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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致200806 新年寄語07 聲音的重量九鼎問古08 說鼎九鼎特稿12 又好又快：中國經濟發展的追求九鼎論壇14 行政主導：集權耶？分權耶？19 再論澳門組織文化的提升本地話題22 澳門遊行：由“民生”走向“民主”24 澳門下一代面對的挑戰：舞好博彩業這把雙刃劍28 關於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的思考特別視點32 淺析葡萄牙早期對華政策的確立（上篇）台海點擊36 台灣“入聯公投”與兩岸關係40 在台灣的澳門人澳門名人42 鄭觀應外商內儒經世思想觀之詮釋文史哲藝46 說古談今論憂患

北望奧運49 奧運季節的北京胡同生活走筆52 湖畔的孩子爭鳴平台54 擊節兮《九鼎》 復歌兮《九鼎》55 對譚任傑先生指教的回應

新年寄語2008的新年鐘聲已經敲響，地球圍繞太陽又開始了一輪新的征程。自然界的一些現象周而復始，然而，對幾百年前的人類而言，它們是那麽的神秘。“自然界和自然界的規律隱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說：‘讓牛頓去吧’，於是，一切豁然光明”。偉大的科學家用自己的慧眼爲人類找出自然界的規律，讓人類能夠享受到更有品質的生活，他們被譽爲是上帝的使者，其實他們本身就應該是上帝。從星空、銀河、宇宙，到誇克、納米、基因，科學家們正在逐漸將自然界的規律展現在人類面前。然而與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相比，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似乎還停留在一個相對很低的水準。人類從哪裏來？要做什麽？到哪裏去？這些問題還在困惑著很多人。希臘阿波羅神殿的石柱上的那句名言“認識你自己”，雖然已經歷經了兩千多年的風風雨雨，但似乎還是在用一種很嚴厲的口吻向人類提出質詢。人類要想得到更好的生活，不僅需要像牛頓這種能揭示出自然界規律的上帝，而且也需要能解釋人類社會現象的上帝。回顧剛剛過去的2007，恐怖主義的陰影還在世界各地遊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解的道路還很漫長，伊朗的核問題使得波斯灣戰雲又集，“和平與發展”還沒有能完全成爲“世界主旋律”。而澳門，只是世界地圖上的一個小黑點，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使澳門有被淹之憂，産業單一化讓澳門有經濟脆弱之慮，鄰埠關於民主的爭拗使澳門困惑，台海兩岸的緊張對立讓澳門揪心；雖然來澳遊客和GDP還在繼續增長，但交通的擁擠、物價的飛漲、以及歐文龍事件所揭示出的官員貪腐現象，又是漂浮在澳門天空上的幾朵陰雲。《九鼎》不是上帝，可能沒有慧眼能找出澳門社會乃至人類社會的規律，但社會進步，匹夫有責，《九鼎》願意爲所有有志探尋社會規律、促進社會進步的人提供獻言獻策的平臺。在2008，《九鼎》成爲了月刊，需要得到社會各界更多的批評、指導、幫助和關愛，也需要得到各界人士更多的稿件支援。《九鼎》歡迎各類有關政治、經濟、社會、國際關係、文化、歷史、教育、法律、管理以及行政的論文、調查報告、評論、人物專訪、學術活動報導；《九鼎》堅持學術自由、文責自負，鼓勵各抒己見、百家爭鳴。《九鼎》爲自己許下的新年祝願，就是希望能與所有的作者、讀者一起，爲澳門的進步、中華民族的復興、世界的和平、人類的發展，做出自己的努力。■《九鼎》編輯部

聲音的重量■ 文／陳 穎一個嚮往科學發展的時代，必然共鳴社會進步的聲音—— 這 是 《 九 鼎 》 的 判 斷與抉擇，這是《九鼎》的信念與責任。當人類從樹上跳下來，挺起脊樑走進文明，先民說的第一 句話是什麼？母親說 是“愛”，信教徒說是“天”，魯迅說是“杭育”，社會 學家說是“我”……一切可資考證的遺跡，距今大約三百萬年；當夏啟廢除 “禪 讓 ”， 中 國 跨入文明社會，傳說流轉四千餘年；當始皇帝嬴政一統中 華 ， 書 同 文 、 車 同軌、統一度量衡，是在西元前221年；當武昌城頭響起 首 義 的 炮 聲 ， 中 國人獲得了公民的名義，是在西元1911年；當北京天安門禮 炮 轟 鳴 ， “ 中 國 人 民從此站起來了”，是在1949年；當澳門回歸祖國，《義勇軍進行曲》響徹濠江兩岸，是在1999年。傾聽歷史的回聲，定格在2008年第一個清晨，時間正在加速奔跑。矚目今天的澳門，矚目今天的澳人，矚目今天的澳門社會，《九鼎》站在輿論前沿，應該發出什麼樣的聲音？我們的澳門，澳門的我們，記錄時代聲音，傳達澳人願景，鼓呼社會進步！《九鼎》站在歷史的的舞台，秉持客觀態度，不虛美，不隱惡，像一滴透明的水珠折射太陽的光輝；《九鼎》把握觀察角度，以正在進行時的強烈現場感，貼近時代，貼近社會，像一隻逐浪的小舟遊弋社會的長河；《九鼎》力求言論深度，立足本土，放眼四海，資鑒大家智慧，援引博學宏辭，像大地的使者傳播春天的消息。我們賴以棲身的星球被稱為“地球村”的時候，我們的民族踏上復興之路的時候，《九鼎》的聲音是我們自己的聲音！我們謀求發展中創新，創新中發展。現實社會擱置公序良俗，默認急功近利，各種問題和困難阻礙著我們的腳步。然而我們清晰地看見：激情啟迪開拓者的思想與信念，熱血成就後來人的夢想與輝煌。《九鼎》尊重規則，但決不因循守舊；《九鼎》崇尚社會良心，一以貫之地堅持刊物宗旨；《九鼎》肩負一份重托，讓我們走到了一起……何懼櫛風沐雨？何懼披荊斬棘？我們並肩攜手，一道發出《九鼎》的聲音，共同鼎力民生幸福 。每一天的世界都是一個嶄新的世界，每一天的澳門都是一個嶄新的澳門。2008，《九鼎》夯實社團與社會互動的平台。我們虔誠地篤信：民主、專業、廣泛的和諧之聲，是厚重的，也是有力的，能夠，並且一定能夠推動時代前進的步伐！新年的鐘聲悠遠而空靈，我們來許下春天的祈禱：今天的《 九鼎 》給澳門留下印象， 明天的《 九鼎 》給澳門帶來影響 ！

★★ ★鼎說鼎■ 文／吳 璵“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 昏亂 ， 雖大 ，輕 也 。天 祚明 德 ，有 所 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這“問鼎”故事，見於左傳宣公三年。述楚莊王向周定王使者問“鼎”之事，意在言外，非是要欣賞鼎花紋之美、製作之巧、銘文內容，他把實物的鼎抽象化，暗示周室式微，猶輕小的鼎，隨手可以取走。其實是有意圖謀周王朝政權的意向。鼎，原是個具體的器物，重要的烹煮器皿，其後就依其形而構字，所以說它是個象形字。甲文作為 ★（甲編二八五一）、 ★（乙編七四五）、 （鐵雲六四、四）、金文作 （盂鼎）、 （作父已鼎）、★（師奎父鼎）、篆文作說文謂：“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象析木以炊，貞省聲”。釋義正確，但字形錯解，不當以形聲釋之，是百密一疏。王筠以為“鼎字全體象形，目為腹也，鼎之上出者為耳，下注者為足。”其說得之。羅振玉釋甲文謂：“象兩耳腹足之形，與古、金文同。”林義光謂金文“上象兩耳及鼎，下象足形。”參證實物，所釋皆是。鼎形既定，鼎足、鼎臣、鼎呂、鼎力、鼎峙、鼎輔等詞由是而獲得引申的根源。民以食為天，以鼎為食器炊具，顯示其功用重要，且青銅鑄造，質硬體重，耐久經用，可傳久遠。社會型態日變，群體活動頻繁，漸而引申演變為力量的來源，“政權”的象徵，是可以理解的。琅琊代醉篇云：“禹時九州貢金所鑄之鼎，三代時為傳國之寶，恒隨王都遷徙，故謂立都曰定鼎。”這大概就是楚莊王“問鼎”的動機。鼎字甲文多見，金文尤多。文字乃由應用而生，歷代出土實物更以千計，可以證明。然鼎究鑄于何代？這是近年爭相探討的問題。羅振玉編印“三代吉金文存”，本應包括夏、商、周，而實際收錄的僅限於商、周二代。時至今日，夏代文字未見，早期的青銅器也還沒有確切的發現。目前所討論的僅限於夏代晚期的青銅器。雖有人認為二里頭文化應是夏人活動的遺跡，然就所發現的 一批 以爵 為主 的 酒器 ，以 及斝 、盉 等 器物，形式原始，鑄作粗糙，能否說明夏有鑄鼎的能力，還有待探討。至於史記封禪書說泰帝（太昊）曾作神鼎，黃帝也采首山之銅在荊山之下鑄鼎，又說“禹收九州之金鑄九鼎”。而墨子則說夏后啟命蜚廉採金（銅）於山川，在昆吾地方鑄成九鼎。究竟是禹還是啟？不得而知。至於“九鼎”，史記楚世家說可能是三件空足的圓鼎，和六件方鼎。但書召誥序注疏謂：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九鼎、一鼎、問鼎、定鼎，這些歷史文化

★★★★的傳說，難以參徵，我無才無德，無色無相，沉重無謂的鼎，我拿不動，扛不起，還是不問的好。倒不如說些有關鼎的聞見以及銘文上一些小問題，供同好閒談之資來的好。鼎是青銅器中最重要的的器種之一，有三足的圓鼎和四足的方鼎兩類，二者又有有蓋與無蓋之分。無蓋的，器耳立於腹壁上，叫立耳；（圖一）。有蓋的，器耳多自腹壁外伸出，叫附耳（圖二）。不同種類的鼎又有不同的名稱，如方型的就稱方鼎。（圖一） （圖二）鼎有極大的，也有很小的。如一九三九年在河南安陽殷墟武官村吳家柏樹墓園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就是舉世罕見的大鼎。通耳高1 23釐米，橫長1 1 0釐米，寬78釐米，重875公斤。在鼎腹內有“司母戊”三個字銘文。因系方形，故稱司母戊方鼎。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使得淮南子詮言訓以及後漢書劉陶傳“函牛之鼎”說，信而有徵。司母戊方鼎（圖三）外觀雄健渾厚，紋飾莊重，形制雄偉，不僅中國，即在全世界青銅文化遺物中也是最大的，幾年前複製陳列于河南安陽博物館庭院中。現在南港史語所考古館所收藏的牛方鼎與鹿方鼎（殷虛侯家莊西北岡一00四號大墓出土），鼎形古樸碩大，也只有司母戊方鼎的一半大。（圖三）至於很小的鼎，是一九七五年在殷虛出土的一件特小方鼎蓋。據李學勤“中國青銅器的奧秘”一書中記載：長度只有6．3釐米，上有“王作 弄”四字銘文，惜未見其物。今特錄“宣和博古圖”425頁“漢小鼎”以饗同好（圖四），該小鼎“通蓋高一寸五分，耳高五分，闊二分，深八分，口徑一寸二分，腹徑一寸六分五，共重三兩三，足無銘”，其小可置諸掌中。（圖四） （圖五）鼎的銘文有長有短，商器銘文很少，以一至五、六字為多，最多不超過五十字。商器多為紀念某祖而作，或系自作。如“商父乙鼎”（圖五），乃系子方紀念父乙所作。他如“宣和博古圖”53頁“商虎父丁鼎”（圖六）乃虎方紀念父丁者，所謂亞形，實乃框形，而非亞字。又如“宣和博古圖”97頁“商申伯鼎”（圖七）當系自作之器，銘文稱彝者，或是 者，乃共名。西周初期與商相近，器體厚重，銘文字少，如康侯鼎（三代三卷三頁）（圖八）銘文只有六字，康侯封系武王兄弟，尚書 康誥 曰： “朕 其弟 小子 封” 。字 體渾 厚， 器 高27．8公分，重51 55公克。又如 鼎（三代三卷九頁）（圖九）乃系自 作之器，惟銘文“隹正月初作 鼎”“初”字下缺一“吉”字，“初吉”系月相之名，周器常用。（圖六） （圖七） （圖八）（圖九）

★★ ★★★★西周後期銘文長短不一，如“宣和博古圖”三十三頁“伯碩父鼎”（圖十）銘文首句“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其釋曰“己者，以年繫月，以月繫年也，曰子使伯碩父者，伯碩父雖不見經傳，然周有太史內史之官，謂之子史，則稱于父曰子，舉其官名曰史，而伯碩父則又其名也”。按：此乃未審“己子”係紀日之干支，致使斷句釋義皆誤。金文紀時，常用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月相之辭，其後附以干支以示日。六十干支表有己巳、辛巳、癸巳、乙巳、丁巳五個“巳”字，甲骨、金文皆作“子”字，自宋董 廣川書跋，黃伯思東觀餘論，翟耆年籀史以來，皆因不知而誤解。直到甲骨干支表出土（圖十一），問題始迎刃而解。接卜辭干支中“巳”皆作“子”，而子丑寅卯之“子”則作“ ”或“ ”。又如員鼎（三代四卷五頁後）（圖十二）乃述王狩獵，員隨行，因犬牽的好，故有賞賜，因而作此鼎紀念父甲。此稱父甲乃襲商人而來。由銘文中“既望”可知必系周器。又如 鼎（三代四卷十頁）（圖十三）羅振玉誤題為★鼎，按★乃客字。依器物題名例，應以作者命名。此器乃師因受賜而作，故應題“師眉鼎”。又如犀伯魚父鼎（三代四卷十六頁）（圖十四）銘云“犀伯魚父作旅鼎”，前人多誤此鼎為旅行之器，廣雅釋詁卷一謂“旅，養也”。據魯實先教授考證，文獻中未見旅作養者，只有金文中尚保有此義，然釋金文者又多誤解。此旅器者，養器也，凡旅器皆飲食之器或 器。以上所引，皆系銘文較短且有可著墨者。（圖十）（圖十一）（圖十二）（圖十三） （圖十四）銘文最長的要屬清道光末陝西岐山周原遺址出土的毛公鼎（圖十五），通身高53．8公分，口徑47．9公分，銘文共497字。銘文語調、文氣與尚書“文侯之命”很相似，為西周金文中最精湛者。銘文曾經二十餘家考釋，如今大致可以通讀，這對毛公鼎的辨偽有很大的關係（有人懷疑毛公鼎是清人陳介祺所偽造）。（圖十五）西周中期以後，銅器銘文內容多很豐富，如“宣和博古”圖二一五頁仲偁父鼎（圖十六）謂“仲偁父伐南淮”淮 下“ ” 字漏 釋， 按應 系“ 屍” 字， 即古 文“夷”字。仲偁父伐南淮夷有功，受賜作寶鼎乃事之宜。此猶趠父皋鼎（三代四卷十六頁）（圖十七）之“隹王來各于成周年”，王來到成周乃大事一件，當然值得作寶器以祀之。此皆以事記年之例。又如趞曹鼎

（三代四卷二十五頁）（圖十八，並附魯實先教授摹本）共二器，一作於七年，一作於十五年，皆因功拜王賞賜而作，二器相較，有兩大特點，其一，證明恭王乃生前之號，其在位年數有謂十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五年，雖無確考，但最少是十五年以上。其二，十五年鼎與七年鼎相較，于銘文第六行多“敢對曹”三字，因與體例不合，此乃衍文。金文中不僅有衍文，還有脫文。如大鼎（三代四卷三十二頁）（圖十九）大以僚屬留守有功，王賞大匋岡馬三十匹，大乃作器以記之。共作二器，同文異范，二器特殊處在“既霸”一詞，按月相之詞：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金文常見，但無“既霸”之說，當係脫—“生”字或“死”字。脫字之例，前段鼎已言及之。（圖十六）（圖十八之二） （圖十八之一）（圖十九之一）（圖十九之二）由以上所舉實例，除瞭解鼎之有關常識及金文用語、文例外，也提供許多研究資料。這對補充我們對西周史的知識有很大的作用，今由毛公鼎對時局、社會狀況的分析，以及對毛公的訓勉與囑託，使我們知道當時周室內憂外患的嚴重，也領會到楚莊王問鼎的背景。政治是現實的，實力至上，周室式微，覬覦者眾，然五霸競逐，對宗周仍未敢強取，此示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猶在，不若今人脫離現實，不知輕重，忽視大小，吃相之難看可怕也。書闕、經墜、史失，有關問題，爭論幾千年，摸索數世紀，仍人云亦云，而今地不愛寶，金石、甲骨時有所見，補闕正誤，探索根源，正其時也，鼎的輕重大小不問也罷，但鼎足、鼎腹的銘文卻不可不深加探討。本文僅及於“鼎”，未及他器，且浮光掠影，對金文研究有其局限性，願同好有以諒之。

又好又快中國經濟發展的追求■ 文／馬 鑌促進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是中共十七大進一步強調的重大課題，也是世人關注和國人努力的一個重點。歷史經驗“欲速則不達”，是告誡人們不要脫離客觀可能而片面求快時常說的一句話。不過，那種違背客觀規律的人和事還是頻頻發生。拿中國經濟的發展來說，由於中國原來是一個貧窮落後、人口眾多的國家，人們希望儘快改變這種面貌，儘快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不少人由此產生急於求成、貪大求快的思想和行為。片面追求速度，只要快不顧好的失誤，最突出的表現莫過於1 958年的“大躍進”。1 956年初針對當時的經濟過熱，提出了“反冒進”。但是，這種正確認識，被當作錯誤遭到批判。1 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裏雖然提到多快好省，其實認為“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於是開始了一場片面追求高速度的三年“大躍進”，使得國民經濟遭到重大挫折。到1 961年開始不得不被迫進行經濟調整。這段歷史提供了處理經濟建設中“好”和“快”的深刻教訓。時至今日，片面求快的思想仍然時時作祟。不少地方為了所謂“政績”而片面追求GDP的增長率；為了追求引進外資的業績，不惜犧牲自然生態環境，引進污染項目；各種寬馬路、高樓房、大廣場等“政績工程”侵佔了多少耕地，浪費了多少資源？一對矛盾好和快是經濟發展中一對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數量和品質、速度和效益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首先，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數量，經濟發展要有一定的速度。人類社會的發展，生產要增長，經濟不能停滯，就要有一定的發展速度。這樣，經濟規模才能擴大，落後面貌才能改變，人們生活才能改善。我國這幾年經濟以1 0％的增長速度發展，使得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四位。其次，任何數量離不開品質，總是含有一定品質的數量，就是說一個單元數量的“含金量”，會各不相同。一噸粗鋼和一噸精鋼的價值，一噸低質煤和一噸高質煤的含熱量是不一樣的。從另一方面看，一定數量產

　您一起　　更高峰品的投入和消耗是不等的，這從反面說明了生產的品質。中國生產1 00萬美元的產品，消耗能源約是美國的2．5倍，歐盟的5倍，日本的9倍。2006年中國的GDP總量達27000億美元，占世界總量的5．5％左右，但是為此消耗的能源是世界的1 5％，鋼消耗量是世界的30％。可見，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經濟發展的品質還有很大差距。第三，數量和品質是相輔相成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數量可以轉化為品質，數量的增加可以彌補品質的不足，比如較多的低質煤可以折合成一定的優質煤。不過，這是有條件的，就是不能影響使用，煉優質焦炭就不能拿劣質煤去代替。產品的品質如果低於合格標準，就會成為次品、廢品。生產速度過快，脫離客觀的可能勉強行事，其實是挪用了不應動用的其他因素，或是財政透支，或是依靠外債，或是侵佔人民群眾的消費，或是動用必不可少的儲備，結果必然使經濟平衡破壞，經濟比例失調，經濟運行受挫，最終還是失去高速度，只能被迫降低速度，甚至成為負增長。這是矛盾向不好方向轉化的表現。雙管齊下總結歷史經驗，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之路，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持續穩定地較快發展，就要雙管齊下，一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二是深化體制改革。從生產力方面講，要改變過去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改變過去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重、發展不平衡等弊病，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全面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注意節能減排，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實行迴圈經濟，保證可持續發展。從生產關係方面講，要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從體制、機制上激發社會和企業促進經濟走向又好又快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行政主　：集　耶？分　耶？——兼　　文　一案留　我　的思考■ 文／李莉娜每個有權力的人都趨向於濫用權力，而且還趨於將權力用至極致，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真理。——（法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第11章第4節一、點、線、面與三角形的啟示常識告訴我們：將一支細長的竿垂直放在地上，竿很容易倒。這是因為，竿與地面連接的範圍非常的小，雖然該連接範圍是一個面，但相對於竿的長度而言，該連接面可能更近似於幾何學上的一個點。一支長竿只依賴一個點與地面聯繫，自然不可能保持穩定。再設想一下：將一片很長、很寬卻很薄的板，垂直放在地上。由於板太薄，它與地面連接的範圍同樣非常狹小，該連接範圍雖然是一個面，但可能卻更近似於幾何學上的一條線。一塊又長又寬的鋼板如果僅僅只借助一條窄窄的邊與地面聯繫，同樣亦不可能保持穩定。常識還告訴我們：如果要想將上述木竿與鋼板穩定地擺放在地上，就應當使它們與地面接觸的範圍擴大。幾何學的知識說：兩點成一線，三點則已可以組成一個平面（即一個三角面）。而四點、五點、六點…，以致無窮多的N點則可以組成四角形、五角形或六角形…，

以至無窮多邊的N角形。任何類型的面平放在地上，都會非常穩定，不會搖晃。幾何學中有關點、線、面的理論，在社會實踐中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在一個專制集權的社會裏，是不可能對權力作任何分割的。如古代的中國，皇帝既然是“天之驕子”，自然有資格從各個範疇、各個領域“替天行道”。事實上，中國的皇權是一種全方位的與絕對的權力，它包羅萬象，巨細無遺。國人雖然譴責秦朝統治者的殘忍與暴虐，但其宣導之“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這樣一種極端專制的統治原則，卻從未被後來的王朝唾棄。相反，一直到清朝末年，皇帝們無不集管理國家之大權於一身，並對整個國家、人民及其生命財產擁有生死予奪之全部權力。人們高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此顯示天子的尊貴與不凡，也以此表達子民對龍顏的膜拜敬仰與耿耿忠心。正因為中國古代的國家體制是建立在極端專制之基礎上的，在那些年代，“朕即是法”，法律只是皇帝意志的體現。與此同時，執法與司法也只是皇上的即興行為。皇權本身吸收了國家權力的全部內容，從而使得這些權力融為一體，彼此不能分割與獨立，自然也無從相互制衡與約束了。在這種體制下，“皇上便是一切，其他人則一錢不值”，1 因此，我們可以將這種專制的政治體制視為一種點的結構而非面的結構。也正是因為專制的政治體制為一種點的結構，因此它必然會被濫用，因而不可能長期無憂與有序地維持下去，必然會通過一個又一個非正常的尤其是暴力的方式為其他朝代所取代。正如我們前面所引用的法律諺言那樣，“有權力的人都趨向於濫用權力”，而為著防止專制統治者濫用權力，就必須依靠權力來制約權力。2 這一思想亦是西方國家以三權分立模式構建國家體制的理論基礎與價值核心。依照分權理論，一個穩定而有序運作的社會，絕不應該由一個人或一個機構大權獨攬，而必須對其管制權力作出分割，並由不同的機構、不同的人員分別掌握其中一部分。一般而言，國家的基本體制結構應該由至少三種不同之權力，即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共同組成。國家首先必須保證它們因共同執行管理事務而保持彼此的聯繫。與此同時，國家還必須保證每種權力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為當一種權力是獨立的時候，它才不會附屬於其他權力，才不會聽命令於其他權力，才有可能發揮其制衡與約束其他權力的效果與作用。正因為它們各自分屬不同的機關而具有獨立之屬性，才可能因此而相互約束與牽制，最終達到防止因某一權力獨大而被濫用之情況的出現。不知是因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本來就有其共通的運行規律，抑或是“如有雷同，純屬巧合”，總之，如果將現代國家體制的分權理論用圖示表現出來，則由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三部分共同組成的國家體系，便恰如一個由三點所組成的三角形。常識告訴我們，三角形的擺放是有講究的——可以將三角在空間上平放，也可以立體的擺放（即將三角直立擺放）。當直立擺放三角時，可以有兩種方法，一是將三角倒放，其中一角（或一點）在下，另外兩角則在上面。顯然，鑒於點與地面的連接範圍太小，這種擺放方法可被視為一種極不穩定的方法，隨便一種外來的作用（哪怕是極輕微的作用），都有可能將該三角推倒。直立擺放三角時，還可以將三角的任兩點接地，而使另一點朝上。相對於前一種擺放三角的方法而言，該兩點連接地面的方法將穩妥一些。此時，要推倒該三角就可能要花相當的力量了。一般的外部力量將不容易推倒這種類型的三角。如果用氣象台的語言來說，掛三號風球時，風力可能不足以威脅三角；掛八號風球時，風力也還可能不足以推倒三角；然而，一旦出現了罕見的十號風球時，站立著的三角就有可能岌岌可危了。另一方面，如果三角部分不是直立擺放，而是平放在地上，此時接觸地面的，不僅僅是一點、兩點，而是三點。當三角面上的點全部緊貼地面時，則別說是十號風球了，即使是二十號風球，相信也絕不可能推倒三角，因為三角本身已經全部倒在了地面。由此可見，平放的三角結構遠較直立的三角穩定與牢固。幾何學的基礎知識，其實完全可以運用於國家權力結構的模式中。在確定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三者相互關係時，應該使所有權力處於一個平面而非處於一個立面——即法律應該保證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處於平等的地位。質言之，每一種權力均不應該優於其他另外權力，同樣地，每一種權力亦不應該劣於其他權力。

因為當有任何一種權力處於優勢地位時，它與其他權力關係的組成將變成一種立面的結構而非平面的結構。或許，人們有理由認為：為著保證國家體制的穩定性，應該將權力作更多的分割，如分成四種、五種以致更多種，這樣不是更能保障權力不會被濫用嗎？基於這種考慮，孫中山先生就曾經提出了五權分立的理論，即建議國家權力不僅應該包括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三部分，而且還應該包含監督權與考試權。事實上，孫中山的五權分立主張，不僅僅是一種理論，而且還直接地運用到了實踐中。中華民國的政治框架，就是建構在該理論之基礎上的。從幾何學的角度看，由四點、五點組成的四角型、五角型是一個平面，而三角形同樣也是一個平面。相對於其 他 種類 的 平 面而 言 ，三 角 形 顯然 有 其突 出 的 優勢——它需要的點最少，但卻同樣可以組建成一個平面。質言之，三角形既具有充分的穩定性，又可以較好地節約成本。我們不應忘記，國家機構的建立，是需要全社會付出代價與成本的，設置的權力過多，這些權力帶給社會的效率卻有可能更低。事實上，在台灣聲稱具有監察權的“監察院”，目前即因“院長”人選在法律上受到質疑而無法正常運作。根據台灣“憲法”規定，“監察院”是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同意、彈劾、糾舉及審計權3 ，其監督功能類似西方國家的國會。不過當2004年台灣“監察院委員”改選時，由於陳水扁提名的“監察委員”人選得不到“立法院”的認同，致使該院因無有效的“正副院長”與“監察委員”而無法開展日常運作。結果，原本應該屬於“監察院”的職權，只能交給“立法院”來行使，最終使得“監察院”失去了其監督“總統”的職能，在陳水扁及其家族所牽涉貪腐案中，無法對“總統”的權力發揮有效之監督與制衡作用。對權力分割的探討，在古希臘即已展開。不過，最早明確提出將國家權力分割為立法、行政與司法三部分者，卻是法國人孟德斯鳩。他說：國家權力必須被區分為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如果同一個人或者由顯要人物、貴族和平民組成的同樣機構行使以上所說的三種權力，則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且莫說三種權力合而為一，即使是上述三種權力中的任何兩種合而為一，已足以給社會帶來嚴重的損害與負面效應。如當行政權與司法權集中在同一人之手或同一機構之中，就不會有自由的存在，因為人們會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並強制執行。而如果司法權不與立法權分立，自由同樣不可能存在。因為當二者合二為一時，人民的生命與自由將任人宰割，因為法官本身已經具備了壓制別人的權力4 。二、行政主導的意義與影響澳門特殊的歷史發展進程，使得本地的政治架構一直處於一種相對保守與落後的狀態。1 845年，葡萄牙女王趁中國政府在經歷了鴉片戰爭後國力空虛之機，單方面宣佈澳門為自由港。翌年新到任的澳門總督亞馬勒（J o★oFer r ei r adoAmar al ）以武力封閉了澳門海關，並驅逐了駐守本地的清朝官員之後，中國政府正式中斷了對本地行使的管制權。這以後，葡萄牙人又於1851年攻佔氹仔島，1 864年攻佔了路環島，由此開始了對澳門三島長達1 00多年之久的管制史。從1 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澳葡政府就本地之管制問題所確定之政策與法律，主要受制於葡萄牙本土政府的影響與規定，而澳門本地的法律也基本是由葡萄牙延伸適用過來的。到1 974年，葡萄牙本土發生“4·25”政變，因政變而上台的政府不僅大幅度地改變其國內政策，也大幅度地調整其對外政策，包括對澳門的管制政策。受“4·25”政變的影響，1 976年頒佈的《澳門組織章程》第2條規定，“澳門地區為一公法人，在不抵觸（葡萄牙）共和國憲法與本章程的原則，以及在尊重兩者所定的權利、自由與保障的情況下，享有行政、經濟、財政、立法自治權。”5 該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澳門法律與政治體制必須完全地受制於葡萄牙政府的宿命，並使得澳門在法律上首次有了自己的立法機關——立法會。我們在肯定《澳門組織章程》之正面作用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看到：該章程所確立之本地在“行政、經濟、財政、立法方面的自治”僅僅是一種有限的自治，是一種受到諸多制肘的自治。這表現在：首先，澳門總督不是由選舉產生的，而是由葡萄牙總統任免並授予職權的。總督在政治上向葡萄牙總督負責6 而非向澳門本地負責。因此，對於總督的行為，本地

法律並不能提供有效之制約與監督機制。一旦總督違法，本地亦無權通過彈劾程序將其罷免。其次，澳門總督不僅行使行政權限，還擁有立法權限7 。在與立法會關係上，總督佔有壓倒優勢。依章程之規定，立法會由23名議員組成。其中，八名為直選議員，八名為間選議員，而總督可以任命七名本地居民為議員8 。由此可見，總督在立法會中擁有近三分之一的代言人，也因而使立法會無法對總督權力形成有效監督。根據規定：葡萄牙總統可以“應總督以公共利益為理由之建議，命令解散立法會。如出現此情況時，應命令重新選舉。”反之，立法會卻無權罷免總督。對於立法會而言，他們可以行使的許可權僅僅在於：監視憲法規則、本章程規則以及當地法律的遵守，並提請憲法法院審議總督發出的任何規定有否違憲或違法；以及，審議總督、政務司及行政當局的行為9 。再次，《組織章程》亦未有確立本地司法權對行政權之監督與制衡機制。根據章程第20條第3款之規定：“當總督或政務司在任職期間為民事或刑事訴訟的被告時，只能在里斯本法區提起訴訟，但該訴訟非屬澳門而屬另一法院管轄時，則不在此限。”上述規定從不同的角度排除了本地司法權對行政權的管轄。綜上所述，《澳門組織章程》所確立之本地的政治體制，並非一個完全意義上三權分立的法治模式，而是一種以行政權為主，立法與司法權為輔的體制與格局。如果我們用圖示表述這種格局，它無疑就是一種行政權在上、立法與司法在下之豎立的三角形模式。顯然，這種格局之弊端是毋庸置疑的：葡萄牙人統治期間，本地經濟相對於臨近的香港而言，遠遠落後；政壇貪污的醜聞不斷傳出；由葡萄牙派來的官員既驕奢又不思進取，故而使得政府對本地的管治長期處於一種被動與無能的狀況。上個世紀90年代的澳門，一度被冠以了“罪惡之城”的名號，確立本地政治體制的《澳門組織章程》，自然難咎其責。歐 文龍案件 讓人對“ 行政主導 ”作重新 思考。圖 為行政長 官何厚鏵在 廉政專 員張裕 的陪同 下，宣 佈逮捕 歐文龍 的消息。基於各種主客觀因素的考慮，1 993年制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澳門組織章程》的立法理念及其所確立的組織框架。《基本法》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確立了行政活動在本地之優先地位。相應的，該法亦必然壓縮了本地立法權與司法權的運作空間，使其在制度上與人員結構上受到行政權的影響與牽制，從而無法對行政行使有效之監督與制約作用。綜合來看，行政主導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A．行政長官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在中央與澳門的關係中，行政長官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依照基本法之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第45條第1款與第2款）；在与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係上，他領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並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第50條第1款與第2款）；B．對立法會的人員組成有一定的影響。因為立法會中有7名議員是由行政長官委任的，行政長官同樣有權免除這些議員的職務（第50條第7款）；行政長官對立法會的立法程式同樣發揮著顯著的影響。他擁有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佈法律之職權；亦擁有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第50條第3款）之職權。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可在九十日內提出書面理由並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第51條）；行政長官對立法會的存續與正常運作同樣有著深刻的影響。遇有下列情況之一時，行政長官甚至可以解散立法會：（一）行政長官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二）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行政長官認為關係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整體利益的法案，經

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第52條）；C．在行政權的行使上，行政長官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表現在：行政長官有權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員：各司司長、廉政專員、審計長、警察部門主要負責人和海關主要負責人；同時，他還有權建議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免 除 上 述 官 員 職 務 （ 第 50條 第 6款）；另一方面，他還有權任免行政會委員，以及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公職人員（第50條第8款與第1 1款）；D．行政長官對司法權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因為他有權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院長和法官，任免檢察官；依照法定程序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檢察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檢察長的職務（第50條第9款與第1 0款）。三、法理反思：行政主導應該何去何從？傳統的法理學說，強調的是三種權力的各自獨立與相互制衡。既然謂為“三權分立”，即表明三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沒有哪一種權力可以處於高過其他權力之主導與支配的地位，其他權力亦不應屈居於輔助與被支配的地位。讀遍《基本法》（包括香港《基本法》與澳門《基本法》），卻找不到有關行政主導的明確規定。事實上，90年代初期內地已故的著名憲法學家、基本法的起草委員之一王叔文在談到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構思時，曾明確指出：“把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解釋為“行政主導”或“立法主導”都是不科學的。《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行政立法之間互相制衡，互相配合。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是兩個相互獨立的部門，在它們之間不是誰壓倒誰的問題，也不存在誰淩駕於誰之上的問題↑1↑0。”王老的這一觀點，或許可以為我們思考本地政治體制的結構，帶來全新的視野與角度。1 993年制定的基本法充滿了那個年代的印記與特徵。這表現在，法律對行政權的過度重視。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幾乎是全盤接受了澳葡時期有關立法會組成之基本的原則與要求，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立法對行政之有效的制衡作用。歐文龍一案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個人的道德操守與品行價值之取向；更重要的是，它突顯了我們體制自身存在著不容小覷的痼疾與病患。一旦行政權不能受到有效的監督與制衡，就必然會膨脹且濫用。在歐文龍一案審判過程中，某些相關部門負責人所表現出來之不尊重司法、逃避責任、一味迎合上司且不肯承擔責任的態度，在在反映出一個訊息：是時候理性與科學地評估行政主導的作用與影響。或許是囿於諸多的限制，早前行政長官在立法會所作的施政報告，並未就本地政治體制改革之問題作出闡述。不過，筆者以為，就澳門目前的體制狀況，應該循下列途徑，思考本地體制完善與健全之路：首先，在行政權層面，形成自身的淨化機制。確保各級行政官員能遵守法律，不將長官的意志視為部門的利益。其次，必須在建制內完善立法與司法對行政機關的監督與約束機制。包括逐步增加立法會中直接選舉的議員的人數，逐步減少直至取消委任議員。香港在前港英年代，也曾設官委議員一職，其後取消。筆者不敢妄自評估香港立法會的地位與作用，但日前兩名前香港高官競逐立法會的一個空缺的角力，分明反映出港人對立法會地位的認同，更反映出港人對立法會監督與制衡作用的重视。再次，在建制外加強民間尤其是傳媒與市民對行政機關的監督與約束機制。疏通民間與政府之間的聯繫及溝通的管道。使政府可以準確地瞭解民意，在制定及執行政策時能及時與客觀地吸納各方意見，謀求公眾的共識。與此同時，要讓持有不同意見者有公平的機會提出他們的意見和訴求。最後，從法制上確立司法機關對行政權的監督。包括由司法機關定期對高官所申報之財產資料進行復核，確保財產的申報制度不會流於形式。註釋：1．見（法國）孟德斯鳩著，孫立堅等譯之《論法的精神》，陝西人民出 版 社， 第 24 頁 。2．見（美 國） E d ga r B o de n h e i me r 《法 理學 －法 律哲學 與法 律方 法》 ，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3頁。3 ．見中 華 民 國 “ 憲 法 ” 第 9 0 條 第 1 款 。4．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第11章第六節。5．1 996年經修訂後頒佈實施的《澳門組織章程》第2條規定，將澳門所享有的自治權擴大到司法領域——作者注。6．見1 990年《澳門組織章程》第7條與第20條之規定。7．同上，見第6條與第5條之規定。8 ．同上 ， 見第 2 1 條第 1 款 。9．見1 990年《澳門組織章程》第30條之規定。10．見王叔文主編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 版社，1 9 9 0 年，第 1 7 7 頁 。

再　澳　　　文化的提升——　　文　案　起■ 文／郝志東在《九鼎》雜誌第一期，本人從澳門“新勞工法”草案的爭議入手，討論了澳門企業、組織文化的問題，包括威權式的領導、重效率而不重公平、“擦鞋”文化、員工缺乏進取精神的保守態度，等等。我也談到了如何從對人的尊重開始，來提升澳門的組織文化。最近在歐文龍案的審理過程中、在以何厚鏵為首的特區政府首長和立法會議員的攻防當中，我們再次領教了官場的組織文化，對我在上文中提到的澳門組織文化的問題，做了一個絕妙的注解。所以本文將以這些新出爐的故事，即官場文化的故事為例，進一步探討澳門組織文化的問題，同時再看澳門的組織文化應該如何提升。第一、關於威權式的領導作風。在澳門政府，或官場文化當中，就我們目所能及的地方，似乎看不到什麼民主的領導作風。的確，澳門政府文化似乎對民主很不感冒。比如關於雙普選問題，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指出，《澳門基本法》沒有列明澳門要循序漸進最終達至全面普選，這既不是“唔記得”，或“漏咗”，而是有“深層意義”的，是中央對澳門政治發展的“戰略想法”。特首要大家好好研究這裏的深層意義。1 那麼中央的“戰略”到底有什麼“深層意義”呢？在最近閉幕的中國共產黨十七次代表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說中國要“拓寬民主管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 ，保 障人 民 的知 情權 、參 與 權、 表達 權、 監 督權”。如此看來，“民主”是必由之路，還能有什麼比這更深層次的意義嗎？當然特首也說，儘管基本法沒有規定雙普選，不是說我們將來就沒有雙普選，那麼現在

為什麼不可以考慮雙普選呢？儘管特首語焉不詳，但是另外一些社會人士倒是提供了他們認為現在還不可以雙普選的原因。比如工聯副秘書長李振宇和街總秘書長吳小麗都認為，普選的條件還不具備，比如中央認同、精英政治的共識、強大而成熟的民主動力（如中產階級的作用）等。他們認為澳門居民對普選的訴求不高，人民素質、政治架構、法律體系等都不及香港。多數人只關心民生，不關心政治。公民意識、議政能力都有待提高。在現階段，我們只能寄希望於政府，希望他們能夠提供施政透明度、擴大諮詢管道、加快行政改革步伐、加快修改完善法律，那樣就可以了。2但是問題是如何能夠保證政府可以做到這些，就沒有下文了。而民主選舉恰恰是少數幾個比較有效的辦法之一。再者，民主的素質只有靠民主的實踐才能培養出來。對政治的關心，只有在有機會參政時才能開發出來。一個沒有吃過肉的人很可能第一次不敢吃肉。所以，因為他沒有吃肉的意願，有肉吃的人就說不應該給他吃肉。儘管不排除將來的民主選舉，但認為條件不成熟而不去推動民主，拿不出一個民主發展的計畫來，讓人感到特區政府以及很多社會、政治精英並不想推動民主。這倒也可以理解，因為民主就意味著他們自己的權力要受到制約。對很多人來講，權力這個東西，就像是毒品，越吃越想吃，越有越想要。自己吃了以後還說別人吃的意願不高，或者他們吃了以後會拉稀。所以不應該給他們吃。（當然，第一次吃肉，尤其是吃得太多時，是有可能拉稀，就像台灣的民主那樣。但是，吃習慣了，就好了。）3 於是，特區政府便拒絕讓立法會逐項審議重大公共工程撥款，連立法會主席曹其真都抱怨政府施政欠透明度，不和立法會就澳門發展的重大問題進行溝通。4 對立法會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就更是被蒙在鼓裏了。不讓你知道政治，關心也沒用，所以人民就真的不去關心了。這是老百姓的錯誤呢，還是當政者的計算呢？可見澳門的威權統治之厲害。但是他們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還是不能得到較好的解決。像歐文龍這樣的腐敗現象終於浮出水面，而且如此下去，今後的腐敗問題還是不能很好地遏制。第二、重效率而不重公平。這和上一個問題有直接的聯繫。上述威權統治、遏制民主發展的一個重要思考是民主會造成混亂，擾亂社會秩序，影響經濟發展。所以為了發展的效率，需要犧牲公平。歐文龍的好朋友李良志有一篇文章，對歐文龍做了如下評價：“歐文龍很久以前曾說，自私非不好，若能加以好好利用，對人類、以至社會有好處”。5 這看來是他的人生哲學，是一句畫龍點睛的話。不讓別人有民主，不給別人監督的機會，這樣自己就可以為所欲為。比如，歐文龍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沒有正式任命書，不經過正常程式，讓自己的朋友直接去做澳電的官方董事，每月支薪兩萬多元，不需要做任何事情，這是自私。但是，我的自私是為了你好，為了人類好，為了社會好；我的不公平，是為了經濟發展更有效率。不過，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指出的，難道人活著就是為了吃飯嗎？為了吃飯我就可以犧牲掉自己的尊嚴嗎？犧牲公平真的就可以獲得效率嗎？難道二者不可以兼顧嗎？這就使我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之所以不重公平，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就是當政者並不認為別人和他們有公平的地位，所以可以不公平地對待他們。人與人之間儘管地位不同，但同時作為人，他們的關係是平等的，應該受到一個人應該得到的尊重。6 在澳門這樣一個等級森嚴的傳統社會裏，如何讓人們，尤其是領導者意識到這一點，恐怕還得假以時日。第三、“擦鞋”文化。現任建設辦副主任潘寶玲就歐文龍案在終審法院做證時被法官批評，說她當時在任內處理競投、合約等案件時，都首先徵求歐文龍的意見，而不是首先有自己的意見。法官說這是“掉轉”行政程式，並諷刺她，說她的官位“好好做”。7 潘小姐在這裏是有點受委屈了。其實，凡事先徵求上司意見，再按上司意見評標，然後請示上司批准，這樣既省時又省力，上司也喜歡，何樂而不為呢？其實，潘小姐應該說是很會做官才對。請問哪位上司不喜歡潘小姐這樣聽話的下屬呢？當然如果有問題，問題也可能就出在這裏。潘小姐在這裏失去了自己的判斷，自己的原則，自己的職責。其實這又哪裏能怪潘小姐呢？假如我們的領導給予下屬決策的空間，尊重下屬的專業判斷，像潘小姐這樣的專業人員，能不願意賣力服務嗎？所以說，如果有“擦鞋”文化，那也是因為領導者刻意培養的緣故。當然，讀者也可以說，當官的人裏總還是會有一些堅持原則的人。但是堅持原則是要付出代價的。歷史上

有多少清官能夠鬥過貪官？中國教育部、衛生部裏那些敢於說教育改革、衛生改革是失敗了的部長、副部長們，都是在下台之後或是將要下台時才敢說的。不過，我們確實也不應該太悲觀。我的這篇文章，就是想鼓勵大家儘量抵制“擦鞋”文化。這樣，澳門的組織文化才有可能真正提升。第四、保守文化。由於威權，由於自私，由於喜歡別人給自己“擦鞋”，所以我們的領導者就培養了一種保守的組織文化。歐文龍案中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在評標過程中，評標委員會的成員，可以按照歐文龍的意願修改委員會給工程公司的評分，然後讓那些歐文龍中意的，也即歐文龍從中拿到賄賂的公司中標。委員會的人們也知道這樣做違反規則，但是他們沒有提出異議。這就是保守文化。這樣的保守文化豈止在低層官員當中存在，即使司級首長也在所難免。文過飾非，不思改革，或者說不敢改革，等等，都是保守文化的特徵。保安司司長在接受議員諮詢時說警隊有1 500個空缺，但是現在是否人手不夠，議員們又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看來，司長越小心，越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應該如何做。8 對治安事件的過度反應，是保守文化導致的結果之一。2007年警員在民眾5月 1 日 遊行 時鳴 槍示 警、過 度反 應。 無獨 有偶 ，2007年1 2月，警員在本地導遊和河北遊客的衝突中，再一次過度反應，和遊客衝突起來。這些“過度”，其實源於保守，因為他們不知道，或者說不努力去尋找防止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隨機應變”，才會出現這些問題。行政法務司司長把公務員參加了多少培訓課程、他們辦了多少講座和工作坊都作為行政管理的成績，被議員批評為把行政管理看得過於簡單。社會文化司司長說儘管澳門的教育有不少地方需要改善，但澳門教育沒有病，也不是無藥可救。但是談到“藥”，那就肯定是有病了。到底是有病還是沒有病呢？9 顯然，這種保守文化，使得特區的高級首長們都有點無所適從了。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在她的行政法務範疇2008年施政方針引介講話中指出：為整體提升基本業務技能、管理水準、施政能力、團隊精神、加強道德倫理與廉政教化等，全面培訓領導及主管人員，以及為全體公務人員舉辦了近300個不同類型的課程，約6萬3千人次參加。已展開了籌設“公務人員培訓中心”的研究計畫，為完善整體規劃提供專業分析，逐步形成全方位的培訓系統。到現 在 已 有 61 個 部 門 附 屬 單 位 考 取 了I SO國際認證，標誌著特區公共行政管理已達到國際水準，提升了公務人員的責任意識、工作效率及服務質素。這些工作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沒有威權式領導作風的改變，沒有對公平的關注，沒有改變“擦鞋”文化和保守文化，所有這些措施都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澳門政府的施政能力。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振民2007年1 0月在澳門舉行的“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專題講座的演講中指出，澳門需要考慮如何積極地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越性，充分利用基本法給自己的、比內地更多的權利和自由，不是比大陸更加遠離世界的主流，而是更加接近世界的主流；否則，不但自己享受不到國家發展所帶來的機遇，還會被國際和國內邊緣化，即“雙重邊緣化”。1 0的確，澳門現在在我們上面所討論的組織文化方面，比如民主化方面，已經有落後於大陸的跡象，更不用說落後於世界了。這是所有關心澳門發展的人們應該注意的。正如周錦輝議員所指出的，澳門現在已經是大人在做大 人的 事情 ，不 是像 鏵哥 所說 的“ 細路 仔做 大 人嘢”。這的確是我們應該深思的問題。註釋：1 ．見《澳門日報》2007年1 1 月1 4日B2版的相關報導。2．見《澳門日報》20 07 年1 1 月2 6日B 5版和 1 2月2日A6版的相關報導。3．本人小時候，我們山西那個地方很窮，只有逢年過節才可以吃上豬肉。在上中學的時候，一次高中生畢業，學校請所有的中學生進餐，有久違的 大肉。吃 完之後 ，大家晚 上緊著往 宿舍旁 邊山上的 公共廁 所跑。偶爾吃一次肉，是會有這些問題。但是現在的人們，基本沒有那樣的經驗了，習慣了。民主這個東西，也是一樣。4．見《澳門日報》2007年1 1 月2 3日B2版相關報導。5．見《澳門日報》2007年1 1 月24日B2版相關報導。6．前國家主席劉少奇曾經對北京的掏糞工人時傳祥說，“你當清潔工是人民的 勤務員。 我當主席 也是人民 的勤務員 。”人和 人的分工 不同，但地位一樣。不知澳門的組織文化能否朝這個方向發展。7．見《澳門日報》2007年1 1 月1 7日B7版相關報導。8．見《澳門日報》2007年1 1 月27日、28日B5版相關報導。9．見《澳門日報》2007年1 1 月20日B6版，1 1 月29日B5版相關報導。1 0．見《澳門日報》2007年1 0月26日B6版相關報導。

澳　　行由“民生”走向“民主”■ 文／波 特澳門近兩年在政治性節日多次發生的市民示威遊行或許顯示，“民主”的訴求未必是一開始就會有，但如果“民生”搞得不好，“貪腐”反得不力，那麽“民主”的訴求自然就會産生。及早規劃未來民主發展的路向，科學的預見與前瞻，應當是遊行帶給全社會的啓示。在2006和2007年，幾乎每逢政治性節日，澳門都會有市民舉行示威遊行。2006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數千名澳門市民從位於澳門北區的三角花園出發，一路呼喊和舉著“快放子女來澳”、“反對濫輸外勞”、“譴責無能官員”等口號和標語，先後在提督馬路、沙梨頭海邊街和十六浦等處衝破了警方佈置的多道防綫，經新馬路轉入南灣大馬路抵達政府總部，向特區政府遞交請願信。而在遊行隊伍衝破警方防綫時雙方發生了肢體衝突，據說雙方都有人員在該次衝突中受傷。2006年1 2月20日，澳門回歸七周年紀念日，數百名澳門市民從三角花園出發，經黑沙環馬路、俾利喇街、美副將大馬路、士多紐拜斯馬路、水坑尾、蘇亞雷斯大馬路抵達政府總部。遊行隊伍除呼喊和舉著“快放子女來澳”、“反對濫輸外勞”等口號和標語之外，還運用了台灣“倒扁紅衫軍”的手勢，呼喊“貪官下台”。遊行隊伍至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後散去。2007年5月1日，又是一個國際勞動節，數千名澳門市民從同樣是位於澳門北區的祐漢公園出發，呼喊和舉著“反對濫輸外勞”、“反對樓價高企”、“反對官商勾結”、“反對奸商治澳”、“反對保皇黨”、“貪污政府下台”等口號和標語，經馬場海邊馬路、關閘橫路轉入提督馬路；在提督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的交叉路口，遊行隊伍不願轉入美副將大馬路，而試圖經去年“五、一”遊行所走路綫即經提督馬路、沙梨頭海邊街等轉入新馬路再到政府總部。而警方不同意遊行隊伍走這一路綫，在這一路口佈置了第一道防綫。遊行隊伍在衝開警方的這一道防綫時，發生了一名便服警員朝天鳴放五槍的“警察開槍”事件，“碰巧”有一位數百米之外的並未參加遊行的市民被槍彈所傷，該事件大大提高了此次澳門遊行的“知名度”。當時雖然發生了“警察開槍”和有多位遊行人士在該路口被警方拘捕，但遊行隊伍還是衝開了警方的第一道防綫，沿提督馬路繼續前行。但在沙梨頭海邊街的水上街市附近，警方以雙重鐵馬、頭戴鋼盔手持盾牌的警員和高壓水槍車等佈置了第二道防綫，遊行隊伍試圖衝開此道防綫未果，一些遊行人士向警員投擲礦泉水瓶和鷄蛋，而警員也以警棍和胡椒噴霧回擊，遊行隊伍被警方截爲幾股。雙方在這一路段對峙了幾個小時，直到天黑後，遊行隊伍被警方驅散。此次遊行是這兩年澳門遊行中影響最大的一次，也是唯一的遊行隊伍未能到達政府總部的一次。事後，此

次遊行組織者中有人認爲此次遊行是“雙輸”。2007年9月30日，國慶節前日，數百輛電單車從祐漢公園出發，以車綁黃絲帶、連續鳴笛和慢駛方式，向特區政府擬於1 0月 1日開始實施的《道路交通法》表達不滿。車隊行駛途中不斷有車輛加入，據說車隊到達政府總部時，參加遊行的電單車有2300多輛。車隊在政府總部前宣讀宣言，再經立法會等地又駛入新馬路。此次電單車遊行對當時的澳門交通造成了較大阻礙。2007年 1 0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8周年 國慶，數千名市民分別從三角花園和祐漢公園出發，呼喊和舉著“反對貪污”、“反對官商勾結”、“反對商人治澳”、“反對惡法”、“支持維權”、“反對輸入外勞”、“反對利益輸送、賤賣土地”等口號和標語，經美副將大馬路、士多紐拜斯馬路、水坑尾等到達政府總部，向特區政府遞交請願信。此次遊行不僅因爲是首次在國慶日所舉行的遊行、也因爲首次有教師打著“澳門敎育病倒了”、“正視敎育危機”、“重建靑年價値取向”等標牌參與遊行而引人矚目。2007年1 2月20日，澳門特區成立8周年紀念日，數千名市民從三角花園出發，舉行據說主題爲“反貪腐、爭民主、保民生”的遊行，遊行人士呼喊和舉著“一人一票 選 特首 ” 、 “反 對 小圈 子 選 舉” 、 “落 實 雙 普選”、“反對官商勾結”、“反對濫輸外勞”等口號和標語，經美副將大馬路、士多紐拜斯馬路、水坑尾等到達政府總部，向特區政府遞交請願信。遊行隊伍其後又到位 於 南灣 湖 畔的 水 上活 動 中心 舉 行“ 歷 史印 證 活動”，參加者在該處鐵欄上繫上綠絲帶、簽名、向遊行主辦方提供意見、捐出自己在遊行中所使用過的標牌、小旗等物品。澳門所出現的這些遊行可能會使一些人感到較難理解。因爲澳門一向以來都以溫和、平靜而著稱。特區成立之後的三五年內，“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安定和諧，居民安居樂業”等句子更是基本成為了澳門的標誌性形容語。然而爲何短短的一兩年內，澳門的情況就發展了較大轉變，訴求比較強烈甚至會引發警民衝突的示威遊行就幾乎成了澳門政治性節日的必發事件？從對近幾年澳門的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演變過程的觀察或許可以幫助人們認識澳門社會的這種轉變。澳門特區政府爲發展經濟，在2001年制定了“開放賭權”的政策，使得自2002年以來，陸續有六家博彩公司取得了可以在澳門開設賭場的澳門博彩業經營權；六家博彩公司紛紛在澳門開設新賭場吸納了大量勞動力，這又使得整個澳門社會呈現出人力資源匱乏，所輸入的外勞人數也就隨之增加；外勞人數的增加使得一些在內地有超齡（十八歲以上）子女的澳門人士認爲有了爲自己的超齡子女爭取成爲澳門居民的機會，他們認爲與其輸入外勞，不如讓澳門永久居民在內地的超齡子女成爲澳門居民，這樣一來可解澳門的人力資源匱乏之困，二來可助這些澳門人全家團聚；在2006年“五、一”國際勞動節之前所舉行的一些小規模的市民遊行，就基本是以這種“家人團聚”爲主要訴求。而隨著外勞人數的繼續增加和由此所引致的澳門房價和交通壓力的進一步上升，一些澳門人士不僅感到自己的工作機會受到了威脅，而且還認爲自己的生活質量也在下降，因此要求“家人團聚” 和“ 反對 濫輸 外勞 ”等 民生 方面 的訴 求就 成 了2006年5月1日澳門遊行的主要訴求。2006年 1 2月7日曝光的“歐文龍事件”，使得一些澳門市民看到社會一直懷疑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現象確實存在，“反貪腐”也就成了2006年 1 2月20日、2007年5月1 日和1 0月1日澳門遊行的主要訴求。然而這一年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在“保民生”、“反貪腐”方面的表現似乎不令一些澳門市民滿意，因此在2007年1 2月20日，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反對小圈子選舉”、“落實雙普選”等口號所表現的“爭民主”就成了遊行的最主要訴求。據說2007年1 2月20日澳門遊行的主題是“反貪腐、爭民主、保民生”，其實這三者之間應該是有聯繫的。從遊行的主要訴求來看，這兩年澳門的遊行應該是“由‘民生’走向‘民主’”。這幾次遊行或許顯示，“民主”的訴求未必是一開始就會有，但如果“民生”搞得不好，“貪腐”反得不力，那麽“民主”的訴求自然就會産生。澳門近兩年市民對“民主”的訴求，是澳門社會自身發展邏輯的合理結果，指責甚至打壓都不是明智的做法。澳門急需的是充分參照香港回歸以來的經驗，及早規劃未來民主發展的路向。毋庸諱言，目前澳門的政治體制還比較脆弱，難以承擔民主呼聲或民主運動的壓力，被動局面由此衍生。因此，必須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對澳門社會現狀進行科學論證，廣泛徵詢民意，完善本身的體制建設。“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科學的預見與前瞻，應當是遊行帶給全社會的啓示。

澳門博彩稅年收入已超百億，政府財政充裕，就業率上升，社會基本建設和社會福利有所增加……然而，澳門單一經濟的依賴性、風險性也在增大……澳門下一代面對的挑戰：舞好博彩業這把雙刃劍■ 文／劉羡冰澳門博彩業開放以來，全澳娛樂場的賭桌一下子由2002年的339張，擴展到2007年第二季的31 02張，還有8234部搖彩機；八月底威尼斯人娛樂場開幕，賭桌再增750張，賭博的規模就是五年前的十一倍多了。直接從事博彩業員工由2002年的4000人發展到現在約45000人。也是十一倍多之數！在30．12萬就業人口中，從事文娛博彩及有關服務的從業員約7．5萬至7．8萬，佔總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澳門博彩稅年收入早已經超過一百億元，政府財政充裕，就業率上升，社會基本建設和社會福利有所增

加，並且實施了十五年免費教育……然而，澳門單一經濟的依賴性、風險性也在增大，中小企業缺乏人力和經營困難也在增大，不少傳統行業萎縮，老區的破落與金光大道的火紅成鮮明對比。社會職業流動加速，公、私社會服務質素面臨挑戰。與博彩邊際利益有牽連的罪案頻頻發生，落敗賭徒男盜女娼，惡性競爭有所萌芽。面對這跨越式的發展，各方準備不足，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須積極面對。博彩業跨越發展影響下一代“高薪金低門檻”的荷官（賭場發牌員）招聘，吸引力牽動整個社會，既是工薪階層人士的機遇，同時是厭學者的“福音”。即使勤奮向學的青少年也有部分放棄學業，在家長安排下，機不可失，“搵快錢”要緊。中途 離 校的 中 學生 ， 2003／ 04年 度 已有 1 7． 1 ％ ，2004／05年增至27．6％，增加了足足十個百分點。本澳高中畢業的升學率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80％以上，已降至75％以下。這些數字雖未惹來大驚小怪，但已引起警覺。2006年4月5日《澳門日報·教育園地》的頭條標題，很有代表性，它道出居民的心聲：“博彩蓬勃，孩子成長堪憂”。外地傳媒早已關注，2004年中，香港《明報》全頭版套紅大標題：“濠賭青春”，一語相關，暗喻澳門發展博彩業，是以一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作賭注——可能輸掉成長中的下一代。儘管近年澳門畢業生升學率仍高，但過去20年持續上升之勢已不繼。教育界的流動雖仍以行內為主，而九月份學校已上課，卻還有招請英語、電腦教師的廣告，不能不引起關注。博彩業這把雙刃劍和每個澳門人都息息相關，是澳門人無可避免的一場挑戰。對家庭，對學校都產生新問題。對政府官員又何嘗不是面臨全新的施政環境？因此，我們必須站高看遠，必須預見全球化發展的總趨勢，洞悉澳門社會發展的新問題，誰也要從新研究、從頭學習如何揮舞博彩事業這把雙刃劍。一方面，我們要避開晃來的刀鋒，保護居民和遊客，特別是我們未來的希望——下一代不受或少受傷害；另方面要順勢借另一刃，為小城的可持續發展殺出一條血路，以便打破單一經濟，共創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路向——這是澳門人的獨特的、無可避免的時代任務。從青少年在遊戲機前的形態，似乎可以看到長大後在角子機前的影子。一個龐大的博彩從業群體的適應博彩業開放前，澳門的博彩業及其有關服務業成員保守估計約佔就業人口九分之一，去年下半年暴升至四分之一！無可置疑，這早已是澳門最大的就業群體，不過所佔份額越來越高了。如何因應這一龐大的職業群體的特點，全面調整社會服務以適應這跨越式的轉變，是澳門人從未遇到的新問題。這裏給大家講一個真人真事。阿敏（化名）2004年高中畢業，立即投身賭場，經短期培訓，成為月入過萬的荷官。他性情開朗，好結交朋友，休班時常與朋友消遣。由於賭廳工作地點更換，24小時輪班，他就不斷認識新的同事。不久，入世不深的他，就交上個別好花天酒地的同行，遇到大更（即連續32小時放假），會一同到內地玩樂。後來在損友的慫恿下，阿敏染上毒癮，踏上一條自毀前途的不歸路。報章報導澳門一青年在內地吸毒後暴斃的消息，使熟悉他的親友都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惋惜。阿敏當荷官僅僅一年！博彩業工作特點之一是輪班制，不同於正常家庭生活規律，假如夫妻雙職工而不同班次，有夫妻不成夫妻的感覺。他們參與正常社交機會、與家人和朋友的聯絡

必然減少，接觸和教導子女的時間更相對減少，不少人要依靠物質滿足或補習等方式尋求補救。另一職業特點是工作場所聲色犬馬，品流複雜，加上社會大環境污染嚴重，非法活動猖獗，從業員本身天天接受著的嚴峻考驗。老職工定力較好，有一定的適應能力。現在是心智在成熟中的十八、九歲的青年佔大多數，他們新入職博彩業，不少人會像阿敏那樣，缺乏職前的思想準備。不少人放手消費，追求名牌，追求吃喝玩樂；下班後也會結隊找尋刺激，飛車甚至到其他賭場賭博。又有些新人不習慣被輸紅了眼的客人歇斯底里地當頭辱罵，下班後也有尋找刺激發洩，像電影《秋天的童話》中的主角，在賭博中求心理平衡的。因此，公共服務不能忽略這龐大的就業人口，例如醫療衛生、公共交通、公共文娛等公共設施為適應該行業的新發展，作出制度的考慮，特別為他們調整適切的服務。希望博彩業職工組織與資方都作出努力，除爭取職業權益之外，還要爭取改善從業員的工作條件，讓他們能兼顧工作、進修、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動，儘量減少負面影響。學校與博彩業職工家長的聯繫方式也應有調整的必要。四分之一的就業人口的問題，就是社會的重大問題，何況他們為澳門的繁榮作出了一定的犧牲，難道我們能把他們遺忘嗎？更重要的一點是，博彩業從業員除了潔身自愛之外，必須站高看遠。21世紀的社會，是終身學習才能適應的社會，是人口文化素質起決定作用的社會。世界各地均盡最大的力氣擴展高等教育，建構終身教育體系。年輕一輩，不能滿足現狀，要跟上21世紀的時代步伐，每個人都要從小打好學業基礎。澳門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之後，政府除財政撥款之外，還有大量工作要做，才能保障全體適齡人都能完成高中學程，都具備接受專上教育的文化條件，這樣澳門的未來競爭力才有保障。這也是縮短貧富懸殊的一個重要的保證。青年即使已進入賭業，還應爭取在工餘時間完成高中課程，取得以後在職進修或者學習其他專業的入門資格。近年不少已高中畢業的莊荷，也能獲得公司適當照顧在職兼讀專上課程，有希望未來有晉升的機會，這是值得讚許的。從長遠看，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比“搵快錢”重要得多。東南亞區賭業遍地開花的日子不遠了，汰弱留強的規律是殘酷的。低學歷，高風險，是21世紀的鐵律。據澳門理工學院調查，超過半數已入職的年輕人，不打算在賭場長期發展。商訓夜中學2007年高中畢業生升大專的比率也破歷年最高紀錄，可見，站高看遠的澳門青年人還是多數。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澳門賭場林立，在博彩業開放前，博彩業及其有關服務業成員保守估計約佔就業人口九分之一，但至去年下半年即暴升至四分之一！這已是澳門最大的就業群體。圖為工人正在為即將竣工的新賭場修飾外牆。政府民間要合力防止賭博產生的問題澳門人一定要有新的、有效的措施，要學會揮舞博彩業這雙刃劍。家長、教師和大眾傳媒必須及時抓住在身邊發生的小城故事，作為新鮮話題，靈活教材，進行全社會的普及教育。特別是把那些與雙刃劍有關的人、物、事，作為德育的重要切入點，以啟發市民，讓學生體會在賭城大環境下做人的真諦。博彩業的邊際利益必然孳生社會上的違法、害理、敗德行為，黑勢力必然企圖滲入權力機構，以腐蝕官員和紀律部隊，甚至滲入校園，教唆未及刑事歸责年齡的少年兒童當代罪羔羊。這些行徑不但直接傷害居民和遊客，而且形成不良的社會風氣，毒害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學生，也損害澳門經濟發展。澳門人必須加倍警惕，形成一個民間嚴密的監察網，保護自己的家園。還必須敦促政府加強法治，加強廉政建設，嚴懲元兇、教唆犯。博彩業是澳門歷史悠久的娛樂業，具賭博與娛樂雙重性質。特區政府在發展博彩業的同時，要通過政策、

合約、有心有力去引導其娛樂性的一面的發展，有足夠措施逐步潛移默化，引導遊客不要傾家蕩產，把寶貴的生命作賭注。澳洲幾乎所有賭場都有警戒遊客注意賭博有不良後果的標語，還附輔導電話號碼，主動提供服務。澳門已成世界最大的賭城之一，類似的警示，應該世界第一，可惜碼頭、關閘通道、賭場附近車站、賭場當眼地方，這類標語到現在還欠奉。反而公共汽車站卻容許推廣賭博的巨幅海報，“發財車”氾濫！《澳門日報》副刊專欄文章：《推廣賭博，天地不容》，道出了廣大市民心聲。負責的官員應與市民同心同德。社會輿論必須十分清晰，不能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澳門是法治社會，澳人不能接受“食得鹹魚抵得渴，博彩帶來青少年墮落是無可避免”的謬論；更不容宣揚金錢至上，教唆青少年不管黑道白道的墮落邏輯。澳人必須加強官民的合作，並監督政府有效防止罪惡活動的猖獗，防治病態賭徒的增加。政府必須有所作為，要以有效措施、實際行動回應博彩業高速發展的挑戰，為居民負責，為遊客負責。澳門還必須防微杜漸，保障社會治安，發揚正氣，制止不良意識氾濫，特別要有措施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否則我們會輸掉未來，成為歷史罪人。健全法治，保護下一代成長澳門很早就是賭博合法的城市，葡人在1 847年已宣佈賭博合法。澳門也早就立法禁止三類人進入賭場博彩，問題是在於執法：第一，未滿1 8周歲的，法律規定一律不得進入。這基本包括了十萬學生。但是，賭場只依靠入口檢定。某中學一群未滿1 8歲的學生，大多數曾到摩卡角子機賭場博彩！顯然法律形同虛設。至於網上賭足球，那就是更大的漏洞了。第二，法律規定，公職人員除農曆春節三天外，其餘日子一律不得進入賭場博彩。這些超過了一萬八千人。但是，漏洞也很多，某次賭場遭劫，躲在賭桌下的就有位休班警長。警員借債大多是因賭輸而起的。紀律部隊有嗜賭分子，有“大耳窿”，這是社會之大患！政府不要等閒視之。第三，澳門娛樂公司規定直接從事博彩業的員工，不得參與本公司博彩。但是現在有六個持有博彩牌照的賭公司，賭場已達27間，博彩從業員下班後到別的賭場摶殺的，已出現賭敗而作案的事實。可惜政府四年來未有對策！面對博彩業這把雙刃劍，健全法制，嚴格執法，堵塞漏洞，急不容緩。要揮舞雙刃劍，政府首先要負起責任，不能姑息養奸。這樣，才能有效保護下一代健康成長，保障博彩業的良好運作。但是，民間也必須配合、監督，才有保證。法律是底線，是公民行為最低標準；德育才是根本，是良好的社會行為規範。因此，家長和教師都要教育青少年知法守法，不但明確未成年人進入賭場是違法的行為，而且要體會到是法律對青少年的保護；我們還要使青少年明確：參與賭場內外的博彩都是有害的，是古今中外的經驗總結。勸諭青少年勿沾壞習，這是長輩對下一代的關愛、保護與期望。青少年要懷感激之情，不要錯認是束縛。教育青少年在賭博環境中樹正風澳門賭城大環境的存在，是無可逃避的，就算是外交部大樓、中聯辦大樓、解放軍大樓、理工學院教學大樓，甚至澳門地標——金蓮花廣場，都被賭場包圍了！教育的真諦是教人成人，澳門教育應教學生在賭城中做個堂堂正正的人。今天特區的教育工作者，也應有抱負、有作為、有信心面對現實，發揚澳門教師的優良傳統精神，迎接新時代的挑戰。時代、環境越複雜，越要關注青少年的思想健康、促進他們的精神發育，必須加強批判性思維的培養，營造成熟的、正派的集體輿論。讓青少年精神提前發育，增強自覺性，減少盲目性，形成健全理性的集體輿論。在澳門的今天，培養批判性思維應擺到更重要的地位，精心組織學生對課本有關容易觸發思考的問題、對社會熱點、世界大事、人生議題、特別是對當前澳門人如何揮舞博彩事業這把雙刃劍的討論，十分必要。下一代洞察了這一關係澳門社會命脈的大事的本質，就能像祖輩一樣，提高自覺性，不輕易盲目從眾，也能和祖輩一樣，出淤泥而不染，能自覺遠離黃賭毒；能站高看遠，發揮主人翁精神，與廣大善良居民一起，齊心合力保護和建設自己理想的家園。

　於澳　“　　　度多元化”的思考　　適當控制博彩業規模、明確自己在市場經濟中的位置和作用、停止向一些企業“派糖”、減少對其他具體產業的干預是化解目前澳門社會的多種矛盾、推動澳門實現真正有意義的“產業適度多元化”的必要和有效途徑。■ 文／李曉平近幾年隨著博彩業的迅猛增長和其“一業獨大”所帶來的一些弊端的逐漸顯現，“産業適度多元化”成了澳門社會的熱點話題之一。行政長官何厚鏵在近幾年的澳門特區政府施政報告中和多個公開場合都曾談到過這一問題，澳門特區的其他一些政府官員、立法議員、專家學者、甚至普通市民也都曾對這一問題或多或少地發表過自己的見解。然而筆者認爲對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目前澳門社會還普遍存在著一些不正確或者說是不準確的認識。筆者在此將自己的對澳門“産業適度多元化”的一些思考呈現出來，希望此文能對澳門社會正確認識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提供一點參考。一、什麽是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如果僅從字面上來理解，“産業適度多元化”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不能僅憑某一單一産業來長期支撐自己的經濟，而應該有兩個或多個支柱産業。澳門社會目前也有不少人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來理解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他們認爲澳門不能僅憑博彩業這一個産業來維持經濟的長期增長，澳門還需要尋找和發展其他産業，這樣才能避免經濟過於依賴單一産業所帶來的風險幷爲澳門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爲此他們也提出了澳門應該“發展會展業”、“發展文化産業”、産業進行“垂直多元化”等多種主張。應該說這種對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的理解可能幷不準確，因爲這種理解忽視了博彩業的特點。撇開博彩業因素來看，澳門作爲一個勞動人口只有二十多萬、面積只有二十多平方公里的獨立微小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産業分工越來越明細的大環境下，只有一個支柱産業應該是一種正常現象，期望像澳門這樣的總體規模很小的獨立微小經濟體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支柱産業往往幷不現實。但是如果澳門只以博彩業來作爲自己的唯一支柱産業可能就不太合適，因爲博彩業畢竟是一種會帶來較多負面影響的産業，澳門博彩業的增長需要澳門的周邊地區（澳門博彩業的主要客源地）爲此付出相應的代價，澳門博彩業的過快增長應該會爲周邊地區帶來越來越多的社會成本，最終很可能會引起周邊地區的相應反應，使得周邊地區的政府爲抵禦澳門博彩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被迫做出維護其各自本

地區利益的舉動，這樣可能就會導致澳門博彩業乃至澳門經濟的不增長。所以作爲一個聰明的澳門政府，應該是將自己的博彩業控制在不會引起周邊地區採取相應反應的發展水準上，這樣才能爲澳門謀取最大和最長久的經濟利益。而如果忽視周邊地區的可能反應，認爲自己的博彩業可以盡可能地增長，從而不加限制地發展自己的博彩業，雖然有可能會取得一時的極大利益，但一旦周邊地區的多個政府都被迫採取了維護自己利益的行動，澳門具有博彩業的相對優勢就會逐漸消失，澳門想用博彩業來爲自己謀取經濟利益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所以澳門不加限制地發展博彩業的做法應該不是一種明智的行爲。因此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之所以能被提出來，主要原因幷不在於澳門只有一個支柱産業，而是因爲澳門的唯一主要産業是博彩業的緣故，澳門博彩業的想“做大做強”最終很可能會害了澳門自己。所以澳門不能指望長期利用博彩業的無限制增長來推動自己的經濟發展，澳門還必須尋找和發展其他産業。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不僅有尋找和發展其他産業的涵義，而且也含有需要適當控制澳門博彩業增長的涵義。試想如果澳門目前的唯一支柱産業是紡織業或旅遊業等“正常産業”，以澳門這麽小的經濟規模來看，澳門完全可以全力發展這一個産業來推動自己的經濟發展，而很可能根本不需要考慮什麽“産業適度多元化”之類的問題。從這一涵義上來理解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就可以看出那種認爲澳門的産業應該進行“垂直多元化”的主張的荒謬。澳門的“産業垂直多元化”的主張是認爲澳門應該圍繞著博彩業來進行“産業適度多元化”，即利用博彩業來推動與其關聯性較強的酒店業、零售業等産業的發展以實現“産業適度多元化”。這一主張首先在邏輯上就存在問題，因爲既然認爲博彩業能帶動酒店業、零售業等産業的發展，那麽博彩業的增長就應該自動會使澳門的“産業垂直多元化”成爲現實，澳門也就沒有必要再去進行什麽“垂直多元化”；其次這一主張幷不包含限制博彩業增長的內容，這一主張的最可能結果只會是使澳門的博彩業“一業獨大”的態勢更加明顯，從而使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變得更加遙不可及。二 、 澳 門 爲 什 麽 要 進 行 “ 産 業 適 度 多 元化” ？雖然長期以來在澳門社會裏都有“産業適度多元化”的呼聲，但“産業適度多元化”真正引起澳門社會的重視，還是近兩三年的事情，從何厚鏵代表澳門特區政府所做的施政報告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何厚鏵在就任澳 門 特區 行 政長 官 後的 前 三 個財 政 年度 （ 2000－2002）的施政報告中，幾乎沒有任何提及“産業適度多元化”內容；在2003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何厚鏵表示：“爲了保持産業結構的多元化，政府亦將投放一定資源於傳統産業的優化”；在2004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致力使具備發展潛力的新産業能成爲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産業的適度多元化，幷使年青一代從中尋找到更多的發展機會”；在2005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將持之以恆地推動産業結構的適度多元化發展方向，透過CEPA的創新制度安排，以及跨境工業區的有效落實和政策扶持等，協助和鼓勵傳統工業升級及轉型，引進有利産業升級的新項目。政府亦將繼續扶助有發展潛質的新興産業，努力催生新的經濟增長點，創造更爲多元的就業空間”；在2006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爲了強化綜合競爭力和應變能力，支援本澳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整體社會的協調和諧，特區政府將繼續通過有力的措施，適當地發展産業的多元化”；在2007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經濟適度多元化，有助於優化産業結構、促進經濟安全，也有利於增加就業選擇和機會，是特區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亦是政府和業界不懈努力的方向。在致力於主體行業的垂直多元的進程中，政府將對會展等具發展潛力的行業，加大培育和支持力度”；在近期所做的2008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特區政府將推進綜合旅遊、優化商貿平台、發展相關服務行業、推動傳統製造業的轉型和升級，加大適度多元化的推進力度”。從以上歷年《施政報告》中的表述可以看出，何厚鏵在前幾年基本不談或只是輕描淡寫地談到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在近幾年才比較認真地論述澳門“産業適度多元化”的重要意義和具體措施，因此可以認爲澳門特區政府也只是在近幾年才真正認識到了澳門“産業適度多元化”的重要性。澳門特區政府對澳門“産業適度多元化”的認識的

這種轉變，應該說與中央政府和中央領導人對此的態度不無關係。2006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十屆四次會議上所提出的《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指出要“支持澳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這可能是中央政府第一次以書面文字的方式正式要求澳門要“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現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2006年4月21日在博鰲金海岸酒店博鰲廳會見到海南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06年年會”的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時，也表示期望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人士爲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做出新的努力，從而爲澳門長遠發展打下堅實基礎。有些澳門人士聲稱“根據《澳門基本法》所規定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等原則和其中的第一百一十八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澳門特區有權大力發展自己的博彩業”，因此他們可能會認爲即使是中央政府，對澳門發展博彩業也應該是無權指手畫腳，且無權要求澳門“産業適度多元化”。這種意見僅從字面上來看似乎有些道理，但這種意見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澳門特區政府有權發展自己的博彩業，但中央政府有權不配合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試想如果中央政府不明確反對香港“開賭”和不對內地居民推出“港澳自由行”政策，估計任憑澳門特區政府怎樣努力，澳門博彩業也不會增長到目前的這種水平。從絕對量上來看，澳門博彩業目前的主要客源來自於中國內地和香港，因此可以說目前澳門博彩業所造成的社會成本主要是由中國內地和香港所承擔。中央政府在中國內地嚴厲禁賭且嚴厲打擊中國國民到周邊其他國家的賭場去賭博，並曾明確反對香港“開賭”，這就說明中央政府對賭博的危害應該是心知肚明；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堅持推出“港澳自由行”政策實際上就是對澳門的博彩業網開一面。這其中或許是有一些特殊考慮，但凡事均應該有個度，如果澳門特區倚仗著中央政府的這種特殊考慮而不加限制地發展博彩業，最終使得澳門博彩業的發展水平對中國內地和香港所造成的社會負擔超出了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所能夠容忍的限度，就有可能會使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因爲澳門的博彩業而撕破臉，這是一種會使大家都難堪的不利結局。所以中央政府和一些中央領導人表面上的這種似乎有些“多管閑事”似的要求澳門要“産業適度多元化”，實際上這很可能正是在表達著他們對澳門博彩業當前增長的一種不滿。現在內地的廣東等省市收緊了“自由行”政策，而且目前內地居民“港澳自由行”政策向內地其他省市推廣的速度似乎也已停緩，或許這些也是中央政府向澳門特區發出的一些信號，希望澳門的博彩業發展水平適可而止。所以如果澳門博彩業繼續快速增長，很有可能會引來中央政府更加明確和更加堅定的反制措施。由此可見，那些口口聲聲喊著根據澳門基本法澳門有發展博彩業自主權的人其行爲好像是想要極力維護澳門利益，但其實際結果卻很可能是要將澳門的博彩業、澳門經濟、澳門與中國內地及其它周邊地區的關係都拉入一種困難境地。從以上的分析可以進一步看出，澳門“爲業適度多元化”的必要性主要還是源於澳門的博彩業，正是因爲澳門經濟過于依賴於博彩業這一特殊産業，才使得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顯得更爲重要和緊迫。三、澳門 應怎樣進 行“産 業適度多 元化” ？對於澳門應該怎樣進行“産業適度多元化”這一問題，澳門社會目前也存在著一些不正確的認識。自特區成立以來澳門GDP的快速增長可能使得一些澳門人士對特區政府發展經濟的能力和水平有了過高的期望，他們或許會認爲只要澳門特區政府真正想發展某一産業，這一産業就能夠在澳門獲得發展，所以他們會以“産業適度多元化”爲理由來要求澳門特區政府對某些産業提供扶持。還有一些人則是只用簡單的歷史分析法，認為澳門在過去曾經被葡萄牙人所統治，所以現在澳門就可以成爲“中國內地與世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或是只採取簡單的類比法，認爲世界另一著名賭城拉斯維加斯有會展業，所以澳門也就可以發展會展業；或是僅根據簡單的聯想法，認爲澳門有“世界文化遺産”，所以澳門就可以發展文化産業；諸如此類，等等。因爲以現代市場經濟的理念來看，一個産業能夠得到較好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市場需求”，所以某一地區要想發展某一産業，就應該首先分析這一産業的市場需求在哪里？這一産業的潛在目標顧客會是誰？只有明確了潛在目標市場幷爲之開發和提供出比較具體的和具有針對性的優質産品和服務，這一地區的這一産業才能

獲得較好的發展。所以澳門要想成爲“中國內地與世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或者要想發展會展業或文化産業，就首先應該分析是誰會需要澳門的這種“中國內地與世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他們究竟需要什麽樣的“中國內地與世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哪些人或機構或組織會對澳門的會展服務或文化産品感興趣？他們究竟會需要什麽樣的澳門會展服務或文化産品？這些需要的規模和強度究竟有多大？目前澳門社會對以上的這些問題都沒有進行比較具體、細緻的分析，僅僅只是根據澳門的自身特點就認爲澳門可以成爲“中國內地與世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或者認爲澳門可以發展會展業或文化産業，這實際上只是一種已經落後了的“生産觀念”的體現，而不符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爲合理的“市場營銷觀念”。所以雖然目前還不能斷定澳門絕對不會成爲“中國內地與世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或澳門不能成功發展會展業和文化産業，但至少可以斷定目前澳門社會的這些關於“中國內地與世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澳門發展會展業或文化産業的泛泛之談，對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不會有多少實質性的幫助。另外由於産業發展的第一要素是“市場需求”，因此澳門進行“産業適度多元化”的主體應該是澳門的企業，但現在似乎澳門特區政府成了澳門“産業適度多元化”的主要負責者和具體執行者。可能是由於整個周邊地區基本都沒有博彩業以及中央政府對內地部分省市居民“港澳自由行”政策的推出，才使得澳門特區政府在2002年的“開放賭權”從形式上來看取得了較大成功，但這不僅爲澳門特區帶來了連續多年的GDP快速增長和爲特區政府帶來了較爲盈餘的財政收入，而且可能也提升了澳門市民對特區政府發展經濟的能力的評判和期望，或許還使得澳門特區政府也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發展經濟的能力，爲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背上了自己力不從心的職責。然而如果仔細分析，可以看出這幾年澳門特區政府對發展澳門的非博彩産業，除了民間俗稱的“派糖”之外，其實並無多少真正有效的舉措。現在在澳門進行的一些所謂“産業多元化”的活動，其實質可能只是一些企業和社團在與澳門特區政府進行“要糖”和“派糖”，一些澳門企業並無心思、精力和耐心來進行較爲艱苦、繁瑣和風險較大的市場調查、市場分析和産品開發以推動産業發展，而只想著能用“扶持産業發展”爲理由來向特區政府“要糖”，而特區政府因爲有豐厚的博彩稅收撐腰，所以常常也就會慷慨地向企業“派糖”。然而可以想像，這種以博彩業爲支撐的“要糖”和“派糖”雖然能使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從形式上來看顯得較爲熱鬧，但從本質上來看不會有任何實質性進展，幷會進一步降低澳門企業的素質和競爭力；而且一旦如前所述澳門博彩業因爲過度增長而導致自身衰退、使得澳門特區政府“無糖可派”時，澳門經濟屆時或許會是一片哀鳴。所以澳門特區政府對澳門的“産業適度多元化”，除了前述的需要適當控制澳門博彩業的增長之外，還應該對自己的能力和責任要有清醒的認識。特區政府除了需要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和搞好教育以爲産業發展盡力準備較爲充足的優秀人力資源之外，對具體産業的生存和發展不宜過多干預，更不應用“派糖”的方式來形成一些産業的虛假繁榮。“長期吃奶的孩子永遠長不大”，一心只想通過向政府“要糖”來獲取經濟利益的企業在市場經濟中也不會有實際競爭力。澳門特區政府只有適當控制澳門博彩業的規模、關緊澳門博彩業的大門並對一些企業“斷奶”，才能逼迫一些企業努力到市場中去尋找自己的發展機會，也才能真正提升澳門企業的素質和競爭力並使澳門的一些非博彩産業真實成長起來，澳門的有實際意義的“産業適度多元化”也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實現。而且目前特區政府適當控制澳門博彩業的規模，可以收到“一箭多雕”之功效。控制博彩業規模不僅可以避免周邊地區政府可能會採取的反制措施、延長澳門博彩業的生命週期，而且可以減少流入博彩業的勞動力，舒緩澳門社會人力資源的緊張狀況，降低輸入澳門的外勞人數，緩解澳門的交通和房價上漲壓力，減輕澳門的通貨膨脹水平，化解澳門社會的一些怨氣，消除目前澳門特區政府的這種“派糖不討好”的局面，促進澳門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可以認爲澳門特區政府適當控制博彩業規模、明確自己在市場經濟中的位置和作用、停止向一些企業“派糖”、減少對其他具體産業的干預是化解目前澳門社會的多種矛盾、推動澳門實現真正有意義的“産業適度多元化”的必要和有效途徑。

林則徐在澳門蓮峰廟接見澳葡官員，“宣佈恩威，申明禁令”。圖爲在澳門林則徐紀念錧裡的蠟像造型。淺析葡萄牙早期對華政策的確立（上篇）■文／劉然玲1500年以來，全球格局緣由西方世界的文藝復興、大航海活動而急劇變化。在這一過程中，葡萄牙基於地理位置、航海文化特色等一系列優勢，在航海拓展中脫穎而出，引領西方世界進入了全球化的熱浪。在西方東擴的過程中，中西文明從封閉走向相遇。葡國為了打通與中國的關係，取得合法的通洋貿易權，向明朝政府展開了一系列頻繁的外交活動，並在與明廷的較量、磨合中，採取了一系列文化調適政策。澳門靠海的地理區位為其與西方銜接創造了條件，日後逐漸進入葡萄牙人的視野之中。一、大 航海時 代歐 洲人的 文化 觀（一）重商主義思潮1 5世紀中期開始，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歐洲人越來越感到黃金、白銀等貴金屬的短缺。由於白銀的短缺，西歐貨幣從銀本位制過渡到金本位制。於是，西歐各國極力主張吸收外國貨幣，禁止金銀輸出，一種重商主義的思潮在1 5、1 6世紀的西歐各國滋生蔓延。同時，受重商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體系的刺激，西歐各國紛紛向海外擴張、搜尋金銀。

這一時期，攫取物質財富的經濟因素成了推動歐洲人殖民擴張的根本動因和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甚至成為普遍影響西歐各國個人、階級和民族的因素。恩格斯曾言：“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個遠東尋找的是黃金；黃金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語；黃金是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所要的第一件東西。”1 哥倫布則公開聲稱：“黃金是一切商品當中最寶貴的，黃金是財富，誰佔有黃金，誰就能獲得他在世界上所需的一切。同時也就取得把靈魂從煉獄中拯救出來，並使靈魂重享天堂之樂的手段。”2（二）人文主義文化觀與文藝復興在重商主義思潮下，歐洲人的價值觀和財富觀也發生了很大轉變，新興資產階級在思想上要求擺脫神學統治，人文主義思想應運而生，並發展成為這一時期歐洲流行的社會思潮。在1 4世紀後半期的義大利，出現了以F·彼特拉克、G·薄伽丘為首的第一批人文主義者。1 5世紀人文主義思潮在義大利蓬勃發展，1 6世紀傳遍德意志、法國、英國及西歐各國。在政治方面，人文主義者提出了主權在民等思想，主張君主要保護公民私有財產和政治權利。受這種人文主義影響，地理大發現時期的許多探險家、商人、學者等，都主張為個人而不是為神而戰，從而使其行動的目標、動力更加明確、直觀。同時，科學和技術也在人文主義的影響下不斷衝破中世紀的桎梏，並得到空前發展。地理大發現溝通了東、西半球，聯繫了新、舊大陸，古代有關地球形狀的許多猜想得到了證實，中世紀狹小的世界觀有了擴展，人類進一步發現了其生存的地球，更認識了自己。一個初具規模的世界性生活方式結構、一種世界性的文化輪廓正在形成。它使東西、南北之間的思想、書籍及其食物和風俗習慣得到了交流。（三）宗教改革和大航海時代歐洲人對東方的認識中世紀的歐洲幾乎是一個基督教的世界。基督教自認為是普世的宗教，凡有人類的地方都應該有基督教，教會應該成為大一統的世界教會。地理大發現之前，歐洲人對外部世界的概念更多的是建立在神話和傳說之上。“最早的地圖把基督教的精神中心耶路撒冷畫在一個圓形世界的中心，已經知道的各洲對稱地排列在它的四周。……為了彌補歐洲人對非洲和亞洲內陸的無知，地理學家們杜撰出一些河流和山脈畫上去，還把臆想的或早已死去的王國說成是那裏的統治者”。3 對於亞洲，中世紀的基督徒對它的大小和形狀只有某些一般的概念。最廣爲人知、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之一是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的遊記。他在十三世紀末來到亞洲，訪問了元朝中國。馬可·波羅的最大貢獻是在歐洲人當中建立起這樣一個概念：亞洲是個非常富有、具有先進和強大的文明的大陸。1 6世紀初，呈現在歐洲人面前的是一個世俗、充滿人文關懷的世界，這一精神上、信仰上的重大發現，使得流行於歐洲大陸的超越地理、道德、語言和民族界限的唯一的基督教會制度受到了宗教改革者的猛烈抨擊。一方面來自教會本身的腐敗，另一方面是隨著文藝復興運動的高漲，新的民族意識的覺醒以及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這一切都加劇了中世紀教會的危機。於是，在文藝復興中因獲得新知識而變得信心十足的人文主義者發出了宗教改革和更新教會的呼聲，並掀起了一場在民族政治史上有重大意義的宗教改革運動。這場宗教改革不僅促進了近代國家的成長，還催生了一種新的倫理價值觀。宗教改革者主張在精神、意識、思想上進一步解放思想，鬆弛、解除神對人的束縛，強調人本主義，注重調動人的積極性。這種伴隨著新的經濟制度而產生的擁有精神力量的道德觀念，極大地促進了歐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基督教的理想成為探險、發現、擴張的催化劑，它使各種世俗方面的要求都罩上了神聖的光環，成為探險家和征服者的精神支柱。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地理大發現這三大運動把歐洲送入了近代，而先進入近代的歐洲又力圖把整個世界也強制拉入近代。二、“曼 努埃爾 時代” 的葡萄 牙（一）分割地球——《陶德西利亞斯條約》1 6世紀是一個爭奪海上霸權的時代。伊比利亞半島的兩個強國西班牙和葡萄牙已控制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並積極投身於傳播基督教的激進主義之中。事實上，早在1 493年（弘治六年），為了避免兩國間發生對抗，教宗亞歷山大六世就頒佈詔書，對所有新發現的土地進行劃分，規定地球的東邊是葡萄牙的勢力範圍，西邊則屬西班牙所管轄。然而，西班牙對教宗的劃分規

则強 烈不 滿 ，要 求由 葡 西兩 國 自行 決定 。 於是 ， 在1 494年（弘治七年），兩國的代表在西班牙陶德西利亞斯會面。經過談判，兩國接受了唐·若奧二世的建議：以佛得角以西的西經37°線來分割地球，以東發現的所有土地歸葡萄牙所有，以西發現的土地歸西班牙所有。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陶德西利亞斯條約》（Tr a t adode To rd es i lhas）。該條約寫明：兩 國 星 象 學 家 和 舵 手 應 到 分 界 地 區 ， 西 班牙 人 乘 葡 萄 牙 船 前 去 ， 葡 萄 牙 人 乘 西 班 牙 船 前去 。 如 果 那 裏 有 島 嶼 或 者 “ 一 小 塊 陸 地 ” ， 便建 一 個 塔 或 者 城 牆 以 明 顯 的 方 式 標 出 界限。4對於傳播福音的傳教團來說，分割開的兩個區域可謂涇渭分明！這種假想的分界線本來意義是維持和平，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反倒成為葡西兩個敵對國家爭相建立“基督大同世界”時發生衝突的焦點。（二）葡萄牙的海外擴張1 500年（弘治十三年），葡萄牙人口大約有1 25萬。在重商主義思潮的推動下，1 6世紀初，尤其是頭1 0年、20年，葡萄牙的貿易日漸繁榮。直到1 6世紀末，葡萄牙仍是歐洲人眼裏的“世界經濟中心”。5 當時有很多國家的年輕人都抱著發財致富的夢想來到里斯本，試圖靠勇氣、創新，通過充滿幸運的交易來實現夢想。為緩和國內的各種衝突和矛盾，葡萄牙選擇了海外擴張作為解決國家社會生活等各種主要矛盾的主要辦法。因爲從葡萄牙平民的角度，擴張主要是一種移民、殖民形式，意味著向無人居住區移民，向有原始人居住的地區殖民，以便追求較好的生活條件，擺脫封建壓迫和剝削。對教士和教會來說，擴張意味著傳播基督教，教化異教徒，為上帝效勞，擴充基督教勢力，擴大自己的領地和收入。對貴族來說，擴張意味著佔領土地，為國王效勞，贏得俸祿、封地、官職。而對整個帝國來講，海外擴張不僅可以獲得國內日顯匱乏的各種資源，發展經濟，同時還可以轉移人口，減輕人口壓力。因此海外擴張成了緩和及解決王權與教權的矛盾、國王與貴族的矛盾、貴族和人民的矛盾、富人和貧民的矛盾的最為有效的解決方式。金德爾·伯爾格曾言：“由於對亞洲的興趣各有不同，葡萄牙人被劃分爲私人移民者、國王和貴族、天主教徒。私人移民者在中國、日本，以及後來變成印尼、印度領土的島嶼之間從事地方性貿易；國王和貴族分別對關稅和商業利潤感興趣；天主教徒關注的是說服異教徒皈依真正的信仰。”6 經濟與宗教成了歐洲海外擴張的兩大動力，而這兩股力量是當年鄭和下西洋的政治動因遠遠無法比擬的。西風壓倒東風之發展趨勢已成歷史進程的必然趨勢。在這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葡萄牙最早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大航海和開闢新航路。1 497年（弘治十年），達·伽馬一行發現了從非洲南端到莫三比克港這一長達2000公里的大陸海岸線，開闢了從葡萄牙到印度，從西歐經大西洋、印度洋到東方的新航路，把基督教文明中心與印度教文明中心直接地聯繫起來。他曾這樣概括葡人東來的目的：尋找胡椒和基督徒。如果尋找基督徒與香料是葡人來到亞洲的動機的話，那麼香料卻是他們留在亞洲的原因。十六世紀初，當葡萄牙人從亞洲運回了許多土產而大發其財時，法國國王曾戲謔葡王為“雜貨商國王（the Grocer Ki ng）”。7在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也取得了卓越的航海科學成就。雅依梅·科爾特桑在他的著作《葡萄牙的發現》第一卷中辟出一章來探討“世界性的葡萄牙航海文化的形成”。8 他認為：“如果我們不涉及在中世紀最後幾百年內葡萄牙航海藝術在技術上的發展和當時獨特的精神狀態歷史，我們就不可能完整地介紹葡萄牙如何成為航海國家的過程。”9 在探索開闢通往東方的新航路的歷程中，葡萄牙航海先驅們有過很多航海發明。他們最先發明了適於在非洲和美洲沿岸進行地理大發現的船——三桅帆船；最先把星盤用於航海，並首次提出用於確定被發現土地的方法和規則；最先繪製了穿越各大洋的新航路，並在地圖上確定這些土地的輪廓。在通過一次次的航行、海難之後，最終繪製出了各大洋全方位的航線。葡萄牙也湧現了很多有名的航海家，如國王若奧一世的小兒子亨利王子、航海世家迪亞士家族的迪尼斯·迪亞士，以及後來更著名的巴托羅繆·迪亞士、為葡萄牙效力的威尼斯探險家卡達莫斯托、發現剛果河口的第奧古·考、直達印度的達·伽馬等。（三）相對寬容的文化觀

中世紀的葡萄牙是率先穩定其政治疆界的歐洲民族國家之一。從地理位置上，它處於大西洋與地中海交匯之地，是連接兩大海洋的中間站。“它與該島其他國家一起成為各種文化過渡與混雜之地，沒有一個地方能像它那樣體現了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兩種影響的融合，這是葡萄牙文化最顯著特點”。1 0 雖然從文化根基上講，葡萄牙人以信仰基督教為主，但它卻具有濃厚的伊斯蘭教及猶太教的潛層。這一文化多元的潛在因素，也決定了後來葡萄牙人在開拓遠洋貿易，向世界擴張的過程中將這種文化特徵傳播到足跡所到之處，並且較容易與所到之處的人民、以及當地文化進行融合。在大航海時代早期，為了減少閒散人員和避免分散男人精力，葡萄牙王室實行了禁止婦女隨葡萄牙船隻出征的政策。但1 505年以後，為擴大海外人口，葡萄牙首位印度總督唐·弗蘭西斯打破禁令，允許貴族家庭的女性成員隨行。儘管如此，航海的巨大風險使得實際上登船的婦女數量極為稀少。葡政府在海外輸送“帝國孤女”的實驗未能奏效後，為了保護葡萄牙海外帝國的基石，便 採取了 所謂的 “生物 社會 擴張” （es pan saob iossoial ）的民族融合政策，主要包括：1、接受較自由的風俗習慣。2、鼓勵葡萄牙人夫妻同時外出並禁止他們返回葡萄牙本土。3、鼓勵、保護同土著婦女通婚。4、允許在海外服刑的流放犯刑期滿後，在當地成家立業。5、向海外輸送孤女。6、禁止育齡婦女返回葡萄牙並阻止婦女入修道院。7、向海外輸送孤兒、棄童。8、對夫妻及其子女加以保護。9、非婚生育的普遍性、合法性。1 0、鼓勵葡裔開發、保衛海外領地。1 1 這種“生物社會擴張”政策為葡萄牙後期的文化殖民擴張奠定了基礎。在東方，葡萄牙人將這種民族融合政策盡情發揮。隨著他們對東方人的寬容、平和、順從的思維方式的進一步瞭解，葡萄牙人越發認識到“統治往往需要讓步”的道理。他們“同許多民族的婦女進行了血統混雜，而且納妾制先於結婚制。”1 2 這種寬容的文化觀，正是葡萄牙文化的“優勢”所在，也是他們後來能夠長期立足澳門的重要原因之一。（四）十字架與火劍並舉在1 5世紀，羅馬教皇曾經一方面命令葡人征服穆斯林的國家，另一方面又給予葡王在傳播福音和教會管理上的聖職授予權，使之成為經濟擴張和基督教傳播的急先鋒。爭奪財富和征服靈魂並駕齊驅、相輔相成。這一時期葡萄牙扮演的角色，既是十字軍又是商人，而不可能只是其中之一。1 6世紀初，葡萄牙是世界上公認的歐洲最狂熱的天主教國家。一度彌漫國內的重商主義和道德救世主義奇異結合，進而發展成為葡萄牙佔主導地位的思潮。重商主義者竭力主張在印度洋進行貿易擴張，道德救世主義者則想通過紅海對耶路撒冷進行攻擊。尤其是歐洲大陸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宣傳天主教教義成了葡萄牙人關注的第一個熱點問題。他們在“教化使命”這個虛偽的外殼下，進行著“傳教殖民主義”計劃。火劍和十字架成了大發現時代的象徵，葡萄牙武裝商船和繩索的圖案也成了海上霸權時代的標誌，大發現時代也因此成為葡萄牙海上霸權黃金時代的同義語。據估計，1 500年至 1 580年（弘治十三年至萬曆八年）間，約有280，000葡萄牙人離開王國，年平均數為3500人。在1 580至1 640年（崇禎十三年）間，數量上升至300，000（年平均數為5000人）。1 3 也就是說，在上述一個半世紀中，近600，000葡萄牙人置身海外，通過貿易、殖民與移民將無形的國界延伸至世界各地。（待續）註釋：1．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3 年版，第4 5 0 頁。2．郭守田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中古部分），北京商務印書館，1 9 8 1 年版，第3 0 4 頁。3 ．馬文佩里：《西方文明史》上卷，胡萬里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 9 9 3 年版，第7 頁。4．【美】雅依梅·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第六卷，王慶祝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 9 9 7 年版。5．Fr e d eric Mauro ，“Mercha nt Communit ies，1 350－ 175 0．”In TheRi se of Merch ant Empire s ：Long Di s t a nce Tr 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1350－1750，ed i t ed by James D．Tr a ce y．Ca mbrid ge：Cambridge Univer s it yPr e s s ，1990，p262 －283。6 ．【美】查爾斯·P ·金德爾伯格：《世界經濟霸權：1 5 0 0 ——1 9 9 0 》，北京商務印書館，2 0 0 3 年版，第1 0 9 頁。7 ．張彬村：《十六至十八世紀華人在東亞水域的貿易優勢》，第34 5 頁。8．雅依梅·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第一卷，第2 2 2 頁。9 ．《葡萄牙的發現》第一卷，第2 2 1 頁。10 ．同上，第68 頁。11 ．黎沙：《澳門—— 熱帶葡萄牙人類學研究》，里斯本國際出版社，1 9 9 6 年版，第2 3 －2 5 頁。12．安娜·瑪利亞·阿馬羅：《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金國平譯，澳門文化司署，1 9 9 3 年，第1 0 1 頁。1 3 ．金國平：《西力東漸》，澳門基金會出版，2 0 0 0 年版，第1 6 1頁。

“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閙劇，儘管受到聯合國和中國的阻攔，台灣當局似乎沒有停歇的意願。台灣“入聯公投”與兩岸關係■ 文／邵宗海一、背景“入聯公投”，“兩岸關係”與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看起來是三件獨立的事件，但是目前卻正相互糾結，而且還正成為台灣自1 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以來最嚴重一次的危機。“入聯公投”是陳水扁最先倡議，民進黨在2007年5月6日完成了第一階段九萬多份提案連署，接著就在5月21日向中選會完成提案程序。6月29日先是被“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否決，但後來“行政院訴願會”在7月1 2日指稱“公投審議委員會”原處分是違法的認定，訴願人游錫堃（民進黨主席、原案提案人）合於規定。“訴願會”做成認定後，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案”即可在未來六個月內展開第二階段的連署，由於“公投審議委員會”是“行政院”的下屬單位，也不是受害人，因此不可再提訴願。這也就是說，只要有2004年“總統”大選的選舉人數總數的5％以上，大約是台灣人口的83萬人左右進行連署，這項公投案就能成立，而且最慢也會在2008年3月連同“總統”大選一起進行。

但是，令人關切的是，公投案還沒有成立，民進黨政府的“入聯公投”先期動作已經展開，“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的申請書，先一步在2007年7月1 9日透過三個親台國家向聯合國遞交並完成收件。在信中陳水扁表示：“依據聯合國憲章第4條、安理會議事規則第58條及大會議事規則第1 3條，代表2300萬台灣人民，正式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的申請書。”不過申請程序讓台北有點挫折，申請書連成案進入安理會討論的機會都沒有，就被聯合國秘書處以聯大第2758號決議為由，拒絕收件並退件。陳水扁在2007年7月27日再度致函潘基文及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王光亞，表達對聯合國秘書處逾權將申請函件退回的遺憾與不滿，並要求聯合國秘書長重新考慮處理台灣入會申請案。這兩份函件連同台灣“外交部”致潘基文秘書長函，在7月31日由親台國家索羅門及史瓦濟蘭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遞交給聯合國秘書處及安理會主席秘書。台北指出，“依據聯合國相關規定，只有聯合國安理會及大會有權審議及決定新會員入會申請案，聯合國秘書長或秘書處並無篩選過濾申請案之權限。聯合國秘書處前此不僅錯誤援引2758號決議，拒絕處理台灣入會申請案，更進一步擴張解釋該決議，認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事實上，2758號決議並沒有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台灣2300萬人民的權利，更沒有提到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所以陳水扁兩次致函主要目的在促使國際社會重視台灣2300萬人民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以爭取台灣人民平等參與國際社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但是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2007年8月1日針對陳水扁再度就“入聯”致函一事說，他已於一天前以安理會主席的身份將該函退回。王光亞說，“根據《聯合國憲章》，只有主權國家才能申請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沒有資格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加入由主權國家組成的聯合國。這是國際社會普遍堅持的立場，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章》原則”。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推動，儘管受到聯合國和中國的阻攔，台北似乎沒有停歇的意願。接著由索羅門群島、諾魯、甘比亞、馬拉威、帛琉、史瓦濟蘭、吐瓦魯、聖多美普林西比、馬紹爾群島、聖克里斯多福、聖文森、宏都拉斯、布吉納法索、吉里巴斯、貝里斯等1 5國同台北連署向聯大提案，要求將題為“促請安全理事會依據安理會議事規則第59、60條及聯合國憲章第4條，處理台灣之會員申請案”列入第62屆聯大議程之補充項目，而該項提案並亦於2007年8月 1 4日完成遞案。毫無意外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就台灣“加入”聯合國提案發表談話，表示中國對此堅決反對。姜瑜說，“1 993年以來，聯大總務委員會已連續1 4年拒絕將涉台問題列入聯大議程。這充分說明，任何違背《聯合國憲章》和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行動、任何分裂中國的圖謀都不得人心，不可能得到聯合國廣大會員國的支持，是絕對不可能得逞的”。因此就上述情況而言，目前台灣推動加入聯合國的事件，可分為二個層面來解說：第一、是台北企圖運用公投的方式，來表達台灣民意是否贊同加入聯合國的政策；第二、在民意尚未表達之前，台北當局已經逕行向聯合國申遞“加入聯合國”的程序作業。因此本文主要探討的重點則是偏重在下列幾個方向：1、台北對於“入聯”案與“入聯公投”的推動真正意圖。2、“入聯”案與“入 聯公投”對兩岸的實質 影響。二、台北對於“入聯”案與“入聯公投”的推動真正意圖其實，陳水扁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入聯案，追求的是“過程”，而真正的目的則是希望讓國際社會能夠全面了解到二個很重要的癥結背景：第一、是企圖申訴台灣2300萬的人民過去一直被剝奪加入聯合國的權利、這對主張人權與民族平等的聯合國是項諷刺。譬如說，陳水扁在2007年7月1 9日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他在信中說：“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是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沒有台灣，聯合國的集體運作機制將出現缺口，理想與公義與也無法完整，更是對聯合國會籍普遍化原則的一大諷刺。”更早之前，也就在2007年5月29日陳水扁與美國華府全國記者俱樂部進行“視訊會議”時，更是就此問題對美國嗆聲。陳水扁強調：推動公民投票、“廢統”及以“台灣”名義加

入世界衛生組織（WHO）與 聯合國，都是2300萬民 眾的人權。他質疑“美國為什麼要剝奪、限制”。而美國前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波頓（John Bo l t en），2007年8月5日在台北與陳水扁見面時，曾提到“把台灣排除在聯合國外，只會傷害聯合國本身，因為聯合國在憲章中規定普世會員，普世會籍的價值。而且台灣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章中成為會員資格的所有規定”。波頓的談話，說明陳水扁與其民進黨政府的這項訴求得到了某些人的迴響。第二、是企圖說明台灣主權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是說明1 971年的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中，沒有提及台灣的主權屬於當時甫告代表中國席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目前尚能以台灣名義來申請加入以國家為成員的聯合國組織，就是突顯出台灣是不隸屬任何國家的主權國家。譬如說，陳水扁在2007年8月分別接見美國前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副國務卿薛瑞福和美國前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波頓時，都有提及有關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中從來沒有討論到台灣地位的問題。特別是8月8日接見薛瑞福時，陳水扁質疑“在這篇短短1 53個字的決議文裡，哪一個地方有特別提到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有沒有這樣的字樣或在1 53個字中有提到中國曾主張對台灣擁有主權？”（ 編 者 按 ： 當 時 的 背 景 是 ，海 峽 兩 岸 和 國 家 社 會 都 認 同 一 個 中 國 ， 大 陸 和 台 灣 同 屬中 國 ， 故 沒 有 “ 一 中 一 台 ” 或 兩 個 中 國 的 問 題 。 ） 以美國企業研究院“台灣政策工作小組”訪台團團長身份出現的薛瑞福，雖已不代表政府的立場，但以他曾任美國國務院高官職務的特殊身份居然也說：“事實上2758號決議文並未提到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希望美國政府不會支持聯合國秘書處對2758號的詮釋，也希望美國政府的這項觀點能讓聯合國秘書處及其他國家知道，在對2758號決議的解讀上，美國應和台灣朋友站在一起。”顯然，陳水扁這個訴求上，得到美國退休外交官員的認同。所以，陳水扁的“入聯案”不是在尋求最後“加入聯合國”的目標。因為台北非常清楚，它不管運用什麼名稱申請入會，如依據聯合國憲章規定新會員之入會程序必然會遭致安全理事會的否決，因為中國擁有否決權。即使台灣的問題可幸運的移到聯合國大會來討論，它也不可能得到目前擁有1 92個會員國的半數以上席次支持，那麼在“入聯案”中台北所能尋求真正的利益，就是本文前述的二個癥結背景：一是突顯台北被聯合國所排擠；另一個企圖是澄清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中，並沒有標明台灣主權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入聯案”最終不是在追求入聯，我們就更清楚知道“入聯公投”最終也不是在追求入聯，而是在強調公投的實施結果所表達的意義。而“入聯”一詞使用只是個名稱或手段而已。更清楚的說，陳水扁在“入聯公投”一案中是希望藉由公投方式，來突顯台灣2300萬民眾願意接受並採用“台灣”這個名稱。至於是否能夠最終達到加入聯合國的目標，就不是他在這項措施中的訴求重點。如果陳水扁的“入聯公投”措施，“公投”是主要目標，“入聯”只不過是個名目或手段，那麼就更清楚解讀到：從2003年的“公投制憲”、2004年的“新憲公投”以及2007年的“入聯公投”，他一直在尋求一種“使得台灣能夠用最能反映台灣脫離中央追求獨立”的民意。最後得以兌現這種目標的方式，就是“公投”。只要“公民投票”在台灣落地生根，並能開花結果，那麼挾台灣民意做後盾，陳水扁就可在面對國際社會以及對岸時，展現出台灣尋求自主的意志。屆時不論台灣是由何人或是那個政黨執政，對台北任何一個“響往台獨”的政權來說，公民投票一旦落實，就已可在“獨立”這條路上邁進一大步。三、“入聯案”與“入聯公投”對兩岸的實質影響不過“入聯公投”一旦舉行，可能給國際社會“台灣要脫離中國框架”的觀感，因此北京的態度必然會是強硬。北京是如何思考台灣正名運動、去中國化措施、到入聯公投所帶來兩岸關係的影響，下面便是一段重要的分析：1、正名運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或是一連串以公投為手段的各種名目，包括制憲、新憲或是入聯，都將改變結構性的兩岸關係。過去不管台北是如何定位一個中國，但是兩岸屬於一個中國的立場並沒有改變過，所以兩岸盡管相互不會去承認彼此合法的地位，但至少不會刻意否定對方存在的事實。因此有一個模糊的空間，讓兩岸當局對自己定位的自圓其說，也讓自

1 987年兩岸交流以來台海得以維持穩定局面的關鍵所在。如今入聯公投由民進黨予以推動，可能還有一連串的配套措施：包括正名、公投與新憲公投所產生的結果，將可能把兩岸關係現存的結構完全破壞無遺。重新定位之後的兩岸若是跳脫出一個中國的框架，恐怕這樣的變化，都會讓兩岸感到適應的困難。2、正由於兩岸關係的結構改變，因此入聯公投或是新憲公投會否撞擊到“反分裂國家法”的第8條所規範的紅線，更是值得關切。其實“反分裂法”第8條第2款的條文，“任何導致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大事變”的說明，非常貼近的可來解釋“台灣可達到法理獨立”的一些進行中的程序，這當然包括上述各種公投的其中之一。因此，台北當局如果認為公投只是台灣民意的展現，依法（公投法）可據，加上公投在結果沒有揭曉之前都可能是個未知數——包括：可能投票人口的門檻未過半數，導致投票無效；或者是投票結果未達半數以上同意，導致公投失敗——而去嘗試所帶來的後果，恐怕會有引爆台海的軍事衝突結果的爭議。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反彈固然不令人意外，但是所採取的方式卻讓人嗅出一股不尋常的訊息，如果認為北京不會輕舉妄動，那也是太低估了中共的反彈。因為北京當局也有來自內部批判的壓力。因此，我個人估計中共會有反制措施，但不敢評估會到什麼程度。下面從官方的反應上可尋得一些蛛絲馬跡；第一，是中共對台政策重要智囊，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主動對外釋出“入聯公投”可能導致北京執行“反分裂法”第8條運用非和平手段的看法。余克禮過去一向謹慎發言，但一旦有“大動作”發表談話，通常一定得到中共中央的授權，有“試探氣球”的作用。特別他提及“入聯公投”是導致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大事變”，透露出北京將不會等到“入聯公投”有了結果之後才會有動作的可能性。美國前國務院副發言人容安瀾最近撰文指出，北京當局目前十分憂心陳水扁政府推動以台灣為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以及“第二共和憲法”的進程，因此有人討論這是否構成適用“反分裂國家法”規定對台動用“非和平手段”的條件。第二，從在2007年3月兩會舉行期間，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與人代會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兩人不約而同的說出台灣的正名措施，是“在台獨分裂到路上又邁出危險的一步”。若從北京角度出發來解讀，那就是北京認為台灣已陷入“五一七聲明”中“玩火自焚”與“懸崖勒馬”之間選擇困境，而“正名”與“去中國化”的舉動，正是台北在“玩火自焚”的方向中又邁出危險的一步。但到底有多“危險”，“反分裂國家法”或許已提供了答案。不過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不是目前台灣顯然還沒有達到最後“危險”的地步？第三，台灣在2007年年初所採取的的“郵政改名”以及國營企業的正名，是否將導致中共的報復措施，值得探究。國台辦李維一在3月 1 4日的一段表述，說 明“搞所謂正名運動，傷害最大的是台灣有關企業與民眾利益”，已有暗示北京有可能在李所說“在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以及兩岸三通的業務範圍”中進行反制。這是否意味著“中華航空”在改名後不得參與包機直航？或“中鋼”及其他會改名的企業將不被允許在經貿交流中扮演角色，甚至現階段兩岸沒有通郵但有通信的權宜措施將被中止，在在反映出北京可能出手之重，都應讓台北更須謹慎因對。最後，在陳水扁正式提出要以台灣名義加入國際組織之後，胡錦濤是在俄國訪問中所說“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這是全體中國人民堅決不能允許的”的一段話，以及溫家寶在三月中外記者會上強調“我們決不允許改變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事實與國際公認法理地位”的陳述，會是中共高層的共識。為了貫徹此一共識，中共在國際社會如何宣導，對美國將如何要求，以及在兩岸之間如何緊縮台灣走出去的國際空間，將值得視察。這似乎說明了一個趨向，那就是“入聯公投”除非連署人數不足不能成案，否則它已是“勢在必行”。而同時間受到事件影響，北京的非和平手段行動也將越來越趨明顯。當公投已經綁架大選併同舉行，首先，就會讓人擔憂這一場“總統”大選會否因北京的非和平手段行動而中止？再反過來探索，當國民黨也已同意應讓“入聯公投”舉行，大選前哨的競選，勢必讓兩黨陣營炒熱這個主題，來鼓動有64％支持這個主題選民的熱情。一旦狂熱形成一股難以挽回的潮流，北京在沒有迴旋空間情況下必須出手，台灣屆時面臨的衝擊又何止只是“虛驚一場”？

在台灣的澳門人■ 文／郭濟修在台灣生活和工作的具台灣身份的澳門居民，由埋頭苦幹、謀生養家，到參與政治，關心中華民族、關心國家的前途，可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在台灣的澳門人心繫民族、國家的前途。圖為港澳居民在台協會會長周慶峻。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當局實行開放的政策。當時正當澳門的經濟不大好，就業困難，而作為“四小龍”之一的台灣經濟發展蓬勃，需要不少勞動力，因此有不少澳門人，尤其是“同聲同氣”的閩籍澳門人到台灣工作和定居。此外，每年也有數百個至一千餘個澳門學生到台灣求學。九十年代初，台灣當局開始收縮移民政策，除了三等親的可申請依親在台灣定居外，到台灣的

香港和澳門居民不能申請在台灣定居，只能申請投資移民。據統計，從八十年代至今，具台灣身份的澳門居民有二萬餘人。另外有為數不少的到台灣打工的澳門居民，高峰時也有二萬多人。這四萬多人，與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相比是微不足道，但佔了澳門總人口的約一成。近年，隨著澳門經濟好轉，不少具台灣身份的澳門人和在台灣打工的澳門居民紛紛回到澳門，使得在台灣的澳門人數量減少很多。在台灣生活和工作的具台灣身份的澳門居民，他們勤奮工作，賺錢謀生。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台灣當地的幾乎每年都舉行的選舉拉票時，在政治人物的動員下，他們也慢慢關心起政治來。他們的政治傾向，據台灣的港澳居民在台協會會長、中華愛國同心會會長周慶峻表示，在台的具台灣身份的港澳居民絕大部份都傾向支持泛藍 的， 只 有個 別人 支 持搞 “ 台獨 ”的 泛 綠。 不 像1 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來台灣的大陸百姓，他們的第二、三代子女有的轉為支持泛綠了。筆者曾在台灣南部訪問過一位具台灣身份的澳門籍居民，當時剛好是在選舉過後。在被問到投票給哪個候選人時，他表示把票投給親民黨。因為南部在陳水扁當局的挑動下，部分民眾挑起族群和省籍糾紛，排外的心理很重，雖然他們的祖先大部分也是福建人，但卻不當他們是福建人。因此他大罵那些人數典忘祖，“豬仔養大不認豬公是老爸”。筆者在台北的一個國民黨舉行的抗議集會中，也遇見有的具台灣身份的澳門籍居民參加抗議民進黨當局的活動。而在澳門有住所的港澳居民在台協會會長周慶峻，更是鐵杆的泛藍支持者。他經常舉行抗議陳水扁當局的活動，還成立中國民主進步黨，自己當黨 主席 ，與 陳水扁 當局 的民 主進步 黨對 抗。 在2007年的“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國慶”典禮上，他身穿寫上“中華兒女反對台獨”字樣的紅色上衣，當陳水扁出現時，他由於高叫陳水扁下台而被帶離會場。而在澳門，反對“台獨”的、反對陳水扁當局的具台灣身份的居民也有不少。2007年9月，由澳門親台團體澳門閩僑聯誼會會長郭贊守作為總執行長的“澳門地區馬英九後援會”，也正式成立了。對於為什麼會成立澳門地區馬英九後援會，郭贊守在接受訪問時表示，成立馬英九後援會，是因為台灣地區民進黨主政七年來，台灣經濟衰退，治安敗壞，民生艱難，讓台灣民眾看不到未來。同時，民進黨當局挖盡心思搞“台獨”，千方百計耍陰謀，製造兩岸緊張關係，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他說，求和平，求穩定，反對“台獨”，是台灣的主流民意，民進黨做法顯然違背了民意。但民進黨台獨分裂者妄想利用其掌控的財政資源，用惡劣的手段來奪取2008年“總統”，繼續執政。為了拯救日漸沉淪的台灣，唯有希望台灣的泛藍能夠團結，全力支持藍軍中最有把握勝選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競選“總統”，因此，目前海外各地的華僑華人，不分種族，不分地區，紛紛成立“馬英九競選2008年總統後援會”，在澳門具台灣身份的居民當然也應該支持這一行動。具台身份的澳門人組織“馬英九後援會”。郭贊守說，現在澳門居民中有不少人同時擁有台灣身份，很多人現在還在台灣謀生，同陷民進黨造成的深淵中，因此，他希望熱愛祖國及熱愛台灣的居民，不分年齡與職業，積極參加馬英九後援會，為救台灣，為祖國和平統一貢獻一份力量。在台灣生活和工作的具台灣身份的澳門居民，由埋頭苦幹、謀生養家，到參與政治，關心中華民族、關心國家的前途，可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雖然具台灣身份的、而且會去參與投票的可能只是幾千人而已，絲毫不會影響台灣的政局，但也可以反映出人心向背。

外商內儒經世思想觀之詮釋鄭觀應■ 文／陳培福編者按：鄭觀應，近代中國實業家，改良主義思想家。其著述涉及政治、經濟、哲學、軍事、外交、文學、教育、法學、新聞等諸多領域，其思想曾對康梁、孫中山、毛澤東等人產生過影響，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本刊特登載有關鄭觀應研究的來稿，並擬繼續刊登有關論著。宋朝陳同甫有句名言“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龍川集），這是眾所周知的，它既充分地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在學術上繼往開來的精神，而且也是儒家任重道遠的治世理念的概括 。 余英 時 教 授認 為 “中 國 古 代知 識 分子 所 持 的‘道’是人間的性格，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是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1 這種“人間的性格”是入世的，它表現在對現實社會，民生經濟與政治的關懷，而且這種精神也從先秦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傳統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此種關懷經由儒家內聖外王的一個連續性過程去落實與實踐——即傳統所謂的“經世思想”（經國濟世）。根據專家學者的研究，“經世”一詞的意思就是“治世”或“理世”（英文譯為‘s t a t ec r a f t ’），2 它最早見於《莊子·齊物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在援莊入儒以及歷代大多數儒者的讚同下，“經世”之被接受為討論傳統知識分子“治國安邦”理念的一個代名詞，並且賦予它實踐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意涵已是不爭事實。3 劉廣京教授在論析中國近代化的開始一文中，曾對“經世”一詞做了下列的解釋：“經世”按通 常說法，可以 說是做官， 但是在中國的思想傳統中 ，它的涵意遠遠不止 是做官。“經 世”還含有 服務的意義 ——為國 家人民服務的 理想。它含 有理想主義 的目的， 同時卻十分注重實效—— 亦注重知識分子對國 家和社會富有成效的具體貢獻。4據此而言，劉氏的看法較傳統更具一層新的意義，那就是他提出了“服務意義”的議題，可作為近現代“新經世思想觀”之論理基礎。如此一來，“經世”的入世價值一經確立，我們還必須返回孔子作《春秋》的時代去察看。《孟子·滕文公下》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雖然孔子曾有“述而不作”之語（《論語·述而篇》），但作為一名救世者，他身處動盪變革與面對“禮樂崩壞”的時局，所以才刺激了孔子的著作。於是，由此而昭示了後世讀書人，個人的政治理想與為國家人民服務的行為須因時而變。我們且看一則學者對“經世思想”的內在轉變是受外在因素的刺激所作如下之論析：

一方面，時代變局的壓力，逼使他們不得不正視此一變局所引發的種種劇烈變化，並且促使他們廣泛地擷取歷史經驗，以探討造成此一變局的原因；另一方面，他們對變局因素的分析歸納，也是企圖掌握住某種線索，以順時代潮流。這點我們可以從後代經世思想昂揚的各個時期，如南宋的永康、永嘉，明清之際的儒者，鴉片戰爭前後和戊戌時期的公羊學派，甚至民初的西化運動等，都是面臨到一個劇烈變動的時局中，可以印證。5如是言，則十九世紀之維新派當屬於此時期之經世思想家。譬如洋務運動之宣導者曾、李、左等人都是懷抱經世致用的封疆大吏，而他們的幕僚中也不乏繼承嘉道經世思想的人物。6 李澤厚先生就認為“十九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的改良派變法維新思想有其直接的先行者。按其階級基礎、思想源流和理論形式，應該追溯到十九世紀上半葉”。按李澤厚先生的分法，第一階段有龔自珍、魏源與馮桂芬，第二階段為七、八十年代，影響最大的是鄭觀應，此外還有王韜、馬建忠、薛福成與陳熾，第三階段殿后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與嚴復等人。7綜觀上述之論析，鄭觀應之經世思想乃孕育於六十年代，成熟於七、八十年代，其憂患意識部分直接來自時代之刺激，其思想源於十九世紀初之經世思想家且有新的發展，開啟晚清變法的新局面。這正是鄭觀應經世思想觀之理論基礎。 8鄭觀應，一名廣東香山的買辦商人，由洋行買辦到官督商辦的實業家，因關心時局，暇時勤於思考，竟前後完成了三部探討晚清積弊與如何走富國強兵之路的著作：《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其中以《盛世危言》影響尤為深遠。當我們翻開許多探討中國近代洋務運動、發展工商業、變法思想的專著，一般都認為鄭觀應是洋務派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然而，筆者認為把鄭觀應定位為一位經世思想家更符合其承上啟下之意義，也更能體現其外商內儒的思想本質。之所以如此說，並非指他們之間有任何師承派別之關係，僅是根據他們的思路、文化價值取向做歸納分析之結果。9韋政通先生之《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上編於論析十九世紀初經世思想之淵源與傳承，曾就鄭觀應之政治改革有下列分析：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是中國思想界中一部較早地認真考慮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著作，其對當時許多問題的思考，百年之後仍然具有現實意義。針對要求國家富強的總目標，西學、西政、新制教育三者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當然，這些思想自魏源、龔定庵以來，經過許多人點滴的努力，到鄭觀應才有匯總的表現。10既然如此，鄭觀應之“匯總”除了晚清時局的刺激外，其內在的理性思考乃繼承十九世紀初期的經世學者是無庸諱言的。而鄭觀應在“西學、西政、新制教育”三方面確實有較魏源、馮桂芬等人更進一步的發展與具體的主張。晚清曾隨星使赴德，其後受聘在德講授中國文學的潘飛聲就認為鄭觀應“草野著書，窮極八表，洞矚洋情，為數千年儒家之所無，補馮氏《校邠廬》所未備”。潘氏所言道理在鄭觀應因長期經商與面對西方之衝擊，所以敏銳地察覺到“商戰”的重要性，而這又構成他經世思想中的主要部分——即“重商主義”，並提出了護商尊商的主張。他在《商戰上》指出“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又認為“兵戰不如商戰”，這在當時是非常超前的意識。儘管“商戰”這個概念最早不是源于鄭觀應，但他確實將它提升到一個全新論理層次，而且還有具體內容，這就已超出了他的先行者魏源、馮桂芬等人的認識範圍。鄭觀應對西方列強的經濟侵略之認識既使置之今日，還是擲地有聲的見解。更何況為了護商尊商，鄭氏才有訴諸政治改革的參政企求，於是，便有了立憲與開議會政治之主張，這又觸動了晚清變法的弦，開啟了康、梁的變法局面。

那麼，讓我們再進一步探討鄭觀應在實際的經世致用行動中，他的表現又如何？劉廣京在《商人與經世》一文中指出：中國傳統的經世一詞，……主要的意義，卻在做事，做利國利民的事。晚清的“經世之學”主要著重富強實政，縱是涉及功利， 也要盡力做好。11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鄭觀應的實際行動中得到印證。例如《南遊日記》中記載了他在中法戰爭前夕，接受彭玉麟委派，冒險到暹邏、西貢、金邊各處瞭解敵情的過程，鄭氏憂憤之心可謂躍然紙上。1 885年他因楊桂軒虧欠事件涉訟，此事是因鄭觀應接受李鴻章之委派出任輪船招商局幫辦而起，鄭氏最後“以太古各司事欠項及帳房、棧房傢俱，太古昌各攬載行生意抵折外，尚賠銀五千兩”，若鄭不接受李鴻章之委派就不會發生此事，也就無須破財。潘飛聲序《盛世危言後編》指出鄭觀應“創辦上海機器織布局、造紙局，經營籌畫，均不受薪水，且為各友押帳，賠累鉅款”。1 2 這種因公忘私的精神正好是“要盡力做好”的明證。鄭觀應在《盛世危言後編》自序言：“余經營商業五十餘年，究心當世之務，頗知其中利弊。素性愚戆；夙夜在公，艱苦備嘗，於世無補。特目擊時事，利權日損，漏卮日多，而惓懷國家之念昕夕不忘。凡有關大局利病者，罔識忌諱，上書當道，盡所欲言。”1 3 此段話可以讓我們深入瞭解鄭氏之經世動機，所謂“夙夜在公”，“惓懷國家之念昕夕不忘……罔識忌諱，上書當道，盡所欲言”也正如王爾敏教授所言：仁人志士，入人群而拯焚救溺，本未計及世人毀譽，此正儒者志節精神傳衍所在，所欲研考討論經世之儒，重點即在於此。14至此，鄭觀應之經世觀已清楚呈現在我們面前。或謂鄭觀應不過是一商賈，並非王氏“所欲研考討論經世之儒”，然上舉潘飛聲論鄭觀應著作一例已明言鄭氏之經世思想“為數千年儒家之所無”，潘氏此語中“儒家”二字，說明了他認同鄭觀應為傳統“讀書人”的身分。再說，明清兩代讀書人因科舉落第或其他原因轉而從商者甚多，此一現象，學界已曾論及（可參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據夏東元之〈鄭觀應年譜簡編〉稱鄭觀應自小入塾，隨攻儒業的父親習“孔孟經書，應試用的八股時文”，鄭氏于《盛世危言》自序亦言“幼獵書史”，1 884年彭玉麟序《盛世危言》有“庚申之變，目擊時艱，遂棄舉業，學西人語言文字，隱于商，日與西人遊，……凡有關於安內攘外之說者，……皆時務切要之言”，1 893年陳熾序《盛世危言》謂鄭觀應“負經世之才，綜貫中西，權量古今”，1 905年夏同龢序《羅浮待鶴山人詩草》則云：“其所著《易言》、《盛世危言》數十篇，皆論經世要務。”1 5彭、陳、夏皆晚清功名中人，他們的評價應可作為當時人如何正面看待鄭觀應的一個標準。因此，我們大致可確定鄭觀應在赴上海服賈前是一名習儒業的讀書人，當了買辦之後是外商內儒的實業家。王爾敏教授於討論經世思想之義界時有以下之論述：經世之實義，雖在近世，必出於儒家者，均由中國廣義之儒而形成。蓋凡中國知書達禮之士，均自認或共認為儒生。抑且所知之書，實皆儒家傳承之各類經典。16王氏此處特別指出“凡中國知書達禮之士，均自認或共認為儒生。抑且所知之書，實皆儒家傳承之各類經典”，我們可以這麼說，鄭觀應下意識裏也確實認為自己是一名儒生。且看他《與張道友一明談玄兼論時事》詩之第五首：修齊平治書三種，曾印危言十萬編。博采名編求警世，任人翻刻不需錢。17鄭氏此詩中直接地將自己之著作視同儒家修齊治平之書，這不就清楚地告訴我們他對儒家的“自認或共認”意識嗎？至於儒生之經世懷抱則常可見諸鄭氏之詩作中，茲列舉數端以證明之。如《漢陽差次得滬友書賦此志感》第一首：世變書增訂，憂深語更煩。士夫宜實踐，經世恥空言。18

此處明言“經世”，更可證筆者前面把鄭觀應列為經世思想家之說。1 9 再者，鄭氏在這首詩中也明確指出經世就必須幹實效的工作，他恥於說大話。這正符合王爾敏教授“經世乃儒生入世為政宗旨，志在治天下於太平，登萬民於席衽。必定力求革除弊政，創籌良策”之說。且讓我再舉一例以證明鄭觀應外商內儒的經世改革思想，他於《答吳瀚濤觀察》兩首之二寫道：因循畏難書呆子，暴動激昂莽丈夫。兩者登場皆誤國，外王內聖是良圖。2 0此詩清楚地陳述鄭觀應於治國改革所秉持的正是儒家內聖外王溫和緩進的方式，他反對因循苟且或採取激進手段，認為兩者是誤國的作法。因此，雖說鄭觀應棄儒從商，但實際上外商內儒的本質卻使他始終“忠憤兩不能禁，是以卅餘年來，不憚心力交瘁，不顧忌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欲使天下人於中外情形瞭若指掌，勿為外人所侮耳”，其對國事之關心，對時局之憂憤，可謂溢於言表。2 1 而且每每“仗義必疏財，急公卻忘私”，李鴻章也是因久聞鄭觀應“實心好善，公正篤誠”，才會屢次劄委他參與各種官督商辦的企業，鄭觀應也是為了挽回國家利權才辭去太古洋行買辦之職加入輪船招商局，在這一點上，他與徐潤、唐廷樞等買辦是絕對不同的。最後，鄭觀應思想內在理路的變化，也可見其外商內儒經世思想觀的痕跡。我們知道，鄭觀應早期的著作曾受其父所刻印之《訓俗良規》之類的勸俗書之影響。然1 872年梁溪余治為鄭觀應《救時揭要》寫序時曾盛讚“此經世大文也”。2 2 若論《救時揭要》之內容關乎時政之改革者，僅《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一文，其餘大部分所論屬社會問題範疇。然社會問題亦一國政治成敗之問題。易惠莉先生就認為《救時揭要》是“鄭觀應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並且有積極社會影響的著作，……從傳統意義上來說，它是鄭觀應的著述活動由鄉土文化層次向經世致用的士文化層次過渡時期的作品”，易氏之論正好提示了我們有關鄭觀應思想內在理路的一個轉變：即這個轉變在最初階段雖是感性的，但若是沒有這個感性的轉變，又何來後階段的理性認識。這個由感性到理性的轉變固然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刺激，如1 860年英法聯軍迫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時在上海的鄭觀應曾激憤地說：“庚申之變，目擊時艱，凡屬臣民，無不眥裂。”但若缺乏少年時代鄉間“孔孟經書”，“幼獵書史”的訓練，則外在的刺激不一定就能產生如此大之作用。2 3 故此一內在轉變之重要性乃在於它導引鄭觀應之經世思想走向深層的發展與成熟，而其關鍵處則在於鄭觀應青少年時期所受的儒家教育與世變之互相熔鑄所起的作用。總之，本文試圖通過梳理鄭觀應的一些文字與同時代人對鄭氏的看法，以提出鄭觀應之改革主張實為外商內儒的經世思想觀之說，成立與否，還須就教於方家學者。註釋：1、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頁7。2、馮天瑜、黄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科學社會出版社，2002，頁2－5。3、有關學者對“經世”詞義之考辨，可參看南京大學周好之博士論文《中國近代經世派與經世思潮》第一章第一節〈經世觀念探源〉。4、劉廣京《李鴻章評傳》上海：上海古籍，1995，頁4－6。筆者認為古時之治官是絕無“服務意義”的，王爾敏認為經世之詞旨本源於儒家親民治世，化民成俗之古代職司，因此古時候的官與民不是對等的，傳統上的所謂父母官是一種上對下的家長式治理；至於“理想主義”較難掌握，傳統士人常有明知不可而為之的行為，就是空有理想而不注意實效，如杜甫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其結果是落空的。近世之經世思想就比較重視實效，其主張不能落實是較古代有更複雜之政治因素。5、同（3）。6、袁偉時《晚清大變局（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 6，17 7。7、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31－90。8、潘富恩主編《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哲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頁864。9、蔣國保等《晚清哲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頁220。10、韋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下）》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頁597。11、劉廣京《經世思潮與新興企業》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 頁595。12、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7，1539， 1541。13、同（12），頁13。14、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續論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32。15、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227， 232－233。16、同（14），頁38。17、鄧景濱編《鄭觀應詩選》澳門：澳門中華詩詞學會出版，1995，頁11。18、同（17），頁90。19、同（12），頁39。20、同（17），頁79。21、同（15），頁237。22、同（15），頁3。23、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 1，頁61 －62。筆者認為鄭觀應此時期思想中的儒家教化是佔了主導的地位，為了要匡正時弊，經世致用，就必須把道家思想擱於第二位，否則就不會續寫《易言》與《盛世危言》兩部著作。我們不妨看鄭氏序《道言精義》裏的這段話：“孔子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吾儒既不能致君澤民，垂休簡冊，徒營役終日以隕其身。光景易遷，修短難測，曷若一世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之為得乎。”首先，“吾儒”二字是自我身份的表白；其次，“致君澤民”就是幹有益國家百姓的事，因此，若不能經世致用，還不如寫書勸人行善，此時，鄭氏的道家思想就回到主導的地位。

說古談今論憂患■ 文／周勤勤“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告子下》）這一充滿辯證法的警世名言，一直為人們所銘記。憂患意識是一種清醒的預見意識和防範意識，源於自覺的危機感、緊迫感、責任感和使命感，表現為堅強意志和奮發精神。憂患意識表現出的是社會主體的一種精神自覺，是這種主體對改造世界的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能動性。它因此成為重要的精神動力。從哲學上分析，憂患意識是人們意識或認識的一種形式，其表現是不滿足狀，通常或通過理性反思總結經驗教訓，或通過積極批評和自我反省揭露缺點錯誤，從對自身的肯定中發現潛在的問題，或從對現狀的判定中找出事物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從而，化解矛盾，做好工作，完善自身並推動社會歷史健康地向前發展。憂患意識是一種精神內省，涵括著對事物發展的科學預見和積極建構。“憂患”一詞源于《周易·繫辭下》，是不滿於好的現狀，在勝利面前的憂慮。《周易·繫辭下》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易》誕生在殷滅周興的時代，作為勝利者的周文王及其統治者沒有被眼前的勝利所陶醉，而是從殷的衰弱、消亡中洞察到天命無常、民心可變、政權變更的前車之鑒，從而憂慮到周朝會否 重蹈 覆轍 ， 正是 處於 這樣 的 滿腔 憂患 作了 《 周易》。《周易·繫辭下》又進一步的解釋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 廢， 懼以 終 始， 其要 無咎 ， 此之 謂《 易》 之 道也。”“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始終抱有危機感就能暢順平安，凡事輕狂浮躁就會傾覆失敗。“百物不廢，懼以終始。”要想事物持續發展，那就必須自始至終保持警惕。憂患，作為一種文化精神貫穿于《周易》始終。中華民族保持和發揚了憂患意識。中華文明傳統中的憂患意識，具有四個鮮明的特點：其一是從安身立命的高度重視憂患意識，將“憂道不憂貧”當作做人和為官的準則，強調“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還是在《周易》中，它暗示高居君王之位，一定要心懷憂危。《履》卦的卦辭“履虎尾”，表徵在老虎的尾巴後面小心行走。而“履者，德之本也。”《周易·繫辭下》對《履》的解釋為“履卦象徵小心行禮，是修養道德的基礎。”以緊隨老虎，在老虎尾巴後面行走的心態來進行道德修養。警惕、審慎之心，躍然紙上。《履》卦中蘊含的哲理主要是教育君王。高居君王之位，一定要心懷憂危，

像踩著老虎的尾巴和走在春天的薄冰上那樣去小心處理政務。憂患意識在《詩經》中也得到了延續，《小雅》中有 這 樣的 詩 句 ：“ 戰 戰兢 兢 ， 如臨 深 淵， 如 履 薄冰。”居於君王之位猶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才能少犯錯誤。這句詩後來被儒家用來作為指導做人的原則。人生應該始終保持“憂患”意識，其結局一是身安，二是國家可保。“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這是《周易·繫辭下》中的哲理。至今還在傳誦的成語“居安思危”即發源於此。《周易·繫辭下》借孔子之語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這段話的核心意思是，人們對自己的處境和現狀應常懷警惕之心，即要有憂患意識，“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鳥窩做在柔嫩的桑枝上，隨時都有被風吹人搗傾覆的危險。《易經》就是用這樣的道理告誡人們不要猖狂、不要囂張；無論什麼人，家產萬貫也好，權傾天下也好，都不可能一生永遠邁步在太平大道上，只有保持“憂患”意識，才能平安愉快地度過一生。如果每日都充滿著憂患之心，那就會如同乾卦所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終無咎”。其二是把憂患聯繫於對歷史規律性的認識，形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辯證思想。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形成的這種憂患意識，是對事物矛盾法則的深刻理解。早在《周易》中就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之說。後來《左傳》中也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公十一年）。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列國之間縱橫捭闔，興衰無常，國家安危不時發生轉換，存亡繼絕甚至就在一事一策之間。於是，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便疾聲告誡“於安思危，危則慮安”（《戰國策·楚策四》）。孟子也說：“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存在相反相成、相生相剋的規律性。憂患意識的可貴就在於能夠從太平中預見危機，從有利中發現不利，未雨綢繆，防患未然。從辯證法角度看，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存在著相反相成、相剋相生的規律性。安與危、治與亂、興與亡、機遇與挑戰、有利與不利、壓力與動力等等，都是相互依存、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矛盾對立面。因此，增強憂患意識，關鍵就在於培養和運用辯證的思維方式，善於從太平中預見危機，從有利中發現不利，做到見事於初萌、防患於未然；在於始終具有責任意識和進取精神，不因矛盾和困難而怨天尤人、畏縮不前，敢於迎難而上，銳意開拓進取，在化解矛盾和克服困難中推動事業發展。柳宗元領會禍福的相互轉變，作《敵戒》，指出“敵存滅禍，敵去召過”。認為敵人離去了，就容易鬆懈，導致過錯。敵人存在就要對付敵人，所以精神高度集中，防備十分周密，因此行事謹慎，就可避免禍害。但當敵人被消滅後，容易產生自大心理，易招致禍害。《紅樓夢》也透顯了憂患意識。“金滿箱，銀滿箱，轉 眼乞 丐人 皆謗 。” “因 嫌烏 紗小 ，致 使鎖 枷扛。”它批判沒有憂患意識與反思精神的人，最後都走到自己的反面——滿箱金銀變成了破缺的討飯碗，光燦燦的烏紗變成了沉甸甸的鎖枷。其三是宣導憂國憂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己任，任勞任怨。憂患意識，一直是我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歷代仁人志士所推崇的思想境界和傳統美德，孔子為了弘道，不辭辛苦周遊列國，抨擊時弊；孟子緣於憂國，放棄為官巡訪諸國，主張與民同樂，提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至理名言；屈原則“哀民生之多艱”、賈誼“上書憂漢室”、諸葛亮“夙夜憂歎”、陸遊“位卑未敢忘憂國”、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近代左宗棠的“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無一不憂國憂民。在近代歷史上，面對外敵入侵和清王朝的腐敗，無數愛國志士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而思索、呐喊、奔走，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憂患意識表現得更加充分、更加強烈，成為近現代中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孫中山之所以領導了那場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也正是源於他有一種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和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他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其四是將憂患與勤儉和勤政相聯繫，“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憂患意識是對國家興衰存亡內在規律的重要思考。人們不斷總結治國理政的經驗，得出了許多值

得深思和借鑒的至理名言：“多難興邦，逸豫亡身”“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國”。“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 有 始有 卒 ”（ 唐 ·吳 兢 《貞 觀 政要 · 災祥 》 卷十）。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徵明確指出：“自古失國之主， 皆 為居 安 忘 危， 處 治忘 亂 ， 所以 不 能長 久 。 ”（唐·吳兢《貞觀政要·政體》）他還比喻說：“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古往今來，多有哀兵勝利之師，也不乏驕兵慘敗之旅；多有負重奮起之邦，也不乏逸豫覆亡之國。歷史的經驗表明，越是形勢好的時候、越是發展順利的時候，越要增強憂患意識。光照 史 冊的 “ 貞 觀之 治 ” ，歷 時 僅 僅二 十 三 年（627－649年），就過早地謝幕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令人扼腕歎息的現象？究其原因，除了封建體制本身存在的固有的矛盾以及臣僚的素質蛻化，群體統治功能下降、連年戰爭外，與憂患意識的喪失也有很大關係。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告誡唐太宗：“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隨著國家情況的迅速好轉，創造“貞觀之治”的唐太宗陶醉於一時的繁榮穩定，看不到繁榮穩定之下潛伏的危機，漸漸變得懈怠和荒疏了，他開始貪圖享樂，追求豪華奢侈的生活，淡漠了草創天下的艱難，最終導致盛極而衰。正如魏徵一針見血指出的：“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貞觀政要·慎終》）貞觀十三年，魏徵針對唐太宗漸好奢縱的傾向，呈上直言進諫的名篇《十漸不克終疏》，指出唐太宗的志業與貞觀初年相比，在十個方面都出現了今不如昔的變化，陶醉於歌舞昇平，潛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不斷滋長，日積月累，變小患為大患，一朝爆發，遂致不可收拾。印證了驕縱誤國、懈怠敗事的定律，“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日陵 月替 ，以 至 危亡 。聖 人所 以 居安 思危 ，正 為 此也。”（《貞觀政要·君道》）“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致喪敗。”古代先哲們雖然發現了事物興衰變易的現象，但都難以擺脫“歷史週期率”的怪圈。但中國共產黨則跳出這“歷史週期率”的怪圈。1 945年7月，黃炎培等六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在楊家嶺的窯洞裏，黃炎培充滿憂思地向毛澤東提出了自己長期思索而沒有能夠解答歷史週期率問題。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其典故出自《左傳·莊公十一年》“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悖”通“勃”，意思是迅速，勢不可擋。）毛澤東充滿自信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只有通過民主監督的手段，保持警懼、進取之心，才能不重蹈歷史的覆轍。當代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憂患意識必須始終保持。撒母耳·亨廷頓在對發達國家和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社會中的腐敗現象進行比較研究後發現的一個現象：“某個國家處於變革時期的腐化現象比該國在其他時期的腐化現象更為普遍”。我國正處於大變革時期，所以要始終把反腐倡廉作為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盛衰興亡的根本大事來抓。古語說：“憂危啟聖賢，厄窮見人傑”。憂患是面對成功而不沉溺，是面對困境而不氣餒，它可以使我們直面困難。憂患是寶貴的精神財富，時時激勵人的志氣，砥礪人的信心，啟發人的智力。胡錦濤說“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就是要求人們越是在取得成績的時候，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銳意進取而未雨綢繆，兢兢業業而如履薄冰。毋庸置疑，自實行“一國兩制”以來，澳門取得了巨大成就，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富裕安康。正是在這種“盛世心態”下，有些人陶醉於其中，盲目樂觀，產生了驕傲自滿情緒，滋長了貪圖享樂、固步自封、不思進取的念頭。因此，越是在這種時候，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越要居安思危，樹立增強憂患意識：必須看到不夠完善的地方和社會不公、貪污腐敗等問題的存在，居安思危，不驕不躁，以開拓進取的精神全面推進澳門的現代化建設。

　　季　的北京胡同■ 文／周家望晴時柳蔭槐影重重疊疊，雨時百脊千簷點點滴滴；冬來千家萬戶堆瓊砌玉，夏去楊枝深處蟬送秋聲。北京胡同的無窮魅力，非身臨其境不可知也。要瞭解北京的風土人情、古都神韻，胡同裏能找到最貼切的答案。今年8月，奧運時節的北京城，海內外數百萬觀光客雲集於此，從激情四射的體育賽場出來，去哪兒？走馬觀花地到各大公園、街面廣場上轉悠轉悠，到大型購物商場溜達溜達？總有一種隔靴搔癢之感，逛胡同看古都，將是“解癢”的首選去處。因為參觀名勝古跡，參觀博物館，看到的只是北京人昨天的生活——那些已經成為歷史的東西，逛胡同訪民居可就不一樣了。那裏邊有無數京城百姓在真實地過日子，看到的是胡同文化的現在時。北京胡同新景。胡同：一本打開了就合不上的書北京的胡同集中在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個舊城區，現存比較完整的胡同在千條左右。北京的胡同多為東西向，排列在南北街巷的兩側，狀如帶魚的魚骨。寬胡同可以汽車對開，窄胡同兩人相向而行側身亦不能過；長胡同曲曲彎彎綿延數里，短胡同只有兩三院門幾步即過。走在胡同裏，便有了與歷史名人不期而遇的機會，京 劇大 師梅 蘭芳 的故 居， 老舍 先生 的“ 丹柿 小院”，于謙祠，僧格林沁府，紀曉嵐的閱微草堂……在不經意間隨處可見。當然，最有人情味兒的，還是胡同裏鱗次櫛比的四合院。據一位建築學家考證：天壇，是擬天的；悉尼歌劇院，是擬海的；“科威特”之塔，是擬月的；芝加哥

西爾斯大樓，是擬山的。四合院兒呢？據說從佈局上模擬了人們牽兒攜女的家庭序列。長輩居北面的正房，西廂房為兒孫居住，東廂房是餐廚之所，南面倒座房是客房，豁亮的院子中間擺放著兩排大號魚缸，內植荷花，荷下養魚，院子四角種植果樹數株，種石榴樹寓意“多子多福”，種柿子樹寓意“事事如意”，種蘋果樹寓意“平平安安”，種葫蘆寓意“福祿雙全”……整座四合院本身就像一大家子人，樂樂呵呵地生活著。四合院裏至今還保留著老北京人的生活習慣，記錄著北京城的歷史演變和獨特文化，並以其特有的、極富吸引力的建築組合形式，吸引著來北京的中外遊客。胡同：遭遇現代生活的尷尬　　由大大小小的四合院組成的胡同，歷經歲月的磨礪和風雨的剝蝕，其磚瓦土木結構的建築，漸呈破敗之態。進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北京城裏很多規矩嚴整的四合院，變成了“大雜院”。“大雜院”的成因主要是高生育期帶來的人口膨脹，原有住房住不下三代一二十口人，於是，1 976年夏天的大地震，給了胡同居民們一次名 正 言 順大 興 土 木的 機 會 ，在 院 子 裏搭 蓋 “ 抗 震棚”，先是帆布的、鐵皮的、木板的，如同跑馬占地一般，蓋上就不拆了，時間一久，便改建成四面起牆的獨立建築，或與原有住房一面相接，徹底改變了四合院的原有格局，寬敞的院落被擠成了幾條羊腸小徑，出入維艱。隨著大雜院居民收入的增加，家用電器猛增，大大超過了原有的用電負荷。以至於誰家熱水器一啟動，全院就跳閘斷電；夏天，家家安裝了空調，卻誰也不敢使用，一用就跳閘，只好眼望空調，蒲扇頻搖。其實大雜院生活的不便，豈止囿於用電？下水管道經常阻塞，如廁要走到胡同裏的公共廁所，冬季供暖仍離不開煤火，消防隱患顯而易見。在專家學者們疾呼保護胡同原有風貌的同時，大雜院裏居民們改善生活條件的訴求更加強烈。面對到胡同考察保護情況的專家教授們，曾有居民提出：“既然胡同這麼不能動，那咱們換換房，你進大雜院可勁兒保護，我去住您的高樓，怎麼樣？”專家教授啞口無言，居民們急於擺脫困境的心情溢於言表。胡同：時來運轉換新生如何既要做好解危排險工作，又要切實保護好古都風貌的原則，以改善居民居住條件，進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是擺在北京市政當局的一道難題。北京決定對胡同實行整體保護性改造。從2006年起至今，北京已經對近300條胡同進行了修舊如舊的整治，對主要大胡同中保護較好、特點突出的門樓、門窗、拴馬樁等具有北京特色、四合院特色的建築元素，採取傳統施工工藝進行修繕，使其盡現原貌。施工中，按照梁思成先生著作《清式營造則例》內登載的北京民房“小式”做法，採用“一檁三件”老式工藝，採用了古建“絲縫堿”、“封護簷”、“博縫山”等做法使房屋整體結構合理、典雅，保持房屋原貌。施工人員還通過現場實踐，將“淌白”工藝進行了改進，突出了整體牆的觀感，使牆體更加美觀、大方，顯示了房屋的氣派和莊重。再建的門樓完全按原貌修繕，保留了原有的門墩、門簪、彩繪等，使這些民眾祈福祥瑞的裝飾突顯異彩，同時也折射出房屋營造時主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狀況，雖然是建築物，卻體現著一些社會功能。門聯採用現實與傳統相結合的手法，選擇和諧、忠厚、向善、和平等內容，將傳統文化積澱賦予了時代內容和魅力，增添了胡同文化濃郁的氣息和氛圍。整治後的胡同盡可能保留老街、老樹、青磚、灰瓦的歷史原貌，與周邊環境和諧、相融。　　整治的目的，是爲了讓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安全、方便、舒適。本著這個原則，在對危險破舊房屋進行翻挑、整修解除安全隱患的同時，還對胡同內強電、弱電入地，市政管線改造，路面、便道重新鋪設，更換新型路燈，街景修繕等方面進行了整治。在胡同整治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居民的自建房。生活在胡同內的老百姓，住房困難的多，失業、下崗的多。各家都利用有限的條件，見縫插針在院內搭建了自建房，主要用作廚房。自建房可謂五花八門，很多都是破舊木料、油氈頂棚，基本都是依正規房而建，與改造後的房屋風格極不協調。正規房拆除後，自建房也隨之坍塌。自建房雖不合法，但畢竟是現實存在。為了解決這個關係每戶居民切身利益的問題，北京採取政府與住戶共同出資的方法，將住戶的自建房與正規房屋一併翻建，翻建後的房屋性質不變。自建房翻建後，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他們買來牆磚、地磚，安裝了整體廚具，用上了熱水器。

看著乾淨整潔的廚房，居民們高興地說：“政府真是處處為我們著想，給我們解決了生活中的大問題，現在的房子既安全又舒適，給樓房都不換。”胡同：北京最有價值的“老字型大小”北京西城區的護國寺街及其周邊是老北京市井文化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其城市空間格局至今仍基本保持著明、清北京城的胡同文化特色。同時，這裏緊臨什刹海、後海、積水潭等城市濱水特色景區，從元代起就成為北京古城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居住和公共休閒區域之一。護國寺街全長593米，經過一年多的緊張施工，沿街60餘家具有濃郁明清建築風格的店鋪重新呈現在世人面前，具有悠久歷史的北京特色小吃也陸續在此安家落戶。除原有的護國寺小吃店、護國寺賓館外，目前新川麵館、爆肚滿、惠豐老北京涮肉、陳氏鹵煮等著名小吃已開張迎客。整治後的護國寺街及周邊地區將形成“泛什刹海民俗旅遊休閒區”，成為展示老北京傳統文化、完善城市經營措施的特色地域之一。從護國寺街向北二三里，一處古建築群和條狀綠化帶圍繞的城市公園悄然飄落在北二環南側，使得東、北、西二環路沿著北京歷史文化名城舊城的邊際，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城市綠色項鏈。這裏改造前曾是破敗不堪的舊城根兒，有住戶兩千餘戶。由於地處老舊平房區，居民居住環境差，人口密集擁擠。為了改善居 民生活居住 條件，再現古都風貌，北京市僅用了數月時間，就建成了這座如林、如畫的城市公園。公園的綠化率達到90％，種植品種高達80餘種。這座城市公園最突出的設計理念便是對古城文化性修復。它位於中軸線附近，和老北京城的舊城邊界相重合。整個公園按照平房保護區的要求進行修復，整體的設計施工全部按照傳統建築方法進行，許多古建的頂樑柱和部分磚瓦都是原來舊房拆除遺留下來的，房屋所用材料和施工工藝全部體現了不同時期、不同風格北京民居的傳統風貌，堪稱老北京的“民居展覽”。建成後的城市公園與古色古香的雍和宮、德勝門城樓遙相輝映，同時，公園因勢保留了1 67棵有百年歷史的古樹，其中還有一株非常奇特的柿子樹和棗樹合抱的百年古樹。公園圍繞修復的古建筑，利用錦帶花、產自印尼的木化石、玉蘭等花木設計了“子孫平安”、“二喬錦帶”、“矽木紅花”、“瑾花千堆”、“玉蘭春雨”等1 0多個植物造景，重塑老北京四合院的閒適環境；沿著舊城邊際線，每隔1 00米，利用檜柏營造出城垛的感覺，增加了居民的休閒空間，減少了人工雕琢的痕跡。通過按舊式樣復原清代天仙庵，將已成大雜院的天仙庵內十餘戶人家搬遷出去，恢復了面闊三間進深七檁的正殿和前廊，重新繪製了已消失的“雅伍墨镟子”彩畫，並複建了山門，古老的天仙庵又恢復了昔日風采。置身幽深奇妙的胡同裏，大有看頭兒。古老的胡同訴說著她的前世今生，老住戶們安享著城市發展和籌辦奧運帶來的福祉，遊客在胡同和居民之間尋找著古都神奇的味道。奧運帶給任何一座城市的快樂是深遠的和博大的，更何況是有著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此樂何極？長樂未央！→北京胡同民居的簷角。

湖畔的孩子■ 文／劉蓮麗我1 999年到2002年曾在澳門理工學院任教，在此期間，我最愛去的一個地方就是大三巴。沿著灰色的石級一步一步往上走，那種歷史的滄桑感，就會撲面而來。那天我在石級上遇到一個從俄羅斯來的年輕人，他請我幫他拍了幾張照片。我問他為什麼到澳門來旅遊，他說他的祖母是葡萄牙人，小時侯曾在澳門生活過，總忘不了這裏，一直想回來看看，但年歲大了，已經回不來了。去年他的祖母去世了，他今年來，是想替他的祖母看看這個使她一輩子都在思念的地方。他的漢語說得很好，我問他是在哪裏學的，他說是在聖彼德堡大學東方系。他的話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他的距離，因為我曾在東方系工作過兩年，對聖彼德堡這個城市有著很深的感情。我問他是不是聖彼德堡人，他說是，但他的家在聖彼德堡北邊的拉多加湖畔，他說那是一個非常美的湖。拉多加湖？那個美麗的湖？他的話使我無比激動，望著他那雙像湖水一樣碧藍、清澈的眼睛，刹那間，一段往事湧上心頭。十幾年前，本文作者和湖畔的孩子在拉多加湖畔。左一是馬克沁，右二是阿遼沙。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應邀赴俄羅斯聖彼德堡大學東方系任教。暑假，我的學生瓦洛佳對我說：“市裏的水不好，沏茶不好喝。聖彼德堡北邊有一個拉多加湖，那水才叫好，沒有一點污染。咱們可以到湖邊去燒茶野餐。”於是我們選了一個晴空萬里的早晨出發了。大約坐了兩個小時的城郊火車，又穿過曲曲彎彎的林間小道，眼前忽地豁然開朗，終於來到湖邊。湖水清涼甘美，清澈無比，周圍是美麗的白樺林，真是令人心曠神怡。我們架起三根木棍，掛上吊鍋煮水沏茶，然後野餐，盡情享受著這靜靜的湖光水色。下午，終於到了該返回的時候，我忽然看見不遠處有一縷黑煙冒起，似乎還有火光。我不安地對瓦洛佳說：“咱們過去看看。”大約走了50米，坡下有一條河，河邊有一棵很大的白樺樹歪倒在河上，像是架起的半截獨木橋。四個孩子騎在樹幹上，正在燒火。我對瓦洛佳說：“快過去看看，叫他們別玩火，多危險！”瓦洛佳立刻跑了過去，不知對他們說了什麼，

只見他們立刻把火熄滅，然後一齊仰臉望著坡上的我。瓦洛佳回來說：“沒事，那白樺樹樹皮很潮，走上去很滑，他們把樹皮燒掉，走上去就不滑了。沒有危險，是在水裏。”然後又說：“他們是附近村裏的孩子，今天是出來採蘑菇的。他們知道你是我的老師，問你喜歡不喜歡蘑菇，他們想把採到的蘑菇送給你。”我很為孩子們的真誠所感動，於是對他說：“蘑菇我不要。但是想和他們照張相，不知他們願意不願意。”四個孩子聽了以後眼裏一齊放出光，他們很認真很嚴肅地說願意和我照相。於是我和他們在湖畔有了一張美麗、溫馨的照片。然後我和瓦洛佳走上了歸途。沒走多遠，他們就追上了我們，說也該回家了。一路上，我知道了那個最高的孩子9歲，叫馬克沁。最小的叫阿還沙，是個小胖墩，7歲，剛上完一年級。另外兩個的名字我忘記了。我問他們採蘑菇時能不能辨別哪是毒蘑菇，他們說：“那很簡單，毒蘑菇雖然長得各種各樣，但都特別好看，我們一眼就能看出來。”走了一會兒，突然聽見一個孩子站在前面路邊的草叢裏向我們喊。原來他為了讓我見識什麼是毒蘑菇，一直在前面邊走邊找，終於找到一株碗口大小、傘頂有著一圈圈橘紅色美麗光環的大毒菇。他站在那裏，興奮地指給我看，說：“別看它長得漂亮，能毒死人的！”我們愉快地邊走邊聊，突然，阿遼沙拉住我的手，問：“你怕不怕老鼠？”我說：“不怕。”於是他高興地拉著我往回走了兩步，指著地上說：“你看，這裏有只死老鼠！”果然，地上躺著一隻肥碩無比的死老鼠。我突然覺得這個可愛的孩子是一個很懂得關心人、呵護人的小男子漢，他發現了死鼠，並想把這一重要發現告訴我，可是擔心我害怕，所以在走過去之後才問我。如果我回答怕，相信他會把發現老鼠的這一秘密永遠藏在心底，絕不會拉我回頭。四個孩子在我身邊快樂地跑前跑後，忽見一個孩子手裏拿著兩個青蘋果，站在路中央，問我：“你愛不愛吃青蘋果？雖然有點酸，但很解渴。”我嘗了一口，的確很酸，我說：“是很解渴。”我的話音剛落地，突然幾個孩子都從路邊的草叢裏竄了出來，變戲法似的手裏都拿著青蘋果，快樂地塞進我的背包。這時我才看見馬克沁從路邊的一棵蘋果樹上跳了下來。我問：“這是誰家的蘋果樹？”他們說這是一棵野蘋果，過路的人誰都可以吃的。終於到了車站，他們互相商量了幾句話，然後馬克沁代表他們向我告別，並說：“你可以把照片寄給我們嗎？”我說：“我也是這樣想的，你們能不能給我留個地址？”他們聽了十分高興，說：“那沒有問題。”可是我們誰也沒有帶著紙和筆。他們很快地商量了一下，然後馬克沁對我說：“阿遼沙的奶奶住在旁邊的村子裏。他可以到奶奶那裏去寫好地址拿給您。”我看了看阿遼沙，他滿臉通紅，一副重任在肩的樣子，眼睛亮亮的，向我笑了笑，轉身向村子跑去。自阿遼沙走後，三個孩子就爬上了月台上的鐵欄桿，不斷地向村子的方向張望著。火車進站了，我們都很著急，忽聽馬克沁大喊一聲：“來了！”只見阿遼沙手舉一張小紙片滿頭大汗地跑了過來。火車開了，我小心地把紙片折起，放進了口袋。從車窗望出去，只見四個孩子正趴在鐵欄桿上不斷地向我們搖著手。回到聖彼德堡後，我就開始準備回國了。臨走前，當我洗好照片準備寄給他們的時候，我翻遍所有的口袋，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那寫著地址的小紙片了。我拿著那封無法投遞的信，眼前閃過湖畔孩子像湖水一樣清澈的目光，閃過他們純真、善良、熱情、聰慧的面孔，心中充滿深深的歉疚。我把照片帶回國，珍藏在影集裏，也永遠地珍藏在了我的心裏。那個俄羅斯年輕人，背著大背包已經爬到了大三巴的頂上。望著他漸漸遠去的背影，我想，十多年了，那四個湖畔的孩子應該也長得像他這樣大了吧。他會不會就是那四個孩子當中的一個呢？又想，即便他不是那四個孩子當中的一個，又有什麼關係？不是的的確確有一個澳門的女兒，長眠在美麗的拉多加湖畔嗎？他不就是從拉多加湖畔來的嗎？他小的時候，肯定也去森林裏採過蘑菇，肯定也曾和小夥伴在湖畔的小溪邊戲耍。今天，這個湖畔的孩子長大了，他從俄羅斯的拉多加湖萬里迢迢來到澳門，為他的祖母來圓那個回家的夢了。拉多加湖離澳門是那樣遙遠，但在這一刻，我卻覺得它們離得是如此的近。暮色中，我抬頭望著灰色的大三巴牌坊，望著那一望無際的天空，歷史的滄桑感，又撲面而來。

擊節兮《九鼎》 復歌兮《九鼎》■ 文／譚任傑編者按：這是一個新設的欄目：爭鳴平台。自創刊以來，本刊承蒙各界讀者關注，反饋來許多鼓勵意見，這是對一個新生刊物的愛護與支持。我們感到興奮的是，讀者諸君也寄來一些商榷性或爭辯性的文字，即如針對本刊第二期《加強中醫醫療管理 完善醫療保健體系》發表不同意見的《擊節兮〈九鼎〉 復歌兮〈九鼎〉》。這是另一種鼓勵方式、另一種更加深沉的支持態度，我們表示由衷感謝。的確，澳門實在需要加強學術觀點交鋒，改變被人們猛烈抨擊的“擦鞋文化”。《九鼎·發刊詞》早已表明：“我們重視不同意見，提倡群言，讚賞各抒己見，不同的觀點盡可發表，即使與本刊立場不同的言論也會受到尊重。”希望《擊節兮》一文能夠激起自由辯論的浪花。凡此不同觀點，我們希望展開討論，以尋求真理，於是開設了這個以“爭鳴”命名的欄目，盼望著与各界讀者共同打造好這座平台。拜讀《九鼎》第二期，從是期作者芳名得知均是教授、博士、專家、學者，誠如《九鼎賦》云：“擊節兮《九鼎》！復歌兮《九鼎》！洋洋萬言，蔚然可觀。”生於斯，長於斯。繫經濟民生的文章，讀來引人入勝。黃坤堯的《澳門文化相對論》，瀟灑有致，寫出小城的異國風情。楊開荊的《澳門記憶：傳承文化的社會工程》，希望實現“保護城市文化遺產，提升城市文化品味”。李莉娜的《平等，事實抑或謊言？》談到“平等既非事實，亦非謊言，它僅僅是人們行為的折射與寫照”。“從某種程度上說，當一個社會特別是它的立法者與執法者均願意遵守法律，不追求法外特權時，平等在很大的程度上，將表現為一種事實，否則，則只能流於謊言。”此說，耐人尋味。但是，趙永華的《加強中醫醫療管理，完善醫療保健體系》，其見解，未合實情。既不咬弦，又令人啼笑皆非。簡述於後，就教高明。一、同善堂診所，並不是“收費較為低廉”。百多年來，堅持慈善公益。贈醫施藥，來診病者，不收分文。二、內地中醫藥發展簡介，未能全面概括。1、未提到自一九五六年之後，在中國建立北京中醫學院、南京中醫學院、廣州中醫學院、成都中醫學院。自此之後，各省陸續建立中醫學院和中醫院。而今，中醫學院又成為中醫藥大學。2、未提到“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列入了國家憲法。3、未有提到把“繼續振興中醫藥”列為九十年代衛生發展的三大戰略重點之一。4、未有提到把“中西醫並重”定為衛生工作的五大方針之一。5、未提到一九八六年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中醫管理局，一九八八年在中醫管理局的基礎上又成立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這是我國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新起點，為中醫走向世界，造福人類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三、訂立執業醫師考試制度，規範行醫資格是勢之所趨。但不是澳門目前的課題。但該文提到“對於本科以下學歷是否可以採取允許報考助理中醫生資格考試，合格後按照相關規定在一定許可權限範圍內進行醫療活動。”但是，《澳門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條：“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已經取得專業資格和執行（按：《基本法》原文為“執業”）資格者，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有關規定可保留原有的資格”。如果，有些人，想做一些動作，或提出一些動議，試圖改變回歸前的職稱，則是違背《澳門基本法》（除非，這些人有權力去

改寫《澳門基本法》）。四、至於“制定中醫生業務職稱標準，規範行醫準則”中則提到“醫務活動與軍事活動有相似之處”，更不知所謂。是否“下級醫生在從事醫療活動中要不斷徵詢上級醫生的建議與意見”呢？這裏可能提及醫院的行政管理。但澳門沒有中醫院，一般的中醫醫療行業多是私家開業的醫務所，就是中醫診所，每位醫生都是獨立處理來診的病者，遇到疑難的病例，有時會交流診斷和治療方法，或轉介給別科的專科醫生，以提高醫療的質量。下級醫生的提法是不恰當的。文中又提到“政府衛生管理部門可以採取一些強制性手段，如參加醫學繼續教育項目次數達不到一定要求者，在晉升業務職稱、行醫執照的續期等方面給予限制”。此時此地，暫不宜採用強制手段。因為在過去四年間，澳門醫療改革諮詢委員會的會議中已談論過，暫不談，避免出現不必要的社會動盪不安，影響到推動社會和諧發展，促進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還有，該文引用參考文獻：“梁代顧問有限公司；《 新 千 年 — — 新 澳 門 ： 澳 門 衛 生 體 制 的 研 究 與 評估 》。”應作“梁氏顧問有限公司”。對譚任傑先生指教的回應■ 文／趙永華拜讀了《九鼎》編輯先生轉來譚任傑先生的有關批評蕪 文 《 加強 中 醫 醫療 管 理 ，完 善 醫 療保 健 體 系 》（《九鼎》第二期）的文章。想不到譚先生作為中醫界的前輩、中醫藥社團的負責人，竟然肯花時間細讀晚輩習作，真令晚輩感動。從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學嚴謹，還可以看到先生那居高臨下的大俠氣慨，和對晚輩那種恨鐵不成鋼的焦慮心情。對於譚先生的批評，晚輩會虛心接受。比如，同善堂診所是分文不收，要與“收費較為低廉”的醫療機構分清楚。此外，雖然對於內地中醫藥的發展，需要專著才可以介紹得完，何況晚輩的蕪文主要探討的是澳門的中醫醫療問題，只是順帶簡介一下內地中醫藥發展，就算加上譚先生的五個“未提到”和“未有提到”，相信也是“未能全面概括”。但無論如何，晚輩以後在下筆之前都會想起先生的指教。另外，對於譚先生的指教，晚輩還是有些地方不明白，因此再求教於先生：首先，蕪文建議“訂立執業醫師考試制度，規範行醫資格”，目的無非是想提升執業醫師的專業地位，希望讓中醫資格能在世界各國都得到認可，如同香港回歸後中小學教師接受資格考試，執教資格受到社會認可一樣。譚先生雖也認同是“勢之所趨”，但立刻斷定“不是澳門目前的課題”。晚輩想請教先生，為什麼不是“澳門目前的課題”？是不是“澳門目前的課題”由誰決定？由誰說了算？既然是“勢之所趨”，可不可以討論呢？其次，蕪文探討“對於本科以下學歷是否可以採取允許報考助理中醫生資格考試，合格後按照相關規定在一定許可權限範圍內進行醫療活動”，而譚先生卻演繹出如果有人“試圖改變回歸前的職稱”，進而扣上則“違背《澳門基本法》”的帽子。這是不是不想讓人探討？這不是叫學術討論太沉重了嗎？晚輩對先生的言論甚感惶恐，量晚輩小小螳螂之臂何敢擋歷史前進之輪，先生真是抬舉晚輩了。還有，對於譚先生所指教“啼笑皆非”的“中醫生業務職稱標準”有關內容，誠然目前澳門沒有類似內地運作模式的中醫院，但先生可保證以後不會有？為何在醫學界通用的職稱評定標準不適合澳門的中醫界，難道先生希望澳門的中醫界一直停留在私家門診的規模上，這是否有悖於先生大力倡導澳門中醫藥發展的宗旨呢？晚輩的言辭只是希望澳門的中醫醫療體制更加規範化，可以更好地為澳門市民健康服務，並不是貶低“下級醫生”，斷章取義究非晚輩所願。先生在宏論中居高臨下、嚴厲地斥責晚輩“啼笑皆非”、“不知所謂”，晚輩自認不夠聰明，學術不敢與先生相比。但晚輩不解的是，這是學術討論的語言嗎？這是學術自由的態度嗎？為何不以理來服人？

凱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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