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别 鸣 谢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主办的《文化杂志》自1987年创刊以来，在祖国的一国四地（大陆和澳、港、台）均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该杂志印制精美，文章质量很高，由一国四地的学者们以及海外学者撰文，中外关系史论文占据了很大的篇幅。由于发行渠道和价格问题，国内只有少数图书馆才收藏有全套杂志。承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之美意，经我会会员、该杂志主编黄晓峰先生努力，已无偿赠送我会一整套《文化杂志》，重达75公斤，空运到家。这是一份极其丰厚的礼物，是对我会的巨大支持，是对全会近700名会员的极大鼓舞。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特别向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文化杂志》主编黄晓峰先生，表示衷心感谢。我们绝不辜负赠方的一片美意，管好和用好这批杂志，使之充分地为全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服务。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理事会2 0 0 2 年 7 月1 0 日

目 录本期通讯由语言文化大学赞助印制，特此致谢！我会将举办“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学术讨论会………………………………… 秘书处 1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已选举产生………………………………………………………………………………… 秘书处2我会于2001年主办和参与主办的学术讨论会简介………………………………………… 耿 　 4云南昆明三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总结报告…………………………………… 万 明15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林士民17由我会与宁波文化局等单位共同发起和主办的“宁波与‘海上丝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并发表的《宁波共识》……………………………………………… 秘书处18建议选拔广州、宁波、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始发港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施存龙19全国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最新动态七则1．澳门理工学院以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为学术龙头………………………………………… 王五一212．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动态……………………………………………… 陈文源233．四川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张泽洪264．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简介………………………………………………… 王晓秋285．纪念徐福东渡2220周年学术研讨综述…………………… 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秘书处296．“摩尼教与古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信息通报……………………………… 大会组委会307．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正在积极筹备…………………………………………… 编辑部31全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出版与会议动态…………………………………………………… 秘书处321．我会会刊第8辑已结集即将出版………………………………………………………… 编辑部322．利玛窦全集中文版即将出版……………………………………………………………… 张西平333．《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目录………………………………………………………… 黄启臣354．《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地位》写作提纲…………………………………………… 写作组375．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可喜成果…………………………………………………………… 黄阿玲386．我会会员北京大学孔远志教授的《郑和下西洋与马来国家》获北大一等奖……… 编辑部407．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主编的《汉学研究》第4—6期目录………………… 编辑部408．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编《国际汉学》第5－7辑中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著译文章目录………………………………………………………………………………编辑部43

9．读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 黄启臣4410．《漳州港》评介………………………………………………………………………… 万 明4611．今年全国召开的与中外关系史有关的学术讨论会…………………………………… 编辑部4712．我会理事会在京理事开会共同研究学会未来4年的工作…………………………… 编辑部48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新会员科研与教学成果简介（以姓氏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编辑部49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关于会员交纳会费的通知…………………………………………… 秘书处53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名单……………………………………………………………… 秘书处55

我会将举办“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学术讨论会2002年深圳学术讨论会通知 第1号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深圳大学文学院等单位，决定联袂于2002年7月间，在深圳大学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于下：会议名称：“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学术讨论会。具体内容：①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②中国海外贸易与移民的个案研究。③中国海外贸易与移民对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④中国海外贸易与移民在中外关系史中的作用与地位。⑤中国海外贸易与移民在中国当代建设中的作用与地位。会议时间：7月21日报到，22－25日举行学术讨论会和进行学术考察。25日晚－26日上午离会。收费标准：每人收注册费200元，每天住宿费60元（特区标准）。邀请对象：①凡已交纳200 2年会费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未交纳会费的会员暂不邀请。②联合主办单位邀请的专家学者。③特邀贵宾与在本学科领域中的知名港澳台及海外学者。凡欲参加本届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学者，都必须提交与主题内容有关的学术论文。除了出版新闻单位及特邀佳宾外，概不接待无论文的学者。凡欲报名参加本届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学者，请将回执填好，并提交300字左右的论文提要，于5月1日之前寄回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北京建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100732）。秘书处经汇总筛选，于6月初发出正式请柬。由于名额有限，希望凡报名并接到请柬的专家学者，尽量如期赴会，以免给大会的组织安排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和浪费。谨请合作。请自办边境地区通行证。顺致崇高敬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02年3月5日2002年深圳学术讨论会通知 第2号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深圳大学文学院等单位联袂举办的“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学术讨论会，由于各种条件所限，无法按原计划于7月底召开。经协商，决定推迟到2002年11

月28日报到，于11月29－12月2日举行。其余一切安排不变。谨请谅解，特此通知。请凡决定参加本届学术讨论会的学者于9月底之前，将回执寄回北京建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邮编：100732）。（回执见第54页）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 0 2年7月1 0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理事会已经选举产生秘 书 处在2001年10－11月间于云南昆明举行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理事会的理事。在此后举行的理事会上，又选举产生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理事会副秘书长以上负责人（常务理事）。特此公布。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理事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理事会副秘书长以上负责人名单（排名不分前后）会 长： 耿 昇副会长： 郁龙余 周伟洲 庄国土 吴志良 厉 声 张国刚纪宗安 贺圣达 张西平 邓开颂 石源华秘书长： 万 明副秘书长： 廖大珂 龚缨晏 任大援 侯且岸 王继光 方 铁胡礼忠 马一虹学术委员会主任：谢 方 黄时鉴委 员： 马大正 蔡鸿生 邱树森 陈得芝 夏应元名誉会长： 陈佳荣 曲德林 林显利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理事理事名单（排名不分前后）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马一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邦维 北京大学东语系东方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叶奕良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王小甫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常绍明 商务印书馆著作室主任，编审邱 进 国务院侨办宣教司司长，博士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教授李 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阎纯德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汉学研究所所长张国刚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阎国栋 南开大学西语系主任，教授纪大椿 新疆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光圻 大连海事学院航海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达生 福建社科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林士民 浙江宁波文物考古所研究员林金水 福建师大历史系主任，教授谢必震 福建师大历史系教授李玉昆 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研究员郁龙余 深圳大学留学生部主任，教授周新国 扬州大学副校长、教授晁中辰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尚胜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建新 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伟洲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石源华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庄国土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教授李金明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聂德宁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郑德弟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贺圣达 云南社科院副院长，教授郭家骥 云南社科院科研处长，副教授于向东 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林悟殊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鲜于浩 西南交大社科系教授纪宗安 暨南大学副校长，教授高伟浓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教授袁晓春 山东蓬莱戚纪光纪念馆馆长，研究员周常林 大象出版社社长，编审耿相新 大象出版社总编辑，编审胡礼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任大援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主任，教授王继光 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严建强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龚缨晏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钱 江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李国强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研究部主任，教授厉 声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主任，教授吴建雍 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教授王启龙 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达力札布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

尚衍斌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史研究所教授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范洪棋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主任，研究馆员田卫疆 新疆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樊明方 西北工业大学社科系主任，教授方 铁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开颂 广东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詹天庠 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长，研究员吴志良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研究员黄一农 台湾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研究员孙若怡 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晓 克 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孙振玉 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东 辽宁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东平 北师大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研究生部主任，教授汪前进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科研政策局副局长张德鑫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教授华 涛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美中心副主任杨翠蔽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张泽洪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朱政惠 华东师大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朱 静 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陈学文 浙江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教授蓝 琪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班 果 青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编审高占福 中国伊斯兰经学院教务长，教授廖大珂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朱亚非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连茂 泉州海交史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李玉昆 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教授李明伟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教授陈佳荣 香港龄记出版公司总监张 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卓越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我会于2001年主办和参与主办的学术讨论会简介耿 昇一、“炒三丝”火爆春城昆明2001下半年以来，国内有关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讨论会异常火爆。这股滚滚大潮由云南开始，波及到了湛江、宁波和广州等港口城市。使200 1年成了全国令人瞩目

的“丝绸之路”年。200 1年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20周年，也正好是学会第5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并且是学会理事会换届改选的年份。200 1年10月28日－11月2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联合云南省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由云南省社科院具体承办，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西南、西北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提供论文百余篇。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利用这一机会，经充分协商和无记名投票，产生了代表全中国一国四地（大陆和港澳台）的学者组成的第5届理事会。这次学术讨论会是全国首次将研究西南、西北和海上三条丝绸之路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进行多学科和多视角的比较研究，被学者们戏称为“炒三丝”。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基本上分4大部分。其一是有关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以及分西南、西北、海上3条丝路的专题研究。会议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条丝路研究的成果。在丝绸之路综合研究一类论文中，有不少篇论文就史学界争论的老问题，提出了新见解。针对丝绸之路的断代及内涵，山东大学吴士英认为，传统上认为丝路专指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及新疆而通向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的商路的定义，应该是不正确的。丝绸之路应为中国古代沟通中外海上和陆上以丝绸贸易为标志的通商路线。丝路不止一条，应为每条丝路确定一个具体而科学的名词。暨南大学王元林认为，地理环境对3条丝路影响很大。3条丝路本身就是由于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当然也与人文地理环境有关。海上丝路取代陆路，也正是这种环境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耿昇在《法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认为，丝绸之路本来是由德国人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 33－1905年，顺便讲一下，国内学术界译作李希霍芬是错误的，他是德国人，根据名同主人的原则，应根据德语发音翻译）提出，即在他死后才出版的5卷本巨著《中国亲程旅行记》（1877－1912年）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在近半个世纪期间一直沉寂无闻，国内外老一辈治中西交通史的学者从未采用过该词。甚至就连伯希和在那本权威学者的权威著作《交广印度两道考》中，也未曾使用该词。20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大汉学家以及中国的陈垣、向达、张星 等，也只采用“中西交通史”、“南洋交通史”或“海交史”一类的提法。二战之后，西方出现了一时的经济繁荣，与东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骤增，该词才逐渐变得时髦起来了。中国学者大量使用该词，应该是文革之后的事了，而且来势汹涌，近乎于－贴万能膏药。李希托芬对“丝绸之路”有确指，即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世界而一直到达希腊－罗马社会的这条交通大道。“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都是晚期的衍生词，它们虽有实用性，但科学性不足。更何况，许多条丝绸之路，确实像有的学者戏称的那样，是“一丝不挂”。这些名词有些也可以权宜用之，但不可无限拉大其内涵和外延。云南大学姚继德认为，“丝绸之路”中的“丝绸”一词，已不再是中外商业交流史上的商品“丝绸”之狭义，而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所以，丝绸之路是沟通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一个“交通网络”，它共包括商业、文化与民族迁徙交融这三大功能。它共由西北和西南两个陆地网络、陆海相衔的东北网络与海洋网络4大块组成。丝路始于先秦，下限为明代。其交通工具包括驼队、马帮和舟楫。丝路研究可成为东方学中的一门新显学——丝路学。将丝绸之路外延扩大的典型例证，是香港学者陈佳荣先生的论文《海陆空之外的新丝绸之路 ——网络》。还有的学者将海上丝路的下限时间定为广交会，将西北丝路的下限定为欧亚大陆桥——从连云港经中亚与欧罗巴相衔的铁路，将西南丝绸的下限定为中国与南亚之间多条当代公路。敦煌研究院的马德认为，将历史上中国

与世界各国之间从事经济、文化交流的道路，只称为“丝绸之路”是远远不能说明问题的。丝绸仅仅是经济贸易中的一种商品，代表不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交流。更何况，有些通商大道上连一片丝绸也未出现过。从学术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观念更新至为重要。“丝绸之路”曾激励过人，但也束缚了人。陶醉不能代替科学。这一切都反映了学术界目前在丝路的上至下限、内涵外延问题上的看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距基本统一的观点尚很遥远，但这不妨碍目前的学术研究。在西北丝路组，共有20余篇论文。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李明伟的论文是《北方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凝聚》。他认为我国西北民族的发展与丝路影响关系密切。古代丝路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文化系统，而不能被误解为一条商路。丝路作为西北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特定形式，做为各民族交流的文化系统，它对各民族的形成发展起过不可逆转的作用。先进的汉族文化推动西北民族共同融入中华文明，其方式是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与“文化潜移”，茶马、绢马互市与“和亲——聘赐贸易”。西北丝路造成了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和多元文明，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内地的先进社会体制和生产力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贵州师大蓝琪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欧亚大陆中部的交通状况》中认为，在汉武帝时代，严格意义上的丝路开通之前，欧洲大陆中部就有了一些固定的道路。其间一系列的“山链”将欧亚大陆分成两部分。她对这两部分之间的古代交通作了具体阐述。南开大学张国刚与吴莉苇论述了唐代粟特人与东罗马金币的关系。自191 4年在新疆和田山出土一枚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18－527年）的金币以来，现已共发现40余枚，大都是墓葬品。除6－7枚未能断代之外，其余均为6世纪中叶至8世纪的。它们形成了西北丝路上一幕幕动人的画面。其中有6枚金币被断定为出土于粟特人的墓葬中。这些唐代金币集中于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之前，也正是粟特人活跃于西北丝路上的时代。粟特人的金币是为从事交易使用的，他们将金币作硬通货使用。粟特人实际上于6世纪之后控制了丝绸之路，甚至连粟特语也成为这条路上的公用语。这些罗马银币是粟特人活跃于西北丝路上的证据。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万明的论文是《试论明代海陆丝绸之路的变迁》。她从葡萄牙耶稣会士鄂本笃来华谈起，谈到了海陆丝路于16世纪的大变迁。她认为明代海上丝路完全超越和取代了陆路交往，成了明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渠道。中西交通以海路为主渠道的历史性转变发生在明代。这是由于陆路出现了自然条件差、盗匪抢劫而使路途危险以及沿途伊斯兰教的问题。西南民院的龚荫提供的论文是《东汉西域“三绝三通”述略》。他论述了东汉时期，西北丝路，也就是中央与西域3次“绝而复通”的过程，分别发生在王莽新政之后，西域于39年间完全被匈奴控制，到公元74年，汉明帝派窦固、耿秉等收复。公元75年，匈奴乘明帝崩和章帝初立，复夺西域，公元77年，东汉与西域联系再绝。公元94年班超讨伐西域，东汉再通西域。公元102年，班超告老回洛阳，任尚继任西城都护，引起西域诸国怨恨，至公元107年，匈奴再次统治西域，直至班勇恢复为止。由此而看到了西北丝路与东汉时代的兴衰。江苏徐州师大张文德，通过明朝中亚贴本儿王朝的来华使臣的身分、来华次数及在明朝受到的待遇、使臣夹携中国人等事件，来阐述明代的丝绸之路，特别是明王朝与波斯的交往史。内蒙古社科院卢明辉与藏学中心李烨伉俪的联袂论文，介绍了17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通过恰克图口岸而论述中俄贸易。他们认为恰克图中俄贸易不仅沟通了亚欧两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对于促进中国边疆从草原社会的游猎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起了积极作用。宁夏社科院的李范文先生论述了丝绸之路上消失的西夏王国于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由于西夏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未曾修国史的小王朝，故近期整理出版的出土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补史价值。西南丝路组也提供了20余篇文章，以云南学者的论文为主。其内容涉及到了中国与南亚、

东南亚国家关系史、茶马古道、滇缅印古道、贝币之路、滇藏通道、中印陆海交通、青藏高原国际通道等丰富多彩的内容。云南大学方铁的《古代中国至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的陆路交通》一文，对于中国从汉晋到明清各个阶段与老、泰、柬三国的交通路线作了考证，叙述了中国与这3个友好邻邦之间的陆道交往。汉晋时云南保山人，大致都取入缅甸经伊洛瓦底江南下（博山南道）和从滨江顺元江南下越南北部（交州道）诸道。唐代新开从云南临沧达伊洛瓦底江中游，再南下中南半岛的“青木音山路”：由云南景东南下西双版纳而到达中南半岛的“贡象之路”：大理国则继承了南诏旧道。元代新开经云南建水、元江、普洱和小橄揽坝至景烘，再达泰国与老挝北部之道。元朝于1285年在广西西南宁经河内到达越南中部一线设译站。从此，中南半岛诸国与中国内地交通。从经云南而改走越南与中国广西北上之路。云南社科院申旭的论文是《滇藏通道论略》。历史上的滇藏通道主要有5条。①从云南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南下缅甸，再转经印度和尼泊尔到西藏，这是滇茶外销的主要通道。②由云南普洱经大理、德钦等地至西藏的“德钦道”。③由云南经四川入藏。④由云南经陕西，再经唐蕃古道入藏。⑤由云南经高黎贡山入缅，再波恩梅开江和边立开江入藏的“察隅逝”。其中②与③便是茶马古过。作者分别从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几条地道作了概述，从而提出了完整的“茶马古道”概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安才旦根据汉文、藏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史籍，论述了穿越青藏高原的4条国际通道：海上丝路、 宾道、缅甸道、蜀身毒道以及出入该地区的其他几条支干线。云南大学林文勋研究了“贝币之路”及其在云南边疆史研究中的意义。作者认为，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商品并非是丝绸，南亚和东南亚的海贝大量流入云南，不仅历史长和数量大，而且长期作货币使用，对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深刻。所以，云南通南亚和东南亚之路，称为“贝币之路”比“南方丝绸之路”更接近于历史事实，也更为科学和准确一些。由此而看到云南历史发展很早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应修正那种将云南视为一个封闭社会的传统观念。云南大学的吕昭义研究了滇缅印古道。他认为这条古道最早将印度文化传播至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这条古道输入的异域文化打破了中国文化在秦以后的“大一统”局面，牵动了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的发展走向：它使唐朝吸收了古印度、东南亚文化以及南诏文化，促使了唐文化的繁荣；这条古道传入的异域文化，推动了云南与西南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丰富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云南社科院王清华的论文是《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印文化交流》。他认为西南丝路是中国最早的对外交通路线，比西北丝路还早两个多世纪。它在公元前4世纪时便将中印两国联系起来了，后来由于中国经济中心的转移，西南丝路才逐渐衰落，从而造成了西南社会的封闭性。云南社科院的郭大烈研究了茶马古道与滇西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他认为纳西族马帮是茶马古道上的主力军，丽江古城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码头，永宁摩梭人地区因滇藏贸易才得以发展，拉萨存在着“丽江藏密”，甚至在印度也有丽江商号与商客。云南省金融研究所的孙仲文研究了隋唐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与商贸货币。作者认为中国货币于隋唐时期的南方丝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经此路出口的多为生活必需品，进口的多为工艺品和奢侈品。南方丝路的商品流通则比北方丝路要短得多，中国货币在这条路上扮演了国际硬通货的角色。他认为西南丝路应包括“蜀身毒道”、“安南通天竺道”和“滇老暹古道”。云南大学古永继研究了明代的滇桂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他通过西南丝路，而研究了明王朝与缅甸、老挝、八百媳妇国（泰国北部）和安南的关系。海上丝路组阵容宠大，论文最多，约有40多篇论义。在海上丝路研究领域中，葡萄牙与澳门的关系为近儿年来的热门课题。这次学术讨论会共

收10多篇有关的论文。葡萄牙学者罗礼洛（RuiZourido）在《葡萄牙对海上丝路的短暂控制，澳门——马尼拉，16－17世纪》的论文中认为，葡萄牙一度控制海上丝路，是由于海上丝路中的主要商品——丝绸和瓷器来自中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一切对于葡萄牙人至关紧要。澳门——马尼拉航线是将印度洋与太平洋上的两个主要港口连接起来的商业网络，澳门是众多对华贸易集团争夺的焦点，包括葡、荷、西、英诸邦乃至日本和东南亚。作者探讨了葡萄牙在海上丝路中的出现对中国产生的影响。白银在澳门——马尼拉海上丝路航线中扮演的角色，葡萄牙是否改变了海上丝路中丝绸的比例等问题。澳门学者吴志良与金国平提交的论文是《葡人入据澳门的历史渊源新探》。作者阐述了龙诞香在葡人入据澳门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征引了葡人戈列高里奥·冈萨雷斯（Gregorio Go nzalez）1573年11月的书简，此书简忠实地记录了葡人入据澳门的历史轨迹。在澳门早期历史中，龙诞香与汪柏这一物一人始终贯穿其中。“壕境澳由互市而租借，俱因缺乏上供香物”（龙诞香）。龙诞香是葡人入据澳门的护身法宝，自鸣钟为叩开中国国门的敲门砖，佛郎机铳则是制神器。朱明允许葡人入据澳门的决定因素是寻找龙诞香，其次才为政治——军事原因。暨南大学张廷茂在《151 3－1520年葡萄牙人在华贸易及其性质》中认为，葡人早期的几次来华，都是按当时的惯例从事贸易的，中国官员对其商品“抽分”，允许他们与当地人贸易。直到1521年3－4月间，情况才发生变化。吴廷举所立之番夷进贡交易法遭否决，商人在华贸易方告结束，暨南大学陈文源在探讨清中期澳门额船的论文中，阐述了澳门贸易额船由盛到哀，由自主贸易到租凭贸易的转变。1725年，雍正同意将澳门现有的大小洋船25只做为定额，不许添置。清政府实行严格的登记注册制度，制订严密的船钞征收制度，完善额船的修造申报。随着澳门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额船特权逐步淡化。1849年，亚马留总督迁走清政府驻澳海关官员，额船章程自动失效。广东省《华夏》杂志社余思伟提交的论文是有关明朝澳门对外贸易的区域与经营方式的。他以数字统计为据，论述了澳门——果阿——欧洲、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墨西哥）——拉美、澳门——东南亚海域诸岛屿几条航线。他认为从1578年葡商被批准进广州城起，至1631年止，历时53年，是澳门葡商发展海外贸易的辉煌时期。广东社科院的陆晓敏于《葡人入粤贸易与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中，认为汪柏与索萨“议和”为155 4年，葡人到达已成为舶口的澳门经商为155 5年，1554年是葡商被允许在粤行商的时间。自葡人入粤后，明代丝路的变化之一是航路扩展，出现了澳门——果阿——里斯本和澳门——马尼拉——墨西哥航线。其变化之后丛中国丧失了主导地位。广东社科院邓开颂认为，16－17世纪的澳门是海上线绸之路的联结点。澳门外贸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对外贸易体制，催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澳门在海上丝路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相当于陆上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厦门大学李金明在《1548－154 9年葡萄牙人在浙闽沿海的通商冲突》中认为，明朝官军于154 8年在浙闽沿海与葡人发生冲动后，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葡人从此将走私重点从浙闽沿海重新转移到广东沿海的浪白澳，以至于后来在澳门建立居留地；二是明政府自此便罢江浙巡抚而不设，海禁大驰，海寇猖镢，导致“嘉端倭患”。澳门《文化杂志》主编黄晓峰，介绍了该杂志白1987年4月创办以来，所刊登的有关澳门港与海上丝路文章的状况。在中外海路贸易方面，也有几篇代表作。北京社科院吴建雍在《清前期中西海路丝绸贸易》中，根据详尽的数据统计，认为中国清前期的外销丝织品，主要来自浙江、江南和广东等地。在中英通商初期，丝织品始终为大宗货物。自1819年起，西方进口的中国丝织品基本上为英美两国政府所垄断，美国成了最大买主，约占70－80％以上，最多（1825年）占95％，最少（1829年）占67％，在18 21－18 32年间，英国年均进口丝绸54853匹，最多达93000匹；美

国年均进口33913 0匹，最多达6196 14匹。西方年均进口量为39724 1匹，最多达6533 26匹。这就相当于18世纪最多年份的5－8倍。香港新亚研究所李木妙的论文《海上丝路与环球贸易》，主要论述中国16－18世纪的海外贸易的案例。他认为中国陆路丝路始于西周，海上丝路始于春秋，远远早于张赛“ 空”西域之说。本文起自1513年葡人乔治·阿尔瓦瑞斯（JorgoAlraras）自马六甲启航来华起，终于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凡280年。中国海外贸易了其间共分5个阶段：151 3－1556年为朝贡贸易衰落阶段，1557－16 43年为民间自由贸易发展阶段，1644－1683年为实施海禁期间的贸易发展阶段，1684－1756年为沿海多口限制贸易发展阶段，1757－1793年为广州－口通商的贸易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大学的韦庆远对清初的禁海和迁界问题作了研究。康熙年间的禁海与迁界，北从大体起，南到琼州止，共涉及6省，对海上丝路不会不具有负面影响。但在此期间中国仍与海外保持贸易关系，澳门与欧洲，东南亚、日本仍保持海上贸易以及科技文化交流。英国在厦门和金门设商馆，与台湾及附近岛屿保持海上贸易。郑氏政权在台湾组织自己的贸易机构和船队，这是维持其政权经费的重要财源。清朝收复台湾岛后，才于168 4年开放海禁，允许通洋贸易。广东社科院叶显恩的论文是《全球商业扩张时代的中国海商：1750－1840年》。作者认为18世纪是一个竞争趋于激烈的时代，也是由公司垄断走向自由贸易商人的时代。这既是中国海商的机遇，也是挑战。16－17世纪，葡萄牙人以澳门为据点，西班牙人盘踞在马尼拉这个据点，荷兰以巴达维亚和台湾为据点在东亚水域从事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于1635年荷兰派船来广州：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6 4年，丹麦亚洲公司成立于1731年，瑞典于1731年成立东印度公司。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一直占东亚水域商业扩张的鳌头。中国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贸易后，到1757年，广州对外贸易便比世纪初增长5倍。1780年之后，中西贸易的主要对手是英国，其商品先以茶棉贸易为主，后来又变成茶叶与鸦片贸易。英国商人以鸦片、西班牙银元和纺织品，来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和食糖。当时在东亚水域内也有大批华商。他们除占航运吨位和贸易总值的优势外，文化和语言上的联系也有利于东南亚的华人。广州十三行便是华商的商业网络。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综合论述，也有几篇代表作。复旦大学的陈潮在《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原因》中认为，其一是陆路丝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政治经济和交通技术上的困难，阻碍其自身的发展，被海路取代在所难免；其二：沿海路弥补了陆路的弱点，中国又有海路的得天独厚之优势；其三是唐宋之际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日臻发展完善。总之，海上丝路是在古代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云南社科院马勇在《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中认为，对了海上丝路的发展及影响，过去侧重于从中国的角度去探讨，很少从其他地区，特别是从个南亚的角度去认识。东南亚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海上丝路的畅通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东南亚是海上丝路贸易的主要经营者，东南亚国家的物质产品是海上丝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东南亚国家是东西方商品的重要消费市场。丝路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政治和文化生活都具有影响。中山大学司徒尚纪论述海上丝路与我国南海传统疆域的形成。中山大学黄启臣论述了中国科举制通过海上丝路而对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影响。浙江省社科院陈学文论述了明成祖开放政策与渤泥国王“体魄托葬中国”，叙述了这段中渤友好佳话。对于早期北方和南方海上丝路，论文也颇多。山东师大朱亚非在《论古代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中认为，在中国北方沿海还曾形成过另一条海上丝路，即自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到日本和朝鲜的海上通道，也就是“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由陆路自长安远销中亚与欧洲的丝绸中，便有一部分产自山东。北方海上丝路的源头在山东，它亦被称为“东海丝绸之路”，它的

形成甚至早于汉代通西域的丝路，而是开始于先秦，并且是由于民间百姓大规模向海外迁徙促成的。它从山东琅 （胶南）、芝罘（烟台）和蓬莱一带出发，沿山东海岸北行， 渡过长山列岛，驶入辽东半岛，再沿朝鲜西海岸南下，渡过对马海峡而进入日本九州。北方海上丝路除具有地理和经济优势之外，还具有山东沿海居民的开放意识等有利条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马一虹在《9世纪渤海与日本关系——东亚贸易圈中的渤海对日贸易》中，认为古代存在着一条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从9世纪30年代起，以浙东地区为中心，兴起了以输出陶瓷为主的海上贸易浪潮，唐朝与新罗商人编织起了东亚海上贸易网。到了唐后期，渤海也加入了这一带有国际色彩的贸易活动中。并将其贸易延伸到日本九州地区。渤海商人打着“大唐商人”的旗号在该地区活动。辽宁大学刘志东在《唐罗海上丝路的民间贸易》中认为，唐代对外交通有7条主要通道，其中有两条是唐罗往来的道路。一日营州入安东道，二日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唐后期与新罗中央集权的衰落，使官方贸易减少和民间贸易骤增。新罗商人从事海上贸易者甚多，形成了操纵两国贸易的大商人集团。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商人与新罗的世间贸易也十分活跃。唐罗海上丝路贸易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新罗商人入唐经商十分活跃，这始由于唐朝的经济繁荣、一系列优惠政策和贸易保护措施造成的。四川师大的王川在《唐代南海贸易与市舶宦官》中指出，市舶宦官是中国古代管理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宦官的称谓，在明代又被称为“市舶太监”。唐代的南海贸易，是盛衰起伏相间，市舶宦官们于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唐代广州市舶宦官掌握着岭南市舶贸易大权。宋代宦官仍有南遣及市物南海之传统，但宋代市舶内侍对南海贸易之影响，较唐代已大力减弱。广州市社科院的章深提交的论文是《宋初市舶司“不以为得”辨——兼论宋朝海外贸易收入的变化趋势》中，对南宋人陈傅良所说“市舶虽始置司，而不以为利”作了考辩。她认为在开宝四年至淳化二年间，宋朝海外贸易收入与外贸规模相比，收入最高年份在太平兴国二年至淳化二年（977－991年），利润最高年份在淳化二年之后。宋朝后期的外贸收入与外贸规模相比，则呈下降趋势。南宋时，官市舶货减幅更大。但这并不表明朝廷不再关心外贸收入。由于官市是官管贸易，是低效率的商业活动。所以这种趋势只能表明朝廷越来越注重外贸经营利润的实际增长。广东省社科院的赵立人在《宋元时期广州与泉州海外贸再研究》中，研究了广州与泉州这两大世界名港的盛衰消失。北宋崇宁时期（1102－1106年）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惟广最盛。但在宣和年间已有所改变。南宋后期，广州的繁荣，堪与北宋之汴京相媲美，广州仍为全国海外贸易中心。在元代，广泉二州在遭到战火严重损坏之后，又得到迅速恢复。广州和泉州这两个中国海外贸易中心并存。中央民族大学尚衍斌在《元代舶商与海外交通》中认为，有元一代，海外交通贸易的范围、规模及影响力，均超越前代。元代舶商兴起，一方面与元朝统治者对海外交往采取的积极态度分不开，采纳了允许海外各国帕商来华自由贸易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是中国自宋代以来，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都有显著进步。元代舶商分布于全国主要海外交通港口，它先后于泉州、上海、澉浦（海盐）、温州、杭州、庆元（宁波）设市舶司。到13世纪末，最终确定为庆元、泉州和广州三地，此外还有昆山州的刘家港、福州的长乐和广东潮州也很著名。元灭南宋后，立即开放海贸，市舶为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元朝对所有舶船货均“抽分”。除了自行造船出海的商人与“番商”之外，元朝政府还实行过“官本船”。当时与元朝建立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以上。元朝进口货主要有珍宝（象牙、犀角、珍珠、珊瑚）和香料（沉香、迷香、檀香）。元朝外销产品主要有丝绸、瓷器、香料和药材。一般是以物易物，但也用金银、统钞和铜钱交易。总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单位举办的这次大型专题学术讨论会，使多学科的人员跻脐

一堂，对三条丝路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它突破了过去对三条丝路单独研究的壁垒的旧例，带来一股新风，最早吹响了全年丝绸研究高潮的号角。二、“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论会与《宁波共识》2001年是宁波建市1180周年，也是国务院公布宁波为历史文化名城15周年。宁波市为此而举办首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周活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浙江大学日本研究所和宁波文化局联袂，由宁波文化局主持，于2001年12月8－10日，在宁波召开了“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全国各地60多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50余篇。专家学者们分别从宁波港的历史、宁波与日本和高丽的关系史、宁波与中国其他海港的比较、宁波港的文化底蕴诸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在宁波港历史的问题上，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的施存龙提交了《宁波对外开放于1350年之前》的论文。宁波建市于唐代庆元四年（821年），距今已1180年。他对于812年设明州治和市舶司的说法提出质疑，对752年的说法也提出商榷。他主张宁波首次对外开放应为659年（唐显庆四年），对于明代嘉靖开始400年来的历史中的谬说，给予揭发和更正，对于徐福由宁波东渡说予以澄清。明州设治不在唐元和七年（812年），而应为开元二十元年（738年）。《新唐书·地理志》载：“开元二十元年……置明州，明州属县四”。唐代末年在浙江设过市舶司。郑绍昌等人在《宁波港史》中认为，宁波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对外开放，实际上应为显庆四年（659年）。宁波在秦汉三国时期并无对外开放，“海人”来贸山交易并不是海外贸易。西汉时宁波也缺乏海外通商记录和经济背景。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许孟光在《唐明州港形成时间及其确切地址考》中认为，汉武帝时的句章港，是明州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海港。明州与海外交往的第一个国家是日本，日本遣唐使来华分南北两路，南路便包括明州港。唐太宝十一年（752年），日本第9次遣唐使中的3艘船到达明州港，这是首次在明州登陆的外国船舶。当时明州州治设在奉化江支流、鄞江的上流、四明山下的小溪（今鄞江镇）。唐代明州港应在余姚江南岸的和义路一带，而江厦街一带则为北宋以后的港区所在地。所以，宁波港的形成应断代为9世纪30－40年代。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研究小组提交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广州、泉州、明州（宁波）之研究》，这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它是由林士民、李军和徐建成几位先生执笔写成的。他们通过对这3个海港的比较研究证明，广州港是中国远洋航运的优良海港和珠江流域的进出海岸，是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和海上丝路的南方始发港。泉州港是我国中世纪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明州是东方海上丝路的始发港和文化交往的重要窗口。该论文认为海上丝路的兴起期为上古时期至初唐（公元前－公元713年）。宁波港的最早历史可以上溯到河姆渡先民时代，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了。泉州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但在广州和泉州均未发现原始社会早则有关舟船活动与稻作农业传播的资料。河姆渡文明证明中国是最早制造和使用舟船的国家。中国的海上交通的渐进时代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句章港，开拓海外贸易则始于广东番禺港。海上丝路的发展时期是盛唐至五代（713－979年）。唐开元二年（714年）之前，唐王朝首先在广州设立中国第一个市舶使（司），明州港很快也成为唐代四大名港之一。这是由于新航线的开拓、造船业的发展、市舶活跃和以宗教传播为中心的文化交流诸因素促成的。海上丝路的繁荣期是宋元时代（960－1368年）。广州、明州和泉州是中国当时的3大贸易港口，均设置市帕司。广州是朝廷设立的制造海船的基地之一，明州则属全国20多处官营造船厂之一。泉州的造船业相对明州而起步较晚。广州在1085年之前，一直是宋廷指定去南番的惟一特定港口。明州在元丰八年（1085年）被宋廷指定为通日本和高丽的出入口岸。泉州海外航线的发展是在1087年建立市舶司之后了。广

州和泉州因外商大量融入而受外来文化影响很大，广州“蕃坊”和泉州“蕃人巷”的形成，为外来宗教和文化的传扬与根植提供了条件。明州因不具佛教文化底蕴而成为海上丝路文化传播的窗口和文明输出地。海上丝路的逆发展和衰微时则在明清间（1368－1840年）。从朝贡贸易、市舶司的设置与变迁，便可看到泉州衰败是历史必然，宁波广州兴盛背后有逆差。从长期海禁到广州－口通商时期，宁波民间贸易极具生命力，而泉州贸易却“化整为零”。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广州通过海上丝路传播的文化代表着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宁波则以一种地域文化而对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对3个港口的比较，作者提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唐代4大海港是交州、广州、明州和扬州，泉州尚不是一个重要海港。港口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的政策。一个国家或港口，坚持开放才能发展兴旺，闭关自守便会压制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互相吸收优秀文明并为自己民族所用。新中国以来，我国大陆港口吞吐量（香港除外）是上海第一，宁波第二。宁波市文保所林浩提交的论文是《唐代四大海港之－Djanfou是泉州还是越府（明州）之探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唐代的4大名港是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对其中的泉州问题尚有争异。阿拉伯舆地学家伊本·库尔达别赫的《道里志》中提到中国的4大贸易港是al－Wakin、Khanfou、Djanfou、Kantoual－Wakin是交州的海港（龙编？），Khanfou是广州，Kantou是江都（扬州）。作者认为Djanfou是越府而不是泉州。明州于唐初属越州。唐开元二十六年，于越州 县置明州。越州和明州分置之后，越州中都督府的港口还是明州。唐代明州的优势大于泉州。因为明州水运便捷，腹地辽阔，造船业发达，市舶活动频繁，文化繁荣。所以明州在唐代确已成为我国的4大名港之一。对于宋元时代明州港的对外贸易，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很多。宁波考古文物研究所周庆南的报告是《从明州港看宋代香料贸易》。宋代的广、泉、明三市舶司，大体上“唯广最盛”，但明州也从南方进口香料。明州进口的香料多达几十种，其中“细色”（高级品）项目多数，有最珍贵的龙诞香、白笃耨（每两值20万），乳香以及麝香、沉香、檀香、安息香等。细色多为政府禁榷货物，一如朝廷规定，一般细色抽解十分之一（实物税），博买十分之二（政府专卖），然后允许商人互市，最终解往朝廷而存入内香药库。政府手中的香药，一部分拿到榷易务去卖。香料在社会上主要供宫廷皇室享受；也用来分赐臣僚，以笼络人心；太监亦有收藏，用以收买人心；供宗室戚里和大小官僚的享用；供崇佛的耗资，香炉代表香的使用；供道教、明教和巫术的耗用；对所信奉的天神和祭祖使用；香料既可以作药，亦可致命。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江静的论文是《宋元明州（庆元）市舶提举司考》、宁波地区最早的市舶司机构出现在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年）。999年，朝廷令杭、明州各置市舶。后经两次停罢，于1102年依旧复置。元代于1277年于庆元（宋之明州）设立第3个市舶司。宋代的办公衙署市舶司与贮藏舶货的市舶库同在一处，到元代则分为两地。作者对于宋代明州和元代庆元市舶司的位置与结构、官员配置等问题作了考证。宁波行政学院乐承耀的论文是《论行政权力对明清宁波海外贸易的影响》。作者认为宁波是我国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也是海上丝路的兴盛地和始发港。明初利用专制皇权而轮番使用“通”与“禁”的政策。明初的海外贸易与各国朝贡密切相关，市舶附于贡舶，这是当时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宁波在明代已是海外贸易的始发港，于洪武初设市舶司。但后因日本宗设、瑞佐两个贸易集团的争贡事件，宁波市舶司曾有一段关闭。这说明明王朝的外交政策中具有通商成分。但它又忧于“海疆不靖”，屡施“海禁”。宁波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促进了当地走私贸易的发展，从客观上促进了宁波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兴盛。这一方

面促进宁波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使商品资本十分活跃；另一方面则使宁波的海外贸易地位大大提高，海上贸易港口了17世纪初叶从福建的漳、泉转到了浙江的宁波。清代对外关系上同样采取“禁”与“通”的政策，其“海禁”比明更厉。清政府在宁波实施的有限开放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限制宁波商人的活动范围、加征浙海关税收、严限出口货物的品种和数量、禁止外商赴宁波贸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万明论述了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港。她认为，当时宁波存在着两种性质的海上贸易，一种是合法的朝贡贸易，另一种是非法的私人贸易。宁波既作为明代官方朝贡贸易的重要国际贸易港，又作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重要国际贸易港，双重性质的海上贸易，构成了宁波港的特性，并使之一度上升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国际贸易港之一。可以说当时宁波从单一的只对日本的朝贡贸易海港，向扩大化的国际贸易海港转变，经历了朝贡贸易向私人海外贸易的过渡。而这一切是在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以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繁荣发展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江南陆上贸易路线正是延伸到东海岸，自宁波入海。在中外史学界过去的研究中，对涉及明代宁波港的中日勘合贸易以及倭寇问题等，都有比较深入的探讨，然而缺乏的是将诸多事件和问题联系起来的综合考察。跳出既定的思维，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世界格局变化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海港宁波，嘉靖中叶宁波处于官方与民间海上贸易矛盾冲突的焦点，由于走私贸易不合法，私人海上贸易与官方斗争激烈，全面的难以为继，不合法的引起了激烈冲突，反映了海上贸易新旧矛盾的白炽化；宁波在海上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上升，也反映了西方扩张东来后，亚洲海上格局的变化。虽然主要由于靠近明朝陪都南京，后来宁波没有被选作明朝开放的港口，但是，嘉靖中叶的宁波曾一度成为中国一大国际贸易商港，在中外海上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后来隆庆开海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影响。清华大学羊涤生论述了“浙东文化的绿色文明性格”。他认为海上丝路造就了浙东文化的商品意识。浙东有两次机会本可以敲开资本主义的大门。一次是在南宋，出现了站在商人立场，反对重农抑商行为的思想家，即浙东学家。另一次出现在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巨增，中国的出口商品赚回了大量白银，浙东学派的王阳明、陆九渊和黄宗羲向封建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挑战。商界宁波帮初创于明永乐年间，成熟于五口通商以后。他们不仅善于经营开拓，而且具有爱国爱乡、重视教育和公益的中国美德。这是宁波久盛不衰的原因。对于宁波海上丝路文化上，这次学术讨论会也有多篇论文。宁波博物馆筹建处施祖青提交的论文是《海上丝绸之路——宁波风俗文化》。宁波经商习俗是有口皆碑的，这是由于洞开的海上门户和海上丝路孕育了宁波人的商品观念与风险意识，促进了宁波商俗的形成和发展。宁波的燃香习俗甚浓。其香料产地多来自国外，主要是来自阿拉伯、印度和欧洲。故海上丝路亦被称为“香料之路”。宁波的焚香匀俗（熏衣物、除腥臭、敬神佛和祭祖先）也是由海上丝路产生的。宁波的娱乐习俗也是由于海上丝路的繁荣造成的。如越窑瓷中便堆塑有众多乐舞、杂耍、奏乐等游艺人的形象，其中有许多西域胡人。由宁波人陈鱼门整合改造的麻将，也是受航海业的影响与启发而问世的。宁波人的饮食习俗中的许多调味品、动植物和嗜好物，不少均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来自海外。宁波的造船习俗己有7000年，海上丝路的发展促进了宁波造船业的持续发展和水平提高。宁波的妈祖信仰更与海上丝路有关。宁波文化局董贻安论述了宁波与妈祖信仰的渊源关系。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给事中路允迪等奉使高丽，因中流震风，七舟俱溺，独路所乘，神降于樯，安流以济，使还奏闻，朝廷特赐“顺济”庙额。这就是妈祖显圣护航而使允迪出使高丽一事。这既是朝廷出于安定民心的需要，也符合民众寻求精神依托的愿望，才造出来的神话。官府不断地祭祀和册封妈祖又推波助澜地使妈祖信仰日臻完美。作

者从这史实的历史背景、选择明州的原因、圣赐“顺济”庙额的原因等方面作了分析，证明了宁波在妈祖信仰传播中起过重要作用和具有特殊地位。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就发生在宁波的鄞县。北京大学孔远志论述了梁祝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宁波文化的影响。梁祝的爱情故事，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也通过海上丝路而在海外广泛传播。它自19世纪以米，先后传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鲜等国。该故事于1873年刊登在印尼三宝垅出版的《爪哇年鉴》中，1875年传至巴达维亚，1880年刊登于爪哇文的《布拉玛塔尼报》中，后来越来越广泛地在这些地区流传。究其原因，与宁波在海上丝路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宁波自古以来就东交日本，北通高丽。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关宁波与日本和高丽海路交往的论文甚多。浙江大学吴玲提交的论文是《试论唐日贸易的形式》。唐日之间于9世纪前通过遣唐使、新罗使和渤海使而进行朝贡贸易，9世纪之后则是一种由商人承担的真正贸易。其商品是宗教用品、书籍、香料和药品、陶器、丝织和手工艺品。它们都是经由海上丝路而运输的。舟山学者陶和平与朱颖论述了浙江台州高僧一山一宁（1247－1317）东渡日本及其在中日关系史中的作用。一山一宁于1299年受元成宗派遣，从普陀山观音寺出海东渡日本，于1317年圆寂于日本京都慈济庵。他是在元朝东征后，中日关系困难时东渡的，他在日本18年，培养了大批弟子，甚至向天皇传法。他东渡改善了中日两国关系，重续友好往来，为宋学汉文东传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西藏民院董莉英的论文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空海》，日本东密的创始人空海 （774－835年）于80 4年随遣唐使入唐。他于806年携带数百册内典与外典，到明州候船，最终从明州经镇海返日。宁波做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门户而载入史册。宁波工艺美术学会的杨古城和官厚德的论文是《真如亲王入唐及其文化影响》。862年，浙东明州航海家兼造船师张友信为日本真如亲王造就大舶，并运送61人从明州穿山半岛登陆，其《入唐略行》真实地记载了有关造船、航行、登陆与回国的见闻。由此可见，他们在浙东逗留期间，以参求知为目的的僧俗们，无不寻找机会，如饥似渴地吸取优秀的浙东文化。余姚市文保所孙栋苗在《朱之瑜在日本的文化传播活动述评》中，介绍了明清鼎革之际的宋之瑜（1600－1682年）6次东渡日本，筹划抗清大计这段历史。朱氏复明无望，寓日22年之久，主要是传播中国文化，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安东省庵、山鹿素行、德川光国、安积觉等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对日本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直接推动了后来的明治维新运动。宁波文物考古所林英提交了《从明州港入唐的日本头陀亲王》，此文事实上也是讲真如亲王的。上海财经大学杨孝鸿作了有关南宋明州佛画研究的报告。自唐到元代，由于日本佛教的兴盛、净土宗的流行、罗汉信仰的广泛传播，许多中国南宋明州佛画便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传至日本。作者通过对画迹的考察，认为南宋明州的阿弥陀佛和罗汉这两种信仰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主流，其绘画和雕塑也愈见弥多。由于明州绘画艺术中也散发着深厚的商业气息。由寺院赠送日本和日本僧人直接从民间出资收购，既促进了明州地区佛画事业的兴旺，又带动了日本佛画艺术的发展。从题款中可以看到，明州车桥一带是画坊和画肆的聚集地。但这批画家在中国画史上却未被记载下来（周季常、林庭 、金大受、陆信忠、普悦、赵琼），但他们在日本却受到了较高的重视和保护，在日本文化艺术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浙江大学孙楠考证了《宋史·日本传》中有关明州的记载。《宋史·日本传》中有关明州的记载分两大类，一类是有关日本太宰府的牒文通过明州递交给宋廷；另一类是宋朝商人从明州出发赴日本经商、明州收留因风漂流到那里的日本船只和难民。该传寥寥数千字，便有5次提到明州。由此可见明州在宋朝对外交通中的重要地位。杭州师范学院王心喜在《徐福东渡漂航之路与稻作东传》中认为，有关徐福东渡日本的启航地，共有4种说

法：即河北秦皇岛、山东沿海、江苏海州湾以及宁波舟山一带。作者自己赞同浙江沿海说。日本在绳纹文化晚期出现了水稻种植，但仅限于九州地区。到了弥生文化初期（公元前3－公元1世纪），日本稻作分布范围迅速扩大，磨制石器和铁器也大量出现在日本。这很可能是包括徐福船队在内的大量中国移民东渡日本的结果。他们传去了中国大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使日本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加速了日本原始社会的解体和文明国家的形成。余姚市文保所的诸焕灿对徐福从达蓬山东渡日本一说提出了质疑。他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认为浙东达蓬山不是徐福的启航点。因为八达蓬山，既无实物证据，又无文献记载。日本学者野本觉成的论文是《最澄爱灌顶“峰山道场”的发现——中国浙江省上虞市百官镇》。作者为了寻找天台宗大师最澄（760－822年）的足迹，于1995年7月遍访浙江绍兴、临海、宁波等地，最终查清最澄在越州“峰山道场”灌顶的历史。蓬山别名丰山，在镜湖之东，面临曹峨江。日本僧人最澄从明州登陆来华，在华停留不足10个月。他曾师从道邃学习天台宗，受菩萨戒（临海龙兴寺），受牛头禅传法（天台山），从五位名师处受密教传法。有关宁波与高丽通商和文化的关系。这次学术讨论会也有几篇论文。宁波海睹区文管所陈联飞提交的论文是《从甬城历史遗迹探索明州与高丽的交往》。宁波宝云寺遗址，便是明州与高丽相交的兴起地。宁波高丽使馆遗址是明州与高丽两地相交高潮的见证。大方岳第，张苍水故居是明州与高丽持续交往的见证。这些遗迹表明，尽管明州与高丽的交往有时在官方层面甚密，有时也有中断，但民间交往层面却始终连绵不断。舟山普陀区史志办邹永昌在《孝女沈清从浙东东传观音文化探轶》中认为，1600年前的韩国女沈清嫁给浙江沈国公并在浙江普陀落脚，从而将观音等佛像传到韩国。泊江普陀沈家门在两晋时期便有沈氏人家居住。由干移民和商贸活动，沈清和沈国公的国际婚姻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沈清将东传普陀观音选择在浙东启航的的社会背景。沈清出生于今韩国谷城郡梧谷面，而沈国公正是沈家门人士。所以沈清为浙东观音文化东传韩国第一人。与会专家学者们经过深入讨论，认真协商，于闭幕式上通过并公布了“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宁波共识》。共识郑重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人类航海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外古今港口的兴衰，除了自身条件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代朝廷的决策。中国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珠帘似的商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海上丝路的名港。其中影响大和历史长者，南方海上丝路当推广州、东方为宁波，介于两者之间者为泉州。宁波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国造船航海的发韧地之一；无愧为中国海上丝路的始发港和兴盛港之一。与会学者建议广州、宁波、泉州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拟以“中国海上丝路始发港”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云南昆明三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的总结报告万 明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廿周年之际，“中国西南、西北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于2001年10月29日在云南昆明云培大厦隆重开幕。这次会议自200 0年8月开始筹

备，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作，报名参加的学者105人，实际到会学者96人，包括云南代表，共125人。其中大陆学者118人，港澳台学者5人，外国学者2人。此次会议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云南省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由云南省社科院承办。承办单位对大会组织安排工作做得细致而精心，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10月29日，在开幕式上，云南省社科院院长张纳麒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幕词，接着有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正鹏讲话，云南省社科院原院长何耀华研究员致辞，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詹天庠代表广东省社科院党组书记李子彪致辞、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昇致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研究员致辞，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会委员吴志良致辞，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方铁教授致辞，并由会议秘书长郭家骥代表大会组委会作了本次会议筹备过程的报告。此次会议汇集了研究三条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不仅有资深的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专家，而且有许多颇具研究实力的后起之秀。会议收到论文提要94份，论文全文70份。与会学者分为三个讨论组，一是西北组、二是海路组、三是西南组，各自围绕西北、海上和西南丝绸之路的主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并推选出近20人在大会发言。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具体来说，西北组共24人就个人准备的论文进行了发言，涉及时间段自唐至近、现代，学者们从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宗教学、民族学、中外关系等学科角度，论述了西北丝绸之路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海路组在讨论中，从新观点、新材料、新研究方法出发，集中讨论了海上丝路的分期问题，澳门早期通商问题，海上丝路的文化冲突问题，以及海上丝路的范围问题，在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而且是一个多元的文化体系上，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西南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西南丝绸之路称呼上，与会学者学界以往一直存在争议，此次讨论中学者们认为丝绸之路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性符号，不应狭义地将西南对外交往的通路称为丝绸之路，可以说取得了共识。二是与会代表提出的西南丝绸之路的延续性，讨论了丝绸之路研究如何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丝路开发的问题，提出了与旅游结合，创旅游品牌，并推动地区间以及国家间经济合作，在这一点上，云南社科院南亚所以学术活动为中介，合作服务，起了良好的作用。作为大会发言的20位学者，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有的学者重新提出了为丝路定义的问题；有的学者概括了丝路开通前欧亚大陆中部的交通情况，有的学者全面探讨了穿越青藏高原的丝路网络；有的学者论述了丝路上消失的神秘王国——西夏王国的地位和作用；有的学者提出了建立丝路学的设想；几位国内外学者分别介绍了国外研究丝路的状况；还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丝绸之路——互联网的全新思路等等。学术报告视角多样，内容广泛，异彩纷呈，充分显示出丝绸之路在纵横两方面的研究的新进展。今年是中外关系史学会立廿周年，又是新世纪开始的一年。20年来，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学会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已成为全国史学会中最活跃的学会之一，受到学术界和中国社科院的好评。本次会议期间选举产生了第5届理事会，相信学会将办的更好。本次会议是一次学术盛会，以三条丝路比较研究为主题，明显体现出两种学术趋向，一是多学科大视野的研究趋向，二是专题研究深入的趋向，作为新世纪的一个良好开端，必将推动中外关系史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引发新的研究高潮的出现，同时为当代西南、西北和海上丝路展现新风貌做出贡献。最后，请允许我再次感谢承办单位云南社科院，也感谢与会专家学者对会议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林士民为纪念宁波建城118 0周年暨历史文化名城公布15周年，由宁波市文化局主办，宁波日报社和宁波电视台协办的首届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周于12月8日拉开序幕，首先最受瞩目的一项内容——宁波与“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宁波市文化局主办，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承办。会议于2001年12月8日至12月11日在宁波华侨饭店召开。会议汇聚 了国内外各著名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专家学者53人，共交流了论文50余篇。会议期间，宁波市委副书记徐福宁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盛昌黎副市长代表市人民政府到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体现了宁波市委、市政府对本次会议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本次会议除了大会学术交流、分组讨论和实地考察外；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论坛，是宁波迄今设立的第一个文化论坛，新世纪伊始，就有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固定的权威学术窗口，从而增强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同时为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著名学者的交流合作，提供了舞台。通过研讨与论坛，学者们对以下主要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形成共识，成效显著。第一，学者们围绕古代明州（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作用，从不同角度、各个时代进行了全方位的研讨与论证，具有一定代表性，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研究小组发表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一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对比之研究》及《唐代四大海港之一——‘Djanfou’是泉州还是明州之探索》等论文。上引文动用了大量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对每个历史时期，三大港口的交通 与文化交流历史 ，进行了具体生动的对比研究，对于阿拉伯著名地理学家伊本·郭大贝所著的《道程及郡国志》一书，过去许多译者错将越府译泉州，因此许多研究者一直以此作为依据，将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并列为我国唐代四大海港。这个错译经许多学者的论证，认为应是越府，实为明州（因为唐开元二十六年以县置明州，所以讲越府是对的）。过去许多专著除上述条文外，还引用了诗人包何（742－756）的“云山石越路，市井十洲人”名句，其实这指是福州的前身（即老泉州），并非后来的泉州港。有的学者指出：“泉州作为商业要港，其重要性在南宋时期得到众多的文字公认。”通过研讨论证，从而进一步认定明州从唐代开始已是“海上丝绸之路”四大重要港口之一，尤其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地位十分突出。第二，围绕港口兴衰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对比研讨，一致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除港口自身具有一定的优势外，在客观上很大程度取决于朝廷的政策。例如历代市舶使、司的建、撤、 是朝廷的决策。祖国南大门广州，早在汉武帝时就主张并派遣使者与东南亚通使贸易，广州第一个市舶使（司）的委任与建立元代的广州，由于受战乱等原因，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因而海外贸易受到很大的挫折。而泉州，则未罹锋镝。又由于蒲寿庚得到元廷的重用，并通过他迅速地恢复了泉州市舶司，同时还以泉州为中心，发展了海外贸易。所以泉州的海外贸易不但未受因宋元之交而停顿，反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元代一举取代了广州，成为

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到明代泉州被朝廷指定与既无资源，又无强大实力的琉球小国通商。作为水道畅通的明州，从唐代开始被指定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通商贸易。宁波一度也被朝廷指定与广州两个口岸签发公凭，才能与外蕃通商。到了明清埋藏的“朝贡”，也是有严格规定与限止。这些事实都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很大程度是取决于执政朝的决策。第三，“论坛”中，北京大学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教授陈炎先生，对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全面而精辟地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明州（宁波）是中国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它在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对这一提法，50余位专家学者都表达了肯定的态度。同时，他还在研讨会上从不同角度证实了历史上明州与海洋文化的渊源；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终点日本贸易伙伴的历史源头等，足以说明这一提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施存龙先生在论坛中，将中国沿海从南到北大小港口进行了详细而确凿有据对比，他认为唐代四大名港不要以外国人的提法为依据，应按照我们国家学者研究的成果，科学地进行比较。他说，宁波早在唐代中期就与日本、新罗等国通航作经贸文化交流。迄今日本故都奈良市的正仓院藏有从明州港（今宁波）海路运去的丝绸织物、青瓷等文物。如今市区内遗存丰富，有始建于唐代作航标的天封塔、唐代海运码头、宋代高丽使馆、波斯巷（馆）市舶司等重要遗址、浙东庆安会馆、明代天一阁藏书楼、嘉宝馆、海关等以及城市考古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宁波是中国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会上学者们指出，广州作为2000多年来保持长盛不衰的中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市区现在仍保存南海神庙、光孝寺、镇海楼等16处主要文化古迹。泉州在历史上发展比宁波迟，但它保存有一条宋代沉船，还有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供阿拉伯海商活动的清真寺等，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有研讨会中学者们表示：将广州、宁波、泉州这三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捆绑在一起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机会无疑会大大增强。但也指出，要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三个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至少还要有一段时间的协调和筹备。这次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一致通过《宁波共识》，这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收获和显著成果，它的作用和影响将会是深远的。（《宁波共识》全文别发。）由我会与宁波文化局等单位共同发起和主办的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并发表的《宁波共识》学 会 秘 书 处20 01年12月8日至9日，作为首届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周主要活动项目之一，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胜利召开。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共交流了so余篇论文，并参加由宁波市文化局主办的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论坛，各抒己见，成效显著，最后达成了如下五项共识。一、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人类航海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之一。纵观中国“海上

丝绸之路”发展史，在中国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面向21世纪，在建构海洋文明和中国进入WTO的历史潮流中，大力弘扬源远流长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选择。二、中外古今港口的兴衰，除自身必须具备得天独厚的港口自然地理条件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代朝政的决策。观照中国3万多公里海岸线上珠串似的商港，在不同时期都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著名港口，它们以其独有的价值，成为“海上丝路”上的璀璨明珠。沧海桑田，经过自然和社会淘选，不少港口已经消失或虽犹在而却失去了昔时的显赫地位。留存下来的，其中影响在，历时长，迄今仍起开放港口作用，且有史可考，丰富遗迹可寻且保护完好的，在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当推广州，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当推宁波，介于两者之间，则为泉州。三、宁波，历史悠久，文化昌盛，从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时期进行的我国最早水上活动，到唐宋以来跻身中国著名港口之列，直至当代正在建设的洋洋东方大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丰富的文化遗产，确凿的文献记载，科学的考古发掘，充分证实宁波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国造船航海的发韧地之一。无愧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和兴盛港之一。四、广州、宁波、泉州同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港城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城市中现存的有形和无形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应该而且必须不断地去寻找、发现、抢救、保护、利用、研究，使之达到最佳状态。鉴于目前三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态势良好，因此，本次会议建议待条件成熟之后，由广州、宁波、泉州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拟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适宜的。五、出席研讨会的中外学者将继续愿意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为宁波深入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学术等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尽可能的帮助。2001年12月9日于宁波建议选拔广州、宁波、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始发港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施 存 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最早航海发达国家之一。中国又是人类早期文化产物——不论东西方人种都喜爱的丝绸的发源地。中国古人与各国合作把航海与丝绸相结合，产生了著名的西方学者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把这一人类类物质文明通过航梅辐射，送到世界各国或部落，供全人类共享。这一海上交通文化现象，10年前已蒙你组织所重视，体现在1990年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的从意大利到中国的多港，航线考察，卓有影响。然而，海上航线可以重演，却不能有形保存，纵之即逝。可以有形保存的文化遗产；我以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作为出发国的中国这类港口有许多处，经过自然和社会淘选，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虽存而

失去地位。而留存下来的，其中影响大，历时长；迄今仍起开放港口作用，且有史籍可考、遗迹可寻的，在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当推广州，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当推宁波，介于两者之司的当推泉州。广州港位于广州市珠江内，为一河口海港。作为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起点，虽稍晚于徐闻、合浦，但很快后来居上。公元前已成为国际海上贸易都会，6－7世纪唐代最为发达，史载国际航线已达波斯。此后历十余个世纪，一直是联系东南亚、西亚、欧美的主要港口。在清代是中国向欧美大量输出特产茶叶港，故我又称其为“海上丝茶之路”港口。迄19世纪；五口通商之初的近一千多年间，除元代外，一直是中国第一外贸大港。世界名著《一千零一夜》中描述阿拉伯航海家辛伯达驾着千年前的帆船来中国故事，就是讲的来广州的经历的文学反映。1981年阿曼国发起的“苏哈尔”号仿古航行到广州，就是以现代辛伯达航行验证历史上辛伯达航行的真实性。迄今与海外贸易有关的遗存，计汉墓中炭化丝织品、东汉墓出土海外贸易品和陶船模。南北朝时印度人航海“西来初地”。隋代始建南海神庙。唐代始建的灯塔——光塔和供阿拉伯海商侨民用的清真寺。宋代外港扶胥镇浴日亭等等。尽管海岸和珠江变迁及城市现代化改造；昔日码头成为今日陆地，明代市舶司、清代粤海关仍可寻址。17世纪为海外贸易服务的广州“十三行”和“十三夷馆”（外国商馆）还遗有“十三行街”街名。有关海外交通的碑刻在光孝寺尤其是南海神庙前仍存。特别是经过二千多年沧桑，广州港同时代齐进；不断改建扩建更新技术；仍保持华南第一大港地位；与世界百余国家、地区通航通商。宁波港位于浙江省东部甬江内外。其原始港口河姆渡，距今七千年，为中国独一无二。在这个遗址里出土的骨盒上刻有蚕的图纹，可见当时蚕丝已被当地先民所认识。到唐朝时，本地和邻近的杭、嘉、湖地区已有发达丝绸业。作为国家正式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在7世纪中叶即唐代中期。主要与日本国、高丽国通航作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迄今日本故都奈良市的正仓院藏有海上丝路运去的丝织品。唐宋间，从该港输出中国另一古代物质文明——精美的瓷器供人类共享。9世纪即五代时，亦有阿拉伯（大食）、波斯商人来通航通商运走丝瓷。故亦称“海上丝瓷之路”起点港。该港。的母亲河——甬江及三江口港址，历经千几百年，无论海桑田似剧烈变迁，故迄今历史上港口遗址多可指出地望。遗存有始建于唐可起航标作用的天封塔，平时作船舶的出入港监察，战时作抗敌要塞的镇海口招宝山，曾出土大量瓷器的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宋代市舶司亭址、高丽馆、波斯馆址。郊县分布有许多古瓷窑。ZO世纪70年代，该港向河口及海滨发展现代化深水港区；具有我国最深一水码头可达20万吨级运矿船和第四代集装箱船。与今包括美洲、大洋洲在内的世界许多港口通航。泉州港位于福建沿海中部泉州市广晋江内外。海外贸易始兴于9世纪即唐晚期，原不及闽江内福州港，宋代超过，故福建市舶司设于此。大兴于元代，亦称‘刺桐港”即Zaitun，为元代中国第一大对外贸易港。输出丝绸、陶瓷等。元代来华的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于1292年在此登舟离华。迄今，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见证的遗存，有宋代九日山祈风石刻，始建于南宋可作为重要航标的姑嫂塔、溜石塔，古瓷窑，出土末代海运商船，陈列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供阿拉伯海商活动的清净寺，郑和行香碑。该港现仍为中小型对外港口。虽北不如福州港对外历史早，南不如厦门港现在规模大，但从历史文化遗产角度看，两港均不如泉州港有元代赫赫地位。纵观中国二千年海上丝绸之路，横向比较中国3万多公里海岸线分布的珠串似分布的商港，我以为推荐上述三港为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港口是适宜的。向你们陈言也是适合你组织宗旨的：“鼓励民族文化价值准则并保护文化遗产，以便从现代化得到最大利益，又

不丧失特性和多样性。”如能列上，不仅有利保护，更重要是促进各国各民族人民间和平友好交往，互相开放合作，发展国际互利通航通商。我于上世纪50年代即在中国中央交通部从事面向全国的水、运管理工作，此后又从事水运研究工作30多年，对全国北起鸭绿江口、丹东南迄海南岛三亚的几十个对外开放港口进行过现场调查和历史研究，写过有关著述。对以上三港作过反复勘察调查比较，是有根据和负责的。近来，我先后接到广东省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口学术研讨会”和宁波市主办的“宁波与海上丝路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邀请函，足见两地当局对发扬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有很大积极性和承担能力，为此，我在积极准备与会论文。同时，特写此一建议。希考虑核查，并希通过我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与各当地当局联系了解。如需本人提供某些咨询，愿义务服务，以促成其事。20 0 1年1 0月施存龙，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离休老干部（原研究人员、学术委员），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航海学会、中国港门协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员。全国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最新动态七则1．澳门理工学院以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为学术龙头王五 一澳门，23平方公里（相当于广西的万分之一），40几万人口，20年前还没有大学，是个小地方。然而，从文化的角度、特别是从中西文化关系史的角度看澳门，她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埠。她是东西方最早的商贸中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文化与亚洲文化的融汇点，是西文文化进入中国的最初的基地和桥梁，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最早的窗口之一。远东地区的第一所西式大学便创办于澳门。小小的澳门有着数不清的教学庙宇；区区几十万人信奉着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通行着“三文四语”。一个在澳门居住繁衍了几百年的土著葡人社群形成了澳门的又一文化景观。等等。作为澳门仅有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的澳门理工学院当然要研究澳门。而澳门研究的最大的学术资源是其文化资源。400多年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溶和、创新、给这块土地积下了厚彼一时而凝炼的文化沉淀，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遗产。澳门的历史角色和文化地位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是极为独特的。“小澳门，大”文化的奇特背景，使得澳门理工学院承确立自己的科研战略和学术特色时似乎已别无选择。以中西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关系史作为学术龙头和研究的主攻方向就成了当然的选择。2001年澳门理工学院承中西文化研究上开始起步。首先，上半年，院长李向玉教授发表了他的重要学术专著《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这是一部中西文化关系史的重要著作，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澳门研究，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是澳门教育史。如果只看近现代史，澳门的教育可能会被看作是澳门历史上最苍白的一页。多数人会认为，澳门的第所大学仅仅始于20年前的“东

亚大学”，而在此之前澳门压根就没有高等教育。而李向玉教授的研究指出，澳门的第一所大学是创办于400多年前的圣保禄学院。并且，实际上这不仅是澳门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中国的第一所西方意义上的大学，甚至也可以说，是东亚地区的第一所大学。圣保禄学院不仅在澳门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中西关系史上，特别是中西文化关系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它作为“远东传教士的摇篮”，曾经是辐射力达到整个整个远东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宗教基地，在天主教传教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她在中国教育史以及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远远地超过了其作为历史文物的价值。她不但是天主教东方传教士的摇篮，还是大批双语或多语精英的摇篮；培养的传教士不但向东方传播西方的宗教，而且还架起东西文化的桥梁，向东方传播了西方文明，又向西方推介了东方的悠久文化，同时也为欧洲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世界两大文明板块的融合。《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一书预示着澳门理工学院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发展方向和科研重心。从此，她展开了和正在展开着一系列以中西文化关系为主题的学术活动。2001年10月，在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协办下，澳门理工学院主办了“中外文化交流与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两岸四岸和新加坡的70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收集并宣读了40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在内容上包括：以澳门为枢纽的中国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等等。这次研讨会涉及的面虽广，但主题却相当集中，那就是中西文化关系。通过这次活动可以得出一个印象：研究澳门不能不研究中西文化关系史，而研究中西文化关系史又很难不涉及澳门。这引起了与会学者们共同关心和讨论一个有趣的话趣：如何给澳门定位。澳门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个赌城——这是一般人们的印象；是经济联系纽带——这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澳门的回归给澳门带来的一个天然形象。但学者们认为，这些变澳门的定位都不确切，都有似是而非之嫌，因为它都不能把澳门的真正的内涵和价值反映出来。大家较为一致的结论是：澳门应当定位为文化城。澳门的旅游业应当向文化旅游的方向转轨；澳门的经济应当大力向文化产业倾斜；澳门的对外交流应当倾注更大的热情于文化交流上；等等。总之，这次研讨会会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激发了很多兴趣点，引起了澳门社会较大的反响。澳门各地方媒体均作了显著报道。研讨会的论文集已经付印，届时我们将赠送中外关系史协会每位理事一本。同时，我们还乘着这次研讨会的气氛，宣布了我院第一个专职科研机构——中西文化研究所的成立。国内著名学者汤一介、乐黛云、张岱年等都为这个研究所的成立题辞或写信祝贺。汤一介先生在来信中说：“贵院成立‘中西文化研究所’是很有眼光的。我认为澳门在经济方面无法与香港比，但在文化上或可与香港比高下。就历史看，澳门比香港有更长的中外交流的经验，而且可以作为和拉丁语系世界，甚至与亚洲联系的桥梁。”汤一介教授的这段话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学术界对于澳门的定位认识以及对我们选择以中西文化关系为学术龙头的肯定和支持。从今年开始，中西文化研究所将有一系列动作。首选，由这个研究所出版的《中西文化研究》杂志将于今年年中出第一期。国内许多著名学者担任了这份杂志的顾问和编委。这将是一份高质量的中西文化关系史的学术刊物。除了《中西文化研究》外，中西文化研究所的另一份出版物《中西诗歌》也将于今年问世。今年6月，我们还要与澳门基金会、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和《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又一个国际研讨会，题目是“澳门与其他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对世界上所有具有典型性的中西文化交汇点的研究。通过对诸多中西文化交汇点的研究，

进而从面上来全面地把握中西文化交流史。很可能，随着这些研究的进一步加深。澳门理工学院将会在研究上追求更高的层次，例如：预测中西文化交流的未来，把握人类文化的命运。2002年3月22日2、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动态陈文源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 2年。暨南大学是华侨高等学府，有责任向港澳学生介绍香港、澳门历史文化的真实原貌，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中心成立了。为了与当时社会上”港澳回归“的商业有所区别，中心负责人汤开建教授明确中心研究人应该本着学者的良知来进行研究，因此，他认为中心的研究重点应放在资料的整理和专题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先后承担国家社科项目项、教育部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合作项目各一项，整理出版大部分的资料集有香港编年史料《香港年－从远古到1997》、《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澳门政府宪报（1850－991）》等。在专题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澳门开埠及其对外贸易、澳门耶稣会、明清政府对澳门的管理等，成果较多，出版专著有《明清士大夫与澳门》、《澳门开埠史研究》、《唐宋蕃坊与明清澳门比较研究》等，论文一批。在中心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积累了大量资料和经验，因此，召集人汤开建教授根据中心的潜在科研力量条件，及时调整和拓展研究领域，确定了未来中心的发展方向，集中力量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深入研究澳门、香港区域史。在回归热潮的驱动下，江苏省史研究已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现有的澳门史研究成果，通论、空谈较多，并未能真实、客观地反映澳门历史本来面貌，许多领域仍然是空白或论述不清，如澳门议事会、明清时期的澳门葡商、华商的活动、晚清澳门城市建设与管理等等。本中心在未来仍会加强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第二，以澳门耶稣会研究为立足点，拓展到对天主教在华传播的研究。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乃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对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途径、方法、传教士在华的工作与和生活以及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都有待学者深入探讨。过去的成果多集中在耶稣会的研究，而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定会、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研究，严重不足，在这方面，汤开建教授、邱树森教授已取得初步成果。更主要的是，我们已积累了大量的中外文资料，并与海内外有关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相信在这领域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第三，以澳门史为基础，通过研究澳门与马尼拉、安南、巴达维亚等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关系，展开对南海交通史研究。在这方面，要求研究人员首先对东南亚某一个国家有深入的研究，弄清这个国家与中国在政治、贸易、文化领域的交往以及华侨对这个国家发展的贡献，然后再向周边地区拓展，在宏观上把握中国与泛南海地区的关系。此外，我们对东北亚历史也相当重视，王颋教授多年来在此领域作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和专题研究，尤其是中韩关系史，成果突出。今后仍然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以谋求能有更大的发展。目前，中心研究人员均能自觉地提高自身的研究手段，尤其是注重外语资料使用能力的培养。在本中心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中，大多熟练掌握英语或葡语、法语等，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其次是把教学与科研结合。本中心负担博士、硕士的培养工作，指导老师围绕这些问题，举办专题讲座、史学沙龙，培养学生的兴趣。如今在学研究生多围绕着中日、中韩、中越、中

菲、中泰以及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等问题展开研究，争取在三年时就一个专题有较突出的成果。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在五年内，把本中心建成以港澳史为基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研究基地。本中心在过去五年的主要相关成果专著1、《香港6000年——远古到1997年》，汤开建、陈文源等编著，香港麒麟出版公司，1998年。2、《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献卷），汤开建、陈文源主编，人民出版社，200 0年。3、《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澳门近代报刊资料选粹》，澳门基金会，2002年。4、《明清政府宪报选编（1850－1911）》，汤开建、陈文源、叶农等整理，澳门基金会，2002年。5、《明清士大夫与澳门》，汤开建著，澳门基金会，1998年。6、《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汤开建著，中华书局，1999年。7、《今日澳门》，汤开建、张廷茂、陈文源、叶农编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唐宋蕃坊与明清澳门比较研究》，邱树森著，南方出版社，2001年。9、《海国图志》校注，陈华、常绍温、张廷茂、陈文源等整理，岳麓书社1998年。10、《澳门1999：历史现状与未来》，张廷茂等编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1、《圣王肇业——韩日中交涉史考》，王颋著，学林出版社1998年。论文类邱树森：伊本·白图泰眼里的中国穆斯林，《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中国之行，《历史教学》2001年第5期。妈祖信仰与伊斯兰教中国化，《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争，《回族研究》2001年第2期。元化伊斯兰教在中国北方和西北的传播，《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穆斯林，《元史论丛》第8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从马可波罗所见的中国穆斯林看《游记》的真实性，台湾《史学月刊》2001年第11期。元“回回哈的司”研究，《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唐代“蕃坊”与“治外法权”，《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元亡后基督教在中国的湮灭，《元代文化史探微》，南方出版社2001年。元代基督教在大都地区传播，《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唐宋二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之比较，《元代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五辑，南方出版社2002年。明清时期粤澳两地的科学技术交流，《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略论明清时期粤澳宗教文化交流，《东南文化》2001年第5期。汤开建：明代澳门城市建置考，《文史》1999年第3期（总第44期）。澳门诸邹议，《历史地理》第16期，2000年7月。关于澳门土生葡人的几点思考，《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明清之际天主教各修会之经费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4期。

明季澳葡政权的走向及与中国政府之关系，台湾《新史学》第12卷第3期，2001年9月。中国现存最早的欧洲人形象资料——《东夷图象》，《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1期。顺治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与发展，《清史论丛》2001年。论澳门土生葡人的形成与发展，《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1期。明清之际天主教艺术传入中国内地考略，《暨南学报》2001年第5期。Qu－da－jun and Macao，Review of Coltural，Published the Instituto Coltural of Macau，No35，1998中葡关系的起点：上下川岛——Tamao新考，澳门《文化杂志》1996年第1期（总26期）。康熙初年的澳门迁界及两广总督卢兴祖澳门诈贿案，澳门《文化杂志》1998年第1期（总第34期）。佛郎机助明剿灭海盗考，澳门《文化杂志》1999年第2期（总第39期）。明万历末熊明遇笔下的欧洲三国，澳门《中西文化研究》创刊号，2002年6月。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海南岛的传播与衰亡，《海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雍正《广东通志——澳门图》研究，《暨南学报》2000年第6期。明代张鸣岗治澳事迹述评，台湾《历史月刊》1997年第5期。平托《游记》中Linpao考实——兼谈《甓余杂集》中的葡萄牙史料，《国际汉学》第6辑，2000年7月。《东夷图说》中的葡萄牙及澳门资料，《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明代潮州海防考述，李金强等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8年8月。明清之际澳门与中国天主教传播之关系，台湾《汉学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编《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清初澳葡政治的走向及与清政府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68期。伊斯兰教在香港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东南亚研究》1996年1－2期。明清之际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西洋画家勾沉，《艺术史研究》第3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顺治时期全国各地天主教堂、教友考略，《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澳门是西洋美术传入中国的发祥地，《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16－19世纪西洋音乐在澳门的传播与发展，《学术研究》2002年第5期。王颋：陈氏安南国建置考，《历史地理》第9辑，1999年。大氏渤海国行政地理考，台湾《汉学研究》第10卷第1期，1993年。徐福东渡新考，《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秽貉迁徙考，《韩国史论丛》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高丽忠宣王西谪事件考辩，《韩国史论丛》第3辑，1997年。“威化岛回军”事件新考，韩国《史丛》第50辑，高丽大学史学会1999年。马可波罗所记大汁乘象的真相，《历史月刊》2000年第11期。大蒙古国的干耳朵，《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摩邻，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李穑主立昌王与禑王的血统争执，《韩国研究》第6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元代两江及其与安南的边界争端，《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辽金元海东青考，《文史》第54辑，中华书局2001年。折叠扇的输入与传播，《东南文化》2001年第9期。忽必烈汗东征日本史实补正，《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5辑，南方出版社2002年。陈益稷与元侨安南国，《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1辑。元代天马诗文与马黎诺里的东来，《中外关系史论丛》第8辑，2002年。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6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研究的回顾与设想，《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12期。东南亚与明末澳门海外贸易，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 27／28期，1996年。明清交替之际的澳门海上贸易，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0期，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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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世界史专业招收博士生分三个方向，其中就有中世纪中西交通、比较、关系、交流研究方向，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有张箭教授、孙锦泉教授、李映发教授等。张箭在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己发表二十几篇论文，其中有：《从石锚辨殷人航渡美洲》（《文史杂志》1992年6期），（就殷人航渡美洲问题与房仲甫先生商榷》（《拉丁美洲研究》1992年6期），《（马可·波罗游记）在地理学和地理大发现方面的意义》（《天府新论》1993年3期），《商代的造船航海能力与殷人航渡美洲》（《大自然探索》1993年4期），《就中外封建社会的长短问题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3期），《＜山海经＞与原始社会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2期），《法显航渡美洲说批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2期），《马可·波罗对自然地理学和矿物学的贡献》（《地理研究》1996年2期），《农业起源的农神说和单中心说商兑》（《中国农史》1996年2期），《从自然地理学辨＜山海经＞的地域范围》（《大自然探索》1996年3期），《马可·波罗对地理学和地质学的贡献》（《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4期），《论所谓法显航渡美洲说》）（《世界历史》1997年2期），《评法显航渡美洲说的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2期），《美洲地名由来与郑和远航》（《郑和研究》1997年2期），《法显乘船的国籍、数量、乘员和航经的海区》（《中国史研究》1997年3期），《法显时代印尼爪哇流行的宗教》（《宗教学研究》1997年3期），《论＜山海经＞非世界地理书》（《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1期），《论远东第一富商哈同》（《文史精华》1999年6期），《关于中世纪中西航海史的若干问题》（《海交史研究》2000年2期），《中西语言文字优劣比较》（《文明比较研究》2000年2期）；《是葡人非亚非人开辟欧印新航路辨正》（《安徽史学》2001年2期），《明末清初俄使出访中国初探》（《清史研究》2001年1期），《论美洲粮食作物的传播》（《中国农史》2001年3期）张箭的研究多涉及中外交通及文化交流方面。张箭教授还承担四川省社科课题《古代中国美洲所谓“交往”研究》，其专著正在联系出版。张箭还出版《地理大发现研究》，《影响世界的犹太巨人》，《清末近代企业与宫商关系》（与王笛合译）等三本专著和译著。孙锦泉教授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曾经致力造纸术、瓷器西传的研究，他的《中世纪晚期中国和印度社会的经济发展》（《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4期），《中国造纸术对8－11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1期），《华瓷运销欧洲的途径、方式及其特征》（《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2期），《中世纪末近代初期欧洲的华瓷藏风考》（《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5期），《欧洲掌握中国造瓷技术的曲折历程》（《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2期），《华瓷西传对欧洲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3期）等系列论文，在此领域有独到的见解。李映发教授致力于中外交通关系史的研究，他关注的是西洋炮东传和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发表的论文有《明代对佛郎机炮的引进与发展》（《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2期），《明末对红夷炮的引进与发展》（《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1期），《古代中国人东西洋地域概念》（《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8期），《15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上》（《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1期），《中国人对印度洋文明史的贡献》（《郑和研究》1995年2期），《李约瑟博士在成都》（《汉学研究》第一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13－15世纪亚洲酿酒技术考察》（《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2期），《外国人对都江堰的认识与研究》（《川慷渝文物馆年刊》，台北先锋出版社1998年）。李教授还撰写出版了专著《澳门春秋》。历史系年轻的王蕾讲师，与他人合著的《中韩关系史》也已出版。二、宗教学研究所的中外宗教交流史研究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1990年成为高校中第一个宗教学博士点，2001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该所研究方向侧重在道教、佛教的研究，其中涉及中

外宗教交流史的内容。由卿希泰教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该书为四卷本共计十四章，1988年至1995年陆续出版，其中第四卷涉及中外关系史的内容。《中国道教史》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十四章为“道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影响”。该章分为四节讨论了道教在国外传播的情况，第一节为道教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第二节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第三节为道教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第四节为道教在欧美等洲的传播和影响。认为道教作为中国固有的宗教，“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和华人移居海外，道教也传播到了海外。”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的道教和海外的道教交流逐渐密切。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的道教团体和人士都先后到中国大陆道教的名山和宫观去参访。本土道教也派出代表赴海外的道观传经授法和讲道。”认为中国道教与海外道教的交流，无疑对于本土和海外道教和发展都是有利的。该研究所承担的教育部项目《近代以来的道教研究》，其中由张泽洪撰写了“近现代国际道教学研究”一章，探讨了近代以来中外学术界的道教学研究，以及中外道教学术史的交流情况。陈兵教授的《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该书自序“禅——东方文明的精粹”，书中用专门的章节研究“佛教禅学在印度文化圈内的兴衰”，并有关于“日本佛教禅学”、“朝鲜、越南的佛教禅学”的探讨。该书的结语为“东西方文明双向交流中的禅”，指出随着东西方文明双向交流加快，呈现出一种人类文明融汇统合的趋势。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促使西方人有意识地学习东方智慧，佛教的禅学成为一批西方人关注的重点。陈兵《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11月），其中第九章“求法新潮与密教热”，有“东瀛求法与唐密之回归”，“南行求法及南传佛教的影响”，“中国佛教走向世界”三节，认为中国佛教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在全球多元文化的交融、竞争中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艺术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等单位，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他们在中外艺术史、文化史等领域，都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目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张箭教授为首的研究者，正继续进行中世纪中西交通、比较、关系、交流史的研究，为将来该方向能成为博士后流动站而努力。4．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简介王晓 秋－、研究所宗旨和主要任务1．推动发展北京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和教学，加强贯通古今中外跨时代、跨地域、跨学科的新兴学科建设。2．策划协调和组织有关中外关系史的各种科研项目、研究课题，编写有关论文、著作、丛书、资料，举办各种讲座和学术讨论会。3．为国家改革开放、外交和发展中外友好与经济、文化交流提供政策咨询或研究报告、背景资料。4．促进和开展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并为中国海外学子短期回国研究讲学或合作研究创造条件。

二、研究范围和主要研究方向1．中国与世界总体关系研究。2．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史研究。3．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史研究。4．中国与世界各国历史的比较研究。三、研究所成员和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成立于2000年5月，现拥有40多名校内教授、副教授兼职研究员和10多名国外（包括日本、美国、法国。波兰等国）兼职客座研究员。研究所顾问是老一辈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周一良教授、张芝联教授和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教授。研究所所长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中日关系史专家王晓秋教授，副所长是中印关系史专家林承节教授、中俄关系史专家徐万民教授、中美关系史专家牛大勇教授、古代中外关系史专家王小甫教授。5．纪念徐福东渡222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国际徐 福文化交流 协会秘书 处2002年今月18日下午，由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和龙口市徐福研究会举办的纪念徐福东渡222 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龙口市召开。会议由苗枫林副会长主持，协会会长马仪作总结讲话。副会长谢华、丁方明、安作璋，龙口市人大常务会副主任、市徐福研究会副会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仁强，龙口市副市长、市徐福研究会副会长由燕丽，以及来自北京、上海、济南、青岛等地的徐福研究工作者；韩国西归浦市政府文公报室长金幸三先生和韩国西归浦市徐福文化国际交流协会会长金亨卓先生率领的一行28人代表团及韩国济州徐福学会会长洪淳晚先生、美国的徐福研究者江炳辉先生及中外专家学者共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前，代表们参加了第四届徐福故里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开幕式，观看了大型民俗文化表演，参观了徐公祠、尼母岛徐福文化广场和民俗、书画展及丁氏故宅。与会专家学者普遍反映，这次研讨会起点高、国际性强，与会代表层次高、结构新，是一次国内外徐福研究工作的盛会。由于准备充分，组织周密，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获得了圆满成功。通过这次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要以纪念徐福东渡2220周年这一历史契机，进一步推动徐福文化研究向全方位拓展，要发挥徐福文化交流的媒介作用，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在全球经济发展中通力合作，与时俱进，推进经济发展。现将研讨会情况综述如下：第一，层次高，结构新，实现“三结合”。这次研讨会，从开始筹备，就将出席代表的层次、结构、数量进行了综合分析，几经研究，最后确定。出席会议的代表层次，既有国内最高学府的专业研究人员，又有专业性极强的院校专业研究人员。既有国外专业研究团体的代表，又有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专业研究人员。应该说他们是目前徐福研究的精英。特别是中青年徐福研究学者的涌现，为今后的徐福文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实现了老中青专业研究人员的“三结合”。第二，起点高，扣主题，重在出成果。这次研讨会，专家学者主要是围绕纪念徐福东渡2220周年这一主题，就徐福故里、徐福东渡和徐福文化研究等课题进行了研讨发言与交流，并围绕

徐福文化研究与经贸合作等专题进行了深入论述。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日益广泛的形势下，如何以弘扬徐福文化为主线，推进东亚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等议题作了广泛探讨，达成了许多有益的共识。特别是与会的中青年学者，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方法研究徐福东渡，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安作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岳庆平先生，韩国民俗学会研究委员朴正锡先生，中国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朱亚非先生，青岛海洋大学教授、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曲金良先生，上海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记者、徐福研究者方毓强先生，济南教育学院副教授张华松先生，龙口市徐福研究会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馆员唐禄庭先生等十多位专家学者就徐福东渡对世界航海史的影响以及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意义，徐福研究的方法、内涵以及加入WTO后如何推进徐福文化学术交流，扩大徐福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日韩有关徐福的历史遗迹、传说的考证等研究课题先后做了发言。会议共收到论文20篇。第三、早筹备，勤调度，抓工作落实。这次研讨会，由于协会领导及龙口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承担徐福文化交流组筹备工作的协会秘书处与龙口市徐福研究会春节之后就成立了筹备班子，制订计划，按期调度，狠抓落实，从而使研讨会的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扎扎实实，确保了研讨会的顺利召开。同时，在会前会后，积极联系宣传部门，组织撰写宣传稿件，扩大对徐福研究的宣传。先后在新华社山东分社、烟台日报、龙口报上发表稿件10篇。在会务组统一协调安排下，参加接待服务的同志，尤其是从文化系统内抽调帮助搞会务的9名同志，尽职尽责，善始善终地完成了来宾接送站、领车、参观、讲解等任务，为徐福文化交流组的活动安排尤其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会议结束后，秘书处的同志正在抓紧文化节工作总结、研讨会综述、协会会长扩大办公会纪要等项工作的落实。6．“摩尼教与古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信息通报大会组委会一、福建泉州是著名的古代海港城市，保存了大量外来宗教的遗址遗物，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尤其是位于晋江华表山的草庵，更是世界仅存的摩尼教寺庙遗址。因此，在这里举办一次国际性的摩尼教研讨会，乃海内外摩尼教学者多年的愿望。目前，经过诸多单位的通力合作，特别是在泉州市和晋江市两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初步决定在晋江举行一次以“摩尼教与古代中国”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二、主办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摩尼教学会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泉州市人民政府广东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会承办单位：晋江市人民政府“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三、会议活动日程与地点（暂定）：

活动时间：20 0 3年9月1日（星期一）至9月5日（星期五）报到日期：8月31日（全天）离会日期：9月 6日会议地点：福建省泉州晋江市青阳镇四、会议论文及其他信息：1．希望与会学者能提交正式论文，论文尽量扬长避短，充分利用中国文献、文物，参考西方文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学科，以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社会影响及其演变，尤其是东南沿海摩尼教的汉化问题。2．本次会议以中文和英文为主要工作语言，希望国内学者最好能提交英文版的论文；如以中文撰写，则要求有较详细的中文内容提要并希望子以英译。3．本次会议期间将为与会学者提供食宿、考察等费用；来往旅费由与会者自理。4．本组委会真诚欢迎您届时出席本次会议，并请于9月10日之前告知您将提交的论文题目或设想，接到回复后，我们将会进一步与您保持联系。5．本次会议筹备前期通讯联络方法：联系人：叶恩典 陈丽华电子信箱：Lianmao＠public．qz．fj．cn传真：0595－210265 5电话：0595－2100554，2100563，2102655邮政编码：362000通讯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区东湖路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摩尼教与古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2002年7月10日7．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正在积极筹备编辑部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内的纪念活动还在积极筹备，我会也参与其中的某些活动。2002年7月22日，在海军大院召开了《纪念郑和，促进海洋经济》座谈会。会议情况如下：一、座谈会议程：1、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通气。2、福建长乐郑和研究会介绍纪念筹备与促进地区经济情况。3、江苏太仓郑和研究会介绍纪念筹备与促进地区经济情况。4、南京江苏郑和研究会介绍对江主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指示的理解及纪念筹备与促进地区经济情况。5、欢迎武汉晚报记者范春歌回国，介绍重走郑和路、采访亚非各国情况。6、中国海洋法学会介绍台湾学者对纪念筹备的建议。

7、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科咨委介绍1998年葡萄牙海洋博览会情况及建造仿明郑和古船的建议。8、中国历史博物馆介绍纪念展览筹备设想。9、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介绍开展青少年郑和古船模型竞赛的建议。10、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未正海研究员报告“郑和航海与地理大发现——初评（英）孟席斯的郑和环球航行新论”。二、邀请参加会议单位：（排名不分先后）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航海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海洋法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中国海洋石油学会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江苏郑和研究会太仓郑和研究会长乐郑和研究会我会耿昇与万明应邀参加会议并作了简单发言。全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出版与会议动态编辑部1．我会会刊《中外关系史论丛》第8辑已经结集，准备即将出版目录蓬勃发展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耿昇丝绸之路开通前欧亚大陆中部的交通状况……………………………………………………………………蓝琪丝绸之路上的西北民族凝聚…………………………………………………………………………………李明伟论早期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朱亚非贝叶经与西南丝绸之路………………………………………………………………………………………张泽洪古代中国至今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的陆路交通………………………………………………………………方铁试论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原因…………………………………………………………………………………陈潮敦煌石窟艺术的中国化与中国南系佛教艺术散论——兼论南北“丝绸之路”有关问题………………马德唐人时期广州的波斯蕃商与怀圣塔…………………………………………………………………………廖大珂“天马”诗文与马黎诺里出使元廷……………………………………………………………………………王颋

7、8世纪 与日本关系考述——兼谈日本对“靺鞨国”的认识……………………………………马一虹葡人入据澳门开埠历史渊源新探…………………………………………………………………金国平 吴志良试论明代陆丝绸之路的变迁——从葡萄牙耶酥会修士鄂本笃自陆路水中谈起……………………………万明明代云南永州交通线上政区治所城镇的城池………………………………………………………………陈庆江清前期中西海路丝绸贸易……………………………………………………………………………………吴建雍17世纪中叶“草原丝绸之路”恰克图等口岸中俄贸易关系的发展……………………………卢明辉 李烨从马德新的《朝觐途记》看近代西南丝绸之路……………………………………………………………孙振玉20世纪初《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对西部中国的认识与报道………………………………………………窦坤又讯：本会会刊第7辑，已经由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该社在不要分文补贴还付稿费的条件下，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已连续出版本会刊两辑。于此，特别对大象出版社的周常林、耿相新、崔琰 等先生表示 衷心的感谢 。2．《利玛窦全集》中文版即将出版张西平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马切拉塔城人。1582年8月入华，1610年5月11日病逝北京，在华生活28年。在华生活期间，利玛窦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历程，同时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奠定了西方汉学的学术传统，他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定人。利玛窦一生著作甚丰，他病逝以后后人不断将他的著作整理出版。崇祯元年（1628），李之藻编《天学初函》，将利玛窦的《交友论》、《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辩学遗牍》、《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等十部著作收入其中。崇祯三年（1630）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撰写《大西利先生行记》，文中讲利玛窦着译有《四书》（拉丁文）、《交友论》、《坤舆图》、《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几何原本》、《测量》、《同文算指》、《浑盖通宪》、《乾坤体义》。康熙四十六年（1707）黄百家撰写《明史》的“意大里亚传”时，介绍了利玛窦的生平，提到他的《万国全图》。《四库全书》共收录西学书22部，其中利玛窦的书有7部。它们是《乾坤体义》、《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几何原本》。《四库全书》存目中所着录的西学书共有16部，其中有利玛窦的著作有5部。它们是《辩学遗牍》、《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交友论》、《二十五言》。至于明清间中国士大夫在各类丛书中收录的利玛窦的著作和利玛窦的地图还有不少。1965年和1996年在台湾出版的《天主教东传文献》和《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书中首次公布了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和《斋旨》。利玛窦的《天主教传入中国史》意大利文原稿于1613年由金尼阁（Nicola Trigault，1577－1628）带回欧洲，经他整理翻译后以拉丁文出版，书名为《天主教由耶稣会传入中国史，采自利玛窦日记，五卷，作者比利时金尼阁》。1909年耶稣会的塔基神父（PPietro Tacchi Ventu ri）在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了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他分别于191 1、 19 1 3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原意大利文稿（De Ch r i s t i a n a

Expeditio Ne ApVd Sinas SvsceptaAb Societatis Iesv，Ex．P．Ma tthaei ricij eiusde mSocietatis Comentarij s．Auctore P Nicolao Trigaltio belsa．）。1942－1947年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M．D’Elia S．I．）将利玛窦的原稿 Fonti Ricciane加以整理、注释出版了《天主教传入中国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DIGesu e Christianita NellaCina），其中第三卷是附录和索引。德礼贤还于1939年出版了以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1601年利玛窦的地图为底本的《坤舆全图》（Ⅱ Mappamondo Cineses del P．Matteo Ricci，Citt adelVaticano 1939．）。1983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何高济等人根据1953年英译本翻译的中文本《利玛窦中国札记》，1986年台北光启出版社出版了由刘俊余、王玉川、罗渔所译的《利玛窦全集》，前两卷为《中国传教史》，后两卷为《利玛窦书信集》。400多年来，虽不断有人出版他的中文著作和西方著作，但至今尚无一次将他的这两种文字的著作集结在一起整理出版，即出版一套真正的《利玛窦全集》。为了纪念利玛窦这位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史的伟人，我们从1997年起便计划编辑出版一套完整的《利玛窦全集》，内容包括将他的中文著作重新校勘、标点，每篇加上《前言》；并将他用西方语言写的著作和书信翻译成汉语。全集的分卷和具体篇目暂定如下：第一卷：（宗教与文化）1．《交友论》1595（万历二十三年）2．《西国记法》1595（万历二十三年）3．《奏疏》1601（万历二十九年）4．《西琴八曲》1601（万历二十九年）5．《天主实义》1603（万历三十一年）6．《二十五言》1604（万历三十二年）7．《齐旨》1608（万历三十六年）8．《畸人十篇》1608（万历三十六年）9．《西字奇迹》1609（万历三十七年）10．《复虞铨部书》1609（万历三十七年）第二卷：（科学）1．《浑盖通宪图说》1607（万历三十五年）2．《几何原本》1607（万历三十五年）3．《测量法义》1607（万历二十五年）4．《圜容较义》1609（万历三十七年）5．《同文算指》1614（万历四十二年）第三卷：（地图）1．《坤舆万国全图》1601（万历二十九年）2．《两仪玄览图》1603（万历三十一年）3．《坤舆万国全图》1603（万历三十一年）4．《两半球图》1609（万历三十七年）第四卷：（译文）1．《天主教传入中国》1610（万历三十八年）（文铮翻译）2．《利玛窦书信集》1580——1609（万历八年——三十七年）（文铮翻译）在编辑这套全集的过程中，对一些利玛窦曾参与写作但不是由他独立完成的著作没有收入。例如罗明坚把他的《天主实录》校完以后，“又请利玛窦和在肇庆府住的一位福建儒士，郢断、润饰”；又如为给罗明坚准备一份教皇致明朝皇帝书，“利玛窦在肇庆府与一些学界朋友合作，

用中文写好一篇教皇的诏书”。利玛窦还曾协助过罗明坚编写了一部《葡汉辞典》。还有一些文献的归属尚不能完全确定，在学界尚未形成共识，为慎重起见暂不收入全集，如争论最多的《经天该》等文献。利玛窦的不少中文著作是以他为主和中国文人合作而成，如在《几何原本》的序中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乃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吴下徐太史先生来，太史既自精心，长于文笔，与旅人辈交游颇久，私计得与对译成书不难。”在这个过程中，正是一个“口传”，一个“笔受”，俩人“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其稿”才最终成书。这就明《几何原本》应是利、徐二君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的情况还有《浑盖通宪图说》，《四库全书》收入子部天文算法类，书中说《浑盖通宪图说》为“从京师，识利先生，……示我平仪，其制约浑……耳受手书、颇亦镜其大凡。”说明此书仍是利氏口授，李氏笔演。《同文算指》亦是“西海利玛窦授，浙江李之藻演”。与此相同的还有：《测量法义》、《勾股义》、《圜容较义》等书。我们所以指出这一点，旨在说明这些著作虽都收入《利玛窦全集》之中，但实际上是利玛窦与明代文人们的共同成果，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由于时间悠远，还有一些已失传的利玛窦著作、最著名的是他以拉丁文所译的《四书》、他和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1560－1640）合编的拼写汉语的拉丁字母方案。这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希望以后能被重新发现，将来在全集再版时能补编进去。在对利玛窦中文著作的点校中，有些著作采取了“对校法”，有些著作采取了“本校法”，有些著作采取了“他校法”，因书而异，不求统一。对利玛窦著作的收集、整理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次整理、翻译利玛窦的著作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汲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努力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在此，我们对前辈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对当代学者表示感谢。《全集》拟于2003年第一季度出版，敬请关注。3．《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目录黄启臣主编：黄启臣撰稿人：第一章 黄启臣教授，第二章 赵善德副教授，第三章 黄国信副教授，第四章 李庆新研究员，第五章 章深研究员，第六章 章深研究员，第七章 章深研究员，第八章 刘正刚教授、乔素玲博士，第九章张晓辉教授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前言第一章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地理第一节 中国南海的历史地理区位第二节 丰富的海洋国土资源第三节 广深的经济腹地第二章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形成第一节 先秦海上之交通第二节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形成第三节 贸易商品的结构第四节 政府对贸易的管理

第五节 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经济效应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步发展第一节 广州起航远洋航线的开辟第二节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初步发展第三节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社会经济第四节 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第四章 隋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高涨第一节 隋朝对南海的经营第二节 唐代对外开放的新局面第三节“广州通海夷道”航线空前延伸第四节 对外贸易繁盛及其经营方式第五节 市舶使（院）的创设及其管理体制第六节 海外贸易的地域与进出口商品结构第七节 南汉朝廷对南海贸易和重视第八节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社会第九节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第五章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第一节 海上丝绸之路盛衰起伏的进程第二节 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扩大第三节 市舶司制度管理方式成型第四节 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内条件及进出口商品结构第五节 海上丝绸之路对国内外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第六章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曲折发展第一节 海上丝绸之路广州第一大港降格第二节 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第三节 海外贸易国家扩大和进出口商品加第四节 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和市舶法则第七章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第一节 明政府对广东实行开放贸易政策第二节 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向全球扩展第三节 贡舶贸易和市舶贸易第四节 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第五节 市舶司管理制度式微第六节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七节 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移民第八节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第八章 清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发展第一节 清政府对广东实行开放贸易政策第二节 环球贸易航线继续开辟第三节 对外贸易航线继续开辟第四节 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性变化第五节 对外贸易管理日趋规范第六节 海上丝绸上与海外移民第七节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社会经济第八节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第九章 民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和滑坡第一节 对外贸易的曲折轨迹

第二节 对外贸易政策及其管理第三节 外国资本势力冲击广东对外贸易第四节 走私贸易猖獗乃至失控第五节 海上丝绸之路滑坡与广东蚕丝业的盛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大事记参考书目后记4 ．《宁波海上丝绸历史地位》写作提纲编写 组一、“海上丝绸之路”概论1、“海上丝绸之路”概念起源——德、日学者的提出2、中国学者概念扩展3、“海上丝绸之路”时间、空间界定问题有主张西汉——鸦片战争，有主张西汉——民国，也有主张西汉——当今4、构成“海上丝绸之路”的要素：航路、港口、船舶、航行术；被载体：客－货5、对中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交流意义。二、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与人文地理1、甬江、钱塘江的流域出海口。2、东海、黄海——太平洋3、从河姆渡先民文化发源地到越人海洋文化发源地4、经济腹地开发——农业、丝绸业、窑业、茶业出口商品及内河陆上交通发展三、唐代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和繁荣1、唐代首次对日本遣唐使船开放问题2、历次遗唐使在明州往来3、历次唐商船与日本往来4、明州唐船5、越州、鄞州、明港州港名沿革和港址迁6、出口管理机构尚无市舶司而由地方官9、中外交往成果：政治、经济、文化、宗旨四、五代吴越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五、两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提高1、国内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2、宁波港开放地位的提高3、市舶司设立及功能、设施4、通往腹地浙东运河的改善5、宋代造船辉煌6、高丽航线成就7、腹地丝织和瓷窑业发展和出口商品结构8、高丽馆和波斯馆9、中外交流成果及对地区经济、文化影响六、元代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曲折和提高1、中日战争、邦交对宁波港的影响2、外贸航线、货种

3、港口对外开放地上升4、市舶管理机构的变化5、中外交流成果七、明代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遭遇1、明初官定对日的交往的港埠2、勘合朝贡贸易的中断、市舶司撤消3、倭寇的侵扰4、海上走私活动5、葡萄牙人在双屿港走私殖民据点的始末6、海禁带来萧条八、清代宁波“海上丝绸之路”1、抗清、海禁对其影响2、开禁和浙海关在宁波的设立3、“海上丝、瓷、茶之路”4、南洋海禁令5、乾隆对英商北上宁波被逐案6、英商索要宁波－海岛作商站7、鸦片战争在宁波海域8、五口通商初宁波九、当代港口和港城的大发展1、20世纪70年代的建港和沿海工业兴起2、重新对外开放3、80年代大深水港的建成投产及90年代扩建4、国际航线和货种的扩展5、全国14个对外开放港口城市之一十、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址和文物附文：一、宁波对外开放于一千三百五十年前二、建议选拔广州、宁波、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始发港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三、反“一口对外论”5．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可喜成果黄阿玲读了北京大学孔远志的专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下称《交流》），我感到十分欣喜。正如季羡林教授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所说：“国际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交流双方或多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解放生产力的有力的手段，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其意义极端重大。”深入研究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有利于加强两国学术交流，而且有利于加强双方的友好、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它既有巨大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并非易事。季老指出：“中国立国于东亚大陆，垂五千年，一直没有中断与周边国家，甚至周边以外距离遥远的国家的文化交流，研究这种交流的历史，有时候并不容易，必须把典籍记载，考古发掘工作结合起来，再辅之以对老百姓日常生活习惯和宗

教习俗的细致观察，始克有成。……孔远志教授精通印尼语言，又曾在印尼留学数年，对印尼的方方面面有深入的感性认识。他对中国史籍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像他这样具备众长的学才来写中国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当然会得心应手。我相信，他这一部新著会受到中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有关国家学者的欢迎的。”综观《交流》，她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基础扎实。全书近30万字，共9章。本书通过民族渊源看中印尼两民族的关系，分别从宗教、文学、语言、艺术、建筑、医学、生产技术、生活用具和风俗习惯等领域阐述中国印尼文化交流，专章论述近年来中国印尼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活动，分析上述文化交流的意义、特点和前景。作者长期从事印尼语言和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写成讲义。多次修改、补充，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很受学生的欢迎。作者9次访问印尼，搜集大量资料；同时参考中外著作（或论文）百余部（篇）。凡引用的重要论据和资料，都注有出处。书中还附有若干珍贵照片。二是注重学术性、科学性。第4章阐述两国在语言领域的交流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章谈到汉语和（尤其是闽南方言）对印尼语的影响。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1986年作者在荷兰进修期间，《马来－印尼语中的汉语借词》的英文论文，后曾在莱顿大学的学报上发表。这是他多年研究和到印尼、闽南实地考察的成果。荷兰著名的研究印尼语言与文学的德欧（A·Teeuw）教授在书面评语（1986，6，9）中写道：“我已经仔细地研究了孔远志所作的关于马来－印尼语中借词的论文（莱顿，1986）。我认为，对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这篇论文作出了一个独创的，富有革新精神的贡献，它证实了应该健全的科学方法和对可以得到的学术性的原始资料的充分掌握对于这些资料他批判地加以使用。可以希望，这篇体现具有国际水平成果的论文能早日发表，因为这将相当大地丰富我们关于汉语对马来语的影响这一重要课题所拥有的知识。”此外，作者论证中国高僧义净的记载的昆仑语与马来语的关系，也是很有见地的。三是观点鲜明，有独创性。《交流》既客观阐述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巨大影响，又尽可有能地反映东南亚文化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即既要反映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又体现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如季老曾经指出的，“我们应当在探讨中国文化以对世界其他国家贡献的同时，也探讨外国文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这一件工作就是文化交流的研究。”《交流》用许多事实纠正一些学者单纯强调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巨大影响，忽视东南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的倾向。英国著名学者霍尔在《东南亚史》中曾写道：“正是在印度和中国文化的滋养下，东南亚自身的文化才开始发展并取得伟大的成就。”《交流》的作者明确表示对这种观点不能苟同。东南亚文化确实深受印度、中国、阿拉伯和西方的影响，但是，东南亚民族的劳动与创造是形成东南亚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不能接受某些西方学者宣扬的“东南亚文化外来论”和“东南亚文化虚无论”。《交流》的作者通过大量事实，指出中国与印尼文化交流的特点是历史悠久，长期持续；领域广泛，互通有无；崇尚和平，友好相待；华侨和华人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南京对《交流》的书面评价（1998．1．9）写道：“总的印象是，这是优良著作。作者是有心人。长期细心而广泛地搜集有关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中文、印度尼西亚文资料。为该书奠定了较扎实而丰富的史料基础。作者善于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使本专题的研究范围更加开阔而深入。作者立论客观，观点正确，为该书增添了鲜明的学术色彩。”《交流》在一定意义上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然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领域是十分深入的，

《交流》的作者毕竟只是作了一个初步的和有益的尝试，即使在中国印尼文化交流这一课题上，还在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周南京教授说得好：“及时出版这部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必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的东南亚研究，以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和学术文化交流。孔远志教授认为我国的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是一个范围极广的研究领域，目前不能说史料已经穷尽了，有众多史料尚待挖掘开发，并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6．我会会员、北京大学孔远志教授的《郑和下西洋与马来国家》获北大一等奖编辑 部孔远志教授著《郑和下西洋与马来国家》（马来文）荣获北京大学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2002）一等奖。该专著由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出版（2002年）。全书共11章，主要叙述和分析郑和于15世纪下西洋期间，对马来国这有（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上诸王国）的访问，历史背景，被访国家和地区在关郑和的遗迹和传说，郑和对航海事业、商业往来、文化交流和增进民族间友谊的贡献，以及中国马来西亚长期友邦的特点等。该书附有近20幅珍贵的照片。2000年10月24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拿督马吉先生在贺辞中称，“孔远志教授这一研究成果，丰富了历史与马来关系的珍贵资料。该专著对500年前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马来国家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关系，作了深入的阐述。”“这部著作非常引人胜和有价值。”马中友协主席、马来西亚著名诗人乌斯曼·阿旺在贺辞中写道：“孔教授在研究了有关的历史文献和访问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和丁加奴等地的郑和遗迹的基础上，成功地撰写了该书，这是一部很有水平的引人入胜的专著。”“它必将促进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传统友谊。”马来西亚最大的马来文报“前锋报”（2000－12－12）详细介绍了该著作。中国国际广播学会原副会长、译审（马来文专家）黄阿玲在评价中写道：“作者多次到马来西亚各地作实地考察。查阅了古今中外百余（篇）作品，并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书中谈到马来西亚丁加奴、槟榔屿和沙捞越等地的郑和庙，是过去中外著作中几乎没有详细论述过的。该书是中国学者首次用马来文写的有关郑和的著作并在马来西亚出版发行，更具重要意义。”孔远志教授先后应马驻华大使之邀，分向马六甲州首席部长（省长）为首的访华代表团、马来西亚外交与对外关系学院访华代表团介绍《郑和下西洋与马来国家》与中马友好关系史。马六甲州首席部长返马后特来函（2000－10－2）告知马六甲将建郑和纪念馆，并邀请本人再次访马六甲。马六甲州首席部长的秘书来函（2000－12－5）称《郑和下西洋与马来国家》一书有助于马六甲即将建立的郑和纪念馆。7．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主编《汉学研究》第4－6期目录编辑 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有我会名誉会长（曲德林）和3位理事（阎纯德、杨翠薇和黄卓越），会员多人，长期对本会支持很大。由阎纯德先生任主编的《汉学研究》已出6辑，影响很大，效果甚佳，为全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将《汉学研究》第4－6期目录公布如下。有需要者，请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采购。

第五辑目录迎接汉学研究的新发展（代序）…………………………………………………………………………………乐黛云我看汉学和汉学研究………………………………………………………………………………………………阎纯德美国的汉学研究……………………………………………………………………………………………………熊文化妖魔化的镜像－19世纪美国作家对中国的误读……………………………………………………………………冒键俄国汉学史提纲。……………………………………………………………………………………………………李明滨索罗金和他的元曲论………………………………………………………………………………………………李明滨帝俄时期：从汉学到中国文学研究…………………………………………………………………………………理然阿列克谢耶夫与俄国汉学…………………………………………………………………………………………阎国栋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夫院士的生平与著作…………………………………………………………………阎国栋编译记俄国汉学家阿·瓦·鲁达科夫－纪念远东国立大学成立100周年…………金志刚［俄国］ 谢尔盖·Y·付乐吉俄罗斯远东地区汉学研究综述——国立远东大学的汉学教学与研究…………………………………………金志刚西方的中国神话研究………………………………………………………………………………………………周发祥越南的儒学研究………………………………………………………………………………………………………陈清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人……………………………………………………………………………………张西平斯坦因与敦煌文物的流散…………………………………………………………………………………………刘进宝意大利入华画家年修士事迹钩沉……………………………………………………………………………………耿昇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李志军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的结合………………………………………………………………………………………李志军论中法文学交往的历史特征………………………………………………………………………………………钱林森二战后的法国汉学…………………………………………………………………………………………………许光华鸦片战争前的法国汉学与中法文化交流………………………………………………………………田永秀 鲜于浩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17－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耿昇二世纪到七世纪的道教和民间宗教……………………………………………………………［法国］石泰安 王宗昱译北京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的历史变迁…………………………………………………………………………余三乐鸦片战争前在湖北传教的法国籍耶稣会士………………………………………………………………………康志杰《耶稣会教土自中国被逐记》与异文化误读——伏尔泰的误读及意义…………………………………………叶潇老子在法国…………………………………………………………………………………………………………杜青钢高地亚洲元代历史地名的沿革…………………………………………………………………［法国］韩百诗著 耿昇译论王则领导的弥勒教秘密会社的起义…………………………………………………………［俄国］斯莫林著 岳岩译绿蒂笔下的中国形象………………………………………………………………………………………………钱林森杜牧文学思想探源……………………………………………………………………………………………［韩国］金昌庆朝鲜许兰雪轩诗在中国的流传……………………………………………………………………………祁庆富 杨玉古朝鲜汉文诗的奇葩…………………………………………………………………………………………李贞爱李炬元杂剧的主题类型和人物刻画——时钟委《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述要………………………………………周发祥话本与《十日谈》和《萨瓦·格鲁岑》…………………………………………………………………………理然语义对应：六朝志怪小说的叙事结构………………………………………………………………………………理然越南汉文辞赋述略…………………………………………………………………………………………………王晓平日本汉文辞赋述略…………………………………………………………………………………………………王晓平再论苏赋诗学的“反常合道”……………………………………………………………………………［韩国］安熙珍试论老舍作品中的女性描写…………………………………………………………………［德国］凯茜著 马树德译岁时、风俗与诗……………………………………………………………………………［日立］中岛敏夫著 徐江译第四 辑 目 录比较文化视野里的汉学和汉学研究（代序）……………………………………………………………………阎纯德英国的汉学研究……………………………………………………………………………………………………熊文华英国汉学三大家……………………………………………………………………………………………………帅霎霖道家的自然洞见与墨家的逻辑能否结合？－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李瑶

生物化学史上的里程碑——《李约瑟评传》之一……………………………………………………………王钱国忠北欧汉学研究的现代转向……………………………………………………………………………………………李明法、荷、比诸国汉学研究管窥……………………………………………………………………………………刘玉才法国学者对海瑞16世纪在淳安县改革的研究…………………………………………………………………耿昇编译法国汉学先驱——雷慕沙传…………………………………………………………………………佚名撰 马军译注20世纪法国汉学家小传伯希和（1878－1945）……………………………………………………………………………………………徐治莎加尔（1951－）……………………………………………………………………………………………………杨静谢和耐（1921－）……………………………………………………………………………………………………孙戈巴斯蒂‘布律吉埃尔（1940－）…………………………………………………………………………………徐来俄苏的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研究……………………………………………………………………………李逸津（里卫）龙果夫的学术成就…………………………………………………………………………………………………李明滨瓦西里耶夫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阎国栋科瓦列夫斯基与俄国蒙古学………………………………………………………………………………………阎国栋语言艺术和时代——世界文学过程中的中国文学………………………………［俄国］H·T·费德林著 李少雍译西学的补儒易佛与天主教的实学化………………………………………………………………………………季志军西士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明清实学的发展………………………………………………………………………李志军游记与西方汉学……………………………………………………………………………………………………钱林森东亚儒学与东亚意识………………………………………………………………………………………………李爱平卫匡国两部汉学著作述评…………………………………………………………………………………………吴孟雪神奇的土地：基歇尔笔下的中国……………………………………………………………………孟宪模 张西平译西方传教士与《皇舆全览图》……………………………………………………………………………………余三乐从《中国通史》看法国18世纪的“中国热”…………………………………………［法国］米桓夫人著 岳岩译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为何抵制荷兰染指中国…………………………………………………………………康志杰西方汉学界对开封犹太人调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耿昇西魏北周时期军人集团所起的作用…………………………………………………………［美国］丁爱伯著 杨翠微译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俄国］克恰诺夫著 耿昇译柏林国立图书馆“汉学书库”说略………………………………………………………………………………张国刚澳门圣保禄学院与中西文化交流…………………………………………………………………………………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有关问题研究之辨析……………………………………………………………………………李向玉中西文化在澳门——以华洋通婚为例……………………………………………………………………………黄启臣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序章——研究史与课题的设定………………………………………［日本］夫马进著 伍跃译中国给了他“另一种眼光”——亨利·米修与中国艺术………………………………………………………刘田漫论弗雷泽《金枝》的汉学内容……………………………………………………………………………………王政关于中国道德主义神圣思想与西方个人观念的思考…………………［德国］托马斯·齐默尔著 于传勤 于帆译1995年以来国外中国文学研究概览……………………………………………………………周发祥 王晓平 李聃日本家村上哲见的宋词研究……………………………………………………………………………………淳于淼泠戴望舒和洛尔伽………………………………………………………………………………秋吉久纪夫著 荀春生译穆旦诞生地——天津探访记……………………………………………………………［日本］秋吉久纪夫著 荀春生译高丽朝鲜李朝汉文辞赋述略………………………………………………………………………………………王晓平散佚欧洲的《风月锦囊》…………………………………………………………………………………………周发祥宋代文化对日本、高丽文化的影响…………………………………………………………………………李贞爱李炬义取《春秋》文兼众制——论古代朝鲜小说《奈城志》…………………………………………………………曹虹论孔子的天观与冯友兰………………………………………………………………………………………［韩国］赵骏河叙事语态与《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浅探………………………………………………………………［韩国］李哲洙试析阿中传统文化的共同精华………………………………………………………………………………［埃及］纳赛尔20世纪90年代：转型中的中国文学……………………………………………………………………［埃及］易卜拉欣

8．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编《国际汉学》第5－7辑中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著译文章目录。编辑 部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会的重要单位之一，有我会副会长一名（张西平），理事一人（李明），会员多名。该校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多年来，给予了我会很大帮助。由该中心主编的《国际汉学》（大象出版社出版）已出7辑。现将5－7辑中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著译文章目录公布如下：第五辑目录高罗佩研究………………………………………………………………………………………［荷兰］伊维德 程瑛译史华罗小传…………………………………………………………………………………………………………吕滇雯早期西班牙人看福建………………………………………………………………………………………………廖大珂中国（康熙）皇帝的故事（节选）………………………………………………………………［法］白晋 杨保筠译自然之码——孔子的诗………………………………………………………………………………［法］巴多明 朱静译西学的排斥与接受——近代技术在日中两国的位相………………………………………［日］山田庆儿 康小青译蔡元培与法国文化……………………………………………………………………………………………………沈福伟朝鲜《国朝五礼仪》与中国古礼……………………………………………………………………………………彭林利玛窦中国遗址考察初记…………………………………………………………………………………………余三乐利玛窦及其会友在江西…………………………………………………………………………………吴孟雪 曾丽雅托尔斯泰的晚年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吴泽霖宋程理学在欧洲的传播………………………………………………………………………［丹麦］K·龙伯格 耿昇译北欧当代中国研究述评…………………………………………………………………………［丹麦］柏思德 李明译柏林汉学的历史和现状………………………………………………………………………………………………简涛明清之际澳门的外来文化…………………………………………………………………………………………黄鸿钊澳门在东西方关系中的“特区”作用……………………………………………………………………………黄晓峰中国：第一个帝国——评《剑桥中国史》卷一：秦汉帝国…………………［澳］雷夫·德·克雷斯皮尼 胡志宏译柯蔚南《东汉音注手册》三礼资料订补…………………………………………………………………………虞万里《数里乾坤》自序…………………………………………………………………………………………………张德鑫慕尼黑大学汉学专业简介…………………………………………………………………………………………张东书第六辑目录30世纪的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法］谢和耐 耿昇译卫礼贤的中国魂……………………………………………………………………………………………………张东书神奇的东方——皮列士《东方志》摘要……………………………………………［葡］多默·皮列士 何高济译一个葡萄牙冒险家的传奇——平托和他的《游记》……………………………………………………………高 倩平托《游记》中宁波纪事考实——兼谈《甓余杂集》中的佛郎机资料……………………………………汤开建遥望中国——简介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张西平饶宗颐先生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王振泽英敛之和北京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兴起…………………………………………………［美］唐纳德·帕拉贡 辛岩译西文学者道教研究现状综述……………………………………………………………………［法］傅飞岚 徐克谦译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汉学史………………………………………………………………………………………李明滨捷克汉学简史及现状…………………………………………………………………………………………………姚宁捷克东方研究所………………………………………………………………………………………………………姚宁第七辑目录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特刊

辛勤地耕耘 不倦地开拓——记德籍华人、著名汉学家乔伟教授……………………………………………张桂贞保加利来的第一位汉学教授——文学翻译家宝拉·白丽婉诺娃………………………………………………徐家荣十九世纪的欧洲汉学…………………………………………………………………………［德］傅吾康 陈燕 袁媛译欧洲汉学史简评……………………………………………………………………………………［德］傅海波 胡志宏译伯希和考察团与敦煌文献的流散…………………………………………………………………………………刘进宝王韬与法国汉学大师儒莲……………………………………………………………………………………………靳剑马若瑟的生活及其索隐主义－《马若瑟：中国哲学和索隐主义》绪论………… ［丹麦］K·龙伯格 马晓冬译瓦西里子夫与俄罗斯汉学…………………………………………………………………………………………阎国栋《金 梅》研究在俄国………………………………………………………………………………………………杨士毅晚明时期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策略………………………………………………………………［美］魏若望 余三乐译中国家具传入西方简史…………………………………………………………………………………［芬］方海 唐飞译包乐史著《巴达亚华人与中荷贸易》评述………………………………………………………………………聂 宁评龙彼得《宋代收藏道书考》……………………………………………………………………………………王宗昱鲍则岳《剑桥中国先秦史·语言文字》章评述……………………………………………………………… 王志平清代秘密社会近年来研究的一部可喜成果－《清代早、中期会党与秘密社会》评介………［加］戴高禄 李晟文名古屋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简介………………………………………………………………………………………杨春蒙特利尔大学与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简介…………………………………………………………………李晟文日本大东文化大学述略……………………………………………………………………………………………卢燕丽9．读万明著《中葡早期关系史》黄 启 臣有人说，澳门“回归”了，澳门历史的研究可以划上句号了。此语不符合事实，因而是不科学的。就我所知，澳门“回归”将近两年来，研究澳门历史问题仍不断深入和扩展，研究澳门历史的学者不乏其人，发表的论著仍然屡见不鲜。2001年7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万明的新著《中葡早期关系史》，就是深入研究澳门历史的一部力作。全书分10章20节，共22．7万字。在本书中，著者对葡萄牙人进入澳门的时间、是否与中国官员有书面协议、明清政府对澳门的政策及管理、葡萄牙是否对澳门拥有主权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通读全书，我觉得有两个特点和优点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一、观点鲜明正确。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第一、“第一次中葡和约”不存在。关于1553－1554年葡萄牙国王派遣远征日本舰队提督莱奥内尔·德·苏萨（Leonel de Sousa）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商谈进入中国贸易是否达成书面协议（“第一次中葡和约”）问题，以前有些西方学者，根据1556年1月15日日苏萨写给葡萄牙国王若三世的兄弟路易斯（Prince Luis）亲王的英译信件，误导为曾经达成和签订书面协议（所谓“第一次中葡和约”）。本书作者在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进修的一年期间，检索阅读了葡文原本，得出相反的结论：“苏萨在与中国海道接洽商谈后，得到的是葡萄牙人可以来华贸易的许可。此事没有形成书面协议……”；“因此，所谓的‘第一次中葡和约’是不存在的”（本书第81页）。为了证明没有形成书面协议，本书还引用了苏萨信中的另一段话作为佐证：“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海道吩咐我，如果我们想要前往中国，请陛下派遣使臣出使中国，使中国皇帝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以便达成协议”（第81页）这说明，苏萨没有完成国王“委派我去着手和平签订协议之事”（第79页）。如果苏萨已经与汪柏达成和签订书面协议，他就没有必要向国王转达海道吩咐再派使臣出使中国，“以便达成协议”了。

第二、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国只是丧失了对澳门的管理权，但并没有完全丧失澳门的主权。1887年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是葡萄牙破坏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的唯一条约，但它与184 2年的中英《南京（江宁）条约》相比，毕竟有所区别。从国际法观点看，《南京（江宁）条约》是明确标明清朝政府将香港割让（Ceded）给英国的，即该条约第三款规定：“令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1页）。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灯，仅仅是允许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并未表时清朝政府将澳门割让给葡萄牙。而“管理权”（Administrataon）只是一种事实，并不是主权本身，是低于主权的。因此，澳门的主权仍然在中国手上，中国只是丧失了对澳门的管理权罢了。同时，因为《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明确规定：“由葡国坚允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水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所以，葡萄牙没有出卖、出租、割让澳门的最终处分权。澳门的最终处分权（主权）仍然由中国政府掌握。据此，本书最后的结论是：“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使中国丧失了对澳门的管理权。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遭到破坏，但主权始终是在中国手中。”（第319页）这个正确的结论，与192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希祖教授所作的“他国不得让其（澳门）地于他国一款，正约改为未经大清国首肯，则大西洋国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是澳门主权，中国未全失也”（《东方杂志》19卷11期）的结论完全一致。这个正确而科学的观点，既纠正了以前一些西方学者所持的“久占之地，即有主权”的错误观点，亦澄清了国内有些学者将《南京（江宁）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等量齐观的模糊认识，使本书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和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二、资料丰富翔实。梁启超说过；“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立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为其研究对象。”（《中同历史研究法》）作者深明其义，多年来在中国和外国的诸多图书馆、档案馆甘坐冷板凳，钩沉有关中葡早期关系的中外文资料，并经整理考订，然后写成本书。据我统计，本书参考的中外古今文献书籍共305部（其中古籍文献118部，近人著作32部，外文译著78部，外文著作77部），全书引用的资料共747条之多，其中外文资料162条，占总数的21％多，所引用的文献包括正史、政书、实录、会典、会要、方志、笔记、近人著作等等。这样，使本书的写作建立在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做到言必有据，据必足征，使本书具有更扎实坚固的基础和更高的科学价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因为本书是属于中外（葡）关系的专著，著者非常重视和运用将近四分之一的外文（其中相当部分是葡文）图书、档案资料，并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使全书所论更令读者信服，结论更加公允全面。例如，著者在考订葡萄牙人进入澳门的时间问题时，首先“从中文史料入手”（第85页），然后参考葡萄牙人平托所著的《游记》（Peregrinacao）和葡萄牙史学家安东尼奥·菩卡罗（AntonioBoccaro）于1635年所著的《东印度政府所有要塞和城镇图》，以及明末到过澳门的奥斯丁会士塞巴蒂昂·曼里克（sebastriao Manrigue）所著《东印度传教路线》等著作，最后得出“基本可以确定1557年才是葡萄人入澳门的时间，（第88页）的结论。这种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以上是我读万著后的两点认识。其实本书的真知灼见还有不少，我这篇读后感挂一漏万，目的是向广大读者推荐，希冀推进澳门历史研究更上一层楼。（摘自《中国研究史动态》200 2年第2期）

10．《漳州港》评介万 明李金明教授新著《漳州港》一书，于2001年8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既蒙惠赐，抱着先睹为快的心情拜读以后，颇感受益，故此付诸笔端，略述一二。漳州港，一般称为漳州月港，在历史上的特性十分显著，可以说在所有中国古代著名海港中，它是独具特色的一个。这表现在以下四点上：一是作为一个著名的港口。它惟独产生于明代，而与其他朝代无缘；二是它本身作为港口的条件并不优越，既无直接的出海口，又不是深水良港，到明代后期却崛起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三是它兴也迅速，衰也急骤，作为港口，它的兴盛时期，只是在明成化至万历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四是它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即西方扩张东来前后，西方与中国发生直接接触和交往的早期阶段，世界开始融为一个整体的阶段。因此，探讨这一特殊的港口城市的兴衰史，不仅对整个明代中外关系史，而且对世界发展过程的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早在1982年，史学界在漳州月港召开过学术讨论会，自那时起，关于漳州月港的研究继续深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二十年后，李金明教授的这本书，是全面论述漳州港兴衰史的一部学术著作，对漳州港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总结。该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一、视野博大通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书名是《漳州港》，然而，它所给予的知识含量，却是对明代后期整个私人海外贸易史乃至中西早期关系史的涵盖与思考。小中见大，本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作者能够以宏观视野带动微观考察，使本书具有博大通达的特色。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有关漳州港史的论述，不能仅着眼于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应放到世界史的角度去认识，将之与世界海洋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本书就是以此为宗旨，对漳州月港的崛起、发展、变化、衰落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论述，希望能从中获取教益，为今日开发海洋经济起到某些借鉴作用”。本书的立意如此，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二、关于漳州月港历史的系统总结。全书共十一章，开港前是四章。写港市历史，大都从地理状况写起，这一点本书作者也不例外。而接着作者从地理到人文，颇具特色地着重分析了漳泉人的性格，指出在明代海禁的大背景下，漳泉一带走私屡禁不止，与当地地理特点和风俗习惯有密切联系。那里的居民以海为田，具有强烈的经商欲望，同时，善于航海，勇于冒险，有敏锐的商业头脑，以及强烈的商业竞争意识。作者论述了月港走私贸易兴盛于明成化年间，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葡萄牙人的东来，月港成为中外走私贸易汇集之地，引起了明朝的注意，于是自嘉靖九年起，在这一偏僻的海隅设立海防机构，以镇压走私活动。从安边馆，到靖海馆、海防馆，直至设置海澄县。伴随日益高涨的开放海禁呼声，作者认为设县为开放海禁作了准备。自第五章以后，是明朝在月港开放海禁，即开港以后直至衰落的历史。作者认为当时对日本的贸易“仍属严禁之列”，在月港，只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不许海外商民来华贸易，因此月港的开放海禁，应称为“部分”开放，这种看法颇有道理。同时，作者探讨了开禁原因，论述了月港购税的征收，海防馆转变为督饷馆的过程，指出督饷馆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我国海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各种饷税制度已初具近代关税征收的雏型。并对月港海外贸易的船只与海商的结构、贸易地点与航线、进出口商品及其对海外的影响，逐一进行了考察。又特别辟出第七。八两章，专门探讨漳州与菲律宾、日本的海上贸易，使漳州月港对外贸易的全貌得以凸显出来。随后作者的笔锋转至明末月港的衰落。指出荷兰殖民者的劫掠、明末海禁过于频繁、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是造成月港衰落的三个主要原因。认为荷兰殖民者东来，在漳

州一带沿海骚扰和劫掠，特别是占据台湾，阻断了漳州与菲律宾的贸易，严重影响了月港的海上贸易；说明明朝统治者奉行“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对海外贸易商实行严格的限制和残酷的封建剥削”，激发了月港海商的反税监斗争。作者高度评价了这场斗争，指出“随着月港海外贸易的发展，海商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并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而参加到反封建压迫的斗争中来”。最后，作者对月港在海外贸易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力求全面而公允的整体评价。三、中外史料丰富翔实。由于史籍中有关海外贸易的记载非常零碎，特别是漳州月港作为一个由私人海外贸易兴起的对外贸易港口，史料记载更为难寻；加之月港对外贸易涉及多条国际贸易航线，相关外文档案资料汗牛充栋，涉及多种文字，搜集难度就更大了。若非作者多年来专攻明代海外贸易史，80年代末已出版《明代海外贸易史》一书，学术积累深厚，是难以成书的。书中虽因体例的缘故，不能一一加注，但是不仅书后附有参考书目，而且在书中字里行间也可看出作者对各种史料拈手而来，运用自如，足见对漳州月港的系统论述，正是基于丰富的中外史料基础之上的。最后想到的一点是，如果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实物资料发掘和利用，那么对于漳州港的研究，必将更加深入。11．今年全国召开的与中外关系史有关的学术讨论会编辑部（1）、由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与山东省龙口市徐福研究会召开的第4届徐福故里文化节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4月在龙口举办。（2）、由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犹太人来华史及开封犹太人研究国际研讨于2002年5月在南京大学举行。（3）、由广州大学主办的“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7月底在广州举办。（4）、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国元史学会主办的“元代政治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8月在南京大学召开。（5）、由北京理工大学主办的国际敦煌学术史研讨会于2002年8月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6）、由中国民族史学会主办的中国历代边政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8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7）、由中国航海学会与泉州市政府联合主办的“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将于200 2年9月间在泉州召开。（8）、由南京郑和研究会举办的郑和研讨将于今秋在南京举行。（9）、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深圳大学合办的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11月底在深圳大学举行。（10）、由北京大学主办的第3届伊朗学在中国学术讨论会，于11月间在北大召开。（11）、由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古代中外关系，二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究会将于200 2年11月在北京举行。（12）、由中国法国史学会主办的“20世纪的法国，中法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12月在广州华南师大举行。

12．我会理事会在京理事开会共同研究学会未来4年的工作秘 书 处自云南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理事会以来，由于理事遍布全国，难以具体讨论研究工作。故我们采取传统做法便是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在京理事会，以研究布置学会工作。2002年3月11日，本学会在京理事20余人，于北京行政学院召开了一次会议。由本学会会长耿昇、秘书长万明以及副秘书长侯且岸、任大援、马一虹主持。根据讨论大家初步达成了如下共识：首先要努力办好高质量的学术讨论会。我会具有举办高质量的有关中外关系史各学科学术讨论会优良传统，在上届整理会的主持下，我们分别于1997年在广西东兴、1998年在浙江杭州，1999年在福建厦门、2000年在甘肃兰州、2001年在云南昆明举办了不同专题的学术讨论会，反应很好，对于推动全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既团结了全国学者，又扩大了本会的影响。特别是促进了本学科的健康发展。大家认为今后仍要努力举办好这几年计划中的学术讨论会。根据有关方面的初步承诺，我会将在深圳、沈阳、上海、天津、新疆与澳门举办有关中外关系史的学术讨论会。努力办好会刊。我会会刊已出版了7辑。今后，会刊要出版正常化，争取每两年出一辑。由学会秘书长万明、副秘书长任大援、侯且岸、马一虹与理事常绍民诸先生负责。希望广大会员根据通知，踊跃稿。办好通讯。我会通讯已办17期，自1994年以来，基本每年一期，无偿邮寄给会员和有关方面。我会通讯在学会内外均产生了良好效果。今后仍坚持每年一期，由耿昇、万明和马一虹负责。欢迎广大会员投稿。今后，凡我会会员有重要的中外关系史著作和译著，都请写3－4千字的介绍文。凡我会会员科研成果有获各方面奖励者，也请写短文章寄来。凡设有中外关系史教学与科研学科的单位，请定期将总结成果的短文投寄。凡新会员必须提交学术自传与学术成果目录。凡有出国访问者，请写短文介绍海外的中外关系史概况。凡有参加国内外有关中外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者，也请写报道。凡推出中外关系史方面的丛书或论丛者，提供出版地点与目录。凡有纪念中外关系史领域老前辈的活动，也请撰文。本刊篇幅有限，但尽一切可能多刊登一些。努力加强会员之间的联系，尽一切可能提高本学科的学术水平。加强与国内相近似的学会联系，共同主持活动，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加强与国外同行们的交流，尤其注意向外介绍本会的科研成果。待时机成熟，将编写一本全会会员（包括已故的前辈）的传记与成果目录。现在可以着手调研。准备举办一次20世纪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世纪大回顾的学术讨论会。总结前一个世纪，以利于新到来的21世纪的工作。理事会向近年来主持过学术讨论会的广西东兴、浙大、厦大、西北民院、云南社科院、深大等单位表示感谢。向先后给予本会赞助的香港学者陈佳荣及中华万年网有限公司、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行政学院、云南大学、广东社科院、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及汕头工业集团林显利总裁致谢。希望今后仍能够得到方方面面的帮助。会议向已退出理事会的前几届理事会的老理事们表示感谢。希望他们仍能发挥余热，帮助后学。

会议认为，按照学会章程而发展优秀青年人才入会，是本会维持生命力和拥有未来的根本，欢迎广大会员推荐发展优秀的新会员。新会员标准仍为三条：中级职称以上者，拥有博士学位者，已出版过本学科重要论著和译著者，尤其注意本会会员很少的地区：华中、华北与海南（海南省是我会惟一一个没有会员的省），注意发展港澳台学者为会员。学会经费非常困难。希望广大会议按学会章程规定交纳会费。今后，凡连续两年不交会费者，以自动退会处理。一年不交会费者，不再邮寄材料，也不邀请参加学术活动。会议坚信，未来4年中，在新一届理事会主持下，本会的一切工作都会搞得更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新会员科研与教学成果简介秘 书 处陈占山（笔名陈静），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1963年8月生，汉族，甘肃华地人。1980年入兰州大学历史系，84年7月毕业留校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97年7月于暨南大学专门史点（中外关系史方向）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随后赴汕头大学文学院任教至今。本人学术领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主要从事古籍文献整理，其后转入古代中外关系史，主要涉及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华传播史的研究，并参与承担过有关方面的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在《文献》、《清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回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有关论文40万字。古籍整理成果两项：《中国回回历法辑丛》（甘肃省民族出版社，1996年，2人合作）、《不得已附二种》（安徽黄山书社，2000年），共计约180余万字。其他领域成果10余万字。本人目前是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和中国西北史学会会员。通信地址：汕头市汕头大学文学院；邮编515063电话：0754－2903522（宅）；E－mall：zschen ＠stu．edu．cn胡光华，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美术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西南昌市人。先后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美术系和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获中国美术史硕士学位和美术学博士学位。从1983年至1999年，历任电力部直属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讲师、武汉水电大学（宜昌）建工系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副教授、暨南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专职副教授。主要著作与译作1．《中国明清油画》，专著，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2001年）。2．《中国近代美术史》，合著，台湾商务印书馆、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同时分别出版。3．《八大山人研究》，专著，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4．《中国民国美术史》，合著，美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艺术学三等奖（教育部颁奖）。5．《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六卷主编，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6．《宋元绘画中的文字与图像》，译作，载《美术》92年第8期。7．《清代绘画中的无笔法与明暗法》，译作国，载台湾《艺术家》97年第7期。8．《传教士与中西绘画的的接触与传通》，载《美术观察》1999年第10、11期。9．《从西方的中国热到中国外销的西化》，载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10．《一种特殊的中西绘画交流形式》，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5期。11．《中西绘画交流的纽带》，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9期。

12．《玻璃画：中西绘画交流的镜子》载澳门《文化杂志》第42、43期。1 3．《KW A N KIU C H E N G E G E D R G E C H I N N E R Y》葡 文 ，载澳门 R E V I S T A DE C U L T U R A 3 8 、3 9期。14．《石涛膺作考》，译作，载《朵云》92年第4期。林中泽，1956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方面1．中西文化交流史2．基督教史3．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主要著作与译作1．《早期西方文明史札记》，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西欧中世纪教会法中的婚姻与性”，载《历史研究》1997年4期；3．“十六世纪新教婚姻与性爱观评析’，载《世界历史》1997年4期；4．“评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载《世界历史》1999年5期：5．“古代希腊罗马人的死亡哲学及其历史演变”，载《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2期；6．“论中世纪西欧宗教禁欲主义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月刊》1997年5期；7．“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特征评析”，载《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中国社科社1999年版；8．“论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的性伦理”，载《历史月刊》（台北）2000年8月号；9．“中世纪天主教会对女性的歧视”，载《历史月刊》（台北）2000年12月号：10．“基督教的减谎’与儒学的‘慎言’”，载《学术研究》2000年4期；11．“文明、文化传统与中西文化差异”，载《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6期；12．“论希腊奴隶制的外向形特征”，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13．“论罗马全盛期的道德危机”，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2期；14．“早期基督教的人性与奥古斯丁神学中的‘人’”，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3期：15．“基督教的安贫乐道与早期耶稣会的财富观”，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2期：16．“利玛窦与晚明中西婚俗的差异”，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2期；17．“利玛窦与晚明妇女的问居生活”，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1期。林英（女），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要研究方向前伊斯兰时代（北朝至唐初）中国同西亚的物质文化交流，目前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以唐代中国同拜占廷的关系为主题。主要出版物：《夏商时代中国同古朴时代雅典婚姻制度的比较》，《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3643页。《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14－21页。Some，Chinese sources on the Khazars and in Archium Eurasiae Medii Aevi（Wiesbaden），2000（forthcoming）．译著（以色列）Sulamith Shahar著《第四等级——中世纪欧洲妇女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即将出版）。联系地址：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邮编：510275电话及电邮地址：（020）84034763 hssliny＠zsu．edu．c n孔远志，男，1937年5月10日，生于上海市，教授，博士生导师职务：北京大学东南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印尼、马来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马来西亚友好协会理事；

中国印尼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协会理事；南京郑和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现在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东方文化研究所主要学术著作：一、著作：1．《新印尼语汉语词典》，副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2．《印度尼西亚语基础教程》，（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印度尼西亚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4．《郑利与印度尼西亚》，（印尼文专著），雅加达古农·阿贡书局，1992年初版，1993年第二版（修订版）；5．《印度尼西亚文体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6．《印度尼西亚华人穆斯林的历史》（印尼文论文集），西爪哇伊斯兰兄弟联谊会，1995年；7．《东方文化大观》（合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8．《印尼排华问题资料汇编》（7万字，合编），北京大学亚太研究所，1998年11月；9．《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28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小组评审后，批准为1998年资助著作。）10．《印度尼西亚汉语大词典》（副主编，雅加达格拉美第亚出版社，2000年）11．《郑和下西洋与马来国家》（马来文，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2．《中国穆斯林郑和访问印尼群岛揭秘》（印尼文，雅加达火炬出版社，2000年）13．《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2000年）王晓秋，1942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面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外关系史、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日关系史：近代中日关系史、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主要著作与译作《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9年《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2001年《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商务印书馆，1996年《东亚风云》台湾宏观文化公司，1995年《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中方主编《中文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日文本，日本大修馆，1995年《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主编之一，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吴筑星，男，生于1945年6月，1983年8月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84年2月获武汉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电化教育协会广播电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远距离教育学会副会长、贵州史学会常务理事。1994年起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著《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属国家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项目，独著33万字）2000年7月获贵州省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主持制作的全国电大系统统一使用录像教材《简明世界史》2000年9月获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全国优秀教育音像制品三等奖，2001年获贵州省第五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此外，还有历史研究论文《沙俄侵略中亚的要塞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合编、中华书局出版《中亚学刊》第二辑）、《＜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俄国征服中亚”辞条考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宏观区域理论与迈入近代的贵州》（《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中亚地域界说辨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以及与人合作《让什么光照进历史科学领域》（全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光明日报》曾发摘要）等。翻译刊印伊凡诺夫《中亚史纲》、

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承担其中共23万字译文，该项目属于省七五社会科学重点课题，载于《中亚史研究》丛刊第1至7期）。参加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央电大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的《简明世界史》、《世界简史》、《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及其《学习指导》等文字教材共六种。撰写发表远程教育教学研究论文以及教学辅导文章数十篇。此外，曾先后受省财政厅、省卫生厅、省教委等委托以及贵州电大委派，主持并任撰稿、编导制作电视专题片多部，在有关的全国性会议上播放或作为校庆献礼片等。以上著述共计发表文字180多万字。许序雅，1958年2月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1979年，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1983年，考入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从项英杰师学习中亚史，获硕士学位；1995年，考入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系，从黄时鉴师，攻读中西关系史博士学位。现任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所所长，浙江省中青年学科（专门史）带头人。1985年夏、1999年夏，·两次赴丝绸之路考察。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译著4部（与人合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课题“中亚史研究”子课题“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1995－97年），已结题。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唐代西域地理与丝绸之路”，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唐朝与中亚关系史“。论文《突厥人在萨曼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获浙江省政府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业历史地理研究》，获2000年浙江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获浙江省第二届历史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中亚史研究主要论著目录1．《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专著，21万字），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2．《小亚萨曼王朝史研究》（专著，20万字），贵州教育出版位2000年4月出版3．《突厥人在萨曼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4．《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与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5．《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读后，《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6．《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里程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究》1998年第4期7．《萨曼王朝的税收和货币述论》，《浙江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8．8－10世纪。中亚通往中国之路，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版9．《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及其研究》，载《东西交流论谭》10．《从唐代米国、何国疏证》，《浙江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11．《新唐书·石国传》疏证，新疆社科院《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12．《新唐书·西域传》所记“曹国”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13．《新唐书·宁远传》疏证，《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14．《布哈拉考述》，新疆社科院中亚所《中亚研究资料》1986年第1期15．《9－10世纪中亚的突厥奴隶》，新疆社科院中亚所《中亚研究》1988年第4期16．《萨曼王朝与哈里发政权及布叶朝的政治关系》，《中亚研究》1990年第3期17．《萨曼王朝政治制度论稿》，《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18．《萨曼朝统治时期中亚的商业贸易》，《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19．《萨曼王朝与东部诸政权的政治关系》，《中亚研究》199年第2期20．《萨曼王朝统治体系论稿》，《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21．《治国策》（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朱越利，男，1944年生，汉族。196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改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硕士学位，留任该所助理研究员。现任中国道教学院教授、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主要著作《道经总论》（张岱年主编《国学丛书》首批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繁体字版，洪叶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月初版。获首届中国图书奖）358千字《道教要籍概论》（《道教文化丛书》之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206千字

《道藏分类解题》（华夏出版社，1996年1月北京第1版）336千字《道教答问》（华文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繁体字版，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0月初版。增订版，华夏出版社，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222千字《道教（第一卷）》（译著，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版）222千字《墨子（校点）》（《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文化书系首批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150千字《道教学》（与陈敏合著。《中国现代科学全书·宗教卷》之一。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6月北京第1版）325千字《今日中国宗教》（主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版）1160千字《中国道教宫观文化》（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版）240千字《当代中国宗教禁忌》（主编，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230千字《道教手册》（副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版）603千字《道藏提要》（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修订本，199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二等奖）全书1210千字，本人撰写200千字《道教（第二卷）》（合译著，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全书230千字，本人翻译100千字《道教（第三卷）》（合译著，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全书191千字，本人翻译30千字。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关于会员交纳会费的通知秘书处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国务院民政部为全国社团制订的章程第3章第12条，本会重申，凡我会会员都有交纳会费的义务。每人每年以20元为底限，自愿交纳。欢迎有经济能力的会员多交一些或捐助。每次可交纳一年，也可以一次交纳数年。学会秘书处收到款后，开具会费收据。凡连续两年不交会费者，以自动退会对待，从此不再与本会有任何联系。由于本会无专职人员，人手不够，故凡已退会者，一律不再办理二次入会手续。我会决定于2002年对全部会员作整顿，凡两年末交会费者，一律以自动退会处理。凡我会名誉理事和顾问，可免交会费。会费请寄：北京建内大街5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内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100732）。谢谢合作。此致崇高敬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2002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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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名单学会秘书处按：本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变化很大，人员调动、单位迁址和易名频繁，邮编改变很大，学会主管人员又几经交接。现将我们掌握的学会会员名单及通讯地址公布如下。凡我会会员发现有遗漏者、通讯地址已有变化者，请速与学会秘书处联系，以供下期通讯修改。来信寄：北京建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邮编：100 7 3 2。学会秘书处2002年6月25日北京地区夏应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张 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余太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宋晓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吴 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吴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陈高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王育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吴伯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许 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刘洪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贾依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聂静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胡志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牛来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黄正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李 凭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马一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李华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刘景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邵 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乌云高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杨 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100732）周发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100732）钱 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100732）王 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黄陵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黄夏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辛 岩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周伟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郅溥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100732）罗红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100732）薛克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100732）降边嘉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少文所（100732）诺布旺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少文所（100732）黄德志 北京建内大街5号社科书店（100732）王志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00732）雷 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00006）余绳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00006）张振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00006）葛夫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00006）宋 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端木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张 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顾 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尹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李 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吕一燃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李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奥琪尔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厉 声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郑 明 北京东黄城根南街40号（100006）巫新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100006）王 熹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地方志领导小组（100006）李德龙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100081）尚衍斌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00081）向红笳 中央民族大学外语系（100081）蔡志纯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00081）刘正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00081）谢继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00081）石运涛 中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100081）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1）程裕祯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1）王尧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100081）李鸿宾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00081）

★达力札布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00081）乌力吉·巴雅尔 北京中央民族蒙古语言文学系（100081）罗贤佑 北京白石桥路27号6号楼中国社科院民族所（100081）吴梦麟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24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100081）熊 鹰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24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100081）张联荣 北京大学亚非所（100871）杨保筠 北京大学亚非所（100871）耿引曾 北京大学亚非所（100871）周南京 北京大学亚非所（100871）梁志明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阴法鲁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余大钧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王小甫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王晓秋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王一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陈岗龙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段 晴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季羡林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陈玉龙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叶奕良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杨通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赵 敬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滕 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100871）李明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100871）刘树森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00871）孔远志 北京大学东南亚文化研究所（100871）晁华山 北京大学考古系（100871）何芳川 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100871）李孝聪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100871）白化文 北京大学承泽园103公寓306号（100871）王邦维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学研究院（100871）严绍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00871）苏明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00871）孟 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00871）陈 炎 北京大学中关园42公寓402室（100080）徐成龙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38楼106室（100080）吴隽深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10）丛晓眉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10）常绍民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10）李 央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10）狄玉明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10）郭 媛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0720）安才旦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高淑芬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李 烨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黄维忠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张 云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卢明辉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李烨转）江 桥 北京北四环中路33号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100101）吴建雍 北京北四环中路33号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101）窦 坤 北京北四环中路33号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101）孙维佳 北京北四环东路99号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100101）罗桂环 北京朝内大街137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汪前进 北京朝内大街137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黄盛璋 北京德外苇子坑中国科学院宿舍7楼107室（100101）冯 良 北京和平里北街14号民族出版社汉编室（100031）翟跃飞 北京和平里北街14号民族出版社美编室（100031）公敬之 北京西域区佟麟阁路62号内9号楼1402室（100031）周爱明 北京府右街135号中央统战部（中国统战）编辑部（100031）王援朝 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50号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历史教研室（100031）熊志勇 北京外交学院教务处（100037）龙 云 北京外交学院法语教研室（100037）郭 强 北京外交学院法语教研室（100037）权好胜 北京市阜外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100037）韩知更 北京市阜城门大街17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00037）邱 进 北京市阜城门外大街271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文教宣传司（100037）苑洪琪 北京故宫博物院（100009）徐 斌 北京故宫博物院（100009）关雪玲 北京故宫博物院保管部（100009）郭福祥 北京故宫博物院保管部（100009）刘宝建 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部（100009）刘 潞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所（100009）任万平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所（100009）金 申 北京北海前湾17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100009）高世瑜 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100010）余三乐 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行政学院（100044）侯且岸 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行政学院（100044）高智瑜 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行政学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100044）林 华 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行政学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100044）王东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00875）宁 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00875）孙邦华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了（100875）赵宏勃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1000875）马相武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00872）郭双林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00872）米辰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00872）马 钊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00872）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00872）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00872）成崇德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00872）马小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教研室（100091）王子今 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100091）高占福 北京宣武区南横西街103号中国伊斯兰经学院（100053）许清章 北京914信箱45分箱（100083）顾 钧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100083）曲德林 北京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00083）张连城 北京北四环东路北京联合大学宿舍楼（100083）阎纯德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100083）黄卓越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100083）侯明海 淀区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00083）杨翠微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编辑部（100083）王 丽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编辑部（100083）孔繁敏 北京海淀区土城西路197号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100083）

刘明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100089）柳若梅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9）李 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100089）马晓冬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100089）文 诤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意大利语专业（100089）王 楠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中华书局（100073）柴剑虹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中华书局（100073）李明伟 北京大兴县清源北路北京石化学院社科部（102600）刘丽华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文化编辑室（100706）陈巴黎 北京朝外大街141号东岳庙北京风俗博物馆（100020）任大援 北京新源里西一楼B座中国文化研究所（100027）柴 火 北京朝阳区惠新西街罗马花园B座902室（100029）林 岷 北京市宣武区中国戏曲学院（100054）赵艳霞 北京望京中环南路4号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100015）桑吉扎西 北京西四阜内大街22号中国佛协《法音》杂志社（100034）王 齐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00）陈有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100706）杨 华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100075）王 启 龙清华大学中文系（100084）郭 徽 北京5102信箱82号（100094）方 鸣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出版社（100733）叶瑞昕 北京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4号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100102）陈翰笙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4号楼106室（100038）张小也 北京永安路106号光明日报社（100060）朱越利 北京方庄城园一区12楼甲门1904号中国道教学院（100078）张 荷 北京美术馆东街2号三联书店（100010）宫一宁 北京新街口北大街74号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00035）施存龙 北京西土城路8号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100088）张德鑫 北京朝阳区芍药居17楼801号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100029）羊涤生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100084）华北地区吴莉苇 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300071）邓丽兰 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300071）元 青 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300071）张国刚 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300071）吴廷璆 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300071）阎国栋 天津市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西语系（300071）左焕奎 天津塘沽滨海新村西区49－501室（300452）吕万和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300191）王金林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300191）周启乾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300191）刘鉴唐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冶金路53号天津中西文化研究所（300111）郭蕴静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300191）林 雄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天津古籍出版社（300020）黄玉兰 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050016）路殿维 河北省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河北教育出版社（050061）姜 红 河北省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河北教育出版社（050061）王 静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河北人民出版社（050061）田卫平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423号《河北学刊》编辑部（050051）葛凤花 河北省石家庄市石邑路9号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老干处（050051）戴建新 河北省张家口市河北建筑学院建工系（075024）刘立平 山西省太原市山西教育出版社总编室（030001）李牡丹 山西省太原市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030001）李 强 山西省临汾市山西师范大学戏研所（041004）张 昱 内蒙古财经学院旅游经济系（010015）晓 克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010015）图门其格 内蒙古呼和浩特大学西路235号内蒙古大学周边国家研究所（010021）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呼和浩特大学西路235号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所（010021）西北地区韩 香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10072）周伟洲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10072）王 欣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10072）樊明方 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社科系（710072）刘 戈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唐史所（710062）郭平梁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唐史所（710062）王国杰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新40楼308号（710062）董莉英 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712082）孙 林 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712082）克珠群佩 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712082）季成家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东路95号《丝绸之路》杂志社（730070）杨富学 甘肃省兰州市广武门外立功巷16号敦煌研究院（730000）王冀青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大学历史系（730000）杨建新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大学历史系（730000）郑炳林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大学历史系（730000）王继光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730000）刘进宝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730070）才 让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763030）刘夏蓓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730030）尹伟光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730030）金云峰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730030）徐晓丽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730000）彭清深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730000）马建春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730030）马 德 甘肃省兰州市立功巷16号敦煌研究院（730030）包菁萍 甘肃省兰州市立功巷16号敦煌研究院（730030）马亚萍 甘肃省兰州市滨河东路335号甘肃民族研究所（730030）胡同庆 甘肃省兰州市滨河东路292号敦煌研究院（730030）沙武田 甘肃省敦煌市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736000）李范文 宁夏银川市中卫巷20－2－302号（750001）孙振玉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历史系（750021）史海青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历史系（750021）金文彦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历史系（750021）

张新军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历史系（750021）杨启辰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政法系（750021）周传斌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南校区政法系（750021）丁克家 宁夏银川市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750021）马 平 宁夏银川市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750021）王伏平 宁夏银川市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研究》编辑部（750021）丁明俊 宁夏银川市文昌路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750021）谢玉杰 宁夏银川市文昌路西北第二民族学院（750021）李树辉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社科院历史所（830011）田卫疆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社科院历史所（830011）纪大椿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社科院历史所（830011）王炳华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考古文物研究所（830001）王淑梅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人民出版社（830011）牛汝极 新疆大学新疆与中亚研究中心（830046）段 离 新疆乌鲁木齐市西红路118号《丝绸游》杂志社（830000）何汉民 新疆乌鲁木齐市西红路118号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830000）木拉提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社科院民族所（830011）班 果 青海省西宁市同仁路10号青海人民出版社（810001）华东地区林 太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夏林根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吴景平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金光耀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张 翔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张荣华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张济顺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朱 静 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200433）孙科志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092）刘文龙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石智刚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曹振威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邹振环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章 红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金 燕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冯 玮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韩 昇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载鞍钢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吴兆路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700433）石源华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433）陈 潮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0233）吴松弟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0433）顾卫民 上海大学历史系（200433）沈丁立 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200433）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200234）裔昭印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200234）谢俊美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62）余伟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62）陈妙芬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200062）林在勇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200062）许光华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教学系（200062）朱政惠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060）沈立新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欧亚所（200020）崔志鹰 上海滩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欧亚所（200020）王绍普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亚太所（200020）王海良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亚太所（200020）刘 鸣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亚太所（200020）吴前进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亚太所（200020）李天纲 上海市田林路2号3楼上海社科院（200233）徐文堪 上海新华路200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052）费成康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200233）潘 光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200031）龚方震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200030）张爱民 上海仙霞路335号东方出版中心（200235）潘龙杰 上海市仙霞路357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36）马长林 上海市仙霞路326号上海市档案馆（200336）郑泽青 上海市仙霞路326号上海市档案馆（200336）张 新 上海市仙霞路326号上海档案馆（2000336）徐作生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文汇报》社（200041）张晓敏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秦志华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李平民 上海财政大学理论部（2000439）朱 光 上海日晖二村65号10室（230032）华 强 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党史室（200433）胡礼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083）杨孝鸿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200433）吴琅璇 上海吴淞前三营房266号302室（200940）江绍麟 上海虹古路419弄4号101室（200336）徐有威 上海市延安西路1882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200032）谢 方 上海浦东区德平路1189弄28号2106室（200135）江晓原 上海市武定西路1300号汇众公寓601室（200042）余 岚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40）李伟国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40）李 峰 江苏省常熟市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社科系（215500）李铁匠 江苏省常熟市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社科系（215500）袁成亮 江苏省苏州市滨河路298号苏州科技学院人事处（215011）孔令仁 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南路太平巷26号南京郑和研究会（210002）时 平 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南路太平巷26号南京郑和研究会（210002）刘迎胜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历史系（210008）华 涛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中美中心（210093）徐 新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210093）沈福伟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大学社会学学院（215006）古 建 江苏省扬州市广储门外街24号史可法纪念馆（225002）顾 风 江苏省扬州市骆岭路18号扬州市文管会（225002）蒋 华 江苏省扬州市盐阜路1号扬州大学商学院烹任研究所（225001）朱 江 江苏省扬州市盐阜路1号扬州大学商学院烹任研究所（225001）周新国 江苏省扬州市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225002）王小盾 江苏省扬州市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文化所（225002）黄鸿钊 江苏省南京大学历史系（210008）陈得芝 江苏省南京大学历史系（210008）张文德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221009）张秋生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2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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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旭东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贺圣达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任 佳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郭家骥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科研处（650032）张 波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人民出版社（650011）赵石定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人民出版社（650011）王晓燕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人民出版社（650011）鲁 刚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民族学院（650031）周智生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历史系（650091）马昭义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文学院（650091）姚继德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人类学系（650091）方 铁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650091）陈庆江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650091）古永建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650091）蓝 琪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550001）赵永伦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550001）侯典芹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550001）李丽杰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550001）刘锦涛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550001）杨绍先 贵州省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决策科学系（550001）吴筑星 贵州省放鸽岩路138号贵州广播电视大学（550004）旺 久 西藏自治区出版局（850000）马丽华 西藏自治区拉萨北京西路170号西藏文联（850001）中南地区戴可来 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大学历史系（450052）于向东 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450052）郭万平 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475000）周 雁 河南郑州经五路66号大象出版社《寻根》杂志社（450002）崔 琰 河南郑州市经五路66号大象出版社（450002）周常林 河南郑州市经五路66号大象出版社（450002）耿相新 河南郑州市经五路66号大象出版社（450002）许永璋 河南省郑州大学历史系（450052）康志杰 湖北省武昌市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430062）黄邦和 湖北省武昌市湖北大学历史系（430062）周世秀 湖北省武昌市湖北大学历史系（430062）何国卫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循礼巷47号船检局研究所（4300222）席龙飞 湖北省武汉余家头水运新村3－6－5号（430063）陈国灿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历史系（430072）王治来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孙秉莹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莫任南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李长林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李茂梓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钟叔河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省出版局（410005）聂乐和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643号湖南教育出版社（410007）刘耘华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大学中文系（411105）张静河 安徽省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30063）东北地区吴长春 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史研究所（116024）孙光圻 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海事大学港航史研究所（116024）田久川 辽宁省大连市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116024）刘志东 辽宁省沈阳市辽宁大学韩国研究中心（110036）高 虹 辽宁省沈阳市辽海出版社（110003）易显石 辽宁省沈阳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110031）张锦堂 辽宁沈阳辽宁社科院历史所（110031）王 侠 吉林省吉林市文化考古研究所（130021）朴真爽 吉林省延边大学朝鲜研究所（133002）陈本善 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130023）朴 云 吉林大学历史系（130023）邹有恒 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130024）宝成关 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图书馆（130012）杨昭全 吉林省长春市南湖新村96栋2门403号（300000）刘民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黑龙江社科院（150076）中南地区胡光华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510631）林中泽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510631）贺璋瑢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510631）何 慧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510631）何方耀 广东省广州市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一部（510110）陈柏坚 广东省广州市执信南路94号3楼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510080）顾涧清 广东省广州市市委宣传部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510045）司 芳 广东省广州市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510030）韦 民 广东省广州市艺苑路东庆街32号303室中国评论月刊出版部（510310）徐善福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历史系（510632）卢 苇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历史系（510632）陈宝强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历史系（510632）陶 颐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历史系（510632）马明达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历史系（510632）纪宗安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教务处（510632）王元林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历史系（510632）屈文军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古籍所（510632）林远辉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510632）高伟浓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510632）黄松赞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510632）汤开建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510632）邱树森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510632）张廷茂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510632）陈文源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510632）王 颋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510632）蔡鸿生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632）林悟殊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632）江滢河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275）黄启臣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275）章文钦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275）陈春声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275）桑 兵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275）庞秀声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社会学系（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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