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的资料及其搜集渠道，对马达汉在近代新疆考察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分析，并指出，马达汉新疆之行的主要动机是为沙俄搜集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北方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情报。四、中国和东北亚以外的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地区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关系以及中西关系中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李金明的《众多市场的开辟：16－17世纪葡萄牙在亚洲海域的生存法则》论述的是16－17世纪，葡萄牙面对其亚洲还与的殖民地不断遭到荷兰海上势力的攻击，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贸易航线，开辟众多的市场，以此来维持他们长达几个世纪在亚洲海域的殖民生活。廖大珂的《明代佛郎机“黑番”籍贯考》对明代载籍中被称为“佛郎机黑番”，“佛郎机黑番”的“黑人”进行了考察，认为主要来自满剌加、哈眉须和咖呋哩等地。而“满剌加”即东南亚的马六甲，哈眉须即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咖呋哩是葡萄牙人对东非海岸黑人的称呼；上述三地是葡萄牙人东来后最早建立的殖民地，“佛郎机黑番”对明代中葡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葡萄牙海上帝国的形成和生存也起了关键的作用。修斌的《琉球的灭亡与东亚封贡体制功能的丧失》从封贡体制的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考察了琉球亡国的原因和它走向衰亡的必然。他认为近代以前东亚地区传统的国际秩序框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制，其功能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明清时期是封贡体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其功能逐渐丧失、走向崩溃的时期。琉球王国是这一时期封贡体制内的重要成员，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和东亚地区形势变化，琉球逐渐走向灭亡。琉球的亡国对传统东亚封贡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樊明方在其《库恰失守后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政府对苏俄扶植外蒙古人民党控制外蒙的前景缺乏正确的估计，没有明确的方针和有力措施，是苏俄得以主导外蒙古政治发展方向的主要原因。卢明辉的《明清之际晋商与蒙古和俄罗斯茶货贸易及东西文化交流》主要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蒙古、俄罗斯的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东西文化交流。贺圣达的《明后期至清前期的中缅关系 ——对古代中缅关系的一个长时段考察》考察了明末至清乾隆以前的中缅关系，并对中缅关系的性质、云南和华人在中缅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古永继的《清代滇桂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论述了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滇桂地区在其中的历史作用。董莉英在其《明清之际的藏尼关系研究》中介绍了明清时期西藏与尼泊尔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以及边境管理。陈佳荣的《由针簿看明清之际东西势力的消长》，则以中国航海的针簿、针经及针路所见，分析了明清时期东西势力的发展变化，认为明、清之际或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是东西海上势力在印度洋主导地位的交替过渡时期。张铁江的《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对犹太人在近代东亚犹太人最大的聚居中心和宗教精神中心的哈尔滨的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活动以及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遗迹、遗址和档案进行了考察分析。白芳的《18世纪广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李英魁的《宁波在明清之际中外关系史的历史地位》则分别论述了明清之际的广州和宁波在中西关系中的历史地位。五、其他。黄天源的《中国重农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指出，受到中国重农思想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魁斯奈和杜尔哥创立和发展了法国重农学派，并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之一，也是中国的重农思想。李树辉在其《〈突厥语大词典〉中qona q 的指谓与汉译——兼论新疆及中亚地区开始种植玉米的时间》中指出，因为新疆及中亚地区约于16世纪中叶或17世纪初才开始种植玉米，故《突厥语大词典》中的 qonaq 及 y gyn qonaq的汉译“粟”和“玉米”（或“苞米”）明显不妥，均应汉译为“粟”或“谷子”。姚胜的《明朝哈密末代忠顺王名称译写考》对明朝哈密末代忠顺王名称的不同译写“拜牙即”和“拜牙郎”进行了考证，认为后者是前者的笔误。胡同庆的《明清以后的敦煌艺术》对少有学者关注的明清及民国时期的
始末考（1707－1720）》叙述了艾若瑟作为康熙四十七年出访罗马的代表，也是唯一成功到达欧洲的大使，和罗马教廷交涉的过程。文明引用了大批罗马教会的原始档案，梳理出礼仪之争期间，请政府和教廷之间的角力。文章在史料的发掘上，做到了认真严谨。二、不同教会在华活动与中西相认西班牙塞维亚美洲史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李毓中所写的《理解与想象：华人、萄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建构的16世纪东亚世界初探》，透遇两种分别来自中国学者蔡汝贤和西方学者博克塞所写的《东夷图总说》和《马尼拉手稿》两份原始文件对南洋、西洋、东洋（日本）和中国各自不同的描绘，来印证人类会用已知的理解和未知的想像的方式，试图建构出一个“已族”理解“他族”的世界。文章以严谨的史料比较作基础，阐述了16和17世纪中国和西方仍处在印象模糊的交往过程中，以及如何以自己的眼光去认识未知的对方。说明东亚世界的认知与建构过程系由东、西方的海民与航海家以及所在地人士共同完成的，而非西方世界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亦不能狭议的称之为欧洲人“建构”亚洲。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夏其龙博士的《西班牙多明我会19世纪在香港的传教活动》以丰富的史料介绍了多明我会19世纪在香港的教务发展情况。由于香港当时尚在开埠之初，对教会的支援不如传教士已驻足三百多年的邻埠澳门，因此多明我会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福州的教会。在1780到1820年间，福州多明我会主教设立了一项基金，用以资助香港教会的事业，包括设立医院，教堂等，但该基金却引发了一场意大利与西班牙籍会士于管理运用上的争拗；西班牙籍会士只好转而向马尼拉教会求助，并在得到金钱资助后有不俗的发展。作者指出：“除了金钱，西班牙多明我会在19世纪对香港的影响是令人瞩目的。”澳门高等校际学院樊飞豪副教授所写《东亚军事建筑中的澳门和西方风格》是一篇难得的美学论文。文章指出：“一向以来，东亚军事建筑的风格大都受到中国影响。但到16世纪倭寇横行海上，不但打扰明政府沿岸安厅，同时也把日式风格带到东亚地区的军事建筑上”。文章以丰富的史料，图片和现今仍保留的历史建筑作为蓝图，说明了16世纪的东亚军事建筑风格已揉合了中、日、葡和西班牙的中西结合特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戚印平教授的《16至17世纪的远东主教问题——兼论西、葡两国以及不同修会间的利益之争与复杂矛盾》探讨保教权的划分不同所引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教会在传教事业上的争端，从而衍生出两国政治势力的角力。正因为内部矛盾，加上葡西两国的冲突，间接导致天主教会在远东教区受到挫折。作者指出：“无论发生在日本的殉教事件，还是此后出现于中国的‘礼仪之争’，世俗王权间的利益竞争以及受控于不同国家的修会间的明争暗斗，都是导致矛盾激化并影响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崔维孝博士的《从清朝档案文献看西班牙方济各会李玛诺神父在华传教活动》，依据中文档案文献，辅以西文史料，对西班牙方济各会李玛诺神父潜入中国传教14年进行研究，指出其成功在华传教主要有赖于乾隆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方济各会在康熙朝打下的坚实传教基础，以及得到澳门作为后援基地的支持；说明李玛诺神父坚韧顽强、吃苦耐劳、追求神颁的理念。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韦羽的《清前期意大利传教士穆天尺（J e a nMul lene r）在华活动述略》以史籍和教会记录作为参考，疏理出德国籍传教士穆天尺在华传教40余年的经历，指出他致力于在四川传教，重视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并制定和颁佈规范神职人员和宗教生活的训令。他的种种努力，为四川在禁教时期仍然成为天主教传播的良壤奠定了基础。
九、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列国汉学史书系·序二阎 纯 德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又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有过发生，一切都还在发展，一切都还会灭亡。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孕育过程，“汉学”（SINOLOGY）也是这样，其孕育和成长，就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媾浸淫的历史。这个历史，始于公元前后1世纪汉代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接下来是7－8世纪的大唐帝国、14－15世纪的明代、清末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潮时起时伏直到今天。这是历史，是汉学的昨天和今天，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显现出的文化精神。但是，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蛛丝马迹地探讨，找回其真；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俟走过，便成为昨天垂手可及的陈迹。写作汉学史是一件艰难的劳作，尤其对象是遥远的昨天，尤其是“遗失”在异国他乡的昨天，更非一件易事。时至今日，朦胧面纱下的汉学还不为一些学人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取下面纱，让人们看个究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90年代以降，“汉学”（S INOLO GY）便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中国大陆重提“汉学”（S INOLOGY）至今，汉学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并成为中国文化水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变化是时代和历史变迁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化自己发展的规律。那么，究竟什么是SINOLOGY（汉学）呢？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二百多年来国际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① SINOLOGY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s i 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是中国。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虽然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才有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 E”（即英文“SINOLO－
GY”） 一词则出现在18世纪末，早于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 t）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1838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这个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 N 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 ”、“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形成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S IN OLOGY可以准确地包涵CHINES E STUDIES 的内容和理念；从历史上看，尽管S 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 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SINOLOGY最好，因为，S INOLO－GY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CHINESE STUDIES 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学，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这样，汉学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学术规范，又符合国际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实际。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阅读、认识、理解、研究、诠释中国文明的结晶。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但是，汉学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既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又是可以照见“中国文化”的镜子，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②以上两种表述虽有不同，但学理一致，基本可以厘清我们对于SINOL－OGY（汉学）的基本学术定位。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 i Ma s pero）说过：“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l ien）也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审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 的理想形象。”③他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提出：“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为了获得一个“外在的视点”，他才从遥远的视点出发，并借此视点去“解放”自己。这便是一个未曾断流、在世界上仅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之一的中国文明的意义。中国文明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去，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当然，汉学其本质是外国文化，但是，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抑或说是一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有着独立个性的文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跨文化性质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
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但它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汉学研究系指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凡是对历史或异质文化进行研究，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公正褒贬的问题。因此，对于外国汉学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研究，必得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然后做出公正的褒贬。我们说汉学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但是这句箴言并非只是适用于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是一样。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人类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也会不同，因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讲出不同的道理。“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④ 汉学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被国人重视，并利用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读贬低汉学的价值。其实，这并不公平，有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能发中国人未发之音。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 i Mas pe r o，1883－1945）对中国上古文化和上古宗教的研究就有独到的贡献，被称对中国宗教研究有“先河”之功。他研究中国宗教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学者采用宗教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宗教，被称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 lgren，1889－1978），他终生的最高成就是根据研究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词译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和根据中古音及《诗经》用韵、谐声字构拟古音，写出了著名的学术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古音概要》、《古汉语字典重订本》、《中日汉字形声论》、《论汉语》、《诗经注释》、《书经注释》和《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等，他对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是不少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并深刻影响了对于中国音韵训诂的研究。20世纪著名的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甚丰，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事本位文化”，其核心是“帝王文化”，其他认识上尽管有偏颇，但也有其独异性和深刻之处。这就是“他山之石”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可否认，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或歪曲也是常见的，诸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 r s s on）于1921年10月对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便说中国彩陶制作技术源于西方，并在他的《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儿女》著作中反复强调他的这一错误观点。这一观点亦成为“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提供了说辞。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也推波助澜，闭门造车地推测出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甚至连我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也被“忽悠”得认可了“中国文化西来说”⑤。美国现代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他对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的研究独具风采，为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搭建了一座桥梁；但他在研究上所谓“冲击——回应”模式，却近乎荒谬，认为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文明，是西方的侵略拯救了中国。综上所述，对于汉学成果的研究，只有冷静、公正、客观、全面，才能在沙中淘得真金，拥抱“他山之石”。在中国，汉学的接受与命运，诚实地说，在80年代初期之前，本质上是无视它的学术价值，更没人把它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此外，由于民族心理上的历史“障碍”，我们还曾视汉学为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它是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这种“观点”，虽嫌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自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偌大的中国曾经惨遭蹂躏，整个历史写满了炮火压迫和宗教怀柔，其间也不乏为列强殖民政策服务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学者”深入中国腹地，以旅行、探险、考古之名而实行搜集社会情报、盗窃和骗
取中国大批文物。人类思想的飞翔，是受社会和历史禁锢的，山高水远的阻隔也使得人类互相寻找的岁月特别漫长。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然形态，汉学就发生在这种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之中。公元前后，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 es），中国叫赛里加（Ser i c e），这是陆路交往关于中国最初的文化，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把中国人称为秦尼（Sina i），中国叫秦（Sin），这是海路交往关于中国的文化，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Ser es 和Ser i ce二字系由阿尔泰语所转化，是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Ser i kon、Ser i cum二字简化而来。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 i ），则是源于秦朝⑥。人类在互相寻找的初级阶段，中国和西方试探性的商业交往还很原始，那时的人类，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人类各个角落的不同文化还处于相对不自觉或是相对蒙昧的历史时期。在人类最早的沟通中，中国人走在最前边。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直达地中海东岸，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历时十多年，开创了古代和中世纪贯通欧亚非的陆路“丝绸之路”，为人类交往开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在文化史上，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先影响朝鲜半岛，然后才是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复杂，甚至被说成同种同文，因此可以说它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公元522年，中国佛教渡海东传日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典籍便大量传人日本，但这只是一种“输入”，只是日本创建自己文化的借鉴，并没有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及至唐代，由于文化上承接了汉朝的开放潮流，那时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相对更加频繁，商贸往来和文化沟通有了发展，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域的人士通过陆路和水路进入中国腹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都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汇的重要都会，尤其是前者，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文化之都；而后者，由于东南沿海经济崛起，人口增多，手工业发达，农田水利的改善，为海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再由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切断了陆路“丝绸之路”的缘故，曾称为“鲤城”、“温陵”、“刺桐城”的泉州，便成为联结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是那时以丝绸、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为主的国际贸易之都。通过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汉学也便在这种交流中不知不觉中慢慢衍生。但是，源远流长的汉学，人们习惯地认为其洪流和网络在西方，西方是汉学的形象代表。这一看法一是源自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人的崇洋心理，二是西方汉学的某些特征也确实有别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汉学。其实，如果我们从世界汉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学要早于西方的汉学，比如日本在十四五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了汉学，而那时西方的传教士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对于汉学的研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我们都不能顾此失彼，要以同样的关注和努力探讨其历史。当然，汉学的历史藏在文献里，而隐性源头却在文献之外。文化往往伴随经济流动，其交流也会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下发生。到了明代初年，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前后七次，历经二十八年，到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和红海口，真正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在公元八九世纪至十六七八世纪期间，关于中国，多见于西方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文化人所写的游记、日记、札记、通讯、报告之中，这些文字包含着重要的汉学资
源，因此有人把这些文献称为“旅游汉学”。这些人的东来源于文艺复兴，因为思潮的开放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和生活，他们或通商，或传教，或猎奇，但试图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却是一致的，于是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主要的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这类游记和著作较早的有约在公元851年成书的描述大唐帝国繁荣富强的阿拉伯佚名作者的《中国与印度游记》、吕布吕基斯的《远东游记》（1254年）、意大利的雅各—德安克纳的《光明城》、贝尔西奥的《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1554年）、《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德—罗德的《在中国的数次旅行》（1666年）、南怀仁的《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靼行记》（1684年）、费尔南—门德斯—托平的《游记》、李明的《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1696年）和《中华帝国全志》（即《中国通志》）等，以及罗明坚、金尼阁、汤若望、卫匡国等名士的著作，还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的各种记述，都成为日后汉学兴旺发达的必然因素。这类著作主要涉及中国的物质文明，较多描述、介绍中国的山川、城池、气候，以及生活起居、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也涉及到一些中国的观念文化。这些“旅游汉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纪行》（《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75年随父亲和叔父来中国，觐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95年回国后出版了这本书，它以美丽的语言和无穷的魅力翔实地记述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政治、物产、文化、社会与生活，第一次向西方细腻地展示了“惟一的文明国家”——“神秘中国”——的方方面面。在此后的许多世纪里，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神秘感就从那时开始。这些包罗万象的文献，不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中国，还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作为文献，这些游记、日记、札记、通讯和报告，有赞美，有误读，也有批评，但因为其中包含大量中国物质文化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科举等多方面的文化记载，而成为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汉学的发生、发展与经济、政治、交通以及资讯分不开。有学者把汉学的历史分为“萌芽”、“初创”、“成熟”、“发展”、“繁荣”几个时期，也有的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阶段。但从传统的观点来看，汉学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末兴起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互动之中。从16世纪到十八九世纪，在数以千计的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成为名载史册的汉学先驱，他们为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1540年罗耀拉（S．Ignat i ns d e Loy－o la）、圣方济各·沙勿略（Fr anc isco Xav i e r）等人来华，开始了以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第一时期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接着，意大利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 i g ani ）、罗明坚（MichelRuggi e r i）等著名传教士来华。1583年，即明朝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将利玛窦神甫（Matteo Ric－c i ）带到中国，从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宗教活动无论是对于西方或是东方，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班牙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于1588年问世，这部世界汉学史上的第一部汉学著作，名副其实地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做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以七种文字印行，风靡欧洲。以利玛窦为核心的耶稣会士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开垦”，不仅著书立说，还把《四书》等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西文，不仅开西学东渐之先河，也为推动中学西传、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这位思想家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与其先后到达中国的著名的传教士，都著书立说、传播中国文化，对推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做出了贡献。在世界汉学史上，除了以上提
也是汉学家的难堪。人类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物质文化表现在衣食住行生活方面，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又极易变化的“具象”文化，即如饮食、服饰、住房、音乐、舞蹈，等等；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表现在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家庭观、宗教观等诸多方面，以及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经过高度抽象后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它通过文化灵魂——哲学、文学、语言、宗教、历史等来表达⑧。观念文化，一俟进入外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野，他们的研究也就进入了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深层研究。汉学家从对中国物质文化到观念文化的研究，其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现在，汉学不仅包括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宗教、历史领域的研究，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SI N OL －OGY（汉学）和CHI NESE STUD I ES（中国学），它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异名共体”的地步。时至今日，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这两种汉学形态不仅同时存在着、共荣着，而且还互相浸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汉学悄然嬗变为中国学，并以自己独有的个性特点和极强的生命力出现在世人面前。美国汉学始自1830年东方学会（Amer ic a n Or i enta l Soc ie t y）的建立，这个学会虽然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问的兴趣，但这个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⑨。这个特点也与“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向中国派出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相一致。可见，美国汉学一开始就和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卫三畏（Samue l Wel l s Wi l li ams）1848年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观》就带有较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点，与欧洲具有人文科学特征的汉学颇有差异，但它依然属于 S I－NO LOG Y 的范 畴 。美国从南北战争后的统一中走向强大，加入强国之列。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是他们联合的第一次尝试。从那时起，担承着相当“政治”角色的传教士进人中国。真正美国式“汉学”——中国学，就从那时开始，而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之后的费正清（John King F a irbank）。作为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他的中国学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也对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都有强烈的影响。在西方，费正清的魅力在于，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以更清晰、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来表述中国。“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安的近代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他那样大。”费正清等一批知名的美国中国学家都参与过战时情报工作，在战后作为美国政府的智囊而直接为制定对华政策服务。费正清的研究虽然充满了实用和功利色彩，立场和观点也有偏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贡献巨大的汉学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光辉。美国学者从事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使命感”、“学术个性”和“反唯理智论倾向”，“蔑视学问，更为强调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地同自己以外的社会，即政治家、实业家及其实践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⑩。这就是美国中国学家的基本心态，他们讲究功利和实用，不理会学术上的理智倾向，这与法国汉学家的学术心态、学术个性与学术传统几乎大相径庭。传统汉学（S 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 SE STUDI E S ）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它们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而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则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其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而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但是，汉学发展到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方式已
空间，对汉学来说也是一个“大空间”。但是，要探索这个“大空间”，需要有个和谐的“太空站”，需要大家联袂共建；当然国际上需要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历史语境，共同创造彼此接近、认识、理解、尊重、沟通、借鉴与融合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汉学研究发展的机会。时间在行走，历史在行走。人类创造过历史，书写过历史，但是没有最后的历史。汉学有历史，而且还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汉学及其研究将以自己的品格和个性在人类文化的世界里放出异彩。注释：①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② 严绍璗：《我对S I N O LO GY的理解和思考》，载2006年《世界汉学》第四期。③［法国］于连（Fran？ois Jul l i en）：《迂回与进入》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④季羡林：《汉学研究·序》第七集，中华书局，2003年。⑤ 《章太炎全集·〈訄书·序〉·〈种姓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思念祖国〉·〈华夏篇〉·〈国土原始论〉》。⑥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三页，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版。⑦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⑧ 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⑨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载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⑩［美国］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2006 年12 月 5 日于北京半亩春
十、列国汉学史书系首发式暨学术座谈会在列国汉学史书系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之时，该书系首发式暨学术座谈会于2007 年11月8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出席座谈会的有北京语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该书系顾问王路江、学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孟白及李学勤、傅璇琮、严绍璗、王俊义、韩经太、柴剑虹、李明滨、张国刚、任大援、刘东、熊文华、陈开科、杜道明、方铭、高旭东、华学诚、周阅、钱婉约等三十来位著名专家学者。本书系顾问季羡林和汤一介教授和编委耿昇、侯且岸教授，均因故未能与会，但都对书系的出版表示了热烈的祝贺。该书系由北京语言大学主持、阎纯德教授和吴志良博士主编，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套较为系统的汉学史书系。这套书系第一辑出版十余种，此次出版五种，即《英国汉学史》（熊文华著）、《俄罗斯汉学三百年》（阎国栋著）、《巴拉第的汉学研究》（陈开科著）、《瓦西里耶夫与中国》（赵春梅著）和《尼·雅·比丘林及其汉学研究》（李伟丽著）；将要出版的有《日本中国学序说》（严绍璗著）、《朝鲜半岛汉学史》（刘顺利著）、《法国汉学史》（许光华著）、《法国汉学的历史与现状》（耿昇著）、《德国汉学史》（张国刚著）、《美国的中国研究：从汉学到中国学》（侯且岸著）、《中国文学俄国传播史》（李明滨著）、《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汉学》（高利克著）等。汉学（s i no l ogy）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作为一种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的鲜活而又不断发展的近亲文化，其历史就是中国文化传播和在异国他乡生长的历史。它的历史存在和文化形态，很长一个时期被我们所忽视，或者说被我们尘封在历史的尘埃中，在中国学者的视野里，许多有真知灼见的汉学著作几乎被岁月销蚀得丧失了记忆。汉学资源浩如烟海，这需要我们以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的精神去认真地深入开掘。这种开掘，不仅可以收获真正的汉学，还可以发现“遗失”了的中国文化。编撰“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目的和宗旨，就是为了汉学寻根，不仅为梳理已有的汉学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寻踪中国文化的外传历史状况、经验及影响，同时也探究汉学的产生、成长、发展与繁荣，还要尽可能地厘清这块“他山之石”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列国汉学史书系”不仅企望直接推动我国的汉学研究，同时也期望对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有所裨益。列国汉学史书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筹划、组织专家学者编撰，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部分书稿开始与读者见面。外国汉学历史的撰写是一件艰巨的学术劳动，一方面作者必须谙熟外语，因为大量的汉学史料基本都是外文文本；另一方面，作者又要熟悉中国文化和异质文化。作者只有具备了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即有了较为丰富的古今中外关于历史、哲学、语言、文学和民俗等多方面的知识，方能胜任这一写作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熟练的外国语言和相对丰富的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知识，是汉学历史写作者不可或缺的语文和文化素养，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汉学研究者才能真正进入汉学研究的学术境界。“列国汉学史书系”是一个富有创意和价值的书系，是我国学术史上的基本建设，其作者多数都是具有专学的知名学者。尽管这套书稿在体例架构和写作方法方各有所长也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以第一手的史料写成，学术史料新，学术视角新，书系的出版必将引出更多汉学史书的出版，也将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汉学的发展及比较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十 一、亲历 中国 丛 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周玉玲本丛书收录了多部来华外国人的亲历记实性著作，其原著多为中国不藏或少有收藏者。丛书的作者既有赫赫有名的汉学家，也有普通的外交官、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学者、商人，甚至还有贩卖“猪仔”的奴隶贩子等。他们的著作兼具资料性和可读性，客观记录了这些外国来华人士眼中的近代中国，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外关系史提供了珍贵的文本资料，同时书中还配有大量稀见图片。本丛书译文力求信达，尽量保持原貌而不作删节，现已出版七种，欢迎订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发行部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邮编：100034电话：66126156（门市兼邮购）66175620 66151313 66126153五口通商城市游记（亲历中国丛书）编著者：（英）施美夫著，温时幸 译定价：36．00元出版时间：2007－07 IS BN：978－7－5013－3486－5／K·1517本书记述了作者1844年来华后，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考察。作者的目的是勘察地形、收集统计资料，为英国教会其他传教士铺平道路。因而此书客观上记录下了五口通商城市暨香港、舟山等地当年的实际面貌。我看乾隆盛世（亲历中国丛书）编著者：（英）约翰·巴罗 著，李国庆、欧阳少春 译定价：38．00元出版时间：2007－07 I SBN：978－7－5013－3485－8／K·1516本书作者是18世纪末马嘎尔尼访华使团的成员。本书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法律、财政税收、农业、外贸、科学技术、民俗风情、妇女、家庭、宗教信仰、绘画、建筑、语言文学、天文、医疗等诸多方面。此书当时在欧洲大受欢迎，被看作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很快被译成德文、法文出版，成为当时欧洲人有关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此书为我们了解历史上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之行的深远影响、了解当年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文本。窥视紫禁城（亲历中国丛书）编著者：（俄）科瓦列夫斯基编著阎国栋译
定价：25．00元出版时间：2004－07 I SBN：7 － 5013 － 2448 － 4／K．930本书是科瓦列夫斯基作为监护官于1849－1850年间伴送以巴拉第为首的俄国东正教第13届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时所写的游记。作者用一半的篇幅记述了驼队在蒙古大漠上旅行的情景。在描述沿途自然风光的同时，对蒙古地区的历史、社会、风俗也多有介绍和思考。而本书的另一半则描写了传教士团在北京的生活和见闻。作者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对道光末年的京城生活百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绘。我的北京花园（亲历中国丛书）编著者：（英）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著 李国庆 陆瑾译定价：25 ．00 元出版时间：2004－06 I SBN：7－5013－2437－9／K·825本书描述的是1900年至1902年间，作者在北京短暂居住并在周边旅行时的见闻与感想。其时八国联军大举侵华，强占北京、天津、山东、东北等地；慈禧挟光绪仓惶西逃，复又还都；义和团遭镇压，退出京津；神州动乱，疮痍满目。作者除了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京及周围地区的名胜古迹、自然风光和社会风俗以外，更详尽地记录了这种历史背景下的许多社会生活场景和历史事件。全书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宗教、教育、民俗、文化和晚清官僚体制等许多方面。除了有很强的可读性外，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也很有参考价值。帝国丽影（亲历中国丛书）编著者：（英）托马斯·霍奇森·利 德尔 著，（美）陆谨 欧阳少春 译，李国庆 校订定价：18．00 元出版时间：2005－12 I SBN：7－5013－3000－X／Ko1277作者1860年生于爱丁堡，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擅长油画和水彩风景，他一生中最为后人称道的经历就是1907年远游中国的绘画之旅。本书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从香港到山海关旅行写生的经历，画面和文字里都洋溢着他对中华山水的热爱和对中国文明的尊重。穿过鸦片的硝烟（亲历中国丛书）编著者：（哥）唐可·阿尔梅洛 著；郑柯军 译定价：26．00 元出版时间：2006－04 I SBN：7－5013－2800－5／k·120219世纪中叶，唐可·阿尔梅洛为逃避哥伦比亚政府的迫害而远走他乡，先后到古巴、美国、法国以及埃及、印度，最后到中国。在中国期间适逢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他在书中详尽地描述了战争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尤其是对战争对峙阶段外国人自觉朝不保夕的惶恐更是描绘的让人如身临其境。港督话神州（外一种）（亲历中国丛书）编著者：（英）亨利·阿瑟·布莱克 著，于静娴 译，罗汉 校译定价：22．00 元
出版时间：2006－06 I SBN：7－5013－3148－0／K·1293布莱克于1898至1903年间出任香港总督。期间，他走访了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尤其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长江、珠江等大河流域，以及中国南方诸省份进行了比较周密的考察，并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如实地记录在书中。他以一个西方人特有的猎奇眼光及注重事实的思维定势，对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农业劳动、民族宗教、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进行了细腻的描述，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本书还收录了美国人阿瑟·哈罗德·希思所写的游记《画里中国》。
十三、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简介“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创建于2004年，现有研究人员12名（含2名日本籍专职副教授），分属古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室、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室、东亚关系史研究室，其中教授2名、副教授6名、讲师1名、助教3名，另有专职办公室人员1名、研究助理2名。研究所的日常研究活动是每周一次的读书会，目前的专题为“中国文献中的日本史料”。具体分工如下：隋唐时代：王勇教授、水口干记副教授、李美子副教授宋元时代：江静副教授、郭万平副教授明清时代：王宝平教授、陈小法副教授、福田忠之副教授、孔颖讲师、郑洁西助教、董科助教、许海华助教研究所设有“日本语言文学”硕士点，共分以下两个研究方向：日本历史（导师：水口干记副教授）、日本文化（导师：王勇教授）。硕士点从2006年接受报考，每个方向招生2－3名。研究所藏书丰富，总数约5万册，内设多个文库，如早稻田大学文库（28000余册）、国文学研究资料文库（5000余册）、尾崎康文库（3000余册）等，各具特色，而尤以日本历史文化类原版图书比较齐全。研究所目前主编的大型丛书有3套：即王勇教授主编的《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勇主编的《日本文化大讲堂》（上海辞书出版社）、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研究所于2004年11月主办“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国际研讨会，被列为杭州“西博会”项目，获得项目组织奖；2006年9月主办“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2007年9月主办“东亚文化的源流 ——遣唐使研究”国际研讨会，合计有10个国家160余名学者与会，积累了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 王 勇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198号电话：0571－88086091（兼传真）E－mail：ja panolog y＠s i na ．c om
十六、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历史简历（续）钱江，男，汉族，1955年4月出生于上海。1982年1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旋即考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师从韩振华教授学习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1985年1月毕业于南洋研究所中外关系史专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后转往香港大学历史系，师从王赓武教授研究海外华人历史，获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香港大学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兼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外考试委员、国际学术刊物 Journa l of Chines e Over s ea s 的编辑等研究领域和教学方向：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亚洲海洋贸易史、中国移民与海外侨居社区、中国与东盟关系。主要论著：【中文论著】1．“移民网络、社会资源配置与中国东北新移民—美国旧金山湾区田野调查札记”，（与王维合著），《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页1－13。2.“从马来文《三垄宝纪年》与《井里汶纪年》看郑和下西洋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页3－14。3 ．“十七至十九世纪初越南沿海的中国帆船贸易”，载刘序枫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九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2005年，页291－329。4．“潮汕商人与香港米粮贸易”，《暨南史学》，2003年，第2期，页388－400。5．“晚清商务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成立”，《源》（新加坡），2002年，第56卷，第2期，页32－35。6．“马来西亚槟城福建五大氏族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在海外之重建”，《南洋学报》（新加坡），2002年，第56卷，页149－162。7．“妈祖信仰与海外闽商侨居社区”，《文化杂志》（澳门），第33卷（1997年冬季号），页159－173。8．“明清时期中琉关系史的珍贵档案－《历代宝案》”，《历史档案》（季刊），1989年第3期，页133－136。9．“ 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与荷兰的瓷器贸易”，《南洋问题研究》（季刊），1989年第1期，页80－91。10．“清代中国与苏禄的贸易”，《海交史研究》（半年刊），1988年第2期，页29－35。11．“十六至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南洋问题研究》，（季刊），1988年第2期，页81－91。12．“ 清代前期清政府的中西沿海通商政策”，《南洋问题研究》（季刊），1988年第4期，页105－115。13．“1570－1760年中吕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季刊），1986年第3期，页69－78。
1. "Market , Ins t i tut i ons and Trade Routes ; Horse Trade i n Song Chi na" , i n Bert G. Frangner,Ral ph Kauz and Roder i ch Ptak eds . , Mar i t i me As i a and the Hor se Economy, Vi enna: Aus t ri an A-cademy of Sci ences , 2007. 2. "The Hokki en Merchant s i n t he South Chi na Sea; 1500 - 1800", i n Om Prakash ed. ,Tradi ng Worl d of t he Indi an Ocean 1500-1800. New Del hi , 2006.3. "Market , Networks and Di al ogue Pri nci pl e: A Study on Current Il l egal Mi grat i on Waves f romChi na", i n Leo Suryadi nat a ed. , Mari t i me Asi a and Over seas Chi nese, Si ngapore: Gl obal Pres s ,2006. 4. "Pat terns , Trends and Government Pol i ci es : Unders t andi ng Irregul ar Mi grat i on f rom Chi -na", i n Ernest Aryeet ey and Natal i a Di nel l o eds . , Tes t i ng Gl obal Interdependence: Is sues onTrade, Ai d, Mi grat i on and Devel opment , Chel t enham, UK; Edward El gar Publ i s hi ng, 2006. 5."Human Smuggl i ng and Traf f i cki ng i n the Tai wan St rai t : Securi ty Predi cament or Pol i t i cal Di l em-ma?" , i n Mel i s sa Curl ey and Ni chol as Thomas eds . , Non - t radi t i onal Securi ty and the Securi t i sa-t i on of Il l egal Mi grat i on i n Asia, Oxford; Roudedge Press , 2006. 6. "Touri s m Col l aborat i ons between Sout h Chi na and ASEAN; Obs ervat i on and Comment ", i nPet er Pun ed. , Pan Pearl Del t a and Sout heas t As i a, Hong Kong: PRI , 2006.7. "The Rat ional e, Modal i t ies and Sust ai nabi l i ty of the Si no - Indian Engagement" , Co - au-thored wi th Sai nt - Mezard Isabel l e, i n Isabel l e Sai nt - Mezard and James K. Chi n eds . , Chi na andIndi a; Pol i t ical and St rategi c Perspect i ves , 2005, Cent re of As i an Studi es , HKU, pp. 1-16. 8. "China and Southeas t As i a; Changi ng Pol i t i cal and St rategi c Ti es", Co - authored wi thNi chol as Thomas, i n James K. Chi n and Ni chol as Thomas ( eds . ) , Chi na and Southeas t As i a:Changi ng Pol it i cal and St rategi c Ti es , 2005, Cent re of As i an Studi es , 1-15.9. Chi na and Indi a; Pol i t i cal and St rategi c Perspecti ves , Co -edi ted wi th Isabel l e Sai nt - Mez-ard, Cent re of As i an Studi es , HKU, 2005.10. Chi na and Southeas t As i a; Changi ng Pol i t i cal and Strategi c Ties , Co - edi ted wi th Ni chol asThomas, Centre of As i an St udi es , HKU, 2005.11. "The Junk Trade bet ween Sout h Chi na and Nguyen Vi et nam i n the Late Ei ght eenth andEarl y Ni neteenth Centuri es" , i n Li Tana and Nol a Cooke eds . , Water Front i er. Commerce and theChi nese i n the Lower Mekong Regi on, c. 1750 - 1880, Lanham, US; Rowman & Li t t l ef i el d Publ i sh-er s , 2004, pp. 53 -66.12. "Port s , Merchant s , Chi ef t ai ns and Eunuchs ; Readi ng Mari t i me Commerce of Earl y Guang-dong" , i n Herausegegeben von Shi ng M眉l l er, Thomas 0. H? l l mann and Put ao Gui eds . , Guang-dong ; Archaeology and Earl y Text s ( Zhou - Tang) . Wi esbaden, Germany: Harras sowi tz Ver l ag,2004, pp. 217-239.13. "Reduci ng Irregul ar Mi grat i on f rom Chi na", Internat i onal Mi grat i on (Speci al Is sue; Un-der s t andi ng Mi grat i on between Chi na and Europe) , 2003, Vol . 41, No. 3, pp. 49 -72.14.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 nese Communi ty i n Hong Kong: Some Observat i ons" , i n J ames14．“1570－176 年西属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南洋问题》（季刊），1985年第3期，页96－106。【英文论著】
K. Chi n and Bi l l y So, J ohn Fi t zgeral d and Huang J i anl i eds . , Power and Ident i t y i n t he Chi nes eWor l d Or der ; Fes t s chr i f t i n honour of Prof es s or Wang Gungwu, Hong Kong: HKU Pres s , 2003 , pp.291 -310. 15. Power and Ident i t y i n t he Chi nes e Wor l d Or der ; Fes t s chr i f t i n honour of Prof es s or WangGungwu, Co - edi t ed wi t h Bi l l y So, J ohn Fi t zgeral d, Huang J i anl i , Hong Kong: HKU Pres s , 2003 ,460pp. 16. "Mul t i pl e I dent i t i es Among t he Ret urned Over s eas Chi nes e i n Hong Kong" , i n Mi chael W.Charney, Brenda S A Yeoh & Tong Chee Ki ong eds . , Chi nes e Mi grant s Abroad; Cul t ural , Educa-t i onal , and Soci al Di mens i ons of t he Chi nes e Di as pora, Si ngapore; Wor l d Sci ent i f i c Pres s , 2003,pp. 63 -82. 17. "Gol d f rom t he Lands Af ar ; New Fuj i anes e Emi gra t i on Revi s i t ed", i n Pa l Ny铆ri and IgorSavel i ev eds . , Gl oba l i s i ng Chi nes e Mi gr at i on Trends i n Eur ope and As i a, Al der s hot ; As hgat ePr es s , 2003, pp. 242 -253. 18. "I l l ega l Mi gr at i on Waves f rom Chi na 拢 Fuj i an Provi nce" , Wor l d Economi c Revi ew, Vol . 2,No. 6, 2000, pp . 70-77 . 19. "Thi nk Tanks and t he Pol i cy Communi t y i n Hong Kong", NI RA Revi ew, Summer 2000,pp. 46 -51 . 20. "A Cr i t i ca l Survey of t he Chi nes e Sources on Ear l y Por t ugues e Act i vi t i es i n Chi na", i nJ or ge M. Dos Sant os Al ves ed. , Por t ugal E A Chi na, Li s boa : Funda? ? o Or i ent e, 2000, pp. 317 -356 . 21. "Secret Soci et y i n the Chi nes e Hi s t ori ography" , i n Ki ngsl ey Bol ton and Chr i s Hut ton eds . ,Wes t ern Wri t i ngs on Chi nes e Secret Soci et i es or Tr i ads , 6 Vol umes . London; Rout l edge/ThoemmesPr es s , 2000, pp. xx-xl vi i i .通讯地址：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电话：（852）2241 5904传真：（852）2559 3185电子信箱：qianj＠hku．hk谭广濂，曾在香港、加拿大高等学校就读地理学专业：1967年，获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士；1970年，获加拿大缅尼吐巴大学文学硕士学位。长期以来从事远洋航行及船舶制造的实践，2005年起担任香港海事博物馆创馆理事，主持创建该馆及整理全部馆内展品与相关说明，撰有《皇朝与瀚海》（香港海事博物馆有限公司，2005年9月）及研究论文〈香港海事博物馆建造郑和宝船模型的经验〉（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等；关注中国海外交通历史图籍的整理，除策划《外国传》、《历代中外行纪》的出版外，正主编《海外交通古地图籍》，展开古代中外地图的比较研究。现任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咨询委员会主席，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荣誉研究员。另担任香港海外交通史学会会长。王艳春，女，吉林省吉林市人。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大学本科。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科研部主任，副研究馆员。辽宁省历史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
刊》、《文学》、《国文学解释与鉴赏》、《汲古》等国内外著名刊物发表论文约100篇。【主要著作】（1）中日关系史考（单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1）（2）唐视野中的遣唐使（单著，东京：讲谈社，1998．3）（3）中国史籍的日本像（单著，东京：农文协出版社，2000 ．9）（4）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单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5）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主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5）（6）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合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0）（7）中日书籍交流史（单著，东京：国际文化工房出版社，2005 ．12）通讯地址：沈阳故宫博物院 王艳春邮编：110011 电话：024－24844192电子信箱：syk650＠s ohu ．com温淑萍：1964生。1989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应用数学专业。1995年毕业于辽宁省委党研究生。2006年至今就读吉林大学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历史和文物以及明清之际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学术成果有：论文《入关前满族妇女的政治生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民族文物浅析》，《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入关前清廷与朝鲜之间的特殊宗藩关系》，第七届国际中外关系史学会学术会议著作《世界遗产与沈阳故宫》（合著），待发《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精粹·瓷器卷》（合著），万卷出饭社，2007年《沈阳故宫遗珍》（合著），待发江滢河，男，1973年5月生，湖南益阳人，工作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1990年9月至1994年6月，就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教育学学士学位；1994年9月至1997年6月，就读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师从纪宗安先生，获中外关系史专业史学硕士学位。1997年9月至2000年6月，就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师从蔡鸿生先生，获中外关系史专业史学博士学位。1999 年9月至2000 年2月，瑞典隆德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3年3月至8月，获美国岭南基金会资助，在美国麻省塞伦Peabody E ssex Museum 和Salem S ta te Col lege访问学者。现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中外关系史”和“英文文献导读”等课程的教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中西经济文化关系史，广州口岸史及澳门史等。主要论著：《广州口岸与南海航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2月。主要论文：《16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澳门在中日交往中的地位》，载澳门《文化杂志》，1996年
电子信箱：j 1974＠s i na ．com此致敬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08 年 1 月 30 日回 执
十八、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网站架构（初稿）2007 年 5 月 31 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Chinese Socie t y f or H i s tori ans China′s For e i g n Re l a t io ns）ht t p：／／www．cshcf r．com（另行登记，以简体字编排）置于最顶：主页中间八大格：页顶项目内容：学会概况 （成立历史、发展进程、会员规模、注册地址）珍贵图影 （历届会议合影，新近学术活动及会员供稿）最新通告 （学术会议、活动通知，书刊出版讯息，征收会费）学友来鸿 （会员及学术中人可随时留言，只设一处便于管理）联络我们 （本会地址、联络人及联络电话、传真、电邮）友好连接 （会员个人、友邻学会网址，或其它中外学术网络）
十九、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紧急通知学会秘书处诸位会员：在澳门基金会、香港龄记出版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我学会决定成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网站”。请诸位会员务于2008年2月底，将自己的学术自传（出生时间、最后学历、供职单位、职称、通讯地址、与中外国中外关系史有关的论著目录）发给学会秘书处。未交纳会费者，请交纳会费，否则不予刊登，并以此为据重新整理会员名录。电子邮件地址：j 1974＠s i na ．com会费交纳信息：1．每人每年以20元为底限，多者自愿交纳。2．每次可交纳一年，也可以一次交纳数年。3．学会秘书处收到款后，开具会费收据。4．会费请寄：北京市建内大街5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100732）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 0 0 8 年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