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第六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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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文獻考論】張之洞致張之萬信札一束.............................來新夏鈔輯1古典目錄的新類型—論銀雀山漢簡和阜陽漢簡所見篇題木牘的目錄性質……傅榮賢7《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中的黃丕烈題跋之價値...........陳東輝18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唐宋詩文集目錄的編撰...............郝潤華28【文學視野】從巫山神女看長江文化...................................樂黛雲38讀《史》、《漢》“傳舍”札記.................................汪春泓43對江西詩學的傳承與超越—姜夔的詩學思想簡論.............................吳晟57南京圖書館藏《黃摩西和金病鶴送春詩》稿本考述.............章琦65【學人硏究】在思考中昇華—王國維寫作《漢魏博士考》的前前後後...............王思豪76譚雲山：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孟昭毅82賀昌群及其《元曲概論》的曲學貢獻與學理不足—民國時期戲曲研究學譜之十...............趙興勤趙驊88半個紅學家的鬧劇—二十世紀紅學視野中的江青.......................苗懷明99
【歷史文化】唐初保存至今最早進士對策考證—以日本《令集解》所載魏徵《時務策》為中心……龔延明119英國侵略西藏的最初動機及其後果.........................黃鴻釗123《國語》所見春秋列國邦交禮儀概述.........................劉偉138【語言文字】“假借”辨...............................................錢曾怡146《四字文箋注》所見歐洲早期漢學線索.......................王銘宇152西方語言學思想的發展及其對中國語言學硏究的啟示.........閻喜158【澳門硏究】《澳門志略》考...........................................駱偉163略論中國旅遊文獻史料的整理與硏究—以晚清澳門西文旅遊文獻為例.............趙利峰馬寧200【序跋書評】《古文苑》硏究的新收穫—王曉鹃《古文苑論稿》序...........................伏俊璉210讀《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札記...............................董運來216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219稿約...........................................................223
张之洞致张之万信札一束来新夏钞辑*弁言虎年岁末，整理杂物，得七十年前手抄张之洞致张之万信札数通，纸黄而脆，已见破损，乃照原式重录其文，免致散失。此数信札原存张之万孙张公骑家。1947年我始识公骑于天津新学中学，同事既久，友谊日深,1948年初夏，应公骑之邀,时过其家，每周必相聚谈，公骑也时以家藏见示。某日自抽屉中取暗红撒金笺一束,令我观赏，乃张之洞致其族兄张之万之信札。二张为族兄弟，俱以科名显，均官至督抚，故时以国事、朝事通音问。此数函涉及修改《中俄伊犁条约》，湖北办洋务及甲午战后对策等事。此束信札中另有沈桂芬等人致张之万函一件，请求张之万协助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因其内容颇有参考价值，故附于后。兹略加注释点读，以供同好。第一件“张之洞对崇厚所订《中俄伊犁条约》的异议”①俄约已定，画押讫,要义争回六条（最要者即此六条）。一、伊犁南境帖克斯川一带仍让还（此为通回部南八城之道，如此则伊犁方有出路也）。二、陆路人关由西安、汉中至汉口通商一条，删去。三、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一条，删去。四、关外只设领事一处。*来新夏:南开大学教授。①原件一页。此标题是我所加。此为张之洞致张之万函件之附页（原函未见）。张之洞于光绪五年十二月初奏请改订崇厚与俄方所定中俄伊犁条约某些条款，光绪六年九月曾纪泽与俄使重议改订,挽回一些主权。事后张之洞即摘要告知张之万。此函当写于光绪六、七年间。
五、塔、喀@两城边界，仍照同治间明绪原议，不内侵。六、天山南北纳税一节，商务渐旺时，仍议纳税。其余小结目亦多驳正。第二件“各地教案迭起湖北民心不靖”③沿江教堂多事，武穴致成重案④。处处民心，嚣然不靖,将来事变,殊难预料也。武汉人杂言咙，尤费防卫。旬月来极力抚绥弹压，幸未生事，然目前尚未敢稍弛备也。此事可厌已极，而又无可如何。其中是非曲直，各省有之。匪徒藉端鼓煽，与民间积愤不平相合而成。我用我法，滋事者固不能不加惩创，然若迁就太过，自损太甚，将来民怨愈深，敌焰愈张，得步进步，恐两者俱难措手矣。忧焦之甚,如何如何！楚中颇旱，麦收尚好，而秧水未足,尤可虑耳。湘中伏莽尤多，不问不可，深问又不能，真是难题也。手肃数行代面，敬贺午厘并问合家安好弟之洞谨启第三件《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状况〔布局、铁局〕》⑤恭请五兄大人安。敬启者:近来因公事棘手，心境烦杂，故未得时时作书。比维福履爽健,定如远颂。前事巳揭晓，诸件均见邸抄。言者尽气竭力，大有必欲得而甘心之势⑥,乃蒙圣恩高厚,仍责后效,唯有感激涕零而已。弟乃一迂疏无用而又不合时宜之人，本不当久点疆寄。自在岭南⑦，三次奏请开缺，何日不思引退？徒以到鄂，复为敕办数事所羁，不得已耳。岂与时流争荣利哉！只待数事粗有端倪，立即拜疏②塔、喀》指新疆之塔城与喀什。③此件共三页，写于光绪十七年夏。④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武穴教堂发生华人殴毙洋人二名，聚众闹事，即所谓“武穴教案”》清廷据报即派员调查,英领及教会借端胁迫,清廷除惩凶外,于五月二十七日据理驳斥英方无理要求。⑤原件共四页，当写于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间》标题为我所加。⑥光绪十九年正月，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劾张之洞辜恩负职,令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复査。四月上谕称兹据先后査明复奏: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并无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等情。现在湖北办理炼铁开矿，尚无浪掷经费情事……着无庸置议。”⑦光绪十年四月，张之洞受命署理两广总督,七月实授。十五年七月，调补湖广总督。在此期间，张之洞曾多次因病请假。三次奏请开缺.当在此期间。
乞罢，有如皦日。布局已成，机势甚顺，下半年即有成效可观。明年必大畅旺矣。铁局虽较迟缓,然总殚精竭力为之，以必成为度。铁厂工所差有限,现在所亟亟者，煤井之工耳。不自开煤则煤杂且贵，钢既不佳，成本又太贵，不便行销，故开煤为炼铁之根也。前月日本总领事已函询,鄂钢铁将来不患无销路,所难者目前耳。手肃敬贺午厘并问合家安好弟之洞谨启第四件“张之洞对修铁路之意见”⑧再启者:铁路一事。去年弟复奏一疏内，大意已备。不外炼铁宜急,勘路宜缓等语。非有意从缓，实不能不缓也。此时无铁无银，路字从何谈起。俟铁已炼成，款已筹足，彼时详勘地势，确估工费，体察民情,再当请旨办理。弟固不敢推委，然亦断不敢冒昧从事也。总之，弟两次奏疏之意，无非为开利源,销土货，塞漏卮，尚不禁为转漕调兵,原奏当可复按。煤铁即利源土货之大宗，亦即漏卮之巨款。煤铁办成，无论修路与否，总于国计民生有益,决不令虚糜巨款。大指如此,知蒙垂注，并以附陈弟再上第五件“甲午战争之际两江之困境及张之洞善后策”⑨恭请五兄大人安。敬启者:久未奉书，时殷驰念。每见都下人来，询悉福履康强，深慰远想。昨彬侄来函，寄到尊赐伯昂⑩太夫子书赠先太仆楹联一副，惊喜感激，莫可名言。谨叩首上谢。弟自去冬摄篆两江以来⑪，时值海氛肆恶⑫,南防北援，危迫异常。筹兵筹⑧原件共二页，当写于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间,为前函之附件,在同一信封中。标题是我加的。⑨原件共六页，当写于光绪二十一年，标题是我加的。⑩伯昂：姚元之字伯昂，安徽桐城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生,咸丰二年（1852)卒，官至左都御史,工诗文，能书画，所著有《竹叶亭杂记》。⑪光绪二十年十月五日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⑫指中日甲午战争。
饷，筹械筹船，无一不急，无一不难。缘所有勇营军火皆为新宁⑬先后调派北上。此间须另起炉灶,一一安排，百计搜索。今年正、二月间，辽事破坏⑭，而海州已倭船，游驶月余。淮上正在戒严，又须筹运济北路军火饷需。左右搢柱⑮艰苦巳极。至夏间，兵事巳定,而江南仍须供支北饷，资遣北路及本省裁撤诸营。至今南下诸军,纷纭未已。计此一年中，昼夜无暇,不惟不遑寝食，几乎不遑喘息矣（自到江南与权儿及彬侄未通一字,其忙迫可想）。数月来,又须料理租界、通商及赶筹善后各事，时局遂已至此,忧愤不可言。夏间陈奏善后要政九条，至今未见明文，不知有蒙采择、施行者否？现就江南事势，物力筹办者,约有数端:一用西法练兵一万人;一上海造马路、工厂，振兴华民工务、商务;一吴淞至苏杭、金陵,开造铁路，以期兵商兼利;一在金陵设陆军学堂;一金陵设洋务学堂（内分四种：一约法、二农政、三工艺、四商务）；一派文武员弁赴外洋游历;一派学生赴外洋学习工商、水师、陆军;一中国请设邮政局，现已陆续具奏。以上诸事,不过尽其心力之所能为。至以后有无更变，能否一一作成，自有天焉，非所敢知也。颞儿年来颇好读书，悟性亦甚好,忽然不禄⑯，殊难为怀,想京中必早闻知。国事阽危至此，家运之否塞，不足道矣。近购得磁州张朴园侍郎（榕端）《朴园图》手卷一件，内皆康熙间名流题咏，有乡先生数人。窃思朴园墨迹乡祠中尚无之，拟即寄京存祠内，并闻。手肃并叩问合家安好。弟之洞谨启第六件“汉阳铁厂拟招商接办”⑰恭请五兄大人安。敬启者:去冬两奉手书，仰劳⑬刘坤一,湖南新宁人。道光十年（1830)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卒。此以籍贯代人称。光绪二十年底，日军连陷海城、盖平，清廷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驻守山海关,节制关内外兵马，办理防剿事宜。⑭辽事破坏: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马关订约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强割辽东半岛。九月间，日本接受三国“劝告”，退还辽东半岛，另交三千万两赎款。⑮搐（音支)柱:支持,维持。⑯不禄:死亡。⑰此件共三页。当写于光绪二十二年。标题是我加的。
慰问，注念殷拳，良甚感谢。邸报屡见兄请假，深为驰系，近想春日融暖，安和如常矣,念念！弟自江还楚⑱，惟在舟中稍得休息旬余，到鄂复劳顿如故。铁厂事竟是大累，全工久已告成,钢轨久已制成，似乎已有成效。然经费久罄，司农⑲定见不发款,如何措手？现在议招商接办之法⑳，但不知能有成否？若由商办则弟从此得解脱法矣！然招商之能谐与否，其枢纽仍在政府，尚不知如何耳。时事日棘，想我兄亦必蹙额。以后事变真恐有不可思议者也。手肃并问合宅安好！弟之洞谨启第七件“沈桂芬等致函张之万陈述户部库存支绌”■揖送星轺，瞬更月琯。辰维子青大兄年大人老夫子■勋祺纳佑，荩祉延厘，树牙纛■之新猷,听口碑之满道。引詹■卿燏■，曷罄甏轩■。豫省漕务，经台端特建宏谟，力除中饱，敝部遵旨速议。业经核准具奏，咨达⑱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由两江回任湖广总督。⑲司农指户部。⑳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张之洞命将铁厂所置机器、炉座、厂屋、堤沟、矿厂、煤井、运道、码头以及现有钢铁、焦炭、煤斤及一切物件、器具、轮驳各船,均由盛宣怀点验接收。盛即拟《铁厂招商承办章程》。五月中，上奏此章程。■全函共六页，为户部官员沈桂芬等七人向新任河南巡抚张之万述说户部库存支绌,请求解款援助的信函。标题是我加的。■名号的尊称是因写信人与张之万有不同关系而有不同尊称。■牙竈：即牙旗。古代行军有牙旗（大旗），置营则立旗，以为军门，后以牙门为官署之通称，今讹作衙门。■引詹:詹同瞻,引领瞻望。■燏:火光。誉对方官员身份之光芒，尊称之意。■轚轩:鼕音唱,鼓声。轚轩,对办公场所的尊称。
冰案■施行。目今部库十分支绌，久在洞鉴之中,刻下情形尤为紧急。查库款截至本月初十日止存银十六万余两。十一日开放米折七万余金，仅存八万余金。十二、十六两日仍须开放兵丁马乾及五营兵饷四万余金。核计连漕折及旧存租宝，祗得三万余金。计本月下旬，即属无银可放。腊月初三、初四大饷，更属一无可筹。现虽严催各省解款，深恐缓不济急。兵丁待哺嗷嗷。际此天寒景迫,稍有迟误，都中大局,关系非轻。弟等忝任度支■，目击时艰，万分焦急。正在无可筹划，接到阁下奏请折漕一折,可得银三十五、六万金，于年内扫数解部。值心尽计穷之时，遇绝处逢生之幸。弟弟捧读之下，不胜欣忭。年内有此巨款，盼望尤殷。台端新承宠命■，自必雷厉风行，力加整顿。惟是不情之请，实属无可如何。所幸豫省距京不远，起解尚可迅速。所有此项漕折银两务望赶紧催齐，于本月内全数解京,俾得腊月初旬，兵饷足资开放。倘或月内未能全到，总恳于腊月以前解到一半，以济眉急。维持大局,全赖荩筹。不胜迫切翘盼之至。专此布恳，敬请勋安，诸惟朗鉴不备。■冰案:喻清净廉正的书案。■度支:指户部。■宠命:指张之万受命任河南巡抚。■以上署名之人,均为当时户部尚、侍官员。年愚弟沈桂芬早保宝均愚弟倭仁同顿首晚罗惇衍愚弟崇纶董恂■
古典目錄的新類型一一論銀雀山漢簡和阜陽漢簡所見篇題木牘的目錄性質傅榮賢*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發掘的西漢武帝初年1號墓葬以及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發掘的西漢文帝時期1號墓葬中，伴隨大量竹簡古籍出土的同時，還分別發現了5塊和3塊用於記錄篇題的木質板材—篇題木牘。學者們相信，這8塊篇題木牘都是一書篇章目錄，在整理同墓所出竹簡書籍時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値。例如,認為阜陽出土1號篇題木牘所反映的“是單獨的一種書”，“姑以《儒家者言》名之《儒家者言》章題的發現，證實了它是一部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單獨的書”[1](162)。2號篇題木牘所記“章題是書籍的目錄，它的出土證明《春秋事語》是一本單獨存在的書”[1](205)。又如，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殘木牘上保存了八個篇題，按其書寫格式和所餘間隔來看,原牘當有十三個篇題。因此，從銀雀山木牘的内容和放置的形式來看，皆相當於現代書籍的目錄,故可謂目錄源起於此”W。我們認為，這8塊篇題木牘雖然都以記錄文獻的篇章名稱為職志，但並不是“一書”的篇章目錄,木牘篇題所指向的文獻(如《儒家者言》、《春秋事語》等）都不能當作“一本書”來對待。由此,可進一步引發對相關目錄學問題的反思，迪涉及到對篇題木牘在整理同墓所出古籍時的學術價値的重新認識。1—書目錄的特點從目錄學的角度看，一書目錄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徵：首先,一書目錄和該書正文編聯在_起。誠然一書之目錄是作為本書的*傅榮賢:黑龍江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基金項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專案“出土簡帛與我國早期圖書館研究”(09YJA870009)和黑龍江大學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專案“中國古代目錄學理論研究”(JC2009W04)成果之
組成部分，附本書以行的”[3]。例如，今本圖書書前相當於英文contents的書前目錄都是附本書以行的。.出土文獻中，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和《養生方》都附有一書目錄。其中，前者是治療52種疾病的方劑,該書開篇即列出52篇篇名（即52種疾病的名稱）的目錄;後者則在全書正文結束後，列出該書各篇篇名目錄[4]。總之,這兩種一書目錄都附麗本書，與正文内容一起構成了完整的“一本書”。其次,一書目錄所用材質和正文一致。作為“一本書”的有機組成部分，一書目錄和正文内容往往書寫在相同的載體上。例如，上述《五十二病方》和《養生方》的一書目錄和它們的正文内容都是書寫於縑帛上的。再以靑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漢墓所出木簡為例。該墓中有幾支帶有數位的殘簡首捕虜口口論廿一”（250);“口虜以尺籍廿二私車騎數卅”(350,093)；“私卒僕養數廿八從馬數使私卒卅六車口”（341);“口言皆口口予錢廿九”(254)；“所毋為卅七材官口”（088)。朱國炤分析這些簡文特點指出：“數位均緊接於文字之後,空格，再與下面文字相接，其中一支（341)，現存三欄。顯然，這是一種文書的目錄。……現在保存下來的目錄，只有第廿一、廿二、廿八、廿九、卅、卅六、卅七、册四、册五等章的標題。其中最後二章，因簡殘缺,只留下‘車口’、‘材官口’幾個字，然從位置推斷,當為册四、册五兩章目錄無疑。”將上述帶有數字的殘簡作比排後，朱國沼進一步認為:“這種文書至少包括兩卷，第一卷應有十六章，第二卷至少有二十九章。目錄每簡四欄。”W顯然,這是一份典型的一書目錄。而從材質上看，目錄與正文都是記錄在“用木片削制而成”的“雲杉屬”木質簡片上的⑷。再次,一書目錄的篇題與正文内容一_對應,具有明確的檢索功能。例如，《五十二病方》“是一部首尾完具的醫方專書,現存459行,每整行約32字。全書五十二題,每題都是治療一類疾病的方法，少則一二方，多的有二十幾方”[7]。也就是說’各個篇題所包含的“方”雖然數量不等，但每“方”（即每個篇題）都有相對應的正文，而不存在目錄相對於正文的指空、指錯或漏指的情況。同樣，儘管上孫家寨木簡的目錄和正文都非全帙，但目錄與正文之間的對應關係仍然淸晰可考。朱國炤舉例說目錄第廿一為‘首捕虜口口論’。‘首’字前面當有‘斬’字；‘論’，即論功拜爵的意思,而殘留下來的簡文當中，就有許多關於斬首捕虜論功拜爵的具體條令。如，簡068、375、356、243、340;359、349;380、358;151、150;373；342；096；049；376；372；363等等皆是。再如，目錄第廿二‘口虜以尺籍’，簡文則有‘尺籍，籍書首’（榮賢按：179號簡）；目錄第廿八‘私卒僕養數’，簡文則有‘私卒:六[百]石至三百石’率百石’（丨44、180、172)和‘將長及死不出營，營私卒將吏皆耐為鬼薪’（351);目錄册五‘材官口’，簡文則有‘口騎材官’（266)”。“此外還有一支簡，簡文為：‘十一，軍吏六百以上，兵車禦右及把
麾竿、鼓鉦鉞(軍樂器名，見東周金文）者，拜爵賜論，爵比士吏。’（339)簡首所寫數字‘十一’，我們認為，這很可能是律令第一卷第十一章的開頭”[5]。也就是說，不僅目錄以序號的形式照應正文;而且正文中每個章節的開頭也以序號的形式主動照應目錄。這樣,無論是從目錄到正文抑或是從正文到目錄，都以序號相聯，兩者關係密切，從而達到便於檢索的査考功能。總之’一書目錄附入本書,與正文的版式、載體和内容等方面都是統一的。2銀雀山和阜陽所見篇題木牘的特點揆以上述一書目錄的基本特徵,我們發現銀雀山和阜陽所見8塊篇題木牘皆與之往往鑿枘不合。首先,篇題木牘與相應的正文並不編聯在一起。賈公彥《儀禮•聘禮疏》：“簡謂據一片而言，策（冊）是連編之稱。”將兩支或兩支以上的竹簡編聯成冊(稱為“編冊”或“編簡”)的基本方法是用一道或數道編綸（亦稱“編繩”），“編冊之簡，往往為防止編繩滑脫,常在編綸處簡的一側，刻上三角契口”[4](120)。但是，“銀雀山漢簡各篇的篇題還另外抄寫在木牘上,最後用繩子將它們捆紮在簡冊上，木牘中腰至今還遺留有細繩的殘痕可證”[2](11)。顯見，銀雀山篇題木牘是“另外抄寫”的篇題集結’並不隨附正文，而只是“捆紮”在正文竹簡上。“捆紮”顯然沒有“編聯”和正文的關係密切，“編聯”意味著就是文本的一部分，而“捆紮”只是另外的附加或附屬。再就阜陽漢簡所見3塊篇題木牘而言,2號木牘正面“中排存九行，下排存九行”nK184)，但與之有關的正文竹簡都是單行書寫的，木牘寬度達到竹簡寬度的9倍左右（照片及摹本見文獻[1]第167-177頁），幾乎沒有可能與1/9寬幅的竹簡正文“編冊”或“編簡”成冊。1、3號木牘和2號木牘一樣都分三欄，寬幅與2號木牘相當（1號木牘的照片及摹本見文獻[1]第151-152頁,可證）；並且，1、3號木牘都沒有見到相應的正文竹簡，因此，它們也不可能和所謂“正文”編聯成冊。其次,篇題木牘與正文的載體不統一。銀雀山漢墓“所出土的漢簡完全是竹質的”[2](4)。但是,出土的5塊篇題木牘卻都是木質的。同樣，阜陽1號漢墓出土“竹簡内容有《周易》、《詩經》、《蒼頡篇》、《萬物》、《年表》、《作務員程》、《刑德》、《日書》、《相狗經》、《呂氏春秋》、《莊子》、《說類雜事》(今按:《說類雜事》即文獻[1]所題《儒家者言》和《春秋事語》兩種文獻）等殘篇”，而“木牘三塊是書籍篇題”[8]的。可見，無論是銀雀山漢簡抑或是阜陽漢簡，文獻的正文都是書寫在竹簡上的，但記錄相關篇章的目錄卻刻意選用木牘為材質。這種書寫載體的嚴格區分也標明，篇題木牘只是正文的附加或附屬，而不是全書的有機
組成。再次,篇題木牘與本文並不一一對應，因而也不具有檢索的功能。應該說，篇題木牘與本文的内容關係是學者們首先關心的問題，指望篇題木牘與正文内容一一對應也是基本學術期待。誠然，“許多學者十分關心殘存簡片與木牘的對應關係”。但總體上，以阜陽所見篇題木牘為例，篇題木牘與同墓所出古籍雖不能說毫無關係,但是，阜陽漢簡“淸理工作己結束，然而殘簡同木牘所載章題能夠相合者卻寥寥無幾”[9]。事實上,篇題木牘並不和正文編聯成冊以及在材質上與正文刻意區別，似乎也預示了篇題木牘與正文内容不可能完全一一對應。一種情況是,木牘上有篇題’但在簡中卻沒有找到正文^例如，“銀雀山《守法守令十三篇》篇題木牘13個篇題中的《委法》、《上篇》、《下篇》都未見對應的文本”_;阜陽漢簡3塊篇題木牘中的第1塊（記錄“子曰北方有獸”，“孔子臨河而歎”等47個標題)和第3塊(記錄“樂論”、“智（知）遇”等數個標題)都沒有相對應的正文。儘管，阜陽漢簡受到過盜掘的干擾，但1號木牘和3號木牘殘存的共約40餘個篇題竟然沒有一篇發現對應的文本，當不是偶然。只有第2塊(記錄“晉平公使叔羅聘於吳”，“吳人入郢”等37個標題），“簡中有若干屬於這些篇題的簡片”⑴],但也不是嚴格的一一對應。二是簡中有正文，但木牘上沒有找到相應的篇題。例如，銀雀山漢簡《唐勒賦》、《六韜》、《晏子》等，阜陽漢簡《蒼頡篇》、《詩經》、《周易》、《年表》、《作務員程》等都不見著於篇題木牘。其三，篇題木牘與正文之間並不嚴格對應,還表現在往往需要經過變通才能找到兩者之間的關聯。例如，銀雀山漢簡《曹氏陰陽》原有篇題,作“槽是陰陽”（見1937號簡），而同墓出土的4號篇題木牘則作“曹氏”[12]。又如，銀雀山漢簡中有“委積”（922)篇題簡，疑即《守法守令十三篇》篇題木牘之“委法”。此外,《守法守令十三篇》篇題木牘中的“要言”、“市法”、“守令”、“王法”、“田法”諸篇都沒有篇題簡。但根據整理小組的意見，簡813-830，“内容為格言之彙集，疑當屬見於標題木牘之《要言》篇”；簡875-890，“從内容看當屬標題木牘所記之《市法》”；簡898-921，“所論乃王者之道，疑當屬於標題木牘所記之《王法》篇”；簡923-957，“從内容看當屬見於標題木牘之《田法》篇。此篇標題簡未發現”[13]。而《王兵》篇“竹簡的形制及字體,與篇名見於篇題木牘的其他各篇屬於同一類型，篇末又有‘王兵者必三具’一段文字，可以確定其為木牘所記之《王兵》篇無疑”[1°]。因為篇題木牘與本文並不一一對應,所以也不具有檢索的功能。唯其如此,8塊木牘上的篇題都沒有類似上孫家寨目錄中的序號;並且，同一木牘上的
篇題之間的順序感也不鮮明。例如，“我們從（阜陽漢簡）一號木牘章題的編排次序可以看出隨意性很明顯”[UU63)。總之,與隨附正文的“一書目錄”不同,篇題木牘是相對獨立於正文的篇章目錄。因此，木牘上的篇題更像是抄寫者（或集藏者，下同）所為,而不是作者在寫作原書時所固有。儘管,一書目錄也有為後人所加的情形。例如，淸人盧文弨《鐘山劄記》即曾指出：“《史記》、《漢書》書前之有目錄，自有版本以來即有之，為便於檢閱耳。……後人以其艱於尋求,而複為之條例以系其首。”（卷四）說明《史記》、《漢書》書前的一書目錄(_tents)是唐宋板刻書籍盛行時所附加。但上述馬王堆《五十二病方》和《養生方》以及大通縣上孫家寨漢墓所出一書目錄—作為一書的有機組織部分—更像是原書作者所自題。3初步的結論無疑，準確定位銀雀山和阜陽所見8塊篇題木牘的目錄性質，旣有目錄學自身的意義,也具有廣泛的文獻學價値。3.1篇題木牘是相關資料的彙编目錄一書目錄只能指向完整的“一本書”。但是,正像銀雀山漢簡和阜陽漢簡乃至絕大多數出土簡帛都不是完整的“一本書”一樣，銀雀山和阜陽所出8塊篇題木牘也不是“一本書”的篇章目錄。所謂“一本書”，當有明確的“完成”意識，因而首尾完具，旣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然而，“迄今所見戰國到漢初簡帛古籍，都是傳抄本，還沒有能證明是原稿本的”。從版本學的角度講，抄本旣非作者親筆所寫的手稿本，亦非由他人代抄而經作者親筆校改的稿本。總之，相對於手稿本或稿本而言，抄本較少受到原作者的約束，抄寫者完全可以根據個人的目的、認識或喜好而“抄”得多一點或少一點，從而本能地“突破”了作者業已完成的“一本書”的原貌。這種“突破”,其犖犖大者約有二端：一是在“一本書”的基礎上只抄錄其中的一部分。例如,銀雀山漢簡“《管子》只有關於談兵的七法一篇，可能未錄全書”[15]。金谷治、曹峰等學者指出的“抄集書”集中反映了這種情況。“金谷治先生通過對郭店楚簡及上博楚簡《性自命出》的分析，發現其中旣有說理透徹，前後呼應的部分，也有與主題互不關聯，可以視同雜亂堆積的部分,他將《性自命出》分為上中下三篇,認為其中的下篇命名為‘雜篇’才合適。他提出《性自命出》是一部‘抄集書’，就是說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其實，‘抄集書’在簡帛中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的墓主手中的文本有些可能是流傳有年,相對定型的作品，有些可能只是文章的草稿、講課或學習的材料，是墓主為了某一目的收集起來的”[,6]。
二是附錄，即在“一本書”的基礎上，抄寫者根據自己的認識附加一些相關内容。例如，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識書》案例的編排，凡有紀年的,大體上是越早的越列在後面。推算曆朔，紀年最早的在秦始皇（秦王政）即位之初,而最晚的到漢高祖十一年。其間穿插一些沒有紀年的,格式較為簡略，僅係摘要。另外,還有兩條春秋時期的案例，僅係記述，不屬文書”[17]。這裏的“兩條春秋時期的案例”即為依抄寫者（而不是原作者）之見而另加的“附錄”。事實上，“一種書籍寫本末尾附抄有一定關係的其他文獻，在古代是常見的。這種情形的實例,在傳流至今的古書裏還可以找到。如《逸周書》中的《王會》篇,篇末附有《伊尹朝獻》一篇，明記篇題：‘伊尹朝獻，商書’。朱右曾《集訓校釋》說：‘此篇目也。伊尹制諸侯朝獻之贄，本在《商書》中，錄於此，以明自古之制也。古者篇題皆大題退在小題下。’這是由於《伊尹朝獻》和《王會》内容近似，古人把它連抄在《王會》篇尾,後來的刊本就保留下來了。又如,《管子》中的《問》篇,篇末附有《制地》一篇，也另有篇題，原因也是同樣的”[18]。此外，還存在“後人修改”、“經過重編”、“合編成卷”、“改換文字”等各種其他形式的變化[14](28-33)。理論上講，儘管不排除抄寫者完全認同作者的原著，從而“抄出”一部與原作完全相同的“一本書”，但至少就出土簡帛文獻來說，似乎還沒有發現抄本和原本“全等”的實例。同樣,8塊篇題木牘所記篇章旣有可能是抄集書的篇章目錄,也有可能是加上“附錄”内容後的篇章目錄—我們稱之為資料彙編目錄。作為彙編目錄,篇題木牘所包含的篇章内容旣有可能比一書目錄所包含的篇章多一些，也有可能少一些。當然，也包括因“後人修改”等原因而導致的與原書目錄的不盡相同。總之，它顚覆了原書的“完成”意識，而將原書處理為面向抄寫者的一個相對開放的文本，本質上反映了已然存在的文本對抄寫者並不具有絕對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約束力，顯示了抄寫者作為主體人的能動性存在。然而,長期以來學者們一直信奉我國古代所謂“目錄”只包括一書目錄和群書目錄兩大類型。例如,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開宗明義地指出，目錄“有一書之目錄,有群書之目錄”[19]。來新夏也認為：“目錄有一書的目錄和群書的目錄。”[20]因此，古代的“目錄”，如果不是群書目錄，似乎一定就是一書目錄。正是基於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認識’人們才抱定:篇題木牘所記旣然不是書名(大題），也就不是群書目錄，因而只能是一書目錄。事實上，現有關於古籍目錄的認識，基本上都是以相對成熟和定型的文獻（尤其是宋代以來的印刷本—狹義意義上的“版本”)為依據的認識成果。但是，正像學者們所揭橥的那樣，出土簡帛大多是資料彙編而不是獨立的一本書。相應地，我國早期目錄在一書目錄和群書目錄兩大體制之外，還存在另一種重要的目錄類型—資料彙編目
錄—銀雀山和阜陽所見8塊篇題木牘就是典型的資料彙編目錄。3.2作為資料彙編目錄的篇題木牘在文獻整理中的價值8塊篇題木牘只是資料彙編目錄而不是一書目錄,它們只反映彙編的概念而不反映一本書的概念。換言之，每塊木牘的篇題所指旣有可能比一本書的完整篇章多一些,也有可能少一些。當然,也有可能因“改換”而導致目錄和内容與原書相比的雙重差異。只有從資料彙編目錄(而不是一書目錄）的角度，才能眞正揭示8塊篇題木牘的目錄本質，從而“準確地”發揮它們在文獻整理中的價値。下面，我們擬以銀雀山所見1、2號木牘以及阜陽所見1、2號木牘（共4塊）為例，分析與之相關的一些文獻學問題。事實上，由於銀雀山3、4、5號以及阜陽3號木牘（總共也是4塊）殘損嚴重,其目錄形制已不可綴合還原,學術界有關篇題木牘的討論也主要聚焦於前4塊。銀雀山“一號木牘共由六塊殘片綴合而成，殘長22.3、寬4.3釐米。此係《孫子兵法》篇題木牘，所書篇題共分三欄。釋文如下”[2]（231)：表1(銀雀山漢簡1號篇題木牘）□形行口……口十五九地□□軍ロ用間勢實虛火ロ□七勢三千口口我們知道,《史記•孫武吳起列傳》載闇廬對孫子（孫武）說“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七錄》說《孫子》全書分三卷。其中，《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21];銀雀山漢簡2494、1648簡文中有“十三扁（篇）”三字mu«。可見，《孫子》十三篇，“確為（孫）武所自著，非後人嫁名於武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換言之，由十三篇構成的《孫子》是作者孫武撰寫的“一本書”,但並不是說，“該木牘應為《孫子》十三篇的全部篇題”[22]。根據李學勤先生的硏究，“按照木牘來看，竹簡的第一部分包括《孫子》十三篇的七篇，第二部分則在十三篇的其餘六篇外，還有《火陣》、《七勢》兩篇。這等於說，竹簡本的《孫子》不限於今傳本的那十三篇。實際上，竹簡本《孫子》肯定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内容，整理小組已經列出《吳問》、《四變》、《黃帝代赤帝》、«地形二》、《見吳王》五篇，作為《孫子》的‘下編’”[14](336)。可見，1號篇題木牘並不與同墓所出竹簡《孫子》的文本一一對應，即不是竹簡《孫子》文本的“一書目錄”。因此，從1號篇題木牘來認定同墓所出竹簡《孫子》文本的篇章結構或文
獻性質(比如是或不是一本完整的“書”)是沒有說服力的。大致而言，竹簡《孫子》是抄寫者結合個人的認識並根據“現有”材料而抄錄的文本；篇題木牘則是抄寫者自己“認為”《孫子》一書應該包含的篇題。這一“認為”甚至與“武所自著”的“十三篇”並不全等。誠如李學勤先生指出，1號木牘所記13個篇題與今傳本《孫子》十三篇的次序和篇題名稱“都有些不同銀雀山“二號木牘斷裂為二,綴合後完整無缺。長22.9、寬4.6釐米。此係《守法守令十三篇》篇題木牘，所書篇題共分三欄。釋文如下”WU31):表2(銀雀山漢簡2號篇題木牘）守法守令兵令要言李法上篇庫法王法下篇王兵委法凡十三□□□市法田法“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十三篇》是根據篇題木牘為線索整理出來的,它事實上認為,《守法守令十三篇》是完整的一本書，而2號木牘就是該書的一書目錄。木牘後面的尾題“凡十三口口口”似乎也證明了這一推斷,但是，這13個篇題中,“《兵令》篇與傳本《尉繚子》的《兵令》相合”，“《王兵》篇内容與《管子》的《七法》、《兵法》等篇相合”n3];而《守法》、《守令》兩篇“内容與《墨子》論守城之法的《備城門》、《號令》等篇相似”[23];此外《田法》開首一段同於《尉繚子•兵談》，後面多似《管子•乘馬》，有的地方還類似於《管子•立政》”[14]（362）可以肯定，i號篇題木牘只是抄寫者根據自己的認識，從《管子》、《尉繚子》、《墨子》等書中彙編了相關資料的篇題。抄寫者主觀認為題名為“委法”、“上篇”和“下篇”的相關資料與題名為“守法”、“守令”等其他10種資料具有一定的關聯性，但具體資料並不一定客觀上能夠（如沒有找到相應的底本）或主觀上認為有必要抄出。所以，該牘“13個篇題中的《委法》、《上篇》、《下篇》都未見對應的文本並且，這宗資料主要供墓主人自己閱讀使用，篇題章節結構的邏輯完滿性並不是嚴格的約束。因此，其中的“上篇”、“下篇”旣與主要以“法”和“令”命名的其他篇題命名方式不合;更不可能是“一本書”中的正式篇題。它們的具體所指，也許只有墓主自己了然於心。僅從“上篇”、“下篇”這兩個篇題來看，由上述13個篇題構成的文本也不可能是“一本書”。木牘後面“凡十三口□口”作為具有“結束”意味的尾題，只表示作者構想的資料彙編的相對完成,而不意味著它就是“一本書”。
再就阜陽1、2號篇題木牘而言。1號篇題木牘“正、背兩面各分三行書寫，今存篇題四十六條（今按:根據文獻[1]，實有47條），内容多與孔子及其門人有關，如‘子曰北方有獸’，‘孔子臨河而歎’，‘衛人醢子路’等等。這些篇題的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語》中見到”;2號篇題木牘“也是兩面書寫，現存較完整的篇題二十多條（今按:根據文獻[1]，實有40條），如‘晉平公使叔愚聘於吳’，‘吳人入郢’，‘趙襄子飮酒五日’，包括春秋、戰國故事，在劉向纂集的《說苑》、《新序》中可以見到。阜陽簡中有若干屬於這些篇題的簡片”誠如上文所述，韓自強認為1、2號篇題木牘所指都是“單獨的一種書”，並分別題之為《儒家者言》和《春秋事語》。韓先生命名的依據是，“1973年河北省定縣漢宣帝五鳳三年劉修墓出土的《儒家者言》炭簡二十七章，其中有十四章與（阜陽1號）木牘内容相同”，“姑以《儒家者言》名之”11H155);1976年馬王堆3號漢墓中出土的“所記皆春秋時事而以語為主”的卷子’張政烺先生名之為《春秋事語》，阜陽漢簡“二號木牘和相關竹簡，所記也都是春秋時事……與馬王堆古佚書一樣稱其為《秦秋事語》為妥”[2](I85）。這裏的矛盾是，如果1、2號篇題木牘所代表的《儒家者言》和《春秋事語》都是“單獨的一種書”，那麼，篇章和文字與它們差別頗大的定縣《儒家者言》和敦煌《秦秋事語》都不應該是“一本書”。値得一提的是，胡平生主張將1、2號兩塊木牘所見篇題結合，統一命名為《說類雜事》。他指出:“我們把阜陽雙古堆墓兩塊木牘和《說類》簡看作是同一種書,不是兩種或多種書。……一號牘章題專記孔門師生言行，二號牘章題和《說類》簡同《說苑》、《新序》等書内容可合,其中也不是完全沒有關於孔子及門弟子的言論事蹟，兩牘與殘簡沒有本質的差別”。[9]這裏，胡先生顯然認為1、2號木牘不是《儒家者言》和《秦秋事語》的一書目錄，而是兩者一起共同構成了《說類雜事》的一書目錄。我們認為，1號木牘是抄寫者自己關於孔子及其門人言行事蹟的相關資料的篇題羅列,用於記錄“章題字數”的木牘上的尾題“右方□□字”[1]162)，雖然有明顯的“總結”意識，但不表示47個篇題完整地構成了一本書，而只表示抄寫者主觀上認為關於孔子及其門人言行事蹟的相關資料僅有這47個方面;或者抄寫者客觀上只找到了這47個方面。因此,名之為《儒家者言》的文本不是“單獨的一種書”；該文本也不是只含47個篇題的内容,旣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同理,2號木牘所含40個篇題也不是名之為《春秋事語》的“一書”目錄。再就2號牘與相關的竹簡正文的關係來說，該牘40個篇題中，“竹簡目前査到出處的有二十五章”據此，我們認為，該牘也不是與同墓相關竹簡一一對應的目錄。這其中逸出的15個(40-25=15)篇題更大的可能是:抄寫者根據竹簡的實際存在而在木牘上抄出了25個相應的篇題,但他/她認為，另有15個篇
題的内容應該“附錄”於此。總之，如果說原書及其相應的一書目錄更多地反映了作者自治的話，篇題木牘則更多地反映了抄寫者自治的原則。抄寫者根據自己的認識，刪節一些資料或者附錄一些資料,並將這種增刪的内容以篇題目錄的形式在木牘上顯示出來。就附錄(增加)而言，有時只是附錄相關資料的篇題，而並不一定在客觀上可能或主觀上必要將它們相對應的正文同時抄錄出來。例如，阜陽2號木牘只附錄15個篇題，而沒有抄錄相應的正文;同樣,銀雀山2號木牘附錄的“委法”、“上篇”和“下篇”篇題也沒有附抄相應的正文。顯然資料彙編目錄”這一概念的提出，旣豐富了古典目錄的類型，更為重要的是,它對相關文本做出了更具合理性的文獻學解釋。參考文獻[1]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附：《儒家者言》章題《秦秋事語》章題及相關竹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55[2]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2[3]程千帆,徐有富.校讎通義：目錄編[M].濟南：齊魯書社，1988:2[4]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4:172-173[5]朱國炤.上孫家塞木簡初探[J].文物，1981(2)：27-34[6]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隊.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一一五號漢墓[J].文物，1981(2):16-21[7]鐘益研，凌襄我國現己發現的最古醫方：帛書《五十二病方》[J].文物，1975(9)：49-56[8]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508[9]胡平生.車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J].國學研究2000(1):515-546[10]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王兵》篇釋文[J].文物，1976(12):36-43[11]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J].文物，1983(2):2丨-23[12]斯宇騫.出土簡帛書籍分類述略（諸子略、詩赋略）[J].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4):4-15[13]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J].文物，丨985(4):27-37[14]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5[15]羅福頤.臨沂漢簡概述[J].文物，1974(2)：32-35[16]曹峰.出土文獻可以改寫思想史嗎[J].文史哲,2007(5)：38-51[17]李學勤•《奏瓛書》解說（上）[J].文物，1993(8):26-31[18]凌襄.試論馬王堆漢墓帛書《伊尹.九主》[J].文物，1974(11):21-27,44[19]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M].上海:上海書店，1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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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中的黃丕烈題跋之價值陳東輝*黃丕烈（1763-1825),字紹武（或作紹甫），號薨圃、薨夫，又號薨翁、復翁、老薨等，自稱士禮居主人、薨圃主人、佞宋主人、求古居士、求古居主人、讀未見書齋主人、聽擬軒主人、學山海居主人、小千頃堂主人、陶陶軒主人、秋淸士、秋淸逸士、秋淸逸叟、宋廛一翁、復見心翁、獨樹逸翁、民山山民、抱守老人、龜巢老人、六十老人、員嶠山人、見獨學人、廿止醒人、半恕道人、癸未人、黃氏仲子、知非子、長梧子、復初氏、見復生、一陽更生、承之、乙丑病瘳、書魔等，蘇州人，乃淸代乾嘉時期的著名藏書家和學者。黃丕烈之藏書旣富又精，尤重宋版。他一生嗜書如命，好作題跋。黃丕烈之題跋（以下簡稱“黃跋”)數量眾多，内容豐富，別具一格，値得珍視。黃丕烈之藏書後來有很大一部分為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收藏,瞿良士所輯的《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以下簡稱“《集錄》”)中收錄的題跋以黃跋所占比重最大。筆者認為，《集錄》中的黃跋頗具代表性，總體價値甚高，很値得進行深入硏究。本文以《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中收錄的黃丕烈題跋為例,從以下五個方面來論述黃跋之重要價値：一、版本鑒定黃丕烈在學術上的最大成就體現在版本學領域,而他對版本鑒定的大量精闢論述散見於題跋中。誠如姚名達所贊：“丕烈長於鑒別，其題跋語語精到。……故目錄學家群推為版本學之泰斗，無異辭焉。”①程千帆、徐有富亦云：“利用題跋來記錄和硏究版本，最為人們稱道的是乾嘉時期黃丕烈的藏書題跋與刻*陳東輝: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副教授。①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7頁。
書題跋。”②如關於小字本《白虎通》二卷，以校勘而著稱的淸代大學者盧文弨根據書中“唯匡字有減筆”，而疑其為北宋本；③黃氏云：此小字本《白虎通》，元刻之精妙者……及見是書，每半版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其細目上作圓圍者凡十，以爵、號、諡為首，以嫁娶終焉，俱與抱經先生之說合，小字舊本，殆謂是矣。惟字形紙色，俱是元刻式樣，其非北宋本明甚。④現當代古籍版本學界均認同黃氏之鑒定,將其著錄為元刻本，《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⑤第1435頁即明確標注該書為元刻本。又如宋刊本《論衡》三十卷,黃氏曰：余聚書四十餘年，所見《論衡》，無逾此本，蓋此真宋刻元修，明又增補殘損板片，故中間每葉行款字形各異。至文字之勝於他本者特多，其最著者卷首至元七年仲春安湯韓性書兩紙，第一卷多七下一葉，餘之佳處，不可枚舉,近始手校程榮本知之。程本實本通津草堂本，通津草堂本乃出此本，故差勝於程榮本，其最佳者斷推此為第一本矣。⑥再如顧氏所藏的《張說之文集》，愛日精廬主人張金吾聞此書乃殘宋刻，欲購之，黃丕烈曰非也，乃影宋本耳。⑦値得一提的是，黃丕烈善於運用多種版本鑒定方法,當代版本學著作所總結的根據内容、避諱、行款、字體、紙張、墨色、序跋、題識、牌記、藏書印章、書目記載、裝幀形式、刻工姓名等鑒定版本之方法，黃氏幾乎都用到了,並且善於綜合運用，根據不同情況合理把握尺度，堪稱到了爐火純靑之地步。姚伯岳通過艱苦爬梳，在《黃丕烈評傳》一書中，系統總結了黃丕烈的版本學、校勘學、目錄學和典藏學思想，指出：（黃丕烈）“提出了一系列精闢的版本學命題，豐富和完善了版本學的理論體系”⑧。②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編》，齊魯書社，1991年，第563頁。③參見虛文弨《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二《書吳葵裏所藏宋本白虎通後》、《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中華書局，1990年，第170-171頁。筆者認為，就校勘而言，盧文弨的總體水準高於黃丕烈;就版本鑒定而言，黃丕烈的總體水準則高於盧文弨。④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9-170頁。按:該書目前為國家圖書館所藏，已列人《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⑤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⑥參見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5頁。⑦參見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4頁。按:朱玉麒的《宋蜀刻本〈張說之文集〉流傳考》（《文獻》2002年第2期）和傅增湘的《影宋本張說之文集跋》（載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73-578頁），對《張說之文集》之版本源流作了詳細考訂，但均未提及黃跋中所說的影鈔宋殘本。⑧姚伯岳《黃丕烈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93頁。
二、學術考證黃氏善於鑒賞古書，這是人所共知的，但並不等於說黃氏就不作考證。《集錄》中的黃跋有不少條目跟學術考證相關，並且涉及諸多學科領域。如關於蒙古刊本《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黃氏謂：余檢《莱竹堂書目》，有《孔子實錄》五冊；《文淵閣書目》，有《孔子實錄》一冊。伏讀《四庫全書提要.傳記類存目》，有云：‘《孔氏實錄》一卷，《永樂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末一條云：‘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準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裏奉祀此書或即元措所撰歟？今取證是書，與之悉合，方悟向來藏書目所云《孔子實錄》、《孔氏實錄》，即此《孔氏祖庭廣記》也。特所記冊數、卷數，多寡不同，或有完缺之異爾。⑨値得一提的是，黃丕烈對他人的硏究心得十分尊重，如關於鈔本《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一卷,錢大昕應黃丕烈之請,在題跋中對是書作了簡明扼要的考證。題跋雖僅約五百字,但足以顯示出錢氏深厚之學術功底。黃丕烈在題跋中對錢大昕之跋稱讚有加：蓋跋語元元本本，烊見洽聞，苟非胸熟《元史》者，何能輕吐一字。余既重其書之有補於元史，且重先生之跋，足以表章是書也，急為重付裝池，再加表托，其費幾至數十倍於書價而不惜，誠不敢效書賈之視有用為無用耳。余於史事不熟，無能道一字，不過敘得書之由，並著書之無用而有用，或待後人之賞鑒而始彰也。⑩從黃跋也可以看出他對自己不熟悉的學問並不回避,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比某些不懂裝懂之士強得多。此外，在《集錄》中，也有其他學者對黃丕烈評價之語，如錢大昕認為“薨圃主人精於考古”⑪，可見錢氏對黃氏還是很敬佩的。誠然,就總體而言，與黃氏在版本鑒定方面達到爐火純靑的地步相比,以及與乾嘉時期錢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弓I之等以考據而見長的著名學者相比，他在學術考證領域的成就不算突出。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正因為黃氏在藏書史的地位太高了，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人對他在學術考證方面之成績的認識與評價，有如許多人知道魯迅是一位文學大師，而常常忽略甚至完全不淸楚他在古籍整理領域亦頗有貢⑨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0頁。⑩霍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6頁。⑪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8頁。
獻。三、藏書流佈《集錄》中的黃跋經常述及某部書的流佈始末,乃硏究乾嘉藏書史的珍貴史料。如關於宋刊本《東家雜記》二卷，黃氏云：葉九來曾有宋椠本，而錢遵王因假借缮寫，此見諸《讀書敏求記》者也。繼於顧抱沖案頭，見有影宋本《東家雜記》，末有茱萸山人席鑒跋云：‘往聞何義門太史得宋槧本《東家雜記》二卷，毛省庵先輩從之影寫一本，余於丙申仲夏得之汲古閣中。’據是，則錢毛二家皆有影宋本，而葉與何所藏宋槧本，不知是一是二耳。今余於東城舊家得宋槧本，即為毛氏影寫本所自出。⑫又如關於宋刊本《管子》二十四卷,黃氏曰：《管子》世鮮善本，往時曾見陸敕先校宋本在小讀書堆。後於任蔣橋顧氏借得小字宋本,其卷一後有長方印記,其文云“瞿源蔡潛道宅墨寶堂新雕印”。驗其款式，當在南宋末年，中缺十三至十九卷。即其存者，取與陸校本對，亦多不同，蓋非最善之本也。甲子歲，余友陶蘊輝鬻書於都門，得大宋甲申秋楊忱序本，版寬而行密，亦小字者，因以寄余，索直一百二十金，毫釐不可減。余亦重其代購之意，如數許之，遂得有其全本。……内有鈔補並偽刻之葉,在第六卷中，遍訪諸藏書家，無可借鈔。時錢唐友人謂余曰：“嘉興某家有影宋鈔本，與此正同。”余聞之欣然，久而無以應我之求。適陶君往嘉興，於小肆中獲其半，檢所闕葉，一一完好，字跡與刻本纖毫不爽，方信影鈔者即從余所得本出，而下半部偶失之耳。……取對顧氏小字本，高出一籌，當是敕先所據以校劉績之本者也。後錢唐友人來詢之，知嘉興所見者，即此鈔本，其不肯明言在書肆者，恐余捷足先得，孰知已有代購之人為之始之終之,俾作兩美之合哉。■此外,某部書的流佈始末往往涉及當時藏書家、學者之交往以及書肆之發展情況。故黃跋對於乾嘉學術史以及圖書發行史的硏究亦頗有價値。葉昌熾在其名著《藏書紀事詩》中，大量引用黃跋之記載。徐雁在《“逸人所樂在琴⑫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7-68頁。■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1-132頁。
書”—蘇州古舊書業風情記》■—文中，也多次引用黃跋之相關内容。■四、古書價格中國歷代書籍價格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話題,筆者也很感興趣，但正如沈津所說:“明淸兩代的書價很難得見，致使硏究者無法獲得第一手的資料，從而導致鮮有硏究文章發表。”■《集錄》中的黃跋有多處提及當時的古書（主要是宋刻本）價格,値得珍視。葉德輝的《書林淸話》卷六有“宋元刻本歷朝之貴賤”一節，其中多處提及黃跋中所記載的宋元刻本書價，但弓I用時頗多疏誤，常常與黃跋原文實際意思有出入，如多次將書賈最初之索價金額當作最終成交價格。■《書林淸話》乃傳世名著，在近現代學者的論著中的被引用率極高，其疏誤之處往往以訛傳訛而不易被懷疑和發現。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黃跋的重要價値。袁逸曾根據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中所記載的宋刻本購進價（嘉慶三年至十九年）編制成表格。■孫文傑則根據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和《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再續》、潘祖蔭的《滂喜齋藏書記》、潘宗周的《寶禮堂宋本書錄》等所載之資料，編製成《淸代中期宋刻本書價表》根據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編製成《〈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所載元刻本價格》■;根據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和《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瞿良士輯的《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顧廣圻的《思適齋書跋》所載之資料,編製成《淸代中期的抄本書價統計表》■>。喬衍琯撰有《乾嘉時代的舊書價格及■《蘇州雜誌》2002年第3期。■鄭麥撰有《乾嘉書林軼話—錢大昕與黃丕烈的書友情》（《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1年第3期），頗有價值。此外，[日]三浦理一郎撰有《毛晉交遊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筆者熱切期待《黃丕烈交遊研究》之類的著作早日問世，其内容理當十分豐富。（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姚伯岳《黃丕烈評傳》之第四章是“‘嗜古憐同志，相從廣見聞’—黃丕烈的學術交遊”）■沈津《書城風弦錄—沈津學術筆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84頁。■任莉莉的《葉德輝〈書林清話〉箋證》（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在“宋元刻本歷朝之貴賤”一節後，將黃跋相關原文詳細列出，但未直接指明和辨析葉德輝之疏誤。王曉娟的《〈書林清話〉研究》（湖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的第四章為《〈書林清話〉考辨》，指出了不少葉氏之疏漏，但未涉及書價。■參見袁逸《清代書籍價格考—中國歷代書價考之三》，載袁逸《書色斑瀾》，嶽麓書社，2010年，第126-127頁。■參見孫文傑《清代宋刻本書價考略》，《出版科學》2009年第4期。■參見孫文傑《清代元刻本書價考略》，《圖書情報工作》2009年第17期。■參見孫文傑《清代抄本圖書價格與分析》，《編輯之友》2010年第12期。
其買賣—讀〈荛圃藏書題識〉劄記》■。趙飛鵬的《〈薨圃藏書題識〉與淸代學術》■一文中有“《薨圃藏書題識》中所見的淸代善本書價”一節，認為可以從黃跋觀察淸代善本書價格的情況，通過書價與當時民生物價的對比，可以得到藏書家不惜典衣縮食、嗜書如命的眞相。彭信威在《中國貨幣史》第七章“明代的貨幣”中指出在物價中，書價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書是傳播文化的重要工具，書的重要當然以内容為主，書的品質反映一個社會的文化高度，書價的高低,影響文化的廣度,兩者共同反映一個社會的文化水準，又會影響這水準。中國書價的歷史’不好硏究’因為資料缺乏。雖然自漢以來，就有書店，可是留傳下來的書價記錄很少。從原則上來講，書價應當同其他物價的變動約略一致,共同反映貨幣的購買力，不過影響書價的，還有些特殊的因素，例如印刷術的發明，對書價就有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同貨幣的價値變動就沒有什麽關係。至於一些稀有板本的價格，更是另外有其變動的規律。”■彭氏在該書中還羅列了不少明代書價之實例，並將當時中國的書價與西歐的書價進行比較。作為一名經濟史學家，彭信威能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關注到他人甚少涉足之書價，實屬難能可貴。■當然，彭氏所云乃明代之情況，不可能利用黃跋。沈津在他的“書叢老蠹魚”博客中有《說淸代的書價》和《再說淸代的書價》，内中提到:“由於書價的資料太少，所以書價的歷史很難硏究。黃跋中的這些材料，都非常有用，且是硏究中國貨幣史的専家學者所不注意的實例。”■其實,除了上述論文所利用的資料之外，黃跋中涉及淸代嘉慶年間宋刻本價格的内容尙有不少，但就總體■臺灣《大陸雜誌》第27卷第H期（1963年12月）；收人喬衍琯《古籍整理自選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臺灣《成大中文學報》第8期;收入趙飛鵬《圖書文獻學考論》，臺灣裏仁書局，2005年。■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8頁。■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的初版由上海群聯出版社於1954年出版。■參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0fxtb.html此外，沈津還撰有《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載沈津《書韻悠悠一脈香》，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和《明代的書價—從〈宋文文山先生全集〉說起》（載沈津《書城風弦錄—沈津學術筆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黃丼撰有《明代通俗小說的書價與讀者群》（載《明清論叢》第6輯，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而言，前人對此關注不夠，相關硏究成果較少利用黃跋中之資料。■如關於宋刊本《歷代紀年》十卷■，黃氏云初書友以是書求售，亦知其為宋刻，需直二十金。余曰：‘此書誠哉宋刻，且係錢遵王所藏，然殘缺損汙，究為瑜不掩瑕，以靑蚨四金易之可乎？’書友亦以余言為不謬，遂交易而退。”■除了宋本之外，黃跋也有關於舊鈔本以及明本書價之内容。如關於舊鈔本《五代會要》三十卷，黃氏曰:“適坊友為余言某骨董鋪有舊鈔本，因蹤跡得之，出番餅十四枚，舊藏王西飢光祿家。”■又如關於明活字本《小字錄》一卷，黃氏謂:“茲冊古色古香，初入眼，疑為舊刻，故書友欲以充宋元板，余亦因其古而出番餅枚易之,重付裝潢，可謂好事矣。”■此外，黃跋中還有對議價未果之記載，如黃氏在元刊本《讀四書叢說》八卷之題跋中曰:“適書友攜此書至，知多一卷，強索重直，余許以縉錢二千易之而未果。”鈔校本《蔡中郎文集》十卷之題跋中，黃氏曰：“戊辰夏於骨董鋪又見一活字本，擬購之，因時方盛行舊版書，初索十番，後積累至幾十金，未及■[美]周啟榮的《明清印刷書籍成本、價格及其商品價值的研究》(《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僅僅涉及明末清初之書價，自然也未利用黃跋中之資料。宋莉華的《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之附錄一為“明清時期說部書價述略”，但幾乎沒有涉及乾嘉時期的書價，也沒有利用黃跋中之資料。謝彥卯的《中國古代書價研究》（《圖書與情報》2003年第3期）雖然對黃跋中之資料略有利用，但限於篇幅，其論述過於簡單。龔篤清的《古籍收藏問答》，在“歷代宋刻本的價格如何?”、“歷代元刻本的價格如何?”等專題中，利用了黃跋中的有關資料，但就其内容而言，似乎是在參考《書林清話》等二手資料之基礎上而編寫，導致有的地方以訛傳訛。如《書林清話》曰宋本《溫公司馬文正公集》八十卷，價一百六十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8頁）《古籍收藏問答》喷嘉慶二年（1797年），黃丕烈以160兩銀子購得宋刻本《溫公司馬文正公集》。”（湖南美術出版社，2008年，第96頁）上文提及的孫文傑的《清代中期宋刻本書價表》，也將《溫公司馬文正公集》的價格著錄為160兩。其實，通過仔細閱讀黃跋，方知160兩當為學余堂店主最初索價金額。黃氏以其價昂，一時又無那麼多資金，遂還價。當時並未成交。過了五個月，學余堂主人對黃丕烈說此書出君家，遍示郡中藏書者，雖皆識為宋刻，然所還之價，有不及無過者，曷於前四十之數而益其半乎。”黃氏“重是書之刻，在宋為最初本，兼重以徐、盧二公之手澤，使大弓寶玉，有歸魯之日，未始非前賢實呵護之，故不惜重資購得”。（參見翟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59頁）可見最終成交價格應該是60兩,並且可以看出黃丕烈認為最終成交價還是高的。■該書目前為國家圖書館所藏，已列人《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8頁。■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7頁。■番餅乃舊時對流人我國的墨西哥銀元之俗稱，又稱為墨銀、鹰洋（銀元上有一隻鹰）、番錢、洋鈿等。墨銀是用機器鑲造的，分量較為準確，每枚含銀7錢3分(庫稱7錢2分）。從黃跋可以瞭解乾嘉時期外國銀圓在江浙一帶的流通情況，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寶貴史料。黃壽成的《外國銀圓在中國的流通》(《中國典籍與文化》1994年第4期）利用了黃跋中的資料，值得重視。該文經過統計，發現《葜圃藏書題識》和《葜圃藏書題識續錄》中共有121條涉及書價，其中45條以“番餅”、“番錢”等外國銀圓計價，所用的計量單位名稱有圓、元、餅、塊，也有直接稱若干番錢或番、洋。■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8頁。■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頁。
收得，殊為恨事。”■另外，關於鈔殘本《麟臺故事》三卷，黃氏云：“初書賈攜來，手校一過，乃知其佳，旋因議價未諧，復攜去,後知歸於西昀草堂。遂倩余友胡葦洲轉假，影錄一冊，積想頓慰。還書之日，敬志數語,以拜嘉惠。”■由此也可獲悉載有黃跋之書並非均曾為黃丕烈所擁有，也有少量例外之情況。再者,筆者認為黃丕烈之所以重視書價，並且頗感興趣，很大程度上跟他旣不惜重金買書，又經常為買書而賣書有關係，因為這樣的經歷使得黃氏對書價特別敏感，總想用有限的資金購買盡可能多的心愛之書,此乃人之常情。■還有，筆者認為中國圖書發行史、中國物價史之類的著作，應將書價包括在論述範圍之内。■五、古書重裝作為一代藏書巨擘,黃丕烈愛書如命，對書品要求極高，用重金購書之後,對一些裝潢不甚滿意之書，常常倩工重裝，為此破費頗多。■《集錄》中的黃跋中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如在明刊本《劉子新論》十卷的題跋中，黃丕烈感慨道一本之書，倩工影摹，倩工裝潢，不知又費多少錢矣。”■又如對於校宋本《南唐書》十八卷，黃氏曾命工重裝,同樣頗有感慨:“初得此書，用番錢一枚，若以裝工計之，又多費幾番錢矣。”裝工費用數倍於書價，由此可見,當時古書裝潢的價格是較高的，可惜黃跋中沒有提到具體費用。再如舊鈔本《五代會要》三十卷有錢大昕、王鳴盛之題跋，原為夾簽,黃丕烈將其裝裱於後。■該書目前藏在國家圖書館，錢、王二位著名學者的題跋，得以完好保存至今，黃丕烈功不可沒。此外，對於宋刊本《管子》二十四卷，黃氏曾命工用宋紙從影鈔本重摹,輟鈔補偽■翟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8頁。■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4頁。■筆者長期從事清代學術史研究，讀過不少清人文集和筆記，發現很多著名學者（如顧炎武、阮元、俞樾、孫詒讓等）具有很強的理財能力，頗有經濟頭腦，黃丕烈應該也是其中的一位。■鄭士德的《中國圖書發行史》（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9年增訂版）、高信成的《中國圖書發行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李瑞良的《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以及譚文熙的《中國物價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余耀華的《中國價格史:先秦-清朝》（中國物價出版社，2000年）、李祖德、劉精誠的《中國貨幣史》（臺灣文津出版社，1995年）、[日]岸本美緒的《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變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等著作，均未涉及中國古代書價。■後人將黃丕烈的裝潢方法稱為“黃裝”，肖振棠、丁瑜的《中國古籍裝訂修補技術》（書目文獻出版社，1980年）和潘美娣的《古籍修補與裝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均有介紹。邱曉剛在《“黃裝”略議》（《江蘇_書館學報》1998年第1期）一文中，對“黃裝”的方法進行了具體論述和辨析。堪稱南京圖書館鎮館之寶的元刻本《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五卷後集五卷即為“黃裝”本，收入《中國版刻圖錄》(文物出版社，1961年），並已列人《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7頁。■參見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7頁。
刻之葉而重裝之。■黃丕烈擁有《圖畫見聞志》六卷，其中前三卷係元鈔本，後三卷乃宋刊本,因二者長短不一，遂損元鈔本舊裝，“以期畫一，上下方各以餘紙護之，俾兩書原紙不傷，而外觀整齊，於古書舊裝，名為損而實則益也”■。肖東發認為，私家藏書的歷史貢獻之一乃“典籍的完美”，歷代藏書家對圖書從形式到内容之完美追求的一個主要體現是對圖書的愛護。他指出：“藏書家並普遍重視對藏書的裝潢，把這看作是保護珍籍善本的一種有效措施。許多時候，書籍的裝潢費往往超過買書價，藏書家在這一點上驚人的豁達慷慨換得的是典籍的美備與新生。……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許多的古籍假如沒有藏書家及時、精心地妥加整補裝潢,或許早在數百年前便絕滅人間了。”■肖氏在文中所舉的兩個例子均來自黃跋，足見黃丕烈在這方面貢獻之突出。黃跋之價値,歷來為廣大學者和藏書家所重。誠如孫祖烈在《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的序中所云，士禮居非因藏書而傳，乃因乎黃氏之題跋能傳也。黃跋對於藏書史、文獻學等領域的硏究具有重要價値。已故著名古文獻學家王紹曾對黃丕烈評價甚高，他強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肯定黃丕烈是淸代版本學的奠基者，是當之無愧的一代版本學大師，在乾嘉以後的將近兩百年中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只要我們不數典忘祖，就應該充分肯定黃丕烈在版本學上的貢獻。”■是為的評。王氏在該文末尾的案語中提到，冀淑英於1997年5月7曰給他的函中論及該文云二百年來學人於黃薨翁之誤解，為之一掃而淸,還荛翁開一代校勘學、版本學新風尙之學術地位。條分縷析，實事求是,論述版本與校勘之學實質,發前賢所未發。”顧廷龍於1997年5月10日給他的函中提及該文曰:“評價黃丕烈在版本學上的貢獻，極為精當。”洪湛侯的《中國文獻學新編》■之第四編第三章，選取了歷代20位在文獻學硏究和理論探索方面有過較大貢獻的文獻學家加以評述，黃丕烈名列其中。張家墦、閻崇東主編的《中國古代文獻學家硏究》■中的《黃丕烈》一文為周少川所撰寫，該文對黃氏之成就也給予充分肯定。鄭偉章的《文獻家通考》關於黃丕烈之篇幅多達約9千字，稱其為■參見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1頁。■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5頁。按：黃丕烈的這-•做法,與當代古籍修復中一般所遵循的“整舊如舊”之觀念有所不同,筆者認為不宜簡單效仿。■肖東發《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歷史貢獻及其人文精神》，載《走向未來的人類文明：多學科的考察—第二屆“北大論壇”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74-175頁。■王紹曾《如何正確評價黃丕烈在版本學上的貢獻》，載王紹曾《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84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乾隆、嘉慶年間文獻之宗主”■。但讓筆者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曾受業於王紹曾的徐傳武（王、徐同為山東大學文史哲硏究院和古籍整理硏究所敎授）主編之《中國古代文獻學家論考》■和《中國歷代文獻學家論考》■，收錄了毛晉、顧廣圻、丁丙等以藏書而著稱的文獻學家，卻未收錄黃丕烈。値得一提的是，黃跋在傳統書目題跋中別開一派，致使題跋文體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後世影響深遠。邱江寧指出，黃跋羼入大量傳統題跋所不具備之内容，書寫内容及風格迥異於傳統題跋，使得題跋文體發生了以下變化:書籍交易消費過程成為黃跋敍述中心,傳統題跋一般不涉及貨利交易、懸隔於日常世界的特徵被改變;消費過程牽涉人事甚廣，傳統題跋傾向於自娛自樂的抒情特徵被消解，敍事意味和傳奇性增強;消費過程是人生常態，且不能須臾脫離價格衡量計較,傳統題跋審美空靈的書寫特性被鮮活實在的世俗性所取代。■應該說邱氏將黃跋的特色基本上概括出來了。當代著名藏書家、散文家和書評家黃裳對黃跋推崇備至，其題跋之風格深受黃丕烈之影響。筆者認為，黃跋不但致使題跋文體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對葉德輝的《書林淸話》、繆荃孫的《藝風堂藏書記》、王欣夫的《文獻學講義》■和《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等著作的體例及寫作風格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正如姚伯岳所指出的那樣，黃跋偶有請人代為書寫者；«薨圃藏書題識》等題跋集中，在輯錄黃丕烈題跋之外，有時還輯錄書中其他一些人的題跋;黃跋也有缺乏考證或疏誤之處。■因而我們在利用和硏究黃跋時應加以鑒別。■鄭偉章《文獻家通考》，中華書局，1999年,第571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群言出版社,2005年。■參見邱江寧《明清江南消費文化與文體演變研究》，上海三聯»店，2009年,第158-15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參見姚伯岳《黃丕烈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64-266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唐宋诗文集目录的编撰郝润华*总集、别集是文学文献的目录学体现,在现存古代目录书中，《隋书•经籍志》是第一部在“集部”设“别集”、“总集”的综合目录,但为诗文集编纂专门的目录书，则最早开始于民国时期叶德辉的《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征目》①，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有王重民、杨殿珣编撰的《清代文集提要》②，著录清人诗文集440种，书名、卷数之下，对各集之成书、流传、作者等有简要叙述，尤其侧重版本介绍，是一部带解题的古代文学专科目录，正式开启了后世编撰诗文集目录的先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编纂各种目录的风气愈来愈盛，陆续产生了不少诗文集目录,这些文学目录对历代文学作品都有涉及，尤以唐宋与清代诗文集目录为盛。关于清人诗文集目录的编纂，笔者另有文章讨论,本文主要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编撰的唐宋诗文集目录做一些总结探究。因为它们不仅对于唐宋文学的研究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而且也推进了现代文学目录学的发展。以下分三个方面予以论述。一、唐代诗文合集与诗集目录的编纂唐宋诗文集目录的编纂正如唐宋文学研究一样,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唐代别集目录的编纂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首先产生的是万曼编撰的《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该书著录有传本的唐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共108家。作者对这些唐人别集的著者、书名、卷数、成书年代、编辑者、刊刻者、收*郝润华: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①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十一至十四录有该目，1928年上海澹园刊本。②载《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卷首，有1935年北京图书馆印本。
藏者等各项均按时代先后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对于各集的版本源流,编次体例以及该书在唐、宋、元、明、清各朝直至近代的流传、演变（存、佚、阙、未见）等情况考述尤多。作者注意吸收前人的考证、校勘成果和利用现代考古收获，如对唐以后各朝代的官修书目，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新旧《唐书》中的诗人本传，私家的藏书目录都作了广泛的征引，充分利用清代一些著名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的藏书叙录题跋及有关考证、校勘成果。此外，还汲取上世纪初以来随敦煌写卷的发现而兴起的“敦煌学”的研究成果，著录了几种敦煌出土的唐写本残卷。作为唐代诗文别集的专题目录，该书目对于研治唐代文学史、版本学及从事古籍整理的读者来说,是一部资料丰富、使用方便的参考书，也是研治唐代文学的一部最有价值的目录学著作③。继而是陈伯海、朱易安编撰的《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年版）。该书著录现存历代有关唐诗之总集、合集、别集、评论及资料，起自唐代，迄于1985年底，在解题中一一标明书名、卷数、朝代、编撰者及版本，是一部综合性的诗文集目录。该书对于唐宋诗文集的稀见善本及有前人批校、题跋者,均标明馆藏情况。书中限收国人编撰并在国内出版的著作，包括部分未经刊行的古籍稿本或抄本。今人著作限于正式出版社刊印的书籍。年谱之类资料仅收单行本。该书依习惯将唐诗范围延至五代，对跨越隋、唐两代及由五代入宋的作者，依其主要活动年代决定著录与否。全书所收书目依类排列,分总集、合集、别集、评论及资料四编。各编之内大致以年代先后为序排列。总集、合集、评论与资料均以书为目，别集则先标著者姓名，以人系书，共著录诗人284家。有关注本、选本、续补本之类均附列于本集之后。有关同一诗人的评论资料亦编排在一起，颇便于检索。各书目后附有“备考”一栏,适当摘录历代典籍与重要书目所记载资料，为读者与研究者査考书目提供了线索。书后附有备考引用书目及四角号码书名索引，便于读者检索。与陈伯海《唐诗书录》差不多同时完成的还有《唐诗书目》，该文也是一篇研治唐诗的重要目录文献。不仅著录历代有关唐诗的总集、合集、别集、评论及资料,并一一注明书名、编撰者、卷数、版本等。限收国内学者编撰并在国内刊行的著作,也酌收部分未经刊行的古籍稿本或抄本。建国以后的著作只限于正式出版社刊印的书籍。唐人别集往往诗文合刊，一般予以著录;后人编选的总集与合集，也有诗文合编或唐诗与其他朝代诗歌合编的，选择与唐诗关系较大者著录。对前人诗话、笔记中涉及唐诗的进行选择性著录。书目按类排列，每一类中大致按时代先后为序。有关的注本、选本、续补本之类则附于本集之后，③《唐集叙录》，又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新一版。
低一格起行;有关同一诗人的研究著作编排在一起。每书有简略解题，著录书名、著者、版本等项。如该书“总集”下所著录：国秀集唐芮挺章编。三卷。选录初盛唐间（天宝三载以前）自李峤至祖咏九十家诗二百二十首（实只八十五家二百十八首）。《唐人选唐诗十种》据《四部丛刊》影印明初刻本刊行。国秀集选清王士稹选。一卷。《十种唐诗选》本④该书著录唐诗文献截止1982年，当是《唐诗书录》的一部简略本。以上介绍的几种目录主要是唐代诗文集目录和唐诗研究目录，孙琴安编撰的《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一名《唐诗选本提要》）⑤,则是属于唐诗学文献目录。该书著录自唐代至清代编辑的各种唐诗选本共600馀种。每种选本均从编者、版本、选目诸方面加以提要介绍。凡《四库全书总目》已著录者，该书则从其他方面予以补充;凡现今未见者，均据其他书籍予以大致考略;凡现今存而未见者,均注明其存藏之处。对现今所存选本之编选者的介绍从略，对今未见选本之编选者的介绍则较详。该目录在著录体例上，注意到点与面、重点与一般之关系。对明代凡未经选择的总集,如《唐三家集》、《唐四家诗集》，以至《全唐诗》、《五十家唐人小集》等，一般都不著录。而有些历来有并称合编者，如“王孟韦柳”、“王孟高岑”、“韩柳”、“温李”等，则加著录。李白杜甫合刻者太多，故亦不收，只收其合选者。“初唐四杰”合刻者虽多，然皆诗文并录，故亦不收。有些著名的唐诗选本，后人批校或批点者甚多,也做选择性著录。有些选本只摘诗句、不选诗篇的，则不加著录。唐人所撰唱和诗集、唐代诗文合选、自王安石后，集唐诗等亦皆不收。对民国以后的唐诗选本，均不撰写提要介绍，而仅作为书目附录于书后。对明代唐人诗集合刻本中未经选择之总集，一般以时代为序，加以著录。书后还附录近现代当代以及台湾、日本的唐诗选本目录，十分有用。该书为治唐诗者之必读书籍。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贺严的《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中附录有《清代唐诗选本经眼录》，为98种清代唐诗选本叙写简略提要，侧重版本介绍,是一部有关清代唐诗选本的简明目录，可供研究唐诗者参考。与此类似的傅明善《宋代唐诗学》（研究出版社2001年）,200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孙春青《明代唐诗学》与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以及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四部著作均属唐诗史的研究，对于宋、明两代唐诗文献大体有所论述,可惜缺乏对每部书的考证梳理性的叙录。④陈伯海《唐诗书目》，载《唐诗鉴赏词典》卷末，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6页。⑤该书先由陕西教育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后书名改为《唐诗选本提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再版。
近来又有赵荣蔚编撰的《唐五代别集叙录》（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在编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参考吸收前人序跋提要、研究专论及校勘成果，利用历代各种公私书目，为唐五代自《虞世南集》至南唐李中《碧云集》止的256位作家的257部诗集、文集、诗文合集撰写了叙录，从著者生平、文学成就、结集过程、体例编次、内容要旨及版本流传等方面,一一进行考述。据作者序，他是受到万曼《唐集叙录》的影响而撰成此书,该书是唐五代作家诗文集资料考述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五代十国诗文集梳理研究方面,作者还有《南唐十家诗文别集提要》等成果⑥，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此外，还有傅璇琮总主编《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中郁贤皓主编的《唐五代卷》与祝尚书主编的《宋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二书分别从著者生平、内容概要、学术评价、版本流传等方面介绍唐五代主要诗文文献，为初学者及青年研究者提供相关的基本知识及文本依据，属于举要性导读书目。二、作家个人文集目录—以杜集目录为重点考察在作家个案研究方面，最兴盛的自然属对诗人杜甫的研究，元好问诗称“少陵自有连成璧”，自宋代以后历代对杜诗的研究相沿不衰，取得了数以千计的成果，因此，在现当代唐宋作家作品专门目录的编纂方面，自然首推杜甫，至目前为止，学界共有4种杜甫诗集目录，体现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杜集文献研究成就。首先是周采泉编撰的《杜集书录》，该书对于杜集文献的全面董理总结具有发凡起例的作用。全书仿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及谢启昆《小学考》的体例，将全书分为内编、外编和附录三大部分。“内编”以存书之书录解题为主，“外编”以存目及参考资料为主，附录包括历代杜学作者姓氏选存、近人杜学著作举要(其中包括1922至1983年的报刊论文索引）以及历代总集、诗话、笔记于杜诗有重要论述著作的简介和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等四项内容。“内编”分为全集校勘笺注类、选本律注类、辑评考订类和其他杂著类。其中，辑评考订类又分为诗话文说、批点汇评和考订三小类，其他杂著类又分为杂著、存疑、伪书和类书四小类。”外编”分为全集校勘笺注类存目、选本律注类存目、谱录类和集杜、和杜、戏曲类共五类。书中于每类卷端均介绍该类的编纂要旨。全书既以类别分目，每类别中又按朝代顺序编排。著录唐、宋、元、明、清知见书目464种，其中,全集82种，选集119种，包括唐代1种，宋代55种，元代7种，⑥赵荣蔚《南唐十家诗文别集提要》，载《图书馆杂志》2006年第9期，
元明人合著2种，明代46种，清代90种，辛亥后近人著述13种，石刻3种，辑评考订类189种，其他杂著类58种。存目166种;合刻、合选50种;谱录类83种；集杜、和杜63种;戏曲9种;附录中存近人杜学著作19种,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41种。合计1002种。所著录杜诗文献书目起自唐人樊晃，止于1971年的今人著作。专设“序跋”一栏，大量照录著作的序、跋、后记和凡例原文，对于各书的版本以及著录、散佚情况也有所考述。该书当是杜甫全集的最权威书目。与《杜集书录》几乎同时完成出版的是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编的《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版）。该书是一部著录有关杜诗文献之专书目录。全书据著者所知见的版本力求细检原书而后介绍,按撰著或刊行时间次第，逐一撰写叙录。叙录的内容主要有:首先简介撰著者生平，著述，如遇著者无文献资料可征者，则从略。其次介绍每一书的内容、体例、特点、成书过程等,在介绍中略抒笔者对该书的评价;最后介绍版式及刊梓流传情况。该书力求做到诸书之间的比较介绍，以便考察各本相互继承借鉴之源流关系，以及转抄照录等现象。以刊本为主，对见于著录之重要抄本，或不见书目著录而颇有价值的稿本，亦作较详介绍。而前人朱墨批点本，一般不予叙录。全书着重介绍清季以前或清以前著述而近世始发现的杜诗版本，如施鸿保《读杜诗说》。辛亥以来之著述，仅作内容，简介或只列书目。介绍书目，以一种书为一目叙录。一书有多种版次刊行者,作一书对待。对其历次版本,一一列出说明。全书由五章和一个附录组成，即：一、知见书目，二、著录存目，三、集杜书目，四、戏曲电影，五、外文译著。其中，第一章知见书目为全书重点，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书末附录了1909至1984年间的杜甫研究报刊论文目录。每一章内亦按朝代顺序进行编排。著录宋、元、明、清四朝知见书目214种，其中,宋代22种，元代5种，明代45种，清代142种，辛亥后近今人著述140种（包括台湾41种，港澳10种，日本9种，新加坡1种）。著录存目221种;集杜28种，戏曲12种;外文译著42种。合计657种。所收书目，起自稍后于杜甫的唐人樊晃，止于1984年的今人著述。对序、跋、后记、作者评语等原始资料仅作少量的节录，所引原文服务于编者对该书的评论，两者相互穿插,更注重以编者的观点引导读者⑦。进入本世纪后，由张忠纲、赵睿才等编著的《杜集叙录》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杜甫研究者面前。该书著录杜甫诗歌文献完备，包括自唐迄今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国外（包括欧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和国家）有关杜⑦对于《杜集书录》与《杜集书目提要》二书的异同，参阅霍明宇《〈杜集书录〉与〈杜集书目提要〉的比较》，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2期。
甫诗文的全集、选集、评注本及各类研究著作、文艺作品（包括集杜、和杜、拟杜及传奇、杂剧、小说、电影）等。该书所著录杜集,不论存佚，一律按著者或著作的时代先后加以介绍。计分唐五代编、宋代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现当代编（1911-1918年的杜集著作只有少数几种，暂归于现当代编）。国外编亦按国家或地区及时代前后次序排列。每种杜集的介绍，一般包括书名、卷数、著者、著者简介、刊刻时间、序跋、体例编次、内容概要、收诗文数、学术评价、版本源流及著录情况、一书之派生书情况、影印整理情况等项。而对具有代表性或有重要影响的版本著作详加说明，力求详而不冗，细而不杂，做到科学性与准确性的统一。著者简介，一般包括生卒年、字、号、别号、绰号、籍贯、郡望、各代正史是否有传、生平简历、著作等。如该书“明代编”下所著录：杜诗搜髓二卷[明]李文华撰李文华，字光甫，明蓝山（今属湖南）人。生平不详，《（同治）桂阳直隶州志.明代举人表（副榜）》录为万历戊子科（十六年，1588)举人。《（光绪）湖南通志》列为清初人，则其清初尚存。《（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艺文志》著录其《拊甄吟》七卷。著有《杜诗搜髓》二卷，《（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艺文志》、《（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已佚。⑧此条较为简略，更多的条目则考述较为详细。另外，对于异书同名者，该书分别立目介绍。书后附有索引，以便检索。该目录充分吸收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以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每一部杜集文献做了介绍和概括，对于了解杜集文献及杜诗学的发展颇有价值。对于分时期梳理杜诗文献，学界自本世纪才肇始,现有孙微编著的《清代杜诗学文献考》。该书按著者生年或成书时间顺序著录清代有关杜诗的文献410馀种。对于著者生卒年不详者，根据其进士及第或中举时间先后排列；成书时间和著者生卒年均不详者,则按照著者生活的大致时代，排列于相应卷末•’生平事迹难以考证者，则排列于最末卷。对于处于明末清初或清末民初的杜诗学文献，该书亦酌情著录。全书分四个部分:一、顺治、康熙、雍正卷;二、乾隆、嘉庆卷;三、道光、咸丰卷;四、同治、光绪、宣统卷。每一部分又分“见存书目”与“散佚书目”。对于每部清代杜诗文献,编撰者均有较详细的考证，如“顺治、康熙、雍正卷”所著录：沈汉《杜律校评》一卷《杜律校评》一卷，《（光绪）淮安府志•艺文志》著录，并云“行世”。沈⑧张忠纲,赵睿才等《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92页。
汉有《杜律五言集》四卷尚存，此书或为《杜律五言集》之别称。参见“杜律五言集”。⑨此条在该书中算最为简略者，大多条目则较为详尽。叙录多包括作者事迹、书籍的内容体例、书籍的流传散佚等方面的考证，学术性较强，是查考清代杜诗学文献的重要目录。书后有“著者索引”、“书名索引”，便于查检。三、宋人别集与总集目录的编纂宋代诗文文献的梳理研究起步虽晚，但至今方兴未艾。上世纪九十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编纂《全宋文》的基础上编成《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该书共著录宋代文人739人的别集，其中诗集、文集、诗文合集的作者632人,仅有词集的作者107人，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国内外现存宋人别集的情况。包括了国内29个省、大学、科研等单位、250馀家图书馆，日本、美国33家图书馆收藏宋人别集的情况。所著录宋人别集中，有不少是鲜为人知的，著录版本也较全面,且版本项下注明藏书单位,读者可根据需要随意选择，就近査阅。所著录的宋人别集，还经过了必要的考订，将非宋人和非别集资料清除。对作品真伪也作了考订。书中也反映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因而该书具有保存宋人资料的价值,且对《全宋文》的校点和审稿工作提供服务，为校点者选择底本，确定校本和参校本，也可防止漏收宋别集。该目录全部条目按作者生年或大约生年编排，使读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宋人别集和宋代文化的发展情况。该目录为宋人别集的进一步加工整理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版本目录资料。祝尚书编撰的《宋人别集叙录》是在《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基础上完成的一部解题式的宋人别集目录。全书分三十卷。该书著录考述现存宋人别集(诗集、诗词集、文集、诗文集、诗文词集。奏议集依宋人著录例视为文集），重点考察宋人别集的版本及其源流情况，并简要评述各主要传本的优劣得失。版本源流指各集历代主要传本之裒辑、刊行、流传、收藏概况及沿革历程。考述以究明版本系统为目标，力求检视原本。如该书之卷第十六著录：东窗集十六卷张扩（？——一一四七），字彦实，一字子微，德兴（今江西德兴）人。崇宁五年（一一〇六）进士，累为秘书省校书郎，充馆职。南渡后历官左史、中书舍人。王明清《挥麈馀话》卷二谓张彦实（按“扩”为宁宗讳，故南宋文⑨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献或称其字，或改作“广”，说《四库提要辩证》）“有《东窗集》行于世”，未记卷数。《遂初堂书目》载其《东窗诗集》。《解题》卷一八著录道：《东窗集》四十卷，中书舍人鄱阳张广（扩）彦实撰。与吕居仁（本中）为友。其在西掖，当绍兴十一年（按《四库提要辩证》谓“当作十二年”，一一四二）。《通考》卷二三九同。《宋志》除著录《东窗集》四十卷外，又有《诗》十卷。疑即《遂初堂书目》著录之《东窗诗集》，盖曾别行。两集皆未见宋人序跋，原本编刊情况不详。张集明人极少著录，盖宋刊久佚，别无传本。今存乃大典本，《四库提要》曰："惟《永乐大典》尚多录其诗文，其为中书舍人时所作制词尤夥，大抵温雅綿密，与汪藻可以联驱。谨采掇编辑，厘为一十六卷。”大典本录入《四库全书》，文渊阁库本尝影印入《四库全书珍本初集》。⑩所著录书包括宋人原编本及后人辑本两类，原则上只著录并考述宋集全帙。对宋人所作注本,价值较高而今罕存者，则无论是否全帙，皆视为别集之一种立目考述。以著者生年为序编排，每集于篇首撰写作家小传，内容尽量省约。历代编刊者、序跋作者、鉴藏者等等则从略。书末附有《宋人别集叙录综合索引》及《笔画检字表》，极便于检索。在宋代总集目录方面,则有祝尚书编撰的《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全书十卷，著录并考述现存宋人总集的版本及源流（指各集历代主要传本、稿本、木刻本、活字本、影写本、抄本、影印本、排印本等的编辑、刊行、流传、收藏概况及沿革历程），以究明版本系统为主要目标。详祖本、重要传本，略一般翻刻本、传抄本。所谓宋人总集指宋人所编、收有宋人作品的总集。包括断代之属（宋）、通代之属（前代至宋）。宋人总集包括诗总集、文总集、诗文总集、词总集。奏议、诏令总集,依宋人著录例视为文总集。每集于篇首或适当位置撰写编者小传，内容尽量省约。历代刊版者、序跋作者、鉴藏者等，一般不作介绍。引用频率高的书名，首次出现时用全名，其后便用简称。考述中所涉及的古地名，仅编者籍贯在小传中括注今地名，其馀一律不括注。主要传本之重要序跋，附录于每集叙录之后。评述重要传本的优劣得失，且将主要传本的序跋附于其后。正文部分共考证约80部现存宋人的总集，并附录《散佚宋人总集考》和《宋人总集馆藏目录》，为考察部分亡佚总集提供了文献线索，也为读者査找图书提供了方便，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优秀学术著作。后附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祝尚书的两部宋人诗文集目录“著录并考述了现存宋人别集、总⑩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60页。
集的版本源流及其主要传本的优劣得失，……将宋代文学文献研究推进了一大步”⑪。与此有关的，还有严绍盪编撰的《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该书著录皆为“日藏汉籍”宋人文集，故编者尽可能将曰本古文献中涉及宋人文集的相关材料,以及江户时代中国商船向日本输人同一书物的原始材料一并记录于此。在行文中用“按”语形式,将文集的书款版式、序跋题记、刻工印玺、流传状况等著录其中。该书详细钩录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书籍，对宋代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和文献学研究都有所帮助。书后附录《曰本文库的汉籍特藏》、《该书著录汉籍所藏日本文库一览》、《书名索引》等，颇便检索，是研究域外宋代文学文献的重要书目。此外，有关对宋代诗文选本的研究方面，有张智华的《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该书第二章有《南宋诗歌选本叙录》与《南宋文章选本叙录》二节,书末附录《南宋部分诗文选本提要》，选取95部南宋人所编选的诗文选本进行简要考证，内容包括作者、卷数、内容、体例、流传、版本等。以上介绍论述了几种编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唐宋诗文集目录，还有一些著作未加介绍,并非有意遗漏,是考虑到代表性问题。四、结语通过以上对研究唐宋文学至关重要的一些诗文集目录的梳理与探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唐宋诗文集目录的编撰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唐、宋作家诗文集目录,相互照应，互相体认,互相影响，它们共同构成了唐、宋文学研究的目录体系。这些目录,体例虽不一，但各有特色，有的著录诗文集数量不多’但以叙录见长;有的叙录虽略，却以搜集著录全面取胜。有的以考镜学术为主，有的以介绍版本及收藏地点为主，有的则以搜罗资料为先。总之，这些目录为我们的唐宋诗文集的综合研究、唐宋文学艺术与学术文化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版本目录资料，反映了二十世纪以来唐宋诗文集目录编撰的全部成果，展示了二十世纪以来唐宋文学文献研究的最高水平。在这些目录书中，对于后世学术影响较大者当属万曼的《唐集叙录》，许多文学书目都受到它的编撰方法与体例的启发，其承先启后之功不可忽视。然而，透过这些目录我们也看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除以上所述诗⑪王兆鹏《两种视角看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
文集目录之外，在上世纪后期学界陆续产生了一批唐宋诗文文献的总结研究成果，如周勋初《唐诗文献综述》(载《唐诗大辞典》卷末）、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中华书局2008年）、卞东波《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华书局2008年）以及陈尚君的唐代文学基本典籍文献的总结论述等,均属唐宋文学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但学界至今仍缺乏那种具有全面、系统的、总结性的反映唐宋时期诗文集的总目，尤其是能够反映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尤其是建国以来唐宋文学文献整理研究成就的综合性的大型解题目录。其次,在杜诗文献研究方面’对清代杜诗文献已有所总结探讨,因此尚需编撰清代以外其他时代的杜集文献目录，如宋、元、明时期的杜诗文献的编纂及其流传等。再次，在作家个案诗文集目录方面，除杜甫之外，唐宋时期其他作家的诗文文献目录尚未有人编撰，尽管有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涌现，如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岳麓书社2000年）等，但大多不能纳人目录学系统，缺乏像周采泉《杜集书录》、张忠刚等《杜集叙录》那样的集资料、叙录、考证为一体的总结性目录。不过，随着唐宋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笔者坚信这些课题终究会被逐一完成而涌现出一批具有高质量与利用价值的目录学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研究文学目录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掌握历代文学文献的基本状况，了解历代文学的盛衰;第二，有助于粗知学术源流，了解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第三，有助于文学学术的研究和文学遗产的整理⑫。由此,我们对于唐宋文学目录学的关注与研究，也必然会有助于把握唐宋文学文献的总体发展脉络，并推进唐宋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进而推进唐宋文学研究的向前发展。⑫何新文《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9页。
从巫山神女看长江文化乐黛云*巫山神女的远古传说是中国最美丽、寓意最深的神话之一。宋玉所作的《高唐赋》和《神女赋》对此作了生动绚丽的描绘。《高唐赋•序》说，有一天,楚襄王和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云梦在今湖北省江汉之滨，有很久远的历史，是旧时楚王游猎的场所。早在《周礼•夏官》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时，就有“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的记载。云梦正是长江中游稻作文化的中心地带。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又进一步描写说，“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山上林木蓊郁，上干青云；山脚溪池交错，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坩”，“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东有野花遍地，南有平原广泽，西有涌泉清池，内隐巨石白沙，北有阴林巨树，橘柚芬芳，上有宛雏孔鸾，下有白虎玄豹……”真是一个大自然赐予的天堂！在云梦方圆九百里中，建有亭馆楼台。楚襄王与宋玉所游的“云梦之台”就是其中之一。从这里可以远眺“高唐之观”。这高唐观建在云海深处，远远望去，只见云环雾绕，云气忽而像山峰一样层叠矗立，忽而又云消雾散,变化无穷(《高唐赋》：畔兮直上，忽兮改容）。这高唐观又一定是建立在一个极高的去处。陈子昂有诗云：“竭来高唐观，怅望云阳岑”（感遇诗之二八从高唐观甚至可以看到属于四川巴郡的群山之中的云阳，可见其高！这云梦之台，这迷离惝恍的巫山高唐使楚怀王受到深深的感动，以至他做起了自己的白日梦，白日梦的主角就是美丽的巫山神女瑶姬。按《昭明文选》李善注引《襄阳耆旧传》说，瑶姬是赤帝的幼女，未婚而早夭，葬于巫山之阳，故称巫山之女。在《文选•别赋》的注中，李善又引另一版本的宋玉《高唐赋》说: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精魂为草，宴为灵芝”。《山海经》卷五《中山经*中次七山》记载，有姑磘之山，“帝女死焉。化为瑶草，*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兔丘，服之媚于人”。郭璞注“服之媚于人”即“为人所爱也,又名荒夫草。”总之，瑶姬未婚而死，葬于巫山，她的灵魂化为使人不能不爱的瑶草。瑶姬主动来到楚怀王的梦里，成就了一夜欢情。临别时，她告诉楚怀王:“妾在巫山之阳，髙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为了纪念这次奇遇，为了怀念朝朝暮暮变化无穷的巫山神女，楚怀王在神女经常出没的巫山之阳建立了一座庙宇,题名为“朝云”。巫山十二峰在长江三峡中段巫峡的沿岸。三峡长达204公里，江面紧束，最窄处只有100米左右。自四川白帝城至黛溪一段被称为衢塘峡。“黛”本义为深邃的黑蓝色，黛溪就因其水光山色的幽暗深碧而得名。自黛溪沿巫山十二峰而下,便是“石出疑无路,云升别有天”的迂回曲折的巫峡。《水经注•三四•江水》记载说江水又东经巫峡。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巫峡之滨的巫山十二峰重峦叠嶂，群峰连绵，其中最高、最美、山色翠碧,亭亭玉立的，就是神女峰。关于巫山，历代诗人,多有咏叹。如令狐楚纂《御览诗》所弓I李端写的《巫山高》：“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虚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过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望，清秋见楚宫。”这首诗从巫山回望云梦，以巫山群峰为近景，高唐楚宫为远景。这和宋玉、楚王从云梦远眺巫山群峰，正是相反的方向。在宋玉他们眼里,巫山当更在“碧虚”之中，李端所描摹的“云藏日”、“雨带风”、“树色暮连空”等景象会显得更是飘渺虚无。正如宋玉在《高唐赋》中所描绘的:远望从巫山涌起的云朵,但见有时如茂密矗立的松林，有时如扬袂举袖、远望归人的美女，忽而又改容为举旗狂奔的万马千军，“湫兮如风，凄兮如雨，风止雨霁，云无处所”。可谓变化无穷！在这样的情景下高唐神女关于自己的描述自然会激起无穷的退想。这个年轻美丽的少女独自徘徊在巫山十二峰高而险阻的丛山峻岭之中，有时化为快乐的朝云，有时化为凄凉的暮雨，有时又化为“媚人的瑶草”。后来，唐代道士杜光庭在他的《墉城集仙录》中，更发展了这个传说。《集仙录》说瑶姬是西王母第23女，她“尝东海游还，过江上，有巫山焉：峰巌挺拔,林壑幽丽，巨石如坛，流连久之”。瑶姬常常出没在“崇巇之巅’……或倏然飞腾，散为轻云，或油然而止，聚为夕雨。”总之，传说中的巫山神女就是这样一个和大自然的风云雷电合为一体、变化无穷，而又朝朝暮暮，体味着永恒的期待和孤独的奇幻的幽灵。关于这个幽灵的传说使人不能不联想起屈原笔下的“山鬼”。其实,早就有人谈到过无名的山鬼与高唐神女的关系。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48卷所引清人顾天成著《楚辞九歌解》就曾指出《山鬼》“通篇辞意,似指此事（高唐神女之事）。”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也同意此说，并考证《山鬼》中的“于山”
就是巫山。而《山鬼》中所写的“采三秀兮于山间”的“三秀”正是民间所说的“灵芝”，也就是“瑶草”。可见高唐神女一瑶姬一山鬼之间确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当然也不一定要坐实此姬即彼姬，重要的是三者都给了我们类似的美感和美学享受。如《山鬼》所描写的“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渺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以及“雷填填兮雨冥冥”，“风飒飒兮木萧萧”等等，都与《高唐赋》和《神女赋》所描写的氛围相一致。无论是山鬼还是神女，她们都是按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美丽而勇敢的自由之魂。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展现了浓艳铺张的女性之美。钱钟书在《管锥篇》中，曾将《诗经》和《楚辞》中对女性美的描写作了一个简单的对比。他认为卫、鄘、齐风中的美人，如画像之水墨白描，未渲染丹黄”，“至《楚辞》始于雪肤玉肌而外,解道桃颊樱唇，相为映发……色彩烘托，渐益鲜明”①如《神女赋》中写的：“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真是：“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瑰姿玮态，不可胜赞。”山鬼和神女的形象第一次完整地展示了女性按照自己的意愿,没有任何功利动机，也不受什么礼教约束，自由地渴望着爱情，自由地献身于自己之所爱的憧憬。关于女子等待和期盼自己情人的描写在中国诗歌中有久远的历史。《吕氏春秋•音初篇》载大禹“巡省南土”时，就有“塗山之女”派人候禹于塗山之阳,并作歌曰“候人兮猗”，“实为南音之始”。后来，《诗经•曹风》有《候人》四章，诗曰：“荟兮蔚兮，南山朝濟—宛兮娈兮，季女斯饥”又有“维鹈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等诗句。据闻一多先生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的详细考证朝臍”就是《高唐赋》中所说的“朝云”，两者都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化身，而“季女斯饥”的“饥”是指对性的渴望，“彼其之子，不遂其媾”也是指少女对性的追求未能得到情人的响应。巫山神女飘然来到楚怀王前，自荐枕席山鬼”在“雨冥冥”，“风飒飒”之中彻夜等待都是这一传统的发展。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高唐赋》中，神女乐于与楚怀王发生关系，而在《神女赋》中，楚襄王却遭到拒绝，“欢情未接,将辞而去”？叶舒宪教授解释说，这是因为“宋玉在《高唐赋》中塑造的性爱女神到了《神女赋》中已被消解了”。他认为宋玉写《神女赋》时，“社会伦理借宋玉心中的‘超我’压抑了‘本我’之欲(性爱神的本质特征），神女也就摇身变化成了守身如玉的贞洁美人了。从《神女赋》中大半篇幅用于刻画主人公之美这一事实来看，神女已经由性爱女①《管锥篇》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页。
神转变为美神了”。②我认为叶教授的分析很有道理,但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宋玉和楚襄王必须是两次同游云梦，而且两次之间必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以使宋玉的思想得以作如此重大的转变。楚襄王在位35年（公元前298—263年），宋玉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很难判定两赋的写作时间究竟相隔多久。从作品本身来看，《高唐赋》第一句是：“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观”。远望巫山高唐,宋玉和襄王谈起先王和神女在高唐观的一段艳遇，重点在写巫山变幻莫测的美景。《神女赋》第一句是“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但通篇并未“赋高唐之事”，倒是通过襄王的梦，极写梦境中神女之美。是否可以设想楚襄王与宋玉先是在高台之上远眺，后又来到水滨歇憩,很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唐赋》，正是宋玉应楚襄王之命，“赋高唐之事”的结果。正因为刚看过巫山，谈过神女，楚襄王才会有神女来人梦。如果将两者连贯起来看，较为合理的解读似应是:宋玉和襄王同游云梦之台，远眺美丽的巫山，谈起先王和巫山神女的一段轶事，因而引发襄王的无限遐思，于是夜间梦见了神女;但他却没有先王那样幸运，看来神女对他并不中意，她先是迟疑不决，“意似近而既远”，“若将来而复旋”，接着是“薄怒以自持”，“曾不可乎犯干”，最后是“摇佩饰，鸣玉鸾，整衣服，敛容颜”，“欢情未接，将辞而去”，不管襄王如何“惆怅垂涕，求之至曙”，也是枉然。可见《神女赋》所强调的并不一定如叶教授所说，是“超我”对“本我”的压抑，恰恰相反，从神女的形.象中，我们看不出任何压制和拘束，倒是活画出一个来无迹，去无踪,喜怒无常，使气任性，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自由女性。如果她真是一个“超我”压倒“本我”的“守礼”之人，她又怎么可以自由自在地来到楚襄王的梦境，而又不把这位国王放在眼里呢？总之,远古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女人，对性的态度远不是后来那样压抑、虚伪、以至把正常自然的性心理践踏到下意识深处，永远不见天日。这样一个开放的传统精神一直保留在长江文化之中,并被南方边远的少数民族所传承。综上所述，《高唐赋》和《神女赋》为我们展示的，是浓郁多变，色彩缤纷的自然环境，是如梦如幻，瑰丽神奇的想象，是热爱自由、热爱生活的奔放情怀。这就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当然首先是与长江流域复杂多变的地貌,雨量充沛、冷暖宜人的气候，以及物种繁多、生机蓬勃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关;另一方面,这与长江文化的渊源所自也有很大的关系。《山鬼》、《高唐赋》和《神女赋》和其他楚辞各篇主要产生于长江中游，也就是古代的楚国地界，今天的四川、湖北、湖南一带。楚先祖大②《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约是在周朝初年从中原迁移到汉江之南的，后来就一直定居在长江流域。楚贵族的传统文化不属周文化，而是从夏商文化直接传承而来。它未经过周公的“神道设教”、“制礼作乐”等文化改革，始终以“率名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的殷商文化为主要特点。长江流域当时的原住民如三苗、濮人和巴人等也都是信巫信鬼，酷爱乐舞的民族。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所载：“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宋玉在《答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于《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巴族老百姓的歌竟然成了楚国国都千人应和的“流行歌曲”！可见当时祭神、娱神必须的歌乐鼓舞有多么盛行！这些音乐舞蹈以及各种神秘虚幻的通神仪式都给人类的想象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另外，这和长江流域以种稻为主的农业环境可能也有一定关系。研究长江流域稻作文化的日本学者梅原猛教授认为，稻作需要水，需要春夏两季一直下雨，雨是自然现象,人类无法左右之。并且供给水的江之所以能够继续供水是因为有自然水库—茂密的森林，从事稻作的老百姓深明其理。因此，从事稻作的人们充分认识到没有森林则无稻作的道理，从而珍惜森林。这大概也是长江文化崇尚大自然，与大自然合为一体的一个来源。
读《史》、《汉》“传舍”札记春Í弘《水浒传》第二十二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有曰：“但凡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两件事免不得：吃癞碗，睡死人床!”如今神州酒店、宾馆林立，只要不乏杖头钱，出门在外，餐饮、住店，并无任何问题。可是古人若飘泊在外，丛林茫茫，真所谓凶多吉少，前程难卜。如果从社会生活史角度，对古代之人在旅途作一番探讨，还是饶有趣味的。在古时候，除了一般行人，身负朝廷、官府的委派和使命，官员出行—出公差，在官制及各项细节方面,其具体情形如何，似可借助《史记》、《汉书》等文献，窥豹一二。先秦两汉时期,使者出行，有一专有名词叫“传”。按《说文解字》曰：“传，遽也。”段玉裁注曰：“萣部曰：‘遽，传也。’与此为互训。此二篆之本义也。《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注云：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玉藻》：‘士曰传遽之臣。’注云：‘传遽，以车马给使者也。’《左传》、《国语》皆曰：以传召伯宗。注皆云:传，驿也。汉有置传、驰传、乘传之不同。按传者,如今之驿马。驿必有舍，故曰传舍。又文书亦谓之传。”此注十分详备地把“传”这个字的本义说清楚了。古代官职设置，基本上出自社会政治的需要。当政治超越小国寡民阶段,政治影响力辐射半径就逐渐扩大,朝廷与地方之两端,各级政府衙门之间，以及各区域之间，政治联系日益紧密，“传”的不可或缺性也必然凸显出来。《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之《津关令》十六说相国上长沙丞相书言,长沙地卑湿，不宜马，置缺不备一驷’未有传马，请得买马十，给置传，以为恒。•相国、御史以闻,请许给马。”①长沙由于地理环境特殊，置传尚未建设完备，此相国给长沙相的书信，就是要求长沙国买马,设立置传，将它纳人大一统，以营造天下无所遗漏的网络系统。武帝极盛时期，桑弘羊等甚至要把它伸展到张掖、酒泉等西部地区。战国时期，各国间纵横捭阖,使者往来频繁,按《战国策•魏策四》说今鼻*汪春泓: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①：《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页87。
之人秦之传舍，舍不足以舍之。”②《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秦王度之，终不可彊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索隐》曰广成是传舍之名。传，音张恋反。”此“传”或“传舍”，真反映此字的本义。迄秦一统天下，汉承秦制,关于“传”和“传舍”的制度益发齐备。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对秦汉时代的啬夫进行分类，指出有“传舍啬夫”，并以“有阑格的秦印里有‘传舍之印’，西汉封泥有‘传舍’半通印文”作佐证®。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发掘出汉律竹简五百多枚，其中有一部可考为吕后二年施行的《二年律令》，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中《传食律》237简说诸吏乘车以上及宦皇帝者，归休若罢官而有传者，县舍食人、马如令。”④诸吏乘车以上,汉制六百石以上，即县令以上，方可有车，而所谓“宦皇帝者”，参见阎步克先生《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者”》一文⑤，其实此类人属皇帝最私密的臣仆，正开前汉中朝臣之先⑥。他们归休、罢官，享有朝廷所赐特权，即“传”的待遇，过境各县，县所设置传舍，必须招待其人、畜以食物及饲料。《史记•平准书》说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秦朝到汉代初期，已经建立起一套官员出差旅行的供应保障系统。《睡虎地秦墓竹简》载《秦律十八种》之《传食律》说御史卒人使者，食捭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仆，少半斗。传食律。”⑦按照此《传食律》，再参以《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传食律》，乘传者所获得的供给和礼遇，依照身份之贵贱，必然存在厚薄之别。下边就传舍与相关历史进行若干考辨，以体察传舍在秦汉社会中的实际作用。一、传舍:英雄末路与生离死别汉初田横故事，给读者以很大的冲击力。《汉书•高帝纪》说（田）横惧，乘传诣雒阳。”其情形，在《史记•田横列传》中记述更为详尽,其词曰：后岁余，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帝，以彭越为梁王。田横惧诛，而与其②《战国策注释》，何建章注释，中华书局，1992年，页940。③裘文收于《云梦秦简研究》一书中，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1年。④《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页40„⑤阎文收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⑥参见先谦撰《汉书补注》之《汉书•刘辅传》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文、景时期,宦皇帝者有类于皇帝之私仆，到武帝后期、尤其宣帝之后，身为中朝臣者，既是最接近皇帝的心腹之臣，又是最拥有权势的政治人物。⑦《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文物出版社，1978年，页101。
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为乱，乃使使救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谢曰：‘臣亨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高皇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P曰，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此节文字，由于司马迁“好奇”，在叙述上,令田横及其五百壮士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然而,若了解“乘传”一词的含义，则会理解田横真正的死因。在楚汉战争过程中，田横与汉刘结下许多恩怨纠葛，当刘邦成为汉高祖登基之后，田横率其下属亡命海岛。担心田横日后作乱,刘邦派使者赦免田横,并召他西行晋见。对刘邦封王拜侯的许诺，以田横之贤明，他当然不轻易上当。然而，在巨大压力之下，田横还是选择听命召唤，“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集解》说如淳曰：‘四马下足为乘传。’”对照《史记•孝文本纪》之《索隐》引如淳注律,四马高足为传置，四马中足为驰置，下足为乘置……”若如淳注可信，则田横乘传，可见朝廷对他极不礼遇。唯有了解“传”的性质，才能体会到田横何以选择自刭。《史记》本传说田横行至距洛阳三十里开外，念及曾烹杀郦食其，对将与郾食其弟郦商共事，产生顾虑，遂自尽于尸乡厩置，此言实难以自圆其说。对一己之出处，田横本有时间作充分考虑,《史记•田横传》已经言及“田横惧诛”，西行朝觐，当然包含着求生的愿望,否则,在栖身岛上自杀了断，图个囫囵尸首，岂非远优于驱驰途中，以致身首异处。故而,其间必有不为人知悉之隐情,有待发覆者也。“尸乡厩置”何以成为田横毕命之地？《集解》说:“应劭曰：‘尸乡在偃师。’瓒曰：‘厩置，置马以传驿也。’”《汉书*夏侯婴传》说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可知“为沛厩司御”，乃秦朝时，在传舍中管理马匹、车辆诸物的小吏，负责迎来送往。当田横一旦“乘传诣雒阳”，则意味着不是主动归顺，而是被迫投降，实际上就放弃了自主
权，将自己置身于汉高祖刀俎之上了。起初，田横对汉刘新政权还抱有幻想，虽不轻信王侯之允诺，但尚以为不失宾客之身份。可是鱼脱于渊，以高祖无赖之品格,必将置田横于死地。因此，离岛出发，将至洛阳，抵达朝觐前歇息的传舍—“尸乡厩置”时，命运露出了浄狞的面目，由于传舍之性质与功能，既招待各级官员使者,也负责转送罪犯，《汉书•王嘉传》说窃见相等前治东平王狱，不以云为不当死,欲关公卿示重慎，置驿马传囚……”因此，田横“乘传诣雒阳”，越近洛阳,其身份性质越趋向“驿马传囚”；在《传食律》等制度下，加之衔命之使者和厩置之司御，视田横若囚犯，使者凶恶的嘴脸，以及传舍食宿恶劣的待遇，犹如林冲在董超、薛霸押送下，来到了野猪林。所谓“止留”，亦极其短暂，对田横这样一个危险人物，其乘传而行，恐怕得日夜兼程，《睡虎地秦墓竹简》载《秦律十八种》之《行书》说:“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齋（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行书。”⑧所言者行书，然汉初对于传召的“要犯”，传舍亦“勿敢留”，使者会催促上路，此令田横顿然觉悟其“乘传”，乃被押解赴洛阳，自己已彻底沦为阶下囚。总之，难逃横刀一死的厄运，与其继续前行，负荆请罪，就范于难堪的礼仪⑨,接受胜利者的羞辱，再悲惨地死去，还不如自己结束性命,给自己留一个较体面的结局。甚或田横一旦上路，汉高祖就下令要取田横的头颅。至于高祖见到送达的田横之首，是否流下了鳄鱼的眼泪，此自不必考矣3同样，文帝惩治桀骜不驯的淮南王刘长，《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说:“于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何谓辎车？其实却是囚车，《汉书•爰盎传》说上徴淮南王，迁之蜀，槛车传送。”可见淮南王被置于牢笼之车，而“令县以次传”，各县传舍接应，按照汉朝的《传食律》等规章’各地方官员遵章照办,不敢僭越以行事，《史记》本传说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因此,性格刚烈的淮南王绝食而亡。对于文帝的虚伪冷酷，当时就有民间歌谣讽刺之。所以，传舍，也标志着一个人将要面对的前程，乘传而行，或喜或忧，其感受也是多层面和极复杂的。《史记•外戚世家》说窦皇后兄窦长君，弟曰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自卜数日当为侯，从其家之长安。闻窦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窦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复问他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⑧《睡虎地秦墓竹简》，页103。⑨此时或许恰好在叔孙通定礼仪之后。
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景、武朝颐指气使的窦皇后及家人曾有过悲惨的一段人生经历，其弟窦广国与她诀别时，“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此传舍，犹如奴隶的转运点，在这里,众多女孩子将被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发送到遥远的地方，听凭主人摆布。与年幼的弟弟诀别于传舍，此生再见，纯属奢望，传舍固然是供应饭食和洗沐的地方，但对于奴隶般的女孩子，传舍管事者绝无好脸色，丐沐沐我，请食饭我’透过这八字，可以想见身为姐姐的窦皇后要付出多少的勇气和艰难，以作哀求，姐弟生离死别浸透了人间的凄惨。当窦广国历经九死一生，与身为皇后的姐姐再度重逢时，皇后身边的人亦无不为之动容。二、传舍:身份象征与奸诈叠出《睡虎地秦墓竹简》载《秦律十八种》之《行书》又说:“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辄相报殹（也）。书有亡者，亟告官。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书廷辟有曰报，宜到不来者，追之。行书。”⑩书信文件的传送，特注重安全性、可靠性和保密性，所以辗转收发都要登记备案，而这些工作须由“传”来完成。传舍性质究竟如何？《汉书•盖宽饶传》说：“宽饶不说，卬视屋而叹曰：‘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颜师古注曰：“言如客舍行客，辄过之,故多所经历也。”王先谦《补注》曰“宽饶视屋而言，此，谓屋也。”⑪春泓按:王先谦的补注更准确;刘熙《释名》卷五《释宫室》说:“传,传也。人所止息而去,后人复来，转转相传,无常主也。”⑫《汉书•郦食其传》说沛公至高阳传舍。”颜师古注曰：“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巳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一音张恋反,谓传置之舍也，其义两通。它皆类此。”可见颜师古此注，整合了《盖宽饶传》和刘熙《释名》，堪谓传舍的确切定义。衣食住行，各级官员之居舍,为官一方，固定的住处称为邸或舍，《汉书.文帝纪》说:“二年冬十月……诏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馀，各守其地，以时入⑩《睡虎地秦墓竹简》，页104.,⑪《汉书补注》，页4989。⑫《释名疏证补》，王先谦撰集，引苏舆丨彳：“‘传，传也’。当作‘传,转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繇教训其民。其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可见汉初，列侯多居长安,其封邑仅为其领地耳;《汉书•哀帝纪》说谢曰：‘……臣愿且得留国邸,旦夕奉问起居，俟有圣嗣，归国守藩。’”其所谓“国邸”，正指诸侯王在长安的居所。《汉书•何武传》说时武奏事在邸。”指何武到大司农何寿官邸登门报告事宜；《汉书•赵敬肃王彭祖传》说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单衣，自行迎除舍。”颜师古注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谓初所至之舍。”官员履新，初到一地，当为之设舍或邸，以供居住之用；《汉书•孙宝传》说御史大夫张忠辟宝为属，欲令授子经，更为除舍，设储偫。”颜师古注曰：“除，谓修饰扫除也。”《说文解字》曰：“偫，待也。”段玉裁注曰：“以叠韵为训，谓储物以待用也。”其舍或邸，当备有日常生活起居之用具。因此，传舍是相对于邸舍而言的。而各级官员出行，则须“乘传”，《汉书•何武传》说行部必先即学官见诸生，试其诵论，问以得失，然后人传舍。”传舍是出行官员的落脚点。试想当时人烟稀少，为官者离开通都大邑，淹没于榛莽旷野，山水迢迢,若不依靠“传舍”，顺利到达目的地的几率不会太高。秦汉“传舍”制度，十分完善⑬，《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与政治类》第三五说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富平侯臣延寿、光禄勋臣显，承制诏侍御史□，闻治渠军猥侯丞承万年汉光王充诣校属作所，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各一人，轺传二乘。传八百册四。御史大夫定国下扶风厩，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⑭此简上所开列人名，多属宣帝朝之名臣,从竹简内容看，清晰写明何时何人将赴何处，朝廷批准他们用车，以及所用车的规格、数量，并在此简上作出编号。出行的官吏拿着此简,遇到传舍，则可食宿于传舍，获取相应的招待。一旦乘传者，完成使命，交还传车，传舍管理人员还须造册登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三、《悬泉置管理与事务类》第一〇三记录五凤四年九月己巳朔戊子，渊泉丞贺敢言之：大司农卒史张卿所乘传车一乘,皁〔留〕黄盖杆衣各一，皁缯并塗一具，驾一被具，张卿乘，西付冥安，皆完，今张卿还至。”⑮《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三、《悬泉置管理与事务类》第九七《传马名籍》，登记数匹“传马”的各项生理状况⑯。《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三、《悬泉置管理与事务类》第一〇二《传车亶（毡）擧簿》，则记录数乘传车之耗损⑬陈直先生《居延汉简研究》之《居延汉简解要》一六七页七行：“始元七年闰月甲辰，居延与金关□符券齿百从第一至□”，陈直按汉代人民过关，皆用符传,有四种形式。一曰传……二曰符……三曰过所……四曰繙……”中华书局,2009年,页286。⑭《敦煌悬泉汉简释粹》，胡平生、张德芳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40。⑮《敦煌悬泉汉简释粹》，页87。⑯《敦煌悬泉汉简释粹》，页81。
情况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三、《悬泉置管理与事务类》第九九记述效榖移建昭二年十月传马薄（簿），出县（悬）泉马五匹，病死，卖骨肉，直钱二千七百册，校钱薄（簿）不人，解……”⑱反映当时病死传马处置都要详细记载，存于簿册。此足以证明，传，作为职官建设的一部分，其严密几乎无懈可击。其位阶虽然不太显赫,却充分凸显它不啻汉代国家机器运转的传送带,亦犹如人体之血脉。在大一统时代，依附于此一系统，出行以传舍为逆旅，厕身主流社会体制内，汉官威仪，光环附体;而未得攀附传舍,则或师出无名，或属野叟村氓，甚或孤魂野鬼耳。《汉书•游侠传》说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东。”此“乘传东”三字极其重要，吴、楚虽反，但贵为诸侯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说：“《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周亚夫即使忠心不二，然若非奉命行事，擅作主张，也不具备合法性，甚至会背负叛乱的罪责。所以,此“乘传东”，赋予周亚夫王者师的煊赫,拥有奉王命行事的正当性。《汉书•荆燕吴传》说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从其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乘传至此”的身份，尤为在意⑲。昭、宣、元朝,韩延寿为能吏’上礼义，但其人矫情之至,他“人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一次“行县至高陵”，见有兄弟兴讼，《汉书•韩延寿传》说移病不听事，因人卧传舍,闭阁思过。”此县传舍，即招待上级官员下巡的招待所,韩延寿没有呵斥此兄弟俩,而是自闭于传舍，检讨自己的不足，这样的做法，令淳朴的乡民招架不住了，只好自髡肉袒谢过。在当时，传舍俨然是移动的官衙。《汉书•循吏传》之《龚遂传》记述:宣帝选用龚遂为渤海太守，以治渤海之乱，由于龚遂应对令宣帝满意，所以“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按汉朝制度，新太守赴任,须乘传而行,所谓“赠遣乘传”，实际上就是隆重其事，同在《汉书•循吏传》之《黄霸传》说宣帝下诏曰：‘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章有德。’”⑳《汉书•严安传》中严安上书提及：“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所以传车之奢俭，彰显车主人身份之高下，实乃古今通例也。宣帝“赠遣乘传”于龚遂,意在为龚遂弹压渤海盗贼作乱，大张旗鼓以造声势。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页85。⑱《敦煌悬泉汉简释粹》，页85。⑲《汉书补注》引周寿昌曰：“汉制非有急务不能乘驰传,恐驿置烦扰也。惟昌邑王人嗣大位乘七乘传,此乘六乘传者,惟文帝由代人即帝位,及条侯此役耳。司马相如使巴蜀乘四乘传。”页3238。⑳《汉书•韩延寿传》说延寿在东郡时，试骑士,治饰兵车，画龙虎朱爵。”可见西汉车颇有画饰。
《汉书•翟方进传》说宛令刘立与曲阳侯为婚,又素著名州郡，轻（翟）义年少。义行太守事，行县至宛，丞相史在传舍。立持酒肴谒丞相史，对饮未迄，会义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语言自若。须臾义至，内谒径人，立乃走下。义既还，大怒……”丞相史来到宛县传舍，县令刘立与曲阳侯有姻亲关系，翟义后至，感到刘立目中无人，藐视自己，他非常生气，后来就想方设法进行报复。从此传可见，上级官员来到县传舍，地方官出于礼节，会到传舍拜访他，而官员的餐饮，除了传舍按《传食律》提供之外，当地官吏也可奉送致敬。官员被准许“乘传奏事”，有时等同于获得一张护身符。按《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淮阳宪王刘钦是宣帝之子，其舅张博，好大言欺世，“是时，博女婿京房以明《易》《阴阳》得幸于上，数召见言事”。京房说灾异，以攻击政敌，陷于和石显等人殊死斗争之中。《汉书•京房传》说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房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若身在朝，具有攻击政敌、保护自己的优势，一旦外任魏郡太守，自己就处在鞭长莫及、攻防两失的劣势，所以他乞求元帝，当年终之际，恩准他乘传述职，他恐惧政敌借机进言皇帝，而元帝则偏听一面之词，其处境危险。元帝起初答应京房的祈求，蒙恩准许“乘传奏事”，意味尚不失天子礼待优渥,权充钦差大臣，不致于和王权核心日益疏远，这几乎就是京房要抓牢的一根救命稻草,最后元帝变卦,取消了其“乘传奏事”的特许,说明京房政治前途一片黯淡，在石显等人的攻讦下，京房被杀■。《汉书•食货志》说使（孔）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指孔仅和咸阳二人，以国家的名义专管盐铁，并垄断之;《汉书•何武传》记述，前汉末期，王莽权势逐渐强盛,身为宰衡，就偷偷地除掉不肯与他合作的人,元始三年，大司空甄丰秉承王莽的指令，“遣使者乘传案治党与”。这正是打着朝廷的旗号，大范围地“外调”、“审查”和镇压异己者。而其“乘传”则意味着秉旨执法，对其公正与否，令天下人亦不敢质疑。武帝即位之初，申公的两位弟子王臧、赵绾想抬出老师来张大儒学，《汉书•儒林传》说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测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何谓轺传？《晋书•舆服志》说：“轺车，古之时，军车也。一马曰轺■《汉书•酷吏传》记载武帝指责杨仆：“……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足见乘传可以炫耀乡里》
车，二马曰紹传。汉世贵辎軿而贱轺车，魏晋重紹车而贱辎軿。”■《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说:“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索隐》曰：“谓轻车，一马车也。”形容朱家萧然一骑;《说文解字》曰：“轺，小车也。”段玉裁注曰：“《汉.平帝纪》:‘立轺并马。’服虔曰：‘立轺,立乘小车也。’”王臧、赵绾两位弟子不辞辛劳，立乘小车以陪侍老师赴长安，此与其老师的“安车以蒲裹轮”形成对照，一则见其尊师重道，另则亦显示其功名心切，其中颇有借老师以自重的心理，申公是楚元王刘交之同门，拥有这样一位老师，弟子或许更能获得崇儒的武帝之赏识，可惜儒术遭窦太后压制,王、赵被迫自杀。京师之外，传舍是王权延伸的象征，社会上难免有人要攀援其事，自抬身价，若出于庸俗的念头，骗骗吃喝，亦未尝不是其目的之一。《汉书•魏相传》说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诈称御史止传,丞不以时谒，客怒缚丞。”颜师古注曰：“传,谓县之传舍J桑弘羊客在官制系统内，无足轻重，可是他也要拉大旗作虎皮，来到县之传舍，竟然搬出御史大夫的旗号，县丞不及时前去拜谒，他作威作福，盛怒之下,还要捆绑其人。算他倒霉，碰上了大无畏的魏相，他察觉此人“有奸”，隐藏着虚假不实的成分，于是将他逮捕，惩治其罪，此“客”竟被处死。与上述事件相类，《汉书•酷吏传》之《田广明传》记载，广明为淮阳太守时，当地公孙勇和门客胡倩登谋反，谎称光禄大夫，他们就有资格投宿陈留传舍,并制造机会，以诱捕太守。曰：“（胡）倩诈称光禄大夫，从车骑数十，言使督盗贼，止陈留传舍，太守谒见，欲收取之。”广明发觉其中有诈，遂发兵将这些人全部斩杀。《史记•酷吏列传》之《宁成传》说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极刑，自以为不复收，于是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按《汉书.酷吏传》颜师古注曰：“传，所以出关之符也,音张恋反。”在武帝时期，由于得罪宗室和外戚，宁成遭到外戚诋毁和报复,沦为罪犯,他未遵循“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没有迂腐地自行了断,而是潜逃了。然出逃也是险事，宁成熟悉吏治，他私刻出关之符，所谓“诈刻传”，非但能令他顺利过关,而且得到传舍的照拂，真是智勇双全一酷吏。既然传舍是身份、待遇的象征，然则在专制体系下，它自然会聚焦社会的关注，如俄国作家果戈理《钦差大臣》等戏剧一定层出不穷。汉代低下阶层小吏之出行，尚不配得到传舍之迎送,《汉书•循吏传》说:“吏出，不敢舍邮亭，食于道旁,鸟攫其肉。”显示此小吏，通常“舍邮亭”，而非人传舍。彭浩先生《读张家山汉简〈行书律〉》指出：“亭、邮、传是互不相统属的三■此或本《宋书.礼志》谓汉代贱轺车而贵辎軿,魏,晋贱辎軿而贵轺车。”
种系统，它们的主要职能各不相同。”■此说大致上是可信的。三、传舍: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后人探讨所谓“史家笔法”，然而古人语境中，当时读者容易心领神会的语词、细节，今人由于远离了当时意思，经常就轻忽了，甚至误读了，若要深入把握“史家笔法”，确实亦谈何容易。而传舍关乎“官制”和“礼制”，此中隐含的史家深意，尤须后人格外留意焉。两汉天子驾崩，大臣拥立新主，一直是极重要的大事。《汉书•爰盎传》说:“盎曰：‘……诸吕用事，大臣颛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补注》引郑氏曰：“大臣乱，乘传而赴之，故曰不测渊。”《汉书•文帝纪》说乃令宋昌骖乘，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注》引张晏曰：“传车六乘也。”师古曰：“传,音张恋反。”此两条材料都突出当时代王即文帝诣长安乘六乘传”，按日本森鹿三《论居延简所见的马》评述上述如淳注说:“总之，在这条注中，明确记载着西汉时期除了使用四马、二马、一马的传马外,还有急用时乘一马的4乘’这种制度。”■按常理，马拉传车奔驰，由于诸马之间如何协调步速，存在技术难度,所以并非马越多，传车就跑得越快，因此,四匹马拉一传车，若不求排场，而只要求速度时，应该是马匹数量之上限。而张晏说六乘指“传车六乘也”，必须看到，赶赴长安的代王君臣一共才六人，此传车六乘，每乘的马匹数目以及规格不会是平均划一的，换言之，每乘传马或有四、二、一数目的差别,这才合乎君臣礼制。故而,此文之“乘六乘传”，非朝中大臣派遣使者所限定，而是代王自己的精心安排，以最少的心腹随从，以最快的速度前进，直抵长安。而爰盎所言，意在颂扬文帝当年敢于“单刀赴会”，虽临万丈深渊，亦不畏惧，其勇气、胆略和果敢均无与伦比。以周勃为代表的军功大臣自诛灭了诸吕之后，本想选择较温和的薄姬一系■，以立薄姬所产之子即代王（文帝），其私心乃巩固甚至拓展自己弄权的空间,贪图权益垄断，即使必须分享，也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此种政治格局中，代王也即文帝深悉大臣之用心，所以他采取低调的姿态，快速进京,顺利继位，杜绝夜长梦多,其轻车简从是为了消除臣下之疑虑,而一旦坐稳皇位，则再■彭文收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此文收于《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丨983年，页75。■《汉书•外戚传》说大臣议立后,疾外家吕氏彊暴，皆称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为皇帝……”
寻机行使王权。《汉书•文帝纪》说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玺。代王谢曰：‘至邸而议之。’闰月己酉，人代邸。”文帝为何要先“人代邸”呢？若毫不迟疑地入宫，当仁不让，显得过于强势，会令各种政治势力不安，而住人自己在长安的诸侯王私邸，则显示出谦让之意，如此不卑不亢，礼数周全，方能为各方所接受。这就是黄老道德之术“阴柔”思想的活学活用，正体现出文帝的韬略和高明。而昭帝之后，昌邑王被霍光选中继位，却被霍光指使重臣联名上书太后，指昌邑王“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徵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即位之初，雷厉风行,本属新帝勤政之美德，然而，过于励精图治，反而招致霍光猜忌，霍光立即策动罢黜，昌邑王帝王之旅,遂戛然而止。昌邑王及群臣执著于黄老之术刚健的一端，群臣至死还后悔不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可是此团队一开始便表现得过分强势和高调，未能审时度势，就注定其覆灭的结局。此与文帝之睿智，实相去难以道里计，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汉书•武五子传》说……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徴王贺典丧。玺书曰：‘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徴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霍光摆布昭帝这个儿皇帝,几乎到从心所欲的地步，他准备迎立昌邑王，在其眼里，也不过是昭帝的替代品。所以谋立新帝，使用了“徵王贺典丧”的字眼，所派大臣随同昌邑王到长安，制诏明确限定“乘七乘传”，虽然比文帝的“乘六乘传”略多，其意思也十分明显,就是召昌邑王孤身来朝，令其羽翼尽失，即使天子置换为昌邑王，可是霍光所控制的权力结构丝毫不变，天下依然是霍光的天下,这正是霍光的如意算盘。昌邑王长期观察霍光擅权,作为武帝之孙，心中久存“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的愤怒，一旦时机降临，身登九五之尊，或许自信是汉家天子的不二之选,或许对霍光行径积怨至深,故而迫不及待地想扭转局面，大展鸿图。昌邑王根本未遵守朝廷“乘七乘传”的进京规模，按《汉书•霍光传》记载跟随而来的昌邑王群臣达二百多人,以“乘七乘传”计，二百多人绝对超越了霍光限止的随行人数。昌邑王如此浩荡的随从团队，呼拥而至，究竟想干什么？无他，其用心太外露了，一点儿都不含蓄。昌邑王想挟天子之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铲除霍光及其党羽，复辟朝政，由武帝之孙来执掌。缅怀雄才大略的祖父—孝武帝，昌邑王想必也壮怀激烈，胸中充满正义感和神圣感。所以大刀阔斧，义无反顾。遗憾的是，当昌邑王还未坐稳宝座，如此居心，岂止难以令霍光容忍，昌邑王及群臣幻想以其小朝廷来取代长安旧朝廷，要反客为主，重新洗牌，此必然也招致此前霍光、昭帝权力架构下既得利益者的群起而攻之。他们视之为生死之战，故毫不犹豫地归拢到霍光麾下，借太后的名义,废黜昌邑王。而昌邑王群臣二百多人则被集体
处死。在历史上，昌邑王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由于修史者站在霍光一边，诸如刘向其人，其父亲刘德，参预迎立、废黜昌邑王，而在这过程中，他配合霍光，亦成为得益者■。所以丑化了昌邑王刘贺的真实面目，令其人被脸谱化了。而为了达到废黜目的，欲加之辞，何患无有，于是编造昌邑王种种恶行。霍光同盟上书太后，指责昌邑王在来长安的道上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车队在行进途中，似无以有宣淫之秽行，只好指他在车队止息的传舍中，无所不为。如何能让这样一位恶德败行的人成为国家的主宰呢？于是赶他下台，亦合情合理,神人同庆。昌邑王真实的性情已被史家遮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王子，其政治智慧十分肤浅，绝不足以成为霍光的对手。昌邑王被驱逐，霍光依然要面对一个选立新主的难题,最后被选中的是武帝曾孙、戾太子孙,也就是汉宣帝。其人来历，其实依照《汉书》叙述，依然有许多疑点，兹不赘述。霍光食髓知味，选择皇帝,在他看来,不过是再挑一个傀儡耳。《汉书•宣帝纪》说太仆以榦猎车奉迎曾孙,就齐宗正府。”注引文颖曰：“铃猎，小车，前有曲舆不衣也，近世谓之铃猎车也。”此与迎立昌邑王相比较，其规格大大降低，曾孙当时孤身一人，且处在民间’所以与前之代王、昌邑王完全不同，他显得卑微可怜，霍光对他，吝于起码的尊重。《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蛉、骑马四令丞……”，此意味着宣帝仅派遣一太仆,也就是管理车马的官员，用并非高规格的车马■，将戾太子孙，也就是后之宣帝，迎入宫中，安排在宗正府斋戒，以听候登基的指令。而“宗正”一职，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当时担当宗正一职者，就是刘德。对于宣帝，霍光的态度既藐视又傲慢，宣帝强烈地感受到霍光的掣肘，甚至被控制。《汉书•霍光传》说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所谓“从骖乘”，指霍光竟然陪同宣帝乘坐于一车之中，一左一右，分庭抗礼,且尊卑难分,这令宣帝十分不安,忧患满腹，唯恐重蹈昌邑王覆辙。在《汉书•张汤传》中也提及：“天子甚尊惮大将军,然内亲安世,心密于光焉。”张汤之子张安世，思维比较缜密，预见大势之所趋，故而善于立身持家。而■班固不过是《汉书》最后的编定者。■参见劳干《论鲁西画像三石—朱鲔鲔石室，孝堂山，武氏祠》，其中谈到车制问题，对于飞铃有考证，总之，聆猎车非君车。此文收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中华书局，2009年，页109。
霍光却陷于权威的惯性之中，不谙祸福倚伏之道，不能自拔。殊不知，天子对霍光的“尊惮”，尊，乃表面不得不尊重，而惮，却可以转换成恨。霍光如此无礼的行径，必然在宣帝心中潜埋下势不两立的念头。当霍光于地节二年病逝，霍氏家族大势巳去，所谓墙倒众人推，昔日帮助霍光废黜昌邑王的心腹同盟，在此际，有的人譬如刘德等又迎合宣帝，毫无新意地使用捏造罪行的伎俩，以尽诛霍光妻子家人，甚至“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其屠杀规模堪谓前汉之最。而宣帝如此对待扶植他登基的霍氏家族，史家在叙述中，仅以座驾一个细节，就草蛇灰线地埋下伏笔,衬托出，宣帝乃忍人也！报复对他构成威胁者，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而这正是一颗饱受压抑的心灵，由自卑向过度自尊强烈反弹,其残忍无情，令人发指。故而，《史》《汉》在记述重大历史事件，交代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时，注重在传舍、传车等细节方面做文章，以小见大,这正是所谓史家笔法的精微之处，而微言义亦于斯存焉，今之读者尤当会意其用心良苦。而对于并无嘉言懿行，亦非大奸大恶的历史人物，譬如著名的朱买臣故事，《汉书•朱买臣传》描述：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有顷，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吴人朱买臣四十多岁，以砍柴为生，潦倒酸腐，妻子离他而去。将近五十到长安，在同乡严助提携下，始有机缘接近武帝。但是，买臣客居长安,仕途也有起落，在人生低落时光，他就跟随“会稽守邸者”，到会稽郡邸“寄居饭食”，此郡邸堪称前汉时期的“驻京办”。买臣落魄,饱受同乡戏弄。一旦武帝官封买臣会稽太守,即将南下赴任，《汉书》本传特意强调买臣“乘传”的规格，“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从随时饿死沟壑的穷书生，到乘驯马车的会稽太守，买臣神奇地实现了自己“五十当富贵”的人生梦想。“驻京办”势利小人竟然“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真所谓前倨后恭，丑态毕露，买臣终于出了一口恶气。此传继续刻画买臣“乘传”的无比风光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长吏并送迎，车百馀乘。人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对于因穷困之极而决然离去的前妻，此时“车百馀乘”的浩大场面，太具冲击力了。买臣驻车，呼令后车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
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悉召见故人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复焉。而“买臣驻车”，此车非一般的马车，而是长安太仆安排的“驷马车”，此刻买臣内心洋溢着成就感,他顾盼自雄,此足以震撼从未见过世面的前妻。买臣假惺惺地用后车接载前妻以及前妻后嫁的丈夫，来到会稽太守官邸。史家刻意紧扣“传车”这个意象，来为买臣小人得志传神写照，朱买臣衣锦还乡，睚眦必报！一个月后,他的前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却留给读者以无尽的退想。
对江西诗学的传承与超越—姜夔的诗学思想简论吴晟姜夔（约1155~约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屡试不第，浪迹江湖，终身未仕。以骚人墨客的身份，往来于湖州、杭州、苏州、金陵、合肥等地，游食于诸侯与士大夫之间。曾受知于老诗人萧德藻，结识士林名流杨万里、范成大、尤袤、辛弃疾、叶适、张鉴、张镒等。其诗初学黄庭坚’中年摆脱江西诗派的束缚，转而追随晚唐的陆龟蒙。所著《白石道人诗说》，论诗传承了黄庭坚某些观点，又能超越江西，悟出诗妙在自得，主张天机自发，贵含蓄蕴藉,尚气象韵度。姜夔说:“近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问余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較如也。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①姜夔诗曾学江西诗派黄庭坚，故其论诗不少观点传承黄庭坚。他所著《白石道人诗说》云：“《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能诗而后能尽吾之说，是亦为能诗者作也。”②可知，《白石道人诗说》是一部为指导学诗者作诗的诗学著作。姜夔云：“诗有出于《风》者，出于《雅》者，出于《颂》者。屈宋之文，《风》出也;韩、柳之诗，《雅》出也;杜子美独能兼之。”③又云：“陶渊明天资既高，趣谐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澹而腴，断不容作邯郸步也。”④姜夔推崇杜甫与陶渊明，既有时代的原*吴晟: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①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首《自序》一，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七册，第7551页。②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0页。③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9页。④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9页。
因，也有江西诗学的渊源。江西诗派祖述杜甫，有所谓“一祖三宗”之说:“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余可预配飨者有数焉。”⑤陈善也说:“黄鲁直诗本是规模老杜,至今遂别立宗派，所谓当仁不让者也。”⑥“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黄庭坚《赠高子勉四首》其四）这是黄庭坚示以后学学诗的步骤，即由师法杜甫诗的句法，达到陶渊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⑦的境界。姜夔谓陶诗“散而庄，澹而腴”，本自苏轼评陶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⑧在姜夔看来，陶诗不可亦步亦趋地学，就在于渊明“天资既高，趣谐又远”，即是说要学陶诗须先达到陶渊明那种远趣和人生境界，正如黄庭坚《书陶渊明诗后寄王吉老》所云:“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⑨姜夔云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仪，贵涵养也。”⑩宋人论诗尚格，黄庭坚云：“予友生王观复作诗有古人态度，虽气格已超俗,但未能从容中玉琢之音，左准绳而右规矩尔。”⑪陈善云：“欧阳公诗,犹有国初唐人风气。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格遂极于高古。”⑫且“格韵”联用。苏轼云：“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⑬林悴曰：“诗有格有韵，故自不同。如陶渊明诗，是其格高；谢灵运‘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韵胜也。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花。”■“格”的含义有多种，一指体制规格;一指格调风格；一指性情品操。从姜夔所谓“吟咏情性”“贵涵养”来看，他所谓“格”更接近性情品藻，可见，姜夔论诗重修养：“思有窒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岁寒知松柏，难处见作者”⑯。黄庭坚论诗首先强调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其《与济川侄》云:“但须勤读书，令精博,极养⑤方回：《评陈与义〈清明〉》，《瀛奎律髓》卷二六《变体类》，吴文治主编《辽金元诗话全编》，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册，第808页。⑥陈善:《扪虱诗话》下集，《宋诗话全编》，第六册，第5577页。⑦黄庭坚:《题意可诗后》，《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948页。⑧苏辙:《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一引，蒋述卓等编著《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⑨黄庭坚:《书陶渊明诗后寄王吉老》，《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955页。⑩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9页。⑪黄庭坚:《跋书柳子厚诗》，《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945页。⑫陈善:《扪虱诗话》下集，《宋诗话全编》，第六册，第5577页。⑬苏轼:《东坡题跋》卷二，傅璇琮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中华书局1978年版，上卷，第5页。⑭陈善:《扪虱诗话》下集卷一引，《宋诗话全编》，第六册，第5569页。⑮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9页。⑯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9页。
心，使纯静,根本若深，不患枝叶不茂也。”⑰《书赠韩琼秀才》云：“治经之法,不独玩其文章，谈说义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事亲处兄弟之间，接物在朋友之际，得失忧乐，一考之于书，然后尝古人糟粕而知味矣。”⑱《与洪驹父》云:“学问文章,如甥之才器笔力，当求配于古人，勿以贤于流俗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耳。”■如何加强道德修养，姜夔认为“当益以学”,黄庭坚则说得更具体:精读儒家经典。对修养的内容，姜夔侧重“岁寒知松柏”即人格节操，黄庭坚则强调“孝友忠信”。其实黄庭坚也每以人格节操来评诗，他评嵇康诗“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沉于世故者,暂而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何况探其义味者乎”⑳;评王安石其人其诗“然余尝熟视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暮年小语，雅丽精绝,脱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评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晁补之曰：“鲁直于怡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黄庭坚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省试后相传中了省元,后看榜上无名，脸上毫无沮丧之色■。他接受章惇、蔡卞对他编修《神宗实录》的勘问，直言以对,毫不畏惧。姜夔也是一位耿介清高的雅士，曾辞谢贵族张鉴为他买的官爵，一生清贫自守，始终保持狷介节操。不难看出，将人格涵养视为诗歌的内核，姜夔与黄庭坚是一致的。姜夔云：“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远，句调欲清、欲古、欲和，是为作者。”■黄庭坚云：“但始学诗，要须每作一篇,辄须立一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焉，乃为成章耳。”■比照之下，姜、黄论作诗，均强调先立意，意格高才能句法响，意格深远句调方能清、古、和。姜夔曰：“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⑰黄庭坚:《与济川侄》，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册,第498页。⑱黄庭坚:《书赠韩琼秀才》，《黄庭坚全集》，第1册,第655页。⑲黄庭坚:《与洪驹父》，《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956-957页。⑳黄庭坚:(书嵇叔夜诗与侄攫》，《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964页。■黄庭坚:《跋王荆公禅简》，《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953页。■黄庭坚:《跋东坡乐府》，《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947页。■晁补之:《书鲁直题高求父扬清亭诗后》，《鸡肋集》卷三十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上卷,第13页。■孙升:《孙公谈圃》卷下,《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上卷,第9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0页。■黄庭坚:《论作诗文》，《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963页。
醇小疵’差可耳。”■自黄庭坚首言诗法以来,宋人论诗讲诗法,《白石道人诗说》从本质上说仍是一部谈论诗法的著作。《白石道人诗说》云：“作大篇,尤当布置:首尾匀停，腰腹肥满。多见人前面有余，后面不足;前面极工，后面草草，不可不知也。”■又云：“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人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又云“小诗精深，短章蕴藉，大篇有开阖，乃妙。”■姜夔论诗讲究“布置”，强调“开阖”，亦可看出其江西诗学的痕迹，范温《潜溪诗眼》引：“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盖变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出于精微,夺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体为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间。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径出于奇，则纷然无复纲纪，终于败乱而已矣。’”■姜夔论诗之布置,既强调诗在结构章法上要“首尾匀停，腰腹肥满”，又主张诗之结尾不能“草草”：“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陈长方《步里客谈》云古人作诗断句，辄旁人他意，最为敬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了无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是也,黄鲁直作《水仙》诗，亦用此体：‘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王楙谓“鲁直此体甚多,不但《水仙》诗也。如《书酺池寺》诗：‘退食归来北窗梦，一江风月趁渔船。’《二虫》诗：‘二虫愚智俱莫测，江边一笑无人识。’……皆此意也。”■所谓“旁人他意”即姜夔所说“篇终出人意表”，给读者意想不到的审美冲击。姜夔甚至具体到讨论诗结尾的四种方式。一首好诗，不仅要有好的开头，也要有好的中段，还要有好的结尾，这三者是有机统一的，缺一不可,都需要讲究，不可偏废。从整体上形成波澜起伏，开合变化。他说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马。辞意俱尽，如临水送将归是已；意尽辞不尽，如抟扶摇是已；辞尽意不尽，剡溪归掉是已；辞意俱不尽，温伯雪子是已。所谓辞意俱尽者，急流中截后语,非谓辞穷理尽者也。所谓意尽辞不尽者，意尽于未当尽处，则辞可以不尽矣，非以长语益之者也。至如辞尽意不尽者,非遗意也,辞中已仿佛可见矣。辞意俱不尽者，不尽之中，固已深尽矣。”■又曰：“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8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8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9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8页。■范温:《潜溪诗眼》，《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1250~1251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8页。■陈长方:《步里客谈》，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五引，《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上卷,第137〜138页。）■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五，傅璇琮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_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上卷,第丨38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0页。
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他认为黄庭坚诗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黄庭坚《与党伯舟帖八》：“诗颂要得出尘拔俗，有远韵而语平易，不知曾留意寻此等师匠楷模否。”■从这里可知，姜夔倡导的是“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的“辞意俱不尽”的结尾，认为它是诗之“善之善者”，指示后之学诗者’务必在此下功夫。姜夔又云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蛰曰吟，通乎俚俗曰谣,委曲尽情曰曲。”■所谓“守法度”，是指对形式要求比较具体规范的格律诗体，只有遵循既定法则写作，才可称之为合格的诗。同时又指出了“引”的作用以及“歌行”、“谣曲”的主要艺术特点。这种对体式条分缕析地把握确是前人所未道,也是姜夔论诗之法式的精细之处。姜夔师法黄庭坚的经历，既使他学到了江西诗某些的长处，又限制了他诗歌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不久后他的诗歌创作陷人了僵局,进入了“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的沉寂时期。此时两种现象引起了姜夔对江西诗学的知性反省:其一,风靡一时的江西诗派发展到乾道（1165-1173)、淳熙（1174_1189)年间，虽然仍保持着强大的势力，但已流弊丛生,江西诗派末流的沿袭之风日益炙烈，以至演成专事摹拟的恶习，遭到批评界强烈的不满。张戒云：“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后来的刘克庄也认为:“游默斋序张晋彦诗云：‘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事，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议论太多，失古诗吟咏情性之本意。’切中时人之病。”■其二，从诗歌创作来看,不少诗人正在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进行诗歌创作道路的转变,逐渐从江西诗派中脱离出来。《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云:“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同时,萧德藻、曾几■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9页。■黄庭坚:《与党伯舟帖八》，《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970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8~7549页。■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首《自序》一，《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1页。■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455页。■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宋诗话全篇》，第八册，第8405页。■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首《自序》一，《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1页。
对姜夔诗学思想的转变也有一定的影响。《对床夜话》卷二记萧德藻语诗不读书不可为，然以书为诗，不可也。”■即反对江西诗派的“资书以为诗”，一味掉书袋，扼杀诗歌的生命力。作为姜夔师祖辈的曾几，虽然也属于江西诗派，但他并没有被江西诗派所牢笼。他也讲句法，但不流于生硬；也好用事，但力避冷僻。所以他的一些诗，尤其是一些近体诗,风格大多明快活泼。经过一阵知性的反省，姜夔终于“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余之诗，余之诗耳，穷居而野处，用是陶写寂寞则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钓能诗声，不惟不可，亦不敢。”■在艰难的摸索之后，姜夔终于走出了江西诗学的樊篱,诗学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姜夔首先标举独创精神，他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虽言，我易言之;自不俗。”■公开宣称在诗歌创作上要避熟就生、弃陈趋新、自立求异。同时明确表示反对模仿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模仿者语虽似之，韵亦无矣。鸡林其可欺哉!”■即是说每个时代的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诗风，“下逮黄初，迄于今，人异韫，故所出亦异。或者弗省,遂艳其各有体也”■，模仿者即使在语言上逼肖，但在内在气韵上终究不似，这是模仿者的致命通病。对雕刻与敷衍,姜夔却能辩证地对待，他说:“雕刻伤气,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过;拙而无委曲，是不敷衍之过。”■雕刻能够使诗精美工巧，但雕刻过度则使诗鄙俗伤气;敷衍能够使诗委婉曲折，但敷衍无节制则使粗拙露骨。可见，姜夔主张对雕刻与敷衍的适度把握。然而姜夔又说“君不见,古人拙处今人巧”■，似乎自相矛盾，其实这里所谓“拙”是指与“尖巧”而非“精巧”相对的概念—“朴拙”，这是古诗的可贵之处—“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因此他主张向古人学习，如何学古？他有一段精辟的表述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彼惟有见乎诗也，故向也求与古人合,今也求与古人异;及其无见乎诗已，故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无论求与古人合或异，均出于自然而非刻意为之，“其来如风，其止如■范晞文:《对床夜语》，《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415页。■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首《自序》一，《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1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8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0页。■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首《自序》一，《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1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8页。■姜夔:《送项平甫伴池阳》，《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3页。■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首《自序》一，《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1页。■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首《自序》二,《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1~7552页。
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苏子所谓不能不为者乎!”他自谦“余之诗盖未能进乎此也”■。《白石道人诗说》云：“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姜夔一面强调作诗之法：“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僻事熟用，实事虚用。说理要简切，说事要圆活，说景要微妙”■;—面又反复要学诗者“多看自知，多作自好”■，“胜处要自悟”，能够“造乎自得”、“得兔忘筌”■，这就使《诗说》露出了明显的矛盾。应当看到，姜夔讲“法度”，主张“守法度”,但又不过分强调拘泥成法，于是他提出了“活法”：“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约以尽之，善措辞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他认为“活法”即用事要约以用之,措辞则约以尽之，叙事则间以言理，这是他对吕本中“活法”理论的新认识和辩证把握,丰富并拓展了其内涵，是他对“活法”理论的突破性贡献，对于启发后代人提高诗的表现技巧，提供了可操作性的理论参照，他的贡献不容忽视。《白石道人诗说》又云“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二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o”■无论是“碍而实通”的理高妙,还是“出自意外”的意高妙，抑或“写出幽微”的想高妙,在姜夔看来，均是诗人“精思”之后达到的艺术效果:“诗之不工，只是不精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至于“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自然高妙,是姜夔倡导的最高艺术境界，即诗人经过精思熟虑后所达到的浑厚自然的诗境。这一诗学思想似乎与江西诗学有着某些联系，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云:“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比较之下，黄庭坚所谓“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不■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首《自序》二，《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1-7552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9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8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8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0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8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0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8页。■黄庭坚:《与王观复书》，《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943页。■黄庭坚:《与王观复书》，«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942页。
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乃“雕琢”之后“更无斧凿痕”的艺术境界，姜夔所谓“自然高妙”虽然亦是“剥落文彩”—雕刻之后复归天然的诗境，但他更强调“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神秘性。故清人潘德舆批评说:“夫‘理’即‘意’之托始，‘想’即‘意’之别名，既曰‘高妙’，不‘自然’者何以能之？吾惜其名目之琐而复也，虽自为疏解，庸可训乎?”■如果说江西诗学只片面强调作诗要多读书：“奉为道之‘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读书要精深，患在杂博。因按所闻，动静念之，触事辄有得意处，乃为问学之功……作诗遇境而生,便自工耳。”■姜夔则主张天生的禀赋、自然成诗与通过后天的学习也能出神入化异曲同工，他说：“沉著痛快，天也。自然与学到，其为天一也“沉着痛快”，一任自己思想感情的表达;意到语工，不期于高妙而自高妙，这正与江西诗派法度森严的作诗法式相抵牾，可见姜夔超越江西诗法是在明确的诗学意识指导下进行的。姜夔论诗还譬之人体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气象”、“体面”、“血脉”、“韵度”即诗之本体的四大审美要素或审美特征，其合成诗之生命整体，其中“气象”为诗之生命整体的总体呈现。他提倡诗之气象浑厚、体面宏大、血脉贯穿、韵度飘逸，反对诗之俗、狂、露、轻。它既是对江西诗学的拓展，又启严羽诗法之论，陶明濬《诗说杂记》卷七云：“严羽曰：‘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此盖以诗章与人身体相为比拟，一有所阙，则倚魁不全。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须清朗。五者既备，然后可以为人。亦惟备五者之长,而后可以为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诗道成焉。”■■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八,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2132页。■黄庭坚:《论作诗文》,《宋诗话全编》，第二册，第％3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50页。■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宋诗话全篇》，第七册,第7547页。■陶明濬:《诗说杂记》卷七，《文艺初编》卷二,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弓I,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7页。
南京图书馆藏《黄摩西和金病鹤送春诗》稿本考述章琦*一形态该手稿长25cm，宽15cm,8页白纸，蓝色边框。除第1页和第4页为8栏外，其余均为9栏。每页粘附于印有“三十五年补修县志稿”字样的纸上,该纸天头高出手稿1.5cm。手稿覆以棕色纸张为书皮，题名“黄摩西和金病鹤送春诗”，右下落款“暗泾老人藏”。首页诗题为“壬子送春诗”，署“摩西效颦”，钤“摩西”印;次页题“再叠病鹤送春韵”；第4页署“摩西再稿”，钤“东海黄公”印；第5页题“七叠病鹤送春”；第6页题“八叠”，钤“摩西之印”；第7页题“九叠病鹤送春诗”；第8页题“十叠”，钤“摩西之印”。共十五首完整的和一首残缺的七律。全诗字体颇为复杂难辨。手稿里夹有小楷手写《摩西词》，线装5页，宽度相等。首尾两页长18.3cm,中三页20cm,左对齐装订。每页均为10栏红框。首页题“摩西词”，落款“常熟黄慕庵著”。共有三十二首词作。此外尚有毛边纸一页，题“黄慕庵送章太炎去苏州”，后录陶渊明《乞食》一首,落款为“叔远钞”。二考查黄摩西，即黄人（1866—1913)，字慕庵，东吴大学堂国文总教，喜言佛老。其在小说理论方面多有建树,如《〈小说林〉发刊词》、《小说小话》等;编著我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系统阐述大文学观念，有开创之功;创作大量诗词曲作，得*章琦: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先贤神韵，亦有自身奇气；翻译多部英、日小说，俨然成比较之风；创办《独立报》、《小说林》、《雁来红》，结“三千剑气”文社、加入南社,追求社会民主进步;编纂《清文汇》、《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几成通人之学。金病鹤，即金鹤翔(1865—1931),字幼香，号病鹤。他和黄人均为常熟人，且际遇相似，俱为少年成名，高中秀才;青年失意，遂废举业。两人多有诗词酬唱，交情深厚。据《黄人集》统计，摩西有《借题金幼香梨花便面》、《送春和金病鹤韵》、《秋夜集王云老思无邪斋和病鹤韵》、《题病鹤秋溪萍影照》、《秋梦步病鹤秋日杂兴韵》、《又和八首》、《和病鹤游铁佛寺韵》、《六叠病鹤韵用鹿卢体》、《十叠病鹤韵》、《金缕曲•怀幼香并题铁佛寺诗后》、《和幼香游破山寺原韵》、《踏莎行•和幼香韵》、《青玉案•和幼香韵》、《卜算子慢•和幼香游小石屋,倚孙、席、赵、邵诸老辈联句调原韵》、《和幼香塔影草堂同印如作韵》、《和幼香中秋别印如韵》、《读幼香家山秋色怀吉士》、《壬子送春次病鹤韵》、《病鹤又来四章叠前韵再寄》、《百字令•题病鹤伤春图》、《题病鹤石屋寻梦图》等。黄人去世后,金鹤翔撰写了《黄摩西哀辞》，追忆两人“《送春》而合，《送春》而离”①的文学友谊。鹤翔之弟鹤羽中(1873—1960)在黄摩西诗稿的序跋中反复提及兄长与黄人约为兄弟、诗简往还的风雅故事②。金鹤榊作为黄人东吴大学堂的同事，曾经笔录过他的《中国文学史》，对其博闻强记的才学推崇备至，认为“慕庵之学问宏博，凡识之者莫不服。以鹤榊之所交朋类中，诚未见如慕庵者也”③。而收藏《黄摩西和金病鹤送春诗》稿本者，正是字叔远，号暗泾老人的金鹤羽中。稿本里“三十五年补修县志稿”字样的衬纸，当为后来所加。生活于同治五年（1866)至民国二年（1913)的黄人,其诗言“壬子送春”，壬子只能为民国元年(1912)。又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无一达到三十五年,故此衬纸为后人补加的可能性较大。“三十五年”当为民国三十五年（1946)。理论上也存在黄人写完诗后，以家藏生前的稿纸作为装帧之用，然而有清一代,超过三十五年者只有康熙和乾隆两朝’不仅年代久远，其时亦未见补修常熟（昭文）县志的记录。相反地，民国三十五年确实续修过《常昭合志》。査《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有民国三十八年（1949)铅印本《重修常昭合志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其中卷11一13、15—17、21—22未能印出④。该方志民国六年（1917)始修，由丁祖荫、徐兆玮纂写，今存稿本二十八册；民国三十五年续修，纂写人为庞树森，此时丁祖荫(1871—1930)和徐兆玮（1867—1940)均巳亡故。庞树森（1886—1971)，字甸①江庆柏、曹培根:《黄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367页。②参见金鹤榊:《黄摩西诗稿跋》、《黄摩西诗稿序》，《黄人集》，第359、360页。③金鹤榊:《黄慕庵家传》，《黄人集》，第365—366页。④参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329页。
材，常熟人。他接受过新式教育，曾经留学日本。庞树森对黄人颇为仰慕，将其与著有《庸言》、《思玄集》的明代乡先贤桑悦（民怿）相提并论，认为他们虽困于场屋，但其著书立说都能道贯古今⑤。金鹤狲言“慕庵文章多古字，草隶杂出，人不易识”，庞树森也说黄人“书法杂隶草古文，非素谂者不能辨”，可见两人对黄人手迹相当了解，当看过许多诗文原稿⑥。这部手稿极有可能在后期为庞树森获得，因纸质脆弱易碎而以另纸粘糊保护。三比勘《黄摩西和金病鹤送春诗》的内容属于《黄人集》里《壬子送春次病鹤韵》(六首）和《病鹤又来四章叠前韵再寄》（十八首）之部分,其中第一首自颔联第五字始，为《壬子送春次病鹤韵》的第五首;第二首为《壬子送春次病鹤韵》的第六首;第三至十六首为《病鹤又来四章叠前韵再寄》之前十四首。稿本与《黄人集》的诗句有一些出入，列表如下：稿本（诗歌顺序）《黄人集》铁马风停还自警（1)铁马风停还自楚彩笔休书旧岁华(2)彩华休书旧岁华金虎雷喧难致语(5)金虎雷喧能致语万绿更无红一点（13)万绿更无红一照非烟非雾望难真（15)非烟非雾望非真案:《黄人集》中的《壬子送春次病鹤韵》和《病鹤又来四章叠前韵再寄》取材自钞本《石陶梨烟室遗诗钞》，该版本可能在传抄过程中产生一些讹误。试辨析如下：第一首，二字均为仄声，符合格律。但揣摩诗意，战马不因没有风吹草动而放松警惕，“自楚”则颇为难解。风停却还能看清楚，暗指风不停更易识别，显然有悖于情理。致误原因当有两点:一是“警”和“楚”的草书形态较为相似;二是对句为“纸鸢天迥信难真”，抄写者由“真”而联想到“楚”，“还自楚”和“信难真”可以构成形式和意义上的直接比照。⑤参见庞树森:《黄摩西先生诗集序》，《黄人集》，第362页。⑥《黄人集》，第302、365页。
第二首’此句第二字按律应为仄声,“华”字平声，误。以诗意观之，“彩华休书旧岁华”不知何意，且“华”两见，殊为奇特。稿本作“笔”，于律合，于意通。稽之上句“江郎有赋何堪读”，“彩笔”更为明了。江郎即江淹，《南史》云：“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⑦彩笔成为文人年轻时代才思旺盛的一种隐喻，“彩笔休书旧岁华”则表达了因时光流逝而产生的无奈心情。第三首,二字均为平声，符合格律。“金虎”当指曹操时修建的金虎台，《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第一》曰：“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人白沟以通河。”⑧金虎台甫一落成，即为雅集唱和之场所，而令后人有登高述志之意。陆云《登台赋》有“于是聊乐近游，薄言懐佯，朝登金虎,夕步文昌。绮疏列于东序，朱戸立乎西厢”⑨。然而自然景观“雷喧”般的磅礴态势,又使登临者大受震撼，沉浸在对祖国河山的思考之中而缄默不语。结合该诗前一句“乱后关河要自珍”，“难致语”确较“能致语”为合理。明人江孚的《龙虎台赋》强烈地表达出这一震撼，与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林蒸润而雨降，崖转石而雷喧。势将腾海水而喷薄，鼓颢气而飞天。吾是以知台之所以名龙神变化而无前。”⑩第四首，二字均为仄声，符合格律。王安石有佚句“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宋代以“红一点”咏花的例子还有杨平洲“缟素丛中红一点，好花终是不寻常”⑪、郑松窗“好是莹无红一点，若教红却不堪看”■等等。该修辞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查开《送春》诗云“剩有药栏红一点，伴他柳岸绿干丝”■;沈赤然《玉田道中见新绿作》有“早桃红一点，无限望中情”■;郑板桥《由兴化迂曲至髙邮七截句》道“柳坞瓜乡老绿多，么红一点是秋荷”■。反观“红一照”，在历代诗词文献中绝少出现，且意不可解。“点”与“照”的行书字体较为接近，当是致误之由。第五首，二字均为平声，符合格律。尽管在诗意上相差无几，但案之本联出句“乍雨乍晴占不准”的笔法，“非烟非雾望难真”比“望非真”在对仗的形式上⑦（唐）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1页。⑧（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42页。⑨（西晋）陆云撰，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6页。⑩（清）陈元龙:《历代陚汇》，卷十七《地理》，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4页。■（南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四《花部•红梅》，明毛氏汲古阁钞本。■《全芳备祖》，前集卷二十五《花部•茉莉花》。■（清）阮元:《两浙轜轩录》，卷二十，嘉庆刻本。■（清）沈赤然:《五研斋诗文钞》，《诗钞》卷七《瘁臞集》，嘉庆刻增修本。■（清）郑燮:《板桥集•诗钞》，卞孝萱:《郑板桥全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63页。
更为准确。此处“非真”之“非”或涉“非烟非雾”之“非”而误，或受《病鹤又来四章叠前韵再寄》中其它诗句,诸如“中原王气恐非真”、“痴心剪彩总非真”的影响而误。不过《壬子送春次病鹤韵》也有“纸鸢天迥信难真”之句，可见“非真”并非黄人作诗的固定表达。手稿所附小楷钞本《摩西词》（有句读，以下简称《摩西词》。与行世的张鸿刻本《摩西词》不同，两者在内容和数量上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当非黄人亲笔，理由有二:一曰字体清秀工整，与《黄摩西和金病鹤送春诗》字体之复杂难辨大相径庭;一曰此本《摩西词》在第四阕《意难忘•和定庵韵》天头有相同字体的批注—“下半曲与刻本同”，不似作者之语，且刻本《摩西词》已晚至黄人去世后问世。和手稿另附毛边纸之字体相比照，该《摩西词》或为金鹤榊所钞，但也不排除庞树森等人手写的可能性。《摩西词》的三十二首词作多见于《黄人集》之《膏兰集》、《尔尔集》等,不过存在多处异文，试列表如下：《摩西词》（词作顺序）《黄人集》《迈波塘•吉公祠有感》，“一样芳心透露”（1)《迈陂塘•重至吉公祠有感，和前月初九日韵》，“一样苦心透露”《霓裳中序第一*和定庵补霓裳羽衣曲韵》，“看无缝天衣，舞风回雪”；“钧天新谱，只许掌上姮娥，梦里来觅”⑵“看无缝天衣风回雪”；“钧天新谱只许,掌上錨娥,梦里来觅”《金明池•和定庵韵》，“验吟腕飞龙骨出，未磨灭瓢犀啮处”;“被铎语唤转”⑶《金明池•同上》，“验吟腕，飞龙骨，出未磨灭瓠犀啮处”；“被铎谱唤转”《意难忘•和定庵韵》，“聪明偏被卿瞒”；“寻话味，验眉间，只心热颜寒。问春池为谁吹皱,岂不相干”（4)《意难忘》，“聪明惯被卿瞒”；“些个意，露眉间,肠热故颜寒。春水一池吹皱也，岂不相干”《貂裘换酒•归视妇病》（5)《貂裘换酒•将归视妇病，夜色甚恶，赋此》《前调•归舟次前韵》（6)《前调•归舟和前韵》《前调•舟中骄阳苦人,次前韵》，“桑林已被天乌据”（7)《前调•舟中骄阳苦人，戏赋，和前韵》，“桑林已被妖乌据”
《前调•舟中感怀，次前韵》（8)《前调•舟中感怀，和前韵》《声声慢•过王废基安定君浮厝处》(14)《声声慢•过王废基安定君浮厝处，和郑枫人玉句草堂词韵》《前调•壬子花朝叠前韵》，“又黄鹂、隔树惊人，睡魂销何许”（15)“又黄鹂、隔树惊人睡，魂销何许”《沁园春•美人泪》，“便鲛珠织恨，线穿不断。鸳壶缄怨，水薄难干”（16)“便鲛珠织恨，线穿又断。鸳壶缄怨，冰薄难干”《前调•美人唾》，“飞下随风”（17)《又•美人唾》，“随风飞下”《前调•美人汗》（18)《又•美人汗》《前调•美人气》，“算仰卿鼻息”(19)《又•美人气》，“箅仰卿鼻息”《前调•美人血》，“金谷花嫣”；“为写金丝忍痛镌”（20)《又•美人血》，“金谷花蔫”；“为写金经忍痛镌”《前调•美人骨》，“珊珊来迟”（21)《又•美人骨》，“姗姗来迟”《高阳台》（22)《高阳台•常州吕侠出其姊氏〈春阴词〉见示，立和二阕，近作》《前调•怀如南并及故里诸子》，“春风响”（26)《前调•前韵，怀汝南并及故里诸子》，“春雷响”《前调•怀金幼香并题铁佛寺诗后》，“怨秋风”；“却转眼萍纵同怅”；“从来相况”（27)《前调•怀幼香并题铁佛寺诗后》，“怨西风”;“却转眼萍踪同怅”;“从头相况”《前调•怀谢黛韫女士偭仙》，“开托狂生情量”；“可怒我，歌声荡”；“辜负锦肠求见恕”（29)“开拓狂生情量”;“可怨我，歌声荡”;“辜负锦肠术见恕”《前调•怀霞清》，“好才华、潦草花天葬”(30)《前调•怀潘霞青女士》，“好才华、潦草苍天葬”《贺新凉•咏西瓜》（32)《和心凉•咏西瓜》
案:此处比勘较为复杂,既存在《黄人集》所收各钞本、刻本的错误，也有《摩西词》手写者的舛漏，故须具体对待。第一首词牌应为《迈陂塘》,从《黄人集》。《迈陂塘》又名《摸鱼儿》、《买陂塘》、《陂塘柳》、《山鬼谣》、《双蕖怨》等。“苦”与“芳”在此处平仄均可，但稽之该词前句“人别一春花一月”，“芳”字较佳苦”或为形近而误，从《摩西词》。第二首，据词谱，《黄人集》的《霓裳中序第一》脱去一字，当依《摩西词》补。然《黄人集》又录《霓裳中序第一•霓裳羽衣曲不传,戏补之》，亦在相同位置脱漏一字，该词牌是否有新变体式，不得而知。不过本首《霓裳中序第一》当补“舞”字，否则词意不通。从《摩西词》。“掌上猫娥”应为“掌上姮娥”，《东南纪闻》云:“昔有诗客朱少游者，在街市间立卓买诗，以精敏得名。一日，有士人命以‘掏水月在手’一句为题，客应声云：‘十指纤纤弄碧波，分明掌上见姮娥。不知李白当年醉，曾向江边捉得么？’……诚可谓精矣。”⑯清人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七十九亦收入此诗。从《摩西词》。第三首，根据《金明池》词谱和词意，“出”字属上，从《摩西词》。“铎”为古代乐器之一，“铎语”比喻此乐器发出的声音，温庭绮《蒋侯神歌》有“巫娥传意托悲丝，铎语琅琅理双鬓”⑰张孝祥《三塔寺阻雨》曰“铎语时鸣塔，渔歌晚钓棱”⑱。“铎谱”未见文献记载，当是讹误，从《摩西词》。第四首,《摩西词》自注“下半曲与刻本同”。该词上半阕确实与《黄人集》迥异，《摩西词》为“心碎红珊，怎佯嗔饰笑，疏近都难。昵声分剩盏，使性裂轻纨。欺絮软,厌香残,弄花样多般。为粉郎从来眼大,不许窥斑”；《黄人集》为“锁骨珊珊，看一尘不染，一笑都难。灵心欺谢絮，淑德媲班纨。悲月缺，惜春残,情思有多般。日暮天寒曾倚处，尚剩湘斑”。又，下半阕与刻本不尽相同,也存在异文。“偏”和“惯”在此处平仄均可，但从词意来看，“偏”字较切，从《摩西词》。最后几句差异亦大，不过“皱也”符合格律，“吹皱”之“吹”在此处破律，从《黄人集》。第七首天”与“妖”平仄相同，符合格律。“桑林”当指传说中商汤祈雨之处，《吕氏春秋•季秋纪第九•顺民》言“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于是剪其发，曆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⑲。商汤为民请命，被视作有道明君，“桑林”也成为德化众生的福祉所在,故又为殷天子乐名，以示祥和。“妖乌”为恶鸟，《汉书•五行■(元）佚名：《东南纪闻》，卷二，清守山阁丛书本。⑰(明）曾益撰,王国安点校:《温飞卿诗集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页。⑱（南宋）张孝祥撰,徐鹏点校:《于湖居士文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7页。⑲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479页。
志第七中之下》记载“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预示楚王刘戊的谋反，“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昭帝元凤元年，有乌与鹊斗燕王宫中池上”，又是燕王刘旦作乱的象征，“京房《易传》曰：‘专征劫杀,厥妖乌鹊斗。’”■。“桑林已被妖乌据”既指求雨不得，切合“骄阳苦人”的主题，也表现了作者对于社会动荡的深切忧虑，从《黄人集》。第十五首，稽之《西子妆慢》词谱，“睡”字属上，从《黄人集》。第十六首，《黄人集》有小序“自刘后村至本朝诸家咏美人一身几尽,戏补六题，以消长夜”。“不”与“又”平仄相同，符合格律;“水”与“冰”在此处平仄均可。“线穿”句当从佛典化生，唐代高僧道世所撰《法苑珠林》有：“第二忉利天受生者，依《毗耶娑仙人问佛经》云：‘大仙当知，三十三天游戏受乐于树林中行。见彼天子天女同一处坐，心喜爱乐，速生彼处。如线穿珠，牵线珠走，不生异道……’”■切利天(Trayastriméa)又名三十三天，属于欲界，李商隐《安平公诗》言“一百八句在贝叶，三十三天长雨花”■。本词以忉利天中“如线穿珠”的欲想，形容思妇怀人之“心喜爱乐”的情绪。而据“美人泪”的吟咏题旨，思妇难见离人的悲痛着实大于回忆的甜蜜。“线穿”的过往因为残酷的现实而显苍白，悲痛压倒“爱乐”，遂生“异道”，即可表现为“线穿又断”的“织恨”，从《黄人集》。女主人公的思念与忠贞隐喻词人心向往之的高洁品质，而冰之洁净与人之清高在文学作品中具有密切关系，故“冰薄”较“水薄”为佳。鲍照《代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其一“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都是这种品质的追求与自道。从《黄人集》。第二十首，“金谷花”当指石崇绿珠事。《晋书•石苞传》云：“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时在金谷别馆，方登凉台，临清流,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史载孙秀怀恨在心，矫诏收崇。大军已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金谷花”涵义凄惨，又前一句为“尽乌江草惨”，用霸王别姬典,故本句“蔫”字为善，从《黄人集》。《旧唐书•后妃上》讲到唐玄宗初次召见杨玉环，“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太真资质丰艳,善歌舞,■(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415—1416页。■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卷二《第二诸天部•受生部第四》，中华书局,2003年,第61页。■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第60页。■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6页。■李云逸:《王昌龄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59页。■(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三《列传》第三，中华书局,W4年，第1008页。
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杨玉环从道士到贵妃，最终死于马嵬兵变，王扶的《马嵬怀古》感叹曰：“曾写金经墨数行，情缘空付断头香。何如放去雪衣女,犹得殷勤问上皇。”■本词开篇即为“红汗太真”，此句极可能亦写太真之事，“金经”比较合理,从《黄人集》。第二十九首，“托”与“拓”均为仄声，符合格律。但“开托”二字在古代文献中绝少连用，“开拓”也到了晚清才出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十七回《恣儿戏末秩侮上官忒轻生荐人代抵命》有:“我道：‘他说要开拓生番的地方，到底不知开拓了多少？’”■又以词意观之，“红豆满箱春一片，开拓狂生情量”比较确切，从《黄人集》。“可怨我”前一句为“不是文姬能识曲，抱青琴、早向梅根葬”，借蔡文姬奔走离乱之世，透露词人对谢黛韫杳无音信的惆怅。“可怨我”较“可怒我”符合词意,从《黄人集》。“辜负锦肠求见恕”为正，“术”于意不通，当是形近而误，且此处应用平声字，从《摩西词》。表内其他异文，属于两可或互参的情况，不一一赘言。另有毛边纸一页，录《黄慕庵送章太炎去苏州》诗，因题“叔远钞”，可确定为金鹤榊手迹。在《黄人集一二•编年集四》中，有《送章太炎归浙江》诗，两者内容基本相同。“去”为“离开”之义，“去苏州”与“归浙江”同指章太炎迫于清廷追捕的压力，辞去东吴大学堂教席而赴浙江一事。《送章太炎归浙江（去苏州）》由两首七言律诗组成，其中金鹤狲钞本遗漏第二首首联“缮葺高文破坏才，擘空飞去挟山来”。仅有一处异文，为第一首颔联出句，《黄人集》作“久分好头论价值”，金鹤狲书“久分头颅论价值”。从格律上看两者均可，但案之本联对句“从他谬种竞生存”，《黄人集》对仗更工。此处当以《黄人集》为是。四辑佚小楷钞本《摩西词》第九阕《龙吟曲•为忍华题古铜诗仙牌》为《黄人集》所无，词曰：诗仙几辈生天，独余一物流连久。龙文交缘,金声掷地，千年苔绣。想得当时，刻标画壁，摩挲怀袖。沾才人精爽，不甘消蚀，还付与，雕龙手。未殉秋坟骚骨，和花签酒筹厮守。沉埋多少，真王麟券，通侯螭纽。文字缘深，江山俊气，吉金同寿。况真灵位上，头衔两字，君应除授。■(后晋）刘昀等:《旧唐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8页。■(清）汪学金:《娄东诗派》,卷一,嘉庆九年诗志斋刻本。■吴趼人撰,张友鹤校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73页。
案:翁永孙，字忍华，常熟人，黄摩西同乡，翁同龢侄孙。忍华曾辑叔祖《瓶庐诗钞》六卷,当是翁同龢逝世后首次作品结集,其中“诗二百八十五首，诗余十三首，文四十二首”■。《诗钞》有民国二年（1913)常熟开文印刷所铅印本。黄人与翁永孙的交游未见相关文献记载，有待考查,不过据陈旭轮回忆,“翁松禅(翁同龢，号松禅一笔者注）相国戊戌后乡居，颇注意乡邦后进,其日记中有记与外甥俞荆门氏谈黄振元（摩西原名）才高学博后生中可造材焉之语……其为前辈所注意又如此，其才之卓异可知矣”■。黄人既得到翁同龢的认可,翁氏家族其他成员与之交往亦为常情。“壕”即“篆”，指诗仙牌上雕刻的花纹。“金声掷地”，《晋书•孙楚传》云:“（孙绰）尝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刻标画壁”，传说唐代开元年间，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在旗亭比诗，若有歌伎吟唱己作，则“引手画壁”记录数目，以多为优■。“秋坟骚骨”，唐代李贺《秋来》诗曰：“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鲍家诗”指鲍照《代蒿里行》“赍我长恨意，归为狐兔尘”。清人王琦在李贺此句下注“鬼唱鲍家诗,或古有其事，唐宋以后失传”；姚文燮注“因思古来才人怀才不遇，抱恨泉壤，土中碧血，千载难消，此悲秋所由来也”■。姚注亦可为本词注脚。“麟券”即“麟符”，《新唐书•车服志》有：“传信符者，以给邮驿，通制命。皇太子监国给双龙符，左右皆十。两京、北都留守给麟符,左二十，右十九。东方诸州给青龙符，南方诸州朱雀符,西方诸州驺虞符，北方诸州玄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进内，右者付外。行军所亦给之。”■“通侯螭纽”，“通侯”，《战国策•楚策》提及“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南宋的鲍彪指出“通侯”本作“彻侯”，“汉讳武帝作‘通’，此亦刘向所易也”■。查《汉书•百官公卿表》，确实如此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翁永孙:(瓶庐诗钞跋》，翁同龢著、朱育礼、朱汝稷校点：《翁同龢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55页。■陈旭轮:《关于黄摩西》，时萌:《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258页。■《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第1544页。■参见（唐）薛用弱:《集异记》之《王涣之（王之涣）》条，中华书局,1980年,第11一丨2页。■(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5—56.219页。■(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页。■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卷第十四楚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54,762页。
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f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金印紫缓，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唐人颜师古认为“通侯”之名“言其爵位上通于天子”■。“通侯”是二十级军功里面的最高爵位，汉初封给异性大臣，其“金印紫缓”的规格待遇与丞相、太尉、太师、太傅、太保同，较“银印青缓”的御史大夫为显贵。“螭纽”即龙形印纽，《辽史•仪卫志三》言传国宝，秦始皇作，用蓝玉，螭纽，六面,其正面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鱼鸟篆,子婴以上汉高祖。”■本词为黄人所作的可能性较大。一方面，“沉埋多少,真王麟券，通侯螭纽”与黄人怀才不遇的思想较为接近；另一方面，黄人是南社早期成员之一，“学习龚诗，反对同光体，是南社诗人共同的倾向”■。黄人对龚自珍的诗词特别喜爱，•曾遍和其《无着词》、《怀人馆词选》、《影事词》、《小奢摩词选》、《庚子雅词》和《集外词》。本词中的“文字缘深”化用龚诗“多君婚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又为仿效之例证。五结论综上所述，南京图书馆所藏《黄摩西和金病鹤送春诗》稿本有四大价值:一是该稿本较为稀见,不在目前学界所知黄人研究文献范围之内；二是稿本《送春诗》可以校正《黄人集》(亦即钞本《送春诗》)的讹误;三是稿本所附《摩西词》可以与《黄人集》互相参照,择善而从；四是发现了黄人佚作一篇。■《汉书》，卷十五上,第？39—740页。■(元）脱脱等:《辽史》，卷五十七《志》第二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第913页。■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页。■(清）龚自珍:《己亥杂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512页。
在思考中昇華—王國維寫作《漢魏博士考》的前前後後王思豪*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靜安先生是近代國學大師,他的《漢魏博士考》一文以開闊的眼界重新審視習見史料,用一篇不長的文字把戰國末至魏時期博士一職的興衰更替考證的精密入微，乃學術經典之作，胡適先生認為此文“是一篇結總賬的文字，在敎育制度史上、經學史上、思想史上,都很重要”。靜安先生在撰寫此文之前，考證兩漢博士的文章，已有胡秉虔《西京博士考》、張金吾《兩漢五經博士考》兩篇。靜安先生的文章係為晚出，卻能夠後出轉精，被譽為經典。我們不禁會問:靜安先生在思考過程中是如何覓得學術增長點的呢？他在寫作此文時，對胡、張二文有沒有參考呢，有什麼樣的評價呢？在寫作此文的過程中，又受到何人指點？其間又發生了哪些軼聞趣事呢？靜安先生在1916年7月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今年上半年成績，共得書一百五十葉，得七萬五千字，其中當以《樂詩考略》與《魏石經考》為可存。不知下半年又復如何耳?”①1916年2月，靜安先生從日本回國,至上海，應英籍猶太人哈同（SilasAaronHardoon)之聘,主持《學術叢編》，又兼任哈同創辦的倉聖明智大學經學敎授。歸國後，靜安先生繼續勤於殷周漢魏金石及古史的硏究，筆耕不綴，上半年相繼撰成《史籀篇疏證》及序、《流沙墜簡考釋補證》及序、《周書•顧命考》及序、《殷禮徵文》、《釋史》、《樂詩考略》、《魏石經考》等，成果豐碩，而下半年又該如何？能否找到有價値的學術選題呢？靜安先生一直在思考。*王思豪：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①（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118頁。
可喜的是在7月19日致羅振玉的信中即說近日作《兩漢博士考》，已略具眉目，以後便擬作未改字《尙書》校注矣。”靜安先生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學術增長點，撰寫《兩漢博士考》。靜安先生起初只是擬作《兩漢博士考》，而非《漢魏博士考》，如在7月22曰致羅振玉信中也說道:“日來作《兩漢博士考》，稍有眉目。”哪何以後來改之呢？這大概與靜安此前撰寫《魏石經考》和《尙書釋文》有關。靜安在寫作《魏石經考》時，即已對魏博士有所關注,曾懷疑石經文即為壁中書的支流，又認為陸德明所謂“依傍字書改變經文”的做法是自魏時已如此，而魏時非常重視字指之學，“博士如邯鄲淳、蘇林、張揖輩，皆明於字指者（魏時試博士弟子，亦以字指，見《王肅傳》注弓I«魏略》)o”據此,靜安即推測出“《古文尙書》當於此時還原製造，而偽孔襲之”。《尙書釋文》已於1916年7月印成，靜安認為魏博士所授即已是古文，不是今文《尙書》用馬、鄭、王肅注，這一事在《三國志_魏書•高貴鄕公髦傳》中有記載。靜安先生正式提出《漢魏博士考》一名的時間是在1916年8月15日致羅振玉的信中：前函言擬作《先秦儒學考》，此事頗不易，因擬先作《漢魏博士考》，此亦須兩卷書，較之昔人作《傳經考》者似稍核實。連日翻檢前四史，覺各經立博士事頗有可研究，前人所說,往往未了了。又細讀《魏志高貴鄉公記》，知魏時馬、鄭《古文尚書》已立博士，又魏所立諸經殆全用後漢末諸家，與漢世絕不同，則魏石經所刊《尚書》或即用馬、鄭本，此又與魏石經有關係者也。《先秦儒學考》，先前名為《先秦儒術考》,如靜安在8月10日致羅振玉信中即說:“近成績甚不佳，思作自十餘頁至四五十頁之短文，題目頗不易易。數曰覓題,擬作《先秦儒術考》。”靜安撰《漢魏博士考》一方面是為撰寫《先秦儒學考》做前期準備工作，同時又受到了前此撰寫《尙書釋文》和《魏石經考》的影響。學術發展中的轉捩點往往就是學術硏究的增長點，靜安先生深悟此道，“余撰《魏石經考》，怪漢石經諸經皆用今文本,而魏太學石經全用古文經，因思學官今古文之代謝,實以三國為樞紐，乃考自漢以來諸經立學之沿革，為《漢魏博士考》”（《觀堂集林》卷二十一《書績溪胡氏〈西京博士考〉昭文張氏〈兩漢博士考〉後》）。“代謝”、“樞紐”即是學術嬗變的關鍵點，三國是漢晉學風變遷的策源地。靜安在撰寫《漢魏博士考》的過程中,有一個重要人物不得不說，那就是羅振玉。靜安一有寫作心得，即致信羅振玉以吐心中之快，如在1916年8月15日致羅振玉信中說道：今日鉤稽漢博士事，知漢時閭裏師所教除《倉颉》外，為《爾雅》、《孝
經》、《論語》，其次序即如此。自此以後，專一經則為經師所授。孝文時置《爾雅》、《孝經》、《論語》博士，至孝武廢之者，非廢其書，乃因此三書人人當讀，又人人自幼已受之，故博士但限五經。從各方面核之，此説確有證據，甚可快也。靜安先生學而有所獲的洋洋自得之情溢於言表，這種情緒很自然地也感染了羅振玉。羅振玉在8月21日回復靜安的信中辟頭即說知近撰《漢魏博士考》，心得不少,至以為快。”靜安先生撰寫《漢魏博士考》的心得旣多，但還沒有見到胡秉虔《西京博士考》、張金吾《兩漢五經博士考》二書。靜安先生第一次知有胡書之名，是在1916年8月27日翻閱《匯刻書目》時獲悉,他在此日致羅振玉的信中說今日閱《匯刻書目》，知淸溪胡秉虔有《西京博士考》二卷,刻於錢氏所刊《藝海珠塵續編》中。其書商務無有，恐唯繆老有之，然卻不願往借也。”胡秉虔，約1810年前後在世，字伯敬，一字春喬,胡匡衷的侄子,安徽績溪人。錢氏是指吳省蘭的女婿錢熙輔，吳省蘭於嘉慶年間編輯叢書《藝海珠塵》，凡八集，一百六十余種，錢氏又續輯二集，四十二種。靜安於《匯刻書目》中知胡書存《藝海珠塵續編》中，可羅振玉卻以為存於《藝海珠塵》中，他於1916年9月3日致靜安的信中說《藝海珠塵》定當有之。郵奉《博士考》一冊備檢。”可第二天羅振玉檢查自己所藏的《藝海珠塵》，發現並無此書，只好以“不知何故”回覆靜安。靜安在9月1丨曰寫信給羅振玉時說《西京博士考》乃在《續珠塵》中，《珠塵》自無之，非公本有缺也。”不管提供消息可靠與否，羅振玉在靜安先生撰寫《漢魏博士考》的過程中，關懷是一定殷切的。9月14日，《漢魏博士考》上卷已寫出初稿，下卷尙未寫出，靜安先生自己也懷疑地說:“不知月杪能竣事否?”然至此時’靜安先生還不知道有張金吾《兩漢五經博士考》一書，知道並且和張書有個邂逅是在9月18日，他在此日致羅振玉的信中雲：昨無意中在柳店架上見張月霄所撰《兩漢五經博士考》三卷（張氏刊本），連序僅五十四育，分釘二本，以二元得之（分文不讓）。順道赴張孟劬古諭軒之約，遇孫益展德謙。益庵蘇人,歷舉月霄著述，雲不知月霄有是書也。惟前有孫子潇、李申耆二序，李序見《養一文集》，孫序想《天真閣集》亦必有之。惟張書實罕見（後知《花雨樓叢書》中實復刊之），其書採取頗博而乏鑒裁及條理（第三卷題名中乃有六七十人實非博士，而據姓氏書及
之者，其書可知矣），藏書家之所得宜止於此。然維作《漢魏博士考》卻不可不見是書也。《月霄年譜》中想必及此事也。張金吾《兩漢五經博士考》是靜安先生走訪上海柳蓉村書店時所偶得。張金吾(1787-1829),字愼施，別字月霄，昭文（今江蘇常熟)人。靜安認為張書雖有博取的優點，但缺點是鑒裁不嚴，條理不明,可是也說到了自己寫作《漢魏博士考》一文,張書是不得不要參考的。相比較而言，靜安先生對胡書的評價就非常的低了。這裏必須補充一下靜安撰寫《漢魏博士考》的進程—靜安在9月9日致羅振玉信中云:“近日續作《漢魏博士考》上卷略成，為各經員數職守等，下卷則題名也。”在9月25日致羅振玉信中云：“明日寫《漢魏博士考》上卷可畢，得二十六七葉，下卷下月上旬亦可寫了。”在10月22日致羅振玉信中說《漢魏博士考》(共三卷,總考一卷，兩漢一卷’魏及吳蜀一卷）已寫成二卷，尙有魏一卷未鈔，本擬此月卒業，因校《家語》三日，恐不能矣。”在10月28日（舊曆十月初二）致羅振玉的信中說：“《漢魏博士考》已於上月杪寫成，計得三卷（八十六紙）。”至此，王國維寫作《漢魏博士考》業已吿竣。靜安先生撰寫《漢魏博士考》一書，自1916年7月19日的“略具眉目”至10月28日的“三卷吿竣”，共三餘月的時間，可是在這個過程中卻一直沒有見到胡秉虔《西京博士考》一書。靜安在10月28日致羅振玉的信中即說而胡春喬所撰《西京博士考》訖未見,乃於廿八日鼓勇往藝風處假之。”胡氏書究竟如何？靜安先生於信中評曰：“胡氏《博士考》甚劣,乃不知博士與博士弟子之別’尙不如張月霄書。”11月5日羅振玉在回復靜安的信中也譏胡氏道：“胡《博士考》不能分博士及博士弟子，此誠駭人聽聞,較《元詩選》選《寶繪錄》中偽詩，尤可笑矣。”《元詩選》是淸人顧嗣立編選的元代詩歌總集，選詩有不精不妥之弊，羅振玉所嘲的是《元詩選》選《寶繪錄》中偽詩事，如畫家集皆根據《寶繪錄》收錄，房山高克恭詩即是一例。這裏又有了一個疑問，即靜安先生撰寫《漢魏博士考》期間，發現有胡秉虔《西京博士考》一書的時間是在邂逅張金吾《兩漢五經博士考》一書之前,為何遲遲不去找胡書來參閱呢？這對嗜書如命的靜安先生來說，豈非怪事？他明明知道胡書“繆老有之”，即綴筌孫藏有此書,卻又為何“不願往借也”？為何到了10月28日書成之後，又“鼓勇往藝風(即繆荃孫）處”借閱胡書呢？這時的勇氣何來？靜安先生與繆签孫之間有什麽過結嗎？這恐怕也與羅振玉有關。縁圣孫（1844—1919),字筱珊,號炎之，晚號藝風，自稱藝風老人，江蘇
江陰人,是當時宿學,與羅振玉有戚誼關係。羅振玉的孫子羅繼祖曾稱繆荃孫“為公（羅振玉）前輩姻丈，然公極薄其為人，除論學外,議論多不合，故割中多微詞，甚至稱其為‘繆種’”②。羅振玉對繆圣孫的微詞,也經常出現在他致靜安的書信中，如1915年致信云繆先生函奉覽，竟不知其作何語也。此老是否今年七十也?”1916年4月14日致信云繆老見否？其議論必有奇特可喜者,其門首厶寓字已刮去，可鄙亦可笑也。”羅振玉對綴筌孫的鄙薄之意，時常見於筆端。在靜安先生撰寫《漢魏博士考》期間,羅振玉身在日本，而靜安與繆荃孫同居滬上，羅與繆之間的微妙關係，不得不讓靜安先生有所警覺。在靜安先生致羅振玉的書信中，也常常向羅振玉彙報繆荃孫的一些糗事以及自己與繆不得不進行的交往過程，如在1916年2月18曰致羅振玉的信中說道前日在蟫隱邂追藝風,因問江晉三所著韻學書。渠言舊有之……渠又言……其荒謬大率類此。”2月21日致羅振玉信云藝風處到後十日未往，而於蟫隱邂逅一次。渠見乙老，詢維甚力，乙老勸往拜，殆有相怪之辭。昨因雨甚不能移居，因冒雨訪之。談古書事，頗有異聞……藝言甚佳（不知信否）。”4月21日致羅振玉信云繆老久不悟，唯聞敬公言,其對傅仁兄咨嗟惋惜耳。”傅仁兄即是傅增湘。靜安不僅向羅振玉彙報繆荃孫的奇聞異論，而且還向羅振玉轉述報刊雜誌上發表的繆荃孫行事，並對此予以臧否,如在1916年5月初致羅振玉信中有云：報又栽藝風事，可笑之至，世有此人，真讀書者之羞也。盛宫保去世。江陰戰爭大約可了，昨日《時事新報》謂炮臺變兵已由藝風托人經手以七萬元買收槍炮，前此要求南京不派兵進攻，亦由黨人以勸進事恫嚇老藝，並誘以利，使聯名電宵，寧即以疏通責彼，亦許以酬報，此等恐未必盡實，然空穴來風，亦有以致之也。靜安先生以為繆荃孫作為一個讀書人卻穿梭於政治黨派之間，獲以名利，這是對讀書人的羞辱。不僅如此,繆荃孫兜售珍本古籍事,靜安先生對此也頗有微言，如1916年9月9日致羅振玉信云藝風售宋板書十六種於小袁，得二萬元，其中最佳者為《唐書》，他無有也。”小袁,即袁克文,袁世凱次子，人稱“二爺靜安先生對繆圣孫似乎也無好印象，所以他不願往借書，可1916年10月28日為何又鼓起勇氣去借書了呢？這股勇氣何來？這大概與哈園寫“啟文”一事有關。在靜安先生]0月14日致羅振玉的信中說道：連日哈園正在開廣倉學會之際，此議初發時某君屬作一啟，乃隨意寫空話數百字與之，而六十余老人乃更作一啟發布。此事在維以為脫此關②《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19頁。
係，深以為幸。景叔不知因何故，與之大啟衡突，力詆為荒謬（誠然荒谬絕倫），而繆藝風亦大反對。某複印維所撰啟以示繆，繆乃贊成。哈園，即哈同花園,是哈同在上海建造的私人花園，又稱愛儷園。愛儷園取哈同名字中一個“愛”字，取哈同妻名字中一個“儷”字,因為哈同的全名是歐司•愛•哈同,他的妻子名叫儷穗,姓羅，又號迦陵，法名“大綸”、“太隆”。哈夫人是個中法混血兒,是哈園“院長”，擬在哈園設廣倉學會，靜安先生曾代其撰寫《創設廣倉學會啟》一文,繆荃孫對“啟文”予以讚賞，這恐怕是靜安鼓起勇氣前往拜見閱書的主要原因之一。靜安先生假得胡秉虔《西京博士考》一書，閱後久未送還,在1916年11月致緣签孫信中說:“前承假《西京博士考》，久已閱畢，因思趨候起居,是以久未送上”,又因填事繁忙，亦並未親自登門拜訪還書，“頃因筆墨頗忙，訖未得閒，特遣人送呈,諸察收為幸”，只派人代為送歸，又說:“胡春喬考博士，乃不知博士與博士弟子之別，頗覺駭人。張月霄《兩漢博士考》,雖採取較博,亦無鑒裁”，對胡、張二書的評價與致羅振玉信中所說也並無二致,只是說:“維本擬補此二書，因二書全無可用，故另撰為《漢魏博士考》三卷，印成再行奉敎”，言外有意,文人之交蓋是如此！
譚雲山: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孟昭毅*譚雲山（1898-1983)和中國唐代大德高僧玄奘一樣，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不同之處在於玄奘是“西天取經”，譚雲山是“東土送經”。玄奘取回的是74部1335卷佛敎之經，而譚雲山送去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之經。玄奘將印度佛敎的精華，在中國發揚光大,譚雲山則將漢語和中國文化在印度廣泛播揚。幾千年來，中國僧俗兩眾以做學生的心態虛心學習印度的學問，而譚雲山則以做先生的“聖者”之姿,贏得了廣大印度人民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推崇。譚雲山一生在印度的努力眞正實現了中印兩國間文化的相互交流，開創了當今印度蓬勃發展的漢語敎學和硏究中國文化的大好局面。譚雲山在中印人民心中“白馬投荒”的精神永存。譚雲山是湖南茶陵人。早年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時就接觸到新文化和新思想，曾受到以毛澤東為首的左傾同學們的影響，立志要到法國去“勤工儉學”，然後參加革命。恰巧當時自幼被當作“豬仔”賣到東南亞去為殖民者當勞工的華裔逐漸富裕起來，他們希望國內的敎師去敎他們的子女。長沙是醞釀内地知識份子去南洋敎華僑子女學習的中心之一，譚雲山參與其中①。他的計畫是先去南洋呆上幾年，然後繼續西行去歐洲。1924年，他到南洋敎書、辦報，但對當時在中國掀起“泰戈爾熱”的主角早已慕名已久。並於1927年7月在新加坡見到印度“詩聖”泰戈爾，“他一見到這位詩聖，一聽到詩翁的談吐,那腦海裏的星光就被一輪明月遮蓋，使他想起了玄奘，想到了天竺,他覺得泰戈爾是天竺的眞正象徵。他向泰戈爾談及自己的人生理想，也談及對天竺的嚮往。泰戈爾很喜歡這位熱情有理想的年輕中國人，就眞摯地邀請他去印度參加國際大學的工作，他就滿口答應了。”他於翌年到了孟加拉邦“和平鄕”的國際大學。泰戈爾給他特殊待遇，把他安排在和平鄕最豪華的“塔塔”招待所住下，還吩咐庶務先生，如果他吃不慣印度飯,就做考究的“西餐”給他吃。可是，譚雲山到印度同事*孟昭毅:天津師範大學津沽學院副院長。①同時參入的還有長沙鄉下兩姐妹陳乃蔚和陳萊笙，後來陳乃蔚在南洋和譚雲山戀愛結婚。
家一看，一些學術造詣極高的印度長老，生活都很艱苦,他就想：“我們生當現世，應當抱一種吃苦精神。尤其是我看了一些印度敎授們那種淸苦的生活,就是要吃西餐也會吃不下去。”他於是選擇吃印度飯。②1928年9月，譚雲山來到泰戈爾的國際大學,從此他為中印兩國的文化交流事業貢獻了畢生心血。他先在國際大學學習梵文並硏究佛學和印度文化，還開設了中文課程。同時，他不斷給國内報刊寫文章，介紹印度政局，介紹印度文化,不僅為國内的印度硏究提供了及時而又準確的資訊,而且他有關印度時局的評論文章也寫得很深入精彩。1931年，他周遊了印度，次年即完成《印度周遊記》一書,1933年出版。他在《印度周遊記》的《記前》中寫道我來印度，還是在四年前。原來的計畫，是想縱不能如玄奘大師留居那麼久，至少也要以五六年的時光消費在印度：先以五年住學，從書本硏究印度之語言、文學、哲學、宗敎、文化等學問;後以一年或半年周遊，作實地考察印度之古跡、名勝、社會、風土、人情等狀況。在五年住學之中,又打算以三年在東印度詩哲泰戈爾之聖地尼克坦國際大學，以兩年在西印度聖哲甘地先生之沙壩麻地Sabarmati眞理學院SatyagrahaAshram。然後再實行中印民族之結合與中印文化之溝通,一面恢復兩國過去的舊情誼，一面創造兩國未來的新關係。”③也就是說，他到印度後，就下定決心以玄奘為榜樣，終生致力於中印文化交流的偉大事業。書中還有這麼一段話中印這兩個姊妹國家，這是我自幼讀書以來，即念念不忘的。我總覺得:印度這塊地方，是不可不到的，印度這個民族，是萬不可不注意。而印度與中國的關係，更是特別重要中的特別重要。”④1931年，譚雲山離開印度。離開前，他和印度朋友商量了一個計畫，想多招收幾個中國學者到印度，在國際大學辦個中國學院,即現在孔子學院一類的海外學校，目的在於講授中文和傳播中國文化。在國際大學開展中印文化交流是泰戈爾1924年到中國訪問時提出的,當時沒有辦成，現在這個重任落到了譚雲山的肩上。譚雲山先到馬來亞，攜帶家眷回國，然後到上海任敎，並不斷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介紹印度的情況，同時他還不停地為中印文化交流奔波。1933年，在譚雲山的多方努力和倡議下，在國民政府和各界名流的積極支持下，首先成立“中印學會”。首任理事長由蔡元培擔任,譚雲山任秘書，負責處理具體事務。泰戈爾聽到這一消息，喜出望外，他於1934年4月18曰寫了一封②譚中：《父親譚雲山平凡偉大的一生》，譚中編：《譚雲山與中印文化交流》第34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③譚中:《父親譚雲山平凡偉大的一生》，譚中編:《譚雲山與中印文化交流》第34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④譚雲山：《印度周遊記》，1993年,南京:新亞細亞學會出版。
給“中印學會”創辦會員（包括蔡元培、戴季陶、于右任、太虛法師、梁漱溟、周穀城、徐悲鴻等知名人士）的英文信,先寄給譚雲山，然後由譚雲山翻譯分發。泰戈爾這樣說諸位發起中印學會，以圖恢復中印文化之溝通與人民之聯合，此實為吾輩畢生所致力之事業”、“唯此偉大學會，所以保持兩國文化之永遠交流”、“宜速即於此間建一中國學院”等等。1934年春,譚雲山再次赴印，帶去了中國政府方面的資訊，並與泰戈爾具體商談建立中國學院事宜。4月，泰戈爾寫信給戴季陶，提出建一座“中國大廈”及所需費用問題。同時，他還寫了兩封熱情洋溢的信,分別給中國人民和中印學會。對於這兩封信,譚中先生評論說除了對他本國以外，印度詩聖泰戈爾從來沒有對任何國家表示過他對中國的這麼熱情洋溢的友誼。”⑤5月，戴季陶寫信回應泰戈爾,表示要逐步實現中印交流的計畫。10月，譚雲山回國,並帶回泰戈爾的四封信，分別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司法院長居正、中央硏究院院長蔡元培和戴季陶。譚雲山用了一年多時間，在中國募集到足夠建築中國學院的款項，購買了10萬卷中文圖書,以及捐助到的圖書約5萬卷。1935年，他的《印度叢談》出版，其中介紹了印度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宗敎、社會等各方面的情況，為中國學者進一步瞭解印度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林承節先生說譚雲山可以說是我國近代以來第一位對印度瞭解最全面最深入的人，他的介紹很好地起到了幫助中國人民較多地瞭解印度的作用。”⑥1936年，譚雲山先生帶著所籌集的款項和書籍回到印度，國際大學立即選擇了一塊最好的位置開工興建中國學院。1937年4月14日，正値孟加拉新年，中國學院建成並正式揭幕。至今淺黃色的中國學院大樓仍然是整個國際大學最好的建築。泰戈爾不僅親自主持揭幕式，而且還發表了激動人心的長篇講話。甘地和尼赫魯都寫信對中國學院的成立表示熱烈祝賀，並因不能出席開幕式向泰戈爾表示歉意。甘地在給泰戈爾的信中說:“如果我不是要在當天去貝爾高姆，我一定會去看開幕式同時也探望你與聖地尼克坦的……儘管這樣，我在精神上會同你們一起。祝願中國學院成為中印兩國當今來往的象徵。”他同時也給譚雲山寫了信，說:“我們希望開展兩國之間的文化交往。你做了有價値的努力’祝你成功!”⑦尼赫魯在給泰戈爾的信中寫道:“生病竟會使我不能參加明天在聖地尼克坦舉行的中國學院開幕儀式,使我不能實現我的諾言，對此我⑤譚中:《父親譚雲山平凡偉大的一生》，譚中編：《譚雲山與中印文化交流》第44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⑥林承節:《中印友好關係史:1851-1949》第232頁。⑦譚中:《父親譚雲山平凡偉大的一生》，譚中編：《譚雲山與中印文化交流》第49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
感到非常慚愧。我很少遇到這種情況，我答應時是抱著充分信心能參加到這偉大典禮中來的—它的偉大在於它勾引起對遠古往昔的回憶，偉大也在於它使我們寄望於將來的同志關係，能使中印兩國更緊密聯繫起來。過去我們有那長久的友好交往和相互影響的歷史，從未受到政治衝突和侵略行為的干擾！我們一直是在思想、藝術、文化方面進行交換，取長補短，彼此豐富各自的文化遺產。”⑧在中國方面,當得知中國學院要正式開幕的消息,蔣介石特地發電報給泰戈爾表示祝賀:“中國學院成立,曷勝欣慰，願共同努力發揚東方之學術與文化，以進人類於和平幸福之域而謀大同世界之實現，謹電馳祝，並頌先生健康。”⑨蔡元培、戴季陶、陳大齊也聯名給泰戈爾發去賀電，其文字與蔣電大同，只是最後增加一句謹以至誠祈中印文化合作偉大之成就，並祝先生曁諸同志健康。”⑩我們注意到，尼赫魯的信和蔡元培等人的電報中，都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同志”一詞,這說明,兩國政治和文化界的確有志同道合之感。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的建立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座中國學院可以說是印度國土上的一塊中國文化試驗田。在大樓櫃子裏的圖書都是中文，人們之間的交流也以漢語為主，直到現在一切都沒有改變。如果說杭州靈隱寺的“飛來峰”是“梵來之峯”，那麼，印度西孟加拉邦聖地尼克坦的中國學院就是“飛去峰”即“華去之峯”。這是近代以來中印關係發展的結果，為實現兩個偉大民族相互瞭解、增進友誼的強烈願望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從此，兩國學者的交流有了一個重要的基地,並為培養兩國文化硏究的人才和深入開展硏究提供必要的條件。事實也確實如此，在以後的歲月中，不斷有中國學者到那裏去學習印度文化，那裏也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學習中國語言、硏究中國文化的印度專家學者。至今“中國學院”制定的辦學宗旨:“硏究中印學術，溝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聯合中印民族,創造人類和平，促進世界大同。”作為匾額還題寫在中國學院最醒目的牆上，為此譚雲山做出了長期艱苦卓絕的努力，其汗馬功勞，赤誠心志，將為後人永記。中國學院建立以後，譚雲山在學院任敎。但是，不久“盧溝橋事變”，抗曰戰爭全面爆發。譚雲山於1938年回國，帶回了泰戈爾致蔣介石的信，還帶回了國大黨主席鮑斯的信，聲援中國的抗日戰爭。1939年，譚雲山將夫人和兩個孩子接到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全身心的投入那裏的工作。同年,他為促成尼赫魯訪華做了重要工作。1940年，他極力促成戴季陶訪問印度，並陪同戴季陶會見聖⑧同上，第50頁。⑨同上，第54頁。⑩同上，第54頁。
雄甘地。同年又促成老朋友太虚法師為首的中國佛敎代表團訪問印度。1942年，蔣介石訪問印度期間，安排尼赫魯與蔣介石見面，並陪同蔣介石夫婦參觀國際大學。譚雲山先生的子嗣譚中先生說譚雲山在抗戰時期經常在印度和中國的報紙上發表文章，使印度朋友瞭解抗戰的眞相，不被日本和其他法西斯宣傳引入誤區，也使中國同胞瞭解印度朋友對中國抗戰的支持與同情。”■1944年，譚雲山通過中印學會促成時任貝拿勒斯印度敎大學校長的印度著名哲學家拉達克裏希南到中國重慶等地講學。由於譚雲山在抗戰期間對國家和民族做出的貢獻，所以在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他回國接受國民政府頒發的“勝利勳章”。1947年,譚雲山回國在長沙辦大同學校。1948年,他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文化專員又回到聖地尼克坦工作。解放後譚雲山先生為中印文化交流繼續做貢獻。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譚雲山以長沙第一師範老同學的身份從印度給毛澤東主席寫信，提出三點建議:第一，國際上不要“一邊倒”;第二，加強中印團結友好;第三，國共和平解決糾紛。沒有等到回音。1952年，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到聖地尼克坦看望譚雲山，再次促使譚雲山成為中印文化交流的風雲人物。1956年9月，譚雲山應邀回國訪問並參加國慶觀禮。這是他解放後第一次回國，在長達兩個月的時間裏，他走訪了許多城市。最讓他難忘的是，在中南海見到毛主席。毛主席說,當時接到信以後，怎麽也想不起你譚雲山這個人，後來想起來了。還說:“當時你的三點建議，我考慮了，但只能接受你的第二條。”譚雲山在北京還見到劉少奇、周恩來和李維漢。他和周總理談話時間最長,周總理讓他為增進中印友誼出謀獻策，他就提了幾條具體建議:一、由杭州絲織廠製作甘地、尼赫魯和泰戈爾的織錦像;二、慶祝泰戈爾的誕辰;三、周總理接受國際大學的榮譽學位。這些都被採納，並一一落實。1957年1月30日，周總理由賀龍元帥陪同來到聖地尼克坦，接受了國際大學授予的榮譽學位。1959年9月，譚雲山再次應邀回國觀光。行前，他特地印製了一本《觀光祖國詩及其他》的小冊子,作為國慶十周年的獻禮。他在《後記》中說:“今後只有更加努力,益增奮勉,以求對中印學術硏究、文化交流，和友好團結等事業，有更多的成就與更大的貢獻!”譚雲山先生於1967年從國際大學退休,但仍居住在那裏。譚中及其後代子承父業，都成為當前在印度傳播漢語和中國文化的骨幹力量。1983年譚雲山■譚中:《父親譚雲山平凡偉大的一生》，譚中編：《譚S山與中印文化交流》第82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
先生仙逝。他逝世後,英迪拉•甘地總理特地寫來悼念信，說泰戈爾師尊和我父親都愛戴他。他把自己和聖地尼克坦結成一體，並且對印度與中國這兩大文明間增進瞭解作了極大的貢獻。”■的確，他一生為中印友好和文化交流貢獻巨大,著述頗豐。他的著作分英文和中文兩部分，主要有約30餘種■，是硏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寶貴財富。可以說，譚雲山先生是古代玄奘之後,現代中印文化交流上貢獻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人，是當之無愧的現代玄奘。■鳟引自K.P.S.Menon:《我向譚雲山致敬》，載譚中編:《譚雲山與中印文化交流》，第182頁。■見譚中編:《譚雲山與中印文化交流》第301、302頁。
贺昌群及其《元曲概论》的曲学贡献与学理不足—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之十①赵兴勤*赵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戏曲研究形成风气。辻武雄《中国剧》（1920)、许之衡《曲律易知》（1922)、吴梅《中国戏曲概论》（1926)、谢无量《罗贯中与马致远》（1930)、童斐《元曲》（1931)、曹聚仁《元人曲论》（1931)、卢前《明清戏曲史》(1933)、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1934)、卢冀野《中国戏剧概论》(1934)、冯沅君《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1934)、周贻白《中国剧场史》（1936)、徐慕云《中国戏剧史》(1938)等接连涌现，不胜枚举。其中不应忽视的，还有贺昌群的《元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4月）一书。一、贺昌群的戏曲研究著译及早期学术活动贺昌群（1903.10.5—1973.10.1)，字藏云，四川省马边县人。1921年，考取上海沪江大学，因家庭困难，旋辍学；1922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等友善;1931年，受顾颉刚荐，任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授；1933年，受聘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并主持《图书季刊》*赵兴勤: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鞾:徐州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①本系列已有《学术,需要一种奉献—写在傅惜华先生涎辰百年之际》、《钱南扬先生集外文摭谈》、《庄一拂戏曲活动稽考》、《傅东华及其戏曲活动谈略》、《曲家卢前的新文学著述及其他》、《翦伯赞戏曲研究的学术方法及当下启示》、《浦江清曲事征略》、《朱谦之戏曲研究的音乐文学方法及学术史意义》、《台静农戏曲小说研究的多维视野与质实学风》等多篇文章发表于海峡两岸刊物。附题标注“之十”系以写作时间为序。
及《大公报•图书副刊》编务;1937年，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39年，于四川乐山复兴书院任教务长；1940年，回乡任马边中学校长；1941年起任教于重庆中央大学;解放后历任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图书馆副馆长等。贺藏云精通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音乐学、戏曲学、考古学、敦煌学、简帛学等,在魏晋玄学、中西交通史、汉唐史、汉代政治制度等研究领域的造诣尤其深厚。他文史兼治,学贯中西，著述颇丰,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和教育家。据商务印书馆近年出版的《贺昌群文集》及该书第三卷所附《贺昌群（藏云）生平及著述年表》，其戏曲研究著述如次：1.《元明杂剧与京戏本事的比较》，载《文学周报》第4卷，1927年8月；（即《元曲概论》第九章）2.《王国维先生整理中国戏曲的成绩及其文艺批评》，载《文学周报》第5卷，1928年2月；3.《汉唐间外国音乐的输入》，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1期，1929年1月；(即《元曲概论》第一章）4.《昆曲的演变与皮黄调的繁兴》（译文），载《朝华》第3卷第1期，1932年6月；5.《刘知远诸宫调考》（译文），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4号，1932年7月；6.《〈西厢记〉的英译》，载《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54期，1936年10月29曰。由此可知，贺藏云《元曲概论》之外的戏曲研究成果并不多。他对戏曲研究的兴趣，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读书期间受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影响，“因此很喜欢元人的戏曲和小令”②;二是1923—1924年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委派撰作元明清小说戏曲提要，这个机会使其“得恣览三朝词曲名篇。入后,渐趋研究的程序”③。贺昌群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师承，人称他“自学贯终始”④，二十五岁时便完成《元曲概论》（1928年6月完稿）一书，且理论视野较为开阔。他这一成就的取得,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寻觅根源。1918年，十五岁的贺氏考人成都联合中学。该校校长张铮系日本留学生，积极推行新式教育，除注重对学生国学功底的培养外，亦格外重视英语和理科教学。“这一时期使贺昌群得以接触西方的②贺昌群:《〈元曲概论〉序》，《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73页。③贺昌群:《〈元曲概论〉序》,《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73页。④叶圣陶:《贺昌群兄逝世十周年作诗三首纪念之》之二，《人民日报》1983年9月27日。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其以后的学术研究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①。此其一也。1922年，经王云五考察，贺藏云进人群贤毕至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得该馆涵芬楼藏书之便，他往来于住所与书库之间，常常彻夜苦读。《夜深雨霁》诗中的“案头读尽书千卷,伴我从来有一灯”②，便是这种生活的写照。此为其二。还有就是，1927年前后，贺氏加人著名社团“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叶圣陶、郑振铎、王伯祥、周建人、周予同、钱君甸、胡愈之、向达等人，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其中有的过从甚密，如与叶圣陶就“情亲胜弟兄”③、“肝胆映深怀”④。不同观点的切磋，不同思想的砥砺,不同性格的碰撞以及不同学术背景的濡染，对贺昌群早期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具体表现上，就是《元曲概论》中敏锐的问题感、广阔的学术视野以及“海纳江河不自多”⑤的包容力。虽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由于时局的剧烈变动及个人经历的不断变化,贺藏云的研究兴趣发生转移，由对元曲艺术的探索转人对厚重历史的解读，⑥以至逐渐淡出戏曲研究领域，但这本小书，还是为他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戏曲研究版图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二、贺昌群的曲学观及主要贡献《元曲概论》为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之一，全书厘为九章，分别为“汉代乐舞与外国音乐的关系”、“隋唐间的乐舞”、“宋辽金的杂剧院本”、“元曲的渊源及其与蒙古语的关系”、“元曲的作法”、“元曲的艺术”、“元曲的作家”、“元曲对于明清小说戏剧的影响”、“元明杂剧传奇与京剧本事的比较”，卷首有“引论”。其中第一、第九两章，曾分别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上发表。综括贺昌群及其《元曲概论》的曲学观及主要贡献，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对王国维戏曲研究的阐发与承继说到王国维，无疑是中国戏曲研究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沾溉后学无数。①贺龄华:《贺昌群（藏云）生平及著述年表>,<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47页。②《贺昌群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99页。③叶圣陶:《贺昌群兄逝世十周年作诗三首纪念之》之一,《人民日报》1983年9月27日。④贺昌群:《圣陶自成都来访共饮子恺沙坪坝村居雨夜返松林坡一宿挑灯话旧感慨万千>,<贺昌群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24页。⑤贺昌群:《寿人漫句》，《贺昌群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25页。⑥贺昌群之历史研究,非故纸堆之学,其曾称历史之学,非故纸之钻研,而为生命之贯注”，并撰有《民族的自信》、《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大矛盾》、《中国历史的悲剧》等多篇政论文字,表达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前途的深沉忧虑和责任意识。
①《王国维先生整理中国戏曲的成绩及其文艺批评》，《贺昌群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03页。,1984年，第3页。《与江进之》，《袁中郎全集》卷二二。④《序小修诗》，《袁中郎全集》卷⑤《瓯北集》卷四六。⑥参看赵兴勤:《赵翼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9页。⑦《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74页。⑧《〈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3页。特别是1927年6月2日（五月初三），他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之后,《文学周报》、《东方杂志》、《文学季刊》等纷纷刊登文章，对其生平事迹及学术贡献进行总结，掀起研究热潮。贺昌群的《王国维先生整理中国戏曲的成绩及其文艺批评》，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篇。该文盘点静安先生的戏曲论著,并以“叙录”的形式详细介绍了《宋元戏曲史》各章的主要学术观点，对《人间词话》、王氏自撰诗词及《红楼梦评论》也有篇幅不等的关注。作者认为，“《宋元戏曲史》是一部论中国戏曲源流最有系统、最精博的著作”，“我们如今但凡论到中国戏曲的地方，很难跳出先生研究的范围，每令人搁笔。”①可以看出，贺昌群对王国维，可谓推崇备至。细读《元曲概论》，可以发现贺氏对王静安的研究观点多所承继。众所周知，王国维借鉴发展了焦循在《易余籥录》中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这一观点，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其实，明代袁宏道所指称的“世既变,文亦因之”③、“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④，清人赵翼在《论诗》中所说的“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⑤，均对这一理论的产生，起到过一定的促发作用。⑥贺昌群也有相类看法，谓：“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是一个时代精神的文艺的特征。过了那个时代，无论后人怎样的念旧,怎样的模仿，在精神上总是永远赶不上的。”⑦王国维曾感慨：“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⑧贺昌群则称：“元曲当然被摈弃于史志之外,郁堙沉晦了几百年！就是号称为包罗古今的《四库全书》，除了几种元人的小令套数而外,对于元曲的纪载一部也未曾纪录，这真是②《〈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③
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奇事!”①两者何其相似乃尔。至于“戏剧必具语言、动作、歌唱三种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②,则全依王氏所言。如此之类甚夥，不胜枚举。从研究方法上比较，也可以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纵向来看，两人“史”的意识都比较强烈，王书名义上是戏曲的“断代史”，其实却将视角一直上溯至上古，注重从艺术起源和形成的角度考察与戏曲相关的各类歌舞、伎艺的流变；贺书则“越界”更甚，不光述及汉代至隋唐的乐舞、宋辽金的杂剧院本，还将关注对象下延至明清小说戏剧乃至花部。横向来看,二书均善于归纳线索，将可能对戏曲的生成及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艺术纳入研究范围,并主动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较为合理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贺昌群对王国维的接受是多方面的，但他对“偶像”并不盲目崇拜,相反，却曾指出王著多处舛误与遗漏。如他所见版本之《宋元戏曲史》，于关汉卿《关大王单刀会》杂剧下注云“《录鬼簿》作《烟月旧风尘》”③。两剧本不相干，王氏所注显误。王国维曾“痛往籍之日丧,惧来者之无征,是用博稽故简,撰为总目”，作《曲录》六卷（晨风阁丛书本），“为目三千有奇”，于1909年出版。贺昌群在充分肯定该书贡献的同时，亦指出“其中或宜删修,或宜增补者还多”。如卷一《宋金杂剧院本》部，沿钱曾《也是园书目》之误，将宋人词话十二种列人戏曲部;卷二列有撰人之元杂剧505种，漏收王晔《桃花女》、郑廷玉(一说无名氏）《冤家债主》、张国宾《合汗衫》(笔者案:一作《汗衫记》）三剧;卷三列有撰人之明杂剧148种.漏收汪道昆《东郭记》。④然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⑤,于汪道昆名下，未著录此剧。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⑥“汪道昆年谱”，亦未叙及。明代之《东郭记》乃传奇，且仅孙仁孺一种；另一《东郭传》传奇，为清人苏源所作，见《西谛善本戏曲目录》。贺氏所增补，未详何据，或沿《传奇品》之误。然而无论如何，这些发现，非细心读书不能得。有意味的是，《宋元戏曲史》和《元曲概论》成稿后，王国维与贺昌群的学术兴趣均发生重大转向，戏曲研究之旅基本宣告结束。(二）关注中外文化交流对戏曲生成之影响①《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74页。②《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33页。③《王国维先生整理中国戏曲的成绩及其文艺批评》，《贺昌群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07页。④《王国维先生整理中国戏曲的成绩及其文艺批评》，《贺昌群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08一09页。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⑥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1758年以后，以德古纳（JosephdeGuigne)、拉克伯利（TerriendeLacoupe-rie)等为代表的海外汉学家纷纷著文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西方,也许受这种思潮影响。①“外来说”一时甚嚣尘上。清光绪三十一年（1904),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表了译文《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发展之关系》，认为中国戏曲源于“希腊”。次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的《论文札记》则云：“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仍坚持戏曲生成是本土文化嬗替的结果。②此后，国内论者渐多，以至形成了较为激烈的论争。贺昌群是主张“从外国乐舞而探究宋元戏曲的渊源”的。对于这一点，他十分自信，并在写于民国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元曲概论〉序》中径言：“当今研究元曲而真能认识其价值者，自推王国维先生。凡他探讨所及，几无人能跳出其范围。这本书自然亦不敢希冀就是例外;不过著者自信从外国乐舞而探究宋元戏曲的渊源，此书于这方面，虽未能很满意,可还是王先生及现时多数研究宋元戏曲者所未尝道及的。”③很显然，他对自己的这一研究视角的切换，还是充满自信的。而吴梅《词余讲义》则以为，“剧曲之兴，由来已久。……世之论者，峻其勃起于金元之际，遂疑出自异域,其实非也。”贺昌群点名批评了这一看法，认为“这似乎还存‘固步自封’的谬误心理”。④他的《元曲概论》一书，较为详细阐述了外国音乐由输人到“广被民间”再到“支配中国乐制”⑤的过程。如对后世音乐产生重大影响的“黄门鼓吹”和“短箫铙歌”，该书通过逻辑推理和大量例证，推导出“这两种乐显然是从西域传来”⑥这一结论。并认为外国音乐影响所及，“在词曲上便有了长短句的兴起，在戏剧上已成宋元戏曲的雏形”⑦。当然，文中所指称的“外国音乐”，有的确是由外国输人，如汉灵帝所喜好的①参看林甘泉:《〈贺昌群文集〉总序》,《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页②参见汪超红:《20世纪戏曲研究论略》，浙江大学博士后学位论文,200丨年5月，第5页。③《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73页。④《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77页。⑤《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86页。⑥《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82页。⑦《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01页。
“竖空侯”，乃是流行于波斯、埃及一带的古乐器,名叫“Cank”，据称汉武帝时已传入内地;①《有的则是由西域如龟兹、疏勒、康国、安国等处传人,如羯鼓、铜钹(又称铜盘）、沙锣、筚篥（又称悲栗、笳管)诸乐器。而《于阗佛曲》、《神白马》诸歌曲，或由北狄输入。横吹曲即是在北狄乐的基础上，加人了西域音乐的元素，而形成的一种演奏曲调。因此，对外来音乐应分别论之，而不能统谓之“外国音乐”。所以，在具体的阐述中，贺昌群有时又似乎试图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之间进行调和、折衷,语气则大为缓和。曾称:“我们自然不得说元曲的兴起，是完全出自异域;但我们不能不说元曲的兴起是受异域的影响。所以我们研究元曲，须要从这几方面仔细地寻出他的线索来。”②这样的看法就显得比较理智、客观。他又认为，语言具有流动性，免不了相互影响。“元曲在音韵方面的变化与宋词有显然的区别，是我们无容疑义的，而蒙古语的搀入,实是其间重要的原因”③。《董西厢》不过是元曲形式上的渊源，“音韵则是后来蒙古人入主中原而后才渐渐改变了的”④。从借入汉语中的外族语言的角度探究元曲,也开辟了戏曲这一学科研究的新思路。当然，那时还有王国维、顾随、任讷、周贻白等人也注意到这一问题。特别是戴望舒，后来还曾撰有《谈元曲的蒙古方言》⑤，专文探讨这一问题。近年出版的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等，显然受过以上诸人著述的启发。随着视野的开阔和阅历的增长，贺氏的观点也在不断作些修正。发表于1934年8月《大公报•图书副刊》的《瀛书月坐语》一文，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无论是西来或南上之主张，“大多是三分论证七分幻想所构成，同时却都有着不可掩饰的破绽”⑦。(三）研究方法的转换与视野的拓展这一问题，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受王国维影响，对小说、戏曲双向互动关系的求解。戏曲与小说，本来是属于两个不同体裁的文学研究范畴，所以，当时有的戏曲史专著，较少顾及小说这一层面，往往是就戏曲论戏曲，一定程度地限制了研究视野。而二者在长期平行发展过程中，又不断给对方施以影响或渗透，这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①参见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第51页。②《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77页。③《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25页。④《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27页。⑤戴望舒著、吴晓铃编:《小说戏曲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87—90页。⑥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⑦《贺昌群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77页。
所以,在贺昌群看来，戏曲之于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龙图公案》等的成书，都无法摆脱戏曲的影响。小说之于戏曲，“宋时这种叙事歌舞戏的发达，与宋人‘平话’的兴起是很有关系的”。“宋大曲所以趋向于叙事的歌舞戏的原因，大概是那时平话很盛行。后来叙事的题材渐加繁杂，大曲的形式便觉得不够应用了,便不能不将从前那些歌词的调名—又叫做曲牌，结合起来，以便叙述一个较长的故事，于是才有合诸曲而成的诸宫调。诸宫调大多是从前的小说故事”①，“宋代大曲在形式上虽然有声韵可歌,与词有密切的关系，但它的内容是受了这些平话的影响，所以才得逐渐搀以故事的成分在歌词里边。”②并从两种艺术形式的对比上佐证自己的观点，“宋人平话每于文题之下，各系以七言,与元剧的题目正名极相类”③。如此之类,均给人以启迪。二是对作品产生时代的社会思潮的关注。贺藏云在论及元杂剧时说道：“大凡一种伟大的作品，无论是属个人或时代的，总脱不掉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思潮和背景。”④早在八十多年前,他就意识到文学艺术的生成与社会思潮的内在联系这一颇具眼光的学术命题，确乎不易。人称文学可以看作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纪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⑤，这是因为,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人”’即便是文学家、艺术家，也“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所生活时代的道德文化，对其行为、心理的潜在制约是无法规避的”⑥。然而，一些研究者或创作者所谈论的往往是“创作活动中那些有意识的、自觉运用某些技巧的部分，而无视那些‘外界各种因素给予的’、非自觉地进行的部分”⑦。如此去考察文学（或艺术）作品的内涵，自然难以得出符合作品实际的结论。贺氏强调从社会思潮的视角审视文学（艺术）作品,无疑对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至今天才逐渐付诸实施。当然，贺昌群当年也仅是提出这一研究思路,并未充分展开讨论,只是在研究思路的拓展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四）对其他戏曲研究难点问题的探索通读贺藏云的曲学著作,可以发现作者对若干戏曲研究难点问题进行过积极的探索与求解。如《摩诃》、《兜勒》二曲的渊源。作者认为，“大抵外国音乐①《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21页。②《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20页。③《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31页。④《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37页。⑤〔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Í联书店,1984年，第114页。⑥赵兴勤:《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页。⑦〔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84页。
乐调，最初输入中国的时候，都是译音”①，如《也不罗》转为《也罗索》、《木斛砂》转为《牧护歌》、《额埒苏》转为《摇落四》、《栋丹巴》转为《洞洞伯》、《锡里森》转为《削浪花》等等，皆是其例。“《摩诃》、《兜勒》最初疑非西域音乐,或者是从印度而来”②,因为梵文中之Maha(印度及中亚皆训为“大”）与“摩诃”音极相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撰有《张骞之远征》一文，认为“摩诃兜勒”为梵语MahaTokham之译音。《后汉书•和帝纪》，以“兜勒”（Tokhara)为国名，亦如《鞞婆沙论》等佛书中的“兜怯勒”、“兜眩勒”是也。还有域外学者认为，“兜勒”为Turya之音译，作“音乐”解。贺昌群坦言没有读到桑原的论文，无法参考他的论证,但坚持认为：“那时印度与龟兹早已交通，二曲由龟兹、康国而转人中国’未必没有可靠的理由。”③关于这一问题，台静农的《两汉乐舞考》也曾关注，且引论较详,并有辨析,可资参看。④再如对杂剧演变轨迹的勾勒。贺氏指出，“辽代的散乐中已有‘杂剧’的名目成立了”⑤，大约是官家宴会时的一种游艺活动，只是体裁、结构尚不可考。宋真宗(998—1022)时，杂剧似乎是以滑稽讽刺为主,至宋理宗（1225—1227)时,内容和结构便不尽以滑稽讽刺为主了，逐渐成为可以搬演故事的歌剧了，与金元时的院本仿佛。这里虽缺乏进一步的细部勾勒,但大体厘出了戏曲成熟前的发展线索。三、《元曲概论》的学理不足平心而论，由于《元曲概论》成书时，作者年纪尚轻，涉猎未广，书中也客观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所以，出版未久，沈圣时、赵景深等人就曾撰文批评，指出贺著的疏误之处。⑥以今日之眼光目之，贺昌群的戏曲研究，的确存在一定的学理不足的毛病。一是因袭较重，创建不多。贺氏论曲，多取王国维之说，因袭的痕迹太过明显。除前文述及之处外，还有很多。如元剧曲、白作者的归属问题，臧懋循等人即有“曲”为作家所作，而“白”为伶人自为之说,王国维持不同意见，曾曰：“元①《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81页。②《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81页。③《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81页。④台静农:《台静农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页。按：可参看拙文《台静农戏曲小说研究的多维视野与质实学风》（未刊稿）。⑤《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06页。⑥赵景深:《贺昌群的元曲概论》，《读曲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7—29页。
剧之词,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此最易明之理也。”①贺昌群则谓:“元剧的说白，断非乐人杜撰的。”②王国维以为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为死文学。贺昌群也称以艺术价值而论，明传奇虽盛极一时,究其实不及元人杂剧，虽然他们是极力想追踪元人的。”③王国维将“自然”视作元曲之最胜处;贺昌群则标举“情”，认为“元曲最大的成功”是对“情”有深刻的描写，把“男女相悦心灵的深处，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④，两者看法大同小异。王国维对元杂剧提出过三点批评,即“关目之拙劣”、“思想之卑鄙”、“人物之矛盾”；⑤贺昌群总结元曲的弊端:一是造意的幼稚(结构呆板），二是人物的单调（人物的类型化），三是眼光的粗浅（大团圆等）。实区别无多。此外，《元曲概论》对一些重要观点资取前人之处往往不加点明，很容易造成理解上的误会。如对“邦老”等脚色的解释，显然是从焦循《剧说》等处得来,却以叙述的口吻出之，而不见说明，外行人读之，便会误以为是贺氏之创见。对“砌末”的解释，也是如此。二是简单粗略，精审不足。在《元曲的艺术》一章中，贺藏云认为元曲在修辞上达到了两个成功，一是善用骈律及叠句叠字,二是不避俗字熟语。⑥本的仍是王国维的说法,唯稍加修饰而已。但在艺术特色的分析上，却比王静安更简单。王氏于引文下尚有点评式的分析，零金碎玉，不乏卓见;贺著则基本只见大段资料的罗列，很少有文本细读和精准的分析。第七章《元曲的作家》，分期仍沿用《宋元戏曲史》观点，作“蒙古时代”、“一统时代”、“至正时代”三期，并为关汉卿、杨显之、张国宾、石子章、王实甫、高文秀、郑廷玉、白朴、马致远、李文蔚、李直夫、吴昌龄、武汉臣、王仲文、李寿卿、尚仲贤、石君宝、纪君祥、戴善甫、李好古、盂汉卿、李行道、孙仲章、岳伯川、康进之、孔文卿、张寿卿、杨梓、宫天挺、郑光祖、范康、金仁杰、曾瑞，乔吉、秦简夫、萧德祥、朱凯、王晔等三十八名曲家列传，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勾画出元曲创作的历史轮廓及发展线索，但浮光掠影，有如“点卯”。此外，在一些观点的论证上,贺氏的阐释仍显不足，且有自相矛盾之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戏曲研究的理论建树。当然’以上缺点，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学术著作的通病，并不能成为忽视或贬低贺昌群的理由。如果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曲学贡献主要是“为后代学①《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82页。②《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34页„③《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74页。④《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38页。⑤可参看李昌集:《王国维对元杂剧三点批评的当代解读--------个世纪学案的重新讨论》，《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⑥按:原文作“俗字书语”，疑误。见《元曲概论》，《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50页。
者提供了具有现代性的学术研究方法”①，那么，踵武其后的《元曲概论》，虽笔墨零散,因袭大于原创，但仍指出不少富有建设性的论域,为此后戏曲史的不断建构起到了引发作用。因此，说他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古典戏曲研究领域的路标之一，当不为过誉。尤令笔者感佩的是，晚年的贺昌群,病重期间仍然笔耕不綴，时刻牵挂着未完成的研究课题，曾严肃地对同事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是伏案而死的。”②这样的话语，对于每一个矢志向学的人来说，都是振聋发聩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研究精神”归著为“善疑”、“求真”、“创获”，③而这样的精神，在前辈学者那里，几乎是共同的品性。正如一位学者总结的那样，“打开20世纪戏曲学术史，我们不难看到那些学术前辈们的身上总有一种共同的、很值得探讨很值得珍视的东西，时时启示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比如他们那种既专注于学术研究，又能保持一种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间情怀的人生态度；他们那种甘于清贫，甘于寂寞，不趋时、不媚俗的治学精神;他们那种学贯中西,淹博古今的知识结构;他们那种无证不立论、孤证不定论的治学原则；以及他们那种不囿成说、锐意创新的学术追求。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通向治学最高境界的必备条件。对于每一个立志攀登曲学研究学术高峰的年轻学人来说，20世纪戏曲学术史确是一部最具有示范意义、也最具有感召力的生动教材”④。诚哉斯言！①俞为民:《〈宋元戏曲史〉对近代戏曲学的开创意义》，刘祯主编:《中国戏曲理论的本体与回归》,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432页。②林甘泉:《〈贺昌群文集〉总序》，《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页。③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6页。④齐森华:《加强20世纪戏曲学术史研究》，《中国文化报》2001年2月13日。收人吴敢、杨胜生编:《古代戏曲论坛》，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贺昌群手稿）
半个红学家的闹剧—二十世纪红学视野中的江青苗怀明尽管人们对当下红学界的状况颇为不满，以至于有人提出要取消由国家经费资助的相关研究，不过，如果对红学发展演进的历程进行一番心平气和的梳理和总结，就会发现，自王国维1904年撰写那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文《红楼梦评论》以来’受时代文化精神的推动，经个人的不断努力’一百多年来还是涌现了不少有实绩的红学家，取得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情况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糟。那些红学家们或开疆辟土，为后人指示路径，或搜集资料,为研究增砖添瓦，他们或是造诣深厚的专业人士,或是兴趣浓厚的业余爱好者，各以自己的方式贡献学术，推动红学的发展。就个人称谓来说,要么是红学家，要么是红学爱好者，还没听说过有半个红学家之说。但历史就是这样丰富多彩,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在二十世纪红学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位人物，既不敢称自己是红学家,也不愿当个普通的爱好者，于是就标新立异的给自己封了个“半个红学家”的称号。可别小看这位“半个红学家”，她的能量和作用可是一般红学家望尘莫及,她曾经在红学界搅起满天风雨，粗暴地践踏学术，用兴风作浪，翻云覆雨来形容她的言行并不为过。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在回顾二十世纪红学发展的历程时，都不能不提及这个空前绝后的半个红学家。此人就是江青。偶尔露峥嵘从相关记载和江青本人的叙述来看，她还是颇为喜爱《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据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一书记载，1972年江青曾告*苗怀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诉维特克：《红楼梦》我读过多少遍不记得了。大概10遍以上。到延安以前看了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太惨了。毛主席批评我，你这个人不成话，一部书都看不完。从江青和维特克谈话的情况来看,她对《红楼梦》并不算很熟悉，不像读过10遍以上的样子，这里面也许有夸饰的成分。她说自己在去延安前看过三次，而没说三遍，估计是每次都没看完,情况如她自己所说的“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江青日后热衷于谈论《红楼梦》，显然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因为毛泽东不仅自己喜欢读这部小说,反复阅读揣摩，不时在谈话中弓I用其中的人物、情节和语句，而且他还经常向身边的人进行推荐。据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一书记载,在井冈山期间，毛泽东曾在工作之余同贺子珍闲聊,一次，他们谈到中国古代小说。贺子珍说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毛泽东说自己也喜欢这两部小说，同时还向贺子珍推荐《红楼梦》:我也喜欢这两本书，还有《红楼梦》，《红楼梦》也是一本好书。但贺子珍表示不喜欢这部小说：我不喜欢,《红楼梦》才没意思呢。《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于是毛泽东便劝贺子珍认真阅读这部小说：你这个评价可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也是写斗争的。《红楼梦》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毛泽东既曾向贺子珍进行过推荐，自然也就可能对江青这样做。据李清华《雾都较量》一书介绍，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江青为他准备了一批书，毛泽东从中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可见江青对毛泽东喜爱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的情况还是颇为了解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和江青谈话时，还曾用《红楼梦》中的人物打比方。据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一书介绍，1947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谈到地主的儿女嫁给30岁的村长时说：林妹妹自然不会愿意嫁给焦大，可是，怎么办呢？毛泽东的这句话是有来历的，它来自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的一句话：
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江青认为，可以宣布这样的婚姻无效。毛泽东则表示不同的意见：简单。……嫁给谁？嫁哪里去？难道找个薛蟠式的人物，那更糟！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喜爱显然会影响到江青。就一般情理而言,喜欢《红楼梦》，多次阅读《红楼梦》，并不等于在红学问题上有发言权，但江青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她是第一夫人，身份特别。在社会管理机制运行不正常的情况下，个人的爱好则往往会对整个社会的风气产生很大影响。由于是电影演员出身,江青从走上政治舞台之日起,就一直对文学艺术界的情况高度关注,并根据政治的需要和个人的好恶不断进行干预。早在建国初期，江青就已表现出这一倾向。建国初期，广大知识分子迎接解放的欣喜心情还没有来得及平静下来，就以虔诚、顺从的心态投到思想改造中。这种改造主要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其中对《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这是建国之后文艺界开展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它虽不能说是江青发起的，但运动是由她挑动的，则是没有问题的。这一时期，江青虽然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但她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政治助手，从其在运动中的表现来看，这应该是不存在什么疑问的。江青生活在毛泽东身边，对其思想动向相当了解，故能根据毛泽东的需要来挑选批判的靶子。毛泽东日理万机，事务繁杂，不可能眼光总是盯着文艺界，于是他便利用江青的演员资历，让她帮助自己关注文艺界的各种动向。此前,有不少人总是强调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分歧，有意、无意得忽略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和支持。从对《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来看，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江青是非常信任的。在其他人对这两部电影普遍叫好的情况下，江青之所以敢别出心裁地提出非议，要求批判，显然是依仗毛泽东对她的信任。具体情况，江青在和维特克的谈话中曾有描述：对《武训传》我到处游说，不能向地主、资产阶级磕头，要革命，没人理我。因为周扬、夏衍亲自主持这部片子，开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我只一票，我说对《武训传》至少要有个评论。周扬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不好？我把门一关就走了说：你搞你的改良主义好了。（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一个电影处处长竟然对自己的顶头上级如此指手画脚，轻狂傲慢，随便关门走人，靠的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特殊的身份。显然，周扬不是江青的对手：陈伯达、胡乔木路过我们那里，主席告诉他们《武训传》的事应引起注意。他们回到北京后，周扬大概觉得不好过了。
这战斗前后用了8个月。直到发表文章，出小册子为止。周扬公开作自我批评。（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有毛泽东的支持,别说周扬，就是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也奈何不了江青。江青曾这样回忆批判《清宫秘史》时的情景：这中间还打了一仗，为《清宫秘史》，在电影局，我请两个历史学家去，老舍、陆定一坐镇，都围攻我，说第一这是民营资本家出的，第二是爱国主义的。他们说爱国主义的，我说是卖国主义的。我坐的前一排是艾青，他站起来说：江青同志你说这话要负政治上的责任。因为胡乔木已把刘少奇的话告诉他们了。我说我当然负责，而且还不是民营，是官僚资本的。（张颖《风雨往事一一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可见，别人反对或支持,对江青来说都无所谓，哪怕是刘少奇的意见，也是如此，只要有毛泽东一个人的支持就行了。而事实上，在批判《清宫秘史》、《武训传》的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是坚定地站在江青一边的。通过权力，江青和毛泽东强行将个人的观点变成整个国家的文艺政策，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等人显然还没有适应这一点，自然很是尴尬，这也为他们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了解这一背景，对1954年发起的批判俞平伯运动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江上有奇蜂，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是一首江青吟咏庐山风景的诗，用来形容建国初期的江青本人，真是再恰当不过。“江青很聪明”建国之初批判《清宫秘史》、《武训传》的运动虽然让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们和编辑记者们手忙脚乱地慌了一阵子，但总的来说，规模和声势都比较小，从毛泽东事后的反应来看，他显然是很不满意的。在1954年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的信即那封有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毛泽东又旧事重提：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可见毛泽东是想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以达到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目的。他等待着时机，到了1954年，在江青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俞平伯这个颇具典型性的靶子,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影响深远，是此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先声，无论是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还是在当代学术文化史上,都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江青可以说是立了“首功”的。这表现在她不仅及时发现了俞平伯这一颇具典型性的批判靶子，而且在运动过程中十分积极,跑前忙后，充当了钦差大臣的角色。以毛泽东事务之繁忙，他是没有功夫去看《文史哲》杂志，关注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年轻人的文章的。他之所以注意此事，是由于江青的推荐。江青1972年在和维特克的谈话中曾提到此事：“我是评论《红楼梦》的半个专家”，江青说,50年代初她因政治原因读了这本书。那是1954年。当时她正在家中养病，翻阅一些日报、杂志，她在山东大学的一本出版物《文史哲》中偶然注意到一篇关于这本小说的文章，作者是李希凡和蓝翎两名没听说过的有才能的学生，指责俞平伯教授最近发表的评论。（黎漓编著《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在大量的报刊中对《文史哲》如此留意，自然是有原由的，因为江青是山东人,并曾在山东大学的前身青岛大学学习过。据曾看过维特克采访笔记的香港学者赵同在《红楼梦再度被卷入大陆上的政争》一文披露：据江青说，一九五四年斗争俞平伯的红楼梦事件是由她发动的。江青说，因为她曾是齐鲁大学的学生（这点未知是否吹牛），所以对后来改名山东大学的校刊《文史哲》特别注意。结果发现了李希凡和蓝翎所写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江青在《文史哲》找到符合需要的文章后,还对作者及其投稿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时，她自己开始进行调查。她了解到李希凡、蓝翎将文章最初投到《文艺报》，此刊拒绝刊登。（黎漓编著《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江青把这篇文章连同了解到的情况向十分喜爱《红楼梦》的毛泽东进行推
荐，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随后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从挑选批判对象这一点上来看，江青可以说是颇为敏锐，眼光看得很准的。这与她对毛泽东思想意图的了解有关。当时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是像俞平伯这样的老一辈知识分子,而不是被寄于很大希望的年轻人。俞平伯是胡适的学生，两人交往密切’又都是新红学的开创者，通过批判俞平伯，就可以很自然地带出胡适，进而达到对整个知识界进行思想改造的目的。对年轻学子们来说，通过树立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典型，正可以教育新一代的年轻人，让他们和老一辈学人保持距离，划清界线，以形成全新的、符合官方需要的观点和立场。事实上,这场运动也部分地达到了这一目的，据当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的张僖日后在《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一书中回忆，当时作协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从有些典型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这场运动对青年人和整个社会舆论的影响”。这里转录其中的部分读者来信：通过这次讨论,我们才懂得在学术研究中也有两个阶级的斗争。（北师大）我们中文系的同学，看了李、蓝的文章都很受感动，都说愿意走他们的道路。（北大）再者，《紅樓夢》是一部婦孺皆知、家喩戶曉的古代小說名著，以此爲導火綫發動政治運動，人們不會感到陌生，基本上都會有話說。因此,從上述三個方面來看，挑選兪平伯作爲批判對象來開展一場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確實是較爲典型的。毛澤東之所以接受江靑的推薦，大動干戈，顯然幷非個人冲動之舉,而是有其長遠考慮的。據周揚的妻子露菲在《生無所息爲人民》一文中披露：一次，周扬去见毛主席，主席问起江青的工作情况，他告诉主席：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她说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毛主席问：有这样的事？你们不用理她。但马上又说江青很聪明。周扬显然无法做到“不用理她”，不过从江青在建国之初批判《武训传》、俞平伯的两场运动中的表现来看,她确实像周扬、毛泽东所说的“很能干，看问题很敏锐”，“很聪明”。只是这样的人越能干、越敏锐、越聪明，倒霉的人也就越多，此后的历次运动以血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江青选择俞平伯作批判的靶子，除了上述因素,有没有个人的恩怨在里面呢？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流传着一个这方面的传言。据黎之《文坛风云录》一书记载：当时流行着一个传言，说由于江青向俞平伯借珍本古籍，遭俞平伯拒绝，所以打击俞平伯。与这个传言形成呼应的是,在运动开展期间，黄肃秋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的文章，发表在1954年10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认为俞平伯存在断垄资料的“恶劣作风”，但只举了一个例子：大约在去年年底，俞平伯先生居然还写信，经过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出，不应该把红楼梦的脂砚斋评本借给别人看。显然，这个例子远不能证明俞平伯有垄断资料的“恶劣作风”，根本没有说服力。既然如此，作者为何偏偏在这方面做文章呢？笔者认为，这也许有江青找俞平伯借书遭拒绝的那个传言有关。据孙玉明《红学:1954》一书介绍：笔者在采访李希凡时，他曾经多次提到此事。据李希凡说,黄肃秋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并马上通知《人民日报》社，要求停止发表这类文章。”黎之在《文坛风云录》一书中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显然不足信。为此，中宣部在一个文件中对有些文章公开批驳这个传言进行了批评（即所谓防止再扩散）。不仅如此，1956年5月26日，当时主管舆论宣传工作的主要领导陆定一还在一次名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专门提及此事，认为说俞平伯垄断资料的文章“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俞平伯本人也不承认这种没有根据的批评，他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一文中表示：因我过信“脂评”,就打算流通它，以备公众的参考，去年春间曾辑过“脂评”。这工作做得是否合宜原是另一问题，但有人说我将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却是没有的事。对黄肃秋的文章，上面的反应是很强烈的，又是不让《人民日报》发表此类文章，又是中宣部下文件，又是陆定一讲话。何以如此重视？这不能说与江青找俞平伯借书遭拒的传言无关。很明显，如果这个传言流传开来，这场政治批判运动的性质就变成江青利用权力对俞平伯进行的一次报复，属于个人恩怨问题了。这样一来，运动就成为一场闹剧，政治效果要大打折扣了。不过话再说过来，虽然江青向俞平伯借书遭拒的事情是传言，并无其事，但江青向北京图书馆借书遭到拒绝的事情却是真的发生过，时隔多年，到文革后
期江青提起此事时，还愤愤不平。据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一书介绍，1972年夏，江青接受维特克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件事：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是有注的。我为了要前八十回这个本子，向北京图书馆去借，借来以后挨了一顿臭骂啊。那些资产阶级权威，不许向外借，我借出来以后，请了很多人抄了一本，这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是抄本，不是原本。他们垄断这种书，八十回本的注解是反动的。黎漓编著的《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一书也有也有类似的记载：20年代当胡适和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时，他们“垄断”了珍贵的16回或80回版本，结果，“群众再也没有见过这些版本”。但现在两部珍贵的原本保存在大家信任的人手里，其它的都是影印本。80回的原本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她曾借过一次，要求为她装订一本副本。当一些“资产阶级权威”发现她的要求时，他们就痛斥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要垄断这些原版本”，江青说。对江青的话需要认真进行辨析。首先，她把脂砚斋等人的评点说成是“注”、“注解”，其错误是很明显的。其次，她到北京图书馆借的到底是《红楼梦》的什么版本？在批判俞平伯运动以前，人们较为熟知的红楼梦抄本有三种：戚序本、甲戌本和庚辰本。戚序本原本不在北京图书馆，有正书局的刊印本比较容易看到，也没必要到那里去借。甲戌本1948年12月胡适离开北京时带走了。庚辰本1949年人藏燕京图书馆，后院校合并,转归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上述所说的三种抄本北京图书馆都没有收藏，至于江青受到“资产阶级权威”“臭骂”或“痛斥”的事情更是落不到实处。会不会是江青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错记成北京图书馆，或本来说的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而记录者记错了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如果江青是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黄肃秋文章中所说的“大约在去年年底，俞平伯先生居然还写信，经过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出，不应该把红楼梦的脂砚斋评本借给别人看”和江青借书一事是不是存在关联呢？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什么原由的话，俞平伯何至于会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出这样的建议呢？综合上述诸种因素，笔者觉得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江青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庚辰本，尽管也借到了,但馆方答应得不是很爽快，俞平伯从爱护珍贵的角度出发，建议轻易不要将此书借阅。为此，江青很不高兴。“资产阶级权威”
的称呼用在俞平伯身上在当时也挺符合。这件事传出去，就变成了江青向俞平伯借阅珍贵书籍，遭到拒绝的传言。如果笔者的推测可以成立的话，这里就有一个新的问题，江青在挑选俞平伯作为批判的靶子时,有没有这种因素的影响呢？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提出一种可能性而已，它还有待更多资料挖掘来证实。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一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还是有些影子的，那就是江青曾有过到图书馆借书不够顺利的事情，她在和维特克的讲话中说得很明确。此外，还有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据黎之在《文坛风云录》一书介绍：在发还“文革”期间抄走俞平伯的藏书中有不少珍本加盖了“江青藏书”印章。可见这个“流动哨兵”多么无耻。俞平伯的珍贵藏书为什么会跑到江青手里，这确实值得回味。由此可见，当年对俞平伯的抄家是有特殊目的的，其背后的指使者很可能就是江青本人。这件事更可以说明，当年的传言并非无中生有，还是有些影子的。“江青挺生气”对俞平伯批判运动的发起有个过程。起初,在看过江青推荐的文章并了解了有关情况后，毛泽东本人并不准备出面，而是在幕后指挥，派江青代表自己当先锋。于是，江青亲自出马，跑到《人民日报》社,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要求该报进行转载。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对此自然不敢怠慢，马上照办，立即联系蓝翎、李希凡，让他们修改文章,准备转载。据蓝翎在《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中回忆，“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据查为十八日）晚上”，他回到宿舍,收到一张署名王唯一的纸条,大致的内容是：杨建中先生：来访,值不在。《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看了你们的文章，很欣赏，想找你面谈。回来后请打个电话。当天夜里，蓝翎就见到邓拓，得知了文章要被《人民日报》转载的消息。由此可以推知,江青到《人民日报》社很可能就是在1954年9月18号当天或前一天,时间不大可能更早，原因很简单，对毛泽东布置的任务，邓拓是不敢推延的。此后的情况是：星期四上午修改稿完毕，李希凡回去，由我通知报社来取修改稿。星期五，报社即派人送来两份修改稿的小样，四开大纸，边上留出大片空白。我看后改了几处技术性差错，退回一份，保留一份。
星期五是1954年9月24日。但此后文章并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刊载，而且改由《文艺报》转载。可见事情在9月24日之后起了变化。综合相关资料来看，江青可能又去了一次《人民日报》。据当时在中宣部文艺处供职的黎之在《文坛风云录》一文中回忆：江青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栽。她当即在人民日报社召集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开会（主管文艺的周扬未参加），建议转载李、蓝的文章。会上胡乔木等人提出党报不是自由讨论的场所（这是学《真理报》。斯大林时期《真理报》只作结论，不许讨论）。会上大家一致意见交《文艺报》转栽，由林默涵通知冯雪峰，快些转栽。黎之所说的“当即”可能有误，因为如果江青一开始找《人民日报》，胡乔木等人就决定由《文艺报》转载的话,邓拓也就不会找蓝翎、李希凡修改稿件，告诉他们《人民日报》要转载了。这应该是江青第二次找胡乔木、邓拓等人时发生的事情,时间当在1954年9月24日后的某一天。估计是江青迟迟未见《人民日报》转载，跑来打听情况来了。由于回忆者的说法颇有出入，相关资料也比较缺乏，笔者上面的叙述带有一定的推测成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辨别一下：一是江青到底去了《人民日报》几次。江青曾到《人民日报》社去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问题是她去了几次？什么时间去的？这里就有一次和两次的说法。从《人民日报》提出准备转载、邓拓让蓝翎、李希凡修改，到后来改由《文艺报》转载的情况来看,一次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与《人民曰报》起初准备转载的事实相矛盾。有的研究者认为去了两次。如孙玉明在《红学:1954》一书中说：从各种史料来判断，江青曾为此事到《人民日报》社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9月中旬，她直接找了邓拓，并未找周扬等人；第二次则是在9月底或10月初。当时，《人民日报》在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排出小样后，却又因为周扬的反对而中止转栽，因此江青为此再到《人民日报》社,召集周扬等人开会交涉此事，结果再次遭到拒绝。徐庆全也是主张两次说，他在《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文中说：那是在9月中旬的某一天，江青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兴致勃勃地来到人民日报社，要求邓拓在《人民日报》转载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及研究方法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邓拓在没有同周扬商量的情况下，便派人找到了李希凡和蓝翎，在征得他们同意之后，又让他们尽快将文章略作修改，然后发表。岂料文章的小样排出之后，周扬却提出
了反对意见。……《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一事因受到周扬的阻挠而搁浅以后，原来试图避开周扬的江青就不得不面对面地与周扬进行交涉了。然而，就在她于9月下旬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后，却发现周扬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到《周扬与冯雪峰》一书中，徐庆全的说法有所改变：按照这个时间表，在9月18日至24日期间，《人民日报》是准备转载李、蓝文章的。邓拓这样做，当然不会是他个人的决定，而决定在《文艺报》转载的变化，则只是在24日到这个月底的时间发生的。这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在9月中旬，邓拓就已接到指示，要在《人民日报》上转载此文，所以才找李、蓝谈话。另外一种可能是，江青到《人民日报》社召集的会议，时间在9月中旬，而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人直接反对此文在《人民曰报》转载。也许在24日至这个月的月底这段时间内，有人又提出了不同意见，所以才有了在《文艺报》转载的变化。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至于真实情况如何，还有待于新的材料的披露。笔者大体赞同江青去过两次《人民日报》社的说法,但其中有些问题还需进行辨析。如果江青去了两次,都是什么时间去的，具体情况又是如何呢？1954年9月18日，邓拓派秘书王唯一找蓝翎，这显然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江青传达了毛泽东指示之后的事。估计江青是这一天或前一天去的《人民日报》社,只是向邓拓个人传达的指示，并没有开会讨论。这样的推测离事实当不会太远。徐庆全在《周扬与冯雪峰》一书中推测的后一种可能不大合乎情理。开会讨论,决定由《文艺报》转载，这应该是江青9月中旬第一次去《人民日报》社之后的事情。到1954年9月24日，蓝翎还拿到《人民日报》的校样，说明在此之前《人民日报》是准备转载的。事情发生转机是此后的事情。既然已经决定由《人民日报》转载，为什么还要再开会讨论呢？笔者以为，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邓拓接到江青传达的毛泽东指示后,一面找蓝翎、李希凡、准备转载的事情，一面向上级即中宣部的领导进行汇报，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由于江青直接越过了中宣部，显然周扬等人并不知情。在得知情况后，为慎重起见，周扬、胡乔木等人决定开会讨论一下，江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改由《文艺报》转载。另一种正如孙玉明、徐庆全所说的，小样排出后，遭到周扬的反对，为此江青再次到《人民日报》社，并召集中宣部、《人民日报》相关领导开会,结果在这次会议上,江青的要求再次遭到拒绝。显然,9月24曰之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否则《人民日报》照指示转载，江青也就没有必要参加或召集这次会议了。到底哪一种情况是真实的，相信中宣部和《人民日报》社还保留有相关的档
案或会议记录，如果能去查一查，问题自不难得到解决。另据黎漓编著的《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一书有如下一段记载：当时她还特意去了一趟人民日报，宣传李、蓝的文章并为文章的发表作了安排。然后她又在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露面，将这篇文章递交给周扬和胡乔木。他俩主持会议，他们浏览了一遍文章后，轻蔑地讽刺说：“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写作，这样的小人物怎敢批评俞平伯呢？”江青挺生气，但当时没有表露出来。按照这一说法，江青只去过《人民日报》一次，后来的开会则未必是在《人民日报》社举行的。另外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是，周扬有没有参加那次决定改由《文艺报》转载的会议。毛泽东在1954年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的信件中曾这样写道：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予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毛泽东所说的“有人”指的是江青，实际上还包括他本人某些人”指的是谁呢？显然不是指周扬一个人。“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给予反对”是1954年9月24日之后那次会上的事情。至于与会者到底有哪些人，各家说法不一:）文革期间流行甚广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一1966年》一文中的说法是: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叶永烈在《江青传》一书中的说法是:周扬、林默涵、邓拓。袁鹰在接受李辉访谈时的说法是:周扬、邓拓、林默涵、林淡秋、袁水拍。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一书中的说法是: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黎之在《文坛风云录》一书中的说法是: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主管文艺的周扬未参加。这样，就有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周扬与会了,一是周扬没参加这次会议。徐庆全在《周扬与冯雪峰》一书中认为：黎之的回忆是对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个大事记中之所以不点胡乔木而点周扬，大概是当时对胡只是“冷冻”而并没有要批判的意思。而周扬已成为“死老虎”，多加点“罪状”也无关系。综合各家说法，笔者认为周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说法较为可信。除徐庆全所说的原因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据《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一1966年》一文记载，冯雪
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其他几家没有冯雪峰与会的记载，但从这次会议决议由《文艺报》转载的情况看，主编冯雪峰参加这次会议的可能较大。众所周知，周扬与冯雪峰有历史积怨，建国后，周扬虽然是冯雪峰的上级，但为避免直接冲突，对冯雪峰所领导的《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过问不多,这次会议涉及到《文艺报》，周扬不参加会议，估计也有回避的意思在。一是除周扬外，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的工作亦经常过问。从《胡乔木书信集》一书所收其写给《人民日报》的诸多书信来看，建国初期，大到稿件内容、报纸发行，小到标题写作，胡乔木都很关注，并提出很具体的改进意见。胡乔木同时也是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由他来主持这次由中宣部和《人民日报》社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从身份上来说，也是很合适的。周扬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的意见是可以想见的，那就是他支持胡乔木、林默涵等人的决定。否则，如果周扬支持江青的话，这次会议上改由《文艺报》转载的决定是无法做出的。不过，周扬、胡乔木等人显然没有想到，这次会议做出的决定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但他仍然没有出面，他在静静地观察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随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被《文艺报》转载,他们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也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发表。为了表示重视，冯雪峰和文学遗产栏目负责人陈翔鹤还特意加了编者按。两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编者按激怒了毛泽东。于是，在江青出面协调不灵之后，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1954年10月16日，他给中央政治局领导及其他相关人员写了那封影响深远的信件。随之，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全面展开。尽管这场政治运动的发起人和幕后操纵者是毛泽东，运动的开展有其必然性,但江青在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没有江青的参与，虽然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也要进行，但肯定会是另一种形式，俞平伯也许就不会成为批判的靶子。因此，在探讨这段二十世纪红学的劫难史时,不要忘记这位嗔觉灵敏、兴风作浪的第一夫人。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有些人的命运则直接与江青有关。其中最具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同是风云人物的李希凡、蓝翎，也因江青的态度不同,两人日后的命运形成很大反差。据曾看过维特克采访笔记的赵冈在《红楼梦再度被卷人大陆上的政争》一文介绍：据江青说，她后来看李希凡比较能干，而蓝翎则没大出息，于是由她极力扶植李希凡。由以后的事件发展看来，这些都是事实。文革以后，李希凡直线上升，当了江青手下的国内文艺界大总管。从蓝翎《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的相关描述也可印证这一点。据该文介绍：
江青在七十年代初向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女教师大谈《红楼梦》时，那位教师问起了“两个小人物”，江青一口咬定说：“只有一个（onlyone)!”她的话当时是颇具“权成性”的，因此也就有人呼应。江青的态度使同一个起点的年轻人走上迥然各异的人生道路，蓝翎所举的如下两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一九五四年底，李希凡突然被宣布为第二届全国政协的委员，属团中央系统的代表。事先没有人同我谈过此事，也没有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承受不了，认为这是有意抬高一个压低一个，以后就不好再合作共事了。紧接着，他又作为报社两名代表之一（另一位是老记者季音），出席了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我更感到承受不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李希凡、蓝翎还曾因对当年合作的认识不同产生争论，伤了和气，究其根源，显然与江青当时的态度有关。“我是眞考證”建国初期的两次政治运动，显示了江青高明的手腕和巨大的能量。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纵容下，经过个人的苦心经营,江青很快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核心人物，呼风唤雨，大显神通。更为重要的是，江青并不仅仅代表她自己，她实际上还代表着毛泽东,许多毛泽东不便出面说的话、不便出面做的事情,则由江青来操办。由于江青重点关注的是文艺界，学术文化因此遭受的劫难也就特别深重，《红楼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成为屡受洗劫的重灾区。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的运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时，学术文化也不可能例外地有健康、良性的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已不再满足于偶尔露峥嵘式的小打小闹，而是成为频频露面、不可一世的女皇了。于是这才有了1972年夏所发生的维特克采访江青、为其作传之事。这件事在当时传得沸沸扬扬，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场特殊政治背景下的闹剧。此事也可作为揭示当时世态百相的一个典型素材。由此也可看出，如果权力不受控制，就会变成可怕的恶魔，什么样的荒唐闹剧都可能会出现,学术文化也在劫难逃。有关1972年夏美国女学者维特克采访江青之事，已有专书进行介绍，此不赘述。江青之所以想模仿毛泽东，让维特克来做自己的“斯诺”，为自己树碑立传,显然是有个人目的在的:一来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二来也为自己将来做一号人物造舆论。江青和维特克当年的谈话长达60多个小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
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这里只谈与《红楼梦》相关的部分。这些谈话当时有录音，有整理稿，但直到如今仍未公开刊布，维特克也未得到这些资料，她写在《江青同志》一书时使用的是自己采访时所作的笔记。不过，江青谈话的整理稿曾在社会上流传过。笔者经多方寻找,也未找到，只得依据其他书籍中的零星记载进行归纳、介绍。这样的介绍可能有不够完整、准确之处,这是要加以说明的。在介绍江青有关《红楼梦》的谈话之前，有必要先对本文使用所的主要史料进行简要的介绍。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一书是一部亲历者的回忆录。作者张颖当时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作为陪同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维特克对江青的访谈,因此，她的回忆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在该书中，作者一再强调：下面所有叙述的都是两人的原话，我只在文字不通处稍修改，但不可能是全文而是有删节。我下面摘录当时的部分谈话记录。可能有点乏味，文字也不流畅，但这是真实的记录。为了保持真实，我尽量不改，不删节。由于作者引述的是当时的谈话记录，并尽量保持原貌，因此其提供的材料可信度很高，本文将其作为主要参考资料。值得注意的是，《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出版于1997年，它与1986年出版的《“红都女皇”事件之谜》一书内容基本相同，甚至连大量语句都一样，笔者怀疑其作者乐欣曾采访过张颖，或就是张颖本人。赵冈《花香铜臭读红楼》一书中的《红楼梦再度被卷人大陆上的政争》、《江青与红学》两文系根据维特克的采访记录写成。据赵冈介绍：这位美国女教授虽然没有携出录音带，但是有她自己详尽的笔记。她的书中有一章是专讲江青自我吹嘘的红学。这位女教授因为自己不太懂红楼梦研究，便将这一章原稿请我审阅整理。江青拉了这位女教授谈了三整天。其中有大半天的时间是由江青滔滔不绝地讲她的红学，当时由江青的两位翻译员翻译，这位女教授做成笔录。女教授回来以后，请我代她核阅这些有关红楼梦的谈话原稿。有了这层关系，赵冈所引江青有关红学的谈话自然有着很高的可信度，可以用作参考资料。最后要说的是黎漓编著的《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一书。其出版前言云：我们依据国内外有关资料，编译、出版本书。
不过从该书叙述的口吻，并对照张颖在《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中对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的描述来看,基本可以认定该书是《江青同志》的中译本，编译者出于某种考虑，进行了一些掩饰。以前国内读者对《江青同志》一书不了解，往往将其与文革期间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一书相混淆，其实这是两本互不相干的书。《江青同志》国内向无译本，没想到却以如此面孔在国内出现。若非笔者认真比对，还真难以发现这一秘密。上述三书是笔者探讨江青《红楼梦》观点时的重要参考文献。江青在和维特克谈话时’涉及到《红楼梦》的方面方面，这里稍作介绍。江青在谈话时，曾介绍自己在1954年批判俞平伯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本文的前半部分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梳理，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江青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评价。在和维特克的谈话中，江青多次提到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俞平伯他们这一派对祖国的文学艺术完全用唯心论的考证，脱离了历史，脱离了客观的实际，他唯心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俞平伯、胡适穿凿附会，把这本书贬低为一部恋爱小说，……俞平伯、胡适竟敢荒谬地、唯心地说,林黛玉与薛宝钗是一个人，还有他们把十六回本、八十回本脂砚斋等统统垄断了。群众见不到，他们垄断了这些东西，然后说林黛玉与薛宝钗就是一个人，一回事。说那个注与曹雪芹的思想是一致的。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什么舅舅，又说史湘云、薛宝钗如何如何，反正是主观猜测，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举个例子说明俞平伯怎么穿凿附会。《红楼梦》中有一回叫《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他连谁坐在哪儿，谁怎样都画了图。说林黛玉、薛宝钗是合二而一。古人坐在哪个地方，怎么坐的他怎么考证出来，考证得那么准确呢？他说就是那样。你看真是主观。（以上见《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从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评述中，不难看出江青的路数和水准。她虽然号称自己是半个红学家，但充其量只能说是个很业余的红学爱好者,她在政治上很武断地将俞平伯的研究称作唯心论，而且还对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说、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座次说大加批判。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从其言谈之间可以看出，她连什么是唯心论、钗黛合一说究竟何指都没有真正弄明白。其实,不光是江青，1954年及其以后的诸多批判者中，真正弄清这些术语含义的又有几个人呢？连人家的观点都未能理解透，就急着批判、下结论，这种恶劣的学术风气在建国后甚至直到今天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至于说俞平伯、胡适垄断十六回本、八十回本脂砚斋评本，那更是无中生中的人身攻击。“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真是主
观”的人不是俞平伯、胡适，恰恰是江青本人。不过，江青当时可不这么想，她的自我感觉要良好得多。她之所以愿意用半天的时间和维特克专门谈论红学,说明她觉得自己对《红楼梦》还是挺有研究的，有高论要发表，因为她下过功夫：我研究过各种版本的目录，证明后头他是有稿子的，但是他没有后代，可能给人们借去失散了。《红楼梦》我读过多少遍不记得了。大概10遍以上。到延安以前看了三次。如《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一回，就在那一夜不知道引用了多少人写诗词，我考证了很久，才找出他引的是谁的诗。我是真考证，要慢慢查呀！《红楼梦》是讲不完的。你们不要认为我是红学家。我只是半个红学家。（《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承认自己是“半个红学家”，说明江青于自我感觉良好之余，还有点自知之明。综合她与维特克有关《红楼梦》的谈话来看，这位半个红学家的妙论实在难以让人恭维。不过也必须承认，她的言论还是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文革后期开展的评红运动中，许多流行的观点与此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前文已经谈到，江青喜欢阅读《红楼梦》，当与毛泽东的影响有关。其红学观点亦处处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影子，或者干脆就是把毛泽东的观点用自己的话加以转述。比如对作品主旨的理解，江青基本上是以政治眼光来看《红楼梦》的，将这部作品看作政治小说，政治教科书,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读作品：曹雪芹从一个贵族的角度来描写阶级斗争，涉及到二十几条人命，写了三四百口人。但真正的主人只有二十多个，其他都是家务劳动的奴隶，大小奴隶头子。我认为世界上十八九世纪的小说没有一部能够比得上《红楼梦》那样尖锐。毛主席总是告诉我们全党，告诉我们的子女要看这本书，不要单看爱情故事，单看哥哥妹妹，要看阶级斗争，要看那二十几条人命。（《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这基本上在毛泽东红学观点基础上进行的发挥。这些发挥有的是从其他研究者那里贩卖来的，有的则是江青个人的独创，比如她的父党母党论：他们母党合起来陷害林黛玉和好的大小丫头。凤姐是明的，宝钗是暗的。袭人也是暗的，她是特务，向王夫人告发宝玉与黛玉的恋爱。（《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依照阶级斗争的模式将作品中的人物分成父党、母党，这确实是江青的“发明”。对此,赵冈在《江青与红学》一文中也有介绍：
江青认为书中宁国府代表统治集团的父党，而荣国府是统治阶级的母党，书中是描写两府的斗争，是表示统治阶级中的内部分裂与斗争，结果是代表母党的荣国府胜利。《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一书中的说法是：宁、荣两府的人物在许多方面都是对立的。宁国府在东边，荣国府在西边，他们象政治党派那样行使职责。荣国府是家长制，而宁国府则是母权制，两家控制着宝玉，但最后两家都失败了。独创固然是独创，但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牵强附会的痕迹十分明显。江青对小说人物的评价基本上也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生搬硬套。比如她反对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说，强调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对立：这两个人地位、性格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尖端顶儿上的，一个是寄人篱下的孤女。一个就是挖空心思怎么样害林黛玉的人，一个是天真烂漫地对待人。……这两个人完全不同，性格什么的都不一样，而且地位是悬殊的，一高一低。一个是寄人篱下，实际上是无产者，没有产业，当然不是说她的思想不是贵族的。一个家里是富豪，是皇家的商人。（《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至于强调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性和反封建,说他们“反封建那样坚决”，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之类，那不过是老生常谈,早在1954年就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这样说过了。真正的高论是江青如下一句话：如果林黛玉和贾宝玉活到现在，也是大右派。（《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据赵冈介绍,江青还有一些红学“高论”，这里引录一部分，奇文共欣赏：江青说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这倒没有什么。妙的是她把高鹗比做文天祥。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楚她是根据哪一点把这两个人连到一起。江青附带还说明高鹗只是进士，而文天祥是状元，所以要高明一些。江青又说红楼梦有两部分，意义迥然不同。前五回是专讲阶级斗争的，而从第六回开始才是说“故事”。当然,也不可否认，江青对《红楼梦》的认识也有其正确之处,尽管这些正确的地方实际上是人们的共识。比如：曹雪芹不仅是伟大的作家，也是语言家，他的文字十分简练，你学中文，就必须读《红楼梦》。曹雪芹很博学,他对诗词歌赋、医药、绘画等都懂。像他这样的文学家很难得，另外他引证的历史书籍、诗词歌赋都是惊人的。他描写人物很简明，历史知识很半富。《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
江青实录》幸亏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虚构的人物形象，而且没有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否则被划为“大右派”，可不是闹着玩的，当时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受尽磨难。作为一名红学爱好者，说出什么样的意见都不会让人惊奇。既然称自己是半个红学家，那就得用红学家的标准来衡量。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可以说江青根本就不够格。赵冈对江青所谈红学观点的评价是：其中绝大部分是语无伦次，意义不明的语句。很显然，她也多少受了些索隐派的影响，为“赤者朱也”，“宝玉即玉玺”这类说法多提一个注脚。江青把贾府里的关系也搞得乱七八糟。他说秦可卿是贾珍的第八个儿媳妇。秦氏与贾珍通奸时被贾珍的大太王夫人看见了，秦氏便不得不上吊自杀。黎漓编著《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一书中的评价是：江青轻率地评论小说的作者和书中的含意，而这些复杂问题是需要真正的专家来论证的。她引证的一些细节和她对小说政治问题的判断。由于过度的热情或是疲劳而有许多缺陷。这应该是采访人维特克对江青谈话的评价。不过在二十世纪红学史上，越是不够格，半瓶水的人，越是喜欢谈红学，而且影响也很大，拥有大批支持者。江青那个时代如此，现在更是如此。到书店里,将铺天盖地的红学著作翻上一眼，便不难体会到这一点。接受维特克采访，让其为自己树碑立传，这并不是江青个人的私事，也并非动用政府公权谋取私利一语所能概括，它是特殊年代的一个政治事件。江青在谈话中的一些红学观点后来被传播出去,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对此，各书皆有记载。《“红都女皇”事件之谜》一书中的说法是：起先是在学生中流传江青与路易斯谈论《红楼梦》，把记录当成是首长对古典文学的讲话，甚至广泛传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一书中的说法是：不知道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部分传抄出去了，大学中学都在传抄,说这是江青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要学习什么的。这时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于是立刻要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一书的说法是：数小时滔滔不绝地做出的一些解释，后来成了官方消息发布了。
1973年夏，全国规模的评红、读红运动轰轰烈烈展开。阅读、评价一部古代小说作品竟然采用政治运动的形式进行，可谓空前绝后的文化景观。江青和维特克谈话时发表的红学高论也借助这一运动得到了十分广泛的传播，并对这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场运动中有不少流行的观点很明显是从江青的谈话中发挥而来的。不过事情总是要分正反两面的，江青固然可以借助国家机器，使自己有关红学的奇谈怪论传遍全国，家喻户晓,但她也同时为日后人们对她的批判提供了靶子和笑柄。1976年秋，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粉碎，在进行控诉和声讨时,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她的这番高论。在其后的两三年间,相关批判文章大量出现。当然，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这些文章多是漫画、挖苦式的批判，缺少从学理层面进行的解读和剖析。新时期的红学研究正是由对江青红学的批判拉开序幕，这恐怕是江青当初万万预料不到的。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生前的是非固然可以靠权力等手段取得，但身后的评价却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江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史毕竟是历史，它可以被遮蔽一时，但不能被永远歪曲，它可以被人打扮成花枝招展的小姑娘，但总有卸妆的这一天,所以历史最终是公正的。参考文献[1]赵闪《花香铜臭读红楼》，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3年版。[2]乐欣《“红都女皇”事件之谜》，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3]黎漓编著《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4]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5]叶永烈《江青传》，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6]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7]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8]盛巽昌编著《毛泽东与红楼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9]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10]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1]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2]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13]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14]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5]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唐初保存至今最早进士对策考证—以曰本《令集解》所载魏征《时务策》为中心龚延明*时务策是唐代试进士必考的一场考试，也是唐代一种特殊的文体。（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收录有大量唐代各种科目策问和制科对策文，为研究唐代策文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文苑英华》所收最早的唐进士策问中，收录了杜甫、韩愈、权德舆、白居易等文豪和名臣的策问。如，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杜甫《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道。韩愈《进士策问》九道。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权德舆所撰《中书试进士策问》二道又《进士策问》五道。唐宪宗元和二年(807)白居易《试进士策问》五道，等等。所谓进士策问，都是针对国家面临的急需应对的军事、政治、经济，乃至于灾荒、风俗等时事，提出问题，要求应进士举之举子，回答治理方针、政策。显然，其匡时济俗功能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比如:权德舆《中书试进士策问》第二道：问：乃者西裔背盟，劳师备塞。今戎王自毙，边述以闻。而议者或曰：“因其丧而弔之，可以息人。”或曰：“乘其虚而伐之，可以辟地。”或曰：“夷实无厌兵者，危事皆所以疲中国也。不若如故。”如是者三，必有可采，思而辨之。①上引进士策问，则是就唐贞元十三年，西部边境吐蕃内乱,赞普死之,面对出现此新情况，唐王朝该如何防边，是用兵还是休兵，提出策问。又如白居易所撰《试进士策问•元和二年》第四道：问：百官职田，盖古之稍食也。国朝之制，悬在有司。兵兴已还，吏鲜克举。今稽其地籍，则田亦具存。计以户租，则数多散失。致使内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悬，不止于十倍者！斯积弊之甚也。得不思革*龚延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①（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七六、权德舆《中书试进士策问》第二问，2429页。
之乎？请陈所宜，以救其失。②此进士策问，就百官俸禄制中的职田分配严重不均的突出问题，如何进行改革，寻求对策。现实性也很强。《文苑英华》自卷四七七至五〇二，共二十五卷《策》，既收策问，同时也收对策。然在《文苑英华》中，除上引杜甫、权德舆、白居易等进士策问有明确系年外，未见有明确系年之进士策问与对策。唯在清徐松《登科记考》中,载有贞观元年进士策问与上官仪之对策：贞观元年丁亥策进士问：一问：狱市之寄，自昔为难。宽猛之宜，当今不易。缓则物情恣其诈，急则奸人无所容。曹相国所以殷勤，路廷尉于焉太息。韦弦折衷，历代未闻。轻重戍深，位承嘉议。二问：棘津登辅，不因阶于尺木，莘郊作相，岂恁资于累迁。盖道有攸存，时无可废。爰暨浇讹，必循班序。先容乃器，因地拔萃。共相沿袭，遂成标准。今圣上务切悬旌，心摇启繇。虽衣冠华胤，已乔迁于周列，而衡泌幽人，罕遥集于魏鼎。岂英灵不孕于山泽，将物理自系于古今？无蔽尔辞，切陈其致。进士四人：敬播上官仪张越石张楚金。上官仪对策一，曰：攘袂九流，披怀万古。览《七书》之奥义，观金简之遗文……长陵盗土，必用张子之言。谨对。(上官仪对策二，曰）：凤德方亨，必资英辅。龙光未聘，实俟明君。既藏器以须时，亦虚襟而待物……岂直高尚之士，遥集于台司，衡泌之俦，乔迁于鼎职。谨对。③检其来源,则出自《文苑英华》卷四九七《策》二十一《刑法》上《用刑宽猛•唐》：问：狱市之寄，自昔为难。宽猛之宜，当今不易。缓则物情恣其诈，急则奸人无所容。曹相国所以殷勤，路廷尉于焉太息。韦弦折衷，历代未闻。轻重浅深，伫承嘉议。上官仪对策曰：攘袂九流，披怀万古。览《七书》之奥义，观金简之遗文……长陵盗土，必用张子之言。④②（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七四、白居易《试进士策问•元和二年为府试官作》第四道,2424页。又见《白居易集》卷六十四《策林》三《议百官职田》，133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然文字多寡有异同。③（清）徐松撰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卷一、贞观元年丁亥条，9、10、11页，中华书局1984版。④（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九七《策》二十一《刑法》上，2547页。
和《文苑英华》卷五〇二《策》二十六《求贤》。⑤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徐松如此系年和科目归类’没有注意正确性。然而,如果深人一步，徐松何以将《文苑英华》无系年之上官仪二道对策均判定为贞观元年？又，何以将上官仪在《文苑英华》中纳入《刑法》和《求贤》不同编目之对策皆断为进士对策？其依据又是什么？这一问，疑窦就产生了。徐松是据两《唐书》上官仪本传“贞观初，举进士”之记载，确定将《文苑英华》所录上官仪策问系于贞观元年：《旧唐书•上官仪传》：“贞观初,杨仁恭为都督，深礼待之。举进士。”©《新唐书•上官仪传》：“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⑦两《唐书》所言“贞观初”，皆非确指贞观元年。贞观共二十三年,其所言“贞观初”，必为元年吗？这是一疑。二、宋初，前宰相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对唐代名臣上官仪之对策，必是倍加关注，如是进士对策,何必不如杜甫、权德舆、白居易,直接标明《进士对策》？三、就《文苑英华》所录上官仪之两道对策内容分类观之，一是属于刑法，一是属于求贤。而后者，乃属于制举“贤良方正科”，并不能归人进士科，仍引《文苑英华》原文为证：《文苑英华》卷五〇二《策》二十六《求贤•求贤三道》：求贤（又）见四百八十二卷，题作“贤良方正第二试策”吴师道同前（策问）对上官仪。显见，文苑英华》是把上官仪之对策，视为制举贤良方正科对策收录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上官仪在应举经历中，是否曾应制举？时至今日，当然已无据可寻。但有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徐松在《登科记考》中，把《文苑英华》所收唐初上官仪之二道对策，统断定为贞观元年进士对策，并非确论，尚存疑点。故尔，以上官仪之对策断为唐代保存至今最早的进士对策，大有商榷之余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令集解》保存有魏征《进士时务策》，这应是迄今天为止，保存下来的唐代最早的进士问和对策，弥足珍贵,现转录如下：《令集解》卷二十一《考贡•进士条》：凡进士。试时务策。案：魏征《时务策》。问一：“乡邑何因无孝子、顺孙、义夫、节妇？”⑤（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五〇二《策》二十六《求贤》，2574页。⑥《旧唐书》卷八〇《上官仪传》,274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⑦《新唐书》卷一四五《上官仪传》，403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答一：“九族之说着在《虞书》。六顺之言显于鲁册。故义夫彰于郄缺，节妇美于恭姜，孝子则曾参之徒，顺孙则伯禽之辈。自兹已降，往往间出。石奋父子，慈孝著名。姜肱兄弟，恩义显誉。当今天地合德，日月齐明，万国会同。八表清谧然。上之化下，下之必从。若影逐标，如水随器。但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教之以义，怀之以仁，则孝子顺孙，同闾如市，义夫节妇，连袂成帷。荡荡之化可期。魏魏之风斯在。穴云：“治国要道是也。”问二：“任职之后，治体有方者，依选叙,令更进阶哉、以不？”答二：“进耳！”⑧魏征，为唐太宗贞观朝重要辅臣，卒于贞观十七年。®其所撰进士《时务策》之策问与对策,是唐初流行的科举考试辅导书,惜所存仅此。类白居易所撰制举策问与对策，则保存在白氏文集中的四卷《白氏策林》。⑩魏征进士《时务策》，虽尚难确指撰于贞观何年，但，至迟不过贞观十七年，是毫无疑问的。即是说:我们可以断定,迄今能见到的唐代无争议的、最早的进士时策问与对策，应是魏征《时务策》。⑧《令集解全书》卷二十一《贡举•进士条》，见（日）国史大系编者按修会编《新订增修国史大系》，1974年吉弘川馆出版。⑨《新唐书》卷九七《魏征传》：“（贞观）十七年,疾甚……是夕，帝梦征若平生。及旦，薨。”⑩（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六十二至六十五《策林》，1287-137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英国侵略西藏的最初动机及其后果黄鸿钊*一、西方人的西藏黄金梦提起西藏，西方人总是说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神秘感,是由于盛传西藏出产黄金。这一传说由来已久。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便在他撰写的《历史》一书中，提及印度北面有个地区盛产黄金,传说人们利用一种巨型蚂蚁采集地里的金沙,又称为“蚂蚁金”。虽然希罗多德没有指明这个地区的名字，但后人一般认为那就是西藏。其后在公元13世纪问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也有两章谈及“西藏省”的情况。这些记载当然都是道听途说而已。在这之前，西方人从来没有到过西藏。到了中世纪末期，欧洲商人企图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同东方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①这时西方国家开始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封建王室、贵族和商人都怀有强烈的扩张和掠夺的愿望,他们大力倡导航海探险、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黄金和土地，并进行宗教征服。东方是欧洲人心目中的黄金宝地。十三世纪以来,一些到过东方的旅行家发表过许多游记，如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奥多利克的《东方记述》等。这些书中盛赞东方物产丰富，遍地黄金。葡国大诗人卡蒙斯在其著名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诗中写道：如果你想到东方去寻找，遍地的黄金，无穷的财富，辛辣的香料，桂皮与丁香，益智健身的名贵的补药，如果想寻找晶莹的珠宝，*黄鸿钊:南京大学教授。①见卡诺•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27、132页。
坚硬的钻石，瑰丽的玛瑙，此地的宝藏便堆积如山，你的愿望在此就能实现。②可见，西欧这一时期被黄金所迷，处心积虑地到东方来寻找黄金。他们很自然地想到西藏。15世纪末东方新航路的发现，开辟了东西方直接交往的新时代。从此,欧洲人分别由印度或由中国内地进人西藏。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到来之前，最早到西藏的是天主教耶稣会士。耶稣会是天主教中的一个狂热的教派团体，于1534年在巴黎成立。它竭力鼓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维护罗马教廷的君主专制体制,并充当天主教向东方扩张教务的急先锋。从16世纪40年代起，教皇便开始派遣耶稣会士到东方传教。17世纪初到达西藏地区。1624年3月30日，耶稣会士安夺德和马科斯从印度北部阿格拉出发,溯恒河而上，次年8月抵达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古格王国首府扎布让。当时,古格土王与当地的喇嘛教上层发生冲突。安夺德利用当地的内乱插手进去，在安夺德劝诱下，古格土王决定依靠耶稣会来打击喇嘛教势力，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于是，土王没收了部分喇嘛教寺院的财产和土地，转交给耶稣会士。这样1625年在扎布让建造了一所天主教堂,到该地进行传教活动的耶稣会士也日渐增多。但在1630年春，当地喇嘛教上层联合拉达克王推翻了古格土王,并将耶稣会士关押审讯，驱逐出境。次年消息传到果阿，当时已在果阿担任耶稣会长的安夺德派遣阿则维多前往扎布让视察情况，企图重建教堂,未果。1627年11-12月间，又有耶稣会士卡塞拉和卡布拉从不丹进入后藏日喀则，在那里建立了传教会，但于1632年1月被宣布关闭。1656年，耶稣会士白乃心(JohnGrueber)和吴尔铎（Albertd’Oville)被罗马教廷派遣来华传教。他们于1658年7月抵达澳门，随即进入内地活动。1660年，他们到北京天象台工作。一年后,两人决定经中国内地转入西藏至印度，然后返回欧洲。白乃心和吴尔铎于1661年4月13日从北京出发，5月13日抵达西安，再从西安进入青海西宁,10月8日从西宁抵达拉萨。在拉萨住了两个月后，经尼泊尔前往印度，1662年3月抵印度阿格拉。吴尔铎在该处病亡，白乃心于1664年2月回到罗马。他向总会报告说，自己找到了前往中国新的陆路最佳路线。但他试图从陆路重返中国时,却不幸死于途中。1703年3月，罗马教廷传信部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将西藏传教事务划归意②（葡）路易斯•德•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2章第4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46页。
大利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区。此后，从1704年至1807年这一百多年中，教廷传信部先后派遣了共30批、102人次的卡普清传教士赴西藏传教。其中1704至1745年这段时间是最重要的传教时期，共有49名传教士先后分10批入藏。他们于1708年在拉萨成立了“西藏传教会”，大肆活动。但他们在西藏不仅无成绩可言,反而失败得非常惨重。一方面领洗入教的藏民寥寥无几，据说总共只有2人，并且先后2次被赶出西藏。另方面教会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不仅耗费了大批金钱,而且有大批传教士死于险恶的旅途、疾病和过度劳累的工作之中。派出的49人中只有13人最后安全返回欧洲，其余的人均死于异国他乡。天主教之所以在西藏传教失败，其原因主要是喇嘛教在西藏有着十分牢固的社会基础，顽强地抗拒接受外来宗教。佛教文化深入人心，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也格格不入。因此天主教士无法在这里立足，只得选择撤离。其后虽然罗马教廷仍然断断续续地派遣传教士入藏，但主要作用并不是在传教方面，而是在西藏进行调查研究。许多传教士长期生活在藏民中间，了解西藏的地理环境，民情风俗,矿产资源;尤其是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学会了藏文，能够阅读西藏史籍，积累了丰富的有关西藏的知识,向欧洲介绍和宣传。耶稣会也在18世纪初恢复了对西藏的传教活动。1716年3月18日，意大利耶稣会士德西德里到达拉萨。在这里，德西德里受到当时统治西藏的蒙古人拉藏汗的礼遇,并且准许他开展传教活动。此后6年间，德西德里潜心学习藏文，钻研佛学，目的是更好地批驳佛经,他写了一些书指责喇嘛教经典的错误。同时他通过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以及阅读藏文书籍等种种途径，了解到西藏及其邻近地区十分丰富的知识，包括地貌、交通、山川、湖泊、气候、物产、资源、城镇、村落和政治制度、民情风俗、文化艺术、藏传佛教，等等。他写了许多文章、报告和信函，后来汇编成《西藏纪事》一书。该书内容丰富,纪事翔实,至今仍对研究18世纪西藏具有参考价值。英国18世纪占领印度后,开始以印度为基地侵略西藏，长期威胁着西藏的安全。英国自从十六世纪向海外扩张以来，殖民地遍布于世界五大洲。在它的整个殖民体系当中，亚洲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印度又是它的亚洲殖民体系的中心。英国殖民者说，印度像一座要塞，两边有辽阔的海洋作濠沟,在其它方面有大山作城墙。而城墙外面，延伸着一条宽窄不等的斜坡。®它们分别是西藏、阿富汗和伊朗。英国认为如要阻挡自中亚南下的敌人俄国，保卫印度的安全，就必须抢先占领这些斜坡。英国这种“斜坡论”，表面上是专门针对俄国人说的，事实上则是掩饰大英帝国的扩张野心。③《剑桥英国对外政策史》第1卷，第326页。
西藏位于印度北面，英国从印度向北方扩张，西藏自然是首当其冲了。英国占领孟加拉邦地区后,就处心积虑地向斜坡的这个方向推进。英国殖民者声称，“所求者，惟边界治安，商务利便而已。”④事实上其目标并非仅仅局限在这一点上，这是当时国际上人们都看得很清楚的。英国侵略的计划是：由印人藏，由藏入川，进而侵占长江上游地区，配合着它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侵略，从中国南部的东西两侧，伸展其侵略势力，乃至吞并整个长江流域。因此英国侵略西藏是它侵略中国和争夺亚洲霸权的一个部分。英国侵略西藏的目的，是为了对西藏进行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从经济上看，一是要掠夺西藏丰富的原料和资源，二是要向西藏倾销商品。而掠夺西藏的黄金则是重中之重。据印度学者达斯（S•C•Das)称，西藏经济上有四大富源:第一为物产之富,第二为森林之富，第三为水产之富,第四为农产之富。“其中,尤以金矿之富最惹英人注意。”⑤从十八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英国多次派遣间谍考察金矿。1774年，东印度公司派波格尔为赴藏特使，就曾命令他调查西藏出产的金银、麝香、大黄等的产量。⑥1779年，波格尔又企图人藏套取黄金。十八世纪末特涅出使西藏,再次调査了黄金。并在“西藏和其周围国家贸易商品表”中指出，西藏的金沙大量向中国内地、尼泊尔、不丹、孟加拉等处出口。因此,英国更加确认西藏是个产金地区。⑦1815年在伦敦出版的《东印度地名辞典》提到：“西藏有数量很多而且质量很纯的金。”又说：“金是西藏的主要出口物，它主要是在冲积物中发现。”英人威德尔随军人藏，调査了西藏金矿分布情况，更从驻尼泊尔领事获知，里塘以东的金矿最富。英国侵略者中盛传西藏黄金蕴藏量之多，堪称为加利福尼呀亚第二。因此在世纪之交，伦敦资本家曾组织了九家矿业公司，准备入藏开采金矿。⑧除了黄金之外，英国资本家认为西藏还有他们需要掠夺的廉价原料产品。如西藏羊毛的价格仅为英国的五分之一，皮革的价格仅为英国的1/12。此外，麝香、硼砂等稀有产品，都使英国资本家垂涎欲滴。二、藏印之间的考察、游历与通商问题英国早有侵藏野心。1644年东印度公司讨论独占硼砂贸易时,就提到西藏④《泰晤士报》1910年8月12日，见〈外交报〉，第293期，第6页。⑤达斯:《英国侵略西藏史》，第39-40页。⑥休勒_凯曼:《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贸易》,美国新泽西出版社1951年版,第33页。⑦A.Lamb：(BritainandChineseCentralAsia,theRoadtoLhasa,1767to1905》，1960，P.341。⑧达斯:《英国侵略西藏史》，第39-40页。
是硼砂的产地。不过直到一百年以后，英国才正式向西藏进行扩张。自古以来，由印度到西藏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经由尼泊尔到西藏,这是藏印宗教信徒往来常走的路。另一条是从帕里经由不丹和孟加拉地区通商。东印度公司企图经由两条路线进人西藏。1769年公司插手尼泊尔内乱，派兵人尼泊尔,但尼泊尔动乱迅速平定，并断绝与英国的贸易关系。这样英国由尼泊尔人藏的企图便遭到挫败。1773年，东印度公司又利用不丹和库赤•贝哈尔的矛盾，首先吞并库赤•贝哈尔，然后入侵不丹。当时不丹是西藏的藩属，面对着英军的人侵,不丹的统治者德布王（DebRajah)便向班禅六世求救。班禅于己于人1774年派藏人白马和印度托钵僧普南吉（Purangir)带着礼物送信给印度总督，劝告东印度公司不能干涉不丹,说德布乃统治此地区达赖喇嘛的属下（现达赖年幼由我摄政事），若您坚持对不丹进一步侵扰，则必将引起达赖及其臣民之反对”。®印度总督接到班禅的信后，认为这是人藏的好机会。他向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提出要和西藏签订通商条约。1774年5月，他派东印度公司秘书波格尔(GeorgeBogle)以回报班禅为名人藏。波格尔所负的真正使命是探讨与西藏通商的可能性，并侦察西藏的政治经济情况。班禅开始时反对东印度公司派人人藏，他写信给印督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中国皇帝禁止外国人来西藏,要求波格尔返回加尔各答。但波格尔贿赂班禅的信使普南吉,请求普南吉带回一批厚礼到日喀则去见班禅。又传达印督的口讯说，东印度公司已接受班禅的调解，退回占领不丹的领土，并与不丹缔和。最后波格尔获准进人西藏。1774年报10月他到达日喀则，住在札什伦布寺,前后共五个月之久，于1775年春返回印度。波格尔居留西藏期间。力谋同西藏当局订立商约，或单独与班禅的后藏辖区订立商约。但西藏官员认为西藏是中国管辖的领土，不能擅自与外人订约通商，而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波格尔企图直接同西藏打交道的最初尝试失败了。虽然如此,波格尔的西藏之行还是有成果的:一，他和班禅建立了初步的联系。由于他用厚礼相送和殷勤致意，迷惑了包括班禅在内的部分西藏官员，从而为以后再次人藏预留地步;二，在通商问题上，虽然未能订立商约，但获准同藏商来往,从而在西藏认识了一些本地商人、尼泊尔商人和克什米尔商人，拉拢他们前往印度贸易。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波格尔在西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西藏的地理形势、民族风俗和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他认为同西藏建立直接关系虽然很必要，可是由于西藏的地理特点,欧洲人到西藏居留和通商,困难甚多，甚至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利用⑨休勒•凯曼:《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贸易》，第36页。
亚洲人帮助英国推广在西藏的贸易。波格尔返回印度后，继续谋划侵藏活动，他还异想天开，企图通过班禅的介绍前往北京活动，均未得逞。1781年，波格尔在加尔各答死去。1783年，印度总督以庆贺班禅灵童和摄政名义,又派出特涅使团访问西藏,企图打开西藏通商之门。9月间，特涅一行抵达扎什伦布寺，居留三个月，与仲巴呼图克图会谈多次。仲巴亦将其来意多次函告达赖，请示对策。达赖坚持没有清朝皇帝的同意，不得同印度通商。特涅提出在日喀则开设一家布点，亦遭拒绝。后来特涅给藏人送了厚礼，总算获准让印度商人来日喀则做生意。特涅返印后总结此行失败原因，归结为两点：一西藏人对英国心存疑虑，不表信任。二中国官员对西藏控制很严。没有中央政府的允许，西藏地方当局自然不敢私下与英国订立通商条约。英国初期人藏受阻，便把注意力集中于侵略西藏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诸国:尼泊尔、不丹和锡金。1814至1865年间，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先后被英国征服和控制，使西藏的藩篱险要全部丧失。英国在这些国家境内开山筑路，准备长驱入藏。波格尔和特涅的入藏活动失败以后，东印度公司虽然暂时没有直接同西藏当局打交道，但并未停止派遣特务潜人西藏活动。同时英国并不以这种偷越边境的活动为满足，而力求使这种活动公开化、合法化。在1876年中英两国签订的烟台条约中，特地加入了允许英国人人藏游历探路的条款，规定:英国人“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或“倘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则由中国总理衙门发给护照，并派员对入藏英人“妥为照料”⑩。从此,前往西藏的英国“游客”接踵而来。清朝的封疆大吏对这些游客的险恶用心是有所认识的，例如四川总督丁宝桢说英人前有西藏探路之请,其用意狡谲，臣心窃虑之。”®但对于如何抑制英人的侵略活动却束手无策。当时西藏噶厦坚决阻止外国人入藏。“藏中番众，一闻洋人人境，哗然聚兵拦阻，情势汹汹。”®英国一方面鉴于西藏噶厦反对外国人人藏态度十分坚决,而当时又急需集中力量吞并緬甸，便暂时放弃入藏的要求。在同中国谈判緬甸条约时，双方议定派员人藏一事，现因中国体察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但英国人人藏之心■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辑。■张丰培:《清季筹藏奏牍》，第1辑。■张丰培:《清季筹藏奏牍》，第I辑。■《清季外交史料》卷67，第27页。
未死。游历之外,还有通商问题。英国提出“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清政府则希望通商地点远离边界为好。当时驻藏大臣文硕主张如果开办通商详细约章,内须声明在哲孟雄（即锡金）之大吉岭地方,作为通商埠口，以此为断,不得再向内移。”■清政府提出以大吉岭为通商地点，一是避免英人在西藏边境活动，以杜绝其入藏图谋;二是大吉岭也属于藏印交界的范围，并且早已是藏印贸易的中心。但是藏印通商问题,无论是英国要求在藏印边界地区也好，还是清政府拟设在边境以外的大吉岭也好，西藏噶厦均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吉岭本是锡金的领土，被英国强占。因此，英国人不但“利欲熏心”，而且“包藏祸心”，无论如何不能与其通商。英国决心打开西藏的大门，而西藏人民拒绝同英国通商的意志也是坚决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决定诉诸武力，挑起战争。三、英国军队在西藏边境挑起战火设卡与撤卡之争，是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的导火线。英国占领锡金后,从各个方面加紧人侵西藏的准备。它在锡金境内修路、架桥、修建驿站、开辟进藏公路，又招雇游民作向导，私自越过西藏边境隆吐山侦察，翻修与加宽捻纳至隆吐山口的道路等等。英国的战备活动引起西藏人民的警惕，锡金和不丹政府也向噶厦通报了英国的入侵企图。“英人拟定限期进藏礼佛,务准畅行，无得阻拦，如能照办，即无庸议，不然定即带兵进藏。”■边境形势危急，噶厦当机立断，于1886年在隆吐山建卡设防，堵截英人人侵的道路,保卫西藏疆土。英国人连发照会，对西藏人民进行威胁恫吓。1886年11月，英国驻华公使声称,藏人“在边界外距大吉岭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炮台，意在阻止通商。在英国不难将其炮台毁去,但本国亦不愿多事,请行知驻藏大臣转饬藏番，不可妄为。”■次年5月更公然声称隆吐山不是西藏领土，无理指责藏兵“踞守锡金地方”。西藏人民坚决拒绝这种指责,认为英国无权干涉他们在自己领土上设卡驻兵。随后在中英交涉中，清政府要求会同英国调查实情，协商解决这一争端。■《文硕奏牍》卷1,第29-30页。■《文硕奏牍》卷2,第8页。■《文硕奏牍》卷2，第2页。
但英国不答应，声称若不退回旧界，定即驱逐。清政府软弱无能,一再退让，最后竟反过来压迫藏人撤卡退兵,在给文硕的指示中说现在事机紧迫，隆吐山之卡无论在藏界之外，抑在藏界之内，既为哲孟雄属境，即可以借此撤回。不得任听仍前梗阻，致开兵衅，自取祸殃。”⑰但西藏噶厦抗命不肯撤兵，会同三大寺僧俗官员上书清政府，据理力争。指出：“隆吐山乃藏中门户，倘一退让,势必开门揖盗。自古及今，可有以疆域门户让人之理乎?”“该英吉利无论何时敢来寻衅滋事，小的阖藏僧俗大众,惟有同心协力’复仇抵御，决不放行。”⑱这样一来，英国侵藏战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887年底，英军二千人集结于边界线上，以白楝为后方总站，准备发动进攻。西藏噶厦闻讯，急派官员至隆吐山负责指挥，调集士兵，加强防备。隆吐山拔海12,617英尺，形势险恶，空气稀薄。藏军修筑防御栅于9,000英尺高地上。1888年3月19日，英军向隆吐山下扎鲁隘发动攻击。当时驻守隆吐山的藏军仅一个营，约士兵200人，使用的武器也只不过是弓矢、梭标、大刀、铳、投石和火绳枪等，但固守险要,从容抗敌。战斗开始不久，便击毙英军指挥官，迫使侵略军退却。次日，英军仍由原路进攻，双方发生激战。藏军誓死抵御，伤毙英兵约有一百多名。此后，英军多次大举进攻，藏军终究经受不住英军大炮的轰击。3月24日，隆吐、纳汤相继被英军攻占。藏军退至捻纳附近的卓玛依和春丕等地。隆吐和纳汤沦陷后，英国继续向边境增派军队，修筑公路，准备发动新的攻势。另方面，它又玩弄外交手段企图压迫西藏人民屈服。英国唆使锡金的颇当喇嘛等人写信给西藏噶厦和驻藏大臣说:英人“逞兵犯境，是因屡议通商，唐古特总无切实回信”所引起的。表示愿意出面“调解”这次军事冲突。⑲尼泊尔国王也有同样表示。在北京，英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递交照会,表示：“印督馁励其兵，但使藏番不越界出门，彼兵不过隆吐，以后一切照旧”⑳。尽管英国不进攻的保证只是欺人之谈’却促使清朝更加希望妥协，了结战争。隆吐山失守后，清政府指责主张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没有禀遵喻旨，开导藏人，宣布将他革职。任命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立即赴西藏执行停火撤兵的命令。不屈的西藏人民仍然坚持抗战。西藏噶厦认为，锡金颇当喇嘛的调停不可■《文硕奏牍》卷3，第21页。■《文硕奏牍》卷3,第38页。■《文硕奏牍》卷7,第1-2页。■《文硕奏牍》卷7,第1-2页。
靠，因为此人“是英人汉奸,此信正可置之不答”■。他们拒绝听从清政府的谕令,为自己的抗战辩护:“乃该外番（英国）等不但不肯照言行事,刻期撤兵,小的藏番等又焉敢遵谕旨将民土失于贼手，万难束手坐视，不得不进兵抄剿。”■隆吐失守后，西藏噶厦陆续征调前后藏及西康各地民兵前往增援。总计先后派往前线的藏军约万余人之多。7月5日，新任驻藏大臣升泰到达西藏。他上任后即声称，西藏的边界在雅拉、支木两山，因此日纳宗并非西藏领土。他要求藏军撤回帕里。升泰这种做法，打击了藏军士气，扰乱了藏军原有的部署，实际上帮了英国侵略者的忙。英军于7月20日和25日开始用大炮轰击藏军阵地，挑起新的战火。此后两个多月战事中,藏军被动挨打，伤亡惨重;据“泰晤士报”估计，约有1000多名藏军和平民被英军杀害。■这次战役失败后，升泰一味推行妥协政策，压制西藏人民的抗战，勒令解散藏军。11月间，升泰从拉萨启程亲赴前线，在英军和藏军中间扎下帐篷，阻止两军交战,并开始同英国议和。至此，英国发动的第一次侵藏战争告一段落。西藏人民这次抗英战争的失败，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清政府奉行妥协的方针，对西藏地方的抗英斗争不领导，不支持，反而给予破坏和打击。第二，藏军是从农奴中临时征调组成的，缺乏训练，武器落后，装备不足，纪律松弛。而他们的敌人英军则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一支战斗经验丰富的殖民军，双方的战斗力实有天壤之别。第三，藏军战略战术方面也有失误之处。西藏地区有一个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这就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原地形和复杂气候。如果西藏噶厦能够正确分析敌我情况，采取有效的战略战术作战，打败英军并非不可能的。这一点，当时力主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已经在奏章中提出来了。他写道大概与英人角胜,利用以柔克钢之法。接仗之法，利用埋伏，不宜显露。队用星散，不宜聚齐。攻利中路截击，不宜迎面对敌。时利昏夜冲击，势利交手接仗,宜进不宜退。至我军驻扎总利散驻帐房,断不可聚集营寨之内，以免开花洋炮，陡然轰击。彼人马皆需口粮，若我设法断其粮路，再将我之口粮军火,慎密收藏,使彼孤军深人,无可抢掠得食，困饿而死，亦一法也。”■换言之，对英军作战，必须扬已之长，避已之短，采取游击战术。如果当时■《文硕奏牍》卷7，第21页。■《文硕奏牍》卷8,第6页。■见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30页。■《文硕奏牍》卷5，第12页。
清政府采纳这些正确意见，坚决支持藏族抗英，那么,人藏英军必然受到莫大困扰，乃至最后失败。可惜的是，清政府决定走妥协之路，革了文硕的职。而西藏噶厦又不懂得采取这种灵活的游击战术，只是一味征调兵员，输送前线去打仗了事。他们唯一的法宝是靠祈祷神灵保佑，达赖喇嘛给士兵摸头，以及发放护身符等等。这当然无济于事。其结果，徒然使数以千计的藏族士兵在敌人猛烈炮火扫射之中倒下。尽管如此，西藏人民在和英国侵略者的初次较量中，毕竟表现了捍卫祖国统一和西南边陲地区的坚强决心。四、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的后果第一次侵藏战争是英军在前线取得节节胜利，清政府妥协求和的情况下停火的,这就使英国在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升泰屈服于英方的压力，在谈判之前强令西藏噶厦将藏军万余人从仁进岗后撤两站。其后，仍恐藏军聚集前线难免再次发生武装冲突，又强令藏军遣散回家。升泰向藏人担保，如果“印兵（即英军）复来，应惟驻藏大臣是问”。藏军就这样被升泰打发了。但是当升泰要求英军对等地从前线后撤时，却遭到断然拒绝。英国人明确地告诉他,“必得如愿以偿，乃肯议撤”■。12月22日，升泰和英方代表在英军营地举行谈判。英方提出草约七条。主要内容为:一，关于锡金问题,承认英国对锡金的统治权，藏人不干涉锡金内政;二，关于边界问题，中英双方派员划定藏印边界;三，关于通商问题，英国臣民可以在西藏自由贸易，关税另行议订。■谈判当中，升泰再次要求英国先将军队撤出西藏,条约各款从长计议。可是英方坚持必须将要说的七事议妥才商议撤退的问题。显然，英国方面不肯撤兵,乃是奉行武力讹诈政策。迫使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事实上，英国不但不撤兵,反而在西藏边界附近开山修路，建屋筑垒,添置大炮,增补兵员。英方代表谈判时盛气凌人’升泰也受了不少气。关于锡金问题。锡金人不愿意附属英国，仍愿为中国藩属，请求清政府不要把他们“划出圣朝版图之外”，他们甚至情愿弃地，迁人西藏居住。但是清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认为锡金已被英国占领,“事属既成，无可挽救”。惟有指望通过交涉,尽可能保全一点面子。于是升泰提出中国西藏地区与锡金之间的关系“照旧”，即锡金每年仍向西藏噶厦和驻藏大臣照旧呈送礼物和贺禀。但是■《升泰奏牍》卷1，第24页。■《中国海关与緬藏问题》，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5-86页。
英国认为，“锡金部长系英国藩部之王，与别国官长递禀进贡，实与该王名位不符，是以进贡递禀二事，难以允许”。英国坚持割断锡金与西藏传统的亲密关系。关于通商问题。英方代表起初要求在西藏自由贸易，并要求进人拉萨做生意。谈判中，“委员等严词以拒，百计辩说,始言退至江孜，仍答以万不能行。刻又意在帕克里”■。升泰根据藏人意见，坚持在边境以外通商，以对邦或亚东为商埠。双方争持不下，未能定议。这时候,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大权的英人赫德（RobertHart)插手西藏问题的谈判，帮忙英国打开僵局，迫使中国签定条约。经赫德推荐,清政府任命其弟赫政(JamesHart)为升泰的译员和代表。赫政于1889年2月抵大吉岭，先与英印政府取得联系，密商之后，再入藏向驻藏大臣报到。3月间，赫德密令赫政向升泰陈述利害英国愿加强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如中国反对，英国必将抛开中国直接与西藏交涉，难免又惹起军事行动，对西藏不利，对中国也很难堪。”■很明显地对清政府进行恫吓。4月6日，赫德指示赫政说你可试作中间人，将事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果然,赫政遵照其哥哥的指示，把昏庸无能的升泰玩弄于股掌之中。关于藏印边界问题(或西藏与锡金边界问题），升泰主张按英方一向所说，以捻纳为界。英方代表却声称，战争前说过的话，开仗以后就不再算数,予以拒绝。英国提出以则利拉为界，以亚东为商埠。4月间，升泰向藏人施加压力，西藏噶厦作了让步。7月2日，赫政从大吉岭返回仁进岗，会同升泰草拟条约五款。但英印政府认为这五条没有什么新内容，拒绝接受，并表示将中断谈判。清政府被迫再作让步，电令升泰对草约加以修改，明确锡金由英国保护，西藏今后不再过问。英国表示同意以此为谈判基础。1890年3月17日，双方在印度加尔各答正式签定《中英藏印条约》八款。主要内容是:一，西藏与锡金之边界，以锡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二，锡金为英国的属国，非得英国允许,不得与任何外国往来交涉。三，中英两国互不侵犯西藏与锡金之边界。四，换约六个月后，双方派员会商关于通商、游历、以及官员交涉方式等问题。■这个条约确立了英国对锡金的保护权，条约中关于边境的笼统提法，以及规定将讨论通商、游历、官方交涉方式等问题，又使英国■《升泰奏牍》卷1，第20、22页。■《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87页。■《中国海关与緬藏问题》，第89页。■《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辑，第551-552页。
其后得以继续进行讹诈，扩大侵略权益。《中英藏印条约》于1890年8月27日在伦敦交换批准后，依然于1891年2月举行谈判，讨论上述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谈中英方提出十四点要求。主要有:藏印之间通商概不纳税;英人可以在西藏各处游历和贸易；开放帕里为商埠;英人可以在西藏购买地基，建造房栈;英国派出人员驻扎帕里等地;凡民事诉讼事件由中英官员会同审理。■升泰把英方的要求交付西藏噶厦讨论,立即引起藏人激烈反对。他们指出：“通商、游历所在，将来即为英国之地，大吉岭锡金已有证明。无论如何誓不遵依。”■升泰鉴于西藏人民的反抗情绪十分激烈，急忙通知清政府转告英国公使，“改关、游历为目前万万做不到之事”■。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只好作出一些退让。1893年12月5日，双方在大吉岭,《中英藏印续约》九款。主要内容是:一、通商方面，自1894年5月1日起开放亚东为商埠，免税五年;五年限满后，另订税则。二、今后中印双方的官方交涉,印度文件由驻锡金官员交给中国边务委员，西藏文件由中国边务委员交感给印度驻锡金官员。三、自亚东开关之日起,一年后，凡藏人仍在锡金游牧者,应照新定章程办理。■《中英藏印条约》和《续约》是英国用鸦片战争在东南沿海打开中国大门半个世纪之后，再次用武力打开了中国西南边陲西藏地区的大门。英国侵占了中国的藩属锡金，以及西藏南部边境的日纳、纳汤直至则利拉一带的领土。西藏漫长的边境线置于英国直接的威胁之下。同时英国商品可以通过亚东等地源源不断地涌入印度。从此以后，西藏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漩涡之中，它再也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社会了。英国用武力叩开中国西藏的大门，亚东辟为商埠，使藏印之间的贸易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根据英国官方对1885年至1905年西藏贸易的统计，情况如下：印度孟加拉同西藏贸易统计表（单位：卢比)年代输入西藏输入印度总值1885-18862457163727356184491886-18872960262133855094111887-1888174799190427365226■《升泰奏牍》卷5，第21-22页。■《升泰奏牍》卷4,第5-6页。■《升泰奏牍》卷4,第6页。■《中外旧约章汇编》第I辑，第566-568页。
1888-18894181316873491889-18901314581492542807121890-18911997881808933806811891-18922031316181468212771892-18932291173515195806361893-18943316133587996904121894-189544780270134811497501895-18963488956255439745281896-18973111945891819003751897-1898188280498125686405两个月统计1898-1899101768511210192138704数字1899-19001052301115410422064051900-190166700062000012870001901-190272400079300015170001902-190381100096300017740001903-19043924003568007492001904-19057390004108001149800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从1888年战争以后，特别是从1894年亚东开市以后，藏印贸易额增长很快。在这二十年的贸易中，除了六年之外，基本上都是西藏出超，印度入超。这说明英国在藏印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在掠夺西藏原料产品方面，而在倾销商品方面则大为逊色。据1899年的统计,藏印贸易的商品交换的一个特征是，从印度输人西藏主要为轻工业产品，其中又以棉毛织品占首位,约占全部输人的46%；而从西藏输往印度的主要是轻工业原料，其中羊毛一项就出口的70%以上。具体情况有如下表。■■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41页。
输入西藏的商品值从西藏输出的商品值（卢比）棉织品313585羊毛581944毛织品136209麝香116024丝织品71728牦牛尾42628金属74461羊皮14183中国帽子49214骡马31823烟草32486珊瑚26721玉米23125棉毛织物8188粗纱7642捻纱6393毛线256其它192629西藏大门被英国打开以后，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首先，英印商品大量输入，不仅充斥西藏市场，而且运销四川。英印商人在贸易中享有免税特权。续约规定亚东开埠免税五年，然后双方另议货税。亚东虽设立海关，但税务司不管税务;“货物有过者,但记其货物品目数量”■。设了海关的亚东尚且如此,西藏其它没有设关地区的贸易，就连这种登记手续也没有了。因此英印商品进口流量很大，据1900年到西藏搜集情报的俄国间谍记载从英国及英属印度输人的呢绒、鼹皮、细棉布、粗棉布、粗白布、搪瓷器皿等廉价的英国商品在西藏大量出售。”■“近年以来（1899-1902)，每年都有总值约4万到5万卢比在拉萨不能脱售的英国货物，运往打箭炉和昌都。”■英国商品的竞争和排挤，导致了西藏某些手工业破产。例如英国毛毯的大量输入,使得西藏的土制毛织品一氆氇生产萎缩。1898年西藏出口的氆氇为8262码，到1899年就减少为818码。一年之间下降幅度达90%之多。大量英国商品的流入,控制了西藏的市场，长此下去，必将导致西藏在经济、政治上依附英国，而削弱了同中国内地的联系。90年末，西藏运往四川的黄金便由原来的八千盎司，下降为四千盎司。■羊毛和麝香也是如此，输人内地数量减少了,价格也提高了。然而落后的农奴制的西藏市场，对英国商品承受量毕竟有限。同时藏族同■山县初男：《西藏通览》，第79页。■齐比可夫:《佛教香客在西藏圣地》，1919年圣彼得堡版，第163页。■《俄国地理学会报》，1902年，第38卷，第448页。■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45-46页。
胞又对英国的侵略势力极其愤恨。于是造成英国商品在西藏地区销售不佳，西藏长期出超。英国侵略者对这种情况极为不满意，他们企图把通商的城市向北移动,从狭小的亚东移至帕里，甚至江孜和拉萨,在西藏境内自由通商。1895年11月，英国约克郡布拉德福商会致英国政府的公函中称，他们“坚信将在西藏发现一个对大英帝国有巨大价值的新市场”，要求政府“进一步打开这个国家（指西藏一引者）的门户”，以便“英国的臣民深人西藏内部贸易，甚至直抵拉萨”■。印度茶叶园主和商人也一再要求打破于限制印度茶人藏的规定,使西藏成为印度的茶叶市场，“让那些不想要印度茶的西藏人饮印度茶”■。当然,英国人对掠夺西藏的黄金更是念念不忘的。亚东开埠后，每年由西藏输往印度的金沙价值约二万至三万卢比。■虽然数量不十分大，但它已是“当时英国在西藏贸易中非常惹人注目的一项”■。为了进一步打开西藏的大门，扩大贸易市场，英印政府千方百计寻找新的籍口，挑起事端，准备发动对西藏新的侵略战争。■《英国蓝皮书》第1920帙，第51页。■《英国议会辩论丛刊》第4集第130卷，第1141页。■山县初男：《西藏通览》，第79页。■英国外交文件，F.0.17/1746，1903年8月17日。
《國語》所見春秋列國邦交禮儀概述劉偉*在群雄並起、列國混戰的春秋時代，如何處理與各國諸侯的關係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也正由於這個原因，賓禮在五禮中處於相當關鍵的地位。《國語》中所記載的列國邦交事例極多，對邦交禮儀的重視體現在邦交活動的全過程。曹國大夫僖負羈云：“禮賓矜窮，禮之宗也。”(«晉語四》)可見邦交禮儀在整個禮樂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國語》通過相關事件的敘述，表達了那個時代邦交禮儀的一般觀念，茲從幾個側面以見之。一、邦交使臣的選任選擇懂得禮儀的人充當使者,是邦交使命順利完成的重要保證,因此必須愼重對待。秦穆公在派使去晉國前就曾專門討論合適的人選，大夫子明推薦了公子繁，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他知禮:“繁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墜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晉語二》）公子繁受命後不僅完成了出使任務，還瞭解了晉國的情況,並從秦國的利益出發建議穆公扶植夷吾。類似的事在《國語》中還有記載。重耳輾轉流亡秦國後，穆公有一次宴請他，重耳讓子犯(狐偃)為儐相。但子犯卻推薦了趙衰，因為他比自己更懂得宴飮時的禮節。在宴會上趙衰果然“相如賓”（《晉語四》），很好地完成了任務。此次宴會的具體細節《國語》中沒有詳細說明,但第二天繼續舉行的宴會上，趙衰的表現證明子犯確實沒有看錯人：明日宴，秦伯賦《採菽》，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谷，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強周*劉偉：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赋《鸠飛》（《小宛》第一章），公子賦《河水》。秦伯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余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晉語四》）在春秋時期的邦交活動中,參與者往往通過宴會賦詩的形式表達自己的觀點。孔子所謂“不學詩,無以言”①，也有這方面的意思。《漢書•藝文志》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喩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上引《晉語四》的這段記載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秦穆公賦《採菽》，其詩首章有“君子來朝，何錫(賜)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之句,表示自己是以國君之禮待之。趙衰讓重耳下堂拜謝並賦《黍苗》，該詩中有“芤瓦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山，邵伯勞之”之句，以此表示重耳仰仗秦國,如同黍苗仰仗陰雨一樣,藉機表達了重耳復國的志向。穆公又賦《鳩飛》，詩中說“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之句，秦穆公女穆姬是晉懷公妻，他賦此詩表示會看在穆姬的情分上幫助重耳。重耳遂賦《河水I》②，表示如能返國，必朝事於秦。穆公又賦《六月》，以詩中的“王於出征,以佐天子”、“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等句子勉勵重耳回國後定做成一番事業。趙衰再次讓重耳拜謝。至此，雙方通過賦詩達成了共識，宴會取得圓滿成功。在這場宴會上，趙衰通過自己所熟悉的賦詩禮儀促成了雙方的政治交易，可謂功勞卓著。除了此處秦穆公與重耳宴飮時賦詩言志外，《魯語下》中還有兩處類似記載,《左傳》中的類似記載更多,③足見這種形式在列國特別是禮樂傳統深厚的諸侯國的流行。二、聘禮《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周禮•秋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儀禮》中並有一章專講聘禮。可見兩周時期諸侯對天子以及諸侯之間的①《論語•季氏》。②《晉語》本文作《河水》，韋昭註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可從。③《魯語下》中邦交宴飲中賦詩(包括奏詩、歌詩）的記載見“叔孫穆子聘於晉”章、“諸侯伐秦及涇莫濟”章;據俞志慧先生統計,《左傳》中載賦詩(包括奏詩,歌詩）共58首、69次。（《君子儒與詩教:先秦儒家文學思想考論》，142頁，三聯書店,2005。）
聘問已經制度化。但隨著王室衰微、禮樂不行，諸侯之間的聘問在《國語》時代的出現頻率遠高於對天子的聘問。顧棟高曾對春秋時期的聘問情況作過統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大夫如京師者僅四,而王之下聘者有七。”④而同時期魯大夫出聘諸侯則有53次，諸侯聘魯也有34次。⑤雖然聘問不再以周天子為核心,但相關禮儀還是很受列國重視的。這在《國語》中也表現得相當明顯。周王室卿士單襄公有一次奉定王之命到宋、楚行聘問之禮,路過陳國的時候沒有一個官員接待，似乎全然忘記了應有的禮數。單襄公大發感慨,他引用“周之《秩官》”裡的相關禮儀制度說:“敵國賓至，關尹以吿，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裡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途，司寇詰奸，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燦，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靝，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周語中》P.71)這大概是列國使者往來的一般禮節，不僅僅是用於聘禮，但與今天所見的《儀禮》中的相關内容仍有相似之處。⑥單襄公又預測陳國必將遭遇滅頂之災：“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他說這話並不是因為陳國對自己的失禮,而是由小見大，從陳國的混亂中看到了背後隱藏的危險。《國語》中完整記錄了單襄公的長篇大論，明顯表示了對他的認同。接待方要依禮而行，作為使者也應該懂禮,做好相應準備，否則就可能在邦交場合出醜。晉卿隨會曾到周王室聘問，“定王享之餚杰，原公相禮。”隨會因為不懂其中的禮數，便問原公:“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言語之間似乎覺得接待禮節檔次低了。⑦周天子於是給他詳細解釋了一番:“親戚宴饗，則有餚蒸。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晉周同姓，隨會以晉君之命來周聘問，周天子用親戚之禮招待是合理的。周定王並指出，宴享之禮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和協典禮，以示民訓④顧楝高:《春秋大事表•卷十七•賓禮表》，中華書局，1997。⑤此數字已經徐傑令修訂，參看徐著:《春秋邦交研究》，2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⑥《儀禮•聘禮》記出使假道過境時之禮黑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人告，出許，遂受幣。靝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靝。士沒其竟。誓於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於其後。”與單襄公所說假道、“關尹以告”、宴請招待多有相同。⑦兩周時期的宴享之禮根據對像不同而有不同的規格。周定王蒸褅郊之事，則有全忝；王公立飫，則有房蒸;親戚宴饗，則有餚忝。”就表現了這種等級差別。褅郊之禮是只有周天子才能舉行的，故而儀式非常隆重，把已經殺死但未煮熟的整個犠牲放在俎上，稱為全蒸（只是虛設，不可吃）；天子行飫禮宴享諸侯時，將劈開的半個犠牲放在俎上，稱為房蒸（也是虛設）；對於天子的親戚兄弟，則用餚蒸，將肢解開的肉和骨頭一起盛在俎裡，稱為折俎，賓主可以食用。《左傳•宣公十六年》亦喷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可見《國語》中所說的宴享禮在兩周時代是被普遍接受的。
則”，為天下人民諸侯作出表率。隨會被定王好好上了這一課之後，表現得心悅誠服,並在回國後吸取不懂禮法的敎訓,“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周語中》）隨會知錯就改的態度固然値得我們肯定,但《國語》編者通過此事所透露出的信息更顯重要。定王的這段言論，於平淡中揭示出周代禮儀文化表象下所蘊涵的政治與功能，對於我們理解《國語》時代的禮儀觀念具有指導性意義。在行聘問之禮的過程中，賓主雙方還要注意很多相關禮節。《國語》中記錄了其中的一部分，大略可述於下。1、發幣。贄見禮是廣泛推行於列國貴族相見時的禮節，發幣即是贄見禮的主要形式。《國語》中所見的“發幣”之禮大致有以下幾條：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周語中》）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周語下》）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魯語下》）賈公彥云:“玉、馬、皮、圭、璧、帛皆稱幣。”®則其與筆者前文所列“贄”多有相同者。2、問禁。《禮記•曲禮上》：“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這是列國之間邦交聘問時要注意的基本禮節。晉卿范獻子在聘魯時就犯過錯：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遍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晉語九》)按照禮制，對於尊者、長者是不能直呼其名的，特別是已經去世的先祖。而范獻子在魯國聘問時卻問起了具山、敖山，犯了魯國先君獻公、武公的名諱，鬧了大笑話。値得肯定的是范獻子和前文提到也犯過錯的隨會一樣注意學習，並讓他所認識的人都注意這一點。3、宴享。使者來行聘問之禮後，主人一方要行宴享之禮,席間並有專門陪客者,還往往同時有賦詩、樂舞等節目。在《國語》中可舉出以下幾例：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周語下》）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惮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魯語下》）⑧《儀禮註疏•卷七》，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本，978頁，中華書局，1980。
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晉語四》）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余相如賓。（《晉語四》）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吳玉以相。（《楚語下》）在宴享過程中,賓主雙方都要注意相關禮儀。上引諸條中提到的人物大多是熟諳禮儀的高手。但其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宴享都有僭越禮制的行為。如晉悼公饗叔孫穆子的時候，在奏符合禮儀的《鹿鳴》樂前，還奏了天子饗諸侯以及諸侯相見之樂⑨。重耳只是一流亡在外的公子,±也位相當於卿,楚成王、秦穆公卻都以接待諸侯的禮節招待。《國語》中把這些記錄下來，反映了那個時代王室衰微、禮樂制度轉型的實際情況。三、賜命禮賜命是兩周時期維護周王室與地方諸侯之間關係的重要手段,《周禮_春官•大宗伯》：“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可見周天子可以根據不同情況予以不同類型等級的賜命，諸侯初即位時也要接受周天子的賜命。根據禮制，受命者應該舉行隆重的儀式。《國語》中也記載當時行賜命禮的情況，其中周襄王為晉惠公和晉文公兄弟賜命時兩位當事人在儀式中的不同表現尤其値得注意。襄王使邵公過及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内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周語上》）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宫，設桑主，布幾筵，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内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周語上》）同是晉國君主，同樣是接受周天子的賜命，夷吾、重耳兄弟在賜命典禮上的表現卻迥然相異。夷吾“執玉卑，拜不稽首”，不守禮節;重耳則恭行禮法，舉行了隆重熱烈的儀式。對待賜命禮的不同態度似乎也決定了兩人的不同命運，夷吾由於背信棄義而遭到秦穆公的打擊,甚至在韓原之戰中成了俘虜，其子也被⑨《魯語下》載叔孫穆子之言喷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何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可見儘管悼公違禮,叔孫穆子本人還是對相關禮儀非常熟悉的。
國人殺死而絕後;重耳則以禮治國,並稱霸諸侯。親身參與了這兩次賜命典禮的内史過對此有深刻的理解。在他看來，兩人之間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對待禮的態度。“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内史過把禮看成是統帥忠信仁義的核心内容,這與本章開始時就提到的《國語》時代多位政治家對禮的重要地位的認識不謀而合。寧莊子云：“禮，國之紀也。”（《晉語四》）禮是治國之綱紀，綱舉目張,必然可成大器。内史過從賜命禮的小處出發，昇華到治國之禮的闡述，是値得後世為政者認眞思索的從政之道。四、盟會相見諸禮盟會是先秦時期各國交往的重要形式,其起源當可追溯到部落氏族時代。夏代史料缺乏，但也有“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的記載⑩，可見盟會已是國家政治活動中的重要形式。商代是方國聯盟非常發展的時期，應該有不少盟會活動，甲骨文中也有一些“盟”字，但具體情況有待論證。■西周時期，盟會已經成為一項重要制度，相關禮儀也非常複雜。隨著《國語》時代王權的衰微,盟會逐漸成為列國間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魯卿臧文仲云：“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魯語上》）由於盟會對列國的重要性,各地諸侯之間的盟會活動非常頻繁，僅《春秋》經傳中記載的盟會活動就有接近兩百次。這一時期的盟會禮儀也有一些新變化，大致包括會而定盟、除地為壇、起草盟書、鑿地為坎、殺牲取血、歃血、昭大神、宣讀盟書、坎牲加書、藏於盟府、饗燕等程序。■《國語》中雖然沒有關於盟會過程的詳盡描述，但也涉及到了一些盟會禮儀的情況。在列國盟會的時候，禮儀的重要性不言而喩，因此組織盟會者往往非常小心謹愼，生怕有什麽不妥。魯哀公時’大夫子服景伯主持與齊國的盟會時，就吿誡屬下工作人員要認眞對待，做到“陷而入於恭”。(《魯語下》)韋昭註:“陷，猶過失也。如有過失，寧近於恭也。”如果出現什麽失誤,在態度上就得恭敬，不要強詞奪理，不對來賓不敬。而《國語》中的另一段記載則吿訴人們，即使會盟一⑩《左傳•哀公七年》。■晁福林:《先秦民俗史》，449-45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詳情可參徐傑令:《春秋邦交研究》,91-9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案：根據《國語》中的材料，在上面這些程序儀式之外還可以補充“申盟”（或“尋盟”）一項，這是為鞏固盟會成果而進行的一個步驟。如《魯語下》：“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韋昭註尋宋之盟也。”再如《晉語七》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四年,諸侯會於雞É,於是乎布命、結援、修好'申盟而還。”此處之申盟，是重申虛打之會的盟約。
切順利，參加者也要注意見面交談時候的小節：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锜見其語犯。郤箄見，其語迁。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蛊。……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雲。”（《周語下》）顏師古云視瞻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人的言行舉止都是受其思想支配的,並表現出其人其時的思想狀態。單襄公對此有深刻的認識，於是提出了“觀其容而知其心”的論斷。具體到此事中的晉厲公君臣,他們在盟會中不注意儀容小節，透露出其傲慢自大、恣意妄為的品性。單襄公正是從他們的“步言視聽”中洞察了他們的内心世界，並對他們的未來作出了預測。而事實也證明單襄公的預測是非常準確的:三郤居於高位，與厲公發生了衝突而被殺;厲公則偏聽偏信、寵幸嬖人,終被欒書、中行偃殺死。《國語》中還有與此類似的例子：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御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邹敖而代之。（《魯語下》）在為重申“弭兵之會”原則而進行的虢地會盟中,代表楚國參加會議的公子圍讓兩個衛士拿著戈作先導，還穿著國君的服飾。而根據禮制,這都是諸侯才能享受的待遇，作為卿大夫的公子圍只能坐“貳車”，不能有武裝侍衛;穿著國君的服飾更是明顯的違禮。因此，叔孫穆子看到後便認為公子圍有篡位為君的野心。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穆子所料，公子圍回國後便殺死楚王而自立，是為靈■《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注。案:此卷援引《周語下》的這則事例以論貌、言、視、聽、思五事,上引顏氏注文也是對此事而作。
王。令人感興趣的是，不僅是叔孫穆子對公子圍違禮行為的批評，還有其通過其行以觀其心的做法。“夫服，心之文也。”車輿與服飾之類外在的東西,在實際上都是其内心世界的流露。這與上面單襄公的想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由盟會禮儀中的點滴小事中瞭解當事人的心態,這對於後來參與盟會者、後世為政者具有借鑒價値。《國語》以此吿訴我們的，恐怕就在於此。
“假借”辨钱曾怡*1.1假借是古人分析汉字造字、用字方法“六书”中的一种。“六书”，《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注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731页）许慎（公元约58-约147年）《说文解字》第十五卷对六书内容说得更为具体周礼八岁人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形，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755-756页）象形由图画发展而来，但是因为能表示语言中的词,有词的读音，所以跟图画有本质的不同。指事在象形的基础上加一些指示性的符号构成。象形和指示都是独体字，因为许多抽象的事物无法用线条（笔画）勾勒，所以局限很大，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要求。会意和形声都是合体字。会意字由两个或三、四个部分构成，字义也是这几个的合成（如“明晶燊会意扩大了象形造字的作用,远比象形、指事能产，后代许多简化字如“籴粜尘众掰”等都是会意字。形声字是意义和声音的结合体，打破了汉字单纯表意的局限，是一大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转注是说两个字字义相通，可以互训，而假借则是语言中有了这个词,但还没有文字来书写,就在已有的字中借用一个与这个词同音的字来代替。朱骏声认为许慎假借所举例字“令长”应是六书之转注;高亨认同，说:“发号之令转为官名之令，年长之长转为爵位之长,皆一义之弓I申，非假借也”。(语见朱骏*钱曾怡：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声《说文通训定声•说六书爻列》23页、《文字形义学概论》83页）转注和假借并不产生新的字体，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造字方法。1.2假借的产生。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有一段详细描写中国最古的字体，自然是一些单纯表明实物的图像;后来觉得这种具体的图形,不能表明抽象的意义，就利用象征作用，把表明实物的形象，当做抽象观念的符号，或者把原有的象形字体互相结合，以代表一种新意义。这些构造的方法，都是利用字形直接表明字义的，可以说是依据衍形的原则。单是依据形象来构造字体，实在太费心思脑力，不足以应付实际的需要。另一方面，图画的形象已经和语言结合，除了表明意义之外，形体自身又有一种音读。于是因势利便，自然由衍形转变而趋向于衍音了。最初大概只采取一种借字表音的方法，将原有的一个象形字体，依据音读的相同或相似，以代表语言上另一个语词或代替另一个字体。这样一来，同是这个字体就演成为二种或多种的意义；同时字体本身，除了表明许多意义之外，又兼具有表音的效用，这种就是最初的‘假借’。”（43页）假借部分地解决了表意方法创造新字的困难。1.3早期的假借字。从历史的角度看，假借的产生是很早的，甲骨文中就有一定数量的假借字，这说明很古的时候，汉字就存在一字多用的情况。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中所收的26类甲骨卜辞中，多数都有“借音”（假借）字，较多地用于人名、地名、方国名，还有一些表示抽象概念的形容词和虚词等，因为这些内容是衍形的方式不能表示的，所以只能借用已有的与之声音相同的字。这些借音字，本字属于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的都有。早期象形字较多，后来形声字逐渐多了起来。下面从《甲骨文简明词典》中选择10例说明假借字的情况（以下解释依《甲骨文简明词典》而略有删改，释义后注明该字收在《甲骨文简明词典》中的页码）：方:象耒形,为一种农具，本为象形字。甲骨文用为“东方”、“四方”之方，是为借音字。（2?1页）皿:象器皿之形。甲骨文用作形容词，读作猛，则为借音字，如“皿雨，即猛雨”。(278页)萬:本象蝎子形。作为数字，则为借音字。（275页）来:象小麦之形。甲骨文用作往来之来，则为借音字。（345页）亦:在人的两臂之下加两点，表示腋下所在之处，当是表意字。甲骨文用作副词,有“又”、“还”之义，则为借音字。（293页）林:从双木会意，甲骨文用作地名，则为借音字。（103页）鸣:象禽类鸣叫之形。甲骨文用作人名，则为借音字.如“令鸣”。（177页）止:从止从一，表示人之所至，本为会意字。甲骨文用作指示代词或指示
词，则为借音字。（308页）酒:从水酉声。卜辞用为地名，则为借音字。（112页）狈:从犬贝声。甲骨文用作人名，则为借音字。（181页）一个本字还可以借为书写两个词以上的字,例如：果:象果实在木上之形。本义当为果实之果。甲骨文借为地名、为副词（有果然之义）等。(120页、288页、294页)又:象右手之形。甲骨文用作侑祭之侑、又借为连词、为动词等。（231页、301页、324页）2.1假借和通假。假借和通假都是属于同音借用，习惯上通称假借。严格来说，两者还是有区别的。通假是指古书中一个词，其书写形式除本字以外，还常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高亨《古字通假会典》收集先秦两汉及少量魏晋以后至隋唐古籍中的通假字近17000字（据徐超统计,见《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112页），每个字可通的字数不一，多达十几个，《古字通假会典》所收通假字的资料几十万条。为什么古书中通假字这么多？《古字通假会典•前言》中说主要是由于当时文字数量不多，流传亦复不易，以致人们难于处处使用本字，难于做到书写的规范化”。（前言5页）徐超《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也说到通假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其中固然有古时字数较少，不敷使用，以及古代文化教育多是口耳相授，所以每每写同音代替字等原因在，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文字记录语音这个本质特征决定的。”（112页）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则认为象意字是人为的，任何人可以把要表示的语言和思想自由地画出来，各人对于同一个题材的画法,不一定相同，……上古时期的文字，可以说始终是很混乱的，而且还是很繁多的。”（109页）由于古代文字比较繁杂而无规范，又由于古代文化口耳相传的教学方式,加以语言中许多同音词的存在，必然会产生同音字或近音字互相替用的通假现象。从形式看,通假相当于现代的写别字。写别字也是由于音同或音近。像蒲松龄《聊斋悝曲集》和西周生《醒世姻缘传》，都把“和”字写作“合”。“和”是古平声字而“合”是古全浊入声字。在山东方言中，古全浊入声今读阳平合”与“和”同音,所以往往把“和”写成“合”，久而久之,在当地也就习以为常，但是这在保留古入声字的方言地区的人是肯定不会这样写的，可见写什么别字是有一定地域性的。另外，由于古代文字没有法定的、明确的规范，通假字的使用在当
时是被认可的；而当代的别字，因为汉字已经经过整理，有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等明确的规范字形，别字是应该被纠正的。通假字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中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例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公元1728-1804年）古音研究的重要成果“古无轻唇音”等结论,主要的根据就是通假字：“封》域”即“邦帮母域”、“妃敷母”读如“配滂母”、“扶料服”即“匍并母匐”、“望微母诸”即“孟明母诸”等等。总之，假借是“本无其字”，通假则是本有其字。所以通假字可以通过不同字音的相同或相近来提供古汉语语音研究的例证，而假借没有这种比较的可能。这就是假借和通假的根本区别。2.2“假借”和词义。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词汇也处于不断演变丰富的过程之中。语言中的词义演变，例如词义的扩大或缩小、词义的引申、词义的转移，都是词汇系统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自身发展的结果，并非是由于文字的假借，词汇本身也没有什么假借义。这要搞清楚词和字、词义和字义的区别。语言中的词是音和义的结合,文字则是形音义的结合。文字的字和语言的词是不同的。文字系统字义和词汇系统的词义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各自按自身的规律发展演变。假借是用一个字来书写语言中同音的另一个词，这两个词之间并没有意义上的关系，就是说，借来的那个字跟本字只是声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并不相同,所以朱骏声说“本无其意，依声托字”。（语见《说文通训定声_说文六书爻列》23页）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也说按假借字，乃借此字之形作他义之用也。本无其字者，谓某事某物已有其名，而无其字也。依声托事者，谓依此字之声，以寄托别一不相关之事物也。”(82页）例如上文举到的“方”、“皿”、“萬”、“亦”四字及下文表中的“女”、“求”二字，其本义和假借义，象耒形的农具跟表示方位的方、器皿和形容词猛、蝎子和数词萬、腋下和副词亦、妇女和代词你、裘皮和动词要求的求，在意义上都毫不相干。文字记录语言,是语言在先，文字在后。语言中同音的词很多，假借利用同音关系，使一个字在本字的意义之外，又用来书写另一个词，是文字的使用。假借造成文字的一字多义,而一个字所书写的表示另一个不同意义的词，实际是语言中本已存在了的，并不是因为文字的假借才使语言中产生了这个词。例如:麦子之形“来”，借为“来去”之“来”，是因为语言中原来就有小麦、来去的“来”两个词，后来虽然“来”字消失了“小麦”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语言中“小麦”这个词也不再存在。再如：下文表中的“北”、“其”等字假借以后，原来的字义“背”和“箕”逐渐消失，而只剩下方位的“北”义和副词“其”义，如果说这是意义转移的话,那也只能说是字义的转移而并非词义转移，因为语言中的这两个词
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用另外的文字“背”和“箕”来书写而已。2.3“假借”和汉字简化的“同音代替”。简化汉字是我国文字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包括减少笔划和减少字数两项内容。减少字数的一个方法是同音代替，就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同或音近的字中选择其中的一个来代替另外的一个或两个字，这样，这个字除原有的意义之外，就兼有了被代替的字的含义。简化汉字的同音代替在利用同音字这一点上，跟假借在形式上是相同的,但是两者有实质性的差别。假借在文字初创时期,语言中有的词没有文字可写，就借用同音字来书写，结果原来的那个字（本字）就增加了新的词义，后来有的字为使两个字义有所区别，表示其中一个意义的字又增加一个形符或声符而成为形声字,如“新”之加义符“I”为“薪”、“自”加声符“畀”为“鼻”，使柴火的“薪”跟“新旧”的“新”有别、介词的“自”与“鼻子”的“鼻”有别，可见假借本身虽然并不产生新字，但其发展的结果则是滋生了汉字。而汉字简化的同音代替是文字发达时期，汉字太多了，为了减少学习负担，用同音代替的方法合并一些汉字，如“表（錶）”、“台（颱）、“姜（薑）”、“咸(鹹）”，其结果自然是减少了汉字。可见两者所处的时代不同，目的不同，结果也不同。以下列表将假借与汉字简化各14例进行比较。六书的假借简化汉字的同音代替本字本字义假借义滋生字孳生字義簡體字被简化字北胃會意方位詞背脊背板闆佳羽禽語助詞唯語助詞別彆女&象形代詞你汝代詞你才纔莫日暮會意虛詞暮曰暮丑醜*形副詞箕箕出銅鳳神鳥朋黨之朋鹏鳥鼕求象形要求裘裘皮斗鬥象象會意相像像相像新砍柴會意新舊之新薪薪柴谷榖永游泳會意'永久泳游泳之泳胡須鬍鬚魚胃象形漁渔捕魚克剋尅
雲彩象形曾說雲雲彩里裏止腳趾，腳形象指示詞趾腳趾面麵白鼻子，自己象形介詞，自從鼻鼻子雲以上云彩的“云”字假借为言说的“云”以后，滋生了形声字“雲”字;而汉字简化则又将“雲”字简化为“云”，使“云”兼有云彩、言说的意义。汉字这种循环往复的发展，都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参考文献[1]《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10月[2]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3]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世界书局（上海）1936年9月[4]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中国文化史丛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10月[5]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1月[6]•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齐鲁书社19812月[7]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7月[8]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1988年1月[9]徐超《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四字文笺注》所见欧洲早期汉学线索王铭宇*现藏澳门民政总署大楼图书馆《四字文笺注》一书,经笔者考证认为,该书底稿为某位早期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之间编写成的汉-拉法文对照手稿，手稿后经重新誊写于1854年以《四字文笺注》为题作为汉语教科书在伦敦出版。书中辑录的1463条汉语四字词语及其汉字西文注音系统,为近代汉语(尤其明清官话）、汉语词典史、早期西方人汉语学习史等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贵史料。①本文则着眼于挖掘《四字文笺注》前言、馆藏著录等正文以外的材料,从中探究书稿承传流布、出版目的、欧洲早期中文教育的历史背景，力图为欧洲早期汉学研究提供一些线索和佐证。一、承传流布美国国会图书馆亦藏有1854年版《四字文笑注》,其著录写明，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yCordier，1849-1925)所编写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sinica：DictionnairebibliographiquedesouvragesrelatifsàI'Empirechinois,1878-1895)曾对1854年版《四字文笺注》有所载。考狄认为此书为中文成语汇编，原稿属法国外方传教会Rosalie主教，ArtusdeLionne(1655-1713)所有，其后为18世纪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Deguignes,1721-1800)的儿子小德经（C.L.J.Deguignes,1759-1845)的私人珍藏。②ArtusdeLionne中文名为梁弘仁（1655-1713)，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王铭宇: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①《四字文笺注》原手稿年份考证及其之于语言研究的价值,详论可参见笔者《〈四字文笺注〉考辨》一文。②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法语原文：“Cetouvrageestde1'abbédeLionne,évéquedeRosalie,delaCongrégationdesmissionétrangéres.CeMs.provientdelaBibliothéquedeDeguignesfils(No.497duCat.desaBibliothéque)etcéstluiquiaajoutéletitrefrancais.(Pauthier,VindiciaeSinicae，p.14，Note.)，’
1689年到达中国，1702年返回巴黎。梁弘仁在中国期间努力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士中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1696年教皇英诺森任命梁弘仁为罗萨利（Rosalie)主教,两天后又任命他为四川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属天主教极右派,17世纪末人华传教，与耶稣会、遣使会并称三大在华法国天主教传教组织。外方传教会的另一位传教士、福建宗座代牧、科农主教颜铛（CharlesMaigrot,1652-1730)于丨693年曾发表训令,禁止欧洲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参加祭祖敬孔等礼仪活动，与在华耶稣会士形成尖锐对立。在“礼仪之争”中，梁弘仁坚定地站在耶稣会士的对立面，坚决支持颜铛的训令，在反对耶稣会的阵营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外方传教会不但在传教策略上与耶稣会对立，对待汉语的态度也与耶稣会相左，前者注重传教地的语言文化状况，尤其致力于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而后者更注重中国主流文化儒道经典的翻译与研究。④外方会与耶稣会在传教策略上针锋相对，但这并未影响两会传教士之间的交往。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手稿25.057第453-461页是法国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部分信件的摘要或抄本，大部分是写给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的;在外方传教会档案馆，亦存有这些信件。从张诚1690至1705年间与外方会的梁弘仁、颜铛等人的通信看，耶稣会与外方传教会之间在传教过程中保持着一定的友好关系。有时外方会在华传教需要得到耶稣会支持并帮助疏通中国官员。如1698年张诚致函梁弘仁,答应进行干预，以使人们不攻击梁的教堂。为此张诚拜会了一位颇具声望的老爷，后者表示将尽快办理此事。最后，张诚感谢梁弘仁为其寄来荷兰报纸。⑤《四字文笺注》的手稿曾为梁弘仁所有，这位外方传教会主教一方面反对耶稣会传教政策而另一方面又需仰仗耶稣会的关系在华布教，外方会和耶稣会这种充满矛盾的关系使得手稿的承传流布更加耐人寻味。它最初由在华耶稣会士撰写，未在中国出版，亦未留下作者署名。这或是因为稣会士著作出版须经教会批准，且出版的著作多为宗教或汉籍译著。⑥我们在费赖之（Louis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和荣振华(JosephDehergne)《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③参见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页6-9。④郭丽娜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中国学研究及其影响，《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⑤参见[法]伊夫斯•德•托马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耶稣会士张诚一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辛岩译，陈志雄等审校，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页125-138。⑥根据当时耶稣会的制度规定，书籍出版需要征得上级有关机构官员的“出版许可”，才能付印，“以防谬论以及违背良好德行的言论流传”。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马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323。
编》著述中确未找到涉及此手稿的记录。⑦书稿后流传至欧洲，属罗萨利主教梁弘仁所有。梁弘仁1702年返回巴黎（至1713年病逝巴黎,未再前往中国）时已携带书稿？抑或书稿是在巴黎从另外的途径取得？均不得而知。与耶稣会对立的外方传教会主教藏有耶稣会士的手稿,至少说明外方会与耶稣会的确保持着某种层面的友好关系，非老死不相往来。其后手稿如何从外方会主教的私人收藏转至法国汉学家小德经的手中？再其后手稿又以何种方式从小德经的手中流布至英国，最终在英国作为汉语教材整理出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或许可为欧洲早期汉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些线索或佐证。二、出版目的书中两则前言，署名HenryEdwardJohnStanley男爵（1827-1903，以下简称“男爵”）。第一则前言写于1851年10月，第二则写于1854年1月。后者甚为简短，主要交代书稿本应于1851年付梓,后因印刷问题延宕至1854年才得以出版。究其原因是当时伦敦还未拥有一整套汉字活字字模，除非向法国索借,否则难以保障印刷进程。出版者由此而改用石板印刷术，将手写稿印于蓝色纸上，字迹十分淸晰。奥地利人亚罗斯•逊纳费尔特1796年发明石版印刷术，1850年欧洲出现了石版印刷机。⑧可见，此书的出版正是在石板印刷机在欧洲出现并推广之后。男爵在前言中指出：英国公众都会认同编辑出版此手稿的价值，这本书将帮助已经或将要学习汉语的人克服诸如汉字等学习中的困难。⑨男爵又说英国商人中几乎没有人懂得汉语，翻译（按：当时称为通事）也无法正确传达双方的意图，以致于商人们失去推销自己商品的机会。我们的外交官也希望了解中国，他们应该在前往中国之前就学习和掌握汉语，以保障日后与中国的交往得⑦[法]费赖之《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版。[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5版。⑧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9。⑨《四字文笑注•前言》英文原文：“TheadviceofallpersonsinthiscountrythatcouldbeconsideredasauthoritiesonChineseLiteraturehasbeenobtained，andtheyhavegenerallyconcurredinrecommendingthepublicationoftheManuscript.ItisthehopeoftheEditorthattheWorkmayhelptopromotethestudyofChinese,andmaybyitssimplicityinviteandencouragestudents,andlessonthatappearanceofinsurmountabledifficultywithwhichthelanguageisinvestedbytheChinesecharacter,andwhichisnotrenderedlessformidablebymaintaintheirhighprice,andsocomeintothehandsofthosepersonsonlywhohavealreadybegun,orfullyintendtobegin,thestudyofChinese.’
以顺利进行。”⑩《四字文笺注》的出版者十分迫切并想方设法将书稿付梓,诚如男爵所述,此书出版的目的是力图为当时英国的汉语学习者（包括商人和外交官）提供一本适用的教材。前述《四字文笺注》原书稿在1854年出版前一个多世纪已由在华耶稣会士完成，而这样一部耶稣会士所作的陈旧的“二手材料”（1773年7月，教廷宣布解散耶稣会）被英国学者作为一部新的汉语教材出版，当时英国汉学落后于法国汉学的状况可见一斑。的确，19世纪初，为发展商业、开展传教以及外交的需要,英国派出了大批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到中国来，先后深人到中国内地。汉语学习得到了英国官方和商业团体的共同支持。如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团体为了更加顺畅地与中国沿海商民进行直接对话，积极派人前往中国学习汉语。但英国人在华学习语言并非易事，原因是明清两朝政府皆实施森严的“禁海令”，严禁海外移民，限制外商入华，更不允许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汉语。■对于英国本土的公众来说，中国更加遥远和陌生,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在英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很少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欧洲本土，英国的汉学和汉语教学远落后于法国和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人华以后,英国的汉学和汉语教学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中，语言学书目下设有“语言起源—比较研究”“字典编纂”“语法”“文选集及教科书”“各种书及论文”“文字”等六类，其中“字典编纂”类下又设有“字典和词汇表”“手抄字典”“字典评释”“会话手册”四小类。《四字文笺注》并未列入“字典编纂”类,而是被置于“文选集及教科书”类。与《四字文笺注》同置于此“教科书”类的还有由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编著于1867年刊印的北京官话教材《语言自迩集》。此处进一步证明,《四字文笺注》出版目的是为填补当时英国汉语教科书出版上的空白。很多流传到欧洲的早期耶稣会士手稿大多未发行，几乎都被束之高阁，长⑩《四字文笼注•前言》原文：“ComparativelyfewEnglishmenofthemercantilecommunityinChinahaveaknowledgeofChinese.Businessisimperfectlytransactedthroughinterpreters；ourMerchantsandtheira-gentsfailinobtainingsuchinformationaswouldmateriallyassisttheiroperations；theyareunabletomaketheirwayamongtheChinese,andthustheyloseopportunitiesofrecommendingtheirgoods.AsforMissionarylabour,itisobviousthatitislostwithoutaveryaccurateandcriticalknowledgeofthelanguage.OurPoliticalAgentsareexpectedtoknowChinese；butcompleteproficiencyinthatlanguagewouldaloneensurethatfamiliarintercoursewiththeChinesewhichissoessentialtotheutilityofthoseAgents,andtotheiradvancementintheircareer.Wishalltheseinterests,howisitthatweinthiscountryhavenomeansofacquiringthisdifficultlanguage,andoffittingourselvesforserviceinChina,beforegoingoutthere?”■AustinCoates,MacaoandtheBritish(1637-1842)，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103.■张西平等编《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页23。■张西平等编《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下）》，页557。
久地沉寂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里，《四字文笺注》原手稿最终以汉语教材的身份付梓已算幸运。同样，对欧洲汉学影响巨大，耶稣会士马若瑟的《汉语札记》(NotitiaLinguaeStórae)完成于1726年前后,直到本人去世后近百年才于1831年正式出版。■三、欧洲早期汉语教学男爵在前言中还提到欧洲当时汉语教授和学习的情况。他在第一则前言(1851年）中说在巴黎、彼得堡、慕尼黑，甚至那不勒斯都已设立中文教授职位，学习汉语的学生也比英国多。我们抱有如此巨大的学习汉语的兴趣，但学习汉语的条件还未具备。而大英博物馆是中国以外藏有最多最好的中文书籍之处,是此,还有哪里比在伦敦设立一个中文教授职位更合适的呢？法国国家图书馆已设立的中文教授职位不少于九名，且建立起非常完备的东方学学院。”■在第二则前言（1854年）中接着提到：“关于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或帝王学院建立中文教授职位的报告经过一番争取已提交了，令人欣喜的是有一位中国人教授向帝王学院提交了职位申请，于去年(按：即1853年）。希望建立中文教授职位的报告能够尽快付诸实行。”■英国汉学家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于1825年在伦敦创办伦敦东方学会，教授汉语和日语。其继任者为英国中国学创始人多马斯当东(GeorgeThomasStaunton,1781-1859)。■多马斯当东根据马礼逊的遗愿,把马氏1.5万册汉籍捐赠给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条件是学院建立任期5年的中文教授职位。这一条件实现5年后，即于1841年中断，多马斯当东又为在帝王学■[丹麦]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胳洁译，张西平审校,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页242-245。■《四字文笔注•前言》原文：“WhileParis,Petersburgh,Munich,andevenNaples,containChineseprofessorships，andperhapsmorestudentsthanaretobefoundinEngland，wearewithoutthemeansofstudyingalanguageinwhichmorethaninmostothersassistanceisrequired，andinwhichwehavethegreatestinterest.TheBritishMuseumcontainsthebestcollectionofChinesebookstobefoundoutofChina：wherecouldaChineseProfessorbebetterestablishedthaninLondon?AtParistherearenolessthannineprofessorsattachedtotheNationalLibrary,formingaverycompleteschoolofOrientalLiterature.ItisnotcontendedherethattheexampleofParisshouldbefullyimitated.”■《四字文笔注•前言》原文：“AreporthasforsometimeprevailedthataChineseprofessorshipwillbeestablishedatoneorbothoftheUniversities,anditisagreatpleasuretofindthataChineseprofessordeliveredhisinauguraladdress,lastyear，atKing’sCollege,London,anditisstronglytobedesiredthatthatwhichisstillareport,withrespecttotheUniversities,maysoonbecarriedintoeffect.”■黄长著等《欧洲中国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页257。
院建立中文教授职位而奔走，终于在1845—1846年达到了在帝王学院设立中国学讲座教授职位的目的。■从上述《四字文笺注》前言看，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中文教职自1841年中断后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实际上，直到I860年，大学学院才把中文教授职位首次授予一位中国人教授齐玉堂（Prof.Ch'iYu-tang),齐教授只在该校呆了一年,他走后大学学院的汉语研究又告中断。■这位中国人齐玉堂很有可能就是男爵在前言中提到的在1853年向帝王学院提交职位申请的那位中国人。果是如此，说明齐玉堂先申请帝王学院未果，其后若干年才被大学学院聘请为中文教授。男爵在前言中对于伦敦大学设立中文教授职位的热烈愿望只得以短暂实现。前言最后一页附有法国东方语言学院1847-1848年度第二学期课程表（见书影），以印证男爵所提到的法国的东方学教育。其大致内容（笔者译）=1848年1月5日（周一）开学。设有：阿拉伯语(COURSD’ARABE.)、可兰经（COURSD’ARABEVULGAIRE)、波斯语（COURSDEPERSAN)、土耳其语（COURSDETURC)、亚美尼亚语（COURSD’ARMéNIEN)、古希腊语（COURSDEGRECMODERNEETDEPALéOGRAPHIEGREC-QUE)、印地语（COURSD’HIN-DOUSTANI)、中文口语（COURSDECHI-NOISVULGAIRE)、马来语、爪哇语(COURSDEMALAYETDEJAVANAIS)共9门东方语言课程。其中中文口语课程的教授者为M.Bazin教授，课程内容:继续讲授中国古典小说Hao-Kieou-tchouen(按:《好逑传》）第五章。■黄长著等《欧洲中国学》，页258。■黄长著等《欧洲中国学》，页259。
西方语言学思想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启示阎喜*一引言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的二十世纪里不断地发展，这与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的认识不断深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Saussure)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区分以及普通语言学思想，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能力（languagecompetence)和语言表现（languageperformance)的区分以及其生成语言学理论，奥斯汀（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等，对西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回顾西方语言学中思想中的代表性思想:语言即系统和语言即使用及其对西方语言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所产生的影响,并重点介绍Pennycook(2010)的语言即本土实践思想,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启示,强调语言学研究应更加注重本土的语言思想的挖掘与整理，做到植根本土，放眼世界。二语言即系统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对现代语言学影响重大他的学说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二十世纪各个语言学流派”（刘润清，1995，第77页）。索绪尔强调语言即系统的思想，他认为“语言是一个封闭系统，因此语言理论也必须是一个同样封闭的系统。”（转引自刘润清，1995，第87页）。语言即系统的思想可以从康德（Kant)，笛卡尔（Des*阎喜: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英语系博士研究生。
cartes)追溯到柏拉图（Plato)的理想形式（idealform)0在这种语言思想的指导下，语言学家关注语言结构的研究，涉及语音，词汇，语义，句法等不同层次语言的研究。以句法学为例，句法学家致力于构建各种理论和模式来解释句法现象，如组合规则理论，普遍语法原则理论，移位规则理论，最简方案理论，句法的语义模式，其共同的特点是将研究限制在句子层次，缺乏语境因素的考虑，只是研究理想化的合乎语法的句子。这充分体现在Chomsky对于语言能力（language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languageperformance)的区分，语言能力侧重研究语言使用者抽象的能力而语言行为注重研究日常生活中语言的实际使用。Chomsky不重视生活中语言的实际使用，认为里面尽是“错误的起始，违背规则，中途改变计划，等等”（1965，第31页）。三语言即使用语言即使用的思想强调语言的实用价值，这种思想可以从布迪厄（Bourdi-eu)追溯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实践理性（practicalreason)，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功能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语言学流派得到快速的发展。语言使用观对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功能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语言学流派的发展以语用学为例，从早期的指示语的研究，Grice的会话含意和会话原则，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和Searle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以及预设理论，到今天的礼貌研究，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等相关理论的发展（参见何自然，2007)。以礼貌研究为例。在上世纪80年代，Leech(1983)提出了“礼貌原则”(politenessprinciple),Brown和Levinson(1987)在其著作《语言使用中的共性:礼貌现象》（Politeness:SomeUniversaisinLanguageUsage)中对“面子”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面子保全论”（Face-SavingTheory)，但Brown和Levinson(1987)沿用了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理论框架，主张将言语礼貌作为合作原则的补充。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许多语言学家都关注语言礼貌现象，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相关的文章和专著不断地发表与出版。国际学术期刊《语用学学报》（JournalofPragmatics)在1990年第2期，1994年的第5期，2007年的第4期，亚太传播学报》(JournalofAsianPacificCommunication)在2011年第1期，《历史语用学学报》（JournalofHistoricalPragmatics)在2011年第2期都设专刊研究礼貌现象，而《礼貌研究学报》（JournalofPolitenessResearch)的创刊更反映出礼貌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新千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系列丛书KeyTopicsinSociolinguistics涵盖社会语言学的多个领域，如语言政策，语言态度，语言和身份/认同，而礼貌现象
研究（Watts,2003)也被认为是其关键性话题。欧洲JohnBenjamins出版公司出版的学术著作系列Pragmatics&BeyondNewSeries也出版了多本有关礼貌研究的专著或论文集。最近二十年礼貌研究的火热充分反映了学者们对语言实际使用的重视。四语言即本土实践进人二十一世纪,西方语言学思想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里我们重点介绍Pennycook(2010)的语言即本土实践的思想。Pennycook指出语言即使用的思想还是认为语言在世界客观存在，可以被拿起来使用，而语言即本土实践的思想更侧重语言只是社会行为的产物，而非使用的工具。Pennycook的语言即本土实践的思想包括三个重要观点：实践观，语言观和本土观。基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实践转向”，Pennycook认为实践是比行为更高一层的概念，它“在个人行为和社会文化结构中间发挥桥梁的作用”（第28页）。如果说语言即使用的思想注重语言如何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语言即本土实践的思想则强调我们运用言语做事是如何产生语言的。这种实践观对于应用语言学有新的认识,以往的应用语言学侧重语言学理论对语言教学的指导作用，而Pennycook则指出需要形成一套实践自身的理论来指导语言教学。对于语言的认识，Pennycook认为语言的重复是规范而非例外，人类的话语在重复中产生差异，以西方的嘻哈文化为例，嘻哈文化总是在模仿重复中不断产生新的意义，这其中重新语境化（recontexualization)/重新定位（relocalization)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作为本土的实践“不是涉及语言的重复性的社会活动，而是通过时空的重新定位重复差异”（第43页）。Pennycook对Chomsky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的区分有着不同的认识,他认为语言行为不是语言能力的附带产品，而是产生语言能力的首要语境。在对本土的认识上,Pennycook区分语境和本土，他认为前者只是语言变化的地方，而后者更强调本土是语言实践的一部分，语言行为产生着时空,体现出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Pennycook的本土观对于新兴的语言景观学（Linguisticlandscape),世界英语研究（WorldEnglishes)和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都有着新的启发。作为双语和多语研究的新的研究方法（Gorter，2006)，语言景观学通过对变化中的多语社会公共场所的各种语篇如街道名，商店名，海报，涂鸦等的社会符号学解读，揭示了背后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态度，语言政策等诸多问题。Pennycook对于澳大利亚涂鸦文化的分析表明，语言景观不是凝固静止的，而是不断移动的，它与身份认同紧密相关,反映的是本土的社会,历史和空间的紧密联系。语言和身份/认同的关系一
直是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人并不是指具有一种身份，他/她可以具有多重身份,如性别，民族,国家，等等。这其中语言和身份的关系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从早期仅限于对语音，词汇，句式等微观语言现象的描写，到现在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多视角和多层面揭示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近30年来西方关于语言与性别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随着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壮大和女权运动的兴起，以前一直呈零散状态的语言性别差异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鼎盛时期”（史耕山，张尚莲,2006)’学者们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交际分析等多个角度进行语言与性别关系进行研究。而在语言和性别的研究中，Butler的性别展演性对于（genderperformativity)对于语言和性别研究范式转换的巨大推动作用。Butler认为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活动而表现出来的。Pennycook(2007)认为“Butler对于展演性的理解为我们了解语言，身份和展演提供了重要的方式”（第69页），并将Butler的展演性理论应用到全球化视野中的英语和流行文化的研究。以往的世界英语研究偏重于中心和边缘英语的划分，强调以国家为基础划分世界英语，而Permy-cook则打破这一模式，指出语言的本土构建作用。在后现代社会里,不同背景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使用语言构建身份/认同，语言与文化，民族，国籍，地理之间不存在想当然的联系,它们都在互动中产生。五启示从语言及系统，到语言即使用，再到语言即本土实践，西方的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与此同时，西方语言学研究范式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从结构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到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我们可以发现语言思想的演变对于语言学研究的巨大影响和推动力。长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在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我们不大重视西方语言学理论背后的语言哲学思想，再加上我们过多关注西方语言学理论，而对中国本土的语言哲学思想的整理不够，导致我们只是一味片面地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而难以消化吸收并进行创新。中国古代学者在有关语言的哲理思考方面留下大量的论述,例如先秦时期名家对于语言的思考,其代表人物有邓析，惠施和公孙龙。Lu(1998)认为邓析对“名”的论述与孔子的思想既相似,但又不同。他们都强调名对于实的形成和改变中的功能。但是邓析的名包括法律等政治话语以及用于社会控制的政治手段，而孔子的名则是由社会精英制定的并要求全社会遵守的一套文化规范和规则。邓析强调统治者应监督名与实的一致,而孔子则认为名实的一致有赖于
共有的文化规范。其他的先秦学派，如墨家,儒家，道家，法家以及先秦以后的历代文人等都对语言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思考（参见陈宗明，1997;吴礼权,1997)，并对当代中国的修辞与话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参见Lu,1998;2000;施旭，2010)。语言即本土实践的思想强调语言学研究和当地实践的结合,包括当地的语言思想,这就超越了西方语言哲学思想的范畴。施旭(2010)认为指出当代文化话语研究应该植根本土，放眼世界。他强调应用中国的哲学思想（包括语言哲学思想），考虑到中国本土历史语境，如中国的殖民历史，政治经济的崛起等等。这与语言即本土实践的思想不谋而合。希望更多的学者关注中国本土的语言哲学思想的整理与挖掘，并积极与西方学术进行交流对话,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语言学理论，不断推动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参考书目[1]Brown，P.andLevinson,S.(1987).Politeness：SomeUniversaisinLanguageUsa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Chomsky，N.(1965).AspectsoftheTheoryofSyntax.Cambridge,MA：MITPress.[3]Gorter,D(Ed).(2006).LinguisticLandscape：Anewapproachtomultilingualism.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4]Leech，G.(1983).PrinciplesofPragmatics.London：Longman.[5]Lu,X.(1998).RhetoricinAncientChina,FifthtoThirdCenturyB.C.E.:AcomparisonwithclassicalGreekrhetoric.Columbia,SC：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6]Lu,X.(2000).TheinfluenceofclassicalChineserhetoriconcontemporaryChinesepoliticalcommunicationandsocialrelations.InD.R.Heisey(ed.),ChinesePerspectivesinRhetoricandCommunication(pp.3-23).Stamford,Conneticut：AblexPublishingCorporation.[7]Pennycook,A.(2007).GlobalEnglishesandTransculturalFlow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8]Pennycook,A.(2010).LanguageasaLocalPracti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9]Watts，R.J.(2003).Politenes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0]陈宗明（主编），（1997)，《中国语用学思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1]何自然（主编），（2007)，《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2]施旭，（2010),《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3]吴礼权，（1997)，《中国语言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澳门志略》考骆伟*2010年底，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以下同）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澳门记略》(简称“记略”)与《澳门志略》(简称“志略”)两册一套，前者为该馆收藏清乾隆西阪草堂另一版本，因国图有两种不同的“西阪草堂”刻本，甲本早已影印出版。故此称“乙本”，而《澳门志略》则为首次公开面世的本子，因而引起学界的关注。该书原为香山县沙溪名人刘燫芬所藏，其后裔转送给同乡广东学者刘斯翰先生的父亲,后传到刘先生，他请同事林有能先生与澳门基金会吴志良先生鉴定，并由澳门基金会资助国图出版社影印出版。刘斯翰先生特为此书的出版撰写了“关于《澳门志略》的一点说明”，至此，我们才得知此书的原委。据说该书在社会早已传阅近两年，多名“澳门学”研究学者已摩挲研读，认为它是近年来澳门中文文献史料中一次最为重要挖掘与发现，不见于清代、民国各种书目著录,且迄今未发现他本，极为珍贵等等。笔者最近才获得该书，初读之下，好像文字早已读过,有“似曾相识”之感。所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志略》与相关资料作比较，虽有疏漏之处，但基本轮廓已明，故冒味作此考证，以就教于方家学者。1书宜正名书名，是一书内容、观点、数据的集中体现，具有主题性、识别性和版权性的特点。方志书名，与其他类别书名相比，较易辨识。如古代国称一统志、省称通志,府、州、县、乡，一般称府志、州志、县志、乡志，也有称“乘”“记”“略”等。此书名《澳门志略》，从体例、内容上看，它确是志书性质,但有若干问题，需待考证。1.1封面书名。此书封面书名用正楷字书《澳门志略》，经考，此为后加书*胳伟：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
名。与原书楷、行字体不符，显然是他人所加，此疑点之一。1.2铅笔书名。此书下卷封面书名下,有佚名氏铅笔加字实为香山下恭都续志”，并用括弧概之，依稀可见。考恭常都（前缺“常”字），为香山县最古老的坊里之一,在题宋元间所修《广州府志》(有称《广州图经》）所附“香山县境之图”就有“恭常里”①，它邻近香山场。书“下恭（常）都”，不无依据。因清代《香山县志》载有“恭常都恭字围”都里，如“祝志”卷二舆地，在“神前”下注出：“已上共十六村为上恭常戎属”；在“马坑”下注出：“已上共十三村，俱新增，又案自前山寨以下为下恭常戎属”。祝志已分上、下恭常都，而下恭常都包括前山寨、吉大、望厦、湾仔、灶贝、翠微、南屏、香山场、澳门、过路环、潭（氹）仔、龙田、龙环等。因此，其书“香山下恭都续志”，不无依据。虽标“续志”不宜，但事实是记恭常都十三乡的人、地、事。1.3内文全无书名。考古籍与方志之书，在卷端或版心等处,一般刻有志书名称。香山现存明嘉靖志、清康熙志、乾隆志、道光志、光绪志及民国志，卷端和版心上方均镌有“香山县志”。此虽为红格纸抄本，却缺“香山县志”或“澳门志略”书名，连书名都没有，此不符志书版式之例。1.4呈文。志书多有新旧序，此书仅存“呈文”，称道光七年夏奉邑侯谕令纂修县志,于各都分设子局，并颁发条款，自应将通都事迹纂辑。惟恭常一都，有凤山、风池、金山三书院,计有余乡……兹风山书院为十三乡公共社学，故就此设局纂修，各乡分举采访，而以数人总其成，责任既专，耳目亦切。今所采人物、风土与夫水利、津梁以及城池、坛庙、塚墓、古跡、金石、艺文诸类，其为十三乡所有者则记之，皆考于旧志，证之于诗歌、疏记、誌铭及《澳门记略》、《广东新语》，并家传家谱，而稽之以档册，参之以采访，各绘图形细加笺注，间有一二乡不入本书院者，亦附录其金山、凤池两书院，各有所属之乡，当则有纂辑,不敢妄参末议也。谨依条款，汇辑成帙送呈”②，据此，它与祝志总纂黄培芳的要求是相符的：“各都并设采访局，分其劳任，即专其竅实也。”“兹志意在详核有体，繁简得宜,仍不离乎地志之宗。故绘图必亲历开方，山川必审晰支脉，都乡必细书里数,海防尤海疆所重，必特立专门。至采引须详出处,本王焘《外台秘要》法也。”③此段呈文与黄序，是考察该书书名重要的依据，因志书的功能是记一地的地、时、人、事之书，特别是地域、时间最为重要，它只能按此时此地收录当地的①香山县境之图•恭常里。此图出自《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五，内有清李文田校并跋，其跋称:“此册即孝廉（按:指萍乡文廷式,清光绪举人。）属钞出者,宋元间广州舆地之书,大半今人所不得复见,真可宝也。光绪戊子四月装治甫毕,漫记于卷端,顺德李文田记。”②呈文,参《澳门志略》上卷第三页。③清黄培芳序,见道光《香山县志》卷首第四、五页，清道光八年（1828)广州富文斋刻本。
人、地、事、物等。通读全书，确为下恭常都地域范围的内容。至于澳门，早在明嘉靖邓志卷中有所提及，清康熙申志卷十有“外志（澳夷）”，乾隆暴志卷八有“濠镜澳”，道光祝志卷四设“海防、澳门”，甚至清光绪田志卷八“海防”和卷二十二“杂记”以及民国厉志卷六“海防”等，都载有澳门史料。可见明清以来，澳门归属香山县下恭常都地域范围，且乾隆初“海防同知署”就设在澳门之外的前山寨。综上所述，此书书名标《澳门志略》是不妥的，具体书名是什么？容后再考。2内容宜核为证《志略》内容、文字的异同，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把它与历代《香山县志》和乾隆《澳门记略》，分段比较，以求原委。2.1宏观比较。因《志略》是为道光祝志作资料采辑的，从中可发现其异同。如该县志分八卷六十二目，而《志略》下恭常都仅是祝志一个小区域，当然也是它的组成部分。但该书为抄本，原书目录并没分卷，只是封面上标“上下卷”，列目四十七，目录中的大类与道光祝志基本相同。但子目“志略”却有缺有增，缺者为:图说、沿革、疆域、气候、风俗、户役、田赋、榷税、禄饷、积贮、盐法、祀典、仕宦、坊表、方伎、仙释、寓贤、艺文等;增者为:下恭常、潮汐、夷俗、水泉、坊表、寺观、列传上、笃行、名臣、义勇、义民、疏记、诗歌（有目无文）、日记（有目无文）等等。这种缺增，或有其具体原因。因此为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录，它不可能有仕宦、祀典、方伎、仙释、寓贤、列传等这些大的方面内容,但它却增了夷俗、奇岩、怪石、流泉、瀑布、笃行、义勇、义民等地方事物，呈报上县。尤其是“列女”，所收恭常都十三乡列女，绝大部分已收入祝志卷七列传，但也有漏收者，如：钟氏冯应时妻、吴氏张钟瑾聘妻、叶氏曾上景妻、鲍氏余珠聘妻、陈氏徐郷贵妻、叶氏欧阳光成妻、吴氏罗展墦妻等。这种有增有缺有漏，说明它与采访册目录和内容不符。2.2微观比较。今把《志略》全书与《香山县志》、《澳门记略》作一疏理和对比，特列下表以示：
《澳门志略》与《香山县志》、《澳门记略》比较表卷页澳门志略卷页香山县志卷页(乾隆）澳门记略前言•上卷第三页“道光七年夏，奉邑侯谕令，县志于各乡分设子局，并颁发条款，自应将通都事迹纂辑。惟恭常一都有凤山、凤池、金山二书院，计有余乡……谨依条款汇辑成帙送呈。”此乃凤山书院采访册呈文。(道光）香山县志•序县令祝淮序岁丙戌，余承乏斯邑，甫下车爰集邑人士议之，佥谓更修不容缓。越明年春，开局于治之右敦，延伍遐斋（彭年）、李漱溪（莹书）、刘文淇（濬）、庞鹿门(茂荣）、蔡蒙泉（显原）六人分任其事，而属培芳汇其总。丁亥仲春开局城西，各都并设采访局，分其劳任，即专其核实也。”另有许乃济、黄培芳序。卷首张汝霖序、印光任后序。略目录•上卷第四页舆地:下恭常。山川、村庄、物产、潮汐、夷俗、水泉、渠道建置:前山寨城、廨署、书院、坛庙、津梁经政:水利、营制（见前山寨略）、案牍职官选举:武职附、覃恩(封赠附）、乡饮、例荐附海防古跡:塚墓、奇岩、怪石、瀑布、流泉宦跡列传:列女、耆寿、笃行、名臣、义勇、义民艺文:疏记•《澳门记略》（印光任、张汝霖纂）诗歌、《自警日记》（赵元辂著）金石:吉大钟模二、莲峰庙碑二、普济禅院碑二、社稷坛碑二、百峒溪字六、海觉字二、军民府示二、张陈李墓碑二、李燮堂墓誌二、叶青姑墓碑二、澳门普济禅院钟模二事略、祥异总目卷一、舆地上：图说、沿革、疆域、山川卷二、舆地下:都里、气候、风俗、物产建置:城池、公署、学校、坛庙、梁津卷三、经政：户役、田赋、榷税、禄饷、积贮、水利、盐法、营制、祀典职官卷四、选举:仕宦、封荫、饮宾海防:澳门、图附卷五、古跡:城址、廨宅、坊表、塚墓、寺观附金石宦绩:宋、元、明、国朝卷六、列传上:汉、唐、宋、元、明、国朝卷七、列传下:列女、耆寿、方伎、仙释、寓贤卷八、艺文: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事略:祥异、杂记目录上卷.形势篇、（风候潮汐附）、官守篇（政令附），凡为图十一o下卷.澳蕃篇（诸蕃附）、凡为图十。
上卷•第五页十三乡：北山、澳门、南屏、前山、香山场、北山岭、白石、灶贝、吉大、南村、南大涌、外界涌、白沥港，另黄茅斜附。(道光）香山县志，下恭常都，卷二，第七页前山寨、白石、北山、吉大、望厦、湾仔、山头园、牛塘坑、灶贝、翠微、上涌、南大涌、南屏、山场、南村、新村、白沥港、界涌外村、澳门、龙环、过路环、潭仔、横琴上下村等。上卷形势篇前山寨、望厦、南环、黄埔、娘妈角、虎门寨、黄梁部、龙田村、沙梨头、新桥、龙环、南环等。上卷•第五页凤山书院子局：王廷钤、杨绾、钟士澜、容魁、赵勲同纂辑(道光）香山县志，附录十九页下恭常凤山书院采访值事：生员杨绾、增生钟士澜、贡生王廷钤、生员赵勲；劝签值事：禀生容魁、生员李嘉谟、杨天叙、鲍梁、吴锟、吴汝霖、举人容骏。上卷•第五页采访人:钟士超、刘昭、鲍梁、吴汝霖、鲍绍妍、吴魁昌、黄爐章、罗信斯、张辅邦、杨天叙、宋璧、容骏、赵旸、吴宗启、黄晏家、赵允禧、蔡兆文、杨朝元、杨朝振、杨裕民、吴光国、鲍维深、陈可人、容曦、张成弼、杨仁献、郭丕武、钟达朝、鲍雅荣、蔡华枢、叶恒泰、何淳夫仝参订上卷•五至七页山川名目：收凤皇山等六十二山（各载旧志）丫髻山等五十四山（旧志未载）(乾、道)香山县志十二、十三页、四十六至五十四六十二山，旧志也载。如：北山、浪烈等。五十四山，道光志全载。上卷形势篇六至十四页前山、莲花山、东澳山、九星洲山、鸡拍山、零丁山、小茅山、大虎山、横档山、武山、石旗岭、秀山、青洲山、蛇埒、迳顶、凤棲岭、北山、挂锭山、大托山、黄杨山、三灶山、高澜山、牛角山、老万山、大奚山、南北湾、天塘水、旗澳、狮子洋、雍陌、鸡笼、三板洲、浪白澳、九澳、仙女澳、井澳等。
上卷•九至十三页下恭常都地图说:收凤皇山、将军山、鹅槽山等十三山。但其先锋山、鸡心岭从凤皇山录出0(道光）香山县志，卷一，四十二至五十三页十三山皆存、惟“凤皇山”题“凤凰山”、“英管山”题“鹦管山”。上卷•十五至十八页澳外山川戎属与各属交界：澳东十五里为吉大汎……。(道光）香山县志，卷一、十三页入恭常都图说，但其不如《志略》详。上卷•十九至二十四页戎属村庄五十五处：前山等三十九村载旧志，南面山等十六村旧志未载。(道光）香山县志卷七、八页人舆地都里，并注出淇澳等十六村为上恭常戎属;前山寨等十三村俱新增，又案自前山寨以下为下恭常戎属，共三十九村。上卷•二十五页按乾隆志载“长安乡恭常都村庄内开湾仔、石锦（又作锦石）、海门三村……。”此乃历史变迁所故。(乾隆）香山县志，卷一、四十三、四十四页载长安乡恭常都故延福里恭字围，在县东南一百里，图二，村五十四。收湾仔、石锦、海门、对面山等。上卷•二十七页澳门渠道分支（五水加澳门泉），此为采访册。缺缺上卷•二十九至三十页澳门潮汐上卷•二十一页与此同，唯其中“十二日丑正长，辰正消”，《记略》为“丑末长，辰末消”。
上卷•三十一至五十页澳门纂略上卷•三十一页濠镜澳之名，著于《明史》，其曰澳门，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故合称澳门。(道光）香山县志，卷四，八十三页濠镜澳，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距县城一百四十里，凡夷船停泊,，必以海之湾环者为澳。澳者，泊口也。其曰澳门，则以南有十字门，故合称澳门。或曰澳有南台、北台，两山相对如门云。上卷，形势篇，第一页濠镜澳之名，著于《明史》。其曰澳门，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故合称澳门。上卷•三十一页澳有南北二环，规圆如镜，故曰濠镜，是称濠镜澳焉。同上或曰南环二湾，规圜如镜，故曰濠镜，是称澳焉。上卷，形势篇，二至三页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环。二湾规圜如镜，故曰濠镜，是称澳焉。上卷•三十一页距县城一百四十里上卷，形势篇，第一页北距香山县一百二十里而遥，南至澳门十有五里而近。同上僻处海岛，北枕青洲，南望十字门，波涛澎湃，间鲸鱼出没，云气往来，实为壮观。有明中叶，西洋夷人借居其地，而华人亦得错处其间，数百年来生齿繁。惟我国家盛德覃敷无远弗届梯航万里，辐辏五方，民夷安居乐业，同遊光天化日中矣。(乾隆）香山县志，卷八，二十三页僻处海岛，北枕青洲山，南望十字门，波涛澎湃，间鲸鱼出没，云气往来，实为壮观。有明中叶，西洋夷人借处其地，数百年来生齿日蕃，惟我盛朝覆载軿嵘，故诸酋畏威怀德，万里梯航，五方辐辏猗欤休哉。螬鬚魅结之徒，同遊光天化日中矣。上卷•三十一页澳者，舶口也。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明初诸番互市于浪白滘，嘉靖十四年，诸番以浪白辽远，都指挥使黄庆代请于上官，移泊口于濠镜。《广东新语》卷二，二十六页澳门：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贿当事求濠镜为澳。
/上卷■三十一至三十二页岁输课二万金，澳之有番市，自黄庆始。三十二年番舶托言舟触风涛，顾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权茇舍数十间，商人谋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番人之入居澳门，自汪柏始，佛郎机既据澳，至万历二年建闸于莲花迳，设官守之。(道光）香山县志，卷四，八十五页岁输课二万金，三十二年番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茇舍，商人牟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澳门记略》）。佛郎机遂得混人，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万历二年，建闸于莲花茎，设官守之。上卷，官守篇，二十三至二十七页按：此段文字，分别从二十三至二十七页，分段摘录，且失序。因文字多，故省略。上卷•三十二页又潜匿倭贼，四十二年总督张鸣冈檄令驱倭出海，因设参将于中路雍陌营，调千人戌之。又奏请就其聚庐中大街中贯四维，各树高栅，榜以畏威怀德，分左右定其门籍，以旅獒明。明五慎德四译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东西各十号，使互相维系，讯察母得容奸。一听约束，皆用海道俞安性之议也。海道副使其属有海防同知，安性复条具五事，勒石附后，永禁与澳夷约，惟海防同知命……。(乾隆）香山县志，卷八，二十四页明万历二年，设关闸委官守之，每逢一六日开关。岁放米石，每月六启闭，广肇南韶道发封条六道，令文武官会同验放，事已闭关复，就其聚庐大街中贯四维各树，高栅榜以畏威怀德，分左右定其门籍以旅獒。明王慎德四译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服食器，用三十字，分东西各十号，使互相维系，讥察母得容奸。上卷，官<~V-fcSp~■寸扁，—十五至二十六页按:该段文字与《志略》所录同，但《记略》更详，略。上卷•三十三至三十四页安性条具五事:一禁畜养。倭奴凡新旧夷商，敢有仍前畜养，倭奴顺搭洋船贸易者，许当年历事之人前报，严拿处以军法，若不举一并重治...。(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九十页按:文字基本相同，略。上卷，官守篇，二十六页题：安性复条具五事勒石，文字基本相同，略。上卷•三十四页前山澳门，山对峙于海，南北有一沙隄亘其间，曰莲茎、茎十里，广、五、六十丈……。上卷，形热普W,3^7fffH，At?二页前山澳山对峙于海，南北其以一沙隄亘其间，径十里，广五、六丈……。
上卷•三十四页迤逦而东，上有龙环村，下为龙田村，烫狗环绕其后。(民国）香山县志，卷六，第八页查龙田村民房一百余家，系光绪五年占去.将村左村后两处，改造马路，光绪九年编入西洋户籍，设立门牌。上卷•三十四页东北麓右有马蛟石，左为望厦村，有县丞官署旧址及普济禅院（县丞署日久倾颓，尚未修复，今公馆在草堆街旧杜元铺屋。）上卷，形势篇，第二页北麓有马蚊石，椭而硗，无趾，三小石承之，相传浮浪至。稍南为望厦村，有县丞新署。同上万历二年，茎半设闸，闸口置炮二位。闸上楼二间，岁久圮。康熙十二年，知县申良翰重修，复于旁建宫厅二间，后又于翼墙左右设更楼二间。同上万历二年，茎半设闸，官司启闭。上为楼三间，岁久圮。康熙十二年，知县申良翰修，增建官厅于旁，以资戌守。上卷•三十四页茎尽处有山拔起，跗萼连蜷，曰莲花山。同上按:文字全同。略。上卷•三十四至三十五页新桥、旧桥在澳西北，为人澳之总路。新桥以木，旧桥以石。莲花庙在新桥侧，嘉庆二十二年建。缺缺上卷•三十四至三十五页洋船石在澳西南，相传明万历时，闽贾巨舶被飏殆甚，俄见神女立于山侧，一舟遂安，立庙祀天妃，名其地曰娘妈角，名其庙曰妈祖阁，于庙前石上镌舟形“及利大川”四字，以昭神异。其庙创于明万历乙巳，崇祯己巳重修，庙柱石刻可据石室天生，重成殿宇，由殿后凌磴层折而登，为观音阁，阁外怪石虬松，峋嶙郁勃，凭空远眺，则为马骝、鸡颈诸山，引潮汐而上，日月之所沐浴蚊龙之所喷，薄靡不在指顾间。上卷，形势篇，第三页按:文字与《志略》基本相同，但无其详，略。
上卷•三十五页普济禅院在望厦村，其始建及重修向无碑志，年月莫考。嘉庆丙子重修，戌寅落成。殿宇宏深,廊径幽邃。里人赵允菁有记。由禅院过龙田村中，有石路二百馀丈。(道光）香山县志，卷五，第十七页(光绪）香山县志，卷九，二十一页观音堂，在麻洲街西边山下，创自明万历庚寅，国朝隆庚子刘天佐等重修，嘉庆丙子里人委僧应豁重建，扩而大之，遂为名蓝，有隶书碑纪其事。（采访册）普济禅院，一名观音堂，在澳门望厦村，咸丰八年重修，同知马增熙撰碑。上卷•三十六页会馆在澳之西南隅，旧名莲峰小舍，经始无可考。乾隆五十七年重修，嘉庆九年继修。营地在澳东南隅，与会馆相接，原为屯营之所。(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一〇四页会馆在澳西南隅，营地在澳东南隅，与会馆相接，旧屯营所就，其地市焉。筑亭于四隅，后毁于火，就故址改筑，（采访册）上卷•三十六页海觉石在妈祖阁上左侧，壁立十数寻，镌“海觉”二字，字径丈余。虾蟆石，一名蟾蜍石，在澳西南海傍，其形圆，其色青润，每风雨当夕海潮初上，则阁阁有声。上卷，形势篇，第三页海觉石，在娘妈角左，壁立数十寻，有墨书“海觉”二字，官径逾丈。虾蟆石，其形圆，其色青润，每当风雨当夕海潮初上，则阁阁有声。上卷•三十七页夷地东北枕山，高建围墙，于西炮台上复建有围墙，夷居四百九十余户，每岁输地租银五百两。(乾隆）香山县志，卷八，二十五页夷地东北枕山，高建围墙，西南倚水为界，屋上架楼以居，设有砲台六座，拨番兵防守。下卷，澳番篇，十九页别主奴凡为户四百三十有奇，丁口十倍之。同上/J、门三：曰小三巴门，曰沙梨头门，曰花王庙门，今俱堵塞。大门三：曰三巴门，曰水坑尾门，曰新开门。道光四年开。下卷，澳蕃篇，二十三页今城固而庳，大门一，曰三巴门；小门三，曰小三巴门，曰沙梨头门，曰花王庙门。
上卷•三十七至三十八炮台六，最大者为三巴炮台，居澳之中，又名中炮台。台冠山椒，方广数十亩，列炮四十七，铜具一十六，馀铁《记略》载二十八。上宿番兵。台垣四周为砖龛，以置守夜者。台下为窟室，贮焰硝。次则东望洋、西望洋，东西两山对峙。东山上为炮台，列炮二十，铜具五，馀铁《记略》载炮七。西山上为寺，下为烧灰炉炮台，名西望洋炮台，列炮十二，铜具五，内大炮三，馀铁《记略》载炮五。又妈阁炮台，列炮二十五，铜具一十二，馀铁《记略》载炮二十六。南湾炮台仔，列铜炮四《记略》载炮三。咖斯嘲炮台，炮台列炮一十八，铜具七，内大铜具一，重一万馀斤，长二丈许，大十馀围，受药数石，馀铁。各炮台俱设火药局，有番兵防守，通计炮一百二十六，内铜具四十九，馀铁。下卷，澳夷篇，二十三页炮台六，最大者为三巴炮台。台冠山椒，列炮二十八，上宿蕃兵。台垣四周为砖龛，以置守夜者。台下为窟室，贮焰硝。次则东望洋、西望洋。两台对峙。东置炮七，西五，馀制与三巴略同。娘妈角炮台，在西望洋下，炮二十有六。南环炮台，置炮三。噶斯兰炮台，置炮七，设火药局于左侧。通计炮七十有六，大者六十一，馀差小。铜具四十六，馀铁。其大铜具者重三千斤，大十馀围，长二丈许，受药数石。明时红毛擅此大器，尝欲窥香山澳，脇夺市利。澳人乃仿为之，其制视红毛尤精，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靡不奇中,红毛乃不敢犯。今海宇承平，诸蕃向化，以此为天朝守海门而固外围，洵有道之隆也。上卷•三十八页旧有提调、备倭、巡缉行署三所，今惟关部行台、大马头税馆、南湾妈阁、关闸税口及议事亭不废。凡文武官因夷事至澳，大事到议事亭上，夷目列坐进茶。小事在公馆,有言则通事传之。公馆在关部行台后街，系夷人将伊楼屋拨出，为香山县往来驻足办公之所。通事系唐人进夷教换著番衣者为之，其衣食房屋悉夷人给予之。上卷，形势篇，第三页前明故有提调、备倭、巡缉行署三，今惟议事亭不废。国朝设有海关监督行壹及税馆。
上卷•三十九页澳门洋船定额，雍正三年经总督孔毓珣题定二十五只（有疏附后）。每岁自十月起，至出年三月止，陆续开往外国，贸易近者五、六月回澳，远者七、八月。若遇货物到该埠头不通行，必至隔岁方回。亦有于所到之国买卖，又往别国发卖一二年未回者，是以澳船之回帆，唯与别省商船一例比也。上卷，官守篇，二十八页雍正三年定澳门夷船额数从总督孔毓珣之请也。查澳门夷船旧有一十八只，又从外国买回七只，大小共二十五只，请将现在船只,令地方官编列字号，刊刻印烙，各给验票一张，将船户，舵工、水手及商贩夷人、该管头目姓名，倶逐一填注票内……。上卷•四十页西有小三巴寺，为大三巴之外庠。南板樟庙，状丽特甚。龙嵩庙，在澳西南，即飞来寺，旧志另载飞来寺，误。大庙即望人寺，在澳东南。夷人始至澳门所建也，旧志另载望人寺，俱误。西南即有风顺庙，番舶既出，家人日跤其归，祈风顺于此庙。东隅咖斯嚆庙。北隅花王庙。南隅有庙曰支量，如内地育婴堂制，门侧穴转斗悬铎，有弃其子者，制绳响铎，置悬斗中。僧闻铎声，收而育之。别为医人庙，在澳之东，医者数人。凡夷人有疾不能自疗者，许就庙医，其费给自支量庙。尼姑寺在澳东南扃钥阳毖，如十岁以下许人寺，即入,终其身不复出，虽至亲不能入视。东南城外有发疯寺，内居疯番，月有廪。(乾隆）香山县志，卷八，二十四页家司栏庙、飞来寺、医人寺、尼姑寺、望人寺、唐人寺、发疯寺以上六寺，雍正八年理事官册内未开存废俟查，若崇闳瑰丽，惟三巴寺为最。下卷，澳蕃篇，二十四至二十五页澳西有小三巴寺，规制差约而轩豁过之，三巴之外库也。有板樟庙，相传庙故庳隘，贫蕃析樟板为之，今壮丽特甚。龙松庙者，在澳西北，初庙就圮，或覆之以蓑，朋松如髯龙，后庙钟不击自呜，众神之，恢崇其制，仍呼为龙松庙。大庙者，夷人始至澳所建也，在澳东南。此外，西南则有风信庙，蕃舶既出，室人日跤其归，祈风信于此。稍东又有望人庙云。东隅噶斯兰庙。北隅一庙，凡蕃人男女相悦，诣神盟誓毕，僧为卜吉完聚，名曰花王庙。南隅有庙曰支量，如内地育婴堂制，门侧穴转斗悬铎，有弃其子者，制绳响铎，置转斗中。僧闻铎声至，收而育之。别为医人庙，于澳之东，医者数人。凡夷人鳏寡茕独，有疾不能自疗者，许就庙医，其费给自支量庙。尼寺在澳东北，扃钥严毖，女十岁以下许人寺，即人终其身不复出，虽至亲不能入视。东南城外有发疯寺，内居疯蕃，外卫以兵，月有廪。
上卷•三十九页寺首三巴，在澳之中，依山为之，高十数寻，石作雕镂，绮疏瑰丽，所奉曰天母，名玛利亚。貌如少女，抱一婴儿，曰天主耶稣。旁貌二十馀人，鬚眉欲活。侧有楼钟悬其上，按时发响，曰自呜钟。旁有定时台，以测日影向。僧寮百十区，番僧充斥其中。今寮已毁，僧亦非旧c(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一〇五页寺首三巴，在澳之中，雕石绮疏，制殊瑰异，奉天母及天主耶稣。像下旧有天主堂，即乾隆间所封禁者。澳西有小三巴寺，南有板障庙，壮丽特甚。龙嵩庙在澳西南，即飞来寺（暴志另寺载飞来，误）大庙在澳东南，即望人寺，（暴志另载望人寺，误）夷人始至澳所建也。西南则风信庙，蕃舶既出，蕃妇祈风信于此，东隅则咖思嚆庙，北隅则花王庙，南隅庙曰支粮，如内地育婴堂。制医人庙在澳东，夷病不能自疗者就医。尼姑寺在澳东南，扃钥严毖，终身不复出至，亲不能视，东南城外别为麻风寺（采访册）下卷，澳蕃篇，二十三至二十四页寺首三巴，在澳东北，依山为之，高数寻。屋侧启门，制狭长。石作雕镂，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绮疏瑰丽。所奉曰天母，名玛利亚，貌如少女。抱一婴儿，曰天主耶稣。衣非缝制，自顶被体，皆采饰平画，障以琉璃，望之如塑。旁貌之十许人，左手执浑天仪，右手指若方论说状，鬚眉坚者如恕，扬者如喜，耳重论，鼻隆准，喏声。上有楼，载诸乐器。有定时台，巨钟覆其下，立飞仙台隅，为击撞形，以机转之，按时发响。僧寮百十区，番僧充斥其中。上卷•四十页西有小三巴寺，为大三巴之外库，南板樟庙，状丽特甚。龙嵩庙在澳西南，即飞来寺（旧志另载飞来寺，误。），大庙即望人寺，在澳东南，夷人始至澳门所建也（旧志另载望人寺，倶误。)(乾隆）香山县志，卷八，二十六页俗好施，予建寺独多，枕近望厦村，故有东西望洋寺，又有三巴寺、板障庙、支粮庙、风信庙、龙崧庙、花王庙。下卷，澳蕃篇二十四至二十五页澳西有小三巴寺，规制差约而轩豁过之，三巴之外库也。有板樟庙，相传庙故庳隘，贫蕃析樟板为之，今状丽特甚。龙松庙者，在澳西北，初庙就圮，或蓀之以蓑，鬅松如髯龙，后庙钟不击自呜，众神之，恢崇其制，仍呼之龙松庙。大庙者，夷人始至澳所建也，在澳东南。稍东又有望人庙云。
上卷•四十页西南即有风顺庙，蕃舶既出，家人日跤其归，祈风顺于此。庙东隅咖斯兰庙。北隅花王庙，南隅有庙曰支粮，如内地育婴堂，制门侧穴转斗悬铎，有弃其子者，掣绳响铎，置悬斗中，僧闻铎声，收而育之。别为医人庙，于澳之东，医者数人，凡夷人有疾不能自疗者，许就庙医，其费给自支粮庙。居姑寺，在澳东南扃钥严毖，如十岁以下许入寺，即入于终其身，不复出，虽至亲不能人视。东南城外有发疯寺，内居疯番，月有禀。下卷，澳蕃篇二十四至二十五页西南则有风信庙，蕃舶既出，室人日跤其归，祈风信于此。东隅噶斯兰庙。北隅一庙，凡蕃人男女相悦，诣神盟誓毕，僧为卜吉完聚，名曰花王庙。（按：以下文字基本相同，但“尼寺”此说“女十岁以下许入寺”，《志略》抄为“如”，误。)上卷•四十一页凡夷庙所奉天主教者，必奉十字架，每日皆跪庙，七日一礼拜，至期界女分投备庙，跪听番僧演说，进教者亦如之。(乾隆）香山县志，卷八，二十五页奉天主教,凡父母殁报于僧，僧即呜钟以示退昇之义,先于庙内开穴，置棺延僧至舍，同亲朋送尸至庙人棺盖定，以土掩之，诵经文，亲朋各散子女回家，闭门不出，八曰不举火不坎，篡亲朋送饮食，越八日，方往谢，服制三载，以衣青为孝服。下卷，澳蕃篇，三十一页凡庙所奉天主，有诞生图、被难图、飞升图。其说以耶稣行教至一国，国人裸面缚之十字木架，钉其首及四肢，三日苏，飞还本国。故奉教者必奉十字架，每七日一礼拜。至期，男女分投诸寺，长跪听僧演说。
上卷•四十页三巴寺下旧有天主堂，名为进教寺,一名唐人寺。乾隆十二年封禁（案详旧志）。乾隆六十年前，三巴寺下尚有进教围存，围内小屋十馀间，为老妪进教者居住。嘉庆初年，夷人将此围拆改夷楼，于水坑尾门外发疯寺侧建造房屋，老妪新旧进教者尽居于此。地方官踏勘，屡次押拆，俱为胥差弥缝瞒饰，日久成为故址，莫可谁何？上卷，官守篇，三十五页澳门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为进教寺，专为唐人进教之所，建于康熙十八年，五十八年重修阔大，系蕃僧倡首，而唐人醵金以建者。向系林先生住居其中，以行医为名，实为传教。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斋四十九日，名曰封斋。至冬至日为礼拜之期，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惟顺德县紫泥人为最多。礼拜之后，有即行返掉者，有留连二三日者。既经进教，其平时因事至澳，亦必人寺礼拜。一切进教之人，俱向林先生取经诵习。此种姓名，今已无可查开。前经印同知示禁查拿，来者渐少。职抵任，复经示禁，林姓旋即潜逃，该寺现系蕃兵映知古看守。上卷•四十一页屋多楼居，楼一二三层不等。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状者，以巧丽相当，垣以砖或筑土为之，其厚四、五尺，周垣多开窗门、轩爽异常。下卷，澳蕃篇’二十一页屋多楼居，楼三层，依山高下，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状者，其蓀俱为螺旋形，以巧丽相尚，垣以砖或筑土为之，其厚四、五尺，多凿窗于周垣，饰以垩牖，大如户内，颌双扉，外结琐牕，障以云母，楼门皆旁啟，历阶数十级，而后人篠，诘屈已居其上，而居黑奴其上。同上夷人男妇奴婢共三千六百余口。旧志载：夷人五百一十七名，夷奴六百六十三名，夷妇一千三百九十七口，夷婢九百九十口。(乾隆）(道光）香山县志，上卷八，下卷四雍正八年，册呈夷人五百一十七名，夷奴六百六十三名，夷妇一千三百九十七口，夷婢九百九十口。嘉庆十四年，总督百龄临澳点阅夷人一千七百十五，夷妇女一千六百十八，夷兵二百六十五，黑奴三百六十五，（县册）今男妇奴婢共三千六百馀（采访册）。上卷，官守篇，四十页聚集蕃男妇女不下三、四千人。
上卷•四十二页夷目为判事官，来自大西洋，五年一任，一名番差,一名大西洋国使，掌刑名。理事官一名，管库，一年一任，向在澳之四大头人中公举为之。近在小西洋旨意着某某为之，而仍系在澳之有面者遴选，督理濠镜澳事务。凡有事闻于官，以喽嚟哆出名文，上县用呈字，遵汉文。县行拘提，则牌仰理事官。通事一名，唐人进教者为之，番书一名。(乾隆）香山县志，卷八，二十四页澳中夷目为西洋，理事官督理濠镜澳事务，通事一名，番书一名，文上县用呈县，行拘提则牌仰理事官。八十馀年以来，澳夷安居乐业，生齿益蕃。下卷，澳蕃篇，二十七至二十八页判事官掌刑名，有批验所、挂号所，朔望、礼拜日放告。赴告者先于挂号所登记，然后批验所投入。既受词，集两造听之，曲者予鞭，鞭不过五十。亦自小西洋遣来。理事官一曰库官，掌本澳蕃舶税课、兵饷、财货出人之数，修理城台街道，每年通澳佥举诚朴殷富一人为之。蕃书二名，皆唐人。凡郡邑下牒于理事官，理事官用呈禀上之郡邑，字遵汉文，有蕃字小印，融火漆烙于曰字下，缄口亦如之。凡法王、兵头、判事官，岁给俸一二千金有差。理事官食其所赢，不给奉。上卷•四十二页兵头遣自小西洋，辖番兵一百八十名。其属有兵总数人，内有大总、小总名目。番僧不一类，司教者曰法王，由大西洋来。澳酋，无与敌体者。尼曰圣母，其敬尤甚于法王。寺中尼今存二十八《记略》载四十有奇。番僧六十有七。(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一〇六页兵头遣自小西洋，辖蕃兵分戌诸炮台及三巴门，其属有兵总，悉禀小西洋令，有大事附达大西洋。（大西洋去中国远遣酋守小西洋）下卷，澳蕃篇’二十七页夷目有兵头，遣自小西洋，率三岁一代，辖蕃兵一百五十名，分戍诸炮台及三巴门。蕃僧不一类。……寺中尼凡四十有奇。
上卷•四十二至四十三页夷官有大红棍、二红棍、小红棍。小红棍如内地保甲者，晨昏讯察兼守狱。狱设议事亭后，名曰矢牢。为屋二进，楼一层以上居白皙夷人之有罪者，楼下居黑奴之有罪者。按其罪之轻重而之内外进，封禁之。其有官职及船主人等犯罪，则坐炮台，不在矢牢收禁。夷人犯法轻者予鞭，稍重则发遣哋满。其死刑或勒，或焚，或缚置炮口，击人海中。同上红棍官，二等曰大红棍、二红棍。大红棍于夷人就瞑时，籍其私财，询其人，以若干送寺庙，若干遣子女，若干给戚属，详书于册，其没而子女未能成立者。二红棍如大红棍所记，应给之数抚育而经理之。无子女归寺庙，如内地保甲者，曰小红棍兼守狱。（《澳门记略》采访册）下卷，澳蕃篇’二十八页外红棍官二等，曰大红棍、曰二红棍。大红棍于夷人就瞑时，察其赀财而籍记之，询其人以若干送寺庙，若干遣子女，若干分给戚属，详书于册，俾无后争。二红棍于夷人既没，有子女俱幼、不能成立者，即依大红棍所开应给之数，抚育其子女，而经理其馀财，待其既长婚嫁，举以付之。如无子女，悉归其赀于寺庙。其晨昏讥察，如内地保甲者，曰小红棍，兼守狱。狱设龙松庙右，为楼三重，夷人罪薄者置之上层，稍重者系于中，重则桎梏于下。上卷•四十三页其俗贵女贱男，婚姻不由媒妁，男女相悦则相耦婚期，诣庙跪，僧诵经毕，讯其两谐，即以两手携男女手，送之庙门外，谓之“交印”。男家富则归男家，女家富则归女家。(乾隆）香山县志，卷八，二十五页贵女贱男，生女则喜，女年及笄，父母与择偶，通知子女，如允，从妇则解戒指以定。男媒闻于僧，僧访无故旧之亲，方准其匹配。至婚期媒引男至庙僧，即面问你夫妇日后有无怨悔，呢均曰无之，僧诵经文，令媒引其齐至女家，设席以待。父母姊妹将女送到男家，亦设席，名日“交印”。下卷，澳蕃篇，三十页婚姻不由媒妁，男女相悦，则相耦婚期，父母携之诣庙跪，僧诵经毕，讯其两谐，即以两手携男女手送之庙门外，谓之“交印”。
同上家有丧讣，于庙入钱，庙则呜钟延僧，至舍诵经，舁支粮庙公匣至殓毕，僧呜钟前导人庙，出诸匣穴地藁葬。旧无棺，今闻有之，掩以土，上盖以板。葬日，其家人闭户不出，数日不举火，亲友馈之食。妻子不临丧，不执绋。奴婢葬于庙外，别国夷葬水坑尾门外，坟上盖以石块，勒字其上。(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一〇七页死无棺椁，葬于庙，妻子无一送者，撢服六月，哭不过七日。近间效华人，用薄板棺，无族姓亲属，白多玛著《圣教切要》。窃中土五服图为同姓，外亲之图，叩之澳夷，实瞢，如门庋十字架，谓之“圣架”。同上家有丧，号哭不过七日，不炊，亲友馈之食，无棺椁，舁支粮庙公匣至殓，以布帛蓀以章，僧呜铎前导，赴素所礼拜之庙而葬之。既至出诸匣，富者人赀多许于天主前，穴地稿葬，镌志姓名于石。贫者葬庙夕卜，其富者又分赀献诸庙，葬之曰争为呜钟。其妻子迄无一送者，故僧以日饶葬……。上卷•四十一页岁中天主出游，风顺庙则以四月，花王庙则以五月，大庙、龙嵩庙、咖斯兰或正月、二月、十二月不等。(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一〇七页岁屡奉天主出游，十月肖楮为红夷缚而走诸市，诸蕃手椎追击之。下卷，澳蕃篇，二十五至二十六页岁中天主出游，三巴则以十月，板樟以三月、九月，支粮三月，大庙则二月、五月、六月凡三。……岁三月十五日为天主难日，寺钟胥喑，越十七日复呜，诸番撤酒肉三日，虽果饵啖不至饱。同上夷人无揖让进退之仪，以脱帽拉手拖脚为行礼。每有宴会，主人上坐，酒酣则掷玻璃杯为乐。(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一〇七页燕饮不修实主楫让之节。下卷，澳蕃篇，二十九页出必张盖乘舆，相见脱帽以为礼。
夷人服饰，男以黑氇为帽，檐折为之角，饰以暫花金银片，间用藤草，形如笠,而小蒙以皂，絹衣之制上不过腹，下不过膝，过腹者大衫，过膝者为大萎，多以羽毛、哆呢绒、哔叽、金银丝緞及佛山上卷•四所织洋絹为之，寒暑无甚分辨。而贴身十三至四不过腹之衣,则以白洋布为之。贫者用十四页紫花布、苏蓝布不等。袴以絹以布哆呢绒为之。袜用丝棉，绵束迫如行滕蹑黑革履衣袴，皆有表里。虽盛暑袭之数，重女衫仅及腰，下裳数重首，则蒙以帕，谓之巾缦，饰革以为履，服色尚白，朱紫青次之，黑又次之，用诸凶服。(乾隆）香山县志，卷八，二十五页(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一〇五页衣服内着紧身窄袖密钮，外被长阔褂番帽，名札标，以氇槌成，抽为三角，皂色，头披假发，然后戴之，脱帽拖脚扯手是为行礼。其人以黑氇为帽，锦裹身，无襟袖缝绽之制，腰带和刀，刀尾拖地数寸，画石作声。其发垂至肩，绀绿螺蜷鬅如也。面甚白，惟鼻昂而目深碧，与唐人异。其侍立者，体如漆黑，鬚发蓬然，气腥甚是，曰“鬼奴”。下卷，蕃篇，十页澳服饰男以黑氇为帽，檐折为三角，饰以錾花金片，间用藤形如笠而小，蒙以青绢。衣之制，上不过腹，下不过膝，多以羽毛、哆啰、辟支、金银丝缎及佛山所织洋锻为之，边缘以锦金银钮联缀，胸腋间衷以白毡衫。袖属于腕，折叠如朵莲袴，袜用织文束迫，如行滕。蹑黑革屐，约以金银屈戌。衣袴皆有表里，虽盛暑袭之，数重里有小囊，贮鼻烟壶、自鸣钟诸物。女则隆冬惟一衫，仅及腰。下裳三重:一至膝，一掩胫，一覆其足，以五色洋绢为之。髻盘于额，希用簪，无珥，为华靥，贴穿孔前后。手金钏。初皆跣足不袜，近有丹其革以为履者，然短不纳趾。出则以锦帕蒙诸首，谓之巾缦。黑奴男女皆衣布，无冠履，色尚白，朱紫次之，青又次之，用诸凶服。夷目皆乘轿，其轿方长如柜，从顶盖上出入，入则仍以顶板覆之。舁者四上卷•四人，一人执繳前导，二人执长枪以从。十四页又有软轿硬轿。今更有四縫撒纲轿，女则用前所为如柜者，然形差短。亦旁启门出入。(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一〇六页彝官亦乘轿，其轿方长如柜，官从顶盖上出人，人则仍以顶板盖之，四人舁之，止则揭盖板以出，其伞用竹叶编成白竹为柄，一人执伞前导，一人负一板箱，二人执长枪以从，其余仪卫简陋可笑。（岭南杂记）今多乘内地官轿，雇华人舁之，其富者即然不尽赛官，皆商人私赠以媚之者，此风殊不可长。(采访册）下卷，澳蕃篇，三十二页夷目亦乘轿。其轿方长如柜，人从顶盖上出入，人则仍以顶板覆之，舁者四人，止则揭板以出。编竹叶为伞。白竹为柄，一人执伞前导，一人负板箱，二人执长枪以从。近改用黄油大伞，其柄朱，其旒彩。又有软轿、有硬轿。软轿结绳为之，形如大箕。硬者以木，皆无帷盖。仰卧而舁之，承肩之木曲如弓，以采以斲。女则用前所为如柜者，然亦旁以启门出人。法王轿制如内地，障以玻璃，饰以珍贝，华美无敢与偭者。
上卷•四十四页舶以铁力木，厚二、三尺者，为之锢以沥青、石脑油，耵以独废木，束以藤藤缝以柳索，底二重或二墙、三墙，度可容数百人。行必以罗经掌之者，曰火掌，为一船司命，小艇曰三板。下卷，澳蕃篇，三十一页蕃舶视外洋夷舶差小，以铁力木厚二、三寸者为之，锢以沥青、石脑油，耵以独鹿木，束以藤，缝以柳索，其碇以铁力水挲底二重，或二墙、三墙，度可容数百人。行必以罗经，掌之者为一舶司命。每舶用罗经三，一置神楼，一舶后，一桅间，必三针相对而后行。上卷•四十五页其器悉数难终准，天文以候气，测时者则有日规月影，浑天球量天尺，寒暑针、自呜钟、大小钟、表鹅卵沙漏十二辰，盘之属。协音乐者，则有风琴、铜弦琴、八音钟、铜鼓、番笛之属。备武事者，则有出铳、乌铳、机铳、屈刀、小刀、长短剑之属。辨形者则有眼镜、照身镜、千里镜、显微镜、火镜之属。类皆备极工巧，精致绝伦。技艺莫先于历学，今之所谓西法也。(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一〇八至一〇九页其制器有天文器、兵器、乐器。天文器则十二辰槃自呜钟、自行表、日规月影、鹅卵沙漏、寒暑针。兵器则大铳、机铳、长枪、手枪、自来火枪。银花火器，绕指郁刀、银柄武器、长剑，短剑。乐器则有风琴、铜弦琴、铜鼓、蕃笛。他如眼镜、照身镜、千里镜、显微镜、火镜之属。皆工致，余多淫巧。（《澳门记略》采访册）下卷，澳蕃篇，四十二页器用有天文器、兵器，三巴寺有十二辰槃揭之定时，台前俟某时钟，动则蟾蜍，移指某位。自呜钟有数种，曰桌钟、曰挂钟，小者圆如银铤，皆按时发响，起子末一声，至午初十二声，复起午末一声，至子初十二声。呜时八音并奏者，谓之乐钟。欲知其辰而非其应呜之时，则制绳转机而报响，谓之问钟。小者亦可问自行表，大小铜曰规、月影以及璇玑诸器。又一物如鹅卵，实沙其中而颠倒渗泄之，以候更数，名曰鹅卵沙漏。大铳语具炮台，记乌铳有长枪，有手枪，有自来火枪，其小者可藏于衣极之中，而突发于咫尺之际，皆精……。上卷•四十五页字以二十三母互配而成，几万国语言风雨鸟兽之声，皆可随音成字。其书右行，与梵书同。郑樵所谓梵以口传，有无穹之音者也。(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一〇八页按:文字与右《澳门记略》同，略。下卷，澳蕃篇，五十至五十一页字以二十三母互配而成，凡万国语言风雨鸟兽之声，皆可随音成字。其书右行，与梵书同。郑樵所谓梵以口传，故梵有无穹之音，华以目传，故华有无穹之字者也。
同上医以外科擅名，画则有《海洋全图》、法郎人物、山水及织成各种故事。下卷，澳蕃篇，五十一页在澳蕃医有安哆呢，以外科擅名久。其余技则有西洋画，三巴寺有《海洋全图》。有纸画，有皮画、皮扇面画，玻璃诸器画。上卷•四十五至四十六页饮食喜甘辛，多糖霜，以丁香为糁，盛以玻璃磁器，荐以白毡布，洒蔷薇露，梅花片脑，其上男女杂坐，以银刀义割食，以白毡布拭手，以杏酪、牛乳、榄仁、鸡蛋、糖霜为餵韹、馎饪、柜敉。七日屠牛一次，五日荤食，二曰素食，不食牛豕肉虾鱼，不之禁饮以葡萄酒（洋酒太多，此酒为最），注以玻璃高杯。服鼻烟，槟榔亦食。烟以纸卷叶如笔管状，燃火吸而食之，名为附孖姑，或食吕宋烟，（此烟自吕宋来的，唞孖姑系唐人卷来发卖，其式样大概始自夷人带来，今唐番通行），上台夷人不食，夷妇亦不见食，惟住澳日久，土生者食之。下卷，澳蕃篇，十九至二十页饮食喜甘辛，多糖霜，以丁番为糁，每晨食必击钟，盛以玻璃，荐以白毡布，人各数器，洒蔷薇露、梅花片脑其上，无几案匕著，男女杂坐，以黑奴行食品进，以银叉尝食炙。其上坐者悉置右手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食必以左手攫取。先击鸡子数枚啜之，乃割炙。以白毡巾拭手，一拭輙弃，更易新者。亦为餵韹、馎饪、柜妆。凡七日屠牛一次，五日荤食，二日素食，但不食牛豕肉，虾菜不之禁。食余，倾之一器，如马槽，黑奴男女以手搏食。酒以葡萄，注以玻璃高碗、槟榔裹以扶南叶，缠以红绿绒。服鼻烟，亦食烟草，纸卷如笔管状，燃火吸而食之。
上卷•四十六至四十七页食货有花露水，即蔷薇水，以注饮馔，番女或以沾洒入衣，药露有苏合油、丁香油、桂花油、檀香油，皆以瓶计。冰片油以瓢计。有番盐，有辣茶，以枚计。酒以白葡萄为上，红葡萄次之，皆以瓶计，外贮以箱。有西国米，色紫柔滑，益胃健脾。有燕窝，乌白二色，红者尤佳。有海参，无刺，有糖腌、百果。有鼻烟，上品曰飞烟，次则鸭头绿色，味微酸，谓之豆烟，红者为下。又有其色黑，名曰辣啤，其质甚粗。用花露水伴匀，味甚香，夷人常服，其上品飞烟，反鸭头绿省。惟唐人通用夷人服之，百无一二。珠以意兰香为上。珊瑚有红白二种，红者坚而密，白者松脆，他如琥珀、宝石、金刚石、玻璃、玛脑、水晶、吸毒石、火石，靡不毕备。至若布，备各色各纹，可为被为褥为帐，为大小漫天绒，以红为上，黄蓝黑次之。天鹅大呢小呢，亦有差等。缎有金花豭、金银丝级。冬服之羽豭、羽沙，春秋服之毡，以毛织备诸色。香之品莫贵于龙涎，其次安息香、枷楠香、檀香、降香、速香、乳香，品类尤夥。银皆范钱，钱有数等，大者曰马钱，次曰花边，又次曰十字钱，有洋红，有洋青，洋红特贵，有漆可饰，器有火漆，圆长如指，以印以缄。下卷，澳蕃篇，三十八至四十二页按:食货涉及生活用品中的香水、盐、酒、燕窝、海参、琥珀、宝石、金刚石、玻璃、玛脑、水晶以及被褥、服饰、香料、钱币、漆器等，品种多而杂。《记略》记载较《志略》为详。略。上卷•四十七页其草则有菖蒲、荜茇、葡萄、茶蘼、茉莉、梅桂、莲凤、尾草、西洋牡丹。洋葱如独蒜，而无肉头，极甘美。番藷薆生，如瓜萎，其皮薄，有红白二色（心亦有红白二色），可生食熟食。(道光）香山县志卷二，十九至二十四页收录菖蒲、葡萄、茶蘼、洋牡丹等。洋葱，形似独蒜味而无肉，剥之如葱，澳门白鬼饷客缕切为丝，味极辛。下卷，澳蕃篇，三十二至三十四页“草之属：有菖蒲、荜茇、芦荟、葡萄、白豆蔻、肉豆蔻、茶蘼，天寒始开花，芬郁异常。”此外，还有莲、牡丹、茉莉、葱、藷等。略。
同上荷兰薯有红白二种，出自荷兰国。实结于根，累累如贯珠，性热而质松，宜熟食。(道光）香山县志卷二，十九页甘藷。俗名番藷，其种来自诸蕃，二月种，十月收。根似芋，亦有巨魁，小者如鹅卵。以充粮糗，名薯粮。下卷，澳蕃篇，三十三页藷，蔓生如瓜萎，根如山药，其皮薄而朱，去皮可生食，熟食色如蜜，亦可酿酒。闽人截其蔓以来，今徧于八闽、五岭间，曰蕃藷，从其本也。按：薯，粤人称番薯，北人称地瓜。上卷•四十七至四十八页椰菜，种出自西洋，百叶合成，与椰相似。惟澳内地生，别处不结，叶老时每于叶罅发芽，插芽于地种之。每芽出菜一株，外老叶，其色绿，内嫩叶，白色，春种至冬乃结，春初尤盛，宜熟食，味清甜，其性傲寒，亦可腌以为俎，极爽脆。按：此《记略》缺。上卷•四十八页洋桃一名五棱子，澳门有数株，高六七丈，种至（自）大西洋来。花红，一蒂数子，大而甘，无渣滓。(道光）香山县志卷一一T±r—■，—■十四页杨桃。五敛子,上有五棱，南人呼棱为敛，故以为名。下卷，澳蕃篇，三十四页羊桃，如田家碡碌状，又曰五棱子。粤产味酸，澳门数株，高六、七丈，种自西洋来，花红一蒂数子，大而甘。同上番荔枝，小如桃，大如碗，似壳非壳，擘之中，有小白瓤黑子，味如波罗蜜，六七月成熟。同上蕃荔枝，大如桃，色青，皮似荔枝，壳而非壳也。头上有叶,一种擘开白瓤黑子，味似波罗蜜。虽名荔枝，实非其族也。同上蕃荔枝，大如桃，色青，似壳非壳，擘之中有小白瓤，黑子，味如波罗蜜。同上禽之属:如鹦鹉、有红者、黄者、绿者、白者、备五色者，复有倒挂鸟、时辰鸟、驼鸡、火鸡、料哥、山麻雀。下卷，澳蕃篇，三十四至三十五页“禽之属：为鹦鹉，有大红者，毛内黄，大绿者，毛内赤，每抖擞其羽，则陆离炫目。”还有“倒挂鸟、驼鸡、火鸡、无对鸟、巨鸟”等，叙述较详。略。
同上兽之属:有牛、羊、犀、象、马、鹿、猴、猫、狗，狗以小者为贵，备五色，番人与之同寝食，其稍大如狮者，尤狞丑。又有大者，其威如虎之可畏。(乾隆）香山县志卷二——■,—-十五页毛属：马、牛、羊、犬、豕、猫、虎、麖、狸、豪猪、鹿、獭、鼠、猴、山马等。下卷，澳蕃篇，三十六页“兽之属：为象，为犀，为狮。象有识人言者，命负物至某处，往辄不爽。又象极大，一牙重至二百斤”。此外，还有“黑猿、白鹿、白獭、獴彳贵、独角兽、海马”等，叙述较详。略。上卷•四十八至四十九页鳞属，奇异者不载，择其常见者誌之:凤尾、狮头、寻龙、老虎、燕子、莺歌、牛尾、鹅毛、沙鸟、河豚、鹤浸、龙盾、狗哽、蛇惊、马鲚、塘虱、田留、牛鱼、洋鱼、金鱼、银鱼、锡鱼、血鳝、藤鳝、沙鳝、黄鳝、水晶、铜鼓、石班、沙钻、海鲫、泥鳅、挞沙、黄泽、火点、土鲮、白仓、黑仓、花仓、赤鱼、墨鱼、白鳝、红衫、白带、黄雀、锦鳞、鸟寄、白寄、黄花、白花、青鲛、白鸽、曹鱼、郎丽、青鳞、黄翼、马友、庵丁、正鼻、左口、虾姑、水母、芒鱼、泥鱼、鯆鱼、鲈鱼、孤杂、迟鱼、巨鱼、鲶鱼、壁鱼、汶鱼、鲤鱼、鱿鱼、章鱼、臈鱼、鲋鱼、（俗名三黎）、狗吐、黄板跳、白扁丝、银跦笔、锁匙排、鸟头鲚、缩颈扁、大头崇鱼、挽鱼、或头、蜡鱼。介属:龙虾、沙虾、明虾、银虾、虾沽、鲎，蠔（有大有小）、蚬、沙白、蟛蜞（有红绿二种，红者形扁而长，绿者形圆而高）、香螺、田螺、东风螺、九爪螺、白蟹、花蟹、血蟹、膏蟹、靥蟹、黄油蟹、软壳蟹、老虎蟹、章龟、大鳖。(乾隆）香山县志卷三，三十五、三十六页分鳞属、介属，种类基本相同。下卷，澳蕃篇，三十七至三十八页鳞介之属：曰仁鱼，常负一儿登岸，髻偶伤儿，儿死，鱼亦触石死……。按：《记略》把“鳞”与“介”合为一类，品种不如《志略》多，略。上卷•五十页贏属：田鸡、蝼蝈、石鳞（似田鸡而小）。(乾隆）香山悬志卷二——■，—■十六、三十七页全人，且多：蚕、天蚕、金龟子、蛤蚧、蟠艇
上卷•五十一至五十三页前山纂略前山为澳拊背扼吭地，北距香山县城一百二十五里，南至澳门十有五里。其寨明天启元年始立参将府。……乾隆九年，建海防同知署于副将府地，悉如旧制……。天启元年，改设参将于前山寨……乾隆九年，始以肇庆府同知改设前山寨海防军民同知，以县丞属之。……十三年春三月，海防同知张薰擢守潮州，上从两府请，以张汝霖承其乏。”按：此为摘抄《澳门记略》。澳门记略上卷一至三十九页“故前山为拊背扼吭地，北距香山县一百二十里而遥，南至澳门十有五里而近。其有寨自明天启元年始立参将府。……乾隆九年，建广州府海防同知署于副将府地，悉如旧制……。天启元年，改设参将于前山寨……乾隆九年始以肇庆府同知改设前山寨海防军民同知，以县丞属之。……十三年春三月，海防同知张薰擢守潮州，上从两府请，以汝霖承其乏。”上卷•五十三、四页前山营係于嘉庆十四年所设……遊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一员……随于嘉庆十七年六月因三水营地广……又于嘉庆二十年……又于嘉庆二十四年……。(道光）香山县志，卷三，四十二、三页嘉庆十四年又将本营改为前营……本营存遊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员，外委—员，额外外委四贝...嘉庆十七年……嘉庆二十三年……现额弁兵四百零七名……。上卷•五十五页海防同知署。国朝乾隆十四年建于前山寨，内延十四丈，袤一十六丈，大堂三间。……(道光）香山县志，卷二，四十一至四十三页海防同知署。此段文字基本相同，暴志题乾隆十四年建，误，祝志已更正。上卷官守篇二十九至三十页海防军民同知。乾隆九年，始以肇庆府同知改设前山寨，以县丞属之，移驻望厦村。
上卷•五十六页县丞署在县堂右，康熙四十四年奉裁，知县庞嗣焜，详请改为义学。雍正八年复设移驻望厦村……。(道光）香山县志，卷二，四十三页县丞署在澳门望厦村，旧在县署右。康熙四十七年奉裁（暴志作四十四年），知县庞嗣焜改为义学（案即今训导署），雍正八年复设，移驻前山寨城，乾隆八年添设同知，移县丞驻今……。同上遊府署，嘉庆十四年，知县彭昭麟奉督宪百(龄）将香山协左营都司废署旧址建造……。(道光）香山县志，卷三，三十五页左营都司一员，原驻前山寨，领兵六十名。嘉庆十四年，添设遊击，其都司署奉行移驻县城，现未建（营册）上卷•五十七页守备署在寨城东隅，县丞废署旧址改建，旁多兵舍。(道光）香山县志，卷二，公署守备署在寨城内，嘉庆十四年建。同上千总署在寨西隅，海防营把总旧署改建，旁多兵舍。同上千总署在城寨内，嘉庆十四年因把总旧署改建。上卷•五十九页书院:凤山社学。在前山寨南城外，后堂三间(道光）香山县志，卷二，六十页凤山书院在前山寨，乾隆二十二年知县彭科倡建。比《志略》略。上卷•六十一至六十三页坛庙:武帝庙、星桥古庙、武侯元坛庙、牛王庙、北帝庙、康帅府、万寿宫、城隍庙、北帝庙等九庙。(道光）香山县志，/N十二至六十四页该志只收城隍庙和北帝庙两所，皆附碑记。
上卷•六十七、八页津渡口：省城便单渡、香山石岐渡、江门渡、东莞渡、大澳渡、过路环渡、长洲渡、万山渡、前山来澳门渡、南葫渡、沙尾村、石角咀、北山沙咀等。(道光）香山县志，卷二，七十三至七十六页载有澳门来往珠三角的津渡，如澳门往江门、南葫至石岐、往澳门大马头、往澳门沙环仔、往澳门前山、灶贝、往澳门沙梨头、往澳门果栏马头及沙尾过对海、北山、湾仔过澳门、前山过澳门码头等。上卷•六十九至七十一页桥梁:天妃桥、较场新桥、马坑桥、白石桥、聚源石桥、大坑桥、瓦窑涌石桥、澳门新桥旧桥及南屏渡头、北山渡头、石角咀渡头等。(道光）香山县志，卷二，六十八至七十四页上述桥梁，俱载。略。上卷•七十三至七十五水利:峡口沥、芒洲沥、鹤洲沥、蜘洲沥。(道光）香山县志,卷三，二十六至二十七页水利：四沥皆载。略。上卷•七十七至八十页职官:海防同知三人，县丞十二人。俱有姓名、籍贯及上任期。如印光任、张薰、张汝霖，县丞夏家瑜、吴兆晋、常应魁等。(道光）香山县志，卷三，七十至七十二页缺县丞朱鸣鸾、丁观国、王娇、李凌汉四人，余存。上卷•八十一至八十六页选举门:进士一人，武进士一人，乡举三人，武举一人，贡生五人，武职七人。如鲍俊、杨朝、赵元辂、赵允菁、鲍俊、杨朝安、杨绍熙、鲍士麟、吴翰、赵允鸿、钟岳乔、鲍钟生、容圣时、徐士桂、何聚兴、何化龙、徐绍祖、杨贤忠等。(道光）香山县志，卷四，四十九至五十一页载进士鲍俊，武进士杨朝安；乡举赵允菁、鲍俊；贡生赵允鸿；武职鲍钟生、容圣时、徐士桂、何聚兴、何化龙、徐绍祖、杨贤忠。缺赵元辂、杨绍熙、鲍士麟、吴翰、钟岳朝等五人。
上卷•八十七至九十一页经政门：乾隆十四年檄议澳门约束章程十二款,以汉字蕃字泐石各一具，立于澳门通衢一驱逐匪类。……”上卷官守篇四十二、三页文字基本相同，只有个别字有异。如第三款《志略》题“遏夜提笼行走”，《记略》为“提灯”。上卷•九十一至九十五页乾隆八年“刑部一件奏明事劄”。略。上卷官守篇四十至四十一页文字相同。略。上卷•九十七至九十九页嘉庆四年九月，澳夷万喊督率黑奸入蕉园围拆屋事，民人黄玉成等具奏事。略。(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一百至一〇一页“嘉庆四年，澳门民夷以迫加蕉园围地租搆讼，初西洋夷居，澳华人错处……夷人万喊欲加租居民，以屋非夷造为词，则率黑奴迫迁……澳民诉县，知县李德舆与檄夷目禁止，不听，后许乃来接任，案始定。”按：县志文字比《志略》少而简。上卷•一〇一至一〇六页嘉庆十四年，两广总督百龄等奏酌筹民夷交易章程一摺……嘉庆二十四年钟英处理私建民寮事。(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一〇三页嘉庆十四年，总督百龄奉旨，澳内西洋人不准再行添屋，民人眷口亦不准再有增力口。二十四年钟英亦示岸上船上不许私搭蓬寮并禁填筑海旁官地建屋。按:《香山县志》，记载较略。上卷•一〇七至一〇九页《两广部堂示禁》一摺。县志缺。下卷•一一三至一一五页覃恩：何朝相等六人，请封鲍昭等五人。(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五十五至五十八页上述十一人，均列祝志“封癃”栏内。但县志“何朝相”作“何相朝”。
下卷•一一七页乡饮:明杨忠，刘贴宜两人。(道光）香山县志，卷四，五十八页入“饮宾”，收此两人，同。下卷•一一九页例荐:宋刘中行。(乾隆）香山县志，卷五，四十八页例荐:宋，刘中行。同。下卷•一二一至一四八页载澳门、北山、香山场、吉大、北山岭、白石村、南村、黄茅斜、灶贝、外界涌、南大涌、前山寨、南屏等恭常都十三乡节妇一七四人。(道光）香山县志,卷七，四十二至四十七页全入上下恭常都列女名传。同。下卷•一四九至一五四页载恭常都十三乡耆寿男杨绍熙等三十人。(道光）香山县志，卷七，六十五至七十一页《志略》所录恭常都十三乡耆寿男三十名全人。同。下卷•一五五至一六三页载恭常都十三乡女寿容氏等五十人。(道光）香山县志，卷七，七十二至七十八页《志略》所录恭常都十三乡女寿五十人全入。同。
下卷•一六五至一七五页人物列传略：明鲍瑞、鲍士良、鲍照、国朝杨绍熙、李朝元、杨经达、林祯、杨朝锡、赵元辂、王毓英、赵元儒、钟岳乔、吴翰、林应元、容大震、徐士桂、何秀远等十七人。(康、乾、道、光四朝）香山县志，传记，选举中只列有鲍瑞、鲍士良、杨绍熙、赵元辂、吴翰、林应元、徐士林等人资料。下卷•一七九至一八四页古跡：香山场、石牛岭、石砻石、石甑山、白莲洞、前山寨、阿婆石、石龟潭等十四处。(道光）香山县志，卷一，四十七至五十四页《志略》题名“古跡”，实多为舆地山川，故祝志编入舆地山川，文字亦基本相同。下卷•一八五页备游观之胜:列洋船石、海觉石、虾蟆石、文阁地台址四处。《澳门#略》。(乾隆）澳门记略上卷第三页存，人形势篇。同。下卷•一八七至一九七页宦跡。载海防同知:裴镶、魏绾、冯晋恩;知县:赵彦方;县丞：丁观国、姜衷、王峤。知县:许乃来。(道光）（光绪）香山县志，卷三，六十九和卷十，二十至三十五页两志载国朝海防同知、知县、县丞，只收录裴镶、魏绾、冯晋恩、丁观国、姜衷、许乃来六人。但许乃来事绩不如《志略》详。
下卷•一九九至二一五页艺文门：载庞尚鹏《区画濠镜保安海隅疏》、孔毓珣《酌陈澳事疏略》、侯学诗《澳门营地新建墟亭碑记》、薛醖《澳门记》、何昶《重修莲峰庙碑记》、赵允菁《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赵允菁《沙梨头社稷记》等七篇。(道光）香山县志，卷三，七十页侯学诗，江苏人，乾隆五十三年任澳门同知。何昶，香山小杭人，乾隆丁酉科举人，官江西知县。赵允菁，澳门人，赵元辂子，嘉庆六年举人,官始兴县训导。据近人王文达先生《澳门掌故》一书，载有《重修莲峰庙题名碑》和《重修普济禅院碑誌》两篇，文字略有异。(乾隆）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三至二十八页收庞、孔、薛三文，文字皆有误。Ã卩《志略》“所获多赀”，庞文“所获不赀”，《志略》“倶照讳贼例”，孔文“俱照讳盗例”；《志略》“附庙置狱，狱轻罪圈拘听”，薛文“附庙置狱，狱三重薄罪圈拘听”等，其他还有异字。下卷•二一五至二—六页祥异:一记嘉庆五年飓风拔木，海水忽张；一记道光元年，忽有大星飞下至簷前;一记道光三年香山场村之东南，空中忽现祥云一朵。(道光）香山县志，卷八，六十五至六十六页记嘉庆五年飓风拔木及道光三年香山场显五色云及道光六年有声如风雨，拔田中茅庐。下卷•二一七至二一八页事略。一记康熙初年南屏、北村村民“禁海”、“迁界”事；二记金石门：南大涌南洋庙铁钟一口、灶贝圣堂庙铁钟一口、吉大康真君庙铁钟一口、澳门普济禅院铁钟一口、前山星桥古庙铁钟一口等。(道光）香山县志，卷五，四十一至四十九页五钟俱载该书金石门，“禁海”、“迁界”事见卷四海防。
经此比对，突显如下问题：(1)史料价值有待商榷。基于《志略》有些文字出于几种书的摘录,如上卷三十一、二页:“濠镜澳之名，著于《明史》……”分别摘自《澳门记略》、乾隆《香山县志》与《广东新语》等,且摘录失序，类似情况，其他段落也存在。因此，我们作它分段处理，便于对校。今把全书分作96段，经剖析，其文字完全相同者为55，占全书57.2%，文字有同异者为37，占全书38.5%,文字增出未收者仅为4,占全书4.3%。为此，《志略》全书文字，约有80〜95%出自道光及道光以前的各种文献,或被道光祝志所收录与删节。只有“澳门渠道分支”、“两广部堂示禁”及澳门同知许乃来奏摺等暂未找到出处。当然，也有部分记录较道光祝志为详，如澳门“父子登科”的赵元辂、赵允菁，祝志仅有选举而无传,此采访册列有传记，诚可贵也。祝志为广东著名学者黄培芳所总纂，他是香山仁厚坊人，其先为明代黄瑜、黄畿、黄佐、黄铭、黄冕、黄绍统等香山名士。他本人也纂修过《重修肇庆府志》、《重修廉州府志》、《重修新会县志》，具有较高的史学、史识和史才水平，故被收入《中国方志大辞典》中的历代方志人物中④。黄培芳是本地人，既熟悉当地人、地、事，又是位学者，自然可从各都所呈送采访册中遴选、删节和增补文字。笔者认为，道光祝志，为明嘉靖以来所修《香山县志》的上乘之作。而此采访册所记录的史料，一来自各种文献,二多被道光祝志所收录，因此,其史料价值有待专家评估。(2)全书编排失序。首先，原书二册，但没分卷，后被他人标为上下二卷。特别是“下卷”，分在影印本111页“覃恩”之上。考“覃恩”原目在“选举”类之下，而“选举门”却远在前81页上，中间还插上“经政门”案牍,这就不知所谓了。我国古籍是以“卷”作为计量标准的，“册”不为数，因册可改装，可多可少。如《志略》原二册，今影印本只装帧为一册便是。其次,原书目录与实际影印本类目次序不符。原书类目可参“比较表”，而实际类目的序列为:舆地：山川名目、下恭常都地图说(缺舆图）、澳外山川戎属与各属交界戎属村庄五十五处、澳门渠道分支、澳门泉、澳门潮汐、澳门纂略;建置:前山纂略、公署、书院、坛庙（含澳门）、津渡、桥梁。经政:水利、职官。选举门:进士、武进士、乡举、武举、武职;经政门:案牍、覃恩、请封、乡饮、例荐（按:此四项应属“选举”）；孝女、贞女、孝行,孝女、孝子（按:此应属“节孝”。）耆旧门：男寿、女寿;人物列传略:义妇（按:从孝女起至女寿止,为属“人物列传”）；古跡;宦跡;艺文门•’祥异;事略;金石门等。如此失序混乱的文目，令人匪夷所思。然而，此书是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对其乱序，责任编辑应该是清楚的。其实，要调整这种乱序也不是难④《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方志大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事,因该书多为单页成篇，缺页码，只有少数页有文字连接，为什么不可以先调正再印呢？恐怕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责任编辑“忠于原著”了。这种乱序，是什么情况下造成的，就无从考究了。第三，原文中的类目，出现了“选举门”、“经政门”、“耆寿门”、“艺文门”、“金石门”等类名，又与原书目录题名不一。考我国方志体例较多，如编年体、类书体、三书体、门目体、篇目体、平列分目体等。考道光祝志所用为篇目体,这在总纂黄培芳序中可见端倪,如他说于是发凡起例，定为十二篇,有土地而后有人民、政事、舆地第一，其目八，按图考史，故图说最先。既有舆地，建置兴焉，第二……”⑤。而门目体只有门目而无纲领,此体始宋代，因这种体例是平列门目，无所统摄，所以清中叶以后日渐式微，只有宋范成大《吴郡志》(五十卷，分三十九门），清贾汉复《河南通志》(分三十门），乾隆《浙江通志》（分五十四门）等，用这种体例，也就是说，只有内容多，门目繁杂才用“门目体”。《志略》之列门，颇令人费解，这反映该书编者对方志知识的缺失。造成全书编排失序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是编者的水平;二是原书没标页码散乱而失序;二是可能是摘抄的缘故；四是为后人所为。具体是那一种？有侍进一步考证。(3)错误字偏多。经初校，该书错误字有几十处，考原书抄者曾校过，留下改字的痕迹。后人藏读，也改正了若干字。古人云：校雠如秋天扫落叶，一边扫，一边落。所以，校雠（勘）成一门学问，可知校书之难。如明薛醖《澳门记》：“右舵尾，左鸡颈”。《志略》作“右舵尾，右难颈”。“狱三重，薄罪圈拘。”《志略》作“狱轻罪圈拘。”“肩乌铳，一十二人排右。”《志略》作“肩乌铳，一二十排右。”“如列星罗几研间。”《志略》作“如列星罗几席间”；又如明庞尚鹏《区画濠镜保安海隅疏》：“现有经略。”《志略》作“见有经略”。“谨摘其祸切门庭者”、《志略》作“谨择其祸切门庭者”。“俱泊浪白等澳”、《志略》作“俱泊浪白澳”。“所获不赀”，《志略》“所获多赀”。“慰论而譬晓之”，《志略》“慰谕而譬晓之”。“叛民之投入蕃船”，《志略》“畔民之投人番船”等等;清孔毓珣《酌陈澳门等事疏略》，《志略》却题《酌陈澳事疏略》，且无姓名。“如有夹带违禁货物”、《志略》“如有夹带及违禁货物”。“事发之日”，《志略》“事发之时”。“亦俱照讳盗例革职”，《志略》“亦俱照讳盗例革职”等等;又《志略》上卷三十四页:“曰莲茎,茎十里,广五六十丈”，《记略》上卷形势篇第二页径十里，广五六丈”。一个说“五六十丈”，另一个说“五六丈”，当然，澳门莲花茎是五六丈宽，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再如《重修莲峰庙碑记》、《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若与王⑤清黄培芳序，见道光《香山县志》卷首第四、五页，清道光八年（1828)广州富文斋刻本。
文达先生《澳门掌故》所收两处碑记相校，错字更多。⑥上述错异，仅举部分。造成错误原因：一是底本原误;二是笔误;三是未校出。有如此多错字，不能不说是该书的垢病了。3版本宜考《志略》的发现及影印出版，至今为时不长，尚未见论文评述。刘斯翰先生《关于〈澳门志略〉的一点说明》，写得平和、公正、中肯，既是介绍此书发现经过,又作了内容剖析，并提出三点待考的问题。刘先生肯定该书为抄本和“实为下恭常都地区为祝淮主修《香山县志》所做的采访册”，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是抄本还是稿本？可能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依笔者之见，此书决不是稿本,而是抄本中的摘抄本。从事古籍版本目录学工作者，常为抄本还是稿本所困惑。先说“稿本”的定义，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GB3792.7-87)的规定：“稿本：著者亲笔写的或亲笔修改的作品原件。”⑦因此，有学者把它细化为手稿本、清稿本和修改稿本三种。手稿本一般书写比较率意,涂改勾抹较多;清稿本是指作者在手稿本的基础上而誉清的本子;修改稿本，一般指在原稿或清稿基础上，作者又亲笔加以修改的本子。笔者从事古籍整理多年，亲手著录过数千种抄本，稿本和批校题跋中，据本人体会，稿本须具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确认为作者手笔,这是鉴定稿本的关键，如澳门中央图书馆所藏《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内有翁氏亲笔修改字样;二是有作者亲笔署名；三是有作者钤印；（需辨真伪，而二、点最好都具有。）四是有名人题跋，可作考证,有一定参考意义。今据原书《志略》，著者题名有三:一为凤山书院子局王廷钤等六人;二为影印本作者题祝淮等”；三为道光祝志下恭常凤山书院采访值事，生员杨绾、增生钟士澜、贡生王廷钤、生员赵勲等四人。三处题名不一，究竟谁是第一作者？影印本把《香山县志》主修祝淮（知县）当著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而道光祝志所题第一作者为杨绾，王廷钤名列第三位，据查在光绪田志卷一，“选举”只有杨绾一人榜上有名，称他“恭常都北山人，字绚孚，道光十四年甲午钦赐副贡。”而《志略》却把王廷钤排在第一位，杨绾在第二位,是否取谁贡献大或别的？因此,《志略》的著者题名不一，若缺著者或不明，何来稿本？且此书上下卷端均未署著者名和钤印，若定稿本,缺乏应有依据。“抄本”，“国标”也⑥王文达，澳门掌故，澳门：《澳门教育》出版社。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GB3792.7-87)，国家标准局，1987.1.3发布，第9页。
有明确定义抄本:据某一底本抄写而成的本子。”⑧抄本也可分精抄本，影抄本等,如清黄丕烈所抄多为精抄本，其特点校勘精严，抄写工整；而明末毛晋抄本多为影宋抄本，抄写出来如宋本一样，十分精美,故黄抄、毛抄为历代藏家所重。抄本中还有硃丝栏，乌丝栏抄本,即用红色或黑色印版框、行格、版心、鱼尾等古籍样式’这是比较讲究的。今观此《志略》，虽是红格印纸,但缺古籍版式，笔者之见，此书应为清末民初摘抄本。由于它成书于清道光七年,时代已晚，抄者为一人手笔，字体为楷、行两体皆备，尚属工整。为什么称它为摘抄本，主要缘于该书目录中有目无文，如海防、名臣、诗歌、《自警日记》等空缺无文，应该说，这是一部不完整的志书抄本。如果加上有不少错别字，算不上精抄本，仅是一般抄本而巳。4悬念与期待在通读《志略》全书和检索相关资料过程中，发现与此书有关的文献，有的有全文，有的只存书名或原书巳佚，今提出来供人们思考。4.1该书是方志采访册还是长编。采访册与长编，是古今修志的一道程序，在方志机构确定后，就要进行采访搜集资料工作。方志涉及某一地区的地(区）、时（间）、人（物）、事（情）、物（产）五个方面，即包括动与静（有称死与活）地情资料。而采访人员一般多为本地人，他们熟悉地情，有语言交流沟通的优势，要求做到明（瞭）、确（实）、详（细）、速（迅速）四点。即采访之事，必须有闻则录,有录必详，依时为期,署名编号，以便检查。而且“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章学诚语），体现方志可靠性及资料的价值性,意谓“志属信史”。采访册称谓较多，如采访录、采访稿、征采稿、访古录、采访事实、采访见闻录、采访足征录以及访册等等，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尚收录现存采访册30多种。长编，即在采访录的基础上，对资料加以编排、汇集、修辑,作为进一步加工、精制、删定成书的基础，谓之长编。昔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即创长编之法，然后删定成书，后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例》,为后世编史修志所效法。长编有称“资料汇编”或“资料类编”者，但存世极少。长编集采访录、案牍群书资料于一体，是一种资料分类汇编，其特点是全面详细,是志书的当形。古代修志多有长编之作，当代修志恐怕连采访册做的也不多，主要把志书分类交给各有关部门，然后汇总即成志书。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档案馆、图书馆成为修志搜集资料的主要来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GB3792.7-87),国家标准局，1987.1.3发布，第9页。
源，采访却少做,遑论编长编了。采访册和长编，在现有编印各种方志丛书中，很少有录。笔者在网上仅查到（民国）《关岭县志采访册》八卷，民国陈钟华纂辑，民国二十五年（1936)抄本，全书近110页，约5万字，1966年由贵州省图书馆据安顺县图书馆藏抄本复印登录网上，才看见采访册完整的册子，它比《志略》在编排、抄写和版式、装帧等略胜一筹。长编也找到（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八十卷，1985年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印刷出版，有较详出版说明。全书分上、中、下三册，3366页，约500余万字。该说明感叹现在出书困难,像这种长编，又不是正式志书，篇幅又大,谁去出它呢？可见，今天要找过去志书的采访册或长编，绝非易事。对照这两种志书的体例和实物，《志略》既有采访册、又有长编的成分，但采访录的成分多些。因此,笔者认为《志略》仍为采访册。4.2刘燫芬与《志略》的关系。在本书开端刘斯翰先生的“一点说明”中，提到沙溪名人刘爐芬的名字，并说此书是刘氏后人交托给他父亲的遗物，说明此书曾经刘燫芬收藏过,是否为他所抄或修改？考刘繡芬（1849-1911)，字筱衡，香山隆都人。附贡生，候选训导，1890年选学海堂专课肆业生。一生博览好学，金石图籍，靡不蒐讨，故家富藏书，常丹黄点览殆编，性闲静寡交遊，门无杂宾。工古文词、绘画，尤擅于诗，著有《贻令堂文集》、《小苏斋诗钞》、《电鹑词》、《小苏斋诗话》,惜未刊行。晚年与同乡良都黄绍昌交笃，合辑《香山诗略》，蒐罗遗佚，尤有功于乡邦文献。⑨既然他是位藏书家，又常做校点之事，虽然他不是恭常都人，但在香山县，恭常都在南，隆都在西，相隔不远。而且这种县志采访册，在志书修好刊印后，有不少便被遗弃丢失，他能获得或借到再抄，不是不可能的。现关键之处在于辨认刘燼芬的字体，是否出自他的手抄和校改？我与刘斯翰先生从未谋面，也许他就是刘爐芬同一家族的人，那就更有话语权了。4.3关于《香山志》与《澳门述》。在遍寻资料过程中，偶然发现有淸黄培芳撰《香山志》一卷，其自序云:“香山者，广州之大邑也。自秦郡县天下，而汉史列传，未尝称某县人。兹志不名县，法古且避官书也。道光七年，余总纂《香山县志》八卷，复约为三篇，□括土地、人民、政事附诸家集，以贻好事者。采访册。”⑩也就是说，黄培芳总纂《香山县志》后，他还掌握不少资料，把它编为《香山志》。此书未见刻本,其稿本是否以后散佚民间，为其人所获而摘抄？《澳门述》为清香山李遐龄撰，字芳健，其先由会城迁石岐，后定居紫里，岁贡生。七岁学诗，尤长于乐府，后补弟子员归里，与顺德黎简交好，常读诗达旦。殁后清大学士祁雋藻为其撰传。■上述两书，与香山、澳门皆有密切关系，有待查访，值得⑨民国厉式金修、汪文炳、张丕基纂,《香山县志》卷十一.第三十七页，民国十二年（1923)刻本。⑩清田明曜修、陈澧等纂，《香山县志》卷二十一,二十一至二十二页，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清田明曜修、陈澧等幕，《香山县志》卷十四，二十九页，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期待。综上所述,我们认识任何一种事物，不能仅凭表面现象，更不能感情用事，必须从表到里进行剖析,才能使事物还完本质，回到原点。特别是地方志,它具有地区性、时代性、史料性、真实性和连续性的特点。我们研究它，目的是利用，以达到“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的目的。参考文献[1]清祝淮等.澳门志略二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2]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二卷.清乾隆张氏西阪草堂刻本（《四库存目丛书》本）[3]明、清及民国.香山县志[4]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5]《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中国方志大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6]王文达.澳门掌故.澳门：《澳门教育》出版社[7]林衍经.方志学综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8]骆伟.方志学.广州：中山大学教务处打印教材，1991
略论中国旅游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以晚清澳门西文旅游文献为例赵利峰*马宁**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自19世纪以来逐渐兴起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与此相关的旅游历史研究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无论内容、视角，抑或理论、方法，不断有创新发展，相关的研究论著也日渐增多。出于进一步深人研究的需要，首当其冲的工作是加强旅游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力度。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于中国旅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多有关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上的进展。1986年,金玉满等人所编《中国旅游文献书目选编》①的出版即是其中的标志性著述。至2005年，又有学者提出建立“旅游文献学”的设想;甚至还有将方志纳人“旅游文献学”的提法。而时下，已有多种专门的书籍探讨旅游文献资料的检索与利用。凡此种种，皆是中国旅游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不断发展进步的表现。在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所谓的旅游文献无疑是其中一个夹杂传统与现代戳记的新兴门类。尽管古往今来的各种游记之类的著述繁多驳杂，不过此前一直未有专门并且一致的认识,而且，概念与定义之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至于何谓旅游文献？卢华语教授在《旅游文献资源开发利用刍议》一文中提出：“如果说凡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都是文献的话,那么凡是记录有旅游知识的一切载体便是旅游文献，它同样包含有关旅游的一切文字资料，图物资料和音像资料，也可分为印刷、电子、实物诸多各类型”。②这里的旅游文献概念宽泛，所涉甚广。徐日辉在《关于建立中国旅游文献学的构*赵利峰：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马宁：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硕士研究生。①金玉满等编:《中国旅游文献书目选编>,中国旅游出版社，1986年。收录了古籍800余种，1984年12月以前的平装书1000余种。②卢华语:《旅游文献资源开发利用刍议》，载《旅游学刊•基础理论与教育专刊》，1999年第9期。
想》中认为:“中国旅游文献，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中国旅游文献是：中国社会活动进人文明时代的产物，保留和记录人类旅游活动的全部历史和经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出的文字资料、金石图物资料、音像资料等等，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狭义的中国旅游文献则指专门记录人类旅游活动和经验的各种资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包括所有载体中有关或者涉及旅游活动和经验的记载，而后者则指专门的旅游文献记载。”③此处将中国旅游文献的概念进一步规范到广狭二义,虽然作出了大致的框定，依然是笼而统之，存在大量的模糊地带。那么，在这些地带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对文献的“中文外文”问题，缺乏明确的说明。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不断有一些其他语种的文献被译为中文,诸如汉唐的佛经译传，16世纪以来的西方天主教来华的著述以及明清时期的西文译著，如《几何原本》等，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中国古籍中的一部分。④但，我们也得承认，传统的古籍文献整理，甚少注意外文语种中的汉文史料文献，其中有些在当时即是用中文写成，或稍后即被译为中文，比如鸦片战争前后的西方汉学著述等等之类。这些打了擦边球的语料文献，不少已经溶入中国文化中，并且符合我们给“古籍”所下的定义，比较突出的如《伊索寓言》（在明代为《况义》、在清代为《意拾喻言》）。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及的是澳门，僦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在数百年与明清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存留了大量中葡文文献史料。1999年澳门基金会出版的《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即是其中的显例。中文还好说，葡文如何处理？在中国古籍文献中，虽然没有明确语种问题，但我们知道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是被纳入中国古籍中的，如满文古籍。那么，在澳门回归后的今天，特区澳门的葡文文献又如何界定呢？中国旅游文献亦存在类似的情形。西方有关中国的游记类作品，最早有中世纪的意大利人柏朗嘉宾根据其于1245年至1247年的亲身游历而写成的《蒙古行记》，还有法国人威廉卢布鲁克的《东游记》、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等等，被译为中文后，皆为学界所熟知，它们在中国旅游文献中的重要价值一目了然，无须多言。如何为这一类文献史料定性归类，并进行系统地整理研究,显然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澳门自开埠以来，即成为中西贸易文化交往的枢纽,也是国内士人得见西洋景，国外人士见证中国③徐日辉:《关于建立中国旅游文献学的构想》，载《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年第8期。④从明末刻印《几何原本》（1607)至清雍正禁教（1723)止,共译述天文，数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书籍132种（其中42种是康熙时期翻译的）。另据学者统计，自1582年至1773年，我国共翻译西方著作352种,其中天文学类71种，数学类20种。赵文利：《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与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1998年04期。
文化的窗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来来往往的过客，以不同的视角，对澳门这一弹丸之地，多有着墨，留下了大量相关的旅游文献史料。其中的西文文献史料，无疑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澳门，也因此成为中国旅游文献整理与研究中的一个别开生面的特例。本文拟通过晚清时期澳门西文旅游文献的梳理，来谈谈中国旅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问题。一、晚清澳门西文旅游文献产生背景澳门自十六世纪中期被葡人租占以后，就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进人清代之后的乾隆年间，大开洋禁，以粤东为市易所，设洋商通事，西南各国麕至。随着中外贸易的繁荣，来华的西人日渐增多，为了防范这些外夷，清政府早在康熙年间，曾经议准番船贸易完日，外国人员一并遣还，不得久留内地。⑤“即间有因事住冬，亦在澳门居住。”无如时久法弛，夷商或藉称行商等有挂欠未清，或藉称货物未销,迁延留寓省会。遂有乾隆二十四年的洪任辉事件，两广总督李侍尧奏防外夷五事，其中之一即是禁夷商在省住冬：“请嗣后夷船到粤销货后,令其依限回国，即有行欠未清,亦应在澳门居住，将货物交行代售，下年顺搭回国。”⑥此后，诸番之来者，以澳门为东道逆旅。法国、荷兰、英国、瑞典、丹麦等国的公司也纷纷在澳设立固定驻地，澳门成为西人聚集之地。在道光《香山县志》中亦有大致记载乾隆三十年间，洋商负其值，始有在澳压冬者，赁居澳屋，不惜重费。初仅一二人,后接踵而至,遂有二班、三班以及十班之号，并有携家来不肯归国者。”⑦澳门“由是诸番辐凑，廛肆益盛。”⑧另外，澳门风光旖旎，引人入胜,在葡萄牙人经营两个世纪后,看起来完全像一个欧洲城市，其景致有点儿类似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而且可以享受到完全西式的生活。⑨作为中国境内唯一的外人聚居区，良好的气候条件，优美的环境，使澳门成为来华西人的安乐窝。此外，罗马教廷大力推动在中国和日本等地的传教活动，澳门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成为传教士前往内地和日本传教的中转站。毫无疑问，在鸦片战争前，⑤（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十七,禁令一。⑥（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八，夷商三，“部覆两广总督李侍尧议,乾隆二十四年”。⑦（清）祝淮:《新修香山县志》卷四，海防附澳门。⑧（清）张之洞:《广东海图说》，页三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六，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页。⑨OsmondTiffany,TheCantonChinese：Or,TheAmericansSojournintheCelestialEmpire,Boston；Cambridge：J.Munroe,1849，P.261.
来华西人有意无意中留存了不少关于澳门风光景致之类的旅游记述。在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标志着以十三行商为特色的垄断体制被取消，中外贸易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由此掀起西人来华的新高潮,西方各国商人蜂拥而至，澳门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人华的第一站。随着中西贸易的不断深入发展，以及中西交往关系的日趋紧密，为便利商旅和传教等事务的需要,此后记述澳门的游记指南等类的旅游文献，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以至于晚清时期成为澳门旅游发展历史上记述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相关记述也成为认识晚清澳门、走近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文献史料。二、晚清西文旅澳游记类文献略述晚清时期,西方人大量来华，或途径澳门，或在澳居留，留下大量记述史料。关于澳门的部分散见于西人来华或去其他国家旅游所写游记的某些章节。由于西方人旅澳游记甚多，这里略述其中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几本书，就此蠡测管窥晚清时期澳门的旅游发展情况。1、西人早期探险纪游—《在中国的两年探险记述》⑩《在中国的两年探险记述》，该书作者邓肯麦弗逊（DuncanMacPherson)，该书由伦敦的SaundersandOtley出版社于1842年出版，记述了从1840年4月到1842年8月在中国的探险时光。该书第五章是关于澳门的纪游。作者参观澳门,对澳门做了整体介绍，特别谈及了澳门炮台的情况。作者又描述了澳门的两个景点：比尔（Beale)先生的鸟类饲养场和贾梅士洞。作者似乎对小脚女人很感兴趣，着大量篇幅去写小脚女人的事情，并细述裹小脚的具体做法等。2、法国使团笔下的澳门—《中国、交趾支那、印度和马来亚游记》■里的澳门记述该书系由奥古斯特•奥斯曼（AugusteHaussmann)所撰，巴黎G.Olivier出版社于1847年出版。奥古斯特•奥斯曼于1843—1844年陪同拉萼尼使团赴华。归国之后，其于1847-1848年于巴黎发表了人华调查成果，即二卷本的《中国、交趾支那、印度和马来亚游记》。这是一本研究中国贸易出口的指南性著作。关于澳门部分，该书首先讲述澳门整体风景，其次讲述澳门炮台的情况，再次讲述澳门的葡人和华人分居的情况。最后略述了一些名胜:蛤蟆滩（下环⑩DuncanMacPherson,TwoyearsinChina,narrativeoftheChineseexpedition,London：SaundersandOtley，1842.■AugusteHuassmann,VoyageenChineCochinchineIndeetMalaisie,Paris：G.Olivier,1847.
街）一片岩石，澳门马葵士府邸和贾梅士洞等。3、英国传教士眼里的澳门—《五口通商城市游记》■里的澳门游记《五口通商城市游记》由英国人施美夫（GeorgeSmith)著，温时幸的汉译本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出版。施美夫是英国教会向中国派遣的最早的2名传教士之一，当时是香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想到澳门进行疗养,他于1844年11月14日日落不久，乘一艘快船离开广州奔赴澳门。1844年12月2日上午,施美夫乘船离开澳门返回香港。1849年出任首任香港英国维多利亚主教。作者记载了19世纪40年代的澳门，首先是整体对澳门介绍，其次介绍地理位置和人口，接着讲述鸦片战争后澳门的变化，随后讲述了澳门的宗教情况。4、哥伦比亚人看澳门—《穿过鸦片的硝烟》■中的澳门记述《穿过鸦片的硝烟》由哥伦比亚人唐可•阿尔梅洛著，作者1856年5月15日来到香港，不久来到澳门，在澳门待了3个月回到香港，在香港仅仅停留一天，便登上美国三桅帆船“挑战者号”连续航行12天到达福州。文中显示他该年11月在福州郊野游玩。所以他来澳门停留的时间大概在1856年夏秋之交。在该书第八章记述了1856年的澳门景象。作者首先是澳门的大致情况。描述了东方酒店,介绍了澳门的居民。其次是澳门的大教堂，圣保罗教堂的正面大墙。澳门商业消失殆尽,城市萧条配破败，没有工业。澳门休闲自在，吸引住在香港和广州的外商老板来休假。作者又提到了西班牙领事馆的情况。随后，作者去拜访马尔克先生,顺便来到贾梅士花园，参观了贾梅士纪念碑。作者又描述了澳门内港和华人坟场以及基督教坟场的情形，又对英法在中国设置代理做了评述。5、勋爵笔下的澳门—《额尔金勋爵出使中国和日本记事（1857、1858、1859)》■里的澳门纪实《额尔金勋爵出使中国和日本记事（1857、1858、1859)》由俄理范（Oliphant)所著，TheEchoLibrary出版社2009年再版。额尔金勋爵于1857年10月前往澳门，探访这个古老而有趣的葡萄牙殖民地。他漫步于澳门狭窄的街道和杂草丛生的广场，欣赏了大教堂和贾梅士洞，接着漫步港口边，描述了港口的情况。■（英）施美夫（GeorgeSmith)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哥伦比亚）唐可•阿尔梅洛著，郑柯军译:《穿过鸦片的硝烟》，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LaurenceOliphant,NarrativeoftheEarlofElgin’sMissiontoChinaandJapanintheyears1857，’58，'59，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60.
6、玛莎女士令人怀念的澳门时光—《在中国的一年生活■里的澳门风情《在中国的一年生活》由德怀特•威廉姆斯夫人，即MarthaNoyesWilliams所撰著，纽约的赫德和霍顿出版社于1864年出版。该书描述了作者1862年来澳游览的情况。1862年2月2日，她来到澳门，并住了九天，在此期间，玛莎在美国驻澳领事GideonNyeJunior和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等人陪同下参观了澳门的许多地方，诸如妈阁庙、贾梅士洞、中美《望厦条约》签署地普济禅院等。7、公爵在澳门—《爪哇、暹罗与广州》里的澳门记述《爪哇、暹罗与广州》由法国人卢德维奇•德•波瓦（LudovicdeBeauvoir)著，该书第13章描述了德•波瓦公爵所见的澳门。■1866年4月，法国旅行家、王室贵族卢德维奇•德•波瓦（LudovicdeBeauvoir)公爵与庞蒂埃弗尔公爵(DuedePenthièvre)启程周游世界。他们经澳大利亚、爪哇岛、暹罗、香港，于1867年2月11日抵达澳门。到澳门后，受到澳门政府的热情款待，为方便他们游览，澳督柯打为他们提供了1艘小艇，他们得以游遍当地名胜，如南湾，炮台，议事局，圣保禄教堂,望厦村及网球场，还参观了贾梅士洞。14日离开澳门。卢德维奇回国后，相继出版了2部游记，其中一部即为《爪哇、暹罗与广州》。卢德维奇的游记以中葡两国之外的第三者立场十分客观地记录了I860年代的澳门，特别是对澳门华人生活及葡萄牙人卖猪仔之活动进行了真实的白描，给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其他档案文献不可能记录的且十分珍贵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描述的望厦村的宝塔及村里中国人的“葡化”，其他文献并无此记载。8、法学家笔下的澳门—《当今日本》里的澳门记述《当今日本》由法国著名法学家乔治•布斯凯（GeorgesBousquet)所著，1877年出版。作者1876年抵达澳门。在来澳门之前,他在日本居住了4年，故对日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877年回国后，出版了《当今日本》一书，对日本进行极为详尽的介绍。由于作者也曾来到澳门，所以该书的一章专门记述澳门。在澳门这一章,■作者感觉澳门像是法国南方的一个外省城市。作者参观■Mrs.H.DwightWilliams,AYearinChina——Narrativeofcaptureandimprisonment,whenhome-wardbound,onboardtherebelpirateFlorida,NewYork：PublishedbyHurdandHoughton,401Broadway，cor.WalkerStreet,1864.■（法）卢德维奇•德•波瓦著:《爪哇、暹罗与广州》，该书的第丨3章《澳门》收录在（法）德立•龙巴（DenysLombard)所写的《德•波瓦公爵在澳门一1867年2月》一文中，载澳门《文化杂志》第23朗，1995年。■(葡）若热•迪亚士（JorgeDias)：《19世纪末叶之澳门：有关乔治•布斯凯〈当今日本〉某章杂记》，载澳门《文化杂志》第7-8辑，1989年。
了南湾，专门提及中葡混血人的情况，也略述了香港开埠之后澳门衰败的情形。9、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记述—《古老中国及其资料》■里的澳门记述《古老中国及其资料》由法国维沃勒尔斯（G.Weulersse)所著。1900年法国一位攻读历史和地理的师范大学学生维沃勒尔斯，获旅行奖学金来到澳门，并在他的著作《古老中国及其资料》第一部分第3章中记录了当时他所见到的澳门情况。作者对澳门详细的游览。参观了南湾、贾梅士花园及其贾梅士洞。此外作者还去了青洲岛，又游览了圣保禄大三巴牌坊及一些天主教堂。此外，作者还深人澳门的大街小巷,关注华人生活，参观华人赌场,参观鸦片厂、茶叶作坊等等。维沃勒尔斯极富文采的生动记录为我们留下了19世纪最后一年澳门的真实场景。从晚清时期的西人旅澳游记来看，还没有专门记述澳门的游记,大多都是在来华经商游历的旅程中逗留澳门，记述也是散见于一本书的某章某节，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究其原因，这与晚清时期澳门旅游业的发展情况有关。晚清时期,澳门的旅游业尚在萌芽阶段，游客人数零散、游览路线或游玩的景点随意，他们的旅澳游记也没有向其他游客推介澳门的意图。尽管如此，中西交往最为悠久的澳门,有文化的交汇，有历史的厚重，有宜人的风景,依然成为来华西人津津乐道的去处。总的来看，在西方人士记述的游记里，秀美风光的南湾、厚重历史感的贾梅士洞是大部分西方游客游览的必到之处。美国的玛莎女士旅澳游记则特别提到中美《望厦条约》签署地普济禅院，显示不同国家的来澳人士兴趣点的不同。三、晚清西文澳门旅游指南类文献略述旅游指南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近代最早的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指南，是英国人托马斯•库克于1845年编写并出版的《利物浦之行手册》。而最早介绍澳门的旅游指南,则是在晚清时期西人编写发行的诸种英文版指南。晚清时期的澳门旅游业尚未正式起步，初期并无相关旅游指南之类的书籍发行。随着香港的割让以及五口通商，西方人大量涌人的同时也带来了近代旅游理念，一些有关介绍澳门的旅游指南类书籍也开始出现。1867年，《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开放口岸及北京、江户、香港、澳门完全指南》出版，是为第一本涉及到澳门的英文版旅游指南。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波乃耶（James■(法）维沃勒尔斯:《古老中国及其资料》，澳门《文化杂志》第32辑，1997年。
DyerBall)的《圣城澳门—东方大地上的宝石》为代表的专门记述澳门的旅游指南出版，这是第一部专门介绍澳门的旅游指南著述。1、《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开放口岸及北京、江户、港澳完全指南》■《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为英国外交官和汉学家梅辉立（WilliamFrederickMayers)等人撰著，由香港A.ShortredeandCo.出版社于I867年出版。该书是晚清第一本涉及到澳门的旅游指南。在序言里，作者目的明确提到“想给去这两个国家游览的游客和定居者提供一个客观的描述”。该书首先对澳门做了大概的介绍，讲述了澳门早期历史、地理位置、地形地势和气候，又介绍了澳门港湾和道路的情况;在风景名胜方面，介绍了望厦村，提及了中美《望厦条约》签署地普济禅院。谈及了南湾的变化和新景点;对圣保罗大教堂（大三巴牌坊）、公共花园、及贾梅士洞，记述详实;在交通运输里面，介绍了蒸汽船运输、租船游玩、人力车价格;在食宿娱乐方面，介绍了旅馆、商店、大剧院、海滨浴场等的情况。2、《圣城澳门—东方大地上的宝石》■《圣城澳门—东方大地上的宝石》是第一部专门介绍澳门的旅游指南，1905年由广州的中国浸信会书局出版。作者为英国人波乃耶（1847-1919)，他是在广州进行医疗传教的一位传教士和汉学家，曾经在香港政府机构工作。在华40余年，走遍大江南北，对“中国的事物”自然是非常熟悉。本书是他所著的一部游记，是专门介绍澳门带有旅游指南性质的著作。全书不分章节，以杂记的形式,收录了介绍澳门的三十六篇文章，每篇均可独立成章，共有八十三页。其所介绍的澳门情况，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是关于澳门整体情况的介绍：如“地理位置”、“人口统计”、“本澳街道”、“历史”、“（澳葡）政府机构”；其二是关于澳门一些自然景观,如“南湾”、“银坑”和天然温泉等；其三介绍了一些人文景观，如“贾梅士洞”、“抗击荷兰入侵胜利纪念碑”、位于对面山上的“竹仙洞”；其四介绍了公共建筑，如城墙、关闸、议事会大厦、炮台、总督夏宫（TheFlora);其五，一些公共服务及娱乐设施，如学校、俱乐部、喷泉、公共花园；其六介绍了宗教设施，西式教堂,圣嘉辣修道院，中国庙宇;其七，介绍了与澳门及葡萄牙人有联系的青洲、氹仔、路环、对面山等离岛以及沙勿略所葬之上川岛等”；最后是交通及相关交通工具，如往来于离岛和本澳的航线及时刻（澳门往返潭仔、路环的■WilliamFrederickMayers,TheTreatyPortsofChinaandJapan----ACompleteGuidetotheOpenPortsofthoseCountries,togetherwithPeking,Yedo,HongKongandMacao,HongKong：A.ShortredeandCo.，1867.■JamesDyerBall，Macao：TheHolyCity，TheGemoftheOrientEarth,Canton：TheChinaBaptistPublicationSociety,1905.
航运时刻表、香港往返澳门的渡船），以及人力（黄包）车的具体票价和相关的信息。另外,它还介绍了一些属于中国政府管辖的澳门临近地区的情况。《圣城澳门—东方大地上的宝石》的作者以一个旅游者的视角，以通俗的语言，向读者描绘了他所见到的20世纪初澳门的各个方面的景象。每一篇均有相关历史背景的介绍以及作者亲临现场的考察,记载真实可信。该书作者像是一个导游引领游客游览，读者读此书有身临其境之感。旅游指南推介旅游的目的性较明确，可以为游客的游览活动起到指导作用。这类著述的作者常常是目击身历，对一地之了解细致入微，颇有深度。相对来说，游记只是个人游览的记录，对大众开展旅游活动的指导性、目的性并不明确。旅游指南的出现,也是一地旅游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一书介绍了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以及港澳等的情况,关于澳门的部分只是其中的一小章，虽说对澳门整体勾画的相对全面，但它记述的侧重点不是为了旅游，还不能说它是专门的旅游指南。《圣城澳门—东方大地上的宝石》则称得上是澳门旅游指南的发轫之作，是第一部专门介绍澳门的旅游指南。该书的缺点是全书不分章节，以杂记的形式，收录了介绍澳门的三十六篇文章,每篇均可独立成章。这与通常的旅游指南中分门别类介绍，多有不同。另外，该书也没有涉及游客须知，专门的旅游交通、路线、景点分布等情形的介绍，因此，将其视为早期澳门旅游指南的雏形，大概是允当的。四、关于晚清西文澳门旅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思考上述内容只是晚清时期西文澳门旅游文献的一些初步整理，犹如蜻蜓点水，并未深入探讨。不过其中的文献史料，无疑是晚清时期澳门旅游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澳门旅游发展情况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研究澳门史的重要史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换句话说,研究中国旅游史，特别是澳门旅游史，这些西文文献史料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再回到本文起初所谈到的中国旅游文献的概念定义问题,这些西文文献显然应当纳入其中。就本文所述的澳门这一特例而言，我们看到，在中国旅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西文文献史料无从忽略，更不能视而不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交往日益增多，相关的西文旅游文献大量出现，而且记载内容反映出的西人在华游历的侧重点、关注对象以及视角，大多与中文文献史料迥异，颇有启迪意义，并且不少内容足以补充中文文献史料的缺陷。这就为中国旅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解决。总而言之，在中国旅游文献的整理研究中,应当重视西文文献史料，并加大整理与研究的力度。
从澳门旅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问题,我们可以再推展一步，晚清以降的中国古籍整理也有类似的问题。按广义的古籍定义—“1911年以前产生的内容为反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资料和典籍”，并未明确说明语种的区别，有点含糊不清。并且,在港澳回归后的今天，晚清时期港澳地区的西文文献（甚至更早的澳门葡文文献）如何定性，也是值得古籍文献整理研究者深人探讨与思考的。
《古文苑》研究的新收获—王晓鹃《古文苑论稿》序伏俊琏‘《古文苑》作为一部总集，具有全集和选集的性质。所谓全集，就是“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所谓选集，就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全书总目》）。就第一层意义说，《古文苑》是一部辑佚学著作;就第二层意义说，则是一部文学作品选集。这部书一共收录有264篇唐以前的诗文，这些文章不见于《昭明文选》和有关史传，只有一部分见于唐人类书。所以，它是研究唐前文学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后人辑佚唐前文学作品，这部书是丰富的宝藏。明人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现代学者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都从这部书中搜取了诸多作品。但是《古文苑》的来路不清,极大的影响了它的文献价值。王晓鹃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文苑研究》，就是试图解决《古文苑》的来历和身世的。答辩时诸位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经过两年的断续修改后，就是呈现给学界的这部《古文苑论稿》。作为王晓鹃同志的指导教师，这部书的初稿和修改稿我都认真读过,我觉得这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都有创新之处。第一、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古文苑》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提出了新说。比如《古文苑》的编者，这是一个近千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最早把《古文苑》编成九卷的南宋人韩元吉在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写的整理记中说:“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皆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从此以后,说起《古文苑》，大致都是沿袭韩元吉的说法。当然，也有学者间或提出过不同意见,如清人顾广圻《与孙渊如观察论九卷本〈古文苑〉书》就认为是宋人所编,郭沫若先生《石鼓文研究》则说是章樵所编。顾氏提出了问题,论证尚嫌不*伏俊琏: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足。郭老的说法只是一种随意之说，更不足为训；因为章椎重编此书（1232年）前半个多世纪（1179年），韩元吉已明确记载刻印此书了。《古文苑论稿》则通过详尽的考证，得出《古文苑》成书时间大致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之间，其编者可能是著名金石学家王厚之;它是在北宋孙洙《杂文章》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这一说法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成一家之说。再比如，关于《古文苑》收录文章的来源,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认为是从类书中采录而来，顾广圻认为此说“洵精确不易之论也”，所以《四库全书总目》也采用其说。本书对《古文苑》收录的264篇文章逐一进行排查，发现见于唐宋类书者凡163篇，见于宋前及宋代其他文献者49篇,仅见于《古文苑》者52篇。而见于类书者，只有64篇与现存类书相同，其馀则字数多于类书，或字数少于类书。所以，本书认为，《古文苑》的编者应当是广泛地从当时流传的文集中搜集唐前文章,类书仅为其部分文章的来源。再比如,关于章樵《古文苑注》的价值，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说“《古文苑》章樵注聊胜于无而已”，由于钱先生崇高的学术地位’他的说法影响很大，很多人因此就认为章注可取者不多。《古文苑论稿》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章樵注所做的工作做了系统梳理,认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章樵校注时增加诗文32篇，不仅基本补全九卷本所录的一部分单篇诗文，而且进一步保存了汉魏佚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二是章樵调整篇目次序，修改篇名，补勘文字，注音释义，注释典章制度名物地理,对我们整体理解作品无疑有积极意义。三是章樵在作者下设置小传，于篇目下设置题解的校注法也值得肯定。当然，其校注也有不足之处，如录文有遗讹现象，对一些作者也疏于考辨等。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正因为有章樵的注，才有了《古文苑》在南宋后期的广泛流传，才有了清人顾广圻、钱熙拃等人更为精当的校勘。此外,本书在《古文苑》的版本流传、《古文苑》收录作家作品的分类及其别集的流传、《古文苑》收录文章的标准、《杂文章》与《古文苑》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这些新的观点，可以说极大地推动了《古文苑》的研究。第二，对传统的考据学方法比较灵活的运用，是《古文苑论稿》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点。比如本书考证《古文苑》的成书时代，先从书中收录文章的来源人手。考证《木兰诗》录自《乐府诗集》，又进而考证郭茂倩的生平，以确定《乐府诗集》成书于1056-1063年（宋仁宗嘉祐元年至八年）；考证《石鼓文》的录文源自北宋时石鼓第六鼓被截断之后;考证《诅楚文》当录自宋室南渡原拓散落以后，等等。据此，《古文苑》成书于唐代就是根本不可能的。然后再考察相关
文献，发现唐代以至北宋人的文献资料中没有《古文苑》的任何记载;既然世传《古文苑》是孙巨源得之于佛寺，又对孙氏的生平、交游、著术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排查,没有发现任何一点和《古文苑》有关的蛛丝马迹；而最早记载《古文苑》的是南宋郑樵的《通志》(成书于公元1161年），此后，《容斋续笔》(成书于公元1192年）、《遂初堂书目》（成书于公元1194年）、《直斋书录解题》（成书于公元1245年）、《读书附志》（成书于公元1250年）皆著录。南宋中晚期，学者引用《古文苑》已很普遍。而南宋最有权威的目录《郡斋读书志》（成书于公元1151年)却没有著录《古文苑》。通过勾稽了晁公武的家世、仕宦经历、学术积累和学术成就,认为晁氏不是有意忽略或不著录《古文苑》，而在其撰写《郡斋读书记》时，《古文苑》并不存在。通过对《郡斋读书志》所收书目和作者进行的统计和考索，又佐证了的这一怀疑。最后作者把《古文苑》的成书锁定在公元1151-1161年之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那么这十年当中，谁是编辑《古文苑》的最可能的人呢？作者通过对《古文苑》编辑体例的分析，认为全书以刻石文冠于首卷，其中包含了编者的信息，即编此书者可能是一位金石学家。然后按此思路顺藤摸瓜,在当时较多的金石学家中，发现有郑樵、薛尚功、施宿、王厚之四位最符合编辑条件,最后又逐一进行排除，从对《古文苑》收录的石刻文的看法的差异、录文的异同等最后确定编者应当是王厚之。并对孙巨源编辑的《杂文章》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杂文章》57篇辞赋是《古文苑》收录58篇辞赋的基础，并因此而增补成260馀篇的《古文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王厚之才托名北宋名臣孙巨源，借以自重其作。当然说《古文苑》是王厚之所编，早在清范邦甸《天一阁书目》中就有说明，而且范氏还具体说是南宋绍兴己卯（1159)王厚之编的。但范氏只说一句，其根据可能是王厚之所讲自己收藏《石鼓文》拓本的经过绍兴己卯岁，予得此本于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装治成帙。”再没有进行论证。在学术史上，前人只提出了猜想，而由后人进行证实者，屡见不鲜。如清人邹汉勋在古韵界提出“娘日二纽归泥”，后来章太炎先生进行了详细论证，证成了此说;钱玄同提出“邪母古读定”，我的老师郭晋稀教授通过大量的三代韵文、古读、谐声、异文等材料，论证《说文》中所有的邪母字上古都读定母。所以《天一阁书目》只提了一句，而由王晓鹃同志进行详细论证，符合学术史上步步推进的成规。充分利用表格形式，用精确的统计数目，使论述的问题一目了然，是《古文苑论稿》研究方法上的另一特点。全书用20多个列表说明要讨论的问题。比如《〈郡斋读书志〉所载作者不明作品统计表》从《郡斋读书志》收录的近1500种图书中检索出225种作者不明或明显系伪托的书籍，以说明晁公武著录书籍以求实为基本标准，只要是当时流行的书籍（大部分是他亲眼所见），都要加以
著录。以《古文苑》这样份量的书，如果当时已经存在，晁氏是不可能看不到的；如果晁氏看到，是绝不会不著录的。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当时还没有《古文苑》这部书。再如《隋代至元初官私目录书著录〈古文苑〉所载作者别集及其卷数变化情况一览表》对《古文苑》中57家的别集在《隋志》到《宋史•艺文志》等七部目录书中著录（或没有著录）情况进行列表，以说明从唐到元初这57个作家别集的散佚及重辑情况，而《古文苑》在这个由佚到重辑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其他如《〈古文苑〉与唐前史传、〈文选〉收录赋作情况对比表》、《〈古文苑〉录载辞赋来源简表》、《〈古文苑〉录载诗歌来源简表》、《〈古文苑〉录载散文来源简表》等都让读者对所论述的问题一目了然。作者为这些列表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我们是要感谢的。至于为了理清一些关键人物与《古文苑》的关系，所作《孙洙年表》、《韩元吉年表》、《王厚之年表》等，其学术价值更不待辞费。而这些谱牒图表中所体现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读其书者自可体会。谱牒之学，图表之志，本来是中国学术的源头之一。太史公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史记•三代世表序》），其来尚矣。《史记》有十表虽燕越万里,而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方尺之内雁行有序。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为快也!”（《史通•杂说》）《古文苑论稿》正是继承的传统的学术方法，并和现代统计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我以为，治学方法的创新并不是使用一些新名词、新概论，科学研究的方法，说到底，就是普遍联系的看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古代文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就是如何拨开历史的沉沙,尽可能多地再现历史之本来面目，也就是《汉书•河间献王传》所说的“实事求是”。《古文苑论稿》在运用考据学方法上做了比较成功的尝试，因此也就成为本书的壳点之一。当然，这毕竟是王晓鹃同志步入学术界的第一部著作，所以有些观点还值得商讨,有些材料还需要更细致的解读，论证过程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条理化。比如作者考定《古文苑》成书在在公元1151-1161年之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其实王厚之收藏《石鼓文》拓本是在绍兴己卯岁（1159)(章樵注《古文苑•石鼓文》后附录），如果《古文苑》确实是由王厚之编辑而成，则成书时间应当是1159年到1161三年内。我前文说王晓鹃同志考证《古文苑》是由王厚之编成的，这仅是一家之言，因为作者的考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并不能说明已是历史真实。因为郑樵的《通志》已著录有《古文苑》，而根据《宋史》卷436《郑樵传》的记载,郑樵是由侍讲王纶的推荐而得以谒见皇上的。根据《郑樵传》的文意，郑樵和高宗见面召对时似乎《通志》已经写成，所以皇上特“给札归抄所著《通志》”。而王纶推荐郑樵的时间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宋史》卷372)。即使王厚之1159年编成《古文苑》，郑樵
未必会立即在他的大著中著录此书。因为根据韩元吉的说法,他之前似乎还没有《古文苑》的刻本。刚编成的书，仅有抄本,其流传不广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通志•艺文略》主要是根据现成在目录书纂集而成。所以我说王厚之编成《古文苑》不是定论。我提出疑问，可能使这个问题的讨论更为深人。再比如,本书对清人《古文苑》中收录文章主要源于类书的说法提出质疑，并为此详加考证,引征繁富。但所据仅为《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这四部，这就要打折扣了。因为唐代类书之多，是远远超过现在人想象的。新旧《唐志》、《通志•艺文略》、《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及《宋史•艺文志》等著录的唐代类书不下于80种,而敦煌石室出土的类书（主要是民间类书），也不下于数十种（见台湾王三庆《敦煌类书》）。当然，这些类书，大量的都散佚不存，但编《古文苑》的时候，保存的应当是相当多的。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韩元吉说《古文苑》是从佛寺经龛中所得，恐怕也不是向壁虚造。唐代的佛寺中存有大量图书，不仅有大量释典，而且有大量世俗文书。当时佛寺中藏书可能最为安全。比如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他73岁时（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把自己的文集订补为75卷，并分抄五部，“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院，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白居易非常在乎自己的诗文集的珍藏和流传，他地位很高，抄了五部,三部就放在佛寺,“藏之寺院，不借外人”（白居易《东林寺白氏文集记》)。唐代僧人擅长写诗者不少,他们大多是在佛寺中读的世俗诗文集。比如晚唐诗僧齐己，从他的《白莲集》中可能看出他阅读了不少当时的诗人别集。日本的遣唐使在中国佛寺中得到了大量的世俗文书。《大正藏》第55册收录了日本僧人人唐求法的目录，如圆仁撰于承和十四年（唐大中元年，公元847)的《兹觉大师在唐送进录》、《人唐新求圣教目录》，圆珍撰于大中八年（854)九月的《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等，都著录了大量的世俗诗文集。后来日本佛寺中存有大量古籍，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搜辑得到了多种古书，光绪年间由杨守敬编成《古逸丛书》出版，其中一部分就得之于日本的佛寺古刹。而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的五万馀卷古代文书中，四部书及世俗文书占有相当比重,更说明古籍得之于佛寺经龛完全有可能。王晓鹃同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专门学过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后来学习古典文献学。她认真踏实，刻苦努力。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一直是午夜篝灯，残宵不倦。所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对《古文苑》做了这样深人的探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学海无涯，祖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需要我们不断探
索。中国的学术典籍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智慧的结晶,它具有永恒不朽的生命力，它是广袤无边的沧海，能在这大海中搏击风浪，认识和领略它的伟大和雄浑，是人生很大的乐趣。这里,我把已故潘重规先生抄给我《瀛涯敦煌韵辑新书序》中的一段话略作改动，作为这篇序的结束，也和王晓鹃同志共勉:我们根据正确的新材料，可以得到正确的新学说;如果根据不正确的新材料，推论出来的新学说，自然也不正确了。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新材料的正确性,才能消除不正确的新学说,才能产生正确的新学说。我们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目的便是在继续前辈学者的努力，找到正确的新材料,作为发明新学说的可靠根据。所以每一个人的学术成果，都应该乐于接受不断的指正和修订，使我们获得的新材料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正确。我们不分先后，不分彼此,我们一切都是为了爱护中国学术的共同心愿。
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札记董运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一部规模最大、内容精审的中国古籍善本联合目录,问世以来，沾溉学人甚众。笔者在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中，经常参考此书，随手做了一些札记，供利用此书的人参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易类93页：“易镜二卷清陆曾禹撰稿本七五二”。按:此本华南师范大学收藏。根据内容，宜归入子部术数类。兹列其总目如下上卷易理总论天文国朝谋利习业行人音信神怪喜怒防避用人婚姻逃亡修道迁移家宅下卷卦机零言地理时年求名仕宦疾病医治种养真假词讼行访产育盗贼出兵谋望终身”。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杂史类223页:“贞观政要十卷唐吴兢撰元戈直集论明成化十二年崇府刻本二三三七”。按: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藏书代码有二五四三(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华南师范大学藏本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贞观政要》成化十二年崇府刻本仔细比较，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贞观政要》第十卷（最后一卷）卷末有“成化丙申崇府重刊”牌记，而华南师范大学藏本相同位置无此牌记,两本虽然行款相同，字体极为相似,而实非一版。华南师范大学藏本钤有“广运之宝”印,结合字体、纸张以及各家著录，并与他馆书影比较，华南师范大学所藏当为成化元年司礼监刻本。与成化元年司礼监刻本以及成化十二年崇府刻本行款版式相同的戈直集论《贞观政要》的版本，明代尚不止一种。四部丛刊所收成化本《贞观政要》，《涵芬楼烬余书录》称为成化元年本，经比较，实非成化元年本，亦非成化十二年崇府刻本，而是另外一种刻本。从互联网检索台湾“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著录五部戈直集论《贞观政要》，都作成化元年本，而据该目录提供的书影，几部书并非同一版*董运来: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本。成化元年本的显著特征是书法流利，书品宽大，纸墨精良，且钤有“广运之宝”，而其他相似的几种，字体比成化元司礼监刻本板滞，而且个别字的写法不同。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传记类一504页紫阳文公先生年谱五卷明李默、朱河重订明嘉靖刻本五六一一”。按:华南师范大学藏有此本，卷末有建宁府同知董燧跋:“……道谊之雅，因出是录授予，予惧其久而渐湮也,乃重梓之，以彰世德于不朽云。嘉靖三十六年季秋后学建宁府同知董燧顿首跋。”上引此跋省略号部分原缺,北图藏本无此跋。此本据董燧刻书跋可定为嘉靖三十六年建宁董燧刻本。四、《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类书类818页：“玉海二百卷辞学指南四卷诗考一卷诗地理考六卷汉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汉制考四卷践阼篇集解一卷周易郑康成注一卷姓氏急就篇二卷急就篇补注四卷周书王会补注一卷小学绀珠十卷六经天文篇二卷通鉴答问五卷宋王应麟撰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元明递修本二五五七”。按: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此本华南师范大学有收藏。元代至元年号有二，一为元世祖至元，一为元顺帝至元。《玉海》刊刻之“至元”年号,以书前序文所属干支纪年结合序文内容参互考证，当为元顺帝“至元”，因而此书版本当明确著录为“元后至元六年”或者“元顺帝至元六年”，不能只简单著录为“元至元”，以免与元世祖“至元”年号相混。华南师范大学藏本最后递修时间为正德二年（补版之页版心有“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字样），可详细著录为“元后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元至正十二年、明正德元年、正德二年递修本”。《玉海》在至正十二年修补印刷而非重刻，据至正辛卯儒学正王介的刻书识语可证:“至正九年余来守四明，公事之暇，因得遍观郡学书籍，其所谓《玉海》者，宋尚书王公厚斋之所著述也。公以硕学耆德，为儒者宗，著述之书逾三十种，已锓梓于郡学者凡十有四，《玉海》其一也。惜其间讹误者多,历十余年未有能正之者,余乃命公之孙厚孙重加校雠,得误漏六万字，鸠工修补,再阅月而成……”。今人多有误至正修补为重刊者，如台湾中文出版社《中日合壁本玉海》方豪序:“元顺宗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庆元路（今鄞县）郡学刻，称庆元路儒学刊本。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王厚孙等加以校订，重刊问世，是即庆元路阿殷图野堂刊本。”五、《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类书类876页：“辞坛类谱三十三卷清志古堂抄本一〇二二〇”。按: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著录此书只有一家单位收藏’单位代码为二五四三（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经核对，华南师范大学实无此书，
而华南农业大学藏有此抄本,此书藏书单位代码应改为二五四四。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汉魏六朝别集类30页：“陶靖节集十卷晋陶潜撰明何孟春注明正德刻本”。按:华南师范大学藏有此本。此本卷首林俊《题陶靖节集》云:“……空同刻本去注去评，致真也。燕泉刻本具注具评，致详也。真易循,循易似;详易考，考易以达。二公精博诣妙，为西、南两岳巨观,予岖嵝其下，题斯集，尚慕加焉。正德辛巳夏仲后学莆见素林俊书于云庄青野。”何孟春号燕泉。据林俊《题陶靖节集》，则此本正德十六年（辛巳）已刻成。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诗文评类1869页：“刘子文心雕龙二卷梁刘勰撰明杨慎、曹学佺等批点注二卷明梅庆生撰明闵绳初刻朱墨套印本二〇二七六”。按: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前有凌云《凡例》，为刻书凡例。他本尚有闵绳初《刻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引》，华南师大藏本无此《引》。闵绳初之《引》未言刻书事宜。此《凡例》和《弓I》俱为《升庵著述序跋》一书所转录，通行易得，可参看。据凌云《凡例》，此书当为凌云所刻，而非闵绳初所刻。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道家类1028页：“道藏五千三百五卷明张宇初等编明正统十年内府刻本”。按:道藏主纂者为永乐时武当山道士任自垣，永乐时开始即陆续有所刊刻，正统九年至十二年明英宗又命邵以正校刊，时贤已发之。又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21页：“但我见到的此《道藏》中还有嘉靖时刊刻的牌记,可见在正统后万历前还刊刻过一些。”黄永年先生是深通版本之道的严谨学者,所言当可信。九、《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类228页欧阳文忠公集_百五+三卷宋欧阳修撰年谱一卷宋胡柯撰附录五卷明天顺六年程宗刻弘治正德嘉靖递修本二六八三”。按: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今检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有正德七年刘乔跋，嘉靖十六年詹治跋，华南师范大学藏本当为正德刘乔刻嘉靖十六年季本詹治重修本。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总集类1646页：“春秋词命三卷明王鏊辑明刻本—t八六三”。按:此书华南师范大学收藏。卷首王鍪《春秋词命引》版心有“陶学教刊'陶学教是明万历间苏州地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订正通鉴纲目前编》（朱燮元本），此《春秋词命》或为万历刻本。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澳門文獻學會整理出版《夏曾佑遺詩》
完整收錄填補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空白文獻學會出版《夏曾佑遺詩》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獲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摩卡娛樂場等資助，近期推出新書《夏曾佑遺詩》及新一期《澳門文獻信息學刊》，充分展示文獻整理的最新成果。該學會理事長楊開荊稱，這是學術界首部完整收錄夏曾佑詩歌的專集,塡補了中國近代文學硏究的一個空白。楊開两表示,該學會創會以來，致力文獻整理硏究和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近年取得可喜成績。夏曾佑(一八六三-一九二四）為淸光緒十六年庚寅進士,是近代中國文學變革的先驅者，提倡“新詩”，是梁啟超所譽“近世詩界三傑”之一，在淸末詩壇佔有重要地位。但夏曾佑作詩常不留稿，長期以來人們只能從幾部詩選及詩話中讀到其少量詩篇,給有關硏究工作帶來極大不便。一九二四年夏曾佑去世不久，其外甥朱樂之即着手將散見於報刊雜誌的夏詩搜集整理，輯為《夏別士先生遺詩》。上世紀四十年代，由胡汝逸謄抄一份,朱樂之藏諸秘篋，輕易不肯示人。o九年，在朱樂之辭世幾近半個世紀後,其外孫朱寶智在重慶家中發現這本被歷史塵封已久的手抄詩集。他於是聯繫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與學會成員陳業東合作將這一具有文學與文獻價値的抄本整理付梓,命名為《夏曾佑遺詩》。該書仿線裝裝幀,詩歌及年表等皆有釋文，手稿部分更以彩印保留文獻原貌。此外，該學會編輯出版的《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第五期已出版，刊登了二十餘篇論文,皆具較高學術水平。由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等學者以英語撰寫的三篇論文，探討世界視野下的文獻整理發展方向，王新才、李雯的《中國文獻遺產重要性評估探析》，陳偉明、田茹的《西方傳敎士與早期澳門的漢語敎學(十六至十九世紀）》、龔剛的《小議鄭觀應的三篇詩集自序》、譚汝為的《漢族人名文化硏究》、付善明的《雙手更擎春瀲灑》等,學術性與知識性俱備,可讀性高。《夏曾佑遺詩》與《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第五期現於本澳各大書店有售。(《澳門日報》2011年12月18日）
加強對外交流整理傳承文化文獻信息學會宣傳澳文獻隨着澳門文獻遺產列入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本澳歷史文獻的文化價値和世界意義進一步受到各地關注。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作為致力向外宣傳澳門文獻的學術團體，近來頻獲外地學界邀請，分享澳門經驗。數月來，學會代表分別赴北京、上海、珠海、臺灣、葡國等多個不同類型的國際學術硏討會，並在會上作主題發言，介紹澳門文獻的世界價値和歷史意義，引起各地歷史學者、文獻學界及硏究人員對澳門歷史文化的興趣,促進了澳門與各地的學術交流。澳門文獻廣受關注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表示，世界各地對文獻保護與利用日漸重視，因此對澳門文獻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感到興趣，對古籍的信息化管理也日益關注。去年底以來,部駿捷、學會理事長楊開荊、副理事長沈振輝等分別代表學會應邀出席多個學術會議。鄧駿捷出席了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硏究所主辦的“首屆國際信息智庫高層論壇”，發表題為《澳門圖書文獻信息化的回顧與展望》的演講，全面介紹了澳門現存歷史檔案、古籍圖書、現代出版物的情況，圖書文獻信息化的現狀以及未來相關的工作計劃,並與美國、日本、韓國、臺灣、澳門及大陸多位學者，圍繞信息智庫與信息技術、文化戰略、理念方法、中外經驗四個議題交流與硏討，引起與會者的廣泛關注。提升使用管理技術學會理事長楊開荊分別赴臺灣、葡國、內地與各地學者交流並探討澳門文獻信息資源發展狀況與前景。例如，在臺灣檔案管理局舉辦的“二〇一一年電子檔案管理國際硏討會”上作主題發言，大會以數位時代的檔案管理經營策略為中心，邀請不同學科背景的專家學者討論相關議題，從不同的觀點來探討因應數位時代發展，各國檔案及文獻在技術上、管理上或使用上的因應策略。一系列活動還包括:葡國里斯本“第二屆澳門學國際硏討會”、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與交流曁第四屆出版史國際學術硏討會”、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等等作專題演講,多番介紹澳門文獻遺產及探討澳門歷史
文獻的世界意義。楊開莉認為文獻是社會發展的寫照，已成為人類記憶不可或缺的部分，整理文獻不僅僅為歷史硏究提供支援,也是文化傳承的共同責任。經驗交流推動發展學會副理事長沈振輝於近日應臺灣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硏究所邀請，作題為“世界歷史文化遺產與東西方文獻交流之共融:透析澳門圖書館事業發展歷程”的專題演講，與臺灣學界交流圖書館及文獻事業的經驗。鄧駿捷指出，學會成立以來，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努力推動澳門文獻事業發展,未來學會將更進一步加強對外交流合作，並冀落實到澳門文獻事業的具體實務工作上。(《澳門日報》201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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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題簽:李鵬翥責任編輯:陳業東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第六期）主編：鄧駿捷副主編：楊開荊沈振輝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贊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摩卡娛樂場排版印刷：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次：2012年4月印數：1,000本國際刊號：ISSN2077-1479定價：澳門幣3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