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日本高僧慧锷创建普陀山观音道场年代考略 ………………… 王和平（3）关于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两点设想……………………………陈尚胜（7 ）中外关系史研究情况浅谈建国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 … … … … … … … … … … … 谢孝萍（9 ）国内外中国外销陶瓷研究概述 ………………………………… 郝镇华（14）国内外有关徐福东渡问题的讨论… … … … … … … … … …… 邬 江（18）1984年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 … … … … … … … … … … … … … 李玉昆（22）近年来广西中外关系史研究概况… … … … … … … … … … … 尹 之（26）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学术讨论会在山东长岛召开… … … … … … … … … … … … 史东生（27）安海港史学术讨论会在福建召开… … … … … … … … … … … 吴风斌（28）第一次中国丝绸史学会讨论会简报… … … … … … … … … … … … （29）国 际 学 术 交 流韩振华教授在欧讲学 ………………………………………………… （29）沉痛悼念孙毓棠同志深切哀悼孙毓棠理事长…………………………… 中外关系史学术秘书处 （31）沉痛悼念孙毓棠同志… … … … … … … … … … … 孙毓棠 治丧办公室 （32）胡乔木慰问信 …………………………………………………………… （33）姚楠慰问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33）韩振华唁电… … … … … … … … … … … … … … … … … … … … … … （33）朱杰勤唁电 ……………………………………………………………… （33）谭其骧唁电……………………………………………………………… （33）

唐长儒唁电 ……………………………………………………………… （34）章巽慰问信 ……………………………………………………………… （34）吴廷璆唁电 ……………………………………………………………… （34）王治来唁电 ……………………………………………………………… （34）刘民生唁电 ……………………………………………………………… （34）沉痛悼念孙毓棠先生挽联摘抄 ………………………………………… （34）书 讯美国学者 D．E．孟德卫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两部著作……… 夏杨（35）朱杰勤的两部中外关系史专著出版 ……………………………………… （38）周菁葆着《中外木卡姆研究》即将出版…………………………………（38）本会秘书长马雍同志不幸逝世…………………………………本刊编辑部（13）

日本高僧慧锷创建普陀山观音道场年代考略王 和 平普陀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它与五台山（传为文殊师利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峨眉山（传为地藏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九华山（传为普贤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合称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全山绿树丛中，寺庵禅院遍布，著名的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气势雄伟，金碧辉煌，巧夺天工。前人还将其与杭州西湖相比，赞曰：“以山而兼湖之胜，则推杭州之西湖，以山而兼海之胜，当推舟山之普陀”。由于普陀山取山海之胜，又是自古以来佛教重要活动场所，故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今天的普陀山是历史的普陀山的继续和发展。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开创，实以日本僧慧锷（又作惠锷）从五台山迎奉观音圣像到此，建“不肯去观音院”为嚆矢，这在我国学术界是公认的。然而，对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开创年代问题，说法歧异。近年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1979年版）、《宗教词典》（1981年版）和《中国名胜词典》（1981年版）等，对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各有各的说法。本文试就日本高僧慧锷何时创建普陀山观音道场问题作些初步考略。普陀山是借用佛典所说观音菩萨住处普陀洛迦，简称普陀以名此山。即唐译《华严经·入法界品》所说：“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又据《西域记·卷十》说南印度秣罗距国南滨海，“有布咀洛迦山，山经危险，岩谷倾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流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清康熙帝也在《补陀罗迦山普济禅寺碑》中说：“稽考梵书，补陀罗迦山有三：一居厄纳忒黑（南印度的补怛络迦），一居忒白忒（西藏地区的布达拉），一居南海（浙江普陀），即是山也”①。据《普陀山志》载，慧锷于梁贞明二年（公元九一六年）在普陀山首创观音道场。此说法早见于元龟兹人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元至正年间（公元一三三五——一三六八年），西域龟兹国僧人盛熙明游息普陀山，他叹普陀山自始迄今，无片文只字记录，即撰《补陀洛迦山考》，共有四品（另传盛熙明撰洛迦山考上中下三篇，又撰品四篇，合称补陀洛迦山传“七篇）②。在《兴建沿革品》中，盛熙明写道：梁贞明二年，日本僧慧锷首创观音院在梅岭山之阴”③。贞明二年（公元九一六年）的说法，后来一直为历代所沿用。明万历年间周应宾撰《重修普陀山志》载：“梁贞明二年，日本僧慧锷得观音像于五台山，将迎归本 国，舟 触 新螺礁，莲花当洋，舟蔽不前。锷祷曰：使我国众生无缘见佛，当从何所建立精蓝，有顷，舟向潮音洞泊焉，有居民张氏，目睹斯异，逐舍所居筑室奉之，号为不肯去观音院”④。清代，又产生一批普陀山志，其中主要有康熙三十七年（公元一六九八年）裘琏篇十五卷本；康熙四十四年（公元一七○五年）朱谨、陈璇增修十五卷本；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许琰重修二十卷本；道光十二年（公元一八三二年）秦耀曾重修二十卷本等，他们都

沿用此说法。还有一些题记碑文也采用此说。例如清雍正皇帝在普陀山前寺御碑亭所刻的《御碑》就钦定梁贞明二年为开山年代。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县令陶镛也题石云：梁贞明二年，张氏舍宅，名不肯去观音院。一九八一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宗教词典》和《中国名胜词典》均采用此说。又据《佛祖统记》载：唐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日本沙门慧锷，礼五台山得观音像，道四明将归国，舟过补陀山，附著石上不得进……哀慕不能去，乃结庐海上以奉之”⑤。它的记载比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早58年。《佛祖统记》的说法为中国的一部份学者所接受。如高观如先生在《中日佛教关系》一文中写道：“中国普陀山的观音道场系因日本高僧慧萼而开创。慧萼曾于会昌元年（841）、四年（844）迭次来中国求学，并曾谒请杭州灵池寺齐安国师（马祖道一的法嗣）派遣上首义空师去到日本弘传禅法。惠萼又于大中十二年（858）赉同他在朝拜五台山时得观音像一尊，由明州航海准备回国，船行到普陀山不能前进，他便下船奉像在山结庐供养，渐渐兴建补陀山寺（后改名为普济寺）遂开创了普陀山的观音道场”⑥。一九七九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也采用这种说法。另外，又据日本典籍记载，日本高僧慧锷三次入唐，他返日的年代同中国佛典的记载也有出入，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据日僧圆仁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日本僧惠萼于日本仁明承和八年秋（841），即唐武宗会昌元年首次入唐，朝礼五台山，又登天台山过冬。圆仁（794－864）是日本平安时代早期的天台宗和尚。《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写于（838－847）尚存。据北宋熙宁年间入宋的日僧成寻撰《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四》载，巡礼行记的前三卷曾赠宋朝廷，收藏于秘阁，今日流行本系日本东寺观智院抄本（1291）和津金抄本（1805）等。日本仁明承和九年（842）春，惠萼为求供养五台山的钱物，搭乘唐人李邻德船回日本。仁明承和十一年，即唐武宗会昌四年（844），惠萼携带日本桔皇后亲手制的绣文袈裟以及宝幡、镜奁等物第二次入唐，施给唐朝五台山，后至杭州灵池寺谒见齐安国师。关于惠萼第二次入唐，日本史书记载亦有出入。《文德实录》嘉详三年五月辛午条，记载了惠萼再度入唐，但未载明入唐时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在会昌五年七月八日条中，提到惠萼第二次入唐情况⑦。惠萼第二次入唐，在中国参访三年，于日本承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即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偕同其他日僧惠运、仁好等乘唐人张支信的船自明州望海镇（今浙江镇海）返国。惠萼带回了大批佛教典籍。其中还有《白氏文集》。据《江谈抄》载，在金泽文库所藏的《白氏文集》的卷三十三之后还这样写道：“会昌四年五月二日夜，奉为日本国僧惠萼上人写此本。西峰谓”，说明惠萼第二次入唐时间应当在会昌四年，而非《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的会昌五年。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惠萼回国，从明州望海镇至日本值嘉岛那留浦，航海仅用三天时间，首创当时木帆船最快速记录。惠萼第三次入唐时间是唐懿宗三年（862）。据《头陀亲王唐略记》载，日本清和贞观四年（862）九月三日，惠萼随从平城天皇的皇子真如法亲王和他的从僧宗睿、贤真、忠全、安展禅念、惠池、善寂、源懿、猷继等乘唐商张支信在肥前松浦郡柏岛建造的船入唐，七月抵明州。第二年，即唐懿宗四年（863）四月、贤真、惠萼、忠全等人复搭张支信商船，离

开明州回国。日本典籍对惠萼往返中日两国的年月，航海天数，船主姓名，登陆港口，携带物品，同行僧人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参见惠萼入唐和离唐一览表），因而也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但是，日本史书并未提及日僧慧锷奉观音像到普陀山开创观音道场。唐时，日僧频于入唐参访求学，他们在回国时赉经奉像已是普通的常事。日本史籍有可能不作详细的记载。据日本史料记载分析，惠萼开创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的年代应当发生在他第三次入唐，即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四月。《佛祖统记》的记载（858）与日本史书的记载（863）比较接近。二者又仅差五年。而《普陀山志》的记载（916）与前二者相差五十年左右，会不会是惠萼第四次又到过中国呢？据我们初步调查，中国和日本史书均无此提法，而且根据史料分析，也不可能发生。因为惠萼第一次入唐是（841），与“第四次”相隔七十五年。此时，如果惠萼还活着的话，亦已近百岁了，已无能力再次冒海上的颠簸风险了。因此，我们认为：“后梁贞明二年（916），日本僧惠萼首创观音院”的开创年代是不确切的，《佛祖统记》和日本史籍关于日僧惠萼首创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的年代是比较可信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后梁贞明二年（916）和唐大中十二年（858年）的几种说法呢？据《释氏稽古略·卷三》载：“唐宣宗大中年间，西城天竺僧至洞中燔指祈祷，亲睹观音菩萨妙相，与说法要，名迹始著。其后，日本国僧惠锷者，自燕北五台山得菩萨画像。舍于上侧土人张氏。张奉之捐所居为观音院。昌国志云：梁贞明二年始建寺也”⑧。因此，事实是在公元858年和公元863年之间，惠萼奉观音像到普陀山，当地佛教徒筑庵供奉之，直至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不肯去观音院”规模不断扩大，开始建寺，后人乃不加区分而混为一谈。自从普陀山观音道场开创以后，主要是阐扬禅宗。先是宋代为长芦清了（真歇），蜀人，从小出家，试《法华》得度，旋往成都习经论。既而出峡到沔汉，谒曹洞宗名德丹霞子淳，得悟。后来，历游五台、汴京、长芦等处，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一作建炎末），南游到普陀，在山顶结庵，首倡宗风，禅林学人多来依附他，有语录二集若干卷行世，为普陀禅宗开山第一代。其后普济一系著名的禅师，有自得慧晖、大川普济、大千慧照、孚中怀信、潮音通旭、自修明果等等。普陀山至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天下名山。到解放前一度有寺院庙堂和茅蓬达218个，有僧尼二千多人。其中以普济寺（俗称前寺）、法雨寺（俗称后寺）、慧济寺（俗称佛顶山寺）规模最为宏大。还有千步沙、潮音洞、梵音洞、南天门、西天门以及多宝塔、望海亭五祖碑、杨枝观音碑等地历来为游览避暑胜地。从宋、元、明、清以来，“上自帝后妃主，王侯宰官，下逮缁侣羽流，善信男女，远近累累，无不函经捧香，博颡茧足，梯山航海，云合电奔，来朝大士，方之峨眉、五台有加焉”⑨。特别是二月十九日（农历）观音菩萨诞辰，六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得道之期，九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入山修道之期，在这三个节期中，前来参拜或游览的中外僧俗男女络绎不绝。缅甸、秦国、斯里兰卡、老挝、印度、马来西亚、印尼、日本、菲律宾、美国、新加坡等佛门弟子也纷至沓来。他们带来各国佛教文物和艺术珍品，源源不断地送往普陀山各寺院庙堂。普陀山文物馆至今还收藏陈列着日本佛像，印度贝叶经，斯里兰卡的佛教绘画，菲律宾的玳瑁塔，柬埔寨的菩提树叶，缅甸的大小玉铜佛像等近百件。这些不可多得的宗教文物，是昔日普陀山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

自从慧锷开创普陀山观音道场一千多年以来，为历代国内及东南亚各国佛教徒所瞻敬仰慕，皈依者不计其数，名扬中外。因而，日僧慧锷被中日两国佛教界尊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开山祖⑩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惠萼入唐和离唐一览表注 释①清康熙《补陀罗迦山普济禅寺碑》御笔真迹收藏于普陀山文物馆。②《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二》。③《重修普陀山志·卷四》。④《普陀迦络新志·序二》。⑤《佛祖统纪·卷四十二》。⑥参见《中国佛教·一》第190页，1980年知识出版社。⑦参见（日）木宫秦彦著：《 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85页，胡锡年译。1980年商务印书馆。⑧《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十九》⑨《普陀洛迦新志·卷二》。⑩王和平：《普陀山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海交史研究动态》总18期，第18－19页。

关于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两点设想陈尚胜中外关系史是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极为重要而又极为薄弱的学科。虽然中外关系研究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开始，但我们必须承认这门学科现仍处于草创阶段。与其它学科相比，显得非常薄弱。据初步了解，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系统开设中外关系史课程者，目前仍为数很少。学术界的研究，也缺乏应有的规划。毫无疑问，开展和加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是历史研究领域内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想将自己的两点不成熟设想写出来与史学界共同探讨，期望得到指正。一我们不能不先从这门学科的定义和名称谈起。如果说历史科学是通过阐明人类创造和变革历史的全部活动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中外关系史则是通过分析中外交往的活动，揭示中外关系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尤其是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规律。可是，这门学科的名称至今学术界还缺乏认真讨论，而且称谓极不一致。1903年，上海蜚英书局出版了屯庐主人撰写的《五千年中外交涉史》此称“中外交涉史”；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曾友豪著作，又称为《中国外交史》；三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又多称中西交通史或中外交通史。如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同年辅仁大学出版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55年台北出版的方豪《中西交通史》。另外，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向达著作，则又改称《中外交通小史》，及至现在，中华书局仍以“中外交通史”名称出版有关史籍。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大都认为，它必须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科学性。而这种概括必须为现代人们所理解。学术毕竟是时代的学术。因此，作为一种学科的名称用语，也必须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词汇和词义。“交通”一词，古代多有“交往”的定义。如《史记》的《魏其武安侯列传》云：“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但我们今天所讲的“交通”，已专指各种运输和邮电系统了。如果因古用今，它很容易使人误解。而“交涉”一词，古代即含有“关系”的意思。如宋人范成大《病中闻西园新花已茂》诗：“春虽与病无交涉，雨莫将花便扫除。”不过我们今天所谈的“交涉”，多指就彼此相关的事务进行谈判，看来又不大合适。而所谓“中国外交史”，它亦只是中外关系史中的一方面，不能全面地概括历史上的中外各种关系。倘要从科学性的角度观察，“中西交通史”的提法亦是欠妥的。“西”的范围究竞是什么？从目前运用的情况看，有的将它理解为欧洲，有的却已把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各国也置于其范围中。但现代政治生活中，人们又总是把“西方”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总称。就是把“西”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与欧洲交通路线上经过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但象中日、中朝等关系史仍被排斥于它的研究范围之外。因此，从学科的整体出发，又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中西交通史”的失当。作为“中西交通史”，将中国与“西方”（按：指欧洲）关系作为这门学科的主要线索，

虽然它原委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确立后的中西关系于整个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我们也不应该轻视除此以外的中外关系，更不能在历史研究中将它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实际上，早在中欧发生关系以前，中国与邻国之间已有悠久而广泛的联系。必须指出，造成中外关系史研究偏颇的局面是与以往学术界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分不开的。但在我们今天的研究范围内，采取这种不正确的狭隘态度，决不能说是正确的。众所周知，关于“欧洲中心论”的神话，不但遭到我国学术界的严正批判，而且在国外学术界也日渐消沉。人们不再把欧洲与世界等同看待了。因此，我们毫无理由再继续停留在以往的“西”的概念范围内，而必须朝着更加广阔的“中外关系史”起步。把从古至今的中外关系的历史，全面地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二开展和发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更应该明了这门学科的特点，否则事倍功半。正象其他学者所指出的，研究中外关系史，既要具备中国史知识，又必须有世界史的修养。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涉猎宗教学、语言学、地理学、民族学、文字学、考古学、海洋学等多种学科，可谓难矣。然而，只要我们全面观察中外关系史，大致地掌握其发展脉络，扎扎实实地打好一些其它专门史的基础，我们还是有信心可树。中外关系史的发生和发展，它无论如何离不开中国的历史。我们也可按中国历史的分期，将它划分为古代中外关系史、近代中外关系史和现代中外关系史。古代中外关系史，无疑指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虽然在十六世纪以后，中国已与西欧几个主要殖民主义国家发生了较多的关系。但就这段历史的主体看，中外关系仍比较多地发生在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之间。既使与更远区域的国家发生关系，也必须取道于亚洲区域的国家和地区。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经河西走廊和新疆，进入中亚地区与外联系，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丝绸之路；另一条是从我国沿海港口出发，经东南亚地区与外联系，现在已被称作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显然，从中外关系发生的空间观念看，东南亚地区和中亚地区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曾发挥着重要影响，如果我们忽视这种影响，忽视东南亚史和中亚史的研究，那么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就会受到影响。可以更大胆地说，如果我们不扎扎实实地打好东南亚史和中亚史的基础，那么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近现代中外关系的发生，也有其历史特点。我们知道，随着新航路的发现，世界各地的联系随即扩大和加强。从十七世纪初到大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欧美资本主义不仅巩固了它在本国的统治，而且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把世界联成一气。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近现代中外关系的发生，无一不与国际形势相联系。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就中外关系论中外关系，而必须把中外关系置于国际关系的背景之中进行研究。由此可见，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必须懂得国际关系史。历史研究在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历史研究本身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只要我们认真探讨和把握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特点和方法，中外关系史研究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这是无可置疑的。

★中外关系史研究情况浅谈建国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谢孝苹一、简短的回顾中外关系史是我国一门古老的历史科学。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曾记述大宛、乌孙、康居、安息、条支、大夏等中亚、西亚各国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说，《史记》已经具备中外关系史的雏形。司马迁在史学领域的开拓，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家所继承。唐宋以来典制体史籍繁兴。在“三通”中，无论其目为“边防”，或其篇曰“四裔”，讲述的多半为中外关系的历史。根据档案文书编写的各个不同时期的“会要”，也蕴藏着丰富的中外关系史史料。例如宋王溥撰《唐会要》，用了十卷的篇幅撰述中外关系史。至于我国旅行家、僧侣，他们足迹所至，遍及亚、非诸洲，留下大量不朽著作。如《大唐西域记》、《法显传》等，至今为国内外中外关系史学者公认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古代中国学者，囿于“中国是天朝大国”的陈腐观点，在撰述中外关系史时，产生明显的片面性和妄自尊大及对世界茫然无知的缺陷。直到近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才有所突破。用科学的、比较的方法，结合国际学者的著述研究中外关系的历史，在本世纪初方始出现。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外关系史又是一门年轻的历史科学。至于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体系的中外关系史学，在本世纪前半叶尚未形成。那一时期人们习惯把这门学科叫做“中外交通史”，或曰“中西交通史”，或曰“中外交涉史”等等。古代中亚、西亚和我国有频繁的交往。人们甚至使用过“西域史”这个含义不清的名词。1943年，中国文化社出版胡秋原撰《近百年之中外关系》一书，“中外关系史”的学名才开始奠立。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在解放以前仍是一项“冷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工作者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始走上迅速发展的康庄大道。二、和平友好的历史是古代中外关系史的主流中国与友邻国家和平共处是中外关系史的主流。中国和邻国交往的历史，早在公元前已经开始。中国和日本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日本山阴、北陵等地曾发现很多形状酷似先秦古钟的铜铎。日本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先秦文化曾以原始交通工具通过日本海左旋回流的自然航路传入日本。同期，中国的铜剑、铜 等物，也经朝鲜横渡对马海峡流传入日本北九州等地区。（邵循正：《两千年来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新华日报》1955年第10期）中国和朝鲜的交往，也远在先秦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史记·朝鲜列传》的记载，中朝两国人民古代的交往，大体上是陆上通道，经由北方的燕国；海上通道，则经由东方的齐国。中国和印度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季羡林说，两国古代天文学上都有二十八宿的理论。如果从这一件事情上来推断，不论是谁向谁学习，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的友

谊和文化交流到现在总共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1957年，人民出版社）中国和越南的文化，五千年前就有不少共同之处。越南北部所发现的石器和我国四川所发现的石器，几乎完全相同。公元前二百年，我国民间和越南已有贸易往来。我国以金、铁、田器、马、牛、羊和缯帛换回越南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物。（周一良：《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新华月报》1955，第7期）柬埔寨最早称作扶南，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扶南王派遣使者到中国，两国相互馈赠珍贵礼品，是史书所载两国间最早的接触。（陈显泗：《两千年来中东人民的友好关系》，《历史研究》1978，第9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还有“肃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的记载。根据陈玉龙的研究，“究”古音读“甘”。“究不事人”就其种族而言，即今柬埔寨人原始的称呼。（陈玉龙：《中柬关系史上三次友好高潮》，《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1984，江西人民出版社。）以上是几个东方近邻的情况。西方邻邦，如历史悠久的古波斯和中国的交往，也始于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当时伊朗史上是帕提亚时代。帕提亚王朝的建立者是安息一世。所以中国史书称伊朗为安息。（朱杰勤：《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历史研究》1978，第七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曾与如此众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交往。这是中外关系史的一个特点。过去对中非关系史研究注意不够，今已有所改进。近年来我国报刊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与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古代交往的文章。甚至印度洋中一个不为人注意的马尔代夫岛，也有文章论及。美洲在世界文明史上出现较晚。近年来论辩中美交往的文章也波澜迭现。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出去的友谊射线遍及全世界。是什么原因能使中国如此广交朋友的呢？一个原因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发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处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这是中国得以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交往的有利条件。说和平友好的历史是古代中外关系史的主流，并不意味着全部历史皆是和平。应该说既有玉帛，也有干戈，但这是支流。专家们提出“中外关系史无论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都要进行研究。”（朱杰勤：《关于大力发展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问题》，1979年3月30日在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的发言。）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三、文物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促进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建国以来，我国考古文物工作的巨大成就，给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大大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1974年在福建泉州后堵港发掘到一般宋代沉船，对推动海上交通史研究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不久就在泉州建立了宋代沉船博物馆。1979年3月26日至4月4日在泉州召开的泉州湾宋代海船科学讨论会上，专家们认为宋元时代我国航海技术和造船工艺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也在泉州宣布成立，并出版了《海交史研究》和《海交史研究通讯》两种学术刊物。由于宋船的发掘，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出现了沉舟侧畔万木争荣的动人景象。1955年分别在洛阳市北郊邙山唐墓、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西安隋唐古墓；1956年分别在新疆吐鲁番雅尔湖高昌曲氏古墓，青海西宁城内基建工地等处，出土了大量波斯萨珊朝金币。1956年在西宁城内挖出的波斯银币76枚，经夏鼐鉴定为波斯萨珊王卑路斯（459－484）时代的银币。这批银币的发现，对中国古代通往西域的传统路线，作了重要的修正。夏鼐说：“以前我们常以为古代中西交通孔道的‘丝路’的东端是由兰州经过河西而进入今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的。这次西宁发现这样大批的波斯银币，便令我们要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我以为由第四世纪末到第六世纪时，尤其是第五世纪中（包括卑路斯在位的年代），西宁是在中西交通孔道上的。这条比较稍南的交通路线，它的地位重要在当时不下于河西走廊。”夏鼐还就文献所载法显、法勇（昙无竭）、宋云等西行路线所经，提出了重要的佐证。（见《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冯汉镛在《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一文，肯定了夏鼐的论断，并作了相应的补充。（《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两瓮窖藏文物，其中有外国货币七枚，计日本元明天皇“和同开珎”银币五枚，东罗马希拉克略金币1枚。窖藏还有若干银器，其中有一个高14．3公分的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工艺精美，唯其造型不类中国传统，与古代波斯风格相似，估计是波斯阿拉伯商人通过贸易传到长安城的。（参见《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上述发现的日本“和同开珎”银币，日本人曾误认“珎”为“珍”，我国人也有同样的误认。惟“和同开珍”四字不辞。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1972年第3期）一文中，引述日本藤原楚水《书道金石学》以论证“珎”是“宝”字的简化，“和同”是日本奈良朝“和铜”年号的省略。和铜年号（天皇庆元五年，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开铸的通宝，故曰“和同开珎（宝）”。西安何家村窖藏文物的发现和研究，为中国人民和日本、波斯、阿拉伯等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见证。在国外的考古发掘中，近几十年来也不断发现中国的文物。例如伊拉克境内沙玛拉遗址出土的唐代陶瓷器，叙利亚境内哈玛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瓷片，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中世纪都城遗址发现几万片中国唐、五代、宋初的青瓷片和白瓷片，都说明中国和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在古代交往的频繁。（参见阎文儒：《从考古发现看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1966年在波斯湾岸的西拉福遗址发掘调查，发现大量的唐、五代时期的中国陶瓷。〔日本〕三上次男认为，西拉福出土的中国陶瓷，是以九世纪至十世纪生产的长沙铜官窑瓷和越州窑系的青瓷、白瓷和三彩瓷。中国陶瓷在伊朗西拉福遗址发现，为探索这一时期中国与亚洲各地、特别是与西亚的贸易实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三上次男：《伊朗发现的长沙铜官窑瓷与越州窑青瓷》，1983，《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译载）四、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开拓建国以来，史学界大力开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特别重视海外交通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海上交通是联系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纽带。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辟了通往东南亚的海上通道。公元八世纪时，中国沿海城市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扬州先后发展成为海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历经宋、元、明三个王朝，无论航海知识或造船工艺，中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执海上交通之牛耳。可是个别外国学者，对此看法不尽相同。日本藤田丰八认为“中国向来就不长于海术，尤以蒙古土耳其血统之汉人为然。”（见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洋古代交通丛考》523页）德国人夏德和美国人柔克义也认为唐朝以前，中国船未到过波斯湾。当然，这些说法是不正确的。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学者章巽连续在《地理知识》上撰文阐述中国开辟海外交通的历史，以修正藤田等人的错误观点。章巽发表在《地理知识》上的论文计四篇，（《地理知识》1955年第6卷11期－1956第7卷第2期）自古代到宋

元皆有论列，连缀起来读，是一篇详赡的《中国海上交通史》。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海上交通史的研究仍在不断深入。周连宽、张荣芳的《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9辑，1980），根据文献和最近考古资料，论证汉武帝时就大规模开展海上交通，到东汉时，中国商船就直接渡过马六甲海峡，横跨孟加拉湾和印度洋，过红海到达大秦。发表在《海交史研究》1984年第6期的汶江撰《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从古文字、考古文物并结合东西方文献，更进一步证明：中国古代的航海知识、造船技术和对天文气象的认识，远比日本和印度洋各国先进。说“中国向来不长于海术”是没有根据的。那末，中国海上交通的优势又在何时丧失的呢？杨翰球的《十五至十七世纪中西航海贸易势力的兴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一文对此作了回答。他认为，十五至十七世纪欧洲航海贸易势力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全世界在经济上开始连接成一个整体的时期，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要求进一步扩大国外市场，因此十六世纪后中国航海贸易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这时占主导地位的是欧洲人。总体上中国航海贸易已由优势变为劣势，由主动变为被动了。杨文最后认为，中国私人贸易在本国政权和西欧航海势力双重压力下得不到充分发展，也就不能促进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从此中国社会从十六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欧，中国的海上优势自此也就消失了。五、中国和第三世界古代关系史的研究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远比其他国家密切。我国学术界一直重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古代关系史研究。南亚印度是中国的紧邻。中印两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在亚洲又是土地最广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中印两国在哲学、文学、宗教、音乐、艺术诸方面都在古代开过灿烂的花朵。东汉明帝时，印度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国，从此东去西来的僧侣作为传播东西文化的使者，不绝于道。他们的业绩促进了中国和南亚各国的思想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近三十年来我国学人撰写关于南亚次大陆的专著约有三十余种，是反应中国与南亚人民传统友谊的忠实记录。重要的著作有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1979，上海人民出版社），汤用彤著《隋唐佛教史稿》（1982，北京中华书局），任继愈著《汉一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1963，三联书店），黄心川著《印度近代哲学家辩喜研究》（197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金克木著《梵语文学史》（1964，人民出版社），陈翰笙著《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1959，北京商务印书馆），季羡林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三联书店）。由季羡林等人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由章巽校注考释的《法显传》不久亦将问世。三十余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及译文，无论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解放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至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在长期接触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我国报刊杂志发表了不少介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的文章。年来，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研究中，在科学性和深度上都有所提高，为人们探索中外关系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提供了许多可以征信的依据。例如：陈玉龙的《略论中越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世界中世纪研究通讯》1982年第1期）对中越历史关系的分期、建置沿革和历代郡守、册封与朝贡、边衅与战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田汝康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复旦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通过对中国社会基本特点的分析，和对中国封建王朝对外侵略战争与罗马、沙俄的对外扩张相比较，

阐述了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关系的特点，批驳了个别西方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不容许南洋出现强大国家的谬论。戴可来的《宋代越南对中国的朝贡》（《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一文认为：历史上越南对中国的朝贡，实际上属于贸易性质，根本不能与近代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残酷剥削相提并论。在研究和整理东南亚史籍方面，年来也有不少成绩。如出版了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苏继庼的《岛夷志略校释》、谢方的《西洋朝贡典录校注》等专著，这是研究我国与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关系的基本史料。此外，陈炎的《中缅关系史》、陈玉龙的《中越关系史》、徐启恒的《秦国史》、厦门大学历史系编写的《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也将陆续出版。中国和非洲国家古代关系史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与古代非洲的交往，历史也很悠久。但中国与古代非洲关系史的研究，解放以前，几乎是空白。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十分重视研究中国和非洲的古代关系史。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如夏鼐：《中国和非洲间久远的友谊》（《人民日报》1962年9月19日），葛佶：《中国和非洲的历史友谊》（《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7日），沈光耀：《古代中国和东非交往史话》（《世界知识》1963年第1期）。还有些文章是探索中国与非洲始通史料的。如胡汉兴：《中国和非洲的早期往来》（《羊城晚报》1965年6月21日），陈公元：《中非历史上最早外交关系》（《西亚非洲》1980年第2期），许永璋：《我国古籍中关于非洲的记载》（《世界历史》1980年6月），孙毓棠：《汉代中国与埃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孙毓棠认为，《史记》里的“犁轩”，《汉书》作“犛靬”，《后汉书》作“犁键”，都是同音异字。这个犁轩指的是建立于张骞出使前约二百年（前332）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港。远在西汉时代，中国已经派遣使臣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港。（注：《汉书·张骞传》云：“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重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至于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和郑和远航到达东非，以及中国和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古代友好交往的文章，在报刊上更是屡见不鲜。本会秘书长马雍同志不幸逝世本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马雍同志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1985年11月8日不幸在京逝世。鉴于本期付印在即，关于马雍同志追悼会活动及其学术业绩将在本刊下期公布，以示哀悼。专此奉告。本刊编辑部

国内外中国外销陶瓷研究概述郝镇华早在八千年前，中国已会制作陶器，商代中期又进一步制出原始瓷器。中国瓷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项伟大创造。中国生产的陶瓷不仅用于本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且远在汉代就已流传国外，唐五代以后远销世界各地，也供其他民族享用。中国在汉代开辟了东至朝鲜、日本的航线；东南通向东南亚各国的航线；向南通向印度、锡兰的航线。因此在这些地区发现了汉代的陶器。到了晚唐时代，中国南海航线向西伸延与西方驶向东方的传统贸易航线相连接，将中国陶瓷运往西亚和西亚北部诸国，甚至远抵印度洋西岸的东非国家。1565年，西班牙侵占菲律宾后，以马尼拉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将中国瓷器从这里启运，横渡太平洋运往美洲，一部分运至秘鲁和智利或者北美大陆即今美国，其余经墨西哥横渡大西洋运往西班牙本土。十七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中国的大量瓷器运往并销售欧洲各国。至此，中国陶瓷独步全球，誉满世界。中国外销陶瓷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又因中国陶瓷远销世界各国，对人类文化发展有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所以也是世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课题。因此中国外销陶瓷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已形成了一门正式学科。本文将对国内外中国外销陶瓷研究作一概述。国内中国外销陶瓷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最近数年，我国外销瓷研究有了迅速发展。1963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文章《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1963年1期）表明，在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桑给巴尔、怯尼亚、坦噶尼喀、罗得西亚等地出土从唐五代至明代的中国陶瓷器。这些实物确凿证明，中非之间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同年陈万里发表了《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1期）。陈先生查阅《宋史》、《诸蕃志》、《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等诸书，钩稽出许多有关中国外销陶瓷的记载，并得出结论，认为从宋末至明代，我国外销瓷大别为两类，即青花瓷和青瓷。在《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出中国瓷器的情况》一节中，陈先生叙述了荷兰将我国陶瓷运销世界各地的情况，这为我们研究外销瓷提供了珍贵史料。1979年，朱杰勤发表了《中国陶瓷和制瓷技术对东南亚的传播》（《世界历史》1979年2期），文中特别指出闭关政策对民间海外贸易的损害。文章说，宋、明、清各代都实行过“海禁”政策，这种政策实质是禁止民间的海上贸易，保证官方海上贸易的利益，所以深受其害者并非国外商人，而首先是沿海海贾。然尽管历代政府实行“海禁”，但始终未能完全阻断我国沿海民商与东南亚各国的陶瓷贸易。1980年，冯先铭发表了《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海交史研究》1980年2期）。文章认为宋元时代是中国陶瓷业蓬勃发展时期，与唐代比较，有以下五个特点：第一，制瓷地区扩大，陶瓷器产量激增。第二，瓷窑集中于三个地区：一是以开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

地区；二是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江西地区；三是沿海地区。第三，陶瓷器烧制技术逐渐成熟，产品种类增多。第四、宋代开始出现专业作坊。第五，瓷窑形成区域性的共同特征、共同造型、装饰和风格。文章还探讨了宋代陶瓷大量外销的原因。冯先生认为，首先，中国陶瓷发明最早，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第二，宋朝立国以后比较重视海外贸易；第三，宋王朝采取了奖励进口贸易的政策。由于上述原因，宋代陶瓷远销范围大为扩大。同年，叶文程和徐本章发表了《畅销国际市场的古代德化外销瓷器》（同上），这是我们看到的从一个单独的瓷窑产品追述中国外销陶瓷的第一篇文章。文章首先详细叙述了从宋至清德化窑的主要产品，并提供了鉴别国外出土中国瓷器的科学依据。接着作者探讨了德化窑瓷器的外销港口。作者认为在宋元时代，德化瓷器的主要出口港是泉州。明成化十年（1474），正式把泉州市舶司迁至福州，从此泉州港走向中衰，福州成为德化瓷的主要出口港。清代厦门港兴起，德化瓷又主要转至厦门出口。从这里可以看出，外贸港口的兴衰直接受到历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影响；而港口的变化往往给瓷器外销造成困难。1983年，林士民发表了《试论明州港的历代青瓷外销》（《海交史研究》1983年5期），这是根据港口史探讨外销瓷的第一篇文章。作者根据明州（宁波）港出土的历代瓷器，认为唐五代时期的越州窑青瓷和长沙窑青瓷，宋、元时代的龙泉窑青瓷，主要是从明州港启运销往世界各地的。其理由是除宁波外，在泉州和福州尚未发掘出大量龙泉青瓷。1984年，叶文程发表了《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海交史研究》1984年6期），探讨了宋元时代中国陶瓷外销发达的原因。作者认为，宋王朝视海外贸易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以对海外贸易采取了鼓励政策。其次造船技术大为提高，指南针用于导航，提高了船舶的航行能力。元代统一中国，陆海交通畅达。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陶瓷器的外销。同年，李知宴和陈鹏发表了《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陶瓷输出》（《海交史研究》1984年6期）。作者探讨了泉州港的兴起与陶瓷外销的关系。作者指出，泉州位于江海交汇之处，是良好的港口，又与内地陆路水路相连。这样的自然条件，使它成为连接海内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但一个港口的兴起，还必须具备可供外销的商品。在宋元时代，磁灶窑、德化窑系、同安窑系、建阳窑系以及龙泉窑系的产品在不同程度上都经泉州出口。泉州海外交通的开拓，为泉州地区、福建、浙江、江西的陶瓷业发展开辟了道路，而陶瓷业的发展又为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使泉州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口。随着我国外销陶瓷研究的发展，1981年10月成立了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这标志着中国外销陶瓷研究已成为一门正式学科。该学会的建立强有力地推动了外销陶瓷研究。该学会从1981年起开始出版《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现已出版三期。这个刊物专门介绍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外销陶瓷的成果。该刊大大开扩了国内学者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国外中国外销陶瓷研究从唐代起，随着东海、南海和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中国的陶瓷源源输入国外，遍及世界各地。随着国外考古发掘的发展，世界不少地区，特别是古代世界贸易中心和古代港口，发现大量中国陶瓷器或破片。这些宝贵的文化遗物引起许多陶瓷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注意。近五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世界各地涌现出一批中国外销陶瓷研究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已使这门学问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列入世界文化史研究范围。在东南亚诸国，菲律宾是发现中国古外销陶瓷最早的国家。1920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的

几位学者在菲律宾群岛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中国瓷器。研究菲律宾中国外销瓷成绩卓著的是奥托莱·贝耶和阿加·奥格鲁教授。经他们整理的三千多件陶瓷，现保存在菲律宾大学。哈佛大学工作的瑞典考古学家詹斯1940年来到描东岸省进行两个月的发掘，获得数百件明代瓷器。这些瓷器大部分运往哈佛大学，菲律宾国家博物馆保存的一部分毁于战火。贝耶研究西班牙治菲律宾以前的中国外销陶瓷达五十年之久，可惜由于鉴别之困难，他的著作尚停留在草稿阶段。日本学者对中国外销陶瓷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陶瓷在奈良时代开始大量输入日本，但他们注意到中国外销陶瓷为时较晚。在昭和初年，只有极少数学者开始调查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从昭和四十年代（1965－1975）起，全国开始大规模建设，随之中国陶瓷大量出土，始引起日本学者的广泛重视。从这时起，他们开始深入研究中国运往日本的陶瓷所属年代，所属瓷窑，中国输出陶瓷的港口和运往日本的路线以及在日本的销售市场。在最近二、三十年代，日本涌现出一批研究中国外销陶瓷的专家，几乎对中国各历史朝代的外销陶瓷都有深刻研究。如失部良明对日本出土的唐宋陶瓷的研究颇有见地。长谷部乐尔对日本出土的宋、元、明陶瓷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日本学者不仅研究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而且也对世界各地的中国外销陶瓷作了认真研究。在这方面，成绩最为卓著的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他曾于1964和1966年和他的同事两次去埃及、伊朗等地考察中国古外销陶瓷。他的专著《陶瓷之路》全面反映了他考察的成果。《陶瓷之路》一书不仅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的优秀著作，而且也是研究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参考书。三杉隆敏也专心致力于研究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外销陶瓷。为了研究这一课题，他不辞辛苦，沿着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访问了菲律宾、印尼、越南、泰国、新加坡、缅甸、斯里兰卡、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非洲、苏联、墨西哥等国。他发表了他的卓越著作《海上丝绸之路》，其中第二章《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反映了他研究中国外销陶瓷的成果。吉田光邦对中国明清陶瓷在欧美各国的外销作了精湛研究。此外日本著名学者小山富士夫、佐佐木达、伊东忠太、镰仓芳太郎等对中国外销瓷的研究也有很深造诣。伊朗出土的中国陶瓷引起学者们的重视。1935－39年，伊拉克考古局在撒玛拉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唐五代和宋时的多种陶瓷。1934－35年施米特对莱伊进行了发掘。1936、1937和1939年，威尔京森领导一批人对尼夏普尔进行了发掘。昭和四十六年（1971），早稻田大学的考古调查队考察了波斯湾的米那布遗址。1966年豪斯对西拉福进行了发掘。1971年，伊朗考古博物馆的吉亚尼对古恩巴底卡布施附近的居尔詹进行了发掘。这一系列的发掘调查使学者们得出了初步结论：中国从九世纪起，输往伊朗的中国外销陶瓷主要是长沙铜官窑瓷、象塘窑系越州窑青瓷、白瓷、三彩瓷和橄榄青釉瓷。商船入波斯湾向西南行进入伊拉克境内。两河流域的美索布达米亚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古陶瓷的销售地。位于底格里斯河岸的萨马腊城在九世纪后半期是一个十分繁荣的港口。1910年，法国贝奥雷在这里开始发掘。1911－1913年，德国扎雷又在这里发掘。自1936年起，伊朗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九年发掘。这里出土的有9－13世纪的越州青瓷和河南白瓷破片。非洲东海岸广大地区出土大量中国古陶瓷，然中国古陶瓷最为集中的是埃及的福斯塔特古城。1912年埃及考古学家阿里·巴赫加特博士在此开始发掘，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20

年。1964和1966年，三上次男和小山富士夫一行也在这里进行发掘调查。据三上次男称，在这里出土的六、七万陶瓷片中，中国陶瓷达二万二千片，年代最早的是八至九世纪的产品。中国外销陶瓷也发现于现今美国领土。本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史密斯和费尔班克斯等先后在美国大西洋沿岸的弗吉尼亚州、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州进行发掘，发现不少中国明清时代的陶瓷破片，其中在佛罗利达州发现的最多。美国著名考古学家阿加－奥格鲁的文章《从美国佛罗里达州文化遗址出土的中国明末清初瓷器碎片》（载美国《佛罗里达州人类学家》杂志1955年第8卷第4期），详细介绍了佛罗里达州发现的中国瓷片，其中有明清时代的青花瓷，清初的五彩瓷、金彩雪花兰瓷和粉彩瓷。至于中国瓷器如何传至北美的问题，据史密斯分析，可能是西班牙商船直接运去的，也可能是西班牙商船在去西班牙途中在巴哈马海峡遇难，而被佛罗里达半岛上的印第安人从破船上拿去的，还可能是半岛上的海盗劫去的。不管怎样，我们认为，据考古发掘看，对美国来说，佛罗里达州是接触中国文化最早的地区。中国瓷器于十六世纪初开始由葡萄牙商船直接运往欧洲。在17、18世纪，中欧之间的瓷器贸易达到鼎盛时期。关于中国瓷器运销欧洲各国的情况，日本吉田光邦在其《景德镇陶瓷生产与贸易情况》（译文载《南京博物院集刊》1982年4月）一文作了概括介绍。葡萄牙1517年8月15日葡萄牙人伯诺·德安德拉德到达广州，开始与中国洽谈贸易。1602和1604年圣地亚哥号和加迪那号载十多万件中国货物赴欧，其中瓷器为大宗，而且皆是万历彩瓷。荷兰、葡萄牙的上述两只船在途中被荷兰船劫获，荷兰始知中国瓷器可获巨利。1906年有五条荷兰船抵广州购买瓷器。1620年5月6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封信，曾对63，500件瓷器的品种和规格提出要求。从这里看，荷兰早在17世纪20年代就已向中国订制欧式瓷器。英国1700年6月5日，英国马库雷斯菲尔德号抵达广州，运走价值114，746两白银的瓷器。从1774年开始，英中陶瓷贸易实行合同制，英销售中国瓷器的贸易得到稳步发展。 法国 1698年巴黎商人儒尔旦·古文成立中国公司，主要经营中国瓷器贸易。 德国 从18世纪开始，德国向中国订购瓷器。 瑞典 18世纪前期，瑞典开始进口中国瓷器，仅在1750－1755年间就运去中国瓷器1．100万件，其中多数是青花瓷。 丹麦 丹麦商船从1713年开始进入广州港，从1760年的订货单可以看出，凡欧人生活用具，无不包括在内。中欧之间的瓷器贸易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欧洲许多国家也制作瓷器，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因而中欧之间的瓷器贸易走向衰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国外学者还组织多次中国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和展览会，例如：1963年3月在马尼刺召开关于马尼刺出土中国瓷器座谈会；1967年在内罗华召开东非海岸中国瓷器座谈会；1968年在马尼刺召开中国外销瓷国际讨论会；1975年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日本出土中国陶瓷展览会：1977年在汉城召开南朝鲜新安冲中国古代沉船座谈会。各国学者在这些学术会议上交换资料，交流学术思想，共同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国外学者对中国外销陶瓷的发掘、研究和讨论，补充了我国的文献史料和外销陶瓷实物，为我国学者研究本国陶瓷史、对外贸易史和海路陆路交通史提供了丰富资料。我们相信，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中国外销陶瓷的研究将会获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国 内 外 有 关 徐 福 东 渡问 题 的 讨 论邬 江公元前219年至210年十年期间，秦始皇曾三次派徐福携带大量耕种、桑织、冶炼的“百事之工”和数千能工巧匠、童男童女下海寻求“不死之药。，从此一去不复返。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其所著的《日本刀歌》中咏道：“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儿童老。百工五种与之俱，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明朝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面见日本高僧绝海中津时，僧人吟诗道：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徐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朱元璋的和诗是：“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应肥，昔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意不归”。徐福下海东去的千古之迷，以及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自古以来就引起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从汉朝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几乎历代宫廷史书及野史均有断断续续的记载，就是在日本、朝鲜等国的历史资料上也有不少记载。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马非百等有关秦汉史的著述中都明确地肯定，并高度赞扬和评价了徐福东渡的壮举。在日本，徐福东渡的遗迹和纪念处多达一百多处。在日本，徐福被奉为“司织、司农、司药”的“主神”，世世代代加以祭奠。日本金立县每五十年举行一次盛大的祭奠徐福的神社活动，其规模十分壮观。目前，除日本外东南亚许多国家与地区都设有专门的“徐福研究会”。我国江苏省徐州市也在近年成立了徐福研究会。国内也正形成徐福问题的研究热潮。然而，徐福东渡一事毕竟年代久远。中外史书中史实与传闻轶事混杂不清，若隐若明。因此，就徐福东渡问题在史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求神寻仙，偏于神怪荒诞之举，不足为论。有的认为，徐福即日本开国皇帝－神武天皇。有的则认为徐福所去之地可能远达美洲……。经多年的探讨，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徐福其人其事是可信的，但还有许多问题待进一步考证……。众所周知，秦始皇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二千多年前的秦朝正处在强盛的铜铁器封建社会，而当时的日本还处在绳文时期之末、弥生时期之初的新石器时代。尽管中日之间的接触，与互相影响可上溯到五千年，但真正促使日本在原来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迅速进入使用铜铁器的文明社会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秦汉时期来自中国大陆的先进技术和大规模移民的影响。正如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人类研究部部长山口敏指出那样：“绳文文化长期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虽也使用陶器、石器，但无真正的农耕……弥生一古坟时代，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具有高度文化与先进技术的移民迁入日本西部，不仅对土著集团以文化影响，且给予强烈的遗传影响，……除与大陆人混血的因素外，稻作农耕与金属技术的传入引起的生活变革导致的体质变化也是重要原因……。”有关徐福东渡的问题与中日早期文化联系、尤其是与日本早期发展史有着重要的关联，因此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仅以个人粗浅的管见对当前国内外有关徐福问题的研究及争论做一综述。

一、本世纪中叶是徐福问题争论的高峰实质上，学术界有关徐福东渡的质疑与争议仅历经半个世纪。本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及外国学者对日本民族的起源问题十分重视，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界说。1823年荷兰医师史波德与其子提出阿依奴（虾夷）人与冲绳人同属一个系统的论点，从而拉开了探讨日本人起源问题的序幕。继之，德国医生贝尔茨提出了“少数的长州型（贵族型）与多数的萨摩型（平民型）”的观点。本世纪初，日本人类学开创人坪井正五郎则提出“蕗下居住人和阿依奴人分属不同民族”的论点。然而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小金井良精通过对阿依奴人和绳文人骨骼的比较，与坪井针锋相对，提出阿依奴人与绳文人同属一个系统的观点。在此之后，日本学者清野谦次又否定了原始日本人即阿依奴人的观点，第一次提出绳文人即原日本人，后来与大陆移民混血成为现代日本人。此外，学者们虽提出过不相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相近的，即日本人的起源与变异是在日本原有民族和外来民族混合过程中形成的，受其影响最大的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外来民族。这样，本来并不为人们所争议的徐福问题一下成为学术界注目的中心，日本史学界称之为“秦汉归化人”，“秦之人”是否是徐福所率领的东渡的移民，成为研究的中心议题。就这样，为了探讨日本民族起源的问题而揭开了徐福研究的序幕。1948年，香港史学家卫挺生先生提出徐福即“日本开国皇帝－神武天皇。”这一论点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史学界群起而攻之，将其观点斥为“荒唐之极”。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人的疑古思潮，认为日本历史时代的史书“不足为信”，有的甚至把中国的史书斥为“大汉思想”，“一贯好夸大”。我国也有些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记载也“不一定可信”。由于一种偏激情绪使然，使得正常的徐福问题的研究陷入困境。在近代一些日本学者的著述中，就有意识地回避徐福东渡问题。一九七二年自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例如近年出版的日本中村新太郎的《日中两千年》和史学家寺尾善雄的《徐福来日本》等等。国内有关徐福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仅在近年才有人开始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1984年4月1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徐州师范学院罗其湘的《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一文。该文一经发表立即由《朝日新闻》转载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罗教授关于徐福故乡的考察报告，使有关徐福的研究从以史料考证为主的研究向实际考察的方向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学者就徐福东渡问题从航海史、医药史以及人类学等方面做了一定的探讨，为徐福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论点和论据。但是也应看到，目前国内有关徐福的研究工作尚处在开始阶段。二、史记与徐福东渡论徐福就要谈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最早用文字记载徐福东渡之事的就是司马迁。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列传》中分别用二种形式三段文字记载了徐福其人其事。对徐福东渡持否定态度的同志提出了“司马迁的话也未必可信”的观点。肯定者们则认为，评价一部史学著作，首先应看著书人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科学，其次，应看著述者与所论及事件的关联。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距徐福出海仅65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于公元前140年始任太史令，与徐福是同时代人，他很可能知道一些有关徐福东渡的传闻。司马迁本人从事创作的年代与徐福东渡的年代相距不远。很难想象司马迁会无中生有杜撰一段海

★★外奇谈。严绍 先生曾指出：徐福东渡的背后，隐藏着一段真正的史实。笔者认为严先生的观点值得注意。我们研究徐福东渡问题不仅仅在这一问题的本身，更重要的在于阐述清楚徐福东渡背后所隐藏着的那段真正的史实。三、关于徐福东渡对于徐福从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去日本等问题也多有争论。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在那个时代还不具备远洋航行能力。徐福率如此庞大的船队靠沿海型船不可能到达日本”。有关徐福东渡出海地点，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秦皇岛说，宁波普陀山说，成山头说，琅邪台徐山说，岗山头连云港说等等。目前比较集中的观点是：南路，从南方宁波普陀山经台湾、琉球群岛分段航行进入九州；北路，利用春末夏初的西南汛风由山东半岛出发，在朝鲜登陆后，再由朝鲜渡海最后抵达九州。南路可借助黑潮暖流漂浮至日本列岛；北路可借助日本海左旋环流漂浮至日本。走南路，与日本徐福墓碑碑文的记载相符：“于船于吴越之地者，遭风箭激，则必来于此”，“至于今吴越之船，漂来此者，不可胜数”。循北路，与《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的地理位置相符。至于东渡移民的航海能力，有的学者指出：我国约在五千年前就已具有较高的航行技术。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六只木浆和完整的陶舟，经碳14测定其平均值为七千年。据《太平御览》记载，公元前十一世纪（商末）古代中国人已把船用于战争。据《吴越春秋》（公元前472年）记载，当年越王勾践为争夺霸主，洗雪亡国之恨，曾以“死士八千人，龙船三百艘”，由会稽航行五百海里到琅邪参加吴越水战。此外象《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中曾记载，当时吴国已能造乘坐90余人的“大翼船”。吴越战争二百多年后，在生产技术与航海技术都大有提高的秦朝，完全有能力汇集天下能工巧匠，“耗以巨资”，建造更大、更为先进的海船。从航海技术上讲，近年来不少探险家曾乘坐仿古船或借助原始简陋的运输工具进行远洋漂航，其中也不乏成功的先例：1970年～1977年挪威人海尔达尔，曾两次乘仿古芦苇舟，从埃及漂渡大西洋成功。五十年代，我国台湾人周传钧也成功地驾驭木帆船抵达美洲。因此一部分学者认为，从航海技术方面看，徐福东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四、日本出土文物与徐福东渡的关系对徐福东渡持否定观点的学者，主要认为史书上有关徐福到日本的记载语焉不详，况且日本有相当长一段阙史时期。所以有关记载不足为信。另外至今还没有出土过直接可以证明徐福确在日本登陆的物证。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考古只是验证历史记载真伪的一种手段，但这并不等于无物证的历史都不可信。在日本虽然还没有出土直接有关徐福东渡的文物，但大量的秦汉文物的出土，已足以说明那个时代中国与日本文化上的联系。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农民羽田在富士山下挖得一枚“秦”字金印，经检定为中国文物。日本《朝日新闻》在报道这个消息时说：按照富士古文书（平安、镰仑时代）记载：徐福一行，奉秦始皇之命，到富士山采取不老长寿之药，因以居焉。这个印鉴和徐福的关系如能证实，则当是日本最古的东西。在日本九州到近畿的冈山等地出土的中国“明刀”古币，经鉴定为战国时期的青铜货币，在长崎的椎浦遗址出土的古代马车轴上青铜饰器经鉴定为中国战国时期－秦初所用之物。日本九州筑前国筑紫郡春日村大字须玖出土的瓮棺与我国山东历城县上文化层出土“ 周”，

从形式到构造几乎一样。“先秦古钟，与朝鲜庆尚南道，庆州入室里发现的4寸大小的小铜铎与蒲铎象细纹镜相似，源于中国”。我国安阳殷墟出土铜剑与日本各地出土的铜剑很相像，而且在日本发现的青铜剑、铜铎又比国内同类产品有了新的发展。远贺川土器与战国时燕齐旧邑出土文物相近，北九州出土的青铜器甚多，均属秦汉之物，其中铜匕首是战国末－西汉初中国最盛行的配带刀具，就风俗而言，九州地区多瓮棺葬这与战国时期的燕齐二国旧地山东城子崖发现的棺葬风俗相同。日本出土的弥生时代的土器焦米被检测证实为华北稻米，桃是山东肥城一带的桃。在日本，类似的秦汉之物出土的很多，此处不一一列举。据日本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的小山修三用电子计算机分析日本弥生时期的人口密度时发现有了惊人的变化：绳文时期，日本人口主要分布在东部；而弥生时期东海（静罔、爱知）和近畿（奈良、京都、大阪，兵库和歌山一带，也就是徐福登陆所在之地）人口绝对数最高。这一现象能否说，是由于一支移民在日本登陆后，以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九州和歌山一带吸引了大量还处在新石器时期的日本远古部落族人，使这些地区成为日本文化经济起飞的策源地？据日本泽田吾一的《延喜式》中推算，当时在九州地区的人口分布如下：筑前国92，900人筑后国73，300人肥前国81，400人这些地方正是史书上记载徐福率众居住的地方。恐怕绝非偶合。日本九州大学金关丈夫教授，以山口县井滨出土的弥生时代人骨九十块为始，又集九州周围的许多人骨，经反复测算得出如下结论：绳文时期日本人比较矮小；到了弥生时期，突然身长增高，但到古坟时期又下降了。金关丈夫认为：“高身量的新种族虽然来到日本，但其数目比固有的石器时代人远远为少，所以随着时代的推移，其特异形质（即高身量）渐渐在原有的人种体质中扩散，被吸收，以至消失。”另据日学者对弥生时期头骨的测定，结论是日本人头骨的变异说明“受大陆人或先渡到南朝鲜后再渡日本，或直接渡到日本的民族影响”。再根据日本古烟种基先生的关于日本人血型的研究表明，“如果寻找一下与其相近的血型，在日本周围的民族中，与中国湖南人最为接近，同属湖南型”。肯定徐福东渡者们指出大量秦汉及战国时期文物出土，以及用现代科学测试手段提供的数据都表明，在秦朝（即日本弥生时期初）确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民族移民。他们所带来的文化，生产技术，远非一般逃亡人所能相比。笔者认为这就是研究徐福东渡日本的问题的意义所在。

1984年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李玉昆一九八四年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较前都有所发展。据统计发表在全国报刊的论文达一百篇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些文章论点新颖，史实丰富。一郑和是我国明朝伟大的航海家，历时二十八年的航海活动，对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起了重要作用，深受我国人民、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尊敬和怀念。一年来我国学术界对郑和宝船的尺度、出洋目的、终止原因、航海技术、航海路线等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赵保佑的《郑和下西洋研究介绍》（《中国史研究动态》一九八四年第八期）比较详细地介绍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情况。他列举了各家对郑和下西洋目的、性质、宝船船厂遗址，宝船尺度、郑和下西洋的次数等问题的不同看法，为更加深入研究郑和下西洋提供了线索。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范金民的《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四期）认为；踪迹建文说不可信、耀兵异域说不可靠、发展外贸说难成立。他认为郑和下西洋在于谋求内外稳定和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关于郑和宝船的建造地点，一种意见认为明初南京下关三叉河的龙江船厂就是郑和下西洋宝船的船厂遗址。庄为玑的《乘风破浪话宝船》（《文史知识》一九八四年第三期）认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建造于福建泉州。其理由是：一、泉州港是历代造大船的地方；二、泉州港的帆船经常开往东西洋；三、清朝晋江东石人蔡永兼的《西山杂记》载：“王景弘，闽南人，领泉州舟，以东石沿海名航导引，从苏州刘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关于郑和宝船尺度问题：郑鹤声、郑一钧《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邱克《读〈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度的可靠性》（《文史哲》一九八四年第三期）认为明史所记宝船的尺度是可信的。其理由是一，明以前，中国造船业已很发达，已能造出接近于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大船的水平。明永乐间，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完全具有建造大型宝船的技术水平。二、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卷首对宝船尺度的记载，为马欢本人所记录，而不是出自别的“明人”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清朝修《明史》时，宝船尺度被载入正史是可信的。郑和的先世，大家都认为他是赛典赤的六世孙，但究竞是赛典赤赡思丁五个儿子中哪一个的后裔？至少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李士厚的《郑和的家世、宗教信仰及赐姓》（文汇报》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根据南京发现的《郑氏家谱·首序》认为：纳速丁伯颜生察儿米的纳，米的纳生马三保（即郑和）。邱树森《郑和先世与郑和》（《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这与郑和自述的《马哈只墓志铭》不符。郑鹤声以马氏推测，赡思丁五子马速忽为郑和祖先，邱文认为这缺少根据。他从《赛典赤家谱》中发现有

“苫速丁默墨（即‘里’字）长子马哈只，南直隶锦衣卫”一语，推断郑和当为赡思丁四子苫速丁兀默里之后裔。黄锡之的《500多年前的一幅“真正的航海图”——（郑和航海图）》（《百科知识》一九八四年第九期）和奚跃昆《郑和下西洋和〈郑和航海图〉》（《地理知识》一九八四年第一期）研究了郑和航海图。黄文认为《郑和航海图》是我国第一航海图，它是我国十五世纪以前系统记载亚非两洲地理图籍的第一书，它首先采用对景绘图法，使图示形象，直观易明。该书注记“更”“指”“角”“针路”于航图，是我国当时高超航海术和海洋科学水平的表现。同时指出该图也搞错了一些地图。张华的《明初的物质文明与郑和下西洋》（《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四期），洪焕椿的《明初对外政策和郑和下西洋》（《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四期）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初中国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明初“休养生息”方针在对外政策上的具体表现，它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郑和下西洋主要是服务于封建皇权的政治需要。因此对本国经济方面的积极影响是有限度的。陈有和的《关于郑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知识》一九八四年第三期）考证了郑和被掳、入燕王邸为宦和为内官监太监、改马为郑的时间。二研究古代海外交通贸易港口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年度对广州、泉州、宁波等重要港口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又研究了新的港口、如甘棠港和板桥镇。泉州港兴衰原因何在，已有不少人进行探讨研究。林汀水的《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厦门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对泉州港兴衰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宋元之际福建的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已经变成全国最先进的地区之一，这是泉州港发展的根由。而泉州港衰落的原因不在于元末的战乱和明初实行的海禁，也不是港口的淤塞所造成的，而是明末清初，特别是清初以来，福建泉州原有许多先进的手工业发展停滞，大大落后于江浙和广东等地造成的。邓端本的《宋末元初广州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广州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就宋末元初的广州港和泉洲港的海外贸易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泉州港的对外贸易超过广州港口的原因是：一、宋室南渡，杭州成为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泉州离都城比广州近，可减少货物损耗，降低运输成本。二、由于宋金战争，大批士大夫、宗室贵族逃难到福建泉州，他们对船货的消费力很强，泉州比广州拥有更大的船货消费市场。三、广州是南宋政权灭亡前最后一个据点，宋元两军在此进行多次拉锯战，广州地区社会经济因此受到很大的破坏，而泉州由于蒲寿庚的投降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元统治者通过蒲寿庚迅速恢复泉州的市舶，组织海外贸易。四、元朝南北交通以海道为主，泉州条件比广州优越，加之元朝政府有意识扶植泉州。广州对外贸易的领先地位被泉州所代替，但是由于元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广州的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仍然继续发展，为其在明清时再次成为全国第一港市打下了基础。对宁波港的研究主要有：周镛兵的《宁波对外经济贸易的几个历史阶段》（《宁波师专学报》一九八四第一期）和徐吉军的《我国古老的港口城市——宁波》（《学习与思考》

（杭洲）一九八四年第八期）。王铁藩的《唐末开辟的甘棠港址考》（《福建论坛》一九八四年第五期）考证了甘棠港的位置。唐末福建观察使王审知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开辟了甘棠港，据《新五代史·闽世家》说，甘棠港在黄岐，但唐宋时期福州管辖区内，曾号称黄岐的地名很多，连江、福安、宁德、福鼎均有黄岐。王审知开辟的甘棠港在什么地方？有闽县、福鼎、连江、福安等不同说法。王文不同意甘棠港为连江黄岐说，他认为根据当时主持改建甘棠港工程，随王潮兄弟入闽的河南澎城人刘山甫的《金溪闲谈》、《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唐故威武军节度使守中书令闽王墓志》和《三山志》的记载，甘棠港应是福安县的白马港。对古代北方海外贸易港过去研究较少，李宝金的《板桥镇史迹钩沉》（《山东师大学报》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研究了密州板桥镇这一唐宋著名贸易港。唐代板桥镇的海外交通已开始兴盛。高丽、日本的商贾、使臣、僧人和唐朝往高丽、日本的使臣常由此出入。宋朝将山东半岛北岸的登州、莱州海口封闭，转向南岸密州海口发展，密州板桥镇遂成为当时北方唯一的海口，到北宋中期一跃而成为全国著名的贸易港口之一。密州板桥镇市舶司设立于宋哲宗元祜三年，宋朝全国设市舶司计有广州、泉州、明州、温州、杭州、秀州、江阴和密州板桥镇八处，板桥镇是宋朝北方唯一设立市舶司的贸易港口。三一九八四年在海外贸易的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夏秀瑞的《我国历代海外贸易管理概述》（《企业管理》一九八四年第九期）简述了历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情况。陶瓷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品，一年来对外销瓷的研究较多，叶文程的《宋元时期我国陶瓷器的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和《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海交史研究》总第六期）系统地介绍了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建窑（水吉）黑釉瓷系、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其途经主要是通过沿海地区的广州、泉州、杭州、明州运出，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北宋时期陶瓷的输出主要集中在广州港，到了南宋和元朝即转移到泉州、明州。李知宴、陈鹏的《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陶瓷输出》（《海交史研究》总第六期）认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对陶瓷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陶瓷业的发展又为海外贸易提供物质基础。十三至十四世纪泉州港成为东方最大的港口就是在这两个条件的促进下形成的。关于中日贸易的研究：宋亚非《明代中期中日贸易简论》（《齐鲁学刊》一九八四年第六期）认为，明朝中期中日贸易的特点是：勘合贸易开始由两国政府之间的交往，逐渐发展成为明政府与日本地方封建领主之间的交往，最后发展到华商与日商之间的交往。另一特点是，官方的勘合贸易向民间私商贸易演变。明中期中日两国贸易对两国的影响都很大，推动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往来，加深了解。对中国来说，在一定时期内，倭寇对沿海的骚扰有所缓和。方安发的《元代中日贸易简论》（《江西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一期）认为，元朝中日两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但是贸易关系、经济交流仍在发展，双方主要是私商交易，极少有官方贸易。张莲英和林金枝的《浅谈明代的中菲贸易》（《海交史研究》总第六期）介绍了明朝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有官方“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彭友良的《宋代福建海商在海外各国的

频繁活动》（《海交史研究》总第六期）介绍了宋朝福建海商在海外各国活动的情况以及他们在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和贡献。一年来有关中外友好关系、科技文化交流的研究相当活跃，特别是中日关系的研究更为突出。戴国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古地理证据》（《史前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认为，更新世晚期，现在把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隔开的海域都不存在，日本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那里是一片草木茂盛、动物出没的地方，这样就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中日之间迁徙、中日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地理上的可能。研究中外关系史，应该以人民为主体，既研究和平时期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也研究战争时期的敌对行动，过去对友好往来研究较多，对战争时期的敌对行动的研究较为薄弱。赵健民、王金林《试论古代中日之间的三次战争（《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即研究了古代中日关系史三次规模大影响深的战争：一、663年唐朝与朝鲜新罗联军与日本在朝鲜白村江口的战争；二、1274及1281年元朝忽必烈两次进犯日本；三、1592、1597年日本丰臣秀吉两次侵朝的战争。这三次战争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一、都发生在战争发动国的重大历史转折时间；二、都是统治者实行错误的对外政策所造成；三、都加剧了侵略国的国内矛盾；四、都违背了中日朝人民睦邻友好的共同愿望。三次战争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沈福伟的《中国和非州国家最早建立的外交关系》（《海交史研究》总第六期）否定了过去传统的看法，即把层枟当作层拔，因此桑给巴尔便成了和我国最早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沈文认为层枟并非层拔，而是麦加的外港吉达。根据《后汉后》的确实记录，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艾燕的《中国和叙利亚的历史关系》（《阿拉伯世界》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张铁伟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西亚非洲》一九八四年第二期），李学勤的《中国和古埃及文字起源比较文明史一例》（《文史知识》一六八四年第五期），李毅华的《两件正德朝阿拉伯文波斯文瓷器——兼谈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四年第三期），黄滋生的《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中菲关系》（《暨南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分别研究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近年来广西中外关系史研究概况尹 之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专业研究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在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果。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是综合性的研究机构，着重研究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现状问题、历史问题，以及中国与印支三国的关系问题。在中越关系史研究方面，这个所的有关人员，在编写《中越关系史大事记》和进行一系列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又完成了《中越关系史简编》的编撰工作。这部书稿即将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简明扼要而又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从古代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止中越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在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系统介绍中越关系历史的专书问世的情况下，这本书的出版，可以为渴望了解中越关系史发展概貌的读者提供一条基本线索。印支研究所在开展中柬关系史研究方面，也取得初步成果。有关人员编写了《中柬关系史大事记》，撰写了若干专论，系统地记述了古代各个时期的中柬关系。同时，还与河南、广州的有关单位合作，完成了《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及研究》一书的编纂工作。这部资料书已由河南中州书画社出版。中法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中国，中越两国人民共同反抗法帝主义侵略的战争。广西是中法战争的前线，是中国人民援越抗法的重要基地。早在196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就成立了中法战争历史调查组，广泛收集了有关中法战争的大量资料，并初步进行了整理和编篡工作。十年动乱中，这一工作被迫中止。从1979年起，广西博物馆、广西通志馆的有关人员，对原资料重新进行整理，并作了补充调查。到1982年，一部题为《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的资料书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为研究中法战争史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为了深入开展对中法战争史的研究，1983年，在广西社会科学院的组织下，该院历史研究所、印度支那研究所、情报研究所以及广西通志馆的有关人员共十余人，成立了中法战争史研究课题组。这个课题组计划在原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七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出版）之外，再编篡若干册中法战争资料，作为其续篇，送出版社出版。编篡中的中法战争资料，将包括法国的档案资料、清朝的档案及其他文献、越南方面的史料等。目前，已通过有关渠道从法国对外关系部、海军部复制回一批有关中法战争的材料，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由广西方面组织力量翻译成中文。全套资料的编篡工作将于1988年完成。在完成资料编篡工作的基础上，还将组织力量撰写《中法战争史》专著。近年来，广西有关研究人员和有关部门，在开展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方面也做了一点工作。印支研究所有关人员撰写的《古代南海交通中心的变迁》，《扶南——古代东西方的海外桥梁》，《古代泉州港变迁史浅谈》等学术论文，已分别在天津、福建、广西的一些刊物上发表。广西北海市是古代中国南方的海外交通门户之一，也是现在中央批准的全国对外开放的十四

个沿海城市之一。有关部门已经组织力量，编写《北海港港史》。这一工作得到广西有关研究机关的支持和配合。为了推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近年来，广西有关单位举办了一些学术讨论会，收到较好的效果。如1983年5月19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援越抗法“纸桥之战”一百周年，在广西钦州市召开了全国性的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数十篇。主办单位从中选出部分论文，汇编成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0月，由广西印度支那研究会和广西社科院印支研究所联合发起，在南宁召开了全国性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四十多篇，印支研究所已从中选出三十篇，以该所刊物《印支研究》增刊的方式付印。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学术讨论会在山东长岛召开史东生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7月25日至29日在山东省长岛召开。会议是由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和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我国史学界的老前辈、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翰生，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贾兰坡，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广州暨南大学教授朱杰勤，广东省侨联副主席廖越，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国家海洋局政治部主任张海峰，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研究所、文化界、文物部门、出版单位和新闻机构等的一百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因公未能出席会议，于7年24日从丹东特致电祝贺大会召开。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兴起之际，在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召开“中国太平洋暨海外交通史学术讨论会”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正像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朱杰勤教授在开幕词中所指出的：太平洋研究和海外交通史研究，在现阶段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既可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又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其他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互助互利，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我们的研究工作将有利于实现四化、有利于振兴中华。两个学会的领导和会员为大会的召开做了认真积极的准备，提交大会的学术论文多达六十余篇。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和资源，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向；二、我国北方港口的历史沿革以及在当代对外开放中的作用和今后的发展方面。在大会和小

组会的发言中，代表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自始至终充满团结气氛。代表们还对两个学会今后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次学术讨论会还得到山东省长岛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长岛县委、县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王爱民、孙盛华等都参加了大会开幕式，县委书记王爱民还向大会介绍了长岛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发展规划，使代表们深受鼓舞。代表们在会议期间在长岛博物馆馆长宋承钩同志精心安排下，还参观了长岛历史博物馆，航海博物馆、鸟类展览馆。长岛县已发掘出从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直到明、清时代的历代文物近万件，并精心进行了陈列和展出。从长岛一地即可看到我们祖国文化多么悠久辉煌。长岛的领导不仅重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非常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所有这些都留给与会者深刻印象。会议还决定对报送大会的论文进行筛选，经作者修改后，准备出版会议论文选编。安 海 港 史 学 术 讨 论 会在 福 建 召 开吴风斌安海港史学术讨论会于今年6月10日至16月在福建安海胜利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等省专家和学者近百人。这是有史以来关于安海（安平）港史学术讨论的首次盛会，提交大会的论文有50多篇。大家在讨论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家回顾安海港在宋、元、明、清鼎盛时期的历史，对安海港兴盛与泉州衰落的客观因素及内在联系，在海外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安平商人在海内外活动的表现和特点，郑氏（芝尤）家族与安平港的关系，安海港海外交通和华侨的关系等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在讨论中，大家分析了安平港与浙江双屿、漳州月港的关系，安平港与厦门的历史关系和今后对厦门经济特区的作用，大家认为，充分发挥安海港的优势，对开发闽南金三角和发展厦门经济特区有重要的作用。会议期间，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对安海港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对今后安海港区的建设和开发提出了宝贵的具体意见。安海港区是全国最富庶的侨区之一，香港安海同乡联谊会，菲律宾安海分会，新加坡香港分会，安海华侨联合会等分别给大会致贺信并赠物纪念。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参加我国宋代有名的安平桥重修峻工的剪彩活动。安平桥又名五里桥，建于宋1151年，长811丈，宽1．6丈，362个桥孔，左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称，这是安海繁盛的历史见证。桥上原有五亭，现在只存三个。重修后的安平桥，二边加上了石拱桥，巍然壮观。安海原有桥五座，今仅存安平桥一座，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第一次中国丝绸史学会讨论会简报1983年9月21——26日，在杭州召开了第一次中国丝绸史学术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53篇，内容包括蚕桑史、缫丝史、丝织史、印染史、纹样图案史和丝绸贸易史等方面。会议一致同意编辑出版《中国丝绸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并推选朱新予教授等十三人为中国丝绸史研究会的筹备委员，负责筹建中国丝绸史研究会。大会还决定将《丝绸史研究资料》改为《丝绸史研究》，作为会刊公开发行。中国是丝绸的祖国。中国的丝绸曾传遍世界。“丝绸之路”的历史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中国丝绸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必然会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新的助力。（黄赞雄）国际学术交流韩振华教授在欧讲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教授于1984年 9 月至12月底到欧洲荷兰莱顿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行了学术交流活动。韩教授在荷兰先后访问了莱顿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和海牙国家档案馆等，查阅了一些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资料。会见了莱顿大学凯思校长，汉学院院长许理和教授，中文系主任伊代玛教授，印尼系主任兆友教授和历史系包乐史付教授以及汉学院图书馆长马大仁等，受到他们热情的接见，并在学术上相互交换了一些有益的意见。莱顿大学是欧洲研究汉学的著名中心之一，从1900年以来，莱顿大学中文教授这个席位，是施古德教授（《通报》第一任主编和创办人）、戴·葛路德教授（以研究中国宗教史闻名）、戴文达教授（以研究中外关系史闻名）、胡伟思教授（以研究中国西域史闻名）、许理和教授（以研究隋唐佛教闻名），许理和教授同时也是现任《通报》主编。莱顿大学一直是搜集有关中文书籍的重要基地之一，其汉学院图书馆在欧洲是个较为闻名的馆。该馆不但收藏有关中外文的图书，与中国有关的邻近国家如印度支那三国的图书也有收藏。莱顿在汉学研究方面也是以古典方面更为著名。华侨史方面，莱顿也有人研究，如布依士正在翻译印尼华侨历史文献——历代开吧史记，并进行注释。同时，在莱顿大学也开设汉学发展史这门课程（由宋汉理博士主讲）。欧洲的汉学研究和对古典的译述是有一定成绩的。如1984年重新出版了全部《山海经》论文译注，以及周去非《岭外代答》全文的德文版译注。在莱顿大学研究印尼和印尼华侨历史的单位有：印尼系、历史系、汉学院（研究印尼华

侨史）以及欧洲拓展史研究中心。此外，克恩研究所对古代印尼和印度的研究也颇有成绩。海牙国立档案馆更是驰名国内外的档案馆，其档案之多摆起来有一百多公里长，从十七世纪以来的档案都整理得相当完整。其中关于印尼的材料非常丰富。要搜集档案馆材料，如能先学会十七世纪的荷文（古荷文在文法，书写等方面均与现代荷文不同）就好去翻查档案，能更加有效地收集所需资料。世界各国学者到海牙档案馆去查材料的，络绎不绝。荷兰出版一种研究亚洲的杂志，他们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写些有关近现代的文章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最好用英、法、德等文撰写）。荷兰的大学对学外文很重视，从中学就开始注重外文课程训练，甚至在中学里也开设拉丁文，其他的外文课更不必说了。进入莱顿大学以后，以入学汉学院来说，得先学四年中文，学好了才能再读四年。荷兰学制，大学八年，毕业后可以称为准博士，以后若干年，如果博士论文完成后，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才授予博士学位。韩振华教授接受英国牛津大学的邀请，到英国牛津大学的特尼底学院和直辖于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作了学术报告，题目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中国和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交通和贸易》。牛津大学是由37个学院和一些独立的研究所组成的一所驰名于世的大学，至今仍是一所“贵族”大学，因其学生来源有一大部分是来自英国有名的“贵族”学校（如伊顿学校等）。牛津大学有个包德令图书馆，其创办人和捐献者，有一个心愿，就是每年世界所出版的新书，都要有一本入藏。牛津是一个古老小城，但书店林立，就在特尼底学院门口，也有布拉克威尔等书店，学生在课间之时，随时可以逛书肆，买自己本专业的书，他们认为一个学生，不多看书，知识面是不广的，基础也不会雄厚的。韩教授在牛津大学受到特尼底学院嘉理博士和东方研究所所长伊懋同博士的热情招待。牛津大学的一些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以及社交活动，有一些是在宴会后的茶点会进行的；如再有兴趣的话，在茶点会之后，再到咖啡室进行随意座谈会，这样，有时候就要到晚上十二时才能散会。但是，这种社交，有时候也是进行个别学术交流的好地方。牛津大学每周都邀请一些外国学者做学术报告，由各学院自己负责，校部不干预。韩教授还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在剑桥会见了英国著名科技史老教授——《中国科技史》作者李约瑟博士，他虽然年已超过八旬，仍然努力撰写，将一生奉献给科学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韩教授访问了剑桥的东南亚古代文化研究所，与该所所长斯塔嘉特教授交换了有关研究古代中印海上交通和横越马来地峡或克拉地峡等问题的学术观点。该所在斯塔嘉特教授率领下，曾多次到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进行考古工作，成绩斐然，现已出版《萨丁·波拉哈》考古集第一册，明后年将出版第二、第三册。韩教授在斯塔嘉特教授工作室里，看到不少出土文物，其中包括一些唐代瓷器。最后，韩振华教授应邀访问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作了一次学术演讲。地点在巴黎举世闻名的吉美艺术博物馆会议室，演讲的题目与牛津大学所讲的一样。在巴黎期间，韩教授会见了吉蔑考古学家高罗士林，吉蔑碑文专家耶古尔斯、明清史专家迦节和中国文艺历史和华侨史专家苏尔蒙等著名学者，并就有关的学术问题相互交换了看法。（吴风斌）

沉痛哀悼念孙毓棠同志深切哀悼孙毓棠理事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我会理事长孙毓棠同志，因患肺心病不幸于1985年9月5日12点15分在京逝世。孙毓棠同志多年来重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汉唐时期中国与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交通史和19世美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有深刻研究，发表许多论著，是我国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知名学者之一。为了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他和其它学者共同倡议成立中外关系史学会。1981年在我会成立大会上，他被选为理事长。此后他积极领导我会会务工作，经常提供宝贵意见。他非常关心我会主办的三个刊物——《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外关系史译丛》、《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审阅稿件，对编辑和出版工作经常给予指导。我会的成立和今天取得的一些成绩是和孙毓棠理事长的悉心关怀分不开的。我会会员将铭记孙毓棠理事长对我会的重大贡献，学习他的榜样，为开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和促进我会的工作作出更大努力。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1985年9月25日

沉痛悼念孙毓棠同志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长孙毓棠同志因患肺心病，经多方抢救无效，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孙毓棠同志江苏无锡市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一九三五——三七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专任讲师、副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并先后担任英国牛津大学皇后学院、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威尔逊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研究员。孙毓棠同志学识渊博，治学勤奋。自三十年代末期以来，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造诣很深。他发表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代表作：《西汉的兵制》、《东汉兵制之演变》、《战国秦汉时代纺织技术的进步》、《关于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问题》等，至今为研究者所称道。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一书，包括了自战国至南北朝的一系列论文。五十年代后，他响应毛泽东同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号召，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对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在工业、铁路、银行、借款等方面对华侵略进行了研究（均收入后来出版的《抗戈集》中）。他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中最早出版的一种，征引宏富，在国内外有巨大的影响。近年来，他还主编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刊《平准学刊》。他早在清华大学求学时代就注意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粉碎“四人帮”后，他响应中央领导同志的号召，积极从事筹建并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和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外关系史学会，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了很大的努力。一九八○年以后，孙毓棠同志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史卷的全面规划工作，并承担秦汉分卷的主编。五年来，尽管他重病在身，仍然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放弃个人的研究项目，直至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孙毓棠同志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的长篇叙事诗《宝马》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中亦颇有影响。孙毓棠同志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旧时代就怀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思想。他在日本留学时，为抗议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决定放弃获得学位的机会，毅然启程回国。抗战期间，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坚持在西南联大任教。当时闻一多先生治印的赠言中曾刻有“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的壮语。在抗战胜利以后，经闻一多先生推荐始远游英国牛津大学。全国解放前夕，他正在美国进行研究工作，待遇优厚，但他不顾一些人的劝阻，毅然回到祖国，表明了他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拥护。后来在一九八一年应邀赴美讲学时，也曾有人劝他留美定居，便于养病治疗，他也断然谢绝，表现了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解放后，孙毓棠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心国内外形势，努力使自己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尽管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他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十年动乱中，又屡

次遭到冲击，他并没有动摇对党和祖国的信念。孙毓棠同志对工作一贯严肃认真、积极负责，努力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几十年来，凡对人民事业有利的、凡是革命事业需要的工作，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考虑是否影响自己的研究工作，都认真踏实地去干，努力完成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他在几十年的生涯中，还长期致力于历史的教学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为培养历史学界的新生力量作出了努力。他为人光明正大，不争名利，谦虚谨慎，诚恳待人，处处为人着想，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晚年，他身患多种疾病，但还争分夺秒地伏案工作，即使在病床上也手不释卷。他常说：只要一息尚存，就应该工作。孙毓棠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他的业绩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激励我们为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而努力奋斗。安息吧，孙毓棠同志！孙毓棠同志治丧办公室一九八五年九月胡乔木唁电孙毓棠先生家属：对于历史学家孙毓棠先生的病故，深为哀悼。今天上午举行的孙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临时因急务不克分身前往，甚歉。敬希孙先生各位家属节哀。1985年9月17日姚楠慰问信马雍镇华同志：惊悉 毓棠先生逝世，不胜哀悼，请代向遗体告别，并代办花圈敬挽。对毓棠先生家属，务乞代致慰问。此致敬礼。 1985年9月16日韩振华唁电林宝根：外出返厦后悉毓棠先生逝世特电致哀。1985年9月15日朱杰勤唁电历史研究所：惊悉孙毓棠同志病逝，敬致哀悼，并向其家属致恳切慰问。1985年9月12日谭其骧唁电孙毓棠同志治丧办公室：

沉痛哀悼孙毓棠先生，并转致其家属慰问。 1985年9月14日唐长儒唁电历史研究所办公室：惊悉孙毓棠先生逝世，不胜哀悼。请向孙先生家属致唁。1985年9月14日章巽慰问信孙先生治丧办公室：惊悉毓棠先生病逝，至为悲痛，特函哀悼念，并请代向毓棠先生亲属致意慰问。路远不能前来告别遗体，实深怅恨。敬礼1985年9月14日吴廷璆唁电历史所：孙毓棠教授逝世，谨致哀悼。1985年9月16日王治来唁电林宝根：惊悉孙师逝世，不胜悲痛。谨致悼念。1985年9月14日刘民声唁电孙毓棠治丧办公室：惊悉孙毓棠同志病逝，甚为悲痛。谨向毓棠同志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家属亲切慰问。1985年9月17日沉痛悼念孙毓棠先生挽联摘抄中外关系史学会挽从乌弋山离到犁轩，星斗罗胸，史料新添西域传。弃诗人桂冠如敝履，经纶满腹，寝门泪洒宝马篇。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挽贯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学海任龙翔，经济文学垂典范。读万卷之书，重一言之诺，秋宵惊鹤驭，杏坛绛帐失徽猷。

谢孝苹挽先生是谆谆长者，诲人不倦，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学术，天胡不憋遗一老。岁月自悠悠独往，逝者如斯、种瓜者得瓜、种豆者得豆、我尝三复乎公言。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书 讯美国学者D．E ．孟德卫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两部著作夏 杨D．E．孟德卫（MUNGELLO）博士是美国纽约布利埃尔克里夫大学的副教授，在该院讲授历史和宗教，并担任《中国天主教史研究（1550－1800）》（China Msssion Studies（1550－1800）Bulletin）的编辑。孟德卫是美国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著名学者。1977年他发表了《莱布尼茨与儒学一寻求调和》；1985年他又发表了《奇特的土地：耶稣会士的适应政策和汉学之起源》。这两部书对于我们研究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颇有参考价值，本文分别作一简单介绍。一、《 菜布尼茨与儒学——寻求调和》在利玛窦来中国之前，西方对中国了解很少。利玛窦及随后来中国的耶稣会士为了传教，他们努力学习汉文，研究中国经典，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这才使西方学术界更多了解中国情况。在17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在欧洲学术界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此书详细介绍了莱布尼茨接受中国文化的经过及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特别是用很大篇幅阐述了莱布尼茨对中国《易经》的研究。但从此书的主旨来看，作者是想从莱布尼茨试图调和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另辟寻求调和的途径。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表明的，莱布尼茨企图发动一场基督教全体教会合一运动，不仅想把天主教世界和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而且想借此运动把非西方人（如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思想信念和实践调和起来，可是他想建立这种调和的企图失败了。本书就是“考察莱布尼茨如何追求这一目的及其失败的某些原因”。作者认为，莱布尼茨寻求世界调和的企图虽然失败了，但可以从他的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促进当今世界各种宗教信仰和思想信念的调和。因此作者所探讨的既是历史上的调和问题，也是当代的调和问题，因而作者希望这部书不仅对人们的思想有所贡献，而且也对寻求调和有所贡献。而且他强调指出，调和“对我们今天来说要比莱布尼茨的时代更为重要”。

以下是此书的目录：序言1．莱布尼茨和中国的接触：中国的传教团，礼仪之争，影响问题。2．莱布尼茨在中国的译员：利玛窦，利安当，明闵我，白晋。3．莱布尼茨和白晋：他们的关系，信礼，白晋、莱布尼茨和《易经》。莱布尼茨关于《易经》的定论。4．《论中国哲学》，第一部分：这部著作及其激励，中文史料，理是第一性的，“理”和单子，一和多，原初的一对：理和气，空间与太极。5．论中国哲学，第二部分：精神实体，精神与牺牲，儒家对精神的看法，中国人关于灵魂的观念，形面上学和精神培养，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一致性。6．莱布尼茨哲学的失败：在中国和欧洲皆告失败，莱布尼茨哲学中的矛盾，莱布尼茨对精神的理解，罪是理念的丧失，推理与精神语言，莱布尼茨选择了有知识的上帝。7．精神培养和道德培育是调和的基础：耶稣会士之进入中国，基督教和儒学的共同基础，宗教是精神培养，儒学中的精神培养，结论：为当今谋调和。附录：当代西方对《易经的解释》。二、《奇特的土地：耶稣会士的适应政策和汉学之起源》此书于1985年由西德 FRA NZ S T E IN E R V E R L A G WI E S B A D E N G MBH出版社出版。根据《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介绍，此书考察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之策略和最初汉学产生的过程。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伊始，为了传教，他们发奋努力研究中国及其文化，寻找使这个国家改宗的方法。耶稣会士介绍中国的著述传入欧洲，激励欧洲人开始研究中国，从而产生了最初的汉学。耶稣会士的著作、报告、信札表明，他们有关于中国的非常丰富的知识，但这些著述只是部分被利用过。晚期的汉学家对中国感兴趣主要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原因，与他们不同，最初的汉学家皆是17世纪欧洲学术界的名流，他们学识渊博，凡是他们对中国感到兴趣的方面无不研究。他们的兴趣包括：炼金术的神秘学说，中国古代首先对旧约圣经编年史进行挑战，寻求世界语以及《打开中国之门的锁钥》（即迅速掌握中国语言的“钥匙”）耶稣会士适应策略发生改变是下列原因引起的：一、中国国内发生了变化，如满族之入侵；二、与此相关中国的文化气候也发生变化，如晚期对欧洲的新思想有相当程度的接受，而清初则采取了非常保守的态度。中国的变化使耶稣会士改变了适应的策略，助长了他们向旧约象征说的发展。礼仪之争使他们的著述发生了质的变化，愈来愈多地出现攻击腔调。总结一句话，此书的主旨不仅叙述耶稣会士的适应政策是一个失败的传教策略，而是也阐述耶稣会士的适应政策是想把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混合为一的一项学术计划，正是这个计划促进了汉学之产生。此书目录如下：

导 论一、17世纪耶稣会士进入中国时的欧洲背景：1．欧洲的扩张和传教士 2．亚里士多德学说，哥白尼学说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 3．炼金术的神秘学说 4．学术团体 5．寻求世界语 6．重商主义 7．伽林医学和巴拉塞尔士医学 8．地理学 9．历史。二、利玛窦制定的耶稣会士适应中国政策：争取知识界的接纳：1．利玛窦的背景 2．利玛窦金尼阁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3．利玛窦对中国地理、技术和文化的了解4．利玛窦对儒学和基督教教义之综合 5．利玛窦论佛教 6．利玛窦论道教 7．关于利玛窦制定的适应中国政策的几点结论。三、曾德昭和安文思的著作继续论耶稣会士应适中国政：1．引言 2．曾德昭著《中华帝国》的背景 3．曾德昭论中国的学术和教育 4．曾德昭论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5．曾德昭论中国语言 6．安文思著《中国新志》的背景 7．安文思论中国语言 8．安文思论中国年代学9．结论。四、最初的汉学从卫匡国著作中吸收的中国的历史和地理：1．卫匡国著作的背景 2．卫匡国的《鞑靼战记》3．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4．卫匡国的《中国古代史》5．结论。五、最早汉学家柯切尔和欧洲同化中国方面炼金术的连接作用：1．《中国介绍》一书的内容、组成和撰稿人 2．柯切尔和中国语言 3．柯切尔论中国 教 4．景教碑 5．结论。六、最初汉学和17世纪欧洲人寻求世界语：1．引言 2．《圣经》的背景：在通天塔失去亚当语言 3．一种中世纪理想：卢尔的联合艺术 4．中国语言是原始语言 5．以真实字体广泛传播的信仰 6．在混合联合艺术、中国语言和寻求世界语方面柯切尔所起的关键作用7．达尔加诺和威尔金斯的世界语方案 8．莱布尼茨寻求世界特征 9．缪勒的《中国锁钥》 10．蒙采尔的《中国锁钥》11．白晋对莱布尼茨了解中国语言的贡献 12．结论。七、德国最早汉学家寻求《中国锁钥》：1．伟大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克·威廉对汉学感兴趣2．缪勒的学术背景 3．缪勒发明《中国锁钥》4．缪勒和柯切尔关于《中国锁钥》的通信5．缪勒和科卡斯基关于《中国锁钥》的通信 6．缪勒和莱布尼茨关于《中国锁钥》的通信 7．对缪勒学识的评价 8．关于《中国锁钥》的神学争论 9．梦想的破灭：缪勒的《中国锁钥》之被毁 10．蒙采尔的学术背景 11．蒙采尔的汉学研究 12．结论。八、《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是利玛窦适应中国政策的最高发展：1．《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背景 2．集体努力撰写《中国哲学家孔子》 3．柏应理是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编者 4．《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编写大纲 5．序言的内容6．孔子传 7．《大学》的翻译 8．《中庸》的翻译 9．欧洲人对《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最初反映 10．礼仪之争助长了对《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批判11结论。九、耶稣会士适应中国政策在白晋的旧约象征说中得到发展： 1．白对利玛窦适应中国政策的改变 2．炼金术的神秘学说和白晋的旧约象征说 3．白晋的旧约象征说通过莱布尼茨传入欧洲。十、耶稣会士适应中国政策的宣传者以及对此政策的批评：1．李明的《中国现状新文集》的背景 2．对《中国现状新文集》的神学争论 3．李明论中国语言 4．戈比安的《中国皇帝敕谕史》。结论

朱杰勤教授的两部中外关系史专著出版在古老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中，中外关系史算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研究中国与外国交往关系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不论对于阐述历史的本貌还是启发今人的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由于这门学科涉及面极为广泛，研究方法的要求也较高，故数十年中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家屈指可数，所取得的成绩也寥若晨星，与曾经一度喧宾夺主的外国汉学研究相比，可以说这门学科的进展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然而这种不景气的状况正在迅速得到改变。近年来，国家升平，交往扩大，尊重知识，崇尚学术。中外关系史越来越广泛地受到各界的重视，不仅大量有志青年被吸引到这方面的研究上来，老一辈的史学家更为此做出了新的贡献。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暨南大学朱杰勤教授的两部重要著作最近问世，使这门学科的建设达到新的高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搜集了朱教授的论文二十四篇，探讨了中外关系史的方法论、海外交通史、中外友好关系、帝国主义侵华史以及东南亚华侨等问题，研究广博精深，理论多有创见。论文集反映出了朱先生对这门学科的重大建树。海洋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关系史译丛》也于最近问世。该书共收朱教授翻译的欧美史学家有关中国与西方交往的论文十六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交通、宗教、人员往来等诸多领域，介绍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外国史料，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丘 进）周菁葆著《中外木卡姆研究》即将出版本书是研究伊斯兰古典艺术木卡姆的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二编，上编研究维吾尔木卡姆形成发展的历史，下编介绍了当代各国木卡姆现状。作者通过分析各国木卡姆产生的历史背景，指出维吾尔是最早产生木卡姆艺术的民族，在历史上对世界许多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书没有单纯从艺术角度去论证，而是把民族、民俗、历史、宗教、文学、语言、地理、考古与音乐、舞蹈、美术等学科进行综合比较，同时还借鉴物理声学和数学的基本原理来研究这门社会科学。本书配有138幅照片，从直观上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木卡姆的概况。本书中主要章节在北京、上海、南京、新疆等许多刊物上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中外木卡姆研究》对从事艺术、历史、民族、民俗、宗教、文学、语言、地理、考古等人文学科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有志从事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人员更是不可少的案头书籍。（萧 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