月出版，第67頁。■三說並轉引自朱祖延主編《爾雅詰林》，湖北敎育出版社丨996年版,第687頁。■范寅《越諺》（侯友蘭等點注），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頁范氏以••偉”字擬其音。■李實《蜀語校注》（黃仁壽、劉家和校注），巴蜀書社1990年版，第85頁。■胡文英《吳下方言考》，乾隆四十八年留芝堂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丨9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頁。■范寅《越諺》（侯友蘭等點注），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頁。■胡文英《吳下方言考》，乾隆四十八年留芝堂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丨9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頁。■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丨989年版，第1857頁。
  • 燃。’律文從口作噙、喂二形，非也。”《慧琳音義》卷58“幃”作“烽”，“痏”作“堉”，音“於罪反”作“於鬼反”。此為《僧祇律》13《音義》，檢經文作“我今欲求勝法,從彼出家,而此中嚓嘷似如童子在學堂中學誦聲'《僧祇律》卷19:“作嘷嗱聲恐怖十六群比丘。”又“乃至曲一指嘷嗥作恐怖相。”二例宋、元、明本皆作“喂喂”。《玄應》以“痏”為本字,蓋惑於痛聲之義,不知“偉”為驚歎之詞，非僅用於痛聲也。《可洪音義》卷25“噑喂”條辨云嘷,小兒嘷嘷讀書聲也。喂,律意謂黑處立地，口中作喂喂聲以怖小兒也……所用字因緣不同，義亦有異，而應和尙惣以痏字替之,非也。”又卷15:“喂喂,烏悔反，謂黑處立，口中作喂喂之聲而恐怖小兒也。《經音義》以痏字替之，非也。郭氏作王貴反，亦非也。上方經作嗱障。”《可洪》辨玄應之失,是也;而不知“障噶讀書聲”與“喂喂怖聲”皆擬聲，未能會通也。陳漢章曰：“《通俗文》：‘痛聲曰侑，又曰痏。’皆羽罪反。案:《說文》：‘銪，耦也，亦作侑。’又‘痏,瘐痏也。’痛聲之侑,當是痏之變。又‘淆,刺也，一曰痛聲。’則作淆亦是。”■考“痏”本義為瘐痏，指毆腫；“侑”本義為耦助，與痛聲何涉？《通俗文》但記同音字，安可據考本字？陳氏又謂“淆”亦是,不辨其字形與字音皆不合，其說非也。字亦作“噢”、“陏”、“陏”、“鬱”、“喊”，音偉，又音鬱。《玄應音義》卷5:“噢咿:於六反,下於祇反。痛念之聲也。經文作陏、鬱、嘟三形，並非體也。”《玄應音義》卷20、《慧琳音義》卷33同。《廣韻》：“陏,於六切，吐聲。”《集韻》：“喊、嘟，乙六切，聲也，或從鬱。”《龍龕手鑑》：“喐、嗥:二俗,於鬼反。”《捜神記》卷14:“乃闇以杖撾之，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便聞呻吟之聲，[呼]曰：‘喑，陏。’宜死。”■《法苑珠林》卷31弓丨作“陏陏”。字亦作“喂”、“唷”，《玉篇》：“唷，出聲。”《集韻》：“喔，《說文》：‘音聲喔喔然。’或作唷。”《龍龕手鏡》：“喔，音育。音聲也。《香嚴》又爲立反,助力聲也。”淸•范寅《越諺》卷上引《山裏果子》：“癩頭婆偸偸喫者，嘴藤喫得油概嘅，屁股打得唉■■。”又卷下唉喔■：‘哀■’，歎痛。”■《綴白裘》三編《白兔記•養子》：“阿唷！天嚇！腹中一霎時又疼痛起來，想是要……阿唷！阿唷！這一回一發疼痛得緊。阿唷唷！娘嚇!”■字亦作“歆”，《玉篇》：“歆,驚辭也。”《集韻》、《類篇》同。《正字通》：“歆，俗字。舊註音育，驚辭。非。六書無歆。”淸•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卷10:“歆:■陳說轉引自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19頁■“呼”字據《法苑珠林》卷31補.■范寅《越諺》（侯友蘭等點注），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323頁。范氏以“哀_”擬其音。■《綴白裘》.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 音育。案:欹,失驚而作聲也。吳中失驚而作聲曰阿歆，俗用唷，非。”■張氏以“歆”為非，胡氏以“唷”為非,皆拘矣。二字固同也。胡吉宣曰：“歆，本書‘喔，音聲也。唷，出聲也’，與此同為摹聲之詞，今人驚駭出聲亦然。”■斯為得之。《通州直隸州志》卷1:“阿歆，負痛聲也《如皋縣志》卷8:“呵歆，負痛聲也。”■4.3.“嘟”音偉，或音鬱，方言又音轉如由。《嘉定縣續志》卷5:“阿淆(侑）：俗呼痛聲也。俗讀由或育，皆通。”■故“阿侑”或作“阿唷”、“阿歆”，俗作“阿呦”。又音轉為“阿與”，兪正燮《癸巳存稿》卷3:“《北齊•儒林傳》：‘宗道暉謁任城王揩，潜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其音即阿雅偉，俗書阿呀喂也。《舊唐書•安祿山傳》：‘反手據牀曰：“阿與,我死也。”’‘阿與’即‘安偉’、‘阿瘡瘡’。”■兪說是也，《通鑑》卷216、《通鑑紀事本末》卷31、《通鑑總類》卷4“阿與”作“噫嘻”，可知“阿與”是發聲詞，即“阿唷”也。“阿瘡瘡”音轉為“阿唷唷”，又音轉為“阿唷喂”、“阿由喂”、“阿呦喂”■。《嘉定縣續志》卷5:“阿唷唷:俗呼痛聲也。《朝野僉載》:‘郭勝靜被鞭,諱言曰:勝靜不被打，阿唷唷。’”■此改《朝野僉載》“阿瘡瘡”為“阿唷唷”，是吳語音同也。又音轉為“阿嗄壞”，《九尾龜》第7回擰得厚卿叫聲阿嗄壞。”■4.4.《顔氏家訓•風操》：“《蒼頡篇》有淆字，《訓話》云：‘痛而_也。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於耒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鄕俗，並可行也。”《說文》：“倩，刺（剌）也。一曰毒之。”段玉裁注：“按玄應佛書《音義》曰：‘痏痏，諸書作侑,《通俗文》於罪切。痛聲曰痏。’此條合之字義、俗語皆無不合。其云諸書作侑，蓋《蒼頡訓詁》亦在其中。借侑爲痏，皆‘有’聲也。《顏氏家訓》之傦當是侑之誤,不必與《說文》牽合……又《搜神記》卷14云：‘聞呻吟之聲曰陏陏，宜死。’哨亦痏之俗字。”■淸_任大椿《小學鉤沈》卷1據《顏氏家訓》輯錄《倉頡篇》佚文,王念孫校正曰：“《風操篇》云云。今案:傦字■胡文英《吳下方言考》，乾隆四十八年留芝堂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9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頁。■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9頁。■《通州直隸州志》，光緖刻本。■《如皋縣志》，嘉慶十三年刻本。■《嘉定縣續志》，民國十九年鉛印本。■兪正燮《癸巳存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5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頁。■“了”、“鳥”、“吊”一音之轉，“了了”音轉為“了鳥”、“了吊”，是其比也。參見蕭旭《敦煌寫卷P.5001〈俗務要名林〉“了丄□”考辨》，《古籍硏究》2011年卷,第78-80頁。■《嘉定縣續志》，民國十九年鉛印本。■淸石印本《九尾龜》，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第5輯第3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第38頁。■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81頁。
  • 從肴得聲，羽罪、於來（耒）二反，皆與肴聲不協……又案:《僧祇律》13《音義》云云，於罪與羽罪同音,然則音羽罪反之傦，乃侑字之訛。痏、侑並從有得聲’與貨賄之賄聲相近，故《蒼頡訓話》侑音羽罪反,《聲類》音於來（耒）反,今人痛呼之聲，猶有若此者。然考《廣韻》：‘淆，胡茅切，痛聲也。’又‘於罪切，痛而叫也。’《集韻》、《類篇》並與《廣韻》同，此字之誤，其來久矣广■王說是也。淸•翟灝《通俗編》卷33:“阿瘡瘡：士卒納（吶）喊作力聲，又口唱痛也。士卒喊聲當即‘許許’為正，唱痛當作‘倩倩’……古人借字之例，亦不可拘……‘安偉’者,似亦口唱痛辭。”■翟氏旣不知“淆”為誤字，又誤以“許許”為其正字也。5.《象山縣誌》：“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今曰阿育。”■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卷下按：旣有羽罪、於耒二反，則字不當有爻音。疑倩字為侑字傳寫之誤。今北俗痛苦甚尙呼‘阿侑’，讀若洧，尙與古同也。《左傳•昭公三年》：‘而或燠休之。’服虔注云：‘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阿侑’即‘燠休’之轉聲。”■章太炎《新方言》卷1:“今人呼痛曰燠休。休或呼如由，或轉呼曰阿育，皆一語也。”■考“燠休”一作“噢咻”，與《禮記•樂記》“煦嫗”義同，以體曰嫗，以氣曰煦。休亦音煦也。也作“狗瑜”、“咆愉”、“嘔喁”、“昀喩”、“煦嫗”■。與“阿侑”、“阿育”作嘆詞用者不同，《縣誌》等說蓋未確也。淸•平步靑《釋諺》：“《曉讀書齋四錄》卷下云云。按今小說彈詞，皆書作‘阿唷’，《玉篇》：‘唷，出聲也。’《集韻》同‘喔’。《說文》：‘喔，音聲喅喅然。’皆與今俗呼痛聲不合。《顏氏家訓》云云，則‘侑’當作‘淆’。”■平氏疏於小學，所說全誤。■王說轉引自任大椿《小學鉤沈》卷1《倉頡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20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7頁。王氏引文據誤本作“於來反"，當改作“於耒反”，桂馥、王利器已訂正。桂馥《說文解字義證》,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702頁。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中華書局19%年版,第119頁。王利器引王念孫說有倒、誤,徑正。■翟灝《通俗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9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7頁。■《象山縣誌》,乾隆二十四年刻本。■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丨5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48頁。■章太炎《新方言》,收入《章太炎全集(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頁。■參見吳玉仆《別雅》卷3,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2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第686頁。■平步靑《釋諺》,收入《霞外搪屑》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44頁。
  • 民族与阶级话语的交织:(光明》①关于华北问题的言说赵伟*1930年代初，日本侵华有进无退，“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等接踵爆发，国难频仍，国内抗战话语日渐响亮。1935年底,华北危急，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呼声又掀高潮。文艺界以笔报国反应积极，左翼阵营中，有作家主张围绕华北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正在蔓延全国的广大爱国运动的火花”作文章，强调“在这时候，我们的文学，应当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卫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②，类似提法继之层出引发波澜。口号或有不同，旨归皆为抗日，经半年酝酿，《光明》在救亡浪潮中诞生。一、推动华北救亡创刊伊始，同人坦陈缘起，“去年的十一月间，华北正在闹伪自治问题的时*赵伟: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①《光明》半月刊，洪深，沈起予主编。1936年6月于上海创刊，至1937年8月，共出三卷二十九期1937年9月至10月，出《战时号外》七期,，②立波:《关于“国防文学”》，《时事新报•每周文学》，1935年12月21日。此后，《光明》推出立波:《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徐懋庸:《“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创刊号，1936年6月10日）、周扬:《现阶段的文学》（一卷二号，1936年6月25日）、徐懋庸：《理论以外的事实—致耳耶先生的公开信》（一卷四号，1936年7月25口）、立波:《一九三六年的小说创作一丰饶的一年》（二卷二号，1936年12月25日）等，阐述“国防文学”，并发表相关作品，为民族救亡呼号;《光明》受到“国防文学”影响，但也非照单全收，刊物亦登载茅盾:《给青年作家的公开信》（一卷五号，1936年8月10日）、沈起予:《我在创作上达到的见解》（一卷六号）、光壽:《谈“差不多”并说到目前文学上的任务》（二卷七号，1937年3月10日）等,维护创作自由，纠正“国防文学”中的“公式主义”、“口号主义”。尤其《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文学》，第七卷第四号，1936年10月1日），签名者中包括《光明》主编沈起予、洪深,之后《光明》刊出主旨类似的《再行声明〈光明〉的态度》（二卷五号，1937年2月10日），强调文艺界各派联合，为救亡而自由创作，力避“国防文学”大旗下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参见茅盾:《再说几句一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十二号，丨936年8月23曰）。
  • 候”，“一些老百姓”“对于中国一大块儿土地将要被敌人割裂的危险，并不见得怎样惊心”，覆巢难有完卵，唤醒民众致力救亡刻不容缓。为此,《光明》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漫画、木刻”等’“描写出时代的危机，希望读者诸君们，对于时代有更深刻的认识，因以坚强大众底斗争求生存的决心!”③。华北危机促《光明》面世，时隔半载,揭露敌人蠢动激发爱国热情亦有亡羊补牢之效。1935年底，为反对“华北自治”，北平学生示威游行，“一二九”、“一二一六”相继发生。时人评价，此番学运“掀起了救亡的高潮，唤醒了最警觉的民族灵魂。这革命的爱国情绪，对于人民甚至士兵之影响，亦日趋扩大，凡此种种均使军阀统治之恢复以及利用军阀政权来对抗中央政府的政策成为不可能。即在华北,亦因民族思想之高涨,使日本无法成立傀儡组织，以行使其政权”④，“华北自治”由此成为泡影,学生因之挺立潮头。学运引人注目，诗人为之作歌，任钧《十二月的行列》⑤即颂扬了青年学子捍卫领土的一腔热血：寒风吹，冷雪舞，我们的行列，在风雪中—展开了钢铁的步武。尽管我们的性别分男女，尽管我们的个子有高低;但我们，却怀着同样的决心：死也不愿当奴隶！尽管彼此平日的主张不同，尽管彼此救国的见解歧异；但此刻我们却有着同样的目标：争取民族生存的权利！我们旗帜上的标语是—保全领土，收复失地！我们高呼的口号—枪毙汉奸，打倒帝国主义！风哟，你尽管狂吹吧，但是吹不冷我们的热血！雪哟，你尽管狂舞吧！但你搅不乱我们的行列！是的，我们已经失掉了万里长城，但谁说这行列不是更坚牢的城郭？！是的，我们已经失掉了天下第一关，但谁说敌人能从这队伍中冲过？！是的，我们的周遭都是枪和刀，但谁也没有丝毫恐惧！是的，此刻满街还是学生，但到明天，大众定将闻风兴起！我们踏着五四的足印前进,但要展开更高更阔的步武！我们怀着“五卅”的精神奋斗，但要擂起更惊人的战鼓！十二月的步武哟，更坚实地展开吧，看，横蛮的强敌已经在发抖！一九三五年的战鼓哟，擂得再响些吧，听，沉睡的中国已经开始怒吼！民族危难每每牵动学生，“五四”、“五卅”至今犹记，保卫华北当仁不让。救亡③同人:《光明的态度》，《光明》创刊号,1936年6月10曰。④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97页。⑤任钧:《十二月的行列》，《光明》创刊号,1936年6月10日。
  • 点燃青春，寒冬不敌热血,赤子怒吼震动沉寂的华北，当局以武力弹压，双方冲突，学生受伤。对外难挡敌寇,华北堪虞;对内刀兵相向，青年流血，当局处置引来批评。胡适指出华北岌岌可危之际，政府尤不该压迫青年钳制舆论⑥。林语堂也认为学运“反对变相式的割地，拥护中国土地的完整，各地当局以怕引起‘外交纠纷’为辞，劝阻学生。是诚所谓笑话之至：⑦此二人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立场，仗义执言，反而身处左翼的任钧却未直接斥责当局。1935年底，中共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加强对外宣传，同时，国共之秘密接触也在进行。由此，曾以阶级斗争为创作主题的任钧，或为配合党的政策而收敛锋芒，转而宣扬“主张不同”、“见解歧异”的各派在为民族争生存的目标下团结一致，全诗指向救亡图存,阶级仇被民族爱取代。虽则如此，作品称颂为当局所打压的学运,并加以鼓动，也透露出左翼对当局既拉又打的斗争策略。《光明》选择该诗，体现了刊物联合救亡的基调，另外，此作与时局、政策颇为契合，重宣传鼓动，似标语口号，热情有余文学性不足。尽管时有纠正,但受“国防文学”影响，《光明》不少作品仍有类似问题，折射出刊物救亡话语中粗糙的一面。为深刻揭示敌人图谋，《光明》多侧面反映华北危机。日人侵略华北,走私乃手段之一。“日人经理之洋行”“公开输人无税日货，倾销于华北各处。在日人保护下冀东自治政治之成立’使走私情形更趋恶化”，“起初,走私活动尚仅限于白糖、人造丝及香烟等，随后汽油、面粉、棉织品以及大批其他物品”也随之泛滥。“这样的走私，日人不仅获有大量利润，而且以全力来摧毁中国之财政机构”⑧。私货盛行对华北乃至全国造成巨大破坏，宣扬民族解放的《光明》借反走私之作表达抗日精神，接连推出相关创作⑨。《走私》⑩所写,发生在1936年6月北方某村，日人勾结汉奸，武装走私,后因调戏妇女，激起民愤，被当地百姓消灭。作品借人物之口指出，日人走私明目⑥胡适:《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月22日。另外,关于华北学运,《光明》诸作如《汉奸的子孙》（尤兢等，一卷三号）、《老孙的转变》（子刚，一卷八号）、《不能抓的烟贩》(王玢、亚凡,一卷十号）等，均将学生刻画为反自治、反走私,贩毒的主体，有赞扬、鼓动之意。而胡适同情学生,肯定其作为舆论的意义,但并不主张学生再三罢课上街（参看其《再论学生运动》.《独立评论》，第183号.1935年12月29日），这与任钧等基于左翼立场将学运视为救亡重要力量并予鼓励的态度不尽相同。⑦语堂:《外交纠纷》，《论语》，第80期，1936年I月16日。⑧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98页。⑨创刊两个月内，《光明》相继推出集体创作的反走私剧本:《走私》.《汉奸的子孙》、《洋白糖》，此可视为一个系列。⑩沈起予、何家槐、洪深集体创作，洪深执笔:《走私》（独幕剧），《光明》创刊号，1936年6月10曰。之后,一卷三号刊出《〈走私>在南京》（哲谆）、《未终场》（柯灵），据文章所说，该剧在南京、上海演出.由反走私进而抗日，在观众中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 张胆，公然殴打海关关员及警察，暴力抗税。由其未缴关税,所贩运之白糖、花布、人造丝、杂货等价格低廉，行销之处，乡民争先抢购。作品重点刻画了日人、汉奸的嚣张、无耻，并在结尾让主人公喊出“以后我们不吃白糖”的口号，呼吁村民以此抵制走私。与该作类似,《汉奸的子孙》■也将焦点对准华北走私，描写日人与汉奸的凶狠、厚颜;不同在于，此番启发、动员的对象已由底层乡民变为“华北公路，汽车，运输事业的中心人物”，“工商业界的领袖”。作品通过学生宣讲了走私对民族工商业的打击，反对工商巨子贩卖私货，并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抵制英货的举动相号召，动员全民“不买私货”。继上述作品，《光明》再推《洋白糖》在反走私的主题下，将“抵私”扩大为“抵货”■。全民抵制日货，从经济上抗衡日本,胡适曾就此指出，以“不受国家观念民族思想的影响的低级消费者”的立场看，“人人当然要买价钱最贱的货物”，正如《走私》中,村民对私货之青睐。不过，这部分人群“一来购买力太低,二来支配力太少”，“在整个对外贸易上是影响不大的”。而如《汉奸的子孙》中实力雄厚的商贾，这种“中上社会的人,人数虽然比较少，但他们有购买力，又能支配他们的团体”，如其发起抵货是强邻的兵力无法制止的”■。《走私》等显示，呼吁抗日，《光明》未放弃对“中上社会的人”之宣传，尽管持批判态度;相比之下,刊物更看重底层民众的力量并极力鼓动。左翼偏爱“阶级路线”，这与胡适的精英视角自是不同。《从走私问题说起》■一文强调，走私题材分为“资产阶级的作家所表现的‘真实’和大众作家所表现的‘真实’。本来这两个‘真实’，相距是颇遥远的。而且在本质上，这两个‘真实’应该是对立物，相互矛盾冲突的。”这是因为，“走私的影响，是间接传达到中国广大的劳苦大众身上的”，“如实的将大众因走私而受到的苦痛与压迫呐喊出来。这样的作品，无疑地是我们所要求的，应予以最高的估价的”；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作家”所反映的走私，基本无视大众苦痛，之所以允许其存在，“因为在走私的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与劳苦大众一样,矛头所向，均为“反帝抗日”。抗日无界限,苦痛有深浅,联合对外的语境下,阶级视角时隐时现。日本染指华北，常以军事力量作种种压迫，《光明》对此亦有体现。1935年■洪深、章泯、尤兢、张庚创作，尤兢执笔:《汉奸的子孙》（剧本），《光明》，第一卷第三号，1936年7月10日。■洪深、沈起予、凌鹤、张庚创作，凌鹤执笔:《洋白糖》（独幕剧），《光明》，第一卷第五号，1936年8月10日。■《光明》同人在讲述《洋白糖》创作意图时指出，在对日宣战之前，欲解决走私问题，“我们相信只有民众自动地不用一切洋货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参见《社语》(一卷五号)。■胡适:《中日问题的现阶段》，《独立评论》，第231号，1937年4月25日。■屈轶:《从走私问题说起》，《光明》，第一卷第三号，1936年7月10日。
  • 河北事件后，“日军益肆行无忌，任意作非法演习”■侵扰地方，居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在北平的李辉英■写到，日军近来演习似“家常便饭”，肆虐范围由北平城厢祸延二十里外的村镇。敌骑所到，拆墙扒屋鸡飞狗跳,践踏过后，“庄稼被踏平了，池塘放干了水，芦苇割倒了”■，往日田庐化作废墟。揭露日军劣行乃题中之义，对当局软弱作品亦表不满。作家满怀义愤地指出，长城一战我退敌进，自家土地上“没有为民族为国家的战争，而只是外国的军队来作野战演习”；百姓向警方寻求庇护不得反遭斥责，因为“官家管不了这些事”。日军演习，如人无人之境’直至七七事变“弄假成真”。日军不只欺我百姓，地方驻军也屡遭挑衅，丰台军马事件乃其一。当时，二十九军在“宛平城内及丰台车站附近均有一营驻防”，“日军忌我军作防卫戒备”，1936年6月，“以我军失马事件与我军故意为难，几至冲突，经多次交涉，我方委曲求全，以撤兵了事”■。《丰台的马》■即以此为蓝本进行创作。作品开篇，日军骄横跋扈动辄演习威吓当地军民,其后，更借我失马事件上门要挟。面对日军凌人架势，驻地官兵忍无可忍纷纷请战，营长几经思索,终以强硬态度回绝日军无理要求，并积极部署以防万一。爱国官兵斗志强，敌人气焰遭打击。但情势很快转折，日军向北平施压，当局让步,营长被撤，全营调防。结尾处，青天白日被膏药旗取代，丰台上空一片黯淡。上述二作皆渲染日军嚣张、逼人无视中国主权，以此导引抗日的宣传基调。李辉英笔下，制日要求来自乡间村民；《丰台的马》中抗战呼声则出基层官兵，《光明》以此代言民众宣扬抗日。矛头对外的主旋律下,李辉英对“不保护人民”的“官家”提出批评；《丰台的马》同样对“上边的命令”表示失望。作品表明，广大军民早有抗日意愿，只是居高位者屡屡压制，如此，刊物强调对外又与“上边”划清界限。当日，负责华北防务的乃宋哲元部，其后，以宋为首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日方威逼利诱下，华北走向令人揣测■。李辉英等虽有质疑，也仍寄望二十九军保持喜峰口抗战精神。同时，“官家”、“上边”等指代朦胧,或北平或南京，抑或一石二鸟敲山震虎。国难当前,作家愤懑但未放弃希望，笔下藏头露尾,敲打当权点到为止。■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6页。■1936年春，李辉英由上海迁居北平，当年底发起成立北平作家协会，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下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13页。■李辉英:《野战演习》,《光明》，第一卷第五号,1936年8月10日。■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莫蓝、阿林、罗白、昭琛、魏东明集体创作，魏东明执笔：《丰台的马》，《光明》，第一卷第十号，1936年10月25日。■胡适曾就华北问题批评宋哲元对日辞令含糊，态度模棱,要求其出面澄清。参见胡适：《敬告宋哲元先生》,《独立评论》，第204号，1936年6月7日。
  • 《光明》多角度反映华北危机,起到了激励民众,督促政府抗战之责，符合中共政策,但说刊物完全出于政党政治的考虑，也不尽然。当时言战之声非仅出左翼,随外患深重，不少知识分子力主对日强硬。在这种大环境下,《光明》积极言战鼓动民众，并透过左翼视角对政府时有指摘。如何评价刊物所为与所以为，借曹聚仁所说一般士大夫，虽不明白军备应如何调整，国防线上应该如何配置,敌我实力悬殊到什么程度，而慷慨激昂的论调”，却“足以转移一般人之视听”。当然,他们“用心并不坏,但激昂的情绪,未始不足以误大事;政府的苦心，可以谅解，但对于民众情绪的处置，每不得其宜，甚至使用权力，也超过了限度了！”■《光明》所代表的左翼势力与官方在救亡问题上暗中角逐，在朝、在野角度各异话语难免龃龉。二、反映西南异动日人肆行无忌，华北飘摇，西南趁机发难。1936年6月，两广以反对日军增兵华北为名，宣布北上抗日，对垒国民政府，两广事变发生。《光明》关注华北，意在宣扬联合抗战，两广所为背离此道。针对西南异动，《光明》强调统一战线，“希望全国武力民力集中在一个口号之下，‘枪口向外’，站在一条战线上来驱逐我们民族的敌人”，带着“这种期待和焦盼”■，洪深等创作了《出发之前》■。作品以广东某部下级军官陈俊为主人公，通过他评述两广之事。中国久遭日辱,“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之说令当地百姓奔走相告。“大、中学的学生们在淌着大汗开会，在喷着口沫演讲，而一般爱国的市民也在计划着游行，商讨着抵货”，妇女也组织起了“女子义勇队”。民众热情凸显抗日需求，然而，如荼景象在陈俊看来只是发疯，多年行伍经验令他断定,动人口号下依旧是内战的把戏。陈俊出身黄埔，当年怀揣革命理想参加北伐，如今回首，心中只有愤激，“十年来的战争已经把我骗够了”，“难道我们十年来的内战还打的不够么！十年来不知送掉了若干条命，然而革呀革的都革的是自己人!”北伐后国内并未安宁，革命的名目下难保不存一己偏私，国民党派系战争加之国共反目，同胞相残屡屡上演。陈俊所属虽非中央嫡系，但不外国民党一支，作品借他说出内战无理，劝诫两广之余，对国民政府未尝不暗含褒贬。十年杀伐多是“无谓的牺牲”，面对同袍，心灰意冷的陈俊“不愿再带起他们去打自己人”。他准备另谋出路,怎料日■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社语》，《光明》，第一卷第二号，1936年6月25日。■洪深、何家槐、沈起予集体创作，沈起予执笔:《出发之前》，《光明》，第一卷第二号，1936年6月25日。
  • 本“排山倒海的‘私货’像潮水似地涌进中国来冲到了无数的工场，卷去了妻的父亲的小厂,也打散了自己最后的偷安的计划”。日本侵略使国人退无可退，借陈妻的话，“不打，你看还有什么路好走？”此亦刊物所宣扬“不抗战便亡国”■之翻版。痛定思痛的陈俊决定重回战场，“不过，我是专门去打日本人;谁要我打中国人我就先打他;谁不要我打日本人我也先打他—枪是在我自己手上”。外敌压境，《光明》坚持抗战之说，十年争斗，国人要求枪口向外。作品提及北伐、黄埔,两项事业当年均有国共参与，如今军民盼望抗日再出发重温昔日状景，这般设计,或在暗示国共携手的昨天与明天。1936年2月21日，中共发表《东征宣言》，“但言抗日，不再提反蒋'4月25日，中共宣言，“要求国民党共赴国难”，5月5日，“毛泽东、朱德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中共欲与国民政府谋求和解抗战，当此之际，《光明》强调抗日却难以支持两广。作品最后重申抗战之必然，内战或对日妥协均在反对之列，对国民政府亦是警示，枪在我手，路由我走,鼓动军民的口号振聋发聩,左翼在舆论上已有引领抗战之心。《光明》中《兵车》■、《奸商》■等同样涉及两广事变。刊物对西南颇留意，主要编撰何家槐参与了《出发之前》的创作，随继又推出《兵车》。作品记述，1936年6月13日，浙赣铁路苏溪站因抢运军列而取消客车我”及其他旅客因之议论纷纭。望着开去的兵车,想到他们“都是准备去残杀自己的同胞，蹂躏自己的国土,我不禁感到无比的愤恨彻骨的痛苦”。该作旗帜鲜明地谴责内战，与之出发之前》基调一致。不同的是，《出发之前》劝喻对象为两广,该作则对南京进行问责。“两广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一面调集军队，陈兵湘粤边境，一面决定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寻求解决事变办法。军事压迫的同时,实行缓兵之计。”■处理两广，国民政府双管齐下，这边厢“报纸上不是天天在那儿宣传和平吗？有些宣言和通电，不是说得那么的宽宏大度,那么的娓娓动听吗?”，与此同时，军列也为镇压“南军”源源而来。“我”不解中央诉诸武力的做法,旅客也纷纷议论：“唉，这个时候还要自己打自己啊！”“真是，为什么不去打东洋鬼子？”“东洋强，哪里打得过？”“这回南军听说就是要打鬼子的。”■《社语》，《光明》，创刊号,1936年6月10曰。■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丨2年,第445页。■何家槐:《兵车》，《光明》，第一卷第三号，1936年7月10日。■徐旭庭:《奸商》，《光明》，第一卷第三号,1936年7月10日。■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二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2-323页。
  • “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么就让他们过去好了，何必去阻拦！”“就是假的，也该把它弄假成真呀！”此对白首先对内战不满，质问国民政府何以不抗日。其次，对以打鬼子为旗号的“南军”颇有期待,进而有不加阻拦、弄假成真之说。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奸商》中,商铺伙计对西南的看法：“又内战了！倒霉的又是百姓。”“西南出兵抗日，那倒是好的。”“去去！大家当兵打日本！”以上两处对白批评内战、强调对外,对以抗日为号的西南均表同情，如此行文抑或投射左翼心理。一样谴责内战，角度或有不同。面对两广，胡适全持批评态度，“我们站在国家的立场，要正告两广的领袖诸公:在这个强邻威胁猛进的局势下，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的大责任；无论怎样好听的口号,都不能赎破裂国家危害民族生存的大罪恶。抗敌救国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中无数往日反对国民党或反对南京政府的人，自从九一八之后，深知统一的必要，都不惜抛弃成见,捐弃嫌隙,站在国家的立场来拥护政府。这是时势所要求，国难所命令，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做。”“我们当然期望中央政府用最大的忍耐，最开诚布公的态度，最和平的方法，来应付这个很不幸的变局。”“但我们不反对一个中央政府用全力勘定叛乱。”“今日两粤的将领如果不明了全国舆论的向背，如果他们真要掮着抗外的题目作推翻中央政府的叛乱行为，我们当然应该主张中央明令讨伐。”》■胡适强调,抗日前提乃民族国家之统一,两广背道而驰，无论其口号为何，均应批评。《光明》则不然，虽有“枪口向外”的劝勉，但对独树一帜的西南并无•深责。提及内战,左翼最纠结的恐怕还在国共纷争。中共曾欲推翻南京政府，而今基于民族及自身生存的考虑，对国民政府虽存联合之意却难有好感。忆及“自己打自己”的伤痛，左翼欲说还休，故此，《光明》借两广而责南京也就不难理解了。华北之事未平，西南一波又起，投身救亡宣传的《光明》极力呼吁莫要同室操戈。对外的目标下，左翼选择了民族国家,但自身的意识形态也让救亡话语有了变奏。《光明》劝两广勿起战端，批评重点在国民党此前的内战行为，刊物质疑南京当局，安抚西南而又刀兵相向，其果无内战之责？对内辣手，对日为何妥协？虽曰联合，左翼到底意难平。同为在野,左翼人士与支持中央政府的胡适差别显见，这似乎也预示了他们日后相反的走向。■胡适:《“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独立评论》，第206号,1936年6月21日。
  • 三、歌诗绥远抗战日人染指华北，察绥正在其中。关东军支持下，德王操纵之伪蒙军于1935年12月窜人察东六县。此后，德王组织内蒙古军政府，“蒙军一再侵略绥远。1936年11月，得关东军支持,复行来犯”■傅作义率部反击，绥远抗战爆发。一直留意华北局势的《光明》，面对绥战反映迅速。1936年11月25日该刊开篇即登载舒群《一个沉痛的申诉》■，呼吁文艺界大力援绥。《光明》顺水推舟，响应援绥动议，并积极推出作品歌唱绥战：十月天,/脚踏着地/像履冰;/单薄的戎装上/刺烂了冷刀—/塞北十月的风！/抱着枪,/一个挨一个，/好男儿/给祖国打起了肉的长城！/死也不退一步，/—退一步损一寸国土！/猛打,/立住脚;/进一步,/——夺回一寸山河！/不怕死,/只有愤勇，/谁在乎炮火/给打个血胡同！/对头，来吧,/今天没有话说，/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冷风如刀刺割无声，狐裘难暖戎装更薄，地冻天寒将士不曾丝毫退缩，甘筑血肉长城只为心中热望:一寸山河一寸血，誓以碧血染河山。诗人期待为民族出力曾一度参加北伐，此时虽身在鲁西北但心随守边将，绥战第三天便高奏战歌声援勇士。作家身经戎马，以与子同袍的感情鼓舞将士驱除敌寇还我山河,誓言无声，塞上长城在炮火淬炼中屹立不倒。国难当头，不独边地将士，凡我同胞皆有御侮之责,年青一代更是义不容辞：年青人，这炉边不是你们的天地,/不怕火苗把神经烤细？/年青的胳膀是擎天柱,/快用它去辟开一条远路。/祖国正需要你一臂力，/塞北烽火正炽！/风雪做炭，天地为炉。/让战争炼一条金刚身躯!■外敌逞凶，边庭风雪正紧，匣剑欲鸣，男儿当佩吴钩。少年强则中国强,作家希冀年青人脱离安乐窝练就有用之身，铁血报国不负青春。诗人并非“纸上谈兵”，抗战全面爆发后，作家脱下长衫换上戎装再赴沙场，亲身到民族战争的熔炉中发光发热。继臧克家登高一呼，《光明》又于百灵庙告捷后相应推出绥远文艺青年诗作《我们收复了百灵庙》：伟大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收复失地的号声，/从这伟大的日子开■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2页。■舒群:《一个沉痛的申诉》，《光明》，第一卷第十二号，1936年11月。■臧克家:《肉的长城一为绥东抗战将士作》，《光明》，第一卷第十二号,1936年11月。■臧克家:《炉边》，该诗作于1937年丨月26日，《光明》，第二卷第八号，1937年3月。
  • 始—/在炮火下,/在深夜里，/蒙古包深处/竖起我们的国旗。/绥远省的军队/开进百灵庙的街市。/我们收复了百灵庙，/父老们在/垂泪，/欢笑,/沦亡的蒙古少女，/狂呼祖国的骑士。/“万岁！百灵庙”/“万岁！晋绥军！”/“万岁！中华民族！”/百灵庙,/叛徒的窝巢;/百灵庙/爆发起“东征”的瓦斯;/这瓦斯/弥漫着/察哈尔的草原/多伦，滂江，嘉卜寺。/从火线冲出的英雄们/又要冲向火线里去。/听呵：百灵庙的街上/英雄们这样喊着:/“冲向东北！”/“冲向东北！”/在山海关外/还有我们的/沦亡的羊群，/沦亡的土地。■11月24日，傅作义部向百灵庙敌军发起攻击，次日敌方溃逃，国军正式进驻百灵庙。作者身处绥远,所写或可反映当地声音之一种。敌退我进，父老“几时真有六军来”的辛酸一变而为“忽闻官军收蓟北”的狂喜，垂泪忆往日，欢呼庆今朝。鼙鼓动地,敌寇新败贼巢倾覆。乘胜追击，金祖有缺东省尚陷敌手,走马东进,山海关外才是一显身手的战场。诗歌以胜利为契机，借军民之口要求政府一鼓作气全面抗战收复失地。1930年代，伴随日本侵华进程，国内民族话语高涨,作为热血青年，刘映元“冲向东北”的口号不足为奇。除此,1930年代中期，中共鉴于国内形势调整斗争策略,淡化反蒋色彩突出抗日要求，《光明》选择刘映元作品颂扬晋绥军声言抗战，呼应民意的同时，未始没有配合政治宣传的考虑。进入1937年后，绥远渐趋平静，但《光明》对绥战话题依旧保持热情，很快又登载了宇昂充满战斗呼声的《那一天就快要到来—献给前线抗敌战士》■:狂愤的北风吹散了祖国的忧郁，/锦绣的河山染满了战士的义血。/战吧！举国同胞都把希望交托给你们,/你们身系着民族的灭亡和生存！/现在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看我们是忍辱屈服还是誓死抗争。/(战士们！牢牢记紧：）/只有用我们自己的头颅和热血，/才能争得住民族的生存和光荣。/后方，你们不用担心，/有全国的民众作后盾。/(大家节衣缩食，加工减薪，以一天所得贡献给你们：）/援绥运动正疯狂般地增涨，/不要怕抗X斗争没有力量。/家庭，你们也不用担心，/你们的老母，娇妻，子女,/国家都已给他们安排定,/只要祖国能复兴，他们不愁生存。/不歼灭仇寇永不甘休,/血染的河山将永为我所有！/那一天就快要到来，/“光明”就在我们前头!■作品充满乐观的战斗精神，勉励将士英勇作战，并向其展示民间与政府的援绥举措，借此进一步鼓动抗日。诗人充满激情，以消灭寇仇拯救民族为号召，但简■刘映元:《我们收复了百灵庙》,《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年12月。■宇昂：《那一天就快要到来—献给前线抗敌战士》，《光明》，第二卷第四号,1937年1月。■宇昂：《那一天就快要到来—献给前线抗敌战±》，《光明》，第二卷第四号,1937年1月。
  • 言之,其主旨即“战吧”。诗歌斗志昂扬，但前线空气恰与此相反。1937年元旦，范长江再人绥远，发现前线“无事而沉闷”，西安事变“把绥远前线原来一点热气’消散了八分”。记者就目前形势坦言，“没有人不希望抗敌战争的继续胜利,而胜利的先决条件，是及早恢复我们有力的对外阵容，要恢复对外阵容,在我们前线的观察者看来，消弭内在的矛盾，是最重要的工作”■。此一时期，举国关注西安事变，中共更是态度慎重。不知是否出于谨慎，对西安，《光明》自始至终未提只字,只就绥远高调言战，在此关键时期绕开西安只谈绥远未免本末倒置。绥远抗战爆发后，《光明》积极响应，除募捐更努力搜求有关绥远的作品■，体现出刊物的爱国情怀。不过，《光明》坚定地遵循左翼文化立场，其中,在诗歌方面强调“国防诗歌”及“大众化”的路线■;编辑思路上又广泛发动民众,刊物声称其没有“固定的同人”，十分看重“名字不很为文坛人所熟悉的—或者完全不曾发表过作品的”“读者投稿”■，刊物自身的这种定位、倾向等均会通过作品体现出来。以上宇昂等人诗作无不通俗、直白，战斗性一览无余，刊物如此取舍着眼点应在鼓动抗战,但并非所有的宣传皆是优秀的作品，左翼人士在政治宣传方面的诉求难免会对作品所应具备的文艺性产生影响。■1937年3月，汪精卫赴绥远“代表中央祭阵亡之军民”■,《光明》适时刊载挽歌至祭国殇：大青山下,/飞扬起蔽日的风沙,/普天下浸在哀思里—/是天容也觉得了愁惨!？/那唤不应的忠魂哟，/在百灵庙前的荒原里,/虽然春雪消溶了，/可是，我们依然认识你们的血迹。/弟兄们哟，你们为了祖国，/拼掉了宝贵的生命，/以英勇的溅血的斗争,/唤醒了全民族久酣的迷梦。/历史的巨笔,/已在你们的墓碑上/写着“永垂不朽！”/你们用血肉筑成的长城,/今■范长江:《沉静了的绥远》，《塞上行》，大公报馆出版,1937年8月三版，第202,203页。■《光明》第二卷第一号《社语》，第二卷第二号杨骚《一九三六年的诗歌》等，均提及援绥之作数量、质量不足的问题。■对此,杨骚:《一九三六年的诗歌》，有明确论述,《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年12月。■1936年底,《光明》对第一卷十二册的作品进行统计,就诗歌而言，采自新人即“读者投稿”的占全部诗作的34%,，其它小说、戏剧部分，此比例也在三分之一左右。刊物期待这一比例在来年将达到“二分之一”乃至更多。见《致读者》，《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年12月。■关于绥战作品的不足,《光明》编者在1936年底谈到，“北方,神圣的民族战争已经开始，我们希望能有关于绥远等地的文艺通信。现在虽然已经接到不少的这一类的稿件,惟可惜多空洞之作；我们盼能有更实际一点的稿件!”（《社语》，《光明》，第二卷第一号，1936年12月）另外,杨骚总结1936年诗坛存在的问题也说到“概念化,标语口号式,幼稚的政论等诗歌还是占着最大的篇幅”。（杨骚：《一九三六年的诗歌》，《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年12月）。■《中央日报》，丨937年3月13日。
  • 天作了我们反攻敌人的堡垒！越过大青山去吧,/向天涯去唤回我们的忠魂！一九三七年三月写于绥远追悼抗战将士之日■青天无光，只为忠魂远逝,春雪消融，共碧血浇灌沃土。将军百战，壮士不归，生命无价,挽民族于沉沦，青山有幸,伴英雄不朽。同歌魂兮归来的还有冼星海，歌者为《追悼绥远将士》歌谱曲，悲壮、苍凉的歌声久久回荡：“在平原,在山岗，你们的晡声震死敌人和汉奸。在后方，在前线,你们的晡声,在未死的人们心里呐喊。”■一曲薤露，闻者悲伤,他日奏凯，勿忘忠烈。诗歌简洁且长于抒情，便于对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绥远抗战爆发,《光明》积极刊登援绥诗作，表现了强烈的抗战意愿。在过一程中，西安事变发生,对此，《光明》没有像大多数舆论那样谴责事变发动者或呼吁妥善处理，而是沉默始终，如此，刊物既有对外要求，同时保留自己的政治立场，说与不说，意味深长。结语1935年华北危机弓I文坛关注，《光明》借此因缘问世，就华北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相关事件画影图形。民族热诚之下，《光明》激励学生反自治运动，揭露日军在华北劣行，反对两广离心，支援绥远抗战。左翼传统中，作为宣传的有力武器，文学与政治关联紧密。国共谋求和解的背景下，《光明》鲜明地指向救亡。同时，基于国内政治形势，刊物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也夹杂着或明或暗的阶级立场。《光明》力图直观地反映现实、鼓动民众,其作品确有鲜明的时代感，但宣传的目的性、阶级意识的斗争性也使刊物在文学性上稍逊一筹。感于家国危亡，承载国共恩怨，《光明》以文学的方式图解国难,其间民族与阶级话语交织变奏，爱国赤诚与政治诉求混合输出，将一段独特的声响留存历史场域。■余修:《悼国殇》，《光明》，第二卷第九号，1937年4月。■《追悼绥远将士》，冼星海曲，词作者李□(该字漫漶不清），《光明》，第二卷第八号，1937年3月。
  • 清末民初广州锦纶会馆工会化初探白昭未*有清一代广州丝织业十分发达，进出口贸易频繁，丝织商人为了协调行业内部利益和规范运作程序而成立了锦纶会馆。作为中国近代重要商会之一的锦纶会馆在清中后期对外丝织品贸易方面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民国初年锦纶会馆出现工会化现象，但对这一过程至今仍未有细致研究,①本文便是弥补此研究空白的一个尝试。本研究对锦纶会馆清末民初工会化的现象采用长时段的眼光进行考察,希望可以从其历史发展中找出工会化的根源。锦纶会馆是广州丝织业的传统商会，座落于广州西关下九路西来街,2001年由于道路施工,整体北移百米至华林寺东侧。在搬移过程中发现清前期到民国十三年（1924)碑刻共计19通。据碑文记载，锦纶会馆兴建于雍正元年（1723年），*白照杰:澳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①近年来海内外关于中国会馆的研究成果颇丰,对此王日根等先生早有总结。然以往的研究对于个案的关注似乎仍显不足,有关锦纶会馆的具体研究至今仍然较少孔柱新先生曾撰文讨论了锦纶会馆在广州丝织业史中的重要地位（孔柱新:《锦纶会馆与广州丝织业史》，《岭南文史》2003年第2期,第38-39页）。霍新宾先生在讨论广州行会工会化的文章中指出锦纶会馆在民国初年有工会化现象发生（霍新宾:《清末民初广州的行会工会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第50-56页）。胡晓宇和陈玉环等先生对于锦纶会馆也曾有一定的关注，但其关注重心主要放在文物保护方面（胡晓宇:《锦纶会馆整体移位工程中的文物保护》，《中国文物报》2006年第8期，陈玉环、李国雄、李继光:《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过程及其科学意义》，《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67-72页）„另外广州市文化局编籑的《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工程记》中也简单描述了锦纶会馆的历史（广州市文化局:《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工程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其它有关锦纶会馆的讨论散见于各种有关广州会馆行会的著作中,但大多语焉不详。图1
  • 后经多次重修，形成三进格局,并附有关帝庙、祖师堂、财星楼等祭祀场所。（如图1②)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广州一口通商,锦纶会馆获得得天独厚的丝织品对外贸易的权利，到鸦片战争前基本垄断了华南纺织业的生产和销售，人员众多，规模庞大。在拥有庞大规模的同时,会馆内部也出现了工商分化，并最终在民国初年正式析出工会化组织。以下分清末和民初两个阶段对此过程进行考察。一、锦纶会馆在清末出现工商分化迹象锦纶会馆在清末出现工商分化，以工人为主要成员的西家行的形成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分化过程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阶级利益认同、文化信仰认同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利益的分裂和战争的聚合效果锦纶会馆作为“锦纶行”的商会，传说在鸦片战争时期便已产生内部分化，但分化标准十分复杂。按照产品种类，可分为五大行:朝癖行、十八行、十一行、金彩行、通纱行;按销售地域可分为洋行庄三行（安南货行、新加坡行、孟买货行）、本地纱绸庄行及福州货庄行。而按照雇佣关系来看，锦纶行内部当时有三类人存在，分别是“放机”、“揽头”和工人。“揽头”即东家，“放机”即发放原料给揽头雇工织造,织出成品后进行销售的丝绸商，工人一般受雇于东家。③这一关系将锦纶会馆内部分析出东家和西家两行,东家行即商人行，西家行即工人行。东家行聚会锦纶会馆，而西家行聚集于现今中山七路上的先师庙，并有众多以堂或馆命名的工人宿舍，立有规条，管理严格。④暂时尚无史料证明鸦片战争之前锦纶会馆便存在东西分行现象。据口述数据显示，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三元里抗英斗争中，“锦纶堂出钱，机房仔和打石工人出力”，⑤并协助川北总兵张青云守卫西炮台。⑥又根据锦纶会馆西家行堂馆多有平日习武强身现象，或许可以做这样一个推测，即西家行的形成（或②广州市文化局:《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工程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4页。③孔柱新:《锦纶会馆与广州丝织业史》，《岭南文史》2003年第2期，第38-39页。又参考唐文雅主编:《广州十三行沧桑》,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第85-88页。④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80-190页。⑤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82页。⑥《荔湾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页。及广东省地方史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工会编》,2007年,第7页。
  • 完全析出）或许与三元里时期丝织工人有组织的抗英斗争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西家行”很可能脱胎于三元里丝织业的“民团组织”。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西家行还不具有“工会”的基本性质’而可能更像是保家卫国的工人团体。这里有必要提到锦纶会馆工人因为利益问题而“集团自卫”的信息，因为这类行为可以加强工人的聚合力，有助于形成有组织的团体。相关数据可以从早于鸦片战争的碑文中发现端倪。据锦纶会馆一通碑刻记载,在乾隆元年（1736)和十四年（1749)均发生工匠与机户间的争讼案件。乾隆元年，由于西关机户钻营地方和国家纹银度量衡不一的空子，克减工匠工钱，导致以梁广同为首的工人与之争讼大堂，并“持众滋事停工勒价”，⑦经由南海县大堂裁决维护了工匠利益，并勒碑于锦纶会馆以为昭示。令广州南海县官员头疼的是，即使石碑敕令言之凿凿,此类事件也并未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乾隆十四年，同样的事件又一次发生，工匠们依旧推举梁广同为代表，“聚众齐行勒价”⑧，再次与东家争讼。明显的，由于有切近案例可供借鉴，此次官府并未给予更多的重视’这一点从锦纶会馆乾隆十四年碑刻文字甚短和用词平平中即可看出。然而在自发努力下，工匠们的利益又一次得到了维护。由于工匠和机户之间存在利益分裂,而秉持商会性质的锦纶会馆更多地站在商人角度说话，因此在缺少公正的前提下工人很容易就会走向聚合,并为自身利益而斗争。虽然我们不能模糊地把锦纶会馆“工会化倾向”前推到乾隆时期，但是无疑的，这一事件已经使得锦纶会馆工人聚集在德高望重的工匠周围并学会了一般的斗争手段（集体游行示威、罢工、争讼），为走向独立集团打下了“阶级认同”和“利益认同”的基础。三元里斗争作为一个契机,给工匠们提供了一个活动和发展的舞台，西家行的最终形成使锦纶会馆开始走上了工会化道路。(二）奉祀等集体活动的聚合力公共信仰活动具有集体聚合功能，因此讨论工人团体聚合力时便不可回避其共同信仰问题。锦纶会馆碑刻中有众多祖师碑记，据碑文记载每年八月十三会馆皆会举行盛大的聚会仪式祭祀祖师张骞。张骞作为锦纶祖师的根据是“支机石”传说，这一点在碑刻中被反复提及，如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锦纶祖师碑记记载：⑦广州市文化局:《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工程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⑧广州市文化局:《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工程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第152页。
  • 郡城之西隅，业蚕者宁数百家。从前助金修建关帝庙于西来圣地，以为春秋报赛及萃聚众心之所。迨后生聚日众、技业振兴，爰于癸卯之岁，集众金捡题助金构堂于关帝庙之左，以侍奉仙槎神汉博望张候焉。盖蚕织之事虽肇端于黄帝之世，然机抒之巧花样之新实因侯于元狩年间乘槎至天河得支机石，遂善天孙之巧，于是创制立法，传之后人，至今咸蒙其利。⑨从此记载中,不仅可以得知锦纶会馆有特殊的祖师张骞崇拜，还可以得知关帝崇拜也是其重要信仰之一,继而结合广东关帝信仰背景，可以推知当时关帝奉祀之日定然也熙熙攘攘热闹一番。同一块碑刻中又记载了每年筹备和管理祖师祭祀以及关帝祭祀者皆为十二人,并不相统属等信息。然而，似乎关帝崇拜在锦纶会馆后期活动中渐渐消失了，具体情由无法得知,但是与乾隆二十九年(1764)之后的各通重修碑记中时时提及维修祖师张骞“庙貌”相对应，“关帝庙”三字并未再次出现。看来在锦纶会馆内，张侯这一“行业”特征明显的祭祀渐渐取代了“关帝”这一大众信仰的地位。与关帝庙逐渐暗淡形成鲜明对照，锦纶会馆道光年间（1831-1850)突兀的出现了一个新的崇拜偶像。根据道光二十七年（1847)《锦纶会馆添建碑记》记载，道光五年在祖师堂中建后座，并将张骞塑像移人，事后“人事乖张舆情少恰”，众人认为风水犯抵,经陈子刚老师和冯芝彦老师勘定，认为“先师圣座及横门之路俱以照鼎建始基为例。至于右旁有受杀之处，宜于照墙余地东南隅高建一财星楼以镇擎，则福荫自靡艾也”。后由当年值事主持七月动工，十月建成。⑩有神必有祭祀,然而纠结现已发现的锦纶会馆相关材料，并未发现财星祭祀拥有较大的规模或影响力，可见这一出于风水布局考虑的偶像引进并没有发挥聚合众人信仰认同的功能。或许应该把锦纶会馆奉祀活动聚合作用的考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奉祀关帝阶段，奉祀祖师和关帝阶段，以及奉祀祖师阶段。然而，史料的匮乏尚不允许做这样的分段考察，这里的重点只放在祖师张骞崇拜的考察上。八月十三祭祀张骞的“师傅诞”活动对于东家和西家似乎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异”。现有的行内工人口述数据中对于清民之交的“师傅诞”祭祀活动多有热情洋溢的描述,并证明工人已经参与其中。但更早的碑刻中没有关于祭祀活动的描述,更没有说明是否有众多工人参与其中。当然，这一点是不能作为西家行工人在较早的祖师奉祀活动中缺乏参与的铁证，然而结合另外一个细节，或许可以窥探个中情由。从锦纶会馆较早的祖师碑刻中可以看到，每年祖师堂⑨广州市文化局:《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工程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⑩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96-997页。
  • 内“师傅诞”祭祀的同日也是选择当年“值理”的日子，对于行内商人有特殊意义。在广州祭祀的活动中，粤剧表演是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锦纶会馆也为祭祀活动而设置了专门舞台。（见图2■)然而这个面向锦纶会馆内部的舞台却不大，而台下用来摆放座椅的空地面积也只勉强容得下一百余人而已，可以想见“大戏”并不是为工人演出的，当时在座的大约主要是行内机户揽头及其亲属。或许这里可以做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即至少在清中后期祖师崇拜活动对于东家的“聚合作用”更加明显。图2然而，事情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发生了变化。据相关数据记载显示，锦纶会馆后期东家聚会在锦纶堂，而西家活动则在祖师堂。虽然现在仍不清楚这一局面的形成本末，但是“祖师”这时当更多的影响了工人的日常生活。在西家行占据祖师堂作为集会场所的同时，东家行似乎在渐渐的远离“祖师崇拜”，除了在八月十三的祭祀活动中，他们应该很少再有机会集体围绕在祖师的周围接受先贤神圣的教诲。其实，东家行为了维护自身的集团性以及共同利益，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加人了广州九善堂七十二行组织,■并参与到维护商人集团利益的活动中。由于祖师堂西家行的工人组织化倾向和东家行的商人会馆化倾向都在进一步发展，两者的实际分裂已然为时不远。(三）锦纶会馆与祖师堂的分裂与工人组织的形成民国初年广州有很多传统会馆最终转变为西家领衔下的工会，■同时也有一些旧时行会由于存在东西分行现象而分裂出工会组织，锦纶会馆即属于后者。史料的缺失不能使我们直接梳理西家行作为集团分化出锦纶会馆的线索，■广州市文化局:《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工程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7页。■“广州的九善堂七十二行大约成立于光绪十一年（（1885)。七十二行的堂名又称‘西共堂’，是当时广州省城内外八九十个工商团体的联合组织,但最初并没有设具体堂址馆所，只是暂借下文所介绍的善堂进行集会联络，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太平门内晏公街成立广州商务总会，但会所还不很大,每有大集会还是借用善堂的场所。”引自罗晃潮：《清末民初广州的九善堂七十二行》，《岭南文史》1992年第2期，第64-65页。■霍新宾:《清末民初广州的行会工会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第50-56页。
  • 但是或许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便会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答案。与西家工友行相对应的是东家商人行,现有史料显示东家行在清末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中尽量维持了一种“机户团体”的身份和利益认同。如前文所述，九善堂七十二行成立于光绪十一年（1885)，锦纶会馆加人其中，然而其加人七十二行时的名称并未沿用“锦纶会馆”，而是改作“锦纶机户行”。■可见至少在此时锦纶会馆的商人们已经明确了会馆内部人员构成的区分，“机户团体”巳经形成一种利益和身份认同，这一点定然与西家行的内聚团体的积极发展有关。锦纶会馆现存碑刻中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九日广东省厘务总局特示一通,碑刻中记载了丝织品出口厘金和台炮费由安顺堂转移到协恭堂的过程。光绪十八年（1892)朝廷将报缴出口丝织品坐厘的权利交给安顺堂商人何载福，而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时锦纶会馆商人希望仍按旧法行事,丝织品出口坐厘有“本行协恭堂自行抽缴”，为广而告之，特立石碑一通。■碑刻中可以看到,锦纶会馆商人并不将自己的组织称为“会馆”而是称为“本行”，这一称谓明显是“锦纶机户行”的简称。由于碑文内容涉及政府部门，所使用语言务求准确，可见“锦纶机户行”已然变成一个正式的对内和对外名称，将自身的团体性质准确无误地向外宣示。东家“锦纶机户行”的自我认同越明显就越证明西家工友行的独立性越强，锦纶会馆内部非此即彼的人员构成使得这一分析方式得以立足。当东西两行的身份认同完全确立以后，锦纶会馆和祖师堂的分裂就基本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从锦纶会馆的建筑结构来讲，祖师堂是附属建筑,离锦纶会馆本馆有一定距离，更接近西家行工人聚居宿舍，这种建筑构成在一开始就为两行的分裂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民国初年锦纶会馆工会化倾向的加深和完成锦纶会馆民国初年工会化倾向继续加重，并最终分离出工会组织，这一过程牵扯当时广州各种团体势力和社会、经贸环境的变迁。这里需要对相关的背景进行简单描述以探究锦纶会馆在这一时期工会化发展特点的形成原因。■■罗晃潮:《清末民初广州的九善堂七十二行》，《岭南文史》1992年第2期,第64页。■广州市文化局:《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工程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76页。■在以下的研究中,许多材料都来自《民国日报》，此报纸创刊自1913年6月，第二年相继由国民党广州党部和中央宣传部接管,其内容涉及广州各类事务,且每日刊布,故对于本研究意义重大。
  • (-)民国初年锦纶会馆工会化的社会背景原因民国初年，内外众多因素影响下，广州土丝价格持续下跌，出口量日渐减少,丝业渐趋衰落。当时各种相关报纸皆密切关注丝业衰落问题，认为日本等地丝业机器生产以及本国行业间的不正当竞争等给中国丝织业造成了很大压力，致使中国出口量降低，因此极力呼吁丝商应在工艺和管理机制上有所改进。■广东丝业的衰落给丝织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出口的锐减和垄断地位的丧失对锦纶会馆商人打击巨大，然而换一个角度，却又为锦纶会馆工人地位提高并最终成立工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会馆内商人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使得其对于工人的控制被迫放松，工人逐渐摆脱控制，并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结成“工会团体”。民国广州的工会运动发展势头良好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民国十一年(1922)广州召开了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第一届全国劳工大会，民国十三年（1924)国共合作开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都是工会化运动的重要导向者。由于在同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重新诠释的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方针，因此国民党在支持工农运动上付出了很大努力，如成立工人部、召开五一纪念大会等。此一时期,有两个事件对于广州工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是左派人士廖仲恺先生被任命为工人部部长负责工人运动，而早在民国十二年（1923)廖仲恺已经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在其任内，廖仲恺大力支持广州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发展,锦纶会馆也大受雨惠，这一点在下文中将会进一步探讨。第二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三年（1924)五一纪念大会上名为《中国工人所受到不平等条约之害》的讲话，号召“组织工人大团体”，这不仅仅促进了当时各行业工会的成立，更为稍后中国总工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因此，锦纶会馆在民国初年的工会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它综合国内外各种因素下的中国工人集体运动中的个案。就现有数据来看,很难确定锦纶会馆工会成立的最初时间，然而已有学者指出民国四年（1915)锦纶机织工人就巳经和其他行业工人组成过松散的广州■如《民国日报》民国十三年三月二十七号报道广去年日本地震,丝织业以为有利可投，无论华洋丝商纷纷竞买,遂至一两日内每担丝价涨至二千四百元此等行情，本非正价，故不出三五H,即大跌特跌今春竞跌至一千元又下,现据各乡丝贩来省者言,丝厂停业者已有数十家云。”又《民国日报》中华民国十三年四月二日“土丝为我粤出口大宗，岁出总额百数千万，故其市情旺淡如何，关系社会经济至巨。”又同年四月九号《民国日报》日报发表《丝商宜速知奋》一文,认为“倘仍墨守成法,不知改良,恐从此以后华丝,必备排斥于外国市场矣”，而四月一日的文章《改良丝页筹议》更是具体的提出三条主张:一是督促设立生丝出口检查所,二是组织丝商留洋考察学习，三是劝告同业改良。
  • 工团总会,■又民国十年（1921)机织业也曾组织工会■加人工团总会■并发动过340人罢工斗争以求提高工资待遇（未得到解决），■然而不论是这一组织或是小规模的罢工都尚未发挥很大现实作用。真正将锦纶会馆工人引领上工会道路的重要事件是发生在民国十三年的两次反抗增加厘金的游行活动。(二）民国十三年厘金事件及其对锦纶会馆工会化的影响本节研究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民国十三年（1924)的《民国日报》，其中的大量信息已为我们查得，并最终梳理出这一事件的本末;二是锦纶会馆民国十三年（1924)的一通碑刻，碑刻篆刻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三个政府令，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据《民国日报》1924年1月8日文章《锦纶行工人请愿情形》报导，锦纶行因开源公司承办抽收土制品坐厘举行罢工已月余，一月七日下午一时千余工人聚合，前导者手持大旗，余者手持小旗（旗上书曰“锦纶行工人请愿免重抽厘”），“由丰宁路出惠爱路，转赴各署,并沿途派送诉词式之印刷单张”并最终汇聚在省署衙门门前。锦纶行的这次游行活动绝非无的放矢，这一点可从其请愿文中觅得一二：讵有奸商社蠹，丧尽天良，藉济军粮，假公肥己，不惜牺牲数十万人之生命，只图一己之私益，承办开源公司，抽收土制丝品坐厘，其立例之苛细、手续之烦琐，骚扰之大，网利之深，罄东山之竹，未能纪其半……况土丝一项，在乡运省，已抽府税，台炮经费，补抽厘金，迨制成纱罗网绸（丝犓右），运销外洋时，复重抽如故，据此一物，已成六抽……若再增加厘费，何异将敝行全体宣告死刑。■开源公司借口厘金与商人有关而与制造者无关敷衍锦纶行制造者，然而当时海关为洋人把持，洋货人口税轻，国货出口税重，商人倘无利可图，制造者亦不能继续生产。且锦纶行内制造者和商人两种身份很多时候往往聚合在一个人身上。因此开源公司的举动引起普遍反对，据碑刻记载,锦纶工商还以前清创办■霍新宾：《清末民初广州的行会工会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第50-56页。■广东省地方史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_工会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广州《真共和报》，1921年6月1日。据云加人工团总会的有锦纶会馆机房十八行和下金彩十二行。■《民国日报》，1922年3月6日。另见广州工人运动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州工人运动简史(第一卷1840-1949)》,2000年，广州：广东科普印刷厂，第82页。■《锦纶行工人请愿情形》，《民国日报》1924年丨月8日。
  • 广东通省出口土绸绣巾坐厘示谕为据,援理力争。■由于省长廖仲恺七号并未在广州,其他官员不敢妄自定夺，此次请愿没有收获希望结果，故而于一月八号锦纶行工商再次掀起请愿游行。此次请愿号称动员万人，从“由东堤而行，途为之塞，举出代表过海赴大本营请愿后,再折往省署”。■是日廖仲恺由沪返粤。一月十日的报导《土丝制品罢业平息》一文细致地描述了廖仲恺解决罢工游行的全过程。据悉在罢业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锦纶会馆巳经派员向财政厅接洽,然均未获答复，最终无奈游行。继而锦纶会馆代表首先向孙中山先生请愿，“大元帅恻然动念，当面允准”。一月八日工人转至省署请愿，然则廖仲恺不在，政务厅长陈树人不敢妄自做主。工商暴露风霜，候至夜半,廖仲恺返回广州“即接见请愿代表，略为询问，已有允许撤销之意”，之后慷慨言辞，电致大元帅孙中山请求撤销开源公司坐厘。九日，中午十二时发出布告，即广东省长公署布告二号令。同日，由于锦纶会馆工商惧怕今后仍有类似事件发生，故请求省长立案为鉴，是为广东省长公署布告三号令。■此两份布告对于锦纶会馆意义重大，故而立碑为凭，至今仍竖立在会馆中。■事后,锦纶会馆于一月十四日《民国日报》中登文《土制丝品各行工人全体鸣谢》感谢游行时给予帮助的各界人士（主要包括方便医院、九善堂和各工会友人），又于一月十五日登文《恭颂孙大元帅廖省长德政》感谢孙中山和廖仲恺两位先生，继而又立即在锦纶会馆内刻碑简单描述事件经过并表达感激之情。■厘金所带来的问题并未到此为止,然则到此我们已经可以对这一政治活动做一简单总结。在这两日一夜的锦纶会馆阖行大游行中，工人和商人结成一体组成工商联合会，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罢工、游行，充当了活动的主力军，高调的登上了历史舞台。更为重要的是锦纶会馆工商联合会的组成为其工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然而对于此次运动中工人的地位和价值或许也不应评价过高，因为总体来看这次游行主要是围绕着商人及其主要利益而存在的，而锦纶会馆中所立致谢碑刻又将背景写为“抽捐百出商业凋敝”。可以看出，商人(至少是东家行）在整个请愿活动中处于领导地位，工人则只是从属。.这一点在广东廖仲恺政府对于厘金问题的事后处理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此留待后文■广州市文化局:《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工程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76页。■《锦纶会馆工人再请愿》，《民国日报》1924年1月9日。■《土丝制品罢业平息》，《民国日报》1924年1月10日。■广州市文化局:《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工程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P176。■广州市文化局:《广州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工程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P176。
  • 详解。有理由相信,中国工厂主和工人间普遍存在的“和谐”关系是促成此次工商大游行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一次游行活动的相关报导中也反映了此时期锦纶会馆工会化发展的一些相关情况,这些相关情况与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列强加紧经济压迫等背景分不开，此不赘述。(三）《民国日报》所反映的锦纶会馆工会化特点《民国日报》中有一些关于锦纶会馆工会化情况的相关报导，主要涉及厘金游行事件、阖行大会整顿建置、参加总工会及工会会议等等情况。锦纶会馆在此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建置复杂（或者说“繁乱”更为恰当）的广州及其附近地域（包括西樵、佛山、顺德、大良、伦教、勒楼等等)■丝织业的总会机构，据闻“内分官宁线行，通素货行，机房行，顾绣行,锦绣行，绸金画业行，土制丝品行等五十余行”，■涉及人员不下十万余众，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由于人员混杂机构庞大,辐射地域广泛，旧有的东西分行显然已不能适应现状，文献中也不再提及东西两行，而代之以工、商等称谓。1924年锦纶阖行大游行对于锦纶会馆的组织变革和工会化有很大作用。彼次游行实为减免厘金，当时广东政府虽称“永不得别立名目再行征抽”■，然而由于战争的需要和对广东商人的进一步了解，■廖仲恺政府很快改变了策略。1924年1月28日《民国日报》即发布公告《丝品纳厘新拟办法》云：现财政当局，查悉出口丝制品行坐两厘，确以完征，惟纱抽等项土制土销，并无纳过坐厘，只系出后只货纳行厘一度，同是土制丝品，一则行坐兼抽，一则有行无坐，担负未免不均，目下军需万急，拟有财政委员会，将土销纱抽坐厘办法提出，一俟通过，即由某厅派委专办，不再召承商，以杜借口，至出口丝制品，亦拟酌量附加征收，以裕军费云文中暗示应该对纱抽等项土制品追收行厘，可以相信新方法出台后锦纶行的厘■《锦纶工人请愿情形》，《民国日报》，1924年1月8号。■《锦纶工人请愿情形》，《民国日报》，1924年1月8号。■如《民国日报》，1924年1月8号《锦纶工人请愿情形》曰：“工人十万余人，经停工月余”，又1月15日《恭颂孙大元帅廖省长德政》曰：“广东土制丝品各行工商数十万人恭颂”，然则锦纶会馆不止土制丝品各行，更有其他五十余行为伍，故工商总数定然远超此数字，然未见确切统计材料，此只据直保守陈述。■《广东省长公署布告第三号》，参考《民国日报》1924年1月10日文章《土丝制品罢业平息》及锦纶会馆碑刻。■1924年，正值北伐战争时期，军费开支急需用款，而广东商人在此一时期开始走向反动，继而组织商团并拥有武装，与政府和工人组织对立，并发生冲突，最终被武力平定。■《丝品纳厘新拟办法》，《民国日报》，1924年1月28号。
  • 金缴纳数目并不会满足行内人士在游行期间的设想。事实上到3月8日，广东财政厅长郑洪年受到省长廖仲恺的首可之后即发布公告，为满足战争需要，所有厘金加二征收，由“各军直接派办抽收者”，这一做法更是在暗示政府强硬的态度。■而到四月份，广东政府财政厅更是不顾商人们屡次以“丝业艰难”为借口的请愿，直接要求加征丝业税厘，对作为丝业商人贸易下家的锦纶会馆织造业商人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廖仲恺政府在对商人严苛的同时对于工人则十分照顾,并直接促成锦纶堂工会的形成。由于那时锦纶堂内分三行（通纱行、十一十八行、金彩行），有俱乐部五十余处，工人总数一万有余。■由于组织复杂不统一,导致商谈做事效率低下，故而在3月17日时召集各行工人代表商讨成立新组织，国民党工人部长廖仲恺、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冯菊坡以及助理施卜等都参与了会议并给予了指导。■广州市公安局四月份的一个提请从文本上看也对于锦纶会馆工会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由于牛羊烛札作团体出现同行异会（一则为工会性质，一则为商会性质,两者一并运作,即为合为“工商协会”)现象下的冲突，因此市公安局希望市政厅颁布政令禁止“同行异会”现象，以杜绝无谓争端。■前文所述锦纶会馆大游行的组织机构就是“锦纶会馆工商联合会”，而国民政府此时期又支持工人运动打击商人,是故假如此提请成功的话，锦纶会馆无疑将变成一个统一的工会，然而这一请示明显脱离社会情况因此不可能付诸施行。由于锦纶会馆规模庞大组织松散，因此民国期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锦纶会馆工会组织出现，而是其麾下部分次一级的丝织业“行会”逐渐转变为工会组织。据数据显示，1924到1926年期间，以“锦纶”二字为名的工会组织一共有三个,分别是锦纶织造工会、锦纶金彩行工会以及锦纶广纱行工会。■从称谓可见,这些工会都属于锦纶会馆内部小行，然而不相统属各有侧重，抱团组成更小群体,具有更强集团性。■未几,这些锦纶工会组织积极踊跃的参加了总工会,■《厘税加二之布告》，《民国日报》1924年3月10号。■《加征丝业税厘》，《民国日报》1924年4月23号。■三行和一万人的数据统计与前面提到的五十余行和超十万人的数目字差距很大，内中情由很难明晰，但是由前后“行名”可以推测，锦纶堂乃是锦纶会馆中专攻丝绸粤绣的行当，与土制丝品等行并不相统属。■《锦纶堂会议从新组织》，《民国日报》1924年3月10号。■《取消工商协会》,《民国日报》1924年3月22号。■参考广州工人运动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州工人运动简史》，第一卷,2000年；又1926年北京社会调查部《广州市工会状况调查表》等。■理论上讲，锦纶制造工会应该是锦纶行总的工会组织,然而由于其人数较之锦纶行工人总数差之多倍，而锦纶行在此时期又极为松散,因此笔者认为这一理论上讲得通的事情并不是历史真实,然而由于搜集材料有限,此不能进一步探究,故而文中聊备一说，认为锦纶制造工会只是锦纶行工会中的一家而已。
  • 之后其活动基本上在总工会的指导下进行，与其他工会混合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力量，在国民革命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锦纶会馆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内部出现了分化，并最终析出工会组织。工会的析出并不是政治风潮影响的简单产物，而是经济、信仰、政治利益等因素长时段影响下的结果。杜赞臣在论述民国初年乡村政治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文化权力网络理论，使用反例证明中国北方乡村中存在一些传统的文化权力组织，而现代化的权力组织建设需要对其有所依靠方能成功。■事实上，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存在于任何传统组织内，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往往需要向旧的权力体系有所借鉴。锦纶会馆工会化的潜在力量也来源于旧有的权力体系，从私人的权威辐射，到西家行的正式形成，工人内部的权利文化网络已经起到了凝聚工人的作用。因此现代化的政治风潮一兴起，锦纶会馆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传统认为会馆或行会内部成员皆为商人,然事实已经说明，会馆内也包括大量的工人’对于这-•现象的进一步讨论或许将对如何定义会馆的性质提出新见。参考文献一手材料：邓铁锋:《广东各工行状况之调查》，《工界》第11期，1920年8月14日，第13-15页。邓铁锋:《广东劳动业务之调查》，《工界》第10期，1920年8月1曰，第19-22页。范端昂：《粤中见闻录》，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广东蚕声》。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民国日报》。钱以垲：《岭海见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仇江:《广东新军庚戌起义资料汇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阮元：《广州通志》。檀萃：《楚庭稗珠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洗剑民，陈鸿钧：《广州碑刻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文庆等编纂:《筹办夷务始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张庆长：《黎岐纪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真共和报》。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PrasenjitDuara,Culture,Power,andtheState:RuralNorth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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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洲开埠史料辑录》评介黄鸿钊*一、百年前创建的香洲商埠一直是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可是人们谈到商埠的成败得失时，往往感到史料不足，难以论定，或者掺杂着主观臆测的成分去评说，却总是无法解释清楚。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最基本的史料，我将近年收集到的有关史料加以整理，出版了这部《香洲开埠史料辑录》（珠海出版社,2010年）。二、本书汇集的史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档案，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朝档案;二是香洲商埠创办人刊印的资料；三是香山县地方报纸《香山旬报》的报道资料。此外.还在《香山县志》中找到了个别资料。这些资料分别代表着官方的、开埠商人的和社会公众的三个方面的资料，都是相当可靠的第一手史料。三、清朝政府档案是香洲商埠史料的重要部分，这些档案现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香洲商埠虽然是由地方绅商集资开辟的民办商埠，但它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局，政府的介入和指导十分必要。而且事实上，政府行为在香洲商埠开办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书收集的政府档案文件共21件。内容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开辟香洲商埠的申请报告和审批经过的情况，文件共有7个，这些文件如下：两广总督为抄送具奏香山.县绅商伍于政等咨开辟香山商埠抄稿事致外务部咨呈;附件:奏为香山县绅商择地自开商埠以兴商务而裕民生，谨陈明大概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军机处抄录两广总督张人骏奏香山绅商择地自开商埠折;农工商部为香山县自开商埠事致外务部咨呈;农工商部为香洲开埠及暂行办法如何电复事致外务部商品流通信函；外务部为香洲开埠事致农工商部咨稿;督理税务处为抄送香洲开埠电报事致外务部片呈。这些文件中包括了广东政府申报创办香洲埠的呈文，以及清政府中央农工•黄鸿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商部、外务部、税务处等部门咨商、审理和批示等等。文献展示了地方和中央各级政府官员，对于开埠均态度鲜明地表示积极支持，各个机关也大开绿灯，罕有的官民一致,上下同心，人们真心希望商埠成功开办,期待地方兴旺发达。当时两广总督张人骏说臣查泰西首重商务，每不惜广开口岸，以收足国足民之效。中国则限于财力，经始为难。自中外通商以来，各省官辟之埠口武昌、济南、南宁等处,始稍稍自占先着,勉挽利权，而绅民之自立者尚未一见。今伍于政等倡为此举，其热心公益固为根本之谋，而于归国侨民,尤为利便,诚能厚集资本、固结众情,他日斯埠之振兴，当可预决。当此试办之初，又为向来未有之创举，似宜宽以文法，以期乐兴图成。”①广东政府还特地把香洲商埠定名为“广东香洲商埠”，明确把商埠纳人直属省管的项目。说明改革与创新已经是大势所趋，各级封疆大吏都乐于插手其事，争取在开辟商埠中创造新政绩。其二是关于香洲埠申请无税港的审批过程，共有以下17个文件:外务部为香洲免税及行轮事致税务处咨稿；广州将军为香洲开埠免税事致外务部咨呈；两广总督增棋为香洲开埠事致外务部咨呈；九龙新关税务司夏立士为申文;关务处禀文;税务处说帖;广东布政使司等详文;总办广东关务处布政使司陈菱域禀文;总办粤海关税务广东布政使司陈夔麟等禀文；两广总督增棋为香洲自辟商埠恳恩定为无税口岸事致外务部咨呈；两广总督奏为香洲自辟商埠恳恩特定为无税口岸以兴商业而顺舆情折;税务处等奏陈遵旨会议香洲自辟商埠暂作无税口岸折报;税务处为香洲开埠事致外务部片;税务处为注写香洲自开商埠折开列堂衔事致外务部片;税务处为恭录议复增棋奏香洲自辟商埠请暂准作为无税口岸事致外务部咨呈;增棋奏香洲自辟商埠请暂准作为无税口岸折;陈銮等录呈安代理总税务司接见胡大人关予设香洲为无税口岸事的问答,等等。香洲商埠开埠之初，其头等大事便是争取成为免税港口。免税问题提出后,地方和中央政府各部门认真研讨这个问题。总的都是采取赞同和支持的态度。认为“开埠为商战根原’无税实保商良策,该埠一经免税,群情鼓舞，火然泉达，但使官任保护,不患经费之难筹。”②但是由英国人把持的中国海关却大唱反调，坚持反对香洲埠成为无税港口。1909年8月16日，九龙新关税务司英国人夏立士为申到香洲察看后,对香①军机处抄录两广总督张人骏奏香山绅商择地自开商埠折（抄件）宣统元年四月初六日（1909年5月24日）（外务部档）T15:商业-商埠，选自中山市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910—911页。②（外务部檔）T15，商业一商埠，选自中山市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920页。
  • 洲开埠不以为然,特别反对给予免税优惠。宣称“鄙意以香洲只可作为中国自开之通商口岸，若作无税商埠非特与各处定章不符，兼与国家大局并无进益,复与课税大有妨碍。”③夏立士为申蔑视香洲埠和反对免税的言论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央和地方官员均批驳夏税司的言论,力挺香洲免税，指出“振兴埠务,保护商业，招徕华侨，挽回溢利，非先明定该埠为无税口岸不足以资提倡而树风声。该税司以商埠之盛衰为与税则之有无毫无关系者，体察情形，殆非笃论。”④“总之能免税则该埠可兴，不免税则该埠无望。此免税与否于该埠利害得失所关甚大，此外皆枝叶也。”⑤最后中央政府于1911年3月宣布决定给予香洲商埠免税优惠待遇。“历任督臣迭次饬属查勘，广征舆论，佥以免税为要键,非是则不足以兴商业而顺舆情，盖因该埠毗连香港、澳门，皆是无税口岸,傥有异同相形见绌，则该埠之经营不免掷巨资于虚牝，自应体此实在情形，酌予特别力以请恩准香洲自辟商埠，暂作为无税口岸。”⑥至此香洲商埠免税事宜得以圆满实现。总之,通过研读以上这些政府档案，可使我们清晰地了解香洲商埠申办的来龙去脉，以及有关商埠免税的争议和最终解决的经过。四、香洲商埠史料的另一个来源是香洲商埠公所商人自行刊印的文献资料。1909年，广州十八甫岭南书局石印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广东香洲商埠禀奉批准奏咨存案章程》（附本埠舆图）。该书又简称为《开辟香洲埠章程》。书中披露了商埠一些重要文献资料，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广东劝业道陈望曾关于开辟香洲商埠的晓谕(二）、香山县地图暨香洲埠图(三）、王诜:《开辟香洲埠图记》(四）、伍于政:《开辟香洲埠序》(五）、劝业道详请督宪批词(六）、香洲商埠详细章程《开辟香洲商埠章程》，共有40章。其章目为：③两广总督增棋为香洲开埠事致外务部咨呈附件附件一,选自中山市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921-923页。④1911年1月25日，两广总督增祺奏为香洲自辟商埠恳恩特定为无税口岸以兴商业而顺舆情折(抄件）（外务部档）T15,商业一商埠.选自中山市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929-931页。⑤两广总督增棋为香洲开埠事致外务部咨呈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1年I月25日）附件三,选自中山市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924-925页。⑥（税务处档）T15:商业一商埠，选自中山市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931—932页。
  • 1、宗旨2、命名3、择地4、资本5、公费6、填地7、泼河8、长堤9、街式10、店户式11、市场12、认地.13、工程14、经理15、关税16、盐务17、建造18、保护19、保险20、养生21、义冢22、规则23、工人规则24、铺主铺客规则25、营业26、学堂27、邮政28、阅书报所29、博物院30、公家花园31、饷码32、井厕33、洁净34、公款35、进支36、查数37、议事38、权利39、停工日40、总结(大清宣统元年元月吉日创办广东香洲埠总理员王诜、副理员伍于政同订）(七）、香洲公所组织体系1、名誉赞成员2、总理员、副理员、协理员、顾问员、工程师、会计3、各地办事机构:省城、香港、金山大埠、南洋、香山城、佛山、江门、台山等地代办处。(八）、何肇忠:跋(九）、附录原武（商报主笔）：《香洲开埠感言》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该书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编排，首先由广东劝业道官员宣布香洲商埠开埠，以及总督的批示。继由香洲商埠的创办人王诜和伍于政分别撰写序言,阐明开辟商埠的宗旨。接着颁布商埠的章程;最后公布商埠的组织机构，负责人和代办处，等等，以便商人咨询和投资。很明显，这是香洲商埠公所为了扩大宣传影响，为招商引资造势而出版的书，书中公布有关商埠的文献资料，翔实可信，弥足珍贵。王诜、伍于政通过上述40章的开埠章程，勾划了一个完整的建造现代港口城市的蓝图。其中不仅有发展工商业所需要通畅的海陆交通;还有为常住人口提供学校、邮电、公厕、书报阅览室、博物院、公园、保险和公共坟场等各种社会服务;还规定星期日和其它重大节日放假休息;尤其是提出商埠实行民主管理制度。据第37章“议事”规定以公所为议所，每月首开议一次,如有要事特别开议。以正副理为主席，在所办事员为议员，每街每行公举代表员到所会议。每议一事，必得议员人数过半方得开议，否则改期。议妥各事，必须议员多数认可，乃由主席签押，舆议各员亦须签押，以昭公允，然后宣布施行。”在清王朝封建专制体制下，居然敢于提出商埠管理民主化，充分表现了王诜、伍于政等创办人的民主思想和革新勇气。他们也深知自已在章程的某些观点和措词，已经超
  • 越了封建统治者的界线，因此有点惴惴不安，故在第40章“总结”中写道:“以上所拟章程，无非为地方上共谋公益，养成自治之基础起见。当此幼稚时代，立言或有过激之罪，伏祈亮宥。”⑦通过香洲商埠公所刊印的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开辟商埠的宗旨和大体的计划。特别是商埠如何通过在国内外建立代办处网络，广泛进行招商引资的具体部署情况。五、《香山旬报》有关香洲商埠的报道和评论是本书史料的第三个来源D《香山旬报》是香山人民的喉舌，由革命党人郑岸父（即郑彼岸）1908年创办于香山县城石岐。这是毗连澳门地区最早发行的一种报纸。郑本人担任主编兼发行人。在他的主持下,《香山旬报》从一开始就展示了革命者向反动势力猛烈冲击的气势。该刊创刊号发表《香山旬报叙言》和《发刊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现实政治腐败表示强烈愤懑，因而振臂高呼,公开宣布：“本报同人惧小雅尽而中国亡，咸抱大悲发无边弘愿，为欲令邦人士妇拂拭真智，咸革旧染，兴化厉俗，作我民气，因以恢复自由，振大汉之天声，发扬我邑人耿光被于中土，乃黾勉而作斯报。”这段话充分表现了郑彼岸等人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以及通过办报纸改革社会的决心和勇气。与此同时，编者又阐明他们将以“监督地方行政，改良社会风俗，提倡实业，网罗文献”作为办报的四大宗旨。⑧而香洲开埠是当地发生的改革创新的重大事件，石破天惊，万众关切。因此《香山旬报》也对商埠表示非常关注。香洲商埠自筹划开埠之日起，《香山旬报》便开始大量报道有关商埠的讯息，其后不断追踪报道商埠奠基开工情况，商铺与公路工程的进展，申报免税以及其它举措等等。计自1909年起至1911年间，先后发表有关香洲商埠的资料共达84篇。其中，大部分是报道商埠的筹办过程和开埠建设进展情况，例如：邑属将开商埠;商埠开办有期；前山同知查勘开埠情形；香洲开埠之设施;香洲埠注意灾民;香洲新埠定期开办；香洲开埠纪事；香洲埠工程述要;香洲埠大兴土木;香洲埠野狸山长堤将兴筑矣；香洲埠将有工艺学堂成立……等等。其次，是披露政府关于香洲商埠的审批文件，以及商埠章程等，如：劝业道为沙滩环开埠事具督院禀稿2篇;香洲埠之简明要章;奏开香洲商埠已奉殊批；劝业道批文8篇;香洲商埠章程批候核覆;陈庆桂奏筹办香洲埠原摺;省政府批文;批饬汇核香洲开埠简章,等等。另外一些是披露商埠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和交涉，例⑦参见《开辟香洲埠章程》宣统元年元月（1909年2月）广州十八甫岭南书局石印。⑧《香山旬报》第一期》
  • 如:庄同知调停香洲业主;赵委员到香洲调查；禀查香洲山场坦地确系官荒;英人注意香洲新埠航业；自治会关于湾仔香洲事会议纪闻；南水开辟商埠已测勘详确；陈藩亦赞成香洲埠免税;香洲添设轮船之可行;批驳香洲渔埠章程；香洲埠竟有斗蟀演戏开赌之事耶;夏税司查覆香洲埠办理情形;勘界维持会改期集议香洲埠事;教士欲迁香洲未果；札査香洲埠商被控告节；香洲埠商筑路之斗争;香洲埠商自谓并无拟借洋款;邑令亦谓香洲埠商并无商借洋款，等等。此外，旬报也经常刊登有关评论和建议的文章,有如下列等篇:香洲商埠之将来（尧孙)、香洲商埠命名之不典（炎心）、澳门与香洲之比较（亦进）；对于香洲开埠之刍言（恭都一份子来稿）；速香洲埠之成立者葡人也（质直）；香洲商埠欲弛赌禁之误想（亦进）；伍汉持主张香洲开赌之荒谬（民声）；评勘界会干涉香洲埠事（民声）;香洲埠免税矣吾民将安归（愤血），等等。从中可以看出，香山人民为香洲开埠欢欣鼓舞，对商埠的未来充满期待，同时也对商埠出现的种种问题忧心忡忡，希望商埠的运作不要脱离正轨。经过《香山旬报》几年来从不间断的追踪报道，使我们得以大致地了解商埠建设进展情况,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以及商埠从兴旺到衰落的过程。总之，综合政府方面的、企业家的和社会公众的这三方面资料编成本书，比较清楚地还原了香洲埠的历史真相。这是本书的主要价值和作用所在。
  • 從傳統藝術的傳承與面對的現實說開去郭濟修*一、茅威濤的困惑幾年前的冬天,我們到浙江訪問。在杭州訪問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的時候，觀看了該劇團重新演繹的《梁山伯與祝英臺》片段。著名演員、團長茅威濤在接受港澳記者訪問時，被問及面對現在很多人寧願坐在家中看電視而不去劇院，年靑人喜歡節奏較快的節目等現實情況，是否會因此改變傳統的越劇表現手法，讓時下的年靑人喜愛,以及是否會用普通話，甚至用英語演出，讓不懂吳越方言的觀眾容易明白。茅威濤坦言對此有困惑，一直追問自己:古典與時尙可不可以在越劇中找到平衡點？戲劇“以歌舞演故事”還有沒有豐富的餘地？是不是需要有新的舞臺敘述形式，以滿足當代觀眾對情感的理解？不過，她認為，越劇應該堅持“三不變”，即應該堅持使用吳越方言、應該由全女子演出，以及應該堅持傳承越劇的表現手法。她認為，如果不用吳越方言而使用其他語言，就不成越劇。而且,用普通話或其他語言演唱越劇，就唱不出越劇的味道來。更重要的是，越劇由於有以吳越方言演唱和全女子演員演出的那些獨特性,才不會被取代。她舉例,著名粵劇演員紅線女就是堅持用廣東話表演粵劇，甚至在談粵劇時要用廣東話。其實，傳統是流動的活水，之所以能往下傳,是因為它能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人們物質生活的改變而不斷改變其方式。在傳統的保護和繼承的過程中，應允許有創新和改革,使它在發展中繼承。新版《梁祝》正是朝這個方向走的。小百花越劇團在重新排演《梁祝》時，加入了新的理念或現代的思想,以及新的表現手法。導演郭曉男在《新版〈梁祝〉的理性定位》一文中談了新版《梁祝》的定位，一是尊重經典，二是思想開拓，三是形式現代。他歸納了新版《梁祝》的理念定位,指出與老版有六方面的不同地方:民間傳說的“眞實性”，新版改為“意*郭濟修: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
  • 象性”；承認故事的“逼眞性”，新版改為“寓言性”；梁山伯定位於“呆頭鵝”是在為人物奠定“不解裙釵”的性格依據,新版改為“執子之手”是梁山伯與祝英臺眞正的情感基礎;悲劇的原因在於“封建禮敎”，新版改為在於“命運的不可逆轉”；作品取値“眞”，新版改為“幻”；創作理念的“現實主義性”，新版改為“現代主義性”。①在表演方面，他們重新尋找《梁祝》情感傳遞方式，“終於找到了屬於這個戲的表演方式—相遇、相識、結拜、分離、訣別都是通過扇子提升為動作、調度、情感、意象這四個元素去完成。”②他們並一反當年京劇大師梅蘭芳提出的“移步不換形”理念，大膽選擇了“移步換形”的嘗試。③茅威濤在《尋找平凡的心動》一文中表示,小百花越劇團復排《梁祝》的意義所在，是用現代越劇人的語彙去重新詮釋這份刻入越劇記憶中的浪漫與美麗。在面臨選擇更加先鋒的《梁祝印象》，還是承接傳統記憶的《梁祝》時，他們選擇了後者。④茅威濤“希望人們能夠驚喜地發現，這部越劇在舞臺上呈現出的‘形’正在悄悄地發生變化，我們探索的腳步也在隨之不知不覺地前行。然而，理念被注入了新的元素，記憶卻是在承接的，越劇依然是傳統記憶中至情至性的越劇”。她認為,這次創作是在傳統的外衣下，延續著她20年來未曾改變過的追求,其内質不是回歸，是他們對於舞臺詞彙的又一次尋找和重述。⑤恰巧的是，在訪問茅威濤的那天晚上，我們在差不多是零度的寒冷氣溫下，在美麗的杭州西湖邊、嶽廟對面觀看了由著名導演張藝謀、王潮歌和樊躍執導的《印象西湖》。《印象西湖》共分五幕,它根據著名的民間愛情故事《白蛇傳》改編而成。前四幕是“相見”、“相愛”、“離別”和“追憶”。而最後一幕“印象”，則有些牽強，“但願這印象會被雕琢成一場無聲的回憶，一縷輕盈的消息。如雨，如霧，如夢，如西湖……”《白蛇傳》與《梁山伯與祝英臺》都是著名的傳統愛情悲劇，不同的是,張藝謀等利用西湖的水和岸邊的樹木等實景作為舞臺，以現代舞的形式，用變化的彩色的光、震撼的音樂和現代科技，配上張覯穎的幽怨歌聲，把傳統愛情悲劇《白蛇傳》故事包裝成《印象西湖》，運用現代科技手法演繹出來。儘管不少人認為這是張藝謀善於搞的花樣、噱頭,但從現場來看’這種藝術表現手法還是得到不少人的稱讚。茅威濤堅持“三不變”，是對中華傳統表演藝術的傳承，是一種執著、一種①《浪漫與美麗》，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第47頁。②《浪漫與美麗》，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I月第一版,第37頁。③《浪漫與美麗》，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第38頁。④《浪漫與美麗》，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第37頁。⑤《浪漫與美麗》.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第41頁。
  • 堅持;而張藝謀運用現代科技表演手法來承載中華傳統藝術，可以說是一種創新。茅威濤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張藝謀的《印象西湖》，表演方式各有千秋，但都在敘說中國的古老故事。至於誰的表現手法好，相信沒有人會容易得出結論。二、傳承與現實的兩難從茅威濤的困惑，繼而讓人想到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兩難。越劇，與所有的文化藝術一樣，是一種非物質文化。據國家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副司長馬盛德表示，中國傳統戲曲是非常豐富的，據1949年統計，戲曲的品種由之前的394種下降至360種;1982年的統計是317種，2004年的統計是260種。而據學者統計,其中，仍有經常性的演出，明顯保留傳統社會思想内容與價値觀念，且完全按照古本演出的戲曲劇種，更是已減至一百來個。越劇這個地方劇種，與仍然留存的各地方劇種的藝術特色和文化内涵一樣，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傳承與發展的危機。其中，最主要的是對戲曲至關重要的地方語言。正如茅威濤首先的困惑，即越劇是否繼續堅持使用吳越方言。必須指出,由於普通話的推廣、方言的逐漸削弱，以及帶來各地方言的外來人口的增加，對各地戲曲劇種保持原有的風格與音樂魅力產生了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而那些仍有較多演出和創作的劇種，同樣面對這些問題，因此對發展前景深懷憂慮。茅威濤的另一個困惑，是會否改變傳統的越劇表現手法。地方劇種的根本,是該種戲劇一直在某個地方文化的滋養下生長;而地方曲種的個性主要來自方言及其獨特的表現手法。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快速的城鎭化，人口大量流動,電視節目的多姿多彩，互聯網的普遍使用，國内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民眾生活方式與娛樂心態日漸劃一，使得地方文化、語言（方言）、民俗或習俗等，不像以前封閉情況下那麽單一、獨特，甚至一些口傳心授的技藝正逐漸消失。這些原因使得藝術的傳統、獨特的表現手法受到了衝擊。如果為“順應”這種趨勢而從藝術上抽掉了的民俗、語言和生活習慣，就會使該種地方劇種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該種地方劇種就不能繼續發展的、沒有生命力，也就會逐漸消亡了。這不單是茅威濤的困惑,相信也是很多藝術界、文化界人士所擔心的事情。人類的文化遺產，說的是前人使用過的、在當今已不再繼續發展的、不再具有生命力的東西。要保護，就因為她還有價値，是一種文化資源。如何保護，關鍵是，一要把文化的“根”留住,二要推陳出新，使之恢復或延續生命力。如新版《梁祝》所作的嘗試。
  • 三、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需全民努力非物質文化遺產並不是像物質文化遺産那樣更多的是器物層面的概念;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強調文化的意義價値。在傳統文化被當做一種資源的今天，如何保護，很多專家指出,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搶救、整理和記錄這些文化遺產，包括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制度。而保護一定要和創新聯繫在一起;創新是一種更深刻的保護。上面說過,受歷史與現實的諸多影響，諸多中小劇種的市場空間已經很小，不可避免地會陷入難以為繼的絕境。也因此，保護與傳承顯得非常重要和迫切。地方劇種的發展越來越依賴於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門的扶持與資助，因為單靠市場化改制,不一定可以給地方劇種帶來新的生機,反而可能為了迎合市場而使得其獨特性丢失。2001年5月18日，中國的昆曲藝術入選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第一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開啟了中國“非遺”傳承與保護的新篇章。至於澳門，國務院早前公佈了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遺名錄，澳門的“道敎科儀音樂”、“南音說唱”與“魚行醉龍節”三項目成功入選。繼前兩批入選的粤劇、涼茶製作技藝（由廣東省、香港和澳門聯合申報）、澳門神像雕刻後，澳門現有六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近年澳門申報的項目還有媽祖信俗、哪吒太子寳誕、澳門土生土語話劇、澳門土生葡人美食文化，不過，至今還沒有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遺名錄。澳門文化局則宣佈，將“媽祖信俗”、“哪吒信俗”、“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及“土生土語話劇”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連同上述六項先後被列入澳門非物質文遺名錄及國家級非物質文遺名錄的，澳門現有十項非物質文遺，六項為國家級非物質文遺。入選非物質文遺名錄的項目越多，保護的責任越大。不過,說實在，如何保護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澳門也面臨著很多問題。好在澳門不差錢，政府以及文化部門也給予一定的扶持與資助，因此無需單靠市場化改制,不必太擔心為了迎合市場而使得其獨特性丢失。然而，旣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不可能用物質的方法，或僅用物質的方法去保存,主要還得保存在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人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存活的土壤。其中，屬於非常“小眾”的神像雕刻、南音說唱及土生土語話劇等的傳承問題比較大。因此，如何靠口傳身授來保護和傳承，關鍵是，要建立得以傳承的人文環境和市場需求,讓更多的人接受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需要政府以及文化部門加大力度給予扶持與資助,以及全體澳門人堅持不懈的努力。
  •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识陈伟明*董丽娟**16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新兴殖民国家逐步向东方世界进行扩张。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殖民者或以武力侵占东方土地，劳役殖民地人民。或以经济贸易的手段，大肆掠夺东方宝贵的财富与资源。或以传播西方宗教的形式，作为西方殖民扩张的又一重要内容。希望通过宗教思想文化的渗透，把西方文明文化强加于东方世界,在东方的土地上建立西方宗教文明的中心。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来到东方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传播西方宗教福音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并非那么普遍那样轻易地接受外来的西方宗教文化。特别是中国独有的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化，对于初步接触东方文明的西方传教士而言，更感到不可思议，如天方夜谭。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西方传教士，想轻易打开中国宗教文明文化的大门，带来了很多障碍和困难。他们必须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字，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希望能够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以更好地用西方宗教文明打开中国文明文化的大门。第一节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语言的认识16世纪,西方社会加强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与认识。因为不管是殖民扩张，或是宗教传播,都必须对中国社会有更多的了解与认识，其中语言文字与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西方传教士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认识中国文化,为在中国传播西方宗教文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他们开始或者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了解并非绝对正确，但至少对中国语言文字有更多的感觉与感知。特别是那些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对中国语言的学习认识，往往更具有重要性与代表性。*陈伟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丽娟：暨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 其一,西方传教士接触了中国语言后，普遍认为汉语语音单一，音调难辨。从一些著名西方传教士的记述中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经指出：“我说到双元音时，心里想的是我们欧洲的术语。中国人不习惯说元音和辅音,因为每个字正好像每个对象一样，都是用它自己的汉字或符号来表示的’用于代表一个意思。因此汉字符号的数目就等于字的数目，措辞的单位不是字而是音节。”①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也认为:“几乎所有的字都以母音结尾，有几个不以母音结尾的，要么以M,要么以N结尾。它们全是单音词。”②直到17世纪末，西方传教士仍然对中国语言的语音感到困惑。法国传教士李明曾撰书论及中国语言问题，强调了声调的重要性。他曾写道：“这种语言仅有330个字（译注:三百个音，中国语言所包含的音要多得多，但是最初罗马字母的拼音并未区别硬辅音和送气音的辅音）或330个字左右，全部为单音节，或至少由于发音方式很紧凑，所以听上去几乎永远只能辨出一个音节。……。”“然而,为了让别人听懂自己说的中国话，必须把每个词的特殊音调读出来，稍一变化就可能落在另一声上，而造成可笑的误解，比方想把称为先生的人，叫成了畜生，因为用的同词不同义，义之不同只是由于声调的不同。因此，在这种语言上，真正可以说,声调决定一切。”③由于中国语言，语音稀少，主要靠声调调节来表达说话的意思。李明又指出：“想要轻松容易地表达各方面的事物，各种题材、内容，为科学艺术提供词汇，为支持演说和著作的雄辩（这一点上，中国人真是各具特色），如果没有找到增加词义而不增加词汇量的办法，这数量不多的字是不够用的。这个办法特别表现为使每个字具有各种不同声调上。因此，中国的语言,准确地说，是一种音乐。它含有一种真正的谐音。正是这种谐音构成中国语言的本色和特色。然而，大人，您已经看到，由于发音不同，330个字就变成1665个字。除此以外，还可以用平声发音或每个词都送气，这是很寻常的事，这样，又将词量增加二分之一。”④所以西方传教士觉得中国语言虽然有局限，但通过声调调节，可以令中国人毫不费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由于中国的语言的发音与西方语言的发音有较大的区别，也增加了西方传①[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27-28页。②[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9页。③[法]李明著,郭强等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65、167页。④同上，第165-166页。
  • 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的难度。利玛窦指出：“人们运用重音和声调来解决我称之为含意不清或模凌两可的困难问题。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声调或变音,非常难以掌握，区别很小而不易领会。他们用这些不同的声调和变音来弥补他们缺乏清晰的声音或语调。因而在我们只具有一种明确含义的一个单音节，在他们就至少具有五个不同的意义，并非彼此由于发音时的声调不同而可能相去有如南极和北极。每个发音的字的确切意义是由它的声调质量决定的，这就当然增加了学习说这种语言以及听懂别人的困难。我要冒昧地说，没有一种语言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学到的。”⑤又有传教士指出：“对于所有欧洲人来说，特别困难而且永远是一种障碍的是汉语的读音。它似乎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首先，每个字有五种不同的读法。但你不要认为，它们的读音非常分明，我们的耳朵可以轻易识别。这些单音节词发出来出奇地快，害怕很容易让它们逃走而不得要领。中国人还不知道省略掉多少元音的发音。在一个送气音后,就要紧跟一个平音，在一个齿擦音后,要紧跟一个凹音。人们有时用嗓子发音，有时用上腭发音,鼻子则几乎总是要用到的。”⑥可见当时汉语语音的音节、声调都给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带来很大困难，即使对于急切并且抱着热情学习中国语言的西方传教士,也不例外。其二,在了解学习中国语言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也认识到中国语言的繁杂多元，主要是中国语言具有官方的标准性与地域的多重性,构成了中国语言的复杂性。中国地域宽广，人口众多,语言统一的必要性与语言多样的广泛性始终贯穿于中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利玛窦指出：“他们都能看懂同样意义的书面语，但是各个民族却都说它自己特殊的方言。甚至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口语也不大相同，以致他们的话很少有共同之点。然而共同的书写却构成彼此接触的充分基础。出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我们下面就要解释），为了使他们不必须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很流行,并且在外来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地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⑤[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28-29页。⑥[法]杜赫德编，吕一明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一中国回忆录》5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 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的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⑦不仅认识到中国语言的复杂性，而且对于官方语言与地方语言的层次性、适用性以及功能性也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西方传教士还认识到中国语言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同音异义较为普遍，影响到语言交流时的理解程度。利玛窦曾在信中谈及:“您要知道中国语文较希腊文和德文都难，在发音上有很多同音而异义之，许多话有近千个意义，除掉无数的发音外，尚且有平上去入四声。”⑧又谓有很多符号发音相同,写出来却很不一样，意思也很不同，所以结果是，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凌两可的了。”⑨但是西方传教士也认识到，中国语言这种差异可以通过文字表达去弥补，因为中国的文字是统一的。18世纪，一位法国神父的信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中国方块字虽说形状千变万化，这种语言充斥着同音异义的现象，因此很难把听到的发音写下来，眼前若无书本，也较难明白别人朗读那本书的意思。所以往往出现如下情况:一个人即便准确无误地讲话，别人却听不懂意思，逼得他往往不仅要重复说过的话，还要把它写出来。可以说每个省份都有其用语或者说独特的方言，这并不奇怪，法国及世界所有民族中都有这种情况。我觉得福建话比其他省的方言要难懂得多。试想,先生，当不同省份的人必须一起交往时，相互沟通的困难该有多大。不过，如果他们（把想说的话）费时费力地写出来，困难也就消除了，因为帝国范围内的文字是统一的。”⑩从旱期西方传教士的有关记录中可知，16至19世纪时期，西方人对中国语言已经有了较充分的了解与认识。一方面中国语言的语音音调较难辨析。另一方面中国语言具有统一性与复杂性，既有标准用的官方语言，也有不同地域的地方方言,存在较大差别。而且在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中，不同场合里，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往往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且中国语言的同音异义,也必须依靠文字，来弥补各种语言相互表达不清的缺陷。或者当时西方传教士的有关中国语言的认识，尽管可能存在偏差或片面，但是对于西方人如何进一步学习中国语言,至少有了相当的感性认识。⑦[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30页。⑧[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台湾光启、辅仁联合出版，1986年，第31页。⑨[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⑩[法]杜赫德编，吕一明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5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 第二节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字的认识16至19世纪,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字也有更多的了解与认识。他们知道，要真正认识中国，除了掌握中国的语言,还必须掌握中国的文字，才能真正了解认识中国文化深层次内涵，为在中国传播西方宗教制定更好的策略，更好地打开中国宗教与文明文化的大门。因为“人们不可能靠听写中文来笔录一部书，把一本书念给听众听,他们也无法听懂书的内容，除非人人眼前都有一本这样的书。发音相同的各种不同书写符号不可能用耳朵听准，但是可以用眼睛把符号的形状以及它们的意义分辨清楚。”■所以西方传教士积极了解学习中国的文字，他们对中国文字的认识，或有以下若干方面。第一，对中国文字字形结构的认识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字类似象形文字。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中国志》中曾谓中国人的书写没有字母，他们写的都是字，用字组成词，因此他们有大量的字，以一个字表示一件事物，以致只用一个字表示‘天’，另一个表示‘地’，另一个‘人’，以此类推。”■利玛窦也指出：“首先谈几句中国一般的书法，他们使用的字形很像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文字实际上成为了一种书写符号,通过这些符号表达人们的思想行为。“虽然每个对象都有它自己恰当的符号，但由于许多符号所组成的方式,所以总数不超过七万或八万，一个人大约掌握了大约一万个这样的符号，它受的教育就达到了可以开始写作的阶段。这大概是写作通顺所要求的最低数目。在整个国家或许没有一个人掌握了所有的符号，或者可以说对于中国文字有了完全的文字知识。”■西班牙传教士埃斯卡兰特《远航记》也写道：“中国人是没有一定数目的字母的，因为他们所写是全是象形（文字）。……。地、海及其他事物的名称亦是如此,使用了五千个以上的方块字，十分方便自如地表达了这些事物。”■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字是构字规律也有很好的了解与阐述。曾德昭曾有记述他们只用9个笔画构成所有众多的字。但因这些笔画对于如此多的事物仍不够用，他们把笔画，或整个有意义的字组合在一起,用这个法子创造新的■[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英]博克舍编注,何高济等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112页。■[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同上,第28页。■《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伊比利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文献选编之十三，《文化杂志》第31期,1997年。
  • 不同的字，赋予另外的涵义。例如用一表示单‘一’，加上一竖成为‘十’，即10，在下面加一横成‘土’，意思就是土地，上面再加一横成‘王’，意为国王,在它左上侧,头两横之间加一撇成‘玉’，意为宝石，再加一些笔画变成‘珠’。最后一字有各种涵义,可以是宝石，可以是其他有价值和贵重的石头，可能并非宝石。同样，表示任何树木的字，要和‘木’字结合，又如表示任何金属的字，也要和‘金’字结合:铁、铜、钢。这类结合是必然的规律。他们在字的结构中也考虑到涵义。我们在前面提到表示太阳的方形，和另一个略有不同，表示月亮的字相结合，构成‘明’，即光亮。另一个字叫做‘门’，和一个与心脏形似的字‘心’，若把后者放在前者的两竖之间，则是‘闷’，表示忧愁和苦恼，也就是说,心被禁锢在门内。而且每个表示伤心的字，都必须附加‘心’字。”■对中国字字形的构造与规律有了较为认真的探讨与认识，这些了解与认识也有一定的正确性，也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字的学习与认识水平。有些传教士考察并总结了中国文字的发展进程。法国传教士李明指出：“他们没有字母表,开始,他们使用的是他们专用的象形文字。他们不是在写字，而是在画字，通过他们在纸上形成的事物本来的形象,他们试图和别人表达和交流他们的想法。因此，为了写一个鸟字，他们画一只鸟的形象，而为了表示树木，他们就画很多树;一个圆圈表示太阳，而一个峨眉形就表示月亮。……。后来，中国人渐渐改变他们的文字，形成了尽管不大逼真，却更为简洁的图形；他们甚至创造了一些图形以表达用图画无法表达的概念，如:声音、气味、感情、激情等，以及其他成百上千既不成形又无形象的概念。然后，用许多简单的笔画构成一些组合字，并用这个方式扩充文字的数量达到无限，因为他们可以对每一个个别的词造出一个甚至好几个字。”■对中国文字字形的发展有了较为感性的了解与认识。第二，对中国文字书写方式与书体的认识中国文字的书写方式也曾令西方传教士感到不便。利玛窦曾经对此作出总结，他说在我们讨论汉字或符号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忘记说明，中国人的书写的位置和秩序正好与我们相反。他们的字从上到下写成竖行，纸面上是由右到左,而我们纸面上则是由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横行。”■曾德昭认为这是东方民族的书写习惯与方式。他曾记载谓：“他们书写的方式是,从纸的上方往下写，从右到左,像希伯莱和一切东方民族的写法。”■另外，中国文字书体的多样性以■[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页。■[法]李明著，郭强等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69页。■[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 及在不同范围使用上的差别性也有充分的认识。曾德昭指出：“字的创造者，据说是他们最早的一位君王:伏羲（Fohi)。开始字数极少，很简单,从某种意义说，像他们要求表达的事情，如读作Gè(日）的字，意为太阳，写成一个圆圈，中间有一横道。后来形状变化，把圆圈变成方形，中间仍有一横，仍表示太阳。造字的这种变化，使字体有四种不同。首先是古文，这种文字仍保留在他们图书馆，知识分子认识它,尽管除了用作代替印章的印玺和题名外，不再使用。第二种叫行书，最通用，用于文献和书籍印刷。第三种叫做榻白，相当于我们书籍的手写，不怎么使用，仅用于告示，协约，申请,票据等等。第四种和其他的很不相同,既是缩写（这很多），也有字体的不同笔画和形状，需要很特别的研究才能认识。”■说明了中国文字书体的变化与中国古老造字方式的演变有关，这些认识或有助于对中国文字的学习理解与掌握，后来法国传教士李明更进一步详细地介绍中国文字书写方式与书体。他指出：“这些字中，有许多不同的字体，第一类是一些几乎不使用的字，保留它们不过是以其古老为荣。第二类，大大不如前一类的古老，仅用于公共场所的说明文字。需要时，可以查阅书籍，借助于字典，很容易辨认。第三类规整很多，也好看得多，用于印刷，甚至也用在一般书写中。然而，由于一笔一划都要写得规矩，写起来费时颇多。正因为如此，人们找到第四种写法，其笔顺相互衔接较紧密，区别不甚清楚,使之容易写得更快，因而以草书名之。后三种写法相互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与我们的大写字母、印刷体字母及一般书写体字母相应。人们不用钢笔，而是用毛笔写字。手握一支毛笔，但不像我们的画家斜握画笔，而是直直地握着，好像要刺穿纸张一样。”■上述都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字书写方式和书体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认识。第三，对于汉语语法的认识文字语法的构成,是为了使文字的表述更为清晰明了，更加具有逻辑性与通顺性。中国文字也不例外。早期西方传教士对汉语语法也有了初步的了解与认识，普遍认为汉语语法会相对较为简单。曾德昭就指出：“它们全是单音词，动词和名词均无语尾变化,适合他们使用，有时动词充当名词，名词充当动词，必要时也充当副词。因此它比拉丁语容易学，因为仅拉丁语法就得花费孩子的全部时间，它的简短使它充满多义词，所■同上，第40-41页。■[法]李明著，郭强等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70-171页。
  • 以是简明的。这对有些人会是困难的，但使中国人满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语言的认识逐步加深。1769年，耶稣会晁神父就曾谈及他对汉语语法的认识。他认为:“汉语艰深难学，可以向您保证，汉语与世界上其他已知语言没有相似之处。同样的字永远都只有一种词尾,其中找不到我们讲话中通常所见的性、数、格的变化。在动词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助我们发现这是谁发出的动作，他如何动作以及他是一个人动作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动作。总之，汉语中，同一个词，它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可以是动词和副词，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指复数，可以是阳性，也可以是阴性等等。全凭你根据上下文去听去猜度。除此之外，汉语所有的词可以减至三百多个，它由于发音方式不同，可以表达八万多种不同的意思,人们可以用同样数目的汉字来表达。”■而且西方传教士认为中国文字的句法也较为凌乱。“这些单音节字的排列组合全无定规。因此你要懂得这种语言，不仅是要学会所有的词，还必须学会每句特殊的句子。哪怕是一点点的倒装,就会有3/4的内容让你无法领会。”■在当时的条件下，西方传教士能够对中国文字的语法文法谈出自己的看法，实属不易，也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字学习细致认真。第四，对中国文字“文”“言”有别的认识中国语言文字中，书面表述与口头表达,可能差异很大。利玛窦认为乃是中国文字语言的风格与结构问题。他认为：“在风格和结构上,他们的书面语言与日常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一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书,将被认为是把他自己和他的书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然而，说起来很奇怪，尽管在写作时所用的文言和日常生活中的白话很不相同，但所用的字词却是两者通用的。因此两种形式的区别，完全是个风格和结构的问题。”■所以也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多字同音或近音，对西方传教士学习汉语带来一定的困惑。耶稣会晁神父曾记述我再回到词的方面。人们告诉我:Chou就是‘书’的意思。我想’如果只要Chou这词一旦出现，我就可以认定它是和‘书’有关。但事情绝不是这样：当Chou再次出现时，它的意思却是‘树’。于是我将Chou分解成两种意思，一是书，一是树。但事实上远不止这些:Chou可以是‘署’，可以是‘述’，可以是‘熟’（熟悉），可以是‘输’等等。如果我想将■[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9页。■[法]杜赫德编，吕一明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一中国回忆录》5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同上。■[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
  • 这一词的意思全部列出来,那还有很多很多。”■中国文字并非表音文字，文字与语言可能会有较大偏差。而西方文字是表音性文字,文字从属于语音。早期西方传教士，主要是采取比较法，通过中外语言文字的相互比较,考察与认识中国语言文字，应该说他们的了解与认识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至少是细致认真,也对以后西方人学习认识中国语言文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三节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以儒家文化为典型根据笔者本课题研究的界定，华文教育，不仅仅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学习认识，还包括中国文化的学习与认识。16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为了更好地打开中国宗教与文明的大门，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积极学习掌握中国语言文字，同时也迫切学习认识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宗教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单纯语言文字的差异，最重要的是文明文化基础的不同。学习与认识中国文化，也是西方传教士真正认识中国，更好地适应中国文化，推动西方宗教传播的需要和前提。所以16至19世纪时期，西方传教士通过语音文字的学习认识,也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认识,成为当时华文教育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内容,也是当时中国占传统地位的主流文化。本文以儒家文化为典型，透析16至19世纪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认识。首先，西方传教士对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有充分的认识。利玛窦指出：“中国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年前五百五十一年，享年七十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人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之尊敬他，以致不能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而且还以他的名字起的誓，随时准备全部实行’正如对待一个共同的主宰那样。不仅哲学家作为一个阶级是这样,就是统治者在过去的时代里也给与他以一个人的最高敬意。然而，他却从未像神那样受到宗教式的崇拜。他们感激地■[法]杜赫德编，吕一明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5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 承认他们都受益于他遗留下来的学说，甚至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直到今天，他的后裔仍受到大家高度的尊敬。统治者们给与孔氏家族的族长以世袭的尊荣并赋之以特殊的豁免权。”■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了解并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居统治地位的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学说,这一学说并且得到历代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确认，作为主导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思想学说。利玛窦对于中国儒家经典学说的内容构成也有具体的了解认识，他又指出：“被称为中国圣哲之师的孔子，把更古的哲学家的著作汇编成四部书，他自己又撰写了五部。他给这五部书题名为‘经’，内容包括过正当生活的伦理原则、指导政治行为的教诫、习俗、古人的榜样、他们的礼仪和祭祀以及甚至他们诗歌的样品和其他这类的题材。在这五部书之外，还有一部汇编了这位大哲学家和他的弟子的教诫，但并没有特殊的编排。它主要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这部书是从前面提到的那四部书摘录下来的撮要，被称为《四书》。孔子的这九部书构成最古老的中国图书库，它们大部分是用象形文字写成，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别的书都是在其中发展出来的。在这个国家有一条从古代帝王传下来并为多少世纪的世俗所肯定的法律，规定凡希望成为或被认为是有学问的人,都必须从这几部书里导引出自己的基本学说。除此之外，他遵循这几部书的一般内容还不够,更为困难得多的是他必须能够恰当而确切地按这几部书所包含的每一条具体的学说来写作。为此目的，他必须熟读整部《四书》,以便成为这方面的公认权威。”■对于儒家文化经典著作的具体内容与学习途径都有了深刻的了解。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也谈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认识’也介绍了有关儒家文化经典,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程度。他写道：“孔夫子这位伟人受到中国人极大地崇敬,他撰写的书，及他身后留下的格言教导，也极受重视，以致人们不仅把他当作圣人，同时也把他当作先师和博士，他的话被视为是神谕圣言，而且在全国所有城镇修建了纪念他的庙宇，定期在那里举行隆重仪式以表示对他的尊敬。考试的那一年，有一项主要的典礼是:所有生员都要一同去礼敬他，宣称他是他们的先师。..........o现在回过来谈谈他的书。这些书的第一部叫做《易经》，论述自然哲学，及■[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31-32页。■同上,第35页。
  • 事物的盛衰，也谈及命运，即从这样和那样的事情做出的预测，还有自然法则，用数字、图像和符号表示哲理’把这些用于德行和善政。第二部叫做《书经》，包括古代帝王的编年史，及他们的德政。第三部叫做《诗经》，是古代诗歌，都有隐喻和诗意，其中有关于人类天性的，也有关于不同风俗的。第四部叫做《礼记》，论述古人的典礼仪式，也涉及到宗教和祭神。第五部叫做《春秋》，是记述中国历史的,并叙述若干古代国王的功业，好的坏的都有，以便效仿或避免。还有另外四部书，是孔夫子和另外一个哲人孟子写作的。这9部书是全国都要学习的自然和道德哲学,而旦学位考试时要从这些书中抽出供阅读或撰写的题目，有许多关于这些书的注释和解说，但其中只有一种是按国法规定要大家遵守的,而且不许人们的品行与此相违，经文说几乎都有同样的权威。”■这些著名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代表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对儒家文化所作的较为深刻的解读。而且，西方传教士还考察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统治社会中的有关科学文化成就，并做出评述与总结。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不仅在道德哲学上而且也在天文学和很多数学分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们曾一度很精通算术和几何学，但在这几门学问的教学方面，他们的工作多少有些混乱。他们把天空分成几个星座，其方式与我们所采用的有所不同D他们的星数比我们天文学家的计算整整多四百个，因为他们把很多并非经常可以看到的弱星也包括在内。尽管如此，中国天文学家却丝毫不费力气把天体现象归结为数学计算。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来确定日月蚀的时刻以及行星和别的星的质量，但他们的推论由于天数的错讹而失误。最后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占星学的情况了。”■利玛窦还先后考察了中国建筑工艺、印刷术、乐器制作、测量仪器以及手工艺制作等技术方面的内容，并给与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的科技文化在当时东方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他认为：“在上述手工艺的实践中，中国人肯定地与所有的民族都不相同。但是他们在其他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实践与我们自己的十分相近。虽然他们与我们的文明很相距很远。事实上，如果考虑他们的饮食起居的方式，那么习俗的相似倒是十分惊人的。在这些方面,在欧洲以外所有国家中，只有他们和西方十分一致。他们使用桌、椅和床,这在与中国接壤的各国人民完全是闻所未闻的，所■[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9-60页。■[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32页。
  • 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是在土地上或地板上放一些草席代f桌椅和床铺。这种习俗上的差别是十分显著的。……。我们与中国人是接触是有许多好处的。”■西方传教士尽管带有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长期教化下，当时中国的文明文化程度高于亚洲其他国家，在很多方面也不亚于西方文明，对于儒家文化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西方传教士也有深刻的感触。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曾指出：“按我的看法,他们把世界分为三样东西,这就是:天、地、人，据此他们把学说分为三支，即天学、地学、人学,前二者包含自然知识，第三者则是伦理。就天学来说，它涉及万物的起源、宇宙的创造，人类自身的形成、自然的因素、生长和衰亡，相应于行星的要素的基本特征，天体的运行和旋转，一年的四季，星宿和行星，判断星象学，好的和坏的神灵，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就地学来说，他们谈到一年四季地上的变化、物质生产及其不同之处、土地和所有权、按农业耕作而作出的分类，天下四方的情况、他们的地位,及其他有关他们的特殊东西。为死者的选择和坟墓建筑,他们对此十分迷信。有关人学方面，他们教授伦理学，及人们在社交礼仪上的活动,模仿天、地的次序、形象和特征。为人父母者要按五项道德原则共同生活，这就是仁义礼智信。他们还有其他伦理,人们必须讲究五伦:父子、夫妻、君臣、长幼和朋友。他们的伦理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他们称之为天伦，仅涉及他们向天、地、星辰、世界的地区,还有天、地、山、川、守护神、死者灵魂、名人等等的好坏精灵所作的祭典、礼拜和贡献。第二部分是他们的政治和文明的伦理，这分为修身:培养他们认为有关人自身的品行。齐家:管理他们的家庭。及治国：关系到公共福利、公益的管治和国家的治理。修身使他们能很好地齐家，齐家又使他们能治国。例如，一个管不好家的父亲，焉能治理一城一省？而一个不知按个人责任节制自己的人，焉能管理他的家庭？因此他们把个人的良好品行作为德行的基础,而及齐家和治国。”■西方传教士有关论述，一方面说明了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儒家文化的统治下的中国科技文化往往带有农业社会的弊端,光是注重经验的积累总结，而无法在经验的积累总结下，归纳出科技文化发展的规律与方向。所以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往往是在一些具体的微观方面作出成就，而无法在整体的宏观方面进行科技理论的创新与总结。法国传教士李明曾有记述：“看看他们的图书馆、大学，他们学者的令人■同上，第26页。■[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1-62页。
  • 吃惊的数量，天文台和他们认真的观测。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个民族不仅机智，而且在科学的各个门类方面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民族具有洞察力、创造力和各个方面的天赋。然而四千多年来，人们建议奖励科学家，而且无数人的财富也取决于他们的才干，但是尚未有一人在任何思辨科学上有非常的建树,哪怕只是一般的深人研究也没有。这么多世纪以来,他们平静地享受着世界上最博学者的声誉，因为他们看任何人都比他们更无知。”■当然，当时中国科技文化景观也给西方传教士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李明写道：“我们相当了解中国的布料不仅漂亮，而且质地绝对优良，他们的瓷器的雅致和材料的纯净都是无可比拟的,他们的漆器以及其在书房里，在桌子上，在屏风上等的使用，都受到整个欧洲的赞赏。至于他们的建筑，尽管他们的爱好和我们很不同，而且距离我们完美还差得远，但是,必须承认，在中国可以看到制作精美的雕塑品，而公共设施,如大城市的城门、宝塔、桥梁等等都具有某种很美、很高贵的韵致。最后，中国人在艺术方面是灵巧勤奋的，并且注意收集别的民族的创造，模仿力很强。但是很特殊的是，他们在所有这些制作过程中,很少使用工具，使用的机器十分简单，不像我们欧洲的工匠操作起来要用几乎数也数不清的工具。”■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科技文化的认识评价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因为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大国的国度中，较为重视思想教化，而忽略科技理论的总结提升，也造成了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些弊端。利玛窦指出：“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扰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奖励，学生们因希望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曾德昭也认为：“中国人的学术，我们不能说得十分清楚明白，很明显，他们的作者不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以及其他哲人和智士那样幸运，后者有系统地在他们的几部著述、类书和书籍中讨论学术,而中国人对许多的科学艺术等等写得很少，要么完全没有谈到，而表面上，只有关于良好政体和政治的论述。”■■[法]李明著,郭强等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同上,第212页。■[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34页。■[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 这也是传统儒家文化统治下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特点。儒家文化提倡学而优则仕,鼓励士人读书做官,以达治国平天下，所以对中国的士人的理想与追求产生很大影响。整个社会引导士人追求参与政治，希望做政治家，一朝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不提倡人们从事科技活动,不鼓励士人做科学家、发明家。造成了中国过去几千年，政治家多，实业家少，经学家多，科学家少的原因。所有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对儒家文化的发展及影响是有相当的认识。西方传教士了解学习认识中国文化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宣扬西方宗教，用西方宗教文化敲开中国古老文明的大门，这就是他们的文化适应政策与策略。按照西方传教士的文化适应策略，他们不仅要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而且还要学习与适应中国文化，主要儒家文化,才能为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宽广大道。据外国人报道，澳门耶稣会教士团，“有一所修道院，那里一般有三十名修士。在今年还将有六十名修士在那里过冬，并于1600~1601年赴日本。鉴于该修道院属于中国和日本两大规模教区和传教会组织的修习场所，我们在那里学习人文学、艺术和神学，进修要去工作的那两大国家的语言和观念。”■这里对中国语言和观念的学习，就是对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化的学习认识。正如法国学者安田朴指出：“耶稣会士们突然明白了他们必须适应中国风俗习惯,身着他们希望归化的那些当地人的服装，以礼品（如钟表、沙壶和眼镜）和对大明帝国的赞扬而博得官吏的恩宠。大明帝国具有大量卓越的礼仪和习惯，在科学方面富有智慧,这类科学由多种合乎情理的著作所促进。罗明坚于此就是这样讲的。他接受了削发并按照佛教僧侣的习俗穿戴。此外耶稣会士们知道他们必须适应中国的思想。”■安田朴还认为当时利玛窦，“出于发展基督教信仰之利益的考虑，就必须要求教士们蓄须和留发，从而与‘偶像崇拜的使者’(佛教僧侣）相区别。1594年7月7日，教廷对他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从此以后,利玛窦便采纳了儒生们的服装。……。利玛窦接着又积极利用儒家文献以便谋求获得中国官方的好感并吸引可能会出现的新教徒。”■这些都是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学习认识下，所展开文化适应活动的一些具体表现，为进一步在中国开展西方宗教的传播创造更好的条件。小结16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不断扩张，西方殖民者加强了对东方的■[葡]佩雷拉著,李长森等译《澳门三大巴遗地:面向未来的丰碑》，澳门文化司署,第21页。■[法]安田朴等著,耿昇译《明清间人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店，1993年,第33页。■同上,第35页。
  • 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东西方的交往日益密切频繁。西方宗教文明也进一步向东方包括中国进行渗透传播。为了加强文明文化的渗透，西方传教士采取了文化适应的策略，重视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了解学习，逐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识，为西方宗教在华传播打下更好基础。由于中外语言文字系统的不同，中国语言文字的非表音性，所以中国语言文字对西方传教士而言，是一种复杂困难的语言文字。1581年11月，西方传教士罗明坚曾谓汉语非常难学，超出任何国家的语言。因为它无字母,字数又极其多，即便要达到阅读的程度，也需花费很长的时间。据说即使中国人也要读书十五年后，方能读通书写文章，阅读书籍。由此可知是何等地难学了，因此开始时我没有信心能把它学好。”■法国传教士李明也认为：“中国语言与目前世界通用的语言都没有任何类似之处，无论在说话的声音上，在字的发音上,还是在概念的组合上，都无任何共同之处。在这种语言中，一切都是那么神秘。”■尽管如此,不少西方传教士,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还是能够基本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然而，上帝保佑，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凡是献身于在这个民族中的传道工作的，都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而学会了说他们的语言。从一开始布道就在这'里的人不仅可以流利地说，而且还可以读和写中文。”■西方传教士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字最重要的是书面语。因为中国土地广阔，语言是多元的，而文字则是统一的，所以书面语具有同一性。很多著名的西方传教士都对此有共识。利玛窦曾写道：“我认为中国语言含糊不清的性质，那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把绝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关心口语。就是现在。他们的辩才也只见于他们的写作而不在于口语，在这方面他们有点像以写作的辩才而在希腊人当中享有盛名的伊索格拉底。结果有时候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离得很近的朋友,也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李明也曾指出：“这个语言还具有一些特点使之有别于其他语言。首先，书面语和口语截然不同，而最文雅的口语一旦印在纸上就会变得粗野而令人反感。为了文章写得好，必须运用更精练的术语，更典雅的短语，使用一些平时不常用的，而适合于书本中使用的特殊的技巧，文笔上与通常的选词用词法之不同，更甚于我们最晦涩的拉丁诗人之对于最平淡无奇，最自然的散文。”■西方传教士在了解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过程中，也深刻意识■[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下），台湾光启，辅仁联合出版，1986年,第431页。■[法]李明著，郭强等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29页。■同上。■[法]李明著，郭强等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
  • 到,要真正理解中国语言文字的精髓,真正掌握中国语言文字，必须重视书面语的学习，掌握中国文字的同一性。最后,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也认识到，要更好地在中国土地上传播西方宗教的福音,还必须了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特色。因为在中央集权的古老中国，文化具有高度的一统性，必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与经典,让西方宗教在华传播过程中吸收更多中国文化的元素，披上更多中国文化的外衣，为西方宗教在华广泛传播铺平道路。正如有西方传教士指出：“在关于中国王朝各方面的特点占去您许多宝贵时间后，我想您不会介意从书面了解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书籍以及他们的道德观念。某些历史观点如果不事先有所准备，势必不易触及实质，而特别是当人们必须向您这样一位凡事必追根究底，溯本求源的性格特点的人，介绍必须准确无误’条理分明，而这在口述中几乎是从来也做不到的。……。然而，尽管目前这个久负盛名的国家的全部哲学并不能给我们教诲,但是了解一下过去也没什么坏处。当世界上其他民族还处于蒙昧或野蛮时代，它已经具有完美的科学了。语言和文字是学问的根基之一。”■—方面肯定了中国语言文字文化所具有的先进性，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中国语言文字文化学习所具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16至19世纪，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化的了解认识，有助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化的理解掌握，尤为重要。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化，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同上，第164-165页。
  • 《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前言陳業東*這是繼《中國近代文學論稿》後,個人第二本有關近代文學的集子,乃從近年所寫蕪文中揀選與澳門有關的篇章輯成。自1984年韓牧在“港澳作家座談會”上提出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至今近30年了。對於如何界定“澳門文學”的問題,學術界已逐漸有了共識。簡單來說,就是包涵（1)澳門人寫的作品；（2)非澳門籍作家寫澳門的作品。如所周知，文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的產生、變化和發展是受社會歷史條件制約的。同時，文學又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其演變又有自身發展規律。澳門因受特殊的發展歷程局限，文學積澱甚為淺薄,缺乏推動自身轉變的動力，很大程度上要靠外力來推動。所以，上述這種甚為寬鬆、近乎“寧濫毋缺”的界定,是符合澳門文學發展的特點和實際的,它有助推動澳門文學的發展。“澳門文學”的範疇劃定之後，“澳門近代文學”又該如何界定呢？我們發現，“近代文學”從未成澳門文學界談論的熱點，原因可能是覺得内地權威的文學史對中國文學史的分期早有定論，不必也不値得再探討了。事實眞的如此嗎？關於中國文學史的分期，較普遍的是四段論。即:鴉片戰爭前為古代文學；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為近代文學;“五四”運動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現代文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今為當代文學。近年有學者對這樣的劃分提出異議。就近代文學而論，有學者提出上限應上推20年，以啟蒙者龔自珍進入文壇作起點，下限則下延10年，以近代文學的代表人物梁啟超謝世為終點。這種主張似乎至今尙未形成共識。以上是針對整個中國文學史而論的,澳門近代文學史的上下限應該如何界定呢？筆者試談談個人的認識。欲界定澳門近代文學史的上下限,必先對近代文學的特點有所了解。對此，華南師範大學大學前校長管林敎授有頗詳盡的論述。管敎授指出，中國近*陳業東: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副會長。
  • 代文學具有四大特點:1、反帝反封建性。表現為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列強入侵，維護國家的獨立與尊嚴，愛國精神與民主思想相結合。2、多樣性。包括文學題材的多樣性及文學體裁的多樣性。作品取材開始涉及外國歷史、自然科學及異國風光、民俗人情等。3、複雜性。近代許多代表性的作家思想上都存在新與舊的矛盾，他們旣是保持民族氣節的愛國者，又深受封建文化的影響。4、過渡性。主要表現為新舊共處，新的因素逐步增長,為新文學的誕生作了先導和準備。①用以上幾個特點來量度，可以認定，澳門近代文學史的上限就在明末淸初。澳門自16世紀中葉開埠以後，雖有零星的文學活動記錄，但眞正形成規模的文學創作活動要到晚明才出現。當時一批“義不帝秦”的明末遺民避居澳門，在此常作採薇之詠，由是開始了澳門文學的發展。隨後,宦遊澳門的官員及來澳遊歷設席者絡繹不絕。文人雅士留澳期間，每有詩文記錄聞見、述志抒懷。這些作品（絕大部分是詩歌)在主題、題材、語言等方面已初具近代文學的特色。首先，這個時期澳門的詩歌中，傳統知識份子感時傷事的憂患意識已逐漸擴展到對外國入侵的擔憂。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掌粵海關的成克大，曾到澳門視事,並作詩記之。其中《望洋臺》有句：“濫觴不在多，積微固有漸。勿令登臺人，徒作望洋嘆。”擔心葡人勢力日漸強大，將會損害中國的權益。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二十九年（1690年）間曾多次來澳的屈大均,就在其《澳門》詩寫道：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兵愁蠻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無事，前山一將功。詩中明顯流露出因外國挑釁、朝廷將會失去領土管治權的擔憂。澳門詩歌中這種反殖民者侵略的精神不斷延續，貫穿了鴉片戰爭時期，淸末民初時期以及抗曰戰爭時期，並且表現得越來越鮮明，越來越強烈。其次，這個時期澳門詩歌,題材多樣性的特點也很突出。很多在傳統詩歌未曾涉獵的領域如自然科學、華僑、海外風光、異族民俗人情等，都成為澳門詩歌常見的描寫對象。如成克大之《濠鏡澳即事》：編竹張飛蓋，肩輿類短床。兜羅衣尚錦，罵耨珮含香。茉莉蒸花露，檳榔當酒漿。倭絲襟底貯，但嗅不須嘗。對洋婦的服飾及西洋物品描寫甚詳。這是古代詩歌從未出現過的。再者，推動澳門文學發展最力者，應數因内地社會動盪而遁跡避難來澳的“遺民”。澳門文學濫瘍於明淸之際，之後曾出現過兩次高峰,分別為淸末民初及抗日戰爭時期，就是有力的證明。這些避難來澳的文人，出身各異，思想也較①管林:《論中國近代文學的特點》，《海南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
  • 為複雜。一方面，儒家傳統的倫理觀念令他們常流露出忠君憂國、懷念前朝的情緖，一方面，他們頭腦中的家國觀念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獨尊王室轉而關心社稷蒼生;他們尊崇和懷念傳統文化,但又無力阻止傳統文化被推向衰亡;即使他們對舊朝代的復辟不再抱希望，但對新時代、新文化又感到困惑和恐懼，故而常陷於矛盾和痛苦之中。澳門詩歌中眾多的述懷之作最能集中地表現出這種複雜性。還有，拿澳門詩歌與傳統古代詩歌作比較，會發現體裁格式雖無明顯變化，但詩歌的語言出現了新的突破。一些外國事物的名稱，如輪船、洋酒、自鳴鐘、敎堂、洋琴以及外文的音譯詞語出現在格律詩中。誠如韓國學者李德超敎授所說:“澳門為中國之最早華洋雜處區，其於語言之交流，亦為初地，故表現於文學作品者，亦多新異之處。”②他還列舉屈大均的“共床花發貝多羅，鸚鵡堂前能唱歌”；王轸的“心倦懨懨體倦扶，明朝又是獨名孤”；李遐齡的“滑腻雞頭軟似棉，春蔥擎效西姑連”；鍾啟韶的“待醒蘆卑酒，巴菰卷葉煙”；梁喬漢的“飮饌較多番菜品，唐人爭說芥喱雞”為證。此外，張汝霖的“耶蘇不怪生衰漢，瑪竇何心納故明”；釋跡刪的“丹靑不是支那筆,花木還同震旦春”；“年來吾道荒涼甚，翻羨侏離禮拜頻”等,皆以新詞入詩，令人耳目一新。通過以上分析，可知以舊體詩歌為代表性文體的澳門文學，甫登場即開始緩慢地由封閉型思維體系向開放型思維體系轉化。這是由澳門獨特的歷史時空決定的。這個當年只有6平方公里面積的蕞爾半島，從默默無聞的漁村一躍而成為東西方交通和貿易的港口，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時，就注定了澳門文學遠早於她的母體面向西方世界。換言之,澳門文學還沒來得及從古代文學中吸取更多的養分、更茁壯地成長時，就被歷史驅趕,茫然而好奇地接受西方文化的衝擊。中西方文化的共容共存，使澳門文學在幼年時期已在文學觀念、審美意識、詩歌語言以及表現手法等方面開始帶有近代文學的特點了。我們確認了澳門近代文學濫觴於明末淸初，那麽，澳門近代文學史的下限又在何時？前面提過，近代文學還具有“過渡性”的特點，主要表現為新舊共處，新的因素逐步增長，為新文學的誕生作了先導和準備。由此推論，當澳門新文學誕生之時，就標誌着澳門近代文學的“過渡性”任務完結，可視為澳門近代文學史的下限了。中國的新文學肇始於1919年“五四”運動。但這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運動對②李德超:《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概況》，載《澳門文學論集》，澳門文化學會'澳門日報出版社,1988年3月。
  • 澳門沒有即時影響，它的震波似乎被厚厚的海棉類的東西吸光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内，澳門文壇依然由舊文學（主要是舊體詩）作盟主。對於澳門新文學的出現,文壇前輩李成俊先生有過一段描述：澳門早期新文學活動應該是“九一八”救亡運動以後逐步開展起來的。最早是愛國人士陳少陵從日本回來，開設第一間供應新文藝書刊的“小小書店”（不是現在的“小小書店”）。著名學者繆朗山，組織過多次專題報告會，輔導青年學生閱讀愛國文藝作品。之後，“七君子”之一史良來澳宣傳抗曰救國，救亡團體如“四界救災會”、“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起來讀書會”、“大眾歌詠團”、“前鋒劇社”、“曉鐘劇社”、“綠光劇社”等纷纷成立，演話劇、唱救亡歌曲，寫宣傳抗日的漫畫和文章，輸送了一大批愛國青年到國民黨的“七政大”做文藝宣傳工作。③這段描述被視為澳門新文學發端的權威觀點，被廣泛引用。對此,筆者認為有可榷之處。一般來說,判斷一個新的文學時期是否開始形成，往往會看是它否出現與舊文學有別的文學思想,是否出現一批有新題材、新語言、新手法的作品。李先生所述，陳少陵開設書店、繆朗山輔導靑年學生閱讀愛國文藝作品、史良來澳宣傳打日救國，以及各種社團演話劇、唱救亡歌曲、寫宣傳抗曰的漫畫和文章、輸送愛國靑年做文藝宣傳工作等,似乎都夠不上判定其屬於新文學運動的條件。至於另說在抗戰時期曾路過或短暫停留過澳門的文學作家如茅盾、張天翼、夏衍、端木蕻良、杜埃、秦牧、紫風、于逢、華嘉等，無可否認，他們都是新文學運動的幹將，但是他們在澳門為新文學運動做了些什麽呢？推動了些什麽，又取得了什麼樣的成效呢？目前還看不到有關材料,論者亦語焉不詳。我們總不能說,由於這些新文學的作家來過澳門，就表示澳門開始進入新文學時期了吧?當然，我們不否認,這些人物來澳，對催生澳門新文學是有幫助的,如果將之形容為“在澳門播下了新文學的種子”可能會更恰當。惟種子萌發尙需時日，亦需適當的溫度、充足的水分和養料。張炯敎授編寫的《中華文學通史》說:“新文學在三四十年代的澳門，幾無蹤影。”④劉登翰敎授指出：“澳門新文學作品的出現，恐怕還要推遲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馮裕芳（化名丘老師）組織文藝小組;金應熙借古諷今撰寫歷史小品和陳霞子主持報紙副刊筆政時期了。”⑤兩位敎授將新文學的出現時間定在抗戰後期,是符合澳門文學發展實際的準確判斷。③李成俊:《香港•澳門•中國現代文學》，載《澳門文學論集》，澳門文化學會出版，1988年3月。④張炯編:《中華文學通史》第八卷,《澳門的當代詩歌》章節見於《澳門現代詩刊》第16期，澳門五月詩社出版，1999年6月。⑤劉登翰主編:《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1998年10月。
  • 旣然澳門新文學萌發於抗日戰爭後期，那麼,澳門近代文學史的下限定在此時就順理成章了。這也正是我將澳門的“抗戰文學”放在近代文學範疇去硏究的理由。了解澳門文學發展歷程的人都承認，抗日戰爭時期是澳門文學發展的又一高峰。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眾多中土及鄰近地區的文人雅士投奔澳門，與本土文人一起在此留下了大量充滿愛國情懷的篇章。如果把澳門的“抗戰文學”劃歸“現代文學”，試問,處在萌芽狀態的“澳門現代文學”，能結出如此累累碩果嗎？綜上所述，可知澳門的古代文學尙未眞正成長，在淸末明初一下子便被推到了“近代”階段。而當澳門近代文學步履蹣跚走到20世紀40年代後期,這時内地已開始所謂的“當代”了。也就是說，澳門文學發展的歷史，幾乎沒有經歷傳統概念的“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兩個階段，這就顚覆了人們熟悉的“四段論”了。聽起來是有點怪，但這是澳門特殊的歷史發展歷程與澳門文學鮮明的“植入式”特點所決定的。借用澳門旅遊局的宣傳口號:“澳門就是與別不同！”對文學發展史分期，本意是希望將文學發展與社會歷史結合來硏究，旣看到歷史對文學的影響，又反映文學本身發展的變化。但這樣的劃分只能採用“模糊”概念,因為文學的傳承總有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不可能出現“某天關閉一道門，同時打開另一道門”那種截然分割的情況。事實上，澳門踏入“新文學”時代之後，新舊文學固然並存,而且舊文學的影響力在頗長時期内仍相當大。所以，為文學史分期雖是每位硏究者為界定硏究範疇必先解決的問題，但大可不必太執着，只須把不同時期的文學放回大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中去認眞考察就行了。毋庸諱言，澳門近代文學並沒有產生偉大的作家和影響巨大的作品，但作為嶺南文學的一脈，澳門近代文學因其獨特的發展歷程和多元文化意蘊，具有其他地域文學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價値。近年本地和内地學者對澳門文學的硏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更多被史塵湮沒的“寶藏”仍有待挖掘。筆者囿於學術能力，自知不能進行宏觀的勘查和開採，只合在“寶藏”周邊徘徊，望“寶”興嘆。幸好，幾回腳下踢到浮露在土表的小石，於是趕緊帶回家中拂去沙塵，摩挲鑑賞，自得其樂，竟不知老之旣至。偶有所得，便胡亂記下，自詡曰：“探微”。今更不避賣弄之譏，結集刊行“獻世”，實盼曰後各位高人雅士構築《澳門文學史》時，不鄙棄這堆略經整理的東西，將之塡補到合適的縫隙,則於願已足！囉囉唆唆地談過“澳門文學”，談過“澳門近代文學”，又解釋了“探微”之意,把重複的詞語刪掉，拼湊起來，就是《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了。
  • 《詩經本事》序朱傑人*《詩經》,這部先民的歌唱總集,給我們展現的是一幅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約五六百年間社會生活的廣闊畫卷,其間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風俗習慣、典章制度、禮節儀式等等。《詩經》最初只稱作“《詩》”，或舉其篇數稱作“三百篇”，因而又有“詩三百”之稱。這是因為在其最初形成之時，《詩》還幷不是“經”，直到戰國晚期，典籍中才有“六經”的稱呼。從現在能看到的文獻來看,先秦時期關於《詩經》的解讀，大多是零散的言論，幷不系統，注重的是整體的感知。比如《左傳》引《詩》的斷章取義;又比如像上博簡的《孔子詩論》那樣，用一句話描述讀者對《詩經》某一篇的感受。漢代,《詩經》被尊為“經”，於是，有了經學的解讀。齊、魯、韓三家是今文«詩》學，毛是古文《詩》學。西漢時期,《三家詩》立於官學，《毛詩》則只是在民間流行。《毛詩》在東漢和帝以後開始逐漸發展起來，後來《三家詩》逐漸消亡、佚失,而《毛詩》獨興，以至於唐宋時期的許多學者名為治《詩經》，實質上是在治《毛詩》。南宋中期,朱子撰《詩集傳》，對已有的《詩經》學成果作了一番徹底的淸理,熔鑄諸家之說,譜成新篇,破除了《毛詩》學的權威，建立起了《詩經》宋學，以期回歸原典的“本意”。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把朱子的《詩經》學稱之為“朱《詩》”學。此後的元明時期以及淸初，出現了很多對《詩集傳》加以解釋、推闡的著作,其實就是“朱《詩》”學的延續。淸代中期,段玉裁作《毛詩故訓傳定本》，勘正《毛傳》訛文，試圖重整“毛《詩》”學,以破除“朱《詩》”學的權威，從而拉開了《詩經》學向《毛詩》回歸的序*朱傑人:華東師範大學敎授。
  • 幕。此後有所謂的“《毛詩》三大家”出現，在《詩經》學領域有重要影響。淸代後期，《詩經》學者覺得向《毛詩》回歸仍然不夠，就將關注點轉移到更早的《三家詩》。民國時期，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經”的權威地位被打破了，《詩經》不再被尊為“經”了，被絕大多數學者當成“民歌總集”來看待。這一時期的《詩經》學形式上比較活潑,旣有沿襲經學時代的經注,也有白話新譯，以及其他形式的現代意義上的《詩經》硏究。早在戰國時期，孟子就提出過“知人論世”的主張。他雖然幷不僅僅是專就文學作品而言的,但這的確可算得上是最早從理論上提出要探究文學作品“本事”的。這對於理解文學作品無疑具有積極意義,對後世中國的文學理論也產生過重要影響。比如，唐代詩人白居易，發起了新樂府運動，就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理論主張，來繼承和發揚“風雅精神”。漢武帝“罷M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五經”受到朝廷和學者的重視;這其中就包括《詩經》。漢代說《詩》的，主要有齊、魯、韓、毛四家，每家都應該有《序》，而現存完整的，則只有《毛詩序》了。《毛詩》的《小序》，其實就是對於《詩經》諸篇本事的探究。由於文獻缺失，漢儒所作的《詩序》，雖然或多或少地有更早的來源,但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問題，從而弓丨起了後世學者的廣泛爭論，被《四庫總目》稱為“經學家第一爭詬之端”。而這個爭論的焦點，其實就是《詩序》的是非以及其價値問題。經學家的爭論，仍然囿於經學說解的範圍。而民國時期，破除經學後，開始了現代意義上對《詩經》的學術硏究。馬振理的這部《詩經本事》，就是針對《詩經》本事問題進行現代意義上學術硏究的第一部專著。書中對《詩經•國風》一百六十篇每一篇的本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雖然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問題，有些說法的證據不夠充分，甚至有些地方還有穿鑿之嫌，但是，他對《詩經》本事問題開展硏究的探索精神，以及《詩經本事》的學術價値，都很値得我們重視。馬振理在談及詩歌由來時，認為“本事之發達”亦是其原因之一，這是頗有見地的。而這也正是他撰著這本書的理論前提。《毛詩序》說的“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韓愈說的“歌也有思，哭也有懷”，現代文學理論中講的“文藝來源於生活”，都是表達的這個意思。詩歌的創作，在其凝練的語言背後，總是隱藏有一定的人物與事件。基於這個認識，馬氏認為，“《詩》也者，亦即《春秋》未作前之
  • 史也”，所以，《詩經》是“古史之瑰寶”。民國時期,學者對於上古史的硏究比較深入,馬振理的這個說法，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詩經本事》另一個較為突出的特點就是遍搜群籍，特別是先秦兩漢典籍,幷廣泛輯錄其中的相關言論，以為立論的基礎和探尋本事的依據。舉凡《周易》、《尙書》、《三禮》、《逸周書》、《帝王世紀》、《世本》、《竹書紀年》、《山海經》、《穆天子傳》、《水經注》、《路史》等等，馬振理在該書中都有所徵引；同時,也適當吸收了當時出土文獻的相關硏究成果。唐文治在本書的序言中對此稱譽道:“桐城馬叔文先生沉浸於《詩》者有年,乃網羅天下放佚舊聞，旁徵經傳子史百家之說，下及金文甲文之新出土者，取為佐證。原始要終,折衷一是，不墨守一先生之言,勒為《詩經本事》一書，為卷二十一，都七十餘萬言。是書之出，而後讀《三百篇》者，不至興文獻無徵之嘆已。”這並不算溢美之詞。當然，我們在承認這部書的價値的同時，也要看到它的缺點，畢竟，在此之前幷無相關的探索和嘗試可以借鑒;而且《詩經》年代久遠，文獻不足，要對其中諸篇的本事形成定論，恐怕不那麼容易，甚至可以說,有些篇目的本事根本就無法找到答案。所以說，書中有不少結論，只是馬氏的“一家之言”，還有待於今後的深入硏究來驗證。《詩經本事》的作者馬振理，雖然是民國時期的人物,但是文獻中對他的相關記載很少，生卒年亦不詳。戴希朱總纂的《南安縣志》載有馬振理的小傳，亦比較簡單，文中叙其生平曰：“馬振理，字叔文，安徽桐城縣人。民國三年，由前淸小京官調任南安，嚴毅精勤，不屈不撓。”其後，只是很簡單地記載了他整頓地方、設立中學校、主張修縣志、率兵討匪，以及對於縣治、民生問題的關注等事迹，幷言及馬振理離南安縣知事任時，地方士紳所表露的對其愛戴之情景。現在，我們對於馬振理，大致可以知道的信息是，他是安徽桐城人，字叔文，淸代的貢生，曾任過交通部郵政司總務科長，民國三年（1914)八月至次年七月任福建南安縣知事。他曾師從張仁黼。本書由唐文治作序，看來兩人之間也有交誼。桐城馬氏，在淸代《詩經》學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淸中期有馬瑞辰，撰有《毛詩傳箋通釋》，因而與同時代的胡承珙、陳奐被目為“《毛詩》三大家”。淸末民初則有馬其昶，撰有《詩毛氏學》，也是一部比較重要的《詩經》學著作。馬振理在《詩經本事》中’於字詞訓詁處，較多地參考了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於馬其昶《詩毛氏學》亦有採擇。馬振理的這部《詩經本事》，於1936年出版，但卻長期被學界忽視。現有幾
  • 部較為著名的《詩經》學史著作，對該書隻字未提。詩經學硏究的相關論文，也未見針對該書的硏究，甚至只有極少數文章稱引過該書。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約請我的博士弟子陳才整理這本書，予以出版,無論從學術角度，還是從保存文獻的角度來看，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 《出土簡帛與中國早期藏書研究》讀後鄧駿捷*近百年來，地不愛寶，經過正規考古發掘以及非法盜挖,在中國境内出土了不可勝數的古代文物。這些文物對於了解古代的社會、歷史、文化,以及先民的生活狀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價値。新材料的發現，旣豐富、更新了人們對於歷史上各種情形的認識;同時也促進了舊學問的發展，新學問的誕生。王國維先生在1925年7月為淸華大學所作的一次講演中提到，“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靜庵文集續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從這個角度來看,20世紀的中國學術，也許可以說是一部“發現”的學術史。在眾多的出土文物中，甲骨卜辭、簡帛古書等出土文獻，因為屬於文字材料,所以格外受到重視。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曾經提出根據簡帛文獻重寫中國學術史的命題,此一觀點受到學界的廣泛響應和討論。目前對於出土文獻的硏究，主要集中在社會科學界，如語言文字學、文獻學、歷史學、哲學、文學、民俗學等;此外,中醫藥學、數學、天文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界,也對出土文獻予以較大重視。然而,如將出土文獻還原回它們的原生狀態的話，那麽中國早期藏書實況的硏究則應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可惜的是，學界對於利用出土.文獻，重新審視商周、秦漢藏書史的成果，顯然比較單薄。這與出土文獻所提供的大量珍貴材料，甚不相稱。最近,黑龍江大學資訊管理學院傅榮賢敎授新著《出土簡帛與中國早期藏書硏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年）的出版，大力地推進了這方面的硏究，値得學界尤其是文獻學界、圖書館學界參考借鏡。一、研究史上的突破《出土簡帛與中國早期藏書硏究》藉助大量出土文獻,力圖還原中國早期藏書的各種實際情況，取得了學術硏究上重要的突破。如過去對於殷商時代的圖*鄧駿捷: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敎授。
  • 書收藏,除了《尙書•多士》上的“為殷先人，有典有冊”一句外，可謂知之甚少。本書通過對甲骨卜辭收藏情況的考察，發現其所反映的“時序”意識非常強烈；同時,考慮到收藏處所主要為宗廟，而卜辭又與貞人“亦巫亦史”的特殊身份有關。據此進一步指出，甲骨卜辭的收藏意味着每一任商王都強調自己是王室血脈中起到承上啟下作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可見其對於政治的作用十分突出。至於從貞人“亦史亦巫”的角度來看，則主要包括從“史”的現實性和“巫”的觀念性兩個角度對王權運作提供資訊保障和信仰支援。此說發前人所未見，深化了對甲骨卜辭收藏意義的認識，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値。從今所見的出土簡帛實物來看，主要集中在戰國、秦漢時期的書籍、文書，所以利用出土文獻來硏究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官私藏書,就顯得份外惹人注目。本書充份捜集了目前所見的出土文獻，對戰國時期的私人藏書家（墓主）的身份、地域，圖書、文書的内容,以及其與藏者的關係，進行了條分縷析的述論。如果把古往今來的藏書史（包括藏書機構、藏書家及藏書情況）描繪成一幅豐富生動的燦爛畫卷的話，那麽本書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很大程度地塡補了戰國藏書中迷離恍惚的部份,其意義自不待言。秦代藏書的情況，過去注意者較少，然而隨着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湖北雲夢龍崗秦簡、湖北沙市周家臺秦簡、湖南龍山里耶秦簡等的出土,使人們對秦代律令、文書的執行和收藏，有了相對淸楚的了解。本書藉助出土文獻所提供的材料，綜合傳世文獻記載，並從秦代“以法為敎，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的統治特點入手，針對秦代文書的形成、使用及保存、整理，以至對偽造文書的懲罰等，作了深入的分析，具體地說明了秦代這個在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大一統皇朝，是如何以律令、文書來進行有效的全國性管理。此外，又對秦代官府藏書（尤其是博士藏書）的體系和性質、私人藏書家的情況等,作了全面細緻、抉隱發微的考論。凡此，皆有助於了解秦代藏書各個方面的情況，以及藏書在秦代政治文化、行政管理上的作用,也一定程度上為今天的檔案管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西漢末年，劉向、劉歆奉成帝詔“校中秘書”，這次史無前例的文獻査考和圖書整理工作,對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尤其是圖書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値以及超越時代的巨大影響力。因此，過往對於漢代藏書的硏究,大多圍繞着“劉向校書”這一歷史事件來進行。然而，由於史料殘缺不足,結論往往不是因循前人，就是疏略不周，未能夠對“劉向校書”及相關的漢代藏書作出恰如其份的評價。本書藉助出土文獻，推求劉向校書的“義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對劉向提出的文獻整理重要術語“校讎”一詞,從張家山漢簡《箅數書》中出現的“王已讎”、“楊已讎”等記錄，說明一個人校勘亦可稱之為“讎”；又從訓詁學的角度證
  • 明，析言(對文)之，則“校”、“讎”有別，統言（散文）之,則兩字同訓’意義無別。又如，通過出土文獻所提供的線索，追溯劉向校讎學思想的根源，探討劉向校書方式(包括廣羅異本,條別篇章、定著目次,讎校脫文誤字、寫定正本，命定書名)的借鑒對象，以及劉向校本的歷史命運等。其論大多精到準確，澄淸了不少歷史迷霧，還原了劉向校書中多個環節的眞實面貌，可謂向、歆功臣矣。二、方法嚴謹，立論切當在方法論上，本書主要採用王國維先生提倡的“二重證據法”，結合“地下之新材料”和“紙上之材料”，互相印證，探求早期文獻的流傳和收藏實況。然而，由於簡帛文獻的出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存在地域分佈不平衡，且多殘缺不完整等情況，故此在利用這些出土文獻進行相關硏究之時，必須注意到其適用限度，不宜作過多的推論。本書自覺地嚴格遵守現代學術規範，首先，對目前已知的出土文獻進行竭澤而漁的搜羅，繼而進行分門別類的條理化處理，針對多個特定的專題製成表格,使人對出土文獻的情況一目了然，充份展現了論證過程的邏輯性和合理性。其次，在提煉觀點時，基本上都能夠做到言必有據，論從史出。如據長沙楊家灣戰國竹簡、雲夢睡虎地秦簡、天水放馬灘秦簡、長沙馬王堆漢帛書、阜陽雙古堆漢簡、張家山漢簡、武威漢簡、居延漢簡等的具體出土情況，分析簡帛文獻的包裹、裝幀、庋藏諸方面的外部形態。又如據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楚簡《曲目》、長沙馬王堆《五十二病方》、山東銀雀山漢簡的《孫子兵法》、《守法守令十三篇》中的“目錄”，糾正歷來對於“一書之目”的出現時間和書中位置的看法，加深了我們對古書内部形態的認識。凡此，皆實事求是之論,故而堅實可信。更加値得指出的是，本書在不少方面,力求超越文獻學硏究、圖書館學硏究上的所謂“客觀主義”和“技術主義”，即只着重討論事實和技術層面的客觀眞實性，而忽視其背後的個人主觀因素，以及制度因素、文化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如出土簡帛中常常出現同一典籍的多種“版本”，文獻學者大多着眼於彼此之間的異同先後。本書則注意到這些不同的“版本”實質上都是傳抄本，進而從“抄錄者”與“抄本”之間的關係切入,說明以“抄本”為主的古代藏書並不一定要求必然忠實於原本;而往往是從“抄錄者”的需要出發，結合個人理解和愛好，“抄出”一個“主觀上”應然的文本。這個結論突顯了文獻傳承和收藏過程中“主體人”的作用和意義，充份地揭示了“主體”（抄錄者、收藏者）與“客體”（文獻)之間的互動關係。又如，利用雲夢睡虎地秦簡、銀雀山漢簡、居延漢簡等中的出土律令文書，結合傳世文獻的記載，對西漢初年法律文獻的整理進行了全
  • 面的考察，並分析其對劉向校書工作的影響等。這些都是從文獻整理個案硏究，抽繹出其政治、文化背景以及相關制度演變脈絡的很好例子。陳寅恪先生為陳垣先生《敦煌劫餘錄》作序時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硏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敎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喩者也。”中國早期藏書硏究,如果不能夠充份重視甚至忽視出土文獻所提供的珍貴材料，於今學術潮流而言,大可“謂之未入流”。反而言之,如上所述，本書則顯然已達“預流果”境界。當然,本書也有個別不足之處，如西漢官方藏書（“中秘書”）與民間藏書的差異，便未有得到充份的論述’這裡涉及到今古文經的重大問題，希望作者日後爭取機會進一步補充完善。
  • 两汉语法研究的重要收获——评《两汉语法比较研究》刘祖国*两汉时期是汉语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上承上古汉语,下启中古汉语。然而，对两汉语法特点的研究却很薄弱，很少有人真正从语言学或语法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深人系统的研究。2011年8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北京语言大学魏兆惠先生的《两汉语法比较研究》，是关于两汉语法研究的最新成果。此书为著名语言学家华学诚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高等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基金项目成果之一，与其他七部专著一起构成了《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丛书。该书是第一部关于两汉断代语法比较研究的专著，将西汉和东汉的语法特征进行比较,进一步证明了两汉语法的历史归属。全书研究系统全面,讨论深人细致，在若干重要方面的论述有新意有深度。通读此书，可以深刻体会到其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色。第一,选题得当，立意新颖，富有价值，填补空白。两汉是上古汉语走向中古汉语、近代汉语的关键时期,汉语语法史中很多旧质的衰微与消亡,新质的萌芽、发展甚至成熟，都能在这一时期寻找到答案，而至今学界对两汉语法的真实状况还没有全面了解，自然也就没有能够获得科学的认识。两汉的语法特点一直模糊于先秦或魏晋汉语之中，“两汉”常常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对共性的研究多于对个性的研究。该书首次将语料封闭在两汉这一断代之中，既在内部进行共时描写,又同两汉前和两汉后进行历时比较，客观地描画了两汉汉语的语法特点。此书对在汉语史上有重大影响，在两汉时期有明显变化的语法点进行论述,通过考察两汉时期代表性语料中若干反映汉语语法本质特点的专题，系统描写了两汉的语法面貌，揭示出两汉各阶段的语法特点和两汉时期整体语*刘祖国：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道经词汇研究”(12YJC740073)、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人文社科专项）“《太平经》词汇研究”(IFW12011)阶段性成果。
  • 法特点，廓清目前语法史学界认识的混乱，提出了两汉时期在汉语语法史上的具体归属。两汉时期的断代语法研究非常少，将两汉作为一个历史断代，关注其语法面貌的只有程湘清主编的《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论文集中收录的论文是以专书语法为研究对象，并不是纯粹的断代语法研究。«两汉语法比较研究》的出版填补了两汉断代语法研究的空白，是对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一大贡献。第二，材料全面，内容丰富，描写细致，胜义纷陈。两汉语料非常丰富，但目前的专题或专书研究材料都不够全面，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是《史记》、《汉书》、《论衡》、《盐铁论》等几部经典文献，这对于研究整个汉代的语言特点而言概括性不强。本书改变过去单纯选用传世文献或者出土文献的局限,大量选取各种题材的代表性文献，包括了出土文献和道教、佛教文献，内容十分丰富,确保了语料能够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两汉的语法面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注意到了一些以往研究汉代语法所忽视的语料,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张家山汉简等,以及《汉碑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的碑刻材料。比如33页通过考察《许阿瞿墓志铭画像石》、《殽坑君神祠碑》、《成阳灵台碑》，发现早在东汉中期，“阿+人名”一说已经可见。此书不但取材丰富’而且论证详细，描写细致。比如在谈词语附加现象时，还分析了各个附加语素的语义演变过程，如“然”（22页）、“如”（23-24页）、“子”（28-29页）、“家”（31-32页）、“曹”（42页）、“等”（43页）等。再如157-159页对两汉时期被动式发展状况的探讨，通过列表详细统计对比了两汉各种被动式的比例，而后指出西汉时期被动标记的使用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于”类（39%)>“为”（24%)>遭受类(18.8%)>“所”（11.4%);东汉时期被动标记的使用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遭受类(43_5%)>“为”（36%)>“于”类（14%)>“所”（0.4%)。“于”类被动句从西汉时期居首位到东汉居第三位;“所”表被动渐渐衰落,到东汉居末位;遭受类比例逐渐增加，从末位逐渐发展为首位。全书取材面广，对语言现象的描写比较细致，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新见。第三，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理论色彩浓厚,善于在描写的基础上总结规律。作者比较关注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及学界热点,表明作者能及时跟踪学界发展的动态，给读者不少启迪。如85页指出动量词的萌芽是在西汉时期,两汉时期动量词的用例均不少见，本书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用“X”表示动量词）：从形式上来看,句中有其他主要动词出现（或承前省略）；从功能上说，“数+X”用来称量动作发生的次数;从语法特征上看，X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弱化或虚化。再如，语法化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李宗江先生提出了语法化的逆过程，书中155页研究发现早期的“被/为V”中“被/为”都是助词。当随着“于”字短语用于动词
  • 后这种用法的衰减，施事者移至“被/为”后，“被/为”具有了介引施事者的作用，成为介词，作者认为这也是汉语语法化的逆过程的一个实例。162-163页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分析了汉语被动式所发生的变化奄类型学和普遍语法上的意义。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从认知心理角度来研究语序的学者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戴浩一提出了时间顺序原则（PTS)，书中190-191页运用时间顺序原则分析了“来”和“去”在语法发展中的不对称。作者富有创新精神，对于否定句中代宾位置的问题，人们更多的是从前置的角度去观察、思考和解释,本书177页反其道而行之，从宾语后置的规律进行了重新审视。作为一部断代语法研究专著，本书十分注重对演变规律的考察，这是难能可贵的。该书是第一部关于两汉断代语法比较研究的专著，比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语言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语言现象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比较作为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前汉语史领域比较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本书从词语附加现象、量词、被动式、否定句中代词宾语位置、趋向补语、两汉之交文人作品的语法特征这些专题人手，出色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发现了西汉与东汉在语法方面的一系列差异，深化了学界对两汉语法的认识，这些极具价值的结论将有效推动汉语语法史的研究。
  •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新屆理監事與嘉賓留影
  • 文獻信息學會新閣就職功德林古典經籍將申入世憶文獻信息學會昨晚舉行新屆理監事會成立曁新春聯歡,鄧駿捷、楊開荊分別蟬聯會長、理事長。兩人展望稱，新一年將繼續推動澳門各類文獻資料的整理硏究，以及信息資源網絡化建設工作，冀配合澳門基金會啟動的“澳門記憶”項目，與衆分享本土文化資源。宴會昨晚七時假新濠鋒酒店十一樓帝影樓舉行,中聯辦文敎部副部長張曉光，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文化局副局長姚京明，立法議員麥瑞權，中聯辦文敎部處長徐建明,吳利勳、徐靜慧、冼為鏗、劉羨冰等出席。鄧駿捷致歡迎詞稱，新屆理監事引進不少新血，有助全面推動文獻信息工作向前邁進。楊開荊介紹去年會務工作，並展望了新一年工作計劃，包括推動澳門敎區歷史文獻的整理及電子化的開展,對塡補歷史空白具積極意義;未來將有序整理功德林寺廟古典經籍，適時向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申報列入文獻遺產名錄;有計劃與黨校行政學院合辦有關網絡輿情管理的學術硏究，提升澳門網絡信息管理意識;透過舉辦文獻領域硏究的國際學術硏討會，探討與保護人類記憶與社會發展、文明進步、都市建設的相互影響等議題。與此同時，繼續組團外出考察訪問、出版文獻刊及明信片外，將與本澳、内地及海外展開澳門文獻專題硏究，開拓與國際社會間的合作。監事陳業東代表監事會作工作報吿，認同理事會工作具成效,務實進取。席間安排抽獎助興，氣氛歡愉。(《澳門日報》2014年3月4日）
  • 文獻會深挖整理功德林寺廟古籍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繼二〇一〇年成功將“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申報列入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後，今年將重點挖掘並整理功德林寺廟古典經籍。該會理事長楊開荊稱，深挖寺廟經籍重要，建議仿效外國經驗擴大社會參與層面，加強圖書館、檔案館、大學、考古學家、藝術家等與宗敎團體合作，能更好傳承珍貴典藏。佛教文化影響深遠楊開荊表示，上述項目為該會今年重點工作之一。澳門文獻的挖掘整理,是“澳門學”的重要基礎，在澳門文獻寶庫中，宗敎典籍佔重要位置。佛敎文化在澳影響深遠，無量壽功德林寺廟曾是有識之士活動的平臺，寺中所存文獻亦反映澳門近現代社會發展，並與有識之士如張壽波（觀本法師）、竺摩法師等息息相關。在澳經書教理為主功德林所藏古籍較豐,據她初步點算,現有藏書約五千冊，絕大部分是純佛敎文獻，線裝書居多。主要是二十世紀初的出版，當中十九世紀及之前出版亦佔相當部分。據有關負責人介紹，這些文獻主要由以往在位的祖師留下。寺廟中收集的主要是各式各樣的佛敎經書。其他經書如宋磧的《砂藏經》、《蓮華經》、《十六觀經》、《義音經》、《禪師語錄》等,以佛敎和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為主。除經書外，還有一批佛學書籍，皆是寺廟出家人修佛之用。總的來看，佛敎活動在澳產生的文獻資源較集中和單一,多是有關佛敎經書以及敎理為主。這些文獻皆珍貴，觸手皆是經典佛學古籍名著。貝葉經為鎮寺之寳楊開荊直言,在功德林的一座木櫃内藏着的貝葉經，靜靜安於寺中多年，珍而重之地保存着，為鎭寺之寶。藏經閣亦發現《楊仁山居士遺著》，又是一套値得硏究的佛敎文獻，該套文獻共十冊，保存良好。楊仁山居士之著作備受佛學界推崇，由其整理和校刊的佛經被認為是“至精且當”。這套佛敎文獻能保存於澳門，實是値得珍藏的經書，對佛敎人士或硏究文獻的學者皆屬重要的文化遺產。有楊仁山居士遣著如果說天主敎文化在澳影響深遠，那麽佛敎文化更是根深柢固。對功德林所藏貝葉經的考證，包括年代、文字、内容、來源及這批文獻的保育與整理，將是
  • 該會同仁面對的工作和挑戰。硏究功德林所藏珍貴文獻,不僅是一所寺廟中的佛敎典籍，更重要是見證澳門佛學的淵源，以及澳門由淸末動盪到抗戰時期，有識之士、文化學人等在澳門的情況，更見證澳門在近現代史上的角色和地位。一言蔽之，對功德林及其所藏貝葉經的硏究尙有很大空間,任重道遠，有望更多專家學者關注,共同展開更深入的硏究。(《澳門日報》2014年3月13日）
  • 學者探討粵港澳網絡輿情倡毎年舉辦硏究網絡與社會互動趨勢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主辦的“粵港澳網絡社會政務與輿情信息管理硏討會”昨假科大圖書館三樓會議室開幕,特邀北京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廣東行政學院等高校專家學者與港澳各界，共同硏討網絡輿情、網絡環境構建、網絡社會管理、網絡問政等議題。與會者認同,藉互動探討能了解各自優勢，有利推動粤港澳在網絡社會理論探討與管理實踐各方面的合作。應對社會管理挑戰硏討會由廣東行政學院、科大圖書館協辦,獲澳門基金會、摩卡娛樂場等資助。開幕式昨日上午九時半舉行，中聯辦文敎部副處長石書正，澳門基金會代表黃麗莎，科大圖書館館長戴龍基，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硏究中心主任楊允中，中華敎育會副會長劉羨冰，華東政大社會發展學院院長何明升，廣東行政學院敎授何炳祥等出席;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荊等在場迎迓。“粵港澳網络社會政務與輿情信息管理研討會全體與會專家學者合影鄧駿捷、楊開荊致詞說，在澳首辦此次硏討會，旨為共同探討網絡社會政務與輿情信息管理過程中的主要問題,尋求利用互聯網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促進社會各方融合，推進社會進步，探索網絡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中的積極意義和内在規律，應對網絡社會管理帶來的挑戰。藉此開拓管理理念、變革管理模式、創新和完善管理機制，提升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的信息管理能力。
  • 減少網络負面作用硏究會議題涵蓋面廣，收錄了相關題材的學術論文近二十篇,學者來自法律、管理、心理、傳播、歷史、圖書館及信息管理學等領域。他們直言在澳舉辦互動硏討會，因澳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信息資源管理有很大硏發空間,政務信息弓丨起社會關注,網絡的影響漸漸形成;另針對當前網絡社會尙未成熟,内地及港澳不同環境下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互動的現狀和發展趨勢，藉探討政府、網民、網站主、網絡公關公司等不同網絡角色,在網絡社會建設中所起作用，硏究如何減少網絡社會對現實社會的負面作用,發揮正能量。何炳祥指出,廣東行政學院將適時成立網絡社會政務硏究中心和網絡輿情硏究中心，希望通過這次硏討會，更好團結港澳與内地學者，未來繼續廣泛硏究“網絡社會政務與輿情信息管理”，建議一年或兩年舉辦一次硏討會，下屆或將移師廣州或珠海舉辦，碰撞更多思想火花，力求促進國家信息安全。戴龍基致詞時亦對硏討會給予好評,冀今後越辦越好。何明升受訪時稱，以微博的謠言“滿天飛”為例,認為内地專責部門需細緻分類和硏究相關訊息,就不同類型訂定對策’直言内地有關法律仍較缺乏，頗堪關注。(《澳門日報》2014年4月13日）
  • 澳文獻信息學會負責人赴滬與會學者探討人類記憶保護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與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硏究中心合辦的“人類記憶與文明變遷—滬港澳‘世界記憶工程’國際學術硏討會”，日前在上海落幕。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專家及京滬、港澳乃至海外歷史及文獻學信息學者與會，共同探討人類記憶與文明變遷的學術議題。與會者認同，大會從歷史文獻整理硏究角度，深入硏究保護人類記憶的新途徑與新思路，結合滬港澳社會發展與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的工作，為跨地區硏討帶來新的亮點。與會學者與嘉賓合照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荊及副理事長沈振輝應邀出席硏討會，並作大會主題發言及主持評議工作。綜合介紹澳門社會的發展變遷,以及在保存文遺、歷史記憶方面的情況。從文獻古籍保存的角度探討了澳門的歷史文化底蘊，討論文遺傳承及對靑年人敎育的議題。鄧駿捷表示，日後將加強與内地有關方面展開實際交流和合作。與會專家學者主要討論世界記憶推行的意義及模式，重點交流了澳門天主敎文獻的申報經驗，同時與内地學者探討古代尺牘文獻、慰安婦資料、上海城市地圖、語言變遷等對社會發展及文明進程的影響及其意義，並交流上海有關文獻申報的可行性。楊開荊閉幕詞稱,人類記憶與文明變遷是一個很大的硏究領地,許多課題的硏究方興未艾,許多理論問題和相關考察發掘與探討仍在進行中。二〇一〇年，該會有幸參與提名天主敎文獻申報列入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的亞太區《世界
  • 記憶名錄》，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坦言還有不少工作有待展開,期望得到與會者更大支持,推動實務工作。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一行於上海圖書館前留影在滬期間，該會成員參觀了上海圖書館古籍部及徐家匯藏書樓，對豐富的文獻古籍、西文天主敎珍藏及澳門文獻有進一步的了解。(《澳門日報》2014年6月3日）
  • 稿約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為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編輯出版的國際性學術刊物，歡迎澳門以及海内外學者賜稿。二、本刊堅持學術自由、文責自負的原則。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皆為作者的原創硏究成果，並不代表編委會的意見。三、來稿可以中、英文撰寫,内容一般以文獻整理考證、信息開發管理、文學藝術探討、歷史文化硏究等為主。稿件一般以5，000-10,000字為宜，特約稿件除外。四、本刊編委會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意者請注明。五、引文務必査對準確，註釋一律放在頁末,採用插入式腳註。六、中文來稿按原用字形系統直接編校排印，大陸規範漢字不再轉換為港澳臺傳統正字。七、來稿請寄紙質文本及電子文本（MSWord)，並注明作者的眞實姓名、任職機構或團體、通信地址、郵政編碼、電郵、電話,以便聯繫。八、本刊設有匿名評審制度。來稿三個月内未收到本刊編委會的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恕不退稿，也不奉吿評審意見。九、文稿一經刊登,即奉薄酬及當期刊物兩冊。十、本刊編委會聯繫方式:澳門郵政信箱9341號,電話:mdis_mo@yahoo,com.hk。
  • 封面題簽:李鵬翥責任編輯:陳業東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4年第2期總第十一期)主編：鄧駿捷副主編：楊開荊沈振輝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贊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摩卡娛樂場排版印刷：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次：2014年8月印數：1,000本ISSN2077-1479定價：澳門幣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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