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社會進步協會宗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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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九鼎消息05 本刊在台灣大選前主辦“台灣領導人選舉與兩岸關係的未來”學術座談會06 台灣大選後本刊舉行“選後看台海”學術研討會九鼎問古07 鼎的文化演進（下篇）九鼎特稿10 和合·寬容·大一統14 當代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概念的曲解本地話題16 澳門如何持續發展？18 澳門公用事業特許經營制度的缺失22 澳門出現了什麼新情況 新問題24 從選舉法修改看澳門民主特別視點29 內華達州與澳門賭桌和老虎機日平均收益比較32 多種模式中的澳門選舉文化——愛國愛澳的理性解讀台海觀察35 塵埃落定後的台灣之路38 觀台灣大選 感中華國運42 台灣大選對兩岸關係的影響4 6 馬英九勝選關鍵是民進黨太爛北望奧運49 奧運北京如何安全“自轉”？國學論壇

52 “捲簾人”是誰？皆成文章54 老三哲學55 摩·思

凱達

本刊在台灣大選前主辦學術座談會“台灣領導人選舉與兩岸關係的未來”3月22日台灣舉行領導人選舉。台灣領導人選舉與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關，是當前兩岸人民關心的問題。為此，本刊於3月3日主辦了“台灣領導人選舉與兩岸關係的未來”學術座談會。來自兩岸四地的學者出席了會議，就即將舉行的台灣領導人選舉，以及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進行熱烈的討論。座談會在本刊會議室舉行，由總編輯程祥徽主持。社長陳曉烽首先致詞，他表示，即將舉行的台灣領導人選舉和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是當前兩岸人民最關心的問題，是現實問題也是歷史問題，是社會問題也是國家問題。今天不同的參選政黨在台灣的選戰中都會提出自己的兩岸策略，選戰的結果更會影響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所以這次座談會的論題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李酉潭、澳門理工學院教授邵宗海和朱顯龍、台灣師範大學助理教授兼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蔡昌言、北京大學教授徐雅民、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張振興、澳門科技大學教授陳迺驥、鳳凰衛視特約評論員譚志強、中國民營企業北美事務協會執委會主席張鋼和澳門大學副教授程惕潔先後在座談會上發言。他們從不同角度分析了台海形勢、島內國民黨候選人和民進黨候選人的兩岸政策、島內民眾的心態取向，以及台灣領導人選舉結果對於將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等等。出席座談會的還有澳門中聯辦台灣事務部代表沈兵秋和張捷驊，紫荊雜誌社社長助理張力平，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黃坤堯，澳門大學教授楊允中、郝志東、邵朝陽，澳門理工學院教授孔繁清、曾忠祿、李莉娜、黃翊和本刊策劃總監徐德明等。3月3日，來自兩岸四地的學者出席本刊主辦的“台灣領導人選舉與兩岸關係的未來”學術座談會。

本刊在台灣大選後再次舉行“選後看台海”學術研討會來自台灣、香港和澳門的學者出席會議，就主題進行分析、交流討論3月22日台灣領導人選舉，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以超過220萬票大勝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當選。這是繼今年1月的“立法院”選舉之後，國民黨取得的又一次重大勝利，並取得完全執政地位。國民黨重奪失去8年的政權，完成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另外，同時舉行的民進黨提出的“入聯公投”和國民黨提出的“返聯公投”兩項公投案，都未能過關。為了探討台灣領導人選舉對今後兩岸關係發展的影響，本刊於3月26日舉行了“選後看台海”學術研討會。來自台灣、香港和澳門的學者出席了會議，就上述主題進行了分析、交流和討論。台灣師範大學政治所所長曲兆祥教授，台灣佛光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姜新立教授，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李酉潭，金門技術學院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范世平，香港樹仁大學客座教授、鳳凰衛視特約評論員譚志強，澳門理工學院教授邵宗海和朱顯龍，澳門大學教授郝志東和程惕潔，香港《亞洲週刊》總編輯代表謝曉陽，以及澳門時事評論員鄭國強在研討會上發言。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和評論了馬英九勝選的原因、大選後的台灣政治新情勢、台灣民主化前景、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台灣領導人選舉結果牽引而出的將來國際定位，以及台灣政局走向和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等等。本刊社長陳曉烽致詞時表示，台灣領導人選舉牽動海峽兩岸與世界各地華人的心，是所有炎黃子孫的牽掛，因此，本刊於3月3日在選前舉辦過一次研討會，在選後又舉行這一次研討會。他說，《九鼎》體現澳門社會進步協會的宗旨，把開展學術活動、增進澳門與各地學術交流作為首要任務，秉承“建交流平台，促社會進步”的理念，並願意為此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些研討會就是在各地學者的共同參與下構建學術平台的又一次努力。與會者對此表示贊同，紛紛提出建議，為構建澳台學術交流平台出謀劃策。出席座談會的還有澳門中聯辦台灣事務部代表趙奕山、沈兵秋和張捷驊，台北經濟文化中心組長張多馬，澳門理工學院教授曾忠祿、李莉娜、黃翊和陳滿祥，澳門大學助理教授邵朝陽，澳門廣播電視資訊節目經理葉國華，澳亞衛視新聞部副總監郭宏章和記者湯敏華，澳門日報記者李永順和鳳凰衛視主持人竹幼婷等。研 討會間隙，與會代表接受本刊和鳳凰衛視、澳門日報、澳亞衛視等媒體記者的訪問。

鼎的文化演進（下篇）■文／王學泰 （北京）三、負載種種價值的“鼎”傳說中黃帝鑄鼎和大禹鑄九鼎的出現都比較晚，大約是戰國或秦漢間的產物，已經涂有濃重的儒家仁政色彩，但其中還是有一點點上古的影子。其實到了殷商之末和西周，鼎就總體上來講已經是區別等級和身份以及祭奠鬼神的禮器和象徵權力的重器了。鼎這個具體器物上寄託著許多思想性和精神性的東西，它與人的飲食觀念、財富觀念、權力觀念和等級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繫。1、“鼎”寄託著傳統的飲食觀念大禹“鑄鼎以像奸”，這個“奸”，除了上面說的魑魅魍魎外，還包括為後世所熟悉的饕餮。《左傳·文公十八年》季孫行父派人給魯文公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縉雲氏（黃帝時的夏官）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兇，謂之饕餮。原來饕餮是黃帝時代夏官縉雲氏的兒子，是個貪吃好貨、崇尚奢侈、搜刮聚斂沒有止境、而且不肯同情孤寡貧窮的傢伙，為天下人所憎。可見饕餮這個名字由來已久，幾乎是與我們的文明史一起產生的。後世的人們對饕餮的理解偏重於吃喝二字，這點從其字形上亦可看出，人們用饕餮嘲笑貪吃無厭的人。《呂氏春秋·先識》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饕餮不僅貪吃，而且食人，最後害人害己，得到應有的報應。周人把饕餮的形象鑄在盛食器具鼎之上，告誡人們不要貪吃過甚，更不要貪心過甚。其實鑄饕餮之形於鼎上，不始於周代。這是個很古老的傳說，商代禾大方鼎（1959年出土於湖南寧鄉）的鼎腹四壁紋飾是四個極大的人面像，高鼻闊嘴，面目獰惡。人面兩額旁有小曲折角，腮邊有兩爪。此像有臉無身，其面團團，好似非常貪吃、而且十分能吃的樣子，考古學者認為它符合《呂氏春秋》所言，可能就是饕餮。後來，歷代鑄鼎或鑄造其他青銅食器，饕餮幾乎成了一種必要的裝飾，幷演化為獨特的花紋圖案，名為“饕餮紋”。其原始意義則被人們所遺忘，而只作為貪吃或能吃的象徵仍活躍在人們的口頭或書面。其實，食器上雕鑄上饕餮的形象或花紋的原始意義在於告誡進食者對飲食應有所節制，不要放縱，勿蹈饕餮之覆轍。圖爲出土於湖南寧鄉商代禾大方鼎。禾大方鼎的鼎腹四壁紋飾人面像，其面團，好似非常貪吃、而且十分能吃的樣子考古學者認爲它符合︽呂氏春秋︾所言，可就是饕餮。其實宣導飲食節儉，是周初以來周統治者重要的政策之一。其原因有二，一是商朝滅亡的教訓。《史記》說商朝最後一個君王——紂：好酒淫樂……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大最（聚）樂器於河丘，

以酒為池。縣（懸）肉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以音樂舞蹈佐餐助興，酒池肉林，極宴飲之樂。周滅商後，周朝統治者在告誡周貴族時，就以商紂為借鑒，說他“荒腆於酒”，不僅使得百姓下民不滿，而且也招致上天憤怒，弄得家敗國亡（見《尚書·酒誥》）。《詩經·蕩》中周人列舉商紂幾大罪狀時有這樣的詩句：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在商紂王的影響下，殷人沒日沒夜地喝酒，喝到大呼小叫，完全沒有一點禮儀規範。不僅周人如此看問題，就連殷人中的清醒者也感到殷商統治集團的行為太過分了。《尚書·微子》中就充滿了殷人的自我懺悔，認為自己的民族如此好飲奢侈，理當滅亡。其二，當時農業發展水準尚不很高，人們基本上也就是裹腹而已。《逸周書·文傳》中說：“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從中可見連大夫、國君都會出現沒有兩年糧食儲備的危機，從而反映了當時糧食餘裕是不會太多的。因此，在飲食上過度的消費、甚至浪費，就會引起人們的普遍反感，更會增強人們對社會的不公平感。與此相反，如果統治者在飲食上崇尚和力行節儉、與當時的消費水準大體相當，就會受到人們的擁護和稱讚。夏朝的亡國之君桀的罪行與商的亡國之君紂的罪行幾乎一樣，除了貪戀女色外就是過度吃喝，那時的人們充滿對饑餓的恐懼，想不出還有什麼比“多吃”、“多喝”和浪費糧食去釀造僅供享樂的美酒更可惡的了。這恰恰反映了當時農業生產的原始和人們的普遍生活水準的低下。於是對於放縱飲食的聲討就成為普遍的社會輿論，乃至希望子孫永保福祿的統治者把象徵貪吃的饕餮鑄在鼎等青銅禮器上，傳給子孫，希望他們世世代代永為誡鑒，以免重蹈前人覆轍。這種觀念對後世影響至為深遠，波及到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整個古代社會，成為那個時代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的重要原則。節儉、特別是吃喝的節儉在中國永遠是重要的美德之一。孔子的祖先宋國貴族正考父，因為有功三命被委任為正卿，為諸侯國的高官，正考父鑄鼎寫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予口。這個鼎銘不僅反映了正考父的做人的態度——爵位越高越謙卑，也表現出其對簡單生活的追求。2、作為財富的“鼎”鼎是青銅所制，當時青銅是貴金屬，稱之為“美金”。《國語》有言“美金以鑄劍，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美金”就是青銅，只是用來鑄造貴族佩帶的寶劍的。那時冶鐵技術還很落後，鐵品質不高，稱“惡金”，價廉，用來製造農具。在冶鐵技術發明以前的西周和商代，人們耕田種地以及老百姓用的許多工具還都是石制、骨制或木制的。青銅只是貴族用來製作各種奢華場合使用的器具，或是用來製造武器等。這樣鑄造得華麗考究的青銅鼎就成了華貴的擺設，用以在宴享中招待貴賓或祭祀祖宗，也是用來炫耀和擺闊。而且這些青銅器具的確也是財富的象徵，特別是鼎，一個鼎重達數百斤，誰用得起？只有天子或諸侯卿大夫。我們看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古蜀國（相當於中原的商周）的青銅器具，這些可能就是那個國家財富的全部。我們想像大禹鑄九鼎也是這樣。從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掘物來看，青銅器很少，即使貴族墓葬也是如此，可見當時青銅器是個稀罕物，極為貴重，只有高層統治者才用得起。商代一個司母戊方鼎就重達八百七十五公斤，夏初所鑄的九鼎的重量最少也得是它的九倍。這在當時是一筆極為可觀的財物，因此只有靠九州貢獻才能製成九鼎。也可以說這是國家財富儲備吧。3、鼎為什麼象徵著權力？古埃及、希臘、古羅馬往往用“杖”象徵權力，而中國上古卻把權力寄寓在普普通通的炊器或食器上，豈不可怪？我想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第一，它是普通人們不易得到的珍貴的材料製作的。青銅是當時產量不多的、極珍貴的原材料。第二，這些食器和炊器是祭祀用的禮器。古代中國人事死如事生，鬼神祭祀，一律以食物當先，不僅食品講究，就是器皿也十分華貴，多用青銅製作。古人特別重視祭祀，春秋時人言“國之大事，唯祀與戎”。這樣祭祀用的禮器，價值也會倍增。第三，鼎鼐等食器等於現代的飯鍋，誰佔有了用天下九

州貢獻的青銅製造的飯鍋，自然也就象徵性地掌握了天下人的飯碗，古代治國，“食”有極重要的地位。《尚書·洪範》中談到治國“八政”第一個就是“食”；孔子說為政三要，為兵、食、信。除了守信以外，對於統治者最要抓住的就是“食”。食物在中國的確也成為實現社會有效控制的手段。西方的權杖象徵著武器，君王要領兵和外邦作戰；中國權力象徵的鼎是大家長實現統治和控制的工具。流傳至今的能夠大體上確定為夏代的銅器極少，鼎就更少。商代的青銅炊器、食器、飲具流傳後世和出土的極多，許多著名的大鼎都出自商代。商代銅器的精美，後世也罕有其匹。商代銅器的造型和紋飾的風格與出土的原始時代陶器上器形和文飾迥然不同。原始陶器雖然製作粗糙，但無論是造型還是涂繪的文飾，一概是輕盈活潑、開朗歡快，充滿稚氣。而商代的銅器造型凝重、莊嚴、肅穆，甚至猙獰恐怖，令人感到神秘莫測。這就是當時權力本質的體現。飲食器具上的圖案，不少是被誇張了的動物或怪物的頭像，多為雙目凸出，血脈僨張，鋸齒獠牙，血盆大口。這些雖然是處在靜態，但卻充滿了動感的圖案似乎蘊涵著一股巨大的力量，時時準備暴發出兇猛的怒吼和迅疾的騰躍搏擊。恐怖的形象對被統治者、被壓迫者的精神自然而然形成一種重壓、一種威懾力量；而食具的擁有者，當他們列鼎而食時，便和器物所體現的力量和威壓融為一體，從而達到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可見，食具逐漸變成祭祖的器具，祭器又變成重器，還與它們的造型有關。也許正因為它們要起象徵權力重器的作用，才有如此的造型。四 、 周 代 的 用 鼎 制 度談到貴族常常用“列鼎而食”來形容他們生活的氣派，在周代的確如此，青銅鼎是貴族的專用品，不同等級的人們使用鼎的數目是有差別的。從古代記載來看，大概分為兩種，一是五等制，一是四等制。五等制：一鼎，此為最低級貴族——士人平常時用；三鼎，此為士人在特定場合（婚禮、喪禮等）用；五鼎，此為大夫所用；七鼎，此為諸侯所用；九鼎，為天子所用。這個制度載於《儀禮》。四等制見於《春秋公羊傳·桓公二年》何休註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這是用進食時用鼎的多少來區分人們的身份地位，也體現了地位與權力相對應的原則。用鼎的數量成為了地位的標誌，後世遂有追逐權力的不逞之徒說出“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五、鼎的升華——鼎卦《周易》六十四卦，其中以食器為名卦者，僅有“革”卦之後的“鼎”卦。這一卦巽上離下，取烹飪之象。把具體的器物上升到精神層面，在《周易》中僅有兩卦，就是“井”與“鼎”。這兩個器物都是與生命攸關的，一是喝，一是吃。然而鼎卦又不局限於吃，其要點在於“革故取新”，為什麼“鼎”就能變故取新呢？因為鼎是炊器，專司烹飪，而烹飪的原則就是“變”，把生的變成熟的，把無味的變成有味的，把有惡味的變成美味的，把單一的變成複合的……總之就像商湯的宰相兼中國第一名廚伊尹在《呂氏春秋·本味》中所說製作羹“五味三材（三材指水、火、木），九沸九變，火為之紀（用火為關鍵）”“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這個“變”只要掌握好了就能從不利轉為有利，革除舊的，迎來新的。不過這個“變”又是極其“精妙微纖”的，很難說清楚的，但它又與人的利害密切相關，不關心還不行，因此就有“鼎卦”之設，用取象明義的方法，使人有所惕懼。就鼎卦的本義來說“元吉，亨”（大吉，無所不通）。變是大方向，所以前途光明。然而不是在變的途中一點問題也沒有了，因此各爻爻辭，除“上九”外，都不免有些小疵，甚至還有九四爻的“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這雖然是用大鼎烹飪常會出現的現象（青銅是鉛錫銅的合金，鼎足大底厚，烈火燒時容易受熱不均，這樣合金中的錫就不免會先行熔化流了出來，損壞鼎足，甚至使之折斷），但在隆重宴享中出現這種現象是被視為不祥預兆，負責燒火烹飪的會被殺掉。後世對此過度解讀，甚至說“‘鼎折足’，任非其人也；‘覆公餗’傾國家也”。出現問題雖是“變”中應有之題意，但“鼎卦”是“巽下離上，謙下明上”，“巽（謙遜）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柔得中而以剛相應），是以‘元亨’”。《周易》作者告訴主持鼎事者要能謙和下人，耳聰目明，審時度勢，柔和漸進，逐步上升。柔得中道，可以取得像剛健勁進一樣的效果，鼎新革故，無往不通，天下大吉。

■鄧小平提出用“一國兩制”構想完成國家統一，順應了中華民族的意願，是對中華民族“ 大一 統”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圖為澳門回歸五周年時，胡錦濤主席在澳門。和合·寬容·大一統文 ／孫代堯 （ 北京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歷時五千年積澱而成的寶貴的精神財富，蘊藏著非凡的治國理政之智慧。“一國兩制”構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契合，又是對人類文化發展的貢獻。一、“一國兩制”體現了“大一統”的價值觀“大一統”概念始見於戰國晚期的公羊學說。《公羊傳》在註釋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時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羊傳》隱公元年）“正月”不僅是曆法概念，還是周王朝政令、制度的象徵。“王正月”即指周乃正統王朝，各諸侯國必須遵行周天子頒佈的政令制度，而不能自行其是。“大”在這裏是動詞，即張大、尊崇之義。“一統”，即天下統一於周天子。《公羊傳》所極力推崇的大一統影響深遠。秦漢以後，“大一統”的觀念在國家和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得以強化和深化，最終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漢代董仲舒在闡述公羊學說的大一統思想時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大一統被解讀成為一種先天合理的法則。“大一統”的思想觀念或政治文化在各民族中深深根植，形成了對中華的歷史認同、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對於維護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之格局，推動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積極的歷史作用。綜觀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雖屢歷戰禍、分裂，但統一始終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每次分裂之後都復歸統一，並且都贏來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快速發展。對國家統一的強烈情感，深深積澱於中華民族的文化之中。如同鄧小平說：“幾千年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是我們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1］鄧小平曾對美籍華人學者李政道教授說：我從青年時就有了這樣的理想，一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二是愛國主義，振興中華民族，把我們民族發展起來。 ［2］1 949年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然國家統一事業仍末完成。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念茲在茲的是在自己這一代人手中，完成祖國統一這一前人未竟之業，圓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復興之夢！用他自己的話

說：“我們是要完成前人沒有完成的統一事業。……如果說不急，那是假的，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早日實現。 ”［3］“希望國家能早點統一。……祖國統一後，所有中華民族的子孫就不僅是站起來了，而且飛起來了。 ”［4］鄧小平提出用“一國兩制”構想完成國家統一，順應了中華民族的意願，是對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的繼承和發揚。鄧小平在講到台灣為什麼有必要同大陸統一時多次說：“這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的問題。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願的。”［5］“中國的統一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不是哪個黨哪個派，而是整個民族的願望。”［6］“ 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 。”［7］“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這不僅有利於子孫後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們是從這樣的角度著想和對待這個問題 的。”［8］這是中華文明幾千年發展形成的強調大一統的文化傳統使然。在這樣的文化積澱下，“統一”被賦予了極高的價值，如果不能完成國家統一的職責，政府的能力和統治的合法性就會受到人民的質疑。鄧小平說：“香港不收回，我們這些管事的人，歷史上將怎樣寫我們？說得露骨點是賣國賊，含蓄點是清朝皇帝。”［9］“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10］二、“一國兩制”模式的“和合”意蘊和合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和合既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行為理念，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之一。和、合二字最早見於甲骨文和金文，“和”的本義是聲音相應，“合”的本義是上下唇合攏。《周易·乾·彖》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意思是，天道變化，社會與時偕行，原有的政治、經濟關係和人的地位都發生變革而有衝突，便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現實的性命即各正其位，各得其所，這樣才能“保合太和”。“太和”即大和，大和而使萬物茁壯生長。《國語·鄭語》首次提出“和合”思想：“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又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意即不同事物之間既有差別又保持協調統一，但把相同事物相加合並不會產生新的東西，而在不同事物之間進行統一協調才會使新事物得以創生和發展，使萬物保持生機。《老子》、《荀子》、《墨子》、《管子》、《論語》、《左傳》等也都記載有“和同”之辯的資料。和合精神包含著對立統一思想，一是客觀地承認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機地合為一體。從理論思維的形而上層面來說，和合的理論價值就在於多元、多樣，差異衝突而又和諧融合而成新事物、新方略。“和”強調的是異質因素之間的平等共處，“合”強調的是異質因素之間的融會貫通，“和合”則是人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不同文明中諸多元素、要素互相衝突、融合，與在衝突、融合的動態過程中諸多元素、要素和合為新結構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總和。［11］和合文化在中國文明的進化中屢屢作用，使中華文明成為一個博採眾長，具有異常強大的同化力的文明主體。“和而不同”是和合文化的精要。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即君子講和諧一致而不苛求完全等同；小人則只苛求完全一樣而不講究和諧的完美。這是從處理人際關係角度講的，但用在處理民族關係、國家關係及其他社會關係上，也包含著允許不同、協調衝突、化解矛盾，以達至和諧的重要思想。中華和合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或包容性，成為“一國兩制”構想的文化沃土。如果將和合文化精神與“一國兩制”作比較，就可以看到其內在精神的一脈相承。“一國兩制”的核心就是國家的統一，實現的方式是和平統一，統一後允許港澳台地區與大陸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這正是和合文化講求和諧一致而不苛求完全等同思想的具體表現。“一國兩制”其實就是“和而不同”。“一國”可謂“和”，“兩制”可謂“不同”；既要追求國家統一之“和”，又要承認和尊重內地與港澳台地區在制度、主義、生活方式上實際存在的差異和不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在一國內同時並存，“既不是你吃掉我，也不是我吃掉你”，是謂“和而不同”。“一國兩制”的政治包容精神除了體現在包容不同的制度，還體現在包容不同的思想，容忍異己之見，允許各種價值觀的存在。1984年10月，鄧小平對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的港澳同胞講：“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麽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

的人，都要大團結。”［1 2］在講到愛國者治港時，鄧小平說：“什麽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13］對內地同胞來說，愛黨、愛社會主義是愛國主義的應有之義，而鄧小平對港人愛國的標準，既不要求認同社會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只要求愛國愛港，這就是最大的政治寬容。香港回歸後，香港社會有盡早實現“雙普選”的意見和訴求，這種民意並無挑戰一國的含義，只是不同政治生態下的價值追求，也符合中央的既定方針和基本法規定的目標。盡管內地因條件不成熟，短期內還不能實現普選（按鄧小平設定的“時間表”，大陸還要經過半個世紀才可以實行普選［1 4］），但中央尊重兩地社會經濟和政制發展存在的差異，不以內地實行普選的時間表為限，而是積極地回應香港社會的願望，在2007年1 2月29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通過決定，明確規定了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可以採用普選產生的辦法；在普選行政長官之後，立法會全部議員也可由普選產生。明確這個時間表，既表明了中央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維護和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決心，也化解了雙方此前存在的分歧以及香港社會泛民主派和民意間的衝突，尋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政治寬容精神。一如香港的經濟發展對內地的意義，香港政制向充分民主化發展，藉以走出一條既吸收人類政治文明成果、又符合本地區情的有香港特色的民主政治之路，也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對中國政治文明發展的重大貢獻。“一國兩制”既是中國國家統一模式，也是一種發展模式。在一國框架內，兩種制度互相學習、借鑒和補充，吸收優長，綜合創新，共同實現兩岸四地的經濟政治現代化，是保持“兩制”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兩制”的價值之所在，是源於和合文化的“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及魅力之所在。進一步地看，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度契合的“一國兩制”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其作為文化的意涵和價值，在於它為當今人類對不同文化可持明智態度做了重要提示。著名學者費孝通和李亦園在談到這一點時曾指出：“‘一國兩制’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義，它本身是一個不同的東西能不能相容相處的問題，所以它還有文化上的意義。這個試驗很重要的，很有意義，在人類整個歷史裏邊，是一個很重要的創新。人家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對立面，可是到中國來，它們可以並存，‘一國兩制’。……我們應當這樣去理解這個事情，看到在世界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不同的制度有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可以出現對立面的統一，再進一步去看它的來源，有一個中國文化的本質在裏邊，它可以把不同的東西合在一起。沒有這樣一個本質，那就不會有今天的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也不會出來‘一國兩制’。”“這（‘一國兩制’）的確是一個創造，也是中國文化對當今世界的一個貢獻，會影響到今後東西文化並處共存的問題。我們可以容忍不同，如果大家都可以容忍不同，多元一體的局面就有條件了。”［15］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兩制”的模式既是中國的，又不僅僅是中國的。當今世界存在著不同的文化模式以及社會制度，客觀上存在著差異和矛盾。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是多元而又互補的，衝突而又融合的。在這方面，“一國兩制”的理念可提供解決衝突、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共同發展的理論思想，可為構建和諧世界、進而共同創造21世紀人類新文化提供有價值的參照。三、“一國兩制”的“民本”取向“大一統”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延綿不絕，那麽如何實現並維護天下的統一呢？中國的“民本”文化給出了回答。以民為本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強調以“民”為價值的主體。與西方早期的“神本”文化不同，中國文化的“敬天”、“畏天”，實是為了“愛民”而對“天”有所敬畏。《尚書·泰誓》中載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觀念，把“天”的意志說成是來自民眾的意願。《尚書·五子之歌》所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民本主義觀念最早也最清晰的表述。孟子強調，只有順乎民心，才能使人民對其面臨的政治現實悅和誠服，從而實現社會的安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使爾也。”（《孟子·離婁上》）荀子也說：“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這種強調順乎民心、尊重民意、愛惜民

力、符合民利，以及安民（《尚書·臯陶謨》：“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富民（《管子·治國》：“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的深刻思想中，包含有科學的治國之道。在隨後的民本思想發展中，這些思想一以貫之，成為中國傳統人文精神中極為寶貴的東西。“一國兩制”對一國四地全體人民福祉的深切關照與傳統的民本思想的合理內質相互貫通。“一國兩制”構想所力爭的是用和平方式達至祖國統一的目標，既順乎民心，又凝結著為人民謀利益的價值信念。用“一國兩制”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既維護了國家主權，也符合廣大港人和澳門居民的利益，有利於保持港澳地區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居民安居樂業。同樣，採用“一國兩制”的辦法實現兩岸統一後，“台灣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會改變，台灣人民沒有損失。”［16］港澳回歸後，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中央始終高度關注特區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胡錦濤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五周年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提出：“要以人為本，不斷提高政府的管治水平。‘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特別行政區政府要牢固樹立為民惠民的觀念，增強為公眾服務的意識。要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急民眾之所急，想民眾之所想，積極響應民眾要求。”“要集中精力，大力促進澳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17]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胡錦濤同樣強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香港最重要的主題，也是廣大香港同胞的共同心願。只有經濟不斷發展，民生才能不斷改善，社會才能保持穩定，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也才能順利發展。”[ 1 8 ] 為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中央採取了一系列舉措，與港澳簽署了《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開放內地居民赴港澳“個人遊”、開展“泛珠三角”合作等等。這些措施帶動了港澳整體經濟的發展，也使廣大民眾從中受益。比如“個人遊”為香港和澳門帶來旅遊市場的暢旺，每年訪港澳的旅客中有一多半來自內地，為零售、飲食、交通、娛樂各方面都帶來很多就業機會。“為兩岸同胞謀福祉，是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根本歸宿。”[19] 自2003年3月以來，胡錦濤對於發展兩岸關係提出的六個“四點意見”中，都有對廣大台灣同胞的莊嚴承諾：無論在什麽情況下，我們都尊重他們、信賴他們、依靠他們，並且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千方百計照顧和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只要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做，並且一定努力做好。而在中共十七大報告對台工作論述中，更是融入了“以人為本”的理念，展現了對台灣同胞切身利益的關心和維護。另據統計，自2005年4、5月國親兩黨領導人訪問大陸以來，兩岸已舉辦了三屆經貿文化論壇，大陸有關方面共出台54項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惠及廣大台灣同胞的政策措施，包括便利台灣同胞來往大陸及在大陸居留、就業、就學、就醫，為台灣農漁民向大陸銷售部分水果、蔬菜、水產品提供優惠，處理對台商雙重徵稅的問題，保護台商投資權益，等等，並提出討論建立“兩岸共同市場”及“兩岸自由貿易區”、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特別是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活動的相關問題等全新構想。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構建和平和諧發展的兩岸關係，應以兩岸經濟成長和人民利益為優先考量，切實落實達成的規劃，使台灣同胞從中感受到祖國大陸是真正代表他們根本利益的，認識到與大陸共同發展是台灣的真正出路，進而消除歷史帶來的隔閡，與大陸同胞一起共同創造一個繁榮富強民主文明的新中國。註釋：［1］ 中共中央文獻研 究室編：《鄧小平年 譜》，中央文獻出版 社2 0 0 4 年版，第1 2 3 8 頁。［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 9 9 8 年版，第3 2 8 頁。［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頁。［4］ 中共中央 文獻研究室編： 《鄧小平年譜》 ，中央文獻出版 社20 0 4年版，第1 18 9 頁。［5 ］《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 99 3年版，第1 70 頁。［6 ］《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 99 3年版，第2 19 頁。［7 ］《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 93 年版，第59 頁。［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 9 8 年版，第21 2 頁。［9 ］中共中央 文獻研究室編： 《鄧小平年譜》 ，中央文獻出版 社2 0 0 4 年版，第8 3 8 頁。［1 0 ］《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 9 9 3 年版，第1 2 －1 3 頁。［1 1］ 張立 文：《 和合思 想的現 代意 義》， 《國家 圖書館 學刊 》20 0 6 年第1期，第8 9 頁。［12 ］《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 99 3年版，第7 6頁。［1 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 93 年版，第61 頁。［1 4 ］《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 9 9 3 年版，第2 2 0 頁。［15 ］《中國文化與新世紀的社會學人類學——費孝通、李亦園對話錄》，《北京大學學報》1 9 9 8 年第6 期，第8 5 －8 6 頁。［16 ］《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 93 年版，第17 0頁。［1 7 ］胡錦濤：《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五周年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 0 0 4年1 2 月2 1 日。［18 ］胡錦濤：《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 0 0 7 年7 月2 日。［1 9 ］胡錦濤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和“兩岸經貿論壇”與會人士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 0 0 6 年4 月1 7 日。

當代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概念的曲解■文 ／梁煦水 （上海）近讀《世界日報》上一篇舊文，題目是“浙擬重建圓明園”。其中談到，“再過三十天，就是圓明園被八國聯軍燒毀140周年”、“同濟大學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儀三教授並不贊同‘在八國聯軍的大火中，圓明園已經死了……’”、“主修派觀點則認爲，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是爲了毀滅中華文明……”云云，讀後感慨萬分。作爲討論圓明園問題的專家、教授、學者、知識精英，雙方連圓明園是被英法聯軍燒毀，而不是被四十多年以後的八國聯軍燒毀這個歷史常識，竟然全都不知道！記得近二十年前，我在監獄，看大導演李翰祥導演的《火燒圓明園》，開端片頭也是“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讓我大為震驚。這個名震天下的大導演，竟然連這種歷史常識也不知道！而那麽多參與的歷史學家、專家學者、演藝工作人員，竟然也沒有一個人發現並加以糾正！放映後，似乎也不見媒體和教育部門認真糾正。中國學者教授專家知識精英的整體水準，實在讓人不敢恭維！聯繫到中國的專家學者知識精英在前些年狂飈式興起，席捲泛濫全國的“自由主義”狂潮中，謬種流傳，以訛傳訛，把西方世界並不吃香、從未成爲主流的自由主義說成西方主流，說成人類最進步的思想，把自由主義無限拔高，吹上天，紛紛趕時髦，生怕搭不上“自由主義”的班車，這時，沒有一個人認真研究自由主義的歷史概念究竟是什麽，只是你傳我，我傳你，互相傳。把一些檔次不高的西方自由主義學者捧爲大理論家，超過他們過去把馬克斯·韋伯因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捧上天的做法。本文主要談談自由主義者爲什麽要曲解歷史形成的自由主義概念，硬要把人類的基本價值觀和自由主義産生以前的大理論家歸入自由主義陣營，强行混淆在一起、捆綁在一起的問題。研究一個思想，一種理論，必須首先搞清楚他們的基本概念。基本概念搞不清楚，就一切都搞不清楚。而人們的概念、名稱，是歷史産生、約定俗成的；不能望文生義，任意解釋。某些中國知識人的缺點之一，就是對許多概念，尤其是翻譯過來的概念，望文生義，任意解釋，造成許多大笑話。我過去論述過的“法權”等許多概念，就是典型例子。而毛澤東僅僅從對馬列的一個誤解，即把社會主義誤解成過渡時期，而不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在這個基點上建立起繼續革命的理論，更是一個笑話。這些笑話，都變成席捲全國的洪流，卻長期沒有人發現其謬誤之處。自由主義（l iberal i sm）是歷史產生的一個概念，大約1810年左右西班牙自由黨自稱自由主義，即既不激進，又不保守的立場和策略。這裏的“自由”，實際上是在對立派別間“自由”漂移，隨波逐流。從那以後直到現在，全世界關於自由主義的基本概念，都是這個含義。因爲自由漂移，隨波逐流，各種自由主義者當然形形色色，都有自己具體的自由主義概念，但基本概念就是這個。不符合這個基本概念的主義，就不是自由主義。自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觀，與自由主義者關係很小。

中國人對自由主義産生誤解的原因之一就是出於望文生義。一個誤解者就是胡適，既然自由主義帶著“自由”兩個字，他就以為這個“自由”的意思，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觀“自由”，因此自由主義的意思就是主張自由的主義；另一個誤解者就是毛澤東，也是望文生義，以為自由就是自由放任主義，所以就有老三篇之一《反對自由主義》。兩者都是對自由主義原意的曲解。這樣，中國人說的自由主義，就完全兩極化，幷與國際社會習慣上普遍認知的自由主義，概念非常不同。當然，那些自由主義者，包括胡適和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尤其是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因爲他們既不激進，又不保守，膽怯懦弱，遊移不定，屬於投機取巧的自由主義，名聲不佳。爲了推銷這種名聲不佳的自由主義，就採用兩個辦法來美化自由主義：基本的是採用望文生義的辦法，故意把他們的自由主義與作爲人類基本價值觀的自由觀念混同起來，捆綁在一起，說自由主義就是主張自由，你如果反對自由主義就是反對人類的基本價值觀自由，罪名大得不得了。同時，因爲自由主義歷史上無名人，於是就不惜撒謊，閉著眼睛把自由主義産生以前的洛克等大理論家說成是自由主義者。用這兩種辦法強姦沒有自我辯解能力的古人，歪曲人類的基本價值觀，手段頗為惡劣。他們就用這兩種惡劣的手段，美化自由主義，或者掩蓋自己的膽怯猶豫。在當代中國變革轉型時期，就是掩蓋他們不敢走向激進主義，而是從半激進的僞改良主義向後倒退到溫和不激進的自由主義，甚至目前還要進一步倒退到保守主義去的真實面目。用這樣的方法，來偷運他們名聲不佳的既不激進，又不保守的自由主義。但實際上，自由（freedom）是人類的基本價值觀，與自由主義者關係很小，當代自由這個基本價值觀的創立、實踐和爭得，主要是變革時期的激進主義和進步民眾的功勞。自由主義在這中間很少起什麼積極作用。自由就是自由，這是人類的基本價值觀。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這是一種力圖調和對立，在對立中遊弋的策略派別。兩者是兩回事。决不能把兩者混淆起來，捆綁在一起。反對自由主義就是反對自由主義，絕不是反對自由。很多情況下，反對自由主義（l i beralism），恰恰是爲了爭取自由（freedom）。人類的基本價值自由伴隨人類產生而產生，至少在古希臘，就成為希臘人的普遍價值觀。自由主義者說自由主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完全是把自由主義和自由混為一談。自由主義的產生，是遠遠發生在兩千多年以後的事情。把自由和自由主義用卑劣手法故意混為一談，是極少數自由主義者尤其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手法，它影響了中國和國際上對自由主義詞條的解釋，各種百科全書和權威書籍，雖然對自由主義有所批評，或者出言不恭，但往往都不得不羅列當代自由主義者自己的解釋，使自由主義概念成爲內容龐雜，不倫不類的概念。但就整個國際社會說來，仍然是根據歷史習慣，傾向其本意，實際上並不承認這種內容龐雜不倫不類的概念。在西方，按照自由主義者自己的解釋，大致只是停留在知識界自由主義者、自由派內部和他們的書本上。美國大學和知識界自由派勢力比較强，但一般民眾和政界人物對自由主義和自由派並無好感，也不認同他們對自由主義概念這種複雜的、不倫不類的解釋。不過，在美國居住的中國知識份子，也許是個例外，與美國主流社會調子不同，不少人傾向自由主義和自由派。這可能與身處外籍弱勢群體、易於接受反對美國保守派的長期宣傳、以及留學生受自由派影響較多等等原因有關。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往往傾向美國的自由派，當代中國的激進主義一般傾向美國的保守派，這是因為立場接近。中國的激進主義與美國保守派一樣激烈反左，但因爲中國目前的現狀是左翼極端，中國激進派處在變革時期的中國，要向美國的民主制度看齊，所以表現爲激進主義。而美國已經實現和健全民主制度，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堡壘，需要在全世界反美浪潮中保護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使它向左倒退，所以表現爲保守主義。自由是在西方和全世界都得到推崇的主流思想，但自由主義卻在西方被普遍鄙視和孤立，除了英國自由黨等極少數情况，幾乎在各國都是潰不成軍，沒有在任何一個國家成爲主流，根本不是中國自由主義者一再吹噓的那樣，是西方主流思想。如果自由和自由主義是一回事，那麽，推崇自由的西方世界，自然應該非常推崇自由主義，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明白了自由（freedom）與自由主義（l iberalism）的本質區別，才有助於我們擺脫中國自由主義者人爲製造的概念混亂，正確評估和準確判斷未來中國社會轉型的基本路向。

■中央政府一方面尊重並支持澳門賭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力圖通過澳珠跨境工業區等舉措改變澳門單一產業經濟結構。澳門如何持續發展？文 ／張海豔 （ 澳門 ）澳門地域狹促，各項資源亦十分缺乏，故當面臨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時，澳門應比其他地區更加關注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議題，以求應對之策。本文不揣簡陋，擬從政治經濟的角度來分析澳門當下所存在的風險與問題，並探討應對和解決之道。長期以來，博彩業無可爭議地佔據澳門經濟的支柱地位，而自1999年回歸以來，中國內地的客源更是成為了澳門博彩業收益增長的主要貢獻者。2006年，澳門博彩業收益已居全球賭城之冠。但是，澳門這種單一的產業結構為許多有識之士所詬病。與此同時，賭業繁榮背後所倚賴的基本前提也被不少人所忽略。事實上，澳門賭業的興衰取決於客源地與同業競爭地區的政治與經濟情勢，尤其受中國內地以及亞太周邊地區的影響十分明顯。時下澳門對周邊地區開賭所帶來的衝擊雖有一定估計，但對於最大客源地——中國內地——的政治及經濟環境中所蘊涵的風險認識不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澳門現在的賭業發展對中國內地的經濟是起著負面作用的，但是為了保證澳門回歸後的穩定發展以及維護“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中央政府一方面尊重並支持澳門賭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卻力圖通過澳珠跨境工業區等重大舉措來改變澳門單一的產業經濟結構。從中我們應該看到，中央政府對澳門博彩業發展所存的憂慮，也應該看到，依賴中國內地的客源來發展澳門的博彩業也會有一個政策容許的限度。如果中央政府未來加大打擊境外賭博的力度，抑或中國內地的博彩市場發展政策放寬的話，對澳門地區賭業的發展肯定是有很大影響的。另外，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經濟高速發展已逾二十多年，這也是澳門博彩業內地玩家日益增多的重要基礎。可是從經濟週期理論上來說，一個經濟體不可能一直都處於發展時期，萬一中國內地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必定會波及到澳門的博彩業。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

融危機時期，澳門博彩業收益中來自東南亞賭客的份額大幅減少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就澳門特區政府而言，近年來在穩定社會、發展經濟方面的確居功至偉，但是其管治水準仍有待提高，尤其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需要改善。此外，對澳門本地發展的規劃，特區政府還需要增強開拓性、前瞻性，並在危機意識的培養方面多下功夫。現時澳門特區政府雖有一些司局設有研究部門，但其顧問及智囊團隊成員多半非專任，且主要由澳門各高校科研教學人員及其他地區的專業人士所組成。非特區政府專任的研究與情報人員，其不必對特區政府負責，並且其研究多半帶有個人的立場及專業傾向，故而研究的效果會受到一定的影響。此外，澳門人力資源缺乏且政策的開放性不夠，本地居民總體的教育水準與綜合素質仍有待提高。從整個社會來看，危機意識與進取意識不足，滿足於現狀似乎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在傳承澳葡時期的文化遺產與建立現代新澳門之間，也還尚未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契合點。上述的種種問題皆與澳門的可持續發展息息相關，有鑒於此，本文擬提出如下幾點建議：首先，組建一個獨立的、直接對特首或相關高級官員負責的高層智囊機構。該機構人員的選任應有別於普通公務員的招募，要吸引亞太地區乃至全球優秀才俊來為本地發展出謀劃策，並盡最大可能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與聰明才智為澳門服務。在機構運作方面，該機構可以整合特區政府已有的研究部門，一方面既接受特首或有關高級官員的命題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自主或與科研機構及大學合作開展日常性的研究，尤其需要定期檢討一些對澳門經濟發展有影響的宏觀因素，並在全球範圍內收集相關的資訊以及可資借鑒的發展經驗及教訓。總體而言，該機構應以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為主，並力求為澳門特區政府提供有針對性與前瞻性的施政建議。第二，每年從財政盈餘中劃撥一定資金，成立一個澳門發展投資基金公司，該公司應由特區政府控股或是全資擁有。成立這樣一個投資基金公司的目的是希望能夠為解決澳門單一的產業結構問題開闢一條新路，並增強特區政府對經濟的調控能力，確保澳門經濟的穩健發展。由於要在資源匱乏的澳門本土解決澳門單一的產業結構問題十分困難，所以建立澳珠跨境工業區以及澳粵聯合開發橫琴島成為熱門話題。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澳門與珠海及廣東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並且澳門工業基礎十分薄弱。故此種解決之道存有相當的局限。而成立澳門發展投資基金公司，可使澳門投資管理的項目超越地域的限制，並充分發揮自己在博彩、金融、旅遊、酒店管理等方面的優勢。至於具體的投資項目，初期應該以穩健的風險投資為主，如參股澳門的基礎事業（如未來可能興建的城市地鐵），或與資源充足的內地省份（如湖南、江西）合作發展當地經濟，投資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另外還可以關注亞洲新興的市場（如越南）可能的投資機會。此外，該投資公司的工作還可與前述的政府智囊機構很好的結合起來，以確保投資的正確性與高收益。至於公司具體的組建和運作，可以借鑒新加坡淡馬錫控股的發展經驗。第三，抓住澳門近些年來博彩業發展的契機，致力於將澳門打造成為全球博彩旅遊業人才滙集與教育輸出的中心，發展澳門獨特的博彩旅遊教育產業，在此方面澳門的確有著巨大的潛力。近年來周邊國家及地區相繼開賭，中國內地旅遊業、酒店業發展迅速，在此背景下，全球博彩及旅遊酒店管理方面的專業人才呈現巨大缺口。因此，澳門應該抓住機會，依托現有的博彩、旅遊及酒店業的優勢，積極發展相關的教育產業。如此，不僅可以為本地培訓人才，緩解本地人力資源缺乏的困境；同時也可以向其他地區輸出博彩、旅遊及酒店管理方面的專才，進一步鞏固澳門在這些領域的地位，擴大澳門的影響力。第四，結合回歸後澳門的實際發展情況，大力開展澳門本地公民教育，著重培養澳門人本土意識、危機意識、進取意識與全球化視野，尤其要在本澳各中小學加大這方面的教育力度。在社會管理方面，需要注意緩解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積極構建更完善的社會保障與再分配體系，並為中下階層提供向上流動的社會通道，如資助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等。此外，特區政府還要加強與博彩業相關的心理輔導（如病態賭徒，賭業從業人員心理障礙），嚴厲打擊違法犯罪活動，以促進澳門和諧社會的發展。所有這些，都需要提升澳門本地居民的教育水準，並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最後，我們應該看到人才與教育才是澳門可持續發展的根本。現時澳門急需制定更好的教育與人力資源戰略，在培養本地精英的同時，積極進取地去吸引海外及中國內地優秀的人才為澳門的發展服務，共建澳門美好未來！

■澳門公用事業特許經營制度的缺失文／謝桂生 （ 杭 州 ）一、引出問題的兩個個案在2007年底和2008年初，兩件個案引起澳門社會的普遍關注，其原因不僅在於這兩個個案關係到澳門居民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引發了人們對現有的澳門公共服務資源的分配與利用中的特許法律制度的反思。兩件個案之一是氹仔北安臨時客運碼頭的啟用所引起的碼頭經營權糾紛，這個糾紛還導致金光噴射飛航營運澳門與香港之間的海上客運服務經歷了啟航——禁航——復航的曲折歷程。近幾年來，隨著訪澳旅客的不斷增長，澳門外港碼頭已經不能適應需要，有鑒於此，特區政府在氹仔興建了北安臨時碼頭；金光噴射飛航（澳門）有限公司及巨龍船務股份有限公司獲政府批准取得了這個臨時碼頭的特許經營權。碼頭啟用後不久，據媒體公開報導，西北航運快線有限公司以上述兩家公司取得這一經營權過程中，特區政府“迴避了公開競投，也從未諮詢原有的經營者”、兩家公司取得經營權“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等為由，向澳門中級法院提出申請，要求中止特區政府批准金光噴射飛航（澳門）有限公司經營氹仔至香港海上客運服務決定的效力。對此，特區政府曾以書面方式說明理由，認為暫時中止有關行政行為效力將會嚴重損害公共利益。但是，澳門中級法院沒有支持特區政府的理由，發出了禁制令：有關航線服務暫停，聽候中級法院裁決。於是，金光噴射飛航營運氹仔至香港的海上客運服務在營運十日後停止通航。一個月後，中級法院又通知特區政府，稱該案件相關的訴訟請求被裁定理由不成立，取消對金光飛航營運澳門與香港之間的海上客運服務的臨時禁制令。於是特區政府港務局即時批准“金光”復航。個案之二是澳門公共天線公司與有線電視公司之間的經營活動的爭議，這一爭議一度使得澳門相當部分居民收不到電視訊號，結果使得這部分澳門居民成為這場爭拗的直接受害人。在這場爭議中，澳門有線電視公司的理由是，按照該公司同政府簽訂的“專營合約”，澳門有線電視公司應當是本澳目前唯一擁有合法身份的有線電視地面服務供應商，即只有有線電視公司才可以在澳門提供地面網絡的視像廣播傳輸服務。然而，目前澳門大多數居民卻又是澳門公共天線公司的用戶（有報導說，現時“公天”公司的用戶已逾本澳居民的八、九成）。據了解，這個情況的產生乃“澳葡時代留下的歷史問題”。當年澳葡政府批出有線電視專營合約時，並未顧及到當時在澳門已經存在已久的公共天線公司的存在（據報導，有部分公司到今天已經經營長達三十年之久）。澳葡政府當時旣沒有說公共天線公司經營活動不合法，亦沒有採取取締行動，任由經營。於是，形成今天的情況：一方是法律上的合法經營者，另一方是已經長期存在的經營者；利益的衝突使雙方爭執長期存在，這次只是公開爆發而已。上述個案從經濟學上分析，屬於公共事業資源分配上的爭議，法律上涉及的則是澳門公共服務經營活動的特許制度。爭議的內容並不複雜，但解決起來卻比較棘手。如何儘快、妥善地解決問題是政府應盡的職責。學者們關切的，則不僅是如何解決問題，更主要的是要反省它們產生的原因和相關的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可以看

出這些爭議的產生原因，不僅涉及到執法，也涉及到法律規定是否明確、健全。亡羊補牢，通過對案件的分析、研究和對有關法律規定的反省，逐步完善澳門公共服務經營活動的專營制度，這應當是學者和立法者、執法者的責任。二、澳門的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特許經營是指從事某個行業或某種經營活動的經營者必須事先經過政府特別許可（未經批准不得進入該市場），取得特許經營權；否則為非法經營，政府將予以取締。實行特許經營的範圍應當通過法律規定確定。特許經營在經濟學上涉及的是社會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在當今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社會資源的分配一般由市場來調節，但是實行特許經營的領域往往關係到社會的和諧和廣大群眾民生的基本需求，於是这部分社會資源的分配往往又不能完全由市場機制來調節，這部分社會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實行特許經營後，資源的配置和使用的規模、方向上的主導權便掌握在政府手中。特許經營在法律上則是一項法律制度，一部分行業或者經營活動由於各種原因實行由政府特許經營，經營者在獲得政府批准取得某項經營活動的特許後，便取得了特許經營權。政府判給的特許經營權屬於行政許可。同時，從某種意義上說，特許經營權本身也是一種資源，人們習慣稱之為公共資源。這種社會公共資源，掌握在政府手裏，通過政府特許經營方式，由政府決定如何分配和利用。如何分配和利用社會資源，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下有不同的模式，因而各國採用的模式不同；即使是同一社會制度、同一個國家的不同時期或不同條件下，也可能會有不同的分配和使用模式。社會公共資源的分配是整個社會資源分配和利用的一部分，社會公共資源如何分配和使用受社會資源的分配和利用的總的模式所決定。澳門在回歸之前，澳葡當局總體上實行的是將葡萄牙國家的法律制度的效力延伸到澳門的政策。因此，当时澳門社會中資源的分配和利用模式，基本是沿用葡萄牙實行的方式，自然，澳門的特許經營制度也屬於葡萄牙的模式。澳門回歸以後實行“一國兩制”，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澳門原有的法律不變，於是澳門社會中資源（包括公共資源）的分配和利用模式也沒有改變，並且基本延續到現在。據媒體報導，西北航運快線有限公司認爲特區政府“迴避了公開競投，也從未諮詢原有的經營者”，向澳門中級法院提出申請，要求中止特區政府批准的經警氹仔至香港海上客運服務決定的效力。澳門的特許經營制度中，特許經營的範圍主要是一些公共服務，也包括一些法律認為必須實行特許經營的行業（最為典型的就是博彩業）。按照澳門相關法律的規定，取得政府特許經營權的主體必須符合相關的法律規定，在程序上則是由期望取得特許經營權的企業（必須是公司企業）先向政府提出申請，再由政府批給和訂立批給合同，而在實際經營活動中還要接受政府監管。目前澳門實行特許經營的業務包括水、電供應，電信，流動電話，海上運輸，航空運輸，公共交通，廣播電視……等等公共服務行業，還有前面已經提到的博彩業。而在實踐中這些企業經過政府特許後大多數取得的

是“專營權”，其中不乏“獨家經營權”，從而形成獨家壟斷經營的事實。澳門回歸後這一情況也有所變化。在特區政府確立了“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產業政策並得到貫徹實施後，澳門的旅遊博彩業得到迅速發展。當時又恰逢原有的博彩業賭牌合約和電信合約期限屆滿，政府開放了這兩個領域裏的經營權，在博彩業裏對博彩經營發放了三個賭牌，在電訊領域裏對流動電話經營也發放了三個牌照，改變了這些領域中一直延續的獨家壟斷經營狀態。不僅如此，而且在申請取得政府判給特許權程序上，相關法律明確規定在正常情況下，必須經過公開競投程序，才能與政府訂立承批合約。這些做法，在特許經營活動領域的資源配置上，開始逐步體現出既由政府主導分配、又能體現市場機制調節的要求。這與過去相比無疑是大大前進了一步。三、完善澳門公共事業特許經營制度的思考實行特許經營行業的特殊性，決定著特許經營制度對社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特許經營制度的完善與否對社會產生的影響重大。對政府來說，它關係到這種公共資源的分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行以及社會的和諧；對生產經營者來說，關係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普通市民來說，關係到自己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本文開頭所引述的兩個個案，表面上看僅僅是關於經營權的爭議，涉及到經營者的利益分配。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澳門的特許經營法律制度仍然存在著缺失和不足；這種制度的缺失和不足不僅表現在執法方面，在現行法律規定方面也有不夠明確、不夠完善之處。聯繫以上兩個個案，本文認為澳門的特許經營法律制度需要妥善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係：第一、競爭與壟斷的關係在架構特許經營制度時，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一個理論性問題，就是如何體現市場經濟條件下既要鼓勵競爭、又要處理好允許特許經營這樣的合法壟斷之間的關係。對於這個問題，下面幾點是必須要強調的。1．特許經營具有壟斷性，是合法壟斷按照特許經營制度，在特許經營領域，只有獲得政府許可取得特許經營權的經營者才能進入。所以，“特許經營權”具有“壟斷性”。但是，它和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的要求並不矛盾。市場經濟提倡和鼓勵正當競爭，同時，市場經濟總體上是反壟斷的。所以在市場管理立法中，不僅有反不正當競爭立法，而且有反壟斷立法。在反壟斷法中把非法壟斷市場、排斥競爭的行為列為不正當競爭手段。但是反壟斷法也並非反對一切市場壟斷，它允許存在合法的市場壟斷，這就是通常所表述的“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在反壟斷法理論中稱為“豁免”條款，特許經營權包含其中。2．在特許經營領域也應當存在市場競爭特許經營不是絕對的壟斷經營。“特許經營權”的壟斷是受限制的，因為它只是在“一定範圍內”的壟斷。“特許經營權”的內容限制在法律規定範圍之內；在澳門，它還受政府批給合同條款所約束；特許經營權的行使還必須符合相關法律的規定；此外它還須接受政府監管。“特許經營權”的“壟斷”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但是它不具有“獨佔性”，不同於工業產權中的專利權和商標權，它不（應當）是獨佔權。因此，不能把“特許經營”制度理解為“獨家經營”制度（更不是“獨家專營”制度）；授予特許經營權並不等於授予“獨家經營權”或者“獨家壟斷經營權”。這些就是特許經營領域存在市場競爭的理論基礎和法律依據。3．實施的前提是實行開放政策為此，在實行特許經營的領域立法和執法都應當實行開放政策，法律應明確規定根據不同情況可以批給兩個或幾個特許經營權。在實施中，除個別公用事業因為某種原因（例如，為了合理配置資源、避免資源配置上的浪費，或者這種資源必須由政府壟斷等），可能只發放一個牌照外，在其他實行特許經營的領域內都應當發兩個（或以上）牌照，在同一市場上形成有兩個（或以上）經營者；即使只發放一個牌照，也不能是“獨家經營”牌照。這樣做的目的在於在同一個經營活動領域中保持有兩個以上的經營者，保證市場存在競爭的前提，並且鼓勵經營者之間展開合法的正當的競爭。另一方面，法律應當明確規定禁止（特別在公用事業經營領域）授予“獨家專營”的特許專營權，不允許形成獨家

壟斷的情況（這裏不包括可能涉及的法律另有規定的工業產權制度，例如授予專利權、商標權）。按照前面述及的道理，可以看出，授予經營者“獨家專營”的特許專營權是不符合反壟斷法的理論的。如果澳門過去有這種規定並且得以執行的話，澳門公共天線公司與有線電視公司之間的經營活動爭議不會發生，它們之間的爭議也不會延續到今天。第二、競投與政府特批的關係1．政府判給特許經營權要“公開、公正、公平”市場競爭機制也應當貫徹在特許權的判給過程中。市場經濟體制下，雖然社會資源主要應當通過市場的作用進行分配，但是實行特許經營領域的公共資源的分配主導權卻掌握在政府手中。儘管如此，政府在分配這些資源時也必須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在判給特許經營許可的過程中，也應當存在競爭，目的是保證授予特許權程序上的公平、公正。雖然批給特許權是一種政府行為，是政府的權力，但是它的行使必須接受社會的監督。在目前澳門的一些特許經營的法律中，都明確規定取得特許經營應當經過公開競投程序，出發點就在於鼓勵經營者在取得特許的過程中展開競爭。程序上的公開是保證政府批給特許權公正和經營者取得特許權公平競爭的前提。要保證程序上的公正，關鍵在於程序上的公開。程序上的公開，不僅可以避免產生爭議，而且也是政府民主決策、接受社會監督所必需，更是建設清廉政府的需要。市場機制提倡“公開、公正、公平”的競爭，在這三者關係上，“公開”是前提，是基礎。“公開”是程序，“公平、公正”是目的，是實質。雖然程序上公開並不等於做到了公平、公正，但是不公開很可能做不到公平和公正，民眾會產生質疑。公開，是公正、公平的保證措施之一。從程序意義上來講，首先要公開；只有程序公開，公眾才有可能判斷特許權判給是否公正和公平。2．明確“公開”的標準這裏，還需要指出的是，什麼是“公開”？怎樣才算“公開”？法律上也要有個說法。在氹仔北安臨時碼頭經營權判給爭議上，西北航運快線有限公司稱政府“迴避了公開競投，也從未諮詢原有的經營者”，而政府則辯解稱此過程中“均有諮詢相關船公司的意見”。雙方各執己見，孰是孰非，當事者自己心裏明白，但是作為第三方的廣大民眾是難明真相也難以判斷的。3．政府特批要受限制雖然法律也規定了政府可以不經過競投程序，特批判給某個公司特許權，但政府應當儘量避免和限制這樣做。而法律除了規定一般都應當經過公開競投的程序外，還需要明確規定在何種情況下才可以不經過競投程序而是由政府直接判給，以及由政府直接判給的程序，作為政府執法的依據。因為判斷判給的程序是否“公開”、判給特許權是否“公正和公平”，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法律。第三、判給與監管的關係在特許經營制度中，不僅規定如何判給特許權，也要規定事後政府如何監管，防止經營者濫用特許經營權，維護特許經營領域正常的經營秩序。失去事後的監管，特許經營制度也就失去其立法目的。例如，經營者將已經取得的特許經營權分拆，隨意增、減經營規模等都可以改變該行業特許權的實際數量，從而改變社會資源的實際配置，造成資源配置浪費；濫用特許經營權更會造成經營者彼此之間不正當競爭或者是公開協議（或互相默契）形成實質上的排斥競爭，這些都需要政府的日常監督。判給特許權所涉及的經營範圍大多數是社會公用事業，而公用事業資源配置和經營，又和廣大民眾的生活品質息息相關，所以，特許權的判給和加強此後的政府監管，關係到消費者的正當利益。因此加強特許經營制度中有關監管規定的內容，也是完善特許經營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澳門的特許經營制度也不例外。最後，政府和民眾都要嚴格依法辦事眾所周知，法不能自行，法律的實施需要全社會包括政府和居民嚴格依法辦事，共同努力。有法不依和執法不嚴，法律就形同虛設。澳門公共天線公司與有線電視公司之間經營活動爭議的產生，源自“當年澳葡政府批出有線電視專營合約時，並未顧及到當時在澳門已經存在已久的公共天線公司”，既批給有線電視“專營合約”（注意：據稱政府批給的是專營，即獨家壟斷經營），又允許公共天線公司正常經營，導致爭議存在；回歸以後這麼長的時間又一直未予解決。所慶幸的是，此事已經引起澳門有關當局的重視，人們期望儘快解決。

出現了什麼新情况 新問題■澳門文／王 珣 （澳門）2004年12月20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澳門接見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時，要求香港特區政府“一是要以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加強團結，和衷共濟，互相支持，密切配合；二是要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努力改善民生，熱忱響應和解決民眾關注的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三是要認真回顧香港回歸七年多來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的歷程，總結經驗，查找不足，不斷提高施政水平，把香港管理、建設得更好”。同日胡錦濤在慶祝澳門特區成立五周年的慶典上，認為“澳門回歸五年來，社會面貌煥然一新，以何厚鏵為首的特區政府帶領社會各界人士團結奮鬥，開拓進取，克服了亞洲金融危機、外部經濟環境變化和非典疫情等帶來的種種困難和挑戰，妥善解決了一系列關係澳門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今天的澳門，社會安定祥和，經濟持續增長，民眾安居樂業”。胡錦濤這兩次講話，被一些媒體理解為“貶董建華褒何厚鏵”。果然不到三個月，2005年3月12日中央政府批准董建華辭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職務。2008年3月18日胡錦濤在北京先後接見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儀式的香港特首曾蔭權和澳門特首何厚鏵。胡錦濤在接見曾蔭權時表示：“在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當前香港形勢正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在接見何厚鏵時表示：“保持澳門發展的良好勢頭，妥善處理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推動澳門各項事業又好又快向前發展，是澳門公眾的共同願望”。胡錦濤的這兩次講話，又被一些媒體解讀為“有褒有貶”。胡錦濤的此番講話究竟是不是“褒誰貶誰”？不敢臆測，但我們似乎可以據此尋找澳門工作與中央要求的差距。中央要求澳門特首“妥善處理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那麽澳門究竟出現了什麽新情况、新問題呢？本文僅就目前澳門的實際情況，嘗試著回答這個問題。特區政府實行“開放賭權”的“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的經濟發展政策，為澳門經濟帶來較快增長，但“一業獨大”的態勢愈加明顯，人們愈加能看到澳門的經濟隱患；土地資源稀缺，外勞增加和投機者炒作也持續推升澳門房價，但特區政府既不從抑制需求也不從增加供給方面來舒緩通貨膨脹，卻用增發津貼、補助等“派糖”方式來抵禦通貨膨脹，不僅不會降低澳門的通貨膨脹率，還會因高通貨膨脹而積聚市民怨憤。

1、以“歐文龍案”所顯示的官員貪腐現象工務運輸司司長從排名來看是位於行政長官及行政法務司、經濟財政司、保安司、社會文化司各司司長之後的澳門特區政府中的第六號人物，但在土地、交通、基礎建設及公共工程、運輸及通訊、環境保護、經濟房屋及社會房屋、氣象等領域，擁有“一人（行政長官）之下，萬人之上”的實權。澳門前工務運輸司司長歐文龍，利用土地和工程項目批給，大肆索賄受賄，非法收入達8億多澳門元。2008年1月30日歐文龍被澳門終審法院判處27年有期徒刑，罰款24萬元並沒收貪污所得。“歐文龍案”顯示在澳門坊間長期懷疑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現象確實存在。因為世界各地都會有貪官，因此澳門被查出貪官並不奇怪。與內地目前已被查處並已被執行死刑的一些貪官如前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非法收入4100多萬元人民幣）、前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非法收入500多萬元人民幣）等相比，歐文龍案的量刑明顯偏輕。但由於澳門特區享有立法權、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因此歐文龍被輕判也不應該令人驚奇。“歐文龍案”讓澳門市民感到困惑和擔心的是：“歐文龍貪腐”只是澳門官場的一個特例，還是一種絕非獨無僅有的現象？“歐文龍貪腐”是被香港廉政公署首先偵破，上報中央後再由中央轉告澳門特區政府的，憑澳門自身的機構、制度和機制，能否查出澳門的貪官？歐文龍案進入法律審判階段後，他以下的官員接受過傳喚，雖然大多以“忘記咗”、“唔記得”來搪塞，但畢竟接受過法庭調查；而歐文龍以上的官員竟然根本不見傳喚，人們對此能不覺得離奇嗎？這樣的所謂世紀大審判能對其它官員的貪腐動機起到阻嚇作用嗎？2、以博彩業擴張所警示的產業和經濟堪憂現象澳門特區成立之後，特區政府實行的以“開放賭權”為主要內容的所謂“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的經濟發展政策，在近幾年為澳門經濟帶來了較快速度的增長。但澳門賭牌莫名其妙地由三個變為六個，美資博企僅憑賭牌的副牌轉讓就獲得了巨額收益，大型賭場不斷開張，博彩業從業人員越來越多，其它產業未見被明顯帶動，澳門經濟“一業獨大”的態勢愈加明顯；而澳門博彩業競爭越來越激烈，周邊地區競相考慮開賭，中央政府開始收緊“自由行”，使人們已能看到澳門經濟的一些隱患。澳門產業和經濟的未來令人堪憂。3、以房價飛漲所帶動的通貨膨脹現象澳門作為一個規模很小、對外依賴度高的經濟體，在周邊地區物價上漲的時候很難獨善其身，至少會出現“輸入型通貨膨脹”，因此對目前澳門的高通貨膨脹，特區政府並不應該負全部責任。但特區政府此前為支持澳門房地產業發展而實行多年的投資移民政策，以及不適度限制博彩業營業規模而導致的澳門人力資源緊張、外勞數量劇增，卻對澳門的通貨膨脹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得澳門的通貨膨脹率明顯高於周邊地區。澳門土地資源稀缺的特點使得澳門的房價具有向下剛性，外勞的增加和投機者的炒作持續推升著澳門房價，而特區政府既不從抑制需求也不從增加供給方面來舒緩通貨膨脹，卻只想用增發津貼、補助等“派糖”方式來減輕民眾對通貨膨脹的反感。因為在相同的金額水平上，通貨膨脹所導致的邊際效用損失應大於津貼或補助所帶來的邊際效用增加，因此用增發津貼、補助的方式一般不能抵消通貨膨脹給民眾所帶來的痛苦，反而會因進一步提升總需求水平而繼續推升通貨膨脹，形成“通貨膨脹——增發津貼、補助——再通貨膨脹——再增發津貼、補助”的惡性循環。所以可以預見，特區政府如果只想用增發津貼、補助等“派糖”方式來抵禦通貨膨脹，不僅不會降低澳門的通貨膨脹率，還會因澳門的高通貨膨脹而持續積聚市民怨憤。4、以官員漸失民心所引發的民主現象“歐文龍貪腐”、博彩業“一業獨大”和高通貨膨脹，使澳門特區政府及其主要領導人在多數澳門市民心目中形象下降，也使得人們對現行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議員的產生機制產生質疑。台灣選舉和香港普選時間表的落實，更強化了澳門市民的這種質疑，行政長官和立法議員的“雙普選”也就成了一些澳門市民的一種訴求。對中央政府來說，澳門的官員貪腐、經濟堪憂、通貨膨脹可能都不是很大的問題，但“普選”卻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前幾年正是因為董建華個人名望的下降強化了香港社會的“普選”訴求並最終促成香港普選時間表的落實，現在的澳門似乎正在步當時的香港之後塵。或許正因如此，胡錦濤要求澳門特區政府“妥善處理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也就不足爲奇 。

■從選舉法修改看澳門民主文 ／郝志 東 （ 澳 門）2008年2月底澳門特區政府公佈了修改《選民登記法》、《行政長官選舉法》、《立法會選舉法》三個澳門選舉法規的諮詢文件。這個諮詢文件的標題是“努力提高選舉素質，穩健推進民主發展”。文件公佈後，澳門社會對此的反應呈兩極化。一種意見認為這三個法規的修改非常及時，非常適合澳門民主發展的基本情況。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特區政府在民主的道路上即使沒有後退，也是在“原地踏步”。那麼澳門的政治現況究竟如何？澳門在民主的道路上到底可以走多遠？本文試圖探討“一國兩制”的內涵，描述目前人們在澳門民主化步伐上的分歧，分析深化民主的顧慮，從而理清我們今後需要努力的方向。“一國兩制”的內涵根據商務印書館所編《現代漢語詞典》（2002）上的解釋，“一國兩制”是“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

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提出的完成國家統一的基本國策，在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香港、澳門設立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 993）的序言中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因此，大陸和澳門都屬於一個中國，但是在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在澳門實行資本主義，這就是“一國兩制”。但是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呢？這個問題並不是很清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究竟指的是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還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是以競爭而不是以計劃、壟斷為特點的。計劃和壟斷是社會主義的特點，而競爭則是資本主義的特點。但是大陸說它自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倒是也還能說得過去，因為儘管在經濟上基本是資本主義的，但政治上卻基本還是社會主義的。用“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來描述大陸的政治、經濟制度還是可以適用的。那麼澳門和大陸有什麼區別呢？從經濟上講，澳門是資本主義，這是不錯的。這一點在原則上講和大陸基本是“一制”，而不是什麼“兩制”。甚至在個別經濟行業的壟斷方面，兩地也是“一制”。雖然和大陸比較，此資本主義和彼資本主義有一些不同，例如在澳門經營賭場可能是合法的，在內地則是非法的；在一些具體的經濟制度、法規上講，兩地確實是“兩制”，但是這種不同並不是根本的不同，只是資本主義經濟表現形式的不同而已。所以歸根結底，兩地在經濟上基本都是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可以說基本是“一國一制”。因此“一國兩制”應該是主要體現在政治制度上。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澳門特區的行政長官由一個以不同界別的代表組成的委員會選舉產生，立法會分別由直接選舉、間接選舉和委任的議員所構成，司法也較大陸獨立，新聞也較大陸自由。而大陸的國家領導人則主要是由共產黨內部的機制協商產生，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澳門立法會產生的方式也很不同，大陸的司法制度受共產黨的領導，在新聞和言論自由方面，大陸的尺度也沒有澳門寬鬆。可見，“一國兩制”確實是主要體現在政治與社會制度上。這個“一國兩制”顯然是一個非常務實、具有智慧的政治制度創新。儘管“一國兩制”的具體內涵從1978年以來已經有些變化，儘管在政治制度方面，大陸也在加大民主化的步伐，兩地或許在將來的某一天會變成“一國一制”，也即二者在經濟上都是可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在政治上都比現在民主，但是至少到現在為止，“一國兩制”仍然在履行著自己的政治使命。正如澳門《基本法》序言所說，“一國兩制”的決策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考慮到了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顯然，無論是對大陸還是對澳門來講，“一國兩制”都體現了國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在這個基本原則的指導下，澳門獲得了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最大自由。那麼，澳門應該如何發展自己呢？這是擺在特區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換句話說，國家給了澳門最大的自由度，澳門如何利用這個自由？如果不能引領世界潮流（其實澳門曾經是中西交流的“中國第一門”，不是不可以引領世界潮流），是不是至少可以引領中國潮流？或者說至少不要落在香港和大陸的後面？這是一個具有很大爭議，又急待解決的問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振民2007年10月在澳門舉行的“‘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專題講座演講中指出，澳門需要考慮如何積極地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越性，充分利用基本法給自己的、比內地更多的權利和自由，不是比大陸更加遠離世界的主流，而是更加接近世界的主流；否則，不但自己享受不到國家發展所帶來的機遇，還會被國際和國內邊緣化，即“雙重邊緣化”。［1］這的確是澳門必須思考的問題。關於澳門在博彩經濟上如何引領世界潮流，不要被邊緣化的問題，我們可以另文敍述。本文想集中探討澳門如何在政治改革上至少不要落在香港和大陸之後。下面我們先來看一下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在澳門民主化問題上的爭論平心而論，在澳門民主化問題上，人們還是有一些共識的。比如，民主是大趨勢。儘管澳門《基本法》沒有講最終達致雙普選的目標，大家還是認為雙普選將來

並不是不可能。特首何厚鏵先生也明確指出：《基本法》沒有規定雙普選，不是說我們將來就不可以雙普選。民主是個好東西，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異議的。溫家寶在2008年3月5日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講，要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要擴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管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可見民主的趨勢無論在大陸還是澳門都是真實的，是一個比較普遍的信仰。那麼問題在哪裏呢？就本人目力所及，應該說澳門在民主化問題上的爭論主要在以下两點：1）在澳門民主如何深化這個問題上的分歧；2）在深化民主這個問題上的顧慮。下面我們來——敍述。在澳門民主如何深化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我在本文開頭指出，澳門政府修改三個選舉法規的諮詢文件的標題是“努力提高選舉素質，穩健推進民主發展”。如果我的理解不錯的話，“推進民主發展”也就是“深化民主”的意思。那麼目前澳門應該如何深化民主呢？文件說：為了推動民主政制健康發展，目前的主要任務是要提高選舉質素，鞏固民主成果。具體地說，就是要針對選舉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通過修改三項選舉法律，規範選舉行為，完善選舉制度，加強打擊賄選的力度，保證選舉的公開、公正、公平和廉潔，為今後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打好基礎。換句話說，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短則三五年，長則十幾二十年，健全、完善現在的選舉制度，是主要任務。今後如何“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那麼將來再說。這是特區政府的思路。這個思路，得到了不少傳統社團人士的支持。比如工聯副秘書長李振宇、街總秘書長吳小麗、澳門歸僑總會盧學鋒等人以及澳門中華教育會的常務理事們均認為，現在澳門不具備雙普選條件，目前澳門的主要任務是提升選民素質、規範澳門的選舉運作、建立公平、公正的選舉制度、杜絕賄選等等。［2］非傳統社團人士如新澳門學社則認為本次選舉法規的修訂，沒有深化民主，而是“原地踏步”。［3］ 那麼他們心目中的民主深化是什麼意思呢？新澳門學社主張：循序漸進，分別在第三屆、第四屆及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時，逐步改進行政長官選舉方法，直至二零一九年實現普選行政長官。在二零零九年應先把舊有選舉委員會改為提名委員會，讓所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初次嘗試在行政長官選舉中行使投票選舉權，以增加行政長官民意的認受性。他們同時主張：分別在第四屆、第五屆及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時，逐步改進立法會選舉方法。立法會議員總人數維持二十九人，分階段削減“間選”和“官委”議席，而相應增加直接民選的議席。作為踏實前進中的一步，零九年第四屆立法會二十九席中，僅應保留“間選”和“官委”議席各五席，其餘均為直選議席。他們顯然有了一個時間表，即2019年普選特首，2009年間選議席由現在的10人減為5人，委任的議員由現在的7人也減為5人。這也的確是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邁出很大的一步。不過也有社會人士，如了空先生，則認為，即使新澳門學社走的步子是大了一些，那麼至少應該在選舉制度方面增加一些民主的元素，［4］比如：對選委會成員的產生方法作修改，包括開放提名機制（起碼降低提名門檻），取消自動機制等，從而打破大社團或所謂社團領袖控制／壟斷選委提名，以使到本澳更多非傳統陣容又或不親近傳統陣營的市民，可以有機會參選選委，以至有參與選舉行政長官的可能性。在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方面，了空主張：以功能界別選舉代替社團選舉；以及從發展方向上，採取擴大間選／功能選舉的選民基礎，讓更多所在界別或功能的合資格選民，都

有權投票選出自己心目中的代表進入立法會。本人對民主的方式沒有什麼研究，但從直覺判斷，新澳門學社走的步子是大了一些，了空先生的建議似乎比較可行，因為至少民主得到了深化。而且這些改革和政府諮詢文件中提出的“規範選舉行為，完善選舉制度，加強打擊賄選的力度，保證選舉的公開、公正、公平和廉潔，為今後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打好基礎”的做法也不矛盾，反而是相輔相成的。也符合溫家寶“擴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管道”的要求。那麼了空先生的建議有沒有被採納的可能？人們在深化民主方面有哪些顧慮呢？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最近在報章上面所看到的一些在這方面的思考，或者說是顧慮。在深化民主這個問題上的顧慮我在“三論澳門組織文化”的文章中提到人們對深化民主的一些顧慮。［5］我想就這些顧慮再作一點深入的說明。首先，關於澳門的現有制度是否應該保持長期不變的顧慮。關於澳門的政治體制的變與不變，如何變，大調還是微調，澳門《基本法》裏沒有明確規定，只是說“2009年及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關於“長期不變”，《基本法》的說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顯然不是指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應該長期不變的想法應該打消。至於如何變則另當別論。再者，感到澳門不可以和香港攀比的顧慮，因為澳門的地方文化、風土人情、社會構成、經濟結構、教育狀況、政治傳統、選舉實踐、內外環境、發展程度、法律制度等都和香港不同。我在上述文章中曾指出港澳兩地是有很大差異，但是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都是以中國文化為主，西方文化為輔；風土人情以廣州、廣東特色為主；社會構成無論是階層分化還是政治、經濟

精英統治，二者沒有什麼區別；政治傳統都先是殖民主義的統治，後來先後都回歸祖國；在選舉實踐上，現在選特首、立法會議員的方法都很相似；在內外環境上，澳門毗連珠海，香港毗連深圳，法律制度都建立在西方思想的基礎之上，等等。怕和香港比的顧慮沒有必要。再說，即使澳門和香港很不相同，兩地不能完全類比，那麼澳門在深化民主方面還需要多少年呢？五年如何？十年如何？如果這個問題很難說，那麼了空先生提出來的那些看來很謙虛、很卑微的改革也不可以嗎？香港和澳門的哪些不同使得連這種改革也不可能呢？第三，澳門人文化素質太低、教育程度不高，所以沒有能力在選舉中做出獨立分析、理性判斷，所以應該由政治精英來決定澳門政治，否則澳門會大亂的顧慮。首先，說澳門人沒有理性判斷能力的想法，說輕一點是對人性中好的東西不太了解，太悲觀；說重一點是對澳門人的侮辱。其實任何一個精神正常的人，都知道趨利避害。而且正常人也能夠進行理性的思維。人們基本上還是知道什麼是好和不好的。至於民主選出了希特勒，民主選出了陳水扁，民主選出了小布希，都有其獨特的情景，比如種族猜忌與仇恨的存在。這些在澳門基本不是問題。我們不是說澳門是半個解放區嗎？什麼時候開始對澳門人的“愛國”情緒產生了懷疑呢？再說，中國內地七十多萬個鄉村，有哪個村的總體教育水準比澳門高？按照上述觀點的邏輯，內地農村的村委會選舉不是會引起天下大亂嗎？但是內地農村並沒有像人們想像得那樣亂起來呀。連胡錦濤都說他相信澳門人有能力管理好、建設好澳門。怎麼我們自己反倒對自己沒有信心了呢？第四，澳門現在的問題和政治體制改革沒有關係，改革之後或許情況更壞的顧慮。這種觀點認為，沒有政治改革，像最近出現的歐文龍這樣的腐敗案件，博彩業的缺乏監管、無序發展，交通、通貨膨脹等等問題也可得以解決。但是問題是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新勞工法案不能夠真正地保護勞工，和大陸的勞動法相比，落後了不知多少。有關政府高官財產的陽光法案沒有修改通過的機會。政府重大工程的立項立法會不能監督。難道這和立法會的構成，和特首的產生方式沒有關係嗎？我們沒有根據說政治改革之後這些社會問題會更嚴重。直覺判斷，情況應該更好。這個顧慮是沒有必要的。第五，首先解決賄選問題、完善選舉的技術和法律、磨合行政／立法／司法三者的關係、進行廉政建設、行政法務改革、公民教育等等，之後再深化民主，否則民主便不能深化的顧慮。其實，這些問題都是長期的工作。即使民主深化之後，這些問題也會繼續存在，這些工作也要繼續做。先解決這些問題再實施了空等人的建議，實際上是不現實的，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一個人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學會游泳，在打仗中才能學會打仗。否則旱地上學游泳，不會成為游泳健將；紙上談兵，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將軍。總之，“一國兩制”的確為澳門提供了政治發展的廣闊空間。澳門目前的社會現狀也在呼喚更多的、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適當的“微調”並沒有什麼壞處。好多關於深化民主的顧慮是可以被打消的。而且，假如政府認為不用說新澳門學社的建議，就是了空提出來的建議也難實施的話，那麼特區政府能否提出一個可以讓大家心服口服的更好的政改方案來呢？難道非得靠街頭運動才能推動政治改革嗎？最後，我想引用胡錦濤主席在2008年3月6日會見港澳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講的一段話和大家共勉：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利益多元、訴求多樣，但絕大多數民衆都堅持愛國愛澳立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社會各界人士應該緊密團結起來，積極促進一切有利於澳門同胞福祉和國家根本利益的事，堅決反對一切有損於澳門同胞福祉和國家根本利益的事。只要澳門各界人士秉持講大局、講團結、講包容的社會共識，始終以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理性溝通，求同存異，就沒有解決不了的矛盾和彌合不了的分歧，就一定能夠不斷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共用發展成果。註釋：［1］見本人在《九鼎》月刊第3期上文章“再論澳門組織文化的提升：從歐文龍案談起”。也見2 008年3月8日《澳門日報》B6版文章“教育會贊同修訂三法內容”。［2］見上文。也見盧學鋒發表在2008年3月6 日《澳門日報》B5版文章“雙普選時機尚未成熟”。［3］見ht t p：／newmacau．o r g／mai nbody．php？i nner＝es ／doc00129b上面新澳門學社就本次選舉法規修改的聲明。［4］見了空發表在2008年2月29日《訊報》第二版上的文章“政改原地踏步有利暗箱操作，拒絕陽光妨礙監察方便自肥”。［5］見本人在《九鼎》月刊第4期上文章“三論澳門組織文化的提升：與王振民教授商榷澳門的民主化問題”。

內華達州與澳門賭桌和老虎機日平均收益比較■ 文／曾 忠禄 （ 澳門）賭桌和老虎機的日平均收益是衡量一個地方的賭場的競爭水準和企業績效的一個重要指標。收益水準高的地方，競爭相對沒有這麼激烈，企業的績效相對比較好。收益水準低的地方則反映該地競爭激烈，企業效益低。比較美國內華達州與澳門賭桌和老虎機的日平均收益可以幫助我們判斷澳門市場的競爭是否已經過度，博彩企業的績效是否合理等。這裏的賭桌和老虎機的日平均收益分別按內華達州和澳門的賭桌和老虎機總收益除以兩地的賭桌數量和相應的天數計算。澳門由於最近幾年每年都在增加賭桌和老虎機，新增加的賭桌或老虎機的實際運營天數與該計算年度或季度一開始就在經營的賭桌或老虎機相比，實際上要更短些（比如，2007年12月1 8日開業的美高梅的385張賭桌，2007年全年的運營時間只有14天，而2006年就在營業的賭桌全年的經營時間是365天），本文在計算時，考慮了這些因素。內華達州的博彩市場由於已經非常成熟，賭桌和老虎機增加都非常少，因此沒有考慮上述因素。2007年內華達州共有賭桌6708張，全年賭桌收入為439823萬美元，平均每張賭桌每天的收益為1 796美元，比2006年的1749美元增長0 ．1％。2007年，內華達州的老虎機有1 74677台，老虎機收入為845091萬美元，平均每台老虎機每天的收入為132．5美元，每台老虎機的日均收入比2006年的128．3美元增長3％。表1 內華達州不同地區的賭桌與老虎機日平均收入比較（美元）

但州內不同地方賭桌和老虎機的平均收益差距很大。內華達的首府里諾，每張賭桌每天的平均收益僅為988美元，老虎機為113美元；拉斯維加斯老城區，每張賭桌日平均收益也僅為928美元，老虎機為105美元。而拉斯維加斯金光大道（以下簡稱“金光大道”）每張賭桌日均收入則高達2933美元，是里諾的2．97倍，是老城區的3．16倍。老虎機每台日均收入是192美元，是里諾的1．7倍。里諾的收益不是內華達州最低的，與金光大道同在一個縣的拉斯維加斯北方區域，每張賭桌的日平均收益僅為519美元，每台老虎機的收入是88美元。不同遊戲的賭桌的日平均收益有較大的差距。收益最高的是百家樂賭桌。2007年，每張百家樂賭桌日平均收益為1 5355美元，而美國人最喜歡的遊戲21點的賭桌日平均收益僅為1241美元，21點的賭桌日平均收益僅相當於百家樂的8％。由於百家樂主要是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喜歡的遊戲，因此可以推測內華達州百家樂賭桌的收益華人貢獻大。不同規模的賭場每張賭桌的日平均收益差距大，大的賭場收益比小的賭場高。金光大道年收益在1200萬－3600萬的賭場，每張賭桌的日平均收益為804美元（2006年為779美元），而年收益在7200萬以上的賭場，每張賭桌的日平均收益為3264美元（2006年為3184美元），後者是前者的4．06倍。這證明賭場具有較強的規模經濟特徵。金光大道每張賭桌的日均收益長期呈上升趨勢。1990年金光大道一張賭桌的日平均收益為2017美元，而到2007年一張賭桌的日平均收益為2933美元。16年間增長了45％。金光大道的賭桌日均收益的增長是在賭桌同時增長的情況下出現的，這顯示金光大道的賭桌的效益在不斷的提高。圖1是2002年至2007年金光大道賭桌的數量和每張賭桌的日平均收益變化趨勢。圖1 2002年至2007年金光大道賭桌的數量和每張賭桌日平均收益變化趨勢澳門情況與金光大道剛好相反。自2003年以來澳門賭場每張賭桌的日平均收益呈快速下降趨勢。2003年每張賭桌日平均收益為22962美元，相當於金光大道2205美元的10．4倍。到2006年澳門每張賭桌日平均收益下降到9270美元，僅相當於金光大道2853美元的3．25倍。2007年澳門每張賭桌日均收益僅為8018美元，也僅相當於拉城賭桌日均收益2933美元的2．7倍（見圖2）。圖2：澳門賭桌每張日均收入變化趨勢（美元）註：圖中的資料按當年賭桌總收入除以賭桌數量計算。計算中考慮了當年新增賭桌實際經營天數。資料來源：根據博彩監察局的資料整理。拉斯維加斯－賭場。在老虎機收入方面，2007年第4季度，澳門的老虎機達13267台，該季度老虎機收入為1．4263億美元，每台老虎機日均收入僅為110美元。僅相當於拉斯維加斯每台老虎機的日均收入的57％。雖然澳門賭桌日平均收益總體呈快速下降趨勢，但澳門各家賭場情況卻不完全一樣。永利從2006年開業4個季度以來［1］，賭桌日平均收益一直在上升。2006年第三季度的收益為9236美元，2007年第二季度上升到17292美元，幾乎是2006年的1．9倍。金沙從2005年開業以來的1 0個季度中，只有3個季度是下降的。顯示美資賭場的賭桌效益總體高於華資賭場。美資賭場賭桌效益比華資的好，除了美資賭場比較新，行銷手段比較有

競爭力而外，可能與賭場規模也有關係。正如前面金光大道的資料顯示的那樣，大的賭場相對小的賭場更有規模優勢。而美資賭場相對華人賭場規模比較大。圖3：澳門永利的賭桌日平均收入變化趨勢（美元）圖5：澳門金沙賭桌日平均收入（美元）雖然澳門賭桌日平均收益總體是金光大道的2．1倍，但澳門金沙的賭桌日平均收益已經比它在金光大道的威尼斯人賭場的賭桌的收益低。2006年拉城的威尼斯人的賭桌每日平均收益是6733美元，而在澳門的僅為6456美元。今年頭兩個季度，拉城威尼斯人的賭桌平均收益為6523美元，而在澳門的金沙收益則僅為5768美元。從以上資料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結論：1、隨著金光大道的賭桌日均收益不斷提高，澳門的賭桌日平均收益不斷下降，澳門與拉城金光大道每張賭桌每日的平均收益差距日益縮小。2、單從收益水準看，澳門美資賭場賭桌的效益高於華資賭場賭桌的效益。華資賭場賭桌效益低於美資賭場賭桌的效益可能與華資賭場多數規模小有關係。3、從澳門賭桌日平均收益同拉城金光大道的賭桌收益水準現有的差距看，以及考慮到威尼斯人開業後的影響、澳門的博彩稅水準和澳門賭桌的經營成本，澳門市場的賭桌的利潤空間日益縮小。註釋：［1］2007年第三季度以來 ，永利和金沙已不再提供賭桌平均收入。《九鼎》月刊訂閱登記表

多種模式中的澳門選舉文化——“愛國愛澳”的理性解讀■文 ／李莉娜 （ 澳 門）2008年的3月22日，對身處世界各地千千萬萬的華人而言，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日子。這一天值得他們放下各自手頭大大小小上需要做的工作，而去做一件共同欲做的事：參加台灣的選舉，或者觀摩台灣的選舉。從全球範圍來看，3月從頭到尾，由歐洲、美洲到亞洲均充斥著變動的旋律。月初，有俄羅斯國家大選，其間又穿插著美國總統候選人之間的選戰。到了中旬，是北京的兩會。22日，則是台灣領導人選舉的揭盅。俄羅斯的大選，被歐美國家譏笑為“一場沒有懸念、早已知道結果的選舉”。因為正如選舉之前人們所預料的那樣：現在的總統普京將會出任政府總理，而由其一手提拔的現政府副總理則以高票當選為總統。相對於俄羅斯的選舉，台灣的情況似乎要詭譎莫測得多。選舉前十數天，民意調查顯示：國民黨馬英九的支持率超過民進黨謝長廷約20個百分點。然而，2004年的那場“總統”選舉，讓全世界見識到了台灣政壇的風雲變幻。選舉前一天那兩顆射向陳水扁與呂秀蓮身上的子彈，神奇地扭轉了民進黨支持率落後的劣勢，該黨以區區數萬票的優勢險勝，並再次將陳水扁送上了“總統”寶座。有了2004年選舉的前車之鑒，大多數的人不再敢隨意地確信誰可能成為台灣的第四任民選“總統”——儘管陳水扁治下之民進黨玩弄權術、愚弄公眾；儘管形象清廉的馬英九廣受歡迎；人們仍然擔心民進黨會在關鍵時刻出陰招。不過，22日晚顯示，馬英九以超出謝長廷約220多萬票的結果，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眼觀台灣選況，雖然無法充分與切身地感受台灣人的那種投入與狂熱，卻可從台灣選舉中獲得許多對澳門社會與澳門政府有益的啟示。在澳門隔海觀台灣選況，可以看到：首先，馬英九當選反映了台灣民心背向。與其說此次選舉是馬英九與國民黨的勝利，毋寧說是台灣民眾唾棄民進黨偏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政策和路線的反映。民進黨失敗，關鍵敗在它無視海對岸大陸在政治、經濟與軍事方面迅速地成長與崛起；敗在它自絕於內地，自絕於內地十三億人的產品市場與原材料市場；敗在其台獨政策造成的台灣本土經濟的空洞化與持續發展的後勁乏力；敗在其分裂政策造成企業經營環境日趨惡劣、民眾生活急劇下滑；敗在其管治手法低劣，不斷地製造事端，挑拨社會的矛盾與族群的撕裂，使一個正常社會所需要的和諧與秩序無法得以有效地維持；更敗在該黨管治混亂、腐化貪婪，蔑視法律的規定，恣意地衝擊

強行性的法律規定。無論如何，一個政府如果不銳意改善民生；只空喊口號，只泛談空洞的愛台灣、台灣本土化；或只在華麗詞藻的包裝下幹著違紀亂法、竊公庫財產入私人腰包之勾當，顯然是註定要失敗的。當然，馬英九的當選，也反應了台灣社會在選舉活動上漸趨理性與客觀。馬英九作為一個在香港出生的外省人，有著台灣本地出生者所沒有的精神包袱與心理負擔。尤其是在民進黨刻意推行去中國化、台灣本土化的前提條件下，馬英九的出生背景必然會為其本人與國民黨全體造成許多本土人所沒有的麻煩與困難。在如斯背景下，馬英九竟然贏了，而且還贏得十分灑脫與優雅。台灣民眾，如果沒有選舉所必備的理性與客觀，馬英九又如何可能問鼎“總統”寶座呢？其次，民進黨這次敗了，且敗得很難看。相信這個教訓一定會讓該黨內部的有識之士反省與檢討。事實上，民進黨的前“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在接受傳媒採訪時承認，民進黨選舉失敗，與該黨執政八年來諸多的政策失誤不無關係。隨著5月之後，“總統”權力的交接，相信陳水扁所強力推行之偏激的台獨路線不僅在台灣當局的施政方針中會被更改，而且在民進黨黨內，這一偏激的政策也會被修正。因此，從兩岸關係來看，這次選舉不應該只簡單地被視為國民黨或者馬英九的勝利，不應該只簡單地被視為台灣政壇上政黨的輪替。恰恰相反，這次選舉結果，反映的是民心的背向，是民意的訴求；是民眾憎恨民進黨不識科學與合理地處理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事務，不遵守法律與社會所公認的道德標準；是民眾厭惡民進黨在主政之時未能積極地化解社會的誤解與矛盾，緩和不同家庭與社會背景之民眾間的衝突與對立，反而利用本省人與外省人這種身份與語言的差異，刻意地在人群的身上貼上標籤，黨同伐異，挑動族群之間的仇恨，加深階層之間對抗。針對自身的問題，相信未來的民進黨領導人一定會在黨的政策方針上作出調整，否則，該黨將只能被台灣民眾拋棄，只能永遠扮演在野黨的角色。靜坐澳門冷眼觀台灣的選況，雖然無法充分與切身地感受台灣人的那種投入與狂熱。然而，閉門思索，卻也可從台灣選舉中獲得許多對澳門社會與澳門政府有益的啟示：首先，對澳門的管制問題上，我們似乎是太執著於強調空泛的愛國愛澳理念，卻忽略了這些理念背後的實際內容，忽略了一個民主的社會應具備的客觀與理性。本人以為，應該重新定位與客觀理性地看待“愛國愛澳”問題。由始至終我相信，一個真正愛國愛澳的人，首先應該是一個具有強烈法制觀念的人。一個人如果能夠在行為上遵守澳門的法律，包括澳門基本法與澳門的其他法律，即已符合了愛國愛澳的基本要求。其實，法律並不執著於要求人們具備更高的道德標準，如果一個人願意而且能夠遵守本地的法律，那麼，其行為怎麼也不可能被視為叛國叛澳。事實上，一個人的行為遵守了澳門的法律規定，滿足了法律的基本要求，他就是在實踐著基本法的精神與原則，就是廣義上的愛國愛澳人士。反之，一個人終日講述著愛國愛澳的美麗辭藻，卻在實質上置本地的法律於不顧，為著一己私利，可以恣意地踐踏與蹂躪法律，這種人還應該被視為愛國愛澳人士嗎？如果翻查歐文龍被捕前在各種公開場合的講話與發言，可以發現他總能時時不忘強調自己有高度的愛國愛澳心。然而，如果一個高級官員甚至連最基本的法律觀念也欠奉，最起碼的職業操守也缺乏，那麼他嘴中念念不離的愛國愛澳究竟還有什麼意義，我們又如何能相信這種表態會是其發自內心的真實感受呢？從某種意義上說，歐文龍嘴中愛國愛澳的美麗辭藻，卻更像是用來麻醉社會大眾的鴉片與大麻，是歐文龍為掩蓋其盜取公眾財富醜行的浮華外衣。每每聽到官員在公眾場合大談所謂愛國愛澳力量、愛國愛澳社團，以及愛國愛澳民眾的時候，我的心便會覺得隱隱地痛。其實，不分場合、不問時間、不論條件地使用“愛國愛澳”概念，與陳水扁的民進黨所推行的狹隘的愛台灣、積極的去中國化究竟有多少實質的區別。我擔心，當一個官員被標籤為“愛國愛澳”人士，當一個組織被標籤為“愛國愛澳”組織，則他們的人身便由此得到“免死金牌”的眷顧，則他們的所作所為甚至是犯罪的行為也都有可能會得到認同，並因此而排除了被法律追究的可能。我更擔心，“愛國愛澳”口號的作用可能不僅僅是保護傘，它甚至會變成某些人士黨同伐異的武器與工具。因為任何人、任何團體，如果對政府的行為表現出異議與不滿，便極有可能會被指責為刻意與政府對抗，刻意破壞澳門的繁榮與穩定，刻意破壞“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施。針對澳門本地現實，筆者以為，應吸收民進黨管治

台灣失敗的深刻教訓。政府有責任從基本做起，放棄對形而上的過度追求，教育社會少談抽象教條的理論與主義，鼓勵官員在客觀、理性、科學的基礎上多做實事，不能動輒揮舞不“愛國愛澳”的大棒打壓市民與群眾。其次，市民不僅要求經濟的發展，更關注社會的公平與公義。回顧澳門回歸八年多來，雖然本地GDP成長相對迅速，人均名義GDP甚至在去年超過了香港，但本地人均收入的中位數卻遠低於香港。也即是說，本地收入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的現象較之香港嚴重得多。本月政府推出的8億元的扶貧解困方案中，有一項是建議對年滿40歲、月收入不足4000元的全職工人進行補助，使其每月收入可以達到4000元。那麼，4000元是個什麼概念呢？在新口岸附近租一個樓齡約20年的一房單位，租金便超過4000元。简言之，本月政府推出的所謂扶貧解困方案，並沒能有效解決基層市民最起碼的生存需要。因此，相比香港政府在本月早期所推出的還富於民、因而獲得廣泛好評的計劃，澳門政府所提出的扶貧解困方案，似乎並不能得到市民的普遍認同與掌聲。坦率地說，本地政府的管治水平與管制效率確實有很大的改善與提升的空間，而本地的政治體制的架構，亦有亟須修改的必要。由於歷史的原因，本地的立法機關一直以來都不能發揮其有效監督政府的職能與作用。對於立法會官委議員偏多的問題，社會早就有要求改變的呼聲。這次政府推出“選民登記法”、“立法會選舉法”與“行政長官選舉法”三法案修改諮詢文件，亦並未在實際上變更本地政治體制的基本結構。該三個修改法案，只是在技術上修改了選舉的辦法，在某些方面，相對於以前的選舉法甚至還出現了立法原則的倒退——如諮詢文件建議，參加間接選舉的社團只能在其成立7年之後才可以獲得選舉資格。這一對社團的限制比現行之3年的限制大大提高。通過這種限制，提高了社團參加間接選舉的門檻，進一步地保護了現有社團的利益，限制了新社團的權利，因而有可能在社會上加深新舊社團之間的對立與矛盾，最終也可能會引起全社會的不滿與怨恨。本地的立法會因為官委議員（7人）與間選議員（10人）的總和已大超直選議員（12人）的人數，而官委議員與間選議員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能算是政府的代言人，而非民意的代表。他們角色的性質，決定了這些官委議員與間選議員不可能發揮其監督政府的職能。現代的法治理念，不僅強調對國家權力本身的分割，及其國家權力之間的相互監督與制衡；另一方面，也強調社會全體，尤其是傳媒對國家權力的監督。遺憾的是，本地的輿論同樣未能有效發揮其監督政府的作用，每有政府出錯，本地輿論也都是簡單的一筆帶過。這顯然無助於提高政府的管制能力。香港預計會在2017年進行普選；台灣的選舉已證明了民眾的政治選擇會逐漸成熟與理性。澳門可不可以抱殘守缺地堅持“我們不要普選”？一直以來，本人堅信：香港澳門的問題，不僅僅只是香港與澳門的問題，它們是北京對世界打開的兩扇示範視窗，也是北京向台灣顯示管治風格與管治水平的告示板。顯然，香港是成功的，因為它不僅有穩健的財政經濟體系、有開放的社會與民眾對生活水準、生活環境的認同；而且還有廉潔的政府、有監督體系發達的輿論機構，此外，它的立法機構在監督行政權方面也相對地盡責。那麼，我們澳門呢？如果我們的政府既不廉潔，社會又缺乏有效的監督行政的機制與辦法，而反映我們社會貧富懸殊的基尼系數早已超過40％而接近50％（超過40％是個危險的信號，它意味著貧富懸殊已經可以帶來諸多的社會問題，包括嚴重的犯罪問題），我們可以向台灣顯示什麼？事實上，隨著特區政府在管治期間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公眾與政府的互信程度在不斷下滑。從全球範圍來看，整體的經濟狀況並不樂觀。美國的次按危機似乎並沒有全部排除，而歐洲的次按危機又有了上升的趨勢。如果外部爆發嚴重的經濟衰退，將會對嚴重依賴博彩業的本地經濟造成重大衝擊。本人擔心，如果本地失業人數增加、賭場或者賭廳結業倒閉，而政府管制威信下降的話，我們的社會會不會失控？上個世紀90年代那種腥風血雨的打打殺殺場面會不會重臨？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台灣的選舉給了我們一個正面的啟示，那就是：一個政府，不能缺乏監督與制衡。監督包括不同國家權力之間的相互監督，以及社會尤其是輿論機器對國家權力的監督。監督看似制肘，但卻可以幫助行政權提高其管治能力，可以促使政府機關科學、理性與客觀地運作。監督與制衡不僅可以讓執法行為適當與有效，更可以防止官員的貪污與腐化，對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保證政府與官員的遵紀守法有著重要的意義與作用。

塵埃落定後的台灣之路■文／陈迺驥 （ 澳門 ）3月22日台灣舉行新一屆大選，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以高票勝出。然而，風雲過後未必雲淡風輕，放眼前路，馬英九及其團隊依然任重道遠。回望選戰期間，雙方各自次第亮出底牌，描繪藍圖、許下諾言，為爭選票使盡渾身解數。然而，清醒的人應該明白，政府是一個龐大而系統的機器，行政系統的改變十分緩慢，任何人當選“總統”只能主控30％或更少。因此，大選之後任何當選人都不可能靠三把火將複雜的官僚體系立時洗舊更新。筆者將針對馬英九當選後可能的政策路向予以分析，並提出建議，以期對台灣振翅再飛有所助益。大選之後任何當選人都不可能靠三把火將複雜的官僚體系立時洗舊更新，對馬英九、蕭萬長來說，也莫不如此。

首先，民心思“通”，挑戰依然重重大陸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和外貿盈利來源地，台灣對大陸出口和貿易具有較高的依存度。據2008年2月28日台灣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佈的統計結果顯示，2007年兩岸貿易總額為1，023億美元，其中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金額接近743億美元，台灣由大陸進口金額為280億美元，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超過462億美元，依存度去年首度突破3成，大陸成為台灣出口的主要地區之一。大陸對台灣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大陸與台灣，通則互利，隔則兩傷。馬英九對大陸這塊巨大的市場高度重視，將“直航”和“共同市場”作為經濟策略中的主打王牌；台灣民衆對於兩岸關係的態度也逐步趨於一致，選舉結果體現了台灣大部分民眾對“通”的認同與期盼。然而，海峽兩岸的相通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微妙的政治問題。兩岸相通的關鍵在於雙方的誠意與溝通，非一廂情願所能完成。“通”的道路依然漫長，馬英九團隊需要充分準備，以面對諸多複雜而冗長的政治協商和談判。另外，馬英九的外省人身份，制約他在兩岸關係中的作爲。他需要在與大陸的關係上有巨大突破，以打開台灣經濟的新局面，儘快擺脫經濟低迷的陰影；但同時他也必須格外小心， 注意台灣本省人對於與大陸接觸和談判的反應。他不能操之過急，過於急切可能引起省籍再度失和。他必須逐步試探、慢慢推進，積極與在野黨和其他社會力量共同協商，甚至邀請綠營人士參與決策。當然，兩岸關係始終牽動著中國和世界多方關係的平衡，頭緒紛繁，錯綜複雜。雖然從經濟規律和兩岸人心來說，兩岸相互之間更加開放是一個必然現象，然而，兩岸關係糾纏著太多其他國家的政治利益，可能使“相通”的展開增加許多不必要的坎坷。馬團隊在考慮“通”的問題上，必須同時關注其他國家的利益，策略性地考慮與其他國家協商或適度聯盟，以便在“通”的博弈中由被動轉為主動。其次，積極而有彈性，重返國際經濟舞台長期以來，台灣經常受到各種國外勢力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為牽制中國的發展，它們往往對於海峽兩岸的和解或合作不持有正面的態度。在台灣歷次大選中美日都有或多或少的介入，有人推測上一次選舉中，就有一些這類的外力介入，影響了大選結果。此次大選一開始，美日雖然高度關切，但仍很小心地力圖表現中立。直到投票前夕，似乎大局已定，馬英九當選應該沒有問題，美國開始對其作出直接或間接的支持，包括AI T對馬英九綠卡應該屬於失效的發佈，希望與台灣新政府有一個好的開始。近年來大陸的發展成果有目共睹而且潛力巨大，美日等國政府以及主要財團對於大陸的利益需求逐漸增加。它們一方面不得不表態：承認“一個中國”，不支持台獨；但他們同時擔心中國成為未來國際格局中的新威脅，因而在許多地方保持著矛盾、曖昧和多變的態度。馬政府在努力重返世界經濟舞台的過程中，要力挽扁政府在盲目追求統獨時所喪失的許多國際商業機會，充分了解外國勢力對台海方面的真正意圖，不可因其隻言片語和表面態度而輕信輕疑，以彈性的原則和手段，把握時機。馬政府還應著力乘勢而為，為台灣打開國際局面，積極參與世界經濟活動，尋求加入國際組織，加強台灣與世界經濟體的互動和交往，讓台灣經濟在國際市場上重新閃亮。第三，發展與均衡相協調的經濟策略經濟和民生是台灣民衆的最大訴求。選戰中，經濟政策的行銷是兩黨候選人最濃墨重彩的部分。馬英九當選，經濟與民生發展當然是主要因素之一。近年來，台灣經濟不景氣，一直處於通脹的陰影中。加上美國的這場次貸風暴，不僅導致了美國對經濟衰退的恐慌，並且帶動全球經濟發展減緩。台灣地區對美國、日本出口出現衰退，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比例大幅減少。經濟衰退成為台灣人民最大的憂慮，據台灣《天下》雜誌今年年初公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台灣民眾對台灣目前的經濟現狀表示不滿意的已高達72％。目前，世界經濟低迷，台灣又是長期經濟蕭條，物價高漲，政府赤字攀升，失業人口居高不下。千瘡百孔，局面維艱，馬團隊雖胸有復甦良策，但仍將面臨一個極其

嚴峻的挑戰。從這次選舉結果可以看到，在台灣中南部地區的綠色票倉中，謝長廷贏得了許多綠色中下階層的選票。從另一角度看，南北對立與城鄉差異、貧富不均、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配置不公有極高的相關性，這些差距是台灣社會藍綠裂痕的主要根源之一。謝長廷的主要訴求對像是中下階層，他主張以“均”爲主軸的“幸福經濟”，希望促進區域經濟增長，減少貧富差距。雖然當前台灣最急迫的任務是走出經濟低迷，但謝的主張從長遠來看有利於台灣經濟的健康發展，有利於減輕台灣社會的貧富分化和緩解藍綠對立。照顧弱勢群體，尤其是南部鄉民的利益，有助於藍營贏得綠地民衆的支持，改善省籍對立的關係。求均與求富應成爲馬英九並行兼重的經濟發展目標。第四，重釋台灣文化，以創意和精緻帶動台灣振興選舉中，文化是兩黨候選人都高度重視的核心議題。馬英九在競選中強調文化發展的重要性，談論了扶植文化事業發展的諸多具體措施，還提出要將政府編列的教育經費逐年提高在GDP中的比例，年增加經費約兩百四十億元，這些都是文化發展的福音。然而，儘管馬謝二人都異口同聲地倡導發展文化，但對於“文化”含義的理解有著巨大差異。國民黨倡導的文化是涵蓋豐富歷史的多元的“中國”文化，而民進黨主張的文化是“去中”、“去蔣”後的“台灣”文化。文化乃萬世功業。扁政府執政八年，通過刪改教科書，推行一種侷於本地、割截歷史、含意偏狹的台灣文化，這給台灣文化的繼承和發揚造成障礙。馬英九政府應幫助台灣社會深入反省歷史，整理和保護各種文化，重新定位一個全體台灣人都接受的台灣文化，使台灣下一代對祖先有一個正確和理性的認識，為台灣文化的長遠發展提供廣闊的歷史空間和可持續的歷史動力。台灣文化需要創意，打破目前的萎靡，激發新的活力；台灣文化也要更加精緻，提升科技打造文化，展示高品質的獨特。創意文化和精緻文化是西方當前的熱門話題，它將文化與科技相結合，強調運用創意和智慧帶動產業發展，憑藉科技與工藝促動文化提升。台灣具有優秀的科技產業、獨特的精緻文化和多元的本土風情，具有發展創意文化產業和精緻文化產業的基礎和資源，而這些產業的發展也為台灣的科技、旅遊和傳統工藝等多種不同類別的產業提供整合性的平台。馬團隊應當瞭解，創意文化、精緻文化與知識經濟相輔相生，讓創意與精緻為台灣振興開闢新天地。第五，建立公正廉潔、高執行力政府過去十多年，台灣龐大的官僚系統積累了許多弊病，嫌貧誇富，貪腐成風。貪婪是人性中最難抗拒的弱點，縱觀中國歷史，肅清吏治都極為困難，雷厲風行，也只能逞一時之效；稍有馳怠，便迅速敗壞，變成幾乎不可逆轉的噩夢。但我們的鄰居新加坡、香港，也為我們提供貪腐防範和廉政治理範例。比其厲行持久的原因，皆因擁有系統化制度。馬政府不僅應以身作則樹立廉風，反腐肅貪整飭吏治，還應著力於完善監督、懲貪的體制建設。儘管打擊腐敗、刷新吏治過程中，完善的體制至關重要，但是高度的執行能力和革新政府政黨的決心同樣不可或缺。希望馬英九先生能夠運用執行力，堅定決心，全力打造一個清正廉潔、公正公開、唯才是舉的新政府，也帶動國民黨徹底擺脫舊有的黑金、貪腐等包袱，煥然一新。結語社會矛盾是台灣社會的不幸，是台灣社會發展的絆腳石。筆者希望新的領導者能夠不負衆望，全心致力於經濟發展，同時避免台灣人民的分化或分裂，將台灣帶向和諧與繁榮。新政府新氣象，馬英九的當選給台灣帶來新的希望。希望新政府在“通”的問題上穩健而不失主動；在國際舞台上進取而具有彈性；在經濟治理中發展與均衡兼顧；在文化推行中重審歷史、鼓勵創意與精緻；在政府政黨建設中以高效的執行力厲推廉政制度；將藍圖付諸實際，以包容開闢新局。（ 整 理 ： 瑪 爾 丹 ）

■觀台灣大選 感中華國運文／鄭亦農 （ 澳門）自從來澳謀生，每次應邀赴台觀選，都有媒體邀我寫點“觀選感言”，均被我婉拒。不想寫的原因是想繼續觀察，看中國人是否有素質、有資格、有能力，和平地、完整地、圓滿地實現一輪權力交接和政黨輪替。按政治常識判斷，執政黨的和平下野，與在野黨的和平上台，論社會進步，自然要比弱肉強食哲學高明許多，更文明許多。但從政黨輪替的大循環角度，還不能算功德圓滿，只能叫輪迴了一半。換句話說，必須讓在野變執政的那個黨（比如民進黨），再下野一次；由執政變下野的黨（比如國民黨），再重新執政一次，即朝野兩黨，都體驗過執政和下野的角色之後，才算走過一次完整的大循環，大輪替。贏者不必張狂、輸者不用氣餒，大家都能以平常心對待，民主政治才算功德圓滿，選民和政黨的成熟度才算相對穩定與比較可靠了。“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隨著國民黨在台灣重新執政，馬英九能否帶領台灣“向前行”？我們拭目以待。2008年3月22日，馬蕭配當選，藍營氣如長虹；謝蘇配敗北，綠營充滿悲情。有人據此斷言，綠營將因此而一蹶不振，我看未必。誰敢說綠營不會變壞事為好事，加速內部改革，勵精圖治，東山再起呢。馬英九的當選謝辭說得非常好，相信並非套話，更非虛偽，而是發自內心的深刻感受。他說，這不是他個人和國民黨的勝利，而是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全體台灣人的勝利。我甚

至認為，從中國人實踐民主的大格局、人類文明史的宏觀視野看，它也是包括你我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勝利。因此，我心潮澎湃，徹夜難眠，脱口而出四句順口溜：年年觀選均動容，今次感受大不同，政黨輪替堪完美，西方民主我亦能。我想分別對兩岸同胞寄語如下。給藍營同胞首先，向高票當選的馬英九和蕭萬長先生說：你們選戰打得辛苦，成績亮麗。高興看到，你們雖然很快自行宣佈當選，但沒有喜形於色，而始終抱有感恩之心，既感謝藍軍的奮力打拼，也感謝全體選民的厚愛信任，更不忘感謝敗選一方的五百多萬選民，還充分肯定民進黨對台灣民主進程的重要貢獻。這種闊大的胸懷，客觀中允的態度，實在值得所有中國政治家學習。高興的同時，也開始為你們發愁。一愁陳水扁留下的台灣經濟爛攤子，將是對你們執政能力的嚴峻考驗。而台灣民眾對經濟復蘇的渴望，很難給你們充足時間去扭轉乾坤。你們“沒有蜜月期”，需要衝破巨大障礙，克服無數困難，重建台灣民眾的信心，使台灣經濟走出重重陰霾和迷霧。如果不能在一年之內讓台灣經濟出現較大改觀，性急的選民有可能對藍營的競選諾言再度失望，從而把台灣政局帶入另一輪惡性循環。二愁你們如何開闢兩岸關係的新歷程。在陳水扁治下，兩岸政治關係基本凍結。現在你們上台執政，可以恢復到“一中各表”的原點，總算有了對話基礎。我相信，國共高層，都有儘快恢復對話的願望，估計兩岸關係的一潭死水可望迅速打破。兩岸五地（包括海外）億萬華人，在翹首以待兩岸政治談判的重新啟動。雙方一旦動起來，朝什麼方向走，後果又如何，無一不存在極大懸念。對於重開談判的預期後果，筆者並不樂觀。原因之一，是兩岸和解一再錯過歷史最好時期。如今的中共高層，已經沒有鄧小平一代曾經享有的權威和能力，難有強人一言九鼎，擺平大陸內部可能出現的不同聲音。而這種權威和能力，在打破僵局的歷史性關頭，往往不可缺少。在所謂“政令難出中南海”的情況下，即使國共重開和談，我擔心有可能流於空談，拖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把事關國計民生和祖國統一大業的嚴肅課題，演變成玩弄文字的遊戲。果如此，則兩岸關係危矣。說到此處，不得不提提連宋等部分國民黨元老走訪大陸參拜掃墓等活動。作為在野黨，為了滿足某些過氣政客的浮躁虛榮，花費民脂民膏搞些小兒科也無傷大雅，但如今重新上台執政，恐怕國民黨的一言一行，特別是政府首腦的一言一行，都得顧及包括台灣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了。那樣的花瓶遊戲不可再做，類似的沒有實質內容、無關百姓痛癢的花拳秀腿也千萬不可再練。不但台灣百姓對之反感，中國內地老百姓又何嘗不厭惡呢。三愁你們如何面對國民黨自身的改革開放。切莫忘記，這次再度當選，決非台灣選民對一黨獨大年代的留戀，而是感到一個經過在野歷練之後的新生國民黨，有希望汲取歷史教訓，改變阿扁治國無能的狀態。不要因此好了傷疤忘了痛，完全沉浸在彈冠相慶、封官許願的自我陶醉中，從而放棄國民黨年輕化、民主化、平民化、草根化等深化改革的歷史重任。如果國民黨因為這次勝選而忘乎所以，停滯不前，任由歷史沉澱的消極因素迅速發酵，尤其在目前權力比較集中，制約和監督機制相對缺乏的情況下，另一種形式的官僚腐敗濫權，仍然有可能舊病復發，從而為民進黨急獨派捲土重來提供下一輪歷史機緣。給綠營同胞儘管綠營有許多朋友不承認“一中”，甚至聲稱自己不是中國人，但我仍然想稱呼你們全體為骨肉同胞。如有冒犯，請多包涵。看著謝蘇等人手挽手向選民謝罪，以及站在他倆身後的蕭美琴女士頻頻拭淚，我心懷同情和敬意：你們有尊嚴，很偉大，雖敗猶榮！對於你們和馬蕭團隊所共同創造的這首華人（中國人）的民主史詩，我無限讚美，由衷欽佩。它定會載入青史，令後世永誌而不忘。所以，我不同意謝長廷把失敗完全歸於自己的說法，你們今次敗選，絕對不是謝長廷及其團隊的過錯；也不是綠營團隊的失敗，更不是民進黨整體和綠營選民的失敗。能穩定獲取五百多萬選票，難道這股民意基礎可以小看嗎？民進黨這次敗選，是阿扁八年執政經歷的失敗，是民進黨內既得利益者目光短淺，心胸狹窄，斂財有道、治國無方等一系列錯誤施政理念的失敗。八年

執政，錯失良機，失去民心，敗局已定，豈是選戰策略和“奧步”花招所能挽回！但是，只要你們堅持不是立黨為私，不想毀滅台灣的前途和人民的福祉，台灣選民永遠會給你們下一次機會。本次失敗，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它能夠幫助民進黨徹底反省，清潔自身，去除枯枝敗葉，加速內部改革，重新整裝待發。在充分發揮在野黨監督制衡功能的同時，你們還要深刻檢討自己為什麼一度獲得民心，繼而又失掉民心的深刻教訓。只要從頭做起，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你們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絕對有機會東山再起，爭取讓國民黨扮演共和黨，你們扮演民主黨，在台灣創造出一個兩黨輪流執政的亞洲模式來，給那些反對政黨輪替、認為中國人不配享受民主政治的人一個響亮的回答。民進黨會不會因此而內鬥分裂？我倒不大擔心。如果說追究重大責任，立案審查大案要案，包括四年前兩顆離奇子彈的惡作劇，我想任何負責任的政黨和政府，都應該有嚴明法紀的決心和魄力，否則如何向人民交代？如何重新獲得民眾的同情與諒解？但是，如果事無巨細，都要追究個水落石出，恐怕未必可能，也未必需要，還是“團結一致往前看”，多一點寬容心更好。另一個忠告，就是希望諸位逐漸克服台獨情結，認清台獨不是正確方向，不代表中國歷史的大潮流，它既不是台灣安全的保障，更不是多數民眾的選擇。鑽進死胡同，必然山窮水盡；回歸正途，則海闊天空。應該服從歷史，丟掉台獨幻想，和全國骨肉同胞攜手合作，探討如何最大限度地追求中華民族的整體繁榮，維護台灣人民的福祉和台海兩岸的長治久安。位於高雄市的“馬英九蕭萬長競選總部”。給紅營同胞這裏說的“紅營”，並非指施明德先生所領導的台灣“紅衫軍”，而是指中國內地對台灣民主化漠不關心、甚至深惡痛絕的一批頭腦生銹人士。因為共產黨人崇尚紅色，因此用一個形象的說法“紅營”稱之，別無他意，絕不意味他們千人一面，通通只有一個思想。但他們中不少人對於台灣選舉的態度冷漠兼敵對，最常用的手法就是遮掩，歪曲，加矮化，常用的口頭禪是“台灣選舉是鬧劇”、“茶杯裏的風波掀不起大浪”，因此，觀選不讓去，電視禁轉播等等，不一而足。對於這些同胞，我只能感慨他們的自我封閉。如果無權無勢，消息閉塞，其情可憐，無知無罪。若有權有勢，恐怕他們的偏見，未必由新聞封鎖造成，而是出於對世界潮流的驚恐與抗拒，認爲普選領導人這種事與中國人無關。在中國學研究領域，有人把它稱之為“原教旨共產主義”（fundamental communi sm）。半個世紀之前，原教旨共產主義曾經大行其道，包括筆者本人在內，無數熱血青年為之奮鬥過，犧牲過。但是經歷滄海桑田之後，特別經歷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實踐之後，繼續死抱這一主義的人恐怕已經寥若晨星；絕大多數民眾大夢方覺，已經看清歷史大勢，認識到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乃普世規律，現代化發展的不二法門。然而，總還有少數既得利益者試圖維護特權，阻擋歷史前進。每當歷史轉折關頭，民眾的自發抗議和知識分子的奔走呼號固然不可或缺，但政治強人的高瞻遠矚和行動魄力，往往起到四兩撥千斤的神奇作用。試想三十年前，雖然中國內地民不聊生，經濟接近崩潰邊緣，但要衝破人民公社的緊箍咒談何容易。正是鄧小平、胡耀邦、萬里、趙紫陽一幫黨內大老，頂著“凡是派”的巨大壓力，斷然採取非常手段，支持鼓勵農民自發行動，解散公社，分田到戶，從而開創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先河。如果按照當時的黨章、法律和毛澤東信條，解散公社屬於非法的反革命罪行，應該坐牢和殺頭。但是有魄力的領導人，就這麼獨具慧眼，大膽決策，從而扭轉了歷史和乾坤。同樣的眼光和魄力，在推動兩岸關係良性互動上，也許更有必要。記得當年轟動一時的所謂“熊玠傳話風波”，說美國華裔教授熊玠先生，曾經接受蔣經國委託，當面向鄧小平傳話，探討國共兩黨再次

一般保險·人壽保險·退休基金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把福建省讓給國民黨治理。後來碰巧熊教授來澳門開會，我曾經當面向他求證事情的真偽。他說，鄧小平曾經問他：“這是國民黨領導人的意見？還是你們學者個人的意見？”當熊告訴他是學者個人意見時，鄧小平回答：“如果只是你們學者的個人意見，我不跟你們談。如果是台灣領導人的意見，我們可以談。不要說一個福建省，就是長江以南都給國民黨管理，也可以談。”這件事情說明，在祖國和平統一問題上，鄧這樣的領導人不但有眼光和魄力，也敢於承擔責任，做出一般領導人連想都不敢想的決策。問題是，如今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兩岸關係面臨打開僵局的另一次歷史性機遇，實在需要有眼光、有魄力和有能力的領導人把握時代潮流，走出思想禁錮，平息內部紛爭，力排眾議，為中國前途的歷史性轉折畫上一個成功的句號。有人說，馬英九上台以後，兩岸關係會一帆風順。我也希望如此，但實際情況未必。馬英九是個有原則有底線的人，恐怕再用過去物質利誘加外交打壓等手段，未必能夠逼迫馬英九就範。最好的辦法還是解除意識形態禁錮，捐棄歷史恩怨情仇，肯定台灣民主化進程對中華民族繁榮富強與長治久安的貢獻，精誠合作，再創中華民族的新輝煌。反之，如果仍然像對待民進黨那樣對待重新上台執政的國民黨，利用經濟優勢，不允許台灣新政府在擴大國際生存空間上有任何作為，硬要逼迫馬英九承認北京單方面的“一中”解讀，包括接受“一國兩制”，否則就打壓，就制裁，就封殺，甚至武力威脅，那有可能激起台灣民眾的逆反心理，再度強化本來開始淡化的台獨意識，從而為民進黨內的急獨派提供東山再起的土壤和條件。如果出現以上不幸局面，那麼，導致台獨再成氣候者可能不是馬英九，而是大陸方面的錯誤決策者，特別是那些堅持傳統思維模式的保守人士。萬一局勢的發展被我不幸而言中，那並不證明我的遠見，只能說明中華民族劫難未了，國運的根本轉折和民族的真正復興，恐怕仍需等待時日矣。

■讓北京擔心的“入聯”公投被否決，對今後兩岸關係也許是正面的。台灣大選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文／邵宗海 （澳門）一、前言2008年台灣領導人的選舉己在3月22日正式投票，1723萬多合格選民只有1322萬的選民前往投票，投票率為76％。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獲得58％的支持，得票765萬；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獲得僅41％的支持，得票544萬票，兩人得票差距高達221萬，創下台灣領導人直選以來最大落差紀錄。這也是繼1996年以來，第四次在台灣進行的領導人直接選舉。由於2000年的那次選舉導致台灣首次的“政黨輪替”，同時也讓百年歷史政黨的國民黨失掉政權，具有“台獨”與“台灣本土”意識的民進黨上台執政，就讓兩岸關係自1987年因開放民間交流而建立起來的穩定發展，開始產生挫折，甚至明顯的倒退。因此，2008年的台灣的領導人選舉，由於涉及到兩岸未來關係發展的消長，當然它進行的過程以及選舉結果，都讓兩岸當局與人民給予高度關注；而作為兩岸之間橋樑的港澳地區，當然也因而會聚焦在此項事件的變化裡。更不要說，台海的和平發展牽涉到西太平洋地區的穩定與否，美國與東亞國家在首當其衝的情況下，當然更會密切注意選情的發展。從上述可以了解，這場選舉不僅只是着眼在台灣內部權力更替的結果而已，應該還是兩岸關係未來是否能朝正面發展的試金石，當然更是國際社會對東亞地區和平穩定局面的展望所在。所以，對選舉過程及結果如何會影響到兩岸關係的發展，應是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本文中尚有三個選舉過程及結果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是：①馬英九在選舉過程中對大陸政策的論述，以及

他在當選後可能對政策的實踐，來評估對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②與大選掛鈎處理的“入联公投”與“返联公投”兩案並沒有跨過門檻而得以成案，台北與北京之間緊綳的情勢得以舒解，但台北要參與國際社會的動作不會就此停止，兩岸關係是否仍然充滿危機？③民進黨面臨敗選衝擊，大選之後勢必要重新整理路線，它的轉型方向到底是往獨或向中間靠攏，也同樣考驗兩岸關係。二、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在論述“台灣領導人的選舉”如何影響到兩岸關係的分析之時，勢必要對馬英九目前論述的大陸政策分別來解析，而且也要了解在他當選之後的政策執行，將會如何產生對大陸影響的效應。嚴格來說，馬英九在正式投入選舉後極力追求“本土體質”的表現，以及謝長廷在陳水扁放手不介入選戰之後開始爭取中間選民的策略，基本上來說，他們兩人在大陸政策的論述，已經沒有明顯“統獨色彩”的區別。就馬英九立場而言，是先求“不獨、不統、不武”的格局，儘量讓自己不要陷落到“擁統反獨”色彩，然後再進一步提出讓兩岸交流能更為活絡的主張，譬如他主張當選後立即開放直航，以及兩岸應追求外交休兵等等。但另方面，謝長廷的看法也並沒有完全保守或落後，他也主張一旦當選，三個月內包機全面直航就可以完全實現，而且對於外交休兵也不表反對，只不過主張應與北京透過談判來完成。其實就双方大陸政策的具體內容比較而言，馬謝的立場並沒有太大差別，觀點也沒有多少不同，最多只是彼此用語的詞彙有所差異而已。但是，如要真正觀察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在當選之後會對兩岸關係產生什麼樣程序的影響，可能就要捨棄對他在競選期間政見的解讀，因為不管那些口號是否動聽，在選後是很容易變成是一張不會兌現的空頭支票。基本上，作者會從馬英九所屬國民黨的黨綱，以及他過去對大陸一貫連續性的觀感來探討：1、國民黨過去在連戰主導之下，曾經多次與北京簽署過共識聲明與協議，而當時在馬英九擔任國民黨主席任內，也都曾經把這些文件列入黨網來遵守。因此，馬英九沒有理由在他當選之後的短期之內，全面否定過去國共兩黨曾達成的共識。同樣道理，由於國民黨在“在野時期”已與北京達成默契，當再度有機會重新執政，它所推動的大陸政策措施勢必會讓兩岸交流更為活絡與順暢。在此情況下發展的兩岸關係，是可以看到今後會有正面的發展。2、馬英九個人從政以來所涉及兩岸政策的立場，雖曾有調整，但基本上對九二共識中“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看法確是始終沒有調整過，這是兩岸今後得以恢復協商與接觸的重要基礎。下面可以分五個部份來評估馬英九的大陸政策：①對於一中原則或九二共識，馬英九一直是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但對於“一中”，馬英九仍拘泥於1992年台北國統會“一中意涵”的框架，那就是所謂“憲法一中”的解釋：“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馬英九2005年12月接受“亞洲周刊”的訪問時也說，大陸方面要解釋“一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按照國統綱領的處理方法，就是台北不去否認它，但若依照中華民國憲法，那麼台北就無法承認它。等到馬英九當選之後，他在2008年3月23日接受國際媒體訪問的記者會上，是對“一個中國”與“九二共識”做通盤處理。在記者會上，馬英九不太願意對“一個中國”只是做贊同或反對的單純表態，他相當堅持來說明“一中”在中華民國憲法層次上不是問題，只是對兩岸來說具有不同的內涵。所以馬英九相當清楚的給予目前在兩岸有爭議的“一個中國”重新定位：“不是兩個國家之間的問題，而是兩岸主張有衝突”。馬這個說法也非常接受當時“九二共識”建立時的背景，就是“一個中國”在原則上沒有問題，只在“內涵”上雙方看法有所不同，所以擱置爭議，只重原則，這也是目前馬英九提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精隨所在。對於一中原則是否要處理，馬英九過去並沒有正面回答過，但他間接提出另外一種看法來尋求“擱置”。馬英九的建議是，現在的國家理論還不可能一個國家有兩個政府，或者一個領土上有兩個國家，這需要兩岸去談判，但是目前無法解決，所以最好就是現在不必去計較。嚴格說來，在“一中原則”上不同於陳水扁時代的做法，馬英九從沒廻避過這個問題，不過，他也與北京所認知的“一中內涵”，則從沒有任何交集。②對於兩岸交流方面的規範，台北已在1992年制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對習法的人來說，有法遵循是法治社會的典範，馬英九當不例外，所以他也建議中國大陸也要像台灣一樣制訂類似“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的法律，來處理兩岸問題。因為目前兩岸之間最重要的是，如馬英九所言“加強交流，創造條件”。而且馬英九更認為現今台灣制訂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雖曾參酌了大陸地區學者的意見，但畢竟是台北單方面制訂。因此，未來還需要就兩岸共同關切事項，與中共方面協商，必要時尚須簽訂各種協定。馬英九最希望中共如考慮在兩岸民事問題立法，能納入區際“法律衝突”的條文，以加強保障兩岸人民權益。當然，北京最好是與台北一樣制定“兩岸人民條例”。因為根據馬英九看法，政策應該法律化，避免因人而異，或因政黨更替而有所不同。這種看法，與他最早曾任陸委會副主委時，曾經負責研擬“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訂定顯然有很大關連。③馬英九曾在選前（2008年3月4日）與各國駐台使節包括美國AI T處長楊甦棣以及數十家國際媒體茶叙，表示如果一旦當選，將在“三不（不統、不獨、不武）原則”下，在“九二共識”基礎上，與北京重啟兩岸對話。等到他當選之後，更加認為一旦恢復兩岸談判，要回歸到海基會和海協會協商制度。而且非常確定的強調說，今後將由兩會直接處理兩岸敏感問題，不必非得經過高層或密使。同時他也具體提出要與北京簽訂兩岸經濟、和平協議，以維持台海和平為前提。馬英九過去曾經也說過，今後兩岸一旦在其他議題上有爭議，他也建議不能採單邊主義或非和平方式，應以雙邊、和平的方式來協商解決，這種方式馬英九稱之為台灣的“新中間主義”。④對於兩岸經貿、文化交流，由於不受兩岸主權或政治定位的影響，因此馬英九認為可以加強。而且，馬英九更認為兩岸民間交流是兩岸分隔多年後邁向統一的必要條件。依他的觀察，如果兩岸沒有交流，就難以促進了解建立共識，交流必然也有種種問題需要解決，而解決的過程，就是兩岸培養善意與互信的最佳場合。至於2005年連胡會五點願景涉及兩岸交流部份，馬英九對於對岸肯同意兩岸共組“共同市場”顯然相當讚許。因為馬英九認為在共同市場裡，雙方幾乎要將關稅降低到零，極像歐洲共同市場的遠景。這次大選中，“兩岸共同市埸”成為馬英九拚經濟的一張重要王牌，而且，即使在對手污名為“一中市埸”時，馬英九也沒有退縮過，證明他對此政見重視的程度。此外，馬英九也希望台灣多珍惜“兩岸交流”中一些因特殊關係而獲致的成果。譬如說，在農產品銷大陸時，其中就有十五項農產品對岸給予零關稅優惠。依馬英九看法，這已經有許多人質疑違反WTO規定來獨厚台灣。如果大陸都已做到這種程度，而台灣尚不領情，馬英九認為，這就有點矯情。他認為對台灣人民有利的事情，政府為什麼還要猶豫？另外馬英九舉的例子是，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灣，意義不只是台灣旅遊業收益而已。而是讓更多大陸同胞與台灣民眾有接觸，認識台灣民眾的友善。馬英九說，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後兩岸緊張關係會持續和緩。⑤在三通方面，馬英九是主張全面開放。在2005年9月2日接受東森電視台亞洲台專訪時，他就強調：“如果國民黨執政，兩年內一定完成兩岸三通直航。”當然他的目標是希望台灣能成為台商的“全球營運中心”，外商的“亞太營運中心”。不過馬英九在推動直航最新的建議，則是他在2008年3月22日接受海內外記者專訪時所拋出“就職後立即開放直航”的說法。但是要注意馬英九的宣示是指“包機直航”，而非過去大家熟悉的“班機直航”。馬英九在今年2月29日對多位台灣科技產業高階主管說的話最為清楚，他說他如果當選，預定最快7月1日前即可實施兩岸“周末包機”，年底前進一步推展至“每日包機”，預計明年六月前包機將成為“常態包機”，那個時候也可稱是兩岸正式三通。北京會怎麼來看馬的大陸政策新意，會是大家非常關注的問題。如果北京把馬英九的新意對照陳水扁的舊酒，這應該讓中南海剛出爐的領導班子有了份寬心，如果北京覺得馬的新意只是重新包裝的新瓶，那麼兩岸關係的改善，還有一段漫長、艱困的路程要去跋踄。今後，企圖尋求一個兩岸沒有差異，和解共生在一個民主社會的理想，應是馬英九鍥而不捨的執著。如何在二者之間尋求與北京的平衡點，將會是馬英九兩岸政策中一項最大的自我挑戰。三、“入聯公投”沒有跨過門檻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這次隨着台灣領導人大選一起進行的“入聯公投”與“返聯公投”均沒有跨過成案的門檻，“入聯公投”投票率 35．82％，即有6201677人領投，其中投同意的有5529230票，比率是94．01％，不同意只有52359票，比

率是5．99％。至於“返聯公投”投票率35．74％，領投的有61 871 1 8人，其中投同意的是4962309票，比率是87．27％，不同意票為724060人，比率是12．73％。由於均未超過50％的投票率，所以全部沒有過關，是大選中一個對兩岸關係發展產生正面效應的重大變數。兩項公投，由於都涉及到公民投票的本質，加上“入聯公投”又要採用台灣名稱意圖加入國際組織，當然就被北京認為是一種來自台北的挑釁舉動。美國早先在北京要求介入的壓力下，已有多次對台灣“入聯公投”的做法，表達不以為然的態度。先就不論國務院已發表多少次“反對以台灣名稱加入聯合國的公投”聲明，光是國務卿頼斯在2008年3月之前，就曾經兩度對台灣的“入聯公投”表達非常強硬反對的立場。以2008年2月26日頼斯訪問北京會晤胡錦濤與外交部長楊潔篪的談話為例說明，頼斯就不止一次的聲明：“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台灣當局入聯公投，反對單方面改變台灣現狀。台灣入聯公投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也不應該舉行。”台北面對來自北京與華府的壓力，不是說完全沒有調整的動作。譬如說，國民黨就曾希望採“立法院”決議文來取代入反聯公投案，稍後國民黨中央又通過對“入聯公投”拒領公投票；至於民進黨，也提議過由立法院發動“第三案”或由陳水扁發動“防禦性公投”，這些建議都說明了台灣朝野有意將公投降火的用心。但是目前公投的問題面對北京，已不是採用那一種方式就可以鬆綁的問題。而是說，不管採用那一種“公投”的方式，都會涉及到“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或國際組織”的法理獨立問題，北京肯定會對這個事件採取强硬的立場。幸好兩項公投案均因投票率不足而沒有最終過關，而使得兩岸綳緊的關係得以舒解。但是從這次投票贊同的人數來觀察，發現對兩個公投案均表支持的選民其實很大部份是重疊的，這說明了台灣至少還有五百萬的民眾希望能在日後继續能參與國際社會。而且再以“入聯公投”的贊同票超過550萬人來看，顯然贊同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民眾還超過投給謝長廷的支持者，馬英九就任之後如何安撫這股挫折的力量，當是需要去正視的問題。但是北京如何去評估台灣內部還有一些比例不小的民眾，仍然會尋求以台灣的名義進入國際社會，可能要更慎重的來因對。如果沒能運作得當，這將是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一顆未爆的炸彈。四、民進黨選敗之後走向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謝長廷這次敗選，可能導致支持民進黨的選民走向兩種心理層面的挫折：一是尋求未來執政的機會可能渺茫，另一則是台獨意識將瀕臨破滅。這就非常值得深思與探討。在台灣，統獨意識一直是選民結構板塊的分界線。很多民眾的嘴上雖然不提，但是內心理一直是持如此看法。謝長廷的落敗，是否也代表了民進黨將面臨變革的鬥爭？或許分裂會是可能看得見的結果，但是意識形態是否就要擱置一旁，甚至今後追求中間路線開始佔有優勢，都將改變民進黨的體質。目前民進黨面臨最困擾的挑戰，還不是轉型的問題，而是在謝長廷提出辭呈之後，遇到黨主席一職可能沒有一個具有聲望的人可出來領導的困境；民進黨如果沒有一個具有前瞻眼光的領導者來帶領它走出挫折，那麼民進黨的重新出發就會遇到考驗。問題還不致如此，敗選之後民進黨內部已經提出路線重整的呼聲。鞏固深綠選民的支持，固是民進黨的基本盤，但是執政八年支持者的範圍沒有擴大，反而更加設限，已是民進黨內部有識之士開始來檢討的課題。是不是要走中間路線？爭取50％以上選民的支持？可能是民進黨目前無法迴避的課題。但是一旦支持走中間路線，就會涉及到民進黨本質改變的問題。當意識形態不再掛帥，台獨理念也必須逐漸褪去的同時，民進黨就要在政策層面去跟國民黨競爭，而不能再像過去只是沿用“統獨爭議”或“省籍情結”的手法來導引選民。這對台灣來說，當是良性競爭的開始；但對兩岸關係來說，又何嘗不是個正面導向的發展。胡錦濤在2008年3月4日對政協部份委員談話時，己掌握了台灣未來可能變化的趨勢。所以他說：“我們要廣泛的團結台灣同胞，團結的人越多越好”。他尚補充說：“對於那些曾經對台獨抱有幻想，主張過台獨，甚至從事過台獨活動的人，也要努力爭取團結”。北京顯然對民進黨可能的改變有了準備，這對兩岸關係正常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篇幅有限，註釋從略）

馬英九勝選■關鍵是民進黨太爛文／朱顯龍 （ 澳 門）草根出生的民進黨自2000年取得政權之後，不以黎民蒼生為己念，而是沉迷於街頭運動時期的政治鬥爭思維與行為，陷台灣於政治動盪、社會混亂、經濟停滯、民生塗炭，最後被支持她的選民無情拋棄。備受海內外關注的台灣“總統”大選於3月22日舉行投票。開票結果，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以58．45％的得票率和7658724張選票，擊敗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後者的得票率與選票為41．55％和5445239張，執政八年以後的民進黨落敗為在野黨，國民黨再次走上執政舞台，台灣政治出現第二次政黨輪替。投票前，不少人擔心外省出生、性格柔弱、政績平平的馬英九可能敵不過擅長選舉的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但投票結果是馬英九大勝謝長廷221萬張選票，台灣民眾用神聖的選票表達了自己的意願。馬英九競選台灣“總統”有先天弱勢第一，外省人背景是馬英九的最大罩門。馬英九於1950年出生於香港，其父是隨蔣介石去台灣的湖南省籍將領。相對祖輩於明清時代自大陸移民的台灣人，馬英九是一個外省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由於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絕大多數是外省人，馬英九的外省身份並不是他的負資產，相反佔盡便利。然而，自詡為本土政黨的民

民進 黨 上台後， 鼓吹 本土 化 ，去 蔣、 去中 國 化。進黨執政後，外省人處於相對弱勢。首先，80％左右的台灣人是1949年以前移居台灣的移民或其後代，1949年以後移居台灣的外省人及其後代只佔台灣總人口的15％左右，這種結構使未具統治權的外省人形成天然的劣勢。其次，民進黨執政後，推行本土化政策，不僅重用本省人，而且排擠、仇視外省人，外省人的處境更為困難。再次，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國民黨，作為少數群體，在統治台灣時期，沒照顧好佔多數的本省人的利益，不少本省人因此排斥、敵視外省人，馬英九因此背負外省人的原罪。2000年以後的歷次選舉，本土政黨及政治人物都拿省籍問題做文章，宣導“台灣人選台灣人”、“趕走外省人”。今年的台灣“總統”大選，民進黨及其“總統”參選人謝長廷仍然拿省籍問題做文章，不斷質疑馬英九的身份與忠誠度。第二，馬英九背有國民黨的歷史包袱。除了前面所說的外省人曾經不公平對待本省人之外，國民黨曾在台灣實行白色恐統治，曾經製造被個別人稱為“外省人殺本省人”的“二二八事件”，曾經在台灣實施長達50多年的獨裁統治，曾經捲入過黑金政治，曾經有從政黨員涉嫌貪贖弊案……，不少台灣民眾對國民黨過去的劣跡難以忘記和釋懷。今年的台灣“總統”大選，馬英九仍然扛著國民黨招牌與大旗參與角逐，理所當然地承接了國民黨的種種歷史包袱。正因為如此，馬英九競逐“總統”，不時被他的對手指為“舊勢力復辟”。第三，馬英九溫馴敦厚性格與國民黨官僚政黨作風，導致他本人及替他輔選的國民黨缺乏贏得選舉的技巧，即不會打選戰。馬英九出生於家訓嚴格的家庭，加上性格溫和，表現出來的特徵是溫馴、老實、守信用、重聲譽，不會耍手段，不會使用奸計，做事講原則與牌理。這些特質反過來就是彈性與圓潤性不足，處理問題不夠靈活，應變能力比較差，更不具選舉政治文化中必備的攻擊性、製造議題、主導文宣、誘騙選票的怪性。同時，作為馬英九依託的國民黨，是官僚型政黨，不僅具有官僚的保守性、被動性，而且不習慣、也不懂得草根選舉文化，每逢選舉都處於被動和挨打的狀態。今年大選，馬英九及國民黨、泛藍陣營，仍然被對手謝長廷及民進黨牽著鼻子走，無法掌控議題的主導權。民進黨腐爛反襯馬英九可信可期然而，儘管馬英九有諸多先天與後天不足，但馬英九的氣勢大大超過謝長廷，個中緣由不在於馬英九與國民黨自身，而在於他的對手謝長廷及替謝長廷背書的陳水扁與民進黨。首先，民進黨執政劣績導致台民產生政黨再輪替的思變意識。民進黨於2000年取代國民黨執政之時，只有14年建黨歷史，此前沒有在全台灣執政的經驗。加上缺乏專業人才及強烈的本土意識，民進黨執政的特徵是口號滿天飛、推行權謀政治、政策朝令夕改、意識形態掛帥、挑撥族群對立、製造社會衝突與兩岸緊張局勢，儼然中國大陸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再現，其結果是台灣政局在民進黨執政後長期陷入動盪不安狀態。政治動盪必然導致社會混亂，社會混亂必然影響投資者與消費者的信心，投資者與消費者信心不足必然導致經濟停滯不前甚至下滑。民進黨執政的八年時間內，台灣經濟增長幅度比國民黨執政之時緩慢甚多，甚至出現過負增長；台灣與周邊地區的經濟關係脫節，台灣走向邊緣化。經濟下滑或停滯不前，導致失業增多，民眾收入減

少，人民生活水準下降。生活水準降低又導致窮人增多、社會犯罪增加。民進黨斑斑執政劣績使台灣民眾產生厭惡口號政治、厭惡意識形態掛帥的意識，轉而回味、嚮往昔日專心經濟建設與民生改善的蔣經國，故而對蔣經國及國民黨產生懷念之情，並將此種情緒轉移到少說多做的馬英九身上。其次，陳水扁、謝長廷等人的貪腐、奸巧、極端、麻辣、多變反襯出馬英九可信可期。民進黨執政後，陳水扁、陳水扁的家人、陳水扁的眾多親信、民進黨不少從政重臣紛紛捲入各種弊案，他們或遭起訴、或被判刑。民進黨“總統”參選人，曾任高雄市長與“行政院長”的謝長廷也捲入十多起經濟弊案。不僅如此，陳水扁借掌權的便利，干擾司法，一方面為自己、為自己的家人、為謝長廷等人的貪污行為脫罪，另一方面利用制度漏洞造成的特支費問題起訴公眾普遍認為清廉的馬英九，反過來導致台灣民眾堅信陳水扁、謝長廷及民進黨團隊貪腐，確信馬英九清廉，為馬英九競選“總統”起到加分作用。馬英九與陳水扁、謝長廷的反差還表現在於，前者表現出誠實可信、做事認真但不乏謹慎、為人樸素可親、行為嚴肅但有風度、性格溫馴敦厚，而後兩人表現出擅長權謀、會耍心機、玩文字遊戲、多口水、走極端、常出惡言、講假話、扒大糞、出怪招、易改口、善詭辯，這些反差使馬英九具有良好社會形象，成為台灣民眾可信賴、可期待的對象。陳水扁、謝長廷與民進黨造就了馬英九的政治光環。民調反映 了台灣 民眾的 思變願 望由於形象好，做事認真，由於陳水扁、謝長廷及民進黨反襯出馬英九可信可期，因此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久居高位。馬英九於1998年12月，打敗尋求連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一舉成為國民黨及台灣政壇的明星。2002年12月，馬英九高票連任台北市長，政治行情進一步看漲。2004年3月，連戰、宋楚瑜代表國民黨泛藍陣營角逐“總統”落敗，馬英九在國民黨內的角色更加吃重。2005年的國民黨主席選舉，馬英九獲得70％的選票，成為國民黨最受支持、最受倚重的人物。此後，馬英九的支持度儘管因受特別費案影響而出現小幅下滑，但支持度均在60％以上。2007年5月台灣師範大學的民調顯示，42％的受訪者會把票投給馬英九，投給謝長廷的只有12％。台灣《遠見》雜誌2008年1月公佈的民調結果顯示，馬蕭配的得票率為62．3％，謝蘇配為37．7％。台灣雅虎新聞網2月28日的民調結果顯示，馬英九的得票率為76．7％、看好率為79％，謝長廷的得票為19．2％、看好率為15．3％，另有63．4％的人認為馬英九最能挽救台灣經濟，認為謝長廷能挽救台灣經濟的只有10．1％。馬英九不僅支持度與看好度一路領先，而且擁有地方行政資源的優勢。在2005年12月的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與泛藍陣營奪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掌控了79％左右的地方行政資源。在今年1月1 2日舉行的第七屆“立委”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四分之三以上的議席，進一步鞏固了國民黨在地方資源中的優勢。猶記得，民進黨之所以能於2000年打敗國民黨登上執政舞台，重要原因之一是該黨於1997年12月的縣市長選舉中奪得了三分之二席位，主控台灣地方70％以上的行政資源。3月22日的台灣“總統”大選，重演了2000年的歷史，掌握地方權力與行政資源的國民黨同樣用民進黨當年所使用的地方包圍中央之手法再次取得執政大權。草根出生的民進黨自2000年取得政權之後，不以黎民蒼生為己念，而是沉迷於街頭運動時期的政治鬥爭思維與行為，陷台灣於政治動盪、社會混亂、經濟停滯、民生塗炭，最後被支持她的選民無情拋棄。台灣的這次大選，充分證明美麗動聽的政治語言可以欺騙選民一時但不能一世，成熟的民主政治應該是政治人物將政治競爭的主要議題放在民生議題上。由此看來，台灣政治與民主趨向成熟。謝長廷的得票一路被抛離，民進党支持者憂心地緊盯著電視報道點票的過程。

奧運北京如何安全“自轉”？■文／周家望 （北京）籌備了7年之久的奧運會，屈指算起來只有17天。然而在這不同尋常的17天裏，整個北京城將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高負荷運轉狀態，對北京來說，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城市運行的方方面面能否經得住比日常運行大得多的壓力？可以想見的是，隨著各國運動員、體育官員以及世界各地熱情觀衆的大量涌入，届時北京的交通、餐飲住宿、醫療衛生、水電氣熱供應、垃圾處理、突發應急都將壓力倍增，而且這17天，也恰恰是北京高溫多雨的季節，近4年來的奧運對應期期間，溫度逐年升高，2007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奧運會期間的防暑降溫和雨季防汛，一個事關電力保障，一個事關交通保障，這將是直接檢驗北京城市運行能力的兩道必答題。要答好這兩道題幷非易事，2007年8月初的一天，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令北京北三環路安華橋下變成一條大河，積水一度深達兩米，這條城市主幹道的交通中斷長達4個多小時，造成嚴重交通堵塞，而這個事故發生的時間與奧運會的對應期近在咫尺！有道是未雨綢繆，面對老天爺如此的挑戰，北京準備好了嗎？如何應對“桑拿天”？數據顯示，2007年奧運會對應期期間，北京全市供水達到242萬立方米的歷史最高水平；供電也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的1190萬千瓦。溽熱炎天，如蒸“桑拿”，洗衣沖澡的用水量直綫上升；彼時商場劇院、賓館飯店、居民住宅裏的空調，大都開足馬力，冷氣勁吹。用水用電在保障奧運各項比賽順利進行的同時，整個城市生活生産的水電供應，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短缺。據了解，北京已經對2008年奧運會期間的高溫應對措施做了充分準備：目前北京電力公司爲奧運實施的各項電力工程進展順利，主要工程都已竣工，滿足了測試賽的供電需求。組織相關單位運行、檢修人員對重點設備進行全面會診檢查，確保變電、輸電、通信等各類設備無“帶病”工作。還對22個定點醫院及所有簽約飯店

進行了用電安全檢查，協助客戶排除隱患，指導客戶制定各類應急預案。北京市水務部門舉辦了培訓班和應急演練14場次，1 461人參加培訓。對439公里的供、排水管網進行了全面檢查，共檢查閘門井588座、設備井1968座，更換老舊閘門422座、消火栓1 287座。使供水、供電的準備工作得到切實保障。至於城市道橋消除積水問題，北京市有關部門也做好了相應的準備工作。北京市防汛部門消除了馬家樓橋、萬泉河橋、板井路等22處積水隱患，建立了公聯公司、首發公司等八支搶險隊伍，搶險人員增至1800人，幷在首都機場、奧運場館等重點部位開展了應急排水搶險演習。爲了在這個“水深火熱”的天氣裏辦好奧運會，北京市在2007年8月份的“好運北京”測試賽期間，也就是所謂的奧運會對應期，就城市的各個方面做了全面的數據收集，相當於是給北京這個城市做了一次“體檢”，收集到了上萬個數據，爲應對奧運賽時的天氣挑戰做到了心中有數。城市運行的“中樞神經”在哪兒？毋庸置疑，安全平穩的城市環境是辦好一届奧運會的基礎，這就需要一個高感應度、高反應度、高效能的“中樞神經”來保障，如同人體一樣，指尖被刺，全身都會立即進入防禦狀態，以化解危機，所謂“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也就是說，在奧運舉辦期間，北京城市運轉將採用一種特殊的賽事運行機制。日前有可靠消息傳出，北京市2008環境建設指揮部正在加强與奧運會、殘奧會相關協調小組和北京市其他相關單位的配合，將形成完善、系統的城市運行體系。城市運行體系的主要工作是在賽前及賽時抓好城市隱患排查整改和供應保障工作；與比賽場館、簽約飯店等運行團隊進行對接，有效聯動，提供穩定的城市運行指揮控制溝通體系；建設城市運行指揮平台，確保賽時高效、穩定運轉。在奧運會前，北京市2008環境建設指揮部將實現由環境建設向城市運行指揮的職能過渡，在此基礎上組建城市運行指揮中心，建設城市運行指揮平台，建立高效的工作機制，實現各部門、各區縣與奧組委工作的全面對接，確保奧運期間城市安全、穩定、有序運行。實際上，從2005年開始，北京市政府按照國際奧委會的總體工作計劃要求，組織相關部門編制了涉及安保、交通、市政、環境、食品安全、醫療救助、文化活動、城市景觀等31個方面的城市運行綱要，幷將其轉化爲具體工作項目進行落實。兩年多來，各項工作均按計劃推進，其中大部分工作已順利完成。市民志願者在街頭揀拾街頭廢弃物。 閑置土地辟爲臨時停車場。比如在應急管理方面，奧運期間，北京將全面啓動奧運賽時應急機制。按照“預防與應急幷重，常態與非常態結合”的原則，北京市應急委將全面啓動應急體系，全市13個專項應急指揮部和18區縣應急委，以及涉及城市生命綫的水、電、氣、熱、交通、通信等單位的專職應急管理人員520餘人，專業搶險救援隊伍200餘支、2．74萬人，以及專兼結合及群衆搶險隊伍35．5萬人，將進入全天候、無縫隙的應急準備狀態，全面監測城市運行情況，隨時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同時，北京市已在全市範圍內開展了奧運期間城市公共安全風險評估與控制工作，制定完善了有針對性的應急預案，幷開展了綜合性的應急演練。届時，還將採取一系列的風險管理舉措，保障城市安全運行和奧運會的順利舉辦。同樣重要的是，各類突發事件預警信息和處置信息將在第一時間發布。北京市將進一步强化突發事件的信息發佈工作，特別是對影響奧運賽事和事關社會、民生等領域的

突發事件，將在第一時間向公衆發佈預警信息和事件處置信息。奧運期間如何出行？北京的交通擁堵狀况，既是來京各界人士的第一感受，也是北京市民的一大生活麻煩。奧運期間，如何破解交通這道難題呢？據北京交通部門的負責人介紹，奧運期間交通保障的總體目標是以“綠色出行，綠色奧運”和“環保優先、政府帶頭、公衆參與、體現公平”爲原則停駛部分機動車，既保障2008北京奧運會及殘奧會期間道路交通安全暢通，同時最大限度地爲市民出行提供公共交通服務保障，又减少機動車尾氣排放對空氣質量的影響。奧運會期間，北京將把奧林匹克大家庭成員、運動員及隨隊官員、技術官員、註册與非註册媒體和觀衆、工作人員、志願者等按不同需求分爲T1至T5共5種客戶群體，提供不同的交通服務。其中，爲國際奧委會主席、委員、榮譽委員、名譽委員、國家或地區奧委會主席、秘書長，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主席、秘書長，代表團團長，國際貴賓，TOP贊助商的全球總裁和CEO等奧林匹克大家庭成員近1000人提供T1交通服務，即每人一輛專用小客車幷配備駕駛員，每位國際貴賓另行提供一輛旅行車。爲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的技術代表，國際奧委會醫療委員會、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等近600人提供專用和合用車輛幷配駕駛員的T2交通服務。爲國際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國家或地區奧委會等客人以及國際奧委會指定人員等近5000人提供普通用車的T3服務。爲1．8萬名運動員及隨隊官員、2．2萬名註册記者、2800名技術官員等分別提供從奧運村、媒體村、媒體飯店、比賽場館等出發的173條綫路的T4班車服務，爲奧運會持票觀衆、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提供免費的T5公共交通服務。同時，爲媒體等特殊註册客戶提供付費的收費卡租車服務或付費的車輛證件服務。爲4萬名贊助商及其客人提供920輛付費大客車租賃服務。另外，還要按照最大限度减少對市民日常生活影響的要求，爲城市正常運行和市民日常生活做好各項交通服務工作，實現奧運會賽事交通和社會交通的協調運行。目前北京市正在集中各方面力量，做好奧運城市運行保障工作，最終實現“指揮統一、覆蓋全面、反應靈敏、溝通順暢、運轉高效”的指揮、控制和溝通機制，確保奧運會和殘奧會期間各項賽事和重大活動順利進行，保障北京市民的正常生産生活，幷爲奧林匹克大家庭成員、奧運觀衆和遊客提供全面、便捷和可靠的服務，使整個城市處於安全、穩定、充分、有序的狀態，實現奧運北京的安全“自轉”。整治後的航空走廊。

捲帘人■是誰？文／葉 昌 （廣 東 ）李清照的〈如夢令〉是一闕以深婉曲折稱著的小令。它成功地傳達出作者蘊藉深微又波瀾迭宕的文思，體現了易安詞的一貫風格。然而，長期以來，由於對詞中“捲簾人”的身份解釋不確切，影響了對全詞特殊韵致的欣賞，甚至僅僅停留在對“綠肥紅瘦”等個別名句的讚譽上。這樣，不僅辜負了作者的藝術匠心，而且往往因出發點上毫厘的差遲，導致別以千里的結論。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這“捲簾人”是誰？《唐宋詞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釋作：“指正在捲簾的侍女”；《唐宋詞選釋》（俞平伯）釋“却道海棠依舊”句爲：“指捲簾人，即侍女的答語”；《宋詞選》（胡雲翼）釋作：“指侍女，這時她正在捲簾，故稱”；《宋詞小扎》（劉逸生）解作：“一個小丫頭”；《唐宋詞鑒賞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陳祖美先生的文章沒有特別揭明捲簾人的身份，但他認爲：“這首詞的具體寫作時間無從考查”，“從全詞的情緒看，它的主人翁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女子，當然以少女的可能性更大些”。既然主人公是個少女，而且“少不更事”，“捲簾人，自然就是丫環了。我猜測，可能都是由於這個理由吧，所以上述各家都把這位“捲簾人”釋爲侍女。可是，這樣一來，全詞所表達的不過是一位少女傷春的淡淡哀愁。這是一種一目了然的感情，又從何看出它的“深婉蘊藉”呢？如果說，詞的表達手法是“深婉蘊藉”的，那麽，這“深婉蘊藉”的內涵，也就很狹窄了。更主要的，若把此詞認作是李清照在少女時期所作，把捲簾人釋作侍女，正是“從全首詞的情緒看”，就會遇到如下困難：第一，身份不符。詞的開頭寫的是女主人公清晨醒來，酒氣未消：“濃睡不消殘酒”。可見她昨夜貪杯不已。一般說來，一位大家閨秀，素常肆意貪杯，是很不多見的。果真如此，她，就不是甚美的形象，詞作本身也不會廣泛流傳。像李清照這樣名門閨秀，識禮知詩，更不會在平居無事之時，自飲自斟，竟或到了“濃睡不

消”的地步。所以，從此處描寫貪杯的情况來看，是不符合她素有教養的少女身份的，試把作者在〈點絳唇〉中所自述的少女形象拿來對照一下就更清楚了：“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有人來，襪鏟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却把青梅嗅。”這才是少女時期的李清照哩！她單純而活潑，靦腆而多情。而〈如夢令〉中的女主人公，雖然也是多情的，但已經打進了許多對人生的思考，却沒有〈點絳唇〉中的靦腆與單純。第二，情緒不對。詞中沒有直接寫出女主人公的問話內容，但在捲簾人的回答中可以推見。她是借詢問雨後海棠花態，來訴說出蘊蓄於內心的惜春情懷。這種情懷，李清照這樣教養有素的封建淑女，是不會輕易露吐於人的，特別是業已懷春的少女。有人可能會馬上反駁說，小姐與丫環可不在此列。是的，這要看什麽丫環。像紅娘這樣聰慧機靈，崔鶯鶯與她早已心會神融，當然可以無話不說。如今，“海棠依舊”的回答，却是如此隔膜、索然。清人黃了翁對此句的評論是“一問極有情，答以‘依舊’，答得極淡。”（見《家園詞選》）假如說“捲簾人”是侍女的話，那她就是一個無知的丫頭，女主人公是絕不肯對她輕易傾訴內心秘密的。第三，關係不合。再往下看，捲簾人作了“海棠依舊”的回答之後，如果那“捲簾人”確是個丫環，那位小姐自會覺得話不投機，再也無言可說了。可是，作者接下去却這樣寫：“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語氣，一種是舒緩地感嘆，標點如前；另一種是急切地糾正，可以標點成“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不論何種語氣，都不合於小姐與丫環之間的關係。如果說是舒緩的感嘆，把這樣深情的話語訴向一個如此隔膜、乏味的丫環，實在多餘；如果說是急切地糾正，那態度豈不有點蠻橫？上述種種困難，顯然是由於把“捲簾人”釋作侍女而引起的。這樣解析，適見詞中女主人淺薄的自作多情而已，不僅沒有什麽深婉曲折可言，還可能導致對原意的曲解。假如把這詞的創作時間，捲簾人的身份換一種解釋，不僅可以避免上述種種困難，還有可能接觸到作者慘淡經營的匠心。我細細地把玩原詞，認爲它應作於李清照與趙明誠婚後不久，夫妻共居建康那段時間之內，那位“捲簾人”正是詞中女主人公的丈夫——趙明誠。試想：當時的環境大局，已是江河日下，戰亂頻仍，作者整個精神狀態，自然少不了一種時代的壓抑。因而全詞的情緒，籠罩著一種悲劇的氣氛。《寥園詞選》認爲此詞“無限凄婉”，這話說得稍爲嚴重些，但清凄的情緒確實存在。詞中女主人喝酒、傷春，都有一定社會環境的土壤的，幷非完全由於女性的懷春。然而，在他們的小環境裏還是美滿的：婚後不久，夫婦情融，有感於時情世態，對酒賦詩，飲量稍過，也正在情理之中。這便是“濃睡不消殘酒”的原因所在。翌日醒來，正值風雨落花，敏感的女主人公，因景生情，感韶華易逝，念時局紛擾，內心泛出淡淡的哀傷。她以花自擬，引出惜春之嘆，正源於熱愛生活，所以說詞中打進了對人生的思考。在睡意猶濃的情况下，由窗外雨打海棠的誘發，迫不及待地詢問先起而捲簾的丈夫：借花情，傳己意，亦嗔亦愛，欲悲還喜，正見女主人公深婉、多情的性格。她——豐富而似單純、似坦率而實曲折，這一切都藏在那個迫不及待的“問”字裏。聰明的丈夫，眼看風雨襲擊後的海棠，耳聽殷切而多情的探詢，當然明白妻子發問的用心。他報以“海棠依舊”，話似無情，詞中有意，實際上是一種可以意會而不以言傳的最深摯的撫慰。在妻子方面，或由於領悟了丈夫的良苦用意而故作嬌嗔，或因暫時的誤會而對丈夫加以直率訂正，於是跌出了“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的答話。可見，她對窗外風雨摧殘後的海棠，早已了然於心，痛惜於情，本來無需多問，問了，正是借題發揮，現在又答了，更是進一步的强調。此時此刻，她多麽希望對方能瞭解她、憐愛她、疼惜她！這裏充滿了無限柔情，無限的愛。然而，作者沒有把這層意思直接說出來，她是有意地留下給對方——捲簾人去進一步思索的。這樣，詞中深婉曲折的文思，迭宕多姿的韵致，蘊藉含蓄的風格，都獲得了最成功的體現。由此可見，之所以要把“捲簾人”釋作女主人公的丈夫，正是由全詞的情緒、結構、主題以及表達方式等諸方面的因素綜合地推導出來的。誠然，這樣認定，現在還沒有在詞外找出確鑿證據。而諸家釋作侍女，也同樣是在創作時間失考的前提下，從詞中情緒推斷的。二者居一，我做了以上判斷，只希望在對古典名著的欣賞與研究之中，在已成定論的基礎上，能不斷地有小小突破。儘管這小小的突破存在冒昧與危險，筆者仍願以管見就教於大方之家。

■悠然洗心■︻老三哲學︼“你真是了不起……”，我稱讚一位年青人。他事業有成，身體健康，家庭美滿，高堂健在，而且又非常孝順……。他非常謙虛地說：“哪里，哪里。”這使我想起五十年代未，有一位新加坡罐頭食品代理商，在宴會場中的尷尬場面。顏老闆不懂英文，好多罐頭供貨商都在國外，他每次熱情招待客人都要筆者忝陪末座，還要我做翻譯。有一次，我因事遲到了，由一位新加坡華語不太靈光的外文系年青人代翻譯，我也省得費心，可專注享受美食。餐後談完生意，外商客氣稱“顏太太好漂亮”。“哪里，哪里。”顏老闆謙恭一番。“哪一個地方漂亮？”年青人翻譯道。外賓一臉錯愕，答道：“每一個地方都漂亮啊！”“不見得，不見得。”顏老闆再禮貌回答。“是不是看不到的地方呢？”在座的每一位都要笑而不敢笑，但在第二天見面時，都笑成了一團。顏老闆還有一套“老二哲學”。他雖然事業有成，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啊！他從不想做第一，因為老二還有發展空間，不會像老大一樣，樹大招風，危機四伏啊！翻開歷史，政場、商場都一樣，常常拼得你死我活，位在老二的人，常常想把老大頂掉，老大也隨時提防老二，打壓老二甚至除掉老二。五十年代，周恩來總理前來印尼萬隆參加亞非峰會，我有幸被賜見短短十一分鐘，他的高貴情操，高風亮節，永遠令人懷念、追憶。周總理的“老三哲學”，更讓我終生警惕自己，不敢越出雷池一步。周總理無論在長征時期，還是立國以後的幾十年，永遠站在第三。歷史殘酷無情，幾位老二都沒有好的結局。一位資深哈佛教授，有一天飯後聊天，談到2 008北京奧運，他問我：“奧運三位得獎者，哪一位比較快樂？”“當然是金牌得獎者啊！”“那第二位呢？”“難道不是銀牌得獎者？”“不，是銅牌得獎者。”“為什麼？”“銀牌得獎者，以為只差一線，有飲恨的感覺，如果自己不是失手，或運氣欠佳，已是手捧金牌了，所以難免有些怨尤。”“銅牌得獎者反而會內心竊喜：我好幸福啊！如果我運氣不好，那麼我什麼都沒有了。”“從領獎時的表情，我們可以證明這一點。”筆者研究心理學多年，發現開心不開心和你得到什麼榮譽地位、評語，未必成正比，某些人命運不壞，但他老和他人比，悶悶不樂。如果他能想“如果我不那麼幸運，就不會像現在那樣”，肯定會感恩於現在的成就。自認是老三，壓力肯定比較小，看一看歷史和現實世界，例子比比皆是。筆者在經營事業中，人事安排中，都位居第三（太平洋集團中，最高位是布迪阿佐空軍元帥，退休後擔任董事長，長達十二年，還有一位發號施令的工商管理碩士阿都拉·嘉林總經理（我從來不簽署行政命令），我忝居老三長達半個世紀，這也保證了我在動亂中，政治迫害中，能全身而退。羅 浩 然 （ 新 加 坡 ）東南亞著名僑商、教育家、專欄作家。創辦澳門东亞大學（澳門大學前身）、出版“正義業書”26部。

■愛得 感性■［ 摩·思 ］我說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笑響點亮了四面風；清靈在春的光艷中交舞著變。你是四月早天裡的雲煙，黃昏吹著風的軟，星子在無意中閃，細雨點灑在花前。那輕，那娉婷，你是，鮮妍。百花的冠冕你戴著，你是天真，莊嚴，你是夜夜的月圓。雪化後那片鵝黃，你像；新鮮初放芽的綠，你是；柔嫩喜悅水光浮動著你夢期待中白蓮。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是燕在樑間呢喃，——你是愛，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天！一句“人間四月天”讓多少知音人不得不再三低頭細吟；一句“人間四月天”讓多少人為這位不帶走一片雲彩的徐志摩而感到惋惜；一句“人間四月天”，僅僅的五個字卻又深深道出了林徽音對徐志摩的真、的愛、的思念……莫怪乎徐志摩的髮妻張幼儀在他死後也說他一生都為著追求他心目中的靈魂伴侶而活，致使他的死也是在趕赴北京聽一場林徽音演講途中而遭遇空難。“問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一顆閃耀彗星就這樣輕輕的走了，留下不止是他動人心弦的作品，還有他與他生命中三個女人——張幼儀、林徽音、陸小曼的故事。記得是那首“再別康橋”讓我認識徐志摩，也是“它”讓我渴望接觸這位散發著英式韻味的浪漫詩人。但當我越了解他時，我對他越是有種愛恨難分的矛盾。愛，是愛他的才華、愛他的《偶然》、愛他的《翡冷翠的一夜》、愛他在交會時互放的光亮；恨，是恨他多情，或許應說是恨他愛得自私、恨他的無情，對張幼儀的無情，為了反抗封建的盲婚啞嫁、追求自由戀愛而毅然在張幼儀懷了第二胎之後不久提出離婚，更要求她把孩子打掉。是可忍，孰不可忍呀！難道孩子不是他懷的就可以說出這般冷血的話嗎？更何況受過高等教育的他應該清楚墮胎是一項非常危險的手術，會隨時令太太賠上性命，自己幹的事自己卻不負責任，犧牲別人以易自己的快樂。志摩呀！志摩！為了追求你所謂的愛、美與自由就可以如此泯滅良心嗎？此行為實令人髮指，可幸是張幼儀並沒有把孩子打掉，離婚後的幼儀在德國積極充實自己，回國後接辦上海女子商業銀行。這以後，她跟夫家維持著奇異的關係，成了乾女兒，和徐志摩保持友誼及更深切的關係，還替他奉養雙親，連喪事都由她承辦主持。她曾說：“如果你一定要問我，我愛不愛徐志摩？我實在是不知道要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我沒辦法說什麼是愛，如果照顧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做愛的話，那我大概愛他吧。在他一生中遇到的幾個女人當中，說不定，我最愛他。”什麼是愛？我覺得“愛”是讓人似懂非懂的一個抽象，“愛”是被人渴望而又愛在心裡口難開，而對於生活在過去封建社會，由出生以至終生大事都受男人擺佈的女人而言，她們更不知道什麼是愛，張幼儀就是一個典型。所以說當時的女性不但要活得堅強還要愛得堅強，即使是面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也要一生扛起相夫教子的責任，相比那些只懂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詩人更值得我們尊重。“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愛令人歡笑也令人憂愁，感情一旦處理不當就會成千古恨，所以愛要愛得感性也要愛得理性。吳 蔚 瑩 （ 澳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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