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獻信息學刊（1） - 在線閱讀

澳門日報社長李鵬翥題簽

澳門特區行政會委員兼發言人唐志堅題辭

南開大學教授來新夏題辭

中山大學教授黄天驥題辭

香港大學教授單周堯題辭

山東大學教授鄭傑文題辭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長蘇樹輝題辭

摩卡娱樂場總裁徐靜慧題辭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創刊推動文獻信息發展彰顯澳門文化特色徐静慧致意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問世致賀一部文獻發展史，正是人類知識、智慧與理性增長的歷史。伴隨着文獻發展的步伐，文獻學也進入了學者的視野。從古代的校讎釋義，到今天的網路導航，中國文獻學已走過了兩千餘年的道路。在一代代學人的努力下，文獻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澳門文獻信息學刊》問世，是中國文獻學界一件大事。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師生願與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同仁，在學術上密切合作，為《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的發展，盡一份綿薄之力。為中國文獻學的繁榮，做一份應盡的貢獻。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王余光博士二 00九年九月十七日

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個新生學術社團，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自創立（2008年）後，就從不間斷地推動澳門文獻整理和研究、積極參與澳門記憶工程，以及促進各地文獻信息管理人員的學術交流等工作。《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的出版，標誌學會的發展正踏進另一個里程碑。籌備和成功出版《學刊》，不單展示了學會會員對推展會務的承擔，同時亦是學會團結的象徵；《學刊》能夠在澳門的文化土壌成功發芽，也肯定了學會在過去的工作已得到澳門社會的接受和認同；《學刊》作為學術討論和資源共享的平台，更可有效提昇澳門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水平。作為世界記憶工程計劃亞太地區議會的秘書長，我衷心祝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的出版，得到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的傾力支持，我深信《學刊》定必能夠為保護澳門和亞太地區文獻遺產的工作添加動力和凝聚力。" 朱福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計劃亞太地區議會秘書長賀辭

目錄删言司 ......................................1探討澳門文獻學的實踐意義 ..................... 楊開荊 2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之東西方文獻交流事業發展策略初探 ..... 沈振輝 15從晚淸文獻資料看澳門飮食文化 .................. 彭海鈴 19以出世精神寫入世詩歌— 竺摩法師的詩論和詩歌 .................. 陳業東 26近現代香港、澳門藏書家硏究 .................... 駱偉 34省港澳的新聞媒介互動 ........................ 尹德剛 44文獻信息的內涵和發展趨勢 … … . ................. 趙新力 50重視特殊信息源應從專業建設做起~ ~ 傳統方誌基本問題簡論 .................. 王錦貴 60《史記》稱《詩》平議 ......................... 董治安 68劉向校書的學術背景綜論 .......................鄧駿捷 80李東陽詩歌集硏究— 理論參照下的多元創作 ................ 馬雲駸 95曾國藩五次自殺行為考論 .......................馬光 107韓譯《古典目錄學淺說》序 .......................來新夏 116文獻資源與文化硏究— 讀《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 ................ 郭濟修 119一部頗具特色的古籍圖錄— 評《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圖録》.......... 鍾蒲 123澳門 “申遺 ”往事 ............................ 郭濟修 127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 .… … . .................. 130稿約 ....................................... 151

創刊詞文獻信息資源的整理硏究和有效管理利用已經成為了現今人文社會科學硏究以及社會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在開埠以來的四百多年歷史裏，經歷中西文化撞擊、交融，其獨特的中外文獻遺產在世界文化寶典中留下了閃爍的篇章，有待我們共同挖掘整理並加以硏究利用。與此同時，隨着澳門社會高速發展，人們對信息的需求與日俱增。澳門發展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掌握資訊、獲取資訊的能力，此種能力也成為了城市科技發展和學術水平的標誌，更是促進澳門進步繁榮的核心要素之一。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是一個以致力於澳門文獻整理硏究的學術工作和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為宗旨的非牟利民間學術團體 ,成員主要來自文獻學界、文史學界、圖書館界、資訊科技界、法律界等。目前學會的主要工作是推動澳門歷史文獻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積極開拓澳門信息資源的網絡化建設和信息服務的現代化發展，促進澳門地區信息事業與世界各地同步共進。在成立近兩年的時間裏，學會有幸得到澳門中聯辦、澳門基金會、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澳門文化局、摩卡娛樂場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先後舉辦了 “澳門文獻整理硏究曁數字化 ”、“澳門文獻遺產保護的普世意義 ”、“澳門文獻信息網絡化整合發展 ”等學術硏討會，編輯出版了《澳門文獻整理硏究曁數字化論集》、《地方文獻學概論》等書籍 ,策劃製作了以《澳門紀略》為題的明信片，並與中國國家檔案局、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中山大學、香港檔案學會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為更好地建設澳門的文獻信息事業以及文化形象作出了積極貢獻。為了進一步推動澳門文獻信息事業的發展，加強與國內外學術界的交流聯繫，推動相關領域的硏究，搭建學術交流平台，學會決定組織編輯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刊》。創刊號現在正式出版，敬請各界批評指正，並熱切期待您的投稿。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五日

探討澳門文獻學的實踐意義楊開莉 *前言筆者曾在拙作《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硏究》中首次提出了建立 “澳門文獻學 ” 的理念 ®，引起了澳門硏究學者的迴響。該硏究方向的主要構思是對 “澳門學 ” 的支撐，以及基於含金量極高的澳門文獻資源急待挖掘、梳理和利用。其硏究對象是利用各種史料及目錄，探討各時期有關澳門的文獻，並分析澳門文獻類型的形成和特徵，揭示澳門文獻發展史上的重要著作 ;評介各種文獻彙編、書目索引的優劣，探討澳門文獻工具書的編制和方法等。通過對澳門文獻進行系統梳理和系統揭示 ,以助讀者了解和選擇澳門文獻，提供參考資料。經過多年的不斷探討，以及專家學者意見的啟迪，筆者嘗試在原來基礎上以新的角度解讀 “澳門文獻學 ”。“澳門文獻學 ”是 “澳門學 ”的根本科學，這核心價値是肯定的。一個地區文獻資源的內涵，有如鏡子般反映該地的社會發展，亦反映出當地民眾的文化素養，更是世人考究歷史的重要素材。一個缺乏文獻資源、圖書館發展滯後的地區，市民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質亦會變得枯萎，學術硏究亦將陷入困局之中，無法提升。圖書館文獻信息機構的存在價値除了在於滿足社會對資訊和知識的需求外，它更要超前地為社會各領域提供有助其發展的信息資源。立足於這一角度來探討 “澳門文獻學 ”的硏究，也是從實踐意義的角度著手：一是傳承澳門歷史文化遺產，梳理澳門歷史上留存下來的珍貴文獻資源，尤其是澳門地方文獻等；二是有效管理日益增長的浩如煙海的正在不斷湧現的文獻信息資源 , 就是要加速建立澳門文獻目錄、期刊索引，將以往澳門出版的期刊進行二次文獻加工，整理索引目錄，甚至全文資料資料庫 ; 整合各圖書館合作建設特色的資料庫 ,如論文庫、特藏庫等；. 楊開荊: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澳門大學圖書館公共檢索及文獻組事務主管。① 楊開莉 . 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硏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34

三是硏究如何開拓更深更廣的文獻信息資源，使世界各地有價値的文獻信息資源成為澳門知識寶庫，進行科學地組織、分類。更重要的是開拓國際資源，加強與外地有關澳門文獻信息資源聯繫，將外地所存的澳門資源進行收集和整理。二傳承澳門文化1. 系統梳理澳門歷史文獻資源隨著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澳門文化的深厚底蘊已取得國際共識 ,如何保護和傳承澳門文化是 “澳門文獻學 ”的實踐意義所在。筆者曾經對澳門具有特色的文獻資源做過調硏，澳門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還有天主敎修院、佛敎等宗敎團體藏經閣，古今中外文獻典籍汗牛充棟。從考稽鉤沉、潛心爬梳中可揭示澳門珍貴文獻資源 ,也是澳門的珍貴遺產，見證着澳門歷史的發展歲月。例如 :澳門早期政府文獻透視出政治制度的演進 ; 澳門宗敎文化活動產生了多元文獻 ;藏量豐富的葡文文獻折射出葡人的殖民管治方式 ; 蓬勃一時的澳門報業是澳門特殊歷史環境的寫照;抗戰時期澳門成為聚賢之地而彙集了一批思想及哲理文獻;澳門的國際組織寄存文獻凸顯了澳門國際城市色彩 ;還有澳門地方文獻、航海文獻等等皆彰顯澳門文化小城的魅力。然而，令我們憂慮的是，很大部分的歷史文獻已破損不堪 ’或仍處於塵封之中，若不盡快進行梳理、修護、揭示，難免會令澳門文化遺產嚴重損失。另一方面，隨著澳門社會不斷進步，澳門硏究的學者日漸增加，對相關歷史文獻的需求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皆日益增加。但不少具歷史價値和學術參考價値的文獻無法有效地得到利用，綜觀目前的情況，歷史文獻分佈在學術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天主敎團體圖書館、佛敎廟宇藏經閣，甚至是一些中小學校的圖書館。對歷史文獻進行梳理是一項甚為龐大的工程，需要各文獻館之間的緊密合作 ,進行協調整理，並盡量避免工作的重複。各館協商訂定歷史文獻的基本界定。而界定的基本原則主要是考慮它的歷史價値。最基本的工作是按歷史時期及按主要知識結構進行分類，並整理出一系列的目錄。而對那些具有時代意義或重要價値的文獻，進行評注和分析以及考證其學術源流。2. 文獻保護計劃當今人類對文化傳承的執著，也是對精神文明的追求。而當中離不開對歷

史的探索考證、對記憶的追尋，這一切都與文獻緊密結合在一起。正因如此，目前世界各國乃至國際組織，對文獻遺產的保護皆極為重視。2007年國務院頒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針對 “全國古籍保護工作 ”組成了中國古籍保護中心 ,並隨之設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聯合國敎科文組織（UNESCO) 1992年發起 “世界記憶工程 ”計劃，向人類宣示文獻遺產保護的重要意義，也同時設立了《世界記憶名錄》。以上《名錄》皆收編符合世界意義或入選標準的文獻遺產。一且入選，有關文獻的價値以及當地文化形象定必提升 ,因而各地對文化重視之政府皆大力推動有關工作。從《世界記憶名錄》到《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皆可見古籍挖掘整理已刻不容緩。就澳門文化內涵而言，其珍藏的歷史文獻絕對不容忽視，由於特殊的歷史發展進程，澳門文獻資源涉及的領域頗為廣闊，且當中不少具有劃時代意義和廣泛影響力 ,與澳門中西文化並存的特色相互輝映。値得一提的是 ,本地學界在推動澳門文獻申請有關《名錄》的工作亦不遺餘力。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於 2008年 11月底舉辦 “澳門文獻遺產保護的普世意義硏討會曁澳門珍藏古籍初評 ”，邀請北京、廣州，以及國際組織主持《名錄》工作的專家來澳，對澳門文化局屬下之圖書館珍藏文獻以及其他本地所藏古籍進行初次考察評價，以了解有關文獻申請列入上述《名錄》的可行性。其時，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主任李致忠先生已點出了一些澳門館藏的珍品。澳門大學圖書館：1•《宗忠簡公文集》二卷（宋）宗澤撰（明）張維樞輯明萬曆三十三年 (1605年）宗煥刻本戈宙襄批校並跋汪宗衍跋2.《重校正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鉉輯明嘉靖三年（1524年）徐焴刻本辛耀文跋並過錄江沅王芑孫校跋3.《新編纂注資治通鑒外紀增義》五卷（宋）劉恕撰（宋）史照音釋（明）王逢輯義（明）劉剡增校 (明）劉弘毅補注資治通鑒釋例一卷明劉氏愼獨齋刻本汪宗衍跋4.《王氏家藏家》四十一卷（明）王庭相撰明嘉靖刻本5.《尺牘淸裁》六十卷補遺一卷（明 ) 王世貞撰明隆慶五年王世懋寫刻本另外淸康熙三十八年（ 1699)刻《錢牧齋先生尺牘》、雍正朱氏六峯閣印本《明詩綜》、康熙五十三年硬豐齋刻本《玉臺新詠》等也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値。同時 ,專家亦點評了澳門中央圖書館的珍貴古籍：1.《四庫全書提要稿》（淸）翁方綱撰。2.《聖政紀》十卷明藍格抄本。3.《三朝要典》二十四卷原始一卷，（明）顧秉謙等編 ,明天啟六年刻本。雖

非內府刻本 ,但刻得很好，書品極佳。其後，澳門大學圖書館的《宗忠簡公文集》、《重校正唐文粹》、《新編纂注資治通鑒外紀增義》三套古籍成功申請列入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概言之 ,對珍貴文獻進行系統的梳理已刻不容緩，也是傳承澳門文化的工作。3.歷史文獻資源的電子化規劃澳門的古籍是近年來各地硏究澳門的學者查找甚多的資料 , 因此除了加強修護的工作外，由於它們具有永久保存的價値 ,部分古籍 ,尤其是具有歷史價値的典藏應轉化為數位形式，使這些重要典籍得以長久保存下來。誠然，這有賴於相關的圖書館合作建立網上澳門歷史文獻數位圖書館，利用現代化的先進技術保留澳門歷史遺留的重要文獻。通過嚴格統一的組織，將體現文獻對讀者眞正的作用。只有當數位化信息被圖書館保存時，才可以為讀者提供更多的關聯性素材，讓硏究澳門的學者更易接近 ,使硏究工作變得簡易。許多古籍 ,尤其是天主敎活動所衍生出的文獻、澳門歷史檔案等的第一手珍貴資料 ,以往禁止讓讀者接近的特藏，電子化後將變得大眾化，使人人可用。讀者在進行硏究的同時，無需實際物理操作，因而減少甚至避免了對古籍的損耗。現在雖有不少檔案以微縮膠捲形式存儲，但檢索時仍存在一定的困難。因此，數位化處理有價値的澳門特色文獻資源是傳承澳門文化特色的重要工作。對澳門文獻資源作全文電子化的基本界定原則：1 •符合澳門的版權法，及一些沒有版權問題而又具有歷史價値的澳門歷史文獻。2.未被重新出版的古籍。部分文獻已重新出版，例如《知新報》、《鏡海叢報》等便不必要作全文電子化製作。3.對年份的界定。有圖書館將 1910年前定為古籍，也有的以 1950年前為限。筆者認為 1950年 1月 1日為界定較為合理。4.對文獻載體選擇。澳門歷史文獻載體主要為紙本圖書，但當中也包括一些地圖資料、幻燈片、檔案、影視、文物等。必須事先訂明這些載體都在電子化之列。5.對文獻資源電子化處理的先後次序可以作出如下規劃：1)澳門地方文獻，或存於其他地區與澳門相關的歷史文獻 ;2)澳門出版的古籍，如敎科書、學習語言的課本等 ;3)其他能反映澳門社會發展特點的文獻，即對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能相互印證的文獻資源。

4 . 發展澳門地方文獻館藏地方文獻，是一個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事業發展以及風俗、民情、自然資源的綜合反映。②我國方誌源于先秦而盛於明淸，淸朝統治者一再提倡興修地方誌，乾隆以來, 中國學者和地方官員都日益重視地方誌的撰述。澳門文獻資源建設正受到各方面的關注，而地方文獻尤其是方誌和專誌等，是澳門歷史沿革及各方面的重要記錄，對各界人士了解過去、指導現在、探索未來及促進澳門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澳門地方文獻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誌是專門描寫澳門史地、社會、政治及風俗的《澳門紀畧》。《澳門紀畧》是淸代印光任、張汝霖撰寫，完稿於1751年。印光任和張汝霖是在當時興修地方誌的熱潮中 ,以地方官兼學者的身份修成《澳門紀畧》。它是中國人第一部系統介紹澳門的著作，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地方誌，也是世界上最早刊行的一部關於澳門歷史的著作。其他有關澳門風土地理等方面的記載，多是周邊地區縣誌中提及澳門。例如《香山縣誌》、《廣東縣誌》、《南海縣誌》等等。它們是硏究澳門歷史舊貌及地理風物的重要文獻資料，也是硏究澳門文化的重要著作之一。事實上澳門在這方面的文獻不多，若以 1950年為限，澳門地方文獻古籍主要存於澳門中央圖書館以及澳門聖若瑟修院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包括其屬下分館) 擁有600多種，聖若瑟修院存有約300冊。大部分是葡文文獻，其次是英文，極小部分中文。內容主要反映澳門社會的情況，例如 :1906年出版的有關澳門街道的書籍《Vias Publicas De Macau» ;民國丨1年（1922年）出版的《鏡湖醫院徵信錄》（圖7 - 2 ) ，此為澳門鏡湖醫院鉛印本，記錄了鏡湖醫院的各種事務，包括各項規條、會計數目、捐款等，如圖所見，當中也列出盧廉若捐獻500元的記錄等資料。還有其他在澳門出版的書籍，如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後編》等珍貴地方文獻.圖1 翻譯成葡文的 “ 澳門記晷 ’ (現存於澳門中央圖書館）張爾君. 公共圖書館收集地方文獻的途徑和方法. 圖書館雜誌，1998 (4) :42-43

圖2 《銳湖醫院徵信錄》（現存於澳門中央圖書館）圖3 1 906年出版有關澳門街道的書籍《Vias Publicas De Macau》 í現存於澳門中央圖書館）圖4 鄭觀應撰《盛世危言後編》（现存於澳門中央圖書館）

澳門地方文獻最能反映澳門的歷史風貌。它對硏究澳門歷史，以及後人求證今天的世界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値。因而，設立澳門文獻館專門收藏、徵集澳門地方文獻是必要的。政府應透過行政指令，明確規定各有關單位必須呈繳澳門出版文獻 ,使該澳門文獻館在收集時有明確的法規保證。另外，澳門圖書館更應有一套完善的法規與監管制度，以確保澳門圖書館文獻事業完善發展。5. 建立澳門硏究文獻索引資料庫澳門硏究專題項目日益增加，近年的硏究成果甚為豐碩。主要是在 20世紀 80年代後，隨著學界對澳門史的重視，從零散的個人硏究過渡到了具有一定規模和數量的機構組織引導和鼓勵硏究。不同領域、不同學科的成果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系統性。如何更好地存儲和方便檢索成為値得關注的問題。有關澳門的硏究涉及經濟、政治、歷史、文化、科技、敎育、地理等領域。個人硏究與機構硏究的結合，使得澳門史的硏究獲得了相對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從 “澳門文獻學 ”硏究的視野來看，如何將這些硏究成果系統地和連續地傳承，並以科學的方法結合現代化技術讓使用者快速查獲才是 “澳門文獻學 ”的實踐意義所在。為了使讀者可以透過篇名、作者名、關鍵字、任意詞等方式查獲相關的文章的資料，建立澳門期刊和書目索引資料庫是非常重要的。同時，期刊和書目索引資料庫對解決讀者査找澳門硏究資料還可以提供學術支援。目前 ,有關澳門硏究的期刊雖然數量日益增多，較熟悉的如《行政》、«文化雜誌》、《澳門雜誌》、《澳門硏究》、《濠鏡》等等，還有一些英文及葡文語言期刊，當中的文章對進行澳門硏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値。與此同時，不少社團及組織亦紛紛加入出版雜誌行列 ,新期刊的刊行正在增加。故此，構建 “澳門期刊論文索弓丨資料庫”更具有現實意義。具體來說，先將現有的、已出版的文章之題名、作者、主題分類、刊期等資料建立資料庫，然後透過有效的機制及制訂政策將新出版的期刊文章輸入到資料庫內。未來可進一步考慮建立全文的全澳期刊資料庫，將澳門本土的硏究成果有效地保存、利用和傳播。目前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正在構建 “香港中文期刊索引資料庫 ”，澳門大學圖書館亦將加入此計畫，建立澳門中文期刊索引。該計畫於 2006年初推出，為建立硏究索引資料庫奠下重要的基石。總之，澳門特色文獻資源是在特別的需求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和市場價値。只要以科學和系統的方法收集、管理、傳播 ,就必能達到③ 金國平 .特區成立五年來澳門史地硏究之回顧與展望. 澳門硏究,2005 (2)總 26期 :181 -186

文獻有效傳播的作用。三開拓澳門文獻資源領域文獻信息資源不足往往是當地硏究者面對的難題。圖書館的財力及其它資源是有限的 ,因而能眞正切合讀者所需的文獻資源經常會顯得不足。現代化通訊技術以及新社會環境造就了這一個時代圖書館的新轉機。隨著澳門的國際地位日漸提升 , 經濟、文化等活動日益活躍，澳門地區的文獻資源要有更廣闊的文化觀以接受傳統以外的其他文化與科學準則。文獻資源的館藏是否具備價値，除了考慮以讀者至上，滿足讀者需求的基本概念，針對讀者特定需求和特定任務開發文獻資源外，更重要的是，文獻工作者應站得比讀者高，看得比讀者遠，觸角比讀者敏銳。具體來說，要先讀者之想而想，文獻資源的建設除了迎合讀者口味外，更要引導讀者，帶動知識經濟的發展。文獻工作者根據需求判斷、社會的發展、對市場的預測及對國際信息的趨向分析 ,透過一些有效的調査硏究，先建立文獻館藏，為澳門讀者包括遊客到政府預先準備有價値的文獻信息，以開拓性和前瞻性的意念去發展澳門文獻資源。誠然，這種走在讀者之前的概念需要具備專業知識，文獻工作者要瞄準社會未來發展，確立文獻資源應發展的路向和目標 ,變被動為主動，眞正承擔起知識和資訊導航的重任。1 - 發展與管理 INTERNET資源一構建虚擬圖書館數字型文獻日益流行，因體積小、信息存儲量大、檢索速度快、便於保存管理和共用等等。光碟、網絡信息資源的使用已極為廣泛。事實上，面對 21世紀的信息時代，文獻的定義涵蓋了傳統的紙本、非紙本，乃至日新月異的數位信息資源。文獻服務也漸漸走進無牆的不受時空限制的網絡環境中。讀者可安坐辦公室、家中或任何地方 , 利用電腦在網絡世界中與文獻信息聯繫。面對這種轉變，文獻資源的管理範疇也須與時俱進 , 利用科學技術擴大文獻信息資源的綜合能力。這種能力包括提高澳門整體文獻資源的獲知能力（accessibility)及獲得能力（availability),前者是讓用戶通過各種索引、目錄及資料庫等檢索工具得知澳門圖書館的館藏情形，後者是為讀者提供澳門文獻資料的整體藏書質與量，及實際取得和利用文獻信息的途徑。因此，在資訊時代網絡環境下，開發網絡上的資源、構建虛擬文獻館藏，並有效組織網絡 (Internet)上的信息資源更顯得重要。虚擬圖書館還可以為讀者提供非本澳的信息情報 ,使澳門館藏更大範圍的全球化。建設虚擬圖書館的具體內容包括制定網絡信息發展的政策、選擇網絡資源

的方法、評估標準、有效組織、人員培訓等等。然而,値得關注的是，館際間對網絡資源開發的分工協調問題，旣要滿足本館讀者，亦要與整體澳門宏觀開發網絡資源方向相融合,使之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性。開發網絡資源的廣度和深度也是一個問題。綜觀現時已進行的網絡資源開發或已構建虚擬圖書館的文獻信息中心，其網頁上所選擇的網絡信息多以各網站的主頁為目標，對其進行主題分類和鏈結。然而，在捜尋網絡資源時，很多網頁的信息內容特徵抽取複雜，下設許多分支網頁，且結構凌亂。即使進入了相關的主頁，仍要經過一輪捜尋和摸索才能得到眞正所需的信息，甚至不能尋獲。正如美國圖書情報學家們形象而尖銳地指出: Internet上的信息如果有一英里寬，則只有一英吋深。”®由此可見，要眞正打破地域、時間、空間的障礙，將分佈全球網上無形的信息文獻以系統的科學的方法提供予讀者，就必須像我們現在為圖書館紙本書獻進行分類編目一樣做好分類編目。因此，有效開拓網絡資源應進行深層次的開發。即按照訂定的目標，預先在各有關網站內査尋和選擇最適合的、對口的網點，並進行科學化的組織、分類、鏈結，減少讀者自行捜索的麻煩，在最短時間查獲到所需信息，才能眞正滿足用戶之需。2. 聯繫各地的澳門文獻資源及澳門專題庫澳門文獻豐富，含金量高, 具有珍貴的硏究和參考價値，這點已得到共識。比如硏究澳門歷史學者湯開建先生認為, 在硏究歷史中，澳門檔案是一座窮數十年之力亦難以開採罄盡的寶山。他更指出，以澳門檔案的數量而論,完全可以和著名“敦煌學” 中的敦煌經卷媲美。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敦煌經卷共六十萬餘件，散佈世界各地, 其內容涵蓋歷史、地理、宗敎、文學、語言、藝術、科技等各方面。而有關澳門的文獻檔案全世界有多大的量，相信至今仍未統計淸楚。事實上，僅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整理出來1630 - 1833年的葡文檔案就有十萬份 ,1833 - 1974年所藏檔案亦不少於前者。葡文檔案，在葡萄牙還被東波塔檔案館、里斯本公共圖書館、里斯本科學院圖書館、里斯本地理協會圖書館、外交部歷史檔案館、儒達公共圖書館、埃武臘公共圖書館收藏，在澳門則有歷史檔案館、市政廳圖書館、賈梅士博物院、仁慈堂、澳門主敎府、各敎區敎堂及一部分葡文中學和老牌中學收藏。中文檔案，在澳門何東圖書館、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臺灣中央硏究院近代史檔案室均有收藏。至於荷蘭海牙、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美國、梵蒂岡、印度、泰國、日本、菲律賓、西班牙、義大利、越南、巴西等國都有各種文字檔案收藏，其內容亦涵蓋歷史、地理、宗敎、文④ 徐雲 . 圖書館網上資訊資源的組織與管理. 圖書館雜誌，1999( 8 ) : 1 4 - 16

學、藝術、敎育、經濟、法律、科技等方面,其中絕大部分材料尙未被人利用,其可供硏究的價値無法估量。⑤事實上，流傳在外的有關澳門的外文文獻還有開發的空間,例如，目前硏究利用較多的是耶穌會檔案，其他宗敎會團也有為數可觀的檔案有待開發。敎廷密檔、葡萄牙被西班牙統治六十年期間的西班牙王室的決策檔等資料，仍在塵封之中。上述史料不僅涉及澳門，而且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的情況均有報導，參考和實證價値頗高。如果澳門在目前已收集到的世界各地所藏文獻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文獻資源普査及捜集，並以網絡形式提供中外各類學者，無疑是提升澳門及其學術知名度的一個良策。©另外，由於澳門發展日漸受到國內外的關注，外地不少機構設置一些與澳門硏究相關的部門，也有圖書館建立了澳門相關的文獻資源庫,通常以港澳臺名義而設。例如深圳圖書館就設有港澳臺資料室。澳門檔案還遍及世界許多其他地區，如中國的廣州、北京、南京、香港 ; 亞洲的曰本、東帝汶、菲律賓、越南、麻六甲和新加坡 ; 歐洲的荷蘭、英國、義大利 ;還有北美洲的美國等亦有相當可觀的有關澳門的資料。硏究澳門的史學家方豪先生曾有感而發：“在葡萄牙…圖5 葡萄牙澳門科學與文化中心網頁⑤ 楊開荊 . 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硏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36-237⑥ 金國平 . 「澳門文獻學」芻議. 澳門日報版,2004. 7.11,D 0 7

圖6 有關澳門的數據庫（葡萄牙澳門科學與文化中心）3. 開拓國際組織文獻資源澳門作為一個自由和對外開放的小城, 卻由於歷史上的原因,與外部世界有著廣泛和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聯繫。適用於澳門的多邊條約涉及民用航空、海關、禁毒、經濟金融、衛生、勞工、知識產權、資料環保、人權、海事等方tàj o國際組織是國際關係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基於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往來和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日益發展而產生的。⑧每個組織因其工作領域、政策、方針而出版各具特色之文獻。不少國際組織在世界各選定寄存圖書館，贈送出版刊物。澳門發展的國際組織文獻館藏，便是一個提高學術和權威文獻⑦ 方豪 . 方豪六十自定稿. 影印版. 臺北市:方豪發行，1969:1766⑧ 李鐵城編 . 聯合國的歷程. 北京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1我看到了一千幾百件關於澳門的原始文獻，包括從淸朝最強盛時代，到開始衰弱時代的各種性質的檔案,牽涉的問題很廣，如通商、外交、傳敎、禁煙、中英、中美、中俄、中日、中葡、中菲等關係。”⑦因此,與內地、與葡萄牙、與其他收藏澳門文獻的國家地區建立緊密聯繫，並聯成網絡,使有關澳門的文獻資料庫能更加全面和連接世界。

素質信息資源的管道。澳門大學圖書館設立的國際組織文獻中心已經與十多個國際組織建立了寄存館關係，成為鄰近地區最大的國際組織寄存館。藏書約一萬種，期刊約逾百種。透過寄存館所得的國際文獻，開發了澳門地區高層次的學術文獻資源，滿足了學者硏究之需。國際組織文獻的主要特色在於學術性強、具有權威性、時效性高、文獻載體周全、具有延續性，同時部分資料往往不易取得。作為一個社會思想和學術文化相對自由及多樣化的地區，國際組織寄存館制度在澳門的實行，正是澳門文獻資源多元文化的體現，對本地文獻資源開發和對外交流皆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一方面增加了澳門高層次文獻資源，提高了整體社會的科硏能力。同時,在節省購書經費和人力資源的前提下豐富了澳門地區的文獻資源。更深一層的思考，透過與國際組織的交流及聯繫,可令更多國家及人士對澳門增加了解,在國際上推廣澳門，這樣，對面向國際的澳門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是文獻傳播交流過程中所衍生的效益。澳門這彈丸之地能獲得多個國際組織的權威文獻，主要原因為澳門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區，在國際上佔有一定的地位而受到國際的關注，另外，由於葡萄牙的關係，使澳門與西方國家保持緊密的聯繫,亦因為它是中國的領土，有強大祖國的支援, 因此在申請寄存文獻時占了優勢。再次說明澳門的文獻資源的發展潛力具有很特殊的優勢。誠然，就文獻資源發展規律而言，澳門能取得多個國際組織的支援，達成寄存文獻協定，形成了較鄰近地區豐富的國際組織出版文獻,除了依賴澳門有關文獻情報工作者敏銳的觸角和積極進取的態度外，澳門本身所具備的各項潛能對文獻資源的產生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因為各種潛能令社會上產生了相應的圖 7 國際組織文獻中心（澳門大學國際圖書館）

直接或間接的需求，例如，學術硏究領域範圍的擴大 ,對國際權威及標準的比較，對外部世界的認知需求，政府和民間各種活動所需的信息等等 ’這些因素刺激了國際組織文獻資源的產生。另外，澳門與外部世界的聯繫歷史悠久，它所處的地位以及它所具有的傳播文獻及宣傳國際組織的條件，也是得到國際的重視和投資的因素。這是國際組織文獻資源產生的其中一種規律性，與該地區自身所具備國際地位和國際關係、社會需求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圖書館界及學術界對此類國際組織文獻寄存館的價値普遍予以肯定，並繼續以開拓的精神發展更多具有硏究性及權威性的文獻 , 以提高澳門文獻資源的學術水準及促進學術硏究的支持能力。T F p 口 n文獻作為人類社會重要的知識和資訊資源 ,它的存在意義在於能幫助人們克服時間與空間上的障礙，記錄、儲存和傳達人類已有的知識與經驗，令人們可跨越時空與前人進行思想交流，從而不斷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圖書館是文獻的載體，承擔著資訊與讀者之間的媒體角色。事實上圖書館事業與文獻事業是雙軌互融交錯發展的事業，它們旣有各自的天空和軌跡又互相依存 ,所以這兩方面的硏究應該是緊密結合的。未來澳門文獻的有效管理，應將各文獻信息資源科學地管理成為一個完整的全澳文獻信息資源網絡總庫 , 該總庫包括全澳門圖書館及文獻機構的文獻資原始目錄、不受版權規範的全文書刊、澳門期刊索引、論文索引、國內外專題文章、各圖書館自建的特色資料庫、各館開發的網絡資源等。最終為用者提供一站式的信息資源捜尋服務 ,令澳門文獻資源能發揮更大效益。也將是澳門文獻學的實踐意義所在。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之東西方文獻交流事業發展策略初探沈振輝*_ 、澳門圖書館事業發展歷史的不同階段與特點澳門圖書館事業發展歷史是指從十六世紀歐洲耶穌會士來華登陸澳門所展開宣敎之旅開始，直至 1999年澳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時期前後的一段長達四百多年的歷史時期。廣義來說，澳門公共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無論是歷史淵源與文化特點均與整個圖書館事業發展息息相關、互為因果的。在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同時更能印證這方面的文化意義,而且我們必須從這個文化意義引申澳門圖書館尤其是澳門公共圖書館未來的發展策略。另一方面,澳門中央圖書館的發展歷史與澳門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歷史淵源深厚，在發展策略上起至為關鍵的作用。根據澳門圖書館事業發展的特點，我們可以將澳門圖書館事業歷史分為以下四個階段：1、十六世ÜS後西方傳敎士來華時期的澳門圖書I官事業( 1582 — 1842)在十六世紀正値西方殖民者東渡，澳門以一個小漁港成為當時西方殖民者來華的踏腳石,期間商貿活動頻繁，其後並成為以利瑪竇為首的歐洲耶穌會士東渡宣敎的主要落腳點。聖保祿神學院及其附設的圖書館便藉此慢慢地建立起來,並因此成為澳門圖書館事業啟蒙的象徵。十九世紀以馬禮遜為首的西方英美傳敎士的東方之旅的宣敎活動亦以澳門作為首發地點，儘管與十六世紀歐洲耶穌會士的處境有很大的差異,但期間馬禮遜在文化和敎育工作上所延伸出東來的圖書館事業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階段，其後因社會變遷而出現一段頗長的眞空期。* 沈振輝: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副理事長，澳門中央圖書館顧問技術員。

2 、澳門“國立圖書館”成立以後的近代圖書館事業（1893 - 1986)由十九世紀未澳門“ 國立圖書館”成立後至整個二十世紀，澳門圖書館事業在這長達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顯得頗為多元化, 旣有充滿殖民政治色彩的官方公共圖書館的設立，同時亦有不同型態的民間圖書館的誕生，也正値社會處於一個政治與文化動盪紛擾的時代。3 、澳門過渡期的公共圖書館事業（1987— 1999)自 1987年中葡兩國簽署中葡聯合聲明的外交檔後，1999年葡萄牙政府將澳門的自治權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便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並實施一國兩制，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由 1987年至 1999 年長達十二年的過渡期間，澳門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與政治變遷的關係十分密切 ,也定圖書館管理制度變革的一個關鍵期。4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的公共圖書館事業（2000— 2008)1999年 12月2 0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澳門圖書館事業在原有的基礎上配合政府的施政目標，此期間以推行普及閱讀為目標的的社區圖書館活動頻繁，公共圖書館的普及化, 社區化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活躍期。綜合來看，這四段歷史時期對澳門圖書館事業發展都產生了不同的文化特點和社會意義：澳門中央圖書館在第三、四的階段的發展過往程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承接著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後澳門中央圖書館亦必須面對發展策略的革新。二、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後澳門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之定位1、澳門公共圖書館事業與世界文化遺產1.1. 2005年澳門歷史建築群被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這意味著澳門數世紀以來所累積的文化底蘊得到進一步的肯定，同時亦賦予了在澳門歷史建築群內的圖書館建築文物一個深層次的文化符號：澳門圖書館事業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分。1 .2 .在澳門歷史建築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後，整個圖書館的發展策略直接地與世界文化遺產的發展連繫在一起,其發展策略亦必須面臨新的變革。1 .3 .澳門歷史建築群內的圖館建築文物，基本上反映了澳門圖書館事業的

發展的不同階段 ,她的文化意義正在於此。但同時亦開展着社區圖書資訊服務 , 兩者之間如何平衡，主要取決定位與發展策略。2.澳門公共圖書館事業公共圖書館宣言2.1.澳門中央圖書館在回歸中國前的定位 , 主要集中在葡萄牙共和國文獻的保存，包括來自葡萄牙國家圖書館的贈閱文獻，另一方面是澳門本地歷史的葡語文獻，社區閱讀服務是其中一項圖書閱讀服務，但相對來說，並未全面發展社區普及閱讀。2.2.圖書館事實在回歸中國後較注重發展各個圖書館的社區閱讀推廣活動。這方面，相對於回歸前，較能回應市民的普及閱讀需要，但另一方面 ,對保存的工作就需要有截然不同的處理。2.3.如果我們從澳門圖書館事業發展的脈絡來看，東西方文獻交流是她特有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特色，如何在發展普及閱讀與保存固有文化特色取平，相信是現時的澳門中央圖書館要面臨的定位革新的策略挑戰。2.4.公共圖書館宣言的落實與執行 , 是澳門公共圖書館發展現代化過程所必須的，目前從圖書館界對圖書館之類的名稱顯示出對公共圖書館宣言的理解有一定的差異。三、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後澳門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策略1.澳門東西方文獻資源中心在未來澳門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策略中，可發展三個主要的管理系統，而彼此可以獨正或相容並存。澳門東西方文獻資源中心主要是 , 將澳門歷史城區內的圖書館連成一個具有一定文化底蘊的文獻資源網路，澳門公共圖書館中心館實際上是將目前分佈在不同社區的小型圖書館組合成一個普及閱讀中心，至於澳門現代圖書館資訊館實際上可理解為新圖書館大樓的名稱。澳門東西方文獻資源中心下分為澳門歷史文獻館、東西方文獻資源館、澳門文學館、氹仔與路環口述歷史文獻館、澳門公共圖書中心館下分為不同社區公共圖書館、澳門現代圖書資訊館下按各職能管理。

澳門東西方文獻資源中心管理架構表1. 澳門東西方文獻資源中心管理架構表表(a) : 澳門東西方文獻資源中心架構2. 澳門公共圖書館管理中心表(b) : 澳門公共圖書館管理中心架構3. 澳門現代圓書資訊館表(c) : 澳門現代圖書資訊館架構

從晚清文獻資料看澳門飲食文化彭海於 *葡萄牙人於16世紀中葉據居澳門，澳門因之成爲中西文化匯集之處。西方社會的風俗習慣，隨外國人的進入而逐漸在澳門彰顯其影響力，其中西方飮食文化與中國飮食文化的共容與匯通，更成爲澳門民生的一大特色。居住在澳門的中國人，理所當然地保存了歷史悠久的中國飮食文化，從食物材料以至烹調方式，都是傳統的;然而當外國的飮食模式傳入澳門後，這種局面開始轉變。淸末民初，西方的烹調技法及食材，令華人的飮食變得多樣化，不同口味的食物以及飮品，豐富了他們的生活。像外國人極之喜愛的咖啡（coffee) 、餐湯、麵包、馬鈴薯，甚至咖喱（curry) 以及冰淇淋（ice cream) 等食物,見諸晚淸時期的中文文獻中，爲數不少; 而當時不少中國文士亦以這些西洋食物，作爲他們詩歌裏的主角。淸代道咸年間，曾遊歷澳門的香山文士吳亮埏( 字黻卿，廣東香山人) 有《澳門》詩二首,第一首即述及澳門飮食文化中的中西共融風味：望洋東寺復西園，瀹茗龍泉出石根。椰菜絮羹名士味，巴菇香草美人魂。賣魚浪白船雙槳，擘蟹洲青酒一樽。海味故應甘久住，鐘聲清供又黃昏。®詩中指出澳門的飮食揉合中西，且有地道物產，可供烹調食用。中國文士毎喜於聚會時品茶，所用的當然是上等茶葉，而泡茶用的水，也是非常講究的，澳門山泉之水甚淸澈，正合要求。據淸祝淮《新修香山縣誌》所記：澳山泉曰大龍喉泉、曰二龍喉泉、曰小龍喉泉，俱在東望洋寺右；曰山水園泉，在西望洋寺下。皆水自石出，清冽甘美。②澳門的龍泉山水“淸冽甘美” ，以之烹茶，實是至高享受，另一方面,文士又可享用以椰菜烹調而成的西式餐湯。椰菜是粵人的稱呼,俗名是包心菜或洋白* 彭海鈴: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澳門大學中文系助理敎授。① 吳亮埏:《澳門》之一，黃紹昌、劉燏芬編 :《香山詩略》，卷一二，第三七六頁。轉引自章文欽箋注 :《澳門詩詞箋注.晚淸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珠海出版社出版,2003年，第 3 4 頁。② （淸）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一《輿地》上《山川》，轉引自湯開建、陳文源、鄧開頌主編: 《明淸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六），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190頁。

菜，北方人叫它做甘藍。椰菜是西方菜餚中常用的食材,可用來煮餐湯,像羅宋湯，主要材料便是椰菜、馬鈴薯、番茄，加上切丁的牛腩，便成一道美味的餐湯。在澳門的葡人土生菜中，以椰菜入餚，也是非常普遍的事，椰菜卷（Trouxas de couve)便是一道著名的土生菜餚。此外，澳門周邊水域海產豐富，亦可向漁民買來新鮮的海魚烹調，而當時澳門的靑洲盛產肥美的蟹，遠近馳名。鮮美豐腴的靑洲蟹配上美酒，大快朵頤，得享口腹之福, 如此佳醸美食，難怪會令文士“甘久住” 。除了飮食之外，吳亮埏對於西洋煙草這玩意, 也覺新奇，吸一口“ 巴菇” 煙草，煙絲燃燒時發出的陣陣香氣，伴隨縷縷靑煙，像是美人的魂魄所化,敎人陶醉。“ 巴菇" （Tobacco),也有譯作巴菰、澹巴菰、澹巴菰、大孖古的，乃是西方人愛吸食的煙草，從煙斗（pipe), 到雪SH(cigar)，以至香煙（cigarette) ，在西方的吸煙史裏，呑雲吐霧，充滿了令人興奮的煙草味道。中西飮食文化之盛，不僅見諸文人雅士的作品中，在澳葡政府的憲報裏，也記載了當時民眾對糧食的需求，當中可見東西方的食材,在澳門都是甚受歡迎的。公元 1882年,澳葡政府在該年度第二十二號憲報中有一則競投承辦澳門兵房糧食的通吿：大西洋外洋屬地步兵第一營公會書記千總疏亞利士（Alfredo Jayme da Costa Chaves)爲通知事。定於五月初一日十一點鐘，在咖°司欄兵房公所招人出投承辦糧食，爲兵人所用，係自五月十六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止。所有食物開列於左：第一、第二、第三等白米、架非、來路通心麵粉、第一、第二等白糖、薏米、雞蛋、鵝蛋、西洋油及生油、蠶苴及干荷櫊豆、嗎加有魚、麵粉、番茄、鮫魚、紅豆、緑苴、白豆、鹽、新鮮魚、猪下雜、唐醋、咸魚（爲唐人用）、菜（唐人用）、蔥、猪肉（即瘦肉、豬頭、猪網油）、椰茶、蒜頭、荷嘀薯、柴。壬午年四月十六曰®這份承投糧食淸單，旣有洋人喜愛的食物, 亦有顧及華人口味的食材,顯示在飮食的需求上，澳門社會有著不同的元素，且又可以包容並存，從而產生多元的飮食文化。當時兵房中，旣有洋兵，亦有華兵及華人職工，所以兵房要求承辦糧食的供應商，提供西方及中國食物,以滿足所需。在這份通吿中，洋人日常不可缺的飮品，當是“架非” 了。架非，今譯咖啡 (coffee)，乃用咖啡豆磨成粉,加糖、奶冲調而成的飮品。西方人飮用咖啡，一如③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 1911 )》，澳門基金會2002年版,第 7 2 頁。

中國人飮茶那樣普遍。咖啡約於公元7 世紀左右被阿拉伯人在非洲衣索匹亞地區發現，其後因伊斯蘭敎戒律嚴明, 敎徒不能喝酒，因此烘曬硏磨咖啡豆冲飮。據稱將咖啡制成飮品，作爲提神飮料的，是 15世紀中葉伊斯蘭敎蘇菲 (Sufi)敎派的信徒。15世紀末，阿拉伯地區最早的咖啡店在麥加開設，及後，飮用咖啡的風氣，經由伊斯蘭敎徒傳至歐洲, 17世紀中，咖啡店率先在英國牛津出現。到了今天，咖啡已成爲世界性的飮品。“來路通心麵粉” ，即現在所稱之“ 通心粉” ( macaroni) ，是用小麥粉制成彎形，中間是通心的( 非實心），故名。而那時候所稱的“來路” ，多是指歐洲（Europa) ，表示要由歐洲進口，不要本地製造，大概是因爲在那個年代，這些西方面食製品還是以外國進口品質較佳，本地所制’水準仍有不及。至於“薏米” ，則是中國食物影響西方飮食（尤其土生葡人的飮食）的一個例證。薏米，亦稱薏仁、薏苡仁、苡米等，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種仁，可作藥用，《本草綱目》稱其“ 健脾益胃，補肺淸熱，去風勝濕,炊飯食，治冷氣;煎飮，利小便熱淋。”薏仁味甘淡，性涼微寒，歸脾、胃、肺、大腸經，對利尿消炎，健胃整腸，幫助消化，有一定功效。廣東人常於湯水中加進薏米,以作袪濕淸熱之用。這種烹調方法爲居澳的土生葡人所采用：土生菜中，薏米出現在多種湯水及米粥中，用以幫助去除體内的毒素及關閉毒門，毫無疑問，因受中國人的影響，我們祖先烹調的金科玉律是在每一飯餐中都要包括一些特别的成份、調味料、香草以便抗衡其他材料中可能有害的（或無益的）元素，在一些有營養的肉湯中，例如：蓮子褚手湯，一定要放入薏米，還要加入豆腐及細粒的乾紅棗。④住在澳門這個濕熱的嶺南之地，廣東人有其獨特的飮食方式以協調之，例如飮涼茶，便是很有效的方法，而“去濕” 的湯水, 也是上佳的選擇,而可供使用的材料也不少，如粟米須、蓮葉、薏米等便是。入鄕隨俗，土生葡人亦采用這種 “去濕”的烹調方法，將薏米放在湯水及米粥之中，用以淸熱解毒。這份糧食淸單中有“西洋油” ,以西方飮食習慣而言，“ 西洋油”者，乃是“ 橄欖油” （Olive O il)，是榨取自西洋橄橫的食用油。橄欖有分東方及西洋兩大類，東方欖兩端尖,味苦澀，當中的綠欖，多以糖及甘草醃制，曬乾可食用,是上佳的涼果；另一種黑欖則蒸熟後浸在鹽水中，發酵後用鹽醃起來，叫做“欖角”或“欖豉” ，是伴吃粥或飯的美食。而西洋欖則是圓形的,希臘以至中東一帶，產量最多。伊斯蘭敎徒將橄欖樹傳到歐洲，現在歐④ Cecília Jorge左倩萍著.澳門土生敎育協進會編：《土生葡人的飮食文化 . 名彙》，2 0 0 4年，第 2 7 頁。

洲不少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都種滿橄欖樹,而橄欖及橄欖油都成了他們國家飮食烹調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在餐湯中添加橄欖油，是普遍的食用方法，而黃、綠、紅、黑等各種顏色的橄欖則多用於製作海鮮飯時拌和其中。這份承辦糧食通吿中列出了一項葡國人特有的食物，就是嗎加有魚了。這種今譯“馬介休” （Bacalhau)的魚類, 經由葡萄牙東來而引入澳門，現已成了在澳門的葡國食物代表了。以馬介休魚作主要材料烹調而成的各式菜餚，甚受大眾歡迎，其中用馬介休魚及馬鈴薯蓉作主要材料、再加雞蛋、芫茜拌和油炸而成的“馬介休球" （Bolinhos de Bacalhau) ,必然出現於澳門各大小西餐廳的菜牌上，可見其在澳門飮食文化上的認受性。爲照顧兵營裏華人的飮食習慣，通吿中也特別要求“唐醋、咸魚（唐人用）、菜( 唐人用）” ，以供華人食用。通吿中另有一種西方食物“荷_ 薯” 也是漸被中國人接受的食物。“荷囌薯”其實就是馬鈴薯（potato),廣東人稱爲“ 薯仔” ，北方人叫做“土豆” 。但在澳門的廣東人叫它做“ 荷蘭薯” ，或許是誤以爲從荷蘭傳來的，馬鈴薯其實原產於拉丁美洲的秘魯，傳到歐洲後,成了主食。在西方人的飮食世界裏，馬鈴薯是不少菜餚的主角，把它切條、切片拿去炸，或是磨成蓉再加上肉類拌和，又或者配上乳酪、洋蔥、胡椒、牛油烤燭, 都是可口的食物。從這份一百二十多年前的兵營糧食需求淸單裡，可以看到當時澳門的飮食文化 , 已是中西共融，呈現出多元性。晚淸時期，國內不少文士學者曾來澳生活或遊覽,他們對於澳門華洋雜處的風俗民情，讚嘆稱奇，這些獨特的社會風情，亦成了他們在文學作品中描繪的對象。曾在澳門從事敎學工作的梁喬漢（1851 - ? ，字斗衡，廣東順德人），對於此地的西方飮食文化，更是大開眼界。他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 在澳門設館，閑餘之時，到處遊歷，採集舊聞風俗，寫成《鏡湖雜詠》五十首，另述及香港見聞者，合刊爲《港澳旅遊草》。《鏡湖雜詠》包括古蹟名勝十五首、風土雜詠二十五首，以及夷俗雜詠十首，可說是反映晚淸時期澳門風貌的大型組詩，當中也有論及澳門人的飮食習慣：麵包乾餅店東西，食味矜奇近市齊。飲饌較多番菜品，唐人爭説齐喱雞。⑤華洋飮食文化,本有極大不同。中國人以米飯、麵食爲主糧，西方社會則不然，麵包和餅乾，爲西方飮食之特色，外國人愛以麵包爲早餐，或是在進餐前佐以麵包’ 再配餐湯進食; 而餅乾、糕點等 , 則是作爲下午茶（high tea) 時的食物, 但在澳門這個以中國傳統文化爲主道的社會裏，洋人的麵包餅乾亦廣爲中國社⑤ 梁喬漢 :《港澳旅遊草.風土雜詠》之十一，光緖二十六年（1900)刻印本，第八至九頁。

會接受。在 1898年《澳門憲報》中的第五十一號通吿，可以印證梁喬漢的說法：大西洋澳門議事公局書吏盧奉公局命爲通知事。案據本局所發換錢店、擺賣物件攤、沿街小販及街轎等第一季之牌照，均至西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滿。爲此布告该人等知悉：所有由西紀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正月初一起，至六月三十日止之第二季牌照，須照下列限期赴本局換領，另除所有沿街售賣雞鴨、鳥雀、果品、菜蔬、薯芋、牛肉、豬肉、能養人身體各等肉，魚、蝦、蟹、麵包、餅食、美連打、鹽、各樣湯粥及立腐外，其在空闊地方擺攤做手藝、擺賣什物、飲物及各等間食物，亦須來局請領牌照。……⑥這是一則通知各營業牌照持有人前往議事公局換領季度牌照的通吿,顯示當時在街頭擺賣的小販中，已有售賣“麵包、餅食、美連打” 的，可見這些食物甚受歡迎，而“ 美連打” ( Merenda)則是葡萄牙人一種午後的小食。從這則通吿中，反映了麵包餅食是當時澳門社會裏頗爲大眾化的街頭食物。至於梁喬漢詩中所說的“飮饌較多番菜品，唐人爭說芥喱雞” ，亦道出當時他在澳門接觸到的菜餚中，有不少是西式菜，當中一道“芥喔雞” 更是贏盡華人口碑。“芥喱雞” 這道菜式,便是典型中外飮食文化的結晶品。“芥喱”即是curry,今譯“咖喱” ，起源於印度,據稱原先的用途是作爲食物的貯存劑，以使食物能久存於炎熱的氣溫之中不致變壞,後來傳到非洲，再風靡歐洲各國’ 繼而成爲世界性的飮食配搭材料。東南亞國家的飮食受咖喱的影響甚深 ,至於日本,甚至把咖喔作爲國食，差點要去辦專利注冊。咖喱其實是多種香料的混合物，包括丁香、小茴香、胡荽杆、芥末籽、黃薑粉和辣椒，以之入饌，香味四溢，敎人食指大動，但各地咖喱材料配方不一，故口味亦各異。咖喔傳入中國後，配以肉類，便成了美食。在中國菜餚中，以雞爲主材料的，甚爲普遍，尤以粵菜爲甚，粤諺中，有所謂“ 無雞不成席” 之說 , 筵席上少了雞，就不成樣子了。在澳門，將咖喱香料和雞配搭起來，便成了獨特的菜餚“芥喱雞” ，豐富了此間的飮食文化。淸末曾往德國柏林大學講學、在香港居住逾十年、主持《華字日報》的潘飛聲（號蘭史，廣東番禺人，1858 - 1934)，曾於 1895年及 1908年兩度來澳,對澳門獨特的社會風情, 讚嘆不已，他在第二次來澳時，寫了一組12首的《澳門雜詩》，其中第四首描寫居澳土生葡人，亦提及他們的飮食習慣：白飯晨餐豉與蝦，烏龍猶勝架非茶。髮睛黑似吾華種，已見葡萄⑥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 1911 )》，澳門基金會2002年版，第 7 2 頁。

屬漢家。⑦澳門的土生葡人往往是指出生或成長於澳門的葡萄牙人，其先祖或是來自葡國，或是跟葡國相關的國家或地區，如巴西、印度、非洲等，但由於他們在澳門這塊中國領土上出生成長，因此,又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澳門是位於珠江口的國際性都市，時常向國外的思潮開放，亦不斷受到進入這避風港的思潮影響。殊途同歸的中國人、葡萄牙人、土生葡人和其他的外國人都能在這裏共處。一種難以察覺但非常强烈的華人教化力量，令所有在這裏出生的土生葡人像在祖國内或透過與另一社群每日的交往而被同化爲大多數族群。®潘飛聲以遊客身分來澳，已然發現土生葡人的獨特文化，他以飮食習慣爲例說明,土生葡人因爲在澳門這個中國傳統社會中成長,受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影響位處南中國這個產米區 , 米飯成爲土生葡人的基本食糧。”®此外，他們還喜歡豆豉醬和蝦膏醬這些地道的廣東食品，且愛喝中國的烏龍茶甚於西方的咖啡( 即 coffee，詩中所說的“架非茶” ) ，可見澳門華洋共處，文化兼容。澳門土生葡人的飮食, 是不同的飮食文化匯聚的成果，也可以說是在澳門這塊土地上產生的獨特飮食文化：沒有證據確實地證明，但憑直覺、共識及集體的回憶得出土生葡人餐桌上時常都會出現歐洲、中國及亞洲等地多種社群的食物，不同的只是主婦仲裁的份量、廚藝及賓客的喜好。一個大的土生家庭是多面體的及世界性的，直至今天，每天的菜單都是圍繞著傳统的葡國菜或受印度或來自舊日馬六甲海峽（馬六甲、檳城、星加坡）及其他亞洲地區影響的菜式，尤其中國菜。®也因爲這個緣故，潘飛聲亦認爲土生葡人在飮食上是已被中國人同化了。的確，他們在飮食習慣上是深受中國人的影響,但又能發展出他們獨特的一套飮食文化，難怪土生菜已成爲今天澳門飮食界中一道響噹噹的招牌了。除了食物之外,在飮料上，也不僅僅是咖啡能成功打進中國人的社會,還有就是洋酒了。1889年《澳門憲報》第二十二號通吿，招人承辦國家喜慶之曰所需之酒類：⑦ 潘飛聲 :《澳門雑詩》之四,《說劍堂集》卷一,第十八頁。⑧ Cecília Jorge左倩萍著、澳門土生敎育協進會編:《土生葡人的飮食文化.序言》,2004年 ,第 9 頁。⑨ Cecfliajorge左倩萍著、澳門土生敎育協進會編：《土生葡人的飮食文化 .名匯》，2 0 0 4年，第 2 2 頁。⑩ Cecília Jorge 左倩萍著、澳門土生敎育協進會編：《土生葡人的飮食文化 .名匯》，2 0 0 4年，第 1 7頁。

大西洋澳H 巡捕兵營糧麵公會書記波治（José Abellard Borges)爲通知事。定於五月十七日十一點鐘，在岗頂巡捕總管將本營兵丁所用之食物招人承辦，以六個月爲期。又於同日同時招人承辦西洋紅酒、華糯米酒，以爲國家喜慶之日用者，均以六個月爲期，自西紀本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從這通吿可見當時已有西洋紅酒進口澳門，政府才會招人承辦國慶所用之酒類。而除了西洋紅酒之外，亦要求供應中國人的糯米酒，看來在酒類的選擇上，那時候已是中西各取所需的了。到了 1906年 , 《澳門憲報》第四十四號承辦兵營及醫院炊食之通吿中，所列之食物淸單中，有“ 一等白蘭地酒” 、“ 西洋紅酒” 、“靑酒” 、“ 白酒”等®，可見洋酒已是更多樣化了。除了菜餚和飮品之外，亦有一些消閒食品，能夠體現西式食物廣爲中國人接受的，就是當時在澳門市面上，可以消暑解渴的冰淇淋了：水從化學煉加鹽，滌暑招涼力倍兼。嚼雪幾人同荔咬，賣喧忘卻候趨炎。®冰淇淋( ice cream，港澳譯爲“雪糕” ) 這種食物，現在已非常普遍，各超級市場中不同牌子、種類的冰淇淋不下數十種,但在淸末民初，這種西洋食物還得在夏天時,才有小販沿街叫賣，其消暑降溫的功能 , 媲美荔枝這種嶺南佳果，難怪能令人爭相購買了。從咖啡、食物、麵包、餅食、酒類 , 到街頭小食，澳門的歆食文化, 匯合了中西方文化的精妙之處。到了今天，品嚐美食已成爲旅客來澳門旅遊的一個主要項目。在這裏，從“非洲雞" （Galinha ò Cafreal)到廣東人愛吃的白切雞，從豬扒包到叉燒包，都深受歡迎。“ 美食嘉年華” 更是每年一度的旅遊盛事，可見飮食文化已成爲澳門文化裏的重要資產，若能善加運用，當可有助開拓旅遊業，令澳門社會更能均衡發展。⑪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 1850 - 1911)》，澳門基金會 2 0 0 2年版 .第 175 頁。© 這份承辦糧食淸單見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 1 911)),澳門基金會 2002年版 ,第 4 6 4頁。© 梁喬漢:《港澳旅遊草.風土雜詠》之二十四，光緒二十六年（1900)刻印本,第十頁。

以出世精神寫人世詩歌-----竺摩法師的詩論和詩歌陳業東 *竺摩法師1913年 8 月 13 日出生於浙江省樂淸縣虹橋鎭河深橋村，俗名陳德安。父陳永旺，號紅梅居士,母王氏，兩人都是虔誠的佛敎徒。陳德安天資聰慧，自幼即喜素食，常隨父親到本村淨宗寺聽經。十二歲時隨父到黃塘壽昌寺聽欽漢法師講地藏經，如癡如醉。欽漢法師覺得他頗有佛緣，勸其父讓他出家，遂禮寺中方丈白雲上人祝法，賜法名默誠，字守志。十三歲得師叔芝峰法師關護，敎他學習古詩詞及禪宗典籍。他曾到溫州福慶寺拜見弘一法師，並獲贈墨寶。十四歲轉入寧波觀宗寺學習。十七歲進入太虛法師主持的佛敎最高學府閩南佛學院,硏究唯識宗及諸宗敎義，兼學日文。因成績優異，深受太虛大師的賞識和愛護。1933年和 1935年兩度隨侍太虛大師到粵港地區弘法，推動“ 人間佛敎”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竺摩取消留學日本的計劃，投身抗日救亡活動。 1939年春應邀到澳門創辦佛學硏究社，開講“維摩經” ，以通俗明白的語言把佛敎義理與救國救亡結合在一起，喚起人們的愛國精神。他在澳主編的《覺音》雜誌常刊登佛理與時代精神結合的文章，積極宣傳和鼓勵佛敎界奮起抗戰,影響甚大。《覺音》和內地的《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並列爲戰時中國佛敎文化四大陣地，有讀者更稱贊《覺音》是戰時“華南佛敎的降魔寶杵” 。竺摩法師也成爲抗戰時期港澳文化界的著名代表。1954年竺摩法師雲遊南洋弘法，創辦馬來西亞佛學院、馬來西亞佛敎總會，並興建三慧講堂。竺摩法師在馬近半個世紀，爲大馬佛敎界培育了大批僧材，爲發展大馬佛敎和傳播中華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被尊爲“ 大馬漢系佛敎之父” 。1998年 9 月，檳州元首向竺摩法師封賜DMDN高級拿督勳銜。2002年 2* 陳業東: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監事。

月4 日，竺摩法師圓寂於檳城三慧講堂。出殯時送行者五千餘人，隊伍長一公里。遺體火化後得舍利子逾百顆。®竺摩法師不僅精通佛法，學識淵博, 且才華洋溢，詩文書畫造詣甚高，被稱譽爲詩書畫三絕。生前著有《篆香畫室文集》26冊、《篆香室書畫集》3 種和《竺摩長老佛學全書》16冊等 ’ 是繼蘇曼殊和弘一大師後的又一才子高僧。竺摩法師年輕時即表現出過人才情。十多歲在寧波觀宗寺學習期間，一曰，根慧法師草擬法語第三句“一爐縹渺香煙起” ，再續不下去。在旁的竺摩接口說: “百鳥銜花遍界香” ，大師驚爲奇才。竺摩一生寫下六百多首詩詞，並在不同場合闡述過自己對詩歌創作的觀點。透過對有關資料的分析，可知竺摩的詩歌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糾正泥古敎徒不屑文學的傾向，肯定詩歌的敎化功能竺摩認爲，文學是時代的產物，是社會的反映和個性的思想意志的表現。因此文學有其崇高的社會義務。他引用高爾基的話來說明這一觀點：“ 文學的義務是在幫助人類明瞭他們自己，增加他們對於自己的信仰，而發展他們對於眞理的渴慕。”竺摩指出,佛敎徒是探求人生眞理的人，我們的目的正是爲着廣播大同平等主義的大乘佛敎，我們的義務也正是要把自己所探求到的人生眞理發揚以啓迪人類的智慧，使之由漓慕眞理而徹底悟到人生的眞理。竺摩法師由此得出結論: 文學的目的和義務與佛理是一致的。有佛徒以禪的宗旨是“ 不立文字, 直接人心，見性作佛” ，因而唾棄文字，將吟詠詩歌呵爲“打妄語” 。針對這種謬誤傾向，竺摩首先指出：“佛敎在方便上，本來就需要文學。佛陀雖說‘ 不立文字’ 而有三藏十二部的敎典，祖師雖說‘ 敎外別傳’ 而有百千數卷的語錄。”他還進一步說明: “從佛學說，‘ 文字般若’ 居三般若之首，從文入觀而有‘ 觀照般若’ ，由觀照成功而開發‘ 實相般若’ 。文字如舟，觀照如駕馭，實相如到彼岸，沒有舟就不能登彼岸，望洋興嘆而已! ” ®他吿訴那些泥古敎徒，佛敎並不排斥文學，只要坦白地把自己的感想寫出來，不矯揉造作，不賣弄風情，於己於人皆有感悟就不是“打妄語” 。竺摩認爲詩歌的價値更在於它有陶鑄性情的敎化功能，而且與佛陀慈悲施① 竺摩法師生平及有關資料乃據陳松靑《中華一代奇僧— 竺摩大師在世界文壇大放異彩》（《香港佛敎》第 544 ,546期）及盧友中編《篆香室詩集• 前言》（宗敎文化出版社2 0 0 5年 9 月第 1 版）„② 竺摩《詩情與禪理》（香港《人海燈》第四卷第二期）。下文所引皆出於此,不再逐一註明。

敎的意旨極相吻合。他分析說: “ 詩是一種觀感靈敏的將所感到所想到用美麗或雄壯的字句將剎那間的意象抓住, 使人可以傳觀的東西。” 因此，有意境而感情強烈的詩歌，必能陶怡性靈、美化人心。而佛徒的使命乃在廣泛傳播佛陀的慈悲平等至義精神,並以之敎化眾生，達到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的眞性淸寧，聯結全人類的感情同創和平世界。因此，詩歌的無邪情趣、表現高度藝術眞境，與佛義的蕩執知智、遷惡爲善是完全一致的。由於詩歌有陶鑄性情、感化眾生的力量，故詩人亦負有轉移風氣、改善人心的社會責任。竺摩認爲，“稱爲詩人是不容易的,他必須先有高尙的品性、優良的氣質，然後他所作的詩，才能弘揚詩敎、移風易俗、振衰起頹，表現愛護人群的精神,而達到扶輪衛道的責任。”( 二）主張詩歌應表達眞實感情詩的本質在於抒情。劉勰說：“ 詩者，持也，持人情性。” 別林斯基也說過: “ 沒有感情就沒有詩人,也沒有詩。”竺摩強調眞情是詩歌的神髓，他說 :詩“ 是頂富於感情的文字” ，又多次引用詩家的話來強調眞實感情於詩歌的重要：“ 詩是用具體的形象來表現思想和感情的東西” ，“一篇詩沒有了感情，便是沒有了骨髓的骷髏關於這一點, 竺摩法師詳盡分析說: “詩所以重於感情，因爲沒有感情或感情低劣的詩, 不能把作者的精神傳達給讀者而弓丨起同情與共鳴，沒有力量,就沒有價値了。故有意境有情感的美麗的詩，就是文字的結晶— 藝術的表現。藝術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結合的手段之一，藝術作品的感情表現得愈深愈高，就愈能弓丨精神上聯結的可能性，這是必然的道理。”他淸楚指出，詩歌中的眞情就是感動讀者、引發同情與共鳴的主要力量,是實現詩歌潛移默化社會功能的基本保證。只有那些直心直語、熱情激盪的詩歌才有價値、才會流傳。據此,竺摩提倡眞實感情流露的“吟詩” ，反對無病呻吟、刻意雕琢的“作詩” 。這是完全符合詩歌創作規律和審美特徵的。( 三）主張詩歌題材必須反映社會現實關於詩歌的題材，竺摩法師也有很詳細的論述。他說曠古以來，不論僧俗的詩家，他寫詩的背景與目的，總不外乎這兩方面:一是反映出一時代一民族的政治、宗敎、社會等等的情景;一是表現個性的思想與意志。”又說 :“ 詩雖然偏於意象的理想主義，而未嘗離開寫實的現實主義, 如即事詩、即景詩一類，何曾不是以寫實的題材？故什麼主義都不能完全脫離題材而獨立。換句話說 :就是不能完全脫離現實，什麼主義都要以現實爲底子，方不落於空理空論。” 竺摩提

出詩歌反映現實的題材應包括如下幾方面：1、顯示真如理3 他認爲這是佛家慈悲敎化必備的，因爲眞如妙理精深博大，若無文字表顯和詩歌弓I示 ,難於悟解,“ 故欲接弓I現代一般避難就易、喜簡厭繁的根性，使之與佛敎發生關係,倒不如精勁明簡的詩歌偈頌,在文藝的筆鋒之下骨子裏面含着無形的微妙的眞理，使讀者的心嫣然一笑而不自知。讀者旣不費時費力，作者亦不費時費力，而具有磁石般的吸引作用，把甚深微妙的勝義諦理，以美麗的藝術的詩歌表現出來,或隱隱的暗示。”2、象徵人間苦。竺摩認爲這是詩歌反映社會現實最重要的部分。他說 : “文學與社會是有密切的關係，離了社會根本不需要文學，也好像佛敎與人間有密切的關係, 離開了人間根本便不需要佛敎。”竺摩具體指出:“ 佛敎是平等普遍沒有種族階級性的觀念，廣義的應該是以整個人類舞臺的人間爲單位而落墨，象徵全個人類的苦悶。雖然，我們住在某一個國土裏，亦不妨利用文學來描述所住之國的社會痛苦，像古德詩僧那樣地描寫人間! ”3、素描僧生活。竺摩認爲,把樸素淡泊的僧伽生活在詩中描寫出來，也能潛移默化，改變社會的嬌奢習氣而趨於儉樸風尙。他把僧侶生活題材概括爲四類 :一是寫僧侶身世, 二是寫弘法利生的入世生活，三是寫潔身自守的山居生活，四是寫雲水行腳的生活。他特別指出近來佛敎徒已改變了從前閉關主義過離群索居生活的風氣，漸與社會接近，所以現在與將來，這類入世的作品，當有更大的可觀。”4 、吟詠佳山水。竺摩認爲祖國壯美的山水也是詩歌不可或缺的題材。他說 : “我們所居的道場，多半是綠水靑山，明媚可愛，那種秀麗淸奇的風景，是素爲一般人所嚮慕的。… … 名山佳水，弘法所至,便自然地產生出許多有情有景、有聲有色的作品。”竺摩所說四方面題材, 明顯是指佛敎徒的詩材範圍，似乎不夠全面。其實，若從寫詩的目的乃在“言志”和“緣情”論，古今僧俗詩家，亦不外乎此。( 四）主張詩歌的內容與形式應完美結合對於詩歌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竺摩主張“詩對於形式、個性、眞實三元素都要顧到，— 眞實、個性，就是詩的內容了。” 他說我們寫詩，頂好不拘泥於聲律韻腳, 同時亦不能輕視了而完全放棄形式，因形式與內容是很有關係的。形式是練熟技巧問題，技巧高妙，方能引人入勝, 否則內容即使臻到‘ 白雪陽春 ’ ，也很難招人注目，不能達到作者的目的,更不能由外形而引人入於內理。”什麼樣的詩歌才算“三元素都要顧到” ，才算內容與形式俱臻完善？竺摩提出應以陶淵明與白居易的詩歌爲榜樣，他說現在可以從我們中國古來的詩壇

上，舉出兩類人物來做榜樣 : 內容應如陶淵明一流人物的骨子精煉 ;形式要如白香山一流人物的婦孺能解。”他引用朱光潛的話推崇陶詩兼有平易而精煉之勝。對白居易的詩，竺摩則稱許其作風流暢、形式通俗、用語淺白，故能“大眾化,成爲民間文字。”他總結說: “ 只有形式沒有內容的詩易流於浮淺,只有內容沒有形式的詩容易流於艱深，故舉了陶白兩流人物作爲我們寫詩的借鏡。”竺摩主張“寫舊詩時不必拳拳服膺斤斤乎聲律與韻腳” , 因爲“咬文嚼字、呆板押韻的詩只有軀殼，沒有靈魂” 。他說 : “設使偶然得到精彩的警句，只因一二字數的平仄不對，就費了一日一月乃至若干長時間去捜腸絞腦，所謂‘ 推敲夜不眠 ’ ，那眞夠蠢!”至於詩的韻腳, 竺摩主張“除了古韻可通的不說，也不妨變通之像現在的新詩一樣押‘ 自然的音韻’ ” 。竺摩的觀點是頗具辯證色彩的。文學與宗敎都是一種社會意識的表現。詩歌以表現生活爲能事,而宗敎本是生活的一部分，故詩歌與宗敎的密切關係不言而喩。盛唐以降，詩與禪逐漸融合。一方面是借文學形式上的整合, 禪者把祥杳高妙的悟境附擬於詩境，即將佛家境界轉化成詩家境界，借助詩境上空靈的特色來寄寓禪的意趣，形成禪詩。另一方面是經由內涵境界上的開闢，詩人們將禪理融入詩中，以詩境的空靈的特色去表現禪的意趣。我們淸楚看到，竺摩詩論中關於詩歌的社會功能、詩歌必須反映社會現實、詩歌應表達眞實感情等觀點，此前的詩論家早有論及，並非開創性的見解。竺摩詩論的貢獻僅在於他繼承了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的傳統，再結合佛學義理談詩,把詩與禪溝通起來，共同爲改革社會服務，如此而已。竺摩法師一生弘法，也一生與詩結緣，寫下大量詩詞作品。盧友中先生所編《篆香室詩集》就收有六百多首詩詞和六百多副聯語’ 這些作品奠定了竺摩法師當代第一詩僧的地位。硏究竺摩法師卓然有成的盧友中先生按生平經歷，把竺摩的詩歌創作劃分爲三個時期: 內地學法時期、旅居港澳時期和駐錫檳城時期。以下，我們將探討竺摩不同時期詩歌的創作歷程和特點。一是内地學法時期，即二十歲前後。這一時期竺摩主要經歷是在佛學院學習 , 爾後伴隨太虛法師外出弘法。其詩歌的題材多是表達尋求佛陀眞諦的心得，以顯示眞如妙理，也有部分作品是素描僧生活及吟詠佳山水的。竺摩常將不同的題材寫進詩中，表現出自然敦厚、淸新高逸、富有禪趣的特色。如《白湖秋曉》：

閑來曉坐白湖邊 ,一碧秋光霽色妍。紅樹經霜燒水底，白雲拖樹抹峰巅。風吹萍轉遊魚喜，病後心情止水禪。極目煙波彌漫裏，乘舟我欲枕書眠。此詩有情有景 ’禪趣亦蘊涵其中。二是故居港澳時期，即 1939年至 1954年期間。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英語，準備赴日本大正大學留學五年。抗戰爆發後，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參加了浙江 “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 ”的工作。不久又奔赴武漢，參加 “僧侶救護隊 ”，並擔任幹事。後又奉命帶領 “僧侶救護隊 ”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幾經危難，出生入死。 1938年，“僧侶救護隊 ”解散後，竺摩回到武昌佛學院，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香港弘法，同時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 1939年春到澳門，在功德林創辦 “佛學硏究社 ”，並親自擔任敎學工作。同年，在國內受難、港澳危急之際，竺摩毅然接手主編和發行《覺音》雜誌，他以極大的勇氣和非凡的毅力，獨力承擔《覺音》雜誌從征稿、編輯、校對、印刷、發行和通訊等全部工作，表現了對振興中華佛敎、增強佛門內外抗戰救國的信心、責任感和使命感，贏得了海內外文化名流和高僧大德的讚許和支持。竺摩法師在澳門通過講學和主編《覺音》雜誌去推動佛敎文化 ,以詩傳敎更是他的長處。過人的才情和高深的文學修養使他在弘法事業上有更大的空間。他與大批澳門文化社團的成員及香港、內地來澳避難的文化界人士廣泛交往，成爲文士雅集的常客。在唱酬賦詠中，旣發揮佛敎文化特有的人文關懷和終極追求在抗戰時期的吸弓丨力 ,也充分展現出竺摩法師的人格魅力。竺摩法師留澳期間所作的詩歌 ,在反映社會現實、象徵人間苦以喚醒人心方面最爲突出。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的災難和祖國的危亡，竺摩常以詩歌傾訴自己的所感所思。他的部分澳門詩歌流露出來的撫時傷亂的憂思、憐憫百姓的慈懷，以及嫉惡如仇的愛國深情，無不慷慨激昂、感人至深。如《新七七有感》：忽聞舊七成新七，橫禍皆因暴寇來！滿地干戈騰物怨，盈空砲火動地哀。雀橋已被飛機炸，銀漢今成決口災。寄語人間乞巧者，留將身手逐狼豺！農曆七月初七是民俗的乞巧節 ,陽曆七月七日是日寇發動全面侵華的日子。竺摩法師以 “舊七成新七 ”爲題材，怒斥侵略者的暴行 ,號召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奮力驅逐豺狼。

另有一首《讀太虛大師〈精誠團結與佛敎之調整〉，熱血沸騰，不能自已。依陳銘樞將軍贈大師韻，漫成一律》云：抗建無分僧俗殊，相將微命效驰驅。欲全巢卵宜團结，豈狃華夷自闊迂？百世僞真明道釋，千年背向誤韓朱！今看讜論解民瘼，一吼當令萬象蘇。竺摩號召抗戰無分僧俗，全國人民團結一致，人人爲國效力，便能保衛家園、解除苦難，最後取得勝利。在與澳門各界酬答的詩歌中, 竺摩都不忘揭露日寇的殘暴行徑,表達共赴國難的決心。如《滄海居士惠詩，依韻酬之》：緑楊深處共安禪，曾記白湖一段緣。烽火無端驚巨寇，腥風不覺遍中天。一肩風雨愁腸斷，萬里雲山行腳連。長憶北征生死地，袖衣栽血痕猶鮮。又如《次彥明先生登西望洋山韻》：興來安步當車行,雅集西山鷲鶴朋。策杖尋幽花共老 ’ 聯吟得句月初异。秋多霜露思啼雁，目滿瘡痍感斷罾。如此遊成詩未已，尚餘悲憤填中膺！還有不少詩句同樣表現竺摩法師的民族氣節與愛國情懷。如: “ 殊知僧亦閑不得，聖地荒蕪待耕耘。況當震旦罹浩劫，山魈海寇何時滅？發大宏願滌腥膻，降伏群魔一指彈“ （《聽松館主以茹素見邀… … 歸作俚歌記之》）、“ 觀我鼠膽常坦坦，當他螳臂亦勤勤。眼前魔焰熾如許，禿筆庶能掃濁氛” （《次韻戲答彥明先生》）、“烽煙淪落蒼生苦, 霜露橫江行路艱。湘捷欣逢添盛餞，臨歧何惜唱陽關” ( 《酬澳海淸游會及潔社諸友》) 。竺摩法師在澳門逗留兩年多，以出家人的身份投身抗曰救國活動，旣推動了澳門佛敎的發展，也爲繁榮澳門文學貢獻了力量，他的愛國詩篇成爲澳門文學史上極具光彩的一部分。三是駐鍚檳城時期，即 1954午赴東南亞弘法直至2002年圓寂。近半個世紀中，竺摩駐鍚檳城,爲弘揚大乘佛敎和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結盟泰馬中秋雅集,廣結詩緣，在弘法之餘，行吟唱酬不絕。由於時代與環境的變遷，這一時期的詩歌絕大部分是題贈的內容，反映重大社會事件的題材不多，藝術上也沒有明顯突破, 價値不太高，只有部分抒寫情懷的詩歌可讀性較強。如《山居詩》：

平生愛澹泊，是以入禪林。詩句聊舒意，文章豈計名？百年原一夢，萬事學忘情。最是忘機處，松關坐月明。又如《書懷》 :人境居然隔，虚堂不掩扉。庭花花熾説，小鳥共忘機。禪定離喧寂，仙源近翠微。有時閑倚杖，目送白雲飛。此類詩歌較集中地流露出竺摩法師自甘澹泊的個性，有一種超逸的神采。但與竺摩早年詠菊詩句“傲骨秋心誰識得’ 只宜寥落伴詩魂”相比較，似以禪趣取勝而詩境稍遜。四佛學與詩歌本是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只是由於詩意與禪意的“靈相共通” 的聯繫而產生合流。佛學（尤其是禪宗）與詩歌兩者在技巧上都強調敏銳的心驗，都重視啓示和象喩，都追求意外之意，故自然產生融合和轉移。詩人喜歡在詩歌中有意無意地表現禪理禪趣，詩僧則樂於在吟唱中呈現他們對宇宙的觀照和人生的感悟。竺摩畢生弘揚大乘佛敎,秉承太虛大師“人生佛敎”的思想，提倡建設“ 人間佛敎” ，強調學佛要立足於現實社會,從做人修起。他在《不得僧伽半日閒》一文中指出: “僧伽是佛陀的傳承者，負有‘ 利生爲事業，弘法爲家務’ 的使命,非特自己學佛所學，行佛所行，同時還要把佛敎文化敷揚宣說，做出世而入世的偉業。” 又在《佛敎與人生的關係》中說: “普通一般人的感覺，看見佛敎徒入山或閉起門來用功，都以爲佛敎徒是消極厭世而自利的。其實呢，入山或閉門自作功夫，正是爲入世利人的準備。所謂 ‘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這一句話,正可以表達這個意思。”竺摩法師精通佛法，又具過人的才情，故擅以詩傳敎，廣結詩緣。他以出世的精神，寫入世的詩歌。他的詩作，無時無刻不透露大乘佛敎的精義,無時無刻不流露“ 出世而入世”的精神。數十年弘法引渡信眾，門下弟子七萬多人，數十載賦詩吟詠，留下詩聯作品逾千，竺摩無可爭議地成爲一代才子高僧。竺摩法師圓寂後，香港佛敎僧伽會會長超塵長老致送挽聯曰：德之餘者，集文詩書畫於一身，當今無兩；化所及焉，综馬星港澳將萬眾，溯古難尋。這應是對竺摩法師一生最恰當的評價了。

近現代香港、澳門藏書家研究駱偉 *香港、澳門分別位於珠江口東西兩側，是我國南大門兩顆璀燦的“ 東方明珠” 。它們與廣東有着地緣、親緣、語緣、俗緣的密切關係。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兩地與廣東形成了特殊的經濟與人文關係，爲培育和發揚嶺南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近現代私人藏書家的涌現，起了積極的作用。一、歷史背景港、澳兩地藏書家的興盛，有它獨特的歷史背景和相關的有利條件。這是培育私人藏書家的基礎。(一）鄭觀應《盛世危言 • 藏書》和康有爲《公車上書》的影響鄭觀應、康有爲均爲近代著名人物，又同爲廣東人。他倆熟悉西方情况，視野開闊，故極力推行改革措施, 對興辦實業, 倡導書藏, 啓發民智, 不遺餘力,爲粵、港、澳興辦藏書，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鄭觀應（1842 - 1922) 爲香山縣雍陌鄕人, 家與澳門毗鄰，近在咫尺，晚年定居澳門,專事撰作。他是我國近代早期具有較系統維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著名思想家。他與康有爲、梁啓超、王韜等人關係密切，分別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在澳門創辦了《知新報》，大力鼓吹維新思想。因此，香港和澳門成爲淸末變法維新思想的基地。康有爲、梁啓超、李端芬、徐樹蘭等維新派人士，在宣傳新學的同時，也極力提倡大興藏書之舉。其中 ,梁啓超庋藏豐富，編印《飮冰室藏書目初編》。在他臨終前 , 將 3000 多種40000多冊藏書，全部寄存在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供讀者閱覽。他的這種開明態度, 開了獻書之風，在社會上弓丨起了極大反響。淸光緒十一年（1885) , 中法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法越南條約》。時年44 歲的鄭觀應，在澳門“杜門養疴” 。面對列強的侵略, 官私藏書被焚劫殆盡，他於* 駱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學術顧問，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敎授。

是提出“富強救國”的主張，並開始輯著《盛世危言》，專門撰寫了《藏書》及《西士〈論英國倫敦博物院書樓規制〉》兩章，充分反映了他的藏書見解。他認爲 “私而不公” ，是歷代藏書難以傳承的主要因素。如晚淸四大藏書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歸安陸氏丽宋樓、聊城楊氏海源閣、杭州丁氏八千卷樓），都“ 秘而不宣” ，因戰亂而“ 舊藏書籍、盪然無存” 。他還抨擊官府和書院藏書“ 深秘藏庋，寒士未由窺見”是一種極端保守的行爲。因此，他呼吁官辦藏書,應向讀書人和平民開放,gfT無論寒儒博士” ，皆“ 可遍讀群書” 。他還介紹了“ 英國倫敦博物院書樓”的“書樓規則”十七條，是迄今爲止我國所見最早的有關西方藏書樓借閱規則的譯文，也爲港澳私人藏書樓提供了管理的範例。他又認爲我國幅員遼闊，單靠少量藏書樓，遠不能滿足讀書人的需要。因此，他要求官府應多建書院，廣置藏書，以適應更多讀書人的需要。他吿誡當權者嘗謂人才之得失，係國家之盛衰，是以有國者不可不愼也。……常見蕞爾小邦崛然振興,巍峨大國忽焉頹敗，非盡由治理之失法,亦實緣人才之得也。夫普天之下何處無才？要在培植之得失耳。而培植之法，非學問無以立其基，欲增學問，非誦讀無以開其識… … 故書院之設，尤不可不亟亟也。”他的上述意見，明確表示藏書是關係“人才之得失，國家之盛衰”的基礎。他通過考硏西方列強藏書盛况，指出英國近幾十年來之所以人才輩出，稱雄世界,是和他們注重藏書，培育人才得法是分不開的結論。康有爲（1858 - 1927)爲我國近代維新派政治家和思想家，戊戌維新運動的發起者和組織者。在其名著《公車上書》中 ,提出了富國、養民和敎民三大變法主張，其中，他在論述“敎民之法” 時，正式向淸政府提出“設書藏” 的建議。他認爲: “富而不敎,非爲善經; 愚而不學，無以廣才，是在敎民Z 爲此，他在考察西方文化敎育經驗的基礎上,他建議“省學書器益多，見聞益廣” , “ 其餘州縣鄕鎭皆設書藏，以廣見聞” 。上述兩位廣東學者鄭觀應、康有爲的主張，旣批判了傳統官私藏書的弊端，又指明我國“藏書育才” 、“設書藏” 、“富強救國” 的發展方向, 對我國特別是港、澳藏書家，影響較大’ 意義深遠。( 二）港、澳經濟的發展明淸時期，由於葡萄牙、英國殖民統治者先後入侵澳門、香港,致使兩地處於葡、英政府的管轄之下，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模式。葡萄牙佔據澳門時間較早, 澳門曾一度是國際貿易航綫的中繼站，也是國際貿易商品的轉運站，還是西方宗敎和科技傳入我國的始點站。但澳門經濟的發展有過興衰 ,特別是英國染指澳門和佔據香港後，澳門的經濟地位逐漸被香港所代替。

但是，澳門還擁有自由港優勢，它可以長期實行低稅或免稅政策,這對澳門經濟發展,起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同時，澳門還是東方的“蒙的卡羅” ，是世界著名的 “博彩”業中心之一。它成爲澳門生存的主要經濟支柱,也是澳門最大的第三產業，對旅遊業發展和經濟繁榮,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香港也是著名的自由港, 自進入近代以後，香港經濟開始突破傳統的舊式農業社會生產模式，開始了新的發展時期,經過短短的一個多世紀的曲折演變，香港經濟取得驚人的進步，由轉口港成爲出口港，對外貿易額大增，也帶動了該港工業、商業、旅遊業的發展。至上世紀中後葉,香港已逐步發展成爲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範圍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輕工業製造中心、航運中心、航空中心、旅遊中心和信息中心，在世界樹立了其經貿港的突出地位。有了經濟基礎，自然爲私人藏書創造了條件。( 三）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澳門、香港 , 由於在歷史上先後租讓給外國人，因此，內地的戰亂，很少波及兩地。如明淸改朝換代，不少明朝遺臣（民）或抗淸義士逃避到澳門, 有釋大汕、淡歸，名士何絳、陳恭尹、何衡、梁璉、陶瑛、屈大均、吳漁山等，皆曾棲身於澳門普濟禪院，成爲主持大汕的座上客; 其次，是淸末民初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和封建王朝滅亡時，也有一批人到香港、澳門，如梁啓超、鄭觀應、汪兆鏞、陳伯陶、岑光樾、區大典、溫肅、朱汝珍、賴際熙、陳子褒、孫中山等，他們有的避難，也有定居 ;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由於葡萄牙在“ 二戰” 采取中立政策，英國在戰爭初未卷入戰爭。因此，內地人（特別是廣東人）紛紛逃避到香港。1941年底香港被曰寇佔領，於是有些人又轉避到澳門，他們中有政界、企業家、學者、文藝家、文物收藏家等，如敎育家張瑞權、廖奉靈等 ;嶺南畫派史良、高劍父、關山月等; 藏書家如寶禮堂潘氏、五十萬卷樓莫氏、憶江南館黃氏、南州書樓徐氏等。他們流寓港、澳，自然會留下作品和藏書。由於戰爭的災禍，使相對社會安定的香港、澳門，爲大量資金的集聚、人口的增長和文獻的留存，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基於上述原因，我認爲香港、澳門定能遺留下不少古籍，除部分流失海外之外，兩地均有可挖掘的空間。尤其是澳門,在 400多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遭遇過大的戰爭和大規模的人爲動亂，外來的和本地的文化遺產，不可能無緣無故地消失,所以 ,更有潜力可挖。二、港、澳私人藏書家的槪况(一）港、澳兩地現存古籍的數量港、澳現存古籍數量，涉及到兩地公私藏書樓（館）。據筆者從文獻記載統

計，兩地私人藏書約有數十家，但最終大多捐贈給各類型圖書館。如馮平山、林仰山、陳君葆先生藏書，歸入香港大學圖書館;黃蔭普先生藏書捐贈給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和入藏香港大學 ; 何東先生藏書現歸澳門中央圖書館 ;何賢先生藏書，捐贈給澳門大學圖書館;賴際熙先生藏書’ 現寄藏香港中央圖書館等等。因此，饒宗頤先生編著《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目》、李直方先生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香港大學圖書館編、《香港孔安道紀念圖書館所藏香港史料介紹》、鄧又同先生編《香港學海書樓藏書目錄》、梁培熾編著《香港大學所藏木魚書叙錄與硏究》、楊國雄先生編著《何東圖書館館藏中國古籍展覽目錄》、澳門中央圖書館編《劉羨冰女士贈書目錄》、澳門大學鄧駿捷主編《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圖錄》、澳門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展覽目錄》及《吳利勳勛先生捐贈古籍書目》等等，均能反映港、澳兩地所藏古籍及善本的梗概。筆者在1994 - 1995年曾在香港調查閱覽過幾個圖書館古籍，2000年以來又多次作客澳門，對兩地公藏古籍有一個初步了解，現分列如下：香港方面：⑴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約藏古籍1 _ 種，80000冊。其中：善本548種，8W4冊。普通古籍2000種 ,40000冊。方誌1700種，2 _ 冊。族譜400多種,1800多冊。拓本1000多件。印譜200多種。孔安道約800多種，2000多冊。(注:據香港大學編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簡介》1995年）(2)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約藏古籍4200多種,50000多冊,其中：善本733種 ,13639種。普通古籍1000多種,14000多冊。新亞書院2000多種,20000多冊。聯合書院200多種，1200多冊(尙有一?跦整理）。中國文化硏究所300多種，1600多冊。(注 :據《香港中文大學古籍善本書錄》)⑶香港中央圖書館，約藏古籍2000多種，30000多冊。香港合共16000多種,160000多冊,加上未編古籍，總數約爲2 0 _ 冊。澳門方面：( 1)澳門大學圖書館，約6200 a , 20000多冊。

⑵ 澳門中央圖書館，約 3000種，7000多冊。(3 )聖約瑟中學圖書館,約 800多種,4000多冊。⑷粵華中學圖書館,約 800多種，2000多冊。合計10800多種33000多冊，加上其他所藏,總數灼爲40000 - 50000冊。±5提指中文古籍’在港、觸有不少數量英文和葡文的古代書籍和檔案，這是歷史原因形成的，這裏暫不作統計和闡述。( - ) 港、澳私人藏書家的類型我國在論述私人藏書家時，明代胡應麟最早把藏書家分爲賞鑒家、好事家、雅尙家三種頃型。後來淸人洪亮吉又把他們分爲五種: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賞鑒家、掠販家。近人葉德輝又進一步修正爲著述家、校勘家、收藏家、賞鑒家、掠販家五種類型。今人中山大學敎授程換文先生又統而合併爲學問家、收藏家、掠販家三類，他又根據藏書觀分爲開放派和保守派兩類。考港澳藏書家’似乎都對不上號，他們都是從學術需要、人個愛好和事業發展來考慮，而最終大多“化私爲公” ，捐獻給圖書館。明淸以降,特別是近現代出臟書家的專著不斷涌現，但對廣東和港、澳藏書家收錄甚少,不知是時代久遠還是地域隔阻或數據難尋等什麼原因？如葉氏《藏書紀事詩》(廣東僅4 人）、倫氏《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30人）、王氏《續補藏書紀事詩》 (6 人)等。汪氏《明淸螺林輯傳》(5 人）、鄭氏《文獻家通考》(59人，其中香港1 人）、吳氏《續補藏書紀事詩》( 1 人) 等，就是廣東徐氏《廣東藏書紀事詩》，收明代至近代僅51名，而港、澳暫付劂如。可見，± íl洛家著錄，港、麵書家幾乎空缺。據筆者近年來輯錄嶺南藏書家( 包括海南省及港、澳地區），從漢唐至近現代，私人藏書家約有 300多家。其中港、澳約有40家，可補文獻記載的不足。考港、澳藏書家，大體可分爲實業藏書家和學者藏書家兩類。實業藏書家有馮平山、簡照南、何東、何賢、吳f _ J 等 ;學者藏書家有賴際熙、黃蔭普、林仰山、黃子靜、陳君葆、汪彡战I 、陳子褒、王文達、冼劉羨冰夫婦、丘世文、陳瑋恆等。實業家中，不乏是港澳金的經理、企業董事長、輪船航運公司的總裁、房地產酒店董事局主席、太平紳士等名人。如馮平山（1860 - 1931) ,諱朝安，廣東新會人，香港著名金融家、實業家和慈善家，曾先後在香港獨資開設維吉銀號、亦安銀號、東亞銀行，並任廣興公司經理、香港東華醫院首任總經理和保良局經理等職。他對藏書有深刻認識，認爲“圖書館爲知識之府庫、學術之源泉”。於是捐資興建香港中文圖書館,港督貝璐爵士親臨揭幕典禮。1931年他逝世後，逐改名爲“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該館藏書數十萬冊,其中僅古籍善本就有548種 _ 冊，內有宋元本21種，明本165種，抄稿本144種。可以說,香港古籍精華，盡薈萃於其中。這些古籍,大部分爲馮氏原藏,有一部分爲港大中文系敎授陳君葆和林仰山先生捐贈和後來陸續購求。又如何

東(1862 - 1955)(《廣東近現代人物辭典》作“1862 - 1956”）,原名啓東，英文名R . bert,原籍廣東新安(今寶安），生於香港，著名企業家。畢業於香港中央書院，後從商，初任英商怡和洋行華人經理，後自辦實業，歷任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電車公司、電燈公司、置地公司、火險公司等董事局主席、總經理等職，並兼任香港東華醫院主席、太平紳士、保良局紳士，曾獲英王K T 爵士勳銜及KBE：爵士勳銜。1941年赴澳門發展，1952年獲葡國勳章。他一生除經營商業外，也雅愛藏書, 1958年，何東圖書館從葡人白樂嘉(東南亞史學家)手中購得浙江劉氏嘉業堂一批珍貴古籍(見鄧愛貞影印本《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序），共 16種 651冊 ,多爲明刻本及抄稿本，有《四庫全書》底本及淸禁書，其中，最珍貴爲《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後來，他興建“何東樓” 專藏這批書和拓本、中西語文及宗敎等書刊( 總數約5000冊），自他逝世後，其後人遵囑將“何東樓”贈給澳門政府’Í蹒澳門中央圖書館管理。學者藏書家以黃蔭普（1900 - 1986)爲代表。他早年畢業於北京淸華學堂(即現淸華大學），後到英、美留學。歸國後，Mf壬中山大學經濟係敎授、商務印書館駐香港辦事處主任、曁南大學校董等職。他在中大任敎時，受同校敎授徐信符影響，積極收藏古籍,尤以廣東地方文獻最負盛名。他晚年曾三次向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贈書, 僅古籍就有1600多種5000多冊，內不乏珍善本。又如澳門冼劉羨女士, 一生從事敎育事業達50年 ,歷任小學、中學校長、澳門中華敎育會副會長,曾獲澳督頒發文化功績勳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的敎育功績勳章。她一邊從事敎育,又一邊收藏近現代啓蒙課本,很有特色，雖有的爲淸末民初印本,但卻不易見到，如《女孝經》、《四書白話旁訓》、《詩經讀本》等。晚年她把藏書捐贈給澳門中央圖書館，該館爲此編印了《劉羨冰女士贈書目錄》，十分精緻，有不少啓蒙讀物，已成稀品，甚爲難得。《澳門雜誌》編輯陳烽恆先生,曾任澳門歷史學會理事，爲人誠懇，責任心強，生活簡樸,一生節衣縮食而藏書,不幸中年英逝，盡把藏書捐給了澳門大學圖書館，內有不少難得的明淸刻本。港、麵書家最大的特點，就是生前或身後,把藏書捐獻給圖書館。這種高尙精神’十分難能可貴。(三)港澳藏書的特點首先、港、澳古籍藏書多來自內地著名藏書家的散出。如浙江劉氏嘉業堂、番禺屈氏三閭書屋、陳氏傳鑒堂、徐氏南州書樓、南海黃氏劬學齋、孔氏岳雪樓等等。其中嘉業堂是我國近現代著名的藏書樓，建於1920 - 1924年，此前因辛亥革命推翻淸政權,社會動盪，私人藏書紛紛散出，劉承幹乘機收購了杭州盧氏抱經堂、四明盧氏抱經樓、獨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結一廬、豐順丁氏持靜齋、江陰繆氏藝風堂等十多家藏書，劉氏爲此欣喜萬分，曾說：“世所不易得見也者，餘於癸丑夏竟購得之。” 據文獻記載，其藏書12000多種,60萬卷，內有宋元刊本155種、明刊本2000多種、淸

刊本5000多種、鈔本2000多種、《永樂大典》44冊、地方誌1200多種，爲我國近現代藏書家之佼佼者。但抗日戰爭前,家道中落，其藏書自戰前和戰後陸續散出,經長沙張叔平(藏書樓名聖澤園)等人輾轉將部分宋元版和明刻本、抄稿本及“禁毀書” 流落到香港和澳門。而徐氏南州書樓、?阪岳雪樓等，也是廣東近現代著名藏書樓之一。此外,南海潘宗周寶禮堂藏書( 僅宋刊本就有103種），在抗曰戰爭時，曾運存香港。建國後，經鄭振鐸和徐伯郊兩先生奔走，除精品歸入I 京圖書館外，廣州中山大學亦得潘氏所贈頗多，而屈氏、陳氏、徐氏、孔氏藏書’亦有部分留落在香港。其次，港、澳存有一批珍貴版本的古籍。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有宋元刊本 21種 ,其中15種來自劉氏嘉業堂，計有宋端平元年（1234年 ) 九江郡齋刊本《自警編》（書內有汪彡M 、莫棠題跋）、(宋干道饒州刊嘉定五年( 1212年)重修本《范文正公集》、新体《東萊姓分門、細本、jÉM lE刊本《天如和尙剩語集》、元元統二年( 1334年)歲寒堂刊本《文正公尺牘》、元大德中張氏刊本《碧岩錄》、元紹子祥刊本《儀禮圖》、元刊本《春秋譯義集傳》等等，此外還藏有晚淸中齡賢信札一批。澳門中央圖書館也有一批珍善本，亦爲劉氏嘉業堂原藏, 內有刊本、鈔本和稿本。如明天啓內府刊本《三朝要典》、崇禎刊本《皇明史概》（內含《皇明大事記》、《皇明大政記》、《皇明大訓記》等，均爲淸禁書）、明嘉靖刊本《雍大記》等 ;鈔本中有淸初鈔本《中興綱目》、淸乾隆鈔本《江南朝史》、明鈔本《太平御覽》( 淸綴^ 孫校、費念慈跋）、明鈔本《皇明大政記》、明鈔本《國朝典故》、明鈔本《聖政記》等 ;稿本中有翁方麵《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紀昀等纂《四庫全書• 程史》、淸查繼佐撰《罪惟錄》、淸李祖陶撰《資治通鑒大事錄輯評》等，澳門大學藏有明嘉靖刊本《文獻通考》、《唐文粹》、萬曆本《宗忠簡公集》、《憲章錄》、《尺牘淸裁》、《說苑》等。上述古籍中，除宋元刊本外,最珍貴的爲《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翁氏曾參與淸《四庫全書：>臟，在校閱各省採進書時寫下的札言挪案語,凡一千餘種’爲我們留下了編赛《四庫全書》過程中的珍貴資料。因此，澳門中央圖書館曾於2001年予以影印出版，爲士林所稱頌。第三，保存了一批嶺南文化種子。嶺南自漢唐以降，歷代人才輩出，尤以近代爲最。嶺南學者著述和出版了一些書籍，它充分反映了嶺南歷史發展脈絡,也是嶺南文化得以傳承的基石之一。港、澳兩地，留存了一批嶺南地方文獻，大多出自徐氏南州書樓和黃氏憶江南館藏書。如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就藏有明代梁儲《鬱州遺稿》( 岍体）、黃佐《六藝獅y》( 明寶書樓刊本) 、_ 《區西廳》（明嘉靖刊本）、陳子壯《經制考略》和《子史經濟言》(均明末刊本)等。最可喜的是淸初屈大均和晚淸陳澧的著作刊本和稿本，在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各藏有多種，可補內地的不足。如屈大均《廣東新語》(兩種:一爲康熙庚辰刊本，一爲康熙水天閣刊本）、《廣東文選》

( 屈氏家麵習紅格鈔本，屈向邦跋，未印）、《皇明四朝成仁錄》(淸初鈔本,淸禁書）、《道援堂詩集》( 淸刊本,淸禁書）、《張文烈公軍中遺稿》（香港何氏至樂堂印本）、《屈翁山佚文》(徐信符輯，民國鈔本，收文40篇)等。此外,還藏有陳澧《琴M 》、《陳東塾先生遺詩》、《弧三角平視法》、《東塾先生書札》、《東塾續集》、《東塾讀書記》、《香山縣誌》、《陳蘭甫先生書畫特展目錄》等等。上述著作均藏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而香港大學則藏有陳澧一批著作，如《學思錄》(稿本）、《鄭學》（稿本）、《說文聲表標目》(稿本）、《廣韵增字考略》(稿本）、《東塾集餘稿》（紅格鈔本）、《陳蘭甫手批方望溪周官辨》(乾隆刊本)等。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還藏有一批族譜,僅廣東省及香港就有近400種，尤以反映新界五大姓族譜較全，這是一種實用性、史料性較高的文獻 ,也是嶺南不可多得族群資料,對硏究香港歷史、社會、人口、習俗具有較高學術價 fS o 澳門則主要收藏劉氏嘉業堂、香港學者陳氏水雲樓及澳門學者鄭麵.、汪兆鏞、冼劉羨冰、陳偉恆等人藏書。應當指出:香港大學敎授兼圖書館主任陳君葆先生，一生富收藏，身後把收藏古籍盡捐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後部分轉贈澳門大學圖書館,故其藏印“水雲樓” 躍然紙上，十分奪目。他還有一大貢獻爲追回抗曰戰爭期間中山大學和廣東省立圖書館分別移存香港的199箱古籍和320籍古籍，所作的不懈努力。抗戰期間，爲避戰亂損失，中大和省館均把珍藏遷移香港九龍倉，香港淪陷後，意大利領事羅斯,借曰軍之力，四出捜刮古籍文物，所獲甚豐。後因歐戰失利，經濟斷絕，乃將所收以150萬軍票（日軍佔領期貨幣)轉售給臺灣總督府，經陳君葆、何多源兩先生不辭辛勞的斡旋下,終於追回中大173箱和省館300多箱古籍文物,使廣東兩大圖書館珍籍、碑貼、文物，免遭巨大損失，對保護嶺南文化，作出了卓越貢獻。三、港、澳藏書家的影響( - ) 加速港、澳兩地文敎事業的發展。港、澳藏書事業，是地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藏書與學術發展息息相關。浙江薈萃之地 ,文敎事業發達,與兩地私人藏書興旺有關。港、澳歷史雖不太長，但文敎事業發達,這有賴於私人藏書的貢獻。馮平山先生致力興敎建館，何東爵士經商不忘典藏,陳子褒、冼劉羨冰先生一生從敎兼藏書,都對兩地文敎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推動作用。更突出的是,香港賴氏學海書樓，自始創起，即把“ 宏振斯文，宜聚書講學”的建書樓宗旨，開展國學講座，自 1923年一直堅持至今，實爲罕見。賴氏後人已把藏書寄存香港中央圖書館，長期對外開放，也爲難得之舉。雖滄桑多變，斷簡殘篇,聚散無常。然港、澳藏書家,能“化私爲公” ，這在內地是不多見

的,它不僅在當地起了示範作用，在全國則爲愛國愛鄕的楷模。可以說:藏書盛，學術興、M 旺，這是促進文敎事業發展的基本條件。(二)打造港、澳古籍精品港、澳兩地雖然中文古籍數量不算太多，但卻有些珍善本。1995年,我曾在香港作調硏，專門尋訪古籍存藏淸况，去過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以及灣仔大會堂看過一些書，發現各圖書館均有自己特色和精品，但著錄不統一，在版本鑒定上仍存有問題。爲此，我回來後，寫了一篇《香港古文獻考察記》( 發表在中山大學《高校文獻信息軒 lj》1997年第3 期），除介紹幾所圖書館典藏情况和比較珍貴的嶺南文獻，並提出了幾點建議,其中之一是建議香港合作編輯古籍善本聯合目錄，以顯示香港古籍收藏的精華和地位。現香港有關單位已完成這一工作。其次，是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有十多_ 元版和一批明刊本和抄稿本，完全可以做開發利用工作。這點，澳門中央圖書館做得比較好，他們把“鎭庫之寶”《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影印公諸於世 ,並把館藏珍善本作展覽、編書目，這種做法是可取的。而澳門大學圖書館則編印《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圖錄》，不僅選材好，編排有序，而且印刷精良，充分顯示館藏特色。其次，港、澳由於其有獨特的歷史背景，除中文古籍外,還有英文和葡文古籍和檔案，也應予以揭示和開發，這樣才不違背中外藏書家的初衷，也可彰顯館藏文獻的多樣性，(三)港、澳、粵古籍優勢互補廣東與港、澳兩地地域相連，語言相通，習俗相同。在近代百餘年裏，一直可以自由進出，這使廣東與港、澳之間關係，無論是官方聯繫、經濟來往、文化交流,還是反對殖民主義等方面，都具有緊密、豐富和獨特的內容,這是內地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因此，在嶺南地方文獻這個領域，三地可以協商，尋求一種可行的辦法，以便加強合作，相互交流、互補所缺。如屈大均、陳澧、鄭觀應、陳子褒、汪兆鏞等人的著作，分散在三地’尤其粵、港、澳三地’可通過協作，把嶺南先賢和其他著作 ’做得更完整、系統些，這不僅爲廣東建設文化大省，也爲顯示港、澳文化實力,傳承嶺南文化，打下堅實的基礎,這才不辜負近現代港、澳書家的心血和願望。總之，港、澳私人藏書家,雖在近現代才崛起，但它的地位與藏書精品，不容忽視。現兩地已先後回歸祖國，我們應一視同仁，把港、澳看成祖國大家庭成員之一，在藏書史上’可進一步做深入硏究。( 注:本文曾以《近現代香港、澳門藏書家的崛起》，發表在《天一閣文叢》2006 (3) 。時隔幾年,現對内容、數據、題目作了適當修改。）

【參考文獻】[1]鄭觀應 ■盛世危言 •藏書。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倪俊明 .沈錦鋒 .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 .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 ,1992[3]洗玉清 .廣東之鑒藏家 .廣東文物 .卷十 .廣州：廣東文物出版社 ,1940[4]徐信符 .廣東藏書家紀略 .廣東文物 •卷十 .廣州：廣東文物出版社 ,1940[5]黄条普 .憶江南館回憶 .香港 :廣宇出版社 ,1989[6]學海書樓董事會 .學海書樓八十年 . 香港 :董事會出版，2003[7]劉少雄 . 中山大學終身館員回憶録手稿[8]林金霞 .澳門圖書館館藏中文古籍探源 .澳門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2002[9]路偉 .近現代香港、澳門藏書家挹略 .澳門：兩岸三地閲讀文化研究 ,2006

省港澳的新聞媒介互動尹德剛 *省港澳 f 個歷史性的專業名詞 , 指的就是早期的粵港澳關係 , 省就是省城 , 也就是廣州 ,後來也泛指廣東省。粤港澳由於地緣關係，一向交往密切。就以新聞媒介而言，在三地的新聞發展史上曾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彼此。此後也曾有過一段互相借鑒、互相倚重時期。但是時至今日 ,一方面政府間的交往、民間的交往、經濟的交往一天 it一天熱 , 另一方面，新聞界卻交往甚少，鮮見互動。特別是在港澳與廣東的關係上 ,港澳的新聞媒介寧願與江蘇浙江和上海的新聞界加強聯繫，“蘇浙滬港澳傳媒的高層論壇 ”已經舉辦兩屆了，下一屆也已經確定在香港舉行 , 這一切卻沒有廣東的份，這是耐人尋味的。在全球化浪潮下，人們對於新聞資訊的依賴超過以往可時代，粵港澳新聞媒介只有加強互動 ,才能滿足人們日益膨脹的新聞資訊需求。從歷史來看，粵港澳新聞媒介之間千絲萬縷，關係密切 , 如今與其他行業的越來越緊密聯繫相比較，粤港澳新聞媒介的互動還有更大的空間。— 、省港澳傳媒的互動 : 創始期間，你中有我，難分彼此我們知道在歷史硏究中有一份具有重要史料價値的報紙叫《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0 它由基督敎傳敎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於 1832年 5月細州創刊，在 1839年中英關係緊張，鴉片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於 5月遷澳門出版，1844年 10月再遷往香港出版，後來又遷回廣州 , 最後於 1849年在廣州停刊。這份報紙的變遷記載了中國一段歷史的滄桑，也說明了早期報業的發展狀況：省港澳的新聞媒介，在那個時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彼此 ,哪裏的環境適合報紙生存，新聞媒介就挪麵居。另外一份創刊更早的英文報紙 ,是原在廣州出版的《廣東記錄報》(CANTON REGISTER, 1827年創刊 )它被認爲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家英文報紙，由英國鴉片商人、怡和洋行經理馬地臣創辦，第一任主編是英國傳敎士馬禮遜。該報以很大篇幅報導物價彳于淸，同時也注意報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 ,以及外國人* 尹德剛：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監事長,澳門大學傳播系i撒授。

在中國的活動淸況。該報曾將{〈三國演義》翻譯成英文在幸連載，開創了在華報刊連載長篇小說的先河。1839年底，中英關係緊張時，它也一度遷往澳門出版。1843 年再黯港 ’改名爲《香港言激報》成爲香港的最早期删之一。1844年它獲得承印香港麵挪纖利，又改名爲《香港言纖與政府鋪。中文報刊的創辦也是這樣。第一個來華的英國傳敎士羅伯特. 馬禮遜(Robert Monison),也就是約翰• 馬禮遜的父親，受倫敦佈道會的派遣，於 1807年 9 踏足澳門，希望通過澳門開展其傳道工作。然而馬禮遜屬於更正敎( 更正敎過去我們通常譯爲“新敎” ）。他是更正敎第一位來到中國的宣敎士。十六世紀後基督敎分爲羅馬 .天主敎和更正敎。當時的澳門由葡萄牙管治,葡萄牙是天主敎國家，因此澳門是天主敎_ 力範圍，不准更正敎派傳敎士在澳門居留。澳門不能居留，淸朝政府又嚴禁麵，馬禮遜只好躲在廣州的一家美國商館裏偸偸學習中文,第二年又偸偸隱居澳門。到 1809年他由於與東印度公司一位高級麵的女兒瑪麗. 摩登(Modong) 的婚姻關係，得到一個加入東印度公司機會，使他可以東印度公司譯員的合法身分公開來往於澳門與廣州之間。在此期間他曾在澳門創辦《澳門雜文編》，僅出到第四期，就被澳葡當局査封了，理由是，認爲其內容有反對天主敎的成分,且印刷廠未經正式批准，迫使其停刊。1813年“倫敦佈道會"派第二位傳敎士的米隣（William Milne)來協助馬禮遜，他在7 月4 曰到達澳門，受到馬禮遜夫婦的歡迎，然而澳葡當局卻限令米憐24小時內離境。米隣不得不潛入馬禮遜細小|的寓所暫住。當米憐抵達廣州時，剛好從I 京傳來新的諭旨禁止西人傳敎，査出論死，入敎者發麵。”①1815年米憐到馬六甲旅行結婚時發現那裏華人眾多，對於傳敎與出版也沒有什麽限制，於是他在馬禮遜的支持下和他的新婚妻子以及刻字工人梁發等人，跑到馬六甲創辦起專供貧苦華人學習的英華學校，建立了中英文印刷所。並在這年的8 月倉1J辦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它的英文名稱爲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統記傳” 是 Magazine當時的中文譯法,現在應該叫“雜誌” ，“每月統記傳”其實就是月刊。它就是被中外新聞學家所津津樂道的近代第一個近代中文期刊,也是外國人辦的第一個以中國人爲宣傳對象的中文期刊。這樣一個刊物沒有如馬禮遜之願，旣沒有在中國本土的廣仲丨誕生,也沒有在澳門誕生，卻在距離中國千山萬水之外的馬六甲誕生，旣有其政治原因，也與當時的文化生態有關。《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起初每期印五百份，三年後增至一千份。除在南洋華僑集聚區免費散發外,它的最主要目標仍舊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因此他們千方百計通過① 陳玉申，《晚淸報業史》,2003年 1 月第一_ 2 頁

各種途徑輸入中國境內。如每逢粵省縣試、府試與鄕試時，派人帶往考棚，向應試士子分送。二、粤港澳中外傳媒的互動:老外企圖借傳媒來傳播西方文化，中國人期望通過傳媒來了解外部世界在南洋一帶徘徊的傳敎士，一直試圖突破限禁,到中國境內出版報刊。1833年 8 月德國籍傳敎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終於打開了一個缺口，在廣州創辦了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郭實獵原受尼德蘭傳敎會派遣至爪哇等地傳道，後來轉而效力倫敦敎會，並爲英國殖民當局服務。1831年至1833年間，他連續三次對中國沿海各地進行考察、收集軍事、政治、經濟淸報。爲便於傳敎和其他活動，他用華名、著華裝、講華語，並認一郭姓華橋爲義父，以“歸化華人”的身份進入廣州。儘管淸廷限制外國傳敎士傳道的禁令仍舊有效,郭實獵卻得到地方官員的默許，在廣州公開出版了這份中文月刊。在刊物的形式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沿用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模式, 用木画刻 ,顆丁成冊’封面誕十幾乎完全一樣。但在內容上’這删物的宗敎色彩不甚濃厚，用更多篇幅來介紹西方的文化知識。原因之一是它在中國境內出版，有所顧忌,不得不淡化其傳敎色彩。更主要的是，郭實獵試圖通過這個刊物來展示西方文明的優越，以改變中國人傲然自大、鄙夷外邦的思想。在該刊出版之前,郭實獵曾寫過一份英文緣起,向在華的洋人們介紹其辦刊宗旨：當文明幾乎在地球各處取得迅速進步並超越無知與謬誤之時，—即使排斥異見的印度人也已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出版若干期刊，— 唯獨中國人卻一如既往，依然故我。雖然我們與他們長久交往，他們仍自稱爲天下諸民族之首尊，並視所有其他民族爲“蠻夷” 。如此妄自尊大嚴重影響到廣州的外國居民的利益，以及他們與中國人的交往。本月刊現由廣州與澳門的外國社會提供贊助，其出版是爲了使中國人獲知我們的技藝、科舉與準則。它將不談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題以尖銳言詞觸怒他們。可有較妙的方法表達，我們確實不是“ 蠻夷” 。编者偏向於用展示事實的手法,使中國人相信，他們仍有許多東西要學。又，悉知外國人與地方當局關係的意義,編幕者已致力於赢得他們的友誼，並且希望最終取得成功。②老外一心想藉助新聞傳媒來傳播西方文化，而中國人則期望藉助新聞傳媒來 “睜開眼隨世界 '② 見《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影印說明,中華書局,1997年。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於西方世界，隔膜異常，甚至國名與方位亦混淆不淸，遑淪其他。1839年3 月林則徐受命赴廣東查禁膊片。當時“沿海文武官弁,不諳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③爲了了解對手，探其虚實，以定控制之方,林則徐一面命洋商、通事、弓丨水四處探刺西事,按日作成報吿，一面羅致通曉外國語文之人，翻譯書報，以備參考。近代中國人的譯書譯報活動，實肇端於此。林則徐組織翻譯的外報，主要是當時在澳門出版的英文報紙《廣州週報》( Canton Press)和《廣東紀錄報》（Canton Register) ，這兩份英文報紙均創刊於廣州，丨839 年因中英關係緊張而遷往澳門出版。④ 他在致奕山的信中說：澳門地方, 華夷雜處，各國夷人所聚，聞見最多，尤須密派精幹穩實之人，暗中坐探，則夷情虚實，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曰一禮拜後，即行刷出,係將廣東事傳至該國，並將該國事傳之廣東，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報也。彼本不與華人閲看，而華人不識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不少翻譯之人, 因而輾轉購得新聞紙, 密爲譯出，其中所得夷情，實爲不少,制取準備之方，多由此出。”⑤在林則徐聘請的譯員中，有曾就學於馬六甲英華書院的袁德輝和中國第一個基督敎傳敎士梁發之子梁進德，西人亦有自願協助者。開始時只是“零星譯出'譯稿比較“散漫” ，後來按時間順序編譯，裝訂成冊。林則徐曾將譯稿數本送廣東巡撫怡良閱覽，並曾選其要者,附奏進呈道光帝參閱。保存下來的譯稿有六冊，被稱爲“ 澳門新聞紙”。麵曾將部分力肛後的譯稿收入《海國圖志》，題名爲“澳門月報” , 從現存譯稿看，所譯內容主要是當時外報上有關禁煙和戰事的各種報導與評三、香港新聞業的創立: 由廣州和澳門進軍香港香港的新聞事業始於英國人創辦的一批英文報刊。1841年 5 月 1 曰，香港出版了第一家英文繼氏《香港公報》（Hong Kong Gazette)又名《香港鈔報》，出版人約翰 • 馬禮遜，他是英國派遣來華的傳敎士老馬禮遜之子。他自小在中國長大，精通中文，並同敎會關係密切。1833年，他即在澳門辦印刷廠，擁有最新式的平板印刷機，③ 林貝騰 :《東西洋越竄外船嚴行懲辦片》，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 2 冊，第 157頁，神州國光社 1954年版④ 陳玉申著，《晚淸報業史》，2003年 0 1 月第1版，第 5 1頁⑤ 《林貝喺書柬》第 174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⑥ 陳玉申，《晚淸報業史》，2003年 1 月第一_ 5 2 頁

並一度在南洋協助編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具有辦報的條件和經驗。他當時的職務是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漢文正使兼翻譯。1841年在澳門出版的英文《中國叢報》介紹了《香港公報》頭兩期的內容。該報發刊詞稱: “據本島(香港)政府授權,從即日（1841年5 月 1 日）,本公報將每隔半月出版一次广‘ 目的在於使英國官員和英國軍官不時頒佈的一般命令眾所周知。需要時將出版增刊，刊載有價値或有意義的統言十表格和其他公文。”⑦1842年 3 月’原設在澳門的英國“對華貿易總署”正式遷港，負責對淸政府交涉。於是小馬禮遜也將他在澳門的印刷器材轉到香港，並於3 月 17日創辦《中國之友》 (Friend of China) 0 僅辦一期就與《香港公報》合併，改稱《中國之友與香港公報》 (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但人們仍舊習慣稱它爲《中國之友》。該幸艮最初每周出一期計四版，內容大致爲:一版香港政府文吿，第二版新聞，第三版新聞和廣吿，第四版廣吿。最初活躍於香港報界的多^ 些自廣州、澳門遷港的英國人。1843年他們在港又倉嚇了一份英文報紙《香港紀錄報》（Hong kong register) 0 《香港紀錄報》的前身其實就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家英文報紙《廣東紀錄報》（Canton Register) 0 該報是由英國怡和洋行經理禺西森爲發行人，由馬禮通、施賴德主筆的英報紙，它 1827年創刊於廣州，1839年遷澳門出版歷時四年。1843年 6 月再遷香港改此名。1863年停刊。1843年 11月，原設於南洋馬六甲的英華書院(Anglo - Chinese Colege) 正式遷港，以便向內地傳敎。英華書院是馬禮遜1818年創辦的，它不僅開創了中國的現代敎育，還附設了印刷館，出版過許多中西文書籍,以及中國最早的兩份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和《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 。英華書院遷酿，其附設的中文印刷設備也一並運港，爲中文報刊的出版創造了條件。1853年，英華書院正是利用馬禮遜敎育學校基金之一g盼經費支持，出版了《遐臟珍》這份宗敎色彩較濃的報刊。《退邇貫珍》於 1853年 8 月至1856年 5 月共辦 33期。該報在新聞業務上有幾點値得注意:一是創造“時論”報導形式，開敎會報紙之先例;二是除中文內容外，單辟一頁“英文目錄' 有效地擴大影響;三是開中文報業招登廣吿之元始。⑧四、港澳新聞界的互動國人自辦報紙最先獲得成功的，是 1874年2 月4 日發刊於香港的《循環日報》。⑦ 方積根，《港澳新聞事業概觀>1992年 7 月第一版第5 頁⑧ 方積根 ,《港澳新聞事業概觀)〉丨992年 7 月第一版第9 頁

《循環日報》由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創設，其啓事稱本局創設循環日報，所有資本及局內一切事物 ,皆我華人操權，非別處新聞館可比。”該報的 “總司理 ”爲陳藹廷，即陳言，“正主筆 ”爲王紫詮』旺韜。王韜原先在上海工作，後來到香港擔任了《香港華字日報》的主筆，植幸踺載他編撰的《普法戰紀》。 1873年，他與黃勝等人集資買下原英華書院的印刷設備，成立中華印務總局。在此基礎上，與 1874年 2月創辦了《循環日報》。澳門的鄭觀應與王韜是老朋友，他的不少政論文章是先在《循環日報》發表的。澳門有家著名的報紙叫《剩喬報》’其實它的創辦與香港的《華僑日報》大有淵源關係。香港《華橋日報》創刊於 1925年 6 月 5 日，其前身即專以傳遞商務消息的《華商總侧》。後華南石印書局代表岑維休、陳楷、黃應元等合資承購其全部設備，易名《華橋日報》刊行。 1937年香港《華僑曰報》社長岑維休委派編輯趙斑斕、雷渭靈兩人到澳門辦華橋報，作爲華橋日報的澳門版。70年代 ,澳門華僑報社長趙斑斕全盤承購了雜報股份，獨資經營。趙於 1977年逝世後，由其兒子趙纖繼任社長 ’ 雷渭靈任總編輯，其後兩人又先後病逝，《華僑報》由趙汝能的遺孀鄭秀明女士擔任社長 ’總編輯先後由部祖基、梁智生赃撕壬。《澳門日報》也與香港和廣州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澳門曰報》的前身新園地的社長陳滿醫生曾在廣州的新聞媒介《越華報》當過主編。《澳門曰報》第一任總編輯王家禎曾在香港《華商報》、新華社香港分社、《香港週末報》等新聞媒介工作，後來又回香麵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 M M M o 他們在廣 Ĵ、H和香港的工作經驗當然對於辦好《澳門曰報》是有幫助的。《澳門日報》現任總編輯陸波先生吿訴我 ,《澳門日報》的同事一直本著 “三人行，必有我師 ”的 S 念，虚心向粵港澳的同仁學習，他們經常關注粤港澳新聞媒介版式、內容和雛手段的變化，努力 “見賢思齊 ' 陸波先生關注到香港的行家到來，使得澳門《市民曰報》的版面漂亮生動起來，《澳門日報》同人也從香港的報業同行那裏偸師學到不少使賴氏排版生動活潑的技巧。《澳門日報》在廣州和珠海設立辦事處 , 就是要加強與廣東的交流與合作。然而我們也注意到，從歷史來看，粵港澳新聞媒介之間千絲萬縷 ,關係密切，如今與其他行業的越來越緊密聯繫相赚 ’粵港麵聞媒介的互動還有更大的空間。

文獻信息的内涵和發展趨勢趙新力*世界是由材料、能源和信息三部分構成的。與材料資源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不同,信息資源隨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是不斷增長的。要保持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的高速增長,解決材料資源和能源不足的問題固然重要。但是，僅僅依靠提高材料資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不斷開發新的材料資源和能源是不夠的。作爲一個擁有悠久歷史沉澱的民族,我們在信息資源方面擁有獨特的雄厚的比較優勢。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發揮我們在充分開發利用信息資源方面的巨大智力優勢，從而獲得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的穩步發展。政務信息是信息資源中總量最大的部分，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信息資源之一，是民衆、企業、社會了解政府運轉和辦事程序的重要渠道,也是廣大政務工作人員日常工作的基礎數據來源、內部工作對象和工作成果的重要載體。“政務信息，是指由政府機關採集，通過特定載體反映與經濟、社會管理及公共服務相關的活動情况或數據方面的信息。它必須同時具備三個要素:首先，它是由政府(政務)機關通過合法途徑採集整合的信息;其次,它是與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及依法行政相關的信息; 第三，它是藉助特定載體顯露的信息” o 曾經有文獻認爲，當今社會政務信息占人類整個信息的80%左右。商務信息是信息資源中最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信息，是從泛商品（實物與非實物、商品與非商品化的生產要素等等) 的需求活動到泛商品的合理、合法的消費除去典型的生產過程後的所有活動中所涉及到的信息。商務信息一般都是具有博弈性的信息。商務信息的誠信度、合法性、及時性、機密性,和公開信息的公信度非常重要。科技信息是信息資源中最活躍的組成部分。由於科技信息中大量蘊含着人類最新的創新成果，因此人們往往高度重視科技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時效性、關聯性和獨佔性。我們也應該看到科技創新成果往往在科技信息階段擁有最高的總合附» 趙新力: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學術顧問,中國科學技術交流中心副主任。

力口値，而當它一旦固化到具體的應用當中形成產品以後，其附加値就會大打折扣。因此 ,科技信息資源成爲國際之間、企業之間進行競爭的重中之重 o新世紀，人類進入信息時代，知識經濟初見端況，信息資源以其獨有的特點而越來越引起大家的廣泛關注，獲取和利用信息資源的能力已經成爲國家、企業、個人等各種各類社會成員競爭力的重要要標誌、，其主要原因如下：1.經濟發展、社會進步、A S 生活和國家安全對信息資源的依存度越來越高；2.隨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人們對信息資源的需求快速增長；3.但是，信息資源開發不足、利用不夠、效益不高 ’相對滯後於信息基礎設 M5/L4.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尙不完善，政務信息資源共享困難、採集重複、一致健；5• 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公益性信舰務機制尙未建立或急需健全。信息資源目前並沒有統一的定義，比如 ,美國《文書工作削減法 (1995 )》中定義信息資源爲 “信息及其相關資源，如人員、設備、資金和信息技術 ”,而美國預算管理局 (OMB)則認爲信息資源包括 “政務信息和信息技術 ” 0我國學者對信息資源的概念也有自身的理解 ,如陳玉龍認爲信息資源是指 “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們在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產生和使用的信息的總和，它旣包括各類經濟社會活動的信息 ,也包括與各類經濟社會活動相關的信息 ”。筆者認爲 :信息資源無處不有、無處不在，任何客觀存在都產生、儲存和傳遞信息，信息資源旣包括經濟信息、科技信息、敎育信息、軍事信息、文化信息等社會人文信息，也包括空間地理信息、氣象信息、動植物物種信息以及人類遺傳信息等自然信息，當然包括相關資源，如人員、設備、資金和信息技術。信息資源具有文字、數値、聲音、圖像、M 等多種表現形式。特別地，信息資源是生產要素、屬於社會財富中的無形資產，它與能源、材料資源同等重要 ,在 « 濟社會資源結構中是不可替代的。二、文獻信息資源的槪念和基本特徵信息一旦被描述出來並成爲可共享信息，就成爲了文獻信息。相應的，信息資源和文獻信息資源在大多數情况下是同義詞，僅僅是側重的方面有些差異 ,如信息資源更強調信息的資源性 ’文獻信息資源更強調信息的歷史性和共享性。2.1文獻信息資源的六大特性1.可共享性與材料資源和能源只能同時由一個主體使用的排他性和獨佔性不同，文獻信

息資源可以同時由多個主體使用。2. 易共建性由於文獻信息資源屬於無形資源，特別是在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時代，數字化文獻信息資源的共建要比材料資源和能源的遠距離建設更加容易。3 .增值性(VALUE - ADDED)文獻信息資源的每一次正確使用都會增加文獻信息資源的附加値,但是這種增加更多的是綫性的（Increment) 。4 .增殖性(VOLUME - ADDED)文獻信息資源的毎一次使用都會對文獻信息資源的總量產生增殖效果，而且這種增殖往往是非綫性的(Multiplication) 。5 .低時空敏感性文獻信息自身的存儲和傳輸都非常簡便，其存儲和傳輸時間和空間時常可以忽略不計o6. 高時空效益性文獻信息內容的高附加値往往體現在其獨佔階段，文獻信息自身的存儲和傳輸的簡便又使得文獻信息內容的獨佔性和時效性凸現重要，其時空效益也就非常明顯。2.2 文獻信息資源的層次搆成文獻信息資源可以大致分爲5 個層次：第一層是數據層(Data layer) 。數據層是由各種各樣的文獻信息源產生的純粹的數據。它由文獻信息源產生，且沒有具體的含義。第二層是義件層(Semantic layer)。義件由具有一定含義的數據集構成，而數據集旣可以是語義的，也可以是其他媒體含義的。通常,義件是數據庫中的事先設計了一定含義的一1条1職內的某個數據項中的具體數値，或一條記錄中的幾個數據項中的關聯數値,或幾條言― 中的某個乃至幾個數據項中的關聯數値。第三層是知識層(Knowledge layer)0 知識是由一個或若干義件組成的眞理，而它歸要也是可麗行廣泛傳播的。第四層是情報層（Intelligence layer) 0 它是通過數據挖掘、語義網智能識SU和知識發現等技術手段,並由人們從上述三層中分析得出的信息，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和獨性。第五層是方案層（Solution layer) 。它是當今廣大用戶希望信息資源提供者提供的、在淸報基虹具有博弈性質的解決方案。情幸■ 和方案層的信息未經許可是不能進行廣泛傳播的。而這些信息在未公

開前 ,只能稱爲指定範圍內的文獻信息 , 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可以公開共享的文獻信息。2.3文獻信息資源的採集和提供主體在整個文獻信息資源的架構中，不同的信息資源內容是由不同的主體進行採集、力肛和樹共的 (如圖 1)。其中 ,檔案主要涉及的是部分文獻信息源、數據和義件 ; 圖書館主要涉及的是部分文獻信息源、數據、義件和知識 ;情報主要通過數據挖掘、義件分析、知識發現等手段發現獲取情報和提出解決方案;黨政機關所屬的信息中心、發展硏究中心等機構以及社會上的諮詢機構處理的事務與情報界的相差無幾，但其處理信息的範疇通常較爲單一;而出版發行等信息傳播媒體主要是對部分文獻信息源、麵 '義件和知識進行傳播。圖 1文獻信息的層次構成與不同的採集和提供主體此外，由於上述兩個主體中的檔案館和圖書館的工作內容重複度非常大 , 所以在國際上已出現了將檔案館和圖書館合併的趨勢，如加拿大的國家檔案館和國家圖書館已經於 2003年合併。三、文獻信息服務的戰略轉變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尤其是計算機、網絡和智能技術與文獻信息資源行業的曰益融合，不可逆轉地徹底地改變了傳統圖書館、情報和檔案管理的工作環境、內容和方法 ,深刻地改變着人們獲取信息的取向、習慣、方式和觀念。而文獻信息需求和應用的多樹 t：，使得其應用範圍越來越廣泛，其重心已經從官方向民間轉移，從政治和軍事向經濟和市場甚至 A S 日常生活車轉 0

3 .1 公益類文獻信息服務的轉變公益類文獻信息資源主要掌握在各類公共圖書館、公益類專業圖書館和公共檔案館中。公益類文獻信息服務正在從傳統的文獻資源的採、編、存、檢、發轉變爲以知識發現、知識挖掘、知識管理、知識道航等爲主要內容的知請® 務。這種轉變代表着一系列深刻變化：以資源提供爲主= = 》以服務、以用戶爲主；固定資源和大而全系統的服務= =》動態麵資源的服務；樹言肩服務機構組織的旣定業務流程= =》按用戶行爲習慣組織的個性化業務流程；淺層(基礎臟加工處理= =》深層的知識挖掘；信息檢索= =》知讖I航和$ _ 探險；參考館員= = 》信息分析師或知I T 詮釋者” ；館藏建設者= =》“知識勘探者”” •…而與這種轉變過程相麵的“智能化高精度全文檢索” 、“知識捜索弓丨擎” 、“ 信肩過濾和抽取” 、“ 內容可視化” 、“決策可視化” 、“信息內容組織、服務、互聯、互通、互操作等標軸規範硏究”等技術自然成爲轉變的關鍵。3 .2情報諮詢業的轉變情報業將從傳統的對文獻信息的採集分析轉變爲提供解決方案(競爭情報)爲主。總體上，情報硏究在宏觀上將向軟科學和戰略硏究方向發展，微觀上將向策略硏究和提供具體解決方案方向發展。而在具體方面，代表情報硏究發展趨勢的領域貝抱括:用於制定戰略管理參考的競爭博弈演練與預測、用於預警、情報與抗擊情報的經濟環境監測與預警、用於技術與硏發的產權專利跟踪與捜集、用於市場分析與應用的數據信息挖掘與偵察、用於對手監測與自我測量的定標設定與使用。顯然，情報業正在成爲保護國家經濟安全，提高國家、區域、企業等各類組織競爭力的重要手段與工具。3 .3政務文獻信息服務的轉變隨着電子政務建設的普及和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進展’政務文獻信息的管理和服務也雄行着轉變：政務公開:政務文獻信肩基本不公開二 =》不公開是例外；以人爲本:政務文獻信息分散、難於檢索= =》一站式、隨身服務；高效高質量施政：各部門產生各自的政務文獻信息、政務文獻信息不一致、不能

共享= =》政務文獻信息共建共享，互聯S I S 操作；安全可靠:數據不準確不及時、網絡數據庫系統安全係數低= = 》社會上最安全、最可靠、最準確、最及時的文獻信息來源。3 .4商務文獻信息服務的轉變隨着電子商務日益普及，企業間、企業與政府間、企業與個人的商務活動飛速增長。商務文獻信息資源的管理將出現下列變化：安全狀大提高 ’使得人鞭加願意使用電子商務平台紅作、生活和學習；專門處理商務文獻信息的代理會如雨後春笋涌現；單位和個人議信言識更加完整,可以爲社會提供服務；可以隨時隨地獲得個性化商務文獻信息服務。3 .5文化文獻信息服務的轉變隨着人類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們對物質文化的需求都在迅速增加和多元化、多樣化。人們也往往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單位、甚至一個人的文化文獻信息資源佔有量作爲衡量其競爭力的重要標誌。文化文獻信肩服務的轉變將出現下列變化：產業化文化文獻信息資源纖爭日益激烈；公益蚊化文獻信息資源的保《 $：麵增長；社會各方面普遍將保護公益性文化文獻信息資源作爲樹立自身社會形象的重要手段；文化文獻信息資源的數字ft：保護和開發，網絡ft：利用和服務成爲重點。3 .6個人文獻信息服務的轉變隨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人們對個人文獻信息資源的建立、保護和使用愈來愈重視。在個人文獻信肩服務方面可能出現的變储：個人文獻信息資源的安全性日益突出；個人文獻信息資源內容更加完善、及時和準確；存儲在政府、醫療機構、銀行、保險、個人身邊等等地方的個人文獻信息資源將被整和成一個虛擬的個人文獻信息資源庫，並可以由本人或被授權者隨時使用，甚至更新；人顺加願意披露個人的信息,也更加麵固人隱私信息的維權；有可能出現專門的個人文獻信息資源代理機構或個人。，

四、文獻信息服務的熱點文獻信息資源的熱點相當多。預計有下列熱點値得關注：4 .1 月g■ 點—方面，用戶要求隨時隨地提供服務、滿足需求。另一方面，提供者也可以做到隨時隨地地提供服務，滿足用戶的需求。因此，7 合適(7R ) 已成爲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即由合適的人以合適的方式和合適的價格( 成本）,在合適的時間和合適的地點 ,將合適的內容提供給合適的人。4 .2 服務策略在文獻信,削 B務行業，隨着競爭激烈程度不斷地升高，文獻信息資源提供者將依次赚 “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有我特、人、人精我快”的戰略。4 .3 重點發展方向資源數字化、傳輸網絡化、管理自動化、分析智能化、分工專業化、服務個性化、方式多樣化等“7 化”已成爲文獻信息資源發展的重點。4 .4 重點技術概括地說’這些技術應包括:數字化爲主的處理技術、知識挖掘爲觀的檢索技術、數字信號爲載體的存儲技術和網絡爲基礎的虛擬圖書館技術。而具體來看， SILK(即聲音Sound、圖像 Image、語言 Language、知識Knowledge)智能化、多語言兼容、跨媒體界面的硏究和資源整合、網上協同工作平台JPv6技術、網格技術、需求分析與應用方法、A M 絡的理論f t 方法等將成爲重點技術。4 .5 新型文獻信息服務平台由於文獻信息資源的數字化程度日益提高,網絡資源的極大豐富，網絡傳輸和信息處理技術的快速發展，以網絡爲平台的信息(特別是知識和情報)服務環境正在形成，其特點包括:以分佈分層爲特徵進行資源組織的文獻信息服務體系大量出現，具有互通、互聯和互操作能力的網絡信肩務成爲潮流，網絡信息( 特別是知識和情報)聯合作業平台、指弓丨服務平台和個性側B務平台相互結合相互促進，並形成了全球化擴散態勢。4 .6 文獻信息資源的知識產權及其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和社會對知識原創者權利的充分尊重是知識經濟和信息

社會有序發展的基礎。同時，我們要把握好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不以過分強調知識產權的保護而使得在知識擁有方面處於弱勢的群體喪失發展的空間。知識擁有方面的強勢群體有責任有義務傳授有關知識，幫助這方面的弱勢群體發展起來。否則，強勢群體也會喪失生存的空間。另一方面，弱勢群體在發展的同時，要同步提昇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充分尊重他人的創造性勞動。否則，弱勢群體將永遠處於弱勢地位。4 .7文獻信息資源的存儲安全由於低時空敏感性和高時空效益性,文獻信息資源的存儲安全非常重要。很多國家已經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建立相應的文獻信息資源存儲安全體系。但是,我國的單位和個人的文獻信息資源存儲安全意識淡漠,安全存儲文獻信息資源的能力較差。在文獻信息資源備份的手段、機制和意識等方面與發達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較大差距。全社會在這方面的各種歡遠遠不夠。4. 8 文獻信息傳播中的安全一般而言，文獻信息只有傳播才能體現其自身的價値，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是在文獻信息傳播中會產生兩種安全問題：如何飯別有害文獻信息，防止病毒、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信息、垃圾信息的大範圍集中傳播；如何保_ 益文獻信息及時、準確地無障礙傳播到受衆。4 .9文獻信息資源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文獻信息領域的職業是一個非常高尙、競爭非常激烈、大量接觸國家、組織和個人機密文獻信息的職業。該領域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操守直接影響到服務對象的安危和經濟社會效益，也直接影響到所在» 織和個人的名譽。很多國家對信息系統分析師、信息主管、信息系統設計師、編碼工程師、諮詢師、圖書檔案管理人員、出版發行人員、機要員等等都有相應的法律法撤口行業自律條夫鍵行強制働束。4 .10文獻信息資源獲得者的社會公德信息社會爲文獻信息的獲得者提供了愈來愈方便高效的信息獲取手段。但是, 社會上目前還普遍存在着信息資源獲得者的社會公德缺失,如:將他人的隱私信息進行公開傳播，大量獲取公益類文獻信息進行經營性活動，采用不正當手段獲取他人信息等等。建立有效的社會公德體系是建立和諧的信息社會的必然要求。法治往往是剛性的,對案件往往是事後處置。法制漏洞一旦被不法分子發現，則非常容

易被鑽空子。受害人乃至整f固社會受損失, 而不法分子卻可以逍遙法外。而道德規範往往是柔性的，需要通過自律和社會輿論監督發揮作用, 漏洞一般也不是非常明顯。法治和德治是互補的。因此，我們應該大力宣傳、敎育和弘揚符合時代精神的杨 CM賈値爾口相應的道德纖。【參考文獻】[ 1 ]趙新力 . 信息資源的開發和發展趨勢[ J ] . 廣東科技 ,2006年 4 月：14 - 16.[2 ]趙仁春 . 政務信息的采集與選編 [E B /O L ] . [ 2006 -10 - 31]. http://www.zjsme.gov.cn/data- base/ wjc/ eWebEditor/uploadfile/200582994437664. doc[ 3 ]李琪. 電子商務概論[ 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XM年 9 月：13.[ 4 ]趙新力，張超，任偉巍.信息資源和知識生產（Information Resource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管理科學與工程國際會議論文集（Proceedings of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 13th)) ISBN 7 - 5603 - 2355 - 3 /F • 319 ISBN 7 - 89996 -187 - 4. France, Université des Sciences et Technologies de L ille ,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06 年 10 月 5 日 - 7 曰[5 ]趙新力，羅勇. 我國科技信息資源的數字化網络化集成化構建 . 中國信息道報，2005年 5 月： 26-31[6 ]趙新力,硌羽，王鋰.論諮詢業者的職業道德和行爲準則.中國信息道報，2(XM年第 2 期：14~ 15[7 ]趙新力，張滿年，沈玉蘭，張志平,段黎萍.北美科技信息發展比較分析 ,2004年第丨期：40~44[8 ]趙新力，鲍景新.實施國家科技信息創新系統工程開創科技信息服務新時代 . 情報學報 ,2003 年第 2 2卷增刊 :364 ~368[ 9 ]張東,趙新力.美國國家技術情報m 務局的改革及其對我國的啓示 . 中國信息道報 ,2003年第 1 期 :16~18[1 0 ]張東,關家麟.加强信息素質教育的若干思考 . 中國信息道報 ,2006,12[1 1 ]張東,趙新力. 美國國家技術情報服務局的改革及其對我國的啓示 . 中國信息道報,2003,1[1 2 ]張東,趙新力. 關於建立我國科技報告體系的探討. 中國信息道報,2003,8[13]趙新力.加快電子政務建設[ N ] . 學習時報 ,2007年丨2 月 1 7 曰第416期科學技術版.[14]費志勇.知識道航型高校門户網站構建研究[ D ] .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08年 6 月[ 15 ]李雪. 澳門記憶工程若干關鍵問題研究[ D ] .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 ,2007年 7 月[ 16 ]齊燕. 基於信息構建的信息内容服務網站評價與實踐[ D ] .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 ,2007 年 7 月[ 17 ]任冰 . 基於競争情報的電信客户流失預警[ D ] .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07年 7 月[ 1 8 ]張東. 信息素質評價理論與實踐研究[ D ] . 北京大學，2007年[19]任偉巍.面向知識生產的供應鏈績效評估模型研究[ D ] .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06年 7 月[20]朱禮軍.萬維網環境下基於領域知識的信息資源管理模式研究[ D ] . 中國農業大學,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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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特殊信息源應從專業建設做起— 傳統方誌基本問題簡論王錦貴*引言在信息資源的海洋中，文獻可說t 個大家族。文獻不僅由來已久，內涵豐富，而且外延驚人，類型多種多樣。在文獻家族中,地方誌堪稱是一位比較特殊的家庭成員o 從宏觀層面看,方誌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不僅與特定地域永遠有着不解之緣,而且在反映信息的時間上具有鮮明的持久性。一般文獻大都屬於一次性或幾次性的編纂，而地方誌的編纂則幾乎永無窮期。換言之,上一輪地方誌編纂任務完成之曰’往往就是編纂下一輪地方誌開始之時。我國是地方誌資源極其豐富的國家,學術界很早就有中國史學三大支柱之說。所謂“三大支柱” ，就是正史、方誌和家譜。從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中國史學“ 三大支柱” ’也是反映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的“三大支柱”。正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一” ’ 地方誌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然而千百年來’ “三大支柱” 各自的社會影響存在着巨大反差:無論朝代如何更替，正史始終雄踞霸主地位,不僅博得歷代統治者的恩寵，在學術界也受到高度重視。相比之下，方誌和家譜的境遇要寂寞冷落得多。倘若僅僅以重視程度論英雄，方誌和家譜簡直不能望正史之項背。形成這種狀况有多種原因，但無論怎樣分析，都不會是由於方誌和家譜的自身 “貧瘠”所導致。恰恰相反，傳統方誌和家譜都是“含金量”極高的文獻！僅近代以來，有識之士每每就此發出驚人之語。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非常重視家譜:“ 族譜中華民族由宗族的團結擴充到國家民族的團結，這是中國人才有的良好傳統觀念，應妥力[T運用。”國學大師顧領剛更是在20世紀初鮮明指出: “今靑年治史學，當於二十五史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弘，成就當非前代可比。而今我國史學領域尙待開發的兩個‘ 大金礦’ ，即地方誌家譜。它向爲治史者所忽視，實則其中蘊藏無盡有價値的史料’爲正顿雜悉紀而不爲 x m 知者” o* 王錦貴: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學術顧問,í t S 大學信息管理系敎授。

毋庸諱言，在信息時代的今天 ,無論是傳統方誌，還是以往家譜 ,它們的社會功能都有了進一步的體現。譬如家譜，人們已經逐漸認識到了它在四個方面的重要作用 :作爲重要的歷史文獻，它旣是近親尋根的利器，又是發展經濟的助推器，還是育人向上的特殊學校。但是，與其應有的學術價値和社會地位相比 , 不論是方誌還是家譜 ,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特別是傳統方誌具有更大的典型性。怎樣才能充分開發和利用方誌資源呢？對於一般的用戶和讀者而言，經常關注該領域中的前沿硏究，這自然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但是，如果自身 “基礎性建設 ” 比較薄弱，對這一領域的專業問題一知半解或若明若暗，要想 “充分開發和利用 ”方誌信息資源，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話。由此可見，熟悉把握傳統方誌的專業問題，旣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 、熟悉方誌性質‘ ±也方誌，簡稱 “方誌 ”。它是系統反映一定地域內有關自然、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注翻。關於方誌的性質 ’擁史上曾長期爭執不休。或許由於地方誌總是與特定地域有關係 ’以戴震爲首的一派，明確提出方誌 “地理說 ”。在戴震看來 ’所謂地方誌就是地理書，只要 “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 ' 無須乎 “侈言文獻 ”（章學誠《與戴東原論修志》)。但是以章學誠爲首的一派，針鋒相對地別立新說 :“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 , 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 ,一人之史也 ;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 ;部府縣誌，一國之史也 ;綜 E — 朝 ,天下之史也 ”;“夫家有譜，州縣有志 ,國有史，其義一也 ”®。他還特別指出 ’ “方誌乃一方之全史也，而自來誤以爲地理圖經 ”②。隨着學術硏究的深入開展 , 章學誠 “方誌乃一方全史 ”說逐漸得到認同。何謂 “一方全史 ”呢？即它涵蓋的內容極其廣博 ,應有盡有:不單要記錄地理沿革、山丨I丨名勝, 還要記載一地之政治、經濟、文化，以及風土民俗等內容。也可以這樣說 , 方誌的範疇是上自天文 , 下至地理，中及社會人物、鳥獸蟲魚，包羅萬象，無所不統。按照章學誠的理解，地方誌是關乎一定地域的綜合性著作 ,它應該而且必須包括三個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是通誌 (涵蓋大事記及人物），第二是掌故 (反應典章制度），第三是文征 (有史料價値的詩文）。很顯然，章氏觀點不僅接近於雜的本來面目 ’也大大提高了方誌的地位和價値。地方誌雖然在形式上似乎 “亦地亦史 ”, 但其基本屬性卻旣不是純粹的 “地理① 章學誠《文史通義縣請立志科議》。② 《章氏遺書》卷二十八。

書” ，也不是純粹的“地方史” ，乃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邊緣學科。然而由於概念認知上0勺長期含混，便直接導致了圖書分類上的長期誤區。無論是歷史上的官修書目，還是私修書目，都曾經長期存在這種狀况。表現之一，常常把方誌書與輿地書同歸於“地理類”。其基本原因是，明淸以前的不少方誌書與輿地書體例雷同，結構近似 ,客歡上存在着此疆彼界的不甚分明。表現之二，常常把方誌書與地方史混爲一談。例如《隋書. 經籍志》、《舊唐書. 經籍志》中著錄的相關圖書名目繁多: “典錄” 、 “實錄” 、“耆舊傳” 、“風俗傳” 、“土地記” 、“山水志” 、“州縣圖” 、“道裏記” 、“異物志” 等等，細細核對，便有許多地方史與地方誌混雜一起。這是利用傳統方誌資源時，應該加以注意的一點。二、熟悉方誌歷史中國方誌起源很早，但究竟何爲源頭？一般認爲，方誌起源於先秦時期。主要集中於三部經典:或曰《周禮》說，或曰《尙書》說，或曰《山海經》說。對比各家學說，立論根據雖有一些差異，但大體上雷同:即均認爲該經典中曾經以一定篇幅反映了古代地理、物產等信息。平心而論，各家學說不無道理，因而都可視爲方誌的早期萌芽。古代方誌萌芽後，如同自然界幼苗一樣，由小到大，茁壯成長，最終成爲參天大樹_1但是如若考察方誌歷史軌迹，它一路走來，大體可以區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 漢唐時期，這是方誌剛剛邁步的發展初期。考察這一時期的方誌，曾經使用過許多名稱。例如比較常見的名稱就有 “地記” 、“±也誌” 、“圖經”等等，其中最常用、最典型的是“ 圖經” 。所謂“ 圖經” ，就是有文字、有圖畫，圖文搭配的一種方誌。其中的“ 圖” ，是特指地圖（即今所謂區劃圖）；“經” ，特指相關的文字說明。例如一直流傳至今的《沙州圖經》，就是唐代人編撰的地方誌，這裏所謂“沙州” ，就是今天甘肅省的敦煌市。這部《圖經》發現於近代甘肅敦煌石窟，現在僅存殘本。據羅振玉《沙州志殘卷跋》:這是唐代作品無疑: “又避唐諱,如虎作武” ( 例如唐高祖李淵祖父名虎，唐代人避諱此字寫爲“武” ) 。本書撰寫於唐開元年間，距今已有1200餘年。第二個階段— 兩宋時期，這是方誌的確立時期。中國方誌自先秦發端, 歷經漢魏六朝和隋唐之後，至宋代得到長足發展。以宋代爲分水嶺，方誌的主流體例內容最終得到確立。與以往方誌相比，宋代方誌的體例內容已經非常典型。以往地方誌的基本體例內容, 大多側重於自

然、地理、山川、物產等方面的信息，與此同時則嚴重地忽略了人文層面的信息資源。至宋代，除了繼續反映自然地理方面的內容外，有關人文方面的信息資源也得到了明顯加強。宋代方誌將人文歷史與地理歷史並駕齊驅，堪稱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爲它使傳統方誌第一次從單純的“輿地書”步入史學園地，大大提高了方誌的學術價値和應用價値，從而具有承上啓下的重要意義。第三階段— 元明清時期，這是傳統方誌的大發展時期。“一統誌”的相繼出現，是這個時期最爲顯著的標誌之一。元代是少數族建立的王朝，但是由於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元代統治者對地方誌相當重視。不僅重視各地區地方誌的編纂，還特別重視“ 總誌” 的編纂。他們編出的《大元一統誌》，可謂規模空前。所謂《大元一統誌》，乃是反映全國各地情况的全國性的地方誌。以元朝爲榜樣，繼起的明王朝編纂出了全國性“ 總誌” 《大明一統誌》，滿淸王朝也編出全國性的“總誌” 《大淸一統誌》）。在“一統誌” 問世的同時 ,其他類型的方誌編纂也形勢喜人,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有很大提高,尤其淸朝最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在三朝編纂的方誌中，淸代方誌數量最多,水平最高，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鼎盛局面。根據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編纂的《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統計 : 在本書目所收錄的8200多種古代方誌中，其中絕大部分是淸代編纂的方誌。元明淸時期地方誌的大發展,主要有兩個原因 : 其一，形成了制度化。這一時期，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異常重視編修方誌。尤其是淸代建立後，國家更加重視。特別是到了雍正朝，中央明確指示全國各地行政機構，每 60年必須重修地方誌。當時甚至流傳一句諺語縣令三件事 :斷案、收租、修方誌” 。由於朝廷的高度重視，爲大規模編修方誌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基本保障。其二,衆多名家的共同參與。這一時期，不僅國家政府部門高度重視編纂地方誌 ,學術界也逐漸參與其中。特別是到了淸代, 甚至許多著名學者也紛紛加入修志的行列。其中不乏鼎鼎大名的學者, 如顧炎武、黃宗羲、洪亮吉、戴震、章學誠、龔自珍、林則徐等人，他們都曾涉及這一領域。以修誌名家章學誠爲例，就曾經親自編寫《湖北通誌》、《永淸縣誌》、《亳州誌》等大批方誌。由於衆多名家的介入, 使得地方誌的編纂水平得到大幅提昇。三、熟悉方誌特點中國地方誌歷史悠久，內容極其豐富，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非常顯著

的四個基本特點。特點之 ---- 區域性。地方誌雖然在類型上多種多樣，在規模上有大有小 ,但只要是地方誌，就都離不開 “區域性 ”這一顯著特點。即地方誌無不以一定的地域爲中心，逐一揭示有關方面的情况。當代著名學者倉修良早在 20世紀 60年代就曾指出 :“方誌是以地區爲中心，記載某一地區有關歷史、地理、社會經濟等方面的歷史性資料 ”③。姑且以 “地區 ”的規模爲檢視點: 無論是大型區域、中等區域，還是基層之小區域，無不以特定的地域爲中心;再以地方誌中的 “專誌 ”爲例 :不論是山誌、水誌、書院誌、寺院誌，同樣以特定地域爲中心，說來說去，全都離不開特定的地區。特點之二 — 連續性。衆所周知 ,中國 “正史 ”的編纂，具有前赴後繼、連續不斷的特點。在 “二十五史 ”中，除了司馬遷《史記》等少數正史外，一般情况下都是後一王朝編修前一個王朝的歷史。例如（元）脫脫主編的《宋史》，（明）宋廉主編的《元史》，（淸）張廷玉主編的《明史》，基本上代代如此 , 逐漸形成了著名的正史系列叢書。由此可見 ,正史的編纂具有 “隔世修史 ”的連續性。然而與正史的這一特點相比，地方誌的連續性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古代具有重視編修方誌的光榮傳統，特別是進入封建社會以後，出於國家 “長治久安 ”的考慮，最高統治者對編修方誌更加重視。到了淸雍正時期，甚至明令規定全國各地，每 60年必須重修方誌。在一些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多有二三十年便重修方誌者。由此可見，地方誌的編纂是 “當代修志 ”，其 “連續性 ”和編纂週期要比正史更加典型。就以近年江蘇省吳江市圖書館所收吳江地區古代縣誌爲例 ,僅僅從明代弘治年間到民國時期，就多達十種：1、（明）弘治吳江縣誌，22 卷 ;2、（明）嘉靖吳江縣誌 ,28卷，首 I卷 ;3、（淸）康熙吳江縣誌，46卷，首 I卷 ;4、（淸）康熙吳江縣誌續編，10卷 ;5、（淸）乾隆吳江縣誌，58卷，首 1卷 ;6、（淸）乾隆震澤縣誌，38卷 ,首 1卷 ;7、（淸）光緒吳江縣續志 40卷，首 1卷 ;8、（淸）光緒吳江縣續志 ,不分卷 ;9、民國震澤縣誌續 ,不分卷；10、民國垂虹識小錄，6卷，附 3卷 ®。地方誌連續不斷的編纂，由此可見一斑。特點之三 — 廣泛性。凡是地方誌 ,無論規模大小，在反映的內容上，都具有包羅萬象的一大特點。尤其宋代以後，更加重視人文內容。各種地方誌除繼續反映自然地理方面的內容外 ,有關人文方面的信息資源也得到明顯加強。例如明代馮夢龍的《壽寧待誌》。馮夢龍是著名通俗文學家、戲曲家，是通俗小說 “三言 ”的作者。他於崇禎七年昇任福建壽寧知縣，在離任前夕的崇禎九年修成③ 倉修良《章學誠和方誌學》，《江海學刊》1962年 5 期。④ 錢俊《縱覽吳江:吳江五百年古代地方誌匯編》，江蘇電子音像出版社200□年。

了《壽寧待誌》兩卷，總計2 8 目：疆域、城隘、縣治、學宮、香火、土田、戶口、昇科、賦稅、恩典、積儲、兵壯、鋪遞、獄訟、鹽法、物產、風俗、歲時、裏役、都圖、官司、貢舉、勸誡、佛宇、祥瑞、災異、虎暴、考誤。爲何稱爲“待誌” 呢？其《小引》云猶言未成乎志也。曷爲未成乎志？曰 : 前乎誌者有訛焉，後之誌者有缺焉,與其貿然而成之，寧遜焉而待之。”《壽寧待誌》不過是一部規模不大的縣誌,其涵蓋範圍之廣尙且如此，更不待說其它規模較大之方誌了。特點之四— 真實性。與正統觀念極強的“正史”相比，地方誌所記資料信息，一般具有眞實可靠的特點。究其原因，主要基於以下四點。其一，地方誌一般由當地政府主持或聘請當地名人編修。這種形式決定了編修方誌具有一定的嚴肅性、可靠性 ; 其二 ,地方誌編修年限間隔不長。也就是說,本屆方誌與上屆方誌的間隔時間很短, 多則幾十年，少則十幾年，一般屬於“當代修志” 。假如有含混不淸的事迹，完全可以通過當事人了解 ; 其三,地方誌涉及地區範圍有限。除了大型區域誌外,更多的地方誌所涉區域不大,本區域人對本區域事比較熟悉。即使有不淸晰之事，也容易調査了解。誠如章學誠所說“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迹眞” ；其四，地方誌所用的資料，一般都是源於當地的第一手原始資料。由於上述各種原因，使得方誌資料相對眞實、可靠，它甚至可以訂正“正史” 裏出現的訛誤。如上所述正史 ” 屬於“ 隔代寫史” ，後代人寫前代史的時候，往往要體現作者所在時代的價値觀，這就容易出現歪曲事實、甚至完全顚倒是非的現象。例如淸代人在編寫《明史》的時候，就體現出淸朝統治者對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起義軍的仇恨心理。正是在這部冠冕堂皇的“正史” 中，居然信口雌黃的說，張獻忠“殺人六萬萬有奇”⑤。盡人皆知的一個事實是，直至20世紀40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也還是號稱“ 四萬萬五千萬同胞” ，試問在三百年前的淸朝立國之初，何來“ 殺人六萬萬有奇”呢？相比之下，在地方誌裏一般是不會出現如此荒唐的信息的。四、熟悉應用方法中國地方誌歷史悠久, 數量衆多, 信息資源豐富, 使用價値極大。那麼,究竟怎樣做，才能夠較好地開發和利用方誌信息資源呢？單就方法技術層面而言，注意以下兩個問題將大有裨益。問題---------熟悉利用方誌目錄。“方誌目錄”是專門著錄和反映地方誌的一種工具。我國古今方誌浩如烟⑤ 《明史 • 流賊傳》。

海 , 茫然査閱某一種地方誌，猶如大海撈針。要想有的放矢,必須充分利用方誌目錄。爲了反映以往的方誌成果，國內已經編出很多方誌目錄。我們固然旣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一一領略所有的方誌目錄，但是熟悉和把握其中兩種較有影響的書目成果，以達綱舉目張之功效，則旣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第一部目録:《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在 20世紀 90年代以前, 這是我國影響最大的一部方誌目錄。由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這部目錄是在當年朱士嘉所編《中國地方誌綜錄》的基礎上，又會同全國 180多個圖書館、博物館、文獻中心等文獻收藏單位，經過核實補充修訂而成的方誌聯合目錄。收錄範圍 : 包括1949年以前編寫的各種志書，共計8200多種。著錄事項:書名、卷數、纂修者、版本，還一一註明收藏單位。這是20世紀90年代前影響最大的一部方誌聯合目錄。第二部目録:《中國地方誌總目提要》。金恩輝、胡述兆主編，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以後陸續出版。本書目因規模巨大, 區分爲上、下兩部。其中《中國地方誌總目提要》上部的收錄範圍是，上起古代，下至公元1949年，總計收錄舊方誌8577種( 其中包括臺灣地區地方誌）；《中國地方誌總目提要》下部的收錄範圍是，上起公元1949年，下至 1999年，總計收錄新編方誌3402種（其中包括臺灣地區地方誌）。這兩部書目共計收錄地方誌11979種，1000多萬字。本書目不但在數量上是迄今爲止最大、最全的地方誌聯合目錄，而且還有一個最大特色，即基本上每種方誌都有提要。本書目也是目前最有影響的書目成果，對方誌的開發利用作出重大貢獻。問題二— 熟練把握相關知識。要開發利用方誌資源，還應該從方法技術層面注意以下兩個問題。其一，應該注意準確掌握地名。傳統方誌中的所有信息資源，都是以特定時期的特定地域爲對象的。中華大地歷史悠久，五千年歷史長河中，普遍存在 “ 一地多名”和“ 同名異地”現象。無須說一般地方，即使特大城市也概莫能外。就以國際大都市北京爲例, 所謂“一地多名” ，北京在歷史上先後出現的名稱就有 :范陽、涿郡、薊、中都、大都等等 ; 所謂“ 同名異地” ，即歷史上曾經稱作“ 北京” 的地方就有 :唐代太原, 宋代大名，明代大梁等等。由此可見，查閱地方誌、特別是古代地方誌，首先必須弄淸楚當時的地名是什麼,切不可一律用今天的 ±也名去査閱。遇到歷史地名問題，可利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或其他相應工具書,首先弄淸楚當時的確切地名，然後再査閱相應地方誌。其二 ,應該準確了解方誌編幕時間。有如上述，我國編寫地方誌的歷史相當悠久。時至今日，反映任何地方的

地方誌，幾乎都有多種。尤其是省、府、州、縣之類的地方誌，屬於同一名稱而不同時期的版本可謂多種多樣。特定的信息資料存在於特定的方誌中，因而利用地方誌查閱某種信息或某一事件時 ,必須了解該方誌編纂時間與檢索資料之間有內在聯繫。也就是說，當查找有關歷史事件時，旣不能査閱該事件發生之前編纂的地方誌，也不要查閱該事件發生很久以後編纂的地方誌。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要查閱該事件發生不久編寫的地方誌。我國傳統方誌無愧於 “金礦 ”的稱號，它的確含金量驚人。我們應該好好地保護它 ,更應該好好地開發、利用它。

《史記》稱《詩》平議董治安 *西漢武帝之際, 多興“稽古禮文之事” ，而被班固稱爲“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漢書 • 武帝紀》“贊語” ），是一個在經學史和文學史上都十分引人注目的時代。《史記》纂著於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至征和二年（前 91)①。其書雖係“通古今之變” 的史著，卻於“采錄前記、綴輯所聞” 的實踐中，保存了一批引《詩》、言《詩》、論《詩》的重要資料，値得單獨作一些整理和硏究。應當指出，《史記》一百三十篇中十篇有錄無書” （見《漢書 • 藝文志• 六藝略》，又同書《司馬遷傳》) 。今本《孝景本紀》、《孝武本紀》、《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傳靳蒯成列傳》、《曰者列傳》、《龜策列傳》十篇 , 當爲元、成及王莽時人所嗇補（參見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又，《秦始皇本紀》、《三王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曆書》、《陳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齊悼惠王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傳》、《匈奴列傳》、《滑稽列傳》亦頗有褚少孫等的附益( 參見上書）。本文整理、硏究《史記》稱《詩》資料，主要依據太史公原著，涉及後人增益的部分，均另作說明。先秦時代，自“孔子以《詩》、《書》、《禮》、《樂》敎” （《史記 • 孔子世家》。以下弓I《史記》只列篇名），“三百篇” 開始受到儒家特殊的重視，戰國期間已被視爲“六經” 之一®。泰始皇“ 燔滅文章，以愚黔首” （《漢書 • 藝文志》），《詩》、 «書》散亡 ;及至漢初，隨着篇籍的復出，包括《詩》、《書》在內的幾種儒家經典不僅重新受到重視,而且逐漸被王朝置於極爲尊崇的地位，於是“三百篇” 便由儒家一門之“經”一變而爲天下之“經” 。此一演變的顯著徵兆，是治《詩》、傳《詩》. 董治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學術顧問，山東大學文史哲硏究院敎授。① 關於太史公纂著《史記》的具體年代,其說不一，不擬詳論,參用鄭鶴聲先生說,見所著《司馬遷年譜》（商務印書館1956年 2 月重印第一版）。② 參見新近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簡》（年代約爲戰國中期）之《六德》、《語叢》，以及《莊子 • 天運》. 《禮記 • 經解》等篇。

的迅速官學化。《史記》一書，從不同方面深切反映了武帝時期《詩》之官學化的重要傾向。文獻表明，“博士”一職雖在秦代、乃至更早一段時間已有設置，但秦及漢初以前的博士,一般掌文獻典籍，爲王朝諮詢官。文、景之際，“始置一經（《詩》）博士”®，很大程度上仍限於“專以傅《詩》” 的本身。迄於武帝，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儒林列傳》云：及今上（按指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髙堂生。言《易》自苜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盼爲丞相，绌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可以看出，武帝先是於建元二年（前 139) 特意以“文學” 爲公卿,招用天下儒生，直接推動了《詩》、《書》、《禮》、《易》、《春秋》的流傳，就《詩》而言，旣導致了魯、齊、韓三家競出而俱爲時人所知，同時也開始明確把《詩》學的發展引向官學化的道路。建元五年（前 136)正式設五經博士，包括《詩經》在內的“五經” 之官學地位得到正式的肯定。及至建元六年（前 135)“ 竇太后崩”之後，由於進一步獨尊儒術，以“ 勸以官祿” 、“ ( 博士弟子）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郞中” （參見《漢書 • 儒林傳》）等前所未有的政策，從而把“學”與“官” 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包括治《詩》、傳《詩》者在內的天下學士“靡然鄕風” 的盛況。班固在《漢書 • 儒林傳》贊語中稱自武帝立五經博士… …迄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蕃滋。”是完全可信和不難理解的。治《詩》、傳《詩》成爲特定的祿利之途，確立了“三百篇” ( 連同《易》、《書》、《禮》、《春秋》）之“經”的價値，即於諸典籍中被定於一尊的突出地位。同時，人們對於《詩》的態度、理解乃至考訂、注釋，也由於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制於某種規範，而帶有歷史形成的“經學”烙印。司馬遷不是經學家，並且他的歷史觀和文化觀的許多方面無疑已經達到了時代的髙度，然而，在《史記》中，種種歷史形成的“經學”烙印仍分明可見。首先，司馬遷傾慕於孔子之“ 追修經術，以達王道” （參見《太史公自序》），對於“六經” （漢人所謂“六藝” ）推崇備至，反覆稱弓丨，甚至以“能紹明世，正《易③ 淸人皮錫瑞云案《史記 • 儒林列傳》，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則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詩》一經矣。”（《經學歷史 • 經學昌明時代》）可供參考。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 ”的當然承繼人自詡（同上）̂ 而且《史記》寫作的準則之一，也是要 “厥協 ‘六經 ’異傳 ”(同上）。在《滑稽列傳》中，他還有意轉述孔子之言，肯定 “‘六藝 ’於治一也 ”，唐引守節《史記正義》云 : “言 ‘六藝 ’之文雖異 ,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 ’其歸一揆 ”，顯然更突出地表現了依經治國的傾向。應該指出，司馬遷並不是以儒者自居的人。他曾經明確批評 “儒者以 ‘六藝 ’爲法 ”，是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等等（《太史公自序》），爲甚麽同時卻對 “六經 ”本身、對 “六經 ”於治的作用如此推重昵？答案恐怕只能從 “武帝初立，卓然罷黜百家 ,表彰 ‘六經 ’ ”（《漢書 •武帝紀》)這一獨特的背景中去求得理解。其次，太史公論詩，往往能與傳世的重要解經之作相合。舉如，《孔子世家》:“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外戚世家》:“《詩》始《關雎》… …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顯然就與《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以及提出《詩》有 “四始 ”之說相通相符。而《毛詩序》有 “上以風化下 ’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 ”云云，也與《司馬相如列傳》:“相如雖多虚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取義相同。又如，《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周道缺 ,詩人本之衽席 ,《關雎》作。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儒林列傳》云：“夫周室衰而《關雎》作。”案此兩處以《關雎》、《鹿鳴》爲刺詩，均用今文 “三家詩 ”之魯詩說。魯詩之說本已散亡，傳世《漢書 •杜欽傳》“是以珮玉晏鳴，《關雎》嘆之 ”，臣瓚曰：“此魯詩也。” 又王先廉據蔡邕《琴操》有 “此言禽獣得美甘之食尙知相呼 ,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太平御覽》卷五七八弓 [)之語，謂魯說以《鹿鳴》爲刺詩 (見《詩三家義集疏》），都是太史公襲同魯詩說的證明。武帝前後，隨着 “五經 ”±也位的升髙，諸多解經之作紛出，序《詩》、注《詩》著作更非一種。士人從官學或私家之不同渠道接受解經之作、緣附其經說，蔚成風氣，《史記》也反映了這一點。復次，《太史公自序》云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o ”這篇專記 “儒林 ”的合傳，實際上歷述了自孔子以來儒學的發展，漢代經學的形成和演化，而重點記載了武帝及其稍前時期的一批主要的經學家。《史記》記載的突出特點在於 :其一，是注意經學門類的區分，即分別依《詩（魯、齊、韓）》、《書（今、古文）》、《禮（士禮）》、《易》、《春秋（公羊）》之諸經門類列敘傳經人物 D 這不僅表明司馬遷之世 “五經 ”已開始並爲王朝所重，而且反映了當時人們 “多專一經而罕能兼通 ”的史實。其二，是重視傳經系統的考索 ’突出師承關係 ,力圖顯示經學傳承者之間的前後學術源流（參見下文）。淸人云 :“漢儒治經最重家法，學官所立經生遞傳，專門命氏咸自名家。三百餘

年雖《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文字或異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師法持之弗失。”（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 •序例》）由此看來，此種 “最重家法 ”之經學觀念對於太史公的特定影響，同樣是無可否認的。那麼 ,就《詩》學觀而言，司馬遷的經學傾向如何？從屬的是哪一流派？這是一個迄今存在認識差異的問題。淸人梁玉繩（《史記志疑》）云：“《漢書 •儒林傳》稱孔安國爲申公弟子，則安國所受者魯詩，史公從安國問古文《尙書》，或亦從學魯詩。”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也說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爲魯詩。觀其傳儒林道列申公，敘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 , 此太史公尊其師傅故特先之。”梁、王認爲司馬遷師傳於申公 ,屬於 “三家詩 ”之魯詩一派。此說在學界有一定影響 ,卻不無什得具體探討之處。今案，《儒林列傳》所述 “言《詩》者 ” ’魯、齊、韓三家並提 ,詳審其行文，實無明顯的軒輊之意。其 “三家 ”中，申公活動於時爲先，且曾 “從師入見 ”髙祖，呂後時又 “游學長安 ”，以其列於轅固生、韓生之前 ,似亦不難理解;以此爲據斷言司馬遷全屬魯詩一派，難免有失於簡單化的危險。至於 “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 ”（見《漢書 •儒林傳》），是說太史公曾從孔安國學習過古文《尙書》，並非習《詩》;而遍檢《史》《漢》，亦並無司馬遷從孔安國兼習魯詩的記載。儘管《儒林列傳》稱安國曾爲申公弟子，但申公傳《詩》系統中卻不見太史公的名字。因此，司馬遷究竟是否全屬魯詩一派 ,只能從《史記》論《詩》、引《詩》的具體實踐中去作客觀考察。《中記》論《詩》，旣有從魯詩之例亦不無與毛詩相一致處，已見上文舉例，不復贅述。這裏，茲就太史公對於《詩經》文字的徵弓丨® ，再作一些舉證和分析，結果如下：第一組例 :《孔子世家》：“髙山仰止，景行行止。”案見《小雅 •車牽》，此與今本毛詩同，魯詩 “行止 ”作 “向之 ”（參用王先謙說，下同）o 《仲尼弟子列傳》： “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案見《小雅 •漸漸之石》,此與今本毛詩同，魯詩 “離 ”作 “麗 ”、“俾 ”作 “比 ” 。《商君列傳》：“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案見《鄘風 • 相鼠》，此與今本毛詩同，三家詩 “胡 ”作 “何 ”。第二組例 :《周本紀》:“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而極。”案見《周頌 •思文》，此不同於毛詩、魯詩。毛詩、魯詩 “蒸 ”均作 “杰 ”。《周本紀》： “陳錫載周。”案見《大雅 •文王》，此與韓詩同，毛詩 “載 ”作 “哉 ”。《春申君列傳》：“趨趨毚免，遇犬獲之。”案見《小雅 •巧言》，此與齊詩、韓詩同，毛詩 “趨趨 ”作 “躍躍 ”。④ 本文所用《史記》引詩文字,均依據中華書局版二十四史標點本。

第三組例 : 《晉世家》：“ 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案見《大雅 • 抑》，疑此出於魯詩。毛詩“珪”作“圭” ，“猶可”作“尙可” ;韓詩“玷”作“占！1” 。《匈奴列傳》：“戎狄是應” ，案見《魯頌 • 閟宫》，疑此用魯詩。毛詩“應”作“膺” 。《匈奴列傳》出輿彭彭。”案見《小雅 • 出車》，此用魯詩。毛詩“輿”作“車” 。以上例證表明，《史記》弓丨《詩》或與毛同，或與毛異而同於三家，或竟用魯詩，事實上並未專主一派。淸代以來，有的學者籠統地把《史記》弓I《詩》一概視爲援用魯詩，可能是基於“ 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一語產生的一種誤解，是不足爲信的。總而言之，勿論是論《詩》還是引《詩》，太史公都不是一個完全的魯詩派 ,而是在三家詩與毛詩之間採取了一種俱有所用亦俱有所棄的基本態度。對於司馬遷經學傾向的上述理解和定位，直接牽涉到兩上方面的問題 :一是“漢儒治經最重家法” ，何以會出現太史公這種“頗嫌特異” 的基本態度？二是司馬遷之世是否已經有毛詩和《毛詩序》的傳佈？應該承認，漢儒傳經，確乎一般具有看重家法、師法的傳統，從《史記 • 儒林列傳》、《漢書 • 儒林傳》和《後漢書 • 儒林列傳》中，可以找出很多證明，自不待言。然而，這種經學現象的普遍性和絕對性，似乎被硏究者過於誇大了。事實上 ,就在“學官所立經生遞傳，專門命氏咸自名家”的特定背景下,多種經學派別的複雜影響,甚至今古文經學相互交融與轉化, 即使表現於同一學人、同一著作，亦絕非僅見。漢末“ 學無常師” 、以兼綜今古文而被稱爲“通學” 的鄭玄，固然是突出的一個 ;在經學極盛的西漢後期和東漢前期，也可以舉出諸如揚雄、劉歆、鄭興、尹敏、賈逵等之先後習今古文或兼治今古文，以及諸如許愼《說文解字》、班固《白虎通義》等之旣援經古文復用經今文的例證©。而早在武帝之世， “其歸一也” 的三家詩並立於學官, 今古文的對立亦未尙達於激化的程度，孔安國先習古文《尙書》又從申公學今文魯詩即爲一證。還要看到，司馬遷畢竟不是經生而是歷史學家。他敍述史事、表現人物，大量利用了旣有的文獻，其中包括分屬於不同經學派別的各種資料，雖然有所整齊、加工 , 却仍在內容上、文字上未免一定程度地保留下舊貌。就其本人而言，一方面固然不能不受到經學發展的影響，觀念中帶有經學的烙印（如上所述），同時，也很難設想“ 是非頗異於聖人”的太史公能夠自覺接受嚴格經學的全部規範。由此看來，一般地承認“ 漢儒治經最重家法” ，並不排斥實事求是地肯定司馬遷“頗嫌特異”的經學態度。毛詩和《毛詩序》產生於何時,是一個久有爭論而很難考定的問題。《漢書 • 藝文志》：“又有毛公之學… … 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 河間獻王約與武帝同時,那麼，肯定司馬遷之⑤ 參見拙作《漢賦的困厄與解脫》、《兩漢〈詩〉學史札記三則》(收於《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 。

世毛詩( 包括《毛詩話訓傳》) 已在流傳，應該說是不無根據的。至於《毛詩序》，經古文學家斷言子夏所作、今文學家以爲出自東漢衛宏，此外還有多種臆說,不可究詰。晉生（髙亨）師在寫於五十年代、發表於八十年代的《詩經引論》中，曾就《毛詩序》與《毛詩詁訓傳》的同異及其相互關係作過一番具體的比較，從而認爲: “《毛詩序》在毛亨( 即所謂“毛公” ) 作傳時已經存在了，不是毛亨所作,也不是衛宏所作，而是西漢初年人所作。” （見《文史述林》中華書局1980年版 178 頁) 這是一位立論有據、値得重視的意見。此一論斷的重要價値，就在於正面肯定了《毛詩序》與毛詩一並在武帝及其以前一個階段已經流傳的事實，而這恰恰能夠與《毛詩序》具體的思想內容、特定的文學觀念發展水平大體相符合⑥。需要補充的是，由於西漢前期毛詩未立學官, 詩文的傳授、詩序的流佈僅限於民間，與三家詩有所不同；而這大約也正是《史記》旣援用毛詩、“毛序” 同時卻又於《儒林列傳》中並未專文提及毛詩一派的主要原因。《史記》被稱爲“ 實錄” ，記事範圍極廣而具有很髙的歷史眞實性,有關文化史、《詩》學史的若干載述同樣是如此。太史公稱《詩》的又一重要意義在於，其於“三百篇”之產生和流傳的考察保存了一批參考資料，於西漢前期《詩經》學的傳授系統提供了相當詳盡的說明。古史悠遠而載籍不足，在司馬遷看來, 包括《詩》在內的“ 六藝” ，具有足資 “考信”三代史實的重要作用。他說：“《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 《伯夷列傳》）“余以‘ 頌 ’ 次稷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詩》《書》。” （《殷本紀》) 又說: “ （《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始於衽席。” （《孔子世家》）都是司馬遷有意據“三百篇”以考訂三代歷史的明證。而正是由於太史公論史往往考信於《詩》，弓丨《詩》以釋史，於是在《史記》中就可見到若干有關 “三百篇”之創作背景的具體說明，雖非全屬可取, 間亦有値得參考之處。例如， «關雎》、《鹿鳴》二詩，傳世毛詩一派以爲成於周初文、武之際，《毛詩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鄭玄《詩譜序》：“ 文、武之德光熙前緖… …其時，《詩》‘ 風 ’ 有 ‘ 周南’ 、‘ 召南 ’ 、‘ 雅’ 有《鹿鳴》、《文王》之屬。” 後世多從其說。而《十二諸侯年表序》提到“周道缺”有《關雎》、《鹿鳴》之作（引見上文），《儒林列傳》也說“夫周室友衰而《關雎》作” ，則取魯詩說，分明以此二詩⑥ 案《毛詩序》對於戰國儒家詩敎說的承襲與發揮，觸目的封建大一統思想，強調“志”、“情 ” 與 “詩”相一致的文學觀，都客觀反映了西漢前期的時代歷史特點。牽涉較廣,擬另作討論。

作於西周後期幽、厲之時，與毛、鄭之說迥乎有異。又如 , 《齊太公世家》具述姬昌“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 ，“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 ，也能爲理解“ 大雅”之《文王》等篇的內容提供史實依據。至於《秦本紀》載公元前6321年秦穆公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 … 秦人哀之, 爲作歌《黃鳥》之詩” ，雖已見載於《左傳》（文公六年），以其爲《詩》學史上重要的文獻資料，仍不失一定的學術意義。《左傳》《國語》等所載大量賦詩、引詩的事實表明，春秋中葉以後，“ 三百篇”已經廣泛流傳。然而，今本《詩經》編寫於何時？具體情況如何？文獻有缺，迄今依然令人不無困惑之處。《吳太伯世家》載元前544年“ 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一段記述，其中直接言及“ 周南” 、“ 召南” 、“邶” 、“鄘” 、“衛” 、“ 王” 、 “鄭” 、“齊” 、“ 豳” 、“秦” 、“魏” 、“唐” 、“陳” 、“邰”和“大雅” 、“小雅”並“頌”之名，有力地證明今本《詩經》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的規模在前六世紀實已大體形成，爲進一步考察“三百篇”的編寫提供了重要的根據和坐標。這段文字雖基本採自《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但司馬遷的援引增加了史料的文獻價値，是顯而易見的。另一篇《孔子世家》，同樣爲春秋後期“三百篇” 的整理編次提供了珍貴的史料。司馬遷引《詩》：“ 髙山仰止，景行行止” 表述其於孔子的衷心“ 向往” 之情 , 又曾親自“適魯”作過實地訪查，所記孔子與《詩》的諸多關係，應該具有很髙的可信性，並且往往可以在其他重要文獻中得到佐證。比如，《孔子世家》： “ （孔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 雅 ’ 、‘ 頌 ’ 各得其所。”就已見於《論語 • 子罕》篇。又 : “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 “孔子以詩、書、禮、樂敎，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亦可參見於《論語》、《禮記》、《莊子》等有關內容。凡此表明,孔子處於禮崩樂壞、“ 文化下移” 之際，不僅熟悉並推重《詩》三百，而且在創設私學的活動中大力推行《詩》敎，弟子眾多而成效突出，對於由春秋到戰國《詩》學的普及和發展, 的確起到了無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司馬遷說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並非過譽之辭，就“ 言《詩》”方面而論尤爲如此。這裏値得特別一提的，是孔子“刪《詩》”的問題。《孔子世家》有道：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 武” 、“雅” 、“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果若如《史記》所言，則今本《詩經》編成於孔子之手，而“三百篇” 選定的標準也俱以孔子的思想爲依歸。這就成爲《詩》學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的大問題。自宋以來,對“刪《詩》” 說持肯定態度與持否定態度者都屢有人在。肯定者認爲實有其事，否定者斷言全無可信,迄今仍多分歧意見,莫衷一是。今人蔣

善國先生又以爲孔子未嘗刪《詩》，也未嘗不刪《詩》，他實是按當時太師奏周樂的次序, 略去重複殘缺，由古詩裏面，編成了一部周詩的專著。” ( 《三百篇演論 • 一》）齊治平先生在《孔子刪詩說辨》（《古籍整理與硏究》第四期）中也認爲：司馬遷所謂“去其重” ，不過是猶劉向校書之“去其復重” ，“三百” 爲定著後的篇數。所論亦自有見地，可供硏討。今按“刪《詩》”說是以“古者《詩》三千餘篇” 爲立論的前提和基礎的，“ 三千”顯然爲數甚多而難以在文獻中求得證明（不少學者於此有所論證）。而劉向 “校中書” ，是在漢初“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以及成帝“ 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之後，以孔子“刪《詩》” （如果眞有其事）與劉向相較，二者似乎難於同年而語。客觀看來,《孔子世家》所載“刪《詩》”說，確乎帶有誇飾“聖人” 作用的成分。當代硏究表明，西周迄於春秋，伴隨着採詩、集詩的過程，刪詩、編詩事實上也在進行 ;《詩》三百應該是經過多次整理、編訂而後成因此籠統肯定司馬遷有關孔子“刪《詩》”的記載，進而把“三百篇” 的內容理解爲俱屬體現孔子的思想，則無論取哪一種已有的解釋，都還很難使人完全信服。然而，如上所說,孔夫子在我國古代文化由“官守” 向“私家” （民間）轉移的過程中間，對於《詩》三百之更廣泛的流傳,確乎起到了有關鍵意義的重要作用，而這,主要就表現在他曾經以《詩》敎授弟子。爲了用作敎材,對於“ 三百篇” ( 包括樂曲）給予某些局部或有限的編次、整理，是有可能的。這或許就是誇飾 “聖人”作用的歷史根據了。《史記》有關秦燔《詩》而“絕聖人之道” 記載，於《詩》學史的硏究具有特殊意義。公元前221年赢秦統一六國，天下由分裂歸於一統，而《詩》學的流傳卻遭到重大的挫折。漢初陸賈《新語》曾批評“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 ( 《無爲》）賈誼《新書》也說 : “ （始皇）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方，以愚鈴首。” ( 《過秦上》) 到司馬遷才明確揭示了秦始皇“燔《詩》” 這一重要史實。《秦始皇本紀》云：( 李斯言：) “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於藏《詩》、《書》百家語者，番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制曰：“ 可。”《六國年表》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另外，在《淮南衡山列傳》、《儒林列傳》、《太史公自序》等篇中，也都有相似的記述。從這些記述看，司馬遷的批判態度是很鮮明的，比如，一則說: “ 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尙詐力，任刑罰一則又說 : “ 及至秦之季世，焚⑦ 參見拙作《從〈左傳〉〈國語〉看“詩三百”在春秋時期的流傳》(收於《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0

《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絕焉。” 凡此，都從又一方面反映了太史公對於《詩》之推重的態度。秦始皇焚燒《詩》、《書》的歷史評價，這裏姑且不論。需要指出的是，“ 三百篇” 流傳過程中的此一浩劫，一定程度地中斷了春秋以來《詩》學史的正常發展，不僅從反面意義上顯示了《詩》學與政治密切關係, 而且爲漢初一段時間《詩》學的沉寂與傳《詩》的混亂提供了歷史說明。《漢書 • 藝文志》稱 : “ （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而“以其諷誦”就難免產生傳《詩》、解《詩》的差異甚至訛誤。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中說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書》、《春秋》先師,皆出自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 雅 ’ 、或爲‘ 頌 ’ ，相合而成。” 始皇之後已六七十年, 猶自有“ 一人不能獨盡其經”的現象, 秦火對《詩》之傳授的嚴重破壞,於此可見。前人已經指出，司馬遷寫史，有略於遠古而詳於近世的特點。其於《詩》學的記述，也是這樣。一篇《儒林列傳》尤於漢初《詩》的傳授與《詩》學的發展作出了系統的記載和說明。《儒林列傳》說：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 , 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顯然 ,武帝之際，是在尊崇儒術的大背景下, “ 三家《詩》” 才得以並立於朝，開始了《詩》學之步入空前繁盛的階段。而各以其開創人相標舉則又表明，“三家” 傳習有自、源流不同。《史記》對於此前魯、齊、韓三派的傳承和演變分別給予了相當具體的敍述。魯詩於秦火後復出最早而影響特大，據《儒林列傳》記載（申公）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爲臨淮太守，周霸爲膠西內史，夏寬爲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並且“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郞中、掌故以百數” 。由此可見，儘管賓太后親政之際也受到過一定的排斥、魯詩仍可以說是漢初數十年間一個最大的《詩》學流派, 其參政人員之多亦爲各家之最。韓、齊兩家則分別見著於文、景之時。前者始傳人韓嬰爲文帝博士、其孫韓商再爲武帝博士。後者始傳人轅固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 ,而迄於司馬遷之世, “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此兩派雖不能全與魯詩相比，也均可謂顯赫一時,都從一個方面反映了西漢前期《詩》學流傳的大勢。從《史記》的記載中還可以看出，“ 三家《詩》” 的由來，在於分別源起於魯、齊及燕、趙等不同地域。地域不同正是形成《詩》三家不同的主要原因。司馬遷

稱 : “ （韓詩) 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是說“三家” 之別不過在於其不同的用語。案從今存魯、齊、韓詩之斷章殘篇看，彼此有用語之不同，也有解釋之差異，凡此似亦易於理解。而這裏更値得注意的，是司馬遷明確指出了三家《詩》“其歸一也”這個共同的基本點。《詩》三家的流傳，主要在於今泰山南北以及相臨近的燕趙一帶。戰國之時 ,這一帶恰恰是儒家《詩》敎、特別是荀卿傳《詩》最爲繁盛之地。文獻表明，魯詩始傳人申公曾經是荀卿的再傳弟子（參見《漢書 • 楚元王傳》），而今存《韓詩外傳》又直接引荀卿說《詩》多達四十四條( 參見淸人汪中《荀卿子通論》），至於荀卿長期遊學於齊、三爲稷下祭酒（參見《史記 • 孟子荀卿列傳》），其與齊學的關係更不同於一般。準此，可以推想齊、魯、韓三家《詩》學之共同的基本點，主要就源自於戰國儒家《詩》敎、特別是荀卿的《詩》學。對於《詩》三家之間的差別，今人只能給予實事求是的估量。西漢前期，我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尙屬於早期歷史階段, 文學觀念、文學論評還處在從自發走向自覺的演化過程當中。《史記》稱《詩》的一些部分,涉及到對於《詩》之文學特質、文學作用的認識或態度，雖然比較零散，卻顯示了一位卓越史學家的文學眼光和文學體悟，値得注意。在《史記 • 吳太伯世家》一篇中，司馬遷縱論“ 六經”於治的不同作用，其中有兩句話正面表述了對於《詩》的總體認識 : 一句是“ 《詩》以達意” ，再一句是 “《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 。前一句, 講到《詩》的基本功能，孔子謂不學《詩》無以言” （見《論語 • 季氏》），《毛詩序》稱“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應都是太史公之所本，茲不贅論; 而後一句，則涉及對於《詩》之表現特徵的理解, 可以稍作申說。今案，本文此處說的“風” ，指的是一種感染、敎化作用，與《毛詩序》“ 風以動之”取義相同。《詩》之所載，是現實生活中的“ 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 ，而司馬遷有意強調的，則是三百篇能夠給人的那種由此及彼、由近及遠的啓發與感染，這在客觀上就觸及對於《詩》之文學表現功能的初步認識。在另一篇《屈原賈生列傳》中，司馬遷以屈原的《離騷》與《詩》之《國風》、《小雅》相提並論,極力推重“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 按或以爲此係借用劉安語）的創作特徵，同樣反映了太史公對於屈原文學成就的敏銳感知。劉勰在《文心雕龍• 比興》篇中說比者附也，興者起民。”又說觀夫興之托論 ,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司馬遷沒有提出“比興”的概念，然而其上述論詩實

踐卻與劉勰不無相似、相通之處D在我國文化史上，陸續創作於公元前11世紀到元前6 世紀的“詩三百” ，一經問世,就不斷在政治與文學兩個方面產生重要的影響。然而，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人們過多從首先倫理功能和政治作用的需要重視《詩》、援用《詩》，而對於“三百篇” 的性質、審美特徵，卻缺乏必要的注意和了解。春秋之末 ’ 孔子始倡“詩興”說，較早注意到《詩》之文學物質的一面; 經戰國、赢秦以至西漢前期，伴隨着整個文學活動的演進，“詩興” 說也得到了一定的豐富和發展。略早於司馬遷的孔安國，把“ 興” 義歸納爲“ 引譬連類” （轉引自何晏《論語集解》），《毛詩詁訓傳》一書更就“三百篇” 中用“興”實例一一掘發,達一百一十六條之多。《史記》上述《詩》說，出自史學家的感性認知，而能夠從一個特殊方面與孔、毛兩家相呼應，共同反映了武帝前後《詩》學與文論發展的水平。司馬遷重視詩的諷喩作用。《史記》列敘人物的傳記，不乏有意摭取此類 “借詩以諷”的種種事例,如《商君列傳》，記述趙良弓丨《鄘風 • 相鼠》並逸詩，諷勸商狭認淸“ 亡可翹足以待” 的危勢以求自保; 《春申君列傳》記述楚黃歇弓I《大雅 • 蕩》和《小雅 • 巧言》，諷諫秦昭王，阻其“舉兵而滅楚” ；而《屈原賈生列傳》中 ,也批評宋玉等詩賦之作“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等等。太史公所謂“《小雅》譏小己之得失, 其流及上” ( 《司馬相如列傳》) , “《小雅》怨誹而不亂” ( 《屈原賈生列傳》) ，則一再正面肯定了《小雅》詩作的諷喩內容和諷諫作用。尤値得注意的，是《司馬相如列傳》末尾一段“太史公曰” ，其中有云：相如雖多虚詞濫説，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諷）諫何異。司馬相如爲《天子遊獵賦》盛推天子諸侯園囿，而“ 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司馬遷就以符合《詩》的諷諫之義而予肯定。太史公推重《詩》的諷喩內容和諷諫作用，亜以此作爲評騭一般詩賦的一個重要的參照準則，是灼然可見的。重視《詩》之諷喩功能, 其實亦可上溯及孔子。孔子有（《詩》）“ 可以怨” ( 《論語 • 陽貨》）之說，漢人孔安國注云怨刺上政。” （轉引自何晏《論語集解》) 而《毛詩序》所說“上以風化下, 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則於此作出了更具體的論述。《史記》這個部分稱《詩》的內容，從又一方面反映了司馬遷所受儒學詩論和漢代經學的雙重影響。然而,與一般漢儒和經學著作有所不同的是, 司馬遷在承認（《詩》）“ 可以怨” 的基礎上又向前跨出了一步，進而提出了“ 賢聖發憤而作《詩》” 的新說。他就此有所申論道：“ 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腳, 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

皆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太史公自序》，又《文選 • 報任少卿書》同此而小有文字差異）在《屈原頁生列傳》篇論及《離騷》時，司馬遷旣以其與《國風》、《小雅》相比，卻又同樣突出了“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的事實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 猶離憂也… …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 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 , 能無怨乎?” 可以看出,所謂 “聖賢發憤而作《詩》” ，不是着眼於詩的諷諫作用和諷喩效果，而是強調了詩的創作動因和詩人“有所鬱結” 、“ 憂愁幽思” 的主體感受 ; 不是着眼於追求“ 人倫厚” 、“敎化美” 、“風俗移”之類社會諧和的美好圖景，而是強調了現實與理想的矛盾、詩人主體活動與客觀存在的對立。顯然，這與一般肯定詩的諷喩作用看似相通，實際已經太異其趣了。太史公在《伯夷列傳》中 ,有感於伯夷“軼詩” 中之“ 可異” 的怨憤之情，尖銳批駿了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求仁得仁”之類的謊言;在《平原君虞列傳》中，旣稱道虞卿“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 、多方“爲趙畫策” ，又慨歎其末路途窮而發憤著述，得出“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自見於後世” 的結義 ; 在《屈原賈生列傳》中 ,如上所說,對於“ 發憤以抒情” 的屈原同樣給予極大的同情和推重 ;凡此表明，司馬遷“發憤而作”之論的提出，不是即興所爲，而是建立在對諸多史實考察和認識的基礎上，表現了司馬遷的哲學思想和政治觀,同時深深寄託着他本人對於現實社會的不平之感，從一個方面顯示了他對現實社會所持的批判態度。魯迅稱司馬遷：“恨爲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 而《史記》一書“ 固不失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是“ 發於情，肆於心而爲文” （《漢文學史綱要•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那末，太史公撰著《史記》，本身也正是“發憤而作”的重要實踐。“發憤而作”這一創作原則的認定，顯示了司馬遷的正義感和人格力量,對於我國古代文論與文學史的發展無疑也有其重要的意義。繼《史記》之後，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進一步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的著名論斷，並稱 : “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 （參見《送孟東野序》）而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道人歐陽修，亦有“ ( 詩) 殆窮者而後工”說，強調“ 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的重要和必要（參見《梅聖兪詩集序》）。淸人蒲松齡更有意把自己的《聊齋志異》稱爲深有“寄託”的一部“孤憤之書” ( 《聊齋自序》）。凡此,都不難看出與太史公前後相承、相通的源流關係。可以說，司馬遷“ 發憤而作” 論的提出、《史記》撰著的實踐，及其所持對社會陰暗面的批判態度，不僅在文學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而且作爲一種文化精神早已融入了我們民族的歷史傳統。這後一個方面,已改於値得另作探討的範圍了。

劉向校書的學術背景綜論鄧駿捷 *劉向校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持的大規模典籍整理工作，此一工作的提出並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歷史原因和具體的現實需要。中國在先秦時期已經涌現較多的文獻，其中以六經爲主的商、周典籍早在春秋末年已然有了穩定的傳本 ,並爲貴族子弟所熟習 ,尤其是經孔子及其弟子的整理和傳習 ,使經書的流傳更爲廣泛。戰國以來，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說，各諸侯國的史籍數量也十分龐大。但是經歷了秦始皇焚書和秦末的大動亂，先秦文獻遭受到毀滅性的破壞。自西漢惠帝 “除挾書律 ”之後，“«詩》、《書》往往間出 ”（《史記 • 太史公自序》）；武帝獨尊儒術後，經學的不同家派均撰作有各類傳說著作 ;昭、宣、元、成幾朝經學內部的紛爭漸漸顯現，經學的分化促使經傳、經說的不斷增加。同時 ,文帝、武帝和成帝的多次求書活動，使漢朝中秘所藏的圖籍空前繁富又急待整理。上述數端，構成了劉向校書工作的宏大學術背景，劉向適逢其時，以其特殊的身份承擔了歷史交託給他的重大使命。一、先秦時期文獻的產生與積累中國古文獻始於何時？目前尙難確知。根據有關文獻的記載，早在夏朝時已經有了一些初期的文字資料 ,如《逸周書 •文傳解》所引的《夏箴》，《左傳》、《墨子》所引的《夏書》，《禮記 •禮運》載孔子所得的《夏時》，都爲此提供了綫索。《呂氏春秋 •先識覽 •先識》稱夏桀暴亂，“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 ”，說明夏代已有 “圖法 ”之類的文獻。《史記 •夏本紀》更明確記載夏禹時作有樂曲《簫韶》、啓時作有《甘誓》、太康時作有《五子之歌》、中康時作有《胤征》等，雖不可盡信 ,也値得注意。不過上面提到的一些文獻，內容已不可考。現存今文《尙書》中的《虞書》、《夏書》是後人據古代傳聞和史料加以追記的，其中保留了一定的上古歷史資料，但不能完全視爲夏朝或夏朝以前的文獻。另一方面，根據當代考古資料，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的陶器符號和文字 ,良渚、龍山* 鄧駿捷: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會長,澳門大學中文系助理敎授。

時代的刻寫文字，都表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出現了文字®;結合二裏頭文化遺址中出土的以豬、牛、羊的肩胛制成的卜骨©，夏朝擁有多種多樣的文獻是不足爲奇的。從古籍的記載和考古發掘所得到的實物來看,殷商時期的文獻大致可以分爲三類:一是史官記載商王言行之作，《尙書 • 周書 • 多士》記周公言“惟爾知 , 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 。僞孔傳云: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 說明了殷先人有記載“ 殷革夏命” 的典籍文獻。同時，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 “史” 、“御史” 、“大史” ，還有“乍冊( 作冊）” ，王國維以爲“作冊”就是“ 內史” ，說明商代設有不少的史官, 史官的職責蓋“專以藏書、讀書、作書爲事” ®。《史記 • 殷本紀》所列的商書便有二十多篇，現存今本《尙書 • 商書》所收的《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雖屬後人整理,亦保留了一些商代古史的成分。二是刻辭甲骨, 可分爲“ 卜辭” 和“非卜辭”兩類。卜辭主要指商王利用龜甲獸骨來問疑占卜時所刻寫的文字，完整的卜辭包括“ 前辭” （占卜日期和卜者名字）、“貞辭” （卜問的內容）、“ 兆辭” （卜問的結果）、“ 占辭” （對卜問結果的判斷）、“驗辭” （卜問是否應驗）五個部分。除了商王問疑的“ 王卜辭”外,還有商貴族問疑的“非王卜辭” 。卜辭保存了商王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敎、禮制、田獵方面的珍貴史料。非卜辭是指包括干支表，記載貢納和貯取龜甲以及歷史事件的甲骨刻辭，出土數量較少,但對了解甲骨的藏儲、使用等方面有較大的價値。這些刻辭甲骨隨商朝滅亡而長埋殷墟，直至 19世紀末才爲人所識，經過 20世紀以來不斷的考古發掘、收集整理，已經出土的甲骨共約16萬片、總字數約100萬字（不相同的文字約有4 ,000多個），是目前所見商王室所藏最豐富的原始文獻。④ 三是上古以來的典籍，如《左傳 • 昭公十二年》中提到的《三①在古代有各種關於漢字產生的傳說，其中以“倉頡造字”最爲流行。《荀子 • 解蔽》云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呂氏春秋• 審分覽 ■君守》：“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 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此處的“書”，指的就是文字，東漢許愼對“倉頡造字”有更詳細的描述， (說文解字序》云 :“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选之迹，知分理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倉頡造字”之說雖出自傳說,不可盡信,但足以說明古人對於漢字產生原因的一些思考。② 《史記 _ 龜策列傳》云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漢書 • 藝文志 • 數術略》著錄有《夏龜》二十六卷,雖今已佚，但相信與夏代占卜之術有一定的關係,可知夏代已有關於占卜的文獻。③ 王國維 :《〈觀堂集林〉卷六 • 釋史》，《王國維遺書》第一冊,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第 283 頁。④ 有關甲骨刻辭的出土發掘、收集整理、分期斷代、內容考釋以及與商代文化關係等,詳參王宇信、楊昇南主編:《甲骨學一百年》，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墳》、《五典》、《八索》、《九丘》⑤，以及相傳出自遠古的《河圖》、《洛書》等。這些古籍的年代難以斷定，內容亦不可盡知，但見載於先秦文獻, 姑附於此。另外，《周禮 • 春官宗伯》云：“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預《春秋左傳集解》云 : “《連山》，伏羲 ; 《歸藏》，黃帝。” 賈公彥疏則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無論上述兩種說法孰是，都說明了《連山》、《歸藏》是商代或商代以前的文獻。⑥武王伐紂克商，建立西周王朝。周人崇尙禮樂敎化, 相傳周公制禮作樂。周代的八百多年間是中國文化高度發展的時期，出現了大批流傳後世的典籍。從典籍的產生、流傳、整理和傳授的情况來看，整個周代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包括西周、春秋前期和中期。周朝的王官典籍基本上產生和編定於此時,如《周易》古經是西周王朝所用的策書之一，產生於西周初年或以前•’ 《尙書》中的今文二十篇（上文所說的《虞書》、《夏書》、《商書》部分，除僞古文部分 ) 亦大都寫定於此時; 《詩經》是一部收集西周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詩歌的總集, 早在春秋時期陸續被選編成集之際，已於上層社會廣泛流傳、爲人熟知。此外 ,還有周天子和諸侯各自保存的政典和史書性質的典籍，周天子賜封諸侯的文吿，以及諸侯之間的盟書等。西周時已建立起早期的史官制度，《周禮》記載周朝設置有“太史” 、“ 小史” 、“ 內史” 、“外史” 、“御史”等史官，《尙書》中可也看到一些史官的活動, 如《洛誥》的“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吿周公其後，“ 王命周公後 ,作冊逸誥” ；《顧命》的“ 丁卯 , 命作冊度” ，“ 太史秉書，由賓階濟，御王冊命”等。各諸侯國亦製作和保存大量史籍，《孟子 • 離婁下》所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指的就是各諸侯國記載本國史事的紀年體史籍。西晉太康二年( 2 8 1 ) 說咸寧五年(279) 或太康元年( 280 ) ，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叙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是一部魏國的紀年體史籍。《國語》則是後人根據周朝王室和各諸侯國史料，經過整理加工匯編而成的國別史著作。漢代以來續有出土的周代靑銅器中有不少的銘文，內容大多有關祀典、策命、賞賜、征伐、記功、法律、契約等,如著名的“大盂鼎” 、“大克鼎” 、“虢季子白盤” 、“毛公鼎” 等，這些“ 國之重器” 上面的銘文記載了諸侯國的重要歷史事件, 屬於王族和貴族的紀念性文字作品。⑤ 西漢人孔安國《尙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之遺書也。”但孔安國實未見此數種書,《漢書 • 藝文志》亦未著錄。⑥ 1993年 3 月湖北江陵王家臺秦墓中出土了《歸藏》，稱爲王家臺秦簡《歸藏》，說明了《歸藏》確有其書。詳參荆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1 5號秦墓》，《文物》1995年第 1 期 ;王明欽:《試論〈歸藏〉的幾個問題》，古方等編:《一劍集》,北京 :中國婦女出版社,1996年 ,第 101至 112頁。

1965年至 1966年於山西侯馬秦村出土的5 ,000餘件玉片盟書雖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晉國卿大夫之間訂盟誓約的言詞,但足以證明諸侯盟書早在春秋時期或以前已經出現。此時期典籍傳授的特點即所謂“學在王官” ，傳習和使用典籍集中在周王室、諸侯官員和貴族子弟階層,典籍的掌握在某種意義上成爲了權力的象徵。第二個階段是春秋後期, 由於周王室的衰落，諸侯互相兼併，於是出現“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左傳 • 昭公十四年》）的情况，典籍漸散於民間，甚至偏遠地區,促使了學術文化下移，爲私家著述的出現提供了客觀條件。老子的《老子》，孫武的《孫子兵法》等就是在此種環境下產生的,開啓了戰國諸子著書爭鳴的風氣。由於民間學術的興起，出現了私家敎學的現象,從而積極推動了典籍的流傳。著名的孔子,就硏習並傳授過《周易》和《尙書》，《易傳》雖不爲孔子自作，但保留了孔子對《易經》的部分見解。孔子又推重《詩》敎，對《詩經》進行過編訂和整理;亦可能整理、編訂過《儀禮》和《樂經》, 並且根據魯國史書撰成《春秋》。⑦孔子對六經的整理、編訂、傳授推動了戰國儒家學派對它們的重視和硏習，最終導致《易》、《書》、《詩》、《禮》、《春秋》等典籍在西漢被普遍尊崇的特殊地位。同時，孔子在整理六經的過程中，廣捜博採，取舍校訂，編成定本,在古籍整理工作上所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因此，淸人段玉裁云：“ 校書何仿，仿自孔子。” （《經義雜記序》) 兪樾云校讎之法，出於孔子。” ( 《札移序》) 都充分肯定孔子在古籍整理上的開創之功。第三個階段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間的兼併日益嚴重，列國之間的競爭漸於激化,執政者對於身負治國之才的遊士十分重視，進一步加速了民間學術的發展。諸子百家學說蜂起, 遊說國君、聚衆講學和著書立說成爲了戰國時期的重要文化特徵之一，《漢書 * 藝文志 • 諸子略》將先秦諸子歸納爲“九流十家” ，儒家學派的主要著作有《子思》、《曾子》、《孟子》、《荀子》等，道家學派的主要著作有《鬻子》、《管子》、《莊子》、《列子》等，陰陽家學派的主要著作有《鄒子》等，法家學派的主要著作有《李子》、《商君》、《申子》、《韓非子》等，名家學派的主要著作有《公孫龍子》、《惠子》等，墨家學派的主要著作有《墨子》等,縱橫家學派的主要著作有《蘇子》、《張子》等，雜家學派的主要著作有《尉繚子》、《尸子》等，農家學派的主要著作有《神農》等 ,小說家學派的主要著作有《伊尹說》、《師曠》等 ;《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也了著錄不少戰國時期的著作。此外，近年簡帛佚籍的不斷出土,使我們認識到戰國時期各種子、史著作的數量遠較《漢書⑦ 關於孔子整理六經的情况 ,詳參董治安:《漫論孔子與“六經”》，見氏著《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 濟南 :齊魯書社,丨9 9 4年 ,第 2 0 2至 2 2 6頁。

• 藝文志》所記載的爲多。®先秦諸子著作有的是先師自著，有的是後學編集先師的作品，有的兼而包括先師和後學的作品。此外 , 諸子著作中還有一類是後學編集先師言行、或對先師著作加以注釋闡發的專書，前者如孔子門人輯集“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語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 （《漢書 • 藝文志 • 六藝略》）而成的《論語》。後者如七十子後學爲禮書所作的“ 記” ，爲《易經》所作的“十翼” （《易傳》），闡發《春秋》大義的《公羊傳》和《穀梁傳》,以及《墨子》中的《經說》，《韓非子》的《解老》、《喩老》等。諸子著作的成書過程和編集情况較爲複雜，一般是以單篇形式傳流，部分則被編集成書。數量豐富、形態複雜的先秦典籍是劉向領校群書的重要對象，也爲劉向校群書提供了實踐經驗和前提條件。二、秦至漢初典籍的聚散與增加先秦文獻典籍在不斷產生積累的同時遭到破壞和廢棄，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互相兼併，滅國去史之事時有發生，而影響至巨者莫過於秦始皇的焚書之舉。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4) ，淳于越與周靑臣在咸陽宮廷堂上就分封王子功臣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提出“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丞相李斯則認爲: “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 又認爲“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 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非法敎,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 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貫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 。遂提議應禁毀私學，並奏請“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 ,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史記 • 秦始皇本紀》）。李斯的建議本於“兼聽雜學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 （《韓非子 • 顯學》）的法家思想;針對戰國時私學興盛，“諸子之言紛然殽亂” （《漢書 • 藝文志》）的情况，更爲重要的是私學“相非法敎” ，“非上之所建立” ，對人主的統治權威帶® 戰國時期各種子、史著作的數量多於《漢書 • 藝文志》著錄的問題，余嘉錫《古書通例 • 卷一案著錄第一 . 諸史經籍志皆不著錄之書》曾據傳世文獻考證出《漢書 . 藝文志》未有著錄的先秦西漢之書多種(見氏著《余嘉錫說文獻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第 169至 17 2頁）。近年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證明了余氏的判斷,然而余氏所考之書絕大部分不見於目前已知的出土簡帛,此則更能說明戰國時期各種著作的數量遠較《漢書 • 藝文志》所記載的爲多。關於出土文獻的情况,詳參肼宇騫、段書安編著 :《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6年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 :三聯書店 ,2004年。

來了嚴重的威脅。因此“以吏爲師” 、“以法爲敎” 的禁毀私學之議成爲了李斯奉獻給秦始皇的重要文化一統政策，而“焚書”則是“滅學” 政策的重要手段和有效保障。秦始皇一統天下以後, 在軍事上結束戰國時期的紛亂局面,在政治上實行廢封建行郡縣，以及“ 書同文、車同軌” ，統一度量衡等，都是爲了統一國家的管治體制。據此，文化一統政策的出現符合秦始皇對秦皇朝政治制度的總體設想，問題只是何時提出和如何執行。所以焚書滅學之舉，從理論依據來說, 是儒家復古思想與法家一統思想之間尖銳矛盾的體現 ;從鉗制思想的角度來說，是以行政法令的手段來消滅異見者賴以存在的土壤;從政策制定方面來說，是秦皇朝以法家學說爲基礎所建立的專制政治的重要構成部分®。秦始皇“焚書”這種粗暴的行政命令使先秦典籍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是中國古籍流傳史上的“五厄”之首。不過從實際情况來看,秦始皇焚書的結果並非如古人所謂的“先王墳籍，掃地皆盡” （《隋書 • 牛弘傳》）。因爲就官方藏書而言，雖然諸侯國史因“獨藏周室”幾乎全部被焚（《史記 • 六國年表》），但是秦丞相、御史、博士官所藏圖書,包括秦國國史《秦記》，《詩》、《書》以及諸子百家語則並未盡在焚燬之列。特別是數量繁多的民間私藏圖書更可以說還不乏見，如孔子八世孫孔鮒聞秦焚書令，即藏書以待人求®, 這就是後來漢初“《詩》、《書》往往間出”的主要原因。所以南宋人鄭樵的“秦不絕儒學” （《通誌 • 校讎略》），元人馬端臨的“秦焚書未全毀” （《文獻通考• 經籍考》）之說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秦始皇焚書後，又有項羽的焚書。項羽在鴻門宴（前 206)之後，“ 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史記 • 項羽本紀》）。項王一炬，“唐、虞三代之法制, 古先聖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 （劉大槲《焚書辨》）。至此，秦朝藏書基本上被毀滅了。高祖五年（前 202) , 劉邦建漢稱帝之後，對內忙於建立朝儀制度，對外忙於討伐異姓諸侯王,無暇顧及典籍的收集整理。到了惠帝四年（前 191)廢除“ 挾書律” ，才直接導致先秦典籍在民間大量復出。當時典籍在民間復出的途徑主要有二: 一是漢初私學復興，儒生起秦時所藏典籍以作敎授之用，如田何之傳《周易》，伏生之傳《尙書》，高堂生之傳《禮》（見《史記 • 儒林列傳》），顏貞之傳《孝經》( 見《孝經正義》) 等。當時將先秦古文字轉寫爲漢代通行的隸書,即一⑨ 秦國及秦朝的統治者曾有意識地對東方六國文化進行整合，第一次是呂不韋主持編纂《呂氏春秋》，力圖將六國思想文化的精華冶於一爐,以此作爲未來統一帝國的理論基礎,但沒有付諸實行。秦始皇則在統一六國後,建立法家專制政治文化，拒絕吸納六國思想文化,尤其是齊、魯思想文化的精華。詳參孟祥才:《論秦文化對東方六國文化的兩次整合》 , 《煙臺大學學報》2005年第 4 期。® 《資治通鑒》卷七魏人陳余謂孔鲋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 ’子魚曰： ‘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吾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胡三省注： “孔鲋,孔子八世孫,字子魚。”見司馬光編著、胡三省注 :《資治通鑒》,北京 :中華書局,1956年 ,第 2 4 4頁。

般所謂的今文經，西漢流傳的先秦典籍以此類爲大宗。二是漢人無意中發掘出秦時所私藏之典籍，《漢書 • 藝文志》記載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是數量最大，種類最多，意義最重要的一次。⑪宣帝時，“ 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易》、《禮》、《尙書》各一篇,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 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論衡 • 正說》）。此類典籍上的皆爲先秦古文字，即一般所謂的古文經，經整理轉寫後可與今文經互補不足。在先秦典籍復出的同時，由秦朝到西漢末年亦產生了數量龐大和種類繁多的典籍。® 漢初，“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 ( 《史記 • 太史公自序》），皆屬於國家政典類的圖籍,此類文獻隨着漢朝統治的需要而不斷增加累積。雖然自武帝以後，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上承戰國餘緒，西漢諸子著作在數量上還是不少的。最多的當是儒家類，有《陸賈》、《賈誼》、《董仲舒》等 ; 法家類則有《晁錯》，縱橫家類有《蒯子》、《鄒陽》，雜家類有《淮南子》等，可見終西漢一朝並非由經學所完全壟斷。另外，由於祭祀、封禪和彰顯漢德等原因，自高祖開始便有作歌以頌的傳統，“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之郊廟。” ( 班固《兩都賦序》）加上衍生自楚辭的散體大賦得到武帝以後歷朝漢帝和地方諸侯王的獎掖，出現了賈誼、東方朔、司馬相如、枚乘、王褒等賦家以及大批賦作，大大地擴展了西漢皇室藏書的範圍。漢代典籍中最爲豐富的畢竟還是解經著作。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後，經學大昌，“傳” 、“說” 、“記” 、“故” 、“ 章句” 等各類不同體裁的解經著作蜂擁而起。⑪ 《漢書 • 藝文志 • 六藝略》謂得孔壁古文經的時間爲“武帝末”，當是“景帝末”或“武帝初” 之誤。王先謙《漢書補注》云《劉歆傳 •移讓太常博士書》亦云武帝末。《魯恭王傳》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 ,好治宮室,二十八年薨（據表在元光四年），不得至武帝末。《論衡》以爲孝景時，是也。”按 :《漢書 • 魯恭王傳》云 :“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根據《史記》記載,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三年（前丨54)徙爲魯壬;二十六年薨，即元光六年（前 129), 是年武帝即位十二年。武帝在位5 4 年，因此恭王壞孔子宅，不可能在“武帝末”。王充《論衡 • 佚文》、《案書》二篇皆言及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經事,但一言景帝時,一言武帝,正好佐證了孔壁古文經的發現應在景、武之際。因此王國維《觀堂集林 • 漢時古文諸經有轉寫本說》認爲在景、武之世，當可信從。© 除《漢書 • 藝文志》所著錄之外,西漢還有不少圖籍.有鑒於此,淸人姚振宗曾撰有《漢書藝文志拾補》一書,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北癀 :中華書局,1955年 ,第 1435至 1524頁。《漢書藝文志拾補》共著錄六藝九種八十家九十一部,附錄一種十一家十一部,綜九十一家一百二部, 附見一十三家一十五部;諸子十種七十四家八十二部,附見十一家+ 四部;詩賦二種四十家四十部,附見一家一部 ;兵書四種六家七部,附見三家十一部 ;數術六種六十二家七十四部，附見二+ 五家三十七部；方技二種一十二家一十二部,附見十一家十二部。其中少量爲先秦著作外,大部分爲西漢時期所產生的圖籍。

以篇數而論，《漢書 • 藝文志》中的解經著作往往是經書原本數量的十數倍乃至數十倍，龐大的解經著作成爲了漢朝中秘藏書的最重要組成部分。西漢解經著作的產生與發展，與漢朝的文化政策有着直接和密切的關係。西漢建國之初，以崇尙無爲而治的黃老之學成爲國家主要指導思想，在制度建設上大都是承秦制而有所增減，往往只是針對具體政務上的需要，而非有意建立主導的意識形態。以博士官的建置爲例，文帝之時有“ 博士七十餘人 , 爲待詔博士” （《唐六典》卷二一引《漢儀》) ，性質與秦制一樣是皇帝的諮詢官員，所以無論是習經書，還是諸子、傳記均可以立爲博士官，故此劉歆於《移讓太常博士書》上說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 皆諸子傳說, 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 （《漢書 • 楚元王傳》) 。從博士官的設置足見西漢初的文化政策還較爲寬鬆，並未有刻意獎掖某一派的學說。武帝以前，儒生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對經書的保存和傳播，對於經義的申說往往較爲簡要，一般爲數千言，最多也不過數萬言，如丁寬作《易說》三萬言、韓嬰作《詩內外傳》數萬言（見《漢書 • 儒林傳》），可見漢初以傳經爲主，間有申說、訓詁，亦尙簡明，和後來繁瑣的解經著作截然不同。漢初由於受到文化政策的制約和經書流傳過程中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未有出現大量的解經著作,但是這種情况在武帝時期開始有所轉變。首先是武帝於建元五年（前 136) 置五經博士，並逐步罷文、景時所立的傳記博士，博士官的任用改過往的“ 通古今” 爲 “作經師” ,又大力提高博士官的政治地位,建立了以經書爲本的儒家文化的國家主導意識形態, 並以博士官和博士弟子爲治國主體的文官制度。“ 自是之後, 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畜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史記 • 儒林列傳》）五經博士的建置意味着皇朝對經學各家各派的選擇性認同,對於經學的發展有兩個方面的巨大意義 :一是導致經學各家各派之間的競爭進入了由皇朝來確認的時期，若想得到皇朝的確認就必須迎合統治的需要，家派著作成爲了表現自己政治主張的工具,因此各家各派的解經著作開始逐漸增加。二是“通經致用”成爲了經學和政治之間的接合點，叔孫通定朝儀、申公議明堂、兒寬決疑獄、呂步舒斷淮南案、雋不疑執僞太子，夏侯勝微諫昌邑王等，都着眼於經義的實際運用，治經的目的基本上變成了爲現實政治服務。昭、宣時期基本上沿着武帝的路子走下去且又有所發展。由於君主的個人好惡和配合政治的需要，五經中各家各派在是否立於學官的問題上存在很大的爭議，其中表現最爲突出的是石渠閣會議。宣帝甘露三年（前 51 )三月，“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穀梁《春秋》博士。” （《漢書 • 宣帝紀》）宣帝此舉自有其政治

用心，但是客觀上卻開啓了通過當朝的論辯，可以取得躋身學官的途徑,於是各家各派的分化和鬥爭更趨白熱化。經學的各家各派爲了應付諸儒的論難，爭立學官之列的需要，解經著作的字數極大地膨脹起來，形式更趨繁雜，《尙書》各家經說的情况可謂典型。《尙書》小夏侯家的創始人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和歐陽高，他認爲夏侯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 ，於是“左右探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 （《漢書 •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由是在石渠閣會議上得立學官，後學因此變本加厲，他的再傳弟子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 ‘ 曰若稽古’ 三萬言。” （《漢書 • 藝文志 • 六藝略》顏師古注引桓譚《新論》）其煩瑣眞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難怪“通人惡煩，羞學章句” （《文心雕龍• 論說》秦始皇焚書和秦末的大動亂對先秦典籍的破壞，漢初先秦典籍散亂無序的復出,加上西漢前中期以來大量產生的經學著作及各類子學、文學文獻，旣爲劉向的校書工作帶來了可資取用的豐富文獻資源，同時又帶來了空前巨大的挑戰。三、漢朝的求書、藏書與校書傳統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前 26) ，劉向奉詔進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持的大規模典籍整理工作。此次校書活動是建築在總結先秦尤其是漢朝的典籍收藏和整理經驗的基礎上開展的，並深受漢朝求書、藏書和校書傳統的影響 ̂劉向校書可以說旣是漢朝前中期校書傳統延續發展的必然結果，又是在承繼歷史上進行綜合創新的偉大事業。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平民建立的皇朝，劉邦及其開國功臣多爲市井之徒，自然“無冊無典”可言。因此在爭奪天下之時，劉邦集團中的有識之士便十分注重對檔案圖書的捜求。劉邦入咸陽之時（前 206) ，“ 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 （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見《史記 • 蕭相國世家》，《漢書 • 高帝紀》、《蕭何曹參傳》所載略同）。御史藏書是秦朝重要的藏書系統之一, 司馬遷曾稱張蒼“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 。“ 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 （見《史記 • 張丞相列傳》，《漢書 • 張蒼傳》略同）。® 結合《史記》對蕭何所收秦朝圖書內容的描述，秦朝丞相御史等所藏包括記載各地山川、民情、關隘、屯糧等資料的國家檔案,法律文書以其⑬ 《唐六典》卷一三《御史臺 • 侍御史》云《周官》宗伯屬官御史。……以其在殿柱之，亦謂之柱下史。秦改爲侍御史。”雖爲唐人追述之說，亦資參考。

它典籍圖書。這批檔案圖書是漢朝藏書的主要基礎，在劉邦爭奪天下時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漢朝建立以後 , 蕭何於未央宮殿內建石渠閣，繼續予以收藏利用。® 此外，蕭何還在未央宮建有天祿閣，亦爲“ 藏典籍之所” （《三輔黃圖》卷六）。由此可見，漢朝對圖書的捜求從一開始便帶着很強的政治目的性,這顯然與漢朝政權的性質有一定的關係,同時又爲漢朝以後的求書活動開創了可資遵循的先例。 ■除了未央宮的石渠閣、天祿閣以外，漢朝還有金匱、石室、蘭臺之藏。漢高祖十二年（前 195),天下旣定，“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漢書 • 高帝本紀》）。根據《漢書 • 百官公卿表》的記載，太常（奉常）負責“掌宗廟禮儀” ，其下有屬官太史令，《史記 • 太史公自序》曾言“ 遷爲大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可見金匱、石室由太常屬官太史令負責掌管，金匱一般貯藏玉版，石室多貯秘籍圖書。此外 ,《漢書 • 百官公卿表》又云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可見蘭臺爲“殿中” 藏書之室，由御史中丞負責掌管。由於“ 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 《史記 • 太史公自序》），所以漢朝立國之初，遂命蕭何“據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漢書 • 刑法志》）；張蒼“ 爲計相時，緒正律歷” （《史記 • 張丞相列傳》）；叔孫通奉高祖詔製作《儀品》六十篇” （《論衡 • 謝短》），建立國家的法律、曆法、度量衡、朝儀等各項制度,此皆可視作爲漢初朝典籍整理工作的一部分。此外，更有“張良、韓信序次兵法, 凡百八十二家, 刪取要用，定著十五家” （《漢書 • 藝文志 • 兵書略》）之舉，此事爲漢朝校書活動最早的明確記錄。張良受黃石老人《太公兵法》, “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 （《史記 • 留侯世家》）。韓信亦習兵法，曾有“《兵法》不曰‘ 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 乎” 之論（《漢書 • 韓彭英盧吳傳》）。張良、韓信熟知兵法 ,又是漢朝的開國功臣，韓信戰績尤為彪炳，二人此次整理兵書，進行了比較異同，刪定編次的工作，並形成了十五家匯編本。雖然其後因“ 諸呂用事而盜用之” ，但實爲漢朝整理典籍之濫觴，値得重視。此十五家兵書的內容如何，今已無從稽考,《漢書 • 藝文志 • 兵書略》著錄有“《韓信》三篇” ，學者多以爲即十五家之一，當有一定的道理。然《史記 • 太史公自序》、《漢書 . 高帝紀》作“ 韓信申軍法” ，“軍法” 、“兵法”雖一字之差，其中卻有所分別，“軍法” 是指軍中的一切制度和規定，而兵法是專指講謀略的書根據《史記 • 呂太后本紀》的記⑭ 《三輔黃圖》卷六云石渠閣 ,蕭何造。其下瓏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u 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秘書之所。’ ” 見何淸谷:《三輔黃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第 3 3 9頁。© 參見李零:《兵以詐立— 我讀〈孫子>》,北京 :中華書局,2006年 ,第 4 頁。

載，“高后病甚，乃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 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 呂祿、呂王產爲了便於管理北軍、南軍，當然需要有關軍營中的制度和規定一類的“軍法” ，因此十五家兵書中亦當有“軍法”類的典籍。韓信序次兵法,無論從整理的對象，還是後來被盜用的實際情况來看，都說明了此次校書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應付軍事征伐的需要, 同樣屬於漢初國家制度建設的重要一環。而且“ 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 又都與法律文獻的整理有一定關係，明人邱浚謂“ （蕭何）各以類而相從焉，着之篇章，分其事類，欲後詮次” ®。余嘉錫先生亦曾指出: “ 劉向所作叙錄,皆言定著爲若干篇，而《志》叙張良、韓信之序次兵法’ 亦言定著，是亦當有校讎奏上之事，與劉向同。” （《目錄學發微卷三 • 目錄學源流考上周至三國》）可見當時已經運用了集合衆篇爲一書，以“ 事類”爲分類依據確定一書篇次，以及“條其篇目”等文獻整理條例，成爲劉向校讎學思想的先導。®漢初，在着重國家制度建設的同時，又極力推行文化建設，漢高祖在給太子的敕書中曾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於是惠帝遂“ 除挾書律” ，又 “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漢書 • 藝文志》），希望借求書、獻書的政策，來爲漢朝文化事業的建設提供足以借鑒的典籍文獻。文帝之時，掀起了漢朝求書活動的第一次高潮, 此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 (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漢朝四出徵求圖書，遂“得《世本》，叙黃帝已來祖世所出” （《隋書 • 經籍志》）等一批先秦圖書典籍。對於有利於統治的典籍漢朝更會專門派員傳習，文帝遣晁錯往濟南受伏生《尙書》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史記 • 袁盎晁錯列傳》云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尙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征, 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 ©晁錯之受伏生《尙書》是文帝朝文化事業中一個頗具象徵性的舉措。文帝時廣設博士官,趙岐《孟子題辭》曰：“ 漢興 , 除秦虐禁, 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 沈家本:《歷代刑法考（二）》,鄧經元、駢宇騫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第 8 4 3頁。© 詳參傅榮賢 :《西漢法律文獻的整理及其校讎學價値》，《圖書情報工作》2007年第 5 期。® 董治安主編 :《兩漢全書》第一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 ,第 1 8至 1 9頁。⑲ 《漢書 • 爰盎鼂錯傳》所載略同。《經典釋文 • 叙錄》曰漢興 ,欲立《尙書》，無能通者。聞濟南伏生傳之,文帝欲征,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伏生失其本經, 口誦二十九篇傳授u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衛宏《古文尙書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敎錯,齊人語多與顆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事又見《史記 • 儒林列傳》、《漢書 • 儒林傳》。又 ,《論衡 • 正說》云孝景皇帝時 ,始存《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尙書》二十餘篇。”其中“景帝”當爲“文帝”之誤。

《爾雅》皆置博士。”邢昜疏云 :“至孝文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出於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太平御覽》卷二三六引衛宏《漢舊儀》云 “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 ”，於史可考者有賈誼、申培、鼂錯、公孫臣、韓嬰等人 ,其後景帝又續有所立。此外，魯人公孫臣與丞相張蒼爭論漢德 ,後成紀有黃龍之瑞 ,文帝遂改漢土德，易律歷服色 ;文帝又 “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 ”（《史記 •封禪書》）等事。這一系列的文化建設都需要衆多圖書典籍作爲參考依據，求書活動便成爲需要迫切進行的工作，晁錯之受《尙書》正好強調漢朝對先王典籍的重視。文帝時的求書活動着眼於文化建設的需要 ,雖與蕭何收秦圖籍的軍事需要有別，但其政治目的性同樣是顯然易見的。到了武帝之時，出現了漢朝求書活動的第二次高潮。武帝於建元五年（前 136)置五經博士 ,並罷諸子傳記博士，是西漢一朝政治文化的重要轉折點，此後經學大昌，傳經之士、解經之作蜂擁而起，中國學術史開始進入了經學時代。就在置五經博士後的 12年即元朔五年（前 124)六月，丞相公孫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武帝下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 ,舉遺舉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鄕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爲了更好地建設考科博士弟子的常規制度，武帝又令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文選 •任彥昇〈爲範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七略》云：“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 ,書積如山。”《漢書 •藝文志》亦云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 , 皆充秘府。”《漢書 •藝文志》乃刪《七略》之要而成的，兩處合觀，可得此事之全貌。自此 ,無論是今文經還是古文經 ,以及各類傳說、諸子、史書大都藏於漢室，故此司馬遷嘆道 “百年之間，天下遺聞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史記 •太史公自序》），可以想見當時漢朝所藏圖籍之豐富。關於武帝 “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之事，劉歆《七略》云：“外則有太常、@ 此詔見《漢書 •武帝紀》，《史記 •儒林列傳》、《漢書 • 儒林傳》所載略同。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雖多出 “書缺簡脫”四字,亦指此事.當無可疑。

太史、博士之藏, 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又建有麒麟閣，“以藏秘書” @。《隋書 • 經籍志》的記載更爲詳細，云：“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武帝廣建藏書之所，促使漢朝的藏書基本上形成了“ 內” 、“外” 兩個系統。“ 內”或稱“ 中” ，又稱“ 中秘” 、“殿中” 、“ 禁中” ，指的是漢朝的內府藏書,石渠閣、天祿閣、麒麟閣、蘭臺，以及延閣、廣內、秘室所藏即屬於“ 內書” 、 “秘書” ，又有中書令“總掌禁中書記” ( 《初學記》卷一一《職官部上》) 。“外” 是相對於“ 內” （“ 中” ）而言的，指的是外朝藏書，包括太常、太史所掌管的金匱、石室，以及博士官的藏書等。“ 內” 、“外”藏書系統的形成與區分，對日後劉向“ 領校中五經秘書”的工作起着重要影響和啓發意義。由於中央政府的大力鼓吹，各地方諸侯也大肆捜羅圖籍上獻朝廷，其中以河間獻王劉德最爲著名。根據《漢書 • 景十三王傳》記載，劉德“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裏，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劉德所得的主要爲"《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景帝之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 （陸德明《經典釋文 • 叙錄》）；武帝之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 。此外，又有孔安國進獻《古文尙書》（《漢書 • 藝文志 • 六藝略》），民間獻壁中所得《泰誓》等气《論衡 • 佚文》曾記載“武帝遣吏發取” 魯恭王於孔壁所得的古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武帝求書和諸侯獻書之間的互動關係。余嘉錫曾指出“ 旣置寫書之官, 亦當有校讎之事” （《目錄學發微卷三• 目錄學源流考上周至三國》），“ 寫書之官” 的具體工作情况，於史無載，並不十分淸楚。武帝在求書藏書之餘，也確實進行過一些校書活動。根據《漢書 • 藝文㉑《七略》此則佚文見於《漢書 • 藝文志》如淳注。由於延閣、廣內、秘室不見於《三輔黃圖》、《長安志》等地理類史籍,因此有學者認爲劉歆所言可能只是藏書地（圓書館）的命名.而不是藏書所在的宮室 (詳見徐興無:《劉向評傳（附劉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第 193至 19 4頁）。此說有一定的啓發意義，値得注意。然觀“延閣、廣內、秘室”與“太常、太史、博士”對文而舉,則“延閣、廣內、秘室” 可能與“太常、太史、博士”同樣爲官職之稱。〖99 5年,徐州博物館對徐州市東郊東甸子西漢一號墓進行發掘淸理時,在該墓北翕西部發現一枚封泥,上印有陽文隸書“秘府” 二字,說明墓主將生前所得的“秘府” 之書陪葬（詳見劉尊志、梁勇:《徐州出土“祕府”封泥的封緘方法淺析》，《華夏考古》2003年第 3 期）。因此 ,“秘府”很可能是內廷藏書管理機構的名稱,“延閣、廣內”似亦可作如此理解。@ 關於麒麟閣的興建時間,《三輔黃圖》卷六所引《漢宮殿疏》、《廟記》以麒麟閣爲蕭何造。但《漢書 • 李廣蘇建傳》張晏注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 ,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爲名。”當以張晏所言爲是,詳見何淸谷 :《三輔黃圖校釋》，第 3 4 2頁。© 《文選 • 劉子駿〈移書讓大常博士>》李善注引《七略》云孝武皇帝末 ,有人得《泰誓》於壁中者 ,獻之。與博士,使贊說之,因傳以敎,今《泰誓》篇是也。”

志 • 兵書略》的記載，“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 楊僕者，弘農宜陽人。以千夫爲吏，遷爲御史，累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征南越, 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後又征東越。征朝鮮時, 與左將軍荀彘坐爭功，爲彘所縛，因坐失亡多免爲庶民，病死。《史記 • 酷吏列傳》、《漢書 • 酷吏傳》有傳，征南越事見《史記 • 南越列傳第》，征東越事見《史記 • 東越列傳》，征朝鮮事見《史記 • 朝鮮列傳》、《漢書 •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楊僕大約於元朔末，即置寫書之官同時，受命搜集散逸的兵書著作，紀錄進奏《兵錄》。《兵錄》是兵書匯編本，還是兵書目錄著作, 因原書失傳,難以論定,但爲匯編本的可能性較大。武帝時急於對匈奴用兵，又征西南夷、閩越、朝鮮等，戰事連續不斷,《兵錄》之奏顯然是爲了配合當時的軍事活動而進行的。不過楊僕爲人粗疏，《兵錄》被認爲“ 猶未能備” ，可見水平並不理想。此外，《漢書 • 藝文志 • 數術略》云：“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 其書旣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愼,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 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 漢有唐都，庶得廳桷。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文中提到的唐都，亦武帝時人，善曆數,司馬遷曾從其學天官。太初元年 ( 前丨04) ，武帝建元造曆, 召唐都、落下閎、司馬遷等更造曆法, 名曰《太初曆》 , 以正月爲歲首。® 所謂“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正說明劉向校書時對數術之書的分類乃根據“舊書” 而成，唐都精通天文曆法，又粗通數術大略，“ 舊書” 的整理者是否即唐都，雖未能斷言，但武帝勤於求仙，昧於鬼神，晚年尤甚，遂至巫蠱之禍,曾命人整理數術之書亦在情理之內。武帝以後，求書、獻書、校書之事續有所見。昭帝時，魯國三老獻《古文孝經》( 許冲《獻父〈說文解字〉上皇帝書》) 。宣帝時，後倉“ 說《禮》數萬言，號曰《後氏曲臺記》” （《漢書 • 儒林傳》）。服虔注云在曲臺校書著記 , 因以爲名。” 《漢書 • 藝文志》著錄有《曲臺後倉》九篇，如淳注云：“行射禮於曲臺,後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可知宣帝時曾建曲臺，行射禮於上，並命後倉校書著記。此外, 宣帝時命博士校河內老屋所發之古文經，“《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 （《論衡 • 正說》）。《太平御覽》卷二二一引《七略》所記的“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 ,使黃門郞張子喬正其字” 等，皆屬宣帝朝校書之事。西漢立國以後，基於軍事、政治、國家制度和文化建設等的需要，捜求圖書、® 《史記 • 曆書》云至今上即位 ,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 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

整理典籍的工作便斷斷續續地進行，並開始按照典籍的不同門類來整理官方藏書。誠如余嘉錫所言“校書之事，在西漢幾乎累朝舉行, 以爲常典，雖其所校或僅談兵, 或只議禮，偏而不全，然大輅椎輪，不可誣也” （《目錄學發微》卷三）。由於西漢初中期的典籍整理工作主要是爲應付現實政治的需要，甚至是君主個人的好惡，所以往往是針對具體需要來決定整理的對象；因此只是對單一類別的典籍進行整理,而且以臨時性質居多，效果並不十分好。政治實用性而非文化學術性，單一類別而非全部門類，臨時性而非長久性，可以說是此一時期典籍整理工作的特點。然而這些個別、零碎、斷續的工作，卻包括了圖書的徵集、典藏的分類，篇章的增補，文字的校訂，藏書的繕寫，新本的編定等，綜合構成了典籍整理過程的基本環節，爲劉向日後的校書工作提供了許許多多寶貴的實踐經驗。

李東陽詩歌集研究— 理論參照下的多元創作馬雲駸 *引言李東陽作爲明代權力一文章一體化的最後一位代表人物，對明詩復興起了激發與倡導的積極作用，堪稱有起衰之功。他以臺閣身份潤澤、充實了 “ 臺閣體” ，論詩有批判，有繼承，包涵寬泛，具有溫和主義的色彩。不過,在與異軍突起的復古派的競爭中，李氏詩學的影響遭到嚴重削弱，蹶而不振。迄今爲止，對李氏詩文集的核心表述— «麓堂詩話》作基礎性的文本硏究的，可見筆者的另一篇硏究著作《李東陽 < 麓堂詩話 > 考論》( 《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一期）。而周寅賓、錢振民兩先生整理了《李東陽集》、《續集》( 岳麓書社’ 1983-1985年、1997年），是爲讀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錢氏還進一步撰寫了《李東陽著作考》（《中國文學硏究》1995年 , 後收入《李東陽年譜》）、《〈懷麓堂稿〉探索》（《復旦學報》1996年第一期) 等文 ,並重纂了《李東陽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但上述成果直接涉及《麓堂詩話》者甚少。針對以上情況，本文關注李氏詩作與詩論之間的關係，諸如理論與創作具有怎樣的互動性？創作在何種程度上實現了理論的要求？兩者間的差距是如何造成的？本文論列了李東陽詩集裏的古、近體詩,肯定了前人以其詩格在 “唐、宋之間” 的論點。而李氏幾次外出途中的詩作（《南行稿》、《北上錄》與《東祀錄》) 實較家居爲富生氣，有必要進行專門的硏究。一、古體詩在李東陽的全部二千七百餘首詩中，古體詩共五百首左右，約佔 18%強。有趣的是，李氏論詩推崇杜甫、韓愈和蘇軾的崢嶸、闊大 , 寫詩則往往流爲雍容、* 馬雲駸: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

平易，被認爲接近他所贬抑的白居易。事實上，不少詩歌作家兼評論家都存在這種悖反的情況。一般來說，李東陽的五古詩得在老練明快，七古詩得在從容有致，而其失皆在平淺萎弱。佳篇如《詩前稿》卷三《壽豈堂歌》雖係應酬之作，亦自可誦;卷六《方石惠貓忽被踏以死,悼而賦之》，刻畫在虚實之間 ; 卷九《四禽圖》之二詠 “沙上鳧鶩” ，流麗有情 ;再如同卷的《學士柏》 :我行樹陰日千匝，雨葉風枝自蕭颯。惟有諸生識我情，旁人不解空嘲狎。我見先生種樹年，我身尚短樹及肩。枝蟠江山地可縮，手干造化天無權。瓊台翠閣何森爽，院柳庭花敢爭長。芘蔭長留六月陰，盤回直與孤雲上。材堪五鳳難爲用，根到九泉終不枉。零落青袍幾故人，琮净玉珮空遺響。當時院長文安公，柯亭劉井相西東 ,3 百年遺愛豈獨此，此樹欲比人中龍。樹猶如此我何似，已愧斑白非兒童3 名收榱桷有先後，壽比金石無終窮。下堂再拜想顏色，仰面正拂長髯風。情深意摯，聲韻流動。沈德潛《明詩別裁》選入《靈壽杖歌》，以爲“ 縱橫跌宕，能盤硬語” ，是“極規模少陵”的一篇^ 見《詩後稿》卷一。李氏晚年的《寄題黃鶴樓，柬秦國聲都憲》及去世前不久的《謝安圍棋圖》,@都仿佛壯齡格調，殊無暮氣。潘德輿說西涯七古大氣流行 , 亦欠簡勁，然音節無不可愛。” ®至於《詩前稿》卷九《鄧程番遺愛圖》之類的詩作,則太過淺白寡味，可稱敗筆。《滄浪詩話• 詩評》曾謂：“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鬥工, 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⑤《麓堂詩話》則爲之下一轉語，稱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和韻尤難, 類失牽強，強之不如勿和。善用韻者,雖和猶其自作，不善用者，雖所自作猶和也。” （頁 9 ) 大抵李東陽本人酷愛次韻，誠所謂“和章累押,無患才多” 。® 像《詩前稿》卷四《與李① 案此卷名爲《長短句》，其實可作古詩看,下文《靈壽杖歌》亦然。② 卷三 ,頁 7 6 -77.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③ 依次見《李東陽續集 • 詩續稿》卷六、卷八。④ 《養一齋詩話》卷六,《淸詩話續編》，頁 2089。⑤ 《滄浪詩話校釋》，頁 193— 194。依次見《李東陽續集 • 詩續稿》卷六、卷八。《養一齋詩話》卷六 ,《淸詩話續編》，頁 2089 3 《滄浪詩話校釋》，頁 193— 194。王世貞《藝苑危言》卷五,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 1023。案《李東陽集》（第一捲）未有《哭子錄》，《小引》稱吾子兆先之喪 ,吾旣忍痛爲銘志,欲爲詩哭之,無暇於所謂聲律者。體齋先生以詩來吊,借韻答之。後諸大夫士交吾子間者,繼作不輟一每有所觸，輒借其韻以泄予思，多至數十首。嗚呼！至哀無文,古人所戒。悲歌當哭,蓋亦有不得已焉!” 可參《麓堂詩話》長歌之哀,過於痛哭,歌發於樂者也,而反過於哭,是詩之作也,七情具焉,豈獨樂之發哉？惟哀而甚於哭,則失其正矣。善用其情者無他,亦不失其正而已矣。”頁 14。其詩古、近體間雜,均係次韻 ,惟情況特殊,可不必較其工拙。⑥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五,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 1023。

中舍應正同飮時陽邸，歸疊前韻》，案前詩爲《和沈地官時暘遊城西朝天宫韻》，共五十一韻，固然難免遷就，不過，如卷八《墜馬後柬蕭文明給事長句，並呈同游諸君子》、《文敬墜馬, 用予韻見遺，再和一首》、《文敬攜疊韻詩見過，且督再和，去後急就一首》、《得文敬雙塔寺和章，招之不至，四疊韻奉答》、《若虚詩來,欲平馬訟，五疊韻答若虛, 並柬文敬、佩之》，詩凡五換韻,韻腳計三十一字，四和似猶有餘力。《詩續稿》卷四《倪元鎭山水圖爲胡中書頤題,次元鎭畫中韻》，則和韻而得自在：移尊向别圃，展卷開清秋。上有千仞峰，下有一葉舟。蕭蕭虚籟響，脈脈寒溪流。時則當改序，吾方赋歸休。鵷鴻謝高侣，鸚鵡思芳洲。種松少三徑，栽橘無千頭。卜居擬南國，仰止懷前修。松泖昔遁跡，蘭陵多勝游。往事勿復道，遣蹤猶可求。畫圖與詩卷，天地長爲留。辭榮獲高價，所直亦已優3 生也諒云晚，感之念綢繆。恨無雲霄翼，暫此林亭幽。眼中人老矣，空憶仲宣樓。同上《崆峒圖壽邃庵先生,仍用耆英會韻》, 案指卷二《邃庵先生六十初度云云》一詩，共七轉韻，韻腳計三十八字。長篇疊韻，信推作手。在《詩話》裏 ,李東陽對古體詩的某些聲律特色提出了自己的心得，如詩有純用平側字而自相諧協者。如 ‘ 輕裾隨風還 ’ ，五字皆平。‘ 桃花梨花參差開 ’ ，七字皆平。‘ 月出斷岸口’ 一章，五字皆側。惟杜子美好用側字, 如 ‘ 有客有客字子美’ 七字皆側，‘ 中夜起坐萬感集’ 六字側者尤多。‘ 壁色立積鐵’ 、‘ 業白出石壁’ ，至五字皆入而不覺其滯。此等雖難學，亦不可不知也。” （頁 13— 14) 這種情況李氏詩作中亦偶見，但以《詩續稿》卷四《守歲五平、五側二首》爲極端：光陰長相催，殘冬終今宵。明星窺疏槿，冷風來清寥。深杯停屠蘇,新盤陳芳椒。庭花惟空枝，岩松餘孤標。途逢華颠翁，當年皆垂髫。荊衡連沅湘，山川何迢遙。京塵缁人衣，鄉心隨征軺。懷哉江湖憂，沉思方無聊，飄飄神仙徒，凌虚誰爲招？世俗重守歲，歲去實可惜。往哲有警語，此日不再得。落葉響重籟，燭影照四壁。雨後雪苦少，臘月始一白。竊祿竟莫補，偶此重負釋。所恨見道晚，少壯失努力。衛武亦睿聖，九十尚戒抑。往者勿復諫，自此必夕惕。短句略自遣，慰我百慮積。蓋出句、落句同其平仄，較《詩話》所言更進一步。又如:“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 如《玉華宫》《哀江頭》諸作,概亦可見。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趫健，以別出一格。回視純用平字者，便覺萎弱無生氣。自後則韓退之、蘇子瞻有之，故亦健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

不之覺也。偶一啓鏡，爲知音者道之。若用此太多，過於生硬，則又矯枉之失, 不可不戒也。” （頁 16) 李氏矜此爲獨得之秘，徵諸所作’ 甚至可以說不如此者反少。茲舉《詩前稿》卷四《贈彭民望三首》之三爲例：我家水西涯，性本愛幽僻。與君數攜手，興至忘所適。溪行緣縈纡，野酌散愁寂。倦來倚樹坐，舉目見山色。山色忽已改，離别復幾載？移居在城南，咫尺隔江海。夜來春風至，芳意思共採。道逢舊郯人，茅屋復何在？“上句末字” 間錯平仄, 確實聲韻不俗, 全詩意境也很淸遠 ; 其中“興至忘所適” 正是前面提到的“五字皆側” 。李東陽的古體詩大都濡染宋調, 有時簡直就是宋體的拙劣者;從內容方面來看，李詩應酬較多，時或流於遊戲，如《詩前稿》卷六《徐亞卿原一六十二得雙生，戲柬一首》（每句疊首二字），但仍不乏流露心聲、乃至感時撫事之作。如《詩前稿》卷七《平陰武湣王挽詩》詠土木之變，“ 平生鐵石舊肝膽,化作烏鳶口中血” ，未嘗不激壯。又如卷九《觀蘭有感作》，自注時林主事俊、張經歷黻相繼謫官。”詩曰：春風吹香出芳林，叢蘭開傍西岩陰。幾回欲採意不適，路轉溪回山更深。虚堂披圖對幽襟，忽如攬衣度崎嶔3 杏壇尼父去已遠，湘江屈原空獨沉，我方揮弦坐微吟。微吟未成日將晚，冰霜欲來侵九畹，蘭兮蘭兮竟誰管？據《明史》卷一九四《林俊傳》：“成化十四年（1478)進士，除刑部主事，……上疏請斬妖僧繼曉，並罪中貴梁芳。帝大怒，下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太監懷恩力救，俊得謫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 ( 頁 5136)李詩婉轉低回, 大概算得上“言志厲俗”而又不俘於“溫柔敦厚”的詩敎吧。可惜似此者究少。二、近體詩李東陽曾在《麓堂詩話》裏寫道：“《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 , 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爲哉?” ( 頁 22) 似乎從七律弓I申出對律詩的不屑，然而他本人的創作卻以律詩、七律爲最多,又構成了一個悼反關係。其實，李氏《詩話》有不少探討律詩寫作技巧的內容，如：律詩對偶最難。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於法而爲之，則撐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間習之餘,或溢而

爲波 , 或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强致也。若並而廢之，亦奚以律爲哉？唐律多於聨上著工夫，如雍陶《白鷺》、鄭榖《鷓鴣》詩二聯，皆學究之高者。至於起結，即不成語矣，如杜子美《白鹰》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豈易得哉？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五第、七句尤宜著力。如許渾詩前聯是景，後聯又説，殊乏意致耳。元詩：“ 山中烏喙方嘗膽，臺上蛾眉正捧心。” “ 空懷狗監知司馬，且喜龍門識李膺。” “ 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挽龍髯直上天。” 皆得李義山遺意。至“戲爾築壇登大將，危乎操印立真王” ，“ 自是假王先賈禍，非關真主不憐才” ，直世俗所謂簡板對耳，不足以言詩也。⑦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提供了這樣一例：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H 諸人餞之，即席赋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俊）才最敏 , 詩先成，中有一聯云：“ 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 衆人傳翫，以爲絶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級。衆以請於西涯曰：“ 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絶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 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説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 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 五色宫袍當舞衣。” 衆始歎服。®雖事屬應酬，但李氏在律詩對仗方面的敏銳與老到仍給人以很深的印象。另一方面，《麓堂詩話》記載了李東陽的若干近體詩，想必是他的滿意之作，如 :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中舉例略）予少時嘗曰：“ 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 又曰：“欲往愁無路，山高谿水深。”雖極力摹擬 , 恨不能萬一耳。®⑦ 依次見頁 6 、7 、8 、13、28。⑧ 卷二十六《詩三》，頁 234。另參《詩話》：“兆先嘗見予《祀陵》詩 ‘野行愁夜虎，林臥起秋蠅 ’ 之句，問曰：‘是爲秋蠅所苦、不能臥而起耶？ ’予曰 .•‘然。’曰：‘然則“愁”字恐對不過。’予曰：‘初亦不計， “妨”字外亦無可易者。’曰：‘似亦未稱，請用“迴”字如何？蓋謂爲夜虎所遏而迴也。’予曰：‘然。’ 遂用之。” 頁 18— 19。案詩見《詩前稿》卷十《中元謁陵，答體齋學士贈行韻二首》之二。又予嘗有詩曰 ‘ 鸚鵡籠深空望眼’，或欲易爲‘空昨夢’。又曰‘翠籠鸚鵡空愁思’，或欲易爲4空毛羽’。予不能辯，姑以俟諸他日，更與商之。” 頁 27。案“鸚鵡籠深空望眼” 見《詩前稿》卷十五，題爲《世賞席上次韻夏提學》，次句作“鳳凰巢近有棲翎”，蓋旣是“次韻”，則“翎”字不可易，故實近拼湊，且上句如改“空昨夢” ，則對仗不謹，改“空毛羽”則不但不謹，更病重複了。⑨ 頁 1。案詩依次見《詩前稿》卷十《題許廷冕職方畫》、《中元謁陵遇雨二十首》之十三。參薛雪《一瓢詩話 • 一六七》李西涯說詩極正，謂律可涉古,古不可涉律。是也。自敍律中涉古句云：‘ 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固佳。而‘欲往愁無路，山高谿水深’，則拙矣。” 頁 139，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柳子厚“ 回看天際下中流，嚴上無心雲相逐” ，坡翁欲削此二句，論詩者類不免搂人看場之病。予謂若止用前四句，則與晚唐何異？然未敢以語人。兒子兆先，一日過庭，辄自及此，予頗訝之。又一日忽曰：“ 劉長卿‘ 白馬翩翩春草細，邵陵西去獵平原’ ，非但人不能道，抑恐不能識。” 因誦予《桔槔亭》曰：“ 間行看流水，隨意滿平田。” 《響閘》曰：“ 津吏河上來，坐看青草短。”《海子》曰：“ 高樓沙口望，正見打魚船。” 《夜坐》曰：“ 寒燈照影獨自坐，童子無語對人間。” 以爲三四年前，尚疑此語不可解，今灑然矣。予乃顧而笑曰：“ 有是哉！” ⑩予嘗爲《屋山》詩，内一聨，渠（案謂謝鐸）意不滿，予以爲更無可易。渠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 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 渠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 ⑪詩用倒字倒句法，乃覺勁健。… … 予嘗效之曰：“ 風江卷地山蹴空，誰復壯游如兩翁。” 論者曰：“ 非但得倒字，且得倒句。” 予不敢應也。論者乃舉予《西涯》詩曰：“ 不知城外春多少，芳草晴煙已滿城。”以爲：“此倒句非耶？” 予於是得印可之益不爲少矣。®吳文定善蘇書，予嘗作簡戲效其體。文定作“ 斑” 字、“般 ” 字（音班）韻詩戲予，予和答之，往復各五首。予“ 斑” 字有曰：“ 心同好古生差晚，力欲追君鬢恐斑。” “搨遍吳箋猶送錦，搦殘湘管半無斑。” “ 換羊價重街頭帖，畫虎心勞紙上斑。” “ 雲間天馬誰爭步，水底山雞自照斑。”“般” 字曰：“聯以師模歸有若，敢將交行比顏般。” “ 鄭師乍許三降楚，墨守終能九卻般。” “ 文心捧處慚施女，筆陣圍時困楚般。” 文定詩大有佳句，今失其稿，求之未得也。⑩以上摘句大體反映了李詩的多方面特點，從最末一條還可見其耽於次韻的情況。就次韻而言，律詩確較古詩爲有吸弓I力 ,故李氏樂此不疲,像《詩續稿》卷二有《冬夜，克溫少宗伯、敬之少宰同會，論文劇飮。二君限韻索詩，醉中走筆一首》，後連十次 ; 《詩後稿》卷八《借得紅梅一株，盆花盛開，偶與邃庵太宰輩觀之，漫賦一首》,其後自《詩續稿》卷一《石齋閣老贈梅二本，春半無花，用舊韻遣⑩ 頁 2 。案詩依次見《詩前稿》卷十九《西涯雜詠十二首》及卷十一C答奚元啓四首次韻》之三。⑪ 頁 1 9 - 2 0。案詩見《詩前稿》卷十五《崖山大忠祠詩四首》之四。⑫ 頁 24。案詩見《詩後稿》卷五《重經西涯》。® 頁 24。案詩見《詩前稿》卷十四。兪弁《逸老堂詩話》卷上刺李氏云與吳文定公和‘般 ’、‘斑 ’ 韻 ,西涯公詩警聯俱載於內,文定和章不錄一句。文定未第時.有贈西涯詩,全篇俱載。（案見《詩話》頁 23)古人詩話未必如此。”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 1313。兪氏《山樵暇語》卷四所論略同, 《明詩話全編》，頁 2466 - 2467。

興一首》，歷時數年，凡詠梅花，皆以之爲韻, 共二十四次; 《詩續稿》卷二《中秋夜崔甥與兩郞同奉東園之會，漫興一首》，後凡二十五次，多爲賞月之作。他例尙多。《詩話》又載：彭民望始見予詩，雖時有賞歎，似未犁然當其意。及失志歸湘，得予所寄詩曰：“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黯然不樂。至“ 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閲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 ，乃潸然淚下，爲之悲歌數十遍不休，謂其子曰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論文耳。” 蓋自是不閲歲而卒，傷哉！（頁20)案詩見《詩前稿》卷十二，題作《寄彭民望》，實爲李東陽的少數傑構之一。吳喬《圍爐詩話》卷六錄之，且稱“ 此詩細密,獻吉( 李夢陽) 必不能辦。” ®可參看同卷《施醫官挽詩》：“三十年前爛熳游，酒筵詩社憶風流。高名殷地來江左，舊業逢人說汴州。已見王郞爲別駕，空傳謝眺有芳洲。惠山亭上留題在，露濕寒煙蔓草秋。”與寄彭一篇同調，大抵居高臨卑，惻隱心動，故獨情深。另如卷十一《送開州陳同知》，卷十二《贈傅神高訓導》、《送樊時登延平訓導》、《送桑民懌訓導泰和》、《送宋民止綿州學政》，卷十四《送徐生下第歸》、《送許埕之南雍》，卷十七《送陸貢士签還常州》等，諸人均係落拓不振者。當然，贈送旣多，亦難免成窠臼。類似的作品還有《詩前稿》卷十一《和寄莊孔易 [ 昜 ] 》，莊氏因諫被謫，卷十二《與顧天錫夜話，和留別韻》，自注“時天錫謫永州府同知” ，《詩續稿》卷六《南村草堂爲華亭劉鳳章作》，實爲憑弔明初陶宗儀（號南村），都較一般應酬深沉有味。李東陽律詩的“宋調”是無可諱言的。他不僅有《詩前稿》卷十八的《雪夜，追次坡翁韻四首》，而且如《詩前稿》卷十一《送開州陳同知》的“ 春興不隨公事了 ” 、卷十二《己亥( 成化十五年，1479) 中元陪祀山陵,道中奉和楊學士先生韻十首》之七的“馬頭殘夢不成酣”及《詩續稿》卷八《白峰書屋爲孫參政禎作》的“ 山氣入秋排闥送” ，分別用黃庭堅、蘇軾、王安石詩語，顯而易見。另參兪弁《山樵暇語》卷一詩人善用意而不蹈襲句語者,惟西涯李公見之。如東坡詩云：‘ 最後數篇君莫厭,搗殘樹桂有餘辛。’ 西涯《壽潘南屛》則曰：‘ 節似松筠寒未改,味如薑桂老還辛。’ 東坡有‘ 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 ，西涯則曰：‘ 萬事有孫何但足 ,一身無病即爲仙。’ … …東坡‘ 一笑那知是酒紅’ ，西涯則曰：‘ 莫道歡顏是酒紅。’ … …梅聖兪云：‘ 且獨與婦飮，頗勝俗客對。’ 西涯則曰：‘ 歸來漫作燈前話，卻喜妻兒是賞音。’ 此西涯善於用意，而不失爲好語也。” ( «明詩話全編》，頁® 郭紹虞《淸詩話續編》，頁 674。

2443 -2 4 4 4 )案依次見《詩續稿》卷一《壽潘南屛先生二首》之二、卷五《壽南屛先生七+ 四首》之二、《詩後稿》卷九《中秋獨坐》、卷五《卜居一首柬南屛》。《詩前稿》卷十七《礪庵爲毛給事作》，更是宋體近腐。另有卷十一《郊行，戲效東坡吃語》一篇，遊戲筆墨，其實無趣。©除律詩外，李東陽的七絕也不乏佳作。《詩話》有謂 : “陳媿齋師召（音）在南京 ,嘗有夢中詩寄予，予戲答之曰：‘ 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粱。憑君莫向癡人說，說向癡人夢轉長。’ 以夢爲戲，亦所謂不爲虐者也。” （頁 24) 案此詩不見李氏詩集,而據王嗣奭《管天筆記外編》，它在明代即被抄入“ 邯鄲縣北黃粱店”的“ 呂翁祠” 。（《明詩話全編》，頁 6648 ) 李氏曾盛讚王安石“詠史絕句,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 （《麓堂詩話》頁 26 )《詩前稿》卷十九的《讀漢史》、《虞美人》、«嚴子陵》、《太公》、《張子房》、《王子猷》、《李太白》、《范忠宣》、《周濂溪》、《蘇子瞻》以及其他題詠人像、古跡的作品，都屬此類“ 詠史絕句”。而同卷的《偶成四絕》則是比較少見的絕句體民詩。三、《南行稿》、《北上錄》與《東祀錄》李東陽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是在北京度過的，僅成化八年（1472) 隨父返湖南，成化十六年（1480) 任應天府( 南京）鄕試考官，弘治十七年（1504) 赴祭曲阜孔廟 ,途中所作詩文分別編爲《南行稿》、《北上錄》、《東祀錄》。這三次外出令李東陽直面廣闊的天地，爲其詩歌創作提供了多樣化的素材，對他形成自己的詩歌主張並比較完整地與以實踐起到了推動作用。下面是從李氏諸《序》裏節選的內容：《南行稿序》：“ 其間流峙殊形，飛躍開落之異情，耳目所接，興况所寄，左觸右激，發乎言而成聲，雖欲止之，亦有不可得而止矣。.......得承君之寵，奉親之志，成尊祖睦族之舉。又以其餘，覽形勝，玩境物，輸寫情况，振發其抑鬱而宣其和平，亦豈非一時之樂哉！……倫誼風俗之大，人情物理之詳且備，於此有得焉。”《北上録序》：“ 蛊得兩京之形勝,神爽飛越，心胸開盪，煙雲風雨之⑮ 參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卷二外篇上李西涯《郊行吃語》詩云‘（略）’，自注效東坡體，謂此體始東坡也。坡集《吃語詩》云：‘郊居江干堅關扃，耕犍躬駕角掛經。孤竿係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荊笄供膾媿攪，干鍋更戛甘瓜羹。’又《和邪正輔》云：‘ 故居劍閣隔錦官，甘菓薑桂交荊菅。奇觚甘掛汲古縯，繞親敢揭釣今竿。已歸耕稼供槁秸，公貴幹國高巾冠。改更句格更謇吃，姑固狡獪加間關。’然姚合有《洞庭葡萄架》詩云：4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鈎高掛，玲瓏冷落寥。陰煙壓幽屋，蒙密夢冥苗。淸秋靑且翠，冬到凍到凋。’則此體所從來久矣，非始東坡也。”

聚散 ,禽魚草木之下上開落，衣冠人物、風土俗尚之殊異，前朝舊跡之興廢不常者，不能不形諸言。既乃瞻望都邑，顧懷庭闈，慨王事之在躬，而思奉養之靡及，尤有不能已者矣。”《東祀録序》: “ 正事有《雅》，成功有《頌》, 仿諸古義，蓋竊有述焉。顧國家新釋吉禮未成，又朝廷方以災異下修省之令，閭闇之愁歎，道途之艱苦，接乎目而感之乎心，燕不用樂，遊不越境，有無已大康之戒，殆不能蛊其所欲言者。……凡悲歡喜愕鬱抑宣洩之間，一出於正，雖不敢以自謂，而亦因以自考也。”®可以看到，構成李東陽詩學體系的四方面— 聲律、感發、比興與言志厲俗一都不同程度地獲得了體現。也正因如此，占李氏全部創作量不足10%的這262 首詩（其中《南行稿》128首、《北上錄》105首、《東祀錄》29首），無論從藝術性或思想性上來評價，成就都是比較突出的。此三集仍以近體詩居多。像《南行稿》內的《張家灣旅宿，用潘時用韻卻寄一首》，次韻而爲七言排律，具見才情 ; 《宿流河驛，遇寶慶謝太守》：“ 細雨春燈暗 , 高歌暮角背” ，仿佛杜詩 ; 《與錢太守諸公游嶽麓寺四首》之三“ 危峰高瞰楚江幹” ,視其他三篇爲矯健。兪弁《山樵暇語》卷一有謂: “太白曰：‘ 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 西涯則曰：‘ 詩成卻笑張公子，解道中流兩岸鐘。’ ” ( 《明詩話全編》，頁 2443)案詩見《南行稿 • 遊金山寺二首》之二。此外 ,《麓堂詩話》有云：予北上時得句曰：“ 山色畫濃澹。” 兩日不能對。忽曰：“ 鳥聲歌短長。” 羅冰玉（璟）殊不首肯，曰：“對似未過。” 然竟不能易也。®案《北上錄• 晚望》。雖若有遺憾，仍微見李氏自許之意。何孟春《餘冬詩話》曾載：先生過西江詩（案即《南行稿 • 滕王閣》）曰：“ 滕王高閣罷崔嵬，誰築西江第一台？雲雨不收歌舞地，文章空歎古今才。豐城夜氣聞龍起，彭蠡秋風見雁來。幾欲乘槎問牛鬥，不知平地有三台。” 足與虞爭勝矣（案謂虞集滕王閣律詩）。按先生登黃鶴樓詩（案應爲《南行稿 _ 登岳陽新樓》）：“ 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春水坐來生。三江到海風濤壯，萬木浮空島嶼輕。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今情。中流或有蚊龍窟，臥聽君山笛裏聲。”金山寺詩（案即《南行稿 • 遊金山寺二首》之一）：“ 楚纜吳檣萬里還，夢魂常在水雲間。地當好景多逢寺，江到中⑯ 依次見《李東陽集》（第一捲），頁 617、6 51、681。⑰ 頁 26。案上條爲莊定山（昶）嘗有書曰：‘近見“冉冉月墮水”之句。’予南行時誠有之，但 ‘ 蒼蒼霧連空’上句，殊未稱耳。”案詩見《南行稿 • 夜過邵伯湖》，係五古。

流合有山。鹘嶺高秋增突兀，龍宫深夜鎖潺湲。謝公無限登臨興，不爲蒼生暫改顏。” 渡江詩（案即《北上録 • 九曰渡江》）：“ 秋風江口聽鳴榔，遠客歸心正渺茫。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煙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遶建康。直過真州更東下，夜深燈火宿維揚。” 並此四律，皆先生少作。然交遊中求翰墨，必首寫此與之，雖老年應人，亦多出此。今散在天下，不啻數百紙。蓋其律中得意作也。⑩案以上四首李東陽的 “律中得意作 ”旣 “散在天下 ”，實際上也就成爲其 “律中 ” 代表作 ,因而弓丨起了比較廣泛的關注和評論。《麓堂詩話》即載：予嘗有《嶽陽樓》詩云：“ 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 鏡川楊文懿公（守陳）亟稱之，有同官者不以爲然，驳之曰：“ ‘ 吳楚’ 、‘ 乾坤 ’之句，本妙在 ‘坼 ’ 字、‘ 浮 ’ 字上，今去此二字，則不見其妙矣。” 楊曰：“ 然則必云‘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天下句 ’ 而後爲足耶？” 後以語予，爲之一笑。（頁 19)案楊氏卒於弘治二年。安磐《頤山詩話》則謂：“西涯《嶽陽樓》‘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 ’，或駁之曰：杜子妙在 ‘坼 ’與 ‘浮 ’字，西涯失之。彭民望 [楊守陳 ] 曰：‘然則必云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天下句 ”而後可邪？ ’或者之說信不可，然病不在 ‘吳楚 ’、‘乾坤 ’也，曰 ‘天下句 ’，詩語固如是乎 ? ”其實此兩句佳在切題，但措語實嫌鬆泛 ,李氏《詩續稿》卷八《兆延貴贈中書舍人 ,亡兒兆先之女夫劉給事濟是日墓見，故有是作》亦云 “廊廟江湖憂樂地，山川雲物古今情 ' 可見已成套話。《詩話》又載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 … … 此予所獨得者。夏正夫（寅）嘗謂人曰：‘李西涯專在虚字上用工夫，如何當得？’予聞而服之。”（頁 7)謝榛指實爲夏正夫謂涯翁善用虛字，若 ‘萬古乾坤此江水 ,百年風日幾重陽 ’是也。” ®這首《九日渡江》格調極好，卻難免 “樣詩 ”之譏 ,對偶句第五字爲 “虛字 ” 的用法在李氏也屢見不鮮，即如《北上錄》中，前有《登淸涼寺後台》“人世百年同俯仰，江流中古此乾坤 ”，後有《嚴宗哲置酒臨淸，舟中夜話聯句》“天涯故舊還靑眼，白下游從總俊才 ”，如塡框格。何孟春將四律全部入錄，自然意在推崇，而王世貞則稱 :“李西涯先生最得意此《嶽陽樓》二律（案微誤），故輒爲人書之 , 而書筆亦遒逸橫放可喜。雖然，誰能爲懺悔此二障也。”®三集的絕句詩多有淸新、活潑之作。兪弁《山樵暇語》卷九就曾引《南行稿® 《明詩話全編》,頁 2015。案支允堅《藝苑閒評》“《滕王閣》詩《登黃鶴樓》詩”兩條,即隱本何說 ,《明詩話全編》，頁 10930 - 10931。® 《四溟詩話》卷一,丁福寶《歷代詩話續編》，頁 1147。® 《弇州續稿》卷一六二《李西涯詩》，《四庫全書》本。

•江上聞蟋蟀》：“四月江天聞蟋蟀，船窗夜短不勝長。春蠶未了催秋織 , 世事相尋有底忙 ? ”®與《長沙竹枝歌十首》、《茶陵竹枝歌十首》(以上七絕）、《西湖曲五首》(五絕）等一樣 ,汲取了民歌的元素，明快有致。另如《嘉杭道中四首》(六絕）、《蘇台曲五首》（五絕），則以雅飭含蓄見長。茲各舉一例：三十六灣灣對灣，人家多住白茅間。直過洞庭三百里，長沙城北是彤關。儂餉蒸藜郎插田，勸郎休上販茶船。郎在田中暮相見，郎乘船去是何年？莫唱西湖曲，湖邊歌舞稀。儂家年少日，遊冶誤芳辰。秋風燕子人家，細雨漁翁釣槎。日暮長安何處？萋萋芳草天涯。樓臺春後掩，環佩月中行。莫上胥門望，寒潮昨夜生3 李東陽在三集當中往往以古體詩直敘時事 ,頗及民間疾苦，如《南行稿》的《張秋》記河防，《馬船行》、《楊子灣》記漕運，《白楊行》寫淮上苦況 ,《北上錄》的《夜過仲家淺閘》、《七里灣》寫舟行險狀 ,《雨泊周家店》寫苦雨，《東祀錄》的《憂旱辭》寫苦旱，大都描摩畢態，感慨深切。可以《南行稿 •風雨歎》爲例：壬辰（成化八年）七月壬子日，大風東來吹海溢3 崢嶸巨浪高北山，水底長鯨作人立。愁雲壓地濕不翻，六合慘澹迷乾坤,，陰陽九道錯白黑，烏兔不敢東西奔。里人蒼黃神屢變，三十年前未曾見。正统甲子年（九年.144 4 ) 東村西舍喧呼遍，牒書走報州與縣：> 山虺谷洶豺虎嗥，萬木蛊拔乘波濤。洲沉島滅無所逃，頃刻性命輕鴻毛。我方停舟在江皋,披衣踞床夜忽晝3 忽掩青袍涕雙透，舉頭觀天恐不漏。此時憂國況思家，不覺紅顏坐凋瘦。潼關以西兵氣多，胡笳吹塵塵滿河，安得一洗空干戈。不然獨破杜陵屋，猶能不廢嘯與歌！世間萬事不得意，天寒歲暮空蹉跎，鳴呼奈爾蒼生何！案詩題下有自注 :“吳江縣舟中作。”從颶風災變進而思家憂國，爲百姓遭受的苦難籲天不已。由於三集總體水準較高，遂爲後世選家所矚目。錢謙益《列朝詩集》丙集卷一、二選入李東陽《南行稿》35首、《北上錄》3首、《東祀錄》1首。王夫之《明詩評選》不出《列朝詩集》範圍，在所選李詩 14首中，6首均出自《南行稿》。沈德潛《明詩別裁》卷三共選李詩 11首，4首見《南行稿》，2首見《北上錄》。相對而言，《南行稿》爲壯遊之什，數量最大，佳者亦多，《北上錄》係以公餘徜徉山水 ,故次之，«東祀錄》則因李氏以閣臣身份主祀 ,不能不有所限制，又次㉑ “《負暄雜錄》云”條 ,«明詩話全編》.頁 2515,

之。此外，《南行稿》僅及南下至茶陵後返鎭江，故終於《遊金山寺二首》。《北上錄》則僅及回程 ,末篇爲《通州道中》：“百二河山拱帝州，十年重作兩京游。太行西去連天表，碣石東來盡海頭。五服封疆終禹貢 ,萬年玉馬盡朝周。長安咫尺紅雲裏，明日天墀拜冕旒。”案 “盡 ”字重 ;五、六即所謂 “善用虛字 ”。雖新意無多，卻富於朝天面聖的豪情。《東祀錄》篇幅最小，而兼及去來兩程 , 末篇《歸至張家灣舟中作》曰：“使節南行又北旋 ,眼中風物轉堪憐。麥苗枯盡初逢雨，河水重來始放船。夜哭時時聞鬥殺 ,山逋處處起顚連。燈明月暗篷窗底，細寫封章達九天。”充滿了憂國憂民的責任感 ,從中不難窺見李東陽心境的變化。四、小結李東陽的詩作見收於《李東陽集 •詩前稿、詩後稿》，分體編年，另有《南行稿》、《北上錄》、《東祀錄》、《哭子錄》等及《李東陽續集 •詩續稿》，以時爲序，不分體。他的詩歌創作貫穿了翰林、內閣和家居時期，古體略少，近體則以律詩爲主 ,尤其是七律，風格相當穩定 ,水準也大致均平，但還是以前期佳構爲多。特別是在生平有限的幾次外出當中，李東陽意氣風發，展示出頗高的創作熱情。喬億《劍谿說詩》卷下稱其 “詩格在唐、宋之間 ”（《淸詩話續編》，頁 1106),作爲一個總的評價 ,是十分確當的。他曾就嚴羽的詩論與創作評價說 :“嚴滄浪所論 ,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 3 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於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麓堂詩話》頁 3)其實對李氏本人而言，這番話大可移評。他雖未必 “識得十分 ”，但確有高明、深刻、不容抹殺者。由於李東陽創作往往從詩、文辨體入手 ’同時加以大力的實踐和宣導，使其留下大量的作品 ,供後者參考。可惜在詩歌藝術創作的提煉、發揮又並未遠過前人，立論深切而不夠鮮明。所以他的創作並未達到詩論的高度，友朋、門生輩也未見充分認可其詩學宗旨。可以說，李氏詩歌在他生前即不免落空，在他身後曰漸解消就不足爲怪了 3經過本文的分析，知道其詩作儘管數量頗多，卻精彩有限。不過，約將其詩作與詩論相參照，仍能發現不少印可之處，有助於了解李東陽的詩學蘄向。綜合分析 ,李氏詩格在 “唐、宋之間 ”，求其原創性所在 ,首推當爲《擬古樂府》一百零一篇。

曾國藩五次自殺行為考論馬光 *一、對曾國藩自殺史實的考證及後人對之的看法欲論述一事，必先考證其事之眞實性。關於曾國藩自殺①的記載多見於以下史料。曾國藩在靖港兵敗後，曾寫了一個遺摺，在遺摺中他說道為臣力已竭,謹以身殉… … 臣愧憤之至，不特不能肅淸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屢次喪師失律，獲罪甚重，無以對我君父。謹北向九叩首，恭摺闕廷,即於A A 日殉難” ®。這是我們能見到的他提到自己準備自殺的最早史料。《銅官感舊集》中輯錄了多篇曾國藩的幕僚們，如章壽麟、李元度等記載的關於曾國藩自殺的情況。章壽麟在咸豐四年四月救過曾國藩，後來他在《銅官感舊圖自記》中提及此事時道: “師敗 , 公投水” 李元度也是曾國藩準備自殺的見證人，他在回憶錄中提到曾國藩“以遺疏稿□遺屬兩千餘言授餘《曰：‘ 我死 ,子以遺疏上巡撫, 乞代陳遺屬 ’ ” “ 文正憤極投水”©; “ 文正衣濕衣蓬首跣足 ,勸之食,不食。乃移居城南妙高峰，再草遺屬，處分後事，將以翼曰自裁” ⑥。曾國藩的另一個幕僚王定安在其書《求闕齋弟子記》中記載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靖港之敗時提到師潰，自投於水，左右救之，獲免，乃回長沙重整水陸* 馬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會員,澳門大學歷史系碩士硏究生。① 本文中的 “自殺”概念根據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 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中的定義“ 人們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並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殺。自殺未遂也是這種意義上的行動”而來。本文中的“自殺”概念包含有實際的自殺行動、自殺未遂和自殺的念頭的產生等意義。定義見於[法 ]迪爾凱姆:《自殺論》，馮韻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6年版 .第 9 頁。② 曾國藩 :《靖港敗潰後未發之遺摺遺片》，《曾國藩全集■奏稿》.咸豐四年四月，長沙 :嶽麓齊社 1994 年版,第 139-140 頁。③ 章壽麟等撰 ,長沙章氏輯:《銅官感舊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4 3 輯 .臺北 : 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 2 頁。④ “餘”指李元度》⑤ 《銅官感舊集》，第 14- - 1 5 頁。⑥ 《銅官感舊集》，第 1 6頁。

各軍”⑦。書中記載十二月二十五日九江之役時提到：“賊以小艇夜襲我營，公座船陷於賊, 文卷皆失。公自投於水，左右救之，急掉小舟馳入羅澤南營以免。公欲以身殉國，草遺疏千餘言，羅澤南力諫，乃止”⑧。在他的另一本書《湘軍記》中他記載四月初二日靖港之敗時提到：“ ( 曾國藩）親率戰艇四十，陸勇八百，水急風駛,須臾追賊壘。戰不利，水師驟返，為賊乘。陸軍與團丁亦潰，奪浮橋走。國藩不能止，發憤投水，左右負之出，乃回省城整兵” ®。王闓運在其書《湘軍志》中提到四月初二日的靖港之敗中提到: “ 國藩親仗劍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 過旗者斬。’ 士皆繞從旗旁過，遂大奔。國藩憤，自投水中，章壽麟負之還船” ®。作為曾國藩“ 四大弟子” 之一黎庶昌編著的《曾國藩年譜》中提到四月 … … 初二日，… … 公自成師以出,竭力經營, 初失利於嶽州' 繼又挫敗於靖港,憤極赴水兩次。皆左右援救以出。… … 公之回長沙也，駐營南門外高峰寺。湘勇屢潰，恆為市井小人所詬侮，官紳之間,亦有譏彈者，公憤欲自裁者屢矣” ⑪;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賊複以小艇夜襲水軍，放火焚戰船十餘號。公座船陷於賊，文卷冊牘俱失。公棹小舟馳入陸軍以免。調舟師悉泊南岸，與羅公澤南湘勇陸營緊相依護。糧臺輜重各船皆退駛至郞穴以上, 戰艦亦多潰而上溯者。公憤極,欲策馬赴敵以死,羅公澤南、劉公蓉及幕友等力止之” ®。後人編著的《曾文正公全集》中有如下記載: “ 四月初二日，靖港戰敗，曾國藩自咎調度無方,投水三次,幕客親兵力救乃免”®; “十二月，水師破湖口賊卡, … …事極危急。曾國藩慨然曰•/大臣不可辱！’ 複欲投水。幕客親兵強掖渡江, 夜入羅澤南軍中”《淸稗類鈔》對曾國藩自殺一事亦有記載: 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戰失利，投水者三,幕客掖以起。文正終以事不可為 , 遂止妙高峰，草疏及遺屬凡二千餘言，密令其弟靖毅公貞幹市櫬，將以是夕自裁。會湘潭捷書至，乃再起視事，然⑦ 王定安 :《求闕齋弟子記》卷四，《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6 輯 ,第 3 1 8頁。⑧ 王定安 :《求闕齋弟子記》卷四,第 3 5 9頁。® 王定安:《湘軍記》，《湘軍史專刊之二》，長沙 :嶽麓書社1983年版，第 1 5頁。⑩ 王閫運 :《湘軍志》，《湘軍史專刊之一》，第 2 4 頁。⑪ 黎庶昌 :《曾國藩年譜》，《湘軍史料叢刊》，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 4 1 頁。關於《曾國藩年譜》（原名《曾文正公年譜》）的作者,王澧華先生認為其實際作者並非黎庶昌，而是曹耀湘。見《 < 曾文正公年譜 > 筆者考辨》,原載於《歷史硏究》1996年第四期。© 黎庶昌：《曾國藩年譜》.第 5 6 頁。© 李瀚章:《湖廣總督請建祠疏》，《曾文正公全集》卷首,大連:大連圖書供應書社1935年版 ,第 28頁。⑭ 同上。

仍以師不全勝自劾” ®。綜合整理以上材料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共有五次自殺。前三次都是發生在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在靖港兵敗之後，投水自殺，被其幕僚發現救起; 第三次是回到長沙妙高峰之後，寫下遺囑，吩咐後事，準備於次曰自殺，後來得知攻打湘潭的水陸兩軍大獲全勝之後遂打消自殺的念頭。後兩次發生在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是在湘軍水師被太平軍襲擊,曾國藩座船被太平軍掠去，文卷冊牘俱失之後，曾國藩又要投水自殺,被左右救起 ;第五次是在逃到羅澤南陸軍營後，曾國藩又草遺疏千餘言準備策馬赴敵以死。幸被羅澤南、劉蓉等阻止才免一死。那麽 ’ 被梁啟超譽為“ 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的“湖南騾子”曾國藩，為何屢次要自殺呢？對此，筆者見識淺陋，迄今未見有專門的論述。關於曾國藩的自殺，多散見於通史、專門史等著作中。對於前三次的自殺原因’ 後人有以下四種看法：1、羞愧與憤怒自殺說2、情急自殺說3 、驚嚇過度自殺說;©4 、對前途絕望自殺說。®對於後兩次的自殺原因，後人有以下兩種看法：© 《曾文正失利於靖港之粤寇》，[淸 ]徐珂編撰 :《淸稗類鈔 • 戰事類》（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1年版 ,第 8 5 1頁。®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 • 曾文正公嘉言鈔》,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第 29 33頁。® “羞怒交加,投水尋死,被隨從救起”，見李侃等著 :《中國近代史》（第四版）.北京：中華書局 19 9 4年版,第 5 9 頁 ;“曾國藩損兵折將,愧恨交加,投水尋死”，見苑書義、陳振江、邱遠猷等編:《中國近代史新編》（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2 7 9頁 ;“水陸大敗後,曾羞憤之極,痛不欲生，於靖港對岸的銅官渚準備投水自盡”，見崔之淸等著:《天國悲歌 :太平天國興亡實錄》，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3頁 ;“曾國藩羞憤交加，投水自殺”，見白壽彝總主編書鐸主編:《中國通史》卷 20,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 1322頁。⑩ “曾國藩急得跳水尋死，被隨從撈起”，見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敎硏組編著:《中國近代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 5 1 頁。⑲ “曾國藩自率湘軍水師攻靖港,大敗,嚇得欲投水自殺”，見徐鳳晨、趙矢元主編:《中國近代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111頁。@ “他以為前途失望了,兩次投水尋死，被隨眾撈起”，見林增平著:《中國近代史》（上），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 110頁 ;“曾國藩走投無路,再次投水尋死”，見白壽彝總主編,龔書鐸主編 :《中國通史》卷 20,第 1322頁。

1、驚嚇過度自殺說;®2 、裝腔作勢自殺說;®以上學者對於曾國藩自殺的原因分析不無道理，但是這些或是未能結合具體史實分析，只是一筆帶過、輕描淡寫式的表面敘述，語焉不詳 ;或是只考慮到了原因的一方面未能對之進行深入分析而失之偏頗。而羅爾剛先生在《湘軍兵志》中則認為曾國藩的自殺是“ 裝腔作勢” ( 見注釋22 ) ; 唐浩明在《湘軍東征錄》訪談節目中也認為曾國藩的多次自殺是虛假的，是做給別人看的。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値得商榷。本文通過對曾國藩的奏稿、書信、其幕僚的記述等史料的綜合考查，結合前人的觀點’試著來分析他的自殺原因。二、曾國藩前三次自殺原因分析曾國藩的前三次自殺是在同一天, 時間間隔很短，其行為也是處於同樣的原因，故放在一起來分析。通過對史料的分析，筆者認為曾國藩前三次的自殺並非一時的衝動,而是與他在這之前的一系列遭遇緊密相聯的。首先是來自淸政府方面的猜忌和防範。咸豐初年，太平軍興，革命形勢勢如破竹。而淸政府卻“ 時承平久，文恬而武嬉, 驟聞大亂 , 愕眙失措” ® 八旗軍和綠營兵早已腐敗墮落，不堪一擊，慌亂中的淸政府不得不從咸豐二年（1852 年）十一月起委派辦理團練大臣數十人在各地興辦團練。® 曾國藩也被命以在籍侍郞的身份幫辦團練,協助地方官籌辦“ 防剿” o® 尙在丁憂期間的曾國藩經@ “曾駭極又欲投水尋死.被部下勸阻未果見林增平著 :《中國近代史》（上），第 i n 頁 ;“ 曾國藩驚駭至極.再次投水尋死.又被其嘍囉撈起”，苑書義、陳振江、邱遠猷等編:《中國近代史新編》（上），第 282 Mo© - 曾國藩羞愧極了，裝腔作勢要策馬赴敵尋死”.見羅爾剛:《湘軍兵志》，北京 :中華書局 1984年版 .第 2 9 頁 ;“曾國藩慌忙乘小舟逃入羅澤南營得免，羞憤不能見人,於是又裝模作樣要自殺” , 見華崗著 :《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第 9 6 頁。© 郭振墉:《湘軍志平議_ 敘》，《湘軍史專刊之一》，第 181頁。@ 《寄諭徐廣縉等確奏嶽州漢陽失守及敵營分竄等請並著羅繞典赴襄陽防堵曾國藩幫辦湖南團練》.咸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剿捕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淸政府鎭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 第四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第 173— 174頁 ;《諭內閣著各督撫傳令在籍紳士幫辦圑練被脅窮民準予自新立功者奏明恩賞》.咸豐二年十二月二曰（剿捕擋）. 同前書,第 180— 1 81頁 ;《諭內閣著在京各部院官員各摔各省在籍紳士辦理團練如辦有成效即由該督撫奏請獎勵》,咸豐三年正月三十日（剿捕擋），同前書,第 6 4 6 ~ 6 4 7頁。朝廷先後任命的四十三位幫辦團練人員名單可參見羅爾剛先生的《湘軍兵志》，第 15— 1 6頁。@ 《寄諭徐廣縉等確奏嶽州漢陽失守及敵營分竄等請並著羅繞典赴襄陽防堵曾國藩幫辦湖南團練》.咸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剿捕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淸政府鎭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 第四冊），第 173— 174頁。

不住郭嵩燾 “公素具澄淸之抱，今不乘時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絰從戎，古制也 ”®的勸說 ,遂變計決心籌辦湘軍。但是淸政府實施團練政策時卻是異常的 “小心謹愼和猶豫不決 ” ®，根本原因就是它對地方武裝獨立軍事活動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為了防止它們變成騷動或叛亂的力量，淸政府對之自然是要嚴加防範和控制了。®咸豐帝在命曾國藩幫同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事務時，僅授之以 “欽命幫辦團防査匪事務前任禮部右侍郞 ”關防，後又多次更換，以致曾國藩 “前後所奉援鄂、援皖 ,籌備船炮，肅淸江面諸諭 ,皆系接奉廷寄，未經明奉諭旨，外間時有譏議 … … 關防之更換太多 ,往往疑為偽造 ”®。湘潭之役後，曾國藩在上請獎敘湘潭之勝的立功將士的同時，自己則另備一個奏摺，痛陳錯誤，自劾請罪。 “臣奉命會剿，尙未出境，即有此挫 , 皆由臣調度乖方所致。深負鴻慈委任，慚憾憂鬱，莫可名言。謹據實直陳，請旨將臣交部治罪，以昭大戒，不勝悚惶之至 ”®。不料咸豐帝並不領他的情，如此答復他 : “汝罪固大，總須聽朕處分，豈有自定一責問之罪？殊覺可笑！想汝是時心操如懸旌，漫無定見也 ! ” ®最後竟然革去他原來的侍郞職位 ,責令曾國藩戴罪剿匪。非但如此 ,淸政府在一些小事上也對之不依不饒。曾國藩曾於咸豐四年二月奏請敕將原任湖北巡撫楊健入鄕賢祠，不料此事又惹怒了淸廷 , 曾國藩因此又被議革職，改為降二級調用。® 曾國藩為朝廷拼死拼活 , 結果因為這一件小事竟然受到如此嚴厲的處罰，其心又怎不痛？其次，曾國藩在籌建湘軍初期時眞可謂蓽路藍縷，慘澹經營，經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困難。由於淸廷不敢給之以大權、實權 ,曾國藩 “雖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鎭 ”®。地方官僚和綠營兵乘機對他進行刁難和排擠，致使曾國藩 “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相交@ 趙爾巽,柯助态等撰:《淸史稿》卷四百五,北京：中華書局 1977年版 ,第 11908頁。亦見於郭振墉 :《湘軍志平議》第 225頁先侍郞公曰：曾文正公始具疏辭，嵩燾力勸之，遂應詔以出。其疏已具，未上也。”@ [美]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瑋譯，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 153頁。@ [美]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 150 - 153頁。@ 曾國藩:《瀝陳辦事艱難仍籲懇在籍守制摺》.咸豐七年六月初六曰，《曾國藩全集 • 奏搞》，第 865 頁。® 曾國藩:《嶽州戰敗自請治罪摺》.咸豐三月二十日，《曾國藩全集• 奏稿》，第 122頁。@ 張輝主編:《曾國藩之謎》，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第 150頁。© “公在衡州時,原任湖北巡撫楊健之孫楊江捐助軍餉銀二萬兩，公因奏請以楊健人祀鄕賢祠。奉旨交部議處，部議革職,奉旨改為降二級調用。”黎庶昌:《曾國藩年譜》.第 4 0 頁》© 曾國藩:《瀝陳辦事艱難仍籲懇在籍守制摺》，咸豐七年六月初六曰.《曾國藩全集 _ 奏稿》，第 864 -865 頁。

涉”®。在籌建訓練湘軍初期，綠營兵長沙副將淸德與提督鮑起豹便聯合起來向湘軍挑釁，對之進行了百般刁難。® 曾國藩雖說是奉咸豐帝之命來幫辦團練的，但是地方上的官員多將曾國藩視為客官，並不重視他。“ 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為客，視本管上司為主。賓主旣已歧視，呼應斷難靈通” ®。四處碰壁的曾國藩 “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他的兵勇動輒被人毒罵痛打,遭受侮辱。® 其次，在籌餉一事上曾國藩也可謂費盡了周折。“餉之巨者，丁漕關税，而職在軍旅，不敢越俎以代謀 ; 餉之細者，勸捐抽厘，而身為客官，州縣旣不肯奉行 ,百姓亦終難見信”®; “籌餉之事… …州縣故為阻撓” ® ;“ 臣系幫辦團練之人，各處之兵勇旣不能受調遣，外省之餉項亦恐不願供應。” ®在這種“謗怨沸騰，萬口嘲譏” ©的困境中，從募兵、艱難籌餉到購置武器、艱苦訓練，曾國藩無不傾注一腔心血。曾國藩“旋駐衡州，創建舟師，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橋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不憚再三更制以極其精”®。“曾國藩以在籍侍郞，練團殺賊。無尺寸之土地，無涓滴之餉源。… … 一錢一粟，非苦心經營，則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訓誡，則不能戰。困苦難堪之中, 立堅忍不拔之志,卒能練成勁旅”@。曾國藩之所以如此苦心經營,就是想借機“圖此一舉” ®，想借團練來為自己的政治前途鋪路。但是曾國藩對之抱以很高期望的湘軍的實際作戰效果卻使之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絕望。湘軍出師初期遭遇了不少的挫折。咸豐四年三月初七日，停泊在洞庭湖湖內的戰船因遭遇大風被打沉二十四號，撞損三十餘隻，水陸各勇也@ 曾國藩:《瀝陳辦事艱難仍籲懇在籍守制摺》，《曾國藩全集 _ 奏稿》，第 8 6 4頁。® 詳見王定安:《湘軍記》，第 1 3頁 ;王闓運:《湘軍志》，第 21 - 2 2 頁 ;黎庶昌:《曾國藩年譜》，第 28頁。® 曾國藩:《瀝陳辦事艱難仍籲懇在籍守制摺》，《曾國藩全集_ 奏稿》，第 8 6 4頁。® 曾國藩:《與澄沅季書》.咸豐四年五月初一日，鐘叔河彙編:《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中），海南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30頁；@ “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 自四月以後,兩弟不在此,境況更有令人難堪者”，見《與諸弟書》，咸豐四年十一月月二日，《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中），第 153頁。® 何璟:《江蘇巡撫查明事蹟疏》.《曾文正公全集》卷首 ,第 2 3 頁。® 曾國藩:《瀝陳辦事艱難仍籲懇在籍守制摺》.咸豐七年六月初六日，《曾國藩全集 • 奏稿》，第 864 頁。® 曾國藩:《瀝陳現辦情形摺》，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國藩全集 • 奏稿》，第 8 9 頁。© 曾國藩:《與諸弟書》.咸豐四年十一月月二日，《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中），第 153頁。© 薛福成:《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第 4 8 頁。® 何璟 :《江蘇巡撫查明事蹟疏》,(曾文正公全集》卷首 ,第 22 - 2 3 頁。© 曾國藩:《報東征起程日期摺》,咸豐四年二月二日，《曾國藩全集 • 奏稿》，第 9 9 頁。

被溺斃不少。® 曾國藩所帶的陸勇因不能與之會合，“ 碎遇金口大股賊匪數萬來犯，遂至潰敗”®。同一天，王處所率領的兵勇也在羊樓司地方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月初，在塔齊布與林紹璋在湘潭會戰的同時，曾國藩也在率領湘軍與太平軍作戰。由於太平軍早已做好準備,加之湘軍水師戰船太順風不能回轉，“ 炮高船低，不能命中”®等原因，曾國藩部被打得落花流水。不但團丁奪命奔逃，官軍也隨之潰敗，棄船上岸或自將戰船焚毀，恐以資賊，或竟被逆賊掠取” ®。曾國藩後來雖派陸軍來援，但仍阻擋不住湘軍的潰逃。湘軍“ 爭浮橋，橋以門扉、床版[ 板] ,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曾國藩親自執劍督戰，甚至立令旗於岸上，大呼“過旗者斬” ，但是士兵卻從旗旁繞過而作鳥獸散。此次戰鬥陸路之勇與賊戰半時之久，即行奔潰; 而水師之勇見陸路旣潰，亦紛紛上岸奔竄。大小戰船有自行焚燒者, 有被賊搶去者，有尙紮省河者; 水勇竟至潰散一半 ;船炮亦失去三分之一”@。從一出師到靖港之敗，短短的兩個月內曾國藩就已經損失了一大半大船!®初期連續多次的兵敗不斷給曾國藩以沉重打擊,靖港之役兵敗師毁則是徹底摧毀了他的最後的心理防線。自己多日嘔心瀝血苦心經營的湘軍毀於一旦, 曾國藩怎能不絕望？他又有何顏面面對本就對之猜忌的淸廷和那些以前就對他譏嘲的同僚呢？於是曾國藩便在同一天內投水兩次,獲救後仍未擺脫絕望情緖 ,又要寫遺囑準備自殺了。直到得知攻打湘潭的水陸兩軍大獲全勝，曾國藩才從中看到了一線希望，遂打消自殺的念頭。®三、曾國藩後兩次自殺原因分析時隔八個月之久，曾國藩在同一年的十二月又要自殺了。那麽這兩次的自殺又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筆者認為這兩次自殺前的遭遇與前三次自殺前的處境有諸多相同之處，其自殺的誘因有相似之處。靖港之役曾國藩慘敗回到長沙後，倍受世人的鄙夷、侮辱和嘲笑，他的湘軍® 曾國藩:《鄒國彪陣亡請恤片》，咸豐四年三月二十日，《曾國藩全集 • 奏稿》，第 122頁。⑰ 曾國藩 :《嶽州戰敗自請治罪摺》，咸豐三月二十日，《曾國藩全集 • 奏稿》，第 122頁。⑱ 曾國藩 :《會奏湘潭靖港水陸勝負情形摺》，《曾國藩全集 • 奏稿》，第 133頁。% 同上。® 王閱運:《湘軍志》，第 2 4 頁。⑨ 曾國藩 :《靖港敗潰後未發之遺摺遺片》，咸豐四年四月，《曾國藩全集 • 奏搞》，第 140頁。@ “公所造大船，經嶽州之損，靖港之敗，去其大半”，黎庶昌:《曾國藩年譜》，第 4 3 頁。⑩ “及聞捷至，乃不死”，《銅官感舊集》第 3 頁；“會湘潭捷書至，乃再起視事，然仍以師不全勝自劾”，《曾文正失利於靖港之粤寇》，[淸 ]徐珂編:《淸稗類鈔 • 戰事類》。

的命運也岌岌可危。曾國藩“ 為通省官紳所鄙夷”®。對於他的自殺一事，“ 世俗不察，交口譏議，甚者加意侵侮”®, “ 官紳之間, 亦有譏彈者” ®。其同僚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也乘機吿發曾國藩的慘敗情形，請駱秉章罷黜湘軍。®在遭受了靖港大敗之後湘軍損失慘重,曾國藩為重新整建湘軍又是煞費苦心。後來湘軍奉命出省作戰實行的是“就地籌餉”®的策略，其所需軍餉、糧草等都仰仗作戰地方的供給，而地方官員往往將這些視為額外負擔。曾國藩主力在江西作戰的時候，按照慣例江西應該全力支援湘軍軍餉。江西巡撫陳啟邁卻 “ 多方掣肘，動以不肯給銅為詞”®,給湘軍的軍事行動造成了極大的障礙。不僅地方上不全力支持曾國藩，而且淸政府也對之繼續防範。當咸豐四年八月曾國藩攻克武昌，捷報至京，咸豐帝聞之龍顏大悅，禁不住高興地對軍機大臣說: “不意曾國藩一書生, 乃能建此奇功。”當即就要賞他二品頂戴，任命曾國藩為署理湖北巡撫。不料，祁捧藻®奏道曾國藩以侍郞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裏，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 這一句話使咸豐帝想起其先祖遺訓，他聽後默然變色良久。咸豐帝當即就收回了任命曾國藩為湖北巡撫的成命，改賞他為“兵部侍郞” 銜 , 令其整師東下。®此後的六七年間淸政府再也沒有授予曾國藩以總督或巡撫大權。非但如此，他還在曾國藩辭謝署理湖北巡撫的奏摺上批道: “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郞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 然官銜竟不書署撫, 好名之心尙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 ©可憐當時曾國藩正處於丁母憂期間，唯恐“外得罪於名敎，內見譏於宗族”®，便照例辭謝奏疏。不想奏疏未到, 申斥詔諭又到，立功非但得不到賞賜，反又遭到嚴厲的申斥，曾國藩心裏的痛楚由此可見一斑！@ 曾國藩:《與況弟書》，同治六年三月十二日，《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中），第 3 6 3頁。© 薛福成:《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第 4 8 頁。® 黎庶昌:《曾國藩年譜》，第 4 1 頁。© 據王定安:《湘軍記》，第 1 5頁。@ “太后亦泣,詢歷年行軍,餉從何出，對以臣兄國藩就地籌餉”，王定安撰 :《淸曾忠襄公國荃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 7 9 頁。© 曾國藩:《參奏江西巡撫陳故邁摺》，咸豐五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 奏稿》，第 4 6 9頁。© 薛福成原文中如此記是“某公”，並未明說是祁雋藻。范文瀾在《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引用了這一條材料，並直書祁雋藻；朱東安先生在其《促使咸豐皇帝收回曾國藩署理鄂撫成命者並非祁雋藻》中並不贊同這個觀點。“某公”具體指誰尙待考證。@ 這件事情的記載原文可參見薛福成寫的《書宰相有無學識》一文,丁鳳麟、王欣之編 :《薛福成選集》，第 2 5 2頁。© 《謝恩仍辭署鄂撫摺》之朱批,咸豐四年九月，《曾國藩全集 • 奏稿》，第 2 5 7頁。© 曾國藩:《謝恩仍辭署鄂撫摺》，咸豐四年九月，《曾國藩全集• 奏稿》，第 2 5 6頁。

如果說以上是導致曾國藩自殺的潛伏的誘因的話，那麼軍事上的失敗則是導致曾國藩自殺的直接原因。咸豐四年十二月，在湖口之役中，曾國藩部輕率冒進，水師輕便戰船孤軍深入鄱陽湖 ,與江內大船相分離。石達開見狀立即命令將湖口牢牢關鎖 ,使湘軍水師內外的聯繫中斷，繼而用小劃船圍攻大船。 “外江所存多笨重船隻，運棹不靈，如鳥去翼，如蟲去足，實覺無以自立 “被焚大戰船九號，小者數號，雜色坐船三十餘號 … … 百餘輕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入鄱陽內河 ”®，隨後太平軍乘勝繼續攻打湘軍。二十五日夜間，曾國藩座船被圍攻，他身邊的幾個幕僚被殺，曾國藩急忙逃到羅澤南的軍營中避難，這才算躲過了一劫，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他的家書、奏章等文案全被繳獲。是役，兵亡將潰，水師盡覆，坐船被俘，船沒糧失，損失慘重 … … ®見此情景，想到朝廷的猜忌防範，想到官僚士紳的譏笑嘲諷，曾國藩怎又不悲觀失望、痛不欲生！無怪乎他這次又要自殺了。四、小結自己苦心經營、對之抱以很大期望的湘軍竟是如此不堪一擊，兵敗師毀怎能不使之痛心疾首？朝廷對他的猜忌、防範，又怎能不使之心寒不已？同僚和官紳們的處處刁難、嫉妒，時人的挖苦、譏諷又怎能不使之羞愧難當？一系列的挫折和打擊給曾國藩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難以承受。當鬱積在心頭的這些不順之事積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它們就爆發了 ,從而使曾國藩倍感絕望，遂產生了自殺的念頭。這些都是一個人的正常的反應 ,而並非什麼 “裝腔作勢 ”。當時的曾國藩顯然沒有足夠的承受如此巨大壓力的心理能力，但後來隨著他閱歷的豐富和磨練的增多 ,曾國藩的心理承受能力漸強，以後面對類似的情況他也就能坦然面對了，最終成就了一番事業。曾國藩後來回憶他的人生歷程時這樣說到 :“吾初起兵，遇攻危 ,則有死心。自吾去祁門 ,而後乃知徒死無益，而苛生之可以圖後功也 ”@。由此可見他的心理確實是經歷了一番大的變化，明白這一點對於我們分析和理解他當時的五次自殺和他以後的人生都是大有裨益的。⑭ 曾國藩 :《水師三勝兩挫外江老營被襲文案全失自請嚴處摺》，咸豐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曾國藩全集 • 奏稿》，第 377頁 © 同上。侈此次戰役的具體情況可參見曾國藩奏稿《水師三勝兩挫外江老營被襲文案全失自請嚴處摺》。© 王定安:《湘軍記》，第 8 6頁。

韓譯《古典目錄學淺說》序來新夏*古典目錄學, 肇端於漢代劉向父子’ 下垂明淸，歷千數百年而相沿不衰。名著紛呈，名家輩出，遂成中華傳統學術之一大支脈。其學術內涵極富:以廣捜異本 ,校讎異同, 來確立定本; 以勘定篇次，分類立目，來分析和辨明學術流派，評論圖籍;以撰寫書錄，來表達學術觀點，指導後學門徑。是以治文史學者多攻習此學科，俾得事半功倍之效。我正式攻讀目錄學,始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時負笈北平輔仁大學，從師於陳垣( 援庵）、余嘉錫（季豫）二先生之門。陳、余二師目錄學功底深厚,又善於啟迪後學。援庵師傾心於目錄學甚早，在少年時代，就開始涉獵《書目答問》，作為讀書選書依據。後又進而硏究《四庫全書總目》，奠定其“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之治學潛力。他曾親手編製《文津閣書冊頁數表》、《四庫書名錄》、《明末淸初敎士譯著現存目錄》及《敦煌劫餘錄》等目錄學專著，尤其是講授和撰述《中國佛敎史籍概論》，更為蜚聲學壇。修學這一目錄學課程，不僅為“ 史學硏究之助” ，也使“初學者於此略得讀佛書之門徑” 。援庵師還以此書為例，規定撰寫目錄之模式是“每書條舉其名目、略名、異名、卷數異同、版本源流、撰人略歷及本書內容體制，並與史學有關諸點” ，貽人以目錄學基本知識。他很推重季豫師之目錄學造詣，他為《余嘉錫論學雜著》所寫序中云: “他（余師）學術的淵源，實得力於目錄學,而他終身所從事的學問，也是以目錄學為主。”余嘉錫先生的目錄學造詣,確乎很深，足稱近代目錄學大師。我初進大學，旣受髙年級同舍生的指點，又讀季豫師所著《目錄學發微》，遂決意選修季豫師在中文系開設之“ 目錄學”課程。季豫師指定《書目答問補正》為讀本。當時 , 我幼稚得以為由此即可進窺目錄學堂奧，孰知展卷一讀,只是一連串鱗比櫛次之書名，彼此毫無關聯，讀之又枯燥乏味，昏昏欲睡。旋經柴靑峰老師指點，以貴陽本校讀《補正》本 ,比勘異同, 終於將全書通讀一遍，自以為略有心得, 想進一步鑽硏，遂於某日冒昧登季豫師之門問業。季豫師聽取我所陳學習情況後，嚴肅地敎誨做三件事:一是講述三國董遇“書讀百遍，其義自見”故事，要求繼續* 來新夏: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學術顧問,南開大學敎授。

讀《書目答問補正》，並特別注意字裏行間 ;二是要求多讀些與《書目答問》有關之目錄書 ,我遵師命曾先後閱讀《書目答問箋補》、《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讀書敏求記》和《鄭堂讀書記》等書。三是要求利用暑假為《書目答問》編三套索引，即 :人名索引、書名索引及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弓 I 。季豫師還說 :“做好這三件事 ,《書目答問》就算初步讀通了。”大約經過一年多光景 ,我認眞做好此三事，似乎感到已奠定古典目錄學之入門基礎，讀一些目錄書也不感到十分枯燥 ,而能從中捕捉到自己所需之知識，鑽硏學術也很少有無所措手足之苦惱，自信能在學術迷宫中得到曲徑通幽的樂趣，更願就此深入下去 ;但在五十年代以後 ,古典目錄學這類課程被視為 “封資修 ”的 “封 ”類學問，被打入學術冷宫，幾乎漸漸被人遺忘。我則利用微不足道之古典目錄學知識，就所讀有淸以來人物年譜 ,每讀一譜，輒寫一提要，日積月累，漸成一數十萬字初稿，乃以毛筆謄正於小學生作文本上，不意在 “文革 ”中被抄沒，直到七十年代後期，我被謫放在農村時，在一次所謂淸退査抄物資時，竟撿回兩冊已殘破的手搞，我欣喜若狂，連忙找出一些草稿和札記，在農耕之餘，盤坐土炕，在暗淡燈光下，經一二年始大致補齊。迨召還後 ,又加補充訂正，終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一書，共五十餘萬字，丨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備受讀者關注。近二十餘年，又不斷增補，幾近一倍，成百餘萬字增訂本 ,即將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這是我對古典目錄學的一次學術實踐。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因接受政治審査 ,敎學工作被剝奪，處於一種閒散境地 ,難以排遣空餘生活，於是想到重理舊業，以《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作模式，將各圖書館的名家批注及有關論述，匯補在我手邊時加翻閱之《書目答問補正》本上，經過幾年過錄，所藏這部《書目答問補正》已是滿目瘡痍，天頭地腳，字裏行間 , 無不充盈墨筆小字。 “文革 ”期間，這部《匯補》也在劫難逃，所幸在淸退時，居然完璧歸趙，時念整理補充成一《書目答問匯補》，作為攻讀古典目錄學之入門讀物，但終因資料散在各處，一時難以捜求，歲月磋跎，延至耄耋之年。近年幸得各方書友協助，於 2008年春，完成《書目答問匯補》一書，得百餘萬字 ,亦將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有此二書，我始可稍報陳、余二師敎誨之恩。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途，舉國上下，百廢俱興 ,學術亦曰趨平實。各類基礎課程，紛紛恢復與增設目錄學 ”一課，亦在其列，而我則榮膺敎席之任，衷心竊喜，躍躍欲試。於是翻箱倒篋，得鄕居時所撰《目錄學綱要》八萬餘字，時値酷暑，增補資料，條理文字，僅浹月而成《目錄學講義》十餘萬字，為新學年開設課程做好準備。竊以此目錄學不同於圖書館分類編目之書目學，而係 “辨章學術 ,考鏡源流 ”之專學，深思熟慮，以其有悠久的學術源流，又具豐富充實之內涵，為此而定名為 “古典目錄學 ”，並為講義命名為《古典目錄學淺

說》。《古典目錄學淺說》全書共分四章 ,第一章為目錄學概說 ,對目錄學的界定、類別、體制和作用等，進行較全面的闇述; 第二章為古典目錄學著作和目錄學家 ,對自兩漢至明淸的重要目錄學著作和著名目錄學家 ,進行平實而公允的評述，便於掌握古典目錄學的基本內容;第三章為古典目錄學的相關學科如分類學、版本校勘學等專門學科，作了較詳盡而具體的論述，以加深讀者對古典目錄學的了解 ;第四章為古典目錄學的硏究趨勢 ,提示對古典目錄學領域的前瞻設想 ,可供硏習者思考和進一步探求。意料之外 ,“古典目錄學 ”這一定名竟為學界所接受和使用，而此課程也為靑年朋友與學生所歡迎。《古典目錄學淺說》經過幾次修定，於 1981年 10月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得到學術界的關注，有的學者還寫了評論，給予鼓勵和幫助。 2003曾重印北京新一版，2005年 8 月，中華書局又將其收入《國學入門叢書》中 ,印行第三版，為硏習目錄學之必備讀物。2008年 7 月，南京大學中文系韓籍博士生朴貞淑女士來函 , 要求韓譯拙著《古典目錄學淺說》。 8 月 4 日，其導師張伯偉敎授發來推薦書云：“韓國留學生朴貞淑同學 ,畢業於韓國啟明大學校中國文學系 ,並獲得文學碩士學位。 2005年負笈來寧，就讀於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苦讀三年，以《〈文選〉東傳韓國之硏究》為題 ,撰寫博士學位論文，已順利通過論文答辯。該生對文獻學有濃厚的興趣。也有較好的基礎，她針對韓國學術界對文獻學不夠重視的現狀，擬翻譯中國學者的相關著述以藥之，其意可嘉，用澉推薦 ,盼能遂其美意 ,以光大吾華學術。”中韓文化交流 ,歷有年所，載籍多有記述，李白晁衡之唱和友誼，長安爭購張騖、白居易詩文，中華學人，久稱盛事。今世學術交流，學者訪學 ,尤呈頻繁。朴貞淑女士不遠千里，求學金陵，從師張門，學有所成。又焚膏繼晷，移譯拙著《古典目錄學》一書 ,為中韓文獻學領域之溝通交流，有所貢獻，其志可欽。朴貞淑女士方當盛年，前程遠大。望九一叟，企翹其開通交流渠道，日益廣闊，互譯互補 ,沾漑中韓文化。余於此當拭目以待，是為之序！二〇〇九年二月十日，寫於中國天津南開大學邃谷,行年八十七歲

文獻資源與文化研究— 讀《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郭濟修 4雷蒙 •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一文中指出，文化一般有三種定義 ,一是 “理想的 ”文化定義 ’ 二是 “文獻式 ”文化定義，三是文化的 “社會 ”定義。他認爲，這三種定義中，每一種定義都有價値。在他看來，任何充份的文化理論都必須包括這些定義所指向的事實領域，相反，排除彼此指涉的任何一種特殊的文化定義 , 都不是完備的。他還將文化最一般的定義區分爲三個層次 ,包括 “經歷過的文化 ”、“各種被記錄的文化 ”和 “選擇性傳統的文化 ”。無疑 ,威廉斯所指的 “文獻式 ”文化定義所指向的事實領域和 “各種被記錄的文化 ”，都是指特定社會的文字記錄，即由古以來的所有文獻資料。文獻旣記錄了歷史 ,也是文化的載體。所謂文化傳承、文以載道 ,都離不開文獻。各種思想、文化只有體現在各種文獻文本中，它們才能長期保存下來。文化的積殿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一種文化能夠經久不衰、不斷發展 , 文獻的重要性是不可置疑的。沒有那些文獻，一切都將盪然無存。因此，“不僅在藝術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爲方式中 ,尋求意義和價値 ,尋求創造性人類活動記載 ’總是非常必要的 ”。威廉斯表示 ,根據 “文獻式 ”文化定義，“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體，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詳細地記錄了人類的思想和經驗 ” ^ 他認爲 ’ “從文獻角度分析文化極爲重要，因爲它能產生它從中得以表現的整個組織的特殊根據 ”。 “最爲明顯的是，文獻式的文化的意義在於，當活著的見證人沉默的時候 ,它直接向我們表現那種生活。”（王逢振主編 :《2000年度新譯西方文論選》，灕江出版社，2001年 1月版。）文獻，原指典籍和宿賢。 “文獻 ”一詞最早見於《論語 •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 ,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矣。’”據朱熹注，“文 ”是指典籍，“獻 ”是指賢人。可見，原來的文獻是狹義。現在的文獻是廣義的，旣指典籍，也指具有歷史價値的圖書文物資料 , 如歷* 郭濟修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

史文獻、醫學文獻。它們是用文字、圖像、符號、視頻、聲頻等手段，將人類知識記錄在紙張、膠片、磁帶等各種載體上。另一方面，孔子的話也說明文獻的重要性。孔子對於夏代以後的杞國和殷代以後的宋國的禮制不能作證明，就是因爲文獻不足。他說 ,如果文獻充足，他就能證明。文獻不僅僅只是檔案文件和圖書資料，更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它旣是記錄人類思想和經驗的載體,本身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因此，要了解或硏究一個地方的文化, 文獻是不可缺少的。同樣，要了解和硏究澳門的文化 ,有關澳門的文獻也是必不可少的。以前澳門的文獻資源比較分散，而且由於語言文字的阻礙，不管是以中文爲母語的學者，還是以葡語等其他語言爲母語的學者，都缺乏對於澳門文獻資源進行專門、系統、全面及深入的扒梳、整理、分析和硏究。由任職於澳門大學圖書館的楊開荊博士著作、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硏究》一書，可說塡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是件很有意義、很有益的事情。澳門雖然只是個彈丸之地，但是，由於澳門是個有四百年中西文化交流歷史的地方，因此有著豐富而具特色的文獻資源。澳門以前是個漁村,屬廣東香山縣管轄,歷史檔案等文獻內容只是關於澳門地方的。然而，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據居澳門以後,澳門就成爲一個近內地通海外的地區，中西文化在這裏相遇、交流。澳門的文獻內容就不單是澳門地區的了，還有中國的、葡萄牙的，以及亞洲和歐洲其他地區的，甚至有南美洲的; 文獻資料旣有中文的，也有葡文的、英文的。與中國其他地方相比，澳門的文獻有很多獨特的地方，尤其是有許多西文文獻資料。這些文獻反映了澳門是中西文化交匯點的特點，東西方文化在這裏接觸，進行互補、互識、互證、互用的雙向交流、對話及互相影響。這些文獻資料除了對於澳門的歷史文化硏究有著必不可少的參考價値外，對於中國近代和現代的歷史和文化的硏究也很寶貴，對於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史的硏究，以及對於澳門與日本、印度及東南亞一些國家的關係的硏究也有一定的作用。文獻與社會發展有著互動的關係。在《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硏究》中，作者楊開荊基於澳門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主要特點，將那些相關的文獻進行梳理、歸類 , 分爲六個方面，包括澳門政府文獻、宗敎文化活動及相關文獻、航海及旅遊文獻、葡文文獻、澳門早期報紙、國際組織寄存的文獻。作者指出，文獻資源硏究的最終目的是讓澳門這一特殊歷史環境下所產生的文化遺產得以承傳及發揮最大作用，成爲探索硏究澳門這袖珍城市奧秘的重要參考工具。因此，在書中，作者進而探討了澳門政府文獻所反映出來的澳門政治制度的演變、澳門天主敎和佛敎的活動及其所產生的文獻資源、澳門航海及旅遊文獻與澳門經貿發展的關係、澳門館藏葡文文獻所折射出來的殖民特色、澳門早期報業的歷史沿革及

其歷史背景、澳門與國際的關係及國際組織寄存文獻的利用硏究的問題等。《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硏究》中的文獻，顯然是廣義的文獻，不單指典籍,也指其他圖書文物資料，是“各種被記錄的文化” ，因此作者統稱爲文獻資源。因爲從楊開荊的觀點來看，文獻是指能表達及傳遞作者思想並且能長期保留的，存在於物質載體上的一切有價値的文字、文章、符號、資訊等。當然，這些文獻資料所記錄的•^是一個特定社會時期的一部分，經過篩選的，不可能是全部，是 “選擇性傳統的文化” 。如澳門政府文獻資料，肯定都是當時澳門政府所需要的 ,爲其服務的，不一定是全部。正如威廉斯所說的: “在理論上，一個時期被記錄下來;在實踐上，這個記錄融入了一個有選擇的傳統之中:兩者都不同於以前經歷過的文化。”然而，文獻對於文化硏究的價値是不能低估的，它與其他兩種文化定義一起，在許多不同層次，體現一些眞實關係，“ 在描述這些關係的過程中，眞正的文化過程將呈現出來。” 雖然那些文獻資料未必每件都具有歷史價値，但也未必沒有價値。因爲 , 對於價値，每個時代、每個人都有不同看法。文獻資料在永不停息的時間中，總會不斷被人們根據他們自己不同的歷史經驗、生活方式、行爲準則、思維方式、價値觀和世界觀，加以新的解釋、新的理解，賦予新的含義。理查德 • 特迪曼認爲不應贬低或忽略那些不是“經典” 或被認爲沒有價値的的作品，他在《傳統結構下的文化硏究》一文中說:“ 文化硏究有力地指出傳統的文化批判被捲入了毫無根據的階級、種族及性方面的偏見。這種批判將社會精英的作品或爲其創作的作品歸爲正經, 卻贬低或故意忽略那些在許多不同文化及地點產生的作品，因此，它突出理論某種支配力量的神聖不可侵犯性。” 他說文化硏究一直試圖表達被贬低的或曾受壓制的人類體驗和文化表現。通過文化硏究，人們力求發現並了解那些在惡劣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的文化實驗及產物, 包括基於種族、階級、地域、性別或其他可知的劣勢標誌而產生的種種爲我們所熟悉的社會歧視形式。”他認爲，“ 經典著作不僅在審美上也在社會中成爲一個相當排他的地方。” 因此，他指出：“在文化硏究著眼於被贬低、被忽略的文本和次等人群的文化作品的第一階段，發現與重現文化客體成了最重要的任務。這種重新捜集檔案的時刻是極爲關鍵的。無論是將這些材料找出來，還是將焦點集中在以前被認爲毫無嚴肅分析必要的文化經驗方面（如像米歇爾 • 德 • 塞爾多和他的支持者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所考察的衣食住行、水道冲浪之類的事物），都是增加我們對多元文化及總體歷史記載知識的不可缺少的途徑。” ( 王逢振主編 :《2000年度新譯西方文論選》，漓江出版社，2001年 1 月版。）基於此,作者楊開菊在《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硏究》中將所有有關澳門的文獻資源，不分年代、宗敎、階級、民族和性別，盡可能全面地挖掘、整理。作者所作

出的努力和工作, 讓人感到敬佩。如上面所說的,文獻不僅僅只是檔案文件和圖書資料自身所具備的知識參考價値，更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不同時期、不同方面的檔案文獻記錄了各個歷史時期的情況。在那些檔案文獻中，人們可以了解其產生的原因、時代背景及社會環境，以及發展演變的過程 ; 從橫的方面，人們可了解與別的方面的關係和聯繫，互相參照，立體地了解整個事件、整個歷史。在書中，作者從宏觀角度剖析澳門文獻資源與澳門整體社會發展的相互關係，探討它的社會價値與意義，指出它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所體現出澳門地區的國際地位情況。在書的下半部份，作者進而探討了澳門文獻資源規劃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澳門圖書館網絡信息資源的管理和發展策略、澳門文獻資源整體建設與規劃，並提出建立“ 澳門文獻學”的構想，很有價値。文獻承載著各方面的思想、文化，故具有鑑古知今的社會意義。通過文獻，我們可以追溯文化的源流，更好地總結過去，把握今天, 鑄造未來。如果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文獻的文化意義也就無從談起。在書中, 作者指出’ 要硏究澳門的歷史、文化，尤其是要建立“澳門學” ，澳門文獻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因此作者提出了建立“澳門文獻學” 的構想。作者認爲，大量地捜尋各地有關澳門的文獻，翻譯具有歷史價値的文獻,有序地爲硏究人員提供各種信息資源，尤其是歷史、文化方面的文獻，才能支持“ 澳門學”的硏究。金國平把建立“ 澳門文獻學”的意義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他認爲，“ 澳門文獻學” 應該被視爲中國歷史遺產的一個重要部份, 因爲它保存了許多不見於漢語史料的寶貴資料,擴大了中國明末以來歷史撰述的範圍，爲中國社會補充了一些鮮活的歷史場景與長卷。如果我們得以把澳門的文獻引入明末以來中國歷史的硏究，那麽史家可撰述的內容將更加充實豐富（«“澳門文獻學”芻議》) 。實際上, 《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硏究》不僅在澳門的文獻資源硏究方面有其學術價値，作爲“澳門文獻學”以至“澳門學” 的建立也是一塊大的基石。而對於 “澳門文獻學”的建立，還需要大家繼續共同努力,也希望楊開荊博士有更多的新作。硏究和利用，充份發揮文獻資源的功能，是更重要的工作 ;只有充份發揮文獻資源的功能，“澳門學”才能早日建立。讓我們爲此共同努力吧。

一部頗具特色的古籍圖錄— 評《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圖録》鐘蒲書目，歷來是圖書館、宫廷藏書和私人藏書的一種濃縮資訊與知識系統，它的功能主要是簡介文獻外形和內容特徵，爲讀者提供査詢文獻的線索，指引人們讀書治學的門徑。古往今來，無論斷代史、地方誌和藏書部門都編有各種名稱的目錄，如 : 書目、書錄、書志、圖錄、藝文志、經籍志等等。在當今的資訊時代，紙質的書本目錄和電腦存儲的網絡、數據庫等並行。在一定時期，書本目錄不會斷然消失，仍然發揮它使用方便、保障係數大和受讀者歡迎的職能。近曰，從友人處見到最新出版的《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圖錄》（以下簡稱《圖錄》) ，深深地爲其封面設計所吸弓[，得應允借閱後不禁掀頁翻讀，越看越覺得它很有創意。該《圖錄》不僅題目新穎、取材精粹、著錄準確、編例合理，而且設計獨特、印刷精美，可以說是現存眾多書目和圖錄中的精品。澳門大學藏有中文古籍6 ,000多種，12,000多冊，內有明淸刻本、套印本、鈔本、校跋本等。雖無歷代藏家所重視的宋、元刻本，但作爲“ 彈丸之地” 的澳門，一所大學藏書有此規模，也算難得。《圖錄》從館藏中遴選了 100種古籍，分爲“歷代名著” 、“鄕邦文獻”和“ 宗敎譯述” 三部分，經過翻閱後，感到平凡處有精彩,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揭示館藏精品澳門大學圖書館，相對港、臺和大陸大學圖書館而言，它的古籍藏量是不算多的，但由於該館幾代人的積極捜求，現已初具規模,形成特點。如《圖錄》所收明刻本10種，套印本4 種，批校題跋本23種。其中，《新編纂注資治通鑒外紀增義》、《區太史文集》、《竹眠詞鈔》等幾種，爲《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未收或收錄的不同版本( 均晚於此《圖錄》版本時間）。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有《區* 鍾蒲: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學術顧問。

太史詩集》，而獨缺其《文集》; 有《新編纂注資治通鑒外紀增義》的明正德二年 (1507)書林劉文壽刻本，而缺明弘治、正德間劉氏愼獨齋刻本;《竹眠詞鈔》爲淸中黃景仁所撰,黃氏爲乾隆時武進人，曾爲安徽督學朱筠幕僚’工詩詞, “ 以奇肆新警見長” ，著有《兩當軒全集》二十二卷。此書未刻，爲嶺南學者淸吳蘭修校鈔本，另有民國汪宗衍題跋，具有較高學術價値。在二十多種批校題跋本中，如《北夢瑣言》,爲淸咸豐探花、著名學者和藏書家順德李太史文田所批校; 明萬曆程榮刻本《說苑》, 明淸有不少學者批校題跋，其中以淸初何焯校跋著稱，此《圖錄》收有淸江德量跋並過錄淸何焯校並跋，甚爲難得 ; 又如《憲章錄》，有淸末民初著名學者羅振玉題跋，內云: “《憲章錄》四十七卷，萬曆甲戌（1574年）刻本。此書薛應旃撰，前有應旅自序及陸光宅跋，共四十七卷。起洪武元年（1368 年），訖正德十六年（1521年）。《澹生堂書目》及《明史 • 藝文志》作四十六卷, 疑誤。澹生堂尙有續錄二十卷，亦應旃撰。… … 光緒甲辰（1904年）得之南海孔氏嶽雪樓。戊申（1908年）正月上虞羅振玉題記。” 這段跋語，對考察著述原委及該書流傳經過，有一定的參考價値。在十二種“淸禁書” 中，有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錢牧齋先生尺牘》兩種。考錢氏爲明末淸初著名學者和藏書家，其著作在淸乾隆修《四庫全書》時，以其“ 語涉誹謗” ，被禁毁的書達十八種之多。同樣，明代薛應旃、淸初朱彝尊、嶺南王邦畿、明釋函星、屈大均、淸釋成鷲、今無、陳在謙等人著作,均列入“淸禁書”範圍之內。文獻因犯禁而流傳稀少，故被後世收藏家所重視。上述幾項，可視爲該館“善本” 。二、藏書傳承有緖我國古籍，由於時代久遠,從出版到典藏，早者有一千多年，晚者也有一、二百年。在此期間，由於自然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個人因素等種種複雜情況,使藏書聚散無常，聚而復散,散而復聚，這種現象已成一種社會典藏的普遍規律。例如著名藏書家錢謙益的“絳雲樓” ，因一場大火而盪然無存 ; 所以，被後人稱爲 “絳雲一炬”而作警示。同時，歷代朝野的更迭、兵燹、官府的命令，這是社會因素的主要方面。如明末淸初、淸末民初以及太平天國等造成的戰亂，藏書家的典籍紛紛損毀或散出，使藏書布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乾隆帝修《四庫全書》，利用修書、徵書之機，推行極端的文化專制，大量地査禁、刪改、銷毀民間的典籍，是我國歷史上一場空前的文化浩劫。然而，也有不少藏書家,因個人經商失敗、家道中落、後裔無能無德，而把祖先遺留的藏書散賣殆盡。上述事例在我國藏書史上並不少見。澳門大學古籍主要來自澳門著名愛國企業家何賢先生、實業家吳利勳先生

和香港大學陳君葆敎授遺孀等人的捐贈，但其前期典藏的經過, 我們可通過歷史文獻、書中的題跋和藏書印章加以考證。《圖錄》著錄和影印的跋語和印記，爲我們考證藏書的流傳經過，提供了有價値的依據,這也是許多已出版的館藏古籍書目或聯合書目所少見的。如《圖錄》所載《咸平集》三十卷，宋田錫撰，淸鈔本。據文獻記載: 田錫，字表聖，四川洪雅人。宋太平興國進士,累官諫議大夫、史館修纂3 其人不避權貴，遇事敢言，終身以諫諍爲己任，輯《奏疏》五十五卷，後自己焚毀, 並說直諫，臣責也，豈可藏副以賣直邪。” （見《中國人名大辭典》二〇三頁）卒後範仲淹爲他作墓誌、司馬光作神道碑，蘇拭在《田表聖奏議集 • 序》中，以他比作漢代賈誼，可知其人一生光明磊落。其著作僅有《咸平集》存世，此書收入《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一，但未見有刻本，多爲鈔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有六種，其中有明祁氏淡生堂鈔本、淸張位鈔本、淸鈔本等。此鈔本字體古雅端正，紙質白略顯舊，書上鈐有“ 張月霄印” （陽文方）、“ 愛日精廬藏書” （陽文方）、“秘冊” （陽文長方）、“ 三間草堂圖書” （陽文方）、“ 五橋珍藏” ( 陽文方）“陽湖陶氏涉園所有書籍之記” ( 陽文長方）等印。考“愛日精廬” 主人爲著名藏書家張金吾（1787 - 1829)，字愼旃,號月霄，江蘇昭文（今常熟）人。他一生集藏書、校書、纂輯於一體，藏書達十萬四千卷, 編有《愛日精廬書目》二十卷和《愛日精廬藏書志》四卷，晚年家道中落，負債縈累, 藏書盡爲債家所索走 ; “三間草堂圖書”爲浙江蕭山陸芝榮（1808 - 1830 ) ，字香圃，藏書富甲蕭邑，尤以元、明刻本及鈔本爲多；“五橋珍藏” 的主人爲王蔭昌，字子言，號五橋、.午橋,河北正定人，淸道光舉人，曾官武定府知府,以文詞書法名重一時；“涉園” 主人爲陶湘（1870 - 1939)，字蘭泉，號涉園, 江蘇武進人。他與繆荃孫、董康、張元濟、傅增湘等人皆爲同代著名藏書家和文獻家，藏書三十萬卷，喜收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明淸套印本及開花紙古籍，有“陶開花”之譽，爲藝林傳頌。晚年家道中落 ,藏書散售四方,其中開花紙《平定各省方略》等二十多種，經易培基介紹，售給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從上述印章可知，抄本《咸平集》歷經張金吾、陸芝榮、王蔭昌和陶湘等人收藏而輾轉歸入澳門大學。其他如《繹史》、《金石萃編》、《潛硏堂.文集》、《竹眠詞鈔》、《留春草堂詩鈔》等，都可據藏印考證其傳承源流。但應指出，該館古籍藏書大部分出自汪氏微尙齋，汪兆鏞、汪宗衍父子起了重要作用。三、印刷精美絕倫《圖錄》共收書一百種，一百二十八面。首先，採用《粤東金石略》作封影，充分顯示嶺南地文文獻特色; 書名由澳門著名學者、書法家及《澳門日報》社長

李鵬翥先生題字，其書法古樸而見秀雅，蒼勁而不失雄渾，給人深刻印象和美的享受。其次 ,每種選本書頁影印,亦頗費編者精力和審美意識，要求能展示藏本的代表性和古籍內容、外形特徵，旣有封面和序言, 又有卷端頁、套色本以及藏印和批校題跋，如《宗忠簡公文集》，《憲章錄》、《尺牘淸裁》，《硃批論旨》、《武溪集》、《廿四花風館詩詞鈔》等是。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圖錄》的攝影技高一籌。據友人說，他曾觀賞內中大部分典籍，其刻本的淸晰度、套印本的色彩度、印章的濃淡度以及紙張白黃度，甚至古籍中水漬等，仿佛和原書一模一樣。尤其是有些墨印刻字,散發出一種光澤,給人以書香墨香的感受,這要歸功於《圖錄》的攝影者— 澳門攝影學會理事長郭敬文先生的精心製作。總之，《圖錄》的編排、分類、選材、設計、攝影、用紙、色澤等, 皆爲上乘之作。自然,書中還有些不足之處，如個別書影的布局、著錄文字的缺漏等,尙有待改進。但從總體上說，它不影響《圖錄》整體的質量。《圖錄》可“ 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矣。期望澳門能出版更多更精的書目和圖錄,充份展示澳門爲我國中西文化交匯點的魅力和風彩。

澳門 “ 申遺”往事郭濟修澳門時間2005年 7 月 15下午，正在南非舉行的第二十九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宣佈中國當年唯一申報項目“ 澳門歷史建築群” 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並重新命名爲“ 澳門歷史城區” （“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 ) ，成爲中國第三十一處世界遺產。澳門申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有一個過程，歷經二十多年。根據澳門文化局的資料，澳門 1999年 3 月在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龍炳頤和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執行秘書招紹瓚的幫助下，當時的文化司署（澳門文化局前身）邀請了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來澳訪問，參觀考察澳門大部分主要的文物建築。由此, 建立了澳門和中國國家文物局正式的官方溝通渠道。當年十二月文化財產廳廳長陳澤成獲邀參加由香港特區政府主辦的“文物與旅遊” 國際硏討會,並發表論文。在會上，陳澤成向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提出了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構想，得到了張文彬的認同。因此,在澳門回歸祖國後的第一份行政長官施政報吿中,籌備向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申報部分澳門文物爲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作爲文化政策的一部分來執行。2000年 7 月陳澤成獲國家文物局邀請，參加由世界銀行、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國家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於北京舉辦的“文化古蹟管理與都市發展:挑戰和機遇” 會議。會議期間，陳澤成爲申報工作進行聯繫工作，認識了在世界遺產中心工作的景峰和中國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秘書長郭旃。郭旃吿知陳澤成，八月將有世界遺產專家來中國進行評估工作。於是,特區政府文化局立即邀請該專家於八月底順道來澳考察。澳門特區政府於2001年 7 月 2 3 日舉行“ 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啓動曰” 活動,正式啓動向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推廣工作,標誌著澳門歷史建築申報列入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大規模活動正式全面啓動。當年九月文化局局長何麗鑽赴雲南，與世界遺產專家考察當地擬申請世界遺產的地區，借此機會討論申報文本初稿的內容。隨後，根據專家的意見和按照申報文本的要求，申報文本中文稿經過多次修改後, 於十月底定稿。其間文化局一直與國家文物局保持溝通，並得到他們對工作的肯定，於 2001年底完

成了申報文本的英文版，並提交給中央政府審批卩中國於2003年向聯合國敎科文組織提出多個項目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澳門歷史建築爲其中的申請項目之一。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初步名單爲十六個位於澳門舊城區的心臟地帶，可以說是具代表性的澳門歷史文物群。以上是根據澳門文化局的資料。其實，澳門申請世界歷史文化遺產早在 1986年就開始, 並且不斷演變。當時的社會設備政務司狄雅誠到歐洲後，於 9 月 15曰返回澳門。他在碼頭向記者表示，他在歐洲期間曾到巴黎出席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的一次會議，討論有關澳門申請被列爲文物城一事。有關澳門申請被列爲文物城一事的“ 靈感” 是來自顧問公司PARTEX TAVEIRA的一個有關文物調査報吿中“有用” 的部份。顧問公司的報吿書散亂和不完整，但有些資料可以加以利用。當時澳門政府要求顧問公司將那些資料加以整理,像葡國爲愛和拉市及安格拉榮斯姆市所提交的資料那樣,以便政府可於年底提出申請案卷,能及時在第二年討論。狄雅誠表示，在巴黎時除了曾與葡萄牙駐巴黎大使施雅倫見面外,又與聯合國敎科文組織文化部及城市設計部的負責人接觸，他們對於他所提交的資料都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工務運輸司隨後也把澳門歷史文物保護區的範圍重新規劃，並即時生效，但是此舉使一些保護區內準備動工的的建築工程受到影響，因而建築置業界要求政府設定一個緩衝期。政府回應指，文物保護區的劃定與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範圍是兩回事; 文物保護區的劃定是根據1984年憲報公佈的法令，是根據專家硏究其價値和重要性而劃定的, 並沒有擴大文物保護區範圍，而且文物保護區占澳門面積的比例很小，不會影響城市規劃和經濟發展。不過,據澳門文化學會（澳葡政府文化司署和特區政府文化局的前身）主席彭慕治透露，政府爭取將澳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內的文物及保護區範圍，其實僅包括大三巴牌坊和大砲臺，有關計劃及圖則正準備提交給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審核。至於成功與否，則有待聯合國派員來澳門，調査申請列爲世界文化遺產的地方是否有需要保護的價値。他還表示,葡萄牙政府完全明白澳門將回歸中國，所以尊重中國的權利，並曾就將文物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的建議與北京政府接觸,共同商討,決定做法。但後來不知什麼原因，有關澳門申請被列爲文物城一事沒有了下文。直到上面所說的1999年澳門回歸以後,特區政府才又提出來，並且在中國專家的協助下，幾次修訂申報的規劃，最後確定以“ 澳門歷史城區” 的名義，獲得聯合國敎科文組織通過。澳門“ 申遺”的名稱不斷修改, 從申請將澳門列爲“ 文物城” , 到“ 澳門歷史

建築群 ” ，到最後 “澳門歷史城區 ” ；範圍也不斷修改，從爭取將澳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內的文物及保護區範圍僅包括大三巴牌坊和大砲臺，到後來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初步名單爲十六個 ,最後是以 “澳門歷史城區 ”名義申請 , 不斷完善。 “澳門歷史城區 ”的範圍擴大率了許多 ,包括連結相鄰的眾多廣場空間及二十多處歷史建築、以舊城區爲核心的歷史街區。覆蓋範圍除了大三巴牌坊和大砲臺，還包括媽閣廟前地、亞婆井前地、崗頂前地、議事亭前地、大堂前地、板樟堂前地、耶穌會紀念廣場、白鴿巢前地等多個廣場空間 ,以及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聖老愣佐敎堂、聖若瑟修院及聖堂、崗頂劇院、何東圖書館、聖奧斯定敎堂、民政總署大樓、三街會館（關帝廟）、仁慈堂大樓、大堂（主敎座堂）、盧家大屋、玫瑰堂、哪吒廟、舊城牆遺址、聖安多尼敎堂、東方基金會會址、基督敎墳場、東望洋砲臺（含東望洋燈塔及聖母雪地殿聖堂）等二十多處歷史建築。以及同分散建築緊密相連的媽閣廟前地、阿婆井前地、崗頂前地、議事亭前地、板樟堂前地、耶穌會紀念廣場、白鴿巢前地等七個廣場空間。歷史城區的範圍東起東望洋山 ,西至新馬路靠內港碼頭，南起媽閣山 , 北至白鴿巢公園。是中國境內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築共存的歷史城區 ,是四百多年來中西文化交流、多元共存的結晶。這一片區域是昔日華洋共處居住的舊城區 ,至今基本上保持原貌。這裏保存了澳門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精髓，是中國境內現存年代最遠、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 ,以西式建築爲主、中西式建築互相輝映的歷史城區；同時，更是西方宗敎文化在中國和遠東地區傳播歷史的重要見證，也是四百多年來中西文化交流互補、多元共存的結晶。因此，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遺，可以說是很有意義的。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導選載文獻信息學會擬定架構本地一群對文獻及對信息資源管理具有熱忱的學者組織了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致力推動澳門文獻整理硏究學術活動及信息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爲宗旨，核心成員日前假聯邦酒樓首次正式聚會，就學會的組織架構及未來發展方向開展了熱烈討論。會議通過了會長及理監事成員名單如下 :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荆，副理事長 :沈振輝、劉德學，理事 :邵朝陽、彭海鈴、郭濟修、馬雲駸、潘雅茵、梁家祺、陳志剛、陳美動，監事長尹德剛，監事 :陳業東、鍾麗華。學會成員主要爲文獻學硏究、法律界、圖書館界、文學界、資訊科技界等人士。此次聚會商討了學會的具體工作計劃，包括推動文獻出版及相關硏究、與各地文獻界學者進行學術交流、計劃出版澳門文獻硏究論文集等，並積極參與澳門記憶工程以及澳門文獻信息資源網絡總庫建設等工作。成員一致贊同，曰後將以務實進取的態度展開文獻信息工作 ,期望借此加強澳門與世界各地文獻信息以及文化學術的交流，促進澳門文化學術事業的發展。(《澳門曰報》2008年 4 月 2 曰）

文獻信息學會訪中聯辦文敎部劉嘵航肯定文獻信息業發展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一行七人日前拜訪了中聯辦文化敎育部，獲部長劉曉航熱情接見。劉曉航祝賀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成立 ,並耐心聽取學會的發展計劃，表示肯定和支持。近一小時的會面，氣氛熱烈。促澳文獻事業發展學會會長鄧駿捷向劉曉航介紹了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的創辦宗旨和工作方向。他表示 ,由於澳門特殊的歷史因素 ,保存了大量有待挖掘的珍貴文獻資源，需要進一步的整理、揭示，使社會得以充分利用。澳門信息資源的科學管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學會將致力促進澳門地區文獻信息事業的發展。理事長楊開荆介紹了學會日後的主要工作 ’表示將積極參與推動文獻數字化、澳門記憶工程、文獻資源網絡總庫、智力服務範疇等的實務工作，並與本澳及世界各地的文獻信息組織加強聯繫和展開合作，爲澳門進一步開拓文獻信息領域的聯繫搭建良好平臺。監事長尹德剛從語言文獻、報紙、印刷術等角度談到澳門在文獻傳播中擔當的重要角色。他表示在網絡環境下，透過有效的文獻信息服務將更好地爲澳門與外部交往、溝通和交流以及文化傳播發揮重要的平臺作用。助提昇澳文化形象劉曉航認眞細聽學會成員的匯報，對於學會今後的發展明確表示大力支持。他指出，澳門這小城的確具有非常獨特的文化底蘊，澳門作爲貿易港口，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他又認爲文獻信息是支援澳門各個領域的重要支撑，寄語學會成員致力文化遺產傳承以及信息服務的工作，相信對澳門社會以及文化產業的發展皆具有現實意義，也有助提昇澳門的文化形象。最後，學會成員介紹了本月底即將與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合辦的 “澳門文獻整理硏究曁數字化學術硏討會 ”等系統活動，劉曉航表示將出席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的成立就職典禮活動。劉曉航和文化敎育部助理洪波與學會成員親切交談 , 對學會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參加是次拜訪的成員還包括秘書長陳美動，理事馬雲駸、林慧卿、許偉鋒等。(《澳門日報》2008年 8 月 24日）

積極開拓信息資源網絡化建設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成立一群有志於澳門文獻整理硏究和信息資源管理的工作者，共同組織的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於上月廿六日假金都酒店喜福軒舉行成立就職典禮。出席典禮的嘉賓分別有中聯辦文敎部長劉曉航、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吳志良、文化局副局長陳澤成、中華敎育會副會長劉羨冰等，以及參加“ 澳門文獻整理硏究暨數字化學術硏討會” 的兩岸四地、日本、新加坡等地近百位專家學者，共同見證了學會的正式成立。該會會員主要來自文獻學界、文史學界、圖書館界、法律界、新聞界及資訊科技界等，宗旨是致力推動澳門歷史文獻資源的開發利用，積極開拓澳門信息資源的網絡化建設和信息服務的現代化發展,促使澳門地區的文獻信息事業與世界其他地方同步共進。就職典禮上, 劉曉航向學會成員提出三點希望: 一、堅持愛國愛澳，以澳門整體發展利益爲大前提，積極貢獻澳門社會 ; 二、面向時代需求，不斷鑽硏文獻信息領域的業務發展，通過科硏爲社會貢獻新成果; 三、希望學會堅持學術實踐，提昇能力，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並勉勵學會與各界多溝通,共同推動澳門文獻信息事業,支持澳門文化活動及科學硏究。學會會長鄧駿捷致詞時表示，感謝政府、中聯辦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表示日後必定務實進取地開展本地文獻信息工作，加強澳門與世界各地文獻信息界,以及文化學術界的交流，促進澳門文化事業的發展，強化澳門的文化形象。理事長楊開荆向與會者報吿了學會未來的發展目標及近期計劃。隨後的晚宴在一片歡樂友好的氣氛中進行，各地學者與本澳嘉賓就文獻信息事業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對日後的交流合作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澳門曰報》2008年 9 月3 曰）

專家學者硏究整理澳文獻澳門近代文學學會與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合辦的“ 澳門文獻整理硏究曁數字化”學術硏討會昨日開幕。主辦單位表示，澳門各類文獻的收藏地分散在世界各地,若能調查、共同開發與利用，將爲澳門與世界各地搭起跨文化的友誼平台，彰顯澳門文化形象意義深遠。文化局副局長陳澤成指出,保護文獻最終是爲了使用，如何利用現代化技術使澳門的各種文獻能公開檢索,將是文化工作者的責任。學術硏討會昨起一連兩日舉行,開幕式昨日上午十時假澳門大學圖書館演講廳舉行，中聯辦文化敎育部部長劉曉航、行政會發言人唐志堅、文化局副局長陳澤成、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吳志良、澳門大學校長姚偉彬、澳門近代文學學會理事長兼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國家圖書館主任陳紅彥、澳門大學圖書館館長潘華棟等出席。硏討會邀得逾八十位來自內地、臺灣、香港、曰本與本澳學者，共同探討澳門文獻整理硏究與數字化工作。鄧駿捷表示，澳門開埠至今有四百多年歷史，在中西文化交融下，積存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包括漢文、葡文、拉丁文、英文等多種語言，見證了澳門各個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藝術的發展，人們有責任和義務保護及合理利用。文獻具有再生性，澳門文獻可以爲人們提供二次文獻的編纂整理、文獻的數字化以及建設數據庫的物質性基礎，是澳門文化產業取之不竭的寶貴資源。此外,澳門各類文獻的收藏地分散在澳門、內地、臺灣、葡萄牙以及歐美,若能調査尋訪、共同開發與利用，將爲澳門與世界各地搭起跨文化的友誼平台，彰顯澳門文化形象意義深遠。陳澤成表示，文獻是反映人類社會的一面鏡子，見證着社會的發展，亦反映當地民衆的精神文化素養，更是世人考究歷史的重要依據，値得全民共同保護和合理利用。然而，如何利用現代化技術使澳門的各種文獻能公開檢索，或最大程度被使用，是文化工作者的責任。希望透過是次學術交流，各地專家與本澳學者共同深入探討系統整理歷史文獻，若能結合澳門歷史城區的保護，定必可發掘和彰顯澳門的文化和歷史價値。一連兩日的硏討會，議題主要圍遶澳門文獻整理硏究的現狀與展望、澳門文獻與澳門文獻綜合硏究、澳門文獻數字化的可行性與構想，以及國際文獻整理硏究及數字化的理論與實踐四個方向。有關專家學者並就澳門歷史文獻整理的重要性、澳門硏究中國文獻整理之體會、澳門新史料的開掘與利用、信息科

技浪潮下的澳門學術圖書館組織變遷、海峽兩岸三地漢語文古籍書目資料庫的建置等發表論文,透過學術交流 ’ 加強參與人士了解澳門文獻的內涵、外延、分類、流傳等核心，深化調査整理與編纂硏究，推動澳門文獻的數字化與數據庫的建設。( 《澳門日報》2008年 8 月2 8 日）

文獻整理數字化硏討會閉幕由澳門近代文學學會、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聯合主辦的“ 澳門文獻整理硏究曁數字化學術硏討會” ，經過兩天的學術交流、硏討，以及一天澳門“世遺” 文化景觀考察，於昨日結束。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日本以及澳門的百多位專家學者，雲集在蓮花之地的文化名城就澳門文獻資源的整理、挖掘、科學管理、利用，以及與社會各領域發展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學術交流，所提交的論文逾六十篇。在大會總結報吿中，山東大學鄭傑文敎授指出該次硏討會對古典文獻整理以及數字化工作的硏究有了進一步促進作用，講者在文獻整理硏究過程中的做出了精心思考、學術創新。他建議澳門學界與政府需要制訂相關措施配合文獻資源的整理，同時充分利用澳門中西文化碰撞地的優勢及國際地位，緊握契機，承擔更多的國際橋樑角色。澳門近代文學學會會長鄧景濱敎授則總結概括了該次硏討會的最大特點：古典和現代整合硏究、傳統和科學並重、靜態和動態皆俱, 同時他將文獻硏究提昇到城市精神和人文內涵的高度來討論，同時採取融和的精神來探討。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的閉幕辭指出，該次學術盛會中不少論題的硏討較過去顯得更深入、更開闊，並強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來評估澳門文獻資源的價値, 它們誠然已成爲東西文化合璧的歷史文化遺產，在遠東的這一小城顯示出其特色。中國深厚的文明一直引起西方歷史學家的特殊興趣，而澳門是自十六世紀以來可供直接透視中國近現代社會演進的一個特殊視窗，文獻是最好最重要的依據。同時，她對會議期間學者們再次就建立“ 澳門學” 、“澳門文獻學” 的議題展開討論感到非常高興。通過思想交流，增加了大家的共識，明確科硏工作中有待解決的問題，使今後進一步硏究有了諸多新的視野、新的思路和新的起點。最後她代表主辦單位感謝協辦者、資助機構的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澳門大學圖書館、澳門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澳門《九鼎》月刊社、澳門動漫文化產業協會，並得到中聯辦、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在數天的學術活動中，主辦單位安排各地學者與本澳各界進行了多角度的交流。與會學者代表訪問了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向基金主席唐志堅及鄭冠偉委員、陳允熙委員等展示數字圖書的最新技術，引起極大興趣。隨後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在金都酒店宴請硏討會所有學者,增添了各地學者與本澳科技

界的互動聯繫。與此同時 ,澳門《九鼎》月刊社也於閉幕禮後設宴款待與會者，進一步加強了各地學者和本地文化界的交流。(《華僑報》2008年 8月 30曰）

澳歷史文獻具重要價値普世意義爲深入探討澳門文獻的價値, 確定能否申請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或《世界記憶名錄》，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特邀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及京穗專家學者來澳與會。有關專家初步認同澳門的歷史文獻，具有重要價値和普世意義。透過學術交流, 可爲日後進一步展開相關工程打下良好基礎。冀澳文獻入選《名録》是次“澳門文獻遺產保護的普世意義硏討會” ，獲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摩卡娛樂場等大力支持，於昨日下午四時假敎科文中心多功能廳舉行。文化局副局長陳澤成，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主任李致忠，廣東文獻保護中心顧問駱偉，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計劃”亞太地區議會秘書長朱福強,該會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荆及多名圖書館界、敎育界、文化界等人士出席。去年起，國務院頒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針對“ 全國古籍保護工作”組成了中國古籍保護中心，隨之成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聯合國敎科文組織早於一九九二年發起“ 世界記憶工程”計劃 ’ 同時設立《世界記憶名錄》，以上兩《名錄》皆收編符合世界意義或入選標準的文獻遺產。有關文獻一旦入選,其價値及所屬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形象定必提昇。中西文化並存相輝映楊開荆致詞時說，因目前世界各國乃至國際組織,對文獻遺產的保護皆極爲重視，從《世界記憶名錄》到《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可見古籍挖掘整理刻不容緩。就澳門文化內涵而言，其珍藏的歷史文獻絕對不容忽視，因特殊的歷史發展進程, 澳門文獻資源涉及的領域頗爲廣闊，當中不少具劃時代意義和廣泛影響力,與澳門中西文化並存的特色相互輝映。很榮幸邀請到專門承擔國家古籍保護工作小組的專家，以及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計劃”成員 , 來澳就本土文獻作初步評估和指導，奔走於本澳各文獻機構進行認眞硏究。透過此次硏究會，冀各方文獻專家對澳門圖書館珍藏文獻及其他本地所藏古籍作初次考察評價,了解有關文獻申請列入中國古籍保護中心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或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的可行性;也讓更多本地人了解到澳門文獻遺產名錄在當今世界範圍內，獲得高度重視和保護。古籍藏書調研及利用李致忠、駱偉、朱福強、鄧駿捷先後作專題演講。其中，鄧駿捷作“ 澳門漢文

古籍存藏情況”發言時指出，澳門的漢文古籍藏書系統和中國古代藏書系統大體一致，基本是四分天下的格局，即以何東圖書館爲代表的政府公共藏書，以澳門大學爲代表的學校學術藏書, 以普濟禪院、聖若瑟修院等爲代表的寺廟敎堂宗敎藏書，以及私人的鑑賞藏書，其中古籍善本、地方文獻及西洋類古書，是澳門地區古籍藏書三大特色。當前最迫切要進行的工作，一是在已有成果上對已公佈的古籍圖書作深入考證硏究，包括版本著錄、批校題跋、流傳過程等，並在加強保護的同時開發利用。二是盡可能對還未公佈的古籍藏書情況的藏書處所，細緻調査。目前本澳古籍藏書的調査硏究,仍處起步階段，期待未來有更多驚人的發現，通過古籍藏書硏究彰顯澳門文化的應有價値。( 《澳門日報》2008年 11月 1 8 日）

澳文獻信息學會訪京交流一行人昨訪國家檔案局獲熱情接待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訪問交流團一行10人 ,在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荆率領下於15日由澳門飛抵北京，進行爲期三天的交流訪問活動。今曰，交流團拜訪了國家檔案局,受到國家檔案局局長楊冬權、副局長李明華等的熱情接待和歡迎。鄧駿捷、楊開荆等首先向國家檔案局的領導介紹了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的有關情況及澳門檔案文獻的現狀。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是2008年 2 月正式在澳門注冊成立的一個以致力澳門文獻整理硏究學術工作和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爲宗旨的民間非牟利學術社團。成立一年來, 在澳門特區政府、中央駐澳聯絡辦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在澳門檔案文獻領域作了一些工作。澳門不僅是中國最早的中西文化交匯地，而且有豐富的文獻資料存留。由於這方面的人才短缺，大部分資源仍留存在民間和個人手中，尙待發掘整理和利用。在這方面很希望國家檔案局和內地的專家學者多給予指導和支持，也很希望有機會了解和學習國家檔案局的珍藏以及科學管理方法和技術,探討今後的交流和合作。國家檔案局副局長李明華代表國家檔案局對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訪問團到訪表示熱烈歡迎。他說，聽了澳門交流團的介紹,對澳門檔案文獻工作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印象深刻。澳門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澳門回歸以來重視文化回歸工作,積極開展澳門檔案文獻遺產工程, 很有意義。這對於中外各界人士進一步認識和了解澳門很有幫助。當然，澳門做這件事還處在起步階段，還要以更適當的方式加強宣傳，使之深入人心。國家檔案局將全力支持澳門文獻信息協會的工作, 加強在圖書、檔案、文獻部門之間的協作。今年，國家檔案館將出台檔案文獻標準，召開檔案文獻遺產會議，我們願將有關的標準提供給澳門參考,也歡迎澳門的同行出席有關的會議。相信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爲中華文化遺產的傳承、發掘、保護和利用等方面取得收穫。澳門的很多文獻檔案很有特色，凡符合標準的, 也可納入申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和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的範圍，但最終的結果要由專家組評審決定。國家檔案局檔案館司司長孫鋼、副司長王雁賓等會見時在座。今曰下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訪問團參觀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受到該館館長鄒愛蓮等的歡迎和接待。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訪問交流團在京期間還將拜訪國家圖書館，參觀中國科

技館、首都博物館等單位。( 《澳門日報》2 0 0 9 年 2 月 1 7 日）

文獻信息學會訪國家圖書館正在訪京的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訪問交流團一行十人，在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荆率領下，17日拜訪了國家圖書館，並就國圖與澳門在古籍保護利用、人才培訓和在京澳兩地聯手舉辦古籍精品展等問題交換了意見。鄧駿捷、楊開荆等先後向國圖介紹了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成立一年來的工作情況，並表示今年是澳門回歸十週年，很希望國圖在古籍發掘、鑒定、保護和人才培訓等方面給予澳門更多支持和幫助，也希望雙方聯合在京澳兩地舉辦有關古籍方面的展覽，以提高大衆對古籍的知識和保護意識。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主任陳紅彥、《文獻季刊》常務副主編張廷銀、中國圖書館學會代表吳悅會見了訪問團。陳紅彥代表國家圖書館和館長詹福瑞歡迎到訪，她說，國家圖書館目前每年都在京滬等地舉辦多個有關古籍普査、鑒定、修復等培訓班 ,歡迎澳門方面根據需要加入。國圖目前正在進行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申報工作，各地已有上萬件的古籍提出申請，等待專家最後評定。同時根據各方面意見 ,籌備修訂有關標準。吳悅向訪問團簡單介紹了學會的工作。圖書館學會受文化部委托，曰前制訂《圖書館標準》,下一步還要制訂《圖書館宣言》，這些對於推動圖書館的規範化建設和健全法制都很有意義 ,可供澳門同行參考。另外，圖書館學會每年都會舉辦六期專業培訓班，學會願意與澳門開展合作。會見結束後 , 澳門團在國圖專家帶領下參觀了國家圖書館的部分古籍珍藏，其中包括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明朝成化皇帝御書功德經、《永樂大典》、敦煌卷子等。這都是難得一見的珍品。同曰下午，訪問交流團還參觀了中國科技館，受到了該館副館長黃體茂等的歡迎和接待。訪問團翌日參觀首都博物館後返回澳門。( 《澳門日報》2009年 2 月22日）

文獻會出版《澳門紀略》明信片文獻信息學會在澳基會、摩卡娛樂場贊助下，擬製作出版《澳門文獻明信片系列》，冀藉明信片再現澳門四百多年來的歷史人文風貌。作爲系列之一的《澳門紀略》已於日前面世。自從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敎科文組織評定爲中國第 31處世界文化遺產後 ,澳門作爲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多元交流結晶的地位得到了世界肯定。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澳門確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獨特的文化底蘊，檔案文獻則是記錄這一輝煌歷史的重要載體。由於特殊的歷史發展進程，澳門檔案文獻涉及的領域廣闊，語種繁多，內容豐富，形態多樣，當中不少具劃時代意義和廣泛影響力。爲此 ,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正積極開展澳門地方文獻的整理推廣以及文獻信息化的工作，學會擬製作出版具學術性和普及意義的《澳門文獻明信片系列》,詳實生動地再現澳門四百多年來的歷史面貌、風土人情以及社會百態，使居民和遊客加深認識這份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珍貴遺產。《澳門紀略》爲淸朝雍正乾隆年間人印光任、張汝霖於乾隆十六年（1751 年 )撰成，是第一部系統記述澳門的地方誌專書。全書由上卷《形勢篇》、《官守篇》和下卷《澳蕃篇》組成，全面介紹了澳門的歷史、地理、海防、官守以及租居澳門的西洋人在貿易、宗敎、文化、風俗、技藝等方面的情況，並附有插圖廿一幅和中葡對照詞語四百多條。由於其史料詳實，圖文並茂 , 對於反映和硏究澳門歷史有着無可替代的價値。此次出版的《澳門紀略》明信片一套十二張，旣選取了書中文字內容的部分，更着重選取地圖、人物等版刻圖像，眞實生動地反映了澳門在明末淸初時期的歷史面貌。《澳門紀略》明信片現已於各大書店有售。(《澳門日報》2009年 4 月 16日）

文獻信息會出版新書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在澳門基金會、摩卡娛樂場贊助下，出版了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敎授駱偉撰寫、學會會長鄧駿捷校訂的《地方文獻學概論》一書。地方文獻是反映特定區域內有關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群體活動方式的記載物 ,凡是在內容上涉及該區域並具有一定價値的各種類型、文種、時代的出版物 ,均可稱爲地方文獻 ,大體上包括區域事物、區域人物及著述、區域出版物三大類。地方文獻學則是一門以文獻學原理爲基礎，廣泛運用目錄學、版本學、校讎學、編纂學、史學、方志學、電腦科學等學科知識，對某一區域文獻的產生、分佈、集聚、整序與開發利用進行硏究 ,並探索其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駱偉早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圖書館學專業，曾任山東圖書館古籍部主任、廣州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副主任 ’長期從事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地方文獻、圖書館學的敎學與硏究工作，是中國圖書館學、古籍整理、地方文獻等學術領域的著名專家。《地方文獻學概論》是作者在講稿的基礎上全面整理修定而成的，屬於地方文獻學的通論性著作。《地方文獻學概論》在着重探討地方文獻的特性、功能、作用等基本理論問題之外 ,還對當代社會普遍關心的問題作出了新的說明 ,例如對於族譜、宗譜等姓氏文獻作了重點分析 ,希望借此提昇此類地方文獻的價値，煥發其光彩。同時，又探討了地方文獻的現代技術應用問題，介紹了兩岸四地在地方文獻工作中應用現代技術方面的進展，更以《廣東文獻資料庫》、《嶺南文獻資料庫》、《廣東人物資料庫》、《珠江三角洲文獻資料庫》等爲例，說明這些資料庫的特點和使用價値。最後提出地方文獻是珍貴資訊寶庫的結論，強調對其加以開發利用的重要性。《地方文獻學概論》內容廣泛 ,資料豐富，弓丨證詳實，讀者可以借着此書的論述加深對地方文獻的認識。現時澳門文獻的整理利用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對於澳門文獻的系統性的認識還較爲有限，澳門文獻的內涵、外延、分類、流傳等文獻學核心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硏究，此書的出版將對澳門文獻的硏究和澳門文獻學的學術建構有一定程度上的借鑒意義。《地方文獻學概論》一書訂價八十元，現於各大書店有售。( 《澳門日報》2 0 0 9 年 5 月 2 5 日）

文獻信息學會周六硏討內地港專家聚澳簽協議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將於周六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半假澳門宋玉生廣場 263號中土大廈十九樓澳門商務促進中心多功能會議廳舉行“ 澳門文獻信息網絡化整合發展學術硏討會” ，邀請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系主任王余光、副主任周慶山以及敎授王錦貴，中山大學古文獻硏究所所長黃仕忠以及硏究所人員吳江華 ,香港檔案學會代表錢正民、謝蘊璿等與澳門各界人士硏討信息技術、文化產業、文獻學、歷史文化、圖書館資源共享等不同層面的問題。期間，學會將分別與三地學術界簽署交流合作意向書，就澳門與各地文獻信息領域的發展、地方文獻的共享，以及學術硏究、人員培訓、交流互訪，共同推動文獻信息事業的國際與區域發展等展開合作。是次活動獲澳門基金會、摩卡娛樂場資助，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供場地。隨着近年社會的高速發展, 人們對信息的需求與日俱增。一個堪稱國際化的城市，對信息的掌握不容有失。然而，目前澳門文獻信息資源系統卻處於各自為政的局面，各個圖書館、文獻機構、網絡數據庫等較為分散，相比世界各地先進國家地區對文獻信息資源的重視，澳門有急起直追的必要，因此文獻工作者如何將澳門文獻機構的數據資源整合將是一項重要的課題。與此同時，由於歷史的因素, 澳門所保留的大量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珍貴文獻仍在塵封之中，有待進一步挖掘、梳理、揭示。學會冀望通過專家學者的交流,加速澳門文獻信息網絡化整合發展的步伐，進一步硏究將不受版權規範的全文書刊、澳門期刊索引、學術論文、國內外有關澳門的專題文章、各圖書館自建的特色資料庫、各館開發的網絡資源等數據資料進行整合，為使用者提供一站式捜尋服務,令澳門文獻資源能發揮更大效益。最終令澳門的信息資源成為功能強大的服務網，以最大程度實現澳門地區文獻信息資源的共知共享，從而配合澳門社會急速發展之需。( 《澳門曰報》2009年 6 月 1 7 日）

整合澳文獻信息促網絡化內地港澳學者出席硏討會簽學術交流合作意向書由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主辦的“ 澳門文獻信息網絡化整合發展學術硏討會” 昨舉行，邀請到內地及港澳專家學者出席硏討。該學會期間與三地學術界簽署學術交流合作意向書,共同就澳門與各地文獻信息領域的發展、地方文獻的共享、學術硏究、人員培訓及交流互訪等方面,大力推動文獻信息事業於國際與區域間得以發展。硏討會於昨日上午九時半假澳門商務促進中心多功能會議廳舉行，中聯辦文敎部長劉曉航’ 行政會發言人唐志堅，文化局副局長陳澤成，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荊,以及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副主任周慶山、博導王錦貴，中山大學古文獻硏究所所長黃仕忠、博士硏究生吳江華，香港檔案學會總務謝蘊璿與澳門電腦學會會長林定等專家學者出席與會。楊開荊致開幕詞說，近年澳門社會高速發展，人們對信息的需求與日俱增。誠然 ’ 文獻信息網絡化管理不僅在於技術層面，也涵蓋文獻機構、社會各領域的有機聯繫和合作網絡，甚而涉獵信息技術的創新、文化產業的開拓、歷史文化的傳承、資源的共享、編修地方誌以及文獻遺產的保護等,是當代人責無旁貸的社會任務。邀請不同地區的專家學者共同探討與推動，可使澳門的文獻信息形成一個功能強大的sg務網。她希望通過專家學者的交流,加速澳門文獻信息網絡化整合發展的步伐，進一步硏究整合不受版權規範的全文書刊、澳門期刊索引、學術論文、國內外有關澳門的專題文章、各圖書館自建的特色資料庫、各館開發的網絡資源等數據資料, 為使用者提供一站式捜尋服務，令澳門文獻資源發揮更大效益。趙偉致詞說，當下處於信息發達的年代，城市的競爭力很大程度取決於掌握信息與獲取信息的能力。澳門作為國際都市,舉辦此類專題硏討具有時代意義 ,相信在這方面的硏究仍有很大發展空間。挖掘塵封的文獻寶庫，利用現代化技術整合分散的信息資源,以提升信息服務的技術和能力,促進社會發展，將是學術界的重任。隨後，該學會負責人與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香港檔案學會三地學術界代表簽署了交流合作意向書,寓意進一步展開澳門與內地的學術交流，共同推動文獻信息事業於國際與區域間發展。期間，鄧駿捷、楊開荊

分別向出席嘉賓及有關人士致送了感謝牌、名譽顧問牌、榮譽顧問牌及學術顧問牌，並與主講者合照留念。( 《澳門曰報》2 0 0 9 年 6 月 2 1 曰）

建容納城市整體記憶巨型網絡庫本地學者冀開展澳門記憶工程有澳門學者指出 ,為提升澳門的文化名城形象 ,向世界提供澳門文化訊息，有必要開展 “澳門記憶工程 ”項目，建立一個容納城市整體記憶的巨型網絡庫。另有本地學者建言當下人們可把見證歷史與時代的人與事，透過網誌或圖像、影音等形式整合儲存下來，向後人更好了解特定時期的澳門生活史。向世界供澳文化訊息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荆指出 ,倘向世界提供澳門文化訊息，有必要展開 “澳門記憶工程 ”項目，建立一個城市的整體記憶 ,透過巨型的網絡庫將澳門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些珍貴的、値得保留的、可公開的資料有序地儲存，如歷史文獻、人文內涵、建築文物、名人書畫、澳門硏究等，採用文字、錄音影像、圖片及地圖等方式儲存或展示，組成一套完整的記憶系統 ,方便留存後世。個人資訊上網未成風澳門電腦學會會長林定說，電腦發展至今，處理的對象已變成文字、圖像、音頻、視頻等人性化資訊，每個人旣扮演文獻資源的整合者 ,亦作為文獻資源的創造者 (即提供者）。根據澳門自身發展而言，倘若每個人願意把個人資訊上載至特定的網絡，由相關人士或團體整合成為 “澳門某時代城市人的記憶 ”，把有關網絡資源儲存下來，可作為後人了解澳門當前歷史與社會發展的有力根據。但礙於澳門人並未有此習慣，甚或未成風氣，難像歐美國家或臺灣等地如此流行，期望未來會有新的局面。個人私隱與檔案建立此外，香港檔案學會總務謝蘊璿談到 “個人私隱與檔案建立 ”課題時說，過去香港歷史檔案機構着重收藏政府決策記錄，較忽略平民檔案，但見目前的私隱條例並沒就歷史檔案有任何豁免，加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一九九六》實施後，規定所有涉及個人資料的檔案須於披露時符合蒐集資料的目的，無疑為收藏和建立檔案兩者帶來挑戰。這觀點而言，謝蘊璿對上載個人資料到互聯網上持有一定的尺度，步步為營，亦充分反映了香港的實際情況。( 《澳門日報》2 0 0 9 年 6 月 2 1 日）

逐步整合圖書館學情報學與檔案學學者倡建文獻交流共享平臺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副主任周慶山在硏討會上指出 , 文獻交流共享的理論構想，對於專業敎育的培養具有重要意義。他指出，倘圖書館學、情報學與檔案學學科可逐步整合為文獻信息學大學科群，在敎育領域將三個學科的壁壘打破 ’便可共享專業資源。周慶山說，隨着信息技術發展 ,特別是網絡化和數字化發展，圖書館、情報所、檔案館等各類機構的整合越來越具有重要的意義。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以及目錄學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 ,是相互滲透、融合、促進和影響 ,並且它們本質上是文獻交流與共享的過程。在實踐上，文獻交流理論的大文獻觀和整合理念正在變成現實 ’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的 “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 ”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建議圖書館、檔案館、情報所乃至博物館應打破行業壁壘 ,通力合作，以數字化資源共建為突破口建立文獻資源共享平臺 ,實現標準化和共享化。周慶山綜合指出，基於文獻資源共享的圖書館、情報所與檔案館一體化整合構建，需從理論上構建文獻信息學的學科體系，從實踐中將分工過於細化的各類文獻信息工作統合起來，從系統角度建設基礎結構、渠道和層次 ,從敎育角度培養複合型專業人員，從工作流程角度實現不同機構業務的標準化和協調化管理，從而達到文獻信息共享這一圖書館情報檔案工作的目標和宗旨。(《澳門曰報》2009年 6 月21曰）

文獻信息會星馬交流收穫豐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本月十二至十七日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和檔案館參觀訪問, 開展“文獻足蹟之旅” 。此次活動旣加強了對當地檔案文獻等信息資源和圖書館管理模式的了解，也宣傳介紹了澳門的特色文獻資源。訪問團成員均認為通過參觀交流,學習了很多新東西，獲益良多。豐富館藏拓視野由摩卡娛樂場贊助的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星馬文獻足蹟之旅由會長鄧駿捷、理事長楊開荊和副理事長沈振輝帶領，顧問徐靜慧和馬浚豪以及澳門基金會代表趙家權陪同，一行十三人於本月十二日到達新加坡。團員參觀了星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館和土生文化博物館，受到各相關單位負責人熱情接待，向參訪團詳細介紹了當地的豐富館藏及圖書館的環保設計、人性化管理、自動化圖書館網絡系統。另外,檔案館的運作、歷史文獻遺產的徵集、對文獻資料及音像作品的保護和修復，以及口述歷史工作的具體運作和特定指引等工作,均引起了訪問團的極大興趣，也開展了熱烈的討論交流。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正在籌備記憶工程，有關人員知悉澳門正在啟動澳門記憶工程,遂與學會成員及澳門基金會代表討論該項目，雙方皆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展開聯繫交流。隨後,一行轉到馬來西亞參觀訪問，先後訪問了馬六甲的獨立紀念館、鄭和文化館及紅屋，並赴吉隆坡拜訪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國家圖書館等。國家檔案館副館長以及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分別引領參觀和介紹了兩館的特色館藏。由於馬六甲曾經被葡國占領管治，馬來西亞歷史檔案館中珍藏了豐富的葡文資料，包括十六世紀馬六甲的歷史、敎會資料等葡國統治時期的珍貴文獻原件。國家圖書館亦介紹了圖書館的管理模式和服務範疇,並介紹了館中的各種珍藏，包括於二〇〇八年被列入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 《世界記憶名錄》的文獻。探討合作可行性學會一行通過實地參觀訪問, 認為不少東西均値得澳門學習,尤其是在檔案維護、徵集、利用，以及現代化技術等方面。其間,澳門代表團與訪問單位進行了友好交流，介紹了澳門文獻信息事業的現況，更探討日後與星馬圖書館、檔案館方面合作交流的可行性。參訪團在星馬參訪期間,還參觀遊覽了星馬的一些歷史名勝，包括馬六甲的英雄廣場、三保山和文化街，吉隆坡的國家紀念碑、

獨立廣場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參訪團於本月十七日結束參訪行程返澳。( 《澳門日報》2 0 0 9 年 7 月 2 4 日）

稿約一、《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為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編輯出版的學術刊物,歡迎澳門以及世界各地學者投稿。二、本刊堅持學術自由、文責自負的原則。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皆為作者的原創硏究成果，並不代表編委會的意見。三、來稿可以中、英文撰寫，內容一般以文獻整理硏究、信息開發管理、歷史文化硏究等為主。四、本刊編委會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意者請注明。五、稿件一般以3,000 - 8 ,0 0 0 字為宜。引文務必査對準確，註釋一律放在頁末，採用插入式腳註。六、來稿請寄紙質文本及電子文本（MS Word)，並注明作者的眞實姓名、任職機構或團體、詳細通信地址、郵政編碼、聯繫電話、電郵，以便聯繫。七、來稿三個月內未收到本刊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打印稿、複寫稿恕不退稿,也不奉吿評審意見。文稿一經刊登，即奉薄酬。八、本刊編委會聯繁方式:澳門郵政信箱9341號，電郵:mdis_mo@yahoo. com. hk。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創刊號 )主編：鄧駿捷副主編：楊開荊沈振輝出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赞助：澳門基金會澳門文化局摩卡娛樂場排版印刷：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次：2009年 11月ISSN 2077 -1479定價：澳門幣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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