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沙皇俄国对我国西蒙古的侵略……………………………………………康右铭（1）——西蒙古考察的收获和体会中外关系研究情况回顾福建地区中外关系史研究概况……………………………………………林金枝（3）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概况…………………………………………………李玉昆（5）日本中日关系史研究状况…………………………………………………范作申（11）国际学术交流博克萨授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讲学………………………………（14）学术信箱希望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犹太人历史……………………………………沙博理（15）河南史学工作者重视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戴可来（16）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举行第二届学术讨论会…………………………（17）林文明同志生平简介……………………………………………………………（18）论著评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释》介绍………………………………………………葛维钧（20）

我学会在京理事的工作会议的公 报我学会在三月三十一日召开了在京理事的工作会议，就我学会本年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作出了下列决定。一、在厦门召开的我学会成立大会上已决定举办三种刊物，即：《中外关系史论丛》（原名《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外关系史译丛》、《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在会上当时已决定了各刊物的编委会人选 但当时由于比较匆忙，只推举了每个编委会的“召集人”，临时主持编委会的工作。现为了进一步使各刊物编委会的工作走上正轨 决定每个刊物的编委会均采取“主编负责制”，即由每个编委会的主编提出聘请编委的名单（将尽量包括过去厦门的成立大会上已推举的编委会成员），然后由学会正式发聘书。今后将由主编负责主持该刊编委会的全面工作。现将会上决定聘请的各刊物的主编名单列下：（1）《中外关系史论丛》主编：朱杰勤副主编：谢方另聘编委若干人（附带通知：《论丛》已决定由世界知识社出版，第一辑的稿件已编排就绪，将于七月发排， 明年第一季度出版）

（2 ）《中外关系史译丛》主编：姚枬由主编姚枬同志视工作需要聘请名誉主编、副主编、编委若干人（该刊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3）《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主编：郝镇华二、考虑到我学会秘书长马雍同志经常有出国任务，为及时处理本学会的日常工作， 需增补一 名副秘书长。根据理事长孙毓棠同志提议并经在京理事会同意，推举并任命本学会理事夏应元同志兼任副秘书长。三、为加强本学会的对外联系工作，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研究员黄颂康同志担任本学会对外联系事宜。关于这次工作会议， 因时间关系未能征求外地各位理事的意见，对此深表歉意。外地理事如有其他意见请尽快向本会提出， 以利工作之开展。特此公报中外关系史学会一九八三年五月

①②③沙皇俄国对我国西蒙古的侵略——西蒙古考察的收获和体会康 右 铭1982年6月15日至8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和新疆大学所属有关单位联合组织的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对西蒙古地区作了解放以来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这次考察收获很多。在中俄关系方面，对俄国在我国西蒙古诸部中的活动，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蒙族同志祖传的口碑、文物和资料，可以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这对我们探索这方面的历史很有帮助。土尔扈特是我国西蒙古四大部之一，和沙皇俄国有着长期的接触和斗争 。土尔扈特蒙古游牧于我国东北。成吉思汗为了征战，才把他们调到西北来。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从这里出发，辗转游牧到伏尔加河（蒙语为额济勒河）下游一带。由于西迁日久，土尔扈特人民对祖国产生了强烈的怀念，这反映在当时的民歌中。有一首流传下来的民歌，歌词大意是：在高高的山上，有着浓厚的云彩。美丽的土尔扈特家园呵，我们是多么的想念你！ 这种眷恋祖国的情绪，促使他们加强了和内地人民的往来，也促成了他们最后的起义，回到祖国，土尔扈特部初到伏尔加河下游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但不久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扩张到这里。到十八世纪初年，土尔扈特蒙古也变成了它侵略和奴役的对象。沙皇俄国为了最后将它吞并，在它的附近设置了封锁线，屯驻了重兵，同时还向它派出了“使节”和工匠人员，直接对它监视。俄国人力图控制土尔扈特的宗教信仰，起初是逼迫它改信东正教，以后是用各种方法将它信奉的喇嘛教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更加严重的是，俄国人不仅给土尔扈特蒙古套上了政治枷锁，而且还逼迫它派兵参加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其用心是藉此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削弱土尔扈特人民。1768－1769年，沙皇俄国进攻土耳其失败，受到很大的损失，被迫随征的土尔扈特牧民也死伤七、八万人。这对一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 的土尔扈特部来说，其比率之大，令人惊异。但俄国人并不就此满足，这次战事刚刚过去，他们又计划发动另一次侵略，并命令土尔扈特部十六岁以上的人都得参加。在这种形势下，该部人人自危。他们担心这样下去，将会亡部灭种，因而决心武装起义，回到祖国。1771年1月5日，他们终于举起了武装起义的大旗。对于这个事件，俄国人的反应是极其残暴的。他们用惨酷的刑罚，杀害了蒙古的英雄人物，派兵堵截和追击起义的人民，并煽动哈萨克等族人也来参加劫杀。但是，对于一个为生存而斗争的人民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土尔扈特人民以大无畏的气概，战胜了凶恶的敌人，克服了不利的自然条件所带来的困难，终于在1771年8月胜利地回到了祖国。土尔扈特蒙古在东归途中蒙受了重大损失：马匹死光，资财散失殆尽；出发时三万多

④⑤⑥⑦户、十六万九千多人，到伊犁时只剩下了一半。据巴音布鲁克区署蒙族老人那申传说：现在新疆特克斯地方的蒙古人，有一部分系土尔扈特蒙古的一个分支。东回时，他们这支人奉命断后，力挡俄国人的追击和进攻，处境最为艰苦，伤亡也最为严重。出发时一万人，回祖国时只剩下了八百。他们的鲜血洒遍了西伯利亚的原野。尽管牺牲很大，他们还是回到了祖国，获得了自由，充分表现了蒙古人民的英雄气概。蒙古人民现在还流传着当时的许多民歌，其中一首的歌词大意是：土尔扈特的英雄呵，你们魁梧雄伟，力大过人，有着非凡的胆略和见识。任何敌人也不能奈何你们！这正是这种英雄气概的写照。土尔扈特蒙古人回到祖国以后，清朝政府下令要“分拨善地安置”，并在“筹其久远资生之计，令皆全活安居，咸获得所” 的方针指导下，给他们调来了大小牲畜二十七万多头、米麦四万多石、茶二万多封、羊裘五万多件、棉布六万多匹、棉花近六万斤以及许多毡庐等。这充分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土尔扈特兄弟的友好帮助和精诚团结。以后，土尔扈特蒙古还去外地买来了两群好马，繁衍生息，长期过着和平生活，生产有很大发展。当阿古柏等外国封建主的侵略势力进入时，和静县一带的土尔扈特人派出1040名子弟，协助清军作战，消灭了他们，为保卫祖国边疆作出了贡献 。西蒙古的准噶尔部以伊犁河流域为根据地，曾经崛起西北，盛极一时。它由于勾结沙俄反对清政府统一西北和稳定边境的政策，受到清军的严厉镇压。过去，有的史书说这个部已被清军杀绝，苏联学者兹拉特金大肆宣传，说什么准部六十万人，除逃亡俄国的以外，全都被清军杀害 。这种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据考察，准噶尔部在清军镇压以后依然存在。伊犁地区的一些地方，迄今还有许多自称为卡尔梅克的准噶尔部遗民。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中共博尔塔拉州党委统战部付部长阿尤希表示，他这一家就是准噶尔部的后裔，八代以来的谱系他全都明白。蒙族老人僧格和鄂尔西湖 也证实：有一些人，他们可以确指其为准噶尔部人。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平准以后，伊犁地区仍然是该部的天下。以后，这里又迁来了土尔扈特部和察哈尔部。他们在这里共同繁衍生息，势力又日趋强大。其他各民族来他们地界内放牧，还须向他们进贡、纳税或出租金；如欲越界穿行，那就得下马拖鞭，对这里的蒙古人表示尊敬。其声势依然不减当年。这种情况，直到本世纪的四十年代，才发生变化。这是因为草原上发生了鼠疫（一说是斑疹伤寒），蒙古人大批死亡 ⑧ 。从此，他们人烟寥落，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声势和地位。以上事实表明，清军对准噶尔部蒙古虽然有过屠杀，但事后该部仍有许多遗民。一切关于他们当时已被斩尽杀绝的说法，是违反事实的。至于在这个事件中勾结沙皇俄国、背叛祖国的准噶尔部封建主阿睦尔撒纳，北疆一带的蒙族人多斥他为叛徒、大坏蛋，说他给本族人民带来了灾难。西蒙古人民是英雄的人民，由于地处边境，首先感受到沙俄的侵略。他们为保卫边疆而作的斗争，是很感人的。据乌苏的一位蒙族老人介绍，他父亲是前科布多地区的蒙古札哈沁部亲王。清末民初之际，他父亲率领蒙古族人协助中国政府军队抵抗俄蒙军队的攻击，不止一次地挫败了来犯的敌人。科布多地区沦陷后，他们受到了俄蒙军队的镇压。札哈沁亲王也被抓去作奴隶，为沙俄特务丹柏江村服苦役。当时，这里一个大喇嘛庙里的一千多喇嘛，曾秘密准备武装起义，反抗俄人，但被他们镇压，全部壮烈牺牲。额敏附近的巴鲁克赛尔蒙族部落，居民才一百多户人。他们在自己首领的率领下，和沙俄侵略军英勇搏斗，直到最后全

部战死。还有一位名叫察罕贡嘎的藏族人，在蒙古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蒙古人把他奉为自己的英雄。他率领一支蒙古人，在阿尔泰一带抵抗沙皇俄国的侵略，使俄国人不能深入。这对稳定当时北疆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额敏等地还保存了他的许多资料。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蒙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几个例子，但这些已可说明，他们所作的贡献是何等的宝贵。像这样重要的资料，进一步发掘和搜集看来是非常必要的。注文：① 清代初年，我国西蒙古（又名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这就是土尔扈特部、准噶尔部（即绰罗斯）、和顾特部及杜尔伯特部。② 据巴音格楞蒙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冈结介绍。③ 土尔扈部起义、东回时，有十六万九千人。当时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还有一万多户，约四、五万人。再加上俄土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土尔扈特部总人数估计在二十万以上。④ 见乾隆皇帝御制碑文《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⑤ 同②。⑥ 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第四章。⑦ 僧格为博尔塔拉州的知识分子、留苏学生，对当地蒙族情况十分了解。鄂尔西湖为昭苏县的蒙族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对蒙族的历史和民歌，曾经作过许多研究。⑧ 据伊犁卫生局防疫站干部赖洪波等同志介绍。赖同志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他酷爱历史，编写过《伊犁史话》。对伊犁地区蒙族盛衰情况，他作过调查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情况回顾福建地区中外关系史研究概况林 金 枝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积极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一九八二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对中外关系史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该所副所长韩振华教授除继续招收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研究生，开设中南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名著选读以及华侨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外，还应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约稿，撰写《南海史地考证论文集》，现已完成汉唐篇部分，计十几篇，约十几万字。主要内容：《公元前二世纪至一世纪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康泰所志西南海上诸国考》、《西屠考》、《婆利考》、《槃槃考》、《阇婆考》等，这些论文都有自己独特见解，对古代南海史地考证工作将作出贡献。另外他的《再论郑成功与海外贸易》一文，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三期发表。同时，韩振华教授和桂光华同志编篡的《我国史笈中有关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的记述》（资料汇编），约数十万字，也接近完成。南洋研究所在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同时，继续开展华侨史和华侨问题的研究。

华侨史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来，南洋研究所在华侨史和华侨问题研究方面又取得新的成绩。1．《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已编写完毕。该书稿由南洋研究所华侨研究室蔡仁龙、温广益等人负责编写，经过三年多努力，已于今年八月间完成，交海洋出版社审查。全书分十二章，约三十八万字，插图132幅。主要叙述从公元一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对华侨在当地从事的经济文化活动，与当地人民的友好交往，共同反殖反帝的斗争、华侨与祖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的、系统的、详尽的阐述。2．出版《南洋问题》（华侨问题专号）一期，共十八万字，主要内容有韩振华教授撰写的《南洋华侨史》编写大纲（初稿）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时代巴达维亚蔗糖业的中国人雇工》二篇文章，此外，还有《为什么要编写华侨史和华侨史的分期问题》、《近代华侨出国历史概述》、《印度尼西亚华侨国藉问题的产生及其演变》，《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侨及其对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以及《旧中国的广东华侨投资及其作用》等，这些论文，对研究东南亚华侨史及当前现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对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很有帮助。3．《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论文集》一书已编好，交出版社审查。该书系福建省人民出版社的约稿，由林金枝负责撰写。全书约十五万字，主要内容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解放前华侨在广东的投资状况及其作用》、《近代华侨投资福建的历史及其特点》、《从福建华侨投资的历史特点看利用侨资问题》以及《华侨在上海地区企业投资的若干问题考察》等，这些论文对于近百年来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近代华侨史以及广东、福建、上海等省市的地方史的研究以及利用侨资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漳州月港学术讨论会十月在漳州召开（一）月港介绍漳州月港（今龙海县海汀镇）在漳州城外东南五十里，因“其形如月得名”。该港为九龙江出海处，江面辽阔，淡咸相接，潮夕吐纳。其港道从海汀港口起沿南港顺流往东，经海门岛，至九龙江的圭屿，再经厦门岛出外海。随着明代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沿海人民反“海禁”斗争的推动下，最迟是在大约明景泰四年，月港海外贸易开始兴起，隆庆元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到明神宗万历年间，月港走向全盛阶段。此一时期的月港，比起泉州港、福州港更为繁荣，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和交通的中心，在世界海上交通和国际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到了明朝天启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月港才急剧衰落而由厦门港取代。（二）月港研究学术讨论会十月在漳州召开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和龙溪地委宣传部、龙海县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明代漳州月港研究学术讨论会，于十月间在漳州召开。会议认为，漳州月港是明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中心，也是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叶世界著名的港口。研究明代漳州月港不仅是研究福建地方史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研究明代海外交通、海外贸易和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并能为今后建设社会主义海运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提交讨论会的论文、资料共34篇，还有厦门大学、厦门、泉州、漳州、龙海等地党史办、

政协及其他学术团体赠送给代表的有关刊物和资料。代表们还到龙海海汀镇参观了月港及其历史遗迹。三、外国学者访闽动态数则1．美藉华人学者麦礼谦来闽访问美藉华人历史学家、美国旧金山华人历史学会会长、旧金山中华基金会会长麦礼谦先生偕夫人，于四月中旬来闽，先后在厦门、泉州及福州等地进行学术访问和参观。麦礼谦先生在厦期间曾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研究人员进行座谈，还专门向南洋研究所、海外函授部、历史系以及台湾研究所研究人员作了《关于美国华人历史和美国研究华人历史情况》学术报告，并解答了提出的问题。麦礼兼在福州期间，还同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华侨史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并交流了华侨史学术研究情况。麦礼谦原籍广东，现任美国建核电站伯特尔公司的高级机械工程师。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美国华人历史，著有《加里福尼亚洲华人简史》、《美洲华人史纲》。2．法国学者龙巴尔访闽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德尼·龙巴尔博士于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在福建的厦门、泉州、福州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和参观。龙巴尔在厦期间，曾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举行座谈会，会上双方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关系、早期的贸易往来、伊斯兰教对中国和东南亚的影响、东南亚的华侨、华侨群体的组成等问题进行了交谈。会上还互赠有关科研资料，并对今后的交流和合作交换了意见。3．英国学者博克萨教授来闽进行学术访问英国学术院院士、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教授博克萨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于十一月下旬来闽进行学术访问。在厦期间，博克萨曾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进行座谈。双方就中西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问题，以及明末清初郑芝龙父子的作用进行了交谈，并互赠有关学术资料。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概况李 玉 昆一九八二年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又取得可喜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来发表文章一百四十篇。其中有些是过去很少探讨的问题，有些对以往讨论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下面略作介绍。一海外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海外贸易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绸和瓷器。因

此，研究丝绸和瓷器的贸易是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的重要课题。过去我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比较薄弱，一九八二年对此问题的研究获得成果较多。陈炎的《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和《海上“丝绸之路”》（《外国史知识》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历史考察，把它分为形成时期（唐以前）、发展时期（唐宋）和极盛时期（元明清），对每一时期的特点进行论述，认为我国丝绸外传对世界文明有重大的贡献，它有助于改善当地人民的穿衣，有利于一些国家丝绸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丝织业的发展，加强中外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贾峨的《说汉唐百戏中的“象舞”——兼谈“象舞”与佛教“行象”活动及海上丝路的关系》（《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九期），通过考古材料揭示汉唐百戏中的确存在着“象舞”，探讨了“象舞”与当时的佛事活动的关系，证明汉唐之际中西交通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条海上丝路。金敏、慧馨的《试论浙江古代丝绸贸易的发展》（《杭州商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黄天柱、陈鹏的《泉州古代丝织业及其产品外销》（《海交史研究》第四期）、圻鼎新、高汉玉的《明州港的丝绸外贸与技术交流》（《海交史研究》第四期）分别对古代浙江、泉州、明州丝织业的发展、外销、以及中外纺织技术交流的历史进行了论述。一九八二年对古代外销陶瓷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在江西省吉安县召开了古陶瓷研究会和古外销陶瓷研究会年会，交流了一年来古陶瓷研究成果。出版了《古陶瓷研究》第一辑，发表了一九八一年在广东新会召开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首届年会的论文三十五篇，其他刊物也发表了一些研究外销瓷的文章。冯先铭的《中国陶瓷考古概述》、叶文程的《关于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几个问题》、付振伦的《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系统地介绍中国外销陶瓷。冯文论述浙江青瓷发展史及沿海地区瓷窑与瓷器的外销，并论述历代陶瓷与同时期工艺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制瓷工艺技术交流。叶文论述中国陶瓷的发明及输出，世界各国研究我国外销瓷概况，并对我国外销瓷的研究提出了意见。付文论述了我国外销陶瓷的历史。按历史时期研究中国外销瓷的文章有苏垂昌、唐杏煌的《隋唐五代中国古陶瓷的输出》，李辉炳的《从文献看元代瓷器的外销》。郑炳山的《略谈我国古代瓷器在国外畅销的情况和原因》（《福建论坛》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专门探讨我国古代陶瓷在国外畅销的情况和原因。研究各窑口外销瓷器的文章有蒋忠义的《略谈越窑和龙泉青瓷的外销》，林士民的《试论青瓷的外销》。林文明的《泉州陶瓷外销问题的探讨》。许清泉的《宋元泉州陶瓷生产与外销》，徐本章、叶文程的《再谈德化窑的外销瓷器》，黄汉杰的《介绍馆藏明代德化外销瓷器——兼谈何朝宗瓷塑观音的年代》，叶清琳的《安溪古代瓷业与外销初探》等文章，研究古泉州地区的外销瓷。庄为玑的《德化白瓷的窑口与港口问题》一文，研究外销瓷窑口的兴衰与港口兴衰的关系。陈鹏、黄天柱、黄宝玲的《福建晋江磁灶古窑址》（《考古》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是有关晋江磁灶古外销瓷窑址的发掘报告。研究广东、广西外销瓷的文章有曾广亿的《略论广东发现的唐宋元明外销瓷》，麦英豪、黄淼章的《西村窑的兴废与宋代广州对外贸易的关系》，薛剑虹的《新会古窑的兴衰与外销》，何纪生的《遗留在西沙群岛的古代外销陶瓷器》、郑超雄的《广西宋代窑瓷的对外贸易》。研究湖南长沙铜官窑外销瓷的文章有：李知宴的《论越窑和铜官窑瓷器的发展和外销》，肖湘的《试论唐代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对外传播》。研究江西外销瓷的文章有：余家栋的《宋元明江西外销瓷初探》、薛翘的《宋元时期外销日本的赣州

陶瓷》。研究外销瓷中具体器物的文章有李知宴、黄宝玲的《关于“军持”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第四期），徐本章、叶文程的《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军持”》和宋良壁的《“广彩”与外销》。研究国外出土中国古外销瓷的文章有马希桂、马文宽的《基乐耳出土的中国瓷器》，另外还有张维持的《从出土陶瓷论证古代中国与马六甲海峡的交通》。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文章有李璞成的《中国对外贸易起源的探讨》（《外贸教学与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研究南宋海外贸易的有郭正忠的《南宋海外贸易收入及其在财政岁赋中的比率》（《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二年第一辑）。研究清代对外贸易的有郭蕴静的《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天津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三期）。郭文认为，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是从顺治十三年颁布禁海令到平定三藩之乱后决定“开海贸易”。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遵守清廷的有关规定，鸦片的输入和白银的外流，到乾隆以后又转向严厉限制对外贸易，但并不能说这就是“闭关锁国”。对中西航海贸易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有杨翰球的《十五至十七世纪中西航海贸易势力的兴衰》（《历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此文研究了十五至十七世纪中叶中西航海贸易的历史，指出中国私人航海贸易向外发展开始于唐宋，十三世纪前后取得了西太平洋航海贸易的主导权，到十五世纪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就，使西方国家寻找原料和市场，开辟新航路，从而改变了世界航海贸易发展的形势。由于西欧政权采取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而中国政府反对发展私人航海贸易，结果中国私人航海贸易被西欧航海贸易所压倒，逐渐走向衰落。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周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福建省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就郑成功的海外贸易问题进行了讨论。韩振华的《再论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按时代顺序论述了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作者认为一六五○年以前，郑成功已注意对外贸易的经营，企图以通洋之利养军。郑成功占领金、厦二岛后，他与外贸关系更加密切，一六五六年清朝实行海禁，但对郑成功海外贸易影响不大。在郑成功海外贸易额与利润额的估算上，杨彦杰提出与韩振华不同的意见，认为韩的估算偏低。杨彦杰的文章是《一六五○——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福建论坛》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二一年来，有关中外政治、文化、科技交流的研究文章较多。朱杰勤的《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学术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一文认为，研究中外关系史，应该以人民为主体，应该既研究和平时期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也要研究战争时期的敌对行动。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友谊的发生和发展是中外关系的主要内容。国无论大小都有长处和短处，文化交流就是互相取长补短，从而达到丰富双方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向达遗稿《自明初至解放前（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和商鸿逵的《附记》是一九六六年向达和商鸿逵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安排的一项科学研究工作。向达把这一阶段历史分为四个时期。陈玉龙的《硕学展宏图、遗墨凝真知——向达先生〈自明初至解

放前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学习札记》（《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按向达划分的四个时期进行了论述。郑和下西洋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盛事，是中外交通史的空前壮举。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过去已取得显著成绩，这一年又有新的进展。潘群的《郑和使日问题初探》（《文史哲》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对郑和下西洋提出新的见解，认为郑和不仅出使西洋而且出使东洋日本。郑和航海事业并非始于永乐三年，这之前永乐元年曾出使暹罗，永乐二年出使日本，郑和航海的次数也不限于“七下西洋”。周绍泉的《郑和使孟加拉辨析》（《南亚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不同意伯希和认为郑和的船队虽访问过孟加拉国，但郑和本人没有到过孟加拉国的看法，列举了郑和出使时访问榜葛刺国的证据。一九八二年在福建省南平市发现郑和为祗保往返西洋平安，于宣德六年铸造铜钟一口（梅华全、卢保康《南平市发现明代郑和铸造的铜钟》，《福建文博》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这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一九八○年，齐鲁书社出版了郑鹤声、郑一钧编撰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此书对研究郑和和中国海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航海史都有参考价值。《〈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一书介绍》（《文史哲》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和施子愉的《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思想战线》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对这一册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评论。此外，翁国珍的《郑和下西洋与福建》（《福建论坛》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陆泰的《郑和下西洋启航处寻迹》（《历史知识》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介绍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事迹。十三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入仕元朝，回国后著有《马可波罗游记》，此书是研究中国元代历史的珍贵资料。一九八一年，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陈开俊等新译的《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这是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承认的，但也有个别学者否认马可波罗访问过中国，认为马可波罗可能是根据波斯的某种“导游手册”和道听途说而撰写的。对这问题，杨志玖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与海格尔先生商榷》（《南开学报》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和《马可波罗与中国》（《环球》一九八二年第十期），详细论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而且做过扬州总督，对否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研究中外政治、科技、文化交流的还有耿引曾的《中国与南亚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南亚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薛克翘的《印度雕刻艺术对中国华表的影响》（《南亚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周桓的《义净前往南海诸国和印度的事迹及其贡献》（《河北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彭友良的《宋元时期中国和柬埔寨的友好关系》（《海交史研究》第四期），周中坚的《扶南——古代东南方的海上桥梁》（《学术论坛》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夏应元的《中国禅僧东渡日本及其影响》（《历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王仁波的《古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门户——太宰府》（《海交史研究》第四期），张莲英的《明代中暹贸易关系和华侨对暹罗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沈福伟的《中国和阿曼历史上的友好往来》（《世界历史》一九八二年第一期），郭应德的《中古时期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文化联系》（《阿拉伯世界》一九八二年第一期），陈连庆的《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林更生的《古代从海路引进福建的植物》（《海交史研究》第四期），郑炳山的《清代泉州华侨龚廷彩促进中菲友好往来史实初

探》（《泉州文史》第六、七期）。三一九七四年，在泉州湾后诸港发现一艘宋代海船，近年来对这艘海船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九八二年又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杨槱《对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的几点看法》（《海交史研究》第四期）一文，对古船的长度、宽度、型深、吃水、船体结构及舵、锚、桅、帆等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沈玉水的《试论南宋我国的造船技术》（《船海技术》一九八二年第三期）一文，根据泉州湾宋代海船的结构特点和造船工艺，论证了我国宋代造船技术的先进水平。林禾杰的《泉州湾宋代海船沉没环境的研究》（《海交史研究》）一文，从地质学的角度研究了古船在海底保存的条件，又从沉积率的推算，证明考古学研究古船沉没的时间是可取的。陈振端的《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木材鉴定》（《海交史研究》第四期），通过对古船木材进行解剖比较鉴定，认为古船的龙骨用材为马尾松，船底板、舷侧板、隔舱板、舱底板为杉木，胁骨、艉柱、艏柱和绞关为香樟。研究泉州湾古船中发现的大量药材和香料的文章有：章文贡的《泉州湾宋代沉船中乳香的薄层色谱鉴定》（《海交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鉴定报告。王慧芳的《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的进口药物在中国医药史上的价值》（《海交史研究》第四期）一文认为，宋代海船进口的药物不仅应用于临床，而且编进了中国的本草书和医方书，增添了我国药物的新品种和医方的新内容，丰富了我国的医药学，在中国的医药史上有重要价值。研究中国古代造船史的还有戴开元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厂遗址”说质疑》、（《武汉水运工程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戴文从造船技术和造船史、古代建筑史等方面，对一九七四年发现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这个遗址可能不是造船工场遗址，而是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遗址。研究水路簿的有田汝康的《〈渡海方程〉——中国第一本刻印的水路簿》（《中国科技史探索——纪念李约琴博士八十寿辰论文集》一九八二年），此文认为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所藏劳德手稿第145号即“顺风相送”水路簿，实际是中国第一本刻印水路簿《渡海方程》的传抄本。《渡海方程》是根据郑和下西洋之前的一些水路簿编纂成书的，首次刻印于明嘉靖十六年。劳德手稿第145号产生的时代最晚在十五世纪。《渡海方程》与《武备志》所附《郑和船海图》的内容基本相同，《武备志》完成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四一九八二年，对外贸港口的研究取得有新的进展。漳州十月份召开了明代漳州月港学术讨论会，讨论了月港兴衰的原因、月港的地位及研究月港的历史意义等问题。唐天尧的《试论明代月港兴衰的原因》（《福建师大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陈自强的《论明代漳州月港》（《福建论坛》一九八二年第二期），探讨了月港兴衰的原因、月港海外贸易的特点、以及月港兴衰与漳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林仁川的《明代漳州海上贸易的发展与海商反对高宷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分析了明代漳州月港海上贸易发展的原因。作者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对海商剥削的加重，全国各地的反旷监运动，引起了漳州海商反税监高宷的斗争。这一斗争是明代中叶

市民运动的组成部分，其性质是反封建海禁，争取海上贸易的自由。林仁川、陈杰中的《试论明代漳泉海商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探讨了明代漳州和泉州海商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历史原因。陈泗东的《略述明代福建沿海的反走私》（《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论述明政府反走私的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取得了一点成效，国家的税收有所增加，但却扼杀了我国主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宋元时期我国主要通商港口泉州的历史和宗教的有以下文章：沈玉水《泉州港兴衰的启迪》（《福建论坛》一九八二年第二期），论述了正确的外贸政策是海外通商事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是港口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方便的水陆交通和充足的货源是港口繁荣的物质基础。总结泉州港兴衰的历史可以为今天发展新泉州港提供历史借签。周中坚的《宋代泉州港地位的三次演变及其繁荣》（《泉州文史》第6．7期），论述两宋泉州港发展的历史过程。北宋中期泉州赶上并超过明州，仅次于广州，南宋初年，赶上广州在南宋末年超过广州，进入极盛时期。此文并分析了宋代泉州港在海外交通上的历史作用。蒋颖贤的《真德秀与泉州海外贸易》（《海交史研究》第四期），论述宋代泉州的真德秀采取整饬吏治、发展生产、崇尚风教、盖固海疆的措施，使泉州海外贸易继续向前发展。日本学者成田节男的《宋元时代泉州的发达与广东的衰微》（译文见《泉州文史》第6．7期），对研究泉州港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古代泉州的宗教门类之多是我国其他地方少见的。古代泉州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印度教、犹太教等。这一年发表的文章多为研究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陈达生的《泉州灵山圣墓年代初探》（《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一文，根据中外文史料，对泉州灵山圣墓的建筑年代作了考证，认为不可能早于公元九世纪，否定了传统认为圣墓是唐武德年间来泉州传教的三贤四贤墓的看法。陈达生的《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溪战乱性质初探》（《海交史研究》第四期），认为亦思巴溪战乱肇于泉州穆斯林派系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争夺，后为蒙古地方官员所利用，参与了蒙古贵族之间的互相倾轧。他不同意把亦思巴溪战乱看成是“反元”、“抗元”、“叛元”。庄为玑的《泉州印度教史迹及其宗教艺术》（《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一文，考察了泉州印度教的三处遗址即石笋、祭坛和番佛寺及其石刻，认为印度教传入泉州的时间是唐朝，其途径是自占城入广州再入泉州。杨钦章的《泉州印度教雕刻渊源考》（《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一文，考察了近几十年泉州出土和发现的印度教石刻，认为这些石刻渊源于十二、三世纪南印度的湿婆教寺庙，并指出，过去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石刻属于婆罗门教是不妥当的。研究广州港的文章有邓端本的《唐代广州的海外交通》（《广州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邓文指出广州居唐代四大国际贸易港之首位，它有经常性定期航线六条，可以通往海外各地。唐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对古代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文明都有贡献。关履权的《宋代广州番药贸易史述》（《宋史研究论文集》）认为，广州在宋代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香药贸易尤为重要。宋代广州香药贸易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贩运性商业活动，主要是满足剥削阶级奢侈生活的消费品，因此对它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李龙潜的《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文史哲》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和《明代广东三十六行考

★释——兼论明代广州、澳门的对外贸易和牙行制度》（《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论述明代广东市舶贸易和商舶贸易，指出明代政府对贡舶贸易的种种限制，根本不能满足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需要。此文认为明代广州三十六行是三十六个手工业生产组织，是将从事非法出口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结合的行业，明政府通过三十六行控制商人的活动和竞争，这对维护封建社会市场秩序起着一定的作用。明代广东对外贸易促进了广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广东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研究扬州港海外交通史的文章有：朱江的《扬州海外交通史略》（《海交史研究》第四期）认为，扬州海外交通的历史最早开始于东晋，隋代开凿大运河以后成为重要对外交通港；宋元时期以后，随着长江河口的东移，扬州对外通商口岸虽然逐渐东移到江阴与华亭一带，但在对外交往中它仍然起着纽带作用。鸦片战争之后，扬州成为单一的内河港埠。顾敦信的《扬州在唐代国际交往中的地位》（《海交史研究》第四期）认为，扬州是唐代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而且也是国内交通的枢纽。蒋华的《扬州与唐津》（《海交历研究》第四期），论述扬州与日本唐津的友好往来及其在中日海上交通史上的历史地位。研究其他港口的文章有：徐规的《宋代浙江海外贸易探索》（《杭州商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倪士毅的《宋代明州与高丽的贸易关系及其友好往来》（《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此文研究了宋代明州的海外贸易。庄为玑、陈达生的《福州新发现的元明时代伊斯兰教史迹》（《考古》一九八二年第三期）考察了元明时代福州的伊斯兰教史迹。五研究唐代市舶机构设置的有林萌的《关于唐五代市舶机构问题的探讨》和王冠倬的《唐代市舶司建地初探》（《海交史研究》第四期），他们认为唐代已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但对泉州、扬州、明州、杭州在唐代是否已置市舶司则有分歧，林文认为已置市舶司，而王文则否认。关于殷人东渡美洲问题， 张 生的《石锚物证与殷人东渡辨析》（《拉丁美洲丛刊》一九六二年第三期）一文认为，房仲甫把石锚行为“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殷人跨越太平洋”“扬帆美洲三千年”的物证，此说经不起科学事实和历史事实的检验。张文指出，商末周初根本未曾发生殷人东渡的历史事实，也不存在发生殷人东渡的政治原因。日本中日关系史研究现状范 作 申1981年9月至1982年9月，我作为研究生在日本九州大学国史科学习了一年，利用学习机会收集了一些资料，供研究中日关系的同志们参考。

日本的研究机构设在大学内。每年都有大量的论著和专题论文问世。在中日关系史领域，虽然专业研究人员数量有限，但是研究成果却十分可观。王仲殊同志对三角缘神兽镜的一部分是景初三年魏帝赠送卑弥呼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这使日本史学界极大震动。讨论这个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即大体同意王说和对王说提出异议。田中琢就伞松形文字问题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三角缘神兽镜是中国画像镜，它承袭了中国镜的传统。他指出这些镜同属一个系统，强调它们可能是工人集中制作的，也就是说魏王为了下赐倭女王而特意下令制作的。针对王仲殊同志对铭文的见解，藤泽一夫将国分茶臼山古坟镜同大岩山古坟镜进行比较。他指出，所谓“用青铜至海东”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他认为王说断章取义。小林行雄认为，三角缘神兽镜的铭文一般是三五至四二、三即由七言句组成。他还从制作技术角度指出，二面镜的铭文之所以被省略，是由于铭带加入了珠文。此外，福山敏男从文献史学角度对王说提出异议。主张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制的学者们，同意王仲殊同志的见解。他们力图研究说明镜式、日本分布地区与三角缘神兽镜的相互联系。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在魏境制作的学者，准备就三角缘神兽镜的合金成分即铜、锡、铅中铅的同位体测定，推算矿石的出产地。在这方面，最活跃的是马渊久夫。此外小林行雄修改了中国制三角缘神兽镜的分布关系表，值得注意的是他更改了镜式番号。有关邪马台国的历史争论，是一个兴趣十分广泛的问题。除了专业学者以外，几乎各阶层的人都对它感兴趣。一度出现“邪马台国热”。《历史与人物》1982年10期是探讨邪马台国畿内说特集，该杂志全文翻译介绍了汪向荣同志的文章《从生产力发展状况看邪马台国的位置》，管谷文则介绍了《中国史学界研究日本古代史的情况》。此外还有直木孝次郎的《三角缘神兽镜与畿内说》，大林太郎的《内陆国家邪马台国》，岡田英弘、森洁一的《应这样读〈魏志倭人传〉》，黑田干一的《邪马台国根本就不存在》，他认为《魏志倭人传》是后代史学家编造的，奥野正男的《邪马台国畿内说的弱点在这里》，等等。除此之外，近年的论著还有三木太郎的《〈三国志〉中的“台”的用字与字意》。他认为，所谓的“台”字就是至高神圣的贵字。他驳斥了古田武彦的《三国志》中邪马台国的“台”字不应当这样写的说法。三木太郎研究了“台”字的用法，认为古田的说法是错误的。原岛礼二在《三国志的里程、东冶、水行》一文中，就“邪马台国所在地论”中短里，长里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三国志》及其它有关记载中几乎一里都是435米，个别场合一里为72－90米。另外，《魏志》中的东治很可能是东冶的误写。另外关和彦认为，应将海上航行分为水行与渡海两种类型区别使用。这几篇文章的问世，促进了人们重新考证以往学说的积极性。除此之外，中山清隆将中国围绕倭人砖铭的解释展开争论的情况介绍给日本同行，其中有李灿写的《从曹氏墓文字砖看古代日中关系》和殷涤非的《对曹操字族墓砖铭的一点看法》。在研究大化至奈良末期政治史方面，吉田孝在《日本律令国家诸阶段》中指出，天平时期中国统治机构模式传入日本，使古代国家形式趋于完备，这是由未开化向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日本史学界十分重视隋唐时期两国间的友好交往。近年主要研究重点放在遣唐使方面。《历史公论》1982年第2期为丝绸之路专辑。其中有佐伯有清的《遣唐使带回的东西》。此文从诗词、棋艺、律、文字、书籍、文物等不同角度介绍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在日本与隋唐交涉史研究方面，有增村宏的以下三篇文章：《论唐玄宗的诗〈送日本使〉》，《遣唐使藤原清河的年龄》，《遣唐使藤原清河的抑留》，这些论文主要论述和介绍遣唐使藤原清河。另外，石井正敏的

《论唐将军吴怀实》一文，论述了大伴古麻吕在唐廷同新罗争席次时唐将吴怀实所起的作用。同时还使用大量材料对吴怀实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研究南北朝至应仁之乱前后对外关系史的有田中健夫《勘合符、勘合印、勘合贸易》。这篇文章的特点是田中修改了以往史学界研究对明关系时通用的名辞即“勘合符”和“勘合印”。“勘合”本来是渡海证明书，本来同贸易没有什么关系。他指出使用“勘合贸易”这个词在研究日明关系时容易出现误解。史学界认为，今后有必要讨论采用“勘合船贸易”和“遣明船贸易”的问题。研究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政权幕藩制的文章有北岛万治的《丰臣政权论》。此文从丰臣政权的本质及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角度探讨了日明讲和交涉问题。研究幕末史有梅泽秀夫的《近世后期朱子学与海防论》。山内长三的《日本南画史》一书卷尾收入了中国画家的画册。佐藤康宏的《若冲模写的意义》一文认为，若冲画是从以浙派为主的中国花鸟画模写。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近年来主要侧重近代史。浅田乔二和小林英夫认为离开中国，日本近代史根本无法研究。以下是研究近代史的文章。浅田乔二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中国占领地经济研究》，研究了掠夺资源、通贷金融工作和交通纲统治等方面的问题，分析了抗日斗争，并从经济特点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和易贸的情况。金子文夫的《二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从外交史和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了日满关系中，用经济对抗日本统治的情况。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探讨了从满铁的国家资本向营利体制的变化。他认为，世界危机时期的经营恶化导致“满蒙特殊权益的危机，以满州事变为转折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转向第二个时期。野泽丰编的《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小林英夫的《日中战争史论》，浅田乔二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农业资源的掠夺过程》，尹岛和彦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矿业资源的掠夺过程》，柴田善雅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对华交通统治》，田中恒次郎的《华北解放区的形成与抗日经济政策》，这六篇论文从日本侵华角度总结了日本对华实行经济、政治侵略的情况，并提出一些新见解。波多野澄雄的《币制改革的动向与日本对华政策》，着重分析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不能正确估量别国力量的广田外交路线，并强调指出，政府默认陆军分离华北是时代错误。松本俊郎的《币制改革时期的中日经济关系》主要指出，日本政府一方面把中国作为垄断输出市场，另一方面却使用军事占领，吞并中国的资源产地，这在理论上是矛盾的。小林英夫的《中国与日本的币制改革》，分析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形势，认为日本政府面对国民党的统一运动，不得不采取某些行动。匹田康行的《三十年代前期日本对华经济的一个侧面》，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放弃了让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事务的立场，致用军事行动作为对华手段。在交通史方面，近年有古川万太郎的《日中战后关系史》。这本书介绍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鉴订为止三十年来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该书特点是引用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作第一手资料，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概况。

国际学术交流博克萨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讲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学术院、英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交流协议，英国学术院院士博克萨（Charles Ralph Boxer）教授偕夫人于1982年11月2日来华作学术考察。博克萨1904年生于英国怀特岛。现为英国学术院院士。1951－53年为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远东历史学教授，1953－67年为伦敦皇家学院葡文教授，1969－72年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教授。1974年，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授予名誉院士，1976年，荷兰皇家科学院授予外国院士。博克萨教授是研究欧洲国家在远东海上活动史的权威，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主要著作有（十六世纪之南部中国》、《荷兰海上帝国》和《葡萄牙海上帝国》。目前，博克萨教授致力于研究1500－1800年欧洲与东亚关系史。博克萨教授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就1500－1800年欧亚关系史、中国澳门史和中国海交史与我国历史学者进行学术探讨，并就上述范围内的问题作学术报告。博克萨在京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三次座谈会。座谈会主持人马雍、参加者孙毓棠教授、严仲平教授、美国俄亥俄州莱特州立大学副教授袁清、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和明清史研究室的同志、宗教研究所的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志。在座谈会上，博克萨教授介绍了欧洲作家所写的有关欧洲国家与东南亚贸易关系史的主要著作，其中他特别强调指出，1510－1605年期间的葡语文献是研究马鲁古的最重要史料，这部分史料已编辑成册出版。这些文献是由亲身到过马鲁古的许多葡萄牙传教士撰写的。有些葡萄牙人在马鲁古生活多年，很熟悉当地人的风士人情和民族习惯及文化传统；有些葡萄牙人甚至与当地皇族人结婚，深刻了解皇族各宗室的内部关系和当地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传教士们根据这些人的叙述，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马鲁古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甚至对当地的自然风貌及动植物也作了详细描述。这部分文献是研究16世纪马鲁古社会的最有价值的史料。此外。博克萨还介绍了欧美各国发行的有关东南亚及远东的刊物。他说这方面的刊物所发表的文章，主要研究16－18世纪欧洲国家在东南亚和远东海上的商业活动以及葡、西、荷、英、法等国在这些地区的贸易竞争。在座谈会上，博克萨教授还和与会者共同讨论了以下问题：一、马尼拉——长崎——澳门三角贸易在世界市场形成中的作用。二、16、17世纪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三、从16世纪以来，葡、荷、英、法等国把亚洲一些国家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而中国、日本和暹罗为什么未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四、中国为什么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发生产业革命和走向资本主义。五、18世纪70年代，日本九洲发生一次由天主教徒领导的农民起义，雍正时期中国实行

闭关政策，是否是受了日本这次农民起义的影响。六、在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以前，其社会主导思想与中国的相同，皆为儒家思想，如果说这种传统思想对外来思想有抗拒作用的话，为什么天主教对越南、特别是对北越的影响比中国的深。七、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博克萨教授向与会者提供一个重要学术情报，他说他看到一位德国学者的文章介绍，在中国元代以前，中国人绘制一幅地图，其上已有欧洲部分。这张地图是在朝鲜发现的。他回国后愿将德国学者的这篇文章寄给我们。在讨论中，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充分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交流了思想，彼此受到启发，增长了专业知识。博克萨教授离京后，前往西安、泉州、厦门、广州作学术考察和讲学。（钟关史）学 术 信 箱希望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犹太人历史沙 博 理我是一位美国出生的中国公民，在中国生活已三十五年。我是外文出版局的一位高级专家，我的工作是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和用英文写书。我的外国姓是Shapiro（沙博理），这显然是个犹太人姓。因此西方来宾经常访问我，并说：“你是个犹太人，又在中国生活多年了，按理你了解该国犹太人的全部历史。请给我们谈谈。”这可难住我了。实际上，我了解很少。为了能够回答外国朋友们的问题，我开始阅读一些外国人撰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我发现他们主要谈的是十七世纪利玛窦以来的时期，也即主要谈的是开封犹太人住地。有几篇文章很有创见，然而大多数著作都是重复这些文章，只是顺序稍有重新安排而已。他们极少引用任何中国史学家的文章。就我所知，任何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中国犹太人的著作，从未译成英文。我认为这是很不对的，是历史研究方面的一个严重疏忽。因此我决定寻找中国学者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将之译成英文，汇集成册在国外发表。很幸运，目前我已得到一些解放前的优秀作品，如陈垣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潘光旦的《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还得到一些新文章，其作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济贤、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郝镇华、扬州博物馆的朱江、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江文汉。最近我访问了福州、泉州、厦门、广州、杭州、宁波、上海、南京、扬州、郑州、开封、

西安、银川，我拜访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并请求他们支持。我要求他们调查他们所在地区古代的犹太人团体——当然他们也可考察中国其他地区——，并将其发现写成文章，我可以译成英文。其中许多同志、还有几位北京学者，答应研究这个问题。他们都说，中国的犹太人和犹太教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是一个“空白点”，现在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了。我确信，我国学者会发现许多宝贵材料。困难的是，直到现在还几乎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历史证据。我访问过的各地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可能采取的研究途径：一、县志和方志。应当记住，在这类书籍中，犹太人被写作“术忽”或“珠赫”。在清代晚期以前，没有用过“犹太”这个名词。二、法典和规章。到元代，国家对“术忽”等等已有专门法令。地方的法令和规章也可能提到“术忽”等名称。三、石刻和碑文。在唐、宋时期，犹太人大概开始来中国，当时他们在波斯和阿拉伯已生活五百——一千年。从文化上看，除宗教信仰外，他们已经成了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他们的语言、甚至他们的姓名，主要是波斯人的和阿拉伯人的。他们的石刻和碑文，如果有的话，也可能是用波斯文或阿拉伯文写的。但是不会引用《可兰经》的经文，不会刻上景教十字架或是其他宗教的标记。四、改宗的犹太人。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些犹太人改信其他宗教、主要是改信伊斯兰教，或者成为其他少数民族成员。但是他们也许仍保持着他们以前信仰的迹象，例如，他们改宗回教后仍戴蓝帽，或者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仪式、或者遵守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五、传说和故事。汉族或地方少数民族的故事和传说中也许谈到犹太人。上述五点只是一些启发性的“线索”。可能还有其他研究途径。我希望学者们——不仅我访问过的地方的学者们，而且只要是曾经存在过犹太团体的中国任何地方的学者——研究这个问题，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惠寄给我。有关方面的同志鼓励我作这项工作，他们认为翻译中国学者的论文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国的对外宣传也是一项有用的贡献。（郝镇华 译）河南史学工作者重视开封犹太人的研究戴可来犹太人和犹太教东来我国，是中西交通史上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1910年，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之父张蔚西（相文）先生著《大梁访碑记》，发现了开封犹太教的三通碑。

这些碑刻分别载述了犹太教的源流、教义、教规和经义，并载录开封犹太人的历史与人物，其重要性不亚于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但是，我国学术界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研究，却远远不如其他西来宗教和民族那么广泛和深入。除了1920年陈垣著《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和解放后潘光旦著《开封的犹太人》一书（印油稿，未刊行）两部重要著作外，广泛深入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是三通碑发现地的河南，对此研究更加不够，长期以来并未把它作为地方史的一个重大课题来加以重视。可以说，这个问题还是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缺环。然而，西方对此问题的报导和研究，却比中国为早。近期来，由于犹太人问题是国际上众所瞩目的问题，因而不少外国人士来访开封。他们就开封犹太人和犹太教提出许多问题，急待史学界作出回答。外事工作的推动和粉碎“四人邦”后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使河南的史学工作者日益感到研究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开始把它作为河南地方史和中西交通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河南省社联和有关领导对此也给予关注。省社联付主席、开封史学会会长胡思庸教授大力提倡研究这一问题，并建议有关部门拨款支持这项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史学界的一些同志，已着手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他们着重探讨“中国犹太人历史比较长，进入中国时间比较早，何以在没有受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同汉、回民族融合了？”“开封犹太人的现状如何？”“开封犹太人及挑筋教（犹太教俗称）还有哪些留存文物和遗迹？”等等。有的同志带着上述问题，翻阅了史籍和地方志，搜集文献资料，并进行了实地调查。开封市博物馆馆长王一沙同志，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调查所得，就开封犹太人后裔的现状及挑筋教的遗址遗迹和存留文物，撰成《开封犹太人的后裔及挑筋教遗址遗物调查访问记》一文（内部打印稿），提供了不少新的情况。王一沙同志正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准备撰写《犹太春秋》一书。笔者也在积极准备编写有关读物，以期引起更多同志的重视。研究这些问题涉及政策性较强，应该内外有别，谨慎从事。但工作必须尽力去做，而且我们相信：在全国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河南史学工作者应该义不容辞地在这一研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举行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于1983年1月20日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到会者有北京数十个单位的有关学术工作者共一百多人，到会的来宾和老一辈专家学者有外交部前第一亚洲司司长肖向前、世界知识社社长李连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周一良教授、从台湾、美国游学归来定居的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梁容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汪向荣先生等出席了会议，讲了话，或作了学术报告。大会收到学术论文共三十一篇，涉及古代及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及文化各个领域中日之间交流的历史。肖向前在大会上讲话说：中日两国隔海相望，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这对相互的历史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隋唐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较大；而近代的日本则对中国有较大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先进人物，从孙中山到鲁迅、郭沫若、李大钊、周恩来等都在日本学习活动过。他说，近代的中日关系经历过许多波折，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曾多次侵略过中国，这样侵略账应该算清，所以，我们不能容忍日本篡改教科书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对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也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得到教益，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并对两国今后的发展起些积极作用。周一良教授在会上表示，中国研究者应改变过去只重视政治、经济研究，而忽略文化研究的倾向。他指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首先要对中日两国各自的文化史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才能对两国的文化交流史有独到的研究。继上午的大会发言和学术报告之后，下午分古代、近现代、文学艺术等几个小组继续作报告和讨论。日本在京的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岸洋子到会作了发言。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是1980年9月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等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有关的学术工作者组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两年多来，在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作了一定的工作，最近已编辑了《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请中日友协副会长赵朴初题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英苑）林文明同志生平简介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原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林文明同志，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因病逝世，终年56岁。林文明同志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出生在福建省晋江县洋埭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只在初级中学毕业。解放初期，曾任洋埭乡乡长、民工中队干部。一九五○年脱产参加工作，一九五二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先后任土改队队员、区文教干事、副区长、县水利办公室主任、区长、县教育局局长、师专办公室主任、煤矿副矿长、专署重工业局股长、专署文化局副局长、地区文化组副组长、地区文管会副主任等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起至逝世为止，任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林文明同志多年致力于晋江地区的文化事业，很有成就。特别是近几年以来，他竞竞业业勤勤恳恳、好学不倦、勇于探索，在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和海交史博物馆的建设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此外，在华侨史、陶瓷史、泉州地方史的研究中，也均有建树。他有不少论著对学术界颇有影响。他为海交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交流，做过大量的组织工作，他参加创办的学术刊物《海交史研究》资料丰富、考据翔实，且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所出数期，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他参加筹办过的若干学术讨论会也是卓有成效的，促进了海交史的深入研究。在开创中外关系史研究新局面的今天，林文明同志那种变外行成内行的刻苦钻研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林文明同志的逝世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界的一大损失。

★林文明论著目录目 录 发表刊物泉州出土阿文候赛因墓碑年代争议 《世界宗教研究》81年第四期晋江地区华侨与海外交通的关系 福建《社联通讯》81年第17期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新进展 《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第二期摩尼教和草庵遗迹 《海交史研究》第一期九日山司马及祈风石刻浅注 《海交史研究》第一期九日山谢直祈风石刻浅注 《海交史研究》第二期九日山虞仲房祈风石刻浅注 《海交史研究》第三期九日山林 祈风石刻浅注 《海交史研究》第四期促进中日友好往来迎接鉴真造像回国探亲 《海交史研究》第二期关于唐、五代市舶机构问题的探讨 《海交史研究》第四期泉州外销陶瓷问题的探讨 《古陶瓷研究》第一辑泉州外销瓷概述 泉州外销瓷学术讨论会论文略谈晋江地区外销陶瓷 《晋江地区陶瓷史料选编》李贽简略年谱 《李贽思想评论》李贽著作目录简介 《李贽思想评介》李贽家族墓志铭说明 《李贽思想评介》李贽生平斗争事迹三则 《李贽思想评介》郑成功与海外交通 福建省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泉州海外交通史有争议的问题 泉州历史研究会年会论文兰芳公司与东印度公司 福建省华侨史学求讨论会论文宁波港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 《浙江古代海外贸易专辑》中国海外交通史的分期问题 《海交史研究》第五期（即将出版）宁波港海外交通的历史地位 宁波港海外交通史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海外贸易港史的几个问题 漳州月港研究学术会议论文有关博物馆性质问题的探讨 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会论文此外主编过《李贽思想评介》。校对《岛夷志略》石刻重印。参与主编过《海交史研究》。（本刊编辑部摘自《海交史研动态》第十四期。）论 著 评 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释》介绍葛 维 钧一九八二年夏，南亚研究所研究生王邦维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释》在黄盛璋先生主持下完成了论文答辩。

唐代僧人义净是中国历史上到印度求法的最著名的三位僧人之一，他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是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自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至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共四十余年间六十一位中国僧人（包括义净本人及武后永昌元年即公元689年随他前往南海的四位僧人）到印度及南海一带求法的事迹。此书对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中外交通路线、印度以及东南亚的佛教状况等，均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近代西方及日本学者，除了对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下过很大功夫外，对义净的这部著作也很重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曾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和日文，并作为重要史料在各种著作中不断引用。此书过去在国内还没有人做过全面的整理工作。王邦维同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释》在季羡林教授指导下，以国内所见到的十一种宋（包括金）、明、清、近代国内以及日本的刊本互相对校，并参用其它资料，刊定文字，断读分段，初步整理出一个精校本。同时，在校勘整理的基础上，对原文也做了比较详细的注释。在注释中，作者除充分利用中国载籍中的资料外，也比较注意吸收外国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其特点是材料新颖、考证详细。校本还有《求法僧一览表》、《义净生平年表》《义净籍贯考辨》、《求法僧路线图》、《那烂陀寺发掘平面图》等附录。其中，对义净的生平，经过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那烂陀寺图是外国学者根据近代考古发掘的结果绘制出来的。义净原书曾有一幅那烂陀寺图。但此图在宋代以前即已失传。采用新图，为的是尽量恢复原书面目，同时也解决了校勘及注释中的一些问题。此本由于注释较详，所以不但为研究者继续研究提供了一定方便，而且可以供一般读者使用。

我学会在京理事的工作会议的公 报我学会在三月三十一日召开了在京理事的工作会议，就我学会本年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作出了下列决定。一、在厦门召开的我学会成立大会上已决定举办三种刊物，即：《中外关系史论丛》（原名《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外关系史译丛》、《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在会上当时已决定了各刊物的编委会人选 但当时由于比较匆忙，只推举了每个编委会的“召集人”，临时主持编委会的工作。现为了进一步使各刊物编委会的工作走上正轨 决定每个刊物的编委会均采取“主编负责制”，即由每个编委会的主编提出聘请编委的名单（将尽量包括过去厦门的成立大会上已推举的编委会成员），然后由学会正式发聘书。今后将由主编负责主持该刊编委会的全面工作。现将会上决定聘请的各刊物的主编名单列下：（1）《中外关系史论丛》主编：朱杰勤副主编：谢方另聘编委若干人（附带通知：《论丛》已决定由世界知识社出版，第一辑的稿件已编排就绪，将于七月发排， 明年第一季度出版）

（2 ）《中外关系史译丛》主编：姚枬由主编姚枬同志视工作需要聘请名誉主编、副主编、编委若干人（该刊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3）《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主编：郝镇华二、考虑到我学会秘书长马雍同志经常有出国任务，为及时处理本学会的日常工作， 需增补一 名副秘书长。根据理事长孙毓棠同志提议并经在京理事会同意，推举并任命本学会理事夏应元同志兼任副秘书长。三、为加强本学会的对外联系工作，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研究员黄颂康同志担任本学会对外联系事宜。关于这次工作会议， 因时间关系未能征求外地各位理事的意见，对此深表歉意。外地理事如有其他意见请尽快向本会提出， 以利工作之开展。特此公报中外关系史学会一九八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