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切哀弹本會學術顧問來新夏先生
  •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4年第1期(總第十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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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錄【文獻考論】《史記•老子列傳》“孔子問禮於老子”新考—兼辨“龍”崇拜.....................................................................................................龐光華1中華書局點校本《後漢書》注引《國語》校證..................................................郭萬靑26《西遊記》原始底本中的校勘問題..............................................................................陳敏42“郭園雅集”說.....................................................................................................劉雪平姜彥稚47【文學視野】明代文言小說專集、總集序跋略論...............................王猛劉香環53馬致遠作品的流傳與接受考論...................................................................................梁家滿58論晚淸小說《醉茶志怪》的怪誕與諷刺藝術.......................................................李雲72陳洵《海綃詞》晚年之轉境...............................................................................................譚勇輝79優入元祐，力破餘地—鍾振振先生《酉卯齋詩詞》讀記.............................................................胡善兵87【歷史文化】《史》、《漢》地理考校舉隅...............................................................................................孫曉磊98淺議《漢書補注》“假手他人”說..............................................................................張海峰104南中國海上的“新會島”—晚清愛國將領林國祥“巡航西沙”始末............................................黃柏軍113【子海特輯】《子海珍本編》叢談............................................李學勤周勳初趙逵夫劉躍進126略論《子海珍本編》第一輯的文獻價値.........................張雲蘇金俠131
  • 【澳門硏究】所期貫徹班超志，不碎東瀛不轉舵—讀李竹侯《抗戰詩集》....................................................................................陳業東135《澳門文獻明信片系列》與歷史記憶........................................................................彭海鈴1拍【序跋書評】《浙江大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序...................................................................陳東輝148《明淸文學與文獻考論》序...............................................................................................董上德158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160輸...................................................................................................................................................................164
  • 《史记•老子列传》“孔子问礼于老子”新考—兼辨“龙”崇拜庞光华*《史记•老子列传》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一事，原文如次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增。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曰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之事也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但学者历来很怀疑此事的真实性。我们在此假定《老子列传》中孔子问礼的老子是《道德经》的作者老子,而不是其他老子。罗根泽《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①称：“《史记•老子传》中自‘君子得其时则驾’至‘如是而已’本于《庄子•外物篇》。自‘孔子云’至‘其犹龙乎’本于《庄子•天运篇》。”罗根泽的意见并没有明确否定《史记•老子传》中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真实性。今按《庄子•外物》中究竟哪一段是《史记•老子列传》所本，我们实在看不出来。《庄子•外物》中只有一句话，即老莱子对孔子说的“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在精神上与《老子列传》中老子的话有相通之处,但文字差别颇大。《老子列传》的文字当是别有所本，非取材于《庄子•外物》。《庄子•天运》中有曰：“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噌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惽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庞光华:广东五邑大学副教授。①见《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岣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嗜，予又何规老聃哉’！”从这段记载看，老子根本就否定仁义对人生有什么好处，标举仁义的孔子如何会佩服老子？且老聃的话一字不提礼,哪里像是对问礼的孔子的答复？因此不能用《庄子•天运》中的这段事证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真实性。又《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此段谓孔子通过钻研阴阳度数来求道，这纯是虚构。整部《论语》无一处显示孔子谈论到度数和阴阳的问题这段文献讲孔子见老子事，也无一字谈礼。因此，虽然《庄子》中多处称道孔子见老聃或老莱子，但不足以证明《史记•老子列传》中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真实性。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③相信《史记•老子传》中孔子问礼于老子事是确切的，其所依据的旁证是《孔子世家》、《礼记•曾子问》、《庄子》、《吕氏春秋•当染》诸文献。其实，唐兰《老子时代新考》《—文也大致提到这些文献，并因而相信孔子与老子同时。高亨又云今人刘汝霖作《周秦诸子考》，以为‘去子之骄态与多欲’云云本于《天运》,‘老子犹龙’云云本于《外物》⑤。吾友罗雨亭先生亦生此说。亨按:《史记》采取古书，以见存古书验之，率大同而小异。今《老子传》与《天运》、《外物》则小同而大异。至《孔子世家》所记，更无可比附。则史迁别有所本明矣。古书亡佚甚多,不宜因他书无证，见某书有小同之处，遽曰此出于某书也。”我完全赞成都高亨先生的这个见解。《老子传》实与《庄子》的《天运》、《外物》无关。但高氏又称《庄子》虽多寓言，然必有孔子见老聃之事，故《庄子》屡称之。”又曰：“孔子问礼老聃必有其事。”这个结论有其合理性，只是高亨先生还没有区分孔子问礼的老子和《老子》作者的老子。我们对此还需要加以辨证。②要注意《论语》中完全没有“阴阳”一词，孔子似乎没有阴阳论的思想《论语》中也没有“度数”-词。③见《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④见《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⑤今按:此处的《天运》与《外物》当互易位，盖刘氏误记。
  • 唐兰《老子时代新考》还说司马迁天生是一个文章家,他做一篇列传，只是做一篇文章’而没有想做信史。他喜欢网罗旧闻而不擅于考订，所以《史记》里的记事，十分之二三是不可尽信的。”唐兰很怀疑《老子传》中记事的真实性，但没有具体考辩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是否事实⑥。谭戒甫《〈史记•老子传〉考证》⑦实是对《老子传》进行笺证,并无多少考辩,也没有提到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真实性问题。钱钟书《管锥篇》⑧309-310页谓：“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按，既知此而上文又本《庄子•天运》篇铺张孔子见老子事，何哉？陆游《剑南诗篇》卷三四《读老子传》‘但说周公曾入梦,宁于老氏叹‘犹龙’？即本《论语》以驳马迁也。”钱先生似乎也不信孔子问礼于老子事是信史，但未明确下断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⑨四《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子辨》一文对《孔子世家》中孔子问礼于老子事详加考辨，广征博采，论证精审，最后作结语谓:“故孔子见老子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征，其事不信。”钱宾四先生贯穿群书，考辨严密，很有说服力，只是不大提《老子传》。我认为不仅《孔子世家》中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子》的作者老子之事为虚妄，《老子列传》中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作者老子事也全是子虚乌有,我在前人的论证之外作以下的考证：1、《老子列传》谓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索隐》按：“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老子为柱下史”。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一第四节曰：“《天道》篇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见老子繙十二经以说。’此则汉人之语。何者？藏书乃秦人焚书以后乃有此想。十二经乃六经六纬，皆非战国时所有⑩。⑥其实唐兰对《史记》的评判也不十分客观,司马迁是很重视真实性的，参看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二《五帝本纪》条（中华书局，1994年）。⑦见《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⑧中华书局本第一册，1994年。⑨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⑩只是钱穆先生将《庄子》的十二经确定为六经六纬，乃是本于《经典释文》，王叔岷《庄子校诠》也采用此说（参看王叔岷《庄子校诠》486页，中华书局，2007年）。恐证据不足：因为纬书兴起于西汉末年，东汉初以来很流行。果如钱穆所言，则今本《庄子•天道》混人了西汉末年以后的文字，恐非如此我以为在汉代的草书中六”字被分写为“十二”二字。原本《庄子》应作六经。《说文系传》引此文改十二经为六经,不为无见。《庄子》多处言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部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因此以《庄子》内证言之，十二经是六经之误，至少在东汉的《庄子》写本已经发生了这个错误：
  • 则明非庄子时书。《庄子》书中舍此固不见老聃居周为守藏室之史也。……史公《老子传》虽本《庄子》，已远非《庄子》原书之本相，此必史公旁采他书，混为一谈。窃恐老子为周守藏史之说或犹出《庄子》之后也。凡言孔子师老聃，似皆出《庄子》后。《墨子•所染》与《吕览•当染》大体相袭。然《吕览》有孔子学于老聃语。《墨子•所染》无之。疑《所染》较先出。故尚未知有孔子师老聃。《荀子》、《韩非》则亦屡言及老聃矣。”钱氏的话很有道理。《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适周问礼,用“盖见老子”之语，则太史公已不肯定为事实。现存的关于老子的传说大都出于战国末期和汉初。战国末期黄老之学肯定很流行。考《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辞别荀子去求官，对其师荀子说故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吒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这是当时李斯不满于黄老学者“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讦于无为”，这从反面说明当时黄老之学很流行。汉建国初年，刘邦采取的与民休息政策是出自黄老之学■。更考《汉书•司马迁传》：“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汉书•曹参传》：“孝惠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从《汉书》的这两段记载可知: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汉初重臣曹参为齐丞相时期尊信胶西盖公之言从而开始提倡黄老之术。从此黄老学派走红运，而儒生不受青睐。尤其在汉文帝和窦后期间，朝廷更以黄老之术为立国之本■。老子身价大增，名声如曰月，很容易产生关于老子的传说。汉初以老子与黄帝并称，合称黄老，可见汉初老子之尊。马王堆帛书中有甲乙两本的《老子》，却无《论语》、《春秋》、《尚书》、《礼》、《孟子》之类的儒家典籍，可以想见汉初的朝廷皇室多么重视《老子》。汉高祖识字不多，是马上皇帝,很瞧不起儒生，因此汉初儒家思想和学者不受朝廷■考《汉书•景帝纪》赞曰：“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循吏传》：“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兽以宽厚淸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樯，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汉书》此文全本于《史记·曹相国世家》。■《汉书•外戚传》：“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详细的文献引证和论述可参看王利器《文子疏义_序》（见王利器《文子疏义》，中华书局,2_年），又见王利器《晓传书斋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叔岷《黄老考》（收人王叔岷《庄学管窥》.中华书局,2007年《汉书•艺文志》提到《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刘向《说老子》四篇。”还记载了一些老子弟子的著作。可见在汉初《老子》之学昌盛。
  • 重视，黄老派学者乘机攻击贬低儒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孔子■。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黄老学派编了孔子问礼于《道德经》作者老子的神话。唯钱氏以“藏书”之言当兴起于秦皇焚书以后，此说恐非。考《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韩非子•显学》曰：“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五蠹》■、《显学》篇■决出于秦火之前，而已言藏书。又《韩非子•喻老》：“智者不藏书”■。同篇又曰：“而慧者不以藏书箧。”则《韩非子》中多有藏书之说，恐非尽起于汉初。2、今本《老子》第三十八章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帛书《老子》与今本《老子》一致。《郭店楚简老子》无此文。刘申叔先生《老子校补》■曰：“案曰《韩非子•解老篇》云：‘故曰失德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据此观之，则王本、河上公本均脱四失字。”此段文献虽有异文，但可见其确是先秦文籍■。从此章看，老子很鄙视礼，把礼的作用排在道德仁义之后，而且认为即使■考《史记•留侯世家》称有四位老先生对汉高祖说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不匿。”《文心雕龙•时序》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史记·郦食其传》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史i己•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听了张良之言后骂哪食其曰：“竖儒，几败而公事，”甚至《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也认为道家某些地方优于儒家：“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这明显主张道家思想优于懦家,，正因为有这样的主张.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才批评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广这正说明司马谈时代黄老之学的地位高于儒家_要注意的是司马谈称述的六家的名称有“道家”，而无黄老字样.称道家优于儒家.但班固《司马迁传》却说《史记》“先黄老而后六经”。因此，在班固眼中的道家就是黄老之学■《史记_韩非列传》明言秦王政读过韩非的《五蠹》篇，其时在秦王统一中国之前■《显学》篇此言酷似《五蠹》的文风■《喻老》篇此文作：“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事者为也：为生于时，知者无常事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俄之此言被西汉前期的《淮南子_道应》所引述，所以成书当在先秦。■见《刘申叔遗书》87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老子》此文后半部分被引述于《庄子•知北游》，因此必为《庄子》成书前的古本《老子》。
  • ■老子学派都很轻视礼,后来的《文子》、《庄子》都如此。考《文子•上礼》曰广老子曰‘为礼者雕琢人性,矫拂其情，……外束其形，内愁其德。钳阴阳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终身为哀人。”足证老子非礼甚激烈。同书同章引老子又曰：“礼乐饰则生诈伪”。《庄子•马蹄》曰：“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同篇又曰：“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肢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踢跤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庄子•缮性》：“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庄子•田子方》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天道》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这里的“宾”为“摈”之借，义即“摈弃”。■《朱子语类》卷一二五《老子书》条郭德元问：老子云‘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孔子又却问礼于他，不知何故？曰：‘他晓得礼之曲折，只是他说这是个无紧要底物事，不将为事。某初间疑有两个老聃,横渠亦意其如此。今看来不是如此。他曾为柱下史，故礼自是理会得,所以与孔子说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说这个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圣人用礼时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说。”朱子曲为之说,影响附会，妄加调停，逞心臆解。■儒家十三经中，只有《礼记》才开始有“法令”一词，必是战国中期以后才有的词汇。上礼也不足以服人心，不足以治国平天下■。可是《论语•先进》孔子称为国以礼”，强调以礼治国。《论语》中孔子称道“礼”的地方不知凡几,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孔子的毕生理想就是恢复周礼，孔子把礼当作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他怎么会去问礼于素很轻视礼的老子呢■?因此从思想系统上看，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乃绝无可能。那只是黄老学派编撰的故事。3、从《史记•老子列传》本文来考察，孔子明明是问礼于老子，而老子答非所问，所答与礼全无关涉。孔子的礼主要是继承发扬周礼，而现存关于老子全部事迹中，无一处提到老子尊周礼。孔子的礼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和制度，是积极人世。老子在《老子列传》中所答全是苟全性命的权谋，处世较消极，是谋身之术，而非谋国之道,与孔子的精神完全背离,整部《论语》都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毫不顾忌自身的祸福,而《老子》很多地方是在盘算祸福。孔子的礼学思想是为人为群的兼善主义，老子所答全是为己为私的独善主义。老子的回答表明他重视术（权谋）。黄老学派的主张叫做黄老之术。这与孔子的礼学思想完全是两回事。因此从人格精神上看，孔子也不可能问礼于老子。4、从语言学上看,也有坚强的证据表明《老子》在《论语》之后。今举十三证以明之。一、《老子》多言及“自然”一词，“自然”是《老子》极其重要的概念，楚简本《老子》已经多有这个词。但这个概念是战国时代才有的,广泛见于战国文献，如《荀子》、《管子》、《孙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慎子》、《鹖冠子》、《战国策》等书,完全不见于春秋以前的典籍，如《易经》、《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因此，即使楚简本《老子》也必是产生于《论语》之后。二、今本《老子》五十七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其中的“法令”，郭店简《老子》作“法物”。毫无疑问作“法物”为古本■。考上古经典文献没有“法物”
  • 一词，尤其是十三经中没有“法物”。《尚书》、《诗经》、《左传》、《论语》有“法度”，《左传》有“法制”，《论语》有“法语”，《孝经》有“法言”、“法服”气而郭店简本《老子》将“法度、法制、法语、法服”等全部总括为“法物”，意思是可为准则之物，这样的概括只能出现在各项具体的“法度、法制、法语、法服”等之后。从此知即使郭店简本《老子》也晚于《论语》(和《左传》)。三、《论语》中有“天”字和“地”字，但没有“天地”一词。也就是说在《论语》时代“天”与“地”并称的观念还不存在，天的地位远远高于地，二者不是并列或对称的关系。而《老子》多有“天地”一词，天与地在《老子》中是并列关系和对称关系■。从此知《老子》的年代必在《论语》之后。四、《论语》中的“玄”字都是用作颜色，没有哲学意义上的“玄妙”之义。而《老子》多有用作“玄妙、神玄”义的“玄”。这显然是时代变迁的结果■。因此，《老子》的成立当在《论语》之后。五、《论语》中只言“百物”。如《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老子》都言“万物”。如“万物之母”、“万物之奥”、“万物之宗”等等■，非常多，一次都没有用“百物”。从数词观念来看，《老子》必在《论语》之后。六、《论语》中没有“神灵不死”的观念。而《老子》第六章称：“谷神不死”。帛书甲乙本同，只是“谷”作“浴”。此章不见于楚简本《老子》。《列子•天瑞》称此语出自《黄帝书》，而汉代以来人所称述的黄帝书都是六国时出现的，没有早至春秋的说法。《老子》一书必定是在神灵不死观念产生以后才可能出现，所以必在《论语》之后。七、《论语》中没有“长生、长久”的观念，儒家十三经中完全没有“长生、天长地久”这样的观念（《诗经》中只说“万寿无疆”这类的话）。而《老子》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第四十四章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帛书甲本同。楚简本《老子》甲与略同，最后一句作:“可以长旧（久）。”《老子》中这样的观念必在《论语》之后。八、《论语》中有“王”、“公”、“诸侯”，但无“王公”、“王侯”、“侯王”并称之例，而《老子》言及“王公”、“王侯”，“侯王”，如《老子》四十二章:“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老子》三十九章：“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从上古文献考察这些近义词产生的序列是:法度—法制—法语—法言。■郭店楚简本《老子》甲也多有“天地”一词。■例如《老子》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楚简本《老子》甲“玄通”作“玄达”。“微妙”作“非溺”。帛书《老子》甲本“通”皆作“达'楚简本《老子》甲也有“玄同”一词。■楚简本“万物”作“万勿义同.
  • 是以王侯自称孤、寡、不谷。”《老子》三十二章：“侯王若能守之。”■这是战国时代的语言特征■。因此，《老子》必在《论语》之后。九、《老子》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车有三十辐是战国时代的特征，春秋及以前的车没有三十辐的。这已经得到考古学的确认■。十、《论语》中有“仁”字和“义”字’但没有“仁义”一词。而《老子》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帛书甲乙本、楚简本《老子》同。已经出现“仁义”一词,这与战国时代典籍的用语相合■。十一、《老子》六十四章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郭店简本、帛书本“九层”作“九成”。九层之台的观念和建筑不见于春秋以前（包含春秋）。儒家经典中言及“九成”本是指音乐。如《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左传》有“九歌”之说。《离骚》：“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而《楚辞•天问》称增城九重，其高几里？”九重即九层。九层之山或九层之台都是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观念。这种观念很可能是脱胎于战国时代楚国流行的“九天”(即九重天）的宇宙观。《楚辞》中颇多“九天”的记录■。“九天”的宇宙观完全不见于战国以前北方的文化圈。由于楚简本《老子》都有“九成之台”的表述，则楚简本《老子》也必是产生于楚地“九天”的宇宙观流行之后，因此楚简本《老子》的时代必在《论语》之后。十二、《老子》第二十章美之与恶，相去若何?”“若何"，帛书本甲乙本作“何若”、楚简本《老子》乙作“可（何）若”。当以作“何若”或“可若”为古本。考《易经》、《尚书》、《诗经》、《左传》、《论语》皆无“何若”一词。“何若”一词出现于战国时代的《孟子•尽心上》：“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战国策•秦策四》：“赵氏亦尝强矣。曰赵强何若?”《墨子•天志下》：“顺天之意何若?”《战国策•■今本《老子》此语见于楚简本《老子》，也作“侯王”。郭店简《老子》只有“侯王”，没有“王侯”，似乎“侯王”一词要甲-于“王侯"但都是战国时代的语言特征.■如“王侯”一词见于《礼记》和《战国策》，而不见于《左传》.“王公”一词见于《战国策》和《左传》中的“君子曰”，而不见于《左传》正文.又，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收人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又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已经提到《老子》中的“侯王、王侯、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偏将军、上将军、仁义”都是战国吋代才有的用语，洵为卓见。另参看许地山《道教史》第二章《道家思想底建立者老子》。■参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十六章第九节558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如《孟子•梁惠王上》：“亦有仁义而已矣《战国策•齐策四_齐宣王见颜斶》：“天下之士，仁义皆来役处■《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九歌_少司命》登九天兮抚彗星^《天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天问》：“圚则九重.孰营度之？"《天问》这两句也是说的九重天。但先秦子书中的《孙子兵法》多有“九天”之说，但《孙子兵法》出于战国时代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从多方面考察，今本《孙子兵法》应该是出于战国的楚文化圈，也就是说应该是在楚灭越之后。
  • 齐策六》：“女以为何若?”因此楚简本《老子》的“何若”是战国时代的语言特征,必在《论语》之后。十三、郭店楚简本《老子》所表现出的战国楚系文字的一大特点是许多本来不从“心”的字写成了从“心”旁，这只是文字装饰的需要，与精神心态无关。这样的文字特征从古文字学上看主要流行于战国中期以后，并非春秋以前（含春秋）的文字特征。在文字学中，如果一个字有从心和不从心两种写法，那么从心的形体一般都是后起的。如‘忻’古作‘欣‘恤’古作‘卹今本《老子》第五章动而愈出。”马王堆帛书甲乙本的‘愈’都作‘俞’。‘宪’在金文中不从‘心’，而在小篆中已经明显有‘心’旁了；《战国策•中山策》的‘司马喜’的‘喜’别本作‘憙’，为后起形体。‘冯河’的‘冯’后又写作‘憑’。‘悬’的古字本是‘县‘怡’的古字本是‘台’。《说文》‘宛’字条称‘宛’或从‘心’，此为后起或体。据《广韵》/吝’又作‘恪’。据《集韵》，‘拘’又从‘心’（上下结构）。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恶’不从‘心’作‘亚’。据《龙龛手鉴》，‘和’或从4心’从‘和’作‘恝’，此为后起形体。在甲骨文中‘悔’都写作‘每’。《集韵》称：“巧，伪也，或从心'《集韵》称“固”字古从‘古’从‘心’（上下结构）。《集韵》称“弼”字或从‘弗’从‘心’（上下结构）。‘寧’在甲骨文中没有‘心’旁，金文《寧女父丁鼎》的‘寧’也没有‘心’旁，但更多的金文‘寧’已经从‘心’。可注意的是先秦的货币文中的‘寧’有许多不从‘心’，与甲骨文字形很近似。从此可知货币文字有存古的倾向。今本《老子》第二章：“音声相和”。马王堆帛书甲本“音”作“意”，帛书整理者认为这是帛书传写之误，当以作“音”为确。其实，帛书本《老子》并没有误，在帛书中的“意”是“音”的繁化写法，只是在“音”的下面加了一个“心”旁而已，这是从战国中期以来的惯例，是楚文字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文字现象（汉武帝及之前的汉代文化受楚文化影响很大）。《诗经•邶风•谷风》：“既阻我德”。阜阳汉简本《诗经》‘德’（古文作‘惪’）作‘直’。《史记•夏本纪》：“辅德'《尚书•益稷》‘德’作‘直’，皆无‘心’旁。类例极多。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十六章342页称：“战国文字中一些文字可以加心旁繁化。”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卷一《怨风》条称:“《桑柔》‘如彼遡风’，唐石经本作‘怨’，今改作‘遡’者，宋人为之也。”《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二》中的‘谷（欲）’字都把其中的‘口’旁写作了‘心’旁。《说文》的‘辔’字在敦煌木简的《急就篇》中不从‘口’，而从‘心’，此为后起或体。‘哲’或从‘心’作‘,哲’。‘唯’与‘惟’在古书中常常相通（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二册549页有一个考察有意义《左转》和《论语》比较喜欢用‘唯’，《孟子》用‘惟’，《诗经》用‘维’。《诗经•大雅•文王》‘其命维新’，《孟子》引用时写成‘其命惟新’。”）据此我们稍作推论:春秋以前习惯用‘维’，春秋
  • 和战国初期习惯用‘唯’，战国中期以后习惯用‘惟’。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字如果有‘口’字旁和‘心’字旁两个异体字，那么‘口’字的字形一般要早于‘心’字旁的字形。郭店楚简中‘心’字旁的字形很多，这正是战国时代文字的特点。更考《墨子•明鬼下》：“矧隹人面。”毕沅注：“隹，古惟字。”从此可以推测原文作‘隹’的《墨子》是保存了战国初期以前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古文字中居然没有发现‘惟’字，只有‘维’和‘唯’，可参看黄德宽等《古文字谱系疏证》第三册2938-2955页。这表明‘惟’字肯定产生于‘维’和‘唯’之后。综上所述，从古文字学上看,楚简本《老子》的产生也必在《论语》之后。以上十三例都表明即使楚简本《老子》的产生也必在《论语》之后，因此孔子不可能问礼于《老子》的作者老子®。5、《国语》中有一段文献很能说明问题。考《国语•鲁语下》：“丘闻之：‘水之怪曰龙、罔象。”■这很能说明孔子对龙的态度，以为龙不过是水怪。而韦昭注称龙，神兽也”。可见《国语》正文中孔子对龙的态度和东汉末韦昭对龙的态度相去甚远,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孔子绝不以龙为神兽，而韦昭却以龙为神兽。对龙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先秦文化与东汉文化的不同。而且孔子既然明确说龙是水怪’那么就不是神灵，更不是祥瑞之物,也与飞天无关。而《天运》和《老子列传》都记载孔子说龙能飞，而不是水中物，如《天运》称：“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老子列传》称:孔子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这显然与《国语》中孔子对龙的看法不同，绝不是孔子对龙的认识和态度。先秦儒家文化只认为龙是水中物，《孟子》、《荀子》都是如此，不认为龙能飞于天。因此，《天运》和《老子列传》关于孔子称道龙能飞天的话一定是黄老学派伪造的。下文对此还有论述。6、《庄子•天运》称：“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这里说孔子称龙养乎阴阳，这绝不是孔子的思想。因为整部《论语》都绝不谈及阴阳论的思想。孔子的思想中可以说没有阴阳论的意识。阴阳论既是《易传》的思想（要注意的是《易经》本身并没有阴阳论的思想），也是黄老学派的思想■，但与孔子无关。黄老学派将阴阳论思想强加于孔子，完全是无中生有。不仅《论语》没有阴阳论思想，战国时代的《孟子》一书■现代学者压倒多数主张《老子》产生在《论语》之后，如康有为、梁启超、冯友兰、钱穆、刘汝霖、张岱年、顾颉刚、张寿林等等。但主张区分孔子问礼的老子和《老子》的作者老子的，除清代的汪中外，现代学者还有冯友兰、刘汝霖。但我们这里从语言学上的论证可补充学者们的不足。■亦见《史记•孔子世家》。■《老子》、《庄子》都有明显的阴阳论思想。
  • 也完全没有阴阳论思想。儒家思想吸收阴阳论是从《荀子》一书才开始的。从此也可断定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作者是虚无的。而且从此也可以证明《老子》一书的产生一定晚于《论语》。《老子》的作者一定远远晚于孔子。孔子不可能问礼于《老子》的作者。又，既然《天运》篇将孔子与阴阳论相关联，那么这个故事的起源一定是在阴阳论进人儒家思想之后，也就是一定不会早于《荀子》时代。也就是说《庄子•天运》的成立要晚于《荀子》的成立■。7、《庄子•天运》称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老子列传》称：“孔子云‘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老子，其犹龙耶。”《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周见老子，无《老子列传》此语。中国古代关于龙的神话起源很早。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修订本)■第三章《青铜器纹饰》第一节称以龙为题材的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是很主要的纹饰，它的图像在商代以前的古文化中曾多次出现，如龙山文化和红山文化都有。…这类文物说明，至少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以前,龙这类神话已经广为流传了。”在商朝中期，就有了龙虎尊的青铜器。龙形和虎纹的青铜器在商朝就已出现。但中国上古时代的龙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许多不知名的体型庞大的怪兽都叫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神通，也不特别尊贵，甚至可能是妖孽。龙形和虎纹在青铜器造型和雕饰中并不占特别多的数量。商周时代一直也有很多其它形态的纹饰的青铜器。龙在上古华夏民族的心中不是什么灵异的图腾。我们可以说春秋时的孔子并不重视龙，绝不以龙为图腾。整部《论语》无一处提到龙。孔子重视的神瑞的动物是凤和麒麟。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西狩获麟。而《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此把凤与孔子联系在一起，似以凤德比孔子之德■。如果说孔子眼中有吉祥物或图腾，那么肯定是凤而不是龙。王嘉《拾遗记》卷二曰：“孔子相鲁之时，有神凤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复来翔，故云‘凤鸟不至’。”《淮南子•缪称》：“昔二皇凤皇至于庭，三代至平门，周室至乎泽。”显然以凤为祥瑞。《文心雕龙•史传》：“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监衢而泣麟。”杨雄《太玄》卷三《缰》次二曰：“凤鸟于飞，君子得时也。”以凤鸟象征君子。《孟子•公孙丑上》：“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Z也以走兽之王麒麟，飞鸟之王为凤凰，根本不提龙。《子华子•北■至少是要晚于《荀子》书中有阴阳论思想的那些篇的成立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315-316页。■另见《庄子•人间世》。
  • 宫意问第九》曰：“彼其视凤凰麒麟也。”以凤凰与麒麟对举。《孔丛子•记问》：“飞者宗凤,走者宗麟，为其难致也。”《后汉书•马融传》：“遂栖凤凰于高梧，宿麒麟于西园。”《汉书•翼奉传》：“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之殿。”此不提青龙。《战国策•赵策四》：“有覆巢毁卵而凤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孔丛子•记问》篇谓孔子见麟后作歌：“唐虞之世麟凤游,今非其世来何游？麟兮麟兮我心忧。”也可见在先秦人的心中是麟凤呈祥，而非龙凤呈祥。甚至道家倾向明显的《淮南子•原道》：“麟以之游，凤以之翔。”也为麟、凤对举:《文子•道原》亦同。《史记•封禅书》：“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论衡•讲瑞篇》：“考以图像，验之古今，则凤麟可得审也。”同篇夫凤凰，鸟之圣者,麒麟，兽之圣者也。”又同篇：“夫凤凰与麒麟同性，凤凰见，群鸟从;麒麟见，众兽亦宜随。”又同篇夫不能知圣者，则不能知凤凰与麒麟。”又同篇凤凰麒麟，通常以太平时来至者。”《论衡•讲瑞篇》、《指瑞篇》以麒麟与凤凰对举多至数十处，无一处以龙与凤对举。我们还可以细观察一例。《淮南子•览冥》：“凤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皁。”这里前两句凤皇与麒麟对举;后二句四言以青龙与飞黄对举。并非以凤皇与青龙并称。《尚书中侯》曰：“麒麟在囿，鸾凤来仪。”汉武帝《贤良诏》：“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杜预《春秋左氏传序》：“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皆以麟凤对举,并不称龙凤。《焦氏易林•大畜》：“否：麟凤执获。”《焦氏易林•剥》：“临：麟远走，凤飞北。”《隋书•李德林传》：“臣闻明王圣主,得骐磷凤凰为瑞。”《文心雕龙•杂文》渊岳其心，麟凤其采。”刘歆《上〈山海经〉表》：“麟凤之所止。”《新序》卷四：“故荒外从风，凤麟翔舞。”《新序》卷二:“要荒来宾,麟凤在郊。”《博物志》卷九汉兴多瑞应，至武帝之世特甚,麟凤数见。”《淮南子•本经》：“凤麟至，蓍龟兆。”《尚书中侯》：“麒麟游苑，凤皇翔庭。”《礼记•礼运》：“凤皇麒麟,皆在效橄。”《淮南子•原道》：“麟以之游，凤以之翔。”《焦氏易林》卷十五《节之策六十》：“景星照堂，麟游凤翔。”《文子•上礼》：“凤皇不翔，麒麟不游。”《焦氏易林》卷四《同人之第十三》：“凤凰在左，麒麟在右。”同书《大有》曰麒麟凤凰，善政得祥。”《礼记•礼器》：“而凤凰降,龟龙假。”《盐铁论•褎贤》曰：“龟龙闻而深藏，鸾凤见而高逝者。”此应理解为“龟龙”合称■。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四《汉麟凤赞并记》、洪适《隶释》卷十六录《麒麟凤凰碑》、叶奕苍《金石录补》卷四录《汉麒麟凤凰碑》，皆以麟凤并称,不言龙凤。东汉以前的文献中，没有龙凤并称之例。可见在正统的价值观中，作为图腾或吉祥物的麟凤的地位要远远高于龙。《韩诗外传》卷八的一段文献很能表明凤在上古为吉祥物：“黄帝■另如《吕氏春秋•应同》则龟龙不往”。
  • 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见凤凰，惟思其象，夙寐晨兴,乃召天老而问之曰：‘凤象何如？’”在西汉前期的《淮南子》已经显露出龙的地位与凤并列的倾向。考《淮南子•要略》：“故景星见,祥凤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不过，这里的重点也是凤与麟对举。另外，这里是说祥凤而没有说祥龙或瑞龙，只说黄龙，也可见龙作为吉祥物的地位不能与凤相比。《淮南子_厚道》：“龙兴鸾集。”这是我们见到的相当早的龙与鸾对举并列之例,但也只是作鸾而不是作凤，虽然鸾是凤属。在《淮南子•览冥》中有一段文字将赤螭、青虬、与凤凰对举，曰：“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凤凰之翔至德也。”高注赤螭、青虬皆龙属也。”但也没有明确称“龙”。而且从此文的描写用词来看，明显是以“凤凰”为祥瑞,龙属的地位不能与之相比。不过可以推知，古人以龙凤对举，为同等的吉祥物，这是由黄老学派思想中发生出来的，与儒家文化无关，所以孔子一生并不以龙为图腾。详考古文献，可知直到东汉的文献才开始有明确的“龙凤”并称之例，如《汉书•叙传下》：“攀龙附凤”。《论衡•讲瑞》：“龙与凤皇为比类”。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郑玄《序》云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王符《潜夫论•本训》:“麟龙鸾凤”。韦弘嗣《博弈论》:“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署。”嵇康《琴赋》:“徽以钟山之玉，爰有龙凤之象。”《文心雕龙•原道》：“龙凤以藻绘呈瑞”。《高士传》卷下《矫慎》条曰：“足下审能骑龙弄凤翔嬉云间者。”又龙凤”合称较早的文例还有托名刘向的《列仙传》卷下《服闾》条曰：“攀龙附凤，逍遥终始。”■我怀疑“龙”作为吉祥物在东汉的地位突然提高，可与凤凰并列，其原因很可能与纬书派学者对“龙”的宣扬有关，而且纬书派学者在东汉的势力很大，可与经学家相抗衡，连古文经学派大学者许慎、郑玄都受到纬书的影响。我们现在进一步来先秦以来的龙文化，真是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晏子春秋》卷二《景公自矜冠裳游处之贵晏子谏十五章》谓：“景公为西曲潢，其深灭轨，高三仞，横木龙蛇,立木鸟兽。……晏子对曰‘臣闻之，维翟人与■《列仙传》非刘向所作，古人已有定论：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刘向〈列仙传〉后》司马相如云‘列仙之懦,居山泽间。’列仙之名当始此。《传》云刘向作，而《汉书》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而无此书。又叙事并赞不类向文,恐非其笔。然事详语约，辞旨明润，疑东京文也„”他以为是东汉人所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列仙传》条称汉刘向撰，凡七十二人，每传有赞,似非向本书，西汉人文章不尔也。”（《四库提要》转述此言为不类西汉文字，必非向撰。”）《四库提要》以为魏晋方士所撰，托名刘向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五章《史料之蒐集与鉴别》82页论及此书刘向自序言及佛经，必是伪作。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本，2007年版）卷十九《列仙传》条肯定《列仙传》为伪作，非刘向手笔，而是出于东汉（余嘉锡观点同于黄伯思，不同于《四库提要》),,张心澄《伪书通考》、邓瑞全等《中国伪书综考》皆不辨证《列仙传》之伪，尚待补苴。
  • 龙蛇比，今君横木龙蛇，立木鸟兽，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照此看，先秦时，龙是夷狄之物，华夏人并不以为神奇。在平山发现的战国中山王墓中有许多玉佩，其中龙形玉佩最多。而中山国正是一个狄人之国。《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崔浩之言曰：“西方胡皆事龙神'《华阳国志.南中志》：“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先秦以来一直流传的《龙蛇歌》广为传播,见于《吕氏春秋》、《史记》、《说苑》、《淮南子》注、《琴操》，彼此略有异文，今引《吕氏春秋•介立篇》所收歌词：“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承辅。龙返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于中野广《龙蛇歌》是以龙蛇比喻重耳君臣，其所以有这种比喻，是因为重耳、介子推诸人长期居处于翟（狄），而翟人喜欢谈龙蛇，如《晏子春秋》所言。重耳、介子推等周游列国是从翟出发的，所以人们以龙蛇比喻重耳君臣。先秦文献显示，以龙为神灵的大半为楚人-如《楚辞•招魂》：“仰观刻桷，画龙蛇些。”《离骚》以龙为仙人的坐骑，《庄子》以龙为神灵。《淮南子•泰族》：“阖闾伐楚，五战人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楚地既尚凤，也尚龙。春秋时，楚为南蛮，与中夏为乱。楚俗的尊尚不足以代表诸夏。这些关于龙为神灵的观念是战国中后期的南方楚文化圈才有的。楚地文化与北方的儒家文化明显有所不同。刘志雄等《龙与中国文化》■引《庄子•天运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谓孔子认为龙“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超然不群的特征和变化飞升的神通”。这种论.断显然缺少深人的考证。我的结论是孔子与龙毫无关系，孔子毫不崇拜龙，而重视凤与麒麟。《史记•老子传》谓孔子佩服老子,尊老子为龙。这完全是战国后期以来的黄老学者编的故事，决非信史。从这点也可证明《史记•老子传》中孔子问礼于老子纯是无稽之谈，不是事实。《吕氏春秋•举难》:孔子曰“龙食于清而游乎清,螭食于清而游乎浊，鱼食于浊而游乎浊。今丘上不及龙，下不为鱼,丘其螭邪。”孔子曾称在人性中的上智与下愚不移，孔夫子自命为中间人。《吕氏春秋》的编撰者据此编出了孔子以螭自居的故事，决是战国后期黄老之学■《淮南子•要略》：“操舍开塞.各有龙忌...”这个“ft忌”非关神龙崇拜.有学者误以之为龙崇拜，可参考张双棟师《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134页所引刘文典、杨树达、刘盼遂之说-孙诒让《墨子间诂•贵义》篇注甚至明确批评《要略》篇许慎注以‘龙忌”为"请龙”之说刘盼遂称“龙”为“灵”的借字龙忌”当读为“灵忌”，灵乃泛指神灵，而龙不能泛指一般神灵杨树达引《后汉书•周举传》：“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后汉书》既然以龙忌与介子推之事相联系，则绝与龙崇拜无关.但要注意的是《要略》篇许慎注称：“中国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这表明请尼之俗是北胡南越这样的异民族才有的习俗，不是汉民族固有的信仰.■《太平御览》卷五七五引许注：“刻虚为九龙.以悬钟也。”又引《贾子》广毁十龙之钟《艺文类聚》引高注刻九龙于鼎，以为名，言大鼎张华《博物志》卷九广‘子胥伐楚,燔其府库,破其九龙之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流行后才发生的故事。龙在先秦的儒家文化中，实在无足轻重。凡是圣人禀龙精、受龙气而生的神话都是战国末期至汉代初年才出现的，战国中期以前绝对没有。王充《论衡•奇怪篇》：“谶书又言‘尧母庆都野出，赤龙感已，遂生尧’。《高祖本纪》言‘刘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螟，太公往视，见蛟龙于上，遂生高祖’。其言神验，文又明著,世儒学者，莫谓不然。”王充极力否认这是事实。王充整部《论衡》所抨击的都是汉代儒者的思想信念，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实是承袭汉代人的信仰。先秦黄河流域的中国人绝无一个自称为龙的传人或奉龙为图腾。黄帝在鼎湖跨龙升天全是战国末年乃至汉代初年人编的故事。王充《论衡》的《龙虚篇》、《道虚篇》、《奇怪篇》都很怀疑其事。《论衡•龙虚篇》力诋汉代以来世俗和儒者■关于龙有神性的观念，否认龙有异乎寻常的神通力，他所依据的材料正是先秦人关于龙的认识。王充《论衡》所怀疑和批驳的差不多都是汉代人的特有的观念。他遥承先秦的理性精神,尤其受《荀子》的沾溉。他的《龙虚篇》显示出：在先秦人的眼中龙只是水中怪物,而非神物，更非吉祥物龙多怪力，却无神力。从不悟“怪力乱神”的孔子不可能崇仰龙。《龙虚篇》是重要文献,表明东汉大思想家王充毫不迷信龙为图腾我们对此文应详加引录：“如以天神乘龙而行，神恍憶无形，出入无间，无为乘龙也如仙人骑龙，天为仙者取龙，则仙人含天精气，形轻飞腾，若鸿鹄之状，无为骑龙也。世称黄帝骑龙升天，此言盖虚，犹今谓天取龙也。且世谓龙升天者，必谓神龙，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为贵，则龙贱矣。贵者不神，贱者反神乎？如龙之性，有神与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龟她亦有神与不神，神龟神地，复升天乎？且龙禀何气，而独神？天有苍龙、白虎、朱鸟、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龙、虎、鸟、龟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兽。虎、鸟与龟不神，龙何故独神也？人为倮虫之长，龙为鱗虫之长，俱为物长，谓龙升天，人复升天乎？龙与人同，独谓能升天者，谓龙神也世或谓圣人神而先知，犹谓神龙能升天也……天地之间，恍惚无形，寒暑风雨之气乃为神今龙有形，有形则行，行则食，食则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体之类，能行食之物，不得为神何以言之？龙有体也传言‘鱗虫三百，龙为之长’龙为鱗虫之长，安得无体？……孔子曰‘龙食于清，游于清；龟食于清，游于油；鱼食于油，游于清丘上不及龙，下不为鱼，中止其龟与’《山海经》言‘四海之外，有乘龙地之人/世俗画龙之象，马首地尾《慎子》曰‘蜚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雨霁，与蚓蚁同矣’《韩子》曰‘龙之为虫也，■王充《论衡》抨击的儒者大多是东汉以来的*纬学荇.还有一部分是今文经学家。
  • 柔可狎而骑也。然喉下有逆鱗尺余，人或婴之，必杀人矣。’比之为蚓蚁，又言虫可狎而骑，她、马之类，明矣。《传》曰‘纣作象著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极也。夫有象著，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著所挟，则必龙肝豹胎。夫龙肝可食，其龙难得。难得则愁下，愁下则祸生，故从而痛之’。如龙神，其身不可得杀，其肝何可得食？……春秋之时，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智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智，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智。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颼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舜，而锡之姓曰董，氏曰豢龙，……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雄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龙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惧而不得，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由此言之，龙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无其官，又无董父、后、刘之人，故潜藏伏匿，出见希疏，出又乘云，与人殊路，人谓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则龙，牛之类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经》言之，以《慎子》、《韩子》证之，以俗世之画验之，以箕子之泣订之，以蔡墨之对论之，知龙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电取龙，明矣。世俗言龙神而升天者妄矣。”我节录以上的精彩论述表明：王充以《山海经》、《慎子》、《韩非子》、《左传》等先秦文献证明在先秦人心中的龙并无什么神性。龙乘云，犹如鸟乘风，蛇乘雾,鱼乘水,各有所托，是出于自然之性，不得谓为神灵。另外，《吕氏春秋•知分》和《淮南子•道应》皆称春秋时楚国勇士次非赴江刺杀蚊龙。春秋时有人人深渊追马杀蛟龙。《庄子•列御寇》称朱萍漫学屠龙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详述上古时多龙，龙可饲畜、可御、可豢、可扰。龙为异兽，却非神灵。《淮南子•说林》曰：“人莫学御龙。”龙亦可御。三代时有豢龙氏、扰龙氏，皆为御龙世家。夏代名臣有关龙逢，关龙即是豢龙的借字。《墨子》屡言“帝杀黑龙于北方，帝杀青龙于东方。”又谓“杀赤龙于南方，杀白龙于西方。”《墨子》中的龙决非灵兽。《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可见龙可能为害。凡此都可见龙既可杀，断非吉祥物，也没有什么神圣性，甚至可以成为祸害。先秦以来大量文献显示在中国文化中的“龙”只是水中怪物，只是富有文采,并不被视为特别祥瑞之物,其神力仅仅是与降雨有些关联，但在中国上古文化中“龙”从来没有被视为“雨师”。雨师才是中国本土文化中掌管降雨的天
  • 神，其在神话中的地位最初远高于龙。中国文化后来发展出了龙崇拜而不是雨师崇拜，那是有其他的原因，与龙有降雨的神力并无多少关联。我们且看看文献是怎样记载“龙”为水中物的。考《管子_水地》：“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管子》中多次谈及龙，皆是水中物，不言飞天。《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郭注：“言龙水物，以类相感故也。”《周礼•考工记》：“水以龙”。郑玄注：“龙，水物也。”《吕氏春秋•召类》：“以龙致雨”。高注龙，水物也。”《淮南子•泰族》：“夫蚊龙伏寝于渊。”《大戴礼记•易本命》：“好竭水捕鱼，则蚊龙不出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庄子•秋水》夫水行不避蚊龙者,渔父之勇也。”《庄子•列御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蘭龙而寐,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龙也。”《史记•封禅书》：“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管子•形势解》：“蚊龙，水虫之神者。秉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蚊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淮南子•原道》：“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淮南子•览冥》：“杀黑龙以济冀州。”高注黑龙，水精。”《史记•袁盎列传》《索隐》引《尸于》曰：“孟贲水行不避蚊龙。”可见龙仅为水中物。《说苑•复恩》弓I《龙蛇歌》曰：“龙反其渊，安宁其处。”《论衡•龙虚》：“且龙之所居，常在水泽之中。”此篇力证龙不能升天，仅为水中物。《焦氏易林•贲》；“损：龙蛇所聚，大水来处。”《焦氏易林•恒》：“比:龙生于渊。”《后汉书•祭祀下•灵星》：“壬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列仙传》卷上《琴高》条曰：“人琢水中取龙子。”《列仙传》卷下《骑龙鸣》曰：“骑龙鸣者，浑亭人也。年二十’于池中求得龙子。”《列仙传》卷下《马师皇》条后数数有疾龙出其波”。《文选•长笛赋》：“龙鸣水中不见巳”。《水经注》卷三十七《惠水注》：“丹水又迳其下，积而为渊，渊有神龙。”卷二十八《沔水注》：“水至渊深，有龙见于其中。”《博物志》卷九：“水之怪为龙”。《荀子》中的龙只是水中生物，不闻有飞天之灵。《荀子•致士》：“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又曰川渊枯，则龙鱼去之。”《荀子*劝学》：“积水成渊，蚊龙生焉。”■以上如此众多的文献表明先秦以来的龙只是水中怪物，没有一种文献将龙视为吉祥物，因此上古时代的龙绝不是华夏民族的图腾。王充的《龙虚篇》做了相当精彩的论述和总结，代表了先秦以来华夏民族的理性精神。总之，龙的形象和神通力在先秦和汉代以后有很大的不同。后人关于龙的一切神通的物语，都是自战国中后期由黄老学派编造出来的，主要流行于西汉以后。儒家学派从来不尊崇“龙”为图腾或吉祥物，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如此。孔子心中@另参看《故训汇纂》（单卷本）2650页。
  • 的吉祥物一直是麟凤，与龙无关。因此，孔子不可能把自己佩服的圣人比喻为龙。基于以上的考证，我的结论是《史记•老子传》中载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作者老子之事是虚构的，是战国末期黄老学派编造的贬低儒家文化的故事。我要强调的是孔子问礼于春秋时代的老子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作者老子是两回事。我只是否定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作者。孔子问礼、问学于守藏史的老子则有可能是事实。因为这个老子是守藏史.掌典册，孔子为作《春秋》必读史记。故孔子可能向老子借阅书籍，并问学于老子。孔子问学于老子的故事,在战国后期似已广为流传，如《吕览•当染》：“孔子学于老聃”。西汉的《新序》卷五《杂事五》：“周公学乎太公，仲尼学乎老聃。”■《老子》这本书的作者和周之守藏史,二者即使都被称为老子，也不会是一个人。清代学者汪.中《述学》中有《老子考异》一文■，颇称精审汪中此文考证指出：“由是言之，孔子所问礼者，聃也。其人为周守藏之史，言与行，则《曾子问》所载者是也。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本纪》在献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殁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则为儋之子无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儋也，其人秦见献公，即去周至关之事。《本传》云‘或曰儋即老子’。其韪矣。”则汪中认为著《老子》的是太史儋，不是孔子问礼的人。孔子问礼的是李耳，与太史儋是两个人。太史儋是秦献公时期的人。秦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人秦见献公。入关之时著《道德经》，时在公元前374年。我们据汪中此文■，可以推定《老子》的最初版本不会早于公元前374年。郭店简本《老子》也只被认为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抄本，因此也不能证明《老子》的古本在春秋就巳经存在@。我们只是否定《史记•老子列传》和《庄子•天运》中由黄老学派编造的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而■此为孔子门人子夏之言。又见《韩诗外传》卷五，《太平御览》卷404，只是“太公”作“虢叔"。■见《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现代学者颇有多采取汪中之说的，如潘雨廷《史记老子列传疏释》（见潘雨廷《易与老庄》，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潘雨廷主张老子、太史儋和老莱子为三人，太史儋和老莱子都是老子的弟子或传人。钱穆、罗根泽、谭戒甫等人亦从汪中之说关于《老子》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讨论参看《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老子的哲学思想》章237-243页。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先秦卷》下第一章《老子的思想》485-493页。张岂之主编《中国学术思想编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先秦卷》210-216页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人民出版社,2_年）《先秦卷》第四章《道家学术》二《老子学术思想》学者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不能区分孔子问礼的老子和《老子》的作者这两个人肯定是不同时代的人，《老子》的作者与孔子毫无任何关系■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先秦卷》下491页称：“应该说，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足可证明战国中期的太史儋绝非《老子》的作者”同书493页：“而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则为我们进一步澄清《老子》成书年代提供了新的更有力的证据，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简本《老子》把‘晚出论’的理论基础都抽走了”这个推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 春秋时孔子问礼于老聃则可能是事实，而这个老聃绝不是《老子》一书的作者3战国末期和汉代初期的黄老学派混淆孔子问礼的老子和写作《道德经》(据《史记•老子列传》，本名上下篇）的老子,宣扬《老子》的作者如何高明、如何教训孔子,以抬高黄老学派的地位。我们现在进一步讨论龙崇拜的历史变迁过程“龙”能飞天人渊的观念最早是由《易经》宣扬出来的从《易经》对“龙”的描述来看，“龙”已经能够飞天潜渊_且看：《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以上七处是《易经》爻辞对龙的描述，可见这里的龙能够飞翔于天、能够潜人深渊:龙还能处于田地之中。其活动范围贯通天、地、水综合古文献来看,这样的“龙”的形象应该在西周就已经出现，因为《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太史蔡墨已经引述到了《易经》的这些话《易经》描述的“龙”已经不是寻常的动物，但还不是明显的吉祥物（因为还存在“亢龙有悔”）。《易经》“飞龙在天”的观念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说不定是“龙”能飞天观念的源头。后世黄老学派神化龙的灵异可能最早是从《易经》来的■。战国时代的《庄子•天运》：“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吕氏春秋•介立篇》的龙蛇歌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韩非子•难势》：“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蟥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史记•老子列传》：“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广这些关于龙能飞天的观念应该是发源于《易■《左传》最早提及《周易》是在《ffi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同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H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_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左传》引述《周易》的地方很多.都是《易经》.无关《易传》.因此《左传》时代《易传》尚未成立■黄老学派肯定熟悉《周易》，例如，众所周知.《易传》有明a的阴阳论的思想，甚至可能是阴阳论哲学的源头，而《论语》、《孟子》都没有阴阳论思想，倒是《老子》、《庄子》都有显著的阴阳论思想这表明比起《论语》、《孟子》，《周易》与《老子》.《庄子》的关系更密切（至于到了魏皆时代，《易经》.《老子》、《庄子》合称三玄,一起成为玄学的经典，更足以表明三者的关系），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收人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称孔子与《周易》无关，这是正确的。■慎子此言亦见今本《慎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内篇》9页，要注意的是慎到是黄老派学者考《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慎到称道“飞龙乘云”应当与其黄老学派的背景有关.可以说“飞龙乘云”的观念是战国黄老学派的一大观念..
  • 经》。但是在《易经》时代以及整个春秋时代，还有整个北方文化圈，龙都不与神仙发生关联，绝没有成为升天不死的象征。《易经》中数次出现龙的记事，只表明龙是作为占筮时的特殊术语而被采用。《易经》本身并不表明龙有任何神圣性■。如果把《易经》当作龙崇拜的原始根源，也许可以这样说。但不能认为《易经》本身包含有龙崇拜的观念。“龙”成为仙人的坐骑以飞天遨游是发端于战国中后期的楚文化圈.，如《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楚辞•离骚》：“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麾蚊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楚辞•九歌•云中君》：“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九歌·湘君》：“驾飞龙兮北征，澶吾道兮洞庭。…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九歌•大司命》：“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九歌•东君》：“驾龙轲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九歌·河伯》：“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楚辞_远游》：“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正是在楚文化圈内，龙与仙人发生了关联,但也只是作为仙人升天的坐骑，并无别的神圣，也没有图腾或特殊的吉祥物。更没有成为帝王的象征。“龙”与帝王发生关联不但在《庄子内篇•逍遥游》和屈原时代之后，也在《庄子外篇•天运》成立之后。到了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中，我们才发现了苍龙可以成为天子的车驾。考《吕氏春秋•孟春纪》：“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仲春纪》:“天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旃,衣青衣，服青玉。”《季春纪》：“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旃，衣青衣，服青玉。”正是在《吕氏春秋》中，帝王才与龙首次发生了关联，但也仅仅是作为帝王的车驾，并不能代表或象征帝王本身。这样“龙”就从■《易经》为何用龙为占筮术语，参看拙作《〈易经〉以“龙”为占筮语考》，见《澳门文献信息学刊》第七辑,2012年。■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收入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称：“例如最初的乾卦的关于龙的观念，特别是九五爻的‘飞龙在天’的那种着想，依然是南方系统的东西。乘龙御天的那种浪漫的空想,除掉《楚辞》与《庄子》之外，在北方系统的著述中是没有看见过的郭沫若此文的观点多有争议,他把《易经》的制作年代推得太晚，以为作者是战国时代楚人肝臂子弓，断然无当（郭沫若此文的现点后果严重，会直接导致否定《左传》的真实性）,、他根据《楚辞》与《庄子》就把《易经》的制作划在楚文化圈，这是完全不明因果关系我们只能说《楚辞》与《庄子》关于仙人乘*飞天的观念是极大地演化了《易经》“飞龙在天”的思想,将之与仙人思想相结合。■又见《礼记•月令》。《月令》是取材于《吕氏春秋》。《经义考》卷139录孔颖达引述郑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文心雕龙•诸子》：“《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
  • 仙人的坐骑演变成了帝王的车驾此后直到秦始皇称皇帝之后，黄老学者受不了秦始皇暴政的压迫，于公元前211年编出“今年祖龙死”的流言来诅咒秦始皇■，同时也是第一次明确用“龙”来象征帝王。学者们往往只注意儒家学派反对暴秦苛政,其实黄老学派也同样激烈反对秦皇暴政。大概由于《周易》在春秋时代主要是作为专业的占筮书，非常人所能见■，所以对春秋时代和战国早期的“龙”的文化观念没有什么影响那时人们关于龙的主要观念还是龙为水兽，不能飞天，更与仙人无关。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易经》普及于学者中间，尤其是在《易传》产生之后，《易经》更加流行。《易经》“飞龙”的观念更广为人知，于是在传统的龙为水怪的观念之外，龙为飞天灵物的观念开始流行，并且被神仙家思想所吸收，龙开始成为仙人的飞天坐骑。由于神仙家思想主要盛行于楚文化圈■，所以龙为仙人飞天坐骑的观念是出现于代表楚文化的《庄子》和《楚辞》。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黄老思想主要流行于北方文化圈的齐国稷下学派，其实黄老思想更加流行于楚文化圈，代表作是《老子》、《庄子》、《文子》。其中《庄子》尤其是黄老思想的集大成之书■。总结地说，在中国文化史上，“龙”的文化形象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远古时代的某些不知名的巨型动物（西周以前,这是国家有专门的官员驯化龙，龙不■《史i己•封禅书》所言黄帝乘龙升天的传说应在《吕氏春秋》之后，至少是在《离骚》、《九歌》时代之后:，汉武帝时齐人公孙卿对汉武帝转述申公之言：“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珣，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珣，龙珣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珣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封禅书》明言黄帝通神仙，所以黄帝乘龙升天的故事一定是在仙人以龙为飞天坐骑以及龙为帝王坐骑（或车驾）的观念流行后才有叮能出现。■《史记·秦始皇本纪》：“因言曰：今年祖龙死《集解》引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引服虔曰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引应劭曰：“祖,人之先龙.君之象.”时间是在秦始皇三十六年，即公元前211年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围文化汗始用龙来象征帝王。■考《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可见作为陈M国君的陈侯并不曾见过《周易》，一般人自然更不容易见到..■齐国稷下学派的学者在齐湣王时代纷纷离开齐《到了楚国，荀子就是一例■有不少学者认为《庄子》一书在西汉不流行，直到汉末魏晋才被学者所重：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庄子》条称:《庄子》“在汉代未被歌视,到了魏晋时期产生重大影响《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分类修订本）《庄子学派》条（1211页）称：“西汉时黄老之学盛行，接着又独尊懦术，庄子学派被抑”张岱年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庄子学派》条与此完全相同我们认为这实在是误会其实.汉仞流行黄老思想，马王堆帛书有黄帝书，也有《老子》，但《庄子》各篇在西汉初期也被当做是黄老之学甚至可以说《庄子》在文景时代是黄老之学的集大成之书因为《庄子》中多言及黄帝和老子的思想.所以气时学者才把《庄子》的思想学说统称为黄老之学或黄老之术.这种现象绝不能说明《庄子》一书在汉初不显，恰恰相反，《庄子》在汉初一定是显学，只不过当时混在“黄老之术”这个大名称下面且不说《史记》专门为庄子立传，司马迁熟悉《庄子》（参ft王叔岷《庄学管窥》中的《司马迁与庄子》）；据王叔岷《淮南子与庄子》（收入王叔岷《庄学管窥》，中华书局，2007年）的考证,《淮南子》的作者很熟悉《庄子》淮南王甚至著有《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
  • 能飞天)—《易经》中飞天潜渊的灵物—富有文采的水中怪兽（春秋、战国中前期,发端于北方文化圈，后也传至南方文化圈）—龙成为仙人升天的坐骑（战国中后期，即《庄子内篇》和《离骚》、《九歌》时代，南方楚文化圈）—龙成为帝王的车驾（《吕氏春秋》时代）—龙成为帝王的象征（秦始皇36年，由受到法家文化压抑的黄老学派编造）。我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龙的文化形象变迁的时代序列，并非因果关系。例如“龙成为仙人升天的坐骑”并非是从“龙为水中怪兽”演变而来，而是承袭《易经》“飞龙在天”的观念，再加上楚文化中的仙人思想才成立的。另，这个变迁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是指其开始的时期，因为龙的形象即使到了下一个阶段也常常会同时保留上一个阶段的文化形象，后一个阶段的文化形象并非完全取代前一个阶段的文化形象，只是开始有了新的文化形象而已。应该注意的是北方儒家文化圈关于龙的文化形象与南方楚文化圈关于龙的文化形象有明显的不同。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从这段文献可以看出1、春秋后期的魏献子听说过“虫莫知于龙”，这种关于龙的观念可能是来自非华夏文化圈，因为我们上文说过夷狄民族崇拜龙。2、晋国太史蔡墨对此予以反驳：“人实不知，非龙实知”。这表明代表北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蔡墨不赞成崇拜龙。并且提到在古代的职官中有专门驯养龙的官员，因此在蔡墨的眼中“龙”根本没有什么神通。蔡墨是晋国太史,博览典籍，是中原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因此，从蔡墨的话和态度可以判断中原汉民族传统文化绝对不崇拜龙。正是蔡墨提到：“龙，水物也。”这可映证《诗经•山有扶苏》:“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从此知《诗经》也认为龙游水中。可见北方传统文化只认为龙是水兽，并非神灵或吉祥物。《诗经》提到“龙”共五次（不算通“宠”的龙），绝对看不出有任何神性或灵异之处，也就是说《诗经》文化圈中完全没有龙崇拜，也绝不以龙为吉祥物，更不是图腾。《尚书》也五次提到“龙”，两次是作为地名的“龙门”，其余各处也绝对看不出有龙崇拜的迹象。《周礼》是纯粹的北方文化的代表,只以龙为水兽，毫无龙崇拜的迹象。儒家文化接受“龙”为天子的象征是开始于《礼记》，时代已在西汉。考《礼记•礼器》：“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礼记•檀弓下》：“天子龙輾而椁帱。”《礼记》这两处是儒家文化中最早将龙与帝王相联系的文献■。《礼记》中可以确定■《礼记》一书是资料汇编，各篇性质和来源颇杂，不可一概而论，但却是汉宣帝时代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当然书中各篇肯定是在汉宣帝以前就成立了。
  • 为战国文献的如《中庸》、《大学》、《缁衣》等都没有将龙与天子发生关联。还有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古人提到龙,很多时候是强调龙文,也就是龙的文采，而不是龙的神通或祥瑞。考《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曰：“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龙.尚文也此以龙为文采的象征。《礼记•明堂位》：“周龙章。”《左传•桓公二年》：“火、龙，……，昭其文也。”《庄子•天运》：“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成章”就是龙的文采很成形。《史记•田单列传》：“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楚辞•九章•悲回风》：“蚊龙隐其文章。”《汉书•西域传论》：“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班固《宝鼎诗》：“焕其炳兮被龙文。”《盐铁论》卷五《刺议》:“譬若土龙，文章首目具，而非龙也。”颜延之《曲水诗序》:“龙文饰辔。”董思恭《咏星诗》：“云际龙文出，池中鸟色翻。”马王堆帛书《易之义》第九章曰：“龙七十变而不能去其文。”《文心雕龙•原道》：“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文心雕龙•时序》：“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指龙凤都有文采。古书中亦多“龙章”之例，皆指文采，今不详录文学名著《红楼梦》第五回描写警幻仙姑：“其文若何，龙游曲沼。”正是说龙多文采。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的帝王都特别崇拜“龙”呢？“龙”为什么会成为帝王的象征呢？上文说过:龙成为帝王的象征肯定在《庄子》和屈原时代之后。从古文献来看，可以确定在秦始皇时代。考贾谊《新书•容经》广龙也者，人主之辟也”朱骏声曰：“辟，假借为譬。”《史记•秦始皇本纪》：“因言曰‘今年祖龙死。’”《集解》引苏林之言曰龙，人君象，谓始皇也。”《广雅•释诂》：“龙，君也”《史记•项羽本纪》：“吾令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从上古文献自身(而不是从后人的注解）来看，我国古人以龙为帝王的象征，当以《新书》与《秦始皇本纪》为最早记录文献■，时代在公元前211年（秦始皇三十六年）。自战国中后期以来,黄老思想风行天下。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中，“龙”在秦始皇时代被黄老学者用作帝王的象征。秦始皇时代以前的中国人决不把龙当作帝王的象征。它如《周礼•考工记•辚人》：“龙旃九斿，以象大火也。”郑玄注：“交龙为旃，诸侯之所建也。”可知周制不以交龙旃为天子之礼。亦可推知周代不以龙为天子的象征。这种以龙象征帝王的观念出现在秦始皇时代,非来自远古;是由黄老学派编造出来,与儒家文化毫无关系。有趣的是:从《史记•秦始皇本纪》来看，在秦始皇时代虽然开始有用龙来称帝王，但却不是帝王本人自比为龙，而是民间的黄老派学者痛恨秦始皇，用“祖龙”来比喻“始皇”（祖的意思是■另参看《故训汇纂》（单卷本）2650-2651页。
  • 始，龙象征皇帝），同时诅咒秦始皇早点死。这些黄老学者也许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以龙喻帝王的观念居然流传了二千多年，直到皇帝制度在中国终结。秦汉以降，中国人以龙为图腾，更重要的原因是龙是宠的谐音字。“宠”字在上古文献中多为“天宠、帝宠、上帝宠”之意气因此龙象征上帝的宠爱。后代的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义为上帝所宠爱的人,近似于古代以色列人自称为上帝的选民。“真龙天子”又称“真命天子”。“龙（宠的谐音）”与“天命”义近。古人言命皆指天命,意为上帝的意旨，《春秋天命苞》：“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春秋文耀钩》：“命，天命也。”龙（宠的谐音）象征上帝的宠爱。《易经•师•象》：“承天宠也。”郑玄注：“宠，光耀也。”宠，王肃本作龙。《诗经•周颂•酌》：“我龙受之”郑笺龙，宠也。”《诗经•商颂•长发》：“何天之龙。”郑笺:“龙当作宠。宠，荣名之谓”《大戴礼记》引龙为宠■。《诗经•寥萧》曰：“既见君子，为龙为光,”毛传：“龙，宠也：”《玉篇》和《广雅》：“龙，宠也。”《老子》十三章宠辱若惊。”帛书甲本宠作龙金文《迟父钟》：“不显龙光。”龙读为宠。《急就篇》33章乘而嘉宠。”吐鲁番出土写本作“乘云驾龙'足见古籍中龙与宠相通，所以用“龙”来象征天的宠爱、上帝的宠爱。而帝王自认为之所以能够成为君王能坐江山是因为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宠爱，所以就用象征“天宠、帝宠、上帝宠”的“龙（宠）”来象征帝王：这就是为什么“龙”在汉代以后能成为帝王象征的原因所在附带论及《尚书》中的一个疑难问题。《尚书》中的“受民”一词颇难理解。考《尚书•立政》：“相我受民”，孔传释“受民”为“所受天民”。《尚书》同章又曰：“以父我受民”，孔传又释为“所受之民”。《尚书•洛诰》曰：“诞保文武受民”，孔传也释为“所受之民”，义亦不明。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王鸣盛■在金文中“宠”皆用为荣宠如《梁其钟》：“用天子宠金文中此语凡五例在上占典籍中，《国语•楚语上》广其宠大矣注：“宠.荣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宠光无节，则臣下侵逼'《左传•昭公十二年》：“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焦氏易林•恒》：“蹇：君子龙光同书《晋》大月：君子龙光'《焦氏易林》卷十五《兑之第五十八》曰：“荣宠受禄”又曰:“君子为国宠光”：又曰：“荣宠赫赫.不可得保”同书卷七《大畜之第二十六》：“失其宠光”。■《诗经》又称何天之休“何天之龙（宠）”与“何天之休”同义.休为休命之ÍT.言何（荷）皇天之美命,正为受天帝之宠的意思经典言“休命”者极多，不烦举例。，《急就篇》卷四：“谒裼塞祷鬼神宠”师古注故为鬼神所宠祐也”《文选•宋孝武宣贵妃诔》：“天宠方降”：《隋书•音乐志下》：“感灵心，回天眷”：天眷即天宠。“宠”字多用为‘•天宠”、“帝宠”之义，“何天之宠”即是命运好之义.天宠即是《易》之“天祐”《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易•无妄•彖》：“天命不祐”。■中华书局标点本,2004年版，475页。
  • 《尚书后案》■、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声皆对“受民”无释;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释为:“受天命与我之民”。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洛浩解》曰：“受民，谓所受于天之民。”曾运乾《尚书正读》■:“受民者，受之于天，受之于祖也”。杨筠如《尚书覇诂》■称受民，古成语。…盖谓所受于天之民也”。曾运乾、杨筠如都承袭自王国维。吾谓《洛诰》又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受民当是受命民之省，受命民的意思是得到天命之民、受上帝宠爱之民、得到皇天保佑之民，犹言“宠民”，并非“受天命与我之民”或“所受于天之民'王先谦、王国维之说均稍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华书局标点本,2011年版。■中华书局标点本,2011年84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6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28页。
  • 中華書局點校本《後漢書》注引《國語》校證郭萬青*《後漢書》爲南朝宋人范曄所撰，其注則爲唐章懷太子李賢等所爲„《後漢書》注雖然在訓詁學史上的聲名沒有《史記》三家注和《文選》李善注那麼響,但也自有其價値所在。據載，該注初撰於上元二年(675),永隆元年(680)年結束,在時間上後於顏師古（581-645)《漢書注》，大約和李善（630?-690)時間相仿佛今所檢尋《後漢書》注引用《國語》之本爲中華書局1965年點校本，據以參照之本則爲《十七史》本等。茲依中華書局點校本《後漢書》原書次序迻錄如下,一一爲辨析考校，冀有益於《國語》之硏讀與《後漢書》之整理云。1•《國語》曰：“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庶士獻詩，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而後王斟酌事焉。”(卷二《顯宗孝明帝紀》“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注,頁107)[按]本條出《周語上》，今傳《國語》前句作“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後漢書》注節弓I，故省去“故”、“使”二字，今《國語》各本以及各書引《國語》“庶士”俱作“列士”，韋注云:“列士，上士也。”又《國語•魯語下》有“庶士”，韋注云:“庶士，下士也。”審《詩》、《書》、《禮記》亦皆有“庶士”一語，或因而誤《周語上》之“列士”爲“庶士”又今傳《國語》無“事”字斟酌”爲非延續性動詞，一般不跟賓語，恐爲衍文，因《國語》本句下文有“是以事行而不悖”句。2.《山海經》日：“周僥國在三首國東，爲人短小，冠帶，一名僬曉。”《國語》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卷二《顯宗孝明帝紀》“西南夷哀牢、儋耳、僬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注，頁122)[按]本條出《魯語下》。今傳《國語》“氏”後有“長”字，因上文有吳客所問“人長之極幾何”句，故孔子云：“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後漢書》注引無*郭萬靑:唐山師範學院中文系講師，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
  • “長”字，亦通，審《史記•孔子世家》、《說苑•辨物篇》、《孔子家語•辨物篇》亦皆無“長”字，或混《史記》、《說苑》而爲《國語》。3.《國語》曰：“中刑用鑽鑿。”（卷三《肅宗孝章帝紀》“掠考多酷，鈷鑽之屬”注’頁146)[按]本條出《魯語上》，全句爲：“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札記》引惠云:“笮，賈逵爲‘鑿’。李善曰：‘音義同也。’”則《後漢書》注節引。4.《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矣。（卷一六《寇榮傳》“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注，頁630)[按]本條與第3條引同出《魯語上》同章，今傳《國語》文作：“刑五而已……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後漢書》注亦約略其義言之。5.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卷一七《馮異傳》“異輒摧挫之”注’頁648)[按]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三、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九“挫汝”注云：“折其鋒曰挫。”未言何自。歐陽德隆《增修校正押韻釋疑•過韻》、《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過韻》、宋史炤《資治通鑑釋文》卷五“挫”字注皆云爲賈逵註《國語》,或即本《後漢書》注而爲說。今《國語》“挫”字唯1見,(吳語》云：“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張以仁《輯校》繫之。6.《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爲卿，辭曰：“先轸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轸佐下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衞也。”（卷二二《馬武傳》“先、趙之同列文朝”注，頁788)[按]本條爲約略《晉語四》故事。“三讓”二字爲點校本所加。就注文約略故事而言,唯及先轸，故文公之言不出“三讓”更合引注語境。又明道本“公曰”下有“夫”字，公序本無。7.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爲己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卷二八下《馮衍傳》“爵管仲於夷儀”注，頁996-997)[按]出《齊語》，亦約略管仲助齊桓公稱霸故事而言之者。8.援，引也。矯，正也。■，餉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爲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爲章華之臺，與椒舉升。
  • 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人以爲樂，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爲美。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氛],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爲此臺，國人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卷二八下《馮衍傳》“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餹女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注，頁997-998)[按]《國語》無晉平公造九層之臺故事。審《後漢書•鄧皇后紀》注引《說苑》：“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又《史記》正義、《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一一亦引《說苑》，則此處注誤《說苑》爲《國語》,且誤“靈公”爲“平公”。“又曰”出《晉語八》，今《國語》“泣”後有“之”字，“蔑與”後有“比而”二字，“昔者”後有“此”字,無“者”字。就文義淸通效果而言，《後漢書》注引較《晉語八》原文爲淸通。然點校本“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當在“昔者”、“其父始之”、“我始之”後加逗號我終之”所加逗號改爲分號，似更能明確語義關係。《晉語七》云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使傅太子彪。”韋注云:“司馬侯,晉大夫叔齊。”不作“女齊”，沈欽韓《漢書疏證》卷八云:“女齊，《内傳》為女叔齊，亦為女叔侯。《晉語》為司馬侯,官司馬，名齊也。”則馮衍“饁女齊於絳臺兮”囿於句式省“叔”字。又王先謙《集解》即引《晉語七》本事以爲注。引《楚語》出《楚語上》。今《楚語上》云：“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氐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也。”《後漢書》注引作“人”，今本作“民”者，避諱。審各書引《楚語》亦唯《後漢書》注引作“椒舉”，他皆作“伍舉”，或因正文中有“椒舉”，改《國語》以就正文耳。《後漢書》注釋“章華”較爲詳,韋注唯釋爲“地名”，《左傳•昭公七年》杜預注則云：“章華，南郡華容縣。”或《後漢書》注“章華”之所本。就語法功能而言，“夫”、“乎”在此語境下語法作用相同。然今傳《國語》及他書所引俱作“夫”不作“乎”。審《御覽》卷一七七引《吳越春秋》作“乎”。就句末疑問語氣而言，“乎”比“夫”更常見常用,或因而誤《國語》之“夫”爲“乎”。9.摭,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瀏其淸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
  • 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卷二八下《馮衍傳》“摭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注，頁998)[按]公孫僑、晏嬰俱不見於今傳《國語》。《後漢書》注恐誤。劉向《戰國策敘》云:“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10.管仲相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鄕，工商鄕六,士鄕十五，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卷三五《鄭玄傳》“昔齊置士鄕”，頁1209)[按]本條出《齊語》。“工商”以及後面的“工商士”都當用頓號隔開,則更爲淸楚。《管子•小匡》云：“制國以爲二H鄕，商、工之鄕六，士、農之鄕十五。”故韋注云唐尙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鄕。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鄕，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唐固當本《管子》釋《齊語》。王懋竑亦不然韋氏之說，云:“《孟子》言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則農固在國都之中也。”又云：“《管子》言四民而制鄕，止及工商。故唐以士與農幷言之。古者，兵出於農。如韋說，則是農之外，別有兵也。士又在鄕之外，其何屬平凡？此皆參錯,難以詳考。”11.吳越相攻，越王句踐乃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見《國語》。（卷三五《鄭玄傳》“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注,頁1209)[按]今《吳語》云:“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句踐”當爲引加。所引“注云”爲韋昭注。12.《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楚昭王以重黎、義和之事。見《國語》。（卷三六《鄭興傳》“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之德”注，頁1220)[按]觀射父之事出《楚語下》首章,實爲楚昭王問絕地天通之事,因絕地天通之事與重、羲有關，故《後漢書》注以爲“對楚昭王以重黎、義和之事”。子產辨黃熊之事,《國語_晉語八》亦有之,與《左傳》所載近似。13.賈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卷四〇下《班彪傳》“膺萬國之貢珍”注,頁1367)[按]《國語》舊注輯佚者並繫賈逵此注於《周語下》“膺保明德”下。韋注云膺，抱也。”與賈注不盡同。陳豫《翼解》卷二云：“《說文》：‘膺，胸也。’‘胸，膺也。’故卽以懷抱爲義。《書》曰：‘保抱攜持。’”申韋注。就《周語下》語境而言，似以韋注更合語義。“受”、“抱”義亦相會。14.韋昭注《國語》曰：“有阵子而無見曰朦(卷四二《東憲平王蒼傳》“心
  • 開目明，曠然發朦”注，頁1437)[按]《後漢書》卷二三《馬融傳》“義士則曠若發朦”注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雖未云爲韋注，然實與本處所引韋注同。韋注出《周語上》“厲王虐”章。審《詩•大雅•靈臺》“矇瞍奏公”毛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則韋注或本毛傳。15.《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川之鳥恆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之，曰：“吾過矣!”（卷四三《何敞傳》“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注，頁1481)[按]本條出《魯語上》。《國語》公序本作“二日”，拙稿《〈藝文類聚〉引〈國語〉斛正四則》有詳辨，可參。另展禽所云“有風”、“避風”之“風”，今《國語》字作“災”，或因《後漢書》正文“海鳥避風”而改易《國語》本文。由下文“海多大風,冬煖”即知物候非常，非唯風也。當從今傳《國語》作“災”。文仲“吾過矣”亦是，今傳《國語》作“信吾過也”，則《後漢書》注約略《國語》本文而言之。另，點校本《後漢書》注“是歲”下當施逗號斷開。16.《國語》：“昔楚鬭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卷四三《何敞傳》“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公儀退食之比哉”注,頁1482)[按]今傳《楚語下》各本俱作“三舍”，他書引《國語》文與今傳《國語》同。《考異》已揭出，徐元誥《集解》引《考異》而未出注。《冊府元龜》卷八六四引《國語》亦作“登”字，或據《後漢書》。韋注謂:“舍,去也。”根據張正明等硏究，子文爲楚國令尹長達27年，認爲《楚語下》載子文“三舍令尹”，“是誤把孫叔敖的經歷當成子文的經歷了。”①就《楚語下》本文而言，主要言子文節儉，故當以在任更能突出其這一品質，自然就其人之眞實情況而言也是在任而非去任，此或《後漢書》注、《冊府元龜》改“舍”爲“登”字之由。然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國語》重語不重史事的特徵，故以史的角度而言，則其與《左傳》以及其他相關典籍記載有出入者亦因此。17.《國語》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於寄老，而後行之。”（卷四四《胡廣傳》“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注，頁1507)[按]《晉語八》云：“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諮於寄老，而後行①見張正明、劉玉堂:《湖北通史（先秦卷）》，1999年版，頁362-366。
  • 之。”《後漢書》注引省“吾聞”、“國”、“諮”等字。18.《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愼用其六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卷五二《崔驰傳》“六柄制於家門兮，王綱漼以陵遲”注,頁1706)[按]本條出《齊語》，今本云：“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而愼用其六柄焉广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注文語序與《後漢書》注引亦略異。審《故訓匯纂》所收“聖人”故訓43條,多指道德思想方面,非指政治統治方面，故當以《齊語》“聖王”爲是。“生”與“殺”、“貧”與“富”、“貴”與“賤”皆爲反義相對，則以今傳《國語》韋注爲更合語言習慣:19.《國語》曰：“昔少皞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卷五二《崔驱傳》“黎、共奮以跋扈兮”注，頁1707)[按]《楚語下》本文“衰”後有“也”字,《後漢書》注引省。20.《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鍾。”(卷五二《崔驱傳》“勒景、襄之鍾”注，頁1713)[按]本條出《晉語七》。原文云：“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則《後漢書》注亦約略《晉語七》本事言之，點校本加引號，似未盡當。21.掎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卷五二《崔驱傳》“輒見掎奪”注，頁1727)[按]“掎”字《國語》僅1見,《魯語下》“掎止晏萊”韋注云從後曰掎。”與賈注近似。“從後”當爲“掎”之屬性義。“掎”、“倚”同。《經典釋文》“掎”音寄彼反、居綺反，《五經文字》音居倚反,與《後漢書》注音同。22.《左傳》曰广有神降於莘，周内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遂。商之興也’檮杌次於（平）[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驚鵞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也。(卷五四《楊賜傳》“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注，頁1781)[按]本條出《周語上》。今本《國語》無“祝”字,若依句式規整之則，則每一句之後半句主語皆爲雙音節詞，則此處“融”亦當爲“祝融”方與他句相協；然《國語》韋昭注有“融，祝融也。”可知韋注本本無“祝”字，《後漢書》注或據他本。又向宗魯《說苑校證》引盧文弨之說並引《左傳正義》、《後漢書》注作“黔”，《札記》、《考異》謂《說文》作“聆”，段注則謂《說文》作“聆”。審《說文》各本“聆”字注所引《國語》,宋本、汲古閣本、日本文政九年本、平津館本、藤花榭本、
  • ②施安昌編:《顏眞卿書干祿字書》，頁17。③張以仁:《張以仁先秦史論集》，頁202。陳昌治覆刻本字作“聆”，文淵閣本字作“聆”。《說文解字繫傳》中，文淵閣本字亦作“聆'則《說文》字當作“聆”，作“聆”者字誤。又《國語》各本中，亦唯《百家類纂》本字作“聆”。則字當作“龄”或“黔”，“鈴”字當爲“聆”字之誤，“今”、“令”形近音、義皆異，無可通之理。審光緒同文局重刊武英殿本字即作“丕”，東方文化書院京都硏究所藏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順治十三年汲古閣本、百衲本字作“平”。實此“平”字當爲“平”，即“丕”字之別體。孔廣陶校本《北堂書鈔》卷二云：“商之興也檮杌次於平山。”孔案本鈔‘平’當作丕”字又作“㔻”，《干祿字書•平聲》云㔻丕，上通下正。”②而“㔻”、“平”形近易混,故譌作“平”。《後漢書》字本或作“㔻”。23.《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懼德不觀兵’。”韋昭注曰：“懼,明也。觀,示也”（卷五八《蓋勳傳》“臣聞‘先王懼德不觀兵’”注，頁1882)[按]本條出《周語上》。今本多作“耀”，“耀”、“懼”異體字。點校本“觀兵”後句號當在單引號內。24.《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之子。（卷五九《張衡傳》“當少昊淸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注,頁1903)[按]本條與第12條、第19條出《楚語下》同章，而本條所引爲詳。今《國語》“人”作“民”，“承”作“受”，前者避諱，後者同義。韋注則謂:“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也。”與《後漢書》注不同。《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孔傳云：“重即羲。黎即和。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尙書正義》引《楚語下》本章爲釋,:，25.賈逵注《國語》曰堀,亂也。”堀音骨。（卷五九《張衡傳》“涉冬則掘泥而潛蟠”注,頁1904)[按]《國語》舊注輯佚諸家所繫不同，張以仁依汪遠孫繫於《周語下》“汨越九原”之下，並謂蔣日豫繫於“滑夫二川之神”下“義雖可通，然參照上條,似汪氏所繫爲是”,張以仁並謂韋本《國語》無“堀”字，賈本《國語》“皆作“堀”③。審本處韋注不釋“汨”字，上文“決汨九川”注云：“汨,通也。”則從語義上看，似蔣曰豫所繫更合。“堀”、“滑”亦可通。
  • 26.隱,病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卷五九《張衡傳》“勤恤人隱”注，頁1905)[按]本條出《周語上》首章，《國語》本文作:“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則點校本《後漢書》注“曰”下可加冒號也。”可置於雙引號之内。“民”字，《後漢書》注避諱改爲“人”。韋注:“隱，痛也。”“病”、“痛”義亦相會。27.《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卷五九《張衡傳》“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注,頁1921)[按]本體出《魯語下》。今《國語》原文“敢問誰”後有“守”字,“山川之守”之“守”作“靈”。從下文“其守爲神”看，則《後漢書》注“敢問誰”後脫“守”字。又“山川之靈”亦當以從《國語》爲是。28.文，晉文公也。袪，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吿也。賊謂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公入國，呂甥、冀芮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吿公。公會秦伯於王城，殺呂、郄。伯楚，勃鞮字也。事見《國語》也。（卷五九《張衡傳》“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注,頁1926-1927)[按]《文選》李善注云:“《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文公逾垣，勃鞮斬其袪。及入，勃鞮求見。於是呂甥、冀芮畏逼，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吿公。韋昭曰：寺人，掌内人。袪，袂也。勃鞮，字伯楚。”《文選》李善注除了在“公”前加“文”以明爲“文公”之外,所引與今《國語》同。點校本《後漢書》“伯”、“謂”之間當施逗號。“伯楚，勃鞮字也”爲韋注原文。《文選》注引韋注“寺人，掌内人”不見《國語》。《故訓匯纂》所收“寺人”故訓中亦不見有韋注,鄭玄注《禮記》注寺人,掌内人之禁令者也。”29.《國語》曰：“魯季桓子穿井，獲土缶，中有蟲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怪曰墳羊。’”（卷五九《張衡傳》“愍墳羊之潛深”注，頁1930)[按]本條出《魯語下》。今《國語》作“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字作“羶”。韋注引或云:“得土如瓦缶狀，中有土羊。”汪遠孫《放異》云：“‘如’字疑涉注文而衍，《淮南•氾論篇》注、《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國語》竝作‘獲土缶’，《史記•孔子世家》、《漢書•五行志》、《說苑•辨物篇》皆無‘如’字，可證。”④兪樾云如此說，則當云‘獲土如缶’，不當云‘獲如土缶’。韋氏託之或說,盎亦有④（淸）汪遠孫:《國語明道本放異》.頁291。
  • 所未安耳。疑《國語》原文本作‘如獲土缶’，如、而古通用。《日知錄》卷三十二所引凡二十餘事可證。季桓子穿井如獲土缶者，季桓子穿井而獲土缶也。下文曰‘吾穿井而獲狗’，此‘如’字卽下‘而’字。後人不知如、而古通用，而誤到其文，遂不可解矣。”⑤或正因《國語》本文之難解，故《後漢書》注槩栝其義而引之。也因《國語》“如”字之難解，故有的處理爲衍文，《後漢書》注則省去。徐元誥《集解》云汪謂‘如’字衍,義通，惟云涉注文而衍則非是。因韋本依傳而注,傳無‘如’字，何有是注？旣有是注，可知傳有‘如’字。蓋韋所見本已誤耳。”⑥從兪不從汪。張以仁云《效異》近得之。又疑‘如’蓋比喩連詞。《御覽》九〇二、《天中記》十引皆有‘如’字。‘獲如土缶’者，獲物如土缶也。蓋世代更替，文物變遷，缶之形制或異於當時。因曰如土缶也。亦可通。且不煩以衍文說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引《家語》云：‘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可以參證。《史記•封禪書》：4文公獲若石云。’亦謂獲物若石也，可以比證。《白帖》卷二十九弓I《國語》作‘獲物如缶’，斯爲明證矣。”⑦張氏“又疑”之說仍從韋注立論，尙振乾從汪遠孫之說疑“如”字爲衍文⑧，另如裴傳永《論語外編》亦注爲衍文⑨。劉偉亦以兪樾、徐元誥之說爲是⑩。鄙意亦以韋注爲勝，頗疑“如”爲助詞，類於動詞後綴，此在先秦文獻中較多見，唯“V+如”結構之V往往不跟賓語,爲非延續性動詞者居多見。如以“如”字爲修飾“土缶”者,亦可通，即“獲”爲謂語動詞,“如土缶”爲賓語，盖所得物非缶,而其形似缶,亦可通。凡文獻,能以其原來語序、文字解釋圓通者，則不言其衍文。袁朝、李儒勝《“墳羊”詳考》認爲靖羊的原型應是麋鹿,“夷羊、墳羊、土伯、羶羊、獍羊應是統一神靈即土神在不同時代的異名”，是死亡之神和毀滅之神，“按照順勢巫術原理，古代人常常採用壓抑的法術來降伏和驅趕惡魔。人們殺死敵人或惡魔的原型，將其整體或部分軀體放置在特定的地方,以表示戰勝了對方或馴服了對方。墓葬中的墳羊殉葬品正是運用了這種原理，人們殺死了墳羊、羶羊、猜羊或者夷羊、土伯的原型—麋鹿,用鹿角做成殉葬品，以此象徵已征服或者馴化了墳羊。由於巫術的‘特殊功能’，墳羊發生了角色轉換，從‘惡⑤（淸）兪樾:《羣經平議》，頁467上。⑥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本），頁190-191。⑦張以仁:《國語虚詞集釋》，頁68。⑧尙振乾:《〈國語■季桓子穿井>辨釋》，《古籍整理硏究學刊》2004年第5期,頁60-64。本條凡引尙說者俱出本篇。⑨裴傳永:《論語外編》,濟南出版社2006年版,頁390⑩劉偉:《〈國語>“季桓子穿井獲羊”索隱》，《齊魯學刊》2011年第4期,頁32-35本條引劉說俱出該篇：
  • 魔’轉變爲‘靈魂守護者’，從而保佑亡靈在地下的安全幸福。”■韋注謂:“羊，生羊也，故謂之怪。”後之學者有以羯羊爲寄居在陶罐内的奇異生命者，則韋注“生羊”爲其始。30.績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績，落也。”《國語》曰：“績於山有罕。”賈逵注云：“績，還也。”（卷六〇上《馬融傳》“鐶橐四野之飛征”注，頁1959)[按]本條出《齊語》。今《國語》作“環山於有牢”，“牢”又作“牢”，《碑別字新編》收“牢”異體字“竿”、“字”、“””形近易混，或“字”而寫作“罕”，張以仁謂《馬融傳》又引‘牢’作‘罕’，盎形近之誤。”■言是。是點校本《後漢書》注引《齊語》倒序且字誤。審汲古閣本、百衲本、同文局本、早稻田大學藏本同。審東方文化書院京都硏究所藏本字即作“字”，則或《後漢書》本作“字”，後則因形近而混作“罕”。31.《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財。”揲，繫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卷六O上《馬融傳》“捎罔兩，拂游光，伽天狗，揲墳羊”注，頁1965)[按]本條出《魯語下》。與第29條出同章。32.《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罟於泗川，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登)11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孕，又行罟，貪無蓺也。’公曰：‘吾之過也。’”（卷六〇上《馬融傳》“川衡澤虞，矢魚陳罟”注，頁1965)[按]本條出《魯語上》。今《國語》“濫”後無“罟”字,“泗川”作“泗淵”。韋注云:“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則《國語》蒙後省“罟”字,《後漢書》注補足之。“吾之過也”爲《後漢書》注約略《國語》原文之辭。《史記》、《漢書》中有“泗川”之名，《集解》引文穎云:“泗川，沛郡也。”與《國語》之“泗淵”不同。當從《國語》作“泗淵”。33.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陁。”（卷六〇下《蔡邕傳》“太極陁”注，頁1983)[按]《冊府元龜》卷七七〇亦引賈逵此注。王念孫《廣雅疏證》繫於《周語下》“聚不吔崩”下。《國語》舊注輯佚各本亦皆繫於《周語下》“聚不吔崩”下。《說文•阜部》：“吔，小崩也。”義釋或即本賈。“陁”、“她”、“陀”字一。■袁朝、李儒勝《“墳羊”詳考》，見載於張錦高、袁朝主編《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値》,2005年版.頁45-52圖見該書頁45。■張以仁:《張以仁先秦史論集》，頁251。
  • 34.《國語》曰：“鬭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卷六一《左雄傳》“視民如寇讎，税之如豺虎”注，頁2018)[按]本條出《楚語下》。今《國語》“丹”作“且”，“與之語”前有“子常”二字餓獸豺虎”作“餓豺狼”。“且”、“旦”形近，“丹”、“旦”音同，或因而誤作“丹”歟？又“與之語”前不當省“子常”二字，否則“之”字易理解爲子常，或將“子常”下逗號移至“廷見”之下，亦可。“焉”、“馬”形近易混，宋人《後漢書考正》引劉敗日：“注案《國語》‘焉’作‘馬’，此誤。”《後漢書》注“獸”字屬於贅餘，蓋“豺虎”本即“獸"，不必再用通名。今《國語》各本俱作“豺狼”，無作“豺虎”者，或竟改《國語》文字以應《後漢書》正文。東方文化書院藏本“必”作“以”，當爲“必”字之誤。35.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吿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卷六一《左雄傳》“乃是韓厥之舉也”注，頁2022-2023)[按]本條出《晉語五》。《後漢書》注引文與今《國語》文字稍有不同，蓋節略引用，義則無別。點校本“而中吾”之“吾”當下屬在“乃”字之前，此誤。36.《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稷爲太官。古者太史順時覦土，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吿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吿王，王即齋宫,百官御事。王耕一撥，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王弗聽,後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撥音扶發反。（卷六一《左雄傳》“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注，頁2035)[按]本條出《周語上》。點校本《後漢書》注“日月”誤置，當下屬在“底於”之前爲是。37.《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颳甲兵，則大國亦將颳之,小國設備，可作内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政]，國政也。言颳國政而寄軍令，鄰國不知。”(卷六二《荀悅傳》“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注，頁2061)[按]本條出《齊語》。今《國語》作“國安矣，其可乎”，則《後漢書》注當於“安”下施逗號，於語義更能明晰。蓋“國安”爲前提，“可乎”所問爲下一步行為，二者非一事。又黃刊明道本《國語》本文爲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
  • 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從《國語》本文看，點校本《後漢書》注“小國設備”下當施句號,不當施逗號。又《後漢書》注所引注文與韋注不盡同。韋注云：“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也。”各家輯佚亦未輯之。《後漢書》注所引《國語》注“鄰國不知”四字似更彰顯語境語義。38.《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衍，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卷六三《李固傳》“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寖兵”注，頁2081)[按]本條出《楚語下》。《後漢書》注引亦爲節略。然“若夫”下增“白玉”二字，爲《國語》所無。從上文趙簡子“楚之白珩猶在乎”之問，可知此處當即作“若夫白珩”，“白玉”二字不必有。點校本《後漢書》注“猶在乎”、“何寶焉”下皆當施問號，惹“乎”、“焉”皆爲疑問詞。39.《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卷六六《陳蕃傳》“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内政”注，頁2165)[按]本條所引與第37條同出《齊語》，而本條所引更與《國語》本文相近。“安國”下仍宜施逗號。40.《國語》“中刑用刀鋸”也。（卷七〇《孔融傳》“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注，頁2269)[按]本條與第3條同出《魯語上》，由本條可知第3條“中刑用鑽笮”引有省文。41.《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於九夷百蠻，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肅愼國記》曰：“肅愼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略》曰：“挹婁一名肅愼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狀如荊，葉如楡”也。（卷七〇《孔融傳》“昔肅愼不貢楛矢”注，頁2272)[按]本條出《魯語下》。今《國語》“通”後有“道”字，《後漢書》注引省。“楛矢”下當加逗號。拙稿《〈藝文類聚〉引〈國語〉斟正四則》有詳說，可參。42.宣子，趙盾謚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 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卷七〇《孔融傳》“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注，頁2276)[按]本條和第35條引同出《晉語五》，本條所引更與《國語》本文相近。點校本《後漢書》“中吾”二字獨立,不辭。“中”當屬上，“吾”當屬下。43.《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吿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衞巫，使監謗，以吿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卷七四上《袁紹傳》“道路以目”注，頁2396)[按]本條出《周語上》。今傳《國語》公序本字作“召”，明道本字作“邵”，與《後漢書》注引同。44.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音居蟻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是也。（卷七四上《袁紹傳》“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注,頁2398)[按]本條與第21條引同。45.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卷七四下《紹子譚劉表傳》“宣奕世之德”注,頁2411)[按]本條出《周語上》首章，《國語》原文“代”作“世”，《後漢書》注避諱改字爲“代”。依《後漢書》注，“奕世”即累世。韋注云：“奕，奕前人也。”與《後漢書》注不同。似以《後漢書》注更合文義。46.《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卷七四下《紹子譚劉表傳》“禮天類社”注，頁2425)[按]本條出《周語上》。《周禮正義》、《文選》李善注、薛琮注引與《後漢書》注引同。今《國語》原文作“精意以享，禋也。”《尙書正義》引與今傳《國語》同。又《詩經正義》引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史記正義》亦謂《周語》云:“精意以享曰禋也。”蓥《國語》本文即爲訓話形式，故各書引用或加“曰”字，或加“謂”或“謂之”等字。47.《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卷七五《袁術傳》“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注，頁2440)[按]本條出《周語下》。今《國語》原文作“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審他書所引，亦皆作“興”字。《後漢書》注引作“王”字於義無礙,唯未守本書。48.《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愼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嚨，其事易”也。（卷七九上《孔僖傳》“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注，頁2562)
  • [按]本條出《齊語》。《後漢書》注約略《國語》本文引之。“嚨”，今《國語》作“啦”，審“嚨”字無噪雜之義,當爲字誤，宜從《國語》本文作“啦”。蓋“尨”、“龍”形近易混。點校本《後漢書》注“齊桓公”、“凍餒”下當施句號。49.《謚法》：“旣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卷八O下《文苑傳》“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緖，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注，頁2637)[按]本條出《楚語上》。《國語》原文無“少主社稷”、“以宗廟之靈”。“社稷”下當施逗號,不當施句號。“可不謂恭乎”下當施問號。此外，《後漢書》注引文文字與《國語》亦不盡同。“先君之緖”，《國語》作“先君之業”，韋注云：“業，伯業也。”“緖”、“業”同義，《爾雅•釋詁》云舒、業、順、敘,緖也。”“許諸”，《國語》作“許諾”。《後漢書》注“許諸”之“諸”義同代詞“之”，則“許諸”爲動賓關係。而“許諾”則爲同義並列複合結構,亦可看作合成詞。“從其善”，《長短經》卷八與《後漢書》同。《國語》作“先其善”。韋注云:“先其善，先舉君之善事以為其稱，不從其過行。”“先”、“從”皆符合本文語境語“撫正”，《國語》、《長短經》字俱作“征”。韋注云征，正也。”是《後漢書》注作“正”字亦可通。《國語》韋注即引《諡法》爲義。50.《國語》楚靈王子圍爲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爲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卷八〇下《文苑傳》“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溪，殉之二女”注，頁2637)[按]本條出《楚語上》。《國語》原文則作“靈王爲章華之臺”，非“靈王子圍”爲之。《晏子春秋》、《漢書》、《淮南子》、《新序》、《吳越春秋》、《長短經》亦謂章華之臺爲楚靈王爲之。故《後漢書集解》引劉放曰：“注楚靈王子圍。案:文多一‘子’字。”由下條亦可證本條“子”字爲衍文。51.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爲樂，今君爲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卷八〇下《文苑傳》“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爲乾谿之室,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注，頁2641)
  • [按]本條與上條同出《楚語上》同章，所引較上條詳盡。“以爲樂”下當施句號。52.《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卷八O下《文苑傳》“超有商之大彭兮”注，頁2642)[按]本條出《鄭語》。《國語》原文作“大彭、豕韋爲商伯矣”。《毛詩正義》引服虔、《左傳》杜注即云“商伯大彭、豕韋”。《後漢書》注亦用其義，而變換其句。53.《國語》楚藍尹蹇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卷八〇下《文苑傳》“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注，頁2654)[按]本條出《楚語下》，《文選》李善注引與《後漢書》注引同。今《國語》無“言”字。《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聞一善’本作‘聞一善言’，今本無‘言’字者，蓋後人以上句多一字，故刪之,以對下句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必字字相對。且善言入於耳,故曰‘聞’。刪去‘言’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文苑傳》注、《文選•薦禰衡表》注、《楊荊州誅》注引此並作‘聞一善言’。”王氏之說看似較爲合理。然“聞一善”亦通善”即“善言”之謂。如王氏之言，則“聞過則喜”亦“文義不明”。《孟子》有“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之句。《國語》流傳本極複雜，或有一本作“善言”一本作“善”者，亦未可知。要之，皆通。不必因《後漢書》注等改易《國語》本文。54.《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卷八二上《廖扶傳》“昔鬭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注，頁2721)[按]本條出《楚語下》，與第16條同。55.《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注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卷八三《逸民傳》“光武側席幽人”注，頁2757)[按]本條出《吳語》。《後漢書》注引與今《國語》同。56.《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毆]，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志第六《禮儀下》“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楣，立乘四馬先驅”注，頁3145)[按]《周禮》鄭注所引《國語》出《魯語下》，與上第31條同。“罔兩”、“方相”、“方良”，其義皆一。57.《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
  • 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志第九《祭祀下》，頁3200)[按]本條出《禮記•祭法》及《魯語上》，《後漢書》約略引用。“祀以爲稷”下當施句號,“至殷”下當施逗號。58.《國語》曰：“周之興也，鷲鷲鳴岐。”（志第十四《五行志二》“《樂葉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注，頁3301)[按]本條出《周語上》,《國語》原文云:“周之興也，驚鷲鳴於岐山。”賈逵等謂鷲鵞爲鳳之別名,世有“鳳鳴岐山”之語。
  • 《西遊記》原始底本中的校勘問題陳敏*本文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西遊記》（以下簡稱“標點本”）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古本小說集成》(以下簡稱“《集成》”)中的明代世德堂本《西遊記》（以下簡稱“世本《西遊記》”)、淸康熙刊本《西遊證道書》(以下簡稱“《證道書》”）、淸乾隆刊本《西遊眞詮》（以下簡稱“《眞詮》”）、上海古籍出版社藏本《新說西遊記》（以下簡稱“《新說》”），《明淸善本小說叢刊初編》中的《通易西遊正旨》（以下簡稱“《正旨》”）、《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以下簡稱“《李批西遊記》”）凡六個版本一一進行比勘。發現標點本中有不少問題，已另撰文。此處主要對原始刻本中出現的問題做個探討，將問題分成三類:一、不識俗字造成的錯誤;二、形似訛誤;三、衍文。爲了行文方便,凡是來自《集成》中的例證均直接在其後面標上原書頁碼。一、不識俗字造成的錯誤卒、率世本《西遊記》第三回:“諕得那牛頭鬼東躱西蔵,馬面鬼南奔北跑，衆鬼率奔上森羅殿，報著：‘大王，禍事，禍事！外面有一個毛臉雷公，打將來了！’”（65頁）按率”，《李批西遊記》、《證道書》、標點本作“卒”，是。世本中的“率”是“卒”的形訛字。王叔岷《斛讎學》曰：“率，隸書作率，卒（俗作卒）因誤為率。”①因“卒”俗訛作“率”，又可類推出“捽”俗訛作“摔”的，見世本第四十五回:“他又說我摔碎車輛，放了囚僧，此事亦無見証，料不該死，再著一個和尚領罪罷了。”(1139頁）“摔”，《李批西遊記》也作此，《證道書》、《眞詮》、標點本作“捽”。世本中表“摔”的均作“捽”，所以這裡作“摔”當是“梓”之俗字。*陳敏:福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州年鑒》編輯部編輯①王叔岷:《斛讎學•斛讎別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5頁
  • 叉、義(1)世本《西遊記》第四回：“李天王與哪吒叩頭謝辭，徑至本宮,點起三軍，帥衆頭目，著巨靈神爲先鋒，魚肚將掠后，藥艺將催兵。”（84頁）(2)同上第八十三回：“那庭下擺列著巨靈神、魚肚將、藥么雄呷，一擁上前，把行者綑了。”（2124頁）按:例⑴中“又”，《李批西遊記》、《證道書》、《眞詮》作“人”，《新說》作“叉”（120頁）。例(2)中“父”，《證道書》作“义”（1642頁），《眞詮》作“文”(1836頁），《正旨》作“乂”，《李批西遊記》、《新說》作“義”。“藥叉”，《漢語大詞典》曰：“梵語的譯音。或譯為‘夜叉’、‘野叉’。義為勇捷,佛敎指惡鬼。後常比喩醜陋、览惡的人。”所以“藥叉”之“叉”本當作“叉”，“又”、“义”、“人’均為“叉”的簡省俗字“文”當是“叉”的位移俗字，當中的一點由内轉移到外。“父”也是“叉”的俗訛字。之所以例(2)中的“叉”，《李批西遊記》與《新說》作“義”，是由於“義”的簡化字也作“义”，與“叉”的俗字“义”是一個字形，寫手誤將“义”錯誤還原成“义”了。這種情況不為少見,《昭通方言疏證》737條“惡茶白賴、惡義白賴、惡賴、諫”“諫，惡茶白賴《金線池》：‘那裏也惡茶白賴,尋爭競。’《曲江池》：‘任憑你惡義白賴，尋爭競。’”③“惡義白賴”之“義”也是“叉”之錯誤還原。査明萬曆四十年《元曲選》乙集下《李亞仙花酒曲江池雜劇》第三折“惡義白賴”之“義”作“义”，是“叉”之俗字，文中誤將“义”錯誤還原成“义”了，且“义”與“惡茶白賴”之“茶”語音也相差太遠了。洮、眺世本《西遊記》第十六回:“卻說那和尚把袈裟騙到手，拿在後房燈下，對袈裟號痛哭，慌潯那本寺僧，不敢先睡。”（373頁）按:“迷”，疑是受“號”的類化而成，本當作“眺”。由於“洮”與“跳”形似，故《李批西遊記》又錯誤還原成“跳”。“洮”，《證道書》、《眞詮》作“眺”，《新說》作“啕”（513頁）。胞、胞世本《西遊記》第十九回:“意馬頭休放蕩，心猿乖劣莫敎嚎。”（458頁）按:“跣”當是“胸”的俗寫，如世本第十三回:“三蔵合掌當遮道：‘善哉！貧僧不瞞太保說，自出娘胎，就做和尙,更不曉得吃鏵。’”（306頁）同前第十四回：“行者的膽量原大,那容分說，走上前來，叉手當遮,對那六個人施禮道：‘列位有②詳見陳敏《三種明淸小說的俗字問題與校勘錯漏舉隅》“叉、義”條,廈門大學本科畢業論文,2006年,第11至12頁。周志鋒《明淸小說俗字俗語硏究》也指出“乂”同“叉”，見第45頁„③姜亮夫:《姜亮夫全集》十六《昭通方言疏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第2002年,第159頁。
  • 甚麼緣故，阻我貧僧的去路？’”（327頁）“胸”均位移俗寫作“胞”，由於十九回中作“胞”，與“胞”形似，故《李批西遊記》徑作“胞”，實當作“胸”，語義方通。二、形似訛誤孤、抓世本《西遊記》第二回:“原來那猴子述拐面,凹臉尖嘴。”（35頁）按:“■”，《新說》從之作“抓”，非;《李批西遊記》作“孤”，是。“孤拐”又作“骨撾”，見《西遊記》第六十七回：“你這廝置邏臉，磕額頭，塌鼻子，凹頡腮，毛眼毛睛，癆病鬼，不知高低，尖著個嘴，敢來冲撞我老人家?”（1696頁）“骨撾”即“孤拐”，本字作“輒踩”。章炳麟《新方言》卷四：“《釋名》：踝，確也。居足兩旁磽確然也。今人謂脛下骨隆起者爲孤踝，亦或稱却爲孤踝。踩之言円也。《說文》言円象隆骨則足有隆骨處竝稱踝，亦無誤也孤踝，本雙聲，孤借爲輒，《莊子•養生主》曰:而況大輒乎《釋文》：輒，音孤向郭云:輒，戾大骨也。”④又《新輯黃侃學術文集•讀〈集韻〉證俗語》曰：“踝骨曰孤拐。”⑤官、宮(1)世本《西遊記》第二十五回：“長老道：‘不知仙官是何寳山？’大仙道：‘萬壽山五莊覌，便是貧道棲止處。’”（607頁）“官”，《李批西遊記》、《新說》、《證道書》、《正旨》均作“宫'(2)同上第九十四回:“國王大喜,卽著當駕官打掃御花園舘閣樓亭,且請駙馬同三位高徒安歇,待後安排合卺佳筵，著公主匹配广（2386頁）“當駕官”之“官”，《證道書》作“宫”（1850頁）。按:例（1)中的“官”，當從《李批西遊記》等作“宫”，標點本從世本作“官”，非是。例⑵中的“官”，《證道書》作“宫”，非。因“官”、“宫”二字太過形似,古籍中常常互相訛混,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中已經指出⑥。我們再舉一些明淸小說中的例子’如《集成》明末刊本《封神演義》第一回：“王曰：‘朕因女媧宣進香，偶見其顏豔麗，絕世無雙，三宮六院，無當朕意，將如之何？卿有何策，以慰朕懷？’”（17頁）據該回回目“紂王女媧宮進香”就可知，“官”非，當是“宫”才是。還如《集成》淸乾隆刊本《後西遊記》第十九回：“小行者看見佛宣，不勝歡喜，也不管是與不是，就象自家屋裡熟路一般，竟往裡走,：走到亭中，抬頭一望，果見祖大聖端端正正高坐在靈臺之上。”（400頁）兩處“官”均Í“宫”之訛。④章炳麟:《新方言》.《績修四庫全書》第195冊.第226頁。⑤滕志賢編:《新輯黃侃學術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35頁。⑥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9至140頁。
  • 施、旅世本《西遊記》第四十五回：“推雲童子,佈霧郞君。推雲童子顯神威，骨都都觸石垂天;佈霧郞君旅法力，濃漠漠飛烟蓋地。”（1150頁）按旅”，《李批西遊記》、《新說》、標點本均作“施”，是,世本有誤，因形似而誤。找、我(1)世本《西遊記》第六十四回三蔵近前扯住道：‘悟能，不可傷了他！他雖成了氣候，卻不曾傷我,我等迖路去罷。’”(1644頁）(2)同上第六十五回：“八戒道：‘哥哥，你去迖尋,我等先去路上等你。’”(1662頁）按:上引兩個語例中的“找”，《眞詮》均訛成“我”。《眞詮》中多處將“找”訛誤成“我”，此僅舉兩例說明。不僅僅在《眞詮》中如此，這種情況也見於其他明淸小說中，如《集成》淸光緒刊本《狐狸緣全傳》第十三回：“况出家人同有善念，你老若從此袖手旁觀,我還往何處再能我似你老這等半仙之體去?”（258頁）同前:“蒼頭聽說去越他師付’連忙問道：‘令師是那位仙長？’”（260頁）“再能我”與“去我他”之“我”均是“找”的訛誤字。《集成》淸乾隆刊本《後西遊記》第二十一回:“你□去回那和尙,只說我大王再三細查,並無人拿你的師弟，你可到別處去我尋。”（454頁）“我”當作“找”。世本《西遊記》第六十九回：“眞個是異香滿襲金鑾殿，佳味熏飄天子庭!”(1757頁）按變”，《李批西遊記》，標點本作“鑾”，是。因“鑾”與“變”形似而誤。“金鑾殿”指的是皇宫正殿。吞、各世本《西遊記》第三十四回:“都去地下亂摸，草裡胡尋,香袖子，揣腰間，那里得有?”（834頁)按呑”，《李批西遊記》作“到”，《新說》作“各”。“各”因與“呑”形似而訛誤。關於“呑”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是手縮進袖管里,是“褪”的記音字⑦；另一種認為是手伸進裏面揣摸，且以第二種者看法者居多，如廖大谷⑧、章錫良⑨、周⑦具體可參看曾良:《明淸通俗小說語彙硏究》“褪”條,南昌：江西敎育出版社，2009年，第201至203頁。⑧廖大谷、石汝傑:《〈西遊記〉中蘇北方言詞語匯釋》“呑”條，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第76頁。⑨章錫良:《〈西遊記〉註釋補正》“呑”條,載《鎭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9頁。
  • 志峰■，且三家分別以蘇北方言、淮安方言、寧波話作為補正。這裡，我們也比較認可後種說法,根據上下文，“呑”是跟“亂摸”、“胡尋”、“揣”等相對應的,所以也應該是手伸進袖子裡揣摸的意思。三、衍文(_)世本《西遊記》中的衍文1、世本《西遊記》第五十七回:“師父諕潯跌下馬來，駡了他幾句,趕他囬來。不期孫行者見我二人不在，復囬來。分別之后，師父饑渴太甚，敎八戒去尋水，久等不來，又敎我去尋他。不期孫行者見我二人不在，復囬來把師父打一鉄棍,將両個靑氆包袱搶去。”（1463頁）按:一小段中先後兩次出現了“不期孫行者見我二人不在，復囬來”，據《李批西遊記》、《新說》，第一次出現的該句為衍文,當刪，標點本已改過。2、世本《西遊記》第六十二回：“行者道：‘又無牌扁旌號，何以知之？須到城中詢問,方可知也。”長老策馬，須臾到城中詢問，方可知也。長老策馬，須臾到門。”按:“長老策馬，須臾到城中詢問，方可知也”這句是個雜糅句，旣承上又啟下地重複前後句中的内容，依《新說》刪。(二）《證道書》中的衍文〈證道書》第四回:“畢竟不知向後如何，且聴下囘分解。仙名永注長生籙，不墮輪廻萬古傳。畢竟不知向後如何，且聴下囘分解。”（92頁）按:前一句的“畢竟不知向後如何，且聴下囘分解”顯為衍文。結語本文通過將《西遊記》六個原始底本與標點本一一對校和比勘，指出原始底本中出現的問題,幷從不識俗字造成的錯誤、形似訛誤、衍文三個方面詳細闡釋其產生的根本原因,且進一步指出幷糾正其他古籍中也存在的同樣的問題。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爲了還原古籍眞正的面貌，為深入硏究提供一份好的原始材料。⑩周志鋒的兩本著作中都提到了，一是《大字典論稿》“呑”條，杭州:浙江敎育出版社，1998年，第164頁;二是《明淸小說俗字俗語硏究》“呑”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210至211頁。
  • “郭园雅集”说刘雪平*姜彦稚**笔者在湖南图书馆的馆藏中有幸翻阅到了三组难得一见的照片,照片摄于清宣统年农历二月间即1910年3月18日，王阊运、曾广钧、周大烈、廖树蘅、王莘田、黄忠绩、龙璋、胡子清、谢钟楠、梁焕奎、胡元淡、杨度、杨钧、谭延闾等宾主十四人集会于长沙郭家花园，清末民初湖南一众风流人物在波光粼粼的水池边、婀娜树影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每幅照片上皆附有题记，并由民国书法家谭延闾题名。原文如下：郭园雅集第一图延闾署宣统二年仲春八曰（注：农历二月八日），曾震伯、周印昆①招同廖荪畡（廖树蘅）、王莘田、黄诚奔②、龙研仙（龙璋）、胡少潜③、谢重斋④、梁壁垣（梁煥金）、胡子靖（胡元谈）、杨皙子兄弟（杨度、杨钓）、谭组安（谭延阋）宾主十四人集于长沙城东郭氏之园。园即湘潭郭武庄故居。余与周、梁、二杨、子靖皆潭人，廖、曾、胡、谢又潭邻县人也壁垣慨怀郭园盛时，有诗寄意。余与荪咳及见初营建时，又历数城中故宅兴废之迹，尤有慨焉今此之会，虽未敢拟昔名流，要宜各有表见，不随时盛衰。因召照相，人于倚石临桥时，各留一影，使同集之人皆有*刘雪平:湖南图书馆馆员。**姜彦稚:湖南图书馆馆员。①周大烈（1862-1934)，字印昆,号夕红楼湖南湘潭人。生员，留学日本，宣统时为吉林民政厅长，民国元年当选众议员，后任张家口税务署监督曾为陈师曾家塾教师：富收藏：工诗，书法参习北碑，简练占拙。②黄忠绩（1868—？）.字诚斋,黔阳县江市大岳溪人。黄忠浩之弟。清光绪年间廩贡生，湖南候补道。③胡子清（1868-1946),湖南省湘乡县人,参加湖南末届（1902)乡试得中举人1903年被选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科留学，1906年返国.开创并主持湖南法政学堂和法政专科学校（湖南大学法科和行政科的前身后任职中华民国财政部赋税司：④谢钟楠，字重斋，清湘乡人曾任东山书院山长有《算学讲义》十八卷、《谢氏涟瀛仙馆丛书》。
  • 以自镜焉。春分后三日王阋运记。郭园雅集第二图延闿署余八年前在长沙以黄修原、梁辟园为主人，招余及罗顺循（罗正钓）、黄泽生气周印昆诸君同饮于碧浪湖⑥，并撮影焉其后修原客死上海，余视其殓，顺循宦鲁，泽生游蜀，辟园、印昆并至日本辟园病归，印昆游辽，复还于湘，余亦流离湖海久矣庚戌之春，印昆与曾君重伯复为主人，邀吾师湘綺先生及辟园并余兄弟等会饮撮影于地方自治筹办处之园林，其地即吾姑丈郭武庄公故宅，儿时嬉游之所也人生至中年，则喜思往事，追念曩昔同游之人，或死或别，数年之后未知今日之会，复将如何？时局纷扰，人事喧嚣，湖山文酒之胜，不可常得。余以京朝敦促，今曰当行，倚舟书此，以志踪迹。庚戌清明日杨度。人事之变迁恒随乎时局，光绪辛壬至今八九年，时局之变迁益亟，一切人事遂亦不可以故常推测，皙子京卿谓为纷扰喧嚣，盖深有感于其中。然时局者人事所集，非能自为变迁，其变迁之如何仍视乎人耳？烈行年近五十，四十以前踪迹不越故常，役于时局之中。此八九年虽有异于昔，默自循省，亦未能有以变迁时局，是所谓随人俯仰者。追维畴曩，俯念将来，益滋恐惧。碧湖后之，日月往矣；郭园后之，日月方来:人事诚自我为之，时局之变迁亦将有在后此史，与园中人会叙倾谈旧事，倘能不以郭园与碧湖同论，则生人之幸，亦时局之幸皙子行矣，际此纷扰喧嚣，究何以相处，于其行之明日，书此寄询，并质之同人，且以自警。湘潭周大烈记，杨钓书⑤黄忠浩（1859—1911),字泽生.湖由黔阳县江市大岳溪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以优贡生人赀为内阁中书。主沅州明山书院讲席.与喻光容等呈请创办沅丰总公司。1911年投人立宪运动后被革命党人李金山刺死⑥碧浪湖：长沙城北四里许,有碧浪湖，五代时楚王马希范避暑之地也，俗称黑罗塘,一称黑潦塘.盖方言转注耳。志载,碧浪湖在城北开福寺后，即黑罗唐,有流杯池,池上有亭，马希范凿为上巳拔楔之所。又有会春园，即开福寺地（陈运溶幕，陈先枢校点：《湘城访古录》，岳麓书社.2008年,239页。）
  • 宙合群贤，会集一亭，兰幽竹修，觞咏极欣，于以契今昔之情。沩宁廖树蘅集禊帖。郭园雅集图第三帧名园集幽清，游春得嘉会主宾杂裙屐，谐谈脱尘瑾况有上智人，悠悠群物外。情欣方赋诗，意倦自解带鉴取松柏姿，澹尔苍容霭危石履欲坠，虚堂寂无害。念彼华屋存，间襟啸林籁纵怀趣不孤，观物心转泰古湘潭梁辟园奐查作也是年二月印昆、重伯二髯招饮于郭氏山庄，园林之胜仿佛辋墅宾朋之盛，无谢应刘.湘綺一老，灵光岿然微言庄论，杂以谐谑，谈笑方酣，辟园踵至。扪石披萝，相携拍照桥光倒映，一泓澄然幽赏未已，继以清宴。刻烛伸怀，用纪嘉会辟园遂成是篇，以病目故，子清为援笔书之，时同坐者十有四人，具详湘绮所为记.宣统二年三月上巳，湘乡胡子清跋.支筇短径小池东，地胜清机息转蓬。羲燧纪年穷潘莽，德庄同意得玄通。移樽促影花窥镜，坐席容床石卧松丝柳拂桥长共记，迟归每咏舞云风庚戌二月八日，郭园公宴并造像回文一首，級莽
  • 该三组照片摄于今五一大道旁藩后街落星田的郭家花园，郭家花园为湘军将领郭松林⑦私家花园。1936年《长沙市指南》记载郭家花园，在长沙城东落星田，清时湘潭郭武壮公子美（即郭松林）创构，其中假山亭榭，回廊曲槛，极为雅静，下俯池水，游鱼上下，洵美景也。惜近年郭氏家庭多旅居沪上，无人过问，任其荒芜，现园之前部，建筑铺面多幢，已租赁于人也。”郭武庄公乃清朝湘军高级将领郭松林，朝廷优恤之，建专祠，谥曰“武庄”。清末民初的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内乱不断，外忧迭起。1900年到1910年那段时间的湖南，也已逐步沦为列强攫取在华利益的有力工具。岳州、湘潭、长沙、常德等地一步步大开贸易之门，被迫开埠通商，从此失去了贸易的主动权。洋货源源而来，汽船进进出出，溯江顺流，湘省输出的有米谷、茶叶、桐油、锑矿等丰富的农作物资源和矿产资源，而进口洋纱、煤油、金属制品等物品，一进一出，贱买贵卖，带进来的还有西洋文明，这样不仅使得湖南的传统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且湖南人的心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开始接触洋人，获得新式知识，开始反思甲午战争，开始追寻魏源、郭嵩焘等启蒙先驱的脚步，思考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国的命运,一批先知先觉的人支持戊戌变法，掀起新政运动，以此来唤醒湖南，为危殆的中国寻找出路。他们主张大兴艺学，众建学堂，宏创工厂，富购机器，广选西法，多聘西师，来求取强盛和革新。因此新政运动沉寂之后，不久即在1905年立宪运动大幕开启，绅士纷纷响应，建立地方性议会，建立新式官制,改革财政，设立新式学堂等等，同时革命运动悄悄兴起,华兴会、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活动此起彼伏，辛亥革命推翻君主政治、建立民主共和的火焰已初现苗头，湖南成为革命运动的发源之地。然而湖南地区与生俱来的排他性和保守性，儒家思想忠君爱国的教化，帝国主义的嚣张，让很多湖南人秉承强悍鄙夷、不愿师他人之长的心态，大多趋向保守，不愿求变。保守陈规，进取求变，一消一长，极端的两重矛盾让湖南在晚清民国间的社会政局激荡动乱，再加上天灾惹祸而爆发的长沙“抢米风潮”，足见短短的十几年里，湖南内忧外患接踵不断，自1895年的新政运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止，湖南省的巡抚先后更替九人⑧，无怪乎照片中的周大烈感慨“人事之变迁恒随乎时局，光绪辛壬至今八九年，时局之变迁益亟，一切人事遂亦不可以故常推测，皙子京卿谓为⑦郭松林（1833—1880),字子美，湖南湘潭人，清咸丰六年（1856)隶湘军曾国荃部，累升至参将。清同治元年（1862)改隶淮军，随李鸿章在上海周围及苏南各地与太平军李秀成、谭绍光部作战。同治五年（1866)北上攻捻军,授湖北提督,调直隶,后卒于任。本文人物简介来自《湖湘文化大辞典》（上、下）、《湖南省志•人物志》、《二:百年湖南印学简表》、《湘人著述表》、《百年前中国最早的财政学及其引进者一湖南法政学堂主持人胡子清》等。⑧张朋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I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3年，135页。
  • 纷扰喧嚣，盖深有感于其中。”而杨度亦觉“时局纷扰，人事喧嚣，湖山文酒之胜，不可常得”。每一个苦闷的中国人都在黑暗迷茫的现实中寻找着国家民族和自身的出路。绅士们济济一堂，也是当时湖南绅士阶层兴盛发达的一个小小缩影。在波谲云诡的近代湖南的历史舞台上，无论世事变迁，湖南绅士阶层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的绅士比例远远低于98%的百姓，但却控制着整个社会的去向。绅士的权力大得惊人，地方事务无不受其左右⑨。不论是保守还是进取的立场，亦或是进取中有保守、保守中有进取.无论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新式工商业,还是要求改良政治，主张君主立宪，不论政治立场如何，这些绅士都在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起着主导性作用，梁启超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曾述“欲兴民权，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起点”⑩，这无疑为绅权兴盛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参加南学会、咨议局、省议会，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办学堂，在维新运动、新政运动、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不同的历史时期，湖南绅士不断维护着自身的既得利益，又通过干涉地方政权长期影响着湖南社会的变迁，掌握了时代盛衰。如照片中廖树蘅初入湘军将领周达武幕，后主讲玉潭书院，主持常宁水口山矿务，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总办，还有创办湖南高等实业学堂、1908年在长沙成立华昌炼锑公司的梁焕奎，而胡子清则举全力开创并主持湖南法政学堂和法政专科学校，后任职中华民国财政部赋税司，同时致力教育和实业,先后参与创办瓷业、铁路诸学堂，以及汽船公司、开济、利济轮船公司的龙璋，三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阊，鸿学大儒王阊运,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长孙曾广钧等等，无不为湘绅巨擘，颇有声望。湖南绅士阶层自咸同以来就逐步兴起，并“因为湘军有挽救清王朝覆亡之功而成了近代绅权膨胀的典型代表”，甚至“已经膨胀到了挟制地方官府的强大之势。”■他们或是执掌教育大权，或是总揽公共事务，或是投身实业建设，或是坚持政治改良，而且这些绅士团体地缘特色突出，尤以长沙、湘乡及周边地区居多。王闾运题记中的“余与周、梁二杨、子靖皆潭人，廖、曾、胡、谢又潭邻县人也”，是也。湖南绅权的兴盛非他省能比，某种意义上是绅权大于官权，其活跃集中的地区政治、经济、教育相对繁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绅士在晚清政局中的进步积极作用,但世势时移，随着封建皇权政治的垮台，士绅阶层难免分化、蜕变甚至消失，⑨张朋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I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3年，428页。⑩（清）觉睡斋主人:《湘报类纂》，清光绪28年（1902)上海中华编译印书馆铅印本，甲集下，16页。■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6、121页。
  • 或走向新的社会阶层转化,或自我封闭,成为时代弃儿。特殊的历史原因如湘军中兴、科举没落等促使湖南地方绅权膨胀，而时局喧嚣中，这部分人又难免受世事的冲击，在迷茫的探索实践中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政局走向。这三组照片，小小的篇幅中却能管中窥豹，既是湖南绅权大盛的历史史实的一个小缩影,而我们也能通过旁属题记窥探其思想心理，为当时的社会变迁、时事政局提供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 明代文言小說專集、總集序跋略論王猛*劉香環**明代選輯、編撰他人作品的文言小說專集、總集異常興盛，其文本數量居歷代之冠，有近百種之多。①而明代文言小說總集、專集序跋的數量，除去散逸者，一般所見也不下於七八十篇，考慮到明人喜為小說作序的習慣，實際數量肯定要多得多。對這部分序跋的硏究，除了可以深化對小說文本的理解,還有助於考察、瞭解小說尤其是文言小說流行的狀況和盛行的原因、時人對小說的態度和認識、小說的生態環境等。專集主要指以某一題材、内容或文體為主編輯的作品集，在明代為數不少，如《劍俠傳》、《續劍俠傳》、《女俠傳》等劍俠專集，《豔異編》、《續豔異編》、《廣豔異編》等豔異專集，《靑泥蓮花記》、《花陣綺言》、《情史》等識情專集,《古今譚概》、《廣滑稽》、《諧史》、《捧腹編》等諧譫專集,以及《仙佛奇蹤》、《才鬼記》、《杜騙新書》等以某一人、事類型為中心，和世說體、虞初體系列小說等以某一文體為中心的專集等等。總集一般是彙編多人作品，與別集相對，與專集有某種交叉。其成書方式是纂輯彙編，或整篇或整部作品彙集在一起。明代的一些小說類書和小說叢書即在其類，如《太平廣記鈔》、《古今奇聞類記》、《古今說海》、《稗海》、《五朝小說》、《續說郛》等。小說總集的匯刻對說部的保存和流傳其功非小，正如淸人顧千里《重刻古今說海序》所說：“……匯而刻之，然後各書之勢，常居於聚，其於散也較難”，“其捜求也較便”，“其流布也較易”。這些作品基本上是鈔撮成書，編者不作藝術上的任何加工。但也有不少的總集，尤其是專集性質的總集在選編的過程中，往往對所選錄的作品進行程度不一的加工,這就使成書方式帶上了一定的創作的成分。這一點，三臺山人在《山中一夕話序》中就有所揭示:“……積話成*王猛:遵義師範學院人文與傳媒學院敎授。**劉香環:遵義師範學院講師。基金專案:敎育部人文社科硏究規劃基金項目《明淸小說序跋硏究》（編號:11YM751071)①孫遜、秦川《明代文言小說總集述略》，《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
  • 書，無書非話,因書及話，無話非書”，“書與話是一是二，未易為兩。”而編者自己對此也不諱言,《舌華錄凡例》的編者就自稱“採古人書不敢一字增損，唯近書有不成語者，小有改易”。明代前期小說領域一片蕭條,文言小說總集、專集也較少，直到嘉靖年間不過出現數家而已，這種狀況在序跋中有著明確的披露。萬曆後期的許自昌，為其纂輯的《捧腹編》十卷自序云:“夫稗官野史……迨我明興，寥寥無幾，獨楊用修、祝希哲、王元美數公，富有纂著,丹鉛所歷，累累充籍。其他藏書之家，簽軸相望，多埋之蠹窟，毀之鼠鄕，落東家之醯瓿，作寡婦之襪材，傳於時者，不數數見。”這主要是明初文禁森嚴的結果。而活動於嘉、萬年間的王穉登在《虞初志序》中則展現了另一種景象自野史繁蕪，家鏤世鋟。好奇之夫,購求百出。於是巷語街談、山言海說之流，一時充肆,非不紛然盛矣。”兩種迥然相反的局面,表明至遲從嘉靖後期開始,文言小說已經較為盛行。《高坡異纂》的撰者楊儀，在嘉靖壬辰（1532)為該書所作的序中，談到了自己對小說態度的轉變:“予少日讀書，凡編簡中所載神仙鬼怪之說,心竊厭之”。排斥或輕視小說之人，明初或許並不鮮見，楊儀不過是其中的個例，而在正德、嘉靖間，由於親身經歷，他開始為神怪題材的小說辯護,肯定小說:“豈可盡謂誕妄哉?”並親自編撰了《高坡異纂》。楊儀序中提到的，促使自己認識陡轉的“兩見邑中怪事”，雖不足為憑，但卻暗示了小說日趨流行，並逐漸為社會認可的契機。隨著小說的加速傳播，嘉靖中期以後，好讀小說的群體日益壯大，序跋中可以找到很多的實例。如吳承恩《禹鼎志序》:“余幼年即好奇聞，在童子社學時，每偸市野言稗史,懼為父師訶奪,私求隱處讀之。”凌性德的《虞初志序》講得更為明確:“余性耽外史，才一寓目，轍不能去手……讀之者如入海市，如行玄圃，觸目皆琳琅，莫能辨識其何寶……”隨著愛好者的增多，小說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必然也隨之提高。王孝峙為支允堅《異林》作序說學固無大於述矣。日月之代明，時物之行生,何莫非述者事耶!”婉轉道出小說亦為“述者事”，將其與經史放在同一位置觀照，把小說的價値推向極端，而與楊儀《高坡異纂序》的“不足於立言”形成鮮明的對照，與通俗小說領域的相關理論則遙相呼應。明代文言小說總集、專集最盛行的題材’有怪異、豔情、劍俠、諧謔、智術等。怪異是傳統題材，識情、劍俠、諧謔、智術等專集的出現和流行都是在明中期之後，王世貞《豔異編》、《劍俠傳》首開豔情、劍俠專題的先聲。諧譫類專集的流行主要受馮夢龍編輯的《古今譚概》的影響。該書摘編古書瑣語笑談，分類匯輯，可稱之笑話專集。智術類專集也與馮夢龍有關，主要有馮氏《智囊》、《智囊補》，樊玉衡《智品》，孫能傳《益智編》等。《智囊》的問世，流行一時’“嗜痂者遂冀余有續刻”,(馮夢龍《增廣智囊補自敍》)可見智術題材也頗受人們喜愛。
  • 在明代中後期，上述幾類小說總集、專集的大量產生、傳播一時並非偶然，排除出版印刷業發展的因素,主要是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崛起，所引發思想領域變革的結果。一些在傳統文化和文學中被壓制和冷落的事物，獲得了新生和煥發異彩的機遇。如近於孔子所惡之“鄭聲”的豔情，被稱作“先王之僇民”(王世貞《劍俠傳小序》)的劍俠，帝王們視為玩物的俳優所擅長的滑稽諧謔，被斷言“智慧出,有大偽”(《道德經》第十八章）的智術……這些被傳統觀念邊緣化的文化現象，開始走向文化藝術的殿堂。它們不僅成為小說專集、總集的重要内容題材,在文本中有形象生動的展示，而且更以話語的形式，在小說序跋中鮮明地標示著自我價値的存在。首先，引用聖賢經典為該類題材進行辯護，是早期序跋極為突出的現象。歐大任《虞初志序》:“夫尼父刪《詩》，並存桑濮;丘明立傳，兼綜怪迂。苟小道之足觀，斯碩儒之不棄也。”用碩儒著書不棄豔情、怪異題材辯解小說中同類内容的價値。湯顯祖《豔異編序》：“《詩》三百篇,不廢鄭、衛，要以無邪為歸。假令不善讀《詩》者，而徒侈淫哇之詞，頓忘懲創之旨，雖多亦奚為!”從經典中尋找依據，並從接受者的接受角度辯護言情内容。冰華居士《諧史引》：“孔父大聖，不廢莞爾;武公抑畏,猶資善譴。”從古代聖賢對諧譫的態度肯定其價値;以傳統來反傳統,借聖賢及其經典為某一小說題材辯護，是序者思想新舊雜陳的表現，也是該題材出現早期的必然現象和必要手段，隨著該類小說的盛行，這種價値辯護隨之減少和消失，而代之以更多思想和藝術方面的探討。其次，在序跋中對小說題材内容進行考證、溯源與評價，突出了其文化價値意義，有利於小說總集、專集的傳播。如郭子章《諧語序》考察了諧誠文化、文學的歷史，肯定諧譫“有不可廢”的價値。又將諧譫分成兩類予以評價:批評“禦人口給”者，而讚揚“悟主解紛者”。接下來則舉淳於髡、東方朔等具體實例，表明自己對諧諸文化的認識。最後認為善觀諧者，取古今而並觀之，令自擇焉。”全序客觀考評，揭示了諧譫文化的價値意義，同時也指出其中潛藏的缺陷，該序實際上成了諧諸類小說專集的導讀文字。這樣的考評文字在小說專集、總集的序跋中隨處可見，如梅鼎祚《靑泥蓮花記序》對“女伎”之風的考索，李維楨《廣滑稽序》為“滑稽”溯源，王世貞《劍俠傳小序》考證劍俠的由來，評價其社會意義等等。序跋中的考評使人們對新出現的小說內容專題增進了認識,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對它們的接受。文人以治學的態度為邊緣化的小說題材寫序跋，是小說地位明顯提高的結果，也是傳統思想為明人顚覆的重要表現。再則，序跋中對小說中新出現題材内容的認同、讚美的話語觸目皆是,這些話語表明了文言小說專集、專集盛行的原因，也是盛行的標誌。如王世貞的《劍俠傳》,採錄古今劍俠事蹟凡三十三篇,成書後便有多種版本流傳，影響所及，續
  • 作迭現。編者小序便揭示了其中原因:“然而城狐遺伏之奸，天下所不能請之於司敗，而一夫乃得志焉”，“然欲快天下之志,司敗不能請，而請之一夫，亦可以觀世矣。”這種反覆言說,實際是源自對封建社會司法腐敗、暗弱現實的不滿，而熱情讚頌了劍俠“快天下之志”的作用,這是劍俠小說專集為社會歡迎的原因。劍俠出自先秦墨家，韓非子將其列為“五蠹”之一，為主流文化所不容。《史記》列《遊俠列傳》，被班固批評是非頗謬於聖人”，“此其所弊也”（《漢書•司馬遷傳》）。明代盛行劍俠小說專集，是主流文化衰弱無力並遭遇挑戰的一種表徵,而這種表徵在其後的劍俠小說專集中有越來越強化的跡象。徐廣編《二俠傳》，將男俠、女俠並舉並以此命名,置身於男性中心的社會，徐廣的做法似乎大有深意。尤其是書中錄男俠七十，女俠一百零八，後者數量遠超前者。②編者在《凡例》中道出了原因古有男俠而未聞女俠。嗚呼！茲其捐生就義，殺生成仁者續於簡後，殊見妾婦可為丈夫,丈夫可愧於妾婦乎?”“妾婦可為丈夫”是對封建綱常倫理的否定，明末鄒之麟撰《女俠傳》，專敘歷代女俠故事,將這種思想作了更為形象的演繹。傳統文化有著明顯的反智取向,宋元以來的官學—理學則強化了這種傾向。理學重視德性之知,輕視聞見之知,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太強調道德就勢必要輕視才智，甚至以才智為道德的對立面。”③與知識才學有所不同，才智中的智術尤為傳統文化所不容，因為它一直被認定為道德的對立面。本來在明代中後期隨著實學思潮的興起，強調多聞博學已然成一時風氣,但智術還是難以被傳統文化所認同。在這種情況下，通俗文學領域以智謀為突出内容的《三國演義》的出現，文言小說領域《智囊》等小說的流行,似乎成了一種轉機，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反撥。馮夢龍《智囊》取古今智術計謀之事，分上智、術智、閨智等十部編成一書，流傳一時，以至數年後又有續刻。《智囊》及《補》的多篇序跋對古今智術進行了宏觀的考察評述，予以高度讚美。《智囊自敍》：“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周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林，蔑不繇此。何以明之,昔者桀衬愚而湯武智，六國愚而秦智,楚愚而漢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聖祖智,舉大則細可見，斯《智囊》所為述也。”將“智”上升到古今成敗得失之根本原因的高度來看待，雖然失當，卻是出於對“智術”的重視與讚美’擺脫了德性宇宙本體論的束縛。為了消除智術與道德對立的錮見，序者進一步說明：“吾品智，非品人也。不惟其人，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智。”為《智囊》等小說專集的傳播剷除了認知上的障礙。張明弼《智囊敘》批評“古之至人，畏智如畏刃”，並引用②孫遜、秦川《明代文言小說總集述略》，《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③余英時《史學與傳統》，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第114頁。
  • 馮夢龍的話說此用智者之罪，非智罪也。”對這種誤解闡述尤為淸楚。張氏還從本體的高度評價智的作用：“天地黝黑，誰為照之？日月火也。人事黝黑，誰為照之？智也。”這樣的論述，無疑對智術題材小說的創作和接受起到了促進的作用。諧譫類小說專集,據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宋元兩朝只有十九種，而明代卻有四十九種之多，且集中在明代中後期。其原因與理學衰落關係甚大，某種程度是對理學道德人格否定的結果。陸灼在《艾子後語序》中自稱幼有諸僻”，三臺山人《山中一夕話序》言其一見笑書“不禁鵲喜”，《古今笑》的編者甚至被韻社兄弟推為“笑宗”(韻社第五人《題古今笑》)。馮夢龍《古今笑自敍》竟然聲稱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標榜倡狂之路絕”,“人心風俗皆乙太認眞而至於大壞。”他還以諧譫的態度和文體風格寫了《廣笑府序》，詼諧放曠，嘲盡儒家聖賢、佛道權威。這種對諧譫人格的推崇、宣揚，衝擊了傳統人格，彰顯了自然人性之美。總之，以序跋話語的形式對若干小說題材内容的積極評價、熱情宣揚與歌頌，是時代進步意識的反映,引導了讀者的價値取向，推動了明代小說總集、專集的流行傳播。
  • 馬致遠作品的流傳與接受考論梁家滿*馬致遠是元曲大家，其作品流傳情況尙乏全面硏究，本文擬從四個方面予以探討，以期對此問題能有所發覆。一、馬致遠雜劇較早著錄情況考元代雜劇劇本是怎樣被創作出來並流傳的,存在頗難索解的情況。箇中原因，主要在於元代雜劇作為新興藝術樣式，地位不高，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馬致遠雖然名列元曲四大家，但除生平事蹟不易考尋外，雜劇作品也散佚不少,個別作品的歸屬權亦存在不小爭議。在這種情況下，欲釐淸其雜劇的流傳，較早的著錄情況便尤為重要。元未明初，總結有元一代戲劇成就的著作開始出現。元代鍾嗣成鑒於戲劇作家身死而名跡不彰的現實,特意著錄其人其作,成《錄鬼簿》兩卷。該書體例，每人繫以小傳，並羅列所作戲劇篇目，頗似目錄之書，為考索元劇作品著錄情況提供了較為可靠的依據。在該書中,馬致遠被列入“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位於關漢卿、高文秀、鄭廷玉、白仁甫、庾吉甫之後。在簡單小傳外，則對其雜劇篇目作有著錄。不過，由於《錄鬼簿》傳世版本較多，各本互有出入，對於馬致遠雜劇篇目的著錄有所不同，因此作一比勘說明，是十分必要的。根據中國戲劇硏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二）》之《錄鬼簿提要》所作的《錄鬼簿》版本說明，値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種版本:其一是《說集》所收本,它源自鍾嗣成至順元年（1330)初稿本；其二是曹寅《楝亭藏書十二種》本（簡稱曹楝亭本)，它源自鍾嗣成至正五年（1345)以後的修訂本；其三是天一閣藍格鈔本，它是明初賈仲明增補的《錄鬼簿》。這三個版本基本展現了《錄鬼簿》的初撰、修訂與後人增補的歷史情況。基於這種認識，本文便以這三個版本作為參*梁家滿: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硏究生。
  • 照，根據中國戲劇硏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二）》所作《錄鬼簿》的校記，列出《馬致遠雜劇篇目著錄情況表》如下：表一：馬致遠雜劇篇目著錄情況表①該欄所錄馬致遠雜劇篇目照錄《太和正音譜》順序，故與左邊三欄多不對應。
  • 通過該表，可以發現如下問題：第一,《說集》本《錄鬼簿》作為初撰之稿的翻刻本，在著錄馬致遠雜劇篇目時，皆採用簡名，並失載《酒德頌》一篇。在《錄鬼簿》中，馬致遠被列入“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一類，對於此類人物及其作品情況的瞭解，其在介紹編輯原則時說明，他並不認識這些“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所掌握的情況也只是通過友人陸仲良而得自於吳克齋，所以在人物小傳和作品著錄時便採取了較為謹愼的態度，使得此部分的記載相對簡略。如果將此部分與卷下“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為之作傳，以《凌波曲》吊之”②、“方今才人相知者，紀其姓名行實並所編”③作一類比的話，更可看出前者的無奈於簡而後者的有意於詳。茲舉一例以為參照，黃公望被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之首，其小傳近二百字,將黃公望生平經歷及成就勾勒出來，若非知之甚詳，是不能如此的。因此，該本著錄馬致遠作品，皆用簡名，當受限於這種資料來源途徑。至於失載《酒德頌》一篇，或是間接所得資料原本有缺所致。第二，曹楝亭本《錄鬼簿》在著錄馬致遠雜劇篇目時，則不用簡名，而以正名為主。且補回《酒德頌》一篇，卻又失載《半夜雷轟薦福碑》。曹楝亭本《錄鬼簿》被認為源自鍾嗣成的修訂本，而修訂本距初編本的時間不少於15年。在《錄鬼簿》卷下“周文質”條中，鍾嗣成談到一點該書的修訂情況，“余編此集，公(指周文質）及見之，題其姓名於未死鬼之列。嘗與論及亡友,未嘗不握手痛惋,而公亦中年而歿……”④則修訂當有與友人切磋商量處。在此過程中，聞見日博,著錄加密，屬很可能的事。為何不用簡名，而用正名，在筆者看來，很可能是鍾嗣成為了《錄鬼簿》卷上、卷下的著錄體例統一而刻意作出的改變。第三，天一閣本《錄鬼簿》對於馬致遠雜劇作品的著錄，則多並存簡名、題目、正名，較前二本為詳。這是因為天一閣本經過了賈仲明的增補，在簡名之下標注雜劇的題目與正名，這就極大地豐富了作品的相關情況，値得格外注意。此外，賈仲明在為馬致遠所作的輓詞中，特別聲稱:“《漢宫秋》、《靑衫淚》，《戚夫人》、《孟浩然》，共庚白關老齊肩。”由此也知這四部作品之於馬致遠戲曲地位的重要性。第四,對照這三個版本的《錄鬼簿》對於馬致遠雜劇作品篇目的著錄情況，也會發現一個問題，即《馬丹陽》一劇，曹楝亭本作《王祖師三度馬丹陽》，而天一閣本則認為是《馬丹陽三度任風亭》。後者今存元刊本，而前者已佚，至於孰正孰誤，由於缺少旁證,姑兩存之。而綜合三個版本的《錄鬼簿》所②鍾嗣成《錄鬼簿》.引自中國戲曲硏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二），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頁。③同上。④同上，第128頁。
  • 載,則繫於馬致遠名下的雜劇作品篇目多達14本，而合撰之《黃粱夢》則繫於李時中名下。由於《錄鬼簿》版本眾多，流傳甚廣，也使得馬致遠的雜劇篇目及大家地位得到了較為廣泛的確認。當然，把馬致遠推到至高無上地位的，則數明初藩王朱權。他在《太和正音譜》中以之為群英之首,並著錄其雜劇作品十三篇（具體情況見前表）。與《錄鬼簿》相比，其失載《孟浩然》一篇,但最為突出的則是將《黃粱夢》一劇的著作權從李時中轉至馬致遠名下,並有意無意地改變了《錄鬼簿》的署名情況，而認為第一、二折皆為馬致遠所作,從而使得馬氏成為該劇的主要作者，將該劇轉繫於其名下變得無可爭議：二、馬致遠雜劇人選選本情況考論元雜劇在產生之時，為場上之曲，適用於舞臺演出，但隨著音樂形式由北曲轉為南曲，觀眾審美趣味的喜新厭舊，不少作家的作品開始淡出演出場合,而逐漸湮沒無聞,只有一些作品由於得以入選一些戲劇選本而獲得了保存。根據《錄鬼簿》、《太和正音譜》的著錄，馬致遠所創作的雜劇有十五種之多，但只有七種由於入選了各種戲劇選本而得以較為完整地流傳至今（《誤入桃園》只有殘曲4句，故不計)。下面便將這七種雜劇入選各種選本情況作一統計,淸單如下：表二：馬致遠雜劇入選戲劇選本情況一覽表表中所列戲劇選本以元明尤其明代居多，比較有代表性。《元刊雜劇三十種》作為流傳至今的最早的元代雜劇刊本，具有無可替代的地位。陳與郊編《古名家雜劇》、孟稱舜編《古今名劇合選》、息機子編《雜劇選》、李開先《改定元賢•61
  • 傳奇》、王驥德編《古雜劇》、趙埼美鈔校《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黃正位編《陽春奏》、《元明雜劇》等則為明代各時期比較重要的戲曲選本，現悉數被收入《古本戲曲叢刊》四集中。至於臧懋循所編《元曲選》更為重要,李調元在《漁村曲話》中讚揚道:臧懋循“所選元人雜劇百種二十卷，元一代之曲藉以不墜，快事也”⑤，其對於元雜劇的保存與流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這些選本中,馬致遠的七種雜劇皆為所收,從一篇到全部,數量不等。結合各自的選輯宗旨及具體做法,這些選本在馬致遠雜劇傳播學上的意義是應予注意的。具體說來，有以下三點：第一，在元雜劇不斷散佚的情況下，保存了馬致遠的雜劇作品，為進行硏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獻依據。王驥德《曲律•雜論第三十九下》云金、元雜劇甚多，……康太史謂於館閣中見幾千百種，何元朗謂家藏三百種,今吾姚孫司馬家藏亦三百種e余家舊藏，及見沈光祿、毛孝廉所，可二三百種。《輟耕錄》所刻，有其目而無其書;《正音譜》所列，今存者尙半,其餘皆散逸湮沒，不可復見，然尙得因諸書所載，略知梗概。”⑥由此可知,隨著年代推移,元雜劇的散佚情況是相當嚴重的。若非選本之功,則元雜劇的梗概亦難知曉。《元刊雜劇三十種》收入《陳搏高臥》、《任風子》二劇，為我們保存了它們的最初面貌;臧懋循的《元曲選》的選源有李開先的《改定元賢傳奇》、陳與郊的《古名家雜劇》、息機子的《古今雜劇選》等，而這三種選本皆不同程度地收錄了馬致遠的雜劇，尤其《古名家雜劇》把七種全部收入，為臧氏提供了直接參照。在此基礎上，臧懋循“參伍校訂”、“刪抹繁蕪”(《元曲選序》)，從而使得入選雜劇臻於完善。王季思先生編撰《全元戲曲》，所錄馬致遠雜劇便是以《元曲選》為底本，參校其他各本而完成的，由此也可見，上述選本對於馬致遠雜劇的文獻意義。第二,在由演出之曲到案頭之書的轉變中，編選者重新認知並確立了馬致遠的雜劇史地位。王世貞《藝苑卮言》云：“今世所演習者，《北西廂記》出王實甫，《馬丹陽度任風子》出馬致遠,《范張雞黍》出宫大用，《拜月亭》、《單刀會》出關漢卿，《兩世姻緣》出喬夢符，《諕范雎》出高文秀，《诌梅香》、《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出鄭德輝’《風雪酷寒亭》出楊顯之，《伍員吹簫》、《莊子歎骷髏》出李壽卿,《東坡夢》、《辰鉤月》出吳昌齡,《陳琳抱妝盒》、《王允連環記》、《敬德不伏老》、《黃鶴樓》、《千里獨行》不著姓氏,皆元人詞也。”⑦這裏所列到了明中葉尙⑤李調元:《雨村曲話》，引自中國戲曲硏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18頁。⑥兪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一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二集.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129-130頁。⑦同上,第515-516頁。
  • 演出的元雜劇中，就包括馬致遠的《任風子》一劇。但這種依然搬演的情況已相當罕見,多數情況下,這些雜劇都已成為案頭之書。同時代的何良俊就很感慨，他說：近代人雜劇以王實甫之《西廂記》，戲文以高則成之《琵琶記》為絕唱。大不然。……祖宗開國，尊崇儒術，士大夫恥留心辭曲，雜劇與舊戲文本皆不傳，世人不得盡見。雖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調既不諧於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聽者即不喜，則習者亦淅少，而《西廂》、《琵琶記》傳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知者，獨此二家。余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舊戲本雖無刻本，然每見於詞家之書，乃知今元人之詞，往往有出於二家之上者。蓋《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其本色語少。蓋填詞須用本色語,方是作家。⑧旣然作為案頭之書,則雜劇史的重新梳理與認定便需跳出搬演的窠臼，而以新的審美觀念加以統攝。何良俊以本色為基點，自然合乎雜劇史的發展實際。本此,他指出了世以《西廂記》、《琵琶記》為貴之失,認為“元人之詞，往往有出於二家之上者”。至於“出於二家之上者”為誰,何良俊未加說明。黃春正《新刻陽春奏凡例》則言：“是編也，俱選金、元名家，鐫之梨棗。蓋元時善曲藻者，不下數百家,而所稱絕倫，獨馬東籬、白仁甫、關漢卿、喬夢符、李壽卿、羅貫中諸君而已。矧世遠年湮煙火灰燼之餘,所存無幾，茲特取情思深遠，詞語精工，洎有關風敎、神仙拯脫者。”⑨又於若瀛《陽春奏序》云：“一時名士如馬東籬輩,咸富有才情，兼善音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⑩則從思想内容的“有關風敎、神仙拯脫”與藝術的“情思深遠，詞語精工”、“兼善音律”兩方面，直接肯定了馬致遠的雜劇史地位。第三，運用批點評語的方式.對馬致遠的雜劇藝術作了一定的挖掘，最為典型的是《古今名劇合選》，其《靑衫淚》總評云:“東籬詞淸雄奔放,具有出塵之概。此劇天機雅趣，別成一種,至為興奴寫照處，眞是借檀板攄我閨情。”又就四折曲詞作評點，如評第一折《油葫蘆》曲：“說虔婆神情都出。”評《天下樂》曲：“妙在留客語，便的的是妓女語致。”等等，皆能有所發現。除了《靑衫淚》，該選還對馬致遠的《漢宫秋》、《任風子》、《薦福碑》作了大量的評點■，這對於理解馬致遠的雜劇藝術有不小裨益。⑧兪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一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一集,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463-464頁。⑨兪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一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二集,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439頁，⑩同上.第442頁。■兪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一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三集,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473,494,496,497頁。
  • 三、馬致遠散曲入選選本情況考論元人散曲大盛,當時有別集流傳者亦不乏其人，其中較為典型的是張可久。據鍾嗣成《錄鬼簿》記載,他“有《樂府》盛行於世，又有《吳鹽》、《蘇堤漁唱》等編”■，此外胡存善為之編集《小山樂府》行世。但是由於散曲的不受重視，這些散曲集多佚失不存，《四庫全書》收《張小山小令》二卷，其提要云：(張可久）當時以詞曲擅場，其集久而失傳。明初宋濂得其詞半冊於禮賢館，後方孝孺又購得抄本一帙以示濂。乃參互校正，分為上下卷，鏤版行世。蓋僅就二人所見，編次成書。其實可久所作不止於是也。自五代至宋，詩降而為詞。自宋至元，詞降而為曲。文人學士，往往以是擅長。如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宫大用之類，皆藉以知名於世。■一定程度道出了張可久散曲集幸存於世的艱難過程。但與張可久相比,當時亦“藉以知名於世”的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宫大用等人則是不幸的，因為並沒有散曲集流傳下來。如今，我們肯定馬致遠的散曲地位，實基於兩種途徑，一種是前人的肯定,如周德淸、朱權等人的推許，另一種則是根據各種散曲選本的收錄情況。明代王畿《陶情樂府續集跋》云:“詞曲盛於元，今所傳《太平樂府》，元賢傳奇可見矣。國朝名公巨卿多不為之,惟越之劉東生，蜀之晏振之，近日則武功康對山、終南王渓陂、高郵王西樓、章丘李中麓所製，與東籬、小山埒能角妙。”■以馬致遠、張可久為元曲兩巨擘,但其言二人，仍是以選本《太平樂府》、《元賢傳奇》為依據的。李開先的說法更可見選本對於馬致遠等曲家散曲地位確立的重要性，他在《南北插科詞序》中云:“予少時綜理文翰之餘，頗究心金、元詞曲,凡《中原》、《燕山》、《瓊林》、《務頭》四韻書，《太和正音》、《詞話》、《錄鬼》、《十譜格》、《漁隱》、《太平》、《陽春白雪》、《詩酒餘音》二十四散套;張可久、馬致遠、喬夢符、查德卿八百三十二名家;《芙蓉》、《雙題》、《多月》、《倩女》等千七百五十餘雜劇，靡不辨其品類，識其當行。”■所舉與散曲有關的書，除韻書外,則多散曲選集如《太平》、《陽春白雪》等，而未提及散曲別集。因此，從選本角度出發，硏究馬致遠的散曲便是十分必要的。為此，筆者撰成《馬致遠散曲■鍾嗣成《錄鬼簿》，引自中國戲曲硏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二），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133頁。■[淸]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835頁—■兪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一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一集.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477頁。■兪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一集.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407頁。
  • 入選選本情況一覽表》附於本章之後。下面就結合本表所示分時期來談馬致遠散曲入選選本的情況。元代散曲選本流傳至今的尙有《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樂府新聲》、《樂府群玉》四種。《陽春白雪》即《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即《朝野新聲太平樂府》,皆為楊朝英所編選，相對前者，後者晚出，並且體現了“元人由前期重視曲的音樂性向後期重視曲的文學性的變化”■。不過在馬致遠的作品選錄上，除《金字經》三首、《壽陽曲•瀟湘八景》重複收錄外，基本採取“此無彼有”、互為補充的原則，這就不是從重視曲的音樂性到重視曲的文學性的變化所能解釋的，而是基於保存和傳播散曲作品的目的。無名氏編《樂府新聲》（全稱《梨園按試樂府新聲》）與《陽春白雪》一樣,成書較早，所選多為元代前期散曲作家的作品,選入馬致遠的作品也較多，由此可見馬致遠的散曲史地位。至於《樂府群玉》(全稱《類聚名賢樂府群玉》)僅錄馬致遠的兩首散曲,而被後世每每譽為齊名的張可久則入選了一百六十三首作品，對比可謂極其強烈。箇中原因在於,散曲選本一般具有功利性質，乃是為酒筵場合歌伎演唱提供腳本，故所選多為當時流行的時令作品，《樂府群玉》作為元代後期散曲選本，而多錄同時代的張可久的作品也就屬於理所當然了。這也從側面說明,一且脫離演唱場合而成為純粹的案頭文學，馬致遠散曲的影響力也不免大為遜色。到了明代，散曲選本在選輯馬致遠的作品時，並未表現出特別的熱情。一類選本由於注重散曲的演唱功能與典雅色彩而對馬致遠的作品採摘過嚴，《盛世新聲》按宫調編列,收錄元、明散曲套數和戲曲曲文四百餘套，小令五百餘首，而張祿選輯《詞林摘豔》則根據《盛世新聲》增刪補訂而成，共錄套數325章，小令286首，規模不可謂不大,但二書所收馬致遠作品僅2首、1首而已。而另一類散曲選本則注重文獻集成意義，於馬致遠作品收錄不少，如《樂府群珠》純為散曲總集，收錄元、明小令計一千八百餘首,郭勳輯《雍熙樂府》則是一部散曲、戲曲選集，廣泛捜羅已刊、未刊的元明散曲、劇曲、諸宫調以及民間時調小曲增補而成，凡20卷,可謂卷帙浩繁。二書都收入了不少的馬致遠作品，儘管多為元人散曲選本所有，但不無校勘、傳播意義，而且《雍熙樂府》所選《喜春來•六藝》五首屬於首次見錄，意義不容低估。近代以來，人們對於馬致遠的硏究熱情開始高漲，馬致遠的散曲集的編撰工作受到關注。這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任訥先生經多方勾稽，於1931年輯為《東籬樂府》，刊於《散曲叢刊》。該本收小令104首，散套17首,殘套5首;第二階段，1947年，隋樹森先生編《全元散曲》，馬致遠部分則收小令115■趙義山：《元人選元曲所呈現的曲學史意義》，《文學遺產》2008年第4期.第131頁。
  • 首，散套16首，殘套7首,數量大為增廣;第三階段,1980年，遼寧省圖書館羅振玉舊藏元楊朝英所輯《樂府新編陽春白雪》明鈔殘存六卷本被發現，瞿鈞據此對馬致遠散曲作了增補,其《東籬樂府全集》一書收小令117首，套數22首，殘套4首。這是目前所見馬致遠散曲最為齊全的版本。至於具體篇目收錄情況，從附表可以直觀看出，筆者就不予論述了。表三：馬致遠散曲入選選本一覽表
  • 說明:為省篇幅,組令一般只列首曲首句，但同一組令有不同篇目入選不同選本者則全部列出。數量以組令實際篇目計數與排序。
  • 四、馬致遠作品在曲論著作中的情況述論馬致遠在散曲、劇曲上的突出成就，自然引起了歷代曲論家的關注。主要方式有二，一種側重音韻分析，這以周德淸《中原音韻》、朱權《太和正音譜》為代表，另一種則旨在藝術特色的挖掘，比較重要的當屬李開先《詞謔》、蔣一葵《堯山堂曲紀》、程羽文《曲藻》等書中的點評。這些書在發揮各自理論主張的同時，普遍採取舉例分析的方式，於馬致遠的作品多有弓[證，相關分析也頗為重要，因此加強對此項内容的硏究，也可從另一層面見出馬致遠作品的流傳程度。《中原音韻》是元代周德淸所作的一部韻譜，分十九韻，每韻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部分。該書誕生之後，便成為塡製北曲的準繩，影響深遠。値得注意的是，周氏對北曲音韻的總結是建立在當時演唱的典範作品之上的，其於《中原音韻序》内對馬致遠的推許尤為突出：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其盛，則自搢绅及閭閻歌詠者眾。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觀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補於世。其難，則有六字三韻，“忽聽、一聲、猛驚”是也。諸公已矣，後學莫及!■所特別提到的著名作家中,馬致遠便位列其中。在該書卷下《作詞十法•定格》部分所選的四十首典範作品中,便有四首馬致遠的作品（具體見下表）。表四：《中原音韻》卷下《作詞十法•定格》所選馬致遠作品及評語周德淸所選曲例皆是合乎其關於北曲一系列要求的，其選馬致遠曲作為範例，基於以下四個原因:第一，用韻堪稱完美。如《夜行船•秋思》，所押皆為險韻，卻無重複，“無一字不妥”；第二，“末句”合乎規範。周德淸特別重視曲之■周德淸:《中原音韻•序》，引自中國戲曲硏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一），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175頁。
  • “末句”，其云末句，詩頭曲尾是也。……夫平仄者，平者平聲，仄者上、去聲也。後云‘上’者，必要上；‘去’者，必要去；‘上去’者，必要上去；‘去上上’者，必要去上；‘仄仄’者,上去、去上皆可—上上、去去，若得回避尤妙;若是造句且熟，亦無害。”■馬致遠《天淨沙•秋思》“‘瘦馬’二字去上,極妙”，雖非結尾，卻為結句留下悠揚轉折餘地。《撥不斷•隱居》“急以尾收之”，則造成餘音繞梁之感。第三，“務頭”匠心獨造。周德淸注重“務頭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何謂務頭？歷來解說不一,或指曲中最緊要或最精彩、動聽之句，或指曲中平、上、去三聲聯串之處。周德淸在所選馬致遠曲内,特別注明了該曲的務頭所在，如《金盞兒》之“送”字，《撥不斷•隱居》之“在三對”，等等，皆為圈出，有利後學。第四，俊語別具手眼。周德淸言“造語”，“不可作俗語”，《金盞兒》“妙在七字‘黃鶴送酒仙人唱’，俊語也”，並將俗士所改“對舞”作一比較，為判高下，由此見出馬致遠語俊的特色。通過以上點評，馬致遠的用韻、造語特色得到了一定發明，對於促進馬致遠的作品傳播無疑大為有朱權《太和正音譜》分兩部分,一部分談戲曲理論與史料，另一部分則梳理北曲的曲譜，分別宫調，列出每一宫調裏的每支曲牌的句格譜式，注明四聲平仄，標淸正字襯字,並選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為例子加以分析。用他在《太和正音譜序》中的話來說就是採摭當代群英詞章，及元之老儒所作，依聲定調，按名分譜。”■馬致遠旣被朱權推為“群英之上”，則其作品入選者亦較多，茲羅列於下：表五：朱權《太和正音譜》所選馬致遠作品■周德淸:《中原音韻》。■朱權:《太和正音譜》。
  • 朱權對於馬致遠可謂靑眼有加，凡錄其作品18首,旣有小令、散套，也有取自於雜劇所用曲，而尤以後者為多。從上表可見,取自《黃粱夢》、《岳陽樓》、《陳搏高臥》三劇中的劇曲分別為3、2、5首,數量不菲，這反映出其對馬致遠神仙道化劇的偏愛。至於所錄《收尾》(筵前一派仙音動），由於《誤入桃源》一劇已佚，便成為今天瞭解此據的可靠資料，管中窺豹，彌足重要。上述二書多是立足於曲律的角度，對馬致遠的作品予以分析、評論的。到了明中後葉，由於北曲漸被南曲壓倒，所以曲律分析漸漸消隱，取而代之的則是風格技巧、遣詞造句等藝術方面的分析。在這方面，李開先的《詞謔》、蔣一葵的《堯山堂曲紀》、程羽文的《曲藻》値得重視。李開先是曲學大家，家中曲學文獻豐富,於製曲一事頗有心得，故其評論前人得失，也常有超出之見。其《詞諸》有詞套部分，專門選錄、評騭古今套曲。在這部分，他論及到的馬致遠的散套有《雙調•秋思》、《般涉調•哨遍》、《三醉岳陽樓•仙呂•點絳唇》三種。他有一段話比較馬致遠與張可久總較之，東籬蒼老，小山淸勁，瘦至骨立，而血肉鎖化俱盡，乃孫悟空煉成萬轉金鐵軀矣。”■概括出了馬致遠的風格特徵。相對而言,蔣一葵《堯山堂曲紀》頗類於一部元明散曲小史，他先根據史料為曲家作一小傳，然後評析其代表作品，時有見地。其論馬致遠，所舉有《雙調•秋思》、《天淨紗•秋思》二首。其中，“馬致遠《雙調•秋思》，放逸宏麗，而不離本色,押韻尤妙，元人稱為第一，眞不虛也”的說法■，則道出了馬致遠散曲的藝術風格及地位。程羽文《曲藻》以語論曲，將前人之曲辭分門別類，以情語、怨語、誚語、醒語、憤語、達語、諧語、景語、隱語等加以統攝，分類標準雖不統一，但確實能展示某些曲辭的藝術特點，因此也是値得重視的。在《曲藻》中，程羽文引證了不少馬致遠的曲詞,如：醒語:如……馬東籬《百歲光陰》：“上床與鞋履相別。”憤語:如……馬東籬《薦福碑》：“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兪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二集，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306頁。■同上，第382頁。
  • 受癡呆福，越糊塗越有了糊塗富。”又“枉短檠三尺挑寒雨”。達語:如……馬東籬《百歲光險》：“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諧語:如……馬東籬《薦福碑》：“不爭你日轉千階，我便是第三番又劫著個空寨。”又“往常我望長安心急馬行遲，誰承望坐請了一個狀元及第。恕面生也白象笏，少拜識也紫朝衣。今日個列鼎而食，煞强似淡钣黃臺，到今曰恰回味。”……馬東籬《青衫淚》：“我則道過中年人老朱顏改，誰想他摸郎君虎瘦雄心？”又“這道他詩措大酒遊花，卻原來也會治國平天下。”……馬東籬《任風子》：“人的首級他強要，他小心兒不肯自量度，可不道君子不奪人之好？”景語:如馬東籬《青衫淚》：“冰壺天上下，雲影樹高低，誰倩王維，寫愁入畫圖内。”隱語:如馬柬籬《岳陽樓》：“這墨瘦身躯無四兩，你可便消磨他有幾場，萬事皆如此，則你那浮生空白忙。他一片黑心腸，在這功名之上，敢糊塗了紙半張。”■這些例句，套數、劇曲皆有.很見藝術功力，程氏為之舉出，為我們提供了獨特的闡釋思路。當然，直接對馬致遠作品進行評論的曲論著作自不止以上三種，此處僅約略言之，以見一斑。■兪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一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三集，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418-422頁。
  • 论晚清小说《醉茶志怪》的怪诞与讽剌艺术李云*在晚清小说的分类研究中，对神魔小说、世情小说、侠义公案小说、讽刺小说等关注的比较多，对怪诞小说关注的则比较少，有刘燕萍女士《怪诞与讽刺-明清通俗小说诠释》一书，为集中探讨明清小说怪诞讽刺艺术之力作，惜未涉及到《醉茶志怪》。《醉茶志怪》是天津晚清作家李庆辰（约1838-1897)的一部文言小说集，最早刊印于1892年,后屡被刊印。目前，人们对《醉茶志怪》还没有真正的了解，总是以《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的标准去评判它，只见其外表，未见其精华。《醉茶志怪》最大的成就是其怪诞与讽刺艺术，作者运用了各种怪诞的手法，达到了讽刺的目的。雨果认为:怪诞一方面创造了畸形与恐怖，另一方面却是喜剧化与滑稽的。可见，怪诞的基调就是恐怖与喜剧或滑稽所引起的不协调。①喜剧和滑稽的作用在于缓和恐怖的感觉,使读者更易接受。怪诞是《醉茶志怪》受欢迎的真正原因之所在，也是其最独特的成功之处。一、《醉茶志怪》中的欢闹式怪诞和恐怖式怪诞恐怖与滑稽是怪诞作品同时必备的两种要素，但“每个怪诞作品中，滑稽与恐怖的比例不相同，滑稽成分重的可归人欢闹式怪诞一类;恐怖成分浓厚的则可归人恐怖式怪诞一类。”②《醉茶志怪》中的怪诞作品很多，据其元素的多寡，大至可分为恐怖式怪诞和欢闹式怪诞两类。恐怖式怪诞总是建立在丑陋、邪恶、狰狞可怕的事物之上。如卷一《狐伏*李云: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①参见刘燕萍《怪涎与讽刺一明清通俗小说诠释》，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②刘燕萍《怪诞与讽刺一明清通俗小说诠释》，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 妖》，刘生在村外散步时，遇到一个美女“青衫素裙，其貌袅娜，发绾高髻,顶颭绒球，红艳灼灼。”“肤白如玉，肌腻如脂，”③刘生与她发生了性爱，未几，刘生就病了，回家静养，女子也隐形跟着他到家。家人请了狐仙为刘生除妖治病，狐仙做法前说不能看，家人说为什么不能看呢？狐仙说是怕吓着你们，若看也无妨,于是家人就留下来看，“旋见室中风起，从承尘上出一黑蟒，身粗如梁，顶赤色如丹砂，遍身鳞甲，黑亮如漆，蜿蜒蟠屋内几满。”原来，女子是黑癖变的，反差真是太大，让人觉得恐怖恶心，女子的娇艳美丽与黑蟒的丑恶形象极其的不协调，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头顶上的那抹红。这种怪诞，恐怖的成份更多，所以为恐怖式怪诞。《醉茶》中还有许多欢闹式怪诞，有着滑稽可笑的气氛。如卷二《狐仙》，王氏家中多狐仙，有客来访,对狐有不敬之词，晚上，客刚就枕，听见门自己开了，有健男四人猝人，来势汹汹的要惩罚他，让他觉得害怕，但是他们惩罚的方式却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各拽他的一条胳膊、大腿，向空中抛，高过屋脊,将要落地时，四人又把他接住，然后再向上抛，让客在忽高忽低中胆颤心惊，如同戏弄小儿一般,这个场面十分滑稽，甚至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这四个狐仙真是太顽皮和恶作剧了。幸而来了一位白须老叟，给他们叫停，四个狐仙鼓掌而散，客则呕吐昏晕，不知人事，故事就在一片鼓掌欢闹和昏头转向中结束了，极具欢乐和滑稽气氛，是欢闹式怪诞的典型一例。作者李庆辰可以说是一位怪诞大师，擅于利用生活中的趣事来制造欢乐的怪诞。如卷二《泥骷髅》，有一村人在古墓旁躲雨，见土中有一骷髅，“戏以湿泥抟其面，捏作五官,复以所买之枣与蒜纳诸其口，置墙窟中，雨晴遂去。”后来村里出了怪事，每夜都能看到红如灯球之物,这个怪物一边飞还一边喊：“枣甚好吃，蒜太辣。”骷髅本是恐怖之物，却因它生活化的语言让人忍俊不禁，原来它也能品尝枣甜蒜辣啊，遂形成欢乐的怪诞。这种欢乐的气氛能让我们忽略恐怖所带来的不安,可见作者手段之高明。作者还擅于运用生活中的普通场景来制造怪诞，突出滑稽搞笑。如《夙债》中,孔孝廉参加会试,入闱后却有个鬼来找他讨前世的债，孔生非常害怕，许诺考试结束后还债，鬼却不同意，要撕了他的卷子，孔生更害怕了，哭了起来，求他别撕,这时候鬼却说，“速缴尔卷，即不相扰,否则不尔活也。”快交了你的卷子,我就走，否则我就不让你活，孔生无奈之下缴了卷子，然后鬼也走了。这个鬼哪里是来讨债的，分明是来捣乱的，让人觉得可怖又可笑。李庆辰在怪诞手法的运用上，可谓是炉火纯青，而且他文笔俱佳，在短短篇③（清）李庆辰《醉茶志怪》，齐鲁书社2004年,第46页。所引原文皆出自此书，后不再注。
  • 幅中波澜起伏，极具魔幻色彩。如卷二《蝶蛛》中，蝴蝶成了精，“遇踏青女儿,则飞穿裙底，翔舞髻端，扑之终不可获。”对女子们的追逐是顽皮又恼人的，蝴蝶还能幻化出惊人的美丽，“邑朱氏有别业在此村，皓壁朱门，廊舍华丽。蝶入其厅，展翼则墙为之满。翅上花草云霞，五色炫烂,虽工于画者不能描。”这种魔幻色彩的炫丽，最好的画家也不能描绘出来，如此美伦美奂应该是一种瑞兆，但是蝴蝶却“好隔窗以喙吸人口鼻，血流不止乃死,笔锋一转就突显了蝴蝶做为精怪的恐怖性，能够在瞬间用非常恐怖的方式杀人，寥寥数字营造出了怪诞的氛围，可见作者笔力的深厚，技巧的娴熟,构思的奇妙。二、《醉茶志怪》中常用的怪诞技巧1.《醉茶志怪》中常用的怪诞技巧是反常,既包括肉体的反常又包括精神的反常。肉体反常者，最常用的是变形，如通过变大或变小来制造怪诞。变大者，如卷二《巨头鬼》:邑萧某提灯夜行’遇一鬼’“高三四尺许，头大如瓮，面色深青，目炯双灯，齿森长戟，以两手捧颊，行步蹇缓。见人至，退避墙隅。萧固胆壮，以灯柄击其头，鬼目蹙眉攒，似甚痛恶。释之。归病，月余始瘥。”黑夜遇鬼是一件可怖的事情,但是这个鬼奇怪的形状却让人觉得好笑，它只有三四尺高，是个矮子，但是却顶着一个巨大如瓮的头,大头小身子，比例严重失调。虽然他面色深青，目炯如灯，森齿长戟很吓人，但是捧着大头，缓缓走路的样子又非常可笑，而且,这个鬼是个胆小鬼，见了人就退到墙根下。萧某胆大，欺负这个胆小鬼，用灯柄打鬼的头，鬼“目蹙眉攒”，因为疼痛而挤眉弄眼，样子古怪滑稽，引人发笑。作者在创作中有意识以变大变小来制造怪诞的色彩，如卷三《曹商》，太谷的曹商，半夜走路，看到有小车长尺许马大如鼠，人裁如指，戴小缨帽如钱”，一切都那么的小而滑稽，但走的还特别快，曹商说“戋戋之物,行何速也，待我追及踏碎之!”曹商把脚伸出去，忽听砰然一响,那些小人小马一下子变大了：“高与城齐，人如魍魉，马类犀象，执鞭怒视，其状狞恶。”与刚才的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曹商听到车中的人说：“此西贾也，宁舍命而断不舍财。勿伤其生，搜取腰中钱钞可也。”曹害害怕极了，怕他们真的来抢钱，在变小又变大的怪诞中狼狈而逃。醉茶子在结尾说“曹其遇仙耶？何变相之速也?”实在是作者笔底的魔力让其变相如此之迅速。作者有时把人变为动物，以取得怪诞的效果,如卷三《林承嗣》中，林生遇到狐仙，狐仙给他一个隐身的法宝和阅世的眼镜，带他去富贵人家一看真相，“坐食者,率皆狼豺犬兔牛羊辈，殊无一类人者^”又见“屋内教小猪坐椅上,捧书咿
  • 晤，一乞丐坐摊皋比，手持界方，指挥督责。生自怪小猪焉能读书，摘镜审视，则数纨裤儿与一塾师而已。”以不义之财致富的人们都变成了狼豺犬兔牛羊等兽类，读书的纨裤子弟变为小猪，而塾师则是叫化子，在怪诞中揭露出他们丑恶的本性。作者还利用半人半兽的变形来制造怪诞,如卷三《山神》中的二童子，“貌皆猿目鸢眉，率如鹗獍。”虽是人类，但貌却凶狠似兽类，怪诞中透出浄狞可怖。再如卷三《三世》“一人左手俨然豚蹄”恐怖而又滑稽，对多行不义的缙绅进行了讽刺和嘲笑。《醉茶志怪》中还有很多是把物变为人以取得反常的怪诞效果，物既有动物、植物、也有事物。动物变为人者如《鼠怪》中有老鼠变为身高尺许的小人,在深夜活动，可怖而又可笑。再如《茔中怪》：夜深人静时，有高三尺许的小人身披铠甲从冢中出来，牵白马“大如犬”，嘴里喊“顶盔换甲，将军上马”，让人觉得怪诞恐怖，不知是何方神怪。守墓人暗中埋伏机关，人马并获，谜底揭开了，顶盔戴甲的白马将军原来是“一大黄鼠骑白兔”，先前还是那么令人害怕，现在却让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这则怪诞故事极具童话色彩,精怪们的怪诞行为如同小儿们的游戏。除了把动物变为人，《醉茶》中还有把植物变为人的怪诞故事，如《树妖》中树成了精,在路上狂奔乱舞，与车夫纠缠起来，再如《木妖》某孀妇因坐在一段老木上乘凉，感木之气而产下一子，“儿肾内一木条，弯曲至脊，解视肢体,骨节皆如朽木”怪诞至极。作者李庆辰在一则《树怪》中提诗云：“恐予志怪少新奇，树露精灵树有知。”可见，他有意识把植物变为人做为志怪的新奇材料。这种植物变为人的故事在《聊斋》中也是有的，如《香玉》《葛巾》等篇,但《聊斋》中的变幻是美丽动人的,《醉茶》中的变幻却是怪诞可笑的，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特色>^除了动物、植物变为人者，还有一般的寻常物件也变为人者，如《陈氏怪》中，有纸糊不倒翁变成了人形在深夜做怪。除了肉体的种种反常与变形之外，作者还利用人类精神的反常来制造怪诞。如《三疯》中，三疯是个疯子，说他饥饿将死的时候，有一个三姑可怜他“招至其家，食尽珍羞，眠卧锦绣，真平生之奇遇也人们很奇怪他的话，偷偷往他住的古寺看，结果发现“三疯枕石酣睡，身旁覆一大蝎虎，长与人等，尾摇摇掀动。众骇奔出，始悟所谓三姑者，即此物也。”看到一个大蝎虎与三疯睡在一起，把人们吓了一大跳，真是可怖又可笑至极。2.以陌生的世界来制造怪诞，是作者常用的另一种技巧。如《山神》中，屠秀才被庄某邀请到家里为师，“山路拗折甚远，至一村，皆架术为居，状甚奇古。时已将曙，乃共人室，四壁槎枒如巢。”村庄是奇怪的，房屋也是奇怪的，不像人类所居。二童子出拜，“貌皆猿目鸢眉，率如鹗獍。”半人半兽的造型加重了恐怖。二童子与邻子一同读书，总是欺负邻子,一天打斗之后，竟然“擘邻子胸探
  • 食肺脏”，露出了狼子的兽性，屠秀才吓得大惊而逃，出门却不认识路,只能奋身野窜，“忽有二狼从荆棘中跃出，倒衔屠衣，曳行数武，惊骇欲绝。”在危急关头,幸有山神出来相救，击毙二狼，把胆战心惊的屠秀才送出去，“出则重峦迭岭，不复有道路。”那个陌生的世界在他的面前消失了，他重新回到了人间世界。再如《白塔寺》中，接生妪“至一第，门仅如窦，”特别小的一个门，是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标志,进去之后，别有洞天楼阁连亘，服物奢侈。”女子产下的四子，“体俱肥茁。惟尻际有小尾，不时摇动,啼声啾啾。”半人半兽，怪诞可爱，不知是何仙怪。妪出来之后，那个怪诞的世界就不复存在了，“回顾并无屋宇，乃麻楷垛也。”作者创造陌生世界的技巧是非常高超的，有时，正常的人间世界，换个角度看，也会成为陌生的世界。如卷三《冥狱》，陈某是个正常人，担任着阴曹掾属的职务，经常沉睡数日去阴曹办公，有人问他阴间是什么样子？他说每次到了就办案牍，没有机会看见。那个人就劝他穷探胜境，陈某起了好奇心,恳求鬼卒引窥冥狱,鬼卒就带着他游历阴间。陈某看到一个巨井“俯视别有洞天，其中动植飞潜，无物不有。珍禽异兽，纷往沓来，景殊奇绝。俯瞰既久，忽目眩，身倾倒，跌井底。荡荡然如堕万仞深渊，骇极大号，陡觉肌体冰冷。”井里展现的世界简直像个万花筒一样，五彩斑阑，令人向往。他看得太久，目眩跌进了井里，吓得大叫起来，幸好还没有摔死,只是觉得肌体冰冷，怎么回事呢？他“开目四顾，则已婴儿卧襁褓中矣。始悟托生人世，焦极无策。”瞬间变成了一个婴儿,投生人世了。他才明白井里看到的五彩世界并不是仙境，而是人间，怎么办呢？焦急无策之时,幸好鬼卒又想法把他招了回去,让一个童子去投生，这真是一趟怪诞的奇妙之旅。作者创造的精彩的陌生世界，只是换了一个角度看，但这一换和一看，就生出了怪诞的故事。三、怪诞中的讽刺“怪诞讽刺之作，揉合怪诞和讽刺的艺术。利用滑稽与恐怖,结合反常的变形、夸张、惊愕以及陌生的世界等怪诞元素，来表达讽刺，用以反映社会上的种种弊端，或者是人性中的种种丑恶。”④《醉茶志怪》正是利用怪诞的方法讽刺了世间种种的丑恶现象。色是人的基本欲望之一,但是许多人的色欲是贪婪的，作者就以怪诞来讽刺人性中贪婪的色欲。如卷二《杜生》中，两个狐精把髑髅戴在头上,转眼间就变成了美女,去诱惑杜生,一狐离开时“至帘外，手提髑髅，化金光而没。”一狐在④刘燕萍《怪诞与讽刺一明清通俗小说诠释》，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 屋内与杜生欢好，能看见鬼怪的仆人，视以左目，看到“髑髅横陈榻上，狐以口含生下体，不觉毛发俱悚。”这个场面真是滑稽又恐怖，肉体之欢隐藏着杀身之祸。果然，杜生不听仆人的劝告,很快就病死了。醉茶子曰：“色之陷人,溺其情者死而不悔，所难堪者，冷眼旁观之人耳。苟能打破尘关，则搓酥傅粉之流,安在非头戴髑髅之怪哉！”讽刺色欲之陷人，劝诫世人打破尘关，不要沉迷于色，色欲害人，但世人却乐此不疲，作者以怪诞手法讽刺了官场中好游狭邪之人。如卷二《冷香堂》，某官和友人喝酒之后独往妓院，看到“冷香堂”的牌子，欣然而入，去寻找美娇娘，里边的气氛却是恐怖的，前导之人短躯，面目难辨,室内灯火荧然，有一女子，面貌黄瘦，类久病人，她请某官稍坐，即唤姐妹来，旋听到女子的鞋响，这预示着美人来了，一女子搴帘入，但是却“身高及床，头大如斗，双目炯炯，光焰四射。”是一个怪模怪样的鬼，让人忍不住要笑，但一个还不够，俄又来一女，这个却是“身高如竿,头小如盏，向床并立。”一个矮小大头鬼，一个高挑小头鬼，两个怪物并立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滑稽又恐怖’把某官吓得昏死过去,天亮后仆人发现他卧在丛冢中，在怪诞中对官场押妓之人进行了绝妙的讽刺。还有一些书生也好游狭邪,作者亦利用怪诞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如卷一《某生》，某生在晚上，路过一个小屋，屋小仅容其身，一妇人背灯坐,略通数语，就解衣登榻，拥妇共卧，渐人温柔乡中，在偎傍之际，某生“顿觉北风烈烈，冰雪砭骨。”惊起一看,并无屋宇，原来是卧在一块败棺板上，“大雪漫漫，殆将半尺。旁一骷髅横陈，亦为雪没”，他害怕极了，光着身子在大雪地里捡回自己的衣服，回家后就大病，送了命。结尾醉茶子曰然不作北里之游，纵使遇鬼，亦何至赤身僵卧，终以此杀身哉？是足为游荡者戒以怪诞来讽刺和劝诫好游狭邪的书生们。文人墨客好多情，喜舞文弄墨做一些淫荡之诗词，作者也利用怪诞对他们进行了温婉的讽刺。如卷二《泥女》，古寺里有一个侍婢站像，“衣裳鲜洁，容光鉴人。有狂生姚某,见而情动，戏题一诗于其襟”，生归斋后女子叩扉而入“含笑坐生膝，回顾流盼，芳香袭衣。”正在生“神荡情摇”之时，“俄觉双股重压，痛不可忍。细视非女，乃庙中石质焱也。转侧不能，腿骨欲折。急呼人至，觅数健夫始舁下，双膝废矣。”坐在腿上的美女顿时变为了石质焱，真是可怖又可笑，醉茶子在结尾说“轻薄之行出于士子，岂习气然与？而以淫词亵渎神，宜其获显报也。舞笔弄墨者戒之。”以此怪诞之法来讽刺和劝戒舞文弄黑的轻薄士子们还有讽刺情痴不悟者，如《东光女》，女子因为嫉恨情郎娶了别人，就把男子的生殖器割下来，“藏诸荷囊，常佩于身，暇时取出玩视’持其柄而摇之，则两旁耳环自击。”男性的生殖器在女子的手中像个小小的拔浪鼓，恐怖而又滑稽鸦片在清代成为一种流毒，不仅使人丧失了健康，还使人丧失了人格，变成烟鬼，作者利用怪诞艺术对那些烟鬼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如卷一《马生》，马生
  • 是一个不可药救的烟鬼，因为吸鸦片而死，成了鬼之后还是恶习不改，因为吸大烟误了参加阴曹的科举考试,牛鬼来捉他。马生伏身舐烟灰的动作，令人作呕,被牛鬼骂以畜牲，马生被刺死后，牛鬼却说，没事儿，没事儿,这不是真死，就是像咽喉科所说的斗底风,嗅一下烟灰就活了，在恐怖中融人生活中的笑话，惹人发笑。作者以怪诞的手法来劝诫世人’大烟不仅让人误了前程，还丧失了自尊，摇尾乞怜，甚至让人变得比鬼都不如、比畜牲还不如，所以千万要拒绝大烟的毒害。作者讽刺了社会上各种性恶之人，如《化犬》中，丁某贪暴霸产,无所不为，死而化犬，以此来讽刺绅士贪暴者,劝诫世人要善良积德。如《孙某》中，孙某好吃斋诵佛,但是却喜欢剥生猫而炙食，异常惨忍，“将死时,群鼠攒集其面，嚼耳鼻殆尽，始气绝，”既可怖又可笑，在怪诞中对于冒善名、行恶事的人们报以辛辣的讽刺。还有刀笔吏者虽不是官，但却因职位的特殊，掌握着生杀大权，有时能至人于死地，所以，作者利用怪诞艺术对这种人进行了讽刺。如《控鬼》，介休诸生善刀笔，乡里稍拂其意，辄健讼不休，人们畏他如虎。一夜’自邻村归，“见垄畔卧一大鬼，身长盈亩，曲肱作枕，齣鼾酣睡。烛之，青面赤须，貌极狞恶，”大鬼的样子很是吓人，但是生却怒叱鬼：“作怪惊人，毫无忌惮，定有讼尔。”“抽笔作词，焚于城隍神前。”把大鬼告到了城隍神那里，结果怎么样了呢？次日复经其处,见大鬼长跪,哀求他开恩再作词开释。可见生的讼词是多么厉害吧，不仅在阳间让人们害怕，在阴间让鬼神也害怕^《醉茶》中还以怪诞的手法讽刺了不学无术者,如《祈雨》中，张太守幕客某善驱遗术，可以求雨，也可以送雨，张公子见了之后苦求其术，某不传给他，公子就趁着某外出偷了符篆，“试之果验，”下起雨来，但是雨一直下个不停，他想要逃跑忽云开雨霁，有大蛙毒蛇数十自空坠落广天上突然下起毒蛇和大蛙来，真是非常怪诞,“公子急奔，物集足下，大肆螫噬,踝骨血流’几乎毙命”，后“因惊成疾，数月寻亡。”因为不学无术，不仅闹了大笑话，出了大洋相，而且还葬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作者在怪诞中对这种不学无术者进行了讽刺。再如《矢魔》中，“蒲阴有怪曰‘矢魔’，状如布囊，恒夜出，远闻臭气，即知魔至。”“猝不及避，则粪汁污衣，臭秽不可耐。”友人戏曰：“是必精于墨艺者，没后为此怪。不然遗臭之外，更无他长”以此污秽恶臭之物讽刺那些不学无术却自诩“精于”墨艺者，他们的作品毫无意义和价值，只会遗臭万年而已。综上，怪诞与讽剌是《醉茶志怪》最大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使其在清代文言小说集中可以自成一派，堪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一流作品鼎足而立。李庆辰堪称晚清小说家中的怪诞大师，他的故事在短小的篇幅内，充满了滑稽与喜剧色彩。
  • 陳洵《海綃詞》晚年之轉境譚勇輝*引言晚淸詞人中有成就者，大多在融會各家所長後建立自己的風格面目。如“淸末四大詞人”中，王鵬運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淸眞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說契若針芥。”+鄭文焯“詞格由白石歷夢窗，以窺淸眞、東坡，而終與南宋諸賢為近。”②朱祖謀詞“融合東坡、夢窗之長，而運以精思果力。學東坡,取其雄而去其放;學夢窗，取其密而去其晦。遂面目一變，自成一種風格。”③況周頤“小令得淮海、小山之神，慢詞出入片玉、梅溪、白石、玉田間。”④這些評語充分顯示出他們的學習過程多少都受周濟習詞途徑說的影響,而且其師法的對象大多為常派所讚賞的詞人,反映了當時的創作風尙。陳洵（1870-1942)，字述叔，廣東新會人，晚近著名詞人。少有才思，游江西十餘年，晚歲任廣州中山大學詞學講席，日戰期間舉家避難澳門，1942年卒於廣州寓所，傳世之作有詞集《海綃詞》與詞論《海綃說詞》。陳洵亦深受周濟的啟發而選擇以“由吳希周”(吳指吳文英，周指周邦彥）為學詞途徑，尤其極力師法夢窗詞，曾被朱祖謀譽為“神骨俱靜，此眞能火傳夢窗者"。⑤相對於“淸末四大家”的眾師所長，他則屬於“一門深入”。張爾田曾致信夏承燾云彊翁之學夢窗,與近人陳述叔不同。述叔守一先生之言，彊翁則頗參異己之長。”⑥張氏所言雖為的論，但卻忽視了陳洵“守”而求“變”的特色。縱觀陳洵漫長的創作生*譚勇輝: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①鍾德祥《半塘定稿》序，《淸名家詞》第十冊，第2頁。轉引自朱德慈《常州詞派通論》，北京:中華書局，第226頁。②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占籍出版社，1997年，第461至462頁。③蔡嵩雲《柯亭詞論》，《詞話叢編》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914頁。④蔡嵩雲《柯亭詞論》，《詞話叢編》第五冊，第4914頁。⑤陳洵著，劉斯翰箋注《海綃詞箋注》附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⑥夏承燾《夏承燾集》（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敎育出版社,1997年，第437頁。
  • 涯,其早、中期全心全意實踐“由吳窺周”的理念，所以風格旣穠摯綿密又富豔精工;到了晚期,詞風發生明顯的轉變，可說是在吳詞的滋養與潤澤後破蛹而出，展現出一派洗淨鉛華卻又意蘊深厚的姿態。一、晚年詞境的醞釀歷程《海綃詞》後期的風格可以“質樸高遠”來概括，簡單來說，“質樸”指其語言平淡樸實，注重眞情實感的自然流露，“高遠”則指境界遼闊。此風格的面貌是經歷長期的潛心探索後才逐步成型的,在《海綃詞》卷一中，就收有少數幾首呈現出後期風格“雛型”的作品,說其為“雛型”是因為只具有表面語言文字的疏樸，但情感未臻沉厚，境界離高遠也尙有一段距離。筆者認為這些詞乃《海綃說詞》中所謂“吾意則以周、吳為師，餘子為友，使周、吳有定尊，然後餘子可取益。於師有未達，則博求之友;於友有未安,則還質之師”的具體表現。為便於分析,現抄錄兩首相關詞作於下：寒食後，應只有重陽。佳節最宜觴。便無花月猶多賞，有時風雨也悲涼。問秋心，當此會，落何螂。漫種個、樹兒閑亦老。更化個、蝶兒眠亦好。翻舊貌,換新霜。白衣自勸陶元亮，金衣誰慰杜秋娘。笑匆匆，茱萸事，直須忙。（《最高樓》[重九]⑦）此花除我更無郎。猶是隔年春。窥牆便欲深心許，歲華静、蜂蝶逡巡。香訊懶封，閑門早閉，各自過黃昏。何郎詞筆久銷魂。垂老尚情親。小樓繡被熏香罷，又還念、空谷佳人。輸與夜來，一方明月，流水二三分。（《一叢花》[郎西一廢園新種梅數十株，連日六禾來訊，余未有以應也。偶出見花，喜報六禾]⑧）第一首為重陽詞，抒發及時行樂與感歎人生如夢這樣一個傳統詩詞中常見的主旨。此詞有意仿效辛棄疾的同調詞[吾擬乞歸，大子以田產未置止我，賦此罵之]以連貫而下的散文句式來表達内心情感，文字淸新流暢，多對偶句卻是較古樸而不那麽精巧,以致在感覺上並不明顯，而且詞句間好使用虛詞如“應只”、“最”、“便無”、“猶”、“也”、“何”、“亦”、“更”等來連接，文氣特別流暢。其語言雖明白如話，實則是化用典故而不著痕跡的表現，如“漫種個、樹兒閑亦老。更化個、蝶兒眠亦好”二句，前句暗用《世說新語•言語》“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琊時種柳已皆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⑦《海綃詞箋注》，第109頁。⑧《海綃詞箋注》，第168頁。
  • 表達世事滄桑之感;後句則以人們熟悉的“莊周化蝶”典故來抒發人生如夢之感慨。而且，這兩句的句法實直接模仿辛棄疾的同調詞中的“待葺個、園兒名佚老。更作個、亭兒名亦好”，以輕鬆閒散的語調來抒發消沉的意志，仿佛多了一層自嘲的意味。從以上分析可知，陳洵這首詞的創作理念很可能就是為了要以辛詞“以文為詞”之豪宕疏朗與酣暢淋灕，來緩解學習吳詞過程中所所面臨的堆砌晦澀之弊。第二首同樣是語言淸疏之詞,然相對於第一首的平鋪直敘，其在時間、空間的構置上可謂獨具匠心。詞上闋在空間上營造一種“層層退卻”的感覺，如“此花”二句先從園中看花，“窺牆”二句則退至庭院牆内，“香訊懶封”三句則又退至居中不聞不問。至於下闋,則在時間上營造一種“層層遞進”的感覺，如“何郞”二句從友人黎六禾著筆，先寫其平日對梅花的鍾愛,“小樓”二句寫其近來深夜未眠與對花期的關切之情，結尾三句又轉寫夜間初綻放之梅花,然卻不實寫，而是以明月流水來襯托梅花的神韻，與開頭遙相呼應。此外，上闋中詞人的漠不關心又正好襯托出下闋友人的關切之情。總的來說,此詞筆致靈動，富有層次感，其結構方式旣不同於周邦彥、吳文英詞時空交錯，又不同於姜夔詞的疏散折宕,而是層遞中帶有回環趣味，其再配以淸疏優雅的語言文字,因此又不失圓潤之姿。上述兩首詞說明陳洵在早期就有意創作周、吳二家以外風格的詞，寬泛地說,這些詞大抵屬於淸疏明快的風格範疇，而且由於並非陳洵孜孜以求的審美境界，所以其宛如一脈剛從泉源中冒出的細流那樣尙未引人注目，似乎在踽踽前進中等待著各種因緣的彙聚以壯大成勢。二、“質樸高遠”的深意陳洵到了創作生涯中、後期，其詞作開始形成另一種風格的面貌。有關作品相較於之前論述的《最高樓》、《一叢花》，可謂在平淡樸素的語言與舒緩的節奏中多蘊含了一種悠遠的韻味,而且境界也由狹轉大。關於《海綃詞》風格轉變之導因，筆者認為可從兩點來進行論述。其一、是陳洵創作心態的轉變，這種情況正如朱庸齋的《分春館詞話》說的那樣：“少年為詞，喜刻意求之,每於鑄詞造境間,希與古人較勝,以其精力充沛,此則老不如少者也，然所得乃古人之體格而已。中年以後,限於精力，不斤斤於字句求工，偶爾命筆，語不堪奪目，而思路深遠，意與古會，以其閱歷多、積學固也，此則少不如老也，蓋已具古人之神致矣。”⑨其二、陳洵可能受了明儒陳白沙文學思想的影響。陳白沙原名獻章，字公⑨朱庸齋《分春館詞話》，《近現代詞話叢編》，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第336頁。
  • 甫,本是廣東新會人，少年時隨祖父遷居白沙鄕（今屬江門），故世人稱“白沙先生”。陳白沙是明代心學的開創人物，又是詩人，其“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⑩，因此在文學創作上主張“率吾情盎然出之”■反對矯飾雕琢，認為“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陳洵與陳白沙旣為同鄕又為同姓，故容易產生因仰慕而仿效的心理，陳洵友人熊潤桐稱其“於塡詞之外,好讀宋明儒書，居恆以白沙‘名節，道之藩籬’一語激勵後進”■可見一斑,除了道德思想,陳洵在創作觀念上所受的影響亦可能是潛移默化的。為了使大家能對陳洵晚年詞風的具體面貌有著淸晰的體會,特列舉二首備受好評的詞於下：人生重九且為歡。除酒欲何言。佳辰慣是間居覺，悠然想、今古無端。幾處登臨多事，吾廬俯仰常寬菊花全不厭衰顏：一歲一回看。白頭親友垂垂盡，尊前問、心素應難。敗壁哀蛩休訴，雁聲無限江山。（《風入松》[重九]⑭）人生離合似萍蓬。時節苦匆匆。年年寒食空相憶，今年見、蠟燭光融。往事山河夢裡，高談風雨聲中。承平冉冉逐孤鴻。天間更無蹤。相攜便作佳期看，親知面、也算遭逢。幾點飛花門巷，依然故國東風。（《風入松》[甲戌寒食，陳劍秋、葉霜南、張庶平、葉茗孫、韓樹園先後來過，皆數十年故人也。獨劍秋時相見，其四人皆避地香港，湘南乃至四十年不相聞，庶平則年已九十矣。良辰聚首，往事茫然，聲以寫之，亦余情之不能已也]■)《海綃說詞》曾評析過吳文英三首《風入松》詞，對之“最為傾賞，故屢效為此調。”■而之後陳洵又以《風入松》詞調來寫反映詞家轉境的作品，意義就更加非凡。第一首為重陽詞，作於1927年，雖然一洗吳文英詞的穠麗字面，但寫法其實還是源自吳文英。吳文英詞善用的“空際存想”、“緣情佈景”，極具游思縹緲、神光離合之妙，而陳洵這首詞用的正是這種以思緒與想像為主導線的手法。比如說前代詩人在詠重陽節時多寫登高臨遠，但陳洵這首詞卻偏偏寫佳節閉門不出，純粹抒發佳節引起的人生感慨，雖不即景卻仿佛身臨重陽之景，眞所謂⑩[明]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頁。■[明]陳獻章《認眞子詩集序》，《白沙子》卷之一，四部叢刊三編景明嘉靖刻本，第3頁。■[明]陳獻章《與張廷實主事第九書》，《白沙子》卷之二，第51頁。■熊潤桐《陳述叔先生事略》，《海綃詞箋注》附錄，第498頁。■《海綃詞箋注》，第329頁。■《海綃詞箋注》，第388頁。■陳永正《嶺南歷代詞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8頁。
  •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方之表’，讀之使人忘其淺近，自生遠志。”■朱庸齋《分春館詞話》云大家為詞,旣善寫景，又能做境。寫景乃就目中所見而描之。做境乃就心中所念而構之。往往每一念至，境隨心生。能寫吾心，即為好詞也。”■陳洵此詞當為“做境”之妙。從語言節奏上看，此詞尤善用虛字傳載情緒，如“且”、“欲何”、“慣是”、“全不”、“應”等，皆極跌宕之致，雖然捎帶出抑鬱寡歡與孤高落寞之情，但由於通篇語言文字樸素簡練，因而越發顯得含蓄蘊藉。第二首詞寫寒食節與好友重逢，作於1934年,當時陳洵已從沉淪潦倒的私塾先生升任中山大學敎授，生活境遇的改善促使他創作這首詞的心境更加沉穩知足,更能顯現出面對人生無奈時的寬容心態。也許正是如此，朱庸齋才會認為“彊村、遐庵俱賞述叔《風入松》[重九]詞，其實‘甲戌寒食’之作似較‘重九’更勝，字面去夢窗愈遠，而神理愈深，即所謂‘運密入疏,寓濃於淡’者，語淡而情苦，眞合重、拙、大為一手。”■仔細端詳此詞質樸自然的文字内部,其實依然運用了從吳文英那裡學來的技法,只不過較上一首來得更加自然無痕，比如說“寒食”承接“時節”由泛處落實到實指，“空相憶”呼應“人生離合似萍蓬”等，用的是勾勒之法;“年年寒食空相憶”至“高談風雨聲中”四句當中，共用了兩次“逆入今出”之筆;“承平冉冉逐孤鴻”已比喩年華逝去不復之感，“天闊更無蹤”更補足此意,用的是“加倍”寫法。凡此種種，說明陳洵此詞“當來自其平日根柢、涵養、性情、襟度，意有所會，即便下筆。其法來諸自然，未有先行安排法度然後下筆者”■，已達到不必求法而法自具的地步。此外,就兩首詞的境界而言，已從早期詞中家居、庭院、園林等狹境，轉為自然山水間一種深具渾樸高遠之致的大境。比如說第一首詞的“敗壁哀蛩休訴，雁聲無限江山”，將之前萬千心事一齊收束，轉情入景，由近推遠,將一己之哀樂榮辱一併付與無限廣闊的天地之中，表現了一種沖淡而自我釋懷的胸襟，朱祖謀之所謂“在文家為南豐，在詩家為淵明”■、葉恭綽之所謂“渾厚轉為高渾，此境最不易到”即得力於此。又如第二首中的“往事山河夢裡,高談風雨聲中”、“承平冉冉逐孤鴻，天闊更無蹤”、“且喜落花門巷，依然故國東風”諸句，皆以蒼茫淡遠的景象襯托出依稀而漫長壯闊的時空感，發人深思。除了上述兩首之外，即如晚年所寫的幾首詞都以高遠境界中蘊含悲慨取勝，茲舉陳洵於1940年避難澳門期間所寫的《瑞鶴仙》[得廣州門人書，有海綃樓中秋之約，此固主人所■陳永正《嶺南歷代詞選》，第329頁。■朱庸齋《分春館詞話》，《近現代詞話叢編》,第343頁。■朱庸齋《分春館詞話》，《近現代詞話叢編》，第435至436頁。■朱庸齋《分春館詞話》，《近現代詞話叢編》，第345至346頁。■《海綃詞箋注》附錄,第494頁。
  • 甚願也]為證：近人惟有月。算高樓天遠，和他誰說。登臨倦游睫。暗蒼波落日，斷崖重疊。魂销夢怯。舊家心、逡巡去蝶。把從來故國平居，付與候蛩吟徹。親切。尊前有分，美景良辰，未應虚設。風流易歇。海邊訊，暗塵咽。但高寒不改，年年宫殿，多少興亡坐閱。甚人間、只道佳期，怕成怨別。■詞人的家國之感，在隔海遙望中揮灑得淋灕盡致。詞上闕抒寫登樓望月感懷，哀歎有家歸不得與故居人去樓空的悲涼;下闕從未能赴約之憾，復歸結於望月懷遠，末句假託年年坐閱興亡的明月發表議論，在宏大的時空意識中，表達了人類對團圓的永恆追求。這些詞的意境其實與柳永的[八聲甘州]之“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曲玉管》之“隴首雲飛,江邊日晚,煙波滿目憑欄久。立望關河，蕭索千里淸秋,忍凝眸”等有極為相似之處，都是以秋天高遠的景色興發傷感的情緒，並借助壯闊的景象將沮喪暗淡的色彩沖淡。基於這點相似性，我們固然可以說陳洵受了柳永的影響，但若從陳洵的師法取向之角度來探討,就不能忽視吳文英詞這一藝術淵源。況周頤《蕙風詞話》曾指出吳文英“芬菲鏗麗之作,中間雋字豔字,莫不有沉摯之思，灝瀚之氣，挾之以流轉”■，意思是吳文英詞旣有穠摯深曲的一面,又有超逸高遠的一面。就其後者而言，如[八聲甘州]開端之“渺空煙四遠，是何年、靑天墜長星。幻蒼崖靈樹，名娃金屋，殘霸宫城”、結尾之“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渡江雲三犯》結尾之“明朝事與孤煙冷，做滿湖、風雨愁人。山黛暝,塵波淡綠無痕”、《解連環》開端之“思和雲結。斷江樓望睫，雁飛無極”，便都是很好的例證。■尤其是《解連環》一闋，陳洵《海綃說詞》評曰：“雲起夢結，游思縹渺,空際傳神。”■可見陳洵深諳吳詞精髓之餘肯定也受其影響，因此朱庸齋《分春館詞話》認為陳洵“晚年之作’其卷三各詞，多有轉進玉田者，不過法度仍為夢窗...........大抵作家暮年多運密入疏,寓濃於淡，即學古之篇，亦去貌存神。”■由此可見《海綃詞》從沉摯轉為高境,始終不離其宗尙。三、“由南追北”的實踐總的來說，《海綃詞》中這些質樸高遠風格的作品已洗淨鉛華，絕少使用穠■《海綃詞箋注》第402頁。■況周頤《蕙風詞話》，《詞話叢編》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447頁。■有關《夢窗詞》意境高遠的論述，參閱葉嘉瑩《唐宋名家詞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海綃說詞》，《詞話叢編》第五冊，第4854頁。■朱庸齋《分春館詞話》，《近現代詞話叢編》，第347頁。
  • 豔的色彩與雕琢密麗的詞彙和冷僻的典故,雖然少了細緻的鋪敘之筆，卻多了幾分深刻冷靜的人生哲理，除見於上述兩首之外，其他尙有如《定風波》之“莫倚良辰多樂事。何似。靑山綠水自華年”■，《玉樓春》之“尊前日日願花嬌，花若長紅人合少”■，《南鄕子》之“哀樂信無端。但覺吾心此處安”■,《踏莎行》之“浮生若只要春歡,春愁卻遣誰消受”■等等，無不蕴含了悠然自得的韻味，發人深思。正因為有著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為底蕴,才使詞避免了輕率或激烈的弊病,而符合了溫柔敦厚的美學追求。此外，即使不用曲折深曲的章法而純以淡語直抒，也不會讓人覺得味薄膚淺，達到了如朱祖謀所說的“淡而彌腴,如淵明詩”■之境界。需要強調的是,這類作品語言的樸素，又並不是輕率隨口而道，毫無修飾,而是高度精煉，洗淨了一切蕪雜濃濁的成分，才呈現出自然之美，其就好比一位儒雅老人分享人生故事一樣,和藹親切卻不失厚重。進一步說，陳洵早、中期的作品因為講究思力安排，所以難免都有一旣定的主旨内容;而晚期之作則往往即景抒情，多從感發而來，因此涵容了思鄕憶友、憂世傷國等種種感觸，呈現出渾成的面貌,其雖少有耀人醒目的警句,卻能從整體上去感染讀者的心靈。《海綃詞》從摹習周、吳詞風到自成一格，從宏觀角度來看其實是一種“由南追北”的實踐，因為早、中期那些摹習吳文英、周邦彥的詞作講究的是句法、章法的刻意安排，與南宋詞風接近;相反地,晚期的作品趨向於自然感發，又與北宋詞風接近。雖然陳洵在兩個階段中都表現得很不錯，但學者們更加欣賞晚期那些具有轉境意義的作品，這可以從一些重要的論文與詞選中找到證明。如龍楡生《陳海綃先生之詞學》在論述陳洵的詞風時，唯獨例舉《風入松》[重九]一首,認為“嘗一滴而知大海味，海綃翁在詞林為不朽矣”■,夏承燾《金元明淸詞選》獨收《南鄕子》[己巳三月，自郡城歸鄕，過區華吾西園話舊]。另外，龍楡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陳永正《歷代嶺南詞選》所共同收錄的《水龍吟》[丁卯除夕]、《燭影搖紅》[滬上留別彊邨先生]、《宴山亭》[辛未九日與風余諸子風雨登高]、《玉樓春》[酒邊偶賦寄楡生]，均屬於自成風格的作品。由此看來，陳洵的“由吳窺周”之主張只不過是其創作生涯中一個里程碑，當他潛心實踐，自覺達到目的後，便有意識要從“眞能火傳夢窗”的聲譽中超脫出來,並非只甘做“夢窗■《海綃詞箋注》，第356頁。■《海綃詞箋注》，第410頁。■《海綃詞箋注》，第350頁。■《海綃詞箋注》，第381頁。■《海綃詞箋注》附錄，第500頁。■龍楡生《陳海綃先生之詞學》，《龍楡生詞學論文集》，第489頁。
  • 第二”。這就好比佛家修行，當到達覺悟的彼岸後，就不再執著之前的修行方法，而是隨性自然地顯現本來眞面目。其實，陳洵力求蛻變也並非放棄了之前所學的一切，反而是之前對吳文英、周邦彥乃至兩宋婉約一派詞作的體會與鑽硏,為《海綃詞》新境界的開拓貢獻不少，正如況周頤所云:“學力果充,雖天分少遜，必有資深逢源之一日。書卷不負人也。中年以後,天分便不可恃。苟無學力，日見其衰退而已。”■陳洵三十學詞,七十綴筆，憑著永不止息的潛心探索與實踐，終於在“七寶樓臺”中更上一層樓，奠定了在詞史中的地位,錢仲聯《光宣詞壇點將錄》評其為“天猛星霹靂火秦明”■，位在夏敬觀、陳曾壽之上，可謂推許之至。參考書目1.蔡嵩雲《柯亭詞論》，《詞話叢編》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2.[明]陳獻章《白沙子》，四部叢刊三編景明嘉靖刻本。3.陳洵著，劉斯翰箋注《海绡詞箋注》附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陳永正《嶺南歷代詞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5.[明]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6.況周頤《蕙風詞話》，《詞話叢編》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7.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8.施蟄存、馬興榮等主編《詞學》第三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5年。9.夏承燾《夏承燾集》（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葉嘉瑩《唐宋詞名家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朱德慈《常州詞派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2.朱庸齋《分春館詞話》，劉夢芙編校《近現代詞話叢編》，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13.[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詞話叢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4.[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詞話叢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5.[清]周濟《詞辨自序》，《介存齋論詞雜著》附錄，《詞話叢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6.[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詞話叢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況周頤《蕙風詞話》，《詞話叢編》第五冊.第4410頁。■施蟄存、馬興榮等主編《詞學》第三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5年,第228頁。
  • 优入元祐，力破馀地——钟振振先生《酉卯斋诗词》读记胡善兵*施议对先生论及当代诗词创作时，曾将作者群体大致归为三派：“台阁派、学院派和山林派。”■台阁、山林二派，此处不赘。“学院”一派，主要是指在大学中文系（多是中国古典文学、文献专业）任教的“教授诗人”。“学院派”诗人一方面在古典诗词等学术研究上卓有建树，一方面又勤于吟咏，将研究诗词一道的心得体悟运用到创作中去，理论与实践并精。陈永正、钟振振、段晓华诸先生皆是当代“学院派”诗人的卓越代表。“学院派”诗人由于相同的学者身份，其作品大都具有尊体、尚古、重学养、书卷气浓等共同特点，但具体到每位诗人，亦有很大的不同:或宗唐，或祧宋;或抒沉挚之情，或多老辣之议;或好古而几近于“佞古”，或学古而不为所囿，力破馀地。“学院派”中，钟振振先生《酉卯斋诗词》尤具有鲜明特色。进取、高明、旷达子曰“绘事后素”（《论语•八佾》），陆游诗云“工夫在诗外”（《示子遒》），诗词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即是作者精神、志向、性情、学问等的外在表现。从钟先生的诗词中，可以读出一以贯之的“诗外工夫”：即进取的精神、深厚的学养、高明的识见以及旷达的襟怀。先生写于一九六七年的古绝《游泳》有云：“矫首逆江水，不向下游去。”即表达了高远的抱负和努力进取的决心、信心。又如《劝学三绝句与诸生共勉》之二、三云：学术潜心治，乾坤放眼量。河源星宿海，天际太平洋。*胡善兵：澳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①曾大兴:《登高知几重，太白连太乙—施议对教授访谈录》，北京:《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
  • 鸣髌穿七札，射艺校精良。老杜诗堪味:挽弓当挽强。语“壮”心长，直可以振靡起懦。勉励学生的同时,实亦是夫子自道。即便是这样短短二十字的小诗,看似“口号”而出，稍微留心细读一下，就会发现其章法、字句皆从锻炼中来。“学术潜心治”与“乾坤放眼量”、“河源星宿海”与“天际太平洋”从句意到每个字，都是精工的对仗；第三句承第一句“潜心治”，第四句承第二句“放眼量”，则是“双起双承”之法。后一首用《左传》郑国子都箭穿七札之典，并直用老杜原句作结，比喻为学须立大志气、下苦功夫，精益求精。诗本身则浑成一体。《酉卯斋诗词》较这两首更为精工锤炼的例子俯拾皆是,下文在品析其艺术特点时还会具体征引。—要之，这种“狮子搏兔”般的诗艺追求，正是钟先生“矫首逆江水，不向下游去”之进取精神的表现。建立在深厚学养上的开阔视野与高明识见，多体现在先生的一些“论词(学）”诗词中。这些作品既是精心结撰的大作佳作，亦是一篇篇胜义纷呈的词论，直可抵一部词话。且看先生作于一九九一年的五言长诗《词论》。开篇云：向来说词者，议论殊纷杂。或主重拙大，或主轻巧狭。或与婉约亲，或与豪放狎。一是而莫衷，葵丘盟难歃。固哉瑟胶柱，所见未云洽。试观词源水，分流孰可闸？天地有至理，文章无定法。浮云任舒卷，变态元不乏。提纲挈领，将词学史上“重拙大、轻巧狭”、“婉约、豪放”等难归一是的争议揽人，按以“至理”：即天地的“文”与“章”本无定法。遂喻以浮云变态，舒卷不乏，一笔承转，逗人令人应接不暇的“博喻”:轻如蛱蝶翻，重如碓硙压。缓如泉泠泠，疾如风飒飒。巧如天机锦，拙如寒僧衲。曲如河九回，直如江破峡悲如泪凝壶，欢如酒倾榼。弱如舞羽衣，强如擐戈甲清如燕舌嚇，油如马蹄沓。疏如楹立庙，密如针补枝。留如鹊南飞，绕树成三匝。去如脱弦箭，径向天山插。静如游丝胃，香篆吐金鸭。动如鞭雷电，高陵忽崩塌。正如亚夫营，壁垒峨棄棄。奇如曹沫匕，竟指齐侯胁。夷如野之旷，张乐容千榻。险如峰之巅，穿云耸层塔。柔如杨柳枝，花影卷帘押。刚如莫邪剑，寒光初出匣。婉如采莲女，菱唱互应答，豪如郊猎歌，东州壮士踏。骈如夏荫浓，青蚨悬榆荚。散如落红漂，群鱗争唼喋。小如齐子微，犹将须弥纳。大如海汪洋，百川都一呷。这些妙喻几乎涵盖了填词和词学的所有重要论题（实亦是古代诗文艺术的共通论题）。“轻、重，缓、疾，巧、拙，曲、直，悲、欢，弱、强，清、油，疏、密，留、去,静、
  • 动，正、奇，夷、险，柔、刚，婉、豪,骈、散，小、大”，包含境界、风格、立意、章法、句法、笔法诸端，非对词史、词学史有整体、精熟之研究，绝无功力举重若轻地尽数囊括于数句之中。接着写道：面目虽若离，神思总相合。所责意匠新，门户自开阖。点出一个“新”字:唯有匠“新”独造，方能自立门户;续以：不似驽在辕，跬步拘辔餘。不似明皇谱，李籑笛偷摩。从反面强调“新意”之可贵。但并不是说只要求得了“新”，便可万事大吉，诗结篇云：更有三字呪，经纬万世业。曰真曰善美，赤简秘玉柙。何妨沿周蜡，何妨改汉腊？但能造此境，即享千秋袷。束以至简的大道：“真，善，美。”合而论之，“好”词的充分必要条件，乃是“真、善、美、新”四字决。这实也是一切中国古典文艺作品的通用“心法”。作品造得此境，必然传诵千秋。另如《纪念常州词派开创二百周年》勾勒清代常州词派的的源流、得失，即是一篇常州词派简史;《颜生翔林以博士论文〈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版行在即索序于余，赋此报之》平章两宋诸词话短长，直如四库总目“词评类”提要总叙(仿“诗文评类”）；再如《五律论词四首》（原序：为许生伯卿赋。许生博士论文《宋词题材研究》新意甚多，版行在即，良可嘉也）云：晚唐开北宋，声乐重闺音。不道燕莺舌，能摇铁石心。风云嫌气短，儿女责情深。一部花间集，魂消万古吟。（其一）宫商苛细密，同异斗叉尖？海向天风阔，江凭山雨添。铿鈎百字令，痿痹一针砭。功准平吴例，黄金铸子瞻。（其二）观堂辨词体，要眇谓宜修。执一欲衡万，求镡等刻舟。东南飞孔雀，西北有高楼。拭目穷千里，黄河入海流！（其三）诗词容有别，只在发源初。早自苏辛出，已观畦畛除。洪荒无主客，垦辟任犁锄。莫道诗境阔，填词真不如！（其四）以诗语、诗境来“论述”诸如花间一脉贵情深、苏轼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词风不必拘于一格、词境绝不逊于诗境等问题,令人心服口服。这些允称当代独步的“论词”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融会贯通，庖刀妙断，展示了先生深湛的学术功底及建构在此基础上的高明识见。胸襟之旷达洒落，古往今来，东坡可谓第一。钟先生《序〈康震评说苏东坡〉》一诗云：“古人吾尚友，三不朽中卜。持以论两宋，东坡尤所服。……辞章馀事耳，襟怀人难蓄。上欲狎玉皇，下陪乞儿属。”东坡亦可谓钟先生之第一“友”。东坡之旷达，源于性情之真率。钟先生《自题韩国民俗村假面具商店前
  • 所留小影》云：“客途巳半百年身，鬓有霜花鼻有尘。老丑面皮仍自惜，向人不改旧时真。”诗题于先生一张“小影”之后，小影上，“假面”（面具）与“真面”（真人）相映成趣，先生巧妙地捕捉到这一“诗机”：自己的“面皮”虽“老丑”（此固自谦自嘲语），毕竟是自我面目，绝不是虚伪之“假面”，实即道出心底所求的一个“真”字。《出有自行车》诗云出有自行车,食有自烹鱼。长铗长挂壁，谁曳王门裾？窃笑觇冯谖，谖亦正笑余。”与吴瞿安先生《鹧鸪天》词句“西园雅集南皮会,懒向王门再曳裾”②同调，洒落之外,则更增添了一份自信、自得之乐。《镜泊湖次韵奉和志熙学兄》诗“稻粱谋世无多欲,鸥鹭可人惟一闲”一联之心境亦颇类此。七绝“未能俗免步兵狂，大布竿悬犊鼻裆。灌水粉丝多益善，过桥米线要宽汤”诗题戏云《网上招聘吹喇叭的。拍板砖者，敬谢不敏。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呵呵》，“呵呵”一词，欧阳修用过③，苏轼也曾用过④，这里竟公然写入标题，读者直如听到作者开怀之笑，不免随文喜乐了。以下两首绝句虽非全为时序而发,若“断章取义”，则能十分真切地窥见先生的达观心境：示诸生弟子不必不如师，此语我闻韩退之。二十四番花有信,荼蘼犹及殿春时。送春数码编程四序推，小园香径莫徘徊。荼蘼销尽残枝雪，自有榴红炫火来。天地四时，自有消息，何必伤春悲秋为耶？人生亦复如是焉！“醉拓弓弦叫饿鸱，笔当快意亦如之。”（《鹧鸪天•自题〈词苑猎奇〉》）“为文不择地，涌似泉万斛。一日泻千里，平地滔滔汩。与山石曲折，赋形每随物。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序〈康震评说苏东坡〉》）在钟先生这些“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的快意挥洒之中，处处可见其进取、包容、达观的胸襟情怀。古来第一流诗人的最初志向，多不是成为“专业诗人”。老杜叹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放翁自问曰：“此身合是诗人未？”(《剑门道中遇微雨》）钟先生十三岁时考人专为外交部培养后备人才的南京外国语学校，数年之后，却因“史无前例”的文革，“断送了外交官的前程”。⑤依先生的禀赋、志向、勤奋程度和认真精神，真走上这条道路，成为第一流的外交家必不在话下,或更“贵不可言”。固然这并不一定是先生所向往，但一展高远的抱负和出众的才华，向来又是第一流人的梦想②吴梅:《鹧鸪天•答徐又浄》，《吴梅全集》（作品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③[宋]欧阳修:《与王几道》，《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83页。④[宋]苏轼:《与鲜于子骏书》，《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60页。⑤钟振振:《词苑猎奇•自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 ⑥汉代五侯同封事数见，此处不具引诗中泛指权贵则同。⑦钟振振:《唐诗的理解与误解》，北京:《诗词月刊》，2013年第03期钟先生《薄暮登龙虎山泸溪观景台次韵奉和熊东遨诗兄》(二首其二）诗云：“龙虎气平千丈秋，清溪如縴挽山流。未期夜雨剪灯话，已试南风鼓棹讴。松竹看青老花眼，虫鱼注白少年头。仰天一啸残阳没，不必杜康为解忧。”洒脱浩荡之中，又有一丝旷放的悲凉掠过。《醉太平》词云：“红过杏梢,青过柳条,看看紫了葡萄，又黄梧叶飘。无棋可敲，无山可樵，无方可药无聊，有闲词待烧。”这种偶然涌起的巨大悲凉，或正与稼轩《鹧鸪天》词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所慨相同吧。独出机抒，精工粹美钟先生《鹧鸪天·自题〈词苑猎奇〉》云：醉拓弓弦叫饿鸱，笔当快意亦如之。不追星月三姝媚，只猎云霄五色奇。千古事，寸心知。文章得失在几微。谁将流水高山志，写入丝桐试子期？“只猎云霄五色奇”，也正是先生诗词作品的艺术追求。“奇”虽多有，然则不“怪'要之，立意谋篇，皆独出机抒，与古争雄;锻句炼字,则务去陈言，力求精工粹美。前引诗篇大都具有这些特色，此处不再复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如为学生梓书索序、研讨会请文所作，本只是“命题作文”，钟先生却都能借“题”发挥，驰骋才华，既完成“任务”，又独出匠“新”，立意谋篇的思力可见一斑。立意谋篇之奇，更多、更明显地表现在先生的七绝作品上。七绝易学难工，很多可写的题材都被唐人宋人及后来作者写遍，今人再想出彩，极其不易。钟先生却常能“自铸伟辞”，从选题到命意，皆能力破馀地。如《女娲庙》：熟捣黄泥造一神，万民匍匐几千春。说着深恩俊难忍：亏他抟土初作人！神话传说之中，人乃女娲所造;现实世界之中，却是匍匐的万民“造”出了女蜗这座“大神”并供奉数千年。神造人耶？人造神耶？先生所讽，非仅女娲这一尊“大神”也！又如《题赵钲先生〈五猴松嬉图〉》：寒食轻烟散不收，生存华屋死荒丘,:，山林别有天真在，毕竟五猴胜五侯！题画之作，想来亦属“命题作文”，先生却抓住画题中“五猴”二字的谐音“五侯”大作文章。汉成帝同时封舅氏王谭等五人为侯⑥,贵极一时。唐代韩栩诗云“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虽或有微讽，亦不免似含歆羡。⑦然而，这些“生存华屋处”的权贵，却免不了“零落归山丘”的痛苦，不比图画中嬉于山林松
  • 树的五猴，别有天真快意。着一“胜”字，点明山林悠游之乐（即远离权力中心之乐）胜于烈火烹油却朝不保夕的“富贵”生活。出人意表地点“醒”画意，出画家赵钲先生肺腑之中，真画之“功臣”也。又如以下几首山水之咏：长春秋夕净月潭弯一搦弓，万松如箭指秋空。满天星落明河雨,散作华灯九陌红。松花湖松花秋水一湖清，四百里山围玉枰。最爱夕阳红湿处，渔船似在火中行。长白山天池千仞山围百丈池，英雄怀抱美人姿。谁知水石绸繆处，曾有火浆喷吐时。吟咏山水，易犯咏某地山水却置之他处亦可之病，不切题之过也。钟先生之作则“量身定制”，挪移不得:形如弯弓，潭畔多松’此净月潭所独有也；四百里山环绕，湖面广袤，平坦如枰,清明似玉，此松花湖之特色也；山极峻,池极深，尝为火山钜口，此长白山天池之奇特也。为了更加突出各处山水之特点，诗作或在拟喻之外再加一辅助之喻，如将净月潭比作钜弓一搦，辅以潭畔万松比作万箭簇空，而长春市区秋夜之灯火，乃为此弓此箭射落的九天繁星。或以“最爱”二字逗出松花湖之夕阳美景，在化用宋人“夕阳波底红湿”之句意后再下一奇笔:渔船似在火中行。“火”字“无理”而妙,古今恐无此神喻，而湖景之美，令读者神往矣。或将峻山比火作英雄之怀（怀抱），清池比作美人之姿（此句或宜读成“千仞山/围/百丈池，英雄怀/抱/美人姿”。怀抱连读亦佳），水石绸缪，万籁俱寂，结句突然来一“剧烈”反差：曾有火浆喷吐时！令读者思接千载。点醒长白山天池独特处之余，也不为题意所限：盖古今英雄之高远怀抱，美人之绝世妙姿，虽最终与凡人一样不免终归平淡，但或曾驰骋才华，或曾“倾城倾国”，未尝不是经历过巨大之“辉煌”也（即“火浆喷吐时”）！也可以理解为英雄美人之爱斯时虽归静谧平淡,往日未尝不是似火山喷发之猛烈也。三首绝句的共同特点是不作山水之泛咏，用奇特的比喻来构思布局，突出诸处最为鲜明的特色；同时，诗人自己的怀抱又微露峥嵘,隐有“寄托”。妥帖复又奇特，奇特复又精粹。扣紧诗题,精心构思，独出机抒，复不为诗题所限，隐以自觉或似不自觉的“寄托”，是钟先生绝句的一大特色。再如：海归吟海外学人归国报效者日众，学界简称其为“海归”冰川溶泄静无痕，谁縴黄河向海奔？便到重洋犹作雨，归飞为雪壮昆仑。诗紧扣一“海”字和一“归”字。滥觞于冰川，汇万流而为河（黄河），再东奔至于海洋,这是自然之理。三句腾空翻转，如齐天大圣之“筋斗云”，着“便”、“犹”两个虚字，有举千钧、挽狂澜之力。结到“归”字：归飞为雪壮昆仑！所以报深恩
  • 也。若无诗序,实为咏“海”之“归”;合读小序，方知意喻海外学人学成归国报效。何其妙哉。想来初创“海归”一词及万千使用此词语的人们，不过取“从海外归来（的学人）”之省略,取其方便而已，何曾想到二字之中亦可具此一段文章呢？钟先生曾数赴美国耶鲁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著名学府访问讲学，“海归吟”云云，亦寄托自家心迹也。钟先生的七绝在“寄托”之外，亦常逗入议论，多具风人之旨。如《观宋代文物展览，有官窑青瓷数器甚佳》云：“广腹圆罈直口瓶，有容无畏足仪刑。而今正要陶钧手,烧此官窑一色青！”起二句刻画瓷器的形状,三句突然横人议论，至第四句，读者必恍然大悟：原来此诗之“主脑”乃在于希望官员皆能“广腹有容”、“直口无畏”，盖有所讽复有所期也。又如《西湖》（之一）云：“谁将西子比西湖？颜色相当品自殊。湖是情人随大众，等闲不肯傍陶朱。”起笔明知故问，似有所“怒”者;二句自答:西湖、西子，美虽相当，品行却不可同日而语。读者至此,一定心生疑问，湖亦有“湖品”耶？且慢，三四句即揭开谜底：西施随范蠡即后来的陶朱公泛舟五湖，成了富商的“金丝雀”，西湖则异于是，不论游人富贵还是贫寒，只要愿意欣赏美景，皆一视同仁，俨然是“大众情人”。醉翁之意，实不仅在翻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之旧案,更在于讽刺今之“西子”们但知傍陶朱也。自晚唐至于北宋，诗家如小杜、义山、荆公等多喜作翻案诗，或借古讽今，或自寓身世之感。小杜诗曰“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非云周郎之成功取决于东风，自感无“东风”与便也；义山诗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非不知汉文帝慑于绛灌之威不得已而为此，“故以借慨也”(冯浩语）⑧;荆公诗云“君不见长门咫尺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亦非独为明妃翻案，感不遇也。钟先生亦多作“翻案”诗,上引之《西湖》（之一）即类此。又如《赤壁三首》(之一、之二）云：邺台绮梦雀飞铜，一炬却教成算空：自是三吴多俊杰，周郎元不恃东风！舳妒千里下江东，横槊哦诗盖世雄。不是周郎一炬火，晋书哪得有阿童？(原注阿童”，王波小字也.）之一乃翻小杜诗之案,非不知小杜感不遇也，“自是三吴多俊杰,周郎元不恃东风”，盖谓有志之士不必恃“东风”而后功成，亦极赞周瑜等东吴俊杰也;之二再从反面极赞:若非周郎在赤壁击败盖世英雄曹操，江东早归曹魏一统,何待西晋时阿童（王濬）灭吴呢？将王濬之“功”记上周郎之“簿”，此固诗家语，然亦可见先生“翻案”之奇。钟先生诗笔诗思之奇，更表现在一些想落天外的比喻上，如：⑧[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七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4页。
  • 巫山神女峰伴娘两列髻鬟斜,:，陪嫁千条雪浪花。谁道生涯元是梦？朝云暮雨即婚纱。（原注：李商隐《无题》（重帏深下莫愁堂）诗：“神女生涯元是梦。”）西湖（之二）四时花气酿西湖，细雨噙香淡若无。一似春宵少女梦，最温馨处总模糊。巫山神女（峰）生涯岂梦寐耶？非也！有两峰稍斜为伴娘,有雪浪千条为嫁妆,有朝云暮雨这样美丽的婚纱，巫山神女（峰）虽未在诗句中出场，早已呼之欲出矣:不仅并非生涯如梦，还是永葆青春的美丽新娘呢！古今咏西湖者夥矣,最著名莫过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句:西子之美,无人见过，但或人人都想象过（天下之至美也），亦实亦虚，留给读者想象空间，固东坡之高明处。钟先生则将西湖之“气”之“香”比作少女春宵之梦，“最温馨处总模糊”，通感道来，也是亦实亦虚，将想象留给读者。构思拟喻之奇妙，直与东坡联镳并辔。钟先生诗炼句之妙，尤体现于精工的对仗上。很多绝句的一二句、三四句即用对仗，甚至四句全对。如五绝学术因时变,文章有代雄。好裁天水碧,快写满江红。”（《为中国韵文学会贺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即为干净利落的两对。天水为地名，此指赵宋王朝;文章代雄，特指宋代文学尤其是宋词之可与唐诗争雄：“满江红”为词牌名，与天水碧相对，奇妙而妥帖,且为流水对。又如前引《巫山神女峰》起句“伴娘两列髻鬟斜，陪嫁千条雪浪花”，亦是对仗，且字字相对，读者不留意都不易发现。《青藏草原黄昏即景》“炊烟横束山腰带，暮霭轻匀水面脂”二句同此。又如《金湖荷花节》之起句“豪放黄开金灿烂，清纯白掩玉玲珑”，字、意相对之外，“玲珑”“灿烂”属双声叠韵相对，工而巧。《青藏牧民有驾越野车转移草场者》“棕鬣马嘶红烂漫,黑牦牛浴碧琉璃”二句亦同此。对仗的精工,更多体现在先生的律诗中。如：过日月山，昔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之所经由也盛唐气象岂诗为？欲播文明到四陲。掌上珠珍能远嫁,厩中马骏不轻驰。两峰拔海三千米,—日思亲十二时。掷镜登车入藏去,弱龄公主亦男儿。颈联流水对。对句与出句为因果关系，点明和亲之“主帛”胜于干戈。又小施牛刀,易换掌上亨亨、厩中毕号为掌上珍珠、厩中号寧，一则避熟易，一则求句法之峭硬。颔联句意拉得颇弄，数字对工整却不板滞。再如：青海湖稍厌黄山谷,颇耽青海湖。艰深翻倡仄，博大乃丰腴。直欲褰裳渡，何劳击掌呼。水穷云起处，远屿叠蓬壶。首联即对。“黄山谷”既是黄山之谷，亦是黄庭坚的姓字，可理解为山，也可理解为书斋生活（即以黄山谷代指山谷诗等），多义性使得诗甫起笔即贏得“碰头
  • 彩”。中二联无论实词虚字，也都妥当，且略过不表。再如：游布达拉宫,恨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灵塔—抹云飞白，四垂天静蓝。琳宫百折上，灵塔几寻探。独不见嘉措，同谁作快谈？所欣诗有在，真气拂林岚。起联即对。折对寻,既是量词相对，又是动作相对，极工。“独不见嘉措，同谁作快谈”，独对谁，不对同，嘉对快,措对谈，皆工稳甚。“嘉措”为藏族人名，对以“快谈”，属借对。整句则为不易察觉的流水对。奇哉妙也。再如以下例句：道教汉文化，仙都明武当。……一剑少林敌,三丰太极张(《武当山》)柳眉向我开青眼，樱颗如她率绛唇(《士韵杜少陵曲江二首》其一）太史兮称牛马走，少陵坪拟鹤鹰飞。（《步韵杜少陵曲江二首》其二）汉对明，文对武•，敌对张,都极注重细节，句子本身却很自然。“点绛唇”是词牌名，开青眼有特定意义（青目、青睐之意），巧对天成。太史公在《报任安书》里自称“牛马走”，老杜有咏鹞、咏鹰诗,汉史对唐诗,体面。公、私二字在此处实则是借对，但又极吻合各句意思。再如这首七律：镜泊湖次韵奉和志熙学兄昔年鞭梦出榆关,欲浼东君扫雪山。今曰驰神当镜泊,却看西子濯云鬟。稻粱谋世无多欲，鸥鹭可人惟一闲。堆案堪嗟百重积，江南逋欠速予还。第一句与第三句对,第二句与第四句对，即第一联与第二联相对，属“扇面对”，却毫无斧凿痕迹。黄墨谷先生谓贺铸“填词于‘对仗’，亟尽精工之能事”⑨，钟先生于“十八般‘对’艺”，亦可谓“亟尽精工之能事”。—这固是由于先生精研唐宋诗，严于律格的缘故，亦当与先生精治贺铸《东山词》有关⑩。炼字之奇，亦是钟先生诗词的一大特色。古人作诗，向来讲究炼字，如“推敲”、“春风又绿江南岸”等皆传为佳话。“句眼”处的一二字炼得好，可使一篇出彩。如前引“渔船似在火中行”的字即如此。上引“昔年鞭梦出榆关”的”二字,亦极堪回味。梦如何鞭i?看似不通。细推之下，盖梦乘马访榆关也。着一“鞭”字,形象出焉。可见此梦乃是真梦（理解为梦到或梦想皆妙），亦可想见作者对榆关极为向往之情。又如以下这些诗句：壮心与墨久销磨，费得江南软水多偶向皋兰山下去，却将青眼看亭河。(《初至兰州闲步黄河漫成一绝》)作云水气与桥平，桥外山城列画屏看到屏山昏黑后，万窗向人青。(《登白沙桥望建德县城》）⑨黄墨谷:《唐宋讷选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⑩钟先生校注贺铸《东山词》，上海占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 海桑马走千年易，铁面龙图一笑难。佞人峛崺知何限，爱汝峛崺独冠。（《连城冠豸山（折腰体）》）剑气箫心磨未消，松花镜泊溯凉飙。两难进退吞江雨，一味缠绵吮涛（《丁丑早秋松花江镜泊湖次韵奉和扬忠学兄》)从教侠骨搓揉尽，我自多情似旧年（《鹧鸪天·次韵奉和熊东遨、周燕婷伉倆》)用形容江南水乡的水，以反衬黄河水之“刚健”；将远处万家小窗里透出的点点•青白色的灯火（盖是旧式灯泡，今农村尚多有使用）形容为“媚眼向人青”；用“刿崺”与“嵚崎”分别形容佞人媚态与冠豸山佼佼之形;用“搓揉”来形容俗世种种对英雄怀抱之销磨；用“吮"字形容松花江镜泊湖缠绵之等等。皆极尽推敲之能事。音节美听，也是诗词所需注意的。诗境再好，如果读起来佶屈聱牙,如鲠在喉，毕竟不佳。老杜诗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艰难苦恨”四字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读之一字较一字沉痛，大为增色。唐圭璋先生论词,提出“亮”一说，要求“声韵响亮”■。钟先生的诗词，也极注意这一点。试举几例：春山雨，瀑泻下悬崖。不爱天池高位置，只投大海阔胸怀。守淨巧来。（《忆江南•春山雨》）沉沉夜，泼墨写千山。重叠山如澎湃水，尖纤月是水晶船。黑海钓波澜。（《望江南》）登天惊路绝，怒瀑簸洪荒。（《雨中游云台山潭瀑峡》)醉括弓弦叫饿鸱，笔当快意亦如之。（《鹧鸪天·自题〈词苑猎奇〉》）前二词同调，向字和钓字都是响亮的去声，而夺路二字无论意思还是音节，都极具气势，增色添美，“怒瀑簸洪荒"，读为“去入上平平”，“口感”极好（怒、簸二字，炼字亦奇）；“醉拓弓弦叫饿鸱”，去声的醉字和叫字，都具先声夺人之势。“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题张司业诗》）—可以想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敲定”了的佳篇、工句、奇字，倾注了钟先生多少精力。馀记在谨守古典诗词“规则”的前提下，钟先生复尝试揽入一些新名词、网络词汇甚至英文字母人诗，承续清末以来“诗界革命”的“遗志”。如《序俞子正教授■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后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 〈会歌唱的文字〉》中有句云：“五音我不全，卞拉难0K。虽以治宋词，粗知古乐例。”再如前引之“灌水粉丝多益善，过桥米线宽汤”，又如《读史》云:“见说佳人堪做贼，争教神马不浮云!”《送春》云:“数码程四序推,小园香径莫徘徊。”等等。既“大胆”，负谨慎；既具鲜明的时代感，又不破坏古典诗词的既有美学范式。“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这些为拓展诗语、别开诗境所作的尝试与探索,是值得肯定、推崇并学习的其他一些诗篇，如《巴东近事》、《新乐府:佞佛叹》、《新乐府:北川议》等或关注时事或忧民忧国；《同献民兄圣诞偶感》表达对于民族文化沦落之担忧；另有柏梁体、七古、七排、长调词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赏读。艺术上的其他特色，如“夺胎换骨”之妙等，这里也不多述记，且举一例:《成吉思汗陵》“犹怖惊弦轰霹雳，春云寂寂不盘雕”二句即深得义山《筹笔驿》“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之法乳。《梁书》及《南史》之《曹景宗传》皆载：“（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稼轩槳栝其事人《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词之过片：“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此典亦被钟先生用在前引词句之中（“醉拓弓弦叫饿鸱，笔当快意亦如之”）。读钟先生的诗词，即常有如闻“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之感。遗山诗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斌玦。”（《论诗三十首》其二）钟先生诗词之妙处奇处，区区初学如我,如何能完全体悟。“患识照之自浅耳”(《文心雕龙•知音》）。然则“德不孤，必有邻”，写人丝桐的流水高山之志，必有子期般的读者识音。且用澳门诗学刊物《九歌》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此记：(钟振振先生）于诗各体兼擅，以宋人学唐而不为唐所限之意取法元祐。律诗笔力峭健，尤工于锻炼推敲；绝句致意生新，而不失古雅浑雄。要皆法古创新，务去陈言；博于拟喻，义兼风人。五言论词诸诗允称当代独步。词则长调濡染苏、辛，辅以梦窗针线之密；小令重大沉着，绝去轻巧凡庸。固维性情怀抱使然，亦学问涵养出之云。■—这也是本文主标题《优入元祐，力破馀地》之由来。⑫[唐]姚思廉:《梁《卷九《曹景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0页。⑬[宋]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辛稼轩词编年笺注》（定本），上海：上海占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251页。⑭《钟振振诗词二十首•编者按语》.施议对主编，《九歌》第二辑，澳门：澳门诗社2014年版：
  • 《史》、《漢》地理考校舉隅孫曉磊*我們硏究《史記》、《漢書》有所謂《史記》“三家注”(劉宋裴驅《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及唐顏師古《漢書注》，為硏究兩書的珍貴資料。《史記》和《漢書》在史學界的地位最為重要，無需贅言，兩書材料繁富，記載難免前後相駁，又由於歷代抄刻，版本中的異文大量產生，進行考證校勘者,代不乏人。最新的校勘成果重在地理方面的，如:李南《<史記正義>稱引<括地志>考辨數則》(《文敎資料》2010年6月號下旬刊）、周錄詳《<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劄記》（《韓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以及馬孟龍《<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宜春”非“宣春”之訛誤》（《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2年1月，第27卷第1輯）、郝鵬展《<漢書•地理志>河流過郡數考辨四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1月，第21卷第1輯）等等，我們不再一一詳舉。校勘成果雖多有問世,並未校勘殆盡，問題尙有存在者，筆者不懷淺陋，就今本《史記》、《漢書》有關地理方面共摘錄10例有疑義者，通過考證、校勘進行訂誤,以便於《史記》、《漢書》的硏究，同時亦求敎於方家。本文所弓I《史記》，據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漢書》，據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書名、卷數、頁碼隨文示出。1.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集解》：杜預曰：“潁川邵陵縣西有鄧城。”（《史記》卷四O《楚世家》，頁1707)按西”下脫“南”字。考昭公十三年《左傳》:“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杜預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①又考杜預《春秋釋例》卷六《土地名•楚地》：“昭公十三年。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②又*孫曉磊: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硏究生。①[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069頁。②[晉]杜預《春秋釋例》，《叢書集成初編》第362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30頁。
  • ③[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425頁。④[曰]瀧川資言、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27⑤[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032頁。⑥[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85頁t頁。《後漢書•志•郡國二》：“召陵。有陘亭。有安陵鄕。”劉昭注曰：“《左傳》昭十三年楚蔡公與子幹、子皙盟於鄧，杜預曰（召陵）縣西南有鄧城。”③則知杜注原作“西南”，《集解》引脫“南”字。2.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滅胡。《集解》：杜預曰：“（胡）汝南縣西北胡城。”（《史記》卷四〇《楚世家》，頁1717)按:《校補》:南，蜀:陰④。“汝南”當依蜀本作“汝陰”。考昭公四年《左傳》：“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杜預注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⑤又考《史記》卷四一《越王勾踐世家》：“商、於、析、酈、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頁1748)《集解》：“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頁1750)《索隱》：“杜預云‘汝陰縣（西）北有故胡城’是。”（頁1750)3.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括地志》云觀津城在冀州棗陽縣東南二十五里。”（《史記》卷四四《魏世家》，頁1850)按:“棗陽”當作“武邑”。考《史記》卷八〇《樂毅傳》：“西摧三晉於觀津。”(頁2428)《正義》：“(觀津)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頁2429)又《史記》卷一〇七《魏其侯傳》：“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頁2839)《索隱》：“《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頁2839)《正義》：“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頁2839)考《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信都國，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故。莽曰新博。屬冀州。……縣十七……武邑，莽曰順桓。觀津，莽曰朔定亭。”（頁1633)則知“武邑”、“觀津”同為“信都國”(屬冀州)縣名。又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七《河北道二•冀州•武邑縣》：“觀津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由上述所論，作“武邑”明矣。關於“棗陽”地名，《史記》卷三九《晉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頁1635)《正義》：“《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更遷唐人子孫於杜，謂之杜伯，即范匄所云“在周為唐杜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
  • 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鄕故城即是。後子孫徙於唐。’”（頁1636)又《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山南道二•隨州》云管縣四：隨、光化、棗陽、唐城。”⑦《括地志》是唐代時期的一部大型地理著作，由唐初魏王李泰主修，蕭德言等撰。李泰於太宗貞觀十二年(638年）奏請修撰《括地志》,貞觀十六年(642年)成書。由以上所論，知唐代時“棗陽縣”隸屬“山南道”的“隨州”，不屬“河北道”的“冀州”，此處《正義》引《括地志》云：“(觀津城）冀州棗陽縣（東南二十五里）”者顯誤。“棗陽”當作“武邑”。4.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索隱》：晉灼云（曹陽）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二里。”（《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頁1955)按:《校補》：十二里，耿、慶、彭、凌、游、殿:十三里⑧。“十二里”當依眾本作“十三里'考《漢書》卷三一《陳勝傳》：“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頁1790)顏師古注引晉灼曰：“（曹陽）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為好陽。”（頁1790)又考《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頁270)《集解》：“晉灼曰：‘(曹陽）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頁270)5.(衛）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索隱》：（衛）子夫姊少兒之子去病封也。《地理志》冠軍屬河陽。（《史記》卷四九《外戚世家》，頁1980）按河陽”當作“南陽”。考《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南陽郡，秦置。莽曰前隊。屬荊州。……縣三十六……冠軍,武帝置。”(頁1564)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冠軍）武帝以封霍去病。去病仍出匈奴，功冠諸軍，故曰冠軍。”（頁1564-1565)知“南陽郡”有“冠軍縣”且“武帝以封霍去病”。由《地理志》知“冠軍”屬“南陽”。據《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河内郡，高帝元年為殷國，二年更名。……縣十八……河陽，莽曰河亭。”（頁1554)知“河陽”屬“河内郡”。“河陽”與“冠軍”同為縣名，非郡名。6.博成侯張章淮陽（《漢書》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頁670)⑦[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42頁。⑧[日]瀧川資言、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83頁。
  • 按淮陽”，宋刻《漢書》慶元本⑨作“淮陰”。當作“淮陰”:考《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臨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縣二十九……淮陰，莽曰嘉信。”（頁1589)知“臨淮郡”下屬有“淮陰縣”。又錢大昭《漢書辨疑》卷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博成侯張章’下注‘淮陰’。淮陰，臨淮縣。”⑩則知錢氏所見《漢書》作“淮陰”，且“淮陰”為“臨淮郡”一縣名。又《史記》卷一九《惠景閒侯者年表》：“博成。”（頁983)《索隱》："《漢（地理)志》闕。”（頁983)然考《史記》卷二〇《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博成。”（頁1066)《索隱》：“《表》在臨淮。”（頁1066)知“博成”和“淮陰”同屬“臨淮郡”。“淮陽”為漢代侯國名，考《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莽曰新平。屬兗州。縣九:陳、苦、陽夏、寧平、扶溝、固始、圉、新平、柘。”(引用有刪節，頁1635-1636)無“博成”地名。綜上所述，知作“淮陰”是。7.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漢書》卷—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頁527)按黃河”衍“黃”字。考《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天下旣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頁81)顏師古注引如淳曰：“（作誓）謂《（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誓‘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乃滅絕’。”（頁81)又考《史記》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頁877)上述材料皆作“使河如帶”，可為佐證。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卷二•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黃河”條云‘黃’字乃後人所加，欲以‘黃河’對‘泰山’耳。不知西漢以前無謂‘河’為‘黃河’者，且此誓皆以四字為句也。《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封爵部》引此，皆有‘黃’字,則所見本已誤。”■8.昌平侯（劉）大以孝惠子侯。（《漢書》卷一八《外戚恩澤侯表》，頁682)按昌平”頗疑應作“平昌”為是。考《史記》卷一九《惠景閒侯者年表》：⑨即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慶元元年（1195)建安劉元起刻本.下同⑩[淸]錢大昭《漢書辨疑》.徐蜀選編《二十四史訂補》第2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08頁。■[淸]王念孫《讀書雜誌》，《續修四庫全書》第11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5頁。
  • “昌平。孝惠子，侯。四年二月癸未，侯（劉）太元年。七年，（劉）太為呂王，國除。”（頁986)又《史記》卷一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高后七年）呂產徙王梁。二月丁巳，王（劉）太元年。”惠帝子頁823)《索隱》：“劉太，故昌平侯。縣名，屬上谷也。”（頁823-824)然考《漢書》卷一三《異姓諸侯王表》：“（齊,臨淄）(高后七年）(呂）產徙梁。十一月丁巳，王（劉）大始，故平昌侯。”（頁383)又《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七年）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劉）太為呂王。”（頁404)淸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七《呂后本紀》“立皇子平昌侯（劉）太為呂王”條云《漢書•異姓》、《恩澤》二表此王之名皆作‘大’。師古無音，則《史記》紀、表幷訛為‘太’也。”■《史記》所謂“劉太”即《漢書》的“劉大”，為同一人,然兩書或作“昌平侯”或作“平昌侯'漢代有“昌平”、“平昌”兩地，則作“昌平侯”或“平昌侯”者必有一誤。考《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調。屬幽州。……縣十五……昌平，莽曰長昌。”（頁1623)又考《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平原郡，高帝置。莽曰河平。屬靑州。……縣十九……重丘，平昌，侯國。”（頁1579)知漢代“昌平”隸屬“上谷郡”，而“平昌”隸屬“平原郡”。呂產由齊（呂王）徙梁，劉大（太）接替呂產，則由“平原郡”（屬靑州）的“平昌侯”升爲“呂王”較由地理上偏遠的“上谷郡”(屬幽州）的“昌平侯”升爲“呂王”更近事理。另外，“昌平”一地，班固不日“侯國”，而“平昌”之地班固自注曰“侯國”。又據《漢書》卷一八《外戚恩澤侯表》、《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知與(平昌侯）劉大同時“以孝惠子侯”受封的尙有“襄城侯（劉）義”、“轵侯（劉）朝”、“壺關侯（劉）武”三人(分見其書頁682、頁401)。據《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知“襄城”隸屬“潁川郡”（頁1560)、“轵”在“河内郡”（頁1554)、“壺關”在“上黨郡”（頁1553)。漢代的“潁川郡”、“河内郡”、“上黨郡”大致在今天的山西東南（上黨郡）、河南（潁川郡、河内郡）一帶，“平原郡”大致在今河北、河南、山東三省交界一帶，而“上谷郡”在今北京以北至張家口一帶。可見“潁川郡”、“河内郡”、“上黨郡”、“平原郡”地理上接近，而“上谷郡”則在其北近千里之遙。同“以孝惠子侯”，其封土地理上不會相距太遠，且帝王子受封多在膏腴之地（黃河流域），封在“上谷郡”（昌平）可能性很小,應在“平原郡”的“平昌”。9.(元延二年）廣陵太守孫寶為京兆尹，一年免。（《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頁839)按:“廣陵”，宋刻《漢書》慶元本作“廣漢”。考《漢書》卷七七《孫寶傳》：■[淸]梁玉繩《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46頁。
  • “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孫）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征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頁3259)則知孫寶“為廣漢太守”任上便被“征為京兆尹”。據《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廣漢郡，高帝置。莽曰就都。屬益州。……縣十三……廣漢，莽曰廣信。”（頁1597)又《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縣四:廣陵、江都、高郵、平安。”（引用有刪節，頁1638)知隸屬“益州”的是“廣漢郡”，不是“廣陵國”。“秦漢萬戶以上的縣，長官稱令;不及萬戶的縣，長官稱長。……秦漢縣以上的行政單位是郡。秦代郡的行政長官是郡守。……漢代郡守改稱太守……漢代和郡平行的還有‘國’，這是皇帝子弟的封地，設官初仿中央,吳楚七國之亂後加以裁削，由中央派相處理行政。相和太守相當，都是二千石的官，所以漢代往往用二千石作為‘郡國守相’的代稱。”■由此知，封在“廣陵國”的為皇室侯王，中央派遣過去的官吏稱“相”（輔佐侯王），“廣漢郡”的行政長官稱太守，由中央派遣。至於“廣陵國”下屬的“廣陵”縣，“廣漢郡”下屬的“廣漢”縣,其長官稱“令”(或“長”)。由此明知，行政長官稱“太守”的只能是“廣漢”，不會是“廣陵”。“廣陵”當作“廣漢”。10.遣騎都尉囂等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畤。（《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頁4107)按:宋刻《漢書》慶元本錄劉敞校語日：“‘都’當作‘郡’。”即謂“上都”當作“上郡”。劉說是。所謂“橋畤”，師古曰：“橋山之上,故曰橋畤也。”（頁4108)根據文獻記載，橋山乃黃帝所葬之地，如《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黃帝葬於橋山。”（頁1952)師古注曰：“（橋山）在上郡陽周縣。”（頁1952)又《史記》卷一《五帝本紀》：“黃帝崩,葬橋山。”（頁10)《集解》引《皇覽》曰：“黃帝冢在上郡橋山。”(頁11)《索隱》：“《地理志》橋山在上郡陽周縣，山有黃帝冢也。”（頁11)《正義》引《括地志》曰：“《地理志》云上郡陽周縣橋山南有黃帝冢。”（頁11)考《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翟國，七月復故。……縣二十三……陽周，橋山在南,有黃帝冢。”（頁1617)可知黃帝所葬之地“橋山”在“陽周”縣，隸屬“上郡”。稱“黃帝園位於上都橋畤”者誤上都”當作“上郡'。■王力《古代漢語》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880-881頁。
  • 淺議《漢書補注》“假手他人”說張海峰*《漢書》硏究史上有兩部集大成之作，第一部是顔師古《漢書注》，第二部則是王先謙《漢書補注》，然而有不少學者認為《漢書補注》部分内容是“假手他人”而成。此說始於楊樹達,曰：“據《補注》全書觀之，葵園先生用心不失審愼，而此二事《補注》憒憒如此，疑先生於諸《表》假手他人，不及覆校也。”①楊樹達先生懷疑王先謙將“諸《表》假手他人”。梅季先生繼承了楊樹達的說法，曰：“諸《表》假手他人,未及覆校而有乖戾。”②陳直先生擴大了《漢書補注》“假手他人”的範圍，他說:“王先生之優點，自己創見並不多’排比校讎之役，且多假手於他人。但以本書引證本書，予初學以極大便利。”③陳直先生所說“排比”，當是指《漢書補注》彙集前人的硏究成果，“校讎”當是指王先謙以《漢書》武英殿本通校汲古閣本等文字校勘工作，這兩點恰是《漢書補注》比較顯著的成就’陳直先生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否認了王先謙編纂《漢書補注》之功。楊樹達《漢書窺管》、陳直《漢書新證》是近人《漢書》硏究成就最高的兩部著作,是治《漢書》者必讀之書，經兩先生所倡,《漢書補注》“假手他人”的說法似成定論，但何出此說？楊樹達、梅季、陳直三先生均未舉證說明。筆者在閱讀《漢書補注》的過程中,深感這一說法並不準確，又查閱王先謙友朋的曰記、書信、年譜等資料，均稱王先謙個人編輯《漢書補注》，而無“假手他人”的說法，因而淺抒己見，欲為王先謙正名，不當之處，敬希方家指正。一、史料並無“假手他人”的記載王先謙到底有沒有將《漢書補注》的編纂“假手他人”呢？我們不妨先來看*張海峰: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館員。①楊樹達:《漢書窺管》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②梅季:《論王先謙的學術成就及學術思想》，《船山學報》,1988年第一期。③陳直:《漢書新證》自序,中華書局,2008年。
  • 看該書的編纂過程。關於《漢書補注》的編纂，王先謙除了在卷前《前漢補注序例》中略作說明之外,並沒有專門撰文記錄這件事情，《王先謙自定年譜》記事簡略，偶爾提及。幸運的是，王先謙友朋的書札、日記以及讀書記中存有一些關於《漢書補注》編纂的記載，筆者將這些材料以時間為序排列,試圖管窺《漢書補注》的成書過程。王先謙《前漢補注序例》曰：“先謙自通籍以來，即究心班書，博求其義，薈最編摩，積有年歲，都為一集，命曰《漢書補注》，藏之筐笥，時有改訂，忽忽六旬，炳燭餘明，恐不能更有精進，忘其固陋，舉付梓人。”按’“自通籍以來”，當是指同治四年（1865)王先謙殿試二甲第九十二名,朝考一等第四名，欽點翰林院庶吉士。④據此，可知王先謙從同治四年以後開始“薈最編摩”，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漢書補注》付梓刊印，編纂時間長達36年。同治七年（1868),王先謙詩《贈曹靜初》曰：“末世無文章,萬口誦史漢……千秋班馬香，熏之了不散。”⑤表達了王氏對《史記》、《漢書》的推崇。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十二日，郭嵩燾致函王先謙：“前奉賜函，並蒙頒示《漢鐃歌釋文箋正索解》……尊撰《漢書集注》以成幾許？具此精鑒，當使三劉避席。大業日新，彌增企仰。”⑥按，此信署“四月十二日”，據《郭嵩燾日記》：“同治十二年四月十二曰，寄王逸吾信。”⑦又王先謙於同治十一年刻成《漢鐃歌釋文箋正》，因此郭嵩燾此信寫於同治十二年。由信可知,《漢書補注》最初名為《漢書集注》。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初八日，吳光堯致函王先謙：“曾聞令愛及侄媛噩耗,猶冀謠傳不實。得書流覽，淒惋良深……第班注中輟，更事他書，勢將與《水經》之修，同束高閣。見異思遷，學人大病。況著述多門，又非百年精力所能兼顧者乎。”⑧吳光堯，王先謙長嫂吳氏之弟。該信未標注日期，據《王先謙自定年譜》：“同治十三年正月，四女娱祖殤。二月，三侄女肇祖殤可知此信寫於同治十三年。由信可知,王先謙因女兒王娛祖、侄女王肇祖先後夭折,可能一度中斷④據《王先謙自定年譜》，《葵園四種》，岳麓書社，1986年，第687頁：⑤王先謙《詩存》，《葵園四種》，第4丨4頁。⑥王祖陶:《葵園述略•名賢來札選鈔》，經文印刷公司，丨948年，第67頁。⑦郭嵩煮:《郭嵩燾日記》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64頁。⑧王祖陶:《葵園述略•名賢來札選鈔》，第71頁。⑨《王先謙自定年譜》，《葵園四種》，第688頁。
  • 《漢書補注》的編纂工作，吳光堯勉勵他不要中輟。王先謙每完成一卷，常常送與繆圣孫、李慈銘、朱一新、王闓運等人審閱，將他們的意見補充到《漢書補注》中，使該書更加完善。王先謙致信繆莶孫：“送上《司馬遷傳補注》一冊，敬乞審正。有不當處，盡言為盼。畢則賜還，以便送蓉生處也。”⑩同治十三年，王先謙充會試同考官，“憶甲戌分校，繆筱珊編修、李莼客、朱蓉生兩侍御、趙桐孫太守卷,並出余房,力薦未售，同人詫余。此四君，獲雋足冠一榜”■。繆荃孫、李慈銘、朱一新等人的會試考卷經王先謙推薦至主考，雖然最終沒有上榜，但是此後都以弟子的身份和王先謙密切交往。光緒八年成都書局翻刻武英殿本《漢書》,繆荃孫主其事■,繆荃孫亦參校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對《漢書》頗有硏究，因而，王先謙請其審閱《漢書補注》。蓉生,指朱一新，也對《漢書》作專門硏究，撰有《漢書管見》。按，《漢書補注•司馬遷傳》有繆荃孫注4條，朱一新注3條，與此函互證，可知二人的確對王先謙《漢書補注•司馬遷傳》做過審閱工作，王先謙將他們的意見收入到《漢書補注》之中。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光緒七年（1881)七月二十六日：“閱王益吾《漢書補注•武五子傳》，採取矜慎，體例甚善，其附己見，亦俱精確，猶詳於輿地。張守節《史記正義》所長，即在此一事又多採沈文起《漢書疏證》之說。此書聞稿本在上海鬱氏，不知祭酒何從得之，晤時當詢之也。”■按，王先謙,字益吾，下面書信日記所提逸梧、逸吾、一梧，亦是指王先謙。李慈銘硏究《漢書》頗有心得,1928年王重民先生整理其眉批,發表於《北京圖書館月刊》，後又彙集成書，名曰《漢書札記》。又按，《漢書補注•武五子傳》有李慈銘注7條。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光緒七年十二月初二：“還《漢書補注•司馬子長傳》一卷。”■按，《漢書補注•司馬遷傳》有李慈銘注5條。《郭嵩燾日記》光緒八年（1882)八月十一日：“王逸梧出示《漢書補注》卷五十八，僅得《公孫弘傳》一篇，引國朝諸⑩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頁。■王先謙:《葵園校士錄存序》，《葵園四種》，第104頁;，■繆荃孫:《藝風老人年譜》，《藝風老人日記》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3371頁:■李慈銘撰,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中華書局,1963年,第177頁。■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廣陵書社,2004年,第9260頁。
  • 儒之說為多。其校訂經史之功，實遠出宋明諸儒之上，即此亦可匯為一書，實不朽之盛業也。逸梧博學多能，虛心善下，良不易得,”■按，《漢書補注•公孫弘傳》有郭嵩燾注4條。郭嵩燾與王先謙就《漢書》交流也頗多,其文集中《與王益吾祭酒論漢武帝紀元元鼎以上五元皆追改》一文■,即是與王先謙討論《漢書•武帝紀》中的改元問題。王闓運《湘綺樓日記》光緒八年八月七曰：“逸吾送《漢書補注》來請校檢，為閱兩卷，無所發明。”九月十二曰：“陰。晨起，為王祭酒改定《漢書.兒寬傳注》，自送往不遇。”九月廿六日：“晴。晏起，飯後登樓，為王一梧校《武五子傳》畢。”■按，《漢書補注•武五子傳》有王闓運注1條，而《漢書補注•兒寬傳》則無王閩運注，說明王先謙對友朋的改訂意見也是有一定的取捨。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光緒十一年（1885)三月初六：“閱益吾《漢書•司馬相如傳補注》，引證繇密，於訓詁名物搜括殆盡，為補其‘持葳若蓀’一條/黃礫’一條。”■按，《漢書補注•司馬相如傳》有李慈銘注5條，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所提2條幷在其中。同月十二日又記：“作書至益吾，言《漢書•賈山傳》一事。”■繆荃孫、朱一新等人可能也做過其他卷的審閱工作,只是疏於記載而已。就《漢書補注》整書而言，繆签孫、朱一新、李慈銘、郭嵩燾、王闓運的注不僅限於上述諸傳。例如《董仲舒傳》、《杜周傳》、《武五子傳》、《嚴朱吾丘主夫徐嚴終王賈傳》有繆荃孫注12條;《司馬相如傳》、《張湯傳》、《張騫李廣利傳》、《司馬遷傳》、《嚴朱吾丘主夫徐嚴終王賈傳》等5卷有郭嵩燾注46條;《張湯傳》、《張騫李廣利傳》、《嚴朱吾丘主夫徐嚴終王賈傳》等3卷有王闓運注9條。而朱一新、李慈銘之注則更多，可能因其對《漢書》作專門硏究,王先謙所採不僅限於其二人的審閱意見,也吸收了二人的《漢書》硏究成果。《漢書補注》的刊刻也頗多曲折，《王先謙自定年譜》所說“茲以兩年之力，■《郭嵩裹日記》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2頁。■郭嵩燾撰，楊堅點校:《郭嵩燾詩文集》.岳麓書社,1984年,第17、18頁。■王閱運著,吳榮甫點校:《湘綺樓日記》，岳麓書社,1997年，第1134、1142、1145頁。■李慈銘:《越縵堂曰記》，第10693頁。■《越縵堂曰記》，第10698頁。
  • 剞劂吿成”■,就現有文獻來看，並非如此，實則經歷了多年。光緒十三年（1887)，王先謙致綴筌孫兩函：“刻下專力《漢書》，無暇旁及,殫精八志，先其難者，先刊《地理》，再及其餘，予以兩載成之，不知能否……七月廿三。再啟者……奉到大訃,慘悼良深，尤望強節哀思，善自珍攝為幸。弟既遭大事，更不可無館，決計於南菁書院增設一席，請弟主講……三月廿二日。”■按，據《藝風堂友朋書札》，此處是前後兩函在一起，據後函,可知繆荃孫家人去世。又據《藝風老人自定年譜》，可知光緖十四年,繆荃孫繼母薛恭人去世，同年九月，繆圣孫主講南菁書院■，可以推知前函當作於光緒十三年。據此信，光緒十三年，王先謙正在全力編纂《漢書補注》,計劃二年之内刊刻完畢。光緖二十一年（1895),王先謙致信繆圣孫：“今年逾五十有四，後顧仍復茫茫，實亦了無意趣，從事《漢書》，先刊十志，唯《地理》排日參究，尚未發寫。而省中俗物糾纷，幾無暇晷，益信清福不多得也。已刻數《志》，先行呈中，（外上崧雲觀察處，乞轉致。）有不合，尚可改訂，教之為幸。閏月初五荷花池寄。”■按,繆圣孫光緖二十一年（1895)閏五月十一日日記:“王一梧師長沙信,並新刻《漢書補注》五卷冊。”閏五月十二日：“送王一梧所刊《漢書補注》五冊與菘耘。”■與王先謙函相合。亦可知，《漢書補注》的編纂絕非易事,雖然已經歷時8年，但僅刊“數《志》”而已。光緒二十五年（1899),王先謙致函繆荃孫：“奉到環雲，敬悉主講金陵，一切暢順，為慰。尊論康逆造意，勘見隱微……先謙刻《漢書補注》，今歲可成，先將八《表》寄呈大教，有不妥處，肯速示，尚可尊改。”■按，旣稱“康逆”,可知此信寫於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緣荃孫光緖二十五年四月廿五日記:“接王一梧師信及《漢書表補注》、《虚受堂文》。”■與此合，可知此信寫於光緖二十五年。《王先謙自定年譜》光緒二十六年（1900)：■《王先謙自定年譜》，第746頁。■《藝風堂友朋書札》，第26頁。■《藝風老人年譜》，第3387,3390頁。■《藝風堂友朋書札》，第32頁。■《藝風老人日記》，第7站頁。■《藝風堂友朋書札》，第33頁。■《藝風老人日記》，第1152頁。
  • “是年二月，刻《漢書補注》百卷成。……茲以兩年之力，剞劂告成，了此大願，亦一喜也按，王先謙於1887年便設想以兩年的時間將《漢書補注》刊刻完成，到了1895年才刊刻數《志》，共五冊，而《地理志》尙未發寫,1899年將八表刻成，直到1900年方才將全書刻成，刊刻時間長達13年之久，但《王先謙自定年譜》卻稱“茲以兩年之力，剞劂吿成”，其中原委，令人費解。對湖南學術史頗有硏究，曾經寫過《湘學略》的李肖聃,為楊樹達《漢書補注補正》所作的序中提到:“王閣學先謙早承侍郞之學,覃思文業;通籍以後，究心此書，始輯宋宋祁、三劉、吳仁傑、王應麟所述，及淸錢大昕、王鳴盛、王念孫、沈欽韓諸儒之書，下至門人子弟所見,苟有可採，甄取無遺,會最編摩,老始卒業;蓋用力三十餘年，鈔集百餘萬言，可謂取精用宏，致思最勤者也。”■李肖聃靑年時代在長沙求學時，自然會關注到作為湖南學界領袖的王先謙，然而李肖聃在敘述《漢書補注》的編纂時，也沒有提及“假手他人”之事。從上述資料來看，王先謙本人、郭嵩燾、繆荃孫、李慈銘、王闓運、繆荃孫等人都稱王先謙編著《漢書補注》，沒有提及“假手他人”之事。王先謙將《漢書補注》稿本分送與友朋審閱，吸收友朋的審閲意見之事，當然不能算是“假手他人”。二、“同時參訂姓氏”20人並非《漢書補注》的編纂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前列有“引用諸書姓氏”47人、“同時參訂姓氏”20人兩份名單。“同時參訂姓氏”的提法很模糊，如果不瞭解《漢書補注》的編纂過程和體例，很容易理解為此20人參加了《漢書補注》的編纂工作，實際並非如此。筆者認為，“引用諸書姓氏”和“同時參訂姓氏”的區分有兩個原因:一是以其《漢書》硏究是否成書為界限。“引用諸書姓氏”47人的《漢書》硏究成果皆已單獨成書或被收入書中同時參訂姓氏”20人的《漢書》硏究成果皆沒有成書。王先謙雖然沒有明確說明這一標準,但是其注釋朱一新時已經將這一標準揭示出來了。他於朱一新名下注曰：“著《漢書管見》，參訂時書尙未成”。按，朱一新（1846-1894)，所著《漢書管見》於淸光緖二十二年（1896)由順德龍氏葆眞堂刊印，此時朱一新已經去世。二是“同時參訂姓氏”20人皆是王先謙的親朋■《王先謙自定年譜》，《葵園四種》，第687頁。■楊樹達:《漢書補注補正》，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
  • 或者門人,王先謙有護惜親朋、提攜後進之心，因而將其列為參訂人員。王先謙在卷前《序例》中說:“家世儒素，昆弟相師,先後三人，慘歸黃土，脊令原隰，垂老增唏，片羽可珍，敢忘護惜,宗族講肄，朋好往還,賞析所存，皆登斯輯，亦公善之義也。”王先謙將他們列為“同時參訂姓氏”，以彰顯他們的功績。葉德輝曾對王先謙的這種做法提出批評當時葵園老人刻《皇淸經解續編》，採王船山、曾文正之書，輝即以為不可。鄕黨之見不化，不足以示大公”，“葵園老人刻書必附以己注（老人畢竟是桐城派），注又未必高，甚或以其族人王先愼、門下蘇厚康之注參入，其人均不知注古書之法，純乎兪曲園之應課材料。輝屢與爭之，不信也”■。葉德輝的批評有一定道理，但是也應當看到王先謙《漢書補注》保存時人注釋之功，若無《漢書補注》的採輯，這些未成書的《漢書》注釋可能早已佚失。王先謙並沒有將《漢書補注》假手於“同時參訂姓氏”20人，理由有三：1.王先謙的兩位兄長王先和、王先惠同列“同時參訂姓氏”，但是兩人早卒,分別卒於1853年、1857年,王先謙時為12歲、16歲，還沒有開始《漢書補注》的編纂工作，因而二人不會參加王先謙《漢書補注》的編纂工作。2.從《漢書補注》所錄“同時參訂姓氏”諸人的注釋來看，每個人的註釋都是隨文入註，沒有發現他們針對《漢書》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作專門硏究，也就是說他們沒有針對《漢書補注》的編纂做過分工，因而他們不會是該書的編纂人員。3.根據前文記載，“同時參訂姓氏”中郭嵩燾、繆荃孫、李慈銘、王闓運、繆荃孫等人雖然參加了校訂工作,但不能視為參加編纂工作。《漢書補注》“同時參訂姓氏”的設立亦或受到周壽昌《漢書注校補》的影響。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卷前有“參校同人姓氏”11人，王先謙位列第一，王先謙之於《漢書注校補》的作用，周壽昌在該書《自序》中說的非常淸楚:“王生先謙恐又廢棄，亟請成書，予笑無以應。王生乃毅然自任,手錄成十四冊。”■王先謙之於《漢書注校補》的功勞在於將周壽昌的手稿抄錄成冊,而非參與編著，由此可以類比，《漢書補注》“同時參訂姓氏”20人也不是該書的編纂者，但他們確實有功於《漢書補注》，或有硏究成果被《漢書補注》吸收,或參加了稿本的校訂工作,或者有人像王先謙為周壽昌抄錄《漢書注校補》稿本一樣，為王先謙做過《漢書補注》的稿本抄錄整理以及刻板校對工作，但也不是《漢書補注》的實際編纂者。■《藝風堂友朋書札》，第558,563頁。■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光緒十年思益堂刊本。
  • 三、本書體例和編纂時間亦不允許“假手他人”王先謙沒有將《漢書補注》的編纂假手“同時參訂姓氏”20人，那麼有沒有假手20人之外的其他人呢？從《漢書補注》的體例來看，王先謙不可能“假手他人”。《漢書補注》資料豐富,考證詳實，且不說王先謙自己的發明之處，僅就彙集前人注釋而言，便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漢書補注》的引文體例簡單來說有以下幾點：1-若前儒對同一問題的論據不同，則共存，以互相補充。2.若前儒對某一問題有多種看法，但沒有定論，則並列諸說。3.若前儒對同一問題皆有解釋，取解釋淸晰者。4.若諸家之說從不同的角度對同一問題都做了部分解釋，但均不能夠完美解釋這一問題，則綜合諸家之說，有時予以補充，使該問題的解答更加全面完整。5.若後儒轉引前儒之說，往往査找前儒之說的出處，直引前儒之說,而僅錄後儒的發明之處。6.若前人引書不注明出處，則為其注明,若前人引文有誤，則指出。王先謙並不止步於對前人註釋的彙集，更作進一步的補注工作,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功夫。《漢書補注》多為紀、傳、表、志互證的功夫，《漢書補注》的編纂者對《漢書》内容的掌握必須非常熟稔,《漢書》涵蓋内容又多涉地理、天文、禮制等諸多專門知識，如無扎實的治學功底，恐怕不能勝任這一工作,而有如此功力之人必然為學界所重，王先謙斷不敢隱匿其名。從編纂持續的時間來看,也不可能假手他人。王先謙自稱同治四年“自通籍以來,即究心班書，博求其義，薈最編摩”，到光緒二十六年《漢書補注》刊印完成長達36年的時間中，王先謙一直沒有停止《漢書補注》的編纂工作,如果“假手他人”來做，恐怕不會持續這麼長的時間，也沒有人甘心默默奉獻這麼多年。四、王先謙明確表明不做盜實遺名之事王先謙反對隱沒他人的做法。他在《漢書補注》卷前《序例》中批評顏師古暗襲他人的做法或引舊文據為己說……至游秦行輩，文學蔚然在前，盜實遺名，有慚德矣。”王先謙批評了顏師古抄襲其叔父顏秦游的做法，因而他在《序例》中明確表明今《補注》所採，悉出其人。”王先謙旣然能在本書卷前《序例》中如此聲明，若有人參與了《漢書補注》的編纂,王先謙絕不會隱匿其名。光緒二十五年,王先謙致函縁圣孫，也表達了自己不會掠人之美：“先謙刻《漢書補注》，今歲可成……先謙又為《後漢書集解》一書，業經寫成初稿，尚待辑訂。同輩中有為此學者，幸請吾弟敦勸寫示，但願有裨書義，非前人所已言，必為錄入（由兄錄前刪後，無需本人查核）。先謙之不
  • 肯掠美，諒為弟所深信也。二月初三日。”■王先謙在編纂《漢書補注》即將完成之時，又著手編纂《後漢書集解》，《後漢書集解》的編纂無疑是受到了《漢書補注》的影響，之所以稱為“集解”而不稱為“補注”，當是因為之前早有惠棟《後漢書補注》一書，爲了避免重名，因而名曰“集解”。王先謙爲了使《後漢書集解》最大可能地收錄時人《後漢書》硏究的最新成果,寫信求助於學術交往範圍更廣的繆荃孫，“但願有裨書義，非前人所已言，必為錄入”，可以想見，《漢書補注》吸收時人的《漢書》硏究成果亦當經歷如此一個過程。王先謙和縿荃孫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王先謙自稱“先謙之不肯掠美，諒為弟所深信也”，絕對不會是虚言。有了以上的認識，反觀楊樹達之說，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楊樹達有為王先謙《漢書補注》之誤開脫之意。楊樹達是王先謙的再傳弟子，楊樹達師從蘇輿，據楊樹達1925年出版的《漢書補注補正》自序，楊樹達所讀之《漢書》也是蘇輿的舊藏，而蘇輿出王先謙門下，楊樹達對王先謙是比較景仰的’他說:“惜余此卷晚成，不獲於先生之前執卷請益也。”■《漢書補注補正》幾經修訂之後，於1955年以《漢書窺管》之名再次出版，楊樹達在《漢書窺管》自序中說據《補注》全書觀之，葵園先生用心不失審愼，而此二事《補注》憒憒如此,疑先生於諸《表》假手他人,不及覆校也。”■此語有為王先謙的錯誤開脫的意思,後人不悟，又加以關於《漢書補注》成書過程史料的缺失,遂誤以為《漢書補注》多“假手他人”。王先謙於《漢書補注》所費之功力，是其所著《後漢書集解》、《尙書孔傳參正》等書所不能比的，《漢書補注》的學術成就也出於其他各書之上，光緒二十六年《漢書補注》刊成之後，王先謙深情地說:“是年二月，刻《漢書補注》百卷成。余雖病劇，書不釋手,中情怫鬱，舍此亦無可消遣。自通籍後，鑽硏班書，日有所述。中間雖時復作輟，心光目力，實專注於此。”■雖然只有寥寥數語，讀來卻頗為心酸，一位病重的遲暮老人只有摩挲着自己傾注了36年心血才編纂而成的《漢書補注》，方能感到一些慰藉，“成於眾手”之書豈能至此！■《藝風堂友朋書札》，第33頁。該信寫於光緖二十五年，辨見上。■楊樹達，《漢書補注補正》自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楊樹達:《漢書窺管》自序。■《王先謙自定年譜》，《葵園四種》，第746頁。
  • 南中国海上的“新会岛”—晚清爱国将领林国祥“巡航西沙”始末黄柏军*时间跨进2013年，中国的南方海域显得颇不平静：我国所属的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与比邻的几个东南亚国家接连发生了领土纷争。如果我们要和外国人论证南中国岛屿海域领土的归属，首要者是要拿出证据来说话，就首先要追溯从古到今铭刻在南中国海域各个岛屿上的“中国历史”和“中国足印”。笔者最近查阅地方史料有新发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地方史志《新编新会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人物传”一栏有白纸黑字的记载:广东新会在晚清时候出了一位爱国海军将领林国祥，此人曾经领命指挥清朝海军视察、巡航、勘察南中国海域诸多岛屿,采集有关情况，撰写调查报告，并一一给予岛屿命名，向世界宣示南中国海系列岛屿为中国版图所有，是中国疆域固有领土。因此，为表彰林国祥率军航海保卫疆土的重大功劳，清政府还把南中国海的一个岛屿以爱国将领林国祥的籍贯地广东新会取名，命名“新会岛”，勒石纪念。由此可见,对于南中国海域辖区内岛屿的保护和勘察，从古至今,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曾停止过，这些就是南海岛屿属于中国领土的铁证之一。为了探究广东新会人林国祥率军远渡南海视察西沙事件的始末,笔者沿着地方史料的若干线索，翻查更多古籍资料，追寻林国祥百年前的西沙之行，为今天仍处于纷争不休的南中国海域系列岛屿写下一个“我们属于中国”的历史根据、写下一声“我们属于中国”的历史呼唤、写下一句“我们属于中国”的历史声援！*黄柏军:广东省江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
  • 一、海南省三沙市的成立与南中国海领土的重要战略意义2012年，中国南中国的疆域又多了一个行政地级市—中国海南省三沙市。海南省三沙市的成立这一举措震动了整个东南亚乃至世界。她说明中国政府对于维护南中国海域岛屿领土的决心是坚决的、是巨大的，是不容置疑的。外国侵略势力今后要是胆敢侵略中国海南三沙市领域内的一个岛屿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珊瑚礁,就等同侵略三沙市，等于侵犯中国领土。三沙市的成立更加彰显了南中国海域领土的保卫对于中国领土完整的重要性，这个新成立的地级市人口可能是中国城市中最少的，然而她的知名度新闻关注度却是世界级的，吸引着全球的注视和关注。中国海南省三沙市位于中国南海，是中国地理纬度位置最南端的城市。为海南省第三个地级市,下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涉及岛屿面积13平方千米，海域面积200多万平方千米。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小、总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城市。海南省三沙市人民政府驻地位于永兴岛，是西沙群岛同时也是整个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2012年7月24日，海南省三沙市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成立。2012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批准撤销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将以前设立的县级三沙市升格为地级市“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市人民政府驻西沙永兴岛。此次设立地级三沙市，是中国对海南省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完善.设立三沙市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的行政管理和开发建设,保护南海海洋环境。2012年7月19日，中央军委批复广州军区，同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三沙警备区”。21日，西南中沙1100多名选民票选三沙市第一届人大代表。22日，海南省三沙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公布,共有45名代表当选。23日，三沙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议选举产生了市一级权力机构,符戆当选首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肖杰当选第一任市长，并出任三沙市首任市委书记。2012年7月24日，海南省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三沙市驻地永兴岛举行。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罗保铭，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邢书成，海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于迅，海南省委副书记李宪生共同为三沙市揭牌，宣告三沙市正式成立。随着三沙市正式揭牌，一群群和平鸽飞向天空。揭牌仪式后会场转场至海边,举行三沙市地名碑的揭牌仪式。
  • 二、晚清爱国将领林国祥生平林国祥（1851-1909)，又名瑞喜、瑞嘉。原籍广东新会县大泽镇北洋乡，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之槟城。林国祥之父林道解是南洋著名的侨领、建筑商，曾建造槟城旧关仔角之古城，吉打埠有为纪念林翁而命名的道解埠（TOKAI)。林国祥于兄弟6人中居二，自小在槟城读书，诸熟英语。青年时期的林国祥胸怀大志，为了报效祖国毅然与三弟国裕、五弟国禧回国学中文。清同治六年（1867年）与两弟同往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同治十年毕业’先后在建威、扬威等舰实习，后任广东水师舰队广乙舰管带。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率广乙舰北上与北洋舰队会操,事后，留驻北洋舰队海军基地威海卫。是年七月二十五口，林国祥奉令率广乙与远济等舰为增援在朝军队的东升商船护航，被日舰袭击，与日舰激战.船体受创后乘英国船归国。秋，任远济舰管带。次年二月北洋舰队在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林国祥被议革职。不久又被起用。光绪二十二年夏，林国祥奉命和海军宿将程壁光、谭学衡等前往英国监造订购的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至光绪二十五年才制成回国。后南归广东，在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属下任舰队左翼分统。清朝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李准奉命率伏波、琢航两舰南巡西沙群岛，委林国祥为航海指挥。每巡察一海岛，即标志命名，其中有一岛屿，李准以林国祥巡海有功而将其命名为“新会岛”。巡航西沙群岛回来后，林国祥染病卧床，后卒于1909年，归葬于广东新会北洋乡故里。墓碑刻有：“诰授武显将军显祖考国祥翁林公”、“宣统元年重修”等字。享年58岁。据广东新会当地文化部门负责人介绍，在广东新会大泽北洋乡，至今还完好保存有晚清爱国将领林国祥之故居、坟墓和功名牌匾等遗址和文物，林国祥之后裔依旧守护着祖先之府邸。另外关于李准、林国祥等率军巡航西沙群岛的具体时间，据《李准巡海记》所载，他们率军舰巡阅南海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或许是经年日久，李准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因为后人考证，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明清档案中，记载此事是发生于宣统元年（1909年）：那一年4月，两广总督张人俊致电军机处：“月初派勘榆林港外西沙各岛，系用伏波、琛航驶赴。”这是李准率军舰巡阅南海的准确时间。所以，李准、林国祥巡航南海西沙系列岛屿的准确年份应该是宣统元年（1909年）。所以林国祥家乡广东新会一些关于描写林国祥生平事迹的文
  • 章注明“林国祥卒于1908年”的说法应属误笔，应该纠正过来。1907年时,李准确实带着军舰出航过，但是那一次的目的地不是南海的西沙群岛，而是距离大陆最近的东沙群岛。也许是李准叙述的不准确，也许是《大公报》记者转述时的疏忽，两次巡阅被放在了一年。三、爱国海军将领林国祥与倭寇多次交锋，舍死力战寒敌胆林国祥倒真是清末海军中值得写上一笔的爱国将领,他参加了清末几乎全部的海上战事，只可惜国力羸弱，林国祥的战斗履历几乎写满了失败。但是林国祥爱国、勇敢,在对倭寇历次战斗中表现坚决顽强，是受到广泛赞誉和颂扬的爱国海军将领。林国祥是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学员，“抗倭英雄”邓世昌与其同期。后来林国祥在福建水师任琛航舰管带（舰长），邓世昌是他的大副。中法战争后，被击沉后修复的琢航划归广东水师，林国祥改任广东水师主力广乙号管带。1894年，广乙号北上与北洋水师会操，林国祥后奉命护航运兵船为朝鲜增兵,结果在丰岛附近海域遭遇日本军舰，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一场海战。广乙舰和一同护航的北洋水师济远舰对抗日本吉野等三舰。济远舰开战不久就临阵脱逃，而广乙则直冲敌阵，试图迫近敌人发射鱼雷。结果终因寡不敌众,被击成重伤’被迫避往朝鲜西海岸，搁浅自焚。黄海大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再次临阵脱逃，战后被处斩。时人多以林国祥与之对比，林国祥以“敢战”之名接任济远舰管带，结果没过多久，济远舰又随着北洋水师残存力量一起，在威海卫一战中全军覆没。黄海大战是一场扣人心弦动人心魄的大海战，林国祥作为中国海军将领,舍身抗敌临危不惧的精神深受后世赞誉。查史书，有以下的感人的细节描写—1894年5月，清廷第二次校阅海军，记名总兵余雄飞带广东水师“广甲”、“广乙”、“广丙”三舰赴北洋会操。演习时，“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体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特别是海军将领林国祥指挥“广乙”舰施放鱼雷，“均能命中破的”,于驶行之际打靶，“中靶亦在七成以上”。7月，“广乙”与“济远”奉命护送仁字军赴朝，以增援屯扎牙山的叶志超、聂士成军。行前，林国祥向丁汝昌请示:途中如遇日舰攻击，将如何处置？丁汝昌答曰：“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25日晨，“广乙”、“济远”返航时刚驶抵丰岛附近海面，便看到日本“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似欲拦阻去路。林国祥
  • “知其来意不善，遂严阵以待”。此时日舰倏开一炮，“广乙”还击。双方激战1小时20分钟。“广乙”受伤多处，伤亡亦重，林国祥因下令驶向东北方向逃避。“广乙”驶至朝鲜西海岸搁浅后,林国祥为免军舰资敌下令凿坏锅炉，焚火药舱,率残卒79余人登岸后，往牙山投叶志超军营,见营垒已空,然后搭乘英国军舰回国。途中“复截于倭舰，听命立永不与闻兵事服状，林国祥以下联署与倭，乃得纵归”。史学家研究发现,林国祥在这场海战中表现出娴熟的海战战术令人赞叹，堪称“虽败犹荣”。林国祥在丰岛海战时任“广乙”号鱼雷巡洋舰的舰长。丰岛海战中，“广乙”舰在他的指挥下表现出色，在日舰突然向“济远”舰开火齐射的一瞬间，“广乙”就冲到了“吉野”跟前试图发射鱼雷并进行撞击，让“吉野”措手不及地在海上兜了个大圈，想打“广乙”却找不着人了，而“广乙”此时已经鬼使神差地逼近了“秋津洲”准备发射鱼雷，如果不是“秋津洲”运气好，一发炮弹击中了“广乙”的鱼雷发射管，“秋津洲”的结局怎么样还不好说，“浪速”赶紧冲上来帮忙，干脆放弃了对“济远”的炮击，和“秋津洲”夹攻“广乙”，而“广乙”又迅速地绕到了“浪速”后面三百米左右的位置炮击“浪速”，此时的“浪速”对一艘鱼雷巡洋舰来说无异于活靶，如果这时候“广乙”还能发射鱼雷的话,那么那天丰岛海战的战斗结果就会改写。中日双方的战舰通过丰岛海战的一番较量，日本海军终于领教了林国祥这位清朝海军将领一往无前舍生忘死之英雄气概，为之心寒胆怯，把林国祥比喻是“邓世昌第二”，认为林国祥是日本海军以后最需要注意和最需要研究的清朝将领之一。虽然“广乙”最后还是被日舰击毁了，但林国祥和“广乙”舰官兵的优秀表现却是连日本人和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的！回顾上述人生经历和军旅经历，足以见证海外赤子、马来西亚归侨林国祥有着饱满的爱国热情，遇事冷静临危不惧胆大心细敢于挑战，正是这些洋溢爱国情怀的军人品格支撑着他后来完满完成了“以老龄军舰征服万里波涛视察西沙”的爱国壮举。四、与林国祥一起巡视西沙群岛的晚清海军大臣李准生平在细说林国祥巡视西沙群岛事件之前,不能不先说一个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伯乐”人物、林国祥的顶头上司：李准，正是李准的“慧眼识英雄”才有了林国祥的西沙之旅。甲午战后,朝廷追究责任，将丁汝昌部下所有战败军官一律革职不用。李准以广东海军人才缺乏，便起用林国祥任为左翼统领。被李准任命为广金舰舰
  • 长的吴敬荣,也是因甲午海战失败被革职的海军将领之一。给李准的西沙巡航提供保障的，正是这些失意的老一代清朝海军。清朝宣统元年夏，李准奉命率伏波、深航两舰南巡西沙群岛，委林国祥为航海指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对林国样堪称有知遇之恩，他对林国祥过去的军旅生涯很了解，对林国祥的军事指挥才华很欣赏，所以才请他当自己的西沙勘察之旅船队的总指挥，事实证明，李准邀请林国祥的加盟，确实找对了人,这好比“伯乐”找到了“千里马”，实在是一段识才爱才重才之佳话。中国近代史对李准其人在维护南中国海域领土的作为评价甚高，这样一个忠勇爱国之将领，其生平事迹也值得我们一读：李准（1871年3月26日-1936年12月22日），四川省顺庆府邻水县太安乡太安里柑子铺李家坝人（今柑子乡活水沟桅子湾人）。原名继武，派名新业，亦名木,字直绳，又字志莱，号恒斋、默斋，别号任庵、平叔。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初六日子时生。史学界对他有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李准是百年来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最力的清朝海军高级将领。李准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李征庸（人称李铁船）是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官至钦差督办四川矿务商务大臣，头品顶戴，三品卿衔。李准17岁时前往父亲在广东的任所，但两次应试均不第。1895年，其父捐其为监生、同知衔候补道员。1895年冬,李准奉张之洞委派，前往湖北赈捐，受其赏识，被保以知府补用。1898年，实任广东钱局提调，次年兼任海防善后局提调和广东省厘金局总办。1902年，李准为两广总督岑春煊赏识，由文人武，任广东巡防营统领，兼巡各江水师，镇压洪全福起事,捕获巨盗林瓜泗。因此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授予南澳镇总兵一职,赏头品顶戴和“果勇巴图鲁”称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十五日，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召见李准，累功升任广东水师提督。李在广东水师提督任内，先后率舰巡查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确立了中国对该两处群岛的主权，为纪念他的功绩，今日南沙群岛内尚有沙滩被命名为“李准滩”，以纪念他的巨大功绩。李准由于长期率部在广东镇压革命党起事，深为革命党所恨，数次遭到刺杀,先后两次重伤。1911年，革命党发动黄花岗起义,李准率部镇压之，但旋即遭到两广总督张鸣岐猜忌，遂转而靠近革命党，与胡汉民秘密联络。辛亥革命爆发后,李准率部响应，迎接胡汉民前往广州就任都督。1912年，李准应袁世凯邀请，前往北京出任高等军事顾问,后由段棋瑞政府封直威将军。二次革命后，李被任命为广东宣慰使,前往调停广东局势，1916年
  • 去职，其后隐居天津，以研习书法、撰写剧本度日。晚年成为书法名家，曾为《大公报》题写报名。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1936年11月22日）病逝于天津。李准所著《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至今仍是中国政府用以证明其对东沙、西沙等海岛主权的重要文献。五、《李准巡海记》等文献关于林国祥领航察视西沙十五岛的记载由李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亲自口述、新闻记者笔录，刊登于天津出版的《国闻周刊》第十卷第三十三期（1933年8月21日）的长篇回忆录《李准巡海记》，是难得的关于林国祥等爱国将领巡航勘察西沙群岛的真实陈述和历史记载，很有历史价值，值得后人阅读和研究。事隔几十年，为什么当时退隐天津息影政坛的李准突然高调重提往事，并敦请新闻报纸广而告之呢？原来事出有因：因为当时民国政府势穷力弱，1933年法国政府竟然斗胆占领我国南海九岛屿，由此引起了一场国际纠纷。当时的新闻报纸报道，广东省政府为此经过调查之后，专门致电中央政府提出建议，认为南海的九个被占岛屿，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疆域最南端的地方，是中国不可争议的固有领土。广东地方政府提出的交涉理据之一就是:早在清朝末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就和爱国将领林国祥一起，率军勘察过这些岛屿，并一一为这些岛屿命名，鸣炮升旗，宣告南中国海十五岛屿收归我国版图云云。隐居在天津的李准听闻南中国海出现领土之争，中法正在争辩岛屿归属，争辩者正是与自己当年树碑命名的岛屿领土有关，非常关切。李准亲自出马，主动找到有关报社和记者，向新闻界详细回忆当年的西沙巡航经过，驳斥南中国海西沙岛屿是法国人首先发现首先开发的无耻狂言。《国闻周刊》记者根据李准的口述，执笔写成详尽的回忆报告，命名《李准巡海记》发表报端，作为我国政府与法国政府进一步进行交涉，争回西沙岛屿的历史见证。为什么当年要冒着生命危险，驾驶陈旧失修的军舰巡航西沙？李准在回忆中分析了当时中国面临列强环伺领土面临瓜分的危机时刻：因为虽然当时的南海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危机四伏。从历史来看，日本人占据开发东沙岛并非偶然，它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尤其占据台湾后，日本为“开拓万里波涛”继续向着南方海洋不断扩张的结果。而整个南海其实早已处在列强们虎视眈眈之下了，早在1883年，德国人就曾到西沙、南沙群岛进行调査测量；1909年初，法国驻越南总督突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也觊觎起南沙、西沙的群岛。
  • 为避免重蹈东沙被外人强占的覆辙,李准随即主张立即前往考察，以“收入海图，作为中国之领土”。他将此意上报两广总督张人俊，得到张的赞同后，李准便迫不及待地安排起南海考察之事。那个时候，也许是李准作为广东水师提督四年以来最为激动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极欲探索其究竟”，无法掩饰的急切兴奋的心情显而易见。《李准巡海记》关于巡航西沙的前后经过，记载周详,其中，关于林国祥作为视察船队总指挥的作为和表现也有很多记载，相关资料摘录如下：宣统元年（1909年），经吴敬荣、林国祥、王仁棠等人先会同粤海关船员往探，李准调集伏波、琛航两兵舰,伏波舰管带吴敬荣，琢航舰管带刘义宽，李准乘伏波舰，林国祥航海之主，皆由其指挥。(西沙巡航）随行参赞王仁棠，同行有广东候补道李哲濬（宁波人，字子川），广东补用知府丁乃澄（归安人，字少荪），广东补用知府裴祖泽（霍邱人，字少荪），王叔武,李田、邵述尧、刘镛、郝继业、陈晋庆、袁武安、赵华汉、郑继濂、张瑞图、刘启唐、潘镇藩、梁朝彝、郭朝升、陈仕平。港商韦雪斋、李惠林、苏汇泉，海军测绘学生四名：萧广业、邱世堃、孙承泗、梁宝琳，测绘委员四名：孙金汉、刘迺封、赖鹏、陆振，测绘学生八名：吴应昌、韩国英、王钦、洪禹懋（均琼府人）、赖国琢、彭道宗、谭景、杨基，化验师二人:无线电局工程师布朗士、礼和洋行化验师孙那，农工路矿公司探钻工程师二名：钟饰、钟英，军医生两名：陆锡藩、胡国镇，庶务随员谭开宗，照相人二名（连器具华芳去），木工四名：朱生、伍嘉、朱胜、香基，泥水二名，修盐漏工四名，种植工二名，洗衣工二名，小工一百名等，历时一月，对群岛进行深入调査。军舰每到一处皆勒石命名，鸣炮升旗,重申中国主权。在这次巡视中，随船的测绘委员和海军测绘学堂学生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西沙各岛的分图。随后,船上又备好米粮、食器、淡水、烟煤等，除船员外又雇小工百名和一名德国无线电工程师。广东水师的任务，此前充其量只是在广东沿海缉私护航、打击海盗，从未执行过航测。而这次远航,李准在广州和天津购得了海上定位仪、经纬仪、英制测距尺等专业设备，从而有了我国对南海诸岛的第一次专业测量和考察。《李准巡海记》赞扬林国祥对我国周边的海洋军事形势很熟悉，正是林国祥向李准指出了西沙群岛的所处位置和战略地位。《李准巡海记》中记载：“林君国祥，老于航海者也，言语余曰：距琼州榆林港迤西约二百海里，有群岛焉。西人名之曰帕拉西尔艾伦（PARACELIS),距香港约四百海里，反从新加坡东行来港者,必经此线。”《李准巡海记》赞扬林国祥作为航队总指挥运筹帷幄心思缜密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组好舰队后，林国祥提醒李准，伏波、琛航二船太老,“行驶迟缓，倘天色
  • 好,可保无虞，如遇大风，殊多危险。”李准急欲出行，也不多顾及，接着便与林国祥下船，考验船上之锅炉机器，应修理者修理之。凡桅帆缆索，无不检查。舱底的铁链也全部拉出，林国祥用小锤敲击每一节铁链，听声有损坏处，即以白粉画上记号,然后用极粗的铅线捆扎起来,防止其断裂。《李准巡海记》赞扬林国祥作为航队总指挥身先士卒坚守岗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海面上风平浪静，船行平稳,但舰队总指挥林国祥和伏波号管带吴敬荣却一直高度紧张，入夜后也一直未睡，盯在驾驶室的舵轮旁。桅杆顶上也派了一人，持望远镜监视前方。这两个多年与船为伴、穿行波浪的“老航海”都很清楚，驾着这样老旧的木壳船远航要冒多大的风险，更何况南海中暗礁极多，“稍不慎，则全船產粉矣。”《李准巡海记》赞扬林国祥作为航队总指挥航海经验丰富准备充分对突发事件有准确科学的预见：（船队慢慢靠近某岛屿）李准激动之下，当即就下令乘舢板登岸。林国祥却让他别坐舢板，改乘大号平底扒艇（一种木质平底船）才能顺利登岸。果然，待小船驶近岛屿，李准发现，近岸的浅滩中暗樵密布，唯有吃水极浅的平底扒艇能够驶过。由此也可见林国祥航海经验之丰富，早在出海前，他就准备了七八艘这样的扒艇，以备登岛之用。史学家表示，晚清时期维护中国海疆领土的爱国将领，在一个月之内，先后两次派水师巡视西沙群岛，宣示主权,此举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西沙群岛为中国海洋国土，各国航海之书，都称其为中国海洋国土，普遍认为“帕拉赛尔群岛（西沙群岛）是分散在海南岛南部中国海上的群岛。”或者“1909年中国政府把该群岛归于中国所有”。李准、林国祥等爱国将领的此次“巡航西沙“的爱国行动可谓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给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高度评价并不为过。六、林国祥在西沙巡视中的重大贡献与“新会岛之命名李准、林国祥率军察视西沙十五岛历时一个月，先后对西沙系列群岛进行深人调查。军舰每到一处中国领土内之岛屿皆勒石命名，鸣炮升旗，以示重申中国之主权。本次命名之岛皆以军舰，物产，两广总督、李准及同行诸人之籍贯,例如伏波岛（以“伏波舰”名字命名），甘泉岛（因为船队官兵在岛屿掘地得淡水故名），琢航岛（以“琢航舰”名字命名），邻水岛（因为李准为四川邻水人，以其籍贯地命名），霍邱岛（广东补用知府裴祖泽，安徽霍邱人，以其籍贯地命名），归安岛(广东补用知府丁乃澄，浙江归安人），乌程岛（沈孝文，浙江乌程人），宁波岛
  • (李哲濬，浙江宁波人），新会岛（林国祥，广东新会人），华阳岛（王文焘，四川华阳人），阳湖岛（刘子怡，江苏阳湖人），休宁岛（吴敬荣，安徽休宁人），番禺岛(汪道元,广东番禺人），丰润岛（张人骏，直隶丰润人）等，其中以广东地域命名者两处:新会岛与番禺岛，广东籍的两名官员林国祥、汪道元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航海之旅,为南中国海海域领土收归版图、为重申中国主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尽自己一份力量,这是他们的光荣,也是岭南广东的光荣，更是值得写进史册千古流芳的历史大事。林国祥在此次西沙巡视中以其娴熟的航海经验和淡定的海上军事指挥才华，为一个多月的远航探测最后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晚清笔记文集《粤东从政录》中之“西沙岛”一则有关于西沙巡视始末之详尽记载，其中对林国祥的贡献多次由衷赞叹：查广东之西尚有西沙十五岛，距香港约四百海里,距琼州（即海南岛）之榆林港约一百二十海里。经吴敬荣、林国祥、王仁棠先会同粤海关船员往探，当会商安帅亲往探明，绘成海图，以便呈鱼师、海港、军部、内阁立案。免又如东沙之覆辙,待有外人占据始为交涉为其计。安帅极然某说。当调集伏波、琛航两旧兵舰分载前往。同行有宁波李子川观察（哲濬）、归安丁少荪太守（乃澄）、霍邱裴岱云太守(祖泽）、华阳王叔武太守（文焘）、武进刘子怡大令、番禺汪道元诸君，又有德人布斯域士，无线电工程师丹人那森同往。余带卫兵一排，以学生范连仲率之。木、石、漆、缝补匠若干人，小工百人，测绘生若干人，牲畜食料、格伙、淡水、煤炭亦足敷一月之用。以林国祥任驾驶之责，吴敬荣、刘义宽分带两船，王仁棠赞助之。三月初起行。先至琼州海口，买土式小扒艇十只及可味鱼菜之属。四月初一(5月19日）抵榆林港，添淡水，以水色不佳未能放洋,往距榆林港十余里之三丫港观盐。又往黎山内地观黎人居处、风俗，均另有记载于《粤东从政录》中。在此候天色约六日，始放洋察视各岛，与东沙情形相同，并无高山，不过海中之沙洲而已，大小不一。极大者亦不过三四十里，小者数里而已。每岛均命名刊字于珊瑚石上,建临时椰子树屋及桅杆，于岛上竖黄龙旗以为标记。历二十日，始趁好天气径向香港驶归。沿海皆暗礁，危险万分。且伏波、琛航二船与余齐年，朽腐堪虑，若非林国祥、吴敬荣二君之老于驾驶，精细谨慎，则恐无生还之望矣。回省后，将在各岛采取奇异之物为世人所不经者若干，呈于安帅及分赠同僚以作纪念。
  • 这次远航并非一帆风顺李准和林国祥率领的考察队住航行过程中，遭遇过多次的惊险，经过官军上下全力补救，终于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关于这些历险的经过，李准口述的《李准巡海记》有这样的记载：在经过西沙群岛的林岛（今永兴岛）以南约40海里处时，琛航舰触礁了那片海域隐藏着多处暗礁，在海浪里时隐时现，恰好那天下大雨，天色阴暗，能见度很低，导致了这次触礁事故。琛航舰的前部舱底海水汹涌。幸亏军士们训练有素，反应及时，漏洞被早有准备的揶壳丝絮、软木块拌以桐油堵住。舰队还是不得不在林岛旁短暂停留，对琢航号进行修补。6月10日，天气骤变,浪高达十余尺。老旧的伏波、琛航两舰只怕是经不起这样的风浪。李准不敢再做流连,率舰队返航。李准在后来回忆起西沙之行时也有几分后怕，感慨自己与下属多次在海上与死神搏斗，能否安全回航实在是上苍的庇佑。七、林国祥领航的“西沙视察”对当时和后世产生的意义和影响李准归来后，总督张人俊“惊喜欲狂”，“从此我之海图，又增人此西沙十四岛也。”6月14日，张人俊又致电清廷，请求调派大型军舰来广州听命,以便再往更南端的中国领海巡视考察。但奏报未久，张人俊即行卸任，此事也随之搁浅。仅仅两年之后，大清王朝就灭亡了。但无论如何，中国海军率领一支破败的舰队，毕竟走出了划时代的一步，尽管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了，机遇也太少了，但随同李准一同出海的这一百七十多人,最终在中国南海的万里波涛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辛亥革命之后，近代中国依然连年战乱，远离大陆的南海诸岛主权常年无力顾及。曾经勉力维护过南海主权的前清海军将领们，命运随着动荡的时局跌宕起伏。李准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起初并不光彩，多次在广东镇压革命党起义，深为革命党所恨，屡遭刺杀，先后两次受重伤。1911年，革命党发动黄花岗起义，李准率部镇压，并亲自审问了重伤被俘的林觉民。史料记载，李准深为林觉民气概所感，解开了镣铐，并亲手为其捧茶。也许是黄花岗起义带来的震撼，李准最终也感到清王朝的气数已尽，辛亥革命爆发后，李准命令部下挂起白旗起义,迎接胡汉民前往广州就任都督。此后,李准曾短暂受邀赴京，任袁世凯政府高等军事顾问，不久后对政治彻底失望，辞去职务，寓居天津，从此不问世事，以研习书法、撰写剧本度日。晚年
  • 成为书法名家，1936年病逝于天津，卒年65岁。林国祥则更是英年早逝，在平安领航归来之后不久，因病去世，令人惋惜。他这个海外长大的归国华侨，忧国忧民，爱国爱乡，大半辈子学习海军从事海军,希望报效国家保卫疆土，虽然有心杀贼，但是国力衰微无力回天，多次和人侵的倭寇作战均饮恨败北。可惜的是，这名爱国海军将领终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自己丰富的海事航行经验，为保卫南中国海的国家固有领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而南海诸岛，因为中国时局动荡，无力护持，在几十年中数次被不同国家侵占。其中引起较大影响的，就是1933年法国制造的“九小岛事件”。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此强烈抗议，与法国多番交涉，但事件久拖未决。此后，法国人又被日本人赶走，西沙、南沙群岛落人日军之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才把西沙和南沙群岛交还中国。中国政府派高级官员分乘4艘军舰前往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进行接收，并在岛上重树石碑，恢复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继续坚持和维护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但很多国家对南海仍然虎视眈眈。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南海海域丰富的油气资源开始受人关注,南海周边国家越南、菲律宾等国盯上了我南海诸岛。它们大肆侵占我南海岛礁，并非法开采南海的油气资源在构成南海的西沙、东沙、中沙和南沙四部分中，西沙以及中沙由大陆实际控制；东沙由台湾实际控制。南沙总共230多个岛礁中，可以入住的岛屿不足60个，常年可见岛屿则只有17个，大量被周边国家侵占。目前,在中国传统海疆线以内的南沙群岛几乎已被周边国家瓜分完毕，其中越南占据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包括第二大岛中业岛在内的9个岛礁，马来西亚占据9个岛礁。后世史学家评论:爱国将领李准、林国祥等进行的巡阅南海的行动，是清朝海军在主张海权上最积极主动的、也最为后人称道的一次远航。这批战败于甲午，一再被羞辱的海军军人，在清王朝的最后日子里，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意义深远的远航。这恐怕也是清末被屈辱和失败涂抹已遍的国家主权上,难得的一抹令人吐气扬眉的亮色。结束语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的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西沙巡视，真是一次艰险备尝的探险之旅。南中国海域波浪滔天，暗礁满布，天气变幻,处处危机，而岭南官员仅凭两条超龄服役、破败不堪的兵舰，居然可以乘风破浪，降
  • 服南海之惊涛，探访海角天涯之一隅，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奇迹。“沿海皆暗礁，危险万分。且伏波、琢航二船与余齐年，朽腐堪虑,若非林国祥、吴敬荣二君之老于驾驶,精细谨慎，则恐无生还之望矣”。这是亲历航海之旅的李准带领考察团安全回到陆地后发出的感叹，乘船者想起过去一个月的惊险,虽然已经脱离险境,还是心有余悸李准对于林国祥这位航队总指挥的负责、缜密赞口不绝充分肯定：“四月二十三日鼓浪而行，历四十八小时而抵达香港。次日即回者，盖出门已经将一月矣。此次之探险，以极旧、行不过十海里之船，数百人之生命,付于林瑞嘉（林国祥）之手，实乃天幸，非尽人力可致也。”从李准发自肺腑的由衷赞叹中，我们不难掂量出林国祥在这次长达一个多月的海洋考察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堪称是航行中的“中流砥柱”。然而，这次巡视收获是丰富的，也是成功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河山一寸金,探险之旅的爱国者之所以无畏无惧，我想，目睹国家之山河破碎外国入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受儒家思想教育和影响的爱国将领自然生出保卫家国之豪情壮志，可能这就是李准、林国祥等人率军察视西沙群岛过程中敢于笑对风浪、置生命于不顾、在惊涛骇浪里面胜似闲庭信步的动力源泉之所在吧！一百多年前，为了南中国海域的回归版图，林国祥等爱国将领率军风波万里察视西沙，他们是中华儿女爱国爱家保卫南海的先行者,值得我们后来者缅怀和尊敬！参考资料1.《新编新会县志》，新会县志编幕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2.陈占标：《林国祥其人其事》，原栽《江门文史》第四十三辑，广东省江门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2008年10月编印。3.《李准巡海记》，原载天津《国闻周刊》第十卷第三十三期，1933年8月21日出版。4.《林国祥》，栽《江门五邑名人辞典》,陈照平、张忠林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 《子海珍本编》丛谈嘉惠学林流被后世李学勤*《子海》首批重大成果发布暨“两岸古籍珍本合璧工程”论证会在山东大学召开，这是海峡两岸学术界一件值得祝贺和纪念的盛事。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传世典籍汗牛充栋，其间子部为数繁多，内涵又极丰富，亟需辑集汇纂:，《子海》项目工程的启动，必将嘉惠学林,流被后世。《子海珍本编》集合两岸珍藏，内容多为孤罕秘籍，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深望及早完成出版，由此更能进一步发展，构建“两岸古籍珍本合璧工程”，尤为意义重大的举措。山东大学夙有传承研究文献的优良传统，人所共仰，担当《子海》及今后工程，无疑将有更大更新的成果，应在此预行祝贺。功在当代泽及后世的盛举周勋初M我之从事中国文史研究，已历有年代，深知治学必须以文献为基础。文献方面若是存在问题，如底本不佳、校雠不精、引用误说等，研究工作中也就会错误丛生，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然古籍之传世，大都已有千百年之久，中间必然存在种种问题，而觅求善本，也是困难重重。魏南北朝时期玄风大盛，皮锡瑞以为经学中衰,然若查阅《隋书•经籍志》，可以看到其时经学著述之丰富只是唐初朝廷颁行《五经正义》，其后历经战
  • 乱,文献大量散佚，后人也就难以窥知这一时期经学的全貌了。我在日本讲学时,曾在彼邦学者的帮助下见到一种罕见的珍贵文献，京都大学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室内藏有隋代经学家刘炫《孝经述义》钞本的卷首和卷四部分，真可谓“天下孤本”。由此可知，中国的珍品保存在本土之外者尚多，有待于大家的多方寻觅。近人每重理论阐发而轻古籍整理，以为这项工作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一工作的甘苦。整理者不仅要有文史方面坚实的知识积累，还要有很高的识见，能够判断各种文献的优劣。而优秀成果的产生,首先要有好的底本。这里可以介绍我的一次奇特经历。“文化大革命”中，南京大学曾奉命编校法家著作《韩非子》，改革开放之后由我负责修订我遍访南北各大图书馆，见到了多种可资校雠的版本，又采录了清儒与近人的许多研究成果，加入本人的若干新见，完成了《韩非子校注》一书，成为法家著作尚然存世的一种罕见现象。此书得到许多专家的好评，后出的一些《韩非子》注本和研究著作都将此书视作重要参考书，2012年还荣获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我想，此书之所以未遭沉湮，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就因文献整理方面有其优胜之处。由上可见，学术研究的前提，首应掌握优质的文献资料。今口古籍整理方面面临的情况，比之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开拓与提高。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珍贵文献收藏在台湾等地.还有一部分散落在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处，这样也就阻碍了学界的充分利用，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山东大学子海项目组从事的这项工作意义重大。郑杰文教授、王承略教授、刘心明副教授等人不仅认真地调查了国家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中珍贵版本的收藏情况，而且对世界各地所藏子部典籍的重要版本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还多方联系台湾等地的学人，对收录的很多珍贵版本作了认真的整理，在海峡两岸分别影印出版。因此,《珍本编》第一辑的发布,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稀见文献，有助于各个领域内学术研究的开展。这项工作，不但惠及当世，还将泽及后代，有助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以往在混乱的政局下经过整理的文献，尚能传世;如今大批珍贵文献有计划地分批出版，更能显示当下盛世修典的泱泱风范，呈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无限生机我作为与山东大学古籍所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一名文史工作者，目睹老友董治安教授所培养的这支队伍不断成长与日益壮大，勇于承担国家大型项目，并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为他们取得的成绩高兴，且引以为荣-
  • 体例科学多所创新赵逵夫***中国古代的子书是各个时代的社会精英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及包括医学等自然科学在内的各个学科进行深刻探索的成果的结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子海》工程在收书的时间范围上扩展至清代，可以说是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全面总结。我觉得郑杰文先生作为首席专家，与其他项目承担人认真讨论，在体例方面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不仅体现出一种谨严的学风，避免了与各种同类书的重复，而且有所创新,有的地方体现了古籍整理的方向。首先，这个工程以收录整理历代子书为目的，但不是采用单一的方式，总体上先分为两大类:一些罕见的珍本书，社会上没有流传或流传极少，便加以影印,完整地提供给企盼看到它们的原貌的学者们，作为《子海珍本编》。巳出的书中，有在大陆一些图书馆所搜求的，也有台湾一些图书馆所藏，将来还要从日、韩等国搜求在国内见不到的书籍或某些书的重要版本。这无疑为子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利于以往的校勘、评注中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其次，选出历代子书中的重要著作，加以整理，为《子海精华编》。这同《珍本编》会有些交叉、重复,但收录标准不一:前者以稀见程度和版本价值为主，后者以书的学术价值为主。同时，为了避免与目前已出有关书籍的完全重复，采取不同整理办法:一、部头较大且前人未曾整理者，采用标点、校勘的方式;二、已有标点、校勘本者,根据不同情况,或采用抽换底本的方式，或采用集校的方式，或采用注释、疏证的方式，或综合使用以上方式；三、前人已有较好的注本者，采用集注、汇评、补正等方式；四、若整理者对所整理典籍有深人独到的研究心得,可采用研究性、综合性整理方式。我想,这样作无论如何不会使这个工程进行中的一些工作成为没有意义的重复劳动，总是有益于学术的。再次，要求每部书都有整理说明与提要。整理说明就是整理者对研究成果的总结，提要则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只有认真地研读了些书,也研读过与之相关的其它典籍，才能写好这看来不长的东西，对一般读者而言,提要这一部分的意义更大。第四，我以为是项目主持人站在时代前沿看古籍整理工作，才做出的一个决定:要求整理工作中体现汉字、汉语规范的要求。一、关于数字的使用，执行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这在很多古籍整理中被忽略,:，二、要求*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 按国家有关规定得汉字规范精神，凡异体字,一般只选择其中的一个作为正字，其余的都视为古体、或体、俗体之类的异体。并且，为避免出现讹误与混乱，经几次修改,作了一个异体表,这个表是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修订稿）和程毅中先生《古籍中常见异体字简表》为基础制定而成，特别肯定了程毅中先生所提出的“从众、从古、从简”的三个主张，并说明人名、地名和一些特殊专有名词不强求统一，引用《说文解字》、《玉篇》相关原文应照录原字形等原则。可以看出，项目主持者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细致的准备工作。我国古籍从商周时代一直传下来，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部分字形的转变与规范问题。今天仍保留大量的俗字、古字，不利阅读。从长远看,也对汉字的规范化及其对古籍的保存无益。要使中国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就该减少传播中的阻力，减少后代儿孙及外国人接受中的难度。所以，我以为《子海精华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是应该充分加以肯定的。三、整理要求中提出用新字形，意义同上。由以上这几点看，《子海》在宏观的规划上、体例上和具体的工作规程上都考虑得很周全，符合学术规范，而且带有前瞻性。这个项目的完成，为子书的研究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也会起到推动的作用。《子海珍本编》的重要学术价值与文化战略意义刘跃进****《子海珍本编》第一辑是山东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的首批重大成果，分为大陆卷124册、台湾卷50册、《子海珍本编图录》1册,收子部古籍553种，多为珍稀精善之本。该书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对于推动两岸合作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对于子部传统研究的创新探索,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文化战略意义。第一，开拓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思路。研究者主要以中国古代子部精华为中心，将散落于海峡两岸的子部精华，重新整理、影印，为学界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子部珍本资料。同时，课题组还将继续考察日本、韩国、欧美等藏书机构的子部珍本，并与之展开合作研究，为广泛收集散见世界各地的子部文献，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第二，提供集成创新和协同创新的新范式。课题组织者在整理体例上统一要求，成果内容上统一把关，研究体系上统一规划，成果交付后统一审读，体现*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了集成创新和协同创新的特色。《子海珍本编》第;一辑由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文化学术机构共同编纂、联合出版，为海峡两岸学术界携手共担民族文化传承重任提供了新的经验，为子部文献典籍的整理研究，开创了新的合作模式第三，具有时代文化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前进方向、发展道路与工作导向的“三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这是对国家文化战略的具体指导与发展部署。山东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顺应中华传统学术和国家文化战略发展需求，在两岸众多学者共同参与和努力下，历经三年艰辛，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这对于探索中国文化战略的道路和方向，不无启示。当然，这套大书，内容庞杂，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在整理和研究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也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相信，课题组成员一定会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改进。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相关成果早日问世。
  • 略论《子海珍本编》第一辑的文献价值张云*苏金侠**2013年11月，《子海珍本编》（以下简称《珍本编》）第一辑在广大读者的期盼中终于问世了。由凤凰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珍本编》是山东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的首批重大阶段性成果。《珍本编》第一辑分为大陆卷和台湾卷两部分,其中大陆卷影印了国家图书馆(369种）、天津图书馆（32种）、山东省图书馆（34种）、山东大学图书馆（25种）所藏珍贵子部古籍共460种，出版为大16K硬精装124册。台湾卷影印出版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73种）、台北“国家图书馆”（20种）所藏珍贵子部古籍共93种，出版为大16K硬精装50册，两岸所选多是珍稀精善之本，其中宋金元本47种、稿本84种、明清抄本148种、明刻本224种，计503种，占此辑影印总数的92.6%;文献价值极高的海内外孤本不下80种，学术价值重大。下面，笔者谨就《珍本编》第一辑所印古籍的文献价值进行简要论析。一、《珍本编》第一辑影印了一批重要典籍的稀见版本。《珍本编》的编纂者们秉持学术意义重大、版本珍贵稀见等原则1,进行子目与底本的遴选。第一辑的子目大都是子部的重要典籍，是子学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②。在流传过程中，都经多次翻刻、传抄,版本众多，《珍本编》第一辑特意影印了那些尚未被大型古籍影印丛书公开影印出版过的版本③，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多地为学界提供可供勘校、研究的本子.比如《管子》，此次影印了明刘绩补注的二十四卷明刻本,清陆贻典、黄丕烈校并跋。陆、黄二人以宋本通校过全书，在各页空白*张云:山东大学搞学高等研究院博土研究生。**苏金侠：山东大学懦学高等研究院博七研究生。①具体参《珍本编》大陆卷前言，风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一册第2页。②正如《珍本编》台湾卷曾淑贤馆长序中言广本次所精选选辑印的二十种子部古籍，……以作者在我国文化史上所占之地位而论,则本馆此次所提供之古籍作者，.…….称得上是文化史上的巨儒大家。”(《珍本编》台湾卷，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一册第2页。）③《珍本编》选目所遵循的原则之一是《量选择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型古籍影印丛书中未曾收录的善本。”见《珍本编》大陆卷前言.风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一册第2页。
  • 处留下了很多批校文字。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具价值而又特色鲜明的版本④。由于以前未曾影印出版，故研究《管子》的学者未能充分利用该本。所以，《珍本编》第一辑予以影印出版，意在方便学林，意义之大自不待言。又如《新序》十卷,此次据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五年（1510)楚府正心书院刻本影印，有清陈挨校并跋，这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古逸丛书》、《中华再造善本》影宋本，《四部丛刊初编》影明翻宋本以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明初刻黑口十行本都不同，为《新序》的研究增加了易寻易取的版本。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象《意林》、《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商子》、《韩非子》、《太玄经》、《墨子》、《吕氏春秋》等书，所选都是很有特点而又不经见的版本。二、《珍本编》第一辑印有大量重要而稀见的子书。这里所说的“稀见”，意味着以前不为学界所知，或只知书名却见不到原书。这类著作自然以作者的手稿本为主,如清人陈澧稿本《学思录》不分卷、阮元稿本《石画记》不分卷等等。《珍本编》第一辑中所收稿本著作数量不小,有些著名人物的稿本，甚至收人两种以上，如清翁方纲稿本就有《苏米斋兰亭考》四卷、《乐毅论考》不分卷、《覃溪杂抄》不分卷三种，清焦循稿本也有《乘方释例》不分卷、《里堂道听录》四十卷两种。这些稿本,原都深藏在图书馆中，无缘面世，致使学者们在整理这些名家的作品时，未能将这些内容收入，不无遗憾^黄叔儆是清代著名学者，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收有其《台海使槎录》八卷，《续修四库全书》收有其《国朝御史题名》不分卷、《中州金石考》八卷、《南台旧闻》十六卷,《四库存目丛书》收有其《南征记程》一卷、《广字义》二卷，共计6种专书。但黄氏的稿本《近似录集朱》十四卷，学者们则只闻其名，难睹其书。《珍本编》第一辑首次将其影印出来，为学界研究黄氏的学术成就，增加了方便易寻的材料象此种情况的,还有明吕坤的《安民务实》不分卷、明祁彪佳的《莆阳谳牍》不分卷等等,不遑多举。不仅稿本是稀见的，有些刻本也是难得一见的。明代有一位相当有名的学者叫吕栴，著述很多，当代“《四库》”书系中收录的吕氏著作计有如下11种：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收有《四书因问》六卷、《泾野子内篇》二十七卷、《周子抄释》三卷附录一卷、《张子抄释》六卷、《二程子抄释》十卷、《朱子抄释》二卷6种书，《续修四库全书》收有《泾野先生周易说翼》三卷、《泾野先生尚书说要》五卷、《泾野先生礼问》二卷、《泾野先生春秋说志》五卷、《泾野先生文集》三十八④郭丽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管子补注〉考略》一文中指出，此本在明代所刻四个四个最主要的版本中价值是最大的。见《历史档案》,2009年第3期。⑤刘仲华在《清代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礅生平及其学术成就简述》一文（载《唐都学刊》,2005年第6期）中，曾简单讨论黄氏《近思录集朱》的内容和价值,没有展开，看来要想详细研究此书.全面论述黄氏的学术成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卷（残本)5种书，数量不可谓不多。而此次收入《珍本编》中的明万历四十年(1612)所刻吕著《泾野先生语录》二十卷附录一卷,不仅是逸出上述11种之外的第12种，而且是首次影印出版，这无疑为学界增加了新的研究资料。三、还有一些子书，除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外,没有新印的本子。此次《珍本编》第一辑特地甄选《四库全书》以外的善本为影印底本，这将会有利于对这些书的校勘审定。据笔者统计，此种版本有100多个。比如宋刘敞《公是先生弟子记》一卷与宋何去非《何博士备论》一卷，《珍本编》据以影印的底本均为明穴砚斋精抄本,穴砚斋的抄本是连黄丕烈都认为应该珍视的不易多见的好本子⑥。还有一些书没有《四库全书》本，但已印版本也是很少，《珍本编》也收入了这些书的另外一些版本比如《续修四库全书》曾影印刘宝楠《愈愚录》六卷《另》一卷，以通行的清光绪十五年（1889)广雅书局刻本为底本。此次《珍本编》则影印了刘氏该书的稿本.因为“保存了书籍最原始面貌的稿本，因无传写、翻刻之讹而具有较可靠的版本价值”⑦。四、《珍本编》第一辑收有大量的名家题跋、题记，这类文字不仅为其所属版本增色不少，而且本身就含有大量的信息,有益版本学、藏书史研究良多。翻开《珍本编》第一辑，名家题跋随处可见，仅大陆卷所收就有钱谦益、周星诒、黄丕烈、顾广圻、卢文弨、缪荃孙、叶德辉、莫友芝、傅增湘、郑振铎等近百位名家的题跋。其中，周星诒、顾广圻、傅增湘、周叔锼的题跋各有6条，而黄丕烈的题跋、题记则有27条之多。笔者曾取黄丕烈的手书跋文与后人对黄丕烈题跋的辑本如《士礼居题跋记》、《荛圃藏书题识》、《荛圃藏书题识续录》相校，发现诸书所录题跋与原跋每每有些出人。有些文字异同，无关宏旨，并不影响整个文意;但也有不少异文涉及是非问题，往往可以借助黄氏手跋订正各家辑本的讹脱。如《珍本编》第一辑所印《珩璜新论》一卷，旧钞本，中有黄氏题跋5条。取与《士礼居题跋记》、《荛圃藏书题识》所载相校，其中一句跋文,《题识》和《题跋记》俱为：“仲遵颇嗜古书,故所收间有可观者，是编系书友携示而未之买，因出示余曰：‘此海虞杨五川钞本也”⑧核对原跋，“余”字后，有一重文符号，《题识》、《题跋记》并脱。因脱一“余”字，导致上下文义发生变化所谓“海虞杨五川钞本”，当为黄丕烈的⑥见（清）黄丕烈著，（清）潘祖萌辑,周少川点校《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⑦《[: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卷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册第1页。⑧(清）黄丕烈撰，（清）潘祖荫辑，周少川点校《士礼居《书题跋记》卷四.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清）黄丕烈撰，（清）缪荃孙等辑《荛圃藏书题识》卷五，收人《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六》，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0页。
  • 判断，若据《题识》、《题跋记》，就成了陈仲遵的话了，意思就变了。笔者仅据《珍本编》中所收载的27条黄氏手跋就订正各家辑本的误字38处，补其脱文14处，芟其衍文7处因此，笔者认为，如能汇齐黄氏的所有手跋，对《题跋记》、《题识》、《题识续录》等书进行全面通校，收获肯定更大进而言之，我们或许可以充分利用当今的便利条件，在诸家辑本的基础上，对黄氏的藏书题跋重新纂集校录，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精善的本子：这样的工作，对于研究黄丕烈的学术贡献,甚至对于清代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以上仅就《珍本编》第一辑所选印古籍的版本情况作了一个大概的描述,更全面、更细致、更深人的研究，还有待于广大研究者的进一步发掘：整个的《珍本编》拟从现存5万余种子部典籍中精选珍本5000种（含大陆13家图书馆3500种、港台6家图书馆1000种、国外30余家图书馆500种），分为十辑，陆续出版。第一辑的出版已发生了良好的反响，以后各辑的问世应该会满足学界更多的期待。
  • 所期貫徹班超志，不碎東瀛不轉舵—讀李竹侯《抗戰詩集》陳業東*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了全面侵華戰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隨着戰火漫延，南方不靖，創辦於1889年的廣州培正中學從廣州東山遷至鶴山，旋於1938年1月再遷至澳門，以500元租下整座盧家花園繼續辦學，學生上課的春草堂，正是孫中山先生曾入住的地方。1941年冬，香港倫陷，香港培正中學亦播遷來澳。從此,培正中學在澳門落地生根、開花散葉，為保持培正學校薪火相傳作出了貢獻。抗戰勝利後，廣州培正於1946年春返回廣州東山復校。廣州培正師生留澳七年間，基本上經歷了抗日戰爭的全過程，可謂艱苦備嘗。國難中，培正中學語文敎師李竹侯在澳創作了大量詩歌，眞實地記錄了抗戰各階段的重要新聞，依此吟詠成章。他以詩歌為工具，鼓勵靑年學生紆國難、復國魂，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念。1947年廣州培正當局將其所作詩歌輯為《抗戰詩集》印刷刊行。李竹侯這些充滿凜然正氣的愛國詩篇，為抗戰時期的澳門詩壇增添了光彩。李竹侯（1874—1950),廣東從化縣人,是民國初年的學究。1916年廣州培正學校增辦中學部，李竹侯於1917年到培正擔任語文敎師，服務培正31年。平生治學嚴謹，誨人不倦，門生遍天下。所授課目多為古文，故學生常稱其為“夫子”。李竹侯曾應培正校長楊元勳之請，以荷蘭舊國歌之樂曲，用七言詩譜寫出培正校歌歌詞。全歌共三段，現習慣只唱第一段歌詞。李竹侯於1948年退休，1950年在廣州病逝。*陳業東: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副會長。
  • 李竹侯從1938年10月開始寫詩,至1946年初離澳返穗為止，七年多的時間裏共創作詩歌近二千首。關於寫作緣起,李竹侯本人在《抗戰詩集》(以下簡稱《詩集》)的“卷頭語”有詳細的說明,下乃原文照錄。我不是詩人，抗戰前我也沒有寫過甚麼詩。這樣，我現在為甚麼會存留這大堆的詩稿？這事實的需要和原起，我要略略的說明：這原起是始於民廿七年十月十七日倭寇入粵消息傳到澳門的第一天！時我正在段考監堂，眼見同學們聽到惠州失守，廣州動榣，個個都呈現着欲哭無淚的悲觀，無心考試，喪氣頹頭.我見到這情景，頓感覺他們對帝禺崇禎時，敵來瓦解，所以覆亡；民國抗戰年餘，空前團結，終必殲敵的顯明事實理由，全無認識；尤其感覺他們不識利用當前大戰時機，運用所儲學識，遇事批判，檢取未來應世經驗；便從那曰起，逐曰搜樂觀必勝的事實，寫上律絕詩或短詞，給他們作一個課堂打針式來重振他們已頹喪的精神；同時，不斷說明當前的戰事，是一部練習實驗的活動史，今日判定，隨即得到實用經驗，備將來應付社會國家國際一切艱鉅的要求，這就是我追隨白學士所謂“詩歌因時而作，為事而寫”的肇始，而至勝利迄今後還延續不斷我這隨筆詩稿，當然陋劣。祇合我工餘課暇翻閱自娛。很意外的，突如其來的，學校當局囑將劣稿印存圖書館，公開間覽，視同珍藏。我想，舊稿今始公開印存，賣肖嫌疑，恐難避免。但轉念過去寫詩原起，全為鼓勵同學們乘時爭取經驗，準備應付艱難而作，爾時初三高一二各同學們筆記抄存亦當不少；表而出之，似乎也有點意思；且相信學校對這劣稿，如是珍惜有加，即對我這意思夙有同感。為着這緣故，所以我便不顧賣肖，將全稿奉獻出來。閱者們！劣稿印存，公開閱覽了！所望對我寫作原起，加以同情曲諒，不要哂予。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廿五日廣州東山培正學校李竹侯序言《詩集》於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由廣州培正中學出版發行。關於出版目的,學校當局亦在《詩集》扉頁作了簡單的說明：李竹侯先生在培正任教三十年，誨人不倦，守己謹嚴國難期中，堅信抗戰必勝，始終樂觀無間：每於課餘之暇，將其對時局感想，吟詠成章，以勗後輩。積年累月，蔚成巨秩澳門不安時，由鄺樂生先生帶入内地；粵北淪陷後，經林瑞銘先生盡力保存勝利復員後，培正當局請李先生將全稿整理後付印成書，以惠士林，以留紀念云爾。這裏提到詩稿保存和轉移的情況，我們可從李竹侯有關的詩歌中了解到更多細節。民三十四年十一月二日，李竹侯寫道:“以上兩年餘劣稿,留澳恐遭敵檢査，
  • 特託鄺樂生先生帶返羊石，不幸鄺先生仙逝，隨請林瑞銘先生代保存，隨砰石失陷，校亦星散，林先生在流離艱險中，公私雜物，頗多抛棄,特別將劣稿帶回東山母校中，在澳聞訊,頓起莫名感激,立函一絕致謝。”詩云：一堆殘紙累珍存，艱險流離總不捐。旅次備聞然諾重，心潮感激湧源源。林瑞銘接信後，即回一絕，云：知音受命保斯文，千里流離不忍分。應與放翁共鳴世，興亡時代豈相倫。詩中把李竹侯與南宋詩人陸游相比擬。李竹侯再寫一絕致謝：敢與放翁妄比倫，新興蠡測倖成真。雕蟲小技承隆譽，倒使汗顏苦煞人。鄺、林兩位先生在流離艱危中，寧捨己物,亦不負友人之託，盡力保存詩稿。此事可見愛國的知識份子相知相惜、共赴時艱的高尙情操。我們今天能讀到完整的《詩集》，實在應向鄺、林兩位先生獻上敬意。《詩集》的寫作時間，起自民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十七日，迄於民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六日。由於寫作的本意是希望驅除靑年學生的悲觀情緖，重振他們已頹喪的精神，故題材多取自當日之新聞。概括說來，大抵包涵兩大方面的内容。(一）宣揚抗戰必勝的信念抗戰初期，寇焰囂張，鐵蹄很快蹂躪我大半國土。面對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局面，不少靑年學生一時看不淸形勢,對前途感到悲觀。對此，李竹侯在詩歌中分別從三個方面去鼓勵和振奮他們抗敵禦侮的鬥志。1、正面解讀時事，闡述自信自強的重要性李竹侯在《吿對國事悲觀者》中說：越碰艱危越氣雄，才能萬事竟全功。若然遇敵心隨餒，那就人生希望窮。即使報紙刊出的是戰事失利的消息，李竹侯亦以樂觀的態度視之。如敵寇侵淡水、惠陽時，李竹侯寫道：暴敵南侵不要驚，十分把握衛羊城。且看虜騎沉泥淖，整個皇軍快土崩。武漢瀕危時，李竹侯認為並不足慮，他說“粵陷同時武漢危，統籌預定不足悲”。而當國軍退出武漢時，李竹侯認為這只是戰略轉移祇緣妥佈殲倭局，陣地應移便轉移。”他更在《抗戰前途樂觀》詩中說明自己樂觀的根據：我事無時不樂觀,祇須看法得其門。敵強迭告兵財竭，崩潰分明若火般。他認為，日寇強橫只是一時表象，戰爭發展下去，他們必定因兵財兩竭而最終敗
  • 亡，這個道理如洞中觀火般淸楚,所以抗戰必勝的信念絕不會動搖：民國三十年（1941年）元旦,李竹侯口占一律,盡表其樂觀態度：垂老猶堪絕漠來，劍南詩句有餘哀糜軀愈淬回天志，積怨從無避債臺萬里提封仍故色，百年新運自今開。異時旌旗東還日，應笑蝦夷少霸才,2、熱情謳歌抗日將士的戰功我軍在信陽大戰中奪獲敵“常勝將軍”旗,李竹侯十分高興,提筆寫道：常勝軍旗嚇煞人，怎知曾不值分文有朝展覽場陳列，點缀裝潢也算新敵人的“常勝”軍旗，在竹侯的眼中分文不値，唯一用途就是日後在抗戰勝利展覽館中作裝潢了詩歌輕鬆的筆調盡顯竹侯對曰寇的蔑視與抗戰必勝的豪情。又如寫擒敵機“天皇號”的《憶江南》詞：天皇號，也被我成檎雖屬架機些小事，惟思名義夠歡心，怎不笑吟吟！詞中巧妙地把所擒飛機的名號與日本天皇連在一起，把天皇擒住，這是多麽振奮人心的事！對於強敵當前仍血戰到底的“孤軍”，李竹侯更是不吝筆墨，大加頌揚。如歌頌四行倉庫孤軍及廬山孤軍：四行倉庫顯英姿，今又廬山獨拄措輝映先後留節烈，聲威遠震攝蝦夷，竹侯又讚揚沙頭角八百孤軍：孤軍奮戰雎徒然，抗敵心陽鐵石堅滬市沙頭留壯烈，後先輝映萬斯年，報載消息,我空軍炸蕪湖敵艦，最後駕駛員駕機衝下，與敵鉅型艦同歸於盡。竹侯即將此事寫入詩中：炸沉陸顯奥神威，今在蕪湖又發揮，機艦人員同毁滅，功成壯烈後先齊。他認為有此等視死如歸、忠勇殺敵的將士，決勝飢旋的日子一定到來。3、勗勉青年學生努力充實自己，隨時為保衛和建設祖國貢獻力量李竹侯在課餘常與學生談心，勉勵他們繼承先賢優良傳統，重節輕財。這類活動在《詩集》中有所記載。1941年1月11日，李竹侯偕學生八人假海角亭談心，事後，學生蔡德銘作詩《謝李竹侯先生海角訓話》，李竹侯讀後答和：清幽海角同函支，九朵心花燦爛開廉恥闡明知重節，公忠互勵且輕財歡迎勝利來臨歲，準備新興翼贊材小小春風沂水樂，所期壯志永無灰另有一位學生黃錦均，從雲南寄了兩首詩給李竹侯，信中稍稍透露出信心不足、嚮往閒適生活之意。李竹侯即步原韻作詩勸勉道：何事文山復出山，痛淪異族獻奴顏西南現局雖嚴重，抗建完成實等間正在同肩難鉅曰，誰應獨作自由鹇趕儲後勁追奔手，萬弩齊張向敵彎！1941年4月4曰，李竹侯作《導師座談印象》，前有小序記其事:是日偕同學八人在南環花園樹下談把握時代、堅定信仰、認識人生三要義，續又在白鴿巢公園談話。其詩曰：
  • 南環樹下又談心，價值縈脅抵萬金偉大人生深認識，嶄新時代信來臨。為山九仞初基奠，建國長材自我尋。準備及鋒今日起,橫磨牢記惜分陰在勉勵學生勤學自強、為建設國家趕儲後勁的同時，李竹侯還着意搜尋靑年學生從軍殺敵的新聞，寫詩歌來振奮培正學生的鬥志。如《四存學校員生冀南殺敵》:文弱書生保國疆，冀南殺敵挫頑強。四存學校留榮譽，漢族精神倍發揚。又如《贈自動參加軍訓同學》：生死存亡算甚麼？祇須有份保山河。所期貫徹班超志，不碎東瀛不轉舵Í-.班超是東漢著名的外交家和軍事家，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43歲投筆從戎，屢立戰功。後奉命出使西域，為保障國家安全作出巨大貢獻。李竹侯勉勵學生以班超為榜樣,就是期望靑年人肩負起安邦定國的重任。相類的詩作還有《中國人民當兵觀念大改變》、《渝智識女靑年紛紛參加從軍》、《各大學生報名從軍日益踴躍》、《各地靑年踴躍從軍遠征》、《白崇禧將軍、黃旭初主席子弟應徴服役》等。詩中所述雖是内地情況，而澳門靑年回鄕奔赴戰場的事例也不少。其中，有駕機殺敵血灑長空的林耀;有在南京市郊駕機與敵作戰壯烈犠牲的蔡志昌。還有一位林毓恆，從澳門知用中學考入航空學校，1943年8月敵機轟炸重慶時，他隨敎官升空迎敵，立下戰功。澳門靑年為挽救民族危亡而英勇戰鬥，用鮮血甚至生命譜寫出赤子報國的讚歌3除了直接走上戰場與敵人作殊死戰之外，更多的旅澳靑年回國回鄕參加戰地服務。他們每到一處，都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激發群眾的抗日情緖。澳門的愛國靑年，在艱苦的鬥爭中得到了鍛鍊，為國家和民族作出了貢獻。培正的學生受到激勵，亦漸漸樹立起抗戰必勝的信心。1944年年級昭社的莫耀明同學寫過一篇《抗戰時期的靑年》，說不少熱血靑年獻身報國的良好榜樣已印入腦海裡，指出“戰爭勝利的因素，不在乎武器，而在人民自信力的加強與否”，他“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便是敵人失敗之期;也正是我國完成抗戰目的之日。有志的靑年們！齊吼吧！那光明燦爛的民族自由解放前途快現在目前了！”請看,培正學生再也不“喪氣頹頭”了，莫耀明代表所有愛國靑年發出了戰鬥的呼號！(二）揭露日寇虚弱的本質,指出其侵華必敗曰本軍國主義者悍然發動侵華戰爭，一時氣焰囂張，但遭到中國人民的頑強抵抗，其速戰速決的美夢完全幻滅。戰事拖得越久，日本侵略者的内外困境就暴露得越徹底。1939年1月4日，報載日本内閣由於反對總動員法,該年六十萬萬軍費無着，無法應付戰局，決定集體辭職。李竹侯即作詩記之：醞釀半年總動員，虚張聲勢鬧囂喧怎知實現終無法，内閣狂潮起急湍。
  • 此前，已有日本駐法國大使因反對出兵侵華，憤而辭職。李竹侯認為日使辭職的原因，就在於他淸醒地看到，侵略中國是一埸非正義的戰爭，是注定失敗的。李竹侯對此評論說：突然辭職返東京，日使為何退志萌。聽說主因侵略誤，深憂國運快夷陵。隨着戰爭形勢逆轉，曰寇的處境更為不利，厭戰的情緖在士兵中迅速漫延，日本國民的反戰情緒也持續高漲。蘇報證實，日本北海道就曾發生大規模的反戰騷亂。更有駐廣州的敵兵直接對市民指責敵酋不應侵戰，自取死亡；旣無領土野心，不應強人挂良民證，自欺欺人。據此，李竹侯寫了一首《浪淘沙•曰軍反戰詞》：何事要侵華？苦煞儂家。想來心事亂如麻。孝養高堂成夢幻,還有孤孤。聲討匪共狂，說話全説。遠征徒自取傷亡。解甲投槍歸去也，還我堂堂！這首詞以日兵的口吻，指出日寇侵華的任何藉口都是謊言，這是一場禍國殃民的不正義的戰爭,是注定失敗的。1940年2月20日報載,武昌敵軍二千譁變,殺高級長官數人。事發後，敵指揮調大隊圍剿，雙方激戰,死傷達千人。另，三週前又有敵敗兵二千回抵雲夢時譁變。竹侯乃作詩記其事：大沽譁變後三週，又報武昌殺敵酋。普遍狂潮緣反戰，全軍崩潰快臨頭。1942年12月，德國在歐洲戰場已現敗跡，李竹侯不失時機,依《憶江南》譜寫了兩首《希特勒痛悔詞》：侵略夢,談起要傷神。快意一時呑小弱，鑄成大錯犯東郯。悶煞憶前因。軸心氣，抑屈再難伸。全局戰場皆敗北，驚人内敵且崩分。惟有待沉淪。類似的詩作還有《希特勒途窮恨》、《浪淘沙•柏林内敵反戰詞》等。皆以揭露敵陣營分崩離析來鼓舞國人的鬥志。抗戰八年，李竹侯對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絲毫未變，而且隨着戰局發展，歐亞戰場抗擊德、意、日的形勢越來越好,必勝的信念更為堅定。1944年10月7日，竹侯寫了一首《答周達仁先生、林子豐校長》，詩前小序云:民二八，春間，因廣州失守，人們悲觀。我常在敎員休息所中，提出種種事實理由，力言抗戰必勝。周達仁先生盛稱我雖年老，朝氣盛,難得。今午在校務處談起買炮竹慶祝雙十節，我力言美四十州長且領導美人慶祝雙十節，應買炮竹十萬。林校長也笑讚我人老心不老。詩云：我實不知身已老，精神朝氣廿年前。良心接納君嗤笑，自信無疑且益堅。李竹侯就是這樣,堅持自己的信念,通過詩歌的感染,鼓舞着同儕。就讀於培正的學生，當他們奮筆抄錄和朗誦李竹侯老師洋溢着愛國熱情和勝利豪情的詩句時，能不熱血沸騰、信心百倍嗎？
  • 《詩集》產生於抗日戰爭時期,有着鮮明的時代烙印。抵禦外侮的詩歌，通常會寫百姓的苦難、敵人的殘暴和中國人民英勇頑強的反抗精神，藝術風格會是悲憤。李竹侯只選取報上的新聞作題材、為鼓舞士氣而寫作,一首詩就是一頁歷史，二千首詩當可作二千頁歷史看。細讀《詩集》，可以發現如下的特色。(一）愛國主義是詩歌最突出的主題愛國主義是人們與自己祖國之間不可分割的、廣泛而深切的客觀聯繫的反映,它表現為對祖國的熱愛,以及基於這種感情而產生的為保衛祖國而奮鬥的精神和力量。澳門乃戰時“孤島”，物價飛漲，糧米短缺，市民生活相當困難。敎師微薄的薪金根本不足以維持,不少敎師除了日間授課，還須夤夜去望廈排隊領取僅足一曰的糧米。李竹侯隨東山培正學校遷來澳門時，已經64歲了。是甚麼力量，驅使和支持這位之前沒有寫過甚麼詩歌的花甲老人，在如此艱苦的的環境中堅持七八年，寫下這麼多的詩歌呢？是祖國的危亡和民族的災難激發了李竹侯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感,讓他毫不猶豫地拿起了筆，以詩歌為武器，投身於反對日本侵略、保衛中華民族的鬥爭。因而他的詩歌洋溢着強烈的愛國精神。李竹侯的愛國精神首先表現在他對抗戰抱着必勝的信念。他極力宣揚國軍戰鬥勝利的消息，是為了給靑年學生“作一個課堂打針式，來重振他們已頹喪的精神”；他揭露曰寇内外交困的處境，是為了讓靑年學生看淸侵略者虚弱的本質。他堅信中國人民決不會被張牙舞爪的日本侵略者所嚇倒。只要全國人民空前團結，同仇敵愾，打一場眞正的人民戰爭，日寇敗亡就是必然的結局。李竹侯堅定的信念乃來自對人民力量的肯定與對祖國深沉的愛。1945年8月曰寇戰敗投降。同年10月7曰，竹侯應高二丙女生陳淑媛的請求，作了一首《國慶歌》，詩中寄託了祖國繁榮富強的祝願。詩曰：大中華！大中華！四強之一大中華。辛亥吐春芽，乙酉放奇花。年年雙十節，慶鬧倍增加。看，完成公業化，拄揞東亞，維護世界和平直至萬年遐。李竹侯的愛國精神也表現在對年靑一代殷切的期望。抗戰初期，敵焰囂張，靑年學生看不淸形勢，一時感到悲觀頹喪。李竹侯深感“若然遇挫心隨餒,那就人生希望窮”。他決心以詩歌喚醒年輕一代的鬥志，以復國魂、舒國難。在《和蔡德銘君自題小照》中，針對蔡詩“渺渺天涯長在望,何時何曰息風塵”流露出來的茫然，竹侯力加勸勉。詩云：為甘破釜抗狼秦，走學濠江幾度春。勝利來臨知有日，新興建設屬吾人。
  • 自维今日成何器,好備乘時獻此身。十八韵華休浪擲，總須協贊滌胡塵。李竹侯對靑年學生寄予厚望，不單鼓勵他們堅定信念投身抗戰，更希望他們能乘時作好準備，在抗戰勝利後肩負建設新興的重任。1946年1月，廣州培正返回東山復校並破天荒招收春班。4月27日熹社成立時,李竹侯為學生們寫下了充滿期望的詩句：晨光閃動正熹微,隱着春林暗映輝。所望杆頭紅日上，照臨大地歷群黎..而在該級社成立三周年紀念日，李竹侯再寫詩勉勵有加：晨熹閃爍正東升，直向靖空不稍停。所望雲消光四射，好教華廈慶清明。李竹侯對靑年殷切的期望正是他愛國精神的一種體現。李竹侯的愛國精神還表現在他對汪精衛之輩無情的譴責和辛辣的諷刺。汪精衛早年參加同盟會，後曾擁袁竊國，又曾投奔孫中山，在國民政府中屢任要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汪主張對日妥協。抗戰初期，汪即宣揚投降主義。1938年7月29日在南京發表題為《最後關頭》的廣播講話，說甚麼“抗戰就是犠牲”，“我們如不犠牲，那就只能做傀儡了。”1938年12月，汪精衛潛離重慶抵越南河内，隨即發表“16電”聲明,公開投降日本。1940年更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自任傀儡政權主席。汪精衛賣國求榮的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無比義憤。為此，李竹侯一口氣寫了六首詩怒斥汪精衛投降誤國，其二云：有何成見不能除，竟獻求和媚敵書。為做滿州皇第二，白將民國斷根株。詩中痛斥汪精衛為了滿足一己之私，不惜斷送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妄圖追隨溥儀，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卵翼下當兒皇帝。指出汪逆的賣國行徑,必遭全國人民的反對和抵制。1939年4月6日，重慶《大公報》披露，汪精衛向敵獻進攻策三條，受款三百萬：李竹侯在《汪兆銘降敵賣國，中央將予嚴厲處置》其二寫道：夫婦同為賣國人，儼承槽賊是前身。軍機秘密全宣汍，姑恕如何服眾民。詩中，李竹侯直斥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儼如南宋賣國賊秦檜夫婦的繼承者，是整個民族的罪人,應受嚴懲。同年11月3日，當李竹侯得知韶關公園立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像時,立即作詩，再一次把汪、陳二人與秦檜夫婦聯繫在一起痛加鞭撻：唱隨聯跪岳王前，禍國臭遗亙萬年。不料裙關今有偶，一雙夫婦後輝先李竹侯辛辣地諷刺道:秦檜夫婦被人鑄像在岳飛墓前跪了幾百年,受盡萬人唾罵。現在出現了罪惡更昭彰的汪氏夫婦，秦檜夫婦的“光輝”恐怕會被後來者掩蓋了！李竹侯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性格，可從另一小事見之。抗戰初起，李竹侯憂於國難，以十九路軍淞渥英勇殺敵為題，寫了一首打油詩以表愛國熱忱，中有一句用了廣東話罵人的話：“大聲呼喊XXX!”學生問他為何先生也講粗口，他答曰：“對敵不妨罵一句!”
  • (二）繼承現實主義手法，詩歌因時為事而作“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寫”’這是白居易現實主義創作論的核心，是儒家“尙用”文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白居易強調詩歌對時代和社會生活有重要影響，他說:“洎周衰秦興，採詩之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詩洩導人情，乃至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與元九書》）李竹侯除在《詩集•卷頭語》中直言追隨白居易的寫法外，還寫過一首《對白學士“詩歌為事而寫”一語有感》，詩云：揭橥為事寫詩歌，至論昭垂永不磨一部國風工諷喻,勝談花月實多多！竹侯把白氏的現實主義創作觀推為“至論”，指出詩歌應繼承《詩經》美刺、諷喩的傳統，對現實採取批判態度,做到“救濟人病、碑補時闕”。他認為這樣的詩歌才有社會價値,絕非那些嘲風月、弄花草的詩歌可比。事核而實，也是李竹侯實踐白居易創作原則的另一表現。《詩集》的作品皆依報載新聞寫成，故内容眞實可靠。他在《詩集•卷頭語》之後附有一小段說明，謂“本稿題材’由民國廿七年十月十七八日起至勝利後逐日在港澳各報紙選出，閱者對各項欲詳晰明瞭當時事實眞相，可按每題年月捜報翻査。”白居易《新樂府序》有云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李竹侯特意在每題下注明所詠事件出處日期，完全經得起查對，眞實性不容置疑，故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亦能起干預時事、揭發弊端、以求補救的作用。(三）語言淺顯通俗、樸素自然李竹侯生於淸末，本為一學究，古文修養很好。我們只須讀一讀他所寫的《培正校歌》歌詞便知一二。歌詞第一段云：培正培正何光榮，教育生涯慘澹營。培後進兮其素志，正軌道兮樹風聲！萬千氣象方蓬勃，鼓鑄群才備請缨愛我培正莫謀遠，永為真理之干城！把培正辦學的理念、敎育的目標、辦學的歷程以及對紅藍子弟的期望等内容，濃縮在琅琅上口的八句七言之中,難度不小。1943年5月鄺樂生先生仙遊，李竹侯撰聯輓之。聯曰：服役表赤誠身羈培正心眷從陽愴懷工作憶風神長灑伯牙酸淚，家傳惟宗主留範在人潔靈導我羨脫凡塵歸天國上隨基督永生，聯中旣褒揚鄺先生赤誠服務培正學校的敬業精神，又寄託自己的哀思，述事與抒情糅合無痕一語“長灑伯牙酸淚”,盡表對知音摯友的懷念追憶，令人讀之愴然。李竹侯古文修養如此高深，然而，翻遍《詩集》，我們幾乎找不到傳統詩歌含蓄用典之處，反而淺顯通俗的句子俯拾皆是，如:“希臘羅保大築防,證明納粹確
  • 慌忙”;“定期奪佔長沙夢,高興一場又落空”;“如斯鳥死鳴哀話，隱示收場指顧間”等等，不勝枚舉。相傳白居易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竹侯之詩，想來不必先請老嫗解讀。因他的詩句通俗如口語，學生一聽即明。為了發揮詩歌最大的社會作用，李竹侯執意錘鍊“質而徑”的語言，有時還雜用一些通俗的粤方言，令詩句更淸新可誦。如你說膺懲怎膺懲，用齊八寶總無成”；“西北西南接濟泉，有何八寶斷來源”；“今始開明醒大矇”等。前兩句中的“八寶”粤方言指“方法”，後一句中的“大矇”粤方言指“胡塗”。其他如“在華權益攫淸光,公約推翻抑更狼”，句中的“淸光”、“更狼”本不是詩歌語言,但操粵語的學生讀起來則會感覺愈淺愈切。《詩集》詞語的感情色彩亦很鮮明、強烈。竹侯對抗日戰士滿懷熱情極力頌揚，而提及曰寇或相關事物時,則每用“臭毒蠅”、“矮骨頭”、“龄驢技”、“蝦夷”、“邪魔”、“胡塵”等詞語鄙視之,讀來大快人心。《詩集》記錄了抗曰戰爭不同階段的重大事件。李竹侯多就有關新聞加以剖析，提出自己的見解，整體風格給人的感覺是思辯性強而文採不足，但有一首《澳中旅行》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首詩寫於1945年10月30日，記李竹侯與友人聯袂到珠海小遊之事。詩云：聨赴前山過北山，舟輕橫渡浪微翻。南屏踏遍濂泉洞，遊罷竹仙轉澳還。此時，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已取得勝利，人心大快，竹侯的詩風也輕快起來。“前山”、“北山”、“濂泉洞”、“南屛”、“竹仙洞”幾處地點本來相隔頗遠距離，但在詩人筆下似乎一閃而過，一下子便已“轉澳還”。其實，各處距離未變,是李竹.侯的心情變了。此詩輕快的筆調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那首“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生平第一首快詩”。由此可知，李竹侯的詩抒情較少,純是因應其“寫詩勵志”的目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無可否認，《詩集》整體的藝術成就不算高。原因可能在如下幾方面：其一是題材較單一，乃集中寫抗戰時期的新報載聞;其二是表現手法單一，多以評論為主;其三是體裁單一，幾乎全是容量較小的絕句。還有就是李竹侯每天讀報後即摘錄新聞，然後急就成詩，無暇細心經營詩境。可以說,李竹侯的詩歌為時為事而寫，做到事核而實，辭質而徑，具有較強的戰鬥性和文獻價値。至於其藝術感染力稍弱，只能說是一種在特定歷史背景下造成的缺憾吧！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葡萄牙為中立國，澳門因而未被戰火波及，成為兵燹中的“綠洲”。隨着廣州和香港相繼淪陷，大批難民湧來澳門。其中不少文人墨
  • 客，與本地詩人一起，創作了不少抗戰詩歌,推動了抗戰時期澳門詩壇的繁榮。李竹侯來澳後始終抱着抗戰必勝的信念。敎學之餘,以詩歌為武器,投身這場規模空前的反侵略鬥爭。他通過對國内外形勢的觀察與分析，在詩中表明自己的判斷。他的詩歌大長國人志氣,大滅敵人威風，深刻地演繹着愛國主義精神，對靑年學生鼓舞很大。李竹侯所著的《詩集》無疑是澳門抗戰大合唱其中一組高亢的音符,是澳門抗日詩園的一朵奇葩，是澳門抗戰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李竹侯來澳時已經60多歲了，至抗戰勝利時更逾古稀。這位年長敎師寫詩抗日的事跡,令人聯想起另一位於1938年秋澳，同樣以詩歌為武器與敵作殊死戰的老同盟會員、漢文學校敎師廖平子。平子在澳獨力創作、編輯、繕寫、裝釘、發行抗日詩刊《淹留》四十期。李、廖兩位年長老師在國家危亡的艱難時刻,挺身肩負興亡之責，為推動抗戰勝利作出貢獻。兩人表現出來的愛國熱忱和浩然正氣，至今仍激勵着我們。他們留下的《詩集》和《淹留》，允稱澳門抗戰文學的雙璧。李竹侯在《詩集》付梓前寫了一首《卷末謝言》云：八年抗戰溯經過，蠡測興亡遂願多。劣稿辱承全發表,感愧長此不消磨。詩中，竹侯為自己所作“抗戰必勝”的判斷得到實現感到高興與自豪，至於對《詩集》的出版“感愧”云云，當是竹侯自謙之辭。讀罷《詩集》，感觸良多，乃不避識陋,斗膽將之竄改如下：八年抗戰溯經過，蠡測興亡遂願多。《詩集》刊成存浩氣，國魂長此不消磨！
  • 《澳門文獻明信片系列》與歷史記憶彭海鈴*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自成立以來，對本澳文獻檔案的發掘、整理、硏究和推廣，貢獻良多。該會最近又印刷了新一輯《澳門文獻明信片系列》，為《聖若瑟修院藏老照片》，共①、②兩套，各輯錄澳門聖若瑟修院所藏珍貴照片十幀。這些老舊照片，從多角度反映天主敎近百多年來與澳門社會、民生、敎育等各方面的關係，亦見證了本澳敎會與鄰近地區敎會及神職人員的聯繫和交往。自二〇〇八年開始，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精心選取澳門檔案或文獻資料拍照，印製成別具特色的明信片，先後印刷出版多輯《澳門文獻明信片系列》，包括:《澳門紀畧》、《明淸澳門歷史文獻檔案》、《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16-19世紀）•澳門敎區主敎公署藏文獻遺產》、《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16-19世紀）•聖若瑟修院藏文獻遺產》、《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古籍珍賞》、《何東圖書館古籍珍賞》，以及與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鄭觀應硏究中心合作印製的《鄭觀應》。《澳門文獻明信片系列》的出版，讓珍貴的資料重現人前，增強人們對澳門歷史文化的認識和了解。澳門聖若瑟修院創立於一七二八年，為培訓赴中國及東南亞傳敎的神職人員而設。二〇〇一年,聖若瑟修院獲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二〇〇五年,修院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修院内保存的十六至十九世紀古籍，於二〇一O年被列入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新一輯的《聖若瑟修院藏老照片》①及②，共有照片二十幀，年代約從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照片中人，除了神職人員之外，也有一般民衆,他們的服飾,從淸裝至民初裝，又逐漸發展到現代服飾，顯示時代的變遷,而天主敎亦在這變遷的年代裡，發揮其對澳門社會的影響力。在這兩輯照片中，有數幀見證了澳門敎會與其他地區敎會的聯繫交流，當中有兩幀是東帝汶修士在澳門的留影，一為一九四一年首批(照片中是十一位）*彭海鈴:澳門大學中文系助理敎授。
  • 來澳的東帝汶修士,完成在修院的學習後與當時澳門敎區高若瑟主敎的合照，另一是黎光啟神父與五位東帝汶修士留影。這些東帝汶修士大多很年靑，遠涉重洋來到澳門，經過刻苦學習後，又回到原居地，投身敎會工作。他們的經歷，在澳門的歷史記憶中佔有一席位。此外，又有攝於一九五一年,謝厚丕神父與七位小敎徒在石岐天主堂的照片;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高若瑟主敎與神職人員到内地山區探訪，與農民留下一張大合照。在另一幀未註明年份的照片中，則是一批廣州敎區修士攝於靑洲別墅的石階上,身後別墅一角的建築風格，呈現寧靜悠閒的南歐氣息。歲月流逝，今天靑洲山上只見廢料回收場，風光殊異，美景不再。這些照片，顯示至少直至上世紀中期，澳門敎會與内地敎會之間的聯繫是十分密切的，交往活動亦頗為頻繁。照片中又見上世紀中期在大三巴牌坊前舉行大型宗敎活動的場面。拍攝角度由大炮臺向牌坊取景,沙梨頭一帶以至對岸灣仔盡收於鏡頭下。當年澳門西南沿岸盡是矮平的小屋，灣仔的房舍更是寥寥無幾,與今天矗立的高樓櫛比鱗次的情狀，實不可同曰而語。以往澳門敎會的宗敎活動或慶典,參與的神職人員與信衆甚多，如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戴維理主敎蒞臨澳門就職典禮，大批神職人員和敎徒參加盛典,列隊行經議事亭前地，兩旁圍觀的市民擠得水洩不通。看來當年這類宗敎活動,也是普羅大衆湊熱鬧和聊天的話題哩！最叫人驚訝的,是一幀約攝於淸末的照片:修院院長與五位年約八九歲至十三四歲小修士的合照，相中六人穿的都是中式長衫，足踏黑布鞋，那位外籍院長頭上還戴了一頂中式禮帽！眞是入鄕隨俗。西方傳敎士對中國文化還是很尊重的,當年利瑪竇在中國傳敎，也是一身儒生打扮。這兩套明信片讓我們能通過老舊照片，認識澳門敎會在過去百多年發展的點滴,同時亦帶出不少可供硏究的課題，例如:澳門敎會與東帝汶敎會的關係、民國時期澳門敎會與内地敎會的交流和合作、澳門敎會與敎育發展、澳門敎會與社會服務,以及靑洲山的變遷及其保育價値等等。如能深入探討，作出系統硏究,則已是為保存澳門歷史記憶作出貢獻了。
  • 《浙江大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序陳東輝*目前，浙江大學的綫裝古籍總藏量達18.7萬冊，其中約16.3萬冊藏於校圖書館，約2.4萬冊收藏在中文系資料室。在浙江大學圖書館所藏的約16.3萬冊綫裝古籍（內含善本1千7百餘部，合計2萬餘冊）中，西溪館舍（原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有13萬6千餘冊，玉泉館舍（原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有1萬6千餘冊，紫金港農醫館舍（原浙江農業大學圖書館和原浙江醫科大學圖書館）藏有1萬餘冊。西溪館舍乃浙大全校綫裝古籍收藏之主體。西溪館舍之綫裝古籍的最重要來源是原國立浙江大學的藏書。國立浙江大學於1928年成立後，即開始陸續收藏綫裝古籍，經過多年的悉心捜訪和接受捐贈，其古籍藏書縹缃盈架，燦然大備,旣有名聞中外的瑞安孫氏玉海樓和南潯劉氏嘉業堂的部分舊藏,又有章用、劉大白、張蔭麟、潘國綱、馬敘倫、邵裴子、任銘善諸先生捐贈之書。1949年原國立英士大學併入國立浙江大學，其圖書中有日僞時期“澤存圖書館”的舊藏，內含若干較爲珍貴的古籍善本。國立浙江大學的古籍藏書後來大部分歸杭州大學圖書館所有，目前完好地保存於西溪館舍,乃浙大古籍藏書的精華所在。原之江大學的古籍圖書目前也全部在西溪館舍，但其中善本佳槧較少。1952年院系調整後，杭州大學圖書館（1952-1958年，名稱爲浙江師範學院圖書館）又陸續購入古籍數萬冊，包括孫世偉、屈彊、薛聲震及高氏梅王閣的藏書，另有許多是從杭州、上海、北京、揚州、蕪湖、合肥、成都、廣東等地的古籍書店採購而來,其中不乏善本珍籍。“文革”以後,該館又接受本校中文系已故胡士瑩敎授饋贈之書，內容多爲小說、戲曲，正是原有館藏中較爲缺乏的門類。我校古籍藏書的數量和質量在浙江省位居前列，在全國也具有較大影響，《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均予收列。尤其値得一提的是，在國務院分別於2008年、2009年、2010年、2013年公布的第一至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我校先後有173部珍貴典籍入選（全部爲*陳東輝:浙江大學漢語史硏究中心副敎授。
  • 西溪館舍所藏,均係一、二級古籍），入選數量在全國高校中僅次於北京大學而位居第二,十分引人注目。由此可見，我校所藏的古籍中珍本率較高。就古籍收藏總量而言，由於歷史的原因,我校與北京大學、復且大學、淸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相比相對較少。而就被收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古籍而言，名列前十位的高校依次是北京大學（4859部）、復旦大學（2447部）、淸華大學(1938部）、北京師範大學（1232部）、華東師範大學（1087部）、中山大學（1070部）、吉林大學（1045部）、南開大學（858部）、浙江大學（830部，包括原杭州大學819部、原浙江醫科大學11部）、中國人民大學（741部），我校位居第九而其它九所高校的古籍總藏量基本上都比我校高出許多。②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之書，堪稱善本中之善本,我校能夠有173部（約占館藏善本部數的百分之十)入選並在高校中名列第二，非常不容易。這除了我校古籍藏書總體質量較高之外,也與圖書館同人在申報過程中積極發掘館藏精品,認眞塡寫各種材料具有直接關係。綫裝古籍作爲不可再生資源，旣有實用意義，也有文物價値，日益受到各大高校的重視。我校豐富的古籍藏書,不但在學校文史哲等學科的硏究和敎學中發揮着重要作用，而且也在一個方面爲浙大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提供了支撑。我校所藏古籍中有大量善本佳槧，其中包括宋刻本1部,元刻本5部（不含玉泉館舍所藏的元中統刻《史記》），明刻本7百餘部。根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統計，其中有近百種善本乃全國獨家收藏3宋刻本是《資治通鑑綱目》殘本(存第四十五卷）。5部元刻本如下:元大德九年（1305)建康路儒學刻明成化弘治嘉靖南京國子監遞修本《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等撰)《釋音》二+五卷（宋董衝撰）、元刻本《新編方輿勝覽》七十卷（宋祝穆輯）、元後至元六年（1340)慶元路儒學刻本《玉海》二百卷《辭學指南》四卷《詩考》一卷《詩地理考》六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漢制考》四卷《踐阼篇集解》一卷《周易鄭康成注》一卷《姓氏急就篇》二卷《急就篇補注》四卷《周書王會補注》一卷《小學紺珠》十卷《六經天文篇》二卷《通鑑答問》五卷（宋王應麟撰，存《辭學指南》等六十一卷）、元至正元年（1341)集慶路儒學刻明修本《樂府詩集》一百卷(宋郭茂倩輯，存第十一至第一百卷）、元至元至正間西湖書院刻明修本《國朝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元蘇天爵輯），均已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①此數據依照國家圖書館網頁上曾經有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導航”統計。該檢索系統是在錢裝書局2005年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基本上根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徵求意見稿而編成）之基礎上編制的,故該檢索系統所收錄的古籍善本數量略多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②根據上述九所高校圖書館網頁上的相關介紹,其古籍總藏量如下:北京大學約〗50萬冊，復旦大學約40萬冊，淸華大學23餘萬冊,北京師範大學37萬餘冊.華東師範大學32.6萬餘冊,中山大學近44.54萬冊,南開大學近30萬冊，吉林大學近40萬冊,中國人民大學40餘萬冊。
  • 錄》。明刻本中較爲珍貴者如:明永樂十三年（1415)內府刻本《性理大全書》七十卷（明胡廣等撰）、明景泰四年（1453)內府刻本《歷代君鑑》五十卷（明景帝朱祁妊撰）、明成化十九年（1483)刻本《畏菴集》十卷（明周旋撰）、明嘉靖十一年(1532)建寧府刻本《禮記集說》三十卷（元陳濉撰）、明正德九年（1514)司禮監刻本《資治通鑑節要續編》三十卷（明張光啟撰）、明成化十二年（1476)崇府刻本《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元戈直集論）、明刻朱墨套印本《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二十卷（明茅坤輯）、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孟浩然詩集》二卷（唐孟浩然撰，宋劉辰翁,明李夢陽評）、明弘治六年（1493)吳雷亨刻藍印本《竹洲文集》二十卷(宋吳儆撰）《附錄》一卷，均已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我校所藏的稿本、寫本、抄本及名家批校題跋本亦較多，堪稱我校古籍藏書之重要特色。其中尤足珍視者如淸乾隆間文瀾閣原寫本《欽定四庫全書》殘本，存三種九卷，即《武經總要後集》(宋曾公亮撰，存第十三、十四卷）、《網山集》(宋林亦之撰，存第一至第四卷）、《矩山存稿》(宋徐經孫撰,存第一至第三卷）。同時，除了淸乾隆內府寫本《武經總要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宋曾公亮等撰）、淸稿本《雁山志稿》二十五卷（淸李象坤撰）、淸乾隆間鮑氏知不足齋抄本《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元周權撰,鮑士恭、張煜跋）、淸知不足齋抄本《龍洲道人集》十卷(宋劉過撰，鮑廷博校並跋,羅振常跋）、淸小玲瓏山館抄本《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別集》一卷（宋姜夔撰，厲鶚、袁克文、羅振常跋）等業已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稿抄本及名家批校題跋本之外,它如淸道光咸豐間稿本《讀易管窺》四卷（淸朱金卿撰，馬一浮、張宗祥題識）、淸稿本《歌麻古韻考》不分卷(淸吳樹聲撰，姜亮夫題識）、淸孔氏嶽雪樓傳抄本《周禮集說》十一卷（元陳友仁撰)《復古編》一卷（元兪庭椿撰）、淸乾隆三十二年（1767)精抄本《金國南遷錄》不分卷（宋張師顔撰，蕭額公用微波榭抄本朱校)等,亦値得重視。曰本和朝鮮版古籍較多，也是我校古籍藏書的一個重要特色，據統計共有兩百餘種,是國內收藏此類古籍較爲豐富的圖書館之一，其珍貴者如：日本慶安五年即淸順治九年（1652)日本刻本《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首一卷（明胡廣等奉敕撰,有曰本人口口批校）、日本元文二年即淸乾隆二年（1737)日本雒東獅谷白蓮社刻本《一切經音義》一百卷《續》十卷（唐釋慧琳撰）、朝鮮光武九年銅活字本《大東歷史》五卷（朝鮮崔景煥撰）、朝鮮精刻本《唐宋八子百選》六卷（朝鮮口口輯）。在我校的古籍藏書中，孫詒讓稿本21種係獨家庋藏，彌足珍貴,乃鎭館之寶，其具體書目如下:《周易乾鑿度殷術》一卷、《大戴禮記斟補》三卷、《古籀餘論》一卷、《古籀拾遺》三卷、《粲文舉例》二卷、《商周金識拾遺》三卷、《溫州古嬖記》不分卷、《六曆甄微》五卷、《權摩述林》不分卷（劉恭冕、孫延釗校）、《籀赜述
  • 林》十卷、《輯周禮馬融鄭玄敘》不分卷、《山海經錯簡》不分卷、《商子境內篇》不分卷、《唐代碑誌目》不分卷、《經迻》(節本）不分卷、《廣韻姓氏刊誤》不分卷（第三稿）、《廣韻姓氏刊誤》二卷（第四稿）、《漢晉經籍錄目》不分卷、《四部別錄》、《商周彝器釋文》不分卷、《漢石記目錄》二十三卷，其中前9種已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在上述稿本中，《唐代碑誌目》、《經迻》(節本）和《商周彝器釋文》全部係孫詒讓手迹（這幾種書字數均不多），堪稱眞正的孫詒讓手稿本。其餘各種則是孫詒讓在別人專門爲他謄抄的稿本上作校補，校補字數多少不一，其中《古籀拾遺稿》和《溫州古甓記》校補較多，另外16種僅有少量校補。此外，在館藏原玉海樓舊藏內的no餘種書籍中，留有不少孫詒讓與其父孫衣言手書的題識、校記，蠅頭工楷，墨色如新，亦是不可多得之珍品。其中明嘉靖十年（1531)安正堂刻本《止齋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宋陳傅良撰，孫詒讓校並跋）、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孔子家語》十卷（題魏王肅注，孫詒讓校並跋）、淸同治十三年（1874)淮南書局刻本《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序錄》一卷（淸孔廣森撰，孫詒讓校跋並錄王念孫、王引之、丁傑、嚴元照、趙鉞等校）、淸乾隆五十一年（1786)盧文弨刻《抱經堂叢書》本《逸周書》十卷（晉孔晁注，淸孫詒讓批校）、淸光緒三年（1877)崇文書局刻本《逸周書集訓校釋》十卷《逸文》一卷（淸朱右曾撰，孫詒讓校）、明刻本《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撰，孫詒讓校）、明成化八年（1472)南豐縣刻遞修本《南豐先生元豐類稿》五十一卷（宋曾鞏撰，孫衣言校並跋）已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上述館藏，乃硏究孫詒讓學術思想、成就及生平經歷之重要文獻，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値。爲了使更多的讀者充分利用館藏珍貴文獻，校圖書館所編的《浙江大學圖書館藏孫詒讓稿本叢刊》，將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刊布。需要說明的是，不少論著中提到，玉海樓舊藏後來大部分歸杭州大學圖書館（現西溪館舍）收藏。其實這種提法並不符合事實。1951年，孫延釗將玉海樓舊藏約22000冊捐贈給溫州市圖書館，其中包括明刻本和名家批校本近200種。目前，無論就數量還是質量而言，溫州市圖書館的綫裝古籍藏書在浙江省地市級圖書館（天一閣除外）中均首屈一指，應該說玉海樓之舊藏立下了汗馬功勞。瑞安縣人民政府於1956年將玉海樓辟爲文物陳列館，敢積極徵集和收購原玉海樓散出的藏書、文物、字畫等入樓庋藏，現藏書已逾30000冊，包括部分玉海樓舊藏，內中有孫詒讓《墨子閒詁》稿本卷十和孫詒讓批校本《周禮鄭氏注》、《墨子》、《墨子經校注》、《墨子斟錄》、《淮南鴻烈解》和《黃文簡公介庵集》等。玉海樓現有孫詒讓紀念館、民俗文物陳列室和臨時展覽室等，已於1996年被列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外，國家圖書館、浙江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等也有少量玉海樓舊藏，其中上海圖書館藏有孫
  • 詒讓稿本《墨子閒詁》十五卷（缺卷十四）。比較確切地說，玉海樓舊藏中較爲珍貴的善本目前大部分保存在浙江大學圖書館西溪館舍，尤其是孫詒讓的稿本和批校本較爲集中。而玉海樓原先收藏甚富的溫州地方文獻則以溫州市圖書館庋藏最多，同時溫圖還藏有十分珍貴的孫詒讓的《周禮正義》、《溫州經籍志》、《諷瘡餘錄》、《補藝宦檢書小記》、《論語正義補誼遺稿》和《永嘉瑞安石刻文字》等著述之稿本，以及孫詒讓批校本《周禮總義》、《周禮學》、《周禮漢讀考》、《禮箋》、《群經宮室圖》、《春秋公羊傳義疏》、《鮮虞中山國事表中山疆域圖說》、《葉文定公年譜》、《(隆慶）樂淸縣志》、《(乾隆)溫州府志》、《雁山志》、《東甌掌錄》、《泉志》、《東甌金石志》、《鵾冠子》、《齊民要術》、《補修宋金六家術》、《後村居士集》、《安雅堂集》、《不繁舟漁集》、《歐濱文錄》等。還有一個問題筆者始終在關注，就是西溪館舍的玉海樓舊藏是孫詒讓之子孫延釗於1947年捐贈給國立浙江大學文學院的（先寄存，後捐贈）。當時曾編有《浙江大學文學院收藏瑞安孫氏玉海樓寄存圖書文物簡目》1冊（現存溫州市圖書館）。所贈圖書計465部，凡2003冊，另有麥鼎、要君盂.、漢五鳳磚、至萬世磚、元官印、四尺銅尺、“汲古堂志”四字款識端硯、石章等文物38件，商子孫父乙角、周王伯鼎、周金、秦權、漢鏡等拓片202幅，《永嘉叢書》版片2460片，孫詒讓墨迹21件,《籀赜手札》、《曲園手札》各1冊。所贈圖書，絕大部分是善本，包括宋刻本1種，元刻本7種，明刻本155種，影宋抄本8種，孫衣言手稿本1種、批校本26種,孫詒讓稿本4種、批校本77種,別家手稿本3種、批校本20種，其中許多書爲《玉海樓善本書目》（收書533種）所未載。③有多種論著提到這批圖書文物後來歸杭州大學圖書館（現西溪館舍）作爲特藏。筆者曾專門仔細查找過這批圖書文物，但除了我校圖書館所編的《玉海樓專目》中收錄的384種圖書之外，並未見到文物、拓片、版片、墨迹和手札。即使就圖書而言，亦出入頗大。這是我在撰寫本序時感到的一大遺憾！綜觀我校的綫裝古籍藏書，其門類廣泛，幾乎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所有領域,四部之中以經、史居多，集部之屬則別集類和總集類較全，同時方志、叢書的收藏亦頗具規模，在海內外享有較高聲譽。此外，由於該館地處浙江，故其藏書頗具地方特色，有關浙江以及附近的江蘇、上海等省市的地方志書、鄕賢著述以及其它當地文獻收藏較全,在全國各圖書館中名列前茅。爲了使館藏古籍更好地爲敎學、科硏服務，並增進館際交流’校圖書館曾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編印了《杭州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附編《玉海樓專目》、《嘉業堂專目》)和《杭州大學圖書館綫裝書總目》，總體質量頗高，受到學③參見張憲文《瑞安孫氏玉海樓書藏考》，《文獻》】988年第3期，第202頁。
  • 術界和圖書館界的充分肯定和好評。近年來,全國各地爲了認眞貫徹國務院頒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07]6號），正在大規模開展古籍普査，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所編的《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和《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陸續出版的同時,不少省市、收藏單位也在積極編印珍貴古籍圖錄。這些圖錄大體上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各地、各單位仿照《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之體例,將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之典籍的書影及相關說明文字彙編成冊，如《江蘇首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江蘇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江蘇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湖北省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遼寧省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古籍圖錄》、《天津地區館藏珍貴古籍圖錄》、《蘇州市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雪域寶典:西藏自治區入選第一、二、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古籍圖錄》、《首都圖書館藏國家珍貴古籍圖錄》、《天一閣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等：另一類則是有關省市或單位將所藏珍貴古籍之書影及相關說明文字彙編出版,所收之書並不僅僅限於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者,如《廣東省第一批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一批四川省珍貴古籍名錄》(附有書影和提要）、《第二批山西省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江西省圖書館館藏珍本古籍圖錄》、《煙臺市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山西大學珍藏古籍圖錄》等。此次推出的《浙江大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屬於前一類，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尙屬首家編印出版此類圖錄之高校館。本書中的1?3部珍本之書影均經過重新掃描，淸晰度高於《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所收的相關書影。相信本書的出版,將進一步擴大我校古籍藏書的影響，使廣大讀者更好地了解和利用這些珍本，並推動我校圖書館古籍工作的深入開展。除了本書之外，近年來校圖書館古籍特藏部還做了不少富有意義的工作。如經過大規模裝修後於2012年3月新落成的古色古香的古籍閱覽室,與我到過的海內外眾多古籍閱覽室相比，無論是總體環境，還是相關設施，應該說都居於一流水平，堪稱浙大獨特之一景。《錢江晚報》曾以《這不是會所,這是浙大圖書館古籍閱覽室》爲題，作了專門報道。値得一提的是，校圖書館還於2012年仿眞影印了上文提及的宋刻本《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五卷），分爲上、下兩冊，行款版式、開本大小均據原書。該書堪稱宋刻本中之上品，刻印精良，紙墨考究，字大行疏,賞心悅目。該書乃浙江著名實業家和古籍收藏家袁滌庵先生之三子袁紹文及其兄弟姐妹，於1986年底捐贈給原浙江大學圖書館（今玉泉館舍）的袁氏家族珍藏的，文革中被抄沒而後發還的部分珍貴古籍22部（合計229冊）之一。這批古籍目前仍然收藏在玉
  • 泉館舍，除了該書之外，還有元中統刻《史記》。校圖書館曾專程將宋刻本《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五卷）和元中統刻《史記》這兩部珍本送到上海，請版本目錄學大師顧廷龍先生進行鑑定。顧老對二書甚爲贊賞，並於1987年3月欣然寫下了約5百字的《袁氏贈書記》一文。由於種種原因，上述二書尙未申報並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故在此次出版的圖錄中未能反映。同時，校圖書館還仿眞影印了上文提及的,已列入《第二批國家珍貴名錄》的《周此山先生詩集》，由西泠印社出版社於2011年刊行,其行款、開本悉依原書。館藏《周此山先生詩集》乃淸代乾隆間鮑氏知不足齋抄本，書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又經鮑士恭精心校對。該書匡高23.2厘米，廣15.1厘米;半葉八行十六字，黑口，單黑魚尾，四周雙邊;有“知不足齋抄冊”、“鮑士恭印”、“張煜”等印。我們認爲，該書字體精妙’開本闊大，紙墨俱佳，堪稱精品。不過，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硏究館員陳先行先生對該書之眞僞提出了質疑，他指出:“類似而至今仍被誤假爲眞者，尙有浙江大學圖書館所藏《周此山先生詩集》抄本，卷端鈐有‘知不足齋抄冊’朱白方印,前四字朱文，後兩字白文,其定爲鮑抄者，或即據此印。然審視其卷端書影，篆刻、印色皆劣，抄寫紙墨亦新，與尋常所見鮑抄迥異。據該館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該本有鮑士恭、張煜題跋，因未見該本全貌，不詳所以，然印章旣僞,鮑氏題跋亦可知矣，此本已收入國家第二批珍貴古籍名錄，應予以糾正。”④同時，他還於2013年7月31日下午在杭州爲“第七期全國古籍鑑定與保護高級硏修班”學員講授“稿抄校本鑑定”課程時，專門提及此問題，用非常肯定的語氣斷定該書係僞本。陳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輩學者，十分擅長於稿抄本之鑑定，然而我對陳先生的上述質疑有一些不同看法。陳先生未見原書，僅憑《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8冊第103頁所收錄的該書卷端書影，就明確斷定該書誤假爲眞，似有不妥。筆者反復翻閱原書,並查閱了大量相關資料，對該書進行了認眞、仔細的硏究，認爲陳文中所說的“抄寫紙墨亦新”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爲收入《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的書影色彩已經失眞，原書並非如此。至於印章，該書共計四卷,分爲上、下兩冊，在上冊第一卷、第二卷之首頁和下冊第三卷、第四卷之首頁均鈐有“知不足齋抄冊”朱白方印，而第一卷首頁之印確實不如其它三卷首頁之印淸晰，估計這也是導致陳先生認爲篆刻拙劣之原因，然而筆者覺得該印章之篆刻雖然談不上精美，但也不能就說它拙劣，可以認爲是比較古樸。印色確實不佳，但類似印色在淸代藏書印中還是有一些的,我們不能就此得出“印④陳先行《鮑正:霄抄本〈近光集〉、〈扈從詩〉之價値》,載周心慧主編《廣韻樓藏書硏究論文集》，朝華出版社,2012年，第170頁。
  • 章旣僞”之結論。該書原爲國立英士大學之藏書，後隨英士大學併入浙江大學而歸屬我校。除了“知不足齋抄冊”之印外,該書上冊第一卷首頁尙鈐有“國立英士大學藏書”朱文方印和“國立浙江大學藏書”朱文長印,該書下冊第三卷首頁則比上冊第一卷首頁多了一方“杭州大學圖書館善本書藏印”朱文方印。劉尙恆的《鮑廷博年譜附錄四《鮑氏知不足齋抄校本書輯目》（丁學松輯,季秋華補)⑥未收入該書，可以補入（當然前提是該書確係知不足齋抄本)。鮑士恭跋全文如下:“此山元處州人，姓周名權，號衡之，爲元代詩人之選，吐屬旣高,筆亦駸駸入古。原集刊於元而旋燬於燹，入⑦後久無刊本，外間偶有傳抄類，皆摘選，誤訛迭出，而足本殊爲罕覯。茲從《永樂大典》中舊本照錄,詳加點校，庶使廬山不失眞面云3古歙鮑士恭識。”跋末鈐有“鮑士恭印”朱文方印。該跋言簡意賅，對著者簡歷、版本源流、抄本狀况均作了交代。該跋末見於季秋華編輯的《知不足齋序跋題記集錄》《和周生傑、季秋華輯的《鮑廷博題跋集》⑨，上述跋文可補其缺（當然前提是該跋確係鮑士恭所撰）。校圖書館同時還藏有明抄本《周此山詩集》四卷（匡高17.1厘米，廣13.2厘米,半葉九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單邊，有“印谿黃子羽氏藏書記”、“琴西”、“臣衣言印”等藏印），此抄本也已列入《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編號：05756)。筆者將館藏兩種抄本進行比對，明抄本還比知不足齋抄本多出幾首詩。同時，知不足齋抄本還有疏誤之處，如明抄本中的《天竺古桂》一詩，知不足齋抄本作《天竺古》，缺一“桂”字;此外，詩中的“秋光何瑋煌”，知不足齋抄本將“瑋”字誤抄成“火+常”字（《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和臺灣《異體字字典》均無此字）。此外，根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54-455頁上的記載，列入該書目的四卷本《周此山先生詩集》共計15部，除了我校收藏的明抄本和知不足齋抄本之外，尙有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明刻本、淸李氏硏錄山房抄本、淸抄本（淸查愼行跋）、淸抄本（淸黃丕烈校補並跋）、淸同治十三年劉履芬抄本（淸劉履芬跋，章钰校並跋）、淸抄本，上海圖書館所藏的淸初抄本(繆荃孫跋)和兩部淸抄本，南開大學圖書館所藏的淸初抄本(淸崇恩校），南京圖書館所藏的淸抄本，首都圖書館所藏的淸抄本,北京市文物局所藏的淸乾隆抄本，另有南京圖書館所藏的淸抄本《此山先生詩集》十卷⑤黃山書社,2010年。⑥該《輯目》之“說明”中有云鲍氏抄校本今各家均列爲善本.難以捜羅齊全.疏漏舛錯之處，請方家指正。”可見輯錄者也認爲該《輯目》是不全的⑦此處疑有脫文,根據上下文判斷,似應作“入明後”。⑧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 (元周權撰)《題詠》一卷。其中的明刻本《周此山先生詩集》，根據《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⑩第2261頁的記載，此刻本共計二冊，係半葉十行十六字，黑口，四周雙邊。由此可見，鮑士恭之跋中所說的“原集刊於元而旋徴於燹,入後久無刊本,外間偶有傳抄類，皆摘選，誤訛迭出，而足本殊爲罕覯”，恐與事實不符。看來我們還是應該感謝陳先生，至少他的質疑提醒我們應該對該書加以進一步深入硏究。我的基本觀點是，我校所藏知不足齋抄本《周此山先生詩集》確有可疑之處，然而僅憑“知不足齋抄冊”之印就判定該書乃僞本，似乎有些草率,難以完全令人信服。大家可以對該書之眞僞存疑，但需要具備充分、有力的證據。該書先後被收入《杭州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第80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454頁）、《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編號:05757)，應該說都經過相關專家的嚴格評審、把關,現在要否定已有結論,必須愼之又愼。筆者盼望有更多的學者（尤其是對知不足齋抄本富有硏究之專家）來關注這一問題，通過反復、細緻的比對和考究,最終得出正確的鑒定結論。此外，校圖書館近年來在學校的大力支持下,花費巨額資金購置了《中國方志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提要著錄叢書》、《晚淸四部叢刊》、《淸代詩文集彙編》、《淸代稿鈔本》等多種大型影印古籍叢書，旣補充了綫裝古籍中所缺乏的品種，使館藏結構更爲合理，又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綫裝古籍的使用頻率,便於其得到更好的保護。近年我到過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等公共圖書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淸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高校圖書館，以及臺灣的“國家圖書館”、“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硏究所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圖書館、東吳大學圖書館等，專門去參觀了收藏大型新版古籍叢書的閱覽室或書庫。如果說十年之前我校在大型新版古籍叢書收藏方面與上述著名圖書館尙有一定距離,那麼現在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値得高興！我校圖書館在藏、用結合方面是做得不錯的。筆者注意到，由於古籍保護受到重視，古籍的“身價”也因此提高了，不要說宋元明善本，就是以前作爲普通古籍的不少淸刻本在各地圖書館也變爲了善本，讀者要利用更加困難了。我校圖書館在注重保護的同時，並沒有給讀者合理利用館藏古籍（包括善本）設置過多、過高的“門檻”。正在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的《孫詒讓全集》，就充分利用了多種館藏珍本。同時,校圖書館還專門建立了“古文獻資源網”，爲讀者迅速而⑩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
  • 有效地利用館藏資源提供了極大便利。當然,與北京大學、復且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相比,我校圖書館專職從事古籍工作的人員較少,導致許多工作尙未開展,有些遺憾,盼望這一狀况在今後能有所改善。應該說以資歷、學識而言,我並不適合爲本書撰寫序言，所以當校圖書館古籍特藏部高明主任跟我聯繫撰序之事時,我曾猶豫過。但後來想到，我曾經在校圖書館古籍特藏部供職五年，與收入本書的珍貴古籍朝夕相處，並對其中的一些書進行過硏究，因此對這些珍本充滿了感情！離開圖書館到我校中文系古典文獻學專業任敎之後，由於硏究方向以及個人興趣等原因，我一直關心校圖書館的古籍工作，並始終與全國圖書館古籍界保持着緊密聯繫，曾經多次赴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地的圖書館以及天一閣博物館、鐵琴銅劍樓紀念館等參加有關學術會議,並多次參加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和浙江省古籍保護中心主辦的有關活動。校圖書館在採選文史類大型圖書時，經常徵求我的意見，目前收藏在西溪館舍社科大型文獻閱覽中心的多種大套書，都是我薦購的。2011年金秋，我應邀與校圖書館人文分館毛一國館長、資源建設部孫曉菲主任、吳晶晶老師一起，坐了八個多小時的動車到廈門參加“第七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選購了大量臺灣出版的影印古籍圖書以及各類學術著作。2013年盛夏，我與校圖書館黃晨副館長、古籍特藏部高明主任一同專程赴日本大倉集古館、東京大學圖書館等交流並訪書。雖然大倉集古館後來出讓的900多部漢籍（合計約3萬冊，內含明銅活字本14部，明抄本26部，知不足齋抄本11部，《四庫全書》底本4部，和刻本212部）最終歸屬北大而未能落戶我校，筆者至今深感惋惜,但羅衛東副校長和校圖書館有關領導對此事的高度重視和滿腔熱情，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並因此而對校圖書館的古籍工作充滿了信心。同時，校圖書館古籍特藏部還是我上“古典文獻學”等課程時的敎學實踐基地，每次都得到高明主任(他與我年齡相仿,是我在圖書館工作時的同事)和程惠新、鄭穎老師（她倆都畢業於我校中文系，聽過我的課，目前已經成爲古籍特藏部的中堅力量）的大力支持和熱情幫助。此外，我還應聘爲新近成立的浙江大學圖書館古籍碑拓硏究與保護中心的兼職硏究人員。再加上自己對珍貴古籍圖錄也很感興趣，自費購買了價格不菲的《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廣東省第一批珍貴古籍名錄圖錄》、《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中國古籍稿鈔校本圖錄》等多種古籍圖錄，時常翻閱，收穫不小。凡此種種,使我覺得自己應該對圖書館的古籍工作給予關心和支持，於是樂於爲本書寫序。謹以此序熱烈祝賀本書順利出版，幷衷心祝願我校圖書館的古籍工作蒸蒸曰上，衷心盼望《浙江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早日出版！
  • 《明清文学与文献考论》序董上德*如果套用当今论文写作的格式，要列出“关键词”，那么，骏捷的这部论文集有四个字眼会显得特别醒目：岳飞故事，澳门文献，稀见文本，明清文学。这四个“关键词”的“聚合”与骏捷的治学历程与治学个性密不可分。犹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中，我在中山大学初次与骏捷见面。当时，曾扬华老师与我合招古代文学专业明清文学方向的研究生，骏捷从澳门前来面试，那时，他还是澳门大学将要毕业的应届生，也即将留在澳门大学任教，他回答问题，我们都很满意，面试很顺利通过。于是,在骏捷的治学经历里，“明清文学”是他的第一个“关键词”。那一次面试结束后，免不了闲聊，问他是否马上赶回澳门，他说要到中山大学东门对面马路的一家私营书店看看，我感到有点惊讶，这家书店不大，店面也不起眼，还在某座楼的二层，而远在澳门的骏捷居然知道它，还对它很有感情，说到这样的书店去“帮衬”，就是支持它，不然，它会很困难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骏捷是一位十分爱书的人。后来，我们一起去香港逛书店，穿街过巷，上楼下楼,骏捷熟悉各家小书店,领着我去找各种各样的学术书；自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一起到广州的书店去访书。平时，在电话里，谈论的话题之一是最近得到什么好书，或者是最近买了什么书却觉得读过之后始知上当，等等。而我感觉到，在访书的本领上，我并不如他。于是，某些平时很难得到的书籍，包括某些他所急需的珍稀文献，他每每会有办法弄到手，可以说，骏捷巳经到了傅斯年先生当年所说的“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境界，故而，“珍稀文本”成了其学者生涯里的第二个“关键词”。其实，骏捷不是一个喜欢“猎奇”的人，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藏书家，他也不以“珍稀”为自我炫耀的“资本”。他是读书家，是用书家。他有时是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天时地利人和，才得到某些珍稀的文本。而且，他关注的珍稀文本，是有缘由的。他成长于濠江之畔，对澳门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均充满着深*董上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 厚的感情，对寓居澳门的先贤们的著作尤为着意,连带对与澳门相关的历史文献、对藏于澳门的各种典籍,等等,都用心搜寻、仔细研读，条分缕析，了然于胸。他除了到内地、香港、台湾、韩国等i方书外，更是经常去踏访澳门的各种藏书处，包括多家教堂的图书室，感受着这一片独特的热土是如何承载着悠久的中华文明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研究生活在澳门的历代先辈是如何将这两种文化嫁接、融合并形成具有澳门特色的本土文化的。弹丸之地的澳门，要解读起来可真是不容易、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已经回归祖国的澳门，更加需要我们去认识她、理解她、研究她骏捷在其治学经历中的第三个关键词自然就是“澳门文献”了。验捷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研究生,他很会将指导教师的学术背景结合起来思考,寻求自己的学术路向。曾扬华老师在明清文学研究方面很有造诣，尤其是其小说研究，卓然成家；而我是学习古代戏曲史出身的，对戏曲作品的了解多一些。骏捷当年在考虑论文选题时结合自己多年的兴趣与思考，选择“岳飞故事”作为研究对象，而这一研究对象恰好涉及到小说、戏曲的交互关系，从宋元的瓦舍说书到元代的杂剧、明代的传奇，都有不少以“岳飞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以至于明末之后出现章回小说《说岳全传》，故而，骏捷对于“岳飞故事”的形成、传播、流变以及多文体、多文本的故事形态做了认真的梳理;他以《说岳全传》为主要“标的物”，寻索其之所以能够集“岳飞故事”之大成的多种路径和原因，并完成《岳飞故事演变研究》的硕士论文，答辩时获得极好的评价。骏捷毕业后,一直没有放弃对“岳飞故事”的研讨，尽管教务繁忙，还是写出了一批以“岳飞故事”为中心论题的论文，或补充其硕士论文之未备，或写出了自己新的发现、新的思考’自成一个论文系列，因而也成为受到学界瞩目的研究“岳飞故事”的专家。“岳飞故事”作为一个关键词，在骏捷的治学经历里所占的分量是不轻的。据我的观察,他也相当珍惜这个关键词。骏捷的研究，有其较为深厚的文献功底与独到的学术眼光，他长期注重新史料，及时追踪新成果，适时而慎重地提出新见解，其论文题目往往是在多年的高度关注之后才选定的，其文章以可靠的史料、缜密的论证见长，文采或许不够飞扬，而对学术的那份真诚却洋溢于字里行间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澳，门大学开会，骏捷在会务繁杂之馀,抽空领着我于月色明亮之夜，来到濠江边上的一个小码头，清风袭来，举头但见朗月疏星，远望则见灯火摧燦的庞大建筑群,谁都知道那是什么所在我们聊着天，无边无际，当然，也会聊到学术我时时感觉到，骏捷对学术的一份执着，还有一份“定力”，是很不一般的。值此新著问世之际，写上几段“家长里短”的话，表达我的祝贺，也寄望于骏捷在学术之路t一步一个脚印，稳健地走向远方。2013年2月26日，于中山大学
  •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訪問團與聯合國圖書館館長（中）合照
  • 文獻學會聯國圖書館交流為更好地拓展澳門與國際社會在文獻信息服務領域方面的交流，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與聯合國圖書館合辦題為“全球文獻信息服務:從澳門到聯合國”的專題會議。為此，該會組織赴美學術訪問團，由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荆率領一行七人前往紐約聯合國總部圖書館。會議上，雙方冀進一步開展共同硏究和合作項目。會議早前於紐約聯合國總部圖書館舉行，館長伊恩•瓦特、主任瑪麗提娜•帕尼亞等圖書館負責人,以及硏究人員等出席。瓦特歡迎訪問團來訪，並介紹了聯合國圖書館的情況，同時指出澳門與聯合國圖書館聯繫已久,是次交流對探討全球性的文獻信息服務合作和共享等具有意義。鄧駿捷報吿了學會的成立宗旨、近年工作,以及日前的硏究計劃，期望藉此次交流活動讓國際社會進一步了解澳門。楊開荊以“澳門文獻遺產與澳門記憶”作專題演講，主要從澳門文獻遺產的角度探討澳門的特殊歷史背景和文化底蘊，以及本澳文獻在電子化及資源整合的現況、面對挑戰、未來的發展等。同時向與會者介紹了澳門特色文獻、敎區檔案文獻的狀況和有關申報《世紀記憶及名錄》的過程及後續工作,並介紹澳門在推動記憶工程方面的情況。有關議題引起聯合國圖書館與會者的興趣，尤其對澳門回歸前的檔案、貝葉經的保護、文獻電子化等議題進行了互動討論。同行的還包括文獻信息學會副理事長沈振輝、顧問朱福強、秘書林惠卿，以及澳門基金會代表陳震宇、陳思恩。會議結束後,訪問團還參訪了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家檔案館等文獻學術機構。(《澳門日報》2013年11月8日）
  • 赴美考察賦歸宣傳澳門文化底蘊文獻信息學會探討國際合作由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荊率領的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赴美考察一行賦歸鄧駿捷、楊開荊總結稱，收穫遠超預期,與聯合國圖書館合辦“全球文獻信息服務:從澳門到聯合國”專題會議外，難得與美國多個文獻機構交流,旣拓闊國際視野,也向外宣傳澳門文化底蘊,更好探討國際合作的可行性：介紹“澳門記憶”赴美之行獲澳門基金會代表陳震宇、陳思恩全程陪同，學會副理事長沈振輝、顧問朱福強、秘書林慧卿等隨行,期間走訪了波士頓、紐約、華盛頓等地圖書館及檔案館。陳震宇期間代表澳基會向各個圖書館及檔案館贈送該會出版刊物，引起各館興趣。鄧駿捷（左二）、楊開荊（右一）等向美國圖書館界贈送學會出版物鄧駿捷、楊開荊表示，美國國會圖書館擁有一億四千多萬件館藏，“美國記憶”項目發展成為世界各地參考對象,該館亞洲部主任宋玉武介紹該館有關澳門文獻收藏時，對澳門出版物很感興趣，建議學會進一步利用國會圖書館進行硏究工作，開展合作。其後，“全球數字圖書館”項目主任約翰•柯迪雲及“美國記憶”項目負責人卡爾•費萊斯豪爾等分別闡述兩項目發展。楊開荊介紹了“澳門記憶”項目進展，直言國會圖書館兩項目分別以全球及本土為發展目標的數字化平臺，對澳門推動“澳門記憶”具啟迪意義。
  • 發現澳門老照片赴波士頓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參觀時，獲該館負責人熱情接待。訪問團參觀善本書庫時，發現一批有關澳門的老照片，相信對澳門歷史硏究有一定價値。該館表示可通過合作對澳門資源進行電子化，歡迎學會到該館深化挖掘澳門史料。在華盛頓期間，一行人拜訪了美國國家檔案館第二館,與該館負責人邁克爾•卡爾森交流，當中藏有澳門相關的歷史文獻，雙方認為有進一步的探索空間。赴美考察一行於美國國家檔案館第二館前合照鄧駿捷、楊開荊指出，透過七天赴美交流，推介了澳門文獻及硏究工作成果，對美國豐富的澳門文獻收藏、國際先進的文獻保護工作有進一步了解，料對未來的澳門文獻工作有裨益。赴美經費獲澳門基金會、文化局、摩卡娛樂場等資助。(《澳門日報》2013年11月19日）
  • 稿約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為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編輯出版的國際性學術刊物,歡迎澳門以及海内外學者賜稿。二、本刊堅持學術自由、文責自負的原則。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皆為作者的原創硏究成果，並不代表編委會的意見。三、來稿可以中、英文撰寫，内容一般以文獻整理考證、信息開發管理、文學藝術探討、歷史文化硏究等為主。稿件一般以5,000-10,000字為宜，特約稿件除外。四、本刊編委會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意者請注明。五、引文務必査對準確，註釋一律放在頁末，採用插入式腳註。六、中文來稿按原用字形系統直接編校排印，大陸規範漢字不再轉換為港澳臺傳統正字。七、來稿請寄紙質文本及電子文本（MSWord)，並注明作者的眞實姓名、任職機構或團體、通信地址、郵政編碼、電郵、電話，以便聯繫。八、本刊設有匿名評審制度。來稿三個月内未收到本刊編委會的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恕不退稿,也不奉吿評審意見。九、文稿一經刊登，即奉薄酬及當期刊物兩冊。十、本干嘯委會聯繁方式:澳門郵政信箱9341號，電郵:mdis_mo@yahoo.com.hk。
  • 封面題簽:李鵬翥責任编輯:閏眞眞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4年第1期總第十期）主编：鄧駿捷副主编：楊開荊沈振輝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贊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摩卡娛樂場排版印刷：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次：2014年4月印數：1，000本國際刊號：ISSN2077-1479定價：澳門幣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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