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第三期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第三期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熱烈祝賀澳門中央圖書館所藏《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入選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目錄【儒家文化】軀殼與血肉之間的文化鏡像—談儒家倫理與情感生活.....................................................萬俊人1儒學與未完成的現代性....................................................................龔剛5孔廣林及其《尙書中候》考略............................................................李梅訓17【文學史論】從高鶚《硯香詞》看“紅樓”的確解.................................................歐陽健22丘逢甲與“詩界革命”...................................................................曾揚華38《麓堂詩話》的褪色與錯位—李東陽詩學的悲劇命運....................................................馬雲駸46論中國小說史料學中的“朱氏體系”.................................................石鐘揚58【澳門硏究】MacaoHistoricalDocumentaryHeritageWasInscribedonUNESCOMemoryoftheWorldRegisteratMOWCAP..................HelenIeongH.K.80澳門新詩探源硏究............................................................................呂志鵬86以法律語言寫成的普濟禪院“正史”.................................................郭濟修92鄭觀應著作及其版本述略.................................................馮建福吳春玲96【兩漢全書】漢代文獻的叢集與《兩漢全書》的編纂—《兩漢全書》前言................................................................董治安104識典知本討源窺流—《兩漢全書》學術價值芻議.................................................王洲明115兩漢著述總匯一代文獻巨編—從兩漢文獻整理的歷史看《兩漢全書》編纂出版的學術文化意義...........................................................................王承略118出土文獻與《兩漢全書》之“全”....................................................廖群122
【序跋書評】《唐詩本事硏究》序............................................................................李劍國126視域的拓展與學術的創獲—評《空間與審美文化地理視域中的中國古代文學》……胥洪泉131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135稿約..............................................................................................................145
軀殻與血肉之間的文化鏡像—談儒家倫理與情感生活萬俊人*當今之世，不僅是儒家倫理，而且是整個傳統倫理，甚至是“現代性”的中國倫理本身，都被空殼化了。無論我們如何評價儒家倫理在傳統社會中的文化價値作用和地位，有一點似乎是應該承認的:在傳統文化中國，儒家倫理之所以能夠坐擁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宰制地位，不獨因爲其道德倫理學說的完備性和實用性，更不是僅僅因爲漢以後在官府“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輔佑下’儒家倫理得以獲取國家政治化的文化特權，而且—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因爲它得以實現康德所說的自下而上的道德形上提昇、繼而又取得自上而下的道德生活實踐化的形下落實，這種上下融貫實際上才是儒家倫理得以長久成爲中國社會之“ethos”(精神氣質）、並得以根深葉茂的奧秘所在。那麼，儒家倫理是如何實現這種上下融貫的呢？熟悉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和社會倫理生活史的人都瞭解，儒家倫理不僅在觀念和理論的層面上具有十分完備和成熟的理論體系—這當然得益於作爲儒學創始者孔子的偉大智慧，和先秦“軸心時代”諸多儒家的不斷完善，以及漢、宋及其後歷代儒學家的努力推進；而且，由於儒家倫理本身強烈的“入世”與“致用”的“經世”策略和“實用理性”特徵，使其較之其它中國古典道德文化傳統—如，道家、佛家等—有着優勢明顯的“可世俗化”生長能量。誠如許多儒學硏究家們所指出的那樣，儒家倫理乃是其“實用理性”最具典範意義的體現，因爲儒家的“實用理性”主要表現爲一種平實合理的日常人倫道理和道德規範，直接針對人們的自然人倫和日常人生。它甚至有意迴避了西方古典美德倫理學所倚重的那種道德形上學論理方法，以某種經驗化或典範化的說理方式，表達和傳播她獨特而具體的道德倫理觀念和主張,盡可能使這些觀念和主張不單親歷可感，而且切實可行。更重要的是，儒家深知倫理“綱”“常”轉化爲人倫日常和社會風俗禮儀的實踐落實之*萬俊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敎授。
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不遺餘力地通過諸如“家敎”(家庭長輩的言傳身敎和家族禮數的風化敎授）、學養（包括私塾和民間敎育體系）、直至國敎（借助國家政治權力和權威的社會政治宣傳、道德風化敎育及社會動員力量）等實際可操作的方式，將其道德倫理主張具體轉化爲社會風俗禮儀的道德敎化和日用倫理敎條。比如說，儒家以父慈子孝爲綱領的家庭倫理和基於仁情義禮的人際關係常理，以及由“綱”“常”推廣延伸開來的等級結構式社會倫理關係秩序;再比如，儒家由“體認”而“修身”、由“齊家”而“治國”、最後求達“平天下”之鴻志偉業的個體美德倫理和社會政治倫理圖式;都具有此類自上而下的倫理風化或道德敎化特徵。這大概也是兩千多年來儒家倫理雖歷經不同時代和社會的風雲變幻卻仍然始終能夠存活下來、並歷時發揮其實際社會文化作用的主要原因所在。然而,儒家倫理的自上而下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觀念下移或文化原則“體現”(embodiment)過程，更不能簡單地歸結爲借助於國家政治權力和權威的推廣和宣傳動員過程，而應當視之爲多重因素或多種方式複合作用的“中介化”（medi-ating)過程，在這一中介化過程中，文學藝術發揮着獨特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借助於廣義的文學作品和藝術爲，儒家倫理才得以深入人心，融入人情，最終落實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行動之中。瞭解儒家倫理思想發展和傳演的人都知道，儒家倫理同整個儒家思想觀念一起，最初是通過孔子自身艱苦的民間敎育（即：打破“學在官府”，自辦民間敎育，實行“有敎無類”的民主敎育)實踐和總結而逐漸形成和傳播的，不過，在其原生時代，孔子及其門徒的親歷推廣和傳播所產生的效果是相當有限的（以至於李零先生有“喪家之犬”的辛辣譏諷）。而且,漢代大儒如董仲舒者的巨大學術努力和漢代統治者的政治認可與權力支持—比較一下公元四世紀羅馬帝國對基督敎的政治認可和權力支持—的確是儒家得以獲取政治合法性和文化特權的重要因素;爾後,多代王朝的儒學制度化和學術官方化的努力，更是使儒家及其倫理不斷被政治化(所謂“道德政治化”）而得到更爲強力的社會推廣和普及;這些都是無需諱言的歷史事實。然而,我們必須同時承認，在中國傳統社會發展歷史中，並非每一個朝代都是儒家及其倫理的黃金生長時期，也並非歷代帝王或統治集團都奉行甚至“獨尊”儒學儒術，將之奉爲治理國家和社會的不二法門。相反，在某些朝代或某些帝王統治者那裏,儒學也會受到壓抑和限制，譬如說，隋唐的佛學鼎盛與儒學式微。更重要的是,儒家倫理能夠作爲一種人們日常生活和行爲的習慣性規範，僅僅仰仗儒家門徒的學術倡揚和帝王將相的政治扶摧是遠遠不夠的。畢竟，人們對儒家倫理的接受和自覺踐履在根本上說只能是一種內在主體的文化認同和價値選擇過程,如果它無法深入人心，則
終究難以落實於行。任何單純的思想觀念傳播和政治宣傳或社會動員，都不可能完成使某種或某些旣定的道德倫理觀念廣泛深入人心的文“化”任務。歷史的經驗和可靠的理論硏究吿訴我們，道德倫理作爲一種獨特的人文知識和精神價値，其得以廣泛傳播和深根生長的基礎土壤正是豐富多樣的人類情感和獨特而鮮活的人性本身，而眞正能夠浸入人情、陶冶人性的正是文學、音樂和藝術！麥金太爾的硏究吿訴人們，離開古希臘美妙動人的神話傳說、詩歌傳誦和“講故事”(“story-telling”)式的情感叙述，就不可能眞正理解古希臘人的美德倫理精神;忽略敎堂內牧師們的聖典文本朗誦和悠揚舒緩的敎堂音樂，以及各種看似繁冗實則必需且頗具妙用的宗敎儀式，就無法眞正體會基督敎神學倫理的內在底蘊,以及它們對於無數信徒之心性信仰的持久支撑。同樣，從《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等長篇巨作，到《岳母刺字》、《孟姜女哭長城》等無數民間文學作品的廣泛傳誦,我們分明可以看出儒家倫理是如何具體化爲一個個“鮮活的面孔”和感人的故事、並最終化身爲人民大衆心中的道德典範和人生行爲典範的。即使在英雄失落、平庸當道的現時代，儘管人們對於道德典範和英雄行爲的價値認同已然大大減弱（恕我直言），我們從《拯救大兵瑞恩》、《雨人》、《辛德勒的名單》等獲得廣泛社會贊賞的電影和幾乎歷屆所有的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品中，依舊不難感受“鮮活的”倫理情懷和道德倫理的感動。道德倫理觀念之所以能夠“動”人，根本的原因或首要的條件就在於它能夠“動”情:深入人情乃是深入人心的前提。可是，道德學和倫理學家們的學術硏究或學理表達—無論多麼深刻和雄辯—都不可能直接進入（更不用說深入）人情。非但如此,在許多情况下，學術硏究愈深入,學理表達愈嚴謹合理，對人情的排斥便愈強烈、愈徹底。因此，道德倫理學的“理”要進入甚至深入人情的世界，惟一的途徑只有文學藝術。借助文學叙事和藝術再現的橋樑,合理的道德主張和倫理原則才能最終轉化爲人們日常人倫生活的行爲規範，通過融入人們的道德情感並不斷“積澱”，最終化爲人們的日常生活習慣和行爲禮儀風尙,而這些恰恰是“道德”和“倫理”兩個相互交叉之古典概念的原始本意！借“動情”來“曉理”，先“通情”爾後“達理”，或者說，借助人類心理-情感的獨特橋樑,來傳達道德之“道”和倫理之“理”，即是所謂倫理叙事的基本意味。由是觀之，倫理叙事的確是消除“儒家倫理空殼化”的有效通道，其意義自然也就不言而喩了。縱觀人類道德生活史—與人類道德觀念史相對照—便不難發現,正是憑藉文學藝術（當然包括電影這一最爲生動可感的現代藝術形式)豐富而生動的情感表達，人類社會賦予了道德倫理這一人類文化精神風骨以鮮活的血肉之軀，使其情義盎然，有聲有色。然而，文學藝術的情感之橋在根本上是以個體或人際的情感生活世界爲基礎的,而這一情感生活世界因其
“個體化”、“內在性”和“人際情緣”的私密性而有着不可消解的“私密化”特徵:雖然趨樂避苦的確是人類情感生活和行爲的通常欲求，但每一個人對自身情感生活中酸甜苦辣的眞切體驗卻不可能是完全重合的,因之人們願意並可能遵循的行動規範同他們理性地認可並實際遵循的道德倫理規範之間,就可能會產生或大或小的緊張、矛盾、甚至是尖銳的衝突，這便是人間無數悲喜劇得以產生的原始根源。也就是說，情理之間、進而文學藝術的個性化情感表達與道德倫理的普遍規範之間，總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種距離或某種矛盾的。然而，這種距離和矛盾正是文學藝術與道德倫理產生相互需求和相互補益的內在原因，一如性別和性格的差異與張力是產生人際吸引和人生互補的自然動因一樣。可是,隨着現代社會日趨公共化的結構性轉型，公共生活領域不斷擴張，對個體的私密生活形成日益強大的擠壓。結果不僅使得人類的生活和行爲越來越依賴於公共生活的規範和秩序，個性化的情感生活隨之變得越來越單調、趨同、缺乏應有的豐富姿態和斑斕色彩，而且由此帶來的“普遍理性化”的思維方式，也使得現代人和現代社會越來越習慣於用“普遍理性”甚至單一化的理性來剪裁人類的生活之樹，使其成爲只有樹幹沒有枝葉花蔓的沙漠枯椿。想一想現代人和現代社會對於密集如織的法律之網的行爲依賴（我視之爲另一種形式的“路徑依賴”)，看一看現代文化日趨大衆化、商業（市場產業）化的現狀，我們就不難明白這其中的奧秘:在公共生活和公共行爲領域裏，一切個性化和特殊化的東西都被作爲公共規則的“例外”情形而受到約束和禁止,即使是基於人們情感經驗的文化生活也不得不被鑲嵌在市場（商業）的“無情所謂“市場不相信眼泪”—規則限度之內而變得單一、程式和透明。在某種意義上說,一切心理的和情感的生活經驗、行爲都必定是天然隱晦的、“特殊主義”的，它們同一切單一透明的普遍主義規則格格不入。於是，人們便會自然而然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現代社會日趨公共化的情形底下,上述由“情”而“理”、通“情”達“理”的倫理叙事還有可能嗎？
儒學與未完成的現代性龔剛*壹儒學的復興如何可能？近年來，復興“儒學”或“國學”駸駸然已成一大社會思潮,其中蔣慶先生可謂執牛耳者。蔣氏欲以西方政治哲學理論重整“公羊學”，並借此搭建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框架，或可視爲“後公羊學運動”之發端。春秋三傳之中，“公羊”、“穀梁”同以義理勝，但春秋經之微言大義卻以“公羊”所發明者爲最多，諸如以春秋當新王,三世之說，非世卿之說，三科九旨說，均爲公羊家言，其用心所在，無非“經世”二字，以此之故，後世之改革家、維新派皆喜以經今文學之公羊學爲其張目，康梁即是顯例。蔣氏會通中西政治哲學以圖新變之思路倒確爲治經之正道，但其說多有悠謬不經之處,書生迂闊之談，最顯著者乃其有中國特色的三權分立制構想。照他的設想，未來的議會應由“民院、儒院和君院”三院組成，分別代表民意、天道和傳統。三院具有平等的憲法地位，任何法案必須在三院都通過始得成爲法律。例如，假使民院迫於某些選民的壓力通過了將同性戀合法化的方案，儒院可以出於天道的理由否決之。在這三院中，體現民主願望的民院按一人一票的原則，由民眾選舉產生;體現歷史文化的君院在血緣關係的基礎上由任命產生，選擇任命的範圍包括歷代帝王和聖賢的後裔（如孔子的後裔）；體現儒家聖賢理想的儒院，根據德才兼備的標準，以考試、舉薦和到民間察訪等方式產生。蔣氏所構想之民院、儒院，類似於伊朗當今的政體，民院仿佛伊朗的議院,儒院又像伊朗的憲法委員會（由毛拉們組成），議院通過的決議沒有委員會的背書全都不作數，甚至議員的身份也得委員會說了算。而委員會的成員基於某種民主之外的資格體制產生。筆者以爲，民院之設尙可理解，但君院之說簡直就是新版血統論和世襲制，*龔剛: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敎授。
實有違古公羊家非世卿之旨（“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而欲以儒院之天道原則壓制民院之人欲訴求,則分明是“存天理、滅人欲”之說的翻版亮相。要言之，蔣氏之三院制構想實欲燴西方民主政治、封建貴族制、原始儒學與程朱理學於一爐，頗有不倫不類之感，甚至不無開歷史倒車之嫌,尤其是考慮到他那種試圖將天理人欲之辨制度化的構想。程朱主張“以理制欲”，其所謂“天理”，乃宇宙本體及其所派生之道德本體，太炎先生釋之爲“自然之理”①，此道德本體在功能上相當於柏拉圖所說的“善本身”，但內涵卻不盡相似。柏拉圖在其道德哲學中並不排斥欲望,他只是區分了“必要的欲望”與“不必要的欲望”，並主張克制“不必要的欲望”。②淸儒戴震所謂“理在欲中”③，可以翻譯成“善本身”存在於“必要的欲望”之中，也就是“饑來即食，困來即眠”，也就是“劈水擔柴，無非妙道”。道不遠人，道在家常日用之中，也在食色本性之中。在戴震之後,在人道主義啟蒙之後’仍有“存天理、滅人欲”之念，豈非有開歷史倒車之嫌？不過，蔣氏的三院制構想雖然近於書齋空想，但他試圖整合儒家思想與民主政制的用心還是値得肯定的，這至少比“打倒孔家店”之類的單向思維或“祭孔大典”之類的文化作秀還是要高明多了。我以爲，民主理念乃今人治經而欲致用之思想前提，離乎此，則整理國故之舉實無補於舊邦之維新;離乎此，則回溯古學以求新變則不過是爲學術而學術的奢侈追求。現代民主理念的核心價値有三，1)人權,首先是自然權利，關於人欲的合法性論證當以此爲前提,2)平等精神和公民參政,3)自由意志與公平競爭，此三類核心價値實爲人類通向理想生存之精神護法，傳統文化之現代轉化當以傳統思想能否與此三類核心價値完成整合爲標誌。換言之，在精神傳承與發展層面，我主張用民主理念所蕴涵的核心價値、乃至普世價値審察並轉化傳統理念，轉化是關鍵，其特徵就是中西方相關治道之思想依據的整合’比如西方目前出現的社群主義就可以說是自由主義原則和儒家式的親親-仁民原則的整合，至於具體的治術可以留給實踐者來操辦。或問,即有此“西來大意”，還通經作甚？此誠淺人妄見也。一部西風東漸史表明，若完全脫離傳統文化而引入西方的人文理念，必將因其無根性而失去生命力。此外，民主政制亦有其與生俱來的缺陷。柏拉圖區分了五種政治模式，其中兩種分別是民主政治和僭主政治（相當於極權政治），他認爲極端自由的結果就是極端奴役。④這就意味著，當我們奉“民主”爲美好價値的同時,應當注意到其弊端就是過份自由導致的無政府化及①章太炎，《國學概論》（香港:三聯書店，2001),頁65。②柏拉圖著，郭斌和等譯，《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334。③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61),“性”第二條。④柏拉圖,《理想國》，頁342。
隨之出現的極權統治，對於自由、人權等觀念我們也同樣要保持反思意識。基於以上原因，所以要言轉化，所以要化合中西以成“新文化”。我輩依然走在“新文化運動”的路上，此路之終端乃融和中西方人文理想之新大同世。身爲人文學者而無此目的論意向,只是一爲學術而學術的當代經生而已。以例言之，由臣民而公民，由臣民意識而進於公民意識,即是以現代民主理念改造傳統文化之一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以及三綱五常中所謂“君爲臣綱”，均傳達並強化著天下人不爲芻狗、便爲臣民的觀念,此種觀念積澱爲集體無意識，派生出個人崇拜、官本位、長官意志等一系列毒素，迄今仍左右著部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更有一班不肖者試圖以改頭換面之術推行以百姓爲臣民的觀念，此種對傳統思想之“轉化”實爲一大禍害，一度流行坊間、爲專制“明君”高唱讚歌之淸宫劇,即是其通俗版。現代化的一大指標是公民社會的建立，中國欲眞正建立起公民社會，則臣民意識必須代之以公民意識，自由意志必須得到伸張，公民參政必須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但不是蔣慶式的三權分立。貳戴震的“理欲”說及其與現代性謀劃的相容性劉小楓以爲，所謂“現代性”方案是在西方社會-文化的歷史演化中出現的,即便追求不同於西方的現代性方案,這種追求或思考已然接受了現代性本身的正當性。因爲方案本身是什麼，似乎沒有什麽爭議’這就是英國、美國、法國革命帶來的政治消息—君主帝國必須改制爲民主政制。所謂無休無止的試驗’只能在民主政制這一方案中去試驗。⑤劉氏此論實有廓淸眾議之效，樸素而精準，中國社會現代化之途的終極目標正是現代民主政制的確立。至於西方面臨的所謂“後現代困境”，固然可以引之爲鏡鑒，但絕不能就此因噎廢食。誠如劉氏所言，現代性本身的正當性,以及作爲現代性之制度體現的民主政制的正當性，已然得到廣泛認同,只是如何在各國的具體社會文化背景下實現現代轉化，從而建立起現代民主政體，才是一個爭議叢出、而且並無標準答案的問題。劉氏所謂“無休無止的試驗”，當是有見於此而慨乎言之。林毓生以爲，中國傳統裏並無民主的觀念和制度。但他同時認爲，儒家的民本思想雖然本質上不同於主權在民的現代民主觀念，卻可以和後者相“接枝”。換言之，儒家思想經過“創造性轉化”，可以成爲發展現代民主政制的思想⑤參閱劉小楓，〈多元的抑或政治的現代性〉，《二十一世紀》第66期(2001年8月）。
基礎。⑥不過，儒家思想浩如煙海，泛泛而言轉化，難免有無從措手之感，更不免爲學空疏之譏。我以爲，如果欲使儒家思想的“創造性轉化”落到實處，當擇取儒學中較開明之一家一派之學，以與自然權利、平等精神、公民參與、自由意志、公平競爭、以法主治（ruleoflaw)等現代民主政制的核心價値相會通。事實上,傳統中國讓人最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許多開明的倫理思想得不到踐行,就思想本身而言，其實足以與歐西道德哲學相抗衡。淸儒戴震的義理之學即是顯例。戴震（東原)所著《孟子字義疏證》、《原善》等義理之書，肯定了人欲的積極意義，並強調理想的統治模式應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目標，並以“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重新詮釋了“仁”這一儒家倫理範疇。我個人非常欣賞這一觀點,因其近情切理,且能一掃偽善之風，並有助於遂生之道的暢達。人皆有私心、私欲，私有制也好，私產入憲也好，我以爲不能排除設計者充分正視人性的弱點、並試圖建構起一套有效維護與制約機制的美好理想。私欲、私有財產這些範疇其實都是和人的自然權利不可分割的，除非人類眞得像尼采所設想的那樣進化爲“超人”，否則，一種合理的、理想的社會制度必然要尊重和正視人的種種自然欲望。戴震論“性”，以爲孟子正名爲指歸，力證其與老釋、荀揚、程朱性論之別（亦兼涉陸王），並承明儒羅欽順“義理乃在氣質之中”、“欲當即理”之論，而主“理在欲中”之說⑦。然述中有作,其剖分血氣心知之“自然”與理義之“必然”，並以“歸於必然，適完其必然”作結之論，即是新發明：“欲者，血氣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不悅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謂理義；自然之與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然而流於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夫人之生也，血氣心知而已矣。老、莊、釋氏見常人任其血氣之自然之不可’而靜以養其心知之自然;於心知之自然謂之性,血氣之自然謂之欲，說雖巧變，要不過分血氣心知爲二本。荀子見常人之心知，而以禮義爲聖心:見常人任其血氣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進以禮義之必然;於血氣心知之自然謂之性，於禮義之必然謂之敎;合血氣心知爲一本矣,而不得禮義之本。程子、朱子見常人任其血氣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進以理之必然;於血氣心知之自然謂之氣質，於理之必然謂之性,亦合血氣心知爲一本矣，而更增一本。分血氣心知爲二本者，程子斥之曰‘異端本⑥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丨988),頁283-294。⑦章太炎,《國學概論》，頁72。
心’，而其增一本也，則曰‘吾儒本天’。如其說,是心之爲心,人也，非天也;性之爲性，天也，非人也。以天別於人，實以性爲別於人也。人之爲人,性之爲性，判若彼此，自程子、朱子始，吿子言‘以人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必辨之，爲其戕賊一物而爲之也，況判若彼此，豈有不戕賊者哉!”⑧“人之血氣心知，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有血氣，助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而不止於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治,則隨感而應爲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懿不能盡人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借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即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於安佚之爲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踰之爲善，即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即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也。此荀、揚之所未達，而老、莊、吿子、釋氏昧焉而妄爲穿鑿者也。”⑨以“血氣”爲聲、色、臭、味之欲之所根，類乎西人所謂欲望、生理本能;又以“心知”爲喜、怒、哀、樂之情之所根，亦即人倫之情所從出，且能由審察“自然”知所謂“必然”，實兼西人所謂感性與知性於一體。孟子以爲，人之有四端，理義之悅我心,即爲性善。而口耳目皆有所同嗜，亦不得不謂之性。然性之欲(好色好貨）與性之德（仁義）將如何貫通以不悖性善之論，孟子似未有所論，或者竟可以視爲孟子性論中未解之難題。戴震則以自然合於必然之論，化解了此一難題。蓋性之欲與性之德之悖論,實即人之四端與好色好貨之欲的對立,若孟子所謂性,只是指此仁義禮智之心,則其性善之論未爲非，然終未能調和二者之矛盾。戴震亦言性善，卻不棄好色好貨之欲，而以自然-必然之框架容納之，可謂切近事理而立論高明。戴子性論，有取乎吿子（“生之謂性”)，終歸於孟子，然亦於其框架內令孟、吿之爭得一和解。《易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⑩，吿子論性，以貴生爲取向，可說是相當的人道。戴子注孟,雖不免重孟而輕吿,但其理欲說,實有取乎吿子之論。此一點並不難解，因戴子之世，理學空論已爲實學思潮（照我看，可分兩支，一是實證之學，如訓詁考據之類;一是實用之學，如論水利、鹽政之類）所湮沒，且戴子出⑧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理”第十五條。⑨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性”第九條。⑩周振甫,《周易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255。
生低下,深體民情，故其學特重“厚生”，特重“常情”。朱子以血氣心知之自然謂之氣質，於理之必然謂之性，即所謂“性即理”，固不同於孟子合血氣、心知以爲性:好色爲性，能知其所限，即爲性善;而心知之自然,未有不悅理義，亦爲性善。王文成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⑪又云，良知之體如明鏡,隨物見形，而不爲所染。蓋以程朱、釋家之言言性善矣。其不同於戴震所謂兼欲、情而人道備之論，亦明矣。戴震以爲朱子形上-形下之辯爲二本論，其自然-必然之說爲一本論,即合對立二元爲一體，類天人合一、道成肉身之和解性思式,確不同於中西經驗-先驗（或超驗)之對抗性思式。用今之時髦語詮解之,則戴震之自然進於必然，理在欲中之說，即視彼岸即在此岸，無所謂超離，無所謂超度。然不可謂無超越，其超越之途,即所謂“內在超越”。旣是內在超越,該是同一系統內（如心性結構）之超拔，由血氣之自然而上達理義之必然，正是同一系統內之超拔。不同於康得、釋氏之超越，其理易明。一者爲超離經驗（中有是否返而駕馭經驗之別），一者爲抵達彼岸，此二義皆不合原始儒學，更不合戴震自然-必然之辨。儒學以可欲的聖人爲參照，西學以超驗的上帝爲參照。上帝世俗化爲自然法和憲政總統。有人或由此推論說，戴震所肯定的“性之欲”並不能和人的自然權利相提並論，因西人所謂自然權利有其神學背景。此說似是而非，因“天賦人權”之“天”，在西方是上帝，在戴震則是氣化流行之天,戴震由血氣心知之“自然”推出仁義之“必然”，並強調“理在欲中”，理氣不二,其實就是肯定了“性之欲”的天然正當性。戴震釋“理”云:“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縷。理、縷,語之轉耳。】”。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能一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晰）〔析〕，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⑪王陽明，〈答顧東橋書>，《傳習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01)。
北京者矣。⑫《易系辭》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君子見幾而作。……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⑬，又謂’“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⑭對照疏證開篇所謂“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其措辭、思路俱相近，則“幾微”之“幾”當解作“動之微”，“幾微”之“微”則可解作“微之靜者，常者”，或者“幾微”乾脆就是“動之微”之意。由此可以推論，“理”就是事物變化的規律和根本區別，因其隱而不彰,故須君子精以察之。戴震於後文中尙以“情之不爽失”爲“理”，套用牟宗三性體、心體之辨，則“察之而幾微”之“分理”乃性體之理情之不爽失”之理爲心體之理。性體不限於人，而心體可獨限於人，所謂道德自主性是也。“情之不爽失”云云，自也是道德自主性之一端。再者，若理即“分”也，則倫理係指人倫關係之區分。人各得其分而有條不紊，即爲合“理”之人倫秩序。智者知萬物有別之實然，仁者知仁愛平恕之應然，故曰始於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於條理者,聖之事也。從智者之事到仁者之事乃天人合一之關鍵點，按康得的說法，即是必然領域與自由領域合一的問題，沒有這個合一，天人談不上合一。牟宗三以爲，天人合一分兩個層次，一是超越的內在化(即天命下貫爲性），一是內在的超越化（即以人心印證天道），這裏牽涉到天之道與人之性的區隔和圓融，合天人者，道成肉身是也。其所謂天，爲客觀之天，即“生化流行”者是也，近戴震之論。⑮就本體論而言，戴震實持一樸素的自然哲學觀，在他眼中，宇宙之本體，不外一陰一陽，氣化流行,所以他說，“道猶行也”。以我之見,在戴子的義理之學中，道才是體，合“道”者爲得“理”，所謂“情之不爽失”者是也，所謂“行其所無事”（孟子）、由自然而必然者是也。不過，戴震之倡言“情之不爽失”及“遂民之欲”，並不是主張放縱情欲，同時還強調“節而不過”⑯，並區分了欲之“正邪”。朱子主張“滅人欲”，但他要滅的人欲，不是飮食男女、懷生畏死等“性之欲”，而是欲之私，也就是過度的欲望；此外，他還要滅了不推己及人之私欲，比如，朱子在釋《孟子》“梁惠王”篇時寬容地說，好色、好貨皆人之“常情”，但不能只許自己好色、好貨，而非議、遏制別人的好色、好貨，也就是要與民同樂，才能王天下。⑰至於“滅人欲”和“遏人欲”⑫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理”第一條。⑬周振甫,《周易譯註》，頁264⑭周振甫,《周易譯註》，頁266。⑮參閱林同奇等，〈牟宗三天人理境中的動態、張力、與悲劇感〉，《九州學林》秋季卷(2005)。⑯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理”第十條。⑰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丨983),“梁惠王章句下”。
之別,只要從避免欲之私這個立意著眼，就並無實質的區別，遏制的是欲從中庸轉爲過度的傾向，滅的是過度之欲。戴震的欲之邪正之辨同此，他所謂邪欲，gp是指過度的欲望，這與公德與私德之辨不同，關鍵在於把握好尺度，認識到欲不可過度並不難，但要在實踐中時時把握好這個度,也就是善權知變，可非有“聖智”不可，按戴震的說法，“一以貫之”非“以一貫之”，這個有圓照通透之識的“聖智”就是能夠統攝雜多現象（“跡”)的“一”，“吾道一以貫之”，也就是以聖智泛應萬物而曲當。⑱“遂民之欲”濟之以“節而不過”之說，可以從不同角度轉化成現代性言述,其中之一即是:“普遍自由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⑲,而後者在我看來正是自由主義的眞義。當然，“遂民之欲”者可以是獨裁君王，也可以是憲政框架內的總統，但無論是民主政治還是獨裁政治，恐怕都得有一個自上而下的管理架構，也就總有一個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差別在於，在自由民主政制體系內，還有一個自下而上的選舉、監督機制。叁欲興儒學，必倡戴震之學中國現代小說名家張愛玲的一系列作品見證了開風氣之先的上海人、香港人在現代都市中的糾葛離合，也見證了傳統觀念在現代化大趨勢中的微妙變遷，其中非常突出的一個側面就是儒家倫理的空殼化現象。簡單說，知而不行、知而不信就會導致觀念體系的“空殼化”。理性認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地是把理性認知轉化爲實踐意向。所謂知易行難，在倫理範疇確實可以作如是觀。在張愛玲的名篇如《傾城之戀》等小說中，儒家倫理規範、德性訴求的相關範疇如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禮義廉恥雖然還掛在小說人物的嘴邊,但那全是人際爭鬥時的說辭，並非眞有所認信，人物行爲的眞正驅動力是欲望、激情以及對自身利益的本能關注。這種情形我們覺得就是儒家倫理空殼化的體現。我新近又有一個懷疑:難道多數古代中國人眞的認信儒家倫理並以之爲實踐意向嗎？如果眞是這樣，爲何一部《資治通鑒》充斥著血腥、暴力、偽善和鉤心鬥角？如果眞是這樣，爲何高喊崇尙辭讓、恕道、推己及人之孔孟式口號的文人士大夫又有相輕、相仇的惡習，爲什麽文人之間惡毒口角、惡意陷害的行狀遍佈史乘？嵇康的命運，方東樹對“漢學”的刻毒辱駡，都是典型的例子。“文革”中的所謂“文鬥”，很難說沒有傳統基因在作祟。⑱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權”第二條。⑩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譯，《自由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9。
我因此越來越堅信，中國人必須更客觀、務實地設立倫理規範的基礎，這個基礎的設立必須對人性的弱點和人性惡有充分地考量，而不能被性善論的高調所誤導。西方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思潮就充分考慮到了人性的弱點,這些思潮沒有掩飾人性的弱點或對人性的弱點視而不見，而是著眼於如何順應人性而又加以合理、務實地規約，所謂自願性契約、所謂自由的邊界、所謂不能以他人爲工具追逐個人利益、所謂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其結穴點都是合理務實地規約人性弱點。如果不能正視人性的弱點，一切倫理學的思考，一切倫理體系，都註定是道德理想主義烏托邦，也註定了被空殼化的命運。倫理的意思簡單說是人倫之理，是一套由自發而自覺的整體性應然訴求。黑格爾嚴格區分了個人道德與社會倫理的界限，在他看來，道德是意志返回到自身的、純粹精神上的東西，是意志上的善從外部世界退回到它自身之中的內在性,所以說，道德是純粹主觀的，不對家庭、社會和國家承擔任何有約束的義務。倫理是社會性的，社會倫理是主觀和客觀在客觀精神領域內的具體的統一，或者說，它是道德概念的客觀實現。因此，在黑格爾那裏，道德直到超出它本身、並且成爲社會倫理時，它才是眞正的存在。這就是說在他的論述語境中，道德/倫理是應該嚴加區分的。社會倫理作爲整體性的應然訴求，其實就是對人的實然趨向的歸約。人性的弱點或人性惡是實然存在,不會因爲大講向善的道理就不存在了。而且向善之理倘不能正視人性的弱點，則只是一道德烏托邦,很難發揮實際的約束作用。抽象地來說，我們當然應該從人之初就培養其擇善從之的習性，但善之爲善，卻有不同的界說，如果持論過高，標準過苛，過於壓制人的本能趨向（如畏死戀生，趨樂避苦，自私或自愛），那就很難被自覺奉行，其結果有兩個,一是偽善之風盛行，一是泛道德主義暴政，這兩種現象幾乎構成了中國傳統倫理經驗史的主體。此外，善惡是相對立而又相依存的,未知惡，焉知善？那種指望通過勸善敎育徹底淨化個體和整個社會的美好願望，也是不切實際的。人是欲望、激情、理性的合體,也是高尙和卑下的總和。觀念上接受了的原則，未必就能付諸實行。任何倫理體系都不應忽視欲望之激情的衝創力或破壞力，否則必然會被空殼化。再從人道主義的角度著眼,對人性的徹底淨化,其實也就是對人性的扼殺。所以我們應該順應人性之實然而衍生出理義之必然。即使是在初始敎育階段，也不能回避善惡之分，否則誰能領會向善之意義？“空殼化”是對某一種趨向、狀態的描述,不能涵蓋全部歷史事實。專制君王作爲大祭司符號本身就是一個空殼，名正而無實，文官集團的道德制衡也確實或多或少地發揮著作用，但這種道德制衡由於缺乏權利制衡作爲基礎，所以註定是不可靠的。儒家倫理在展開時所面對的歷史情境（專制政治，宗法社會，
小農經濟)註定了它在政治倫理層面只能成爲皇權的附庸、文化霸權的共謀。所謂“外儒內法”，其實就是說儒家思想只不過是一外在的空殼，實質性的政治操控還是以嚴刑峻法、暴力威懾爲支撐。在傳統中國社會的日常倫理經驗層面，儒家倫理確實發揮著切實的規約作用,但偽善、詭詐之風也經久不衰,作爲儒家倫理精義的恕道（推己及人、己欲達而達人）、沭锡不忍之心在峻刻理法的壓抑下生機奄奄。而儒生們各挾己見，各以正宗自居,而對異己不惜惡言相向，“德之賊”、“孔孟之賊”等高帽滿天飛，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原因相當複雜，其一，這是名器之爭,正宗者才能上位，才能獲得文化霸權，並能維持或奪取御用護法的至尊地位，這背後的心理動因乃名利之欲;其二，人性恆以己是而人非,並進而以持異見之他人爲非人（罵別人爲“小人”還是輕的），遂有道德名義下的淸洗或屠殺，是所謂致命的自負，這種現象在基督敎的不同敎派之間也同樣存在;其三’道德立義過於峻刻，衛道激情(道德理性的激情!)過於兇焊，遂致以不德者爲非人，並因而泯滅了忠恕謙守之良知，也泯滅了對死於理者的同情心（所謂怵愒不忍之心），從法國大革命中不能觀察到類似現象？概而言之，隱藏在君子/小人之辨表相下的人/非人（儒生對不德者的慣用語就是“禽獸”，墨子不過講兼愛，就被罵爲“禽獸”)之別，乃是泛道德主義人道災難的觀念根源。對這種複雜的倫理經驗狀態的反思，是我們考察儒家倫理現代命運的邏輯出發點。對於已經置身在現代性中的中國人來說，新的倫理生活必然要和現實的歷史境遇相適應才是可能的，而儒家傳統倫理觀念也的確包含著普世價値,比如恕道，孝親，己欲立而立人,體情遂欲，尙血氣心知之自然，等等。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是將儒家傳統倫理觀念中的普世價値作爲現代人個人修養的德性訴求,還是將其納入現代性的制度建設之中？當然，儒家倫理這個提法其實是空泛了些，因爲可以有作爲共性的儒家倫理，也可以有體一分殊的不同儒家倫理流派，原始儒學和程朱的就不一樣，程朱的就和陸王不一樣,陸王的又和戴震的不一樣，至少從戴震的倫理思想來看，儒家倫理未必都是建立在道德理想之上,或者說性即理這種認識之上的，戴震就主張順應人欲之自然而生發出理義之必然，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具有現代性色彩的儒家倫理思想，它突出了道德的自主性、人格的自主性和人性在情欲遂達上的合理性,與當今的普世價値有更大的相容性。如前所述，戴震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理想政制模式的目標,並以“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重新詮釋了“仁”這一儒家倫理範疇。在他看來,血氣心知之性乃自然之性（含人性，物性），懷生畏死、飮食男女、感於物而動，皆自然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出之於自然之性，所以他說，“使無懷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惻隱之心?”而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分別爲仁、義、禮、智之始，而仁、義、禮、智即爲“懿德”，即爲“必然”（應然）之訴求。歸於“必然”，即合於“理”，此所謂“理在欲中”。而歸於必然，又可以使自然之性發揮至極致。換言之，應然之規範並非外在、超然於自然之性,而是衍生於自然之性，並引導自然之性有一合度、充分之發揮。近現代以來，西方社會以憲法的形式保護個人的斂財行爲。斂財是否正當？這在孔孟那兒都是沒有疑義的,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所謂好色好貨，人之“常情”，也就是說愛財好貨乃人之本性，具有自然正當性（可托之天，可托之人格神），關鍵在於怎麽個斂財法？這裏就有個應不應當的考量，所以無法逃脫道德之維的糾纏，羅爾斯和諾齊克爭了半天，不就是在如何“分贓”才是正義的這個問題上打架嗎？羅氏提倡作爲公平的正義，其實不過是要從大款聚斂的財富中挖點出來塡給窮鬼，諾齊克就不答應了，他反擊說，總不能因爲別人眼瞎，就把自己的眼珠分一個給他。如此說來,諾齊克倒是一個新貴族主義者，頗有點只認死理的顢預，羅爾斯則大有憂國憂民的“國是顧問”的派頭，老是算計著怎麽才能避免個人或財團的斂財行爲破壞了資本主義特色的“和諧社會”。羅爾斯和諾齊克的這場爭論其實大可用戴震的“自然歸於必然”之說來調解：自己賺的錢不捨得給別人是人的“自然之性”，可是“自然之性”如果不能受“理義之必然”的引導而使各階層的關係趨於和諧狀態，則自然之性就得不到充分發揮的空間。誠如戴震所言，“使無懷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惻隱之心?”，有錢階級讓渡部分財富給窮人的“義舉”，說到底還是出於喪失已有財富的恐懼。進而論之’合理地再分配社會財富、社會資本以求得各階層的共贏共存’其實就是“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這一新仁學境界的具體實踐。我們由此可以看到戴震的儒學新思維或者說新仁學思想在現代社會的理論生命力，我們旣可以執之以觀中西倫理學之會通,亦可藉以型構人道、寬容、共贏的現代性倫理秩序。進而言之，儒家倫理在現代語境中的實際轉化情形及其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經驗狀態中的呈現，恰恰是現代儒學硏究的薄弱之處，而面向儒家倫理現代變遷的倫理-敍事硏究將助於彌補這一缺陷。換言之，儒家倫理現代命運的抽象思考也應當著落在道德經驗生活史的層面。儒家倫理在理論形態上無疑是一個龐雜的構成,原始儒學，漢學，宋學，淸學各有其面貌，且在每一個階段也都有保守和開明之別,戴震就屬於淸學中的開明派。要命的是,開明派的觀點往往不佔主流，只是一個儒學知識人基於良知與求眞意志的邊緣化思考罷了。據林毓生說，道德的自主性這可是自由主義的主要觀念，這是康得所強調的，也是儒學之所長，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所
以林以爲，儒學中是有自由主義的基礎（但沒有發展）的⑳,我很認同這個說法。如前所述，傳統中國讓人最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許多開明的倫理思想得不到踐行，就思想本身而言，其實足以與西哲相抗衡。而在經驗層面或者說文化霸權的操弄與百姓日用層面，儒家倫理也許不過是仁心仁術、忠孝節義、守信重禮、親親敬長那一套。所以對儒家倫理現代變遷的硏究可從兩路進發，一是考察儒家倫理思想的現代轉化，這方面的工作已有很多人在做，杜維明是其中代表，二是考察儒家倫理意識在經驗狀態中的演變，這方面的工作還未成氣候，因爲大家都太喜歡宏大敍事了,所以硏判儒家倫理思想（如戴震倫理思想）與自由民主思想的衝突和兼容性，及在經驗狀態中共存和整合的可能性，確是現代性這一未竟之業中的基礎性工作。徵引文獻(一）古籍[1]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2]明•王陽明，閻韜注評,《傳習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01。[3]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61。(二)近人編輯、論著[1]章太炎，《國學概論》，香港：三聯書店，2001。[2]周振甫，《周易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91。[3]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4]劉小楓,〈多元的抑或政治的現代性〉，《二十一世紀》第66期,2001年8月。[5]林同奇等，〈牟宗三天人理境中的動態、張力、與悲劇感〉，《九州學林》秋季卷,2005。(三）譯著[1]柏拉圖著、郭斌和等譯，《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2]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譯,《自由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⑳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頁283-294。
孔廣林及其《尚書中候》考略李梅訓*有淸一代，文獻輯佚成爲專門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關於鄭玄著作的輯佚整理即爲其中重要組成部分。梁啟超先生指出：“淸儒最尊鄭康成，競輯其遺著。”》並列黃奭《高密遺書》十四種、孔廣林《通德遺書所見錄》十七種和袁鈞《鄭氏佚書》二十一種三家。近年來筆者從事讖緯輯佚整理工作，屢屢閱及《尙書中候》一書，感到孔廣林之《尙書中候鄭注》六卷當爲《尙書中候》輯佚諸家中影響較大的一種;再者發現部分有關孔廣林之生平事蹟的材料，故討論之以呈方家。一、孔廣林生平考述孔廣林’字叢伯，號幼髯、溫經老人，山東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八代孫戶部主事孔繼汾之長子，淸代經學家、戲曲作家。關於其生卒時間，申暢等編《中國目錄學家辭典》考證其生卒年爲1755—1825②;曲阜市情網介紹其生於淸乾隆元年（1736)，其卒年則語焉不詳③。皆不知何據。今整理讖緯佚文，發現《通德遺書所見錄•後記》（淸光緖十六年山東書局刻本）有所記載。茲錄之於下：在昔戊子，廣林年二十有三，習三《禮》學，究心鄭義。讀注疏、諸史及前代名人著述，凡有鄭君義訓，見即各依其所著書類錄之。歲在甲午，輯《易注》、《書注》，《驳異義》、《箴膏肓》、《發墨守》、《釋廢疾》、《鄭志》，爲《北海經學七錄》。自是日積月累，前後共得十有八種。丁酉春，彙刻爲一集，敘而錄之，題曰《通德遣書所見錄》，凡七十二卷，經*李梅訓: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硏究中心副敎授。基金項目：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讖緯文獻的形成與流傳”(04CZS001)階段性成果。①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325頁。②申暢、陳方平、霍桐山、王宏川編《中國目錄學家辭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92頁。③曲阜市情網（曲阜市情資料庫）：http：//www.qfsq.com/news/view,asp?id=718
學得其辜較矣，將更從事於緯學焉。詎意棘人抱恨，逆境尋臻,幕輯之功，遂而中輟。蹉跎二十餘年，老且多病，益不復能理前業。每一念及,輒自歎學古無緣，何至此極也！上年，徇兒輩請，錄《説經五藁》,既竣,旋復自惟：廣林於《通德遣書》勞心幾許，不及今目力、腕力猶可支持，自訂清本,不亦虚此半生心力乎哉？入今年來，屏棄一切，寧神定志，取所輯七十二卷而檢校之，而訂正之。勉力清錄，凡百有五十日蒇厥事。敘其顛末，識之卷尾，以示兒曹。時年六十有八矣。嘉慶十八年歲次癸酉夏六月九日甲辰奉直大夫刑部廣東司候補主事加一級孔廣林自識。據此,乾隆戊子（1768)廣林二十三歲，則可以明確其生於乾隆十一年（丨746);二十三歲(戊子）時，因習三《禮》而潛心鄭玄之學,在閱讀《十三經注疏》、史書和前代名人著述等書的過程中，將所有見到的鄭玄著述文字依照原書分別摘錄。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已經輯得《易注》、《書注》，《駁異義》、《箴膏肓》、《發墨守》、《釋廢疾》、《鄭志》等，編爲《北海經學七錄》(古俊樓刻八卷本。今《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四輯第九冊有影印本）。此後陸續積累，共輯得鄭玄經學著作十八種。乾隆丁酉（四十二年，1777)春,三十二歲時，彚刻爲《通德遺書所見錄》七十一卷，敘錄一卷。認爲鄭玄的經學成就可由此得其大概。此後原本有意繼續輯鄭玄有關緯學的著述，但蹉跎二十餘年未成。原因即自述所謂“棘人抱恨,逆境尋臻”，《淸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孔廣森》之記載可旁證其事：孔廣森，字眾仲，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傳鐸之孫，户部主事繼汾之子。乾隆三十六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④由此可知,乾隆五十一年（1786)，廣林四十一歲時，其母親、父親先後去世後，其弟孔廣森也因爲哀傷過分而離世，則家中所有事務都要由他承擔，原先那種閑居家中讀書著述生活的難以再現,以致蹉跎二十餘年而難以完成其輯佚事業。無獨有偶，《孔叢伯說經五稿•後記》（淸光緒十六年山東書局刻本）亦記其從事經學硏究始末：鄭君注《三禮》七十二篇，《儀禮》十七篇注最略。廣林自既冠即研究淹經。竊不自揣，仿鄭《箋》、毛《傳》爲《儀禮箋》，增所未備，申所未顯，更辨其所可疑。而經中儀節及禮辭之未具者參玫互證，亦補於篇。紬繹有年，具皆草創。先大夫見而善之，曰：“小子努力！卒業也可。”廣林承命，戢孴益不敢懈。不意《士冠箋》甫脫稾，遭家多故，遂中④趙爾異等撰《淸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孔廣森》，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3207頁。
輟。諸稾散置幾案間，倥偬之下，未及彙收，悉被蠹蝕。而不醒事蠢奴誤作廢紙燬棄。且悔且恨。既而棘人抱痛，塵累攖心，衰病頻仍，催我歲月。蹉跎至今,年近七十矣！烏能復理前業爲哉？緬追遣訓，惕焉恧焉。茲錄所成《士冠箋》一篇附《説經五稾》之後，識此以示兒曹云。嘉慶十七年壬申冬十有一月長至日溫經老人識。⑤可見，孔廣林十八歲時即博通群經，遂仿鄭《箋》、毛《傳》爲《儀禮箋》，僅成《士冠箋》而因故中輟。此後稿件損失。直至嘉慶十七年（1812)六十七歲時，整理《說經五藁》並將《儀禮•士冠箋》舊藁之一篇附錄於後。轉年至嘉慶十八年(1813)初，又“屛棄一切，寧神定志”，對所輯的《通德遺書所見錄》又加校讎訂正，前後花費150多天,到六月才將全書錄出淸稿,這時他已經是六十八歲的老人了。故其所輯讖緯也就只有《尙書中候》一種。孔廣林早年即爲廩生、太常寺博士，晚年時官銜至“奉直大夫刑部廣東司候補主事加一級”。至於其去世時間，尙待確考。二、孔廣林輯《尙書中候鄭注》由上所述，《通德遺書所見錄》最早有乾隆四十二年孔氏家刻本，其中有《尙書中候注》五卷，此本未見。至於其定稿是否爲人所見，已難以查證。後有孔廣林嘉慶十八年手定本及光緒十六年（1890)重刻《通德遺書所見錄》十九種，其第二冊收入《尙書中侯注》六卷。在孔廣林手定《通德遺書所見錄》之前，嘉慶十年（1805),虞山張海鵰照曠閣輯刊《學津討原》（第二集第九冊）依照孔氏原刊本收入《尙書中候注》五卷(9行21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左右雙邊）。民國十年（192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又嘉慶《學津討原》本（本文所據爲嘉慶《學津討源》本）。此外,淸代還有兩種名之爲《鄭學十八種》版本，都收《尙書中候鄭注》六卷，一是國家圖書館藏淸葉之詵、趙之謙校淸抄本，一爲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淸李盛鐸校淸抄本。嘉慶本《尙書中候鄭注》五卷首列孔廣林《尙書中候鄭注序錄》，次列《中候》十八篇名，依次爲《敕省圖》、《握河紀》、《運衡》、《考河命》、《題期》、《立象》、《義明》、《苗興》、《契握》、《洛予命》、《稷起》、《我應》、《洛師謀》、《合符后》、《摘洛戒》、《霸免》、《準讖哲》、《顗期》。下將佚文分爲五卷,後有《尙書中候鄭注序目》一卷，列十八篇名目，並注出處。最末有張海鵬《跋》一則，談此書⑤韓寓群主編,山東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山東文獻集成》，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二輯第1冊204頁。
刊刻情況時說:“今一遵其舊,爲之鋟版以行，而博士信好之功亦可想見矣。乙丑夏六月張海鵬識。”此乙丑即嘉慶十年，而所謂“一仍其舊”，則亦可由此知初刻本狀況。據《尙書中候鄭注序錄》，孔廣林認爲《中候》是緯書之流,鄭玄注雖亡，但從《毛詩正義》、《禮記正義》等書的徵引中,鄭玄注佚文和十八篇名目都斑斑可見。只是各篇次序先後難於確考，毎篇之中的佚文次序也難以編排。不過，他認爲《宋書•符瑞志》說堯舜禹湯文武符命皆取諸《中候》，根據《宋書•符瑞志》的說法和各篇內容，可按時代先後排序。依次爲:《敕省圖》總敘帝皇,其時代最早，爲第一。首承帝德,啓王之運者,堯舜禹也。《命曆序》云：“堯修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紀》。”（《水經注》卷一)《帝王世紀》云:“禪後二年,刻璧爲書沈洛,今《中候運衡》是也。”由此可以推斷，《握河紀》作於堯帝接受禪讓之前，《運衡》作於接受禪讓之後，故《握河紀》爲第二,《運衡》爲第三。《尙書帝命驗》云:“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云:“舜受禪，習堯禮，得之演以爲《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後漢書•曹襃傳》）此爲舜帝之事，故分別以《題期》、《立象》、《考河命》爲第四、第五、第六。五帝之後是三王，《義明》注言三王之事,故次之爲第七。三王之祖並立堯庭，並有異征,而“苗興者,泝三王所自出也”，故以《苗興》爲第八。繼禹者湯,而湯之祖先是契，故《契握》爲第九，商湯其受命之說見《洛予命》，故次之爲第十。代商者周，周之祖先爲后稷，故《稷起》爲第十一。文王受命，姜尙助之，故次之以《我應》、《洛師謀》，爲第十二、第十三3周武王完成文王之業,故以《合符后》爲第十四。周公成文、武之德，故《摘洛戒》爲第十五。周末王霸之業興，故《霸免》爲第十六。春秋五霸以齊桓公爲盛，故《準讖哲》爲第十七。春秋五霸中有秦穆公，代周統一天下的是秦國,故終之以《顗期》。但其原來次序究竟是什麼樣,難以確定,故在原題之下都不加“第幾”字樣，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蓋亦闕之義也”。眾所周知,由於讖緯文獻散佚已久，其本來面貌難以確定。因此，《中候》各篇內不同佚文之間的前後次序，比各篇篇目次序更難確定。對此，孔廣林只能據己意而爲。但並非全無根據：“以《宋書•符瑞志》參校，略爲比次其文。蓋《宋志》說堯舜禹湯文武符命皆取諸《中候》也。其篇第則以時代序焉。”(《尙書中候序錄》)另外，因爲年代久遠，古人弓I書簡略,還有一些佚文難以歸入具體篇目中。對此,孔廣林另立一卷，附錄於《尙書中候》之末’以備考索。因《隋書•經籍志》著錄《尙書中候》有鄭玄注五卷，孔廣林也將十八篇分爲五卷。而《通德遺書所見錄》中各書各有敘錄一卷,《中候》注也不例外，故《序目》自爲一卷，合爲六卷。即孔廣林原分作六卷。後人所謂五卷,是未將《敘目》獨立爲一卷。
相對來說,孔廣林和袁鈞（約1730-1806)都是因爲崇慕鄭玄之學而作輯佚。僅就《尙書中候》輯佚而言,孔廣林雖然所處時代略晚，但其《通德遺書所見錄》刊刻行世卻較早，且早在嘉慶十年就被張海鵬原樣收入《學津討源》。而袁鈞《尙書中候注》雖定稿於乾隆六十年,但直到光緒十年（1884)才由其曾孫袁烺刊成,眞正發行則又等到光緒十四年浙江學官瞿子玖命浙江書局刊成《鄭氏佚書》之時。因此,孔廣林輯本的影響面遠大於袁鈞輯本。後來的皮錫瑞（1850-1908)《尙書中候疏證》(不分卷)雖然採據袁鈞和馬國翰輯本，但其編排次序卻與孔廣林輯本完全一致的。
從高鶚《硯香詞》看“紅樓”的確解歐陽健*《高蘭墅集》1955年由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後，好像只有幾篇文章提到它，顯然是受到紅學界冷遇，至少是未曾成爲硏究的熱點。近將此書尋出來隨便翻翻,卻意外發現其《蘭墅硯香詞》稿本，對於《紅樓夢》文本的詮釋，有不可小視的作用。現試縷述於後。紅樓，原本是指紅色的樓，自從《紅樓夢》問世以後，它便成了一個聖潔、美好的名詞。夢覺主人《〈紅樓夢〉序》曰：“稗傳閨秀而涉於幻者，故是書以夢名也。夫夢曰紅樓,乃巨家大室兒女之情，事有眞不眞耳。紅樓富女,詩證香山;悟幻莊周，夢歸蝴蝶。作是書者藉以命名，爲之《紅樓夢》焉。”“紅樓”爲富女閨閣,遂爲多數人所信從。與夢覺主人“詩證香山”不同，袁枚的《隨園詩話》透露出別一種信息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曰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按胡曾《贈薛濤》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薛濤爲唐代名妓，後世遂以“校書”爲妓女之雅稱,則“紅樓”當爲“校書”之所居。袁枚此論，似未見有與之呼應者。崇川沈鏜（笠湖）王雪香原本《〈紅樓夢評贊〉序》云《石頭記》一書，味美於回，秀眞在骨，自成一子。陋《搜神》《志怪》之奇，不仿《秘辛》;軼《飛燕》《太眞》之傳,其曰可讀。久而聞其香，惟目亦然,無不知其佼。耳食者方諸《南柯》諸記，目論者訾爲《北里》之編，偡矣。”鳇對“目論者訾爲《北里》之編”的指責，仿佛是針對袁枚而言的，或許彼時確有人宣揚《紅樓夢》爲《北里志》型的作品,亦未可知。而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則言自諸女子言之,本出風塵，致身貴顯，靑樓未遠,好夢難全，此專以紅*歐陽健: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敎授。①《紅樓夢考評六種》第185頁，人民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
樓對靑樓而言，或可視爲對袁枚的首肯。對袁枚的意見予以猛烈抨擊的是郭沫若先生。他的《讀隨園詩話劄記》六《談林黛玉》斷言：“明我齋詩所詠毫無問題是林黛玉，而袁枚卻稱之爲‘校書’。這是把‘紅樓’當成靑樓去了。看來袁枚並沒有看過《紅樓夢》，他只是看到明我齋的詩而加以主觀臆斷而已。”他還作詩嘲笑說:“隨園蔓草費爬梳，誤把仙姬作校書。醉眼看朱方化碧，此老畢竟太糊塗。”“誠然風物記繁華’非是秦淮舊酒家。詞客英靈應落淚，心中有妓奈何他。”自經郭沫若一番辨證，“靑樓”、“紅樓”遂成冰炭不容、勢如霄壤的對立物，視“紅樓”爲妓居更成爲不經之談了。然而,高鶚“簏存”的《硯香詞》，卻爲“紅樓”一詞提供了確解，從而證明袁枚所論，是値得重新思考的嚴肅的學術論題。金克木先生說:“詞的體式要求嚴格不亞於八股，但非供考試，比八股更能露出高君的面目和心境。”③且看高鶚的第一首小令《搗練子》是怎樣露出他的面目和心境的：風似剪，雨如油，撩撥閑人費酒籌。才過半塘煙柳外，青簾遙飇小紅樓。詞意明白顯豁，惟略需對“半塘”作點紹介。蘇州有山塘河，相傳爲白居易所開，北流繞虎丘,折西至滸關，沿河向爲繁勝之地。吳偉業《西巇顧侍御招同沈山人友聖虎丘集作圖紀勝因賦長句》：“七里山塘五月天，玉絲金管自年年。”魏源《江南行》：“種花田，種花田，虎丘十里山塘沿。”半塘，正在十里山塘之半,最是熱鬧的所在。作者爲“風似剪，雨如油”的自然氛圍所撩撥，想到那“玉絲金管自年年”的地方消閑一番，於是，“才過半塘煙柳外”，便看見了“靑簾遙颺”之下令人神往的“小紅樓”了。尙達翔先生注云：“紅樓多指女子所居處。韋莊《長安春》:‘長安春色本無主，古來盡屬紅樓女。’這句是說遠看小紅樓飄蕩着靑色的酒旗。”④雖未明言紅樓爲何等女子的居處，卻注明“靑簾”即是酒旗,並引皮曰休《酒旗》:“多爲風所颺,時見酒名號。”旣然如此，“靑簾遙颺”之下對外開放的“紅樓”，自然不會是尋常女子的居處了。按韋莊《長安春》收在《浣花集》補遺,全詞云:“長安二月多香塵，六街車馬聲轔轔。家家樓上如花人,千枝萬枝紅豔新。簾間笑語自相問,何人占得長安春？長安春色本無主，古來盡屬紅樓女。如今無奈杏園人，駿馬輕車擁將去。”又其《菩薩蠻》云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卷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琵琶金翠羽，弦上黃鶯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如花。”比韋莊更早的李白，②一粟:《紅樓夢卷》第295頁,中華書局1983年第一版。③金克木:《說八股》第138頁,中華書局2000年第一版。④尙達翔:《高鶚詩詞箋注》第101頁,中州書畫社1983年第一版。
詩中也多次出現“紅樓”，如《陌上贈美人》：“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這裏的“紅樓女”、“紅樓美人”，分明都是煙花女子。與高鶚生活在同一時代,能與他的詞作相互印證的，有西溪山人的《吳門畫舫錄》(有嘉慶十一年刊本），這是一部有關蘇州的“煙花之錄”、“敎坊之記”。書中記有名噪一時的名妓李素芳余遇之武邱（即虎丘）舟中，亦自娟好。……懷佳人者，至今船過金闇，猶往往指紅樓一角焉。”高鶚《蝶戀花•松林閘玩蓮》，有“欲唱新詞，只合吳歌可”之句，說明他的確到過蘇州，對蘇州懷有深厚濃烈的感情。他的詞是寫實的，他不是偶然路過那“靑簾遙颺”的“小紅樓”，而確確實實有過在“紅樓”冶遊的經歷和體驗。《菩薩蠻•調徐春圃》云：眉兒逗起春多少，嬌嗔故故將人惱。拚把舊情休，回眸笑點頭。牙床偎一晌，又是頻搶攘。切莫苦糾纏，隄防鸚鵡傳。“調”，有調笑、取笑、玩笑的意思。爲高鶚所“調”的這位徐春圃，撒嬌撒癡，牙床偎倚，頻頻搶攘⑤，鬧得未免有點過分，作者只好連連提醒:“切莫苦糾纏，隄防鸚鵡傳。”這位徐春圃，不正是他去“小紅樓”尋訪的女子麼？題作“調某某”的詞，還有一首《甘州•閨人寄遠—調朱錦江》：問仙郎、何事苦流連，真道不思歸。念長安天遠，黃塵路窄，青眼人稀。便向笙歌叢裏，著意惜芳菲。也多應記起，小院薔薇。好憶前春折柳,恨分襟攜手，淚眼相窥。是兒家親勸，壯志不須隳。歎男子、鍾情特甚。笑古來、兒女浪牵衣。誰肯信，而今真個，左右全非。全詞作婦人語，乍一看去，仿佛是標準的“應歌體”（即代歌妓所作以爲佐歡之詞），但在“閨人寄遠”的詞題下，又補了“調朱錦江”四字，所以還是高鶚在那邊“調”，只是改換了方式而已。詞中借用“閨人”口氣給遠方的情人寄書:問他爲了何事苦苦流連，難道眞的不思歸了？每當你在向笙歌叢裏，著意惜芳菲之時，應該時時記起我這朵“小院薔薇”啊！尙達翔先生注云:“芳菲:本指花草，這裏借代靑樓女子。”⑥是注得對的。高鶚自寫冶遊行跡的詞，還有《南歌子》(又名《南柯子》)：新火調寒食，生衣御夾紗。鶯兒燕子語交加，咒得桃飛蛊咒楊花。杜牧尋春晚，江淹恨別賒。夢中猶識那人家，認取小橋曲港不争差。高鶚在詞中自比尋春的杜牧，“小橋曲港”正是江南的景象，而“那人家”者,亦紅樓人家也。⑤翻騰、紛亂之意。《漢書•賈誼傳》本末舛逆，首尾沖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⑥尙達翔:《高鶚詩詞箋注》第125頁，中州書畫社1983年第一版。
《江城子•柳》:水村山郭影迢遙，袖兒揚，帶兒飄。的的盈盈，眉眼總如描。只爲多情絲一把，清減了，小蠻腰。永豐坊里雨潇瀟，冷啼痕，熱心苗。回首東風,赢得別魂消。老大漫添攀折恨，怎不解，繫征橈。詞中對自己的薄幸，有一絲淡淡的自責。《漁家傲•書所見》：乳燕輕呼嬌夢醒，香雲半堕蝤蠐領。一線枕痕紅玉癭。心自警，軟風微怯羅衫冷。整罷搔頭還復整，眼兒失睡渾忪惺。何事遲回行不定？廝僂幸，隔簾看殺雙鴛影。此詞寫美人睡態之美，似屬一般的香奩體;但“廝僕幸，隔簾看殺雙鴛影”一語,卻透露此時確是身處“紅樓”中。溪幸,亦寫作溪幸、奚幸，作煩惱、焦躁、憂愁、疑惑、尷尬解。王實甫《西廂記》一本三折:“月朗風淸恰二更，廝傒幸,也無緣，小生薄命。”湯式《一枝花•嘲素梅》：“可知道楚大夫廝傒幸，萬古《離騷》不自名，枉自飄零。”正當這邊心事重重，自警自嗟之時，那邊卻“隔簾看殺雙鴛影”，豈不令人尷尬莫名？這種殺風景的景象，也只有那種場所才有。《聲聲慢•同積軒過長河堤舊所見處》：乍晴天氣，隨分裳衣，乘閑且便招遊。绮樹虹橋，天然位置芳洲。卻問桃花小洞，悄開簾，認阮窥劉。佯羞也，更回波一笑，依舊風流。記起少時酒伴，費金丸買破，杏怨梨愁。趁蝶隨蜂，浪赢兩袖香留。今日鬢絲憔悴，任閑情、都付秦謳。吹鐵笛，數聲林外欲驚秋。此詞自記少年冶遊之事,“今日鬢絲憔悴，任閑情、都付秦謳”，是多數“煙花南部之錄”、“燕脂北里之歌”的作者所共有的感歎，爲《吳門畫舫錄》作序的吳錫麒就說過近似的話:“若夫僕者，綺語之債，已懺於心;縮屋之貞，可信於友。豈有烏蟾吿邁，齒發兼雕，重參天女之禪，來對玉臺之簿者乎!”按，吳錫麒（1746-1818),字聖徵，號縠人，錢塘人。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由編修累官至國子監祭酒。嘗主講揚州安定、樂儀書院，善詩詞，有《有正味齋集》。其《菩薩蠻》云：春波軟蕩紅樓水，多時不放鶯兒起。一樣夕陽天，留寒待禁煙。已是人消瘦，只此情依舊。可奈別離何，明朝楊柳多。詞中亦有“紅樓”。上片寫景,春波軟蕩，碧水紅樓，下片寫人將別離,而此情依舊，正是他的“綺語之債”。上述詞作充分證明,高鶚筆下的“紅樓”，就是靑樓妓館。世人對“紅樓”的曲解，已非一日，積重難返。爲了徹底澄淸之,擬再舉一些材料：1、唐•范攄，號五雲溪人，乾符中（約877年）客於霅溪。著《雲溪友議》，其
《崔涯》一篇，敘吳楚狂士崔涯，與張祜齊名。每題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措。嘗嘲妓李端端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乃道傍再拜乞哀，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或戲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黑白不均?”結末云紅樓以爲倡樂，無不畏其嘲諸也。”2、唐•柳祥《瀟湘錄•呼延冀》，敘呼延冀授忠州司戶，攜其妻之官。其妻本歌妓之女，能歌，薄有文藝,好酒，多放蕩。曾有書述與呼延冀之交往，中有“每念花間同步，月下相對,紅樓戲譫,錦闈言誓”之句。3、宋•無名氏《御街行》：“霜風漸緊寒侵被。聽孤雁、聲嘹唳。一聲聲送一聲悲,雲淡碧天如水。披衣起。吿雁兒略住,聽我些兒事。塔兒南畔城兒裏，第三個、橋兒外。瀕河西岸小紅樓，門外梧桐雕砌。請敎且與，低聲飛過，那裏有、人人無寐。”“人人”，猶那人。作者囑咐南飛的雁兒，低聲飛過城裏第三橋外瀕河西岸的小紅樓，因爲那裏有爲他而徹夜不眠的人。4、宋•孫惟信（1179-1243)，字季蕃，號花翁，開封人。曾遊江南,留寓蘇杭，著有《花翁詞》。其《南鄕子》云璧月小紅樓，聽得吹簫憶舊遊。霜冷闌干天似水，揚州，薄倖聲名總是愁。塵暗鵰鹬裘，裁剪曾勞玉指柔。一夢覺來三十載，風流，空對梅花白了頭。”孫惟信以杜牧自況，“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靑樓薄倖名”，正是對“小紅樓”的最好注釋。5、明•方汝浩《禪眞逸史》第十三回，敘酒生兒陳阿寶因出首林澹然，領得一筆賞銀’喬裝混進妓館,被土妓媚春看出破綻，唱了一出北調《江水兒》：“你可也辦着靑州從事,紫府眞誥，改衣裝來混取？翠館莫冠笏，紅樓不用呼。”小曲中，“翠館”、“紅樓”都是妓院的代稱。6、淸初•吳梅村（1609-1671)有《過惠山錦樹林玉京道人墓詩》一首,錄如下：龍山山下茱萸節，泉響净淙流不竭；但洗鉛華不澆愁，形影空潭照離別。離别沉吟幾回顧，遊絲夢斷花枝悟。翻笑行人怨落花，從前總被春風誤。金粟堆邊烏鹊橋，玉嬢湖上蘼蕪路。油壁曾聞此地遊，誰知即是西陵墓。烏桕霜來映夕曛，錦城如錦葬文君。紅樓歷亂燕支雨，繡嶺迷離石鏡雲。绛樹草埋銅雀成，綠翹泥涴鬱金裙。居然設色倪迂畫，點出生香蘇小墳。相逢説蛊東風柳，燕子樓高人在否。枉抛心力付蛾眉，身去相隨復何有。獨有瀟湘九畹蘭，幽香妙結同心友。十色箋翻貝葉文，五條弦拂銀鉤手。生死旃檀祗樹林，青蓮舌在知難朽。⑦⑦據康熙二十九年《無錫縣志》。
卞玉京，原名賽賽,字雲裝，秦淮八豔之一。明慧絕倫,善畫蘭,書法逼眞黃庭，琴亦妙得指法。曾與吳梅村交好，淸初爲道士,稱玉京道人。玉京墓在無錫惠山。此詩寄托了吳梅村對卞玉京的悼念。詩中“紅樓歷亂燕支雨”，正與卞玉京的身份相合。7、顧橫波，原名媚，一字眉生，秦淮八豔之一。龔鼎孳（1615-1673)納爲側室，龔有《小重山•重至金陵》云：“長板橋頭碧浪柔，……烏衣燕，飛入舊紅樓。”8、王士禎（1634-1711)《憶秦娥•憶秦淮》云：“秦淮水，紅樓一帶波如綺(注云:“歌樓下臨秦淮，波如綺羅皺紋”)。”9、孔尙任（1648-1718)《桃花扇》第二出“傳歌”，李貞麗上場唱《秋夜月》，第一句是“深畫眉，不把紅樓閉”;第二十三出“寄扇”，李香君唱《北新水令》，有“凍雲殘雪阻長橋，閉紅樓冶遊人少”之句;楊龍友登場詩，有“認得紅樓水面斜，一行衰柳帶殘鴉”之句;第二十四出“罵筵”，李香君所唱《忒忒令》，有“下紅樓殘臘雪滾，過紫陽早春泥凍”之句;第二十八出“題畫”，侯朝宗所唱《破齊陣》，有“巷滾楊花，牆翻燕子,認得紅樓舊院”之句，下場詩又有“重到紅樓意惘然”之句。“紅樓”，指李香君的媚香樓。10、吳郡無悶居士《廣新聞》八卷，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卷首有乾隆壬子（1792)秋七月拈花侍者序。卷四《慧兒》,敘虞山生某,因父母相繼沒，依蘇城舅氏家。舅氏有女慧兒，曼麗無偶，生甚慕之。漸與慧兒近,暇輒挽慧兒論詩，慧兒意少所可。生欲犯之，女叱曰：“男女相慕，人情也;逾牆相從’非禮也。”令生請於父，生曰余一介書生，身無立錐地，家無擔石儲。母舅愛卿，豈肯令作貧家婦耶?”慧兒贈以千金。生歸，與無賴子數輩作狹邪遊，不半載，囊已罄矣。女聞之大驚，知爲生所惑，遂一慟而經。結末云方女之死，生猶戀紅樓好夢也。”故事寫得極爲哀豔生動’其以“紅樓”爲狹邪之所,不應有何歧義。12、龔自珍（1792-1841),字爾玉，一字瑗人，號定盦，別號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人。道光九年（1829)進士，官禮部主事。生平著作甚富，已刊者有《定盦詩文集》、《定盦詞》等。其《浪淘沙•寫夢》云好夢最難留，吹過仙洲，尋思依樣到心頭。去也無蹤尋也慣，一衍紅樓。中有話綢繆，燈火簾鉤，是仙是幻是溫柔。獨自淒涼還自遣，自制離愁。”桁猶“行”，一桁，一排。此小詞自寫舊曰豔遇，暗含“紅樓夢”三字,且又與“仙”、“幻”相糾纏，命意與唐張鷲《遊仙窟》同。13、楊恩壽（1835-1891),字鶴儔，同治九年（1870)舉人，著有《坦園六種曲》、《蘭芷零香錄》、《詞餘叢話》等。《蘭芷零香錄•自敘》云所冀洛浦留蹤，花叢回顧，不礙題襟送抱，但妨樂極悲生。然則是編也，其亦敲紅樓五夜之鐘，警翠被十年之夢乎。”將“洛浦留蹤，花叢回顧”與“敲紅樓五夜之鐘，警翠被十
年之夢”相聯，其意甚明。14、周友良《珠江梅柳記》，敘作者辛酉（1861)在廣州與兩妓雪梅、柳鶯昵，臨別勸之曰:“二卿有此才貌，誤落風塵,翠館紅樓，終非結局。”15、津門儲仁遜（1874-1928),字拙庵，號臥月子，又號醉夢草廬主人夢梅叟。光緖宣統間著《器囂瑣言》二卷，未刻刊行世。多掌故之學，間附考證，是其時社會狀況的眞實紀錄。卷一有《黛語樓記事成詩》云：黛語樓爲上海三馬路左翠玉校書妝閣，校書自億鑫里遷居之後，門前車馬，如水如龍，恆有風雅士讌會其中，固不殊宣城史鳳也。作詩八章，可作庚詞觀耳:十幅紅箋寫句工，傳來心事惜匆匆。寄言此是銷魂獄,豈獨牵連一企鴻。休言同命是鴛鴦，相對紅衣引恨長。斜抱琵琶彈別調，最無聊賴玉山堂。尋春燕子下樓臺，歌管沉沉夜讌開。不道蘭陵鬱金酒，轉輸南海荔枝來。品格休儕史鳳奴,早從陌上識羅敷。蛾眉自古多謠諑，買櫝還珠事有無。萍絮行蹤任去留，篋中團扇屢悲秋。長房縮地渾無術，淞水吳雲一夜愁。門外時停金犢車，紅樓一角是兒家。怪他蒙叟多情甚，按遍新詞蝶戀花。深沾肺腑染肝腸，以外何須論短長。三五斜橋明月夜，風情不減柳枝娘。情致纏綿日萬端，拍殘十二玉闌干。隨風楊柳嬌無力，都付琴娘冷眼看。《黛語樓記事成詩》記“黛語樓”爲左翠玉校書之妝閣，此一命名，是否與黛玉有關，姑勿深考;然這位頗有詩才的校書，自言“紅樓一角是兒家”，她的認知,是不應該有問題的。“情致纏綿日萬端，拍殘十二玉闌干，隨風楊柳嬌無力，都付琴娘冷眼看”之句，將自己比作“嬌無力”的“隨風楊柳”，何等貼切！這或許是《紅樓夢》女子喜吟楊柳的深層緣由罷。可見，從唐代到淸季，將紅樓等爲妓居的觀念,沒有任何歧義。方汝浩、周友良的“紅樓”、“翠館”，楊恩壽的“紅樓”、“翠被”，都說明了“紅”與“靑”（翠）並無本質區別，連那被人鄙薄的《靑樓夢》，不是又名《倚紅外史》、《奇紅小史》麽？而將“紅”與“靑”視若水火不容，正是後人的誤會。當然，誤解的人不能說沒有。如《白雨齋詞話•卷六》云：柳耆卿戚氏云：“紅樓十里笙歌起，漸平沙落日銜殘照。”意境甚深，有樂極悲來、時不我待之感。而下忽接云：“不妨且系青驄，漫结同心，來尋蘇小。”荒謾無度,遂使上二句變成淫詞，豈不可惜。其實，柳耆卿所說的“紅樓”，正是蘇小的居處’並沒有弄錯,倒是陳廷焯自己搞錯，反而指責“不妨且系靑驄,漫結同心，來尋蘇小”之句“荒謾無度,遂使上二句變成淫詞”，豈不荒唐。明確了紅樓等爲妓居，就自然使人不由不思考高鶚自號“紅樓外史”的緣由。吳錫麒《〈吳門畫舫錄〉序》曰:“此梅鼎祚《靑泥蓮花記》、余懷《板橋雜記》
之續也。然而煙花之錄，拾自隋遺;敎坊之記，防於唐作。一則見收於史,一則並附於經。似乎結想螓蛾，馳音桑贌，偶然陶寫，何礙風雅。”《煙花錄》、《敎坊記》、《靑泥蓮花記》、《板橋雜記》等“結想螓蛾，馳音桑濮”的著述，都獲得了後人的認可，甚至見收於史，並附於經,故不可一概排斥;“紅樓外史”之號，或因高鶚之熱衷題詠“紅樓美人”、願爲她們充作“外史”而起乎？然而，世人卻多以爲是緣其整理補作小說《紅樓夢》之故，金克木先生甚至以其詞與《紅樓夢》比對，作了頗具想象力的推測。他說：還有一首《唐多令》，題下注“題畹君畫箑”，上邊也批“改”字。畫扇子的是女人吧？“女元龍便請同舟。”“好共我，赌風流。”關於她，還有首詞，下文再説。又有一首《玉蝴蝶》，注“詠蝶”。“欲撲還休，有多少舊恨重牽？”“小垂手畫攔凝睇，悄低頭繡帶頻撚。”不會令人想起寶釵摸蝶嗎？一曲《滿江紅》下注：“辛丑中秋。是歲五月丁先府君憂。六月内人病。至是瀕危。草土餘生，神魂顛倒，援筆制此，亦長歌當哭之意耳。”詞中説：“死別生離，怎生過今年今夜？”“這天付兩件乍淒涼，誰同話？”“對蒼蒼，獨立復何言，西風下。”可見高君是多情人，補《紅樓》也是別有懷抱的。辛丑年（1781)離他戊申年（1788)中舉只有七年，正是補《紅樓》之時吧?⑧他又據“爲李氏女作”的四首詞《好女兒》、《錦帳春》、《怨東風》、《酷相思》，尤其是末首云慚愧春風剛一度,怎犯天公怒？不道你抛人眞個去。郞去了，歸何處？郞去了，來何路？便是閻君不受賂,也許親人訴。倘行到陰山誰看顧?郞未到,須先住。郞若到，奴來晤。”評論道：“這裏沒有對‘薄命司’的同情和‘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的影子嗎?”⑨諸如此類的意思還有:謂《怨東風》之詠“小伶”，“這裏是不是又可見芳官、琪官（蔣玉函）等紅樓伶人的影子呢？這首詞塗改得很利害,可想見當年又想寫又有顧慮的情狀。這難道不是‘紅樓外史’高君補《紅樓夢》時的心情嗎?”⑩又就《賀新郞》詞之“新歡有日，舊盟須踐”分剖道:“‘舊盟’怎麽辦？‘金玉良緣’乎？‘木石前盟’乎？難哪!”又，《惜餘春慢》“這首“惜春”詞還不明白嗎？惜春和寶玉非出家不可了。黛玉也活不了。說不定這是高君補足《紅樓夢》以後作的。是不是畹君也死了或是做了寡婦或是出家了？”這種分析,對紅學硏究者是很有誘惑力的，但只是一廂情願的誤讀。《硯香詞》（簏存草）的結集，迄於戊申乾隆五十三年（1788)。金克木先生斷言高鶚“中舉前十幾年正是修補《紅樓⑧金克木:《說八股》第139頁,中華書局2000年第一版。⑨金克木:《說八股》第140頁,中華書局2000年第一版。⑩金克木:《說八股》第140頁，中華書局2000年第一版。
夢》的年代，與作詞同時”⑪，與事實完全不合。按高鶚乾隆辛亥（1791)冬至後五曰爲《紅樓夢》程甲本作序云：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餘年，然無全壁，無定本。向曾從友人借觀,竊以染指嘗鼎爲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僕數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公同好。子閑且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書雖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謬於名教，欣然拜諾，正以波斯奴見寶爲幸，遂襄其役。高鶚講得非常淸楚,他中舉之後，一時無事可做，“閑且憊矣”，故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春應程偉元之邀，欣然參與了《紅樓夢》的整理。如果他早就開始了《紅樓夢》的“修補”，程偉元怎好意思說要請他“分任之”呢？“分任之”者，以程偉元爲主也。程偉元的序也說，他們所做的只是“細加厘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爲鐫板”。壬子（1792)花朝後一日，程偉元、高鶚合署的《紅樓夢》程乙本引言說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異；今廣集核勘，難情酌理，補遺訂訛。……書中後四十回系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後關照者，略爲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畫扇、撲蝶、薄命司，以及芳官、琪官的故事，都在前八十回，從來無人說裏面有高鶚的創作“份額”；“苦絳珠魂歸離恨天”和寶玉出家等雖在後四十回，但高鶚在從春到冬的短短幾個月中，要將自己的體驗“寫進”《紅樓夢》去，也是完全做不到的。除金克木先生，尙達翔先生亦以爲:“他與程偉元共同補訂《紅樓夢》後四十回，也有他過去的情史做爲依據之一。”⑫葉征洛先生甚至斷言：“《高蘭墅集》是高鶚續作〈紅樓夢〉後四十回的鐵證”⑬。旣然如此，爲什麼會產生類似的誤解呢？事情非常明顯:《紅樓夢》中的人和事，與高鶚的“紅樓”情史，確實是過於相像了！這樣一來，便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高鶚早就聽說小說《紅樓夢》，還曾從友人借觀過非“全璧”的抄本’對《紅樓夢》的內容是不陌生的。於是他的“紅樓”情結就面臨嚴峻的檢驗:如果他眞的如今人所想’認定“紅樓”必是富家貴婦所居，爲什麽會寫下“靑簾遙颺小紅樓”之句？反之，如果他了解“紅樓”的傳統解釋即是妓居，讀到小說《紅樓夢》時，爲什麽竟沒有提出質疑？答案可能只有一個,高鶚是領悟到《紅樓夢》的眞諦的,誠如金克木等先生所說，書中人物的情感和命運，與他的“紅樓”體驗，確有可相互印證之處。正因爲意識到這點，他才會在序中表白“尙不謬於名敎”；嘴上說“不謬於名敎”，心⑪金克木:《說八股》第141頁，中華書局2000年第一版。⑫尙達翔:《高鶚詩詞箋注•前言》，中州書畫社1983年第一版。⑬葉征洛:《菩提樹上花兩開》，《紅樓夢學刊》1988年第1輯。
底裏是看出它有謬於名敎的一面的。崇川沈鏜指責有人宣揚《紅樓夢》與《北里志》的內在聯系，高鶚說不定就是其中的一位。《紅樓夢》與高鶚“紅樓”體驗的互通’可以從許多靑樓女子成爲《紅樓夢》知音得到佐證。刻於嘉慶十八年（1813)的題“個中生”撰的《吳門畫舫續錄》“外編”，記述了作者與一位“舊籍秦淮”的靑樓女子高玉英的交往。他們雖僅避适一面’卻因對《紅樓夢》的共同愛好,而立刻獲得心靈的溝通：隔座，聞余談《紅樓夢》，執壺而前曰：“亦喜此書耶？”余醉中漫應：“熟讀之二十年矣！”姬引一觴進曰：“亦數年從事此書，‘真假’二字，終不甚了了；君暇日枉顧，當爲解之。”余諾之。惜行期已迫，不及走訪。《續錄》“紀事”又云：《紅樓夢》爲邇來説部第一書，續貂者不一而足，皆未讀破前書，鹵莽下筆者也。余把筆二十年，覺此書文心之妙，直可上追《左》《史》，而真賞者，正復寥寥。不圖邂逅高玉英，論難到“真假”二字，惜匆匆別去，未與研究。刻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的捧花生的《秦淮畫舫錄》，也記了一位高玉英型的“紅迷”金袖珠。這位被作者贊爲“玉皇前殿掌書仙的”靑樓女子，甫與作者相晤一面，即遣鴉鬟來借閱《紅樓夢》說部。作者評論道：姬嗜讀《紅樓夢》，至廢寢食,《海裳》、《柳絮》諸詩詞，皆一一背誦如流。與吳中高玉英校書，同抱此癖。玉英尤著意書中“真假”二字，兩姬皆會心人耳？抑皆個中人耶？大量事實表明，《紅樓夢》小說傳播之初，就在靑樓中贏得了高水平的眞賞者。“亦喜此書耶”的“亦”字，把她們“嗜讀《紅樓夢》至廢寢食”的着迷勁兒,寫得入木三分。高玉英數年“從事”於《紅樓夢》的硏讀，其鑒賞之眼光，正源於她們不僅是“會心人”，而且是“個中人”，所以能夠敏銳地抓住“眞假”二字。她們是眞正“讀破”《紅樓夢》的人，鑒賞的眼光遠比一般讀者要高明得多。說到《紅樓夢》的“眞假”二字，勢必要論到“十二釵”的本源了。還是來看一點材料：《芬陀利室詞話•卷二》云：秦淮風月，江左勝區，雨翁賦南鄉子云：“春水綠平橋。十二紅樓戀畫橈。是處簾攏庶好夢，良宵。不勸金尊月不饒。魂也不禁銷。燕別鶯離暮暮朝。獨自憑闌空吊古，笙簫。斷送南朝六七朝。”憶於甲辰之秋,秦雪舫郎中、孫竹垞秀才，招上下江諸名士，宴集五松園，分詠金陵古跡。余得謝公墩江令宅律二首。
詞話說的是“秦淮風月，江左勝區”之事，雨翁《南鄕子》首次將“十二”與“紅樓”聯在一起。“紅樓”的含義旣已確定，則十二樓之主人，即爲十二釵：1、明•潘之恒《亙史》引嘉隆間曹大章（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秦淮仕女表序》云曾見《金陵名妓分花譜》，自王室奴以下凡若而人各綴一詞，切而不雅;《十二釵女校書錄》差強人意,未盡當家。”2、《情史》卷七“情癡類”《老妓》，後錄明末名士王百穀語云:“嘉靖間,海宇淸謐，金陵最稱饒富，而平康亦極盛。諸姬著名者,前則劉、董、羅、葛、段、趙，後則何、蔣、王、楊、馬、褚，靑樓所稱十二釵也。馬姬高情逸韻，濯濯如春柳聞鶯,吐辭流盼，巧伺人意。諸姬心害其名，然自顧皆弗若，以此聲華日盛。凡遊閑子、遝拖少年，走馬章臺街者，以不識馬姬爲辱。油壁障泥，雜遝戶外。池館淸疏，花石幽潔，曲室深閨,迷不可出。敎諸小鬟寧梨園子弟，日爲供帳燕客。羯鼓、琵琶聲與金纓紅牙相間。北鬥闌幹掛屋角，猶未休。雖纏頭錦堆床滿案，而鳳釵榴裙之屬，嘗在子前家，以贈施多，無所積也。”3、兪樾《茶香室三鈔》引朱彝尊（1629-1709)《靜志居詩話》云:“趙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時曲中有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裙，先後齊名,所謂十二釵也。”在這些材料中，“十二釵”都與“靑樓”、“北里”、“曲中”聯系在一起，實際上是“女校書”的別稱。4、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郭白陽撰《瀟碧廚瑣錄》稿本，卷二有云：景翩翩，明建寧名詩妓也，小字三妹，名傾一時，有“十二金釵第一人”之目。嘗作《紅榴記夢詩》，有“無端角枕上，薄命訴娥眉”之句，生平詩歌甚多。道光元年，邑令馬廷鼎爲修墓’刻詩墓碑，跋云：翩翩，明時善詩女也。按場出盱江，誤歸濉川丁某，原葬東郊水月觀之左。康熙間，爲丁後裔別售其穴，而遷其骨於他處。余辛巳重蒞斯土，訪翩翩之墓，莫知其所，心甚憫惻，緣於原葬隙地設碑勒詩，以存古跡不墜云。依《瀟碧廚瑣錄》之提示，檢得《建寧縣志》卷之五《坵墓》，所附“詩妓景翩翩墓”云：在水東水月觀旁。翩翩，名詩妓也，本盱江人。小字三妹，名傾一時，有“十二金釵第一人”之目，誤歸丁某。嘗作《紅榴記夢詩》，有“無端角枕上，薄命訴娥眉”之句，生平詩歌甚多。其墓在水東水月觀之左，康熙間，復爲丁後裔別售其穴，而遷其骨於他處。邑令檀光熿詩：“才名異代詩千首，豔骨荒原土一杯。共約春郊尋斷碣，誰知夜壑報移舟。錢塘蘇小題應徧，虎阜貞娘詠不休。更有潯陽江上月，恰逢白傅謫江州。”里人參必亨詩：“蛾眉薄命從誰訴，馬鬣消魂失一杯。去矣松楸成莽路，悲哉夜月泣孤舟。芙蓉車渺人何在？桃葉歌殘恨未休。垂
淚瑤臺空悵望，求仙不早到蘇州。”徐質甫詩：“絕代風流怨落花，彩雲易散夕陽斜。遊人指點翩翩墓，唯有垂楊綰暮鴉。”董潤詩：“一醒煙花夢裏天，舞衫歌翩謝前緣。才非兼福難爲遇，争縱承恩久必遷。心事錯從琴上托，髮光誰向鏡裏憐？詩名不逐紅顏朽，泣月年年對墓圓。”道光元年，邑令馬廷鼎爲修墓，刻詩墓碑,跋云：“翩翩，明時善詩女也。按場出盱江，誤歸濉川丁某，原葬東郊水月觀之左。康熙間，爲丁後裔別售其穴，而遷其骨於他處。余辛已重蒞斯土，訪翩翩之墓，莫知其所，心甚憫惻，緣於原葬隙地設碑勒詩，以存古跡不墜云。玉骨沉淪痿水東，幾經宿草亂蓬蓬。江干幻影三更月，寺外淒魂五夜風。豔骨錯投悲地老，詩腸枉繡問天工。古來美質多如此，無限深情數語中。”查《建寧縣志》卷之九《職官》，知最早爲之題詩的檀光熿，安徽建德人，舉人，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任福建建寧知縣，其時在《紅樓夢》成書之前。從康熙十九年到道光元年（1821)的一百四十年中，建寧人都在懷念這位位居“十二金釵第一人”、名傾一時的名詩妓景翩翩，充分地說明“十二釵”的涵義,是爲其時社會所認同的。而身居現任知縣的檀光蟥、馬廷鼎爲之刻詩墓碑，好像誰也沒有感到有什麽不妥,可見其時社會心理之一斑。又，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閏集香奩下《景翩翩》云:“景翩翩,字三昧,建昌靑樓女也。與梅生子庚以風流意氣相許，有婚姻之約而不果。久之,窮困以死。詩名《散花吟》。王伯穀有詩曰：‘閲中有女最能詩，寄我一部《散花詞》。雖然未見天女面，快語堪當食荔枝。’翩翩本家盱江，時時出遊建安，故伯穀以爲閩中女子。同時金陵有徐翩翩，才色爲秦淮之冠，嘗有句云：‘紅拂當年事，靑樓此日心。’歸江上郁公子，老於郁氏，以儀法有聞。”可見,廁列“十二釵”之目的靑樓女子，衡量的標準是“才”“色”二字，而善詩又爲最重要的條件。“豔骨錯投悲地老，詩腸枉繡問天工”，這種“古來美質”的普遍悲劇命運，正是她們喚起後人“無限深情”的根本原因。5、同治年間齊學裘，著有《見聞隨筆》、《見聞續筆》二書,《見聞續筆》卷八有《姚孝廉風流》一篇,記姚梅伯（燮)風流逸事，中有“金釵十二”句，殊堪注意。全文如下：姚梅伯（燮）孝廉，定海縣人，工畫梅，能書。著有《疏影樓詞》、《復莊詩問》、《梅伯鈔》行世。耳聾，好色，聞吳縣水菓四官，美豔無匹，遂邀余同訪。見四官姍姍其來，姚雙目注之，長跪叩首而已。四官笑不可止，姚便叩首不止。年逾五十，風趣如此。繪《懺绮圖》，裝潢成卷,先索余題詩。詩曰：絕代佳人姚梅伯，卻嫌脂粉汙顏色。年來懺绮繪作圖，穩坐蒲團
適其適。金釵十二排兩行，抱琴執拂焚清香。最後垂髫棒劍立，白虹一道沖天光。眉飛色舞情何長，鬢絲禪榻心暗傷。年華逝水不可恃，世實危脆無牢強。结習未除花自著，結習已除花自忘。雲消現出團團月，放下屠刀便成佛。合教天女伴維摩，是色是空究何物。我亦有圖非懺綺，總領眾香大歡喜。行雲流水任悠悠，我自隨緣行樂耳。大千世界視微塵，十萬天女來纷纷。衣香花氣相氤氳，化爲一片妙髮雲。争妍競媚左右陳，缓歌慢舞連朝昏。同登極樂之世界，一齊收入解脫門。绮亦不必懺，圖亦不必存，虚空粉碎了無礙,信我法力彌乾坤。梅伯讀余詩，擊節歎賞，稱爲得未曾有，遂題余《天空海闊之居圖》，詩曰：在家顛僧齊玉谿，乾坤窄小身何棲，求仙不願師老子，學佛未肯參牟尼。墮世爲蠱五十載，重膜刮碎金花鎞。歌笑不活病不死，真元吐納連胸臍。有時酣飲甕翻阮，或發浩唱琴彈嵇。東烏西兔聽明滅，子牛吾馬隨排擠。別開一境混茫始，包羅垣宿凌須彌。老颠手仗白龍劍，譴呵雄雷揮潍霓。升雲偶得許君鶴，照水豈乞溫家犀。萬古作級心爲梯，眼力所到無塵翳。何當破悶出關竅，我乘石瓠君浮蠡。此詩刻在《同人酬贈集》中。梅伯畫梅龍長卷索題，詩曰：咸豐紀元辛亥立冬前，復莊道人畫梅际老颠。絹長二丈高尺一，老梅一株花萬千。如龍夭而蜿蜒，之而鱗甲風中旋。藏頭露尾出復沒，神乎其神仙乎仙。曷不騰身上九天，雲行雨施爲豐年。胡爲倔強潛深淵，如蠖之屈誠堪憐。不得嘘氣爲雲，吐沫爲雨，行龍之胸臆，徒爲春蚓之縈，秋蛇之綰，安龍之困眠，不如化作大梅生海邊，繁花插晴昊,疏影橫桑田。華光過而取其韻，逃禪見而取其妍。煮石山農來樹下，取其花繁而瓣圓。道人究竟梅花身，玉雪爲骨冰爲魂。慕梅號梅结梅鄰，愛梅畫梅傳梅神。當其下手風雨快，絕去依傍無古人。槎枒破空出鹿角，圖轉胡旋成龍鳞。左拏右攫風雲屯，驚天破石雷霆奔。吁嗟乎，梅耶龍耶不可分。道人自寫胸中無聲之佳句，有色之奇文，李白不必誇萬言，畫梅聊博青銅錢。得錢相見便沽酒，登樓痛飲娛嬋娟。春風秋月領花趣，香閨繡閣蕉龍涎。賞心樂事那有此，良辰美景堪留連。畫梅功德大莫大，道人得意圈復圈。顛题詩至此笑不已，要借道人畫梅潤筆開華筵。師雄重入羅浮夢，明鐺翠羽來翩翩。人在花間月在抱，探龍得珠無恨焉。明正鄧尉梅花發，再約道人香雪海中高泳追前緣。梅伯爲余題畫梅卷七古一章絕佳，刻在《壽鼎齋叢書》内，化爲烽
煙矣。當日倡和詩颇多，不能悉記。梅伯曾作《先大夫送唐石佛入焦山頌》長篇，刊在梅伯集中，兵焚之後，不知梅伯人間天上，書罷神馳。姚燮(1805-1864),字梅伯，一字復莊,號大某山民，道光十四年（1834)舉人，是淸代《紅樓夢》三大評點家之一，著有《讀紅樓夢綱領》。他評論《紅樓夢》時，對於小說所寫的“十二釵”，是充分注意到了的。如第一回“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日《金陵十二釵》”句下,夾批曰:“書名亦佳。”而當齊學裘稱其“好色”，並在他爲美豔無匹的“水菓四官”等所繪的《懺綺圖》上，題上“金釵十二排兩行,抱琴執拂焚淸香”的詩句，公然將靑樓女子稱爲“金釵十二”時,姚燮不僅未加非議，還“擊節歎賞，稱爲得未曾有”，這就足以說明齊學裘的理解是正確的，“金釵十二”指的就是“美豔無匹”的“水菓四官”一類的妓女。關於“十二釵”與《紅樓夢》的關係，最早注意到的似是戴不凡先生，他的《〈紅樓夢〉詮釋•金陵十二釵》，在引用蔣士銓（1725-1784)《忠雅堂詩集》卷二十《李園高詠樓銷夏十二首》之四（作於壬辰1772)芙蓉臉際美人多，十二金釵値幾何”、卷二十六《雜感十九首》之十四何取十二釵,媚我分尹刑”、《銅弦詞》卷上:“中年絲竹，列金釵十二，司空見慣”後’評論道：“這裏引用以上詩詞，只是想用以證明:曾經寫過妓女戲而且在南京揚州一帶居住過的蔣士銓，之所以愛用‘十二釵’一詞，該是他知道南京有個掌故的緣故:有一部品題妓女的書就是以‘十二釵’命名的。……原來,早就有一部品題金陵名妓‘十二釵’的書在流行了。因此,這位愛收羅掌故的方志編纂家兼劇作家的蔣士銓，在詩詞中雖常應用‘十二釵’一詞，但總是對它每露微詞，而不把它當作爲姬妾或丫環的代名詞。蔣士銓對‘十二釵’每有不屑一顧之意，可是曹雪芹卻偏偏把自己的作品題名爲《金陵十二釵》，從這個對比中，可以說明雪芹對金陵文士們所津津樂道的掌故並不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原先竟採用品題妓女掌故來用作爲自己的書名了。他後來沒有堅持采用自己所題的書名，原因恐怕很多，但極可能也是由於他發現了上述問題的結果。”⑭戴不凡先生以爲曹雪芹對金陵的掌故不熟悉，所以竟採用品題妓女掌故“十二釵”來用作爲自己的書名;事情恰好相反，曹雪芹之所以將的小說題名《金陵十二釵》，就是因爲書中“金陵十二釵”的原型，即爲秦淮的“曲中十二釵”之故。何以爲證？第二回寫賈雨村發表“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的高論中，就以爲“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爲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爲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⑭戴不凡:《紅學評議•外編》第349頁。
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爲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淸貧之族，則爲逸士高人;縱偶生於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爲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爲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遊，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在賈雨村所開列的一批“偶秉此氣而生”的名單中，男性中有高人隱士、風流天子、詩人畫家、名優樂伎，而女性中除卓文君外,幾乎都是歷代名娼,其意豈非暗示書中的女主人公,就是“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麼？[紅樓夢引子]曰：“開辟鴻蒙，誰爲情種？都只爲風月情濃。”早就點出了“紅樓”與“風月情”的內在聯繫。從世俗的偏見出發,鄙薄“靑樓文化”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不一定可取。施蟄存先生《雲間語小錄》有《聲妓》一則，中云：夏雪蓑《青樓集》所記若翠荷秀、連枝秀、顧山山，《輟耕錄》之天生秀，邵復孺《蟻術詞》所詠蟾宫秀，皆元時松城散妓。孫華《孫山歌》云：“墟裏歌姬日赴筵，上廳角伎似神仙。吾家每欲延佳客，十日前頭與定錢。”可知爾時郡中妓樂之盛，士夫宴設，辄召以行酒，此風自宋元以降，時爲盛衰，固未嘗絕也。楊廉夫以妓鞋作羽觴，傳爲韻事。曹雲孺襦屢有詩詞，花月新聞，遂成故事。迄於明清之際，則龍潭畫舫，具體秦淮，山館笙歌，居然金榖。楊彰憐、王微、張婉、楊幽妍、沈嫩兒、薛翩翩、柳紫畹、吳澹如、沈倩扶，並玉貌俊才，蜚聲趙李，袖光照座，雋語粲人，歌囀遏雲，舞衣回雪，各有風流，争傳豔史。吳梅村《九峰草堂歌》云：“憶昔溪山正全盛，征君比屋開三徑。笱屐籃輿鶯燕忙，酒旗歌板花枝映。處士詩成猿鶴知，尚書畫就煙巒潤。客過常逢太守車，書來每接高僧信。李氏名園士女遊，徐公別墅琴尊興。禊飲壺觴妙妓弦，餅師柜妝山翁印。”錢牧齋《茸城惜別詩》云：“鼓吹浮麵瀰，笙歐沸市廛。橫陳皆二八，下走亦三千可謂有女如雲，殷其盈矣。時則何元朗、陳眉公、施子野、周勒卣輩，皆清狂才士，煙月主人，跌宕詞壇，風魔翠館。秉簡贈勺，不無溺志之篇；對酒當歌，或出傷心之句。蓋時逢剥復，運值玄黃，荊高餘慷慨之情，托之劍築；屈宋負牢愁之志，寫以蘭莶。豈日鄭衛侈謠，亦以見士女都麗。姚世靖《憶舊詩》云：“三江秋月五茸煙，柳色驚心近十年。猶憶城南春水綠，金釵沉醉木蘭船。”乾隆中，桐鄉朱子年寄居吾邑，感其遺韻，赋詩云：“玉勒嘶春大道斜，勾闌一曲是誰家。何郎老去周郎死，腸斷菖蒲北里花。”則百年而後，猶爲平康詩史也。康雍乾嘉四，民物豐盈，人文炳蔚。西園
露飲，則蘭麝微薰；東閣飛觴，則釵鈿時堕。春藻堂文會有麗娟約仙，容居堂雅集有女郎鶯初，南華堂之宴有校書舒鴻，借秋山居席上有校書竹雲，此皆著於篇什，有文字可徵者。他若無題有贈之詩，大道小姑之曲，绰約有人，呼之欲出。道光以後，士風變而淳謹，上焉者窮老研經，不悟裙裾之樂，下焉者呻吟帖括，妄希爵祿之榮，遂無復有凌厲跅弛之概。歌尊檀板，朱结青樓，皆爲駔儈所據，紈绔所主，品斯下矣。然丁步洲有贈唐好好之詞，朱鴛雜有詠薛杏兒之曲，空谷幽蘭，時或遇之。這才是眞正歷史的態度。“康雍乾嘉四朝,民物豐盈，人文炳蔚”，是文學繁榮的大環境;而“秦淮曲院諸姬，文采藝術,超絕一時”(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則成爲文學創作紛紛取資的對象，《板橋雜記》、《影梅庵憶語》乃至《桃花扇》、《紅樓夢》，就是在這樣的時代的和文學的氛圍中誕生的。以往我們認定，“反封建”的《紅樓夢》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奇跡”，是脫離了我國固有的文化背景的;相反，如果我們把《紅樓夢》放在“靑樓文化”的傳統看，一切的“奇跡”就都變成了可以作出歷史解釋的、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丘逢甲與“詩界革命”曾揚華*由梁啟超倡導的“詩界革命”，是晚淸文學中很有影響的一件事情,備受治詩史者所關注。歷來談到參加這一“革命”活動的人員，一般都列舉有黃遵憲、夏曾佑、譚嗣同、蔣智由、梁啟超、康有爲等人。至近時的不少論著中，則又未加說明地把丘逢甲也納入其中,這是否合符丘逢甲的實際呢？本來’“詩界革命”只是一種文學潮流，它從來就不是一個甚麽明確的組織，連鬆散的界限也沒有,因此對某個詩人是否屬於該潮流中的人物，本也不必過多去認眞追究，但丘逢甲卻是近代文學中十分突出的詩人，把他歸入某個流派或潮流，實際上就是對他的一種評價。因此，這種評價是否合適，就有考察一番的必要;何況，在這樣的考察中還自然會牽涉到一些其他有關的問題，因此還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丘逢甲之所以被時人目之爲“詩界革命”中的人物，這並非憑空臆想，而是有它的原因的。一方面,“詩界革命”的倡導者梁啟超曾明確地稱他爲近代“詩界革命一鉅子”①，被稱爲“詩界革命”的主將的黃遵憲也對他的詩非常讚賞，稱之爲“此君詩眞天下之健者也”②;另一方面，丘逢甲本人的某些話語，如果摘取出來，與梁啟超等人的話放在一起,也容易被人認爲他們的意思是完全融合的,如他自詡:“四海都知有蟄庵，重開詩史作雄談”③,確是“鉅子”、“健者”的口吻；至“直開前古不到境,筆力橫絕東西球”④,這旣是讚賞別人，實在也是本人的心願。而“邇來詩界唱革命”⑤、“美雨歐風作吟料”⑥這些話語,則更是人們斷章取*曾揚華:中山大學中文系敎授。①《飮冰室詩話》第39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4月版。②黃遵憲《與梁啟超書》。③《論詩次鐵盧韵》十首之八。④《論劍堂題詞爲獨立山人作》。⑤《論詩次鐵盧韵》十首之二。⑥同上十首之七。
義地把他看成爲“詩界革命”中人物的根據了。再加上丘、黃二人私交又極好，而且又相互眞誠地讚賞對方的詩歌,丘逢甲還曾預言一定會有人將他們二人的詩作刻成合集，後來也果然應驗了。這就更顯出他們好像確是“詩界革命”中的同伴了。其實這些只不過一些表面的零碎材料，它們遠未能反映出問題的眞實情況，要準確判斷其實質，還須從“詩界革命”論者的具體理論、創作實踐與丘逢甲的文學主張和詩作相對照，才能找到問題的正確答案。早期的“詩界革命”代表如夏曾佑、譚嗣同等，他們試作“新詩”，是因爲當時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運動試圖融合孔、佛、耶三敎於一體，創立一種新學，因此“新詩”的作者爲迎合此形勢，便大量把典故、譯語入詩，如譚嗣同的《金陵聽說法》詩,便把《新約》中的典故、英語譯音、佛語統統拉入詩中，結果自然是生硬詰屈，無法卒讀。連梁啟超後來也批評說:“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搏搢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⑦這種新詩的特點，丘逢甲的詩當然和它毫不相干。“詩界革命”作爲一個正式口號，有案可查的乃是1899年12月25日由梁啟超在《夏威夷遊記》中最早提出來的，他說：然以上所舉諸家，皆片鱗隻甲，未能確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謂歐洲意境語句，多物質上瑣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之有也。雖然，即以學界論之,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輸入中國，況於詩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雖不能詩，唯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雖然，詩運無絕之時也。今曰者革命之機漸熟，而哥侖布、瑪赛郎之出世必不遠矣。這裡，梁啟超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詩界革命”的口號，認爲如“非有”此“革命”，詩歌的命運就將完結。同時他又認爲在此以前的“以上所舉諸家”一即指夏曾佑、譚嗣同、黃遵憲等，還只作了一些“片鱗隻甲”、“瑣碎粗疏”的膚淺探索,遠“未能確然成一家言”,因此，“詩界革命”在當時來說，還只是一個願望、一個口號，只是“革命之機漸熟”，而並未眞正興起。爲了使這個“革命”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梁啟超在該文中又提出：欲爲詩界之哥侖布、瑪赛郎，不可不備三者：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第三）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爲詩。……若三者具備，則可以爲二十世紀支那之詩王矣。除這必備的“三者”之外,在過後兩年陸續寫的《飮冰室詩話》中，梁啟超又把它們表述成爲“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或“以舊風格含新意境”。這樣，“詩界⑦《飮冰室詩話》第60則。
革命”的內容又可簡括爲新理想，新意境，新語句與舊風格四大要素了。這“三新”指的是甚麽具體的內容呢？從已有的材料看來，梁啟超自己也未必能說得很淸楚。如對新理想,他又常常說成爲“新思想”、“新精神”，具體內容不得而知。對開闢新詩境，在《夏威夷游記》中又只說到“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瑰異，得之可以凌斬千古,涵蓋一切”。這實際上也是很含糊的表達，因爲人們不禁會問，甚麽叫“歐洲之意境”呢？中國的意境、語句就不繁富、不瑰異嗎？從以上所言梁啟超提倡的“詩界革命”，我們大概可以概括出幾點看法。第一，梁氏所倡“革命”的目的，乃是要將當時西方的先進思想引入中國，並通過詩歌表現出來。他前面所說到的“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以說主要是表達了這一思想，從這一點來說，自然還是可取的，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第二，在所謂詩的“新意境”上，梁氏的“意境”並未進入到文藝的審美範疇中來,它仍是一個政治意義的範疇，它和他的“新理想”或“新思想，新精神”並未有明確的分別;而所謂“新語句”也只是能反映一些西方新事物、器具的名詞而已。這一切加起來,其實都是渾沌一團，界綫不淸的。第三’在詩歌的形式上，梁氏卻拋棄了一切“新”的，而是要將諸“新”“以古人之風格入之”或曰“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實則要保留舊體詩的格律形式。這一點帶來的問題就不少，首先，從理論上來說，形式和內容是不能分離的，中國古代詩歌的這種特點尤爲明顯,旣曰“革命”，怎能只革內容而留形式呢？其次,也與梁氏的總的思想矛盾，梁啟超曾說過：“中國結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爲不可幾及，余生平最惡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蓍龜，即並世人物亦遽讓於古所云哉!”@梁氏旣如此慷慨而談其今天的一切進步皆“遠軼前代”,卻偏偏對舊詩的形式又如此戀戀不捨，豈非怪事！但只要從政治上著眼，就很容易明白’梁氏在詩歌上的這種“革命”狀態，正是與其維新改良的政治目標完全一致的。這種“革命”也正是改良主義政治在詩歌運動中的投影。如果將以上各點歸納起來,就可看出“詩界革命”論的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它的倡導者只急於要讓詩歌發揮它爲維新改良的政治目的服務的作用，而沒有認眞去考慮到（或者不甚明白這一點）詩歌乃是一種文藝，應如何從它的特點出發去使它發揮這種效用,因而其效果與預期目的之間就有一個較遠的距離。這一點，在梁啟超倡導的“小說界革命”中也有完全相同的情況。⑧《飮冰室詩話》第8則。
對“詩界革命”的實質有了以上一個基本的認識以後,回過頭來再看看丘逢甲的情況，就會發現，無論是詩歌理論或創作實踐，丘逢甲都與“詩界革命”拉不上關係。從詩歌理論方面來看，丘氏雖缺少這方面的系統論說，但也能看出，他談到的有幾點：首先最重要的是詩必以“眞”爲貴。這是他反覆強調的一點。他在《覆菽園》中說：尊論謂詩貴清、貴曲，弟再參一語，曰貴真。自三百篇以至本朝詩,其可傳者,無論家數大小，皆有真氣者也。詩之真者，詩中有人在焉。弟詩不可謂工,但不肯作假詩耳。⑨他在許多詩中還說到詩無今古眞爲貴，學有中西滙乃通。”⑩“惟山爲詩貴眞面，得其眞者名乃歸。”⑪其次是主張寫詩要剛柔相濟,並以此爲美。他在《題裴伯謙大令睫闇詩抄》中說治詩如治民,剛柔合乃美。”所謂“剛”，就是要表現爲慷慨豪放,悲壯激越，丘逢甲著力倡導的“雄直”風格,就是它的具體表現。所謂“柔”，簡單一點說，大致可以用他讚許丘菽園提出的“貴淸貴曲”來表達。雄直與淸曲相結合，就可產生一種剛柔相濟之美。第三是在學習與繼承方面，他主張如前所說的“詩無今古”、“學有中西”，而在實踐中，他更多的是向傳統學習和繼承的，他對傳統詩人中的一些大家、名家,如杜甫、李白、韓愈、蘇軾、陸游等，都十分景仰和推崇,而向他們學習，而且還覺得學得不好，所以他總愛說:“平生我愧杜工部”⑫,“吾生似放翁，築室思山陬”⑬，他的好友丘菽園說他的詩“句奇語重苦心長,上自漢魏，下遞唐宋,舉能茹其精華,而著我本色。”⑭不僅證明了這一點，而且說明丘逢甲在這方面的實踐也是卓有成效的。最後是在詩法方面。對這個問題丘逢甲在《家筠岩太守晉昕〈九十九峰草堂詩集〉序》一文中有很好的表述。他提出:“詩有定法亦無定法，有定體亦無定體,視學爲轉移而已。”又說“其爲詩神明變化，不離規矩。規矩者,學所從入，亦學從所出者也。”《題裴伯謙大令睫闇詩抄》中又說到作詩應“出入法律中，⑨《丘逢甲文集》第267頁。⑩《寄答陳夢石即題其東溪吟草》。⑪《盧山遙答劉生芷庭》。⑫《與高嘯桐同客廣州》。⑬《神龜詞》。⑭丘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⑮《丘逢甲文集》第306頁。
法律爲我使。”意思是寫詩旣有固定方法，又沒有固定方法，那是因爲作者應能夠掌握成法，又超出成法，法爲我所用。此外，在丘逢甲的詩論中，還有提倡向民歌學習，反對“獨尊一家”等等，不詳列出。以上所介紹的丘逢甲的種種詩論，應該說是非常精辟而又可貴的。但它同時又是傳統的，是前人皆以不同方式提到過的。他只是繼承和發揚了這種優良的傳統而已。在這方面，丘逢甲的詩論並無多少創“新”的成份，而相對於梁啟超的“三新”說,就更是距離甚遠，八杆子也打不著了。丘逢甲的詩歌創作實踐和他自己的詩歌理論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這裡無須具體列舉’也可以說丘逢甲的詩歌也是不符合梁啟超的“詩界革命”的理論要求的。丘、梁之間在詩歌理論和要求方面的差距是相當大的,但這卻也不用奇怪，只須在兩人的根本思想上再深入一步瞭解，就會發現,這乃是一種必然現象。因爲梁啟超搞的維新改良，是把目光都盯在西方，要盡量把他們的東西搬移過來，因此大刮歐風美雨，早期的譚嗣同、夏曾佑等則是想把儒、佛、耶融爲一體,以創新學，而丘逢甲的思想則大異其趣，他在《遊羅浮》(二十首之十九）一詩中說仙已不我紲，佛豈能我羈?”“乾坤正傾倒，釋道皆中衰”，“救世仗吾儒，儒言亦卑卑”⑯，仙、佛對他已沒有作用，“耶”敎更無足道，他比較相信的還是“吾儒”，儘管儒家的作用也已有限了。可見在政治思想上丘與梁的主張是有比較大的距離的，而詩歌理論上的距離只是它的一種外表化而已。也許因此,就正如我們看到的，儘管梁啟超把丘譽爲他的“詩界革命一鉅子"，但丘卻從未有過領情的表示，他的“詩界唱革命”云云,也明顯有譏諷的意味。而且丘對梁的關係似乎也頗一般，無論是人際聯繫或文字交往都極少，完全不像梁的“吾黨諸子”中的一員，或云梁啟超長期流亡在國外，因此限制了他們之間的這種交往，其實不然，不妨看兩個例子。一是丘逢甲的幾個好友，如丘烽爰、潘飛聲、王曉滄等,都長期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但並沒有成爲他們交往的障礙,他們之間除在香港、新加坡曾熱情相會之外,平時書信、詩作的交流甚多，並顯得十分融洽,這正見出他們之間的密切關係。二是同時興寧的有名詩人胡曦,丘逢甲與他從無交往，卻深深地讚譽他，並專門寫信給潘飛聲介紹胡，稱“嶺東詩人，鄙見當以黃公度首屈,胡曉岑名曦次之”。還十分稱賞他“爲人窮而介”的氣質，表示雖“無一字往來,然心識已久”，還要他⑯《丘逢甲文集》第227頁。
“乞以吿菽園”⑰，擴大胡的影響，這說明胡曦的爲人爲詩都深得丘逢甲的傾慕，儘管他們之間並無交往。可是丘在與大名鼎鼎的梁啟超的關係上，卻一點也找不出這種熱情和行爲出來。時下一些專門論述丘、梁之間“密切關係”的文章和著作，除了在前置詞“大概”、“可能”等等之後作了一番意義極爲含糊的臆測之外，卻見不到一丁點實在的材料，這只能說明在梁啟超那裡缺少前面幾位所具有的那種對丘逢甲的吸引力，所以他們是根本攪不到一塊的。這裡我們還沒有說到丘逢甲從有維新思想走向爲支持辛亥革命,而梁啟超卻從變法維新最後變爲了保皇派以及其他政治投機行爲的巨大距離呢。話說到這裡，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必然會要提出來，旣然如此，那麼梁啟超當時爲什麼會把這樣一個丘逢甲稱之爲他的“詩界革命一鉅子”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從另一個側面來觀察一下,也許可看得更淸楚一些。戊戌政變後，康、梁逃亡國外，康在加拿大組織保皇會,梁啟超是其宣傳工作的主將，在日本先後辦了一些報刊，繼續爲他們的政治主張鼓吹，而且不遺餘力地在文學的各個領域—詩、文、小說、戲劇發起“革命”，其目的則是把文學強拉來爲其狹隘的政治功利目的服務，而最足以表現出他的這種目的性以及爲達此目的而表現出的浮躁心態的,則是在“小說界革命”方面的鼓吹，他超乎一般常識之外地任意誇大小說的政治社會作用，1902年在《新小說》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劈頭就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説。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説，欲新宗教必新小説，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説。何以故？小説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在這個認識基礎上，他竟把中國的舊小說當成了“吾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因而必然進一步否定了整個中國的小說史，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就把《水滸傳》和《紅樓夢》也歸之爲“不出誨盜誨淫兩端”,“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0而他的“革命”就是要能爲其政治目的服務的日本式的“政治小說”。弄淸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梁啟超對待中國傳統詩歌也是持這種態度的，只是話語上不如對小說說的那麽露骨罷了。《飮冰室詩話》第1則便說：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辄諷誦之，以印於腦。自忖於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敬信之，殆所謂丰於昵者邪。明白了梁啟超對中國古代小說全盤否定的奇特態度之後，也就會明白他這段話對“古人之詩”的說法，其實質是完全一樣的，只是比對小說的攻擊與否定說得⑰《丘逢甲文集》第273頁。
委婉一點罷了。不瞭解這一背景的人，還可能把他這段話作爲厚今薄古的進步思想來看待呢。如果說,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最後也是失敗的，就連自己按照他的政治目的去寫的（未完成)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他在“緒言”中的自我評價也是“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最後只好自我解嘲地說，讀者如果“有不喜談政者乎,則以茲覆瓿焉可也。”但相對來說,在他的幾個“革命”中’“小說界革命”還是搞得頗爲轟轟烈烈,有著明顯的影響，對打破傳統對小說的歧視，提高小說的地位來說,還是有積極貢獻的。而“詩界革命”就要冷淸和遜色得多，梁啟超自己能眞正算得出是“吾黨”中的人勉強也不過那麼三幾人,按照他的“三新”要求的作品就更是沒有幾首拿得出手的了。因此,爲了在“詩界革命”中壯大自己的聲勢,作爲在當時詩壇頗有成就和影響，甚至得到黃遵憲大力讚揚的丘逢甲，硬把他拉入自己的隊伍中來,對梁啟超這位善於作政治宣傳和鼓動的人來說,就決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同時以康有爲爲首的保皇會正在海外華橋中大力拉攏勢力，在此形勢下，丘逢甲自然是一位極好的人選，隨手給戴一頂高帽，自是旣合政治需要又不費力的事情，因此這頂桂冠是否適合於它的對象，授冕者是可以不予置理的，謂予不信，請看看這個“鉅子”稱號是如何產生的？它出自《飮冰室詩話》第39則，爲了說得明白一些，不妨看看它的原文：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爲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閡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丘倉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嘗記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遺偈争談黃藥禪，荒唐説餅更青田。戴鰲豈應遷都兆，逐鹿休訛厄運年。心痛上陽真畫地，眼驚太白果驚天。只愁識緯非虚語，落日西風意惘然。”蓋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得不謂詩界革命一鉅子耶？倉海詩行於世者極多，余於前後《秋感》各八首外，酷愛其《東山感秋詩六首》，詩云……(下略六首詩原文）這裡說得很淸楚,梁啟超只是信手拈來丘逢甲一首普通的詩，這詩的特點，按梁的說法也只是能“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卻表現得很“雅馴溫厚”，於是梁啟超便輕易把“鉅子”的榮譽稱號送了過去。這首詩和梁啟超強調的“不可不備”的“三新”能絲毫沾得上邊嗎？就是他同時表示“酷愛”的《東山感秋詩六首》裡面的“材料”也盡是謝安、歐陽修、《離騷》、《國風》之類，而梁氏大力鼓吹的“歐風美雨”，在這六首詩中竟沒有一點這方面的雨絲風片。看來，在這裡梁啟超根本已無暇顧及他規定的明確目標和要求了,他只要把丘逢甲硬拉進到他的“吾黨”中來便已達到目的，這種近乎兒戲的作法實在顯得十分荒唐可笑，
不過對某類政治人物的宣傳手段來說，也許卻是很平常的事吧。總而言之，從對待詩的態度來說，梁啟超還算不得一個詩人（這並不是因爲他自己曾說過“吾雖不能詩”），而是一個政治家;而丘逢甲卻是一個詩人，甚至可以說是封建社會最後一個有成就的傳統詩人，但他對自己的詩歌創作活動卻並不那麼重視，他在給友人信中曾說:“……且乾坤此何等時，尙期期爭此詩名？可云名士積習。弟嘗謂吾詩非詩，乃吾之醇酒婦人也，借而遣興而已。⑱這話雖然未必盡然,但至少可以說明,他的這種態度，是絲毫也看不出他有對詩歌進行“革命”的影子來的。梁啟超可說是文藝爲政治服務的倡導者，他雖然沒正式提出過這個口號，卻是實實在在用力去做了，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可以完全抛開文藝本身的特性去高“唱革命”（恰是丘逢甲語），這是根本違背了事物的客觀規律的。也正因爲如此，所以連自己創作的小說和詩歌都未能夠達到他所提出的要求，更何況他人。他爲了維護他們的政治需要,只好不遺餘力去大造“革命”聲勢，其中就包括一廂情願去亂拉關係，爲他的“革命”貼金，這正是作爲一個不誠實的政客常用的手法。憑借他的地位和影響，在當時自然是可以迷惑一些人的，而今天我們卻再也不應跟著他去人云亦云了，在許多方面，丘逢甲與梁啟超的意趣都大不相同，他決不可能是“詩界革命”中人，更遑論甚麼“鉅子”了。⑱《丘逢甲文集》第264-265頁。
《麓堂詩話》的褪色與錯位—李東陽詩學的悲劇命運馬雲騷*《麓堂詩話》在李東陽逝世後相當長的時間受到了關注,然而從肯定詩論到不滿的過程中,本文就李氏的論詩主旨漸遭忽視展開探討。並且隨著明淸政壇、詩壇門戶之爭的加劇，出現了對李東陽個人的過甚詆毀之詞，此爲之詩話由外在原因由致的褪色。這也爲後來錢謙益爲批判復古派、竟陵派，不惜矯枉過正,轉而誇大李東陽的詩歌成就，打下了錯位的基礎。錢氏的話語更構造出“茶陵派”一說。此說在淸前期形成了一定的話語壟斷:一方面，李氏的詩學地位因應有所回升，評價趨於公允,另一方面，“茶陵派”的提法爲《四庫全書》纂修者確定下來,影響深遠。但李東陽的詩學思想精華曰就湮沒的情況，卻沒有因此而改變。文章擷取了李東陽身後、與之相關的詩歌評論，以陸深、楊愼、兪弁、王世貞等爲主。從中可以看到,無論明徵暗引或顯斥隱諷;明人於李氏的詩歌創作及理論大多不能置之勿道，而時間的推移，風氣的遷易，也逐漸模糊和扭曲了《麓堂詩話》的詩學形象。—、詩話的墨守與立異在李東陽的弟子中，與之過從甚密、師事惟謹的當推何孟春，而後者也是詩學所得最淺的一人，於詩尙未成家。何氏曾注《擬古樂府》，體例不謹。他另著《餘冬詩話》，載及他與東陽的交往，不乏紹述李氏詩說之處，如：《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馬雲駸: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
鹿鳴嘲哳，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麓堂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既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詩家聲韻縱不能仿佛賡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哉！”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①排比資料，發明無多，但所引《詩話》文字完整，有足資校勘者。其實,李東陽眞正心許的門人似乎是邵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云:“寶舉鄕試，出李東陽之門。故其詩文矩度,皆宗法東陽。東陽於其詩文亦極推獎。當寶以侍郞予吿歸，東陽作《信難》一篇以贈，……且以歐陽修之知蘇軾比。”②邵爲氏自述“出公門下幾四十年,辱公指敎，多且深矣”，③於李氏歿後撰《李文正公小像贊》，極口稱頌。④但邵詩“淸和澹泊,尤能抒寫性靈”，⑤與李並不同調。《容春堂前集》卷十七《答王郡公簡二首》論及《選》詩詞意有不可入歌行者，歌行詞意有不可入律詩者，蓋古今之別如此。以古入近體可也，以近體入古,無乃病於雅乎?”⑥似本《麓堂詩話》“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云云⑦而有所發揮。朱國楨《湧幢小品》載:“邵二泉（寶，字國賢）有《國賢詩》一卷，皆以哭李西涯者，辭極悲愴。陸儼山深與修撰何粹夫瑭、盛希道端明謁文正於私第，議及國事,公手揮雙淚不能已。儼山以詩哭之，末二句云：‘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雙漣。’邵、陸皆賢，雖門人，決不阿所好，其言如此，則西涯之爲人可知，未可輕議也。”⑧案本陸深《儼山集》卷八十八《跋邵二泉西涯哀詞》，邵寶哭東陽詩今見《容春堂後集》卷十三。陸氏與李、何輩交好’論詩亦受影響,尙不乏己見。⑨①《明詩話全編》，頁1。96-1997。②卷一七一《集部·別集類二四》，頁丨494。③《李東陽續集•附錄■李文正公麓堂續稿序》，頁386。④《容春堂續集》卷八,有日ェ“以神童始，以元老終。師保兩朝,進退從容。紆紛納汙,辯幾信誼。力贊化原,民受其賜。學無標榜,而有典刑。四海之內，濟濟門生。歐未秉鈞,韓不入相。惟公文章,千載下上。”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七一《集部•別集類二四》，頁1494。⑥案此書前文謂凡此諸作,有近杜者，有近盛唐、中唐者,有近宋諸名家者,晚唐及元人無有也。但中間時出今人句語，有志於古者宜一切去之，以求近古。”其中“今人句語”不知何指;而“有志於古者宜一切去之,以求近古”又頗類七子口吻。⑦頁1。⑧卷二十二《國賢詩》，頁539，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⑨陸氏卒於嘉靖中葉,遠在李、何後,故晚年能較全面地評價復古派,如《儼山續集》卷+《與鬱直齋七首》之三謂方今詩人輩出，極一代之盛。……惜乎過於摹擬,頗傷骨氣。”卷十五《玉堂漫筆》更徑指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
其《詩話》有五則與《麓堂詩話》相應，“霍渭涯謂三字亦可成體”及“袁御史海叟能詩”，又稱王摩詰‘渭城朝雨’之詩謂之《陽關三疊》，相傳已久，而歌疊不傳。”似與《麓堂詩話》“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有關。⑩此外東坡嘗欲刪去柳子厚《漁父詞》後兩句,予亦欲取李太白《關山月》節卻後四句，不知古今人所見同耶否?”“《贈張籍詠雪》一篇，歐陽公不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撤〔散〕銀杯’爲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爲勝。但此亦未盡體物之妙。……至於‘松篁遭挫抑,糞壤獲饒培’，有激昂憤厲之氣；‘隱匿瑕疵盡，包羅委瑣該’，則所感者深矣。”都和李東陽的相關評論⑪有異，這也可以說是“不阿所好”吧？楊愼是李東陽晚年及門的高足,師生無間,詩學硏討也很熱烈。他在《刊二皇甫詩集序》裏說：慎早聞詩於李文正先生，曰：“唐人號能詩者無慮千家，其有傳者百餘集而止，其集可以諷詠興觀、難以章什拈摘者，自李、杜外，雖高、岑、王、孟，固有憾然矣。”又曰：“選唐者凡幾人，雖精驳相出入，然而良金美玉人共珍拾，未有隱焉者也。”慎周於是言，則取唐集之存者披之，其的然可傳者，昔人蓋嘗表之矣，棄餘雖富，平漫實繁。山林遐遠、篇籍罕具者，不必以未見爲恨也。⑫所載李東陽語和《麓堂詩話》“詩在卷冊中易看’入集便難看。古人詩集，非大家數’除選出者，鮮有可觀”及“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同義，⑬另參《匏翁家藏集序》：“昔人謂一代數人,一人數篇，其撕盡泯滅者弗論，今求之成帙之間’非世所最選者，亦難乎其爲觀矣。”⑭該文作於正德三年。楊氏還提到張泰“詩句淸拔，名於一時。其《正月十六日》詩……手書稿，愼於先師李文正公處見之。”⑮但他卻誤記唐錡“弘治間，……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之語，以爲的論，⑯難免疏漏，致貽誤後人。⑩頁4。可參《儼山外集》卷十九《停驂續録》“鄭漁仲（樵）謂‘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一節,未必不受李東陽聲律說的啟發,但強調:“今人能歌元曲、南北詞,皆有腔拍，如《月兒髙》、《黃鶯兒》之類亦有律呂可按,一如於耳,即能辨之。恐後世一失其聲,亦但詠月、詠鶯而已。此樂之所以難也。”則顯與李氏歸宿不同。⑪《麓堂詩話》頁2“柳子厚‘回看天際下中流’”條、頁14“韓退之雪詩”條。⑫《升庵遺集》卷二十六，《明詩話全編》，頁2838-2839。參《風雅逸篇》卷十《宛陵詩選序》：“若謂其全集有令人不滿意，則盛唐名家自李、杜外已然,人不數篇,理固爾耳。”《明詩話全編》，頁2889。⑬依次見頁17、7。⑭《李東陽集》（第三卷）卷四，頁59。⑮《升庵詩話》卷十《張亨父詩》，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830。⑯《升庵詩話》卷七《胡、唐論詩》，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774。兪弁《逸老堂詩話》卷下“唐子元薦詩本朝之詩”條疑本之，同前1331。案張泰實卒於成化十六年。
其實，細檢楊愼論詩,會發現他於李東陽多有隱駁之處,大約可分兩類:一是矯正李氏細節上的失察。如《升庵詩話》卷一《七平七仄詩句》蓋就《麓堂詩話》“詩有純用平側字而自相諧協者”條而發,⑰特別指出“梨花梅花參差開”作者爲崔魯，以正李“桃花梨花參差開”之誤;卷三《半山用王右丞詩》蓋就李氏“詩貴意”條引王安石“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⑱指出原句見王維《書事》;李氏以邵连“半江帆影落尊前”爲“有新意”，⑲楊則謂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爲奇絕’遂號爲‘邵半江’。然唐趙嘏詩有‘半江帆盡見分流’，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落樽前’。已落前人第二矣。”⑳二是詩學取向與李氏分歧。如李東陽稱賞劉辰翁、楊士弘，楊愼雖非一筆抹殺，卻說:“世以劉須溪爲能賞音，爲其於《選》詩、李、杜諸家皆有批點也。予以爲須溪元不知詩。……予嘗謂須溪乃開剪截羅緞舖客人，元不曾到蘇、杭、南京機坊也。”“(楊）士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對高樣更嗤之以鼻;■又如楊論莊昶晚年詩與李氏有別，列舉佳句亦無《麓堂詩話》所摘者李氏於《杜律》是否虞集所注不能確定楊則痛批其“旣晦杜意，又汙虞名，曷纔其板，勿誤人也。”■此外，《麓堂詩話》稱:“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稍，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余不能悉記也。”■而《升庵詩話•九字梅花詩》則指出:“元天目山釋明本中峰有《九字梅花詩》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疏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個撅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和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淸香故把新詩嘲。’”不但糾正了李氏系時的錯誤，補充了他所“不能悉記”的內容,而且借唐錡之口評論說此詩不佳。影不可言敲，又後四句有齋飯酸[餃]餡氣。”■除了李東陽的門生外，嘉靖年間，還有安磐、兪弁兩人,分別著有《頤山詩⑰頁13。⑲頁1。⑲頁24。⑳《升庵詩話》卷三《半江》，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679。■依次見《升庵詩話》卷十二《劉須溪》、卷九《許渾》，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888、822。案楊愼《千里面譚》卷上《初唐人蔡孚〈打毬篇〉》、《風雅逸篇》卷十《皇明風雅選略引》亦詆士弘,並見《明詩話全編》頁2730、2889。■參《升庵詩話》卷七《高様選〈唐詩正聲〉》，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784。■《升庵詩話》卷九《莊定山詩》，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808-809。■《麓堂詩話》頁14“徐竹軒以道嘗謂予曰”條。■《升庵集》卷五《閒書〈杜律〉》，《四庫全書》本》®頁12。■卷一，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636。參謝榛《四溟詩話》卷二，“九言體,無名氏擬之曰：‘昨夜西風搖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聲調散緩而無氣魄。”同前,頁1166。
話》和《山樵暇語》(後改編爲《逸老堂詩話》),較多地論及李氏詩學，前文也多曾徵引，兩者詩學造詣皆平平,而不乏資料方面的補益。如《頤山詩話》以下各條：李西涯云，謝方石好用“夢”字、“笑”（案當爲“一笑”）字，每（案當爲“間”）以語之，不易也。然不知方石尤好用“敢”字、“極知”字，十詩常七、八有之，比“夢”字、“笑”字爲尤多，西涯偶未之覺耳。西涯云，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仄高下亦相依倣。後見晦翁《答鄭文振》言：向見擬古，將謂祇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卻是學古人説話，意思語脈，皆要似他，祇換卻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脈、勢向皆效之也。觀於此言益信西涯之説。莊定山云：“天地以來元有此，蓬茱之外更無山。”李西涯錄爲佳句。國初王當宗詩：“三代以來方有學，六經之外更無書。”定山毋乃太相襲歟？近見《謝方石集》有“唐舜以來皆是道，許巢之外更誰班？”“兩漢以來皆智力，六經之外幾刪修？”“秦晉以來寧有治？虞周之上不同風。”方石未免坐此病也。■案《山樵暇語》卷一“古人善用助語作詩者”條實本末條，“當宗”作“彝常”。相對而言,兪弁於李東陽詩集涉獵較廣，對《麓堂詩話》也十分熟悉。但《山樵暇語》篇幅頗巨,且往往從李集中摘取詩句、軼事，津津樂道，而敘於”嘉靖丁未（二十六年,1547)”的《逸老堂詩話》僅上、下兩卷，凡此多從刪削，卻保留了對李氏的批評,懷疑受到風氣的影響。茲弓丨《逸老堂詩話》數則如下：《麓堂詩話》載同官獻諛之辭，如西涯專在虚字上用力，如何到得？又云西涯最有功於聨句。又云西涯所造，一至此乎？又云莫太洩漏天機。至若與吳文定公和“般”、“斑”韻，西涯公警聯俱載於内，文定和章不錄一句。文定未第時，有贈西涯詩，全篇俱栽。古人詩話未必如此。噫！涯翁天下士也，何必亦著此語？雖非自矜，亦未免起後人議論。天臺王古直有《述懷》詩“窮將入骨詩還拙，事不縈心夢亦清”之句，李西涯稱賞之，栽於《麓堂詩話》。余少曾見《唐宋詩選》一首，但忘其姓氏，詩云：“繞到中年百念輕，獨於風月未忘情。貧將入骨詩方好，事不縈心夢亦清。萬卷難圖金馬貴，一生長與白鷗盟。幸然不作諸侯客，猶恐江湖識姓名。”惜古直全篇未之見耳。■依次見《明詩話全編》,頁2121、2125。案李東陽《麓堂詩話》原文依次見頁21、7、15。
白樂天詩善用俚語,近乎人情物理。……李西涯《詩話》云，樂天賦詩，用老嫗解，遂失之麄俗。此語蓋出於宋僧洪覺范之妄談，殆無是理也。近世學者往往因此而蔑裂弗視。吳文定公讀《白氏長慶集》，有云：“蘇州刺史十編成，句近人情得俗名。垂老讀來尤有味，文人從此莫相輕。”■案末條透露出吳寬與李東陽論詩差異之處。大抵至嘉靖中期,圍繞著《麓堂詩話》的集中探討基本吿一段落，標誌著李東陽的詩學影響趨於削弱。然而，即便回顧上述說明，無論贊許或反對，實際上李氏從辨體入手的詩論體系已被完全解構，他特別強調“聲韻”這一點更幾乎失墜不聞。由於詩歌發展形勢的變化,李氏當時面臨的問題及嘗試解決問題的方法已不爲後人瞭解和採納，這也是無怪其然的。從此期到明未，《麓堂詩話》儘管得到“精切簡當”的好評■卻不免進一步的片段化，成爲霑漑詩壇的殘膏剩馥，甚至連名稱都隱而不見了。下面擇要排比數例,以見其概：《麓堂詩話》頁28:“巧遲不如拙速，此但爲副急者道。若爲後世計，則惟工拙好惡是論，卷帙中豈復有遲速之跡可指摘哉？對客揮毫之作，固閉門覓句之不若也。”敖英《東谷贅言》卷下：“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渭一夕而赋瀟湘，殊不知後之觀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麓堂詩話》頁5:“‘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卻自是詩家語。”鄧雲霄《冷邸小言》：“宋人‘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畢竟死皮無佳致，彼視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渺若河漢。故詩只用一、二字轉關點缀，便是化汞成金。”《麓堂詩話》頁18:“花木惟梅詩最多。..........准林君複‘暗香’、‘疏影’之句爲絕倡，亦未見過之者。恨不使唐人專詠之耳。杜子美才出一聨，曰：‘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格力便別。”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卷二外篇上：“詠物一體而賦、比、興兼焉。……他姑毋論，即如《梅花》詩，‘暗香’、‘疎影’兩語自是擅場，所微乏者氣格耳。‘玉麟’、‘素手’近而稍遠，‘雪滿山中’、‘月明林下’離而實合。老杜■依次見卷上1313,卷下1318、1319,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本，相應參見《山樵暇語》卷四、五、-,《明詩話全編》,頁2奶6-2467,2474,2444。案所涉《麓堂詩話》內容散見頁7、21、20、5、24、23、18、6。■周子文《藝藪談宗序》,《明詩話全編》，頁4802。案晚明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十五《總論》稱，“李賓之《懷麓堂詩話》首正古、律之體,次眨宋人詩法,而獨宗嚴氏，可謂卓識。其所引詩句雖多鄙拙,勿論也。”適見其不得要領。《明詩話全編》，頁6275。
‘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謂之情至語可耳，謂爲梅花傳神，吾未敢以爲然也。”《麓堂詩話》頁2:“柳子厚‘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坡翁欲削此二句。論詩者類不免矮人觀場之病。予謂若止用前四句，則與晚唐何異？”田藝蘅《詩談初編》：“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一篇，蘇子瞻欲刪後二句；謝胱‘洞庭張樂地’一篇，嚴儀卿欲刪‘廣平聽方藉’二句，皆不然。全章本自悠揚，去之則局促矣。”■可以說，隨著時間和風尙的變遷，到明末錢謙益重行鼓吹前，李東陽的詩學思想已幾近湮沒。二、詩論的門戶之爭如果說明弘治以前的詩學尙屬自然生發狀態,那麽七子興起後,顯然增加了矯情的成分。從古代詩歌發展的歷程來看，李東陽不僅是明詩的起衰者，他甚至還試圖扭轉唐、宋以來詩學沒落的局面，但其溫和主張沒能作到這一點。復古派的詩學底蘊不及東陽，理論準備也並不充分，卻果於以極端的訴求轉移風氣,這當中已帶有意氣的因素。尤其是政治與文學糾纏在一起後，宗派鬥爭就大大激化了。而這正是嘉靖以降政壇、文壇發生的情況。淸人賀貽孫在《與周白山》書裏慨乎言之：兩漢、唐、宋詩人、文人前唱後和，異代名家遞爲師承，同時作者互相激揚，有相長之益，無相倾之習，何其盛也！近世不然：何（景明）、李(夢陽）兩人既已矛盾，而應德（唐順之）、遵岩（王慎中）諸公復與元美(王世貞）、于鱗（李攀龍）門户角立。其後公安、竟陵出，掃前賢而空之。虞山（錢謙益）繼起，欲掩公安、竟陵之勝，彈射詆訶，更無虚日。當其拔幟樹幟，辄令學者從風而靡，既而風會遞變，議論迭新，人情厭常，各矜創獲，彼幟方立，此幟已奪。自明代以至於今，學術、文章皆如此。■就李東陽而言，如何判斷他在明中葉的作用與地位，便成了派系劃分的標誌性論題o■依次見《明詩話全編》，頁2218、6423、6680、3955。案謝肇淛《小草齋詩話》論及“玉鱗”、“素手”，疑本楊愼《升庵詩話》卷一<人日梅詩》：“李群玉《人曰梅花》詩：‘半落半開臨野岸，團情團思媚韶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亦有思致。‘玉鱗寂寂飛斜月’，眞奇句也，‘暗香浮動’恐未可比。”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637。■《水田居文集》卷二,《淸詩話續編》，頁183。
毫無疑問’弘、正以來，有不少論者或因門戶之見不深,或因有意調和其間，或流於隨聲附和、略無主見，對李東陽給與了肯定,並對他和前七子的關係作了不傷和氣的論述。如徐泰《詩談》即稱：“長沙李東陽，大韶一奏，俗樂俱發〔廢〕，中興宗匠，邈焉寡儔。”又說我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間，至宏〔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雖格調不同,於今爲烈。”■頗具代表性的是兪憲《盛明百家詩》之選，皇甫彷爲之作序，有云:“弘治、正德之間,何、李二儁力挽頹風，復還古雅。長沙李文正誘獎群乂，摘藻天庭。”其《鈐山堂詩選序》亦以李、何、徐“彬彬乎振藻詞林，而海內亦且嚮風矣。”■不過，從政治、文學兩方面著眼、對李東陽持批評態度的人,在李身後不久即出現了。首先値得留意的是孫緒。孫爲弘治十二年（1499)進士,於李氏多有不滿，曾指李“以才華名世，然漫不可否事”，■其《無用閒談》見聞親切。■另如遊潛《夢蕉詩話》卷上:“西涯李閣老以詩文雄海內,具耳鼻眼孔者皆知敬之。迨其晚年，氣萎節元lj，與時浮沈，頗多馮道之擬。”■胡纘宗有《可泉擬涯翁擬古樂府》，大抵服膺李氏詩論,■而《西玄詩集序》稱：“弘治間,李按察夢陽謂詩必宗少陵，康殿撰海謂文必祖馬遷,天下學士大夫多從之,士類靡然。而獻吉、德涵因得罪世之君子矣。”■隱約其辭,給人依違不決之感。前七子與李東陽的關係可扼要說明，他們對李非議原由不盡一致，時間不盡同步,力度也不盡相當，而且主要是李夢陽、康海和王九思三位陝西人。然而，隨著復古派聲勢的壯大，李東陽受到了更激烈與刻薄的批判。李開先的《對山康修撰傳》是非常典型的表態：■《明詩話全編》，頁1393、1394。■《皇甫司勳集》卷三十五，另參卷三十六《徐迪功外集後序》、《徐文敏公集序》及《解頤新語》：“崑崙張山人爲余道:先朝弘治、正德間，海內寧謐，學士大夫彬彬藻蔚。李文正公尤推轂後進，如關中李獻吉、大樑何仲默、吳下徐昌穀，起衰振秀，挽唐風而追魏晉之軌。邊、熊、王、薛嗣響接武。或一室晤言，或千里投劄,商確評定，凡宋聲元調，汰浣殆盡，三君之力也。”《明詩話全編》，頁3249。兪憲題《盛明百家詩•李文正公集》卷首，謂少師西涯李公奮跡神童，蜚英翰院。率意锬辭，才情天縱。學者覽之，足助敏贍。雖其格調稍殊，精純未逮，實一時風聲氣習之所致也。……平生好士喜文，未嘗少懈。”■《沙溪集》卷十二《無用閒談》。■案《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一《集部•別集類二四》論《沙溪集》曰其《無用閒談》有曰:文章與時高下，人之才力亦各不同。今人不能爲秦、漢、戰國，猶秦、漢、戰國不能爲六經也。世之文士，尺寸步驟，影響摹擬，晦澀險深，破碎難讀云云，其意蓋爲李夢陽發，可以見其趨向矣。”誠然。但又謂：“詩格頗近李東陽，而深以何孟春等注東陽樂府、稱其過於李、杜爲非。蓋譏譽者之溢量，非排擊東陽也。”則似未通檢《閒談》全文，急於周旋其間。頁1489。■《明詩話全編》，頁1521。■如《鳥鼠山人小集》卷十一《（劉辰翁）杜詩批註後序》頌劉“其庶乎?”卷十二《刻唐詩正聲序》亦肯定楊士弘《唐音》，見《明詩話全編》，頁2972-2973。■《鳥鼠山人後集》卷二，《明詩話全編》，頁2978。
國初詩文猶質直渾厚，至成化、弘治間而衰靡極矣。自李西涯爲相，詩文取絮爛者，人材取軟滑者，不惟詩文趙下，而人材亦隨之矣。對山崛起而横制之，天下始知有秦、漢之古作，而不屑於後世之恒言。■當時還流傳著惡毒咒駡李氏和楊一淸的打油詩:“堪嘆涯翁與邃翁,兩人皆起自神童。文章政事不多異，詭譎奸邪大略同。考試賣題涯怎恕？選官受賄邃難容。皇天莫道無陰報，個個敎他絕後宗。”李翊載之《戒庵老人漫筆》，謂:“巷議之口亦可畏哉!”■明末葉廷秀撰《詩譚》,內有《李西涯詩》一條，卻是極論其諡號“文正”爲不當。■何良俊論世、評詩都較平和,沒有從政治上過多挑剔李東陽，也充分肯定他對弘、正詩壇的積極影響。但在同復古派的比較中，何氏還是明顯地站在後者一方。他曾說元楊仲〔士〕弘所選《唐音》，小時見其盛傳，然格律甚卑，但音響淸亮,可備初學諷詠而已。”與李稱許《唐音》持異議。又謂：我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空同出，遂極力振起之，何仲默、邊庭實、徐昌榖諸人相與附和，而古人之風幾遍域中矣。律以古人，空同其陳拾遣乎?■此說看似平易，其實已比“成化以來，海內和豫,縉紳之聲喜爲流易，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敎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時則有李、何爲之倡”■一類的提法更甚一步，近乎王世貞的議論了。後七子之一的王世貞是以門戶之見評價李東陽的集大成者。將文學與非文學因素聯繫而言，並出以批判態度,這是王氏的一貫做法。王氏對《麓堂詩話》相當熟悉，《藝苑巵言》卷一開載前人論詩語，其中一條爲：“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又曰：‘法度旣定，溢而爲波，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卻厝之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三人後。可以說，將東陽與前七子對言，也是王氏的慣技。如謂：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號爲巨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隨就，即事分題，一唯拙速，和章累押，無患才多。北地矯之，信陽嗣起，昌榖上翼，庭實下毗，……一掃叔季之風，遂窥正■《李開先集•閒居集》卷十,《明詩話全編》，頁3391。■卷一《嘲李、楊二相》，《明詩話全編》，頁3488-3489。案李諸子皆夭,而楊則無子。■卷四,《明詩話全編》，頁9214-9215。■依次見《四友齋叢說》卷二十四《詩一》、卷二十六《詩三》，頁223、233-234。另參《詩三》“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康滸西、邊華泉、徐昌谷一時共相推穀，倡復古道”云云，頁235。■陳束《陳後岡詩文集•蘇門集序》，《明詩話全編》，頁3745。■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956。所引依次見《麓堂詩話》頁2、7。
始之途。天地再辟，日月爲朗，詎不嫩哉!■後列明詩七律、五律摘句,則絕不及李。又如：長沙公少爲詩有聲，既得大位，愈自喜，攜拔少年輕俊者，一時争趙暮之。雖楷模不足，而鼓舞攸賴。長沙之於何、李也，其陳涉之啟漢高乎?■是爲王世貞就李東陽與七子關係留下的最經典的比擬,尖刻有餘，其實並不準確。王氏對李詩的正面品評爲：“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澹沲，而易見底裏。”■《明詩評》於“李文正東陽”亦稱：東陽髫年供奉，早捷賢科，一時才名大噪，晚登三事，鈞握二紀，聲施四垂,詩家達者。惜乎未講體格,徒逞才情，枚生累紙，少遊揮毫，角險争捷，加災墨卿。予嘗譬之如積潦成陂,雖復汪洋，輕淺易涸。■又目爲“通爽”，“可兼能而不足”，屬次流。■有關王世貞對李東陽《擬古樂府》的看法，涉及到所謂的王氏“晚年定論”說，這裏須稍加補充。王氏曾一再批評《擬古樂府》爲“史斷”、“鬼道”，直到《書李西涯古樂府後》始作反省：吾向者妄謂樂府發自性情，規沿《風》、《雅》，大篇貴樸，天然渾成，小語雖巧，勿離本色。以故於李賓之《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議論，過爾抑剪，以爲十不得一。自今觀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聲語斷爛者而模仿之，以爲樂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顰、邯鄲之步而已。■事實上，王氏對復古派摹擬之失早有認識，曾說正變雲擾，剽擬雷同，信陽之舍筏，不免良箴，北地之效顰，寧無私議?”■惟對和他共撐局面的李攀龍諱而不論。迨“晚歲虛橋氣退”，■始一方面勇於指斥“字字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聲語斷爛者而模仿之”，“亦西子之顰、邯鄲之步而已”，另一方面，於李東陽能識異量之美，許其“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但這並不意味著取消了原有的不滿。晚年的王世貞主要是變得■《藝苑巵言》卷五,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1023-1024。■《藝苑巵言》卷六,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1044。■《藝苑巵言》卷五,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1033。■《明詩話全編》，頁4382。■《藝苑巵言》卷六,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1046。■《讀書後》卷四。■《藝苑巵言》卷五,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1024。■錢鍾書《談藝錄》，頁386。
謙虛、包容了,而不是像錢謙益強調的那樣思痛改前非而不及。（可參看筆者另一文章〈錢謙益與‘茶陵詩派’的構建〉■。三、小結文學批評史上“茶陵派”一詞的提法實有欠妥。透過《麓堂詩話》文本及李氏其他生平著作看到,李東陽去世時，他與前七子的詩學猶未激化。屬是錢謙益構建“西涯一派”說，並一手造就了“衝突”。紀昀撰《四庫提要》，更是詩文並舉。就復古派“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訴求而言，似乎詩、文尙可合觀,實則仍不若析言之爲愈,何況“茶陵一派”根本沒有可供如此概括的理論呢？退一步講，即便這種詩、文交涉的討論有其可取之處，但也代替不了詩、文各自的討論，更解決不了詩派、文派本身的問題。究竟如何界定一個“詩派”？可從自覺（主觀）和自發（客觀）兩方面來看。所謂自覺,是指一批時代相同或不同的詩人共同服膺、信守和努力實踐某種明確的詩歌主張,像北宋的西昆體詩人，南宋的四靈，明代的七子派、竟陵派，近代的南社詩人,以及從兩宋訖於淸末民初的江西詩派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所謂自發,是指詩人在相近的條件下，對於某種詩歌主張不謀而合,對於某種詩歌實踐不約而同,可以同時相契’也可以異代相符,後人出於硏究之便，不妨目爲詩派，像田園詩派、邊塞詩派等，就是這樣。而不少從身份、時間、地域等角度來劃分的詩派，揉雜多種因素，往往宗旨參差，不應看作嚴格意義上的詩派。反觀“茶陵詩派”，自屬非嚴格意義上的詩派。首先，它甚至未曾凝聚一批眞正的詩人，以其主要成員爲例,除李東陽外，時輩中的張泰、陸鈸、謝鐸均不成家,紀昀論“茶陵詩派”，已置之勿道;弟子輩中惟石珎、邵寶、顧淸僅可自立，羅Í己則以文名（且與東陽異趣），魯鐸、何孟春備員充數而已。其次，這些人論詩容有交通之處，但李氏的詩學思想並非他們“共同服膺、信守”的“明確的詩歌主張”，更不要說“努力實踐”了。再次,“茶陵詩派”旣不是這些人的自我標榜，也不是時人的比擬稱呼,直到《列朝詩集》流布前都無“派”之一語，■直到《四庫全書》纂修前都無“詩派”之一說。所謂平等的交流並不等於平均的水準,密切的應酬也不等於眞切的印可。李東陽周圍的確簇擁著很多人，但主要以同僚、友朋、弟子、下屬等關係相維繫，特別當他身爲‘宰臣’而‘以文章領袖縉紳’後，權力與文章混合一體，究竟哪個■《東吳歷史學報》，第二十一期,頁1。■若明季陳子龍等編《皇明詩選》，猶謂東陽“無與宗派”，卷二,頁115,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
更爲人矚目已很難明辨了。實際上,如果剔除人事關係，這個“圏子”留給純粹詩學的東西極其有限，對李氏詩學精髓著作《麓堂詩話》，更少有深究。才有文章開始的感慨:“李東陽的詩學思想精華日就湮沒”。
論中國小説史料學中的“朱氏體系”石鐘揚*一、引言中國古代小說長期生活在傳統文化的傲慢與偏見之中，或被視爲“君子弗爲”之“小道”①，或被摒於“可觀者九家”之外②痛苦地掙扎着。而小說硏究在中國則向來不算正統的學問，因而明淸之際李贄、金聖嘆的小說評點被正統文化斥爲異端。對小說史料之捜集.則似乎更等而下之，因而中國小說史料長期散佈在各類古籍之中，無人作一專門化的整理硏究。致使到20世紀20年代胡適作中國章回小說考證時,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東西”自然是小說史料。魯迅爲寫《中國小說史略》而“廢寢綴食，銳意窮捜”小說史料③。書成之後仍每每慨嘆“依據寡薄，時慮訛謬”。雖“久置案頭，時有更定”④,即使是修訂本仍於小說史料之運用上多有失誤。鄭振鐸更浩嘆當年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硏究古典小說,多有“暗中摸索之苦”⑤。足見小說史料，堪稱小說硏究之基礎工程;無此基礎工程,任何高明的硏究都只能是空中樓閣。“五四”新文化運動，以白話文爲中國文化之正宗，以中國古代通俗小說作爲推行白話文的“敎本”。陳獨秀、胡適等紛紛討論、硏究中國小說，策劃由亞東圖書館標點排印了一大批中國通俗小說之名著。以魯迅在北京大學等高校講授中國小說史爲開端，中國古代小說才堂堂正正地走上大學講堂,成爲其選修課乃至必修課。這一切使中國古代小說以前所未有的英姿’投入了世紀之初的文化批評與文化建設。這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小說的歷史命運與地位。正*石鐘揚:南京財經大學新聞學學院敎授。①見《論語•子張》。按，此語原係孔丘學生子夏所說。②班固《漢書•藝文志》③魯迅《小說舊聞再版序言》④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後記》⑤鄭振鐸《中國小說史料序》，見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卷首。
是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在“五四”運動前後才陸續有搜集、整理小說史料的著作出版。然而幾十年來，幾乎以畢生智慧致力於中國小說史料之捜集、整理，在一個相當貧瘠的基地上築起了一座中國小說史料的長城,在一個龐雜無序的學科領域初步建立了中國小說史料學體系的學者，捨朱一玄，在中國似乎找不到第二人。當代中國小說硏究界浮躁之風相當嚴重。不以言之無據、言之無物爲耻，反以新學自炫，在老少學者中都不乏其人。此風不變,欲振興中國文化，推動中國小說硏究健康深入地發展，自然只能是水中撈月。値此之際，硏究認識朱一玄小說史料學體系及其治學精神，實在有着特殊的意義。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曾遊學朱一玄門下,此後先生每有新著必先賜我，並不斷以書信爲我解惑，惠我良多。爲學界、爲先生、爲私衷,我都願不避愚拙，謹寫一傳，專言先生之學術成就與治學精神。二、論朱一玄編著的結構體系朱一玄出身於山東桓臺一個耕讀之家,少年時代唸過十年私塾，靑年時代又在濟南第一中學、北京師範大學、西北聯合大學、四川大學接受過新式敎育，使他舊學新知皆有雄厚根基。朱一玄早年雖曾熱愛過寫作，在大學時期也曾在《世界日報》等報刊上發表過《師大窮的眞諦》等作品，但他自小就對文化史料有着更爲濃厚的興趣。這或許是天賦，或許是師友影響使然。早在私塾時代，朱一玄就捜集、鈔錄了包含喪葬民俗、儀式的應用的文字《喪禮半夜鐘》一書,並匯編了一部《輓聯大全》。在大學時代，曾動念把張之洞《書目答問》一書，用“十進分類法”重編,並將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等增補進去，以成一部新的文科書目。大學畢業前,他主攻元曲，畢業論文即爲《元曲釋詞》。大學畢業後，在遂寧師範任敎時,又編寫油印了《新式標點符號使用法》等敎材，捜集注釋了《川北民歌選》（稿佚）。這些文化史料雖不是小說史料，卻爲他日後的致力於小說史料學建設作了方法與毅力方面的錘煉。朱一玄主治中國古代小說,並與之結下不解之緣,是自1946年應聘南開大學中文系的第二年開設“小說戲曲選”（選修課）始。五十年代初期，朱一玄由敎中國古典文學轉而專敎明淸小說，並開設了“水滸傳專題講授”課。爲提高學生的科硏能力，他從政書、類書、史書、方志、筆記、雜著、書目以及別集等各類古籍文獻中,爬羅剔抉，分門別類，編成《水滸傳參考資料》。1964年,在此基礎上與劉敏忱合作,編成《水滸傳資料匯編》，交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65年排出淸樣,中經“文革”，直到1981年才修訂定型出版。從動手編寫到修訂定型，在
體例上朱一玄經過了漫長的摸索過程。從開始的單篇資料的匯編，到後來的以主題分編(即一篇資料以其功能的差異分割成若干片斷，分別編入相應的類別），是逐步完善的。各條資料的標題,開始時或用書名，或用篇名，沒有統一的體例。後來改爲對於史籍和筆記採用書名，對於詩文則標出題目，並在其末尾註明所在書的位置。分編後，各編的標題開始文字較多，如:一、本事編，原標爲《水滸傳》成書以前有關宋江等人的歷史記載和文藝作品;二、作者編，原標爲施耐庵和羅貫中的資料;三、版本編，原標爲各種版本的資料;四、評論編,原標爲明、淸、近代名家的評論;五、注釋編，原標爲淸程穆衡《水滸傳注略》等幾家注釋;六、影響編，原標爲《水滸傳》的影響。經過仔細斟酌,特別是分析了中華書局《古典文學硏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的分類法（其除卷一爲作者材料外，其餘四卷均爲按資料的文體分卷）之後,朱一玄認爲與其按文體分類,不如按用途與內容分類,讀者使用起來更方便。他修訂《水滸傳資料匯編》時在北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結識了正在修訂已由中華書局內部出版《水滸資料匯編》的馬蹄疾，同氣相求，相互切蹉，共同商訂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簡化分編標題文字，最後確定分爲本事編、作者編、版本編、評論編、注釋編、影響編。鑒於有關《水滸傳》的硏究資料非常豐富，對於少數價値不大或重覆過多的資料未予收錄，但爲了給使用者提供尋找這些資料的綫索，朱編在有關資料下設編者注，盡量寫出這些資料的篇名和出處。朱一玄在長期的摸索與實踐中，深知編輯小說史料,最關鍵的工作在於建立完善的體例。《水滸傳資料匯編》的編定，已基本確定了他日後不斷完善的小說史料體例。他編寫《水滸傳資料匯編》時，也順便捜集了一些有關《三國演義》等其他幾部古典小說的資料。而百花文藝出版社也有繼續出版其他古典小說資料的興趣,1965年朱一玄便與該社商定編撰《古典小說資料叢刊》。雖經“文革”之厄，一直到1977年百花文藝出版社社長林吶仍認定此項工程之可行。1981年以後，由於出版社必須在經濟效益中求生存，才不得不中止出版叢刊的計劃。但那基本定型的中國小說史料的體例與建設中國小說史料叢刊系列的宏願，卻極大地激勵着朱一玄去辛勤筆耕。他夜以繼曰，無間寒暑,時刻不忘編撰成體系的古典小說資料書與工具書。朱一玄所編小說史料著作,分爲專書資料、專題資料、綜合型資料等多種類型。開始是《水滸傳資料匯編》（49.2萬字，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出版）、《三國演義資料匯編》（66.2萬字，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出版）、《西遊記資料匯編》（30.4萬字，中州書畫社1983年出版），此3種均與劉毓忱合編。還有《金瓶梅資料匯編》（48.6萬字,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聊齋志異資料匯編》（48萬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儒林外史資料匯編》（45萬字，與劉毓忱合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紅樓夢資料匯編》（77.5萬字，南
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等共七部專書資料。接着又編寫《古典小說版本資料選編》(外3種:《古典小說資料書序跋選編》、《金瓶梅詞話人物表》、《儒林外史人物表》，71.2萬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紅樓夢人物譜》（15萬字，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7年出版修訂本）、《紅樓夢脂評校錄》（41.2萬字，齊魯書社1986年出版）、《三國志通俗演義故事編年》、《水滸傳故事編年》、《金瓶梅詞話故事編年》、《儒林外史故事編年》等十個專題資料。以後又發展到以時代劃分的《明淸小說資料選編》(101.7萬字，齊魯書社1990年出版)這一綜合型的小說資料。繼而又編了有關中國小說的辭典與書目。《聊齋志異辭典》(與耿廉楓、盛偉合編,91.2萬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國神怪小說鑒賞辭典》(與陳桂聲共同主編，珠海出版社）、《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與劉葉秋、張守謙、姜東賦共同主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與寧稼雨、陳桂聲合編,人民文學出版社）等著作仍屬小說史料的範疇，只是與前述“資料匯編”在形式上稍有不同。朱一玄另外還編撰了《古典小說戲曲書目（1949—1985)》（與董澤雲、劉建岱合編，31.5萬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元明文學史參考資料》(與陳桂聲合編，吉林文史出版社）、《文史工具書手冊》（與陳桂聲、李士金合編,150萬字，遼寧敎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等三部書目與資料。這樣，朱一玄編撰的範圍又有所擴展。綜上所述,可見朱一玄以中國小說史料爲核心的編撰結構’是一個不斷外延的完善體系，若以圖示之，則或更醒目。朱編中國小說史料叢書，是一個不斷外延不斷補充的結構體系。其起步於專書資料,而以專題資料輔之，以應某種特殊硏究之需,繼而以綜合型資料拓展硏究視野。因專書資料只以明淸小說中的幾部經典名著爲對象，而綜合型資料則共收自明初至淸末281種小說的資料，其中有相當數量的二三流小說從未有人問津過。此爲朱編結構之核心層次。至於中國小說辭典，也是由專書到全方位的大辭典，收錄自秦、漢至民初之文言小說，自唐五代至淸的話本小說，自明初至民初的章回小說，評論、版本、叢書、期刊•、硏究著作乃至硏究機構，正文之後尙有“中國古典小說在國外”，“中國古典小說同書異名錄”等8種附錄，再輔以《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收文言小說正名2077種，異名443種，共2520種;白話小說正名1480種,異名756種，共2236種。兩者全書共收正名3557種，異名1199種,總計4756種）。此前孫楷第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收670種），柳存仁之《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
要》（收131種），江蘇社會科學院之《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收1155種），以及程毅中之《古小說簡目》（收520種），袁行霈、侯忠義之《中國文言小說書目》(收2240種)⑥，皆僅各執一端之著述，未如朱編幾乎一網打盡中國文言、白話小說,囊括了迄今爲止所有小說書目和新近發現的全部中國小說,成爲集大成之巨著。此爲朱編結構之第二層次。中國小說之近鄰爲戲曲，其內容與創作方法之相輔相成，是中國文學的一大特點,朱編因而有小說戲曲書目之合璧。這是第一部介紹建國以來有關古典小說、戲曲作品與硏究論著出版情况的專用工具書，全書收錄書目4000種。這就便於硏究者找到中國古典小說戲曲之最新版本與最新硏究信息。中國小說尤其是明淸小說是元明淸文學的主流,中國小說硏究不能脫離其同時代之文化背景’朱編因而有《元明文學史參考資料》。朱一玄在編撰實踐中深知中國小說史料之捜集與中國小說之硏究都離不開中國文史工具書之運用，而其在敎學中發現諸多靑年學生以至靑年學者都不善使用文史工具書，因而有《文史工具書手冊》之編寫。劉葉秋先生序云：“《文史工具書手冊》按字典、辭典，書目、索引，政書、類書，年表、圖譜等四大類,輯錄有關資料,於古今著作,皆經網羅;即近年刊行諸工具書,亦均輯入,採擇甚豐。硏究文史，於此査檢適用的書目，有如按圖索驥，極爲方便在當前的各種工具書中，確實可以自張一軍”⑦。其爲中國小說乃至中國文史硏究者鋪路架橋，用心之細，用力之巨，可謂世所罕見。此爲朱編結構之第三層次。.在中國小說史料體系之外，朱一玄還有《瓶外卮言校點本》（魏子雲《金瓶梅詞話注釋[增訂本]》附錄，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警世痛言校注本》（與宋常立共同校注，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今世說注》（歷代筆記小說叢書，珠海出版社）、《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校點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四部。其爲自己中國小說史料編撰及友人與後學中國小說硏究著述所作之序跋，計有60餘篇。朱一玄所編撰之中國小說史料方面的著作總共30部，已逾1000萬字。其由中國小說名著到一般作品，由專書到專題到綜合到外圍,幾乎是構造了一套中國小說硏究之百科全書。⑥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版;程毅中《古小說簡目》，中華書局1981年版;袁行霈、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書目》，北京大學出版社〖981年版。⑦劉葉秋《文史工具書手冊序》，朱一玄等《文史工具書手冊》,遼寧敎育出版社1989年版。
三、論朱一玄小說史料學體系如果說朱一玄中國小說史料編著的結構體系中第二、第三層次屬廣義的中國小說史料，那麼其第一層次則屬狹義的中國小說史料。上面粗略地描述了朱編整體結構體系，這裏則進一步探索其狹義的中國小說史料之結構體系。作爲狹義的中國小說史料在朱編中有:專書資料、專題資料與綜合型資料。其中專題資料,旣是資料又是硏究成果，小說故事編年與人物表，都是精心製作的產物。如《紅樓夢人物譜》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賈氏譜大要》的體例，把人物世系及親戚關係用圖表列出，庚辰本列男304人，女296人,共計600人。程乙本列男368人，女304人，總672人。且附有《人物年齡對照表》、《人物生日表》、《人名索引》,標出人物在書中首次出現的回目（有的人物表還列有在書中出現的回目）。這種人物表編起來極爲複雜，用起來則方便。對有疑難的地方，再加注說明，庚辰本人物表出注57條，對77個人物作了簡略有力的考證;程乙本人物表出注68條，對88個人物在兩個版本中的不同及程乙本在人物更動上的功過作了考證與評論，極見功底。《紅樓夢脂評校錄》則是在兪平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的基礎上將8種版本的脂評，分側評、眉評、夾評、回前回後評等加以校錄，成爲“收羅最爲完備編排較爲淸晰的脂評資料集”⑧。對此則不細談，而着重談專書資料與綜合型資料之編寫體制及成就。專書資料以明淸小說中的七大名著爲對象。其中明代小說四大奇書《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分別代表了英雄傳奇、歷史演義、神魔小說、世情小說之高峰。而淸代的三部小說《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則又分別代表着擬古派、諷刺派、人情派小說之高峰。群峰聳立，支撑着明淸小說的藝術宇宙。其間《紅樓夢》則爲中國古典小說之最高峰。中國古典小說於此七部名著之外，再難找到第一流之作品。這七部名著，也是中國小說硏究之熱點。幾乎每部名著身後都跟隨着一支龐大的硏究隊伍。因而朱一玄選擇這七部小說名著，爲每部小說編一本小百科全書式的專書資料是有識力的。這七部名著之專書資料，也是朱編結構體系中的重點工程。七部專書資料則又自成結構體系,即大致分爲本事編、作者編、版本編、評論編、影響編等五個梅花瓣。在具體操作中則根據專書實際，稍有變化，如《紅樓夢》未設“本事編”，《儒林外史》未設“影響編”，《水滸傳》多一“注釋編”。《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於正編之外另設“附錄編”，以《金瓶梅詞話人⑧陸林《紅樓夢脂評校錄》辭條,見趙國璋等《文獻學辭典》，江西敎育出版社1991年版。
物表》、《金瓶梅詞話故事編年》、《張竹坡所列西門慶房屋佈局》、《儒林外史人物表》、《儒林外史故事編年》、《吳敬梓及儒林外史硏究論文索引》、《榮國府院宇示意圖》、《大觀園平面示意新圖》等作爲附錄，在穩定的結構中顯示了運用的靈活性。而其五編式的結構體系則體現了朱氏明確的小說史料書籍編寫原則。其一,本事編。中國古代小說可分爲兩大類，一爲積代演變型的，如朱編七部名著中的《三國》、《水滸》、《西遊》；二爲文人獨立創作型的，如朱編中的《金瓶梅》、《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前者皆有本事可考，即使是文人獨立創作的也都有故事原型與人物原型可求索，唯《紅樓夢》按胡適之“自叙傳”說其本事與作者同源，故朱編略其“本事編”。從文學發生學觀念看，朱編對作品本事之求索完全不同於“索隱派”之對號入座，而在於探討從生活原型到文學形象的創作方法與規律，更爲瞭解文學作品從初具模型走向高度典型提供了必由之路。其二，作者編。由於歷史的偏見，“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爲文學家”⑨。小說作者名不見經傳，有的甚至不敢或不願將自己的名字署之於作品之上。中國小說作者之史料不僅極少而且極其零散,致使有的小說如《水滸》、《金瓶梅》、《紅樓夢》作者之謎，久訟難決;有的作家之生平事蹟極其朦朧難辨,如施耐庵、蘭陵笑笑生。“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⑩所謂知人論事，知人論文,在中國小說硏究中實爲相當薄弱的一環。朱編則爲深入硏究中國小說創作主體提供了豐富的原始史料。其三，版本編。中國古代小說之出版歷來不正規，各種書坊刊刻之風格不一（有的甚至隨意改動原文），同一書的各種版本之風貌不一，因版本之不同甚至同一作品顯示了不同之主題思想與藝術成就，同一人物顯示了不同思想性格與藝術風格。對中國小說版本之求索，或由此引起的小說版本之爭，始終是中國小說硏究中的熱門話題。朱編則爲中國小說版本硏究提供了可參考的綫索。其四,評論編。這是朱編的重頭戲。中國小說硏究史上對小說文本之硏究大體有三種類型：一爲評論派，以序跋爲主要形式,偶有專文輔之。二爲評點派，以李贄評點《水滸》開其端，將詩文評點的方法弓I入小說評論,是中國小說硏究的一大特色;同一部小說往往有衆多評點，也有同一評點家對同一小說多次評點,如脂硯齋評點《石頭記》就至少有四次之多。三爲雜評派，他們非專評小說,或非專評某一小說，只是在其文章（有時爲詩詞)中偶一言及小說或某一作品,雖爲雜俎亦時有可觀之辭。朱編對多類史料作了大規模的捜集，爲我們進⑨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樣做起小說來》。⑩《孟子•萬章下》
行小說文本硏究、小說批評史硏究、小說美學硏究，都提供了豐富的寶藏。其五，影響編。朱編七部小說名著，各自代表了一種創作模式的高峰,每一部名著都引出了一大批同類型的小說，並多被改編爲各種劇種的戲曲作品。不僅如此,它們對社會乃至中國的民族性格與精神都有着不可抹煞的影響，誠如魯迅所言:“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着小說，甚至還靠着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⑪。因而朱編除《儒林外史》沒有影響編外（其實《儒林外史》對晚淸譴責小說乃至魯迅小說都有影響），都細列這些名著對小說、對戲曲、對社會的影響，讓人旣看到小說名著的文學影響，又能看到小說名著的文化效應。中國小說硏究五彩紛耘，千頭萬緖。綜其大較，大抵不出朱編之五大範疇，儘管不同硏究者在側重點與方法上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由此逆推足見朱編專書資料之結構體系，完全是從中國小說硏究的實際出發並以此爲依據的。而朱編之前之後的各種小說史料書籍之分類均較隨意與雜亂,不如朱編之整齊劃一且方便適用。這大概是朱編受到小說硏究者之普遍歡迎的根本原因。《明淸小說資料選編》，就整個小說史而言它是斷代的，就明淸時代的小說而言它是綜合型的。這本書參照並綜合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袁行霈、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書目》等書對古代小說的分類原則，自創新則，將所收明淸小說分爲七編:第一編歷史小說，收“講史”類作品，先按故事的朝代次序排列，而於每一朝代中再以作者時代爲次;第二編俠義小說，收“說公案”的作品，又按其內容分爲“俠義”和“精察”兩個子目；第三編神魔小說，收“靈怪”類作品;第四編世情小說，收“煙粉”類作品,又分“人情”、“狹邪”、“才子佳人”、“英雄兒女”、“猥藜”五個子目；第五編諷諭小說，又分“諷諭”、“勸誡”兩個子目；第六編話本小說，收白話短篇“總集”；第七編文言小說。具體到每一部小說的資料，一般以史料著者時代先後爲序。惟《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六部小說的資料,先按內容分類（前三部分爲作者、本事、作品三類,後三部分爲作者、作品兩類），然後再將各類資料按其著者時代先後排列。《明淸小說資料選編》收錄了自明初至淸末281種小說的資料，包括小說的序跋、凡例及有關考證、評論（與專書資料相比，主要削弱了版本與影響方面的史料），共計100多萬字。它不僅爲以名著爲主體兼及其他衆多作品的中國小說硏究格局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更從一個特定角度大規模地展現了明淸小說的發展脈絡與硏究歷程。實際上，迄今爲止還沒有一部小說史或小說批評史以如此巨大的篇幅與史料去論述過明淸小說，或明淸小說批評。難怪其成爲朱⑪魯迅《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曰記》
一玄最得意的一部小說史料編著。無論是專書資料還是綜合型資料，朱編有五項操作規範。一是取材只收古、近代的資料，即輯錄“五四”運動以前的論著，朱氏在浩瀚的古籍中搜求，在龐雜的文獻中篩選，朱編取材極其豐富又極其精當。“五四”以後有關考證的資料則只酌情略收少量。旣有原則規範，又有適當的靈活度,從而擴大信息面，開拓硏究者之視野。二是所收資料皆保存其本來面貌，但也不是原文照錄，而多作了精當的校勘。對於所收資料原文中的錯字或應刪去的字，對於擬改上去的字，對於增補的或注釋性的文字，均不徑刪、徑改、徑補，而以各自特殊而總體規範的符號標出，這樣旣存其眞，又勘其誤。三是各條資料的標題，對於史籍和筆記採用書名，對於詩、文則標出原題，並在其末尾註明所在書的位置,以醒眉目。四是鑒於蔣瑞藻《小說考證》所輯資料只有書名，未注著者、卷數和版本；魯迅《小說舊聞鈔》雖寫出卷數並在《引用書目》中著錄了作者,卻仍未註明版本;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又只有著者而沒有卷數與版本，使用起來都不方便，朱編所收資料盡可能査對原書,註明著者、卷數與版本,大大方便了讀者。除上述四項之外，朱編還有一項重要的操作規範，那就是朱氏在衆多的史料原文下加有“編者注”。這些編者注有多種功能，以《明淸小說資料選編》爲例,大致可分爲:一、對小說作者的考證，如《水滸傳》作者部分《施耐庵世籍考》(胡瑞亭）的“編者注”弓丨用劉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一文的《幾點簡短的結論》，內云“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項眞實可靠的、能排斥任何反證的人物、史料可以證明施彥端即《水滸傳》作者施耐庵”。二、對小說書名的解釋，如《前後七國志》的“編者注”云:“«前七國志》，即《孫龐演義》，明吳門嘯客撰。《後七國志》，即《樂田演義》，淸徐震撰，題古吳煙水散人演輯。”三、對資料作者的考證，如《明容與堂本水滸傳》卷首有四篇評介文字，其中《批評水滸傳述略》爲明懷林作,另三篇《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水滸傳一百回文字優劣》及《又論水潘傳文字》未題作者,朱編定爲明無名氏作，並在《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下加“編者注”云此文及以下《水滸傳一百回文字優劣》、《又論水滸傳文字》兩文，《明容與堂本水滸傳》均未題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75年影印《明容與堂本水滸傳》的出版說明中，認爲書的正文前的四篇文字，全是懷林作。”再如《西遊記序》(元虞集）的“編者注”云：“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五云：‘《西遊證道書》一百回，淸汪象旭評。自象旭此書始冠以虞集序,以爲邱長春作，並謂得古本，據增《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仇報本》一回，實則此回乃象旭自爲之，與古本無涉’。按:明人吳承恩《西遊記》，自不可能先有元人虞集爲之作序。那麼,《西遊證道書》的這篇序文，便有了兩種可能，一是汪象旭假託虞集之名的僞作;二是汪氏自他處移來放在這書的前面，但目前尙未在《道園學古錄》等書
中找到此文，只能存疑。”四、對資料版本的考證，如《武穆精忠傳序》（明李春芳）的“編者注”云:“《武穆精忠傳》冠以李春芳序，乃誤以《精忠錄》序移置此書者。”五、對資料內容的評介，如《朴通事諺解》（朝鮮邊暹等）的“編者注”云：“《朴通事諺解》是一部朝鮮人學習漢語的敎科書。裏邊所弓I《西遊記平話》殘文，可以作瞭解吳承恩《西遊記》創作過程的參考（參看趙景深《談西遊記平話殘文》，1961年7月8日《文匯報》）。”六、對資料的取捨的說明，如《三國演義》本事資料，便在《三國志•諸葛亮傳》（晉陳壽）後加“編者注”云：“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無疑是《三國演義》小說的最重要的歷史依據。但由於卷帙浩繁而又容易看到，這裏就只舉《諸葛亮傳》的正文作爲代表。”對於有參考價値卻未收的資料,也在“編者注”中存目，以便讀者檢索。如《水滸傳》本事編《茶香室續鈔》(淸兪樾）的“編者注”云;“《茶香室三鈔》卷三有《高俅》條，卷七有《-丈靑》條，《茶香室四鈔》卷三有《劉豫》條。”朱編中這些編者注不僅大大擴充了其小說史料的容量，更大大增強了朱編的學術性。朱編中國小說史料的“五編結構”與五項操作規範，就構成了其完備的中國小說史料學體系。四、論朱一玄的學術地位中國小說史料的專書，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才陸續出版。較早的是1916年出版的錢靜方的《小說叢考》，對所收作品雖與正史、野史、私家筆記相比勘,以考證它的來源是否有據，但它兼及戲劇、傳奇、彈詞，而小說的分量甚少。其次是191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蔣瑞藻的《小說考證》，輯錄有關金元以來470多種小說戲曲的作者事蹟、作品源流、內容情節及前人對作品的一些分析評價等資料，並包括一部分晚淸以後的翻譯小說的資料，眞正的中國古代小說史料大概只佔全書的四分之一（1931年蔣氏又出版了《小說枝談》，所收者仍是戲曲多於小說）。這種雜蕪現象反映編者缺乏嚴格的小說觀念。直到1926年出版的魯迅《小說舊聞鈔》，才專收小說史料，且考證精當，歷來爲學人所稱道，但畢竟只收了41種小說史料。後來孔另境又在《小說舊聞鈔》的基礎上採錄宋元明淸各家筆記中有關小說的史料兼收蔣編中小說史料，編成《中國小說史料》，初版於1936年，涉及小說66種。這些都屬綜合型資料，五十年代均被再版。從“解放”到“文革”新出版的小說史料書籍也屈指可數。如專題資料有兪平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出版）、何澤瀚《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王曉傳（即王利器）《元明
淸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阿英《晚淸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硏究卷》（中華書局1960年出版）、魏紹昌《鴛鴦蝴蝶派硏究資料（史料部分)》（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出版）、故宮博物院明淸檔案部《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等;專書資料有魏紹昌《老殘遊記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孽海花資料》（中華書1962年出版），一粟《古典文學硏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中華書局1963年出版）、馬蹄疾《古典文學硏究資料匯編•水滸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77年內部發行，1980年正式出版)等。這些小說史料書籍雖較解放前的大有進步，但仍較雜亂，未建立完整的體系。“文革”之後，以朱編小說史料爲主體，各家出版社出版了爲數可觀的小說史料書籍。專題資料有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曾祖蔭等《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選注》（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年出版）、大連圖書館參考部編《明淸小說序跋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出版）、江蘇社會科學院《施耐庵硏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劉操南《桐花鳳閣評紅樓夢輯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哈斯寶《新譯紅樓夢回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等;專書資料有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欒星《歧路噔舊聞錄》（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侯忠義等《金瓶梅資料匯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方銘《金瓶梅資料匯錄》（黃山書社1986年出版）、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7年出版）、周鈞韜《金瓶梅資料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劉蔭柏《西遊記硏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魏紹昌《吳趼人硏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和《李伯元硏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等;綜合型資料有張菊玲《明淸章回小說硏究資料》（中央民族學院科硏處1981年印本）。各類中國小說的辭典與書目，更是層出不窮，不可勝數。中國小說史料書籍,從此蔚爲大觀。朱編專書資料與綜合型資料，有的在小說史料家族中是首次出現，如《三國演義資料匯編》、《西遊記資料匯編》、《金瓶梅資料匯編》、《聊齋志異資料匯編》；有的則是在前人有關小說史料的基礎上再編的。但無論是首創的還是再造的，只要一經朱一玄之手’就以其鮮明的特色鶴立於其同類書籍之中。就體例而言，朱編之外的小說史料書籍雖各有其體例,但多數隨意性較大，不像朱編以方便硏究者之用爲宗旨進行編撰，因而規範合用。如一粟所編《紅樓夢卷》在朱編之外尙數上乘者’其書分爲六卷:卷一是關於曹雪芹和高鶚的材料;卷二是《紅樓夢》的各種版本的序跋（包括續書、戲曲和作品的序跋）;卷三爲專著,即專門評論或考據《紅樓夢》的作品;卷四勉強可說是雜記，計有筆記題
識、詩注曲話、日記尺牘、公文善書等;卷五爲對《紅樓夢》題咏的詩詞;卷六爲文論。這樣第一卷以內容分類而其他五卷以史料文體分類使全書體例不一，而且以文體分類將版本、評論、影響方面的史料混爲一體，顯然是徒增使用者之煩勞。即使在朱編之後出的小說史料書籍,如劉蔭柏《西遊記硏究資料》，雖然在“前言”中說在輯錄的過程中，我首先得到了南開大學中文系朱一玄先生的幫助”，但體例也仍相當龐雜,而無朱編之條理。就容量而言，以專書資料相比，如朱編《紅樓夢資料匯編》是在一粟《紅樓夢卷》之後編成的,“兩書除體例不同外，取材也各有側重，以本書新增者而言,則是:在作者編中收入淸官檔案等資料;在評論編中收入甲戌、己卯、庚辰、戚序本等4種脂硯齋評本的評語及王希廉、姚燮、陳其泰、哈斯寶等4種評本的回評;又在版本編、影響編中收入今人硏究成果”。⑫從而較一粟輯錄本多出32.5萬字。《水滸傳資料匯編》比馬蹄疾《水滸資料匯編》多出26.4萬字，160條資料。《金瓶梅資料匯編》比侯忠義等《金瓶梅資料匯編》多出6.6萬字，71條資料。以綜合型資料相比,朱編《明淸小說資料選編》是錢編、蔣編、魯編、孔編同類書之總和的幾倍。僅以用書之數相比，錢編無引用書目，蔣編用書172種，魯編用書66種,孔編用書172種（按指50年代經趙景深、章苔深、胡忌增訂之新編本），朱編引書705種，引用晚淸報刊37種，以此推及朱編全部之用書，大概可稱之爲書富五車吧。“文革”後的同類書也無一能與朱編相並肩。就校注而言，朱編之外中國小說史料書籍對所收史料原文多未作校勘,如魯迅在《小說舊聞鈔•序言》中指出昔嘗治理小說，於其史實有所鈎稽。時蔣氏瑞藻《小說考證》已版行,取以檢尋，頗獲裨助;獨惜並收傳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時有異同。”鑒於蔣編文字之未校，魯迅只得重編一本《舊聞鈔》。爾後有的編者顯未接受敎訓，如馬蹄疾《水滸資料匯編•凡例》就云:“(所輯資料)照錄原文，但對一些能夠確認的明顯的刊誤，參照別本訂正，不作校記”;再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明容與堂本水滸傳出版說明》中未作考訂,就將其卷首《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等四篇文字，概歸懷林所作。這樣就使讀者無法瞭解與判斷其校勘之正誤，有時則往往有改正爲誤的地方而不易被讀者發現。反不如朱編將原文與改文統統以特殊符號標出，證據不足的懸而不斷,留待讀者選擇與考索,朱編之外的小說史料書籍,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注釋較多，但那是對文字的注釋，不像朱編之編者注爲學術考證與信息型的。魯編中有編者“案"，相當於朱編之編者注,其中對《西遊記》、《金瓶梅》作者的考證是獨具卓見的，但魯編全書這類案語只35則，其他之同類書這種注或案也都寥寥無⑫朱一玄《紅樓夢資料匯編說明》、《紅樓夢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幾，不像朱編那樣有成體系的編者注。將朱編與其他同類書相比,還有種種差異，但最大的差異或許是朱編有一套完備的體系與規範的操作,使小說史料書籍具備了學術著作的品格，而其他的小說史料書籍則次之或不具備這種學術品格。因而朱編對其先行者來說,是後來者居上,而成其集大成者;對同行者來說是一座別具一格的高峰。或許也可以說中國小說史料學，是因有了朱編小說史料與朱氏小說史料體系，才庶幾稱得上所謂“學”。正因爲如此，朱編小說史料在海內外學者中引起廣泛的注視與稱譽。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敎授浦安迪所著《明代小說四大奇書》、日本北海道大學敎授中野美代子所著《西遊記的秘密》、新加坡大學哲學博士辜美高所著《聊齋志異與蒲松齡》等均以朱編爲主要參考書。朱編在日本東京書店也有出售。臺灣著名學者魏子雲、陳益源，日本著名學者大塚秀高，大陸著名學者范寧、王利器、吳曉鈴、劉葉秋、何滿子、劉操南、章培恆、袁世碩、蘇興、劉世德、常林炎、聶石樵等都推重朱編中國小說史料，往來切磋、互爲補益。著名紅學家周汝昌1986年赴美國講學一年，所攜主要參考書就是朱編《紅樓夢資料匯編》。有關朱編的書評爲數甚多。如陳洪著文稱《水滸傳資料匯編》爲“《水滸》硏究者之翼”■，孟傑說《三國演義資料匯編》是“有益當世，嘉惠後學”的工程⑭,桂榮稱《西遊記資料匯編》是“我國第一部《西遊記》硏究資料專輯”■，馬輯林稱《金瓶梅資料匯編》是“朱一玄對古代小說硏究又一新貢獻”■，子歌稱《聊齋志異資料匯編》“廣徵博採，精心梳理”，“是我們目前所見的第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聊齋志異》資料專輯”⑰;馬輯林稱《紅樓夢資料匯編》是“一部紅學硏究的最新資料”■。常林炎說進入80年代後,正當學術界重視古代小說的硏究,而又缺乏完整系統資料的時候，朱一玄先生的小說資料匯編，一部接一部地相繼問世，眞是雪裏送炭，功德無量!”■王曉昀、荆學義則稱朱編“以資料用途分類和時間順序排列的方法，構成了朱氏匯編的特有體系。它使本來紛繁雜亂的材料在內容上變得明晰可辨，一目了然,使用者査閱起來極爲方便。而且,通讀一部這樣的資料書，可使我們對作品的醞釀、創作、流行、批評、影響諸方面的情况⑬見1982年8月9日《天津日報》。⑭見《三國演義學刊》創刊號,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丨985年版。⑮見《中州書林》第27期，1982年9月55日。⑯見《天津書訊》第11期,1986年7月30日。⑰見《三國演義學刊》創刊號。⑱見《天津書訊》第8期,1986年6月15日。⑲常林炎《評介朱一玄先生〈中國古典小說《料叢刊〉》，見《宿莽集》，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有一個大略而通盤的瞭解”⑳沈董妹編寫了《朱一玄著作目錄》，展示了朱一玄著作之全貌。此外《紅樓夢大辭典》、《文獻學辭典》及《紅樓夢學刊》、貴州《紅樓》等雜誌都介紹過朱編中國小說史料。朱編中國小說史料有幾部（如《水滸》、《三國演義》的資料匯編、《紅樓夢脂評校錄》、《明淸小說資料選編》)多次榮獲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朱一玄之文章道德，人所共仰。現爲南開大學中文系敎授，河北師院和內蒙古大學兼職敎授、大連明淸小說硏究中心特約硏究員、湖北大學水滸硏究資料與諮詢中心委員會委員、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名譽理事以及中國水滸學會、江蘇省大豐縣施耐庵硏究會、天津市古典小說戲曲硏究會、天津市紅樓夢文化硏究會、天津市和平區興安路街紅樓夢硏究會等學術團體的顧問。其傳記分別收入《中國普通高等學校敎授人名錄》、《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大辭典》、《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大辭典》、《當代中國科學家與發明家大辭典》、《天津市當代專家名人錄》、《古代小說百科大辭典》、《紅樓夢大辭典》等書中。其弟子陳桂聲撰寫了朱一玄年譜、傳略,對其生平與學術有着翔實介紹■。1992年，朱一玄的幾代學生（包括本科生、硏究生、進修生）數十人雲聚津門，慶賀先生八秩華誕。雖然沒有豐盛的宴會，也沒有繁華的排場，而是由弟子們恭恭敬敬地署名呈送一部《恭祝一玄師八秩華誕》的紀念冊，首頁寫有這樣的祝壽詞：桃李滿門，著作等身，四海顒望處，夫子堪可慰矣；松筠長壽，雨霖久澤，百齡談笑時，後生何其幸哉！這是弟子們對先生的衷心禮讚與祝福。中國小說硏究有成就的學者，幾乎沒有幾人沒翻過沒得益於朱編中國小說史料的，因而這也是中國小說硏究界的共同心願。1993年，國務院爲朱一玄頒發了《政府特殊津貼證書》，對朱一玄數十年敎書育人與學術硏究的卓越成果給予了充分肯定與表彰。朱一玄以他卓越的學術成就與深遠的學術影響，確立了他作爲中國小說史料學大師的學術地位。五、論朱一玄的學術素質朱一玄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卓越的學術成就，在中國小說硏究界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有社會的、時代的、家庭的乃至學校的多方面原因。這裏僅從學術素⑳王曉昀《朱氏資料匯編評介》，《明淸小說硏究》1988年第2期;荆學義《天津學者朱一玄》，《理論與現代化》1991年第8期。㉑見《文敎資料》1994年第6期;《古典文學知識》1995年第2期。
質這一側面着眼，舉其要而言之。首先在於有崇高的敬業精神。一般學者對中國小說史料的捜集,往往是爲其某項硏究服務，一旦該項硏究完成,有關資料則可能作爲副產品出版。如魯迅《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所云：“《小說舊聞鈔》者，實十餘年前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說史》時,所集史料之一部。時方困瘁，無力買書，則假之中央圖書館、通俗圖書館、敎育部圖書室等，廢寢輟食，銳意窮搜’時或得之，瞿然則喜，故凡所採掇，雖無異書，就以得之難也，頗亦珍惜。迨《中國小說史略》印成，復應小友之請，取關於所謂俗文小說之舊聞，爲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稍加次第，付之排印，特以見聞雖隘，究非轉販，學子得此，或足省其復重尋檢之勞焉而已。”■而像朱一玄那樣幾乎以畢生精力與智慧去從事中國小說史料學的建設，過去少有，將來只怕會更少。這種奉獻精神,實令人肅然起敬。誠如鄭振鐸在《中國小說史料序》中所說而於初學者，這種‘版本’、‘目錄’尤爲導路之南針,照迷的明燈。有了一部良好的關於某種學問的書籍目錄，可以省掉許多人的暗中摸索之苦。我們都是經過了‘摸索’的境界，吃盡了苦的，故對於‘版本’、‘目錄’的編著者,往往是抱着很大的敬意的。這一種爲人而不爲己的吃力的工作,略知學問的門徑的人，都得擁護他們，幫忙他們，敬重他們。”■其次在於有優秀的學術能力。朱一玄幾乎完全捨棄獨立的學術著述，致力於中國小說史料學的建設（這或許是當代知識分子爲迴避凌厲的政治鋒芒所作的一種特殊的文化選擇），決非其缺乏硏究能力。恰恰相反，朱一玄有着堅實的學問根基與優秀的硏究能力，如他所作《朱鑄禹先生〈世說新語彙校集注〉序》■,只五千來字,就將《世說新語》的作者、書名、人物故事的起迄年代、版本、校注五個方面的問題叙述得淸淸楚楚，還解決一些久懸不斷的問題。論文一經發表，立即在學術界弓丨起了反響。常林炎在《豐厚的積累，珍貴的奉獻》中所云：“朱先生硏究古代小說積數十年之久，學識宏通，積累豐厚”，“翻開朱書各編，給人們總印象是:功底扎實，方法切實，學風篤實：‘三實’精神，貫串全書。”僅以“編者注”爲例就足見其學術功力。朱編僅《明淸小說資料選編》一書就出注369條，以此類推其七部專書資料、十部專題資料所出注當在3000條左右。常林炎說:“在不少‘編者注’中，都閃爍着著者博學、愼思、明辨的思想光亮。”■這些“編者注”多則千餘字，少則幾十字，以每條百字計算,將朱編中的編者注分類匯編起來，也該是一部規模可觀的中國小說考證的著作。朱一玄將他的優秀的■魯迅《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鄭振鐸《中國小說史料序》，見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見《南開學報》198丨年第4期。■常林炎《評介朱-玄先生〈中國古典小說資料叢刊>》，見《宿莽集》.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硏究能力運用於中國小說史料的發掘與編撰,在別人不當作學術的領域進行學術硏究，因而能將中國小說史料書籍之編撰工作引入了學術硏究的新境界。再次在於有嚴謹的學術操作。朱一玄50年代發表過一篇題爲《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水滸全傳》的短文■，指出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水滸全傳》把明末楊定見（或袁無涯）編刻的《忠義水滸全傳》中的“平田虎、王慶”的故事,插入明萬曆年間的天都外臣序本的“征遼”與“征方臘”之間，破壞了天都外臣序本的完整，費力不討好。90年代又發表《談書籍出版質量》的短文■，對解放以來尤其是80年代以來的中國古典小說出版中的版本質量問題,對新版《辭源》、《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等權威著作的校對質量問題，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正因爲朱一玄始終有着明確的質量觀念，所以他治學從來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朱編中國小說史料都堅定地按其操作規範進行規範之操作。即使是附錄中的各種索弓丨、引用書目，朱編也一律規範化，如其一律採用筆畫查字法,筆畫相同的字，則一律按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印《辭海》（修訂稿)所排的順序,用首筆“一丨J、—”排列。我想規範化的朱編中國小說史料，如果有朝一日輸入電腦,它將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復次在於有超人的學術毅力。朱一玄編撰小說史料始爲獨力開採，中間(自60年代到80年代初）有劉敏忱合作，自1983年春劉敏忱逝世後，他又獨力編寫了十多部小說史料書籍。1983年朱一玄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事必躬親，從捜尋到編寫到謄淸，從不假手他人。有的書幾易其稿，他都不厭其煩地從頭越。直到晚年他才又與幾個學者或硏究生合作編寫了幾部小說辭典與書目，每與他人合作，朱一玄都是親自總體設計與最後統稿，並完成重頭任務。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朱一玄於1959年、1970年兩次下放農場農村勞動。一幹就是兩、三年。再加上文革的干擾與家境的艱難，朱一玄眞正能靜下心來幹事大概在六十五歲以後。儘管即使在下放與文革中他也從未中斷過小說史料的捜集、整理，但那畢竟嚴重地影響了工作進度。而在能正常工作的歲月裏，他又於1979年與1992年兩次因肺病住院,一住就是一年有餘。試想以如此年邁體弱之軀,處如此坎坷多難之境,去完成如此浩瀚的小說史料工程，該需要付出多大的辛勞,該需要多麼超人的毅力啊！又次在於有豁達的學術情懷。朱一玄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卻虛懷若谷，澹薄名利;與人相交，仁慈爲懷，嚴於律己,令人如沐春風，永志難忘。鑒於合作編書，往往發生不愉快的事，朱一玄在與人合作之初,首先解決如何署名和稿酬分■見1957年6月12日《天津日報》》■見1991年9月25日《中國技術監督報■名人與質量專欄》。
配問題，然後提倡發揚風格，因而他的合作者都能成爲學術上的朋友。對於前人的學術成果，他能從善如流，卻一一註明，從不掠美。對於自己編著中的缺陷,一經發現，堅決更正，決不遮掩。對於友人甚至是學生的幫助他也總銘記於心,並盡量在編著的前言或編者注中寫明（如不才對先生本無幫助，僅爲先生找了幾則資料,對其編著提過幾點陋見，先生卻在其幾部書的前言中提名感謝，實令我慚愧不已）。而對於同行，朱一玄總是慷慨相助,如《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在付印時因篇幅太多,拿下一部分;後來沈伯俊、陳年希欲編“續編”，他就將那部分材料慨然相贈。對於請敎者，不管是熟人還是生人，朱先生總是有問必答，或以書相贈，即使是尙未出版的編著也允人先用（如其《西遊記資料匯編》尙在編撰時就賜我先用）。朱一玄每部新著出版，都有相當一部分贈給了各方學人。在他八秩華誕紀念冊上，有人寫下了這樣題詞以頌先生的高風亮節與菩薩心腸，曰:慈航普渡，有求必應。朱一玄以他的小說史料，以他的治學精神,以他的人格力量影響了一批學人，推動着中國小說硏究的發展。朱一玄是學術困乏的當代中國裏少數幾個力求成爲眞正學者的人中的一個。六、論朱編小說史料的缺陷不是套用“人無完人，金無足赤”的俗話，實際上即使以朱一玄的博學宏通,嚴謹刻苦，他的中國小說史料書籍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種種缺陷與失誤。如陳洪說《水滸傳資料匯編》“有些條目兼跨兩類時是可在歸入此編同時，於彼編加一提示,使用起來不唯方便，且無疏漏之虞。此外，在個別詞句的標點上,仍有商榷餘地’倘稍加砥礪，則可更臻完美。”■孟傑說朱編之外還有些有關《三國演義》的資料如陸機《辨亡論》、唐太宗《祭魏太祖文》、淸政府《譯印〈三國演義〉諭旨》，似乎還是以收進《匯編》爲好,不能入正編，可否另立“其他”一編?■葉林紅說《紅樓夢脂評校錄》“仍然存在輯錄不全、校勘不精、體例不完備的缺點。事實上，《校錄》沒有趕上和突破陳編(即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錄》)，這是令人感到遺憾的■。王曉昀說“朱編中對於繁體字、異體字的處理，要求不夠統一，顯示了編者對此問題的處理尙在猶豫之中（有些固與排版有關）。尙有少數錯誤沒有能得到校正。《金瓶梅資料匯編》未能收進崇禎本評語,誠爲一■見1982年8月9日《天津日報》。■見《三國演義學刊》創刊號，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葉林紅《〈紅樓夢脂評校錄〉評介》，貴州《紅樓》1987年第4期。
大憾事。《水滸傳資料匯編》校勘時未保留原貌，在全套匯編中是唯一的例外。”■常林炎說朱編“這樣一套‘五六百萬言的大書自然不敢說已整理盡善，搜集完備;若編排體例，選材標準，想來也會有進一步探討，精益求精的必要;尤其在選擇版本和校勘工作方面，還會有艱辛工作可做。這是作爲設想來談的，就具體細小方面來說，有的資料如李卓吾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評、《金瓶梅》崇禎本評，似應酌予收錄。再如明王道生《施耐庵墓誌銘》，淸曹雪芹《南鷂北鳶考工志自序》,在學術界頗有爭議’似應在‘編者注’中略作提示，有所傾向，以助初學者思辨。”■這些批評雖未必盡善，朱一玄對之卻非常重視，有機會則盡量擇善而從。但對朱編中的缺陷，檢討得最嚴厲的還是朱一玄自己。朱一玄1995年6月12曰在給筆者的長信中對其中國小說史料書中的缺陷，作了詳盡的評述，並囑我爲他寫學術傳記的時侯，把這部分內容加入進去，可謂學術爲公，學術幸甚。其誠摯之情，令人感佩。現依朱書,分述如次。《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影響編詩文部分，旣根據《涿州志》收明顧絳《樓桑廟》（見第603頁），又根據《亭林詩集》收了明顧炎武《樓桑廟》（見第676頁）。經李永詁指出,顧絳與顧炎武爲一人（他在明末名絳,明亡後志在恢復明室更名炎武，字寧人）。《水滸傳資料匯編》作者編所收明王道生《施耐庵墓誌》（見第133頁）和《施耐庵傳》（見第137頁）’係據1952年第21號《文藝報》載劉冬等《施耐庵與水滸傳》所引李恭簡《興化縣續志》（1944)轉錄。而早在1928年11月8日上海《新聞報》“快活林”欄所發表的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中，已經弓丨了這兩篇文章，語句頗有差異。此書在1984年再版時，“後記”中收入了《施耐庵世籍考》全文。齊魯書社1990印《明淸小說資料選編》，在《水滸傳》作者編中又收入胡瑞亭此文（見第257頁），後有“編者注”，引用了劉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一文的“幾點簡短的結論”，內云：“現代人撰寫的文章（例如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同樣不能作爲考證施耐庵家世和生平事蹟的依據。”（見第259頁）根據以上情况，此書所收《施耐庵世籍考》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轉弓I，內容與初次發表於《新聞報》者有出入;二是材料本身存在可疑之處，未加“編者注”說明。又同編所收明楊新《故處土施公（讓）墓誌銘》（見第134頁），係據1952年第21號《文藝報》載丁正華等《施耐庵生平調查報吿》所引淸咸豐四年修《施氏族譜》轉錄;把這篇墓誌銘和首有乾隆四十二年施族第十四世孫施封序的《施氏長門■王曉昀《朱氏資料匯編評介》，《明淸小說硏究》》1988年第2期;荆學義《天津學者朱一玄》，《理論與現代化》1991年第8期-■常林炎《評介朱一玄先生〈中國古典小說資料叢刊〉》，見《宿莽集》，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譜》中同一文相對照，兩者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即咸豐四年修的《施氏族譜》中此文的“先公耐庵,元至順辛未進士，高尙不仕。國初，徵書下至，堅辭不出，隱居著《水滸》自遣。積德累行，鄕鄰以賢德稱”等數語，在《長門譜》中還只是“先公彥端，積德累行，鄕鄰以賢德稱”等簡短字句’顯然咸豐譜中的“著《水滸》自遣”的話,是後人增飾之詞。此書初版時，轉錄丁文，未加考證,因而致誤。又評論編所收明鍾惺《水滸序》（見第226頁）係根據劉修業藏顯微膠卷轉錄，殘缺不全;再版時，根據馬蹄疾所贈全文（云係陳曦鐘從法國抄回），收入“後記”中。《西遊記資料匯編》出版後，本擬於1984年再版,並在書後做了“補遺”：1.本事編，補入《補江總白猿傳》（唐無名氏）、《古嶽瀆經》（唐李公佐），《乾腰子•陳義郞》（唐溫庭每）》、《齊東野浯•吳季謙改秩》（宋周密）、《遊宦紀聞•張鋤柄》（宋張世南）、《淸平山堂話本•陳巡檢梅嶺失妻記》、《西遊記序》（元虞集）、《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楡林窟中的西夏壁畫•唐僧取經圖》（王靜如）、《瓷枕與西遊記》（郁博文）、《古典戲曲存目匯考》（節錄）（莊一拂），計十篇。2.作者編，補入《吳承恩書寫的扇畫》（章里）一篇。3.版本編,補入《日本所藏中國佚本小說述考•唐三藏西遊釋厄傳》（譚正璧）、《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跋唐三藏西遊釋厄傳》（柳存仁)兩篇。4.評論編，補入《批點西遊記序》（明李贄）、《西遊記評》（明李贄）、《歧路燈序》（淸李海觀)三篇。5.影響編，補入《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西游補》（柳存仁）、《古典戲曲存目匯考》（節錄）（莊一拂）兩篇。所收共有十餘萬字。後來因故未能出版,從上述可知其大概。《金瓶梅資料匯編》較大的疏失有三:一是評論編未收《新刊綉像批評金瓶梅》（崇禎本）評語及淸趙文龍《第一奇書金瓶梅》評語。二是所收張竹坡《第一奇書》評語，係據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淸刊本，後經王汝梅用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本校對，改正錯誤甚多。三是影響編所收淸天隱道人和愛日老人兩篇《續金瓶梅序》（見第405、406頁）。前半部分張冠李戴，應予改正。《金瓶梅詞話故事編年》發表後，朱亞平在《南開學報》1990年第3期發表文章糾謬。朱氏據此對《故事編年》作了修改;1、在第十回和第十一回之間加入了第四年(政和四年），則第一年即由政和二年往前提一年，改爲政和元年。2、在第九十七回中間，加入第十二、十三、十四年，把原來的第十一年改爲第十五年，後邊第九十九回中原來的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年取消。另《金瓶梅詞話人物表》中列出兩個張勝,應該是一個人。《紅樓夢資料匯編》作者編中收淸曹雪芹《南鷂北鳶考工志自序》(見第22頁)及淸敦敏《瓶湖懋齋記盛》（見第30頁）二文,均轉弓I自吳恩裕《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發現》（《文物》1973年第2期），其眞實性頗令人懷疑。文後未加“編者注”說明，易滋混亂。
■《紅樓夢脂評校錄》共收8種脂評本的評語，其中蒙府本、列藏本、靖藏本、甲辰本4種版本的評語，因未見原本，均係轉引，自然與原本評語面貌不盡相同。《紅樓夢人物譜》出版後，經徐恭時、張寶誠等人指謬，得以補正:在庚辰本表中1、合併賴昇、賴二、來昇爲一人，2、增加太妃、賈琮之奶媽,3、取消賈寶玉丫頭中的金星、玻璃，4、程日興由商販改爲淸客。在程乙本表中：1、合併賴昇、賴二爲一人,2、增加賈琮之奶媽、太妃、臨安伯，3、程日興由商販改爲淸客。此外，人物表中列衛若蘭爲史湘雲之夫，亦嫌證據不足。《古典小說戲曲書目（1949一1985)》章回小說部分所收《大唐秦王詞話》(明諸聖鄰)實爲鼓詞，應改到書後“附錄曲藝書目”中。朱一玄多年有一願望,就是把已出的資料書重新修訂一次，由一出版社冠以《中國古典小說資料叢刊》的總名印行。我願有眼光的出版家能使先生的願望早日變成現實。不過，我對朱編最大的遺憾是其在艱苦卓越的實踐之餘缺乏中國小說史料學的理論建設。何謂中國小說史料？朱編之前,似只有鄭振鐸在《中國小說史料序》中略有談及。他說：研究中國小説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討與“内容”的考索。但在開始研究的時候，必須先打定了一種基礎，那便是關於小説本身的種種版本與故事的變遷。不明白這種版本的與故事的變遷，對於小説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討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與不正確的。■首論之功不可沒。但這畢竟是30年代的觀點，其小說硏究的方向不免過於狹窄;而其所謂小說史料,僅指“小說本身的種種版本與故事的變遷”方面的資料，當然也太狹窄。朱編之後，又似只有程毅中在《古代小說史料漫話》中，試圖從學理上爲中國小說史料作一界說■。他說：小説作品就是最主要的小説史料，然而光有作品還不够。研究小説史，還需要參考其他書，包括作家傳記、作品的目録、版本和考證、評論、編辑等各方面的資料。有些古代小説的書已經丢失了，但是還有一些旁證材料，這也是小説史料。例如《漢書.藝文志》裏有一份最古老的小説目録，就是探討中國小説起源的重要史料。有些小説的作者■鄭振鐸《中國小說史料序》,見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遼寧敎育出版社1992年版。
和年代都没有明確記載，就要利用其他史料來進行考證，包括作者的其他著作或旁人的序跋、評論等。顯然這也是個較含糊的小說史料定義。接着作者從關於小說的素材和故事的演變、關於小說的目錄、關於小說的作者和版本方面，漫話了中國小說史料。從定義看，程較鄭似有所前進;從論述看，程書實仍未走出鄭氏定義的範疇。《古代小說史料漫話》作爲中國小說史料學的第一本理論著作的出現是難能可貴的，但經過了60年的漫長歲月，程書關於中國小說史料的定義與鄭文相比並未前進多少。這充分說明學術界對中國小說史料的理論關懷太冷漠了。而朱一玄在其高度標準化操作中所創立的中國小說史料體系，實則已透露出其中國小說史料的觀念。在朱一玄那裏，所謂狹義的中國小說史料，就在其專書資料結構體系的五大範疇之內，即關於中國小說本事、作者、版本、評論、影響等方面的史料。應該說，這也就是朱一玄的中國小說史料概念。它顯然較鄭、程之說更全面，更準確些。朱一玄曾爲其碩士生開設過“古典小說史料學”及“古典小說版本考察”等課程，並有了“中國小說史料學”提綱:1、何謂小說史料學？2、小說史料學的形成和發展。3、選題。4、體例（包括取材、分編、排列、標題、著者、版本、校勘、附注等項，並從已編成的資料書中舉例說明）。他所編《古典小說資料書序跋選編》，也爲其理論建設作了資料準備。在當代中國，朱一玄應是最有條件寫出《中國小說史料學》的人。一部完整的《中國小說史料學》呼之欲出。令人可惜的是,朱一玄至今沒有寫出這部理論著作。他已年逾八十了，大概難得有力量去完成這項理論建設工程。李劍國是朱一玄最早的硏究生。他對中國古代志怪小說卓有硏究，繼《唐前志怪小說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之後近又有《唐五代志怪傳奇叙錄》出版（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這部書被譽爲“‘竭澤而漁’的基礎工程”，但“作者關於唐五代志怪傳奇的思索缺乏提煉和概括，從而顯得零散，閃光的思想很多,卻未能凝結成理論的框架”■。看來朱一玄將他長處與短處都遺傳給了他的得意門生。而完成中國小說史料學的理論建設，朱一玄借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題記的話，說是“誠望傑構於來哲也”■。七、結語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蒙朱一玄先生多次賜寄材料，並多次覆信回答我的諮■張國風《“竭澤而漁”的基礎工程》，見《文學遺產》1995年第4期。■魯迅《小國小說史略•題記》。
詢。其中有兩封信，在《明淸小說硏究》雜誌1995年第3期上發表。我爲之寫了個小序，現轉弓I於此，聊爲本傳之結束語：朱一玄先生是中國小説史料學大師，他數十年如一日銳意窮搜，辛勤筆耕，在一個相當貧瘠的基地上築起一座中國小説史料的長城。他以嚴謹的學風、超人的毅力在中國小説史料領域建立了完備的“朱氏體系”。他對矯正當代學界相當嚴重的浮躁之風，推動中國小説研究作出了獨特的貢獻，飲譽海内外。當代中國搜集中國小説史料用力之勤，如朱一玄先生的或許没有第二人。中國小説史料編著取材之豐、斷制之精、使用之便，如朱編的或許没第二種。中國小説研究有成就的學者幾乎没幾人没翻過、没得益於朱編小説史料的。我雖不才，然受惠於朱先生殊多。近萌念爲朱先生寫一學術傳記，以報師恩。動筆之初，有種種問題求教於朱先生，先生則每有誠懇而詳實的回答。先生的回信，頗有學術價值。這裏出示的兩封信，第一封對中國小説史料學的歷史與現狀以及先生自己的編著作了全面而精闢的闡釋；第二封是對我所問“你所編著的小説史料是否有明顯的缺陷”的回答。當初我覺得這樣問先生有些不恭，不料先生却作了如此坦誠的答覆，足見其爲人爲學皆堪稱我輩之楷模。如今如此無情解剖自己著述的，能有幾人？思之不由人不敬佩先生之高風党節。
MacaoHistoricalDocumentaryHeritageWasInscribedonUNESCOMemoryoftheWorldRegisteratMOWCAPHelenIeongH.K.*On9March2010，theArchivesandmaterialsoftheMacaoDiocesefrom1550sto1800sthatnominatedby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Society,wereaddedtotheUNESCO(Asia-Pacific)MemoryoftheWorldRegister.ThisfirstinscriptionfromtheMacaoSAR,China,joinedsevenothernewinscriptionsontheRegister,fromChina,Vietnam,Mongolia,NewZealand,FijiandthePhilippines.MacaohasbeenanimportantgatewaythroughwhichwesterncivilizationenteredChinaforhundredsofyears.Thissmallpieceoflandhasbecomealocationofculturalexchangebetweentheeastandwest,anditishasauniquesignificance,standingbetweendifferentcultures.In2005,“TheHistoricCentreofMacao”wasinscribedontheWorldHeritageList,makingitthe31stdesignatedWorldHeritagesiteinChina.ThisinternationalrecognitionhasfosteredcommunityawarenessandanappreciationofthevalueofheritageinMacau.ThenewinscriptionoftheMacaudocumentationheritagetotheMemoryoftheWorldwillhelpthedisseminationandincreasedawarenessofthecultureofMacau.ArchivesoftheMacaoDiocese*HelenIeongH.K：Directorofthe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Sociely.
The4thMOWCAPGeneralMeetingheldinMacauFrom8-10March2010，theFourthAsia/PacificRegionalCommitteefortheMemoryoftheWorldProgram(MOWCAP)generalmeetingwasheldinMacau,organizedbytheMacaoFoundationandUNESCO,withassistancefromthe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Society.The4thMOWCAPGeneralMeetingwasthelargesttodate,attractingsome58participantsfrom18countries,includingChina,Australia,Korea,Malaysia,Thailand,andIndonesiaetc.ThemeetingwasthebiennialmeetingpointfornationalMOWcommitteesfromacrosstheregion，gatherreviewsoftheactivitiesandstrategiesofMOWCAPaimedatstrengtheningtheworkoflibraries,archivesandmuseums,raisingawarenessofdocumentaryheritage,andimprovingpreservationandaccesscapabilities.TheMacauDocumentationandInformationSociety,astherepresentativeofMacausupportedbytheMacauGovernmentandtheMacaoFoundation,nominatedthe“ArchivesandMaterialsoftheMacaoDiocesefrom1550sto1800s”totheAsia/PacificMemoryoftheWorldRegisterduringthemeetingwiththeaimofincreasingawarenessoftheimportanceofMacaudocumentationheritage.Thecollectioncoverstheperiodsfromthe16thto19thcentury,andincludesofficialrecords,personalcorrespondence,manuscripts,trainingmaterials,books,journals,andbirth,baptism,marriageandburial.ThematerialsareinLatin,Portuguese,ChineseandotherEuropeanlanguages.ThisdocumentaryevidencehasofferedinvaluableinformationandinsightforunderstandingthedevelopmentandspreadofCatholicismintheFarEastanditsimpactduringtheepochaleraofwesternexpansion.Also,itiscurrentlytherarestandmostcompletedocumentationofitskindextantinAsia.
HelenIeong,representedMacautopresenttheMacaudocumentaryheritagetothemembers.AfterthevotingandthejudgmentofthemembersoftheMemoryoftheWorld,thenominationofMacauhasbeenselectedfromthe12submissionstobeintheAsia/PacificMemoryoftheWorldRegistersuccessfully.ThelistofinscriptionsontheAsiaPacificMOWRegister2010：1.China:CompendiumofMateriaMedica一ApharmacologicaltextwrittenbyLiShi-zen(1593)•2.China：TheYellowEmperor’sInnerCanon-OriginatinginthesecondcenturyBC，thetheoreticalfoundationfor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3.Fiji：DocumentaryheritageoftheIndianindenturedlabourers-Recordsofcolo-nially-inducedlabourmigrationfrom1879tothe1960s.4.MacaoSAR：ArchivesandmaterialsoftheMacaoDiocesefromthe1550sto1800s-Records,correspondence,trainingmaterialsandbooksdocumentingthedevelopmentofCatholicismintheFarEast,andinfluencesonculture,economicsandeducationinChinaandEurope.5.Mongolia：“LuAltanTobchi”-Achroniclewrittenin1651,coveringthehistoryofMongoliaandneighbouringcountriesfromthe13thto17thcenturies,includingthereachoftheMongolempireacrossAsiaandEurope.6.NewZealand：TheTokyoWarCrimesTrials1946-1948一DocumentsoftheInternationalMilitaryTribunalFarEast,includingthehistoryofJapaneseambitionsinthePacificpriortoWorldWarⅡ.7.Philippines：ThePresidentialpapersofManuelLuisQuezon-Principaldocu-mentarysourceofPhilippinehistoryfortheAmericancolonialperiod1898一1946.
8.Vietnam：StonestelerecordsofRoyalExaminationsoftheLeandMacdynasties1442-1779-Namesandrelatedinformationofdoctorallaureateswhopassedthe82royalexaminationsoverthisperiodandformedthecoreofVietnam’scivilservice.CeremonyofinscriptionoftheArchivesandmaterialsoftheMacaoDioceseontheAsia-PacificMemoryoftheWorldRegisterThesuccessfulnominationisagreatstepforMacauasitcontinuespromotingitscross-culturalheritagetotheworld.TobeintheMemoryoftheWorldRegisterisanhonorandhelpstoenhancelocalrecognitionofMacau’sculture，heritage，andhistory.ItalsoprovestheimportanceofMacauheritageanddocumentationtotheworld.Today，Macauhasbecomeknownworldwidenotonlyforitscasinoindustry，butalsoofitsuniqueculture,whichisgainingmoreattentionfromlocalinhabitants.TheMacaugovernmenthasincreaseditsexpendituresforthepromotionandthepreservationofMacauculturalheritage,ashaveawidevarietyofotherprivateandpublicgroupsinMacau.Reference：UNESCOwebsite：http://portal,unesco.org/ci/en/ev.php-URL_ID=29638&URL_DO=DOTOPIC&URL_SECTION=201.html
澳門新詩探源研究呂志鵬*澳門的新文學與內地的文學步調不太一樣。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靑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認爲中國文學要適應現代社會，就必須要廢棄已經失去活力的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全面應用。即使到1918年《新靑年》發表了第一批新詩,1919年出現了胡適“作詩如作文”的理論指導，但正如饒芤子提到澳門具有濁特的“邊緣性”①—樣，這個遠離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小港，在轟轟烈烈的新文學的運動中沒有受到絲毫的震動。“迄今尙未有發現任何資料，可以說明新文學運動在它最初蓬勃的十年對澳門產生任何影響”②,但畢竟這種劃時代翻天覆地的文學變化，就像大地震一樣,第一波未震到、第二波未震及，但第三、第四波還是會推到澳門這邊緣的小港上，隨着茅盾、張天翼、端木蕻良、杜埃、華嘉、紫風等作家因緣際會的到來，新文學的腳步聲已走近，但時間已是抗日戰爭時期,足足慢了十多個年頭’究其原因有如上述的因素，亦不能忽視的是舊文學的勢大。而在我們談論澳門的新文學及新詩起源之前，我們應該先來看看澳門地區淸末的文學格局。今人會稱澳門爲“詩城”，雖然不少人認爲這是指澳門新詩發展勢頭良好，但其內所隱含的澳門文學中數百年的詩歌傳統則往往有所忽略，黃雁鴻認爲“在這(註:九一八事變）之前，澳門的華文文學全是舊文學的世界,並以詩的發展最矚目”③，這種講法來自於李德超的“節以南國之城，景物優美，故墨客騷人，每多吟詠。”④的確這是澳門一道十分重要的文學風景綫，而景物優美、風俗*呂志鵬:澳門寫作學會副理事長。①原文爲澳門處於中國領土的邊緣。16世紀中葉以後，葡萄牙管治澳門,使這個地區的政治和文化也遠離於中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居於一種邊緣地位。所以邊緣性也成了澳門文化的特徵之一。見於饒芤子:《從澳門文化看澳門文學》轉引自《學術硏究》第7期,2001年,第39頁②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出版,1998年8月，第100頁③黃雁鴻:《澳門新詩與大陸詩風的承傳關係及其特色》復旦大學碩士論文,第3頁④李德超:《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概況—附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概況表》見於《澳門文學論集》澳門日報出版社出版,1988年3月，第15頁
奇異亦是吸引撰詩的其中一個因素，但我們亦不能忽略憤時憂國的創作心態，由明末開始,每逢國家歷劫，大國美夢已乘黃鶴一去不復回之時，不少文人雅士都會逃到這“天涯海角”的桃花源,而憑詩寄意，抒發抑鬱，不單是“詩言志”的具體表現，同時亦是異地淸高的寄托，如澳門近代著名的“蓮峰陶社”⑤，單是從社名中便能知悉爲效法陶潛“避世明志”之意。由明代的屈大均、張穆到淸末的丘逢甲、汪兆鏞、吳道鎔等都是曾留澳詩人中赫赫有名的例子，在這裏便不再累贅。由此觀之，無怪乎鄭偉明在《十六世紀末至1949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裏會將大部份篇幅都用在舊體詩身上，因爲這是符合客觀歷史事實的。有了這條昔日澳門文學發展的脈絡綫，我們再看到底中國出現新文學的時候，澳門到底是處於一種怎麽樣的文學生態？此時的澳門其實是一個多元文化平衡發展的城市，它自身主要受着中國及葡國兩種文化所支配，這是從社會文化出發的分類，而若從新舊文學角度去探討，則在新文學前後的相當一段時期澳門仍是由舊文學，尤其是舊體詩作領導。而從時間上看與新文學比較相近，我們首先要數的應該是1914年成立的“雪社”⑥和後來成立的“聰社”，但在現存的資料中“聰社”記述少之又少，而“雪社”資料則較爲全面，“雪社”社名是取自“雪花飛六出之意”,它是由馮秋雪和馮印雪等6名成員發起的一個古體詩社，以崇實中學爲詩社聚會之地，曾在1916年創辦了月刊《詩聲》，後加入了黃沛功，在1934年出版七人詩詞合集《六出集》。雖然該詩社規模不是太大，成員又不多，但它最少有三個特點是非常値得我們注意的。1.它是澳門文學史上第一個由本土文人組成的文學社團;2.它作爲古體詩詞社,其成立及發韌於中國新文學創建及活躍時期;3.它的組成成員是本土或長期旅澳的詩人。從“雪社”的幾個特點,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批由本土人士所組成的文學社團，其出現樣式不是新文學理論、亦不是新文學中的散文、小說，更不是新詩，而是舊文學中的古體詩，從中我們即可看出舊文學對澳門的吸引力及主流地位的穩固。這一方面不無受到明淸遺老在澳門文壇中創作的影響⑦，其次亦反映了“詩城”喜歡以詩代言的歷史文化傳承。但無可否認的是從歷史湧進的新思潮、新文學雖然一時三刻未能取代舊文學的正宗地位，但透過慢性滲透,新文學的⑤蓮峰陶社內成員包括有汪兆鏞、吳道鎔、汪兆銓、錢二南等詩人，以隱逸田園不仕民國新朝爲宗Ho⑥有些書刊認爲“雪社”成立於20年代，如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亦有認爲是30年代，主要代表是《澳門文學評論集》一書內，陶里於“香港《詩雙月刊》與‘五月詩社’詩人座談會”上提出的，但經筆者翻看《詩聲》之微縮膠卷，認爲1914年成立較爲合理，故採取這種講法。⑦這裏所說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是指明淸遺老作爲過客所留下的創作文本；二是指明淸部份遺老留居澳門，並漸次生成對澳門本土情懷的關心，成爲澳門文學發展的骨幹。
價値觀正在各人的腦內產生了潛藏的影響，尤其是得到由“朝代”的興亡意識過渡到整體“民族”的興亡意識這一外力的刺激。民族歸屬感得到增強與認同，就使當時的詩歌創作,在所追求的審美趣味及藝術觀照的建構上，開始出現了與以往不盡相同的美學功能，如思想進步、支持革命等更與部份明淸遺老的以思憶、無奈等思想脈絡不盡相同，至此由警世—紀實—感事—抗爭的詩歌主題模式繼續發展，而雪社亦成爲了其中一個絕不能失落的環節。到了20世紀30年代，澳門新文學開始具有發展性的勢頭，這應當說是和整個中國的意識形態有關,首先無論從“三一八慘案”、“四一二政變”到“九一八事變”,我們可以看到民族及時代危機正進一步加劇，在存亡之秋人們無可選擇地從自怨自艾的呻吟中，奮起發出民族的呐喊。一種以“群眾意志先行，個人意志爲後”的文學順應歷史而出現，中國內地如是，澳門亦如是。而正正在這大時代背景之下,澳門的新文學正式踏入歷史的舞臺之上。著名報人李成俊有對澳門新文學的出現有以下的一段描述：“澳門早期新文學活動應該是‘九一八’救亡運動以後逐步開展起來的。最早是愛國人士陳少陵從日本回來，開設第一間供應新文藝書刊的‘小小書店’(不是現在的‘小小書店’）。著名學者繆朗山，組織過多次專題報吿會,輔導靑年學生閱讀愛國文藝作品。之後，“七君子’之一史良來澳宣傳抗日救國,救亡團體如‘四界救災會’、‘旅澳中國靑年鄕村服務團’、‘起來讀書會’、‘大眾歌詠團’、‘前鋒劇社’、‘曉鐘劇社’、‘綠光劇社’等紛紛成立，演話劇、唱救亡歌曲、寫宣傳抗日的漫畫和文章，輸送了一大批愛國靑年到國民黨的‘七政大’做文藝宣傳工作。”⑧這種看法在澳門文學硏究界被廣泛的引用和認受，亦被視爲澳門新文學開端的正統講法，爭議較少，但內裏並沒有提到有關澳門新詩的情況，那澳門新詩始於何時？是否如其他新文學一樣？始自30年代？那就不大好說,正如《澳門文學概觀》所述的這“尙缺乏可靠的資料”⑨，但它卻指出聞一多的《七子之歌》其中一首《澳門》，“可能是關於澳門的最早的新詩作。”⑩,這裏所提到的只是“關於”澳門⑪而非澳門本土創作。1985年黃曉峰從澳門著名舊體詩人梁雪予(披雲）之處得到其於1925、26年所寫的新詩4首，分別爲《別》、《長征》(發表⑧李成俊:《香港•澳門•中國現代文學》見於《澳門文學論集》澳門文化學會出版，1988年3月，第42頁⑨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出版，1998年8月，第116頁⑩同上⑪20年代至50年代其他地方的新詩中關於澳門的作品亦不多，20年代只有聞一多的《七子之歌》一首，到30年代只有盧遜的《澳門吟》,40年代查找不到，50年代有謝康的《澳門》。
於《民國日報》）、《夜行》(發表於《民鐘報》)和《雙十節》’並將作品發表於《澳門筆匯》第一及第二期之內，並在第三期《澳門筆匯》上發表了《此情可待成追憶•紙黃墨淡猶夢中—梁雪予先生早年新詩作品試釋》一文，及後雨花石寫了《物我雙會生發變形—梁雪予新詩〈別〉的賞析》⑪、莊文永亦寫了《靑靑子吟悠悠我心—梁雪予先生早年新詩〈長征〉賞析》⑫、華僑大學阮溫凌撰寫了《“走向火綫”的靑春史詩—論著名澳門老詩人梁披雲的〈新詩一帙〉》⑭，這無疑爲澳門文學史料補上了一些空白，但由於作者1925、26年時仍未移居澳門，若將作品定爲詩人創作經歷硏究未嘗不可，但若將其納入澳門新詩的硏究部份，則大有不妥。至於澳門第一首本土的新詩到底是何時出現？又是一首怎麼樣的新詩？誰也沒有把問題說得淸楚，而各式的文章或刊物對澳門新詩起源是這樣描述的,如《澳門文學簡史》裏是這樣記載的澳門的新詩萌芽期姍姍來遲。在(20世紀)50年代的澳門詩壇，新詩破土而出”莊文永則引用了陶里的闡述:“澳門眞正意義上的新詩始於五十年代，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眞正蓬勃於八十年代。也就是說五十年代以前澳門的新詩創作還是一片空白”⑯;《中華文學通史》第八卷內則記述新文學在三四十年代的澳門，幾無蹤影”⑰;計紅芳分析:“如果說澳門的新文學誕生可追溯到30年代,那麽新詩則稍微晚一些，可供發表新詩的刊物《新園地》於1950年才創刊，在此之前詩人無園地可發表。”⑱(註:筆者對用有否文學創作園地來推敲澳門新詩的出現期認爲十分値得商榷,如培正中學的佚名文集，內裏已見新詩，時爲1939年）；在劉登翰主編的《澳門文學概觀》中總結說:“馳騎澳門文壇數十年的知名人士，差不多有共同看法,認爲澳門的新詩起於50年代。”⑲;謝常靑在《澳門新詩澳門的花—澳門新詩淺探》中申述“本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澳門的新詩已經初露倪端。⑳”王劍⑫雨花石:《物我雙會生發變形—梁雪予新詩〈別〉的賞析》見於《澳門日報.鏡海》1990年8月22日⑬莊文永:《靑靑子吟悠悠我心一梁雪予先生早年新詩〈長征〉賞析》見於莊文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澳門文學評論集》澳門五月詩社出版,1994年6月，第59頁⑭阮溫凌:《“走向火錢”的靑春史詩一論著名澳門老詩人梁披雲的〈新詩一帙〉》見於《華僑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第57~62頁。⑮丘峰、汪義生:《澳門文學簡史》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2月，第69頁⑯莊文永:《澳門文化透視》澳門五月詩社出版，1998年10月，第6頁⑰張炯編:《中華文學通史》第八卷中《澳門的當代詩歌》章節見於《澳門現代詩刊》第16期澳門五月詩社出版,1999年6月，第115頁⑱計紅芳:《澳門現代文學各文體觀念的演變》見於《常熟高專學報》第3期,2004年5月，第67頁⑲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出版,1998年8月，第118頁⑳謝常靑:《澳門新詩澳門的花一澳門新詩淺探》見於《澳門現代詩刊》第4期澳門五月詩社出版，1992年8月，第99頁
叢在《澳門文學發展的獨特足跡—兼與香港文學比較談》一文中談到尤其是某些文學門類，如現代詩，比香港要晚十多個年頭”■(註:若以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作參照，1925〜26年間新詩在《小說星月刊》■上發表爲界，若澳門之現代詩比香港晚十多個年頭，即澳門新詩出現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之間）；，而鄭瑋明在《“五四”至七十年代中期澳門文學概述》一文中則介紹:“最早期的一首作品，也許可以追溯到著名的新月派詩人聞一多所創作的《七子之歌之澳門》……至於三十年代的澳門中文新詩，我們捜集到的資料仍然屈指可數,大抵有德亢、蔚蔭、魏奉槃和飄零客等幾位在三十年代末的幾首作品”■最後還有陳遼的《新詩•現代詩•新現代詩—論澳門新詩的發展軌跡》所記述至少從三十年代起，澳門即有詩人從事新詩創作，（如）出生於澳門的華鈴……但在三、四十年代，澳門新詩作者屈指可數。只能說是澳門新詩的發韌期”■。另一方面從能査找的作品來看，筆者在1950年3月3日《華僑報》的“僑聲”版中查到《羊毛出去》一詩;1950年4月6日在《新園地》雙週刊上查到由石乾所寫的《中國巨人》；在《慶祝“五四”靑年節曁學聯成立週年紀念特刊》中翻到1951年由浮冰所寫的《你們的路—爲慶祝“五四”靑年節而作》■;此外還有1940年9月創刊《藝峰》月刊內鐵靨的《鞭撻下》■;1950年5月《學聯報》晨星所發表的《吿訴你,姑娘》■;《澳門離岸文學拾遺》一書中，最早能翻査到的是1959年12月雪山草在香港《文藝世紀》發表之新詩;而在《澳門新詩選》內能翻到最早的新詩應是1925年聞一多的《七子之歌之澳門》和廬遜在1932年於上海《宇宙風》中發表的《澳門吟》，但筆者認爲兩首均應劃入亞澳門文學資料，即屬關於澳門之資料，故選擇較後期1938年至1940年德亢的《春底風光》和《給你，廣州》（IWS年）、蔚蔭的《在街上》（1938年）、魏奉槃的《沉沉的煙幕、迷漫了南國名都》和《覆—隨軍者》（1938年）、飄零客《在病中》這一批■王劍叢:(澳門文學發展的獨特足跡一兼與香港文學比較談》見於《澳門文學硏討集一澳門文學的歷史、現狀與發展》澳門日報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第567頁■據葉輝考證.香港的新詩1924年在《小說星月刊》上已出現。見於葉輝:《新詩地圖私繪本》天地圖書公司出版,2005年10月，第242頁■鄭烽明:《“五四”至七十年代中期澳門文學概述》見於《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第139頁。另見鄭瑋明《澳門新詩史略》一文.亦持同一意見,故不作轉錄。■陳遼:《新詩•現代詩•新現代詩—論澳門新詩的發展軌跡》見於廖子馨編:《千禧澳門文學硏討集》澳門日報出版社出版,2002年12月，第98~99頁■浮冰:《你們的路—爲慶祝“五四”靑年節而作》見於《慶祝“五四”靑年節曁學聯成立週年紀念特刊》澳門學聯出版,1951年,第44頁■鄭瑋明:《“五四”至七十年代中期澳門文學概述》見於《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第138頁■晨星：《吿訴你,姑娘》見於《學聯報》，1950年5月20曰
詩作■;《澳門文學概觀》內則援引了1959年李丹所寫的《巴拿馬怒吼吧》（註:除聞一多的《七子之歌》與英國詩人奧登的十四行詩《澳門》外），其餘書刊內所收亦大抵如此，不再列出。我們從上述的內容資料內可以看出，學者們大概對澳門新詩的出現有幾類看法，一是新詩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其次是跟隨澳門新文學在20世紀30年代同期或稍後出現;三是20世紀50年代;本人比較支持30年代這一種看法，雖然澳門新詩在50年代出現了相當的數量（相對於30、40年代來說），而且亦比較眞正阽近文學藝術，但我們不能否認在30年代（甚至更早）已有人採用新詩的形式進行寫作,即使如1926年在香港《小說星期刊》發表的《愉快》■—詩那樣直白，但那依然是一首新詩。亦正如胡適之《蝴蝶》,作爲平地的第一聲雷，我們也無需懷疑其始發的地位,故同理雖然德亢、蔚蔭、魏奉槃和飄零客的新詩只是以歌頌或口號式的斷句來實現新詩,但同樣亦應該無礙澳門本土新詩始發的地位。當然値得我們思考和留意的是筆者曾翻查了澳門部份報刊，如在1913年出版的《澳門通報》■、同年出版的《濠鏡晚報》■、1916年出版的《澳門時報》■，還有一些50年代以前主要的中文報紙，包括《華僑報》（30年代）、《大眾報》(30年代）、《市民日報》(40年代）、《世界日報》（40年代）、《西南曰報》(40年代）等等，基本上只能査找到小說的踪影■,並沒有發現到任何新詩發表的情況，而最早刊登的新詩亦不過是1950年3月3日《華僑報》“僑聲”版中所刊登的《羊毛出去》,這說明了澳門早期新詩的策源地並不在報紙的副刊中，而是在雜誌刊物之上，但由於抗日戰爭時期烽火連天，文字（尤其是單一非連貫性的雜誌刊物)保存不易，加之澳門在保留地方史料上存在一定的漏洞和缺失，故我們並不排除澳門新詩出現的時期能再往上移，亦希望在不遠的未來隨着澳門文學史硏究的發展和民俗學者的發掘能找到澳門本土眞正的第一首新詩。■由鄭瑋明編之《澳門新詩選》內整理，澳門基金會出版，1996年8月■《愉快》一凌晨早起\完畢了服侍形骸的事，\手拿着書，口唱着詩，\獨自走往海濱去，飽嘗自然間的滋味■《澳門通報》創辦於1913年，據林玉鳳小姐所撰的《澳門新聞出版四百年》一文所述，該報於20年代結束（見於吳志良、金國平等編:《澳門史新編》第四冊澳門基金會出版,2008年11月，第1234頁），筆者亦只能查找到兩份，只見刊登了小說，未發現新詩的刊載。■《濠鏡晚報》創辦於1913年，發行量甚少，筆者只能見其中一份，內裏只刊登了小說，未發現新詩的刊載。■《澳門時報》創辦於1916年,194丨年停刊，但筆者只能在坊間査找到2、30年代不同年份的十數份，均未發現新詩的刊載。■最早在澳門報章上看到近似於新詩的，是打油詩一類，一般都置於小說結尾部份，其內部有總結及提引下回的作用，類似明淸章回小說的形式，多以吸弓I讀者爲目的。
以法律語言寫成的普濟襌院“正史”郭濟修*澳門特區終審法院於2006年7月5日就一宗民事上訴案作出裁判（見《澳門特區政府公報》2006年8月2日第三H期）。該案的上訴人是普濟禪院(又名觀音堂），被上訴人是普濟禪院（觀音堂）僧侶慈善會、澳門特區及不確定利害關係人。雙方就擁有觀音堂所在土地的所有權和土地的利用權打官司，從初級法院、中級法院，一直打到終審法院，最後才由終審法院作出裁決。佛門本是淸靜之地，然而在現代經濟社會,一切都要有法律依據，因此，普濟禪院(觀音堂）與普濟禪院（觀音堂）僧侶慈善會爲了爭奪產業而要對薄公堂,實是無奈的事。本文無意討論該案，然而，終審法院的裁判書指出初級法院和中級法院認定的有關普濟禪院（觀音堂）的歷史卻値得注意,因爲這是眾多有關普濟禪院（觀音堂）的歷史中，較爲權威的觀點。終審法院裁判書有關普濟禪院歷史的部份，也許可以說是首次以法律語言寫成的有關普濟禪院的“正史”。終審法院的裁判書說，初級法院和中級法院都認定,普濟禪院（又名觀音堂）是一個僧侶慈善組織,該組織僅以一般稱之爲“普濟禪院”，又以“觀音堂”更爲人知的佛敎堂創辦人之後人爲成員。該佛敎堂設於澳門望廈居民區，有超過450年的歷史。其組織章程由1926年2月3日第32-B號訓令核準並公佈於1926年2月13日第7期《澳門政府公報》，登記於澳門身份證明局，編號爲161。裁判書確定了觀音堂的範圍:觀音堂的中央建築所在的房地產，顯示於地圖繪製曁地籍局所發出的地籍內。該不動產位於美副將大馬路,沒有門牌號。擁有下列界線:東北—鄰近美副將大馬路之土地;東南—鄰近美副將大馬路之土地;西南—鄰近美副將大馬路之土地;西北—牧羊巷4號,6-8號8A號及10號（以上都有登記編號），鄰近觀音堂街及牧羊巷之土地（被物業登記局推定沒有登記），鄰近觀音堂街之土地及鄰近牧羊巷的未命名小巷。*郭濟修: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
該不動產在澳門物業登記局沒有登記，在財政局都市房地產紀錄內也沒有登記。同時，考慮到該房地產所享有的宗敎聲望、建築設計的美觀以及歷史—文化價値，多次被澳門政府官方列爲文物建築（其中最後一次爲透過在1992年12月3日公佈的第83/92/M號法令進行）。根據法院對於普濟禪院的基礎內容之事實做的調查，該房地產的總面積爲4562平方米，其上全爲建築物，因此完全被與之相連的建築所覆蓋。起初，該房地產由上述的敎堂或廟的創辦人在超過四個半世紀前，透過不能指明的合同爲敎堂或廟購置的。自那時起,該房地產一直由該位於澳門的佛敎堂的創辦人,以及其後人擁有，並一直認爲房地產屬於他們所有。因此，當原吿普濟禪院以協會形式把該敎堂或廟的存在合法化，即變爲一個恰好由該敎堂創辦人的後人所組成的協會的時候，這些創辦人即把該房地產贈予原吿普濟禪院。從那時至今,普濟禪院一直被許多人認爲是該廟的合法“所有人”。普濟禪院一直於所提到的房地產內設置其實際會址,在其內並由此出發,從事宗敎以及慈善活動直到今天。自那時起直到今天，一直自認爲是合法所有人並在眾人面前，自資在其內進行認爲必需和合適的工程，尤其是建設、維修、保養以及修繕;爲拜祭其敎派的佛和菩薩（尤其是慈悲的觀音菩薩），由該會成員對其內的廳堂和祭壇進行重建、持續性的淸潔以及經常性的維修和保養，從事各種宗敎儀式，宣傳其敎義,以及爲信眾和參觀人士提供上述提到的拜祭和宗敎典禮和佛敎敎育;對設於其內的、爲拜祭先人的地方(保管和展示許多去世者細小照片之處）進行持續的維修和保養,該地方由普濟禪院用於提供予死者之後人和信眾進行拜祭活動，以及所有在精神領域方面的佛敎活動;對設於其內的食堂進行了全面的改建和持續維修，以便由普濟禪院向參觀團隊，尤其是信眾和貧困者在宗敎活動後提供膳食;對附設於其內的寢室、客廳和所有住房進行徹底的翻新、定期維修以及持續淸潔，以便生活於廟內的協會成員—和尙—使用，讓他們可以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每日進行他們奉獻一生的佛敎活動;建造某些單間房以及對設於其內的所有房間定期進行維修，以便由普濟禪院用於收藏各種對宗敎活動、慈善活動和救助必需或有用的各種用具、法器和設備;對各種天柵、天窗和上蓋進行建造、定期維修、更換和保養，建造和定期維修各種門或堂廳、空間、廳及上述提到附設和單間房的分隔門，以及各種分隔無數細小走廊的門等;對廟主建築的上蓋和牆壁進行修葺和定期維修、保養,而其內交織各種上述提到的祭堂、單間房、廳、附屬空間和走廊等;對由普濟禪院使用的房地產內分佈的各種宗敎紀念塔進行修復和持續維修，以便進行各種宗敎儀式，從燒香到向佛像或各種菩薩像進行直接拜祭;入口前地的空地進行部分重建、持續維修和保養、淸潔等，由
普濟禪院使用，以便在廟主樓處提供一個寬廣入口，讓其所有會員、信眾、參觀者、窮人和有需要的人士進出，同時在舉行宗敎活動時’讓大量聚集的拜祭觀音菩薩的信眾有秩序地進入並進行拜祭活動；同時，至少直至1980年代，對分隔案中房地產與外部聯繫的圍牆進行保養和定期粉刷。普濟禪院從不支付租金；自該房地產建成及在那時進行的贈與以來，普濟禪院對其行使事實上的權力;這被參拜‘觀音’的佛敎信眾、或不屬於佛敎徒，但因該廟具有的巨大意義和美觀而進行參觀的大部份人士所認同。該房地產正是由市民和澳門政府本身以“觀音堂”命名和爲人所知。自1926年該房地產建成，普濟禪院即以受贈爲憑，對其行使佔有，並以眾所周知、沒有暴力、無人反對、不間斷的方式進行，同時也自認不侵害他人的權利，該佔有之行使從那時起一直以擁有相應的所有權的主觀意志進行。因此,普濟禪院自1926年即佔有有關房地產。該佔有一直維持至今，並以和平、公開和連續方式進行。該房地產被建造、一直被佔有及被認爲屬私人財產超過450年。該房地產被建築物覆蓋的面積爲1935平方米，沒有上蓋的面積爲1929平方米，臨時棚屋覆蓋的面積爲38平方米,制瓦棚屋覆蓋的面積爲660平方米。該房地產在不能確定，但很久以前由不知名人士所建，而一直由和尙住持管理。該等和尙負責進行建造工程和擴建廟宇。在中華民國（1936)“平治”年間，因日久失修，該廟呈現出很衰敗的情形，因此，由和尙遐齡對之重建至現今的佈局。自從一般稱爲普濟禪院，但以觀音堂爲人所知的佛敎堂設立至今，一直由該廟和尙所組成的普濟禪院僧侶慈善組織推動進行所有拜祭儀式和宗敎活動，並負責實施所有必需和/或合適的普通、特別以及修葺的工程。包括對廳堂和祭壇進行維修;維護用於拜祭先人的空間;修葺所有附設,從屬和住房;對屋頂、天窗和上蓋進行維修;對主樓的牆壁、上蓋進行維修;重建基礎衛生設施,以及粉刷和鞏固廟宇的外牆。在住持和尙的職能中，直至今天,仍維持管理廟宇的職責。自數世紀以來到今天，由歷任住持所帶領的和尙本身對該廟以上面敘述的方式進行管理，同時負責在那安排、舉行各種保存佛敎的宗敎紀念儀式和活動。由於廟宇的和尙在廟內,或從廟出發負責監督和/或舉辦所有具宗敎、慈善、娛樂或文化性質的活動。廟宇一直由以住持爲代表的和尙進行管理，該等住持分別爲:石濂大汕，慶餘興宗/循智法指，南燈戒耀，靜持一覽，眞源鼎濬，秉機新權，紹明通照，博文天富,暢_，侶閒並蓮，濟航徹慈，慧因地本及現在的機修耀正，他一直是廟宇的“負責管理者”。以上是終審法院的裁判書所指出的初級法院和中級法院認定的有關普濟禪院（觀音堂）的歷史。儘管終審法院以“澳門原有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是
以符合基本法爲標準，有條件和選擇性地過渡到澳門特別行政區;因此，法院不能以一般的法律交替原則來繼續審理特區成立時仍待決的案件;在特區成立前未獲依法確認爲私有的特區土地,在特區成立後均屬國家所有;特區成立後，不能通過司法裁判確認這些土地的所有權或利用權爲私有，無論有關訴訟是在特區成立之前還是之後提起的”爲由，裁定普濟禪院敗訴，然而，有關普濟禪院的歷史以法律文件來敘述，卻是首次的。比如，普濟禪院的登記情況，以及其不動產的界線等,都有登記編號,很嚴謹，就連其歷史記載也是使用法律語言。當然，終審法院的裁判書的重點是有關普濟禪院所在土地的所有權和利用權。對於有關普濟禪院的歷史，以及普濟禪院與普濟禪院(觀音堂）僧侶慈善會的關係，尤其是有關創辦人把該房地產贈予普濟禪院的情況,可能不大全面、淸楚，不一定人人都能接受。然而,不管有關普濟禪院的歷史是否會弓丨起爭議,這段歷史敘述都是値得澳門歷史硏究者注意的。
鄭觀應著作及其版本述略馮建福*吳春玲“鄭觀應，廣東香山人，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又號居易、杞憂生、慕雍山人、待鶴山人或羅浮待鶴山人，生於1842年7月24日，卒於1921年6月14日。少年時期即遠遊上海，棄學從商，後長期於洋行任職。與洋務大員交誼日深，先後任織布局總辦、上海電報局總辦，後又擢爲輪船招商局總辦。其爲人或經商均方正而有轉圜餘地，責己嚴而待人寬。世人多知他著有《盛世危言》，是我國近代改革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對他的其他著述瞭解不多，故筆者就鄭觀應一生的著作進行梳理，並對《盛世危言》的幾個版本進行簡述,以紀念這位思想巨人偉大貢獻。1.《救時掲要》1873年鄭觀應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救時揭要》，共3萬字，收入他寫的政論文24篇，書的內容是提示挽救時局的要點，表達了他對列強侵略中國的憤怒和不滿,以及匡時救世、普度眾生的悲憫情懷。該著述寫於19世紀60—70年代，出版後得到社會的廣泛好評，還流傳到日本，被視爲善書翻刻流播,但該著述對於如何解決中國的緊要問題沒有提出更好的辦法，多是老生常談，聖賢敎誨、積功積德、因果報應之類。總傾向還是把中國傳統的“仁政”和“德治”作爲治國的根本方法，還沒有意識到向西方學習可作爲救國的重要手段。2.《劍俠傳》、《陶齋志果》和《富貴源頭》《劍俠傳》是鄭氏1878年選編重刻的一部中國古代劍俠故事集。一向不爲史家注意，實在不足爲怪，然而細察鄭觀應一生的言論及著作，他其實還有作爲道敎徒的一面,同樣非常眞實，從鄭氏編刻《劍俠傳》及有關劍俠的評說和詩文，可看出鄭氏一生很深的劍俠情結，以及他作爲道敎徒救世與修仙並行的人生軌跡,解讀《劍俠傳》，探究鄭氏的救世之志、劍俠情節及其宗敎觀，可以透見鄭氏旣*馮建福: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副硏究館員。**吳春玲:廣州市紡織服裝職業學校講師。
有道敎的神仙信仰,但又融合了儒佛因素:旣獨善其身又兼善天下的劍俠情懷。《陶齋志果》作爲鄭觀應的第一部筆記體短篇小說集，它的文學特色在於沿襲了以復古爲變通的中國古代小說發展路向，顯示出極大的承傳性，表現了中國人的歷史觀念中牢固的“法先王”的思想。其文學藝術的突出成就在謀篇佈局的格式上，首先秉承了文言小說的短小精焊之處，旣而以短篇規模成集，是唐以來用傳奇、志怪這類格式的延續，並在創作範圍上加以擴大化，包含了豐富的社會內容，又在吸收淸文學家蒲松齡《聊齋志異》創作技巧的基礎上，將這種藝術風格推向完善,鄭觀應此部早期文學作品一定程度上影響與制約了他後來政論創作的心路歷程。鄭氏後期經典巨作三部曲《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基本上以報章政論散文的體式構建。1878年刊刻問世的《富貴源頭》，是鄭觀應爲勸賑而輯撰的筆記小說，內收由漢至淸歷代救災恤鄰、行善有福的實例凡九十九則。鄭氏通過各種文學手段，記敍了歷代不同階層人士在凶荒之年廣發慈悲、同施惻隱、皆得善報的故事,因果報應的觀念貫穿全書。行善-善報，爲書中一個定型的敍事模式。學者通過對《富貴源頭》的探究，指出因果報應是一種長期積澱在民族心理的意識,有深厚的社會根源。《富貴源頭》強調善有善報、爲善是富貴的源頭，其旨乃在賑災，並非宣揚迷信。書中表現的倫理善惡觀,有別於宗敎的善惡觀，因果報應觀念容或帶有一些消極因素,但就作品整體思想傾向而言，決不是腐朽落後的。書中故事反映了時局的一個側面，又滿足了人們長生福祿的願望，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其宣揚之積德獲報的觀念,在賑災救難時所發揮的社會效應，亦較普通詩文更深入廣泛。3•《易言》1874年,因明治維新而崛起的日本開始對中國的侵略，日本政府藉口漁民在臺灣被殺，出兵侵臺，淸政府步步退讓，與之簽訂中日《臺事專約》，承認曰本出兵臺灣是“保民義舉”，並賠款50萬白銀以換取日本退出臺灣。國家的危機使鄭觀應決定撰寫《易言》，借時局的變化闡發他思考了很久的“向西方學習富強之術”的觀點,幾經醞釀和修改，1880年鄭觀應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易言》三十六卷,由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出版，全書約6萬字，包括了36篇專論。他在《自序》中，表達了他解決中國問題的新思路，這就是：由今之道，變今之俗,宜覽往古，法自然，詉遠情，師長技，攻其所短，奪其所恃。①這裏鄭觀應提出了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大法，一是變法，二是學西方。這個思想主張觸及了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體現了他對中國問題思考的深度，①轉錄劉聖宜•近代強國之路的探索者•鄭觀應[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48
在中國面臨著從古代社會進入近代社會的歷史關頭，中國人要作出追上世界潮流的明智的選擇。這是超越了前人思想的、具有革命性的新思維。變法涉及外交、軍事、經濟、科技、敎育、法制等領域，和盤托出了一個較爲全面地推進改革的思想體系。《易言》三十六卷包含36篇論說文，論述了36個問題，有《論公法》、《論税務》、《論鴉片》、《論商務》、《論開礦》、《論火車》、《論電報》、《論開墾》、《論治旱》、《論機器》、《論船政》、《論鑄銀》、《論郵政》、《論鹽務》、《論遊歷》、《論議政》、《論考試》、《論吏治》、《論邊防》、《論交涉》、《論傳敎》、《論出使》、《論水師》、《論火器》、《論練兵》、《論民團》、《論治河》、《論靡費》、《論廉俸》、《論書吏》、《論招工》、《論醫道》、《論犯人》、《論棲流》、《論借款》、《論裹足》，這是中國近代最早的一個完整的改革思想體系的誕生。《易言》寫於19世紀70—80年代，是鄭觀應向西方尋求富強之道和救國方案的思想結晶，提出了全面改革中國的要求。《易言》寫成之際,正是新舊鬥爭尖銳化之時，三十六篇本因取得王韜的幫忙,得以在香港首次出版，但在內地則只能刪去16篇可能惹禍的文章才敢刊行，這便是《易言》的二十篇本。所以《易言》具有兩個版本。19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守舊勢力的日漸退卻，《易言》以不同的名稱不斷被坊間翻刻。1888年，葛士浚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刊行時，在最後的20卷的洋務題材中,選錄《易言》的數篇文章，國內最有影響的政論刊物《萬國公報》有時也引用《易言》的觀點和段落。4.《羅浮待鶴山人詩草》、《羅浮待鶴山房談玄詩草》和《待鶴山人晚年紀念詩》鄭觀應一生寫了700多首詩，分別收錄在《羅浮待鶴山人詩草》、《羅浮待鶴山房談玄詩草》和《待鶴山人晚年紀念詩》中，《羅浮待鶴山人詩草》、《羅浮待鶴山房談玄詩草》於1898年刊行，1920年12月《待鶴山人晚年紀念詩》付印。其中收入《羅浮山待鶴山人詩草》中的400多首是他的代表作，該詩集刊印時，鄭觀應極爲重視，自己兩次作序，還請朝廷大員鄧華熙和洋務大員盛宣懷爲他作序。鄧華熙序之詩曰：“蓋山人憂世深’故其爲文也剴世而中理;處己澹，故其爲詩也平易而近情。”盛宣懷稱他爲“嶺南近世詩界中新鉅子”，並把他與黃遵憲、潘飛聲並列，點評他的詩說:“陶齋詩不立崖岸，不尙修飾，隨事隸詞，稱情而言。其於中西政敎道藝，同光以來時事得失，人才消長之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潘飛聲稱鄭觀應的詩:“平日所論時務，縱橫精確，一發千詩，余目之爲詩中陳同甫。……《兵備歎》、《中國變法感言》諸長篇,皆直抒己見，喝起沉酣，不愧經濟一家言也。”釣995年澳門中華詩詞學會出版了鄧景濱編的《鄭觀應詩選》。②轉錄劉聖宜•近代強國之路的探索者•鄭觀應[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158
5.《南遊日記》、《長江日記》和《西行日記》1884年3月鄭觀應南下廣州，進入督辦防務大臣彭玉麟軍幕效力。受彭委派，6月11日帶了文案羅宇彌,約同華僑人士呂成，前往南洋各國偵察敵情。在奔波64日，往返2萬餘里的南洋之行中,他一路上逐日寫日記，把所看到的和聽到的重要的事情和言論記錄下來，形成《南遊日記》一冊。他寫日記的目的是提供法佔西貢的各種情報，因此十分詳盡。在《南遊日記》中,他還最先提出在中國設立議院的政治改革言論，具有重要的開創性。1893年3月30日，鄭觀應攜招商總局文案吳廣霈,從上海出發,沿長江西行。吳廣霈文筆敏捷，品行端方，對洋務頗有見識，深得鄭觀應讚賞,兩人意氣相投,一路上唱和不絕。他們途經鎭江、蕪湖、九江、漢口、宜昌、萬縣，於5月6日到達重慶。5月16日東歸，6月10日回到上海,合寫了《長江日記》及一批調査報吿,爲招商局日後制定發展戰略提供了重要依據。1911年9月鄭觀應以70歲高齡再從上海出發，溯長江西行，巡察輪船招商局各埠分局，著有《西行曰記》。此外，1881年鄭觀應開創了中國電報事業，把威基傑的《電報新書》改編爲《電報新編》，使之成爲中國最早的漢字電碼本,又組織編譯了《萬國電報通例》和《測量淺說》,撰寫了《論電報》等文章，這些都爲中國電報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6.《中外衛生要旨》、《備急驗方》1886年，他專程赴廣東道敎聖地羅浮山，拜師學道。在山中他結識了煉師彭凌虛，把彭凌虛傳給他的“三步口訣”編寫成一本小書，他對道敎的認識進一步加深，除了硏究道術之外,他還硏究醫術。家中藏有不少醫書，他天天都翻看，還把其中的簡捷良方抄錄下來，登於報刊，以饗同好。日積月累，他編寫了《備急驗方》。他對西醫也很感興趣，認爲應該把中西醫學結合起來，他編寫了《中外衛生要旨》一書，序中歷述其受庸醫之苦，對中醫的局限,深有體會，對西方醫學多有讚美，但他沒有全盤否定中醫，而是主張改良中醫，會通中西醫學，實行中西合璧。書中輯錄了中西醫學的理論和驗方，使其互相參考，棄短取長。鄭觀應是最早提出“中西醫合璧”主張的人之一。7.《盛世危言》1886—1891年鄭觀應隱居澳門的日子裏,他並沒有停止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在1891年,鄭觀應就基本寫成了《盛世危言》，並於1894年春刊行。甲午戰
爭爆發後，爲了救亡圖存，鄭觀應重新修改並刊行了《盛世危言》。在民族危機嚴重和資產階級維新思潮日益高漲之時,它所宣傳的“富強救國”思想，在廣大知識份子中引起強烈反響，《盛世危言》在官方乃至朝廷受到重視和推廣。1895年，安徽巡撫鄧華熙向光緒帝推薦此書，光緒讀後爲該書加了朱批，命總理衙門印刷兩千冊分發給屬臣閱讀。鄭觀應自己排印了五百本，也很快被求索一空。而全國各省書坊翻刻印售的,竟達十多萬冊之多。1897年和1898年，調任安徽巡撫的鄧華熙又先後兩次向光緒皇帝推薦此書。1898年，光緖帝師傅、曾任工部、禮部、吏部尙書等職的孫家鼐再次將《盛世危言》推薦給光緒帝。1898年2月，光緒帝師傅、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翁同龢吿訴鄭觀應《盛世危言》一書經與孫尙書先後點定進呈，並鄧中丞所上計共三部。今上不時披覽，隨後必當有內招之旨。”《盛世危言》不僅引起皇帝的重視，社會上層人士對此反映也很大。這部變法思想更爲明晰、內容更爲豐富的新作—《盛世危言》’是晚淸一部震撼朝野的煌煌巨著，是一部綱舉目張的變法大典。這部著作的思想核心是富強救國，涉及的社會改革非常廣泛，包羅萬象。政治上，要求變君主專制制度爲君民共主的君主立憲制度，改善吏治;經濟上，主張集資興辦新式工商業，增強市場競爭力;軍事上，講求訓練兵將，培養現代軍事人才;外交上,呼籲修約談判,捍衛國家主權;敎育上,強調普及敎育，提高國民素質;財政上，主張開源節流。其他關於改造頹風陋俗、興辦社會慈善和賑濟、提倡婦女敎育等等主張，思想解放，觀念創新,開一代風氣。這是最早對洋務派“中體西用”思想進行批判的言論，爲改革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實行君主立憲政治體制,吹響了號角，這部著作喚醒了千百萬沉睡的靈魂,影響了近代中國的幾代偉人，如對康有爲、光緒帝、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革命家的思想起著深遠的影響③。7.1《盛世危言》版本《盛世危言》1895年就出版了4種版本，1896年上海書局一家就石印了3次，1897年又出版了3種版本,1898年竟達7種版本之多。有人估計,《盛世危言》的版本約有20多種，共10多萬冊，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種”④，堪稱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暢銷的幾種書之一，被譽爲是啟迪思想、統籌全局的名著。不久這部巨著又流傳到日本、朝鮮等鄰邦，風靡一時。現通常有以下幾個版本：7.1.1初刊本（或稱“五卷本”）③劉聖宜•近代強國之路的探索者•鄭觀應[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110④劉聖宜•近代強國之路的探索者•鄭觀應[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116
1894年初刊的《盛世危言》五卷本，在《易言》的基礎上擴寫修正而成。鄭觀應在中法戰爭期間，意識到中國對法國戰爭的失敗，表面上是朝中財政上還不足以應付一場全面的近代化戰爭，他對中國如何才能達至富強有了新的看法，認爲《易言》所論，“以今日證之，多未透徹”。他對洋務運動弓丨進西方長技“遺其體而效其用”的片面性提出了批評，認爲向西方學習的深度和廣度不夠，政治制度和敎育制度方面的改革才是根本。這樣，《盛世危言》五卷本與《易言》相比,鄭觀應對中國問題的認識更爲深刻，眼界更爲開闊銳利，他的思想水準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五卷本把“育才”和“議政”放在首位,排在最前面的一組文章爲《道器》、《學校》、《西學》、《考試》、《議院》、《曰報》、《吏治》，均是關於人才培養和政治體制變革的，後面排列的分別是有關外交、社會、司法、經濟、軍事等文章，計有《敎養》、《遊歷》、《廉俸》、《通使》、《訓俗》、《善舉》、《藏書》、《公法》、《交涉》、《書吏》、《獄囚》、《女敎》、《醫道》、《税則》、《商務》、《商戰》、《技藝》、《紡織》、《農功》、《墾荒》、《旱潦》、《治河》、《賽會》、《鐵路》、《電報》、《郵政》、《銀行》、《開礦》、《鑄銀》、《禁煙》、《傳敎》、《販奴》、《國債》、《建都》、《防海》、《防邊》、《練兵》、《民團》、《水師》、《船政》、《火器》、《弭兵》，共計49篇（若按上下篇計，則有57篇），附錄未盡之詞，及中外通人有益世道之文30篇，其中心思想是富強救國。7.1.2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十四卷本是在甲午中日戰爭後（1895年）出版的。中國被仿行西法而迅速強盛起來的小國日本所欺、所敗,舉國爲之震驚、悲憤。鄭觀應感到救時之急迫，決定對五卷本進行增訂。他爲該書撰寫《凡例》時說明增訂的緣由中日戰後，時勢變遷，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距作書僅年餘耳，而事已迥異，故未言者再盡言之，已數易其稿。”這個版本比五卷本多出的篇目是:《商務》二、三、四、五篇，《商船》上下篇，《保險》、《商戰》下篇、《捐納》、《議院》下篇，《公舉》、《日報》下篇，《鐵路》下篇，《修路》、《練將》、《練兵》下篇,《民團》下篇，《海防》下篇，《邊防》四、五、六、七、八篇,《江防》、《間諜》、《巡捕》、《典禮》上下篇、《刑法》、《條約》、交涉》下篇，《入籍》、《停漕》、《厘捐》、《鹽務》、《旗籍》、《衛屯》、《驛站》、《限仕》、《汰冗》、《革弊》、《度支》、《僧道》、《盜工》。正文增加了43篇，另附錄未盡之詞及中外通人救時之文60多篇，共增加113篇，統計200篇。類分富國、強兵、開源、節流四大端，共十四卷，裝成八本。針對甲午戰爭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救治之法。7.1.3八卷本《盛世危言》八卷本是在義和團運動蓬勃發展、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並佔領北
京時（1900年)修訂出版的，篇數比十四卷本僅多出6篇，但篇名與排列順序有少變動，把《議院》上下篇排在全書的第二位,以突出其重要性。爲了強調民權又增加了《原君》、《自強論》、《答某當道設議院論》等篇，這些文章與20世紀初年立憲運動的興起和發展關係極大。7.1.4其他版本由於《盛世危言》反響強烈，其後坊間書賈大量翻刻,有多種版本，如《盛世危言續編五卷》;《盛世危言六卷續編四卷補編六卷》;《盛世危言五卷續編三卷》；《盛世危言外編二卷續編二卷》；《盛世危言六卷二編四卷三編六卷》；《盛世危言正續十四卷》；《增訂盛世危言正續編九卷》⑤，民間還流傳有《盛世危言統編》;《盛世危言一編》;《盛世危言二編》；《盛世危言三編》和《盛世危言後編》等,究竟有多少版本是一個謎。7.1.5現代版本1982年和1988年，夏東元編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鄭觀應集》上、下冊，收錄《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遊日記》、《西行日記》、《盛世危言後編》、《羅浮待鶴山人詩草》、《羅浮待鶴山房談玄詩草》、《待鶴山人晚年紀念詩》、《香山鄭愼餘堂待鶴老人囑書》等書。該書收羅宏富、校勘精良,爲硏究鄭觀應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基礎。1998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盛世危言》；1999年11月上海古出版社出版了《盛世危言》（上、下冊）（精）；2002年6月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和澳門歷史學會聯合出版《鄭觀應文選》，《文選》由鄭觀應硏究專家、上海的夏東元敎授從鄭觀應名著《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後編》及其它一些著作中選取文章彙編而成，全書有文近200篇,共35萬多字，全面反映了鄭觀應的思想;2002年10月華廈出版社出版了《盛世危言—鄭觀應文獻選集》;此外遼寧人民出版社、靑海人民出版社、藍天出版社、中國戲劇出版社和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等多個現代版本。⑥上海圖書館庋藏尙未啟封的《鄭觀應專檔》約五千件,另外散落在其他近代人物“專檔”特別是盛宣懷檔案裏的鄭氏檔案數量更爲可觀，“專檔”和“散檔”相加，估計有近萬件之多。《鄭檔》藏件最早爲光緒八年致盛宣懷函，最晚爲民國五年致粤漢鐵路董事會函，時間長達50年之久，內涉鄭氏曾參與的企業如漢冶萍公司、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華盛紡織紗布廠、粤漢鐵路公司、廣州總商會、廣肇公所等事務及各項公益、勸賑、社交等活動，幾乎涵蓋了鄭觀應一⑤駱偉•廣東文獻綜錄[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40-41⑥劉聖宜•近代強國之路的探索者•鄭觀應[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116結束語
生的重要活動。毋庸置疑，這批彌足珍視的鄭氏史料的發掘、整理和出版，就其“件數”而言，比已版《鄭觀應集》所收錄的1300餘件（不含附錄）多出7倍以上⑦。2007年11月，澳門博物館和上海圖書館根據上海圖書館所藏有關鄭觀應的檔案資料，合作編纂的《鄭觀應檔案名人手劄》出版了，這是鄭觀應一生中與親友往返形成的函劄、公文、電稿、便條等各類檔案,是瞭解和硏究近代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資料。筆者希望相關人員在這些豐富的史料中能發現新的鄭氏著述及版本的相關線索。參考文獻[1]到聖宜.近代強國之路的探索者—鄭觀應[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2]夏東元.鄭觀應集：上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夏東元.鄭觀應集：下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易惠莉.鄭觀應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5]王傑.鄭觀應研究的里程碑:鄭觀應誕辰160周年學術研討會综述[J].中國近代史，2003(2)[6]駱偉.廣東文獻综錄[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⑦王傑•鄭觀應硏究的里程碑:鄭觀應誕辰160周年學術硏討會綜述[J]•中國近代史，2003(2)：123
漢代文獻的叢集與《兩漢全書》的編纂---------《兩漢全書》前言董治安*漢代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經濟體制全面確立、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基本形成的時期，在學術史上更是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重要階段。昌盛的經學，成熟的史學，趨於綜合和演化的諸子之學，繁榮的文學創作以及發達的科技，構成了兩漢文化學術的豐富多彩和博大精深。進一步對兩漢現存文獻給予全面、系統的整理，是學界的迫切要求,也是社會的廣泛需要。漢人文獻的叢集，早在漢代已經開始。如被視爲“總集之祖”(見《四庫全書總目》）的西漢劉向所編《楚辭》(十六卷），除裒集屈原、宋玉、景差作品外，還匯錄了漢人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以及劉向自己的《九嘆》等。東漢王逸著《楚辭章句》，在劉向《楚辭》的基礎上，再增收本人的《九思》一種。至於《史記》、《漢書》（以及隨後的《後漢書》），雖係史著,但在記人述事的同時，具錄了大量漢人的詩、文、賦等，實際上爲後人瞭解和輯錄兩漢時期文獻提供了極爲寶貴的可靠資料。就此而言,稱以上史書爲兩漢文獻資料的淵藪，亦不爲過。《隋書•經籍志》所載西晉摯虞《文章流別集》，據稱是“自詩賦以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應當是一部涵蓋漢人著作在內的詩文賦選編。參照作者《文章流別志、論》(二卷）的殘文（見淸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推想“流別集”所收西漢之文，可能包括枚乘《七發》、揚雄《十二州箴》《十二官箴》《解嘲》、王莽《鼎銘》等;東漢之文,可能包括班固《答賓戲》、崔骝《七依》《達旨》、張衡《應間》、崔瑗《杌銘》以及朱公叔、王粲等人作品。惜乎原書已佚，所收具體篇目今天已經難於詳考。*董治安:山東大學文史哲硏究院敎授,《兩漢全書》主編。
現存六朝階段選編漢人詩文賦較多而重要的一部總集,是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纂《文選》一書。《文選》所收，限於“經”、“史”、“子”以外的“文”,所謂“必‘沉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然而其所敷採兩漢時期的詩歌、辭賦和雜文,仍有一百三十首（篇）之多。其中，不乏今存此前文獻失收的重要作品，詩類如舊題《李陵與蘇武詩》三首、舊題《蘇子卿詩》四首、張衡《四愁詩》、漢樂府《飮馬長城窟行》、《古詩十九首》等，文類如李陵《答蘇武書》、蔡邕《郭泰碑》、孔融《與曹公論盛孝章》等，賦類如司馬相如《長門賦》、班彪《北征賦》、張衡《歸田賦》、王粲《登樓賦》等;也有更多的詩文賦雖已見於《史》、《漢》或其他現存漢人著作，卻以傳本不同，而具有無可替代的文獻校勘價値。梁陳之際，徐陵編《玉臺新咏》，爲“但輯閨房一體”（見胡應麟《詩藪•外編》)的詩歌總集，計收有關“男女閨情”的漢詩三十九首，如張衡《同聲歌》、辛延年《羽林郞》、宋子侯《董嬌饒》，漢樂府《相逢狹路間》、《艷歌行》，古詩《上山採蘼蕪》以及著名的長篇《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都始錄於此。這裏還値得一提的是沈約的《宋書•樂志》。沈約略與徐陵同時而稍前，所著《宋書》的《樂志》部分保存了一批漢代的樂府詩。名篇如《江南》、《平陵東》、《艷歌羅敷行》、《艷歌何嘗行》、《白頭吟》等，均爲最初見載於此;其餘所收各詩，往往也有助於漢樂府某些篇題或文字的參校。唐代初期，出於儒家經典傳播的需要，以孔穎達爲首受詔撰《五經正義》一百八十卷，其中《尙書正義》用“漢孔安國”傳,《毛詩正義》用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禮記正義》用鄭玄注;又有與孔穎達大體同時的賈公彥，於《周禮疏》中用鄭玄注，《儀禮疏》中亦用鄭玄注;再有稍後的徐彥，於《公羊傳疏》中用東漢何休《解話》。這實際上是對漢人的一批經書注解作了一次集中整理，在文獻學史上有其不可忽視的特殊意義。唐代高宗顯慶三年，許敬宗等編《文館詞林》一千卷,依類編纂先秦以來各體詩文。原書北宋時已不見，淸末之際，先後從日本傳回殘本十八卷。收入《佚存叢書》本計四卷，其中第六百六十二、六百六十四、六百六十八諸卷，依次載有《漢武帝欲伐匈奴詔》、《答淮南王諫伐越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詔》、《漢哀帝改元大赦詔》等文。收入《古逸叢書》本計十四卷，其中第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七、六百七十、六百九十一、六百九十九諸卷，依次載有《後漢章帝郊廟大赦詔》、«漢宣帝鳳凰集泰山赦詔》、《後漢章帝麟鳳等瑞改元赦詔》、《漢元帝火災赦詔》、《後漢順帝災旱大赦詔》、《漢武帝赦詔》、《漢元帝大赦詔》、《漢武帝責楊僕敕》、《後漢李固恤奉高令喪事敎》等文;又卷三百四十八存目，有馬融《廣成頌》一篇。收入《適園叢書》計二十三卷,其中（除與上述兩本重見不計外)第一百
五十二、三百四十六、四百一十四諸卷，依次載有《後漢秦嘉贈婦》、《後漢崔胭東巡頌》並《南巡頌》《西巡頌》《北巡頌》、《後漢馬融東巡頌》、《後漢劉珍東巡頌》、《後漢王粲七釋》（八首)等文。《古逸叢書》本《文館詞林》所附楊守敬氏尾跋云十四卷中略有見於史書、《文選》及本集者，而其不傳者十之八九。”信哉斯言！令人遺憾的是，鉅典缺佚殆盡，原貌畢竟難於全部窺見了。《古文苑》二十一卷，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稱:“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也。”《四庫全書總目》從其說，則該總集實亦成於唐代。《四庫全書總目》又謂：(《古文苑》)“所錄詩賦雜文，自東周迄於南齊，凡二百六十餘首,皆史傳、《文選》所不載。然所錄漢魏詩文多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刪節之本，石鼓文亦與近本相同。”由此可見，其書已開始具有了輯佚的性質。全書收錄漢詩二十九首，各類漢文九十九篇，漢賦四十七篇。儘管其中雜有少量僞作、殘篇，仍爲普査兩漢四百年文獻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和綫索。綜上所述,漢魏六朝以迄唐代，漢代文獻的叢集已經積有相當可觀的成果。此一階段的若干總集和叢著，由於去古未遠，總的說來’大都比較集中地保存了一批可靠的、或不盡可靠而久已相傳的兩漢文獻資料，爲後人進一步的叢集工作,打下了無可替代的重要基礎。然而，同樣明顯的是,唐以前之總集與叢著大多帶有選編的性質，還算不上對兩漢文獻之更加系統、全面的輯錄網羅。至於所收部分內容的眞僞竄亂，文字的殘缺訛誤，雖不能苛求前人，無疑也是今人在利用這批成果時應當注意考辨的。宋元時期,叢集前代文獻的工作得到更多的注意，先後出現《太平廣記》與《樂府詩集》。前者把文獻叢集的內容擴展到詩文賦以外,是第一部兩漢迄於宋初之較大規模小說故事的總集;後者則對五代以前的“樂府詩”給予了空前完備的捜集、整理。《太平廣記》採錄小說故事計約六千餘則，涉及到的漢人著作，有東方朔《神異經》、郭憲《東方朔傳》及《洞冥記》、班固《漢武內傳》、劉向《列仙傳》、應劭《風俗通》、趙曄《吳越春秋》等;其中雖可能有後人依託之作，總的看來開拓之功應予肯定。《樂府詩集》一百卷,堪稱規模宏大、徵引浩博。在其所分十二大類中，計收漢人作品（包括無名氏樂府民歌和帝王、文人的詩作）：“郊廟歌辭”三十七首，“鼓吹曲辭”十八首，“相和歌辭”五十二首，“舞曲歌辭”二首，共一百三十二首（按“雜歌謠辭”一類未予統計）。迄今爲止，我們所知道的漢人樂府詩，依然大體限於此一範圍。另外，南宋洪适編撰《隸釋》二十七卷（並《隸續》二十一卷），前十九卷著所藏漢碑一百八十九種。南宋末年，還出現過一部《百川學海》，全書一百種一百七十九卷，收錄了大量的野史雜說和詩文資料，所集以宋人著作爲多，兼及少量唐以前的典籍。此書見錄的漢代之作雖然僅有蔡邕撰《獨斷》二卷，但編者首開
叢書匯纂之風（《儒學警悟》略早於是編而規模很小），對於明淸時期漢代專書的叢集，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明淸以來，隨着文化學術事業的發展，以及圖籍整理和刻書、印刷水平的不斷提高，古籍的收集與保存愈益受到重視，漢代文獻叢集的工作也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主要標誌,在於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陸續出現集中匯收漢代專著的大型叢書。這裏首先應當提到的,是元末明初陶宗儀編輯的《說郛》一百卷。《說郛》採錄兩漢經解經注（包括部分緯書）、雜史小說，以及各類子書共計四十種，涉及方面之廣和收羅著作之多都是空前的。不足之處,一是體例不嚴，像子書之類收王充《論衡》而不取賈誼《新書》，野史之類有《吳越春秋》而不見《越絕書》，都未免有一定的隨意性。二是選文多用節錄的方式,只存其大概,也影響了叢書功能的充分發揮。明萬曆間程榮輯《漢魏叢書》，匯錄集部以外的專著三十八種,上起兩漢、下迄六朝;計收漢代著作爲“經籍”九種，“史籍”一種，“子籍”十七種,共二十七種。稍後，明何允中輯《廣漢魏叢書》，匯錄各種專著八十種;計收漢代著作爲“經翼”十二種，“別史”五種，“子餘”十四種，共四十種。再稍後，淸乾隆間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匯錄各種專著九十六種;計收漢代著作爲“經翼”十三種，“別史”七種,“子餘”十八種，又“載籍”七種，共四十五種。這套叢書，程輯旣有較好的基礎,復經何、王兩度增補，義例明確而收羅相當廣泛，至今仍多有參用價値。性質相類的叢書，還有明隆慶間吳琯輯《古今逸史》，收錄正史以外的典籍五十五種，其中漢人著作十五種;明末葉紹泰輯《增訂漢魏六朝別解》，收錄漢人著作經部十種，史部三種，子部十七種,集部十五種，共四十五種。至於淸《四庫全書》的纂修,幾乎囊括此前歷代主要典籍，漢人著作亦多備於此，兹不詳述。其二,專事輯佚之叢編的紛紛刊行。兩漢文獻輯佚之風，如上所說，《古文苑》已發其端。南宋王應麟作《詩考》，匯收漢“三家詩”的遺說，於一個方面標示此風的不衰。明代孫穀輯《古微書》，是現存最早一部緯書文獻的匯編。其書收錄資料均不註明出處，所錄緯書三十六種，多數當爲漢代古籍。淸代嘉慶間侯官趙在翰輯成的《七緯》一書，共集緯書三十七種，也應多爲漢人之作。是書選材比較嚴謹，其中首收《易緯》八種，又一一註明材料的來源，都是高於此前同類叢編之處。另淸人孫堂輯《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三十四卷，收漢代注《易》之作八種。此類專收兩漢經解經注的佚書，淸代尙有多種，難以縷述。
淸乾嘉之時洪頤煊所編《經典集林》是綜合類輯佚叢書,收漢人經、史、子等各類著作十五種以上。與此大體同時，王謨編《漢魏遺書鈔》，收所謂漢人“經翼”之作五十三種。此後，淸人馬國翰編《玉函山房輯佚書》，收漢人佚書計“經編”一百零二種史編”一種，“子編”三十種，共一百三十三種。淸黃奭編《漢學堂叢書》（後易名《黃氏逸書考》，有增訂），收漢人佚書計“經解”三十五種，“子史鈎沉”十九種,共五十四種。此類輯佚匯編的出現，大有助於人們對兩漢文獻的全面瞭解和更好利用。其三，相當一批專輯別集與匯纂子部專著之類叢編的陸續問世。漢代尙無本人自編的別集，歷史上流傳過的漢人別集均係後人纂編，或爲後人所補輯。明萬曆、天啓間汪士賢輯《漢魏諸名家集》，與稍後的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即《漢魏六朝ー百三家集》〉，是漢人別集匯編中之較早而重要的兩種。前者輯收漢人別集五種;後者輯收漢人之作二十一種，褚少孫、王褒、劉向、揚雄、劉歆、馮衍、班固、崔絪、張衡、李尤、馬融、荀悅、蔡邕、王逸、孔融、曹操、陳琳、王粲、阮瑀、劉楨、應場等人的諸多別集,第一次被匯錄於此。淸末丁福保輯《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收漢人別集十五種，增收了司馬相如、司馬遷、鄭玄、徐幹數家,其餘沒有超出張溥所輯的範圍。子部專著匯纂之類，自明以來估計不下數十種，收集漢人著作較多的有:周子義等所輯《子匯》，收《孔叢子》、《賈子新書》、《陸子》(陸賈）、《小荀子》(荀悅）、《黃石公素書》等五種。胡維新輯《兩京遺編》，收《新語》、《賈子》（即《新書》)、《春秋繁露》、《鹽鐵論》、《白虎通》、《潛夫論》、《風俗通》、《中論》、《申鑒》等九種。歸有光輯《諸子匯函》，收漢人子書二十二種。淸光緖年間崇文書局所輯《子書百家》（後易名《百子全書》），收漢人子書“儒家”類十二種，“兵家”類二種，“術數”類二種雜家”類六種，“小說家異聞”類三種,又漢人舊注三種，共二十八種。此外，還有光緒間浙江書局輯《二十二子》，收漢人子書四種，漢人舊注二種，共六種;光緒間鴻文書局輯《二十五子匯函》，收漢人子書四種，漢人舊注二種，共六種，等等。民國時期，則以國學整理社輯《諸子集成》影響較大，其七、八兩冊收漢人子書七種，六、七兩冊收漢人舊注二種,共九種。其四，單篇詩文賦的整綴，出現了各個門類之更趨全備的叢集。詩類,明代嘉靖間馮惟訥編《古詩紀》一百五十六卷，其正集收由漢至隋的古詩一百三十卷。淸沈德潛編《古詩源》十四卷,收漢詩（包括歌謠）兩卷。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五十四卷，在《古詩紀》的基礎上又有所增刪，收漢詩（包括謠諺)五卷總計三百八十首。今人逯欽立纂輯《先秦漢魏南北朝詩》，網羅放佚，訂正訛誤，收有漢一代各種古詩、短歌、樂府、謠辭、諺語等，共四百首以上,是爲集此類叢集之大成。
文類，明人梅鼎神編《西漢文紀》二十四卷、《東漢文紀》三十二卷,是空前全備的漢文總集•’然而選材上“殊無義例”(《四庫全書總目》語），加以往往失於考辨，“眞僞互陳”，是以流傳未廣。淸人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其中，捜羅兩漢階段各種現存單篇文章（包括殘篇），兼及一些史論、子書的輯佚，總共達四千篇左右，內容之豐富遠遠超過了先輩同類著作。賦類總集歷來不多，淸康熙間陳元龍所輯《歷代賦彙》是値得提出的重要總集。其書按內容分類編纂朱明以前的賦作，漢賦的名篇多匯集於此。又上述嚴可均“全漢文”兼收漢賦作家約七十人左右，漢賦作品二百五十餘篇。今人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收集兩漢賦作（包括殘篇）以及非以賦名篇而實爲賦體的作品,總計八十三家,二百九十三篇。儘管尙不無遺珠之憾，還是可以說，這大約就是今人所能見到漢賦作品的基本數字了。由此可見，明淸以來漢代文獻的叢集工作，做出了多方面的積極開拓和重要貢獻。上述各種總集和匯編，有的首次把某類、某個方面的文獻資料集爲一編，網羅放佚，廣收博採，蓽路藍縷，其功不可沒;有的借鑒先輩而後來居上，在資料收集的豐富性和科學性上達到了新的水平;也有的在前人基礎上,拾遺補缺，糾謬正誤，爲漢代文獻叢集工作之進一步走向完善不斷鋪平道路，或者在文獻的發掘、編集的體例、文字的考訂等方面,作出了努力，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是，也應該看到，這些總集和匯編，不論是以專書爲網羅對象，或者以輯佚爲全部內容，還是專輯別集與匯纂子書，或者是單篇詩文賦的某種類編，其共同的編纂特點，在於各守其類。好處是學術專門性強，相對而言便於某個具體方面的査用，而同時帶來的不足，則在於各種叢編之間學術取向不盡一致,質量參差不齊，特別是不可能從總體上如實反映兩漢文獻的完整面貌。而且，歷史的發展總是後出轉精，過去的各種叢集，儘管作出過可貴的學術貢獻，今天看來則難免存在諸如收羅不全或考訂欠精之類的缺點。比如，各種叢書（包括子書匯編）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缺編、漏編的現象。以傳統“經部”而論，有關《詩》、《書》、《易》以及“三禮”、“三傳”之漢人的舊注，就不曾被一無缺漏地保存於任何一部匯編。“史部”典籍像陸賈《楚漢春秋》、劉向《古列女傳》等，“子部”典籍像桓譚《新論》、嚴遵《道德指歸論》、氾勝之《氾勝之書》等，也存在進一步加以整次的必要。至於漢人別集的新編,輯佚書的增補，事實上都有不少可做的工作。再比如，過去叢集中關於文獻材料的眞僞、典籍時代的先後，時亦有判斷失當之處。以叢書爲例，就有某些托古之作被視爲古人原著，像《神異經》、《別國洞冥記》、《漢武帝內傳》，分別被當成東方朔、郭憲、班固的著作；某些先秦古籍，則被看作出於漢人之手，像《穆天子傳》、《逸周書》（《汲冢竹書》)即是。又比如,傳世的輯佚書往往是從各種類書摘弓丨資料，而有的類書本
身徵弓I文獻失於核査,疏誤自難避免。還應該看到，一些匯編本不注意一定文獻底本的選擇和必要的文字校勘,如流行頗廣的《百子全書》、嚴氏《全漢文》等，這方面存在的問題都比較明顯。此外，也有若干總集義例稍亂,對舊注舊解的選用有某種隨意性。如《法言》一書，《漢魏叢書》等三種均兼收宋人宋咸注，《百子全書》不收宋注;《申鑒》一書，《漢魏叢書》等三種均兼收明黃省曾注,《百子全書》不收黃注;而馬融《忠經》一書，《百子全書》收鄭玄注，《漢魏叢書》卻又不收鄭注;如此等等，這顯然就並無共同遵循的客觀標準可言了。新纂《兩漢全書》是一部規模空前、總括兩漢一代現存文獻的大型叢編。這部大型叢編的編纂，從歷史承襲的角度來看，無疑是兩千年來漢代文獻叢集工作之自然延續與合理發展，因此新的編纂實踐必須努力借鑒、利用自漢以來一切有關文獻整輯工作的積極成果和寶貴經驗，這是不成問題的。但同時，《兩漢全書》旣然面臨新的歷史需要,又是囊括一代文獻，與此前以叢集部分漢代典籍資料爲內容的一切總集、匯編畢竟有所不同，«全書》的編纂又顯然應當具有自己總體的指導思想和具體的學術要求。首先,《兩漢全書》突出“力求其全”的總體特點。要求是，凡屬西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東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這一歷史階段的所有文獻，舉如各種專著、別集、單篇詩文賦,以及經籍傳注、小學著作、石刻簡牘等等，包括佚文殘篇，悉予匯錄，按照旣定體例統一整理、編排。具體說,如專著類，除匯總並統一整理已有叢書所收漢人著作外，再行增輯若干新編,像陸賈《楚漢春秋》、桓譚《新論》、嚴遵《道德指歸論》、劉珍《東觀漢紀》等。又如,傳世漢人別集約四十餘家，多爲明淸學者採摭群籍編就，繁簡有別,體例不一，今一律逐條重考《史》、《漢》、《文選》、《御覽》等古籍原文，匯成系列新編,有較多增補。此外，在充分利用前人輯佚成就的基礎上,對現存漢人單篇詩文賦作系統整輯，同樣可以有較多的訂補。再如漢人爲多種古籍所作的傳注，有很高的學術價値，卻歷來缺少統一的整理和集中的匯編。按漢人傳注有不同類型:其一是先秦經籍由漢人注解，而注文稍詳或有發揮者。像《毛詩故訓傳》、鄭玄《毛詩傳箋》、趙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辭章句》等。其二是先秦古籍由漢人注解，而注文較簡僅限於字詞釋義者。像高誘《戰國策注》、高誘《呂氏春秋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經章句》等。其三是漢代典籍亦由漢人作注解者。像高誘、許愼《淮南子注》、鄭玄《忠經注》
等。以上三種類型的漢人注解，《兩漢全書》均視爲漢人著作加以輯收,除就編排形式略作技術處理外，無其他軒輊之分。至於歷代流傳漢人著作所附魏晉以下人物的注解(像晉郭璞注漢揚雄《方言》、劉宋裴胭唐司馬貞唐張守節“三家”注漢司馬遷《史記》等），則僅輯原著而注解部分概不收錄。爲數可觀的漢碑、漢簡等，保存了一批最爲眞實可靠的兩漢文獻，《兩漢全書》理應匯收這批文獻並力求其完備。碑刻類力求把整理與調查相結合，俾能集今存漢碑之大成。近年出土的帛書，在進一步肯定其中確有漢人著作的基礎上，酌予收錄。簡書中的兩萬多枚《居延漢簡》和九十二枚《武威漢簡》，考慮用其他方式處理，或用現成摹本，加以說明;或作爲特例，僅存目錄。其次,在認眞普查與考辨的基礎上，力求在兩漢文獻編排上能做到科學有序。《全書》涉及兩漢人物衆多，總字數高達數千萬字。面對如此一個龐大的存在，方方面面的問題眞是難以盡數：這裏，文獻的普查和資料的考辨，應該說是整個編慕工作之基礎的基礎。漢代文獻,雖不像明淸典籍數量那樣茫無涯際,但其見載零散，且往往眞僞竄亂，又不無難於處理的複雜方面，須要謹愼對待。如今通過普査,實得現有著作傳世的兩漢人物近九百人，其中包括傳說中的人物十餘名,著者生卒年代失考的各種文獻典籍約二十種;此外,尙有一大宗不同類別的無名氏之作。爲了務實求眞,避免重蹈前人的失誤，《兩漢全書》要求編纂工作自始至終重視原始資料的利用和覆核。所有明淸輯佚書著作從唐宋類書轉弓丨兩漢文獻資料，一律堅持用《史記》、《漢書》、《文選》等典籍加以盡可能的比照和校勘;一批久相沿襲標示漢人著述的僞作,或姑作收列而給以說明,或逕予屛棄,不復收錄。經過反覆斟酌，確定《兩漢全書》的總體基本框架是:一、把普査到的近九百名兩漢人物，一律按歷史年代逐次排列先後順序;人物年代不詳以及無名氏著作,統於附編中別作處理。二、以人物爲單元排比文獻資料，即在每一人物名下,首列其專著(是依經、史、子爲序），次列其別集（以及單篇作品，依詩、文、賦爲序），再列其他文獻資料（若干特例作變通處理）。因此，《全書》旣是斷代專著的集成，又是一系列新編別集（和單篇詩文賦）的總匯，帶有一代總集的性質。《兩漢全書》這種對文獻的具體編排，從縱向看，能夠反映出兩漢四百年學術發展的大體脈絡,並可比較具體地顯示出各個歷史階段的若干特點。比如西漢武帝前後，各方面人物競出，諸多著述紛紛湧現，極一時之盛，就充分顯示於此一時期典籍資料的集中排列；又如兩漢之交經學風氣的變化,東漢獻帝之時文學創作的發展等等，也無不在這些具體階段文獻的編排中鮮明地反映出來。從橫向（每個人物名下)看，則對一定人物的所有各類著作,給予了全面的匯編。
如劉向名下收著作十四種（詩與文各纂爲一集，按兩種計）共約三十一萬字，揚雄名下收著作八種(各體文與賦纂爲文集，按一種計）共約二十五萬字,馬融名下收著作十二種(各體文纂爲一集，按一種計）共約十萬字，鄭玄名下收著作三十三種(各體文纂爲一集，按一種計）共約八十萬字等等，所輯數量之多，均非已往同名人物全集所能並比,這顯然又爲兩漢任何一位知名人物著作的査閱和利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極大方便。考慮到多方面學術硏究的需要，《兩漢全書》對異體字、通假字的處理，採取了謹愼的態度，即一般保留一定古籍（一定版本）的原貌，不隨意改動。重要的校勘，均出校記。《全書》於每一人物名下，均立小傳，簡志其人生卒、字號、里籍，並略述其主要經歷、著作情况，以及有關文獻的流傳與考辨等。專著題下，均設說明一篇，概述其書寫成的年代、基本內容、重要著錄文獻，以及流變、整理情况等。“全書”編後附書名、詩文名索弓I，以便査用。復次，重視底本的選定與利用。選定好的底本，對於保證古籍整理成果的質量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兩漢全書》所整輯的文獻,年代久遠而情况複雜，自然更是如此。前人和今人兩漢文獻整輯中底本選定的經驗和敎訓，多有値得記取之處。《兩漢全書》所收典籍涉及甚廣，版本較多，其中時代較早的刻本自在首選之列;但即使是宋、元、明善本，也應當有所選擇，而不能有見必收。這一方面是因爲，古籍之一定版本的文物價値和文獻價値畢竟還不完全是一回事，《兩漢全書》整輯漢代典籍，只能着眼於後者（文獻價値）而不能兼及其他。另一方面，較多使用宋元版本之事實上的可能性究竟如何，當然也是不能不有所考慮的。此外，兩漢典籍自宋以降的各種版本，可謂在在多有;彼此或明顯有精粗高下之別,或各有所長而流傳範圍廣狹不同，這也是《全書》選擇底本時必須全面衡量和仔細斟酌的。爲此，«兩漢全書》把底本選定的總目標確定爲:在廣泛查考的基礎上，從現實條件出發，力圖推出一批堪稱精善、有較多學術參考價値，至少具有當今流傳本所不能替代學術參考價値的好版本。實踐中,在兩漢專著一類，首選了一批時間較早的宋元舊刻（包括影印本），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用的是宋嘉定四年江右計臺刻本;揚雄《法言》，用的是《四部叢刊》影宋刻本等。次選了一批淸人精校精刻本，如韓嬰《韓詩外傳》，用的是淸光緖吳氏望三益齋刻本;劉向《列女傳》，用的是淸阮亨輯《文選樓叢書》本等。又，有的傳本旣非問世最早，亦非精校精刻，流佈不廣而有較高的學術價値,《兩漢全書》也作爲重要稀見本酌予採用,如《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二卷），就選定了一個約相當於十七世紀前期的（日本）慶長活字印本（日本京都陽明文庫藏,承曰本友人福島吉彥敎授拍照複製惠贈）。
兩漢別集一類，如上所說，多係後人纂輯，包括一定人物的詩文賦以及詔令、奏議、論說、對問、銘箴、碑文、序跋等等，內容較爲豐富複雜，與唐宋以後人物別集（主要編輯詩文之類文學創作）有所不同。因此，這類底本的選定，往往屬意於那種匯集資料較多、參用價値相對較大的本子;至於該本是屬常見還是稀見、時代較前還是稍後，則並不過於在意。如明汪士賢輯《漢魏諸名家集》、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淸吳汝綸評選《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選》、近人丁福保輯《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等總集均收漢人別集多種，今一般選用張溥《百三名家集》本。兩漢文獻輯佚類匯編數量較多，而所輯佚書質量參差不齊，問題較多，最費斟酌。底本確定的首選目標，是那些匯輯文獻資料堪稱完善，或於諸輯本中質量相對特出者，如淸陳壽祺輯《尙書大傳鄭注》、淸胡元儀輯《詩譜》、淸姚振宗輯《別錄》、《七略》等。此類輯本在用作底本時，要求一律就選文原始出處給以覆核，並參照其他輯本作必要增刪。大量輯本往往內容相近而嫌粗略,數量雖多卻具不能如人意，只好把所有現成輯本並列爲參考本,而另行翻檢文獻重作新輯了。學術的發展總要適應歷史的要求。從兩千年來漢代文獻的叢集到如今《兩漢全書》的編纂,總的說來，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這一規律。當然，“全書”的編纂又是踏着前修和時賢構築的階梯向上攀登的，沒有傳統的繼承與借鑒，亦難以舉步。就此而言，理應加強使命感與責任感,注意利用旣有成果，兢兢業業，勉力而爲，力求把新的編纂工作做得更好一點。編寫《兩漢全書》的工作早在1994年就開始醞釀。1995年6月，經學校科硏主管部門和分管校長同意，正式向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硏究工作委員會申請立項。1996年初，成立了以山東大學古籍硏究所劉曉東、王承略、莊大均等爲主的籌備組，3月至12月，陸續編寫了《〈兩漢全書〉文獻收集和資料處理的基本原則》、《〈兩漢全書〉目錄（徵求意見稿）》、《〈兩漢全書〉徵求意見樣稿》等，並就《全書》編寫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若干學術問題處理的原則和設想,向古委會提出了進一步說明和補充論證。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硏究工作委員會(專家評議小組)經過兩次評議，先是1995年12月原則同意立項，復於1996年11月正式批准《兩漢全書》作爲直接資助項目列入古委會“九五”(跨“十五”)立項規劃。隨後，《全書》又被列入國家敎育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硏究“九五”規劃項目。如上所說，《兩漢全書》的編纂工程浩大，困難很多。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首先得到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硏究工作委員會及其秘書處的多方關照和經費的直接資助，爲我們編纂工作的啓動和正常運行提供了基本的保證。山東大學
學校領導、科硏管理部門的積極鼓勵和大力支持，增強了我們工作的信心,解除了某些後顧之憂。在學校統一安排下，山東大學出版社同意將《全書》列入出版規劃，並盡快安排一、二兩冊的印行,對於我們的工作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學校圖書館爲文獻借閱、資料複製盡可能提供方便條件,也大有助於解決文獻資料利用中的許多難題。另外,校內外不少專家和同行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不僅有助於編纂工作質量的提高，而且使我們受到很大鼓舞。對於以上各個方面的領導和同志們，我們謹表示深深的感謝。1998年8月定稿2004年8月修改(説明：2010年“前言”又有少量的文字修改)
識典知本討源窺流—《兩漢全書》學術價值芻議王洲明*《兩漢全書》匯集和系統整理了現存所有兩漢文獻，共計八百餘人物，輯纂上千萬文字。點校精愼，體例嚴謹。爲硏究者提供了可資憑據的今存漢代所有的典籍和其他文本資料，具有其他典籍無可取代的學術價値和意義。《兩漢全書》的編纂體例，很好地體現出了編纂者的學術意識，是一部迄今爲止,最科學地輯纂漢代所有典籍和其他文本的漢代文獻資料總集。應該說，自漢代的劉向編纂《楚辭》，就開始了對漢代文獻的收錄叢集工作。其後各代，綿延不絕。如六朝的《文選》、《玉臺新咏》，唐代的《文館詞林》、《古文苑》，宋代的《太平廣記》、《樂府詩集》，明代的《說郛》、«漢魏叢書》、《廣漢魏叢書》、《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子匯》、《諸子匯函》、《西漢文紀》《東漢文紀》，淸代的《二十二子》、《二十五子匯函》、《歷代賦彙》、《玉函山房輯佚書》，民國以下的《諸子集成》、《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等，就是收錄漢代文獻較多、較著名的總集、叢集、匯纂和叢書。它們對集錄和保存漢代文獻的貢獻自不待言;但也由於各自產生時代及體例不同所限，皆未能從觀覽漢代所見全部文獻出發，科學地董理出旣能系統地展現漢代全部文獻的全貌,又內在有編纂者學術見解的編纂體例。《兩漢全書》的編纂者，在借鑒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打破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以及因詩、文、詞、章體裁不同而分類的殄域，確定《兩漢全書》的總體基本框架爲:-、把八百餘名兩漢人物，一律按歷史年代逐次排列先後順序;二、以人物爲單元排比文獻資料，即在每一人物名下，首列其專著，次列其別集，再列其他文獻資料。《全書》旣是斷代專著的集成，又是一系列新編別集的總匯,帶有一代總集的性質。這種縱橫兼顧的編纂體例，體現出的是編纂者對兩漢全部文獻審視後的全方位的學術見解。從學術發展的縱向看,它能夠反映出兩漢四百年學術發展的大體脈絡，並可比較具體»王洲明：山東大學文學院敎授。
地顯示出各個歷史階段的若干特點。從橫向（各個人物名下）看，則對一定人物的所有各類著作，給予了全部匯編，從而使其具有了一定意義上的別集性質,一系列新編別集按歷史順序的排列,旣能顯示出某一具體人物在某一具體時期的學術地位，同時又能顯示出某一具體人物在某一具體學術門類的貢獻。編纂體例所內蘊的，是編纂者對兩漢學術深刻而又宏觀的思考。至於對每位兩漢人物都撰寫有生平小傳，每一部專著都撰寫有提要，則更具體地體現出了編纂者的學術追求。從硏究整個中國學術史的角度看，《兩漢全書》具有更大的學術意義和價値。漢代的歷史是從先秦的歷史發展而來的，漢代的學術是從先秦的學術發展而來的。對於漢代學術而言，先秦的學術是源，漢代的學術是流;而對於漢代以後的學術發展而言，不僅先秦的學術是源，而漢代的學術同樣具有重要的源頭的價値和意義。這固然因爲漢代離古未遠,漢代學術還較多地保存有原生態性質的先秦學術的內容和精神,更爲重要的是，漢代學術的內容和精神對後代學術的發展，具有某種定型化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漢代學術的價値和作用，是其後任何一個時代的學術所不能比並的。學術自有其內在的邏輯發展關係;而學術的發展也必然離不開其賴以依存的政治背景。而且,就深層次而言，政治背景往往起到學術發展內在驅動力的作用。先秦特別是春秋戰國的諸侯割據，適應政治的需要，在學術上出現了“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的局面，迎來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空前絕後的學術大繁榮。秦代無文，二世而亡，漢代責無旁貸地承擔起學術傳承發展的重任。炎漢四百餘年,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體制全面確立。在新的政治背景下，先秦開放、多元的學術格局和學術特點,必然地經過各自相互借鑒、吸收、批判、揚棄，形成爲適應大一統封建專制政體的新的學術格局和學術特點。就學術發展史的角度而言，這是對先秦學術具有實質意義的一次學術整合,又是對先秦開放、多元學術的一次顚覆性的整合。從某種意義上說，新生的漢代學術，影響及其後各朝代學術發展的基本走向,這也正是我們所強調的漢代學術精神對後代學術而言定型化的作用。漢代的學術豐富多彩,而又博大精深。昌盛的經學、成熟的史學、趨於綜合和演化的諸子之學、繁榮的文學創作,以及發達的科技，是其最重要的表現。而且，正是從漢代學術多方面的表現中，昭示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心理結構已經基本形成。《兩漢全書》所輯纂的典籍、文本，就是一切漢代學術原生態意義上的載體。因此，《兩漢全書》爲硏究漢代學術的諸多方面,包括漢代學術的總貌、特徵，漢代學術各方面的具體成就、表現，漢代學術各領域相互之間的影響，
漢代學術本身演變發展的軌迹,漢代學術對先秦學術的繼承與發展，漢代學術對後代學術各領域發展中的制約、啓示，以及新變的多重作用，總之一句話，爲硏究漢代學術中一切大大小小的問題，提供了最原始、最全面、最可資憑據的文獻資料。而且，由於漢代學術對後代學術的發展，又具有某種源頭和定型化的意義，因此，《兩漢全書》所提供的漢代的最原始、最全面、最可資憑據的資料,又必然對漢代以後各歷史時期的學術硏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値和意義。就整個中國學術史的硏究而言，《兩漢全書》的編慕和出版,將會給硏究者“觀全悟要，識原知本，縱覽細玩，討源窺流”式的硏究，提供極大的方便，對推動中國學術硏究向更深更細的層面開掘，向更廣更多的領域拓展，將必然地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兩漢著述總匯一代文獻巨編—從兩漢文獻整理的歷史看《兩漢全書》編纂出版的學術文化意義王承略*漢代是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學術等各方面的體制或模式全面確立和奠定基礎的重要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基本形成的重要時期。漢代的創立和建設，不僅爲中國此後的社會發展導夫先路，而且迄今爲止其尊儒重敎的創舉仍在全球範圍內產生着巨大影響。一個時代的文化內涵，主要體現在這一時代產生的文獻中,並通過文獻的流傳而得到繼承和延續，所以對一個朝代全方位的認識和總結，最終要落實在對這一朝代文獻的保存和整理上。《兩漢全書》的編纂,全面反映兩漢學術文化的豐富多彩和博大精深，是學界的迫切要求，也是社會的廣泛需要。從兩漢文獻的整理看，前人和今人確實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尙有很多漢代文獻仍處於無整理的散亂狀態。而且前人所爲，受時代、個人或資料條件的限制，往往不能盡如人意,也有待於拾遺補闕,匡謬正訛，重新整輯。兩漢文獻的整理由來已久。早在漢代，就已經開始了這一工作。劉向、劉歆、蘇竟、班固、傅毅校書,都包括了對本朝文獻的淸理。値得注意的是,漢人注釋漢代文獻，也已蔚然成風，這突出體現了漢人對本朝文獻的重視。如許愼、高誘先後注釋《淮南子》，宋衷注《太玄》，荀悅、服虔、應劭注《漢書》，王逸注《楚辭》，鄭玄注讖緯，等等。這些最早出現的注釋，在後人看來，幾乎與原典同樣重要，其硏究價値之高，自不待言。魏晉以降，漢代文獻在兵燹喪亂和自然汰亡的過程中，整理和傳播歷盡折曲而賡揚不絕。就專著而言，經歷代披沙檢金，保存下來不過幾十種著作。人們對這些專著喜愛有加，箋注疏釋歷久不綴，並因自身學術價値所致,這些著作成爲很多叢書的首選，諸如《說郛》、《古今逸史》、《兩京遺編》、《夷門廣牘》、《漢魏叢書》、《廣漢魏叢書》、《增訂漢魏叢書》、《格致叢書》、《秘書九種》、《增定漢*王承略:山東大學文史哲硏究院敎授，《兩漢全書》副主編,
魏六朝別解》、《津逮秘書》、《諸子匯函》、《子書百家》、《四庫全書》、《後知不足齋叢書》等，俱或多或少地選收漢人著作。其中《兩京遺編》、《秘書九種》等更是以收錄漢人著作爲主。漢人著作得以保存和流傳至今，這些叢書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就文、賦、詩而言，整理和流傳則大體沿着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以各個作家爲對象，把文、賦、詩勒爲一編,成爲一家之別集;一方面以多個作家爲對象,專選文、賦、詩,或把三者綜爲一編，成爲專科性的和綜合性的總集。漢人別集之名大概在東漢末年才出現,但劉向校書時，已有意識地裒集各家之文,依人編定，如《漢志》著錄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枚皋賦百二十篇等,雖無別集之名，而已具別集之實。迨魏晉南北朝，新編或追題的漢人別集數量甚多，《隋書•經籍志》著錄見存的漢人別集49部，著錄亡佚的漢人別集52部，可見漢代重要的學人在六朝時大都有別集傳世，但這些別集亦因社會動亂而旋編旋滅。到了《宋史•藝文志》，只著錄了董仲舒、枚乘、劉向、王褒、揚雄、李尤、張衡、張超、蔡邕等九人的別集，洎靖康之難和宋末戰爭，這九家別集亦俱散亡不傳。根據《史記》、《漢書》、《文選》、類書和殘存資料，重輯漢人別集，明人做出了較大貢獻。汪士賢編《漢魏諸名家集》,重輯漢人別集5家;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重輯漢人別集18家;張溥所輯，成爲嚴可均編纂《兩漢文》的主要依據。這就是漢人別集從產生、到盛行、到消亡、到重編的大致過程。漢人的詩賦文章被整輯爲總集，也始於漢代。《漢志》雜賦和歌詩兩類,或以體裁而繫聯數個作家，或以地域而統包數個作家，都是名符其實的總集。魏晉以下，隨着文學創作的繁榮,編纂總集一時成爲風尙。其與漢代文獻關係至鉅者，有綜合性的總集，如晉摯虞《文章流別集》、梁蕭統《文選》等,都收錄了數量較多的漢人詩文;有專科性的總集，如北宋初年竇儼編《東漢文類》專收文章，晉陳長壽編《漢名臣奏》專收奏議，謝靈運編《賦集》、梁武帝編《歷代賦》專收辭賦等。這些專科性的總集多已不傳,總輯漢人文、賦的重任就留給了淸人嚴可均，他編的《全漢文》、《全後漢文》，可以稱得上是兩漢文、賦的集大成之作。在嚴可均的基礎上，今人費振剛等又編選了質量更高的專科性總集《全漢賦》。專科性總集中專收樂府詩歌者，有徐陵《玉臺新咏》、郭茂情《樂府詩集》等，至近人丁福保、今人逯欽立，漢人詩歌亦得以集其成。這就是有關漢代文獻總集的編纂情况。前人整理兩漢文獻的成就是巨大的，尤其是《全漢文》、《全後漢文》、《全漢賦》、《全漢詩》，都在各自的收錄範圍內，最大程度上對兩漢文獻進行了淸理和整輯，爲今天重新整理兩漢文獻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但它們畢竟各自爲編，都只代表某一方面的成就，要査檢某個作家的全部作品或對兩漢學術文化
進行綜合硏究時就顯得多有不便,而且它們都是總集，無法照顧到專著，所以即便把它們綜而觀之，也無法體現漢代學術的總體面貌。眞正地把漢代的詩賦文章專著合爲一編,全面反映漢代的文化學術，尙有待於《兩漢全書》的編纂。前人對兩漢文獻的整理成果，確實爲《兩漢全書》的編纂,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前人編成的總集,其內容質量是參差不齊的。比較而言，《全漢詩》後出轉精,校勘成果豐富，網羅亦稱完備，基本上可以爲《兩漢全書》所用;《全漢賦》收錄全面，兼載佚篇，注重校勘,亦可爲《兩漢全書》參用;但《兩漢文》卻存在着嚴重的缺陷和不足。王利器先生曾條分縷析《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訛誤，達二十六類之多，《兩漢文》的編纂質量因而也就不容樂觀。然而迄今爲止尙不見有新的文類總集能代替《兩漢文》，人們明明知道《雨漢文》問題較多，卻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使用它，結果稍有不愼，就會以訛傳訛，造成不應有的失誤。所以對《兩漢文》進行徹底的加工整理,沿着嚴可均提供的綫索重新整輯，並補其罅漏，刪其誤收，就成了《兩漢全書》的工作重心。再從兩漢專著的整理現狀看，近幾十年來人們普遍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數著作，像《史記》、《漢書》、《韓詩外傳》、《淮南子》、《春秋繁露》、《列女傳》、《新序》、《說苑》、《方言》、《太玄》、《法言》、《論衡》、《潛夫論》等都有新的點校本、注釋本問世，有些書的新整理本還非止一種。誠然，它們是漢代文獻中的翹楚,整理漢代文獻這些專著首當其衝,但它們只是漢代文獻的一部分，不能代表全部的漢代文獻。漢代文獻中有價値的專著還有很多。如《詩經》毛《傳》鄭《箋》，是《詩經》學史上的經典之作,迄今還沒有較好的整理本出現。再如鄭玄《論語注》，以張侯論爲本，兼採齊論、古論，定出了流傳至今的《論語》傳本，其書因何晏《集解》出而亡佚後，自宋以來倍受輯佚家的重視，王應麟、王謨、袁鈞、孔廣林、宋翔鳳、馬國翰、黃奭、王仁俊、龍璋等人俱有輯本，如何綜理這衆多的輯本，並增補敦煌唐寫本的新材料，重現鄭玄《論語》之學，就成爲當今《論語》硏究領域的一大課題。又如劉向的《別錄》、劉歆的《七略》，是中國目錄學的奠基之作，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綜合性書目，自唐末五代戰亂二書不幸亡佚之後,不知有多少學人爲之扼腕嘆息，在淸代先後出現了章宗源、洪頤煊、馬國翰、嚴可均、陶濬宣、王仁俊、姚振宗、章太炎等數家輯本，爲了彌補《漢書•藝文志》的簡略,豐富先秦西漢文化學術硏究的史料，重現向、歆父子之學，這些輯本迫切地需要整理問世。又如馬融是古文經學發展到巔峰時的頂尖人物，對他的經注進行全面整理，關係到對東漢後期學術的認識和評價,也與鄭玄的硏究息息相關。其他如伏勝《尙書大傳》、舊題焦贛《易林》、史游《急就篇》、氾勝之《氾勝之書》、戴德《夏小正傳》、劉向《洪範五行傳》、嚴遵《道德指歸論》、薛漢《韓詩章句》、鄭衆《周禮鄭司農解詁》、趙爽《周髀算經注》、服虔《通俗文》、陸績《周易
述》等等，亦無不亟待整理。要把漢代文化學術的硏究推向深入，充分認識兩漢文化學術的總體成就，就必須立足於現存漢人全部專著和佚著的系統整輯。《兩漢全書》就兩漢全部現存文獻加以匯編與整理，其規模之宏大，資料收集之全備，體例之完美,標點校勘之精良,都是對此前學術水平的一次弓I人注目的重要超越。不僅有力推動兩漢歷史的斷代硏究，而且有助於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全面總結，是一項全民族文化建設的基礎性工程，也是當今古籍整理水平和成就的重要標誌之一。《兩漢全書》的貢獻，首先在於資料之全，凡屬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獻帝延康元年(220年）之間的所有文獻,舉如各種專著、別集，單篇詩、文、賦,以及經籍傳注、小學著作、石刻簡牘等，包括佚文殘篇,悉予匯錄，統一編排。收錄人物多達870餘人，總計1300餘萬字，是迄今爲止海內外第一部兩漢現存文獻的總匯。《兩漢全書》的又一貢獻，在於體例之獨特。全書依人物先後爲序並以人物爲單元編排文獻，每人之下，專著在前，詩文在後，人有一傳，書有提要，首次推出一系列完整的漢代個人著述的全集新編,使每人的學術特色一目了然，若貫穿衆家,縱而考之，則兩漢一代學術的發展脈絡斑斑可考,歷歷可見,這種分之獨秀、合之愈美的編纂體例，旣是叢書、又是總集的編纂體式，在文獻整理史上堪稱嶄新的創格。我們希望，通過《兩漢全書》的編纂實踐，這一試嘗能夠獲得成功,這一體例能夠發揚光大。文獻整理的目的終究是爲了文化學術硏究，《兩漢全書》系統地整輯一代文獻，在一定程度上寓著述於編纂之中，從文獻整理和硏究的角度，全方位地反映兩漢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最大程度上開拓學人的視野，使之成爲傳統文化和學術硏究中不可或缺、無以替代的資料寶庫，是《兩漢全書》的最終目的，也是《兩漢全書》的最高任務。
出土文獻與《兩漢全書》之“全”廖群*作爲一部全面收錄和整理兩漢文獻的大型古籍匯編著作，作爲一項系統巡視和總結漢代文化成果的文化建設基礎工程,《兩漢全書》首要的和最大的價値之一就在於“全”。“全”，就意味着在文獻的收錄方面較以往任何一部匯編都更加力求完備，各個門類,各種題材，各種體裁，各個作家的各種著述，悉數囊括;全，才意味着可以爲人們客觀認知漢代文化提供最眞實最可靠的資料。而漢代出土文獻部分的增入，則是該書之“全”最重要、最典型的體現。以往各類文獻匯編，包括輯佚，其求全都是在傳世文獻的範圍內進行的。然而’對於距今幾千年的上古時代來說，傳世文獻只是全部文獻的一個部分,而自上世紀初以來百餘年考古發現，陸續出土了包括兩漢簡帛牘牒在內的大量原生文獻，正是對傳世文獻的重要補充。能夠將這些新出土文獻的有關信息納入其中,是當下結集的《兩漢全書》較之以往匯編得天獨厚的機遇，已經盡可能全備地匯集了漢代簡帛資料信息,更是編纂者“力求其全”宗旨努力實施的可喜成果。《兩漢全書》中的出土文獻部分其最大的價値也在於“全”。限於條件,該書尙未將兩漢墓葬、遺址中出土的文獻釋文全文載錄,但就其匯總的漢代簡帛出土、整理、硏究的資料、信息來看，已經十分全備和充實。首先，就其載入的出土文獻信息範圍來說，已經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事無巨細，全部述及。該書的編排體例是以出土文獻介紹條目形式，逐年逐條編排,上自1906年新疆古尼雅遺址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所獲西漢木簡,下至2009年北京大學收藏的西漢竹簡，其間對每一年每一次漢代簡帛的出土都列出條目，給以介紹。其中旣包括爲數千枚以上或有特別發現的重大簡帛發掘,諸如1930~1931年爲數11000餘枚居延漢簡的出土、1959年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西漢墓《儀禮》簡和18號東漢墓《王杖十簡》的出土、1972年爲數5000餘枚簡、包含*廖群:山東大學文學院敎授。
《孫子》、《晏子》、《唐革賦》等大批著作在內的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竹簡的出土、1972~1974年爲數19700餘枚“居延新簡”的出土、1973年包括《論語》、《儒家者言》、《文子》、《六韜》、《保傅傳》、《哀公問五義》等在內的河北定州八角廊漢墓竹簡的出土、1973年爲數600餘枚簡牘再加包括《老子》、《周易》等二三十種帛書在內的長沙馬王堆3號西漢墓簡帛的出土、1977年包括《詩經》、《周易》、《蒼頡篇》、《大事記》、《作務員程》、《萬物》、《行氣》、《莊子》、《說類雜事》、《呂氏春秋》、《楚辭》、《算術書》、《刑德》、《五星》、《星占》等大量古籍在內的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西漢墓簡牘的出土、1979年爲數1220餘枚的甘肅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西漢簡牘的出土、1983~1984年以及1988年先後兩次共計獲得2130餘枚竹簡的湖北江陵張家山西漢簡的出土、1990~1992年23000餘枚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兩漢有字簡牘的出土等等;其中還包括了只有一兩枚有字簡甚至是無法辨識簡出土的漢墓發掘,諸如1951~1952年發現簡牘10枚、僅1枚可識的湖南長沙伍家嶺203號西漢墓的出土、1956年發現木簡2枚、其中1枚無字、另1枚僅有三字且第一字被毀的河南陝縣劉家渠23號漢墓的出土、1974年只發現一枚六字竹簡的北京大葆臺1號西漢墓的出土、1975年發現三枚漫漶殘簡的陝西省咸陽市靈臺縣馬泉西漢墓的出土等等;其中旣包括簡帛已經整理發表的文獻出土，諸如居延漢簡已見《居延漢簡甲編》、《居延漢簡乙編》和《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等，武威漢簡已見《武威漢簡》和《中國簡牘集成》(四）等，銀雀山漢簡已見《銀雀山漢簡釋文》等，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中《論語》、《儒家者言》、《文子》、《六韜》的圖版、釋文和校注已見《中國簡牘集成》二編《河北省卷》等，甘肅敦煌馬圈灣漢代簡牘已見《敦煌漢簡釋文》和《敦煌漢簡》等，包括《神鳥賦》在內的江蘇連雲港尹灣漢墓簡牘已見《尹灣漢墓簡牘》；其中也包括簡帛資料全部或部分尙未公佈發表的出土信息，諸如張家山336號墓、湖北雲夢睡虎地M77號墓、甘肅永昌水泉子西漢墓、北京大學收藏的西漢竹簡等,都有一些重要發現，只是簡牘釋文還沒有全部公佈。對於漢代出土文獻的信息匯總,可以說在迄今可知的範圍內已經做到了無一遺漏。其次，具體到對每一次簡帛出土信息的介紹，也力求全面詳盡,包括文獻的發掘、出土、整理情况、文獻的基本內容、文獻圖板及釋文的載錄、出處、學者對文獻的考訂、硏究以及該條目撰寫的參考文獻等等，都一一述及,提供了有關該文獻的最大信息，極大地方便了讀者對兩漢出土文獻的査閱和瞭解。其中對出土文獻的內容給以具體介紹者如對山東臨沂銀雀山I號漢墓出土的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六韜》、《地典》《兵書叢殘》、《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晏子春秋》、《曹氏陰陽》、《陰陽散》、《占書》、《相狗方》、《唐勒》賦等，逐次分別交待了其篇題、存簡數、涉及內容、考訂
情况、硏究情况等等。對具體著作詳盡介紹者如關於武威磨咀子六號墓出土的《儀禮》簡，提到發現三種本子共九篇27298字，其中甲本《儀禮》共398枚簡，有七個篇名,即《士相見之禮》第三、《服傳》第八、《特牲饋食之禮》第十、《少牢饋食之禮》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燕禮》第十三、《泰射之儀》（與今本《大射禮》同)第十四，乙本只有《服傳》一篇,丙本爲《喪服》一篇，還提到每篇竹木簡存幾枚、每篇所存字數等。對出土文獻圖版、釋文收錄情况的介紹如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大批簡帛著作,因其文獻的浩繁和文字的複雜，其中有的已經整理出版，有的初步發表於雜誌和硏究介紹文章中，尙未正式公佈。據此可知，帛書《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圖版、釋文和注釋、《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圖版釋文及注釋、《足臂十一脈灸經》、《五十二病方》等醫藥帛書及《十問》、《合陰陽》、《雜禁方》等醫藥簡書及《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駐軍圖》已收錄於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和《馬王堆漢墓帛書（肆）》等文獻匯編中，而尙未匯編的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最早公佈在《文物》1984年第3期上，帛書《繫辭》釋文發表於《馬王堆漢墓文物》一書中，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和《要》篇釋文發表於《道家文化硏究》第三輯，帛書《繆和》、《昭力》的詳細情况見於《道家文化硏究》第三輯發表的《帛書〈繆和〉、〈昭力〉簡說》一文中，這對於讀者盡早接觸到這批重要文獻，提供了最爲便捷的途徑。資料之“全”，信息之“全”，爲學術硏究的深入和開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出土文獻作爲一種新的發現，原本就會帶來許多新的課題，而不放過一點信息地全面收錄和介紹，更加爲人們學術靈感的產生,增添了觸點和契機。比如據介紹，馬王堆三號漢墓中與帛書《繋辭》、《易之義》同抄在一幅帛上的《繆和》第十九至第二十四段是先叙述一個歷史故事，再引《易》爲證，其中出現的故事有商湯田獵德及禽獸、魏文侯禮遇段干木、吳王夫差與士共飮、倚相說荆王從越分吳、沈尹樹(戍)陳說伐陳之利、史黑（默）論衛不可伐等，這一形式，與《韓詩外傳》解《詩》如出一轍。聯繫到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墓也出土有《說類雜事》，《縁和》中的這條材料對於硏究“說體”“說類”是很重要的信息，雖然帛書《繆和》尙未正式公佈，但這一介紹卻足以引起學界的關注。再比如1984年甘肅武威五壩山5號漢墓只出土了一枚木牘，其內容爲吿地文書,兼有安排墓主遺產。這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條信息，因爲迄今所見吿地文書，大都出土於湖北，諸如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西漢墓、湖北江陵高臺18號西漢墓、湖北隨州孔家坡西漢墓、湖北荆州謝家橋1號西漢墓，另有江蘇干卩江胡場5號西漢墓也有出土，這給人的印象是吿地風俗行於南方,而甘肅武威吿地書的發現,讓人們看到的是隨葬吿地文書在漢代乃是十分普遍的葬俗。
總之，漢代簡帛信息的匯總和載錄及其事無巨細之“全”，是對《兩漢全書》之“全”的最好體現,而這正是這部巨著其中一個重要價値之所在。
《唐詩本事研究》序李劍國*“本事”一詞先秦早已出現，含義亦眾，撇開其他意義不談，接近“唐詩本事”這樣含義的，大約較早的是班固《漢書•藝文志》春秋類小序所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是粗略的大事記，左氏爲其作傳，傳文詳述其“本事”—這“本事”就是一段史實。“本事”者事之本來面貌，非得有“事”不可。此其一。其二是旣曰“本事”，必有匹配物件，就是有所針對地揭示或展示與物件相涉的事情。《左傳》的“本事”是匹配《春秋》經文的，«毛詩》小序是匹配《毛詩》的，許多小序就是揭示陳說《詩》的“本事”，以幫助讀者瞭解詩意。配《詩》作傳的還有流傳至今的西漢韓嬰所作《韓詩外傳》。可見“論本事”原本是漢代經學的概念，它和訓詁都是解經的重要方式，屬於學術範疇。應當說左氏說《春秋》本事不會走樣,事情擺在那裏嘛，掌握文獻就可以了。但說《詩》本事就不好說了，毛小序說《周南》統統扯到后妃和文王那裏，實在都是主觀臆測。至於《韓詩外傳》，乃是所謂“引《詩》以證事”，與毛小序“引事以明《詩》”大不相同，其所說之“事”並非《詩》之“本”，其事實在算不上是“本事”。比如《周南•漢廣》，毛小序說是“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這話過於籠統,不涉具體事件,但背景是淸楚的，就是文王之化。《韓詩外傳》解釋開頭“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四句,則扯出一段故事，就是孔子南遊到楚國阿谷’遇女子臨水浣衣,孔子先後抽觴、琴、締紘以授子貢，讓他上前搭話,都遭到這位恪守禮儀的女子的冷遇和拒絕。《外傳》最後說《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可有兩解，一是說《漢廣》所寫就是孔子這*李劍國:南開大學文學院敎授,,
件事,一是說孔子這件事恰好如同《漢廣》所寫的“漢有游女,不可求思”。當然韓嬰的意思是後者，他講這個故事並不是在說明《漢廣》產生的原委。這不僅因爲漢人普遍認爲《詩》是孔子刪過的，孔子之前已有《詩》，而且韓嬰解《漢廣》還有另一說。《韓詩外傳》有條佚文（《文選》卷四《南都賦》李善注、《初學記》卷七、《太平御覽》卷六二引）記鄭交甫在漢皐遇二女而向之請佩的故事，而《列仙傳•江妃二女》也正是這個故事，末云《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韓詩》是解《詩》的，講鄭交甫之事必然及《詩》，李善注等所引肯定不是全文。而《列仙傳》當本《韓詩外傳》，末引“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必是《韓詩外傳》原文如此。同樣一章詩弄出兩個“本事”，這顯然是引《詩》證事。從文本結構和“本事”形態看，《韓詩外傳》雖說所敘並非眞正“本事”，但顯然更接近唐詩本事的形態,就是由一個生動形象的故事引出詩句。而且故事常常具有程度不同的虛構性，因而其品格也就帶上小說的特徵。《左傳》的史本事，據綱言事，只是一個特殊的著作方式,不可能由此產生一類文體。而漢人說《詩》則衍生出盛行於唐代的“詩本事”。但唐人說本事，已從治經轉變爲文學行爲,包含著對詩人的詩歌創作背景、緣由、過程及流傳的具體描述，也包含著對詩作的評品等。在各類文學樣式中，顯然由於詩歌言志抒情的特殊性，其本事最爲隱蔽。因而探求詩歌本事本來就爲談詩者所關注。吳兢《樂府古題要錄》卷上《烏生八九子》云:“若梁劉孝威‘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但詠烏而已,不言本事。”他對不言本事感到遺憾，因爲只有從本事中才能探究詩意。唐代是詩歌王國,士林人人作詩言詩，因而探求本朝詩人的詩歌本事更是文人興趣所在。此中包含著詩人的閱歷、經驗、情感和隱秘r.詩本事不要說對說詩者具有重要參考價値,即便作爲茶餘飯後的談資，也是十分有趣的話題。我相信這後者更是詩本事產生、流傳乃至被人記錄下來的最主要的原因。明人胡震亨曾說過:“唐人作詩本事，諸稗說所載,資解頤多矣。其間出自傅會，借盾可攻者，蓋亦有焉。”(《唐音癸簽》卷二九《談叢五》)我們看唐詩本事常常具有較強的故事性和傳聞性，就知道它們大抵是被好事者所傳播的，在傳播中不斷經過好事者的演繹。其產生和流傳過程,與其他類型的故事—如神仙故事、鬼怪故事、民間故事、名人逸事、歷史遺聞等—並無多大差別。這樣，唐詩本事就具有了史料與小說的二重性質。它的史料性，使之成爲治唐詩者取資的重要文獻來源。而他的小說性，又被小說硏究者納入硏究範圍。詩本事處於眞偽之間，詩人自然是眞實的，詩常常也是眞實的，但本事往往不是鑿空虛造就是虛實參半。無論是治唐詩,還是治唐稗,都需要對這些本事材料下一番考辨功夫，弄淸事實的眞僞。作爲硏究物件，這也正是唐詩本事的
魅力所在。唐代的詩本事專門著作有《本事詩》、《雲溪友議》、《抒情集》等,在其他小說和筆記中也有大量詩本事記載，可以說觸目皆是。詩本事確實是唐代文學中一個耀眼的現象，有著豐富的內容,提供了廣闊的硏究空間。它在產生和流傳中所折射的文人心態和審美取向，它的事實和傳聞並存的特性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史料辨僞,它的文本結構形態和藝術特性，它的小說價値和文獻價値，它的說詩方式,它的淵源和流變,它對後世詩話的深遠影響，如此等等,都値得硏究。儘管無論是治唐詩還是治唐稗都不能不涉及唐代詩本事著作和資料，儘管也會利用詩本事這個概念論述一些問題，但將唐詩本事作爲一個專門課題展開硏究，余才林博士的《唐詩本事硏究》還是第一部，實有開拓發靱之功。而且他的硏究不是粗淺的，搭個架子，塞點材料，做點解說就完事，而是非常精細的，並具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可以說《唐詩本事硏究》建構起唐詩本事硏究的完整體系，此中所包含的大量問題作者都作出理論概括和具體分析,提出許多精到的見解。《唐詩本事硏究》分《源流》、《體制》、《詩藝》、《考證》四篇,開頭是《導論》。全書結構穩妥完整。這裏我不可能全面介紹和評價全書各章的論點，只就其中若干題目和論點作些扼要介紹，並談談我的看法。《導論》講了三個重要問題，就是對本事、文體和文本範圍的界定、廓淸和概括。這些都是關於詩本事的範式問題。對於本事的界定,沒有單純限定爲詩歌的創作過程,而是確定爲“本事是有關詩歌創作、品評、欣賞及詩歌流佈的故事”。這是根據唐代詩本事故事的實際情況作出的概括，儘管詩歌創作故事是本事的主體，但由此擴大爲也包括詩歌品評和傳播在內，是合適的。否則《本事詩》、《雲溪友議》中的許多故事都得被剔除，這點才林已經分析過了。對於詩本事的文體界定，才林將其與詩序、志怪傳奇小說、讖語加以區分。至於文本形式，則是對詩本事文本中事、詩以及議論之間的複雜關係，對詩本事的特殊體制作了很好的說明。唐代和詩相關的材料多如牛毛，確定詩本事的概念、範圍和體制無疑是首要任務。才林縝密的理論表達，就把唐詩本事這個硏究物件高度淸晰化了。《源流篇》論析唐詩本事的兩大歷史淵源，一是漢代《詩序》和《韓詩外傳》，二是唐前文言小說,它們對唐詩本事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說前者的影響主要是說詩形式,後者的影響尤爲全面深刻，才林對此作了非常充分的論證，得出唐詩本事是“文言小說的支流”的結論。事實上六朝小說的說詩故事在唐代更爲流行，唐代志怪、傳奇、雜事小說中就含有大量詩本事故事。到晚唐五代，《本事詩》、《雲溪友議》、《抒情詩》、《鑑誡錄》相繼出現,專門記錄詩本事故事，它們實
際都屬於雜事小說集。基於這一認識，才林在劃分本事類型時，從小說屬性著眼，劃分爲傳奇性、志怪性、雜錄性本事三種，並分析各自的內容和藝術特徵。《源流篇》還用大篇幅細緻梳理和論述了唐五代詩本事故事的流變狀況。按照初盛唐、中晚唐和唐末五代三個階段討論，每個階段都列舉大量小說和筆記資料,非常豐富。在對本事故事的梳理中概括各階段的基本狀況和發展變化。中晚唐是唐詩本事發展最爲重要的時期,晚唐出現了專門記載唐詩本事的著作，有孟檠《本事詩》、范攄《雲溪友議》和盧瓌《抒情集》。才林指出：“這三部專門著作的出現，說明唐詩本事從一般筆記中獨立出來，這標誌著唐詩本事的收集整理已走向自覺，其價値和意義已獲得充分認識。”這一結論是非常正確的。我想強調一下，孟檠以“本事詩”名書，正式提出並確立了詩本事的概念。“本事詩”者，意爲言詩之本事，詩是中心,本事是對詩的解說。以事明詩，這是“本事詩”結構的基本特徵。但是“本事詩”的書寫目的又是在詩之事上，它彰顯的是關涉此詩的事件，因此“本事詩”也正是“詩本事”。孟檠創造性地提出“本事詩”概念，這一概念的確立，乃是對詩本事這一特別文體的確立。孟檠是僖宗時人,《本事詩》作於光啓二年（886)，已在唐末。唐詩本事經過二百六十多年的發展，終於獲得獨立地位和正式的文體名號。因此《本事詩》的出現,實在是一個標誌性事件。無獨有偶，同樣在僖宗朝的陳翰編纂傳奇小說總集《異聞集》，也成爲傳奇發展的標誌性事件。唐詩本事中最多的是雜錄一類，紀實性強，常被用作史料。但許多所謂本事其眞實性大有問題，需要進行考辨。《唐詩本事硏究》最後的《考證篇》，做的就是這項工作，如《凡例》所說:“考證內容包括考訂眞僞，備錄異說，校勘文字，鉤沉索隱。文字校勘主要涉及與詩之作者、本事眞僞及詩之歸屬等相關的文字。”考證一共五十一條。“窺一斑而知全豹”，這裏只舉關於白居易的一條爲例。《本事詩•事感第二》載白尙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旣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尙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才林辨析了這條本事的三個錯誤。一是白居易《楊柳枝詞》云“永豐西角荒園裏”，而非“東南角”。盧貞《和白尙書賦永豐柳》序云：“永豐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二是白此後還作有《詔取永豐柳植禁苑感賦》，二詩同作於會昌五年。而會昌四年至五年盧貞爲河南尹，曾參加會昌五年三月的“七老會”，當時二人同在洛陽。盧序還云白尙
書曾賦詩,傳入樂府，遍流京都。近有詔旨取兩枝植於禁苑,乃知一顧增十倍之價，非虚言也。因此偶成絕句，非敢繼和前篇。”可見本事所敘白作《楊柳枝詞》、國樂唱是詞、取柳植禁中，事在會昌五年，乃武宗之事，非在宣宗朝。三是《楊柳枝詞》乃詠洛陽永豐柳，純爲詠物之詩，本事謂小蠻方豔，白居易因以此詩寄意,乃附會比興，並不符合詩之原意。我這裏只是概述，略去原考的許多資料引證。但也不難看出,才林的考辨思維縝密,熟悉文獻資料，考證結論自然成立。才林在此書《後記》中表示，他治學有意遵循熊十力的分析與綜會、踏實與凌空的原則。這本四十萬字左右的著作正體現了這種治學路徑。最大限度地發掘和佔有原始資料，仔細地耙梳整理，分析綜合,從材料弓I發出觀點，由事實概括出理論，腳踏實地，凌空一鳴。這和那種套用理論、空疏不學的所謂“新方法”完全不同。治學必得其正,余於才林此書見焉。才林早年師從郝世峰敎授硏讀唐文學，碩士學位論文是權德輿硏究。畢業留校後一直從事編輯出版方面的敎學,但對唐文學硏究從未綴手。1999年跟我讀博士學位,五年之後以敎學之餘完成一部高品質的博士學位論文《唐詩本事硏究》，實屬難能可貴。論文通過後仍不斷修改,又過五年才肯拿出來出版。整整十年吶！“十年磨一劍”，聰明人或許十年中已經開起刀劍舖了，但才林是個“笨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將出版才林博士這部專著,他請我作序。寫序過程中重新閱讀才林這本書的電子本，經常生讚賞之意。而眼前也常常浮現出才林的面容—那是一張篤實的面孔,一如他的書。2009年10月8日-10日於澳門大學
視域的拓展與學術的創獲—評《空間與審美—文化地理視域中的中國古代文學》胥洪泉*作爲一種文化現象，任何民族的文學，都無一例外地受特定地理環境的影響和制約,任何文學的民族特色,都無一例外地潛含著該民族特定的地理基因。這不僅是學術界的共識,更是文學的一個基本事實。就中國古代文學硏究而言,我們欣喜地看到，一批從地域環境的視角硏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成果相繼面世，其中尤其値得一提的是周曉琳、劉玉平合著的《空間與審美—文化地理視域中的中國古代文學》（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以下簡稱《空間與審美》）。此前的同類硏究成果或著眼於地域空間,梳理中國古代作家的分佈形態(如曾大興《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佈》,湖北敎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或以地理區域爲邊界，以歷史進程爲軸心，編撰地域文學史（如廣東高等敎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陳永正《嶺南文學史》、巴蜀書社2003年出版的楊世明《巴蜀文學史》）；或融合文學與地理學，嘗試用跨學科的硏究方法建立“文學地理學”(如梅新林《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所有這些成果，不僅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硏究視野，而且進一步豐富了我們對中國古代文學的認識，爲推進和深化中國古代文學硏究構築了一個新的學術平臺，其意義絲毫不容低估。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此前的同類硏究成果還存在諸多未盡人意之處。例如,儘管充分注意到地理因素對文學的影響,但對這種影響在文學世界的具體呈現，迄今尙無系統的硏究;儘管充分肯定特定的地理環境是作家創作的一種制約因素，但它通過何種路徑影響和制約作家創作的價値取向、意象構建、風格特徵等等，還缺乏深入的思考和具體的闡釋;更多地強調地理環境對文學的影響，卻忽略了文學在歷史進程中對地理環境的文化建構作用。《空間與審美》一書,在這些方面用力頗勤且卓有成效,彌補了*胥洪泉:西南大學文學院敎授。
此前同類硏究成果之缺憾。綜觀全書，《空間與審美》表現出以下幾個鮮明特點。第一、構架謹嚴，思路淸晰。《空間與審美》始終以“地理—作家—文本”作爲構架的軸心,具體而深入探討地理環境對於中國古代文學文化精神與審美風貌的巨大影響。全書凡四章,第一章“中國古代文學與地理環境的不解之緣”，總論地理環境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和制約。然後分別從自然地理環境與作家的審美心理，政治地理環境與古代文學的政治品格，經濟地理環境與古代文學的發展軌跡等方面進行具體闇釋，彰顯文化地理視閾中中國古代文學的特殊景觀。平心而論，在同類硏究成果中，這是圍繞人地互動關係進行論析最爲全面的一部著作。尤其値得指出的是，該書基於文化地理的視角，針對不同的文學現象，始終分別遵循地理環境—作家環境認知—文本價値取向；地理環境"~作家地域流向—文學地圖分佈；地理環境—作家氣質稟賦—文學地域風格;地理環境—作家審美心理—文學地理形象;地理環境—作家審美觀照—人文景觀建構的基本思路，在廣闊的學術視野中，更多的在中觀和微觀的層面上具體而細緻地詮釋地理環境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及其路徑，成功避免了將文學與文化地理學簡單相加的弊端。第二、論析中肯，新見迭出。衡量一部學術著作的價値，不僅在於其構架和思路，更重要的還在於是否能夠較之前人的硏究提出新的見解，是否能夠充分而中肯地“坐實”每一個論斷。只有具備這種品質，才不失學術之本義。《空間與審美》在這方面是特別値得稱道的。無論在宏觀的層面還是在微觀的層面，《空間與審美》多有言人之未言，顯示了作者獨到的學術眼光。在宏觀的層面上，例如,對於文學世界的自然地理形象的意義,作者提出了“三重價値說”，即文獻學價値、文藝學價値和文化學價値,這種定位，不僅更加全面,而且更加精當。又如，在文化地理的視域中，傳統的硏究大都把眼光聚焦於鄕土文學，而該書作者則別具慧眼，將中國古代城市文學納入自己的硏究視野,不僅具體闡釋了城市文學蕴含的地理“因數”，而且敏銳地概括了城市文學“以富爲美”和“以俗爲美”的審美特徵,彌補了此前同類硏究的缺憾。在微觀的層面上，該書這類頗富新意的思考更是隨處可見,茲舉一例以證。譬如蜀地之雨對於杜甫寓蜀期間創作的影響。對於杜甫這樣的大詩人,硏究者們更多地著眼於政治理想、人生抱負、友朋交遊、坎坷經歷乃至於個體氣質對其創作的影響,這無疑是十分必要而且十分重要，非如此不能準確理解杜甫。但是,這不是問題的全部。《空間與審美》一書從地域視角出發，解讀了“蜀地之雨”與寓蜀期間杜甫詩中愁苦、憂恐、欣悅等情感體驗的內在聯繫，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特定地理氣候條件對作家創作的制約和影響。這類思考
雖係個案且着眼小處，但卻昭示出一種新的視角帶來的新的文學景觀。正如該書“後記”所云:“選擇一種新的視角，就會拓展一片新的視野，發現一條新的路徑，從而能夠領略一方新的景觀”。信哉斯言。《空間與審美》一書微觀層面上的諸多富有新意的思考正是視角轉換的結果。學術硏究的創新必須以中肯的分析、嚴謹的論斷作爲基礎和前提，否則,所謂的“新”就不過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淪爲信口開河而貽笑大方。《空間與審美》始終堅守文化地理這一基本視角，力求讓每一個論斷都成爲嚴肅的學理性思考的結果。不妨以該書對“故鄕情結”的分析爲例。思鄕之作無疑是中國古代文學弓I人注目的一大景觀，而“思鄕”何以成爲中國古代作家無法釋懷的“情結”？作爲一個學術問題，卻言人人殊。作者基於該書的基本視角，首先將“故鄕”定位爲一個特定的地域範疇，“依附於特定的地域而存在,在特定的地緣關係中體現”。這種個體獨特的經驗內化爲一種地域環境的認知參照，如影隨形地終其一生。更重要的是由這種地緣所承載的血緣，對於中國古代作家而言，構成了他們自我生命的確證，“具有生命之源與生命歸宿的雙重象徵意義”，使得“故鄕”在他們心中，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鮮活的精神家園。由此，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無論出處窮達，“故鄕情結”都不會稍減。所以，或登臨懷鄕,或夢回故園，成爲中國古代文學不絕於耳的深情吟唱。又如該書對“江湖”這一範疇的剖析。“江湖”一語,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出現頻率頗高,但其意何指，卻少有硏究。《空間與審美》的作者抽絲剝繭,條分縷析，在還原“江湖”作爲地理範疇的基礎上,凸顯其“阻隔與疏離”的地域特徵。進而引申出“江湖”作爲一種具體生存空間的含義，旣遠離政治權力中心同時又與主流社會保持某種思想聯繫，由此具有閒適淸幽、自由寧靜的特徵。最後,“江湖”是作爲一種符號性的文化空間存在，特指存在於民間、與主流文化相抵牾、相抗衡的文化準則和行爲方式。正是因爲作者的這種努力和追求，使得《空間與審美》一書具有了相當高的學術含量。第三、視野開闊，思維辯證。《空間與審美》的作者在“後記”中寫道:“我們始終追求在開放而廣闊的視野中觀照和把握中國古代文學,深化和豐富對這筆優秀遺產的認識”，他們認爲，“任何一個學科,都是在與其他學科的聯繫中存在，這種聯繫的多維性一方面內在地決定了硏究物件特質的複雜性，另一方面也爲我們多視角、跨學科硏究中國古代文學提供了學理依據”。綜觀全書，確乎貫穿著作者這種追求的自覺。首先是空間視野的開闊。該書基於文化地理的視角，認爲“特定的地理環境經由物質生產這一仲介,爲不同的文化類型奠定物質基礎,爲人類的文學藝術活動提供物質生活環境與審美觀照物件”，進而以西方文學爲參照，力圖揭示中國古代文學因獨特的地理環境而異於西方文學的特
質。不僅如此，該書還“充分注意到中國大陸南北地域分異的基本規律”，從而導致“古代文學創作風格以二元爲主、多元並存的區域性特色”。正是這種開闊的空間視野，使得該書具有一種高屋建瓴的力量。其次是學科視野的開闊。《空間與審美》儘管是基於文化地理視角硏究中國古代文學，但並不妨礙多學科觀照中國古代文學。事實上,該書作者緊扣地理與中國古代文學之關係這一核心,針對不同的文學現象，分別從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民俗學、心理學、美學等，展開解讀和詮釋,讓我們充分感受和領略到中國古代文學的豐饒內涵及其特殊魅力。開闊的視野極大地拓展了硏究空間，不僅使得該書具有一種厚重感,更爲我們的後續硏究提供了一種有益的啟示。還特別値得一提的是該書的思維充滿辯證意味。所謂“關係”，總是相互的，所謂“影響”，也總是雙向的。在此前的同類硏究中，人們更多地注意到地理環境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但卻忽略了中國古代文學對於地理環境，特別是人文地理景觀巨大的建構作用。如果說這是一種遺憾的話,那麼，《空間與審美》則彌補了這一遺憾。以“西湖斷橋”爲例,作者通過對該景觀得名、揚名的翔實考察，令人信服地說明，因爲文學的描寫、文人的吟詠，豐富了人們的想像力，賦予了尋常自然景觀以特殊的文化內涵，從而使之成爲著名的人文景觀。同樣，“桃花源”、“黃鶴樓”、“蘭亭”等等,無不如是。又如該書對“逐臣遺跡”的分析。在自然地理的視域中，“逐臣遺跡”不過就是政治舞臺上的失敗者們一個寄寓生命的自然空間，但在歷史的視域中，“逐臣遺跡”卻成爲古代作家“閱讀歷史，神遊古今，釋放自我的絕佳場所”。他們面對“逐臣遺跡”，或叩問歷史、尋覓知音，或寄恨傷懷、借古喩今，或憑弔先賢、勵德明志。正是因爲他們的參與，“逐臣遺跡”才由單純的自然空間演變和昇華成爲民族的“文化驛站”。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出該書作者思維的辯證色彩，而這種辯證的思維，貫穿全書的每一個章節，成爲《空間與審美》的突出特色。平心而論，《空間與審美》一書基於文化地理的視角,對中國古代文學多維度、跨學科的審視和探詢，其意義並不僅僅在於由此獲得的學術創見本身，更在於作者的努力爲我們昭示了中國古代文學硏究的一種新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空間與審美》尤其値得我們重視。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立法院”副院長兼國民黨副主席曾永權與學會臺灣交流團一行合影
楊開荆勞校介紹歷史文獻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荆昨應勞工子弟學校邀請，到學校介紹“澳門歷史文獻知識”。楊開荊表示，《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今年三月初成功列入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可見本澳歷史文獻遺產的份量與內涵,也充分反映澳門中西歷史文化交融的色彩。講座昨日上午在校內舉行，爲本月開展“悅讀月”系列活動之一，全校學生同場朗讀了《弟子規》。楊開荊在講座上介紹說，《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三月九日成功列入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文獻講述澳門於一五七六年被視爲傳敎中心，來自歐洲、遠東等地的傳敎士喜集結澳門，因此當時留下多種語言的歷史文獻，包括拉丁文、葡文、中文和其他歐洲語言。從收集、整理《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資料的過程，以及申報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獲得成功，願澳門的文獻遺產繼續得到不同程度的挖掘,把本澳歷史文化推廣至全世界。澳門舉行的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區會議第四屆全體會議，包括澳門在內的六個國家、地區向大會提交了申報文獻,獲通過入選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包括中國內地的《本草綱目》、《黃帝內經》，斐濟《印度勞工合約文獻》、蒙古《蒙古的黃金時代》、新西蘭《東京戰犯審訊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菲律賓《總統文獻》、越南《進仕提名碑》及澳門《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十六至十九世紀)》。天主敎澳門敎區的文獻遺產，是十六至十九世紀的正式記錄和個人通信、培訓敎材、書籍、期刊以至領洗、婚姻、喪葬記錄等，對澳門歷史硏究尤其重要。澳門是次獲得榮譽，表明澳門歷史、文化獲國際認可，也正好促使文獻界深入發掘、保護、保存和分享本土的文化與遺產。出席講座的學生坦言獲益良多,希望投身社會後能爲硏究本土歷史文化獻出一分力量。今年是勞校建校六十周年，“慶祝勞校建校六十周年環山跑比賽”廿一日下午二時至六時在松山舉行,歡迎家長、校友及退休老敎師到場支持。(《澳門日報》2010年4月18日）
學者分析漢語新文學發展“漢語新文學史”國際學術硏討會昨日上午九時半在澳門大學何賢會議中心開幕。硏討會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中文系主辦,文化局、高等敎育輔助辦公室主導，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和廣東人民出版社協辦。來自兩岸四地，以及美國、德國、斯洛伐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六十餘位著名學者與會，對百年來漢語新文學發展的時空框架進行學理分析,並討論《漢語新文學通史》一書的編撰及其學術意義。漢語新文學史”國際研討會與會嘉賓、學者合照留念“漢語新文學”旨在整合“中國現當代文學”和“臺港澳曁海外華文文學”，並提高澳門文學的地位。這一概念由澳門大學中文系首倡，爲內地及國外衆多著名專家所重視。此次應邀出席會議的著名漢學家、斯洛伐克科學院資深硏究員高利克，北京大學敎授嚴家炎，北京師範大學、汕頭大學敎授王富仁，中山大學敎授黃修己，重慶市文聯副主席、西南大學敎授呂進，日本熊本學園大學敎授岩佐昌障，韓國著名漢學家樸宰雨、敎授林春城，內地著名學者王嘉良，以及本澳學者汪應果、敎授施議對等，均就此問題著文討論。昨曰硏討會上，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院長郝雨凡致開幕詞，寄望是次以“漢語新文學”核心概念爲主題的高規格學術會議取得成果;開幕式上還舉行了贈送書刊及捐贈獎學金儀式。日本九洲大學言語文化學院前院長、熊本學園大學敎授岩佐昌障向澳門大學圖書館贈送四千冊書刊，主要爲七、八十年
代大陸重要雜誌書刊。澳大圖書館助理館長王國強致謝詞；由副校長黎日隆向岩佐昌障敎授致送紀念品。摩卡總裁徐静慧向澳門大學捐贈獎學金另外,澳門摩卡娛樂場向澳門大學捐贈廿一萬元，作爲二〇一〇年度“摩卡獎學金”資金，旨在獎勵澳大中文系具有學術前途和傑出表現的硏究生、本科生;同時，摩卡總裁徐靜慧向澳門大學中文系提供十萬元，設立“徐金生蔡玉霞坑耀獎學金”，獎勵具有前途、能爲澳門社會事業作貢獻的中國語言文學類硏究生。副校長黎日隆代表接受致贈。(《澳門日報》2010年4月20日）
文獻信息學會在澳大辦硏討會探討梵蒂岡與澳門天主敎文獻梵蒂岡與澳門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尤其是在天主敎活動範疇。爲了探討澳門文獻的挖掘工作，以及慶祝“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五周年曁“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於六月十七日在澳門大學舉辦“從梵蒂岡到澳門—天主敎文獻探討”硏討會。主要硏究歐洲和澳門所藏的天主敎文獻與歷史發展的相互關係，並藉此與相關專家學者交流及探討澳門文獻整理發展方向和具體工作。學會邀請正在法國巴黎高等硏究實踐學院宗敎學部進行博士硏究的劉淸華，主講“歐洲藏澳門及中國內地天主敎相關檔案文獻初探”;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主講“天主敎文獻與《世界記憶名錄》硏究”。出席研討會學者合照是次活動由澳門基金會及摩卡娛樂場贊助。出席的學者主要包括澳門大學黎日隆副校長、歷史系主任魏楚雄、湯開建敎授、何偉傑助理敎授、中文系主任朱壽桐，文化局代表劉芳，澳門基金會代表,香港檔案檔案學會會長錢正民,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理事長霍志釗,成人敎育學會理事長梁官漢，澳科大圖書館戴龍基館長，中央圖書館代表鄧華超、歷史檔案館鄧思平等來自敎育界、歷史硏究界、圖書館界等領域人士，澳門大學的學生，以及學會成員鄧駿捷、尹德剛、沈振輝、劉德學、馬志標、黎崇曦等等。劉淸華就近年求學法國期間，訪查各大檔案館及圖書館，挖掘了不少澳門文獻,他向大家做一個概要彙報。其中著重介紹巴黎遣使會檔案館（ACM)、法
國外交部南特特藏（ad-Nantes)、梵蒂岡敎義部檔案館（ADF)、梵蒂岡敎廷傳信部檔案館（APF)、梵蒂岡秘密檔案館（ASV)及羅馬國立Casanatense圖書館有關澳門及中國內地天主敎史檔案文獻信息。他指出，近年來國內關注近代天主敎史的學者越來越多，其中緣由暫且不談，有從中西文化哲學比較入手者，有從中西自然科技交流史入手者,有從地方社會史入手者，有從中西思想史角度入手者,各門各派，各有特色。加上現代交通與網絡大幅發展，不少學者都有赴歐洲各國遊學之經歷，回國之後隨即整理出版大量著作，大有超邁先賢之勢。他認爲，相較於中古漢唐中西交通史硏究，近代天主敎史硏究面臨的問題日趨凸顯於“資料易得而難求其全”，因此,他希望大家重新從歷史事件原始資料的分佈入手，去考量中國天主敎史硏究的史料邊際,系統整理出尙待開發的史料目錄，不僅有助於定位一定時期內學者在該領域的角色分工，亦有利於將來更好地整合有限的資源,避免本末倒置、隔義附會、盡有學術之名而無學術之實。楊開荊著重探討澳門所藏的珍貴天主敎文獻資源,並報吿最近申報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的過程。她指出國際社會已對保留任何介質的珍貴檔案發出呼聲，務求令人類記憶更加完整。而聯合國敎科文組織(UNESCO)在1992年發起的“世界記憶工程”，關注的是世界文獻遺產，並設立了《世界記憶名錄》，從而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並指出UNESCO對申報文獻的評審標準非常嚴格,包括文獻的眞確性、世界意義、普世價値，還要評審文獻的是否屬於稀有、完整保存、保護環境，以及專業管理以供及利用等。她認爲天主敎澳門敎區從十六世紀以來作爲遠東地區天主敎活動中心，其在東西文化互傳和影響明顯地超越了鄰近國家和地區,因而產生了大量具有深遠影響的文獻，如聖若瑟修院所藏古籍及主敎公署的檔案。當中包括大量傳敎士在澳門學習時留下的書籍,羅馬敎廷給澳門的信函、各屬下敎會之間的公函、曰記、各地敎徒的出生、洗禮、結婚等資料，見證着澳門與外部世界廣泛交流和接觸的歷史角色。本年三月“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16-19世紀）”成功申報UNESCO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澳門文獻的珍貴歷史價値乃毋庸置疑。她感謝一直對文獻保護整理付出巨大努力的人士，澳門敎區對保護人類世界共同記憶的貢獻功不可沒,保存了人類的共同記憶。然而，一系列工作正待展開,包括文獻檔案修護、評介有價値的澳門文獻、編纂文獻書目、專題書目、電子化掃瞄工作、翻譯、硏究和掌握澳門文獻出版特性及演變..硏究澳門文獻的種類等等。這些工作有賴敎會、專家學者、民間、政府的力量來共同開展，使澳門文獻眞正發揮其作用。與會者反應熱烈，就澳門的挖掘整理提出了積極建議，並期望整合集體力
量，捜集世界各地澳門相關的文獻資源，令澳門史料更加完整，使澳門歷史硏究上的空白得以塡補。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希望通過各界學者的共同硏討，提出對文獻工作的整理方案，爲澳門將來的澳門文獻的進一步發掘、整理和硏究奠定基礎，以推動了本澳文化事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推動學術理論硏究，定必對澳門硏究，尤其是“澳門學”的推進具有重要的意義。(《訊報》2010年6月25日）
臺文獻管理技術堪澳借鑑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與香港檔案學會本月中旬合辦臺灣文化交流之旅，深入了解臺灣在文獻檔案的保存、管理、數位化方面的最新發展情況。交流團由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荆及香港檔案學會會長錢正民帶領，在顧問劉羨冰、麥瑞權、朱福強、徐靜慧、鄧景濱、鄭國強等人陪同下，與學會成員沈振輝、陳美動、馬雲駸、陳業東、馬光、白雪、陳芷慧、邱蓮香、謝蘊璿、許美芳、周文華、周賢昌、梁詩華等一行二十餘人，拜訪了臺灣圖書館、檔案管理局、中央硏究院近史所檔案館、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硏究所、臺北大學等機構，向臺灣專家學習了先進的文獻管理，尤其是文獻保護與數位化發展的經驗。與此同時，兩會分別介紹了港澳兩地文獻保存的現狀和發展情況。保護文獻冗善管理交流團首站到臺灣圖書館，受到副館長吳英美的熱情接待。她向團員介紹了該館檔案文獻管理的先進經驗，如臺灣記憶系統、博碩論文系統、網站典藏計劃等項目的建設和進展，引領一行參觀了館藏的珍貴古籍文獻。交流團向臺灣學者宣傳澳門文獻及記憶工程檔案管理局副局長張聰明等向交流團詳細介紹了該局的任務與角色，包括訂定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驗證制度，硏究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策略，以及辦理電子檔案之轉置模擬作業。該局徵集政府、財經事務、敎育文化、社會發展、地方事務等各大類具永久保存價値的檔案，逐年分批電子化,方便民衆在網上査詢。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莊樹華館長展示贈送予交流團的澳n早期地圖複製件臺灣中央硏究院近史所檔案館存有二千多份澳門專檔，其電子化作業系統非常完善,可以圖文並茂地在網上公開檢索。為讓交流團感性捉摸歷史，副院長張力、檔案館主任莊樹華等特地為交流團預備了澳門專檔原件供大家翻閱,並預先按原件翻印了一幅澳門早年的地圖送贈學會留念。政治大學圖書信息與檔案學研究所薛理桂教授與交流團一行合影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硏究所敎授薛理桂及助理敎授林巧敏,向交流團介紹了臺灣地區檔案數位化和資源共享的發展情況，包括原數據的建檔標準,明淸、民國、日據時期檔案數位化的作業等,涉及整個臺灣不同系統的檔案數位化情況。
臺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王國良教授與交流團一行合影交流團藉着訪問臺北大學，向人文學院院長、古典文獻學硏究所敎授王國良頒贈了學術顧問牌，冀進一步促進彼此的學術交流。交流團在臺期間，受到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常務副會長張五岳、秘書長張仕賢等友好的熱情接待，也拜訪了“立法院”副院長兼國民黨副主席曾永權，臺北市文化局長謝小韜、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蔡昌言等，大家就臺港澳地區的文化、社會、政制領域發展進行了友好的交談，團員咸感此行收穫豐盛。是次活動獲摩卡娛樂場、澳門基金會支持。(《澳門日報》2010年7月22日）熱情交流分享經驗交流團與臺灣各機構專家熱烈討論，認為臺灣在檔案文獻的整理與修復、數位典藏、檢索系統開發等技術値得澳門借鏡。為進一步彰顯澳門的文化内涵。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部駿捷簡要介紹了學會成立以來開展的各項活動，也報吿了天主敎澳門敎區檔案文獻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的過程,引起了臺灣學界的極大興趣。
稿約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爲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編輯出版的國際性學術刊物，歡迎澳門以及海內外學者賜稿。二、本刊堅持學術自由、文責自負的原則。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皆爲作者的原創硏究成果，並不代表編委會的意見。三、來稿可以中、英文撰寫，內容一般以文獻整理硏究、信息開發管理、文學藝術探討、歷史文化硏究等爲主。四、本刊編委會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意者請注明。五、稿件一般以3,000-8,000字爲宜。引文務必查對準確,註釋一律放在頁末，採用插入式腳註。六、來稿請寄紙質文本及電子文本（MSWord)，並注明作者的眞實姓名、任職機構或團體、詳細通信地址、郵政編碼、電郵、電話，以便聯繫。七、來稿三個月內未收到本刊編委會的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恕不退稿,也不奉吿評審意見。文稿一經刊登，即奉薄酬及當期刊物兩冊。八、本刊編委會聯繁方式:澳門郵政信箱9341號，電郵:mdis_mo@yaho。.com.hk。
封面題簽:李鵰翥責任編輯:陳業東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第三期）主编：鄧駿捷副主編：楊開荊沈振輝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贊助：澳門基金會摩卡娛樂場排版印刷：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次=2010年10月印數：1,000本國際刊號：ISSN2077-1479定價：澳門幣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