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稿《澳門經濟》乃澳門經濟學會出版的學術性期刊，由有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及學者負責審稿及編輯。編審宗旨以不同學術觀點為導向，理論與實證分析並重。本刊歡迎澳門及澳門以外地區人士投稿，為設合本刊主題，編委會將以澳門經濟或大中華經濟區（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為研究重點的論文為首選，同時亦接受各類書評投稿。來稿可以中文或英文書寫，一式兩份郵寄：澳門米糙巷三號載生樓四樓澳門經濟學會《澳門經濟》編輯部收執行編輯：楊允中、陳守信編輯委員會：楊允中、劉本立、楊道匡、高展鴻、蕭志偉、陳守信、侯桂林、陸美嫦
《澳門經濟》第十五期目錄2001年12月提升21世紀中小企業的創富競爭力......................................................................楊俊文1學術進步與學風建設——同本會第一副會長楊允中博士討論學術與學德..............《澳門經濟》編輯部6澳門若干中資企業之困局——兼論“一國兩制”下中資應有所不為...................................................梁俊剛12紮根澳門、與時共進——澳門中資企業發展歷程.................................................................澳門中國企業協會19澳門科技產業的現狀及其發展策略舞議..............................................................李洪光23澳門的菲利浦士曲線和它對總體經濟政策的啟示...............................................黃立佳28完善澳門財政預算的分析和建議...............................................楊道匡、周燕、郭小東38貿易收支與匯率變動分析.....................................................................................甘樂年48“債轉股”研究.....................................................................................................尉東君57粵港澳經濟合作與發展研討會二十一世紀的粵港澳經濟合作...............................................................................陳聖河79新形勢、新思維、新目標——談進入新世紀的粵港澳合作..................................................................楊允中83澳門經濟學會近期活動紀要...............................................................................................87
提升二十一世紀中小企業的創富競爭力*楊俊文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主席當今世界變化速度之快，往往令人難以捉摸。新經濟秩序及全球一體化已成為時代的發展潮流，而我國亦於11月10日獲世貿部長會議通過成為世貿組織(WTO)成員，這一切將影響著我們的思維、競爭方式及發展策略。在知識經濟也就是創新導向經濟的形勢下，最重要的競爭手段是創新意念，以及由創意轉化成商品或服務的速度。我們需要轉變觀念以迎接知識經濟的到來，生產力組織的社會服務內涵亦要與之緊密配合並作出相應的調整。—.全球化下的新型國際合作關係在新經濟和全球化的進程中，世界產業結構勢將進行深刻的調整，世界資源及市場在重新配置，世界生產和營銷競爭格局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發達國家在推動經濟全球化方面扮演了主導角色，以尋求更多的市場及資源。經濟全球化是“雙面刃”，它不僅會帶來貿易自由、投資便利的機遇，也可能會構成拉大知識、貧富及南北差距的威脅。因此，經濟全球化的最高理想是讓所有國家和地區都能獲益，發達國家有責任和義務幫助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謀求加強彼此之間在投資、貿易、科技等各方面的互惠合作，以舒解發展中國家面對全球化的重大壓力。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體一中小企業亦要自強不息，對自身進行重整，這亦是各地生產力組織所需要做的工作。二.中小企業在全球化中的處境無論是發達的經濟體系或發展中的經濟體系，中小企業一直在國民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全球企業有九成以上屬中、小型規模。以中國為例，目前全國中*本文已提交給《第12屆世界生產力大會》並獲發表。
小企業已超過4，000萬家，佔全國總數的99%，並吸納了全國75%的就業人口，在新增就業職位中所佔的比例更高達80%以上。內地人口眾多，勞動力豐富，中小企業相對集中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符合了國內生產要素的特點。然而，國際市場供求格局已經發生變化，不少產品或服務呈現供應飽和或過剩，技術創新帶來的成本下降使產品更新換代加快，生命周期縮短，顧客需求不斷改變並隨之催生了零阻力經濟(FRICTION-FREEECONOMY)。這樣一來，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所面對的全球化競爭和挑戰是空前巨大的。在市場開放過程中，不僅外銷出口難度加大，甚至連自身市場也保不住。更加憂慮的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著內部經濟結構、管理體制、市場營銷發展滯後等共通性問題；具體的發展障礙主要包括創新能力不強、融資能力低、信息管道狹窄、市場開拓乏力、員工隊伍素質不高、企業管理水平低、人才招攬困難等。這種狀況已不適應於創新導向經濟的發展，政府及生產力組織必須與中小企業並肩攜手，努力構建未來競爭的比較優勢。三.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科技與創新是當今企業參與全球化競爭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說，中小企業要在研究與開發方面作出更多的投入。由於中小企業的先天不足，因此有需要採取策略聯盟、資源共享的發展策略。這方面需要政府採取積極措施和政策給予必要的支持，而生產力組織等中介服務機構可全力給予配套的協助。例如努力營造有利於中小企業發展的社會環境，加強扶持中小企業發展政策的制訂及實施，並組建中小企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透過有關組織機構及社會化服務體系為中小企業提供所急需的各項服務，包括：1.為企業提供診斷及諮詢，協助有困難的企業進行結構重整；2.組織面向企業的各類技術培訓，以有效地推廣技術和培育人才；3.積極培育企業善用資訊科技（IT)和快速回應的能力；4.設立共用的資料庫，向企業提供合適及最新的商業及技術信息，以達到資源共享、節省成本的目的；5.作為良好的技術轉移的中介，可先行消化各種適用科學技術，然後再轉介給企業；
6.匯集各類專職及熱心公益服務專才，在企業需要時作臨時外借，待企業的業務上軌後撤回；7.為企業提供財務管理及法律援助服務；8.統籌和組織地區性品牌的設立，並加以大力推廣，以供不同企業共用；9.支持和促進本地企業之間、本地企業與外地企業的交流，建立策略性合作夥伴關係；10.協助防止假冒偽造及侵權侵益行為的出現。四.調整扶持策略近年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為扶持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和轉化，側重於高新科技的孵化和推動，這似乎偏離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的實際情況。事實上，在現階段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著內部管理制度落後，財務會計制度不規範，吸收、消化和掌握新技術、新設備的能力不足，市場拓展能力較弱等問題。故此，生產力組織及中介服務機構應調整具體扶持的策略及措施，在推動技術創新和轉化的同時，還要為中小企業提供所需營運技能，特別要幫助解決以下兩大發展瓶頸問題：1.融資問題許多研究報告結果顯示，融資困難已成為制約中小企業經營發展的一個大障礙，並是中小企業當前最急需解決的問題，生產力組織亦應急它們所急，給予力所能及的協助。由於中小企業普遍忽略財帳管理透明度，常常未能提供足夠業務表現及發展前景資料供金融機構作信貸評估，令不少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持保守審慎的態度。為解決上述問題，生產力組織可配合舉辦融資專題培訓，讓中小企業明瞭金融機構審批信貸的要求及掌握融資的技巧，為中小企業制定一份標準化信貸申請資料清單，以協助有關的申請。另一方面，生產力組織可幫助金融機構加深對中小企業營運的了解，對其財務條件及發展前景作出客觀的評估，以加快審批申請。
2.創新經營問題我們正處身於一個生產過剩、選擇過剩的年代，市場已由賣方轉為買方，顧客要求日益挑剔。當你走進一間規模宏大的超市，就會有40,000多種貨品擺在你的面前，而一般家庭只選購其中200種貨品自用；世界上行銷的汽車車型超過300種，能常留在消費者腦海中的只有二十來個；世界銷售的英語電腦軟件已有250,000種，為人們所常用的僅約500種。以上的事例正好說明，現在市場供應的商品實在太多了！在這種供過於求的情況下，中小企業若單靠控制成本、降低價格等手段進行競爭，依然會被大多數消費者所忽略，在市場拓展方面難有任何突破，其成效最多只能維持自身的營運。時代不同了！我們可透過“價值微笑曲線圖”（圖一）看到其中的巨大變化。50至80年代是生產導向及求大於供的時期，產品的利潤或附加值集中在價值鏈（ValueChain)的生產環節上。進入二十一世紀，只從事生產的利潤越來越微薄，而產品的附加值或利潤主要來自兩大部份，第一部分是核心研究與成果商品化，第二部分是市場營銷、分銷網絡及品牌。由此可見，今後中小企業的發展必須具備創新經營的能力，其發展定位（Positionmg)應重點放在差異化和獨特性方面（Differentiation)，以差異化策略求取發展，以獨特性創造利潤及附加值。圖一價值微笑曲線圖
因此，今後生產力組織的主要扶持任務是“兩手抓”，一方面需要致力抓好中小企業不斷創新經營能力的培育，主要是產品的研發創新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抓好市場及品牌清晰的定位，讓中小企業能迅速行動，將創新營運理念儘快加以具體實現。只有通過培育中小企業的獨特競爭優勢，才能有效應對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白熱化”競爭’藉此有助於擴大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的創富能力。五.結束語在全球經濟逐漸邁向一體化的進程中，市場超速轉變，競爭更為激烈，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若要佔據有利的發展位置，就必須早日作好積極主動參與的準備。唯有如此，中小企業在這個新紀元中才能突圍而出，挑戰未來。
學術進步與學風建設—同本會第一副會長楊允中博士討論學術與學德《澳門經濟》編輯部編者按：為推進正常健康的學術交流，促進澳門經濟與社會穩定向前發展，不久前本刊就學術與學德等問題對本會第一副會長楊允中博士進行了一次專訪。現將訪問部份内容刊登於後，文中所述純屬個人觀點，不代表本會、本刊立場，謹供會員和廣大讀者參考。問：當前澳門經濟依然不景，政府、民間均感到壓力不輕，你作為一位資深學者認為是無能為力、難有作為，還是感到大有發揮空間，繼續充滿信心？答：現階段經濟領域問題值得全社會繼續認真關注，因為這次經濟不景拖的時間較長，跨越兩個時代，回歸前即已發生連續四年負增長，2000年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後，首年取得4.6%這樣難能可貴的恢復性增長，2001年原指望繼續好轉下去，可惜全球性的衰退現象加劇，加上“九—”非理性恐佈破壞事件的襲擊，令澳們這個微型經濟體系也隨之百上加斤，間接受到波及，推遲全面復甦進程。但我始終認為，這種現象終歸帶有暫時性，從長遠來講，全球經濟仍然要加速發展，澳門這個微型經濟體系同樣會得到更快更好的發展。我們始終不應忘記，澳門加速復甦、加速發展的前景具有必然性。因此，在困難時不失信心，遇到阻力時不動搖，理性、客觀地觀察形勢，通過探索、開拓及時調整定位，這是任何經營者謀取成功的要求，也是顯示其步入成熟的標誌。對於以探索發展規律為己任，以較為理性地觀察成果服務社會的學者，不管是專業化的還是業餘性質的，更不宜在暫時性的風浪中迷航。雖然，在現階段，由於經濟問題帶有諸多深層次因素，任何人都難以用幾句話，一兩篇文章把現狀改變，但這不等於學者沒有發揮空間，無能為力，恰恰相反，這是考驗學術界是否真有基本功，是否真心誠意投入服務社會的最好時機。至少有一點我們應該做到或
力求做到，這就是在困難時保持理性思維，理性操作，保持對發展前景不可動搖的信心，而不是人云亦云，六神無主，隨波逐流。問：一年之前，以你為首完成了一部大型研究報告-《澳門2020—未來20年遠景目標與發展策略》，你認為這份報告對解決當前經濟問題有推動作用嗎？報告是否受到特區政府和學術界正面重視？答：閣下提及的這份研究報告，只能說是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與澳門經濟學會同仁對特區未來發展的一種關注，是探索澳門未來發展目標、發展策略的一種嘗試。世界上沒有包醫百病的良藥，期望一、兩份研究成果的出台便可立竿見影地令疲弱的經濟復甦，顯然是不現實的、沒有可能的。應該表明的一點是，這份報告得到了特區政府的積極支持，也得到全澳許多社團、許多朋友不同形式的參與，因而如果有一些可取之處，那是大家共同努力所致。同時應該強調一下，報告選定了一個重要的主題，在特區成立伊始也是跨入新世紀的重要時刻推出，至少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報告正式發佈至今已近一年，但本澳以至外地有關經濟部門和研究單位仍在不斷地來電來函索取。正如何厚鏵特首在其序言裡所指出：“閱讀這份報告，人們將看到不少頗具啟迪的新思路、新構想、新觀點、新探索。相信，這份大部頭研究成果不僅對政府未來施政將帶來有益的啟迪，而且對各界人士重樹發展信心、重建光輝前景亦將帶來影響深遠的促進。”對此，我們只能講作了一項應該作的事情，也得到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的基本認同。作為業餘研究工作者，雖然水平有限，勢單力薄，但今後視需要與可能，我們願繼續跟進，並儘量擴大關注面和關注深度，力求不致被迅速演變的形勢所拋離。問：作為澳門經濟學會創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你對學會十多年的發展如何評估，你認為學會今後應如何作好自身的發展定位？答：我多年前講過，澳門是個博物館式的社會，它本身就是一個具多重價值的研究對象。20世紀80年代中，我作為主要發起人之一，參與創建了澳門社會科學學會。5年之後，我再次作為主要發起人之一，參與創建了澳門經濟學會。這兩個學會都是適應澳門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後各項事務需加速推
進的新形勢而成立，可以亳不誇大地說，它們是澳門社會進步的產物。就經濟學會來講，十多年來不僅為澳門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作出了一些積極的探索配合，而且長期以來會務進展正常，會員持續增加，會內運作保持民主氣氛，會外建立起較為正面的形象》何厚鏵特首過去曾長期擔任名譽會長，廖澤雲、崔世昌先生長期擔任名譽會長和會長，對會務發展關愛、指導有加，絕大多數理監事和廣大會員亦表現了很強的凝聚力和團結精神，這是學會逐步進入良性運行的重要條件。當然，無可迴避的事實是，由於幾乎全部會員都是業餘性經濟研究者，可投入的時間、精力有限，所以，從學術上講，雖然一路在進步、在提高，但總體看來，學術活動的量和質都還未能同客觀要求相適應，有些活動簡單化一點，有些研究成果粗糙一些。我想，任何事情都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低層向高層演進，這是規律，總體上看，澳門的學術水準同澳門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大體上是相適應的，此為其一；同時，任何社會事物其發展都具一定的相對性，社團和社團相比具相對性，學者和學者相比也具相對性，不排除兩個人相比可能其中一位總體上佔優，但具體每個細項上未必樣樣均佔優，故此，一個學術社團應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既不要強攬包打天下的虛功，同時又要盡可能量力而行地主動參與，積極投入對社會的服務之中，要以自身服務社會的成果求得社會的認同，這是其二。基於上述認識，我對經濟學會十多年的發展軌跡還是感到欣慰的，對其今後在年輕一代負責人主持下有更好的發展前景是充滿信心的。問：你是長輩，有幾十年從事學術工作的經驗，請問願否談談學術與學德之間的關係，你是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的？答：幾十年來我沒有脫離知識份子相對集中的活動範圍，這是事實，但長輩這個頭銜還是不敢當，受之有愧。從學術界來講，主要應以對知識的佔有量和對社會的實際貢獻來看輩份，而不應單單以時間的長短來評定。學術本身的量與質，亦即學術成果的多寡和學術造詣的深淺，這肯定是衡量學者是否有真才實學，是否“有料到”的最主要依據，但自古以來對學者還有另一個重要要求一一學德，亦即作人的準則。當然，既有真才實學，對社會作出重大貢獻，同時又講究學德，成為作人楷模，這是最理想的，也是學
者隊伍中絕大多數已經作到的境界。作為後進者，作為年輕一代要從歷史上或年長一輩中汲取營養，向他們學習。遺憾的是，在現實社會裡，由於利益、理念、道德等多種因素所致，不學無術、四處鑽營、貪天之功為已功者時有所聞，學術上有一定進展但作人作事德性不足者亦不乏其人。在澳門這樣的商業社會，對名與利的追求本屬無可非議，但身為學者或為人師表者，如果對名、利看得過重，甚至對一些掛名、排位、出鏡一類本無實際意義的現象，也孜孜以求，那未免顯得庸俗，反而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品味。應該說，學者的價值在於肯深層次思考’在於進行深入而持久的探索，在於能夠把一些似乎平常的司空見慣的東西加以分析總結並從中引發出有規律的結論來。真正的有一定功夫的學者，所以對其他現象往往有所忽略，就因為他要把有限的時間、資源集中到所熱愛的事業上，至於對他的學術成果命運往往也能處之泰然：聽到贊揚時不飄飄然、翹尾巴，聽到批評以至否定聲音時也能心態自然，不失信心。往往有一種心態，總認為自己的成果來之不易，不願聽到反面否定之詞，其實這是多餘的，學術成果發表就是給別人看的，你要是真有價值，別人、至少多數人自然會持認同態度，你要是錯謬百出，即使別人不出聲它仍是低能之作。所以，明者自明，清者自清，而學者本身作好自律則是更為重要。當然，學術問題要提倡用學術方法討論和解決，要保持理性化態度，要平等對人，要尊重別人成果，尊重別人人格，還是需要的。問：你在過去提出過一個命題：要發展成為知識密集型勞動者，請問如何可以成為上述類型勞動者，主要標誌是什麼？答：十多年前在一篇論述人力資源開發的文章中，本人提出了要優先關注對精神財富的追求，力爭塑造成知識密集型勞動者的命題。這主要是基於對現代社會發展規律的一點不成熟認識，當然，不可否認的是與我本人經歷、性格亦有一定關聯。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無疑有其很高的參照價值，一個人在其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自然要提出越來越多的需求，要向越來越高的追求目標進發，也就是講，任何人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和對精神財富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但對財富追求的期望與實現財富追求的目標
往往存在差距，有時甚至在其整個生命過程中也難以達到。這樣，作為一個理性的社會成員只能“有所為、有所不為”，要有選擇、有針對性地安排好自己追求的目標，而當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不可能同步追求時，就只能優先追求其中之一。我始終認為，在現代高競爭社會，如果憑自己的體力或智力而合理地獲取一定財富，是應予以支持的，因為喪失追求的動因就不能正常開發本身的潛能，就沒有生活的動力來源。有鑑於此，追求財富特別是追求物質財富時要依法、合理、適度，這是其一。一旦沒有條件同時追求兩種財富時，則要作出判斷，作出選擇，或優先追求物質財富，或優先追求精神財富，寧作物質財富的暫時貧困者，不可作精神財富的非富有者。在知識、科技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對知識、專業技能和各種信息的及時掌握，便是一種持久見效的競爭優勢，因此，一個正常發展的社會要注意培養與造就千千萬萬個知識密集型勞動者。所謂知識密集型勞動者，起碼應是受到高等教育，有可以自由發揮的某一或某些領域的專業技能，而且肯於繼續拓展知識層面並優化其結構的人士。同作政府部門的高級官員，知識結構佔優，不假手他人的主管，同知識擁有量不足，事事依賴別人的主管，其發揮前景顯然是截然不同的。同為企業家，擁有較好專業素養，對經營領域一般規律有認識的決策者，同雖因不同背景而成為財富支配人，但對管理、市場了解甚少的決策者，其競爭處境也顯然是優劣分明的。即使同處教育、學術等領域，真正學有所成、造詣很深的學者，同虛有其名、名實不符的或熱衷於鑽營，靠關係得以維持其地位的“有限公司”型學者，其發揮空間和受尊敬程度也是大相徑庭的。問：學術界的抄襲剽竊已成為一大社會公害，請問你對上述不正之風持何種態度？答：首先我想說，澳門是法冶社會，學術自由度較大，各種理念，觀點都可以發表，這是開展學術活動的一項非常有利條件。但正因為環境寬鬆，一些不規範行為也就比較易於發生。這裡，要科學界定抄襲剽竊的定義。所謂抄襲剽竊，是指非法侵佔別人學術成果，整體性也好，局部性也好，要有證有據，有一定的量化指標，有一定的認定程序，而不能單憑某個人的主觀臆測，更不宜隨心所欲輕易作出判斷。因此，一是要有法治觀點，對於確
有此類非法行為者可以依法追究，從而有效維護知識產權和基本人權，當然，指證不足，或有意抵毀別人形象者亦要受法律追究。二是要有道德觀點，要懂得尊重別人勞動成果。尊重別人知識產權，是一個合法公民的基本要求，反之因名利驅使逞一時之快，即使不被法律追究，那麼長期承受欠債、負債的心理壓力，日子也是不好過的。人活在世上要活得有尊嚴，活得受尊重，而鼠竊狗偷、損人利己是人格的自我扭曲。作為有成就的學者，其成果被人侵犯是不幸的，值得同情。但對真正造詣深、有見地、創意強的學者，他是無所畏懼的，他的形象也是無法被貶低的。你抄襲他昨天某一觀點，他今天又有更新的見解推出，你不可能把人家多年積累、艱辛開拓的所有成果全部“copy”下來，有時你未必理解的東西讓你“copy”也可能“copy”錯。因此，既要提倡建立好的學風，對一時尚難避免的不正常、不規範現象，要加以抵制，同時也說明對於真正嚴謹的學者來說，深層次的開發是最好的防範。問：長期來你對年輕知識界朋友幾乎有問必答，有求必應，請問你們相互間關係何以能保持比較穩定？答：我要首先回應的一點是，作學問從來像接力賽跑一樣，一棒接一棒進行傳遞，離開前人的開發成果，離開前人的指導影響，任何人都很難在學術上真正作出成績來。所以，儘管本人學疏才淺，掌握的知識有限，但一旦有人需要，還是心甘情願為有需要的朋友作點事，特別是同年輕朋友沒有障礙地交流討論，這是一件樂事。相信文明社會所以稱之為文明，就是因為其大多數成員對於知識的有序傳播與不當封鎖是有清晰界定原則的。老實講，本人長期生活在年輕朋友圈裡，對他們之中的上進心強、品行端正的一族更是情有獨鍾。我為他們生長在最好的年代感到羨慕，也為他們的快速成長感到振奮。作為一個較為年長的人，如果偶爾能為新生一代朋友作點事，那怕是當墊腳石，也是幸運的。嚴格地講，我從他們身上得到的是友好和信任，支持和鼓勵，這是一種特殊的互助互補關係。我願在有生之年繼續在探索社會的道路上儘可能經常地同年輕朋友們共勉。
澳門若干中資企業之困局——兼論“一國兩制”下中資應有所不為梁俊剛澳門經濟學會理事自亞洲金融危機後，澳門經濟陷入了連續多年的蕭條，市場氣氛相當黯淡。澳門大部份是中小型企業，抵禦風暴的能力有限，難免受到冲擊。經過幾年掙扎，他們相當部分正尋求轉型、突破，大有機會在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新經濟環境中獲得重生。然而，人們也許還注意到，當年那些曾在澳門市場叱咤風雲的大大小小的中資企業，現在卻有不少深陷困局，甚者一蹶不振。澳門回歸祖國後，在“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下，中資企業面臨的是新的社會經濟環境，已有必要對其任務、職能和作用重新進行研究和調整。一.隊伍龐大，身份複雜澳門中資企業分有幾大類，一是過去中央部屬的企業，是轉為大型的綜合性或專業公司；二是各省、市駐澳門的“窗口”公司’經營範圍就比較“多元化”；三是各地方的鄉鎮、企業或某種機構派駐澳門的小公司，所搞的業務就更是靈活自由：四是上述各種各樣“全資”的中資企業與澳門當地資本合作註冊，股份比例大小不等的“合資企業”。四種企業合計，以澳門中國企業協會1993年的統計達151個。第一類企業由於級別較高，有一套較規範的管理制度，國家對其監督也較嚴格，因此發展一直較正常有序，經營範圍穩定，規模逐步擴大，本地化程度較高，甚至已成為澳門經濟部份行業的支柱，如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等。然而，第二、第三類企業（也有個別第一類企業）卻在金融風暴後接二連三出問題，最突出的兩個方面是債務危機和經濟犯罪，直接或間接造成國家重大經濟損失，就近年在媒體曝光的情況看，這已不是新鮮事。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曰
之寒，其原因很值得探討，值得去總結經驗教訓。二.監管不到位，內部問題多第二、三類企業是相對獨立性較大的企業，既遠離國內的母體機構，運作完全在澳門本地，但在經營管理上又不受當地管理部門如新華分社(現中聯辦)及中國企業協會的干預，只是在外事上受前者的領導。這種相對獨立性，從正面看是在自由經濟的環境中靈活操作，快速應變。如果從負面看，那就是企業經營方向不明確，企業負責人權力不受限制，容易產生腐敗現象，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以至企業的覆滅。事實上，這些年已暴露出若干中資企業的種種令人憂慮的嚴重問題。1.投資無度，債務重重在金融風暴前的經濟高峰期，該類企業顯示出強烈的擴張欲望，普遍抱著機不可失、急功近利的心態，因此不約而同都熱衷於房地產炒賣、證券投資等高風險項目。他們大多數並非完全沒有風險意識，只是他們作為資本經營操作者與當地資本家不一樣的地方，是“錢不是自己的”，而使用這些錢卻有很大的權力。因此，為謀取“快錢”，他們更不惜大量舉債，向銀行、財團等借錢炒作。遺憾的是，當時相當多的金融機構對這些企業信用的評價依據不是其資產和整體實力，而是過份迷信其“背景”。結果是信用無限膨脹，該類企業投資無度，管理失控。隨着經濟泡沫的破滅，企業資不抵債、泥足深陷，而他們的“債主”也損失慘重，大量撇賬。這個問題至今仍難以解決，因為企業原來的那個“背景”有種種原因不承認上述債務，或有心無力，而企業自身是無論如何也沒有能力填平這個“坑”的。借貸雙方不可避免留下深深的積怨。而這些企業由於在也得不到過去“背景”的照顧’實際上已不可能翻身。2.背景來頭不同，監督機制不全上面提過，若干中資企業由於遠離其母體一一內地地方政府或各類機構，因此其運作往往難以有效監督。這並不是說該類企業完全沒有規章制度’恰恰相
反，規章制度是一套套的，外事紀律也很明確。但是，這些條文基本上是約束企業的中下層人員的。企業的負責人誰來管呢？這就不好說了。譬如，眾所周知中資企業的人員有任期制，輪換制的。而且還比較明確。但事實上，若干企業並沒有認真執行，企業負責人以至整個班子多年來甚至十多年都是老面孔，因此有關條文似乎沒有“普遍性”，缺乏約束力。即使遇到企業經營不善或出現重大問題時，就把中下層個別人作調整，以示有所輪換、變動，而主要負責人仍然牢牢佔着位子不放。更有甚者，個別企業負責人多年可以不用述職，審計，沒有民主評議，只因為是受到“信任”，各自有不同的“背景”，因此他們有着可以不按遊戲規則行事的條件。而當他們真要不得不“下崗”的時候，蓋子一揭開，企業的狀況已面目全非了。3.權力過份集中，決策無透明度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在若干企業負責人來說只是一句口號，因為上文說過的原因，他們手中有“尚方寶劍”，更兼所謂“將在外”，權力過份集中，經營決策自由度很大，而透明度則成反比。九十年代中的澳門地產炒風，非常多的大小中資企業捲了進去，事後一個個傷痕繫繫，甚至翻不過身，都與決策隨意有關。更有甚者，若干企業把投資一下子放到南半球的某個地段，或太平洋上某個島嶼，可以十多年在那裡擱着，且沒派一個人去管。又如個別企業興之所至，在沒有任何專業人才作準備的情況下，將企業經營方向轉以“金融投資為主導”，“積極謀求進入國際資本市場，涉足海內外金融證券投資等業務”。然而沒有專業人才隊伍，沒有嚴格的監管措施和相關的權責規範，這種投資方向性的決策是建立在甚麼基礎上？顯然，它不是科學分析下的集體智慧，而是屬於急功近利又好高鶩遠的一廂情願。而事實上，該類企業在知識經濟的現實面前不僅遭受挫折，屢交學費，而且現在已再無能力去實踐這長官意志式的宏偉決策。4.監管漏洞、灰色地帶多，極易滋生腐敗由於港澳有着區別於內地的特殊環境，在過去長期監管不足的情況下，若干中資企業的運作頻頻出軌，腐敗現象叢生。有利用職權私調企業資金豪賭；有
勾結外商詐騙自身的公司，有私捲公款外逃，有巧立名目挪用，侵吞公款，以及各種貪污受賄等重大經濟案件，造成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由於“權力資本”參與甚至控制了收入分配，黑箱作業，公私不分，造就了某些人不合理甚至非法的暴富。另外，還有大量隱蔽性的弊端，都嚴重阻礙着許多中資企業的健康發展。如上述的領導班子多年無輪換更替，客觀上放縱了那些上級部門難以監管的利益集團，坐大某類特殊階層。企業裙帶關係成風，任人唯親（包括該集團認為有利用價值的上級領導的親屬、子女），因人設官（位），企業的人事結構成了一張關係網。事實上，駐外企業人員較境內同行優厚的待遇，而又長期沒有一個公開的、公平的選拔或競爭上崗的機制，往往便成了某些人在官場上交換利益的籌碼。由於上述企業屬內地資本而又在境外經營，運作中就有相當多的灰色地帶。譬如若千企業在對外宣傳時可以誇耀有多麼雄厚的經濟實力，在對上級領導滙報時又說取得巨大的業績。但一提到要對境內財政上繳時，或真正需要進行經濟核算時，口徑又來個急轉彎，這其中當然隱藏了不少奧妙。企業的盈虧，經營效益都可以成為某些人的數字遊戲。另有一類灰色地帶就是某些企業喜歡與外商“合作”搞投資，有利於某些人搞枱底交易，在賬目上做手腳就有更大的空間，而在這種“合作”公司裡謀取私利就更難被監管。某些人還巧立名目地把企業的生意拉給與自己有親屬關係的海外公司做，個別甚至拉得十分牽強，如拉國外公司來追國內公司的欠債，給予高額的報酬；又或重組公司上市不是往香港、新加坡或美國爭取，而偏偏去選冷門的澳洲，這無非都是私心作怪。至於說當年一些中企的奢侈揮霍之風，普通的澳門市民也不會陌生。當時，很多中資企業的“送往迎來”，請客送禮，一直被上級默許，而這部份費用的支出也往往是失控。假如上述種種情况是發生在澳門的私人企業、家族生意上，這完全無可指責，這是人家的自由選擇，個人責任。但是要說國有資本流到澳門後有不規範，不正常的運作，而非產權人的操作者又不是那麼可靠的話，國家財產損失的危機就隨時存在。
三.新時代，新環境，新思路回顧過去在澳葡當局執政時，葡資企業在澳門受到不合理的諸多照顧，極力爭奪經濟利益，甚至以各種方式很不光彩地掠奪澳門的大量資源。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資企業在澳門迅速建立和發展，並有能力與葡資相抗衡，減少了澳門資源流失，促進了澳門經濟的發展，同時，為祖國內地的改革開放起到“窗口”的作用。以歷史的觀點看，澳門中資企業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貢獻。澳門回歸祖國後，結束了幾百年的殖民統治，進入了一個“澳人治澳”的新時代。澳門所有的投資者和工商界，包括中資企業，都面臨新的時代背景，面臨新經濟結構的調整，面臨澳門經濟與世界經濟真正接軌的大趨勢。1.服從“一國兩制”大局的需要現在，澳門特區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致力維護的是公平競爭的自由經濟體系，任何背景的資本，包括本地資本與外來資本都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展開競爭，而所有合法投資者的利益都會受到保護。在“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下，澳門有目的地保留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因此，中資在澳門經濟結構中的比例應當有所限制，在一些普通行業中的角色應該淡化以至撒出。而從實際出發，保留那些支柱性，關鍵性行業（如金融業）以及民生必需品供應等事項業務上的作用，做到有所為又有所不為。其根本目的是支持和穩定澳門的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是與民爭利。大家可以設想，如果中資染指各行各業，公有制成份曰重，社會主義色彩日濃，那麼澳門特區將扮演甚麼樣的角色？特區政府在扶持本地工商業與協調中資企業之間將處於怎樣的尷尬境地？另一方面。內地近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國有資本已有意識地從一般性行業退出，放手讓民營經濟迅速壯大，大量國有企業正在重組、轉制。在這個大趨勢中，澳門的中資企業不可能沒有影響，更不能置身事外，理論上說，中資企業的轉制和重組更有利於在境外發展，如果這個調整順理成章發展下去的話，中資在澳門的色彩無疑將逐步淡化。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在境外“中資”的概念，將轉變成指來自內地的民營資本，而不是國有資本。
2.“微型經濟”現實的限制澳門“微型經濟”結構的現實，學術理論界及工商業者都是有共識的，最為明顯的就是市場容量小。假如中資企業無限的膨脹，那本地民營資本的生存空間肯定就縮小了，而反過來中資若不能更好地擴張發展，那長期待在這裡又有何經濟意義？這是一個兩難的困局。實際上，中資在澳門發展的“度”是較難把握的，投放多一些，經濟可能一下又過熱；後來一收縮，澳門經濟馬上又大降溫。資金的進出，流動受政策性的影響很大，來回這麼折騰，這“微型經濟”的元氣可就大傷了。另外，澳門作為一個國際性城市，特區政府正致力於改善投資環境，更積極地大量吸引外資。因此，在這個微型經濟體系裡，給外資的進入留有一定的空間就顯得很有必要，外商進入澳門除非是搞慈善，否則肯定要考慮投資環境和主要競爭對手。如果外商看到的對手總是國有資本背景的企業的話，那它會出大力氣去爭奪那本來就不太大的“蛋糕”嗎？再說，國際市場上，以國有資本與其它私人資本來競爭，恐怕也造成一種不公平競爭的印象。3.中資可更大作為相當部份的中資企業如果在澳門有所不為，那是不是喪失了發展機會呢？恰恰相反，現在正有極具意義的發展機會等待着他們，那就是中央政府號召的開發大西部，而國家資本在大局需要的背景下採取這一取向更是理所當然，義不容辭。中資企業在外引內聯方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與內地關係上有深厚的淵源，在熟悉情况上有很大的優勢，因此，理應成為開發西部經濟的重要力量。同時，還可以在港澳投資者隊伍中起帶頭作用，為西部引資作表率。其次，最近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取得巨大成功，從經濟意義上又是一個巨大的商機，有能力的中資企業一定不會袖手旁觀，坐失良機。還有就是在中國即將加入WTO之際。如果更有實力，有膽識。中資企業就應該直接邁向更廣闊的國際市場去，在那裡開拓、鍛煉、成長，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架橋舖路打前站，這是真正建基立業為國爭光的偉大事業。相比之下，他們實沒必要在澳門市場的淺水裡反復撲騰。
4.保留和發揮“窗口”和“橋樑”作用以上的觀點，也許已滯後於現實。很多有遠見，有承擔的中資企業可能已付諸行動。至於目前若干中資企業處於不正常運作狀態，它們原來經營的大部份業務也已在調整。雖然它們不是主動自覺地調整，但客觀經濟規律在起制約作用，這就是現有經營成本太高而實際利潤太低甚至無利可圖。在眾多一般性行業的生態中。它們已完全沒有優勢可言，待下去也沒太大意義。如果自身生存也成問題，甚至資不抵債，或出現嚴重經濟案件的企業，那就應干脆予以撒消，免得夜長夢多，留下資產不斷流失之隱患，嚴重影響中資企業的聲譽。在新的歷史時期，澳門中資企業的調整不可避免，其歷史使命也應有階段性的改變。在澳門一般性的工商行業，中資應有所不為。而他們更應有所為的，是其在祖國內地與海外市場之間的“窗口”與“橋樑”作用。尤其是地方性的中資企業，應該考慮調整方向，放棄以牟利為目的營商取向（為國家創造財富實有很多途徑，經商並非唯一之形式），加強為內地經濟建設服務的功能，調整為真正起窗口橋樑作用的職能機構。這樣，角色鮮明，沒有利益冲突，管理亦趨於完善、透明。若能如此，對國家，對地方，對澳門特別行政區，都是較為有利的。
紮根澳門、與時共進一一澳門中資企業發展歷程澳門中國企業協會-.發展概况截止2000年底，經國家批准登記在冊的駐澳中資企業共有200多家，業務涉及進出口貿易、金融、保險、旅遊、航空、運輸、商業零售、建築工程、房地產、紡織、印刷、電子通訊等行業。據統計，2000年駐澳中資企業資產總額達1，200億港元，企業員工人數約9，200多人，其中：內派人員860多人，佔員工總數近9%；當地員工7，200多人，佔員工總數78%；內地勞務近1,200人，佔13%。駐澳中資企業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起步創業階段（1949-1980年），以南光貿易公司（南光集團前身）、南通銀行（中國銀行前身）、中國旅行社、岐關車路公司等18家中資企業為代表，企業規模較小。二是快速成長階段(1981-1991年），隨着我國實行對外開放不斷深入，廣東、福建兩省借地域、人緣之勢，來澳興辦各類企業，一些中央直屬公司也相繼來澳承辦基礎設施建設、填海造地等工程，給澳門經濟注入了活力，中資企業在此期間曾達到了350多家。三是調整鞏固階段（1992-1996)，1998年，鑒於港澳地區中資企業數量過多，且在管理上出現了一些漏洞等問題，經國務院批准，開始進行了為期三年的清理整頓工作。經過清理整頓，1991年澳門中資企業數為196家。從此，駐澳中資企業在提高企業素質、業務多元化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四是改革發展階段(1997年至今）。1994年開始，澳門經濟受週邊地區的變化影響，加之當時澳葡政府施政不當，使澳門經濟開始了連續6年下滑，4年出現負增長的局面。中資企業與當地企業一樣，7承受着經濟不景所帶來的困擾。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中資企業管理、經營等方面長期積累的問題充份暴露出來，企業出現前所未有的困難，一些企業被迫重組，甚至破產。回歸後，澳門經濟出現好轉，澳門中資企業在中央有關部門和內地政府的關心支持下，進行了機構、債務重組，深化改
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逐步朝着健康良性的方向發展。二.澳門中資企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中資企業在澳門經濟發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澳門四大產業中，中資企業所佔的比重分別為：金融保險業50%以上、建築房地產業50%以上、旅遊酒店業40%左右（博彩業除外）、貿易加工業30%左右。長期以來，中資企業本着立足澳門、服務澳門、建設澳門的宗旨，為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並為澳門的順利回歸和回歸後的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1.保障了民生供應，繁榮了澳門市場澳門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如鮮活商品，蔬菜等食品供應，90%以上都由中資企業組織供應。中資企業石油產品銷售量佔本澳市場62%，同時還擔負着澳門機場和港澳飛翼船用油的專供任務以及澳門電廠50%的供油量。2.積極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澳門投資環境中資企業從80年代開始進入澳門建築市場起，已累計完成了300多個大中型工程建設項目，如澳門國際機場、友誼大橋、蓮花大橋、中國銀行大廈、澳門電廠、九澳油庫、澳門觀光塔、澳門高等法院、立法會大樓等一批澳門標誌性工程，為澳門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3.發展銀行保險業務，穩定澳門金融市場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作為澳門發鈔行之一，擔負着50%的澳門幣發行任務，是澳門指定的港幣清算行和澳門最大的商業銀行，其業務量與其他中資銀行合並計算，佔金融市場份額的50%以上。中保澳門分公司是澳門最大的財產保險企業。多年來，中資銀行以支持澳門經濟發展為己任，絕大部份的貸款用於支持澳門企業的發展，在維持澳門金融市場穩定、平抑銀行擠提、推動現代管理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4.大力推介澳門旅遊市場，促進澳門旅遊業發展中資企業積極開展內地居民“澳門遊”業務，通過向內地宣傳推介澳門旅遊市場，積極吸引內地居民來澳旅遊。近年來，在來澳遊客中內地旅客增幅最快，已成為澳門旅遊市場的重要客源。據統計，2001年1-8月，內地來澳遊客達到了190.6萬人次，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26.1%。5.積極發展新興產業，推動澳門經濟轉型中資企業積極參與澳門國機場建設，並以中資為主組建了澳門航空公司。澳門航空運輸業已成為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中資企業還積極引進內地高新技術，發展衛星電視、通信和軟件等高科技產業，為實現澳門經濟轉型奠定了基礎。6.創造就業機會，培養常地人才中資企業員工總數為9，200多人，其中澳門當地員工為7，200多人，佔總數78.%，中資企業為澳門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如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澳門當地員工已佔到了95%以上。當地員工在中資企業中不僅數量增加，素質也不斷提高，相當一部份當地員工已成為駐澳中資企業的中層領導，有的還進入了公司高層領導班子。7.積極參與澳門的社會活動中資企業的經濟實力，使其成為了澳門社會活動中的重要群體，在為澳門過渡期事務、宣傳基本法、迎慶澳門回歸、積極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三.中資企業為澳門的順利回歸及社會和經濟的平穩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澳門回歸年，中資企業牢固樹立一切為了回歸、一切服復回歸、一切服務
回歸的全局觀念，克服企業的種種困難，千方百計保障了與澳門居民切身相關的生活、生產資料市場的正常供應，為澳門的平穩過渡、政權順利交接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澳門回歸慶典活動和慶祝回歸一週年活動期間，中資企業以高度的愛國熱情和政治覺悟，識大體，顧大局，圓滿地完成了上級交給的各項任務。
澳門科技產業的現狀及其發展策略芻議李洪光澳門經濟學會理事一.引言澳門近年經濟低迷，失業率高踞不下，原有的四大經濟支柱一一旅遊博彩業，出口加工業，金融服務業及房地產業中，除了旅遊博彩業較為蓬勃，金融服務業較平穩外，其餘兩個支柱產業都存在頗大的隱憂，雖然未至於危在旦夕，但亦可算得上岌岌可危，他們早已失去昔日的活力，難以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推動力。但澳門的科技產業經過了一段默默耕耘的時期後，雖然經歷了全球性高科技泡沫爆破的浪潮，仍然能夠站穩腳跟，逐漸吸引到社會的注視，甚至外商的青睐，澳門社會各界開始認識到科技產業活力充沛，潛力優厚，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支撐澳門經濟的新支柱產業，特區政府亦留意到這個變化，推出一些對扶持科技產業發展有利的政策。二.澳門科技產業的現狀澳門的科技產業仍然處於起步階段，仍未有很具體的劃分，所以缺乏統計數據，難以客觀地一窺其全貌，但通過報章的動態報導，亦可以感受到其發展的勢頭，筆者輯錄了一些報章的報導，相信有助讀者加強對澳門科技產業的現狀的暸解。下列是一些有關本地科技產業的經營狀況的報導：根據澳門日報2001年8月27日的報導，全球眾多網站公司相繼倒閉，網股股價一再創新低，前車可鑒，本地網站公司採取較穩健的做法，兼營代客建立內聯網及網頁設計等業務來幫補開銷，藉此建立公司品牌形象，總算找到較穩定的發展路向。成立一年多的澳門街網站，瀏覽人次約170萬，擁有一萬位登記會
員，雖然瀏覽人次和會員不能與一些大型中文網站相比，但在會員人數和業績維持穩步上升的良好勢頭。該公司在經營上，將員工人數控制在十人以內，人才管理方面要求員工一身兼多職。除重視內部管理外，公司亦注重品牌形象的建設，透過舉辦或協辦大型節目活動，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知名度有助將人流帶向網站，而會員人數和瀏覽人次是每個網站的資產指標，可以證明網站的受歡迎程度，幫助促銷廣告業務。除網上內容外，該公司還為本地企業設計網業，建立內網網，編寫程式及製作廣告等，該等收益佔其總收益約七成，對應付維持網站經營及爭取繼續進一步發展的開支有很大幫助。根據澳門日報2001年9月5日的報導，由澳門公司設立的全球首個最多元化的中文博彩資訊網站即將面世，將網羅全球博彩資訊及最新發展動態。推出網站的智高科技發展負責人陳家駒指出，該公司即將推出全球首個中文博彩資訊網站，當中包括約二十個不同類型的博彩網站，形形式式的賭博遊戲，二十多個歐洲足球賽事現場結果等。此外，還會介紹博彩知識及賭博技倆。陳家駒指出，網站針對全球華人市場，特別針對一些對賭博具濃厚興趣的成年人。為了捜集最新及相關的博彩資訊，該公司與外國公司建立了合作關係，而外國網上博彩公司對亞洲市場甚感興趣，為了招攬亞洲顧客，這些公司都願意到該網站賣廣告，加強宣傳。下列是一些有關外資投資本地科技產業的報導：根據澳門日報2001年5月18日報導，全球第十二大企業，日本住友集團落實來澳設點，計劃設立一條環氧樹脂銅箔積層皮生產線（它是生產電腦，電視遊戲機及資訊科技產品電路板的主要部件），總投資二千三百萬美元（約一億七千多萬澳門元），預計在2002年投產，產品主要針對亞洲市場，若然出口業績理想，集團更計劃增展另一條生產線。他們選擇澳門為投資落腳點，主要是看準澳門相對完善的公共建設，合理成本及配套設施，是南中國市場其中一個較好物流基地。此外，兩家重慶中藥企業分別與本地一家公司簽署合作協議，計劃在澳門成立兩家中藥製藥企業（IHG太極製藥澳門有限公司及IHG通和製藥澳門有限公司），兩項目總投資達一億五千萬澳門元，分別針對歐美和非洲，南美市場。參與兩個項目，負責科研工作的有香港科技大學中藥研究學科主任王一濤，這兩項投資選擇落戶澳門，主要是看中澳門相對合理的營運成本和背靠內地而又與
國際市場聯繫密切的中介地位。據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繼以上兩中藥項目外，尚有兩家企業亦有意來澳投資開設中藥廠，目前投資者正對本地投資環境進行較深入暸解。在台灣資金方面，台灣造利科技公司選定澳門作為其電子產品生產及技術研究的基地，最新的動向是已買下離島十多萬呎的廠房。該公司計劃投資三千萬美元（即二億五千萬澳門元）在澳門興建科技城。該公司總經理柯建信表示，只要澳門給予外商的優惠政策維持不變，澳門便擁有相當理想的投資環境。該公司落實在澳門設點，料將掀動一股台商投資澳門熱，因為該公司的二十多家下游企業亦有意追隨來澳投資。下列是一些有關特區政府對本地科技產業的扶持政策的報導：根據澳門日報2001年7月23日報導，澳門特區政府公佈一份發展電子政府清單，包括，公匙基建/電子認證，電子交易公證系統，智能卡身份證，政府內部聯網，公共服務入門網站，公共服務平台（電子採購，招標），公共技術組件（電子表格，電子付款），統一編碼標準（中文編碼，資料交換）八個大範疇。並提出了實現電子政府的四大原則：合法，保障私隱，確保安全，確保公平使用（目前40個政府部門網頁中，17個備有三種語言）。本地資訊業界說，電子政府工程是項目的合作，周邊項目很多，不是單單一家公司便可以全部承包。相信無論哪一家公司中標，都會剌激本地資訊科技推廣及業界發展。根據澳門日報2001年8月7日報導，特區政府計劃在年底前建立以企業形式運作的高科技孵化中心，該中心由政府，公司和機構共同出資組成，其中參與的私人公司包括外資，中資，本地的資訊科技公司，涉及股本約一千萬澳門元。現套推出的政策還包括創業基金和輸入專才，藉此吸引外資及專業技術力量投入澳門的毈化中心，扶持，發展澳門的科技資訊業。下列是有關機構對發展本地科技產業起到促進作用的舉措的報導：根據澳門日報2001年8月2日報導，生產力中心轄下一個“數碼匯點”培訓中心將於月中啟動，有關培訓中心硬件投資達數十萬元，是本地首個以培訓資訊科技產業人才為主的專業培訓中心。在培訓中心未設立之前，生產力中心已設有兩個有關資訊科技的專業培訓課程，一個是思科電腦網絡系統認證培訓，另一個是紅旗LINUX認證培訓，新中心啟動後，這兩個原有的課程會轉移至該中心進行。此外，生產力中心與甲骨文簽訂了合作協議，設立資料庫管理員的專
業培訓課程，亦將於這個新培訓中心啟動後展開。為普及本地電腦技術支援及銷售人員的基礎技術，中心亦計劃推出A+及Network+的認證課程》前者主要針對硬件作業系統及簡單的軟件安裝，後者則針對簡單網絡安裝及相關理論概念。中心就認證課程的舉辦已與澳門電腦商會達成共識，商會發出指引，希望屬下會員在拓聘電腦操作人員時，能優先考慮取得有關認證資格的應徵者，以進一步規範本地電腦業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綜上所述，澳門科技產產的現狀大致可歸納為：澳門的科技產業以資訊科技產業為主，有中國特色的中藥業的發展開始起步，立足本地的科技產業企業的經營漸上正軌，部份企業結合澳門的特殊環境時有創新，突破，外資對澳門科技產業的投資正在起步，具進一步起飛的勢頭，特區政府在政策上對科技產業的發展作了一定的扶持，民間機構在科技產業的人才培養上亦積極配合。三.澳門科技產業的發展策略芻議對於澳門科技產業的發展策略，筆者有以下一些不成熟的建議，1.發展科技產業是澳門經濟發展的長遠方針世界經濟發展已經進入知識經濟年代，要維持經濟長遠穩定的發展，發展科技產業是唯一的出路，這已是各個經濟發達的國家及地區的共同認識。在知識經濟的大環境下，澳門的產業結構明顯不能適應當前的經濟發展的需要，支柱產業中部份已出現危機，即使可以挽救免於崩潰，但亦難以回復昔日的光彩和活力。澳門科技產業雖然幼嫩，但科技產業的經營特徵是全球化，只要提供良好的經營環境及生活條件，是可以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內在澳門建立起具備一定規模的科技產業。2.科技產業的發展策略以合作為主澳門科技基礎薄弱，市場狹小，所以發展科技產業應該採取以合作為主的策略，爭取一些大型科技企業把整個經營操作中的一些環節放在澳門。在合作伙伴的選擇上，應以中國（特別是廣東省及福建省），香港，台灣及歐盟為主要
爭取的合作伙伴。3.由政府牽頭成立以投資科技產業為目標的風險投資公司政府已準備採取這個模式成立科技企業的孵化中心，可是這個計劃的規模實在太小，對澳門科技產業的推動力量十分有限。筆者認為，澳門特區政府應該採取同樣模式成立以投資科技產業為目標的風險投資公司，利用風險投資公司的活動，與前述之目標合作伙伴地區的科技產業企業進行資本融合，並通過其運作爭取這些企業將其部份運作轉移至澳門，這有助於澳門的科技產業的發展，並且可以與其合作伙伴建立起長期合作關係。4.爭取中國及歐盟在澳門成立科技產品的認證機構技術產品時常因為各國對產品質量，安全條例不同而令其在國際貿易上做成障礙，一些科技企業設計發明出極具發展潛力的產品後，由於國內市場容量有限而限制著其發展壯大，未能由其產品獲取到最大的經濟效益，因而抑制了這些企業的發展甚至生存。特區政府應該利用其與中國及歐盟的特殊關係，爭取他們在澳門成立科技產品的認證機構，產品取得這些機構的認證後，便可以合法地進入中國及歐盟的市場。如果能夠成事，澳門在科技產業中便取得特殊地位，增加對鄰近地區科技企業來澳門投資的吸引力。5.建立歐亞科技產業訊息中心澳門兩年一度舉辦以中歐科技企業交流為中心的“尤里卡會合亞洲”活動，在這個基礎上可以進一步爭取中國及歐盟共同在澳門建立歐亞科技訊息中心，溝通兩地科技發展的最新動態及科技貿易的訊息，這樣可以引起科技產業界對澳門的注意，研究澳門在其企業運作的哪些環節具備優勢，最終落實投資澳門的決定。
澳門的菲利浦士曲線和它對總體經濟政策的啟示*黃立佳澳門金融管理局經濟研究員一.引言在1990年代前半期，澳門經濟每年平均增長6%，就業情況穩定，平均失業率只有大約2.7%。正因為如此，所以儘管同一時期通脹率以年均7.8%的速度上攀，當時的澳門政府也沒有刻意把失業問題列入重大經濟政策的考慮範圍內。不僅這樣，為了紆緩某些行業如紡織及酒店業勞工短缺，澳葡政府還放寬輸入外勞的限額，以致外勞數目在回歸前逐步增加，從1993年的21，088人增加至19%年高峰時的35,286人。到1999年底，澳門的外勞總數仍然有35,286人。1997年後，澳門的就業情況在素質和數量方面受到兩股壓力影響而開始迅速改變。第一，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大部份亞太區國家或地區經濟衰退，澳門的外需減少，在經濟成長中起重要作用的貨物及服務出口（主要包括紡織成衣出口及旅遊業）受到嚴重打擊，澳門經濟在1998年及1999年相繼下跌4.6%和3%，社會總供給及總需求曲線同時向左移動。這樣，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失業率也就隨之而上升。第二，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為了提高澳門的生產力而應用日趨先進的技術，亦同時對人力資源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兩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使得澳門的失業率自1997年第四季的2.7%逐漸攀升至2000年第二季最高的7.1%。對此，澳門特區政府予以了高度重視，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改善就業。第一，減少外勞配額，使本地工人有更多的就業機會。第二，提供更多的職業培訓課程予本地工人，使他們獲得在經濟轉型中需要的技能。在配額大幅減少的情況下，澳門的外勞在去年下跌了15.4%，期末總人數為27,221人，總體就業情*本文原載《澳門金融管理局季報》總第丨1期。文章所述，均係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一定代表金融管理局的官方意見。
況亦出現輕微改善，但最新的失業率仍高企在6%以上。在就業情況惡化的同時，通脹率則迅速從1997年的3.5%下滑至1999年的-3.2%。這一現象與著名的菲利浦士曲線(PhillipsCurve)相吻合，即失業和通脹兩者之間有一種此消彼長的取捨關係。本文將嘗試找出在澳門經濟體系內失業與通脹之間的關係，並討論澳門特區政府近期實施的經濟方案對這兩大宏觀經濟變量未來變化的影響。在內容安排上，本文的第二部份回顧了由菲利浦士首先提出的傳統通脹模型。接著探討由費利民(Friedman)及菲斯(Phelps)其後對此模型提出的修正，即加入預期的菲利浦士曲線。在討論長期菲利浦士曲線的同時，將進一步了解甚麼是「不引發通脹加劇的失業」和「自然失業」，並探討由哥頓(Gorden)建議的供應震動對菲利浦士曲線的作用。第三部份則以上述的理論為基礎，利用澳門過去的失業及通脹數字來建立不同的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引入預期通脹、不引發通脹加劇的失業及供應震動的模型，對失業及通脹的變化有最佳的預測能力。第四部份討論近期政府推行的經濟措施，第五部份為總結。二.菲利浦士曲線的經驗研究菲利浦士是新西蘭經濟學家。在任教於倫敦經濟學院期間，他對英國自1861年至1957年間的薪酬變化進行了研究，並發現薪酬變化和失業率的變動存在著一種此消彼長的取捨關係，即失業率越高時，薪酬的升幅會越低。菲利浦士把這一研究成果發表在1958年的Economica期刊上。其後，美國、加拿大及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紛紛發現他們的國家也有同樣的情況。失業與通脹之間的這種關係，可簡單地用圖一來表示，圖中的曲線就是菲利浦士曲線。假設失業及通脹間的關係保持不變’菲利浦士曲線也可以用方程（1）來代表：π=α+βu(1)其中為通脹率u為失業率
圖一菲利浦士曲線由於菲利浦士曲線指出政府決策時可在曲線上任意選取失業和通脹的不同組合，故它在宏觀經濟政策分析上被廣泛引用。隨著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高通脹及高失業並存，或近期低通脹及低失業的同時出現（美國在1990年代步入長期的經濟增長，失業率處歷史低點但並未觸發通脹上升），部份經濟學家懷疑菲利浦士曲線忽略了一些有決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比如預期通脹率。在某一特定時期內成立。凸型的菲利浦士曲線只是短期的曲線，當中失業的變化不單反映出真實的通脹情況，還包含了預期的通脹率。他們認為，從長期來看，如工人按預期通脹要求增加工資，失業及通脹之間並沒有上述的取捨關係。費利民(1969)及菲斯(1972)認為，傳統的菲利浦士曲線僅是短期性的，只能不管通脹率為何，祇要通脹和預期相同，則失業率便會調整至失業率中的充分就業比率，即自然失業率。換句話說，長期的菲利浦士曲線是一條位於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圖二所示的是結合了預期的菲利浦士曲線，而圖三則為長期菲利浦士曲線。在圖二中，實際和預期通脹率之差（π-πe取代了通脹率，而圖三的u*代表自然失業率①。預期的菲利浦士曲線可以方程式(2)來表示②：πt=φ(L)πt_1-■(L)(ut-unt)(2)其中π為通脹率U為失業率①自然失業率亦即失業中的充份就業率或結構性失業率。當失業率處於此一水平時，進出的失業人口剛好相等（即失業率維持不變）。這是由於在同一時間內有人會離開他們的工作'亦有人找到新工作。這一自然比率通常沿用過往的平均失業率。②經濟理論限定了此模型不含常數。
un為自然失業率或不引發通脹加劇的失業率③及ψ(L)及Φ(L)為時差運算子的多項式圖二預期的菲利浦士曲線圖三長期的菲利浦士曲線預期模型指出，不是實際通脹而是預期通脹引發失業問題的。如果政府要降低失業率，唯一的辦法就是製造一個較預期還高的通脹數字。在方程式(2)的第一項表示通脹是有慣性的，以往的通脹數字會影響對未來通脹的期望，亦同時影響勞工市場對工資的要求；第二項則表示通脹同樣受週期性失業的衝擊，實際和不引發通脹加劇的失業率之差距對價格變化產生壓力，導致價格上升或下降》因此，從方程式(2)亦可導出長期的菲利浦士曲線。長期來看，經濟處於均衡狀態，實際和預期的通脹率相同，即πt-1。此時，失業率將和自然失業率相等，菲利浦士曲線就變成一條位於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預期的菲利浦士曲線主要考慮內生變量。由於自由貿易在全球迅速發展，部份經濟學家開始尋求在菲利浦士模型內加入一些對價格起重要作用的外生變量。哥頓(1997)及其以往著作指出，供應震動如入口價格等的外生變量對核心通脹有麵要的影響。因此，可把供應震動加入方程（2）中而得出如下的方程式（3）：πt=φ(L)πt_1-■(L)(ut-unt)+η(L)εt.1(3)其中ε為供應震動③不引發通脹加劇的失業率(NA1RU)是引申自費利民(1968)及盧卡斯(Lucas)與利賓(RappingXl969)有關理論中的一個概念，他們指出引發價格上升的非預期通脹並不持久。失業率會加劇上揚至一個消除非預期通脹的水平，此時實際和預期的通脹會相同，而此一水平在技術上便是“不引發通脹加劇的失業率”"雖然不引發通脹加劇的失業率和費利民的自然失業率相若，實際上它們是不同的。不引發通脹加劇的失業率指的是一個特定的比率•當實際失業率大於此一比率時•通脹壓力會加強，反之通脹壓力則減少•達比利(Debelle)與拉斯頓(Laxton)(1996)以數學方式證明了在隨機穩定狀況均衡時.自然失業率必定較不引發通脹加劇的失業率大一個衡值a陪。
在方程式(3)內加入了供應震動，簡單地說就是要把它對通脹的正負效應融入通脹模型中。不利的供應震動暗示ε為負數並把通脹拉高，有利的供應震動則暗示ε為正數並使通脹滑落。三.澳門的菲利浦士曲線圖四展示了1992至2000年間澳門的失業與通脹關係。在實際曲線旁有一條可能的非線性菲利浦士曲線，它假設了失業和通脹兩者間的取捨關係。利用方程式(1)以最小二乘法進行迴歸計算，可以得出一個失業與通脹之間有線性關係的方程式(4)：π=12.234-2.162u(4)(0.0003)(0.002)R2=0.77圖四的虛線為預計的線性菲利浦士曲線。圖四失業與通脹，1992至2000同時，運用1996年第一季至2000年第二季的實際數字，也可以得出通常為短期曲線的預期菲利浦士曲線。如果使用前一期的通脹數字並假設自然失業率為一恆值3%(以1990年代首7年的平均失業率計算），則方程式(2)可簡化成：πt=ψπt_1+δ(Ut-Un)
這樣估計的短期曲線方程式為：πt=0.861π-1-0.112(u-un)(5)(0.0)(0.1056)R2=0.94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此模型的預估能力較方程式(4)高，但由於當通脹穩定時屮的係數應為1，故此菲利浦士曲線並不穩定。具體可參見圖五。圖五失業與通脹的關係，1996年第一季至2001年第二季(沒有引入供應震動的短期預期菲利浦士曲線）在上述的模型中，如加入供應震動，即入口價格的變化，可得出如下的另一個方程：πt=0.797π-1-0.141(u-un)+0.088ε-1(6)(0.0)(0.0035)(0.0173)R2=0.96這一模型在以上討論過的三個模型中預估能力最強，因其決定係數在三者中最高，為0.96，亦即此三個回歸變量解釋了96%的價格變化。圖六說明了在此模型下失業與通脹兩者間的關係。
圖六失業與通脹的關係，1996年第一季至2001年第二季(引入供應震動的短期預期菲利浦士曲線）方程式(6)所表示的澳門菲利浦士曲線有三個值得注意的屬性。第一，即期的通脹深受前期通脹的影響。工人以過去的通脹經驗評估未來的價格變動，藉此決定對工資的要求，故工資升降和現行的通脹情況有很密切的關係。第二，曲線的斜率為負，即失業率下降會使通脹上升，反之亦然；但實際失業率和自然失業率的差距對通脹的影響是漸進式的、有慣性的。第三，進口價格和通脹兩者間有一個共同進退的關係，因為進口價格上升會對通脹產生壓力。了解及認識這三種屬性對宏觀經濟決策非常重要，它給決策者提供了一個框架去評估把失業率降低至對通脹可能產生的影響。四.對澳門宏觀經濟決策的啟示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風暴後出現的高失業率，已經引起了澳門社會的廣泛關注。為此，澳門特區政府亦已推出一系列的措施來改善就業，具體包括減少外勞、增加基建、與鄰近地區及國家發展更緊密的經濟及商業聯繫、提供更多
的培訓課程予失業人士以及建立一個嶄新的科技孵化中心。在貨幣政策因為澳門奉行貨幣發行局機制而缺乏自主權的情況下，上述措施非常實用，有助於提高本地需求和改善就業情況。但當失業率下降時，通脹便會加劇。為了防止通脹惡化，必須從長期的角度出發，提高生產力，以抵消當失業接近自然失業率時對通脹所帶來的壓力。哥頓(1999)認為，美國一九九零年代的長期經濟增長，失業率跌至低於5%而未使通脹上升的原因，可能和『新經濟』的發展有關。高科技產品的高速成長，持續令生產力提昇，並使之前和菲利浦士曲線有關連的生產限制部份地消失了。根據典型的生產函數Y=f(L.K.--)，不斷提升的生產力可使商業成本下降，抵消因失業率跌至接近自然失業率而引起的工資上漲影響，價格水平因此得以維持不變。由此推之，政府為失業人士提高技術水平而設計的培訓課程，以及科技孵化中心，將提昇資本投資(K)及工人(L)的效率，最終使澳門整體的生產力提高。但這並不是解決失業/通脹問題的最後答案。隨著貿易自由化最後階段在2005年的完成，澳門的就業情況將會受到另一次衝擊。因此，必須根據澳門本身的競爭優勢，制定實際可行的經濟轉型方案及致力提高未來重點發展行業的生產效益。五總結本文旨在解釋澳門的失業與通脹間的關係，並認為澳門的超額需求（以實際失業率與自然失業率兩者間的差距計算）與以通脹預期調整後的通脹（加上進口價格）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據此，並結合美國近期經濟長期成長但失業及通脹均低企的鮮明例子，本文分析了澳門近年來持續高企的失業情況及特區政府所採取的應對措施，並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如生產力能進一步提高，則這些應對措施可逐步降低失業率而不會使通脹加劇。但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最終實行，澳門有需要制定、實施更加果斷及進取的經濟方案，以防止貿易自由化對就業帶來的負面影響。
附錄一失業及相關的統計資料，1992-2000失業率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成長率通貨膨脹比率外地勞工人數19922.213.37.7N.A.19932.15.26.721,08819942.54.36.325,32419953.63.38.630,60419964.3-0.44.835,28619973.2-0.33.529,72319984.6-4.60.232,01319996.4-3.0-3.232,18320006.84.6-1.62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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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澳門財政預算的分析和建議楊道匡周燕郭小東澳門經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中山大學研究員中國中山大學教授澳門的財政預算由統一預算和自治機構預算兩大部分組成（參見表1)。澳門財政預算的技術組織形式為單式預算，但不是純粹的單式預算，有一定的分類補充。例如，統一預算分為一般預算和投資發展計劃，投資發展計劃以附錄的形式出現，作為預算的補充。統一預算是指一般行政部門及機關的預算，如經濟局、旅遊局和教育局等，它們的財政收支由財政局直接監督。自治機構預算是指獨立於地區總預算案的自治部門的財政預算。自治部門包括各個自治機關及自治基金，如澳門市政局、郵電局、以及社會工作和退休基金會、社會保障基金會等。表1澳門財政預算的編制體例分預算名稱收入項目開支項目統一預算一般收入一般開支經常性收入經常性開支非經常性收入非經常性開支往年滚存盈餘投資發展計劃自治機構預算經常性收入經常性開支非經常性收入非經常性開支往年滾存盈餘總預算盈餘/赤字盈餘總預算收入總預算開支統一預算的收支項目與自治機構預算的收支項目在分類編列號上是一致的。在總預算收支中，統一預算的收支佔總預算收支的大部分。統一預算通過共同開支項目的轉帳，向自治機構預算提供必要的經常性收入，轉帳的資金以稅收為
主，還有一些收入由統一預算與指定的自治機構分享。統一預算的一般收支由經常帳目與非經常帳目組成。這兩項的預算盈餘與往年滾存盈餘作為一般收支帳目的備用款，經法定程序通過後，便可在預算年度內自由支配。同時，為了區分出公共部門投資發展項目的專款開支，在統一預算中設“投資發展計劃”的單列項目，但只有支出而無對應的收入帳目。自治機構預算是明顯的單式預算，非經常帳目的收入項目通常為零，因而非經常性開支只能由經常帳目盈餘或往年滾存盈餘彌補，也可以通過預算調整途徑獲得收入來源。澳門財政預算的編制程序過去多年以總督發佈預算編制批示開始。編制曰程一般在財政年度的下半年。統一預算的編制一般要經過以下四個步驟：首先，由財政司會同經濟司、統計暨普查司及貨幣匯兌監理署組成工作小組進行預算編制的研究和準備；第二步，由公共行政系統各部門上報新財政年度工作計劃及開支提案；第三步，由財政司對各級預算進行匯總與協調：第四步，在向法定審批機關提交總預算的調整階段：財政司負責統一預算、投資發展計劃和總預算的調整，自治機構負責自治機構預算的調整。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施政方針草案的擬定與預算編制的第一、二步同時進行，因而無法體現施政方針的指導作用。最後則由立法會審議通過總預算。政府預算往往稱為財政預算，是指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年度財政收支計劃。它是政府合理安排財政資金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儘管各國的財政預算有不同的形式和內容，但作為政府的年度財政收支計劃，普遍帶有共同的特徵和基本規範，即規定了年度內國家（或地區）財政收支應達到的指標及其平衡情況，並且在經過特定部門編制後，必須經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審查、批准，一旦批准公佈，即成為有法律效力的計劃文件，必須嚴格按照預算規定的收支內容組織財政分配活動，以保證政府實現其職能的物質需要。自從20世紀30年代爆發了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西方各國逐步放棄了“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紛紛推崇凱因斯財政政策，政府開始對經濟的發展進行大範圍的干預。無疑，政府預算作為政府的基本財政計劃，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在政府財力上的主要反映，因此也成為了各國政府發展經濟、穩定經濟、促進宏觀經濟平衡的重要工具。政府預算一方面體現了一國或某一地區經濟發展的總水平。另一方面，也較為全面地體現了政府發展經濟的
施政目標。正如美國政府的年度預算中那樣寫道：要發現聯邦政府將要干些甚麼，看一看美國政府預算就夠了。一般來講，政府預算作為國家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通過兩個方面發揮政府的調節職能：一是通過預算收支的總體規模來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關係，即當社會總需求大於社會總供給時，通過增加預算收入，壓縮預算支出，從而降低社會總需求，而當總供給大於總需求時，則減少預算收入與擴大預算支出，由此增加社會總需求。二是通過預算支出結構的變動來調節經濟結構，這種調節一般通過預算支出項目間原有存量的增減變動和預算支出項目間支出增量的不同變動幅度來實現。由此可見，政府預算是政府穩定、發展經濟的有效工具。本文就澳門現行預算制度進行分析，以期這一工具在澳門現實條件下的完善與加強，並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一.向複式預算過渡問題澳門預算的組織形式是單式預算，這種簡單的預算方式已被世界各國所淘汰，原因主要是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之後，西方各國紛紛推行凱因斯主義的財政政策，政府對經濟發展進行積極干預。政府對經濟干預的程度與範圍都加強後，需要一種更為有利於管理的財政收支計劃，於是複式預算得到不斷發展。複式預算制度一方面便於考核預算資金的性質、來源和使用方向，為規範預算收支和強化預算約束提供前提條件；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分析預算收支對社會需求的影響。澳門現行的單式預算制度已經顯現出了種種弊端：1)在統一預算的經常性收入項目中，包含了資產收益（包括批地收益、對公用事業企業投資或信貸的收益），而債權收益與資本性轉帳則在非經常項目的收入中。當資產收益中存在因借貸而產生的收益時，就會造成與非經常項目收入的一定程度的重複。2)在非經常性開支項目中，投資發展項目主要是公共部門使用的物業及設備，而投資發展計劃則是預算的單列項目，如果採用複式預算，將它們編列在資本預算下，則不必再設“投資發展計劃”附錄，又能對政府投資行為進行更為有效的管理。3)自治機構預算包含了社會保障基金、退休基金等項目，這些項目因其特定的性質和用途，應有專門相對應的收入來源而不應與其他預算項目混合編列，這樣有利於保證社會保障基金資金的充足與專款專用性質。因此，應採用複式預算
的方法，編制社會保障預算，把社會養老、失業補助、社會醫療、殘疾補助等項目列入到該預算中。4）在總預算收支項目分類中，耐用資產出售被列入到經常性收入項目中，而投資資產出售被列入到非經常項目中。這兩個項目在性質上純屬同一類型，卻分別編列，有損預算的科學性，同時也不便於管理，採用複式預算則能夠把兩者歸入到同一項目中。二.預算手段的改進問題除了編制複式預算，便於財政資金的管理外，借鑒其他國家與地區的先進預算方式與手段是十分有利於阻止非生產性支出的膨脹，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的。例如績效預算(PerformanceBudget)、計劃—項目—預算制(PPBS)和零基預算法(ZBB)都已被各國普遍採用，在監督和控制預算支出，提高支出效益與預算編制方法上的透明度，防止浪費等等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績效預算又稱成本預算，是把企業科學管理方法運用於政府預算組織上的一種預算方法。在編制預算時，要求政府各部門先制定有關的事業計劃或工程規劃，計算出每項施政計劃的成本與效益，然後擇優把項目列入預算。計劃規劃預算是在績效預算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是依據國家確定的目標，鄭重按項目安排和運用定量分析方法編制的一種預算制度，能夠有效地結合政府活動的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而零基預算是對每一年（或）每一項目預算的收支的規模進行重新審查和安排，而不考慮基期的實際支出水平，即以零為起點而編制的預算。這種預算方法沒有現成的框框，不受現行預算執行情況的約束，並且按照輕重緩急確定優先項目。這三種預算方式都十分有利於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若能在編制複式預算的基礎上根據各項目、各部門的不同特點，選用以上三種預算方式，將能使財政支出效率大為提高。三.預算的調整變動問題在澳門，以往立法會對於追加預算及預算修改是無權過問的。按照1996年葡萄牙議會修改的《澳門組織章程》，如果有機構要修改預算，只需根據政務司的批示，向財政司申請，報澳督批准即可。政府如果要修正預算或追加預算，
也無需經過立法會，只是將澳督關於修正預算的法令交諮詢會討論並在政府公報上刊登後即可實施。事實上，從1977年至1996年的20年中，澳門政府年年追加預算，如1991年初預算收支數為57.77億澳門幣，執行數卻為76.61億澳門幣，加幅達到32.61%；1995年年初預算數為113.91億澳門幣，實際執行數為154.49億澳門幣，加幅達到35.62%。這種大幅的追加預算均是建立在非嚴密的監督機制之中；帶有很強的隨意性，使得澳門預算形同虛設，不能起到真正對經濟發展的規劃預測的作用（見表2)。表2澳門預決算支出表單位：千澳門幣年份預算收支決算支出差額變動率％19915,777,6677,661,3731,884,07032.6119926,785,3238,893,9842,108,66131.0819939,357,96910,419,9821,062,01311.35199411,047,67111,251,339203,6681.84199511,391,76215,449,8734,058,11135.62199611,945,80314,681,2972,735,49422.90199716,017,68114,240,687-1,776,994-11.09199814,831,09913,959,882-871,217-5.87199916,773,322———200012,924,559———資料來源：各年統計年鑒，澳門統計暨普查局。預算調整幅度大且次數頻繁至少反映兩方面的問題：1)執行缺乏約束力。即不按照年初預算數嚴格執行。經過立法會通過的預算案，是一項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年度法案，不嚴格執行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法律的藐視，是缺乏法律意識的表現。但其前提必須是年初的預算編制數是科學合理的。不合理的預算數則難以甚至是無法執行。2)編制數據不合理，導致無法預算數執行。即編制時沒有充分預測來年的經濟發展狀況，或者是編制人員應付差使，草率編制。編制預算
成了只是形式上的東西，執行起來卻是另外一回事。這兩方面問題對預算的法律性、合理性均造成巨大的破壞，是澳門預算制度完善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而改革的關鍵在於“責任”的落實。預算的編制與執行者的責任。只有明確這兩者的責任，才可能徹底解決預算頻繁調整的問題。除了明確責任這一首當其衝的作法外，在實際操作中還必須嚴格限定預算調整的條件與程序。即嚴格規定在甚麼樣的情況下，才准許辦理預算調整以及由哪些政府部門具體負責申請、審查和批准政府預算的調整以及過程。這樣才真正能夠保障編制出科學合理的預算並且得到切實有效地嚴格執行。四.預算監督問題以往，澳門預算在編制過程中，由各司首先編制預算冊，交給財政司，由財政司將翌年的預算提案、政府施政方針、公共投資與發展開支劃草案等提交澳督，澳督將有關提案及附件交諮詢委員會，聽取各界代表對預算的意見，最終由立法會討論通過。然而，當澳門財政總預算呈送立法會審議時，自治機構預算以附加項目的形式出現，過去自治機構的預算開支甚至都不列入政府每年的總賬目上。特區政府在2000年四月首次將三十多個自治機構的總預算列入總賬目內，財政監督上有了改進，但畢竟只限於每個自治部門的總預算脹目。這樣，立法會審批財政預算時，對這兩項難以進行實質性的審議。而自治機構預算連地方性議會審定的程序都沒有，只需經澳督簽署並在《政府公報》上刊登即可。不難發現，地方預算和自治機構預算的監督形同虛設，而且把《政府公報》上刊登的預算文件再拿到立法會上審議，亦有損立法會的權威性。立法會對於追加預算、預算修改，也無權過問，更談不上對其進行監督。除了審批環節的預算監督欠缺外，政府預算在執行上也存在監管不足的問題。在某些部門，政府部門，政府部門給予非牟利團體、個人、企業和外地團體的資助並沒有依法在政府公報內刊登。1999年的審計報告顯示，當時在十五個自治部門中，其中只有一個自治部門採用了公定會計格式，九個部門採用了專有會計格式，一些採用專有會計格式的部門甚至不依照有關法令，不在政府公報內公報其使用的會計格式。這樣，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削弱了賬目的透明度，
阻礙了審計工作的開展，同時也阻礙了立法會有效地審議預算。在公共部門預算撥款方面，內部控制賬戶管理不健全，未能完整地提供有關預算撥款執行情況的資料，更有些如同虛設，在未確保有足夠預算撥款的情況下，相關的開支已經開始落實。由此可見，對政府預算執行的監督也是十分薄弱的。上文談到的大幅追加預算與澳門財政的非嚴密監督機制密切相關，使得澳門預算並沒有發揮出科學預測的作用，在法制上也難以嚴格執行。與此同時，澳門財政預算的透明度也很低，難以發揮納稅人監督的有效監督機制。預算監督問題，從理論上講，既然政府預算是全民的預算、公開的預算，那麼所有的公民和組織都可視為預算監督的主體。但在實踐中，澳門預算顯然未能發揮這一最為有效的監督機制，其透明度極低。今後如何在制度上保證監督作用的發揮，形成編制預算與執行預算的分離，構築權力制衡是澳門預算進一步改革的重大問題。五.運用先進預算手段，降低不必要的開支《澳門財政預算綱要法》第十六條明確規定：預算執行必須以最少成本取得最大收入及社會效益。這項原則體現了預算執行效率的要求。然而，若是沒有預算編制方法上的效率與嚴格的監督手段，預算編制只能是黑箱操作，帶來低效率》例如，回歸前澳門政府的一般性開支非常巨大，佔到財政總支出的40%至60%(見表3)。表3澳門財政支出結構表單位：千澳門幣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總支出比重％7,661,737100.008,893,984100.0010,419,982100.0011,251,339100.0015,449,873100.0014,681,297100.0014,240,686100.00一般支出比重％4,752,59062.035,646,68863.495,984,91757.446,826,82860.686,102,80439.506,518,21944.407,715,31154.18財務支出比重％1,287,87816.811,805,70020.032,299,48422.071,700,01315.113.928,02525.422,021,11713.771,997,54814.03自治機構支出比重％1,621,26921.161,441,59616.212,135,58120.492,724,49824.215,419,04435.066,141,96141.834,527,82631.80資料來源：各年統計年鑒’澳門統計暨普查司：《澳門手冊1998年》•澳門日報出版；《澳門政府公報》第36期。
2000年與2001年的預算，儘管特區政府強調緊縮開支，但公共行政開支仍然巨大，分別佔總支出的21.33%和19.74%，是支出項目中最大的一項。一般性開支大，一方面表明了政府機構龐大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表明預算在編制過程中，並沒有科學的方法測定人員經費與事務開支。如今，澳門的財政支出安排是否已達最優水平？回歸前政府機構臃腫，公務員隊伍過份龐大，而這些問題現在是否得到有效的解決？對此，在沿用傳統預算方法的情況下，很難作出明確的答覆，而要真正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應當逐漸開始引用先進的預算手段與方式。其中對澳門較為適用的是零基預算法。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指每個部門的負責人對新的預算年度中想做的所有事情進行驗證，而不僅僅是修改上年預算或檢驗新增部分，必須重新驗證每項工作計劃，並測定不同層次服務所需的資金，因此無論是新的還是舊的，以及服務的不同層次，都要在編制預算時重新考慮。實踐證明，零基預算有著“目標、有效性和效率”的合理內核，這非常有助於控制政府公共支出管理中存在的大量效益不高甚至是浪費的現象。美國政府零基預算的實踐現已成為指導西方世界管理政府公共支出的公認方法。澳門總體財政規模小，收集資料比大國更為容易，具備編制零基預算的有利條件，應考慮實行這種預算編制方法。六.財政儲備問題澳門預算的一大特點就是不設財政儲備，屬於平衡預算，力求收支平衡，即使在執行過程中有少量盈餘，亦將盈餘滾存計入下一年度的財政收入中，在編制預算時不留儲備。這一做法與毗鄰的香港（近4，000億港元）形成鮮明的對比。基於澳門的經濟總容量與特殊的經濟結構，筆者認為未來澳門政府應設立財政儲備，但數額不必過大。首先，澳門屬於海島型經濟，資源匱乏，土地面積狹小，同時實行著自由港制度，因而決定了澳門經濟對外部具有強烈的依賴性，由此亦影響澳門財政收入的不穩定性。設立財政儲備，一方面可以保證政府的一般性支出，以維持正常開支；另一方面，當遇到經濟膨脹或收縮時，能夠有一定條件積極主動地運用財政政策來穩定、調節經濟。如最近幾年，受東南亞金融風暴以及中國大陸通縮的影響，澳門經濟持續疲弱，但卻因為沒有財政儲備而不能像中國內地和
香港一樣運用財政行政政策來剌激經濟復甦。第二，隨著國際金融市場上遊資劇增，外匯市場的不穩定性大大增強，而儲備是政府干預外匯市場、維持匯率的實力表現。在東南亞金融風暴中，香港就是以其強大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基金在匯市、股市和期貨市場上狙擊投機資金，穩定經濟的。考慮到澳門未有證券、期貨等資本市場，暫時不存在這方面的風險，因而財政儲備不必要向香港看齊。最後，從預算的規範化要求，也應設立財政儲備。至1999年12月31日，澳門特區的現金滾存已達澳門幣24億，然而在使用時缺乏長遠計劃與科學管理。例如2001年預算中赤字增至5億，由於財政儲備尚未建立，只能不斷地從滾存中提取。這樣很難控制赤字的規模，而且一旦滾存支取完後，財政將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難以應付突發事件，也不利於財政資金的長期調度使用，是財政上的一大隱患。與此同時，澳門預算中的土地基金在使用上與滾存無異，2001年的累積結餘已超過澳門幣104億，2001年的預算案中亦有四億土地基金利息收益列入預算收入。若將土地基金與滾存一並列入財政儲備，進行捆綁運用，有必要時用來彌補財政支出，這將十分有利於提高這些資金的使用規範性與使用效率。由以上因素綜合分析，在儲備量的確定問題上，應慎之又慎，要充分考慮到澳門的總體財力問題，並應避免因儲備方式不當而造成的資源運用效率低下問題。因此，澳門應設立財政儲備，但數額不需過大。具體數額的確定可以參照香港的做法，定立一個幅度範圍，即上限與下限。如香港的儲備最近幾年確定在3000億至5000億之間。根據前香港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表示，這個幅度也不是不變的，而是3-5年則根據經驗與經濟狀況進行微調。上限與下限的確立依據在香港包含三方面的內容：一是以3個月的開支額來作儲備，這是從資金流動的需要來考慮的。有些時候是淡季，稅收增多而開支減少，從而出現盈餘，而有些季節月份開支特別多，稅收減少，需要儲備來應付各種需要。香港經濟的紀錄表明，以3個月的開支來作為儲備是可以應付這些需要。二是從政府的理財觀念出發，香港政府奉行審慎理財原則，根據經濟狀況景氣與否，以9個月的開支額來提取儲備金。三是金融方面也需要儲備，香港根據M1來確定，例如以M1的25%來提取儲備金。由此可見，預算儲備是一個有彈性的數字，不是硬性的，有一個幅度範圍，且需要根據每年的具體情況進行微調。澳門可參照香港的做法，從本身經濟情況出發，確立合理高效的財政儲備。
參考文獻：1.〈立法會委員會向政府提問明年預算〉，《市民日報》，2000/12/8。2.〈明年財政預算135億〉，《澳門日報》，2000/12/8。3.〈審計報告指出前朝管治缺失〉，《華僑報》，2000/12/7。4.〈自治機構財政透明度受質疑〉，《澳門日報》，2000/11/23。5.羅曉京：〈澳門財政預算制度分析〉，《港澳經濟》。1998年第4期。6.〈財政司司長曾蔭權答記者問〉，《港澳經濟》，1998年第4期。7.《澳門總覽》（第二版），澳門基金會出版。
貿易收支與匯率變動分析甘樂年澳門經濟學會理事美國商務部最近公佈的數字顯示，該國2000年9月份貿易赤字上升至歷年最高水平，從2000年8月的298億美元擴大至343億美元。頭9個月，貿易赤字總額2,702億美元，若與1999同期貿易赤字1,887億美元比較，升幅高達43.2%。出入口差額是該國貨幣與國外貨幣間匯率變化的一個重要參數。美國歷年貿易赤字高企不下，但踏入90年代，其匯率卻一直攀升，與貿赤趨向相反。截至9月份，2000年美元兌不同貿易加權貨幣的匯價至少上升12%。另一方面享受匯率提升帶來入口貨品價格下降的優惠，按真實價格計算（以1996年為計算期），美國的進口價值從1992年開始一直增長，從1997年開始，每年增幅皆達雙位數子。除1995年真實貿易赤字下降外，其餘年份之貿易赤字與上年比較，升幅同樣達到雙位數字，其中1993、1994、1998及1999年更超過40%(參看表1)。20世紀70年代，世界主要貨幣先後實行浮動匯率制定，作為匯率變動不可忽視的貿易收支要素無論是通過本國貨幣的升值或眨值影響其收支結果，或是貿易收支不平衡對匯率變動的壓力，若兩者並無關係，確實令人置疑。一.經濟結構的轉變及數量分析若果說20世紀80年代是實物交易的年代，90年代是非實物交易抬頭的年代。以曰本作為一個非常鮮明的例子，80年代日本經濟佔全球領導地位，實物產品，如電視機、攝影器材、音響組合等等影音產品；家用電器包括泠氣機、煮食用具、清潔工具；體積和重量進一步增加的如汽車、發電機組、遠洋輪船等等的實體應用產品源源不絕輸出世界各個地區。“日本製造”以及海外設廠生產“非日本製造”的產品主導世界消費市場。日元從1980年初的一萬日元對42.036美元升值至1989年的69.594美元，幅度達65.56%。1988年11月更高達81.169美元，與世紀初比較，升值93.09%，接近一倍。外匯儲備在80年代隨產品輸出續
年遞增而急升，而進口政策採取稅收障礙，雖然美國政府通過不同渠道，甚至行使301法案使日本政府開放國內市場。日本國民使用國貨成風，對價格缺乏反映機制。另一方面，入口貨品零售價格並未因入口商品下降而同向下調，形成入口未能大幅增加，貿易收支盈餘確實對匯率變化產生效應。美國經濟從1992年開始一直增長，這段時期前滿街大學生掛牌求職，對前途一片茫然截然不同，美國擺脫了高失業率，人們對生活及未來充滿希望。小型企業通過合理的機制獲得資金以及人才能力的充分發揮，掀起了信息革命，電子計算機的生產成本隨科技進步、需求量擴充，從企業使用引伸至家庭及個人。生產蕊片的英特爾(Intel)和軟件生產商(Microsoft)代表美國新一代的科技企業，把電子計算機的應用向全世界普及化，不單促進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續年增長，同時改變世界各地企業的操作系統和營運方式。近年美國在生化工程、電影制作等等相繼高速發展，手執世界牛耳，生產力從科技突破，附加值隨使用者增加而增加，邊際利潤並無上限，充份發揮知識轉變為財富的效應。若果說80年代是實物改良的年代，90年代則是虛擬經濟的發育期，創作無限的時期。表1按季節調整之美國出入口統計單位：十億美元年份出口值入口值出口值一入口值出入口差異變化(％)1980334.825324.825101981338.625333.3755.25-47.501982314.650329.225-14.575-377.621983306.950370.700-63.75337.391984332.600460.950-128.35101.331985341.625490.725-149.116.171986366.775531.950-165.17510.781987407.950564.175-156.225-5.421988473.500585.650-112.15-28.211989529.400608.775-79.375-29.221990575.675632.200-56.525-28.791991613.250629.025-15.775-72.091992651.000670.775-19.77525.361993672.725731.800-59.075198.741994732.825819.375-86.5546.511995808.200886.600-78.4-9.421996874.175963.125-88.9513.461997981.4501094.775-113.32527.4019981003.5501224.575-221.02595.0419991032.9751355.350-322.37545.85資料來源：FEDERALRESERVEBAND資料庫。
20世紀30年代初各國實行競爭性貨幣眨值，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匯率變動頻密。經濟學家使用馬歇爾的供給和需求彈性理論在外匯市場延伸提出彈性分析法（Theelasticityapproach)，對當時匯率與貿易收支兩者的關係，彈性分析方程如下：其中TB為出入口差額Vm為進口額Ex和Em分別表示出口和進口數量變化和價格變化的出口需求彈性和入口需求彈性R表示匯率上列式中匯率維繫着出入口數值關係，出口需求彈性和入口需求彈性加入國內和國外的收入水平作自變量，並未涉及其他變量，由於當時國際資本流動以貿易收支為主，兩者關係直接且密切，效果較令人滿意。雖然上式並未考慮到收入水平、財政政策、其他資本流動及其他影響國際收支變化的元素，但在數據分析的層面，仍然不能忽略其代表性。使用80年代(1980-1989)的美日貿易統計數據（附表），考慮1986年之差異’引入虛擬變量Dt=0，其餘年份Dt=1，設匯率變動及出入口差異變化相關，有UJ=C+B1IPV+B2Dt+ε其中IPV為（入口值―出口值）/(出口值）UJ為（Rt-Rt-1)/Rt-1Rt為t期美元對日元之匯率計算後得出相關係數R2=0.83。由於R2是一個隨自變量個數增加而遞增的增函數，故引入校正R2(記為R-2)其中消除了n對R之影響，對使用不向年限的相關比較提供指標。從表2看出R-2從1991年開始隨計算年期增長而有下降的趨勢，表示出入口收支狀況與匯率變動的關係出現變化。踏入1990年後，相關關係漸越單薄，兩者再不能使用單一指標分析，需考慮同時引入其他的變量，完善數值之利用。
表2按年限計算之R2及R-2數據計算年限2R—2R1980-19890.8200.6001980-19900.8380.6271980-19910.8040.5671980-19920.7900.5481980-19930.7570.4961980-19940.7470.4841980-19950.7270.4551980-19960.7200.4491980-19970.7200.4541980-19980.7130.4461980-19990.6950.423二.利率同步分析20世紀，美元的利率變動幅度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有較大的差別。1980年代的波幅較大，以美國聯邦儲備局30天期的商業票據利率分析，80年代最高利率為18.95%(12/1998)及最低利率為5.74%(10/1986)，而1990年代最高利率及最低利率分別是8.32%(3/1990)和3.11%(5/1993)。聯邦儲備局主席格林斯潘每次宣佈貼現率的調整都對世界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與美元掛鈎的地區需要內部經濟調節，而其他地區的利率和匯率相應變動。從圖一可見表示美元和曰圓1980年代及1990年代間之利率走勢狀況，在1994年前，日圓的利率變動基本與美元同向，而1986年至1994年間相關程度更為顯著。使用上述年期資料作回歸分析，得出以下回歸方程：UJ=0.174-0.197IPV(2.22)(-3.46)F=11.94R=0.794r-2=0.578DW=2.004上述之回歸方程通過各項的t，F檢驗，而序列相關的DW檢驗值同樣在置信區
間內，出入口變動的t統計量a值之顯著水平為0.01，兩者相關程度不俗，出入口變更對匯率變動有19.7%的負值影響。按美國聯邦儀備局出入口外匯交易的貨幣比重數據，1986-1994年內美元與日圓交易的比重為全數的19.3%，高於歐洲的17.9%和加拿大的17.0%，位居世界首位。圖一美國及日本三個月期利率（月平均值）資料來源：FXFXNET，Ltd.若將原數列的回歸分析的ε引入隨機時間序列收歛改良，使用移動平均MA模型，經電子計算機軟件計算得出以下回歸模型：UJ=1.0476-3.287IPV+1,7262MA(0)(2.23)(-3.46)(4.229)F=13.47R=0.818R-2=0.757DW=1.69上列回歸方程通過一般的t，F檢驗，各個自變量檢驗中t統計量α值之顯著水平低於0.01，相關係數R值進一步加大，的數值優於表2的任何時刻，成為一個有效的迴歸模型，且有不俗的預測能力。下表列出真值與模型計算的數值之差，滿足一般的誤差需求。
表3使用19864994年數據之回歸模型計算結果年份曰圓對美元之匯率變動原值模型計算值絕對差相對差19862.040712.07252-0.0254219871.993952.34295-0.34900-0.17519881.372911.337190.035720.02619891.102601.32606-0.22346-0.20319900.046130.017070.029060.63019910.901510.625500.276010.30619921.037390.892270.145120.14019931.239201.184560.054640.04419941.227771.169730.058040.047由於日本在1990年代中期後經濟踏入衰退期，1993年開始採取低利率政策，而美國同時期經濟大幅增長，利率政策進入加息週期，兩者利率變動背道而馳。在利率變動走勢同向的時期，貿易收支差異變動及匯率變動具相關性及變動方向具合理性，即貿易赤字引起本國貨幣眨值。從定量分析中顯示貿易收支變動與匯率變動兩者的相關性在利率變動走勢同向期較具保證。三.出入口統計對新經濟體系的遺漏全球經濟正逐步走向一體化，無論貨物或服務出口都需面對新的轉變。實物購買以件數作單位，而生產者需要從輸出地逐件生產加工，經過運輸途徑進入別國，利潤的產生與入口量成正比。同樣，本國制造的貨品，個別登記後經過當地海關統計分類出口至世界各地。原有的統計制度對實物出入口並無遺漏，原原本本反映出地區與地區、國家與國家之間貨物往來之貿易帳目。雖然其入口值或出口值與實際價值有所出入(國際慣例入口貨品價值以CIF、出口貨品價值以FOB作準），但其趨勢變動一般與事實相符，總量改變亦符合大數定理。對外貿易對各地間的貨幣需求和流動速度具相當的影響程度，對兩地匯率變化佔頗大的權數。以勞務計算的出口服務的其中一個組成部份，按個人在當地的工作而
服務對象為外地的薪酬收入隨這些工作人員數目的增減而同向變化，出入口統計對這些外匯需求產生作用的數據記錄清楚。實物統計及勞務輸出有一個不可複製的共通特點，例如甲因輸入n架汽車與乙國，假設這批汽車以購買外匯的形式轉回甲國，出入口統計不能包括的數值是n乘上每架汽車的利潤，但這些利潤與n值掛鈎，且實物不能複製的特性，邊際利潤的增加幅度在估算範圍內。新的經濟運作體系，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後，電子計算機的使用全面普及，互聯網絡的快速發展有如催化劑加快企業操作重整。軟件製造商生產的軟件進入大部份的生產過程，改良原有生產程序的速度和精度，若軟件附屬於整件產品中，如醫療儀器的程序系統、民用電器的邏輯思維、機械運作之電子線路分析系統等等都不能與原有實物分離，統計項目中包括這些虛擬產品的附加價值。另一方面，大部份可複製產品再生價值脫離出入口統計網絡，邊際利潤按複製份數幾何級數遞增。軟件的運用涉及範圍極大，如建築設計的繪圖輔助軟件、測繪地圖的計算及繪製程式、辦公室的文書處理、金融銀行業整體運作的操作系統等等。這些項目在出入口統計中登記的價值與實際利潤收益有較大幅度的差距，例如電影製作的菲林進口價值與銷售價間的差異，有些交易甚至不經過出入口登記，生產商只携帶光碟或密碼，把可複製的產品帶入其他國家及地區，一些原有的設備升級費用亦不需要實物進口。上述的貿易收支涉及為數不少的外匯交收，若要從計量上研究分析，只能從生產商在當地的子公司、總代理商或分公司的帳目中反映，對於跨境交易，更需要從其他途徑偵查。互聯網絡在90年代後期發展速度驚人，從郵遞功能擴展至生產系統，不得不承認對整個世界的生產和貿易運作模式帶來新的沖擊和秩序。EDI(電子信息交換系統)逼使原有的工作數量大大減少，單單考慮出口服務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務輸出的指標，可以說與時代已經有些脫軌。互聯網絡的技術完善，收費廉宜且迅速，對於某些工作再無國界的限製。根據Mckinsey顧問公司估計，①2000年上半年大約4萬人次的印度居民在印度境內從事離岸的遙控服務(Remotescrvice)。這些離岸的服務非常廣泛，AmercianExpress在印度聘用650名的會計員，每天通過互聯網絡與印度公司交換日記帳。其他跨國公司相繼加入這個省錢行動，集中在高技能的服務外移工作包括工程力學的計算、建築設計、數據①摘錄香港南華早報28/4/2000。
處理、服務行業等等。估計這種情況增長以每年50%增長，至2008年，加入遙控工作的就業人士達70萬人次。這種離岸就業形式不單在印度推行，首輪在英語系國家擴展將是21世紀一個新趨勢。出口服務統計對這些本地工作的離岸服務較易遺留，特別是那些自由工作者，出入口數據作為分析貨幣流動的指標有所削弱。四.結束語在全球經濟開放的21世紀，將延續20世紀末的公司重整和合併，跨國公司的版圖擴張，子公司的越境設立趨勢增加。當地生產和銷售的收益撥入外地收益的比例繼續增大，對匯率影響的變數群有所擴大，匯率變動分析進一步複雜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利國際貿易推進，對外貿易的增加包涵數量的加多和流速的加快。匯率變動的原因是基於交易需求、邊際效用的量度、資產組合優化或是預防需求，若能洞悉個中奧妙，則能享受超值的產品，從另一角度而言，脫離購買力平價理論，以少搏多，盡享甜頭。正如微軟公司主席比爾•蓋茨所言，1980年代的主題是品質，1990年代是企業再造，2000年後的關鍵是速度。近年的物流公司、網上即時聯繫和分析系統，對實物交易的控制有所改善，大企業對貨品的生產和輸出輸入能夠暸如指掌，存貨量大大減少，生產與銷售不配的情況改良，出入口貨物能夠完全銷售的概率日漸提高，積貨難銷的現象日益下降，無疑出入口數據與匯率套現的關係應同步增加。電子網絡、軟件生產等等這些新經濟產品的發展已涉及的應用範圍相當廣泛，繼續擴充和技術發展的速度將慢慢減弱。實物交易的權數估計在未來四五年回復主導地位，出入口數據與匯率的關係可能回歸至原有的相關程度。
表41980-1999年美曰貿易數據年份從曰到美入口(百萬美元）從曰到美出口(百萬美元）美元對曰圓滙率IPVUJ198030866.520790.0226.580.484680.03359198137655.321823.0220.450.72549-0.02704198237743.720966.1249.050.800230.12975198354189.521894.6237.451.47502-0.04661198457135.223574.9237.591.423560.00060198568782.922630.9238.472.039340.00372198681911.026881.6168.502.04710-0.29343198784574.928248.6144.621.99395-0.14170198889518.937725.3128.141.37291-0.11394198993552.544493.7138.001.102600.07687199089684.048579.5144.820.846130.04945199191510.648125.3134.510.90151-0.07119199297413.547812.8126.751.03739-0.057701993107246.247893.2111.231.23928-0.122421994119156.953487.1102.191.22777-0.081241995123478.664343.594.110.91905-0.079131996115187.167607.0108.810.70.3770.156181997121.663.365548.6121.090.856080.112951998121843.857819.9130.821.107300.080301999130863.857465.3113.711.27727-0.13075資料來源：U.S.BurcauoftheCensusandU.S.BurcauofEconomicAnalysis。
“債轉股”研究尉東君澳門經濟學會會員一.諸論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高不良資產和國有企業的高負債曰益成為中國經濟運行的兩大問題。國有企業佔用了全國銀行80%以上的貸款。銀行研究機構非正式披露銀行不良貸款率高達29%。①它反映出國有企業的債務問題已嚴重威脅著中國的金融結構及經濟發展。這種債務過重和不良債權過高的現象，不僅發生在部分銀行和企業，而是普遍存在於國有經濟的結構之內，銀企債務重組也就成為當時政府重點工作之一。1999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國有企業戰略改組的三種方式，其中之一便是“債轉股”，即債權變股權，由過去銀行的債權變成國有資本金的管理，並由國家有關部門操作。“債轉股”是中國政府為減輕國有企業債務負擔，化解國有商業銀行資產風險，擺脫企、銀相互債務糾纏等一連串阻礙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的政策選擇。“債轉股”實則上是把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企業間的債權債務關係，轉變為由國有商業銀行組建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企業間的持股與被持股關係，將國有商業銀行原有的不良貸款資產轉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國有企業的股權。1.研究動機企、銀間的債務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制度變遷的問題。中國自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體制由仿傚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逐步向歐美形式的市場經濟轉軌。制度轉變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借助市場經濟的競爭模式以剌激國民生①袁鋼明“中國國有企業不良負債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第5期（2000年），第12頁。
產積極性，從而解決國家長期貧困的局面。誠然，過去20多年的改革成果足以令國人鼓舞，國家大部份地區逐漸擺脫貧困步上小康，12億老百姓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新舊兩種體制並存的缺點便逐漸暴露出來，國有企業嚴重虧損以致拖累國有銀行的問題，正阻礙改革的進展。企、銀債務糾纏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下的產物。銀行對企業的融資，儘管有可能因為決策失誤或監督不足而造成損失，但只要針對其缺失作出糾正措施便可改善。然而，由於政府習慣性地介入經濟活動，特別是運用政治權力強行迫使國有銀行對企業的融資決策，因此而導致的不良債權，其性質是剛性的、故意的，甚至是可事先預估的。而政府推行的“債轉股”政策，從醞釀、推出以至操作，也是沿用傳統的思維和運作模式，這種以審批為主調的經濟管制政策，是否有檢討的必要？而同樣的問題，國際上除了“債轉股”的方式外，還有債務置換、債務折價出售和核銷及停息等；特別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國設立專門機構清理房地產不良信貸的成功經驗，與及法國解救里昂信貸銀行的做法等。不同的處理方式，是否對中國都具有借鑒意義？這是第一個勾起筆者興趣的問題。同時，由於筆者主觀上認為制度經濟學理論和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乃分析經濟類公共政策的有效工具，這些西方社會的經濟政策理論，應用在中國問題時，又有什麼樣的結果呢？這是第二個勾起筆者興趣的問題，同時也是本研究最想得到答案的問題。當然，筆者更有興趣想知道，“債轉股”政策能否解決中國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狀況，與及國有商業銀行嚴重的不良資產問題。2.研究目的剖析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似乎與經濟制度轉變有著密切的相關性。然而，國內外不少學者卻認為中國的經驗僅是一種歷史的偶然，“難以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原理加以說明，好象也不符合正統經濟學的邏輯”（張軍，1997);也有學者把這視之為“中國的奇蹟”（林毅夫，1994)、“中國之謎”（彼得•諾蘭，Nolan，1993)、“中國是個謎”（布坎南，J.Buchanan，1994)。當然，對於信奉事物發展皆有其規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說，這種解釋並不足夠。過去20年整個改革的思維，都是圍繞著如何剌激人們生產和消費的意欲。如果
把中國的市場形容為一個遊戲，則政府官員便是遊戲的策劃者也是參與者，透過與企業、人民在利益和發展間的不斷搏弈，竟然真實地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故此把現今中國的發展成果形容為“奇蹟”或“謎”似乎並不恰當。那麼，中國的經驗是什麼呢？這一直是困擾筆者的問題。隨著九十年代以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C.North)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廣為學術界認同，令筆者不斷思索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能否解答中國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的問題。“制度(Institutions)乃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更嚴謹地說，制度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的互動行為。因此，制度構成了人類交換的動機。制度變遷則決定社會隨著時間演進的方式。所以，研究制度變遷乃是理解歷史演變的關鍵。”（道格拉斯•諾斯，North，1994)毫無疑問，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開放改革，其實質是由政府主導的體制改革，而整個改革大前提，則是不能逾越原有政治連續和穩定的兩個鴻溝。由早期以“理順權錢”關係為重點的“放權讓利”、“廠長承包負責制”，到後來為解決國家財政和企業關係的“利改稅”、“撥轉貸”、“分稅制”等各式各樣大小政策，其形成主因，或多或少都緣自當時社會政治上的不穩現象。如果上述的說法為真，則中國的經濟問題便也就是中國的政治問題。同時，在中國政治和經濟制度中存在的一個事實，便是企業的領導人與政府的領導人很多時候都是二為一體。“政企不分”的傳統制度，帶來另一個值得令人細味的社會科學問題：“政治科學通常假設政治家追求公共利益；經濟學則假設所有的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丹尼斯C.繆勒，C.Mueller，1989)在公共選擇領域中，政治家在經濟範疇的決定，究竟是在追求公共利益還是其個人本身的私利呢？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經驗，為研究制度經濟學理論和公共政策理論的學者們提供了一個近距離觀察制度變遷的機會。改革的推行，意味著有人從中得益，也有人因而受損，利益由何人分配和分配給誰？損失的代價由誰來承擔？更重要的是，改革能否令整個社會得益，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帕萊圖最適。這些問題，不單是學術上的一個問題，同時也是關係著改革能否成功的問題。而本研究希望透過“債轉股”這一公共政策的案例，對中國制度變遷的過程進行考察，力圖將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兩大現實問題融合進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中，並以此為出發點，探討中國經濟政策形成的邏輯和在中國特殊背景下國有企業改革所遇到的難題。
3.問題界定政府要保證社會能夠穩健發展，便必須制訂穩健的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能否成功，則端賴於是否有促使人們積極性的制度，是以由九十年代開始，制度分析這門學科越來越得到人們重視，也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分析之上。什麼樣的制度安排最能促使人們遵從政府的政策意願而奮鬥呢？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政策與制度是如何相互配合呢？回答這些問題將有助於未來社會的發展。公共政策的分析和研究，表面上是研究政府在公共事務領域上施行的政策方針，從研究對象來看，該屬於政治學的內涵。然而，當今世界各國政府的公共政策，其中絕大部分都涉及國家的經濟事務，事實上，當人們討論一個政策有否效益時，已經是運用了經濟學成本與收入的概念。所以，從方法論的角度看，以經濟學的理論和模型分析公共政策將更為有效。對中國政府來說，過去二十多年間的改革基本上就是政府職能的市場化。從國有企業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中央與地方財稅制度改革、甚至政府機構的改革等，無一不是政府走向市場化的措施。二.政策背景“債轉股”政策，其性質屬於政府為解決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間債權-債務問題的債務政策。在分析“債轉股”債務政策前，首先需追溯中國在制度變遷過程中，政府、銀行、企業三者間的互動關係。開放改革前，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必須按政府要求和政策指令從事生產活動，國家財政為企業投入一切資源，而企業的產品和利潤，也由國家統一調配。企業無須為其所需的資金煩惱，一切由國家財政撥款，銀行的作用僅是為國家記帳而已，真正意義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金融信貸機構和金融市場根本不存在。由於傳統計劃經濟把企業的資金、物資集中於中央，企業的折舊、利潤也納入國家預算，所有投資均由財政無償撥款，企業無須為任何投資承擔風險，也無法享受成果，導致企業對所有資金的投入欠缺風險估計，形成資本的無效
投放。改革初期的思路便是為解決經濟上的過份集權化，提出了“放權讓利”的政策，其具體體現在“包產到戶”一把農村的積累分給農民；“分灶吃飯”一把中央財政的部分積累分給地方；“放權讓利”一一擴大企業自主權，透過企業利潤留成的做法，把財政的部份積累也分給企業。政策的結果大大剌激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但同時也使中央政府的財政壓力不斷增加，透支一年比一年高。從表1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財赤在“放權讓利”政策下由1979年的170.7億元大幅下降至1981年的25.5億元，但由1982年開始，又回復上升，累計財政透支和借款額不跌反升，說明中央財政面臨的困窘。當然，財赤嚴重並不是問題的關鍵，最令當時政府困擾的還是企業對資金的投放毫無責任意識。投資數量絕無限制；建設時間絕無期限；達到完成設計能力時間絕無要求；收回投資年限絕無規定的“四無政策”是那個時期國有企業管理的悲哀寫照。為了紆緩中央財政壓力，也為了令資金得到充份利用，國家提出“撥轉貸”政策，把過去基建投資的無償使用改變為有償使用，把財政撥款改變為銀行貸款。國家、企業、銀行三者之間的“三維債務危機”也從此在中國的經濟舞台上徐徐拉開序幕。表11979-1984年中國財政狀況單位億元197919801981198219831984當年財政赤字170.7127.525.529.343.544.5累計財政透支和借款額111.0229.7246.0247.9316.2377.4資料來源：《財政研究資料》1987年各卷：《金融研究》1987年第10期；《中國統計年鑒》1985年、1986年各卷。1.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虧損、負債狀況中國的經濟改革，其主要思路是圍繞著鄧小平先生的“摸著石頭過河”而操作的，也就是改革以漸進式進行。由於採用漸進式的改革，在過渡期間，社會上便同時存在著兩種相互矛盾的經濟制度。兩制並存的結果，既無法完全發揮市場經濟的活力，也為企業管理者提供了極多管理不善的借口，例如可把虧損
問題諉過於社會責任、諉過於政策承擔、諉過於沒有創業資金導致重債…等等。國有企業負債的原因很多，利息成本過高和社會責任過重往往被認為是企業虧損的主因。由1983年開始試行的“撥改貸”政策，原意是希望透過對投資有償使用的經濟壓力來增加企業營運時的風險意識，不過由於新舊體制並存，國家仍然以計劃經濟作管理市場活動的主導模式，企業在投資、生產規模上都聽從於國家政策，在這種現實下，同樣也是國家擁有的商業銀行，也就不得不向企業發放貸款。除此之外，由於再沒有國家的資本金注入，企業要進行再生產和擴大生產規模所需的流動資金只能依賴銀行貸款，導致國有企業負債比例越來越高。完全沒有始創資本而進行鉅額投資的案例，可說是俯拾皆是。例如西安市漢斯啤酒飲料總廠債務重組一例中，②漢斯啤酒廠屬西安市“七五”計劃的重點建設項目，始建於1986年。由於當時正值“撥改貸”政策推行初期，故該廠的始創資金完全來自銀行貸款，第一期工程的投資額已達1.18億元。全廠職工1,082人，一期工程後的年產啤酒能力達5萬噸。企業自建成日起便一直是負債經營，使其肩負著沉重的利息壓力，在流動資本不充裕和難以再貸款的情況下，儘管其生產的啤酒具備市場發展潛力，仍難逃虧損的厄運。案例中的漢斯啤酒廠，在眾多國有企業案例中已算是一個幸運兒一一起碼它的產品仍有市場吸引力，只要注入流動資金，起死回生指日可待，事實上它後來在債務重整後也輕裝上路。如果大筆投放的投資最終發現是一個錯誤決定，則銀行的貸款就真的不知如何是好。河南省的中原製藥廠案例，正是中國不少學者經常談及的一個典型。③中原製藥廠是“七五”至“八五”期間中國醫藥行業投資規模最大的項目之一。投資總額為13.26億元，年產維生素C可達5,000噸。然而，由於投資初期對引入生產技術的評估不足，無法引入國外成熟生產技術，結果由1992年正式投產的第一天起，至1996年10月停產為止，一直未能正常生產過，期間試車虧損加貸款本息累計共負債達30多億元！從中原製藥這個案例可以看到，沉重的利息負擔固然是國有企業超重負債原②羅（王民）編著'資本運作模式案例與分析，（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54-459。此案例作者援引自<中國國有經濟債務重組研究報告》.據作者稱此案例已被收錄於西南財經大學MBA教育中心案例庫。③王繼康著•再中國銀企關係：論銀行債權約束與國有企業治理（虞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26-127，作者資料援引自《金融時報》（1998年4月27日），題為"投資：33億，負債：65億”。
因之一，但盲目投資才是問題的主因。造成投資失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根本上講，與融資模式二元體制長期並存有著直接的關係。傳統計劃經濟的融資手段是以財政撥款為主導，財政主導型融資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決策主體與投資主體缺位或不明確，造成有人負責決策，無人承擔風險；有人負責花錢，無人負責還錢。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市場化的程度提高，銀行主導融資的模式逐漸取代財政主導的模式，以行政手段為主的資源配置無疑是日漸減少，但由於政府仍經常以國有企業出資人的身份干預企業運作，故上述問題至今依然存在。除此之外，國有企業的經營不善、社會責任太重、上繳利潤過高等等，也是使國有企業的虧損面不斷擴大的主因。據資料顯示，1994年中國14,517家大中型國有工業企業中，便有4,220家虧損，虧損額達322億元；1995年的虧損額達378.5億元；④1998年上半年，企業的淨虧損額更達至8億元》⑤如果翻看國有企業的呆壞帳記錄，情況更是嚇人。截至1997年底，呆壞帳已高達6,000億元以上。⑥結合表2⑦和圖一，可清晰地看到，1989年之前國有企業的虧損額基本維持在100億元以下，但由1989年後，虧損額開始不斷攀升，到1996年已高達726.7億元。國有企業嚴重虧損，不但阻礙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也使國有商業銀行的呆壞帳風險增加到不容忽視。④王克忠、徐曉冬、《雲等編著'中國國有虧損企業整治新視角—資產重組與監察整頓，（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頁16。⑤劉成緒、李九江、蒲忠等編著，企業大會診（四川：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⑥何清漣著，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頁44。⑦趙曉著，競爭、公共選擇與制度變遷：從“抓大放小"看體制轉軌中政策效率改善的原因（筆者按：趙曉一文乃筆者在互網聯1:搜尋所得，主於當時並無留意其網址，而原文亦無註明曾在何處刊載，但由於其整理的數據較同類資料完整和詳盡，故引用其數據為分析藍本。）
表2鄉及鄉以上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盈利與虧損趨勢年份利潤總額(億元）利潤增長率(％)利稅總額(億元）利稅增長率(％)虧損額(億元）虧損額增長率(％)利潤總額/虧損額利稅總額/虧損額虧損面1(%)虧損率2(%)1978508.8-790.7-42.1-12.118.819.307.631979562.810.61864.49.3236.4-13.5015.523.817.646.071980585.44.02907.14.9434.3-5.7217.126.519.175.531981579.74.95923.31.7946.033.9912.620.122.907.341982597.73.11972.35.3147.63.5012.620.420.787.371983640.97.231032.86.2232.1-32.5020.032.212.754.771984706.210.191152.811.6226.7-16.9426.543.210.203.631985738.24.531334.115.7332.421.6322.841.19.664.211986689.95.731341.40.5554.567.9712.724.613.077.321987787.014.071514.112.8761.012.0212.924.813.007.201988891.913.331774.917.2281.934.2110.921.710.918.411989743.0-16.691773.1-0.10180.2119.964.19.816.0319.521990388.1-47.771503.1-15.23348.893.551.14.327.5547.331991402.2-42.541661.210.52367.05.231.14.525.8447.711992535.133.041944.117.03369.30.621.55.323.3640.831993817.352.742454.726.26452.622.581.85.428.7835.641994829.01.432876.317.18482.66.621.76.030.8936.791995665.6-19.712874.2-0.07639.632.531.04.535.5343.871996412.6-38.012737.1-4.77726.713.620.63.837.7063.51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各期、重新計算所得，虧損面與虧損率的資料來自（鄭海航，1997)1虧損面=(虧損企業個數/全部企業個數）XI00%2虧損率=(虧損企業的虧損總額/盈利企業的盈利總額）XI00%
圖一1978-1996年國企虧損額2.債權債務問題對轉軌時期中國經濟的影響企業嚴重虧損的狀況也反映在企業的高資產負債率上。“債轉股”政策推出的同年，也就是1999年，據統計，當年61萬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資產總額為80，472億元，所有者權益為30,567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1.83%，儘管與1995年的67%相比是有所改善，但仍遠遠高於國際一般認可的40%-60%水平。⑧另一方面，其總資產貢獻率為7.45%，而貸款的平均息率為6%®，也就是說企業償息付稅後，利潤將會很低甚至是虧損。“撥轉貸”政策使國有企業資金大部份源自於銀行貸款，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也就意味著國有商業銀行擁有大量不良貸款。“據中國工商銀行有關抽樣統計數據顯示，1998年11月末，該行對3萬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資款總餘額為6，749億元，其中逾期等三項貸款數額為1，733億元，佔比為25.6%。在銀行三項不良貸款的構成中，逾期貸款比重最大。”（詹向陽，2000)高負債和低效益問題，窒礙中國經濟的改革，但最令人們關注的，卻是由此而形成的金融風險問題。例如中國建設銀行三峽分行的不良貸款率便高達20%。⑩為了支援國家大型水電建設，中國建設銀行三峽分行成為了當地政府和企業的政策性借差行，借用總行資金高達35億元，由於債權債務約束機制不完善，企業對資金運用風險意識不足，粗放型的經營形成大量不良資產，最終危及放債銀⑧料來源參見中國信息網。hUp://www.stats.gov.cn/sj.jw/ndsj/zgnj/2000/M07c.htm;http://www.sIaLs.gov.cn/sjjw/ndsj/zgnj/2000/M09c.htm。⑨資料來源同上。http://www.stals.gov.cn/sjjw/ndsj/zgnj/2000/S09c.hun。⑩參見《經濟日報》，8月14日，題為“三峽分行清收不良資產逾兩億”。
行。不放款，無法透過企業的生產活動以剌激經濟增長，也無法抵住地方政府的行政壓力；放款，則要面對不良貸款的高風險，這是目前國內銀行所須面對的兩難，也是銀行業惜貸、慎貸現象的原因。另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積存大量不良資產也會引發金融信用危機。據專門從事國有企業研究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承耀博士表示，因國有企業拖欠國有商業銀行的債務損失，最終將可能轉嫁至銀行存戶，也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如果政府不做好政策梳理工作，將是經濟改革的一大危機。事實上，1999年全國各類金融機構貸款額為93,734.3億元⑪，如果按照學術界估算不良資產率介乎10-20%算，即不良資產相等於9,373.4億至18,746.9億元之間，相等於同年城鄉居民儲蓄總額59,621.8億元的31.4%。如果社會再出現類似1997亞洲金融危機或政治性事件，則隨時有可能出現局部擠提，從而引發金融系統風險，這種金融系統風險對個人和社會經濟安全的危害性是不容低估的。此外，為了進一步推動國家經濟發展，擴大開放步伐，融入世界市場已成必然之事。中國加入WTO後，與世界經濟的接觸無疑更為廣泛。全球化為中國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帶來更大的機遇和市場，但同時也為負債槩縈的國有企業和背負大量不良資產的國有商業銀行帶來嚴峻衝擊。不解決銀、企間的債權、債務問題，將無法應付來自國內、國外的競爭。三.政策的提出與形成中國國有企業的債務問題在八十年代末已開始受到廣泛關注，特別因為九十年代初期全國性的房地產炒賣熱潮而造成的三角債問題，迫使中央政府強行介入干預，儘管經濟過熱的情況在九十年代末得到控制，但由企業債務所造成的銀行不良債權問題始終未能解決，致令中國經濟理論界曾為此展開研究。除此之外，1997年世界銀行所發表的中國問題報告也指出，中國國有企業不良資產問題將嚴重影響中國的銀行體制■，提出“政府可考慮透過中央與地方性的企業債務重組機制，以防止壞帳增加。”■參見中國信息網。http://www.stats.gov.cn/sjjw/ndsj/zgnj/2000/B03c.htm。■TheWorldBank,"China"ManagementofEnterpriseAssets:TheStateasShareholder''(TheInternationalBankfor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US:Washington,DC,1997)，p-144.
通過對文獻的整理和歸納，當時學術界基本上有九種不同的處理方案，包括：1.出售；2.證券化；3.破產沖債；4.財政撥款；5.債轉股；6.債券化；7.債務重組；8.沖銷；9.貸款展期。這九種不同處理方案的具體內容和比較，可參見表3。對於不同方案利弊的評價，意見紛耘。例如對財政撥款的評價，便有意見認為“企業債務問題的出現，正是由於國家包企業資金供給和銀行資金財政化使用的惡果，要再用財政補貼去解決，無異於火上加油。”（詹向陽，2000)“使國有企業基本具備在市場上平等競爭的條件，國家財政至少需要投入2萬億至2.5萬億元以重組國企債務、擴大國有經濟規模並增強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力，這一方案的現實性是令人懷疑的。在目前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體制條件下，財政注資方案可能會更進一步惡化國有企業債務問題”（張雲亭，2000)；又例如在證券化和出售方案的問題上，學者的意見認為“拍賣國有企業，由投資者與公眾出資購買，需要很長的時間。具體國有企業的潛在購買者需要一定的時間去研究已公開出來的信息賣方的準備工作，包括資產評估和財務轉換等，也需要時間假定一星期拍賣一個國有企業，那麼一年可以賣出52個國有企業中國，有大約40，00個大型國有企業人們究竟有多大興趣取出銀行存款去購買國有企業股票，目前還不清楚。”（周小川，1999)事實上，由九十年代始，中國著名的學者專家如樊綱、厲以寧、董輔奶、林毅夫、許小年、吳敬璉、張曙光、張文魁、劉國光、張維迎等對銀、企債權債務關係上皆有不同的著述。1994年，時任中國工商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所長的詹向陽在《金融時報》上發表了題為〈試論銀行與企業不良債務的轉移〉一文，把“債轉股”在中國實施的可行性研究放上學術界的議事桌上。1997年，中國社科院“嚴重虧損國有企業研究”課題組在《改革》第1期發表的題為〈嚴重虧損國有企業的對策和出路〉一文中，正式提到處理虧損企業應按大小分類，「抓大放小」的具體建議，且明確指出對不同企業應分別採用債務重組、資產重組等各種改組、3文制的措施。同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發在《改革》第5期發表的題為〈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一文中，更強調“對過度負債的企業，應進行股權—債權的置換”，也提出了“加快銀行體制改革，包括多組建一些股份制銀行，對國有專業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和公司制改造”和“對1.政策方案的提出與理論基礎
於國有企業欠銀行的不良債務，可以由國有資產管理局與財政、銀行（包括專業銀行和中央銀行）一起，研究制定並實施企業債務（主要是指在嚴格界定基礎上屬於國家應該承擔的債務）轉換和重組”的建議，為“債轉股”政策的出台營造理論基礎。表3處理不良資產的方案比較處理方案具體內容預期效果出售拍賣債權，出售貸款，向機構、個人、甚至是外商拍賣，以轉化己有的風險資產。這也是國際上化解和重組債務的一種通用辦法。將資產變現，以應付緊急的支付和周轉需要’減少資金積壓，使銀行經營逐步恢復正常。證券化把不良資產通過市場化的證券包裝，目標則對準國內居民的高額儲蓄資金。增強資產的流動性，兼且可發展資產證券化市場，亦可緩解高額儲蓄帶來的負作用。破產沖債對於產品不能及時轉產、無市場前景、管理惡劣和扭虧無望的企業宣佈告破產，淘汰阻礙經濟發展的企業。沖銷部分呆壞帳，消除部分不良債務，促進產業和企業結構的調整。財政撥款由財政為那些由於經營困難而拖欠銀行貸款本息的企業撥款，補貼企業的經營虧損。中央辦的企業由中央財政撥款，地方辦的由地方負責。補貼企業虧損，增加企業流轉資金，使企業重新恢復生產能力。債轉股通過對公司股份改造，對屬於國民經濟骨幹和有市場發展前景，但欠款超過全部資產50%，且貸款超過一定年限的企業進行進行債權和股權轉換的機制，透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銀行的不良貸款企業進行收購、翻、處置。協助運作有市場需求的專案，並通過重組等方式獲益退出。債券化包括把部分貸款轉為企業債券向社會發行；或將部分貸款轉為財政債券向社會發行兩種形式。通過發行債券收回資金注入企業以償還銀行債務，從而減少企業欠款。債務重組採用兼併和租賃的方式，一般的做法是通過業績良好的企業兼並虧損或瀕危企業，承接原有債務，重組原有債務關係。使資產重新配置，活化，實現不良債務和不良債權的化解。沖銷通過豁免或變相豁免貸款的方式解除企業債務包袱。徹底消除企業債務負擔，使企業增加利潤留成。貸款展期對嚴重負債企業的還本還息期作延展，或重新按排企業的債務期限和息率。舒緩企業還息壓力，同時也無損銀行的收益。
2.形成過程1997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中，對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要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範的公司制改革，使企業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進一步明確國家和企業的權利和責任。國家按入企業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權益，對企業的債務承擔有限責任；企業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把國有企業改革同改組、改造、加強管理結合起來。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以資本為紐帶，通過市場形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和跨國經營的大企業集團。採取改組、聯合、兼併、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開搞活國有小型企業的步伐。”江澤民的報告反映出中國政府的權力核心對國有經濟的比重和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逐漸有了共識，“抓大放小”的治理政策出台，對企業不同形式的改革也明確羅列。然而，十五大報告中提到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方針，表明領導層對國有企業改革仍有包袱，仍有奢望。1998年底，中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把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作為會議的重要議程，建議成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剝離和重組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1999年3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同意其“逐步建立資產管理公司，負責處理銀行原有的不良資產，對銀行新增貸款質量實行嚴格的責任制”建議。同年4月20曰，經國務院批准，中國第一家經營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在京正式掛牌成立，資本金為100億人民幣，由財政部全額撥付，並豁免該公司收購、7承接、處置不良資產過程中的一切稅收。以債權轉股權的方案，基本上進入具體落實階段。1999年7月5日，國家經貿委及中國人民銀行頒佈“關於實施債權轉股權若干問題的意見”，為“債轉股”政策進行細則性探討。9月22日，中共中央十五屆
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對改善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結構和減輕企業社會負擔方面提出了七條處理規定，包括：a.增加銀行核銷呆壞賬準備金，主要用於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兼併破產和資源枯竭礦山的關閉，並向重點行業傾斜。國有和集體企業兼併國有企業可以享受有關鼓勵政策。所有兼併破產和關閉的企業，都要按國家有關規定，妥善安置職工；b.結合國有商業銀行集中處理不良資產的改革，通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方式，對一部分產品有市場、發展有前景，由於負債過重而陷入困境的重點國有企業實行債轉股，解決企業負債率過高的問題。實行債轉股的企業，必須轉換經營機制，實行規範的公司制改革，並經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獨立評審。要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和有關規定規範操作，防止一哄而起和國有資產流失；c.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符合股票上市條件的國有企業，可通過境內外資本市±昜籌集資本金，並適當提高公衆流通股的比重。有些企業可以通過債務重組，具備條件後上市》允許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按規定參與股票配售。選擇一些信譽好、發展潛力大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響國家控股的前提下，適當減持部分國有股，所得資金由國家用於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要完善股票發行、上市制度，進一步推動證券市場健康發展；d.非上市企業經批准，可將國家劃撥給企業的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及企業資產變現，其所得用於增資減債或結構調整。要嚴格按照國家的法律法規操作，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維護國家所有者權益和銀行及其他債權人權益；e.嚴格執行國家利率政策，切實減輕企業利息負擔。銀行要合理確定貸款期限，支援企業合理的資金需求，對不合理的貸款期限，要及時糾正；不得超過規定擅自提高或以各種名義變相提高貸款利率；對信用等級較高、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貸款風險較低的企業，貸款利率可適當下浮；f.具備償債能力的國有大型企業，經過符合資質的仲介機構評估，可在國家批准的額度內發行企業債券，有的經批准可在境外發債。嚴格禁止各種形式的非法集資；
g.分離企業辦社會的職能，切實減輕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位於城市的企業，要逐步把所辦的學校、醫院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構移交地方政府統籌管理，所需費用可在一定期限內由企業和政府共同承擔，並逐步過渡到由政府承擔，有些可以轉為企業化經營。獨立工礦區也要努力創造條件，實現社會服務機構與企業分離。各級政府要採取措施積極推進這項工作。四中全會的“決定”，既為改善國有企業負債問題提供不同形式的解決方案，同時也在政治上為“債轉股”政策背書。“債轉股”成為處理國有大中型企業債務問題的主要手段。其後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和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也在同年陸續成立（見表4)。至此，“債轉股”政策在中國全面開展。表4四大金融資管理公司一覽簡稱註冊資本收購、管理、處置對象成立時間信達100億人民幣中國建設銀行99年4月20日東方60億人民幣5億美元中國銀行99年10月15日長城100億人民幣農業銀行99年10月18日華融100億人民幣工商銀行99年10月19日四.政策的執行“債轉股”政策從醞釀到出台，差不多用了五年時間。隨著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的相繼成立，財政部和國家經貿委在99年10月12日下達了《財政部、國家經貿委關於債權轉股權企業審計評估中有關中介機構資格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了中介機構的資格。然而，“債轉股”政策的具體操作方式、甄選資格和法律框架卻是在政策執行後一年才相繼訂定。1.運作流程根據200◦年11月國務院頒發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與及政策實施後
官方和媒體相繼發表的報導，“債轉股”政策的運作流程大致如下：a.由經貿委提出初步符合資格的企業名單向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推薦；b.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或中介評審機構對推薦名單進行獨立評審，確認推薦名單的資格和債務處理比例；c.由國家經貿委、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審核同意後，報請國務院批准；d.被批准企業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簽署協議後，把拖欠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剝離給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企業的投資，即把商業銀行擁有企業的債權轉變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企業的股權；e.企業完成債權轉股權程序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把從商業銀行轉化過來的企業債務作為第一出資，把企業的所有者權益作為第二出資，按《公司法》成立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企業所有者為股東的有限責任公司；f.新成立的企業在減輕財務負擔後，通過強化管理以提高生產效益，最後以轉讓、回購和上市等方式，令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持有企業的股份變現。從歸納出來的運作流程可以看到，“債轉股”政策只是一個化解債務危機的階段性手段，作為“債轉股”政策中的關鍵性組織一一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從企業轉化過來的股權僅是階段性持股，最終的目標還是要把其持有的股份變現。2.具體規範從政策實施的過程探討，其具體規範為：a.收瞒範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各對應銀行的不良資產的範圍是按照中國貸款四級分類方法剝離的逾期、呆滯、呆帳貸款。■其中待核銷呆帳以及1996年以來新發行並已逾期的貸款不在範圍之內。此外，國有商業銀行在1996《商業銀行法》頒布後擴大自主權而發生的不良資產，與及已無收回可能的呆帳也不在轉股範圍之內。即只允許收購1995年以前的逾期貸款（貸款到期後六個月未還者）、呆滯貸款（逾期貸款超過兩年未還者）和呆帳貸款（借款人由於破產、死亡、失蹤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完全無法歸還債務者）三個部份中，尚有收回可能的■參見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官方網站。http://www.gwamcc.com/d\vw772-gycc/ywyz.html。
那些資產b.轉股的條件“債轉股”實施的主要對象，並非所有的負債企業，而是具備基本的技術水準，產品也有市場，且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舉足輕重作用的大型、特大型企業。主要是指過去三個五年計劃中依賴商業銀行貸款所新建或承建的重點項目企業，具體條件規範如下：ⅰ.產品適銷對路，質量符合要求，有市場競爭力；ⅱ.工藝裝備為國內、國際先進水平，生產符合環保要求；ⅲ.企業管理水平較高，債權債務清楚，財務行為規範；ⅳ.企業管理階層能力強，善於經營管理；ⅴ.經營機制轉換的成效良好，符合現代化企業制度要求，下崗分流的任務落實並得到地方政府確認的企業。3.參考案例為了更具體地認識中國政府“債轉股”政策的執行，筆者以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為介紹，由於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方式基本一樣，故華融的案例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案例■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按照國務院的安排，收購中國工商銀行4，077億元的不良資產。不良資產範圍為按照當前貸款分類辦法劃分的逾期、呆滯和呆帳貸款本金和表內利息。收購資金來源：向中國人民銀行借再貸款947億元；向中國工商銀行發行3，130億元十年期債券。再貸款和債券利率為2.25%。按照賬面價格等值收購中國工商銀行的不良資產，根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折扣和現值計算辦法》進行折扣計算，折扣現值結果經中國工商銀行核實後，由財政部審核認定，作為國家對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總體考核的依據。對已收購的不良貸款，其所涉債務人由對中國工商■參見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官方網站。http://www.chamc.com.cn/fengmao/maol5.htm。
銀行的負債轉為對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負債，由資產管理公司承繼債權，行使債權主體的權利。在處置不良貸款過程中，有權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和金融監管部門確定的經營範圍和方式對承接的不良貸款實施重組。對收購的不良資產，可因地制宜，區別對待，以出售、置換、資產重組、債轉股、證券化等方法對貸款及其抵押物進行處置；對債務人提供管理諮詢、收購兼併、分立重組、包裝上市等方面的服務；對確屬資不抵債、需要關閉破產的企業申請破產清算。“債轉股”後，資產管理公司即成為企業股東，並根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在階段性持股期間，依法行使和履行股東的權利和義務。其持有的股權，可依法和按國家相關規定向境內外投資者轉讓，或由企業依法回購，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也可以上市。五.政策風險“債轉股”的政策目標明顯地為著解決銀行和企業間的債務危機和防範由此而引發的金融風險，但從政策的性質上看，卻僅是中國經濟制度改革的其中一種政策手段。關於分析一個國家基本經濟政策的目標，西方不少著名經濟學家包括：博爾丁(K.E.Bonlding)、肯尼斯•阿羅(K.Arrow)、尤默(M.J.Ulmer)、長谷川啟之等，■皆著重於研究經濟增長、效率、穩定和公平四個的領域，但對於政策目標的風險分析卻稍嫌不足。無論從公共選擇理論，還是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去探索經濟問題，都會發現政策制定者受到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制約。姑勿論政策制定者是否擁有經濟人的“自利”心態而制定一些妄顧公眾利益的政策，但可以肯定的是，受到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的約束，理性的政策在現實生活中不曾存在過，這和傳統公共政策理論中漸進式和有限理性的觀點相一致。既然政策受到約束，尤其是受到不完全信息約束，則政策目標的風險分析便值等深入探討。■朱崇實、陳振明等著•公共政策-轉軌時期我國經濟社會政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3。
“債轉股”政策從醞釀探討，以至具體執行，最為人們關注，也是最廣泛出現的問題便是風險。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董輔奶教授1999年在澳門講學期間，便提到以下的質疑：a.銀行轉移給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債權是哪類債權？其風險大小如何？例如，如果屬銀行信貸資產的五級分類中的可疑類和損失類，那麼其風險就很大了;b.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什麼價格收購銀行轉移來的債權？作價是否恰當？它又取決於各中介機構對這些債權的信用評級和價格評估；c.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獲得企業的股權後，如何參與企業的決策，幫助並督促其改善經營管理？如何運作以盤活其持有的各個企業的股權以及盤活企業的存量資產，使其保值增值？d.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通過什麼途徑、按什麼價格將其擁有的企業的股權轉讓變現？除了上述針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方面所提到的風險問題外，不少學者也就下列方面提出意見•a.道德風險：賴帳。國有企業和金融資產公司都是國有資金的機構，反正都是國家的，債多一點又如何？確實還不起時，國家總要想辦法解決，說不定過“債轉股”幾年後又來一次“債（再）轉股”。類似的想法，在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中並不罕見，導致一些本來有能力還款的企業，也竭力賴帳以求從“債轉股”中搏取更大利益；b.信用風險：卸責。銀行為了降低不良資產比率從而達到獲取更多新增貸款額度，有可能把一些較好的資產或有回收希望的不良資產轉成了股權，增加國有資產的流失風險；c.機構風險：合謀舞弊。一些地方政府從地方主義出發，誘導企業舞弊將不合符轉股條件的債權債務也列入轉股範圍，甚至誘導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中介評審機構，如資產評估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參與，使不該轉的債轉了，該轉的卻沒有轉，結果不單解決不了問題，卻把實際情況給隱藏下去，最終只會形成更大的金融危機。專家學者的意見並非無的放矢，據資料顯示，在“債轉股”實施一年後，單1.學者的觀點
就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便至少有1，587戶債務企業企圖逃廢債務，或作出已構成逃廢債務的行為，涉及逃廢債務金額高達117.86億元。■長城的總裁汪興益坦言，儘管資產管理公司在遏制逃廢債務行為方面做出努力，但因企業戶數多、債權筆數多，且逃廢債務行為又是隱秘的，尤其是在逃廢債務之風愈演愈烈的情況下，深感力不從心。截止到2001年初，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已向法院起訴的資產總額達300多億，但經法院判決生效的僅190億，其中地方政府為著地方利益作出偏袒行為是導致企業逃廢債務行為的催化劑。2.經濟學理論的印證從專家學者的事前分析，以至政策實施後出現的種種現象作一歸納，不難發現由“債轉股”政策衍生出來的風險，其性質屬於非對稱信息狀況下的道德風險問題，與微觀經濟學委託一一代理分析框架中的背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理論有極高的相似性。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便是每一家受到“債轉股”政策優惠的國有企業，其盈利概率皆不盡相同，而訂立契約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又難以確定具體轉股企業將來的盈利前景，況且，轉股企業的名單也不是由債權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決定，而是由經貿委操刀。企業的營運前景和經營狀況，最清楚者，是企業本身而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還有的是，不同的產業、不同素質的管理人員，都會影響企業的發展。譬如：汽車業、保險業的前景，便有可能受到中國加入WTO的衝擊；一些急功近利的管理人員便會因盲目投資而導致企業倒閉（貪污和管理不善正是國有企業的普遍現象）。在這樣的非對稱信息環境下，合理的做法，應是透過中介機構，為不同的企業訂定風險概率或企業發展潛力的比率。假設存在兩類企業：一類企業受市場制約和競爭影響，轉股後仍然虧損的概率Ph較高，另一類企業的概率Pi較低：Ph>Pi，即前者是高風險企業，後者是低風險企業，如果要保證金融資產公司的期望利潤，則應設定以不同價格轉股的交換率7T，即金融資產公司分別為高風險和低風險的企業提供契約（Tíh，Ph)和（JUPi)，並要求其效用：Ui≥0。也只有這樣，“債轉股”政策才有■參見《中國企業報》.2001年6别日，題為“債務逃亡挑戰債轉股"。
現實意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是以一比一的比率與所有企業進行債權轉換，這等於變相增加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高風險企業的購買成本。由於“債轉股”政策先天上便是一個不均衡的契約，在不對稱信息和不均衡契約的束縛下，企業隱瞞經營狀況的行為將普遍存在。企業本來應努力經營以賺取利潤，但由於企業決策者無須為企業的虧損負上責任（因為可推卸責任的理由很多，可以是初創資金不足、可以是社會負擔過重等），也就不會太在意於企業能否盈利。相反，部份投機者還會刻意誇大企業的虧損狀況，反正就算“債轉股”後不盈利，還會妄想“再”轉股的神話出現哩！六.小結“債轉股”政策之所以能夠形成，說明政策制定者認同一個假設，便是不滿足於政策實施前的種種制度的效益，並認為透過制定新的遊戲規則將使行業或社會有更佳效益。國有企業過度負債的信用狀況和大量拖欠商業銀行的貸款，不單使國有銀行處於高風險狀態，也使一些具備競爭潛力的民營企業難以取得銀行的信貸支持，阻礙經濟結構向民營化、市場化轉變的進展，亦約束了微觀經濟的活力。除此之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憑藉壟斷性制度壟斷了國民儲蓄的70%以上，並通過低貸款利率把國民儲蓄的80%投向國有企業，■以維持國有企業的資金運轉。也就是說，國有企業虧損的損失，實際上轉移至分演著國家財政支付角色的國有商業銀行，同時最終轉嫁至蒙在鼓裡的居民儲蓄！儘管“債轉股”並非一個偶然的政策，而是經過多番論證分析的措施。但從初步的研究可以發現，整個“債轉股”政策還是沿用計劃經濟時期的，由上而下推動、審批的政策模式。中國政府一方面相信市場經濟效率優於計劃經濟一一或者說是審評制度的假設，但一方面又不按市場經濟的規律來制定政策，結果將是非常危險的。要化解中國不良債權、債務的問題，“債轉股”無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王一林著•轉軌時期中國商業銀行風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97。
決定誰可轉股誰不可轉股的權力不應在政府，而是在市場。其次，面對不同經營狀況和負債水平的企業，轉股比率也不應是劃一的一兌一比例，這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公平，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資金來自於國家，也就是對中國老百姓不公平。最後一點值得深思的是，面對數以萬計的國有企業皆無法有效管理的現實，我們如何能接受同樣是國有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會一定管得更好的假設?!這從邏輯上是很難推論得到的。
二十一世紀的粵澳經濟合作陳聖河中國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經貿處處長澳門回歸祖國將近2年來，廣東省抓住澳門主權回歸的歷史契機，大力推進粤澳經濟合作，成效顯著。突出表現在：經貿合作持續發展。2000年廣東對澳門的出口額5.75億美元，增長10.35%，實際利用澳門資金近3億美元，增長29.89%，其中實際利用澳門直接投資2.61億美元，增長30.24%。旅遊合作形勢喜人。2000年廣東的澳門遊客出入境人數2，099萬人次，佔全省國際遊客出入境人數的15.6%。廣東組織的“澳門遊”人數52萬人次，佔全省出境遊人數的44.8%。特別是近年來兩地政府建立了高層會晤制度，初步形成了兩地政府合作的基本框架。兩地高層多次互訪，並就共同開發珠海棋琴島等問題達成了共識。粵澳經濟合作的長足發展，對澳門主權平穩回歸和廣東經濟發展都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當前，廣東正在努力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澳門也在致力於經濟轉型，全面加強粤澳經濟合作，對廣東增創新優勢，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和澳門繁榮發展，都有着重要的意。廣東地廣、人多，經濟總量具有一定規模，處在蓬勃發展之中，能為澳門經濟提供廣闊腹地和強有力依托。澳門是典型的微型經濟，能量很大，廣東在進一步發展外向型經濟，推進經濟國際化進行中，需要充份利用澳門的一些優勢，開拓歐盟和拉丁美洲的市場，實現外經貿多元化市場的新突破。澳門的服務業比較發達，特別是在旅遊產品開發、市場推廣、人才培訓等方面經驗豐富，廣東也在積極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我國即將加入WTO，隨着市場、尤其是服務業的擴大對外開放，必將為粵澳新一輪的經濟合作帶來重大發展機遇。在WT◦框架下，粤港澳經濟的互動必將為三也經濟合作發展注入新動力。展望21世紀，粵澳經濟互補性更強，前景更加廣闊。在一國兩制基礎上，兩地經濟從合作走向整合、從整合走向融合和一體化是客觀要求必然趨勢。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的合作，將是粤澳經濟合作新的增長點。
對粤澳經濟合作的狀况也要做冷靜的客觀分析。我們認為，澳門回歸後，粤澳經濟合作雖有進展，仍不盡人意，沒有取得大的突破。對合作的共識仍然不夠深刻，缺乏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高度，對牽涉兩地的空間、產業、城市功能等重大佈局進行規劃和協調》兩地合作仍然找不到有效的切入點和結合點。兩地高層會晤雖然達成了共同開發珠海橫琴島的共識，但在如何開發等問題上缺乏具體方案，使目前共同開發橫琴島問題只打雷不下雨。同時，由於各方都提不出可供兩地高層决策的可操作性的議題，使兩地高層會晤缺乏實質性的新內容。但是，我們相信，通過粵澳兩地各方面共同努力，目前粵澳經濟的磨合，必將使粤澳經濟合作在2-3年時間內取得重大突破。廣東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就是如何加快珠江口西岸地區的經濟發展。由於多方面原因，珠江口兩岸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如東岸地區。如果珠江口西岸地區的經濟不加快發展，就會拖廣東全省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後腿。澳門同處珠江口西岸地區，圍繞加快珠江口西岸地區的經濟發展這一主題，廣東在許多方面、許多領域，都需要加強與澳門的合作。我們講21世紀經濟的整合、融合和一體化，首先是澳門與廣東珠江口西岸地區經濟的整合、融合和一體化。在這裡，我想提出幾個問題與粤澳兩地的同行朋友們進一步探討：—.共同塑造珠江口岸地區經濟發展的龍頭珠江口西岸地區經濟發展滯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群龍無首，缺乏區域經濟發展龍頭的輻射和帶動。誰能擔當起這一角色？在這一區域中，澳門與珠海都難以單獨起龍頭作用，但澳門與珠海整合起來，卻完全可以擔當這一角色。珠澳為了整合成為珠江口西岸地區經濟發展的龍頭，需要對牽涉兩地的空間、產業、城市功能、基礎設施等重大佈局進行整體規劃和協調，形成整合優勢。二.加快發展珠江口西岸地區港口設施澳門是自由港，但沒有港口，不是港口城市。澳門歷史上國際貿易比較活躍，後來國際貿易功能逐步消退，發展成為現在的旅遊博彩中心，這其中與沒有港口有很密切關係。澳門工商界已經注意到建設港口的必要性，並提出建設澳
門國際新港的設想。珠海市雖有高欄港，也沒有發展成為港口城市。珠海發展不如深圳，客觀原因很多，但主觀上沒有把城市明確定位為港口城市，充份發揮臨海優勢，大力發展港口產業，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珠江口西岸港口（尤其是深水港）建設發展主要受到泥沙淤積等自然條件的限制。現在的高欄港面臨着泥沙淤積的威協。最近廣州市提出在珠江口西岸建設廣州港南沙新港區，交通部的專家在主持論証時持較多保留意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考慮到蕉門口鳧州水道的泥沙淤積對未來港口的影響。珠江口西部地區最適合建設深水大港的地方是在萬山群島地區。我們提出建設萬山深水大港的設想，希望能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和廣泛討論。三.依托現有機場、港口等設施，加快發展現代物流業和臨港大工業珠海、澳門的機場、港口等建設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目前存在很大的浪費。粤澳兩地需要在這方面加強合作和協調。我們認為，充分發揮這些基礎設施的作用，最終要依靠現代物流業和臨港大工業的發展。同時要配合建設相關的配套設施，比如，爭取廣珠鐵路復工、江珠高速公路上馬、建設珠江口西岸地區城際間的輕軌、將京珠高速、廣珠鐵路延伸至澳門等，發揮機場、港口的輻射作用，引導珠江口西岸地區的人流、物流向珠海、澳門聚集，最終目標是使珠海、澳門成為珠江口西岸地區區域性現代物流中心和臨港大工業區。四.儘快研究制定粵澳共同開發珠海橫琴島的具體方案共同開發橫琴島是粤澳兩地高層會晤達成的第一個項目。也是澳門與珠海、廣東的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整合和一體化的關鍵一環。經營好這個項目，意義十分重大。粤澳如何共同開發橫琴島？“澳門合作開發橫琴島（澳門）課題組”提出“股份制”、“租賃制”和“將橫琴島劃歸澳門管轄”三種模式，都可以展開討論。我們認為，共同開發橫琴島要從易到難，先從具體項目的合作開始，比如，在橫琴島規劃建設澳門會展中心、旅遊培圳基地等，容易見成效。
五.完善粵澳經濟合作的機制建議在兩地高層會晤制度下，設立專職小組或工作機構，跟踪、督促落實高層會晤達成的合作事項。建議由兩地工商界、學術研究團體、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定期召開“粤澳經濟合作論壇”，為兩地高層會晤提供操作性更強的合作議題。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是廣東省政府直屬的政策研究和决策諮詢機構。我所主持的經貿處擔負着粤港澳經濟合作綜合研究的任務。我們在港澳回歸前後，根據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對粵港澳經濟合作，粵澳經濟合作都開展了大型的系列研究，我們與澳門的同行有良好的合作，我們願意繼續保持並加強與澳門同行的這種合作，為全面推動21世紀的粵澳經濟合作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新形勢、新思維、新目標—談進入新世紀的粵港澳合作楊允中澳門經濟學會第一副會長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區成立一年八個月來，總體觀察，形勢是不錯的：不僅社會保持穩定，經濟也有明顯好轉；不僅受到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的肯定，也得到國際社會不低的評語。當然，不容迴避的是，現階段經濟受內部和外部諸多因素影響和制約，目前仍然困難較多，今年經濟運行可能要差於去年。如何作好自我定位、如何選定較佳的發展思路、如何鞏固各界人士的信心、函待深入關注。本人謹提出以下四個方面的若干看法，不妥之處，望批評指正。一、澳門產業結構在速調整中1.賭權開放是澳門作出的歷史性决擇。隨着《博彩法》即將出台，博彩制度將發生一次深刻的變化，相信開放的博彩業將會為澳門帶來持續的促進，為整體經濟發展注入活力。2.發展旅遊的新思維日漸成熟。作為傳統東西文化交滙點，作為舉世罕見的人文天然博物館，澳門的多項優勢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認同，不久前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工程的啟動是一新例證。繼續發掘潛力，擴大吸引力，提升消費力，使小城更具魅力，永葆青春，這是一篇好文章。3.製造業何去何從，此時已屆關鍵時刻。面對配額制度的即將取消、面對中國入世新形勢，主要靠配額保護的澳門製造業，有否可能殺出一條生機、有否可能尋找到替代產業，這對政府、企業家及各界人士都是一個現實問題需要回答。4.地產、金融、商業零售、飲食、交通等業經營依然艱難，呼喚調整要加速。距各界較有共識的綜合性商貿中介服務中心的目標。還有很長一段爬坡路程。
5.IT等新產業移植速度較快，事實上，某些有開發前景的高新產業項目已陸續搶灘登陸，但形成規模尚待時曰。6.高教產業雖未取得全面認同，但前景值得看好。由2001/2002學年開始，澳門四間高校已獲准可以在大陸14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招生，反應頗佳，把澳門辦成區域性人才開發中心，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是有潛質，有前景的。-澳門未來發展前景在哪裡？圍繞澳門經濟發展的不少問題，可能是眾說紛耘的，既不是很好很好，也不是很差很差》通過交流、討論及時調整視角，提升共識，也是必要的。1.澳門會否被鄰近地區全面超越?2.澳門的傳統地位功能會否逐步消失？3.澳門經濟會否繼續下滑、原有形象不保?4.在珠江三角洲加速發展進程中澳門有否適當位置?5.粤港澳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澳門有否適當位置?6.在21世紀的大市場、大競爭、大創新環境下，澳門這樣微型經濟有否發展空間？回答前三問是肯定，回答後三個問題也是肯定的。三.粵港澳三角佈局中的澳門1.大三角中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已縮短同港澳發展差距，以至同發達國家差距，變化之巨大有目共睹。作為鄰近地區、作為合作夥伴、作為同文同種同胞，應感到高興而不是害怕，應感到鼓舞而不是緊張。2.大三角經濟一體化理論已逐步得到三地普遍認同，港澳回歸更為三地發展緊密型合作舖平道路。要建立多贏共進思維，而非一味強調一枝獨秀理念。3.三地之間要作好各自定位，也要對相關各方地位、作用持理解、認同態度。力求作到平等合作、互利互補、迄今為止，雙邊和三邊關係所以尚存某些尚待協調之處，一是認識上的不到位，二是利益上非理性驅動。4.澳門在三地合作中應是主動一方，有作為一方，要堅持區域合作理論中的
共同受益原則，要使自身地位、作用被別人真正認同，更重要的是要自己對應該扮演、可能扮演的角色堅定不移。四.新思維再創新1.觀察澳門經濟，合理選定突破口、切入點至為重要。本人十多年前主張用微型經濟來表徵澳門經濟，實際上它是客觀發展的必然。微型經濟更多地是從生產要素規模上加以介定，它一方面是基於澳門經濟環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把全球類似經濟體系列為參照值。它本身並非意味着絕對的好或絕對的差、強與弱、優與劣、正面與反面、有利與不利，如加以權衡，依然是前者大於後者，有利於澳門未來發展的條件依然居主要地位。2.理性思維不但今天，就明天當我們有更大進步之後還要提倡。往往不同的人都在抱怨社會過份保守，實際上保守份子；講別人不開放的人可能自己就不是光明磊落的開放者。社會進步是靠科學、靠奮進、靠團結合作取得，離開理性思維、離開科學精神，到頭來必然一事無成。3.澳門不應寄望單一產業的發展，包括博彩業在內都不能講沒有風險、沒有變數。保持產業結構相對多元化、保持發展思路的多選擇性是絕對必要。4.澳門不宜繼續被“依賴偏好”所左右，要真正建立自強自立、自决、自信的堅定信念，順景時不放鬆，逆境下不動搖。有志者天無絕人之路，因循偷懶者，平坦大道也不肯走。這是正常社會現象，但要強調，鼓勵的是前者，而非後者，自強不息，與時倶進精神應永遠成為生命過程主旋律。5.澳門不宜滿足於小生產、小市場、小利益主體的發展格局，要設法建立大市場觀、大競爭觀、大生存觀，要適應經濟全球化潮流，設法找準自己位置。6.澳門不宜過份看重短期得失，要建立清醒而務實、積極而可行的長遠行動綱領。7.澳門不宜多地在原有模式下打轉，而要通過創新意識的建立與發揮，設法向更高、更強目標尋求突破。綜合所述，本人還是認為，進入新世紀，澳人治澳發展階段的澳門，其發展目標依然是“實施‘一國兩制’原則的中等規模全方位開放國際性‘明星’城
市”。“一國兩制”是澳門未來發展的一大優勢、一大保障，要設法用好政策、用盡政策，中等規模，全方位開放，國際化是三個前提，規模有限但發展水準無限，要努力加大社會性的開放和擴大國際化程度，使澳門能儘早發展成為一個各項經濟指標與社會指標都不斷提高的明星級城市。
澳門經濟學會近期活動紀要(1)2月19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召開“新世紀澳門經濟座談會”。(2)3月29日晚上七時，召開“介紹第九屆全國人大會議和全國政協會議意義及精神”的內部座談會。由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崔世昌會長及出席全國人大會議的楊允中第一副會長主講。(3)2001年5月21日，與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座談交流澳門與內地經濟合作關係。(4)2001年7月25日接待深圳市港澳經濟研究會赴澳門考察團。陪同代表團參觀國際機場，進行座談共商兩地建立物流合作的問題。(5)8月15日，與國務院港澳辦港澳研究所訪澳代表團座談澳門經濟及兩地經濟合作關係。(6)8月18、19日組織會員及家屬到深圳兩日旅遊，在旅遊期間訪問深圳市港澳經濟研究會，並座談交流。(7)8月25日下午三時，在中華總商會舉行“粤港澳合作新思路”5开討會，邀請粤港澳學者共商三地合作主要的發展路向。同日晚上舉行慶祝本會成立十一週年餐會。(8)9月29日，委派陳守信理事出席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主辦的“職業面面觀系列講座”作主講嘉賓。(9)10月31日晚上6時30分，舉行內部座談會，主題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01年經濟施政落實情況回顧及2002年施政報告制定之建議”。(10)由2001年7月起進行三個項目研究活動，課題包括：—•“澳門與日本經濟合作”二•“推動粵、港、澳區域經濟合作”三•“澳門與珠江三角洲整合發展戰略”(11）2001年11月30日下午3時，澳門經濟學會與中國企業家協會假座中銀大廈會議廳聯合舉辦了“中國加入世貿的發展新局面及對澳門的影響”講座。邀請了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魯志強先生作主講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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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第十五期出版：澳門經濟學會執行編輯：楊允中、陳守信封面設計：吳衛堅印刷：澳門新藝印務有限公司印數：1，000本出版日期：2001年12月定價：澳門幣30刊號：ISSN1608-6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