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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九鼎寄語0 5 汶川祭06 災後看奧運 首要保平安圖片新聞07 本刊向災區捐款九鼎史話08 史海鉤沉話“九鼎”（下篇）九鼎特稿10 地震預報和抗震救災的科學解讀14 難忘的震前四川之旅18 博彩業的正負社會效應本地話題22 澳美經濟關係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上篇）25 2007年澳門出版業發展概況28 澳門賭業一團糊塗帳台海觀察32 馬英九就任後的兩岸新局—— 從人事佈局與就職演說談起36國家認同與兩岸未來特別視點42 增强中國“軟實力”的“論壇外交”（中篇）——以“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爲例46 港澳回歸語文秀
新書點評49 “中國價格”與規模生產的利器——彼得·納維 諾教授新作介紹 和點評（之二 ）北望奧運53 垃圾處理——綠色奧運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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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寄語汶川祭■ 文 / 加 旺戊子陰月，災星浮光。山崩地陷，西南裂張！石鎖汶川，路斷綿陽；風雨如晦，撼我家邦！樓傾城摧，哀號悽惶；瞬間生死，日月堪傷！千村滅跡，萬戶頹牆；骨肉命殞，生者逃亡。淚灑岷江，魂繞川康！天哭雲濕，心痛尤長。汽笛長鳴，廣設靈堂；國旗半降，是乃國殤！泣血拜迄，伏維尚響！
■首要保平安災後看奧運文／柏 峰 （本刊記者）今年赴北京公幹，深受感動的是：大街上很多人排隊為地震災民獻血，據說有人排了七個多小時才獻上血。這種感人場面充分彰顯了人性的光輝，並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人民勇敢、刻苦、仁愛的民族品德。現在外來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很大，許多人對物質的佔有欲望超過了對精神的追求。然而一場全民“抗震救災”把中國人民“深沉、博大、純樸”的傳統美德發揚和升華出來，也讓我們因地震災難而倍感痛苦的心靈得到了一點安慰。北京為舉辦一屆最成功的奧運會，設計了人文奧運、綠色奧運、科技奧運等許多方案，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如今，在經歷了巨大的天災、人禍之後，我們的思維也要轉向“平安奧運”上。安全，既是成功舉辦一屆奧運會的最低要求，也是評判奧運會是否成功的最高標準。5月3日，奧運火炬在澳門傳遞。圖為市民和遊客觀看大屏幕上的聖火傳遞。“平安奧運”我想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內容：一、安保反恐。動用多方反恐力量，保障奧運平安舉行，同時把對市民和遊客的影響降到最低。應提高街頭的見警率，減少場館著裝警員的數量，做到內緊外鬆，與奧運會的和諧氣氛相符。二、食品安全。近年曾經揭發出一些食品安全不過關的事件，例如假奶粉等等。某些國家提出他們的運動員要自帶食品、飲料的意見，客觀上也給奧運主辦國難
·圖片新聞·本刊向災區捐款︽九鼎︾月刊向澳門中聯辦致送支票，轉交給災區人民，表達血濃於水之情。四川汶川發生强烈地震，數十萬人死傷，幾百萬人失去家園。災情牽動著全世界華人。各地人民踴躍捐款捐物，以送溫暖、獻愛心的行動支援抗震救災，表達對災區人民的深情關懷，激勵災區人民萬衆一心、衆志成城、百折不撓，奮力奪取抗震救災的勝利。災情同樣牽動著《九鼎》月刊同仁的心。5月14日，本刊社長陳曉烽以《九鼎》月刊的名義捐出10萬澳門元，由總編輯程祥徽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區聯絡辦公室致送支票，請他們轉交給災區人民，表達血濃於水之情。中聯辦文化教育部副部長李正橋（左三）和處長祁志雄（左四）代表中聯辦接受了支票。捐款現場，本刊總編輯程祥徽接受傳媒採訪。堪。因此我們一定要在食品安全上下大功夫。首先是運動員村和奧運簽約飯店的膳食，必須要有嚴格的食品安全標準和衛生檢查制度。三、醫療安全。這裏所說的不是一般意義的醫療安全，如運動員受傷的醫治等，而是臨時性的應急設施與準備，例如突然的疾病或災難爆發，病床床位能否應付需要，醫護人員和有關藥物能否及時調配等。四、通訊和網路安全。現在奧運會的電子化程度很高，一旦出現系統故障或人為破壞，將會導致網路癱瘓，後果不堪設想。因此，奧運網路安全應急隊伍一定要嚴防死守，在第一時間處理各種網路資訊安全事件。五、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既包括對極端自然事件的應對，例如地震、冰雹、暴雨、颶風等；也包括對城市意外事故的應對，例如供水、供電、煤氣故障、火災、重大交通事故等。所有這些準備工作都應該不要影響市民正常的日常生活與運動員的正常訓練和比賽活動。據說有一年我國某城市舉行一次國際會議，市面交通秩序出奇地好，但原來不是因為平時治理得好，而是臨時發佈了一道禁令，停止一半私人車輛上街，於是才出現交通暢通的奇觀。這種辦法恐怕不是良策。上述五點都是就“硬件”方面而言，此外還應做好一些“軟件”方面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心的穩定。群體的情緒直接影響到社會平安指數，這既是平安奧運的前提，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石。政府部門要善於化解民間大大小小的矛盾，創造和平、友誼、歡樂氣氛。希望北京市政府和全體市民能把握好當前民風、市風明顯改進的大好契機，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成功舉辦一屆平安、獨特、令全球華人引以為榮的奧運會。
史海鉤沉話﹃九鼎﹄（下篇）■ 文 ／張 翀 （北京）不僅九鼎如此，禹的事蹟也是可以稽考的。這裏，我們還是要感謝考古學的惠賜，給我們提供以前尚未見過的兩種文獻，使得禹的事蹟確鑿可信，並未像當初疑古學派所論。這兩種文獻，一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中的《容成氏》篇，雖然這篇竹書主要是論述舜帝，但對禹的事蹟亦有牽涉，是上古帝王事蹟的系統化記載［1］。其中對禹記載，即著名的大禹治水故事。且錄如下：舜聽政三年，山陵不疏，水潦不湝，乃立禹為司空。禹既已受命，乃卉服箁箬，帽芙□□足□□□面□□□，不生之毛，□濏湝流，禹親執畚耜，以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之阻，於是乎夾州、徐州始可處。禹通淮與沂，東注之海，於是乎競州、莒州始可處也。禹及通萋與易，東注之海，於是乎蓏州始可處也。禹乃通三江五湖，東注之海，於是乎荊州、揚州始可處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澗，東注之海河，於是乎豫州始可處也。禹乃通涇與渭，北注之河，於是乎雍州始可處也，禹乃從漢以南為名谷五百，從漢以北為名谷五百。無獨有偶，2002年由保利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公盨，銘文裏亦有“天令（名）禹敷土，隨山濬川”的記錄［2］。★公盨時代為西周中期，早於《容成氏》的時代，兩相對照，可見《尚書·禹貢》所言的“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書序》的“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甚至《尚書·益稷》中的“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等的記載都是可信的。由是推之，九鼎的相關記載目前雖無出土文獻給予確鑿的證據予以坐實，但也不是憑空杜撰的，
至少在考古學上也還是能夠看出一點半星的線索的。銅鼎是殷周銅器中數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類，除了作為炊煮供貴族日常生活所用外，更是貴族進行宴饗，祭祀等禮制活動時最重要的禮器之一。《殷周金文集成》所收錄有銘文的鼎數為1837件，若無銘銅鼎更為多者，近來陝西省歷史博物館梁彥民先生正在做有關銅鼎的器類研究，待大作問世，銅鼎之數應該可以得知。然而就目前的發現看，銅鼎之中不乏巍巍重器，如毛公、大盂諸器，近年更有眉縣楊家村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兩件速鼎的出土，後來在中華世紀壇展出，所謂國祚昌運，寶鼎出焉。漢武帝時，亦有寶鼎出。《漢書·武帝紀》載，漢武帝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寶鼎後土祠旁。《後漢書·明帝紀》載，漢明帝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後世皇帝均視能夠發現過去的銅鼎，為祥瑞、寶器，但彙集在鼎身上的有關禮儀制度，莫過於所謂的列鼎制度。按禮制規定，鼎的使用分九、七、五、三或一，四種使用制度，即禮名太牢、少牢、牲和特之稱。貴族大夫用鼎之數，是要與自身等級相合，不可相違。《公羊傳·桓公二年》何休注曰：“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是對當時鼎制一種非常模範的模擬規定，實際情況要遠比這個“完美”的規定複雜。如春秋時期，楚國諸侯就有用十鼎之例，鼎數上已同“天子九鼎”構成僭越，但不用奇數，而用偶數，更讓人稱異。在中原地區，又以簋與鼎相配，常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天子之制，乃是九鼎八簋。後世文獻言稱“九鼎”頗多，恐怕也與列鼎制度的“九鼎八簋”之制有些關係吧。當年圍繞“九鼎”的最饒有興味的故事，莫過於楚王問鼎了。現不顧篇幅所限，錄《史記》原文如下：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這段故事讓太史公寥寥幾筆也說得聲情並茂，宛若再現，太史公此段亦是本於《左傳·宣公三年》的有關記載。或可見在當時王臣上下，“鼎”之“重”已牢不可破，其先已早有苗頭。“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就可看出，九鼎乃已略是政權的象徵。這為成語“定鼎中原”的濫觴，凡與鼎有關的一些成語也大多有此發軔。因為寶鼎一直在國人心目“懸掛”，我們中華古老的國度重諾守信，禮儀有度的風範保留至今。與人相交，也講究“一言九鼎”，其語出上文引過的《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乃是毛遂的故事，全文如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然春秋之時，周室衰微，群雄並起，陵王室而窺寶器，遂有“問鼎”的故事，但“九鼎”一直存周，故有“鼎定中原”之說。與鼎有關的成語何其多哉——詩禮簪纓的世家，我們也能稱之為鐘銘鼎食之家——這裏不能——盡舉。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九鼎的播遷說明它在階級社會初期已從日用器皿中分化出來，被賦予了神聖的意義，變成了象徵最高權力的傳國之寶”［3］。九鼎是中國傳統文化、禮儀制度極度物化的代表，可以說它體現了王權的集中和至高無上，反映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昌盛。幾千年來，一直被人們視為中華民族傳世之國寶，鼎和相關的祖廟的儀式性建築便成為“文明”發展由量變到質變的物質標誌［4］。基於中華民族精神傳承的意義，“九鼎”究竟是什麼可能也顯得不那麼重要了，也許這個謎在將來進一步的考古發現中可能會予以揭開。鼎以其厚重、穩定、華貴、高大，成為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徵，而蘊結在九鼎上的中華民族最本質、最內核精神卻薪火傳承，口口相傳，歷百代而不息。註釋：［1］王瑜：《〈容成氏〉所見舜帝事蹟考》，《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2］李學勤：《論公盨及其重要意義》，《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 期 。［3］趙 世 超 ： 《 鑄 鼎 象 物 說 》 ， 《 社 會 科 學 戰 線 》 2 0 0 4 年 第 4 期 。［4］李京華：《再談“一鼎三鼎和九鼎”》，《尋根》。
和抗震救災的■地震預報科學解讀文／李嘉曾 （澳門）2008年5月1 2日14時28分，我國四川省汶水縣境內發生震級為里氏8．0級的強烈地震，多個省市嚴重受災，全國大部分地區有震感。死亡者數以萬計，受傷者數以十萬計，受災者數以千萬計，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了極大損失。汶川特大地震也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消息迅速傳遍世界，各國、各地媒體跟蹤報導。在如實反映災情和中國人民抗災實況的同時，人們也對這一突發事件及其相關信息發表各種看法，輿論譁然而眾說紛紜。因此，有必要以汶川地震為背景，從科學的角度對地震預報和抗震救災工作進行一番理性解讀。一、從地球科學看能不能預報地震汶川地震發生後不久，就有媒體對中國沒有預報這場地震提出質疑。有人收集地震發生前各地出現的異常現象，指責地震部門有所忽視而未預報，甚至懷疑政府故意隱瞞而不加預報。那麼，地震究竟能不能預報呢？1、地震發生的動力機制與地震預報地震是指地球表層（主要是地殼）發生的快速連續振動。除了少量因爆破等原因引發的人工地震以外，地震（本文特指天然地震，下同）是一定條件下產生的自然現象，是地球內部原因造成的結果。地震同颱風、洪水、火山爆發等災害現象一樣，具有醞釀、發生、發展和終止的過程，只要較好地掌握地震的形成機制和規律，就能夠比較準確地描述這一自然現象的發生和發展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地震是可以預報的。我們不妨從大地構造學、動力地質學和地震學等地球科學門類的相關理論出發，考察一下汶川地震的發生機制。根據誘發原因，地震類型主要有構造地震、火山地震和塌陷地震等幾種，其中因地球物質運移引發地質單元形變而造成的構造地震佔絕大多數。汶川地震即屬構造地震。構造地震是由地球表層物質中應力變化超出可承受範圍造成的惡果，其根本動力來自地幔物質對流引起的洋底擴張和板塊運動。板塊運動導致局部地段能
量積累，當積累的能量超過該地段的承受強度時，便發生岩石破裂或地層錯動（斷層），從而引發地震。由地球內部圈層和表面結構所決定，世界上存在著兩大地震帶：環太平洋地震帶和地中海—喜馬拉雅地震帶。四川西部地區地處青藏高原東緣，屬於後一地震帶。兩大地震帶的交匯使我國成為地震多發地區，形成了許多次一級的地震帶。具體地說，汶川位於我國南北地震帶中南段的龍門山山前斷裂帶，這是一個地震多發的構造活動帶，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中國地質調查局監測和評價認定，“汶川地震是印度板塊向亞洲板塊俯衝，導致青藏高原快速隆升而導致的，震源深度為10－20千米，持續時間較長，因此破壞性巨大”［1］。上述機制表明，地震是地球內部應力變化的結果，通過分析地殼內的應力場、監控地震頻率等相關資料的變化趨勢，就有可能預測地震在一定地區的發展趨勢。1975年2月4日中午，當時在營口市科技局和地震辦參與工作的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技術人員李志永，根據地震台源源不斷提供的資料繪製圖表仔細分析，並參照自己經歷過的邢台地震的經驗，做出了當晚12點左右可能發生7級以上地震的預測。這一看法同地球物理所前不久提出的觀點一致，很快便被當地政府接受並迅速向各級幹部和市民傳達，要求盡力做好抗震準備。當晚果然發生了震級為7．3級的海城大地震，但由於及時預報和防範，結果只有1300餘人遇難，拯救了大約10萬人的生命。海城地震預報不僅是我國地震工作者的第一次成功創舉，而且後來聯合國確認這是“人類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對強震作出準確臨震預報”［2］。一些地球科學家根據斷層觀察和應力分析，在2007年7月中出版的《地殼》雜誌上撰文指出：“地殼撞擊的能量在北川聚集”，“斷層的長度已經足以引發一次強烈的撼動地面的地震，它的潛力將成為爆發區域性地震的來源”。他們的觀點可以視為對於汶川地震的中期預報，遺憾的是未能進一步做出實際意義較大的臨震預報。2、地震伴生的細微變化與地震預報在醞釀地震的過程中，隨著地殼內的能量積累，岩石早已逐漸發生形變，如岩體伸縮、微破裂、局部位移等，也會因為物質和能量的釋放改變局部大氣的物理化學狀態，引發電、光、聲、嗅效應和相關的大氣層或水體的細微變化。這些細微變化有時連精密儀器都無法檢測，卻有可能被某些方面的感覺器官比人類靈敏的動物所察覺，從而產生異常行為。這就是根據大氣、水文或動物異常預報地震的理論依據。汶川地震發生前後，曾有過蟾蜍大規模遷徙（5月10日，四川綿竹）、蓄水消失（5月5日，湖北恩施）、出現地震雲（5月9日，山東臨沂）等異常現象的報導，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信息可以納入廣義的地震預報範疇；但由於時間、地點等要素與汶川地震關係的不確定性太大，無法作為預報依據，充其量只能提供一定（且有限）的參考價值。多年來，許多學者一直致力於根據地震伴生的細微變化進行地震預報的研究。中國國家地震局地質研究所徐好民研究員長期研究地光、地氣等現象與地震的關係，提出了創建徵兆地質學進行地震預報的概念，其著作《地光探源》、《地象資料·徵兆地質學·地震預報》等提出了不少新觀點，認為“普及地震知識，提高全民族科學精神對防震減災是至關重要的”［3］。曾任國家地震局研究員的耿慶國則致力於乾旱與地震關係的研究，1984年就在《中國科學》發表論文“旱震關係與大地震中期預報”［4］，也曾在2006年根據旱震關係提出四川阿壩地區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將發生7級以上地震的中期預報。這些案例都是地震預報的有益探索。3、地震預報仍屬世界難題然而，地震科學尚處於起步不久的初級階段，屬於非精密科學的範疇。俗話說，“上天有路，入地無門”，由於地球物質成分和結構的複雜性、地震醞釀過程的長期性和地震發生的突然性，準確預報地震的成功率一向很低。在可能發生地震之前較長時段做出一兩年或十年內將發生地震的中長期預報相對容易一些，且會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想在地震發生前夕做出時間、地點、震級三要素都比較明確的短期預報（三個月內將發生）乃至臨震預報（十日內將發生）就非常困難了。迄今為止，絕大部分地震預報都是根據不同範疇的歷史資料進行對比分析後，歸納和推演出的統計性規律。由於歷史資料的可靠程度不一、使用這些資料的角度不同、統計分析方法的精度相差很大，因此大多數地震預報多為三要素模糊化或限定性太小的經驗性推測。汶川地震發生後，網上盛傳陝西師範大學四位學者2006年就準確預報過此次地震，未免言過其實。且不評論該文使用的方法，從文中得出的“2008年左右，川滇地區有可能發生6．7級以上地震”［5］的結論來看，其中關於汶川地震的有效信息比較含糊而難以作為預報依據。總之，人
類要想解決地震準確預報這一世界難題，還尚待時日。二、從社會學和心理學看如何預報地震地震是一種自然現象，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會對廣泛的人群造成影響，因而也會引發社會問題。因此，有必要從社會學、心理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對如何預報地震進行一番深入討論。1、充分重視地震預報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地震預報是對社會發佈的導向性信息，由於其預示的結果可能會對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害，因此人們的關注程度極高，反應也會比較強烈。準確的地震預報無疑能有效減輕地震的損失，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但無論準確或未必準確的地震預報都會造成地震恐慌，甚至引起社會騷亂。親身經歷或道聼途說的地震後果是人們恐震心理的來源，也會對他們的臨震行為產生暗示性的影響。2002年，四川省地震局曾以“內緊外鬆”的原則向政府預報了西昌地震，結果信息很快向社會擴散，“造成了大量人員‘避震外逃’的局面”［6］，嚴重影響了當地的生產與生活。浙江寧波也發生過因地震預報造成民眾湧向銀行擠兌現金的情況。所以，地震預報的發佈確實應該慎之又慎，三思而後行；地震部門沒有掌握足夠依據而不提出預報是正常和負責的表現，即使後來發生了地震，也不應該將責任加到他們身上。2、確保地震預報的科學性與權威性地震預報事關重大，國際社會對此一向持審慎態度。我國於20世紀80年代末即制定《發佈地震預報的規定》，1 997年、1 998年又相繼頒佈《防震減災法》和《地震預報管理條例》，地震預報逐漸納入法制化管理的軌道。根據上述法律法規，地震預報必須經過嚴格的形成與評審程序，再根據其性質和影響範圍，分別由國務院或省、直轄市、自治區人民政府發佈。也就是說，地震預報的科學性和權威性都必須得到充分保證。任何個人或單位，包括地震專家，可以對地震作出預測以及闡明自己觀點，但都無權向社會發佈地震預報，否則就將受到處理甚至法律制裁。如果政府部門或掌權的負責人出於私利或決策失誤，隱瞞了專家或職能部門科學合理的地震預報申請，最終也將承擔行政乃至法律責任。3、地震預報必須同防範措施相結合考慮到地震預報的嚴重後果，在發佈預報之前即應當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既要有預報準確、地震如期發生的抗震救災方案，又要有應對地震並未預期發生的錯報、虛報的辦法。前一方面的內容我們放在下文討論；後一方面的內容主要應包括以下幾點：一是加強科學普及和法制教育，提高民眾的綜合素質和防震抗震的整體水平。在不少情況下，由於民眾的臨震表現失當，地震的直接損失不大，間接損失卻相當嚴重。如1 984年5月21日子夜，我國南黃海火星沙發生6．2 級中強地震，蘇浙滬三省市有較強震感。當時在一些未受地震嚴重波及的地區，也有許多群眾慌不擇路，不少人跳窗、跳樓逃生，造成263人受傷；另有8人死於緊張、驚恐或其他事故。這次地震“沒有因房倒屋塌而致人員傷亡，但心理因素緊張外逃等造成的傷亡人數比溧陽5．5級地震時的傷亡人數還多”［7］。所以，在地震多發地區，平時應向民眾宣傳相關的法律法規，普及相關的防震、抗災知識，必要時還可以安排一些模擬性的演習，讓民眾心中有數，遇事不慌。汶川地震救災現場就活躍著一些曾經經歷過地震的志願者，他們的抗震經驗和能力在救災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二是提供有力支撐。地震預報發佈後必然会打亂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對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眾多領域都產生影響。因此，政府必須做好承擔社會損失的充分準備，要為科學、合法的地震預報提供有力的支撐，否則任何形式的地震預報都將是空想。具體言之，有權發佈地震預報的各級政府應當事先做好支撐此項有意義工作的必要預算，調配足夠的人力、物力以應急。三是確保有效控制。對於地震預報可能引起的社會影響要有充分估計，特別是對可能產生的混亂狀況和不法行為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和有效的控制手段。一定要配備足夠強大的公安與保安力量，對於乘機興風作浪甚至趁火打劫的不法分子，一定要堅決打擊，嚴懲不貸。三、從管理科學和領導科學看如何抗震救災儘管地震發生是小概率事件，但因地球實在太大，地震的實際發生數仍十分驚人。據科學家估計，全球每年約發生500萬次地震，其中可以感覺到的約有5萬次，可能造成破壞的約有1 000次，而震級在7級以上的大地震平均每年也有十餘次。因此，正視地震的發生，科學而正確地開展抗震救災工作至關重要。抗擊地震災害和
災後救援是複雜的系統工程，涉及指揮、協調、管理和控制的方方面面，從管理科學和領導科學的角度來考慮，主要應抓好以下三個環節：1、災情報導的及時性和真實性能否動員被管理者、被領導者自覺從事需要共同奮鬥的事業，是管理和領導行為能否成功的關鍵。地震災害的影響面向整個社會，因而抗擊與治理地震災害也應當動員廣大社會成員積極參與。知情是政府信任民眾的表現，也是民眾自覺承擔社會責任的先決條件。然而，由於某些原因，我國近幾十年來的有些地震未必讓群眾同步知情，從2005年8月起我國才宣佈“因自然災害導致死亡人員的總數及相關資料解密”［8］。例如1 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就因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刻意向全國人民隱瞞了大部分實情，29年後才公佈於眾。這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全國人民支援唐山抗震的自覺性與積極性，客觀上加重了唐山人民的受災損失。本次汶川地震，國內媒體在第一時間即發出消息，之後又長期跟蹤報導，中央電視台等主流媒體還紛紛開辦特別節目，連續播報抗震救災第一線的實況。這些做法在滿足廣大民眾知情權的同時，也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賑災疏難、救死扶傷的責任感與積極性。2、抗災指導思想的科學性人們的行為總是受思想支配的，抗震救災也不例外。領導者的指導思想是否正確將決定抗震救災工作的成敗。從領導類型的發展歷史來看，早期的領導屬於經驗型，靠領導者個人憑經驗、拍腦門來決定；現代的領導則應屬於科學型，必須集思廣益，用先進的理念作為行動依據，講究科學、合理的工作方法。地震真實地檢驗了領導者的指導思想。例如，大難降臨，是先救死扶傷還是先考慮政治影響？緊要關頭，是先救人還是先搶物？從汶川地震的搶險救災過程，我們初次體驗到“以人為本”的精神力量。各級領導人深入第一線指揮搶險、慰問災民，國務院將5月19日至21日定為全國哀悼日、舉國上下降半旗、為汶川地震普通死難者默哀，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3、抗災工程的系統性由於地震影響到整個社會，救援工作也必須發動社會的所有層面積極參加，因此抗震救災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系統工程，需要統一指揮，全面協調，統籌兼顧。具體地說，應該抓好宏觀控制和微觀協調兩個方面。根據我國多年抗震救災的實踐，參考國外的經驗，地震之前編制好“應急預案”是第一步。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先後完成《國內破壞性地震應急反應預案》、《破壞性地震應急條例》、《國家破壞性地震應急預案》，1998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防震減災法》更確定了地震應急預案的法律地位。應急預案一旦實施，“應急疏散、緊急救援和危機控制等環節”［9］便能有條不紊地有序進行，必將大大改善抗震救災的實際效果。汶川地震的救援過程中，最高指揮及時到位、緊急動用軍隊、武警和消防部隊、國庫調撥特別經費、接收境外和國外援助等做法都體現了抗震救災法制化和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精神。汶川地震抗災救援與災後重建工作的效果遠優於32年前的唐山地震，正體現了執政者領導水平、政府管理水平和社會進步水平不斷與時俱進的發展趨勢。大災有大愛。汶川地震磨練了中華民族的堅強意志，展示了中華兒女團結互助的崇高品質，譜寫了一曲又一曲感人頌歌。大災也揭大醜。汶川地震無情地暴露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揭露了不少現存的腐敗現象。例如，為什麼“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現象至今未能徹底改觀，以至通往一些災區的唯一通路一旦被阻，這些災區就淪為危難的孤島？為什麼震中地區許多羌族民眾至今還住在簡陋的石屋中？為什麼長期以來震區大部分建築物工藝落後，抗震性差，一經地震便化為廢墟？為什麼無論哪個災區垮塌最先、受災最重、傷亡最大的總是中小學校？這些問題值得每一個有良知的人深省、深思。或許正像人類試圖降伏地震惡魔的征程一樣，人類消除自身的醜惡，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註釋：［1］ 五 立 彬 ： “ 中 國 地 質 調 查 局 ： 汶 川 地 震 原 因 已 有 初 步 結 論 ” ， 新華 網 北 京 5 月 1 8 日 電 。［2］ 李 梓 ： “ 他 預 報 了 海 城 地 震 ” ， 《 新 世 紀 週 刊 》 ， 2 0 0 6 年 第 2 2期 。［3］ 徐 好 民 ： “ 地 震 預 報 的 新 思 考 ” ， 《 地 球 信 息 科 學 》 ， 2 0 0 2 年0 2 期 。［4］耿 慶 國 ： “ 旱 震 關 係 與 大 地 震 中 期 預 報 ” ， 《 中 國 科 學 B 輯 》 ，1 9 8 4 年0 7 期。［5］龍 小 霞 、 延 軍 平 、 孫 虎 、 王 祖 正 ： “ 基 於 可 公 度 方 法 的 川 滇 地 區地 震 趨 勢 研 究 ” ， 《 災 害 學 》 ， 2 0 0 6 年 9 月 ， 第 2 1 卷 第 3 期 。［6］ 楊 馬 陵 ： “ 有 關 地 震 預 報 類 型 和 地 震 預 報 發 佈 的 探 討 ” ， 吉 林 地震 信 息 網www．eq j l ．c om．c n，2 0 0 7 年5 月3 0 日。［7］ “ 波 擊 經 濟 發 達 地 區 的 地 震 瞬 間 ” ， 摘 自 《 中 外 典 型 震 例 》 。［8］ “ 唐 山 大 地 震 真 相 為 何 2 9 年 後 才 揭 開 ” ， 新 浪 讀 書 網 b o o k ． s i n a ．c o m．c n ，2 0 0 5 年1 1 月1 4 日。［9］ 黃 順 康 ： “ 論 現 代 公 共 危 機 應 急 管 理 的 主 要 環 節 ” ， 《 美 中 公 共管 理 》 ， 2 0 0 5 年 2 卷 9 期 。
■汶川大地震對四川造成很大的破壞，世界自然文化遺產之一——都江堰的“魚嘴”也出現了裂縫。圖爲大地震前的都江堰，中間是“魚嘴”。難忘的震前四川之旅文／郭濟修 （本刊記者）四川物產豐富，人傑地靈，自古以來就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四川擁有五處世界自然或文化遺產：九寨溝、黃龍風景區、峨眉山——樂山大佛、都江堰——青城山、大熊貓棲息地，以及獨特的巴蜀文化，有待解開的三星堆、金沙遺址之謎等等。所以雖然四川是內地的內陸省份，不像沿海省市那樣與台灣有地利之便，但也吸引了大批台灣同胞前往投資和觀光旅遊。為了解在四川的台商情況以及四川與台灣的交流情況，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台灣事務部和文化教育部共同組織了澳門媒體記者四川參訪團，於5月上旬前往四川進行了為期6天的參觀訪問，筆者作為《九鼎》月刊派出的記者參加了此次活動。此次澳門記者參訪團參觀了位於成都市溫江區的海峽兩岸科技產業開發園和位於臥龍自然保護區內的中華大熊貓苑，訪問了成都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等台資企業，遊覽了峨眉山、樂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等風景名勝，領略了川劇、川菜的魅力。四川蓬勃的經濟發展、秀麗的自然風光、淳樸熱情的民風、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對兩岸經貿關係所發揮的促進作用等等，都給
筆者留下了極為深刻和美好的印象。不料就在澳門記者參訪團回到澳門的三天之後即5月1 2日，四川就發生了大地震，數萬民眾失去了生命，無數家庭失去了家園。消息傳來，澳門記者們深感哀痛。筆者在此追憶此次澳門記者團美好的四川之旅，祈求地震遇難同胞的在天之靈安息，也祝願受傷的同胞們能早日康復，四川的青山綠水能早日恢復往日的秀麗，四川的經濟能在災後得到更好地發展。一、成都為台商施展身手搭建舞台澳門記者參訪團此次重點參觀了成都海峽兩岸科技產業開發園。此園創辦於1992年，前身是成都台商投資區，1998年經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和科技部批准正式成為國家級海峽兩岸科技產業開發園。它是內地的四個國家級海峽兩岸科技產業開發園之一，也是內地西部唯一的國家級海峽兩岸科技產業開發園。澳門記者參訪團的到訪得到了成都市溫江區台辦主任周化林、副主任李永明、成都海峽兩岸科技產業開發園管委會辦公室主任涂昌強、項目基礎研究室主任景仁志等的熱情接待。據他們介紹：成都海峽兩岸科技產業開發園是四川省重要的輕工業基地和台商投資聚集區。科技園區的規劃、建設是借鑒台灣新竹科技園和高雄出口加工區模式的，通過十年的建設，目前園區初步形成了以電子機械、食品飲料、生物製藥、印務包裝等爲代表的四大主導產業。至2007年底，園區共引進527個項目，其中有世界500強企業和國內知名品牌企業的投資項目，現在已有300餘家企業已建成並投入生產，其中有統一、頂好、味全、寶島科技、龍鳳等台資企業56家。今年科技園對產業佈局又重新進行了定位，在加強傳統食品、機械、醫藥三大產業群建設的同時，加大了對新興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和精密機械產業集群的建設力度，加速推進園區的發展；下一步將把改造提升食品飲料、印務包裝等傳統產業、引進培養電子信息、精密機械、創意孵化、總部經濟、現代服務等高端產業作為發展方向，促使園區在經歷了“企業集群”向“產業集群”的演變後，迅速完成向“知識集群”演變的第三次創業；預計整個園區2008年的生產總值可望突破人民幣300億元。溫江區委、區政府還希望用三至五年時間，把成都海峽兩岸科技產業開發園建成產業佈局和諧、科技帶動強勁、年產值上千億元的現代化創新型園區。園區的發展目標是力爭到2020年把科技園建設成全國一流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西部最具競爭力的現代輕工業基地和西部台商投資聚集區，並使之成為全國以創新推進企業可持續發展、以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以循環經濟為特色的生態型示範園區。澳門記者參訪團參觀台資企業，了解企業情况。澳門記者參訪團在園區內參觀了著名的台資企業——統一企業集團旗下的成都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該公司管理部經理周柏伸陪同參訪團參觀並介紹了公司的發展情況。成都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成立於1993年4月，註冊資本為2000萬美元，總投資為5000美元，公司主營業務為方便麵、飲料、肉品的生產和經營，投產以來一直以成為“西部最大的食品王國”為目標，目前已擁有1800多名員工，轄四川、重慶、貴州、雲南、陝西5個省公司。公司以先進的技術與設備、一流的人才與管理方式，利用四川豐沛的原材料，陸續推出了多種口味的系列方便麵和多種品牌的飲料，以及原味的滿漢肉品，這些產品廣受市場歡迎，也使公司成立至今每年保持著約30％的增長率。周柏伸表示，四川是中
國重要的農副產品生產基地，也是食品消費的重要市場，公司對在四川的投資和發展十分有信心。筆者估計此次地震，也會給成都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和其他在川的台資企業造成很大的損失，影響他們今年營運目標的實現。但筆者相信他們在當地政府和人民的配合下，也一定會經受住這次打擊，以自己的堅強意志和刻苦努力，很快就能恢復過來，並重振雄風。二、熊貓將為兩岸人民傳遞友愛澳門記者四川參訪團此次特地到位於臥龍自然保護區內的中華大熊貓苑，看望大陸同胞贈送台灣同胞的大熊貓“團團”、“圓圓”。臥龍中華大熊貓苑也稱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位於四川省西面的崇山竣嶺之中，海拔1800多米，由中國政府與世界自然基金會在1980年合作建立，主要圍繞大熊貓的飼養、繁殖、疾病防治、育幼、行為、生態、生理生化、內分泌、遺傳、野外救護、放歸和科普教育等開展相關工作。經過20多年的不懈努力，研究中心為大熊貓的保護、科研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取得了累累碩果。現在這裏有世界最大的人工飼養熊貓種群。在前中 國國民 黨主 席連戰 率團 於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訪問大陸進行“和平之旅”之後，2005年5月3日，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委託，中台辦和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在上海宣佈，大陸同胞向台灣同胞贈送一對象徵和平團結友愛的大熊貓，希望帶給台灣同胞快樂。隨後有關方面確定贈送台灣同胞的大熊貓由臥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提供，選擇所贈熊貓的標準是：年齡標準、身體健康標準、心理健康標準、外貌特徵標準、遺傳標準。根據這些標準，專家們先是選出了11只熊貓，後又用優選方案從中選出了一隻出生於2004年9月1日的雄性熊貓和一隻出生於2004年8月30日的雌性熊貓，在中央電視台2006年春節聯歡晚會上通過觀眾投票從十組名字中為這對熊貓分別選定了“團團”、“圓圓”這兩個乳名。令人遺憾的是年前台灣當局以“技術理由”拒絕這一對大熊貓入台，目前這對熊貓還生活在臥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澳門記者團在這裏見到了這對可愛的熊貓。雄性的“團團”嘴粗短面大，體型俊朗，性格溫順、活潑、喜歡玩耍；雌性的“圓圓”黑毛略帶棕色，體形健美，身手敏捷，善於攀爬，常行走於平衡木上。這對熊貓住在6號圈舍，目前體重都已經超過一百公斤，憨態可掬，活潑可愛。本刊記者鏡頭中的“團團”和“圓圓”。現在隨著馬英九在2008台灣大選中獲勝，這對大熊貓有望在近期帶著大陸人民的情誼被送往台灣。馬英九過去在任台北市長時，就已經指示台北木柵動物園為迎接這對熊貓作好準備；在今年3月國民黨贏回台灣執政權的第一場中外記者會上，馬英九也公開表示未來樂見熊貓來台。目前台灣的多個縣市府或動物園紛紛向政府再
送出申請案，要求能將這對熊貓安置在自己這裏，台灣有關部門在今年年中時會就此作成決議。研究中心的熊貓保育員此次也對澳門記者們表示，這對大熊貓已做好準備，隨時可以啟程前往台灣。另外，據介紹，目前世界上野生大熊貓僅有約1590多隻，主要分佈在中國四川省周圍的群山峻嶺之中，成為世界著名的珍稀瀕危物種之一。2007年底時，中國人工圈養的大熊貓為239隻。而中華大熊貓苑圈養的熊貓佔世界的71％。此次地震也讓我們為這些熊貓的命運揪心。前幾天從媒體報道得知，地震使中華大熊貓苑也損失慘重，多位工作人員不幸傷亡，房舍嚴重受損，其中32套大熊貓圈舍中的1 4套包括團團、圓圓所住的6號圈舍全部損毀，多隻熊貓失蹤，所幸的是地震發生時團團、圓圓正在屋外玩耍，逃過了一劫，圓圓雖驚恐跑走，但在失蹤多天後被找回。筆者在此希望大熊貓們平安，也希望團團、圓圓能早日帶著大陸人民的情誼前往台灣。三、四川積極開展對台交流參訪期間，四川省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劉俊傑、副主任鍾遠超向澳門記者們介紹四川省發揮地方優勢，與台灣積極開展經濟、文化交流的情況。在這方面，四川省各級政府採取的具體措施有：1、認真落實中央惠及廣大台灣居民的政策措施，努力為台胞服務。成都市在2006年成為台灣同胞落地簽註城市，2007年又成為第二批直航“包機”地點，使台灣居民往來台川兩地更為便捷；由國台辦和農業部批准建立的新津“台灣農民創業園”正在積極建設中；攀枝花海峽兩岸農業實驗區已進入申辦程序；不少在川就讀的台灣學生獲得了國家教育部頒發的“台灣學生獎學金”；各級政府幫助台資企業特別是中小台資企業解決融資困難問題，配合有關部門啟動貸款申請工作，重視台商的投訴工作，努力為台商排憂解難。2、拓展經貿合作渠道，促進川台經貿交流。依托成都海峽兩岸科技產業開發園，由省政府和國台辦主辦的“中國西部海峽兩岸經濟科技合作交流會”，目前已舉辦三屆。每年借助四川舉辦的“中國西部博覽會”，先後舉辦了“四川——台灣貿易洽談會”、“兩岸農業合作論壇”、“電子信息產業與發展論壇”、“台資企業內移論壇暨洽談會”等主題交流會，邀請台灣工商界人士來川，開展招商洽談。同時也前往台灣開展商貿交流。目前隨著西部大開發的不斷深入及台資西移勢頭的不斷加大，選擇到四川發展的台商越來越多，四川連續三年對台招商引資突破3億美元。截至到2007年底，全省累計台資企業1 345家，項目投資總額逾33．78億美元，利用台資24．85億美元。台資企業已成為該省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力量。3、開展豐富多彩的川台文化交流。依托四川豐富的世界自然文化遺產、深厚底蘊的巴蜀文化和獨特的大熊貓資源，四川每年舉辦“四川世界自然文化遺產之旅”、“巴蜀文化之旅”、“我到四川看熊貓”等交流活動，邀請台灣各界朋友到四川參訪九寨溝、黃龍、峨嵋山等5大世界自然文化遺產，感受巴蜀文化，與大熊貓零距離觀看和接觸等。其次，圍繞巴蜀文化，四川先後促成了廣漢三星堆出土文物、恐龍化石、川劇、川菜等一批大型交流項目赴台展示和演出。第三，開展新聞交流，四川的山水和人文都是吸引台灣媒體來川採訪拍攝的重要題材，僅去年，來川採訪的台灣主流媒體記者達29批54人次；同時四川每年舉辦“海峽兩岸記者——錦繡天府行”採訪活動，幫助台灣傳媒更加了解四川；而四川廣電部門也多次組團赴台參訪，進一步加深與台灣同行間的了解，促進川台新聞交流與合作；四川台辦還主辦“錦繡天府”網站，為台灣網民提供更多了解四川和四川與台灣的各項交流的資訊。通過對此次澳門記者參訪團四川之旅的回顧，讓筆者更感到四川的山青、水秀、物美、人親，也對此次地震所造成的損失更感到痛心。此次地震後台灣迅速向災區派出救援隊伍，兩岸“人道包機直航”得以實現，台灣人民不分黨派，踴躍向災區捐款捐物，充分體現了台灣人民與四川人民的同胞骨肉之情。台灣有的媒體認為四川大地震仿佛震垮了兩岸之間的種種障礙，給兩岸關係帶來了意料之外的和解氣氛。或許這種現象也會給所有炎黃子孫因這次地震而倍感痛苦的心靈帶來一絲安慰。筆者相信，在各方的支持下，堅強、勇敢的四川人民，一定會克服種種困難，儘快重建美好家園、重振四川經濟、並在兩岸關係中發揮更重要的積極作用。
博彩 的正 社 效 ■ 博彩行業的正負社會效應包括：何以博彩業長盛不衰，擁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正面效應）？為什麼博彩業又永遠屬於特種行業，不能像其他行業（例如服裝百貨）那樣完全開放自由經營（負面後果）？本文最後討論有關“開賭”與“禁賭”的長期歷史爭論，及其對澳門未來博彩業產業的可能影響。文／程惕潔 （澳門）一、博彩業的正面效應（為何博彩業會長盛不衰？）《九鼎》第二期所刊“淺論澳門博彩業的現代化問題”一文已經指出，賭博衝動部分來自於人的本性。因此對一些人來說，依靠道德說教和法律制裁並不能將他們的賭博欲望根除。而且多數民眾參與博彩活動確實也應該有它正面的社會效應，否則博彩業不會長盛不衰，擁有較大的吸引力。以下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分析。1、活躍生活氣氛對於普通賭博群眾，尤其勞動階級，賭博的確是活躍生活氣氛的手段之一。這在農耕社會裏看得尤為明顯。一年四季，終日辛勞，其無聊和苦悶可想而知。利用賭博尋找一點快樂開心乃人之常情。所以多數賭博其實是“以玩為宗旨，金錢只是手段”，這樣的哲學不僅體現在民間的小賭博，有時候也體現在所謂“超級賭博”的行為中。例如澳門博彩史上著名的“賭聖”葉漢（亦有“鬼王”綽號），經常輸贏以百萬美元計數，他晚年總結自己的賭博經驗時就說，雖然他精通賭術，但他賭博的一生，只是“打個和局”，得一“玩”字而已。2、聚斂社會財富博彩的財富聚斂效應，包括兩方面含意：一是指政府可以通過博彩業徵稅，二是指賭場的所有者（老闆或者股東）通過經營收入積累財富再用於擴大經營規模或投資於其他商業項目。有人或許會問：是否還有第三種財富積累方式？比如賭客通過賭博贏了很多錢，或者中了巨額樂透獎，然後以此為資本，來經營更大的產業？但依筆者所見，這第三種財富積累方式的可能性應該是非常渺茫，可能主要是因為以下三個原因：一是通過賭博所贏的錢往往只是總賭注中的一小部分，因此通過賭博贏錢一般難以積累成數量巨大的經營資本；二是幸運之錢“來的容易去的快”（美諺叫“Easy come easy go”），賭客對賭博所贏之錢，常常不會珍惜和小心使用；三是“人心無盡”，通過賭博贏錢的人往往還想贏更多，因此他們很難戒賭，而他們繼續賭博的結果常常是將錢再輸給賭場。據美國報章介紹，有記者對中過樂透獎的人做跟蹤
調查，發現多數人都不比原來更為幸福，而是更為苦惱。還有些中彩的人表示，中大獎帶給他們的是災難，而不是快樂。博彩業的財富積累效應也會因人而異。例如澳門“賭王”何鴻燊通過資本積累，可以建立和發展起自己的博彩王國，這同他的胸襟、膽魄、眼光和經營理念都有關係，也同他的“不賭”有一定的關係。而“賭聖”葉漢雖然也從賭場獲取了相當財富，但喜好賭博，則是阻礙他事業發展的原因之一。他留下的一首詩寫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博彩緣偶遇，傳世不適宜。”前面兩句，是劉備三顧茅廬時諸葛亮吟詠的詩句，有“如夢方醒，看破紅塵，參透人生”的意思；後面兩句是他的賭博體會。有人解釋為他不想讓後代繼續參與賭博業，認為他自己是因緣際會，才幹了博彩這一行，他死之後，不宜再傳給後代了；有人卻認為，他的主要意思是勸告後人，賭博的輸贏全在機會巧合，真的沒有什麽經驗可以介紹給後人。通過“賭王”何鴻燊和“賭聖”葉漢的對比可以得出的結論之一應該是：“不賭便是贏”！3、資助公益活動博彩業的另一個正面作用是資助公益活動。以澳門的情況看，博彩公司不僅按照合約規定，長期承擔澳門公益建設中的許多重大項目，在其他民間自發的公益募捐活動中，也常常慷慨解囊，充當重要的施主。有人說，博彩公司來錢容易，來錢罪惡，因此，對公益活動理應要比別人多捐一些。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因為博彩業有負面社會後果（下文細說），所以才要由政府特許經營，博彩公司要承擔較高的納稅和許多原本不屬於其業務範圍內的社會責任。按理說，它已經把應該歸還社會的利益歸還給了社會，社會也就應該把它與其他公司一樣公平對待，認為它的利潤是成功經營的合理收入，不應該認為它對社會負有無限義務，任何時候都應該有求必應。二、博彩業的負面效果（為何博彩業屬於特種行業？）1、社會財富的淨消耗博彩活動的輸贏過程，僅僅實現了金錢的轉手（即所有權的改變），並不促進財富的絲毫增加。因此，可以說賭博活動造成了社會財富的淨消耗。或許將賭博與炒股做一對比可以更清楚地看清這一點。有人認為，玩股票與賭博有共同之處，都是有輸有贏，且輸贏都憑運氣。這話看似有理，其實不對。看似有理之處在於賭博和炒股都有風險和輸贏，而且，對於何時輸贏也無法準確把握。說它不對之處在於這種說法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冒險：賭博冒險的本質，在於不增加“蛋糕”的大小（即所有投注的總錢數不變），只是重新瓜分同樣大小的“蛋糕”；而炒股冒險的本質，是投入的資金會轉化為生產資本，再通過企業贏利從而擴大“蛋糕”，雖然從個別企業來看會有賺有賠，但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總規模會逐漸擴大，因此，體現在股票指數的長期變化趨勢上，就是曲線形上升。所以可以說賭博和炒股雖然都是拿錢冒險，但在對社會財富總量的增減上，性質完全不同。2、助長僥倖心理賭場輸贏由什麽所決定？有人可能會認為是技術（或者智商），有人可能會認為是運氣（或者天命）。賭博真得有技術、有訣竅嗎？筆者認為即使賭博技術或竅門能起一時之效，賭場研究人員也會“吃一塹，長一智”，改進博彩規則或設備以使其無懈可擊。那麽賭博有沒有運氣呢？這可能就很難說，因為運氣就像鬼神，無法證明其有，也無法證明其無。“相信運氣存在”作為一種信仰或理念無可厚非，但如果將運氣作為人生和前途的唯一依賴就會助長自己的僥倖心理。賭博的這一效應特別對於那些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具有很大的誘惑力，如果某人贏了大錢或中了巨彩，媒體常常就會大肆渲染（而絕大多數人輸錢的事，則往往無人多提），這無形中就會鼓勵別人也去追求好運，從而放棄刻苦學習和努力奮鬥的途徑。3、易生社會悲劇賭博行為易導致社會悲劇，造成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等悲劇，在歷史小說“三言”、“二拍”和現實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案例。當然，反面的例證也有。比如葛優主演的大陸影片《活著》，說的就是一個財主家的少爺好賭，把富有的家業輸給了一位鄉親，而那位鄉親勤勞肯幹，很快成為了新財主，少爺自己變成了窮光蛋，以沿街賣唱（皮影戲）謀生；共產黨的土改使新財主被拉出去槍斃，窮少爺反而因禍得福，
以無產階級的成份受到新政府的保護和重用。不過葛優的這部戲並非為賭徒開脫，更非說賭博可以救人，只是為了諷刺歷史風雲的變幻無常而已。這裏又回到以前討論過的老問題：賭博悲劇的造成，究竟應該怪賭客？還是應該怪賭博行業的存在？當然，可能首先應該怪賭客自己，但是賭博對人的誘惑力和腐蝕力使得賭博業恐怕對此也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如果我們只追究個人的責任，而看不到社會環境也負有責任，那就像我們討論過的煙酒毒品，好像完全可以不需要規範和禁令了。三、關於“禁賭”與“開賭”的歷史爭論1、“禁賭派”的理論和實踐在“博彩文化的中西差異”中，曾經介紹過先秦的思想家們，包括儒法兩家在內，都從倫理道德出發，對賭博活動加以抨擊，甚至把賭博列入“五不孝”的行為偏差之中。到三國時期，東吳尚書郎韋曜，曾經受命撰寫過一篇有名的《博弈論》，列舉了賭博活動的種種害處，認為它可以使人懶惰，喪失鬥志，廢棄事業，於國於家都沒有好處。然而，從他勸導人們不要沉湎於博弈的字裏行間，筆者認為他所批評的，主要還是過分投入的棋藝活動（即古代的博弈），而我們知道，下棋是很講究藝術和技巧的活動，如果出發點主要不是金錢的輸贏，而是技巧的勝負，那真的就不應該禁止。到晉朝，禁賭有所發展，凡抓到賭具“悉投之於江”，如果官員賭博，還要遭受鞭打的刑罰。唐朝初年制定的《唐律疏議》，對賭博的定義和量刑標準都有具體規定。但有趣的是，射箭練武等強身活動，即使也賭財物，但不必以賭博論罪。懲罰賭博團夥時，贏錢的人是主犯，所贏的錢，等同於偷盜，輸錢的人是從犯，罪行較輕。宋朝中期，賭禁甚嚴。在京城開封，聚眾賭博可以處斬，私開賭場或者隱藏不報，都同樣處死，比唐朝嚴厲了許多。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更別出新裁，在首都南京修了一座“逍遙樓”，將捕獲的賭徒關在樓中“使之逍遙，皆盡餓死”。不過這種酷刑並沒有維持多久，也沒有制止賭博之風在明朝越刮越烈。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滿清帝國，在禁賭問題上採取比較實用主義的態度。早期賭禁很嚴，尤其在滿洲人的故鄉東北；但後來在內外交困情況下，賭禁逐漸開放，甚至允許發行彩票，作為政府籌款的手段之一。倒是民間有些有識之士，發出強烈的禁賭呼籲。例如上海《申報》在一篇名為“戒賭說”的文章中，列舉了賭博的十條罪狀：1壞心術、2喪品行、3傷性命、4玷祖宗、5失家教、6蕩家產、7生事態、8離骨肉、9犯國法、10遭天譴。所列十條，基本上概括了廣大民眾主張禁賭的主要理由。2、“開賭派”的主要理論儘管禁賭派有他們的理由，但博彩活動和禁賭法律，自古至今，如影隨形。而且，隨著博彩業發展的“大眾化、法制化、娛樂化、健康化”趨勢的日漸明朗，繼續禁賭，反而害多利少。正是基於這一考慮，有些有識之士開始提倡開賭，主張把博彩業納入法制化的管理軌道。近代倡導賭博合法化的人所提出的理由，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條：一是認為由於賭博衝動源自人類本性，顯然不是嚴厲鎮壓所能根除的，因此，換個角度，賭博合法化讓人性在一定範圍內自由宣洩，反而有助於減少犯罪動機，緩解社會關係的緊張程度。這種由壓抑改為疏導的觀點，不但適用於賭博合法化，也同樣適用於禁煙、禁酒、禁娼等法律範疇的適當開禁和有序放鬆。二是認為賭博合法化有利於某些犯罪案件的減少。對於那些好賭的人，合法賭場給他們提供了娛樂場所，不用再偷偷摸摸，可以正大光明地賭；另外，對於經營賭場的人，也提供了用武之地，你只要能獲得賭牌，就再也不必冒險搞地下經營。而在禁賭政策下，上述兩種人都是犯罪嫌疑人，改為開賭政策之後，他們就是合法的顧客和業主，自然就減少了犯罪數量。三是認為開賭可以增加政府稅收，造福人民。當然政府徵收的賭稅，是否可以造福於人民及多大程度上可以造福於全體人民，也應該是博彩社會學研究的課題之一。事實顯示政府賭稅是否能加惠於民眾還取決於其他變數，例如政府的性質、政治透明度、決策過程、是否公正廉潔，等等。澳門主權回歸之後，政府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正確方針指引下，特區政府勵精圖治，帶來許多新氣象，從而為賭稅造福全澳人民，創造了先決條件。然而歐文龍案件的發生，土地批租和工程弊案的出現，顯示如果法制
開賭與禁賭的問題引起人們長期爭論。不彰，庸官當道，碩鼠橫行，則高額賭稅依然不能保證老百姓獲益。四是認為對博彩業進行規範管理，也能實現博彩業的現代化。拉斯維加斯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拉斯維加斯的賭博業也是一步步發展起來的，當初也是污泥濁水，黑幫橫行，但現在很多人都承認拉城的博彩業十分成功。雖然還不能說拉城博彩業完全代表了先進文化，但起碼可以說它代表了博彩業的現代化。假如拉城當年沒有合法開賭，這個城市恐怕也不會存在。四、生活在發展，爭論無止境在傳統道德和意識形態約束下，人們對問題的看法常常會發生扭曲。比如在有關賭博合法化這一問題上，雖然從社會學的理論來看，人們可能無法否認博彩的“大眾化、法制化、娛樂化、健康化”的趨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從既定的黨派利益和政治立場出發，人們常常又會提出種種理由和藉口來堅持自己的禁賭立場。他們的這種表現就叫做“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會生活不會靜止。正所謂“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在一個時期看似有理的東西，在另一個時期又可能會被視為是謬誤。因此，我們可以預言，有關開賭和禁賭的爭論，應該還會持續進行下去。不過，筆者認為中國內地目前已經進入（或者正在進入）非意識形態化階段，傳統價值觀和馬列主義的束縛已經基本消失，許多事情允許只做不說，官方也睜隻眼閉隻眼，也許是管不了，也許是不想管。例如賭博業和色情業，如果再往前發展，內地個別地區有可能會出現試點性的合法賭場與合法紅燈區。對於這種可能性，澳門的賭博業應該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否則，一味地相信中國大陸現行的禁賭政策長期不變，相信在中國的主權範圍內，長期只有澳門一地可以合法開賭，萬一哪一天情況發生變化，澳門就可能會陷入被動局面。此處筆者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件舊事。1979年筆者在中國社科院讀研究生，在回老家過春節時，帶了一盒廖蓋隆先生（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錄音帶回去。他的那一錄音談的是“解散人民公社”的問題，當時中央對此正在進行討論，但下面對此毫無所知。筆者在小範圍內播放那一錄音帶的消息傳到公社和縣委後，地方官員認為我有反革命嫌疑（按當時的官方口徑，反人民公社就是反革命，就可能會坐牢殺頭），差一點把我逮捕法辦。幸好兩周之後，中央的通知發到縣級，否則筆者真得要受點牢獄之災了。此事說明：中國政策有可能出現戲劇性的變化，事關國計民生的大政方針尚且如此，禁賭政策又何以能例外？
略 及人文 史因素 策或 向的影 澳美 所面 的 遇 挑 （ 上 篇 ）■文／魏楚雄 （澳門）本文 分 析 澳 美 和 中 美 經 濟 關 係 中 某 些 歷史 現 象 及 現 狀 ， 找 出 影 響 澳 美 經 濟 關 係的 重 要 因 素 ， 從 而 認 識 澳 美 經 濟 關 係 中 的 一 些 基 本 問 題 及 其 可 能 產 生 的 影 響 ， 同 時借助 澳 美 經 濟 關係 這 一 面 小 鏡 子對 中 美 經 濟 關係 中 的 大 問 題 作反 射 性 的 探 討 。近幾年，澳門經濟快速增長，進入澳門的美國資本和公司在這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美國在澳門的資本和經濟勢力對澳門的本土經濟既是一種推動，也是一種挑戰。面對澳美經濟關係上這種機遇和挑戰，澳門人應該怎樣來看待、處理和理順澳美經濟關係呢？澳門政府和澳門經濟企業界的人士應該如何把澳美經濟關係中的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因素呢？澳美經濟關係問題和走向對大框架的中美經濟關係又有何種關聯和啓示呢？這些都是我們急需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澳門是一个僅有53万多人口、28．6平方公里的小城市。歷史上，澳門的人口更少、地域更小。美國人口和領土在規模上是澳門根本無法相比的。在經濟貿易關係方面，澳美之間雙方似乎毫不對稱，不存在經濟交往的堅實基礎。然而，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澳門和美國之間有著巨大的共同經濟利益和經濟發展潛力，雙方之間有著難以尋常的機遇、緣分和前途。爲什麽會這樣呢？這主要是：①跟澳門所處的國際地位和環境有關；②跟大陸政府對澳門的政策有關；③跟中美關係的大環境有關；④跟澳門自身及合作夥伴的歷史人文因素有關。當然，這四個因素對中國的任何一個地區都會有類似的影響，但它們對澳門來說卻是非同一般。澳門地處中國大陸邊緣並位於太平洋西岸和亞洲中美國博彩公司對澳門賭業半壁江山的佔領使得澳門人對美國的看法分化。圖爲美資賭場在澳開業時的濃厚異域化慶賀方式。
心的戰略位置，它不僅在歷史上而且在現時中都成爲中國與外界溝通交流的一個重要橋頭堡。正是它的這一戰略位置，澳門被葡萄牙在16世紀所據有並成了當時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咽喉。從那一刻起，澳門的經濟就具有了國際性。同時，由於康熙皇帝分別在1681年平定了“三藩之亂”和1683年收復了台灣之後，中國統一安定了，於是清政府便於1684年正式宣佈廢除海禁，並於次年設置粤海關。粤海關建置的第二年，清政府即規定：“今開海之後，現在到粤洋船及內地商民貨物，俱由海運直抵澳門，不復仍由旱路貿易。”［1］結果，澳門就成了一個第三產業的國際基地，即今天我們所說的物流中轉站，儘管當時人們還沒有“第三產業”的概念。毋庸置疑，澳門這種國際第三產業基地的性質及其位於國界交接處的位置，使得澳門經濟很容易受到國際局勢變化的影響，成爲大國博弈的犧牲品或得益者。例如，1 7世紀的葡萄牙，遭到了新興資本主義強國如荷蘭、西班牙、英國的全面挑戰，其結果嚴重影響到澳門的經濟。日本德川幕府在1636年聽信了荷蘭人的挑動和讒言，把在日本的葡萄牙人驅逐出境並採取了鎖國政策，這就斷絕了澳門與日本的貿易。儘管後來葡萄牙人幾次嘗試恢復他們與日本的貿易關係，但都未成功。本來，清政府的澳海關設置給澳門的葡萄牙人帶來了很大的優勢，可是爲了獨佔澳門的對外貿易，葡萄牙人以每年8000鎊的巨款買通了中國的廣東官吏。他們大膽違反澳海關規定，禁止其它外國商船停泊澳門，致使該政策的實施於1724年成為定例。結果，其他外國商船只能繞過澳門，直駛廣州黃埔港易貨，這反而於澳門經濟不利。清政府好端端的政策就這樣被廣東腐敗官吏及葡萄牙人眼光短淺、害人不利己的做法給糟蹋了。與此同時，1640年西班牙人決定停止馬尼拉與澳門的一切貿易往來，就切斷了澳門——馬尼拉——墨西哥的貿易航綫。而荷蘭人在1644年對馬六甲海峽和馬尼拉的封鎖並於1669年迫使葡萄牙人全部撤出馬加撒（Macassar）後，也切斷了澳門——果阿——里斯本的西部貿易航綫［2］。所有這一切，最終導致了澳門經濟的式微。爲了尋找新的經濟出路，於是澳門便積極從事鴉片走私和苦力貿易。美國在西方的海外擴張中是位晚到者，但它在亞洲的貿易擴展一開始就是與澳門聯繫在一起，最早期的一部分中美貿易就是通過作爲第三產業基地的澳門而進行的。自“中國女皇號”在1784年2月22日從紐約出發、於同年8月23日到達澳門後，美國商人就不斷地用號稱“中國快艇”的美國商船把棉花和人參運載到澳門，再把它們卸到中國銷售，然後把在中國購買的棉布和茶葉通過澳門運回到美國，賺取雙份的超額利潤。很快地，往返在美國與澳門之間的美國商船從1786年的5艘迅速增加到1 789年的1 5艘和1 821年的42艘［3］。至十九世紀初，美國已成了僅次於英國的中國第二大貿易國，並成爲英國商人在中國的最有力的競爭對手［4］。澳門在早期中美貿易中雖然承擔的只是一種服務性的轉運站角色，但它的經濟命運已經與當時大國之間的博弈密不可分。1812年，英美開戰，英國對新獨立的美利堅實現了經濟封鎖。這一措施本來會中斷美國通過澳門所進行的中美貿易，影響到澳美經濟關係。但幸運的是，雖然葡萄牙人在當時的海外擴張競爭中被英國人打得一敗塗地，但澳門的葡萄牙人在當時的英美衝突中站到了美國人一邊。當英國人於1814年4月在靠近澳門的中國海域捕獲了美國商船“獵人”號時，葡萄牙人不僅對英國人提出了抗議，而且還讓美國商船懸掛葡萄牙國旗進行貿易［5］。同時，當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試圖通過廣東公行來壟斷中國的對外貿易時，美國商人竭力打破這種控制，通過與公行以外的中國中小商人來發展他們與中國的貿易［6］。試想，要是十九世紀的美國不能在它國力上升的過程中有效地抵禦英國之阻擾的話，中美貿易和澳美經濟的發展一定會受到極不利的影響；而要是美國沒有澳門和葡萄牙人的協助，他們也無法在貿易戰中抗衡英國人。所以，澳門在早期中美貿易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而早期澳美經濟的發展變化則是世界大國之間博弈的結果。今天，澳門快速增長的經濟同樣得益於以下因素：①澳門回歸後仍繼續持有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②大陸政府積極扶持澳門的政策；③有利於澳門經濟發展的新國際結構格局即中美關係由敵對轉向緩和友好的趨勢；④澳美各自的歷史人文因素。葡萄牙在澳門勢力於上世紀末弱化退出前，美國就看到了它在澳門的機會。澳門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歷史角色使得美國對它不能視而不見、輕易放過，澳門完全可以變成二十一世紀美國人的香港。在耐心覬覦了一二十年之後，美國人發現中國政府在推行經濟改革方面堅定不移，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勢不可擋，中國的市場巨大誘人。尤其是中美關係自91 1事件以來越來越密切，雙方在反恐、處理北朝鮮核危機、遏制台獨勢力以
及財政經貿等方面的合作越來越頻繁和默契。大陸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成果和中美關係的實質性改善，為美資放心進 入 澳 門奠 定 了 基礎 。 另 一 方面 ， 澳 門在 回 歸 大 陸後，獲得了經濟自主權，所以能夠在2004年實施賭權開放，引進美資。而且，中國政府在1 999年後採取了積極支持和扶植香港、澳門經濟的 政策，於2003年7月28 日開始實行內地居民赴港澳個人遊的政策即“自由行”，這就刺激了澳門博彩和旅遊業的迅猛發展，也無疑為美資的湧入澳門打了一支強心針，導致澳美經濟關係的迅猛發展和澳門經濟的繁榮。2004年，澳門和大陸經過協商 簽 訂 了 一 項 自 由 貿 易 協 議（ C l os e r E c on omicPar t ner shi p Ar ran gement，CEPA） ，賦予澳門在製造業和服務業方面進入 大陸市場的優先權 。從 2004年1 月1 日開始，澳門的273種貨物享有進入大陸的免稅權，澳門的服務業公司享有進入大陸1 8個服務部門的優先權。由於大陸和澳門都承諾遵守世貿組織條約，所以美國及其它外國公司就也可以利用CE PA協議通過澳門進入大陸市場 。 結 果， 美 國 資本 在 澳 門 的投 入 出 現了 猛 增 。 在2001 年，在澳門居住的美國公民只有將近600名，美 國在澳門的投資數量也很小，而美國對澳門的出口僅佔澳門總進口量（6030萬元美金）的5％，約301 ．5萬美金。可是到了2004年，僅三年時間，在澳門居住的美國公民就增長超過50 ％，達到了9 80人，而美 國與澳門的進 出口額分別達到了5460萬元美金（幾乎200倍）和1 4億元美金，美國成了在澳門僅次於大陸的貿易夥伴［7］。可見，在葡萄牙的政治力量逐漸淡出澳門之後，葡萄牙的經濟和文化勢力雖然仍對澳門經濟有持續影響，但美 國 在 澳門 的 經 濟勢 力 顯 然 取代 了 舊 日葡 萄 牙 的 地位。不過，今後澳門經濟的發展以及今後澳美經濟的走向和發展趨勢，基本上仍要取決於大陸政府的支持度以及中美關係總格局的和諧與穩定程度。同時，回歸後的澳門確實在中美關係中扮演著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美國已經開始把澳門回歸後的自治程度看作是“中國所作國際承諾的重要指標”。在美國人看來，澳門的自治度是保障美國在澳門利益的一個關鍵因素。美國希望保護在澳門的美國公民，維持澳門的自由經濟，保持澳門的獨特生活方式，尊重市民自由、人權和勞工權利等［8］。除了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格局以外，影響澳美經濟關係的，還有雙方的人文和歷史因素。美國的人文因素迄今在世界上仍然具有強勢地位。它的民主精神，它的宗教 力量 ， 它的 現 代化 生 活方 式和 理 念， 它 的人 文 素質，它的文化魅力，等等，至今對世界各國仍然有著不可否認的吸引力和影響力，而這種吸引力和影響力同時也就是對傳統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一種衝擊力和改造力。當美國與另外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經濟往來時，這種兩個實體之間人文方面的競爭和互動一定也會在經濟層面上反映出來。這對澳門也不例外。在歷史上，澳門與舊葡萄牙殖民地以及西方、東南亞、東亞及非洲各國各地區有著悠久的貿易文化交往，這種交往不僅今天還在繼續，而且它還是一種歷史文化遺產和經驗，繼續指導和影響著澳門人處理和應對澳門對外經濟貿易關係。澳美雙方在它們早期經濟互動中積累的歷史經驗和相互信任是今天促進雙方經濟關係的一種有利因素，但早期澳美經濟往來的經歷中也有其較爲陰暗的一面，而這種負面的因素在今天的澳美經濟關係中同樣也會存在。所以，澳美經濟關係中總是既存在機遇，也存在挑戰，關鍵就看澳門人如何去應對。兩百多年前，從總體上來說，年輕的美利堅合衆國之人文精神給澳門人留下的印象是比較正面的，這對澳美經濟的發展有著正面推動的作用。從澳美交往的一開始，美國人就給澳門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美國人駕駛著他們又靈便又快速的“中國快艇”來到澳門時，美國人漂亮小巧的快艇讓澳門人耳目一新，頓時對美國的先進航海工具乃至美國文化產生了敬意和興趣。1 790年春， 澳門 人花 費巨 資 6． 5萬 美元 買 下美 國少 校山 茂 召（S amuel S haw）的“麻州號”一舉，就說明了澳門人對美國人和美國現代技術的好感和景仰［9］。（ 待 續 ）註釋：［ 1 ］ 黃 啓 臣 ： 《 澳 門 通 史 》 ， 廣 州 ： 廣 東 教 育 出 版 社 ， 1 9 9 9 年 ） ， 第1 7 3 頁。［2 ］ 黃 啓 臣 ： 《 澳 門 通 史 》 ， 第 1 7 3 － 1 8 3 頁 。[ 3] J os e Ma r a Br a ga: W it h t he F l ow er y Ba nner , P1 4-1 5, 3 7; T er ez a Sena :“H i s t or i c al B ac k g r o un d of Mac au w i t h Pa r t i c ul ar F oc us o n t h e F i r s tA me r i c a n s i n C h i n a , ” P 3 7 - 3 8 .[ 4] Kennet h S . L at our et t e: H i s t or y of E ar l y Rel at i ons Bet ween t he Un i t edS t at es and Ch i n a ( 1 784-1 844) ( N ew Hav en: Yal e Un i v er s i t y Pr es s , 1 91 9 ) , P 1 1.[ 5 ] J os e Mar i a B r aga: Wi t h t he F l o wer y B anne r , P22-2 3 .[ 6 ] J os e Ma r i a Br a ga: Wi t h t he F l ower y Banner , P43-4 5.[ 7 ] “ U. S . -M aca u P o l i c y Ac t R e po r t 2 0 0 1 , 20 0 4 ” R e l e as e d b y t h eBur eau of East Asi an and Paci f i c Af f a i r s .[ 8 ] “ U. S . -Mac au P ol i c y Ac t Re po r t 2 00 1 , ”R el ea s e d by t he B ur ea uof East Asi an and P aci f ic Af f a ir s .[ 9] T er ez a Sena: “H is t or i c al Back gr ound of Macau wi t h Par t i cul ar F oc uso n t he F i r st Amer ic ans i n Ch i na, ”I ★ da S i quei r a Wi ar da and L ucy M .Cohen ,eds . : Macau—Cul t u r al D i al ogue T owar ds A New M il l e nni u m , Pr oc ee d i ng s o fA S ympos ium The Ca t h ol i c Un i v e r s i t y o f Amer i c a, U. S . A. , 200 4) , P6 1 -63 ;J os e Mar i a B r aga : Wi t h t h e F l ower y Ba nner , P1 2 -1 4, 1 9-2 0 .
■澳門每年舉辦三次大型書展，展品以兩岸四地的出版物為主。2007年澳門出版業發展概況文／王國强 （澳門）前言2007年的澳門出版業在人民幣大幅升值，以及印刷業者面對因博彩市場開放，大量流失人力資源的威脅，導致印刷成本上漲，間接阻礙了澳門出版業發展，2007年登記國際統一書號的出版品有267種，較2006年362種，減少了95種。而全年的出版品共有41 3種，與2006年相同。可喜的是訪澳旅客人數進一步突破至2600萬人次，加上外資公司員工增加，業者憧憬市場份額將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先後有多間外文書店開業。澳門每年在4月、7月及12月有三次大型的書展，分別由澳門出版協會及一書齋舉辦，每次均展出超過10000種以上的圖書。此外，澳門特區政府對學校圖書館、大學圖書館以及各部門的圖書購書經費也加列預算，促使圖書市場的發展。至於出版業交流方面，2007年7月由澳門出版協會主辦，澳門大學出版中心協辦了2007年兩岸出版聯誼會，超過五十位來自兩岸及香港出版社負責人來訪澳門，進一步讓各地業者了解澳門圖書市場概況。以下為2007年澳門出版業的發展的重點回顧。1．出版品的語種雖然澳門憑藉外資公司的進入，政府各部門對社會經濟研究的重視，以及積極推展中葡雙語的語言政策，但是2007年的外語書刊的出版量沒有太大增長，只是含英文的出版書刊稍為增加，而葡文書刊的出版亦較2006年遜色。若依出版語種分析，2007年共出版了純葡文書刊35種、純英文書刊33種、純中文書刊254種、純
西班牙文4種、中葡英三語37種、中葡雙語20種、中英雙語31種、中英其他1種。總計英文書刊有1 02種，較2006年增加7種，葡文書刊為92種，與2006年增加2種，全年純外文書有72種、中外文合刊有88種、含中文書刊為343種，含外文書刊為1 61種，數量佔澳門出版量的38．9％，較2006年減少了11．1％。英文作品仍以文學創作及語言學習為主，葡文作品主要為藝術及法律作品，多語種出版依然成為華文地區中出版的特色，本地仍然需要多語種編輯的人才。2．出版品的內容2007年出版品的內容以藝術類為首、經濟類排列第二，文學類排第三。與2006年相比，藝術類作品增加了18種，主要原因是藝術社團及機構的活動增加之故。至於經濟類書刊，因為澳門博彩業興旺，不少與博彩及管理相關的書刊出版，但數量仍不及去年的多，而排第三位的文學類作品則因國內作家減少來澳出版書刊之故，數量急跌至2006年的半數。附表1為各類書刊在2005——2007年的出版量的比較表。附表1：2005－2007年各類書刊出版量比較表3．出版單位及作者分析2007年共有150個出版單位，較2006年的202個減少了62個，計有政府部門40個，出版1 57種；私人出版單位40個，出版書刊91種；社團出版單位70個，出版1 04種。其中學術出版以澳門理工學院及澳門大學為主，而澳門大學出版中心更於2005年起成功引入出版品外審機制，成立出版諮詢委員會，成為本地區第一個建立評審機制的出版單位，大大提升學術出版品的專業價值。2007年新增出版單位有39個，包括4個英文單位。在著者方面，2007年共有1 14位個人作者，其中有30位外國人，較2006年增加了13人，全年出版書刊最多的作者為胡棟榮（8本）。附表2為2007年分別在社團、私人及政府單位中出版量排行首三位的統計表。附表2：2007年首三位出版書刊最多的單位列表4．出版品形式2007年在澳門出版期刊共有63種，新創刊的期刊有26種，較2006年少了3種，多媒體圖書有3種，展覽目錄只有1種，主要原因是出版單位改變出版政策，轉以單行查型式出版，本年出版參考工具書亦有12種、專題研究24種、會議論文集27種、較重要的場刊9種、單行本233種、重要的小冊子37種。5．書店業2007年澳門共有門市書店23間，包括：澳門文化廣場、宏達圖書中心、澳門星光書店、葡文書局、文采書店、邊度有書、一書齋、珠新圖書公司、科海圖書公司、資訊店、環球書局、海星教育中心、悅書房、耶路撒冷書城、浸信書局、聖保祿書局、活力文化、學術專業圖書中心、Bookach i na、讀品書坊、創意文化、TI ME、Bloom等；後四者為新開業的書店，而後兩者更主力開展外語圖書市場。在代理市場方面，如有牛津大學出版社、中澳圖書公司、香港教育出版社、朗文出版
社、In foaccess以及從珠海來澳開業的鳳凰書城，他們均專攻圖書館業務及學校教科書業務。二手書店約有10間、漫畫店約50間、報刊批發商有6間。2007年開業的書店有著名的商務印書館及澳門政府書店，有八成的書店設於中區，形成澳門獨有的書店街。結語分析澳門出版業，可從其優、弱點來作總結分析：1．優點①大部份出版品為政府出版品或是政府資助出版，對出版人來說得到莫大的財政支持，推動了出版業及印刷業之發展。②出版品內容仍然以澳門為題居多，成為本地出版品的特色，有利各地對澳門進行研究分析。③澳門鄰近中國大陸，私人出版社與內地作者關係良好。④隨著博彩業及酒店業的迅速發展，聘請了不少歐美的外籍員工來澳工作，外文書刊市場興旺。⑤政府大幅增加圖書館的購書經費，補充藏書數量之不足。⑥部份書刊以中英葡等多語種出版，為其他地區所沒有，有利打開國際圖書市場。⑦書店及代理業者增加，中區將成為書店街，可望提升澳門的閱讀文化。⑧部份出版單位與外地出版單位合作出版書刊，藉以擴大海外市場的影響力。2．弱點①出版品內容偏向以澳門為題，局限了外銷市場。②出版業人力資源不足，印刷成本上漲，令出版人成本增加，不利市場發展。③近35％的書刊出版沒有登記國際統一書刊號碼，各地書商難以全面採購，影響本地出版品市場發展。④沒有統籌單位代理全澳之出版品。⑤圖書定價沒有機制，外銷運費高，導致海外書商營運不利。⑥澳門閱讀人口不多，內銷市場有限，大部份圖書以送贈形式散貨。⑦研究澳門出版業的文獻不多，業界掌握行業資料不足。⑧大部份出版業者，均沒有接受專業編輯、校對及發行的培訓，影響書刊出版的質量與效率。
■澳門賭業一團糊塗帳文／衛 青 （澳門）博彩業是澳門經濟中最重要的產業。根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的資料，在2003－2007年間，澳門幸運博彩總收入在澳門博彩業總收入中所佔比例逐年上升，在2007年這一比例已達99．02％（見表1），所以可以說澳門的賭業主要就是澳門的幸運博彩業，了解了澳門“幸運博彩”的總體營運狀況，也就基本了解了澳門的賭業和澳門經濟。表1：2003－2007年澳門幸運博彩總收入占博彩業總收入的比例（單位：億澳門元）資料來源：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網頁http：／www．dicj．gov．mo／CH／E st a t／DadosEs t a t／2008／es t a t．htm＃n1．澳門的“賭權開放”原本只是想發放三個幸運博彩經營賭牌，但後來由三個“賭牌”又派生出了三個“副牌”，這樣就形成了目前有六家博彩公司可以在澳門各自獨立地經營幸運博彩的局面。在2007年12月18日澳門美高梅娛樂場正式開業之後，澳門的“賭權開放”後獲得澳門幸運博彩經營權的六家博彩公司即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澳博”）、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銀河”）、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永利”）、威尼斯人集團（簡稱“威尼斯人”）、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美高梅”）、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曾名為“百寶來娛樂（澳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0月改為現名，以下簡稱“新濠博亞”）在澳門都有了自己的營運賭場，澳門幸運博彩的內部競爭態勢已全面形成。2008年4月底和五月初，這六家博彩公司陸續公佈了各自的2007年度報告。通過對這六家博企近幾年年度報告及政府相關網站所公佈資料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澳門“幸運博彩”的總體營運狀況。然而將這些博企年度報告和政府所公佈的相應資料相對照，卻能發現很多數據不能較好地互相吻合，可以說目前“澳門賭業一團糊塗帳”。這種“澳門賭業一團糊塗帳”既可能源於博企財務人員的失誤或有意之作，也可能源於政府監管部門工作人員的失查或配合，更可能意味著特區政府博彩稅收的可能流失和市民公共利益的損失，所以對這種
“澳門賭業一團糊塗帳”的情況有進行細緻分析的必要。本文認為目前“澳門賭業一團糊塗帳”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博企年度報告的模糊難懂和自相矛盾六家博企年度報告的格式和使用的財務術語或科目名稱各不相同，這就為對這些年度報告進行比較分析增加了難度。而且可能是為了盡可能地減少信息披露以保護自己的商業秘密或出於其他目的，這六家博企的年度報告不僅都盡可能地簡潔，有的博企還在自己的不同年度報告中使用不同的格式、術語或科目名稱。例如永利2006年度報告中“綜合損益表”使用的科目名稱為“博彩收益”、“其它收益”、“博彩稅”、“人事費用”、“其它營運費用”、“折舊及攤折”、“其它開支”等，2007年度報告中“綜合損益表”使用的科目名稱就變為“博彩毛收益”、“除傭金後其他收益”、“博彩稅項及溢價金”、“其它開支”等；銀河2006年度報告中“綜合損益表”使用的科目名稱為“博彩及有關收益”、“利息”、“房租”、“餐飲”、“其它”、“博彩特別稅及相關稅項”、“由第三者作出的供應及提供的勞務”、“人事費用”、“財務費用”、“攤折及重置”等，2007年度報告中“綜合損益表”使用的科目名稱就變為“收益”、“其它收入”、“博彩特別稅及相關稅項”、“傭金和津貼”、“員工福利支出”、“經營租賃租金－土地和建築物”、“攤銷及折舊”等；威尼斯人2006年度報告中“綜合損益表”使用的科目名稱為“博彩收益”、“酒店收益”、“食品及飲品收益”、“其它營運收益”、“回饋津貼”、“其它收入”、“銷售及耗用存貨”、“由第三者作出的供應及提供的勞務”、“其它稅項及牌照”、“人事費用”、“財務費用”、“攤折及重置”、“呆、壞賬準備”等，2007年度報告中“綜合損益表”使用的科目名稱就變為“博彩收益”、“其它收益”、“回饋津貼”、“其它收入”、“存貨耗用”、“人事費用”、“折舊及攤銷費用”、“博彩稅”、“傭金”、“其它（虧損）／收益－淨額”等。年度報告的格式或術語或科目的變更可能是財務或審計制度的需要，也可能是有意想將年度報告製作的模糊難懂，以對外掩蓋企業的一些情況。以上六家博企中，有兩家博企（威尼斯人和新濠博亞）的2007年度報告裏有各自公司在2006和2007年兩年營運的主要數據。將這兩家博企的2006和2007年度報告相對比，同一數據的數值本應該前後一致，即使在2007年度報告中對2006年的數據有一些調整，差距也不應過大。但威尼斯人2006和2007年兩份年度報告，在幾個重要指標的數值上都有較大的差距。如上所述，該公司2006和2007年度報告，不僅使用的會計科目不同，而且為同一會計科目採用了不同的名稱。但該公司2006年度報告中的“營運收益”，就應該是2007年度報告中的“博彩收益”；2006年度報告中的“淨營運收益總額”，就應該是2007年度報告中的“淨收益”；2006年度報告中的“本年度營運收益”，就應該是2007年度報告中的“營運盈利”；2006年度報告中的“除稅後收益”，就應該是2007年度報告中的“年度盈利”。而由表2可見，在該公司2006和2007兩份年度報告中，關於2006年的“博彩收益”、“淨收益”、“營運盈利”的兩個數據都有千萬元以上的差距，但對“年度盈利”的數值又取得了一致。威尼斯人2006和2007兩份年度報告的這種“自相矛盾”令人費解。表2：威尼斯人2006和2007年度報告中關於2006年幾項營運數據的對比情況（單位：億澳門元）說明：此表中2006年度報告中的“博彩收益”、“淨收益”、“營運盈利”、“年度盈利”，分別是威尼斯人2006年度報告中的“營運收益”、“淨營運收益總額”、“本年度營運收益”、“除稅後收益”。二、幸運博彩總收入的“各自表述”這些博企年度報告與政府相關部門所公佈的數據相對照給人帶來的另一個困惑，就是關於澳門幸運博彩總收入的年度數據不相吻合。單個公司的情況是如表2所示威尼斯人在該公司2006年度報告中，公佈該公司2006年的博彩收入為112．30億澳門元；但在該公司2007年度報告中，又將該公司2006年博彩收入變為101．29億澳門元。而從總體來看，因為根據這幾家博企與特區政府簽訂的博彩經營批給合同，在澳門只有這六家博企經營且只能經營幸運博彩，因此從理論上來看這六家博企的年
度博彩收入之和，就應該等於整個澳門在該年的幸運博彩總收入。表3是根據這六家博企各年度報告所得到的2003－2007年各家博企博彩收入之和，以及各家博企博彩收入之和與特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在其網頁（http：／www．dic j．gov．mo／CH／Estat／DadosEstat／2008／estat．h tm＃n1）上所公佈的這幾年澳門幸運博彩總收入的對照情況。由表3可見，在2003年只有澳博一家在營運時，這兩者的數值完全相等，2004和2005年的些許差距或許可以用統計誤差來解釋，但2006年的14．45億元和2007年的62．78億元的差距應該就不能再用統計誤差可以解釋。表3：各家博企博彩收入之和與政府公佈的澳門幸運博彩總收入的對照情況（單位：億澳門元）說 明： 表3中威 尼斯 人2006年 博彩 收入 選用 較新 的數 據即 該公 司在2007年度報告中的數據。2003年只有澳博屬下的賭場在經營，威尼斯人屬下 的第一間澳門賭場金沙娛 樂場在2004年5月18日開張，銀河屬下的第一間賭場銀河華都娛樂場在2004年7月4日開張，永利屬下的第一間賭場永利娛 樂場在 2006年9月6日開張 ，新濠博 亞屬下的 第一間 賭場皇冠 娛樂場在2007年 5月 12日 開 張， 美 高 梅屬 下 的 第一 間 賭 場美 高 梅 娛樂 場 在 2007年12月18日開張。所以在某些年份，某些博彩公司無博彩收入，這種情況在表3中用“ ——”表示。而根據特區政府頒佈的《第93／2002號行政長官批示》、《第1 58／2004號行政長官批示》、《第317／2006號行政長官批示》，每家博企應將自己每年博彩收入的1．6％撥給澳門基金會，因此理論上講由澳門基金會每年所得到的博彩撥款應該也能反推算出該年澳門的幸運博彩總收入。《澳門基金會2006年度活動報告》上公佈了該會在2006年所得到的博彩撥款總額為870637636．77澳門元，而870637636．77÷0．01 6≈544．15億澳門元，由此推斷2006年澳門的幸運博彩總收入應該是544．15億澳門元，但這一數值既不等於2006年各家博企的博彩收入之和551．78，也不等於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的566．23（見表3）。由此可見根據博企年度報告所得的各家博企博彩收入之和，既不等於特區政府所公佈的澳門幸運博彩總收入，也不等於根據澳門基金會所得的博彩撥款所推算出的澳門幸運博彩總收入，所以可以說對澳門的幸運博彩總收入，澳門博企、特區政府、澳門基金會都在“各自表述”，三者所公佈或能推算出的數據不能較好地相互吻合。三、對政府博彩稅收博企說“繳的多”，政府說“收的少”根據特區政府頒佈的第16／2001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特區政府與各家博企簽訂的《博彩經營批給合同》、以及行政長官的多項批示，各家博企向澳門特區政府（包括澳門基金會）方面應該繳納的款項主要有：（1）博彩特別稅，以博彩收入的35％計算；（2）溢價金，分為固定部分和可變動部分，固定部分的金額為每年澳門幣三千萬元，可變動部分是在特別博彩廳或區域內經營的每一張博彩桌每年繳納澳門幣三十萬元（總金額不可低於三千萬元），非專供特定博彩或博彩者使用的每一張博彩桌每年繳納澳門幣十五萬元（總金額不可低於一千五百萬元），包括“角子機”在內的每一台電動或機動博彩機每年繳納澳門幣一千元；（3）特別繳費：每家博企每年將博彩收入的1．6％繳納給澳門基金會，以促進、發展或研究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澳博每年將自己博彩收入的1．4％（見《第94／2002號行政長官批示》）、永利、銀河、威尼斯人每年將各自博彩收入的2．4％（見特區政府與永利簽署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合同和《第207／2004號行政長官批示》）繳納給特區政府，以用以發展城市建設、推廣旅遊及提供社會保障，新濠博亞和美高梅可能是因為開業時間不長，還未見到政府方面關於這兩家公司此項繳費的具體法律文件，但估計因為新濠博亞的賭牌是從永利處購得，美高梅的賭牌是從澳博處購得，所以新濠博亞的此項繳款應該是該公司博彩收入的2．4％，美高梅則可能是1．4％。以上款項中除博彩收入的1．6％繳納給澳門基金會之外，其餘款項均交到特區政府財稅廳收納處。對發展城市建設、推廣旅遊及提供社會保障方面的特別繳費，為什麼澳博會是其博彩收入的1．4％，永利、銀河和威尼斯人卻是各自博彩收入的2．4％？不知從何處
可以找到這一差異的官方解釋？而在幾家博企的年報報告中，不僅不同博企的年度報告對向政府繳納的博彩稅及其它繳費使用了不同的名稱，而且同一公司還可能會在自己不同年份的年度報告中將向政府繳納的款項也使用了不同的名稱。例如澳博在其2003、2004年度報告中使用的是“專營稅項及政府基金募集總數”，2005年度報告中使用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博彩稅及特別徵費”，2006、2007年度報告中使用的是“博彩特別稅，特別徵繳及博彩溢價金”；威尼斯人在其2004－2006年度報告中使用的是“其它稅項及牌照”，2007年度報告中使用的是“博彩稅”；銀河在其2004－2007年度報告中使用的都是“博彩特別稅及相關稅項”；永利在其2006年度報告中使用的是“博彩稅”，2007年度報告中使用的是“博彩稅項及溢價金”；新濠博亞在其2006、2007年度報告中使用的是“博彩特別稅及澳門政府特別徵稅”；美高梅在其2007年度報告中使用的是“博彩稅”。各家博企年度報告對自己向政府繳納稅款及其它款項的這種報告方式，既讓人看不出每家博企每年繳納的“博彩特別稅”、“溢價金”、“特別繳費”分別是多少，也為分析這些博企向政府繳費的情況增加了難度。如果將每家博企所使用的向政府繳納稅款及其它款項的名稱都統一用“稅款及相關款項”來代替，則由各家博企的年度報告和政府所公佈的資料可得2003－2007年六家博企向政府的繳費之和與政府公佈的博彩稅總收入的對比情況，即表4。表4：2003－2007年各博彩公司所繳“稅款及相關款項”之和與政府公佈的博彩稅總收入的對比情況（單位：億澳門元）說明：由於威尼斯人前後兩年年度報告中的數值不統一，表4中威尼斯 人2004－2006年的數 據分 別取自 該公 司2005－ 2007年 度報 告，即 所取數值以發佈時間為後的為准。政府公佈的博彩稅總收入數據分別見澳門統計 暨 普 查 局 出版 的 《 統 計月 刊 （ 2006年 12月） 》 第 72頁和 《 統 計 月刊（ 2008年 4月 ） 》 第72頁。由表4可見在2003－2007年，由六家博企年度報告所得的澳門六家幸運博彩經營企業向特區政府繳納的“稅款及相關款項”之和都大於特區政府公佈的博彩稅總收入，這一現象令人費解。因為由於澳門特區政府除向這六家博企徵收博彩稅之外，還會向在澳門經營“互相博彩”、“彩票博彩”的博彩企業如榮興彩票有限公司、澳門彩票有限公司、澳門賽馬有限公司、澳門逸園賽狗股份有限公司等徵收博彩稅，因此這六家博企向政府繳納的“稅款及相關款項”之和應該小於特區政府的博彩稅總收入；何況如幸運博彩總收入高，政府所得的博彩稅總收入也應該相應的高，而由表3可見，在2006和2007兩年特區政府公佈的澳門幸運博彩總收入都大於由博企年度報告所得的六家博企博彩收入之和，因此至少在2006和2007年，特區政府公佈的博彩稅總收入應該要比博企公佈的向政府繳納的“稅款及相關款項”之和更大才合理。現在六家博企向政府繳納的“稅款及相關款項”之和超過了特區政府公佈的博彩稅總收入，或許這是因為這些博企是將自己的向澳門基金會繳納的特別繳費也計入了向特區政府繳納的博彩稅之中，而特區政府則未將此筆繳費計入自己的博彩稅總收入的緣故。但即使是這樣，以2006年的情況來看，《澳門基金會2006年度活動報告》上公佈該會在2006年所得到的博彩撥款總額為870637636．77澳門元，除去這八億多元，六家 博 企 向 政 府 的繳 費 之 和 （ 約 為22 2． 7 6－8．71＝214．07億元）也大於該年政府公佈的博彩稅總收入（207．48億元）。所以可以說在2003－2007年期間，博企公佈的向特區政府繳納的“稅款及相關款項”之和與政府公佈的博彩稅總收入不相吻合，博企說“繳的多”政府說“收的少”。總之，本文認為通過對這些博企年度報告和政府公佈數據的對比分析，可以發現其中有很多數據不能較好地相互吻合。這種“數據不吻合”可能是因為筆者自身財務知識的欠缺和對特區政府若干政策和法律文件的理解錯誤，也可能是因為博企年度報告或政府統計數據中真的存在某些問題。筆者希望此文能拋磚引玉，引出更多的對澳門賭業財務問題的分析，清理目前這種“澳門賭業一團糊塗帳”的局面，查清澳門賭業賬目中可能會存在的一些“貓膩”，以維護博企、特區政府和廣大澳門市民的正當利益。
■馬英九就任後的兩岸新局——從人事佈局與就職演說談起文／張麟徵 （台灣）馬英九勝選以後，社會上一片期待，除了希望馬英九能兌現振興經濟的支票外，並希望兩岸關係能獲徹底改善，不僅有助於解決台灣經濟問題，更能使台海安全得以確保。但先是馬英九任命台聯前立委賴幸媛出掌陸委會，跌破大家眼鏡；再是對美聯社“終身不統”的談話，讓人愕然；就職演說雖然看似四平八穩，但機峰處處。這一切無不引起內外猜測，究竟馬英九的大陸政策要往何處去？其實，要分析馬英九的政策走向，首要從馬英九的心理層面切入，因為無論人事佈局或涉陸談話，反映的都是馬英九內心深層思維。其次才是內外因素的牽制。就心理層面來看，馬英九至少受四大迷思局限。這些迷思不得破解，兩岸關係的前景仍存在巨大陰影。本文作者、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張麟徵在澳門理工學院演講。一、馬英九的四大迷思馬英九四大迷思分別是：①選舉與連任；②外省原罪；③台灣主體意識；④美國價值
觀。以下略作解析。從選舉與連任來看，自從參選台北市長以後，馬英九一切考慮都以選票為先。而且人往高處走，作了市長之後，自然想做總統，所以一直有連任壓力。也因此，他所有的政策、作為，基於理念者日少，基於選票者日多。許多作為，譬如說當選總統後仍舊靜不下心來，閉門思考決策人事與台海前途，卻像花蝴蝶一樣，四處謝票、拜訪、請益，繼續競選行程的作法，其實與八年前的陳水扁並無差異。他的內閣與政策要照顧到綠色選民及政黨的立場，也與陳水扁想做“全民政府”沒有甚麼區別。不同的是，陳水扁當年所以要低姿態趴趴走，成立“全民政府”，是因為他是只得了39％選票的少數總統。馬英九這次的得票率高達58％，本可以放手實現自己的理念與用人，卻如此作態，恐怕既是信心不足，也是因為要爭取連任，必須要“照顧”沒有投票給他的544萬綠色選民。因此，一再向李登輝請益，啟用綠色政治人為閣員，也就不足為奇。馬英九第二個罩門是外省原罪。獲得765萬張選票支持，證明本省人已經走出省籍情結。但是身為外省人總統，馬英九還要小心翼翼計算，內閣中本省人所佔的比例夠不夠；海基會、陸委會這些職位一定要由本省人擔任；勝任某個職位的諸多人選中，一定要優先啟用本省人。這些考量，說明了外省總統心中還是擺脫不了省籍魔咒。要化解原罪，當然就要向本土立場靠攏。所以馬英九一定要“覺今是而昨非”：以前太“中國”，現在必須更“台灣”；以前主張自己是中國人、支持“一個中國”，現在是“連結台灣”、“以台灣為主”，閃躲不掉時，頂多說“一中各表”；以前喊終極統一，現在不僅主張“不統、不獨、不武”，還開明地說，台獨也可以是選項，甚至有生之年不會統一。除了批法輪功、六四事件，現在更要為西藏大罵溫家寶“蠻橫無理、愚昧自大”，甚至威脅抵制奧運。立場上要跟得上本土，論述也要與時俱進。以前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全中國，包含大陸與台灣。這樣的話，馬英九現在已經絕口不提，反而主張“中華民國即台灣”。連就職演說都要說中華民國在大陸時間短，在台灣時間長，中華民國在台灣“得到新生”，巧妙的將中華民國與台灣劃上等號。受教於美國的背景，使他受美國政治文化的影響既深且巨。馬英九用美眼看大陸，那是一個欠缺民主、自由、人權的地方。如果大陸不能跟隨我們的腳步，隨我們的期待自我演化，那就不可能談統一。所以他不僅說八年任內不談統一，而且接受美聯社專訪時甚至說：“連我們這一生要看到統一的談判都很難。台灣人民想要跟大陸進行經濟方面的互動，但他們顯然不認為他們的政治制度適合台灣。”這個話說得突兀，但透露了馬英九內心深層的想法，完全符合美國的期待。這四重迷思環環相扣：馬英九如果不想選舉及連任，就不一定會有原罪迷思。沒有原罪迷思，就不一定會向台灣主體意識靠攏，也不一定要唯美國馬首是瞻。歸根究底，一切迷思都起源於權力的追逐。可是追逐權力的人如果有充分的自信，追求實現自己原本堅持的主張，也不一定會被這重重迷思所綑綁。二、美國因素對馬英九大陸政策的影響美國也對馬英九的大陸政策有決定性的影響。除了上述美國價值觀，馬英九也時時考慮到美國的利益。馬英九認為他若想爭取大位、穩定執政、或連任，美國的支持都不可或缺。而美國之所以轉過頭來支持馬英九，是因為陳水扁太不聽話，在分離主義的路上走得太遠，危及到美國的利益。陳水扁殷鑑不遠，維持並改善台美關係當然有其必要。美國雖然歡迎馬英九當選，但有兩件事始終放心不下：一是懷疑馬英九會向中傾斜，二是擔心馬英九不會兌現軍購承諾。為釋美國之疑，馬英九任用賴幸媛擔任關鍵的陸委會主委一職；覺得不夠，所以又強化承諾，從八年不統，追加到“終其一生不會看到統一的談判”。至於軍購，馬英九本來就承諾將提升國防預算到GDP的3％，在就職演說中又信誓旦旦地說：“我們有防衛台灣安全的決心，將編列合理的國防預算，採購必要的防衛性武器”。至於美國，無論馬英九如何曲意迎合，不會完全押寶馬一人。要確保台灣這顆棋子美國可以收放自如，敗選的民進黨還是有其利用的價值。以台制中，以獨制馬，是美國不會改變的戲法。美國所以強賣武器給台灣，美其名是強化台灣安全，增加台灣與大陸談判籌
碼，實則是以台制中。楊甦隸四月之所以會見蕭美琴，承諾給予民進黨各種援助，就是以獨制馬。其實馬英九若真的擔心自己的連任，就是要交出漂亮的執政成績。當前台灣經濟的改善要靠大陸鬆手，安全的確保更要大陸相信台灣不獨。只要處理好兩岸關係，台灣對美國又有何依賴？又有何道理要如此牽就美國人的想法？三、馬英九兩岸政策走向馬英九的大陸政策最大的特點一是“政經分離”，二是“只要不給”。經濟上，由於“馬上”拼經濟，無論是直航、觀光客來台，都要大陸配合，經貿鬆綁其實是為了台灣自己的利益。政治上“一個中國”原則能迴避一定迴避，至多就是拿“一中各表”來搪塞。至於統一，馬英九不但持否定態度，而且越來越消極。馬英九要啟動以海基、海協兩會為主的兩岸協商機制，不僅要商談直航、觀光，經貿文化各層面交流相關事項，甚至要協商簽訂和平協議，討論外交休兵、開放台灣的國際空間等議題。但兩岸重啟協商的基礎何在？大家都知道，重啟協商的基礎在“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對此，馬英九採取了迴避立場。在其就職演說中說：“我們將以最符和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現狀。”又說：“一九九二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前一句還有一點積極的涵義，因為照憲法，中華民國主權及於大陸及台灣，如此，台海現狀就是兩岸一國。但是後一句似乎又把重啟協商的基礎簡化了、窄化了、變質了。“九二共識”四字確實是後來所創的一個名詞，1992年時並不存在。還原實景，1992年時雙方的共識只有“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沒有共識的是“一中原則”的內涵。因為對內涵沒有共識，所以大陸主張“一中不表”，台灣主張“一中各表”。現在台灣把整個事件內涵簡化為“九二共識”，又把“九二共識”窄化與質變為自己所主張的“一中各表”。難怪綠色背景的賴幸媛可以坦然的說，她和馬英九的理念一樣，支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從上面的分析可知，馬英九大陸政策的目標有二。一是想從大陸的善意中，撈取台灣經濟的好處，軟土深掘。馬英九吃定大陸的邏輯是：經過李登輝與陳水扁的教訓，大陸還能找到比我馬英九更好的對手嗎？二是達成兩岸在國際上的和解休兵，開拓台灣國際空間。如果成功，不僅證明馬英九愛台不落人後，能力比前人高強，連任之路更一片光明。馬英九向大陸索取驚人，有無回報？除了不搞法理台獨，似乎別無所有。八年內他不僅不會碰觸統一議題，在“終身不統”的信念下，當然也不會致力於塑造八年後啟動統一談判的任何有利環境。相反的，馬英九即使在八年任內也不碰觸獨立議題，但是如果如願爭取到和解休兵、更大的國際空間，就強化了台灣在兩岸與國際上的主體性。屆時，我們相信，台灣在分離主義的道路上，不論是以中華民國為名的獨台，或以台灣為名的台獨，將會越走越遠，越走越穩，更難回頭。四、大陸的期待、疑慮、與反制大陸對馬英九的當選本來抱有極高的期待，也準備全面配合，推動改善兩岸關係。從選後胡錦濤與布希通話，主動提及“九二共識”，新華社英文稿甚至還提及“一中各表”；其後放手讓蕭萬長參與博鰲論壇，並針對蕭萬長所提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主張，回應“四個繼續”；四月下旬又在連胡會中提出“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十六字方針；在直航與觀光客的政策上也有意配合“馬上辦”，充分展現對台灣新政府的善意與期待。馬英九宣誓就職。
其後的發展，卻頻頻令大陸跌破眼鏡。賴幸媛的任命，對美聯社的談話，讓大陸連挨兩記悶棍。大陸始終按兵不動，等到就職演說出台，又過了幾天，才由陳雲林回應。陳雲林的回應看似理性平和，故意模糊處理“九二共識”，強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雙方共同利益，歷史遺留問題及新問題都可以在和平發展過程中尋求解決，直航、經濟文化交流為當務之急，並為復談作準備。但是對於原則問題，諸如遏制台獨，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態度也十分堅定。雖然未提“一中原則”，但婉轉表示“中國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家園”。對於馬英九要求的和解休兵、國際空間則完全未做回應，甚至連觀光客來台一事也未清楚觸及。陳雲林的回應顯示，大陸政府覺悟到，對台灣新政府的態度不能一頭熱。從用人與涉陸談話，可以看出馬英九兩岸政策上的高度不可預期性，大陸對台政策必須改採停、看、聽的態度。大陸可能懷疑，馬英九與陳水扁縱然人格特質截然不同，但在大陸政策上，恐怕只是“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的差別而已。果如此，大陸又何必積極配合兌現馬英九的競選支票呢？大陸非常清楚，能反制馬英九的，可能有三股力量。一是反對馬英九政策的泛藍支持者，另一是國民黨本身，再者為牽制行政部門的立法機構。選票的反制只能在選舉中落實，緩不濟急。其他兩股力量則可以善加利用。先說國民黨。國共之間所建的政黨平台，大陸十分珍視，但是馬英九原來卻想將之淡化、虛化。馬英九一直與國民黨保持距離，當然不會接受“以黨領政”，再說時空環境也改變了。但國民黨顯然也不想轉型成為純粹的選舉機器，所以吳伯雄喊出“以黨輔政”的口號，希望分享權力，馬英九並不想接受。存在於國民黨與馬英九中間的矛盾，正是目前大陸可以著力之點。胡錦濤在忙於四川賑災之時，還主動邀請吳伯雄前往大陸訪問，可能正是牽制馬英九的一步棋。至少，這表示國共平台還是有其正面效益，馬英九無法獨攬大陸政策。馬英九眼看7月4日的支票可能跳票，也只好轉頭支持吳伯雄。另外，立法院長王金平與馬英九本就有矛盾，許多立法委員對馬英九的用人與政策也有不滿，大陸有可能積極爭取台灣民意代表，對馬英九施政扮演校正角色。五、兩岸關係短多長空？儘管大陸對馬英九的人事布局與有關兩岸談話相當不滿，對於就職演說也有意見，但直航、交流也是大陸期待的。不論吳伯雄北京“說客”之行成績如何，縱使直航、觀光客來台等政策不能照馬英九設定的時刻表兌現，或早或晚還是會落實。兩岸經貿交流也會有所提升，不過速度與幅度將取決於大環境的氣氛。這些都是利多。不過兩岸關係已經浮現“利多出盡”的跡象。其實馬英九獲得765萬張選票的壓倒性勝利之後，在堅實的民意支持之下，在兩岸關係上本可以有一番作為，但是馬英九卻瞻前顧後，踟躕不前。政治有其現實面，在追求權力的道路上，我們不忍苛責馬英九的現實與從權，但覺可惜與可嘆。像2000年時上台的陳水扁一樣，馬英九在關鍵時刻，取得了關鍵位子，可以做出旋乾轉坤的關鍵決策，歷史留名，但看起來他卻會將一切虛擲。青年時期浪漫愛國，充滿“中國情、中國心”的馬英九已經不在了。權力焠鍊中成長的馬英九，現在心中只有政治精算，只有“台灣情、台灣心”，外加美國考慮。雖然“台灣情”與“中國心”不僅不相斥，而且可以相容相乘，但是那要有格局、魄力、膽識與信心的人，才能將其發揚光大。在馬英九身上我們看不出這些特質。馬英九上台雖然可以給兩岸營造八年的和平，讓大陸有富裕一點的時間，解決和平發展道路上的諸多障礙，但是八年妥協的和平，勢將塑造更久的僵持。更有進者，一個聲稱不獨，本質上卻是隱藏的獨台政府，口口聲聲標榜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價值觀，勢必比一個公然倡導分離主義的台獨政府還難對付。國際社會不會也不敢公然支持分離主義，但會坦然聲援民主政權，這必將更添大陸處理台灣問題上的困難。許多人在善意的考量下，將票投給了馬英九。他們或是從中國崛起需要更多和平時間切入；或是相信馬英九的搖擺只是由於選票的考慮，最終將回歸正道；或是認為通過兩岸經貿文化等綿密的交流，最後會使台獨意識消解於無形等。但這一切善意要能落實，必須是馬英九能有所堅持，充分自信。但事實呈現的，顯然不是這樣。要和平解決兩岸糾結，可能需要找尋一個新的，有方向感的領頭雁。
兩岸未來■國家認同與文／郝志東 （澳門）［ 從共同的歷史與起源、種族和文化、血緣關係、語言、宗教上來講，］台、港、澳、大陸的漢人幾乎無法否認他們都是中國人，或者說是華人。一、引言在陳水扁當政時期，台海兩岸形勢正可謂“不統不獨”、“不和不打”。在台灣，除了泛綠陣營不時做出一些“去中國化”的舉動之外，泛藍陣營意識到現在統、獨都不切合實際，也不願意激怒對岸，所以反對“去中國化”，而致力於維持現狀。大陸方面也不急於統一，因爲統一帶來的問題可能比不統一還要多。所以他們也希望維持現狀，至少不要台獨。因爲台獨會迫使大陸做出反應，而反應的結果則是個未知數。馬英九上台以後，也將奉行“不統不獨”的立場，兩岸關係能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變，還不得而知。現在的台海雙方仍然在致力於加強自己的軍備，以防不測。可以說，台海之間儘管晴朗的天氣居多，但戰爭的陰雲卻也不時地在海峽上空遊蕩。所以，對兩岸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的研究就仍然是個迫切的問題。又由於這些問題和國家認同直接有關，所以，對於國家認同的研究也同樣迫切。在當前的兩岸關係問題研究上，尤其在大陸，政治宣導常常多於實質的研究。所謂台灣問題“研究”通常只是政治的工具，對“問題”的理解只佔據了一個次要的地位，所以其研究的廣度與深度，總體而言，就有比較明顯的不足，對政府理性決策的幫助也便有限。分析國家認同的定義，以及台灣、香港、澳門、大陸地區國家認同的歷史、現狀和人們面臨的困擾，了解不同地區人們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共性和個性，可以使我們對國家認同這個問題有比較深刻的理解，這樣決策就有可能會增加些理性、減少些盲目性。二、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什麽是“國家認同”？什麼是“民族主義”？具體說來，國家認同其實通常有兩種含義：民族認同與政治認同，所以有時候人們把它稱作“國族認同”——“國”指政治，“族”指民族。民族認同是指在歷史、文化以及血緣層面上的認同，而政治認同則是指對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認同。前者可以用“原生論”或“原生認同”來解釋，後者可以用“工具論”或“建構主義”來解釋［1］。換句話說，在共同的歷史與起源、種族和文化、血緣關係、語言、宗教上來講，台、港、澳、大陸的漢人幾乎無法否認他們都是中國人，或者說是華人。這是原生論的解釋。但是從對政治制度的認同來講，這些地區相當一部分人可能都會認同民主制度，而不是一黨專政或威權制度，尤其是台灣和香港地區的華人。其
實如果在大陸可以作這樣的問卷調查的話，調查者可能會發現大陸有相當一部分人也會認同民主，而不認同一黨專政，共產黨本身也是打著民主的旗號將大陸的國民黨政府推翻的。這是工具論，也就是建構主義的解釋。也即“國家認同”裏面的“政治認同”部分，是處在變化之中的，是可以被構建的。在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把大陸當作“中國”，那麽有很多人會不認同這個“中國”，至少在大陸變成民主國家之前，他們不會認同“中國”。由於國家認同有這兩個層次的含義，人們在這兩個層次，尤其是第二個層次上面，會有不同的認知，於是便會有認同危機。與國家認同有關的民族主義，可以被看成是主張民族與國家，或者說民族單元與政治單元應該對應統一的意識形態，也可以被視爲一場建立在國家認同基礎上的、民族國家的構建運動。［2］對中國民族主義來說，港、澳、台、大陸同屬一個民族，也應該由一個國家來領導。即使不同地區的人民對政治制度有不同認知，他們至少可以實行“一國兩制”，無論是港、澳式的“一國兩制”，還是另外一個台灣方式的“一國兩制”，甚或“一國多制”。對台灣民族主義（台獨）來說，身居台灣的華人，就像身居新加坡的華人一樣，已經離開自己的祖國（即“祖先之國”）太久太久，甚或血液都已經不同，更不用說政治制度的不同，所以他們應該被允許獨立。可見國族認同差異，會導致不同的民族主義。三、國家認同在台灣第一，台灣認同的情況。根據葛永光和邵宗海兩篇文章中提供的資料，從2004年到2005年，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人約45％左右，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以及“既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的比例約在50％上下。［3］在葛永光看來，“新台灣人”的理念，已經從早先史明、彭明敏排斥外省人的台獨理念，發展到1998年李登輝的不分先來後到，只要爲台灣、爲中華民國打拼就是新台灣人的比較融合的理念。儘管李登輝後來也往史、彭那樣的台獨轉向，並且也不再提“新台灣人”這個概念，但是葛永光認爲“新台灣人”的理念，尤其是其中“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觀點，仍然可以用來爲與大陸的整合奠定基礎。但是應該看到，還有相當一部分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不過，如果把國家認同中的民族和國家分開來講，我們相信90％以上的台灣人都不會否認自己是漢人，屬於中華文化。那種對中國的不認同，應該是對大陸政治體制的不認同，而不是對中國文化的不認同。台灣人不是歐洲人，大部分台灣人也不是原住民，而是漢人。台灣除了原住民之外，有幾個人的母語不是閩南語、客家話，或者北京話？這些其實是個人無法選擇的東西。唯一可以選擇的是政治制度，也就是國家認同中的政治部分。所以說台灣人的國家認同，總體來講是矛盾的、分裂的，但是那是從消極的面向來看的。如果從積極的面向來看，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是多元的。第二，台灣人的這種矛盾、“分裂”或“多元”的國家認同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問到這個問題時，人們自然會想到《馬關條約》清政府割讓台灣、日本人在台灣的皇民化政策、2·28事變、白色恐怖、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的革新保台、鄉土文學論戰、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之後的一系列去中國化政策等等促使台灣意識成長壯大的歷史。《國家認同與兩岸未來》一書的多位作者也都提到了這些歷史事件［4］。不過魏楚雄和史唯的兩篇文章從文化方面，爲我們提供了比較深入、詳細的解釋。魏楚雄探討的是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在國家構建中的角色。在他看來，鄭成功、蔣渭水、林獻堂的漢文化民族主義都對中華文化有著巨大的向心力。但是1930年代的鄉土文字、文學和藝術的運動，不僅使一個新台灣運動獨立於日本文化，也使其獨立於中國文化。一個對中國的巨大離心力也開始形成。在1950年代，面對國民黨政府的殘酷鎮壓，鄉土文學運動再次興起。文化民族主義開始向政治民族主義過渡。台灣的民族主義者試圖把台灣構建為一個完全不同於大陸的文化實體，進而構建一個政治實體。離心力開始加強。當然，對中國文化的向心力也一直存在，正如史唯在她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樣。史唯對台灣新電影作了非常細緻的分析，指出了其中表達出來的、錯綜複雜的、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情緒性感情結構”。無論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都在向心力和離心力之間撕扯，儘管前者的主軸是離心力，而後者的主軸是向心力。正是這種混雜而多元的台灣認同導致了我們前面提到的民意調查五五波或四四波的情況。第三，《國家認同與兩岸未來》一書的作者們也都提到台灣人的國家認同仍然處在變化之中。如果大陸真
“黑眼睛黑頭髪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圖爲台灣夜晚的街景。的想要國家統一，就應該積極參與台灣社會國家認同的塑造過程，這包括加快自身的現代化發展，［5］尤其是政治現代化；檢討否定中華民國存在的策略；［6］加快政治、經濟、語言使用、精英、文化社會等方面的交流、互動與整合；［7］等等。比如，于迎麗在她關於上海台商的研究中指出，如果社會認同是走向國家認同的第一步，如果說接受兩個（大陸和台灣）熟悉的生活圈子是雙重認同，那麽上海台商基本屬於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認同大陸社會的情況下，他們並沒有減少對台灣的認同。況且台商在上海也沒有被完全接受——要獲得上海市市民身份就困難重重。編者最近在組織兩岸鄉鎮問題研討會時所遇到的困難，也證明在兩岸的溝通、交流、整合方面，人爲設置的障礙還很多。再說社會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還有一段距離。兩岸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克服這些障礙，縮短雙方認知的距離，也就決定了兩岸最終能否真正整合。四、國家認同在港、澳與內地首先來看香港的國家認同。麥固敦在他的文章裏指出，2003年的一項調查資料顯示，44％的香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2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其餘大部分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中國人”。換句話說，認爲自己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人大約佔50％。這和台灣的情況非常相似，差不多都是五五波，或者四四波。而且在香港的中國人也差不多都視自己在民族上為漢人、華人。他們在談到愛國的時候，內容只包括中國人民及中國傳統，不包括中國的現行政體。這和台灣人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但不愛中國大陸政體的情況一樣。正如林薇文在她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董建華主導的特區政府爲了提高香港人的民族意識和對中國的歸屬感，曾經採取了種種措施，包括基本法教育、教科書中“一國兩制”政策的指引、“大中華”形象的教育、普通話教學等等。與此同時，政府也加強了香港本土身份認同的教育，包括強調香港社會的多元價值觀、亞洲價值觀、“獅子山下”的刻苦耐勞精神等等。這和“新台灣人”的建構方式又非常相似。換句話說，香港人和台灣人一樣，也正在經歷著國家認同的矛盾、分裂或多元的洗禮。麥固敦在探討香港人選擇國家認同的原則時，談到國家話語和市場話語的作用。如果國家話語說，你要擁護並捍衛你的國家及其文化，市場話語則說，你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買你想要的東西，做你想做的事情，成為你想成為的人物。如果漢人和說粤語是與生俱來、無法選擇的東西的話，我至少可以根據我自己的多元、民主的價值觀選擇我想要的政治體制。［8］在世界文化的超級市場上，我可以選購自己想要的任何思想觀念。儘管這種自由多少也是虛構的，但是香港人還是生活在市場話語當中。於是便有了44％的香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暗含的意思是他們不是中國人。他（她）有做此選擇的自由，喜歡自己的政治體制超過喜歡大陸的政治體制。正如麥固敦的一位受訪者所說，“認同一個國家就如選購一件商品，你可任意選擇你最喜歡的。”澳門人的國家認同又是如何呢？根據2005年的一項調查，37．5％的澳門人認為自己是澳門人，而61．3％的被訪者則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者既是中國人也是澳門人。［10］這後一項的比例比台灣和香港的五五波或四四波要高，但是並沒有高出多少。不過，正如我們對台、港國家認同中的民族認同成分的估計一樣，那37．5％的人不會認爲自己不是中國人，只是不認同中國的政體罷了。那麽，澳門認同中國的人爲什麽比台、港要多呢？黎熙元在她的“城市社團與國家——澳門的社團網路與國族認同”一文中，分析了澳門人口中新移民構成的情況，以及澳門社團在打造中國的國家認同中的作用。葡萄牙人在澳門統治時間很長：英國人在香港統治100多年，葡國人在澳門卻達400多年。但是，在最早的300年間，澳門基本上是由中國政府和葡國政府共管的。澳葡政府當時並沒有管理中國人的事情。鴉片戰爭之後，特別是1887年中葡友好通商條約允許葡國人永駐
管理澳門之後，澳門比較全面的殖民化才真正開始。不過他們對中國人的統治遠沒有英國人對香港人、日本人對台灣那樣強勢。於是即使有了全面的殖民化，中國人主要還是通過中國人自己的組織在管理著自己的事情，即“民間社團功能擬政府化”。而且這些社團和大陸的聯繫又非常緊密。再加上澳門離開大陸在水、食物等方面的支持，便無法生存，這一點比香港更甚。故與大陸的聯繫、對大陸的認同自然也就強了一些。不過儘管如此，正如上述資料所顯示的，澳門人的國家認同和台、港人的國家認同還是非常相似的。正如黎熙元指出的，澳門人的國家認同也是和必要性和實用性連在一起的，是處在建構當中的。這一點和香港人（以及台灣人）用市場話語來決定國家認同，是一致的。在這個建構過程中，正像台、港那樣，澳門特區政府也注重澳門本土認同，打造澳門作爲世界文化交流、族群和諧的城市形象。［10］那麽，大陸人的國家認同是個什麽樣子呢？儘管在大陸我們還沒有看到像在台、港、澳這樣的民意調查，但是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多數人都會說他們是中國人，甚至一些少數民族也會說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問他們是否贊成中共的一黨專治，可能人數就一定會少於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人。這一點從原則上講，和台、港、澳是一致的。民族不可以選擇，但是政體是可以選擇的。在《國家認同與兩岸未來》一書中本人的一篇分析民族主義如何影響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對美決策的文章中，我引述了Lucian Pye的一個問題：在中國革命進入第二個世紀之後，中國人民和中國的領導人將爲自己塑造一個什麽樣的民族國家？自鴉片戰爭以來，這一直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一個嚴峻的問題，是當代中國人還在探索的問題，是一個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說，儘管認同中華民族不是問題，但是在政治體制上，中國人自孫中山以來一直在民主與獨裁之間徘徊。這一點，可以從我在上述文章中提出來的兩種民族主義中看出來。在這兩種民族主義中，“集體族群民族主義”強調族群的利益，比如民族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超過強調民主與人權。這後者是“個人族群民族主義”所注重的。個人族群民族主義除了注重民主與人權之外，也注重族群利益，不過其對後者注重的程度遠不及集體族群民族主義那樣。這個民族主義的分類，是理想型分類。換句話說，它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交織在一起的。這一點，可以在大陸政府的政策聲明和一般老百姓的感情宣示中看得出來。比如他們一方面講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要不惜一切代價，無條件統一台灣——這是典型的集體族群民族主義；另一方面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尊重台灣人當家做主的意願，只要認可一個中國（這個中國不一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什麽都可以談——這是典型的個人族群民族主義。無論政府還是普通民衆，都在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徘徊，但目前看來，集體族群民族主義在兩岸關係的定位上、在中國人的國家認同中（即在政治體制層面）基本佔了主導地位。那麽，台灣在構建中國人的國家認同中起的是什麽作用呢？這正是羅德明在他的《中國對國家認同的尋求及台灣因素》中想要說明的問題。羅德明說台灣對於大陸來說有三種不同的形象：一個是急待收復的失地，一個是經濟和民主發展的樣本，另一個是可能的叛徒。這是幾個相互矛盾的形象，但是它對塑造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或許會有幫助。換句話說，台灣或許是促使中國大陸向個人族群民族主義方向發展的唯一力量，因爲大陸如果想和台灣統一，最終“收復失地”，不使台灣成爲“叛徒”，它就需要主動消除兩地的隔閡，包括加速自身的民主化建設，彰顯中華民族理解與包容的特點，以真正平等的態度處理和台灣的關係。唯有塑造一個能夠讓台灣人接受的國家認同，才可能有兩岸的和解，港、澳才有可能真正成爲中國的一部分。但是這些都需要政治家的智慧與魄力。程惕潔關於內蒙古漢人和蒙古人關係發展的個案研究，似乎可以爲政治力在民族和解中的作用提供一些思考。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由於蒙古人和漢人在內蒙古的地位相對比較平等，那裏民族關係也就比較和諧。但是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之後，烏蘭夫被打倒，蒙古人的精英被清洗，民族矛盾被激化，民族關係至今沒有能夠恢復到文化革命之前的情況。可見如果不能夠建立一個民主、平等的機制，族群之間、地區之間的關係就會非常困難。這正是Lucian Pye的問題，到底中國人想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民族國家呢？五、兩岸未來在本人選入《國家認同與兩岸未來》一書的另一篇
講兩岸整合的文章中，我談到了兩岸關係中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11］在現實主義看來，人或國家都是自私的，他們爲了保護並攫取更多的利益，會不擇手段，包括使用暴力。人或國家的這種自私，是伴隨著對他人或它國的偏見與歧視而來的，而這種偏見與歧視又是非常難以克服的。兩岸關係也是如此：各自有自己的利益，爲此他們可以不擇手段，他們之間的偏見與歧視又很難克服。上面談到的集體族群民族主義就是現實主義的產物。但是在理想主義或世界主義看來，人性本質上是好的，人也基本上能關注並照顧到他人的幸福，人與人或地區與地區或國與國之間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他們之間的合作也遠遠超過衝突。上面談到的個人族群民族主義就是比較理想主義的。而正是這種理想主義使得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春節包機直航，甚至一個邦聯式的聯邦成爲可能。不過當前兩岸關係的主導力量仍然是現實主義，而不是理想主義。比如，何包鋼在他的《台灣問題的三種分析方法》一文中講到的權力分析法就是現實主義的分析法，而民主主義和後主權主義正是比較理想主義的分析法。在現實主義看來，權力決定一切。兩岸各自權力的消長會決定兩岸關係的未來，正如美中這兩個帝國之間權力的消長會決定美中關係的未來。和平是暫時的，衝突則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這個權力分析法忽視了兩岸和中美之間的合作和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也就是上述理想主義所強調的。在民主主義和後現代主權主義看來，大陸的民主發展及其對“絕對國家主權觀”的拋棄，會有助於台海關係和中美關係的改善，幷最終找到解決台海問題的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講，歐盟模式是可以借鑒的。上述邦聯式的聯邦也就有了可能。不過，何包鋼認爲，讓中國政府贊成民主主義和後主權主義可能還爲時過早，儘管人們應該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其實，至少學者們已經在思考這個問題。胡曉波的文章探討美中台三角關係與可持續和平發展問題。他認爲美、中、台三方對自己的政策已經作了微妙但令人關注的調整。中國方面大力強調可持續和平發展；台灣政府方面在加速其去中國化進程，但是在野政黨與此同時卻加強了和大陸的聯繫；美國出於反恐和在中國的經濟利益的考慮，也在努力遏制台獨的傾向，幷大力改善和中國的關係。所以儘管何包鋼講的民主主義和後主權主義沒有得到大力發展，但相互的溝通、理解與合作卻一直在進行之中。但是另外兩篇文章又將我們拉回現實主義的思考當中。費里曼在關於“中國對台武力解決方案如何成爲現實”的文章中說，軍事手段從毛時代起一直就在中國政府的思考範圍之內。朝鮮戰爭使武力解放台灣的方案被推遲，但是毛仍然將台灣問題看作帝國主義反華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並用它來鼓動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以推動毛的各項國內政策，包括大躍進和人民公社。［12］鄧小平上台之後，把台灣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之上，但爲了經濟發展的目的而尋求和平共存的妥協方法。不過在1990年代，中共在看到民主對自己一黨專治的威脅之後，在中國的國力逐漸強大、民族主義情緒再次高漲、台灣的獨立力量進一步坐大之後，軍事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又浮上了台面。費里曼認為，打仗自然對中國政府沒有好處，但是從現在的形勢來看，未來中國政府是否決定用戰爭解決台灣問題，仍然是個未知數。包瑞嘉在他的《全球化，經濟相互依賴和政治自主》的文章中，分析了全球化在兩岸的雙重影響。台灣和大陸儘管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的程度已經很高，但是台灣在政治上卻越來越獨立自主。向心力和離心力在同時成長。包瑞嘉說雖然從表面上看，台獨活動和大陸的軍事威脅都有些虛張聲勢的味道，但局勢實際上是危險的。如果需要阻止台灣獨立，中國領導人很可能願意承擔軍事衝突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兩岸的未來於是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是問題果真不能像理想主義主張的那樣用和平發展的方式來解決嗎？邵宗海在他探討台灣本土意識與兩岸談判的關係的文章中指出，主張台獨的民衆，由於不願意走上統一或整合之路，自然會反對兩岸的接觸與談判。政治人物迫於選舉的壓力或者自己的信念，也推波助瀾，於是談判之路就會困難重重。不過邵宗海也指出，儘管1 994年4月的“千島湖事件”導致兩岸關係的惡化，但是僵局很快化解。當年7月，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和海基會副董事長焦仁和就開展了第一階段的“焦唐會談”。可見，政治人物的意願與操作可以起決定性的作用。如果領導人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那麽，他們就可以在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找到平衡，就可以引導兩岸關係往個人族群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那也就是和平發展的方向。如果本土意識是影響兩岸談判的重要因素
法老王式奢 （邵宗海）、中國在型塑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方面只是競爭者之一（葛永光）、國家認同是一個在變化中的物體（羅德明），那麼如果大陸中國的領導人真的要國家統一，他們就有比其他人更重的責任，要採取措施參加到大陸和台灣國家認同的塑造過程中來。這包括克服自己的偏見、加大國內政治改革的力度以縮小和台灣的差距、在經濟交流之外加強兩岸的政治與文化交流、治癒歷史的創傷、增強兩岸的互信、尋找出類似邦聯式的聯邦那樣兩岸都有可能接受的方案，最終達到和平整合兩岸關係的目的。總之，《國家認同與兩岸未來》一書爲當前的台灣問題研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視野 和更加 深入的 思考。這些研究對政府的決策也有 很重 要的 參考 價值。書中作者對港、澳及大陸國家認同的研究，不光對港、澳、及大陸自己的發展有啓發意義，也使得我們更能清晰地看到台灣認同的特點、中國認同的特點、以及未來的兩岸關係、甚至港、澳與內地未來關係的走向。我相信無論是學者、決策者，還是一般讀者，都可以從書中得到對自己有益的思想養料，並在自己的研究或工作中，使國家認同的研究與兩岸未來的發展更上一層樓，而不僅僅是“維持現狀”而已。（本文是《國家認同與兩岸未來》的前言）註釋：［1］見麥固敦文章：“抗拒國家認同的香港一是殖民時代的附和 者還 是 全 球 化 的 先 驅 ” ； 葛 永 光 文章：“‘新台灣人’的理念及其 對兩岸關係的啓示”；于迎麗文章：“上海台商的社會認同”。［2］見郝志東文章：“在戰爭與和平之間：民族主義如何影響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對美決策”。［3］見葛 永光 文 章： “ ‘新 台 灣人 ’的 理 念及 其 對兩 岸 關係 的 啓示”；邵宗海文章：“‘台灣本土意識’及兩岸談判之探討”。［4］見胡淩偉文章：“簡 述台灣民衆認同危機 的歷史根源與發展 趨勢”；葛永光文章；姜新立文章：“國家認同與民族整合”；邵宗海文章：“‘台灣本土意識’與兩岸談判之探討”等。［5］見胡淩偉文章。［6］見葛永光文章。［7］見姜新立文章。［8］見林薇文文章：“社群建設與‘一國兩制’：香港vs ．澳門”。［9］見郝志東：“社會科學的責任：論當前澳門的社科研究”，刊載於《澳門研究》總第3 3 期，2 0 0 6 年4 月，第1 1 8 －1 2 9 頁。［10］見林薇文文章。［11］見郝志東文章：“整合的困難：台海兩岸和解所面臨的困難”。［12］見羅德明：“中國對國家認同的尋求及台灣因素”。
■增強中國“軟實力”的“論壇外交”——以“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爲例（中篇）文／葉桂平 （澳門）四、“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強化中國的“軟實力”標誌著澳門打造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政策進入實質推動階段的“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以下簡稱“論壇”）於2003年10月中旬成功舉辦第一屆部長級會議，並在各與會國部長的努力下，成功出台了“經貿合作行動綱領”，同時根據這一行動綱領設立了專責協調及聯繫工作和落實後續跟進組織工作的“論壇”秘書處。相隔三年之後的2006年9月下旬，更成功舉辦了第二屆“論壇”部長級會議，取得了顯著的合作成效。“論壇”以“葡萄牙語”這一官方語言爲聯繫紐帶，團結著中國［1］、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葡萄牙及東帝汶等具有歷史緣由的國家。雖然在國際上，曾經有許多國家以“論壇”形式進行跨區域的合作，但是以某一官方語言作爲主要的聯繫基礎，至今還非常罕有，因此，“論壇”具有顯著的獨特性。1、“論壇”旨在促進經貿投資及跨越地緣的區域共榮合作“論壇”的召開，爲與會國發展經貿關係與投資做出積極的貢獻［2］。“論壇”與會國部長代表各國簽訂統一經貿合作行動綱領，並一致堅信在與會國政府努力下，可進一步發掘雙邊合作發展的巨大潛力［3］。正如經貿合作行動綱領所述［4］，七個與會葡語國家均認同應積極透過論壇，共同研究合作領域及完善投資環境，及建立策略來
吸引外資及加強雙邊經貿。事實上，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領域合作確具很大潛力，雙方如能在現有經貿合作上進一步發展各自的潛力，在平等互利、優勢互補、形式多元化及利益分享的基礎上共同努力及合作，必將加深及擴大雙邊經貿合作，因此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前景應該說是廣闊的。雖然“論壇”與會國分佈在不同的洲際，在地理位置上相隔甚遠。但是隨著資訊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處於不同地域的國家可以便利地進行相互溝通及合作，跨區域合作將使各國均有獲益。對於採取“資源依附型”經濟發展模式的發展中葡語國家，往往希望能將其優勢的資源產品推到國際市場，從而換取外匯購買其他的耐用資本品及進行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圖取得發展。而作爲經濟正處高速持續發展的中國，正急需更多的資源來推動和保持發展的勢頭。通過“論壇”這一跨區域的“平台”，雙方的雙邊貿易不斷取得突破。據有關統計數據表明，中國與葡語國家2004年貿易額達182．7億美元，同比增長65．6％；2005年達到231．9億美元，同比增長26．9％；而2006年則達到340．8億美元，較之前一年增長46．9％。其中，中國從葡語國家進口242．9億美元，同比增長43．1％；中國對葡語國家出口97．9億美元，同比增長 57．4％。雙向進出口總額同2003年相比翻了兩番［5］。另一方面，中國與葡語國家雙向投資也取得較大發展。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葡語國家直接投資額累計達到1億美元，而巴西和葡萄牙在華合同投資額也達到5．44億美元，實際投資額2．29億美元［6］。與此同時，發展也同樣離不開人力資源的開發合作和政府間的合作。自“論壇”成立以來，中國與葡語國家在人力資源開發領域的合作得到極大加強。中國邀請各葡語國家政府官員和相關技術人員，參加經濟管理官員研修班、旅遊官員研討班、媒體研討班、護理技術培訓班、農漁業技術培訓班，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還邀請有關上述人員赴澳門參觀及學習。而且，爲支援葡語國家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中國政府爲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幾內亞比紹、東帝汶等國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援建了一批項目，如醫院、經濟住房、旱區打井、水壩、醫院門診部等。從2005年1月1日起，還給予非洲葡語國家部分輸華商品免關稅待遇［7］。可見，過往常設秘書處先後主辦並參與若干項展覽會、洽談會組織企業家外訪和政策介紹會等活動，以及爲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牽線搭橋，提供服務，推動企業間探討實施合作項目上已經逐步取得見效，跨區域的共同繁榮又邁進一步。2、有利拓展“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的空間在葡語國家中，位於歐洲大陸的葡萄牙作爲歐盟發達地區的一員，不斷融入歐洲一體化。2000年上半年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更在推動歐盟東擴、機構改革，共同防務、制定未來十年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並且一直以來，葡萄牙的海外情結沒有斷過，始終注重與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聯繫，尤其是與前殖民地的關係。此外，葡萄牙一直堅持同美國的聯盟關係，又積極參與歐洲事務，把這作爲對外政策的兩個基石。在國際場合中，既支援歐美主要國家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主張，又支援小國提出的利益訴求。所以在國際舞台上，人們公認葡萄牙走的是一條“中間道路”。通過葡萄牙的作用，將有助於中國展開與其他發達國家，尤其是其他歐盟國家的“南北對話”，從而增進及加深中國與這些國家的政治互信，逐步變革國際經濟舊秩序，推動世界經濟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向前發展。除葡萄牙外，其他與中國正式建交的葡語國家都屬發展中國家，而且大多數國家集中在非洲大陸。中國與非洲國家，包括非洲的葡語國家開展廣泛的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論壇在北京宣告成立，並舉行了首屆部長級會議。2003年12月在亞迪斯亞貝巴也召開了第二屆部長級會議。本著“務實合作，面向行動”的原則，中國與非洲國家在2004年積極落實會議所確定的後續行動，中國領導人與非洲國家的領導人進行了多次互訪。2006年11月成功舉辦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更標誌著中非合作共贏已邁入新紀元。中非的人力資源開發方面的合作也得到進一步加強，同時中國對於非洲最不發達國家對華出口部分商品也給予了免徵關稅的待遇。此外，中國還剛剛於2006年1月12日發表了《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進一步宣示中國對非洲政策的目標及措施，以及規劃今後一段時期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推動中非關係長期穩定發展、互利合作不斷邁上新的台階。這對於作爲正在積極探索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服務平台的澳門來說，文件的發表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指
導作用［8］。正如文件中所敍述到，“非洲國家積極參與南南合作，推動南北對話，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9］。確實，近年來，正當世界多極化趨勢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的同時，南北經濟和技術差距日益擴大，不平等的問題日趨嚴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受到了嚴重的侵蝕［10］。中國作爲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將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起，包括非洲衆多發展中國家一起，共同反對各種形式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力圖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國際新秩序。“南南合作”即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間的經濟合作，包括發展中的民族主義國家間的合作及其同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合作，對維護和加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有重要的意義，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歡迎［11］。中國與多數葡語國家的關係正屬於“南南合作”的範疇，同時也是一種有利於世界和平、有利於促進共同發展的“共贏”關係，因而是進步的。因此，“論壇”所構建的澳門平台也將是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途徑，從而進一步拓展“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的空間。3、體現民主與平等的“多邊型”協商架構根據“論壇”2003年部長級會議關於《經貿合作行動綱領》中的有關內容，“論壇”設立了常設秘書處。按照“論壇”網頁的介紹，“論壇”的性質，是由官方舉辦，以經濟合作及發展爲主題的非政治性國際經貿合作論壇。其宗旨在於加強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與合作，發揮澳門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台作用，促進中國、葡語系國家和澳門的共同發展［12］。雖然“論壇”已指明其一重要特點爲非政治性，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經濟與國際政治關係始終不可完全分割，“論壇”常設秘書處依然屬於全球公共領域的一個研究範疇，在廣義上也可稱爲國際性多邊合作組織，帶有相當的公共性。“論壇”常設秘書處的公共職能，在於協調、跟進及管理以葡萄牙語言文化爲聯繫紐帶的國家間經貿、投資、人力資源、產業合作及基礎設施等公共問題，從而提高各國政府及人民的共同福祉。同時，“論壇”常設秘書處的工作章程在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了機構人員設置及選拔過程的民主及公平性。依據常設秘書處的工作章程，該處設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三名，每一與會國委員兩名。秘書長負責協調常設秘書處的工作，並由副秘書長協助執行職能。秘書長一職由與會國協商選派之正司局級人員擔任，第一屆秘書長由中國指派。副秘書長分別由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葡語國家委任，後兩者由葡語國家輪流及按字母排列順序任命。最後，章程還對秘書長及副秘書長任期進行規定，均定爲三年［13］。從而，保證秘書長與秘書長能夠靈活輪流由各與會國擔任，以確保公平性。作爲多邊的國際性論壇組織，“論壇”常設秘書處還分別在北京和澳門特區下設聯絡辦公室和輔助辦公室。其中，由於基本法第13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14］，因此聯絡辦公室設在北京，負責常設秘書處的日常工作和與與會國間的聯絡正好體現這一特點。而輔助辦公室則按照第33／2004號行政長官批示設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常設秘書處具體工作和後續行動中具體活動的執行［15］。4、加強與會方的聯絡、溝通與協調“論壇”作爲全球性多邊論壇組織，主要的管理職能應該就是協調及溝通功能。自2004年4月“論壇”常設秘書處成立以來，在推動高層互訪，加強多邊及雙邊磋商，與政府有關部門、仲介機構、業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繫及宣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截至2005年，中國與葡語國家高層互訪就超過30多次［16］。並且通過與中國政府商務部等部門、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等政府部門；葡語國家聯絡員、駐華使館；各葡語國家商會和貿易投資仲介機構、中國貿易促進會、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等貿促機構；中國內地、澳門當地企業以及葡語國家企業等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加強溝通和促進合作，以及進一步發展葡語國家間的經貿關係。此外，在中國商務部和澳門特區政府的支援下，常設秘書處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著手籌備“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網站，並於2005年3月中旬正式開通。網站的建立向社會各界人士提供了豐富的葡語國家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資訊，以及葡語國家企業與中國企業經貿合作機會等［17］。並且，向葡語國家駐華大使或代辦通報論壇工作情況會議定期召開，一定程度上爲與會國的資訊溝通提供便利。其中，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
合作論壇秘書處在2006年3月份開通了官方網 站（www．forumchinaplp．org．mo）。5、執行“論壇”的決定及跟進後續活動從2004年以來，許多中國與葡語國家政府間合作項目在常設秘書處協助下獲得了落實，主要包括了社會福利項目，公共設施項目和物資合作等範疇。如中國政府承擔實施了安哥拉農機具項目，莫桑比克旱區打井、外交部辦公樓和會議中心技術合作項目，佛得角政府辦公樓維修項目，幾內亞比紹沼氣培訓項目和提供大米等。除此以外，中國政府同意承擔東帝汶總統府和外交部辦公樓的建設，安哥拉醫院項目及莫桑比克外交部辦公樓等項目也正有序進行。另一方面，自2004年6月起，常設秘書處先後舉辦葡語國家研修班、培訓班等活動，共有70多位葡語國家政府官員和技術人員參加了上述活動［18］。6、籌備組織“論壇”相關活動及制定工作計劃籌備組織相關活動作爲“論壇”常設秘書處這一跨區域性多邊論壇組織的主要活動內容之一，包括高官會、秘書處例會、研討會、洽談會、產品展銷會及商業配對活動，以及2006年9月底舉辦的第二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等活動的舉行。如此，有利促進彼此之間的溝通，也能爲與會國企業創造不少商機。另外，常設秘書處每年都爲下年度制定工作計劃，力圖通過推動政府間高層互訪與合作；人力資源開發；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間的貿易、投資與經濟技術合作；研究及探討有關“論壇”發展；“論壇”常設秘書處工作等，使“論壇”由概念階段真正走上功能階段［19］。7、保障工作執行所需資金及後勤支援任何組織，無論是公共組織還是企業組織，在實際運營過程中肯定也離不開必要的財務支援及後勤支援。對於“論壇”秘書處來說，其工作執行所需資金及後勤支援的工作主要由常設秘書處輔助辦公室負責。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50條賦予澳門行政長官的職權，並根據8月1 1日第85／84／M號法令第10條規定，作出的第33／2004號批示，辦公室旨在輔助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工作，並提供所需的資源。而辦公室運作所需的財政負擔登錄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預算中撥予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的款項之內，並且辦公室可設立符合其工作需要的常設基金［20］。這些財政資源的撥給，著實強化了“論壇”的運作能力。同時，也體現了澳門特區政府對“論壇”的關注和重視。因爲在中央政府的支援下，澳門能以本身獨有的優勢發展成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經濟合作平台，將有利豐富澳門本身的內涵及促進產業多元發展。（待續）註釋：［1］雖然中國的官方語言並非“葡萄牙語”，然而作爲中國特別行政區之一的澳門，與世界上的葡語國家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而且一直以“葡萄牙語”作爲其官方語言。在“一國兩制”理論與思想的指導下，澳門作爲論壇的承辦單位，參與了“論壇”的籌備和設立工作。［2］中國——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論壇季報》，2 0 0 5 年6 月號，第一期，第四頁，“中葡論壇”網頁，2 0 0 5 年3 月15日，ht tp：／／www．forumchi napl p．o r g．mo／pdf／forumbol et im＿no1．pdf［3］《中國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2 00 3年部長級會議經貿合作行動綱領》，“中葡論壇”網頁，2 0 0 5 年3 月1 5 日，h t t p ：／／www．f orumchinaplp．or g．mo／indexCn．as p？i ndex1＝1＆i ndex2＝2＆index3＝0＆index4＝0＆la ng＝t d［4］同上。［5］“中國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新聞公報，澳門政府新聞局（中文版），2006年2月27日。［6］“同比增近半中葡雙向貿易逾3 40 億美元”，澳門日報，經濟新聞欄目，2 0 0 7 年3 月2 2 日。［7］“商務部：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發展迅速”，中央電視台國際互聯網站，20 06年2 月27日，www．cc t v．com［8］葉桂平，“堅持《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精神，完善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平台功能”，澳門研究，2 0 0 6 ．6 （3 4 ），第1 0 0 頁。［9］本文參考的《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文本爲刊載在中共中央對外聯 絡 部 網 頁 上 的 《 文 件 》 全 文 。 2 0 0 6 年 1 月 ，ht tp：／www．i dcpc．o r g．cn／zhonggong／060112-w．htm［10］余建華，“合作共贏：與發展中國家外交的新發展”，社會觀察，2 0 0 5 （4 ），第8 至9 頁。［11］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 0 0，第19 6至1 97 頁。［12］引自中國——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網頁，2 0 06 年9 月1 7 日，http：／www．forumchinaplp．o r g ．mo／ind exCn．a s p？index1＝1＆index2＝1＆index3＝0＆i ndex4＝0＆1ang＝t d［13］“‘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工作章程”，中國—— 葡語 國家經貿合 作論壇網頁， 2 0 0 6 年 9 月1 7 日， h t t p ： ∥www．forumchi nap1p．o r g．mo／i ndexCn．asp？i ndex1＝1＆i ndex2＝3＆i ndex3＝1＆index4＝0＆l ang＝t d［14］《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網頁，1 9 9 9 年1 2 月2 0 日 ，ht tp：／／www．imp rensa ．macau．gov．mo／bo／i／1999／l ei bas ica／i ndex＿cn．a sp＃c7［15］同上。［16］資料根據“中國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2 004 及2 0 0 5 年工作總結推算。引自“中葡論壇”網頁，2 0 0 6 年9 月2 0 日，ht t p：／／www．f or umchi napl p．or g ．mo［17］“‘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20 04年工作總結”，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網頁，2 0 0 6 年9 月1 7 日，ht t p：／／www．f orumchinapl p．or g ．mo／actCn．a s p？lang＝td＆news＝1ef t 03－01－01［18］“‘中國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200 5年工作總結”，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網頁，2 0 0 6 年9 月1 7 日，h t t p ：∥www．forumchinap1p．or g．mo／introCn．a s p？l ang＝t d＆i nt ro＝l ef t 01－03－06b［19］同 上。［20］《第3 3／2 0 04 號行政長官批示》，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網頁，2 0 0 4 年 2 月2 5 日 ，ht t p：／／www．impren sa．ma cau．gov．mo／bo／i／2004／09／des pce＿cn．asp＃30
■港澳回歸語文秀文／王示文 （ 澳門 ）香港流通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漢字以繁體為正宗，簡化字正在一步步由不合法走向被接納；澳門語文情況與香港差不多，只是語言上多了葡語，文字使用上多了葡文，漢字也有繁簡之別。如何處理語言（包括方言）間和漢字的繁簡之間的關係呢？1 997年香港回歸時和1 999年澳門回歸時的語文秀給我們提供了頗具參考價值的模式。1 997年6月30日至7月1 日，在香港舉行的回歸儀式上，普通話、廣東話、上海話、英語紛紛登場，簡化字、繁體字出現在不同的場合，展現出色彩繽紛、生動活潑的畫卷，令人目不暇給，鮮活地體現了語文範疇內的“一國兩制”。以時間先後排序，回歸時中方、英方和新成立的香港特區政府舉行了如下幾項活動，相應發出過請柬。它們是：6月30日黃昏英方在添馬艦舉行告別儀式，請柬由英國外交大臣和末代港督共同發出，請柬的中文版使用的是繁體漢字。6月30日晚9時英方舉行交接前晚宴，英國單方邀請，請柬中文版用的也是繁體漢字。重頭戲是6月30日晚1 1 時30分開始舉行的正式交接儀式，中英雙方共同發出一份請柬，請柬的中文版是橫排，中國國徽排左，英國國徽排右，使用的文字是簡化漢字。因字體橫排，從左至右，位左為尊，位右為次。交接儀式後是一系列特區政府成立的活動，包括：7月1 日淩晨董建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誓就職，使用的是普通話。董特首的普通話相當流暢，當然他說的是典型的上海普通話。特首宣誓就職後，先後是政務司司長率領主要官員、行政會成員、臨時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這些宣誓活動的誓詞都是用普通話誦出的。最後是終審法院大法官帶領司法人員進行宣誓。因為傳統上香港法官不少來自英國或英聯邦，針對這些外籍人士，故宣誓也可以用英語進行。上圖：香港回歸時，由於香港法官不少來自英國或英聯邦，針對這些外籍司法人員，宣誓也可以用英語進行。下圖：香港特区临時立法会五十九名成员用普通話宣誓就职。至此，政權交接儀式和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儀式全部完成。在這些活動中使用的語言只有普通話和英語，沒有地方語言如廣東話等。其實，當時香港中國通訊社早在十天前就作了預告，該通訊社6月20日電稱：“香港政府香港交接儀式統籌處副處長黃鴻超今日表示，交接
儀式正式使用的語言應是普通話及英語。……另外，據香港《文匯報》報導，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政策統籌局局長孫明揚表示，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七月一日會用普通話宣誓就職，然後用粵語發表就職演說。”在文字方面，中方使用的漢字是簡化漢字，英方在單獨簽署的請柬中使用繁體漢字，與中方共同簽署請柬時依然使用簡化漢字。普通話和簡化漢字是中國的“通用語文”，也就是法定語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涉及到國家層面的事，必須運用通用語文。例如地方官員向中央宣誓，運用的就是普通話，即使宣誓者普通話說得再不好，也不能放棄普通話而改用方言或外語。那位年長的行政會議成員鍾士元和那位中國籍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在向中央政府宣誓就職時所說的普通話，真的比有些外國人說得還要差，但他們堅持用普通話宣誓，因為他們是中國人，是一個中國人在向中央政府宣誓。在這種場合說不說普通話是認同不認同“一國”、效忠不效忠“一國”的大是大非問題。政權交接和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宣誓就職儀式完成後，餘下的是舉行香港政府成立典禮、香港市民或民間社團舉行慶祝活動了，那都是屬於香港的事、地方上的事，不是中央的事，更不屬於國與國之間的事，運用何種語文就不必作硬性規定，普通話、廣東話、繁體字、簡化字都可以。這就是說，官式活動以外，運用任何一種語文都可以，包括家庭用語、情侶用語、晚會用語、鄉親聚會用語、宗教儀式用語、學校教學用語等等。香港回歸時香港本地舉辦的許多活動主要用的是廣東話和繁體漢字。香港語言問題是有其特殊性的。由於歷史的原因，回歸前香港不成文的習慣是口語以廣東話為正宗，漢字通行繁體字，很多市民錯誤地認為，所謂漢語母語不是普通話而是廣東話，所謂規範漢字是繁體而不是簡體，甚至認為簡體字是錯字。一個外來人說不好廣東話，常常會被人嘲笑，董建華的廣東話（其實說得很好）就曾被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譏諷為“羞家”；簡化字不僅被認為是錯字，甚至在考試的評分上也會受到歧視，學生在考試中如使用簡化漢字會被扣分。認識這一語文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何以特首董建華上任後要用廣東話對香港市民發表演說，何以在7月1日上午1 0時開始舉行的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典禮的請柬和下午4時開始舉行的特區政府成立酒會的請柬都是用繁體漢字書寫。此外，董建華在出席外國記者會時使用的語言是英語。而過了幾天，香港蘇浙同鄉會的鄉親們聚會時，董建華則是用一口地道的上海話接受鄉親們的祝賀。出於專業的本能，我暗自驚歎董建華團隊真有能人，連語文的運用也設計得如此合乎法度，如此精彩絕倫。香港回歸時的一場場語言“秀”，讓我看到“一國兩制”精神在語文範疇內的運用。但凡涉及“一國”範疇，必須使用普通話和簡化字；但凡與“兩制”相關，可以運用廣東話和繁體字；特殊情況下還可以運用上海話、英語或其他語言、方言。“一國”的觀念不能含糊，“兩制”的觀念也很現實。沒有一國，語文的尊嚴不存；沒有兩制，語文的生動局面難以展現。年前台灣民進黨政府在語文政策上要“去國語化”，貌似公平地要把所有在台灣現存的語言都叫做“國家語言”，提出所有現時存在的語言一律平等、一視同仁，不分主次。表面上看，這是提倡語言平等，實際上是要人為地取消民族共同語早已存在的事實，是歷史的大倒退。因為共同語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是文明進步的表現，不是取決於某個人或一群人的意志的。過往台灣領導人在正式場合一會兒國語，一會兒方言，或者國語摻雜方言，不倫不類，如演丑劇，失去了一種文明久遠的民族的尊嚴，是一種沒有文化素養或“失格”的表現。澳門於1 999年1 2月20日回歸，比香港晚兩年多，回
歸儀式的安排吸取了香港的經驗。我至今保留著多份澳門回歸時的請柬：第一份，12月19日傍晚6時開始舉行的文藝晚會，請柬由澳門總督“謹以葡萄牙共和國總統的名義”發出，中文版的文字是繁體漢字。第二份，12月19日晚7時50分開始舉行的酒會及官式晚宴，請柬也是由澳門總督“謹以葡萄牙共和國總統的名義”發出，中文版的文字也是繁體漢字。第三份，12月19日晚1 1時30分開始的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共同舉行的澳門政權交接儀式。中文請柬仿照香港當年的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排前，葡萄牙共和國國徽排後，使用的文字是簡化漢字。第四份，12月20日上午10時開始舉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慶祝大會，請柬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發出，中文請柬使用繁體漢字。會上何厚鏵用廣東話發表演說。比較而言，澳門回歸時的語文運用本應當比香港更完善一些，但卻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主要是派發給與會者手中的“行政長官就職宣誓誓詞”、“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檢察長宣誓誓詞”、“行政會委員就職宣誓誓詞”、“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誓詞”、“法院法官就職宣誓誓詞”、“檢察院檢查官就職宣誓誓詞”等等，均是用繁體字印製，連朱鎔基總理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上的致辭”、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名義發出的在12月20日淩晨1時45分開始舉行的特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的請柬也用的是繁體漢字，這似乎不合時宜。12月23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組長韓肇康大使與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葡方組長安棟樑大使發出的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告別招待酒會的請柬也不應該是用繁體字印製。語言文字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也是國家尊嚴的一種體現。雖說語言文字是沒有階級性的交際工具，但處理語言文字問題時卻要看到政治的牽連和影響。其實早期的澳門只有中文才是官方語言，葡萄牙語曾想加入官方語言的行列而長期不成功。1803年，一名在澳門的葡萄牙官員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嗣後所有呈詞，俱用唐字番字合併書寫，稟懇恩准”。清代政府的答復是：“一切夷稟務必率由舊章，專用唐字書寫，毋許以唐番並書，致滋朦混”（見嘉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諭《香山知縣楊時行為飭呈稟遵照舊章用唐字事下理事官諭》）。那時葡萄牙語想與中文組成雙官方語言而不成功。但回歸前的一百多年來葡萄牙語在澳門卻逐步取得了唯一的官方語言地位。葡萄牙語一語獨尊的局面既不便於市民交際，更重要的是中文被排拒在官方語言之外，不僅造成語言地位的不平等，而且剝奪了作為澳門社會主體的華人的話語權，透過官方語言的菱鏡，人們看到了華人淪落到被統治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在澳門生活的華人為了中文取得官方地位曾進行過長期的爭取。二十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中葡兩國談判澳門回歸問題時首先談及的是中文地位問題，確定自1992年2月開始，恢復中文在澳門的官方語言地位，實行葡中雙官方語言政策。一位參與中文在澳門成為官方語言全過程的學人，將二十年來寫的文章匯成《中文回歸集》、《中文變遷在澳門》兩書，前者於2000年由香港和平圖書·海峰出版社出版，後者於2005年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時至今日，語言問題的處理越來越敏感，越來越重要。加拿大因英法兩種語言問題差一點搞得國家分裂，許多國家和地區因語言問題爆發語言戰爭。語言文字問題看似小事，卻在特定的語境中體現著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因此它實在又是輕視不得的。港澳回歸後，香港實行兩文三語政策：兩文是中文和英文，三語是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澳門沒有明確地制訂語文政策，但存在三文四語現象：三文是中文、葡文和英文，四語是普通話、廣東話、葡語和英語。中文和葡文是並列的官方語文，英語雖不具備官方地位，但其實用性很強，特別是在澳門賭業開放的今天，英語流通面很廣。如何運用語言發展社會經濟，促進社會和諧，乃是一個現實的話題。港澳現時的語言問題很多，需要科學地加以解決。港澳回歸時語言運用的經驗，或可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一些參考。
“中國價格”與規模生産的利器——彼得·納維諾教授新作介紹和點評（之二）■ 文／陳廼驥 瑪爾丹 （澳門 ）如何加強中小型城市的發展？如何利用產業群的策略提高競爭力、發展區域經濟？如何使東南沿海與中西部的經濟結構有一個平衡和互補的發展？如何增加工作機會提高新成長青年的就業率？如何將人口遷移與勞動力結構作一個優勢結合？凡此種，仍將是政府未來的重大課題。在《THE COM ING CHINA WARS》的第一章中，納維諾將改革開放以來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形容為“亞當·斯密加上興奮劑”（AdamSmi th－on －steroi dseconomy），認爲中國的經濟發展表現遠遠好於之前興起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出口為導向的中國每年都保持了幾乎10％的速度增長；中國製造商大大壓低國際市場價格，佔領了許多國際市場，“中國生産了全世界70％以上的DVD和玩具；一半以上的自行車、相機、鞋和電話；三分之一以上的空調、彩電、電腦螢幕、旅行包和微波爐。其他在從傢具、電冰箱和洗衣機到牛仔褲和內衣的各個領域也都佔據了市場主導地位”［1］。納維諾認爲，中國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和具有這樣的能力主要來源於下面九個主要的經濟“動力”（drivers）：1、紀律性強，教育良好且沒有工會力量的勞工提供了低價格、高質量勞動力；2、低水準的工人健康與安全規範；圓爲彼得·納維諾新作《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
3、鬆懈的環境規範及其執行；4 、 過 度 的 外 商 直 接 投 資 （Foreign Di r e ctI nves tment，FDI）的催化作用；5、高效的相關產業聚集群（cluster）；6、複雜微妙的假冒盜版懲罰體系；7、長期低於實際價值的貨幣；8、政府對一些特定產業的大量補助；9、通過高牆（Great Wal l）保護和設置障礙來保護國內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納維諾認爲，除了第四點“相關產業集群”符合全球經濟體系和自由公平貿易外，中國在其他八種價格動力上都違反了一般國際貿易準則。他指責中國是以人力代價和環境為代價換取低價格，這使美國和世界許多企業失去了公平競爭的機會。同時，他又指出這樣的價格將給世界和中國自身帶來種種代價和不良後果。然而，筆者對納維諾的這一論述不敢苟同，故將針對以上論點提出自己的看法。首先，低工資是如何造成的？納維諾認爲，中國擁有大量低價格高質量的勞動力 ， 主 要 是 因 爲 中 國 擁 有 大 量 的 待 就 業 人 口（unemployed and under employed）。這種現象背後深藏著中國社會深層次的原因：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企業私有化後大量公有制的工人下崗；及快速城市化造成數百萬農民進城做工［2］。納維諾尤其將後兩個因素視爲造成中國有大量失業人口的重要因素。根據國家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公佈的近三年來“部分城市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分析”的數據顯示，下崗職工在失業人口中所佔比例並不大，約佔全國求職人口的6％－8％之間［3］。政府一方面通過再就業工程幫助他們重新就業，另一方面推行失業保險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納維諾列舉的企業私有化和大量工人下崗應該不再是中國目前勞動力過剩的主要因素。“新成長失業青年”和“就業轉失業人員”是目前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的較高群體，分別佔到21．6％和21．7％［4］，此外，作爲“隱性失業群體”的農民，其失業人數甚至更多。在所有失業人員中新成長失業青年佔20．5％，在新成長失業青年中應屆高校畢業生又佔40％。與去年同期相比，“新成長失業青年”的總體求職比重有所下降，但應屆高校畢業生的求職比重上升［5］。如何善用青年勞動力，尤其是那些教育水準較高的勞動力，如何使他們成爲勞工的主力而不是社會的問題，也許才是中國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納維諾認爲中國農村耕地不足和農民的快速都市化是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的最重要組成部分［6］。中國農村地少人多，農業結構從中央嚴格控制的計劃經濟轉爲相對自主的市場經濟農業經營方式。這些新的農村發展方式，從目前看是既可以提高人的積極性，又符合亞當·斯密的經濟原則；但從長遠來看，卻不利於提高農業投資囘報率和實現規模經濟，對農民收入不會有長遠助益。宏觀區域調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問題，中國農業發展也是一個較爲複雜的問題，本文在此不做深入探討。納維諾提出，中國面臨失業人口過多與都市化發展的矛盾問題。在世界文明進程中，農村人口過剩是普遍現象。人口遷移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農村剩餘勞動力必須經過城市化來消化，未來將有接近3億農民從農村進入城市。筆者認爲中國的失業狀況尚有緩解的空間，原因是中國發展的不平衡：中國勞動力結構並不平衡，雖然剩餘勞動力數量龐大，局部地區、部分行業仍有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狀況。目前農村人口的流動和遷移十分混亂，政府缺乏這一人群的資料，難以對他們實施有效保護，諸多治安問題、侵害農民工權益等社會問題也由此發生。中國農村人口過剩和農民遷移的種種問題應當首先通過周詳的規劃、完善的人口資料管理和建立福利保障機制等措施逐步解決，它並不必然導致中國的動蕩或不安。其次，低工資的另一難題：無工會保障的勞動者納維諾說“工會在中國是被禁止的”［7］。中共建國後最重視保護工人，工會在中共建國後一直存在，並沒有被禁止。改革開放後，爲了吸引外資，開始不積極鼓勵勞工組織工會，而是希望勞工與僱主互相配合，已達到雙贏的局面。少數不法僱主對勞工過於剝削，產生不合法不道德行爲，他們利用了中國轉型中許多尚未來得及完善的制度空隙。
中國政府在2008年頒佈了新的勞工法，通過推動工會發展保障勞工權益。新勞動法共有十多個條款規定了工會的權利和責任，體現了國家鼓勵建立工會和鼓勵工會在保障工人上發揮作用的原則。新勞工法賦予工會參與和監督企業實施重大決策的權利，對工人的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都有明確的保障［8］。新勞動法已經在工會問題上前進了一大步，中國的工人也再一次有了自己的維權組織，不再是非聯合的，納維諾“中國工人沒有聯合”［9］的說法已經與幾年前大大不同了。實際上已有不少投資者因爲新勞動法對勞工的過度保護，加上其他因素，使企業成本增加，正在考慮把企業遷到世界其他開發中國家。筆者也希望中國政府在推動新勞動法時，不要操之過急，勞工福利的改進不是一蹴而就的，還應循序漸進為妥。第三，外資的催化因素納維諾認爲，中國低廉的價格極大地吸引了外部直接投資（FD I），外資大量進入又使中國引進了最精密最先進的製造程式和最好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術，使中國價格不僅價低而且質優，從而更具優勢［10］。如果在商言商，任何生意人都會選擇土地和勞工成本低廉的地方投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給予外商諸多的土地使用權優惠和退稅優惠，從而引進大量外資，解決了中國經濟發展資金不足和國際市場難入的問題，外商也從在中國的投資中獲取了豐厚報酬。任何開發中國家或地區在吸引外資時，都有許多優惠措施，這些優惠往往是他們能夠吸引外資的唯一誘惑力。中國給的優惠較高不應該是一種錯誤，而是市場競爭機制下的常見措施和正常反應。中國吸引了過多的外資，反而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負擔。外資大量進入也引起了物價和通脹等經濟問題，盲目引進外資也使中國資源遭受掠奪、環境遭到破壞。全力引資的負面效應在近年來逐漸明顯，中國政府已經轉變其原有的積極引資策略，轉爲審慎引資，尤其對高消耗、高污染、高危險、低產出的項目經常不予通過。2007年中國政府取消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降低2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稅率［11］。政府對外資的投資和審核嚴格把關，加上近期人民幣的節節升高，外國投資已有流出現象。據中華廠商會2008年3月對會員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20％港商將結束生產業務，36．3％的港商表示會考慮遷廠［12］。中國的投資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已不再是最具誘惑力的資金流入國家，事實上有大量資金準備流入印度及東南亞和中南美國家進行投資，納維諾的論述已經不適合現在的中國。筆者認爲，雖然中國正在適當減少對世界市場的過度依賴，但出口導向策略仍將是今後國家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當保證資金流動的自由。第四，中國工廠的相關產業集群納維諾難得地讚賞了中國的“相關產業集群”（indust r i al network cl ust er i ng），認爲它通過把一個產業的各種相關生産要素都設置在一個區域內，使這些相關生産要素彼此臨近，使中國製造商不必依賴複雜的全球配送供應鏈，從而不僅能夠大大節省運輸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還有利於知識共用［13］。納維諾還特別列舉了廣東省的幾個相關產業集群的範例：惠州是世界最大的鐳射二極管生産基地和DVD尖端生産基地；佛山和順德是洗衣機、微波爐和冰箱等電器主要產地；東莞清溪鎮是中國最大的計算機生産基地之一；東莞洪梅集中生産紡織品和皮製品，勒流集中生産自行車，順德陳村集中生産鮮花，佛山鹽步是內衣城等等［14］。中國東南沿海採用這種高效的“相關產業集群”的經濟發展策略，充分發揮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獨特性，進而達成了最有效的產業佈局模式和經濟發展成果，不但可以給中國其他中西部地區，也給其他開發中國家提供範例。筆者建議中國應該進行產業群的新佈局，並進一步推廣這種高效的“相關產業機群模式”，中國中西部城市和其他中小城市更可以以此為鑒，將它作爲其產業發展的主要模式，這不但有利於帶動企業發展，促進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各領強勢，也能夠提高中國在世界市場中的競爭力。
第五，人民幣的實際價值納維諾抨擊中國的固定匯率政策是損人利己。他認爲，由於中國實行固定匯率，當中國進口產品已經湧向美國時，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人民幣與其實際價值的差距也越來越遠。他估計人民幣比實際值約低1 5％－40％［1 5 ］。筆者認爲，固定匯率是衆多國家鼓勵出口的常用策略，固定匯率可減少國際談判中不必要的矛盾、預測和投機心理，有利於貿易順利展開。中國90年代實行以出口爲 主導 的經 濟政 策， 採 用固 定匯 率完 全符 合國 際 慣例。 不過 經濟 出 口巨 量出 超 ，也 的確 引 起不 少國 際 爭執。中國政府在過去一二年已作出許多有效措施調節匯率問 題。 人民 幣 從去 年到 目 前已 有連 續 不斷 的小 幅 升值，總體來說市場表現較爲穩定。顯而易見，中央的匯率調控措施是穩健的。但是，人民幣與合理匯率的差距仍然 存在 ，政 府 應適 度考 慮 作一 個較 大 幅度 的最 終 調整，徹底將匯率的問題作個了結，以減少市場對人民幣的投機和炒作，保障出口經濟的持續發展。隨著中國的改革 逐步 平穩 ，從 長期 而 言， 政府 應考 慮在 穩定 狀 況下，逐漸開放美金與人民幣的浮動匯率，以保障中國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真正價值。第六，中國的大量補助和貿易壁壘納維諾認爲中國對其工業和農業構築的貿易保護長城也是中國價格形成的重要因素，這種保護策略分爲兩種：一是對支柱產業實行直接和間接的補助；二是對本國脆弱的工業和農業予以保護。具體措施包括：①大量補貼能源和水電，使中國鋼鐵工廠和重工業取得巨大的成本優勢；②國有企業可以從免費土地中盈利，其他企業也被當地政府部門優先批給；③中國國營銀行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巨大的資助性資本和信貸；④許多高中科技產業可以從政府那裏獲得直接的大量的研發支援；⑤盡可能提供出口企業優惠，通過一系列錯綜複雜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達到對國內企業的保護［16］。任何政府都對其國內的某些產業包括對國家重要發展產業或有關國際名聲的產業作適度保護，包括美國在80年代對汽車和航太的特殊補貼。這些都是適合國際慣例的常情。筆者認爲，納維諾提出的問題不適宜，而且有失厚道。總而言之，低價格始終是市場競爭的利器，然而保持低價格也是一把雙刃劍，過去幾十年，中國得到了顯著的經濟發展，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國的勞動力已經不再廉價，中國的就業壓力仍十分嚴重，農村的過剩勞動力也是國家的巨大壓力，城市化進程仍在加速，如何加強中小型城市的發展，如何利用產業群的策略提高競爭力、發展區域經濟，如何使東南沿海與中西部的經濟結構有一個平衡和互補的發展，如何增加工作機會提高新成長青年的就業率，如何將人口遷移與勞動力結構作一個優勢結合，凡此種種，仍將是政府未來的重大課題。中國 正 在 改變 ， 因 此看 待 中 國要 有 一 個變 動 的 眼光。納維諾列舉的中國價格的動力大多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納維諾所擔心的由中國價格引發的危機將逐漸緩解， 當 然中 國 發 展仍 然 面臨 新 的 挑戰 。 從 改革 開 放 至今， 中 國經 歷 過許 多 重大 困 境， 均 在積 極 的調 整 中 化解。 預 測中 國 未 來， 不 僅要 看 中 國當 前 面 臨的 種 種 問題， 也 應當 考 慮中 國 回應 能 力。 政 府官 員 不能 未 卜 先知，但可以未雨綢繆，妥善規劃和積極調整能夠避免中國發展中可能發生的問題，降低危機發生的幾率。註釋：[ 1 ] The Comi ng Chi na War s, p. 2[ 2] The Comi ng Chi na War s, p. 5［3］20 05 －2 00 7全 國部 分勞 動市 場供 求情 況及 分析 ，中 華人 民共 和 國人力 資源 和社 會保 障部 。［4］20 07 全國 部 分勞 動市 場 供求 情況 及分 析 ，中 華人 民 共和 國人 力 資源 和 社 會 保 障 部 ， 2 0 0 8 。［5］ 翟 燕 立 ， 勞 動 部 第 三 季 度 新 聞 發 佈 會 ， 2 0 0 7 年 1 0 月 2 2 日 ，ht t p: //bi g5. gov. cn/gat e/bi g5/www. gov. cn/wszb/zhi bo1 63/wzsl . ht m[ 6] The Comi ng Chi na War s, p. 7[7] The Comi ng Chi na War s, p. 9[8 ] 2008年勞動法ht t p: //bi g5. xi nhuanet . com[9 ] The Comi ng Chi na War s , p. 1 0[ 1 0] The Comi ng Chi na War s , p. 1 2-1 3［11］《 星 島 日 報 》 2 0 0 7 年 6 月 2 0 日 “ 內 地 七 月 調 低 出 口 退 稅 ” ，ht t p: / /www. s i ngt ao. com/i ndex_ar chi v e. asp? d_s t r =20070620&ht ml page=main&news =0620do01 . ht ml［12］“珠三 角環 境惡 化， 36％ 港企 擬遷 廠” ，大 公網2 00 8－ 4－ 25 ，ht t p：／／t akungpao．com／news／08／04／25／GW－896735．ht m； 諸建 芳， 外資 廠「 搬 家 」 7 月 現 高 峰 ， ht t p: //chi nabi z. mpf i nance. com/c f m/cont ent 2. cf m?Publ i s hDat e=2008031 7&Topi cI D=hx01 &Fi l ename=hx01 . t x t[ 1 3] The Comi ng Chi na War s , p. 1 6[ 1 4] The Comi ng Chi na War s , p. 1 5[ 1 5] The Comi ng Chi na War s , p. 1 7-1 8[ 1 6] The Comi ng Chi na War s , p. 1 9-20
試金石■（上圖）綠茵鋪地的北京通州區北神樹垃圾衛生填埋場；（下圖）北京市南宮餐厨垃圾處理廠的處理設備。垃圾處理︱綠色奧運的文／周家望 （北京）目前，北京市年産垃圾量已達580萬噸，體積大約相當於4座景山，平均每天産生1．5萬噸垃圾。毫無疑問的是，奧運會舉辦期間，這一數字還會猛增。城市裏産生的這些垃圾必須做到日産日清，一旦留存超時，就會給人們的健康和環境帶來巨大威脅。而北京的垃圾處理率達到98％，是7年前作爲綠色奧運的一部分，北京對國際奧委會做出的鄭重承諾之一。這一承諾如今能否兌現？筆者以爲，垃圾處理是綠色奧運的一塊試金石。時光倒退60年，北京（時稱“北平”）曾是一座“垃圾城”。聶榮臻率部接管北平之時，城內的垃圾堆積如山，天安門廣場和東三座門附近的垃圾堆積得跟紅墻一樣高，雍和宮、鼓樓等名勝古蹟和一些重要街道只要有點兒空地，都堆積成了大大小小的垃圾山，連故宮裏都堆了近20萬噸清代留下的陳年垃圾。居民區有的地方垃圾堆積到屋頂，有些垃圾堵塞了街口和胡同，再加上爐灰渣土和糞便不能及時運出城外，日積月累，烟霧彌漫，惡臭熏天。爲了清除垃圾，1949年3月，剛剛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在市長聶榮臻的主導下，組織成立了北平市清潔運動委員會，各區成立了分會，發動市民開展了首次大規模的垃圾清運工作。清運工作自3月24日起，歷時91天，運垃圾201638噸，清運的垃圾均運至指定地點進行消納。1949年1 1月和1 951年3月，北京又組織了兩次清潔大掃除，將過去陳積的60多萬噸城市垃圾全部清除。此後，城區生活垃圾日産日清。1952年開始陸續實行用汽車直接收運的辦法，改用夜間運除。1956年，北京市開始試行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居民和單位將生活垃圾按有機垃圾和無機垃圾分類存放，清潔工人按單雙日分別收運。北京從此走向清潔。時至今日，垃圾處理仍是世界各大城市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前不久筆者訪美期間看到，在日暮下的紐約街頭，裝滿了垃圾的黑色垃圾袋堆在馬路兩側，黑壓壓的兩溜兒，前不見頭，後不見尾，即使在百老匯和華爾街這樣的著名街區也不例外，堪稱城市奇景。試想在有著“帝王之都”雅號的紐約、在紐約時報和NBC這些國際主流媒體的總部樓下尚且如此，何談其他呢？回頭看北京，市政管理委員會日前對外宣佈，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垃圾處理率達到99％，垃圾分類收集率已達到52％，垃圾資源化率達到35％，全面超額完成垃圾處理率達到98％。垃圾分類收集率達50％，資源化率達30％的奧運承諾。據北京市政管委會副主任陳玲介紹，爲完成奧運承諾，北京市從2002年開始推廣垃圾分類工作，到2007年年底，北京市累計有2255個居民小區和社會單位開展了垃圾分類工作。今年北京市將重點做好奧運場館、奧運簽約飯店的垃圾分類管理工作。同時，北京市還投入餐厨垃圾專業運輸
車50多輛，對奧運場館、奧運簽約飯店等150多個單位的餐厨垃圾進行集中收運和安全處理。那麽，北京的垃圾處理還存在哪些問題呢？據了解，雖然北京市已建成使用的垃圾處理設施已達23座，每天的垃圾處理量達到1萬多噸，而且都按照國家相關標準正常運行，城區的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99％；郊區達到76％，但仍然存在四個問題：一是郊區垃圾處理能力不足，垃圾産生和垃圾處理量還存在著每天大約2000噸到3000噸的缺口。二是垃圾處理工藝單一，以填埋方式爲主，爲此每年佔用土地約500畝，缺乏焚燒和堆肥等綜合處理、資源利用設施。三是現有的大部分設施都在超負荷運行，縮短了設施的使用壽命，迫使北京市政管理部門提前使用了在規劃中2020年才使用的通州區梁家務垃圾填埋場。四是仍有部分生活垃圾被簡易堆放，非正規填埋場數量和規模難以得到有效控制。針對這些問題，北京市採取了哪些措施破解呢？北京市市政管理部門負責人表示，他們的對策是依照國家和北京市相關的法律、法規，實行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和誰産生、誰依法負責的原則，依法行政，加快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逐步建立起現代化的垃圾處理體系。具體而言，北京將採取5個措施：一是鼓勵倡導市民少使用塑料袋和一次性用品，節約資源，減少浪費。二是提倡清潔生産，減少過度包裝，實行淨菜進城、舊貨交易。比如300噸的毛菜進城要産生60噸垃圾，再運出城處理，往返需要120噸的運輸，産生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成本。三是實行推廣垃圾分類回收、分類運輸和分類處理。四是建立完善的廢品回收和加工體系。五是加快垃圾處理實施建設，實現垃圾處理技術的多元化，節約土地資源，發展焚燒和綜合處理技術。從2002年開始，北京市按照“政府推動，市場運作、公衆參與、科技支撐”的模式，推廣實行垃圾分類。人們常說，垃圾是沒放錯位置的資源。北京市每年要産生數百萬噸的垃圾，處理不好會污染環境，影響人民身體健康。實行垃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和分類處理，可以化害爲利，變廢爲寶。根據測算，利用碎玻璃再生産玻璃，可節能10％至30％，節水50％，減少空氣污染20％，減少採礦廢棄的礦渣80％；回收1噸廢紙，可再造好紙850公斤，節省木材3立方米，節省碱300公斤，比等量生産減少污染74％；回收1噸厨餘垃圾，可生産0．3噸肥料。實行垃圾分類正是節約資源，實現廢物利用的起始點，需要人人動手，廣泛參與。具體做法是按照大類粗分的原則，把垃圾中的可回收物（廢紙、廢金屬、廢玻璃）、厨餘垃圾和其他垃圾分類投放。據北京市抽樣調查顯示，生活垃圾中的厨餘垃圾（剩菜剩飯、瓜果皮核）佔63％，廢紙、廢塑料、廢金屬等可回收利用的垃圾佔30％。確定大類粗分的原則，也是爲了儘量少給市民增添過多的麻煩。北京市如何實現垃圾的減量化和資源化呢？據筆者了解，大致有以下三個途徑：一是在居住小區、單位辦公區、社會公共場所垃圾分類後和垃圾轉運站分選出的可回收物，直接進入再生資源回收系統，由企業進行回收再利用。比如，目前在崇文區、朝陽區和海淀區三個城區已經開展了規範再生資源回收體系的試點工作。二是在居住小區和社會單位把垃圾分類後或垃圾轉運站分選出的有機垃圾，運到堆肥處理廠，生産出有機肥料，實現綜合利用。比如，宣武區針對平房地區的特點，把人們俗稱“垃圾樓”的密閉式清潔站，改建成小型分揀中心，在“垃圾樓”裏安裝分揀設備，就地處理，資源回收，改變過去進多少垃圾，運出多少垃圾的單一功能，使垃圾的資源化率達到80％。三是在有條件的社區、單位、飲食街、農貿市場等地，鼓勵採取相對集中模式建設餐厨垃圾就地處理站，實現餐厨垃圾就地處理，同時隨著餐厨垃圾處理設施的投入使用，規範餐厨垃圾的處理。比如，在海淀區上地街道，北京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資建設了餐厨垃圾資源化處理站。在這裏餐厨垃圾變廢爲寶，處理後的餐厨垃圾製成微生物肥料菌劑，可“取代”農藥、化肥，實現有機種植。目前，北京市擁有造紙七廠、德通化纖等6家再生資源處理企業，分別可處理廢紙、廢塑料等生活垃圾；擁有兩座堆肥處理廠，總處理能力爲每天600噸。2007年10月建成投産了南宮餐厨垃圾處理廠，每天可處理餐厨垃圾200噸。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北京市建立和落實了垃圾處理區域責任制和經濟補償機制，促進了垃圾減量和資源回收利用，自1949年以來首次實現生活垃圾産生量增幅下降，部分區實現負增長。可見事在人爲，如果每一位市民能够從小處做起，從點滴入手，逐步養成垃圾分類投放的習慣，就是對綠色奧運最直接的支持，也是對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最大的支持。
凱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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