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唐代扬州市舶司及其相应机构的探讨………………………………………………朱 江（1）河南挑筋教源流考——研究开封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一篇新资料……………………………………………………………戴可来（5）古老的北堂图书馆……………………………………………………………………张小青（9）中外关系史研究概况1983年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综述……………………………………………………李玉昆（11）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第二次代表会概述………………………………………………………………李玉昆（17）近年来国内华侨史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林金枝（21）中外关系史学会刊讯《中外关系史论丛》稿约（附第一辑目录）………………………………………………（27）《中外关系史译丛》稿约（附第一辑目录）………………………………………………（28）学 术 信 箱有关研究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的几部重要工具书……………………………………林金水（29）厦门大学历史系筹备整理《闽书》…………………………………………………候真平（30）东南亚各国史暨缅甸史编写问题讨论………………………………………………王介南（31）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成立……………………………………………………………………（31）

唐代扬州市舶司及其相应机构的探讨朱 江我国古代设置的市舶司，它的职能，和现代设置的海关相近，是掌管检查出入海港外商船舶，征收关税，收购政府专买品，管理来华贸易的专门机构。主管这一职能机构的官员，称做市舶使。我国最早设置市舶司和市舶使的时间，是在我国的唐朝。以后就一直在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相沿设置未改。由于扬州是我国唐代东南地区的著名海港，数以千计的大食、波斯商贾，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扬州贸易，并在唐代诏令中，有与扬州设置市舶职能有关的条文，因此，不少的史学家认为，唐代的扬州已经设置了市舶司。又因诏令上的条文含糊其辞，又有人认为，唐代的扬州没有设置过市舶司。近年，我由于从事扬州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不时接触到这个问题，确实感到唐代扬州有市舶司的职能及其相应机构存在，特借此机会，把它发表出来，以供大家讨论。一、市舶使与市舶司扬州设置市舶使司职别的历史，首见于唐代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年）颁布的《上谕》。《上喻》写道：“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再见于宋代宝庆年间的《四明志·叙赋下·市舶》条记载：“汉代扬州、交州之域，东南际海，海外杂国，时候风潮，贾舶交至，唐代有市舶使总其征。”因而我国现代史学专家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通史简编》里也说：“（唐代）扬州是南北交通枢纽，江淮地区的盐茶、漕米和轻货，先汇集在这里，然后转运到关中和北方各地。扬州有大量波斯人居住，多是以买卖珠宝为业，朝庭在广、扬二州特置市舶使，足见扬州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于唐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的，是大名鼎鼎的牛僧孺。既然有诏书要他常加存问南海蕃客，并要征收或征购舶脚、收市和进奉等货税，作为淮南重镇的节度使，绝不可能一一加以“存问”，必然要有为节度存问蕃客的职事官员和机构。由于那个时期的市舶职事官和职能机构，处在初创阶段，还不如后世那样明白与准确，势必要出现一个过渡时期与过渡形式。但是，尽管这是一个初创和过渡时期，而在市舶职能方面，还

★是属于同一性质的。不仅不含糊其辞，而是比较具体，有许多实例可循。例如，在唐代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来中国的日本清益僧园仁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本书的第一卷里，就记有“勾当日本国使王友真”一事。“勾当”一词，在这里有两种涵义：一是”办理”；二是“主管”的意思。而且“勾当”一词，在唐宋两代，常被用做职衔的名称。例如，在《新唐书·第五琦传》中，就有“拜（第五琦为）监察御史，勾当江淮租庸使”的记载。因此，此一“勾当日本国使”，当是淮南节度使属下，主管日本事务的官职，“勾当日本国使王友真”亦当是淮南节度使属下，主管日本事务的职官。关于这两点，在《行记》里，有具体的记述。如在“官称”方面有：一、《行记》卷一、页十：“勾当日本国使王友真来官店慰问”；二、《行记》卷一、同上页：“勾当日本国使王友真共相公使一人，到官店勘录金成随身物”；三、《行记》卷一、页十一：“开元寺牒将来，送勾当王大使”；四、《行记》卷一、页三十一：“勾当军将王友真，相随向楚州去，不许；”从这四条记述来看“勾当日本国使”，乃是“（淮南）节度使李相公”属下，主管日本国事务的职官，王友真其人，又是“节度使李相公”属下的“军将”，节度使领有市舶使，以“军将”为“勾当”一国事务的“大使”，这在某种意义来说，是和唐代的广州，“以右威卫中郎将周译为之”市舶使，属于同一个性质。所以园仁在他写的《行记》中，直接称呼王友真为“勾当王大使”，或简称为“勾当王友真”，同属一个意思。这种涉外职事官的身份，“从” “ ”扬州有牒楚州，并勾当王友真及日本国朝贡使 中得知，勾当日本国使 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至于上述第二条提到的“相公使”是作为“节度使李相公”的特使，“共”王大使一道来勘查（亡者）金成随身物（件），以示郑重的意思。这样的做法，完全符合文宗大和八年（834）《上谕》里的：“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的规定。此外，《行记》中所说的“勾当日本国使”自有一个办理外国事务的相应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园仁称它为“所由”，这一称谓始见于《行记》卷一页二十；“（开成三年）十二月二日，本国留后官为令惟正等受戒，更帖相公。虽先帖送所由，而勾当王友真路间失却，仍令更贴。”从这段“帖送所由”来看，“所由”为“王大使”所在的衙门。这个衙门，不仅管对外的国事与宗教事务，而且还管对外的商业事务。这在《行记》里，有多处谈到这个“所由”，干涉日本使团一行买卖行为的记事，例如：一、《行记》卷 、页二十八： 长官谦从白鸟、清岑、长岑、留学者四人，为买番药下船，等下船到市，为所由勘追；”二、《行记》卷一、同上页：“大使栗田家继先日为买物，下船往市，所由捉缚州里留着；”三、《行记》卷一、同上页：“廿二日辰时，发射手身人部贞净于市买物，先日被捉缚州里，今日被放来，又不失物；”四、《行记》卷一、同上页：“史越智贞原先日往市买物，所由报州，请处分。”从这四条记述来分析，“所由”确是管理市舶的机构，但不是这个机构正式名称，一如把“节度使”称做“相公”，“扬州大都督府”称做“扬府”一样，是一种别称或简称。这种把关税职能机构，称做“所由”的作法，不仅出现在唐代，而且一直延长到清代。如扬州设

在南门东侧的“钞关”，就是征收过往关税的地方，人们通常把它叫做“扬由关”。可见“扬由”，即是“所由”的同类语。唐代“所由”的职能，不仅管买，而且管卖。在《行记》卷一中记有：园仁于开成三年（838）十月“十四日”（以）砂金大二两于市头，令交易。市头秤定，一大两为七钱。七钱准当大二分，半价九贯四百文。”这段经过，虽未提到“所由”，但不难从中看到“所由”的作用。我们有理由认为，唐代的扬州，根据朝廷的诏令，已经设置主管外国事务和商事活动的市舶司。在这一衙门里，不仅有“勾当日本国使”，而且还应和楚州、登州相似，设有“勾当新罗使”、“勾当新罗押衙、“勾当新罗通事”与“新罗译语”等职事官。更为突出是，既有数以千计的大食、波斯等南海蕃客，频繁地来往于扬州，当有“勾当”这些方面事务的职事官员，以办理众多的“舶脚”、“收市”与“进奉”等项事宜，由于典籍的缺伕，而不见于史乘了。也可能出于同一个因由，不仅唐代设在扬州的市舶使及其机构，以及市舶司的遗迹，缺乏详细而又明确的记述，即便是设在广州的市舶使及其机构，文献旁及的资料，也很聊聊，传到今天，也只能知其大概，而不能得知其详了。二、所由的佐证除去上述的各点，与“所由”相应的证据，即是唐王朝发给外国人的旅行签证——“过所”。这在日本国滋贺县的圆城寺里，保存有唐代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越州都督府与尚书省发给日本人唐僧人圆珍的“过所”两件原文如下：“越州都督府日本国内供奉、敕赐紫衣僧圆珍，年肆拾叁；行者丁满，年伍拾；驴两头，并随身经书衣钵等。上都已来路次检案内类人贰、驴两头、并经书衣钵等，得状。称（日本）仁寿三年（853）七月十六日离本国，大中七年（853）九月十日到唐国福州，至八年（854）九月二十日到越州开元寺住听习。今欲略往两京及五台山巡礼求法，却来此听读，恐所在州、县、镇、铺、开津堰寺，不练行由，伏乞给往还过所。勘得开元寺三钢僧长泰等状，同事须给过所者，准给者，此已给讫，幸依勘过。 给大中玖年叁月拾玖日府叶新功曹事 史潼关五月十五日勘入 丞 ”另一件过所为：“尚书省司门福寿寺僧圆珍，年肆拾叁；行者丁满，年伍拾，并随身衣道具功德等。韶、广、两浙已来关防主者：上件人贰，今 月 日得万年县申称：今欲归本贯觐省，并往诸道州府巡礼各山祖塔。恐所在关津守捉，不练行由，请给过所者，准状勘责，状同此。正准给符到奉行。主事袁参都官员外郎判只 令史戴敬惊书令史

大中九年拾壹月拾伍日下蒲关十二月四日勘出 丞郢”从以上事例得知，在唐代的外事活动中，一个叫做“所由”，一个叫做“过所”。它正如今天签发“护照”的是政府机关，检验“护照”的是海关一般，这两件事，恰好是一整套管理外国人员入境旅行的制度。“过所”与“所由”的称谓，恰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相互映证的关系。足见“所由”的职能，即是唐代的市舶司，只不过是它的别称罢了。三、与市舶相应的机构唐代的扬州，除设有勾当外事的市舶司而外，还曾在州城所在的江阳县，和属下的海陵县，设置过接待外国宾客的“招贤馆”，以及招待“往还官客”的“宜陵馆”、“广陵馆、“平桥馆”与“水馆”。仍据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记》卷一中记载：一、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九月二十九日“（淮南节度使李）相公为入京（日本遣唐）使，于水馆设饯；”二、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十月三日晚头，请益、留学两僧往平桥馆，为（遣唐）大使、判官等入京作别”；三、直到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十月，日本以佛教“三论留学（中国的）常皎，犹往广陵馆”，至于招贤馆之设，除去扬州设有二馆以外，唐王朝在其它交通口岸，也设有招贤馆。例如，日本请益僧园仁一行，曾于开成四年（公元839年）七月，住过登州招贤馆。其余如设在扬州江阳与海陵两县的招贤馆，到了宋代重新设置乡村行政区划的时侯，海陵和江都（江阳已并入）两县，曾于其地设立“招贤乡”。这一以招贤为名的乡村设置，直到明清两代，尚沿习未改。这些，不能不是唐代扬州设立外事机构的遗音和余韵了。总观唐代以来扬州的这些与市舶司及其相应机构有关的载记和遗迹，从唐代诏令与扬州数以千计的外国人来看，不能不承认唐代的扬州，确曾设置过市舶使与市舶司，并还有与此相应的招贤等宾馆的建立。由此可见，范文澜先生认定唐代设立过市舶司的论证，是有实际事例可以为据的。未可因其缺乏明细的载述，而加以否定。历史上有许多事情，都未能，也不能一一备载于书。如果什么事情书上都有详尽的记载，似也可不以必再对历史加以探讨了。正由于史乘不能详尽，所以才有了深入探讨的必要。而这种探讨，必然不能完全以文献条文为依据，而要从实际事例的剖析入手，也才有可能对人类已经过去的历史，日逐有所深刻而又普遍的了解。看来这条原则，也适用于对扬州唐代市舶使司的探讨。

河 南 挑 筋 教 源 流 考——研究开封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一篇新资料戴可来编录河南省开封市是来华犹太人较集中的地方之一，那里曾有犹太教的寺庙，并存留下来有关犹太教和犹太人的三通碑。这些寺庙建址和碑石的发现，曾引起中西学者的重视。那么，河南当地对开封犹太人和犹太教有无研究和报导？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查阅了一些地方文献。在翻阅旧报纸时，发现开封出版的《自由报》上，刊载有这篇《河南挑筋教源流考》的文章。《自由报》是民国初年国民党人办的一家报纸，当时还算比较进步的。该报辟有“自由文综栏”。《河南挑筋教源流考》一文，就是从民国二年（1912年）旧历一月初二日起，于初三、初五、初六、初十、十一、十二、十三日，一共分八次连载在“自由文综栏”中。作者是开封附近通许县的时经训。从发表的时间看，该文比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所撰《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20年）整整早八年。文中报导了民国初年开封犹太人遗裔的一些状况，并用较大篇幅诠释了《万崇道经寺记》邵正德七年（1512年）碑文中有关犹太教源流和在开封建寺历史的部分。作者的观点受时代的局限自不待言，但也不乏独到见解。我们认为，该文对研究开封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固愿借《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的篇幅全文刊出，以供有兴趣的同志们参考。以下是我们所抄录的《河南挑筋教源流考》全文：河南挑筋教源流考通许时经训河南挑筋教为纯粹犹太教，创自阿拉罕，摩西氏闳通之。纪元前四年耶苏降生目击犹太之邱墟欲借宗教团结力反抗罗马恢复故国，迺自称为上帝，宠于罗马官吏，逋而枭之十字架上，后三百年东罗马帝以耶教徒之拥戴，认耶教为国教，遂风靡全欧。而犹太人仍固守耶露撒冷之神庙，抱祭器哔圣经与耶苏新创之教分道扬镳崭画为二派。犹太教虽为耶教之星宿，然耶教具世界眼光，趋越种族界为全欧之公教；犹太教为犹太人笃奉之，为一国之私教。耶教传以哲学，犹太教专崇神权，此两教之异点也。犹太教在河南变名曰挑筋教（当系挑经二字之误。七姓中有张姓者为该教之挑经夫与之同来。旅人呼为滴瘤张，河南方言滴瘤即赘疣之义，盖外之之也）。当东罗马末叶，大食国勃兴，犹太摄乎两大之间，其教尤为摩、耶两教所攻击，故播迁流离纷至四国。东窜经中央亚细亚，循天山南路，道西夏国以低汴京。今赵、

★高、艾、李、石、马、张即其苗裔，零落几不能自存。初则不与汉人通婚。回教人妻其女而不以女妻之，故其子孙不甚蕃愆，然因不与他族杂婚之故，其人肤色性质，独具特征，隆准广额，目灼如闪电，仿佛西洋白种云。（载《自由报》民国二年一月初二日）明代教徒极盛驻时庙貌徒存无人解经义者，据其遗传之迷信语谓：经页系泥金，希伯来文神笔所书，夏日曝经院中天骤雷雨，龙攫经册飞跃云际，今只遗贮经铜简一束。吾友王静波宦京师时，与挑筋教徒高中书某友善，尝过从阅其经卷，系汉文译本，袭以回纹黄绢贮之紫檀长方盒，珍为拱壁。今其子孙数典忘祖，无识经典为何物者。前年宁波犹太教徒遗书召赵氏至沪授读经册，蠢莫能解，遣之归。今（赵允中）竟以七百金卖其寺圯址于圣公会，而典重名贵如周鼎彝之古碑亦随之羽化，真不肖之尤哉！犹太教为最古之一神教，犹太人种为世界最有名誉有坚忍性之优种人，其在河南者如此其劣，其淮橘为枳，迁地弗良耶。抑中国专制政体，足以融化其天性耶？（同上，民国二年一月初三日）河南挑筋教碑为西洋文明辅入中国之嘀矢，各学者均注目焉。世称此碑价值与景教碑埒。不知大秦僧景净属景教碑文于唐太睿玄肃之奖饰景教，铺张扬属，羼以释理，传以梵语，而于景教本源之旨趣及自大秦流传中国之历史，概付阙如。挑教碑追本溯源，阐明教旨，其内容有研究之价值，确在景教上。然景教碑考，东西学者有专书，挑教碑竞埋没瓦砾颓垣中，几无人知其与中西文化有绝大关系者，余滋戚焉。因忘其譾陋加注解，博雅君子幸斧正之。当谓经以载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纲五常，小而事物细微，无物不有经，无时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匪经无以存，经匪道无以行，使其无经，则道无载，人将贸贸焉莫知所之，卒至于狂谈而窈寞行，故贤圣之垂六经以诏后世，迄于今而千万世矣（原碑文）。训案：世界进化原理当草昧初辟概系无意识之多神教，黄帝以前是也。再进化则为一神教，尧舜禹汤文武时代之尊天是也。最后进化为人道教，孔子之破除迷信，专重道德是也。挑教确系敬天之一神教，其发达适当三代，胡以中国至周末已脱离神道教而西洋至近世犹未能斩除净尽？学者多为中国开化早而进化迟；西洋开化迟而进化速，殆非谅言欤！凡宗教流传他国，必与是国固有之宗教融合方能存在，涅斯妥留斯教（即耶教别派）至波斯与拜火教融合，佛、景至中国与儒释融合是其例也。挑教徒抵汴，适当宋代理学蔚盛时代，非附饰儒家言，势必闻者 异，掩耳走矣！耶教徒说经必征引四书五经比物此志也。此碑开宗明义云云，有旨哉！（同上，民国二年一月五日）至于－赐乐业教（原碑文）训案：一赐乐业今译伊色列。犹太始祖阿伯拉罕有二子，仲氏曰爱撒，固子耶可布（即上帝之笑，义谓上帝所宠爱者也），又名伊色列，有子十二人，第十一子约色不容于兄弟，亡入埃及。埃及虐待之。摩西氏生，率族人渡红海还故土，厥后立伊色列国，今犹太人其子孙也。始祖阿耽，本身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经传焉。经道四部五十三卷，其理至微，其

道至妙尊崇如天（原碑文）。训案：阿耽今译亚当，宗教家传说，亚当、夏娃为人类之祖先，洪水时代同居帕米尔高原，其子孙分布五大洲。宗教家言虽近荒唐，证之人种学家之一源说，亦无大谬。训案：挑教以盘古阿耽为一人，近世学者谓盘古女娲等氏皆西方人种名（史称盘古氏八百年，当系就历世继续算之）非中国果有此人，亦非中国古皇帝也。黄帝来自西方始传说盘古事迹。今里海西岸有盘古商埠极为繁盛，即盘古人种发源地。里海南岸之盘古利亚古国，即其蕃殖地也。据此则中西人种同源，文明同源，益征信矣！训案：汉后以喜马拉雅山以南，天山、昆仑山以西，地中海黑海以东，统称曰西域。（同上，民国二年一月初六日）立是教者，惟阿无罗汉，为之教祖（原碑文）训案：阿无罗汉景教碑译作阿罗呵，今译阿伯拉罕，也称为西洋孔子，即希伯来之祖，立教在四千年前，梵语呼有道者曰罗汉（佛教所称百二罗汉系印度语）释氏祖婆罗们教，婆罗们教原于西方诸国，印度罗汉之称或沿自希伯来。于是乜摄传经为之祖师（原碑文）训案：乜摄今译摩西，伊色列族亡入埃及，为新埃及朝所仇视。英士摩西生，父母弃之尼罗河畔，埃及公主出游携之归，长有英姿，见族人之苦于徭役，率之出奔，渡红海，栖希奈半岛部勒族属跪托神命，立十诫为族人说法（纪元前一千六百二十三年，事详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用是奠犹太国之基础，导神教政治之源泉，其十诫为罗马十二铜表所模范，即今世界法学之鼻祖，犹汉高入关约法三章也。摩西欲假宗教团结力创一大国，终身不能达其目的，迺与族人仿偟于希奈半岛约尔擅河东之沙漠间垂四十年，竞赍以殁亦云伟矣。（同上，民国二年一月十日）训案：乜摄景教碑译作弥施呵、景净述景教云：智虚营营，思情役役，茫然无役，煎迫转烧，积昧亡途久迷休复，于是我三一分身弥施呵戢隐真威，同人出代云云，即指摩西率族人出埃及事也。犹太教持爱主义与墨子兼爱学说符合，而摩西字音适与墨子近，其所生时代亦偶同，故近世有谓墨子西去传其教于西域者，未免穿凿附会云。宗教足以造人生第二天性，犹太人虽宗社沦亡流离四国，而宗教血统绝不与他国混合，其性质亦矫矫持异、沈鸷神悍，善营商业，今世界银行业几全归犹太人掌握，即绝世英杰之美总统罗斯福亦犹太种人。国亡而种不亡，教不亡、特性不亡，未必非摩西百折不磨之遗传性与夫十诫教律有以陶冶而镕铸之也。他族人居中土不数世而语言习惯辄与汉人同化，惟犹太人居河南竞能自成风气，世系不绝绵至数十代，宗教为造铸国民性之要素，教育家顾不可不注意此教哉！（同上，民国二年一月十一日）

★★★★ ★厥后原教自汉入居中国（原碑文）训案：汉张骞通西域至大月氏，廿英使大秦望洋而返，自是西僧到中国者甚颗，犹太教输入，当在是时。佛教自汉明帝流传中国，史叙概略，原教果当何时，史竟阙文。中国数千年来为专制政体，史传亦不过一姓之家谱，于民族之变迁，文化之盛荒，遗漏万千，岂仅犹太教一事哉！西人谓我国有君史而无民史，诚我国历史之大污点也。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建寺于汴（原碑文）训案：北宋提倡道教，他教几无容身之地。犹太人到汴京，在北宋初叶，洎徽、钦北狩而道教倏衰，宋室南渡，汴京为金人势力范围始建寺焉。亦可知此教之被专制政府压制，道教之排挤，而埋没 积者，非一日矣！（同上，民国二年一月十二日）元至元十六年，始重建其寺古刹也（原碑文）训案：蒙古西征所至披靡，如摧枯拉朽，罗马教皇震 以为将军自天上飞来，迺遣名僧游亚洲以探蒙古国情，最著之西僧马哥勃罗亦于是时至大都，盖成吉思汗欲混世界各宗教，世界各种族成一大帝国，故于西教特为崇拜。犹太教乘机而起，亦当时数运之躯遣也。元太祖攻金时暨太宗攻宋时，其部兵多奉回教，由是回教徒入居汴京，后至之回教徒以地理宗教人种之关系，依附先至之犹太人，借同居处，通婚姻，同蘸斋以联感情，为势所必至。厥后回教徒蕃殖而犹太种匏落，遂互相抵捂。观碑文铲除之回性人可想象其梗概，此日人所以误于观察，谓河南犹太教变为回教也。（同上，民国二年一月十三日）若夫塑之以像态，绘之以形色者，徒事虚文，惊眩耳目，此则异端之说，彼固不足尚也（原碑文）训案：耶教末流颇拜偶像，失其本真，东罗因毁像一事大兴兵戎，犹太教只敬天呼曰耶和华，今译曰上帝。自开辟以来，祖师阿耽，传之女娲，女娲传之阿无罗汉（原碑文）训案：女娲亦中央亚细亚人种名，古皇时代人类原始竞争渐生，其利害同，习惯同者趋附一处，固团结，推才智出类者为酋长，不必其血统同始为同族也。女娲或系一团体之酋长名，厥后沿袭以名其种。中国人种来自西方，女娲二字得诸传闻，苍颉造字，始由音传转译成文，后人不知女娲二字系音译，迺相文字之式形误为中国女皇，其炼石成灰由女娲氏发明，所谓补天，盖以石灰补屋之漏天处而宫室矣。证之挑教系统以女娲为再传之教祖，黄白同种之说益觉凿确。今之无识流不知五族同祖黄帝，竟将全国之同胞据俊起之名称强画界限，名曰联合，实先自分裂。匈奥本非同种，美利坚糅杂黄白黑十余族，皆百方设法融化泯其界限，未有自生枝节如吾民国者（民国当统名黄族，不当分为五派）甚矣，博学浅殖不足以语国之道也。〔阿无〕罗汉传之以思哈 ，使之阿厥勿（原碑文）训案：以思哈 今译爱撒固，阿无罗汉次子。拟阿厥勿乃以恩哈 子，今译耶哥布，一曰伊色列，有子十二人。厥后〔勿〕传之十二宗派，宗派传之乜摄（原碑文）训案：十二宗派即厥勿十二子之苗裔，流便西派利末犹太以萨加西布伦但约大利迦得亚设

约色弗便×瓦，皆以祖先之名名其族。摩西死后，约书亚率族人渡约尔檀河，以地分给十二族，就中利未子孙奉祭僧之职，不得分地，约色弗之子孙分二派，故犹十二族也。按之世界进化公例，酋长专制时代进化为族长专制时代，再进化为君主国家矣！摩西、约书亚死后，犹太国始成立，以中西文化进步迟速之率较之，不甚悬殊也。（同上，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古 老 的 北 堂 图 书 馆张 小 青在北京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座古老的图书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三百八十年以前。它不仅由于藏有许多珍贵的古本图书而著称，也因其变迁的曲折而为人注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老北堂图书馆。北堂图书馆的大部分图书是从四个教堂图书馆承袭下来的。其中建立最早的是南堂图书馆。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进入北京，他随身携带了一批图书。五年以后，他在宣武门内买了一座房屋住下来，那里便是南堂的旧址，也是南堂图书馆的所在地。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利玛窦采取了适应儒家的策略，以介绍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手段。因此，特别重视图书的收集，尤其是数学，天文学等科学书籍更是收集的重点。1605年他曾写道：“就几何学，钟表和星盘来说，我已有足够的书了。”1610年，利玛窦在南堂逝世。在他来华二十五年所收藏的书籍中到底有些什么保留了下来，这是人们都十分关心的。解放前夕，人们在老北堂图书馆中找到了几本可以确认为是利玛窦藏书的珍贵古本。其中一本是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利玛窦称他为丁先生）亲笔题赠的“Astrolabium”，就是李之藻撰《浑盖通宪图记》所据的原本（目录1291号）。另一本是亚伯拉罕·奥特利所著的“Theatrum orbisterrae”（目录2355－56号）。利玛窦曾在一封信中亟称其珍贵，并提到了它的金色封皮。这本书就是利氏《坤舆万国全图》的底本。利玛窦只是为南堂图书馆打了个基础。他在逝世以前，曾经拟定了一个改革中国历法和翻译欧洲基本科学书籍的计划，并曾致函欧洲以罗致人材和必备的书籍。他的继任人龙华民（N．Longobardi）为此于1613年派遣金尼阁神父（N．Trigaulty）赴欧。金氏在欧洲进行了长途旅行和游说。在罗马，教皇保禄五世（Paul V）赠与他一大批图书，他又在德国，比利时及他的故乡法国的杜埃征集到许多图书。并于1620年满载来华。当时中国的士大夫都传说这批书有七千册之多。这些书中的一部分收存到了南堂图书馆。1948年编目清理时发现有534种457册（有的几种合订一册）保留了下来，其中有302册仍有保禄五世的烫金印玺。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1782年，遣使会士接管了北京的教堂，其中包括南堂。位于东城八面槽的东堂是葡萄牙耶稣会士在京建立的第二所住堂，建于1655年。其开创人为利类思（L．Buglio）和安文思（G．de Magalhaens）。他们曾在那里翻译刻印了许多宗教

书籍。后来在汤若望（Adam Schall）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任职钦天监时，有不少监中官员寓居此堂编译历法书籍，因此藏书也很丰富。但是在遣使会士接管后，整座藏书室于1812年失火焚烧殆尽。当时正是嘉庆年间，禁教很严。失火后皇帝下令东堂的传教士移居南堂。三名遣使会士随身携带了很少一点图书。其中只有十三部被保存到了原来的北堂图书馆。北堂最初建于1693年，是康熙皇帝赐给法国耶稣会士张诚（J．Fr．Gerbillon）和白晋（J．Bouvet）等人的住堂。其地址最初在皇城以内的南海西岸。当时里面藏书甚富，有大量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及宗教书籍。1785年，北堂也被法国遣使会士接收。但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给遣使会以沉重的打击，其后虽然也有一些传教士来华，却没有一个能进入北京的。1827年，北堂的最后一名外国传教士回欧洲去了，皇帝用五千两银子买了北堂，并拆毁了它。北堂的图书在此之前已有一部分运到郊外的法国传教土墓地，交托给一个满族贵族天主教徒的后裔。其中有不少书因被埋入地下而腐烂，一小部分被携往关外的西湾子（今河北省崇礼县境内）。后来几经辗转，保存下来的甚少。西堂是北京四堂中唯一不属于耶稣会士的教堂，它是教廷传信部神父们的住堂，有人也叫它意大利堂，建于1723年，创建人是1701年跟随教廷使节多罗（de Tournon）来华的意大利遣使会神父德理格（Theodoric Pedrini）。不过，在康熙时期，传信部的神父们都住在南、北二堂，并没有专门的住堂。1722年雍正即位后，因德理格曾当过他的音乐教师而特别恩准他购置了位于西直门内的一份房产，后经修理，成为西堂。这个堂中常常住着一些非耶稣会的传教士，如多明我会士和奥古斯丁会士等。嘉庆皇帝即位后，发了一道上谕，除在钦天监和宫中任职的传教士外，其余的都不准离开住地去传教。西堂的传教士感到北京很难传教，便决计变卖房产到外地去。由于无人敢收买这笔教产，皇帝于1811年将其收买并拆毁了它。西堂图书则被传教士们送到了南堂。1830年6月，住在南堂的主教毕学源（Gaetan Pirès－Pereira）在逝世前立遗嘱将房产交托给俄国东正教会，图书也随之交托。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俄国人也奉本国政府之命将房产图书等还给法国遣使会主教孟振升（MgrMouly），他因南堂当时已经坍毁，便以北堂为住堂。从此，以前北京四堂的藏书便都进入了北堂。光绪年间，北堂迁到西什库，这批图书也随之移去。除了上述四堂的图书外，北堂图书馆还有三个图书来源。一、原属于教皇格来门十一世（Clement XI）的特使嘉乐（Caro Mezzabarba）的书，以及索智能（P．de Souza）和汤亚立山（A．de Gouvea）两位主教的书。二、来自济南，镇江、杭州、南京、上海、武昌等十所教堂的藏书。三、许多来历不明的私人藏书。1939－1948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荷兰人惠泽霖（H．Verhaeren）等人的主持下，对北堂的西文书进行了整理编目。整理结果，共有书5929种，其中宗教类2647种，自然科学类1855种，文史哲类1308种。此外还有一些杂类，文种主要为拉丁文（2826种）法文（709种）意大利文（409种）此外还有葡、西、德、希、英、希伯来，波兰等文种。另外，北堂尚藏有中文书2100种，其中颇不乏善本。但一直没有目录问世。

★★中 外 关 系 史 研 究 概 况1983年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综述李 玉 昆1983年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比过去更加活跃，更加深入。全国召开与海外交通史有关的学术讨论会主要有：扬州港海外交通史学术讨论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九江学术讨论会、中国造船史研究会扬州学术讨论会、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广州会议、泉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等。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来发表有关中国海外交通史的论文、资料140多篇。现将一年来讨论的问题略作介绍。一古代中国人何时到达美洲？这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了两个多世纪的历史难题。近几年来，有人提出新考证和新发现，这个问题的探讨又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时期。一九八二年发表有关探讨美洲的发现的文章十余篇。赵淑凡《“扶桑”考证在中国》（《世界历史》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一文介绍了中国学者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历史和各种观点。房仲甫认为殷人确曾航渡美洲、到达墨西哥。他先后发表了《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人民日报《1979年8月19日）《扬帆美洲三千年——殷人跨越太平洋初探》（《人民月报》1981年12月5日）和《殷人航渡美洲再探》（《世界历史》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他认为1975年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底发现的石锚是数千年前殷人航行美洲时遗留下来的。支持这一观点的有石钟健的《古代中国船只到达美洲的文物证据——石锚和有段石 》（《思想战线》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和《论悬棺葬的起源地和越人的海外迁徒》（《贵洲社会科学》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前者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证了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发现的石锚，当源于我国并属于我国石锚发展的第二阶段，距今约二、三千年，石 的分布是越人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之间的文物证据。后者从历史学、民俗学及越人的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考察，证实二、三千年前中国人已到达美洲。罗荣渠一九六二年曾发表了《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一九六二年第四期），他依据大量史料，从地理位置、物产、风俗、考古学等方面批驳所谓扶桑即墨西哥说。一九八二年又发表了《扶桑国的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历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认为持中国僧人慧深发现美洲说的人是把不同国籍、不

同地区、不同事迹的僧人捏合起来的，美洲发现的石锚尚未搞清，有人认为可能和十九世纪华工在加利福尼亚经营的渔业有关。他认为从地理方位、物产、佛教等方面综合估量，扶桑国是在从印度经西域到中国内陆的广大地区区域内的某个地方，并且认为中国封建经济制度把劳动力牢固地固着在土地上，海外贸易受到限制，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的儒家思想，统治阶级的大陆本位政策，中国不可能发现美洲。关于文化传播的问题，罗文指出认为世界文明的起源和重大发明只能出自一个中心，其他文明都是由中心传播而来这是形而上学的。文化传播只能在邻进地区之间进行，形成区域性的文明中心及其影响区，距离较远地区之间的一般是间接的、多层次的、长期缓慢的渗透。此外，还有：邓少琴的《从北美洲印第安人之“月相”慧深所说“扶桑国”之礼俗谈到古代中国人航渡美洲》（《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陈丽琼的《也谈古代中国人航渡美洲》（《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沈根荣的《古代中国越人到过美洲吗？——与石钟健同志商榷》（《思想战线》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和李成林的《扶桑之谜——美洲与中国》（一），《美洲的中国遗风——美洲与中国》（二），《王莽时期的探险家——美洲与中国》（三），《田横的壮士到哪里去了——美洲与中国》（四），《徐福东渡至何方——美洲与中国》（五）（《北京晚报》1983年8月18、20、23、25、27日）。二关于中国海外交通史的定义、范畴及分期问题，尚属空白，已故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秘书长、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林文明的《中国海外交通史分期问题的探讨》（《海外交通史研研》总第五期）填补了这一空白。林文认为中国海外交通史的分期应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我国各民族的海外交通史的形成和发展为依据，以海外交通往来的历史事实为内容，以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变化为条件，以政治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性质及规模为主要标志。把中国海外交通史分为兴起、发展、繁荣、中衰、新兴五个时期。从原始社会到战国为发生和兴起时期，这一时期海外交通航线尚未固定，通航次数不多，规模不大。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为发展时期，由于人民为逃避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而逃亡海外，中外人民为实现和平友好往来而努力以及统治者为追求长生不死药，特别是造船业的发展，促使海外交通走上发展阶段。唐至明初为繁荣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安定，造船航海技术的高度发展和陆路交通受阻，促使海外交通更趋繁荣。从明代中叶起，历经明、清、民国至解放是中国海外交通的中衰时期，这是由于明清封建王朝的腐败，禁海迁界以及殖民主义者和倭寇的侵扰所造成的。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海外交通的新兴时期。对中国海外交通史的定义、范畴及问题的探索，是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的重要课题，希望能引起研究海交史的同志们的关注，共同进行讨论。张维华、于华民的《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文史哲》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一文认为中西交通史与一般历史研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全部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西交通的内容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具有综合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特点，涉及到许多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门类。回顾了我国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历史，认为现在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心是：通过对一些关键人物研究的突破，掌握中西交通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阐明中西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往

来以及经济，文化交流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基本线索，揭示中西各民族在世界发展历史中的贡献。三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初年大力发展海外交通的产物，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盛事，是中外交通史的空前壮举。本年度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更加深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郑鹤声、郑一钧的《郑和下西洋简论》（《吉林大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又见《论郑和下西洋》，《海交史研究》总第五期）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是“宣德化而柔远人”，其任务可分前后二期。前期（1－3次下西洋，永乐三年至永乐九年）任务是在东南亚和南亚建立国际和平安宁的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为下一步向南亚以西远的地方航行建立中途侯风转航的据点。后期（4－7次下西洋，永乐十年至宣德五年）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通过开辟新航线，让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重洋而来“宾服”于中国，并论述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和影响。关于郑和下面西洋的目的，有“踪迹建文说”、“耀兵异域说”、“商业贸易说”诸种，朱晨光的《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集美航海专科学校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二期）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恢复和加强明王朝同海外国家间的政治联系”。此外还有史煦光的《试析郑和下西洋的经济目的》（外贸《教学与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田培栋的《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北京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何芳川的《十五世纪中西三大航海活动比较初探》（《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和周积明的《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远航之比较》（《江汉论坛》一九八三年第四期），运用历史比较学的方法，比较了郑和和哥伦布、达伽马三次航海活动。何文认为中西三大航海活动的共同背景是：一是在他们的发轫地中国与西班牙、葡萄牙，在航海活动之前不久，都刚刚结束了一场大规模的、带有的古代民族斗争性质的战争，二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分别在西、葡和中国建立或得到强化，三是人类航海技术与知识的长期积累与交流。不同的是，一、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给亚非拉各族人民带来了一个整整持续了三百年的殖民主义暴力的掠夺的时代，而他们的远航本身，就是这种赤裸裸的暴力劫掠的开瑞。而郑和的远航活动，基本上是与亚非诸国进行和平友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二，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对于西方的封建社会内部还在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是一个有力的促进，而郑和的航海活动，因受当时封建专制制度的制约，对此后百年左右的资本主义萌芽、未能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三、哥伦布和达伽马航辟了广阔的财源，而郑和的航海活动，在经济上却是一项相当沉重的负担，此外还有宋正海、陈传康的《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又见《百科知识》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刘如仲的《郑和与“西洋”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贵州社会科学》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一文介绍了郑和下西洋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许友年的《郑和在爪哇等地传播伊斯兰教初探》（《思想战线》一九八三年第六期）探讨了郑和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情况。郑一钧的《郑和死于一四三三年》（《光明日报》1983年3月16日）考证郑和一四三三年死于古里国。

★ ★，陈延林和朱家骏的《郑和下西洋在福建的史迹调查》（《航海参考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介绍他们调查福建有关郑和史迹的情况，张桂林的《郑和下西洋在福建停留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五期）探讨了郑和下西洋期间在福建停留的原因以及郑和下西洋对福建的影响。四一九八三年对中国造船史的研究主要有：周世德的《中国造船史上的几个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认为我国古代船舶起源于六千年前，到汉代船舶技术成熟了，而船舶技术的高度发展则是在宋元以迄明中叶以前，明中叶到清代，船舶技术发展缓慢逐渐落后。王冠倬《从文物资料看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发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五期）从文物方面按时代先后对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进行探讨。认为原始社会开始制造独木舟，而且制造浆，最迟在商代前期，已开始使用木板船，吴越时船从内河航行发展到海上航行。战国时造船可能已使用铁钉，汉朝浆已基本定型，且逐渐演变到使用橹，在西汉末东汉初出现柁，秦汉时普遍使用帆，水密舱出现于唐而推广于宋元，宋代制成了尖底海船，南宋已使用舭龙骨。明代已有如《南船记》《龙江船厂志》等有关船舶专著和记载航路和针路的书籍如《郑和航海图》、《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等。文尚光的《中国风帆出现的时代》（《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依据一些甲骨文专著和历史文献，论证了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凡”字不能释为“幌”字，而且在殷商之后的一千多年中，亦不见有关风帆的记载，从而否定了中国风帆产生于三千多年前的说法。有关风帆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115年，说明最迟在东汉前半期已确有风帆了。一九八二年五月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试掘泉州法石古船，清理了古船后部的四个舱，出土了一些船舶构件和古代遗物。法石古船可能是当地建造的一艘海船，底板为单层结构，它是继泉州后诸海船出土之后又一艘宋代海船的发现，也是海湾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它的发现和试掘为研究南宋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史、造船史、航海史以及泉州湾地理变迁的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联合试掘组所写的《泉州法石古船试掘简报和初步探讨》发表于《自然科学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我国使用矴和石 的历史悠久，广东东汉墓出土的陶船船头就装置有石 六世纪时当有铁锚，明清时期海船已普遍使用四爪铁锚。古代碇石实物在我国早已不存，过去能看到的只有一八九九年在日本佐贺县唐津市附近海中发现的一块元代碇石，一九七五年四月泉州法石乡晋江滩地出土一件碇石，经鉴定研究是古代碇石（见陈鹏、杨钦章《泉州法石乡发现宋元碇石》，《自然科学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二期）。戴开元的《广东缝合木船初探》（《海交史研究》总第五期）认为广东一带至迟在九、十世纪已能建造缝合木船，广东缝合木船制造技术可能是唐代广东定居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或印度人传入的。丁正华的《从航海史学探讨汉使航程问题》（《中国航海》一九八三年第二期）认为汉使来回均乘本国船，汉使航程时间不是纯航行时间，考证了汉使所达诸国。

五泉州港是宋元时期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又是现在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一九八三年元宵期间，由泉州历史研究会、泉州师专联合举行了泉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研究泉州港的海外交通史和外来宗教传入泉州的历史。付宗文的《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福建论坛》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又见《泉州文史》总第八期）认为北宋初年至元佑二年间，因泉州漳州地区发生农民起义，朝廷实行严厉的禁榷法和舶货仓买制度，北宋政府和高丽关系冷淡，泉州至汴京陆路交通险阻，宋庭市易大臣吕嘉问反对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到了元佑年间泉州人口增长，工商业和海外贸易飞跃发展，才在泉州设立市舶司。陈自强的《蒲寿庚宋末提举市舶三十年说”考辨》（《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力排传统认为蒲寿庚“擅蕃舶之利三十年”是任泉州市舶使三十年，他认为根据南宋任市舶使的惯例和蒲寿晟卸梅州太守返泉州的时间，蒲寿庚任泉州市舶使不过七个月，实际上是在南宋擅蕃舶利三十年。沈玉水的《宋元明的泉州港》（《历史教学》一九八三年第五期）介绍了宋元明诸代泉州港的历史。许在全的《用得其人，经济振兴——宋元之际泉州港兴盛的原因之一》（《福建日报》1983年7月15日）和瘳渊泉、黄天柱的《汪大猷治泉、市舶政绩》（《厦门日报》1983年7月30）探讨了官吏与港口兴盛的关系。李玉昆的《试论宋元时期的祈风祭海》（《海交史研究》总第五期）探索有关宋元时期泉州等地的祈风与祭海的制度。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也是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古城，古代世界各种宗教几乎都在这里留下遗迹，如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数、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等。本年发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童家洲的《印僧拘那罗陀来泉及唐武德间来泉“三、四贤”问题》（福建师大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蒋颍贤的《泉州灵山圣墓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福建师大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杨钦章、何高济的对泉州天主教方济各会史迹的两点浅考》（《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元代泉州方济各会遗物考》（《泉州文史》总第八期），庄为玑的《泉州摩尼教初探》（《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沈玉水的《黄檗木奄禅师——赴日扶助隐元法化的泉州开元寺僧》和王寒枫的《泉州开元寺兴衰初谈》（《泉州文史》总第八期）等。福建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泉州历史研究会编的《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近几年来对泉州宗教的研究已取得良好的成果，其中对伊斯兰教的研究较为深入，成果较多，对印度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犹太教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空白，在研究上，对宗教遗物研究较多，对于各种宗教的思想、教派，及影响则研究较少，希望继续深入研究。广州港是我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港口，对广州港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一年来介绍、研究古代广州港的历史的主要有：邓端本的《试论广州港市的形成》（《岭南文史》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李玉华的《广州始建考》（《广州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史秀的《我国古代第一大港广州》（《国际贸易问题》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研

究古代广州对外贸易及其经济的有余思伟的《广州市舶司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海交史研究》总第五期）、《唐以前广州与海外贸易》（《广州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和《清代前期广州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中山大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二期），梁山的《古代广州经济中心的初步形成》（《广州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认为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南粤王国，推选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汉与南粤通关市，使广州初步形成南方的经济中心。梁国光的《广州古代经济发展概述》（《广州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徐俊呜等的《略论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热带地理》一九八三年第二期）。朱耀建翻译日本中村久四郎的《唐代的广东》（《岭南文史》一九八三年第一、二期）。扬州港海外交通史学术讨论会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并总结古扬州港海外交通的发展变化及其兴衰的原因，以及它的对外交通贸易，文化往来的影响。一年来发表研究扬州港的文章主要有：朱江的《扬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壶》（《文物》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介绍1980年在扬州发现的一件有“真主最伟大”阿拉伯字的背水壶，这填补了扬州唐代伊斯兰文化遗存方面的空白，为扬州伊斯兰教史，中阿人民的文化交流以及扬州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努尔的《扬州伊斯兰教碑文新证》（《海交史研究》总第五期）对扬州遗存的伊斯兰文物史迹碑刻铭文作了考证和校订。此外还有蒋华的《阿拉伯人在扬州的遗迹》（《光明日报》1983年12月14日），万叶的《我与阿拉伯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在扬州》（《阿拉伯世界》九八三年第一期）。研究浙江和明州港的有：徐明德的《试论明代浙江的海外贸易》（《杭州商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和《明代宁波港的海外贸易及其历史作用》（《浙江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吴玉贤的《从考古发现谈宁波沿海地区原始居民的海上交通》（《史前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一文从河姆渡和其他遗址的考古发现，认为早在约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已能制作独木舟，以浆作为推进工具，除在内陆的河湖水面上活动，已可能进入海上活动的尝试。一九八二年福建省史学会厦门分会等单位联合于漳州举行了明代漳州月港学术讨论会，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于一九八三年出版了《月港研究论文集》。论文集着重选入明代月湾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和近年来发表的有关文章，并选入解放前和国外发表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论文集的出版对今后更加深入研究月港和明代海外交通、海外贸易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还有陈自强的《论明代漳州月港的历史地位》（《海交史研究》总第五期）。六海外贸易，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的科技文化交流是海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一年来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文。陈炎的《南海丝绸之路初探》（《东方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吴瑞根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之船”》（《拉丁美洲丛刊》的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周培兴、王仙民的《琐谈海上丝绸之路》（《光明日报》1983年11月2日）和方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光明日报》1983年3月31日）研究或介绍海上丝绸之路。

李锡经的《中国外销瓷研究概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五期）介绍了我国外销瓷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指出中国古外销瓷研究会的成立，把中国外销瓷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海交史研究》是刊登外销瓷研究成果的刊物，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专门有一个古外销瓷陈列馆，把研究的成果用陈列的方式表现出来。林士民的《试论明州港历代青瓷外销》（《海交史研究》总第五期）则研究了明州港历代外销瓷的情况。研究历代海外贸易的有：何崇恩的《宋代外贸小议》（《湘潭大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李斡和周祉征的《略论元代的海外贸易》（《历史教学《一九八三年第十期）认为元代的海外贸易在两宋已具有的规模上又有所发展，元在东南沿海设市舶司七处之多，由于陆路交通受阻，对外贸易主要靠海运。认为元代海外贸易具有封建主义的性质和特点，有其阴暗和消极的方面，但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它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同丰的《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对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十分有利吗？（与林仁川同志商榷》，《河南师大学报》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一文不同意林仁川认为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对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有利的看法。李金明的《明代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华侨出国高潮》（《华侨大学论丛》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探讨了明后期私人海外贸易与华侨出国的关系。研究清代海外贸易的有：汪敬虞的《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安双成的《清代的两起中日民间贸易活动》（《故官博物馆院院刊》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等。李培浩，夏应元的《宋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五期）研究宋代日中的经济文化交流。刘铭怒的《元代的几项中外科技交流》（《海交史研究》总第五期）介绍元代有关中外地理、医药、数学、工艺等的交流情况。介绍和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资料的有：周桓的《一部有关南海交通史资料书——《海录》（《河北大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许永璋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西亚非洲游记——《经行记）》（《西亚非洲》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沈福伟的《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周游非洲的历史意义》（《西亚非洲》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和志成的《元代航海家汪大渊》（《航海》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介绍了元代海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第二次代表会概述李 玉 昆今年元宵节期间（二月十四至十九日），中国科技史学会，福建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在泉州联合召开了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辽

宁、安徽、湖北、陕西、河南、广西十三个省、市的科研机关、大专院校、文博和出版部门等的专家学者及科研人员共140人。福建省委何少川、许怀中等领导同志和晋江地委、泉州市委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第一次会议。到会者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人员。大会收到论文75篇。值得指出的是这次会议关于发现美洲问题的讨论。到会人员对这一涉及地理发现史的重大问题的讨论感到兴趣。这个问题虽是二百年前法国人就已提出，并经多年来中外学者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但由于近年来有人根据新考证和新发现，发表了一些文章，又引起了重视。在这次会议上，房仲甫和罗荣渠对这一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都写了文章，并在大会上针锋相对地展开了辨析，这个争论问题本身涉及到文化传播的理论问题，罗荣渠在论文和发言中对此发表了意见，引起与会者的重视，这对于探索文化传播的历史规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无疑是有帮助的。这次会议学术内容比较丰富，涉及面也较广。现综述于下：关于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研究方面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相互影响问题。认为有好影响，也有不良影响。前者表现在：1．促进经济发展，甚至引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国四大发明传到欧洲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如此。2．促进科技发展。西方科学输入中国后，既丰富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内容，又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中国医药学、生物学等传到日本等国后，同样促进这些国家科学的发展。不良影响如在中国医药史上曾有过所谓割股、割肝的逆流。这种用人肉、人肝入药的邪风，实起源于佛教的教义，它随佛教传入我国。中外科技交流中影响大小问题。认为之所以影响大小的差别，是因为：1．各国社会条件不同，因此交流所产生的影响必然差异；2．各国固有科学技术有其独立性、地区性和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它在同外界交流时，出现不同的效果。如中国、阿拉伯的古代文明，使欧洲看到光明，也给欧洲注入了新鲜血液，对欧洲的社会变革起了促进作用。但在中国，中外科技交流则没有发生象欧洲那样的社会变革。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人物问题。会议指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是要通过人进行的，因此研究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必须同时研究在交流史上具有地位和作用的历史人物。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它们分别对玄奘、毕蘅芳、邹伯奇、丁拱辰等人物和泉州海交史上的人物进行了研究和介绍。宗教传播问题。外国宗教传入方面：关于伊斯兰教，认为有直接传入和间接传入两种可能，有由陆路传入和海路传入两种途径。认为过去以官书记载传到首都时间作为传入年代的说法是不对的，应把传入年代推前数十年。同时认为不能以经书中译的时间作为传入时间的依据。因为要把《古兰经》译成中文，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时间。对于伊斯兰教传入泉州问题，有的同志引据国内外资料，指出《闽书》中关于伊斯兰教在“武德中”传入泉州之说并非孤证，同时从太阴与太阳历每年日数之差的推算；从杭州凤凰寺碑、泉州清净寺碑和《天方圣教序》的记载，而且根据国外发表的资料，说明伊斯兰教创立之初就有外传。因此认为

《闽书》之说是可信的。但有的同志从唐初泉州州治设在今丰州，而该地迄今没有发现任何伊斯兰教遗迹的事实，提出了异议，并认为三贤、四贤死后葬在远离丰州的很偏僻的灵山，也值得怀疑。关于摩尼教，会上也有从海路传入和陆路传入之说，至于传入时间，认为不应凭官书，应根据考古资料加以补充。新近晋江草庵寺前龙泉院遗址出土有“明教会”铭文的宋代瓷碗和在晋江磁灶大树围窖发现的类似瓷碗，认为摩尼教在北宋末期已在泉州盛传。《鸡肋篇》载方腊起义时，摩尼教由福建传入温州以至两浙。此外还有不少论文和发言谈到宗教传播，如从泉州回族形成的条件和历史，反映伊斯兰教的传播；从宗教石刻资料论证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在泉州活动的历史；从东南亚国家不少寺院的住持或佛教会会长是中国人的事实，论证佛教传入中国后再由我国外传的情况。关于科技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研究范围虽然比较广泛，但显得分散和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面或线，缺乏专题研究。其次是学科之间发展不平衡。指出有些学科（如医学）研究面比较广，也较深入，而有的学科则只有几个点，甚至是空白。三是综合性的研究、断代的研究和比较性的研究，还很少。针对以上情况，与会同志强调了这次会议只是一个开头，今后的研究任务是繁重的。有志于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同志，应该携起手来，互相学习，加强协作，把研究工作推向前去。同时希望有关学术团体主办的刊物，提供园地，及时交流科技成果。关于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方面几个古代海港的兴衰变化问题。会议认为，港口兴衰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地理诸因素。因此不能仅仅根据市舶司的设立和迁移来说明一个港口的兴衰；同时指出，市舶司制度的设立，对于海商贸易活动到底是抑制作用还是促进作用？值得重新探讨。对于泉州港是否从明代开始衰落问题，会议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因官方贸易中断就认为衰落了。实际上明代泉州民间商人，尤其是安平商人的海外贸易是很繁盛的。双屿、安平、月港是明代的重要港口。因此明代泉州港还是繁荣的，只是以官方贸易为主改变为以民间贸易为主而已。另一种意见认为明代泉州港是衰落了，它的领先地位从明代中叶到清初，已先后被厦门、月港所取代，但是它的外貌虽然衰落，港风犹存，还在起作用，并出现了新的特点，如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和大批华侨出国等。大家还谈到月港在明代海外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认为研究它的兴盛原因，可以为建设厦门经济特区提供历史经验。谈到广州港时，认为从汉唐直至今天，它是一个长盛不衰而地位有所变化的大港。北宋以前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南宋以后，这个领先地位先后被泉州、上海等港替代，但这种领先地位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衰落。因此研究广州港史要注意它的连续性。会上对于唐代文献记载当时广州港曾有一年有四千艘海船入港的可能性问题，提出了疑问，认为需要进一步探讨。有的同志还建议成立广州海交史博物馆。对宁波、徐闻、合浦等港也进行了论述。会上还有人提出，历史上我国的经济重心是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到华南地区逐步南移，而港口的领先地位则是从南到北，即由广州、泉州、上海逐步转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待加以探讨。关于保护海外交通文物史迹问题。与会者认为，我国古代著名海港在促进中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增进中外人民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港口遗留下来的文物史迹，是历史的见证，是研究海外交通史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加强对古代海外交通遗存和文

献的搜集、整理和保护，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会议呼吁有关单位认真抓好这项工作。在讨论中不少同志谈到有的港口文物史迹遭到破坏的情况，对当地文博单位保护工作抓得不紧提出的批评。有不少同志列举建国后许多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资料，丰富、证实，直至纠正了文献记载的事实，阐述了海交史文物资料的重要价值和加强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此外，会议提供的论文，还分别就东海丝绸之路，明代中日间的交通贸易，清代前期中暹大米贸易，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早期贸易，福建与长崎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宋代的泉州港、明州港的对外贸易，日本著名古都平城京，有关朝鲜新安海沉船问题，福建海外交通史迹图录编写问题，唐代穆斯林来华和留居，福建诏安蒲姓源流等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关于造船、航海的研究方面对郑和的评价问题。会上提出了为什么称郑和为伟大的航海家问题。就此许多同志发表了意见。他们从七下西洋的组织、领导工作，从毕生精力从事航海事业的事实，从七下西洋的船队规模，经历范围及其影响等在我国的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等方面阐述郑和的巨大贡献，并与世界公认为航海家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比较，认为七下西洋是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被称为伟大的航海家是受之无愧的。会上还谈到了纪念郑和问题；谈到郑和七次下西洋都在长乐停泊，伺风放洋，在福建留下了不少遗迹和传说，建议认真加以收集、整理和研究。会上还呼吁学术界积极撰写论文，为明年纪念郑和航海580周年作好准备。关于广州秦汉遗址问题。会上对“古船台遗址”之说提出不少质疑。认为是古建筑遗遗址，或古代造船遗址，应进一步探讨。郑和宝船的尺度、船型问题。会上对文献记载的宝船尺度、长宽比、平底沙船和尖底福船的船型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从各自的专业、不同角度提出论点、根据或疑点，互相和切磋，彼此启发，收到开阔眼界，打开思路，促进深入的效果，但尚难取得一致的意见。泉州宋船出土的竹尺和椰壳制器问题。不少同志倾向于把这把竹尺是航海中用来观测天体高度的简易工具；是一把宋尺，不是唐代小尺。对于椰子制器，则倾向于可能是航海用于计时的器物。大家就文献记载的古代船工几种计时方法（如更香、沙漏、滴漏等）进行了研究，同时对泉州宋船中出土的椰子壳器的形态加以描述，认为它很可能是宋代以前民间习用的沉漏。并指出这一结论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则这两件文物是国内外第一次发现的古代导航珍贵遗物。在讨论中，同志们还对泉州出土宋代海船模型制作问题，对古代航海中天文定向方法及其他在航海技术等问题，或提出不同意见，或用现代技术知识加以阐述发挥。在这一方面提供的论文，其内容还包括古舟船的制造，汉代远洋航线的证认，郑和航海的若干问题，指南针、航海图与季风的应用，地文航海与天文导航技术等等。正如韩振华教授在闭幕词中指出的，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和中国海外交通史，是我国历史学中两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分支学科，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和研究中的协作，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围绕史学问题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是史学研究的方向。这次会议实践了上述两个分支学科的联合，也再次实践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协作。通过会议，使与会者从中得到启发和效

益，这对于加强今后的协作，加强史学研究，发展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增进中外人民的传统友谊，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将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内华侨史研究工作的回 顾 与 展 望林 金 枝一、近年来华侨史科研工作概况华侨史是中外关系史和东南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代海外交通、国际贸易、文化交流等都有华侨参加并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华侨史研究工作的学术活动频繁、研究华侨史的机构相继出现，研究队伍得到充实和扩大，科研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76年10月自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是1980年11月全国侨联召开华侨历史研究座谈会筹备会议以后，华侨历史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1981年5月，福建省成立了华侨历史学会筹备会，福建省东南亚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华侨问题讨论会也在五月举行；广东省华侨历史学会在六月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学术讨论会；同月，广州中山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香港大学签订了华侨史研究合作的计划；十二月，全国华侨历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并成立华侨历史学会。在研究机构方面，除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设有华侨研究室外，七月，暨南大学设立了华侨研究所、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印支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等单位都相继成立了华侨史研究室，开展对华侨历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北京也争取成立华侨历史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院也拟设立华侨研究所或华侨史研究室。近年来有关华侨历史研究的专著、论文和资料之多，是建国三十年来少有的。仅从提交几个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和资料，就达二、三百篇，其中有不少质量是相当高的，有的已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如洪丝丝等著《辛亥革命与华侨》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第二、三、四集），已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华侨问题资料》（已出八期），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华侨史论文集》（第一、二、三集），福建师大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晚清海外笔记选）等，也已出版，内部发行；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合编的《华侨史论文资料索引》，已于1982年第一季度出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有关人员编著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华侨史论丛》和《印度尼西亚华侨史》也正在排版和审稿中，华东师大华侨史研究室正在出版公开刊物《华侨史论丛》。同时，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问题》、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东南亚历史论丛》、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论文集》、厦门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

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南亚和东南亚资料》、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东南亚资料》、广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印支研究所《印度支那研究》以及泉州历史研究会的《泉州文史》等等，其中发表了不少富有价值的论文和资料。此外，许多地方侨联组织了不少归侨写回忆录，以抢救华侨史料。如晋江地区华侨史筹备会出版的《侨史》，也刊登了很有特色的地方华侨历史资料。华侨历史学会和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也都编辑出版了通讯和动态，报导学术活动情况，发表会员著作，已逐渐发展成为学报性质的刊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也征集了一批关于华侨革命活动的资料，准备出版专集。在开展华侨史研究的同时，许多大专院校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暨南大学历史系以及华东师大历史系都相继为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开设华侨史专题研究和东南亚华侨史等课程。可以说，近年来，全国的华侨历史研究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相信今后我国的华侨历史研究工作将会有较快的发展。二、近年来华侨史研究学术活动（一）福建省东南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及科学讨论会福建省东南亚学会于1979年4月7日至13日在福州举行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及科学讨论。会议期间，除学会的会务活动外，着重讨论了东南亚华侨问题和华人问题，包括华侨的历史、华侨和华人的现状，经济状况，今后发展趋势等方面的问题，并就今后如何加强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工作提出一些建议。这次会议认为，华侨和华人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引起侨务部门和科研机构及宣传出版部门的重视，跨出了可喜的一步，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华侨和华人问题打下了基础，对全国华侨历史和华侨问题的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二）泉州召开晋江地区华侨史学术讨论会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和侨务政策，促进学术研究，发扬华侨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调动广大侨胞、归侨、侨眷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性，福建晋江地区侨办、晋江地区侨联、中国海交史研究会、福建省东南亚学会等七个单位联合举办的晋江地区华侨史学术讨论会，于1980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在泉州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州以及福州、厦门、泉州等地20多个单位的教授、科研人员和侨务工作者。提交大会的学术论文、回忆录、传记和资料共六十六篇。通过会议的召开，对于晋江地区华侨史的编写，以及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必将起着积极的作用。（三）全国华侨历史研究座谈会暨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华侨历史研究座谈会暨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于1981年12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有关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6个有关研究所、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和侨务部门共83个单位的122人，会议共收到论文资料118篇，内容包括华侨、华人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政策等各方面。会议分二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华侨历史研究座谈会。与会同志听取了有关华侨历史状况的专题报告，讨论了华侨历史研究的意义、方向及研究方法等问题。第二阶段成立全国

华侨历史学会，讨论通过了学会章程，并选举产生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学会聘请廖承志为名誉会长，选举庄希泉为会长，梅益、陈翰笙、费孝通、洪丝丝等九人为付会长。会议期间，全国人代常委会付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全国政协付主席、全国侨联主席庄希泉接见了与会同志。廖承志发表讲话，指出了华侨历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现在是撰写华侨历史的时候了，要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把南洋华侨史和美洲华侨史等写编起来。华侨历史学会座谈会和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华侨历史研究工作的一次盛会。它不但为我国华侨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切磋学术、交流经验、协调合作机会，而且对推动华侨历史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四）、福建省东南亚学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及科学讨论会该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科学讨论会，于1980年6月2日至8日在厦门大学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福建大专院校东南亚问题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省内各地区的侨务工作者六十余人。这次会议有研究工作者和侨务工作者共同参加讨论，因而讨论中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大家认为，由于我国华侨问题研究落后，在新形势下，加强华侨和华人问题的研究和编写华侨史是十分必要的。这对国际反霸斗争和我国四化建设，特别是对侨乡和经济特区的建设，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五）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举行第二次学术讨论会1．广东省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1981年6月26日至30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这次会议。大会根据广东省华侨史研究的情况和提供论文的内容，着重讨论了华侨史研究的任务、方向和方法；华侨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及华侨爱国主义等三方面的问题。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为广东开展华侨历史和华侨问题的研究、为撰写广东华侨历史和华侨史料征集，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将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2．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继1981年6月之后，广东省华侨历史学会又于1982年8月间在广州召开了以华侨爱国主义为内容的第二次华侨历史学术讨论会。据称，这次会议从理论和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着重讨论了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特点和内容，特别对爱国主义发展的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结合当前的侨务工作实际探讨了如何保护和发扬华侨爱国主义传统的问题。三、介绍华侨史研究几项重大的科研成果（一）《辛亥革命与华侨》该书由洪丝丝等著，已于1982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六篇文章组成。约八万字。广大华侨在辛亥革命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英勇献身精神，曾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书的出版，可以帮助国内外的读者对华侨在辛亥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功绩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二）《陈嘉庚兴学记》该书由厦门大学王增炳、余纲同志合著，1981年3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

本记述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为祖国和侨居国兴办教育事业功绩的专著。作者系统叙述了陈嘉庚先生一生热心兴办教育事业的思想和言行，着重介绍了陈嘉庚先生在集美、厦门、新加坡等地创办学校的感人事迹。全书共分七章二十八节，另加一个附录《陈嘉庚兴办教育大事年表》，约十万字，并附珍贵照片五十一幅。全国人大常委会付委员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为该书提词，全国侨联付主席洪丝丝作序。（三）《陈嘉庚传》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陈碧笙教授和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杨国桢合著，1981年9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十五章，16万字，附录载有《浅论陈嘉庚》一文和大事年表，引用书目。该书对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生平事迹作了系统、扼要的概述。（四）《华工出国史料》该书主编陈翰笙在十年前即注意此问题，着手积累资料，现已编写成书，交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全书共分为十辑，每辑后面附有索引。1981年出版第三辑《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译》和第四辑《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综合性著作》（五）《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华侨研究室根据1978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的指示，进行编写《印尼华侨史》一书，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编写完成，交海洋出版社出版。该书为解放后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编写的我国第一部华侨史专著，主要叙述从公元一世纪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印度尼西亚华侨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历史。（六）《近代华侨投资到国内企业史研究》该书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林金枝负责撰写。主要内容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解放前华侨在广东的投资及其作用》、《近代华侨投资福建的历史及其特点》以及《华侨在上海地区企业投资的若干问题考察》等。这些论文对于研究近百年来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近代华侨史以及广东、福建、上海等省市的地方史以及利用侨资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都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七）《华侨史论丛》第一集这部书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教授主编，是南洋研究所华侨史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即将由人民出版社付印。（八）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已出版第一批研究成果，《华侨史论文集》第一、二、三集，收入暨大师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史料汇编、调查报告、回忆录等文章共数十篇，近八十万字。（九）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出版《华侨问题资料》。几年来，该所出版《华侨问题资料》八期，共一百万字，主要内容有：《契约华工调查访问记录》、《越南华侨历史及其对越南革命的贡献》、《福建东南亚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纪要》、《东盟国家华人经济问题》、《东盟国家华人的民族问题、同化问题和教育问题》、《契约华工制的历史分期》、《近代以来锡岛邦加、勿里洞的契约华工》、《近现代时期华侨侨居泰国》、《（明实录）中论述华侨对暹罗的贡献》、《华侨开发诗巫的贡献》等。这些论文和资料，对研究东南亚华侨史及当前现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对研究工作很有参考

价值。（十）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出版《华侨论文集》一、二集。1982年上半年由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编辑出版。收集在这两集中的论文共二十多篇，其主要内容有关于华侨对所在国的贡献的论述；华侨对辛亥革命贡献的论述；还有对华侨社会、现状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探讨，等等。这部文集为研究华侨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十一）、《晚清海外笔记选》福建师大历史系华侨研究室出版华侨史资料选辑《晚清海外笔记选》。该书所选主要是有关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海外华侨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其中包括华侨所在以下地区：东南亚、澳洲，夏威夷群岛，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南非洲。为了便于阅读，史料原文均经标点。原文的观点概不更动，以保持原来面目。（十二）《华侨史论文资料索引》由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与中山大学图书馆合编的《华侨史论文资料索引》已于1982年第一季度出版。该索引可供历史工作者及侨务工作者作为参考工具之用。收录范围为1895－1980年我国国外、港澳地区公开出版的中文期刊三百五十六种，其中1949年以前的占三百二十一种，还有专著二百多本。近三十年来，台湾、香港、新加坡一些学术机构及团体出版的刊物，也收录在内。（十三）《侨史》由福建晋江地区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编的1982年第一辑《侨史》已于1982年一月内部出版，这是全国以地区为单位编写地区华侨史的第一本集子。该书辟有论文、地方史料、回忆录、人物传记、海外华人、侨乡建设、侨团动态，故事传记及其他等等。四、外国学者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近年来，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这对于了解外国学者研究海外华人历史和现状，帮助至大。兹略述如下：（一）美国学者来华访问：1．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亚洲少数民族系主任王灵智教授率领的华侨历史研究团于1982年十一、二月先后在粤、闽等地访问。王灵智教授长期以来从事华侨和华人历史的研究，写过许多论著，特别对美洲华侨和华人历史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于1982年12月2日在广东省侨办礼堂作了关于《旧金山唐人衔的演变和发展》的报告。此外，王教授在厦门访问期间，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付所长韩振华教授等人进行学术座谈，双方就有关华侨和华人史的问题，特别是有关美洲和东南亚华侨和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华侨和华人的地位以及华侨和华人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交谈。2．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来闽粤访问1982年3－4月间，麦礼谦先生来穗、厦、泉、榕等地作学术访问。麦礼谦先生长期从事美国华人历史的研究，与其他学者合写的著作有《美国华人史纲》、《加洲华人简史》和《甘苦沧桑二百年》等。他致力于美国华人历史的研究，帮助华人认识自己的过去，促进中美文化交流。麦礼谦先生还受聘为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名誉理事。

（二）荷兰莱顿大学包乐史、梁兆兵来厦访问荷兰莱顿大学欧洲发展史研究中心包乐史和汉学院教授梁兆兵等人先后于1980年9月和1982年12月来厦与厦门大学历史研究和南洋研究所的同志就有关十七、十八世纪东南亚和中国东南亚地区的对外贸易和东南亚华人、华侨问题进行了座谈，并介绍了有关荷兰学者研究东南亚史和东南亚华人华侨史的报告。（三）、法国学者克洛迪那·苏尔梦和德及·龙巴尔先后来华访问克洛迪那·苏尔梦及其大夫德及·龙巴尔博士1980年10月和1981年9、10月相继来京、沪、泉、厦等地进行学术访问。他们合著《雅加达华人：其寺庙及社会生活》一书论述印尼雅加达地区华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于1977年以法文出版。据悉他们正准备编写一部新著《泗水的华人》。苏尔梦博士在京、厦期间，访问了华侨历史学会和南洋研究所，与有关人员就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工作和华裔的印尼文学等问题进行座谈。（四）英国学者史诺博士介绍非洲华侨历史情况。1982年7月15日华侨历史学会部分成员在京与史诺博士就有关研究华侨历史问题进行了座谈。双方对非洲华侨历史、南非华工的数字、及其出国原因、回国情况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五）日本学者浜下武志来华访问。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史学者浜下武志于1983年3月来华作学术考察，曾在厦门大学与南洋研究所有关人员进行座谈，对有关华侨问题、侨华投资和侨汇业的发生与发展、侨汇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六）澳大利亚华人学者王赓武教授来闽、粤访问应厦门大学之邀请，王赓武教授于1983年7月20日至8日14再度来厦门、泉州、福州和广州等地作学术交流。王赓武教授是研究中国史、东南亚史以及华侨史等问题的专家，论著颇多。他在闽粤各地访问期间，先后向福建的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海外交通博物馆以及广州暨南大学等单位的研究华侨史的专家、学者进行多次的座谈，他着重介绍了澳大利亚、美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研究东南亚史及华侨的动态。（七）加拿大李怀敏介绍加拿大华人历史概况。1982年5月，华侨历史学会邀请加拿大多伦多《北美日报》编辑李怀敏先生及其夫人座谈加拿大华人问题。李怀敏从1976年开始研究加拿大华人历史，写了《加拿大华人史》一文。另外，他正在编一本加拿大华人问题资料目录，已经基本编成，正待校订。五、华侨史研究展望自1976年打倒四人邦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以来，我国对华侨史的研究出现喜人景象。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国家“六五”计划将华侨史列为史学研究方面的重点项目。目前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以及各省市的侨务、侨联工作者，正在积极开展华侨史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就有四十多部著作问世。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组织，没有统

一的协调些机构，出现一些重复的科研课题。如华侨史稿（或简史，史话）有六本，东南亚华侨史，新加坡华侨史，华侨人物传等等都有二本。当然有的重复也不要紧，但互不通气，各搞一套，力量未免有点分散，如能做到统筹安排，分工协作或合作，在资料的利用和人力的使用显得及更合理些，如能这样做，在内容上必能更充实些，在完成时间上也会更快些。我之所以有这种看法并不是挫伤各单位的积极性，而是希望使这项华侨史的研究工作能够取得较快较好的科研成果，因此，我谨呼吁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一工作。中 外 关 系 史 学 会 刊 讯《 中 外 关 系 史 论 丛 》 稿 约（附 第 一 辑 目 录 ）一、《中外关系史论丛》由本会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两辑。二、来稿请用十六开稿纸誉写清楚，横写简体字，个别人名地名需用繁体的请注明。三、请附一篇二百字以内的内容提要。四、引用书名请注明版本、卷数和页数；外文的人名、书名要译成中文。五、附注请放在篇末，不要置于每页之下。六、插图照片、线图要清晰可用，由作者提供一并附于稿中。七、来稿采用与否，至迟三个月内答复。八、来稿请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转论丛编委会收。《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已在排印。现将第一辑目录预告于下：前言 （孙毓棠）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孙培良）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往起于何时 （莫任南）十世纪前突厥与匈牙利的关系（龚方震）从考古发现看内蒙古地区在元代东西交通中的地位 （盖山林）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 （黄时鉴）元代伊斯兰教人物——哈只哈心 （何高济）利玛窦携物考 （王庆余）利玛窦交游人物表 （林金水）金猫里、合猫里和猫里务考 （陈佳荣）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衰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 （谢方）评《真腊风土记》的三个校注本 （许肇林）

关于《两种海道针经》的著作年代 （张崇根）《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二辑的稿件征集，目前亦正在进行。第二辑准备在今年七月分发稿。该《论丛》今后每年出版两辑，每辑约十五万字。希望会员踊跃投稿，并积极推荐稿件。《中 外 关 系 史 译 丛》稿 约（ 附 第 一 辑 目 录 ）1，《中外关系史译丛》由本会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本丛书每年出版一至二辑，每辑约20万字，以译载国外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论著为主，介绍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及友好往来等。3．欢迎会员及广大读者踊跃来稿，每篇字数以2万字以下为宜，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4．来稿请附原文（影印件亦可），文中所有人名、地名专用名词、参考书目等均需译成汉文。注释翻译成汉文，附在相关各页的下面。如一页有几个或较多的注释，请按①，②，③……顺序编号，原注与译者注混合编号。原注中引用的著述及档案文件等，第一次出现时，需在汉文后附原文。译者注请在该注后面写“——译者”字样。5．来稿请用横写的500字大稿纸抄写，中外文均要字迹清楚。6．来稿经发表后，酌致稿酬。不发表的稿件，如需要，经函索，可退回。因限于人力，恕不附退稿意见。7．来稿请寄：上海延安中路967号上海译文出版社转《中外关系史译丛》编辑委员会收。《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即将问世，共收集国外学者论著12篇，其篇名如下：1．大食帝国的东部疆域 7．马尼拉帆船2．月氏五翖俟 8．中国瓷器流入世界各地3．公元802年骠国使团访华 9．中国物品流入西方考4．信第达巴茂克碑文 10．实地考察南诏的历史5．清缅关系 11．泰国华人的由来6．华人在马尼拉 12．评《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该辑可望于1984年6月底前问世。本会会员及其他读者如有需要，可向上海译文出版社邮购部（上海延安中路967号）购买。《中外关系史译丛》编辑部

★学 术 信 箱有关研究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的几部重要工具书林 金 水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下简称《年表》）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年表》所收公使和领事，自咸丰十年（1860年）迄宣统三年（1911年）（有的从1843年起，如英，美国领事），有清朝派驻各国的公使和领事以及各国派驻清朝的公使和领事，分列四部分——《清朝驻外使臣年表》、《各国驻华公使年表》、《清朝驻外领事年表》和《各国驻华领事年表》。中外使领均注明到任离任时间，清朝驻外使臣还特别注明原任职务及皇帝谕令和实际到任时间。驻华使领译名均采用原档、照会或名片中外人自己采用的汉名，并注明西文原名。《年表》主要依据清代档案和西文有关资料编写而成。清代档案有总署、外务部、军机处、宫中等全宗的档案。其中有皇帝的上谕、敕谕、廷寄、电旨、总署、外务部及各驻外使臣的奏折，电报、清廷与各国交聘互送的中西文国书；各国外交大臣、驻华公使与总署、外务部大臣等来往的中西文照会、函电；清驻外使领与总署、外务部的来往咨文、电报、函札、报表，等等。此外，还参考了《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中日交涉史料》、《约章成案汇览》、清末各年《缙绅录》、《驻京各国公使馆衔名单》和各驻外使臣的日记、文集等各种资料。采用的西文资料有《英国外交年鉴》（The Foreign Office Listof Dipl omatic and Con sular Y ear Bo ok）、《法国外交年鉴》Annuai re Dipl omati－que et Con sula ire d e la R épubliqu e Fra ncai se）、《俄国外交年鉴》（Ann uair eDiplomatique de L＇Empire de Russie）、《日本外交年鉴》（日本外务省）、《公使馆与清外务部名录》（Lég ations trangeres et Wai－Wu－Pu ）、《外交团名单》（Listedu Corps Di plomatique）和1865年至1911年的《商行录》（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等等。《年表》补充和纠正了《清史稿》有关部分的错漏。如宣统元至三年法国驻华公使为马士理，《清史稿》误作“潘荪纳”。清朝驻葡萄牙使臣年表和葡萄牙、古巴、巴西等国驻华公使年表，《清史稿》均付阙如。《年表》把各国驻华各口的领事完整地编写出来，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在驻华使领汉名与西文原名认同方面，编者花了很大功夫，“一名之考定，有历旬日者”。如英国领事Alexander Hosie，一般著作常回译作何西、霍西、贺西，实则其

汉名为谢立山。《年表》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为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史和其它史学研研工作者，提供了一部极其有用的工具书。出版后在国外汉学界也一定会产生影响。福建师范学大学历史系陈增辉先生等继与故宫明清档案部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之后，又加紧投入《民国中外使领年表》、《来华外人汉名录》和《中国近代教案史料选编》等书的编写工作。《民国中外使领年表》是《清季使领年表》的姐妹篇，是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目前该书正在编写中，体例一如前书，争取年内脱稿。《来华外人汉名录》是供研究史学、中外关系问题及从事外交、翻译工作的同志检索外人在华所用的汉名、主要活动和有关论述中国问题的著作的一部工具书。陈增辉先生年轻时就开始着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解放后，这项科研项目开始正式列校、系科研计划，历史系许多同志都参加了这项工作。1975年我系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合同，决定出版这部工具书。现该书已初具规模，尚在补充、修改之中。所收人物约8000人，时间自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年）葡人别斯特罗（Perestrello）来华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人物包括外交使领人员、传教士、商人、军人、政府顾问、海关、邮电、盐务人员、作家、报刊主编、新闻记者、教员、汉学家、医生、工程师、旅行家、探险家、以及澳门、台湾、香港的总督。来华日本人不在此书收录范围。每个人物写明：西文原名、汉名或定译、字号、生卒年月日、身份、国籍、来华年月、职务、主要活动和有关论述中国问题的重要著作。《中国近代教案史料选编》是我系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三家联合编写的，由陈增辉先生担任主编。全书约三百万字。中文资料主要选自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教案问题的档案原件，西文资料主要选自英国兰皮书、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法国黄皮书及中国海关档案中的有关教案问题的记载。编辑体例按教案发生的时间为序，中、外文资料分列。篇末附有《中国近代教案大事记》、《中西译名对照表》、《中外文参考书目》和《索引》。目前中文资料正在整理加工。西文资料已由主编作了挑选，分别交陈泽宪、郭舜平、耿升等同志翻译。厦门大学历史系筹备整理《闵书》候 真 平《闽书》是明朝万历、崇祯年间福建晋江人何乔远编篡的一部福建省志，保存了我国古代许多史料。对于中外关系史研究者来说，它更是一部著名的重要参考书。它记载了不少中外人民友好交往史、海上交通贸易史、宗教关系史等方面的史实，其中像宋元时期海交史上的著名人物蒲寿庚的事迹，唐朝武德年间伊斯兰教“四贤”分别在广州、扬州、泉州传教，唐高宗时摩尼教始入我国，泉州老君山曾有唐朝摩尼教呼禄法师坟冢等等的记录，是今所罕见的。所以，《闽书》历来颇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特别常为中外关系史研究者所引据。但是，现在《闽书》的国内外存本所剩无几，且多缺不全，使研究者查阅不便。为了抢

救古籍和便利学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组织了《闽书》点校小组，筹备该项工作，订立了规划，着手工作本的复制。为了确保质量，将实行分卷包干，相互校验的办法。由于《闽书》部头大（达154卷之多），又内容庞杂，且从未被整理过，使任务颇为艰巨，所以初步规划在四、五年内完成点校初稿，并力争点校本的早日问世。东南亚各国史暨缅甸史编写问题讨论王 介 南1984年3月1－8日，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在南京召开东南亚各国史暨缅旬史编写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讨论了如何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东南亚各国史问题。与会代表认为，我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古籍中保存有关于这些国家的大量珍贵史料，为我们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条件。充分利用这些史料，参用欧美研究成果，就能撰写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东南亚国别史和东南亚通史。与会者着重分析了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卷本缅甸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家指出，中缅两国山水相连，发展中缅两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关缅甸的史书，目前国内只有姚楠教授于四十年代译的哈威《缅甸史》，以及近些年来从缅、英、俄文版译出的几本缅甸史。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从现有缅旬史研究工作者的专业水平看，他们在缅旬史的研究方面已具有一定造诣。有鉴于此，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编写多卷本缅甸史的条件比偏写东南亚其他国别史更为成熟。会议希望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将此情况上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争取把缅甸史编写列入“七·五””计划。与会代表还详细讨论了缅甸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历史分期问题，是否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问题，宗教问题，民族起源问题，殖民者入侵及其由此引起的社会变迁问题，阿奴律陀王，敏东王，昂山将军等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以及独立后缅甸的社会性质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与会者虽未取得完全一致意见，但彼此交流了看法，集思广益，互有启发，有利于今后研究。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成立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于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行成立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一百余人参加了大会。该会选举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为会长，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翰笙教授、国家海洋局长罗钰如、科学院学部委员任美鉴教授、贾兰坡教授、杨栖教授和人民大学李春辉教授为副会长，贾兰坡教授兼任秘书长。

（泰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是一个跨学科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的群众学术团体。它的宗旨是团结自然科学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即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区域进行历史研究，从历史角度探讨太平洋区域自然与社会的发展，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该学会还将在今年试办《太平洋》会刊。为太平洋区域的史学论文提供发表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