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　社　　步　　宗 旨

《九鼎》認刊書

發 刊 詞在繁星爭輝的社團天空，出現了一粒新星。澳門社會進步協會已於近期完成註冊登記手續，見諸澳門特區政府公報。澳門社會進步協會薈萃各界精英，尤其是青年才俊，共同關心社會現象，切實研究社會問題，公開發表思考所得，希望帶出人們的興趣，引來社會的關注，達到促進社會進步的目的。為了實現這一願景，協會理事會決議設立編輯部，出版學術刊物，並給學刊命名為“九鼎”。對於一個學術社團說來，學刊代表著它的學術水準，體現著它的目標與追求；猶如一支樂隊，必須以演奏出來的樂章來顯現它的風格與美學標準。“九鼎”的喻意很明顯，就是要求雜誌發表有個性、有水準的言論，努力用“一言九鼎”這個比喻性的成語衡量自己的刊物。孔子早就作出過“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判斷，說明言語的作用巨大無比。我們借“九鼎”作刊名，目的是警醒自己：說有份量的話，寫有價值的文章。孔子說的話並非句句都有“微言大義”，不必把他說的“一言”解釋得玄乎其玄，如果我們用平常心去理解，他所謂一言無非是“一言以蔽之”的一言罷了，即“一個字”、“一句話”的意思，沒有後世所謂“說一不二”的含義，不是“一言堂、不二價”的一言，更不是“只准我說、不許你講”的語言霸權。餐聚吃什麽菜肴各有各的選擇，一個社會必定有各種各樣的訴求。我們贊同孔子的“和而不同”，如同加過佐料的水才是鮮味可口的湯，不同聲音的組合才能收取和聲的效果。和而不同的和諧是真和諧。水加水還是水，永遠不成湯，單音永遠成不了交響。同而不和的“和諧”是水加水的和諧，即假和諧。本會及《九鼎》編輯部秉持和而不同的原則，視一言為“一家之言”而已。我們重視各種不同的意見，提倡群言，讚賞“各抒已見”，不同的觀點盡可發表，即使與本刊立場不同的言論也會受到尊重，只不過希望言論如九鼎那樣言之有物，不作泛泛之論。學術自由是學術的生命，也是學術社團的生命，學術刊物不能成為小圈子的擴音器或傳聲筒。《九鼎》辦刊原則已深深刻印在編輯人員心中，就像青銅時代銘刻在銅鼎上的金文一樣。本會及本刊創辦人陳曉烽先生專門為此給編輯部捐贈了一座銅鼎，上面鐫刻著如下文字：鼎 者 ， 器 也 。 先 民 以 為 炊 ， 嚴 吏 以 為 刑 ， 鐘 鼎 時 代 用 之 於 禮 。 其 上 方 象 盆 碟 ， 其 左 右有 謂 “ 三 足 兩 耳 ” 者 ， 有 謂 “ 從 爿 從 片 ” 即 析 木 者 ， 前 者 取 象 形 之 意 ， 後 者 乃 會 意 之屬 。 《 說 文 》 讚 其 為 寳 器 ， 今 人 亦 甚 寳 之 。 鼎 之 為 寳 ， 物 質 精 神 兼 備 ， 其 體 態 之 沉 因銅 質 鑄 成 ， 其 精 神 之 重 在 鼎 壁 所 承 載 之 法 則 規 章 之 權 威 性 也 。 “ 則 ” 以 鼎 （ 簡 化 為貝 ） 刀 會 意 而 成 ， 意 指 鼎 壁 以 刀 刻 字 ， 所 刻 之 字 為 則 ， 顯 示 我 華 夏 古 國 ， 早 有 法 則 、規 則 、 章 則 、 準 則 ， 文 明 之 源 久 遠 。 而 九 鼎 云 者 ， 取 九 牧 之 金 製 鼎 ， 莊 嚴 、 盛 大 而 厚重 也 。 今 澳 門 才 俊 創 社 會 進 步 協 會 ， 借 九 鼎 之 名 為 刊 名 ， 豪 氣 干 天 ， 壯 志 可 嘉 ， 然 社會 進 步 非 一 日 成 就 ， 料 必 風 雨 滿 程 ， 前 路 崎 嶇 。 感 於 諸 君 意 志 堅 定 、 深 情 可 掬 ， 而 理想 終 將 實 現 ， 故 不 揣 粗 淺 題 辭 為 記 。值此《九鼎》創刊之際，我們還想說些什麽，都在編輯部的這座鎮山之寳的鼎文中了。■《九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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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發刊 詞九鼎考源問鼎記九鼎消息澳門社會進步協會成立行政長官何厚鏵答議員問九鼎論壇誠實信用、中國傳統文化與澳門法律——由中國商人的三桿秤談開去九鼎特稿政協組織與構建和諧社會深度觀察論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產業政策的五大缺陷澳門外勞問題之我見現階段閩澳經貿合作中澳門平台作用芻議人口統計應兼顧澳門特殊實際情況特別視點澳門匯業銀行事件何時了本地話題應否設立市政機構析澳門的企業、組織文化需要提升——從澳門“新勞工法”草案的爭議說起點擊台海台灣民主扭曲變形化解台灣民衆的憂慮與恐懼人物專訪陳曉烽：警惕“溫水煮蛙”文史哲藝從歷史看博彩文化澳門在哪裏：方言地圖上的一個小黑點獨一無二的澳門土語

反右、文革兩首詩澳門：油畫從這裏傳入皆成文章做獨立的女人自我與無我關於東西方衛生舞由心生徵稿／編後

問 鼎 記■ 文／黃坤堯澳門《九鼎》要出版了，看來會是文化界的盛事。“九鼎”這個名字用得真好，首先予人很重的感覺，表現出挑戰重量級的勇氣。鼎本身就是一種神器，凜然不可侵犯。現在澳門人想要的不只是一鼎，而是九鼎，更使人浮想聯翩了。九鼎，傳說是由夏禹鑄成的，象徵九州，也就是統一天下。三代時奉為傳國之寶，成湯遷之於商邑，周武王徙之於洛邑，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代代相傳，綿延不絕。春秋以後，王權旁落，楚莊王固然有問鼎的野心，但輿論“在德不在鼎”，實力未夠班，沒有膽量去做。戰國以後，諸侯崛起，王室更為衰微，秦攻西周（指赧王遷都後的西周），取走了九鼎，其一沉於泗水，其餘八個就不知所蹤了，成為歷史的懸案。秦國雖然以霸主的威權，力征天下，然而九鼎不出，民心未能歸順，也就始終無法取得“天命”的認同，而國祚亦短了。今天考古業十分興盛，可是三代的九鼎還未出土，我們想呼喚盛世，看來還得繼續努力，努力修德吧！九鼎另一個的喻意，就是一言九鼎，表現說話分量之重。當日秦圍邯鄲，趙國告急，使平原君赴楚求救，得毛遂自薦，說服楚王合從救趙。《史記·平原君列傳》說：“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大呂就是周廟的大鍾，也是重器。平原君用九鼎大呂比喻趙國人才的份量，在談判席上，一句話抵得上百萬雄師，可見他對毛遂的器重了。其實澳門臥虎藏龍，平日可沒有甚麼表現，一旦破土而出，可能就會有所樹立了。因此，《九鼎》的出版，希望能為澳門寂寞的論壇創造適時的環境，呼喚人才。鼎原為古代的炊器，多用青銅製成，三足兩耳，可供煮食之用。後來變身為刑具，體積夠大，可以用來烹人。在楚漢相爭，戰況膠著的時候，漢高祖派酈食其遊說齊王歸漢，齊王答應了；可是韓信又派兵襲齊，齊王以為酈食其出賣自己，也就把酈食其烹了。歷史上另一個盛大的場面就是楚漢兩軍在廣武對峙的緊張時刻，項羽要把太公擺在鼎上，在陣前用慢火煮熟，逼劉邦投降，但劉邦說出了一句“則幸分我一杯羹”解圍，高祖的膽色把項羽嚇走了。後來另一個想死的就是文天祥，“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表現了在民族存亡時候，成仁取義的最高氣節。通過了這些方方面面的小故事，我們可以看出，《九鼎》要在澳門立言，可能並不容易。澳門地方很小，大家有機會碰面，無所遁於天地之間，加以山頭林立，牽涉很多方面的利益，唯唯諾諾是生存的最高技巧，說得太多了容易有所得失，甚至會闖禍。香港水深港闊，江湖的容量夠大，有地方撤退，所以言論多樣化，花樣也夠多。因此，《九鼎》的出版，其實也是呼喚勇氣。要真正的落實澳人治澳，這一代的知識分子難道可以沒有聲音，沒有是非嗎？《易經》有鼎、革二卦，取義是革故鼎新。革卦的彖辭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天地是變動不居的，不會一成不變，適當的時候自然會有所變動，甚麼是適當的時候，當然是“順天應人”，獲得民心了。至於鼎卦，也還是烹飪的問題，卦象要呈現的是：“聖人亨（烹）以享上帝，而大亨（烹）以養聖賢。”可見也還是敬天育才的問題，跟老子說的“治大國若烹小鮮”有些相似。但老子過於偏重技巧，而比不上《易經》顯得一派堂堂正正的風度了。《九鼎》的命名，可能取義於革故鼎新，基本上也還是呼喚正道，行之久遠。《九鼎》的出版，除了立足澳門之外，看來也還有問鼎中原，走向世界的壯懷，志不在小。《左傳·宣公三年》記錄楚子問鼎的故事，引王孫滿之言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原來鑄鼎就是要開啟民智，區別正、邪。又說：“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有些傳統，有些制度，是不容許肆意挑戰的。澳門言論自由的尺度，看來也是考驗《九鼎》的智慧了。九為陽數，鼎之為義大矣哉。

澳門社會進步協會成立由一群知識分子為主的人士組成的學術團體澳門社會進步協會，已於九月初在澳門成立了。澳門社會進步協會以研究澳門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開展學術活動，增進澳門與內地及世界各地學術交流；致力於推動社會和諧發展，促進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募集基金，協助弱勢群體，促進社會和諧共生為創會宗旨。為了履行和實踐協會的創會宗旨，澳門社會進步協會決定創辦《九鼎》刊物，同時也開設協會的網站。作為人文性、學術性、社會性的刊物，《九鼎》立足澳門，面向海峽兩岸及世界華人社區，刊登澳門及海內外地區有關政治、經濟、社會、國際關係、文化、文學、藝術、歷史、教育、法律、管理、行政等方面的文章，包括研究論文、調查報告、評論、人物專訪、學術活動報道等。有關文章同時刊登在網站上，供海內外讀者瀏覽。行政長官何厚鏵答議員問行政長官何厚鏵8月9日率全體主要官員和行政會成員列席了澳門立法會全體會議，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生等事項回答議員們提出的問題。他在回答議員關注的問題時表示，特區政府決定現階段不會推行強制性公積金，但正構想設立非強制性公積金，同時保留現有的社會保障基金制度，讓市民得到雙層的社會保障。鑑於澳門的通脹比鄰近地區嚴重，政府除了會嚴格控制水電、交通的價格外，將於短期內考慮為低收入及弱勢家庭給予現金的生活補貼。另外，政府將增加公立醫院的病床數量及聘請醫生，以滿足人口老化所帶來的老年人醫療服務。同時透過與民間團體合作開設老人院舍，擴大老人服務範圍。他說，政府決定一改過去與私人發展商合作興建公共房屋的方式，由政府自己興建，以便更好地落實興建公共房屋的承諾。他認為，政府暫停置業投資移民政策後，達到了政府之前所評估的效果，二手樓房價格有所回落，高檔次的樓房市場仍健康發展。他表示，澳門國際機場已逐步由旅客中轉站變為終點站，為了配合機場未來的發展，政府將全面收購機場的股份，並且在未來10年內投資60億至100億元擴建機場。政治改革方面，何厚鏵表示，政府將於10月份逐步提出《選民登記法》、《立法會選舉法》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修訂文本向社會各界作諮詢，明年年中完成立法工作。他重申政府不準備設立選舉產生的地區性機構，但政府部門的諮詢機構會街區化，以社區服務中心為核心，廣泛諮詢民意和解決區內民生問題。文化產業方面，他表示，政府除了進行一系列研究外，還計劃撥出基金，用以支持和保護澳門的飲食老店的發展，利用望得堂區的物業發展文化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的孵化點，以及研究在鄭家大屋開設精品酒店，把歷史文化遺產與文化產業的發展相結合。立法會召開全體會議，一般性表決通過了《關於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本法案是落實基本法關於特區立法權的一般性規定，將基本法中有關法律與行政法規的原則規定予以系統化及具體化。本法案對於特區立法工作及健全特區立法制度，具有深遠意義。

誠實信用、中國傳統文化與澳門法律——由中國商人的三桿秤談開去■ 文／李莉 娜中國人令人奇怪，他們的生活完全受禮教的支配，但是他們卻是世界上最狡猾的民族……。貿易活動本來應是很自然地會激起人們的誠實，但它卻從來沒有能激起中國人的誠實。買東西的要自己帶秤。每個中國商人有三桿秤：一杆是買進用的大秤；一杆是賣出用的小秤；還有一杆是準確的秤，這是與對他們有戒備之心的人作交易時用的。——摘自（法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第十九章一、信用源自於誠實，而誠實的本質是善意對於“誠實”的理解，不同的人可能會非常的不同。一種理解，“誠實”是一種處事態度，這種處事態度表現為一個人外在的言行與其內心的真實想法的完全一致；另一種理解，“誠實”是一種行為模式，這種行為模式表現為一個人既不隱瞞事實，也不捏造事實。對於“誠實”一詞，我們往往更多地是強調其真誠無欺的一面，卻往往忽略了誠實所應具有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本質——善意。讀過一則花邊新聞，講述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母親對誠實的詮釋。一位女記者問羅斯福的母親，“你認為你的兒子說謊嗎？”“不，我知道我兒子很少說謊。當然，他也會說謊，然而那都是些善意的謊言。”總統的母親從容地答道。“什麼是善意的謊言？”女記者繼續追問。總統的母親笑著回答，“比如說，剛纔我與你見面握手的時候，我對你說‘你真漂亮’，這就是善意的謊言。”顯然，羅斯福的母親明白，誠實並不意味著完全地、絕對地不說謊言，而是不說“惡意”的謊言。至於善意的謊言，有時不僅是無害的，甚至根本就是必須的，這種情況在某些社交場合尤其如此，它是禮儀與文明的體現。那麼，如何區分謊言是“善意”抑或“惡意”呢？關於這個問題，早在古羅馬時代，人們已經有了自己的看法。當時的法學家們已經確認，“惡意”的謊言構成欺詐，而欺詐是違法的行為。烏爾比安《論告示》第11編中指出：裁判官不滿足於只講欺詐，還要在欺詐前面加上“惡意的”這一形容詞加以限定。因為，早期法學家使用過善意欺詐這一術語。而所謂惡意欺詐是指“以欺騙他人為目的，製造假像或使用詭計，即表面上假裝做某事而實際上卻是在做另一件事……。惡意欺詐是任何一個使他人上當、受騙的陰謀、詭計和騙局。” 1如果說誠實是一種行為模式，那麼，信用則表現為一種資格或能力。當一個人具有了這種資格或能力時，他無須提供物資擔保，即具有獲得商品、服務、或者其他優惠與便利的可能性。相對於誠實而言，信用一詞的誕生要晚一些。相對於誠實的樸實無華而言，信用顯得更實際、更功利一些。事實上，現代的信用概念，本來就是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並為著牟取更廣泛的商業利益而發展與變化的。誠信原則要求人們在處理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時，應本著善意原則，正當地、合理地行使權利並履行義務。按照這種理解，筆者倒是更願意相信，誠實與信用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關係。具體而言，誠實是構建友善與和諧之社會關係的根基，而信用則是社會對誠實行為的回報與鼓勵。一個誠實的人，自然會擁有良好的信用與口碑；反之，一個經常信口雌黃或刻意編織謊言的人，絕不能期望有多少人會相信他，其信譽能夠好到那裡？另一方面，筆者也主張，誠實與信用又應被視為目的與手段的關係。畢竟，誠實只是人們外在行為的一種表現方式，行為人內在之主觀上所追求的根本理念與目

的，無非是期望得到他人的認同，獲取週遭的信任，並最終獲得與他人順利合作、愉快共事與共處的機會與可能。誠實信用原則據說源自於古羅馬法，它折射出古羅馬當時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社會內部與外部的交易頻繁這樣一種經濟狀況。不過由於古羅馬法的核心與重點主要集中於私法領域，誠實信用原則似乎也沒有表現出自己的例外，即它的適用範圍主要被限制於債法的範疇。到了當代，誠實信用原則已發展成私法中一項被廣為認同之基本規條，而奠立該原則的基礎在於公平、公正與善意這類法律的核心原則。鑒於誠實信用原則主要用於調整人們之間的財產關係與人身關係，因而該原則在民法與商法領域受到了極大的關注，並由此而普遍地被予以強調，甚至被冠以所謂的“帝王條款”之名。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各國民主進程的不斷推進，人民主張參與管理國家事務訴求的持續增加，在公法範疇中強調誠實信用原則，可以促使政府的行為更趨公開與透明，減少政府因其暗箱操作行為而有可能造成的貪污腐敗。與此同時，還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因人民對政府行為的疑慮與不信任而造成的負面因素，維護與促進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也正是基於上述原因，在公法範疇強調誠實信用原則更具有必要性與現實意義。因強調誠實信用原則而帶給全社會的法律效果，也許更加震撼。二、我們這個社會是否缺乏誠實，因而 人們彼此難以信任？史書記載，古希臘的智者蘇格拉底因聰明善辨、鋒芒太露而樹大招風，得罪了權傾當朝的雅典檢察官墨勒托斯等人。後者捏陷了侮辱神靈、蠱惑年輕人等罪名將蘇格拉底投入牢獄，並宣佈判處其死刑，擇日行刑。在等待受刑期間，蘇格拉底曾有過多次可以逃離牢獄、從而避過死刑的機會，但蘇格拉底均以必須誠實地遵守法律為理由而放棄了生存的希望。按照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一部字典《說文解字》的講法，所謂“誠”，即“信”也，形聲字。從言，成聲，即真心實意。“誠”與“信”二者意思相同。而所謂“信”者，從人、從言，會意字，即表示言必守信的意思。華人社會從來就不缺乏崇尚誠實與信用的傳統。數千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就已經將“仁義禮智信”作為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高教旨，推崇“人無信而不立”的道德教條，強調“人無信不可交”的禮儀規則。而據《商君書／令》記載，“誠信”與“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貞廉、仁義、非兵、羞戰”一直並稱為“六虱”。此外，成語中的“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一言九鼎”、“言必信、行必果”等等，諸如此類，無不體現出傳統之中華文化對誠信的膜拜。現實生活中，關於誠實而受益與獲利的傳說與歷史記載也不在少數。根據《新唐書／刑法志》記載，唐太宗曾於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人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斯，囚皆諧歸朝，無後者。太宗嘉其誠術，悉還之”。相比於蘇格拉底誠實故事的悲涼與悽滄，唐太宗與囚徒之間的故事卻充滿了喜劇色彩，因而一直被中國的道學家們拿來作為說明“誠實有理且有利”的例證。遺憾地是，在中國人的社會中，誠實並非必然，更非常態。在某些時候、某些地區，誠實甚至變成了某些人口中“思想幼稚”、“頭腦簡單”、“不成熟”、“不理智”、“不懂變通”與“不識大體”的代名詞。內地曾紅極一時的當權者林彪據說就有名言曰：“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事實上，華人社會中弄虛做假之舉從來就不算什麼新鮮事兒。從秦朝趙高時的指鹿為馬，到上個世紀50年代的“超英趕美大躍進”，再到現在的假煙、假酒、假藥、假奶粉、假作物種子，乃至假文憑、假發票、假鑒定結果、假收費單據，最後是“孔雀石綠”、“蘇丹紅”與“檸檬黃”滿天飛，“黑心棉”、“人造雞蛋”與“有毒食品”遍地跑，而礦井滲水、工廠爆炸、橋樑倒塌事件更是時有所聞，幾乎到了無日無之的地步。最新的中美兩國爭拗，其焦點正正在於，中國人是否能以誠實態度看待他們自己生產的商品？對上述問題的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話，那中國商品顯然要面對嚴重的信任危機。不幸的是，不誠實的行為就像一個野火燒不盡的幽靈，不僅僅飄蕩在內地的天空中，亦神出鬼沒於澳門、香港與台灣地區的大地上。每年，本地的海關都會檢獲一些仿冒的名牌服裝與皮具，盜版的影音製品。而香港的旅行社欺騙內地遊客的事件更是屢屢不斷。什麼瞞天過海、李代桃僵，什麼陳倉暗渡、借屍還魂，什麼偷樑換柱、金蟬脫殼，什麼釜底抽薪、假癡不顛，什麼借刀殺人、無中生有，什麼順手牽羊、趁火打劫，總之是108般策劃，36種計謀，辦辦齊全，件件新鮮。當然，巧取豪奪似乎也並非是中國人的專利，在西方國家同樣有這個問題。皇帝新衣的童話所表現出之黑

色的幽默，莎士比亞筆下故事奧塞羅傳達出來的苦澀與悲愴，則無不反映在違背誠信時，人輕則名譽掃地，淪為千古笑柄；重則使自己與他人家庭破裂、妻離子散；更嚴重的，還會禍及國家社稷安危，挑起戰端，給整個社會帶來災難，直至將戰火引至他國，甚至燒至其他大洋與大洲。德國在歐洲點燃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火焰，東瀛在盧溝橋挑起的中日戰爭的事端，無不昭示天下，欺詐乃罪惡之根源。我們也無須天真的以為，玩弄權術只是政客的把戲，或者只是上個世紀之前歐美人的愛好。事實上，欺詐與做假就如一個不斷擴展的毒瘤，早已侵蝕了當今地球的各個部分，無論是東半球還是西半球，也無論是南半球還是北半球，一律不能倖免。在曾經激烈嘲笑中國商人三桿秤的孟德斯鳩的故鄉——法國，近年就爆出其國寶級產品——波爾多葡萄酒作假的醜聞。根據報導，一家酒商將外地次級品貼上波爾多標籤出售，波爾多兩種頂級的“瑪歌”（Margaux）和Petrus名酒（該酒在香港叫價大若為每瓶一萬港幣）都出現冒牌貨。消息人士透露，包括生產波爾多紅酒的吉戎地酒區（Gironde）在內，有六個酒區以次級外來品混充極品瑪歌和Petrus，而在醜聞被披露之前，已有成百上千瓶葡萄酒被賣到海外。2在美國，最近數月來由於次級樓宇按揭貸款泡沫的破裂，引發全球各地無數大大小小投資者遭遇滑鐵盧，導致國際商品與股票市場價格的大幅度震蕩。由美國次級樓宇按揭貸款市場的首先作祟所挑起之、其他發達國家次級樓宇按揭泡沫的破裂，凸顯了世界上部分頂級金融機構與信貸評級機關本身信用的岌岌可危。其實，早在去年，國際銀行界已就次級樓宇按揭貸款可能面臨的風險發出了多次警告，但諸如標準普爾、穆迪這樣老牌的評級機構卻並沒有採取行動。直到今年6月，標準普爾和穆迪等機構才開始大幅下調一批次級樓宇按揭債券的評級，此時有關債券的價格已經大跌了五成。這樣“慢幾拍”的行動，是引發本次金融世界信任危機的肇因。多國投資者均表示對上述老牌的信貸評級機關失去了信心，歐盟委員會甚至準備對這些評級機構展開調查，以查明為什麼它們對次級樓宇按揭貸款危機反應遲鈍，未能及時警告投資者。3所有這些帶出的疑問是：今時今日，我們還可以用什麼？還可以吃什麼？還可以信任誰？當社會上滿佈欺詐陷阱，空氣中瀰漫著虚假氣氛時，必然會爆發普遍的信任危機。而當社會上存在著那麼多奸狡之徒時，我們之間的許多人雖仍然保持童真，願意誠實無欺，可誰又會、誰又肯相信我們？三、重建誠實信用之價值觀，法律可以作些什麼美國已故的社會學教授莫里·施瓦茨曾作過一個有關誠 信的 著名 實 驗。 在該 項 實驗 中， 他 將人 群分 成 兩組。前一組人背對著後一組人站立。然後，他要求前一組人向後往第二組人群身後倒，並保證第二組人群會盡職地扶住前一組人群，使其不會跌倒。結果，他發現前一組所有人的反映都差不多——他們只是象徵性地向後面靠了靠，而根本不願意倒在第二組人群身上。施瓦茨教授於是問前一組的人群，為什麼他們不按照指令倒向第二組人群。結果他發現前一組人所給出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擔心第二組人群可能會不遵守指示、不盡力扶持自己；而誠如是，他們隨時隨地有可能會跌倒在地下。對於上述實驗，施瓦茨教授的結論是：人們如果希望有良好合作，他們必須相互信任。你只有信任別人，別人纔有可能信任你；而一個人要獲得他人信任的最基本、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對他人誠實無欺。我們的社會也許見慣了太多的虛偽，飽嘗了諸般的欺詐，因此世人面臨的更嚴重的危機還不是我們可以相信誰？我們應該相信誰？而是誰會相信我們？他們究竟可以相信我們幾分？施瓦茨教授實驗的意義在於，我們的社會不僅要重建自身誠實的價值觀，而且更重要的，是還必須重建信任他人的價值觀。也許，在一個公開、透明且民主的社會重建誠實信用之價值觀並不難，因為一切均無遺地暴露於公眾與輿論地監督之下。為難的是，在一個相對封閉，政府行為不多透明的社會，人們要重拾誠實信用之價值觀，顯然並不容易。這是因為，誠實規則是否被遵守，據說主要取決於資訊是否完整與對稱。美國人Robert Frank在其專著Passions with in Reason（中文譯作《理智下的激情》）提出的一項理論是，“誠實是資訊不完整的前提下，人們在與他人交往時所採取的一種生活態度。”人們之所以要採用這種生活態度，完全是因為人們需要他人的幫助、需要他人的合作，因此也就必然需要他人的信任。根據上述理論可知，如果當事人雙方獲取資訊的管道、數量與質量均大致相當時，他們必然會選擇誠實的

生活態度以取信於對方，否則，任何一方或雙方便失去了為他人信任的基礎，而該基礎恰恰是他們各自非常重視因而決不願輕易失去的。反之，如果當事人雙方在獲取資訊的管道、數量與質量方面處於完全不對稱之狀態時，即一方掌握著完全地或至少是充份的資訊，而另一方卻只擁有一些零星的或甚至完全沒有任何的資訊，那麼，在資訊的擁有方面佔有絕對優勢的一方本能地會輕視甚或漠視對方當事人的存在--既然對方不擁有或者只擁有很少的資訊，那還擔心他什麼？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位據優勢的一方在行動上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衝擊誠實的規條，以最大限度地謀取個人利益。道理非常簡單，既然一方所擁有的資源與另一方所擁有的資源（包括政治資源、經濟資源乃至資訊資源）在數量與質量上完全不對稱，即意味著優勢的一方根本無法與對方在平等的基礎上合作與共事，因此他也就無須刻意地取悅於對方，更沒有要獲取對方信任的需要。既然不需要獲取對方的信任，那又有何必要去恪守誠實之信條呢？重建誠信之倫理框架，不能不談政府的行為與法律的作用。誠如前面所討論的那樣，政府及其官員是眾多資訊的擁有者，因某些主觀或客觀條件的限制，他們甚至是資訊的唯一擁有者。在這種情況下，公眾可能無法透過自己、自己的代表或者傳媒獲取足夠的資訊。為此，在政府機關、擁有資訊的官員與一般民眾之間即產生了資訊不對稱的傾斜狀況。在這種前提下，政府及其官員可能作出之最自然的反映是：無須討好公眾的喜惡，亦無須理會誠實原則的束縛，儘可能大地為自己尋找優惠與便利。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於，鼓吹的是社會關係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尊尊這樣一種不對稱的社會關係，主張用“貴賤有等、長幼有序、男女有別，貧富輕重皆有稱”這樣一種依尊卑、親疏、上下和貴賤之“禮”的原則來分化與維持國家的宗法等級秩序。在此基礎上，自然就必然會滋生出“為尊者隱、為貴者諱”這樣一種道德與法律的文化，也就必然發展出尊者、貴者可以不守規條，甚至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習慣與風俗。星移斗換，現代社會所推崇的法律原則不再強調人們在地位上的差異，而是強調他們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因此，無論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有多高，官職有多大，他都不應以此為依恃而違背法律的強行性規定，不能因此而藐視誠實信用的法律要求。與傳統的儒家思想相反，當代法律傾向於要求官員應更嚴格地遵守法律尤其是強行法的規定，亦要求官員應該有更高的道德標準與倫理觀念，這其中亦包括官員應更嚴格地遵守誠實信用原則。要保證官員守法，一個最簡單與直接的方法是增加行政行為的透明度，將政府的活動、官員的行為暴露於公眾的監視之下。為此，政府應該在法律架構與法律程式上支援與鼓勵市民瞭解、參與並監督政府的活動，發揮與提高立法機關與傳媒在公共事務方面的參與職能與監督職能。透過公開政府的行為，以取得市民的理解與信任，並達至市民合作與支援的目的。也許，近日發生的孫家雄豪宅事件，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七月時本地媒體報道，掌控了澳門外地勞工批核權之勞工事務局局長孫家雄豪宅內驚現黑工。由於孫家雄曾以私隱為由，向傳媒發放了兩個不同的“解釋版本”。其後又以“私人事務與公事不同，前者是無責任向任何人交代，屬私隱範疇，應該受到保護”為由，拒絕再解釋事件，從而引起社會極大回響。4事件剛發生時，孫家雄的上司、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曾對傳媒公開表示信任並支持孫家雄的工作。不過，鑒於社會上異議的聲音不絕，譚伯源於近日透過新聞局發佈消息：“勞工事務局局長孫家雄較早前委託承建公司裝修其新置居所內發現有非法勞工一事，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為進一步釐清事件的具體情況，經濟財政司司長已向行政長官作出調查的建議，行政長官同意並已透過檢察院對事件進行調查。”個人認為，依照相關的法律原則，對本事件作最恰當、最有效的處理是增加事件的透明度；同時也應尊重司法機關在相關問題上所擁有的立場與權限。個人相信，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處理手法不僅有助於體現其立場的客觀性與公正性，增加施政的透明度；而且，也有利於查清事實，還事件本來的面目。如果法律能夠證明孫局長在此案中並不涉及任何主觀上的惡意，即主觀上不具有要故意欺騙社會與公眾的成份，則指控其聘用非法勞工的說法即不能成立。這不僅可以還其一個清白，還可因此而重建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筆者相信，只要政府表現出願意公平地對待社會上一切人、一切事的誠意與願望，也就必然會獲得公眾的支持與信任。而當政府、官員與市民各自行為誠實、彼此信任與尊重時，則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可期，和諧社會不遠矣！注釋1．見 義 大 利Sandro Schi pani著， 丁玫 譯《 契約 之债 與 准契 約之 债》 ，中 國政 法 大學出版社，1 9 9 8 年，第3 9 頁。2．Http：／／www．wine．com．tw／c g i－bin／SM＿theme？page＝40a1df 613．見yahoo新聞http：／ hk．new s ．yahoo ．com／070816／12／2dr cs ．html4．見ht tp：／／big 5．china．com．cn／over se a s／txt／2007－08／15／content＿8688092．htm

政協組織與構建和諧社會■ 文／沈仁 道從人民政協的性質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係可見，人民政協是匯集中華優秀兒女各方代表人士的巨大政治舞台，是協調各方關係、平衡利益、化解矛盾的重要樞紐，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助推器。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中，它將提供廣泛的群眾基礎、堅實的社會基礎和重要的政治保障。建立和諧社會是古往今來許多先進思想家的政治理想，也是人類社會發展追求的目標。但如何實現這一理想和目標，雖經人類長期苦苦探求而未解決。本文論及的和諧社會，不同於中國古代儒家提出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也不同於近代西歐一些思想家提出的“烏托邦”、“太陽城”那樣的空想社會主義，而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其基本特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的近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舉世矚目。如今改革進入關鍵時期，在加快發展的同時，中國社會雖總體和諧，但也遇到了一系列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如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人口環境資源壓力加大，政府行政行為不規範，部分官員濫用職權、貪污腐敗等等。新世紀新階段，我國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許多嚴峻的挑戰。許多國家的發展進程表明，這既是一個有著巨大發展潛力和動力的重要機遇期，又是一個充滿各種困難和矛盾的高風險期。把握不好，將會出現嚴重的經濟政治問題，以致引發社會動蕩。對此，中國共產黨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中共自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在全國分析國內外形勢、深化對社會主義本質屬性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認識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僅是共同富裕，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而且還應該是和諧的社會主義，從而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和重大戰略任務。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提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這是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重要結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深化、豐富和發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項艱巨而又複雜的任務，是帶有綜合性、全局性的系統而又長期的工程。在這一宏大工程中，中國共產黨處於核心領導地位，廣大人民群眾處於主體地位，社會各界、各行各業都要結合自身特點，找準位置，明確責職，發揮優勢，作出貢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下簡稱人民政協）作為中國人民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以及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決定了它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具有明顯的優勢，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政協的基本屬性、主要職能、組織構成、工作原則和活動方式，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充分發揮人民政協協調關係、匯集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的作用，將大有作為。人民政協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廣泛的社會基礎人民政協是中國人民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這是人民政協的根本屬性，過去，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今天，統一戰線仍然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新階段執政興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法寶。在社會主義建設新的歷史時期，統一戰線的範圍更加擴大和廣泛，已經成為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少數民族人士和各界愛國人士參加的，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組成的，包括台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此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統一祖國事業的發展，統一戰線的範圍和對象還擴展到海外廣大華人及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新出現的社會

群體，如私人企業家、個體工商業者、職業經理人和社會中介組織人士等。總之，既包括大陸範圍內的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也包括港澳台地區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還包括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共同目標的全世界華僑華人。沒有統一戰線，就沒有人民政協。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對象和範圍的擴大，為人民政協組織上的廣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創造了前提。現在，人民政協的參加單位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僑聯、台聯、科協等各人民團體，我國56個民族的代表人物，港澳台同胞和各個界別的代表人士，匯集了新時期統一戰線的方方面面，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大團結。人民政協這種組織上的廣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決定了它可以充分發揮團結各界、凝聚人心的優勢和作用，有利於實現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及一切愛國者的廣泛的團結，集中全體中華兒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共同奮鬥，並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廣泛而堅實的群眾基礎、社會基礎。構建和諧社會，主體是人民群眾，是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是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充分調動，推進社會進步的創造力量得到充分發揮的社會。在人民政協組織中，不同黨派、團體、民族、宗教和界別，雖然在經濟利益、政治訴求、思想觀念以至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異，但能夠求同存異，體諒包容，平等相待，和諧相處，圍繞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人民政協從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縣，都有完善的組織機構和健全的工作制度，具有政協章程明確規定的職責和辦事原則。這種具有廣泛群眾和社會基礎的組織優勢，使得人民政協在參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能夠及時、準確、便捷地向黨和政府反映來自各社會群體的意見、建議和要求，從而大大有助於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逐步實現。澳門畫家作畫，北京畫家題字，京澳文化界交流甚密。人民政協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堅實的政治基礎人民政協不僅是統一戰線組織，而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和場所，這是它的又一屬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另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則是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協是實現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載體和組織平台。國際上，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現行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和獨

裁，這至少是不瞭解中國政治運行的實際情況。在中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其主要特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中國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各民主黨派同共產黨親密合作。實現多黨合作的途徑，一是中共黨組織就國家的大政方針、重要人事安排直接與各民主黨派協商、醞釀，聽取意見，形成共識；二是通過各級人民政協，實現內容更為廣泛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此外，還有非中共人士到各級政府機構任職等途徑和方式。人民政協是中國唯一所有合法黨派參加的，並以本黨名義在其中活動的多黨合作組織。既具有黨派性，又具有合作性，二者統一，這是中國政黨制度的一個特點和優點。當今世界，許多存在多個政黨的國家，也有這樣或那樣的黨派合作的情況存在，但一般都是以自身取得執政地位或瓜分權力為目的的狹隘的、暫時的、鬆散的黨派聯合，更多的是互相傾軋，互相爭鬥，導致政局不穩以致社會動亂。而在中國，黨派間的合作是長期的、穩定的，是在根本利益、根本目標一致基礎上的合作，是團結和民主的，也是依法的。在人民政協內，中共和各民主黨派以憲法為根本活動準則，以政協章程為開展工作的基本依據，按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充分發揚民主，廣開言路，支持民主黨派對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法律法規的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等重大問題以及各項工作，提出本黨派的主張和意見、批評或建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鼓勵勇於堅持正確的意見，即使少數人的意見也受到尊重和保護，其形式是各種會議、座談、提案、調查報告等等。人民政協這種黨派合作性是社會主義新型政黨關係的生動體現，是中國國情所決定的可能採取的民主政治的理想形式，也是高效率的民主形式，同時這種體制也為保持國家長治久安，構北京市政協早期領導人廖沫沙（1907－1990，第三屆委員會副主席兼秘書長、第二屆委員會秘書長）書贈政協諸老，樂觀看待人生。

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生動活潑的政治氛圍和環境。人民 政協 為 構建 和諧 社 會提供重要的政治保障人民政協不僅是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實現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還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這是它的又一基本屬性。人民民主與社會和諧是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民主又是實現和諧社會的重要手段和政治保障。在中國，從國家制度上說，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主要形式有兩種，一是作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民主集中制，即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集中多數人的意見，以投票方式決定重大問題。二是在人民政協組織中，實行“民主協商，求同存異”的原則，暢所欲言，集思廣益，尊重多數，照顧少數。這兩種民主形式，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人民政協實行的民主協商是參加政協組織的各方民主的、平等的、真誠的政治協商，且貫穿於履行職能全過程及政協一切工作之中。這種民主形式，有利於促進黨和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有利於形成寬鬆和諧、廣開言路、合作共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種民主機制，既是實現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和途徑，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胡錦濤總書記曾經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一步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形成能夠全面表達社會利益，有效平衡社會利益，科學調整社會利益的民主機制，促進黨和人民群眾以及執政黨和參政黨，中央和地方，各階層之間，各民族之間等方面的關係和諧，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貫徹和實現黨中央這一要求，人民政協責無旁貸。人民政協從其自身職能出發，應當而且能夠自覺服從和服務於改革發展的大局，尤其在當前各類社會矛盾突顯的形勢下，引導大家以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以理性的思維正確處理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促進各界人士在共同目標下增進共識，維護社會團結、和諧和穩定。因此，充分運用人民政協在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中的優勢，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於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綜上所述，從人民政協的性質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係可見，人民政協是匯集中華優秀兒女各方代表人士的巨大政治舞台，是協調各方關係、平衡利益、化解矛盾的重要樞紐，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助推器。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中，它將提供廣泛的群眾基礎、堅實的社會基礎和重要的政治保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只要人民政協與時俱進，認清責任，找準位置，積極履行職能，主動發揮優勢，人民政協就一定能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2007年8月於北京現當代文化名人溥傑（1907－1994）以風格獨特的瘦金體書法贈北京市政協機構。

　澳　特　政府現行産業政策的五大缺陷■ 文／李曉平如果特區政府對現行產業政策不儘快做出較大幅度的調整，澳門經濟乃至澳門社會在今後幾年都將會遇到更多且更嚴重的問題。雖然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著名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中，利用“看不見的手”這一概念解釋了市場力量自身應該能夠引導經濟活動到達某種最佳狀況，政府對經濟的最好做法就是自由放任，政府在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中應該只是充當“看門者”或“守夜人”的角色，而且由亞當·

斯密這一理論所開創和演變出來的各類經濟學自由主義學派一般都主張取消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一切聽其自然，但在現實經濟中所出現的“市場競爭不完全”、“市場供求非均衡”、“市場信息不對稱”、“市場難以消除外部負效應”、“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市場難以實現社會公平”等“市場缺陷”，以及現代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和相互競爭對科技、人才、教育所提出的越來越高的要求，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已意識到僅憑市場的自發調節往往並不能使自己的經濟取得較爲理想的發展質量和速度，而必須是“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和“看得見的手”（政府干預）“兩隻手”都要，相互協調，配合使用，才能使自己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所以雖然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標榜自己實行的是“市場經濟”，但幾乎所有的政府對經濟也都在進行著或多或少的干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主要是通過經濟政策表現出來的。政府的經濟政策一般被分爲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産業政策。財政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通過擴大或减少財政開支、增加或降低稅收等方式來影響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通過提高或降低貨幣發行量、銀行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等方式來影響社會總需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作用對象都是社會總需求，這兩種政策的主要目的都是想通過影響社會總需求來促進或抑制經濟發展速度，達至社會經濟穩定發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一般並不針對具體的産業和産品，爲促進或抑制某些具體産業或産品的發展而制定的經濟政策則被稱爲是政府的産業政策。受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理論所影響，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美國等世界發達國家的政府主要是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來對經濟進行干預。但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所出現的“滯脹”（一種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并存的狀况），使得經濟學家們開始意識到社會總需求膨脹并不總是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需求和社會供給之間的結構性差异也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大因素，因此政府需要將更多的目光投向具體的産業甚至具體的産品；而在這一時期日本政府通過大力支持本國機械、電子等産業的發展而使日本經濟對美國經濟所實現的趕超之勢，也使得“産業政策”正式走上了歷史舞台並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政府和經濟學家的重視。現在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整個世界範圍內專業分工的進一步細化，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不可能能在所有的産業或産品上保持優勢地位，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應該在世界經濟分工中找好自己的位子，通過大力發展自己的特色産業或産品來使自己在整個國際經濟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以維護或促進自己的經濟發展。以澳門的情况來看，在澳門回歸之前澳葡政府除了在1962年通過葡國政府頒布法律使澳門早已存在的博彩業成爲合法産業之外，對經濟基本採取的就是“不干預”的做法，任憑澳門的其它産業自生自滅。由於澳門有博彩業這一特殊産業，因此澳葡政府對經濟的這種做法可以使澳門經濟得以維持在一個基本水準之上，但很難使澳門經濟能够得到較快速的發展。澳門回歸中國之後，新成立的特區政府對發展澳門經濟的責任感和主動性明顯强於前澳葡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也强於以前的澳葡政府，從一些行動上來看特區政府是在積極地想通過尋找和制定出適當的經濟政策來促進澳門的經濟發展。因爲財政政策能够較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是“乘數效應”，即通過政府的一次購買來引發市場的多次購買從而達至擴大整個市場總需求之目的，而澳門由於經濟規模小、對外依賴度高、産業結構簡單、産業鏈的連鎖作用難以發揮等原因，因此使用財政政策來促進澳門經濟發展應該不會有較好的效果。又由金融學的基礎知識可知，在開放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一般只能對利率、匯率和貨幣供應量這三項金融指標中的一項加以控制，而澳門是一微型經濟體，爲防止遇到炒作貨幣而影響幣值穩定並進而影響到經濟穩定，澳門幣在1977年以前實行的是與葡萄牙貨幣掛鈎的聯繫匯率制度，在1977年之後改爲實行與港幣掛鈎的聯繫匯率制度，而且港幣也是澳門市場上的一種流通貨幣，這些就使得澳門政府必須放棄利用調節貨幣供應量來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權力，這也就意味著貨幣政策在澳門也基本難以發揮作用。所以澳門特區政府尋找和制定經濟政策，應該而且只能主要是在産業政策方面打主意。從行政長官何厚鏵在特區成立以來這些年所作的《施政報告》中可以看出，澳門特區政府在經濟領域所提出的政策主張，絕大多數都屬于産業政策的內容。當然其中也有不少是僅僅提出了主張但未見具體行動的較爲空洞的內容，如“政府鼓勵採用先進而適當的科技，支持技術創新，推動産業轉型和升級，提高競爭力”（見《2000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政府將透過合併後的基金會，資助成立科學技術研究中心，並發揮創新與科技發展基金的功能，研究成立‘創業中心’和‘創業基金’的可能性”（見《2001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對於製造業即將面臨的重大轉變，政府將及時做出深入研究并提出可行的應對措施”（見《2002財政年度施政

報告》）、“適時推出吸引專業人才政策，以配合産業發展”（見《2003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離岸業務近年發展較快，政府將在嚴格執行相關法規的前提下，以更爲高效優質的引資和跟進服務，配合稅務方面的優惠安排，使這一新興服務業得以穩步發展”（見《2004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等。以上這些比較空洞的內容應該不能被視爲是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産業政策的組成部分。從既制定了具體政策條文又落實了相應負責機構且産生了較爲明顯的社會影響來看，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産業政策的主要內容應該是：“開放賭權、爲博彩業引入競爭機制”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旨在幫助中小企業發展的《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計劃》、《中小企業專項信用保證計劃》、《中小企業援助計劃》及對中小企業實施的多項免稅政策，提出的對某些産業發展可能會産生影響作用的打造“粵西地區商貿服務平台”、“國際華商聯絡與合作服務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目標，與內地簽署的《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和《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協定》（“九加二”），以及近兩年所提出的“發展澳門的文化産業”等。如果以上這些內容就能被視爲是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産業政策的主要內容，那麽可以認爲，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産業政策至少存在以下五大缺陷：一是缺乏明確性由于政策需要具有一定的彈性，因此任何國家或地區的産業政策都可能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産業政策中實在有太多的模糊和不清晰之處。例如特區政府决定“開放賭權、爲博彩業引入競爭機制”，目的是要“以旅遊博彩業爲龍頭，帶動其它産業協調發展”，但“龍頭産業”究竟是主導産業還是支柱産業？被旅遊博彩業所帶動的究竟是哪些産業？這些産業是通過何種機制能够被旅遊博彩業所帶動？“中小企業”只是一種企業形態，并不是具體的産業類型，特區政府對中小企業提供援助究竟是想要促進澳門的何種産業發展？“平台”究竟是什麼？澳門想要成爲“平台”究竟是要做轉口貿易、離岸貿易還是僅僅只是會提供諮詢或信息服務？誰是搭建這些“平台”的主體？是澳門特區政府還是澳門的企業？這種“平台”如何能爲澳門獲取經濟利益？究竟能够獲得多大的經濟利益？“文化産業”是一個很大的範疇，包括文化創意産業、影視業、音像業、出版業、旅遊業、動漫業等多項內容，澳門要“發展文化産業”究竟能夠或者應該發展其中的哪些産業？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産業政策中具有如此多的模糊和不清晰之處，這一政策對於幫助澳門産業發展、促進澳門經濟增長所能起的積極作用應該就會大打折扣。二是缺乏安全性産業政策的安全性是指從長期來看産業政策應該能夠給自己帶來持續和穩定的利益。在一般情况下，産業政策的安全性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産業政策要注意公平性，要防止因産業政策使社會成員嚴重受惠不均而給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當然，由於産業政策是對某些産業提供一些幫助或限制，因此政府實行了産業政策就不能實現對所有産業的絕對公平性，但政府實行産業政策時還是應該適當考慮這一政策的公平性，應儘量縮小社會成員因産業政策而出現的利益差距；二是産業政策要注意生態性，要防止産業政策對自然和環境造成嚴重破壞而給社會長期發展帶來隱患；三是産業政策應考慮受到影響的有關各方的可能反應，應盡力避免有關各方會做出對自己較爲嚴厲的不利反應。而澳門特區政府目前所實行的這種實際是“以博彩業爲龍頭”的産業政策，從安全性上來看至少存在這樣兩個問題：一是這一産業政策改變了澳門社會對博彩業的傳統看法，從傳媒的一些報道來看，澳門社會涉賭的人數這幾年在增加，以往“澳門人不賭”的特點現在正在發生著變化，澳門社會自身因賭博而引發的貪污、盜竊、敲詐勒索等惡性事件的數量也在增加；二是由於澳門博彩業發展所顯現出的示範性和傷害性，使得澳門周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已經或正在準備“開賭”，澳門博彩業目前最大的客源地中國內地的一些省市也收緊了對澳門所實行的“自由行”政策。可以想像如果以上這兩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對澳門經濟和澳門社會應該都會帶來較爲嚴重的不利影響。三是缺乏動態性政府制定和實施産業政策應該是一個長期和動態的過程，需要經常根據周邊環境的變化和現行産業政策的實際績效來對産業政策進行調整。然而澳門特區政府對自己的産業政策，似乎就是“一錘子買賣”，制定實施之後就認爲萬事大吉，一切順其自然，政府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了。所以對於“賭權開放”之後澳門博彩業所出現的“賭場、賭枱相對過剩”、“競爭過度”、博彩

公司專注於賭業、無心在澳門發展非博彩産業等現象，特區政府拿不出任何應對之策；對於實行“中小企業援助計劃”之後澳門的中小企業年年還在“叫苦”，特區政府只會繼續“派糖”；而無論是“粵西地區商貿服務平台”、“國際華商聯絡與合作服務平台”還是“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目前對澳門經濟都未産生實際意義，但在特區政府一些官員的講話中，至少澳門目前儼然已經成爲了“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服務平台”。這種“無動態性”使得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産業政策成了一堆機械、死板的東西，不能及時、迅速地對新形勢作出調整和反應，從而也就不能對澳門的産業和經濟發展發揮出較好的作用。四是缺乏獎懲性産業政策是政府想要促進或限制某些産業發展的具體表現，因此産業政策應該要有一定的獎懲性，以鼓勵或約束企業行爲、促進産業政策目標的實現。但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産業政策却基本沒有獎懲性，從而也就難以起到鼓勵或約束企業行爲、促進産業政策目標實現的作用。例如澳門特區政府在“開放賭權”時之所以將兩個賭牌發放給了美國的金沙集團和永利度假村，其初衷是想通過他們來發展澳門的會展業和家庭休閑旅遊業，但由於對這兩家企業在澳門發展非博彩産業的業績沒有做出硬性規定和制定相應的獎懲條例，因此這些企業在拿到澳門賭牌後，由於經營博彩業的相對簡易性和盈利性，因此這些企業只會將自己的經營重心放在博彩業上而無心發展其它産業；再如澳門特區政府所實行的“中小企業援助計劃”，其本意是想幫助澳門中小企業發展，但這一計劃只是根據企業規模、營運年限、股東結構等內容來决定援助對象，對中小企業起不到“獎勤罰懶、獎優罰劣”的作用，從而也就很難真正實現促進澳門中小企業發展之目的。五是缺乏科技性産業政策之所以能夠走上歷史舞台并引起政府和經濟學家們的重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當代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作用日益顯著，從世界範圍來看科技領先的國家或地區在經濟上往往也更容易取得較快的發展速度和領先優勢，因此“科學技術”被認爲是“第一生産力”，“高科技産業”所具有的“高盈利性”和“不易模仿性”使得現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把“發展高科技産業”來作爲提升自身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現在也主要是在以高科技産業爲核心來制定和實施自己的産業政策。但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産業政策却幾乎沒有任何“科技性”，“科技”具有“不進則退”的特點，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産業政策不具有“科技性”這一特點會使澳門在所有科技産業方面都將被周邊國家和地區甩得越來越遠。或許目前在澳門發展高科技産業還存在諸多困難，但沒有“科技性”就應該很難提升産業的競爭力和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因此“缺乏科技性”應該是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産業政策的又一大缺陷。除了以上這五大缺陷之外，澳門特區政府在實施産業政策時還具有“不嚴謹”或者說是“不嚴肅”性。例如原本按照2001年8月30日澳門立法會正式通過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澳門“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之批給至多爲三個”，2001年11月1日，行政長官何厚鏵也明確做出了“關於將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的公開競投數目定爲3個”的批示，但實際上却是後來有六家博彩公司各自獨立地擁有了在澳門經營幸運博彩的權利，其它公司也可以通過與這六家公司中的任何一家進行合作的方式來取得在澳門開賭場的權利。澳門特區政府如此輕率地對待自己所作出的有關法律和批示，除了嚴重影響特區政府的形象之外，也爲澳門博彩業帶來了“競爭過度”、“短期行爲加劇”等不良後果。由于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産業政策所具有的一些短期效應以及內地部分省市居民“港澳自由行”政策的實行，澳門社會這幾年也實現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就業率和居民收入，但這一政策的以上缺陷給澳門經濟和澳門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目前也正在逐漸顯現出來。所以可以預見，如果特區政府對自己的現行産業政策不儘快做出較大幅度的調整，澳門經濟乃至澳門社會在今後幾年都將會遇到更多且更嚴重的問題。澳門經濟高速發展下，産業政策的缺陷正在逐漸顯現出來。

澳門外勞問題之我見■ 文／陳迺驥 張飛燕澳門是否需要繼續輸入外勞？輸入外勞對本澳工人的就業和收入會産生何種影響？政府目前在外勞問題上應該採取哪些措施？一、導言澳門回歸中國以來，在特區政府的領導和全澳市民的努力之下，經濟得到了較快速度的增長，但人力資源短缺的情况也越來越嚴重，輸入的外勞數量逐年增加。2004年12月底時澳門的外勞總數爲27736人，2007年4月底時達75391人，在這短短的兩年零四個月時間內，澳門的外勞總數就增加了47655人，增幅達172％。澳門外勞總數的這種迅速增長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因爲澳門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大量的、素質較高的勞工作爲支撑。但在澳門經濟的這種快速增長的同時，部分本地工人却認爲他們并未真正享受到澳門經濟迅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相反物價和樓價的大幅上升、交通狀况的惡化等，令他們認爲他們的生活壓力變得沉重。對於這部分工人而言，儘管澳門整體經濟變好了，就業條件改善了，但他們却似乎比以往更爲擔心自己的職位不保或薪酬下降。這其中的不少人將原因歸結到外勞的身上，他們認爲自己之所以未能分享到澳門經濟發展的成果，完全是因爲外勞佔據了本地工人的職位、壓低了本地工人的工資。因此，這部分本地工人多次要求政府暫停輸入外勞並削减現有的外勞數額，以保障本地工人的

就業權益和經濟收入。澳門是否需要繼續輸入外勞？輸入外勞對本澳工人的就業和收入會産生何種影響？政府目前在外勞問題上應該採取哪些措施？本文嘗試對以上這些問題談一些自己的看法。二、澳門是否需要繼續輸入外勞？由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所公布的澳門製造業、酒店飲食業、批發及零售業、偵查和保安的服務、運輸通訊及倉儲業、金融業、公共污水廢物處理、水電及氣體生産供應業這八個行業在2003至2006這四年間的職位空缺數可見，除水電及氣體生産供應業的職位空缺數在2006年有所减少之外，其他行業在2006年的職位空缺數目都比前幾年有所增加。僅目前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的的這八個行業在2006年的職位空缺總數就已經達到17083個，而其它的如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建築業、不動産及工商服務業等對勞工需求較大的行業，特區政府目前尚未公佈它們的缺工數據，但由此可見即使在2006年已輸入外勞數達52409的情况下，澳門多數行業的缺工情况依然比較嚴重。未來數年內，澳門仍會有多個大型項目陸續登場，仍然需要大批的勞動力。然而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7年7月公布的就業調查的結果顯示，2007年6月本澳的失業率已降至3．0％，就業不足率爲0．8％，較2006年6月分別下降了0．7和0．3個百分點。從這個結果來看，澳門現今的失業率已經低於正常失業率，達到了充分就業（所謂正常失業率又稱自然失業率，是指一個地區歷史上多年的失業率的平均值，據統計澳門的正常失業率爲4．5％，而國際慣例認爲失業率低於4％是充分就業）。而澳門經濟學會和澳門理工學院合作進行的“粵澳互動促進澳門人力資源開發”專題研究指出，目前本澳的失業人口爲“結構性失業”，大部分失業人口的知識、技能、觀念等不能適應經濟結構的變化，與市場需求並不匹配，因此他們很難重新投入勞動力市場參與競爭。退一步說，即使忽略結構性失業的問題，讓澳門現在約9400名失業人口都能夠重新工作，也不能填補當前澳門勞動力市場的空白。所以通過上述對澳門職位空缺及失業率的分析，我們可以認爲，澳門現在不僅在勞動力數量方面存在不足，並且在勞動力結構方面也不能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現在讓我們看看澳門勞工的素質，澳門産業一向以勞動密集型産業居多，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一直想通過發展會展業、家庭休閑旅遊業等産業，來實現經濟的適度多元化、促進經濟持續發展。澳門産業要想實現如此轉變，需要有大量的專業人才。但是由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的資料可見，澳門就業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2005年澳門就業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過了62％，而受過高中和高等教育的人員僅分別只佔22．3％和15．5％（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2001年至今的數據都與此接近）。與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同類數據相比，澳門就業人口的文化素質偏低，因此可以認爲以澳門自己現有的人才質量來看，應該難以支撑起會展業、家庭休閑旅遊業等産業的快速發展。這幾年澳門的多家博彩公司爲搶佔地盤，都不惜以高薪招攬員工，吸引很多其他行業的員工轉投博彩業，導致澳門一些中小企業員工流失嚴重，使得它們運作困難甚至結業。而賭場高薪挖角對自己來說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因爲這樣做雖然能夠暫解燃眉之急，但並不是一個解决問題的長久之計。至於被挖角的員工，儘管他們的薪酬待遇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是離開熟悉的工作環境重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也會面臨一些壓力和考驗，如果新職位與他們過去的經驗和技能長期不對口，這些人也很難發揮出他們的優勢。高薪挖角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使得本地有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早早進入賭場從事荷官等薪酬較高但技術要求不高的職位工作，忽略了自身的學習和再教育。從長期來看，這部分人由於教育程度較低，競爭力不高，只能永遠停留在中低階層，一旦經濟惡化，他們也將很容易失業。所以目前澳門賭場的高薪挖角對本地勞工的短期收益也許有幫助，但長期來看對他們的競爭力和素質的提高不一定有利。由以上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澳門勞動力在質和量兩方面都嚴重短缺，已經成爲澳門發展面臨的一大瓶頸；很多企業因爲缺工問題經營困難，面臨結業，部分外資也因爲勞工問題而在來澳投資方面放緩脚步甚至望而却步；如果停止輸入外勞，會令澳門經濟停滯不前甚至有可能會出現倒退。因此爲了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澳門特區有必要繼續輸入外勞。三、輸入外勞對澳門勞工就業的影響一般而言，輸入外勞會對本地勞工就業産生“替代”或“互補”兩種效果。“替代效果”是指一個外勞在輸入國勞動市場就業是佔了本應屬於該國勞動者的一個工作機會，在這種情况下，外勞會對本地勞動力市場帶來負面影響。“互補效果”則是指外勞所從事的工作是本地勞動者不願意做或者不具備相應技術和能力去做的職業，在此種情况下，外勞會與本地勞工在勞動力市

場上産生互補效果，對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要看輸入外勞是否會對本地勞工就業産生“替代效果”，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對外勞人數的增减與本地失業率的變化的關係進行分析。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1984－89年及1990－95年期間對一些國家所進行的這類研究顯示，外勞的增加不一定會導致本地失業率隨之增長。齊默爾曼對德國和文圖里尼對義大利的研究也均認爲兩者之間沒有重大影響。但亨特對法國的研究則認爲外勞每增長1％，國內失業率就會提高0．2個百分點。以澳門這幾年的情况來看，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的資料，從2002年至2006年，澳門外勞總數呈持續增長趨勢，四年累計增長175．3％，而同期澳門的失業率呈持續下降趨勢，四年內共下降39．7％。從這四年的平均數據來看，澳門外勞人數每增加1％，失業率約下降0．23％。而從失業人口來看，2002至2006年澳門的失業人口數分別是1．34、1．29、1．12、10．3、10．4（萬），澳門失業人口的絶對數在輸入外勞持續增長的這幾年裏也基本呈持續下降趨勢。以上數據顯示，就整體而言，引進外勞尚不會造成澳門失業人口的增加。英國學者Pioro認爲，勞動力市場分爲第一級部門和第二級部門，在互補情形下，外勞主要分佈在第二級部門，從事的大多是低技術、重體力、欠缺職業訓練和發展前途的工作。因此要看外勞與本地僱員是否會産生互補效果，也要對澳門外勞的種類和所分佈的行業進行分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的數據顯示，在2006年12月底時本澳的外勞總數爲64640人，其中非技術性外勞佔外勞總數的76．7％，這些非技術外勞在澳門主要從事的是所謂的“3D勞動”（骯髒dir ty，困難dif f i cu l t，危險dangerous），工作危險性高、較髒且同時欠缺發展前途，在博彩業蓬勃發展的今天，大部分澳門人都爭相進入薪水較高的賭場或相關行業工作，一般而言，澳門本地人較不願意從事“3D勞動”。而澳門外勞中人數較少的技術外勞主要分佈在對技術和能力要求比較高的行業。其中，教育、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水電及氣體生産和供應、國際組織和駐外機構的外勞全部都是技術外勞，金融業、運輸通訊及倉儲業技術中的外勞佔該行業外勞總數的比例也分別達到了93．3％和59．5％。這是由於澳門現有的就業人口缺乏相應的能力來從事這類工作，政府才轉而同意輸入外勞以填補需要。由於澳門的外勞大部分從事“3D勞動”，另有一小部分分佈在技術或能力要求較高的行業，外勞從事的是本地人不願意做或者缺乏能力做的工作，因而從總體而言外勞對本地勞工的就業應該是産生互補效果，而不是搶佔了本地人的工作機會。另外還應該明確，並不是外勞增加了，本地工人的工作機會就一定會减少，因爲一個地區就業市場裏的工作數目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外勞的到來除了能使就業人口增加之外，也會創造更多的消費和需求。大量外勞佔據非技術性部門的工作，還可以使本地工人有機會從事技術性較高的工作，從而更容易得到職務上的升遷。綜合以上幾點加上前面分析目前澳門的職位空缺情况還在持續，因此可以認爲繼續增加輸入外勞應該不會對澳門勞工的就業産生負面影響。四、輸入外勞對澳門工人收入的影響以澳門目前人力資源嚴重短缺的情况來看，如果不輸入外勞，僱主爲了保障人力資源的穩定可能將不得不提高薪資來留住自己的員工，以抵擋愈演愈烈的挖角風波，如此一來，本地員工便可以從澳門的經濟繁榮中受惠，自己的勞動所得會有所提升；因而本地工人普遍認爲外勞願意接受本地工人所不願接受的低薪工作，會導致自己在與僱主談判中處於不利地位，不能順利達到提升自己工資的目的甚至會使得自己的工資或收入下調。本地工人的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大量的研究結果也顯示，輸入外勞對本地工人的工資不一定會産生消極影響。例如在德國1995年根據家庭抽樣調查資料所進行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外籍勞工對德國總人口中的比例每提高1％，會使德國本地人的工資平均上漲0．6％，而德國高技能工人的工資甚至會平均上漲1．3％。其它的研究報告雖然也有發現外勞增加對本地人的收入可能會産生負面影響，但這些負面影響一般都介乎在－0．3％至－0．8％之間，因此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以澳門的情况來看，同樣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所公佈的數據可知，在2002至2006這四年期間，雖然外勞總數在持續增加，但本地僱員的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也在持續增長；而在輸入外勞較多的酒店業和製造業中，本地僱員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的增幅最大；這些都顯示就整體而言，目前外勞的增加應該是並未對本地雇員的薪酬産生消極影響。五、結論及建議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希望特區政府的外勞政策可以更具操作性和透明度，既能够保障本地僱員的工作機會，又能够維護外地僱員的合法權

J os e A lv a r a do/ J ohn Cr ee dy , “ Popul a t i on Agei ng” ， Mi gr a t i on and s oci a lExpe ndi t ur e , Che l t enha m, UK.Pi or o, M. J . , Bi r d of P as s age- Mi gr ant L abo ur a nd I ndust r i al Soci et ue s , L ondon:Cambr i dge Uni ver s i t y P r e s s ,197 9.益，更好地爲澳門經濟和社會的協調、健康發展發揮作用。1、法律是調整社會問題的手段之一，如果制定得好就可以起到促進作用，最大限度的滿足各方的利益並解决社會問題。因此澳門政府需要儘快制定出完善的外勞法規，對輸勞程式、保護本地勞工及外勞權益保護等問題加以規定，爲輸入外勞、保護外勞和管理外勞提供明確的依據。2、澳門勞動力市場存在結構性短缺，爲了充分掌握本澳勞動力資源短缺情况，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的人力資源，使勞工事務局在决定是否批准外地僱員申請時有據可依，建議由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配合統計局、貿促局、勞工事務局及有關行業協會對本地區人力資源狀况進行調查和規劃，定期提出本澳人力資源供求的書面評估報告，爲勞工事務局批准有關外勞聘用許可提供參考，定期對澳門輸入外勞的總量、申請行業和企業單位內本地僱員和外地僱員的具體比例、禁止輸入加以調控，以免造成輸入外勞數額與結構失控的情况。另外，許多大型的博彩與旅遊企業以高薪方式向中小型企業挖角，爲保護和提升澳門一些本地企業的長期競爭力，政府應該對本地的一些企業的勞工需求給予特別的關注和幫助。3、現在澳門外勞人數已經超過七萬，今後人數可能還會增加。外勞爲澳門經濟的發展也作出了貢獻。但是欺壓和剝削外勞，壓低外勞收入，限制外勞人身自由，忽略外勞安全的事件却時有發生。這些事件不但會遭致外勞怨恨，影響澳門社會穩定，長此以往還會損害澳門的國際形象和聲譽。因此特區政府需要通過完善勞務制度、擴充外勞法中有關外勞權益保護內容、設立投訴機制等措施，來切實加强對外地僱員合法權益的保障。4、明確規定外勞聘用費的徵收與用途，從而達到消除社會對於廉價外勞會搶佔本地工人就業機會的疑慮。很多國家都徵收外勞聘用費，這些費用可以用來支付本地勞工培訓，支付外勞的福利與保障。至於聘用費的徵收標準則應當因不同的行業和職位的特點不同而有所差異。我們將在以後的文章中進行詳細的探討，在此不再贅述。5、我們應該對澳門本地人經營的企業，尤其是中小型的企業的勞工不足的現象，多做關注與輔導，因爲增加本地企業的競爭力是維持澳門經濟發展，穩定澳門社會安定的重要措施。提高本地勞工的競爭力也是政府應該特別注意的工作。目前政府每年花費大量經費辦了很多免費的培訓項目，這些培訓對本地勞工的技能和短期競爭力有極大的幫助，但是對培養中高階層的管理人才梯隊，這是不夠的。政府應該對學歷與學籍教育做較完整的規劃，有計劃地培養一大批中高階層的年青管理人才隊伍，擔負澳門未來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外勞在澳門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可以有很重要的貢獻，但長期而言，政府應該重點培養本地中小企業的健全發展，調整外勞與本地勞工的結構，建立一批高水準的本地管理梯隊，讓外勞在澳門全面發展中充分發揮互補的功能，而不是取代功能。6、設立由勞、資、官三方組成的監察委員會，對從審批到入職、遣返的整個輸入外勞過程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檢查，以便及時發現問題並想出解决之道，減輕違法輸入外勞對社會所産生的不良影響，真正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和外地僱員的合法權益。同時政府也應該對外地勞工與本地勞工的工資變化、失業率、整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與變化等做深入的調查瞭解，真正讓本地勞工與外地勞工能截長補短，對澳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作出自己的貢獻。隨著澳門經濟的發展，外勞數量已佔澳門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參考 文 獻 和資 料 來 源 ：K· 齊默 爾 曼， “ 貿易 和移 民 對工 資 與勞 動力 流 動的 影 響” ，CE P R討 論文 件 ，第13 18 號，倫敦，1 99 5年1月。N·加斯頓 ，D·納爾 遜，“移民 對工資和 就業的影響 ”，2 0 0 0 年7 月 。經合組織， “國際移民 的發展趨勢 ”，巴黎， 1 9 9 8 年 。聯合國歐洲 經濟委員 會，“對 歐洲的經濟 調查”， 2 0 0 2 年第二號 。澳門勞工事務局網站www．ds a l ．gov．m o．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www．d s e c ．gov．m o．

現階段閩澳經貿合作中澳門平台作用芻議■ 文／葉桂平一、前 言自古以來，閩澳間有著悠久的、密切的友好合作關係，兩地經貿文化交流以及人員來往源遠流長。特別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閩澳關係一直在向前持續穩步發展，澳門也是最早到福建投資的地區之一，並成爲福建重要的貿易合作夥伴。1而福建省對澳門的投資則也於1983年3月泉州市華泉公司在澳門註冊和承包工程開始，隨後中福、華榕等省、市一級的公司也陸續進駐澳門，2 經營的業務也從建築工程、房地産開發逐步覆蓋至貿易、金融和勞務合作等領域。澳門回歸後，閩澳爲了進一步加強和促進兩地的經貿合作及往來，在1999年成立了“閩澳經濟合作促進委員會”。委員會主要由澳門特區及福建省主管經濟事務的官員及企業家組成，並建立委員會副主任會議制度以加強合作機制建設，以及爲閩澳兩地繼續推進在商務、中小企業、旅遊文化和服務業四大方面的合作，繼續聯合開拓以葡語國家、歐盟國家等海外市場等作為議題進行磋商。今年6月17日，閩澳更在福州市舉行高層會晤，並舉辦“海西建設與閩澳經濟合作論壇暨閩澳促進會年會”，一起爲閩澳今後的全面深化和提升合作確定了明確思路。並且，據有關統計資料表明，截至2006年底，福建共吸收了澳門投資874項，合同利用澳資17．6億美元，實際到資7．5億美元。而按照該會統計還表明，2007年1～5月，新批澳資投資34項，增長36％，合同澳資1．48億美元，增長31．6％，實際使用澳資0．8億美元，增長1．6倍。另外，在貿易方面，2006年閩澳進出口額爲946．7萬美元，今年1－4月份爲475萬美元，增長122％。 3回顧幾次閩澳高層會晤的結果，對於澳門作爲“平台”的定位，兩地似乎都已達共識。例如，2004年福建省委盧展工書記率團訪問澳門，在與何厚鏵特首會晤時，雙方就已達成“發揮澳門平台作用，深化閩澳各項合作”的共識。今年6月的兩地高層會晤中，兩地就加強閩澳經貿、旅遊、金融、文化合作，建立定期聯繫機制等事宜進行商談，並就持續推進包括：進一步構建閩澳合作平台；持續拓展閩澳合作的內涵；持續加強閩澳合作的機制建設和持續推進閩澳合作的專案帶動等“四大合作”方面達成了共識。對於閩澳合作中澳門的“平台”角色定位，按照閩澳促進會磋商的結果，主要是指“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會展平台”等內容。對此，筆者認爲這一合作的戰略定位方向應是合理的，澳門的“經貿服務平台”作用將有助推動福建企業的“走出去，引進來”。但是當福建方面對澳門“平台”寄予厚望的同時，澳門“平台”的服務是否足夠，是否完善，是否落實到位？對上述問題，本文將簡要展開討論，並就澳門“平台”的一些問題談談個人的拙見，並望各界同仁先進就澳門“平台”問題共同探討，以深化“平台”的研究內涵，切實推動福建，以致內地其他兄弟省區的企業“走出去”和“引進來”。二、澳門“平台”作用有助福建企業“走出去，引進來”談到澳門“平台”定位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01年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發言。他曾提出：“把澳門構建成‘海內外中小企業的經貿合作平台’”。4 此後，于2004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當中，正式提到：“打造‘粵西地區商貿服務平台’、‘國際華商聯絡與合作服務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服務平台’這三大服務平台，正是爲了落實‘遠交近融’的政策，發揮澳門的比較優勢，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因而受到廣泛的認同。”1、澳門具有成為“平台”的優勢由於作爲一個高度開放的自由經濟體和實行簡單低稅制的地區，澳門歷來與歐盟、葡語國家和國際上的華商組織有著密切的聯繫。近年來，在結合“內地與澳門特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合作關係的安排（CEPA）”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協調機制”的不斷落實下，爲閩澳企業帶來了很大的商機。特別是澳門這一平台，可成爲福建企業開拓歐盟、葡語國家市場的理想平台。作爲一個集政治實體和經濟實體於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區域一體化組織，歐盟自今經歷了6次擴

大，成爲一個涵蓋27個國家總人口超過4．8億、國民生産總值高達12萬億美元的當今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聯合體。5 自2007年7月1日起至年底，與澳門頗有淵源的葡萄牙開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並聲稱要加強拓展歐盟與葡語系地區的合作。此外，分佈在世界四大洲的葡語國家共有8個，人口總共有2億多，除了葡萄牙外，其餘都屬於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擁有豐富的資源，具有巨大的可開發的市場潛力，以及有力求加速發展和加強對外合作的願望。6按照筆者收集的資料（具體如表一）顯示，近年來中國與葡語國家雙邊經貿額已經達到341億美元，較之2005年增長了46．9％，比2003年的水平翻了兩番。可見，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正取得長足的發展。儘管這一貿易額只佔了中國2006年外貿總額將近2％，但這也說明了中國和葡語國家間是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的。表一：2006年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統計（單位：美元）資 料 來源 ：中 國 商務 部網 站 ，轉 載自 澳門 貿 易投 資促 進 局： “葡 語 國家 商品 在內地 的 商 機 ” ， 《 澳 門 貿 易 投 資 快 訊 》 ， 第231期，2007年6月份。★ 出口額指 從中國內 地出口至 葡語國家 的貨值。★ ★進口額指由葡語國家進口至中國內地的貨值。從下表二，我們可以瞭解到目前葡語國家的一些主要進出口産品的情況。將之與外向程度高的福建企業的産品，主要包括：電子機械、家具、木材加工及竹、藤、服裝、皮革、羽絨等製品相比，我們不難發現兩者存在較大的經濟互補性。福建企業生産的優質日用品、輕工器械産品、服裝等都是大多葡語國家所渴求的商品，並且市場潛力巨大。而葡語國家豐富的資源，也是福建企業所缺的重要原料。不僅如此，由於葡語國家都分別屬於它們所在地區一些重要經濟組織的成員，這些地區經濟組織包括歐盟、南方共同市場、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等。因此，積極發展與葡語國家的經貿關係，自然能在這些區域經濟組織中産生一定的輻射作用。表二：葡語國家主要進出口産品清單資 料 來 源：Economi s t Int ell i g ence Uni t ，載自 陳 敬 紅 ： “ 利 用澳 門 商 貿 服 務 平 臺優 勢 開 拓 國 際 市場 ” ， 載 於 《 海西 建 設 與 閩 澳 經濟 合 作 論 壇 暨 閩澳 促 進 會 年 會 》會刊 ，2007年 6月17日 ，第 2 5－26頁 。2、澳門可作為福建與葡語國家聯繫交往的“平台”自改革開放以來，內地企業不斷開展對外投資合作。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逐步積累經驗。本世紀初，國家把“走出去”上升爲國家戰略提出，並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積極“走出去”，以及將國外先進的技術、資金和資源“引進來”。對此，福建企業也不能例外，也渴望有一個能提供資訊交流、人員培訓、業務洽談、産品展覽、展銷等活動和商業支援服務，並且具有“外拓內引”等多方面功能的“平台”。對此，澳門是具有成爲這個“平台”所必要的優勢，除上述市場資訊和具有廣泛聯繫外，澳門在金融、保險、企業仲介等領域，也可爲福建企業提供便捷和多元的服務。例如，爲了規避企業在貿易中的風險，2006年9月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與安哥拉發展銀行（BFA）在澳門共同簽署合作協定，爲在安哥拉發展的內地、澳門企業提供匯款業務及其他金融業務。7據有關人士表示，今年首四個月，安哥拉通過中國銀行的匯款額達到5000萬美元，主要匯往內地、香港及澳門。8借助澳門“平台”的有利優勢，閩澳近年來多次聯手開拓葡語國家市場。例如閩澳兩地經貿部門分別於2005年8月及2006年7月組織兩地企業家代表團，一同赴莫桑比克及安哥拉參加“馬普托國際貿易展覽會（FACIM）”和“羅安達國際貿易展覽會（FILDA）”

等。此外，自2003年10月由中國貿促會、澳門特區連同葡語國家的一些主要貿促機構和商會聯合簽署了“貿易促進機構／商會合作協議書”，並已同步設立每年輪流在葡語國家舉行“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洽談會”的構想，至今已先後在澳門、安哥拉、葡萄牙、莫桑比克舉辦。據有關統計資料表明，自今共有超過2，000人次的企業家參加了歷屆會議，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企業總共簽訂約26份合作意向／協議書，合作專案涉及建築、醫藥、貿易、金融、農業、捕魚業、農産品加工等範疇。日後，福建企業可以借助此機制，積極參與組團到葡語國家進行考察和訪問，聯合開拓葡語國家市場。按照福建省外經委有關人士表示，近年來，通過澳門平台，福安電機、漳州鐘錶等福建企業已經與葡語系國家建立了業務聯繫，獲得出口訂單，找到新的市場，福安電機在葡語系非洲國家設立辦事機構或聯繫點；漳州家具企業與巴西、幾內亞比紹等國家客商建立了木材進口渠道。93、澳門也是福建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重要“會展平台”另一方面，借助於在澳門舉行的大型會展活動，也將有利福建企業與與會的其他國家，包括葡語國家、歐盟國家等的接觸和聯繫。比如，於2003年和2006年先後在澳門成功舉辦的，由中央政府主辦，澳門特區承辦的兩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部長級會議，已經簽署了行動綱領，與會各方達成進一步推動中國及葡語國家在人員培訓、貿易、運輸、投資、農業與漁業合作、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衛生和通訊等領域的互動合作。而部長級會議期間，還同時設“中國和葡語國家企業家大會”。同時，一年一度在澳門舉行的本地區最大型的展會——“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每年都吸引包括來自葡語國家、歐盟國家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企業家和代表共同參加。例如，按照有關資料表明，2006年舉辦的第11屆MI F總共吸引總共47個國家及地區、141個代表團來澳參會，並簽署25個專案，涉及金額超過13．46億澳門元，其中包括10項與葡語國家的合作專案，主要集中在金融業、商貿促進、産品分銷、建材及咖啡代理等領域。1 02007年10月，第12屆MIF將首次移師澳門威尼斯人酒店的會展中心舉行，並設立“葡語國家館”、“歐盟館”、“國際會展展區”等展館。11上述種種，足見福建方面對澳門作爲“中國與葡語國家平台”還是相當關注的。此外，隨著澳門的會展軟硬體設施陸陸續續增加和完善，澳門特區正在不斷朝向成爲“娛樂、會展、休閒和購物旅遊中心”的目標邁進。按照特區政府的構想，希望有更多的國際會議、展覽活動選在澳門舉行，而目前國際會議展覽活動佔據最領先地位的當屬歐洲國家所舉辦的展會，例如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的一些著名展會。據有關報道顯示，爲積極推動閩澳會展業合作，借助澳門會展平台，聯合開拓歐盟市場，福建方面將於2007年10月份在澳門與歐盟舉行首場對接洽談會。閩澳經濟合作促進委員會也冀望組織葡語國家採購商、企業和商協會到福建進行考察，吸引跨國公司在海西區建立高層次研發中心，促進自主創新整體能力的提升。12另一方面，在繼續深化閩澳旅遊合作的同時，共同打造“媽祖文化遊”品牌，以媽祖文化作爲紐帶，利用澳門“平台”，特別是“會展平台”的優勢來推動閩澳台媽祖文化交流與旅遊合作。可見，福建企業對澳門這一“會展平台”也是相當看好的。最後，對於澳門特區政府下轄的“澳門商務促進中心”能爲內地企業赴澳門開展商務活動提供優惠便利的條件，免費提供4－6個月的辦公場所，免費提供産品陳列等服務，福建企業也是相當看重，這些優勢也應該算是澳門“平台”的優勢功能之一。三、進一步完善澳門“平台”的芻議面對福建企業對於澳門“平台”如此之重視，並且可以說是寄予厚望的同時，澳門“平台”在繼續深化原有優勢功能以外，是否還有需完善的地方呢？爲了迎接全球化和臨近地方的挑戰，隨著內、外部環境的不斷變化，筆者認爲澳門“平台”雖然實現了從無到有的飛躍，但是還有進一步值得完善的空間。1、不斷培養精通葡語和中文的雙語人才按照內地同胞和福建企業對澳門“優勢”的看法，澳門是具有精通葡語和中文的雙語人才的比較優勢。但是，這一比較優勢是否很明顯，筆者遺憾沒能找到權威的統計數據來進行說明。然而，綜觀坊間的看法，可以了解到澳門人幾乎都懂中文，但是更多的僅為廣東方言，而非普通話，其餘僅有少量葡萄牙人只懂葡語。而介乎中間的則為“既懂葡語又懂中文”和“既能熟練運用葡語又能熟練運用中文”的兩類人士其實就不多，若考慮到有相當部份的雙語人才已經被政府部門所吸納，則真正能夠運用在民間經貿活動的就可以說是鳳毛麟角。正如有本地籌劃會議及展覽的公司負責人說，澳門懂“中葡雙語”人才，相當缺乏。每次舉辦與葡語系國

家有關的會議，需“中葡”雙語者擔當即時傳譯，但這類人才卻寥寥可數。由於這類會議主要由政府主辦，往往從政府部門搵人才作傳譯。由此反映，企業等求才若渴，若是民間組織舉辦的活動，要找雙語人才相當頭痛。13畢竟培育語言人才，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筆者認為，澳門若要繼續保持其“平台”地位，則應該加強制定好培育中葡雙語人才的機制，除鼓勵高中畢業生選讀葡語專業外，支持和吸引在職人士修讀葡萄牙語也是非常重要，從而切實提高澳門雙語人才的質和量。2、調整政府人力資源管理機制問題正如上述所說，澳門其實有一些精通中葡雙語的人才正在服務於各政府部門，然而到底有多少人數和所服務部門是如何分布等並未有一準確統計。鑒於政府部門的許多人事制度的約束，例如公務員不得兼職的等規定，他們在業餘時基本無法有效發揮在經貿合作中的輔助功能。因此，筆者認為政府可以考慮先著手對下轄的一些部門的中葡人才數量和分布進行“盤點”統計。有了這一資料，再結合靈活的人事管理和有效監管制度，也可為民間釋放更多雙語人才，從而進一步強化澳門“平臺”的優勢基礎。3、提高政府配合和協調的力度對於福建企業來說，通過各種場合，以及通過閩澳經濟合作促進委員會機制，已經感受到澳門政府歡迎他們利用澳門“平台”來開拓海外市場的熱忱。然而，目前澳門“平台”的核心主要也都在政府層面的推動，與商業組織所不同的是政府是個傳統的官僚型組織，處理問題都需要講求程序和流程。並且，政府部門間的協調和配合機制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對此，筆者認為各政府部門應該加大力度貫徹打造“平台”的理念，由上至下進行落實，以防出現政策的“上熱下冷”現象，並且提高政府部門間的協調和配合力度，提高整體服務效率，使得澳門“平台”能夠正常和快速地服務於海內外企業。4、形成産、官、學的共同合作機制澳門要打造成為“區域性商貿服務平台”已經成為特區政府的一項重要的戰略政策方針，筆者認為這一政策方針的具體落實和貫徹也是一個需要企業界、提供服務的政府部門和學術界的共同思辯的過程。那麼為甚麼學術界也需要參與呢？儘管很多人會問，做學術教研的學者從來都沒有從事過商貿實務，如何有足夠的智慧、經驗和能力去參與政策提出、思辯和調整等過程呢？筆者認為，學術界的功能在於其由於具有紮實的理論的基礎，並且具有一套科學的分析和研究現象和政策的方法，因此在分析和思辯過程中，往往能夠比較客觀地理出政策運行的長短處，能夠比較容易理出事物的一般規律，並以建議的形式為政策制定者，為企業家提出建設性意見，以供産業界和政府在制定下一步落實機制時提供政策參考。按照筆者翻查近年來有關閩澳關係，以及探討澳門“平台”的研究文獻確實不多，這就需要閩澳兩地日後加強合作，鼓勵進行更多有建設性的産、官、學研究，以促兩地關係的可持續發展。四、結後語總的來看，筆者認為近年來閩澳經貿關係是取得了一定的發展，同時，未來福建企業積極利用澳門“平台”作為拓展海外市場的定位是正確的。儘管澳門“平台”尚存在進一步需完善的地方，但整體來說，綜觀整個亞太地區，澳門是最具比較優勢能成為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的地方。未來，閩澳企業家如果能夠繼續抓住福建省打造“海峽西岸經濟區”和澳門特區打造“區域商貿服務平台”的所顯現的巨大商機，定必使企業在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閩澳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注釋1 ．楊 彪： “加強投 資 貿 易合 作 促 進 閩澳共 同繁 榮”， 載於 《 海 西 建設 與 閩澳經濟合作 論壇 暨 閩澳促 進會 年會 》會 刊，2 0 07年6月17 日， 第17 頁 。2 ．嚴 正 等： 《 閩澳經 濟 關係 》， 澳 門基金 會， 1997年4 月， 第43 頁 。3 ．“ 閩澳合 作 步 入 蜜 月期 共 同 開拓 葡語 、歐 盟 新 市場 ”， 中 國網，2007 年6月18日，ht tp：／／big5．china．c om．cn／e conomi c／txt／2007－ 06／18／content＿8403913．h tm。4 ．何 厚 鏵： “新 世 紀 中的 澳 門”， 在 上 海 亞 太經合 組織 （APEC ）工 商領 導 人（CEO ）峰 會 上 的講 話，20 01 年 10 月18 日。5 ．“歐洲聯 盟 （歐 盟 ）”， 新 華網， 2007年8月12 日。6 ．李 琮： “序 二 ”， 載 自李 炳 康 、江 時 學： 《 澳 門平 台發 展 戰 略 — 澳 門作 爲 中國與 葡語 國 家的經 貿合 作服 務 平 台研 究 》， 中國社 會 科 學 出版社 ，2006年9 月版， 第5頁。7． “ 目前， 內地 與 澳 門企業 與 葡語 系 國 家企業 貿 易時， 最擔 心 的 是 收款 問題 。中 國銀 行 澳 門分行 與安 哥拉 發展 銀 行 （BFA ）簽署 合 作 協定 後， 安哥 拉BFA銀 行 在 澳門開設 了一個 外 幣帳戶， 貿 易結算將 通 過此 帳戶 進 行， 不 受 外匯管 制 。BPA 亦將撥 出一億 美元， 保 障 外 匯 結 算。BPI 銀 行 爲 葡 萄 牙 第四 大銀 行， 其子 公 司BFA 銀行 是安 哥拉 最 大 的私 人 銀 行， 主 力辦 理 貿 易融 資服務 。現 時， BPI 已爲BFA開通 渠道， 支援 安哥拉 進 口商 與 中 國出 口商 開展信 用証 業務 。BFA將擔 任 開証 行， 替 當地 進 口商 開立信用証 ； 中國銀 行 澳 門分行 作 爲 通 知行， BPI作 爲保 兌行 。爲 了向在 安哥 拉 工 作的 中國公 民提 供 更 方便 的 匯款 渠道， BFA 已準備 好 了 中葡雙語 申請 表格， 並根據 雙 方銀 行協定 進 行 匯款 交 易。 ” 載 自“三 銀 行 昨簽 約 中安 貿 易结 算 以澳 爲 平 台”， 《 澳 門 日報 》， 2006 年9月24 日。8 ．“今 年 首 四 月 中銀 安哥拉 匯款 五 千 萬美元”， 載 自《 澳 門 日報 》， 20 07年 5月15 日。9 ．張金鑄： “合 作雙 赢 共謀 發展 ”， 載於 《海 西 建設 與 閩澳經 濟合作論 壇 暨閩澳促 進會年 會 》會刊， 200 7年6 月17 日， 第3 1頁。10 ．陳 敬 紅： “利 用 澳 門商 貿服務 平 台優 勢 開拓 國際 市場 ”， 載於 《海 西建設 與閩澳 經濟合 作論壇 暨 閩澳促進 會年 會 》會刊， 200 7年6 月17 日， 第25 頁。11． “第 十 二 屆 澳 門 國際 貿 易投 資展 覽會 ‘合 作備 忘錄 ’簽 署儀 式 暨新 聞發 佈會 ” ， 載 自 M I F 網 站 ， 2 0 0 7 年 4 月 4 日 ，http：／www．mi f．com．mo／mi f 2007／n 070 4 04．htm 。12．“閩澳合 作 步入 蜜 月期 共 同開拓 葡語 、歐 盟 新 市場 ”， 中國網，2007年6 月18 日，http：／big5．chi na ．com．cn／eco nomi c／txt／2007－06／18／content＿ 8403913．htm。13．“橋 樑 作 用深化 澳人 才需 求 大”， 澳 門 日報， 澳 聞欄 目，2 005年6 月28 日 。

人口統計應兼顧澳門特殊實際情況■ 文／郭濟修人口統計除了按照國際普遍採用的方法進行以外，也應該根據澳門有大量外地勞工這個特殊情況另外作統計。即：既按照國際的人口統計方法來統計澳門居住人口數量，也應該按照澳門的特殊情況統計澳門常住人口數量，即計算扣除外地勞工後的澳門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的數量。從“失業率下降而失業人口不降”談起近些年來，隨著澳門經濟的好轉，澳門的就業人口越來越多，失業率也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然而，雖然失業率不斷下降，但是人們卻發現，失業人口近兩年都維持在一萬人左右（表一）。比如，2006年的失業率雖然已下降到3．7％，但失業人口還是有10 137人，與2005年差不多。表一：近年澳門就業與失業人口情況資 料 來 源： 統 計暨 普 查局對於失業率不斷下降，而失業人口維持在一萬人左右這個現象，不少人認為這是因為近年澳門的就業職位不斷增加，但由於本地勞動人口增加很少，政府大量批准企業輸入外地勞工，這些原則上百分之百就業的勞工使得勞動人口的基數隨之擴大，所以才出現失業人口沒有減少，而失業率卻出現不斷下降的情況（表一）。不久前統計暨普查局公佈，今年4月至6月的失業率跌至3％，是自1997年年底至1998年年初以來的最低水準。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今年4月至6月期間澳門的勞動人口為315 600人，就業人口為296 400人，失業人口為9200人，比上一期減少300人。然而，如果我們剔除外地勞工73460人（今年5月的資料），本地勞動人口基數一減少，我們就會發現，4月至6月的失業率實際上是9200÷（315 600－73460）＝3．8％，而不是3％。這印證了上述的說法是對的；澳門的失業率資料確實含有“水份”。如果我們再深入分析，就會發現，更主要的原因是現行的人口統計方法沒有兼顧澳門的特殊情況。人口統計實際上關乎政府制定政策時的參考依據。

現行的人口統計方法沒有顧及澳門的特 殊情況統計暨普查局的人口統計據稱是按照國際普遍採用的技術方法進行的，筆者也不懷疑其統計資料的準確性。不過，由於其統計方法沒有顧及澳門實際的、特殊的情況，因此有關統計資料不大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比如，外地勞工佔了澳門的總居住人口的約一成半，佔勞動人口的約四分之一；還有一些既不是外地勞工，又不是澳門居民的，如香港居民（不是同時持有澳門身份證的那部份），他們可以在澳門逗留一年，超過三個月，因此也算是澳門居住人口。其實，這些外地勞工和香港居民應算是長期逗留人士，把他們作為澳門居住人口，就會使得澳門人口的性別結構、年齡結構、勞動參與率、就業率和失業率、生育率、老年人口等與實際情況産生偏差。因此，其統計方法值得商榷。在人口的性別結構中，按照《澳門居住人口估計》（2006年修正），澳門人口中20至24歲、25至29歲、30至34歲、35至39歲這幾個歲組，女性人口與男性人口的比例近幾年就突然相差很大，出現很不正常的性別偏差（見表二）。表二：2001年至2006年澳門人口的性別比資 料 來 源： 統 計暨 普 查局從表二可見，0至19歲組的性別比是正常的，男性人口略多於女性人口，但是從20歲組起則顯示出男性人口比例突然減少、女性人口比例突然增加的情況，直到45歲－49歲組開始才恢復正常。20歲至39歲正是男女青年結婚的年齡，如果這些年齡人口的性別比真的如統計資料那樣，就意味著一百個女性中有二十多甚至三十個嫁不出。如果真的是這樣，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外地勞工多女性使澳門人口性別結構偏差在現實中，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原蘇聯的衛國戰爭和上世紀五十年代南北韓戰爭中，大部份男性被召上前線，不少男人戰死沙場，才出現女性大大多於男性的嚴重的性別結構失調的情況。然而，澳門並沒有發生任何不正常的情況，為什麼男女性別比也有如此大的偏差呢？男人去了哪里呢？唯一的解釋是，統計暨普查局在統計人口時只是按照在澳門居住超過三個月就算是澳門居住人口的統計方法來統計的，而沒有顧及澳門的特殊的實際情況：即只有五十萬人口的澳門有大量的外地勞工（從二萬多人增加到現在的七萬多人）。由於外地勞工大部份受聘於製造業和服務業，以青年和中年女性為主，因此才出現20歲至39歲的人口中女性突然比男性大大增加的現象。只是到了近兩三年，澳門大興土木，輸入大量的男性建築工人，男性的比例才逐漸提高，但女性人口仍然多於男性。下面我以2001年和2002年的資料為例來說明外地勞工的性別比對於澳門整個居住人口性別比的影響（見表三）。表三：2001年和2002年澳門居住人口與外地勞工的性別情況注 ： 根 據 統 計 暨 普查 局《2002統計年 鑒 》計 算； 實 際 人 口 是 總居 住 人 口 減 去 外地勞 工 的資 料。從表三可以看出，根據2001年輸入的外地勞工的性別比，男女性別比是約40比100，即男性只有大約四十個，而女性卻有一百個，女性勞工大大多於男性。由於統計澳門人口時也將外地勞工計算在內，因此影響了澳門居住人口的性別比例。由於外地勞工只有公佈男女性別的數字，而沒有公佈年齡的結構情況，因此只能夠計算整體的性別比。不過，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外地勞工的性別對於整體人口性別比的影響。可以肯定的是，輸入

的外地勞工以青年和中年的女性為主，因此對於上述20至39歲這幾組澳門人口的性別結構和年齡結構的影響更大。澳門輸入的外地勞工，以青年和中年女性居多。外地勞工年青而影響人口年齡結構表四：近年澳門人口及老年人口指標注：1） 根據 統 計暨 普查 局 《澳 門 居住 人口 估 計》 （經 修 正） 及 其他 統計 資 料計 算；2） 老 年 人 口 指 65歲 以 上 的 人 口 。由於澳門輸入的外地勞工以青年和中年為主，因此，除了性別結構受影響外，也使得澳門人口的年齡結構、勞動參與率、就業率和失業率、老化指數都出現偏差。其中，大量中年和青年外地勞工的數量增加，使得整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較年青，老年人口比例相對變小，尤其是外地勞工輸入得較多的2006年（見表四）。照這樣統計，2007年輸入的外地勞工更多，會使人口年齡結構與實際出現更大的偏差。從表四中可見，澳門從2004年開始又大量輸入年青的外地勞工，老年人口比例就逐步回落。而實際上，隨著醫療科技的發展，人的壽命不斷增加，澳門的老年人口的數字不但沒有減少，反而一直有所增加。因此，政府如果是根據現在所公佈的資料來作為制定政策的基準，就會使得政策有所偏差，脫離實際情況。比如，按照統計局的資料，從2003年開始老年人口比例是越來越小，但實際的老年人比例卻輕微上升，2006年老年人口比例與實際（不計算外地勞工）相差足足一個百分點。按照現在的資料來制定安老政策和養老金政策，就可能會出現偏差的情況。另一方面，將百分之百就業的外地勞工計算為本地勞動人口，也使得實際的失業率出現偏

差。以2006年為例，就可以看出失業率相差達一點二個百分點（見表五），並未達到所謂完全就業。這也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出現“失業人口沒有減少，而失業率卻出現不斷下降”的原因。表五：2006年統計局資料與實際的勞動指標對比資 料 來 源 ： 統 計 暨 普 查 局 《 2006年就業調查》 和 《 2006年人口統計 》； 其 中 6、7及 10的 資 料 是 根 據 統 計 暨 普 查 局 《 2006年就業調查 》 和 《 2006年人口統計 》 的 資 料計 算 的注 ： 根據 澳門 有 關法 律， 外 地勞 工在 原則 上 和實 際上 都 應該 是百 分 之百 就業 的。換 句 話說 ，失 業人 口只 屬 於本 地人 才有 的。澳門經濟近年發展迅速，輸入大量外地勞工。人口統計應顧及澳門有大量外勞的特殊情況綜上所述，我認為，人口統計除了按照國際普遍採用的方法進行以外，也應該根據澳門有大量外地勞工這個特殊情況另外作統計。即：既按照國際的人口統計方法來統計澳門居住人口數量，也應該按照澳門的特殊情況統計澳門常住人口數量，即計算澳門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的數量。因為如果把原則上百分之百就業的外地勞工作為澳門人口計算，就會如上面所說的，使得澳門實際人口中的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生育率、老年人口比例、勞動人口、勞動參與率、就業率和失業率等與實際出現不算小的偏差，就會使得政府的人口政策、安老政策和養老金政策等出現脫離實際的情況。雖然筆者不認為統計暨普查局是為了特區政府的“政績”而“造”資料，而是致力與國際接軌，但是，筆者認為其統計方法也應該顧及澳門有四分之一的勞動力是來自外地的事實，不能墨守成規，應該按照澳門的特殊情況多統計一個資料，以免造成偏差。

★澳門匯業銀行事件何時了？■ 文／ 本刊特約評論員 哈 利一、為什麼匯業銀行這麼倒楣六方會談首份共同聲明也許是因為美國借匯業銀行事件向朝鮮施壓的“臨門一腳”，但卻使匯業銀行遭受了無妄之災。2005年9月19日，第四輪六方（中國、美國、朝鮮、韓國、日本、俄羅斯）會談經過兩個階段的艱苦談判，與會各方一致通過了六方會談啟動以來的首份共同聲明：朝方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劃；美方則確認，無意以核武器或常規武器攻擊或入侵朝鮮；朝方聲明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其他各方對此表示尊重。就在六方共同聲明的幾天前，美國政府炮製了澳門匯業銀行事件，借此向朝鮮進一步施壓。六方會談首份共同聲明也許是因為美國借匯業銀行事件向朝鮮施壓的“臨門一 ”，但卻使匯業銀行遭受了無妄之災。美國財政部指澳門匯業銀行涉嫌替朝鮮洗黑錢，把匯業銀行列入“受極度關注的清洗黑錢的外國金融企業”的黑名單。事件觸發澳門市民大恐慌，擔心匯業資産會被凍結，大批市民湧往銀行提款及結束戶口，令銀行發生擠提。據匯業銀行方面表示，客戶共提取了三億澳門元。對於美國的指控，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呼籲澳門市民和存戶對澳門銀行體制維持信心。他同時說，美國方面提出的是非

常嚴重的指控，在沒有確實證據之前，人們不應妄下結論。他並宣佈接管匯業銀行，凍結所有同朝鮮有關的五十二個帳戶，並著手調查此事，同時委任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蘇鈺龍、大律師高美莉和澳門金融管理局的李展程參與匯業銀行的管理。在凍結的帳戶中，有朝鮮銀行、朝鮮貿易公司、朝鮮個人及相關的澳門商人的帳戶，涉及的資金有二千五百萬美元。對此，匯業銀行方面對美國財政部的指控表示驚訝，否認了美國財政部的指責，強調至今美國未有提出實質證據，亦未與該行接觸。而該行自七十年代開始，即與朝鮮銀行及貿易公司維持純商業關係，澳門金融管理局及美國政府一直都知道；匯業亦從無給予朝鮮銀行或機構任何信貸，並一直嚴謹遵守國際監管規例。該行歡迎澳門當局及美國政府調查。正在外地公幹的匯業銀行集團主席區宗傑透過電話澄清，否認該行協助朝鮮進行洗黑錢活動，表示若有真憑實據他本人早已被入罪，但該行將會暫停與朝鮮的業務，等候政府指示。另一方面，朝鮮方面也否認美國的指控。朝鮮外交部的一位發言人否認朝鮮捲入了洗錢或製造假幣的活動，表示在美國沒有解除制裁威脅前，朝鮮不會恢復有關核武器問題的六方會談。朝鮮外交部指責美國的行為旨在摧毀朝鮮的金融系統。之後一年多來，朝美雙方圍繞“偽造美元”和“金融制裁”問題爭執不下，六方會談陷入僵局。美國的金融制裁成為目的在於解決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中的一個絆腳石。匯業銀行問題也使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關係緊張，美國國務卿賴斯要求財政部高層解決匯業銀行的問題，以便能繼續推進朝鮮棄核進程。經過美朝雙方多次討價還價，2007年2月13日，朝核問題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三階段會議終於通過了《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的共同文件，內容包括朝方關閉並封存寧邊核設施，以及各方同意向朝鮮提供價值相當於一百萬噸重油的經濟、能源及人道主義援助，其中首批援助為五萬噸重油。按照檔規定，與會各方應在4月14日前落實文件內容。值得注意的是，一如既往，美國在與朝鮮方面達成協議之際，再次挑起事端，借此向朝鮮進一步施壓。經過十八個月的調查，雖然美國方面拿不出證據，但美國財政部仍然於3月14日宣佈將澳門匯業銀行列入其洗黑錢關注的確定名單，全面禁止美國的金融機構與澳門匯業銀行有任何往來。由於根據美國的《愛國者法案》，美國可將某個銀行或整個國家列入“高度關注洗錢”名單，並對其採取“特別措施”，因此可以說，這基本切斷了匯業銀行同美國金融系統的聯繫。澳門匯業銀行被美國方面指為“邪惡軸心”成員朝鮮洗黑錢，事件的演變讓大家越來越清楚，澳門匯業銀行只是美國在美中、美朝、美國與東北亞、美國與伊朗，以至美國在全世界戰略關係中的替罪羔羊。由於朝鮮政府堅持，只有解凍銀行帳戶資金，才會落實2月六方會談達成的協定，關閉寧邊核反應爐，換取國際提供經濟及能源援助。因此，臨近4月14日朝鮮封存寧邊設施的最後期限，美國為促成朝鮮履行落實《2．13共同文件》，在朝鮮資金轉移限制上不得不一再讓步。於是，澳門金融管理局4月10日表示，匯業銀行中的朝鮮二千五百萬美元資金，可在五十二個帳戶持有人或經帳戶持有人授權，以合法簽名隨時提取、匯出。這意味著匯業銀行所有涉朝資金將按照客戶指示，全面放行。對此，美國財政部發言人米勒·懷斯破例在當地時間午夜發表聲明，指出美國獲悉澳門特區政府準備解凍匯業銀行的朝鮮資金，基於早前與中國內地、澳門及朝鮮官員的磋商，以及在匯業銀行的朝鮮資金用途取得的諒解，美國將支持澳門特區政府解除問題帳戶的限制。不過，雖然美國同意將這筆款項解凍，歸還朝鮮，卻找不到一家願意處理這項匯款業務的銀行，因為他們都害怕和美國銀行系統之間的關係會因此受到影響。後來，在美國方面承諾不會“秋後算帳”後，朝鮮通過美國的聯邦儲備機構和俄羅斯的中央銀行，將存在匯業銀行的二千五百萬美元轉入它控制的一個俄羅斯銀行帳戶。朝鮮的資金得以轉移後，朝鮮也決定關閉位於朝鮮首都平壤以北約130公里處的寧邊核設施。二、為什麼會是匯業銀行匯業銀行被列入黑名單，因為它是“一個容易對付的目標，並且規模不大，其失敗將不會使整個金融制度倒垮”。美國為了打擊被視為敵對的國家，以前通常是採取軍事威脅和經濟制裁措施，很少利用金融手段來打擊敵對國家。這主要是朝鮮的經濟規模較小，金融業不發達，不像古巴和伊朗這些同樣被美國指為“邪惡軸心”的敵對國家不怕經濟和金融方面的制裁。一些參加了六方會談的美國官員表示，他們希望針對匯業銀行的舉措會促使朝鮮重新考慮開發核武器的代價。這是美國

在有關核武器的外交努力缺乏進展後採取的行動。這次拿匯業銀行來“祭旗”，美國方面的目的是將匯業銀行列入黑名單，作為對朝鮮和中國施壓的一個重要手段。據2006年2月15日《華爾街日報》報導，在美國政府2005年9月份宣佈匯業銀行因同朝鮮的聯繫而被列為“高度關注洗錢機構”威脅對澳門匯業銀行實施制裁後，由此帶來了更為深遠影響：世界各地的其他銀行由於擔心也面臨美國的制裁而中斷了同朝鮮的聯繫，朝鮮的銀行和貿易機構很難找到其他銀行開展海外業務，朝鮮的許多合法國際貿易都陷入了停頓，使朝鮮的金融系統和經濟遭受重創。一個署名John McGlynn的獨立分析員2007年6月9日在“日本焦點”網站上發表有關匯業銀行事件的評論。該篇題為《匯業銀行，朝鮮被凍結的資金及美國對六方會談的阻礙：對解決問題的障礙》的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匯業銀行事情基本上是一件關乎美國與朝鮮（或者和中國）的政治事件。它並不是一家壞銀行的問題。而華盛頓利用銀行業界的保守及不願冒風險的本質，變為達到它想將朝鮮由國際金融體系孤立出來的目的之有利條件。他認為，華盛頓心中有三個目的：“在六方會談的支持下，凍結（最後消除）朝鮮發展核武的計劃；以美國金融系統打擊清洗黑錢，製造偽鈔和恐怖活動之融資；和對朝鮮施加壓力令其停止它的刑事活動（清洗黑錢、製造 偽鈔 、毒 品 販賣）。”雖然美國財政部作出的聲明指“在澳門特區內，清洗黑錢已被確認為一主要問題”，“澳門的銀行容許（朝鮮政府代辦處和幌子公司）清洗偽鈔和由政府資助不合法毒品交易得來的款項”，但美國財政部為什麼不把澳門整個地區或多家銀行列入“極度清洗黑錢關注”的 名 單 ？ J o h nMcGlynn在評論中引述曾是美國國務院在朝鮮問題上的先頭偵察員Davi d Asher所披露的：匯業銀行“從來不是在澳門的主犯”。雖然有“大量的”證據證明澳門的銀行有參與洗黑錢，但是只有匯業銀行被列入黑名單，因為它是“一個容易對付的目標，並且規模不大，其失敗將不會使整個金融制度倒垮”。Davi d Asher指出，匯業銀行可能是代罪羔羊，但事實並不是關乎匯業，真正的目標是數家與朝鮮同謀參與金融罪行、規模大的中資銀行。他說，財政部一位高級反洗黑錢的官員格拉澤2006年4月在國會聽證會上作證時證實，對匯業銀行的制裁是“向各國銀行發了一槍，警告它們與朝鮮斷絕聯繫，否則它們可能落得（如匯業）一樣的下場”。區宗傑否認美國財政部的指責。澳門匯業銀行真是不幸被美國選中。在美國財政部宣佈將澳門匯業銀行列入其洗黑錢關注的確定名單後，匯業財經集團主席區宗傑於2007年3月16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對美國財政部的裁決作出抗辯。他再次對於美國財政部對其旗下商業銀行匯業銀行施行制裁的裁決感到遺憾，否認匯業銀行知道或懷疑其客戶進行清洗黑錢，或其客戶從事任何罪行活動，或其客戶資金與此等活動有任何關聯，同時指出該銀行反洗錢守則及程式一直是按照澳門金融管理局的指引要求。他表示，自從2005年9月美國財政部對匯業銀行提出指控後，匯業銀行一直竭力與其合作，並致力改善其有關反清洗黑錢及“認識你的

顧客”守則及程式，以及在多個方面作了改善。他表示，過去幾十年來，匯業銀行都是根據美國財政部的黑名單及最近美國總統指令的黑名單來工作的，而匯業銀行的客戶並沒有在黑名單內。該集團聘請的美國律師行和澳門特區政府委託的安永會計師行經過幾個月的調查，都認為匯業銀行沒有在知情的情況下接受任何與黑錢有關的帳戶的款項。他表示，匯業銀行會就此裁決進行上訴，並尋求與美國財政部繼續對話及合作，以解決問題。他態度堅決地表明不會放棄他的家族創辦七十多年的匯業銀行。三、美國繼續制裁匯業作為籌碼“由於澳門賭業的擴張吸納大量美資，遂引起美國政府高度關注澳門經濟金融活動可能涉及的灰色地帶，……可見澳門博彩業日益膨脹引來外界垂涎，稍一不慎，澳門的正面國際形象將會受損。”正如上述John McGlynn的評論文章所指出的，在匯業銀行被正式列入黑名單之後，美國財政部與國務院即時允許將那聲稱為從刑事活動得來並存放在匯業銀行的資金放還給朝鮮有關的戶口持有人。財政部為什麼同意這樣做並沒有向外界交待，所知道的就是經過十八個月的調查而涉及到三十萬頁有關匯業銀行的文件，並沒有向公眾發表一份證明朝鮮有犯罪的證據。儘管匯業銀行的代表律師海陸國際律師事務所（2006年美國首二十所律師行中排名第四）在2007年4月13日向美國財政部呈交一份請願書，直接形容它的決定向匯業銀行施加最後裁決“是專橫獨斷和反復無常的”，並要求即時撤銷最後裁決；以及匯業集團的代表律師——眾達律師事務所（2005年被Asian Lega lBusinessChina Law Awards評為該年度最佳國際事務律師事務所）和匯業財經集團主席、匯業銀行主要股東區宗傑在2007年5月3日呈交一份請願書，同樣要求即時撤銷最後裁決，但是，美國財政部似乎無意採取任何行動。現在，六方會談已取得成果，美國答應讓朝鮮資金從澳門匯業銀行轉移，而作為交換，朝鮮答應關閉寧邊核反應爐。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說，聯合國核查人員已經核實，朝鮮已於今年7月14日關閉了寧邊等五個核設施。這是終止朝鮮核武器專案進程中關鍵一步。同時，韓國也向朝鮮運送援助能源和大米。朝鮮承諾，如果日本和美國取消經濟制裁，結束對其的敵對政策，朝鮮就會采進一步採取行動，終止核武器專案。按道理，既然朝鮮資金已不是所謂“黑錢”，美國財政部也從未拿出過任何公開證據去支持其對匯業銀行的各種指控，甚至也沒有朝鮮有參與非法金融活動的證據，澳門匯業銀行就沒有“洗黑錢”之嫌了。但是澳門匯業銀行洗黑錢的“帽子”還沒有被摘下來，愛國者法的第311條被列入黑名單的禁令沒有被撤銷！現在還是美國人說了算，美國人就是那樣的蠻橫。為什麼美國方面還不撤銷對匯業銀行的制裁呢？美國政府這一做法，其實不只針對匯業銀行，還針對整個澳門。正如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陳明銶所說的：“由於澳門賭業的擴張吸納大量美資，遂引起美國政府高度關注澳門經濟金融活動可能涉及的灰色地帶，如去年（指2005年）9月美國財政部指控澳門匯業銀行涉嫌替北韓機構處理不正當金融交易，引起亞洲金融界緊張，逼使澳門特區政府加強監控。可見澳門博彩業日益膨脹引來外界垂涎，稍一不慎，澳門的正面國 際形象將會 受損。”（《中國澳門特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之回顧與前瞻》，在第二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研究會的發言，2006年5月12日）由於匯業銀行事件對於美國方面還有利用價值，還可以作為對澳門，對朝鮮，以至通過澳門來對中國施壓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一位美國官員表示，解除對匯業銀行的制裁不應該操之過急。據報導，一些熟知談判內情的美國官員表示，即使解除對匯業銀行的制裁，也得再等幾個月的時間，而且還不一定會允許區宗傑保留對該行的所有權。制裁匯業銀行和二千五百萬美元資金這兩個問題是被分開處理的。也許，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的最近對記者的談話可以透露出美國人的意圖：美國人想得到更多的東西。據路透社2007年6月22日來自維也納·維珍尼亞洲的報導，保爾森表示，對澳門匯業銀行容許其朝鮮客戶清洗黑錢及行使偽鈔所採取的行動，已導致澳門銀行界一些行為的改變。“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行為的改變。在澳門，我們見到政府在清洗黑錢及其市場慣例方面已加強立法。”他進一步表示：“我們與匯業銀行仍在執行一些改善措施方面互相糾纏，而這些改善措施最終引致行為的改變。”當被問及朝鮮現已收回早前被凍結在匯業銀行的資金後，美國財政部是否相信它已停止了製造偽鈔及清洗黑錢的行動，保爾森拒絕回答。他只是說，美國財政部對澳門政府決定釋放朝鮮資金表示支持，是結

束平壤核子計畫及“推動六方會談的一個方法”。不解除對匯業銀行的制裁，可作為美國人繼續放在朝鮮頭上的“一把刀”，也可作為美國的下台階。美國助理國務卿、六方會談美方代表團團長克里斯多夫·希爾在日本東京接受電視台採訪時坦言，“寧邊核反應爐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被關閉了，但我們需要提醒每個人，這只是第一步”。美國方面顯然希望趁熱打鐵，借重開六方會談的機會，加快讓朝鮮落實下一步，甚至希望年底前完成朝鮮無核化進程。因此，美國方面還不想解除對澳門匯業銀行的制裁。美國和朝鮮官員在2007年7月14日先後證實，朝鮮已通告美國，在收到韓國援助朝鮮的首批六千多噸重油後，朝鮮已關閉了寧邊核反應爐。朝鮮關閉核反應爐後，下一步應採取的行動包括，朝鮮公開核計畫和核材料的詳細清單，並將核設施去功能化。但只有在美國採取“平行行動”後，朝鮮才會落實這些步驟。而朝鮮需要美國採取的“平行行動”包括，取消針對朝鮮更大範圍的經濟制裁，並將朝鮮從資助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上刪除。針對朝鮮的要求，美國現在只有繼續保持對澳門匯業銀行的制裁，作為籌碼。四、美國長期“關注”澳門美國一直以來對於澳門都是很“關注”的，因為澳門對外依賴性大，容易把它玩弄於股掌之中。當然，其最大的目標是在與澳門的宗主國中國角力。美國一直以來對於澳門都是很“關注”的，因為澳門是個只有二十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五十萬人口的城市，是個微型經濟體，對外依賴性大，容易把澳門玩弄於股掌之中。當然，其最大的目標是在與澳門的宗主國中國角力。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就以輸美紡織品“潛水貨”為由，不斷地打壓，把澳門列入知識産權的“優先觀察名單”中。澳門特區成立後不久，美國國會就通過“澳門策略”的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可視情況終止與澳門的一切交往。為了美資企業能夠在澳門博彩經營權競投中分一杯羹，美國駐港澳總領事不斷地施加壓力，並且要求澳門特區政府制定美式的反洗黑錢的法律。美資永利度假村集團在獲得賭牌後曾一段時間以美國法律的要求為由，要澳門特區政府為其度身定做法例，否則暫停投資。美國還主動為澳門執法部門在反洗黑錢、禁毒及反恐方面提供合作，雙方的海關人員合作檢查可疑的非法走私活動。美國人的居心，可從美國駐港澳總領事祁俊文2004年4月23日在澳門大學的演講中看出來。他說：“貿易和保安是美澳關係中的兩大支柱。這也是四百多年前歐洲人和美國人來到澳門的一些原因。但是美澳的關係不僅僅限於此。”他說得很直接：“澳門對外資開放博彩業改變了整個經濟佈局。美國公司積極參與博彩業發展和建立娛樂場所。美國在此地博彩業的投資已達三億美元，而且更多的投資正在策劃中。美資的投入，勢將帶動經濟發展，它將為美國公司在澳門進入其他經濟領域，例如建築、建設、機械、電腦系統、旅遊等服務行業擴大機會。”他表示，美國和澳門執法機構的合作是雙邊關係的關鍵，它包括在美國政府在全球的首要任務反恐方面的合作。他說得很明白：“在反恐戰役中澳門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它認識到恐怖分子正在尋找小的、潛在脆弱的地方下手。澳門正在採取步驟以保證它可以阻止資助恐怖分子及洗黑錢活動。澳門政府主管金融的部門已經指示銀行查尋恐怖分子帳戶及其它不法行為。……我們也希望澳門政府能很快採取下一步措施，通過增補立法使澳門法律全面配合聯合國安理會1373決議，這是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一個全方位、有步驟、策略的決議案。”他毫不諱言，“（澳門）行政會議已經通過了關於博彩範圍內的博彩或投注信貸草案，我們希望澳門立法會也能通過。我們還促請澳門政府通過一個新的法案，允許賭場在未收回的貸款上減免稅項。這兩項法令都使這裏的營商環境對外來投資者更具吸引力，特別是對美國的博彩公司。”祁俊文對澳門特區政府指手劃腳，簡直把澳門當成是美國的一部份。美國並沒有因為朝鮮核問題的解決以及澳門特區政府的順從，而放過匯業銀行，放過澳門，反而製造新的麻煩。美國不久前發表的《2007年度人口販運問題報告》，連續第二年把澳門列入第二列觀察名單中。報告說，澳門是為進行商業性的性剝削販運中國大陸、蒙古、俄羅斯、菲律賓、泰國、越南和中亞地區婦女和女童的目的地。報告指澳門未全面達到制止販運活動的最低標準；澳門有關當局尚未全面認識到澳門特區販運問題的嚴重性。報告還指澳門在保護人口販運受害者方面未取得重大進展；澳門當局既未向受害者提供專門的服務，也未採取制度化的行動識別弱勢群體中的受害者並

為受害者介紹接受援助的途徑。批評澳門當局未作出明顯的努力提高公眾對販運危險的警覺，也不鼓勵公眾揭發涉及販運罪行的可疑行為。澳門特區官員始終認為，澳門不存在重大的人口販運問題，在澳門從事賣淫的絕大多數女性屬自願參與色情行業的成年婦女。五、特區政府處理匯業手法存疑為什麼特區政府不公佈有關報告，以保護本地私人企業不再受洗黑錢指控的困擾？對 於 五十二個在澳門匯業銀行的朝鮮客戶戶口，不論是否涉及洗黑錢，澳門特區政府在美國沒有提出表面證據、也沒有經過澳門的法院批准及經過合法手續的情況下，就匆匆以行政法規來凍結，沒有保護本地銀行的合法權益，一下子就要與所謂洗黑錢的銀行劃分界線。因此，有法律界人士和銀行界人士對於特區政府在匯業銀行事件上的做法的合法性表示質疑。另一方面，朝鮮客戶的資金是外國的，而且涉及六方會談。根據澳門基本法，外交和國防事務由中央政府負責，而朝鮮資金是屬於外交方面的事務，他們也認為凍結朝鮮資金的做法值得商榷，因為特區政府根本無權對涉及外交的事務作決定。相對之下，雖然美國財政部對澳門匯業銀行的裁定也適用於香港匯業信貸公司，但香港金融管理局並沒有接管該公司，只是向該公司業務及財產的經理人發出指示，要求採取相應的措施，包括確保維持足夠流動資金及作出其他所需的安排，以保障該公司存戶和客戶的利益。去年十月，美國方面透露，有大約三十萬份有關匯業銀行的文件，裝了三百箱，轉移到美國，讓美國財政部和特工檢查，以便瞭解朝鮮的對外關係網。美國財政部副助理部長丹尼爾·格拉澤2007年2月下旬就解決匯業銀行凍結朝鮮銀行帳戶的問題訪問了澳門時也表示，財政部官員已仔細查覽了有關調查朝鮮利用匯業銀行洗錢的三十多萬份文件。對此，有些人認為特區一方面侵犯了有關國家的主權，同時也侵犯了銀行客戶的私隱權。此外，有銀行界人士還質疑，在美國財政部將澳門匯業銀行列入黑名單，涉及的只是美元，但是澳門金融管理局卻把匯業銀行的港元結算也從港元的清算系統中刪除。有關人士指出，在主權和地緣上，澳門和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美國財政部制裁的是美元，為何金融管理局要把美國財政部制裁的美元延伸到港元、並且從美國延伸到澳門和香港？另一方面，匯業銀行並沒有在澳門和香港犯法，也沒有在美國被審判過，特區有關部門這樣做明顯地觸犯了歧視條例。如果匯業銀行港元結算停頓，被港澳的銀行拒絕交往，就會使其受到很大的損失。值得一提的還有，特區政府委託安永會計師行對匯業銀行進行調查，事後證實匯業銀行並沒有涉及違法交易。然而，事過一年，特區政府還不公佈有關的報告，直到美國財政部宣佈將澳門匯業銀行列入其洗黑錢關注的確定名單後，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在2007年3月15日出席澳門金融管理局新春酒會時，在記者的追問下才予以證實，表示金融管理局委託外部核數師所作的調查報告中，並未有證據證明該銀行有非法活動，因此對於美國財政部的決定表示遺憾。為什麼特區政府不公佈有關報告，以保護本地私人企業不再受洗黑錢指控的困擾？還有傳言說，政府勸說區宗傑把匯業銀行賣掉，問題才會解決。是耶非耶，恐怕只有當事人才知道。雖然匯業銀行的朝鮮資金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特區政府委派的行政管理委員會仍然接管匯業銀行，澳門金融管理局主席丁連星的理由是政府接管匯業銀行的期限到九月份才屆滿。澳門特區政府自2005年9月至今，經過三次的延續，接管匯業銀行已兩年了。現在，九月份馬上就到了，特區政府如何處理接管匯業銀行的問題，人們拭目以待。中外記者採訪區宗傑。匯業銀行事件的影響已超過澳門、超過匯業銀行本身。

應否設立市政機構析■ 文／齊人對於是否設立市政機構，最近在立法會討論得頗熱烈。事因大家對於澳門基本法第95條中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有不同的解讀，焦點是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當時究竟是決定取消政權性的市政機構，而“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或者是不管哪一種市政機構都可以不設立。對於是否設立市政機構，最近在立法會討論得頗熱烈。事因大家對於澳門基本法第95條中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有不同的解讀，焦點是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當時究竟是決定取消政權性的市政機構，而“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或者是不管哪一種市政機構都可以不設立。事因2001年在特區政府準備設立民政總署時，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這句話作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解讀。她於2001年10月31日在立法會引介研究了二十二個月才拋出來的《設立民政總署》法案（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會刊》第一組第Ⅱ－3期）時表示：“《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條文中的‘可設立’意即是‘可以設立市政機構’或‘可以不設立市政機構’，而並非是必須要設立市政機構，我們（按：指特區政府）最終的選擇是‘不設立市政機構’。”（按：陳麗敏在引述《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規定時，“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成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設立”，比基本法原文增加了“政府”二字。）事隔多年，但大家對於陳麗敏這一解釋顯然還是有爭議，因此才有最近立法會對應否設立市政機構再掀起討論的這件事。我最近翻閱了澳門基本法起草時的有關資料，認為對於上述基本法95條這句話的解釋，“可設立”這句話的原意是應該“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的意思，而不是容許選擇的意思。以下我從幾個方面進行說明。一、從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看1988年4月13日，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區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決定。10月25日至26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正式展開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1989年5月9至10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成立起草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結構（草案）專門小組的決定》，之後成立一個由魯平和胡厚誠為召集人，劉焯華、許崇德、蕭蔚雲、吳榮恪、吳建璠、黃漢強為成員的負責起草基本法結構（草案）專門小組。11月18日至20日的起草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廣州舉行，通過了基本法結構小組擬出的基本法結構（草案），並成立了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政治體制、經濟、文化與社會事務五個專題小組，對基本法有關章節進行起草工作。起草委員會通過的基本法結構分為九個部份，包括：序言第一章 總則第二章 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第三章 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四章 政 治 體 制第一節 行 政 長 官第二節 行 政 機 關第三節 立 法 機 關第四節 司 法 機 關第五節 市 政 機 構第六節 公 務 人 員第七節 宣 誓 效 忠第五章 經濟第六章 文化與社會事務第七章 對 外 事 務第八章 本法的解釋和修改第九章 附 則此外，還有“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附件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以及草案代擬稿和建議等等。從基本法的結構可以看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從一開始就決定將市政機構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一個部份，而且澳門基本法從草案徵求意見稿、草案到通過的文本，都是按照那個基本法結構進行起草的。其中，在第四章政治體制中，從1991年7月公佈的澳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1992年3月公佈的澳門基本法（草案）和1993年3月31日正式通過並公佈的澳門基本法，都一直包括第五節市政機構；有關市政機構的兩條條文內容也基本與澳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一樣，澳門基本法（草案）和澳門基本法正式文本只是在第95條最後的“提供諮詢”後面加上“意見”兩字，其他的沒有作出修改。值得一提的是，基本法第95條條文除了規定市政機構的性質是“非政權性”的外，也顯示了該機構與一般的政府部門不同，具有特殊地位，因此，該條條文在規定市政機構的任務時用的是“受政府委託”的字眼，而政府其他執行部門就不用受“委託”的字眼；而且在基本法的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中，選舉委員會委員也包括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與立法會議員的代表、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一樣，而選舉委員會則沒有其他政府部門的代表的份。從上面可以看出，從訂定基本法結構時起，起草委員會都一直將市政機構作為未來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中的一部份。也就是說，基本法第95條中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的原來意思是要設立市政機構，並沒有要讓特區政府選擇設立與否的意思。二、從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看對於設立市政機構的問題，特區籌備委員會是重視

的。1999年8月29日全國人大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澳門市政機構問題的決定。決定的第一條條文是重申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第五節（市政機構）第95條和96條的內容；決定的第二條規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上述市政機構（按：即“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之前，將澳門原市政機構改組為特別行政區臨時性市政機構。臨時性市政機構經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授權開展工作，向行政長官負責。臨時性市政機構的任期至新的市政機構產生為止，時間不超過2001年12月31日。”決定的第四條規定：“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另有決定外，澳門原有市政機構的法律和制度中與基本法無抵觸的內容，可以繼續保留。”從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看出，籌委會的傾向也是應該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而在此之前，先將帶有政權性質的澳門原市政機構改組為特區臨時性市政機構作為過渡方法。從籌委會決定中有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上述市政機構（即非政權性市政機構）之前”、“新的市政機構（即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產生為止”及“澳門原有市政機構的法律和制度中與基本法無抵觸的內容，可以繼續保留”這些用詞也可以看出，設立新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才是原意。至於澳門原有市政機構的法律和制度中有哪一些內容與基本法抵觸？1999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處理澳門原有法律的決定》，附件三列出十八項澳門原有法律中的部份條款抵觸基本法，不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其中有關市政機構的，只有“《市政區法律制度》（第24／88／M號法律）中體現市政機構具有政權性質的條款”不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而《市政區法律制度》的大部份、《市議會選舉制度》和《市政職務章程》等法律都沒有發現與基本法相抵觸，可以繼續保留。而第1／1999號法律《回歸法》第十五條“市政機構的改組”的內容，是將澳門特區籌委會第十次會議通過的關於澳門市政機構問題的決定具體化。如第一款“原澳門市政機構改組為非政權性的臨時市政機構”，具體規定為原澳門市和原海島市的市政議會改組為臨時澳門市政議會和臨時海島市政議會，原澳門市和原海島市的市政執行委員會改組為臨時澳門市政執行委員會和臨時海島市政執行委員會。陳麗敏在立法會引介《設立民政總署》法案時說：“在《設立民政總署》的法案中，建議撤銷原來兩個臨時市政機構，設立新的‘民政總署’。該機構不是原來兩個臨時市政機構的簡單合併或延續。從概念上講，‘民政總署’是特區政府根據社會發展需要而建議設立的一個新部門，‘民政總署’亦非按《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規定所設立。”陳麗敏的這些話顯然並不是遵照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辦的。首先，撤銷原來兩個臨時市政機構，應該按照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而不是由《設立民政總署》的法案來建議撤銷；其次，“臨時性市政機構的任期至新的市政機構產生為止，時間不超過2001年12月31日”，也就是說，臨時性市政機構的任期不超過2001年12月31日，在此之前新的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應該產生，但特區政府竟然選擇不設立，這顯然是不符合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決定的。三、從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法律專家的意見看1992年3月14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上作了關於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澳門基本法（草案）及有關文件的報告。他在介紹澳門基本法主要內容中的第六點關於市政機構時說：“澳門現有兩個市政廳，為市民提供服務。故此，草案規定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接受政府委託為市民提供有關服務，向政府提供諮詢意見。” 他在1993年3月20日在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的關於澳門基本法和有關文件及起草工作的說明中，指出澳門基本法從實際情況出發，充份體現澳門的特點。其中第六方面關於市政機構的特點，再次用上述的話說明。姬鵬飛的報告和說明都明確地指出澳門特區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的原因。另外，中國著名憲法學專家、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蕭蔚雲在澳門基本法講座第四十九講“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市政機構”中指出：“在中葡聯合聲明中並沒有提到澳門的市政機構，澳門基本法為甚麼要在其第四章第五節中專門規定市政機構？因為市政機構已經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它的前身是一五八三年設立的澳門議事會，一八三四年葡萄牙頒佈法令，解散議事會，設立澳門市政廳，一九八八年澳門立法會制定了《市政區法律制度》、《市議會選舉制度》和《市政職務章程》等法律，確立了澳門現行市政制度。考慮到澳門市政機構迄今還存在，而且發揮著一定的作用，為了實現澳門的平穩過渡，減少不必要的震動，因此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決定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市政機構列入基本法。”（見《澳門與澳門基本法》289頁。《澳

門與澳門基本法》編委會主任為王啟人、安景林、蕭蔚雲，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他在文章中進一步分析澳門基本法關於市政機構的規定，包括市政機構的性質、任務、職權和組成。他說：“什麼叫政權？政權是指統治權，是指治理國家的權力。‘非政權性’指不具有統治權的性質，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市政機構不具有管理澳門地方政治事務的統治權。為什麼澳門基本法要作出這樣的規定？這是說澳門的市政機構不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級政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只有一級政權，而不是兩級，這一級就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他並且指出：“這裏規定市政機關有兩方面的任務：一是受政府的委託，管理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社會公益方面的事務，在這些公益事務方面提供服務，不管理政治方面的事務；二是就上述事務向政府提供諮詢意見，反映各界對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事務的意見。澳門基本法為什麼要這樣規定？因為這些任務大多是澳門現在的市政機構的任務，這樣規定比較符合澳門實際，比較符合‘非政權性’的要求。”從上可見，作為上述的基本法結構小組成員的蕭蔚雲，他一方面清楚地說明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決定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市政機構列入基本法的原因，另一方面分析了澳門基本法關於市政機構的性質、任務、職權和組成的規定，解釋了“非政權性”是什麼，即基本法規定的是去掉市政機構的“政權性”，而不是要去掉市政機構。從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法律專家的角度，毫無疑問，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是決定設立澳門特區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因此基本法才有有關市政機構規定的第95條和第96條。四、從澳門基本法相關條文本身看如果像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在立法會引介《設立民政總署》法案時所說的，“《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條文中的‘可設立’即是‘可以設立市政機構，或‘可以不設立市政機構’，而並非是必須要設立市政機構，我們最終的選擇是‘不設立市政機構，”，那麼，基本法第95條規定“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的任務和第96條“市政機構的職權和組成由法律規定”的規定，就等於被廢除；基本法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中有關選舉委員會委員，也就沒有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這是違反澳門基本法的嚴重行為，是不能接受的。基本法是規定“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但陳麗敏把“可設立”理解為是“可以設立市政機構”或“可以不設立市政機構”，變成“並非是必須要設立市政機構”。她在這裏偷換概念，將“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中的“非政權性”去掉，變為不分性質的“市政機構”，因為“可以不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會讓人以為可以設立“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明顯違反基本法。按照基本法，原來的市政機構是要取消政權性質，而不是要取消市政機構。“取消市政機構”這一舉，使得“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的基本法第95條和96條的規定，以及“澳門原有市政機構的法律和制度中與基本法無抵觸的內容，可以繼續保留”的特區籌委會的決定，成了一紙空文。正如蕭蔚雲所分析的，澳門基本法不但規定要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而且還規定了市政機構的性質、任務、職權和組成。至於什麼是市政機構？根據《市政區法律制度》第五條，市政議會和市政執行委員會是市政機構。只不過，“為了適應將來的需要，所以澳門基本法只作了原則的規定，為以後澳門特別行政區規定市政機構的職權和組成時留有餘地”（見《澳門與澳門基本法》291頁），因此澳門基本法第96條只規定“市政機構的職權和組成由法律規定”，沒有具體規定市政機構包括哪一些。綜上所述，有關澳門基本法第95條中“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不管是澳門基本法相關條文本身，還是澳門基本法起草的原意，或者是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基本法起草委員及法律專家的見解，“可設立”並不是設立不設立都可以，而是必須設立，沒得選擇的。特區政府應該依法施政，儘快按照澳門基本法，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既然陳麗敏在立法會引介《設立民政總署》法案時表示民政總署不是原來兩個臨時市政機構的簡單合併或延續，它是根據社會發展需要而建議設立的一個新部門，亦並非按《基本法》第95條規定所設立，那麼，特區政府應該儘快按照《基本法》第95條規定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才對。至於市政機構是否沿用以前叫“市政議會”和“市政執行委員會”，則特區政府應該按照基本法第96條的規定，制定新的法律來規定市政機構的名稱職權和組成。

澳門的企業、組織文化需要提升——從澳門“新勞工法”草案的争議談起■ 文／郝志東在澳門“新勞工法”問題上的爭議，凸顯了澳門企業、組織文化中的問題。一、圍繞澳門“新勞工法”的爭議澳門政府最近推出了新的《勞動關係一般制度》草案（簡稱“新勞工法”），請大家提意見，以供立法會和特區政府在立法時參考。的確，社會各界，尤其是勞工界的批評不少。人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該法有太多的“但書”。比如第二條“最低標準”說“僱主與僱員之間可自由訂立勞動合同，但除本法律允許雙方協定的情況外，須遵守法定的最低標準”。這就似乎為一個低於“最低標準”的合同留下了空間。可是該法已經是最低標準，哪裏還有更低標準的表述空間？類似的情況有五種，涉及到工人的試用期、超時工作的報酬、夜間工作津貼、輪班工作津貼、單方解約的預先通知等。澳門工會聯合會總會、服務業總工會、商業僱員總會等均指出在勞工法中不應該有這些灰色地帶。而政府方面則認為該法儘管和國際先進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但“新勞工法”與“舊勞工法”相比，已有很大進步。澳門社會現狀也不允許我們一下子走得太快，否則社會無法適應。其實不光是和發達國家比該勞工法有些差距。就是和內地的勞工法比，該法差距也不小，儘管內地還算不上是“發達國家”。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而澳門“新勞工法”第十五條第一款則規定：“在正常情況下，僱員的每日工作時數不應超過8小時，每週總工作時數則不應超過48小時”。除了缺乏剛性之外（如“在正常情況下”，以及兩個“不應”），時間上也超出內地法律規定4小時。（每週工作時間美國規定為40小時，台灣為42小時，內地為44小時，澳門為48小時。孰優孰劣，立馬可見）“新勞工法”的爭議顯示出企業、組織文化需要提升。圖為勞資雙方在勞工局斡旋下對話。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用人單位由於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後可以延長工作時間，一般每日不得超過1小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但是每月不得

超過36小時”。同時第四十四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應當按照下列標準支付高於勞動者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的工資報酬：（一）安排勞動者延長時間的，支付不低於工資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資報酬”（這一點和美國法律相同）。而澳門“新勞工法”則規定：“僱主正面臨重大的損失，……僱員的工作時間最多可延長至第十五條第一款所定的兩倍”。在超時工作的報酬方面，澳門法律也規定為平時工資的150％。但中國和美國的法律都針對“僱主”，要求其付“不低於”150％的工資。而澳門“新勞工法”草案則說“僱員”有權收取該工資，僱主且有權和僱員另訂協議。換言之，超時工資還有可能低於150％。這些爭議、這些澳門和內地、台灣、美國的差別說明了什麼問題呢？勞工法的意義在於“保障勞工權益、規範勞資關係、預防和解決勞工問題、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1之所以有勞工法，就是因為僱員在和僱主的博弈中處於弱勢，所以國家或政府要直接干預，以減少社會矛盾和社會動盪、保證經濟和社會的順利發展。如果政府的立法沒有做到這一點，沒有能保證勞工權益，那麼政府便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但是，我們還不可以這樣講政府，因為這剛剛是一個討論稿。最終是由立法會和政府參照社會各界的意見共同修改後才算定案。所以下這些結論還嫌過早。二、澳門企業、組織文化的問題不過，這些爭議與不同也暴露了另外一些問題，即澳門的企業文化、組織文化的問題。這是本文的重點。那麼什麼叫企業或組織文化呢？（在這裏“企業”和“組織”兩詞基本可以等同使用，因為“企業文化”就是企業的“組織文化”。但是“組織文化”也存在於其他任何社會、政治、經濟組織中。而這樣組織又都通常以企業的模式來管理。所以，“企業”和“組織”兩詞在本文中可以通用但又有所不同。）正如邱澤奇所綜述，組織文化“包括了價值觀、信念、基本認知、觀念、行為規範和行為模式等，是一種社會能量，促使人去行動；文化之於組織，就像人格之於個人，給組織提供意義、方向和動力。文化普遍存在於組織中；每一個組織的文化都具有唯一性；組織的文化是一個社會建構概念；組織文化提供成員對組織的理解；組織的文化也是控制機制”。2這正是社會學對文化的定義與理解。具體說來，企業或組織文化通常有下面這些維度：僱主與僱員的關係、創新與冒險的精神、對細節的關注、對結果的關注、對人的關注、團隊精神、敢做敢為的精神、穩定性等。一個企業或組織在這些維度上的表現便構成了某個企業或組織的文化。此處，我想著重強調僱主與僱員的關係。由於僱主與僱員是組織中最能動的構成部分，所以僱主與僱員之間的關係對上述企業文化中其他的七個維度有著重要的影響。只有僱主與僱員的關係協調好了，消極保守才能變成積極創新；彼此敵對才能變成互相合作；被動懶散才能變成主動進取；命令式的管理才能變成溝通式的領導；追求績效才可以和追求人性並行不悖。3那麼澳門的企業、組織文化是個什麼樣子呢？本人最近參與了一個澳門人力資源的全面調查，發現澳門很多企業或政府部門的僱員經常會談到本單位的文化，並把它看作是一個決定自己去留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他們所關注的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領導作風跋扈還是民主、僱主和僱員是在追求金錢的回報還是在追求人性的實現等、獎懲制度是公平還是不公平、工作氣氛是保守還是進取等。下面將根據該調查所掌握到的一些情況來逐一討論這些問題。第一，領導作風問題。在企業中或者行政單位中的主管奉行什麼樣的領導作風，會直接影響組織的績效。一位金融業的僱員在談到她的經理們時便說，有的經理善解人意、和員工溝通良好，大家在一起心情舒暢，所以大家工作效率高。另外一些經理則不屑和員工溝通，一味強迫命令，僱員動輒得咎，搞得大家私底下都怨聲載道。一些治安員警則認為自己的上司並不理解一線工作人員的苦衷，也不和他們溝通，導致他們的使命感減弱、士氣受挫。用另外一位被訪者的話說，許多主管是在用殖民地時期的強權方式來管理自己的員工。這樣的工作方法能否獲得績效，我們表示懷疑。即使獲得一定的績效，其代價是否也太大了一些。這就將我們帶入了第二個問題，即組織的目的。第二，組織的目的何在？僱主和僱員在追求金錢的回報還是人性的實現？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來就一直在效率和公平之間徘徊。中央的政策一直是注重效率，兼顧公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多數老百姓也爭先恐後，以賺錢為第一目標。其結果是貧富懸殊加大，官員腐敗蔓延，環境污染嚴重，社會互信喪失。人們不得不問，我們賺錢到底為了什麼？難道只要吃飽飯，其他什麼都可以不管不顧嗎？難道這就是人性的本質嗎？我們再回頭看澳門。僱主和僱員是否也是各自為自

己的利益在算計。比如，僱主可以要求僱員每天做12小時的工，每月只休息兩天，而且不按法律規定給超時工資。對於大陸來的勞工，由於其身份問題，可以加倍地盤剝。僱員則因為“魚不過塘不會肥”，而三番五次的轉工、跳槽。巴士司機為了多賺點錢，有的一天最長會做13－14個小時。的士司機也有很多人每天做12個小時的工。在僱主和僱員都各自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工作的時候，手段已經被當成了目的，人性已經被金錢操控。當然，我並不是說僱主不需要擴大自己的利潤、僱員不需要養家糊口。但是僱主在擴大自己利潤的同時，僱員在賺錢以養家的時候，是否也想到錢以外的其他價值，如公平、厚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家庭、社區等等。畢竟，金錢並非就是一切。第三，獎懲制度公平與否。有被訪談者認為公共行政系統的晉升制度、人際關係、上下級關係並不正常。人們經常會發現一種所謂的“擦鞋”文化。如果下級對上級只能唯唯諾諾、阿諛奉承、唯馬首是瞻，其結果只能是“一言堂”，什麼都是領導說了算。即使是對組織有害的作為，因為領導點了頭，那也是對的，反正有上級領導負責。下級沒有進取心，也沒有責任心。但只要你聽領導的話，你就有晉升的機會。否則，即使你工作再好，對你的晉升也沒有太大的用處。這樣“同工不同酬”、“任人唯親”而不是“任人唯賢”、重“裙帶關係”而不是重“工作能力”的企業或組織可能很難有創新、進取的精神。這就將我們帶入最後一個問題：工作氛圍。第四，工作氣氛的保守還是進取。如果主管人員的領導作風是命令式的，如果僱主和僱員都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組織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企業或組織的獎懲制度不公平，那麼這個企業或組織的文化氛圍就是保守的，因為“多做多錯，少做少錯”，所以，人們乾脆除了分配給自己的任務之外，儘量什麼都不做。正如一位被訪者所說，“做嘢都係為人工，有幾多個真係為使命”。在這種保守文化的籠罩下，很難想像該企業或組織能夠有多大的作為。上述澳門的企業和組織文化中所呈現的四個方面的問題，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人的尊重不夠、對人性的關注不夠。這和我們在文章開頭講的“新勞工法”的問題是一樣的。這個勞工法草案是反映了目前澳門的企業、組織文化的。我們先來討論這個問題的關鍵，再來看如何提升澳門的企業和組織文化。為什麼說澳門的企業、組織文化對人的尊重不夠、對人的關注不夠呢？我在第一個問題中講到企業、組織的主管的霸道作風。其實這是一種不把員工當作平等的人來對待的思維方式。這些主管認為員工是他們僱來的，只要服從命令，指東打東，指西打西就可以了。他們不屑和員工溝通，認為他們和自己不是一個階級，沒有和他們相同的地位，故而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於是他們使用員工就如使用一件工具。與此同時，我們上面所講的第二個問題就會產生：僱主可以不考慮員工的家庭、生理等的需要，而要求他們為自己工作盡可能多的時間，同時付出盡可能少的工資給他們。我們可以斷定，僱主和自己家人在一起的時間肯定超過他們的員工和自己家人在一起的時間。他們對自己的小孩的照顧，也一定比他們的員工對自己的小孩照顧得好得多。由於缺乏對員工作為“人”的尊重，我們在第三個問題中講到的獎懲不公、擦鞋文化、任人唯親、裙帶關係、同工不同酬等問題也就可以理解了。因為在這些主管的眼中，只有聽自己話的人才是人，而其他人就只是個數位。只要聽話就可以多拿錢，工作好壞不是主要標準。在這樣的工作氛圍下，自然就產生了第四個問題：多數人變得保守。如能跳槽就跳槽，不能跳槽就儘量維持現狀，因為“多做多錯，少做少錯”，所以企業、組織的文化顯得保守，績效的有無全看主管一人能否呼風喚雨。但通常說來，在保守的環境下，很難有創新、突破、敢做敢為、團隊精神等等我們在前面提到的企業、組織文化要素，儘管它或許相對“穩定”。於是這樣的企業、組織就很難站在市場、社會的前列，引領政治、經濟、社會的潮流。三、如何提升澳門的企業、組織文化由於上述文化問題的根源是缺乏對人的尊重、對人性的尊重，那麼解決這些問題也首先要靠提高對人的認識。其實，古典的社會學理論早就提出了這個問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最著名的批評是它把資本家和工人都“異化”了。前者只關心怎樣賺錢，後者則無法控制生產過程，並且和自己的產品失去聯繫，只能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韋伯說現代化就像一個籠子把人們關在裏面。迪爾凱姆也擔心人們從事的是“被強迫的分工”，而不是“自然分工”。他們都關注在現代化過程中人們如何能夠有尊嚴地生活的問題。這就要求僱主對自己的思維以及行為方式做出一定改善，看到自己的權力既可以用來做對僱員不利的事情，也可以用來做對僱員有利的事情。如果他們能夠對僱員有足夠尊重，他們

Chri s t ensen, “What Is an Organi zat i on' s Cul ture, ”Harvard Bus i nes s School Publ i shi ng,Pr oduct Number: 9-399-104, 2004; Cl ayt on M. Chr i s t ens en, Mat t Mar x, and Howar d H.St evenson, “The Tool s of Cooper at i on and Change, ”Harvard Bus i nes s Revi ew, Oct ober,2006, Vol . 84, I s sue Number 10; Edger H. Schei n, “Three Cul tures of Management : The Keyt o Or gani zat i onal Leami ng, ”Sl oan Management Revi ew, Mas s achuset t s Ins t i t ut e ofTechnol ogy, Fal l , 1996, Vol . 38. Is sue No. 1.4. 見Pet er Drucker, Pos t Capi t al i s t Soci ety(New York: HarperBus i ness ), pp. 56-7，6-7.55. 見Paul Kawken, Amory Lovi ns and L. Hunt er Lovi ns , Natural Capi t al i sm: Creat i ng t heNext Indus t ri al Revol ut i on(Bos ton: Li t t l e, Brown and Company, 1999) , pp. 286-7.的好多行為方式是應該改變的，勞資關係是可以比現在更好的。其實，在世界進入後工業化以後，對員工的尊重顯得更加重要起來了。世界著名的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說，現代組織中的主管和僱員的關係不是“老闆”和“打工仔”的關係。他們應該是夥伴（a ssoc ia t es）關係，這個組織應該有相當高的自主性。德魯克主要是在講知識社會的情況，認為現代組織中的知識工作者有相當大的自主性，他們可以決定自己要為組織做出什麼樣的貢獻，做出多大的貢獻。但是他又說，在現代社會裏，即使技術含量低的服務業工人也已經不是以前的“無產階級”。4所以即使我們所探討的是地盤工人、住宅樓的管理員、寫字樓的清潔工，僱主也有必要把和他們的關係看作是“夥伴”關係。這當然是一個思想的飛躍，但是如果我們想讓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如果我們真得想建立我們成天掛在嘴邊的“和諧社會”，或許這種飛躍就是必須的。這裏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正如一些專家、學者所指出的，工業資本主義所使用的那些剝削人力資源的方式已經在破壞著一個社會文化的完整性、腐蝕著社區、摧毀著市民社會、蠶食著人們的幸福感、使人們喪失對未來的希望。僱主們需要尋找一種更加有尊嚴的方式來雇用工人。5但是相反，後工業化社會的僱主則更多地在使用臨時工、外包工，不願意承擔對這些人更多的社會責任，正如內地的農民工所碰到的情況那樣：在他們將城裏人的高樓大廈建好之後，城裏人準備隨時將他們趕回農村。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企業和組織的主管將每一個員工都當作“夥伴”來看待，可能有些困難。但是如果這個社會注重人性、還有良心，那麼我們就應該鼓勵企業、組織的主管重拾“對人的尊嚴的尊重”（respect for the di gnity of persons），在自己的企業、組織內建立夥伴關係、朋友關係、互信關係。只有員工心情愉快，他們才可以為企業、組織的發展貢獻自己的最大力量，使它們在市場更有競爭力。6這或許是提升企業文化所必須走的第一步。另外，我們在澳門人力資源的調查中，有些被訪談者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具體建議，比如員工入職之後，僱主採用適當的方式使他儘快適應本企業、組織的文化。之後要經常和員工見面，瞭解他們的需要，幫助他們儘快融入企業、組織的生活。另外還應該鼓勵員工開生日派對、各種座談會、以及燒烤或旅行等等活動。當然適時提薪，適時升職，好的福利，如醫療保險、退休保障、年底獎金、一年的大假，等等也都很重要。如果真的有同事想辭職，公司也叫他們再三考慮，挽留他們。僱主需要培養一種具有向心力的企業文化。有被訪談者說，如果本企業的文化有足夠的吸引力，他們就有可能寧可不要另一個用人單位的區區幾百元的加薪，就是多了1000元也不一定要走。許多被訪談者認為他們對目前的企業文化沒有歸屬感。這些其實都很重要。老闆對員工好，員工也會努力工作，配合也會默契。當然，我們並不是說企業、組織不需要高度的理性化。恰恰相反，現代的組織的確應該像韋伯所描述的那樣，具有健全的行政組織體系。在這裏，組織中的人員有固定和正式的職責並依法行使職權；組織內按照地位的高低規定成員間命令與服從的關係；成員間的工作關係只有對事的關係而無對人的關係；每一職位根據其資格限制（資歷或學歷），經公開考試合格予以使用，務求人盡其才；對成員進行合理分工並明確每人的工作範圍及權責，然後通過技術培訓來提高工作效率；按職位支付薪金，並建立獎懲與升遷制度，使成員安心工作，培養其事業心。7不過這些理性化的管理方式並不妨礙企業、組織的主管尊重雇員的人格、建立一個比較和諧的勞資關係，從而建成一個真正的和諧社會。公平和效率、人性和經濟性之間的確有些矛盾，但這些矛盾是可以被適當處理的。如何適當地處理這些矛盾，要靠政治家、工會，以及所有關心這個社會發展的人的智慧和能力。但是無論如何處理，公平和人性都不應該被犧牲掉，否則這個社會就是一個病態非常嚴重的社會。以上是由澳門“新勞工法”的爭議所想到的關於澳門企業、組織文化的一些問題。希望能夠抛磚引玉，激起人們更多的討論，使我們的社會真的和諧起來。注釋：1．見衛民和許繼峰合著《勞資關係與爭議問題》第二版（臺北縣：國立空中大學出版，200 5年），第231頁。2．見邱澤 奇著“在 工廠化和網 路化的背 後 —— 組 織理論的發 展與困境 ”，北京 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工作論文，1999。3．見衛民和許繼峰合著《勞資關係與爭議問題》，第17 9 －80 頁，以及Clay ton M．6．關於現 代社會組 織，尤其是 企業，為 什麼要以 及應該如何 發展人和 人之間更 加緊密的關係，請看Robe r t D．Put nam，B owl ing Al one ：The Coll a pse and Re v i v a l of Amer i c a nCommuni ty（New Yor k：Simonand Schus t er Paper bac ks 2000），pp．8 5－92．7．見邱 澤奇著“ 在工廠化 和網路化 的背後— —組織理 論的發展 與困境” ，北京 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工作論文，1999。

台灣民主扭曲變形■ 文／朱顯龍台灣已實現了“總統”、“國會議員”、地方首長等直選，所有的公民都享有投票權和投票的自由，各個政黨、團體和個人都可參與各項公職的競逐，台灣在華人社會中樹立了民主典範。然而由於歷史、時間和複雜的兩岸關係、島內社會關係等原因，台灣的民主受到扭曲以致走調、變形。台灣民主歷煉不足台灣當代政治始自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於1945年從日本殖民者手中接管台灣。當時的國民黨由蔣介石利益集團掌控，而蔣介石實行的是一黨專政、一人做主的獨裁統治。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戰敗落跑台灣，不僅將實施獨裁統治的機器搬到台灣，沿襲獨裁統治體制，而且通過權力鬥爭、白色恐怖、戒嚴等手段來強化專制獨裁統治。國民黨在台灣的獨裁統治在國民黨政治強人蔣介石去世後並沒有結束，蔣介石兒子蔣經國繼承其父獨裁統治機器，繼續鉗制台灣人民的結社、言論、出版、選舉自由。蔣經國晚年儘管也進行了某些政治改革，但一黨獨大、一人獨裁的統治體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民進党成立後，台灣政治走向多元化，但台灣並未真正實現民主化。民進党成立後，不僅沒有獲得合法身份，因為當時“戒嚴令”未取消，任何組党行為均屬犯法並應受到法律制裁，而且束縛民主的種種法律繼續存在，國民黨全面控制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以及軍隊、員警、特務、司法等專政機構，台灣一黨獨大、一人專權的獨裁政治體制沒有改變。這種局面即使在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上台後也未改觀。直至1990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1993年第二屆國民大會選舉、1995年第二屆立法院選舉及1996年的“總統”直選，台灣才開始進入民主政治軌道。從民進党成立算起，台灣政治多元化至今只有20年歷史。從第二屆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來看，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為時只有14年。從“總統”直選來分析，台灣民主政治的大步前進只有11年的時間。從民主政治的重要標誌政黨輪替來說，台灣民主政治邁向成熟階段只歷經了7年時間。比較西方民主政治，它們大多有上百年的歷史，而且都曾經歷了許多的風風雨雨與曲折。而台灣的民主政治歷程卻只有十幾年，這麼短的時間是不可能造就完善的民主政治體制與民主意識。畸形政體滯障民主台灣現行政治運行模式來自於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的政治體制和李登輝主政時期“憲政改革”後的體制變體。這種模式由於時過境遷、國民黨長期實行獨裁統治和李登輝搞“憲改”的私利，在今天存在許許多多漏洞、矛盾與問題。原載台《商業週刊》第1018期。 原載台《聯合報》。首先，台灣憲政體制擾亂民主。台灣“中華民國憲法”確定的政治體制原本為五權體制：最高領導人是“總統”，最高決策機關是國民大會，“總統”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總統”下設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立法委員由各地選區選民直選產生，立法院長由立法委員互選產生；司法院長及大法院由“總統”提名，監察院選舉產生；考試院長及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監察院委員由各地

方選舉產生，監察院長由監察委員互選產生。此種政體導致“府院”長期存在。其一是總統府與行政院之間的權力分際，即“總統制”與“雙首長制”的爭議。其二是總統府與立法院的矛盾，擁有“立法權”的立法院無法監督“總統”，必然導致權力運作過程中發生矛盾衝突。李登輝主政後推行“憲政改革”，將原有的三個國會中的國民大會廢掉，監察院改為行政機構，這樣台灣只剩下單一的立法院，而且將“總統”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改為選民直接選舉產生，行政院長由原來的“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改為“總統”提名、立法院只能行使不信任投票權。這種改革雖然避免了“總統”府與行政院的矛盾，但立法院仍可對行政院長行使“不信任投票權”，還是無法避免“總統”與立法院的主事權分屬不同政黨之時發生的權力糾紛。其次，司法不獨立、不公正。台灣的司法體系分為司法院和行政院的法務部。按憲法規定，司法院是最高司法機關，與行政院、立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平行，主管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審判及對公務人員的懲戒審議等事項，並有“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法務部系主管檢察、監獄、司法保護等行政事務和行政院的法律事務的機構。法務部因屬於行政院的下屬機構，法務部長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總統”同意任命，因此他聽命於行政院長和“總統”，不可能中立；法務部下屬的檢察長及職官聽命於法務部長，也不可能中立。李登輝推行憲政改革之後，監察院長及監察委員由過去的各省市議會選舉產生改為“總統”任命，監察院失去國會的功能，完全成為“總統”的御用機關。監察院性質的改變，也導致監察院正副院長及大法官也間接變成“總統”任命，“司法院”的中立、公平性受到破壞。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長期是人治大於法治，台灣司法的公信力很差。司法由於不能做到中立，因此台灣司法系統存在不能公平辦案的弊端，小案大辦、大案小辦或不辦、選擇性辦案的現象比比皆是，如牽涉到李登輝、謝長廷、余陳月瑛的“國安秘帳案”、“高雄龍王宮建築弊案”、“新瑞都弊案”等久拖不判，但支持“泛藍軍”的顏清標鎮南宮弊案很快遭到判決；陳水扁及其夫人吳淑珍涉及的“國務機要費案”、民進黨四大天王涉及的特支費案等，或久審不判，或不起訴，而在野黨的馬英九涉及的特支費案則快訴快審。再次，選舉制度有諸多瑕疵。台灣的“總統”選舉由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的選民直接投票選舉產生。李登輝主導修改“總統”選舉規則時候，為了保證自己當選，通過影響台灣立法機關，確定無論有多少人參選，只要一組獲得多數，無需過半就視為當選。這種遊戲規則導致未獲得半數選民支持的參選人可能當選台灣領導人。從理論上來說，未獲半數選民支持的最高領導人，其權威、公信力會受到質疑，進而可能導致政局動盪、社會混亂。果不其然，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陳水扁只獲得了39％的選票，也就是說61％的選民不支持陳水扁。正因為如此，陳水扁的正當性、權威性受到莫大質疑與挑戰，島內因此發生政治歧見與紛爭，政局變得動盪不安，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受到拖累。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也存在不符合民主要件的地方。其一，立法委員的選舉是分小選區選舉，如台北市劃分為六個選區，高雄市劃為四個選區，台北縣也分劃多個選區。這種小選區建制容易造成參選人花錢買票或通過恐嚇等手段強行拉票，不僅黑金政治於焉產生，而且當選人素質低，問政能力差。其二是“政黨比例代表制”，即部分立法委員由超過5％得票率的政黨推薦產生，這種做法排擠了小政黨或無黨籍人士的問政空間，是一種變相的大政黨獨裁行為。台灣的民主夾雜著族群矛盾、統獨矛盾和意識形態的分歧。這些具高度爭議的敏感話題，在島內政治人物刻意挑撥之下，與選舉纏在一起，進而使台灣的民主荒腔走調。剛性政黨扭曲民主民進黨標榜民主、反獨裁。然而，近朱者赤，民進黨誕生於國民黨獨裁統治時期，其不少黨員來自於國民黨內的失意政客，因此民進黨從開始就帶有國民黨的獨裁氣息。更重要的是民進黨跟國民黨一樣，也是剛性政黨。民進党吸收黨員不僅有嚴格的理念相同、言行與黨保持一致、遵守黨紀、入黨需有介紹人等要求，而且其

組織也與國民黨一樣，從中央到省市、縣市、鄉鎮都有強勢黨部，黨部內設有主席、秘書長等職務及中常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工作機構，上級組織可以否決下級組織的決定，中常委或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開除黨員。民進黨的這種剛性組織型態，決定該黨在決策及組織運作過程中難免獨裁、專制的弊端。當該黨執政之後，其專制、獨裁的模式與特點也自然融進新政權之中。因此，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之後，台灣的民主品質並沒有得到明顯改善，不僅專制、獨裁等現象仍然存在，而且黑金、貪瀆繼續盛行。民進黨的前身是“黨外”勢力，即反對國民黨的力量的組合。黨外勢力的主體是長期從事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活動的街頭運動者、地方勢力派等。這些草根性人物在民進黨成立之前，不僅頻繁發動群眾運動、街頭運動，而且主張通過暴力革命來推翻國民黨統治，個別人甚至實施過刺殺、爆炸等暴力行為。民進黨成立之後，黨外時期主張街頭運動、群眾運動的草根人士也加入民進黨，並主導民進黨的政策走向與權力運作，因此民進黨一直帶有濃厚的草根色彩。民進黨執政之後，不思考也沒有學會如何調整和完成角色轉換，堅持在野時期的草根、暴力特性。作為執政黨的民進黨，曾多次發動街頭遊行、示威，陳水扁也不顧最高領導人的身份走上街頭，仿佛民進黨仍然是一個在野黨，陳水扁還是在野黨領袖。其結果不僅導致執政黨與在野黨的關係從一般意義上的競爭性政黨關係變為充滿火藥味的水火不容的關係，而且台灣社會陷入混亂，台灣經濟受到嚴重拖累。民進黨及陳水扁的草根、魯莽還表現民粹主義、選舉第一、意識形態至上、政治掛帥、政策朝令夕改，結果造成台灣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泥沼，台灣社會被撕裂，經濟下滑，人民生活品質下降。民粹政治禍害民主台灣人口結構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等四大群體，其中閩南人約占66％，客家人占18％，外省人占14％，原住民占2％。這四大族群又分為本省人與外省人兩大群體。因為兩岸長期隔離，加上台灣曾受日本殖民蹂躪以及國民黨長期實行的壟斷、獨裁統治，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存在一些過節與誤會。這些過節與誤會是歷史造成的。隨著時間推移，這些過節與誤會逐漸淡忘。然而，李登輝、陳水扁及激進台獨勢力玩弄民粹政治手法，把反抗國民黨腐敗統治的“二二八事件”歪曲為外省人殘殺本省人，把國民黨說成是外來政權，把台灣民眾當家作主的意識說成是尋求“出頭天”。如此這般，他們每逢選舉就拿這些問題大做文章，借機煽動排斥外省人的情緒，進而製造社會的對立，使本不大關心政治的選民不得不選邊站，而且受誤導的民眾被迫選擇挑起族群矛盾的政治人物和政黨。另一方面，兩岸1949年來處於分離狀態，加上國民黨偏安台灣和醜化大陸，台灣民眾不僅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而且對大陸有相當程度的誤解甚至排斥心理。李登輝上臺後，將台灣民眾這些意識上升到對台灣所謂“本土認同”、“國家認同”，並將大陸堅持主權統一說成大陸吞併台灣、大陸打壓台灣。每逢選舉，民粹政客及台獨人士就拿統獨做文章，宣導兩岸統一即“出賣台灣”，台灣獨立即是維持台灣的尊嚴與地位，進而把挑釁大陸塑造成英雄壯舉。成熟的民主社會，無論參選人還是選民，關注的是民生議題，對國家認同、種族融合等議題一般共識較高，不會發生激烈爭執。然而，台灣的民主卻夾雜著族群矛盾、統獨矛盾及意識形態的分歧。這些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敏感政治話題，在島內政治人物刻意挑撥之下，與選舉糾纏在一起，進而使台灣的民主荒腔走調。台灣走向民主，本應促進台灣族群的和諧、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與民生品質的提升。然而，由於政治人物的刻意挑撥，台灣民主實踐的結果是族群的撕裂、統獨矛盾的激化、兩岸關係的惡化、社會的高度對立、經濟的下滑、民生品質的下降。這是台灣民主的悲哀。台灣民主實踐的結果是族群的撕裂、統獨矛盾的激化、兩岸關係的惡化、社會的高度對立、經濟的下滑、民生品質的下降。

化解台灣民衆的憂慮與恐懼■文／馬有恒多年來大陸對台灣民衆做了大量工作，嚴格地將台灣統治階層與民衆分開，一再申明：大陸的行動從來都不是針對台灣人民的。但是，這邊有宣傳，台灣那邊也會有反宣傳。過去高分貝反台獨和飛彈演習曾被用作悲情表演，效果很不好。一些台灣民衆反應，他們最擔心的是一旦開戰，辛苦了一輩子購置的房產就會化爲灰燼，辛辛苦苦積攢起來的一點積蓄也會變得分文不值。於是很多灣人紛紛把錢存入大陸銀行，有的計劃在上海、珠海等地購置房屋，準備一旦有事就離開台灣；倒是那些政客孤注一擲，什麼也不怕，反正炮彈也打不到他們頭上。當年為阻止李登輝當選“總統”，發炮警告，炮彈落在台灣島東海岸，不僅沒有對李登輝造成威懾，反而增加了他的選票。李登輝甚至公開說炮彈沒有彈頭，是嚇唬人的，作家李敖聲稱要告李登輝，說他洩漏了沒有彈頭的機密，演出一場鬧劇。有人倒是認為，假如真要發炮，不妨萬無一失地炸毀它幾個軍事基地或軍用機場，讓台灣民衆百分之百地相信，解放軍的炮彈是不會打到老百姓頭上的。這就要求在反台獨的鬥爭中充分運用智慧。做台灣民衆的工作，目的要讓他們感受到同胞的情愛，感受到血濃於水的感情。宣傳媒體要嚴格區分台灣上層與下層的界限，對上層分裂活動給予揭露與批判，對下層民衆則要給予關懷。一、運用傳媒宣傳一些台灣民衆的奮鬥史、台灣民衆從事公益的先進事跡，讓台灣同胞感到溫暖。中央電視台以往做過不少海外華人奮鬥有成的節目，是否還可以把這種宣傳形式擴大至台胞身上。例如前年的支援幫助南亞海嘯受難的各國人民，台灣同胞也有許多可歌可泣的生動事跡。傳媒還可以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加以報道，加深台胞對大陸的親切感和認同感。春節晚會上一首費翔的“遊子歸來”的歌，一位鳳凰衛視女主播劉海若在北京治好了重病的報道，勝過千言萬語的宣傳。二、重視“留住台商”和“留住台胞”的工作。目前，在兩岸接觸日益增多的大環境、大氣候之下，台灣每年都有百萬計的同胞返回大陸，據說在上海，數十萬台胞置業、定居，甚至把上海的樓價都炒高了；而在北京，每年至少有二十萬台胞抱著各種不同目的而來。台胞返回大陸和台商投資大陸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有為尋親而來，有爲遊覽而來，有爲經商而來，有爲升學、求醫、學習民間工藝等目的而來。我們如果做好台胞的各項工作，使他們認識一個真正的大陸，然後透過他們，相信能把今日大陸風貌、大陸人純樸好客以及國家對台政策帶往海峽對岸，帶去和平友好、統一祖國的訊息，從而進一步加強台灣同胞的回歸意識，促進祖國統一。要做到“留住台胞”，當然還須採取許多具體措施。例如：進一步簡化入境手續，其中包括交通設施的改良與過關手續的簡化。不要小看這個問題，有一年春節，一位幾十年沒來澳門的人由香港乘船來澳門，海上航行不過一個鐘頭，過海關卻花了四五個鐘頭，此人發誓從此再不會到澳門來。當然這可能是一時的氣話，但很值得重視。再例如：政策可作適當的寬鬆或寬限。澳門有一個例子：一名香港商人來到澳門準備長期發展，隨帶妻子兒女，其中一個六歲的兒童無論怎樣都不獲任何一間學校接納。直接找教育局長詢問原因，也還是拖了半年之久才得以解決。在這半年中，這個六歲小孩被送到深圳上學。如果半年還解決不了問題，這個商人只好離開澳門去其他地方發展了。因為孩子不能入學而“趕”走一名投資者，是否太不值得？總之，“留住台胞”決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必須把這個問題提高到開展對台工作，爭取早日實現三通、進而實現祖國統一的高度來認識。“留住台胞”，是要留住台胞的心，不要貪圖眼前經濟利益而忘記了長遠目標。珠海特區西部橫琴島與澳門只有一水之隔，回歸前珠、澳兩地政府商討修建一座跨海大橋的事宜，然長期不能得出結果，原因是中方非要收取由澳門到橫琴的車輛入境費5元不可。後經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論證分析，指出大橋一通，從澳門進來的入境者只會源源不絕地給橫琴送錢來，那過橋的5元錢費用又算得什麼？這座大橋終於在澳門回歸時建成，名為蓮花大橋，現在因應CEPA（即《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落實，粵澳兩地經貿往來更趨密切，這座大橋成爲舒解過關阻塞的重要通道，所有貨運車輛都從這裡通過。遲遲不修大橋是缺乏政治家的遠見；後來修好這座大橋，是充滿政治智慧之舉。

陳曉烽：警惕“溫水煮蛙”陳曉烽介紹了這樣的一個實驗：將一隻青蛙放進沸水中，它會即刻跳出來；若將之放入溫水，慢慢加熱，它就會安穩呆在水中，直到被煮熟。因為青蛙體內感應生存威脅的器官只能感應出環境的激烈變化，而感應不到緩慢、漸進的變化。所以當溫度慢慢上升時，青蛙身體將越來越虛弱，直至被煮熟。“溫水煮蛙”值得深思！

■ 文／本刊記者 祁齡九低調處世陳曉烽，一個澳門人還不太熟悉的名字。他今年四十剛剛出頭，是一位成功的實業家。記者從濠江中學75周年校慶出版的《濠江中學校友精英錄》裏面看到這個名字。名字下面只有兩行簡介：1984年的畢業生，澳門特區政府註冊工程師，北京市政協委員、澳門恒邦集團董事長。記者帶著濃厚的興趣上網搜尋，赫然發現2003年3月7日北京《人民政協報》“儒商情懷心繫祖國——澳門浩仕集團董事長、青年企業家陳曉烽先生訪談錄”和2007年4月13日香港《大公報》“‘自強不息與勢並進’成澳門企業發展之路——訪恒邦集團董事長陳曉烽”兩篇宏文。我想，澳門之花豈可只在異鄉開放，於是前往設在宋玉生廣場獲多利大廈的集團總部訪問這位低調處世的青年企業家。實幹起家訪談從“澳門人”話題開始。陳曉烽自小在澳門成長，小學學業在澳門完成後，中學就讀於澳門一所最著名的愛國學校。這段歷程對他的成長影響深遠，對華夏民族的認識、傳統文化、人生哲理、愛國情操都是在這一時期吸取、孕育、成熟的。中學畢業後考入國內大學深造，獲華僑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學位、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走出大學校門的陳曉烽是在澳門建築界開始創業歷程的，他的第一份工在澳門的一家葡資建築機構擔任專案見習工程師，經常在工地上摸爬滾打，把大學學來的書本知識融匯在實際工作中，化為今後創業的本領。有人問他，他也自己問自己：什麼時候才可以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三年後，他毅然決定辭去專案工程師的職務，開始他的創業生涯。出道不久適逢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經濟繁榮時期，建築業蓬勃發展，這就給英雄提供了用武的機會。他也從單槍匹馬的自僱攬活到了初具規模的建築工程公司。這一時期，他除了繼續做他的工程設計、施工承建，還投資樓宇買賣，逐步形成了他的營商風格及企管理念，為今後的事業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然而，一場春雨過後，接著是綿綿不絕的黃梅天氣。澳門回歸前，經濟持續低迷，地產市道蕭條，陳曉烽轉而承接政府工程。不久，澳門回歸，特區一片光明，市民充滿希望，大有“百廢待興”、“百堵偕作”的氣象。政府大興土木，工程項目比回歸前多，規模也比以往更大，然而陳曉烽卻一樁公共工程項目也不曾接到，據他表示，他名下的浩仕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六年間參予數十個公共工程公開競投，卻是屢標屢敗。記者好奇地詢問是何原因，他笑用“君子隱惡揚善”作答。這對決意在建築行業一顯身手的他打擊實在太大了。所幸天路不絕，天道酬勤，此時特區政府對外開放賭權，外資湧入澳門，建築行業空前繁榮，拉斯維加斯式的大型建築嫁接到澳門半島和氹仔島上。陳曉烽憑著他的商業信譽和專業水準征服外來商人，通過嚴格的資格甄選、投標程序，與甚至是國際級的建築公司公平競爭，而屢屢中標，業務持續增長。他自2003年起成功參予承建了數十個國際及本地財團投資的娛樂設施及五星級酒店。目前其名下建築公司已是澳門業界領先企業。外資衝擊外資來到澳門，有人說這是外資“入侵”，是把在澳門賺的錢運回他們的祖家；更有人說回歸前統治澳門的是葡萄牙人，回歸後換成了美國人。陳曉烽是如何看待外來經濟與外來文化的衝擊呢？他認為：陳曉烽：自強不息，與勢並進。澳門最早是中國南疆的一個瀕海漁村，傳統澳人素來純樸安份，易於相處。儘管數百年前葡萄牙人來到島上，並且逐步攀居統治地位，澳門人也很少發出反抗的聲音，反而跟外來人和平共處，相安無事。20世紀60年代澳門興起了賭業，同時牽動旅遊業的發展，逐步改變澳門的社會形態。然而競爭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賭業的一枝獨秀不能有效推動社會發展。回歸後三年，2002年澳門開放賭業，外來資金進駐澳門，改變了小城原來的社會生態。外資財團的投資以數十億、百億甚至千億來核算，令博彩業有超前表現，帶動了相關行業發

展；同時還帶來文化衝擊，例如嚴謹的制度、完善的管理、充裕的資源和豐富的國際經驗。因此，吸引外資到澳門投資無疑是件好事，反映了澳門政府的遠見和決心，本地人須及時把握時機，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否則，極有可能被外來者取替。本地企業為免被邊緣化，不能繼續原地踏步了，必須發揮自己的熟悉本地市場和文化背景的優勢，加緊裝備自己，迎接外來挑戰。外來資金的進駐，亦給本地企業家擴闊了視野。本地企業家應當看到自己的不足首先是欠缺高質素的專業及管理人才。這也是本地其他產業裹足不前的最大障礙。只有以博大的胸懷廣招世界各地的專業精英，任人唯才，產業和社會才會有長足進步。有鑒於此，陳曉烽領導的恒邦集團近年從香港以及鄰近地區聘用了近二百位專業人才，以把握眼前機遇開拓公司業務，該集團目前外聘的專業及管理人員佔管理團隊總人數一半以上。恒邦集團正以寬大的眼光迎接未來的挑戰，除了在本地承接了多項外資投資的大型旅遊、酒店的建築及本地高端大型住宅項目，還投資內地地產項目。他決心在澳門的土地上打造出具規模、有國際水準、有卓越管理模式的企業。寄望政府外資的進駐更向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戰。回歸以來，澳門得到前所未有的機遇，經濟、社會發展一日千里。然而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一些新問題。社會財富、政府儲蓄雖然大幅攀升，而本地企業得益有限，於是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本地資金與外來資金的矛盾、行業之間的矛盾、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矛盾等等。在陳曉烽看來，問題的出現不可避免，因為澳門面臨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大家在建設一個從未有人建設過的社會。用一句人們耳熟能詳的話說：澳門人與澳門政府正在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澳門發展之快出乎意料，政府政策配套沒有及時調整到位，由此產生一些經濟和社會問題，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不及時扭轉與改進，將對今後的發展不利，也會對歷史難作交代。眼下等待政府去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例如法律的完善與改革，行政改革，公務員素質的提高，勞工、專才、各行業人力資源的優化配搭輸入。特別是在外資大量湧入的現實環境中，政府在推動各類行業發展的同時，應傾力保護及扶持本地企業，務必使本地企業分享商機。在人力資源的輸入方面，需要優先解決的是專才的輸入。外資來澳，是帶同專才一起來的，一旦離去，連專才一齊帶走。政府的扶持，對本地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因此陳曉烽寄望政府適當政策傾斜，令本地企業能有較理想的生存環境。他認為，歐美等先進國家和地區，都設有一定的經濟保護政策，既防止外來資金過度控制市場，也保障了本地企業家有較佳發展空間，即如祖國內地也在正式加入世貿前給予國內企業一定時間準備，這些都是值得特區政府借鑒的。儒商論政陳曉烽躊躇滿志，展望發展大計。訪談過程中記者強烈地感到，這位溫文爾雅的年輕企業家個性真摯率直，言語間流露出對傳統文化充滿獨特的感情和期待。他涉獵經史子集、詩詞書畫，通曉國際關係、地緣政治。當記者問到澳門如何理解這“一國兩制、澳人治澳”時，他滔滔不絕地說，“一國兩制”成功地和平解決了國與國間歷史問題，一國是前提，兩制是在一國之下的兩制，澳人治澳依靠的是大多數擁護一國的愛國愛澳的人，以及從這群人中選舉產生的治澳

班子。他贊同在澳門實行行政主導，而要發揮行政主導的效力，一定要健全行政機制與監管制度。行政機制的不完善、監管機制的不健全，給行政腐敗的產生提供了溫床。目前澳門的法律法例不能應付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加以完善及強化。法律建設、司法資源補給至關緊要。這是澳門社會、經濟急速發展以及邁向國際化、吸引國際資金來澳投資的必備條件。與此同時，傳媒監督、第三種軟力量也必不可少。社會上只有一種聲音不一定是好事，和而不同才能聽出和聲，才是真和諧，澳門傳媒格局應健康地多元化。澳門產業一業獨大，以賭為尊始終藏有隱患。希望中央能多方面支持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化。延安學習今年5月，陳曉烽赴延安學習歸來，體會很多。他說：“我有幸參加中聯辦組織的部份澳區政協委員到延安學習，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使我深受震撼和懾服。我感受到當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那種艱苦卓絕環境下，實行廉政民主，艱苦奮鬥！他們憑著憂患意識、競爭意識，以一個小政黨領導弱小的軍隊，戰勝當時擁有絕對優勢的執政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強大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這絕非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眼下澳門開放賭業，把澳門推向經濟高速發展的軌道，這是澳門人的驕傲，值得充份肯定。但過去三年，在經濟超預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陸續浮現出一些社會問題，隱藏著諸多深層危機。這些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究竟賭業將把澳門帶往何處？這一嚴肅的課題，值得社會各界思考並得出共識。目前澳門社會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分配不均、善惡不辨、是非顛倒的現象，原有的傳統價值觀念、文化意識遭到破壞，功利主義抬頭，憂患意識嚴重消失，以為今天的澳門真成了拉斯維加斯。陳曉烽介紹了這樣的一個實驗：將一隻青蛙放進沸水中，它會即刻跳出來；若將之放入溫水，慢慢加熱，它就會安穩呆在水中，直到被煮熟。因為青蛙體內感應生存威脅的器官只能感應出環境的激烈變化，而感應不到緩慢、漸進的變化。所以當溫度慢慢上升時，青蛙身體將越來越虛弱，直至被煮熟。“溫水煮蛙”值得深思！事實上澳門社會危機早已潛伏並已有了不同程度的徵兆出現。政府應及早防範以免“冰凍三尺”。延安學習歸來讓他最深的感受是，面對未來的艱巨挑戰，澳門應增強主流社會凝聚力，傳承延安精神，樹立危機意識，鑄造優質文化，才能永葆長治久安。記者從他的辦公室走出來，發現接待室裏懸掛著他自己撰寫的一幅對聯：百歲人生百歲夢，萬里長城萬里空。人生一夢，可以因此而及時行樂；也可以是參悟了人生，從而在有限的歲月中做些境界無限的事業。陳曉烽的對聯留給記者長久的思索……（記者按：受訪者陳曉烽名下企業機構“浩仕集團”於2007年正名為“恒邦集團”）“百歲人生百歲夢，萬里長城萬里空”，是陳曉烽對人生的感悟。

博彩文化在古今中外各有各精彩。從歷史看博彩文化■ 文／程惕潔本文對博彩業做歷史的考察，主要內容包括：博彩與人性、博彩的起源和早期形態、博彩與娛樂、博彩與金錢、博彩文化的中西交流、相互融合與若干差異等內容。一、人性與博彩：博彩的起源和歷史要想探討博彩的起源，首先得解決博彩和賭博的定義。究竟什麼叫賭博？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夠說清楚。讓我們看看權威定義如何。《辭海》對賭博的解釋是：“一種不正當的娛樂。有鬥牌、擲股子等各種形式，用財物作注來比輸贏。”1《中文大詞典》則認為：“以能分勝負之遊戲，視勝負而授受財物者，為賭博。”2 《大英百科全書》的解釋是：“在意識到冒險和希望獲利的情況下，以某些有價值的東西作為賭注所進行的競賽，其結果全憑機會決定。”3總括而言，賭博應該由三種因素構成：一是賭博行為的主體人，他（她）可以直接參與（如賭台或賭局），也可以間接參與（如抽獎或搖彩）；二是賭具，小到一枚硬幣、一副紙牌、幾個彈珠，大到電腦化的輪盤和老虎機等等；三是彩金或其他有價值的貴重物品。凡具備以上三要素者，即構成賭博行為。41、“人之初，性本博”作為一種個人行為，賭博出現在人類生活的早期階段。在戰爭和狩獵過程中，氏族首領或者部落長，為了鼓勵優勝者，提出賞賜標準，從而開創博彩先例。後來

為了刺激其他競技活動，也頒發某種獎賞（錦標、裝飾品或者金錢），從而促進逐漸規則化的博彩制度。至於人類為什麼會有“爭高下、比輸贏、論成敗”的動機，我想部分來自人的動物本能，也就是自然界通行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法則。它來自於達爾文主義，並且一般說來，也適用於自然界。（但此處不禁要問：你認為，這一規律，是否也適用於人類社會？你是否贊成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如果是，那麼，社會與自然界有何區別？人類和動物又有何區別？）；另一部分，則來自社會價值觀的刻意渲染和有意推動。社會資源和輿論褒獎，過分向成功者傾斜，自然鼓勵人們奮力拼搏。我們只要細心觀察兒童做遊戲時，對小小輸贏（比如說幾個玻璃珠）的摯著認真，就不難明白，博彩動機，其實和人類本性有關。最生動的，莫過於看拳擊比賽，勝則喜形於色，快樂自豪，敗則心有不甘，發誓從頭再來，定要反敗為勝。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人之初，性本博（搏）”。至於人類最早從何時開始賭博？賭博的方法是什麼？人數有多少？以什麼定輸贏等等，目前尚無定論。據考古學家的意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許多墓葬中，已經發現精心打磨的彩色石子，從其排列次序和擺放位置看，既非裝飾品，也非工具，更不是貨幣，有可能是死者生前喜愛的玩具、棋具、賭具，或者三者的結合。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賭博活動，最早出現在殷商時期，距今三千五百到四千年之間，當時稱為“陸博”，又稱“博戲”，是賭博的“博”字首次使用（而賭博兩字聯合使用，則出現在兩千多年以後的唐朝（618－907，距今一千多年）。從出土文物看，陸博的玩法，界乎於圍棋和跳棋之間，甲乙雙方各有九子或者十五子，黑色或白色，在畫好的棋盤上行走博殺。據史書記載，這種賭博形式，到春秋戰國時代廣為流行，但當時僅僅限於男性，女性不許參加。除了陸博，這一時期還有弈棋（圍棋）、鬥戲（鬥雞、鬥狗、賽馬）、蹴［曲］鞠（踢球）等其他形式的文體活動，也陸續成為賭博的手段。2、博彩與娛樂總結人類早期的賭博活動，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種特點：第一，博彩起源於遊戲和體育競賽活動，早期的文（娛）體（育）博（彩）三種活動不分家，參與者的主要興趣是競技、競力、或者競智；第二，遊戲和競賽的出發點是促進康樂文體活動，激發社會（特別是青少年）的向上精神，增進快樂，提高體力和技巧；第三，娛樂競賽雖然也有輸贏勝敗，但激勵手段以錦標榮譽為主，物質獎勵只具象徵意義，在多數情況下，金錢和財富並不扮演主要角色。比較明顯的例子是源自古希臘時代的奧林匹克運動，從兩千五百年前延續至今的奧林匹克精神，基本上保持了原來的歷史傳統。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團體和個人，通過合法或非法手段，給體育比賽項目加上籌碼，把文體娛樂和金錢掛鈎，使之成為博彩的工具和附屬品，但奧運會所頒發的最高獎勵，當初僅是一個月桂和橄欖枝編的花環，後來才改為金銀銅三級獎牌。所謂奧運金牌，其實也是由白銀打造，外面鍍金而已，本身並不值多少錢。它的榮譽價值，遠遠大於其金錢價值。3、博彩與金錢直到人類進化晚期，生產力顯著提高，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漸趨發達，貨幣和奢侈消費品（金銀珠寶等）隨之出現，競技娛樂活動才開始逐漸同金錢財富掛鈎。特別到階級和貧富分化加重以後，少部份人有了較多財富和充足的閒暇時間，有條件專注於賭博活動。他們不但從中享受遊戲的快樂和刺激，也可牟取更多的金錢積累，從而出現了專業賭博戶（莊家）和經常性的賭客，其中包括為數眾多的病態賭徒。中國古籍對早期豪賭的記載不多，最有代表性的當數司馬遷《史記》中的“孫子列傳”，說到軍事家孫臏，如何幫助齊國將軍田忌，在賽馬賭博中運用博奕學原理而取勝，也就是膾炙人口的“上馬、中馬和下馬”的故事。其中講到，孫臏通過觀察發現，每次比賽當中，田忌的三匹馬都比對手的三匹馬稍遜一籌，於是他建議田忌：“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以你的下馬對他的上馬，以你的上馬對他的中馬，再以你的中馬對他對下馬）。”田忌依計而行，果然一敗兩勝，成功奪得齊王的千金籌碼。上述例子顯示，同樣是體育運動，也同樣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古希臘的奧運精神主要體現友誼和平與健康，而在齊國的一場賽馬，居然可以設千金賭注，可見當時的博彩盛況，大概只有王公貴族才有參與的可能，一般升斗小民，三餐尚且難飽，惟有觀望與慨歎而已。二、博彩發展與中外文化交融秦（221－207BC）統一中國之後，博彩活動的種類和規模都有了顯著發展。秦漢時期，除了以上所講的陸博，圍棋、鬥雞、賽馬、踢球以外，還有鬥鴨、鬥鵝、賽狗等賭博活動。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陸博逐漸消

失，代之而起的是樗［初］蒲、象戲（象棋）、彈棋等。隋唐五代時期，握槊、雙陸、彩選、葉戲、擊鞠等，漸趨流行。“賭博”兩個字聯合成一個固定的詞匯，最早出現在唐宋之間成書的《唐律疏議》中。宋遼金元四朝，被認為是中國賭博種類疊出的年代，除了前朝遺留的各種玩法，又發明了打馬（馬球）、響屜、除紅、七國象戲、鬥促織等花樣。明朝屬於中國歷史上賭博鼎盛的時期，其間發明了鬥天九和紙牌，一直流行到今天。若論賭博種類的繁多，首推大清這個中國歷史上的末代王朝。除了前朝流行的各種賭法，此時還出現了番攤、花會、闈姓、山票、鋪票、麻將、白鴿票等等，其中許多玩法至今在澳門流行。鴉片戰爭之後，隨著五口通商，近代流行於西洋的賭博方式，開始傳入中國，例如輪盤賭、撲克牌、彈子機等等。5就像其他文化現象的國際融合一樣，在博彩史上，中外交流的事例屢見不鮮。中國引進外國的“洋賭博”，也並非從清朝才開始，追根朔源，遠在南北朝時期（約一千五百年前），中國就從中東和印度引進了一種叫做“波羅塞戲”的賭博方法，經過漫長的本地化改造，逐漸演變成國內十分流行的握槊和雙陸。另外，中國自己土生的博彩文化也影響了世界其他民族。例如，中國人發明的圍棋和麻將，源遠流長，歷久不衰，數百年前流傳到海外，如今成為風行全世界的娛樂方式。另如，現在歐美等地流行的“基諾（Keno）”賭法，許多人以為那是純粹的洋玩藝兒。有學者考證，說它起源於漢朝的一種彈棋，原來是從一個雕刻的鵝嘴裏吐出80個木球，每球寫有一個象形文字。某字如果與預先押注的字相合，便是贏；不合，則為輸。因為洋人記不住那些中國字，就改為80個數字。最後又改用輕便的乒乓球，再經過進一步電腦化，發展成今天的基諾遊戲。由於其玩法輕鬆自在，不必親自動手，所以深受賭客青睞。6（此處存疑：恐怕這所謂80個數位，是8個數位的筆誤。因為80個數位元或者文字的猜中幾率實在太小，很難對賭客產生吸引力。不過書上是這麼寫的。）當然，博彩作為一個行業，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非常曲折，可以說阻力重重，這同中國官府的嚴厲查禁，和民間人士的極力反對都有關係。一直到現在，中國大陸仍然堅持禁賭法律，只對公益性質的彩票活動網開一面。然而，正如上面所說，由於賭博衝動源自人的本性，完全徹查幾無可能。雖然在中國的不同朝代和不同地區，反復出現嚴厲禁賭、名禁實開、公開提倡、重新禁賭等不同政策的循環反復（有關開賭和禁賭的爭論請詳見下文），但總的趨勢是賭博活動越來越普遍，涉及的人口和賭博的花樣也越來越多，特別是在繁華都市和口岸商埠，由於財富的迅速聚集和有閑階級相對龐大的數量，給博彩行業提供了可觀的市場和有利的發展條件。三、博彩文化與中西差異從人性和基本文化要素講，中國人和外國人本來沒有什麼根本差別，但是表現在當今的賭博文化上，中國人和外國人似乎又有某些重要差別。例如已經奪得澳門賭牌，興建新賭場的金沙和永利兩個公司，就想標榜一種新的博彩文化，從建築風格、管理方式、經營手法、外部形象，都要引入拉斯維加斯模式。當然，兩家新公司都宣稱，他們要引入的只是一種新理念，而非照搬美國賭場的一切，在具體方法上，他們仍然會尊重中國的文化傳統。換句話說，他們所要做的，是把西方博彩文化的精髓，同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與此同時，仍然穩坐龍頭老大的澳娛公司也宣稱，他們紮根於澳門本土文化，深知東亞賭客的愛好和興趣，而且為此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經驗，因此，他們絕不盲目模仿西方賭場，也不畏懼兩家新公司的競爭，仍然有信心在有限競爭條件下，步步高升，穩操勝券。既然競爭雙方（或者三方）都打出了文化牌，我們似乎有必要就博彩文化做一點深入分析，看看他們所說的東西方賭客之間，賭場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文化差異，這些差異，又將如何影響澳門博彩業的長期發展。1、儒法文化與博彩活動許多人談到中國傳統文化時，都習慣於稱其為“儒家文化”，這其實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或者叫“善意的歪曲”，實在有必要糾正之。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說，向來都是儒法兩家並列，孔子孟子固然重要，管子韓非子也不可輕視。儒家偏重於攻心（政治思想工作也），法家偏重於制典（立法嚴打手段也），一文一武，合起來改造社會，規範人們的行為準則。從漢朝董仲舒提倡“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宋朝程朱理學正式確立孔教大位，表面上似乎儒家的“仁政”理念被歷代王朝奉為最高原則，其實法家的大棒政策從來都沒有鬆懈過，只是為了迷惑百姓，口頭上多講儒家的仁政，將法家的鎮壓變成了只做不說的“內部文件”。因此，有學者認為，從秦到清近兩千年的歷代王朝，無一例外，所行的都是“形儒實法”或者“儒表法裏”的統治策略，說“儒家”代表東亞文化其實是假，說“儒法兩家”代表東亞文化才更為真實。

現在回到博彩。儒家向來對博彩活動強烈反對，孔子認為賭博是“惡道”，孟子更認為賭博是“五不孝”之一，同無後、懶惰、打鬥、忘本等不良行為一樣，為社會所不容。法家對賭博持同樣的反對態度，而且通過嚴刑苛法，無情打擊。管仲、商鞅、韓非子等人，都主張對屢教不改的賭徒處以重罰，直到死刑。他們甚至認為，對一般市井小民，禁賭的處罰可以稍微放寬，而對王公貴族和朝廷官員，懲罰應該特別嚴厲，要罪加一等，因為他們負有治理國家的重任，對社會風氣的影響也更大。法家所主張的打擊鎮壓，到清朝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鴉片戰爭之前，滿清王朝的禁賭措施一個比一個嚴厲，不但禁賭場經營，而且禁私人家庭內的小型賭博活動，甚至連賭具的製造、販賣和收藏，也在查禁之列。如果有地方官員禁賭不力，也會受到嚴厲的懲罰。更為可怕的是，隨著戶籍保甲和鄉規民約制度的建立，禁賭法令的連坐影響廣為傳播。一個家庭如果因為聚賭而被查處，整個社區（保甲）內的鄉親們全部遭殃。2、博彩文化的中西差異雖然有儒法兩家的軟硬兩手打擊，但是我們看到，賭博活動在清朝仍然屢禁不止。到鴉片戰爭之後，國門被迫打開，外國人在中國許多城市有了租界，成為中國法律無法管轄的區域，於是博彩業在治外法權保護下蓬勃發展。而租界內賭場的主要顧客，仍以中國人為主。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進入多事之秋。面對內外交困的局勢，清政府對於賭博的鎮壓有所放鬆。為了充實日漸空虛的國庫，官府公開發行彩票，等於鼓勵賭博。天津、上海、杭州、寧波、廣州等地，賭風盛行，廣東全省幾乎無處不開賭，更不用說在洋人統治之下的香港和澳門了。有學者在總結中國博彩發展史時寫道：“綜觀四千多年中國賭博與禁賭的歷史，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社會文化現象，即賭與禁賭如形之與影，幾乎是相伴而生。”賭博日臻完善，同時禁賭令也越來越複雜，處罰也越來越嚴厲。豈不知到頭來，賭博非但沒有被禁絕，倒是與賭博相互促進，共同發展。7也許正是基於以上原因，中國人比外國人好賭，好像在全世界都成了定論。你只要去世界著名大賭場瀏覽一下，不難看到亞洲面孔所佔的比例確實偏高。為什麽會這樣？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說，這和亞洲人的遺傳基因有關係。對於這種說法，我們尚無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科學證據。據考古發現和基因分析法證實，原始人類的許多不同分支，絕大部分都在八萬年前的一場地球災難中毀滅，唯分佈在東非坦桑尼亞的一個分支，約有四千人大難不死，僥倖存活，然後逐漸移居世界各地，從而形成今天的人類大家庭。換句話說，目前地球上五大洲所有民族，不論膚色黑白黃紅，都來自同一個祖先，都是兄弟姐妹，也就是說，生理遺傳基因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差別。起碼，亞洲人和歐美人之間，不應該有不同的“博彩基因”圖譜。多數文化人類學家則認為，用生理基因解釋博彩文化的差異，不如用歷史文化傳統來解釋，更令人信服。具體到中國人的賭博欲望，雖然有孔孟之道的長期道德束縛，更遭到嚴刑苛法的強力鎮壓，但它畢竟無法戰勝人性的力量。人性被壓抑得越久，其反彈的力量也越強大。因此，中國的賭客，一方面有負罪感，另一方面又難以克服賭博的誘惑，所以常常處於自相矛盾之中。另外，國家借助司法的力量禁賭也有兩難。一方面，執法官員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和人性弱點，他們常常會在對別人禁賭的同時，對自己開賭；另一方面，官府禁賭也往往從實用主義出發，它想整頓社會風氣時，就倡言禁賭；它需要開闢財源時，又部分開賭，或者全面開賭，很少能堅持始終如一的言論和行動。這種兩面派的做法，久而久之，也會毒化全民的意識和人格，無異於鼓勵民眾陽奉陰違。當然，歐美也有禁賭和開賭的爭論，有些地方甚至針鋒相對，出現政治危機。但是，那往往是對公共事務的政策之爭，是黨派之爭，而非對博彩行為的道德審判。相對於中國人對待博彩活動的傳統觀念，歐美人比較注重人性的一面。他們更多地把賭博活動看成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不愛賭未必高尚，愛賭也不是罪過。由於西方有宗教傳統，他們對於賭博所造成的不良社會後果，會從耶稣救世的立場出發，給以協助，以便讓受害者脫離病態賭徒的泥潭。基於以上原因，嚴厲的禁賭措施，例如連私人在家中的小賭也懲罰，僅僅出現在歐美國家的中古時期，現在已經很少聽說了。許多國家（包括美國的許多州），仍然以法律禁止公開經營賭場，但地方議會常常就禁賭和開賭爭論不休。他們一般並不干涉私人性質的小型賭博。在美國許多州，也開始允許在印第安人保留地開設賭場，因為那裏有獨特的法律體系，可以不受地方政府的法律約束。注 釋1．《辭海》，三聯書店，北京，2 0 0 1 年。2 ．《中文大詞典》，台灣中國文化研究所編，台北2 0 0 0 年 。3．《大英百科全書》（中文版），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20 04 年。4 ．郭 雙林 、蕭 梅花 著：《 中國 賭博 史》 ，文津 出版 社， 臺北 ，1 9 9 6 年5 月， 第2 頁。5．同上，第3頁。I bi d，pa ge 3 ．6 ．Le n Mi l l er 著 ，遊健治 譯：《 三分鐘學 會贏錢》 ，高霖國 際出版有 限公司 ，20 0 3 年，香港，第78 －7 9 頁。7 ．郭雙林，蕭梅花著：《中 國賭博史》，文津出版社，台北，1 9 9 6 年5 月 ，

澳門在哪裏：方言地圖上的一個小黑點■ 文／張振興澳門的方言屬於哪一類？查漢語方言綜合圖和粵語圖，知道澳門跟廣州、香港、中山、東莞等地一樣，屬於粵語的廣府片方言。同屬於這一片的方言有很大的共同性，都是可以互相通話的。有時候你還會發現我們平時說的這個方言，那個方言，其實是很不平衡的。我的案頭上擺放著正在校訂中的《新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這是1987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的增訂本，準備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打開這部內容豐富的地圖，中國語言，包括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地理分佈和主要特徵，將清晰可見，——展現在你的面前。你的第一印象一定是：哇，中國的語言真的很複雜，真的好精彩！就拿漢語方言來說，大家從日常生活當中就已經領略到它的豐富多彩了。北京人聽不懂廣州話，上海人聽

不懂太原話，福州人和廈門人雖然同在福建省裏，可是互相通話是很困難的，南方很多地方一個縣裏就有幾種方言。所以民間常說“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相聲大師侯寶林說的相聲《方言》，經常讓人想起因方言分歧而捧腹大笑。其實，那不過是一個極小的例子而已。爸爸可以叫“爹爹”、“大大”、“大兄”，媽媽可以叫“娘”、“嬤”、“姆”、“奶”，許多常用的事物名稱，在方言裏可能有幾十種不同的叫名。因此，我們對方言的複雜和分歧，經常見怪不怪，習以為常。有人問：漢語有多少種方言？如果以是否有口音差異為標準，那麼漢語方言可以說有成千上萬種。不過，專門研究方言的學者可以按照相對嚴格的學術標準，把漢語方言進行綜合歸類，例如《中國語言地圖集》和《新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都把漢語方言歸為十類：官話、晉語、吳語、湘語、粵語、閩語、贛語、徽語、客家話、土話和平話。當然，這十類方言下面還可以根據需要進行再分類。你可以在地圖上查找你平時所說的方言是屬於哪一類，也可以查找某一類的方言都包括哪些地方。例如，澳門的方言屬於哪一類？查漢語方言綜合圖和粵語圖，知道澳門跟廣州、香港、中山、東莞等地一樣，屬於粵語的廣府片方言。同屬於這一片的方言有很大的共同性，都是可以互相通話的。有時候你還會發現我們平時說的這個方言，那個方言，其實是很不平衡的。還是說澳門吧。上海話說的人有好幾百萬，廣州話、香港話說的人也是好幾百萬，而澳門地方很小，只有40來萬人，澳門的粵語不用說在全國漢語方言的地圖上是一個小點，即使在粵語的地圖上也還是一個小點，要是不特別注意的話，是很容易忽略過去的，要想找到它有時候還得用放大鏡放大著看才行。可是，澳門的方言它的地位卻跟上海話、廣州話、香港話平起平坐，一樣的重要，比其他一些有幾百萬人口的大方言甚至更重要。為什麼呢？這是由澳門獨特的政治、文化和經濟地位決定的。別看澳門在方言地圖上只是一小點，可這一小點是一個有著幾百年歷史的政治、文化和經濟實體，現在是第二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區政府所在地。就因為這個，所以《中國語言地圖集》和《新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都特別注意澳門這個小點。這不僅僅為了繪製方言地圖本身，還為了認真研究澳門語言和方言多樣性和複雜性的事實。說到這裏，不能不提到兩本重要的著作。一本是澳門語言學會出版的《澳門：語言博物館》，另一本是黃翊博士的《澳門語言研究》。讀了這兩本書，才算真正瞭解澳門的語言和方言。原來，澳門是一個多語社會，除了漢語以外，還有葡萄牙語、英語，以及印尼語、馬來語、菲律賓語等其他語言。澳門又是一個漢語的多方言社會，除了粵語以外，還有閩語、吳語，以及官話、客家話等其他方言。近年來，普通話也以很快的速度流傳開來。所以，澳門是一個多語多方言“長期共處”的社會，澳門人在社會交際的時候，經常處於不時的“語碼轉換”之中。在這樣的語言環境裏，語言和方言的互相影響是必然的。因此，在澳門實施合適的語言政策，進行合理的語言規劃，就成為一件十分重要的社會文化建設。上面說到的兩本專著，都是這個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在一個地域不大，人口不多的地方，具有如此豐富多彩的語言方言資源，確實令人歎為觀止！澳門，是方言地圖上一個需要絕對重視的小黑點。澳門是一個多語多方言“長期共處”的社會

獨一無二的澳門土語■ 文／黄 翊作為一個族群，澳門土生除了通曉葡語和漢語粵方言，還有一部分人會說一種以葡語為基礎的克里奧爾語。這種克里奧爾語叫做“土語”。壹 土生葡人和土語澳門土生葡人，也可稱澳門土生，或簡單地稱土生，葡語稱Macanese，主要是指在澳門生活的葡萄牙人與中國人的混血兒，也有從文化上看具備葡萄牙文化特徵而沒有這種血緣關係的人。葡萄牙里斯本大學人類學教授賈淵和里斯本諾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陸淩梭認為：“在當今澳門‘土生葡人’乃種族身份的主要類別之一”，然而“我們無法知道多少澳門居民認為自己是土生葡人”，“因為土生葡人是一個處於華人大多數和少數葡萄牙行政人士之間的群體，這個特色在定義方面允許一定程度的模糊，而社會成員好自然地利用這種模糊來改善自己的處境”。1評估澳門土生的人數應當看到土生的血緣特徵和語言特徵。葡國人認為：“如果一個純正的中國人受過洗禮，起了個葡國人的名字，上我們的學校，學習我們的語言，接受我們的文化，那麼他就自動被澳門土生葡人認為是他們中的一員。”2澳門土生葡人的人數向來沒有確切的數目，有說四五千人的，有說“約有八九千左右”的（據《澳門日報》1986年8月22日）。在澳門人的一般印象中，土生葡人的人數大約佔澳門總人口的2％左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01人口普查》“表61”披露一份人口調查資料，在“按血統、歲組及性別統計之常住居民數目”欄下列出當時人口總數414047，其中“中國及葡國”有4038人；“中國、葡國及其它”有312人；“中國及其它”1687人；“葡國及其它”有373人。我們姑且把這些專案中出現的數目全部算作“土生葡

人”，總數是6410人，佔2001年人口普查總數的1．55％。又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04年6月最新通報：“目前在澳門定居的土生葡人約有8000人，佔澳門總人口的2％。另外移民外地的土生葡人和他們的子女還有20000人，主要居住在香港、加利福尼亞、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和葡萄牙。”3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由於澳門回歸的日期逼近，來自葡萄牙本土的葡萄牙人多數作出返回葡萄牙老家的準備。“根在澳門”（一個土生葡人社團）的土生葡人感到前途茫茫，受到去留澳門的困擾，1996年葡籍人數112706，佔總人口比例27．2％，較1991年的28．5％出現輕微下降，2001年降至8793人，佔占總人口2％，葡籍人口明顯減少。“回歸對土生葡人而言，確曾掀起一陣衝擊。回歸初期，居澳的土生葡人數量大減。澳門特區成立快七年，居澳土生葡人在生活上可自由地保留本身的語言和宗教信仰，其教育、文化和傳統習俗繼續保留，不受任何干預。眼前澳門社會穩定，經濟持續向好，令不少土生葡人重拾信心。時至今日，回流人數升至一萬人以上。”4“土生葡人具備三大優勢，一是人才優勢，二是連繫廣泛的優勢，三是文化獨特的優勢。”5土生葡人在語言上的特徵是通曉葡漢兩種口語，不少是嚴格意義上的雙語人，即同時以葡語和漢語粵方言為母語，還有一部分人會說一種以葡語為基礎的克里奧爾語。這種克里奧爾語叫做“土語”。用作語言學術語的“土語”不是一般意義的方言土語的土語，也不是土生說的語言都是土語。我們將“土語”指稱一種以葡語為基礎的克里奧爾語，“土生葡語”則用來指稱土生人士說的葡萄牙語，即“與宗主國的葡萄牙大同小異”、“十分接近宗主國所說的葡語”。6此外土生人士說的粵方言也和澳門本地華人說的粵方言不盡相同，我們稱之為“土生粵方言”。這就是說，土生具有三種語言能力：土語、土生說的葡語和土生說的粵方言。土語的研究曾經引起一些語言學家的濃厚興趣；土生葡語的研究比較薄弱，在研究者的眼中，土生葡語不過是與葡萄牙本土的葡語有區別的葡語，亦即不規範的葡語；土生粵方言的研究更加少人研究。土生葡語的研究應當由葡語研究者去承擔；土生粵方言的研究對中國的社會語言學者說來則是責無旁貸的。土語有10個以上不同的名稱：“patois（帕萄亞語）、patuá（帕萄亞語）、patoá（帕萄亞語）、papêa（話語）、papiá（話語）、nhom、língu cr istám（基督徒的語言）、lingual deMacau（澳門語）、dia lecto macaease（澳門的方言）、macaíst a（澳門土生葡語）、cri ou lo deMacau（澳門的克里奧爾語）以及língu maquista（澳門土生葡語）。”7 其中 lingua l de Macau 、d ia lectomacaease、macaíst a、cr iou lo deMacau是比較正規的名稱。我們留意到這十個名稱沒有一個含有“Por tuguese”，葡萄牙人不承認這種語言是葡萄牙語，甚至連“葡萄牙語方言”的身份也不具備。回歸前澳葡政府推行“斯文”的葡語，強行消滅土語，尤其是從1977年開始，澳葡政府決心“剷除”這種非正統的葡語以來，土語便日趨衰亡，到現在，香港、澳門兩地只剩下幾十人還會這種語言。據88歲的DonaAida回憶，她的Patuá是從母親那裏學來的，她雖然會說，但平時交際並不使用，因為沒人聽得懂。她說：“而家冇人講Patuá，後生仔唔講，剩得我們這些‘老蚊婆’講。”8葡國學者巴塔亞也有這樣的描述：“有些我們訪問的八九十歲的老嫗告訴我們，她們的祖母才會說土生葡語（土語），她們已經不懂說了。可是這些老嫗的說話方式與她們子女說的也不一樣，也即是說，與四五十歲的一輩說的不同。事實上，這些老嫗說的話，從葡萄牙來的人完全會聽不懂，而中年的一輩雖然開始時要用心一點，但初次接觸亦能明白”。9胡慧明的田野調查也得出相同的結論：“筆者曾經詢問過多名土生葡人，他們都異口同聲表示，帕萄亞語就是‘從前的’澳門土生葡人所說的葡萄牙語，到了他們這一代，已沒有多少人會說，也沒有多少人聽得懂了。”目前這種語言在澳門主要保留在一群以它作表演語言的土生土語話劇愛好者中。澳門的土生葡人組成的劇團名曰“土生土語劇團”，意思是“土生葡人用土語演出的劇團”，其重要的使命是要延續土生土語的生命。10“他們開始以文學語言的方式使帕萄亞語可以在某種特殊的背景下借助於社會互動而活躍起來。”1 12005年3月19日《澳門日報》以“藝術節獻演兩本土劇”為題報導：“澳門土生土語話劇團上演詼諧趣劇《美人魚俱樂部》，由本澳著名土生土語研究專家飛文基編導，特為葡籍觀眾‘度身訂造’。……因應劇中既有使用土生土語的演員，亦不乏使用廣東話者，體現了澳葡時代兩種不同語言為生活帶來的各種衝擊，劇情妙趣橫生，使觀眾看個不亦樂乎。”語言學家把澳門土語列為“瀕危語言”，呼籲趕快搶救。據葡文《澳門論壇日報》報道，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與其他六個葡人社團簽訂合作協議，其中一項宗旨是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土生葡人土語列為非實物的文化遺產。12

★ ★土語因為具有調侃、輕鬆、低俗等特點，所以經常出現在喜劇作品中，也偶爾出現在一些氣氛輕鬆的場合，例如2004年8月23日《澳門日報》刊載的一則題為《鏵哥出席晚宴難得輕鬆學講土語引起轟動》的特寫：“在晚宴上，澳門的葡人社群安排了一連串表演，除了奥門人樂隊的演出，更有澳門土語‘棟篤笑’，由致力發展土生話劇的大律師飛文基擔綱演出。飛文基在演出寺向特首建議將土語列作官方語言，澳門便會有多些人認識土語，有利溝通和普及。之後有人建議何厚鏵學兩句土語，以利溝通。何厚鏵笑說：‘我要學兩句土語，一句可以公開講，另一句只可以收埋講！’飛文基笑說：‘我教你兩句，都可以大聲公開講，就教你講明年固個都好，皆大歡喜！’飛文基教何厚鏵說：‘Anoseguinte，Todo gente，Tem aumento’，登時惹得滿堂大笑，不要以為鏵哥說得不好，他說得字正腔圓，咬字清晰，只是這幾句葡文的意思係‘明年大家都可以加薪！’當即有人問：‘在座有幾多人係公務員？’”這段特寫中引用的土語用中文逐字注釋如下：Ano seguinte，Todo gente，Tem aumento．（年）（下一個）（所有的人）（增加，名詞，此處可解加薪）規範的葡語表述應該是：No ano seguinte，Todo a gente，Tem aumento．土語不合規範的地方在於：（1）缺少介詞“在……”；（2）todo陽性形容詞，gente陰性名詞。形容詞的性與名詞的性搭配不當。澳門的土語與葡語關係十分密切，與漢語（粵方言）也有緊密的關係。例如下列一首土語詩歌：土語Nhonha na jinelaCo fula mogarimSua mae tancareraSeu pai canar im規範葡語Senhoraà janela，Com flor de jasmimSua mae tancareiraSeu pai canarim．中文譯文窗邊的女郎，手拿一朵茉莉花，她的母親是中國蛋家妹，她的父親是葡裔印度人。這首詩中顯示土語有如下特點：（1）Nhonha可能是Senhora的縮寫或非洲葡萄牙語nhom的訛用，意指年青的女性。這個詞的來源說法不一，有說來自馬來語的nyonya或nonya（已婚中國女子），有說來自爪哇語的nona（歐洲或中國的獨身女兒）。13（2）省略鼻尾音：com被省去m成co。（3）摻雜南亞一帶語言的詞語，例如不用規範葡語的flor而用印度語言的fula。單音節的flor變作雙音節的fula，還可以理解為土語的音節化傾向。漢語是一種輔音不單獨出現和複輔音很不豐富的語言，對譯西方語言時通常以帶有母音的音節取代不成音節的輔音。flor變fu－la體現了這個語音對應的特點。（4）是在一個詞的結構中既有向粵方言的借音，又有葡語構詞成分，例如詩中的tancarera和 tancareira。tancar或tancá是粵方言“蛋家”的音譯。蛋家的意思是“雞蛋形狀的家”，因船的形狀好像隧道形的遮篷而得名。船是船民的家，借此指稱船上的船民。eira是葡語陰性名詞詞尾，土語往往將eira寫成era，t ancarera就是“蛋家女”。貳 土語的語言特徵土語在語音、詞匯、語法方面有自己的特徵。語音簡介據葡萄牙專家巴塔亞（GracieteNogueira Bata lha）在《澳門語——歷史與現狀》中介紹，土語在語音方面某些詞尾發生雙母音化現象，例如mês讀作m★ is，vez讀作v is，ta lvez讀作talv is，pos讀作 p★ is，rapaz讀作rapaiz。此外，詞尾消失的現象普遍存在（胡慧明2000）儘量還原古帕萄亞語的面貌，指出土語的語音特點有：a．詞形與規範葡語詞形十分接近，是派生自規範葡語的葡語方言詞，其中有字音脫落的現象。如土語margoso（苦瓜）是規範葡語amargoso句首音的脫落；

★ ★★★língu（舌）是 língua字尾音的脫落；ome（男人）是homem句首音和字尾音同時脫落。b．規範葡語的不定式動詞詞尾r在土語中脫落。c．規範葡語的雙顫音rr在土語中轉換成單顫音r。d．二合鼻母音 o轉換為強母音 和m的組合。（按：～表示鼻音，強母音即重母音）即變為ám。例如土語chám（地）來自ch o。e．土語★、★o不分。f．土語ch不發［∫］，而發［t∫］g．詞尾母音雙母音化。h．土語i取代規範葡語的e。l．規範葡語的ei簡化為i。j．規範葡語的r變成l。k．規範葡語的lh變成l。l ．土語寫法不固定，例如“水”有agu／ago兩寫；“稅館”也有hupu／hoppo兩寫。詞匯簡介土語在詞匯方面的特徵最為突出。它廣泛地吸收了不同語言的許多詞語，詞匯量很豐富。例如來自馬來語的詞語有：passo（飯碗）、sapeca（硬幣）、sanco（痰盂）、pulu（糯米）、par （菜刀）、saracas（用sarom和bajus布做的頭巾）、baju（一種室內穿的齊腰短衫）；來自印度語言的詞語有：f u l a （花）、l a cassa（義大利細麵條）、a l uá（umdoce一種甜品）、chale（beco死胡同）、daia（partei ra助產師）、jambo和jambol★o（frutos水果）；原始土語向漢語借詞很少，到了現代才明顯增加，例如amui（阿妹）、laiss i（利是，紅包）；現代來自英語的借詞也不少，例如adap（拮据）、afet（肥胖）。西方語言學家論證土語時沒有充分注意土語中的粵方言詞，其實粵方言詞在土語中份量不輕。如：minpao（麵包）、iamcha（飲茶）、putou（缽頭）、malau－con（馬騮乾，粵方言形容人瘦）、fa ichi（筷子）等等。胡慧明歸納土語的詞匯特點有：a．土語保留古葡語單詞。b．土語有各地的借詞，其中以馬來語和漢語的詞最多。c．外語借詞＋葡語詞＝複合詞。d．兩個葡語詞組合成土語詞。e．在義域和義項上與規範葡語有關聯的土語詞。f．在規範葡語中不存在、從漢語意譯而成的詞和詞組。例如：ni nho de pássar o（窩的鳥，燕窩）、asade pésse（翅膀的魚，魚翅）。g．從漢語音譯來的詞。h．廣東方言詞。語法簡介重迭法用得較多。名詞重迭表示複數或所有，例如casa－casa（房子）、china－china（中國人）、tudolugarlugar（處處）、tudo loja loja（間間鋪頭）、tudolaia laia （樣樣）；形容詞重迭表示程度加強，例如cedo－cedo（非常早）、azi nha az inha（快快地）、perto perto（近近地）、quent i quenti（熱熱地）。形態標誌混淆。名詞“性”、“格”的分別混亂，例如用第三人稱陽性代詞el e指稱女性。“一位小學生，其母親是中國人，一天向我講述他在家庭生活中的一件難事，他多次重複說ele……ele……ele，而我一直沒聽明白他指誰。‘E l equem？’我問。‘Meum★e！’他大聲答道，對我的疑問感到非常驚訝。”（巴塔亞1994）又如土語第一人稱代詞已沒有主格、賓格之分：iou falo（我說。我是主格）與busca iou（找我。我是賓格），“我”都用iou，規範葡語是eu ac ho和procura－me。動詞變位形式縮減至只有幾種，很多時用動詞原形或現在式或過去式表示所有的人稱和時態。例如“我摔倒了”，規範的葡語是eu caí，土語是eucaiu（主語第一人稱，謂語第三人稱）；“他們拽我”，規範的葡語是eles puxaram－me，土語是eles puchou－me（主語複數第一人稱，謂語單數第三人稱）；“我叫喊起來”，規範的葡語是eu berrei ，土語是eu berei－me（不應用反身動詞）。混合不同語言的構詞法構詞，是土語構詞的特點，常常可以看到不同語言的構詞成分出現在一個詞的身上，例如粵方言套上葡語的詞綴，或者葡語的詞套上粵方言的詞綴。例如avo－gong：avo是葡語的“祖父／外祖父”，gong是粵方言的“公”，可以當作構詞的尾碼，作尾碼用的“公”字如壽星公、伯爺公。土語除了有avo－gong，還有avo－po，po是粵方言的“婆”。avo－po是從avo－gong拈連而成的。再如Mari－chai（粵方言“瑪麗仔”）。粵方言的“仔”字功能較多，功能之一可作表示人的名詞的尾碼，例如輝仔、光頭仔、後生仔、衰仔、乖仔、肥仔。仔在這些結構中只表男性，不表女性。土語Mari－chai（瑪麗仔）的“仔”字卻表女

★★ ★★★★★性。14土語的句法格式受到漢語粵方言的影響，使用肯定與否定輪番提問的句式。葡語的“是”和“不是”的問式只有“是嗎”（é？）與“不是嗎”（n oé？）兩種類型，問“是”還是“不是”視說話人的評估或意向而定：當估計答案的肯定成分居多就先肯定了，再問“不是嗎”，當預料答案的否定成分居多則敍述部分用否定再問“是嗎”。也就是說，葡語的肯定問式與否定問式只有“ ，n o é？”與“N★o é，é？”兩種句型。這與英語的反意問句（disjunct ive quest ions）相當。（Itis……，isn′t it？與It isn′t ……，is it？）土語有“是不是呢”的問式，說成“é n★o é？”15 用雙重提問取代規範葡語的單項疑問形成一種句型，再如：句意知道不知道來不來土語sabe－nunca？vemnunca？粵方言知唔知？來唔來？規範葡語sabe？vem？土語直譯粵方言表否定的句式“唔好＋動詞”中的“好”字，形成“洋涇浜”式的獨特句式：句意不要買不要逃走不要囉嗦土語ne－bom compane－bom fugine－bom bafo comprido粵方言唔好買唔好走唔好咁長氣規範葡語n o－compren o fugan o prolixo土語的“動詞＋來＋動詞＋去”的句式，明顯來自漢語：漢語走來走去土語anda vem anda va i規範葡語vai e vem土語正在步向歷史的盡頭。二十世紀以來的土生葡人倒是更趨向成為葡語、粵方言的雙語人。今天的澳門土生葡人的葡語不是純正的葡語，即“與宗主國的葡萄牙語大同小異”的葡語；今天的澳門土生葡人的粵方言也不是純正的粵方言。注 釋1、賈淵、陸淩梭（ J o o de Pína C abr a l／Ne l s on Lour e nc o）199 1．12．1 8澳門土生葡人問 題初 探， 在澳 門的 演講 稿 。2、巴塔亞（Gr a c i e t e N o gu e ir a B a t a lha ）1994澳門語——歷史與現狀，《文化雜誌》中文 版第2 0 期，澳 門政府文 化司署 。3 、《澳 門雜誌》 總第4 0 期，澳 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 新聞局 。4、新聞小語：發揮土生族群優勢共建澳門，《澳門日報》2 0 0 6 年1 2 月1 7 日。5 、昨 會見 土生 葡人團 體劉 延東 籲發揮 三大 優勢 建澳， 《澳 門日 報》2 0 0 6 年 1 2 月1 7 日。6、Lan gui g e chang i n Por t ugue s e in the Por tugue s e of Ma c a u，轉引自7。7 、 胡慧 明2 0 0 0 《 澳門 記略 》反 映的 澳 門土 生葡 語面 貌， 澳門 大學 碩士 論文 ， 藏澳門大學圖 書館。又 載《文化 雜誌》中文 版第5 2 期，2 0 0 4 ，澳門 特別行政 區政府文 化局 。8、鄭淑賢2 0 0 4 ．6 Don a Ai da和她的土生菜食堂，《澳門雜誌》總第4 0 期，澳門特別行 政區 政府 新聞 局 。9 、澳 門土生 葡語現 狀，載 《葡萄 牙語言 雜誌》 ，轉載 自7 。1 0 、 鄭淑賢 2 0 0 4 ．6 土生土 語話劇 團以藝 術延續 土語生 命，《 澳門雜 誌》總 第4 0期， 澳門 特別 行 政區 政府 新聞 局 。1 1 、同7 。12 、《澳門日報》2 0 0 6 年11 月2 8 日。1 3 、巴塔 亞《澳門土 語詞匯》 。14 、汪春20 0 1 ．10 從Avo－g o n g說起——對澳門語話劇 中澳門語的透視，《濠江 論集》 ，澳 門大 學出 版中 心 。1 5 、 程祥 徽、 劉羡 冰1 9 9 1 澳門 的三 語流 通與 中文 的健康 發展 ，《 中國 語文 》第 1期 。

反右、文革兩首詩■ 文／楊永泉“民主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民主樓。民主一去不復返，此樓千載空悠悠。”“長江流水日夜流，物換星移幾度秋。且看剃人頭髮者，如今人亦剃其頭。”中國是詩國。歷朝歷代的社會大事都會在民間創作的詩歌中找到記錄。古時朝廷有采風制度，派專員到民間採集詩歌作為制訂政策的參考。漢朝著名的《方言》一書，是一位任職“輶軒使”的揚雄寫的方言調查報告；輶軒使的另一任務便是收集民歌，帶回朝廷。這可以説是政府行爲。民間的民歌創作卻是自發進行的，他們用詩歌作工具，表達心聲，客觀上記載了歷史事件。因此，歷史學家都會從民歌中找史料，求證歷史的真實。反右鬥爭距今50年，文革也離今40餘年了。對現代年輕人説來，它們已是遙遠的過去，不太瞭解當時的情景。好在“有詩為證”，讓我們通過兩首詩來認識這兩次大型政治運動吧。1957年筆者是北大中文系畢業班學生，親身參與過反右鬥爭。那年5月，未名湖“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大字報一夜間貼滿校園，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派民主景象，被稱作“大民主”。就在此時，“陽謀論”出現了，運動急劇直轉，積極分子們四出抄寫大字報，作爲審判右派分子的罪證，連夜出現批鬥右派的奇觀。1957年10月底北京大學揪出右派分子526人，其中教職員90人，學生436人。上級認爲這個數字過於保守，立即進行反右補課，補劃了173人，其中教職員20人，學生153人，總共699人。（資料來源：王學珍，緬懷陸平同志；王效挺，深切懷念陸平同志，載2005年3月38期《北京大學校友通訊》）據有關材料統計，1957－1958年，全國共劃右派分子55萬多名，其中大部分是知識分子。當時我所居住的北京大學24齋教學樓附近出現了一張模仿唐代詩人崔顥《黃鶴樓》的大字報。詩曰：“民主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民主樓。民主一去不復返，此樓千載空悠悠。”流露了某些知識分子對反右運動的哀愁與悵惘。被劃右派的這群知識分子中了“丁酉榜”，落入“五七族”，從此成爲柳宗元所說的“僇人”、“另類”，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為伍，合稱“五類分子”。1979年撥亂反正，99．9％的右派分子得到“改正”（不知誰在改正，誰得到改正），原來那場反右鬥爭是一場唐·吉柯德與風車的戰鬥，可是害苦了那些右派分子，有些右派被判刑勞改，有的右派被逼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些右派沉淪不振、鬱鬱寡歡地度過一生，當然也有一些在逆境中站立起來與命運搏鬥，取得重生。文革是怎麽回事？有些年輕人也不清楚，因爲連社科院編纂的最具權威性的《現代漢語詞典》也不收“文革”“文化大革命”這些詞語，前面說的“大字報”“陽謀”“反右”這些詞語在詞典中也都找不到。不知是不好給這些詞語下注，還是要故意隱瞞這段真實的歷史，讓後人永遠忘記悲慘的歷史教訓。那就讓我們看一首小詩吧：“長江流水日夜流，物換星移幾度秋；且看剃人頭髮者，如今人亦剃其頭。”文革與“剃頭”何干？原來文革鬥爭敵人的手法之一是給被鬥者剃頭。這是一種侮辱性的剃頭，有的是把女教師的頭髮剃光，最惡劣的剃去一半頭髮，叫你頂住所謂“陰陽頭”，我親眼見到一位女教師叫她的學生一刀從中間剷去，把頭頂中間剷成光禿禿一片！詩中所說剃頭就是這麽回事。爲何“剃人頭髮者”又被“剃其頭”呢？這就是常說的“窩裏鬥”：今天你是革命者去鬥別人，明天被鬥的那位變成革命者，轉過頭來鬥你。這首打油詩用剃頭的場面再也清楚不過地描述了文革鬧劇的性質。鬥來鬥去，國民經濟鬥跨了，國力鬥弱了，人民鬥窮了。文化大革命是什麽？《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澳門：油畫從這裏傳入■文／徐 新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東方和西方的文化都到達了一個新的高度。雖然遠隔重洋，但是他們互相呼喚，尋覓。1498年當葡萄牙航海家華士古 · 達 · 伽 馬 （ V a s c o deGamm a）繞 過 好 望 角 到 達 印度時，東西方文化在遙相呼應。西方：義大利開設列奧納 多 · 達 · 芬 奇（L e o n a r d o da V i nc i ，1452－1519）學院；米開朗基 羅 （ M i c h e l a n g e l oBuona r ro t i ，1475－1564）開始為羅馬聖彼德堡教堂創作雕像《哀悼基督》；德國畫家丟勒（A l b r echt Du rer，1455－1528）的十八幅銅版畫《啟示錄》出版。東方：中國 的瓷器工 藝進一步 發展，江西景德鎮的青花瓷成為中國瓷器生產的主流，彩瓷和紫砂器開始盛行。1515年西方：義大利畫家拉斐爾（Ra f f ae l l o Sanz io，1483－1520）主持羅馬聖彼德堡大教堂的改建工程。東方：中國山西建洪洞縣廣勝寺飛虹塔。1545年西方：法國巴黎盧浮宮改建工程籌備動工。東方：中國北京重建紫禁城的太廟。1581年西方：耶穌會義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Mat eusRocc i ，1550－1610）到達澳門。東方：中國青花瓷器，從澳門運到葡國、荷蘭。以上發生的事情，並不是巧合，它是東西方兩種文明成熟的標誌，兩種優秀文化雖然相隔萬水千山，但是交流和融合是必然的，這是歷史潮流。一、利瑪竇揭開了序幕1601年2月利瑪竇達到了北京，向明神宗萬曆皇帝進獻貢品，其中有《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兩幅（即聖母像）。這三幅畫像給寧靜的中國畫壇帶來了極大的震撼。明朝薑紹書在《無聲詩史》中說：“利瑪竇，攜來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嬰兒，眉目衣紋，如明鏡涵影，蝺蝺欲動，其端嚴娟秀，中國畫公，無由措手。”明朝顧起元親眼看到了利瑪竇本人及他帶來的聖像，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說：“利瑪竇，西洋歐羅巴國人也，面皙白，虯鬚深目，而睛黃如貓。通中國話，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自言其國以崇奉天主教為道，天主者，治匠天地萬物者也。所畫《天主像》，

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為幀，而塗五彩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幀上，臉之凹凸處正視於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至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而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身。凡人之面，正面迎陽，皆明而白；若側立，則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薑紹書在《無聲詩史》中對西洋畫家的技藝讚不絕口，表達了中國畫家和觀眾看到別開生面的西方繪畫興奮激動心情。而顧起元則在《客座贅語》中詳細記錄了利瑪竇介紹西洋畫基本知識，分析在不同光線照射下，產生明暗立體的現象，解釋中國畫和西洋畫兩種不同的觀察方法和造型技巧。利瑪竇雖然不是一位專業畫家，但是他對中國人上了西洋畫法啟蒙教育的第一課，無疑是中國美術史上的新起點和里程碑。《客座贅語》中那段利瑪竇神父的講話，是中國有史以來關於西洋繪畫的最早記錄，利瑪竇對中西繪畫言簡意賅的論述，被中國美術教師沿用了四百多年，時至今日還是中國人學習西畫第一堂課的內容。此外，1598年義大利傳教士龍華民（N i co l a sLongobardi，1559－1654）曾致書歐洲，作敍述有關韶州的見聞，稱中國的士人愛好西畫，所以請求設法惠寄畫冊。因為西洋畫有陰陽明暗，深受中國人歡迎。這些畫冊，都經澳門被輾轉送達中國內地。該年來華的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羅如望（Joannes de Rocha，1566－1623）在利瑪竇赴北京後抵達南京，“而所挾器畫之類亦相埒”。利瑪竇在寄回歐洲的信中提到：“這些中國人看了幾本西洋畫冊，驚得目瞪口呆；用何種刻版能印得如此鮮豔？他們怎麼也想不到這是用筆來著色”。由此可得出結論，澳門成為西方與內地交流文化藝術的橋樑，而利瑪竇和耶穌會的傳教士們是建造橋樑的先驅。1579年（明萬曆七年），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Michel，Ruggier i 1543－1607）奉命來華，經澳門轉入肇慶，當地總督在檢查其物品時“發現有一些筆致精細的彩繪聖像畫”。在那個西洋繪畫的啟蒙年代，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天主教徒，當時只是從觀感上接觸到西洋畫的表現方式，他們對於技巧、立意方面缺乏理解，因為他們還沒有得到西洋繪畫的基礎教育和實踐機會。澳門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油畫就是從這裏傳入中國內地的。二、喬瓦尼和他的學生柯拉·喬瓦尼（Cola Giovenni，1560－1626）生於義大利那不勒斯附近諾拉（Nola）小鎮。十七歲那年加入耶穌會。1581年4月8日，他乘“賴斯馬戈斯”（ReisMagos）號前往印度果亞，翌年4月26日從果亞轉往麻六甲，7月3日和當時年僅二十九歲的利瑪竇（他隨身帶有銅版畫，大都是義大利著名的油畫彩色刻印圖片）、巴範濟（Francisco Paiso，1544－1612）以及另外五名教士乘船前往澳門，於8月7日進入澳門。耶穌會士在1563年（嘉靖二十四年）到達澳門及建立會院以後，便開始在會院設立學校，為教徒的兒童提供教育，稱為澳門公學。到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它已發展為一所具相當規模的教會學府，取名聖保祿學院，或稱三巴靜院，對西方文化和藝術在亞洲的傳播有著重要的意義。利瑪竇、喬瓦尼和巴範濟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中文，為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做準備。1583年2月18日，巴範濟前往肇慶傳教。同年，羅明堅獲准在那兒建立一座教堂，在其“聖母無原罪”小堂中，懸掛供教徒參拜的聖母像。這是目前有資料證實由西方傳教士攜帶來華的第一幅油畫作品。同年，喬瓦尼為澳門大三巴教堂繪製了一張油畫，名為《救世者》。根據現有的資料表明，這

幅油畫是西方傳教士繪於中國境內的第一張油畫。1583年7月14日，喬瓦尼被派往日本長崎，於當月25日到達，隨後，他在那兒創辦了一所美術學校，也在天草設立繪畫課程。1596年後轉往有馬（Arima）開辦另一所美術學校。喬瓦尼於1614年重回澳門，繼續從事繪畫工作，在澳門聖保祿修院設立了第一家中國境內教授西洋油畫的第一所西方美術學校。他最得意的門生是中日混血兒雅谷和出生於澳門的中國青年游文輝及石宏基。本世紀初，日本人大村西崖在其《東洋美術大觀》中說利瑪竇繪畫亦優，能描繪《耶穌聖母》像。可是，利瑪竇的主要精力在他的地理、數學、幾何、翻譯及傳教工作之中，利瑪竇在百忙之中，仍關注宗教繪畫推廣，他曾把《聖經》故事為題材的畫作及《聖母子像》共四幅贈給著名制墨家、新安人程君房（字幼博）。程氏於是將圖畫刻在《程氏墨苑》第六卷中，根據方豪先生在《中西交通史》的記載指出，伯希和從第四幅《聖母子像》下面所附的拉丁文，判斷原作繪於1597年，是天主教耶穌會在日本的美術學校作品，歸入喬瓦尼所作。由此可見，喬瓦尼美術教育工作和傳播西洋畫的成績斐然。喬瓦尼在澳門一直從事美術教育工作，他1626年3月16日在澳門逝世，被葬於大三巴中聖靈禮拜堂的旁邊。喬瓦尼的高足游文輝，字含樸，1575年出生於澳門，他初次進入聖保祿修院的時候是1605年8月15日，同年進入內地。當時，除了主修西洋繪畫外，還修讀拉丁文。到1610年，他派往北京協助年高德劭的利瑪竇，在此期間，由利瑪竇抱病作模特兒，供游文輝寫生，虔誠的游文輝為利瑪竇作了一幅肖像畫。這幅現存於羅馬耶穌總會會院檔案館的油畫肖像畫，成為中國人最早一幅存世油畫。此肖像由金尼閣於1614年（萬曆四十二年）帶往羅馬。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剳記》扉頁的利瑪竇像就是這幅畫。此畫所採用的色彩冷暖、明暗和透視畫法，屬於典型的西洋油畫風格。因利瑪竇逝於1610年5月11日，所以游文輝寫生的利瑪竇油畫肖像當繪於此日期之前。1613年，游文輝抵達廣東韶關的南雄，擔任傳道工作並且繼續作畫，同時向當地人傳授西洋油畫技法。1617年耶誕節時，游文輝拜訪居於杭州府城外、被譽為中國早期天主教在華三大支柱之一的楊廷筠，而且在楊家的小祈禱室中發世俗願，署名為Yeou，ManualPerre ira。1630年（崇禎三年），這位天主教耶穌會的畫家，也是中國第一位掌握西洋油畫技法的先驅者，在杭州逝世，時年五十八歲。利瑪竇像 游文輝 作（1610年 ）三、偉大的意義從十四世紀開始，歐洲走出了中世紀的黑暗和泥濘，一場文藝復興運動為人類創造了以後數百年的近代文明。西方近代寫實繪畫產生於文藝復興時期，繪畫技法與科學技術緊密聯繫。恩格斯評價達·芬奇：“不僅是大畫家，而且也是大數學家、力學家和工程師；他在物理和各種不同部門中都有重大發現”。1達·芬奇本人則宣稱：“繪畫是一門科學”，2而對於“繪畫中的科學”（人體解剖學，透視學，明暗原理，色彩光學等），他都悉心研究並且有卓越的貢獻。以後五百多年間寫實的西方畫家雖然並不像達·芬奇那樣熱衷於科技，但“科學精神”卻是一脈相承的。明朝顧超元和薑紹書雖然有文化眼光，對歐洲寫實油畫未必瞭解得那麼深透，但是他們從寫實直覺的角度來看利瑪竇帶來的西方繪畫，卻也發現了西方美術具有為中國美術所欠缺的特長。十六到二十世紀期間，我們這個東方的老大帝國正受到西方潮流的猛烈衝擊，不僅是現實的政治、軍事、

經濟，連數千年來完整一貫、唯我獨尊的文化體系也受到了挑戰。在這樣的時代和條件下，薑紹書面對利瑪竇帶來的西洋油畫而發出“中國畫工，無由措手”的慨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四百年前，中國的知識界還不知道油畫為何物，而今天中國已成為油畫大國。但是人們對利瑪竇等傳教士帶來歐洲油畫的評價只停留在繪畫技術上的貢獻，而實質上西洋傳教士們不僅為中國知識界帶來了新的觀察方法，新的表現方法，更重要的是帶來了文藝復興運動的清風，帶來了人文主義的思想。四、結束語自十六世紀以來，以利瑪竇等人為代表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遠涉重洋到中國傳播西教，同時將先進的西方科技和文藝介紹給中國人民，他們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面對種種誤解和偏見，直至長眠在中國土地上，他們為促進世界各民族相互瞭解和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對於他們的功績，應該有更高的評價。參考書目（法）榮振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暨書目注 釋1． 引自 恩格斯《 自然辯 證法·導 言》（ 《馬恩選 集》，人 民出版 社1 9 7 3 年版 ，卷3 第4 4 5 頁）。2．The Note Book of Leonar do d a Vi nci， ar r ang e and r en d er e d by Edw ar d MacMa c Cur dy（New Yor k ，1 9 41 －1 94 2），PP857 －9 2 0義大利畫家拉斐爾的油畫作品拉斐爾（Raf fael lo Sanz io，1483－1520）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建築師。生於烏爾賓諾（Urb i no），其父也是畫家。少年從翁勃利亞（Umbri a）派畫家彼魯其諾（Perug ino）學 畫。在佛羅倫斯時期吸取十五世紀繪畫精華並吸收芬奇的技法，逐漸形成圓潤柔和風格。用人文主義的描寫方法處理宗教題材，所繪聖母抱耶穌像參用生活中母親與幼兒的形象加以理想化。羅馬時期（1508－1520）的主要作品是梵蒂岡教皇宮中的四組壁畫。在簽印室的《聖禮的爭辯》（神學）、《雅典學派》（哲學）、《巴那斯山》（文藝）《法律》等幅壁畫是他新筆描繪，他運用歷史畫的方法處理這些抽象而矛盾的主題。他的油畫代表作有《西斯廷聖母》、《卡斯提利賓奈像》、《自畫像》、《教皇利奧十世像》等。其中《西斯廷聖母》等聖母形象的油畫被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大量介紹到中國，特別是《西斯廷聖母》1949年前在中國印刷複製達千萬張之多，對西洋油畫在中國的傳播，有很大的影響力。《西斯廷聖母》是拉斐爾創作眾多聖母像中最感人的一幅。畫中聖母的模特兒是拉斐爾的情人瑪希莉妲，她也因此畫而永遠不朽。拉斐爾創造出一個與人間善良溫柔的母親形象結合的聖母，構圖簡練而優雅。聖母懷抱聖嬰從天而降，很像中國人觀念中的送子觀音，深受中國觀眾喜愛。許多懷孕的母親把《西斯廷聖母》掛在臥室內當作祈願圖。正因為如此，這幅《西斯廷聖母》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紅衛兵和極“左”分子“革命大批判”的重點，當時在中國內地《西斯廷聖母》的複製畫和印刷品全部被毀，直到改革開放後，才重新印刷出版《西斯廷聖母》這幅名畫。西斯廷聖母 拉斐爾作（1516年）

■有鳳來儀■［ ］梁　　香港著名作家，勤+緣出版社創辦人，出版長篇小說20餘部、散文集20餘本，所製作之電視劇《豪門驚夢》等蜚聲世界華人社會。做獨立的女人只要靜心幻想一下，忽然有一天，全部有職業的女人罷工，跑回廚房去煮飯，怕立即全世界癱瘓。世界已經進步發展神速至單靠男人的心力腦力體力不足以應付的地步，根本女人工作已不單是個人意慾，而是不可缺少的社會需求。這種機會從前是沒有的，社會未發達時，連男人都要處於人浮於事的境地，何況女人？現今當然情勢大異，最近路透社報導一項調查，顯示商業機構要取得成功，須由婦女提供管理技巧。換言之，預言以後將是“女波士”的天下。工作為女人帶來的最大好處，我認為不是經濟獨立，而是對生存的自主觀念會因有工作而踏實起來。一般情況下，女人最缺乏安全感。之所以自古以來女人抓緊男人不放，之所以拼命搜刮私己，之所以婆媽嚕嗦，之所以思疑心重，器量狹窄，歸根究底都是因為缺乏自信。有自信有安全感的女人最大的得意是對生活有自由選擇，包括是否一定需要男伴在內。這種自由自在，是很值得爭取的。今日的女性要經濟獨立，真是易如反掌。不必是職位高的女強人，就算普通一個售貨員、文員或侍應生都能養活自己，不求於人。輪不到你不經濟獨立，因為時代發達，人們的慾望跟著物質提供的品質而升高，都要忙於照顧自己，不大肯讓身邊的人分享辛勞成果。說實在的，到今時今日，別說是手足朋友，就算夫婦父母，大多數只會一個麵包兩份分，一杯水兩份飲。同甘共苦已是難能可貴，要殺身成仁，未必做得到。故此，現代女性，一出身就要謀求經濟獨立，無可選擇。但女性其實要精神獨立，不靠人，不靠家庭，實行起來，比男性艱難十倍。妾本絲蘿願託喬木，是天生的、命定的不能獨立，不愛獨立。精神上苦練甘於做獨行俠，可見的例子不多。找不到異性伴侶，不等於精神就獨立成功，仍然抓住家裏頭的親人或找朋友作生活上的精神寄託者，比比皆是。最可見的不能精神獨立的例子，就是不管那些伴侶多麼的不堪成為伴侶，都捨不得斷絕來往，為什麼？怕獨個兒更淒涼。所以，今日的女人是經濟獨立容易，精神獨立困難。

■悠然洗心■［ ］ 羅浩然東南亞著名僑商、教育家、專欄作家。創辦澳門東亞大學（澳門大學前身）、出版“正義業書”26部。自我與無我一個成功的人，對生活的態度非常重要。我們的生活中，經常看到一些人，身居高位或經商有成，他的自我表現讓我們不舒服，他的驕傲，不可一世的表情，會讓我們感到壓力，行為讓我們感到自卑，言論會讓我們感到渺小，財富會讓我們感到噁心，最後他的自我會讓別人無處藏身。但也有人不一樣，它在建立自我的同時，也追求無我，展現的是一種生活態度，更是一種人生境界，高貴情操。他是布迪阿佐印尼空軍元帥Haji Boediardjo，Marsdya TNI（PURN），歷任部長，駐埃及、西班牙、柬埔寨等多國大使，退休後擔任太平洋集團董事長長達十二年。一九六九年秋，我有幸被布君邀約晚宴。他位高權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般大人物會等到大家到齊坐好，然後才緩緩出場，講幾句話，如果要吃飯，他一定坐主桌，左右一定是達官顯貴，其他人坐在鄰桌，吃到一半，他太忙會半途而廢，人家不會怪他，因為他是偉大人物。但布元帥卻完全不同：我盛裝在宴會前十五分鐘抵達宴會場所時，布元帥早已在電梯門口等候，令我非常感動。然後布元帥給我們發名片，名片上沒有頭銜和官階，只有地址和電話號碼。如果是別人，他的名望和地位，已經不用名片了。發名片後，還誠懇地要我們抽一個號碼，是來賓們坐桌子和照相站的位子，真是用心良苦啊！使大家心理都舒服。我有幸抽到三號，剛好坐在布元帥身旁，榮幸之至。大家請他講幾句話：“今天，謝謝大家花寶貴時間來赴宴，目的是聯絡感情，有新朋友，有老朋友。”他用印尼話講，再用英文表達，把全場的人都照顧到了。他非常平淡平實，上了一道菜後，謙恭地詢問了我身體健康如何？平時做什麼運動？家庭狀況和企業情況又如何？還問我在哪出生？什麼日期？數十年來，無論他在國外或國內，我在天涯海角，生日那天，他必有一張賀卡和一通祝賀電話，三十多年從不間斷。十五分鐘後，他起身向同桌人致歉，要到另外一桌陪客人一道進餐，我注意到每桌十五分鐘，四枱剛好一個鐘頭。臨走的時候，他向每一個人熱情握手道別，送我們到電梯口，直到電梯門關上才離開，我還注意到他還向邊上的服務員——握手，禮下於每一個人，實在令人敬佩。這就是布元帥追求的無我，把無我精神表現無遺。數十年來我們無話不談，親如兄弟，他榮任空軍總司令，下放，又提升為部長，又外放當大使，起起落落，他都坦然面對，榮辱不驚，絕無怨言。他有一個信念，榮譽地位，是人家給的，當然也可以隨時取回，有得有失是自然規律。我曾笑問：“您有貪污過嗎？”他馬上回答：“有。”“被提控嗎？”他小心說：“到現在還沒人知道呢！”我擔任過中爪哇馬格冷郊區火車站站長，有一位老太太曾送我“五個雞蛋”。我們常同機出國，有一次參加新加坡國際航空展，在機上我問他：“來新加坡多少次？”他笑而不答。“是沒有來過，還是多到數不清？”他答：“兩者都不是。”“那是什麼意思？”印尼獨立期間，需要好多武器彈藥，他每週二次駕駛DC－3飛機來新加坡“修理”，回程前暗藏好多武器，不敢Batav ia，繞道Pontianak，再南下日諾（臨時首都），每次都只在新加坡機場停留數小時，不曾進市區。他還講述曾兩次在蘇島上空被荷蘭高射炮打中，跳降落傘逃生。布元帥有多種嗜好，他是印尼蘭花協會主席、攝影協會主席，多年前在中央醫院因癌症安詳辭世，傷感不已。他“自我與無我”的高貴情操，永遠令人懷念。

■東成西就■［ ］孔慶東人稱“北大醉俠”，其作品《47樓207》令其文名不脛而走，隨後多種文集火爆登場。现为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主講人。關於東西方衛生同我一起在韓國梨花女大任過教、唱過歌、包過餃子的西安外院董愛國老師最近寄來她與黃建敏的譯作、英國勞倫斯·賴特的《清潔與高雅》，是講述西方衛生間的發展史的——重點講述的是沐浴和入廁的問題，裏面的材料饒多意趣，引人遐思。很多人都想當然地以為，中國在衛生方面自古就落後於西方，動不動就拿西方的例子來侮辱中國。這種印象一是來自西方的影視作品——乾淨的城市，整潔的男女，二是來自中國的令人遺憾的現實——污濁的城市，邋遢的男女。但其實擺脫這種錯位比較，整體上看，中國在大部分時間裏都比西方要潔淨和講究。西方古代，洗澡是比較稀罕的事情。古希臘的沐浴，不是為了清潔身體而是為了鍛煉身體。只有在羅馬帝國的時候，公共浴室比較發達，但是卻成為淫亂的場所，羅馬最後毀滅於自己的腐敗。一洗澡就淫亂，可見平時沒有養成以平常心來看待洗澡的習慣。而中國很早就產生了清潔身體不同部位的專有詞匯：沐、浴、洗、澡等，跟洗浴有關的情節頻繁出現在史書和神話故事中，“沐浴更衣”早早就成了日常詞匯。而羅馬帝國崩潰以後的歐洲，一直過的是基本不洗澡和隨地大小便的生活。中世紀的歐洲，普通人基本上終生不洗澡，號稱是“千年不洗的歐洲”。只有修道院裏為了懺悔才用冷水浴表示懲罰，另外就是為了治病才去洗澡。直到19世紀初，洗澡的人還被看作“病人”。早期教會曾有過指令：“對於那些好人，尤其是年輕人，應該基本上不允許他們沐浴。”4世紀時一位赴耶路撒冷朝聖的女基督徒，向人炫耀她已經18年沒有洗過臉了，因此她覺得自己最“純潔”。直到19世紀60年代，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占了香港九龍，“自由”往中國販賣鴉片之後，倫敦這座城市還到處臭氣熏天。僅僅因為霍亂，倫敦1849年死了14000多人，1854年死了10000多人，1866年又死了5000多人。城市的排水系統充滿了各類動物屍體、內臟與糞便。可是人家就憑著打敗了你，就有權力把“病夫”的帽子給你戴上。中國人在電影裏看到的那些文質彬彬的西方近代紳士和淑女，其實都是肉體上充滿污垢、頭髮裏爬滿蝨子的，全仗著香水來解決問題。要是把衣服都脫了，阿Q和吳媽絕對比他們乾淨。1665年夏天，查理二世和王室成員到牛津度假，一位古董商人的日記中寫道：“雖然他們看上去衣冠齊整、快樂，但他們非常無禮和粗魯。在他們離開時，所有的地方，煙囱裏、書房裏、臥室裏、地窖裏，到處都是糞便。”其實這也不能怪他們粗魯，是因為當時的衛生條件和衛生習慣就那樣。而中國很早就根據各地的條件和風俗，普及了馬桶和蹲坑式廁所。至於貴族的如廁方式，看看《世說新語》，就足可想像了。西方在糞坑裏生活了千百年，受盡了骯髒之苦，病死了一半以上的人口以後，乃覺悟到公共衛生事業的重要，借助工業革命和侵略擴張搶去的黃金白銀，開始普及現代衛生系統。中國無論廁所方面還是沐浴方面，一直在世界上是領先的。直到晚清，中國的赴美留學生到了美國後，他們要每天洗澡，美國人還很奇怪：“你們中國人怎麼天天要沐浴啊？”那時候，也正是歐美開始轉變傳統衛生觀念的時代。英國最早提到刷牙是在1651年，中國的清朝初年。伊莉莎白女王年輕時牙是黃的，晚年是黑的，比林黛玉和賈母她們落後多了。歐洲最早的牙膏是用煙灰木炭加蜂蜜做的，此前都用牙粉。不過延續千百年的沒有公廁和不愛洗澡的習慣，不是有了工業革命和搶了人家的金銀財寶之後就能立即改變的。18世紀時法國一個市政府在市政大廳舉辦大型舞會，租了51個夜壺，因為只打碎了兩個，被認為舞會非常成功。連市政大廳都沒有廁所，高雅的紳士淑女要借用夜壺來方便，其他地方可以想見了。美國直到1958年，84％的家庭擁有黑白電視機了，但擁有浴盆的人口不到100萬。也是在1958年，西德的調查人員走訪了一個小鎮的200戶家庭，看見了125台電視機，但是只有3個浴盆。一位統計學家指出一個令人驚奇的事實：直到今天，倫敦還有五分之一的人基本不洗澡。至於飯前洗手的規定他們遵守得比較好，完全是因為在刀叉出現之前，歐洲人是直接用手抓取飯菜的。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東方人來看，確實是“蠻夷戎狄”之輩，不過這可能也有助於人家身強體壯，抵抗力強。吃飯生冷不忌，渾身長滿黃毛，生完孩子就幹活，飄洋過海不暈船，有個頭疼腦熱的，沖個熱水澡就立馬痊癒了。而中國人在吃喝玩樂花鳥魚蟲中，把每一樣東西都精緻到腐敗的程度，結果是物極必反，搞得家破人亡，連洗

■舞者精靈■［ ］梁振洪澳門恒邦集團董事長助理，國際註冊高級營養師，“第五届全國電視希望之星大賽”十佳舞蹈演員，代表作品有《漁歌》、《秦俑》等。澡入廁問題也落後了。髒亂差的心病積壓多年，以至於一旦經濟繁榮了，就大洗狂洗起來。這其實是一種民族自卑心理的表現，恐怕被人指責不乾淨。當初人家八國聯軍臭烘烘地一路打進來，可根本不擔心中國人笑話他們衛生不衛生，只管殺人放火，誰打贏了，誰就是“文明”的代言人也。我認為中國人應該走出極端心理誤區，從“衛生”二字的本意來提倡一種健康的生活習慣。毛澤東說的：“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準。”這也應該成為清潔活動的宗旨。沿著這樣的方針，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提高了一倍。在當今的醫療和經濟條件下，中國人的壽命顯然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如今看來，中國古人三天一洗頭五天一洗澡的衛生節奏還是比較科學的，既能去汗又能保健。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的衛生習慣也是既自然又科學的，東亞各民族只要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實力，男男女女看上去就是清爽乾淨得多，不用天天狂洗也肌理細膩，體自生香。清潔與高雅，可能是風水輪流轉的吧。今天的世界，以高鼻深目渾身亂毛遍體砂紙為高雅，明天，是不是該輪到以眉清目秀凝脂雪膚珠圓玉潤為高雅了呢？舞由心生形形色色的校園活動為象牙塔莘莘學子們搭建了無數絢麗的舞台，對我來說，最耀眼、最惹人注目的舞台莫過於土風舞的舞台了。土風舞賽後，有人歡笑、有人失落、有人滿足、有人遺憾……但可曾想過舞蹈是爲誰而跳的嗎？到底為誰而跳？有人說舞蹈是跳給自己的；有人說是跳給觀衆的；有人說是跳給懂的人看的……我只覺得舞蹈是釋放自我心靈的藝術，它需要交流、演繹，引起人們的共鳴。原始的舞蹈是自娛的，即是：跳給自己看的。到了奴隸制社會，舞蹈變成了娛樂封建主和所謂神的工具，即是說：舞蹈有了觀眾，它是跳給觀衆看的。直到唐代，舞蹈發展到頂盛時期，娛自己的、娛別人的、娛神的……偉大王朝的心胸包容多種形式的舞蹈，形成兼收並容的繁榮局面。舞蹈的發展歷史表明，不論是跳給誰看，給觀衆看也好，給自己看也好，給懂的人或不懂的人看也好，都不能改變舞蹈的本質：舞由心生！因此，我在表演的時候始終堅持一個原則：舞蹈是釋放自我心靈的藝術！不是嗎？回想2004年的土風舞比賽，我所編排的節目在比賽中雖然拿到不錯成績，可是我在準備用這個節目參賽的時候只有10天時間，這意味著我要趕上別人幾個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成果！別人認為我不可能成功，覺得10天能創作出一個舞蹈已非易事，更何況排練出來，拿去讓人驗收。當時我想，要麼不做，要做就要做好！爲了把事情做好，我暗暗告誡自己：心理上不能亂。舞蹈需要靈魂，需要創作者和演員對舞蹈的激情、熱情和純真的心，才能賦予舞蹈獨特的靈魂。對個人而言就是透過舞蹈跳出自己的靈魂。我一直都堅持這個原則，追求一種與觀衆、與演員們交流的舞蹈！經常有人問我，爲何不把舞蹈當作專業？跳了那麼多年舞，也獲得了那麼多獎，你會否覺得滿足或厭倦？其實這篇短文已經給這些問題作了回答。舞蹈是我的愛好，對她的追求是一種享受。2005年我參加“第五届全國電視希望之星大賽”，從初選、復賽到決賽，最後拿下全國十佳……然而我參賽最主要目的無非想看看自己究竟能走多遠，沒有再想其他。我倒是第一次深深體會到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的哲理，最後還得用一顆平常心，孤獨地走下台來。舞蹈使我學會了獨力面對陌生環境，享受成功後的孤獨！

《九鼎》徵稿啟事《九鼎》為澳門社會進步協會出版的人文性、學術性、社會性刊物，於2007年9月在澳門創刊，暫定為雙月刊，逢單月出版。《九鼎》履行和實踐澳門社會進步協會的創會宗旨，立足澳門，面向海峽兩岸及世界華人社區，刊登澳門及海內外地區有關政治、經濟、社會、國際關係、文化、歷史、教育、法律、管理、行政等方面的文章，包括研究論文、調查報告、評論、人物專訪、學術活動報道等。有關澳門研究的，優先採用。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的人士、專家和學者投稿；稿件以未經發表的為宜。本刊堅持學術自由的原則和文責自負的原則，發表的文章均為作者的研究成果；文章的觀點不代表澳門社會進步協會及本刊的立場。編輯部對來稿有權刪改，或提出意見請作者自行修改。如不願意者，請註明。來稿一經刊用，即奉薄酬。來稿要求：（1）請用中文寫作。文章一般不要超過8000字，並須言之有理，行文通順，內容不作人身攻擊，不與現行法律相抵觸；來稿最好使用繁體字，簡體字不拘；（2）摘要、參考書目及注釋數字不作當頁注，注釋一律列文尾；（3）來稿可以郵寄或電郵。郵寄的稿件必須包括電子文檔及列印稿兩份；電郵採用附件的方式；（4）來稿請附作者簡介，以及作者的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傳真和電郵地址。如採用筆名，請來稿時聲明；（5）來稿須以顯著方式註明“《九鼎》稿件”字樣，以免錯投及阻延收件時間；（6）來稿請寄：《九鼎》編輯部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335號獲多利中心21樓電話：（853）28787799 傳真：（853）28717799珠海聯絡地址：珠海市吉大金色九州2棟1401室電話：（756）321 9778 傳真：（756）3219779郵政編碼：519015電子信箱：info＠hobbs－macau．com編後記《九鼎》創刊號在文章作者們的大力支持與編輯同仁的通力合作下完成了編輯工作，即將付梓了。這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我們從中受到了鼓舞，得到了教益。我們在編輯過程中逐步樹立起這樣的目標：首先是要把它編成一份原創性的刊物。創刊號上絕大多數文章都是首次公開發表，其中許多都是專為本刊而寫的，直到截稿日近，作者們還在擠出最後的時間訂正稿件，例如沈仁道教授、黃坤堯教授和李莉娜博士。學者們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給了我們辦好刊物的信心。其次是要把它辦成一份本地色彩濃厚的刊物。從文章作者看，除了幾位特邀的外地學者，其餘文章絕大多數出自澳門本地作者手筆。本地學者研究本地問題具備許多優越條件，他們瞭解本地社會，瞭解本地人的心態，甚至瞭解本地的方言用語，因而寫出的文章就會更加吸引讀者，有助於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當然，外地學者的加入也是必不可少的。學術本來不分國界，更不分內地與外地，相互的交流、借鑒和啟發是學術發展的必需。“九鼎論壇”、“深度觀察”、“本地話題”等欄目的文章都充滿了本地色彩，同時又闡發一般的普遍的理論，希望能引起讀者的興趣與關心。還要把它辦成一份風格多樣的刊物。學術本來就是社會生活的寫照，人類經驗的升華，不應當古板說教，而是應當親近讀者。“文史哲藝”“皆成文章”欄下許多名家的文章給嚴肅的刊物注入輕鬆的空氣，即使如理論性極強的論文《誠實信用、中國傳統文化與澳門法律》，也寫得深入淺出，興味盎然，引人入勝。通過編輯實踐，我們在交出底稿時意識到：《九鼎》既是學術的，又是人文的，還是正面接觸社會生活的。澳門需要這樣的刊物，像主辦機構澳門社會進步協會對《九鼎》提出的要求和描繪的願景那樣：聯合各界精英，打造學術平台，促進社會進步。■《九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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