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社 會進 步協 會宗 旨

服務社　，建設經濟，提供高效率銀行服務，是我們對澳門之承諾。

目 錄九鼎寄語05 門裏門外九鼎問古06 鼎的文化演進（上篇）九鼎論壇08 中國經濟崛起所面臨的挑戰本地話題14 澳門人力資源質量淺析20 論澳門的優秀人才引進24 從中聯辦副主任徐澤講話看澳門經濟發展特別視點26 反思天災毋忘人禍—— 雪災過後的思考30 博彩全球化與內地的賭金流失國學論壇34 老子、《老子》，你知多少？北望奧運38 奧運是一面鏡子台海觀察40 國共合作的新契機：如果馬英九當選，兩岸政治關係會有哪些可能的發展？45 澳門：兩岸的“地點窗口”48 大選前看國民黨內鬨民進黨反攻51 平常心對待台灣選舉皆成文章

54 幸福女人54 美國智庫55 我把幼年弄丟了讀者來信25 指瑕一則

企業目標：新福利服務 創新求進步

　裏門外本刊編輯部澳門是一扇“門”，一扇西方來到中國、中國走向世界的門，也是澳門走出漁村邁向世界的門。這扇門敞開四百多年了。門裏有深厚的文化積澱，門外世界狂飙翻滾。當今澳門，已經變成世界上的小小都會，成爲各國旅遊者嚮往的景點，同時又是中外投資者施展才能的熱土，尤其是挾雄厚資金和豐富管理經驗而來的外國企業家的垂涎之地。世界上任何地方博彩業的競爭程度都不如澳門這樣激烈。在澳門，一座座大型賭場沒等最後落成就投入運營；昔日荒涼的滄海灘塗、農田阡陌，搖身一變為“金光大道”；形形色色的娛樂場，足以與世界最大賭城拉斯維加斯媲美。隨著社會生活的巨變，不斷出現新情況、新問題，遠遠超出澳門社會的負荷。政治氣候不再平靜，人們紛紛以不同方式、循不同途徑表達對民生、民主的關注，以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在衆多澳門社團中，有這樣一群本地成長的年青人運用集體智慧，以理性的思維、專業的水準分析時政，研究探討經濟與民生等問題，同時創辦刊物，藉以表達自己的理念，希望促進社會進步。於是，他們將自己的社團命名為“澳門社會進步協會”，刊物命名為《九鼎》月刊。澳門社會進步協會站在社會公義立場，研究澳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狀況；致力推動社會和諧發展，促進“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開展學術活動，增進澳門與內地及世界各地的學術交流；募集基金，協助社會弱勢群體，促進社會和諧共生。《九鼎》月刊是體現澳門社會進步協會宗旨的載體，傳達澳門人對社會生活、社會事件的理解和態度，表達澳門人的情操，讓澳門人和澳門以外的讀者了解一個真實的澳門。月刊開設的欄目有：九鼎論壇、九鼎特稿、本地話題、博彩專題、文化澳門、特別視點、台海點擊等。此外《九鼎》還兼具人文性、學術性，著意打造“鼎”文化的平台。澳門是一扇實實在在的門。它的南端是十字門海面。十字門是一個地理名詞，同時正好寓意著澳門社會進步協會與《九鼎》所肩負的使命：把澳門的經濟、文化、政治等各方面訊息以及澳門人的追求和理念傳遞到四面八方。

演進■鼎的文化（上篇）文／王學泰 （北京）鼎，如果探究其原始意義不過就是個有著三足支架的飯鍋，它是炊器，可以用來煮飯做菜，小的鼎也可以作食器使用，似乎平淡無奇。然而就這個“飯鍋”在我們民族的文化生活史和社會生活史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往往與“強大”、“厚重”、“重要”等概念聯繫起來，作為具有放大效應的形容詞使用。例如強勁有力稱之為“鼎力”，昌盛繁榮稱之為“鼎盛”，國家大業稱之為“鼎業”，豪門貴族稱之為“鼎族”，讚美別人聲名遠播用“鼎鼎大名”，讚譽總掌國政為“調和鼎鼐”……。總之與“鼎”相聯繫的詞彙多是正面的，這不僅表現出飲食、吃飯在我們民族意識認同中的重要，也反映了鼎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的地位是不斷提升的。一、考古發掘中的原始鼎原始鼎也就是作為炊器或食器的鼎。自從數十萬年前，人類發明了用火以後，發明和製造炊器就提上了日程。鼎大約是華夏先民最早發明的一批炊器之一。最初的鼎是陶土製造的，我們稱之為陶鼎。陶鼎是三腳支架與陶罐、陶釜結合。上面的容器用以放食物和水，在三腳支架之間用薪火加熱。陶鼎在新石器時期就已出現，這在近百年的考古發掘史上屢有發現。距今8000年河南新鄭的裴李崗遺址、8000年前安徽黃鱔嘴遺址、6000多年前的長江下游的崧澤遺址等地都發現了陶鼎。雖然這些陶鼎都很粗糙、原始，但表明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北起黃河兩岸，南至長江流域，鼎是人們常用炊器。大約在5000年前，也就是文獻記載的夏王朝期間，鼎的使用已很普遍，而且出現了青銅鼎。被假定為夏代文化的二里頭遺址有三角足罐形鼎、乳狀足罐形鼎的出土，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一些夏文化遺址中還有四足方鼎出現。夏代也是開始使用青銅的時代，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青銅容器是在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其中就有鼎。它多出自夏文化晚期的遺址中，而且往往與爵、斝、觚、角、盉等一併隨葬，考古家認為此時的青銅鼎是起著標明死者身份、等級的作用，已經接近後世所稱的禮器。可見早在4000多年前，鼎就開始了從炊器到禮器的轉化。商代被後世稱為“青銅時代”，商代的貴族大量使用青銅器具。青銅鼎在出土的銅器中佔很大比例。鼎此時既作隨葬禮器用，也作現實生活炊器或食器使用。宋鎮豪著《夏商社會生活史》中談到殷墟出土的陶鼎和銅鼎時說，有的鼎底部有煙炱痕，這是做炊器用的；有的沒有，這是做食器用的。許多鼎中還殘留有食物，調料，使我們能夠切實感受到其主人據鼎而食的情景。可見鼎在那時是兼具多種功能的。二、傳說中的“鼎”上面說的是真實存在的鼎。考古存在之外，還有一個傳說系統中的鼎，它有著更為久遠的影響。1、黃帝鑄鼎被視為中華民族始祖的軒轅黃帝也是許多事關人類文明的器物發明者，如文字、養蠶製衣、指南車都產生在軒轅時代。據說黃帝還鑄造過一尊鼎，《史記·封禪書》中借公孫卿的口說：始皇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

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這位文明的開創者在他升仙之前，開採首山（今山西永濟南）之銅，鑄造了第一尊銅鼎，留給仍在世間的老百姓。這個故事意在告訴後人黃帝也是鼎的創始者。鼎可以說是野蠻人和文明人分界點，有了它人們才能徹底告別茹毛飲血，走向文明時代。說通俗點，中華始祖留給後人的是一口飯鍋，讓他的百姓過文明人的生活。對於黃帝鑄鼎的傳說，信奉黃老之術者有不同的解讀，他們把這尊鼎視為煉丹之鼎，是長生久視的象徵。儘管理解不同，但都是與生命密切相關、都是有益於人類延長壽命的。2、大禹鑄九鼎在國人看來吃飯問題是第一位的，其次就是權力問題，也就是說，由誰掌握飯鍋主導權。這就有了大禹鑄九鼎的傳說。大禹是帶領人們治水的英雄，也是一統中國的建立者，因此鑄造一統中國象徵的九鼎的任務便落在他的頭上。這個傳說最早記載在《左傳·宣公三年》。楚莊王帶兵討伐“陸渾之戎”，經過洛陽，在周天子城邊炫耀武力。周定王派王孫滿慰勞楚軍。楚莊王向王孫滿發問：陳列在朝廷上的九鼎的輕重大小。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楚國國勢正旺，這一問，是咄咄逼人的。因為周朝日益衰落，周天子風光不再，已經從掌控天下的共主，變成為一個“小國之君”了。不過王孫滿不卑不亢回答他說，雖然，九鼎是國家權力的象徵，但誰能掌握國家大權是“在德不在鼎”的：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王孫滿告訴楚莊王：第一，大禹鑄九鼎不是因為他勢強力大，而是因為品質高尚，得到天下的擁護，人們從九州遠方自動貢獻“金”（青銅）給他，並把當地所產的奇異物品，畫成圖畫，讓他了解（《尚書·禹貢》中把大禹的統治地域劃分為九州，並寫明當地山川風貌和特產）。第二，大禹鑄九鼎不是為了炫耀國勢，更非張揚自己“天下歸心”的威望，而是因為他領導了治水工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知道山川林藪中種種危害，為了讓天下人對這些危害有所了解，他把山妖水怪、魑魅魍魎的形象都鑄在鼎上，廣佈天下（當時沒有紙，鼎上的記載被認為是可傳之千萬世的），讓遊獵漁樵的人們有所知曉，避免受害。第三，因為鼎傳播的是要全天下都要了解的知識（當時人的心目中九州就是整個世界了），因此它自然要被天下共主掌握，從此它也成為掌握天下權力的象徵。大禹建立了夏朝，九鼎就傳給他的子孫。當夏朝衰，最後夏王桀成為萬民所指的獨夫民賊，夏朝亡了，九鼎傳至商朝，商亡又傳於周。第四，九鼎是“德”的象徵，與它的輕重大小無關，君主品質高尚，鼎自然“重”，反之則輕。王孫滿這段話反映了當時開明的統治者對鼎存在價值的認識。其實王孫滿的內心已經感覺到周王室東遷後周德正在日益衰落。因此他說，周成王“定鼎”時占卜，言周朝可傳三十代，七百年（儒家沒有萬世一系的觀念，“傳之千萬世”的秦始皇思想，是曲學阿世的法家觀念），現在還沒有到。其背後的台詞是：周現在也只是挨日子罷了。然而，九鼎畢竟是執掌國家大權的象徵。權力膨脹的大臣、羽翼豐滿的地方勢力、窺伺中原的邊裔強藩有時都不免要問一問“九鼎”的重量和形制，這是挑戰中央權力的一種暗示。然而“天命無常，惟德是輔”的儒家觀念在漢武帝之後成為主流意識，因此，“九鼎”就不是赤裸裸的權力，更非蔑視一切弱小的暴力。九鼎所承載不僅有“治統”，還有“道統”，它的流轉就帶有道統傳承的色彩。鼎不能以暴力贏得，只能以修德爭取。即使據有了九鼎，如果德衰，也會棄之而去。據傳這組九鼎在周顯王四十二年（前327年）沉于泗水深淵，就是周朝將亡的預兆。並說，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而鼎見於斯水，始皇自以為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繫而行之，未出，龍齒嚙斷其繫”（《水經注·泗水》）。秦始皇自以為德邁三皇五帝，可是冥冥之中的造物不承認他，九鼎沉淪不出，即使派數千壯士下水繫取，也是一場空。正像蘇軾《石鼓歌》一詩所云：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污秦垢。九鼎仿佛有了靈性，它蔑棄暴力，歸附於道統。（待續）

■中國經濟崛起所面臨的挑戰文／于宗先 （台灣）一、開場白挑戰也是機會。能接受挑戰，克服挑戰，就是再起的機會。也可以說，機會是從挑戰中衍生出來的。自進入21世紀，全球化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浪潮，它所帶來的是競爭，競爭的結果往往是優勝劣敗。競爭就是一種挑戰。它帶來的不僅是商品品質的競爭，服務滿意度的競爭，而且也是人才競爭，資本競爭，技術競爭，資訊競爭，以及經營競爭。通過這些競爭，也提供了爭取人才的機會，獲取資本的機會，創新技術的機會，獲取資訊的機會，以及掌握經營的機會。中國經過30年的經濟發展，而且一直保持高度的經濟成長。自進入21世紀，乃被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崛起。它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廠，也是世界上最具潛力的消費市場，這種認識引起了全球的重視。有的認為這種現象是對世界的威脅，也有的認為中國即將崩潰，這兩種不同的認識就是一種矛盾，也就是對中國觀察的差異。無論如何，中國經濟確在崛起中，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言，中國必然會遭遇一些挑戰；而這些挑戰，不但來自外部，也來自內部。本文就是以這個議題，抒發我對中國外在的挑戰和內在的挑戰的看法。如何掌握這些挑戰，成為淬勵自己，壯大自己的原動力，才是本文的重點。圖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經濟企業研究所長、著名經濟學家于宗先生2008年1月在澳門理工學院演講。二、中國經濟面臨的外在挑戰自1978年以來，中國放棄中央計劃經濟，改採市場經濟；放棄階級鬥爭，改採共存、共榮；放棄閉關自守政策，改採對外開放。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就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少見，而在與其他開發中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相較，都凌駕其上，例如到2007年，其國內生產毛額已超過德國而居世界第三（次於美國和日本）。近年來，由於中國幅員大，人口多，其企業及人民正向世界各地散佈，而且發展潛力深厚；同時對區

域經濟影響又大，因而被已開發國家視為競爭對手。正因為中國具有這些特質，已陷入“樹大招風”的處境，例如世界油價大幅上漲，被歸因於中國需石油量最大；世界鋼鐵價格上漲，也被認為中國需求迫切所致，這些都招來前所未有的諷評。尤其近年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成長之快已使美國感到威脅；中國外匯資產累積之大，在世界上已居首位，這些事實會使美國有芒刺在背的感覺。不過，也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有助於世界經濟的穩定，而且認為：如果世界經濟的榮枯只靠美國，那是不可思議的。1、中國威脅論儘管有很多人樂見中國的繁榮與世界經濟整合在一起，但也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崛起會成為超級經濟力量，對美國經濟構成威脅。例如，認為中國必會削弱美國經濟力量；中國的經濟政策，如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幣值低估、低工資，會威脅美國人的工作、工資、技術進步，以及生活水準。即使像美國布希總統也認為：如中國政府利用外匯存底，迫使美元貶值，作為美國施壓人民幣匯率的報復，該項行動將是魯莽不智的。換言之，從美國的觀點，中國不得出售所持有的大量美國公債，破壞美元的穩定性。當中國憑藉巨額外匯儲蓄展開收購西方企業的行動時，英國和德國等國家開始警惕中國資金“入侵”，顯示保護主義聲音越來越高。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2007年8月22日在印度國會發表演說，呼籲由日本、印度、美國與澳洲共組“自由繁榮圓弧”四國經濟聯盟，其目的是圍堵中國。中國在這方面所遭受的誤解，正如1980年代後期的日本，當時的美國媒體充滿了“日本威脅論”。日本人曾陶醉於拚命購買美國的不動產，使美國人失去面子。但當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時，“日本威脅論”竟成了對日本的“咒語”。中國政府是否也會蹈日本人的覆轍？我想歷史的教訓應受到重視。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 er）的一位研究員出版了一本書《Capita l is m in the Dragon′s Lai r》 ，認為中國的崛起對資本主義的形成產生抵觸。如果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制度被維持下去，它顯示資本主義將成為由國家主持的形式，這樣會使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不安。政策衝突將會支配中國的國際貿易、投資和經濟關係。作者認為所得到的，不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抵觸，而是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2、“中國製”危害論近年來，中國已被譽為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工廠，而中國的輸出成長迅速，僅次於美國，也招來各方的毀譽，有些毀譽是有意的，有些確有事實鑿證。其實這也是一般開發中國家難以完全避免的。如1950年代的“日本製”及1960年代的“台灣製”都是不名譽的稱呼，但事出有因。我相信：十年之後，這種污點便會被自己洗清掉。“中國製”的固齒器、書本、珠寶、一般磁性玩具火車組、兒童圍兜、芭莉口袋、磁鐵娃娃等，其中兒童磁鐵玩具組合、絨毛玩具、火車玩具等均不夠衛生標準。甲醛含量超過標準的寢具，含致癌物聯苯胺的毛巾，含過量二甘醇的牙膏，含燭光物質的童裝，檢驗不合格的冷凍蝦仁等，均曾在美國、加拿大、澳州市場被發現。還有很多中藥不合格。除此，拋棄式內褲和層積材等多含有毒素，有害健康。數千隻美國狗貓寵物，因食用三聚氟胺污染的中國製植物蛋白濃縮液飼料而死亡，迫使美國將1 00多種中國製造的寵物食品從貨架撤下。近年來美國市場流行大量含鉛量超標準的兒童服裝飾品，其中大多產自中國。以上這些案例並非捕風捉影，絕大部分是事實，國際的反應對中國出口極為不利。事實上，中國迄今未建立一套有效的全國安全問題和疫病報告體系。中國政府官員最近表示，國內各類商品有近五分之一達不到安全質量標準，其中水菓罐頭、果脯和烤魚片存在的問題最嚴重，許多產品的細菌含量和添加劑超標。這一問題會對數百萬中國兒童的健康造成嚴重後果，而含鉛食品對大腦及其他神經系統也會造成損傷。3、環境污染責任問題造成暖化現象的環境污染是個世界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能等閑視之。在中國經濟崛起前，沒有人會特別注意中國的環保到底處於什麼程度。但現在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吸引傳媒的目光，對於中國的環保問題，自然也不會忽視。事實上，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而言，環保不僅攸關國內安全問題，也牽涉到所謂全球化溫室效應問題。近百年以來，西方工業化國家是製造環境污染的禍首，可是近20年來，一般新興工業化國家也成了製造環境污染的幫兇。現在的中國，為了快速發展製造業，以舒解大量失

中國現在不但已是世界最大的製造廠，也是世界上最具潛力的消費市場，這種認識引起了全球的重視。業人口問題，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曾饑不擇食地發展了一些利用燃煤和石油為動能的污染性產業，如造紙業、染整業、石化業等，從而製造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也加強了溫室效應。除此，中國的空氣污染也波及鄰近國家，如每年三、四月的沙塵暴，都是放牧過度所造成的後果。1997年京都議定書，對世界各國製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所限制。而當時中國還沒有足夠的環保意識，因此並沒有遵從京都議定書的規定，在製造空氣污染方面進行自我收歛，而是變本加厲。無疑地，中國也成了近年來製造污染的元兇，成為國際環保人士攻擊的對象。2007年7月在印尼峇里島召開的國際氣候會議上，美國和中國被認為是當下對環保應負最大責任的兩個世界大國。美國因未簽京都議定書，已受到世界各國的譴責；而中國雖崛起較晚，工業化只是近20年來的事，但也受到指責，被認為應負起大國的責任來。三、中國經濟面臨的內在挑戰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會面臨許多挑戰。如能將其化解，經濟就會向前邁進一步。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期間，經濟成長每年平均為9．4％。高速的經濟成長必然帶來許多社會經濟問題，甚至也會產生許多新的觀念。在適應這些變化時，必須堅定信念，劍及履及地去應付。這些內在挑戰包括：1、城鄉差距加大對很多開發中國家而言，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都會發生貧富差距擴大問題，特別是城鄉差距，中國亦不例外。農村經濟受人口增長和氣候變遷的影響很大。儘管中國曾推行“一胎化”政策，但對農村約束力不強，而農地面積有減無增已是事實。在農村生產力難以提高的

情況下，農村人口過剩，往往成為農民邊際生產力變為負值的主要原因，況且農作物收成受氣候的影響也很大。近20年來，中國北方乾旱、南方水澇發生的頻率增加，從而影響農作物收成。在農作物歉收的情況下，益增農民生活的困苦；城市人口增加得慢，而且工商業較發達，易於提升所得，因此，也就加大城鄉所得的差距。除此，農村與城市人口流動曾受嚴格的限制，當農村剩餘勞力發生時，如果城市或工業區准許他們參與勞動行列，也會減低農村勞力過剩程度，從而增加他們的所得，有效改善其農村生活，可是在很長一段時間，並非如此。在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區域發展不平衡也是自然現象，而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難以避免。像美國，先發展東部，再向西部發展；先發展北部，再向南部發展。即使面積僅3．6萬平方公里的台灣，西部先繁榮起來，所得水準高，東部比較落後，所得水準偏低，而且這種現象，在短期內尚無有效的政策可以改變。2、大地反撲使中國飽嘗污染之苦自中共統一大陸之後，由於領導階層缺乏科學知識，在“以糧為綱”的政策下，作了些違反自然法則的行為。如為了增加糧食生產，竟然讓農民填湖為田，砍掉樹木，尤其江邊，讓農民闢為農地，作生產之用；為了增加羊毛與羊肉生產竟允許過度放牧，這些舉動嚴重地破壞了生態環境。同時為使經濟工業化，發展了一些污染性高的重化工業，致河水、土壤多被污染。為了增加木材供應，破壞林相，也破壞植被，每遇暴雨，就發生土石流現象。同時自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引進外資，創造就業機會，也發展了許多污染性高的產業。到了1990年代，中國的污染便嚴重起來，空氣被污染，如北京的沙塵暴年年發生，河流被污染，像長江的水混濁不清。這些都是大地反撲的現象。至於全球暖化現象日趨嚴重為世界帶來的災難，中國也不能倖免。3、致富不擇手段的後遺症當國家經濟起飛後，通常有很多生財機會，而官商勾結又會使法令執行不彰。凡投機取巧者往往一夜成巨富，這種現象對社會人心的影響很大。從事製造業的業者，因缺乏國際法律知識，致觸犯智慧財產權而不知，造成外國業者的興訟；或為了致富，竟饑不擇食地粗製濫造或魚目混珠，欺騙消費者，其後果是：輸出國外，為外國所拒絕，不但使輸出減少，也會使國家名譽受損；同時，也使有消費能力的國人失去信心，棄本國化而買舶來品。像中國製造出口的玩具含有毒素，於兒童健康有害；中國製造的食品也含有毒素，對消費者健康有損。更有甚者，“中國製”成了國際上被認為是“有害的”代名詞。這樣一來，對中國的形象和中國輸出事業的發展都不利。這些都是致富不擇手段的後遺症。4、暴發戶心態一個人一旦平地一聲雷，發了大財，通常會使他產生暴發戶心態。由於投機機會多，賺錢容易，像地方官因批土地為外人投資場所而致富者比比皆是。他們會毫不吝嗇地揮霍：食、色、豪賭齊來，致食色文化格外發達。雖然“食色性也”，但暴發戶的這種大量揮霍現象實在令人咋舌。像澳門博彩業的興隆，現已超過美國的賭城，而來澳門豪賭的，80％以上是中國的富豪、包括貪官污吏、投機客及升斗小民。在1980年代，大陸人民尚有食不果腹的現象，現在則飲食業發達，一擲萬金的桌菜成為常態，對食物的浪費成為普遍現象；而大都市的新貴競華廈、搶名牌之風，絕對賽過西方國家。這些現象充分表現出暴發戶的心態。5、“一胎化”政策所產生的少子化問題近年來，很多國家出現少子化現象。原因是很多人不願生兒育女，衹願意享受那種“一人飽，全家飽”的獨身生活。中國本是人口嫌多的社會，於是便有了“一胎化”政策。這個政策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城市執行的很徹底，在鄉村、山區比較寬鬆。由於在城市執行很嚴格，一對夫妻僅能生育一女或一男，若違犯此規定，會受到嚴厲的懲罰。現在“一胎化”政策下的孩子有不少已成年，而這一代，鑒於自己未來除養活自己外，還要對自己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盡養老的責任，於是使他們不敢結婚，即使結了婚也不敢生兒育女。事實上，更重要的是“一胎化”政策下，成長一代的心態與行為。他們中絕大部分是嬌生慣養的。他們唯我獨尊，獨佔慾很強，但適應環境能力很差；他們經不起挫折；一遇挫折，便抱怨父母，抱怨社會。在台灣，這樣的年輕人被稱為“草莓族”，中看不中用，很難適應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工商業界的反應則是：在招攬人才時，有“一不要城市孩子，二不要獨生子女”的現象。這對“一胎化”一代的發展極為不利。6、群眾對公權力的挑戰在計劃經濟時代，人民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個人行

為必須符合團體的要求，對於任何政府政策，祇有接受，沒有反對的餘地。在這種情況下，所從事的群眾遊行、示威是不被允許的。可是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個人有了較多的自由，對於個人權利不受侵犯的意識逐漸形成一種氣候，於是中國各地區到北京上訪的人數愈來愈增加，儘管家距北京數千里，他們也會不辭辛勞去北京，要求晉見高層負責人。上訪效果不彰時，他們便會產生反抗的心理與行動，於是“釘子戶”便出現了。2007年春，在重慶出現的“釘子戶”對各地爭取個人權益的人民是一大鼓舞。政府對“釘子戶”不能採取壓制的手段；如壓制，會使“釘子戶”氣燄更盛。其實，這種對公權力挑戰的現象是開發中國家發展為新興工業化國家時難以避免的現象。一旦群眾有勇氣敢與政府公權力挑戰，很多公共建設的速度勢必被延緩下來。像在台灣，1980年代後期，即遭受這種困擾：大家都需要電，但用電戶都拒絕變電所設在家門附近；一條要更新的街道，祇因有一家反對，便會使更新計劃落空。7、泡沫經濟爆發的疑慮自2006年夏季以來，中國股市開始繁榮起來，尤其到了2007年夏天，股價飙漲猶如1989年下半年時的日本股市和台灣股市。到2007年7月，無論三教九流、薪資人員或學生，不管對股市是否有了解，都像潮流一樣投入股市，中國開戶數已逾1億戶。中國股市狂熱但有幾點現象不正常，即內線交易興隆，本益比已超過50，更令人擔心的是房市和股市的聯袂狂飊。這種現象的形成，乃是因為中國出超過多，造成的外匯累積過大，致爛頭寸過多，無適當的途徑利用。無論在房市或股市，社會上爛頭寸作祟才是泡沫經濟形成的根本原因。如果泡沫經濟爆發，對中國經濟持續成長之威脅很大。1990年日本和台灣的慘痛經驗可供參考。2007年夏天，中國的股價飊漲猶如1989年下半年時的日本股市和台灣股市，無論三教九流、薪資人員或學生，不管對股市是否了解，都像潮流一樣投入股市，開戶數已逾1億戶。中國股市的這種狂熱中透著不正常。四、轉化挑戰為機會的做法1、化解“中國威脅論”的途徑1 990年泡沫經濟的崩潰使日本有13年的時間在國際上抬不起頭來。今日中國尚沒有1980年代後期日本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設法消除西方人對“中國威脅”的疑慮是必要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是有道理的。在國際社會要發揮濟弱扶貧的精神，對於四鄰，儘量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不以武力傲視於人。在國際上，樹敵容易，交友難。即使已成為世界第二超強，也不能以此自滿，應小心對待第一超強，儘量避免同超強進行軍事競賽、太空競賽。前蘇聯的瞬夕瓦解，即是很好的借鑑。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很容易使超強找藉口的，便是兩岸關係。儘管台灣的軍力不堪一擊，但要尊重台灣同胞的意願，宜用時間爭取空間，不宜在名義上“錙銖必較”。不妨在“一中各表”的理解下，訂一個50年的和平共存期。兩岸是否合而為一，讓45年後的一代再作決定。利用這種方式解決兩岸關係，“中國威脅論”才不會被利用為打壓中國發展的藉口。2、嚴格執行檢驗制度，改善國際聲譽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內靠外人的直接投資，外靠對外貿易的拓展。“中國製危害論”對中國的對外貿易有不利的影響。如果世界各主要貿易國以此抵制中國的出口產品，這不僅會影響中國的外人直接投資，也會危害中國的就業。要解除這樣的危機，中國政府應訂定符合國際標準的驗檢法規，嚴格檢查所製造的產品。凡不合格的產品，不僅應將其毀掉，也要懲罰製造商。即使這樣做，也要費四、五年的時間，才能清洗掉“中國製有毒”的惡名。其實，粗製濫造，魚目混珠，是中國工商界的老毛病，在鎖國時代，科學驗檢不發達，讓人民作試驗的惡名不會“無遠弗屆”；在今天網絡時代，任何一件醜聞，在瞬夕間，都會傳達全球。政府當局對這類的事不能等閒視之，或視為外人有意的污蠛。3、改善環境污染應劍及履及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既引來外人指責中國為製造二氧化碳、破壞臭氧層、引發溫室效應的元兇，也對

　　 1 . Cr ai g K. El wel l , Mar c l abonet e and Way ne M. Mor r i s on( 2006) , “I sChi na a t hr eat t o t he U. S. E conomy? ”CRS Repor t f or Congr ess , Aug. 1 0,20 06 .　 　 2. E c onomy , E l i z abet h C. ( 2007) , “ T he Gr eat L eap Bac kwar d? ”，F or ei gn Af f ai r s, Vol . 86, I ssue 5, pp. 38-59.　　 3. S i mon Kuznet s( 1 979) , “Gr owt h and St r uct ur al shi f t s ”, i n Wal t erGal ens on( ed. ) , “E conomi c gr owt h and St r uc t ur al Change i n Tai wan”,cor nel l Uni ver si t y Pr ess. pp. 1 5-1 31.　 　 4 . Wo o d, Ch r i s t o ph e r ( 1 99 2 ) , T h e B u bb l e E c o n o my : J apan 'Ext raor di nary Specul at i ve Boom of t he 80s and t he Dr amat i c Bust of t he 90s.The At l ant i c Mont hl y Press.中國同胞的生存有嚴重的威脅。為了減輕這種威脅，即使每年少成長二、三個百分點，清除污染性產業也是值得去做的。為此，在暖化現象尚未直接危害到中國人 民生存的情況下，應利用相當數額的外匯收入，使江水變清、沙塵暴歛跡、空氣清新、大地重生。重視環境保護要進行全民動員，尤其要從孩童做起，即教導其如何身體力行，維護環境。更重要的，要大力推動能源創新工作。像荷蘭之利用北海潮流發電，解決民生用電問題，即值得學習。對於工業用電應發展核能發電，它不僅清潔，而且不會造成暖化現象，其安全性也愈來愈高。對於森林的保護，湖泊的保護，以及沙漠草原的保護，要貫徹執行所訂的法令，不使僥倖者得逞。4、對內在挑戰的因應對策前述內在挑戰的七個問題，本是一般開發中國家常遭遇和難於完全避免的問題。但要注意的是不要讓它們成為致命的瘤，在它們的形成過程中，要加以防範，甚至將其化解。例如貧富差距加大，本是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現象。創造就業機會是減緩貧富差距加大的最佳途徑。若在無法創造較多就業機會的情況下，政府應有一套社會救助政策。為此，應建立健全的賦稅制度，使富有的人多納稅，但政府要為社會大眾提供一個安適的生活環境，使富有者能留下來繼續投資，不會因稅負增高而出走海外。①針對“少子化”與“老年化”併發問題應早備對策“少子化”與“老年化”併發是未來社會的嚴重問題，為未雨綢繆，需要提早禦防。“一胎化”政策執行的結果會造成“少子化”問題；營養改善會延長老人的生命。“老年化”將是個人與社會的最大負擔，而“少子化”將是一國生產力難以提升的重要因素，而兩者的同時發生，會增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因此，放鬆“一胎化”政策也許是“少子化”發生滯後的一個因素。在這方面，應考慮全球化所帶來人才交流的問題，利用外國菁英也是解決問題的對策，二戰後的美國之富強就是得力於外國菁英的引進與利用。②妥善應付群眾對公權力的挑戰至於群眾對公權力的挑戰也是一個經濟發展後教育水準提高的必然產物。在威 權時期，公權力是至上的 ；當威權式微時，公權力的執行就會受到削弱，因為人民會對自己的權利受剝奪而向政府挑戰。在此情況，打壓不再是有效的方式，法治應成為政府執行公權力唯一的依靠。事前的說服，事後的安撫，都是解決政府與人民發生爭端的主要工具。五、結語自有史以來，一般大國的崛起，都是以經濟崛起為前提。有了經濟崛起，才有本錢致力於大國的崛起。可是大國的崛起，若憑實力征服世界，最後必為世界所征服，自古以來，可說無一倖免。今日中國經濟之崛起，祗能說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有力量提升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但要儘量避免和美國或日本一爭長短；否則，必成為它們的假想敵。一旦成為美、日的假想敵，中國的國際處境就會變得十分險惡，而且最後也會走上武力競賽的途徑。一旦走上武力競賽的途徑，中國經濟的發展就會成為犧牲品；一旦失去經濟發展的動能，全國人民又會回到貧苦的環境。對這個問題，不能不重視。無論如何，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日東升，這是世人所見到的現象。作為一個大國，就要有大國的風範與責任；而大國的責任是濟弱扶傾，對於世界上那些落後而貧窮的國家應給予適當的援助，使他們也有脫貧的機會。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拯救了西歐受戰爭摧殘的國家，使它們很快復興起來，成為美國的海外市場。中國的執政當局也應在這方面考慮對落後非洲的援助計劃，使禮運大同篇的理想在中國推動下，逐漸在各地獲得實現。參考文獻：s中譯本：泡沫經濟，閻蕙群譯，時英出版司，1998。5．于宗先、王金利（1999），台灣泡沫經濟，新版，聯經出版事業公司。6．吳敬璉（2005），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7．胡文豐（200 7），“‘中國製造’的危機”，產業月刊，450期，頁63－67。

澳門人力資源質量淺析■ 文／紀 修 （澳門）前言受澳門特區政府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委託，由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澳門大學學者組成的研究小組所作的《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調查（2007）》發現，在教育方面，受訪者對整體中小學教育及大專教育和對個人教育水平的滿意程度略有提升，表示在進修及計劃進修的比例亦略見增加。雖然受訪者仍然堅信知識可以改善社會及經濟地位，但相信自己的教育程度較澳門其他人低的情況仍相當明顯。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人口政策研究（2007）》報告中，研究小組發現，澳門人口呈現出五個主要趨勢中，其中一項是就業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偏低，人口素質有待提高。核心小組訪談及電話調查的結果表明，市民普遍希望特區政府在方面改善教育環境、提高人口素質方面有所作為。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當前澳門人口問題，最嚴重的是人口老化問題；其次為人口素質偏低問題，有53．8％認為嚴重或很嚴重。從澳葡時代開始，政府對於學校和學生就有一定的資助，在1 0多年前開始實行小學及幼兒園高班共7年免費教育，並且不斷擴大免費教育的範圍，至今已經實現

了15年免費教育，基本上所有的兒童及青少年都有機會上學。同時，澳門積極發展高等教育，至今已有10所高等院校，澳門的高中畢業生，只要願意繼續升學，基本上都可以在澳門，或者到中國大陸、台灣或其他地方上大學。然而，為什麼還是那麼多的市民認為澳門人口的教育程度偏差？情況究竟是否真的那樣呢？必須指出，那些調查主要是居民的主觀意見，也就是憑個人感覺，因此讓我們來看看實際數據吧。澳門人口受教育程度概況一個地方的人文發展指標之一，通常是以成年人識字率來衡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通常分為低、中和高三個等級。根據澳門《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報告》，能理解地閱讀，以及書寫有關日常生活之簡單說明人士，就被視為識字者。在15歲及以上的澳門居住人口中，識字者所佔比率（即識字率）為93．5％，比較2001年增加2．2個百分點。按歲組分析，15－19歲人士的識字率達99．7％，而65歲及以上居住人口則為60．1％。不符合識字者定義的居住人口中，近八成的年齡為50歲及以上，其中女性的佔約七成四。可見，如果說受教育程度低，主要是那些“老一輩”，尤其是女性。此外，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據，澳門的人文發展指數也不斷上升，其中教育指數升幅更大（表一）。表一：人文發展指數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從1 996年中期人口統計、2001 年人口普查和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的演變中也可以看出，澳門整體居住人口的教育程度不斷提高，2006年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比十年前增加達一倍，完成高中教育的增加了9％；相反，從未入學／學前教育則減少約一半（見表二）。至於勞動人口的學歷方面，同樣顯示澳門勞動人口的教育程度有很大的提高，低學歷的勞動人口不斷減少（見表三）。與香港、台灣比較，澳門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只有輕微的差別；與世界其他地方比較，則顯示澳門人口受教育的程度並不低（見表四）。表二：澳門三歲及以上居住人口的學歷分佈（1 996－2001－2006年）（單位：％）資料來源：《200 6年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報告》表三：澳門勞動人口學歷分佈（1996－ 2001－ 2006年 ）（單位：％）資料來源：《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報告》表 四：全球15－24 歲人 口識字率概況（單位：％）資 料來 源：聯 合國教 科文 組織“ 千禧年 宣言 ”計畫 目標資 料庫、Education for Al l Globa l Moni to ring Report 2006、台 灣“ 教 育 部 ” 教 育 統計和“內政部”內政統計年報。附 註： 聯合國 依據各 國2000年 至2004年 資料估 算結果 。另地 區分類係依聯合國之分類標準。

澳門人口的質量模型：兩頭小，中間大如上所述，從澳門的教育情況來看，非高等教育方面，政府在1 0多年前已經實行了7年免費教育，並且逐步擴大，將免費教育延伸到12年，繼而在2007－2008學年推行15年免費教育。而在很多年前，澳門積極發展高等教育，澳門的高中畢業生，經濟有困難的可以獲得助學金或貸學金，只要願意繼續升學，基本上都可以在澳門，或者到大陸、台灣等其他地方上大學。因此，這種普及免費教育和積極發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對於澳門人力資源素質的提高及可持續發展有重大的作用。可以預計，澳門人口的教育程度會隨著時間而越來越提高。這裡必須指出，澳門整體人力資源的教育程度，也會受到移民和外地勞工的教育程度高或低的影響。這部份人口的教育程度參差，在超過8．5萬的外地僱員中，只有一小部份是高級知識分子，如大學教授，而大部份是較低學歷的勞工（由於沒有統計，因此數字比較難以掌握），使得澳門整體人口及勞動力的平均教育水平有可能被拉低。教育向來也是金字塔形的，低學歷的多，學歷越高就越少。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教育的發展，就業人口的教育程度也越來越提高，尤其是先進國家和地區。從表二和表三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澳門人口的教育程度已出現低學歷的正在減少、中等教育程度和高學歷的正在增加的趨勢；澳門整體人口的教育程度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球形。總之，澳門整體人口和勞動人口的教育程度出現提高的趨勢。現在澳門年青人的學歷有很大的提升。圖為招聘會上的年青人。澳門人力資源的質量正在提高數量和質量是人力資源的兩個方面，除了勞動力的數量問題外，勞動力的素質也是個重要的問題。人力資源內部的質量對數量還有較強的替代作用，如八個素質較高的勞動力所發揮的作用，可能等於十個素質普通的勞動力，也就是說，提高勞動力的質量，等於可以提高勞動力的數量。根據學者的看法，人力資源的質量，從狹義方面是指勞動力個體所具有的體質、智力、知識和技能水平等基本因素的總和；從廣義方面還應包括人口規模、年齡與性別結構、產業結構、人力資源流動質量及人力資源存量等內容。人力資源的質量主要是受遺傳和其他先天因素、營養因素、教育方面的因素所影響。除了因遺傳、疾病而殘障者外，一般人在體質和智力方面的先天差異比較小。在物質生活豐富的澳門，營養方面也不存在問題，因此，人力資源的質量主要就在於“智力”方面，而影響人力資源的質量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就是教育方面的因素。可喜的是，如上所述，澳門整體人口和勞動人口的教育程度正呈現提高的趨勢。決定生產力水平的因素除了人力資源的素質外，還有所使用的生產技術和生產設備。然而，掌握和應用新的生產技術和設備需要接受過適當的職業教育或職業技能培訓的人員，因此，提高生產力水平，歸根結底是需要有素質的人力資源。素質較低的、缺乏適當訓練的勞動人口適應能力較差，較難學習新的東西和適應新的環境，因此在同一行業內部或在行業之間的流動能力較低，結果之一是容易在經濟結構轉型中失業。從表五可見，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就業率比失業率高出一倍多。表五：2007年第二季就業人口與失業人口的學歷比率單位：％資料來源：2007年第二季的《就業調查》

此外，我們還可以PQLI 指數來分析澳門人口的質量。國際上通常採用 PQLI（Phys i cal Qual i ty of L i f eI ndex，物質生活質量指數）來反映人力資源質量的高低，其計算方式為：PQLI＝（嬰兒死亡率指數＋平均預期壽命指數＋成人識字率指數）÷3。PQLI指數是美國的莫里斯（M．D．Mor r i s）等人於1975年提出的。計算時需要將數據轉換為指數形式，計算方法如下：一，嬰兒死亡率指數：以1950年以來聯合國統計記錄中嬰兒死亡率最高的229‰（加蓬）為0，以最低的4‰（日本）為100；由229‰至4‰做100等分，嬰兒死亡率每改變2．25個千分點，嬰兒死亡率指數就改變一個百分點。二，平均預期壽命指數：預期壽命最低的是1950年的38歲（越南），最高的是1995年的80歲（日本）。以38歲為0，以80歲為100；將38歲到80歲1 00等分，預期壽命每改變0．42歲，則其壽命指數改變一個指數點。三，成人識字率指數：受過中等以上教育人口的比例直接轉為指數。根據2001 年的數據計算， 澳門的 PQL I指數為（99．87＋96．67＋45．3）÷3＝80．61根據2006年的數據計算，澳門的PQLI 指數為（100．58＋98．57＋56．9）÷3＝85．35（註：根據原來的計算方法，嬰兒死亡率以最低的4‰（日本）為100，但是澳門的嬰兒死亡率已低至2．7‰ ，因此2006年嬰兒死亡率指數出現超過100的情況。）按照學者的劃分，PQLI指數分為0－60、60－80、80－100三級，分別用來表示人力資源質量的低、中、高水平。從數據上看，澳門的人力資源質量已經達到高水平了；將2001年和2006年的數據作比較，可以看出澳門的人力資源質量正不斷地提高，五年中提高了接近五個指數值。不同產業對於勞動力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特徵和產業發展方向，對於勞動力有不同的要求。衡量人力資源的質量，也必須考慮勞動力文化和勞動技能素質與社會經濟發展是否能夠適應。人力資源的質量，人們通常以教育程度來衡量。實際上，不同行業、行業中不同的工作一般由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來擔當，不一定都需要高學歷的人，澳門公職人員通則對此有詳細的規定（表六）。比如，加入保安部隊的，以前只需要小學畢業的學歷，後來才提高學歷至初中畢業或葡文九年級，最近通過的法律則提高到高中畢業。在現實中，大部份工作並不需要高學歷。從表七可以看出，第一至第三大類的人員以高學歷為主，第四大類文員需要中學學歷和高等學歷，其他大類的從業員需要的學歷只要小學畢業和初中畢業就行，而且這些佔就業人口的大部份。表六：各種公職人員所需的學歷資料來源：澳門公職人員通則表 七：2006年按學歷及職業統計的就業人口 （單位：人）註：1．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專科和大學。2．職業分類：第一大類：立法機關成員、公共行政高級官員、社團領導人員、企業領導人員及經理第二大類：專業人員第三大類：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第四大類：文員第五大類：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第六大類：漁農業熟練工作者第七大類：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第八大類：機台、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装配員第九大類：非技術工人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2006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報告》

產業的發展狀況，決定了它對於人口在數量和質量方面的不同要求。有國內學者指出，國內現在所缺少的不是大學生，而是高級技工。新加坡兩年前也在爭論是否將某所理工學院升格為大學，結果被政府否決，因為實際需要高級技術人員。在興建“澳門蛋”時，由於屋頂鋼架的電焊需要較高的電焊技術，而澳門缺乏高級電焊工，最後要從廣州聘請高級電焊工。這些例子說明，我們需要高學歷的勞動人口，但同時也需要高技術的勞動人口。因此，對於勞動人口的培訓，主要應該是技術方面的培訓，不一定硬要提高他們的學歷。勞動人口的教育程度基本能適應產業需要當然，教育程度高總比低好，澳門的勞動人口的整體教育水平還要提高，但如上所說，不一定要大家都成為大學生。以澳門的產業結構來看，澳門的四大經濟支柱中，製造業已經式微，它與建築業及博彩旅遊業一樣，從業員都不需要很高學歷，只有金融業的部分僱員，管理人員、會計師和建築師等專業人士，以及正在發展的會議展覽業的部份專業人員需要較高的學歷。總的來說，澳門勞動人口的教育程度基本能適應產業的需要。但是，由於澳門的人口規模小，因而勞動人口的數量遠遠追不上產業擴充所需的數量，需要從外地大量輸入，至2007年年底，澳門從外地輸入的勞工已經達八萬人，即澳門勞動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外地勞工。正如上面所說的，沒有一定數量的人口，人口質量的提高也無從談起；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是互為條件的。這就是人們既抱怨人力資源不足又抱怨素質偏低的原因。由於澳門人口太少，而經濟又不斷擴張，各行各業都嚴重缺乏人力資源，因此，在輸入外地勞工過程中，除了輸入大部份學歷不高的人力外，不少澳門需要的教育程度較高的、質量較高的人力資源，也要通過輸入外地僱員的方式輸入。也就是，廣義的澳門人力資源的質量存在不足的問題。短期來說，輸入高質量的人才是最快捷、直接的辦法；然而，長期來說，加大培訓力度才是提高人力資源質量的根本辦法。對於澳門人力資源質量的看法下面就澳門人力資源的質量及培訓，以及失業問題提出看法：一、不同的產業發展水平、產業特徵和產業發展方向，對勞動力提出不同的要求。隨著澳門產業結構的改變和升級，預計需要較專業和最新知識的工作職務的數量，將會超過其他類別的工作職務，將來許多企業和機構將更加需要受過較高教育的勞動力。這種趨勢意味著，那些低學歷的勞動力將日益處於不利的境地，他們的就業機會將限於報酬較低的行業，如製造業、保安、清潔等。然而，衡量人口結構質量必須考慮勞動力文化與勞動技能素質與產業的發展是否一致；考慮與相關產業相適應的勞動力質量，不能不分情況，簡單地認為高質量的勞動力數量越多越好，比例越大越好，如果超過了經濟或具體產業所需要的高質量人力資源，就會形成人力資源的浪費。因此，政府在制定培訓計劃時，應根據行業的需要。我們認為，政府對於博彩業人員的培訓不應該再繼續投入，因為，雖然政府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產業，但博彩公司都是大財團，他們有能力自己培訓所需要的人員。政府的培訓，應該著重旅遊服務業的從業人員。一方面應該擴大旅遊學院的招生名額，以適應旅遊業發展，為不斷落成的酒店和酒樓培養所需的管理人才，同時增加培養新興的會議展覽業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由於中小企業規模小，能力有限，很難自己培訓所需的從業人員，因此政府應該改變培訓的方向，增加對中小企業所需的從業人員的培訓，作為扶助中小企業的政策之一。產業的發展狀況決定了它對勞動人口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的不同需求，具備一定數量與質量的勞動人口，對於促進澳門經濟各種產業的發展會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們希望勞動人口通過培訓，從而掌握技術和技能，提高質量，可以充份自由地隨著市場的需求，在行業之間合理而順暢的分流，這才有利於促進澳門各種產業的發展。二、有些人總是強調，失業的都是那些年紀偏大的中壯年、低學歷的人士，認為這絕大部份是結構性的失業，難以再就業。甚至有的人認為這些失業人士很可能淪為永久的失業者，即使經過培訓也不可能再就業，不能指望由他們來填補人力資源方面的空缺。言下之意是政府要準備把他們“養”起。

這種結論性意見有一定的根據，一般来说，失业者通常都是文化程度较低、缺乏一技之长的劳动者，但也不盡然。筆者認為有幾個問題需要作分析。首先，在人文發展指標方面，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以識字率來作為指標；在人口素質方面，則是以受教育程度來作為指標，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越大越好。實際上，如上所述，澳門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並不差，已接近發達國家和地區。但在澳門的一些研究，卻經常強調澳門的勞動人口和失業人口的低學歷。筆者認為，他們評定學歷高低的標準值得商榷。如果一定要把澳門的勞動人口和就業人口按受教育程度來劃分，應該分為低教育程度（“識字”和小學畢業）、中等教育程度（包括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程度（包括大專和大學教育以上）三種，而不應該將初中教育程度的勞動人口也歸於低學歷，由此來顯示澳門的大部份勞動人口教育程度低。其次，澳門的勞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其實也受市場規律規範，與市場相適應。澳門的勞動人口在就業機會較多的時候，不管學歷的高低，就業率和失業率沒有多大差別；只是在工作機會較少的時候，低學歷的勞動人口的競爭力會較低。從就業調查來看，低學歷的失業人數雖然絕對值較大，但從比例上來看，各種教育程度的勞動人口的失業率，實際上與就業的比例沒有多大的差別。根據表八，看不出失業人口中教育程度低的就必然失業嚴重，低學歷的失業人口雖然絕對值較大，但從比例來看並不盡然。未完成小學教育和小學教育這些低學歷的失業人口雖然較高，但其比例正在降低，而受過中學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失業人口比例卻有上升的趨勢。可見，失業的原因與失業者的學歷高低並不是主要的關係。畢竟，澳門的產業主要是服務業和製造業，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並不一定需要有高學歷的。表八： 近年澳門失業人口的教育程度的百分比（單位：％）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就業調查》第三，澳門的產業結構已經轉型到以服務業為主了，但產業並沒有如一些學者所說的到了升級階段。澳門的資訊科技產業至今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也沒有形成文化產業。可以說，澳門的產業仍然以服務業和製造業為主，除了酒店和賭場等需要一些高學歷的管理人員外，這些行業所需的人力資源大部份仍然不需要高學歷。如果低學歷的僱員不是想入非非，不繼續做工人而想做工程師，或者想升上管理層，在就業機會多、勞動力緊張的情況下（見表九），低學歷不應該是失業的理由。可以說，一些行業的工資太低，如製造業、清潔和保安，使得一些工人寧願不幹，才是失業的真正原因。由於工資低，輸入的外地勞工以服務業和製造業這兩個行業的最多，那些外地勞工的學歷都不要求高，實際上不少是低學歷的，尤其是製造業工人。這從勞工事務局公佈的輸入外地勞工數字可以看出，輸入的絕大部份是非技術勞工，只有極少數是技術勞工。表 九：按行業職位空缺（單位：人 ）資料來源：勞工事務局。從統計暨普查局《就業調查》有關失業人口的年齡組別的統計還可以看出，那些失業人士以45至49歲最多，其次是40至44歲，也就是說，失業人士以中壯年為主。既然失業與學歷沒有多大關係，那就與年齡有關係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失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基於年齡歧視。總之，筆者認為，失業的大部份是那些年紀偏大的中壯年、低學歷的人士，在就業機會多的情況下，主要原因並不在於他們的教育程度，而是在於年齡歧視和工資過低。當然，筆者也不否認，雖然澳門的勞動人口不一定都需要高學歷的，但是必須提高素質，提高教育程度，要加強培訓，才能提高整體勞動力的質量，以提高生產力，節省勞動力，才能適應將來的發展需要。

■　　 對澳門而言，應當把引進優秀人才當作一項長遠任務，統籌兼顧，有條不紊地順利進行。圖為澳門機構在內地某市進行人才招聘。論澳門的優秀人才引進文／李嘉曾 （澳門）澳門特區成立以來，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倘若以順應時代潮流、展望未來趨勢的目光來審視，澳門的現狀仍有一些不如人意之處。如經濟結構的不甚合理、社會階層的利益不均，貪腐現象的客觀存在，以及社會風尚中的不良習俗等等，這些都有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對澳門的進一步發展產生阻力甚至造成障礙。為了打造“經濟建設與人文關懷同步發展”、“全局與局部、物質與精神都全面走向繁榮的社會”，筆者認為大力引進優秀人才是實現這些目標的重要途徑。優秀人才對社會發展的關鍵作用優秀人才並非泛指具有一定知識和技能的專業人士，而是指具有特定內涵、達到一定標準的高質量人才。人才學中提出：人才是“通過自己的創造性勞動，比周圍的人做出更大貢獻的人”。由此可見，人才必須具備兩大特徵：創造性和貢獻。優秀人才應具有較強的創造性，並且已經做出了比較顯著的社會貢獻。這樣的評價標準，是遠非一般專業技術人士所能達到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顯示，優秀專業人才在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能夠發揮五大關鍵作用：骨幹作用、開創作用、示範作用、吸引作用、標誌作用。“骨幹作用”是指能夠圓滿完成所承擔的任務，在所在的群體中成為核心，產生重要影響。任何一個群體中的成員都可以劃分為不同的層次，處於核心地位或最高層次的總是少數。他們人數雖少，卻是難能可貴的精英和業務骨幹，在工作中肩負著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在管理學中被稱為“關鍵的少數”。優秀人才無疑首先應該並可能充當各行各業的骨幹。“開創作用”是指能夠開拓和創造嶄新的工作局面，把從事的事業推進到更高水平。對於積極謀求發展的單位或部門來說，僅僅完成任務還遠遠不夠，應當努力開創新的局面。優秀人才通常具有較強的開拓創新精神，不滿足於現狀，不斷探索發展變化的新思路、新辦

法、新途徑。“示範作用”是指能夠為周圍的人樹立榜樣，提供經驗，帶動所在的群體團結協作，取得更大的成績。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在正確的是非觀念和道德標準的影響下，總會自發甚至自覺地“見賢思齊”。因此，當優秀人才充分發揮其骨幹帶頭作用的時候，無形之中就會以身作則，成為同事甚至同行學習的榜樣，從而樹立團結協作的良好風氣，促使任務完成得更好，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吸引作用”是指能夠產生顯著的社會效應，造成深遠的影響，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慕名而來，共同奮鬥。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對於許多有識之士和精英人物而言，他們尤其追求與志同道合者合作共事的有利環境與和諧氛圍。優秀人才不僅以自身品質與成就對同類人才產生吸引力，而且可以通過自己的社會關係廣泛地聯絡優秀人才，凝聚更多的英才共同奮鬥。“標誌作用”是指能夠成為所在單位、行業的出色代表性人物，為所在地區打造著名品牌，樹立典型標誌。優秀人才是彌足珍貴的無形資產，他們不僅是所在單位或行業的出色代表，而且能夠成為所在城市，甚至所在國家和民族的光輝形象。對於致力於打造精品，塑造形象的地區而言，優秀人才就是個性鮮明的獨特標誌，能夠產生強大的精神力量。正因為優秀人才能夠發揮上述關鍵作用，他們對於社會發展的推動與影響作用是一般專業技術人士無法達到和無可替代的。引進優秀人才促進社會發展的成功經驗縱觀當今世界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積極引進優秀人才是促進社會發展、提升社會水平的成功經驗之一。僅以美國和香港為例說明問題。1、美國引進優秀人才的成功經驗美國人一向承認甚至標榜自己的國家是個“移民國家”，可以說沒有移民就沒有美國。最初的歐洲移民創建了這個新興國家，早期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移民共同支撐起這個年輕的國家。在早期美國對移民幾乎是來者不拒，沒有限制。但隨著人口的增加，國力的增強，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美國也不斷調整和修改移民政策，逐步將吸引移民的重點轉向優秀人才。1921年，美國開始實施“移民配額法令”，限制一般性移民的份額，明顯增加了技術移民的比例。20世紀50年代以後，又多次修改移民法，明確規定對於“精英”採取特殊移民政策，凡著名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作家、記者、藝術家等，不受國籍、年齡和資歷的限制，允許優先移民美國。1965年，新的“優惠制”移民法正式頒佈，每年專門撥出2．9萬個名額用於國外高級人才的移民。1990年生效的新移民法保留了重點向技術移民傾斜的政策。近20年來，隨著高科技革命的興起，美國在移民管道以外，還通過實施H－1B短期工作簽證計劃並逐年增加名額的辦法，大量引進有專長的外國人士來美工作；通過擴大留學生計劃和“綠卡制”吸引優秀留學生留居美國；通過接受訪問學者的方式聘用外國專家留美開展科學研究等等。這些政策和措施都為美國引進優秀人才提供了有效的管道和可靠的保證。優秀人才的大量引進也確實使美國獲益匪淺。如1991－1992年間在美深造的留學生約有60萬人，其中約半數（大部分是學業優秀者）畢業後留居美國。在I T業的聚集地硅谷，來自中國和印度的高科技專業人員約佔三分之一，因此人們戲稱硅谷是IC（India and China）的天下。又如1946年起美國實施向國外學生和學者提供獎學金的“富布賴特計劃”，吸引了大批優秀學人來美國深造。據不完全統計，該計劃的受惠者中有160餘人後來成為了各國的國家元首、政府總理或內閣要員（包括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等），科技文化領域的名人更是不計其數。這些精英的親美情結無疑使美國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裏都受益。2、香港引進優秀人才的成功經驗香港也有與美國類似的情況和經驗。香港作為一個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國際化大都市，一向重視引進海外優秀人才。回歸祖國以後，積極引進內地優秀人才的事宜也被提上議事日程。2003年2月26日，時任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在向立法會提交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中指出，從當年7月開始，香港將放寬輸入內地專才和優才的條件，如允許申請獲准者攜帶直系親屬入港，撤銷只准從事特定行業的限制等等。報告書還建議從內地輸入更多不同專業的優才、專才，如藝術教育工作者、國際知名運動員和教練等。2006年6月28日，香港政府又推出新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規定申請人無

須預先得到本地僱主的聘請，只要符合引進條件，就可以來香港工作或創業。這些政策措施有效地推動了香港回歸以後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體育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和繁榮。專才優才的輸入不僅有效地改善和提高了香港勞動人口的素質，而且帶來了可觀的社會效益。例如，香港科技大學於近年成立高等研究院，聘請10餘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組成國際顧問委員會，並由楊振寧擔任主席，該委員會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產生了巨大影響。從廣東引進香港的乒乓球運動員高禮澤和李靜，分別在2004年和2006年為香港贏得了男子乒乓球雙打奧運會銀牌和亞運會金牌，書寫了香港乒乓球運動的光輝歷史。澳門引進優秀人才的必要性在新的形勢下澳門之所以要將引進優秀人才作為當務之急，是由以下因素所決定的：1、經濟發展的需要澳門自回歸祖國以來，經濟發展勢頭良好。據特區政府統計局公佈的資料，澳門GDP已從2000年的483．86億澳門元提高到2006年的1004．99億澳門元（以2002年不變價格計算），其中有4年的實際增長率超過1 0％。而澳門的失業率則逐年下降，已從2000年的6．8％下降到2006年的3．8％，進入2007年以後更下降到3％以下；與此同時，近幾年的就業不足率則始終保持在1－2％左右。這些資料說明，澳門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引進更多的勞動力。然而，目前澳門引進的外勞情況存在著層次較低、結構不合理的缺陷。2007年2季度澳門共有持勞工卡的外地雇員7．5萬人，其中從事文娛、博彩、飲食等服務業和傳統製造、建築業的約佔75％以上，科技成分較高的教育、醫療衛生和金融業引進的勞動力總共才1147人，僅佔總數的約1．5％左右。知識經濟的深入發展對勞動力的專業背景、知識結構、能力水平及綜合素質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優秀人才恰恰能夠較好地滿足當代經濟發展的需求，理應成為澳門當前引進人才的首要選擇。2、社會進步的需要經濟發展不是社會發展水平的唯一指標，社會進步還有賴於人口素質的提高。從總體上看，澳門目前的人口素質尚處於較低水準，這是澳門經濟躍上新台階的制約因素，也是澳門社會進步受到限制的瓶頸。例如，至2007年2季度澳門現有的29．64萬就業人口中，按教育程度來劃分，其中小學程度及以下者佔26．6％，初中程度者佔31．1％，高中程度者佔24．0％，而受過高等教育者只佔18．3％。由此可見，澳門現有勞動力總體素質不盡人意，難以適應高科技迅猛發展的時代潮流。要逐步改變這一局面，大量引進高素質的優秀人才是當務之急。3、政策調整的需要考察澳門現行的外勞政策和移民政策，可以發現其中存在著指導思想上的缺憾。過去特區政府實施的主要是“置業居留”政策，這一政策對促進經濟發展曾經發揮過一定的積極作用，隨著形勢的變化，目前這一政策已經中止執行。但是，相比之下，澳門的技術移民政策卻是軟弱無力。指導思想上的欠缺導致了實踐中的偏差，長期以來，優秀人才和專門人才較難引進特區，內地的優秀人才難在澳門找到用武之地。澳門特區貿促局提供的資料顯示，2006年全年特區共批准2636宗居留申請，其中購買不動產的有2119宗，佔80．4％，而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只有499宗，專才和優才的比例自然更低。為了改變現狀，澳門亟需調整移民政策，大幅度地向引進優秀人才傾斜。4、形象塑造的需要歷史是人創造的。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小到一座城市、一個單位，都需要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來塑造形象。澳門也不例外。一方面，澳門長期以來留給世人的印象是博彩業繁榮昌盛，娛樂場遍地開花，賭王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澳門的代表人物。為了改變人們的偏見，澳門應當在理順經濟結構的同時，培育科技、教育、文化、經濟等領域的精英型代表人物，改變狹隘片面的舊形象。另一方面，澳門面積雖小，但級別不低，大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可是澳門在許多領域（特別是科技、文藝、體育等領域）的發展水平卻偏低，與特區的級別極不相稱。例如，在澳門缺少世界甚至全國聞名的科技、文學、藝術大師以及頂尖水平的著名運動員。為了改變這種區域級別與人才水平不對稱的狀況，澳門在積極培育本土優秀人才的同時，還應該大力引進區外優秀人才，以滿足塑造特區正面形象的需要。對澳門引進優秀人才的建議

1、轉變觀念，為引進優秀人才奠定基礎引進優秀人才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涉及社會的各個層面，也會對各階層的利益分配帶來一定的影響。因此，決不可草率行事，而應當盡可能使全社會形成共識，為做好這項工作奠定思想基礎。首要的問題是轉變觀念，破除不理解或不贊成引進優秀人才的模糊觀點。首先是“優秀人才無用論”。有人認為，優秀人才與一般專業技術人員甚至一般勞動力沒有太大的區別，沒必要花大代價去引進優秀人才。這種觀點的要害是對優秀人才的社會價值認識不足。如前所述，優秀人才能夠發揮獨特的骨幹作用、開創作用、示範作用、吸引作用、標誌作用，這是普通勞動力所不具備的，也是一般專業技術人員無法達到的水平。只有客觀公正地承認優秀人才的積極作用，才能端正態度，歡迎他們的到來。其次是“優秀人才有害論”。有人認為，優秀人才會對本地勞動力帶來就業壓力，損害其既得利益。其實這是一種片面甚至狹隘的看法。優秀人才與普通勞動力遠非處於同一層次，兩者之間不存在可比性和可替代性。因此，擔心優秀人才搶自己飯碗的顧慮只是杞人憂天。優秀人才不僅不會損害本地勞動者的利益，相反還會帶來更大的利益。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提供的資料，每引進一個內地專才優才，可為香港創造2．7個新的工作職位；專才優才進入香港的第一年，平均每人可以創造30．8萬港元的價值，兩年後更會增加到231萬港元。再次是“優秀人才難引論”。有人認為，優秀人才十分稀缺且價值不菲，想要引進必定十分困難，甚至擔心優秀人才會擺架子、耍脾氣，給引進工作帶來麻煩。這種看法是對優秀人才不甚了解的表現。優秀人才之所以成為優秀人才，從總體上看，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不僅具有比較高超的知識技能，而且具有比較優秀的綜合素質，特別是具有比較優秀的情商。所以，絕大多數優秀人才會以事業為重，會審時度勢且通情達理，只要能夠為他們提供相對有利的條件和發展空間，他們往往都會願意來到新的環境大顯身手。2、調整政策，為引進優秀人才提供依據要使引進優秀人才的設想成為現實，必須建立切實可行的運作機制，而特區政府調整相關政策將為這一機制提供法律依據。調整政策應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原有政策的修訂。澳門目前尚無實用的人才引進法律，有一些接近相關主題的法律法規，如勞動力輸入、就業、居留權等方面政策，或是未涉及實質性問題，或是過於陳舊（某些回歸之前的澳葡總督批示仍被職能部門列入“相關法規”的範疇），無法適應新的形勢；有些還體現了不利於引進人才的落後觀念。對於這些政策，應當組織力量認真甄審，及時通過正常程序加以修改完善，使之有利於優秀人才的引進。二是新政策的制定。對於澳門而言，引進優秀人才畢竟是一新生事物，需要高度重視，認真對待。為針對性地提供政策依據，應組織專家研討協商，達成共識，並通過立法程序專門制定引進優秀人才的特殊法規。3、組建機構，為引進優秀人才承擔專職優秀人才的引進是一項艱巨且複雜的工作，涉及到多方面，不花大力氣難以做好，政府對此應承擔責任。目前澳門並無專門機構負責專才或優秀人才引進，有關工作難以組織落實。特區政府雖然根據行政長官何厚鏵的批示於2007年5月28日成立了人力資源辦公室，但該機構的性質僅僅被規定為“具體處理聘用外地僱員申請職能的項目組”，無論從工作對象還是職能範圍來看，都與優秀人才引進存在較大差距。倘能在特區政府的架構內建立一個以引進優秀人才為職責的專門機構，賦予其明確的任務，使之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專業性，則有助於理順關係，落實政策，集中精力做好相關工作。4、認真研討，為引進優秀人才制定規劃對於澳門而言，引進優秀人才不能搞實用主義，不能一味追求速度，而應當把此事當作一項事關全局的長遠任務，從長計議，統籌兼顧，力求有條不紊地順利進行。建議政府組織一定的力量，聘請高水平的專家，針對澳門引進優秀人才的理論意義和操作方案進行研討，制定一個包含澳門擬引進優秀人才的社會領域、專業特長、水平標誌和數量範圍等內容在內的中長期規劃，並將其分解為若干個短期計劃，以便儘快付諸實施。參考文獻：1．王通訊，人才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 00 1 年第1 版。2．鍾錫知李嘉曾，創造性人才之路，展望出版社，198 7年第1版。3．王志章，美國人才引進的政策機制分析，ht t p：／／www．z a oba o．com／（聯合早報網）2 0 0 7 年6 月1 1 日。4 ．王燕萍，香港特區政府將放寬輸入內地專才和優才的條件，新華網香港2 0 0 3 年2 月2 6 日電。5．李嘉曾，拔尖人才基本特徵與培養途徑探討，《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 0 0 2 年，第3 期。6．澳門移民新政策宜著重輸入專才，ht t p：／／hi ．ba i du．com／，2007年4月4 日。

從中聯辦副主任徐澤講話看澳門經濟發展■ 文／陶慕和 （澳門）澳門中聯辦副主任徐澤在2008年1月24日拜訪澳門中華總商會時說：現在澳門、中國和世界的情況都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澳門經過這幾年的發展，在快速發展中難免出現一些問題，有老的矛盾，亦有新的問題，新舊問題交織，令問題更複雜；越是出現這種情況，就越需要本澳舉足輕重的社團，需要更多社團中的社會賢達、精英，能夠有全局、長遠的眼光，從澳門的整體利益出發，來考慮澳門長遠發展的需要；澳門的整體利益並非單指澳門本地，還包括澳門和周邊地區的關係、和國家的關係、和世界的關係；澳門的發展要有美好的前途，必須和國家的前途及周邊的發展聯繫在一起，澳門要走的發展道路是“和平發展”，即要雙贏和多贏，使各方都能在這一發展中得益；未來只能走和平發展，雖然走起來更難，但越難越能體現出中國人的聰明，相信澳門同胞、中總的精英具有這種能力，能夠從澳門的整體利益出發考慮長遠的發展。一般說來，內地官員說話往往都比較抽象和含蓄，特別是在涉及到原則性問題時更是如此，所以對徐澤的此番講話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既可以從國際關係的高度上來看，也可以從澳門社會的現實情況上來理解。但在筆者看來，與以往內地一些官員的公開講話相比，徐澤此次講話的新意頗多，而且這番講話可能不會是他個人的隨口之言，因為以中國內地官場的潛規則，官員一般都“寧可不說話，不能說錯話，一旦說錯話，頭上沒烏紗”，所以徐澤的此番講話，應該是得到了上級指示和經過字斟句酌之後才說出來的。而且眾所周知，在澳門目前的這種所謂“行政主導”的制度安排下，真正對澳門發展起主導和決定性作用的，是澳門政府，而不是什麼社團或“社團中的社會賢達、精英”。徐澤在中華總商會談論澳門發展問題，很可能是要以一種敲山震虎的方式來把這番話說給澳門特區政府聽。目前來自內地或代表內地的官員一般爲了維護“一國兩制”和顧及特區政府顏面，在公開場合往往都會對澳門特區及其政府大唱讚歌。但徐澤的此次講話不再復述諸如“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安定和諧，居民安居樂業”之類的套話，而是直接認為目前澳門“有老的矛盾，亦有新的問題，新舊問題交織，令問題更複雜”，這與以往相比就顯得不太客氣。其實從近兩年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赴京述職和出席其他場合與胡溫見面的情況可知現在中央對澳門特區政府也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寵愛有加，徐澤的此次講話則可能是將目前中央對澳門特區政

指瑕一則讀《九鼎》第三期，内載陳培福先生《鄭觀應外商内儒經世思想觀之詮釋》一文，立論穩妥，文獻詳實。然智者千慮，一誤難免。特爲指出，以求完璧。其文開篇云：“宋朝陳同甫有名言‘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龍川集》）’，這是衆所周知的。”實則所徵引之言出自北宋大儒張載（字子厚，1020－1077）《張子語錄》，而非南宋陳亮（字同甫，1143－1194）《龍川集》。原文為“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見《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320頁）。在朱熹、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中，易“志”字為“心”字，引作“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見《近思錄》，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頁）。而在滙編於明萬曆年間的《張子全書》序言中，張子後裔張能鱗更是將張子的原話改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也就是現在為人們所熟知的“橫渠四句教”版本。此後黃宗羲等編撰《宋元學案》即沿襲之。至於陳文中提到的陳同甫，亦有一句流傳至今的名言，云：“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見《甲辰答朱元晦書》，《陳亮集》，中華書局1974年版）以上所述陳文之小誤，雖與宏旨無關，然學者著文，正自不可不慎也。盧康華 （澳門） 丁亥臘月廿三日府的態度進一步顯露出來。徐澤說澳門要走“和平發展”之路，“即要雙贏和多贏，使各方都能在這一發展中得益”，徐澤的這些話可能是想告訴澳門特區政府，想通過犧牲國家和周邊地區的利益、用損人害己的方式來獲取自己的長期發展是不可行的。對澳門說“要和平發展”，顯然不是說澳門不要在軍事上威脅別人，而是另有所指。眾所周知，澳門特區政府目前實行的是“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產業”的發展之路，這一發展之路使得澳門的經濟、政府財政收入和居民生活水平都主要依賴於博彩業。而無論披上何等絢麗的外衣，博彩業都是一種能夠帶來較多負面影響的產業，它具有“能夠滋長人們不勞而獲心態”、“誘發社會犯罪”等負面作用。澳門為自己設立了“禁止公務員進賭場”等限制措施，但卻希望外來賭客日益增多以推動自己博彩業的增長。目前澳門的外來賭客主要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他們無可避免地會將博彩業的負面影響帶回自己的所在地，這樣一方面是澳門博彩業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是中國內地和香港因此而日益增長的社會損失。可能正是因為當前澳門博彩業的快速增長嚴重損害了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利益，徐澤才會說“澳門的整體利益並非單指澳門本地，還包括澳門和周邊地區的關係、和國家的關係、和世界的關係；澳門的發展要有美好的前途，必須和國家的前途及周邊的發展聯繫在一起”。過去內地的來澳賭客較少，澳門博彩業對內地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較小，而且以前的中央領導可能對博彩業也缺乏認識，所以當時的幾位國家領導人才曾說過“在中國人管治的地方只允許澳門一個地方開賭”、“全力支持澳門博彩業發展”，並給澳門特首的工作打出過一百零一的高分。但現在隨著內地來澳賭客的日益增多以及博彩業負面作用的日益顯現，中央領導對博彩業和對澳門特區政府領導人的管治能力也都有了新的認識，進而也就在態度和某些政策上作了一些相應的調整和改變。過去幾年不斷推廣的“內地居民港澳自由行”政策在2007年就已基本停頓，不再擴展到內地的其它地區；廣東等一些省市更是收緊了“自由行”政策。徐澤所說“現在澳門、中國和世界的情況都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澳門的發展“要雙贏和多贏，使各方都能在這一發展中得益”，這些話可能就是想告訴澳門特區政府，中央政府現在已不會再像過去那樣為所謂“支持特區發展”而犧牲內地自己的利益。徐澤是澳門中聯辦的高層，他這次在澳門中華總商會的講話既可視爲是一種勸告，也可視為是一種警告。筆者自己的理解是這一講話警告的成份可能更多一些。澳門的一些官員、學者和博彩企業的代表人物在展望澳門經濟和澳門博彩業的發展前景時，常常都會認為背靠著中國內地這個有著十三億人口的龐大市場，澳門博彩業和澳門經濟長期無憂。但筆者認為徐澤的此次講話至少應該提醒澳門特區政府：把澳門經濟的持續發展投注在目前所走的這條名為“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實則是犧牲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利益的經濟發展之路上，真的能夠長期無憂嗎？

反思天災 毋忘人禍—— 雪災過後的思考■文／程惕潔 （澳門）春節前後，中國經受了一場雪災襲擊，突然導致大面積停電、南北交通中斷、百萬旅客滯留。形勢之嚴峻，迫使政府官員和數十萬軍警放棄休假，數百萬民眾動員起來搶險救災，若干省區進入緊急狀態，險些釀成一場全國性的危機。當然，“患難之中見真情”。為抗雪救災，一時湧現出許多捨己為人、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和感人場景，春晚還為此臨時安排了一場特殊的詩歌朗誦，許多耀眼明星登台獻藝，令億萬觀眾熱淚盈眶。目前，雪災陰影基本揮去，對英雄模範的謳歌讚頌也告一段落，我們是否應該冷靜下來，反思一下這場天災，總結一下經驗教訓？然而時至今日，尋遍國內媒體，除了歌頌讚揚和慶功表彰之外，幾乎看不見有深度的檢討，更看不見像樣的研討會、質詢會和任何追究責任的司法程式，好像天災不是災，受罪不像罪，倒像是一場應該歌頌，值得慶賀的大喜事，真是“傷疤未好已經忘了疼”。這種情況正常嗎？這樣的社會健康嗎？這幾天我一直在想：如果上下一個調門，人人不懂反思，不會反思，中國會不會讓外人恥笑？他們是不是會感到中國人太蠢太傻太笨？果真如此，也就不能責怪外國人小瞧中華民族了。幾分天災？幾分人禍？中國版圖幅員遼闊，地理氣候極其複雜，“年年有小災，數年有大災”乃是歷史常態。相反，完全“風調

雨順”“國泰民安”的年份，往往是百姓的良好願望，只可遇而不可求。遠古不說，就說剛剛過去的20世紀，令人刻骨銘心的大災變就有好幾次，三年大饑荒、邢台和唐山大地震、華北水災、長江水災等等，數不勝數。天災難免，想躲也躲不過，但是天災帶來的民間疾苦，其背後往往有人禍的影子。最慘烈的莫過於三年饑荒，曾經長期被宣傳為“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死農民數千萬，其歷史真相直到今天仍諱莫如深。不過有越來越多的回憶錄顯示，那場被人為誇大的所謂“天災”背後，其實隱藏著巨大的“人禍”：糧食產量浮誇，饑荒消息封鎖，各地隱瞞真相，一邊是餓殍遍野，一邊還在繼續出口大批庫存的糧食和肉類。這個慘痛教訓，令人想起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做的貢獻。他在1981年的著作《貧困和饑荒》中指出，只有透徹分析各種社會和經濟因素如何影響糧食分配，才能深入理解饑荒，才能找到阻止饑荒發生的辦法，或者當饑荒發生時如何限制其影響。1 換句話說，造成饑荒的原因，往往並非沒有生產出足夠的糧食，而是人為原因阻礙了糧食的分配。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孟加拉和撒哈拉國家的一些饑荒情況，因此而獲得1998年度的諾貝爾經濟獎。可惜的是，阿馬蒂亞·森未能及時了解中國六十年代的饑荒資料，否則，他獲得諾獎的時間有可能提前。從以往的饑荒推論到如今的雪災，道理有相通之處。應該說，除了少數例外情況，一般天災所導致的社會經濟後果，多少都同社會組織與政治文化狀況緊密聯繫。大自然儘管變幻莫測，但禍害人的輕重程度，往往取決於人為因素。換句話說：天災雖可恨，人禍更可怕。以下就針對這場雪災，指出幾個應該反思的疑點，供有關當局參考，也供讀者批評指正。先請氣象部門給個說法據媒體說法，這場暴風雪“突如其來”，令人好生奇怪。按說，中國的氣象科學已經十分先進，軟硬體設備都不輸超級大國。短中長期的天氣預報，其準確度已經很高，因此說大雪“突如其來”恐怕不合邏輯。那麼真實情況如何？很可能早有預報（起碼內部通報），即使不向全國民眾預警，起碼也會向上級領導打招呼，否則一定會有人倒楣，輕則罷官，重則判刑。據網路新聞透露，中央氣象局的副局長曾經表示，他們已經提前三個月做出過預測，並及時向“有關部門”做了內部通報。據此判斷，他們已經盡職，所以沒有責任可以追究。接下來應該追究的，應該是更高部門的責任了。不過，以上說法仍然不能令人信服，我希望知道更多細節，以便進一步明確災難的責任歸屬。比方說，僅僅通報三個月之後有大雪，甚至預測了降雪的範圍和大小，若從自然氣象學的角度看，也許已經足夠。但問題是，如今的天氣預報，早已要求從自然氣象學擴展到社會氣象學。假如僅僅預報降雪，對於長期遭受乾旱痛苦的華中地區百姓，很可能不是兇信，而是喜訊。多數幹部和群眾，萬萬不會聯想到降雪會成為災難，當然也就不會做什麼防災的準備。假如氣象部門的研究和預報再深入一步，能評估或者測算出降雪速度和融雪速度，電線和鐵塔的結冰厚度，載重承受能力，公路鐵路的鏟雪工作量等等，進而預報出電網中斷危險，道路封閉可能，再結合春運高潮的旅行人數，運力極限等等，一場沙盤推演式的大災預報，自然呼之欲出，從而提醒廣大民眾和各級政府，及時關注其嚴重程度。果真如此，恐怕情況將大不相同。筆者不僅要問，中央和各省市的氣象部門，你們做到了嗎？你們那麽多名專家學者，接受過這方面的教育和培訓嗎？有這個能力和水準嗎？有這方面的義務、責任和權力嗎？如果有但你們沒做，那就是嚴重失職。如果根本缺乏這些概念，也沒有這方面的責任和能力，那就需要全面評估與深刻反思中國氣象部門的體制性缺陷，並探討相應的改革措施。再請電力部門給個說法雪災中的大面積停電，是導致交通中斷、災情惡化的重要原因。從電視畫面看，許多高壓電網的鐵塔，因為結冰太厚而傾倒，電線拉斷，而且搶修十分困難。觀眾想到的第一個問題，自然是“鐵塔為什麼如此脆弱”？對此問題，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首席工程師顧峻源先生有個解釋，他說：“這是因為我們設計50萬伏輸變電塔時按照的是國際通行的做法，以30年一遇的災害標

準制定的防禦標準。而這次的雪是50年一遇……。今後如果按照更高的標準設防，就要更多的投資，那樣的話，（老百姓）將要承受更高的電價。”2以上說法貌似權威可信，但禁不住刨根問底。首先，不同國家、不同地區氣候條件不同，地理環境有異，災害頻繁度更不一樣，有些災變（如地震）或許百年一遇，難道就可以不防嗎？是不是同為50萬伏輸變電塔，其用料規格也應該不同？南方北方不同？高山平原也不同？我怎麼就沒看見它們粗細高度不一樣呢？再說，所謂30年不遇還是50年不遇，即使真的當作設計參數之一，也只是安全度的最低限，而不是最高限。是否還應該再乘上一個更加保險的安全系數？那麼，你們所乘的那個安全系數又是多少，可不可以向群眾公佈一下？其次，為什麼不把國外的輸電塔設計標準公佈出來，同中國的標準比較一下？以美國東北部為例，那裏差不多年年大雪封門，電線上的冰柱有好幾尺長。偶然聽說颶風刮倒鐵塔，沒聽說過鐵塔被冰雪壓倒的奇聞。民間有一種傳說，是當地農民常有偷盜鐵塔螺釘的事情發生。缺少螺釘的鐵塔，不遇災害看不出來，多吃點重量就顯了原形。此說法是否屬實，希望電力部門給予回答。第三，顧先生講話最令人反感的部分，莫過於把電塔脆弱與電價掛鈎，言外之意倒打一耙，把電塔設計不合理的責任，推到不願意出高電價的老百姓身上。更有甚者，還想威脅百姓：今後如果想更加安全，你們就得多付電費？這種怪話要出在國外，電力局老闆不炒他魷魚才怪。中國電力系統是高利潤的壟斷行業。用江澤民的話說，你們是“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看看你們電力員工（百姓送的雅號叫電老虎）比其他行業的薪水高多少？看看從中央到地方，你們“電老虎”的大樓有多氣派，衙門有多森嚴！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如果任憑某些電力官員繼續胡作非為，要想電塔不倒恐怕很難。三請交通部門給個說法這裏說的交通部門是個廣義概念，包括公路、鐵路和民航系統。旅客滯留、貨物停運、車輛和飛機動彈不了，眾多企業停工待料，幾乎導致部分經濟體系癱瘓，而原因只不過是一場大雪，儘管是歷史罕見的大雪。這究竟是歷史的前進，還是歷史的倒退？在沒有現代交通工具的時代，人們有更大的適應能力和變通辦法。牛車不能走了改為騎馬，再不就用闖關東常見的扒犁子，很少讓尺把厚的雪擋在半路，寸步難行。為什麼在高科技日漸普及的今天，下場雪就能鬧出驚天動地的亂子來？即使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思考，這一現象也非常值得研究。當然有人會反駁：今天畢竟已經淘汰了牛馬驢騾等原始交通工具，人們都依賴高速公路、鐵路和機動車輛，所以遇到交通動脈運轉不靈，大家就都傻了眼。但我也聽說，有位女士在湖南郴州遇阻，進退兩難，痛苦焦急。她的男友力排眾議，堅持步行若干天，把她從郴州接回深圳，一時傳為美談。我這裏並非建議歷史倒退，而是想強調一點：只要決心大，不怕苦，風雪於我何懼哉？連帶想到另一個問題：有了現代交通，並不等於有了現代思維。以中國高速公里為例，短短三十年，急追美國的公路里程和建造標準，真正嘗到了所謂“後發優勢”的甜頭。就是說，外國已經有的東西，我們不必再從頭發明，只要照抄照搬就行，能省下不少力氣。但盜版現代化（我發明的詞兒，雖有不敬，但十分傳神）畢竟是盜版，學了人家的皮毛，未必學到人家的精華。美國高速公路無遠弗屆，遍佈城鄉，但無論屬於跨州、州內，還是本縣本城管轄的道路，都有嚴格的養路責任劃分，多長路段必須裝備多少鏟雪和撒鹽專用車輛，絲毫不許馬虎。無論多冷的天氣，只要大雪一降，十幾分鐘

便有鏟雪車上路清掃，一般不會影響其他車輛通行。車輪濺起含鹽的雪水，雖然會造成車體與路面的某種腐蝕，但很快蒸發之後，路面基本保持乾燥暢通。有人因此譏笑，說那是美國有錢，養得起那麼多鏟雪車，買得起那麼多融雪劑。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同美國相比。此言差矣！公路網同養路設備的關係，好比馬和鞍的關係。既然有錢買馬，就該有錢備鞍，否則就乾脆固守馬車和扒犁，不要搞什麼中看不中用的高速公路網。再說，中國高速公路設卡之多，收費之高，早已成為國際笑柄（有統計說，中國高速公路的總長度，只有世界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收費里程的比率，卻占到全球的百分之七十）。有人批評說，高速公路管理部門，儼然如獨立王國，薪水高，福利好，幾乎不受外界的監管與審查。果真如此，就不難看出問題的癥結所在：不以服務社會為宗旨，而以追逐利潤為目標。這恐怕就是造成災害的原因之一。對於這種現象，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也總結了一條規律，叫做“後發劣勢”，還叫“落後的詛咒”。意思是說，正是因為享受到了“後發優勢”的甜頭，所以也就不思改革，不搞創新，只能學習表皮，而學不到精髓，到頭來，只能永遠跟在別人屁股後面被動挨打。春節雪災對中國交通體系的無情懲罰，恰恰發生在楊小凱的湖南老家，是否蒼天有眼，真的驗證了“後發劣勢”這條規律？四請黨政軍給個說法以上三問之後，接下來自然要問問黨政軍方面的高層領導。許多中央領導人，犧牲節日休假，風塵僕僕，多次親臨救災前線，慰問災民和救災人員，場面令人感動。不過，這些親民動作，並不能代替和補償領導工作的失誤，也不能掩蓋缺點錯誤和工作低效。對領導人的個人作風高度評價的同時，還需要認真查找一下什麼地方應該改進，需要改革，以便總結經驗教訓，避免類似悲劇重演。無論氣象、電力還是交通部門，黨政軍民學，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都在你們的統率與調動之下，為什麼不能及時關注氣象預報，防患於未然？又為什麼災情發生之後，許多應急措施未能及時啟動？軍隊和武警的大批出動，是災情出現後十幾天才見報道。這十幾天當中，是否有人無動於衷，袖手旁觀，甚至消極推諉？雪天救災，最好的手段之一，是動用直升機空投人員和物資。記得那年長江水患，軍方曾經出動大批運輸機和直升機，但這次似乎沒看見它們的影子，倒是看到許多武警戰士，肩扛人抬，往山上送東西，讓人十分感動與同情，也不由得好生納悶：為什麼不出動幾百架、上千架直升機？也許有人會說，軍用設備是為了備戰，哪能隨便動用？影響了國防大計誰敢負責。這又是一種昏話。難道水災可以動用，雪災就不許動用？再說，人民軍隊為人民，軍事訓練，從來都強調平戰結合。況且，國防法也十分重視軍隊在搶險救災中的重要作用。今年的雪災，其最嚴重階段時，絕對可以宣佈一些地區處於緊急狀態。軍委領導完全可以下令軍隊進入災區，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緩解百姓的痛苦。這方面雖然有所行動，但第一動作太慢，第二力度不夠，第三數量不多，仍然存在許多改進空間。不要小看這場災難給國人帶來的巨大挑戰和潛在機遇。它雖然讓人們受了罪，蒙受不菲的經濟損失，但也同時暴露了“盜版現代化”的種種缺陷和弊端，讓我們看清了光有經濟改革的局限性，為我們下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極好的契機。就說動員部隊搶險救災這件事，災情等於無聲的命令，讓部隊有機會一顯身手，把平常僅限於沙盤推演和實兵演練的那些功夫拿出來，在天公促成的救災現場比試比試。這可不是虛幻編造的假場景，而是人命關天的真舞台。說心裏話，以目前各方的表現觀察，應該說令人失望多於令人鼓舞。一場大雪就亂了陣腳，顧此失彼，後遺症長期發酵。如果哪天爆發一場全面戰爭，無論是炮火連天的有限戰爭，還是導彈齊發的立體戰爭，中國人的應付能力究竟如何，黨政軍的指揮效率、人力物力的動員範圍和速度等等，真得重新審視一番。有些人想當然地以為，GDP上去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現在一場大雪，冷水澆頭，應該開始冷靜。曾經喧囂一時的“中國人世紀”夢，恐怕該醒一醒了。註釋：1．《浙江論文網》http：／／www．zjlww．com／Art icle／10301．html．2．詳見央視報導的2008年2月5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佈會。

博彩全球化與內地的賭金流失■ 文／莊金鋒 曾毓淮 （上海）一、博彩全球化浪潮及其特點1 847年，澳葡當局宣佈澳門賭博合法化；1 863年，摩洛哥的查爾斯三世決定在首都蒙地卡羅設立合法賭場；1931年美國內華達州實現賭博合法化。“1989年一年內，愛荷華州、印第安納州和南卡羅萊納州三個州一下子同時開了賭禁。1990年，卡羅拉多州和密西西比州又開了賭禁。最後是密蘇里州和密西根州也於90年代中期先後開了賭禁。現在美國有11個州正式實現賭場合法化，在這11個州裏開有433個賭場，僱用著36萬名員工。除了賭場之外，還有其它30多個州實現其它賭博方式合法化。目前美國的50個州中仍在禁賭的只剩下2個州。”1這種規模化的賭博合法化及其可觀的經濟收入直接導致博彩全球化。1995年，美國學者羅伯特·古德曼曾經用“賭博爆炸”一詞來描述上世紀80－90年代美國博彩業發展的火爆局面。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博彩業在世界範圍內迅速崛起。2001年世界博彩業總收入達2500億美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兩個香港的GDP。至2002年，它的世界“產值”（博彩業毛收入額）已達9000多億美元，成為世界第四大產業。“據中央電視台披露，目前中國周邊正形成一個從日本、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到菲律賓、新加坡、印尼、並一直延伸至澳大利亞及歐美的龐大境外‘賭博網’”。2日本已經開始在為賭博合法化做準備。韓國現有14家賭場，2002年韓國博彩業總收入已達到100多億美元。目前中國內地到韓國的賭客比例還不大，但韓國賭場已把吸引中國賭客作為重點目標。朝鮮也有兩個賭場：一個設在平壤，另一個設在羅津先鋒經濟特區，目標賭客是中國和俄羅斯的遊客。賭博在泰國也有鬆動的跡象，例如近年來泰國風行網上足球賭博。10多年來緬甸博彩業也有較快發展，位於緬中邊境金三角地區（緬甸撣邦東部第四特區）的猛拉小城已成為一座以博彩業為經濟支柱的國際性城市。猛拉城規模較大的賭場有“東方大酒店”、“金三角”、“藍盾娛樂城”、“老東方娛樂城”等。賭場中的開台老闆、牌手、監台、管理、後勤、外圍以及非法放貸人員以中國人居多，而賭徒則幾乎1 00％來自中國的廣東、浙江、福建等經濟發達地區。目前中國周邊正形成一個從日本、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到菲律賓、新加坡、印尼，並一直延伸至澳大利亞及歐美的龐大境外賭博網。中國內地已處在“世界賭博爆炸”的包圍之中，致使近幾年中國內地每年“流失到境外的賭博資金超過 600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 2003年中國全國福 利彩票、體育彩票發行 總額的 15倍”。其中官員挪用公款豪賭現象尤其引人注目。越南於1 989年宣佈將北方城市海防列為經濟開發

區，允許外國人在開發區內經營賭場，並於1992年正式發出賭業專營執照。兩年後越南的第一個賭場在海防市的海濱度假勝地——圖山開張。2002年越南又在與廣西東興市隔河相望的芒街開設了“哥龍賭城”。這兩個賭場都以吸引中國遊客為主，而中國內地的旅行社也都把這兩個賭場作為行程的必經之地或重要旅遊點。澳門是目前在中國實現了賭博合法化的地區。自2002年特區政府“賭權開放”以來，澳門的賭場已由原來的1 0多家迅速發展為26家。2006年博彩業總收益逾558億元，比2005年458億多出100億元，增幅達22％。其中賭場收益近550億元，比2005年447億增加1 02億元，增幅達23％。兩項記錄均創歷史新高。目前澳門賭場收益已超越美國拉斯維加斯，成為全球博彩業的第一。而澳門博彩市場的主要客源來自內地。馬來西亞由華商林梧桐擁有和經營的著名的“雲頂賭場”於1971年就已開業，2001年收入為6．7億美元。新加坡政府於2006年決定解除禁賭令，並發出兩個賭牌。首個賭牌由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公司奪得，該公司擬投資30億美元，建設濱海灣賭場；第二個賭牌由林梧桐的雲頂集團及麗星郵輪奪得，擬投資34億美元開辦聖淘沙賭場。這兩大賭場將分別在2009年和201 0年落成，估計會為新加坡創造3．5萬個就業機會，並使政府財源滾滾。菲律賓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僅馬尼拉市就有三大賭場，規模豪華龐大，雖然其門面不標榜是賭場，但裏面各式各樣賭具，應有盡有，彙集全球不少豪賭客。澳大利亞是世界博彩大國。據統計，到2002年已有豪華賭場13家，老虎機10853台，賭台1 1 1 1張，僱員两萬多名，博彩年收入達84．4億美元。目前，澳大利亞的中國客源並不多，但澳大利亞政府和賭場看好中國市場，正以積極姿態準備從這塊大市場上分得一杯羹。美國是目前世界第一博彩大國。拉斯維加斯賭城所創造的“輝煌”已為世人所知。而位於美國東岸新澤西州的大西洋賭城，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就發展成為加斯維加斯強有力的競爭對手，40多座賭場酒店全部集中在濱海大道上，每年吸引超過2500萬人次的遊客和賭客，其中有不少是中國人。俄羅斯是目前世界第二博彩大國。僅莫斯科就有約60個賭場，聖彼得堡至少有20個，但現在俄國賭場發展最快的地區在中俄邊鏡，如海參崴、哈馬羅夫斯克、布拉戈維申斯克等地都建有許多賭場。與中國西北接壤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近幾年也都紛紛建賭場，所有賭場都以中國賭客為主。此外，歐洲不少國家的賭場也有大面積的擴展，台灣地區開賭場的事也正在醞釀中，香港特區有些政黨和人士也多次促政府在香港建賭場。綜上所述，博彩全球化浪潮具有三大特點：一是博彩業的開放性日益增強。博彩業基本上是私營產業，政府批准，允許外國人進賭場，其開放性（國際外部性）越來越大。二是博彩業迅速發展的主因是國際金融引擎。如果說“世界賭博爆炸的原始推動是美國20世紀80年代末的經濟困難以及由這一困難引發的賭博合法化浪潮”，那麼“近20年來推動著世界博彩業加速發展的，則是國際金融引擎，博彩問題由此而成為一個金融問題。”3三是博彩全球化浪潮的衝擊波一是從東邊的美國壓過來；二是從西邊的歐洲國家壓過來；三是從南邊的澳大利亞和西南周邊國家壓過來；四是從北邊的俄羅斯和東北周邊國家壓過來。中國內地已處在“世界賭博爆炸”的包圍之中。二、內地賭金嚴重流失的渠道和去向“據中國公安部統計，每年中國內地通過境外賭博、網絡賭博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種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賭博資金超過6000億元，相當於2003年中國全國福利彩票、體育彩票發行總額的1 5倍。”4另據國際賭博網站CASI NO CI TY的一篇新聞稿中稱，一位澳門博彩商家對中國地下賭博市場的年營業額的估計是3625億美元。可見賭博氾濫、賭金外流，已是目前中國內地不得不正視的現實。目前內地公安機關每年查處的賭博人數都在上升，年齡涉及老中青各個年齡段，賭民也幾乎涵蓋社會各階層，超過千萬元人民幣豪賭的事例也屢見不鮮，尤其是內地官員和國企領導在境外豪賭的為數不少。他們輸掉的錢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億元。“歸納起來，中國的賭資外流可以分為以下四類：第一、錢先人後。賭客通過地下錢莊，非法匯兌或虛假的關聯交易等，將賭資先送出境外，然後人再出去賭。第二、人先錢後。賭客先在境外借錢賭博，回國後付賭價。第三、人錢同流。

　　在中國周邊國家與遠離中國內地的大洋彼岸許多地方，博彩業已與旅遊業或娛樂業捆綁在一起，境外賭場包圍中國內地，且都以吸引中國賭客為重點目標。圖為被譽為世界四大賭城之一的馬來西亞雲頂娛樂場。賭客帶著錢出去賭博。第四、錢走人不走。賭客呆在國內用信用卡上網賭博以及在境外勢力開在國內的地下彩票投注站下注。中國的金融財富由此源源流出去。”5中國內地賭資外流的去向，就10多年的情況而言，應該主要是流向周邊的澳門地區和越南、緬甸、俄羅斯、美國等國。澳門賭業長期以來一直依靠港客吃飯，但近幾年，內地客到澳門賭博的逐漸多了起來。特別是“自由行”實施後，內地的遊客與賭客明顯增加。“2003年澳門博彩業的總收入是294．76億澳門元，相當於37億美元，這37億美元中至少一半來自中國內地。到2004年，澳門賭客和賭資來源的80％以上是來自中國內地”。澳門賭王何鴻燊說：“澳門博彩業突飛猛進和澳門社會繁榮穩定，與祖國的支持息息相關。”6旅美中國問題獨立評論員程曉農曾說，官員賭博與普通老百姓賭博的一個顯著區別是：官員往往是用公款進行賭博，因此才有一擲千金的氣概。以澳門為例，澳門賭場的賭客主要來自大陸，且大多數都是挪用公款的官員。過去幾年中，已有數十名內地官員和國企領導因在澳門豪賭而落馬。這裏僅舉幾個較為典型的案例，如原瀋陽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馬向東、瀋陽市財政局局長李經芳和瀋陽市建委主任寧先傑等3人，原浙江省供銷社主任朱承嶺，原杭州市副市長葉德範，原廣東省食品企業集團公司總經理謝鶴亭，原西安市機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周長青，原湖北省駐港宜豐公司總經理金鑒培等，都曾在澳門賭場豪賭。越南博彩業的規模雖然比不上澳門，但2003年僅越南芒街一家豪華賭場——利來酒店的博彩年收入已達4億元，這家賭場的“賭客九成是中國人，且投注驚人”。而全越南的博彩業從中國金融系統中吸納的金融財富，保守的估計每年也有10億元。中國內地賭資流入緬甸的也不少。“單是一個小小的西雙版納州海縣打洛鎮的一所銀行每年流向緬甸猛拉城的資金，已經達到了數百億元人民幣”。“截止2003年7月，各地賭客在這裏輸掉的賭錢早已超過400多億人民幣！”7猛拉城賭場自1998年開業後，到2003年7月大約是5年時間，即是說，內地平均每年流到猛拉城一地的賭金就近100億人民幣。俄羅斯眼見開賭能從中國內地得到巨大收益，所以在中俄邊境東段地區開設了許多賭場。其中與中國的黑

河市隔黑龍江相望的布拉戈維申斯克市是俄國最吸引中國人的賭城。目前該市及其周邊共開設了13個賭場。“賭場都是針對中國遊客的喜好設計的，這裏賭場生意的紅火程度超過俄國任何地方……顧客70％來自中國”。中國賭客也撐起了美國賭場。近幾年來“拉斯維加斯的大賭場盯上了中國賭徒的保險箱。中國賭徒揮灑萬金的豪邁，讓征戰世界賭都的各國英豪好生仰慕。中國賭徒往往都是乘豪華轎車，提大箱美元而來，氣定神閑往賭桌跟前一坐，往往幾天幾夜不吃不喝不睡……一箱錢都賭空了，眼皮都不眨一下。輸錢算什麼，賭的就是風光一回。”↑8中國內地賭客正在取代日本、台灣和香港地區的賭客而成為拉斯維加斯亞裔賭客中的最大部分。有學者認為“無論如何保守的估計，中國賭客每年扔在拉斯維加斯的錢也不會少於10億美元。”9三、防止賭金嚴重外流的幾點建議中國內地大量賭金流入境外，不僅削弱了政府的稅收及向部分國有企業徵稅的能力，而且還會對國內宏觀金融市場形成衝擊。“各種渠道的國內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向境外，已成為蠶食中國國民經濟正常發展的黑洞。”10 為了防止或減少賭金嚴重流失，捍衛國家經濟利益，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要繼續開展打擊境外賭博專項行動2003年7月15日，公安部下令採取“蘭箭”行動，在緬甸撣邦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封閉了猛拉城所有賭場，並命令在緬甸境內從事賭業的中國公民於8月31日前回國，使猛拉城一時成為“賭博死城”。但風頭一過，該地區的賭場又重新開始營業。這證明專項行動是打擊境外賭博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措施，但不能一打了事，而要狠抓到底。2、要切實加強對公司財務制度的監督內地國有企業雖有財務制度，但執行或監督不力，即使“有關部門”發出再多的《嚴禁官員和企業領導赴澳門涉賭沾黃的內部通報》又於事何補？因此，嚴格依照國家法律和公司規章制度辦事，特別是對財務制度加強監督，是從源頭上防止腐敗分子挪用公款進行賭博的必要措施。3、要強化對黨政領導幹部權力的制衡有人認為，與其說中國內地的某些腐敗者栽在澳門的賭桌上，不如說是栽在權力監督的“假大空”上。原湖北省駐港宜豐公司總經理金鑒培從企業拿錢，就像從自己家裏的櫃子裏拿錢一樣方便，其貪污、挪用公款到澳門賭博，使上億港元的賭資外流。如果全黨全社會能對權力進行必要的制衡，這類事件也許會大為減少。4、要控制國外賭場在中國辦事機構的發展拉斯維加斯HARRAH賭場亞洲區行銷經理比爾·朱說：“亞洲人是賭場唯一成長的客源，而中國內地是亞洲唯一擁有大量現金的人群。”幾年前美國一些賭場在中國開始設有專事拉客的辦事處，其中HARRAH公司在中國沿海的5個大城市有代理人，MGM在中國2個城市有代辦機構，這些代理人或代理機構的任務就是發掘豪賭客，並協助客人申請簽證，將之拉到美國賭博。澳大利亞的“明星城市賭場”在中國內地也設有專門的拉客辦事處，並僱用會說中文的人員。而“皇冠賭場”為了吸引中國內地賭客，還實行了飛機接送服務和其他娛樂安排。筆者認為：外國有些賭場到內地開設辦事機構，專門從事拉賭客的活動，應視為違法（非法）活動。希望國家有關部門就此立法禁止這類活動。在法律沒有明確禁止此類活動的情況下，應適當控制國外賭場在內地辦事機構與人員的發展及其業務範圍。這也是防止或減少賭資外流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註釋：1．王五一：“博彩業全球化與澳門的命運”，《第七屆世界華商大會紀念文獻》第2 4 1 頁，馬來西亞出版，2 0 0 3 年7 月。2．江河：“中國每年流失賭金六千億”，《環球時報》20 0 7年4 月2 5 日第6 版。3．王五一著：《世界賭博爆炸與中國的經濟利益》，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第1 0 、1 0 1 A頁，2 0 0 5 年7 月。4．同注②。5 ．同注③，第1 2 頁。6 ．何鴻燊：“博彩業發展不離祖國支持”，《澳門日報》2 0 0 4 年10 月1 3 日。7 ．《香港商報》2 0 0 3 年1 1 月7 日有關報道。8 ．林進著：《賭場風雲背後的故事》，香港博文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第1 4 9 頁，2 0 0 6 年1 2 月。9 ．同注③，第1 2 2 頁。10 ．曾一鳴：“中國邊境管理：環境保護！禁毒！禁賭！”，《澳門月刊》2 0 0 7 年7 月號。

古人繪《老子騎牛圖》老子、 《老子》，你知多少？■文／冼為鏗 （澳門）《老子》又名《道德經》，是中國有史以來翻譯成外文最多的著作。《老子》是僅次於《聖經》的世界文化名著。它的外文譯本的發行量比《論語》要大得多。《老子》是老子及其後學寫成的著作。這本作品歷來存在不少爭議，它成書是在什麼時候，在學術界曾爭論不休。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引起的爭論胡適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將老子排在孔子之前，引起了梁啟超的不滿，梁發表了《論〈老子〉書成於戰國之末》的文章（載於《古史辨》第四冊），對《史記》中的《老莊申韓列傳》中有關老子部份諸多質疑，其主要觀點是：1、列傳所載老子譜系，老子八世孫與孔子十三世孫同仕於漢，不合情理。2、《論語》、《墨子》、《孟子》皆未提及老子，說明其書晚出。3、《禮記·曾子問》中所記載的老聃是一個謹於禮法的人，與《老子》書中激烈的反禮言論大異其趣。4、從思想體系上看，《老子》中的話太激烈、太自由，不像春秋時人的言論。5、《老子》中的“王侯”、“侯王”、“王公”、“萬乘之君”、“取天下”不像春秋時人的語言。“仁義”對舉是孟子的專賣品，另外“偏將軍”、“上將軍”是戰國時官名，春秋時是沒有的。此文一出，學術界便分為兩派，爭論不休，主張《老子》成書於《論語》之前的有胡適、張煦、唐蘭、郭沬若、馬敘倫、高亨、陳鼓應等。認為《老子》成書在《論語》之後的有梁啟超、錢穆、張岱年、羅根澤、顧頡剛、馮友蘭、范文瀾、侯外廬等。

老子是否姓李？《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寫道：“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高亨著《老子正詁》，在書末有一篇《史記老子傳箋證》，文章認為：“老子原姓老，後以音同變為李，非有二也。請列四證以明之。周秦舊籍，若《莊》《荀》《韓非》《呂覽》《禮記》《國策》等，於孔墨大師，皆舉其姓，獨於老子，則稱老聃而不稱李聃，稱老子而不稱李子，明見老子原姓老矣。其證一也。古有老姓而無李姓。《世本》顓頊子有老童。《風俗通》義：老氏，顓帝子老童之後。《左傳》成公十五年傳，宋有司馬老佐。又昭公十四年傳，魯有司徒老祁。老佐老祁蓋皆以老為姓，雖不必出於老童，然古有老姓，可以論定。故商之老彭，楚之老萊，余亦疑其原姓老也。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無姓李者，惟《左氏》閔公二年傳，晉有里克（《呂覽·先己篇》高注引作李克，乃後人改里為李耳。）”……《戰國策》始有李悝、李克、李談、李牧，《韓非子》始有李克、李史。是李姓之起甚晚，老子之世，未聞有之。然則老聃原姓老，明矣。其證二也。古人姓氏多無本字，借同音字為之。所借各異，故一姓往往岐為數姓。如《晉語》所記黃帝子十二姓，其巳姓則岐為姒姓，為允姓；其任姓則岐為娀姓，為南姓；其依姓則岐為偃姓為嬴姓。（采劉師培說）若是之類，不可歷舉。至荀卿亦作孫卿，田仲亦作陳仲，鄒衍亦作騶衍，惠子亦作慧子，更無論矣。故老子變李，亦語轉而然，與此同例，其證三也。古韻老屬幽部，李屬之部，二部音近，古或不分。……老李二字，其聲皆屬來紐，其韻又屬一部，然則其音相同甚明。唯其音同，故由老而變李，其證四也。……考周秦舊籍，皆稱老聃或老子，無作李者。老變為李，殆始於漢。”帛書《老子》出土的意義《老子》不但外文譯本多，《老子》的版本之多在經、史、子、集中它是獨佔鰲頭，堪稱有史以來全國第一。據嚴靈峰在1965年統計歷代流傳下來各種《老子》版本共有356種之多。《老子》傳本雖多，時代不古，多屬魏晉以後，漢代傳本幾乎絶迹。1973年冬，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三號漢墓發掘出了帛書《老子》甲、乙本。甲本用篆書抄寫，無避諱。乙本“ ”用隸書抄寫，避 邦 字諱。甲本抄寫在劉邦稱帝之前；乙本抄寫在劉邦稱帝之後。這在當時是存世最早的《老子》抄本，比通行本都要早，更接近《老子》的原貌，它們的出土是考古的一大收穫，也是研究《老子》、訂正通行本《老子》訛誤的最重要根據。帛書《老子》的出土，是考古的一大收穫，也是研究《老子》、訂正通行本《老子》訛誤的最重要根據。圖爲長沙馬王堆帛書《老子》殘片。《老子》通行本中最為人推重的是王弼本和河上公本

朱謙之推崇河上公本，認為它優於王弼本。高明撰的《帛書老子校注》，他在序中指出，根據《老子》甲、乙本勘校，事實剛好相反。如第五十一章，王本“亭之毒之”，河上本作“成之熟之”，朱氏認為“河上本於義為優”，豈不知帛書《老子》甲、乙本均作“亭之毒之”。第九章王本“功遂身退天之道”，河上本作“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朱氏認為王本有脫誤，豈不知帛書《老子》甲、乙均與王本同。第十三章王本“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朱氏謂王本訛誤，河上本作“何謂寵辱，辱為下”。豈不知帛書《老子》甲、乙本與王本同。第五十五章王本經文作“蜂躉虺蛇不螫”，注文作“故毒蟲螫之物，無犯於人也”；河上本經文作“毒蟲不螫”，注文作“蜂躉蛇虺不螫”，王本經文與河上本注文相同。朱氏認為此乃王本後於河上本之鐵證。豈不知帛書《老子》經文作“蜂躉蛇虺不螫”，與王本完全一致。如果沒有帛書《老子》甲、乙本，王弼本與河上公本經文的差異，誰是誰非是無法判定的。由於帛書《老子》甲、乙本的出土，才發現王弼本及其他通行本的訛誤。圖爲帛書《老子》乙本。筆者根據高明撰的《帛書老子校注》，帛書《老子》與王弼本《老子》對照，大概有三十處文字的差異，由於帛書《老子》甲、乙本的出土，才發現王弼本及其他通行本的訛誤，恢復《老子》的原貌，並解決了一千多年以來各家註釋、考證《老子》文本的聚訟紛紛的爭論，使歷來解釋《老子》謬誤得以撥亂返正。帛書《老子》甲、乙本的出土，其意義的重大，於此可見。王本及其他通行本與帛書《老子》三十個不同之處，包括錯字、漏字、衍字、衍句、文句顛倒等，由於篇幅的關係，本文未能一一列舉，只就其關係重大者舉其幾例，以說明帛書《老子》在學術上的重要地位。今本第三十八章綜合帛書《老子》甲、乙本作：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王本：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高明先生認為王本“下德為之而有以為”是衍文。此章主要講論老子以道觀察德、仁、義、禮四者之不同層次，而以德為上，其次為仁，再次為義，最次為禮。老子用“無為”作為衡量德、仁、義、禮四者的標準，以“無為而無以為”最上，“為之而無以為”其次，“為之而有以為”再次，“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最次。據帛書甲、乙本分析，德仁義禮四者的差別非常整齊，邏輯意義也很清楚。驗之《韓非子·解老篇》，亦只言“上德”、“上仁”、“上義”、“上禮”，而無“下德”與帛書甲、乙本相同，足證《老子》原本即應如此，今本多有衍誤。今本第六十一章綜合帛書甲、乙本：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於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王本：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就是說大國對待小國能謙恭自下，可取得小國的歸附。“小邦以下大邦，則取於大邦”就是說小國對大國謙恭自下，可取得大國的容納。可見今本奪一“於”字。今本第四十一章帛書乙本：大方無隅，大器免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褒無名。王本：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

形，道隱無名。樓宇烈說：“愚謂經文‘大器晚成’疑已誤。本章言‘大方無隅’、‘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二十八章言“大制無割”等，一加“大”字則其義相反。“方”為有隅，“大方”則“無隅”；“音”為有聲，“大音”則“無聲”；“象”為有形，“大象”則“無形”；“制”為有割；“大制”則“無割”。唯此“大器”則言“晚成”，非“器”之反義。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經文，此句甲本殘缺，乙本作“大器免成”，“免”或為“晚”之借字。然據以上分析，又似非“晚”之借字，而當以“免”本字解為是。郭店楚簡《老子》1 993年10月考古人員在湖北省荊門市沙洋區四方鄉郭店村一組發掘一號楚墓。此墓雖經兩次盜掘，但仍出土各類器物290件（組）。該墓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特點，其下葬年代當在公元前四世紀中期至前三世紀初。郭店一號楚墓共出竹簡804枚，經整理出1 8篇文字，其中包括《老子》甲本、《老子》乙本、《老子》丙本。《老子》甲本篇幅最長，共有39枚簡。簡長32．3厘米。《老子》乙本由18枚簡組成，簡長30．6厘米。《老子》丙本存簡28枚，其中的14枚抄錄了《老子》，其餘14枚為《太一生水》。這28枚簡長26．5厘米。假如郭店簡本《老子》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土，梁啟超能親見楚簡《老子》當不會反對胡適將《老子》排在論語之前。因為楚簡《老子》的出土證明《老子》絶非是秦漢期間的作品，也非戰國晚期的著作，它極可能在春秋末年或戰國初期已逐漸流傳於世。梁啟超認為《老子》的激烈詆譭仁義的反儒言論是戰國後期才有的，不應出現在春秋時期。簡本《老子》的出土，正好解答梁氏的問題。今本《老子》第十九章有一段這樣的文字：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上述一段文字，郭店簡本《老子》是這樣的：絶知棄辯，民利百倍。絶巧棄利，盜賊無有。絶偽棄詐，民復孝慈。此三者，以為辯，不足。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請讀者注意，今本作“絶聖棄智”，簡本則為“絶知棄辯”；今本作“絶仁棄義”，簡本則為“絶偽棄詐”。可見老子原來的思想並沒有激烈反對仁義。激烈反對仁義是莊子及其後學的思想，可見今本《老子》是經過後人改寫、補充的。其中“絶偽棄詐”亦有專家釋文為“絶化棄慮”，但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的釋文都未見反對仁義。這說明了儒道形成之初並沒有互相攻訐，勢如水火。“絶聖棄智”，特別是“絶聖”不是老子的思想。“聖人”在簡本《老子》中共出現8次，如“聖人無為故無敗”（丙本），“是以聖人猶難之”（甲本），“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為”（甲本）等。“聖人”在今本《老子》出現31次，如“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第二十二章），“聖人不積”（第八十一章）等。“聖人”在簡本、帛書本及通行本中，都是指修養達到很高境界的人，是道家理想的人格形態，貶低及批判聖人不是老子的原意，是後人的篡改。今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簡本丙組作“故大道廢，安有仁義。六親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亂，安有正臣。”並沒有“智慧出，有大偽”這一句。簡本丙組這一段文字是說：故大道廢，於是有仁義。六親不和，於是有孝慈，國家昏亂，於是有正直之臣。整段文字也沒有反對仁義的意思，只是將仁義放在第二位，在大道之下。郭店楚簡《老子》乙本

奧運是一面鏡子■ 文／周家望 （北京）唐太宗李世民在懷念大臣魏徵時曾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句話，被宋代司馬光記載於《資治通鑑》裏，使這種從通過鏡子看待事物的角度沿用至今。奧運也是一面鏡子，給了北京一個端詳自己的機會。從1978年開始，北京，這座坐落在永定河沖積平原上的3000年古城，處於有史以來發展最迅猛的時期。有道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30年來，北京的經濟總量、人口數量、市場繁榮程度、城市現代化程度，都與世界一流的大都會十分接近。這時候，奧運來了，北京的目光隨著世界的目光，再次移轉到自己的身上。這一看，竟然發現眼前的北京並未完全契合我們的想像。這裏，我們不妨拭鏡一觀。奧運是一面穿衣鏡，能照出人們的生活觀念和習慣興建時的北京奧運場館——“水立方”。人民的生活觀念和習慣，最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和人文素養，當北京人的樓宇生活替代胡同生活成為主流後，當北京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不斷擴容後，北京人的生活觀念和習慣也隨之改變。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奧運研究中心曾經花費兩年時間，連續對1萬多名北京市民、1000多名在北京居住兩年以上外籍人士進行社會問卷調查，以及全市42個地區320個公共場所地點、20多萬人、18萬輛機動車、1700個小時的現場觀測，計算出2006年北京“市民公共行為文明指數”為69．06，這也是北京第一次將人們的生活觀念和文明習慣，通過具體的資料進行科學量化。調查資料反映，和2005年相比，北京公共場所隨地吐痰的發生率從8．4％下降至4．9％。同時，隨地扔垃圾的發生率也由9．1％下降至5．3％。市民遇到陌生人問路時，90％的人能熱情主動地給予幫助。行人無斑馬線橫穿馬路發生率從24％下降至11％，非機動車闖紅燈發生率從22％下降到了11％，候車擁擠發生率從38％下降至15％。一位北京上班族有感而發地說：“兩三年前，早高峰時有6個人同時上一輛公車，擠來擠去，要花將近半分鐘。現在公共汽車增多了，大多數人也意識到了自覺排隊，先下後上，10秒之內問題就解決了。”有人說，提高北京人的文明素質，遠比建設一座現代化的奧運比賽場館要難得多，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但是，事實卻告訴我們，當奧運的光芒灑滿這座城市的時候，人們的文明素質得到迅速提升，這或許

是城市現代化程度的催化，或許是充沛的城市榮譽感使然，奧運的到來，無疑起到了一個明顯的加速度作用。奧運是一面反光鏡，能照出城市管理者是否擁有民本理念一座城市，市民和政府到底是什麼關係？有人提出“市民是主體，政府負主責”的看法，政府要為主體服務，要對城市的規劃、建設、管理和發展負有主要責任，這個觀點目前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據了解，北京在2006年和2007年共拆除了大約800萬平方米的違法建設，相當於拆出來1 100多個足球場。如此大規模地拆除違法建設，在北京的歷史上極為罕見，這些違法建設的主體是什麼呢？胡同院落裏用於生火做飯的小廚房、小煤棚，是不是都被拆乾除淨了呢？西城區一位負責環境建設的官員說：“一個小煤棚的面積有多大？1平方米左右，拆多少個才能拆出1萬平方米呢？另外，我們拆了市民的小煤棚，他們的實際生活問題怎麼解決？所以我們的拆違重點不在這裏，目標是那些影響城市交通的佔路市場、妨礙了城市規劃的大型綜合市場以及其他大體量違法建設。對於老百姓的小煤棚，我們都挨家挨戶進行了溝通，拆舊換新，給大家按統一尺寸建好了小煤棚，既美觀又實用。”在拆除的800萬平方米違法建設中，將近一半的面積進行了綠化美化，有記者追問，另一半做什麼用了呢？北京市2008環境辦給出了答案，有些地方拆除違法建設，主要是為了恢復原有的城市功能，比如一些馬路的便道長期被商販擠佔，行人過路，只好和自行車、汽車混在一起前行，交通事故時有發生；由於道路狹窄，一旦發生火災，消防通道受阻，消防車不能到達失火地點，延誤了救火時機，勢必會無謂擴大生命和財產蒙受的損失。通過拆違恢復原有的城市功能，才能達到梳理城市脈絡的效果，以便在奧運舉辦期間，使整個城市處於安全、平穩、有序的運行狀態。奧運是一面透視鏡，能照出城市發展的腳步是否加快毋庸置疑，奧運帶給北京的影響是深遠的，這不僅表現在市民文明素質的提高和政府民本思想的強化，也對這座城市的歷史發展進程，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其他暫且不論，單說在奧運面前如何破解長期為人所詬病的城市交通擁堵問題。為了籌辦一屆“高水準、有特色”的奧運，北京在奧運建設的城市配套設施上可謂全力以赴。在北京奧運中心和順義奧運分中心之間，2007年開出了一條寬闊筆直的“奧運大道”，全長20．16公里，謂之“白馬路”。開車走這條路，從北四環到順義奧運場館僅需要30分鐘。這項工程也是北京市十五規劃路網中的一條城市主幹道，它把昌平、順義及平谷三個遠郊區連為一體，使北京城東北部的聯繫和發展更為緊密。2008年，北京將加快安立路、朝陽路、阜石路等3條大容量快速公交的建設，構建地面公交快線網路，全年共要完成公路大修工程200公里，舊橋改造加固79座。同時，北京還將加快各主要大街，特別是奧運場館周邊公交太陽能發光站牌的安裝。目前，隨著地鐵5號線的開通運營和即將投入使用的首都機場二通道、地鐵10號線一期、奧運支線，北京的軌道交通陡然從幾十公里增加到200多公里。2007年12月8日，北京地鐵6號線一期、8號線二期、10號線二期、亦莊線、大興線5條線路同時開工。到2015年，北京市將實現“三環、四橫、五縱、七放射”的軌道交通網絡，累計運營里程將達到561公里。北京的腳步真的因奧運而加快了嗎？只有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得到。當然，奧運還是一面濾光鏡，它能照出世界上誰是真心熱愛和平和友誼的人，誰是真心為北京加油的朋友。這裏不再贅言。站在奧運這面鏡子之前，是否可以這樣說，只有興旺自強的民族，才有能力成功地舉辦如此規模宏大的體育盛事？隨著地鐵5號線的開通運營和即將投入使用的首都機場二通道、地鐵10號線一期、奧運支線，北京的軌道交通陡然從幾十公里增加到200多公里。

國共合作的新契機：如果馬英九當選，兩岸政治關係會有哪些可能的發展？■文／郝志東 （澳門）在2008年1月1 2日的台灣“立法院”選舉中，國民黨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一個星期之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便在幾個不同的場合，提出了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施政主張。其中一條，便是如果他能當選“總統”，在兩岸關係上，他將奉行不統、不獨、不武的原則，並在此原則上，與大陸簽訂經濟協定、政治協定，拓展台灣的國際空間，謀求兩岸共存共榮。當然，如果馬英九選不上，則另當別論。但是如果馬能夠選上，兩岸政治關係會有較大的改善嗎？本文將首先探討一下這幾年來國共兩黨在統獨問題上的政策取向，尤其是“九二共識”問題，以及兩岸對於談判的立場。然後，我們將看一下如果馬英九當選，在政治上會有哪些可能的發展。換句話說，北京和台北可能簽署怎樣的和平協定，它的難度究竟有多大？大陸和台灣能否和平發展，端看兩岸關係的好壞。於是，了解兩岸在統獨問題上的政策取向，就顯得非常重要。“九二共識”和“一中各表”：兩岸談判的前提其實早在1979年，蔣經國便有“三不”的政策，即“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蔣的三不政策，可以說是出於對和共產黨談判的恐懼，怕被共產黨統戰。但那是1979年的事情。近30年過去了，兩岸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民進黨仍然遵循蔣經國的“三不”政策，國民黨則已經由“三不”轉向“三要”（儘管馬英九沒有用這個詞），即要妥協、要接觸、要談判。妥協是政治的藝術。當然妥協並不是單方面的，而且妥協也並不是沒有底線的。實際上，國共雙方都已經做出了妥協，而且都有自己的底線。那麼具體說來，這些年都有哪些主要變化呢？如果國民黨執政，兩岸談判的前提有沒有確立呢？2005年4月，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北京，受到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的歡迎。這是60年來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首次握手。

在《九鼎》月刊第二期上，本人在題為“撲朔迷離的兩岸關係現狀及其未來”的文章中談到大陸方面從“一定要解放台灣”到“和平統一”、從“老三句”向“新三句”的轉變。我說，“2000年中國政府發表的關於台灣問題的白皮書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2005年的《反分裂國家法》的提法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換句話說，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將台灣看作一個平等的談判對象，而不是中央對地方的關係。但是正如我同時也指出的，大陸中國在中華民國的存在這個問題上態度還是比較曖昧，所以在國際關係中仍然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大陸中國對中華民國的曖昧態度，也可見於大陸政府對“九二共識”的解釋上面。1992年10月底代表大陸政府的海協會和代表台灣政府的海基會在香港就公證書使用、兩岸掛號函件遺失查詢及補償問題進行協商。此時，海協會提出要對一個中國的原則加以表述。但雙方的分歧使得此一目標沒有達成，談判終止。但在1 1月初，海基會發佈新聞稿並致函海協會，表示願意口頭表述一個中國的原則，也即：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對於一個中國的含義，認知各有不同。這就是有名的“一中各表”，或“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海協會在隔了近半月之後，致函海基會，說“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並也願意口頭表述一個中國的原則如下：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本此精神，對公證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務）加以妥善解決。顯然，海協會的表述用“不涉及”這三個字迴避了中華民國的存在這個問題，但是並沒有否定其存在。該表述強調了“一中”，有意忽略了“各表”。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講也可以說是默認了中華民國的存在，但不說明。海基會的表述則隱含了中華民國的存在，儘管也沒有明確指出其存在。但是雙方對一中原則的認同，卻是一致的。這可以說是求同存異，至少是agr eet odi sagr ee，即認知了各自在一中問題上解釋的不同，並在此基礎上討論涉及兩岸交往的其他問題。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大陸中國對“一中”的這一處理也可理解，因為“兩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在邏輯上似乎也不是很容易能夠講清楚。國民黨（政府）方面的“一中各表”則在2000年時被即將卸任的“陸委會”主委蘇起概括為“九二共識”，並沿用至今。而大陸官方則堅持“九二共識”的內涵是“一個中國”，沒有說明是否“各自表述”。2005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會談公報再次提到“九二共識”。但是，“一中”仍然被強調，“各表”仍然被忽略：“在前述兩岸各自表明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即“九二共識”（兩岸一中）的基礎上，盡速恢復兩岸平等協商談判，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務實解決兩岸共同關心的重大議題”。正因為大陸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模糊表述，民進黨方面不理睬國民黨、親民黨對“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解釋，而堅持說那是國、親兩黨的一廂情願，對共產黨來說，只有“一中”，沒有“各表”。那麼，大陸方面如何回應這個模糊狀態呢？在多數情況下，大陸方面選擇不回應。但在另外一些情況下，也不是沒有更細緻的表述。比如在2005年4月29日連戰和胡錦濤會面時提到“一中各表”，後者專注聆聽，未表異議。宋楚瑜於同年5月8日在上海會見海協會長汪道涵時提到“一中各表”及其重要性。但是汪道涵並未接招，只是說兩岸對話的細節還要等宋主席和胡總書記當面研究。但與此同時，也有中方權威人士指出，國、共雙方都承認有“九二共識”，但具體內涵則“各自表述”。中共中央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也在一些場合指出，“九二共識”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台研會副會長許世銓也指出，“九二共識”就是求大同、存小異。大同是一個中國，小異是對一個中國內涵的解釋。可見，儘管中共對“九二共識”仍然有些曖昧，但至少默認“一中各表”，而且其默認的內容也已經很清楚。這是中共一貫標榜的“實事求是”原則的一個體

現，和以前比較僵化的政策相比，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很不容易的進步。國共雙方都做出了妥協，兩岸談判的前提已經存在。中共方面認為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可以就任何問題展開協商。民進黨政府第一不承認有“九二共識”，第二堅持兩岸協商不能有任何前提，比如“九二共識”中的“一中”前提。而中共方面在這個問題上又不願意讓步。故而中共和民進黨政府沒有辦法在政治上進行任何有意義的交流。即使謝長廷當選，也不會有太大的作為。但是，馬英九如果當選，他能為兩岸發展帶來怎樣的變化呢？如上所述，馬英九承諾在當選之後，即在不統、不獨、不武的基礎上，以“九二共識”為原則，和大陸簽署經濟、政治協定，謀求兩岸共存共榮。那麼，中共方面除了堅持“九二共識”之外，有和台灣簽署政治協定的意願嗎？這一點，似乎是肯定的。中共對於兩岸談判的立場2005年3月14日中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所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指出海峽兩岸要進行有步驟、分階段、方式靈活多樣的協商和談判。2005年連戰訪問大陸時，曾提出五項願景：“第一，一中各表，以九二共識為基礎，恢復協商；第二，雙方協商出和平協議，包括軍事互信機制；第三，雙方協商出共同市場，經貿正常化；第四，雙方要探討國際空間問題；第五，要建立兩黨交流平台”。2005年的宋胡會談公報指出，雙方願意“推動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促進建立兩岸和平架構。兩岸應通過協商談判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並期未來達成和平協定，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共同維護台海和平與安全，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胡錦濤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呼籲，台灣任何政黨，只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流對話、協商談判，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我們鄭重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可見，無論是從國、親兩黨還是從中共方面來講，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進行協商、談判是有可能的。而且是“什麼問題都可以談”。那麼有哪些具體問題可以談呢？《反分裂國家法》中羅列了至少六個大類：①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②發展兩岸關係的規劃；③和平統一的步驟和安排；④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⑤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地位相適應的活動空間；⑥與實現和平統一有關的其他任何問題。這些問題都可以談，但是也不一定都要談。對馬英九來說，統一問題就不會談。那麼，馬英九可能和大陸談什麼問題呢？如果當選，馬英九能和大陸談什麼問題？首先，馬英九說他將不和大陸談統一問題。馬英九認為，第一，在大陸民主、繁榮之前，台灣人對統一不感興趣；第二，大陸人自己也知道還沒有做好統一的準備。上述胡錦濤在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也沒有提到統一問題，而僅僅提到達成和平協定，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同時構建兩岸和平發展的一個總體框架。顯然，二者在暫時不談統一這個問題上是有共識的。但是“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內涵，在正式會談中，卻無法躲開。統一可以不談，但“一中”卻無法避開。如何處理“一中”，便是一個急切的問題。2005年宋楚瑜訪問大陸時，親民黨秘書長秦金生就曾提出，如果不明確接受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兩岸就無法複談。馬英九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根據“九二共識”，在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看來，“一個中國是自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中華民國，主權及於整個中國，目前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一部分”。馬英九在2008年1月22日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時說要用“九二共識”去避開敏感的主權問題。但問題是能否避開，如何避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所長余克禮說兩岸未來的和平協定儘管不必加上“和平統一”的目標，但可以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總體框架以及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屆時中華民國是否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是否共同享有中國的國家主權，這兩個問題就很難避免。而且只有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才有可能考慮如何拓展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比如，中華民國是否可以在聯合國衛生組織，甚至在聯合國大會中有一個觀察員的席位。在落實了“一中各表”之後，這些安排似乎都是可

以想像的。這些問題都可以放在中共提出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總體框架”中去考慮。但是，馬英九為兩岸協商加進了一個前提，要求中共先撤飛彈，然後談判。他在2008年1月2日接受《自由時報》記者的採訪時說，“現在中國對台灣的飛彈數量增加，要談和平協定，卻面對朝著你的飛彈，這說不過去！所以會要求進行和平談判之前，應先撤除飛彈。我們不願在飛彈威脅陰影下談判”。這一點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其可行性令人懷疑。如果馬英九能說服中共，台獨沒有可能，那麼中共撤飛彈才有可能。但是這個說服的過程就是談判的過程。馬英九似乎把這個過程顛倒了。正如之前他講到，“六四不翻案，統一不能談”一樣。難道不是先談平反，之後才能平反嗎？正如先談判，之後才能撤飛彈一樣。台灣人不是經常講“以大事小以仁，以小事大以智”嗎？在提出這些前提的時候，馬英九的“智慧”在哪裏呢？其實，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先談起來，才是智慧的表現。除了上述“一中各表”的內涵、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等問題之外，還有另外一些值得談判的議題。這些題目可以列在胡錦濤談到的“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的項目之下。如果說2005年連戰、宋楚瑜訪問大陸開始了國共和談的新局面的話，那麼如果馬英九當選“總統”，代表中華民國，國共和談應該能夠走上一個新的台階。比如，馬英九的當選會使國、共兩黨都同時變成執政黨。他們作為執政黨，有條件對80多年來國共鬥爭的歷史進行清理，有所交代。在國共鬥爭中，有不少人被犧牲掉。有些作為烈士，被雙方的政府所紀念，他們的家屬也得到撫恤、補償。在台灣的白色恐怖中犧牲掉的共產黨人、左派的家屬們得到了補償。但是，在大陸犧牲掉的國民黨人、右派的家屬呢？國民黨是否有責任和共產黨協商如何理解國共鬥爭這段歷史，如何妥善安撫那些被捲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浪潮中、付出生命和財產的代價的那些人和他們的家屬，這難道不是國共兩黨應該開始考慮的問題嗎？談到對歷史的清理，我們應該意識到國共的鬥爭並不是在1949年就結束了的。從第一次國內戰爭時起，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1957年的反右，以及1966至1976的文化大革命，國共鬥爭都是一直在繼續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在解放後、文革中，有無以數記的人被當作國民黨的“殘渣餘孽”被專政。解放前被革命和反革命的機器絞死的人就更是不計其數了。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責任將這段歷史如實地呈現，以便使後人知道自己應該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正如人們常說的，不知道自己的歷史，就不會知道自己的未來。當然對歷史的清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可以一點一點地做起來。實際上，很多人已經在開始做了。比如在我的家鄉山西省平定縣，政府已經組織了人員調查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在本地阻擊日軍的幾次大仗。當時有成百上千、裝備簡單、手持大刀的川軍士兵戰死在平定。這樣的調查，如果有國民黨政府方面的合作，會更加容易一些。這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本來是要永遠被淹沒在歷史的塵埃裏的。而且這樣的事例應該還有很多。國共合作可以做的事情也會有很多。再舉一例。江西的南昌，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的紀念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誕生地。但南昌也是蔣介石1930年代的剿共總部。五次對紅軍的圍剿和五次反圍剿都是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事件，國共兩黨除了應該對這些事件做出比較客觀的清理之外，還應該在原剿共總部設立紀念館，讓後人學習歷史，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事情已經過去70多年，當代人應該能夠超越歷史的恩怨情仇，為子孫後代留下一點他們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馬英九在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時說，事實上，對違反法治、侵犯人權的事，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對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事件、國民黨執政時所犯的錯誤，我的態度都非常清楚，我認錯道歉並努力做必要的補償賠償工作。對日本統治台灣時所採取的暴行，我也是以一樣的態度看待。同樣的，對中共當局統治大陸時期，一些侵犯人權的做法，我還是一樣的立場。馬英九在接受《中時電子報》專訪時再次強調，對於國民黨統治時期造成的白色恐怖，國民黨在執政時期所犯的一些錯誤，所造成的冤案、錯案、假案，我們都應該在可能的範圍內予以平反。……唯有這樣的做法，才是正確的態度。同樣，民進黨人士覺得有疑義的案件，包括林義雄母女的命案，包括陳文成事件，我也都

願意重開調查，這些都是歷史的事件，我們都不要忽略掉。這些態度我都很坦然，我也用同樣的態度面對大陸的天安門事件，以及日本統治台灣時候所發生的問題。我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人權、法治，這樣的態度未來應該可以與反對黨做有效率的溝通，因為我們談的不是族群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人權、人道，絕對可以找到溝通之處。如果國民黨可以為二二八事件道歉，為白色恐怖道歉，那麼它也應該為在大陸時期被國民黨迫害的共產黨及左派人士或其家屬道歉。反之，共產黨也應該考慮對那些受到不正當待遇的國民黨及右派人士或家屬道歉，而且國共兩黨都應該對他們做出一些補償。請注意，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我的家鄉在1940年代曾經發生過所謂的“國民黨特務案”，其中多數是冤獄。多少年來不少涉案者的家屬四處奔走，爭取平反冤案，但時至今日，仍不得其門而入。相信在全國，類似的情況不知會有多少。一個公平社會的建立，如果不清理歷史上的不公，則一個公正的社會就很難建立。這些只有國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次合作，才有可能。這也是馬英九如果當選，可能帶來的正面變化之一，也即對國共鬥爭的歷史的一個梳理。國共談判的障礙：克服自己兩岸談判的障礙還很多，除了社會心理方面的障礙之外，還有政治理想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的矛盾等方面的障礙。在這裏我主要想講一個更加具體的問題，即兩黨如何克服自己的問題。首先，馬英九需要減少對自己的限制。正如我在上面談到的，“六四不翻案，統一不能談”，是一種沒有必要的自我設限。導彈不撤便不談和平協定，也是一種沒有必要的自我設限。固然，不統、不獨、不武，也是一種限制，但是鑒於島內外的情勢，這種設限或許有其必要。但是，不談“統一”，整合還是可以談的吧。經濟整合自不待言。政治方面如何整合呢？相互可以做些什麼樣的妥協，比如適度地開放黨禁和報禁問題，政治、文化和社會更多、更高層次的交往問題，在民主化方面的合作問題，如何解決台灣和大陸在民主化方面出現的或需要克服的問題，以及未來整合好的“一個中國”是個什麼樣的政體，等等問題，都可以談。其實有些事情，大陸已經在做了。比如在適度開放報禁方面，大陸政府已經允許台灣的《聯合新聞網》登陸。雙方也可以協商各自的電視台登陸的問題。在開放黨禁方面，適當增加民主黨派的人數，也不是不可預期的。當然讓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登上大陸，大陸的中國共產黨登上台灣，恐怕還得假以時日。總之，台灣方面需要克服自己的“島民心態”，要有大格局。有人批評說台灣人整天在講全球化，但是他們這個全球化不包括中國大陆。這的確是一個他們需要思考的問題。當然馬英九還要克服來自島內的反彈。島內比較堅定的台獨人士視大陸為洪水猛獸，拒絕和大陸接觸。島內一些政治人物為了一己私利，也推波助瀾，試圖讓大陸和台灣越走越遠。馬英九雖然用“不統”來安撫這些人，但任何和大陸的進一步談判都會受到這些人的批判和阻撓。遊行抗議、罵馬英九和國民黨為“賣台集團”的人不會少。那麼馬英九能否力挽狂瀾，用自己的智慧克服可能的困難，將兩岸關係帶到一個柳暗花明的境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陸方面也有一個如何克服自己的問題。整合兩岸關係，使國家能夠和平、健康、民主地發展，使民族能夠振興，是最高的國家利益。共產黨需要敞開胸襟，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置於任何黨派的利益之上，兌現自己平等協商的承諾，兌現自己“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的承諾。要真正做到胡錦濤在十七大所說的：兩岸同胞要加強交往，加強經濟文化交流，繼續拓展領域、提高層次，……使彼此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努力。實際上，人們也可以理解，做到“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並不是那麼容易的。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商談出一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之上的“未來一中”的架構，已經很不容易。為後人呈現一個比較完整、客觀的國共鬥爭與合作的歷史，補償在這個歷史中受到傷害的那些人和他們的家屬，就更加困難。這正是“任重而道遠”。如果馬英九當選，國共雙方面臨的任務艱巨，道路崎嶇。但是，大中國地區的和平和發展，又有賴於兩岸關係的和諧和穩定。台灣問題如果處理得好，可以為大陸和台灣的發展都帶來新的契機。全中國、全世界的人們都會拭目以待，希望能夠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澳　：兩岸的“地點窗口”■ 文／ 卲 宗 海 （澳門） 何 振 盛 （台灣）前言兩岸和平發展的障礙在於主權爭議與國族認同的問題。由於兩者的敏感性與潛在衝突性，稍不留意極可能引發軍事對抗而致骨肉相殘，生靈塗炭，任何有智慧、負責任的領導人都應該極力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然而回顧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兩岸關係的發展，除了短暫而間歇的和緩之外，雙方不是進行軍備與外交的競賽，就是不斷的隔空喊話，而持續性、權威性的溝通卻十分罕見。從某個角度來看，兩岸當局都是以拖待變的時間機會主義者，但要承受擦槍走火後果的卻是兩岸的廣大人民。這與孫中山先生當年為了國家統一，避免戰火肆虐，甘願紆尊降貴北上與軍閥謀和，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與和平統一思想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啟示包括：以和平為基礎、以民意為依歸、以自治為手段、以共榮為目標，這四項啟示值得我們進一步思索如何突破兩岸當前的僵局。本文具體建議從下列方向來加以實踐：設在澳門的“台北經濟文化中心”為澳門居民辦理赴台手續。建立“地點窗口”溝通模式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面對多元主義國際體系的形成，兩岸執著於“主權”的論辯，未必符合未來價值的思考方式；且民族認同本須在時間過程中藉由自然力而形成，斷非人為強迫的力量所可以造成。因此就“避免衝突”的階段而言，就是擱置衝突性議題，積極進行接觸與溝通。即使沒有議題的接觸與會談也有助於改善兩岸緊張氣氛。因此，當高層次政治對話行不通的時候，我們應思考低層次政治對話的可能性；當中央級對話行不通的時候，我們應思考地方級的對話；當直接對話行不通的時候，我們應思考間接的對話；當敏感對話行不通的時候，我們應思考不敏感的對話；當有所為的對話行不通的時候，我們應思考有所不為的對話。而這一切的基本思考是：兩岸一定要建立良性互動的關係，良性互動的關係一定要靠溝通與對話來達成，而有效溝通與

對話的前提是要對得上話（即使話家常也可以），這種積極態度必須轉化為一種常態的模式，才能持續進行。本文認為建立一個雙方可以長期持續溝通的“地點窗口”，才能在自然的條件下與漸進的時間過程中找到雙方可以對話的主題，並為日後雙方進行實質對話與發展良性關係，做好奠基的工作。以一個“地點窗口”作為雙方長期性、常態性接觸的橋樑，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1．將兩岸雙方僵化而不良於溝通的敵視性對策結構予以“解構”，為新的良性互動模式尋找共識基礎。2．先避開“王對王”的攤牌局面，免除兩岸高層刺激性的對話及行動而造成沒有迴旋空間的局面。3．藉由在特定地點雙方代表的長期接觸，來建立彼此情感基礎，作為軟化雙方可能無法妥協之立場的調和劑。4．在先不限定對談議題、形式，又不拘泥於代表本身頭銜、身份的情況下，雙方進行無話不談的自由接觸，以了解彼此想法且尋找可談的議題。5．這是一個被授權的直接溝通管道，避免外界雜音的干擾與有心人的誤傳。澳門適合成為兩岸的“地點窗口”基於上述認識，兩岸之間最適合作為“地點窗口”的試點地區非香港與澳門莫屬。而澳門又比香港具有更優越的條件，其理由如下：1．香港與澳門都具有“一國兩制”下的特區身份，較之大陸內地有其獨特性，運用這種獨特性，作為兩岸間積極性的“仲介”橋樑，兩者都是非常適當的選擇。但是由於香港本身的政治、社會、經濟生態比起澳門都更為複雜多元，在這樣的環境裏作為一個“地點窗口”，香港本身內部結構的複雜性可能會干擾兩岸尋找建設性話題的機會。譬如大財團為了自身的商業利益、民主派人士為了自身的政治價值、外國政府或機構的代理人為了特殊目標，都可能影響兩岸正常對話的可能性。反之，澳門這方面就單純的多，其衍生的負面因素也就少得多。2．澳門政府對台灣人民的友善程度實際上是超過香港政府的。即以入境的待遇而言，澳門給予台灣人民免簽證的待遇，香港不但沒有這種優惠措施，且對台灣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的入境簽證予以嚴格的審核，甚至經常因為政治因素而拒發簽證。另一方面澳門特區政府還對台商投資澳門給予鼓勵，除享有“投資居留”的權益外，進一步完善了吸引台灣資本、技術和遊客的措施。再加上澳門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在台灣培養出來的人才，承認台灣的高等學歷，提升和任命了許多畢業於台灣高等院校的局長、廳長、處長，在雙方的官方聯繫上，澳門政府比起香港政府的顧忌也少了許多。因此，兩相比較之下，澳門作為一個“地點窗口”，還是較為台灣方面所信賴。3．香港的媒體雖然遠較澳門發達，但是卻也存在著令人難以苟同且無孔不入的狗仔文化與八卦文化。兩岸關係的突破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嚴肅大事，若被當成娛樂新聞處理，只怕更會衍生許多是非，而不利於真正對話的開始。其次，香港媒體向為外國媒體關注的焦點，一舉一動常被外界以放大鏡檢視，未必有利於雙方協商事宜。反觀澳門的媒體較為謹言慎行，或許也缺乏興風作浪的能力，而外國媒體對於澳門也較不注意，基於這種隱蔽和保密的特質，使得澳門能夠成為兩岸直接、坦誠、平靜、理性對話的仲介橋樑。澳門如何發揮“地點窗口”作用如果同意上述觀點，則澳門在兩岸關係上可以產生的正向作用，當不僅止於眼前消極而被動的仲介角色。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澳門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至少可以從下列幾個方向發揮功能：1、既有觀念的解構。如果澳門可以作為兩岸“求同存異”的“地點窗口”，首先在定位上就必須跳脫兩岸既有的思維模式與政策框架，才能敞開胸懷，進行全方位的接觸與了解。兩岸的癥結在於“一中”問題與隨之而來的主權歸屬與族國認同問題，如果繼續纏繞下去，兩岸之間不可能有真實的對話，更遑論直接的談判。澳門的仲介角色應該是為兩岸創造任何可能的對話和接觸機會，因此在觀念上扮演好這個角色的前提就是“沒有前提”。這點對於台灣方面是比較能夠接受的，但並非如民進黨政府刻意將“一中”作為“議題”，以對抗大陸將“一中”作為“原則”的立場。因為這樣的邏輯思維仍然陷於政策與對策的對立框架內，無助於溝通。兩岸當局應該在順應民意的前提下，對接觸會談的

可能性採取開放的態度，兩岸的僵局才有可能突破。2、常態管道的建立。目前兩岸官員接觸的方式還是非常低調、甚至避諱的，這種秘密交往的方式，其實無助於真誠而自然的溝通，有時反而會引發各自內部不同人員的猜忌與顧慮，而帶來更多的誤會。另一方面，澳門官員與台灣駐澳人員的接觸，也因“錢七條”的規範而有所限制。澳門其實應該開放為雙方政府官員與意見領袖常態性交往的管道，不僅北京駐澳人員可以與台灣駐澳人員正常交往，也應鼓勵澳門特區政府官員與台灣官員不受限制的進行接觸，這種“複式交往”模式有助於北京了解台灣的真實想法。而台灣方面，也應放棄消極的“不主動接觸”做法，改以積極的態度直接而深入地了解對岸官員的想法，且在敏感而困難的議題上，透過澳門特區政府的仲介角色，有效地釐清問題的癥結或解除北京當局的疑慮。中國人所謂“見面三分情”，兩岸官員透過澳門這個“地點窗口”進行長時間的接觸與對話，自然能夠培養一種彼此諒解的情誼，而在各自向上級反映意見時，採取某種互換角色的觀點，會有助於雙方立場的妥協與共識的形成。3、溝通代表的強化。良好的“溝通”取決於適當的溝通者、暢通的管道與正確的訊息。澳門要成為有效的“地點窗口”，除了本身必須成為意見自由交換的管道外，兩岸各自派遣具有代表性的溝通者駐澳也是不可或缺的條件。目前兩岸派遣在澳的人員，純屬聽命行事的事務官性質，沒有權宜行事的特權，對於訊息萬變的兩岸事務，由於缺乏足夠的授權而無法在第一時間將可能失控的局面予以消彌，因而不具備危機處理的功能。其次，由於溝通者的代表性不足，無法立即將重要訊息直接呈報高層，必須經由各自內部官僚體系的呈轉，難免會因此失去時效，而造成雙方的誤解，乃至於衝突。再者，由於溝通者的代表性不足，彼此的信任感自然不夠，積極而有意義的溝通便很難產生。因此，任命雙方高層信任又不負眾望的溝通代表長期駐澳，是強化溝通效能的必要條件。4、澳門代表處駐台。根據台港與台澳雙方協議，互設辦事處是彼此互惠的條件。當然，按照雙方法令的要求，台灣駐港澳機構分別以“中華旅行社”與“台北經濟文化中心”的名稱，繼續履行其既有的功能。反觀港澳駐台機構迄今尚未成立，儘管台北在政策上表示歡迎，港澳特區政府卻因某種顧忌，遲遲無法設處，不但無法服務港澳旅台人士，也無法就雙方關切的事宜進行直接交涉。這或許與北京在政策上的限制有關，但是如果只是因為設處的“名稱”或者不願讓中央主導的涉台事務因為設處而受到影響，這其實是杞人憂天的想法。單純就澳門的角度而言，其目前赴台就業、求學的人數逾四萬人，幾乎佔其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設處服務其旅台人士，自然符合它的利益；其次，澳門作為兩岸的仲介角色，在台設處可以直接了解與感受台灣輿情對於兩岸事務的看法，其駐台人員長期實地觀察與分析，有助於北京當局掌握台灣人民的真實想法；再者，當雙方高層的對話與溝通不良時，透過駐處的緩頰與協調，往往能夠找到轉圜的空間。特別是就北京的觀點而言，澳門在台灣設處，在中國的法理上只是地方對地方的關係，並沒有違反“一中”原則，實無限制的必要。5、“澳航模式”的改善。所謂“澳航模式”是指兩岸於1995年10月就台澳航權問題，雙方通過談判獲得成功，從而開創了兩岸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澳航模式”。“澳航模式”具有兩個特徵：一是務實而彈性；二是政府主導，民間對談。就第一個特徵而言，當然是能夠達成協議的重要原因；而就第二個特徵而言，則是北京當局為了避免讓外界形成分治的“兩個中國”對等談判的印象，而刻意做出的安排。其實這仍陷於舊思維的框架中，對於滿足台灣方面的“對等、尊重”的心理需求，沒有應有的回應。兩岸本來就是分治的政府，分治政府的對談雖然隱含“承認”對方法理地位的態度，但在邏輯上與統獨的走向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如果澳門可以作為一個積極的“地點窗口”，在運用“澳航模式”解決兩岸爭端時，大可不必在談判代表的身份上打轉，延誤了會談的舉行。就實務的層面而言，只要前述四項建議能被採行，直接的官方對等談判就有可能。6、“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的設置。兩岸當局應該共同出資成立“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網羅大陸與台灣專研兩岸問題的學者、專家及政府代表，組成具有權威而獨立的研究團隊，隨時向兩岸當局獻策獻計，以凝聚彼此的共識。在開放而自由的專業研究之下，相信能夠為兩岸的共同未來找到出路。而其設立的地點以具有利便性又環境單純的澳門為佳，由澳門特區政府與澳門相關的大學提供適合的場所並組織定期的研討會，相信對於兩岸彼此深度的了解會做出一定的貢獻。

大選前看　民　　　 民　　反攻■ 文／譚志強 （澳門）楔子如果有人問起，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和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公開電視辯論，誰輸誰贏？答案可能是比較嘴甜舌滑的謝長廷贏，有點反應遲鈍的馬英九輸。不過，經過陳水扁及民進黨團隊的“八年亂台”之後，不少台灣人民都學精明了，投票風氣也變了，再不會單單只看候選人的口才，便會“跟著感覺走”地投下選票。現在的情況可能是候選人口才愈好，人民卻愈不信任，令他輸得愈慘。事實上，候選人是否有“誠信”，才是選民投你一票的基本條件。謝長廷有無誠信？連他的多年同志蘇貞昌都批評他“奸譙”（台語），而對他其他方面的批評，更不必多說。因此，辯論如果謝長廷贏了，選舉也未必贏得了馬英九。這能怪誰呢？當然要怪一直壓在他頭上的陳水扁，和其他利用最後時機“A錢”的民進黨“好兄弟”。五月就要下台了，但在3月22日投票日之前，都還在禍害謝長廷。當然，選情不會如此簡單。誰將勝選？兩岸問題專家（包括馬英九的助選團隊）都無法保證。理由何在？立法院選舉大勝，國民黨卻屢誤戎機最重要的理由是國民黨在立法院選舉大勝後，屢誤戎機，沒有乘勝追擊民進黨，讓謝長廷在短短的一個月之內便重整旗鼓，運用各種負面選舉手法，一個百分點再一個百分點地，在民意支持度上，逐步拉近和馬英九差距。其實，1月12日結束的台灣地區立法委員選舉，在野的國民黨取得超過立法院席位總數2／3的81席，執政的民進黨卻只取得27席，這個結果並沒有出乎海內外台灣問題專家的預測，但是，民進黨候選人輸得如此慘不忍睹，倒是誰也沒有想到。因為，根據台灣現行“憲法”規定，國民黨不但取得未來四年台灣立法院的壓倒性主導權，還取得對“憲法”的修訂權和對“總統”的罷免權，亦即是一個已被人民充分授權的反對黨，不但可以隨時修改遊戲規則，還可以隨時趕“總統”下台。所以，即使3月22日“總統”大選時，謝長廷僥幸取勝，也會天天被國民黨立法委員威脅甚至罷免，極有可能只是一位“廢帝”（跛腳鴨“總統”）。相反地，馬英九如果當選，他就會如吃了“大力菠菜”的“大力水手”（Poppi e），在超過2／3席次的國民黨立法委員配合下，很容易地推行任何政策，其權力至少等同於以前國民黨員委員席位過半的前“總統”李登輝，甚至可能達到20年前佔有立法院總席位超過2／3的故“總統”蔣經國的程度。

然而，正如老子所云：“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立法委員選舉勝利當晚馬英九很謙卑謹慎地表示，大家只要高興一陣子就可以了；但“內鬥內行、外鬥外行”“未勝先驕”“提前霸位”“坐地分贓”等老毛病在其他國民黨內的政客身上也慢慢地發作起來。例如，由於立法院大勝，總統大選選情樂觀，新任“總統”至少可以“委任”約1200個政府及國營企業主管職位，藍營內部目前即已開始出現爭相“霸位”（台語叫做“卡位”），忘記了如果忙著“霸位戰”，不乘勝追擊民進黨，一旦讓謝長廷絕地反攻得手，大家便甚麼位子都沒得分。其實，2003年國民黨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整合成功，藍營支持率一度比綠營支持率高出20個百分點時，藍營內部亦曾一度出現同樣的“霸位戰”。眾所周知，國民黨最後“得個桔”（空手而回），只有在公開場會上先眾口一詞地去“賴”槍打阿扁不死的那兩顆“神奇子彈”，然後回家抱頭痛哭。謝長廷絕地反攻，苦苦追趕相反，謝長廷方面卻在敗選當晚馬上整合內部，聯同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蘇貞昌向所有台灣選民致歉。接著，為了整合綠營內部，謝長廷一方面上門拜會李登輝，以取得台聯的深綠選票援助，另一方面則迅速地與醜聞纏身並造成立法院選舉大敗的陳水扁切割。再次，謝長廷利用民進黨仍然掌握政權的執政黨優勢逼迫行政院長張俊宏對台灣選民開出一大堆的“政治支票”，如勞工委員會辦理的紓困貸款（5天之內便有約7萬人申請，金額約新台幣70億元），CEO（商業機構行政總裁）出任國家“總理”（效法南韓新任總統李明博進行台灣維新）之類的承諾，紛紛出籠，政治姿態愈來愈低，承諾給人民的好處愈來愈多，一副“知今是而昨非”的樣子。這一套拉票手法，海外人士可能不以為然。但是，依據筆者在台灣生活二十多年的親身體驗，台灣的不少選民，特別是中南部鄉鎮地區的本省人，就是吃民進黨這一套。不但如此，筆者不久之前在台北西門町及忠孝東路四段等鬧區逛街，不時會碰到零零落落的，支持謝長廷的年輕人助選團，站在寒風刺骨的大街上派發“台灣維新、夢想實現”之類的傳單，毫無由於立法院敗選所產生的頹廢之氣，可知即使在“泛藍基地”的台北，迄今還是有不少年輕人在繼續支持民進黨。相反的，立法院選舉後近一個星期，筆者都快要上飛機返回香港了，卻仍未在台北鬧市街頭碰到一位為馬英九拉票的年輕人助選員。由此可見，國民黨黨內的“霸位戰”過早出現、“未勝先驕”習氣未脫，種種對國民黨來說並非吉兆的現象，目前都陸續浮出水面，令不少對“泛藍陣營”有期望的人士心痛。立法院大勝並不表示“總統”選舉也會勝事實上，國民黨在台灣立法院選舉的大勝，並非必然可以自動轉化成馬英九的本錢，使他在“總統”大選中獲勝，因為牽涉到的因素非常複雜，例如選舉制度不同、對手性質不同、奸茅招數（奧步）不同、天氣好壞不同、投票率高低不同等等，這些都是目前無法預知的，過去的台灣選舉就曾有“藍綠翻盤”的先例。依筆者所見，3月22日台灣領導人大選最值得注意的三個因素應該是：第一、選舉制度不同。台灣“立法院”選舉是日本式的單一小選區兩票制（一票投區域代表，一票投不分區政黨代表），台灣領導人選舉則是南韓式的單一大選區一票制（亦即第一輪投票後，如有數位候選人，其中得到相對最多票數的那一位候選人即可宣告勝選，不必如法國般還要進行只剩下兩位決賽候選人的第二輪投票，令最後的總統當選人必然可以得到全國一半選票以上的支持）。換言之，同一個政黨所有個別立委候選人的得票總和，不一定就可以“自動過票”給同一個政黨的領導人候選人，立法院大勝不一定就可以表示可以在領導人大選中大勝。第二、候選人（對手）性質不同。對台灣來說，立法委員候選人是否勝選，除政黨連動效應外，是否得到當地派系（人脈關係）的支持和對當地利益的保證，這往往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政策的品質和候選人的水平常常是無關重要的。在立法委員選舉中，以馬英九為首的藍營，面對的是以民進黨主席陳水扁為首的綠營，陳水扁愈像“好鬥的公雞”，“馬不知臉長”地在全省飛來飛去，為民進黨候選人助選。大家一看見阿扁，就馬上想起他和太太吳淑珍（扁嫂）過去幾年所發生的種種醜

聞，於是，便出現阿扁愈助選，民進黨候選人愈敗選的“幫倒忙”後果。但是，當阿扁於3月14日被迫辭去黨主席的職位之後，馬英九面對的卻是一向打“逆風球”、常常在劣勢中“反敗為勝”的謝長廷，這場仗便沒有那麼容易打。第三、奸茅招數（又稱“賤招”、“下流手段”，台語稱“奧步”）效果無法預知。在己經篤定“一對一”（馬英九對謝長廷）的對決型（PK）選舉下，目前仍然掌握著行政權的民進黨，尚未出盡種種奸茅招數，如2004年3月19日領導人大選期間突然冒出來卻沒打死陳水扁的兩顆神奇子彈，2005年底高雄市市長選舉投票日前夕誣蔑國民黨候選人黃俊英“買票”的偽造錄影光碟等。為求險勝，未來兩三個月之內，如果還有一些未用過的“奧步”，相信民進黨一定是會出盡八寶的。萬一國民黨方面突然爆出一些嚴重醜聞（不管是不是民進黨捏造出來的），令不少親藍選民不去投票，或者突然多出10％的親綠選民冒出來投票的話，選票一來一回，便足以造成“藍綠翻盤”的後果。謝長廷出盡賤招，節節追趕目前謝長廷的競選策略大致上便可以分成“三部曲”，首先是對馬英九全面開火，不管有無確實證據，先用“墨魚戰術”將馬英九抹黑，減低選民的“西瓜靠大邊”效應，即使無法打低深藍的鐵票，也至少可以令到不少中間選民猶豫不決。例如，謝長廷及台灣的“親綠傳媒”對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一路狂攻猛打，從攻擊馬英九曾經持有美國綠卡（永久居留權證明），到抨擊馬英九太太周美貞炒股票、馬英九女兒用特權免試人入讀名校再興中學、馬英九大姐馬以南曾經在大專聯考槍手案中為人代考等等，都反映出謝長廷最近的手風是愈來愈順的，即使所有謝長廷指責馬英九的事情，自己及其親屬幾乎統統都有犯上。但是，政治就是這樣的一回事，謝長廷比馬英九的“優勝”之處就是在他可以臉不紅，氣不喘，一直對馬英九數說下去，仿佛自己從來沒有做過同樣事情似的。這種現象就叫“人如果無恥至極，就一定天下無敵”。特別是在綠卡問題上，馬英九及其競選團隊到現在都似乎無法明白“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的危機管理原則。因為，任何突如其來的問題，如果在第一時間不能滿足“三T”原則，迅速地、完整地、權威地回答外界的質疑，事件就會馬上衍生出更多的疑點，引來更大的政治風暴。謝長廷設局讓馬英九跳入陷阱，這是典型的律師辯論技巧，馬英九既無法洞穿對方動機於先，又愚拙地被動回應於後，這是反攻為守，平白失去了國民黨“立委”大選後本可營造的“西瓜效應”。謝長廷所進行的“人格檢驗戰”必然激起泛藍選民的焦慮與同仇敵愾，基本盤不會動搖，但泛綠本來已渙散的士氣卻又回籠，認為“總統”大選仍可放手一博，最值得關注的是中間選民的動向，馬英九民調近日下挫，謝長廷並未回升，但中間選民具獨立性格，不會隨政治人物起舞，他們是否投票，距3月22日大選只有一個多月，中間選民才是關鍵少數。國民黨從來都不是好貨，五十多年來，幹下不少令台灣人民恨之入骨的事情。但是，最近八年民眾發現民進黨更差，貪污得比國民黨更難看，於是，看在國民黨的財經人才還是比較多，想用選票改變自己的命運，又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所以，才會投國民黨候選人一票。可是，每一次看到馬英九身後站著的那一群老人家，兄弟就很擔心，即使馬英九上台，台灣政治還是被這些老人黨卡住要害部門，到頭來還是換湯不換葯。總而言之，民進黨是近代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依靠武力，只是趁著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大潮的機會，在台灣內部通過多次民主選舉後，才依法取得政權的執政黨。觀諸過去二十多年的台灣選舉歷史，民進黨候選人思想變化之迅速，選舉手段之多變，實非已經創黨百年的“老K”（國民黨）候選人所能企及。所以組織能力比較強勁的國民黨，投票日之前的364日都在領先民進黨；但是，往往就是在投票日之前的一天一夜，輸在民進黨突如其來的“奧步”之上。因此，筆者最後不得不在此提醒大家：提防馬英九輸在最後一個晚上！總之，台灣要轉運，還得看國民黨是否能“勝不驕，敗不餒”，將黨內團結繼續維持下去，克服本身永遠輸在無法有效控制內鬨的毛病，才有可能打好3月22日的“翻身仗”，順利取得“總統”大位，讓行政、立法機構互相配合，令台灣一方面爭取至少四年的時間去追趕世界，一方面令台灣的民主政治可以通過“二度輪替”而更加鞏固，最後還可令兩岸關係不再劍拔弩張，讓持之已久的兩岸和平，起碼撐過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兩個關口。

平常心對待台灣選舉■ 文／黃坤堯 （香港）台灣新一屆“總統”選舉，依然是藍綠對決的局面，但今年統獨的議題相對淡化，其實連政治理念、兩岸關係、經濟政策、軍事外交、社會民生等的論辯，兩黨的政綱都差異不大，老生常談，缺乏新意，甚至還故意朦朧化。一方氣定神閒、悠然自得；一方張牙舞爪，獨挑大樑；就是缺少激烈碰撞的火花。民進黨執政8年，經濟蕭條，民心渙散，公信無存。往後除非繼續沉淪，享受墮落的歡愉；否則就要痛定思痛，割除腐朽，增強自我的免疫力。台灣選民現在最嚮往的，其實就是急需一個廉潔的政府，治除頑疾。因此，對於理性的選民來說，這次應該會選一個清廉正直、有公信力而又備受考驗的領導人，馬英九迭經考驗，尤其經過民進黨政府多番的檢控，司法機關施予嚴苛標準的財產及行政的審核，結果二審過關，成就了他的清白之軀，自然成了台灣現在唯一可以信任、可以託付的選擇了。至於謝長廷呢？他有強烈的鬥志，更有在逆境求生的能力，以及帶給選民改變的希望，改造民進黨，改變台灣，甚至改動自己。但他過去處事的手法過激，施政虎頭蛇尾，而且貪污的指控太多，利用執政黨的庇蔭，一直都在半遮半掩之中，未必有罪，但也不見得清白，比不上馬英九君子坦蕩蕩的胸懷，台灣的選民最後會怎樣審形度勢，怎樣選擇呢？至於兩岸統一的契機，可能跟這趟的“總統”選舉完全沾不上邊。無論馬、謝誰人當選，首先都會強化兩岸的關係，但這一定不會是統一問題。小三通早就通了，而且通得很成功，大三通還會遠嗎？現代的經濟體系跨地域，跨國界，講求互利合作，重視效率，資訊發達，物流便捷，甚麼都在搶佔先機。世貿唯一的工作，就是要掃除壁壘和障礙，希望一切暢通無阻，如果還有人想閉關自守，無疑是自斷經脈，自絕於全世界了。大陸早已一步一步地豁出去了，台灣還在瞻前顧後、步步為營，阿扁留下的悶局，看來都有待馬或謝來化解了。強化兩岸關係並不就是統一問題。謝長廷在牌面上一定不統，千方百計謀獨，但在目前國際的形格勢禁下，無論如何總是獨不出花樣來的，只能暫時麻醉一些狂熱的選民。至於馬英九呢？他更沒有獨的條件，當然也沒有統的動力，他只能維持後國民黨時代最後的一點餘暉，做好這份工。就像當年蔣經國明知大勢已去，反攻無望，乃以十大建設立足台灣本土，後來還陸續開放媒體，改良政治，在險峻的國際形勢下，爭取最大的生存空間。馬英九拼廉政，拼效率，拼經濟，平衡統獨的問題，在他任內如果能維持不統不獨，也就是對選民的最大交代了。此外他還得面對大陸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挑戰，看來是避無可避的，準備接招吧！2月24日，馬謝進行首次電視辯論。辯論開始前，兩人先禮後兵，不但握手，還親熱擁抱。兩岸統一的契機不在台灣，而在大陸。七十年代，蔣中正“毋忘在莒”，揮師北伐的願望落空，無法對追隨他渡海的江東子弟作出交代，最後只能抑鬱以終。蔣經國提出“莊敬自強”的主張，在外交逆境下全力經營

台灣，經濟起飛，最後解除了戒嚴，結束戰爭狀態，甚至撤銷報禁、黨禁，實施開放探親，全力推行民主建設，以台灣為試點，為中國的未來作出救贖，功德無量。大陸的心結消解之後，台灣成了大家安身立命的鄉土，卸下了解救大陸同胞的包袱，後來還劃清界線，徹底分家了。統一的呼聲日漸淡化，而台獨的行情也就日漸高涨。現在台灣主張統一的，幾乎完全沒有市場，而主張“一國兩制”也成了被取笑的對象。目前不統不獨的局面可能是最好的安排，但這種局面可以持久嗎？大陸還有多少忍耐力？怎樣破解這個悶局，看來大陸還是要費盡心思的。在七十、八十年代交替的時候，我在香港，剛好就是兩岸探親熱潮的中介人角色，我協助過很多的家庭在香港重聚，送過很多大陸來的小孩子去台灣依親。在茫茫人海中，經過大陸翻天覆地的種種運動，音信久絕，生死未卜的，輾轉得到了消息，這是多大的喜悅和歡欣呢！例如汪老師姐弟、父子在我家中相聚；李叔叔兄妹重逢，還接侄孙女赴台依親；吳老師接到了老母親，住在屯門蝴蝶灣等待辦證件，赴台後活過了一百歲。其他夫妻、母女、叔侄、祖孫三代的場面都有。最令人難忘的，還是一些夫妻團聚，相擁痛哭，彷如隔世，形影不離，大有三十年細說重頭的意味。他們在香港住十天，前三天絮絮不休的，好像有無限的話題，無盡的新鮮感；但後面的七天除了重複話題之外，大家對對方的生活就十分陌生，當然更無法理解了。十天過後，大家分別踏上歸途，某一方可能有新的家庭和子女，各有各的生活，也就從此了斷，有錢的就盡量用錢作補償了。當時大陸來的去不了台灣，台灣來的限於某些身分，進不了大陸，香港成了兩岸命定的中途站，大家來來往往，我家看來還是挺熱鬧的。這是台灣第一代的情況，他們去國三十年，見面時一般都在五六十歲以上，跟大陸的親情還比較緊密，血濃於水，不容易淡化，有些可能也要被逼割斷。至於台灣的第二代、第三代，台灣成了可以體貼的鄉土，而跟大陸的感情則十分疏離，中國成了國際舞台上的一個近鄰，有時還是一個壓境的強鄰，沒有好感。統一，為何而統？為誰而一？可能還是一個很陌生的概念。九十年代後，舊的時代相繼終結，舊的親情也相繼了斷。隨著台商群體的興起，兩岸來往比較寬鬆自由，兩岸新一代的婚姻互動也逐漸漸多，但這並不足以動搖長期以來兩岸對峙的困局。生意歸生意，婚姻還婚姻，兩岸亦未能因此而觸發重新統一的意念，要之也只是單方面的渴望，而非你情我願、情投意合的成熟境界。回顧中國的歷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其實外國的歷史又何嘗不然，而且這也符合世間事物發展的原則。我們有統一的漢唐元明清的盛世，也有長期分裂的時代，例如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及南北宋與遼、西夏、金、蒙古的對峙等，文化的發展完全沒有停頓下來。分裂，有時還是為下一個盛世的擴張作準備的。民國建立以後，中國長期處於分裂的局面，沒有幾天真正的統一過。一百年過去了，這是不是又意味著締造另一個盛世的契機呢？中國是泱泱大國，王者無外，有容乃大，順之以勢，導之以利，以勢利吸引台灣，隨著中國經濟力量的壯大，兩岸在經濟上走近是自然而然的事。不過，由於政治體制的差異，特別是民主選舉的理念，台灣遠遠走在前面，以至回不了頭，與大陸的民主概念南轅北轍，也就很難談得攏了。試想，如果選民選出了像阿扁這麼爛的總統，大陸有雅量接受嗎？因此，談統一，台灣選民最嚮往的，可能還是“一國‘良’制”，而非“一國兩制”，每個人都具有平等的機會，加上同聲同氣，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至於台獨行為，我看最終難免是要用戰爭的手段來解決的，兩岸可能都要準備一戰。無論是統一或分裂，歷史上不乏慘烈的戰爭場面，例如宋太祖伐南唐，就說過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而赤壁之戰也就決定了魏蜀吳三國分立的局面。不過無論戰爭的動機為何，受苦受難的當然還是一般無辜的蒼生百姓了。乃知兵兇戰危，不能濫用，當政者宜慎思之。2004年的台灣“總統”選舉，沒想到突然發生了三一九槍擊案，最近李昌鈺說兩粒子彈是以呂秀蓮為目標的，看來很有道理。國民黨臨時撤銷了最後一場的造勢大會。第二天早上，我在通化街排隊投票。晚上有朋友約好在寧福樓祝捷。黃昏出門的時候，電視機播放開票，開頭由國民黨領先，沒想到從信義路坐車到寧福樓後，未幾就變成小輸。大家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當中，相對唏噓。今年的選舉，希望理性的選民戰勝非理性的亢奮，希望有能者當之，如是而已。不過，選舉的結果並不能盡如人意的，有時還相當令人困惑。用平常心去看這一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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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鳳來儀■［幸福女人］生活上最舒適享受的是在周末晚上或周日，穿著極其隨便，燒定一壺好茶，然後跟閨中好友，款談心事，論盡人生，大可毫無顧忌，暢所欲言；還可以胡亂擠眉弄眼，時而嬌滴活潑，撿回爛漫童真，也可以時而兇巴巴的，發泄被教養壓抑的天生頑劣。這種聚會，是給自己精神上一次大解脫，舒暢非常。好友們都互相做著彼此的心理醫生與生活顧問。最近，我和老友又躺在地毯上，望著高高的天花板，聊天。她問：“你認爲我們這班好朋友算不算幸福女人？”我答：“我只有一半把握，我肯定是女人，至于是否幸福，可要分兩方面分析。這兩方面是客觀與主觀角度。”所謂客觀，是指這個女人以本身擁有的條件，能爭取到何等做人做事的成績，作爲一個衡量是否幸福的標準。問題很簡單，做人亦如一盤生意的收支，能夠刀仔鋸大樹，甚至無本生厚利，自然開心。凡人能把自己的才幹、修養、環境等條件發揮至最高境界，就是幸福。譬如一個天生低能的人，竟有一日，在專家悉心指導之下，努力到能做出超出他智慧範圍以外的事，這份成就，應該算是很大的幸福。相反，够資格當得上總統的人，却只能做個副部長，顯然屈屈不得志，幸福就打折扣了。至於主觀，是個人的感覺問題。只要你滿足自己所有，毫不介意自己所無，認爲自己頂幸福，那就是幸福了。中環天橋的乞兒每天收工計數，自覺成績斐然，晚上可以有碗熱飯暖肚，已很開心。他可能比交易廣場內一天掙七位數的人更自覺幸福，因爲後者可能認爲自己應該每天進帳千萬的。主觀與客觀條件合在一起計算，才能成爲一個在別人眼中以及在自己感覺上都算幸福的女人！梁鳳儀 （香港）香港著名作家，勤＋緣出版社創辦人，出版長篇小說20餘部、散文集20餘本，所製作之電視劇《豪門驚夢》等蜚聲世界華人社會。■悠然洗心■［美國智庫］美國號稱“民主國家”。最近有幾位朋友由美國來新加坡，談到了“民主的第五權力中心”，它是美國立法、行政、司法和媒體以外的權力中心一一“智庫”。全美國有大大小小1 600多家智庫，由大到數百人，小到十幾位精英所組成。史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是一個著名的“防務智庫”，其研究員既有前政府要員，如前國防部長一一佩里和多位名教授研究員，還有來自亞太各國的研究學者。該研究中心最近提出一份關於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研究報告，報告中提出，他們非常注意中國近年來拍攝的軍事題材電視劇，如“突出重圍”、“亮劍”等，幾乎每位學者都看過三遍，並在報告中指出，“亮劍”中的軍隊靈活性，讓人生畏，“亮劍”中的主角代表了中國軍隊指揮官的優良傅統，那種靈活的戰略戰術，不依常規的作戰方式，是西方軍界中不具備的，也是西方軍隊最難以招架的。“美國智庫”的作用是不斷改進和促羅 浩 然 （ 新 加 坡 ）東南亞著名僑商、教育家、專欄作家。創辦澳門東亞大學（澳門大學前身），出版“正義業書”27部。

進完善國家政策，為政府與軍方提供一套切實可行的戰略和戰術，並左右了美國發展戰略，維持美國在全世界的優勢地位。智庫在美國政、軍界影響極大，不僅因為其成員是國家戰略意見的諮詢者，還因為智庫成員將來可能成為美國政府的高官，或執掌美軍的高級統帥，例如：國際戰略研究所就出了基辛格；耶魯大學出了現任國務卿賴斯。好多一流學者，將會成為直接掌權的政府高官。要成為智庫成員，並不那麼容易，因為一流智庫需要一流學者，且一流智庫也造就一流學者。美國各智庫的專家群體中，基本上是政治、經濟、歷史、軍事知識的佼佼者。一些優秀知識分子都會選擇在智庫裏熱身，再到政府部門任高職；而從政府部門退下來後，再回到智庫中。智庫中有好多炎黃子孫後裔，希望能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貢獻。■似水流年■[我把幼年弄丟了]江 茹 （廣東）歌舞團的大院，依然靜悄無聲。五月的濃蔭密密地綠。民國時代的紅磚朱瓦百頁木窗的樓舍，點綴在這一線空間。大樹龐然於半空，終年護守。水泥路面碎成塊了，讓我的涼鞋輕輕踩上，引領前往舊時樂園的小路。果然，仍有人敲擊鋼琴鍵子，縷縷的叮咚，如幼年總聽到練嗓的咿啊，卻見不著那人影。午後草階邊，曾拾到舞蹈演員的玻璃遺珠，圓圓的六七顆，薄脆地撞響，水銀塗層由裏透出，陽光下晶晶閃耀。用縫衣的線穿了，珍藏在小女孩唯一領地的家裏書桌最底抽屜邊角。路盡處，圃圍皆樹。仰望葉如小芽，是泡淡了的茶味。鳥兒間或一弄，天色軟緞淺青。等了很久很久，什麼人也沒有出來。只有我認識這個地方，卻沒有人認識我。五六歲之後，就再也沒在附近住過。此時才知，我幼年朦朧的黑白照片與記憶，竟都去了。怔忡於當地，說不出的無助。繡球花如籬，粉白粉紅，石榴樹星點焰火，團團繁綠。小屋探出紅色斜頂，紗窗下一把竹椅。“五月榴花嬌豔哄，綠楊帶雨垂垂重，五色新絲纏角粽”，正是時節前後。喜且疑地慢慢走向深處，這是嗎，是這嗎？幼時的話劇團後院，幾幢紅磚西式大樓，三層高窗，大瓦鋪頂，一地苔綠與雜草，孩子們嚷著陣風般來去。盤桓不去，依依存照。有門防人員來問，你是誰，你做什麼？是啊，我是誰，我做什麼？憶起我住的小樓後園高聳入天的牆頭，有一棵小樹，婆娑生長。鄰居婆婆晚飯間常說牆要倒了。我似懂非懂也擔心不已，危牆下小口地刨飯，仰看小樹，然後又再仰看高牆。睡一覺便忘了，不幾日再陪婆婆憂愁一回。如此迴圈。用來砸核桃吃的小錘，熊貓抱竹的瓷器煙灰缸，白色單耳圓圓痰盂邊沿一圈深藍，爸爸黑杆白鋼套的墨水筆，五百年來只有我知道是在這裏。記得大人帶了去看武生走台，麻質布料的排練戲服披掛全身，背插四面靠旗招展著，足下白邊厚底靴，囚衣一般的肅殺，素得自己刹那間驚嚇到。原來台上青衣玉立、花旦豔啼、小生雙目斜飛印堂紅描，都是特意額外的重彩。天色愈晚，不歸何待。街頭人來車往，沒有誰認得我。這一次，我把幼年弄丟了。（攝影/秋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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