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总第 18 期录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本年度（2002．10～2003．10）学术活动概况1．“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讨论会通知 ………………………………（1）2．“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学术讨论会通知 ……………………………………………（2）3．“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通知 ……………………………………（3）4．2002年“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 马一虹（4）5．“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马一虹（7）6．我会3个专业委员会已由民政部批准注册…………………………………… 秘书处（10）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11）三、全国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中外关系史科研与教学成果综述1．复旦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 石源华（15）2．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18）3．浙江大学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 龚缨晏（20）4．山东师范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翟 杰（24）5．四川师范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 …………………………………………何 洁（26）6．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胡礼忠（29）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李国强（30）8．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王 欣（32）9．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赵 琴（36）10．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成果……………张久和（38）11．中国钱币学会外国货币委员会 ………………………………………………张武一（40）12．《海交史研究》与郑和下西洋研究 …………………………………………………李玉昆（42）四、加文·孟席斯《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一书的评论1．英国孟席斯先生来京，我会参与邀请他介绍其新著《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的报告会……………………………………………………………………本刊编辑部（46）2．从孟席斯的“新发现”谈郑和研究之我见 ……………………………………… 王天有（48）3．何以令人信服？……………………………………………………………………… 郑一钧（49）4．下大西洋，抑或大话西游？——有关郑和发现美洲的误写与正读…………………………………………郑培凯（51）

5．孟席斯推动郑和航海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宋正海（52）6．“巴喇西”与“吧儿西”试考 ……………………………………………金国平 吴志良（55）五、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1．显应宫“巡海大臣”为郑和考 ……………………………………………………万 明（59）2．关于郑和研究的再思考 …………………………………………………………万 明（61）六、中外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与新著述评1．“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石云涛（67）2．“21世纪中越关系展望”，中越学者学术研讨会综述 ………………秦素菡 阎彩琴（70）3．一部反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巨著——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 曾昭璇（74）七、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新会员学术成果简介……………………………………… 秘书处（76）八、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关于会员交纳会费的通知………………………………… 秘书处（83）九、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名录…………………………………………………………… （83）

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本年度（2002．10－2003．10）学术活动概况“1 6－18 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讨论会通知女士／先生：经协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澳门基金会、澳门理工学院，决定联袂举办一次“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讨论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会议将于2003年5月间在澳门召开，具体时间另定。会期4天。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1、16－18世纪中西关系的肇始、发展与趋势。2、16－18世纪澳门在中西关系史中的地位与作用。3、16－18世纪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4、中西关系与全球发展。应邀与会的学者，在内地段往返旅费自付。在澳门的食宿费由大会赞助。本届学术讨论会的邀请名单要由会议主办三方提供。凡已交纳会费到2002年并能够提交高质量论文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澳门基金会和澳门理工学院推荐的专家学者，均可报名。请各位报名学者将回执及400－500字的论文提要，于2002年12月底之前（以邮戳为准）邮寄本会秘书处（北京建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100732）。学会秘书处经汇总和筛选后，再与合作单位协商，按会议固定名额（50人）和三方的推荐，初步确定后，交澳门方面。经澳门方面同意后，再由澳门方面发出最后请柬。到时，请接到请柬的学者，提供论文文字稿一份，软盘一张，邮寄到澳门：澳门民国马路6号澳门基金会。由于名额有限，组织工作分别在北京与澳门进行，困难极大。凡无确切把握能够参加会议者，请慎报名，以免造成人力与财力的巨大浪费，谨请谅解。如有个别学者完全自费参加，不受名额限制，但必须提供优秀论文。顺致崇高敬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02 年10月12日附注：由于“非典”干扰，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已改期于2 00 3 年1 1月1 -5 日举办。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女士／先生：为促进我国的学术繁荣与发达，加强全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经协商，我们决定联袂共同发起和主办一次“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本次学术讨论会的发起和主办单位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新疆社会科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本次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8月上旬分别在新疆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举行。其中两天学术讨论会在乌市举行，随后考察吐鲁番；然后赴伊犁霍尔果斯大口岸进行学术考察，往返两天，考察4天。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1、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流；2、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分国别与专题的研究；3、中国西北民族与西北边疆地区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中的作用与地位。4、中国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历史、经济和文化的研究；5、对当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评估与对未来的展望；凡已交纳会费到2003年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发起和主办单位分别推荐邀请的专家学者，凡决定参加本届学术讨论会者，请将回执并300－500字的论文提要于2003年12月底之前邮：北京建内大街5号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100732）。学会经筛选并与联办单位协商后，交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将于2003年3月间发出正式请柬。每位学者每天住宿费60元，注册费共200元，考察交通费 元。除特邀嘉宾及出版界个别代表外，恕概不邀请未提供学术论文的专家学者。由于名额固定，经费有限，花费巨大，又分别在北京与新疆两地筹办等诸多不便，凡不能肯定与会的专家与学者，请慎报名。凡报名并接到请柬的学者，务必到会。万一有急事者，务请于2003年4月间通知学会或新疆方面，以免给大会造成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顺致崇高敬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02年10月15日

“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通知女士／先生：为促进我国的学术繁荣与发达，加强国际中外关系史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外关系史学会2004年度年会。本次会议决定于2004年2月12－17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其中13－14日举行会议，15－16日考察游览上海浦东和新开发的江南名镇。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中华帝国时代：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关系体系以及东亚国家在汉文化圈中的地位与作用；2、列强东侵时代：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关系的裂变暨日本灭亡韩国侵略中国对于汉文化圈的冲击；3、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汉文化圈民族独立运动互相支持暨东亚民族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大意义；4、冷战时代：中国与汉文化圈国家关系的扭曲暨中国的东亚政策；5、后冷战时代：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家关系的全面调整暨中国的东亚政策；6、全球化时代：中国与汉文化圈国家实现区域合作的前景、模式暨21世纪中国与东亚关系的瞻望。敬请决定参加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学者将回执并500字论文提要于2003年9月底邮寄：北京建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100732）。学会经筛选并与联办单位协商后，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于2003年11月初发出邀请书，并通知会议报到具体事务。会后将出版会议论文集，务请与会者在2003年12月前送交论文。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外学者每人每天交住宿费60元（标准双人间，如需住宿单间，另交100元），注册费200元。本次会议的工作语言是中文，敬请参加会议的外国学者提交中文论文和提要。除特邀嘉宾及出版界个别代表外，恕不邀请未提供学术论文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顺致敬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0 3年8月10日

回 执2002年“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 社会 科 学院 历 史研 究 所 马一 虹2002年12月1日至3日，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深圳大学留学生部联合主办、深圳大学留学生部承办的“中外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大学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外学者共50余人。与会学者（以下省略敬称）主要围绕中国的“海外贸易”、“海外移民”问题提交和发表论文。现将学术观点简要综述如下。关于海外贸易研究。提交会议的论文绝大部分不约而同地将讨论重点放在16世纪以后。李木妙讨论了16－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影响，指出，明清之际，中国的海外贸易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活动。中、西商品交流与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双方贸易的发展，加强了航路的交通，不断地突破民族的界限和区域的藩篱，使不少国家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国际性的环球经济体系中，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海外世界市场的互相渗透与互相影响的历史进程，对加速中、外文化的交流及对17世纪世界性“普遍危机”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16世纪至17世纪初，是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走向衰落和私人海上贸易兴起的时期，由于资料的局限，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这一时期华商出海活动的情况缺乏全面深入的专

门研究。张廷茂对最近一二年内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查阅到的同时期华商在东南亚活动的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指出这批文献对促进上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王元林考证了澳门兴起前明代初期广东沿海贡舶贸易港口的地理位置和方位等情况，并分析了正德时广东市舶司迁徙的原因。指出，澳门兴起前广东的贡舶贸易主要是在浪白等沿海澳口进行，正德时商舶兴起，出现贡舶与商舶并存的局面；广东市舶司之迁至高州白电县，除去政治原因外，还与电白县的地理位置有关。戚印平探讨了耶稣会驻澳门的管区代表及其相关问题。耶稣会管区代表制度是大航海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是传教策略的政治需要，更是异国传教的生存需要。16－17世纪，耶稣会在日本、澳门、马六甲等地派驻负有特别任命的管区代表，其中澳门管区代表的责权范围与工作性质与众不同。文中具体指出了澳门管区代表的基本职责、主要任务及经商形式。管区代表工作的特殊性使得他们享有某些特权，他们不仅是教会的财务总管，而且还是传教策略的集中体现者与实践者，并对整个教区产生巨大影响。于向东、张磊屏讨论了17－18世纪广南阮氏以会安港为中心与中国、日本的贸易。阮氏对中国商船实行了一些减税和优惠政策，加强了广南与清朝的接触，为建立宗藩关系打下基础。对日贸易以输入铜为主，阮氏以书信联络及义子等方式促进双方贸易。耿昇以法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最后一任商务代表夏尔·德·贡期当所著《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回忆录》为研究对象，对该书作者、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和史料价值作了勾勒。谭世宝针对清代有关中外贸易的绘画说明文字中过于简略、空洞，甚至十分错误，从而在学术界造成了一定的误导和缺陷等现象，以史解画，以画证史，进行了补正。任万平对清代对外贸易造就的广州钟表制造业情况进行了探讨。施存龙对深圳古代外贸港屯门和赤湾的沿革和历史地位作了历史钩沉，否定了屯门港到盛唐时已经是重要外港的说法，指出自唐至于宋代，屯门港并没有成为国际港；明以前屯门港口应在南头半岛；赤湾是明前期出使入贡的广州外港。同时分析了屯门港在明代存在时间短促的原因。陈尚胜从研究史的角度指出，中国学术界近20年对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闭关政策还是开放政策进行的，之所以为此争执不下，关键是由于对“闭关”概念内涵理解的分歧所致。实际上，“闭关”和“开放”作为一组分析模式，在用来研究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时仍有诸多局限性，难以处理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演变的复杂进程，简单地以此模式作为分析一个国家落后或发达的模式，已难以揭示出历史的真相。鉴于此，今后的研究应加强微观实证性研究和比较研究。较之于海外贸易问题，与会学者对海外移民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显示出相当的跨度，并围绕漂流时代的移民和中亚移民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多篇文章涉及到中国北方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移民情况。李凭考察了北魏平城时代的高丽移民。指出，北魏在平城时代与高丽双方对迁徙的民众采取宽容态度，当时双方间移民数量很大。除去零星地进入北魏境内者，还有众多聚族而居的高丽族人来到北魏都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建国初期被慕容部强行从后燕故地山东六州迁徙到平城的一批高丽族移民。关于徐福东渡集团落脚何处，长期以来为学界悬疑问题。朱亚非通过分析中国、日本及韩国史籍及考古资料，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及航海状况，指出，以当时条件而言，徐福集团到达日本列岛的只能是极少一部分人，绝大多数成员是沿山东沿海、辽东半岛、朝鲜西海岸南下，到达今韩国南部，并在当地定居下来，直到东汉、魏晋时期，其后代子孙才又从韩国南部大批进人日本九州一带。孙泓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向朝鲜半岛移民的历史，对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移民情况进行了考察，指出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早在远古时代各种族间就已有相互迁徙，是多次的、大量的、相互的，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文明的形成、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各民族在相互迁徙融合

中已经形成了血肉不可分的关系。马一虹从7、8世纪靺鞨部向日本移民的尝试这一角度，探讨了高句丽灭亡、渤海建国对东北亚大陆局势的影响。指出，7世纪时，靺鞨人集团已经到达北海道地区，并与该地为主的古代日本发生了恒常的贸易关系，但当时还不具备移民性质。高句丽亡国与渤海国的建国与扩张，造成了东北亚地区国家与民族关系的变动与重组，导致了靺鞨人集团的向外迁徙，以求自存。关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移民。林士民通过对古代日本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出土器物进行分析，考察了春秋至明代浙东先民向日本移民以及发挥的作用，指出浙东先民东迁日本始于春秋时代吴越，吴越先民在日本由绳纹时代跨入先进的稻作文化弥生时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乐承耀指出明清时期宁波旅日移民的文化和经济活动，在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有其一定的作用，不仅促进了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勘合贸易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把日本的物质文明和先进文化引进到家乡和中国其他地区，促进了中国和家乡经济、文化建设。张泽洪研究了明清以来台湾移民中的关帝信仰，指出，现在台湾民间流行的关帝信仰，是在东南沿海移民进入台湾的历史过程中生成的，台湾关帝庙不断兴建，折射反映出移民增长的历史事实；台湾移民地关帝的敬仰崇拜，象征他们作为华夏子民，始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吴志良等探讨了古巴华工与澳门苦力贸易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苦力贸易迅速发展，大量华工被贩卖出洋。香港开埠后发展迅速，澳门的优势地位被取代，苦力出洋贸易遂成为其经济财政的支柱性“产业”。苦力贸易的受益者是英、法和西班牙等殖民国家。1847年，首批契约华工抵达古巴。契约华工并没有受到古巴法律的保护，相反被变成了奴隶。纪大椿探讨了中亚的中国移民。指出，中亚的中国移民主要是19世纪下半叶由新疆迁去的，其主要成分一是遭到清军镇压的起义军残部，和中俄伊犁条约签定后因“人随地归”和被俄方胁迫迁入中亚的伊犁居民。这些移民因反抗沙俄曾参加1916年起义和十月革命，并在革命后获得新生，是中国人民的亲戚。刘戈以东干人为例探讨了历史上的中亚地区的移民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保留与亲近感。关于现、当代的海外移民活动与研究。俞云平归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同胞在福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他们是对外经济合作的主体；海外侨汇和各种形式的捐赠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可以充当各级政府镇定政策的智囊机构；海外留学人员是有待开发引进的人才库。陈潮综合分析了中国海外移民社会的特点及意义，指出海外移民对祖国保持着深厚的文化情结；家庭和亲属关系是海外移民社会的基础，而在大陆的亲属纽带关系则是他们投资祖国的熟悉而可靠的渠道；海外华人掌握着举足轻重的经济资源，过去20年间海外中国移民的大量投资是中国经济面貌改变的强大动力之一，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海外移民的经济力量将获得更大的扩展。冷东以20世纪30、40年代形成于广东潮汕地区的民间宗教组织德教在东南亚地区复生和发展的事实为例，指出海外华人如青藤一样坚韧，虽历尽磨难却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其中，德教即是辅助华人适应生存环境、乃至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宗教力量。龚缨晏举现代海外移民，特别以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的实例，分析了非法移民的类型并揭露了移民在非法移动过程中的境遇。此外，阎国栋指出，俄罗斯汉学与国际汉学界特别是法国汉学界的学术联系极为密切，其交流与研究成果在19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王一丹从汉学的角度介绍了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作为西亚地区最早的汉学家的贡献。孙振玉论证了马德新《朝觐途记》所记“天方北路途程”问题。邹振环探讨了邱菽园及其翻译论。郁龙余对中印文学交流的历史与动向作了考察。王心喜对钱氏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作了论述。尚衍斌主

要根据元代宫廷饮食专著《饮膳正要》所反映的各民族饮食文化交流情况，指出元代是继唐之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高峰。孙林就西藏苯教与波斯的关系、董莉英对西藏与尼泊尔贸易作了研究。乌云高娃对朝鲜司译院“汉学”用书作了评介。李强介绍了元杂剧《赵氏孤儿》传入欧洲及转译的情况。“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召开马一虹 执笔为促进我国的学术繁荣与发达，加强全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设在我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室）与新疆社会科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共同主办，新疆社会科学院承办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学术讨论会”，2003年8月8日至14日分别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和伊犁地区两地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苗普生主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昇至开幕词，各主办单位代表也分别致辞。自治区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党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到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本次会议主要有大会学术交流、分组讨论和实地考察等三部分内容。理事会推选出10余名代表作大会发言，与会学者分为两个讨论组，各组内又由发言内容再形成了若干个讨论热点。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流、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专题与各案研究、中国西北民族与西北边疆地区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作用与地位、中国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历史、经济和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当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评估与展望。根据上述议题，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中原历代王朝与周边国家、部族政权间政治关系、西北（西域）史地及西方探险家在西域的活动及评价、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及评价，以及对近现当代国际关系现状的分析与理论探索等问题上。论文涉及地域主要集中在西北（包括新疆、中亚）和东亚（日本、韩国）地区，时间跨度大，从史前到21世纪。两天的学术讨论会紧张而热烈。以下从四个方面对会议提交论文简要综述。（一）中国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在中原历代王朝与周边国家、部族政权间政治关系方面，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贾丛江以西汉王朝异族朝觐制度为线索，论述了异族朝觐者的身份，分析了朝觐的各民族与西汉的不同政治关系及对中央政府所承担义务的内容，以及其朝觐的政治、商业问题，性质，评价了以朝贡贸易为代表的经济招诱政策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中的作用。新疆社会科学院刘国防具体考察了西汉昭、宣之际汉与匈奴争夺西域的形势，并对比胥鞬的地望作了考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李方以隋朝与东突厥关系为主线，分析了东突厥归附隋朝的原因，考察了隋朝边政的思想和措施、特点，指出隋朝边政具有武力换取和平、以夷制夷、以夷治夷和以夷变夏等特点；军事上，采取行军制度、巡台制度，加强防御；政治上运用远交近攻手段以强和弱，并辅以采取和亲、互市等措施。东突厥归附是隋朝边政的成功典范。北京外国语大学石云涛从唐玄宗《赐新罗王诗》入手，考察了唐玄宗时唐朝与新罗的关系。指出玄宗与新罗景德王两代三世保持了友好交往，同时期唐与新罗经济文化交流繁盛，唐朝在当时世界上具有崇高地位。

《赐新罗王诗》可印证上述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马一虹从高句丽末代王孙高震的墓志文入手，考察了高句丽灭亡后入唐高句丽遗民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指出，高句丽王室遗裔及昔日权贵进入中原后，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自愿放弃了身为高句丽人的自我认知。进而对国外学界关于古代部族分崩离析后归属意识的讨论提出了新见解。山东大学历史系晁中辰以李氏朝鲜为例讨论分析了明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指出明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并不具备统治与被统治的实质内容，而主要是文化联系，体现为一种国际秩序。西北民族大学王继光讨论了洪永之际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指出，洪武末永乐初，帖木儿帝国虽然屡屡向明朝遣使纳贡，但只是迷惑明廷，攫取利益，窥探形势，绝无友好诚意。双方关系正常化乃始于明永乐和沙哈鲁·巴都尔时期，有多种考察旅行记为证。山东师范大学朱亚非通过对清朝康雍乾时期平息西北地区等几次少数民族叛乱所采取的措施，分析了少数民族与清政府矛盾激化的原因，外来势力插手少数民族地区内部事务造成的后果，以及清政府在处理西北少数民族矛盾、平息当地贵族集团发动的叛乱及与外来势力插手西北少数民族事务做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二）西北史地及西方探险家在西域的活动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杨富学以西域、敦煌等地出土的古代写本文献为依据，结合考古资料，探讨了印度西域佛教关系中的几个问题，指出西域在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占有重要地位；西域地区多种文字的形成与发展与佛教的流行有着密切关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树辉分析了7－8世纪我国西北地区粟特移民聚落形成的原因，指出阿拉伯帝国的东向扩张及其席卷粟特城邦的“圣战”浪潮，是导致大批粟特人东迁的原因。纪大椿考察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新疆地区居民移居中亚的情况，分析了移民路线、人数、移民的民族构成和回流，及移民在域外的处境等。陕西师范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李琦整理了中亚周边国家维吾尔族人社团组织，指出维吾尔人文化中心团体有两类，其一是民间社团组织，一类是分裂组织，分析了其渊源及影响。西北工业大学樊明方讨论了海山在1911年外蒙古“独立”过程所起的作用问题。作者依据海山与沙皇政府御用文人之间的通信，揭示喀喇沁右旗人海山在外蒙“独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齐清顺从苏联成立后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发展的需要、新疆当时的政治状况，及新苏之间的特殊关系等方面，对近代苏联多次出兵新疆作战驻防的原因作了较为中肯详实的分析，并对进一步深入开展新苏关系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宋岘介绍了郭子仪之孙郭楷携1258年助旭烈兀灭巴格达这一可泣的历史瞬间。高永久概要介绍了中亚地区的宗教情况。木拉提介绍并分析了近、当代基督教在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中分布、发展以及新疆地区的宗教变革等情况。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蔚亚春从中国古代数学中的太乙式、巫术学中的交感巫术、二十八宿与阴阳五行思想关系等三个角度，并佐以语言学、人类学知识，对吐鲁番高昌故城附近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的几幅典型的天象图作了新的研究，提出了新见解。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夏雷鸣对史籍中所载伊州、北庭大都护府所贡“阴牙象”、“速霍角”作了考证，指出“速霍”和“阴牙”是突厥语羚羊和象的汉译，并分析了其产地与用途。在西域历史地理和西方探险家活动方面，历史研究所耿昇从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的活动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在中亚的地位。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探险家在新疆从事了大量冒险、旅游和科学考察活动。他们的记述，都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文中引用了荣赫鹏、斯坦因、珀西瓦尔·斯可林、斯文赫定、弗赖明、普热瓦尔斯基、卡布尔和弗兰斯、勒柯克、苏勒·邦瓦洛、安娜和马戛尔尼的游记。资料丰富，论证充实。杜瑜从自然地理、政治

地理、民族地理、交通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角度考察了我国古代与东南亚地区友好往来的历史及原因。指出，我国古代与东南亚地区能够长期友好往来并频繁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是受到当时特定的地理环境影响所造成的。这是以往相关研究比较薄弱的所在。贾建飞从更好地理解清代西域研究的目的出发，讨论了清代学者对西域的认知程度与认知局限。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田卫疆主要依据新疆档案馆新近刊布的资料，对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探险的经历事实进行考证辨别，并对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演变作了初步评价。指出新疆馆藏斯坦因档案的公布和研究对加深近代新疆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三）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及评价王心喜主要以考古材料为依据，在分析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先越文化对日本影响的基础上，讨论了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原始居民及其继承者由海路东渡日本的可能性与航海路线。常熟高等专科学校李铁匠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考察了唐代扬州的外商情况，指出唐代扬州外商人数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多，他们对扬州社会经济的影响也不那么巨大。唐代扬州的对外从贸易本质上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一种补充，不能与今天的“开放”相提并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万明对15世纪中国与东亚贸易关系的建构作了考察，指出，15世纪以明朝建立的朝贡体系为标志，东亚区域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或称体系形成。国家权力深刻地影响了区域贸易格局，儒家文化对这一区域的影响经久不衰。以往中外史学界对于历史上东亚各国间贸易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将西方东来前的东亚看作一个整体，对历史上东亚独特的区域整合与区域合作的研究仍明显不足。在这个意义上本问题的探索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吐娜介绍了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的历史。南京大学刘迎胜介绍了小经及小经文字的产生时间、名称来源、构成、拼读方式、载体以及分布地域和现状，指出小经文字作为第一手材料对于揭示相关时代历史的作用。会议特别安排了在新疆社会科学院举办了小经文字展览。赵连裳从明朝皇帝赐给日本国王的服饰上分析了中日关系的变化。指出，明朝建立不入，朱元璋即开始了“服饰外交”尝试。其后明朝皇帝利用中日间使者往来的机会，赐给日本国王中国传统的象征权力和威仪的金印和冕服，发展和密切了两国的友谊，也将中日关系推向了高潮。乌云高娃考察了明四夷馆“女真馆”和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即两国对女真语言文字的教学与文书翻译事业。指出，明朝对东北女真各部的敕谕均用女真文书写，女真人进贡“表文”也用女真字；女真馆“译语”和“来文”是女真馆教习女真语的主要教科书；李氏朝鲜王朝时期开始设立司译院“女真语学”在此专门设立教习女真语言文字并负责翻译女真文书。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杨雨蕾考察了清代毁禁图书的内容、毁禁图书传入朝鲜的背景、途径等情况，并对清代中韩文化关系作了评价。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古籍所叶农介绍了清代澳门汉学活动，指出清初至18世纪70年代是澳门汉学活动的第一时期，是以耶酥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的著述、翻译等活动；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中期是澳门汉学活动的第二时期，主要力量是遣使会士和新教传教士。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澳门成为东方汉学的研究中心和出版基地。19世纪中期至辛亥革命时期是澳门汉学活动的第三期，为专业汉学研究时期，重要力量为世俗人士澳门本土居民。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艾力·吾甫尔概要介绍了匈牙利的东方学研究情况，并利用西文资料对匈牙利国家名称和马扎尔人的来源进行了探讨。（四）近现当代国际关系现状的分析与理论探索石源华讨论了远东国际关系的变迁与近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指出中国的周边外交既决定于中国自身综合国力的兴衰和国际影响力的升降，也受制于远东乃至世界国际格局和中国周

边大环境的变化和影响；加强近代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特别是历届政府的周边外交政策研究意义重大。庄国土剖析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乃是其国内族群文化观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解读，体现出其一元文化论在国内族群文化观和国际文明观上的统一，即“美国核心文明论”。亨廷顿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确定了根据文明差异划分敌友的原则，其一元文化论导致的西方文明普世原则，更可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清华大学胡伟希对孟子的“交邻国之道”思想重新梳理与解读，指出孟子思想其实包括着国家利益与人类正义这两个基本观点。现实的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只能在国家利益与人类正义之间取一“中道”才能建立。这一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在今天仍然是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良好的理论资源之一。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所潘志平对美国的“新疆工程”进行探讨。指出“新疆工程”有着美国对新疆问题愈来愈关注的深刻背景；名义上是学者论坛，它的即将问世，将会为美国和西方关于新疆政策的走向起着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阿斯卡尔·居努斯介绍了吉尔吉斯斯坦边界问题的现状，指出，前苏联专制主义主流文化造成的不慎重的划界，导致了今天边界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边界问题带来的政局的复杂性。常熟高等专科学校李峰分析了中印关系中的西藏因素，指出，印度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形式上而非实际真正认可的“模糊政策”，对中国的领土主权、战略安全和利益都是严重的威胁。中国对此应从战略的高度关注印度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西藏政策的走向，准确判断，未雨绸缪。讨论会中间及其后，承办方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组织了对吐鲁番和伊犁地区的学术考察。为时7天的学术讨论与考察期间，与会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沟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我会3个专业委员会已由民政部批准注册秘 书 处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国家民政部两年多的审批，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申报的3个相当于分会的专业委员会，已经经过审批并获准注册。这3个专业委员会是：以研究海外汉学为中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专业委员会”，以研究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史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专业委员会”，以研究中日关系史为中心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专业委员会”。这3个委员会基本上覆盖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关系史。我会理事会即将开会讨论3个专业委员会的活动问题。欢迎广大会员提出合理化建议，出谋划策，办好3个专业委员会。

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 届理事会理事名单秘书处在200 1 年1 0－1 1 月间于云南昆明举行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理事会的理事。在此后举行的理事会上，又选举产生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理事会副秘书长以上负责人（常务理事）。在200 3年8月于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又对理事会成员作了进一步调整。特此公布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届理事会200 3年10月8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 5 届理事会副秘书长以上负责人名单（排名不分前后）会 长（法人代表）：耿 昇副 会 长：郁龙余 周伟洲 庄国土 吴志良 厉 声 张国刚纪宗安 贺圣达 张西平 邓开颂 石源华秘 书 长：万 明副秘书长：廖大珂 龚缨晏 任大援 侯且岸 王继光 方 铁常绍民 胡礼忠 马一虹学术委员会主任：谢 方 黄时鉴委 员：马大正 蔡鸿生 邱树森 陈得芝 夏应元名誉会长：陈佳荣 曲德林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5 届理事名单（排 名不分前后）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马一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邦维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叶奕良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王小甫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常绍民 商务印书馆著作室主任，编审邱 进 国务院侨办政研司司长，博士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教授柳若梅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阎纯德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汉学研究所所长张国刚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阎国栋 南开大学西语系主任，教授纪大椿 新疆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光圻 大连海事学院航海史研究所研究员陈达生 福建社科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林士民 浙江宁波文物考古所研究员林金水 福建师大历史系主任，教授谢必震 福建师大历史系教授李玉昆 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研究员郁龙余 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主任，教授周新国 扬州大学副校长、教授晁中辰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尚胜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建新 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伟洲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石源华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庄国土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教授李金明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聂德宁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郭玉聪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郑德弟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贺圣达 云南社科院副院长，教授郭家骥 云南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于向东 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林悟殊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鲜于浩 西南交大社科系教授纪宗安 暨南大学副校长，教授高伟浓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所长，教授袁晓春 山东蓬莱戚纪光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周常林 大象出版社社长，编审

耿相新 大象出版社总编辑，编审胡礼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任大援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王继光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严建强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龚缨晏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钱 江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李国强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副主任，教授厉 声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主任，教授吴建雍 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教授王启龙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达力札布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尚衍斌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史研究所教授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范洪棋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主任，研究馆员田卫疆 新疆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樊明方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方 铁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开颂 广东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詹天庠 广东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吴志良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研究员黄一农 台湾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研究员孙若怡 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晓 克 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孙振玉 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东 辽宁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东平 北师大历史系副主任，教授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研究生部主任，教授汪前进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科研政策局副局长张德鑫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教授华 涛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美中心副主任杨翠微 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张泽洪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朱政惠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朱 静 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陈学文 浙江社科院历史所教授蓝 琪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班 果 青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编审高占福 中国伊斯兰经学院教务长，教授廖大珂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朱亚非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连茂 泉州海交史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李向玉 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教授李明伟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教授陈佳荣 香港龄记出版公司总监张 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卓越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苗普生 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谢玉杰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院长，教授齐木德·道尔吉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汤开建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古小松 广东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教授武 斌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晓敏 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兼副社长，编审

三、全国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中外关系史科研与教学成果综述1，复旦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复 旦 大 学 石 源 华复旦大学素有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传统，老辈学者田汝康、章巽、张荫桐、姜义华、汪熙等在中西交通史、海运史、沙俄侵华史、中美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出版了一批很有影响的著作。80年代中期以来，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在学术前沿相当活跃，复旦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版了数十部较有影响的论著，其中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华民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中日关系史、中俄关系史、外交人物、外交制度、以及汪伪政府与汪日关系史、韩国独立运动与中韩关系史等专题研究，在海内外发生了相当的影响。相关的学者分别在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社会科学部等单位工作。综合研究：1、姜义华主编：《中华文化通志．中外文化交流典》（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99版。《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严绍、刘渤撰）《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王介南撰）《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芮传明撰）《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沈福传撰）《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朱学勤、王丽娜撰）《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李明滨撰）《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志》（冯承伯撰）《中国与拉丁美洲大洋洲文化交流志》（刘文龙、赵长华、黄洋撰）《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志》（谭天星、沈立新撰）2、石源华主编、胡礼忠、金光耀、马小鹤副主编：《中外关系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91版。3、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91版。4、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4版。5、石源华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96版。6、石源华等著：《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待出版）

国别关系史研究：1、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86修订版。2、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中美关系史论丛》（汪熙主编）《贸易保护主义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王邦宪编）《美国特使在中国》（屠传德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孔华润著）《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汪熙、霍尔德编）《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政策》（汪熙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入江昭、孔华润编）《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罗素著）《美国对华直接投资（1980－1991）》（张任著）《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1784－1914）》（韩德著）《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项立岭著）《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汪熙、魏斐德编）《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汪熙、杜恩编）《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矶野富士子整理）《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杨玉圣著）《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吴心伯著）《市场经济与中国农业：问题与前景》（汪熙、段志煌编）《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张济顺著）《鉴往知来——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顾云深、石源华、金光耀编）《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唐耐心著）《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王立诚著）《当代中美贸易（1972－1999）》（胡涵钧著）3、吴景平著：《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93版。4、金光耀等著：《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94版。5、曹振威著：《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94版。6、金光耀等著：《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1844－1996》，福建人民出版社96版。7、胡令远、徐静波编：《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版。外交人物研究：1、石源华主编：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99版《伍廷芳传》（张礼恒著）《颜惠庆传》（陈雁著）《陆征祥传》（石建国著）《顾维钧传》（金光耀著）

《王正廷传》（完颜昭元著）《陈友仁传》（钱玉莉著）《宋子文传》（杨菁著）2、陈香梅著、石源华、金光耀译：《陈纳德与飞虎队》，学林出版社88版。3、金光耀、石源华著：《陈纳德与陈香梅》，中国青年出版社94版。4、石源华主编、戴鞍钢副主编：《中国十外交家》，上海人民出版社99版。5、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版。专题研究一：汪伪政府与汪日关系史研究1、余子道、张云、石源华、曹振威著：《汪伪政权全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待出版）2、余子道、张云、石源华、曹振威编：《汪伪政汉暨中日关系史料汇编》（10卷本）（上海书店待出版）3、黄美真主编：《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86版。4、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87版。5、黄美真、张云著：《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87版。6、石源华著：《陈公博全传》，台北稻乡出版社99版。专题研究二：韩国独立运动与中韩关系研究1、石源华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95版。2、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96版。3、石源华著：《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关系研究》，韩国高句丽出版社97韩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中文版。4、石源华著：《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版。5、石源华主编：《二十七年血与火的战斗——纪念韩国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论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99版。6、石源华等参编：《中国地域韩人团体关系史料汇编——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档案史料》（一）（二），东方出版中心99版。7、石源华主编：《〈申报〉有关韩国独立运动与韩中关系史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版。8、王明根、李花玉编：《20世纪韩国独立运动论著目录（中国篇）》，韩国国家报勋处2002版。9、石源华、金俊烨合编：《申圭植、闽弼镐与韩中关系》，韩国罗南出版社03韩文版。10、石建国、周春雨、郑龙发、曹恩惠、王蓉著：《韩国独立运动运动政党与社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主办国际学术会议：1、“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国际学术会议（1995）复旦韩国研究中心与、韩国国家报勋处、韩国民族运动史研究会合办；2、“中韩抗日5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1995）

复旦韩国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韩国》编辑部、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合办；3、“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中日国际学术会议（1999），复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4、“纪念韩国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1999）复旦韩国研究中心主办5、“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会议（2000）复旦大学历史系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办6、“两岸三地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学术会议（2000）复旦韩国研究中心与香港珠海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北韩国学会合办7、“汪精卫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00）复旦历史系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合办8、“缓和与合作：东北亚国际关系30年”国际学术会议（2002）复旦韩国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韩国中央大学国际大学院合办9、“申圭植与中韩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02）复旦韩国研究中心主办10、“对抗与和平之间——超越世纪的日中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03）复旦历史系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合办11、“北洋政府外交研究”国际学术会议（2004）复旦历史系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合办12、“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04）复旦韩国研究中心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合办（11、12两会议原定2003年8、10月举行，因SARS原因延期至2004年2月和8月举行）2，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厦 门 大 学 庄 国 土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结合校内其他相关研究单位于2000年初组建而成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由厦门大学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共建，并于2000年9月22日经教育部考核合格，正式批准成为国家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中心内设有东南亚经济政治、东南亚华侨华人、东南亚国际关系、东南亚宗教历史文化等四个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定期学术刊物有：《南洋问题研究》、《南洋问题资料译从》。中心现拥有专门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东南亚经济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三个博士点，世界经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国际关系等三个硕士点，涵盖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华侨华人史、东南亚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东南亚史、亚太国际关系、东南亚华文文学等八个硕士点研究方向。现在学的硕士生48人、博士生45人。现任中心主任为庄国土教授、副主任廖少廉教授。

中心的前身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南洋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由当时的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与厦门大学共同创立，是新中国最早设立的有关东南亚与华侨华人问题的专题研究机构，早期的研究重点为东南亚华侨华人。197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除了继续对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外，还包括了对东南亚政治、经济、历史以及南海问题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并广泛地涉及到对东南亚的社会、文化、教育、宗教和民族等问题的研究。1996年，该研究所进行体制改革、学科调整，扩大规模，编制为46人，更名为南洋研究院。现任院长庄国土教授、副院长王勤教授、林梅副教授。数十年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与国内外其他相关研究机构的有关科研人员进行了多学科的协作攻关，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东南亚政治经济以及东盟经济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合作等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科研优势和特色，取得了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整体的科研水平在国内居领先地位，在国际学术界的相同研究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近10年来，先后主办4次、参与承办2次国际学术会议。由于拥有坚实的科研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承担和完成了大量的科研项目。八·五期间共承担和完成的国家、国家教委及省部级项目课题21项，其中国家级课题6项。九·五期间继续争取到各级部门的一系列研究项目课题，其中专职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社科研究基金项目5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6项，省部级项目7项。1996年以来已出版科研专著15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60余篇，其中在国（境）外以英文及日文发表的学术论文近30篇，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9项。此外，还承担和完成了大批横向研究课题，九五期间专职科研人员共获得外来科研项目课题资助经费近200万元，承担和完成了一批实际工作部门的应用研究课题，一些科研人员还被聘请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咨询顾问。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策略、南海问题、侨务工作、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对策、APEC战略、WTO问题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往来等方面，向各级政府部门、经贸单位及其他社会各界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咨询服务，同时还向政府有关部门（如外交部、外经贸部、国务院侨办等）提交了一批国家急需的调研报告和信息咨询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应对自1990年代以来东盟成员国的不断扩大、大东盟的形成及其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日渐成熟、海外华商经济力量的壮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地位与作用的提高、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等形势发展的要求，本中心的科研人员充分发挥长久以来形成的自身科研优势与特色，始终不渝地密切关注和跟踪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以严谨的治学精神、求实的研究方法，对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合理性及其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经贸关系竞争性与互补性的真实情况及其发展变化趋势、东盟国家的金融改革与开放的速度和措施与金融安全的关系、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国的对策等课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探讨和分析。为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国策、加强和扩大对外经贸交流、参与国际及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积极建言献策，其研究课题和成果素为相关的决策机构与部门所关注和采纳。近五年来，本中心的科研人员已先后承担和完成了8项有关东盟经济发展战略、海外华商及华人企业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及亚太经济的科研课题，出版了7本学术专著，发表和撰写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近30篇（详见附录）。中心的有关科研人员还连续数年为中央有关部门聘请参与《世界华商经济年鉴》的主编工作。中心拥有从事东南亚经济、历史、政治、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华侨华人问题、东南亚华文文学以及东南亚国际关系等研究领域国内一流的学术带头人，组合了一批具有具有较高理论

素养、良好科研能力、突出学术成就和严谨治学风气的中青年学术骨干队伍。现有专职研究员（教授）6人，副研究员（副教授）3人，校内兼职研究员（教授）及副研究员（副教授）4人，校外兼职研究员（教授）7人，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的学术研究梯队。中心拥有国内高校中面积最大、东南亚研究领域图书种类最为齐全、资料最为丰富的独立图书资料馆，长期订购有大量的国外报刊和网上资料，馆藏中外文种图书资料10余万册，并收藏有数万份的专题研究论文和报告，是国内公认最好的东南亚研究资料中心之一。根据教育部关于重点基地建设标准的指示精神，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以及机构重组和资金投入力度加大的基础上，中心拟在十·五期间，以承担和完成重大研究项目为龙头，在东南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东南亚华人和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等研究领域产生出一批全国领先、有一定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同时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有能力全方位研究东南亚问题和中外关系史的科研队伍。3，浙江大学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浙 江 大 学 龚缨晏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浙江大学有引人注目的传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方豪、向达等著名学者都曾在老浙大执教。80年代以来，我校涌现出一批从事文化交流史和文化比较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四校合并后，在原先一些相关研究机构的基础上，于1999年成立了浙江大学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现为浙江大学重点研究机构（“强所”）之一。研究中心主任陈树富，副主任龚缨晏、王勇、金健人。浙江大学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下设四个子机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所、宗教文化研究所、日本文化研究所和韩国研究所。它以本校中国古代史、外国哲学两个博士点和专门史等硕士点作为依托，并兼纳了宗教学、世界史等硕士点，有着较广的学科覆盖面。本机构注重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相互渗透及跨学科交叉研究。本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为：1．西方古典文化与其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2．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交流；3．东亚汉字文化圈（中、日、韩）内的文化交流。本机构研究队伍素质较高、年龄结构合理，外语能力较强，英语、日语、韩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希伯莱语等语种均有专门人才。浙江大学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资料基础雄厚，有大量的重要收藏，几种特藏是全国罕见的，甚至是独有的，如：伦敦大学SOAS图书馆关于中国的西方著作的缩微胶片，共654种；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关于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汉文著作的缩微胶片，共708种；希腊文、拉丁文原著476种；1887年以来《中日教会年鉴》影印本；日本梅泽文库；韩国于湖全海宗文库，等等。近3年来，浙江大学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共出版著作、译著、编著作51部，发表论文142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6项。不少论著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此外，中心的四个子机构还编辑出版了以下几种专题论集：《宗教文化》，《韩国研究》，《中日文化论从》和《东西交流论谭》。

浙江大学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对外交流与合作频繁。三年来，本机构成员赴海外进行合作研究半年以上的，计有美国4名，日本2名，韩国1名，香港3名。主办国际会议6次，赴海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21人次，国外学者来中心讲学和交流的不下20人次。近三年派往美国合作培养的博士生2名，加拿大3名，日本2名，意大利1名，香港2名，时间在2年至半年之间。文化交流是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各种政治制度并存，将是21世纪世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基本格局。在这种历史发展大趋势中，本中心将努力关注整个世界文化交流的动向，不断推出新的学术成果，为浙江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做出自己的贡献。附：本中心部分研究人员近年来主要成果：宗教与文化（2）（论集）宗教与文化（3）（论集）宗教与文化（4）（论集）SMSL现象形成的历史一文化背景Trying to Assess Aleni’s Misson：SuccessorFailure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中国各宗教的走向中西文化交流的日本背景与日西文化交流的中国背景评PiterBerger的《宗教复兴与政治伦理》——兼论香港者邢裕增对大陆宗教的解释市民身份基督徒研究G．Griveller《晚期基督论》中译本序言世俗化、反世俗化与消解世俗化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关于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的几个数据》《关于蒲公碑的讨论》《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英文）《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陈村富陈村富陈树富陈树富陈村富陈树富陈村富陈村富陈村富陈村富陈村富陈村富龚缨晏龚缨晏龚缨晏（与黄时鉴合作）龚缨晏龚缨晏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东方出版社，2001年11月香港《道风》，1997年第9期全文转载意大利Bre s c ia国际研讨会论集1997年德国莱比锡加拿大《维真学刊》第一期，1998年1月日本神奈川大学研讨会论集，1999年1 1月意大利米兰天主教《1999年9月会议》，2001年米兰20 00香港浸会大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第11期中国社科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浙江学刊，2001年2月世界宗教研究，中国社科文摘第5期转载，2002年1月，2002年5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韩国）《张保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9年第3 期《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东方出版社，1999年12月。

《明末记述澳门的浙江人》《关于东亚远古人类与史前文化交流的研究》《关于鸦片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若干问题》《关于印欧语系的起源问题》《西方早期丝绸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牛皮得地”故事的流传》《20世纪黎轩、条支和大秦研究述评》17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世界文明史简编联合国知识辞典关于利玛卖衣儒服的研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时间考析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历史考察土尔扈特蒙古东返祖国始时考西方早期汉学试析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早期来华欧洲人对浙江的认知多媒体写作：史学人才培养的新路子朝鲜半岛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概述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专著）现代东方哲学（论集）环境与东亚文明（论集）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估（5卷本）（论集）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日文）（专著）和魂新思：日本哲学与21世纪（终级关切的宗教哲学章）东方传统环境思想的现代意义日本神道思想研究的现代意义日本文化の形成と熟成（日文）中国的传统的环境思想与现代的问题（日文）日本神道の自然观的现代意义（日文）日本文化精髓之探求（日文）龚缨晏龚缨晏龚缨曼龚缨晏龚缨曼龚缨晏龚缨晏计翔翔计翔翔计翔翔计翔翔计翔翔计翔翔计翔翔计翔翔孔陈焱孔陈焱孔陈焱孔陈焱王守华王守华王守华王守华王守华王守华王守华王守华王守华王守华王守华王守华《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5期。《文史》（50辑）。《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东西交流论谭》第二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8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7杭州出版社，2000．1世界宗教研究，2001．3文史第58辑，2002．3浙江大学学报，1999．6文史（48），2000，1浙江大学学报，2002．1博士候选人《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总第135期。《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1年增刊。《韩国研究·第四辑》，2000年3月。东京农文协出版，1999年1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3月山东出版社，2000年东京农文协出版，1999年11月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载《东方文化的现代承诺》，沈阳出版社，1997年7月日本学刊，1997年3月自然と人间ぶ，1998年1月载《环境·文明·人间》，1998年3月载《皇学馆大学神道研究所所报》（第58号），1999年12月载《中日文化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神道中儒教与佛教的影响（日文）从抵园祭中看中国文化（日文）禅学东渐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北方文艺复兴艺术（译著）沙勿略与耶稣会在华传教史关于日本耶稣会史中教会本地化问题的矛盾与斗争传统与阐释沈南苹写实主义画风及其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影响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及新人类观中国画谱流传日本考留学僧智藏列传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淡海三船与东亚的诗文书籍交流日本的中国币法古代日本的粗陶艺术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1）日本民族起源之新说吴人福亮列传日本文化的国际贡献——以扇子为例唐诗中的鉴真中国历术在日本淡海三船与东亚的书籍之路“水稻之路”与弥生文化阿倍仲麻招列传入唐最澄列传围绕淡海三船的东亚诗文交流东亚文化之环流文化交流之模仿与创造王守华王守华王守华戚印平戚印平戚印平戚印平戚印平戚印平戚印平戚印平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王 勇梁漱溟先生纪念讲演集，东京农文协出版，2000年3月载《皇学馆大学神道研究所纪要》（第17辑号），2000年3月载《中日关系史论》，中华书局2001年 7 月中国美院出版社，2001年10月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3月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8月文史哲，1997年9月文史哲，1997年9月新美术，1998年6月新美术，2000年3月新美术，2001年6月《亚洲游学》第38期，2002年4月《传存中国的日本典籍与文化财》200 2年3月《日本汉学研究初探》，2002年3月《日本的中国传统文化》，2002年3月《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2002年4月20 0 2年5月《宫城学院女子大学研究论文集》第94期，2001年12月《亚洲游学》第36期，2002年2月《佛教文化讲座》第62期，2002年2月《亚洲游学》第37朋，2002年3月《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2002年4月《中日关系史料研究》2002年5月《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7月《亚洲游学》第43期，2002年9月《亚洲游学》第44期，2002年10月《日本汉学研究初探》，2002年10月《信息中心年报》，2002年1月《亚洲游学》第39期，2002年5月

元代中日通商考略宋元明州（庆元）市舶提举司考东文学堂之研究——以清代档案为中心《吾妻镜》在中国的流布与影响新发现的中日关系史料——何如璋的《种海楼诗草》文字的魅力明代刻书家胡文焕考清末留日学生监督处《官报》之史料价值近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认识清末浙江留学日本生归国后活动状况留曰学生监督处及其所发行的官报慈溪王氏兄弟与日本文人江 静江 静王宝平王宝平王宝平王宝平王宝平吕顺长吕顺长吕顺长吕顺长吕顺长《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2002年5月《浙东文化》，2001年12月（日）《四天王寺国际佛教大学纪要》第34号，2002年3月（日）《古文书研究》第55号，2002年5 月《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1辑，20 0 2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中华书局，200 2年4月《文献》社，2002年10月《世界历史》，2001年12月《现阶段中国人留学日史之研究》《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2001年5月20 0 2年6月4，山东师范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概况山 东 师 大 翟 杰山东师范大学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自1950年建校以来，著名学者、国务院批准的博士生导师安作璋教授就给学生开设中外关系史的课程，并出版了《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齐鲁书社1979年再版），该书论证翔实，是一部对两汉时期西北史地研究与中西关系研究有重要贡献的著作，得到了当时史学界广泛好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本校一些教师先后在古代和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和社会发展学院为本科生开设了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外社会发展比较研究等多门相关课程，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研究领域中，都有专门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学者，有多部著作和多篇学术论文在较高级别的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有些同志还先后承担了国家和省部级中外关系史领域的研究课题，并参加了国际间学术交流和访问，与海外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目前山东师范大学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人员有：朱亚非教授，1985年山东大学中外关系史硕士研究生毕业，曾追随著名老一辈中外关系史名家郑鹤声、张维华先生重点从事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后

出版《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古代山东与海外关系史》（齐鲁书社1995年版）、《明清史论稿》（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政治通史》（明代卷）（泰山出版社2003年版）等多部个人学术著作；主编了《戚继光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山东通史·明清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福研究集成》（与张伟、田连漠合作）（山东友谊书社1996年）。另外，在研究中外关系史方面有30余篇论文发表，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明中期中日贸易简论》（《齐鲁学刊》1984年第4期）、《明代与八百媳妇国关系简论》（《文史哲》1988年第3期）、《论明代万历年间援朝战争》（《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中西交流的桥梁与门户——17－18世纪澳门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从（入唐求法巡礼札记）看唐代山东对外交往》（《文献》1996年第4期）等文章。在明清期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古代中日朝韩关系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见解，国内外多篇刊物对其学术观点进行报道和转载。谭树林副教授是浙江大学博士生毕业，曾受教于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知名学者黄时鉴教授，后又到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后。近年来，谭树林博士在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成果显著，有十余篇论文发表，重点探讨了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好的反响。其主要代表作品有《（圣经）二马译本辨析》（《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1期）、《早期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传统文化》（《北方论从》1998年第4期）、《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山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近代教会学校开设儒家经典原因探析》（《晋阳学刊》2000年第4期）、《（华英字典）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李云泉教授是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专业博士研究毕业生，多年来主要侧重于宋元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对元代陆路交通、中国古代朝贡制度颇有研究。其主要成果有，主编《中西文化关系史》（泰山出版社1997年版）、《蒙元时期驿站设立与中国陆路交通的发展》（《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略论元代驿站的职能》（《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东方论坛》2002年第6期）、《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山东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夏夷之观念的嬗变其时代特征》（《河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等。郭大松教授，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山师大历史系主任、教授。郭大松教授长期以来从事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尤其是在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有多篇研究成果发表。其代表性著作和论文有：《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饭）、《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饭）、《传教士与中国启蒙教育》（《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基督教1999年在山东的妇女工作》（《山东文献》第22卷第4期）、《山东礼会女布道会史略》（《山东文献》第23卷第1期）、《1924年前后山东帐篷福省传教士工作概述》（《山东文献》第24卷第4期）；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6年饭）等。李伟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的教学与研究。近几年来主要代表著作与论文有：《历代明君治国方略·外交篇》（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梁启超与日译西学的传入》（《山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等。本校从事中外关系史方面研究的教师除承担大量教学和科研任务外，还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尤其是山东海外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为山东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及精神文明建设中，也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5，四川师范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四 川 师 范 大 学 何 洁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组建于1952年，是四川师范大学创建最早的五个系科之一，在这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一大批严谨求实的的学者先后在历史系执教，如研究近代经济制度与盐业史的彭久松教授、著名宋史专家张邦炜教授、蜚声海内外的罗志田教授、在基督教史和自开商埠史方面造诣较高的杨天宏教授、研究唐史颇有影响的谢元鲁教授等，他们以求真的探索精神、高深的史学素养，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据粗略统计，近20年，发表相关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约三分之二在核心期刊发表。先后承担4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1项中山大学川良—基金赞助课题，其中学术带头人杨天宏教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独自承担三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分别是“基督教与近代中国：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研究”（1991年立项）、“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1994年立项）、“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2002年立项）；鲜于浩教授独自承担一项，课题名“留法勤工俭学研究”（1991年立项），王川博士独自承担中山大学川良—基金赞助课题“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1997年立项）。课题完成后出版专著四部，分别是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和《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四川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王川：（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香港天马图书公司2001年）。其中，杨天宏教授出版的两本专著在史学界引起了极大关注，被认为填补了该课题的研究空白。一、出版的专著及其社会反响近10年来，历史系教师进行了多个专题史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就著作而言，先后推出了四本有影响、有深度的有关中外关系史的学术著作。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它们分别是：杨天宏教授所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该书是作者独自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基督教与近代中国：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研究”（1991年立项）的最终研究成果。该书分为五个部分，研究了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渊源、酝酿、运动过程以及非基督教运动的本质属性、局限和产生的历史作用及影响，并且把当时涉及到非基督教运动的各个层面，如社会思潮、政党、教会、外交关系等都进行了一个立体的展现。为了从比较全面的视角来分析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的产生及其复杂的过程，作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各种文献，并大量使用外文资料，资料翔实、信而有征。该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各方的极大关注，受到了学界的好评。罗志田教授在（读书》上发表了书评《中西文化竞争与反教政治运动》，对该书的主题、选材、特点、优点和不足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认为该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出现了“网漏吞舟之鱼的现象”，而《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一书详细记述了“反教运动”的来龙去脉，弥补了这个课题的研究空白，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并且认为在选材上，该书“取材广博胜过所有既存（主要是海外）之相关著作，因此该书重大之意义”不仅在于其填补了大陆对非基督教运动缺乏

研究的空白，而且在于使人们对一些相关的思想政治运动如新文化运动和北伐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加深了对近代中国能动多变这一特征的理解，并且认为作者的贡献“既在于提出了许多新说，更在于破除了不少陈说”（罗志田、葛小住：《东风与西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1页）。杨天宏教授在苦心经营的另一力作《口岸开发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基于大量原始资料，首次对自开商埠的诸多问题作了全面的事实重建和逻辑论证。该书系统地阐述了近代中国从深藏固锁发展到主动开埠的深层原因、开放的口岸数目、口岸的建设、自开商埠和条约口岸的比较、口岸开放之后的对外贸易、口岸开放带动的中国近代变革以及口岸开放留下的经验教训等问题。本书既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1994年立项）课题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该书全书资料翔实，分析透彻，论证充分，纵向梳理，横向比较，结论严谨。该书的出版对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是鲜于浩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1991年立项）。为完成课题，作者专门赴法收集资料，并得到法国汉学家、法国社科院院长巴斯蒂女士的指导和帮助。作者历时六载，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法国社科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等处查阅了大量法文、英文和中文档案史料，收集了一手的资料。本书通过六章记载了留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兴起、留学初期的工学实践、留学过程中遇到的挫折、留学过程的继续、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失败与成功。其论述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亦有自己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法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蒙达尼派与勤工派的纷争；留法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过程等等。书后附有大量参考附录及参考文献书目。《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明代广东市舶太监研究》是王川在其博士论文（导师蔡鸿生教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作者对明代广东的市舶太监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作者理清了市舶太监制度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市舶太监起源于岭南的原因，并对明代以前市舶太监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概括；着重阐述了明代市舶太监逐渐夺取多种特权的过程，并介绍了明代广东市舶司的基本情况；并以韦眷、李风两个比较典型的个案进行研究，阐明了市舶太监的职能及市舶太监的运作方式，论述了明代广东市舶太监制度衰亡的过程，并分析了该制度在南海贸易史上所起的作用。该书思路清晰，体例完整，结构严谨。并且在史料的运用上，广罗史料同时又考辨精详，并利用考古新成果，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海交史研究》上发表的书评，对该书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介：除肯定该书的选题和选材外，并认为全书“论证有力，结论稳妥，是广州市舶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广州市舶史研究的新成果》2001年第2期第137页）；该书研究成果受到了学界的引用与采录，如陈学军《古代广州的外国商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0－94页）、《中国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广州出版社2001年）等书。二、其他科研成果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执教的学者，对中外关系史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文章，如杨天宏教授在《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的四篇文章；此外，一些青年学人也不时发表其科研成果。总体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情况如下：罗志田教授在我系工作期间，发表了几篇质量很高的文章，并有两篇被SSCI收录，分别是“National Humilation andNational Assertion：The Chinese Response totheTwenty－one Demands”，Modern Asian Studies，vol．27，No．2（May 1993）和“The Chinese Rediscovery oftheSpecial Relationship：TheJinanIncidentas TurningPointin Sino－American Re1ations”，Journal of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Vol．3，No．4（Winter

1994）。此外在其他中英文刊物上，罗志田教授也有许多可喜的论文，如“The turning Point inAmerica’s Far EastPolicy in the Late 1940s”，US－China Review，Vol．X，No．6（Nov．－ Dec．1986）；《“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3卷2期，台北，1992年9月）；《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与阶段性》（《末定稿》，1986年6月）；《抗日战争中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再探讨，1941－1945》（李世平主编，《抗战史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魏安德的中国工厂研究》（《读书》1993年第4期）等。另外，杨天宏教授近年来也笔耕不辍，相继在一些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一些选题新颖、见解独到、着力较深、影响较大的论文。如《中国非基督教运动（1922－1927》（《历史研究》，1987．5）；《清季首批自开商埠考》（《历史研究》1998．2）；《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任务”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3）；《普法战争与天津教案》（《近代史研究》，1990．4）。同时，在其他专业刊物上，扬天宏教授也有大量文章，如《自开商埠的经费收支为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3）；《评（门诺教在中国）》（长篇学术书评，载香港建道神学院《建道学刊》（AJournal of Bible＆Theology），1997年7月，第8期）；《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通商贸易政策论略》，（《学人》第10期）；《清季自开商埠海关的设置及其运作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8．2）；《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与清季外贸场域的拓展》（《四川大学学报》，1999．2）；《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变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4）；《信教自由论战：20年代一次重大的思想文化论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2）。还有一些教授立足四川的情况，结合四川的实际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如侯德础教授发表的文章《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5）。其它研究成果有；1、古代中外关系史方面，徐晓光教授的《元代中国与伊朗关系的特殊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4）、《论1260年后蒙古大汗与伊儿汗的宗藩关系》（《民族研究》，1996．5）、《10至15世纪中东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国史学会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2、近现代中外关系史方面，如王晓焰副教授的《试论法国借口宗教纠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1）、《19世纪上半叶法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2）、《19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政策背景分析》（《天津纺织工学院学报》，1999．3）；曹成建副教授的（试论近代中国公司法规对外贸及中外合资公司之规范》（《四川大学学报》，1998．3）、《甲午战后郑观应的日本观》（《贵州师大学报》，1995．4）；周小粒副教授的《德皇威廉二世在义和团时期的对华政策》（《外国问题研究》，1997．1）；博士学位为中外关系史专业的王川发表了《市舶太监李凤事迹考述》（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市舶太监韦眷与阿拉伯海商》（蔡鸿生主编《澳门史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论明代市舶太监牛荣走私案》（《海交史研究》，2000．1）、《论市舶太监的唐代岭南之产生》、（《中山大学学报》2000．2）、《西洋望远镜与阮元望月歌》（《学术研究》，2000．4）、《明代市舶太监的历史作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主编《中西初识》第二编，大象出版社，2002年）、《南海神庙》（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唐宋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林悟殊主编《东西交通与海洋文明》，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3年）等论文。总体来说，经过老中青年学者的辛勤劳动和协作，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起步，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对现有的学术业绩，当然要加以充分肯定。但是，因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在该系还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现有的研究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研究领域单一、对外交流不够、研究人员还相对缺乏等问题。总之，在跨世纪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依然大有可为。

6，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上 海 外 国 语 大 学 胡 礼 忠上海外国语大学是国内较早结合外语优势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外语院校之一。多年来，学校所属国际问题研究所、对外文化交流研究所、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西方语学院、东方语学院等机构的有关研究人员，充分利用能熟练运用多种外语（包括英、俄、德、法、日、韩、阿等语种）、熟悉研究对象国国情（有关研究人员人多有进在研究对象国和地区留学、访问研究或工作的经历）、与研究对象国和地区的学术界有着广泛联系、能及时和有效地搜集相关研究资料等便利条件，对中外关系史上的若干课题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的研究相对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一、中外文化关系史研究早在1991年5月，我校戴炜栋教授符便联合汤一介等10位国内若名中者，发起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文化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就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及其影响、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中的一些理论和史实问题等展开讨论，来自美国、加拿人、日本、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以及国内各地的10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论文以《中国文化与世界》为名结集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次会议以后，我校开始不定期地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与世界》学术论丛。从1992年起，该论从先后出版了7辑，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在这以后，我校又先后主办了“儒学与现代化”（1994年）、第二届“中国文化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6年）、“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1996年）等学术活动。我校的有关研究人员也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其中，陈福康教授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分列“中国古代译学理论”、“中国近代译学理论”、“中国现代译学理论”、“中国当代译学理论”四编，对先秦以来的翻译理论作了开拓性研究，该书出版后获得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近期内由作者修订后将重新出版。胡礼忠教授对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的西方观作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对西方政事的了解和评判》等论文。由胡礼忠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文化关系史”也正在进行之中。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汉学日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员学，我校在汉学研究领域也产生了一批成果。其中卫茂平教授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运用在德国多年从事学习和研究的有利条件，发掘了大量第一手的德文资料，围绕德国文学中所反映的中国文化对德国的影响这一正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胡礼忠教授递交莫斯科“东正教和中俄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北京传道团和俄国的汉学研究》，获得与会学者的重视。何寅教授和华东师人许光华教授主持编写的《国外汉学史》也于2002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由日本金泽大学李庆教授撰写的《日本汉学史》（共3册）也已列入由何寅教授主编的“汉学研究丛书”即将出版。

二，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研究早在1989年，窦晖教授便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概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一书，这是国内最早的新中国对外关系通史性著作之一。1991年，胡礼忠教授参加主编的《中外关系三百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时间为经，以专题为纬，对上古以来中外关系演变的历程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介绍。1990年窦晖教授等撰写的《从香港割让到女皇访华》一书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以该书为起点，福建人民出版社又组织国内有关学者撰写了“从屈辱到崛起”系列从书，胡礼忠教授等应约先后撰写了《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1994年版）、《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1997年版）两书，其中《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一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奖，《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饮访华》一书获上海市党史学会优秀学术著作奖。此外，我校的有关学者还参加了《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等教材和工具书的编撰。近年来，我校部分研究者进一步将中外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冷战时期。2001年和2002年，我校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发起，先后在我校举办了两届以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在此基础上，张曙光教授等组织一批在关华裔学者和部分国内学者，正在撰写“冷战美国对华决策机制研究”丛书，其中由张曙光教授撰写的《美国对华战略思考与认策》一书已于2002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张曙光教授的另一本专著《经济冷战：美国对华制裁与中苏同盟》（英文版）也不同一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由胡礼忠教授主持的国家教委社科基金项目“1972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研究”，也将告完成。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中心中 国 社 科 院 边 疆 中 心 李 国 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中国社科学院直属的开放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的历史与现状，同时组织协调全国范围的中国边疆学研究。自1983年创建迄今，先后由中国著名的学者翁独健（已故）、吕一燃、马大正、厉声先生任主任。边疆中心充分发挥自身学术优势，坚持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的方针，主要研究方向是：1．基础研究：以中国近代边界研究、中国古代疆域研究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内容，重点研究中国近代边界变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历史上治边政策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边疆研究的历史遗产，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2，应用研究：对当代中国边疆地区热点问题、重点问题进行对策性和预测性研究。主要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科研改革开放和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正确的政治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优秀遗产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组织和协调本单位及全国边疆史地领域的学术研究；为本学科的学术繁荣，为维护国家统一，为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边疆中心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配备人才和设置内部机构，在人才配备上以精悍、多能为

原则。目前，在岗人员20名，其中专业人员17名，行政管理人员3名。在专业人员中，获得博士学位的3人，硕士学位5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14名（正高职称4名、副高职称10名），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3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垂直、高效为原则设置内部机构，下设行政办公室、两个研究部、编辑部、网络信息部、图书资料部。同时设有本单位学术委员会。现任主任厉声，主任助理李国强，行政办公室主任李大路，研究部一部主任李方，二部主任李国强（兼），编辑部主任李大龙，网络信息部主任万燕，图书资料部阿拉腾奥其尔，学术委员会由马大正、厉声、邢玉林、李国强、林荣贵、郝时运、成崇德7人组成。边疆中心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通过不断的科研实践，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促使该学科有了新的飞跃，逐步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单一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研究的范畴，而将其扩展为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为研究重点，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基础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边疆史地的研究范围，将中国边疆的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相结合，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这两方面的突破，使边疆学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中国边疆学的建立是中国边疆史地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边疆中心的科研工作围绕着构筑中国边疆学这一总目标而展开，本学科本着为边疆研究学科建设服务、为中国边疆稳定服务的原则，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坚持精品战略，出成果出人才；坚持面向社会、实施开放性科研工作方法。依据上述原则和科研方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多种途径和行之有效的方法，逐步扩大组织协调工作的范围，调动全国边疆学研究者的积极性，使边疆学研究显现出勃勃生机。从1996年中国社科院实施目标管理责任制以来，截止到2001年12月，边疆中心累计承担各类课题45项，科研人员有75人次主持或参加了课题研究，其中社科基金项目2项（4人次参加），院重大课题3项（6人次参加），院重点项目3项（6人次参加），院青年基金项目1项门人次参加），各类交办课题7项（12人次参加），所重点课题29项（46人次参加）。这些课题中有31项已经完成，占历年课题总数的69％；在研项目14项，占历年课题总数的31％。在课题研究的同时累计出版专著19部，约560万字；出版学术资料11种，近1亿字；出版工具书1部，128万字；出版普及性读物2部，约18万字；发表论文147篇，约177万字；发表译文4篇，约7．6万字；发表一般性文章34篇，约23．2万字；发表研究报告146篇，约95万字；制作软件6件，超过了1千万字节。在此期间，边疆中心还出版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季刊）20期，计1440万字；出版《边疆调研》（原刊名《当代中国边疆调研》）369期，约147万字；出版“中国边疆史地丛书”11种，约295，6万字。1996－2001年间，累计主办学术会议18次，有130人次出席国内外各类学术会议。需要指出的是，由我院指导、边疆中心主持的、为期5年（2001－2006年）的大型学术研究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于2002年2月正式启动。该项工程的开展，不仅将极大地推动东北边疆问题的深层次研究，而且将对中国边疆史地学科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上述科研活动及科研成果的出版和发表，对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框架更加丰满，并使我们保持了在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究上的领先地位，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继1996、1999年先后成立“中国边疆历史

与社会研究云南工作站”、“中国边疆历史与社会东北工作站”之后，2002年成立了“中国边疆历史与社会研究新疆工作站”。在我院直接领导下，又先后成立了“中国历史文化信息中心”和“新疆发展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均由边疆中心进行日常管理。这些新的科研组织形式，为加速学科建设和发展、为促进利用社会力量开展学术研究、为扩大边疆中心在该学科的优势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边疆中心成立后，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先后有9批13人次出访日本、瑞典、德国、越南、台湾、泰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同时，边疆中心接待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瑞典、法国、澳大利亚、俄罗斯、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来访150余人次，边疆中心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在研究生培养方面，边疆中心也开展了一些工作。马大正同志和厉声同志先后承担了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大学等单位的研究生培养。1998年，马大正同志获准成为博土生导师，招收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专业的博士生。2002年已完成1位博土研究生的培养。边疆中心主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季刊），以其较高的学术质量，已经成为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学术园地。“中国边疆在线”（WWW．Chinabordeland．com）网站的开通，为本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网络平台。边疆中心资料室主要收藏专业书刊，目前，有备类相关图书8000余种，12000余册。有专业期刊200余种。在新的世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全体同志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审慎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开展这一领域的学术探索，并以不懈的努力，促进该领域学术研究以良好的态势持续发展。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本学科将会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时代特点和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从而极大地推动中国边疆学的进步和繁荣。8，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陕 西 师 大 王 欣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是直属于学校、以西北民族为研究对象、具有独立建制的民族学研究机构。中心成立的时间虽然并不是很长，但是其学术渊源和学风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在西北周边国际环境风云变幻，中国加入WTO，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展开的新形势下；在陕西师范大学“教师为本，人才第一”的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在汲取国内外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一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学校根据学科建设和我国西北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建立了这个开放的、多学科交融的科研机构。中心本着“勤奋、求实、协作、创新”的科研工作理念，以制度创新推动对西北民族问题的研究，并在民族学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成果产出、学术活动等方面均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时代发展的主旋律，离不开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制度创新则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最终还是要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用有分量、贴近现实、吸引大众、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积极影响的成果加以体现。因此，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各项研究工作均围绕着学科建设和高水平成果的产出这两个中心而展开。

一、与时俱进，积极开拓学科发展的新的生长点中心继承了半个世纪以来由我国老一代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开创的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传统，有关西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研究一直是本中心传统的优势所在，理论与实证、历史与现实、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并重，是本学科的主要特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心建立之前，我们研究的重心主要在中国古代和近代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民族关系史的层面上，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心成立伊始，我们便针对新形势下西北民族问题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适时地积极调整研究方向，关注现实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例如，西北少数民族与邻国交往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等方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这些新的研究方向不仅使得我们传统的研究优势找到了新的现实切火点，而且也为本学科的发展寻找到了新的生长点。西部大开发环境下西北少数民族的心理变化与价值取向、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西部民族文化生态、“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阿富汗与中亚五国局势的变化对边疆民族地区和我国国家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英俄与西成的关系、唐努乌梁海问题、东干族问题、当代西北民族问题的研究与对策等方面的研究，已经纳入到了中心的日常科研活动当中，并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从而为民族社会学、民族经济学、民族艺术文化等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两年来，由我中心主持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关系研究”（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亚与新疆地区的稳定”（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11－1921年的外蒙古”（2001年）、国家财政资助重大项目“《西成通史·民国卷》”（2002年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西部大开发与西北民族问题，从历史到现引（2001年）、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近1000年来黄土高原地区小城镇发展与环境影响因素”（2001年）、陕西省哲学社科项目”西部大开发中的西北民族问题研甲（2001年）等，都是在这些新的生长点之下取得的。2000年以来，本学科共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6项，其中纵向项目5项，横向项目11项，可支配科研经费总额达119．2万元。依托这些项目，本学科的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并带动了其它传统方向的研究，使本学科在整体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发展前景。因此，与时俱进，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主动转变指导思想，积极开拓学科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对于保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活力和生命力，是至关重要的。二、多学科交融，努力探索理论创新之路民族学学科既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但其所涉及的相关学科领域又十分广泛。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我们以本中心民族学专业研究人员为主，充分吸收了校内其它相关学科的专业人员，形成了一支职称层次高、学历素质高、年龄结构合理、学科特点鲜明的科研教学队伍，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6人，分别来自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教育科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和艺术学院等单位，涉及民族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文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门类。我们力图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探索和建构符合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民族学理论体系。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我们以专项课题研究为龙头，使研究人员在相关的领域内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如在周伟洲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关系研究”中，就集中了学科梯队当中的民族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艺术学等方面的成员参加各子项目的研究，相互协作，共同攻关。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主办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交流学术界的有关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动态情况，集中展示我校本学科成员的整体研究实力，借以加强与全国学术界的联系，寻求合作与协作研究项目，扩大我校民族学学科在全国的影响力。我们在2002年3月主办的西北边疆民族学术研讨会就在这些方面

取得很好的效果。此外，我们还定期举办由梯队全体成员和研究生参加的学术讲座，交流个人近期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由大家从各个角度进行评议，从而使得我们的各项研究成果在正式发表前更加完善，达到集思广益、取长补短的效果，充分发挥了本学科梯队成员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近年来，我们已经出版了高水平的学术专著30余部，在《民族研究》、《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在社会和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久前，由周伟洲先生主编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荣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民族学学科唯一一个一等奖，这一成果的取得就是在校内外多学科学者相互协作、共同攻关的结果。此外，李琪研究员的“泛突厥、泛伊斯兰”研究、樊明方教授的《唐努乌梁海》、吕建福教授的《中国密教史》、王国杰教授的《东干族形成发展史》、王欣教授的《南疆伙种制度研究》等一批成果，均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这些成果或者是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或者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三、充分发挥学科优势，组织开展具有特色的前瞻性的研究从本学科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特点出发，我们根据自身的研究特长、经验和优势，结合国家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需要，自觉选择一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组织学科梯队中的相关成员开展针对性的预研究，一方面为将来承担国家有关的重大研究项目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为国家相关部门的有关咨询和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例如，针对佛教在台湾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日渐重大，在两岸民间交流中的地位日渐显赫的情况，我们利用与台湾佛教界的学术联系，于2001年10月分别以个人的名义前往台湾，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有关台湾佛教现状与发展趋势的调研活动，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台湾佛教与台湾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此外，针对西部大开发形势下西北民族关系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选择了在这一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2002年7月和8月展开了有关当地民族关系、民族心理与价值取向、民族经济文化现状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宗教的社会影响情况，西部大开发对各民族人民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各民族人民对西部大开发的看法与态度等方面的田野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开展上述问题的预研究。我们相信，此项预研究对于了解和认识新疆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和心理现状，进而为有关部门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促进各民族社会经济的进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均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把握时代主旋律，追踪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积极开展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与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预测，对于本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与提升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是不可或缺的。四、结合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的经验，改革科研运行机制针对以往高校内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封闭、僵化，缺乏竞争机制的现象，我们尝试着改革科研体制，力图在开放性方面办出中心的特色，即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不仅仅是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个内设科研单位，还应该是一个面向国内外学术界并为国家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开放机构，是一个有关学术活动、专业领域研究和信息资料的真正中心。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我们已经重点着手做了几项工作，其中包括组织一个讲座、出版一套丛书、办好一种刊物。为继承和发扬我国老一代民族学研究的光荣传统，借鉴和吸收当代国际民族学研究的各种前沿的理论和方法，紧密结合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之下民族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和出现的新

问题，在深度和广度上推动对西北民族问题的研究，力求在学术研究和现实问题的结合方面寻求最佳的结合点与楔火点，特依托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以我国已故的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之名，设立“马长寿民族学讲座”，定期邀请国内外一流学者，集中展示有关西北民族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进展和最高学术研究水平。每期讲座的主题由被邀请的学者根据各自的学术研究专长自行确定，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审定。被邀请的学者须提前半年向讲座提交一篇最新的、代表本人最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论文（字数在2万字以上），由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预备审读，并打印成册，分发听取讲座的与会同仁。被邀请的学者将在开放式的讲座上介绍自己提交的研究论文，并与论文的审读专家、与会同仁一起在一定的范围内就论文的主题展开开放式的讨论。讲座论文经本人修改审定后，将收入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西北民族论丛》（年刊）之中。除了上述的学术讲座之外，被邀请的学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面向陕西师范大学师生，做一次较大范围的通俗报告。报告主题不定，或学术经历、或研究心得，或就某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热点话题等均可，借以使得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从已经举办的两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的效果和反响来看，我们认为这种学术活动取得了促进学术研究、普及学术知识、扩大社会影响的良好作用。我们将把这个讲座继续坚持下去，逐渐形成厚重的、具有自身特点的学术积累，力争使之成为在国内外民族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品牌。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还编辑出版了一套《西北民族研究丛书》，借此集中推出一批高水平、份量重，代表西北民族研究方面最新水平和前沿性成果的著作。丛书的编辑采取编委会审稿制，主编负责定稿。丛书编辑委员会成员主要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组成，还包括西北地区和北京的部分专家和学者。丛书面向全国学术界，凡是与西北民族研究相关的高水平学术论著，经编委会审议通过后，均可入选出版。中心还主办了《西北民族论丛》（年刊）。《论丛》改变了过去主办单位仅刊登展示本单位研究成果的办法，而面向国内外（包括港台），广集有关西北民族研究的论文及民族调查报告、译文、书评等，以期广纳百川，尽量展示有关西北民族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论丛》每辑还将刊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举办的面向国内外的“马长寿民族学讲座”论文；采用匿名审稿制度；以学术创新和水平作为择稿的主要标准；不囿于一家之言，提倡平等争鸣，以达到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推动西北民族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的目的。此外，中心还通过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以交流促进科研，扩大影响，更好地服务社会。例如，为了配合民族团结月的活动，我们中心全体成员结合自己的专业所长，准备为全校师生举办一系列深入浅出的有关西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现状的学术讲座；中心还接待了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终身教授、过程研究中心创会主任科布（John B．Cobb，Jr．）来我校做题为“超越（宗教）‘多元论’”的学术演讲，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暑期访学师生举办了有关丝绸之路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座谈会。所有的这些均产生了良好的学术与社会影响。

9，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新 疆 大 学 赵 琴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于2000年11月经教育部专家组实地考察通过，经教育部批准于2000年12月成立的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目前，牛汝极教授任中心主任，孟楠教授任副主任。中心下设：西北边疆民族语言文化研究、西北边疆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西北边疆民族历史宗教研究三个研究方向。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3人，其中教授11人，兼职研究人员11人，其中教授8人。“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由新疆大学、兰州大学共建。根据教育部社政司的意见和两校协商，在研究万向、研究内容上，兰州大学侧重于西北少数民族的整体以及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新疆大学侧重于西北边疆（“西北边疆”即今之“新疆”、古之“西域”）少数民族和新疆各方面问题的研究。目前承担教育部重大项目4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项、国家教育部世界银行贷款课题1项、带课题进研究中心4项，研究中心资助课题9项，总经费100余万元，占新疆大学人文社科总经费的二分之一强。资助出版著作11本书，先后在CSSCI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4篇（2001－2002年底）。先后召开国际性、全国性学术研讨会3次，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中心学术讲座20场。购买图书、资料3千多册。目前，新疆大学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一、西北边疆民族历史、宗教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视察新疆时指示说：“要系统研究和正确宣传新疆发展的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的历史”，指出这是维护新疆稳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个方向以专门史（地方史）硕士点、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点为支撑，系统地研究新疆各民族的历史和新疆地区的历史，研究各种宗教在新疆地区及各民族中的传播，调查研究现今新疆伊斯兰教及其他宗教的现状、特点、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本方向在中长期内将进行中国历代政权对新疆的管理与开发研究、新疆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研究、跨国界民族问题研究、新疆宗教史研究、宗教现状调查、新疆长治久安的战略研究、新疆境内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研究等。通过这些研究，进行正确的新疆历史宣传，驳斥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新疆历史、宗教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社会各界提供历史借鉴和有关问题的咨询，为国家和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进行决策时提供参考。（一）学术著作出版1、管守新副教授《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2、吴福环教授、魏长洪教授《新疆近代社会经济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3、吴福环教授、郭正礼教授《中国新疆与中亚问题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4、西仁·库尔班教授《中国塔吉克史料》新疆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5、扎热甫教授《新疆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新疆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6、孟楠教授著《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

7、陈世明教授《三国志、晋书、宋书（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二）在核心刊期发表的论文1、吴福环教授在《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上发表的《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边疆危机》论文；2、吴福环教授在《和平与发展》2001年3期上发表的《里海石油与国际政治》论文；3、陈世明教授在《西域研究》2001年4期上发表的《二十四史中亚（广义）资料维吾尔译注工作概述》论文；4、拜合提亚尔在《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4期发表的《西辽时期中亚的民族、语言文字和宗教》论文。二、西北边疆民族社会经济发展这个方向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硕士点、博士点、民族理论与政策硕士点为支撑，全面研究新疆各民族的人口变化、生存环境、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新疆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本方向在中长期内，将进行新疆各民族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民族区域自治与区域（地、县）特色经济发展研究，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脱贫问题研究、新疆工业化与城镇化研究、向西（面向中亚）开放及与周边各国经济合作研究、新疆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新疆的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研究等。通过这些研究，为新疆党政机构提供西部大开发的咨询和决策依据。三、西北边疆民族语言文化这个方向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点、博士点、历史文献学硕士点为支撑，全面研究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教育、民俗、古今文字文献以及各种文化现象。本方向在中长期内，将进行新疆主要民族的语言特点研究、语言对比研究，文学及文学史研究；双语问题研究、各民族语言接触与影响及跨文化交流研究；新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研究；多种文字文献的搜集、整理、翻译、介绍、研究、出版；古文献与西域文明的研究；新疆主要民族的文化史专项研究及西域（新疆）文化史的整合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促进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一）现已研究完成的课题1、贾木查研究员（男，蒙古族）承担的自治区重大专项任务研究“《江格尔》国际标准版本选编”于1995年批准立项，目前该课题已基本结束，部分文稿已交付出版社发排。2、牛汝极教授主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课题项目《中国突厥文和叙利亚艾景教碑铭研究》。3、牛汝极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元代回鹘语景教碑铭：东西方文明间的对话》。（二）出版著作1、牛汝极教授出版《维吾尔古文字文献导论》著作，获教育部优秀成果第三等奖。2、牛汝极教授著《回鹘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牛汝极教授在《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上发表的《敦煌榆林千佛洞12窟回鹘文题记》论文；2、牛汝极教授在《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上发表的《莫高窟产区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授——回鹘文佛教双语写本再研究》论文；3、牛汝极教授在《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3期上发表《元代畏兀人使用八思巴字述论》论

文；4、牛汝极教授在《中国藏学》2002年2期上发表《回鹘藏传佛教文献》论文；5、贾木查教授在《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3期上发表《关于托忒文创制的历史背景及其规范探讨》论文；6、阿尔斯兰副教授在《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4期上发表《论纳瓦依双行抒情诗中的比喻及其特色》论文；7、贾木查教授在《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4期上发表《关于蒙古语新文字方案的初步设想》论文。三、本研究中心的宗旨是：研究西北边疆，服务西部开发，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繁荣。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学术联系现实，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服务于新疆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四、我们的目标是：经过5年多的建设，力争使本中心在西北民族研究领域的整体科研水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该研究中心的口号是：“出精品成果，创国内一流”。20 03年9月22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成果内蒙古大 学 张久 和蒙古史是内蒙古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和发展的学科，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区级重点学科。经过40余年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广义蒙古史所包括的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古代北万民族史一直是本研究单位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研究内容主要是古代蒙古族兴起以前历史上活动在蒙古高原及其缘边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包括东胡、匈奴、乌恒、鲜卑、柔然、敕勒、突厥、回纥、契丹、库莫奚、室韦－达怛等。内蒙古大学的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在1960年代是夯实基础阶段。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是工作的重点，共编辑印行了有关蒙古史资料6种，其中与古代北方民族史有关的是：从石器时代到契丹辽王朝灭亡蒙古高原诸族历史资料和内蒙古历史地理沿革资料。同期创办了内部刊物《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翻译介绍国外蒙古史包括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古代北方民族史历史资料的全面搜集和系统整理，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编译介绍，奠定了内蒙古大学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良好基础。进入1970年代后期，一些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及参与编写的古代北方民族历史及相关领域的论著相继出版或发表。197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干撰写的《匈奴史》和集体编著的《内蒙古文物古迹简述》。同时，与内蒙古蒙古语文历史研究室部分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

古代北方各族简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系统勾勒了古代北方各族历史的轮廓。1979年，周清澍教授参加的由范文澜先生首编蔡美彪先生后来主持的《中国通史》第6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能够参加国家大型重点协作科研项目，表明我所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这一时期，本单位研究人员还发表了一批古代北方民族史方面的学术论文。有代表性并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的是亦邻真教授于1979年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该文从历史学、民族史语文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诸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的源渊关系和历史状况，对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全面深入研究具有指导意义。1980年代，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的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硕果累累。除了发表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以外，著作类学术成果也相继出版。林干教授的《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和《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是构筑三大族系研究框架的力作。《匈奴通史》全面系统论述了匈奴族的来源、形成、氏族组织及其向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奴隶制政权的建立、单于庭及诸王驻牧地的分布、部族盛衰及其与中原的关系、经济生活、语言文化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族及其所建政权的历史状况，书末附有匈奴单于世系表、匈奴历史地图和匈奴人在欧洲的活动、近六十余年来（1919－1982）国内研究匈奴史的概况两篇文章。林干教授在这部书稿上下了很大功夫，学术价值很高，产生了广泛学术影响。《突厥史》对突厥族源、部族兴衰、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文化习俗以及与中原王朝和其他民族的关系等作了系统阐述，并附有突厥可汗世系表、突厥文碑铭和历史地图多幅。《东胡史》则系统论述了东胡系部族乌桓、东部鲜卑、拓跋鲜卑、西部鲜卑、柔然、吐谷浑、契丹、库莫奚、蒙古等的历史。这些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突厥史》获1988年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1等奖，《匈奴通史》获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1等奖。周清澍、亦邻真教授还参加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的编撰审定稿工作，上海辞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该辞典。同时，有关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研究的工具书和史料集、论文集也陆续出版。陆峻岭、林干教授合编的《中国历史各族年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及林干教授的《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匈奴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8）、《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7）等方便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读者。1980年代，蒙古史研究所继续编印《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累计达68辑。后来限于资金停办。《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译介了大量国外古代北方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许多篇章至今还有一定的参考使用价值，因而这一内部刊物的学术影响至今犹存。1990年代，在老一辈学者的培养和带动下，中青年研究人员逐步成长起来。内蒙古大学的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宽、深入，取得了不少新成就。1993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干教授主编的《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10种，其中两种与古代北方民族有关，即林干教授的《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新论》和叶新民教授的《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其中《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新论》获1994年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1994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清澍教授主编、本所中青年研究人员参加编写的《内蒙古历史地理》。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全面阐述内蒙古地区历代行政沿革地理的专著，它以丰富的史料，科学的论证，阐明了内蒙古历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内蒙古地区北方少数民族与蒙古族活动的历史事实。获1995年国家教委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内蒙古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1999年内蒙古首届图书奖。同年，林干、高自厚合著的《回纥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考察了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中叶回纥族

的族源、兴起、汗国的建立、与唐朝的关系、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公元九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初期回鹘汗国的败亡、迁徙及喀喇汗王朝、西州回鹘、河西回鹘和公元十三世纪初期至十九世纪中叶的畏吾－畏吾儿的历史，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一千多年的回纥族的历史面貌描绘出了一个轮廓。书末附有历代回纥可汗世系表、回纥突厥文碑铭等。1995年，从民族关系史角度探讨历代北京各族之间及与内地民族关系的专著《内蒙古民族团结史》（林干、王雄诸教授合著）由远方出版社出版，1996年获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1998年，林干教授的又一部古代北方民族史力作《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古代北方民族历史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探索，对一些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深入分析，史论结合，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同年，张久和的《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充分辨析文献史料，结合考古资料，利用历史研究方法，借助民族史语文学等研究手段，对室韦—达怛的历史作了初步系统全面的研讨。具体内容有室韦的基本史料辨析、来源、部落构成及其演变、地域分布、经济生活、社会形态、文化习俗及其语言；达怛的名称、族属、三十姓达怛、九姓达怛、黑车子达怛、阴山达怛、河西达但等。通过对室韦—达怛史的初步研究，认为室韦—达怛人的历史活动在中国北方民族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室韦—达怛史是蒙古史真正的序史即原蒙古人的历史。2000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一时期，蒙古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学术论文，也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40多年来，内蒙古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古代北方民族史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北方民族史学界有一定学术地位和影响。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古代北方民族史仍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史学科重点研究方向之一。科研人员将站在正确的研究立场，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深入挖掘史料，扩大搜集史料的视野，注重对史料进行分析批判，注意吸收和使用史学研究新方法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注意吸收考古学成果，与国内外相关科研单位加强交流，积极合作。相信在新的世纪，内蒙古大学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会上一个新台阶，取得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中国钱币学会外国货币委员会中国钱币学 会 张武 一中国钱币学会外国货币委员会为中国钱币学会下设的四个学术专业委员会之一。宗旨为向国内各界介绍世界货币文化、研究历史上外国货币对中国的影响、宣传收集展示古今外国货币。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委员若干，由钱币学会及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组成。中国钱币学会学术机构调整之前曾设有少数民族货币研究组，并成立丝绸之路货币课题组；在《中国钱币》及中国钱币各省学会内部刊物上刊发了一些论研究、资料及知识性文章；对历史上流入中国的外国货币作了资料搜集及研究工作，出了一批成果：广西钱币学会《越南历史货币》（）、新疆钱币学会《新疆钱币》（新疆美术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1年）、甘肃钱币学会《甘肃历史货币》（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云南钱币学会《云南历史货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新疆蒋其祥《新疆黑汗朝钱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

★《中国丝绸之路货币》编写组《中国丝绸之路货币》（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以及《朝鲜历史货币》（）、《蒙古国货币图录》（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还有内蒙李铁生、北京傅惟慈等《世界硬币趣谈》系列从书（1－4）、李铁生《古希腊罗马币鉴赏》（北京出版社2001年5月）、《拜占庭币（东罗马币）》（近期出版）、【英】洛德文天伯里著，刘森译《世界钱币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6月）、【英】J·克力勃等著，刘森译《世界各国铸币史》（近期出版）、阿北戴建兵等《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3月）；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建国以来一直关注历史上流入中国外国货币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并对流入的萨珊银币做了开创性研究；此外，北京姚朔民对古代和田马钱、北京林梅村对和田马钱、 哒钱、北京王丹、舟山盛观熙对贵霜钱币、北京王永生对新疆及中亚丝路货币、甘肃康柳硕对流入中国的拜占庭、萨珊钱币等也都有所介绍与研究。中国钱币学会丝路货币组还多次举办了西北、西南丝绸之路以及东南亚货币学术研讨会，还对丝绸之路新疆地区货币做过考察。近年新加坡成立亚洲钱币学会，特邀盛观熙主编《亚洲钱币》杂志，对东南亚及中国等亚洲钱币论文多有刊载。外交部集币协会为外币委员会团体会员。中国钱币博物馆还举办了祝申奥成功奥运会纪念币、黎巴嫩及奥地利货币等一系列外国货币展览。各地也开展了以集币为主的收藏、展览、讲座及内部刊物等群众活动，已从最初的收藏当代向近代、古代外国货币发展。《中国钱币》（季刊、今年已创刊20周年）专门辟有“外国货币”专栏。2002年中国钱币博物馆以东道主身份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9届国际银行博物馆年会，并编印了大会论文集。近来，北京张武一与王家凤联手将货币与藏学研究相结合，对西藏地方货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从南亚尼泊尔货币对西藏的历史作用入手，考察了尼藏间不平等钱银贸易致清廷在西藏地方设立藏钱局、诞生宝藏银钱的史实，并发现世界古代东西方货币文化两大体系在近代交汇于宝藏币的历史坐标（初稿“论银钱贸易与宝藏币的诞生”见《中国钱币》2003年第3期）。中国钱币学会今年也已成立了20周年，其下设的丝绸之路及外国货币专业学术机构作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产生了一批专业骨干，有了初步的学术水平。中国钱币学会已步入第五届，新一届外币委员会增补了新的主任委员和委员。对今后工作也作了研究。我们要发扬以往丝绸之路钱币组倡导学术研究之风，在介绍世界货币文化和古代外国货币对中国影响、东西方货币的相互影响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选择权威的世界古代希腊罗马、印度、伊斯兰等各货币文化体系的货币史、图录等专著组织编译；另一方面围绕历史上对中国有影响的古代货币如拜占庭、萨珊、贵霜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古代中亚等货币，近代美洲殖民地白银大举流入也要组织编译权威专著。此外，中国周边重点国家诸如中亚、南亚、沙俄、日本等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货币文化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这一系列基础工程的目的，是向国内各界提供高质量的世界货币文化财富，也为开展中外货币文化相互影响的学术研究提供保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外币委员会的工作从一般性知识、收藏等普及性层面提到学术研究的高度，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仅靠自身努力远远不够。目前学术界有一怪现象：搞历史研究的学者基本不了解钱币以至货币的历史面貌；而搞钱币学、货币史研究的学者又苦于研究成果得不到史学界乃至相关学科的认识，无法取得相应的学术地位。钱币、货币本应是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无奈我们将它人为地归入了不相干的不同研究领域。而我们面对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不但需要研究中外货币钱币学、货币史的力量，更需要广泛与外界沟通联系。中外关系史学会汇集了诸多相关学科的专业力量，我们希望在该学会提供的平台上，以货币为切入点，以中西关系为连接，展开多学科联合攻关，形成边缘学科交叉碰撞的学术环境。所幸的是原属不同研究领域

的学者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当前学术界的误区，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一起。他们欲冲破藩篱，还历史研究以历史的真实，共同协作、取长补短，相信必将产生我们意想不到的学术成果，形成共赢的局面。中国钱币博物馆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直属事业单位，中国钱币学会和《中国钱币》杂志社为其所属专门机构。中国钱币四个专业委员会为：古代货币、近现代货币、货币史及外国货币委员会。为推动学术研究，《中国钱币》编辑部近期将推出《中国钱币》杂志创刊20周年全文检索电子光盘出版物。《海交史研究》与郑和下西洋研究泉州海交史博物馆 李玉昆郑和下西洋是明代对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世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和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海交史研究》把郑和下西洋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创刊以来，发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论文、资料33篇，主要内容包括：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效果、终止原因；郑和下西洋与中外友好；郑和对外用兵；郑和宝船、航海图；郑和家世；史迹；郑和与福建；与郑和同下西洋的正使王景弘等。现略作介绍。郑鹤声、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交史研究》第5期，1983年）认为：对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应从永乐大帝朱棣，具有雄才大略，政治上的伟大抱负，要建树四海安宁、万邦来朝、与中国“共享太平之福”这些大的方面来考虑，而仅仅着重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也进行海外贸易这一个次要方面，是不能正确理解郑和下西洋的性质的。郑和下西洋可分前后期。前期从永乐三年第一次下西洋到永乐九年第三次下西洋归来止，主要任务是在东南亚和南亚沿海各国之间，建立国际和平安宁的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为下一步向南亚以西更远地方航行建立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后期从永乐十一年第四次下西洋到宣德八年第七次下西洋归来止，着重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谊，相互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论述了郑和下西洋的重大影响。郑和下西洋为亚非国际间和平局势的建立，为促进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为发展中国与亚非诸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钮海燕＜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效果＞（《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永乐皇帝一个偶然的念头，在这种专制皇权的指使下，导致了经济上蒙受损失，国力民力衰弱，阻碍了正常的经济发展。然而，从历史的客观效果看，郑和在出使西洋的过程中，发展了我国的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西亚、东非各国的友好关系，这一事件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观。关于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晁中辰＜论郑和航海事业终止的原因＞（《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敦睦邦交”的外交活动，决定它只能是暂时的。封建专制制度是窒息航海事业的基本原因；经济上的“厚往薄来”是郑和下西洋终止的直接原因。对认为郑和航海事业未能延续下来是后继无人、政治腐败、国库空虚等进行批驳。万明<郑和下

西洋与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兼论郑和远航目的及终止原因＞（《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着重要的经济的一面即扩大推行朝贡贸易，是明廷为了扩大官方海外贸易而采取的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实施。而郑和远航的终止原因，有明朝国力衰减、开支浩大、人员伤亡惨重、手工业危机、倭寇骚乱、重本抑末传统政策影响等，但根本原因是扩大的海外贸易促使海外珍品向寻常物转化的必然趋向造成商品经济发展的变化，动摇了明初官方垄断海外贸易的根基。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我国和亚非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科学文化交流。陈公元＜郑和下西洋与中非友谊＞（《海交史研究》第3期，1981年）说郑和第四、五、六、七次下西洋时访问了非洲，促进了我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往来，为中非友谊写下了灿烂篇章。潘群、申海田＜郑和使日问题再探＞认为郑和曾出使日本。郑和使日是用外交方式切断日本与建文余部的联系并与永乐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又促进中日“勘合贸易”条约的签订，促进中日友好往来，为大举下西洋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刘昌芝＜郑和下西洋引进的珍稀动植物研究＞（《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说，郑和下西洋，通过实地考察，记载了许多珍稀动植物的形态、生态、地理分布等知识，从亚洲各国引进许多动植物，有不少已在我国生根、开花繁殖。范金民＜郑和下西洋与南洋华侨＞（《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系统考察了郑和下西洋以前、期间和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南洋发展的状况，不同意说郑和下西洋开创了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期和福建华侨的大量产生是从郑和下西洋以后开始的。认为郑和下西洋之后，并没有出现大量华侨出国的现象，华侨的大量出国是在明代后期我国部分开放海禁和西方殖民者先后来到东南亚之后。郑和下西洋，每次参加人数都在二万七千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军人。郑和在海外曾三次用兵。谢方＜郑和海外用兵略论＞（《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认为，郑和下西洋带领二万多军士并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宝船航行安全的需要。虽然发生三次战斗，一次是为了惩治不法华人，一次是应国王之请平定叛乱，一次是被迫自卫还击。时平〈锡兰战役新考〉（《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1期）根据中外文史料，认为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在锡兰发生的战役起因是亚烈苦柰儿首先向郑和使团发起进攻，直接占燃了战事。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是郑和研究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杨槱、杨宗英、黄根余＜略谈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海交史研究》第3期，1981年）认为，《明史》记载宝船长44丈，广18丈是不可信的。从我国史书中关于船尺度的记载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是不少的；船的尺度与生产力发展关系密切，明代在短短两年左右要造出62艘排水量万吨或七千八百多吨的船，从材料供应和生产技术都是不可能的；从木船体结构强度分析，当船长达90－100米时，要保证船体结构强度是很困难的；从南京下关龙江宝船厂遗址发现的舵杆长11．7米，最大只能配17－18丈长的船；宝船为沙船型，从民间木帆船尺度估算，宝船长18丈，宽3．5丈。《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 期刊载杨槱＜现实地和科学地探讨“郑和宝船”＞认为《明史》宝船尺度是录自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通俗演义》，我国并未造过长44丈、宽18丈的巨大帆船，比较现实的郑和下西洋的船舶船长12丈左右，2－3桅，可载货200－300吨及水手、官兵200余人。郭之笏＜关于郑和宝船尺度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从历代造船技术的发展和明初造船高潮的情况以及郑和下西洋“耀兵异域，扬威海外”需要看，宝船长44丈是可能的，但宽18丈难以置信，不仅超乎常识也难符合造船理论。庄为玑、庄景辉＜郑和宝船尺度的探索＞（《海交史研究》第5期，1983年）认为宝船长44丈，宽18丈，相当于今天的138米和56米是可靠的。从历史文献，如马欢的《瀛涯胜览》、顾起

无的《客座赘语》、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史》等和考古出土文物提供的佐证，如泉州湾末代海船，还可从明代造船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郑和宝船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郑和宝船的尺度是可能的。陈延杭＜郑和宝船的长宽尺寸论证＞（《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认为历史文献记载宝船尺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不容置疑。1957年南京三叉河出土的舵杆，有学者研究为郑和宝船的舵杆，1973年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后的长宽比值2．55，与文献记载郑和宝船的长宽比几相一致，实物证明郑和宝船船型的存在。席龙飞＜庄为玑教授关于郑和及其宝船研究的通信＞（《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席龙飞撰写＜试论郑和宝船＞（《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认为郑和宝船的尺度有文献依据和泉州、宁波出土的古船所证实。宝船是全国各地建造，船型种类繁多，其中体型最大的是福船。庄为玑先生支持席龙飞的意见。庄为玑先生仙逝后，为纪念他，将他给席龙飞的通信发表。关于郑和的生卒年，过去普遍认为郑和生于洪武四年（1371年）卒于宣德十年（1435年），享年65岁。谢方＜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根据各种文献资料，考证郑和生卒年为洪武八年（137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享年58岁。认为郑和赐姓郑不是靖难之战在郑州打仗立功，因靖难之战在郑州没打过仗。而是在北平郊外郑村坝打败李景隆有功，特赐他姓郑。郑和被尊称为三宝太监是因为他崇信佛教，受过菩萨戒，出钱刻过佛经，所以给他以佛教的尊称。吴之＜郑和“三保”名号考＞（《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1期）认为郑和先祖隋唐为西域信奉火袄教的安国贵族，宋元间已伊斯兰化为回教徒，落籍云南，郑和号三保应与此有关。三保、萨保义译为商队首领（狭义）或商人、回教徒、塔吉克人、伊朗民族（广义）等。王引＜郑和家世及其墓葬考略＞（《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郑和在南京的史迹＞（《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就郑和家世、郑和墓，郑和在南京的史迹：郑和府邸——马府街、净觉寺、龙江宝船厂、静海专、天妃宫与天妃宫碑、渤泥国王墓、江南大报恩寺琉璃宝塔进行介绍。陈延杭＜国内第一座郑和庙调查＞（《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介绍福建漳州龙海县鸿渐村二保庙，这是国内第一座郑和庙，供奉郑和与王景弘塑像。席龙飞＜世界航海先驱郑和与西方航海家的比较＞（《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认为郑和下西洋比西方航海家哥伦布、迪亚士、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活动早，而且船队规模大，人数多。船队功能完备，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队形合理，《郑和航海图》反映了郑和高度的航海技术成就，而比郑和晚的所谓“大航海时代”的船舶的尺度、性能、船队的规模都远不及郑和船队。郑和下西洋与亚非诸国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而“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家是进行殖民、掠夺，为资本主义作原始积累。《郑和航海图》对研究中外交通史、中国航海史、海图发展史有重要意义。刘铭恕＜再读《郑和航海图》）（《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1期）指出，《郑和航海图》南京到长江口绘法上下颠倒是有根据的，如宋程大昌的《北边备对》黄河图、元陶宗仪《辍耕录》中的潘昂霄的《黄河源志》所附黄河图，都是上下颠倒画的。又因南京是大明帝国的皇都，为表现南面百城，四方诸国，莫不宾服的气概，所以要将南京画在上方。海图到忽鲁漠斯戛然而止，是因忽鲁谟斯为商贸之都会，亦以此为终点。阿拉伯半岛东非图转向东的原因是：将这段的国家视为“杂国”；为压缩图面，取得整齐划一的美感；改面向东有大国主义意思。孙光圻＜郑和是我国开辟横渡印度洋航线的第一个人吗？＞（《海交史研究》第6期，1984年），传统观点认为我国横渡印度洋航线的开辟，始于明初郑和下西洋。孙光圻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航海学角度对明代以前的有关史料进行分析，认为宋代中国人已开辟了横

渡印度洋航线。最近，英国退休的皇家海军军官孟席斯在一张葡萄牙人1428年绘制的地图中发现相当准确地标明了非洲、南美洲、澳洲和很多岛屿的位置，还很清楚地标明了好望角。而好望角是1498年才发现的。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麦哲伦和英国航海家库克都曾使用过这些地图的复制品。他认为，只有郑和率领的二万七千多人的船队才有条件和能力绘制这样的地图。他列举了大量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病理学等材料，论述中国人比欧洲早一个世纪横渡太平洋，到达停留过马来西亚、印度、非洲、美洲和澳州。孟席斯的研究成果《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出版，引起学术界强烈的反应。香港学者林贻典＜关于美洲由郑和船队发现的见解＞（《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支持孟席斯的观点，认为从中国文献记载看，郑和船队的杨敏等人绕过好望角，到达乌龟洋即加拉巴群岛附近的海域和哥伦比亚，已经发现新大陆，而且在归途中经太平洋，已经绕地球一周。福建与郑和下西洋关系密切，郑和船队驻泊长乐，福建官兵和航海技术人员参与航海活动，为郑和下西洋作出应有的贡献。庄景辉＜郑和舟师驻泊福建航次、时间考＞（《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考证出有明确记录驻泊航次与时间的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七次；记录驻泊航次而时间不具的是第一次、第五次；没有直接记录航次与时间的是第二次、第六次。徐恭生＜明初福建卫所与郑和下西洋＞（《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2期），介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明代《卫所武职选簿》，有福建工所官兵参加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记录。福建卫所和地方官员积极配合郑和下西洋活动，还热情接待和认真护送随郑和下西洋而来华访问或进贡的各国使者。庄为玑＜论明版《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介绍《西洋记》的作者、内容、版本，认为《西洋记》是有关郑和的书中资料最多、史料价值最强的古籍。仲跻荣＜《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所载南京天妃宫碑文校正＞（《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唐守林（《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所载南京天妃宫碑文校正的校正＞（《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就南京天妃宫碑碑文进行校正。王景弘是与郑和同为正使下西洋的伟大航海家。陈琦＜王景弘简论＞（《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指出，王景弘与郑和同为正使，许多论者认为他是副使是不正确的。王景弘精通航海技术，是郑和使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深受明朝皇帝的信任。他晚年总结自己的航海经验，写出《赴西洋水程》一书。认为王景弘在耄耋之年去南洋既无精力，亦无动机和史籍记载，是不可能的。庄为玑＜试论郑和与王景弘之死＞（《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朋）认为王景弘死于正统（1436－1449年）以后，可能死于南京。三宝垅的王景弘墓，恐传闻失实，未足为信。徐晓望＜八次下西洋的王景弘）（《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2期），根据《龙岩州志》的记载；王景弘为明龙岩县集贤里（今漳州县双洋乡）人。他作为郑和航海的助手，是唯一参加八次下西洋的人，在海外民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原载《郑和研究》2003年第1期）

四、对加文·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一年》一书的评论1．英国孟席斯先生来京，我会参与邀请他介绍其新著《1421 年，中国发现世界的一年》的报告会编者按：英国退役海军舰艇原艇长加文·孟席斯先生于2002年10月推出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的一年》的著作，此书在出版之前，便在西方媒体中广为宣传。孟席斯先生于2002年底来京时，我会为了解情况也与其他单位共同请他作报告。近一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孟氏新著都有评论。西方主要是媒体在炒作，几家严肃的东方学刊物均无多大反响。我国学术界对此书提出了大量质疑。孟氏并非严谨的史学家，其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业余作家的通俗读物。其论点缺乏翔实可靠的、断代明确的、彼此互相印证的史料的支持。全书显得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不符合学术著作的规范。我们国内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丰硕，学术积累深厚。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我们应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郑和研究，不必更多地受国外一人、一事或一书的干扰，尤其不必为这种通俗读物而浪费时间，走上歧途。本期通讯选了以本会会员为主的几篇评论，以供大学参考。学会 秘 书 处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先生，1937年生，1953－1970年在英国海军服役，经达特默斯海军学院受训毕业，担任过驱逐舰、巡洋舰航海官，核潜艇作战官和常规潜艇艇长，期间做过环球航行。孟席斯先生退役后，业余从事历史研究，他1990年来华旅游前后，获悉1421年中国（明代）发生了许多大事，引起了他对中国这段历史的强烈兴趣，随后把注意力集中转向明代郑和航海史的研究。据称，他历时约14年，走访了120多个国家，参观了900多个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考察研究中国郑和舟师的航海史迹，2002年10月底出版了大32开本520页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的一年》专著。他在这本专著中，用七篇描述郑和舟师第六次下西洋的四个分宗（编队），做出世界环球航行的壮举和证据。第一篇，中华帝国；第二篇，导航星（牵星过洋，绕过好望角）；第三篇，洪保航线（从中国出发，到达非洲西岸佛得角，向西南航行到南美洲，穿过麦哲伦海峡，向南绕南极，向东北到达澳大利亚西岸和南岸，经印度洋、南海，回中国）；第四篇，周满航线（从中国出发，到达非洲西岸佛得角，向西南航行到南美洲，穿过麦哲伦海峡，向北到达秘鲁西岸，横越太平洋，到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第五篇，周闻航线；第六篇，杨

庆航线（从中国出发，到达非洲西岸佛得角，向西北航行到中美洲波多黎各、古巴等，顺北美洲东岸北行，绕格陵兰岛，经楚科奇海、白令海峡，回中国）；第七篇，葡萄牙人继承了皇冠。全书七篇共18章，刊有34帧黑白古今地图和19幅插画，53张彩色照片，其中包含有10帧彩色古地图和世界各地有关的历史文物遗迹照片。在专著的附录中专门列有“中国人于1421－23年环球航行证据索引”；还列出世界各国当代目睹者的日记、笔记、游记等的书目清单；又列出了1404年到1540年间8幅欧洲人首次大航采用的最重要的已描绘有世界各洲的海图的原始出处和现存地点。孟席斯先生今年3月曾在英国伦敦做第一次学术报告，随后来华做学术报告，主要介绍“中国人于1421－23年环球航行的证据”。这些证据在原书附录中为21节。由于专著出版前后，不断从世界上获得新的信息与资料，使作者不断做补充，10月在南京讲演时扩充为22节，12月到昆明讲演时又扩充为28节（第3次修订版）。其论据要点为：1、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首批探险家们发现美洲和环球航海时都使用了15世纪和16世纪初绘制的世界地图。2、从15世纪初到哥伦布、麦哲伦前，只可能是中国规模巨大的郑和舟师到过美洲新大陆，做过环球航行，才有绘制这些世界地图的基础。他所列出的证据大体有以下几类：1、15世纪和16世纪初的古世界地图和星象图，2、欧洲首批探险家在美洲等地发现中国人及其移居状态、病症特征、村庄名称、语言风俗、体育活动等的记录与描述，（作者试图用DNA技术分析人类与民族关系），3、在郑和船队可能到达海域发现的古船残骸、锚、鱼具等可能遗留物，还有出土的瓷器、陶器、玉器、人工制品、祭品及石头建筑等文物，4、欧洲人到达美洲等所谓新大陆前，该地域已有的采矿技术、农业种植技术、其它大洲的动物、植物已存活于当地的情况分析。孟席斯先生的发现已经在世界范围引起了一定轰动，必然会使中国有学术界关注。当孟席斯先生在南京、昆明做过演讲后，北京的学者对他的见解也颇有兴趣，于是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明史学会、中国海洋法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科技咨询工作委员会、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学术团体与院校联合于2002年12月14日－18日，接待他来北京作学术报告和学术交流。12月14日下午孟席斯夫妇由昆明抵京。12月16日至17日举行学术报告会、学术座谈会和参观等活动。12月18日孟席斯夫妇回伦敦。12月16日（星期一）上午孟席斯先生在国家海洋局二楼会议厅举办的“纪念郑和学术报告会”上作学术报告。2月17日上午孟席斯夫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史学界专家举行学术座谈交流。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中国明史学会主持。孟席斯先生再次作了有关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1492－1493年）到达美洲和先于麦哲伦（1519—1522年）完成环球航行，并打下15世纪到16世纪初绘制世界地图基础之论据的学术报告。到会的20多名专家，对报告中的关键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和不同意见。我会会员耿昇、万明、黄盛璋、邱进、施存龙、汪前进等人参加。

2．从孟席斯的“新发现”谈郑和研究之我见北 京 大 学 王天 有2002年3月，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讲演，10月出版专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一年》，提出郑和在1421－1423年的一次航行中到达美洲。此说一出，引起学界的关注。我由此想到郑和下西洋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下面略述管见，就教于方家。（一）孟席斯的“新发现”证据不足15世纪是人类挑战海洋的时代，东西方都做出了贡献。郑和下西洋始于世纪之初，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于世纪之末。两者相较，哥伦布的地理发现对世界的影响更大，它拉开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序幕。但是，谁是最早发现美洲的人，一直存有争论。有的人认为是亚洲人，有人认为是非洲、大洋洲人，有的人认为是欧洲人。在亚洲人说法中，就有中国人说，其中以5世纪南朝僧人慧深说影响最大。慧深说以《梁书·诸夷传》为根据，自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吉涅（J·de Guignes）首倡以来，一直有人回应。已故教授罗荣渠曾撰文讨论，基本否定这一说法（详见罗著《美洲史论》所收论文）。李慎之先生在为罗著作的序言中更谓：关于中国人到达美洲的各种说法不过是“妄人倡始于前，愚众起哄于后”。至于亚洲人说中的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阿拉伯人说，前3种均无文献证据，朝鲜说更是纯脆的假设。阿拉伯说主要证据是阿拉伯古地图对美洲的描绘和中国古文献《岭外代答》、《诸番志》关于大食国航海的记载，但是学术界关于古地图的断代、古文献的解释都有分歧。实际上这种说法也没有可靠的依据。至于非洲、大洋洲人说，论者的主要依据来自语言学、人类学和地理学。虽然不无启发性，但终因与此有关的各种看法没有文献证据与考古资料而不能成立。目前学术界争议最少、证据最多的是北欧人的说法。首先是有文献记载，既有教会史籍，也有见诸文字的北欧传说（如《格陵兰传奇》）。其次有考古发现（如1824年在格陵兰发现鲁尼文石刻）。再次北欧人的航海技术在中世纪相当发达。但是北欧人的发现并没有在整个欧洲传播，对地理大发现也没直接的影响。16世纪以来，欧洲出现了和哥伦布争夺美洲发现权的多种说法，即南欧、西欧诸说，这些说法都出现在哥伦布远航之后，经不起仔细推敲。值得注意的是1965年耶鲁大学购到一幅古地图，因图之左上角北大西洋中绘有文兰（Vinland lnsula），故称“文兰地图”，并判断该图是1440年绘制。这地图引起学术界争论。多数学者认为是膺品，但争论仍在继续。严肃的历史学家认为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文兰地图说暂且搁置。这里不厌其烦的叙述研究史，是说明要证明谁是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人，必须有文献证据和考古依据。孟席斯给我们提供的证据是一份写有排尼基语的古地图。流传欧洲的古地图虽然珍贵，如考证不确；或不加辨伪，就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文兰地图是很好的例子。另一个证据就是加勒比海沉船。孟席斯所提供的沉船图，恰恰证明它不是明代的船只。郑和航海今有大量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容不得随意想像和大胆发挥。郑和的航线是基本清楚的，孟席斯不通中国古文献，才有此惊人论断。正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巴雷特教授（Tim Barrett）说：“这是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建立另一个假设的问题，最后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假设之塔。即使一些关于在哥伦布之前发现的美洲的地图证据得以证实，把他和中

国联系起来仍是另外的步骤。”我是同意这一看法的。（二）加强郑和研究中合作研究15世纪人类从东西两个方面向海洋的进取，终于迎来16世纪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汇。因此郑和远航的研究视角应该更开阔些，应从世界文明进程的发展展开。对此中外学者可有更多的交流。国内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也应有更多的合作。（三）对郑和下西洋后中国走上全面闭关之路观点的商榷郑和下西洋虽自宣德以后终止，但中国开放的步伐并没有终止。明中叶，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到嘉靖年间，私人海外贸易逐渐取代了官方朝贡贸易的地位。1567年，隆庆开关，准许私人远贩东西二洋。虽然限制仍有，但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以后，经过中国商人的努力，从福建月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鲁可之间，横越太平洋的航路接通了。16世纪，中国商人与欧洲商人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活动，为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种认为中国自郑和之后走上全面闭关之路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3．何以令人信服？中 国 科 学 院 海 洋 研 究 所 郑一钧笔者多年从事郑和下西洋研究，自1980年起，曾陆续出版了与郑鹤声教授合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在1985年又出版专著《论郑和下西洋》，还曾主编《中国航海科技史》等书（1991年出版），此外，尚发表郑和研究论文40余篇，自信对郑和研究有一定的发言权。关于郑和航海是否进行了环球航行，笔者在《论郑和下西洋》一书中，一方面认为“就郑和船队之规模、装备、技术等航海能力而论，当时中国人完全能完成地理大发现”（《论郑和下西洋》第469页）；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中国古代狭隘的大地观，传统地图的缺陷，以及囿于宋元以来‘东西洋’的概念，对郑和航海的限制”（同上书第471页），“限制了船队进一步去完成地理大发现”。（同上书第472页）笔者以上立论，都是依据当时所能掌握的有关资料。笔者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没有局限性，恰恰相反，笔者在研究郑和的过程中，经常为自己没有条件到国外去搜集郑和下西洋的资料而引以为憾。为此，笔者曾寄希望于海外郑和研究学者，希望他们能通过搜集在国内看不到的郑和下西洋资料，在郑和研究上有所突破。在《论郑和下西洋》一书前言中，笔者最后的话就是：“除了在国内还应继续搜集整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资料外，更有大量的散布在海外的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文献资料，需要海内外学者、华侨去进一步发现、搜集。笔者衷心希望有条件在海外从事郑和下西洋史事研究的学者为此作出贡献，如此势必大大丰富郑和研究的内容，促使今后有更多更好的研究郑和下西洋的论著问世。”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当2002年3月从媒体得知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完成环球航行的新学说，虽然颇感意外，但自论科学的态度是，在没有看到他的专著之前，在没有了解他所提供的证据之前，不宜立即“一棍子打死”。何况，孟席斯注意搜集散布在海外的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文献资料，是笔者想做而没有条件去做的。所以，笔者对孟席斯的新见解，还是持欢迎的态度，为此，在《中国海洋报》上发表了《领先哥伦布、麦哲伦的航海巨人－郑和》一文，目的还是寄希

望于孟席斯，期待着他能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证实他的惊人学说。2002年10月19日至20日，在南京召开了由江苏省郑和研究会主办的郑和学术研讨会，孟席斯携带大作《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参加了这次会议。笔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虽然无缘获得《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但却听到了孟席斯在会上作的学术报告，总的印象是，在报告中，他没有提供确切的证据，来证明他的新学说。由此，我对孟席斯的“发现”不敢抱太多的希望。但当时看到《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是厚厚的一大本，心中颇为疑惑，既然为论证他的新学说，内容可以写上这么多，何以不能在会上举几个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新学说，直至最近看到《郑和研究与活动简讯》第九期一评介（英）孟希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特刊，读了苏明阳先生《评论＜1421一中国发现世界＞》一文，对孟席斯的大作有所了解之后，对他的一些说法，真是不敢苟同。由于未能阅读孟席斯的专著，笔者尚不能对该书作详细的评论，目前只能通过从苏明阳先生的评论文章中所了解到的孟席斯的一些说法，提出笔者的一些质疑。一、孟席斯称，郑和第六次下西洋行至东非以后的两年余（28个月）的时间里，郑和船队三个分宗再亲历了共一千三百多个岛屿及砂礁。笔者的疑问是，这三个分宗是怎么亲历了这一千七百多个岛屿及砂礁的，这些岛屿和沙礁的名称和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分宗航经这些岛屿和砂礁的针路（航线）如何，有关的第一手资料（原始证据）在哪里。如对此不能作出说明，或者说，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说法，那这一说法就有“虚构”之嫌。二、孟席斯称，洪保、周满、杨庆及周闻分别率领四分宗到达南极、澳洲及北美洲等地域。这在现存的中国文献中，确实没有任何记载。关于洪保、周满、杨庆、周闻四人，在《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和《天妃之神灵应纪》碑两碑之未所列刊立人员中，有周满和洪保之名，身份为副使太监；杨庆之名见于明巩珍《西洋番国志》卷首所载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初四日所下一道有关下西洋的敕书中，其身份是南京守备太监，奉命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准备应用物质，杨庆并未随郑和出使；至于周闻，据1983年10月发现的《周闻墓志铭》记载，为太仓卫副千户，曾随郑和第三至第七次下西洋。以上四人，洪保在第七次下西洋时，曾率宗访问了天方国。（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天方国条）；此外，据马欢《瀛涯胜览》记载，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内官周某（原书周下阙一字）曾率分宗到阿丹国。此周某，或许为周满。在郑和下西洋之际，有资格率领分宗的，据记载，应是副使太监。周闻是个副千户，按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人员有千户一百四十员而论，周闻只是一名普通的军官，绝没有资格率领分宗航行。总之，在目前所能查到的中国文献中，只有周满、洪保作为副使太监，有资格率领分宗航行，并且只率分宗到过阿丹和天方。至于杨庆，遍查现存史料，没有关于他曾率分宗航行的记载。孟席斯提出洪保、周满、杨庆及周闻率分宗航行到达南极、澳州及北美洲等地域，不知见于什么记载。郑和航海，无论是大宗航行或是分宗航行，若要航行到某个地域，一个都是按针路簿（针经图式）行船，负责按针路簿指挥行船的航海技术人员，称作火长。正如明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所说：“其司针者名火长，波路壮阔，悉听指挥”。（《东西洋考》卷9舟师考）所负责任尤为重大。郑和船队在航海中为保障船队的安全，十分注意科学航海，对“火长”的选取极为慎重。郑和使团成员巩珍曾专门介绍了船队对火长一职人员的选择：“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西洋番国志》序）若郑和船队分宗要航行至南极、澳洲、北美洲及进行环球航行的“针经图式”来付与各分宗的火长领执，专一料理才行。这是“岂容怠忽”的事。如果不能提供确切的第一手资料，譬如拿出郑和船队四支分宗航行到达南极、澳洲及北美洲等地，乃至

完成环球航行的针路资料，哪怕是残缺的有关资料，何以使人信服孟席斯专著中所述这四支分宗的航海业绩？自孟席斯的新学说问世之后，不断有学者著文提出质疑，笔者尽可能地看过一些，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说，在2002年3月，当媒体刚刚报道孟席斯的新学说时，笔者因不明究理，还有些将信将疑，在经过这10个月的观察与思想之后，笔者以为，孟席斯目前还未能以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来证明他的新学说，他应拿出有具体时间、地点等的原始资料来证明其“推想”的正确性。／作者现住青岛，中国4．下大西洋，抑或大话西游？——有关郑和发现美洲的误写与正读香港城市大学 郑 培 凯2002年3月有一位退休的英国皇家海军潜艇指挥官孟席斯突然大放厥词，说他研究郑和下西洋14年，掌握了新证据，确知郑和舰队不但泛海印度洋，还绕过了好望角，横渡了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一时之间，中国报章媒体大肆报道，说他掌握了三类新证据，发前人所未发，为郑和研究开拓了新领域云云。这三类证据是：古地图、郑和舰队在美洲沿岸的9处沉船遗址、DNA资料。听起来都是很科学的过硬材料，又有古文献，又有考古遗存，还有郑和手下官兵在全世界各地留下的基因血胤。这岂不是证明了中国人古代科技之伟大、文明之辉煌，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就已威震天涯海角？先说古地图。此书列举了几张所谓“前哥伦布”的古地图，旨在证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早已掌握郑和舰队航行美洲之后绘制的美洲东岸地图，因此，哥伦布胸有成竹，是去“再度发现”美洲的。孟先生走访了世界各处古地图庋藏，发现过一张早于1492年的美洲古地图吗？没有。他看到的古地图都是后代“摹制”的，但是，他说，都是其渊源，其来有自，都是源自早于哥伦布的古地图，源自郑和舰队所绘制的地图。他怎么知道是源自“郑和下大西洋”之后所绘地图的呢？因为他是猜的，而且他确信（全书到处都出现“I am certain”这样的词句）猜得对、猜得准确。也有些“摹制”的古地图方位不对，比例与现代地图完全不同的，也就说虽然全幅地图不对，但其一部分却精细可信，海岸线都相同，海岬也相似，一定是非洲西海岸，或是加勒比海中的岛屿，或是加州的海岸线。再不对，那是因为古代航海测量绘图的技术不同，以他作为潜艇指挥官的经验，可以揣想古人（其实就是说郑和部下）沿着新发现的海岸线绘制地图的视角有其偏差。因此，若用现代电脑程序作些调整，竖的改成横的，直的调成歪的就好了。古地图上七歪八扭的线条，原来就是非洲西海岸或南极附近漂浮的冰山，也就证明了郑和船队发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再说郑和舰队的沉船遗迹。在世界各地都有中国古船沉没在海底，都有考古的证据。那么，证据在哪里呢？水底的资料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呢，哦，考古发掘报告啊？还没有发掘呢。刚开始调查，以后会有考古学家提出证据来的。原来孟先生的意思是，有待将来的海底考古来

证实他的猜测，现在还没有一条可靠的证据。那么DNA研究呢？那当然是有待遗传学家多作研究了。研究清楚全世界各种族的DNA系谱，就可以知道郑和舰队的官兵是否把中国人的基因遍撒在天涯海角。《1421》书中时常乱引权威，把严肃的学者硬塞到他臆测的论证之中，以便狐假虎威，误导读者。如第七章讲发现澳洲，一开头就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汪涛博士告诉他，有《西洋记》这么一本小说，全世界只有亚非学院图书馆藏有天壤孤本，让他得以独有秘笈的证据。《西洋记》即《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是罗懋登根据马欢的《瀛涯胜览》及费信的《星槎胜览》所编写的小说，是很平常的一本书，我手边就有一套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实在没有什么稀奇。汪博士学殖富赡，是治学严谨的考古学家，绝不可能告诉孟席斯如此违反常识的信息，只可能是孟先生误解了，于是捡块石头当作宝，居然瞎引《西洋记》七十八回与九十九回刺撒国的贡品作为证据，说贡品必定来自中南美洲。《西洋记》的原文是：“鲸睛一双鲂须二根千里骆驼一对龙涎香四箱乳香八箱山水磁碗四对人物磁碗四对花草磁碗四对翎毛磁碗四对”。因为孟先生不懂中文，这一段他引的是J．J．L．Duyvendak的译文。其实戴氏除了译文之外，还有些诠释，孟氏一概引录，以为原文如此。更无中生有，硬猜这些磁碗来自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而骆驼其实不是骆驼，而是中南美特有的驼马。简直是胡闹。再如他讲到中国早有澳洲的石棉，当然又是郑和舰队发现澳洲的结果，瞎引了李约瑟《中国科技与文明》书中提到“火浣布”的资料，居然引的原文是《列子·汤问》：“周穆王大征西戎……献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凝乎雪。”这条资料是战国时期的文献，远远早于郑和下西洋，是否可以证明战国时期就有中国人发现了澳洲？是否澳洲的原住民也是中国的后裔？（本文转载时有删节，原载《参考消息》，2003年3月3日）5．孟席斯推动郑和航海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 科 学 院自 然 科 学史 研 究 所 宋正海英国业余航海史家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曾到达美洲并进行环球航行后，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震惊，形成讨论的热潮。本人也开始对他新论从学术上进行系统评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在2002年7月27日“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第495讲，本人作了“郑和航海与地理大发现——初评孟席斯的郑和环球航行新论”的报告；在8月“第5次海洋文化研讨会”（广东阳江）上作了报告，提交了15000字的评论稿；在12月16、17日在国家海洋局和考古研究所先后举办的孟席斯报告、讨论中，当孟席斯的面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并赠送了长篇评论稿，“请孟席斯先生指正”。尽管本人不同意孟席斯的有关郑和船队到达美洲和环球航行的新论并最早长篇系统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仍认为他对郑和航海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故不能全盘否定他的工作。

我们对孟席斯工作的总评价是他推动郑和航海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对郑和航海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孟席斯历时14年跑遍世界各地，在图书馆、博物馆和野外所收集到的有关郑和航海的大量史料、遗存是十分宝贵的。郑和航海活动主要在国外，但长期来，郑和航海的研究局限在国内，基本是在中国古籍中找资料，而对于国外的史料和遗存了解很少，更无从研究。孟席斯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有中国情节，自费跑遍了世界各地，收集了大量郑和航海史料。这大量国外史料的收集对学术研究本身是功德无量的。孟席斯在这大量新史料基础上的新结论也是值得重视的，也较难全面否定的。（1）发现了绘制于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多幅世界地图，这些地图已绘有美洲、非洲南端等。这些图如果被证实是古老的，这无疑是重大发现。孟席斯认为还收集到哥伦布等人在进行地理大探险航海时已参考了一些世界地图的证据，如确凿是参考了这些图，那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将有重大修改。（2）学术界早已认定，从航海装备和技术讲，郑和船队完全有能力绕过好望角到达非洲西海岸。有关郑和船队已可能绕过好望角到达非洲西海岸的观点在过去不仅国外有，在国内也有过，如1984年沈福伟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4辑）上的论文以及1995年本人发表在《科学学研究》（3期）上的论文中均论述此事。现在孟席斯提供的有关地图及其附注更进一步证实此推测的正确性。这更增加了本人信心，为此专门发表了“郑和船队有可能到达佛得角群岛”一文（《侨报》2003年7月28日）。（3）在地理大发现前，有关中国人从太平洋到达美洲的报导有一些，如美洲、大洋洲及南太平洋群岛上的土著均起源于东亚；殷人东渡；环太平洋龙凤文化圈；中国石锚等。但总的讲，资料很少的。这次孟席斯已提供了十分广泛的文化联系的资料，这在中国与美洲交流史研究上是个很大的贡献。总之，孟席斯的工作，在史料上的贡献是十分广泛的，不少结论也是值得深思的。二，孟席斯在全球掀起的郑和航海史热，有力地促进了全世界对中国古代伟大航海的发现和了解郑和航海是世界史上重大事件，但长期来在国际海洋学史、航海史等学术界，由于受西方中心论影响，只知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柯克等西方航海家，而根本不知道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还有如此宏大的郑和航海，了解较清楚的更不多。正因为这种现状，在1998年达·伽马航海500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该年为“国际海洋年”。而今比达·伽马航海早得多的郑和航海到2005年即为6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不确定该年为新的“国际海洋年”，则是有失公正的。这次由于孟席斯的工作在全球学术界形成了郑和航海史的宣传、研究热潮，世界人民才惊讶地知道早在地理大发现前的中国明代郑和船队已作了伟大的航行。尽管孟席斯有关郑和船队到达美洲、环球航行的观点已引起争论，但是郑和航海的许多伟大史实早已无可争辩地深入人心。例如：（1）远在地理大发现前半个多世纪，从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1371－1435）领导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经由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部赤道以南的海岸，前后经历30多个国家。（2）郑和航海规模巨大，每次航海人数27000左右；大小海船200余艘。其中充任中坚力量的为宝船，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相当于长151．8米，宽61．6米。如此规模的远航船队，不仅在当时任何国家所没有，也是后来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任何舰队所望尘莫及

的。就郑和船队的规模、装备、技术等航海能力而言，当时中国人完全能完成地理大发现，这已为中外史学界所公认的了。（3）郑和船队及其所携带的礼物和商品，向全世界展现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4）名扬中外的郑和下西洋表达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宏扬了中国传统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总之，通过孟席斯的研究和宣传，全世界越来越多人知道伟大的郑和航海和灿烂东方海洋文明。在此，我们不禁联想到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贡献。正是他的研究工作和宣传，才使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明传播全世界。孟席斯和李约瑟一样在向世界介绍灿烂的中国古老科技文明，其功不可没，应该说他们二位同样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三，推论不严格，因而可能出错误的，但这事出有因孟席斯在世界范围中，收集了大量郑和航海的史料。尽管对其中的史料的价值和真伪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总的讲这些史料无疑是十分宝贵的。这样估计不会有错，因为至今还没有在这方面听到不同意见。在肯定了这基本前提后，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对待孟席斯推论中的不严格和一些结论的错误，而不轻易上纲上线了。我们不能说孟席斯根据史料的所有推论均是错的，这不符合事实，但他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推论确是不严格，值得商榷。所以会造成这种错误，我们认为决非是有意的，而是他本人的某些学术局限性造成的。（1）首先他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而是一个业余的史学工作者。所以缺乏史学研究的严格训练。孟席斯在史学考证和推论上的不严格性的反映是较普遍的。（2）他虽有中国情节，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了解更少。例如，他不了解中西传统地球观和地图系统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古代地球观是地平大地观，故地图系统是大比例小范围系统，没有经纬度，也没有地图投影，因此无法绘制世界地图。由于不知道这种中国科学传统，所以当他发现地理大发现前已绘有美洲、非洲南端的世界地图后，就认为这些地图只能是由有大规模航海能力的中国郑和船队绘制的。正是从这一认定出发，他开始14年的漫长的郑和航海史研究工作。但他认定的起始点可能错了，但这不是孟席斯要有意的，任何人只要不了解中国古代地平观问题也可能有同样推论的。四，中外学者合作，共同推动郑和航海史研究新发展孟席斯作为一个外国人，自费跑遍世界各地收集郑和航海史料，自费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弘扬郑和航海伟大业绩和灿烂的中国海洋文明。这无异对中华民族是友好的，而他所以能这样做是有深厚的中国情节的。这是他幼时在中国居住以及善良的中国保姆长期对他的影响所致的。这种对中国的深厚情节是合情合理的。中国是礼仪之邦，对于孟席斯、李约瑟这样朋友理应友好相迎，热情接待的。至于安排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乃至迫切要求出版他的专著中译本更在情理之中，是无可挑剔的。也不能认为大陆学者对郑和航海问题没有研究或研究不深的。实际上，中国大陆有高水平的郑和研究专家、明史专家、航海史专家、造船史专家和科学史专家，已有大量论著。他们对孟席斯工作的评价不仅是客气的，也是公正的。他们高度肯定孟席斯大量的资料成果和一些可靠的新论，但是也普遍对他有关郑和船队到达美洲和环球航行论持不同意见的。并且最早系统评价孟席斯工作的长篇论文、讲座和报告均出现在中国大陆，这似乎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为此我们建议，中外有关学者应相互合作，各尽所长，发展郑和航海史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应真诚欢迎孟席斯等国外研究者参与研究，最大限度团结国内外郑和航海史专家进行合作。具体做法是：（1）对孟席斯所发掘收集的大量史料进行评估和深入考证。（2）在评估基础上，中外资料整合，深入研究讨论孟席斯的新论点。（3）在资料基础上，对已有结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4）在全球广泛宣扬郑和航海伟大事迹和中国古代灿烂的东方蓝色文化，力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定，2005年郑和航海600周年之际，为国际海洋年。6．“巴喇西”与“吧儿西”试考（旅葡华人）金国平 〔澳门〕吴志良转 载 者 按 ： 中 国 史 料 中 自 明 清 以 来 出 现 的 Pa r s i 一 词 ， 是 中 外 关 系 史 研 究 中 的 常 识 问 题 。该词 有各 种 各样 的中 文 译音 。 《明 史》 卷 325作巴 喇西 ， 指萨 珊朝 的 波斯 ； 后来 多指 来 自印 度 的原波斯祅教徒。明代《续通典》、《续通考》、《四夷广记》、《野史》中都有记载，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 的 高 徒 郭 德 焱 先 生 的 博 士 论 文 正 是 讲 Pa r s i 商 人 的 ， 另 有 多 篇 论 文 发 表 （ 他 根 据 清 代 的 译 音作“巴斯商人”）。在广东，现在尚有Pa r s i 商人的专用墓地。可是，《人民日报》记者毕全忠先生却将此名作为拉美的“巴西”了，并称之为“新发现”。这种作法令学术界瞠目结舌，而且还刊登国 内 最 大 的 党 报 中 。 孟 席 斯 先 生 获 知 此 文 ， 立 即 将 此 作 为 他 的 郑 和 发 现 拉 美 论 点 的 证 据 。 本刊节 录 转 载 本 会副 会 长 吴 志 良 与旅 葡 华 人 学 者 金国 平 先 生 的 文章 ， 以 正 视 听 ，共 同 纠 正 不 负 责的 学 术 风 气 。大陆记者毕全忠先生在《郑和航海新说》一文中写道：“英国退休潜艇指挥官孟济斯（笔者案：通常译作孟席斯）对中国明代郑和航海的研究，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他主张的郑和船队是人类第一支环球航行并首先到达南美洲的船队这一见解，虽然还是一种推测，但却不无道理。”不过，他也承认，“孟济斯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缺乏支持他的结论的文献资料。（《人民日报》，2002年4月16日），因此，毕全忠翻检了一些中国史料，欲作为对孟席斯论点的支持。他列举了两则，其一为明冯梦龙（1574－1646）《智囊》一书中“远犹卷二刘大夏二条”：“天顺中，朝廷好宝玩。中贵言宣德中，尝遣太监王三保使西洋，获奇珍无算。帝乃命中贵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时刘大夏为郎，项尚书公忠令都吏检故牒，刘先检得，匿之。都吏检不得，复令他吏检。项诘都吏曰：‘署中牍焉得失？’刘微笑曰：‘昔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万计。此一时弊政，牍即存，尚宜毁之，以拔其根，犹追究其有无耶？’项耸然，再揖而谢，指其位曰：‘公达国体，此不久属公矣！’”《智囊》初编成於明天启六年（1625）。实际上，比它更早的万历二年（1574）严从简撰写的《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就已详记此事：“二十二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宜德中复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

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从得奇宝而回，於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上述史料只是说明曾有过“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或“郑和出使水程”，但无法证明它们包含至美洲的水程，因此不能为孟席斯的理论提供任何佐证。其二为明祝允明（1461－1527）所撰《野记》书中一段记载：“正德辛未岁，巴喇西国遣使臣沙地白入贡，言其国在南海，甚远。始领其王命，在洋舶行凡四年半，被风飘至西澜海面，舶坏，唯存一脚艇。又在洋飘风八日，至得吉零国，住十一个月。又往地名秘得住八个月，乃遵路行二十六日至暹罗国。以情白王，王赐日给，又与妇女四人，住彼又四年。至今年五月，才附番人奈林船入广。”《明史》亦采此说，记曰“巴喇西，去中国绝远。正德六年遣使臣沙地白入贡，言其国在南海，始奉王命来朝，舟行四年半，遭风飘至西澜海，舟坏，止存一小艇，又飘流八日，至行吉零国，居一年。至秘得，居八月。乃遵陆行，阅二十六日抵暹罗，以情告王，获赐日给，且赐妇女四人，居四年。迄今年五月始附番舶入广东，得达阙下。进金叶表，贡祖母录一，珊瑚树、琉璃瓶、玻璃盏各四，及玛瑙珠、胡黑丹诸物。帝嘉其远来，赐赉嘉有加。”毕全忠论证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巴喇西’国。在参与郑和航海的马欢、费信所著的《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均不见‘巴喇西’。使臣沙地白说其国‘在南海’，而不是在西洋。计算一下单程航行时间，他用了5年多，比郑和船队航行东非再返回的时间还要多一点。可见这‘巴喇西’极远，离中国的距离相当於中国到东非距离的两倍以上，这就应该是美洲了。而‘巴喇西’应该就是巴西。今天‘巴西’的拉丁文是‘Brasil’，‘巴喇西’比‘巴西’发音更准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沙地白说其国在‘南海’，而不是‘西洋’了，因为巴西在南半球，到中国来是向北航行。至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早在1511年，南美洲印地安人就已航行到了亚洲，到达斯里兰卡（西澜）、泰国（暹罗）、中国，巴西就已同中国有了外交联系。（〈有关郑和航海新说的几则史料探析〉，《郑和研究》，2003年专刊（总第50期），第54页。）”从航行时间来看，造成航行漫长的因素很多，尤其是帆船时代，风候是主要条件。周去非有言“又大食国更越西海，至木兰皮国，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抒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谓木兰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因此，5年多的时间不能证明距离的远近。毕先生的论述难以令人信服，也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上述地名在史地学者案头必备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一书中均有解释，值得作出说明。1 南海“南海 先秦古籍早已载及该名，初或泛指我国南方，或兼指今之东海。后来除作为郡县名称外，约在东汉时才逐渐用以专指我国以南的广大海域。刘熙《释名》，‘南海在海南，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扬雄《交州箴》同。作为水域而言的南海，不同载籍所指范围又很不相同（一）今南海。（二）泛指今东南亚一带及其海域（略当南洋一词），甚至远至印度洋的海域。（三）指爪哇岛至澳大利亚洲一带的海洋。”2 西 洋“西洋 《东西洋考》卷五 ，‘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明史》卷三二三因

之，系以东经110°（相当我国雷州半岛以及加里曼丹岛西岸）为准来划分东、西洋。但不同时期的古籍中，西洋范围所指不一：（一）元代载籍如《南海志》、岛夷志略》等的西洋，相当於今南海西部和印度洋。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南部一带未包括在内。（二）明末以前西洋范围大体同上，但有些古籍把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南部一带也列入西洋。（三）明末以后多指今大西洋或欧美各国。（四）元、明部分载籍的西洋系国名，指今印度南部。”3 巴刺西“巴刺西《明史》卷三二五。指萨珊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又作波刺斯，参该条。另见《续通典》卷一四八；《续通考》卷二三九；《明续通考》卷二三六；《四夷广记》；《裔乘》卷二；《野记》卷四。”“波刺斯《西域记》卷一一波刺斯国。波斯语 Pārsa音译，又作波斯，即今伊朗。”4 西 澜 海“西澜海《野记》卷四，‘正德辛未岁，巴刺西国遣使臣沙地白入贡，言其国在南海甚远。始领其王命在洋舶行凡四半，被风飘至西澜海面’。即细兰海，见该条。另见《明史》卷三二五。”“细兰海 又作锡兰海。《代答》卷三，‘（西天诸国）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细兰国，其海亦曰细兰海’。即今斯里兰卡附近海域。”5 得吉零国“得吉零《野记》卷四；《明续通考》卷二三六；《四夷广记》；《裔乘》卷二；《明史》，卷三二五；《续通考》卷二三九。一说即挞吉郡，在今印度；一说指缅旬东南岸的丹那沙林（Tenasser－im）。”毕全忠认为是“今孟加拉北部”，不知何据。6 秘得“秘得《野记》卷四；《明续通考》卷二三六；《四夷广记》；《裔乘》卷二；《明史》卷三二五；《续通考》卷二三九。或指今缅甸中部的敏铁拉（Meiktila），或指今泰国西北部的梅塔（Med－ha）。”毕全忠认为是“今不丹”，不知何据。此文刊登8个月后，作者於2002年12月10日在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继孟席斯的主题报告作了上述内容的主题报告，并於2003年3月以《有关郑和航海新说的几则史料探析》为题刊於《郑和研究》的专刊（总第50期）。从语音来看，前引学术专著对“巴喇西”的解释无可置疑。“巴喇西”是neo－á rico语 pārsī 的音译。因为汉语中无r的卷舌音，加上一个辅音不能单独发音，於是在r与s之间加了一个母音a，成为了 pārasī 。这可能是“巴喇西”的语音变化过程。pārsī来自阿拉伯语 fārsī 。在梵语中，作 pārasīka 。此可为前述语音变化过程的佐证。从贡品来分析，前引正史的各条记载说明，许多是波斯的传统贡物，另外一些是中亚及西亚国家与地区的进贡之物。无论从“巴喇西”的辞源及语音变化，还是从贡国的位置分析，似乎很难找到它与美洲巴西或哥伦比亚的任何可信的历史联系，因此这一“新说”无任何学术佐证的价值，以《野记》和《明史》关于“巴喇西”的记载来结论：“早在1511年，南美州印地安人就已航行到了亚洲，到达锡兰、泰国（暹罗）、中国，巴西就已同中国有了外交联系”，显得十分牵强。实际上，在记述郑和下西洋的主要著作中，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巴喇西”是neo－á rico语pā rsī的对音，义即波斯。

★《瀛涯胜览》榜葛刺国条：“其国王并头目之服，俱奉回回教礼，冠衣甚整丽，国语皆从榜葛里，自成一家言语，说吧儿西语者亦有之。”《西洋番国志》榜葛刺国条：“及头目俱服回回教礼，衣冠甚洁丽，国语名榜葛俚，自成一家语，说吧儿西话者亦有之。”《西洋朝贡典录》榜葛刺国第十六：“其语谓之榜葛俚，亦善吧儿语。”“榜葛里”或“榜葛俚”为“Bengali”之对音，即今孟加拉语。“吧儿语”，据《瀛涯胜览》及《西洋番国志》，脱漏一“西”字。向达认为：“印度称源出波斯而信火祅教之印度人为Pārsi，此一辈人所操之语言亦称Pārsi语。”（《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38页，注释5）谢方考证曰：“吧儿西为Pā rsi之对音。”（《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第87页，注释 3）因向达及谢方语焉不详，我们再看看一位葡萄牙作者的补考：“PARSE，parsi（名词或形容词；阴性形式parsina，parsona）在印度，以此名称为躲避伊斯兰教的迫害而于8世纪从波斯移出并定居于西印度的祅教信徒。在波斯，称其为guebros。这是一个纯粹的种族名词，义即波斯人，梵语中，作pārasīka，新雅利安语（neo－árico）作 pārsī，阿拉伯语作fārsī。”（达尔加多（Rodolfo Sebasti o Dalgado）《Glossário Luso－Asiático（葡亚词汇）》，1982年，汉堡，第2卷，第183页“PARSE，paris”条）《瀛涯胜览》的英译本将“吧儿西语”译为“Pa－erh－hsi languaeg”，然后给“Pa－erh－hsi”的对应词是“Persian（波斯语）”。（J．V．G．Mills，（trans．）：MaHuan：Ying－yaisheng－lan．The‘Overall Surveythe Ocean’s Shores’［1433］，Hakluyt Society，Extra Series 4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第161页及同页注释2）“Pā rsi”有两个基本词义：1印度祅教徒［公元8世纪逃到印度的的波斯］祅教教徒的后裔，即“帕西人”；2祆教经典上的波斯语［萨珊（Sassan）王朝时代的波斯语］，而不是笼统的波斯语。“帕西人Parsi为逃避穆斯林压迫而自波斯移居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住在孟买市及市北一带以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地。他们并不是一个种姓，但明显地自成一个集团。相传琐罗亚斯德教徒先定居在波斯湾霍尔木兹一带，因仍受迫害而於8世纪或10世纪飘海到印度。他们先定居在卡捷阿瓦半岛的第鸟，后迁到古吉拉特，约800年间务农为生。1668年孟买为东印度公司所控制，其后帕西人陆续迁往孟买，到18世纪已成为富有集团。自1850年起从事与铁路、造船等工业有关的重工业，甚为得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上海，1986年，第6卷，第395页）”他们曾随葡萄牙人来澳门。华人根据他们服饰的特点，称他们为“白头”。似乎可以结论说，“巴喇西”及“吧儿西”为 Pārsī 的异译。“吧儿西”更接近原文。世界性的“郑和热”此起彼伏，蒸蒸日上。笔者绝不反对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化也是应该提倡和遵守的。

五、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1、显 应宫“巡海大臣”为郑和考中国社 科院 历史 所 万 明福建长乐漳港镇仙岐村有一座显应宫（又称大王宫），于清光绪年间因海啸而沙埋于地下。这座沙山下埋藏的宫庙，直至1992年福州修建长乐国际机场才偶然出土。当时由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与福州市文物考古队联合发掘，发表了《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显应宫地宫（特指出土遗址部分）共有5座神台，供养着大王及夫人、临水夫人、马将军、天妃和巡海大臣（神）5组、共有50多尊彩泥塑像。其中位于前殿左侧神台上的，是根据民间传说定名为“巡海大臣（神）”的一组彩塑，共有10尊，与前殿右侧的天妃彩塑组群置于完全对等地位，颇为引人注目。要了解巡海大臣（神）彩塑到底为何方神明，关键是对为首的塑像进行认定。这组彩塑居中是一男性，高100厘米，坐姿，显然是这组神像中的主体塑像。塑像面如满月，表情慈祥，坐姿优雅端庄，身穿红色圆领袍服，胸前、两袖均有贴金纹饰，左手置于膝上，右手扶在腰间所束带上，脚下是一双皂色靴子。据笔者考察，这尊主体塑像是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下面拟就几点进行说明。1．从小说中的太监形象入手。谈到明朝郑和的形象，就会令人想到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中关于郑和的图像资料。这部小说的重要学术价值，早已为学界前辈向达、赵景深所肯定。《西洋记》作于万历年间，当时刻本全名是《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每回有图2幅。因此，其中不仅有关于郑和衣冠的记述，珍贵的是还配有图像。书中第四十六回《元帅亲进女儿国南军误饮子母水》，详细描绘了郑和的衣着装扮：“头上戴一顶嵌金三山帽，身上穿一领簇新蟒龙袍，腰里系一条玲珑白玉带，脚下穿一双文武皂朝靴。”将第二十一回《软水洋换将硬水吸铁岭借下天兵》的插图所绘，与上述记载相对照，可得到一个完整的郑和形象。那么，再将《西洋记》中的记载和图像与显应宫的巡海大臣（神）塑像比照，可以说是吻合的。而且，《西洋记》的记载也并非孤证，如世间万象“不徒肖其貌，而且并其神传之”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第七十回记西门庆结识端妃马娘娘宫中的何太监，何太监新得到皇帝赏赐的蟒衣玉带，装束即是“身穿大红蟒衣，头上戴三山帽，脚下粉底皂靴”。这一记述与显应宫塑像中的主体塑像形象也并无二致。这里列举的都是小说家言，是否可作为依据？实际上，民间宫观所祀的神像，本来大都来自里巷传说或者小说、戏剧中的形象，比如关帝庙中关羽塑像是根据《三国演义》中描绘的形象造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显应宫塑像的造型当不例外，应该也是来自传说或小说。2．从明朝衣冠制度出发，对塑像的装扮进行考察。先看塑像头上所戴帽子，上述所谓的三山帽，是明朝中官（太监）所戴的一种官幅——它不同于一般中官帽，帽后没有二条方带，是以漆纱制成，圆顶，在帽后高出一片山墙，中间凸，两边略削，呈现三山之势，故名（明王圻《三才图

绘》中绘有三山帽图）。再看塑像身着的衣服，上胸、腹、袖等处贴金，明显是织金蟒纹饰，也就是蟒袍。查阅史料，明太监刘若愚撰《酌中志》卷十九《内臣服佩纪略》载太监服饰：“圆领衬摆，与外廷同。各按品级，凡司礼监掌印、秉笔及乾清宫管事之耆旧有劳有，皆得赐坐蟒补。”那么，明初的蟒服是否也是一种特赐呢？《明史·舆服志》记载，按《大政记》，“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面正向，尤贵”。由此可知永乐年间的亲信宦官，都是衣蟒服。郑和深得永乐皇帝宠信，身着蟒袍可确认无疑。还有，塑像的腰带，可以认为是一条白玉带。明初规定，只有一品官员才可以佩带玉带，这里显示出郑和地位的尊贵。最后，明朝官员一般脚蹬皂色朝靴，而塑像也正足蹬着一双皂靴。3．从这组彩塑的其他塑像组成来看。这组彩塑的其他几个塑像，大都身着明朝官服，有的手中捧有类似诏书的东西，也就是说基本上与主塑是一致的。惟有主体塑像身旁一站立的男性塑像很特别，他呈立姿，面部明显具有高鼻深眼的特征，所着衣冠也显然是“胡衣胡帽”，可以认定是来自西域，或为“番人”。他的身份可以考虑是翻译或者向导一类，而这是郑和下西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因此，这一立像可作为主体塑像是郑和的一个旁证。4．从长乐在郑和下西洋中的历史地位来考虑。众所周知，福建长乐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开洋之地，也即他迈出国门第一步的地方。庞大舟师“屡驻于斯，伺风开洋”，可以说下西洋与长乐有着密切关系。郑和对长乐具有重要影响，不言而喻。在长乐，不仅有郑和当年亲自树立、保存完好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而且有下西洋影响下形成的“十洋街”，还有长期有民间流传的地名“三宝岩”。显应宫所在的仙歧，滨海生态环境使当地居民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明后期“倭患”的严重更促使人们纪念和崇拜与海洋相关的神祗。将郑和塑像供奉在寺庙中，与天妃并列，是长乐民间信仰、崇拜和纪念郑和历史功绩的产物。而福建地方祠祀群集、广供神祗，在长乐仙歧出现对郑和的供奉，应该说是不奇怪的，也是合乎一般民间造神过程的。5．关于塑像的时间问题。《长乐县志》记载显应宫始建于宋绍兴八年（1138年），但是根据考古报告，发掘时从地面遗迹看，存在两套柱础，一为明代的，一为清代的。因此，郑和塑像很可能是在万历后期里巷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罗懋登《西洋记》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鲁迅先生曾评价：“特颇有里巷传说。”罗氏有感于当时抗倭形势而作此书。无独有偶，至今我们在距离显应宫不远处，还可看到防御倭寇所筑的城门。将这两点联系起来，造像和祈愿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小说是在当时里巷传说基础上成书的，而塑像也应是在传说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郑和神化的过程，很可能与小说是同时，或在小说创作以后出现，是万历后期的作品。综上所述，基本上可以认定，显应宫地宫前殿左侧的一组“巡海大臣（神）”塑像为首者是郑和。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有关于郑和的寺庙，供奉有郑和塑像。如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三保庙，活动中最隆重的是农历六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的三保大人出巡日（有人称是三保生辰）。每年这一天，人们抬着三保大人塑像游行，象征三保大人走出石洞巡视。据载，1704年三保洞遭受暴风雨塌陷，原塑像毁坏。现塑像是直接从中国运去的，高80厘米，身穿明朝官服。但海外供奉的郑和塑像一般似乎时间较晚。中国是一个具有雕塑艺术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的国家，民间流传的许多古代彩塑遗产，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显应宫彩塑不仅具有雕塑的立体感，而且加上色彩，使人物栩栩如生，显示了郑和风采。“巡海大臣（神）”彩塑组群与天妃彩塑组群置于对等地位，说明民间已将郑和神化，并提高到与天妃并列的高度。这次在国内是首次发现被神化的郑和（塑像），对郑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3月12日

2、关于郑和研究的再思考中国 社 会科 学 院 历史 研 究 所 万 明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郑和下西洋是最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以明王朝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规模庞大，历时28年之久，“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极为壮观的远航，充分证明了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企及的，达到了古代航海史上的巅峰。一、郑和研究的简略回顾郑和研究是上个世纪史学领域新兴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已有百年。这一研究始于梁启超。1904年，梁启超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弘扬中华民族的航海精神，同时，也奠定了与西方比较的分析框架。此后，文献资料的发现和文物资料的发掘相结合，不断掀起研究的热潮。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探索和考证，可谓上下求索，积累了大批研究资料，出版了大量有质量的论著。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中、下册对相关史料网罗备至，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关于下西洋的次数，已确定为七次；关于宝船的尺度，大多数学者认为史书记载还是可信的，文献资料不可任意否定，少数学者则持疑；对出航地点最远到达东非，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至于下西洋的目的、性质，在认识上则一直存在分歧，明清时已有“追踪建文”、“耀兵异域”等说法，有关讨论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大多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探求。主要有四种看法：第一种是政治说，以许道龄、李晋华为代表；第二种是经济说，以吴晗为代表；第三种是政治经济并重说，以童书业、韩振华为代表；第四种是前后分期说，认为前三次是政治需要，后四次是发展经济交流，以郑鹤声、郑一钧为代表。可以说，大多数学者是从政治角度去评价郑和的，因此，对郑和出航的经济影响的阐述不多，总的评价不高，一般认为下西洋主要是为统治者寻求奢侈品，在此基础上，下西洋“软弱的动因”已形成了成说。在赞扬下西洋远航的同时，大量论文将郑和与哥伦布进行了比较。不少文章探讨了下西洋为什么没有促使中国人完成“地理大发现”的问题。迄上个世纪末，由于缺乏新材料，关于郑和的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定局。如上所述，对于有的问题虽有争议，但也因缺乏史料而实际陷于停滞。许多论文转向对郑和下西洋意义的阐释，立论往往不是建立在史料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现代意义的推论上，存在越来越脱离学术研究的倾向。无论在史料还是理论、观念和方法上，郑和研究都有待于新的突破。二、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框架新世纪，郑和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孟席斯提出了新说。虽然我们没有他周航世界寻求郑和船队遗迹的条件，但是我们不乏探索精神。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毕竟在程度上不能与中国学者相比，因此，纪念郑和，将郑和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郑和研究从本质上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如果对历史本身没有接近客观真实的考察，那么，对历史事件的内涵将无法给以合理的阐释。然而至今，存在于我们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明显影响了我们对郑和航海伟大意义的全面认

识，因此，对带有欧洲中心论内涵的研究框架进行反思，是颇有必要的。在上个世纪对郑和的研究中，自一开始，梁启超就将郑和与哥伦布等人航海进行了比较，后来的大量论著，即使没有显露比较字样，却实际上大都是在比较框架中为郑和下西洋定位的。在与西方的航海比较后，得出的是“软弱的动因”和“不同的结果”的结论。东西方航海结果不同本不足为奇，历史不会走入同一条河流，时代背景不同，产生的结果就不会相同。问题就在我们所用的比较框架，是18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是以欧洲的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欧洲本来并不先进，欧洲的凸现应该说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取得了成功，自此占据了传播和话语的优势，使世界随之向欧洲倾斜。于是，欧洲经验的有效性成为我们评价的标准，欧洲中心论成为世界上的霸权话语，产生了以欧洲经验对照世界上其他地区历史的比较框架，从而也出现了另一种图景，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夸大了西方的作用，特别是历史作用，处处以西方为标尺，形成对其他地区历史的贬低和文化的曲解，也使我们不能公正、客观地理解和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由此，产生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航海扩张一东来，就是先进的代表，中国从此就落后了的观念，产生了明清停滞论，即16世纪以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假说。这种极力夸大西方航海作用，从而将西方凌驾于东方之上的比较框架，影响了客观评价郑和航海的作用。在郑和与哥伦布等人航海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正是这种欧洲经验的有效性。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框架，给郑和航海伟大事件以合理阐释，需要从中国本体的角度出发，将东西方航海置于平等的地位比较和评价。下面是一点思考：第一，从动因来看，一般认为郑和下西洋具有“软弱的动因”，与封建帝王的政治野心和寻求奢侈品相联系。与此相关，是将哥伦布等人航海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将追求黄金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相联系。事实上，15世纪东西方也可以说都是在追求物质的欲望下走向海洋的探索。郑和航海是中国帝王组织的航海活动，葡、西的航海活动同样是在封建国王主持下完成；说前者是追求奢侈品，没有经济动力，后者追求黄金就是经济动力，而黄金难道不是奢侈品？古代东西方贸易属于远距离贸易，这种贸易就本身意义上说，就是贩运奢侈品的贸易，当国际贸易交往增多以后，奢侈品向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转变就会发生，这是已为东西方历史所证明了的过程。葡、西在航海后建立的仍旧是封建帝国，掠夺的奢侈品大多供给皇室消费，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返观郑和，下西洋不是“软弱的动因”所促成，具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向海外开拓的动力基础，没有经济实力，根本不可能经营大规模航海活动。汉唐对外开拓性交往，都是在王朝兴盛时期开展的，明朝也不例外，下西洋是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的伟大航海活动。在古代，贸易是中国与东西乃至亚非持续不断交往的主题，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不能截然分开，朝贡本身包含了政治、经济双重含义，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却坚持要将二者分开，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不合理的。比如郑和七次航行都到达古里，正因为那里是繁盛的东西方贸易港口，如果没有贸易目的，而仅从政治意义来看，是很难说明的；又如明朝对于满刺加、苏门答刺的大力扶植，也都与东亚乃至亚非贸易网络的建立紧密相联系，下西洋中两国在贸易网络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抽取了贸易关系而谈论国际关系，显然是很片面的。西方将航海活动称为探险，而中国传统则一直将航海与朝贡联系在一起，这是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同道路使然。但是，就此而断言中国人的航海没有探险意识，则是不全面的。以往将哥伦布等航行定位于世界探险活动，引申出郑和航海由于目的局限，故不可能航行到更远世界的看法。实际上，葡、西王室组织和支持航海，就当时来看，目的是扩大封建统治的范围，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考诸史实，郑和时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是完全有可能进行比我们以往所认为

的东非更远的航行的。从明太祖到明成祖，再到明宣宗，一脉相承的是大一统的世界观，至今留存的明朝初年的地图“大明混一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其命名就说明了明朝帝王的天下观具有宏大的包容性，“混一”所代表的正是大一统的理念。明朝初年的中国，处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黄金时期，统治者锐意复古，下西洋是明朝“复汉家威严”的重要内容之一。最近发现的明宣宗“遣使谕西洋古里苏门答刺诸国”一诗，就是最好的证明。诗曰：“似闻溟海息鲸波，近岁诸番入觐多。杂还象胥呈土贡，微茫岛屿类星罗。朝廷怀远须均及，使者敷恩合褊过。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以诗证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朝皇帝将郑和远航与张骞凿通西域是相提并论的，以这样一种“怀远须均及”、“敷恩合褊过”的观念，郑和船队不仅有可能将己知范围的海外各国都跑遍，而且也可能忠实地航向天尽头，直到“天河”。张骞“凿空”，意义就在“开外国道”，郑和下西洋具有与之相同的意义和作用，在当时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有的学者认为当时中国没有地圆说，所以郑和不可能向西航行到美洲。正如古代没有任何的科学认识理论，却完全可能创造认识的奇迹一样，这实际上并不能构成阻止郑和航行“向辽远”世界的根据。第二，就后果而言。一般认为，哥伦布航行以后美洲得到了开发，地理大发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但是，众所周知，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没有就此走向资本主义，葡、西没有发生向近代的转变，这是历史的事实。因此，把他们列入资本主义的范畴，作为近代的代表，特别是作为先进的代表，与历史事实不符。欧洲资本主义并不是从地理大发现攫取海外资源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在几百年以后，在与15－16世纪航海没有直接关联的英国。核对中西历史记载，不难发现，撇开西方先进的光环，东西方的航海同样是国家行为，从统治者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异域物品的寻求来看，航行也并无本质区别，区别就在于有无海外领土的占有欲，并将这种占有欲与后来发生的资本主义联系了起来。事实上，欧洲中心论的比较框架束缚了我们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对郑和航行的整体评价：不仅使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没有得到合理的阐释，而且还使我们忽略了郑和下西洋航海活动对于内外的重要作用。更有甚者将郑和航海与中国的落后与西方先进联系起来。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事实上，郑和下西洋为中国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迁准备了条件，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下西洋以后大批中国移民走向南洋，对南洋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15世纪东西方向海洋的探索，都与移民开发相联系，不过方式大不相同，一是和平的，另一是暴力的；难道只有征服领土、占领殖民地才是伟大的航海？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实现区域和平秩序的典型范例。如果说西方航海有经济动力，那么扩张领土则说明了明显的政治意图；如果说朝贡体体系只有政治目的，则中国却恰恰没有领土的扩张要求，而是建立起了东亚乃至亚非繁盛的经济贸易网络。从西方来说，近年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与英国实现资本主义没有直接的关联；就中国而言，郑和航海的重大影响，体现在海上贸易转移到民间，创造性不是表现在领土的占领和暴力掠夺，而是表现在大量移民参与了开发南洋。通过郑和下西洋，中国在东亚乃至亚非建立的贸易网络，带来的是区域国家权力的整体上扬和区域经济的开发与发展。郑和下西洋以后，明王朝官方朝贡贸易衰落，在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一系列与社会变迁相关的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兴起，并不等于中国海上力量就落后于西方了。发展到明末，郑氏海商集团独霸远东海上，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上活动，足以为中国海上力量不弱于西方的证明，充分说明了明代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国家，直至明末，西方

也不能与之抗衡。葡、西不能，稍后的荷兰也同样。明朝郑和与郑成功充分说明了明代中国海上力量的强盛，决非是西方一来到东方，中国就落后了。中国海上力量的落后，发生于以后的年代里，不应时间错位地置于明朝。西方发现新大陆和来到东方，中国就此落后了的观点，显然是在西方优势建立后，西方话语拥有了优势以后出现的。自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纷纷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质疑，不少学者指出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成功是历史的偶然，具有其特殊性。将航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看作有必然因果联系，没有得到历史事实证明。葡、西的航海活动与英国产生资本主义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作为当时航海的先锋，并未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直接后果，而是建立了封建帝国，将航海得来的财富挥霍殆尽。那么，我们仍然确认葡萄牙和西班牙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根本又何在呢？哥伦布等人的航海自有其伟大的意义，是西方持续几个世纪向东方寻求的产物，而郑和航海则是中国从东方不断向西方、向海洋寻求的产物。给西方航海带上先进的光环，这与潜意识中的西方中心论不能说没有关系。实际上，西方航海与资本主义有实际关联也好，无实际关联也好。都是欧洲的经验和模式，我们自身有着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和模式，从历史真实出发，研究和探讨这种自身的经验，给以理论的阐释，更有意义。问题在于，两种航海模式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很显然，以欧洲的经验来论成败，不能给予郑和航海以公正合理的阐释和评价。郑和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又何谈西方后来形成的观念中那样的后果呢？从历史事实出发研究，是史学的根本要求，史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既无事实依据，又于史实无补的推论是无意义的。如果我们客观地评价，历史上不只有欧洲的经验，我们也有着自身的历史经验，哥伦布等人的经验到18世纪晚期被确认为欧洲的经验，历史被打上了欧洲强力的印记，我们受到了欧洲经验的巨大影响，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框架带上了欧洲中心论的明显印记，我们的历史被融入了欧洲话语之中，受到以欧洲经验为标准的评判，这形成了以往在评价郑和航海时的思想和理论的根源。实际上，在以往的研究框架中，我们是在中国也必然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开展郑和研究的。这充分表明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模式，对我们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将欧洲的经验作为普遍模式，以此为出发点评价中国历史发展过程，遂使我们的理论阐释出现了偏差。中西历史发展模式本不相同，世界历史发展道路存在着多样性，而不只是单元和直线的，这已为史学研究所证明。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客观事实，就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从历史事实出发，不做任何假设，客观研究和评价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而不是以欧洲经验出发来重构中国历史。如果我们跳出以往的思维模式，突破以往的研究框架，回到郑和生活的历史真实场景中，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15世纪的大航海活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的伟大意义和重大影响，在西方存在，在东方也存在，东西方对海洋的探索，同样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三、东西方航海的两种模式及其意义东西方的航海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下进行的各具特色的航海活动，但同样是人类走向海洋的大无畏探索和开拓行为。美国学者王国斌提出，中西比较应有双向的评价标准。这意味着平等的比较和客观的评价。吴承明先生认为“这也许是惟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东西方自古所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历史事实在15世纪通过航海而凸显了出来：即存在两种航海模式。从双方角度来考虑和比较，以双向的标准来评价，才能避免失之偏颇。东西方航海遥相呼应，是人类历史发展不断扩大交往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对于促进东西方汇合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虽然双方背景不同、条件不同，但是人类为了认识外界而走向海

洋的愿望是相同的，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东西方航海模式存在共性：同是人类通过海洋认识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郑和时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客观评价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不以19世纪以后形成的西方观念框架去评价，就会认识到在西方的航海之外，存在另一种模式的航海，另一种古代国际关系的模式。换言之，15世纪存在两种海洋开拓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模式。中国航海的和平稳定发展模式，与西方的暴力掠夺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我们从东西方航海比较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两种海洋开拓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模式的存在，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多元性，不是单元直线的。就某种意义上说，中西两种航海模式代表的是两种历史发展模式。世界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是多元的，我们应该探索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郑和下西洋将中国于15世纪初在区域乃至世界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出来。中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曾深刻地影响了亚洲历史。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来理解中国历史，理解郑和，意味着客观地理解明朝时期中国与东乃至亚洲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从当时人的观念来看，是将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相提并论的，这显然是一种对外的开拓精神。郑和航海与西方的扩张同样具有向海洋开拓发展的含义，开启了15世纪人类向海洋寻求扩大交往的崭新阶段，是人类通过海洋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就当时发生于东亚乃至亚洲的历史来看，伴随郑和的一次次出航，一个东方的朝贡体系建立了起来，国家权力在区域整体上扬，由此，一个官方贸易为主体的区域贸易网络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层上，下西洋船队将中国文化远播海外，在东亚乃至亚非建立起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国际交往准则，凭借这些准则，在区域内建立起和平秩序，成为区域合作的基础。这是对中国汉唐王朝“德被四海”的发扬光大，与暴力掠夺的强权政治有着根本不同。这一意义至今没有得到全面阐释。历史向我们表明，明朝朝贡体系不仅只有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满足统治者“万方来朝”虚荣心理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以强盛综合国力为后盾积极开拓发展的一面。汉唐的盛世也正是在强盛国力之上造就的。过去我们强调明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消极的一面比较多，对明初大一统盛世对区域和平秩序和国际贸易网络作用的积极意义有所忽略。郑和是明朝官方的代表，对外是中国的代表，出航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意义，就这一意义而言，明朝的创新久被忽略，而专注于海禁，甚至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实行海禁的也大有人在。我们的研究是怎么了？我们应该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撇开带欧洲中心论印记的旧框架，在对历史资料进行重新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重新阐释这段历史及其意义。如果说15世纪是一个海洋的的世纪，那是由郑和航海发其端的，在时间上具有世界意义。在空间上，中国在亚洲的空间位置突显，明朝“协和万邦”的朝贡体系的建立，起了整合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作用，在各国间建立了合法性的制约关系，形成了具有特定区域空间特征的国际关系和贸易网络，在区域突出的是和平秩序与发展的主题。明代中国是当时东亚最大的经济体，下西洋建立的东亚与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等地的贸易网络，整合形成了当时世界三大贸易区之一，显示出了东方文明的整体存在，使区域贸易发展呈现出整体性和互补性的特征，可以说是东亚乃至亚洲区域合作最早的开端。这一意义深远的组合形成，一直持续到欧洲人东来以后。这是西方航海所完全不具备的作用。近百年后，西方人来到了东方，加入了东亚贸易圈，并且是一个不合法的角色，西方不是一到东方就控制了整个东方的。按照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的观点，欧洲人东来不过是加入了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圈的活动，他认为“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亚洲区域贸易圈，即使到了近代，也规定着西方‘进入’和‘冲击’的内容”。

郑和所代表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东方航海活动，是一种开拓精神的产物，无论从目的、性质和后果来看，都是毫不逊色于西方的。客观地比较，而不是时间错位地将18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经验和观念置于15－16世纪东方历史场景中，15世纪这一海洋的世纪，包含了东西方向海洋的开拓历史，出现了两种航海模式，都为人类发展史做了重要贡献。正是东西方向海洋的不断探索，最终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四、结束语：走向世界的郑和研究明代中国在世界的形象，是由郑和下西洋建立起来的，得到了国际公认。走向世界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现实，中国人如何认识外界、走向世界历史过程的探讨，对今天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孟席斯先生的新说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挑战，虽然他的观点需要进一步证实，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显然是重大的，启发我们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深层次的思考。首先，是在理论上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框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重新认识和客观评价郑和航海及其意义。认真研究出现的新材料和新证据，搞清楚郑和航海全过程的历史事实。同时，加强对郑和航海影响作用的研究，不是以欧洲经验和发展模式为标准，来质疑中国航海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西方的现象，并根据欧洲经验和发展模式做出推导，而是从中国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具体研究，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其次，是在观念和方法上突破以往的既定框架。今天的研究已表明，郑和研究出了一个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发展趋向，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不仅大力搜集，而且扩大史料搜集的视野，向新的更广阔领域寻找包括文本和非文本形式的史料，全面整理国内外有关史料，在重新考订、综合整理史料的坚实基础上，重构历史的真实。同时，也要求我们从过去有限的知识传统中走出来。郑和研究已经明显超出了传统学科的单一性，形成了历史学、海洋学、天文学、地理学、地图学、考古学、人类学、航海史、造船史等多学科方法的综合研究，要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就需要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论证，因此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合作研究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们在史料的挖掘上，存在认识上的局限；视野不开阔，影响了研究的开拓深入。比如早已有学者根据欧洲威尼斯的制图学家弗拉·毛罗（FraMauro）1459年所给世界地图上的注文，指出中国帆船可能航行过好望角和南非海域。但是我们的学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重要的线索。又如福建长乐显应宫的巡海大臣塑像群，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现，1994年发表了发掘报告，但由于一直没有确定身份，也没有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塑像群的发现表明，在明后期的民间社会中，郑和已经上升到与天妃平起平坐的民间保护神地位，郑和形象的重塑，是历史经过民间社会诠释展现出的意义，将航海开拓与和平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再如当时除了郑和以外，还有一批航海家，过去仅注意了郑和以及侯显等个别的人，而杨庆、洪保等人则没有给以关注和研究；此外，根据石刻确定郑和是七次下西洋，但是七下西洋以外的航海活动并不在内，而且郑和以外的一些出使也不在内，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最后，郑和研究已经突破了国界，走向了世界，不仅是中国史上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郑和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关系史的特征就在于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我们的研究要走向世界，是很正常的，因此，这一研究不仅需要国内史学界的合作，而且日益显示出国际合作研究的必要。明代中国的世界形象，是在下西洋范例中对照出来，得到了世界公认。郑和航海所体现的和平秩序与合作发展的主题，不正是我们今天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吗？就此意义上说，我们对郑和的纪念，具有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7期，本文转载有删节）

六、中外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与新著述评1、“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北 京 外 国 语 大 学 国 际 交 流 学院 石 云 涛“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15日至16日在京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在中心新址朗润园中举行。英国、美国、日本、法国、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四十多位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北京地区各高校和研究单位的不少学者也闻讯而来，列席旁听，参与讨论，气氛热烈。北京大学吴志攀副校长、教育部社政司魏弈恒同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安平秋主任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马大正先生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历史档案在中外关系史、边疆民族史中的价值》的主题报告。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是历史学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新学科的建立和学科的系统化往往是通过史料的更新和视野的扩大而实现的。新史料是造就新学术的重要资源。前辈学人早有“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之启示。关于中外关系史料，先辈们也早已做过苦心孤诣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上世纪三十年代张星烺先生编撰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是迄今为止这一领域里最好的史料纂集。然而自张先生著此大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大批有关中外关系史的新的文献和考古资料陆续公布出来，呈现出日新月异之势，这为在新的起点上研究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条件。但是目前这些材料非常分散，研究和利用的难度很大。在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继续从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必须更加放开眼光，扩大视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新资料的调查、整理和研究。陈寅恪先生有“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之说。这种思想在我们讨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生长点时，仍具有指导意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作为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承担的第一批重大项目便是“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和研究”，正是基于这种学术思想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需要。他们的着眼点是：通过对二十世纪海内外新出土、新发现的文物、文献、舆图的搜集整理，为古代中外关系史及传统文献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资料支持。这次研讨会的举行就是该项目阶段性成果的汇报和展示。会议围绕中心议题，分为七个分主题，代表们就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交流了所掌握的新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1．图像、文本、碑铭：新发现与新解读。台湾邢义田作了《赫拉克里斯在东方：其形象在古

★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中的流播与变形》的报告。中山大学姜伯勤认为在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中将图像作为新史料十分必要，他的《中国祅教画像石的“语境”》依照在中国祅教画像石中找到的“视觉证据”，对天水出土的隋代石棺床“酒缸图”重新解读，认为此非酿酒图而是祅教的祭祀场景。日本创价大学辛 静志《旅顺博物馆及龙谷大学藏〈法华经〉、〈金光明经〉、〈十力经〉等梵文写本残片的研究》介绍了新近考定出的六片古代西域梵文佛典残片，残片为1902年至1914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在新疆发现获得。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作了《长安子午谷金可纪摩崖碑研究》的报告，第一次刊布该碑的完整录文。美国哈佛大学马小鹤《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结合阿罗憾事迹的考释，论述了唐与吐火罗的密切关系。新疆师范大学朱玉麒《〈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核补本》结合该书刻板刊印年代、版本源流情况和作者徐松本人对于西学的接受过程，就本书在清代社会发生转型时期的学术史意义和作者在当时所体现出的中国知识阶层世界观的变化进行了探讨。2．手稿、游记、著作：明清来华传教士研究。日本高田时雄《〈广州通纪〉初探》认为该书为日本人杂合南怀仁《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和《海语》诸书而成，并假托南怀仁之名。复旦大学邹振环《南怀仁〈坤舆格致略说〉研究》考证该书成书在《坤舆图说》之前，而《坤舆全图》则是在该书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文章指出该书在利玛窦和艾儒略地理学文献基础上，在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方面，都有若干新的发现。作者还讨论了南怀仁地理学著述在清代的传播和对知识界的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梵蒂冈图书馆藏白晋〈易经〉文献初探》对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收藏的白晋读易经的中文文献做了分析和归纳，并公布了有关部分原始文献。中国科学院韩琦《再论白晋的〈易经〉研究》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手稿分析了白晋研究《易经》的背景、目的和反响。中国社科院耿昇《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的环中国大旅行与中法外交交涉》根据中西文资料，对古伯察等环中国大旅行及其著作引起的中法之间外交纠纷进行了细致考察。3．简牍与文物：考古新发现与研究。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芳提交了《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作者从全部18213枚汉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中，检索出有关西域方面的资料360多条。文章认真考察了这些资料中有关所谓“不属都护”的西域国家如康居、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等国的记载。还考证出祭越、钧耆、折垣等过去未见记载的国家。文物研究所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则对悬泉汉简中有关康居两条史料进行考释，论述了早期康居与汉王朝的关系，认为康居是与中国交通时间最长的国家，其文化对中国影响巨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俑、与出土胡商文书》把各地从北魏到隋唐的墓葬中发现的胡商俑、胡商图和胡商文书按其类别年代进行了排队分析，并展示了不少精美的图片。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胡商活动的情形或补充史策之缺失。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张总作《石刻佛经中的新发现与新辨识》报告，认为新材料应从两方面来做，即新发现与新辨识。本文对各地新发现的石刻佛经进行了录文、整理，并说明其在研究佛经传入后翻译与流传中的史料价值。4．天文、地志和舆图：多角度的新观察。随着图像资料越来越多地引进汉学研究中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热情越来越高，学术界更加关注地图的整理与研究。北京大学李孝聪曾应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对地理和地图部所藏中文地图进行鉴定和描述，用于互联网编目。他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便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舆图特藏进行披露。中国科学院汪前进《古地图的文化解读》提出十个与理解中国古代地图密切相关的问题。香港大学冯锦荣《明末西方日晷的制作及其相关典籍在中国的流播》以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1537－1612）《晷表图说》（Gnomonices，1581）为中心，认真梳理了西方日晷的制作技术及相关典

籍在明代中国传播的情况。复旦大学李晓杰《十九世纪早期在华传教士所描绘的美国：高理文及其〈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探讨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创作动因、版本及内容的流变以及该书与《海国图志》、《合省国志》、《瀛环志略》三书的关系。5．舶来品与外来文化：新问题与探索。北京大学齐东方《伊斯兰玻璃与丝绸之路》细心考证了扶风法门寺地宫几件玻璃器物的产地和年代，认为已发现的晚唐、宋、辽时期的伊斯兰玻璃器都与皇室贵族有关，或作为珍贵物品藏在寺院内。这些玻璃器在北方的成批出现，说明在唐代兴盛一时的丝绸之路主干线衰落后，位于中国北方草原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仍然较繁荣，并通过这条路线获得许多伊斯兰玻璃。故宫博物馆施安昌《六世纪前后中原袄教文物叙录》分地区列出中国境内出土的六世纪前后带有祅教题材的文物（墓葬的和地上的），说明其时代、地点，并摘要提示文物带有的祅教题材，对各种文物进行了综合分析。法国Frantz Grenet《吐鲁番收集品中的一件占星术画卷》对收藏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一件八世纪吐鲁番占星图进行了研究，通过与波斯、印度和希腊的十二宫图的比较揭示了画卷的内容，认为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占星图。关于图象的来源，文章认为它是在希腊化占星术通过萨珊波斯传到印度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衍生派别，最终传播到了回鹘时期的吐鲁番地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罗丰提供的《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分析了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的种类、币面、图案、铭文、制造的符记以及流入的途径和在中国的流通使用情况。6．域外遗珍：海外史料的调查与研究。复旦大学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番话〉诠释》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晚清洋泾浜英语这一语言现象，并根据大英图书馆所藏成德堂本《红毛通用番话》将汉字注音还原为英语，为了解这一特殊语言现象的特点提供了方便。英国Ifan Williams《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来自欧洲的观察》介绍了十九世纪初以后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在欧洲流行和收藏情况，分析了当时通草水彩画外销的背景以及通草水彩画研究的价值。广州博物馆程存洁《十九世纪广州外销通草水彩画画纸研究》分析了通草的性质和功用，通草画纸的生产方法，并指出习惯上称为通草纸水彩画的正确叫法应该是“通草片水彩画”或“通片水彩画”。房建昌《第九世班禅喇嘛对印度的访问》利用已经公布的英国外交秘密档案、有关当事人私人记载，与清朝官方文献比较，考察了二十世纪之初西藏第九世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重要活动。文章考定此次访问的具体日期，对班禅此行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府宪展《俄罗斯藏丝绸之路文献文物》介绍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新疆出土文物、《俄藏敦煌文献》中的西域文献、《俄藏敦煌艺术品》中的西域艺术品和收藏在俄罗斯尚未发表的新疆艺术品、中国古代丝绸、文书等。7．周边文物与地方史料：新旧资料的互证。文物出版社葛承雍《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正》重新释证墓志原文，结合墓主人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家世，对六至七世纪葛逻禄历史和唐朝控制西域的羁縻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伍跃《〈善邻国宝记〉及其相关史料》介绍了该书的编者，探讨了该书编纂目的和该书及其相关史料的价值，以为是一部研究中日关系的重要外交史料集。台湾朝阳科技大学耿慧玲《李英宗朝婚姻关系与权力结构研究》由越南汉喃铭文《奉圣夫人黎氏墓志》的记载，发现自仁宗以后，出现了一个以九真黎氏为中心的多姓氏婚姻集团，诸姓间互相婚娅，对于李朝中后期政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越南于唐末五代之后，乘中国中央权势的衰微，发展出独立政权，而其发展的主要动能，则是吸收中国在这个时期的制度和统治方法，如义儿、联姻、赐姓、分封等。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张乃翥《〈三临辟雍碑〉与晋武之文教视野》结合洛阳近年来文物出土情况，并论述了这些文物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

此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和浙江大学黄时鉴分别作了以“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报告，荣新江《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回顾了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方面的各类新史料发现的情况，并对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提出期望。黄时鉴《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史的研究：范式的转变与汉文文献的利用》介绍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海外对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传教士研究范式的转变，即由欧洲为中心转向以中国为中心，从而强调汉文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对已出文献作新汇编的建议。这次会议是一次主题集中、学风良好而又非常讲究实效的学术讨论会。会期两天，全部用于学术交流和讨论。代表们都以求实严谨的态度，围绕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这一中心议题，展开对各类新史料的发掘、发现、整理与研究的各分主题认真的交流和研讨，皆感受益匪浅。会议上既总结了过去的成就，也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作出了展望，相信此次会议的召开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2、“21世纪中越关系展望”中越学者学术研讨会综述郑 州 大 学 秦素菡 闫彩琴2002年8月31日至9月1日，经过中国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和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中心等有关单位共同周密筹备的“21世纪中越关系展望”中越学者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和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办，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具体承办。来自中国和越南的代表共85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国内代表52人，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中心等越方代表33人，共提交会议论文近30篇。与会学者围绕“21世纪中越关系展望”这一主题，以大会报告和分阶段讨论及会后交流等多种形式，对中越关系政治整体发展的现状及中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关系以及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中越合作等问题和中越关系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会议气氛友好，议题集中，主题明确，学术研讨热烈、深入、富有成效。8月31日下午，会议正式开幕。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所长戴可来教授主持开幕式。郑州大学副校长申长雨教授致词，代表郑州大学全体师生欢迎与会代表的到来，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庄国土教授代表主办单位与中方学者致辞，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阮辉贵教授代表越方学者致辞，感谢主办单位的盛情邀请与热情接待。简短的开幕式后，中国前驻越大使李家忠以“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为题，对90年代以来中越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总体评价，并展望了新世纪中越关系的美好未来。越南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教授和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副所长于向东教授分别以“21世纪初的越中关系展望”和“面向新世纪的中越关系”阐述了对中越关系的基本看法。9月1日，大会开始专题研讨，分5个专题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对中越关系的综述性研讨。第二阶段分两个会场，第一会场主题为政治与安全，第二会场侧重于经济与文化，涉及中越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民间交往等各方面。第三阶段围绕区域合作背景下的中越关系，

讨论了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趋势下如何建立中越新型合作关系及经济合作模式。第四阶段展望了21世纪的中越关系。会议议题涉及中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关系，现仅就讨论较集中的问题和主要观点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以简单介绍。一、关于中越关系的发展，主要是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发展状况。中越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两国关系出现曲折，1991年11月，双方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学者们在讨论中普遍认为友好是两国关系史的主流，对1991年以来的中越双边关系的恢复、发展与诸多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郭明研究员把十多年来中越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91年底至1995年7月为磨和阶段，1995年7月至1999年初为增进互信阶段，1999年初以来进入长期稳定阶段，十六字方针的确立、“陆界条约”、“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的签署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使中越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也将推动21世纪中越友好与合作。洛阳外语学院陈继章教授比较了中越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所经历的几种情况，认为目前的“平等互惠、共同发展”最具生命力。于向东教授认为，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从传统的睦邻友好的较低层面已经提升到一个以十六字方针为指导的更高层面，并表现出几个特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两党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频繁互访，双方有关部门相互协商、全面合作的机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政治层面与经济、文化层面在双方的交流中存在互动关系，政治关系处于主导地位，两党党际交往日益密切。二、对中越政治关系的认识。有学者认为90年代以来，中越政治关系发展迅速，但还有更大的潜力和更广阔的拓展空间。在影响中越关系的政治因素中，领导人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是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林明华教授强调，中越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透显着两国高层领导个人因素的浓墨重彩。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亲自培育、关系正常化之后高层频繁互访直接推动着双边关系的发展。关于意识形态因素，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越南阮辉贵教授认为中越相同的意识形态与两国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两国应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加强政治领域的合作。中方一些学者也认为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有共同语言，在反对西方干涉与“和平演变”方面有共同利益，是“理想相同，利益相关”，这将有力地推动中越政治关系的发展。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杜继锋博士在全面考察中越政治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提出越南与其他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中越关系顺利发展的有利因素。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两国应该根据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平等互利的关系。主张淡化意识形态，不应回到过去无原则友好的时代。两国可以相互交流治党治国经验，但不能干涉或变相干涉对方内政。应根据时代的发展，建立新型合作关系。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游明谦博士提出，淡化意识形态不等于回避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相同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现象，其本身有丰富的、时代性的内容；中越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与发展取向使两国选择了相同的发展道路与相似的发展模式，将来也会对两国意识形态及制度、体制、机制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云南社科院贺圣达教授分析了越共“九大”文件并同中共“十五大”文件的内容进行比较，探究了中越两党在涉及两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要理念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及其对新世纪中越关系的影响。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罗金友研究员从中国与东盟关系、意识形态及越南国内因素解析了越南加入东盟后中越关系升温的主要原因。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博士介绍了中越两国在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拓了中越关系研究一个较新的领域。三、中越经济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焦点之一。

与会中越学者普遍认为中越经贸合作近年来在政治关系的推动下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有进出口数额迅速增长，贸易形式多样化、货物种类丰富等特点，但仍明显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没有居于应有的主导地位。其原因与越南的投资环境较差有关，一些有资金的中国商家可能认为到越南投资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另外，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越南都在吸收外资，而对外投资活动本身不多，也难以有足够的资金到对方国家投资。双方现有的投资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国对越南投资，越南对中国投资极少。厦门大学廖少廉教授分析了中国入世对中越贸易和引资领域的各种影响，认为会带动双边贸易额的增加和出口市场及引资的竞争，但并非零合博弈，而是一种良性促进，使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越南学者阮氏明姮博士分析中国对越投资的质量不高，力度不大的原因可能主要是重视不够或合作双方未找到收效快的投资领域。双边贸易方面，有学者在讨论中建议中国私营企业的对越贸易应提高产品质量，扩大贸易规模，如能实现，私营企业将会成为未来中越贸易的主体。越南冯氏惠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口到越南的产品质量后，认为中国产品在越南的竞争力相对较差的原因在于中国对越贸易中边贸比例较大，国贸数额较小，名牌产品没有大量的进入越南市场，这种状况与中国对越南市场的重视程度有关。越南学者黎文尚博士则提醒中国投资者与商人应该关注到越南中产阶段的形成，及时调整投资与贸易策略。关于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古小松教授等认为应具体考虑，不能仅仅拘泥于统计数字。在中越贸易中，有大量实际存在而不可统计的贸易形式，如小额边境贸易、边境走私、跨境游客的旅游消费等，这些贸易的数额可观，却无法统计。针对有人提出中越贸易的竞争性将逐渐大于互补性的说法，南京政治学院祝仰修教授分析说，中越两国的发展水平不太悬殊，在某些商品和技术上，竞争性会大于互补性，但双方可以在技术和劳动力方面进行协作，变竞争为合作。两国与经贸有关的互补因素主要是气候、区位和交通，双方应积极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皮军博士以其对越南革新开放的深入研究，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于中越两国政府确定的到2005年贸易额达到50亿美元的目标，两国学者都认为具有可行性，对目标的实现持乐观态度。四、由于两国特殊的地缘关系，中越安全合作十分重要。当今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下，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对世界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际安全形势趋向缓和。以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以合作为保障、以对话、协商和谈判为途径来维护国际安全的新安全观，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等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较多关注。祁广谋副教授认为，中越双边安全合作事务的机制应以交流与合作为主，模式应以对话与磋商为主，内容以相互信任和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安全为主。沟通彼此的安全认识，消除彼此的安全顾虑，增强彼此的相互信任则是建立一切中越安全合作事务的基础，是中越安全合作的首要内容。关于历史长期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学者们认为两国政府应尽快完成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后的有关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中越陆地边界堪界立碑工作。对南海问题，双方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坚持安全对话，通过和平谈判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决方案。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李国强研究员论证了南沙群岛问题对中越关系的影响。郑州大学历史系王琛副教授对印度加强在中国南海地区的活动及其原因、我国的对策作了评析。五、中越文化交流与民间交往也是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交流的历史非常悠久。古代中越两国的交流是全方位的，影响也是相互的，但在总体上，中国对越南的影响比越南对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高伟浓教授考察了中越文化交流史，建议新形势下两国政府应设立中越古代文化交

流史研究专门项目，通过学术界的交流，达成学者共识，以此教育两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而推动今后的民间交流。祝仰修教授强调了民间交往对中越关系的促进作用，认为中越民间交往是增强双方互信的推动力，已成为正式外交活动的有益补充。对于近年来双方在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学者们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对策性建议。六、构建全球化、区域化背景下的中越自由贸易区与共同市场也是会议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保筠教授主张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逐步推进中越两国在区域性国际机制中的合作。中越可以通过“10＋1”、“10＋3”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共同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在湄公河流域开发及上关的合作机制和未来世贸组织中，双方也能有所作为。中国社科院亚太所韩锋教授就亚太区域合作不断发展对中越合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越南亚太研究中心的黎文尚教授肯定了两国在加强经济合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合作的结果与两国合作的潜力并不相称。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与东盟达成一致，决定在未来10年内成立自由贸易区，中越应采取新的应对措施，使两国经济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庄国土教授提出中越合作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入到一些具体问题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积极回应。云南社科院贺圣达教授介绍了云南抓住泛亚铁路东线建设的机遇，中越共建昆明－河内经济走廊的设想与基本思路，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这一设想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基础把生产、贸易、投资融为一体，以此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滇越经贸合作，把中越地区经济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站。古小松教授谈了中国东兴与越南芒街经济合作区的建设设想与情况。还有学者提出利用建设中的河内－谅山高速公路与拟议中的南宁－凭祥高速公路，建立南宁－河内高速通道的建议。七、关于21世纪中越关系未来发展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暨南大学东南亚所陈乔之教授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建立中越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看法，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为此，必须高瞻远瞩，全面规划，积极推进，使之由构想变成现实。北京大学历史系梁志明教授则从现代化的启动与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来探讨中越关系，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发展的论证中得出结论，处于转型中的中越两个友好邻邦，在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中，在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和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必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携手并进。学者们普遍认为，十六字方针是两国领导人为中越关系面向21世纪的发展确定的框架和方向，双方应根据两国关系的历史文化、现实发展和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地从理论上进行阐释，以合作的实际行动和不断创新的合作内容与模式来丰富和发展这一方针。双边合作模式必须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符合两国发展的现实需要，适应当今世界发展趋势。要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构建学者共识与民间认同，使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在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前提下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学者们较多地对21世纪初的中越关系从宏观到具体进行了展望，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也提出双方应加紧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包括陆地边界的勘定立碑、北部湾渔业协定的落实、西南沙群岛的合作开发等。现存的问题不会影响中越关系友好的大局，但是如能顺利解决，必将使中越关系锦上添花，极大地增进双边关系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点，一是学术研究会第一阶段都安排了专门的会议评议，使学者之间有了更多的直接交锋，中山大学东南亚所余定邦教授、中国友联会的赵磊教授等学者精彩的评议使研讨会的气氛非常热烈。二是会议研讨之余，两国学者还进行了友好的会下交流。在主办方安排的宴会上，中越学者兴致盎然地表演了文艺节目，越南朋友演唱的中文歌曲，中国学者表演的越语节目一次次把联欢活动推向高潮。令与会的中越学者均十分感动。在9月2

日越南国庆节到来之际，戴可来教授代表东道单位在宴会上祝词，向越南朋友表示节日祝贺，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学者的浓浓情谊。9月1日下午，大会举行了闭幕式。庄国士教授主持；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阮金宝博士致辞；北京大学梁志明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最近成立亚太研究院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情况；戴可来教授对本次会议作了简短总结。闭幕式上，为建立中越学者的交流机制，中国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与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中心签订合作交流议定书，将定期举办中越关系论坛，并在学术研究、科研人员的培养等方面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这种交流机制的建立必将在两国学者之间架起一座加强交流、增进了解、促进共识、推动互信的桥梁。双方还初步约定，明年适当的时间由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中心承办，邀请中国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组织中国有关学者赴越进行研讨活动，使中越学者之间的交流真正机制化。3、一部反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巨著——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华 南 师 大 曾昭璇广东是一个海洋大省，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发达。自西汉以来2000多年，广东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省会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和最重要的港口，经久不衰。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过去，却没有出版过一本反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系统的著作。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经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由中山大学黄启臣教授主编，并由他与李庆新、刘正刚、章深、张晓辉等八位教授共同编著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是填补空白的一本巨著。这是广东文化和学术研究的一个突破，对于建设广东文化大省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作出贡献。我表示热烈的祝贺。非常感谢省参事室（文史馆）给我寄来一册《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使我得以先睹为快。现在我想讲一讲读后的意见。总的感觉，本书写得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本来海上丝绸之路史，首先和主要的是对外贸易史，本书当然以足够的篇幅阐述了广东自西汉以来2000年的对外贸易史（包括对外贸易的航线，贸易国家和地区、商人来往、商品结构、货币流通、贸易政策、管理体制等）之外，还叙述了与对外贸易密切相关的历史地理区位，海洋资源、海洋气候，中外文化交流、中外移民、中外国家经济的变迁等。可以说，本书是一部包含了贸易史、海洋史、社会史、政治史、移民史、文化交流史等多学科的著作。但又突出了海上贸易的重点，其中又特别突出了16至19世纪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第一阶段的商品贸易全球化这个重点，从而显示出了广东（也是中国）为贸易全球化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重要地位，说明广东是19世纪 20 年代以前世界国际贸易的中心市场，所有国家和国内各省的商人都聚集到广东省（广州市）做生意。第二，观点新颖，有所发现。以前写广东（也是中国）的海外贸易史，特别是写16－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海外贸易史，

都是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出发，以描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等欧洲国家贸易为主体的。本书一反这种“欧洲贸易中心主义”的研究和写作范式，从商品贸易全球化的观点出发，阐明了 19 世纪20 年代以前 ，作为贸易全球化赖以运转的商品来说，是以荟萃于广东（广州）的中国丝绸 、瓷器、茶叶等丰富商品为中心的。当时西方国家根本拿不出很多象样的商品来广东贸易，而是运来大量白银（据统计，自1553－1820年，西方国家因来广东购买中国商品而运来的白银达5亿两以上）来广东购买中国商品。这样的观点是新颖的，体现了在 19世20 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并不落后于西方国家。本书还突破了明朝郑和下西洋完全是由江苏太沧刘家河港出发的传统观点，根据新发现的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郭棐编纂的《广东通志》记载的史料证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是从广东出发的。（“通志”记述：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起”）。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对于提高广东省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是一大贡献。值得庆贺。第三，资 料丰富翔实，图文并茂。本书编写是建立在丰富而翔实的中外文历史资料基础上，而且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言必有据，据必足征。我大约算了一下，全书参阅的中外古今图书达 730种 之多，直接引用的资料达2000条左右（其中有30多本外文书及近200多条外文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正史、政书、实录、会典、会要、方志、档案、碑刻、笔记、族谱等。说明本书的基础是扎实的和坚固的。同时，本书还选绘和选配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历代航线示意图和历史的、现代的港口码头、店铺等照片81幅，使本书做到图文并茂。所以本书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感，而且有生动的现实感，进一步证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确实是 2000 年经久不衰的。总而言之，我认为本书是一本合符学术规范的好书，既值得科学工作者阅读参考，也值得有关对外关系部门的实际工作者阅读借鉴。同时，本书还编配了英文摘要和英文目录，更方便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因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国际性的。本书出版，必将引起外国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我建议参事室（文史馆）送一些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外国学者，以引起国际对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视，把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向纵深发展。（附小诗一首，敬呈赐正）题 名 作《广 东海 上丝 绸之 路史》岭南 文 史 发 奇 葩1），丝绸 之 路显 精 华2）。群贤 共 著珠 玑 聚 ，创新 思 想育 名 家3）。1）黄兄启臣主编之名作也。2）此书可称我省总结性研究之作也。3）十六大江泽民主席提出事事要有创新思想也。八十二叟曾昭璇2003年5月

七、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新会员学术成果简介李庆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广东通史》古代下卷（副主编），将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广东通史》古代上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广州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广东盐业发展研究》，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1550－1640年代澳门与东南亚贸易》，澳门－葡语世界2003学术研讨会，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主办，澳门，2003年9月。《17世纪广东与荷兰关系考述》，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佛光大学佛光人文社会学院主办，台湾宜兰，2003年。《贸易、移殖与文化交流：15－17世纪广东人与越南》，《第二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收藏机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明清以来岭南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二期。《15－17世纪广东商民在越南活动考述》，《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蔡鸿生教授古稀纪念文集》，博士苑出版社，香港，2003年。《明中后期广东商民在南洋的活动》，《第四届世界海外华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2001年；张存武、汤熙勇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一卷），第311－348页，华侨协会总会（台湾），2002年。《广州“交易会”及其制度改革（1567－1644）》，《明清人口婚姻家庭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念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唐代流刑与岭南社会》，中古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唐史学会、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主办，天津，2000年。《隆庆、万历间明朝关于澳门问题的争议》，岭南文化与澳门学术研讨会论文，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主办，中山市，2000年。《明中期海外贸易的转型与“广中事例”的诞生》，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189－199页。《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及其政治文化意蕴》，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编：《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72－83页。《再论唐代市舶使》，中国史学会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青年学者论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8－243页。《西安出土几方唐代墓志中之岭南资料》，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集刊》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148页。《论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四期，第12－21页。《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一期；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

刊资料中心编《明清史》1988年第七期。《论韩愈刺潮》，《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四期，第64－71页。《读〈南海王国遗址笺释〉后》，《汕头文物》第十二期，汕头市文管会，1986年，第32－33页。《南海国考辨》，《广东社会科学》第1985年第二期，第59－61页。《近年来广东地方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五期，第7－13页。苗普生，男，汉族，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1948年11月11日生，山东省在平县人。198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并分配到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92年11月晋升为副研究员，获自治区“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3年10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历任研究室副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8年任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多年来，主要从事民族与民族关系史研究。发表出版的主要论著主要有：《伯克制度》、《新疆历史常识》等，参加了《新疆历史词典》、《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通志·人物志》、《新疆通志·社会科学志》、《新疆经济开发史》（198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大词典》（陕西省“九五”重点项目）、《新疆史鉴》（中国社科院1998年重点项目）的编写工作。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北魏善鄯镇、焉耆镇考》、《废除伯克制度与新疆建省》、《清代维吾尔族人口考述》、《清代新疆矿产业发展述论》、《为正确阐明新疆历史而努力》、《历史发展的必然－论新疆统一于祖国的历史进程》、《新疆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的历史地位》等40余篇。其中《清代维吾尔人口考述》获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第二届论文一等奖（1990）、《新疆历史词典》获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第三届优秀工具书一等奖（1995）。目前，已完成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史纲》，正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民族关系史》课题研究。另外，还兼任中国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新疆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新疆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秦和平，男，1952生，汉族，1982年毕业成都大学中文系历史专业，198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近代西南地区民族史、毒品种禁史、基督宗教传播史、边疆沿革史、地方史，以及当代民族与宗教现状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论著1．《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2．《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3．《西南民族地区基督宗教传播史》，即出；4．《滇西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历史问题初探》，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三期；5．《近代云南基督教传播述略》，《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四期；6．《近代藏区天主教传播述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1991年第一期；7．《清末民初对滇西北地区的治理与开发》，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二期；8．《1885～1886年间清政府关于滇缅界务及英灭缅甸交涉之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三期；9．《1912年民国政府筹治西藏措施之述评》，《中国藏学》1993年第四期；10．《艰难的选择：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之回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三期；

11．《西姆拉会议及民国政府对“西姆拉草约”的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三期；12．《清季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交往史论》，载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3．《失败的尝试：关于三四十年代中国天主教会传教方式探讨的思索》，载章开沅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4．《清代中叶四川官绅士民对天主教认识之认识》，《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1期；15．《试论民国戏曲对清季四川教案之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16．《顽强的抗争：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播活动的反思》，《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一期。孙泓 女，1970年9月出生，历史学硕士。沈阳东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朝鲜史学会会员。199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辽宁大学历史系历史学硕士。1991年至今相继在沈阳市东亚文化研究所、沈阳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沈阳东亚研究中心任校对、编辑、研究员等职。出版著作五种，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参编资料数种，论文多次获国家、省部级奖。先后承担国家九五规划项目《高句丽史》、民进中央课题《东北区域文化研究》、《中国民族文化保护调研》、民进辽宁省委《辽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沈阳市委《沈阳市精神文明发展战略研究》，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与东南亚经济文化的发展》等课题。先后应俄罗斯远东分院、日本东洋文库、韩国高句丽研究会、韩国庆星大学校等邀请出国访问及参加学术会议。研究方向：东北亚民族关系史著作目录：一、主编著作1．《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合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获第四届省社联著作类二等奖、国家优秀图书奖。2．《东北亚文化研究》副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获第五届省社科联著作三等奖。3．《历史上民族、政权归属理论研究》（合著），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高句丽文物研究》，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5．《高句丽族史》（合著），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6．《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副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7．《中国北方古代人物传》第二卷，副主编，方志出版社2002年。古籍出版社2001年。35．《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Ⅰ》（青、新、甘），魏晋至隋唐（七），编者，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36．《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Ⅱ》（陕、宁）25册，3372．3万字，常务副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37．《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Ⅱ》（陕、宁），战国至秦汉（一），编者，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38．《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Ⅱ》（陕、宁），战国至秦汉（二），编者，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39．《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Ⅱ》（陕、宁），战国至秦汉（三），编者，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

40．《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Ⅱ》（陕、宁），战国至秦汉（四），编者，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41．《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Ⅱ》（陕、宁），战国至秦汉（五），编者，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42．《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Ⅱ》（陕、宁），战国至秦汉（六），编者，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43．《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Ⅱ》（陕、宁），战国至秦汉（七），编者，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44．《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Ⅱ》（陕、宁），战国至隋唐（一），编者，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45．《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Ⅱ》（陕、宁），战国至隋唐（二），编者，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二、论文1．《中朝文化的交流》，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2年8月，沈阳。被评为优秀论文。2．《契丹的文学》，契丹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2年9月，阜新。收入《辽金史论集（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被评为优秀论文。3．《女真的文学》，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3年8月，阿城。收入《东北亚文化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4．《渤海人与辽宁》，93年中国东北与日本会议论文，1993年9月，沈阳。5．《金代的渤海族》，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地第六届年会论文，1995年9月，沈阳。6．《辽代渤海族的分布》，纪念谭其骧先生诞辰85周年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2月，上海。7．《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7月，北京。8．《辽金时期渤海后裔中高句丽遗民的流向》，全国辽史契丹史学术研讨会论文，1997年8月，阜新。被评为优秀论文。9．《高句丽民族的形成、发展及消亡》（提纲），全国高句丽史学术研讨会论文，1998年7月，通化。收入《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10．《高句丽民族的分布变迁》，区域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1998年8月，沈阳。收入《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获省社科联第六届优秀论文奖。11．《靺鞨、女真、渤海》，渤海建国1300年及滨海地区远古历史考古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俄罗斯海参崴。12．《渤海建国时间新论》，东北民族疆域学术研讨会论文，1999年7月。13．《对高句丽归属问题的研究》（合著），《历史上政权、民族归属理论研究》1999年。14．《关于渤海归属问题的研究》（合著），《历史上政权、民族归属理论研究》1999年。15．《从渤海国和中央皇朝关系的演变看渤海国的归属的变化》（合著），《历史上政权、民族归属理论研究》1999年。16．《历史上政权及民族归属理论研究论著目录》，《历史上政权、民族归属理论研究》1999年。17．《朝鲜史研究体例》（合作），中国朝鲜史年会论文，2000年5月延吉。18．《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索引》，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第七届年会论文，2000年9月，沈阳。19．《辽宁地区高句丽文物研究综述》，第七届高句丽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10月，韩国汉城。20．《渤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渤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年10月。21．《二十世纪我国契丹女真史研究综述》（合作），《中国民族史年鉴》2002年22．《二十世纪我国女真史研究综述》（合作），金源文化节论文，2002年6月，阿城。

23．《女真族加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东北民族疆域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长春。24．《吉林地区高句丽文物研究综述》，高句丽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通化。25．《跨界民族的形成与处理》，中国民族史学会年会论文，2002年8月，乌鲁木齐。26．《二十世纪我国契丹史研究综述》（合作），第二届中国辽契丹史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8月，收入《阜新辽金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27．《高句丽历史地理研究》（合作），《高句丽研究论集》，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8．《高句丽、高氏高丽与王氏高丽的区别》，《高句丽研究论集》，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田卫疆，男，汉族，1955年6月1日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原籍陕西省蓝田县。1977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1999年获南京大学史学博士学位。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特邀教授。现为中国民族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新疆历史学会理事，新疆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述有：《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行旅》（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3年出版，1999年再版）、《新疆政府志资料丛书·西汉至清代》（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蒙古时代维吾尔人的社会生活》著作，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丝绸之路与东察台汗国史研究》（著作，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12种，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合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正确阐明新疆历史》（著作，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没有航标的沙海之旅近代新疆探险百年》（著作，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1年）、《新疆历史》（著作，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明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先后主编：《中国新疆民族民俗知识丛书》（10本。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大漠无声——西域古城兴衰之谜》（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新疆百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3年）。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参予或主持多项国家或区级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参加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有：《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1996年结项）、《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有关新疆民族、宗教政策研究》（1998年结项）、《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1999年结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有：《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优惠政策的历史考察》（2002年5月结项），区级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新疆古代机构职官制度研究》（1996年结项），《新疆史纲》（2001年底结项）等。本人参与撰写、纪大椿主编的《新疆历史词典》获1995年自治区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本人论文：《十五世纪东察合台汗国历史探幽》（《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荣获1990年自治区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论文：《试论伊斯兰教在东察合台汗国内部的传播和发展》（《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荣获1995年白治区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青年佳作奖。主编：《中国新疆民族民俗知识从书》10本，荣获1998年自治区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著《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荣获2003年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武斌，男，1953年4月出生。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员。一、主要经历1969年12月至1978年1月，在沈阳长途电信局工作，其中1969年12月至1974年7月作机务员，1974年8月至1978年1月在局宣传科作职员。1978年2月至1982年1月，在天津南

开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哲学学士学位。1982年4月至现在，在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97年评为研究员。行政职务先后担任过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辽宁省情研究所所长，副院长，院务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二、主要社会兼职第五届辽宁省青联常委，第六、七届辽宁省青联副主席；第六、七、八、九届辽宁省政协委员；沈阳市委市政府咨询委员；辽宁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辽宁省社科规划项目政治学科专家组组长；中共辽宁省委理论研究小组副组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民进辽宁省委委员、民进辽宁省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和青年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东北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东北大学、黑龙江大学、河北经贸大学、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多次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辽宁大学哲学系、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三、主要业绩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社会学、文化学和文化史，已出版独自完成的24部学术著作，包括《现代西方人格理论》、《人格选择学》、《当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3卷）、《中国文化史概说》《世纪中国：光荣与梦想》（2卷）、《我们离现代化还有多远》、《百年政治风云》、《百年流行时尚》、《沉重与浪漫——90年代中国生活场景》、《人类瘟疫的历史与文化》等。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和散文随笔160多篇，科研成果总计达900多万字。另外出版担任主编、副主编或合作的著作24部。曾被辽宁省委省政府授予“辽宁省青年科技拔尖人才”称号。入选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出版的《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第12版。辽宁社会科学院学科带头人。四、主要研究领域1．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现代化问题 。1991 年出版的学术专著《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着重探讨了现代化过程对中国人文化心理和人格发展的深层影响，被学术界认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的专著，获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1994年），获辽宁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1994年），此书被译成阿拉伯文于1996年在科威特出版；1999年出版的学术专著《我们离现代化还有多远》，主要探讨至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和状态，以及面临的根本性问题；2001年出版的学术专著《现实与期待——拥抱我们的小康理想》主要研究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指标、状态以及发展的前景。担任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方向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研究”。2．中国文化史：1999 年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文化史概说》曾被多所大学作为基本教材；2000年出版的学术专著《百年流行时尚》，2002年出版的《美丽的战争——关于身体美学的历史与文化》，2003年出版的《人类瘟疫的历史与文化》，都是比较文化史的专题著作。在东北大学、辽宁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多年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3．中外文化交流史：1993 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被中宣部、团中央、国家教委等五部委推荐为“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图书”之一（1997年）；1998年出版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共3卷近200万字，以巨大的篇幅，全面介绍了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过程，展示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这部著作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好评，并获辽宁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2000年）。目前正在从事“中国摄取海外文化史”专题的研究和写作。

袁澍、男、汉族、1950年出生于北京市，中共党员，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新疆大学历史系毕业，首都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教学］在新疆师范大学从教20余年，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先后主讲研究生《世界宗教史》和大学《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敦煌－吐鲁番学》、《世界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亚五国概况》、《新疆地方史》、《礼仪与民俗》等12门课程。［科研］1．编著专著：《风流遗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荣获新疆师范大学优秀科研成果编著奖。《新疆绿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入选2002年自治区“五个一工程优秀出版奖”。2．学术论文：在国家及省区级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论亚洲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新疆传统文化之特点》、《新疆会馆探幽》、《悟空西天取经考》、《独特的边事法庭－司牙孜》等40多篇论文（皆独立完成）。其中3篇发表在国家核心期刊，获奖并再次入编专业丛书的：《王树楠与中国近代西部开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1，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全文转刊在《中国近代史》2001－5），中国经济出版社、发现杂志社评为优秀论文，入编《中国当代思想宝库》；还荣获中国改革实践与社会经济形势社科优秀成果奖；世界华人交流会、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优秀论文奖”。《近代新疆教育事业的三次盛衰》，（西域研究2001－3），荣获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学术委员会“全国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文献编委会选入《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文库》。《新疆人才史杂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9－4），荣获自治区人才研究优秀论文三等奖。《英国驻新疆领事馆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3），荣获四川科技经济研究院“全国创新成果二等奖”，入编《中国改革开放系列丛书》。《20世纪40年代新疆政局风暴与美国领事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002－1），荣获辽宁经济杂志社、中国当代社科文献编著中心“优秀论文一等奖”，入编《中国改革回顾与展望理论文献》、和《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优秀文选》。3．主持科研课题：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项目：《公元十世纪以前西域宗教研究》（2002年7月立项）。4．学术报告伊斯兰教传统教育思想探析犹太教与西方文明［兼任］自治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高等教育研究课题专家组组长，自治区高等师范院校专业设置评审组专家，中国西北高教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大学心理学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公共关系学会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特约顾问、编委，《发现》杂志社理事。

八、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关于会员交纳会费的通知学 会 秘 书 处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国务院民政部为全国社团制订的章程第3 章第1 2条，本会重申，凡我会会员都有交纳会费的义务。 每人每年以20元为底限，多者自愿交纳。欢迎有经济能力的会员多交一些或捐助。每次可交纳一年，也可以一次交纳数年。学会秘书处收到款后，开具会费收据。凡连续两年不交会费者，以自动退会对待，从此不再与本会有任何联系。由于本会无专职人员，人手不够，故凡已退会者，一律不再办理二次入会手续。我会已于 2002年对全部会员作过初步整顿，凡我会名誉理事和顾问，可免交会费。 会费请寄：北京建内大街 5 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内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100732）。谢谢合作。此致崇高敬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200 3年9月10日九、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名录学会秘书处按：本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变化很大，人员调动、单位迁址和易名频繁，邮编改变很大，学会主管人员又几经交接。现将我们掌握的学会会员名单及通讯地址公布如下。凡我会会员发现有遗漏者、通讯地址已有变化者，请速与学会秘书处联系，以供下期通讯修改。来信寄：北京建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邮编：100732。学会秘书处2003 年9月25日

北京地 区夏应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张 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余太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宋晓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吴 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吴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陈高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王育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吴伯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许 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刘洪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贾依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聂静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胡志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牛来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黄正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马一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李华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刘景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乌云高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杨 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100732）周发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100732）王 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黄陵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黄夏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辛 岩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周伟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罗红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100732）薛克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100732）降边嘉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文所（100732）诺布旺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文所（100732）王志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100732）余绳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00006）张振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00006）葛夫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00006）宋 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端木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张 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顾 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尹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李 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吕一燃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李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奥琪尔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厉 声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郑 明 北京东黄城根南街40号（100006）巫新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100006）王 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地方志领导小组（100006）李德龙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100081）尚衍斌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00081）向红笳 中央民族大学外语系（100081）蔡志纯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00081）刘正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00081）谢继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00081）石运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100081）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1）程裕祯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1）王 尧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100081）李鸿宾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00081）达力札布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00081）乌力吉·巴雅尔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100081）罗贤佑 北京白石桥路27号6号楼中国社科院民族所（100081）吴梦麟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24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100081）熊 鹰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24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100081）张联荣 北京大学亚非所（100871）杨保筠 北京大学亚非所（100871）耿引曾 北京大学亚非所（100871）周南京 北京大学亚非所（100871）梁志明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阴法鲁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余大钧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王小甫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王晓秋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王一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陈岗龙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段 晴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季羡林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陈玉龙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叶奕良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杨通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赵 敬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滕 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100871）李明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100871）刘树森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00871）孔远志 北京大学东南亚文化研究所（100871）晁华山 北京大学考古系（100871）何芳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00871）

李孝聪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100871）白化文 北京大学承泽园103公寓306号（100871）王邦维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100871）严绍★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00871）苏明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00871）孟 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00871）陈 炎 北京大学中关园42公寓402室（100080）徐成龙 北京市海淀区顺关村38楼106室（100080）丛晓眉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10）常绍民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10）李 央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10）狄玉明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10）郭 媛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00720）安才旦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高淑芬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李 烨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黄维忠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张 云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卢明辉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李烨转）江 桥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100081）吴建雍 北京北四环东路33号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101）窦 坤 北京北四环东路33号北京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杂志社（100101）罗桂环 北京朝内大街137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汪前进 北京朝内大街137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黄盛璋 北京德外苇子坑中国科学院宿舍7楼107室（100101）冯 良 北京和平里北街14号民族出版社汉编室（100031）翟跃飞 北京和平里北街14号民族出版社美编室（100031）公敬之 北京西城区佟麟阁路62号内9号楼1402室（100031）周爱明 北京府右街135号中央统战部《中国统战》编辑部（100031）王援朝 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50号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历史教研室（100031）熊志勇 北京外交学院教务处（100037）龙 云 北京外交学院法语教研室（100037）郭 强 北京外交学院法语教研室（100037）权好胜 北京市阜外大街29号北京华文学院教务处（100037）韩知更 北京市阜城门大街17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00037）邱 进 北京市阜城门外大街271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100037）苑洪琪 北京故宫博物馆宫廷部（100009）徐 斌 北京故宫博物馆研究所（100009）关雪玲 北京故宫博物馆保管部（100009）郭福祥 北京故宫博物馆保管部（100009）刘宝建 北京故宫博物馆陈列部（100009）刘 潞 北京故宫博物馆研究所（100009）任万平 北京故宫博物馆研究所（100009）金 申 北京北海前湾17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100009）高世瑜 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100044）余三乐 北京车 公庄大 街 6号 北京行 政学 院（100044）侯且岸 北京车 公庄大 街 6号 北京行 政学 院（100044）高智瑜 北京车 公庄大 街 6号 北京行 政学 院（100044）林 华 北京车公庄 大街 6号北 京行政学 院（100044）王东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00875）宁 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00875）孙邦华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100875）赵宏勃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100875）马相武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00875）郭双林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00875）米辰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00875）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基督教研究所（100872）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00872）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00872）成崇德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00872）马小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教研室（100091）王子今 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100091）高占福 北京宣武区南横西街103号中国伊斯兰经学院（100053）许清章 北京914信箱45分箱（100083）顾 钧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3）曲德林 北京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大学（100083）张连城 北京北四环东路北京联合大学宿舍楼（100083）阎纯德 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100083）

黄卓越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100083）侯 明 海淀区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00083）杨翠微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编辑部（100083）王 丽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00083）孔繁敏 北京海淀区土城西路197号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100083）刘明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100089）柳若梅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9）李 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100089）马晓冬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10 00 89）文 诤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意大利语专业（100089）柴剑虹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中华书局（100073）李明伟 北京大兴县清源北路北京石化学院社科部（102600）刘丽华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文化编辑室（100706）陈巴黎 北京朝外大街141号东岳庙北京风俗博物馆（100020）任大援 北京新源里西一楼B座中国文化研究所（100027）柴 火 北京朝阳区惠新西街罗马花园B座902室（100029）林 岷 北京市宣武区中国戏曲学院（100054）赵艳霞 北京望京中环南路4号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10 00 15）桑吉扎西 北京西四阜内大街22号中国佛协《法音》杂志社（100034）王 齐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00）陈有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100706）杨 华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100075）王启龙 清华大学中文系（100084）方 鸣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出版社（100733）叶瑞昕 北京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4号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100102）陈翰笙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人民日报出版社（100733）朱越利 北京方庄城园一区12楼甲门1904号中国道教学院（100078）张 荷 北京美术馆东街2号三联书店（100010）宫一宁 北京新街口北大街74号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00035）施存龙 北京西土城路8号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100088）张德鑫 北京朝阳区芍药居17楼801号，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100029）羊涤生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100084）张武一 北京西城区西郊民巷22号中国钱币博物馆（100031）林世田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中心（100081）宋正海 北京朝内137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05）王宏辉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五塔寺24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100081）贾建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刘 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00872）明晓燕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五塔寺24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100081）郭景春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五塔寺24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100081）胡伟希 清华大学哲学系（100084）刘文远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100081）秦永章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100081）伍昆明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100081）赵令志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00081）郭卫东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刘蜀永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100006）萧国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871）杨富学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100871）马丽华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刘振堂 北京朝阳门南大街 2号外交部亚洲司（100701）华黎明 北京朝阳门南大街 2号外交部亚洲司（100701）姚朔民 北京西城区西郊民巷22号中国钱币博物馆（100031）王永生 北京西城区西郊民巷22号中国钱币学会（100031）王 丹 北京西域区西郊民巷22号中国钱币博物馆（100031）华北地 区吴莉苇 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300071）邓丽兰 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300071）元 青 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300071）张国刚 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300071）吴廷璆 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所（300071）阎国栋 天津市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西语系（300071）左焕奎 天津唐沽滨海新村西区 49－ 5 0 1室（300191）吕万和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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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750021）马 平 宁夏银川市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750021）王伏平 宁夏银川市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研究》编辑部（750021）丁明俊 宁夏银川市文昌路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750021）谢玉杰 宁夏银川市文昌路西北第二民族学院（750021）李树辉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社科院历史所（830011）田卫疆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社科院历史所（830011）纪大椿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社科院历史所（830011）王炳华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古文物研究所（830001）王淑梅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人民出版社（830011）牛汝极 新疆大学新疆与中亚研究中心（830046）段 离 新疆乌鲁木齐市西红路118号《丝绸游》杂志社（830000）何汉民 新疆乌鲁木齐市西红路118号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830000）木拉提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社科院民族所（830011）班 果 青海省西宁市同仁路10号青海人民出版社（810001）贾丛江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830011）尉亚春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830011）吐 娜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830011）喀力迪尔 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830053）袁 澍 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830053）吴福环 新疆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830046）孟 楠 新疆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830046）纵瑞彬 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712082）王希隆 甘肃省兰州大学历史系（730000）高永久 甘肃省兰州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30000）张宏莉 甘肃省兰州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30000）汤夺先 甘肃省兰州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30000）管守新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830046）王 锋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回族文化研究所（750021）何兆吉 宁夏银川市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历史系（750021）丁万录 宁夏银川市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文化旅游管理系（750021）景北玺 宁夏银川市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历史系（750021）康柳硕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18号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730000）黄志刚 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民路20号中国人民银行乌市中心支行（830002）周莉蓉 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经济系（712082）苗普生 新疆社会科学院（830011）西南地区张泽洪 四川成都市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610064）石 硕 四川成都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610064）霍 巍 四川成都市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610064）宋肃瀛 四川成都市西南民族学院民族所（610064）黄小石 四川成都市盐道街3号巴蜀书社（610016）黄 葵 四川成都市盐道街3号巴蜀书社（610016）李绍明 四川成都市文殊街18号四川民族研究所（610017）鲜于浩 四川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610031）田永秀 四川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610031）王 川 四川成都市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610066）任新建 四川成都市四川社会科学院藏学所（610072）杨 铭 重庆市文化局博物馆处（400011）张良春 重庆市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403031）秦钦峙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申 旭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陈吕范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金旭东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贺圣达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任 佳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郭家骥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所（650032）张 波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人民出版社（650011）赵石定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人民出版社（650011）王晓燕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人民出

版社（650011）鲁 刚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民族学院（650031）周智生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文学院（650091）马昭义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文学院（650091）姚继德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人类学系（650091）方 铁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650091）陈庆江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650091）古永建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650091）篮 琪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550001）赵永伦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550001）侯典芹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550001）李丽杰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550001）刘锦涛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550001）杨绍先 贵州省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决策科学系（550001）吴筑星 贵州省放鸽岩路138号贵州广播电视大学（550004）旺 久 西藏自治区出版局（850000）克珠群佩 西藏拉萨市北京西路170号西藏文联（850001）王文成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77号云南省社科院文献研究所（650034）秦和平 四川省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610041）黄剑华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5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610041）华东地区林 太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夏林根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吴景平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金光耀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张 翔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张荣华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张济顺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朱 静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孙科志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刘文龙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石智刚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曹振威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邹振环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章 红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金 燕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冯 玮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韩 昇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戴鞍纲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吴兆路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700433）石源华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433）陈 潮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0233）吴松弟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0433）顾卫民 上海大学历史系（200433）沈丁立 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2004330）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200234）裔昭印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200234）谢俊美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62）余伟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62）陈妙芬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200062）林在勇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200062）许光华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200062）朱政惠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060）沈立新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欧亚所（200020）崔志鹰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欧亚所（200020）王绍普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亚太所（200020）王海良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亚太所（200020）刘 鸣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亚太所（200020）吴前进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亚太所（200020）李天纲 上 海 市 田 林 路 2号 3楼 上 海 社 科 院（200233）徐文堪 上海新华路200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052）费成康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200233）潘 光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200031）龚方震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200030）张爱民 上海仙雷路335号东方出版中心（200235）潘龙杰 上海市仙霞路357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36）马长林 上海市仙霞路 32 6号上海市档案馆（200336）郑泽育 上海市仙霞路 32 6号上海市档案馆（200336）张 新 上海市仙霞路 326号上海档案袋馆（200336）徐作生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文汇报》报业集团（200041）张晓敏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

秦志华 上海瑞金二路27 2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李平民 上海财政大学理论部（2000439）朱 光 上海日晖二村65号10室（200032）华 强 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党史室（200433）胡礼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083）杨孝鸿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200433）吴琅璇 上海吴淞前三营房266号302室（200940）江绍麟 上海虹古路419弄4号101室（200336）徐有威 上海市延安西路1882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200032）谢 方 上海浦东区德平路1189弄28号2106室（200135）江晓原 上海市武定西路1300号汇众公寓601室（200042）余 岚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40）李伟国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40）李 峰 江苏省常熟市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社科系（215500）李铁匠 江苏省常熟市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社科系（215500）袁成亮 江苏省苏州市滨河路298号苏州科技学院人事处（215011）孔令仁 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南路太平巷26号南京郑和研究会（210002）时 平 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南路太平巷26号南京郑和研究会（210002）刘迎胜 江苏省向京市南京大学历史系（210008）华 涛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中美中心（210093）徐 新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210093）沈福伟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大学社会学学院（215006）古 建 江苏省扬州市广储门外街24号史可法纪念馆（225002）顾 凤 江苏省扬州市骆岭路18号扬州市文管会（225002）蒋 华 江苏省扬州市盐阜路1号扬州大学商学院烹饪研究所（225001）朱 江 江苏省扬州市盐阜路1号扬州大学商学院烹饪研究所（225001）周新国 江苏省扬州市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225002）王小盾 江苏省杨州市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文化所（225002）黄鸿钊 江苏省南京大学历史系（210008）陈得芝 江苏省南京大学历史系（210008）张文德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221009）张秋生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221009）孙红旗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221009）王介南 江苏省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缅甸语教研窒（210039）钱 健 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师范学院法政系（226006）陈达生 福建省福州市福建社科院中国海上丝路中心（350001）黄新宪 福建省福州市梦山经7号《教育评论》杂志社（350001）李玉昆 福建省泉州市泉州海交史博物馆（362000）黄国盛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350007）王 民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350007）谢必震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350007）林金水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350007）徐恭生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350007）黄岩旺 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师大历史系（350007）李永祥 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师大历史系（350007）朱 峰 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师大历史系（350007）施雪琴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庄国土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林金枝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李金明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郑甫红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李国粱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廖大珂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聂德宁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冯立军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王付兵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沈燕清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潘少红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邱旺士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林仁川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361005）

张先清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1922信箱（361005）周 宁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人文学院（361005）俞云平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人类学研究所（361005）王连茂 福建越省泉州市泉州海交史博物馆（362000）陈衍德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历史系（361001）黄岩旺 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350007）杨仁飞 福建省厦门市莲花五村龙昌里24号302信箱（厦门国际经济技术研究所，310009）王和平 浙江省舟山市文化局（316000）林土民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北路156号文物考古研究所（315010）周庆南 浙江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315010）乐承耀 浙江省宁波市祖关山路宁波行政学院教务处（315010）虞浩旭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街10号天一阁博物馆（315010）杨古城 浙江省宁波市镇明路平安巷7号105宁波市工艺美术学会（315010）陈学文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所（310025）郑昭昌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社会科学院（310025）汪维玲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浙江人民出版社（310006）张宪章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310006）赵 晖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法学院思政系（310027）黄时鉴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徐明德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计翔翔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莫小也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艺术系（310028）龚缨晏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严建强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郑德弟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吕一民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沈 坚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孔陈炎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包伟民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阙维民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何 俊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哲学系（310028）戚印平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哲学系（310028）杨雨蕾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韩国研究所（310028）许序雅 浙江金华市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321004）徐海松 浙江省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310012）鲍志成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省政府外办（310007）陶和平 浙江省岱山县政协文史委（316200）晁中辰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历史系（250100）吴士英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历史系（250100）李德征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历史系（250100）陈尚胜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历史系（250100）苏位智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图书馆（250100）朱亚非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50100）谭树林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50014）翁惠明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社科院《东岳论丛》（250002）吴建华 福建省泉州市泉州华侨大学经营学院（362001）盛观熙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昌国路26号舟山人民银行（316000）吴 兵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山东画报出版社（250001）焦冬梅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山东画报出版社（250001）陶卫东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友谊出版社（250001）林 红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马列部（250100）胥 弋 山东省济南市舜玉北区37楼4单元202室（250002）王如绘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50002）郑一钧 山东青岛市南海路7号中国海洋湖沼学会（264001）曲金良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青岛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260071）于建华 山东省烟台布博物馆（264000）袁晓春 山东省蓬莱市戚纪光纪念馆（265600）朴英姬 山东青岛宁夏路308号青岛大学韩国研究中心（266091）连心豪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历史学（361005）郭玉聪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叶恩典 福建省泉州市泉州海交史博物馆（362000）陈丽华 福建省泉州市泉州海交史博物馆（362000）

方秀玉 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200433）王心喜 福建省杭州市文一路96号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310036）黄世相 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330021）王 樾 上海市人民大道 20 1号上海博物 馆（200003）黄晓峰 上海瑞金 2路 2 7 2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府宪展 上海瑞金 2路 2 7 2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滕建英 山东省蓬莱市北关路171号蓬莱市文物局（265600）周 雁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286号杭州出版社（310003）李 凭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中南地 区戴可来 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大学历史系（450052）于向东 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450052）郭万平 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475000）崔 琰 河南郑州市经五路 66号大象出版社（450002）周常林 河南郑州市经五路 66号大象出版社（450002）耿相新 河南郑州市经五路 66号大象出版社（450002）许水璋 河南省郑州大学历史系（450052）康志杰 湖北省武昌市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430062）黄邦和 湖北省武昌市湖北大学历史系（430062）周世秀 湖北省武昌市湖北大学历史系（430062）何国卫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循札巷47号船检局研究所（4300222）席龙飞 湖北省武汉余家头水运新村3－6－5号（430063）陈国灿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历史系（430072）王治来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孙秉莹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莫任南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李长林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李茂梓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钟叔河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省出版局（410005）聂乐和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643号湖南教育出版社（410007）张 锐 河南省郑州市大象出版社（450002）东北地区吴长春 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史研究所（116024）孙光圻 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海事大学港航史研究所（116024）田久川 辽宁省大连市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116024）刘志东 辽宁省沈阳市辽宁大学韩国研究中心（110036）高 虹 辽宁省沈阳市辽海出版社（110003）易显石 辽宁省沈阳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110031）张锦堂 辽宁沈阳辽宁社科院历史所（110031）王 侠 吉林省吉林市文化考古研究所（130021）朴真奭 吉林省延边大学朝鲜研究所（133002）陈本善 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130023）朴 云 吉林大学历史系U3002引邹有恒 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130024）宝成关 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图书馆（130012）杨昭全 吉林省长春市南湖新村96栋门403号（300000）刘民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黑龙江社科院（150076）武 斌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86号辽宁社会科学院（110031）王冬芳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86号辽宁社会科学院（110031）孙 泓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嫩江街68号沈阳东亚研究中心（110031）李宗勋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5号延边大学历史系（133002）东南地区胡光华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510631）林中泽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510631）贺 璋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510631）何 慧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人学人文学院历史系（5101631）何方耀 广东省广州市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一部（510110）陈柏坚 广东省广州市执信南路94号3楼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510080）顾涧清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日报》集团（510045）司 芳 广东省广州市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510030）韦 民 广东省广州市艺苑路东庆街32号3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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