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中外关系史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专辑开幕词⋯⋯⋯⋯⋯⋯⋯⋯⋯⋯⋯⋯⋯⋯⋯⋯⋯⋯⋯⋯⋯⋯⋯⋯⋯⋯韩振华（1）宁波市政领导在会上的讲话⋯⋯⋯⋯⋯⋯⋯⋯⋯⋯⋯⋯⋯⋯⋯⋯⋯⋯⋯⋯（3）第一届理事会和秘书处工作报告⋯⋯⋯⋯⋯⋯⋯⋯⋯⋯⋯⋯⋯⋯⋯夏应元（6）提交大会学术报告的论文题目⋯⋯⋯⋯⋯⋯⋯⋯⋯⋯⋯⋯⋯⋯⋯⋯⋯⋯⋯（9）中外关系史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沈定平（11）中外关系史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讨论论点简介⋯⋯包雅能据记录整理（20）中外关系系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名单⋯⋯⋯⋯⋯⋯⋯⋯⋯⋯⋯⋯⋯⋯⋯⋯（24）闭幕词⋯⋯⋯⋯⋯⋯⋯⋯⋯⋯⋯⋯⋯⋯⋯⋯⋯⋯⋯⋯⋯⋯⋯⋯⋯⋯姚 楠（25）出版消息《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二辑即将出版⋯⋯⋯⋯⋯⋯⋯⋯⋯⋯⋯⋯⋯谢 方（26）《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辑出版⋯⋯⋯⋯⋯⋯⋯⋯⋯⋯⋯⋯⋯⋯⋯姚 楠（27）王治来《中亚史》一书出版⋯⋯⋯⋯⋯⋯⋯⋯⋯⋯⋯⋯⋯⋯⋯⋯⋯胡 南（28）吴凤斌《契约华工史稿》一书即将出版⋯⋯⋯⋯⋯⋯⋯⋯⋯⋯⋯⋯锺 元（29）学术动态鲁汶大学中国欧洲研究中心介绍⋯⋯⋯⋯⋯⋯⋯⋯⋯⋯⋯⋯⋯⋯⋯郝镇华（30）《十七、八世纪福建历史及其对外接触》国际学术会议概述⋯⋯⋯林仁川（31）荷兰学者黄隆泰作关于中国正名问题的报告⋯⋯⋯⋯⋯⋯⋯⋯⋯⋯夏 南（33）一批外国专家学者访问我国⋯⋯⋯⋯⋯⋯⋯⋯⋯⋯⋯⋯⋯⋯⋯⋯⋯⋯⋯⋯（35）湖南师大研究中外关系史简况⋯⋯⋯⋯⋯⋯⋯⋯⋯⋯⋯⋯⋯⋯⋯⋯⋯⋯⋯（36）南洋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近况⋯⋯⋯⋯⋯⋯⋯⋯⋯⋯⋯⋯⋯⋯⋯⋯⋯⋯（36）附：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名单

中 外 关 系 史 学 会 第 二 届年 会 暨 学 术 讨 论 会 专 辑一、开 幕 词编者按：1989年9月15日至19日，全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宁波市胜利召开，到会专家学者共七十余人。会议对学会所订中心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开放与闭关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探讨。学术讨论会结束后，选举了新一届的学会理事。现将会议情况出专辑如下。韩 振 华中外关系史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今天在宁波胜利开幕了。首先，为悼念在这五年中前后去世的著名学者、我们学会的创建者、名誉理事翁独健、韩儒林，理事长孙毓棠，秘书长马雍，付秘书长陈庆华致哀！（与会者全体肃立，默哀一分钟）。同志们，中外关系史学会自1981年在厦门成立以来，在这五年多的时间内是做出了一些成绩的。我们筹办了《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外关系史译丛》和《中外关系史通讯》三种刊物，并且能不间断地按期出版。这都是靠大家同心协力，在中外关系史这门学科上努力的硕果。同志们，中央号召我们要努力创造一个民主、团结融洽和活跃的气氛，共同为建设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我们要更好贯彻这个方针政策，在学术讨论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次在宁波开会，感谢宁波党政领导为我们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尤其是宁波文化局和文管会，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仅此代表大会，向宁波市党政领导致谢！希望这次宁波会议，能在这种和谐、融洽的气氛和环境中，大家来商讨一些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尤其是我国历史上的开放和关闭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共同探讨中并做出比较如实反映当时事实的评价。谢谢大家！

致 贺 信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年会同志们好！欣悉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年会在宁波召开，惜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既要参加在南宁召开的东南亚研究会年会于先，就不能继续去参加宁波的大会于后。由于身体关系，我不能躬逢盛会了。这次失去向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深以为憾，特表歉意。敬祝大会成功，同志们身体健康！并祝同志们实行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原则，为祖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朱杰勤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

二、宁波市人大常委付主任钱念文在 会 上 的 讲 话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今天在宁波召开。首先请允许我，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全体同志、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大会致以衷心的祝贺！宁波开辟为全国沿海十四个对外开放城市后，又在“七五”计划中被列入全国重点建设城市之一，今年正是宁波进入大规模建设开始的时候，这次会议通过讨论中国历史上开放与闭关政策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从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必将对宁波市今后的开发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宁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秦汉时已经与海外有了贸易交往。自唐宋以来即为我国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口岸。其间，从唐代中后期经五代、宋，直至元代，可说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对外贸易交通由发展到极盛的时期。同时宁波在各方面的发展也很快，并在全国占有一定的地位。而明清朝，由于东南沿海受到倭寇的侵忧和政府采取闭关政策的影响，宁波趋于衰落。1840年雅片战争后，宁波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接着，其他各外国侵略者继美国接踵而来，在宁波设领事，输入大批商品，掠夺我国资源，这就改变了宁波对外贸易的性质。这说明，从对外关系的角度上，可以看到它对一个地区、一个港口、一个城市的发展、兴衰所起的重大影响。宁波，目前市内和郊县保留着不少反映中外关系史的文物古迹。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遗址。宋代日本道元禅师入天童留学，归国后在日本创永平寺，宏扬曾洞宗法，道元为日本曾洞宗之始祖。天童乃是日本曾洞宗的祖庙，年年都有曾洞宗信徒前来朝拜，还建立石碑供人参观，阿育王寺是唐代鉴真与日本朋友东渡遇难后曾住过的地方。宋代朝廷派员出使高丽的万斛船打造的招宝山脚下遗址尚存。宋代阿拉伯·波斯人来明州时所建的清真寺将在整修。宁波和各国友好交往中还留下不少友谊佳话，如宗朝明州赵伯圭对一个真里富国（今印支半岛）商人死亡，派死者门徒将财产护丧回国，促使他们改变抄家的习惯，并将死者家属所献财产，建造三座浮图，雕刻赵太守的象，为他祈祷祝福，这些保留文物和佳话，说明宁波在中外关系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同时，古代宁波对外贸易与交往的历史也表明，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贸易和交往，相互促进本国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今天我们正在全力以赴把宁波建设成华东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对外贸易口岸、浙江省的经济中心，“七五”期间已经列入国家建设项目的投资总数，占浙江全省投资的一半以上，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如此密集地集中建设一个地区，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这就是说：宁波这个历史上古老的港口城市，又将加速建设成为一个新兴的港口城市。由于过去在备战思想指导下，作为沿海城市的宁波，各项建设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当前各方面的欠帐较多，任务艰巨，尤其是文化建设的各项设施，更是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但全市还有许多文物古迹，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达179处，其中中外关系史的文物遗存是一个重点。我想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会，能推动我市对保护和进一步开发利用这一批中外关系史有关的文物，特别引起大家的重视，进而逐个加以整修、开放，供国内外人士参观和研究，以促进宁波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宁波必将在对外交往和贸易中，焕发它的青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宁波市政协付主席毛翼虎在 会 上 的 讲 话各位理事、正付秘书长和全体代表：你们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出版单位，大多数是长期来从事中外关系史的开究工作的，你们都是专家、学者。这次到宁波来出席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我代表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表示热烈的欢迎。宁波在历史上是一座著名的港口城市，在中外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明州城，从鄞县的鄞江桥小溪迁移到今天的宁波三江口，鼓楼就是唐子城的南门，和义路罗城遗址出土的大量晚唐越窑外销青瓷，就是对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出口商品。在日本、朝鲜、越南、新加坡、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家出土的越窑青瓷，其故乡就是慈溪县的上林湖、鄞县的东线湖⋯⋯在唐代，阿拉伯商人以波斯湾港口为起点，经过印度洋南中国海到广州、明州、杨州等地进行贸易。波斯湾港口席拉夫的商人苏烈曼于公元851年（大中五年）编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印度、中国航海记》其中提到“中国有一种陶器，尽管是陶器，但它具有玻璃般的细腻和水一般的透沏”说明越窑青瓷是很受世界人民欢迎的。宋代时，明州为全国三大港口之一，也是对日通商的主要口岸，其主要的因素是：一、宋朝把广州、明州、杭州列为对外开放的主要贸易港口，设三处市舶司，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海舶往来，都集中于明州；中国到日本等经商的船舶，多由明州放洋，或回国时在此停舶，从而使宋代明州港的进一步繁荣。二、明州港的对外开放，尤其对日本的开放，这与南路航线的开拓，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州至日本的航程短，船舶行驶往返快，运输周转效力高。有关史籍记戴宋财政收入有这样论及“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宋室南渡后，“经济困乏，一切依办海舶”就是其例。东门口交邮大楼出土的宋代海船与江厦街海运码头的发掘，也充分证明了“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反映了宁波唐、宋时的繁华景象。现在车门口旗杆巷的波斯巷，就是波斯馆商贾住过的地方；镇明路宝奎巷一号的高丽使馆遗址，过去也是朝鲜使者和商贾住的地方，清真寺原是阿拉伯人伊斯兰教沐浴朝拜活动的地方。我所举的一些中外关系史上的例子目的为了说明，在索讨中国历史上开放与闭关政策对城市包括我市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宁波是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如何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将宁波的经济搞上去，要依靠到会的专家、学者来引线搭桥，探讨、研究为我市献计献策，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预祝大会胜利成功。祝代表们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三、第一届理事会和秘书处工作报告夏 应 元我学会自1981年5月成立以来，迄今已阅五载。在这五年中，在会员们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成绩。一、筹办三种刊物在成立大会上，已故理事长孙毓棠先生提出：我会不必过于频繁地开会，而应多办实事，为这一新兴学科作些具体贡献。这一方针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当时决定筹办三种刊物，（其中《论丛》和《译丛》，以书的形式连续出版）作为我会工作的重点和联系会员的纽带。（1）《中外关系史论丛》以刊登会员的研究成果（论文）为主。在成立大会上推举出编委会，由理事谢方同志任召集人。几年来，在谢方等同志的辛勤努力下，并在世界知识出版社负责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自1985年起开始出版第一辑，现在第二辑已终排校付型，将于年内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专门发表中外关系史文的刊物。（2）《中外关系史译丛》它主要以翻译介绍国外关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为目的。副理事长姚楠同志在原定召集人陈庆华体弱多病，无暇顾及的情况下，慨然挑起重担，承担主编工作，并聘请龚方震、陈炎同志为副主编，董湘君同志担任具体编辑工作，又向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由该社负责出版。现已出版一、二两辑，第三辑已排印，予计本次会后即可出版。《译丛》内容涉及中外关系史的各个方面，对研究者了解国外研究成果，颇有裨益。我们谨向为它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姚、陈、龚、董等同志，特别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表示深切谢意。（3）《中外关系史通讯》这是一个由本会自己编印发行的，以报道会员研究动态、学术界有关中外关系史消息为内容的内部刊物。自本会成立以来，至今已编印七期。对于向学术界介绍我会的动态及会员研究成果，加强会员彼此间的了解，掌握当前信息，都起了一定作用。除第一、二两期由夏应元经手筹办之外，其后，都是由郝镇华同志负责的，他从搜集稿件到分发

邮送这一系列过程，都一力承当起来，为保证《通讯》的出刊，贡献了很大力量。另外，他还默默无闻地承当了本会秘书处许多日常事务性工作，埋头苦干，不争名利，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是一个新兴学科，比较专门，读者面窄，出版界近两年又不甚景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克服重重困难，一个不算大的学会能独力筹办三种刊物，使它相继问世，并且都是我国学术园地内空前未有的，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一方面感谢上述各位负责同志的辛勤劳动，特别是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广大会员同志及学术界的同好们惠寄稿件，出计献策，也是使这三种刊物得以出版的重要原因。希望会员们继续大力支持，使这三种刊物越办越好。二、扩大招收会员的工作我会在1981年成立当时，由于筹备过程时间较为仓促，有些单位还不知道，在成立大会闭会当时，会员人数约为七十人左右。成立大会上决定要扩大招收会员。经过这几年来广大会员的宣传介绍及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使越来越多的同好者加入我们的队伍，从而使会员人数大为增加。至目前为止，我们会会员人数已达190人。三、理事会的几次会议及会务工作进展情况自从1981年我会成立大会闭幕之后，至本次会议之前，我会共召开了三次理事会（有的会是部分理事参加的）。可以说，它标志者我们会务进展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次，是1983年3月在京的理事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办好三个刊物的问题。因为当时，除了《通讯》之外，其他两个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会上，重新确定了三个刊物的主编（谢、姚、郝）和主编负责制，并确定了一些具体措施。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论丛》和《译丛》的编辑出版事宜。第二次是1984年7月在北京召开。当时三个刊物都已相继出齐。按会章规定，应每隔四年，即在1985年应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因而，当时会上主要讨论了1985年召开第二届全国性年会事宜。经过讨论，确定了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对外“开放”与闭关对我国历史发展影响》。除了通过讨论，确定议题之外，这次会上最大的收获，还是在思想上明确了我们会的方向、任务、与其他研究会在研究领域上的分工。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目前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其研究领域往往侧重于一个地区、国家或一个方面，这也是很自然的。国内目前也有不少相应的研究国别史、地区史的学术团体。我们学会与他们，在业务领域上有何不同？如何分工？通过讨论，明确了①我们学会是立足于中国，研究以中国为

中心的对外关系史。当然也研究外国对中国的影响，但也是立足于中国。②我们的研究重点，不是局限于某个地区、国家、侧面的研究，也不是这些部分机械地拼合，而是着重阐明我国对外关系史的总体，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阐明事实，掌握其内在规律性，这将大大丰富中国历史的内容，对世界史也将是一个贡献。基于这种认识，使我们明确了与其他兄弟学术团体的不同分工和发展方向。本次会议主题的确定，就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并结合我国开放政策的现实确定的。今后仍希望向这一方向努力。第三次，是1986年1月举行的。由于1985年9月、11月，我会理事长的孙毓棠、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马雍同志相继因病去世，迫切需要健全领导机构。会上推举副理事长韩振华为代理事长、夏应元为代秘书长。并决定积极着手筹备9月召开第二届年会。四、对国外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1）在我学会成立时，曾收到英中了解协会副主席贝尔格致我会名誉理事长宦乡同志的信，比利时欧中协会秘书长道辅博士致秘书长马雍同志的信，表示热烈祝贺。1983年6月，欧中协会秘书长芬道辅博士乘来中国参加会议的机会，在北京应我学会邀请作了演讲，与我会在京理事举行了座谈。（2）在近几年当中，我会有不少同志出国访问。例如，孙毓棠同志去美国、吴廷珍先生去日本，韩振华同志去美国、荷兰、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姚楠同志去泰国，马雍同志去欧洲、夏应元同志去日本等。这些同志的出访或讲学，虽然不是由我学会派出的代表，但由于他们在学会担任一定职务，通过他们的活动，也在客观上扩大了我学会在国外的影响。五、与国内各兄弟学会的联系我会自成立以后，就先后与各有关学会建立了联系。特别是由于我会很多会员同时具有其他学会会员的双重身份，经常参加其他有关学会的活动，在客观上也扩大了我会与其他学会的联系。目前已与我会建立联系的兄弟学会有：东南亚研究会、中亚文化协会、华侨历史学会、太平洋历史学会、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等。我会经常与他们交流情况，互通信息，对我们会务也有很多帮助。例如，我会主办的《通讯》和其他刊物上，经常由他们惠寄稿件，介绍成果，也是对我们一种支持，谨向这些兄弟学会表示谢意。通过以上的简要回顾，使我们感到：我们学会成立五年来，在已故理事长孙毓棠先生和韩、姚副理事长的正确领导下，在已故秘书长马雍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取得不少的成绩。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根据会员反映，两次大会之间间隔时间较长，活动较少。（2）所创办的三种刊物，由于内容比较专门，读者面窄，

加上宣传工作不够，学风稍嫌死板，以致社会影响不够大，刊物如何在保证学术质量前提下尽力作到雅俗共赏，扩大读者面和社会影响，以便发挥我们这一新兴学科的社会效益，还需我们大家作更多的努力。（3）过去一段时间，由于理事长、秘书长长期卧病和相继逝世，使我们会的活动能力也相对地受到一定影响。我相信，通过这次大会，大家齐具一堂，共同讨论，各抒己见，一定会把中外关系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向前推进一步。同时通过改选，成立新的理事会，必将使我们学会的领导机构更加健全，生命力更加旺盛，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我们会工作新阶段的到来。以上报告，是否有当，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指正。四、提交会上学术报告的论文题目一、关于中国历史上开放与闭关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总 论古今开放政策比较研究 杜经国（兰州大学）浅论中国历代王朝的海外政策与当代的开放政策 丁正华（中国航海学会）中国历史上的闭关政策和封建社会的没落 卢苇（暨南大学）各朝代的开放与闭关问题唐代文化开放政策及其对日本奈良文化的影响 王金林（天津社科院）唐代开放政策对扬州繁荣的影响 朱江（扬州博物馆）元代开放与文化的多样性 黄时鉴（杭州大学）元代开放政策与宁波港的发展 张毅（四川社科院）宁波港兴衰与开放的关系 林士民（宁波文管会）论明清时期的锁国政策及其严重后果 徐明德（杭州大学）论明代对外政策的演变 晁中辰（山东大学）论明前期中国与南洋外交的演变 翁惠明（山东社科院）郑和下西洋是明初国内富强与对外开放的结果 潘群、陶卫东（山东大学）评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海外开放政策 孙光圻（大连海运学院）闭关锁国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沈定平（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晚明时代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相互渗透初探——兼论明代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张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代后期海外贸易与交通初探 黄盛璋（中国社科院地理所）清代是否闭关锁国 （郭蕴静（天津社科院）清初海禁对闽粤社会和华侨的影响 吴凤斌（厦门大学南洋所）论清前期对外政策的历史效果 吴建雍（北京社科院历史所）清前期中西贸易与闭关政策 邱克（暨南大学）论太平天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吴士英（山东大学）二、中外关系史其他问题中外交通史导论 陈佳荣（香港南海文化事业公司）李鸿章与朝鲜——译甲申政变前后的中朝关系 曹中屏（南开大学）中东铁路问题始末记 葛凤花（河北师大）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浅议 徐绪典（山东大学）蒲甘来使入宋考 陈炎（北京大学）明朝时中缅政治关系 孙来臣（北京大学）从历史上看泉州安海港的兴衰与华侨的关系 林金枝（厦门大学南洋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缅关系 王方南（南京外国语学院）厦门的苦力掳掠 吴凤斌（厦门大学）中柬之间历史上往来的港口 周中坚（广西社学院）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由来 沙敬范（北京大学）从《外夷朝贡考》看明代朝贡制度 陈尚胜（山东大学）中国和拉丁美州早期交往的渊源和先驱 杨典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明清时代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管理 黄鸿钊（南京大学）嘉庆十年俄船来广贸易案考实 蔡鸿生（中山大学）明清之际传教士与中国文化 张立华（山东大学）国外对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动态 黄颂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略论泉州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奴石刻 杨钦章（泉州海交馆）古代阿拉伯人记中国 龚方震（上海社科院）泉州新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碑述考 扬钦章、何高济（泉州海交馆）清代外销瓷与早期中美关系 吴建雍（北京社科院历史所）我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回顾 洪永珊（江西大学）

五、中外关系史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沈 定 平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蓬勃发展的海港城市宁波，召开全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共七十余人。这次年会就本届年会所确定的学术研讨的中心议题，即《关于中国历史上开放与闭关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讨论大致涉及到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开放政策的概念、内涵以及历史上开放政策与当前开放政策的异同“对外开放”是现代名词，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政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实行的。至于这个现代名词是否可以借用于古代，或者说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开放与闭关的两种不同政策和状态，与会者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吴廷璆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闭关锁国是任何封建国家采取的根本政策。它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没有从外界获取什么东西的必要。故而具有保守性和闭关性，这是封建国家的本性，为的是防范外来的商品经济对小农经济及封建统治基础的侵蚀。这种政策在专制主义国家表现得尤其厉害。因此，应该把历史上开放与开放政策区别开来，它们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在封建社会开放的现象（如政治、文化往来）是存在的，但并不一定存在着开放政策，特别是象现在意义上的开放政策。项英杰同志（贵州师范大学）以《封建制时代的开放政策》为题，发表了与上述意见不同的见解。他说，开放与开放政策不可能分开，历史上绝对闭关的国家或时期都很少见。有些活动，尤其是文化上的交流和开放是关不住的。封建国家设置的障碍，只能收效于一时而不能久远。科学技术 思想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交流和传播，都是没有不出国的。至于小农经济也并不一定妨碍开放，从欧州中世纪来看，开放对它有好处，解决了劳动力过剩和生产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封建制时代不仅有开放政策，而且这种政策还是正常的和长期的。

此外，还有些同志试图从分析历史状况入手，来探讨开放政策的科学内涵（概念）以及古今开放政策的异同。丁正华同志（北京中国航海学会）认为，历史上的开放政策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开放一定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有利，否则就不能叫开放。（二）政治上能不能坚持独立，雅片战争后被迫五口通商，就不能叫开放。沈定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认为还可以补充两条，即看它是否有利于学习、吸收和融合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来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还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中国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在急剧变化的世界潮流中，使中国能在竞争中前进。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指出，如果这些有关历史上开放政策的界说能够成立的话，那末它与当前的开放政策便有某些相近或相似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这个现代名词可以借用于古代。通过对历史上开放与闭关政策及其后果的考察，不仅可以加深对当前开放政策重要意义的认识，还能够总结出一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许多同志强调指出，古今的开放政策虽然有某些相近或相似的地方，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开放政策，彼此间存在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历史上的开放政策，是封建统治者出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发展需要，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而实行的。因而它是有严格条件的（当统治阶级利益适应社会发展趋势时就实行，否则就不实行；当国力比较强盛时就实行，国力弱时就不实行；一般王朝初建时不实行，中期以后才实行）；时断时续的（不是自始自终，一以贯之）；其开放的范围和规模是相当有限的。因此，从总体上看，它不是对客观规律的自觉认识和行动。与此相反，当前实行的开放政策，是从人民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为了四个现代化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而实行的。从此出发，当今的开放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自觉认识和控制的基础上。它是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需长期坚持下去；它不论在开放的范围、规模和程度上，都远远趋过历史上的任何朝代。二、开放或闭关政策对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1）对中国封建王朝对外政策所进行的纵向考察。丁正华同志结合航海事业的兴衰，全面论述了历代王朝的海外政策。他说，古代社会在当时条件下也有它的开放与封闭。封建时代的开放溯源相当早，秦汉已有开放的表现。如《汉书》地理志所记，汉武帝时中国海外交通已到达印度南端。而《南齐书》东南夷传，透过对“商舶远届”的记载，说明当时对海外还是向往的。但在唐代以前，开放还不是作为政策，而是一种实际状况存在的。发展到唐宋代，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对外开放。开放推动经济发展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进出口贸易剧增，市舶司正式设立并收益

日盛，唐代船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舶，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在北宋，这就是靠航海发达引起的。唐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和宋代商业经济、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唐宋时代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都跟开放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他接着指出，从明初起实行的是闭关政策。明初郑和下西洋是了不起的，作为伟大的航海家当之无愧。但他是秉承明成祖的旨意，主要是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而不属于对外开放的性质。到了明末，广东、福建地区人员外逃，逃到郑芝龙那里，形成人数有好几万、船数千艘的武装走私集团。这是因为明代实行海禁，实行闭关锁国策所造成的。清朝较之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为防止抗清复明的力量而发展到“迁海”。尤其是在福建、广东等地，死者数十万。后来康熙虽然放松，但海外贸易元气大伤。加上对海外贸易的种种严格限制，中国辉煌的造船及航海事业奄奄一息。正在中国实行闭关自守的时候，欧洲的资本主义主义发展到工业革命阶段。中国在海上的力量逐步削弱，西方势力日益强大，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中国越来越落后。（2）就开放政策下，中国文化对其他国家影响所进行的横向考察。王金林同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提交的《唐代的开放政策及其对日本奈良文化的影响》论文中，不仅考察了唐代对政策的各种表现，指出唐代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促进文化鼎盛的重要因素。而且还着重探讨了以唐代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唐文化圈的形成，使之成为新罗、日本等国封建文化的母源，对于促进地区性文化发展与和平繁荣，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指出，日本是唐代开放政策的最大获益者之一，唐朝的开放政策对日本奈良王朝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唐的开放政策，为日本奈良王朝提供了接触代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唐文化以及直接接触欧、亚、非各国学者和文化的机会，第一次真正摆脱了海岛孤居的局面。日本受唐文化的恩惠是很多的，奈良时代实行的全盘唐化政策，使其政治、经济、文化以至民俗人情，都受到唐文化的深刻影响，日本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日本由一个国力不强、国际影响力不大的东亚三等国家，一跃而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唐王朝的强国。（3）对东南海港口所进行的地区性考察。林士民同志（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通过回顾宁波港的历史变迁，论证了封建王朝对外实行的开放还是海禁政策，往往是左右宁波港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在《宁波港兴衰与开放的的关系》的文章中指出，由于唐王朝实行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宁波港口的发展，海外贸易的活跃，手工业的繁荣。宋元两朝对宁波（明州、庆元）港口实行的开放政策超越前代，从而使开放口岸的贸易额不断上升，市舶收入成为宋朝廷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此外，手工业也得到蓬勃发展，宁波附近所烧青瓷为全国名窑之

冠，通过陶瓷之路涉足五洲。宁波的造船业也入宋称雄，一度跃为全国之冠，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而造船业的发达又给宁波港带来了繁荣和兴旺。明清时期，朝廷对沿海港口实行闭关（海禁）政策，是出于政治上稳固政权和加强海防的需要，在客观上则是造成沿海许多港口中衰的主要原因。就宁波这个历史上优良的对外贸易港口来说，之所以衰落，首先是由于明清王朝执行的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朱元璋在位时与日本绝交，下令防倭并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永乐以后实行严格的“勘合贸易”。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争贡事件，置宁波市舶司，至明末中日也未恢复正常贸易。由于沿海倭寇骚忧历时二百多年，致宁波港对外贸易和海运事业大受影响。清初，政府为了对付郑成功、张煌言领导的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海禁更加严格。宁波港又一次遭到重大打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曾解除海禁，一度对沿海口岸开放，宁波港又得到复兴的转机。但由于清政府仍推行不同程度的闭关阻止政策，故使宁波港的好景不长。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后不准外船入浙，这不仅使宁波海外贸易受到阻碍，同时也使内地农副产品发生停顿和萎缩。朱江同志（江苏扬州博物馆）则在《唐代开放政策对扬州繁荣的影响》的文章中，论述了历史上扬州城的兴衰与封建王朝开放政策的关系。他说，有着二千四百七十多年历史的扬州，其最为繁荣的时期是在唐代。在这个历史时期，一下子把扬州从贯通国内南北交通枢纽的位置，提高到对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一大国际都会的地位，从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唐代扬州的经济繁荣，受朝廷实行开放政策的影响实大。这一政策，曾经起到激发和促进扬州经济蓬勃发展的作用，并由此带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以至整个城市的繁荣和昌盛。而扬州的衰落是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宋元明清四代，从未出现过如唐朝的盛世。宋明两朝在对外开放方面，一变唐朝的做法，实施限制性的开放，而且往往只限于官方往来或官商贸易，并且还是阵发性的时通时断，致使民间的交往和贸易，处在受抑制的状态之下，不仅损害了正常的国际通航和通商事业，而且迫使中国的商品经济，日益退出了传统的国际市场。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扬州的衰落，也就成了事在必然的结果。（4）对某个历史事件所进行的重点考察。吴士英同志（山东大学历史系）以中国近代太平天国起义为例，评述了它所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及其利弊得失。他说，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其领导人洪秀全就在一次谈话中确定了他对外政策的基本思想，既包含了互不侵犯的正义态度，又体现了国际友好、文化交流等原则。定都天京以后，在国际交往中，许多事实表明太平天国很开明，没有闭关锁国的思想。首先，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太平天国自始至终主张自由贸易，同意并坚持与外国通商。不过，这并不等于听任外国资本主义进行非法的商业侵略，它是

以外人必须遵守中国的法令和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其次，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友好平等，以礼相待，这是太平天国态度开明，对外推行开放政策的又一表现。还有，主张中外文化交流，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这是太平天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另一重要表现。他接着指出，太平天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给革命事业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税收，并获得外界大批粮食、军火和日用洋货。又如，对外开放政策使太平天国赢得了不少外国朋友。外国友人纷纷投效太平天国，这自然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正义性使然，可是，太平天国实行开放政策，对外国人进入其境持欢迎态度，也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太平天国实行开放政策，还使外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革命的真象，从而争取了世界进步舆论的支持。最后，由于实行了开放政策，还使它收得了外国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由于太平天国是革命农民建立起来的国家，它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具有眼光狭隘、保守落后的一些缺点。反映在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愚昧，犯了不少错误。在太平天国领导者的头脑中，也有天朝上国的传统思想，以中国封建帝王对待“ ”夷狄 的态度来对待西方列强，这一点在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带来了不良后果，丧失了可以争取的朋友。此外，太平天国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也缺乏认识，往往认为同拜上帝而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存在幻想，以致漫不经心地把国家某些主权也让给了西方列强。从1853年起，太平天国在实际上就已经把内河航行权让给了西方列强，为它以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与会者通过对历史上对外政策所进行的纵向与横向、总体与局部等多层次、多侧面的考察后，一致认为，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兴盛是同它所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分不开的。对外开放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繁荣；有利于吸收别国文化的精萃和科学技术，以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使之不断进步；有利于中国走向世界，充分发挥它对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当具体地评价某个朝代的历史地位或某个事件的历史作用时，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例如，中国历史上是唐代还是在元代达到对外开放的颠峰时期，与会者有不同看法。王金林认为唐代是中国封建文化高度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朱江则说，中国在国家史和世界史上的两个极盛时期，即是汉代和唐代，而且有两个致力于发展海外交通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王朝，因此，中国留在世界史上最为辉煌的两页，就是汉唐两代，尤以唐代为最。而宋元明清四代，从未出现过如唐之盛世。特别是在国际间的影响，更未出现过代唐而起的盛况。黄时鉴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和张毅同志（四川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不同意上述看法。黄时鉴在一份题为《元代的对外政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提纲中指出，成吉思汗

所确定的，并由忽必烈继承发展的蒙元对外政策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政治上的世界主义；二、经济上的重商主义；三、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在上述政策下，元代的对外文化交流空前繁盛。中国的历史学家往往以唐代作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颠峰与典范。可是拿唐代的情况与元代的情况作个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元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唐代。张毅也持有与此相同的观点。他说，元朝以蒙族入主中原，对待异民族及外国事物的态度，与历代汉族统治者那种严分夷夏，有显著的不同。他们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对金人及西域各种人才使用得很不少，对各国商人更为欢迎。此外，元朝统治者还采取许多措施发展水陆交通，从朝鲜半岛南端直至太和岭（高加索）之亚畅通无阻。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各国间的物质交流，商旅往来，更有利于元代的开放政策。又如，对明朝永乐年间的对外政策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翁惠明同志（山东社会科学院《东岳论丛》编辑部）在《论明代前期中国与南洋外交的演变》的文章中认为，永乐、宣德时期是中国与南洋外交的高潮。明成祖朱棣顺应了客观形势的需要，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对外开放政策。这表现在对海外国家大力招徕，敞开了海外各国官民来华访问、贸易的大门。还表现在派遣大批使团往南洋各国招徕朝贡，对各国经济上给予丰厚的赏赐。此外，对中国与南洋各国之间的矛盾，明政府力图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他指出，永乐前期明政府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得到了海外各国政府的热烈响应，取得了巨大成功，国际国内的形势趋向稳定。它为确保中国南方沿海诸省的安全，为支援北方边防的巩固，维护国家的稳定，从而保障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孙光圻同志（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在分析了所谓“永乐开放”的政策内涵及社会效果后，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论明永乐时期的海外开放》的文章说，“永乐开放”的政策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官方垄断开放，民间实行海禁，厚往薄来的朝贡一赍赐贸易。从这三大政策特征中可以看到，所谓“永乐开放”，实际上是一种“开放”形式的闭关或闭关性质的“开放”。尽管一个时期内，中外之间交往颇为频繁，但拆穿来看，不过是明朝政府对海外“开”门“放”财买名，对国内闭关锁国而已。他进一步指出，“永乐开放”的实施非但没有给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大的积极作用，却反而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财政危机的消极后果。“而永乐开放”的代表作——郑和下西洋之后，原本宋元以降中国航海贸易事业持续发展的势头，却嘎然然中止，并开始由盛转衰，陷于落后被动的局面。因此，明成祖所制订的“永乐开放”及其相应的政策，从时代本质来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晚期，其上层建筑要顽固地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从而确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产物。

三、对于明清时期开放与闭关政策的评价由于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故而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及其影响，引起了与会者的格外关注。徐明德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在题为《论明清时期的锁国政策及其严重后果》的发言中说，闭关是防止外国侵入，锁国是对人民加强统治。明清时期有三百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其内容包括：禁止私人出海贸易，关闭港口；设立商行进行监督控制，垄断贸易；限制商品出口数量；限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他认为，造成明清时期闭关政策的原因，既是害怕人民力量与海外势力结合，也是重农抑商与自给自足经济的表现，还反映了思想上的保守与妄自尊大。至于闭关锁国的历史教训，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使中国变得贫穷落后，它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中国前进；造成了“北夷南倭”的局面；妨碍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文化，与世界交往。另一方面是颠倒了是非观，如评价历史人物，在明代被当作倭寇处死的王直，今天来看，至少要把他放到农民战争英雄同样的地位。因此，闭关锁国是慢性自杀政策，束缚人民的锁链，贫穷落后的祸根之一。沈定平在《闭关锁国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言中认为，从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明清史角度来看，讨论开放与闭关政策，实际上是从一个新的侧面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从明清时代与世界发展趋势的联系来看，十六至十八世纪，既是世界历史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与欧洲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进行较大规模的直接交往时期。资产阶级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重要变化，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逐渐打破了地域和民族界限，而日益具有世界性。不管中国封建统治者愿意与否，当时的中国已经是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对双方的社会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与他们的交涉已成为明清封建政权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所以，考虑明清政权的对外政策，不能只跟中国以前的王朝相比较，而是应该放到当时正在发生剧变的世界潮流中去考察。离开了这个总的世界舞台和时代背景，就难以正确估量闭关锁国政策的严重后果。从当时中国的生产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来考察，中国既面临着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的有利时机和条件，同时也潜伏着正常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机。怎样充分发挥有利条件而从潜伏的深刻危机中摆脱出来，关键在于是否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期。在这方面，西欧的重商主义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而明清王朝的抑商政策或闭关锁国政策则树立了一个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典型。于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

转折关头，西欧各国由于开放而得到迅速发展，而中国因为闭关锁国而丧失了良机，终被时代潮流抛开而陷入落后状态。因此，封闭政策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张铠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晚明时代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相互渗透与影响进程初探》的文章中，首先，通过对纺织业、冶金业和农业等三个重要产业部门的比较研究，证实明季的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仍较同一时代的欧洲为高，这就是中国商品能以长驱直入世界市场的物质前提。故而那种认为十五、十六世纪以后中国已经落伍于西方的习惯说法，有待于重新论证。接着，文章回顾了中国的海外贸易情况，以及估算了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的总数量，证明在欧洲以外的国际贸易中，横跨太平洋的中国－菲律宾－拉丁美洲大三角贸易和西太平洋区域中国与日本、东南亚等地区进行的贸易已发展成为世界市场中最活跃、贸易量最大的部分。而上述这些贸易活动都是以中国商品为物质前提的。因此可以说，晚明时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在世界市场中居于优势地位。而伴随着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中国古代文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东西两半球得到广泛的传播。据此，作者认为，与地理大发现同时发生的世界性商业激变不仅波及到欧洲，而且也影响到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刺激下，我国部分商品生产已进入不仅着眼于国内市场而且也面向世界市场的新时期。而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通过海外贸易，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随着商业资本的不断增殖和雇佣劳动范围的扩大，开始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势头；农业商品化和农业分工的程度在加强。凡此种种，使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因素普遍活跃起来。特别是在民族市场与世界市场的交叉领域即我国东南沿海地带，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方式具有更大的分解作用。晚明社会的中国正处在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进程中。然而，中华民族是否能抓住这有利时机完成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封建国家的宏观经济职能是否构成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即是否能坚持一种与世界市场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开放政策。可是，明季上层建筑已经僵化，成为经济变革的严重障碍。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掀起的商业战争，明统治者不是给中国海商以支持和保护，而是重新想用闭关政策把自己禁锢起来。至于对商业资本和海商的掠夺与摧残有时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处于严重对立之中。虽然晚明时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并没有因王朝的海禁政策而中断，但却使我们民族没能利用世界市场所提供的最好契机，使我国商品经济以高屋建筑之势达到一个新高度，反而埋下了中国落伍于时代潮流的种子。在清朝是否推行闭关锁国的问题上，郭蕴静同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提出了

与以上看法不同的意见。她在《试论清代并非闭关锁国》的文章中说，清初实行的禁海和迁海，是为了杜绝大陆人民对郑（成功）氏的支持和援助，乃是权宜之计，其目的是对内而不是对外。不应该把禁海令与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政策等同起来。自清廷统一台湾后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清初经济恢复中起了作用。虽然由多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是清政府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然而一口通商决非闭关，也并未影响对外贸易的进行。中国同英、法、美、俄的贸易是频繁和活跃的，贸易额是上升的。清代既然没有闭关锁国，那么怎么又落后了呢？作者认为，这要从清朝根本政策去解释。清朝既是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又是由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新王朝，它比别的王朝害怕老百姓，更要加强封建专制制度。西方越发展，清朝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要限制一切不允许改动。在这种状态下，助使把国门开的再大，也不会汲取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经验，为我所用。四、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展望在学术讨论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对今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意见。夏应元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作会务工作报告时指出，中外关系史是研究以中国为中心的对外关系。它不应局限于某个侧面或者个别地区，而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是中国史和世界史交接的边缘学科，通过阐述其内在的规律性，能够丰富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内容。人们可以从不同侧面来探讨这个共同的问题，但它作为一个整体却不是单科的某个学会所能代替的。这些应该是今后中外关系史研究努力的方向。耿引曾同志（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和黄时鉴同志也说，在讨论历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时，我们自己的观念需要先开放一下。过去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从整体上注意不够，今后应该把握这个方向。黄盛璋同志（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谈到中外关系史的发展状况时指出，过去叫中外交通史，它是属于历史地理的分支学科。现在叫中外关系史，已经成为包含多种学科内容的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如包含历史地理、政治史、经济史等内容。中外关系史既然作为一个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应该就其对象、规律、理论和方法进行认真的研究。沈定平也认为，中外关系史要从传统的研究模式中走出来，充分发挥新的综合性、边缘性学科的功能。其理论和方法应该是多层次、多侧面的，但又是整体的；它固然要以考证、绘图、定位、定向为基础，但又不能停留在考证上。它要探讨中外交通路线，探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但更要注意研究这种交往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以及对世界发展整体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外关系史研究是否也存在一个学科改造的问题。因为学科的使命和地位比较过去更重要了，这就需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进行改造或者更新。

六、中外关系史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讨论论点简介包雅能（据记录整理）△ 封建时代是有开放政策的，不但有，而且是正常的、是有意义的。开放是以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为转移的，关和闭就是根据政治利益的需要，且关闭和开放可同时进行，政治上或政治上几方面关闭了，文化、经济仍可开放，而这个范围内开放，另一范围却不开放，不会整个关闭，历史上绝对闭关的国家都很少见，有些活动方面是关不住的。技术、文化和宗教的交流，没有不出国的。开放与否取决于当权者，是以政治目的为转移的，最大的关键是在最高利益。开放与关闭问题，不能简单解决，要全面研究。△ 开放政策跟现实联系起来，如能古为今用的话，那么我所理解的所谓开放政策目前的含义及概念提几点意见：首先所谓开放就是一种国家政策，故而叫开放政策。第二、开放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第三：开放政策，既可开进来，也可以开出去；又可放进来，也可放出去，我认为，开放是没有侧重面的，开放是一种交流，想抵制不让其进来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开放目的，就是使中国在科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自己的生活达到小康的水准。而这只是一种预言，一种希望，并非是科学的结论。开放政策的结果如何，我们不能用数字来计算，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变化。△ 封建国家不一定强的时候要开放，弱时要闭起来，或弱的时候要开放，强的时候要闭起来，正如项教授所说，弱时要开与放，即强弱跟开放没关系，在目前，我国政治上是强的，即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尽管有些人对我们的政策有看法，有不满，但总能做到一声令下干什么，就干什么，经济上是弱的，而经济上弱的时候就应大力开放。经济是最基本的。历史上的政策是有目的的，政策都是以经济上的因素考虑为主的。△ 开放政策有条件的，可作为一项国策。对外开放政策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对于物质文明的建设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很需要。政治制度、政治管理体制不改变，经济体制要改变是不可能的。研究历史，要吸取过去历史上开放中的利弊，预测今天开放政策的利弊，吸取这个教训是有意义的。

另外，开放可知彼知已，搞清双方的基本国情及国外的基本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对外贸易。△ “开放”这词是现代名词，在史料上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开放政策”提出的不多。开放是针对封建闭关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作为政策，对外有往有来，有进有出，彼此有交流。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这样的开放，严格地说，还不太容易看到，那时是被迫开放、开港。哪个国家都有开放，且很普遍，文化上的交流，政治上的来往，等等。这种解释不是说，古代没有这样开放，就否定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对外开放现象。在西方，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初期，采取开放主义政策，新的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活动之前，严格地说，也象有这种开放，中世纪，其是闭关的。至于东方，我们能体会最多的中国殖民地化这种现象，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在民族灭亡的情况下，不得不开放自己的商埠，这种殖民地化与经济开放不能等同起来。闭关、锁国（无论是中国或世界）是资本主义化以前的任何一个国家采取的国策，当然也有例外。封建国家或社会必须采取这一政策，封建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没有任何从外面取得商品的必要，除古希腊、罗马的奴隶贸易外，但这不叫开放，叫对外侵略，对外通商，这就是说封建国家具有保守性和闭锁性。△ 开放政策是近代的，但古代也可借用，但现代有一部份教育应注意到：开放是近代的，而现代社会主义的开放其本质和目的与资本主义的开放有什么不同？应注意：资本主义对我国的影响。开放要由民主来保证。△ 历史上的开放，是借用今天的名词，同今天的开放不一样，借今天的词来说明古代的问题。古代是否可以借用开放这个词来描述？我认为是可以的。对封建社会，各朝代相比较，古代所谓开放是有，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放松，使人们有机会、有条件同外部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及人员往来，从而增添了与外接触的机会和条件。古代的开放就是从这种意义上讲的，是相比较而言的。古代有些为什么有时开放，有时闭关，今天则根本不同。今天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统一的世界市场，因此完全隔绝是不可能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同。在目前，我国必须开放。△ 古代的开放，朝贡贸易并不是对外贸易，这是官方贸易，里面几乎没有私人贸易，这种贸易不是从开放的角度来讲，朝贡贸易不能参加广泛的商品交易、中小商人、非权威的商人做生意了，才算开放。民间大量贸易后，经济关系才能变化，但不是

民间贸易可以改变经济关系，但它可为下一步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条件。△ 古代的开放同现代的开放不一样，是否开放，开放效果如何，应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为什么一定要开放？1、自由市场决定的。2、交通发达，不能同世界隔绝。开放概念是由制订开放政策的人决定的，全面的开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政治上的开放是摆脱禁欲状态，同所有的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不可以自己看成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经济上的开放为一切有利于我们的先进技术都不要排斥，但不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要提高关税。文化上的开放为：对外文化交流，大家在思想上较轻松、自由，制度是建立在人民信任和支持的基础上。应将古代 近代的开放；资本主义的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开放区分开来。△ 旧中国的开放有利于将介石统治，有利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需要。三中全会前，中国的思想没有很好地解放，对外开放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直把对外贸易、对外勾通当成是走资派干的事。到了1979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解决，至此，才真正发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有对外开放政策或理论基础。△ 闭关、开放两词应适用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开放的含义和范围与近代，古代的大大不同。近代和古代的开放都是局部的，且是某种意义的开放，到了近代，地区史、国别史汇合成世界史的时候，即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努力中心将整个世界连成一体的时候，这样的开放和闭关才具有真正意义和全新的内容。我同意：强时开放，弱时闭关这观点。对此观点我们从封建时代的静态考察是适应的，即最适合于封建时代而不是近代社会，也就是说适合于1840年之前。古代的开放与近代的开放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范围上是很有限制的。主动开放和被动开放问题：目前的开放（1979年之后），唐代的开放，西方的开放等的开放都是主动开放。我国的主动开放是经过政权向外延伸，因为这种开放是建立在强大的政治之上，故其结果可以导致繁荣昌盛。主动开放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强盛。被迫开放是从1840年后到现在，总共有140多年，但里面也有不同时期，如1840年后的中国新文化讨论，“五四”运动的兴起等等。现在，走出了传统思想的牢笼，站在高处，看得很远，但看到的则是中国的满目疮痍，这就对中华民族的心理起了很大的影响，使人民感到痛苦，且这种痛苦仍在继续、世风日下。但经过漫长的阵痛之后，带出

了一个健全的、全新的中国。但封建主义思想仍很严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使封建思想的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封建主义能否真正开放？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做到真正开放。△ 开放和闭关完全是现代的，以前只有禁海。历史上有没有开放政策，开放现象呢？有人认为有。我个人认为：这两者是不同的，封建中央集权，对下面控制很严。如果上面没有采取开放政策的话，则下面就不可能出现大量的开放现象，即开放政策是否存在，不是看朝贡贸易有没有，使者的往来是有限的。重要的是看对民间贸易的态度。民间贸易在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很大部分，是最主要的贸易形势，或者说是开放政策的核心。开放政策的下达表现在皇帝的诏令中，在几个朝代是不难找到的。不过，诏令是带有大国主义的味道，然而，我们看了这些封建的语言，就会很清晰地看到封建政权是有开放政策的。有没有开放政策，同时还要看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实际效果。唐代，在广州、长安、扬州很明显地看到有许多外国的侨民，他们是大食、波斯人，在扬州就有几千人，在广州据记载也有很多外国的侨民，但记载就不一定属实。但不管怎样，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外国侨民在中国已经很多了，长安更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假如唐代没有开放政策的话，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强盛的朝代能实行开放政策，弱小的朝代能不能也实行开放政策？我认为是可以的。如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南宋朝廷对外实行的则是奖励贸易，鼓舞民间贸易，吸引外国人做生意，从而出现了许多贸易城市，致使南宋的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故弱小的国家也能实行开放政策，且南宋是很典型的，开放政策是很明显的，效果也很好。任何朝代的开放政策根据国情有许多不同，因此不能认为开放政策是彻底的，全部的，任何人都能自由进出的才算是开放政策。经济是开放政策的原因，又是开放政策的结果。在唐代之所以实行开放政策，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扩大市场，向外发展，打开门户对外贸易，而对外交流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同意：开放对对外交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不采取开放政策，不对外交流，就会对经济的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但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对经济的发展起的是外因的作用，故不能强调过分。

七、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名单名誉理事：陈翰笙、季羡林、周一良、吴廷璆、朱杰勤、陈碧笙、侯方岳、章巽、项英杰理事长：韩振华副理事长：姚 楠、陈高华常务理事：韩振华、姚 楠、陈高华、谢 方、林金枝、龚方震、陈 炎、耿引曾、王治来、夏应元、郝镇华理 事：韩振华、姚 楠、谢 方、林金枝、龚方震、陈 炎、张广达、耿引曾、刘民声、王治来、戴可来、夏应元、亦邻真、汪瑞祥、郝镇华、纪大椿、卢 苇、蔡鸿生、李玉琨、林士民、陈增辉、周中坚、黄时鉴、陈吕范、张 铠、王金林、陈高华、黄颂康、吴凤斌、黄重言、沈福伟秘书长：夏应元副秘书长：郝镇华、吴凤斌、张 铠、袁传伟关于秘书处分工情况的说明鉴于上届理事会期间，秘书处分工不明确，以致未能充分发挥秘书处集体的作用。为此，决定秘书处分工如下：秘书长 夏应元：负责秘书处全面工作，特别着重北京方面秘书处的工作。副秘书长 郝镇华：负责学会日常工作（在他最近一年的出国期间由吴凤斌同志代管）吴凤斌：与常务理事林金枝共同负责主编《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在最近一年内代管学会日常工作。张 铠：协助《中外关系史论丛》主编谢方，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袁传伟：协助《中外关系史译丛》主编姚楠，编辑《译丛》。会员与学会进行联系的函件，目前请寄：“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吴凤斌收”

八、闭 幕 词姚 楠各位代表：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经过与会代表的一致努力，现在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讨论了“中国历史上开放与闭关政策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学术问题。第二，改选了学会的第一届理事会，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及其新的领导机构。特别是学术讨论，使我们初步弄清了对‘开放’这一名词的科学概念和内容；也初步认识到不同社会形态的‘开放’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同时还对明清之际的‘开放’与‘锁国’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和观点，无疑，这一讨论对理解我们当今实行的开放政策与四化建设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殷切希望各位代表把这些学术论点带回到各自的科研和教学领域中。我们的大会是在民主、融洽的气氛中，充分地各抒己见，它体现了党和国家提出的“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政策。同时值得高兴的是，通过这次大会已看到了我们这支新兴的边缘学科已初步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我衷心祝愿大家今后加强纵、横两方面，从中外，古今，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研究上取得新的成果。各位代表，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请允许我代表大会向宁波市的党、政代表光临我们的开幕式，副市长亲临宾馆慰问我们，尤其是宁波市文管会同志们对会务做的一切安排，表示再一次感谢。最后，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一路顺风。大会闭幕，谢谢大家。

出 版 消 息一、《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二辑即将出版，第三辑已经编辑完竣谢 方我会主编的学术集刊《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二辑，最近已经付印，近期内即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第三辑最近也已编辑完竣，交付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部。现将第三辑目录报导于下：我国历史上的开放与闭关政策问题专辑“中国历史上的开放与闭关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学术讨论会综述⋯⋯⋯岳 麓元代的对外政策与中外文化交流⋯⋯⋯⋯⋯⋯⋯⋯⋯⋯⋯⋯⋯⋯⋯⋯⋯⋯⋯黄时鉴论永乐时期的“海外开放”⋯⋯⋯⋯⋯⋯⋯⋯⋯⋯⋯⋯⋯⋯⋯⋯⋯⋯⋯⋯⋯孙光圻论明代海禁政策的确立及其演变⋯⋯⋯⋯⋯⋯⋯⋯⋯⋯⋯⋯⋯⋯⋯⋯⋯⋯⋯晁中辰论明代前期中国与南洋外交的演变⋯⋯⋯⋯⋯⋯⋯⋯⋯⋯⋯⋯⋯⋯⋯⋯⋯⋯翁惠明对明代开放政策的一点意见⋯⋯⋯⋯⋯⋯⋯⋯⋯⋯⋯⋯⋯⋯⋯⋯⋯⋯⋯⋯⋯陈尚胜明代后期海禁开放后的海外贸易⋯⋯⋯⋯⋯⋯⋯⋯⋯⋯⋯⋯⋯⋯⋯⋯⋯⋯⋯黄盛璋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及其历史教训⋯⋯⋯⋯⋯⋯⋯⋯⋯⋯⋯⋯⋯⋯⋯⋯徐明德试论清代并非闭关锁国⋯⋯⋯⋯⋯⋯⋯⋯⋯⋯⋯⋯⋯⋯⋯⋯⋯⋯⋯⋯⋯⋯⋯郭蕴静唐代开放政策对扬州繁荣的影响⋯⋯⋯⋯⋯⋯⋯⋯⋯⋯⋯⋯⋯⋯⋯⋯⋯⋯⋯朱 江唐代的开放政策及其对日本奈良文化的影响⋯⋯⋯⋯⋯⋯⋯⋯⋯⋯⋯⋯⋯⋯王金林明末清初华人对印支南部的开发⋯⋯⋯⋯⋯⋯⋯⋯⋯⋯⋯⋯⋯⋯⋯⋯⋯⋯⋯武尚清古代阿拉伯人记中国⋯⋯⋯⋯⋯⋯⋯⋯⋯⋯⋯⋯⋯⋯⋯⋯⋯⋯⋯⋯⋯⋯⋯⋯龚方震汉代有罗马人迁来河西吗——骊蕲县的起源问题⋯⋯⋯⋯⋯⋯⋯⋯⋯⋯⋯⋯莫任南俄罗斯馆医生与清朝宗室晋接⋯⋯⋯⋯⋯⋯⋯⋯⋯⋯⋯⋯⋯⋯⋯⋯⋯⋯⋯⋯蔡鸿生中国学在印度⋯⋯⋯⋯⋯⋯⋯⋯⋯⋯⋯⋯⋯⋯⋯⋯⋯⋯⋯⋯⋯⋯⋯⋯⋯［印］雷 易

二、《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辑出版姚 楠本会刊物《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辑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目录如下：一、张煜南与潮汕铁路（1904－1908年）二、贵家宫里雁与缅甸华侨三、布古特粟特文碑铭补正四、中国人探索美国，1784－1879年五、是中国人发现了澳洲吗？六、中国传统文学在亚洲七、连富光与红溪惨案八、暹罗的国家贸易与华人掮客，1767－1855年九、华人移居马六甲十、十七世纪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十一、清代前期中英海运贸易研究十二、唐代大食通中国之海道十三、伊朗与中国十四、丝绸贸易十五、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一）本辑共二十六万字，定价每册人民币式元壹角五分。凡本会会员可向本会购买，并享受五折优待。每人限购壹册，请将书款汇交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吴凤斌同志。如需挂号，请加汇人民币壹角式分。（二）本刊自第四辑起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编。第四辑收论文十七篇，现已发排，估计可于1987年第三季度出版。会员如需订购，请在汇寄第三辑书款时说明（不限册数，仍享优待），以便统一登记订购，出书后通知汇款。（三）本刊欢迎投稿。译稿以一万字左右为宜，请接本刊已出各期体例，用标准简体字誊写在五百字大稿纸上，连同原文复制件，寄交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袁传伟、马小鹤同志转本刊编辑部。来稿经编委会审定采用发表后接一般标准致酬。不用稿件经译者要求，可以退还，但在本刊编委会尚未作出决定前，请勿在其他刊物发表。

★《 译 丛 》 简 讯1986年11月13日复旦大学历史系邀请《中外关系史译丛》主编姚楠教授，副主编龚万震副教授前来复旦大学共商今后如何进一步展开中外关系史研究。姚、龚二位先生先后向复旦历史系的同志介绍了中外关系史学会近年来的活动情况，以及《译丛》第一至第三辑的组稿，编辑，印刷与发行情况，以及其间遇到的一些困难，希望复旦历史系积极支持学会的活动和《译丛》的工作，邀请复旦历史系袁传伟同志任《译丛》副主编，陈匡时、黄瑞章、马小鹤同志为编委。有关同志都表示今后一定协助将《译丛》的工作搞好。到会的复旦大学组织部长汪瑞祥，历史系总支书记牟元珪，系主任汤纲，付主任石源华等同志都表示今后一定大力支持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姚楠教授主持下，《译丛》在沪的编委讨论了《译丛》第四～五辑的组稿，编辑，印刷与发行工作。（马小鹤）三、王治来著《中亚史纲》出版胡 南王治来著《中亚史纲》已于今春出版。全书50万字，663页，附地图6幅。该书是作者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中亚史课程的教材。全书共分二十章。前十章是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的作者所著《中亚史》第一卷的修改本。这次修改较多，内容从中亚的原始文化、右波斯帝国、亚历山大东征，讲到张骞通西域、汉唐间中国同中亚的关系，包括匈奴、贵霜帝国、 哒、突厥、唐朝的统一西域、阿拉伯的东侵和伊斯兰教的东传。该书的后十章是作者原计划写的《中亚史》第二卷稿，内容包括中亚的萨曼王朝、哈拉汗王朝、花拉子模沙、西辽、蒙古西征、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的始末。多为过去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教科书中很少讲到的内容。总的说来，整个中亚史是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古代中国同西北方面的关系史。但这方面，过去只有唐朝以前的部分研究的人较多。唐朝以后的部分，本书可称创始之作。本书文字精练，内容丰富，印刷精良，可读性强。读者如需要此书，可迳与湖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治来联系。每本平装价4．9元，精装价5．9元，外加挂号费10％。

四。《契约华工史稿》一书出版锺 元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吴凤斌撰写的《契约华工史稿》一书，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年内将与读者见面。全书约34万字，共分五编二十一章。第一编契约华工制的兴起，第二编东南亚地区的契约华工，第三编美洲地区的契约华工，第四编其他地区（澳洲、南太平洋地区、非洲和欧洲）的契约华工，第五编契约华工的历史贡献。此书是作者在六十年代对数百个归国契约华工进行大量调查后，查阅许多有关中外文的图书资料和档案，进行研究撰写的一部论著。该书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契约华工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契约华工的特点，揭露西方殖民者在贩卖人类血肉的罪恶勾当，同时实事求是地说明契约华工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世界各国的繁荣和进步所作的贡献和作用。全书观点鲜明，层次清楚，史料翔实，引用不少国内未公开发表的中外文第一手资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专著。

學 术 动 态一、鲁汶大学“中国欧洲研究中心”介绍郝镇华今年九月九日，比利时鲁文大学“中国欧洲研究中心”宣告成立。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和对外关系大臣、财政大臣及其他政府要员、企业界和文化界人士六百多人参加了该“中心”的成立典礼。这说明，鲁汶大学发展中国一欧洲关系的这一壮举，表达了各界人士的愿望。中国驻比大使及大使馆其他官员也出席了这次典礼。这也说明这个“中心”的成立得到中国的欢迎和支持。在典礼仪式上，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回顾了历史上的中比关系。他说，比利时几乎从独立的第一天起，就希望能与中国建立起密切的贸易关系。利奥博二世国王陛下在继位前不久，曾和他的机要顾问朗贝尔莫男爵一起访问中国，回国后他们作出了在中国发展采矿业和公共交通事业的计划。比利时曾在中国建造了一千二百公里长的京汉铁路。比利时工程师曾在黄河上建造了四公里长的大桥，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目前上海采用比利时的通讯技术设备，替换电话线。一八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比利时方面曾写信给当时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当局选派农业技术人员到比利时受训。他希“ ” 一望 中国欧洲研究中心 研究中比历史上友好合作关系，并在新的历史时期进 步促进中欧文化科学技术交流，为中国和欧洲人民的未来幸福作出贡献。“中国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韩德力对该“中心”的成立和工作要点作了介绍。他说，鲁汶大学建立这个“中国欧洲研究中心”的设想，渊源于南怀仁文化协会。一九八二年以来，这个协会在中国－欧洲文化交流方面做了积极工作。文化协会的创始人韩德力教授从他对中国和欧洲的深刻了解，深感在现代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学术机构，研究和促进中国与欧洲的文化科学技术交流。鲁文大学理事会赞同这一设想，决定成立“中国欧洲研究中心”。“中国欧洲研究中心”的宗旨。韩德力主任说，这个“中心”的宗旨是：在平等互敬的基础上加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促进中国和欧洲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马尔滕斯首相对这一宗旨的意义作了深刻阐明。他说，“未来将会越来越多地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不同文化和人民之间在平等互敬基础上进行交往创造条件。“‘中国欧洲研究中心，将成为这一方面的一个榜样。二十一世纪必须成为一个具

有全球性思想的世纪。即使现在，世界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已超出了严格的地域界限，如果不是在国际范围内加以处理，都不能得到真正的和持久的解决。”马尔滕斯首相的讲话说明，建立这样一个“中心”是国际形势的需要，新时代的要求。关于“中国欧洲研究中心”的工作，韩德力主任指出以下三个要点：一、与中国的文化科学技术交流将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进行。要实现这个目标，要为中国提供我们欧洲的精华，“中心”必须与欧洲各大学密切合作。“中心”希望在中国一所大学内设立欧洲文化讲座。为此“中心”呼吁欧洲各大学教授能去中国讲授欧洲文化。二、必须把文化交流和科学技术交流结合起来，不得有一方偏废。因为要使科学技术交流富有成效地发展，必须对各国的文化要有深刻了解。三、“中心”还将要求中国学者和科学家直接“ ”参加 中心 的研究工作，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成就。韩德力主任最后讲，文化的交流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文化，恰恰相反，而是发展自己的文化，理解和接受外国文化的优点。中国应该始终是中国，欧洲应该始终是欧洲。”“中国欧洲研究中心”的组织机构。该“中心”从属于鲁汶大学，由该大学资助。它由一个专门委员会领导。一个顾问委员会将确保出版物的学术水平。成员大会所联合的组织和个人，既是“中心”的支持者和鼓励者，又可享受“中心”关于中国科学、经济、文化关系的信息。鲁汶大学校长狄理蒙任理事会主席。傅爱梅教授任管理委员会主席。韩德力任“中心”主任’范文博为副主任。主任和副主任与其合作者一起组成常委会。1986年10月15日于荷兰华顿大学二、《十七、八世纪福建历史及其对外接触》国际学术会议概述林仁川应莱顿大学汉学院的邀请，我于1986年12月8日至12日到荷兰参加《十七、八世纪福建历史及其对外接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由荷兰著名汉学家，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院长许理和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除荷兰汉学家外，还有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六个国家，共二十五位正式代表。这次学术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十七、八世纪福建历史与东西方关系，会议的程序先由各位代表宣读论文，再由二位评论员进行评议，然后进行讨论，整个会议开得严肃认

真，生动活泼。近年来，西方史学家对福建历史及东西方关系的研究十分重视，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对问题研究比较深入，如参加这次会议的论文，选题比较广阔，既有研究整个福建的历史，亦有研究一个府或一个地区的历史，既注意对政治、军事、经济的探索，也注意对宗教、文化、语言的研讨，还有一部分论文研究明清时期的闽台关系及台湾的历史。与会者各抒己见，从各个不同侧面论述十七、十八世纪福建及其对外接触的历史情况。现将这次讨论会情况综述如下：在宗教史方面：有的论文从明末基督教的某些特点，艾略儒与福建传教运动，外国学者及其赞助者，传教士和信徒，超自然的神话，社会职任和仪式等五个方面详细分析明末西方传教士在福建的传教活动，文章指出，传教活动的最有用的方法是其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不仅是一种策略，而且从传播文化方面也是不可少的，该文还对传教士的模式进行分类，并指明外国传教士所起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作用。有的论文对明末清初佛教寺院的衰微状况作了论述，指出封建官府的限制与压迫是佛教寺院衰微的主要原因，同时又指出民众的信仰并不因为佛教寺院的减少而改变，有的论文选择九个偶像为典型，分析寺庙偶像的起源和传播，作者认为寺庙的偶像有二种：一种是由于对饿鬼的安抚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是与商人的商业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的，还有一篇论文比较系统地介绍十七世纪天主教诸教派在中国活动的有关史籍，其中包括西方教会档案与传教士写的中文著作等。在外贸史方面：有的论文对十六、七世纪福建私人海上贸易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作者认为十六、七世纪漳州月港、晋江安平港的兴起是与当时福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闽南经济区的繁荣分不开的，这种以月港、安平港为中心的私人海上贸易，在经营目的、商品构成、经商方向上均与官方朝贡贸易不同，表现出新的特点。作者还指出，当时海商也起了变化，出现众多的类型，就社会经济而论，可分为封建型、租贷型、独资型和合资型四种。有的论文就明末福建海上贸易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作了论述，作者认为，海上贸易促使福建在明末发展三种工业：第一种使用地方原材料的工业，如造船、铸铁、陶瓷等，第二种使用外省运来的原材料的工业，主要是丝织业和棉布业，第三种使用国外运来的原材料的工业，如制香业、牙雕业等。还有的论文对1683年清朝政府收复台湾后厦门的贸易发展作了概述，指出厦门的海外贸易在此时期得到飞速的发展，并形成沿海的厦门贸易网，同时还从内外两方面对厦门贸易网的衰微原因作了探讨。有的论文着重探讨十三世纪福建的海外贸易对当时港埠、经济的影响，作者指出，以泉州为中心的福建海外贸易始于十至十一世纪，其兴起是因为海外奢侈品的输入，由于泉州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故而在当地形成了商人社会，并出现了全国性的商业网，

然而，在此同时，农村经济出现危机，粮食供应匮乏，于是，以商业为特征的城市经济必须仰仗山区的农村经济之支持，二者互相补充，支持，共享商业所带来的繁荣。在农业史方面：有的论文对清初兴化府的衰落作系统的剖析，作者首先论述了兴化府的地理条件及自然环境，接着指出战争与自然灾害对兴化府衰落的影响，作者认为郑成功部队与清朝军队对抗战的破坏，迁海政策切断与海外经济的联系，以及水利失修和自然灾害都是兴化府衰落的原因，作者还对兴化府的宗族势力及明清两代税收的变化作了统计对比分析。有的文章对闽北的茶叶生产与销售进行研究，作者指出江南从明朝晚期至清中叶发生中国经济史上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其特征为白银成为通货，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而且经济重心转移到东南沿海地区，这次革命还促进适应对外贸易的农作物与山区经济的发展，如促使闽北山区茶叶生产就是一个例子，接着，作者对从南北朝至清朝前期福建茶叶生产和加工作了历史性的追述，并指出广州和恰克图两个商埠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大地推动闽北的茶叶生产。此外，作者还对闽北茶叶生产的成本、劳动力、土地利用，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其间确已出现了“前工业化”的萌芽。在闽台关系史上：有的论文对郑成功的开放海禁和清初的闭关政策进行研究，作者分析明清海上贸易特点后指出，郑成功的功绩不仅在于对反清和收复台湾，而且还开辟了海上贸易，因此，郑氏家族经营的福建海上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的论文考察了清朝旗人在闽任职期间的特点及台湾收复后对福建海上贸易的影响等。还有的论文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材料，对1652年郭怀一领导的起义作了分析，作者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情况指出1652年郭怀一领导的起义，纯属台湾当地中国人因不满荷印当局的滥收人头税而发起的一次斗争，而传统认为与郑成功收复台湾有关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该文还指出了这次起义对荷印当局及中国居民的影响，有的论文专门研究郑芝龙在料罗海战中取胜的原因，作者认为郑芝龙于料罗战役中扮演主要角色，不同意有的学者仅据当时官方奏折得出是官府起主要作用的看法，作者说：郑芝龙出生于闽南，对闽南地理状况、水道、海湾十分熟悉，是闽南宗族势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只有他才有条件担负起这一重任。同时，郑芝龙在战术上也很狡诈，先是拖住荷兰入侵者，迫使其在厦门停滞几个月，然后出其不意用火攻的方法，使敌人的炮火无法发挥威力，终使料罗战役以胜利而告终。在文化史方面：有的论文对早清小说中的欧洲及欧洲人形象作了论述，作者认为随着东西方交通的发展，中国人接触各种西方产品，于是在小说中开始有关西方商品的描述，如《红楼梦》中经常可以看到上层阶级使用西方物品的情况，但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对欧洲人的形象很少描述，即使有描写也不太正确，而且极少谈到传教士的活动。有的论文对十八世纪语言标准化的问题进行探讨，作者指出，清代各省文字虽已统一，但口语各

异，特别是福建广东两省土音特别难懂，这不仅有碍闽、粤两省官吏出任别省，也有碍于人民交往，于是雍正帝下诏，令这两省学校开始教授标准语音，虽然雍正此举收效甚微，但不失为中国语言文字史上的一个创举。三、荷兰学者黄隆泰作关于中国正名问题的报告夏 南荷兰研究印尼华人华侨史专家、印尼华裔黄隆泰先生于去年底来我国北京、广州、厦门等地进行学术访问。黄隆泰先生在访问期间作了关于中国China正名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者很多人没有注意中国支那China的正名问题。在早期荷兰字典中，“支那China”这个名字即“古怪中国人”的意思，以后许多字典，不论是十九世纪出版或是二十世纪出版，如1922年、1947年、1955年以及1973年出版的，都把“支那China”这个字解析为“野蛮愚蠢的人”、“古怪疯狂的中国人”、“笨拙和疯狂的人”。这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污蔑之词。1908年中华会馆建立后，当时华侨社团负责人就对此污蔑之词提出意见。1912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第一次不用“支那China”这个词，而用“中华”、“中国”这个词。此后荷兰逐步改变不用这个词，也用“中国”、“中华”来代替“支那China”。1942年荷兰发布法令，正式禁止使用“支那China”，而用“中国”和“中华”这个词。尽管有此改变，但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仍然存在。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独立后，“中华”和“中国”这个词也得到印尼领导人的承认和使用，苏加诺时期一直使用“中华”而不用“支那China”这个词。1965年九、三○事件后，“支那”一词又有流行。“支那China”这个词就是坏的词，还有污蔑意思，甚至把所有不好的事都说是支那干的，在印尼椰加达一个学校里曾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华人学生被一个同学当面叫他“支那China”，气愤之下一拳打倒那个同学，第二天这个华人学生即受到围攻，被打得头破血流。黄隆泰先生最后说，现在该到了研究“支那China”正名的时候了。这不是小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西方人的心理，到目前还是很骄傲。为什么中国目前自己也使用“支那China”这个词？在联合国席位上还用“支那China”这个词更不可理解。很明显，“支那China”不是“中国”，“中国”不是“支那”。

四、一批外国专家学者访问我国△ 1986年1月，苏联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专家阿尔希波夫教授，在苏联留学生达尼罗夫陪同下，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深圳、珠海等地进行学术访问。△ 1986年3月，日本宫崎大学教授市川信爱、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神户孙中山纪念馆付馆长陈德仁先生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 1986年4月，日本国际大学大学院崛内昭男、大泽英俊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 1986年5月，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代表团陈田启、林孝胜、柯木林、杨松年等人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 1986年5月，澳大利亚澳华历史博物馆馆长廖伊丽斯、廖真强来我国访问。△ 1986年6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付教授朱维信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 1986年7月，荷兰莱登大学汉学院费梅儿博士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 1986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籍华人学者王念祖教授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 1986年10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地理系查普曼高级讲师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 1986年10月，菲律宾菲中了解协会碧瑶分会付主任兼秘书，世界日报、菲华时报记者郑世南（泗湖）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 1986年11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历史系拜诺博士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 1986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陈荣熙博士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 1986年11月，香港岭南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余震教授来国内访问。△ 1986年11月，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现代亚洲研究中心班国端博士来我国进行三个月为期的学术交流活动。△ 1986年12月，日本鹿儿岛经济大学社会学部山下欣一教授等3人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 1987年3月22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历史系博士傅因沏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 1987年4月20日，香港大学地理学教授郗龙前来国内进行学术交流。△ 1987年4月23日，英国肯特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华生博士前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并作了多次的专题学术报告。△ 1987年5月14日，新加坡东南亚教育研究中心王秀南教授前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

五、湖南师大研究中外关系史简况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84年成立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已申请学位授予权。目前由王治来教授专治中亚史。莫任南教授专治中西交通史和网奴史。该室已制定十年计划，前五年准备写出《中亚近代史》（王治来）、《中西交通史》（莫任南），并开设中外关系史课程。后五年准备写出一部《中外关系史》。该系现有四名青年教师在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他们回来后一部分将从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六、南洋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近况1980年以来，由韩振华教授开设研究生课程、培养中外关系史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目前有中外关系史博士研究生6名，硕士研究生7名。开设课程有：《中外关系史中国名著选读》、《中外关系史外国名著选读》、《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以及有关中外关系史专题讲座等。另外，韩振华教授还主编国家教委重点项目《古代中国海外贸易史》主编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华侨对祖国革命建设的作用和贡献》。主编国家教委重点项目《东南亚史》和省重点项目《南洋华侨史》等。

★附：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名单姓 名 单 位宦 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陈翰笙 北京复兴门大街24号楼106号孙毓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 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夏应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郝镇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颂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 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谢孝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康右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余太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晓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 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 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 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智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 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定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余绳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吕一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振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向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翁独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罗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陈公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张铁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张小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史研究所张伟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史研究所沙 丁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杨典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郅溥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冯先铭 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室周南京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王邦维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张联荣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杨保筠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耿引曾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蒋忠新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季羡林 北京大学东语系张广达 北京大学历史系陈庆华 北京大学历史系阴法鲁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 炎 北京大学东语系陈玉龙 北京大学东语系孙来臣 北京大学东语系沙敬范 北京大学东语系叶奕良 北京大学东语系梁志明 北京大学历史系杨通方 北京大学东语系何芳川 北京大学历史系赵 敬 北京大学东语系沈仁安 北京大学历史系宋成有 北京大学历史系谢 方 北京中华书局张 荷 北京中华书局

吴建雍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李春辉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小青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耿鉴庭 北京中医研究院中医古籍出版社丁正华 北京中国航海学会苏碧华 北京广播电视国际广播电台缅甸语组王善忠 北京广播电视国际广播电台缅甸语组李连庆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吴丰培 中央民族学院陈佳荣 中央民族学院熊志勇 外交学院对外关系史教研室房仲甫 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邬 江 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韩学文 外文出版局外文编辑社范红英 北京海洋出版社穆根来 北京法国大使馆徐成龙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璋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张 敏 北京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刘天纯 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王育成 中央办公厅中南海业余大学章 巽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张荫桐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汪瑞祥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袁传伟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王庆余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任荣康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小鹤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姚 楠 上海译文出版社林勇军 上海译文出版社潘龙杰 上海译文出版社汪绍麟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陆绶英 上海译文出版社董湘君 上海襄阳南路429弄3号冒荫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费成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沈立新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龚方震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顾长声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劲草 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沈福伟 江苏苏州师范大学学院历史系葛治伦 江苏苏州教育学院古 建 江苏扬州市扬州博物馆朱 江 江苏扬州市扬州博物馆韩儒林 南京大学历史系黄鸿钊 南京大学历史系王介南 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缅甸语教研室黄时鉴 浙江杭州大学历史系徐明德 浙江杭州大学历史系林士民 浙江宁波文物管理委员会钱伟国 浙江象山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和平 浙江舟山地区文化局王恩锁 浙江普陀山佛协文物馆陈金生 浙江舟山博物馆陈学文 杭州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郑昭昌 杭州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陈学文 杭州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徐吉军 杭州《浙江学刊》编辑部梁加龙 杭州市浙江丝绸工学院丝绸史研究史潘 群 济南山东大学历史系孙 西 济南山东大学历史系吴土英 济南山东大学历史系徐绪典 济南山东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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