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关系史论丛》约稿通知一、《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最近已经发稿，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现第二辑计划 于明年第二季度发稿，望我会会员踊跃投稿。二、来稿请用十六开稿纸誊写清楚，横写简体字，个别人名地名需用繁体的请注明。三、请附一篇二百字以内的内容提要。四、引用书名请注明版本、第 卷第 页；外文的人名、书名要译成中文。五、附注请放在篇末，不要置于每页之下。六、插图照片、线图要清晰可用，由作者提供一并附于稿中。七、来稿采用与否，至迟三个月内答复。第二辑截稿日期为84年3月底。八、来稿请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转论丛编委会收。《中外关系史论丛》编委会1 9 8 3 、 1 1 、 2 3 、

目 录中外关系史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 ………………………………………朱杰勤（3）《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西学”的评价…………………………〔比利时〕钟鸣旦（4 ）中非关系史研究述评 …………………………………………………… 沈福伟（11）中外关系史研究情况记九江纪念郑和学术讨论会 …………………………………………… 丁正华（14）山东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近况………………………………………………… （17）国际学术交流莱顿大学对中国与欧洲学者协作研究中外关系史新课题的设想…………………………………………………… （19）欧中协会愿为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作出贡献……………………………………………………………… （21）学术信箱《伊本·白图泰游记》汉文译本简介 ……………………………………马金鹏 （22）泉州伊斯兰教碑铭的两段重要译文…………………………………………… （23）苏联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蔡鸿生 （24）

《 中外关系史论丛》约稿通知一、《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最近已经发稿，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现第二辑计划 于明年第二季度发稿，望我会会员踊跃投稿。二、来稿请用十六开稿纸誊写清楚，横写简体字，个别人名地名需用繁体的请注明。三、请附一篇二百字以内的内容提要。四、引用书名请注明版本、第 卷第 页；外文的人名、书名要译成中文。五、附注请放在篇末，不要置于每页之下。六、插图照片、线图要清晰可用，由作者提供一并附于稿中。七、来稿采用与否，至迟三个月内答复。第二辑截稿日期为84年3月底。八、来稿请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转论丛编委会收。《中外关系史论丛》编委会1 9 8 3 、 1 1 、 2 3 、

中外关系史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朱杰勤邓力群同志在今年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上要求我们史学工作者通过历史研究、教学和写作等方式向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史学工作者完全拥护这一建议。中华民族本来就有愁久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自从国家形式出现，人们便知道爱护自己的国家。古人以“社稷”代表国家，例如孟子说：“人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的因素第一，没有人就不能立国，应该是最宝贵的，其次就是国家了。当国家危难，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会互相鼓励“执干戈以卫社稷。”把死难的烈士称为“国殇。”有些人深明大义认为“苟无国，何有家？”自动“毁家纾难，”以身殉国，例子很多，不能列举。我国人民对于爱国的英雄义士，无不仰慕和讴歌；反之，对于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甚至有些开国之君，把前朝叛臣利用完毕之后，就一脚踢开，授意史馆编撰前朝史的人特辟《弍臣传》一栏来安置他们，使其不齿于后世。我们学习古代史籍，如果能够利用批判眼光，扬弃封建糟粕，自然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表现。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智慧著称，所以能够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对世界人类文化有伟大的贡献。我们学习历史就觉得祖国可爱，以中国人自豪，所以历史教育本身就是爱国主义教育。首先把历史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谈的就是清代大儒龚自珍。他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寥寥数语，就说明历史的作用和民族的前途。一个人不知道本国历史就不能树立爱国思想。所以强国灭弱国，必千方百计毁灭其历史（包括歪曲和捏造）。毁灭其历史，不啻沈埋其国情，使其甘受压迫。我们今天通过历史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目的是发扬民族精神和培养爱国思想。我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已有五十年了，通过研究，认识到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世界文化有伟大贡献。社会制度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欧洲社会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又由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都先后受到中国的影响。五世纪罗马帝国的灭亡，宣布欧洲奴隶制度结束，内因是奴隶和平民的起义，外因是“蛮族”（这是罗马人对游牧部落民族的贬称）的入侵。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蛮族”有哥特、日耳曼、匈奴等八、九种民族，其中以匈奴为主要力量。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于战国时期，由于汉朝多次打败了匈奴，迫使他们向西方迁移，他们或分或合，或留或去，与其他游牧民族有时斗争，有时联合。据西史所载，匈奴经历漫长的过程，闯入了东欧。有匈奴王名阿铁拉（Attila）占据今之匈牙利，还要践踏西欧，带了五百万人，跨过阿尔卑斯山，直入意大利，所过城邑焚毁掳掠，刚欲进军罗马，赖人劝止。阿铁拉回兵，驻于多瑙河畔，不久病死。但罗马帝国的抵抗力已被摧毁了。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欧奴隶制度的崩溃，与从中国而来的匈奴有直接关系。这篇文章是朱杰勤先生今年8月在新疆乌鲁木齐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大会上的发言。

其次，我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罗盘针和火药四大发明传入西方后，对于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马克思大加表扬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级阶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马克思：《经济学手搞》，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47卷第427页）。关于我国四大发明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影响，马克思已有高度评价，这对我们也是极大的鼓励。十八世纪，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又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其影响极为深远。通过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华民族不愧为伟大的民族。我们过去的历史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们今后也有信心多作贡献。也许有人会问：在十八世纪以前，中国是优秀的，强大的，能够作出应有的贡献。但到十九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我们国势下降，文化落后，还有什么值得自豪。我们认为应该从历史发展上来看问题。在历史洪流中，在两千年中，我国只有一百年处于落后状态，这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我们落后还是有条件赶上来。而且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国人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就出现了无数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行动。我国的知识分子，本着爱国热情，讲求富国强兵之道，向日本和欧洲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不过，这些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人，找不出救国救民的办法，终于失望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近代史又一次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通过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看到过去中国人民对世界作出伟大的贡献，现在又屹立在大国之林，对四化建设和振兴中华更有信心。今后我们还要对外加强经济交流、文化交流和发展友谊关系，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进一步为世界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西学”的评价〔比利时〕钟呜旦（ N．Standaert）编者按：钟鸣旦先生是比利时优秀青年汉学家，研究明末杨延筠思想，在中国进修期间写成此文。钟鸣旦先生从《四库全书总目》摘出对“西学”的评价，并按“器”、“理”两类著作加以综合整理，扼要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叶清朝官方对“西学”的看法。此文对研究“西学”东渐史很有参考价值。因此本刊特予发表。清朝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用十年左右时间，集中大量人力和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称《四库全书》。在纂修期间，对已采入或未采入《四库全书》的书籍皆分别编写了内容提要；尔后又将此提要加以分类编排，汇成一书，名之为《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总目》虽然由乾隆第六子永瑢（1744——1790）领

★（11） 12）（13）14）15）★ 16 ）衔编撰，实际上是由总纂修官纪昀（1724——1805）总其成的 ①。《总目》一共评论三十六本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协作者的著作 ② 。本文拟概括介绍《总目》对于这些书籍的评价③先看这三十六本书的目录。在这三十六本书内，只有十八本真正被收入《四库全书》，其他十八本，经纂修官校阅，认为价值不高，因而被收入《存目》。初看起来，《存目》的书籍都与宗教、哲学或道德有关，真正采入《四库全书》的都是讲科学的书。此外大部分书的初版印刷比较早。二十八本是1629年以前出版的。实际上一共有二十九本包含在《天学初函》这部丛书内。《天学初函》是李之藻1623年编辑的。这部书分为“理”和“器”二编。“理”编共十一本（见本文所附“西学”目录第2、24、25、26、27、28、29、30、31、32、33号）。“器”编也是十一本（见“西学”目录第7、9、10、11、13、14、15、16、17、20、21号）。从这个分类看，“理”部书是讲西洋的宗教、哲学和道德的：“器”部书是讲西洋科学的。《天学初函》的提要显然总结了《总目》编者对于西方书籍的看法：“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今择其“器”编十种可资测算者，别著于录。其“理”编则惟录《职方外纪》以广异闻。其余 从屏斥，以示放绝；并存［李］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④ 这个提要清楚说明了为什宗教、哲学和道德的书籍不被收入《四库全书》，而科学书籍则被收入的原因。先介绍对“器”部书籍的评价。《总目》把科学书分为五类：小学类、地理类、农家类、谱录类和天文算法类。小学类的《西儒耳目资》是一部讲“声音之学”的书。这部书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中分三谱：一曰“译引首谱”；二曰“列音韵谱”……；三曰“列边正谱”。⑤ 虽然《总目》对于这部书的评价比较高，但是此书未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对未收入的原因作了如下解释：“欧罗巴验海占风，久修职贡。固应存录是书，以传象胥之掌。惟此本残缺颇多，列音韵谱惟存第一摄至十七摄。自十八摄至五十摄皆佚。已非完书，故附存其目焉。”⑥地理类的书不算是真正属于“器”部的书或者属于科学类的书⑦。这类书有两个内容：一是介绍全世界的地理。比如说《职方外纪》。此书“其说分天下为五大洲。一曰亚细亚洲；二曰欧罗巴州；三曰利未亚州（利比亚，指非州）；四曰亚墨利加；五曰墨瓦蜡尼加（指美州最南的地区”。⑦二是介绍西方国家的风俗习惯或者奇怪的传说（如《坤舆图说》引用的《神异经》）⑧ 。《西方纪要》的提要称：该书“凡二十条专记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大抵意在夸大其教，故语多粉饰失实。”⑨《职方外纪》提要称：该书“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⑩ 。因此，这类书虽然不算科学著作，但“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存广异闻固亦无不可也”（ 。农家类书受到《总目》高度赞扬。熊三拔撰的《泰西水法》是一部水力学书，该书提要称：“是书皆记取水蓄水之法” 。“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 徐光启把“农家诸书”编辑为《农政全书》，该书提要称：“凡农本三卷，皆经史百家有关民事之言，而终以明代重农之典”（ 。《农政全书》提要的结束语说：“明史称〔徐〕光启编修兵机屯田盐 水利诸书，又称其负经济才，有志用世。于此书亦略见一斑矣。”谱录类书是讲“奇器”的。邓玉函（（Jean Terrenz））的《奇器图说》和王征的《诸器图说》二书属机械学著作，此类书也受到赞扬。这两本书的提要说：“然其制器之巧，实为甲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西学”书籍目录·本文中的页码皆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 1年。··表内所列诸书内容，参看，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台北，195 8年。

1 7）1 8）★19）（2021）22）（23）★24）25）26）27）28）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当时西方的书籍如何符合明末清初以东林党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实事求是”精神 （ 。《四库全书总目》也盛赞天文算法类的西方书籍。天文算法类一引言说：“三代上制作，类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则愈阐愈精。容成造术，颛顼立制，而测星纪闰，多述帝尧。在古初已修改渐密矣。洛下闳以后，利玛窦（Matteo Ricci）以前，变化不一。泰西晚出，颇异前规。门户 争，亦如讲学。然分曹测验，具有实徵，终不能指北为南，移昏作晓。故攻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焉。”（ 这段引文也谈到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一些问题。《新法算书》的提要也提到对于西方科学的反抗。《总目》指出：这本书所论的“皆钩深索隐，密合天行，足以尽欧罗巴历学之蕴。然其时牵制于廷臣门户，虽诏立两局，累年测验，明知新法之密，竟不能行。迨圣代龙兴，乃因其成帙，用备畴人之掌。” 这里所谈的大概是清初杨光先（1597——1669）和汤若望、南怀仁的争论。《总目》经常重视西方科学的“测验渐密”（ 。例如谈到《乾坤体义》时说：“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是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不过这些新法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科学方法有些近似。《乾坤体义》的提要举出如下例子：“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 这本书的提要还提出了西方科学的来源问题。中国古代的著名天文书《周髀算经》的提要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解释：“明万历中欧罗巴人入中国，始创立新法，号为精密。然其言地园，即周髀所谓地法覆槃，滂沱四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即周髀所谓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物有朝生暮获，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谷一岁再熟。是为寒署推移，随南北不同之故。……其新法历书述第谷以前两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岁之小余成一日，亦即周髀所谓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徵，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 。”（ 李之藻撰的《浑盖通宪图说》有梅文鼎（1633——1721）的订补一卷。《总目》引了他的如下看法：“其说曰：浑盖之器，以盖天之法代浑天之用，其制见于元史扎玛鲁鼎（原作扎马鲁丁，今改正）所用仪器中，窃疑为周髀遗术，流入西方。”（ 《总目》也说西法产生自回历：“回历即西法的率，泰西本回历而加精耳。”（总的说来，除了地理类的“广异闻”的书以外，《总目》对于西方的科学书籍评价较高。但是，从传教士的观点来看，传播西方科学并非他们的目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传播西方宗教。因此，他们介绍西方科学是次要的，归根到底是为传教任务服务的。他们利用科学同中国士大夫建立友好关系，并以此证明他们的宗教观点是真理。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记住，当时神学和科学还是符合的。因此，无怪乎西方科学书籍也包含宗教或哲学的理论，但是，《总目》完全不赞成这些理论。例如《总目》对《天问略》的评论：“前有阳玛诺（Emmanue Diaz）自序，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十二重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圣者乃得升之，以歆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 《总目》对《奇器图说》的一部分也有同样的评论，如说：“其第一卷之首，有表性言解，来德言解二篇，俱极夸其法之神妙，大都荒诞恣肄，不足究诘。”（以下介绍对“理”部书籍的评价。

29）30）31）31）32）33）34）35）36）37）38）39）《总目》对于讲解宗教、哲学和道德的书的评论见于《二十五言》的提要。那里说：“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言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 这个观点截然不同于传教士们的看法。传教士们在他们的书中经常谈到天主教和佛教的关系，认为佛教的发展比天主教晚，佛教不仅剽窃天主教和西方的哲学理论，而且误用这些理论以引导老百姓走佛教指引的迷路。比方说，当时有不少儒学家认为，天主教的天堂地狱说在好多方面近似佛教的轮回说，而传教士认为，佛教把天主教的天堂地狱说和比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80——500）的轮回说混合起来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异端邪说。但是《总目》认为，天主教 （ 的“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耳 。”（按照《总目》，天主教不少方面符合佛教。例如《总目》认为，《灵言蠡勺》关于亚尼玛（Anima灵性）的理论“其实即释氏灵性之说，而巧为敷衍耳。”（ 《总目》在对比《天主实义》和《畴人十篇》二书时说：“较所作《天主实义》纯涉支离荒诞者，立说较巧。以佛书比之，《天主实义》犹其礼忏。此〔《畴人十篇》〕则犹其谈禅也。”（ 最后，《总目》在嘲笑传教士与和尚之争时说：“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较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耳。”（《总目》除了认为天主教与佛教有相似之点外，还指出，西方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在某些方面附会儒家学说。比如《天主实义》的提要说：“大旨立于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 。”（ 《七克》这本书象《论语》中的“克己复礼”提出的克重要罪的七个方法：伏傲、平妬、解贪、熄忿、塞饕、坊滛、策怠。《总目》认为，其言出于儒墨之间。就所论之一事言之，不为无理。而皆归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也。”（ 按照《总目》，西方的教育制度也很象中国的。如《西学凡》提要所说：“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Rhetorica高中），文科也；斐录所费亚者（Phi1osophia哲学），理科也；默第济纳者（Medicina医学），医科也；勒义斯者（Leges法学），法科也；加诺搦斯者（Canones教会法学），教科也；陡录日亚者（Theologia神学），道科也。其教授名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也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待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西学凡》末附录一篇《唐大秦碑》。这是对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介绍。但是《总目》也象清代某些考据家一样，对景教和火祆教或摩尼教分辨不清。如《总目》认为，中国早有祆教，这个碑出于祆教，唐代景教出于祆教（ 。然而，如上所述，《总目》终究认为，天主教的道德和儒教的道德，从根本上说，有不少矛盾。无怪《总目》严历批评《七克》提出的“保守童身”的思想（ 。此外，依照《总目》的看法，天主教威胁中国国内的安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总目》也谈到明末中国士大夫与传教士的关系和他们对于传教士的态度。虽然徐光启

（4 0）41）42）43）44）45）★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和李之藻两位很有名的士大夫领洗入教 但是《总目》则重视他们学习“西学”的一面，而否认西方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对他们的影响。如明史〔徐〕光启本传称：“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崇祯元年又与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同修新法历书。故能得其一切捷巧之术，笔之书也。次为农器数卷……”（ “〔李〕之藻等传其〔西学〕测算之术，原不失为节取。乃并其惑诬之说刊而布之，以显与六经相龃龉则慎之甚矣。”（ 并且《总目》也批评了明末一般的士大夫。《总目》把他们不能反对天主教归因于王阳明的“心学”。如《总目》说：“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士慧黠因摭佛经而变动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尽持论之巧也。”（ 又说：“盖万历以来，士大夫大抵讲心学，刻语录，即尽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实考古，以遏邪说之流传也。”（根据《总目》对“器”部和“理”部书籍的不同评价，我们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对“西学”的看法，实际上反映了清代中叶中国政府对西方传教士及其思想所持的态度。《总目》对杂家类西方书籍的评述，也可以看作是《总目》对“西学”的一个总的看法，现引证于下：“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铨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惑虑惑诬。故著于录而辟斥之。又明史载其书于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究诘，真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学家焉。”（注 释① 参看，〔清〕永　等编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 981，《出版说明》，1、2页。（下同）② 本文只记录中国协作者所著有关西方科学或宗教的书籍。《总目》也包括他们所写的其他一些与科学和宗教无关的书籍。比如徐光启的《诗经六帖重订十四卷》（141页上），李之藻的《 宫礼乐疏十卷》（704页下），杨适筠的《玩易徽言摘抄六卷》（60页下）。③ 关于西方的书籍参看：杨家骆：《四库全书概述》，南京1937，第2——3 8页；王任光：《四库提要之论西学》，《上智编译馆馆刊》第三卷第一册（1948年1月），第25——30页。④ 《四库全书总目》第1 1 3 6 页下，1 1 3 7 页上。实际上“器”部有十一本书 。⑤ 同上， 第3 8 7页上。⑥ 同上，第38 7页中。⑦ 但是这些书也不算“理”部的，参看《天学初函》的提要：“其理编之《职方外纪》，实非言理，盖以无类可归而缀之于末”。《四库全书总目》第1 13 6页下。⑧ 《四库全书总 目》第6 3 4 页上、中 。⑨ 同上，第6 8 0页下。⑩ 同上，第63 3页上。（ 《职方外纪》的提要，载《四库全书总目》第6 3 3页上；参看《天学初函》提要，载《四库全书总目》第1 13 7 页上。（ 《坤舆图说》提要， 同上，第6 3 4 页中 。（ 同 上，第85 3页下。同上，第85 4 页上。同上，第853页下。（ 同上，第85 3页下。同上，第98 4页中。参看，许大龄：“ 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1982，第136——141页；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北京，1982，第21页。《四库全书总目》第89 1 页中。（ 同上，第896 页上；参看《御定历家考成四十二卷》提要：“自利玛窦入中国，测验渐密而辨争亦逐日起。终明之世，朝议圣守门户讫未尝用也。”《四库全书总目》第89 7 页中。同上，第8 92 页中。同上，第894页下。同 上 。

（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同 上，8 9 1 页 下 ， 8 9 2 页 上同 上 ， 第 8 9 6 页 下 。《 七 政 推 步 七 卷 》 提 要 ， 同 上 ， 第 8 9 3 页 下 。同 上 ， 第 8 9 5 页 下 。同 上 ， 第 9 8 4 页 中 。同 上 ， 第 1 0 8 0 页 上 。《 天 主 实 义 》 提 要 ， 第 1 0 8 0 页 上 。（ 同 上 ， 第 1 0 8 1 页 中 。《 畴 人 十 篇 》 提 要 ， 同 上 ， 第 1 0 3 0 页 中 。（ 《 辨 学 遗 牍 》 提 要 ， 同 上 ， 第 1 0 7 9 页 下 — — 1 0 8 0 页 上 。同 上 ， 第 1 0 8 0 页 上 。（ 同 上 ， 第 1 0 8 0 页 下 。同 上 ， 第 1 0 8 0 页 下 。《 西 学 凡 附 录 唐 大 秦 寺 碑 一 篇 》 提 要 ， 同 上 ， 第 1 0 8 0 页 下 、 1 0 8 0 页 上 、 第 1 0 8 1 页 中 ； 参 看 ， 江 文 汉 ： 《 中 国 古 代 基督 教 及 开 封 犹 太 人 》 ， 上 海 ， 1 9 8 2 ， 第 3 1 页 。《 四 库 全 书 总 目 》 第 10 80页 下 ； 参 看 ， 《 交 友 论 》 提 要 ： “ 其 言 不 甚 荒 悖 ， 然 多 为 利 害 而 言 ， 醇 驳 参 半 … … ” ， 同 上 ，第 1 0 8 0 页 中 。《 天 学 初 函 》 提 要 ， 同 上 ， 第 1 1 3 6 页 下 。（ 参 看 ， 任 继 愈 （ 主 编 ） ： 《 宗 教 词 典 》 ， 上 海 ， 1 9 8 1 年 ， 《 徐 光 启 》 条 ， 第 8 7 7 页 ； 《 李 之 藻 》 条 ， 第 4 9 5 页 。《 农 政 全 书 》 提 要 ， 《 四 库 全 书 总 目 》 第 8 5 3 页 下 。《 天 学 初 函 》 提 要 ， 同 上 ， 第 1 1 3 6 页 下 。（ 《 灵 言 蠢 勺 》 提 要 ， 同 上 ， 第 1 0 8 1 页 中 。（ 《 西 学 凡 附 录 唐 大 秦 寺 碑 》 提 要 ， 同 上 ， 第 1 0 3 1 页 中 。同 上 ， 第 1 0 8 1 页 中 ， 1 0 8 1 页 下 。中非关系史研究述评沈 福 伟非洲是灿烂的埃及古文明的诞生地，非洲文化的对外传播是十八世纪以来古代中外关系史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1930年我国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学者张星烺发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共六册），《汇编》的第三册刊印了《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专门注意到古代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为中非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和考证。此后，在最近半个世纪中，由于对非洲历史、特别是对红海西岸非洲各国和东非历史的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中非关系史已成为填补这些国家对外关系史的空白所必须注意的研究项目。许多西方国家的学者，在探讨欧洲殖民势力兴起以前印度洋国际贸易网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除了对阿拉伯、波斯、印度尼西亚和希腊人的海外贸易和航海活动进行详细的描述，必然也要注意到中国人过去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历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荷兰汉学家戴文达相继发表了他们对郑和下西洋的长篇论文和专著，阐述了中国在好几个世纪前便已拥有规模巨大的世界第一流的船队，通航印度洋各地，其中也包括东非沿岸各国在内。这就重新唤起了各国学者努力探讨在漫长年代中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多方面联系。1933——34年，阿希顿发表《中国和埃及》一书，相当广泛的探讨了从希腊、罗马时代起中国和埃及的各种联系，提供了许多西方文献和考古材料。但作者依据的中文史料大多是已经译成英、法文的中国古籍，因此很多问题仍难作出翔实叙述。1938年施瓦兹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孟加拉分会会刊上写了《中国人和非洲的联系》的论文，试图对中非关系史作系统全

面的探讨。不用说，论文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中非关系的基本史实还缺少充分的认识，但毫无疑问，这项研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1940年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内政部年鉴》第17期刊载了弗立普写的《中古时期中非贸易》，初步注意到印度洋西部非洲沿海地区和中国宋、元、明时期的贸易。1941年，同一作者又在《年鉴》第18期发表《中世纪中国和非洲的贸易》，结论是，在郑和宝船队进入东非以前，中非贸易都由阿拉伯人、波斯人转手。这个论点在很长时期中，成了东非各国和英国的史学家不可逾越的壁垒。第二次大战结束后，非洲历史研究在欧洲、美国、苏联以及非洲国家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景象，中非关系因此继续受到注意。1947年的《人类》杂志上，刊登了温莱特的《中非早期国际贸易》，其中也涉及到中世纪中国和东非沿海的贸易关系，注意到东非各地开始发掘到的中国瓷器和越来越多的中国铜币，其中有1939年基尔瓦出土的钱币，1944年在桑给巴尔岛马肯杜西出土的176枚中国铜币。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的1月，戴文达应邀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作了题为《中国对非洲的发现》的讲演，1949年印成一本35页的小册子（巴里士在1951年《通报》第40卷366页发表了评论）。这本小册子从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基尔旭对中埃关系的讨论讲起，一直到郑和下西洋为止，对中非关系史作了前所未有的论述。但作者和他以前的研究者一样，认为郑和以前“中非之间就有联系，然而都出自传闻。中国人从未到过非洲的脚边”（26页）。作者认为唐代段成式《西阳杂俎》和《新唐书》中拨拔力国的情况得自拂菻僧人。杜环《经行记》中的摩邻，作者虽然怀疑当作马林迪似乎距离太远，然而也未提出新说。戴文达又把《诸蕃志》，中的昆仑层期和层拔，按照译注者夏德和罗志意的意见，当作马达加斯加岛和桑给巴尔岛。至于郑和下西洋，戴文达也认为只是第五次船队抵达亚丁、马林迪，第六次去过摩加迪沙、希腊瓦。戴文达的论述虽然简要，却成为以后二十年内许多英、美学者论述中非关系的基本依据。这本书的出现，标志着最近半个世纪内中非关系史研究的第一阶段的结束。五十年代以后，随着东北非洲和东非考古事业的积极展开，各地出土了上起晚唐越窑青瓷下至明清时期的大量华瓷，以及同样悠久的许多中国铜币。这些发现使中非关系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称为最近半个世纪此方面研究的第二阶段。非洲东部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考古，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六十年代中期进入高峰。英国考古学家杰弗士·马修从1950年开始自索马里沿着东非海岸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1963年在南非东北古称邦陀兰的德兰士凯海岸最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作，在几十处遗址中发现了华瓷，获得了可观的收获。弗里曼－格伦维勒也致力于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海遗址的发掘，专心致志于中国钱币和华瓷的识别和分类。同一时期，J·S·坎克曼在肯尼亚和桑给巴尔岛进行的大量发掘，纳维尔·奇蒂克紧接泰纳在1948——49年间对基尔瓦苏丹国首都基尔瓦·基西瓦尼的考古，从1958年到1965年继续发掘，也获得了显著成果。在东非沿海六十多处古址中发现了中国陶瓷。1964和1966年，在埃及首都开罗南郊福斯塔特废址上发现一窑藏，其中存七、八世纪到十七世纪的陶瓷残片六、七十万片，经日本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分类，其中华瓷占2％，共一万二千片，从八、九世纪唐代中晚期的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青瓷直到清初彩瓷，汇为大观，成了非洲珍藏中国历代华瓷的最大地下博物馆。这些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使大部分学者承认中国通过商业联系，在中世纪和东非之间的关系是很频繁的。在十二世纪东非开始伊斯兰化以前，中国就已把斯瓦希里沿岸列入它的经商范围。东非考古的这些

发现，也使得有些学者设法从中国古文献中找到新的依据，探讨中纪世中国和非洲的关系。许多专门著作都开始注意到与东非和东北非洲的历史关系。意大利的A·吉拉斯首先注意到中国和索马里的关系，发表了《索马里沿海和中国》（《索马里年鉴》CCVll，1954）的专论。剑桥大学的马什和金斯诺士在《东非史简编》（1957年初版，1963年再版）这本教科书中写道：“早在中世纪初，中国人就来到了东非沿海。”1960年英国史学家巴兹尔·戴维逊在《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中，有论述“中国和非洲”的专章。理查·潘古斯特的《埃塞俄比亚经济史导论》（伦敦，1961）的第30章（362——371页），标题是“对华贸易”，专门论述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但作者认为，在唐代，中国与索马里沿海才开始有间接贸易关系。弗里曼－格伦维勒的《中世纪坦噶尼喀沿岸史》（柏林，1962），虽然非常注意东非出土的陶瓷和钱币，但始终认为中世纪的中非贸易是通过阿拉伯仲介商进行。有关中非关系史的专著也相继问世。1961年后，意大利史学家迪巴尔杜·费莱西将他的《中古时期中国人的非洲行纪》（罗马，1961），《中世纪中国和非洲的关系》（米兰，1962）出版，这使中非关系史的研究又前进了一步。特别是《中世纪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一书（坎克曼在《非洲历史学报》1963年第4卷297页有评论），共分九章，127页，附有精美插图。这本书叙述从公元一世纪直到十五世纪的中非关系，郑和下西洋占去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其中写得最出色的是第6章《东非沿海出土的中国钱币和瓷器》。这一章利用最新考古发现构勒了中非关系史的轮廓，是本书的独到之处。这本书已由凯斯译成英文，1972年出版。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教授魏特莱在利物浦大学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桑给国：论公元1500年前中国对东非的了解》的论文，（收入史蒂尔编：《地理学家和赤道地区》，利物浦，1964年，139——187页）。作者别开生面的运用西方的地理资料，叙述了中国和东非的历史。这篇文章后来改写成《中非关系述略》，收入纳维尔·奇蒂克编：《东非和东方》，纽约，1975，76——114页）。郑和航海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张桂生在《伟大的中国探险家》（密歇根大学，1955）一书中，首先提出宝船环航马达加斯加岛，这一发现对欧美史学家在评述葡萄牙炮舰进入印度洋以前的中国航运力量，以及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苏联的维尔格斯在1966年发表了《中世纪中国所知的非洲和研究中的问题》（《非洲》，1966，184——103页）和《中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摩邻和勃萨罗》（同上，104——121页），他将摩邻考作麦洛埃，理由却很牵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9章“航海技术”（第4卷第3分册，剑桥，1971），在论述中国和非洲的海上交通史的同时，仔细搜集了东非的考古材料，对照中国文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8——14世纪中国文献中的非洲材料是中国商人和海员实际访问的结果（495页）。这个结论使我们对从唐代中期到元代为止，中国和东非的海上交通有了进一步认识，对中非关系史的研究确实起了令人振奋的推动作用。国内史学界从六十年代开始，对中非关系的历史也给予了应有的注意，陆续出现许多论文。有的介绍非洲的考古发现，如夏鼐的《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有的对中非友好关系的历史作了全面的探讨，如夏鼐在《中国建设》（英文版1962年11月号），扬人楩在同一杂志（1964年2月号）发表的文章，葛佶的《中国和非洲的历史友谊》（《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7日），沈光耀的《古代中国和东非交往史话》，许永璋的《我国古籍中关于非洲的记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还有的文章介绍了《我国古籍记载的非洲动植物》（陈祖甲，《人民日报》1965年7月2日）。最重要的是张铁生1964年发表的《中非交通史初

中外关系史研究情况探》，此书1973年出了再版本，这是国内中非关系史园地中出现的唯一的一本专著。向达的《郑和航海图》（中华，1961）对考订非洲地名也作了一些工作。郑鹤声、郑一钧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已经问世（山东齐鲁公社，1980），中、下册将陆续出版。中非关系史上的许多问题，例如中非之间建立直接关系的上限，各个历史时期中非交通的方式，中国古藉中非洲地名的辨认和考订，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论文，对这些方面已有所研究。孙毓棠的《汉代的中国与埃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黄盛璋的《中国和索马里的传统友好关系》（《世界历史》1981年第3期），系统的论述了中国和这些非洲国家的关系。陈公元的《郑和下西洋与中非友谊》（《海交历研究》1981年，第3期），郑鹤声、郑一钧的《论郑和下西洋》（同上，1983年第5期）对郑和下西洋和非洲的关系以及航海图上部分非洲地名作了探讨。笔者也陆续发表了几篇论文。在《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中笔者将摩邻考作埃塞俄比亚，指出杜环是到达非洲的第一个有名可考的中国人。但摩邻的讨论还在继续，仍有主张马格里布说的（许永璋文，《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笔者的另一篇论文《十二世纪的中国帆船和印度洋航路》（《历史学》1979年第2期），也注意到东非航路的开辟。在《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周游非洲的历史意义》（《西亚非洲》1983年第1期）中，初次提出了汪大渊是到达大西洋滨丹吉尔（挞吉那）的第一个中国人，对《岛夷志略》中的十二个非洲地名作了考订。《佶绿和埃及宝石贸易》（《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一文初步探讨了先秦时期中国和埃及经济上的联系。1982年笔者完成了《中非关系三千年》一书，共分16章，计36万字。1——14章叙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直到1949年为止的中非关系的各个方面，第15章介绍了中国四大发明传入非洲的经过，第16章论述非洲原生植物在中国的繁衍，现在已经修改定搞。记九江纪念郑和学术讨论会丁 正 华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明代的郑和则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郑和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间，七次下西洋，航程远至东非。郑和历时二十八年的航海活动，不仅显示了他统帅庞大船队的卓越才能和航海才能，而且作为国家使节，出色完成了外交使命，发展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增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因此郑和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成绩的航海家。郑和下西洋的事迹，有当事人的记录，明史的记载，有后世学者的论证，但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发展水平，尚有不同看法，因而对郑和航海的历史地位难以作出比较确切的、一般都能接受的评价。鉴于这些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中国

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经过长期的准备，邀请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各方面的专家撰写论文，于今年五月二十至二十六日，在江西九江结合研究会的年会，召开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的学术讨论会。这次盛会有中国航海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航海史研究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顾问、论文作者、特邀的单位和个人代表共一百八十六人参加。代表中有学识渊博的老专家，研究有素的中年学者，后起之秀的青年研究人员，老中青欢聚一堂，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他们分别从航海史、造船史、海外交通史、海港史、航远史、自然科学史、华侨史和海军史等不同的学科和研究角度，提供了各类学术论文八十七篇，其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论文三十九篇，有关海港兴起和演变的二十七篇，有关内河航运与运河建设的二十一篇。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讨论，除了大会和小组宣读论文外，还有重点地组织了专题讨论，最突出的是郑和宝船的尺寸问题，也是这次会上争论最热烈的问题。由于《明史·郑和传》只记载“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所撰《瀛涯胜览》序（明钞说集本）中也只记载“宝舡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其他有关宝船的制度，因被当时的（成化年间）的车驾郎中刘大夏全部焚毁，再无详细的记载。而《明史》等所记尺寸，折合今制船长约138米，船宽56米③（长宽比为2．46∶1）。这一尺寸对于古代木帆船来说显然巨大得惊人，因此出现了宝船是不是有这样大？史籍记载是否有误等问题。长期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是存在争议的。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这方面的见解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杨槱的题为《郑和下西洋的船舶——从航海与造船的角度考虑》的论文为代表的见解。他根据史籍记载不乏有误的先例，认为《明史》对宝船的记载也有误，因为郑和下西洋不需要造这样大的船，南京静海寺残碑上所记是二千料海船，长约十丈；再从船体结构强度、操纵性能、停泊港口，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等条件分析，都不可能造这样大的船舶。二是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周世德的《关于郑和宝船问题》论文所阐述的见解，认为宝船长度是可信的，但长宽比太小，颇疑船“阔十八丈”之十八两字记载有误，并在其原著《中国沙船考略》中以“按照江苏省外海沙船比例计算”十八丈为“广于八丈”的抄误的见解之后，在这次论文中又进一步认为“颇疑十八两字系六字之误，固汉字历来是直行书写，极易将一字误析为二字”，所以将六字上下分开刊成十八两字。如“以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六丈计算其载重量应为5456吨（长宽比为7．4∶1），也足以应用于下西洋。”等等。三是以山东大学教授郑鹤声，厦门大学教授庄为玑等的论文为代表的，并有不少论文作者持相同的见解，即从大量史料和考古发现的研究论证，《明史》记载的宝船尺寸是完全可信的。如郑一钧、庄景辉等分别引用大量史料证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卷首对宝船尺寸的记载，是马欢本人所记，而不是出自明代其他人之手，并从唐宋以来造船业的发展，明代洪武至永乐间社会经济、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论证，当时完全具有制造这样大的宝船的能力。山东大学二十三岁的历史系研究生邱克，从北京图书馆查阅到《三宝征彝集》这一过去仅为老一辈历史学家如伯希和冯承钧、向达等曾经提到的书名，而从未见书的史料，并仔细对照了各种版本后，不仅发现冯承钧氏对《瀛涯胜览校注》中有某些不妥或误注之处，而且证明了《三宝征彝集》实为马欢《瀛涯胜览》较早的、也是接近原本的一个抄本，书中载有“宝船陆拾叁支，大者长肆拾肆丈肆尺，阔壹拾捌丈，中者长叁拾柒丈，阔壹拾伍丈”等等，其中尺度数字都是大写。由于有这一版本的参证，对于马欢书及其卷首所记

史实是无可怀疑的，而其大写的宝船尺度数字，也足以排除“传抄错误”之嫌。在宝船尺寸问题的讨论中，大家对宝船的船型和制造地点也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过去一般以为根据《郑和航海图》的出发地点和在南京中保村发现的舵杆等证明，宝船厂遗址在南京，并由此推论宝船为沙船型。这次讨论会上，有的论文作者曾亲自考察了宝船厂遗址，结果认为在作塘遗址中，有两个塘的宽度可以容纳最大号尺寸的宝船，“但还不能证明曾经造过44丈×18丈的大船”。也有一种意见是根据《明成祖实录》等明代史籍的记载，永乐前期所造海船，在福建、京卫、浙江、湖广、江西、苏州、直隶、安徽等各地建造，不能说大号宝船一定在南京造，也决不是沙船一种船型，宝船厂出土的舵杆，还不能论断即是大号宝船所用。还有意见认为沙船是一种吃水很浅的平底船，这种船型能否抵御印度洋、波斯湾的险恶风浪，尚待进一步研究论证。这些问题虽未作定论，但不少论文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和若干难得的史料，为下一步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其他的论文作者中，有的研究了《郑和航海图》所列航线、地点，过洋牵星图及其星“ ”名，航海图中 更 的意义。有的通过对古今地理学的研究，或用现代天文学的、海洋测绘学的研究，分析史料论证郑和航海技术所达到的水平。有的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如过去有的国外学者认为郑和首次到达东非是在第四次下西洋，现经过考证得出郑和在第三次下西洋时即已到达东非；航海图上将东非的慢八撤刊讹为慢八撒，因此被很多人误认为今之蒙巴萨；图上的麻林地，过去和麻林一样误认作今之马林迪，因此不少人以为《航海图》将马林迪和蒙巴萨的位置南北倒置了。作者把东非的几个地名作了更正，如慢八撤应为今曼布鲁伊，门肥赤为今之蒙巴萨，葛答干为今之基林迪尼，麻林地为今之基尔瓦，等等。讨论会上另一个重要课题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终止的原因。有些论文把这一课题放到对明史研究中进行论证，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海防以至海外关系作了许多比较深刻的研究和剖析，提出了不少史料依据和见解。有的作者还对郑和下西洋以前的航海活动作了研究，并提出应将这些航海活动作为郑和下西洋问题的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方能更好地理解和评价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位。山东大学中西交通史研究室的潘群，从对明代史料的研究中得出郑和在下西洋之前，确实还出使过日本。他根据《明史纪事本末》、《明成祖实录》和其他明、清人的记述作了相互参证和考释，郑和于永乐二年出使日本的起因，是为了解决倭寇的问题，奉成祖命率领部分已准备下西洋的船舶，征倭并往谕日本王，第二年日本国王源道年遣使献所俘的倭寇，然后成祖又遣俞士吉赴日赍玺书褒谕，并封日本镇国之山，从此解除了当时倭寇的为害，巩固了海防，稳定了中日友好关系；正因为排除了后顾之忧，郑和得以开始大规模下西洋之举。其次，在郑和使日之前，即永乐元年，还奉命出使过暹罗国，因此作者认为“《明史》关于永乐三年六月郑和始行西洋的说法已非全备之论”，也即是说，郑和的航海事业非始于永乐三年的第一次下西洋，而是从永乐元年之出使暹罗即已开始，尤其是出使日本之举，更是为大规模下西洋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下西洋事业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把郑和航海问题的研究，扩展到下西洋以前的活动，可能更好地理解郑和及其全部航海事业，更好地评论他所处的历史地位。与会的代表一致认为，这次纪念郑和学术讨论会开得很及时、很有价值，取得了预期的结果，集中地反映了近几年来对郑和下西洋问题的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不少问题的探讨有了超过前人的发现和进展，对宝船的尺寸和船型的看法，多数意见比较一致，但讨论会本着百家争呜、求同存异的精神，对不同的见解不强求一致，并期望大家继续努力，探索新的领

　 ，域，以更有说服力的考证和论据，取得更高的学术成就。有的同志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关于郑和航海史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即及早发起和开展我国尚属空白的海洋考古工作（包括海底、江底沉船及物件，陆上与航海有关的遗迹等）和海洋考古学的研究，建立起国家级的航海博物馆（包括航海史、造船史、海港史、海外交通史、通过航海的中外关系史）。为了切实有效地筹建和领导这些工作，建议由交通部、文化部、国家海洋局、海军司令部、农牧渔业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有关学会，在国家科委的领导下，联合组成国家海洋考古、博物工作领导小组、确定调查研究探察、打捞的计划和实施方案，文物的收集、保护措施；同时组织以下工作：（一）设立海洋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海洋考古的调查研究，拟订计划以及文物的研究鉴定、收集保护工作，同时从事海洋考古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二）建立海洋考古探察打捞工作的领导系统，可在交通部及海军的现有航道、测量、救捞机构中，确立考古探察和打捞的任务，与海洋考古研究所共同拟订计划及实施方案，在领导小组审批后统一行动；（三）建立国家航海博物馆，负责收集、鉴定、保护、陈列航海有关的文物，包括各时代、各地区不同船型的图片、史籍记载以及制作模型，已出土的船舶、属具实物，国内外有关郑和航海史迹的碑刻或复制品，有关航海的各种文献资料；（四）组织古代航海和船舶的科学实验工作，在学术界的研究比较一致的基础上，仿造唐代海舶，进行中西“海上丝绸、瓷器之路”的实验航行，以验证我国古代文明和航海成就，仿造郑和宝船，不仅验证宝船船型、尺寸能否远航东非，更是宣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自尊心，培养船员、教育后代的活教材，结合海上旅游事业，必将引起世界的注目，扩大国际影响。我们作为航海史研究人员，热忱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上述呼吁和建议，让中华民族在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放出应有的光彩。注 释①见拙文《 从航海史 学探讨汉 使航程问 题》，载 《中国航 海》学报 1983 年第2期 。②见朱 著《萍洲可谈》：《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晦阴观指南针” 　书 成于宣和元年（1119），所记本于其父朱服知广州时之所见所闻，据考朱服于广州做官在建中靖国元年至崇宁二年（1101－1103），故见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当不迟于北宋崇宁年间。③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第五章，明尺合今制为31．1厘米计算。山东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近况经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中西交通史研究室，由张维华和郑鹤声教授担任名誉主任，潘群同志任付主任。目前研究室有研究人员五人，研究生五人。张维华先生长期致力子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工作，他的许多论著颇为国内史学界所重视。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明史佛朗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传注释》），即是张先生五十年前的力作。最近，由张先生的助手晁中辰同志帮助整理辑补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原名《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及西学东渐史》）已交齐鲁书社付印，不久即

★可出版。张维华先生曾在五十年代撰写过《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一书，该书言简意赅，抉幽隐，至今仍是研究海外贸易史的必读之书。研究室根据近来的研究发展，拟派专人协助张先生对此书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使其更加完备。张维华先生其它的有关中西关系、中俄关系的论文、译著也正在搜集、选择、整理、编排之中，并准备出版他的论文集。《文史哲》1983年第一期发表张先生和于化民合写的《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从中西交通的兴起、发展，到中西交通的范围，内容和方法论问题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指导意义。郑鹤声教授是我国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国内外研究郑和最有成就的专家。他与郑一钧合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于198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日本学者小川井博先生在《东南历史和文化》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一期上撰文对此书加以介绍（见《文史哲》1982年第6期）。目前，这部资料汇编的中册（分上、中、下三册）已经交印厂付印。下册（亦分上、中、下三册）也已完稿，计划1985年前出齐，作为向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的献礼。另外，郑鹤声先生已编写了三百多万字的《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史料汇编》（1365－1643），并正在撰写多卷本的专史。最近，郑鹤声先生与郑一钧合写了《论郑和下西洋》（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海交史研究》第五期），就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历史分期、成就及其影响作了全面的论述，对于今后开展郑和下西洋问题的研究中所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潘群同志在《文史哲》1982年第3期上发表的《郑和使日问题初探》，提出了郑和航海活动并非创于永乐三年，在这之前的永乐元年就曾出使暹罗，在永乐二年出使日本，因此郑和不仅出使了西洋，还出使过“东洋”日本，这一新颖的见解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潘群同志现已完成了《郑和使日问题再探》，正在撰写《郑和下“东洋”》的专著，大约在年底前可交海洋出版社出版。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还极为重视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对于西方的影响问题。孙西同志翻译了美国学者卜德的《中国物品西传考》和《中国思想西传考》二书（历史论丛》第五辑，第六辑）。目前正结合大量中外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中西交通史研究室还组织了两次社会调查，到山东昌乐、日照等县调查山东华侨的历史情况，为填补北方华侨史研究的空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中西交通史研究室今后准备加强与兄弟单位的联系与合作，除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华活动以及郑和下西洋问题准备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外，还准备就明代海防问题和山东半岛古代对外交通问题作一些研究。目前本研究室在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了教学任务，已为历史系高年级同学开设了“中西交通史”专题课，准备今后再增开“中西交通史”基础课，并准备与有关单位合作，尽快编写出《中西交通史》教材。山东大学历史系近代史研究室徐绪典教授多年从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也是校重点研究项目之一，徐教授目前指导近代中外关系研究生之外，主要研究义和团运动史。（邱 克）

国际学术交流★莱顿大学对中国与欧洲学者协作研究中外关系史新课题的设想1982年初夏，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院长许理和（E·Z RC H E R）教授来北京大学进行学术考察。许教授是研究我国佛教史的著名学者，他和法国的谢和耐（J．GERNET）教授同为欧洲汉学界的权威刊物《通报》（1890年创刊）的主编。许教授曾出版一系列重要专著及文章，如：《佛学在中国的传播》（莱顿，1959）；《中国早期的反基督教运动，1616－1621年》（荷兰东方学会，1971）；《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通报》，66，1－3，1980）；《月光童子：早期中国佛教中的来生论和救世主义》（《通报》）68，1982）。许教授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莱顿大学创立于1575年，是欧洲很有名望的大学之一。该大学研究汉学有悠久历史，至1875年已正式设立汉学教授的席位。1930年成立汉学研究院。现在该院不仅是荷兰唯一的汉学院，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汉学研究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欧洲对研究现代中国的兴趣大大增长，莱顿大学也改变了专攻古汉学的传统方向而逐步设立了现代中国语言、文学、历史等专业。1969年，许教授在莱顿大学汉学院创办了一个现代中国档案中心，专门收集研究现代中国的图书、资料。该中心是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总馆共有中文藏书十余万册，学术期刊三千余种，显微胶卷五千余件，西文书二万余册，日文书五千余册及地图、幻灯片、卫星空摄图等现代化视听材料（据该馆1980年统计），其服务范围已面向全欧及世界各国来访学者，成为国际汉学家荟萃及进行学术研究和成果交流的重要中心之一。许教授为了扩大莱顿大学和我国汉学界学术联系的范围，在其停留北京大学期间，应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之邀请，为该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作了关于十七世纪前荷中贸易、外交关系史以及荷兰方面对这一研究课题所拥有的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学术演讲。许教授的演讲包括历史叙述和资料来源两个部分。这里报导的要点集中在我们所最关心的中外关系史新课题的开发及其资料获得的可能性上面。许教授认为，荷兰汉学界和中国学者可能协作的课题很多，可以联合搞，也可以确定课题后分开搞，然后交换成果。他举出荷兰国立档案馆所藏的三部分档案都值得中国学者去发掘和研究，即十七世纪荷中贸易档案，荷兰商业使团档案和以陶瓷贸易为主的广东档案。这三部分档案都是从荷属东印度公司接收过来的。许教授指出，荷属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庞大的、严密的商业团体，它具有类似主权国家的性质。它从荷兰政府取得了对殖民地经商及实行行政管理的垄断权，甚至有权独立地对外宣战和媾和。该公司利用它的雄厚资本，先进的经济组织和管理方法，以武力为后盾，使荷兰在远东取代了葡萄牙对香料的垄断地位和海上霸权。荷属东印度公司规定它的亚洲分公司——从阿刺伯海到日本的各贸易站及商业据点，包

括台湾的商业据点——必须对每天的贸易情况及活动作出详细记载：如成交额、条件、利润率、中国本土价格之涨落、行情趋势等。其次，荷属东印度公司亚洲分公司的经理，必须将年度大事记按时送交荷属东印度公司巴塔维亚（今雅加达）荷兰海外殖民总部，并将报告的副本送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国内总部存档。各分公司和贸易站、贸易点的商业日记及年度报告、经理们的临时请示报告，还有总部批文及彼此来往的公私信札，构成了17世纪，特别是1624－1661年这一时期荷属东印度公司有关中国贸易和外交关系的第一手资料的巨大宝库。这些只有在荷兰才能找到的档案和资料，不但对于研究早期荷兰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史极为宝贵，就是对明末清初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的研究也很有价值。这些档案现存于海牙的荷兰国家档案馆，全部都对中外学者开放。许教授接着说：对中国学者来说，荷兰国立档案馆所藏的第二个原始资料宝库可推17世纪荷属东印度公司派遣商业使团赴北京清廷，意图商议建立直接通商关系的档案。自1656年至乾隆朝，荷兰共派商业使团五次。每次均被中国方面不由分说地纳入“贡使”范畴。照例由礼部护送去京城，觐见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赐宴，并接受诏书。皇帝嘉奖其对天朝之忠诚臣服及恩准其下次再来“进贡”，根本不讨论缔结商业条约的问题。因此，对荷兰政府来说，这五次使团都毫无所得，完全失败的。荷兰国立档案馆保存了大量的有关五次使团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荷兰使团大使的日记手稿、大使秘书的日记手稿、信件手稿等。还有许多幅使团在中国当时当场的写生水彩画。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荷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贸易史和文化交往都是极有价值的，它们远较1666年大使秘书纽豪夫（J．NIEUHOF）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曾轰动一时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的《荷属东印度公司使团访问中国皇帝记》史料丰富，翔实。许教授提出，如果能以荷兰国立档案馆的第一手资料为根据并参考其它文献，出版一本有注释的荷兰商业使团出使清廷记，冠以绪言，附以珍贵的水彩画插图，必然能成为一部有学术价值、而且富有吸引力的著作。许教授肯定地说，荷兰国立档案馆和欧洲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家，特别是发现陶瓷档案和正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荷兰专家布鲁塞（BlusSe）教授将很乐意和中国学者进行协作。“广东档案”是荷兰国立档案馆第三个对中国学者极有价值的宝藏。这部分资料主要是关于陶瓷贸易的。17、18世纪中国陶瓷出口是在广州集中的。每年出口额超过百万件，其数量之大，质量之精都是惊人的。当时中国通过它的丝绸和陶瓷工艺赢得了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赞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欧洲市场对中国陶瓷产品的需求已经摆脱了盲目的供销关系，而采取了大批订货的先进方式。这些来自欧洲的订货单都是按照欧洲消费者所喜爱的西方图案和器皿形式订货的，货物要在指定的日期由景德镇运到，完成交接和卸装。因为当时的海运受季风限制。研究这样大规模陶瓷工艺品的生产方式，劳动力的组织，运输工具和手段以及双方对陶瓷贸易的经营、管理等问题，对我们研究中国清代早期经济史、社会史都是十分重要的。有关这方面的一切资料几乎完整无缺地保存在荷兰国立档案馆。当然，这些资料都是荷兰文的，而且是古荷兰文的。然而许教授保证，荷兰汉学家将乐意协助中国学者选择一些中国方面急需的资料，或将这些资料复制寄来。最后，许教授谈到中文资料问题。他说：莱顿大学汉学院可能藏有少数即使在中国也找不到的资料。但毫无疑问，中国文献的主体理应存在于它应该被找到的地方，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欧洲汉学家认为中国方面最大的贡献，将是继续把本国有关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第一

★手文献资料注释出版，公诸于世，并对国外汉学研究著作中可能出现的差误及疑点加以澄清。过去中国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如张维华教授在三十年代发表的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至今仍然受到重视。明清档案馆所藏资料及《起居注》中必然还有大量可以发掘的宝藏。但这需要中国学者组织起来，拿出极大的勇气，付出长期的辛勤劳动，方能收效。中国学术界应和国外学术团体和学者进行多方面的学术协作，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大家知道，明清档案有很大一部分保存在台湾，而台湾正在整理出版这些档案资料。许教授认为，这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明清档案中与中外关系史关系密切的资料，一是主管中国外交关系的礼部档案，一是主管中国对外贸易税收的户部档案。许教授说，除基本的明清档案外，中国还保存着卷帙浩繁的府、州、县地方志，在这些地方志中一定也能找到许多珍贵的资料。这方面大家也应共同发掘、研究、交换成果。许教授原拟就明末清初欧洲和中国文化思想的交流以及欧洲在这方面具有的文献资料再作一次演讲，后因罹病提前返荷兰而未果。（黄颂康 根据许教授英语讲稿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欧中协会愿为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作出贡献欧中协会秘书长芬道夫B．FINDORFF博士于1983年6月赴桂林参加国际光波导科学讨论会绕道北京进行一些社会活动和学术联系。在北京逗留期间她曾访问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联合国科教文全国委员会、北京大学法律系王铁崖教授等，并两次 临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室及中外关系史学会部分在京理事座谈了国内外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和趋势。双方都认识到，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中，中国与国外同行的协作，无论是资料的积累和交换方面、或是学者和研究成果的交流方面，都是相辅相成的，必要而有益的。芬道夫博士首先介绍了欧中协会的背景。她说：“协会是1974年建立的，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这是很有意义的。欧中协会的总部设在被称为欧洲首都的布鲁塞尔。协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欧洲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好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和其它各国的友好协会有一致的地方；但欧中协会也有它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我相信，使它和你们的关系天然接近。这就是，我们协会有很大一部分成员，无论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都是欧洲的第一流学者、专家，如你们所熟知的李约瑟教授就是我会名誉会员，他对协会的学术活动经常关心。我们和欧洲（以至美国）的汉学界关系尤为密切，有些汉学团体还是我会的集体会员。欧中协会经常举办或组织大规模或中小型的、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有关中国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讨论会和讲座。例如：1975年在瑞士蒙特罗举行了“欧洲与中国”国际讨论会；1977年在牛津暑期讲习班（为期约两周）举办了题为“中国、教育及西方”的学术讲座；1978年与荷兰的中国研究会在荷兰鹿特丹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关系”讨

论会；1979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举办了“中国、医学与西方”讲座；1980年在伦敦举办了“八十年代的欧洲与中国”讲座；在荷兰海牙举行了“欧洲中国之间的桥梁”会议；1981年在布鲁塞尔国际俱乐部举办了“鲁迅在欧洲”演讲会；1982年7月份在巴黎比较法律研究所举办了“中国法律研讨会”；8月份又在牛津大学暑期讲习班举办了“辉煌的中国艺术”讲座。从以上的活动可以看出，组织和大力支持欧洲与中国的学术、文化交流是我会整个工作的一个重点目标。举办牛津暑期讲习班现已成为我会的一个重要项目。1984年的牛津讲习班准备再深入地讨论中国古代艺术。我们热切希望，在你们的鼎力支持和协助下，1986年的牛津暑期讲习班能举办一次“中外关系史”的讨论会。这就需要同你们密切合作并由你们推荐部分主讲人。我们要共同努力把牛津暑期讲习班的讲座办成高水平的学术讨论会。会上，中外学者可以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流研究方法、学术设想和研究成果，交换或赠送资料，相互沟通学术动态。芬道夫博士还说：欧中协会本身虽不是一个纯学术团体，但它对欧洲学术界、对社会舆论、尤其是对汉学研究有巨大影响。欧中协会愿在学术方面为中国四化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正在酝酿一个向中国赠书的计划（叫做Books for China）。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和你们建立某种正式的学术联系。如把你们的研究课题所需要的图书文献和资料告诉我们。这样，欧中协会可以向欧洲有关机构和团体如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申请资金和协助。由于我们在欧洲具有非政府的国际团体地位，因此在获得国际资助方面，比各国的友好团体享有更优惠待遇。一旦建立了学术联系，欧中协会即可着手按你们的专业研究方向，有系统地收集图书资料，然后集中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已得到该院许理和院长的同意），分批运送给你们。我们过去对中外关系史室赠送过一些复制资料和出版目录。但要逐步建立一个图书中心，首先需要大量的资金，同时也需要人力来进行组织工作。欧中协会愿意承担起筹办资金和组织的任务。同时我们也希望双方能够交换有关中外关系史方面的书刊和资料，并希望你们能为我们的刊物撰写一些文章。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对芬道夫博士坦率而热诚的讲话表示赞赏。许多同志发表了有建设性的意见。 （宋 康）学术信箱《伊本·白图泰游记》汉文译本简介马 金 鹏伊本·白图泰因其足迹遍及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并用他名闻世界的《游记》向世人详细而真实地介绍了他的见闻，从而赢得了“忠实旅行家”的称号。伊本·白图泰（公元1304－1377），生于丹吉尔城，22岁时，为朝觐而离乡外出。他从1325至1354年间辗转于北非、近东、中东、印度、马尔代夫、孟加拉、爪哇而抵中国，曾至汗八里（元朝的大都，今日的北京），后返回北非，又去西班牙南部和中非一带，在这近三十年间，他受尽辛苦，终于把所闻记录在他那名为《异域奇游胜览》一书中，现通称为《伊本·白图泰游记》。

正像各国学者一样，我国有不少学者曾对《游记》进行过研究，张星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张先生根据《游记》的德文译本，将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译成汉文，收集在他的作品中。但直至今日，《游记》还没有一个直接从阿拉伯文译成汉文的译本。其主要原因，恐怕是《游记》内容涉及面广泛，而且，多是些各种宗教的情况，加上《游记》的选词构句，都不是今日的风格，况且，地名人名之多，都使译者望而生畏。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不仅记录了所见所闻，而且为研究中西交通史和蒙古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如他对从波斯湾至中国广州的航线的记载、从北非至印度路线的记载，以及有关中非航程的记载，都是比较正确的。他对伊尔汗王朝和其他蒙古史的介绍，对印度的蒙古王朝、特别是对称之为穆罕默德·沙的介绍，不但极其详尽，而且极其真实。因此他的《游记》堪与拉施德丁的《史集》媲美。由于伊本·白图泰是马利克教派的学者，因此，他对各地穆斯林情况的介绍是翔实的，对其他宗教情况的介绍也不带任何偏见。故此，他为研究民情土俗提供了宝贵资料。由于伊本·白图泰从他旅行开始不久就产生了有东游中国之志，后来他来到印度，印度国王让他随使团赴华报聘，因此他是一位和平使者，他的中国之行标志着中阿民族之间悠久深远的友谊。阿拉伯人，特别是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屡次称赞《伊本·白图泰游记》是中阿友谊的象征，并祝愿能早日见到它的汉文译本。《伊本·白图泰游记》现已有很多种外文版本，而最著名的是1858年在巴黎出版的阿、法文对照本。此后，东方学者们对《游记》进行研究，写出了很多文章。我的汉译文根据的是埃及教育部颁发的校订本。这个版本集各版本之长，并附有旅行示意图多幅，并有注释。我在翻译中参考了有关书籍，对某些地名的读音，注明了含义，对某些名人的简历，对所引证的《古兰经》文的章、节，都作了注释，使读者易于阅读。《伊本·白图泰游记》的汉文译本，分上、下两卷，并附有大小十一幅旅行示意图，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印行。译者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指正。泉州伊斯兰教碑铭的两段重要译文根据胡耀邦同志和邓力群同志今年二、三月间的有关批示，为深入地解决泉州伊斯兰教史迹的有关问题，由国务院宗教事物局、文化部文物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组成了考察组，考察组一行十人于4月8日至12日间在泉州同厦门大学、福州大学、泉州海交史博物馆及福建省、泉州市各部门的同志，共同考察了有关史迹，开会研究了泉州灵山圣墓及清真寺的历史。其间，为探讨圣墓的墓主人是否即何乔远《闽书》言及的阿拉伯“三贤、四贤”及清净寺的修建历史，与会的阿拉伯文翻译们（他们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张秉铎、福州大学的翻译林则呜、国务院宗教局研究人员帅峰、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翻译陈达生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岘）受会议的委托，对圣墓的阿拉伯文重修碑记和清净寺门楼北墙阿拉伯文石刻，重新进行了认真的翻译和校订工作。此次重译的译文同过去发表过的译文有不同之处，因此它不仅与今后泉州伊斯兰教史迹的对外宣传工作有关，而且对学术界进一步探讨这一历

迹的真伪及年代问题也是有参考作用的。特此刊布。一、灵山圣墓阿拉伯文元代重修碑记译文一批穆斯林——愿真主护佑他们——修缮了这座被祝福的坟墓，此墓为求得尊贵庄严真主的喜悦和丰厚的回报，……真主的……祝福。二人在法厄福尔时代来到这个国度，据传为有善行者，后卒，乃由朽世转入永世。人们因其福祥而信之。一旦遭遇艰难，彷徨无策，即前来瞻礼，祈求默示光明，并有奉献，均获益平安而返。此纪念碑写于722年斋月。（1983年4月12日译）二、泉州市清净寺门楼北墙阿拉伯文石刻译文此地人们的第一座清真寺，就是这座叫作“古寺”的被祝福的寺，它又名“艾苏哈卜大寺”。该寺建于伊斯兰纪元400年。300年后，艾哈默德·本·穆罕默德·古德西——即人们所熟知的设拉子人……哈只——重修、扩建了它，并建筑了这座巍峨的拱门，高大的走廓，华美的门和崭新的窗。于伊斯兰纪元710年竣工。此举为求得至高无上真主的喜悦。愿真主宽恕他，和……穆罕默德……及他的家属。（1983年4月12日译）（宋 岘）苏联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蔡鸿生郑和下西洋为明初中外交通的盛事，是国际汉学界传统的研究课题之一。苏联自五十年代以来，也发表过不少论述郑和及其远航的专著和文章。按其内容，包括下列几方面：第一，研究郑和时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史；第二，分析明初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第三，考证罗懋登以“郑和下西洋”为题材创作的小说；第四，评介我国学术界有关郑和的论著。现按发表年代先后为序，将目录列出，以备参考。1．斯维特：郑和的伟大航行，《知识就是力量》，1954年，第3期。2．斯维特：《东方旅行家航海家考略》，1955年，莫斯科版。3．斯维特：十五世纪前期中国航海家的远航，《科技史问题》，1957年，第3期。4．图托夫：朱彧《郑和》一书简介，《现代中国社会科学文摘》，1957年，第22期。5．波克沙宁：十五世纪初郑和海上考察期间对非洲国家的聘问，《世界文化史通报》，1959年，第6期。6．斯维特：《航程万里》，1960年，莫斯科版。7．波克沙宁：十四至十六世纪中国地名学中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诸国，《亚洲人民研究所学术简报》，第85辑，1964年。8．波克沙宁：《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中国与南海诸国》，1968年，莫斯科版。9．波列夫斯卡娅：早期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资料来源，《亚非人民》，197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