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社會進步協會宗 旨

前瞻，助你赢未来。

目 錄九鼎寄語0 5 五月小唱九鼎消息06 以“九鼎”為名建交流平台 促社會進步九鼎史話07 史海鉤沉話“九鼎” （上篇 ）九鼎特稿10 罪惡的賭博高利貸14 從歷史看博彩與政治的關係本地話題18 邊緣化的挑戰與澳門的對策22 自由行”是澳門博彩業增長的主角——“賭權開放”與“港澳自由行”政策效果的比較分析26 從犯罪學角度看澳門刑事責任年齡政策30 爲了有效預防和减少犯罪的總目標——澳門刑事責任年齡的探討特別視點33 增强中國“軟實力”的“論壇外交” （上篇）——以“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爲例台海觀察3 6 胡蕭會談 開啟兩岸關係新時代38 兩岸交往中的小家子氣——盤點博鰲論壇所引發的一些爭議42 台灣大選後的民主化走向文史哲藝47 王道原為萬國謀——馬鶴淩《夢想風馳吟草》選讀

新書點評52 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彼得· 納維諾教授新作介紹和點評（之 一）北望奧運54 公厠轉身“出口”從此不再尷尬

凱達

五月小唱本刊編輯部古人對四月的記憶，既有“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的淡淡哀愁，也有“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的恬靜，和“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心曠神怡。現在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地球村”裏五花八門的消息使得人們目不暇給，季節的特色正在褪去。對很多人來說，或許只是看到風箏在空中飄揚的時候，才會驀然意識到吹在自己臉上的已是春天的風。剛剛過去的這個四月，是一個嘈雜繁忙的月份。股市下跌、油價上漲，全球經濟依然籠罩著“次按”陰影；伊核問題、朝核問題，繼續成為政治家們爭論的話題；美國主導的北約東擴，讓俄羅斯非常不爽；自己國內的奧巴馬和希拉里之爭，卻又使麥凱恩竊喜不已。奧運火炬在世界各洲的傳遞，原本是想顯示“四海一家，親如兄弟”，沒料到摻進了些許“獨立”、“杯葛”的雜音；胡錦濤和蕭萬長的博鱉會談，讓全球華人欣喜，但也使港澳意識到將要陷入更“邊緣化”的窘境。古人通過對風花雪月的描繪來抒發自己的多種情感，現代人簡化了感情的發洩，在形形色色的事物面前，似乎只會有“高興”和“不高興”這兩種反應。這個四月的澳門，房價依然高企，通脹依然嚴厲。行政長官22日在立法會的答問，回應了當前坊間對政府施政的一些質疑。政府終於對博彩業實行“急刹車”，似乎為時已晚，但亡羊補牢，也是好事。“有身份證就有錢收”，為什麼不見人人都高興？通脹、勞工、交通、土地、政改……，看來困擾澳門的問題不是一點點。四月的《九鼎》，依然努力踐行自己的辦刊宗旨，為關心社會進步的人士提供獻言獻策的園地。日益增多的來稿來信，承載著讀者對《九鼎》的關愛。北京中新社、香港鳳凰衛視、星洲聯合早報、澳門日報和多家中文門戶網站等媒體對《九鼎》文章的推介、轉載、點評，既讓更多人了解我們刊物，也讓我們更感責任重大。編輯部會因此而增添自己的責任感，報答社會各界對《九鼎 》的支持和冀望。

以“九鼎”為名建交流平台 促社會進步著名書法家、內蒙古大學教授岳志東一行做客本刊編輯部，並應邀即席揮毫，為澳門社會進步協會鑄造的銅鼎書寫鼎文。著名書法家、內蒙古大學教授岳志東一行4月21 日訪問本刊編輯部，受到本刊總編輯程祥徽、特邀編輯程惕潔和編輯部其他人員的熱情接待。與岳教授一起到訪的有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創辦人孫大午、中國民營企業北美事務協會執委會主席張鋼、中國國際商橋招商投資中心總經理孟亮、《中國環境報》主任記者高燕茜、日本尼桑公司北美市場部助理高寧寧、美國群碩集團公司軟件部經理程輝等。岳志東書法造詣很高，即席糅合小篆、大篆、甲骨、金文多種字體為澳門社會進步協會鑄造的銅鼎書寫鼎文，成就一份書法珍品（如右上圖）。鼎文内容是：鼎者乃我民族之魂中華文化之源凝寰球華人心志皆奉之圖騰也今以九鼎為名建交流平台促社會進步千秋盛舉斯鼎為證丁亥秋月陳曉烽岳教授還以行楷爲九鼎編輯部書寫了一幅中堂（如右下圖）。岳志東教授等到本刊訪問，並即席揮毫題字。左三爲岳志東，左二爲張鋼，左一爲本刊總編輯程祥徽。

史海鉤沉話“九鼎”（ 上篇）■文／張 翀 （ 北 京 ）鼎，作為一種飲食器具，由來已久，史前時期就已有陶質的形制。目前所見銅鼎，最早為商代前期。九鼎一說，相傳是夏朝禹之子啟時鑄造的，最早語出《墨子·耕柱》：“昔者夏后開（啟）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九鼎既成，遷於三國 ”［1］ 。而《左傳·宣公三年》中又稱：“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這就讓人有些迷惑了，是派專使與山川取金，還是九牧貢賦之金。這還罷了，文本中九牧（即九州）一跟鼎聯繫，就使九鼎與九州糾纏不清了。如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序》中誇誇其談，說“山海經海內經四篇，海外經四篇，周、秦所述也。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鼎亡於秦，故其先時人猶能說其圖以著於冊。”畢沅穿鑿說夏鼎上有文，即是《山海經》，後面人就言之鑿鑿了，沈欽韓補注云：“今山海經所說形狀物色，殆鼎之所象也”，洪亮吉作詁稱：“今山海經海內、大荒等篇，即後人錄周鼎之文”。其誤甚矣，現存銘文最長的鼎，毛公鼎也不過497字，怎麼能容納海內、大荒等這麼長的文本呢。夏代銅器雖未見，但商代銅器銘文較短，數十字就以為長銘，其中以逢作母辛卣（49字）、四祀邲其卣（器外底42字）為最，想來夏代銅器銘文也不會太長。因為《山海經》的關係，給九鼎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可最早的文本沒那麼多的虛頭之文，只說是“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後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2］。《左傳·宣公三 年》 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但《史記·夏本紀》卻無任何禹、啟兩朝鑄鼎的記載，但記載黃帝之事時，稱“獲寶鼎，迎日推筴”［3］。可見在古人心目中歷代名王都有鑄鼎以求鼎新氣象之用，而司馬遷卻在《史記·夏本紀》的文本更為詳細敍述了禹浚疏山川之事：“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而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就使一些學者糊塗起來，認為在九鼎上描繪九州圖像。出現這樣的說法，也不必太苛責，誰讓司馬遷先在《夏本紀》裏大談禹畫九州，後又在《封禪書》中講：“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眾人難免誤會。然而，稍了解一些銅器及紋飾發展史，就決不會認為“將全國九州的名山大川，奇異之物鐫刻於九鼎之身”［4］ 的說法可信。因為在小小鼎身的面積上，能夠鑄上各州名勝、奇物，以當時的鑄造工藝來看，遠遠達不到這一要求。

楊伯峻在《春秋左傳註》中也說“然迄今考古所見，未有夏器，且鑄鼎象物，似亦為夏初生產水準所不能”。青銅器研究大家馬承源先生對“鑄鼎象物”詳細討論道：“從商代二里岡期的青銅器紋飾尚且還是簡單的和粗率的這一現象來看，夏代青銅鼎要鑄上‘百物，的圖像絕非易事，夏代有無這種事情，當然無從談起”［5］。而所謂“夏令九州牧貢獻青銅，鑄造九鼎。事先派人把全國各州的名山大川、形勝之地、奇異之物畫成圖冊，然後派精選出來的著名工匠，將這些畫仿刻於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徵一州。所刻圖形亦反映該州山川名勝之狀”，更是無稽之談。那麼，九鼎是否確有其物，又是誰鑄造的呢？因為夏代尚未出土有確鑿帶有文字的文獻資料，只是經考古學家把二里頭文化指認為夏文化。孔子曾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文獻缺少，無法查考。但歷代經學家都對“九鼎”信而有之，《戰國策》中更是大量出現“九鼎”字眼，用以指代國祚、國運。但後來洪邁對九鼎究竟有無斯物表示懷疑。他說：“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與泗之說。且以秦強暴，視衰周如機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卻？赧王之王，盡以寶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沒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般舁而往？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蓋亦為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詩》、《書》所書，固矣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這一懷疑可謂大膽，精闢，所提出的“三《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的理由是現今不得不考慮的。縱觀整個關於“九鼎”的記載，讓人有所懷疑的主要有兩點：一、九鼎的始鑄情況；二、九鼎的下落問題。九鼎的始鑄情況，上述已經進行了討論。總體說來，語焉不詳，且有抵牾之處。至於下落問題，且看《史記》後面的幾條記載：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周本紀》）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周本紀》 ）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 使王孫滿 應設以辭， 楚兵乃去 。（《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周本紀》）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其後正義有載“周雖未入九鼎於梁，而梁信馬犯矯言， 遂與之 卒，令 守周” ，“梁 兵非戍 周也，將漸伐周而取九鼎寶器，王若不信，試出師於境，以觀梁王之變也。”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狐。（《周本紀》）（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秦本紀》）禹貢金九牧，鑄鼎於荊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歴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 九 鼎 ， 其 一 飛 入 泗 水 ， 餘 八 入 於 秦 中 。（《秦本紀》正義）“……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 甘泉 ，光 潤龍 變，承 休無 疆。 合茲 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饗。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 鼎宜見於 祖禰， 藏於帝廷 ，以合 明應。”（《孝武本紀》）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封禪書》）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張儀列傳》 ）毛先 生 一 至楚 ， 而 使趙 重 於 九鼎 大 呂 。（《平原君虞卿列傳》）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並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張儀列傳》）由此可知，司馬遷亦採“禹收九牧之金”的說法。這就使“九鼎”是禹做的還是他兒子啟造的，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混淆。然而，最早的文本《墨子·耕柱》就說是夏啟鑄鼎，後世或以為禹聖德赫赫，把其子的事蹟按在夏禹的名下。這主要是缺少夏代本身的文獻資料所

致，況且僅就目前的考古發掘，我們對夏文化或者相當於夏時期的考古學文化了解也不能說是足夠深入、全面。器主如果不能確知，也會使九鼎的有無問題發生一些疑慮，當然最使人發疑的就是九鼎的去向。上引資料已有兩種說法，但多以九鼎歸秦說為是。“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中”，更有甚者說九個鼎都淪沒，伏而不見。這是秦取周鼎的情形，在此之前夏商周，九鼎因襲，眾文獻都無疑義。那麼秦漢之時的情況如何呢，《秦始皇本紀》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這條文獻看來是“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的餘緒，秦始皇使千人入泗水求的就是當年九鼎之中飛入泗水的那只鼎。但這文獻本身就有一定的神話色彩，楊伯峻就說“是則諸說云云，或皆古時傳說”。稍後成書的《漢書》在《郊祀志》中，對這一說法修訂為“後百一十歲，周赧王卒，九鼎入於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對九鼎失傳的原因，歷來許多學者都做過考辯、推測，其中以王先謙的論點影響最大，他認為由於周朝末年王室衰微，諸侯爭霸，逐鹿中原，九鼎成為群雄爭奪的焦點，為了息事寧人，周王不得不毀鼎鑄錢，對外則詭稱不知去向，免得各路諸侯兵刃相向，興師問罪 。［6］ 在沒有更多的考古學證據之前，王先謙的說法亦可採之。而俞樾在《湖樓筆談》中認為，九鼎之亡，是毀於項羽入咸陽後的“三月之火”。這個說法現在看來還是有些問題的，考古學界一般認為項羽入咸陽後放火的同時，亦將秦兵馬俑軍陣各俑所持的真兵器盡數取走，可見在戰爭中銅料的珍貴與重要。《秦始皇本紀》載，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害怕各地作亂不法，就“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但如有戰事，亦可熔銅以作兵器。項羽放火燒咸陽，縱使九鼎列於宮殿之上，項羽也不會眼睜睜地看著九鼎被毀，至少會熔鼎做兵器的。陳列諸說，可見九鼎的去向比之鑄造還更“茫然無稽”，那麼世上究竟有無九鼎呢？依照我們對文獻及考古學材料的掌握，夏朝還是有可能鑄造九鼎的。因為後世言稱九鼎頻繁，可見九鼎的印象已深入人心。倘若沒有一定的實物，也不會如此深入廣泛。趙世超也稱“夏代已有青銅器，但夏鼎尚未見到過，目前所知的青銅鼎數量頗為可觀，卻都屬於殷周之物。儘管如此，也仍不能排除夏代曾經鑄鼎的可能性”［7］。但在戰國時代，“九鼎”的語意已經發生一定的轉移，以實物而指代政權、國祚，如《張儀列傳》中的“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平原君虞卿列傳》中的“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等句。然而，要細考此九鼎的形制如何，恐怕如本文一再言及的限於資料，這一工作無法做到。但對於九鼎有兩條線索還是值得一說的。其一，《墨子·耕柱》有言“鼎成四足而方”。雖然孫詒讓和以前諸家認為是三足而方，但從青銅器物學上講，方鼎只有四足，沒有三足的，這裏不做過多糾纏。從這一文獻記載來看，當初的九鼎乃為四足方鼎，依照目前出土及傳世的青銅鼎來看，方鼎是不作為列鼎之數的（列鼎制度將在下文論述）。既然九鼎不能稱之為列鼎，那麼通行的“禹作九鼎”也就不能成為天子作器之例。事實上，列鼎制度在西周中晚期才逐漸形成。那麼與當時的實際情況最為接近的是，禹或啟派人於山川採集銅料，鑄成若干小方鼎，恰有“九”之數。我之所以稱小方鼎，那是緣於從二里頭文化出土的一件銅爵的情況來看，當時尚無人力（工匠的技術水準）、物力（銅礦開採）鑄成後世的煌煌巨鼎。有學者依據商代晚期的銅器來推斷九鼎與舉世重器司母戊方鼎相類，認為“九鼎之尺度，當也在此數上下，與凡鼎無大差異”［8］ 。這是對銅器發展史不甚了解才出現的誤斷。夏開國至商晚期至少相差七個世紀，其間生產力、人類審美意識變化頗巨。即使是商前期與商後期相比，制度、名物也差別較大，更何獨銅器。以殷墟為代表的殷商晚期銅器是銅器發展史上的一大高峰，其器形壯美，紋飾繁缛均超過前代［9］，豈可能貿然將司母戊鼎與九鼎相比。雖然九鼎的形制恐怕不能與殷商晚期的重器相媲美，但一定還是存在的。註釋：［1］孫詒 讓 ：《墨子間詁》， 中華書局1954年版。別本此句為“昔者夏后開（啟）使蜚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2］孫詒讓：《墨子間詁》，中華書局1 95 4年版，267 頁。［3］《史記·五帝本紀》［4］一夫： 《九州九鼎溯源》，《炎黃春 秋》1996年第8期。［5］馬承源：《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載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編：《商周青銅器紋飾》，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6］王 先謙： 《漢書補注 》， 中華書局1983年版。［7］趙世超 ：《鑄鼎象物說》，《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4 期。［8］朱友華：《九鼎考辯》，《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 年第2 期。［9］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待續）

■罪惡的賭博高利貸文／王五一 （ 澳 門 ）“賭博高利貸”，是放債人（“大耳窿”）［1］以賭場為活動區域、以賭徒為“服務對象”、以私刑為討債手段、利用病態賭徒［2］在賭場中剛剛輸光時所產生的心理危機而以“借錢返本”為誘餌，所從事的債務欺詐活動。世界上凡是有賭場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賭博高利貸活動。打擊賭博高利貸，是世界各個開賭法區博彩監管的重要內容之一。澳門的賭博高利貸活動，最早可上溯至十九世紀那個被鄭觀應稱為“幾近匪窩”的時代 。［3］它還曾經是萬惡的“苦力”貿易的幫兇。澳門回歸後，政府加大了打擊力度，但由於賭業的產業盤子越做越大，相應地賭博高利貸的市場基礎也越來越大，賭博高利貸問題的嚴重性也更加突出。澳门賭博高利貸市場上的“利息條件”，從起初較為溫和的“九出十三歸”、“短期高息”［4］，到如今普遍實行的狠如豺狼的“底息加下注抽息”，呈現出越來越苛刻、越來越殘忍的趨勢。從最近幾年澳門警方破獲的賭博高利貸案件來看，幾乎所有“大耳窿”集團都實行這種“底息加下注抽息”辦法。此法一般無還款期限的概念，交易一成，債權人先從貸款本金中扣除大約1 0％左右底息，然後債權人“陪”債務人進賭場賭博。“債仔”下注時，“大耳窿”從每筆下注額中無論輸贏皆抽息1 5％。輸光後，“債仔”再付本金。下面對澳門賭博高利貸陷阱的分析，依據的就是這一利息條件。一、賭博：輸必然，贏偶然賭博作為“遊戲”或作為賭場向賭客提供的服務，它 也 有 價 格 ，它 的 價 格 叫 “ 賭 場 優 勢 ” （ house

advan t age） ， 或 叫 “ 賭 客 劣 勢 ” （ player’sdisadv antage）， 是指賭場在理論上或概率意義上從每一筆下注額中贏去的部分的比例。賭場優勢是賭場收入的根本源泉，是賭場百戰不殆的根本秘密。不同遊戲的賭場優勢是不同的，如，有的老虎機的賭場優勢可高達20％，輪盤賭的賭場優勢是5％左右，而“百家樂”的賭場優勢則是1 ％多一點。“百家樂”（bac cara t） 是世界上迄今所見所有的賭博遊戲中最“便宜”的遊戲，即，是賭場優勢或賭客劣勢最小的遊戲。澳門賭業80％的收入來自這種遊戲。所以，為分析的方便，我們假定，所有借了高利貸的“債仔”，回到賭場後，都是上“百家樂”賭台賭。這個假定基本符合澳門的事實。“百家樂”是一種以撲克牌為遊戲工具的賭台遊戲。賭台上有“莊”、“閑”、“和”三個區域供賭客下注。輸者，其下注的籌碼便當然地為賭場所收去；贏者，原則上是按一賠一的比例由賭場付給賭客。只是由於押“莊”者的賭客劣勢略低於押“閑”者，故而作為平衡措施，當押莊者贏時，賭場不是按一賠一的比例，而是按一 賠0．95的比例。 押“和 ”者 贏時，賭場則是按一賠八的比例付給賭客。下面，分別是這三種下注選擇的賭客劣勢：押“莊”，贏的可能 性是45．85974％［5］ ，其賭客劣勢由下面算式得出，是1 ．0 579％；押“閑”， 贏的可能性是44．62466％，其賭客劣勢由下面算式得出，是1 ．235 ％；押“ 和” ， 贏的可能性 是9．51 56％，賭客劣勢是14．3596％。賭客劣勢的存在決定了：在賭場賭博，輸是必然的，贏是偶然的。假定一位賭客是用自己的錢賭博，並且為計算方便計，又假定他全是押“閑”，那麼，他每下一次注，賭場在理論上就會贏去他的下注額的1 ．235％。如果他一次押1 000元，則賭場在理論上會從他的這次下注中贏去1000×1．235％＝ 1 2．35元如果他每次都是押1 000元，則1000÷12．35＝80．97理論上這位賭客需要押80．97次才能輸掉1 000元。根據“百家樂”賭台的經驗資料，以一分鐘押一輪計，則這差不多需 要1．3小時的時間。要輸掉1 0萬元錢，理論上需要1 30個小時。如果他平均一天賭1 3個小時，理論上需要1 0天才能把1 0萬元輸進去。二、借貴利：百輸難有一贏如果這位賭客不是用自己的錢賭，而是用從“大耳窿”那裏借來的錢賭，那麼，我們來看一下他輸的速度和贏的可能。假定這位賭客從“大耳窿”手中借了1 0萬元錢。按照澳門現在賭博高利貸“市場”的標準借貸條件，“大耳窿”會從這1 0萬元錢中先扣掉1 0％作為“底息”，然後， 從賭 客的 每一 筆下 注額 中， 無論 輸贏 ，再 抽 取1 5％的“利息”。假定這位賭客還是一千一千地押，他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八百五、八百五地押。150＋850×1．235％＝ 1 60．5現在，這位賭客每 押1 000元，在理論上輸掉的是1 60．5元而 不 是 1 2．35元 ， 他 的 “賭客 劣 勢 ” 變成了16％而 不是1 ．235％。1000 ÷1 60．5 ＝6．23現在，他只 需要押6．23次就輸掉1 000元。80．97÷6．23＝13用高利貸賭博，輸錢的速度是自費賭博的1 3倍。要把這1 0萬元全輸進去，理論上他需要押，（1000 00－ 1 0000）÷ 1 000×6．23＝560．7次仍按一分鐘押一輪計，則不需1 0個小時就把1 0萬元輸了進去。這說的是一千一千地押。如果是一萬一萬地押（這個假設更符合賭博高利貸“市場”的實際。），則不需一個小時這1 0萬元就進去了。那麼，這位賭客兼“債仔”有沒有贏的可能性呢？從賭博的角度說，不能說絕對沒有。如果這位賭客兼“債仔”足夠聰明，他最正確的戰略是把借來的錢一下子押上 ， 那 麼 ， 他 有 44．62466％的 可 能 性 贏 ， 有45．85974％的可能性 輸（仍然假定他押的是“閑”）。如果他贏了，他贏到的是76500元，因為他下的注就是（1 00000－1 00 00）×（1－15％）＝76500元這時，因為贏而仍留在賭台上的76500元注碼，加上他剛贏來的76500元，加起來是1 53000元。還上1 0萬元債，他還能得到5萬多塊錢。當然，如果他輸了，則他必須回家拿1 0萬元來還上。就是說，如果這位賭客兼債

仔實行“一 錘子買賣”戰略， 他有44 ．62466％的可能性贏來53000元，有45 ．85974 ％ 的可能性輸掉1 0萬元整。當債仔實行“一錘子買賣”戰略時，無論輸贏，“大耳窿”賺到的，都是一萬底息再加上1 5％的下注抽息，共計1 0000＋90000×1 5％ ＝23500 元所不同的是，如果債仔在賭台上贏了，“大耳窿”當場就能拿到1 0萬塊錢本錢；如果債仔輸了，他要費番周折才能把本錢拿回來。這是假定這位賭客兼“債仔”實行了最佳的下注戰略，並且贏了（要知道，即使是這樣的最佳戰略，輸的可能性也比贏的可能性大得多）。如果他不是實行這個最佳戰略，而是像幾乎所有的賭客兼“債仔”實際做的那樣一一零打碎敲，那麼，他有多大的可能性贏呢？假定這位賭客是一千一千地押，他押第一個一千時， 贏的 可 能 性 是 44 ．6246 6％ ，也 就是 說 ， 他 有44．62466％的可能性贏來1000 ×（1 －15％）＝850 元於是，他手頭上的錢數是1 00000－1 0000－1 000×1 5％＋850 ＝907 00 元上式中，1 0萬元是本錢，1 萬元是底息，1 000×1 5％是第一個一千的下注抽息，850是剛剛從賭台上贏來的錢。90700元，要還上債，還差將近一萬塊錢哪。何況這位債仔所求的不僅是還上“大耳窿”的債，而是要用“大耳窿”的錢返回自己借錢之前輸掉的“老本”。因此他當然不會贏700元就甘休，而是會繼續賭下去。與老虎機或彩票那樣可能會有奇跡（拉爆了或中頭獎）不同，“ 百家樂”基本上是一種“50∶50”的遊戲，賠率基本是一賠一。這就決定了，這樣一千一千地押下去，每一輪 他都會在理論上輸掉1 ．23 5％，而沒有哪一輪的輸贏結果在實際上會具有起死回生的決定性意義。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道理，讓我們假定這位“債仔”借了錢後立刻後悔，想把錢退給“大耳窿”不幹了，也不想返本了。這已為時已晚，因為，一萬塊錢的底息已經抽掉，債仔手裏現在只有9萬塊錢。他只好上台去賭，想至少把那一萬底息贏回來，然後洗手。那麼，他如果一千一千地押，需要連續贏多少次才能把“大耳窿”剛剛抽去的一萬底息補上把債還上呢？我們已經知道，押1 000元實際上是押850元；贏了，贏850元；抵消掉剛剛被抽掉的1 50元的下注抽息，實際淨贏700元。1 00 00÷700＝1 4．3這位債仔必須連贏1 5手才能把一萬塊錢底息找回來。而連贏1 5手的可能性 是44．62466％的1 5次方。44 ．62466％15→0連贏1 5次的可能性趨於零。如果不能連贏1 5次，即使能奇跡般地連贏七次八次也無濟於事（何況連贏七次八次的可能性已經趨於零了）， 其間 只要 有輸 的回 合插 進來 ，就 一定 會陷 入“輸——贏——輸——贏”的輪回，最終的結果一定是等待“概率”這個大法官來進行最後的審判，審判的結果只有一個：輸光。一個規律性的結論是：賭客押得越零碎，下注次數越多，大數法則的力量就越是會把任何可能的奇跡殺死，實際上的賭場贏錢率（actua l w in）就會越接近理論上的賭場優勢，最終，數學的規律將無一例外地把賭客手裏的錢吃光。另一方面，“大耳窿”卻是在債仔的這種“零打碎敲”戰略中大受其益。一千一千地押，要輸掉借來的1 0萬元錢，如上所述，需要押562．5次，而“大耳窿”從這562 ．5 次下注中 實際抽息加底息的總額是1 000×1 5％×5 60．7＋1 0000＝941 05元在這個案例中，“大耳窿”借出去的1 0萬塊錢中的94000多塊錢又都被“大耳窿”抽了回去變成了他的利息。“大耳窿”的利息率近乎1 00％。澳門街頭小巷，當鋪押鋪林立。三、“大耳窿”：賭場蜜蜂還是賭場蚊子

那麼，賭場從這 一千一千的562．5 次下注中從這位賭客手裏贏去了多少錢呢？由於每次下注有1 5％的抽息，實際押上賭台的是850元而不是1 000元，因此，85 0×1．235％×560．7＝58 85．94元這位賭客從借來的1 0萬元中真正輸給賭場的錢只有區區不到6000塊錢。政府再從中收去5885．94×39％＝22 9 5．52元的稅，賭場從中得到的真正收益只有5885．94－2295．52＝35 90．42元僅此而已。在人們印象中，在借貴利賭博者的頭上有兩個剝削者，一個是“大耳窿”，一個是賭場。當一位債仔被“大耳窿”“陪著”上台賭博並把錢輸光時，他是把錢輸給了賭場。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賭場在這整個交易中基本上不過是“大耳窿”行騙的一個舞台或道具而已。賭場從賭博高利貸中經濟上的受益微乎其微，而它在經營管理意義上所受的“大耳窿”的騷擾之害則是顯而易見的。“大耳窿”是賭場的蚊子，而不是賭場的蜜蜂。很難相信賭場經營者不明白上面這筆帳。由此可以推斷，賭場不應該有太大的動機對賭博高利貸活動採取睜隻眼閉隻眼態度，更不大可能會和“大耳窿”勾結。當然，這裏的整個分析是基於“下注抽息”這個利息條件的。如果澳門的“大耳窿”們改變政策，取消下注抽息，而只對借出的本錢抽息，則不管利息條件如何苛刻，賭場與“大耳窿”的“合作關係”的性質將會發生根本變化，“大耳窿”就有可能由蚊子變為蜜蜂。四、罪惡的金融黑市自費賭博，至多會把人輸成窮光蛋，而一般不足以使人走絕路。因賭博而燒炭跳樓者，幾乎百分之百地是因為欠了賭債。賭博之害實則賭債之害。而賭博高利貸之害則是賭債之害中的害中之害。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賭債之害，大部分又都是賭博高利貸製造出來的。賭博高利貸是罪惡的，所以，是非法的。當今世界上沒有哪個法區允許賭博高利貸合法存在。在澳門，有兩條法律定義著其非法性：一是第“8／96／M 號法律《不” “ ”法賭博》 第十三條所規定的 借錢與人賭博罪 ， 其中規定，凡明知故犯地借錢與人賭博者，無論利息高低，皆屬犯罪；二是澳門《刑法典》21 9條規定的“暴利罪”即高利貸罪［6］。反過來說，賭博高利貸的非法性又決定了，它是一種“跑了和尚便跑了廟”的生意，離開了非法拘禁及暴力等犯罪手段，這生意便很難做。所以，此一金融活動與犯罪存在著本質上的聯繫。賭博高利貸之為犯罪，不僅是因為“反高利貸法”或“借錢與人賭博法”認定它是犯罪，而且還因為，在整個過程中，往往伴隨著非法扣押證件、非法監禁、綁架、人身暴 力、強姦［7］、 敲榨等各種各樣的犯罪活動。這些犯罪活動，並不是這個“金融市場”的衍生物，而是這個“市場”得以運轉的本質條件。並不是所有的高利貸都一定是邪惡的。有的廠家可能要借高利貸趕訂單；有的農民可能會借高利貸買種子——這些高利貸都是為實質經濟服務的。也正因為如此，始終有經濟學家對政府的反高利貸法提出反對意見（Vi ss er＆ M clnt os h，1998） 。 他們認為，應該讓市場來自由地決定利率水平，政府不該設置利率上限。然而，賭業本身並不屬實質經濟的範疇，用美國政府為博彩業下的定義來 說，它是“ 無 用行 業”（no t use fult rade）（ Ki l by，Fox，Lucas，2005） ，它不創造財富 而只轉移財富。因而對賭博活動的任何融資服務都不具有促進實質經濟的正面作用，這是由博彩業的性質決定了的。也就是說，在指出了賭博高利貸的上述“百害”之後，我們沒有發現它的任何“一利”。——賭博高利貸，是一個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東西。註釋：［1］廣東人 把賭 博高利 貸市 場上的 放貸 者稱 為“大耳窿”或“放數佬”，把借債欠債者稱為“債仔”。據澳門當地人的口傳歷史，“大耳窿”一詞的來源是：最早在市場上放高利貸的人，會在耳朵眼裏放一枚硬幣作為商業招牌，當有人需要借錢時，就可以在馬路上找這種人。——筆者注［2］病 態 賭 徒（patholog ica l gambler）是指那些染有賭癮而不能自拔者。世界社會學界和心理學界研究病態賭徒的著述頗豐。——筆者注［3］金豐居士：《澳葡歷史上開 賭 “金吾不禁”時期》，《訊報》，20 04年4月3日。［4 ］劉品良， 《澳 門博 彩業 縱橫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5］一種遊戲之“贏 的 可 能性”的計 算， 有的很簡單，一眼便可看出，如“輪盤賭”押一個數之贏的可能性一眼便可看出是1／38，因為台上有38個數，鍋裏有38 個坑；有的則很複雜，需要電腦類比，如“百家樂”“21點”等撲克牌遊戲。——筆者注［6］澳 門《民法典》1 07 3規定，貸款利息率超過法定利息三倍者即視為高 利 貸 即暴 利 。 —— 陳 海 帆， 崔 建 新， 《 澳 門刑 法 典 分則 罪 名 釋義》，澳門法律叢書，澳門基金會出版 社，1996。［7］在賭徒數量的性別比例統計中，中年婦女賭徒的人數是被誇大了的。這個統計誇大是“大耳窿”製造的幻覺。因為“大耳窿”喜歡以中年婦女賭徒為獵物，因為她們是“大耳窿”借貸市場上的“軟柿子”。中年婦女賭徒因此在報章上製造的高利貸新聞相對較多，這給社會造成了一個錯覺：中年婦女“債仔”數量比例的超常被理解成了中年婦女賭徒的比例超常。——筆者注

從歷史看博彩與政治的關係■文／陳 翌 （ 北 京 ）博彩與政治，一個“下里巴人”，一個“陽春白雪”，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互不相干，實則非也。博彩與政治其實有著很多的共同性，它們都是一種博弈，博彩有輸贏，政治有勝負，博彩的輸贏涉及到財物和利益的分配，政治的勝負又何嘗不是。孤注一擲，傾囊而出在博彩上不罕見；背水一戰，命押一方在政治上也不稀奇。博彩與政治的關係實際上是那樣的密切，以至於貫穿於中國歷史的各朝各代中。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朝代，它的建立就與博彩有一定的關係。關係何在？且看筆者詳解。隋朝末年，隋煬帝荒淫無道，無惡不作，導致農民起義蜂起，天下大亂。擁重兵留守太原的唐國公李淵，乘機積極發展自己勢力，靜觀其變。然李淵生性多疑，處事首鼠兩端。優柔寡斷，雖然實力強大，又面臨不可多得的機遇，卻缺少決斷大事的膽魄。他的次子李世民雄才大略，膽識過人，眼見隋朝氣數已盡，而李淵的勢力在眾多割據者中最為強大，因此鼓動其父起兵推翻隋朝，取而代之。但他深知父親的性格，擔心不易說動，最初不敢向李淵表明。當時任晉陽宮副監的裴寂在太原權大位重，與李淵的關係十分密切，很受李淵的倚重。裴寂非常好賭，李淵也有此好，兩人常喝酒博彩至通宵達旦。了解裴、李這層關係的李世民為了達到政治上的目的，不惜投裴寂所好，將自己的數百萬錢交予龍山縣令高斌廉，讓高斌廉去與

裴寂賭，並且故意賭輸。裴寂贏得這筆巨款後大喜，逐漸與高斌廉進而與李世民建立了日益密切的關係，李世民這才將自己的計劃詳告裴寂，裴寂又利用他對李淵的影響力去多方勸說李淵，促使李淵下了起兵取代隋朝的決心。起兵後，裴寂還傾其所管轄下的米、布、鎧甲撥與李淵以作軍用。李淵奪得天下，建立唐朝後，論功行賞，裴寂為首，官封尚書右僕射，相當於宰相。李淵還十分感激地說：“我今天能如此，都應歸功於裴寂”。這句話，就記載在《新唐書裴寂傳》中。可見唐朝的建立說起來與博彩還是有一定關係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有趣的是，唐朝的建立與博彩有關，唐朝的衰敗也同樣與博彩有關。大家知道，唐玄宗時期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且與一個人物，就是一度權勢熏天的楊國忠有關。實際上，楊國忠就是靠賭博起家的。楊國忠是楊貴妃的遠房弟，從小嗜賭如命，常常借錢不還，是一個典型的市井無賴，親戚們包括楊貴妃都看不起他，不願與他交往。楊國忠的叔父在成都去世，他將家產變賣後說是要去吊喪，但到成都後就一頭栽進賭場，只一天就將錢財輸光，只好到處流浪。後來到了京城長安，恰好當時唐玄宗正荒於政事，喜愛樗蒲（中國古代的一種賭博遊戲，類似於擲骰子，後亦作為賭博的通稱），在京的楊姓親戚們見有機可乘，便四處宣揚說楊國忠善樗蒲。唐玄宗知道後下令召見，與之博，楊盡顯其能，使玄宗大喜，並任命他為金吾兵曹參軍、閑廄判官，專門為唐玄宗負責管理賭賬。他計算準確，分銖不誤，頗有算數的天份，又善拍馬屁，唐玄宗因此高興地稱讚他：“度支郎（管財政的官員）才也”。楊從此官運亨通，官至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掌握了朝中大權，遂結黨營私，貨賂公行，最終導致安祿山以“誅楊國忠”、為國除害為藉口，發動了“安史之亂”。盛唐氣象自此不再。唐玄宗不僅喜樗蒲，更酷愛鬥雞。只有十三歲的少年賈昌就因善鬥雞而被他任命為皇家雞坊的五百小兒長，衣錦冠翠，俸祿豐厚，恩寵日盛。使得京城長安各色人等格外眼紅，紛紛效仿之。正如當時民謠所言：“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中國歷史上，往往有那麼一些善於在政治上投機鑽營之人，以微技小巧投帝王之所好，竟也能從旁門左道躋身宦海，仕途通達，甚至執掌國柄，博彩就是這些微技小巧之一。高俅與楊國忠都是此類人物。讀過《後漢書》的人都知道，我國南朝宋時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范曄是《後漢書》的作者之一。《宋書》本傳稱他“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但對於他的死，我們却不一定知道，其實間接也與博彩有一定的關係。南朝宋文帝時，彭城王劉義康受猜疑被貶為庶人，曾受過劉義康恩惠的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暗中邀結朝中大臣，以圖積蓄力量為發動政變擁立劉義康作準備。他打聽到任太子詹事的范曄對宋文帝有不滿情緒，打算去拉攏。但范曄一貫瞧不起孔熙先的為人，故無從著手。孔熙先認識范曄的外甥謝綜，而謝綜與范曄相知甚重。於是，孔熙先極力巴結謝綜，將自己父親在任職時貪污的大量財物拿來與謝綜及其兄弟們賭博，並故意輸給他們。謝綜等人十分高興，又逐漸介紹孔熙先與范曄賭博。孔熙先故伎重演，又將大量錢物輸予范曄。這樣，范曄既貪圖孔熙先的錢物，也喜歡孔的文才，加之孔的盡心逢迎巴結，二人遂成莫逆之交。接著，孔熙先先是以微言試探，然後即極力勸說並進而激將范曄，邀他參與擁立劉義康之事。在孔熙先的遊說下，范曄終於決定參與政變，但不幸事敗，范曄以及所有參與政變者均被下獄處死。一代才子從此煙消雲散。他的《後漢書》也未能全部寫完。北宋時，人們把晉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三十卷與范曄的著作合刊，才成為今天的《後漢書》。由於博彩在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中佔有一定地位，因此博彩的思維方式、名詞術語等深入人心，人們往往也會用博彩作例子進諫或遊說，以施加政治影響，達到政治目的。春秋時期，晉國國君靈公為政腐敗，生活驕縱，國庫空虛，為享樂而執意造九層之台，花費了巨額人力、財力、物力仍不能成。他明知朝野上下和民眾對此舉不滿，仍一意孤行，堅持到底，並揚言“敢諫者斬”。大臣荀息聽說後就上書求見。晉靈公怒氣衝衝，張弓持箭以見。荀息見狀，知道自己如直言以諫，不單達不到勸阻的目的，反而會因此送了自己的生命。於是他委婉地對靈公說：“臣不敢諫也。臣能將六博（又稱陸博，是一種擲彩行棋角勝的局戲，棋子十二枚，六黑六白，每人

六棋相博，故名）棋子十二枚逐個重疊起來，並在上面再疊九個雞蛋”。靈公說，那你做給我看看。荀息屏息靜氣，小心翼翼地將棋子和雞蛋疊起，靈公則緊張地伏在地上，大氣也不敢出，連呼，危險！危險！荀息說，這不算危險，還有比這樣更危險的。公造九層之台，三年不成，以致男不能耕，女不能織，國用空虛，鄰國馬上就準備入侵，國家將亡。你還能指望什麼呢？靈公聽後醒悟說，沒想到我的過錯已至於此啊！隨即下令取消了這項勞民傷財的工程。成語“危若累卵”說的就是這個故事。如果說，荀息是用委婉的方式，那麼戰國時期的著名說客、政治家蔡澤就是直接用博彩的道理來說服范雎知所進退。范雎是秦國的宰相，他助秦昭王遠交近攻，屢敗韓國、趙國的軍隊，使秦國日漸強大，范雎也因此功高位重，爵封應侯，權勢顯赫。後因用人不當被昭王猜疑。他內心非常恐懼，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此時，蔡澤入秦，往見范睢。蔡澤先為他說天下的大勢，然後以商鞅、吳起、文種、范蠡等因功高震主被猜忌的例子來啟發范雎，勸他急流勇退，以保全身家性命，並進而以博彩為喻開導他說：“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意思是博彩時要審時度勢，有利時就大投其瓊（也就是骰子）乘勝挺進，不利時要退隱以留後路，這個道理你是知道的。范雎聽後恍然大悟，將蔡澤推薦給秦昭王而自己借機稱病辭官，歸隱山林，身家因此得以保全。這個故事就記載在《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中。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 004年，盤踞在北方的契丹大舉南侵，兵圍瀛州（今河北河間），軍情緊急。面對此種大兵壓境的形勢，當時的參知政事王欽若主張逃跑，遷都至金陵，也就是現今的南京。時任宰相的寇準則極力反對，力主宋真宗御駕親征。真宗於是至前線澶州，今河南濮陽，盡以軍事委寇準，寇準率領士氣高漲的宋軍打了一個大勝仗。但真宗一心想妥協，無心擴大戰果，很快就與契丹簽訂了“澶淵之盟”。據史書記載，唐朝的建立和衰敗都與博彩有關。王欽若對寇準十分妒忌，事後，他向真宗進讒言說：“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傾其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斯亦危矣”。意思是，皇上聽說賭博了嗎？賭博的人錢快輸光的時候，往往會

傾其所有，孤注一擲，寇準讓皇上御駕親征，不顧陛下的安危，實在是太危險了。沒想到糊塗的真宗竟然聽信此言，從此逐漸疏遠寇準，降其官職。這也是成語“孤注一擲”的由來。政治是對權力的分配，也是對利益的分配。皇上為了攏絡臣下，有時會以博彩的形式作“媒介”，輸送利益給臣下，作臣下的當然更會趁機借此向皇帝老子輸誠表忠心，而且效果有時還出奇地好。王思政是西魏的重臣和大將，以能征善戰，善籌策知名。他在協助北周的奠基者宇文泰創業的過程中雖屢立戰功，但因不是宇文泰的舊部，宇文泰一直未將他視為心腹，王思政心中因此常懷不安。就在宇文泰一次宴集群臣的大會上，與大家聚賭，宣佈誰若能將樗蒲投子擲成盧（即五子皆黑者），就可獲得他所佩金帶，在座的很多將領在擲樗蒲投子後都未能投成盧。當輪到王思政擲時，他突然一臉嚴肅，正襟跪地發誓說：“我決心盡心效力，以報宰相（當時的宇文泰雖只是宰相，但實已與皇帝無異）知遇之恩，現在如神靈有知，暗中保佑， 就 讓我 擲 投成 盧 ，如 不 成盧 ， 我願 殺 身以 明 心跡。”說這賭命的話時，其辭氣慷慨，滿座皆驚。言罷，王思政一邊拔出佩刀，橫放於其膝上，以示決死之心，一邊抓過樗蒲投子擲於地上，還未等及宇文泰制止他，投子已落地成盧。從此以後，宇文泰將王思政作為知己忠臣，委以重任，王思政也安心盡忠，後來成為北周的開國元勳。此事就記載在《北史·王思政傳》中。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五代十國時南唐大將劉信的身上。當時劉信正率軍攻打南康（今江西贛州），但久攻不下，南唐義祖徐溫因此懷疑劉信存有異心，攻打不力，便命人杖打劉信派來報信的人，並責罵道；“要反就反，不要猶豫不決”。劉信聞言後非常害怕，立即指揮軍隊全力攻打，第二天一早就將城攻下。在慶功酒宴上，徐溫提出以賭擲骰子來遊戲助興，正心懷驚恐的劉信於是借酒酣耳熱之際，向徐溫輸誠，他將六隻骰子奉起後說，我決不會背叛主公的，如果我忠心，擲出的骰子點數將會全部為紅色，表明我赤膽忠心，如果我有異心，這些骰子擲出後點數會出現雜色，說罷。即將骰子擲出於盆，結果六子皆紅。徐溫大喜，連連稱讚劉信的精誠忠心，嘉獎有加，前嫌盡釋。王思政、劉信真賭徒也，豈尋常之輩所能及？國家主席胡錦濤去年在會見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時用了“勵精圖治”這個成語來予以勉勵。大家或許聽說過“王安石變法”這一北宋神宗皇帝支持下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卻不一定知道神宗皇帝與“勵精圖治”這個成語有關，更不一定知道“王安石變法”與博彩還有關係。“勵精圖治”這個成語，最早見於《漢書·魏相傳》中的：“宣帝始親萬機，勵精為治。”但真正最早完整用“勵精圖治”這四個字的卻是《宋史》中的“神宗紀贊”一文。文中說宋神宗即位以後，年輕的皇帝很想有一番作為，因此“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勵精圖治，將大有為”（《宋史·神宗紀贊》）。礪：奮勉也；圖：設法也；治：就是治理好國家。意思是振奮起精神，想辦法治理好國家。“王安石變法”是神宗皇帝任上最大的改革舉措。也正因為宋神宗是一個“勵精圖治，將大有為”的皇帝，才為王安石變法創造了條件。王安石變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實行“青苗法”，即在春夏之交青黃不接時向農民發放貸款，秋後農民再將本息歸還朝廷。這個制度的本意是既要幫助農民度過免受地主商人高利貸盤剝的困難時期，發展生產，又可使朝廷增加收入。但有的地方官府為了搜刮民財，並沒有照著做。反而在發放青苗錢的同時在府衙附近設立“關撲”賭場，誘使借到青苗錢的農民到那裏去賭博，因此常常有人拿著錢來卻空手而歸，白白揹了一身的債。這樣就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也為反對改革者找到了藉口。加之變法本身就觸及到達官貴人的利益，這些人因此想方設法進行反對。一次，宋神宗與兩個親王在宮中打球，以所佩玉帶為賭注，其中一位親王說，假如我勝了，我不要你的玉帶，只要求廢除青苗法、市易法。神宗聽後很不高興，沒有同意。以賭博輸贏挖空心思來反對變法，說起來也夠絕了。王安石的變法，一方面受到保守勢力的大力反對，另一方面也存在著操之過急，不得其法的不足，最後只得以失敗收場。就連勵精圖治，“思除歷世之弊，務振非常之功”的神宗皇帝也難挽狂瀾。實在令人扼腕。以上這些，只是在中國浩瀚的史籍中“摘取”的幾個例子，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看官，你說博彩與政治有沒有關係？

■　　 圖片爲在 澳門觀 光塔接 受挑戰 的遊客。 200 7年澳 門接待 外地遊客 達26 99萬 人次， 其中來 自香 港 和台灣 的客人 接近 1 0 00萬人次 。邊緣化的挑戰與澳門的對策文／李嘉曾 （ 澳 門 ）近年來，一個頗具新意的名詞——“邊緣化”，日益頻繁地出現在不同的語境中。邊緣化的概念源於社會學領域，用於描述社會轉型時期某些社會單元，例如某些區域、群體，甚至某些事物逐漸偏離中心或主流的現象；後來則被許多領域借鑒、移植。通俗地說，邊緣化就是被主流或核心忽視、疏遠、冷落甚至拋棄的過程。邊緣化是冷酷無情的，卻也是客觀現實的，甚至帶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某些社會單元（區域、群體、事物等）被邊緣化的過程，必定伴隨著另一些單元中心化或主流化。因此，邊緣化實際上是調整社會結構、調節社會關係的過程。對於許多正在遭遇邊緣化的社會單元來說，倘若能夠認清形勢，把握時機而制定相應對策，則有可能揚長避短，克服邊緣化的不利影響。澳門現在正面臨邊緣化的又一次嚴峻挑戰，必須引起足夠關注並予以鄭重對待。獨特作用不容忽視大陸、台灣、香港、澳門俗稱“兩岸四地”。在兩岸四地的框架內，澳門在協調大陸和台灣之間的關係方面發揮著橋樑作用、吸引作用、緩衝作用和樣板作用。橋樑作用是指澳門爲兩岸四地、特別是大陸和台灣之間的交往提供有效通道。從香港、台灣和大陸來澳門的手續都相對便捷，在大陸和台灣沒有實行直航的情況下，澳門作爲中轉站，爲許多台灣同胞提供了往返大陸的有效途徑。澳門機場起降的許多大陸航班和台灣航班中，中轉聯程的乘客比直達的乘客還要多。吸引作用是指澳門以其特有的歷史文化資源吸引大陸和港、台居民前來從事各種經濟文化與社會活動。例如，在澳門房産業主中，外地居民所佔比例相當高；博彩業大型娛樂場的

遊客，更是絕大部分來自大陸、香港和台灣。2007年，澳門人口只有53萬餘人，接待外地遊客竟達2699萬人次，其中來自香港和台灣的就接近1 000萬人次。緩衝作用是指澳門作爲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中間地帶，能使不同的社會群體和平共處。澳門回歸後，實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當大陸和台灣在諸多領域尚未達成共識、交流合作受到很大限制的時候，澳門爲各方面的接觸、交流與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平台。樣板作用是指澳門以其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成功案例，爲海峽兩岸的其他地區提供可以借鑒的經驗。澳門回歸以來，經濟發展迅速，本地生産總值連年攀升。2000至2007年的8年間，生産總值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達到1 4％， 僅2007年就比上年增長2 7．3％。儘管存在一些問題，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但澳門的社會狀況相對穩定與和諧。澳門的不少做法在一定的程度可供大陸、台灣及香港參考。鑒於以上情況，澳門在兩岸四地現有格局中的獨特作用不容忽視。然而，曾經具備的重要作用在新的條件下能否繼續發揮？答案卻未必是肯定的。歷史教訓應當記取在開埠以來470餘年的漫長歲月中，澳門曾經有過輝煌的時光，也曾有過被邊緣化的不幸遭遇。1 553年，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立足；至1 557年，葡人在澳門已“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又逐漸將其發展成在遠東地區的海上貿易基地。從1 6世紀50年代開始的80餘年時間裏，澳門一直充當著葡萄牙對中國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海上貿易中心。澳門在給葡萄牙人帶來巨額財富的同時，也打造了自己貿易口岸、交通樞紐、繁華商埠和中西文化名城的光輝形象。然而好景不長。隨著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海上強國的相繼崛起和葡萄牙國力的逐漸削弱，也隨著滿清政府對外方針與澳門政策的變幻莫測，澳門的海上貿易中心地位從1 7世紀40年代開始就幾經浮沉而終至衰落。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封閉已久的大門被西方列強撞開，相繼實行五口通商（1 842年）、十口設關（1 858年起）。到了1 9世紀60年代，中國對外開放的口岸已經增加到34個。特別是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後，澳門的地位完全被取代。據1 887年中國和葡萄牙簽訂中葡條約時廣東巡撫上疏的奏摺，其時澳門已經“既無商船來往”，又“別無他利可圖”，“市面蕭條，人情渙散，其坐困情況，可立而待”了。澳門歷史上這段由盛轉衰的沉淪過程，正是在外部因素的強勁影響下被逐漸邊緣化的過程。兩岸關係展現新意時至今日，澳門再一次遭遇到可能導致自身邊緣化的強勁外部因素。這一次的外部因素是同台灣海峽地區的形勢與兩岸關係的發展密切相關的。2008年3月22日，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和蕭萬長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獲勝。4月1 2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見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身份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的蕭萬長及其隨行人員。蕭萬長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十六字箴言”；胡錦濤則以“繼續推動兩岸經濟文化等各領域交流合作、繼續推動兩岸週末包機和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的磋商、繼續關心台灣同胞福祉並切實維護台灣同胞正當權益、繼續促進恢復兩岸協商談判”這“四個繼續”回應。中外媒體認爲兩岸關係透露了“新信息”、出現了“新局面”、開拓了“新管道”，《紐約時報》甚至把“胡蕭會”比作“兩岸關係的重要分水嶺”。與“胡蕭會”相呼應，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國民黨也都在積極推進兩岸關係的正常化，爲爭取雙贏做好準備。海協會和海基會的新一屆負責人有望在近期上任，兩會之間的協商談判有望儘快恢復。雙方多渠道、多模式對話的構想已被提出，引起了高層的關注與重視。兩岸週末包機的時間表已在醞釀，實現直航和真正的三通指日可待。台灣對大陸觀光客開放、台灣農産品輸入大陸、 大陸 企業 家到 台灣 投資 、人 民幣 在台 灣自 由 匯兌……一項又一項將給兩岸人民帶來實惠的計劃正在被提上議事日程。然而，這一動向將給海峽兩岸、特別是海峽周邊及鄰近地區帶來何等影響，是很難準確意料的。澳門由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社會格局、經濟狀況、文化特色以及歷史傳統所決定，有可能在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受到較大的衝擊，對此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面臨挑戰不可回避在海峽兩岸關係出現重大轉機的嶄新形勢下，澳門有可能再次遭受被邊緣化的命運。

首先是區位邊緣化。區位不僅僅是一個靜態的地理概念，還應該包含動態的交通運輸和信息傳播概念，是空間與時間的有機結合。在大陸和台灣未能開通直航班機的情況下，澳門充當了維繫兩岸交通的紐帶。擬議中的兩岸週末包機直航時間，是從星期五中午到下星期一中午，共計72小時，覆蓋了週末在內的4天。亦即在每一星期的7天內，將有超過一半時間能夠實現兩岸直飛，不必經停澳門中轉。換言之，澳門航空港的台灣方面的客流量至少將減少七分之四。由於直飛航綫在時間和價格上的有利，絕大多數旅客會選擇避開“週末”以外的三天來實施兩岸之間的旅行，因此對澳門空港的衝擊將更大。一旦喪失了大陸與台灣之間空中紐帶的作用，澳門的區位邊緣化將在所難免。其次是經濟邊緣化。與大陸以及台灣、香港比較，澳門的生産總值最低，經濟實力最弱。但澳門的人均本地生産總值已經超過香港，在兩岸四地位居第一。加上擁有一些特色産業（如博彩業、旅遊業等），澳門在經濟上還是具有一定優勢的。然而，隨著海峽兩岸共同市場的逐步建立，澳門原有的經濟優勢會逐漸喪失。例如，一旦台灣開放大陸居民赴台旅遊觀光，其資源之豐富、內容之新鮮、地域之廣闊，必定會産生很大的吸引力，從而使內地來澳門旅遊的客源大幅度減少。又如前些時台灣已有人提出在金門、馬祖、澎湖開放博彩業的主張，這一設想一旦實現，對澳門的博彩業也會造成極大的衝擊 。自2 0世紀 80年代 末台資 進入大 陸以來 ，2003年的投資總額已達到679億8千2百餘萬美元，比1 987年增長近700倍。目前大陸與台灣在經濟領域的互補互利現象日益明顯。大陸也已成爲台灣的最大投資地、最大出口市場、最大貿易夥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面對這樣的經濟格局，澳門在兩岸四地框架內的經濟作用會越來越微不足道，邊緣化的命運也難以避免。再次是文化邊緣化。澳門一向具有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多元文化特徵，理應在文化領域獨樹一幟而舉足輕重。然而，由於市民的總體文化素質水平欠高而政府在文化建設方面又無甚建樹，澳門的文化形象難以盡如人意。隨著大陸和台灣經濟合作關係的深入發展，兩地之間的文化交往也不斷加強。近年來回大陸朝拜黃帝、炎帝的台灣人越來越多，大陸的京劇、昆曲乃至越劇、黃梅戲等藝術團體時有赴台灣演出的機會。大陸著名球星、台灣著名歌星來往兩地演出，而澳門因缺乏中華文化的典型代表，很難進入兩岸文化交往的主流，在很多情況下只能附和、從屬甚至作壁上觀。媽祖崇拜即能說明問題。目前海峽兩岸四地都繼承了媽祖信仰的傳統，各地媽祖廟、天妃廟、天后宮的香火始終不斷，隆重的祭祀活動也大同小異。近年來每年前往福建莆田湄洲媽祖廟朝聖的人數逾百萬，其中台灣客人就超過1 0萬。不難看出，媽祖崇拜已經成爲兩岸民衆心心相印的感情紐帶和交流合作的有效途徑。澳門雖然在路環建立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媽祖文化村，卻難以組織覆蓋兩岸四地媽祖文化圈的頂級盛事，文化邊緣化的危機已經顯現。最後是政治邊緣化。澳門和香港同屬中國的特區。但澳門的綜合實力偏弱，經濟、科技、教育、文藝、體育等衆多領域皆少見一流水平的代表性成果與代表性人物。雖然中央政府絕沒有絲毫輕視或貶低澳門特區的想法與做法，但從社會認同感的角度來考量，澳門無形之中就會偏離主流與中心。許多國家在香港設有領事館，只有葡萄牙等個別葡語國家在澳門開館，由香港進入澳門和由澳門進入香港的簽注與相關手續不盡相同，北京奧運會在香港而不在澳門設立分會場，蕭萬長取道香港而不是澳門前往海南參加博鰲亞洲論壇……種種跡象無法使澳門人不産生政治邊緣化的憂慮。制定對策從容應對邊緣化的挑戰不可回避，被邊緣化的遭遇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然而，克服邊緣化傾向，防止邊緣化危害，順應時局而因勢利導，逐步將不利因素轉化爲有利因素，還是有可能的。澳門人不妨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來思考對策。第一、轉變觀念，端正態度。當前，澳門的各級行政官員和廣大市民都應該轉變聽到邊緣化就“談虎色變”的觀念，端正自己對待邊緣化的態度，努力做到一正視、二不怕、三認真應對。“正視”是指接受邊緣化正在向我們挑戰的事實。既不怨天尤人，又不悲天憫人；既不掉以輕心，又不妄自菲薄。而是要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變化，把消極的觀望和等待轉變爲主動爭取，積極應戰。“不怕”是指要從戰略上藐視邊緣化的作用與後果。要看到澳門的實力和有利條件，長自己的志氣而敢於同不利因素作鬥爭，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新路。“認真應對”是指要從戰術上重視邊緣化的影響，

并且針對性地採取應對措施，努力抵消其不良影響。要把握機遇、因勢利導。要從澳門的實際條件出發，因地制宜，從容應對，將消極因素轉化爲積極因素。第二、準確定位，甘當配角。爲了妥善應對邊緣化的挑戰，澳門應當對自己在海峽兩岸總體格局中的合適位置做出準確的定位，捨此無法正確處理與其他三方的關係。在大陸和其他三地對立統一的矛盾組合當中，澳門和台灣、香港一樣，同屬於矛盾的次要方面。在兩岸四地中，澳門不僅面積最小、人口最少、實力最弱，而且在絕大部分領域同其他三個單元差距懸殊。在大陸和台灣關係正常化引發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調整的過程中，澳門又將是受邊緣化影響最大的一方。這一切都決定了在兩岸四地的格局中，澳門在許多方面應當並且只能充當配角。澳門必須甘當這個配角。只有甘當配角，才能比較客觀和準確地評價形勢，不至於將邊緣化的概念泛化，把正常的社會變革也視爲邊緣化的影響。只有甘當配角，才不至於對自己的期望過高，才不會有太多失落的惆悵。假如我們從配角的定位出發，則應致力於謀求發揮協調配合的助手作用。例如，從區位上積極溝通與台灣的聯繫，促進台灣與泛珠三角地區的聯繫；通過産業合作、資金投入、擴大內需等方式，促進兩岸共同市場的建立與完善；積極參與兩岸四地之間雙邊或多邊的文化、藝術、體育活動，爲此類活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等等。相信澳門會在兩岸四地的框架中找到配角感覺的同時，實現自己的應有價值。第三、發揚個性，發揮優勢。在轉變觀念、準確定位的基礎上，發揚個性、發揮優勢的“主動出擊”將是應對邊緣化挑戰的最有效措施。澳門應當認識並利用自身有利條件，力求將自己的優勢發揮到極致，從而在變化的形勢中掌握主動權。首先是增强整體實力。要珍惜回歸以來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領域取得的成就，正視出現的新問題，妥善協調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關係並認真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嚴肅懲處貪腐現象並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同時按照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思路繼續努力，積極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力求澳門在今後繼續保持經濟繁榮與社會進步。整體實力的不斷增强，是應對邊緣化挑戰的根本。其次是突出特色做强做大。澳門只有將自身獨有而其他地區不具備、或者自己很强而其他地區較弱的項目充分開發，做强做大，使之盡顯風采而長盛不衰，才能無邊緣化之虞。例如，列入世界文化遺産目錄的澳門歷史文化城區，本應成爲澳門旅遊業的拳頭産品，但現狀却是分散零星，缺乏足够的影響。又比如，作爲澳門特色小吃的葡式蛋撻和杏仁餅，長期維持在手工業作坊的小生産水平，爲什麽不加以集成整合，使之産業化，成爲能同麥當勞、肯德基、漢堡包或意大利比薩相媲美的世界品牌呢？在這些方面，澳門值得開發的項目具有巨大的潜力。再次是開拓創新打造精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更應該開拓創新，使之發揚光大。除了博彩業，目前澳門在絕大多數領域缺乏具有廣泛影響的頂尖項目，不足以在世界範圍獨領風騷。充分利用澳門的有利條件，打造世界級的精品是當務之急。例如，澳門的體育設施比較先進，也承辦過區域性的大型體育活動（東亞運動會、葡語地區運動會、格蘭披士賽車等），能否選擇合適的體育項目，創辦一兩項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型賽事呢？又比如，博鰲亞洲論壇的創辦使海南偏僻的漁村一夜之間成爲家喻戶曉的熱點，澳門能不能充分利用在全球化起始階段、東西方文化交融過程中曾經發揮過的獨特作用，創辦一個跨文化論壇，吸引全世界的文化名人、業界精英和各國政要前來共商文化發展的國際熱點？據悉，澳門科技大學現在已經在籌劃這件事情。澳門特區政府應當積極過問並且給予實質性的扶持。這樣的精品一旦形成，澳門就能在應對邊緣化的挑戰中掌握主動權。長期維持在手工業作坊的小生産的澳門特色手信，爲什麽不加以集成整合，使之産業化？在這些方面，澳門值得開發的項目具有巨大的潜力。

增長的主角■“自由行”是澳門博彩業——“賭權開放”與“港澳自由行”政策效果的比較分析文／憶 卉 （ 澳 門 ）一、導言近幾年澳門經濟取得了較快速度的增長，澳門經濟的這種快速增長主要得益於澳門博彩業的快速增長。而一般認爲，澳門博彩業的快速增長又主要得益於兩大因素：一是特區政府在2000－2002年期間所制定的“賭權開放”政策，二是中央政府從2003年7月28日開始在內地的一些省市陸續實行的“港澳自由行”政策。但“賭權開放”和“港澳自由行”是由兩個不同的政策主體相互獨立地制定和實施的兩種政策，這兩種政策中的哪一種對澳門博彩業增長起到了更爲顯著的促進作用？目前在這一方面還缺少相應的研究。本文旨在通過對一些統計數據的分析來探討這一問題，希望這一探討能對更清晰地認識當前澳門博彩業的增長提供一些幫助。因爲“賭權開放”和“港澳自由行”這兩種政策基本是同時開始對澳門的博彩業産生影響，而且這兩種政策之間可能也會互相産生影響，例如“賭權開放”會爲澳門吸引到更多的境外投資，從而增加澳門的旅遊吸引力，也就可能會使得更多的內地人士採用“自由行”方式來澳，而“港澳自由行”政策的實施也會使博彩公司進一步看好澳門的博彩市場並追加在澳投資，從而也就可能會使得“賭權開放”的作用進一步凸現出來，所以要想能完全孤立地分析這兩種政策對澳門博彩業的各自影響後再進行比較分析，應該是一件基本無法做到的事情。但從本文表1 可見，在2002－2007年期間澳門的來澳旅客總人次與博彩業總收益呈現爲一種同升的態勢，且若以每年度的來澳旅客總人次數據爲橫坐標、當年的澳門博彩業總收益數據爲縱坐標，這樣繪製出來的散點圖的形態接近爲一條直綫（見圖1 ），這就說明在2002－2007年期間，澳門的博彩業總收益與來澳旅客總人次之間應該是存在著較爲顯著的綫性正相關關係（如具體計算，可得兩組數值的相關系數爲r＝0．9855） ，這也就是說，由來澳旅客總人次即可基本確定澳門的博彩業總收益（如具體計算，令Y爲澳門的年度博彩業總收益（億澳門元），X爲該年度來澳旅客總人次（萬人），可得Y關於X的綫性回歸方程爲Y＝0．35X－152．49） 。因此對來澳旅客總人次發揮正面影響作用比較強的政策，就可以被視爲是對澳門的博彩業乃至澳門經濟都發揮了更爲顯著的促進作用的政策。本文就是主要根據這一思路來對“賭權開放”和“港澳自由行”這兩種政策對澳門博彩業所發揮的影響作用進行比較分析。由於澳門的博彩業總收益與來澳旅客總人次之間存在著較爲顯著的綫性正相關關係，而在2002－2007年的來澳旅客總人次中，每年來澳的中國內地和香港、台灣旅客總人次之和平均已佔當年來澳旅客總人次的94％

（見表2），即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的來澳旅客總人次之和已基本能決定澳門的博彩業總收益，所以本文主要是根據“賭權開放”和“港澳自由行”這兩種政策對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的來澳旅客總人次的影響來分析和比較這兩種政策對澳門博彩業的促進作用。表1：2002－2007年來澳旅客總人次和博彩業總收益情況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www．dsec．gov．mo）和博彩監察協調局網頁（www．dic j．gov．mo）。圖1：根據2002－ 2007年來澳旅客總人次和澳門博彩業總收益數據所繪出的散點圖表2：2002－2007年內地和港台來澳旅客人次之和在來澳旅客總人次中的 比例（ 單位： 萬人）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 ww w．dsec．gov．mo）。二、“賭權開放”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作用分析在2002年之前，澳門的博彩業是由目前的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一家專營。澳門的“賭權開放”就是指特區政府決定結束澳門的博彩業獨家專營局面、讓多家博彩公司取得澳門博彩業經營權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具體決策和實施過程是：特區政府於2000年7月成立博彩委員會，由行政長官何厚鏵親自出任主席；8月澳門博彩委員 會宣佈邀請後來 在2002年爆出了“安然醜聞”的安達信國際顧問公司研究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路向，爲特區政府制定博彩政策提供意見；2001 年7月1 3日，特區政府行政會完成“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草案”討論，決定最多批出三個賭牌，年期爲8－12年；7月26日澳門立法會一般性通過“幸運博彩經營法律草案”，8月30日正式通 過第16／200 1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該法律第七條規定（澳 門） “經 營娛 樂場 幸運 博彩 之批 給至 多爲 三個”，爲澳門“開放賭權” 提供了法律依據；1 0月8日特區政府正式在全球範圍內公開徵求有興趣競投澳門幸運博彩經營牌照者提交意向書 ；1 1 月1 日，行政長官何厚鏵做出第2 1 7／200 1號 “關於將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的公開競投數目定爲3個”的批示，明確澳門將會批出三個賭牌；1 2月7日，特區政府宣佈共收到21 份競投幸運博彩牌照的標書，經審查後認為其中1 8家競投公司具備競投資格；2002年2月8日，特區政府公佈3個投得澳門幸運博彩經營牌照的公司爲：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永利度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1 2月1 9日，特區政府與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就雙方簽訂的博彩經營批給合同做出修改，批准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將賭牌轉批給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開了一個賭牌可以轉批一個副牌的先例；之後特區政府又先後批准澳門博彩股份公司以2億美元的價格將自己的副牌轉讓給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永利度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以9億美元的價格將自己的副牌轉讓給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這樣由三個賭牌出發就形成了目前有六家博彩公司可以各自獨立地在澳門開展幸運博彩經營的局面。“賭權開放”對澳門的吸引外來投資、增加多個豪華娛 樂場 、改 善 城市 形象 、提 升 社會 總需 求、 推 動GDP增長等應該會有正面作用。但由於澳門博彩業的增長最終需要由博彩業的市場需求所決定，而博彩業的市場需求又主要取決於來澳旅客總人次，所以澳門的“賭權開放”對博彩業增長的促進作用還需要通過“賭權開放”對來澳旅客總人次的影響作用表現出來。由於內地的“港澳自由行”政策對香港和台灣的來澳旅客人次基本不產生直接影響，所以可以通過對近幾年香港和台灣的來澳旅客總人次情況的分析來判斷澳門的“賭權開放”對博彩業增長的影響。表3是2001 －2007年間每年香港和台灣來澳旅客人次情況。由表3可見，在2003年時香港和台灣來澳旅客人次都有所減少，這可能是因爲該年上半年在整個東亞地區爆發了“SA R S（ 沙士）”的緣故；雖然在2004－2007年港台的來澳旅客總人次基本呈上升態勢，但由於

　　 從近幾年 港、台 兩地的 來澳旅 客人次 情況來 看，“ 賭權開 放”對吸引 來澳旅 客總人 次增 加的作 用幷不 顯著 ；内地 居民的 “港 澳自 由行 ” 則使得 來澳 旅客總 人次 每年 平均增 長三 成以 上。澳門 是香 港 居民 的 一個 傳 統出 遊 目的 地 ，在 1 99 1 －1 994年期間，香港的每年訪澳旅客總人次就已超過了六百萬（見表4），後來可能是因爲“東南亞金融危機”和香港經濟的衰退，才使得香港的來澳旅客總人次減少；目前只是在2006和2007年，香港的來澳旅客總人次才超過了六百萬（ 見圖2） ；因此可以認爲2004－2007年香港的來澳旅客總人次的增長，很可能主要是因爲香港經濟復甦的結果，而未必是澳門“賭權開放”的結果。表3：2001－20 0 7年港 、台訪澳旅客人次情況（單位：萬人）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www．d sec．gov．mo ）。表4：1991－ 19 95年香港來澳旅客人次情況（單位：萬人）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www．dsec．gov．mo）。圖2：199 1－2007 年香港年來澳旅客總人次情況示意圖（單位 ：萬 人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www．dsec．gov．mo）。而以台灣的每年訪澳旅客總人次情況來看，在澳門的“賭權開放”還未正式發揮作用的2001 －2002年，台灣每年的 來澳旅客 總人 次就 已 達1 45．18和1 53．29萬人次，在“賭權開放”正式發揮作用 的2004－2007年，台灣的每年來澳旅客總人次還低於200 1－2002年的水平（見表3和圖3），所以可以認爲“賭權開放”對吸引更多的台灣旅客來澳也未能表現出較明顯的促進作用。圖3：2001－2007年台灣來澳旅客總人次情況示意圖（單位：萬人）因此由對香港和台灣的來澳旅客總人次的分析，可以認爲澳門的“賭權開放”對增加境外遊客來澳總人次的影響不大，而由於澳門的博彩業總收益基本取決於境外來澳旅客總人次，所以可以認爲澳門的“賭權開放”對澳門博彩業的增長所能發揮的正面影響作用不大。三、“港澳自由行”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作用分析“港澳自由行”是中央政府從2003年7月28日開始在內地的一些省市陸續推出的允許當地居民經過簡單的簽證手續即可以個人旅遊的方式前往港澳兩地的政策。這一政策於2003年7月28日首 先 在廣東省的東莞、佛山、中山、江門四市開始實行，8月20日推廣到廣州、深圳、珠海、惠州，9月1 日推廣到北京、上海，2004年1 月 1日推廣 到廣東省的汕頭、潮州、梅州、肇慶、清遠、雲浮，5月 1 日推廣到廣東全省，7月1 日推廣到南京、 蘇州 、無 錫、 杭州 、寧 波、 台州 、福 州（ 限 市區）、廈門、泉州，2005年3月 1 日推廣到天津、重慶（僅1 5區縣），1 1 月1 日推廣到成都、濟南、大連、瀋陽，2006年5月1 日推廣到南昌、長沙、南寧、海口、貴陽、昆明，2007年1 月1 日推廣到石家莊、鄭州、長春、合肥、武漢。“港澳自由行”不僅便利了內地一些省市居民的來澳手續，而且與隨團旅遊相比，“港澳自由行”使內地來澳遊客在澳門有了更多的時間和行動自由，這兩種自由對澳門博彩業增長也應該是都具有正面促進作用。雖然有一些內地居民即使不以“自由行”方式來澳也可能會以“隨團旅遊”等方式來澳，但也有內地居民可能是因爲受到其他人以“自由行”方式來澳的影響而採取“隨團旅遊”等方式來澳，所以可以說“自由行”和內地居民的其他來澳方式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但這種相

互影響作用既較難具體分析且又可能會相互抵消，因此本文在此將“自由行”和內地居民的其他來澳方式視爲是相互獨立的，即假設以“自由行”方式來澳旅客人次的增加或減少不會影響以其他方式來澳的內地旅客人次。表5是2002－2007年的來澳旅客總人次和內地來澳旅 客 總 人 次 及 其 增 長 情 況 ，由 表 5可 見 ， 在2002－2007年 期 間 內 地 來 澳 旅 客 總 人 次 的 年 平 均 增 長 率30．6％遠高於來澳旅客總人次的年平均增長率1 7．4％，這就說明對2002－2007年期間的澳門博彩業增長來說，內地來澳旅客總人次的增長起到了最主要的促進作用。表5：2002－2007年來澳旅客總人次與內地來澳旅客人次情況（單位：萬人）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w ww．d sec．gov．mo ）。注：平均增長率以幾何平均數計算。表6：2004－2007年以“自由行”方式來澳的旅客人次情況（單位：萬人）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w ww．dsec．gov．mo ）。由於“港澳自由行”政策是從2003年7月28日起才開始在內地一些省市陸續實行，因此2003年的以“自由行”方式來澳的旅客人次與當年的內地來澳旅客總人次不具有可比性。表6是2004－2007年期間每年內地以“自由行”方式來澳旅客人次與內地來澳旅客總人次的情況，由表6可見，在2005至2007年，以“自由行”方式來澳的內地旅客人次基本已達內地來澳旅客總人次的50％（表6中第6行），達全年來澳旅客總人次的四分之一以上（表6中第7行）；“自由行”使2004至2007年期間每年來澳旅客總人次分別增長了26．75％、39．85％、35．7 6％、36． 1 2％（表6中第8行），平均增長達34．53％（以幾何平均數計算）。如果注意到內地居民基本都可選擇以“隨團旅遊”等方式來澳，而直到目前還只是部分省市居民能以“自由行”方式來澳，所以有理由相信：如果“港澳自由行”政策今後在內地能得到進一步推廣，那麽以“自由行”方式來澳的內地旅客人次在來澳旅客總人次中所佔的比例和使來澳旅客總人次所增長的幅度還應該會進一步上升。由此可見，由於澳門博彩業總收益基本取決於來澳旅客總人次，從2003年以來內地來澳旅客總人次既是來澳旅客總人次中的最大組成部分，其增長速度又快於整個來澳旅客總人次的增長速度，而“港澳自由行”政策實行一年多之後，就使得以“自由行”方式來澳的內地旅客總人次已達內地來澳旅客總人次的約50％、整個來澳旅客總人次的四分之一以上，且使得2005至2007年的來澳旅客總人次每年增長三成以上，所以可以認爲，“港澳自由行”政策對澳門博彩業的增長發揮了明顯的促進作用。四、基本結論2002－2007年澳門博彩業總收益取得了快速增長，特區政府制定的“賭權開放”政策和中央政府制定的“港澳自由行”政策被認爲是推動這幾年澳門博彩業快速增長的兩大主要原因。但由於澳門博彩業增長主要取決於來澳旅客總人次的增加，“賭權開放”如果確實能對澳門的博彩業增長發揮顯著促進作用，那麽“賭權開放”應該能夠使多數地區的來澳旅客人次都能有較爲顯著的增長。中國內地、香港、台灣三地的來澳旅客總人次之和佔整個來澳旅客總人次的約94％，因此由這三地的來澳旅客總人次的變化情況就應該能分析出“賭權開放”和“港澳自由行”對澳門博彩業增長的影響。而從近幾年港、台兩地的來澳旅客總人次的情況來看，香港來澳旅客總人次基本只能算是恢復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時的水平，台灣來澳旅客總人次則未見明顯增長，所以可以認爲“賭權開放”對促進來澳旅客總人次增加的作用幷不顯著；但“港澳自由行”則使內地來澳旅客總人次迅速增長約一倍，使整個來澳旅客總人次增長三成以上；因此可以認爲“自由行”政策才是推動近幾年澳門博彩業增長的真正主角。

年齡政策■從犯罪學角度看澳門刑事責任文／劉建宏 （ 澳 門 ）一、引言近年來，隨著澳門經濟的加速發展，特別是博彩業的大幅度增長、人口增加、城市化加速，澳門經歷著重要的社會變遷。急劇的社會變遷帶來了一系列社會負面現象的增長，包括離婚率上升，中學生離校人數上升，犯罪率總體上升，青少年違法犯罪案件的上升。據法務局統計，違法青少年入案件數由1 997年的1 21 宗上升至2005年的262宗。2007年經檢察院處理的案件共計1 4748宗，较2005年增加約4％，其中盜竊，搶劫類的犯罪增加了7％，危害公共安全罪上升了45％。檢察院移交初級法院立案的青少年教育卷宗從2005年31 7件上升到2007年的400件，升幅達26％。面對青少年違法犯罪案件的上升，社會公眾呼籲有關部門採取應對措施。作為一項具體的應對措施，修改澳門刑事責任年齡已提上了議事日程。法務局自2006年4月起，組織香港大學、澳門大學及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進行合作研究，研究項目包括調查分析未成年人的違法現狀、澳門青少年的心智發展、與刑事發案相關的重要因素、若干國家地區法律中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澳門居民及專家學者對刑事責任年齡的意見等。犯罪學的角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角度，具體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而言，犯罪學可以提供重要的意見：首先，可以提供有深度的因果關係的理論認識和經驗證據、政策改變可能引起的不同短期及長期效果的認識，包括可能出現改變政策期望的正面或負面效果。第二，犯罪學理論的關注點是一系列事件發生發展的全面過程的規律。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問題，只有把它放在理論和經驗研究所描述的全面過程中來考察，才能對其意義和作用達到較為深刻的認識，才能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這一政策的效果有全面深入的理解。第三，在刑事司法實踐層次上，使我們能按照理論揭示的因果過程選定採取政策措施較有效的實踐環節，舉辦具體的實踐項目來改變事件的過程，使之朝有效預防和減少犯罪的總目標的方向變化。二、犯罪學的理論觀點作為一個政策舉措，研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必須首先要考慮所期望的效果（target ed ef fec ts）。目前直截了當的期望效果就是使刑罰對1 4歲以上1 6歲以下可能及已經犯嚴重暴力罪行的青少年起到威懾作用，從而達到

減少嚴重及暴力犯罪的目的。這種威懾作用表現為二個方面，一方面是使即將要犯罪的人由於懼怕懲罰而不再犯罪；另一方面是使已犯罪的青少年由於受到刑法的處罰和威懾從而不再第二次或繼續犯罪。在犯罪學理論中，與目標效果有直接關係的理論是威懾理論。威懾理論有二個內容，一個內容是強調威懾的普遍效果，叫一般威懾理論；另一種威懾理論，強調威懾對特定犯罪的威懾效果，這種叫特定威懾理論。一般威懾理論認為處罰違法犯罪者的一個重要效果是可以使一般人群受到威懾。當一般人群看到違法犯罪者被懲罰，他們就會考慮到如果自己犯法，也會被懲罰，從而停止或減少潛在的可能的犯罪行為。按照一般威懾理論的預測，刑罰可以通過一般威懾力達到減少犯罪率的效果。特殊威懾理論認為懲罰犯罪人的一個主要效果是使違法者經受到刑法懲罰的痛苦，從而認識到違法犯罪是一件得不償失的行為，從而不再進一步的犯罪。無論是一般威懾理論還是特殊威懾理論，都有長久歷史。但在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中既有支持這二種理論的證據，也有不支持這二種理論的證據。但是不可否認，這二種理論提供了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啟示：首先，一般威懾效果若要發生作用，是以大眾對懲罰的發生有普遍的了解為前提。當前澳門民眾對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這一法律的改變及結果，必須要有普遍了解。只有在這一前提下，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才有可能發揮我們所期待的效果。根據法務局最近組織的調查，澳門多數居民沒有正確了解刑事責任年齡這一概念，以及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準確含義。因此，廣泛的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改變及其意義的法制宣傳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威懾效果及特殊威懾效果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假定，即一般大眾（對目前的議題而言，特別是1 4歲至1 6歲少年）須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思維能力來進行一定程度的合理計算，能夠比較他們從其暴力及其他嚴重犯罪行為中的獲益，與他們可能得到的懲罰所帶來的痛苦，並得出獲益大於痛苦的結論。這是犯罪學中的一般及特殊威懾理論對我們的第二點啟示。與刑事責任年齡議題較直接相關的另一重要的犯罪學理論是“標簽理論”。標簽理論是在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在青少年犯罪與司法領域中。與傳統的威懾理論相對照而言，標簽理論強調正式的刑事司法處置，如逮捕、起訴，雖然會有一定威懾的效果，但同時會產生嚴重的負面效果。標簽理論有二個基本概念。第一個基本概念叫做初級違法，第二概念叫做次級違法。所謂初級違法，是指一個犯罪人首次違法。按標簽理論，初級違法之後會有二種結果，其一是沒有人發現，或政府如警員沒有採取嚴重的行動，違法少年沒有得到任何處罰；第二種結果是違法少年受到逮捕及其他法律程序的處置。在第二種情況下，違法少年被貼上違法少年或類似標簽。當當事人帶上了違法少年或犯罪分子的標簽後，他今後的生活軌跡就因此可能轉變：一種改變的過程是社會環境對他的態度發生轉變，例如當事人周圍的人（包括朋友、鄰居），不再願意與當事人保持與以往相同的關係，會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他。又如工作單位不僱傭有違法紀的人。這種轉變有可能導致當事人改變生活和行為方式，可能進一步違法犯罪。另一種轉變的方式是當事人的自我概念（ sel f－con ce pt ） 發生了轉變。社會心理學中的相互作用理論認為人的行為是遵循他的自我概念來進行的，因此當當事人的自我概念轉變為“我是一個違法少年”或“我是一個違法犯罪分子”之後，他的行為方式就有可能轉變以他的新的自我概念為基礎，就會再次違法犯罪。“標簽”是這種再次犯罪的一個主要原因，這種由標簽為主要原因的再次犯罪就被稱為次級違法。對標簽理論的經驗檢驗，文獻中未有一致的結論，有些支持，有些則持相反的結論，但標簽理論在美國及其他的西方的刑事司法界尤其是少年司法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一個普遍的共識是我們在對違法少年或犯罪人進行懲罰時應努力避免標簽理論的負面作用。標簽理論對我們的啟示：我們必須有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相配套的政策舉措來減少標簽的負面效果，在這方面，美國等西方國家已有一些經驗和舉措可以借鑒。近三十年來，犯罪學作為一個新興的跨領域的綜合性學科，已進入了它的成熟期，並出現了大幅度的發展。其中與刑事責任年齡這個議題有關的便是“生活歷程理論”的出現和發展。生活歷程理論是一個跨越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新的概念框架，是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在社會科學領域具有突破性的新觀點。生活歷程觀點研究人生的軌跡、人生的重大事件及其代表的轉折和變遷，研究人生中的重要事件對人生軌道的短期及長期的後果，並把這種個人生活中的事件，個人與環境的相互作

用放到人生歷程中，及社會的變遷的背景下去考察。在犯罪學中，人生歷程理論的發展在對年齡與犯罪的相關關係的研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的另一個重要基礎是 Wol f gang和 他的同事們在1 972年在費城所做的著名的Cohor t 研究。要了解犯罪學的生活歷程理論及其對刑事責任年齡議題的意義，我們須先從說明犯罪學中關於年齡和犯罪的關係的研究開始。犯罪學中一個最重要的基本事實就是關於年齡與犯罪關係的事實。在美國及其它西方工業社會，普遍現象是青少年犯罪比例遠高於其他年齡段人口的犯罪率，一個反復被發現的規律是青少年的財產與暴力犯罪率在十多歲起迅速上升（通常在1 6歲時，財產犯罪達到頂峰；而在1 8歲時，暴力犯罪達到頂峰），然後逐步下降，犯罪和年齡的關係呈現為一個曲線關係。犯罪學家雖持有不同觀點，但他們都普遍認為這一曲線關係是不爭的事實。這一現象揭示大多數青少年都有一個反叛期，即可能產生違法犯罪行為的高峰期，但隨著年齡增長，就會自動退出這個階 段（ ag ing ou t），成為正常守法的公民。青少年的第一次違法被稱為“初犯” （onse t），而他們最終終止犯罪， 稱為“ 終止”（des is tance）。犯罪學中的另一個重要發現是由 Marv in Wol fgang和他的同事們做出的。1 972年Wo l f gang領導的研究小組在費城進行了他們著名的同齡群研究（bir t h cohor ts t u dy），這個研究追蹤了9945個在費城出生的男性少年，研究他們從1 2歲起的犯罪記錄，這項研究發現了二個重要的結論。首先，大量青少年有過至少一次的違法記錄；第二，極少數青少年持續重複犯罪。6％的青少年犯罪佔刑事案件總數的52％。 Wol fgang 稱犯罪五次以上者為“長期 犯罪 者”（ch ron ic o f fender）這一研究表明：一方面大多數青少年只是在高危期從事過違法犯罪活動，然後就自動退出了這一階段；另一方面，少數人持續高頻違法，似乎顯示出他們與多數青少年屬於不同性質的群體。 Wol fgang等的研究對美國刑事司法政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研究揭示違法犯罪行為對很多青少年似乎是一個高危年齡的正常現象，隨著年齡增長，就會自動停止，但是有少數青少年似乎具備某種犯罪的特質 ， 他 們 從 年 幼 開 始 犯 罪 ， 成 年 後 仍 持 續 犯 罪（pe r s i s t e n t），生活在 一種 犯罪生 涯之 中（cr imina lca r ee r ）。犯罪生涯的理論和研究對公共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類似的研究在其他國家也發現類似的結果。年齡與犯罪的曲線和Wol fgang研究的發現是犯罪學中普遍接受的基本事實。不同的犯罪學家對這些普遍事實作出了不同解釋，其中生活歷程理論是近年來影響最大的理論。傳統犯罪學理論與其他許多行為科學理論一樣，過去主要研究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差別，例如什麼人容易犯罪，而生活歷程理論的重點放在觀察研究行為發展變化的長期過程和規律，研究生活事件，如首次犯罪等，對生活軌道的影響和未來犯罪的影響。生活歷程理論的重點是檢查為什麼有人走上犯罪道路，而多數人則走上正常生活道路，重點考察一個人的人生中的事件和變化，與其違犯行為的發展和環境、社會建制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及其後果。生活歷程理論採取廣闊的視野，其重要特點就是不僅研究狹窄的法律定義下的犯罪行為，而且綜合的研究所有各種形式的異端和反社會行為。所謂生活歷程概念是指由一個人的生活軌道［1］ 和人生轉折［2］所構成的人生過程。生活軌道和人生轉折是生活歷程理論的兩個基本概念。生活軌道指的是人生的長期的有規律性的道路方向。這種道路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一種對人生的限制和方向，一個人一旦進入某種軌道，就會較多的沿著軌道的方向發展，趨於通向軌道指向的結果。在生活軌道的描述中，與考慮刑事責任年齡政策有關的是“入口”的概念。入口是指人們進入不同的生活軌道，有人進入犯罪生涯，有人則進入正常的人生軌道。生活歷程理論強調早期兒童時期行為發展對整個人生軌道的影響。我們要關注的是在什麼程度上，降低刑事年齡增加了青少年進入違法生涯軌道的入口，而在什麼程度上我們可以幫助他們避免或減少進入這一入口。生活歷程理論中最有影響力的是Ter r ie Mof f i t t雙類型的理論。該理論提出二種違法犯罪類型的人即“青少年期終止者”和“長期持續者”。青少年期終止者在青少年期達到犯罪高峰，他們隨著人生的成熟，逐漸不再違法犯罪。多數研究支持這一理論，例如，一項著名的研究發現，在32歲以上年齡組中，青少年期終止者的犯罪率已與從未犯罪者無顯著差別。這一結論說明大多數青少年的犯罪現象是暫時階段。長期持續者則不同，多種早期因素和環境因素在他們的成長發展過程中共同起作用，使他們形成一種強制性的行為方式。在出生之初和幼年期，其個性中表現出

較高程度的侵犯性（aggress i on） ，在家庭生活中不服管 教 ， 在 學 校 生 活 中 缺 乏 人 際 互 動 的 正 常 技 能（i n t e rpersonal s k i l l ），經常以暴力方式（vio le n ce）解決人際衝突。他們的父母往往缺乏教育子女的基本技能，不能正面對待子女或不能正確處置子女的錯誤，他們往往生活在貧窮社區，缺乏從事正常生活實踐的機會和追尋健康的成年生活方式的機會，他們一般在幼年期就開始出現問題行為（ prob lem behav ior），開始違法犯罪行為，逐步發展成為嚴重的犯罪行為。在他們的生活軌道中積累了連續的反社會特質及境況，使他們終止犯罪生涯十分困難。近年來大量經驗研究也能證實。生活歷程理論對刑事責任年齡改變的政策有多項重要啟示。第一，要有效預防和減少青少年犯罪，主要目標要放在“長期持續者”群體上，這樣社會和司法資源的投入收效將會最高，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須與其他配套措施共同進行。第二，因為影響“長期持續者”的主要因素包括神經心理缺失，和家庭環境不利，父母撫養教育孩子能力的缺失，兒童缺乏練習和實踐正常社會行為的機會，缺乏處理人際關係能力，及社會環境的低下，包括貧窮，非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這些因素的互相作用造成了侵犯性和暴力型性格（aggress i on ＆ v io l enc e）。這些結論可爲政策及干預項目的制訂提供参考。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已被證實有效的干預項目包括孕育期干預、家長育兒技能訓練；學校環境中提高人際技能防止暴力等項目。這些項目已被證明對青少年期及之後的青少年行為有顯著的效果。三、結論犯罪學理論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立法考慮有如下重要啟示：1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政策效果將是複雜的，多重的。對低齡少年違法犯罪的行為，不干預是錯誤的，但不當的干預會引起負面效果，將同樣是錯誤的。必須注意並解決好貫徹理論認識在立法、司法中的困難。2、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只是各種遏制犯罪率上升的一個舉措。後續及同時的其他改革措施也須同步及適時進行。刑事司法對少年違法犯罪的反應要有綜合性，整體性和系統性提高刑事犯罪年齡只是綜合措施中的一個政策措施，干預措施要配套。在澳門，重要配套措施包括：第一，早期干預；第二，環境干預；第三，其他司法的制度和措施的改革。具體而言，重視早期干預方面可以對高風險 （atris k ）嬰幼 兒 ，甚至在產 前（pre－na tal）就加以辨識，干預從未出生時就開始（這當然是最理想的情況下）。重視環境干預第一種可能的措施是對高風險（at risk）兒童 和高 風 險家 庭 進行 干預 ， 例如 舉 辦（paren t ingski ll）為人的技巧的訓練； 第二種 是School programs小學及中學中的人際衝突管理（interpersonal conf li c tmanagemen t，及侵 犯（aggress ion）與暴 力（violence）控制訓練項目。國外，尤其是美國已有這方面的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刑事司法干預主要是指設立針對違法少年進入司法體系後的新的制度設置。目前在澳門已有成功的少年感化院項目，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借鑒其他地區和國外的行之有效的項目。具體來說，有如下四種改革可供考慮：第一種可能的措施是對青少年違法者建立單獨的入門審查制度（i n t ak e ）。在一個青少年被逮捕後，法庭對違法青少年的情況進行專門的全面的司法審查，包括對其個人的風險審查，對家庭、學校及社區背景 和社 會表 現因 素的 調查 （這 裏是 借鑒 美國 的 制度），並對其作出風險分類；第二，根據國際上目前發展較快的已被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恢復性司法制度，建立澳門地區恢復性司法政策或制度；第三，借鑒內地如重慶中級人民法院對少年違法人員所採取的刑事司法處理中的一些有效舉措；第四，已有學者建議成立少年監獄，可以進一步研究。刑事年齡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問題相當複雜，涉及到社會很多方面，若採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必須先在理論上有較為深入的認識。犯罪學的發展要在更廣泛的視野下來認識研究犯罪現象，從而在一定理論深度的基礎上給立法的行為提供更有深度的依據。註釋：［1］描述生活軌道的概念有三個：入口，成功和時刻。成功的概念是指不同人在 發展軌道 的內容和 背景方面 不同，例 如有的人 有成功的 婚姻，成功的工作，而另一些人在這些方面沒有成功。“時刻”指特定事件發生在人生的不同時間點會對人生產生不同的作用，例如初犯，若發生在很小年齡時對生活道路造成的影響就遠大於在較大年齡人發生的初犯。［2］所謂人生轉折的 概念是指以特 定事件為標誌的 人生的重要的 事件，例如，第一次違法、就學、畢業、結婚，就業等，“轉變點”是指某些重大的轉折事件，可以導致人生軌道的轉變。人生轉折對研究成年人犯罪和改造意義較大，在這裏就不再詳細探討。

■青少年問題受到社會的關注，社會工作者多認爲教育重於懲罰。圖爲學生參加植樹活動。澳門刑事責任年齡的探討為了有效預防和減少犯罪的總目標文／劉羨冰 （ 澳 門 ）近年，凡有青少年問題浮現，例如：校園欺淩，北上濫藥、被僱販毒，聚眾燒車，特別是2003年發生學生在教室被同學毆打斷1 3根肋骨，昏迷至今變成植物人事件，均轟動全澳。個案接連出現，經過有些傳媒的渲染煽情，成為社會焦點議題。報刊社論、議員、有關人士發言，除要求加強家庭、學校德育之外，降低青少年刑事責任年齡的建議也應聲而起，看似澳門十六歲的刑事責任年齡有下降的必要。澳門法務局自2006年起開始委託香港城市大學、澳門大學和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進行6項專題研究，在這基礎上由香港城市大學寫成《刑事責任年齡研究綜合報告》。報告通過綜合分析、作出結論性的建議是：“澳門現行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基本維持不變；但某些極度嚴重的犯罪行為，行為人滿1 4歲須負刑事責任。”出乎大眾意料，調研兩年的專家結論卻是一個有條件的、基本維持不變的方案。因為從理據到數據都不支持降低青少年刑事責任年齡，反而讓公眾進一步理解

到：“刑事責任年齡是違法青少年法律制度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規定，對其他的青少年法律政策有影響和輻射作用。”（黃成榮，2008） “刑事年齡的改變是一項有深遠影響的政策改變”（ 劉建 宏，2008）。世界各地經驗說明， “ 單靠 懲罰 未 必能 減 低重 犯 率” （L ips ey，1 995）。在英國有一項研究，追蹤45000懲教所員或罪犯，發現法庭的判決、無論是囚禁、社會服務令、感化令等等，均對重犯率沒直接影響（許淑嫻、楊燕恩：《鐵窗下的青少年——從更生開始》2008）。香港經驗更說明：配套措施不足，降低青少年刑事責任年齡，不但不能產生預期的威懾的正面效果——即無助於減低青少年犯罪率，反而多了少年墮入法網，而副作用則更大。這不符合保護青少年的立法原意。修改法律必須依據變化、發展了的社會實況，儘管近年澳門博彩業跨越式發展，社會衍生的問題不少，家長、教師憂心忡忡；但歸根結底青少年違法行為的發展實況，才是修改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關鍵。系列調查顯示，沒有數據支持法制必須修改。1、 政府提供違法青少年人案兩組數字對比如下：（1 ）從1 997年的1 21 宗，到2005年的262宗，8年間倍增；（2）從2001 年的254宗，到2005年的262宗，5年內2降2升，無大增幅，基本平穩（見表一。陳欣欣：《司法介入的違法青少年情況與特徵》2007年）。表一 澳門司法介入的違法青少年按年度入案總數1 997年至2000年這一時期，香港、澳門先後回歸祖國，是歷史性的大變動，特別是1 999年回歸前夕的澳門，治安問題空前嚴峻，富人動不動被綁架勒索，警員和記者都曾被歹徒炸傷。澳門回歸後治安有十分明顯的好轉，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1 997年至2000年這一時期確具特殊性，作為研究取樣，應側重具普遍意義的2001年至2005年，以發展趨向平穩的情勢作主要參照為研究的立足點。有人卻喜歡單採第一組數字，又快捷又煽情，文章好做，卻偏離了科學，助長以訛傳訛的社會誤解，變成文章、發言的開頭語，漸漸形成誤區。2、 綜合報告又指出：“法院未成年個案入案數字由2001 年的280宗下降至2006年的208宗（減 少了 34．6％）。社會重返廳及少年感化院的入案數字也出現類似的情況。違法青少年比率於2001年為0．82％，2002年下降為0．56％，至2003年微升為 0．6 9％ ，其 後 直 至 2006年， 比 率 也 停 留 在0．69％。”（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法務局：《刑事責任年齡制度諮詢文本》P3）這組數字進一步證明：澳門回歸前青少年犯罪情況確一度上升，而在三年間有所下降，而且確實趨於平穩。3、 重犯率低說明現行法制的有效。當前，1 2歲以上而未滿1 6歲的青少年犯罪，澳門法律已有不同層次的分流措施，給予警戒、懲罰、監管和教育。2007年4月通過、1 0月生效的《違法青少年監管制度》可以說是為此作出進一步的完善與補充（很可惜，澳門不少居民對這方面的情況都不大清楚）。根據澳門司法介入的違法青少年入案記錄，是一個令我們欣慰的現象，九年間重犯率很低：1 997年至2005年沒有重犯記錄的佔總數的80．4％－96．8％，換句話說，重犯者只佔1 9．6％－3．2％。一個偏低的重犯率說明制度的警戒、懲罰、監管和教育有效性。這是一組值得重視的參考數字。4、澳門青少年犯罪方式澳門青少年犯罪方式較傳統，未有用具殺傷力武器或採用高科技與互聯網上的違法行為案件。最普遍的違法行 為是 暴力 行為 。九 年間 平均 佔整 體違 法行 為 之50．8％；其次是盜竊違法行為，平均值是28．3％；再次是毀壞行為；有組織犯罪的平均值也是個位數；毒品和風化類九年合計只有28宗和26宗，平均每年兩三宗（見表二）。表二 按年度入案青少年違法行為依次分類發展情況

5 澳門青少年犯罪率的橫向比較。與其他地區對比，青少年犯罪率澳門處於新加坡與香港之間，每萬人口中690人；香港是777人；新加坡僅31 9人（黃成榮2005）；“在美國和西方工業社會，一個普遍的現象是青少年犯罪比例遠高於其他年齡段人口的犯罪率”（劉建宏，2008）。對比表一和表三，可見澳門青少年犯罪只佔總犯罪數字中的少數。表三 全澳司法介入按年度入案總數及囚犯數根據以上5方面的數字分析，我們的確不能做出諸如“澳門青少年問題日益嚴重”、“澳門青少年犯罪越來越嚴峻”、“本澳十六歲的刑事責任年齡非下降不可”等評定。對這嚴肅的、關係青少年健康成長的重大問題，有必要再度咀嚼各方人士的意見，對照系列調查數據，重新作全面的、縱深的、綜合的反思。確不宜輕率地從表象、印象、特別是錯覺出發去決定嚴肅的法律制度的修改，也不能把世界其他地區的結論簡單地套在本地的頭上來。例如世界性的青少年犯罪有低齡化傾向，澳門是否可以盲目認同？資料顯示：“在2001 －2005年間入案的違法青少年，他們進行違法行為時的年齡平均值是1 4．01 歲…。下降至2004年的1 3．96歲、2005年的 1 3．93歲”。（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司法介入的違法青少年情況與特徵》2007年）報告書的標題是：“低齡增加”，內文還說是“輕微下降的趨勢”。但許多文章和發言就變成：“澳門違法青少年低齡化”了！科學研究必須實事求是，切忌誇大、煽情。這次通過系統數字的顯示，澳門青少年問題的實況，雖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嚴重，卻為澳門真正解決青少年問題，找出修法以外的多方改進的空間，例如和諧家庭、校園、社會的建設；家庭、學校、社會教育的改進；提升青少年的自尊、自愛、自信和自制能力等。這些才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其中只要降低離婚率、留級率兩項，實際效果就要比降刑事責任年齡好得多——據法務局統計，1 997－2005九年間，違法青少年曾留級的佔了76．1％－99．4％，並以兩次留級的佔多數！看“厭學——留級——出校——犯罪”的四部曲，青少年犯罪問題的源頭還在家庭和學校。因此，法務局的處理基本上是持著科學求證、審慎處理和開放諮詢的態度。《刑事責任年齡研究綜合報告》的綜合分析和建議，是有益有建設性的。公僕要作出不盡符合社會訴求的決策，還必須具有道德勇氣以及關愛青少年一代的真誠。我十分贊同澳門十六歲的刑事責任年齡應以不變應萬變；但極度嚴重的犯罪，滿1 4歲者應負刑事責任是可以考慮的，不過配套措施一定要足夠，人治因素一定要盡可能排除，保護青少年一代的原則精神一定要貫徹始終，有效預防和減少犯罪的總目標不能偏離。在博彩業迅猛發展的今天，我們對青少年的成長萬萬不可掉以輕心，還要加倍關注，全社會都需要反思、需要研究，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都需要改進。澳門近年青少年問題浮現，報刊社論、議員、有關人士發言，除要求加强家庭、學校德育之外，降低青少年刑事責任年齡的建議也應聲而起。

增強中國“軟實力”的“論壇外交”——以“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爲例（ 上篇 ）■文／葉桂平 （ 澳 門）一、前言在國際政治關係中，國家行爲體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與作用如何，實際上取決於國家力量（s tat e p owe r），或者 又稱“國家 實力 ”。［1］正如著名的美國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 Hans J．Morgen t hau）所言：“國際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樣，是爲權力的鬥爭 。”［2］由於每個國家都有責任在世界上維護自身安全和利益，而且擁有較大權力的國家在保護和促進自身利益方面會比權力較小者更成功，因此每個國家都會極力保持和發展自己的權力，以便在競爭中立於有利之地。［3］本文的分析採用的是國際關係中對“權力”的一般定義，就是指國際關係行爲體對其他行爲體實施影響的能力（Capac i t y） 。這種影響的實現既有平和的積極誘導，也有強制的消極威脅；既包括“合法”的影響，也包括 非 法的 影 響； 既 包括 “ 軟” 權 力方 式 ，也 包 括“硬”權力方式。因此，當本國實現國家利益的努力遇到來自他國的抵制時，權力，無論是強制力和影響力，都試圖排除他國的抵制而實現本國的利益目標。［4］ 可以說，“ 權 力”與“ 影 響 力（ inf l ue nce） ”、“暴力（f orc e）” 、“實力（capac i ty）” 等概念相關或相近，使用時經常沒有明顯界限。從 類 別 上 人 們 常 把 力 量 分 爲 “ 硬實 力 （ har dpo wer）” 與“軟實力（sof t power） ”，［5］或者 “有形的權力”和“無形的權力”。其中，“硬實力”是指國家行爲體的資源力、經濟力、科技力、軍事力、文教力等。［6］另外，也有學者認爲“硬實力”其實就是運用強制性或暴力手段迫使其他行爲體屈從於自己的意志，接受自己的領導。［7］例如，實施軍事打擊或經濟制裁，或兩種手段相結合等方式。硬實力的實施實際上是行爲體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其他行爲體，目的是迫使其做其原本不會做的事。例如，軍事力量就是最典型的硬權力，而進行戰爭就是對硬實力的運用。“軟實力”指的是通過和平方式、意識形態和文化影響力實現對其他國家的控制和領導。這一概念最早於1 990年由美國學者約瑟夫 ·奈 （Jos eph S．Nye， J r．）提出。由於自冷戰後，“權力”或“實力”概念的內涵

擴大了，軟實力的凸顯給權力和利益問題的研究帶來“變革性的影響”。價值逐漸成爲權力的重要源泉，民主因素也成爲國家 力量的重要組成部 分。［8］他指出：“如果美國能執行一項政策，削減國民生產總值2％的國內消費，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就可以在國內提供更好的教育，在國外通過有效的援助和資訊項目獲得國際影響力。美國需要的是增加在軟實力——相互依賴的複合體——上的投入，而不是硬實力——新的昂貴的武器系統。”［9］軟實力一般被界定爲包括三方面的要素：一是價值標準，如民主、自由、人權；二是市場經濟，特別是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及其運行機制；三是西方文明，包括文化、宗教等影響。［10］就約瑟夫·奈的看法，現實主義主張硬實力，而自由主義傾向於軟實力。不同國家在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擁有上各不相同，因此，力量並非大國或強國才能擁有，它也不應當僅僅是一種大國和強國對小國和弱國實行控制的關係狀態。在某些領域，小國和弱國可能具有比大國和強國更大的影響力。近年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在被稱作“軟實力”的文化、外交等方面，中國的影響力也已逐漸顯現，無論在東南亞、拉丁美洲，還是在非洲都可以發現中國的影響。［11］其中，包括中阿合作論壇、中國－南太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中國東盟論壇、上海合作組織論壇、以及每三年在澳門特區舉辦一次的“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部長級會議等“論壇外交”，無不顯示中國在多邊領域特殊的影響力。“論壇外交”這一新型的外交方式，使中國與1 20多個國家有過對話和交流，中國的魅力和影響力也正吸引著世界人民的關注。特別對正在努力追求“和平崛起”的中國來說，“軟實力”政策顯得越來越爲重要。因爲它不僅是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姿態和裝飾，而且還是一种減少外貿摩擦力、國際環境壓力、和平崛起阻力的手段和武器 。［12］本文正是在國家追求“和平崛起”的大歷史背景下，嘗試以“論壇外交”這一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方式，來分析現時中國的外交政策。其中，本文將重點結合“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這一尋求多邊合作的對外交往模式爲例，來探討中國開展與分佈在世界四大洲、超過兩億人口的葡語國家間的關係，並以國際政治經濟的分析視角來討論澳門可藉論壇作爲“平台”的角色和作用；同時，對“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運作機制的現狀及展望進行探討並提出自己的見解。二、中國和平崛起需要“軟實力”一個國家的崛起，從根本上來說，是它的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翻開厚厚的中外史書，我們不難發現，凡是在世界上能夠縱橫捭闔、影響巨大的國家，都是“硬實力”和“軟實力”兩種實力兼具的國家。當今，世界出現了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兩大趨勢，和平與發展成爲世界的主題，“硬實力”固然必不可少，但“軟實力”在國際競爭中已經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需要和平崛起，“軟實力”的提升當然也不容忽視。從國內看，中國作爲一個多民族和多人口的大國，需要一種共同的價值觀來增強全國人民的凝聚力，一種共同的理念爲紐帶來增進各族人民之間的聯繫和感情，使全國各族人民爲中國的和平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最終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國際社會看，中國作爲對世界和平與發展負責任的大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與作用越來越大，很多國際事務的解決都離不開中國的參與。這就需要中國加強自身的制度、文化建設，縮小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差異和認識偏差，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提升中國的“軟 實 力”。［13］由於“軟實力”體現在文化、政治價值觀、外交等方面。正如中國文化的一些方面正在進入全球流行的領域，如電影《臥虎藏龍》、籃球運動員姚明、國際廣播電台的英語廣播等。中國还將舉辦2008年奧運會，在全球建立了26個孔子學院。政治上，中國的政治經濟模式正在爲發展中國家學習。在亞非拉的一些國家，“北京共識”取代市場經濟加民主政府的“華盛頓共識”成爲主導。外交上，“和平崛起”正在減少別國的疑慮。［1 4］因爲，從戰略上看，儘管中國“全方位外交”進展顯著，中國面對的國際局勢實際上並非更安全，反而可能更具風險。中美兩國在宗教和人權觀念上的深層矛盾，東北亞國際局勢的演變，包括日本的右翼轉向以及中朝關係生變，都可能給中國帶來安全隱患。在這種背景下，建設軟力量，加強本國文化魅力與吸引力，能夠爲中國營造友好的國際環境，爲和平崛起鋪平道路。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建設軟實力的道路，既是進取式，也是

被動與守勢的。中國的軟實力只能小心翼翼地低調經營，以免助長中國威脅論，增加他國的疑慮，從而可減少“和平崛起”的阻力。三、“論壇外交”是打造“軟實力”的利器之一“論壇外交”作爲“多邊外交”的一種模式，已爲中國搭建起了廣闊的外交舞台。現在中國參與多邊外交活動的深度和廣度都有了顯著加強。中國已經逐步扭轉了過去被動參與多邊活動的模式，成爲多邊外交機制和行動的主動參與者和積極倡導者。進入21 世紀，中國在多邊外交領域動作頻頻。中國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積極推動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和博鼇亞洲論壇，並成功舉辦了中非合作論壇、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等有影響的國際會議，這些行动有利於中國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立場，進一步提高中國的國家形象，增強中國的“軟實力”，爲中國的和平崛起和經濟建設營造良好、和平的國際環境。［15］由於自二戰結束後至今形成的由發達國家主持制定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的關係。通過“論壇外交”，中國積極參與現有的國際體系，以建設性的姿態循序漸進地對其加以改造，爲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做出了積極貢獻。此外，以多邊外交爲平台，中國提出的世界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發展模式多樣化等主張以及新安全觀、發展觀、民主觀得到世界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的認同。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中國所持的進一步加強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等主張更是廣受讚賞。“論壇外交”還有助於中國明確在國際體系中的自我定位，強化全球意識，貫徹新的外交理念，進一步樹立起建設性和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它的興起是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在外交領域的具體體現。只有通過開展多邊外交與合作，才能創造條件解決人口膨脹、資源和能源匱乏、恐怖主義泛濫、全球氣候變暖、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等涉及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妥善應對非傳統威脅的嚴峻挑戰。“論壇外交”作爲多邊外交，爲中國發展與有關國家的雙邊關係提供了新的思路。多邊外交的開展往往著眼於一種更長遠、更有深度的國家間的合作，它要求一個國家克制甚至放棄某些領域內的單邊或雙邊的利益考量，側重於有互動關係的多邊共同的利益標準。因此，多邊合作會有助於減少國家間的摩擦和衝突，有利於促進國家關係的良性互動。中國開展多邊外交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將其和雙邊外交行動結合起來，將兩者納入統一的外交行動之中。每次出席論壇活動，中國領導人都要進行大量的雙邊會見活動，通過開展高密度、快節奏的高層外交，廣交深交朋友，推動中國同有關國家在各領域的合作和雙邊關係的發展。例如，在中日關係趨於緊張，雙邊互訪暫時不可能實現的情況下，多邊外交使得保持中日高層接觸成爲可能。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國際性組織和機構都意識到，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許多重大的國際事務根本就無法決定，即使決定了，沒有中國的合作也實施不了。作爲一個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全球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自身的國家利益和全球利益是緊密相連的。有效的“論壇外交”使中國在爲解決全球性問題獻計獻策的同時，能更好地實現自身的利益。（待 續 ）註釋：［1］由於翻譯上的不同，“power ”一詞可翻譯成“權力”、“力量”或“實力”。應該說，表達的意思也是相同的。［2］李少軍著：《國際政治學概論（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5 年8 月，第1 4 1 頁。［3］Ma r kR．Ams t u t z ，I nt e r na t i o na l Conf l i c t a ndCoope r a t i on：AnI nt r oduc t i ont oWor l dPol i t i cs ，Bos t on：McGr a w－Hi l l Col l ege，1999，P127．［4］ 俞正梁等著：《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係》，復旦大學出版社，2 0 0 0 年7 月版，第5 8 至5 9 頁。［5］也有將“ha r d powe r ”和“s of t p owe r ”翻譯成“硬權力”和“軟權力”。［6 ］梁守德、洪銀嫻著：《國際政治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 0 0 0 年7 月版，第8 4 頁。［7］蔡拓等著：《國際關係學》，南開大學出版社，200 5年6 月版，第6 8 頁。［8 ］J oe s p h Ny e ，Th e Ne w Nat i ona l I nt er e s t ，i nFor ei gnAf f a i r s ，Jul y／Agus t 1999．［9］J oe s phNye，TheMi s l e adi ngMet a phor of De c l i ne，i nTheAt l a nt i c，Ma r ch1990．［10］倪世雄等著：《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 2 月版，第3 9 3 頁。［1 1 ］ “ 世界 評 說 中 國 軟實 力 ” ， 人 民網 ， 2 0 0 6 年 6 月 6 日 ，ht tp：／／worl d．peopl e．com．cn／BIG5／1030／4438331．html ．［1 2 ］“讓中國‘軟實力’真正有實力”，人民網，2 0 0 5 年1 0 月1 0 日，ht t p：／／pol i t i cs．peop1e．com．cn／BIG5／30178／3752650．ht ml ．［1 3 ］“中國崛起需要提升軟實力”，四川日報，社會新聞欄目，20 07 年11 月15 日。［1 4 ］《華爾街日報》（2 0 05 年1 2 月2 9 日）“中國軟實力的增強”，2 1 世紀經濟報道，時論欄目，2 0 0 6 年1 月2 日。［15 ］熊偉：“多邊外交給中國更多機會”，環球時報，國際論壇欄目，2 0 0 5 年1 月2 8 日。

■開啟兩岸關係新時代胡蕭會談文／劉性仁 （ 台 灣 ）蕭萬長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的身份出席2008博鰲亞洲論壇，除了針對今年會談的主題“綠色亞洲：變革中實現共識”和與會各國政經領袖交換意見，他與胡錦濤在4月1 2日的會談更可望能為兩岸關係開啟新局。過去八年台灣扁政府執政，由於種種意識形態的制約，使得兩岸關係無法順利開展。在政治上，民進黨政府推動一連串的“去中國化”動作，不時拋出“制憲、正名”主張，使得國際間普遍把台灣視為是麻煩製造者；在外交上，扁政府採取“烽火外交”策略，與中國大陸處處作對，其結果就是邦交國不增反減，在國際組織的加入上處處碰壁，台灣的國際空間日漸萎縮；在經濟上，鎖國心態的作祟將原本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變成“積極管理，有效開放”，還設置大陸投資上限，帶給台商不必要的束縛，不僅使得兩岸經貿交流受到不利影響，而且在舉世各國競相簽訂自由貿易區協定的潮流中，台灣形同被邊緣化。如今台灣大選馬蕭獲勝，台灣民眾對此抱有極高期待，希望台灣能夠從過去的困境中走出來。特別在兩岸的政治、經濟、文化關係上，都能有所突破。而馬蕭的大陸政策，是以兩岸互不否認、在對等、尊嚴、務實的基礎上，以“一中各表”為基礎，馬上開始啟動兩岸經貿談判，以“活水”取代“鳥籠”、開啟全面展開兩岸經貿協商、整合全球與大陸商機，以突破區域經濟瓶頸；此外，馬蕭堅持“三要（要尊嚴、要協商、要市

場）”與“三不要（不要大陸勞工、不要大陸農產品、不要偷渡走私與黑心商品）”，毫無疑問，蕭萬長在此政策的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蕭萬長過去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特別是亞洲金融風暴處理危機的經驗，獲得普遍的重視和肯定。蕭萬長對此次大選時所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有一套完整的構想與規劃，基本上，“兩岸共同市場”的“共同”就是協商，就是由兩岸雙方共同協議，而非由兩岸中的某一方就可單方面決定；所謂“市場”就是擴大，將市場範圍放寬，取消不合時宜的管制措施，鬆綁兩岸經貿中的不當限制，同時尊重市場自由機制，由市場來決定一切。此次胡蕭博鰲會談，蕭萬長提出了重啟兩岸交流的十六字箴言“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作為未來兩岸交流的原則；胡錦濤則強調四個繼續：“繼續推動兩岸經濟文化等各領域交流合作、繼續推動兩岸週末包機和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的磋商、繼續關心台灣同胞福祉並切實維護台灣同胞的正當權益、繼續促進恢復兩岸協商談判”。可見無論是蕭的“十六字箴言”或是胡的“四個繼續”，雙方都有善意對話的誠意，都希望能儘速恢復協商談判；實現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也是雙方共同的期待與目標。對於兩岸未來關係的和平發展新局，蕭胡二人亦都深具信心。此次蕭萬長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和與胡錦濤的會面，使得兩岸雙方對於彼此的經濟交流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蕭萬長更加體會到台灣經濟和亞洲乃至國際經濟密不可分，兩岸經濟發展勢不可免，透過善意經貿交流不僅可以促進兩岸經濟發展，更對兩岸和平貢獻甚大，使兩岸實現雙贏。蕭萬長的此次博鰲行，平實穩健展現恢宏氣度；胡錦濤也展現出大國領導人風範，雙方在相互尊重的情況下，使蕭萬長能夠在對等尊嚴的前提基礎上，充分表達台灣方面立場，並以兩岸經貿議題切入的方式，展開兩岸高層之間的一次面對面接觸。蕭先生提出具體的四點要求，包括“兩岸直航由週末包機開始”、“儘速開放大陸觀光客赴台”、“促進兩岸經貿交流正常化”以及“儘快恢復兩岸的協商機制”等四項要求，表達了台灣方面改善兩岸關係的立場，而胡錦濤亦予以善意回應。綜論蕭萬長此次博鰲之行，有為有守，成功創造一個友善、融洽，且具成果的會談結局，而胡錦濤也展現出領導人的格局與風度，向世人證明與展現了中國領導人的善意理性，顯示只要理性，兩岸之間任何問題都可以充分溝通。筆者認為此次胡蕭會對台灣及大陸來說具有以下幾層重要意義：一是開啟了兩岸執政黨高層之間的直接對話模式；二是在對等和尊嚴的基礎上，充分完整地表達了台灣方面的要求；三是開啟了台灣在亞洲的能見度，提供了一個台灣與世界對話的平台；四是顯現馬蕭新政府不同於陳水扁政權，而會採取務實的內外政策；五是在兩岸互信的基礎上，台灣獲得了實質性國際參與空間，並與區域合作接軌；六是奠定了亞太地區區域和平與安全發展的基礎；七是對於大陸來說也是得到了一個向世界展現和平崛起與泱泱大國氣度的機會；八是務實開展兩岸經貿交流，促進兩岸經濟發展。可以說兩岸目前正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正是兩岸開展善意對話之時機，因此蕭萬長提出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這十六字箴言顯得格外重要。兩岸透過交流方式會增加彼此共識，以期將爭議降到最低。胡蕭會以“坦誠、友善、融洽”的氣氛交換經貿交流意見，在胡連會“正視現實，開創未來”的共識基礎上展開對話，更充分表現出馬蕭對於兩岸“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期待，因此胡蕭會不僅是過去的連胡會善意共識的延續，更是馬蕭時代兩岸新的對話的開始。此次胡蕭會後，連台灣民進黨籍的一些縣市長如陳菊、蘇治芬等人，也都先後表態想前往他們過去一直視為政治上的敵對對象的大陸，為他們各自所在地區的經濟謀求出路；這就顯示他們也已認識到胡蕭會對台灣經濟的積極作用和意義。兩岸經貿關係乃至政治關係正常化是雙方未來必走之路，因此雙方應該儘速恢復協商，達成兩岸的交流與合作。胡蕭博鰲會啟動了兩岸善意對話的開始，揚棄了過去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而轉趨務實與彈性，台灣方面正可透過“規劃啟動週末包機”、“開放大陸旅客到台灣旅遊”等做法，推動兩岸直航的全面實現。此次蕭胡會雙方都充分展現了智慧與理性，因此筆者期待著下一次兩岸高層的善意對話，也樂見兩岸經貿關係可以成為新的兩岸關係和平推動的動力。希望兩岸領導人都能繼續以務實的態度和穩健的開放步伐，讓兩岸經貿交流走得很快很穩，為兩岸人民都創造利益，開創兩岸互助互利互容的新時代。

兩岸交往中的小家子氣——盤點博鰲論壇所引發的一些爭議■ 文 ／ 郝 志 東 （ 澳 門 ）博鰲亞洲論壇2008年會的主題是什麽？恐怕沒有多少人還記得，儘管在本文發表的時候，論壇剛剛舉行還不到一個月。［1］但是 ，關心兩岸發展的人們可能都還記得蕭萬長參加此次論壇時所引發的那些爭議，即“一個中國”事件、《自由時報》事件、“特首席”、“轉移視綫”說，以及台灣在此次交往中是否被“矮化”的問題。大家只要大概看一下這些爭議的來龍去脈，可能就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在兩岸交往中，雙方都有一些小家子氣。很多人對馬英九3月22日勝選後的兩岸關係有很高的期待，但本人在此次台灣大選之後的一次兩岸未來研討會上也提出了一些隱憂，即目前兩岸交往中存在著不少非理性的思維和行爲方式，這些問題會影響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在馬勝選後不到一個月裏發生的一些事情，正好印證了本人的這一隱憂。未來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恐怕還有賴於雙方都能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思維和行爲的理性。那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在此次博鰲論壇所引發的爭議中雙方表現出了哪些“小家子氣”的思維和行爲方式？本文將盤點和分析這些事件大陸方面以及台灣的泛綠和泛藍方面在博鰲論壇諸事件中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小家子氣問題，幷看今後兩岸關係發展中需要克服的一些障礙。大陸方面的小家子氣：商務部和龍永圖的表現大陸方面此次的非理性行爲有兩個。一是商務部新聞稿中的“一個中國”事件，另一個是博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因爲《自由時報》的一篇報道而對台灣媒體的發

飆事件。4月1 3日在蕭萬長和大陸商務部長陳德銘等舉行了圓桌座談之後，大陸商務部發佈了新聞稿，通報此次圓桌會議所形成的共識。其中有一句話是說雙方將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繼續就兩岸的交流進行努力。但是在此次圓桌會談上，據說並沒有提及“一個中國”問題。那麽商務部的新聞稿爲什麽如此措辭呢？這裏的可能只有兩個，一是商務部的官員們“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明知兩岸在“一中”問題上沒有共識，［2］ 仍然想乘此機會，把自己的“一中”強加給台灣。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太大，因爲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一中”問題非常敏感，雙方政府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媒體“放大鏡”的檢視中。“無中”都可能“生有”，更不用說任何已有的東西可以被擴大解釋了。如果商務部的官員明知有這個可能，還要“鋌而走險”，就有故意擾亂中央的戰略、策略嫌疑了。我想商務部的官員可能還沒有這個膽量。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商務部的官員們在遵循著一種“政治正確”的定式思維方式。只要說到台灣，首先想到的是“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 土”［3］ “ 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所以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4］ 。如果這 些 話不 能 說， 至 少也 應 該提 到 “一 個 中國 的 原則”。於是，這個說法就出現在這個文件當中了。這些人的思維定式、官僚主義，超越了他們的理性思維、政治智慧。中國近百年來的傳統是越“左”越革命，所以“左”一些，問題不大，只要不“右”就好，因爲右的危險性較大。這對從政的人們來說，尤其如此。所以說商務部官員們的錯誤，充其量是一個稍微“左”了一點的問題，是沒有深入、細緻地貫徹中央戰略、戰術的問題。他們的說法和中共的根本政策並沒有抵觸之處。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都沒有必要大驚小怪。但是對於商務部官員來說，在沒有必要宣示“一中”原則的時候，也要煞有介事地宣示一番，未免有些小家子氣。大陸方面的第二個小家子氣表現是龍永圖對台灣媒體的發飆。此事源於台灣媒體中的親綠報紙《自由時報》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在討論蕭萬長在博鰲所受到的高級禮遇時說：“博鰲論壇高規格接待？25萬美金就有”（原文標題）。該文稱蕭獲得如此高禮遇，是因爲蕭和他所領導的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是博鰲論壇的最高級會員之一，即“鑽石會員”，所以得到如此禮遇是自然的，並不是中共所給予的特別禮遇。如果這篇文章有什麽不妥，其實只是兩個方面：第一，乍一看標題，似乎蕭的高待遇是這次花了25萬美元買來的，但正如《自由時報》自己的文章所指出，這是鑽石會員的正常待遇，所以該報有故弄玄虛之嫌；第二，蕭所獲得的禮遇，的確比以前高了一點，這是包括龍永圖、蕭萬長在內的許多人都承認的，但是《自由時報》的文章卻視而不見。《自由時報》的這篇文章有兩個問題：言過其實和選擇報道。但這並不是什麽大問題，這些是媒體的通病，台灣和大陸均如此，沒有必要對此大驚小怪。然而台灣其它媒體和龍永圖對此的反應卻大大超出了對此事本來應該採取的理性態度。關於台灣媒體的反應，本文在下一節再講。這裏先來看一下龍永圖的反應。雖然蕭萬長此次是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名義出席博鰲論壇的，但由於蕭已經是台灣的準“副總統”，所以蕭和胡錦濤的會晤，可以看作是兩岸第一次最高領導人層級的會晤，他們會談哪些問題，就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於是不少台灣媒體隨行，希望能夠捕捉到任何兩岸關係新發展方面的蛛絲馬跡。在上述《自由時報》文章發表之後，台灣其它媒體如TVBS等馬上瞅準一個見到博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的機會，問他對這篇文章的看法。龍永圖首先解釋了博鰲論壇的會員制度，以及交會費就會享受到的待遇。他也解釋說蕭之所以得到一個比以前較高規格的待遇是和他這次特殊的身份有關係，儘管大家不能明說。之後，他便突然抬高嗓門、大發雷霆，開始高分貝地批判台灣媒體［5］ 說如果像這樣炒作新聞，台灣媒體在世界上將失去信用。有台灣記者問，這件事情只涉及一家媒體，秘書長爲何“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不是原話）。這時，龍永圖說：什麽那是一家媒體，你這樣駡，我是說，我相信個別媒體這樣做的話，有損台灣媒體的形象，對吧！這樣的媒體不願跟它打交道，因爲我本來沒聽到，是你們把它提出來，就說明這事 情已 有 影響 了， 把 影響 除掉 ， 哪怕 是 一家，因爲一家都會炒作起來，你不要以爲是少數， 有 些 爛的 消 息 ， 就是 一 兩 家媒 體 炒 出 來的，好！就這樣！

口氣之兇，嗓門之高，人們不用看錄像也可以想像得到。龍永圖說完之後，掉頭便走。走了幾步之後，又掉轉頭對媒體記者說：“還好意思說就一家媒體！”那麽，爲什麽說龍永圖的反應是有點小家子氣呢？像龍永圖這樣一個在世界上頗有影響的泱泱大國的代表，說話應該是要非常小心的。首先他需要搞清狀況，然後再發言。正如我們上面所講，《自由時報》的錯誤實際上是一個中外媒體都常犯的典型錯誤：誇大其詞、選擇報道。其次在搞清楚狀況之後，他完全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對此問題作一個全面評價，而不是針對某一家或某一個地區的媒體。這樣就非常得體，也符合一個代表大國的發言人的形象。但是，龍永圖並沒有這樣做。他的反應被台灣的親綠媒體形容爲“惡形惡狀”，使他們想起了在2003年的世界衛生大會上大陸另外一位代表中國的高級官員訓斥台灣媒體的情況：“沒有看到表決的情況嗎？誰理你們？！”這種傲慢的、不屑一顧的態度所代表的不是一種寬大的胸懷，而是一種心胸狹窄的表現，是一種小家子氣。在狀況不明的情況下，輕易地被一個媒體捕風捉影的東西所影響，並大發雷霆，難道不是心胸狹窄、小家子氣嗎？其實就算真的有媒體誣衊博鰲論壇，那也不值得您大發雷霆。別忘了您是代表著一個在全世界都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的國家啊！台灣方面的小家子氣：泛綠和泛藍的表現那麽台灣方面的表現如何呢？我們先看泛綠。首先，陳水扁說會場上的第一排並不是“元首席”，而是“特首席”，因爲曾蔭權與何厚鏵也坐在第一排。因為應該是沒有人會講第一排是“元首席”（元首們都坐在台上），而且坐在第一排的還有其它很多國家的代表，既非元首，也非特首，因此怎麽能叫“特首席”呢？除此之外，陳水扁認爲大陸方面之所以邀請蕭萬長參加博鰲論壇，是想轉移世界對西藏事件、奧運聖火傳遞事件的視綫。蕭參加博鰲論壇這件事怎麽可能會有那麽大的影響力？其實，中國政府可能還沒有想到有什麽辦法可以轉移人們在這些問題上的視綫。大陸領導人的智力水平也還不至於那麽低下，以致於會認為邀請蕭萬長去博鰲就可以保證北京奧運會不受外部世界的干擾。所以陳水扁的這種看法讓人感到他在信口開河，說話不著邊際。對一個有著“總統”之尊的人來說，這種表現也是非常的小家子氣。在綠色媒體方面，關於《自由時報》對博鰲論壇的看法，本文在上面已經談到該報使用聳人聽聞的標題，以及有選擇性的報道。與此同時，《自由時報》也指出，在博鰲論壇台灣共同市場基金會多年來都是放在“中國香港、澳門、台灣”的項下，他們認爲這是對台灣的“矮化”（關於這件事情，蕭萬長並沒有解釋，所以真實情況如何，還有待調查，不過大陸通常是這樣行文的）。從一個方面講，對台獨人士來說，一邊一國，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二者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如果把台灣放在中國的項下，他們就會感到自己被矮化。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講，台獨人士並沒有正視台灣繼承了中華民國的稱號，其“憲法”也認爲自己是中國的這個現實。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泛綠人士也沒有表現出更大的胸懷，站在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之上來看兩岸關係，也是一種小家子氣。泛藍方面的小家子氣，儘管表現有所不同，但還是可以在作爲領軍人物的蕭萬長等的身上和泛藍媒體中看得出來。我們首先來看蕭萬長對“一個中國”的反應。蕭在聽說商務部的新聞稿中提到“一個中國”時表示相當“錯愕”、“訝異”、“嚇了一跳”（原話），感覺是被中共“吃了豆腐”，馬上解釋說他們之所以請媒體在場並舉行公開座談，就是怕有這樣的情況。他們隨後向國台辦方面詢問（也有一說是“抗議”），後者答覆說要以新華社的新聞稿爲准。結果，的確，新華社的新聞稿中沒有“一個中國”的說法。我們甚至可以感覺到蕭萬長為此深深地喘了一口氣，感到是“烏龍一場”。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吳育昇還贊揚蕭萬長通過和中國的交涉，“守住了台灣的尊嚴”，意即沒有像泛綠所批評的那樣被“矮化”。但是正如我們在討論商務部的小家子氣時所提到的，他們的錯誤或許僅僅是官僚主義的疏忽。蕭在發現這個錯誤之後，完全可以告訴記者說他會循聯繫渠道去做澄清，且聽下回分解，而沒有必要擴大這個事件的意義。蕭對這樣一個低級錯誤感到“錯愕”，實際上是“拿著鷄毛當令箭”，有點小題大做，是一種小家子氣的表現。而且，大陸方面關於“一個中國”的堅持，蕭萬長之前不會不知道。國民黨也不是不堅持“一個中國”，儘管他們的“一個中國”和大陸的“一個中國”

含義不同。中華民國的憲法不就是“一個中國”嗎？有什麽值得“錯愕”、“驚訝”和“嚇了一跳”的呢？泛藍媒體和國民黨方面的反應基本相同，他們質疑中共是否在搞“ 小動作”，並且懷疑這個“小動作”純粹是一個“文字遊戲”？還是背後有什麽“深意”？但是，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這樣一個低級錯誤並沒有什麽深度可 言。To mak e a moun t a in out of a mo le h i l l（小題大做），只能說明泛藍媒體自己小心眼、小家子氣。兩岸關係中有著很多重大的問題需要去考慮，沒有必要拘泥於一些沒有什麽“深意”的“ 小動作”，在這上面浪費時間。博鰲爭議對兩岸關係的啓發由“一個中國”、《自由時報》、“特首席”、“轉移視綫”、“被矮化”等引發的爭議，以及兩岸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處理方法，他們的小家子氣，也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啓發。總結起來，可以有以下幾點：第一、兩岸問題仍然非常敏感，尤其是“一個中國”問題。所以，雙方在說話或做事方面應該非常謹慎，不要有意無意地去刺激對方那根敏感神經。第二、一個首要的問題是雙方要相互尊重，要有互信。不要一有事情，就往壞的方面去想對方。不要像龍永圖懷疑《自由時報》、蕭萬長懷疑商務部那樣，硬將小事變成大事，影響台海雙方的感情。第三、在相互尊重、互信的基礎上，兩岸政府都應該正視那些仍然橫亙在兩岸之間的分歧。儘管雙方現在只對經濟交流有興趣，但是雙方還應該設法逐步消弭政治方面的芥蒂，最後將兩岸在政治方面整合起來。只有在政治和經濟以及社會上將兩岸都整合起來，才最符合兩岸人民的最大利益。第四、從大陸方面來說，要繼續明確“九二共識”的內涵，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必要躲閃。比如根據新華社的英語新聞稿，台灣大選之後胡錦濤和布什在電話會談中表示同意“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內涵，但是在新華社的漢語新聞稿中，這一點又被拿走。當然，在兩岸正式就相關的政治問題進行談判前，或許沒有必要將自己的底牌亮給對方。但是能夠讓外國人知道，爲什麽不能夠讓中國人也知道呢？這個問題無論如何、無論遲早都要解決。所以不如痛快一點由最高領導來說明。然後大家再接著討論其它問題。第五、對台灣方面來說，不要一心僅想著如何通過和大陸加強經濟聯繫，比如兩岸包機直航、允許大陸旅客大量“登台”，給台灣經濟打一劑強心針等。這些當然重要，一定要做。但是兩岸在政治上的整合也要開始考慮。如果談兩岸和平協定，那就不僅僅是說五十年之內，台灣方面不搞法理台獨；五十年之內，大陸方面不攻打台灣。這樣的承諾是遠遠不夠的，也是太空泛的。兩岸應該談如何進一步加強政治、社會和文化的交流，比如兩岸立法機構的互訪、新聞媒體向對方開放、民主制度相互借鑒學習繼續深化等等。台灣不要光想著大陸可以爲台灣做些什麽，還應該想想台灣可以爲大陸做些什麽。第六、兩岸只有在加強互信、深入了解對方和“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協商出一個雙方都滿意的政治整合方式，包括中華民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等問題。這些才是大陸和台灣的藍綠方都應該認真思考、花大力氣積極解決的問題。總之，雙方都應該努力克服自己的小家子氣。大家都需要開闊胸襟，做任何事情，都能以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兩岸老百姓的共同福祉爲出發點，而不是以一黨、一地之私利爲出發點。只有這樣，兩岸才能商量出一個能令多數人都滿意的整合方案來，中國才能夠真正復興，並能夠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成爲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積極因素。註釋：［1］這次博鰲論壇的主題是“綠色亞洲”。［2］所謂沒有共識，是在“一中”究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這個問題上，雙方沒有共識，儘管“一中各表”仍然是一個不是共識的共識，即在“一中”問題上a gre e to d i s a g r e e，或者說求同存異的“九二共識”。這一個共識至關重要，因爲它是兩岸談判的基礎。民進黨執政八年，之所以在兩岸問題上沒有大的進展，均由於其不承認這個“九二共識”。［3］其實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和現代中國是很不相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這個意義上講，連歐洲——如果當時人們知道有歐洲的話——都是中國領土。那麽從邏輯上講，如果古代的歐洲不是中國的領土，那麽古代的台灣就不一定是中國的領土。而且，“古代”從什麽時候算起？如果是清朝，那麽這句話沒錯。如果是周朝，那就得好好定義，好好考察，不要“人云亦云”。［4 ］其實依照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認爲自己是中國，涵蓋大陸和台灣地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認爲自己是中國，涵蓋台灣。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幷沒有統治台灣，所以，無論從大陸還是台灣的角度講，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完全等於中國。國家還沒有統一。［5］他的嗓門的確很高，而且是突然提高的。像是一個受到侮辱的人突然新仇舊恨湧上心頭，再也無法克制自己，不得不用最大的嗓門喊出自己的悲愴與憤怒。

■台灣大選後的民主化走向文／李酉潭 （ 台 灣 ）壹 前言台灣今年在緊接著第七屆“國會”議員選舉因選制改變而使得國民黨囊括四分之三席次後，馬英九又以歷次“ 總 統” 大 選最 高 得票 數 與得 票 率當 選 新任 “ 總統”。雖然他一再強調“完全執政、完全負責”，但有些人對“一黨獨大”的疑慮仍未完全消除。因此，台灣未來的政局究竟是否會產生一致性政府所帶來的穩定進步，的確值得關注。本文擬先探討民主鞏固的相關概念，再分析台灣2008年“總統”大選後的民主化未來走向。民主政治除了分權制衡之外，更有賴於媒體與政黨的强力監督。“民主”是謝、蘇在台灣 2008年大選時打的一張牌。馬英九當選後，台灣的民主化未來將走向何方？未來馬英九是否能獲得“正義先生”的美名，正是深化台灣民主、提升民主政治品質的重要指標。貳 民主鞏固相關概念的探討

一、狹義或廣義狹義民主鞏固的觀點以Samual P．Hun t in g t on的主張最具代表性。 他在其名著《 第三波》（The Th i rdWave）中提出“雙翻轉測驗”（two turnover tes t），即兩次政黨輪替。兩次翻轉的確是對民主政治的一個嚴厲考驗，因為破除威權統治的選舉乃是民主的主要制度化關鍵，選舉的持久性與有效性顯然正是民主鞏固的核心面向。另外，L i n z 與S t epan也主張民主鞏固的研究必須注重公民社會、政治社會、法治、國家官僚機構與經濟社會的建立，這是民主鞏固寬廣的（t h ick）定義。二、消極或積極學者Geor f f r ey Pr idham與Andreas Sched l er 則分別從消極（negat ive）或積極（pos i t i ve）的二分法來作說明。Pr idham說：消極的鞏固包括任何轉型階段所遺留問題的解決。而積極鞏固強調的重點則在態度與典範上，它包含菁英與大眾階級兩者對民主價值的堅定信念。積極鞏固意味著長期的改變，消極鞏固則可能在較短的時間達成。Sc h e d l e r 則提出四種層次的分類法——威權政體（au tho r i ta r ia n r e g ime）、選舉的民主（e l e c t o r a ldemocracy）、自由的民主（l i be ra l democracy）與先進的民主（advanced democracy）。“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代表民主鞏固的經驗性指涉。在規範性名詞方面，威權主義形成“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試圖要避免的消極性水平，“先進的民主”形成“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欲達成的積極性水平。此外，“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構成相互彼此規範性水平；亦即“自由的民主”欲避免“選舉的民主”之出現，而“選舉的民主”欲達成“自由的民主”之發生。不容否認，民主鞏固本質上是一種目的論的概念（tel eolog ica l concepts）。民主鞏固的消極概念關心民主穩定並避免倒退，積極概念則關心民主進展並提升品質。叁 現階 段台 灣 應被 視為 準 民主 鞏 固其實由於台灣的憲政體制定位不明，在“國會”從未輪替的情形下，光是行政部門的二次輪替能夠算是真正的二次輪替嗎？這不無疑問且值得進一步分析。許多學者認為，台灣在憲政體制分類上屬於半總統制，那麼我們討論問題就可以從半總統制的制度邏輯來探討。眾所皆知，半總統制的制度邏輯是總統與國會皆有民主正當性，也都有決定行政部門人事與決策的權力。僅是行政部門——總統的兩次輪替是否可以算是真正的二次政黨輪替，筆者持懷疑態度。台灣雖已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但行政部門的人事與政策仍多受制於原來威權政黨所掌握的國會。因此台灣不能算是真正的兩次政 黨 輪 替 ，最 多 只 能 算 是準 民 主 鞏 固 （qu a s i －consol idated democracy）。筆者觀察台灣民主鞏固不足之處甚多，最重要者有下列七項：一、憲政體制不清造成政黨是否完成二次政黨輪替存有爭議台灣的憲政體制究竟屬於內閣制、總統制或半總統制仍有爭議。若將台灣的憲政體制歸類為“總統”制，那“國會”否決行政部門的覆議權門檻應該從現行的全體二分之一改為出席或全體的三分之二。如此一來，陳水扁這八年來的憲政運作應會順暢許多，因為“國會”不能單憑簡單多數來否決執政黨的法案。若將台灣的憲政體制歸類於半總統制或是內閣制，那麼“內閣”在組成上尊重“國會”多數將是最適當的選擇。若在半總統制的框架下討論，陳水扁執政八年，“國會”皆由泛國民黨陣營掌握多數，則台灣應採用“共治”（cohab i t a t ion），或是“聯合政府”，但扁政府卻沒有這樣安排，組成的少數政府反對黨也未採取倒閣行動。因此，筆者認為台灣在憲政運作上的確傾向總統制。以2008年“總統”大選為例，兩位候選人競相提出農業、環保、交通等全方位的政見，而媒體與學界不以為怪，足見台灣的“總統”在主導政策的全方位上與美國總統制的總統相同。此外，第四次“總統”民選馬英九當選後強調掌握“國會”多數與“總統”職位之後的國民黨將“全面執政，全面負責”。這正說明了陳水扁時期的分裂與少數政府沒法全面負責，因此筆者認為陳水扁的八年執政是否為第一次政黨輪替仍有爭議。正因為存有這樣的爭議，當2008年國民黨勝選發生大家所謂的 第 二 次 政 黨 輪 替 時 ， 吾 人 不 認 為 已 經 明 確 通 過

H un t ing ton雙翻轉測驗的檢驗，因此，只能被視為達成準民主鞏固的目標。二、立委選舉單一選區兩票制的修憲案正當性不足2005年6月1 0日台灣通過了第七次修“憲”。這次修“憲”案將台灣的“立委”選舉制度從SNTV制度改為並立制。但是，該次任務型“國大”選舉投票率卻只有23％（遠低於2008年“入聯公投”所達到的36％投票率），作為具有實質修“憲”意義的投票來看，很顯然其正當性不足。三、選舉制度存有爭議加上國民黨黨產未歸零與歸公，造成政黨政治畸形發展台灣第七次修“憲”所改革的選舉制度及其配套其實是有許多缺陷的。首先，席次減半加上台灣選區劃分有極大問題，使國民黨支持群眾集中的選區重要性被放大。再者，台灣採用“並立制”會造成政黨之間席次率與得票率過度失衡，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黨票的得票率是50％比36％，但總席次比例卻變為75％比25％（81 席比27席）。此外，國民黨雖然從威權政黨解嚴後轉型為民主政黨，但仍保有威權時期就擁有的不當黨產，尚未歸還給國家。在平常時期就可利用黨產組織群眾、扎根基層，而在選舉期間不論是電視一波波的文宣攻勢、或是動員群眾，都是其他政黨所不能及的，也因而造成實質上的選舉競爭不公平。四、道德與法治混淆不清，社會尚未解嚴在上述民主鞏固的廣義定義之一就是法治的建立。法治（ru l e of law）要求人人都需遵守；道德要求自己，可以用較高的標準。但因社會上道德與法治觀念混淆不清，以致於形成政黨競爭過程中常以兩套標準來互相要求，形成民主選舉過程中的畸形現象。在民主發展史上，自宗教改革與宗教戰爭以來，逐漸發展民主政治是世俗的觀念。任何超過法治的宗教情操或道德要求，應屬於私領域個人的自我要求，而非成為公領域政黨競爭的議題。五、國民黨黨產問題構成轉型正義最大的障礙根據比較獨裁國家民主化的經驗，面對舊的獨裁政權留下的諸多問題，其轉型正義不可能在民主化後馬上獲致。但是民主化政黨輪替之後若新的執政黨經濟表現不佳，導致民眾不滿而又政黨輪替回原有的前獨裁政黨。如此轉型正義的獲致更加困難。東歐與台灣都有黨產問題與轉型正義問題。不同的是，東歐各國政黨（共產黨）在民主化之後已將黨產歸還國庫，台灣的威權政黨（國民黨）卻仍保有黨產，成為轉型正義最大的障礙。六、民主文化素養不足台灣的政治文化，並未將民主視為優先價值，這代表台灣民主文化素養不足，也對民主鞏固有不利影響。一項“是否將民主視為優先價值”的調查中，台灣在2006年的比率才24．2％，遠低於亞洲鄰國的韓國、菲律賓與泰國。如果台灣人民將民主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而非終極目的，那經濟不好的時候人民難道便想要捨棄民主，讓獨裁政黨重掌政權或寧願獨裁政權復辟來推動經濟發展嗎？更何況現在的民主選舉乃是一群長期受到專制文化影響的人來行使投票權利，來運作這一套民主機制。七、民主的外在威脅Rober t Dahl 在《論民主》一書中特別指出：有利於民主的關鍵性條件之一為“不存在強大的敵視民主的外部勢力”。很顯然新興民主的台灣，民主鞏固獨特的挑戰之一就是台灣所受的武力威脅，甚至於包括使用媒體與經濟力量的所謂“超限戰”之威脅。這樣的威脅當然使得民主鞏固更加困難。肆 民主鞏固三個發展面向的觀察以下筆者擬依Sche d le r 所提出來的民主鞏固各種概念，分為下列三個部分來加以分析：一、組織民主、建立制度化所謂組織民主（Organ iz i ng Democr acy）（如上圖），它期望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建立民主的特殊規則與組織，等同於“制度建立（ins t i t ut i on bui lding）”。尤其是現代自由民主國家所建立的大組織，例如：政黨與政黨體系、立法機構、國家官僚機構與司法體系等。而

Dahl 在討論民主時特別提到“大規模民主需要的政治制度”，包括憲政體制、政黨制度與選舉制度等。台灣在1 996年“總統”直選被列入自由民主國家以來，如何在自由民主體制之下建立制度化，一直是這裏所謂“組織民主”的重要工作。分如下述：1、憲政體制：內閣制、半總統制或總統制台灣憲政體制歸屬不清是邁向民主鞏固的障礙。憲政體制歸屬不清本身對於憲政僵局的解決就是極為不利的問題，因為台灣不知應該用哪一種憲政體制的邏輯來解決憲政爭議。若將台灣歸類為半總統制，我們可以發現半總統制在當下台灣的實施有許多缺陷：①民眾對於兩種大選（總統、國會）與行政權歸屬的困惑。②選民對實權“總統”的期待與實際政治運作的落差。③“總統”與“行政院長”權責難以釐清。基於改正上述缺陷，台灣應該改為總統制較為恰當，亦較符合傳統“循名責實”的政治文化。總統制的行政權歸屬於民選的總統，相當明確，不會有國會與總統爭奪行政權的情形。台灣的政治文化中人民期待民選的“總統”有實權，總統制較為符合該政治文化。總統制不會有“總統”與“行政院長”“雙首長”之間權責難以釐清的問題。2、選舉制度的改變台灣第七次修“憲”所造成的新選舉制度有許多缺陷，今後的改革之道就“治標”方面應該包括：①立法委員席次的適度增加。②立法委員當中區域與不分區的比例應該適度調整為一比一，使小黨或少數族群的代表能出現。③政黨不分區門檻應適度降低為百分之三。若是要“治本”，本文建議將選舉制度參考德國式改為“聯立制”，亦即政黨依得票率分配席次，如此一來可以降低政黨之間得票率與席次率過度失衡的問題。3、政黨制度：兩黨制或一黨獨大台灣經過第七次“立委”選舉與2008年第四屆“總統”直選之後，政黨制度走向一黨獨大。一般認為若長期一黨獨大缺乏制衡，則不利於民主鞏固。若國民黨在台灣長期維持一黨獨大，是否可能走向日本模式的一黨多元，仍有待觀察。但是若民進黨能徹底檢討其黨內諸多問題，加上選舉制度若能改為前段所提的聯立制，更重要的是國民黨黨產能夠徹底歸零與歸公，台灣的政黨制度仍有機會走向兩黨制。二、維護自由、人權，避免民主倒退依據Sc hedl er 民主鞏固的各種概念，其中防止民主崩潰與防止民主腐蝕分如下圖：台灣民主化未來走向，不會是將“中正堂”更名爲“台灣民主紀念館”那麽簡單。台灣自1 996年3月“總統”大選後，即被列入既是“選舉的民主”“國家”，也是“自由的民主”“國家”之行列；而在2000年“總統”大選完成了第一次政權的和平移轉後，人民所享有的政治權利更進一步提升，因此被評定與日本並列為亞洲地區最自由的“國家”（平均指數為1．5）。台灣民主化的進展此時已經超越許多被列為“選舉的民主”之“國家”，且自由等級的排名列在南韓、菲律賓等亞洲更早民主化國家前面。台灣自從李登輝繼任“總統”接續自由化的改革並推動民主化的工程以來，自由程度節節上升。2000年發

生第一次準政黨輪替後，陳水扁標舉“人權立國”的精神，台灣的自由程度曾一度達到最高等級，由此可見民進黨雖因2008年敗選而被判定八年執政失敗，但在維護人民的自由、人權方面卻功不可沒。因此，2008年國民黨重新取回政權後，判別其政績的重要依據就是觀察台灣的自由人權指標是否會倒退。三、提升品質，深化民主深化民主（Deepening Democracy）（如上圖），乃是討論民主品質如何從“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提升到“先進的民主”之水準。台灣被“自由之家”列入既是“選舉的民主”，也是“自由的民主”“國家”，代表已經“完成民主”，並進入民主鞏固的階段。目前除了如何建立制度化的“組織民主”並避免民主崩潰或腐蝕以外，更需提升民主政治的品質。如何深化民主呢？筆者認為建立一個基於正義原則的法治社會才是最重要的。先從法治（ru le of law）談起。學者Ri cha rd R ose與Don Chull S h i n在回顧第一波民主化時指出：法治、公民社會與負責任在英國的發展優先於普選權。完成民主化過程的三項指標就是法治、公民社會與負責任的政府。新興民主國家通常被學者們認為容易發生嚴重的貪腐與法治的缺乏。J uan Lin z與 A l f re dSt epan也提出民主鞏固的第三個領域就是法治確保公民自由與獨立的結社生活。而吾人觀察台灣民主鞏固的情況，修“憲”、釋“憲”、行“憲”的過程中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尤其是政府各機關、政黨與人民基本上皆能尊重大法官會議解釋的結果，乃是憲政主義能夠落實的關鍵，或許這也是台灣被列入自由民主“國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吾人認為：“無宗教，不成社會；無道德，不成國家；無法治，民主政治無法真正確立與鞏固。”顯然，台灣民主完全鞏固與否的判別標準之一乃是法治的建立。再就正義來說，貫穿西洋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就是正義（j u s t i c e ），但何謂正義呢？就實際政治運作來說，吾人認為所謂正義就是：“不同的政黨、不同的人，做相同的事情應該獲得相同的對待。”顯然，台灣民主 化過 程 中最 令人 詬 病的 現 象之 一就 是 “雙 重 標準”，其觀念立基於傳統的“情義”、“道義”與“講究義氣”的價值觀，而這就是建立正義社會的最大敵人。而如何提升台灣的民主品質，建立基於正義原則的法治社會之首要，就在於馬英九上任後是否能夠將黨產徹底歸零與歸公。此外，民進黨政府執政期間，未能守住世界最高程度等級的自由，乃是因為政府高層貪污的問題導致被調降“政治權利”的等級。因此，馬英九上台後，另一提升民主品質的指標，就是能否堅持清廉執政。伍 結論台灣從1 996年“總統”直選以來一直被列入既是“選舉的民主”也是“自由的民主”國家，避開了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容易出現的類型：半民主、假民主、雜種民主，今後除非自由民主嚴重倒退，否則應仍可繼續民主深化，朝向“先進的民主”目標邁進。馬英九在選前一再強調“完全執政、完全負責”，並在3月22日勝選感言中特別提到：“民主自由是台灣人共享最珍貴的資產，也是台灣價值最核心的部分，我一定會好好的珍惜它、堅決的捍衛它。”但吾人特別要指出：單單強調“完全執政、完全負責”，並不能因此就可以完全免除政府貪污腐化的問題，甚至於也無法避免政府濫權違法、侵犯人民的自由人權，更遑論民主品質是否因而提升。民主政治除了分權制衡之外，更必須有賴於媒體與政黨的強力監督。故大選慘敗的民進黨沒有悲觀或消極的權利，必須趕快振作起來，代替人民負起有效監督執政黨執政的責任。本文從民主鞏固的相關概念來分析2008年選後台灣的政局，發現尚有許多民主鞏固不足之處，因而將台灣評為“準鞏固的民主”。至於台灣未來面對的挑戰，筆者認為以下兩項至為關鍵：①繼續增進自由人權的保障；②奠基於正義原則之下法治社會的建立。推動台灣民主化的李登輝被譽為“民主先生”，標舉人權立國的陳水扁也可能因為自由程度的提升而獲得“自由先生”的美名，未來馬英九是否能夠在台灣執政後獲得“正義先生”的美名，正是深化台灣民主、提升民主政治品質的重要觀察指標。

王道原為萬國謀︱馬鶴淩︽夢想風馳吟草︾選讀■ 文 ／ 黃 坤 堯 （ 香 港 ）馬鶴淩（1920．12．9－2005．1 1．1），湖南湘潭人，早歲就讀於嶽雲中學，中央政治學校法政系十一期畢業，參軍抗敵。1 944年8月20日與秦厚修結婚，育有四女一男，依次為以南、以西、冰如、英九、莉君。1 947年5月束裝赴台，翌年回鄉。1 949年端午節率妻女南奔，再赴台灣。1 0月25日光復節奉命飛返鄂西，擬策動宋希濂部移師滇緬邊境，與瓊、台部隊遙相呼應，惜未能成功。除夕日買舟東歸，經過夔門、衡陽等地，並託人回鄉營救母親馬向敦，在廣州相會。1 950年2月1 5日元宵節過 羅湖 橋 ，而 妻女 則 由台 灣 來港 ，在 九 龍青 山 道1 20號開設洗衣店。其後馬英九亦於7月1 3日在廣華醫院出生。1 95 1 年從軍三赴台灣。任職至行政院青輔會處長、中國國民黨考紀會副主任委員等。1 972年任台灣大學知青黨部書記長，大學師生要求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馬鶴淩組織資深民意代表到台大學生會辯辨論國會改造問 題， 有人 控告 他“ 以中 央民 意代 表交 學生 公審”，舉措失當，乃奉命調職。1 990年殘冬依例退休。晚年參加詩社聚會，歷遊世界各地及多次訪問大陸，1 991年籌組“世界華人和平建設協會”，先後在台北、紐約、布魯塞爾、香港等地召開全球代表會議，推動中國統一工作。著有詩集《夢想風馳吟草》，2003年由世界華人和平建設協會出版。馬鶴淩一生從事黨政軍的工作，經歷抗戰，奔走於大江南北之間，來台後亦身居要職，有機會接觸很多黨政要人，遭遇亦多，——寫入詩冊。他讀中學時即酷愛寫詩，入讀政大後曾向穆政波老師呈上詩冊，結果被評為“呆板”、“空洞”，還一頁一頁的撕毀，往火爐裏丟去。穆老師說：“詩窮而後工！然窮乃天下最不吉利事，有志治平，抒情言志可也，何必工？”馬鶴淩詩深受啟發，深悟寫詩以言志抒情、寫實記事為主，不必刻意求工，亦不講究格律葉韻，難免有些疏失，服膺師說，終身不渝。馬鶴淩的《夢想風馳吟草》快人快語，飛來飛去，老實地記錄了由抗戰期間到新世紀60多年來的時代滄桑及世情變幻，自是他個人的心靈記錄；同時更以一個老國民黨人的身份，宣揚一種王道理念，透視出兩岸和平融合的契機所在。2002年《渝州訪舊》云：三峽重來百感牽，榮歸潛返憶當年。風馳半紀成何事，故友相逢一泫然。危樓疾上仗扶持，傾訴離情用語癡。老病相看還互慰，同聲百歲不稀奇。萬里風來片刻歸，匆匆一面不勝悲。可憐兩岸長分裂，猶為寬心許後期。這三首詩寫出了馬鶴淩一生的志節和抱負，其一“風馳半紀”就很好地交代了書名的出處。其二故友相看，以超越百歲為期，這是對生命的信念。其三感慨兩岸分裂的現狀，但對後會還是“寬心”的，相信中華民族終會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又同年《夢想》云：夢想風馳老未休，奔號天海更何求。深憂兩岸淪僵局，苦說重帷用遠謀。

姜尚八旬能撥亂，姬昌百里可興周。愚公妄許移山願，亦為癡頑好遣愁。這也是一個偉大的“夢想風馳”的故事。此詩小注即有“勗勉我兒英九有加”、“吾師百齡國老顧毓琇博士稱善，促赴大陸推廣”之語，喚醒同胞，化解兩岸僵局。又同年《壬午五日放歌示內子並柬海內外南泉舊友》云：挾策南來又一春，愁看角黍憶前塵。愴懷夢想飛馳日，強作東征北伐人。半紀投艱猶效死，兼程證道直忘身。誰憐老去癡依舊，奉獻餘生亦自珍。“夢想風馳”的意象一再從詩中浮現，老而彌堅，尤為執著。而南泉舊友指的是抗戰時重慶政大的同學，所謂“半紀投艱”，差不多也快六十年了。馬鶴淩的《夢想風馳吟草》快人快語，飛來飛去，老實地記錄了由抗戰期間到新世紀60多年來的時代滄桑及世情變幻，自是他個人的心靈記錄。馬鶴淩的《夢想風馳吟草》分為詩、詞、聯三部分，其中詩982首、詞1 1首、聯1 1 0首。早年的作品保存尚多，大約由二十歲離家入蜀開始，可見很多作品還沒有被穆老師燒掉。馬鶴淩詩大體按年代排列，其中有些編次混亂的地方，可能是誤記所致，然而歷史脈絡卻相當清楚。第一期由倭寇犯境、長沙大火、書生報國開始，籠罩在一片國愁家恨之中，自多壯語，例如“此去蠻荒勞繫念， 凱旋 先報 故人 知” （《 築城 贈丁 仲龍 出征 緬甸》）、“時勢艱難家國重，英雄慷慨別離輕”（《送劉心德隊長出征》）、“夜夜龍泉鳴劍匣，年年雞肋困風塵”（《廿二誕辰書懷》）等。但詩中揮之不去的，卻是青春期的花溪綺夢，作品甚多。例如《花灘和策縱》云：來去扁舟掠淺灘。扁舟如許載春難。是誰真箇操舟手，賺得紅英落滿衫。“紅英落滿衫”完全不似戰時烽煙四起的景象，而是多了些大後方旖旎溫馨的描寫。其他類近的詩句尚有“還倩東皇重作主，為縈綺夢到花溪”（《春意》）、“為愛才華惜金粉，漫依豪氣理牙琴”（《飲恨》）、“大江南北皆春色，笑倚東風第一枝”（《定情》）、“綺 夢 離奇 認 不真 ， 情天 恨 海暗 傷 神” （ 《綺 夢 》 ）等，表現出愛情的力量，比前線戰場更有震撼力。馬鶴淩跟周策縱（1 91 6－2007）分屬老友，交情甚篤，詩集中唱和極多，有《不寐和策縱並柬弘亮、雲亭、仲揆、遐齡、叔厚諸兄》、《和策縱哀故國作》、《亂後用策縱兄元韻並柬南泉諸舊友》、《往事覆遐齡用群欽均並柬策縱雲亭仲揆》、《山居答遐齡用群欽均並柬策縱雲亭仲揆》、《贈別雲亭並柬策縱仲揆遐齡》三首、《哀故國和策縱並柬南泉諸舊友》、《書懷用群欽均並柬策縱云亭仲揆遐齡》、《癡頑和策縱微茫》、《依稀再和策縱》諸詩，所謂花溪、南泉就是重慶小溫泉，中央政治學校的校址所在。詩中提到當日的南泉故友尚有類先、德智等，五十年來散居世界各地。1 991 年在新時代的呼喚下，他們先後出席世界華人和平建設大會，獻出生命最後的力量。其中2000年第七屆大會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行，馬鶴淩《香江行吟》云：“一心和建興中國，

仁智聯盟開太平”，呼喚統一，始終努力不懈。第二期由1 947年至1 951 年，馬鶴淩奔走於台港大陸之間。有《四七年五月束裝來台用公俠原韻》、《艦中望南海》、《台南軍次偶成》、《台南懷古》、《久未寄家書內子來電僅一念字》、《行軍至日月潭》、《題挾蠻姬小影》等。1 948年在台作《感事》云：慷慨從軍志未酬，戎軒三載悔羈留。為誰辛苦甘塵土，只我糊塗作馬牛。日見濫竽人接踵，暗憐鳴鋏客低頭。蜩螗國是紛無主，一念之差萬事休。此詩議論時局，國是日非，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感覺。前四句壯志未酬，頗有“糊塗”之感。後四句批評大錯已成，萬事都休。其後退伍回鄉。1 949年夏初在湖南老家寫《龍戰》云：卅年龍戰苦蒼生。又見煙塵蔽二京。成敗至今無定局，是非從古少公評。主和主戰誰輕重，何去何從半暗明。極目大荒勞悵望，危城日夜聽狐鳴。從這首詩中，馬鶴淩深感國共內戰敗局已呈，相當絕望。《四九端節率妻女南奔》云：收拾行囊走海天。挑燈看劍意淒然。探囊暗問平吳策，聚訓重來二十年。此時馬鶴淩已經加入逃亡者的行列當中，期望二十年的生聚教訓，重整河山。這是當日大家去國時的普遍感覺，沒想到最後竟是終老台灣。馬鶴淩帶領家人經廣州候船赴台，其《再度來台舟中作》云：故國河山半劫灰，倉皇浮海到蓬萊。九州鑄錯悲神冑，一柱擎天仰霸才。孤島百年陳跡在，狂瀾千里故人來。此番痛擊中流楫，不靖煙塵誓不回。此詩自有中流擊楫的氣概，雖說敗軍之象，亦見壯懷。未幾他又帶著任務飛回重慶，而重慶亦相繼陷落了。馬鶴淩有《光復節再從軍飛渝機中》、《江口與志友說宋移兵滇緬邊境與瓊台呼應以策反攻》、《渝州陷落逾月三十初度書懷》二首、《登浮屠關望戰都懷古》三首 、〈 春遊 南泉 感舊 〉四 首、 《四 九除 夕買 舟 東歸》、《夔門口占》、《雁浦吟過衡陽車中作》等描述這一趟的任務和離開大陸的歷程，最後“海角遙聞公審日，椎心泣血欲捐身”、“樂施好善終為用，母子狂歡會 廣 州 ” （《 母 難六 十週 年先 慈 墓地 行吟 》二 十 五首）。《五○年元宵過羅湖橋口號》云：羅湖橋在望，一步一心驚。跨過陰陽界，長嘘慶再生。此詩短短四句，卻具有濃厚的寫實感覺，慶幸逃出生天。其後旅港之作則有《風雨過香港口占》、《韓戰》、《呈乙青師》、《港居寄旅台諸友》、《港居》三首、《和實圃師赴台書感》、《五一從軍再赴台舟中》諸詩，頗有英雄末路之意。第三期詩中多寫台島生活，此後馬英九出場漸多，同時也 是馬 鶴淩 畢生 最大 的希 望和 驕傲 。馬 英九 於1 974年赴美國攻讀法律，馬鶴淩《甲寅人日聞九兒入選放歌》云：落落平生意，甘為孺子牛。一朝弭變亂，懷謗守荒丘。有子狂且簡，繼起立中流。聞訊自欣慰，低徊忽反求。教子幸有方，何不善自謀。自知不入時，篤行誰與儔。唯理未易明，戰亂何時休。我心亦匪石，宜為後世謀。可見馬鶴淩對兒子入選赴美深造寄望甚高，期望兒子學有所成。1 977年8月20日馬英九與周美青在美國結婚。馬鶴淩《九兒婚禮中口占》序云：“九兒於余夫婦結婚三十三週年之日，以中國儀式完婚。中華文協會長薛光前博士證婚，稱係在美初見。”詩云：龍翔鳳舞燭高燒。家慶重開客似潮。海外文宗稱第一，笑扶兒女醉中宵。

又《觀哈佛玻璃花標本示九兒》云：父子潛心製百花，終身以此作生涯。琉璃已使柔如蠟，世事無難信可誇。父子兩代同月同日結婚，相距三十三年，何其巧合。馬鶴淩喜慶之餘，不忘訓子以處世之道。又《南奔三十週年》云：此日南奔不帝秦。卅年憂樂愧孤臣。愁看大陸長淪陷，渴望三台再革新。義士來歸爭蹈海，故都枯寂竟回春。報稱兒媳談光復，且幸傳家已有人。七十年代國共對立的意識仍然相當強烈，馬鶴淩甚至想將光復大陸的責任傳給兒子。詩末注云：“報載英九美青與大陸訪美學人座談國是經過，並以社論申述其加速大陸台灣化建議，頗受各方重視。”當然這只是一廂情願的個人觀點，寫出癡想。八十年代以後，兩岸通郵探親，交往頻繁，相互的理解亦多。可是台島風云劇變，而政治口號亦被逼走上統獨之爭去了，馬鶴淩思想及詩風俱變，嚮往和平統一的理念。1 987年《丁卯五日矚內子並示九兒》云：此日南奔鑄壯心。荒天野海氣蕭森。亡魂絕島矜完卵，效死窮邊撫爨琴。萬裏風濤人老去，卅年書劍事浮沈。移山有幸犁牛子，且望過庭報好音。此後即多屬政治議題，例如1 996年馬英九請辭法務部長一職時，馬鶴淩即有《奉和定成道兄慰勉英九辭官》四首。又1 998年有《戊寅五日促英九競選台北市長》、《和張英傑道兄勗勉九兒競選台北市長》、《和趙諒老勗勉英九競選台北市長》二首、《九兒競選總部觀播捷音》、《和趙諒老賀九兒勝選》。2002年則有《劉治慶詩家惠寄佳作勗勉愚父子有加次韻致謝》，而最後 壓卷 之作 則為 同年 《九 兒競 選總 部觀 戰歸 途 行吟》，詩云：都門大捷凱歌歸。欣見民間有是非。四載辛勤作牛馬，八方謳頌起風雷。奸邪自匪忠誠敵，厚實終贏信任回。悵望藍天憐黑夜，明朝安得放晴暉。這一次是馬英九連任台北市長的選舉，但馬鶴淩還是寫出了老人對兒子，以至對國事、對時局殷切的期望，詩末注云：“民進黨執政兩年，政治動亂，經濟衰退，民不聊生，選民渴望變天。”期望告別黑夜，重見晴暉。馬鶴淩先生與本文作者的通信手跡。第四期的詩作由1 991 年至2002年，馬鶴淩籌辦了八屆世界華人和平建設大會，此外詩中亦多以百齡國老顧毓琇（1 902－2002）為重心，宣揚王道大同的理念。1 994年馬鶴淩《華協建言無功口號》云：苦煉瓊瑤欲補天。傷心棄置已三年。朝綱亂似風前絮，廟算茫如海上煙。敗將談兵還娓娓，庸醫送葬且翩翩。可憐

爭吵無休日，更與何人策萬全。又《大陸來去續開世華大會寄海內外南泉舊友》云：敗績投荒不服輸，南泉心事未模糊。豪情老去肝腸熱，舊夢重溫涕淚枯。癡望開平回海市，愁看變亂去機樞。霸權百世非和建，道與魔爭敢疾呼。二詩摹寫台北政壇的亂象，極為痛心。但敗兵之將，回天乏力，有的還是“道與魔爭”的勇氣，冀存正義，不肯認輸。其後馬鶴淩的政治理念漸漸得到世人的認同，1 999年《龍傳》序云：“第六屆世界華人和平建設大會決定九九年七月在歐盟首都舉行，討論儒家、耶穌、回教三種文明之融合與世界大同，亟謀撥亂開平。吾師百齡國老陳立夫先生慨允親臨主持，感奮莫名，綴此謹呈誨正，並肅呈北美費城一樵師顧毓琇博士暨師母誨正。”詩云：龍傳十億世無儔，文化高深德性優。半紀克難興絕島，五年開放振神州。華僑舊是全球愛，王道原為萬國謀。仁智由來知所事，功名應共大同留。龍傳就是龍的傳人。此詩大筆淋漓，宣揚王道及大同的主張，對於中華文明尤具自信。序中提到兩位百齡國老，一是黨國大老陳立夫（1 900－2001），嘗任教育部長及立法院副院長。一是顧毓琇，國立政治大學第二任校長（1 947－1 949），中央研究院院士，江澤民及朱鎔基的老師，也是馬鶴淩的恩師。1 998年7月，馬鶴淩在紐約出席第五屆世界華人和平建設大會，有《費城晉謁樵師暨婉靖師母紀事》之作，注稱顧毓琇主張“和平統一興中華，天下為公進大同”。又云：“中共主席江澤民公開尊稱恩師，九六訪美，親赴費城晉謁，顧老賜上述主張之親書直軸，次年亦以此賜頒鶴淩。”其他尚有《樵師熱愛唐人七律謹呈一章》、《樵師頒賜家山舊作謹步元玉敬乞誨正》。又2000年《千禧秋節晉謁樵師後寄意》云：兩岸危機乃轉機，龍傳舊有大同基。神州若許行王道，蓬島無須豎白旗。舉世縱談和建日，全民渴望治平時。誰能一怒安天下，但願宗師教導之。一心渴望化解兩岸的危機，轉化為雙贏局面。此外馬鶴淩創作的聯語亦多，其中有《贈鄧小平》云：“登泰山則小矣，一中國以平之。”又《贈江澤民》云：“澤及全華振興中國，救台灣，救世界；民安四海策進大同，共享樂，共尊榮。”前者在第五字嵌入“ 小平”之名，而意境極遠大；後者“澤民”用鶴頂格，期許亦高。雖然難免有遊戲之嫌，但對仗工巧，亦屬佳製。馬光亞（1 91 4－2005）是馬鶴淩的叔父，原名馬建中，在台灣行醫，精研古今醫學，著作亦多。獲北京評為中國名醫百家之列。馬鶴淩有《和光亞叔八秩華誕書感》二首、《賀光亞叔醫著首膺優獎》二首。2003年，我受馬鶴淩之託，亦有《奉賀馬光亞先生九秩仁壽》之作，詩云：繾綣蓬萊不老仙。萬方多難一壺懸。神醫固本興華國，遊藝相參養性川。人事豈迷飛鳳穴，春心還倚汨羅淵。瀟湘花燦湖田路，仁壽相期自在天。案湖田馬氏世居湘潭邊境，傳言始祖葬飛鳳穴，澤被後人。又今年台灣大選前夕，我也有《春分》之作，深感馬英九以德服人，必能獲勝。詩云：受難連復活，春分蟾月圓。久迷深綠海，重現碧藍天。鼎革孚時望，乾坤交泰年。陽明花豔放，正氣合招賢。復活節訂於每年春分月圓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今年台灣大選剛好就在耶穌受難日及復活節之間的星期六舉行，是日月圓，首聯意蘊相關，既寫宗教節日，同時也是寄意於台灣政局，希望賢人主政，氣象一新。而馬英九的勝選，家祭無忘告乃翁，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相信亦足告慰馬鶴淩的在天之靈了。

■圖爲彼得·納維諾新作《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彼得·納維諾教授新作介紹和點評（之 一）文／陳廼驥 瑪爾丹 （ 澳 門 ）在未來數期中，本刊將在“新書點評”欄目中對《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的不同章節進行詳細探討，以期矯偏歸正、揭示真相，同時也能使中國以此書為鑑，了解西方人心中的中國，以消除誤解，重塑形象。彼得·納維諾教授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目前在加州州立大學爾文分校（UC－l r v i ne）教書，曾出版過多本暢銷書，是一位知名的經濟學者。去年他推出一本新作《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該書擬提醒美國：中國的崛起與挑戰，將給世界帶來一場全方位的戰爭，美國對此需要及時應對。《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中羅列了大量事例，聲稱“中國牛仔式的資本主義和不道德的外交政策正在掀起一系 列經 濟 、金 融、 環 境、 政 治和 軍事 領 域裏 的 海嘯”，作者試圖讓人們了解這些衝突的經濟動因，避免這場戰爭。納維諾教授在書中歸納了八個可能爆發中國戰爭的領域，論述了中國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對中國和世界的潛在威脅。從第一章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論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戰：絕非虛張聲勢的盜版之戰從軟件到電器，到藥品，中國的假冒僞劣品不僅危害了許多人的健康與安全，也危害了世界知識產權體系。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盜版國家？盜版與仿製行爲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有力支持和保護？第二戰：二十一世紀的鴉片戰爭書中的指控令人難以信服。中國是製造毒化學品的世界工廠？中國在金三角縱容倒賣鴉片？中國是迷幻藥

和興奮劑的高效生產中心？中國銀行系統成為全球重要的洗錢中心？第三戰：空氣污染與全球變暖之戰因爲快速的工業化和較不嚴格的環境管制，中國境內每年排放大量毒氣，危害周邊國家及世界環境；中國內蒙的沙塵暴影響了日本和韓國的空氣質量，也妨害了通往溫哥華和洛杉磯的飛行航道安全；中國即將成為最大的全球變暖製造者和環境污染者？第四戰：以血換石油戰爭中國是緊隨美國之後的世界最大石油消費國，中國是世界石油價格增長的重要催化劑。真是中國導致了世界石油價格高漲？為石油而不惜流血的戰爭已經發生，爲了爭奪石油已經導致了數百萬人被屠殺和更多的人陷入饑餓，中東和亞洲等地也因石油而增加了核擴散的危險。是中國在“只是貿易，不是政治”的幌子下，以精密武器掠奪非洲石油？第五戰：新帝國主義戰爭中國與非洲和拉美地區一向交往密切，向他們提供了低息貸款和援建工程。中國是21 世紀的新興帝國主義國家嗎？是中國通過貸款來加快抽取他們的原材料嗎？中國是造成這些地方富者更富，窮者更窮的罪魁嗎？第六戰：壩與水之戰中國是世界上水壩最多的國家，黃河目前每年有二百天以上是枯水期，中國面臨水匱乏和水污染的危機。在國內造成農民與工業者、農民與地方官員、上下游省份的糾紛和對立，這些糾紛在中國屢見不鮮嗎？在國際上中國也因水與一些下游國家展開外交爭執，例如中國興建的水壩應該在東南亞湄公河流域國家的水糾紛中負多大責任？第七戰：中國的內部戰爭中國內部矛盾也被認爲是世界最大的潛在危險，它可能導致世界經濟與外交的混亂。譬如中國郊區農民工的生存環境和工資保障問題；農村的農民減負問題；官商勾結掠地問題；西部省份恐怖分子分裂國家問題等等。這些內部問題會瓦解中國嗎？它們又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世界？第八戰：中國的定時炸彈中國快速老年化，伴隨著污染、各種腫瘤疾病快速增加，正在解體的公共健康保健體系的壓力，再加上愛滋病的迅速蔓延，中國真的是隨時可以爆發的定時炸彈麽？該書內容詳細聳動，具有成為暢銷書的特點。作者花了大量時間搜集資料並進行研究，書中的內容和結論確實令許多人深受影響。1 984年納維諾教授也曾出版《政治遊戲：特殊利益團體和意識形態如何竊走了美國》，批評美國少數利益團體危害了美國大多數人的長遠權利。批判和語出驚人是他一貫的風格。三十年的努力，中國後發優勢的成果已經顯現，舉世讚嘆，但也引來不少嫉妒，中國確實面臨能否保住這個成果並繼續保持穩定增長的挑戰。這些成果得益於改革開放後的全體中國人在國際自由貿易市場上的勤奮努力，然而作爲後發國家，如果不能改革制度、繼續創新，所取得的成果可能會因遭到許多已開發國家的不公平打壓，而功虧一簣。曾經有一個美國記者莎拉，試圖通過拒用中國貨生活，來感受美國民衆依賴中國商品的程度。她得出的結論是：離開中國貨，可以生活但會很悲慘。可見，中國的發展也讓世界提高了生活品質，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不能缺少中國。然而，最近美日一再挑動中國製造的玩具和食品不安全的爭端，加上許多記者不加詳查便大肆渲染，將商品品質事件變成政治炒作，使中國形象深受其害。形象也是十分重要的競爭力，維護中國形象不容忽視。這些年來，中國也不斷對自身發展所出現的問題進行反思和改進。這本書對中國的一系列批評也給中國大陸開了一扇窗，讓中國得以跟隨作者從西方的角度看中國。書中彌漫不少西方對中國和中國現狀負面的刻板印象和過分苛責，選材精細但仍不全面，時可見以偏概全，在解釋上夠邏輯卻有斷章取義、預存偏頗之嫌，對中國未來發展仍可起到警示和啓發的作用。對於全球化的發展，一味地抵制、懲罰和對抗絕不是好辦法。筆者認爲讀者應針對此書提出更全面的討論，用不同的視角去解讀中國，將有助於改進中國的政策及形象。

從此不再尷尬■公厠轉身“出口”文／周家望 （ 北 京 ）中國人對“出恭之所”歷來持漠視態度，即使薈萃八方美食、閱盡六朝煙水的北京城也不例外。縱觀京城歷史，自明清以降，堂堂帝都，公厠極少。外地人進京趕考，或是趕集貿易，一時內急，想找個方便之所，那就提著褲子四九城轉悠吧，“升天入地求之遍，兩處茫茫皆不見”。忍無可忍之時，只好找個背靜的地方解决這人生大事。據記載，那時人們不分男女，隨處方便，幾乎是滿街狼籍，臭氣逼人。明人蔣一葵在《堯山堂外紀》卷83中記載：王威寧尤善詞曲，嘗於行師時見婦便旋道旁，遂作《塞鴻秋》一曲：“綠楊深鎖誰家院，見一個女嬌娥急走行方便。轉過粉墻來，就地金蓮。清泉一股流銀綫，衝破綠苔痕，滿地珍珠濺。不想墻外馬兒上人瞧見。”女嬌娥尚且如此，男人們就可想而知了。中國文化歷來重視“吃喝”而輕視吃喝的另一端，在人們的傳統觀念裏，厠所被視爲最肮髒、最不吉利的地方。北京的老四合院是根據傳統的風水學理論，按照一定的格局來佈置的，東南角爲最吉，因此設爲院落入口，以迎“紫氣東來”；厨房一般設置在東厢房，這也是大吉方位；西北角則視爲大兇方位，厠所被放在這個角落裏，而且非常簡陋。老北京人謂之“茅房”，顧名思義就是茅草搭的房子。十幾年前，京城的老百姓都戲稱到胡同裏去上公共厠所是“一聞、二跳、三叫、四哭、五笑”，就是在胡同裏找厠所不用看標識，“聞”著味兒就到了；到了厠所裏地面上污水橫流，要踩著墊在地上的磚頭“跳”躍前進；夏天厠坑裏蛆蟲蠕動，經常有個把大老鼠跑步經過，讓女人孩子們驚慌尖“叫”；厠所裏濃烈的惡臭氨氣味，誰進去都能嗆得眼睛泪流如“哭”；便坑相互之間又毫無遮攔，人們只好相視尷尬一“笑”。十年前北京公厠的數量達到6800多座，這個情形依然沒有太大改變。七、八年前，爲了緩解北京繁華地段的公厠奇缺狀况，在王府井、西單等地的街頭，出現了一種長得像電話亭的移動公厠，著實引人注目。只不過這樣的移動公厠每次只能供一人使用，所以內急者經常排隊咬牙等待。記得當年王府井南口路西，就有這樣一對移動公厠，厠所外邊男左女右，每天都能排起兩溜長隊靜候。有攝 影愛 好者 把 這場 景拍 了一 張 照片 送到 《北 京 晚報》，次日，在下就著這張照片在報上寫了一首“市井打油”：人生大事有三急，當數如厠稱第一；二龍出水

驕陽下，牙關緊咬步步移！其實對厠所的忽視就是對人們自身健康的忽視，從醫學上講，如果經常强忍內急，長期下去可能導致膀胱功能失調，甚至增加患膀胱癌的幾率。而常憋大便，則會降低直腸對糞便壓力的敏感度，時間一長，會發生便秘，甚至可能誘發直腸癌。如果公厠通風條件不好，大便帶來的臭味和小便中尿素分解釋放的氨氣濃度過高時，使用者可能出現咽痛、痰帶血絲等症狀。由此足見，厠事通達與否，直接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質量。久居北京的人使用公厠尚且如此艱難，更別提那些來京觀光旅遊、出差辦事的國內外來賓了。很長一段時間，厠所是外國遊客到中國抱怨最多的問題，一方面他們覺得在硬件上“缺斤短兩”，比如沒有衛生紙、沒有衣物掛鈎、水龍頭缺損、便池不能沖水等；另一方面在軟件上保潔疏失，比如地面髒水橫流、便池坐墊污迹斑斑、便池不及時清理、紙簍裏用過的厠紙冒尖兒等。有些外國出版的旅遊小册子，建議遊客去中國的公共厠所，一定要自備衛生紙，甚至提醒遊客“旅遊出發前在賓館提前上厠所，旅途中不要喝過多的飲料，以免使用公共厠所，那裏是中國最肮髒的地方”。近五年，隨著城市的發展和籌辦奧運，北京的公厠問題到底解决了多少呢？據了解，北京市目前新建改建公厠已累計5200餘座，已成爲全世界公厠最多的城市，行人有望步行1 0分鐘之內就能找到公厠。這些厠所90％以上都在城區街巷胡同裏，成爲老百姓日常使用的街坊公厠。而且在公厠建設中普遍採用了節水技術，有條件的公厠還設置了無障礙設施，達到了國家和北京市現行公共厠所建設標準，基本滿足了城區、新城和奧運會場館周邊地區的公厠需求，改善了廣大市民和遊客的用厠環境。確實沒有條件建公厠的地區，將擺放移動式厠所。此外，還要繼續進行2007年開始的設置公厠導向標誌，在信息亭、北京旅行地圖標注公厠位置。更爲關鍵的是，北京已經開始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公共場所、特別是服務場所，在服務的時間厠所要對外開放，解决人們用厠的問題。此外，旅遊景區、交通幹綫兩側地區公厠建設也已加快速度，並適當增加女厠蹲位和兒童專用便池。通過這些措施，最終實現公厠的佈局合理、文明衛生和方便適用。今年北京的公厠建設改造，和以前有些不同，是以街道辦事處轄區爲基本單位，由大規模改造向解決佈局合理轉移。以政府建設爲主體，社會資源爲輔，在奧運前重點完成城四區平房區院內50％、約1 500座的公厠改造。在城八區主要大街設立公厠導向標誌，並提升改造頤和園、天壇等1 1 家市屬公園旅遊區厠所環境。此外，還將新建農村無害化戶厠1 0萬個。爲了更好地照顧殘疾人使用公厠，在公厠新建和改建中，北京開始注重無障礙設施的設計和建設，並把厠所無障礙設施建設作爲重要考核內容。在厠所內外設置盲人無障礙坡道、盲文標識、殘疾人厠位、救助器、扶手等設施，方便殘疾人士使用。另外，在公厠改建過程中，北京積極推動了綠色環保節能工程，以節水、節能、綠色環保爲宗旨，應用泡沫節水、免水沖小便器，中水再生利用、生物除臭等先進技術，解决了原有公厠存在的費水、異味大、易堵塞以及入厠衛生環境差等方面的問題。同時實施了“綠色照明”工程，採用節能燈照明，全部取消白熾燈。這些技術的實施，達到了節水、節能和環保的效果。在北京奧運會、殘奧會期間，北京市環境衛生保障區域將劃定爲兩級，一級保障區賽事期間將施行24小時全天候保潔作業，公厠將提供衛生厠紙及坐墊紙。一級保障區包括奧運場館外圍保障區、奧運比賽路綫、奧運簽約飯店、大型文化活動場所、駐華使館、重點旅遊景點、重要交通樞紐、重要商業街區和贊助商展示現場周邊等重點區域，賽事期間將進行24小時全天候保潔作業，環境衛生保障標準符合環境衛生作業質量一級標準要求。二級保障區是指除一級保障區以外的城市運行區域，賽事期間將增加作業頻次，清潔服務時間爲早晨6時至晚上1 0時，環境衛生保障標準應符合環境衛生作業質量二級標準要求。這種兩級運作方式將從今年7月1 日起開始實行。北京的用厠環境得到了充分的改善。

服務社羣，建設經濟，提供高效率銀行服務，是我們對澳門之承諾。

无尽 天际

竭誠為客戶提供一籃子的工程融資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