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中 外 关 系 史 学 会 、 东 南 亚 研 究 会联 合 学 术 讨 论 会 开 幕 词 ………………………………………… 韩振华（ 1 ）中 外 关 系 史 学 会 第 三 次 学 术 讨 论 会开 幕 词 一 历 史 的 回 顾 …………………………………………… 郝镇华（ 2 ）中 外 关 系 史 学 会 第 三 次 学 术 讨 论 会 综 述 ………………… 夏 杨（ 3 ）讨 论 会 总 结 ……………………………………………………… 郝镇华（ 8 ）中 外 关 系 史 学 会 第 三 次 学 术 讨 论 会 论 文 ……………会议通讯员（ 9 ）马 可 · 波 罗 到 过 浙 闽 地 区 吗 ？……………………………… 王建中（ 1 0 ）美 洲 的 中 国 龙 和 雷 公 …………………………………………… 房仲甫（ 1 2 ）明 代 福 建 市 舶 司 移 置 福 州 时 间 再 考 ………………………… 陈尚胜（ 1 5 ）俄 国 首 次 对 华 赠 书 始 末 ………………………………………… 羽离子（ 1 8 ）中外关系史学会刊讯《 中 外 关 系 史 译 丛 》第 4 辑 目 录 ………………………………………… （ 2 3 ）《 中 外 关 系 史 译 丛 》第 5 辑 目 录 ………………………………………… （ 2 3 ）中外关系史出版消息《中外文化交流史》 《清实录中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 《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 《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 《祖国的南疆一南海诸岛》 《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 《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 《 契约华工史》……………………………………………………………………………………（ 24）

国际学术交流外国学 者访 问中 国……………………………………………………… （ 2 7 ）孟德卫 将来 中国 进行 学术 考察………………………………………… （ 2 9 ）学术态动亚太地区贸易与国际分工学术讨论会 《市舶司制度和海外贸易》学术讨论会马可·波罗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 李清泉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简介………………………………………………（ 3 0 ）附：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名单（续）…………………………………… （ 3 3 ）

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中外关系史学会、东南亚研究会联合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中外关系史学会于1988年8月22－26日在北戴河选行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讨论主题是“明清时代开放或闭关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到会的专家和学者三十五人。提交大会的论文共二十七篇。这次会议是与中国东南亚研究会联合召开的。会务由两个兄弟学会联合办理、学术讨论会则分别举行。韩振华先生是这两个兄弟学会的理事长，因此是也我们这次联合会共同的主席。开幕式是两个学会联合召开的，会上韩振华先生致“开幕词”。韩振华同志们：两年以前，东南亚研究会和中外关系史学会分别在南宁和宁波召开了年会。当时决定，在四年召开一次年会的中间，穿插召开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今天，在各位同志的支持和努力下，我们已如愿以偿，在这里召开一个规模不大的学术讨论会。当前东南亚的问题较为严峻，如缅甸吴盛伦的下台，柬埔寨如何成立新政府，越南撤军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这次东南亚学术讨论着重于当代东南亚问题，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以前几届大部分是讨论历史问题，对当代问题谈得较少。这次讨论会正是弥补前几届的不足之处。希望同志们能在讨论中做到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会议期间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讨论风气。中外关系史学会继续宁波会议没有讨论完的问题，即中国历代的开放与闭关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对当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希望同志们能继续发扬宁波会议热烈讨论的精神，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这次会议的召开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经济上对我们两个学会的资助。北京外国语学院提供了会议地点、筹备人员以及生活上的种种方便。在此我谨代表两个学会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最后预祝大会园满成功，祝同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开幕词历史的回顾郝镇华受韩先生委托，我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作一回顾。这次会议是我们中外关系史学会的第三次会议，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开放与闭关政策问题的第二次讨论会。为了使我们的讨论在思想上有连续性，回顾一下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是有必要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科学地分析了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外关系史学会1986年夏在北京中央党校召开理事会，确定《中国历史上的开放与闭关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为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二届年会讨论的主题。确定这个题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能够总结出中国实行开放或闭关政策的历史规律，从而得出一些可供我国现实社会借鉴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成功的或是失败的。中外关系史学会于1986年9月15－19日在宁波召开第二届年会，会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发表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我在这里提示一下。1、封建社会有无开放政策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闭关锁国是封建国家的根本对外政策。封建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没有必要从外部获得什么东西，故而具有保守性和闭关性。此外，为了防止商品经济对小农经济的侵蚀，封建国家不可能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同时还认为，不应把历史上的开放与开放政策混为一谈。在封建社会中开放现象是存在的（如政治、文化的交往），但并不一定有开放政策。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封建社会不仅有开放政策，而且认为这种政策是正常的和长期的。历史上绝对闭关的国家和时期是少见的。不能把开放与开放政策分开。科学技术、文化思想和宗教信仰是关不住的。小农经济并不妨碍开放。开放可以解决劳动力过剩和生产不足。2、中国历史上实行开放的鼎盛时期中国历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看法，认为唐代是对外开放的鼎盛时期，这也是上次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唐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促进唐朝文化达到高度发展的重要因素。唐王朝的对外开放吸取了欧亚各国的文化，使之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而且由于实行开放，促进了东亚文化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以唐代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唐文化圈。与此相反的一种意见认为，比起唐代，元代的对外开放无论就广度或深度而言都超过唐代。蒙元的对外政策包括三方面：政治方面实行世界主义，经济方面实行重商主义，文化方面实行兼容并蓄。蒙族入主中原，对待异民族和外国事物，不像汉族统治者严分夷夏，对待各种宗教一视同仁。朝廷使用金人和西域人才，欢迎商人。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往

和物资交流。3、关于明清时代的开放与闭关与会者大多数人认为，明清两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表现为：禁止私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国人在中国活动。造成这两个朝代闭关的原因是害怕国内人民与海外势力结合起来危害国家的安全，国家重农抑商。有些同志对明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似乎没有异议，但对清代有不同见解。他们认为清代实行禁海和迁海是为了杜缘大陆人民支持和援助郑氏集团，这是权宜之计。其目的是对内不是对外，不可把禁海与闭关等同起来。清朝自统一台湾后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清初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作用。4、开放政策的涵义与会者认为，我们所讨论的“开放政策”和“闭关政策”必须是指国家的政策，而不是指人民在海外和国外的私人自由贸易和走私贸易。所谓“开放”必须是指国家开放政策允许下的活动，闭关也然。有同志对历史上的开放政策的涵义作了这样的解说：一、开放应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二、坚持主权；三、有利于学习和吸取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我们这次北戴河学术论讨会是上次宁波会议的继续，只是把讨论限制在明清两代而已。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现代和当代社会与明清社会有直接继承关系。在讨论中国社会为什么落后于西方时，必须要追溯到明清时代；第二，我们学会会员研究明清的专家学者居多数，可以对明清时代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我们确定“明清时代开放或闭关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主题，希望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在我们的学科中能对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夏 杨中外关系史学会于1988年8月21至26在北戴河举行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讨论主题是《明清时代开放或闭关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会者对这个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本文根据与会者的发言及其提供的论文，对所涉及的问题作一综述。1、历史上的开放和闭系政策的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外开放政策。这项政策的内涵是：开放沿海地区和开发经济特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利用外国资金；承包国外工程和与外国进行劳务合作等项。这是目前我国实行的开放政策的概念。当然不能把这一概念应用于中国历史上。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清时代是否实行过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开放或闭关政策？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类现象？这是讨论中与会者首先接触到的问题。丁正华认为，历史上不可能出现今天我国实行的这样的对外开放政策。虽然有些皇朝出于大国宗主思想或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需要，或以“万邦来朝”为荣，或以“奇珍异兽”为利，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对外关系，但不宜称为“对外开放”。他在《从航海史探讨明清社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历史上的对外开放似应具有以下四点内容：一、

★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二、政治上独立自主，对外和平友好；三、对外经济交流须平等互利；四、对民间和外商的海外贸易采取保护鼓励政策。依作者看，只有唐、宗两代以其对外政策及其发展国内外贸易的成就堪称典范，可以称得上符合历史条件的“对外开放”。唐代至晚在开元二年（714），宋代从开宝四年（971）至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先后在中国沿海以至长江下游的主要港口设立市舶机构，实行对外开放。由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市舶之利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国内商业、农业、手工业、冶铸业和造船业得到迅速发展。明朝对民间海外贸易，基本上实行抑制政策。自洪武年起，虽曾设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提举司，但不是开放民间贸易，“盖以迁有无之货，省戍守之费，禁海、抑奸商。”嘉靖年间又罢市舶，彻底取消沿海贸易，烧毁两桅以上可以出海的船只。明代基本上处于闭关锁国状况。孙光圻在谈到闭关问题时说，评价一个政策是否闭关自守，决不能机械地看表面上是否开放了通商口岸，而是应看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他在《中国晚期封建主义闭关自守政策的总声明》一文中，分析乾隆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后指出，历史上的闭关政策在政治上表现为以宗主国自居，视他国为藩属，拒绝与他国平等来往；在经济上表现为限制本国人对外贸易，对外商实行禁海；在文化上表现为拒绝吸收他国先进文化。2．关于明代实行开放或闭关政策问题对这个问题与会者有各种不同看法，总起来说，有开放论者、部分开放论者、闭关论者。开放论朱江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向大会提交了论文《明清时代中国对外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朱江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继汉、唐以来，实行开放政策最为突出的朝代。从对外关系看，早在明太祖开国之初即遣使四出。如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使西洋。洪武五年遣掌管出使外国事务的“行人司”的行人杨载带诏书出使琉球。再如建文四年遣扬州天宁夺主持、僧纲司都纲道和尚出使日本通好。永乐三年成祖复遣使浡泥，赐其国王麻那惹加那以印绶。由于这些外交活动，出现了“自是殊方异域，鸟言侏 之使、辐辏阙延”的盛况。在经济方面，明朝重视对外开放。明代大力开展“朝贡贸易”。在这项贸易中，朝廷虽然得到“奇珍异宝，名禽殊兽”，而进入市场的恰是香料、药物、宝石，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外国使节和商人从中国买回大宗丝绸和陶瓷。这类商品的出口促进了国内工农业的发展。后来明朝实行“堪合”贸易，这是一种有限制的开放政策。随着“堪合”贸易的实行，民间贸易也发展起来。明朝前半期的经济繁荣，除去休战安民，奖励生产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政策外，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海外交通，促进国际贸易等一系列强国富民的政策也是重要因素。在讨论明初的开放政策时，郑和下西洋成为热烈争论的问题。郑一钧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初实行开放政策的标志。他在《郑和下西洋与明初海洋经济的发展》一文中说，郑和船队在近三十年期间，与众多国家保持着多种现式的贸易关系。郑和船队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为中国货物开辟了许多海外市场，从而刺激了国内工农业的发展。船队大力发展海洋运输业，也在中国为海外国家的商品开拓了贸易市场。这不但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且保障

了永乐年间财政的稳定。郑和下西洋对社会的影响是促进了明初海洋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海洋交通运输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丁正华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郑和下西洋不能证实明代初期实行开放政策。因为就其实质而言，郑和下西洋首先没有起到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作用。明成祖倡议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在政治方面。他六次遣郑和等通使西洋，不惜动用明太祖在洪武年间“休养生息”三十年所积国家储备，建造了举世无双的皇家船队，到西洋颁诏各国，用大量金银财物“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以示中国富强”，以便取得“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明而入贡”而已。至于所谓取西洋宝物和各国的进贡，是在付出了“厚往薄来”的重大代价后才得到的。诚如《明史》新载，“下番之费，库藏为虚”。因此下西洋之举政治目的甚明，而经济上则是有损无益。陈尚胜对郑和下西洋的政治意图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郑和海外之行，与其说是交往，不如说是“引诱”。郑和下西洋，赏银七百余万两。明成祖敢于把大量财物赏赐给海外诸国王公贵族，其用心在于创造一个“远人慕义而来”和“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以谋显示“天命新集，人心所向”的真命天子景象，从而消除人们对他篡位之君的不良印象。郑和下西洋挥霍了明代社会财富，并未加强中外经济交流和中外关系，因此不能认为是明初实行开放政策的佐证。与会者中有些同志认为明代隆庆帝实行过开放政策。对这个问题，晁中辰的《论明代隆庆开放》一文作了专门论述。他说明朝建立后厉行海禁。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嘉靖末年，直到隆庆帝即位，才基本上将海禁解除。此后海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成长。他指出，隆庆帝实行开放后，私人取得“由引”即可以合法身份进行海外贸易，这标志着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有了根本改变。他对隆庆开放对社会的影响举出了以下数点。解除海禁后，私人出海贸易急剧增多，贸易规模也越来越大。他们开始直接地和大量地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既是海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又是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受海外贸易的推劲，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经济迅速发展，兴起了丝织业、棉织业、制瓷业等手工业生产中心。在隆庆以后，尤其是万历年间，无论是手工业生产部门，还是航海活动，都较多地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的生产关系。卢明辉以中国北方的明蒙贸易也说明隆庆帝实行开放政策。他指出，隆庆五年（1517）恢复了明朝中原地区和蒙古的贸易关系。明朝在张家口、大街、山西的水泉营和宁夏花马池四处开放马市贸易。元亡以后被完全荒废了的丝绸之路，现在也开始恢复。距离中原地区遥远的喀尔喀和卫拉特蒙古等部，除了定期与中原马市进行贸易外，也与中亚发生贸易关系。部分开放论所谓部分开放论就是明政府有限制地开放某些港口。李金明以福建漳州海澄月港的开放阐述了这个论点。他说明隆庆元年（1567），在“嘉靖倭患”基本平定的前提下，明政府迫于朝野官员的舆论，不得不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申请文引出海贸易，从而使明代前期实行近二百年的海禁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使明代后期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海澄月港部分开禁后，原先的走私贸易商通过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则成为合法商人，他们由月港出海贸易。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福建、广东沿海的造船技术有了较大进步，私人海外贸易船将大量的手工业品源源运往国外，刺激了沿海一带手工业的发展。海澄月港开禁后，由此出洋经商的人骤然增多，其成分亦逐浙发生变化，出现商王、船商、散商、仆商、船工等。海外贸易商成分结构的变化，对于扩大国内外市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都起了积极作用。对于部分开放的目的，李金明在其论文《明代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指出，明政府实行部分开放不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而是从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抑制走私活动以及征收饷税以养兵等方面来进行考虑。因此其部分开禁的原则是“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也就是对海外贸易商的行动横加种种限制。在这些严格限制下，私人海外贸易商始终处于自发状态和被动地位，不可能得到迅速发展。加之西欧殖民者在我国沿海一带骚扰、掠夺，明政府为此屡次实行海禁，遂使海澄月港到崇祯末年已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闭关论与会者大多数认为，明朝政府基本上实行的是闭关自守政策。至于明朝为何实行闭关政策。陈尚胜在其论文《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中作了如下阐述。他说，中国封建王朝的闭关政策开始于明太祖。他提出问题：明太祖为什么对中外往来采取极其消极的政策？明太祖的闭关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些问题上，他不同意这种看法：闭关政策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他反问道，为何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壤中，唐、宋、元各朝的对外政策却根本有异于明朝呢？他认为，判断一个朝代的政府实行的是否是闭关政策，其标志之一是看它对外商来往中国采取何种态度。明太祖在执政初期并未打算实行闭关政策，只是到洪武后期，才完全改变了与海外国家交往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一改变的原因是明朝与日本失和。洪武初年，倭寇即为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为此明太祖曾派杨载出使日本，请其停止寇盗。而日本方面并未理睬。此后多次拒绝日本来明使节。洪武十四年是中日关系史上关键的一年。这年日本国王派如瑶等人来明。如瑶非但没有承担倭患之责，反而“陈情饰非”。太祖又致书日本国王良怀与幕府将军，然其回书中表现态度强硬，并对太祖进行猛烈抨击。太祖曾多次表示遣兵伐日然终朱出征，其原因是：政治上新朝建立后人心不稳，急需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十分残破，当务之急在于发展社会生产，以提供稳固新王朝统治的基础。军事上，元残余势力虽北遁沙漠，但仍伺机南下反攻中原。海防力量十分薄弱。在这种形势下，明太祖虽不负日本的反抗，但也无力征讨，于是不得不对日采取断绝往来的措施。同时为了免遭海外侵略势力的挑战和冲击，明太祖对与其他国家的来往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态度。对外闭关的另一个措施是实行海禁，即禁止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从而割断了中国人民与海外世界的联系。陈尚胜对明代闭关政策的结论是：明朝闭关政策的结论是：明朝闭关政策形成于洪武十四年。这种政策的的形成既是由于对日外交的失败，又迫于海上军事力量的软弱，更受制于此防以及国内政治局势的不稳。3．关于清代实行开放或闭关政策的问题与会者大多数认为，清代对东西沿海一带实行闭关政策，而且和明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北方局部地区实行过开放政策。一般认为，清代的“迁海”、“禁海”政策从清初起断断续续一直实行到鸦片战争时期。清初为防备东南沿海郑成功领导的抗清复明斗争，采取了比明代海禁更为严厉的“迁海”政策，前后达三十年。“迁海”令下，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沿海居民尽徙，内迁五十里为界。片板不许下海，粒米不许越界，犯禁者杀无赦。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复归清政府辖属，禁令稍有松弛，但对出海有严格限制，船只大小和载重也有详细规定。出海贸易须呈官登记，取保发照。船身烙印甚至限定食米。康熙四十年，令出洋船纶入保甲，“一

船有罪，余船尽坐”。五十六年重颁禁海令，禁商船往南洋各地贸易，违禁或不归者依法究治。到乾隆年间，关闭广州以外各口海关，颁布“防夷”规定，如外商来华不准与中国商人买卖，只准与政府特许的“公行”交易。这些闭关政策一直实行到鸦片战争时期。此后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威胁下逼迫对外开放。吴建雍的论文《清前期对外政策的性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对清代闭关政策的危害作了阐述。一、清前期的出海贸易的主要部分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中国根本没有对欧洲的出海贸易，就是赴东南亚的贸易也在萎缩。这种状况使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优势不能得到发挥。二、清政府对国土上进行的中外贸易的限制，也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广州中外通商的扩大，要求筹集足够数量的营运资本。可是在清政府的抑商政策下，不要说闲散资本，就是一般商人资本也隔绝于贸易之外。孤立无援的行商，在资金奇缺情况下，还要垫发本银完纳税饷和预购出口货，有时蒙受进口货滞销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些行商浙浙落入东印度公司和港脚商人的高利贷债网之中，经济上丧失独立性。三、明清之际产生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清前期的手工业除家庭经营外，主要依靠商业资本。如瓷器业和制茶业都需要商人资本做生产资金。但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条件下，它们不可能得到充足的商人资本，也不可能进入广阔的海外市场。至使中国的瓷器业和制茶业这类外向型经济日趋衰落。四、使中国与世界隔绝，禁锢了人民思想。最后，他驳斥了这种看法：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为了对付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限制人民与外界交往也是必要的安全措施。吴建雍指出，近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必然要遇到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与世隔绝情况下获得发展的。何况当时中西方力量对比还未发展到鸦片战争前那样不利于中国的情况。而且当时西方没有任何商品堪与中国竞争。显然，中国在十八世纪因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失掉了一次走向先进世界的机会，从此拉开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卢明辉认为，与清政府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实行的闭关政策不同，在中国北方的中俄边界，清政府实行过开放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开始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这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他指出，其中有条文规定：中俄两国臣民凡持有通行证者，无论于何地之领内以自由交通以营其贸易。同时，作为《尼布楚条约》附件的边境碑文亦规定：“今既永相和好，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之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根据这项条约，从1689－1725年，俄国政府共向张家口、北京派遣过十一个国营商队，有的商队人数最多时达八百人以上。俄商向中国出售毛皮，购买茶叶、大黄、布匹、丝织品、瓷器等货。1727年中俄两国又缔结了《恰克图条约》，其中规定：“按照所议，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超过二百人，每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斯克之恰克图、尼布楚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筑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从此中俄边境贸易有了更大发展。清前期的中俄边境贸易就其经济关系而言，基本上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原则上的和平贸易关系。卢明辉在其论文《清代前期中俄边境贸易关系及其对北方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对清政府在北方边境实行的开放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了如下阐述。一、开放政策的实行，打开了中国北方民族地区长期封闭隔绝的局面，加强了边境地区与国内外的经济交流，使北方民族的粗放游牧业自然经济基础趋于瓦解，促进了边境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二、北方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原为单一化的粗放游牧经济，放牧和狩猎技术处于原始落后状态。

边境贸易开放后，广大牧民和狩民通过经济技术交流，输入了火枪、铁制工具，学会和掌握了制造生产工具和割草等技术，改变了过去靠天养畜和用弓箭、挟板、扎枪狩猎和捕鱼的落后生产技术。三、促进了中国边境偏僻地区城镇建设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北方边境一些交通驿道中枢和边塞城堡，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成为具有“陆地港口”之称的新兴商埠。四、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也传入了一些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新文化新思想，从而开阔了北方民族的视野，冲击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和伦理思想，开始震憾了蒙古社会长期实行的封建领主制统治和家庭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韩振华先生的发言。有一种看法认为：强则开放，弱则闭关。汉唐盛所以开放，两宋弱所以不太开放。韩先生认为，这样的现象存在过，但从历史上看不完全如此。如南宋很弱。然而相当开放。当时朝廷起用外国人作官，船舶发达。说弱国不敢开放，从中国情况看不竟如此。用什么尺度说明明清时代的开放或闭关呢？在汉代，通不通西域，决定于西域有无国家阻扰。如匈奴弱则可通，这不是汉代自己能决定的。开放与不开放不只是决定于帝王，历史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明代实行堪合贸易，无论进出都有限制。汉代禁止汉人出国，没有官方所发的通行证就不许通往西域。汉唐盛世，限制已甚严，害怕中国人和外国交往。历史上的开放与闭关皆有限度。开放并不是没有限度。明代闭关但也有私人走私；今天仍有走私。西方的自由贸易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自由，如高精尖的东西就不许出口。从这里可以得到启示，开放与闭关都应考虑到本国利益，照顾到子孙后代，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不能把开放与闭关绝对化，认为开放就什么都好。问题是不该开放的就不能开放。这次讨论共进行四天，于8月25日结束。讨论会总结郝 镇 华经过这几天与会者对“明清时代开放或闭关政策对社会的影响”问题的讨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一致的看法。1．明清两代是封闭社会，在对外关系方面基本上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但不排除在某种形势下在某些地区也实行部分开放政策，如明朝隆庆时代的开放和清朝《尼布楚条约》后北方边境的开放。但这种开放一般为时不久，且多有限制。2．在探讨开放与闭关问题时必须和政府的政策联系起来。有人注意到朝贡贸易和“堪合”贸易，即认为这是在实行开放政策，而未注意到与此同时，明政府对私人海外贸易却采取禁海政策。其实朝贡贸易和“堪合”贸易对明朝来说，在政治上主要是为了表示“怀柔远人”，建立宗主国地位。在经济上主要是为了满足封建帝王的需要。因此不能认为是实行开放政策。也有人看到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便认为这是开放政策的效果。实际上，在明代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不是明朝政府开放政策允许下的私人海外贸易，而是在海禁政策下的私人海外走私贸易。因此在判断开放和闭关现象时，既要考虑到政府对官方海外贸易的政策，也

要考虑到它对私人海外贸易和对外商贸易的政策。3．明清代的闭关政策主要表现为禁海或“迁海”。由于实行禁海政策，东南沿海地区的正常社会发展机制遭到抑制和破坏。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多依海为生，禁海政策断其生路，结果则迫使人民出海为盗，或叛而从贼。禁海政策在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了一个特权阶层——通海豪势。他们不但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坐占走私贸易之利，而且欺官府而结海盗。就海防而论，明初近海岛屿皆设水寨，以据险伺敌。后来水寨之名虽存，然皆自海岛移置海岸。战船弗修，年久朽损，临战时只好募渔船充数。禁海非但不能消除外患，反倒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削弱海上防御能力。4．明清两朝实行闭关政策，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主观方面，一、中国在秦汉形成统一国家后，产生了“天下国”的思想，自称“天朝”“上国”。明清两朝统治阶级完全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他们视中国四周民族，凡能接受中国文化者便被认为属于中国；凡服从或响慕中国文化者便被视为藩属。这一思想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就是朝贡制度。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使外国为藩属，而为自己树立宗主国地位。这种政策是与自由贸易背道而驰的。二、明清时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反映在统治阶级的思想中，正如乾隆帝致英王乔治三世敕谕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从这个思想出发，当然认为开放对中国毫无必要。客观方面，明代有“倭寇”（嘉靖初以前是日本人，嘉靖中至隆庆间基本上是中国人）之患，清初有郑氏集团抗清复明斗争。自16世纪初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侵扰、掠夺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外患对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明清政府为了海防，实行禁海或“迁海”。但就决定闭关政策的主要因素来说，起主导作用的应是统治阶级的主观方面。与会者认为，这次对明清时代开放与闭关政策的讨论只是初步，有些历史事实和理论问题尚须进一步探讨。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1．有关明清时代开放与闭关政策的论文从航海史探讨明清社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丁正华（中国航海学会）明代中国对外关系——“朝贡贸易”的实质及其影响 朱江（扬州博物馆）论明代隆庆开放 晁中辰（山东大学历史系）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 陈尚胜（山东大学历史系）明代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李金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明清之季台湾地区的开放型经济 黄玉兰（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论14至17世纪宁波港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徐明德（杭州大学历史系）明朝与朝日壬辰战争 杨通方（北京大学东语系）从中日堪合贸易看明朝对外政策 朱亚非（山东大学历史系）郑和下西洋与明初海洋经济的发展 郑一钧（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世界历史上的郑和运航 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系）

万历时的中菲贸易 陈学文（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从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兴废看明清朝海禁政策的后果 陈金生（舟山博物馆）清前期对外政策的性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吴建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前期中俄边境贸易关系及其对北方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卢明辉（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晚期封建主义闭关自守政策的总声明——评乾隆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 孙光圻（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经济交往性质初探 黄国盛 谢必震（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论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深远影响 张敏（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台声》杂志社）2．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论文郑和研究的史实轮廓 吴景宏（香港文化研究所）千秋古港刺桐城 陈佳荣（香港龄记出版有限公司编辑部）古麻刺朗国及其王陵研究 徐作生（《文汇报》）中国与菲律宾医药关系史上的一段事实 耿鉴庭（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皇后”号——到达中国的第一艘美国商船 李文俊（上海人民出版社）南怀仁与中俄关系 郝镇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利玛窦研究评介 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孟德斯鸠学说的传入及其在辛亥革命时代的影响 许明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中希腊文学艺术的介绍 李长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从民族文化形态上看晚清之际中日两国西学输入问题 陶卫东（山东大学历史系）马可·波罗到过浙闽地区吗？王 建 中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这是中外史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最近，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方如金同志对《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第七十六章《雄伟壮丽的京师（杭州市）》、第七十七章《再谈大城市杭州的其他情况》及与杭州有关的章节，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见《未定稿》85年16期）发现其中记载失实的地方甚多，有些纯属来自主观想象的编造，完全不符合元朝初期杭州的本来面貌。他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虑辨的：一、关于杭州市的周长。《游记》载日：“这座城市方圆一百七十公里，”但据作者查证，杭州城始建于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城址在柳浦西，依山筑城，周围仅三十六里九十步。法后，在唐昭宗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又两次加修，达到“七十里”。而且当时外城南北宽而东西窄。在元代公元1321－1328年间，一位比马可波罗迟来的意大利人奥代理谷也曾到杭州旅游，他在其《游记》中记载：杭州“全城周围约一百里，”这与南宋《乾道临安志》中的“南北相距三十里”的记载基本吻合。由此可见，

马可·波罗关于“杭州城市方圆一百七十公里”（即三百四十华里）的记载，多半来自主观臆测或道听途说，否则决不会把杭州城市周长扩大到三至四倍。二、关于杭州的人口。《游记》载当时杭州“全城共有一百六十万家”。如果按一家五口计算，则人口达八百万。据史载，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杭州（包括属县）仅有一万五千三百八十户，到唐贞观年间户三万五千七十一，口一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南宋建都临安之后，人口急剧增加，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人口已达一百二十四万之多，这个数字是包括了临安府所属九县的人口。到了元代，降临安为杭州路，据《成化杭州府志》载：公元1290年杭州路（包却属县）人口仍有一百三十三万四千七百四十口。杭州城人口约为杭州路的三分之一，不会超过四、五十万口。可见，《游记》中所谓“共有一百六十万家”这个数字，较之当时的实际情况，扩大了十五倍。三、关于杭州的桥梁。南宋后期施湂在他编撰的《淳祐临安志》卷七《桥梁》中，十分详细具体地记载了杭州城中大小桥梁及其方位四置，共有大小桥梁二百零五座。后来毕竟不及南宋时期繁荣，故城内桥梁不可能大幅度增加。而马可·波罗却在《游记》中载曰、城内“ ”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一万二千座 ，数目扩大了近五十倍！四、关于杭州西湖、杭州西湖自五代时整治疏浚后，基本上奠定了今天西湖的规模，四周全长在三十华里左右。而《游记》中的记载却是：“因为（西湖）宽阔广大，相当于（杭州）全城的长度”。如果马可·波罗游览过西湖，仅凭肉眼目测，也决不至于得出比西湖实际周长扩大到十倍之多的错误结论。五、关于杭州的商情。《游记》载：杭州城“一年四季，市场上都有种类繁多的香菜水果，尤其是梨子，大得出奇，每粒重约四公斤半”（九市斤），显而易见，这纯属失实际说。六、关于杭州的习俗。《游记》中说：“这里所有的人，都习惯于每日沭浴一次”、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于一年四季洗冷水浴”。即使是在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元初的杭州男女居民竟有一天洗一次冷水浴的习惯，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在宗元时期的历史、野史、笔记、小说中，实难找出足以佐证这些记述的史料来。为什么自称“时常游历这座城市，并且对这里的每一事情，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的马可·波罗，会作出种种不符合元初杭州本来面貌的记述呢？是为了哔众取宠，迎合当时西欧社会上层人士的旨趣，博得他们的青睬，诱发他们对东方的向往和探索的强烈欲念，因而有意夸张、炫耀呢？还是马可·波罗压根儿没有到过杭州？其实，只要随手翻阅《游记》的其他章节，都会发现问题。例如《游记》关于当时浙江，福建主要城镇的地理位置以及马可·波罗一行的旅游路线，就前后抵牾，互相矛盾。据《游记》第七十九章记载，马可·波罗等离开杭州城，向东南方向出发，竞能到达湖州市，而沿同一方向，只需骑行三天，就到了衢州镇，再沿同一方向，走一天，到第四天傍晚，他们到达的竟是严州镇！这真是南辕北辄，东西颠倒，上下混淆。在楚加王国（今福建）的旅行中，他们从福州乘骑出发，“结束六天行程，便抵达建宁府”（今建瓯县城），而“沿着同一方向，再前进二十四公里，”竟然会再次“抵达福州”！重返福州以后，马可·波罗又把闽江、晋江、钱塘江混为一谈。凡此种种，只能来源于主观

★★★臆造或道听途说。又如《游记》对福州地区的居民作了如下的描绘：“这一带的人，……以为人肉比其它肉类味道更美。当他们出征打仗时，头发蓬乱地披在耳朵上，并把脸涂成深蓝色。……一旦在战斗中杀死敌人，便迫不及待地吸饮尽他的血，然后争食他的肉。”查遍宋元史籍、文学作品，也找不出一丝一毫这样荒诞无稽的记载。这些描绘显然不是事实。总之，姑且不论这位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旅行家是否确实来过中国，单就《游记》对当时的浙江、福建两省情况，特别是对杭州的记载来看，可以断定，马可·波罗决没有来过浙闽一带。美洲的中国龙和雷公房 仲 甫说起龙，人们不禁会联想到中国。龙是中国的象征。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远隔重洋的古代墨西哥，竟也出现过唯妙唯肖的中国龙的图象，究其性质也无二致。近年来，美洲考古学家在公元前一千年的墨西哥早期奥尔梅克（O1mec）文化遗址中，竟发现了一种镶嵌着龙的石刻。此事载于1983年6月美国《读者文摘》中《哥伦布以前的来访者》一文。究竟是谁刻出了这条龙呢？墨西哥著名民俗学家马尔丁说：“至今并不知道这些才华出众的先人是谁，什么时候以及从什么地方到达这里的”。龙是古代中国的雨神，这与原始的农业有关，最初也与渔猎时代有联系。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汉文的“龙”与“蛇”二字，在古代交替使用。此龙字最早出现在公元前十七世纪或更早时期的甲骨文中。古代墨西哥引人注目的“S”、“ ”或“～”的符号与中国的甲骨文的“ ”相同。它是现代汉语“申”字的早期形式，在古代此字的词意是“神”。现代汉语的“神”字即由它衍生而来。早期的文字记载使我们可以认为龙或蛇是中国人最古老的神。周《易·乾卦》说：“时乘六龙以御天”。并曾用作星名。《诗经·商颂》中就出现过“龙”这个汉字。龙的图象，最早见于商时期的器物上。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是三皇之一，曾被认作中国的创生之神，至今苗族、 族和黎族中仍存有此种观念。《左传》说“太皞以龙纪”。太皞，一般人说是伏羲。商代木器的饰纹中出现过人首蛇身的图象。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战国时的《列子》说：伏羲、女娲是“蛇身人面”。伏羲、女娲风姓。《说文》说：“风动虫生”。风从虫，龙蛇都是虫类。东汉（公元25－220年）山东嘉祥县武梁祠的石壁上，就出现了“伏羲龙身，女娲蛇躯”的画像，并被画作交尾状。早期的学者和现代的人类学家都认为双尾交缠是表示雄性与雌性的结合，天与地的结合。此图中有一小儿，手牵伏羲、女娲袖，显喻骨肉之情。这当是“赤龙感女娲传说的形象化。伏羲、女娲相传生于洪水时代。龙源于蛇，又说是鳄鱼（蛟）。这是渔猎时代以蛇或蛟作为图腾标志的遗迹。古籍中所说“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有了女娲，“古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他们的结合就写了一页中国早期的历史。汉以后洪水及兄妹结婚的传说演化成了一些完整的故事。如历阳之都一夕反为湖，哀牢人的沉

★★木化龙，苗人的兄妹结婚，蛋家自称龙种等。传说“夏尚龙”，至今西湖灵隐寺附近的龙王庙里，还可见到龙王一依今人骆宾基据金文考证一即夏禹王的塑像。然而，谁又能想到在美洲印第安人中，也有类似的龙蛇交尾图呢？此图刊于《史前时期的北美洲》一书中。图下方有一圆形蜕遗残尾，内有一小儿也作戏跃状，与伏羲、女娲图同，寓意也是龙蛇交配以传人类，塑造了印第安人始祖的形象。年代当在东汉武梁祠画像以后。武梁祠画像上的女娲头戴鱼尾状冠，而美洲人身蛇尾交缠图的两个印第安人头上也都戴有鱼尾状冠。这种鱼尾状冠是权力的象征，古代中国帝王的冕旒即由它演化而成的。鱼尾状冠的图象，最早见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五、六千年仰韶文化的陶器上面。可见其渊源之深，由来已久了。同中国一样，龙在文化、宗教和政治上对美洲亦颇有影响。传说女娲是伏羲的妹妹和妻子，这当是内婚制的遗俗。在中国众多的史料中，龙既是行雨的神，也是繁荣和权力的象征。古社稷神（部落神）叫作后土，传说是个带角的龙，人们向它祈求丰收。神话中的帝王往往自称是由龙所生。《书经》说，黄帝（公元前2697－前2599年）的袍子上便绘有龙的图案。后世更衍化出了皇帝的龙座和龙袍，至今在北京故宫里还可见到。古墨西哥印第安人也把龙蛇交配看成是阳性的天和阴性的地之间的结合。传说中的蛇神被玛雅人视为创生之神。在《切基人神话》中可以看出蛇神和雷神执掌着美洲印第安人统治墨西哥时，主要由一个男祭司管辖全国。他是上天的化身，一个女祭司是他的妹妹和妻子，代表着地。中、墨两国都曾把君王的继承人称作“天子”。中国的龙与四方和四季有关，四方之龙各管一方，用来解释此处阴雨彼处晴这一自然现象。墨西哥印第安人也把所信奉的羽蛇绘为“风轮”，称它为“四风的主宰”或“四季神”。古代中国人认为龙神是天界中央及四方超自然的统治者，而皇帝和君王是地界中央及四方的统治者，以便使龙神崇拜的宗教观念和当时的政治体制协调起来。在《尧典·尚书》中写道：尧（公元前24世纪）派四位大臣到其王国的四方监督耕种、观察宇宙现象，并主持宗教及祭仪。这说明当时是根据四个基本方位分为四方的。它的记载与《山海经》所述相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尸子》说，黄帝也曾沿用此法。又说，子贡问孔子：“据古人说，黄帝有四个脸，你相信吗？”孔子答道：“相信。黄帝选派了四位大臣去管辖四方。这四位大臣成功地完成了使革，为此，古人才称黄帝有四个脸。”另一部早期著作告诉我们，早在火的发明者燧人氏之时，就曾派明由、必育、成博和陨丘四个助手去分别管理四方了。传说燧人氏出生在天上，被看作是太阳神，其四个助手则出生在地上。古代墨西哥也是这样，把国土分为四个区，分别由四个代表四方雨神的酋长管辖着，而首都则由代表天界的人物孟特祖玛（Mouteznma）作为中央神统治着，只是为时较晚于中国罢了。博尔贾抄本中的历法符号“ ”形，也是一个由四条蛇组成的图案，它的头部都朝着中间的神体。这个图案竟与中国的龙的特征完全一致。龙的名称和形状的演化过程，在中国经历了数千年之久。商周青铜器上的蟠龙是蛇身，身有足，头有角，可隐可显，无所不能。可能是以毒蛇比作祖宗，在中国冠带已脱离图腾的人看来不免有失尊严，遂有飞蛇、龙马负图等形态出现。至于蛟龙等，见于《广雅》的“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未升天曰蟠龙”。及至元长春真人的《西游记》出现，就有了四海龙王和水晶宫。史载龙生九子，叫蒲牢、囚牛、 屃（音毕戏）、霸下、朝凤、蚩吻、狻猊、睚眦及狴犴等，但不成龙，各有所好。蒲牢善吼，“今钟

★★上兽纽是其遗像”。囚牛爱听音乐，它就是胡琴上的兽头。 质能负重，就是驮石碑的龙头龟背的怪兽。九子之外，还有许多龙的旁支。所谓“九子”言其多，各有所好，暗喻其衍化万物，极言创生之意。龙的形象与法力，是依人们的观念的演变而变化的。有了“隋侯之珠”的故事，龙额上就出现了珠子。有了“鲤鱼跳龙门”的佳话，龙体上又加了逆鳞。到明末，在画龙专家周寻笔下的龙已有“十二似”：即驼首（马首）、额珠、长鬓、剑舌、鹿角、兔目、牛耳、蛇颈、蛙腹、鲤鳞、鹰爪和虎掌。这即是今日所见龙的全貌了。令人惊异的是墨西哥出版的《先殖民地的歌曲舞蹈和音乐》一书中的“梯奥蒂华干宗教舞蹈”图上竟然也有一幅螭龙图。它无角，从头、牙、眼、鬓、颈、身腹来看，就是《广雅》上说的螭龙。颇具四、五世纪中国龙的特征。美洲所崇拜的羽蛇与龙有共同点，但毕竟不是龙，在美洲龙的形象的出现是时断时续的，显然不是土生土长的文化。除了龙以外，玛雅人的大雨神（Chac）不仅与中国雨神雷公的性质近似，而且图象的外形几乎完全相同。在这方面，国内外学者已作了些比较研究。在古代中国宗教中与龙起着同时重要作用的雨神雷公，也以多种形式出现。在英格兰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中可看到一种中国雷公的画像是公鸡头、人身、鸟翅、鸟爪，携带着一把斧子，有时还同时带有一把凿子。罗香林教授改证认为，这幅画是根据古越人的传说于十七世纪绘制的。在云南出土的铜鼓上面，就有类此的雷公形象。雷公的另一种形象是蛇（龙）身人面。还有口衔或手执火把及象首蛇身的形象。雷公也有着四种或五种神体一保卫着天界的中央四方。传说中的太昊、炎帝、火昊和颛顼就是东、南、西、北四方各司春、夏、秋、冬四季的神，且各自与木、火、金、水四种物质要素有关，而且各以蓝色（或绿）、红色、白色和黑色为代表。《山海经》所记东、南、西、北方的神名虽与上述传说有所不同，但却明确地说明，这四方的雷神都是骑在龙背上的。从最近出土文物上人们发现了四方的雷神名字，分别叫做“析”（东）、“因”（南）、“夷”（西）和隩”（北）。它们被看作是四种农业神和风神，也是古代了国四方的四个部落神。刘敦励教授考证认为，这种雷神至今有的少数民族仍认为是创生之神。看来与社稷神（部落祖先）有关。从玛雅文写本中发现的大雨神，被描绘成长鼻子、弯尖牙齿和吐着舌头的形象，它的头帕打成一个结，手中握着一把斧头或电光火把。在科台斯纽（Cortesiaun）的抄本中，它有一个“T”型的眼珠，被学者们认为是眼泪的符号，象征着在倾泻雨水。和中国一样，美洲的大雨神也被描绘成人首蛇身或象首蛇身的。大雨神也与四方有关。东方的雨神是红人雨神；北方的雨神是白人雨神；南方的雨神是黄人雨神；西方的雨神是黑人雨神。大雨神竟然也与水、气、土和火四要素及四季有关，它们分别是四方天界的主宰者。由于大雨神与羽蛇神库库尔坎相似之处很多，所以许多学者认为二者是同一个神灵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玛雅的特罗诺（Troano）写本中，大雨神被画成骑在一条蛇身上行雨，正与中国四方的雷神形象相符。不同之处，只是所骑的一个是蛇和一个是龙罢了。刘敦励教授认为，二者的形式和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相象的。至于各自所定“四方的颜色和特征不完全一致，这可能是地理环境及时代变迁的结果。”然而，“在主要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刘敦励教授强调指出大雨神与雷公这两位神与“S”符号及“ ”符号的联系。罗香林

★ ★★教授发现上述符号与黎族文身的图案一致，它与雷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很可能代表雷和闪“S”符号经常与十字符号“ ”或“ ”有关。这两个符号又构成了现代汉语中的“雷”和“电”二字。在玛雅文中发现了“S”符号与大雨神的联系。研究这方面文化的纳托尔教授说：“在德累斯顿玛雅文写本中，关于玛雅人的起源有十分重要的一页。其中“S”符号除了与雨神和十字符号有关外，还与双身神有关”。刘敦励教授说：“事实上，双身神似乎是大雨神的双身形式。”纳托尔教授指出，在印第安人五花节日期间，“S”型的圣糕点是用四角的“ ”型图案表示出来的。这个十字型圣糕点肯定是表示十字符号。这也就是说，玛雅的“S”型同样与十字符号有关。刘敦励教授指出伏羲、女娲双身蛇神是天地两神及人类繁衍的始祖这一概念，不仅为古代中国人所有，玛雅人和纳华印第安人也具有同样的概念。阿兹特克人信奉的双身蛇神圭查尔柯脱尔神（Qnetzalcoat1），被认为是万物之父母。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与古代中华文明之间比完全相似的独特观念，激起了人们莫大的兴趣，雨神龙和雷公仅其一例。“金字塔”、玉器、漆器、十二生肖纪年，甚至古陶器、石碑和古铜像上竟分别烧、刻、铸有“天”、“太岁”和“武当山”的汉字等，均在美洲有所发现。这些都提供了大洋东西两岸文化交流的确凿证据。为此，墨西哥人类学家马拉蒂教授建议：中国和美洲学者合作，共同探索源远流长的人民之间的友谊。无疑，这将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件事。明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时间再考陈 尚 胜关于福建市舶司由泉州移置福州的时间，萨士武先生于一九三七年曾著有“明成化嘉靖间福建市舶司司移置福州考”。（载《禹贡》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他考定其移置时间为成化二年。以后，未见有学术界之不同意见。现在我撰写此文，只好旧案重提，故名再考。萨氏的根据，依于清人林春溥的《开卷偶得》。其文日：“余家乌石之北，舍旁有小径，居民以二碑垫道，不知几何年矣。道光乙巳冬十月余购其地为别业，乃出二碑而嵌之墙，以为门之左右碣。其一高七尺二寸四分，广二尺八寸四分，厚四寸。上段草书为华亭张汝弼送罗应魁调官福建市舶提举七律一首，字径二寸……成化二年……修撰罗伦上疏劾贤，谪福建市舶司副提举。”因此，萨氏认为：“由此碑记得知罗伦谪为福建市舶司提举，确为成化二年，市舶司移于福州当然在于同时。”可是，在上文中，萨氏并没有论证罗伦谪官福建与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的时间联系，显然缺乏逻辑。让我们先从萨氏所谈到的石碑考察起。关于石碑上书有张汝弼为罗应魁（伦）谪官福建市舶提举司副提举送行时所做的一首七律诗，乃明运同前御史李人龙与福建市舶司提举高岐

等人所刻，其时在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之间。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的《艺文考》内载有李人龙撰写的《刻张东海赠行罗一峰诗序》。其文曰：……一峰罗先生在翰林时疏夺情忤旨秉国，调闽市舶提举。众方以言为讳，而张东海先生卒不避忌，毅然独以诗赠行。观其格款韵致，侃侃金石。不作渭城语。未几，东海亦以假髻曲讪倖位，随外补南安守。其诗之所发，非其心素所孚契者乎？愚尝窃评二公：罗醇正似程明道，张鲠直近苏文忠；文章节气，较若画一；其心同故，其迹同也。高子季凤（按：高岐）以太仆丞谪迁兹署，稽古象贤而耿耿于前，修者笃矣。按故事市舶清简，设以待迁客。先是翰林铨曹，凡左迁者率谁是。终日读书撰文，养望储用诸前脩，固皆名流。而一峰尤为卓越，宜高子所深慕，而钟仰之极力也。一日，集群寀燕于柔远堂，乃征言于余，而求表扬之。余退而捡籍笥偶获此诗。爰笔敦复，以邵倅钱子可学工草书，意宗东海，介其染墨，挥毫勒珉……我不厌其烦地抄录这么长的原文，因为需要说明，高、李诸人刻石立碑的原因。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说明，此碑与福建市舶司移置毫无关系。因而我们也就无法由此碑得知福建市舶司移置的时间了。我们再看看罗伦谪官福建市舶提举司提举的时间和地点。罗伦谪官的时间，据《明史·罗伦传》的记载，在成化二年（卷179）。但未言其被谪的具体地点，可是，既然罗伦谪为福建市舶提举司副提举，那么我们弄清了罗伦谪官的具体地点也就弄清了成化二年福建市舶泉举司建置的地点。清人郝玉麟《福建通志》卷三十记载：“（罗伦）以疏李贤夺情忤旨，谪提举泉州市舶司。伦自幼矢志圣贤之学。至泉日，有司率诸生从之。（伦）讲明正学心，赏南安片瓦岩，徘徊吟咏。有仙家白画，应无句。学者称为一峰先生。”显然，罗伦谪官在泉州而不在福州。而且，罗伦谪官时间极短。据《明史·罗伦传》记载，罗伦谪泉州，“亡何，（李）贤卒，明年（按成化三年）以学士商辂言，召复原职。”由提州返回京城。另外，福建按察司副使林玭于弘治十六年十二月朔日做的《福建市舶提举司记》中说，“岁久，番舶渐抵福城南海口，是司犹在泉。成化丙戍（二年）巡按御史宋公贤奏请迁福之栢衙。制：从之。提举罗公伦申云：衙门设立，自有其地，迁移亦有其数，盖以栢衙僻陋，非可设之地；岁数未穷，非可迁之时。遂寝其事。”（《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考》）至此，证据十分确凿，成化二年，决非有福建市舶司迁移之举，萨氏之结论根本不能成立。那么，福建市舶司何时由泉州移往福州呢？我们现在只有在明代历史文献中寻找答案了。不过，明人记载的方式并不一致。嘉靖时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建置考》记载：“国初，开市舶于泉，司署因之。后蕃舶入贡乃趋福。成化五年，奏改舶司于福。制曰：可。”万历时王应山《闽都记》亦记载： 市舶提举司，都指挥王胜故宅也。国朝初，市舶署司于泉州。成化五年，因修撰罗伦谪官，奏移今所。”（卷6）按：上列二书记载的“成化五年”，往往使人误解为市舶司移置的时间。其实，它只是

福建地方官员“奏移”市舶司的时间。但是，必须指出，《闽都记》的记载并不可靠。如上所述，罗伦谪官于成化二年，回京于成化三年。有何必要在成化五年于京城奏移市舶司呢？而且，从福建按察司副使林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罗伦当时并不主张迁移市舶司。弘治时陈道，黄仲昭《八闽通志》记载的方式与上不同，移置时间明确：“市舶提举司，在（泉州）府治南水仙门内。旧市舶务址。宋元祐初置，元季废置不一。国朝洪武间仍置，成化八年移置福州。”（卷80《古迹》）那么，《八闽通志》记载的关于成化八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移往福州是否可靠呢？我们还有必要予以考察。第一，从《八闽通志》的成书时间与修书情况来看。《八闽通志》成书于弘治三年（1490年），距成化八年（1472年）则仅十八年时间。据其作者陈道跋云：“成化庚子（1480年），予奉命镇闽。欲知其风土俗尚，始求八郡之志观焉。然事多迭出，文无统纪。搜考之余，令人厌倦。乃欲鼎记修纂……自成化甲辰（1484年）至弘治乙（已）酉（1489年），凡阅六岁而始成。”可见陈道在准备修书之时，距成化八年仅八年时间。往事一定清晰可依。而且，还可参考当时的福建官府档案资料。另一作者黄仲昭，名潜，以字行，莆田人。成化二年进士，《明史》有传。黄仲昭桑梓，依泉、福二州间，邻之甚近。而且修书前后六载，非急就成篇，当可信矣。第二，从其它有关中外文献来看。清怀荫布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二记载：“市舶提举司……明洪武间仍置。成化八年移福州。”按，怀氏之志，据其序，乃因明代万历府志而修。清初考据大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中也记载：“明朝禁海船不许通番。而诸番入贡者至泉州，惟大琉球。所贡番物，则市舶司掌之。成化八年，市舶司移置福州。”（卷95《福建五》）近年，日本史学家佐久间重男先生在“明代中国与琉球的关系》一文中，依据有关中外文献记载，指出成化七年以后，福建市舶司由泉州移往福州。（日本明代史研究会编：《明代史研究》第三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综合上述诸家记载，可以肯定，《八闽通志》的记载是可靠的。然而，福建市舶司由泉州移往福州的原因何在呢？一方面，福州在中琉海上交通的地理位置更优于泉州。琉球位于福建的东北海上，依靠季节风航行的琉球朝贡船舶，于福州登陆更比泉州方便。同时，福州在历史上为八闽总会，素有“工商之饶，利尽山海”，（苏辙：《林和知福州》，《栾城集》卷30）是个悠久的海外交通港口。另一方面，市舶司移往福州，更易于福建地方官府的控制，以防琉球朝贡时不虞事件。诚如明人林玭所说的，市舶司“今迁于福。以其地言之，福城为八闽总会之地。其衣冠文物十倍于泉，羽冠异类、奉贽献琛，奔走左右。而受约束者，观三思卫所之制，岂不思藩屏固、刑罚清、武备修，安敢萌外海之心乎？观府县学校之制，岂不思生齿之繁，财赋之殷、人才之盛然，焉敢启内侵之衅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考》）

俄国首次对华赠书始末羽离 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俄间的图书交流并非是在两国政府之间直接进行的。1845年，两国间在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国家间的正式的图书交换。关于这一次图书互赠活动，留存下的记载很少，《清史稿》仅提及俄方书至的情况，且只有一句话：“道光二十五年，俄进呈书籍三百余种。”① 清《朔方备乘·卷三十九。俄罗斯进呈书籍记》一文中则有对事情起因的重要记载？“道光二十五年，俄罗斯国王表言《丹珠尔经》乃佛教所重，而本国无之，奏求颁赐。上命发雍和宫藏本八百余册赐之。越数月，其国王因肄业换班学生进京，乃尽缮俄罗斯所有书籍来献，凡三百五十七号。”②道光二十五年为公元1845年，是俄罗斯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在位第二十一年。然此文所记既简略又有错误。1868年，英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政府赠书和植物种子，负责处理此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等想参照前期先例来处置，为之曾向理藩院查询从前与俄罗斯互赠图书的情况。“旋据理藩院咨复：道光二十四年据住京俄罗曼达喇吗佟正笏呈，恳请领唐古忒干珠尔经、丹珠尔经各一部，曾经奏明颁给只领等因。”③此“达喇吗”是中国人对俄东正正教教士的称呼。从理藩院的这一报告可知，尼古拉一世的获书愿望是通过已居住北京多年的俄国东正教第十二届驻华传教士团首领佟正笏（即波里卡尔普，1840～1849年在华）向清政府书面提出的，所要求的不是一部《丹珠尔》，而且还要求得到《甘珠尔》，并且是要唐古忒文的两书。唐古忒文即藏文。藏文大藏经由《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丛书组成。其中，《丹珠尔》最为宏大，十四世纪后期在西藏日喀则夏鲁寺由著名学者仁钦竹（布顿，1290－1364）主编而成，西藏德格印经院所印。此丛书中的大多数图书译自巴利文、梵文，一部分为藏人著作。《丹珠尔》并不限于佛教内容，其重要的一部分为《王明》图书。包括：声明（语言文字学）、工巧明（工艺技术、天文历算）、医方明（医药学）、因明（逻辑学）、内明（哲学、心理学）等著作。清皇室较重视藏传佛教，故曾在北京刊印了《丹珠尔》的全部。雍和宫为雍正三年（1725年）由清世宗胤禛登上皇位之前的府第所改称，后为寺院，故藏有《丹珠尔》。俄国为了答谢中国政府，于同年亦以大量图书回赠。虽然“尽缮俄罗斯国所有书籍”显系夸自抑彼，但确定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要的赠书，意外而又遗憾的是，在苏联一直未能找到有关当年赠书中国的具体文献；所幸在中国，有关的记载虽然残缺，却足能对这一事件考见见端倪。《朔方备乘》二处提到俄罗斯国图书是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进京的，从故宫旧军机处藏理藩院咨俄罗斯萨那特衙门的说明书收到的回函署为“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④这一点也可证知，《朔方备乘》所记的时间不误。但《朔方备乘》两处提及的是因俄罗斯国学生换班之机而进呈书籍的情况则与事实不符。因在1845年，并无任何留学生被遣来华，也无任何在华留学生归国。先一年，俄国科学院院士米登特尔夫来华，但只进入黑龙江省，并未来京；只是晚至1847年，留华学生戈尔斯基病死北京，留京学生的员额才减少一名，但也未换

补⑤。《朔方备乘》如此记载，可能是当时的确有过欲换班和趁换班而进书的计划，而《朔方备乘》的作者都不知道实际并没能实现的缘故。“萨那特”系音泽，意为枢密院，一般代指沙俄政府。这批图书从俄国首都彼得堡出发，是取道伊尔库茨克，入境至库伦（今外蒙乌兰巴托）而从陆路运来北京的。据前述道光二十五年的理藩院咨文，知中方经办为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俄方经办为“额尔扣城固毕纳托尔”即伊尔库茨克总督。1845年11月运达北京时，内储图书仪器的十大箱还未开拆。随图书而至的有俄文的俄方文件一道，今已不可见。而当时由理藩院译员翻译的汉文译件在同治年间还尚存，不过今天也已不复见。幸而奕从中抄录了一段：“因前蒙赏给伊等住京人书籍，令由该国萨那忒衙门备送俄罗斯书籍呈进。”⑥这并非译者水平有限，而是用的有清一代始终盛行的将外国信书皆改成臣僚奏表的文体。最初收下赠书的是理藩院。理藩院奏准后奉旨在本院保存，但需在军机处“存注档册”’以便皇帝垂询。为此，由直属理藩院的俄罗斯馆人译出了书名目录。这第一次的译目，分类严谨，与中国的传统体系迥异，显然是按俄罗斯国提供的俄文目录翻译的。目录共编至357号，其中第356号为仪器工具。每编号为一种书，少数情况下一种书有几个编号，故实际应是285种图书。清代起，各家称其为三百余种，其实是不确实的。每种书本数不一，少则一本，多则一、二十本，最多的是《喀拉马星氏各本文人编》。有59本⑦。356号图书，除了个编号下未注本数外，其余的有789本（极少数为幅），估计连目录在内，总共约近800本（幅）。从目录可清晰地看出所有图书按照内容性质而依次成类排列：第1～7号 政令类8～10 自然观类｝天理类11～14 宗教观类15～47 历史类48～88 军政、军史类89～137 地理、行记、方志类138～142 经济、财政类143～160 农林业类161～168 手工业、工业类169～178 植物、动物学类179～182 矿物学类183～207 医药学类208～223 数学、测量学类224～234 天文学、气象学类235～251 军技类252～253 音乐类254～266 文字学类267～272 语言学类

在1）1 （1 14） 15） 16） 11273～310 文学类311～326 教育类327～328 综合类329～355 图幅类（356～357号是天文、地理仪器及说明书）总共为21大类，反映了19世纪前期俄罗斯的广阔的科学知识的各领域。其中，宣传宗教的书籍只有4号共4种仅4本。《北徼汇编》和《朔方备乘》两书中尚保存有这个书目，两者互有个别字词的脱误。它是唯一完整的以及较忠实于赠书实际内容的首译目。咸丰八年（1858），一部分图书因被清文宗调用而送军机处外，“其余遂移存方略馆。”同治八年（1869）“复移存总理衙门书库。”⑧ 移存总理衙门书库时，曾检点俄文书籍图说，当时计存有682本。并随即传同文馆洋文总教司、美国人丁韪良会同俄文馆教习，根据实有书籍再次翻译书名并编制目录。这次译编的书目仅仅保存在《纯常子枝语·卷三》之中。此目录与初译目的分类体系不同，而是将所有图书分成18类，并将类名用大字单独提行，以醒目不混。18类录下：①文法书类、②史传类、③律例书类、④名臣列传类、⑤杂志类、⑥游历书类、⑦农书类、⑧兵法书类、⑨天文算术书类、⑩史书类、（1 地理书类、（2）医学类、3）天产万物各学类、（ 工艺诸学类、（ 泉刀谱法、（ 训幼书类、（7）幼学书类、（8） 图画类。18类书共251种，已比入华时的总数285种缺了34种。当然，首译目中的一种书，在此次编目时还可能被分化成几种书。另与首译目不同的是，在此目中每一号仅代表一本书。1845年俄国对华赠书，以此为契机，也使得西方的图书分类、编目方法首次传入中国。由于译制书目时，为了尽量适合中国的习惯，所以将一些俄书书名中国习语化了。如首择目中《本草纲目》、《武备志》等书名。这些并非是译成俄文的中国图书。直至1932年，《武备志》尚无完整的俄译本，而《本草纲目》的植物部分也只是在此之后多年才被译成俄文，题作《中国植物学》⑨。用中国名，是为了照顾当时中国读者的心理常识。在后一部书目中，译名中国习语化的现象更为普遍和过分，以致于几乎名不符实，难以理解究是何书了。如后书目将首译目中的《俄罗斯国防守丛林隘口推广条例》译成《种树必读》，文廷式就感到颇费猜度：“此书何以入律例书外，殆不可解。”⑩但后一书目也是有可取之处的，一些音译比首译与今日更趋接近。如改首译目中的“阿弥叶喇喀”、“喀法喀斯”、“丕叶忒尔布尔噶城”、“那普哩勇”为“亚墨利加”、“高家索”、“彼得堡”、“那波仑”，为今日的“亚美利加”、“高加索”、“彼得堡”、“拿破仑”起了初步的定型作用。就目前所存的1845年来军的俄罗斯图书来看，都是当时最新出版的文化及科学名著，如首译目中第216号《贴斐叶楞齐数书》，在后译目中编号447，改译作《微集分》，为法国柯士所著。由后成为俄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俄国著名数学家尼布雅柯夫斯基（1804～1864）所译。此书是他于1846－1859年间在彼得堡大学讲授微积分所用教材。首译目中第166号《淘金新法发明》，后译目作《矿学课程》，由曾亲自参予俄、奥、德、比等国的采矿工作的工程师乌扎蒂斯所著，1843年方在彼得堡出版。首译目中第205号《眼科》，后译目作《眼科必读》，是柏林大学医学教授容根所著。德国眼科学的水平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此书由俄国赫里德布兰特译，1841年出版于莫斯科，对各种眼病都有详细阐述。这一批俄罗斯图书的许多地图都套色印刷，幅大精细，从世界地图到俄国各地地图一应俱全，其中包括军用印刷所

11★★ 鼪 ★11（（印制的地图。285种，近800册（幅）俄书来华后，因“通体皆俄罗斯字，人不尽识。”以至办理收书适宜的大臣竹“议发还之。：只是有的大臣认为这是报谢之礼，如拒绝了会“转拂远人之情，：才奏请收下（）。关于它们被利用的情况，史载也不多。“咸丰八年，文宗显皇帝御批图书四十一种，皆舆地图画之书，进呈已览。”（12）咸丰帝调阅的目的，显然与治边有关。但所调之书究竟有几种被译成满、汉文或被写出提要，已无从查考。可俄书曾长期存放理藩院，因此，被俄罗斯学馆的师生使用过，则应是可能的。总的看来，得过且过的清政府并未想认真通过这些当时最新的图书去研究、了解俄国及世界。刑部主事何秋涛曾深有感慨地说：“此其中足备掌故考核者多矣。置之典属，掌之枢庭，将来取次译之，于边防军政大有裨益。其所系岂浅尠哉！”又“或曰：中国圣贤，经籍汗牛充栋，兹边裔之书，聊备庭实，似无足系录。臣秋涛应之曰：唯唯否否，盖闻骅，天下之骖乘也，而以之捕鼠，则不如貍 ；璆琳琅玕。希世之瓖实也，而以 刃则不如砥石。物各有长，难于偏废。治世者所以贵集思广益，为学者所以贵兼收並蓄也。且夫历代正史及《通典》、《通考》诸书皆有外夷列传，钦定《四库全书》亦采西洋人艾儒略、南怀仁等舆地之说，诚以边徼之事，不可或略，故虽商贾之言、荒渺之论，亦多存而不废。矧兹图籍百卷不求自至，讵可以轻心忽之哉！昔夷务之兴，中国患不知远人情伪，今之所记，安知不收一壶千金之用？是在筹边者加之意而已。”（3）但民间对这些书倒是十分感兴趣，即使对只能见到的书目，也“好事者争相传录。”（4）而且俄国图书“每号为一祑装饰甚华，有书有图。”15）深使那些闻所未闻者大为惊讶。同治八年，总理外务的恭亲王奕曾奏请将赠书中地图等书转置他的官邸以备查考。此后，这些书或可一用。光绪十一年（1885），由翰林编修文廷式起草奏文，御史赵尔巽奏上，请将俄书检交同文馆翻译，但“旋据总署复奏，以为旧书不如新书之详备，俄书立论又不如英、德、法三国，可不必译。事遂中止。其实，同文馆中学生精俄文者甚稀，故惮而置之也。” 16）薛福成所记未译的原由也与上述相仿，但使英、法、义、比国钦差大臣薛福成主要是觉得事之已晚矣，故不赞成再去翻译：“窃惟西艺新法，风气开自泰西诸国，其书已由上海制造局译出五、六十种，天津机器局译出兵阵火器三十余种，同文馆先后译出各国史略、西学诸法近二十种，皆新出推勘较密之书。俄国偏居此徼，风气较晚。且道光中所称彼土属部地形，与今日开拓形势迥然不同，彼时金山以南，机洼、浩罕以西，呼兰、伯力以东，犹未属彼辖境，安得云‘帖克斯川及塔城北境，如能译出彼图，即可瞭如指掌’乎？且各国舆地兵阵之学，法日改而艺日新，如利玛窦推步之学，国朝修《明史·律历志》用之，而后来台官测算愈捷，以后出者为精。故知俄人进书事在四十年前，其时沿用旧法，未必有裨时务，应请无庸置议。”（17）辛亥革命后，这批赠书归外交部收藏，但只剩有80多册，外交部派人为之重编了一份书目，惜今已不见。但此后三十年里竟又散失殆尽。解放前夕，北京图书馆才从北京旧书肆中发现并购回一部分，共四十余册。经修茸后，珍藏于馆。1955年，在故宫库房又意外发现了这批赠书中的七幅单幅地图及十余种地图集，如今也被作为纪念两国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而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

11113）（14）17）17）①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卷一百五十三·俄罗斯》。②何秋涛编撰《朔方备乘·卷三十九·俄罗斯进呈书籍记》。③文庆等编《等办夷务始末·同治期·卷六十六》。④理藩院拟《理藩院咨俄罗斯萨那特衙门书籍十箱已点收进呈文》，载《文献丛编》第27辑，1935年。⑤1．萨文著《沙俄及苏联与中国的相互关系（1619－1927）》。2．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3．德贞著《中俄政教志略》。⑥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期·卷六十二》。⑦是书多号，其中第295号，《朔方备乘》作十一本，》北徼汇编》作十二本，从十二数累计。⑧薛福成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⑨斯卡奇科夫编《中国书目》。⑩文廷式撰《纯常子枝语·卷三》。（）文献同②。（ 2）文献同⑧。（ （15）文献同②。（ 文献同⑩。（ 文献同⑧。

中外关系史学会刊讯《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已出版）目录十九世纪华工移入新加坡情况…………………………〔新加坡〕毕观华 姚楠、夏德荣译菲律宾革命中的中国将军………………………〔菲〕格雷戈里奥·弗·赛德 周南京译注清代中暹贸易关联…………………………………………〔泰〕沙拉信·威拉蓬 徐启恒译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中国东南部的贸易组织………〔泰〕沙拉信·威拖蓬 葛治伦译印度孟买与中国之间的“港脚贸易”（1765－1865年）…………………〔英〕N·本杰明袁传伟、袁放生译关于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收藏的《唐船之图》——江户时期航日中国商船的资料……………………………〔日〕大庭脩 傅念祖译明治时期旅居日本的华侨………………………………〔日〕斯波义信 庄景辉、梅华全译中国古代艺术对日本的影响………………………………………〔日〕寺尾善雄 毛良鸿译中国科举制在西方的影响…………………………………〔美〕邓嗣禹 李明欢、黄呜奋译旧金山华人纪事…………………………………………………………〔美〕蒋彝 李习之译费城与中国贸易，1682－1846年——商业文化及态度的作用…………………………………〔美〕乔纳森·戈尔茨坦 倪从泉译明代闭关政策与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法〕裴化行 沈毓元译1515年葡萄牙人笔下的中国……………………………………〔葡〕托梅·皮雷斯 夏茂译佛郎机之东来…………………………………………………〔英〕C、R、博克瑟 钱江译反教会暴乱和德国的干涉——保守派的崛起……………………………………〔本〕J·E·塞莱克 赵振玫译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1853－1854年）………………………………〔美〕邓嗣禹 梁侃译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英〕德效骞 丘进译《译丛》第4辑定价4元，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对折优待，邮费每本0．27元，挂号另加0．20元，款项请汇寄上海市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小鹤收，收到汇款后即邮寄，附有收据。《中外关系史译丛》第5辑目录1、中国民主同盟在新加坡和马来亚1946－1948年2、在中国革命岁月 〔新加坡〕崔贵强 〔越〕黄文欢3．1884年香港码头工人的罢工和骚动 〔香港〕伊丽莎白·西妮

4、十六——十七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转港之作用 C·R·博克萨5、1893年后清政府对归华侨的保护问题 〔澳〕颜清湟6、新加坡英国殖民地当局对当地华人领袖的态度（1819－1914年）〔澳〕杨进发7、1899－1911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孔教复兴运动 〔澳〕颜清湟8、美国排华与中国反美排华斗争 1898－1914年 〔美〕韩 德9、陈纳德援华行运计划 〔美〕W·M·利瑞10、鸦片战争时期法国天主教会在华的活运〔美〕彼得·W·费伊11、传教士冯秉正神父致国会某神父的信 1724年10月16日于北京〔法〕冯秉正12、1945年苏中莫斯科会谈始末 〔苏〕A·M·杜宾斯基13、印度尼西亚华人少数民族 〔美〕G·威廉·斯金纳14、十六、十七世纪东方各国对秘鲁文化的影响及其表现形式 埃斯图亚尔多·努涅斯15、关于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华人在澳大利亚的状况的重要文件16、关于新安发现的文物调查报告购《译丛》联系地址：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译丛》编辑部。中关外系史出版消息《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由周一良教授主编已由河南人民出册社出版，全书共866页内容包括中缅、中法、中德、中印、中印（尼）、中日、中意、中伊（朗）、中朝、中马（来西亚）、中尼、中菲、中泰、中俄、中土、中英、中越、中东、中老、中非和中国与拉丁美洲等国的文化交流。作者为（以姓名笔划为序）丁建弘、王宏伟、戈宝权、叶奕良、朱龙华、何芳川、陈玉龙、陈炎、张广达、张芝联、杨兆钓、杨通方、周珏良、周南京、季羡林、罗荣渠，耿引曾、夏应元、葛治伦等。书中论述了中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关系，彼此友好往来以及交通路线等。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学术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清实录中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由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的《清实录中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一书，已由云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953页。书中对清朝与越南、缅甸、泰国和老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史料，分国按时间顺序编排，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由广西社会科学院印支研究所黄国安、萧德浩、杨立冰的《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一书，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1030页。书中收录了中越两国重要的历史文献，包括首次国内披露的法国外交部，海军部所

藏的中越关系的档案史料，选编按历史年代分立章节编排，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由广西社会科学院印支研究所杜敦信、赵和曼副研究员主编《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一书，已由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04页，重点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三个国家的地理、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宗教、民族、华侨华人以及中越、中老和中柬的关系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祖国的南疆——南海诸岛》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林金枝副研究员和吴凤斌副研究员合著《祖国的南疆一一南洋诸岛》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首先介绍了南海诸岛的形成、特征、经济资源和各岛群的结构。然后以大量中外古今的史实，历史文物和我国渔民的见证等，充分说假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和经营，并由中国政府最早管辖和行使主权的。该书指出，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国际舆论的广泛承认，并大量引证了近现代许多国家政府和官员确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言论，列举了许多国际会议、国际条约、外国书刊和外国地图等确认中国拥有南海诸岛领土主权的条文和论述。该书回顾了外国侵犯我国南海诸岛主权的经过，指出所谓南海诸岛的“领土争端”，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帝国主义争夺和肢解中国的结果。书中大量列举了越南承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归属中国的历史记载，却又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公然践踏和破坏国际法准则，同时有力地驳斥了越南当局提出的一些荒谬的所谓论据，强调指出，我国南诸群岛主权决不容外国侵犯。全书还附有南海诸岛地图和有关插图数十幅。并附有我国最新公布的我国南海诸岛地名表。《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林仁川副教授所著《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一书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十章666页39万字。该书分析了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发达的历史背景、海上贸易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变化，论述了私人海上贸易的特点和性质、影响和作用；同时对私人海上贸易的障碍和困难作了剖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高华在海交史研究会上指出“这本书很有价值，他大胆地进行了这一方面的探讨……我觉得这是一大突破、一大进步”。该书也得到日本学者的好评。《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蔡仁龙副教授、李国樑副所长主编的《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已公开出版。选辑共分六章七百五十二页，汇集了世界五大洲各地华侨抗日救国的光辉业绩，这是一本华侨爱国主义精神的真实纪录。此书不仅是华侨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该书现由福州、福建省委党史征编办公室负责发行。《契约华工史》南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凤斌所著《契华工史》一书，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五篇二十一篇，三十七万字，并附有图片十多幅。各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编，契约华工制的兴起。共有四章十四节，论述契约华工制的产生和发展，契约华工出国高潮的形成，肮脏的“猪仔”贩卖，肮脏的“猪花”贩卖。对沿海各口岸厦门、澳门、香港、广州、汕头、福州、上海、宁波等地掳掠契约华工出国情况都分立章节专题阐述。第二编，东南亚地区契约华工。共有五章十八节，论述英属马来半岛、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群岛邦加、勿里洞、苏门答腊地区契约华工的发展变化，契约华工所受的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第三编，美洲地区的契约华工。共有五篇十九节，分别对古巴、秘鲁、英属西印度群岛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和巴西等国家地区不同类型的契约华工，作了具体的剖析。第四编，其他地区的契约华工。共有五章十七节。在澳洲和太平洋地区，对澳大选亚、新西兰的契约华工，以及对太平洋地区塔希提、斐济、新喀里多尼亚、西膜摩亚、瑙鲁和新几内亚等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类型契约华工作了剖析。在非洲地区，对南非德兰土瓦、开普敦、毛里求斯、留尼汪、圣海伦那、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刚果、坦噶尼喀、圣多美、普林西比和赤道几内亚等地不同类型的契约华工作了探讨。在欧洲地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契约华工状况作了综述。第五编，契约华工的历史贡献。又分两章四节。介绍契约华工的历史地位，契约华工反抗殖民主义斗争，功绩，契约华工对当地人民革命斗争的贡献以及对当地经济繁荣和进步发展的贡献。《契约华工史》在前言和结束语的综论中指出，契约华工是属于强制移民，不同于近代一般的自由移民。契约华工制产生于十七世纪西方殖民其东来后对中国劳力的掠夺，首先在荷属东印度地区产生，而不是目前一般性所说的是从英属马来亚兴起。契约华工制的发展变化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为契约华工制萌芽时期。第二阶段，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为契约华工制的成长时期。第三阶段，从19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为契约华工制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从19世纪八十年代到20世纪一十年代，为契约华工制的下降时期。第五阶段，从20世纪一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为契约华工制的衰亡时期。从契约华工制的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到，同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各国的招工方式和劳动管理制度也并不尽同。往北美洲和澳洲的契约华工就与其他地区的契约华工有所差别。反之，同一地区的契约华工在不同时期情况下并不相同。因此，把荷属东印度地区不同时期的契约华工都称为“猪仔“是不合适的，应予区分。历史上的契约华工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型是奴隶制的契约华工，以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古巴、秘鲁、圣多美、普林西比为代表。第二种类型是债奴制的契约华工，以荷属东印度地区和俄国地区为代表。第三种类型是雇佣制的契约华工，以北美洲、澳洲英美统治地区为代表。上述三种类型代表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目前流行把契约华工为“猪仔贩运”，“苦力贸易”、“赊单苦力”三种类型的方法，由于与历史记载不相符合，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猪仔”是契约华工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产生于十九世纪一十年代，有一个产生、发展、下降、衰退和消亡的过程，并具有“一拐二卖三为奴”的特点都明显的变化和消失。有关“猪仔”一词的最早记载，不是目前一般所说的是1827年成书的。到了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后，这些张心泰《粤游小志》，而是《林则徐奏稿》，经查证，《粤游小志》成书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于八十年代。《契约华工史》一书的资料积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六十年代初，作者参加了南洋研究所调查组，先后在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广东阳江织箦华侨农场，陆丰华侨农场，福建同安竹坝华侨农场、云霆常山华侨农场、晋江双阳华侨农场和永春华侨农场，对数百计归国契约华工进行详细的调查。其中特别是与本所桂光华和中山大学黄重言、刘玉遵同志到阳江对契约华工进行专题调查，写成了《“猪仔”华工访问录》一书。此后，又先后在广州、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查阅许多有关中外文资料和档案，特别是搜集到许多《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所未载入的资料，不少是来自目击者或亲身经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有关契约华工最珍贵的材料之一是南洋研究所珍藏的荷兰文第一手材料，如《勿里洞纪念册》、《勿里洞百周年纪念刊》、《日里种植园主联合会纪念册》、《日里种植园主手册》、《荷印布告汇编》和其他有关的中外文资料。此外，闽、粤、江、浙各港口的地方史料和档案，也正是《华工出国史料汇编》所缺少的，大大丰富了《契约华工史》一书的内容。《契约华工史》每册定价4．80元，如需挂号邮购者，请另加挂号费0．5％，可直接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联系购买。国际学术交流外国学者访问中国1988年1月11日，日本秋田大学人文地理学副教授山下清海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就中国与华侨唐人街，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1988年1月16日，日本东京文化女子大学教授NHK广播电台评论员大野静三前来我国访问，就中、日经济文化的对比，中国经济区和华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988年2月5日，日本长崎大学经济学部长松繁俊教授前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就中国经济开放与日本的关系和今后的合作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座谈。1988年4月17日，美国工业部名誉顾问雷朗教授来我国访问，并作了《中国与西欧的贸易关系》的专题报告。

1988年4月18日，香港大学历史系主任特恩布尔教授来国内进行学术交流，作了《西方殖民主义与华侨》的专题报告。1988年4月20日，香港大学地理系教授郗龙前来国内进行学术交流，并就有关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和华侨农业等问题进行了座谈。1988年4月22日，英国肯特大学东南亚中心主任华生博士前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作了关于《1966年以来苏哈托的印度尼西亚》的专题报告。1988年7月，澳大利亚阿得雷德大学历史学家、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南澳中华会馆主席颜清湟教授前来我国访问。颜清湟教授主要论著有：《华侨与辛亥革命》、《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史》、《苦力与官员：晚清对华侨的保护措施》、《雪兰莪史》和《森美兰史》等书。在二十多天访问中作过多次的学术专题报告。1988年8月7日，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日本海外子女教育研究中心西村俊一副教授前来我国访问，就中国和日本海外移民比较研究，以及关于海外华侨教育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今后合作和学术交流进行了商谈。1988年9月5日，民主德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研究部主任蕾娜特·文舍教授（女）率领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代表因一行三人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代表团团长蕾娜特·文舍教授，团员尤阿希姆·克吕塔尔教授和沃尔夫冈·库比切克教授，就有关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不结盟问题，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以及裁军和发展友好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双方坦率地交换了对国际关系问题的不同看法。1988年9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特区资料研究室主任、京港学术交流中心高级研究主任王佩仪研究员来国内访问，就中国经济特区建设和华人华侨的问题进行了座谈。1988年9月16日，菲律宾马尼拉拉萨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协会主席张素正前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就中国经济建设和菲律宾华人华侨问题进行了交谈。1988年10月3日，日本长崎大学经济系教授都野尚典，马来西亚大学日本学者多比良裕子，来我国访问，分别就有关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问题，特区的经济发展，中国四个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的区别和关系，四个特区的特点，特区的价格、原射、汇率、劳力和基础设施等问题进行了学术座谈。1988年11月15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李励图博士前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就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国一国二治的看法以及目前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问题作了专题报告。

1988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莱顿大学包乐史博博士来厦门进行学术交流活动访问。按照1984年厦门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签订的国际学术合作协议，双方议定，由荷兰包乐史博士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庄国土博士校注的《荷兰使者初访中国记》配上彩色图片，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定于明年5月荷兰女王访问厦门时，作为中荷历史交往纪念的献礼。这是我国与荷兰合作的第一部成果。1988年12月24日，泰国盘谷银行顾问，泰国华人历史研究所研究会长江白潮先生来我国访问，并作了《泰国华人华侨现状探讨》的专题报告，报告在分析了泰国华侨泰化的四个特征，指出泰国并无“华侨社会”的存在，泰国华侨没有形成社会，那种把华侨划个圈圈，象建立“国中之国”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报告获得了听众的好评。1989年2月4日，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魏维贤先生前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作了《新加坡经济建设的借鉴》的报告，报告中总结了新加坡几十年来成功与挫折的经验，分析了不同时期建设的背景和特点，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进行了比较分析。《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和新加坡南洋学会联合主办的《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4月24日至28日在厦门市鼓浪屿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荷兰、新西兰、西德等世界各国、港澳地区专家学者四十多人，以及国内各省市代表120多人参加了大会，提交大会论文有一百多篇。这次大会是国内数十年来有关华人问题讨论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战后海外华人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构、类型、特点、性质、作用，华人的认同与同化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探讨，大家利用晚间开展多种形式如滨讲、讨论、电视、录相、幻灯等进行专部深入讨论，普遍反映会议开得好。（吴凤斌）孟德卫（D．E ．Mungel l o）将来中国进行学术考察孟德卫是美国科埃学院历史副教授，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1986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曾于9－10月在中国进行学术访问。今年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邀请，将于5号23－6月16日在中国进行学术考察。孟德卫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论著至多，其代表作有《莱布尼茨儒学》、《奇异的土地：耶稣会的适应政策和汉学的起源》。还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杂志。该刊物创办于1979年，现在已出版至第十期。该刊经常发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并报导世界各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动态。这个刊物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交流学

术观点和提供学术情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孟德卫现在研究《天主教儒教同异考》。此书作者是钱塘张星曜，是康熙时代人。他计划研究张星曜的历史及其著作。为寻找有关张星曜的材料，他曾访问和询问过美国各重要图书馆。最近他将来中国继续查寻。这次他来中国主要是想去杭州访问杭州大学图书馆、杭州市图书馆及杭州市浙江省图书馆。访问期为四周。在这里将由杭州大学接待，在查阅资料方面将得到中外关系史会会员、杭州大学历史系黄时鉴和徐明德二位先生的协助。（本刊通讯员）学术动态亚太地区贸易与国际分工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贸易与国际分工学术讨论会》，于11月17日至20日在厦门开幕。到会代表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浙江、云南、湖北、广东和福建等省市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八十多人，提交大会论文有四十多篇。这是我国有关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贸易研究的一次盛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这次会议中心议题：对亚太地区国际分工发展变化的特点；战后亚太地区贸易格局的变化；亚太地区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发展趋势与我们的对策，展开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这次大会的召开，必将取得积极的效果，为我国对亚太地区经济的深入研究，以及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其应有的贡献。《市舶司制度和海外贸易》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泉州海关联合举办的《纪念泉州市舶司设置九百周年》、《中国历史上的市舶司制度和海外贸易》学术论论会于198年11月25日至30在泉州举行。来自香港、日本和全国15个省、市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近百篇论文。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朱杰勤，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韩振华，人类学系教授庄为玑，历史系教授陈诗启，台湾研究所教授陈碧笙，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江润祥，日本早稻田大学长译和俊教授等著名人士参加了学术讨论会。大会分市舶司制度史与海关史、古近代中国海外贸易史、港口史三组进行宣讲论文和讨论，会上畅所欲言，各舒己见，取得满意的效果。

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副会长陈高华在讨论会闭会前说，中国在“海”学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他指出，1979年后泉州海交馆的科研活动有很大发展，所出版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等对研究古代中西文化和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选集已登在《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内。马可·波罗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由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与四川大学联合发起的《马可·波罗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7月在成都举行。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琼斯教授，詹姆斯教授，基辛格先生，迈阿密大学奥康纳教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丁·克里奇利，意大利利罗马第一大学贝尔图乔利教授，以及国内北京、江苏和四州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上英国丁·克里奇利教授《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研究》一文，利用电子计算机对国外流行的150多种《游记》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进行了分析研究。美国W．R．琼斯教授《马可波罗面面观》一文中指出，“游记”是不同时期，不同人们，站在传教士，探险家及历史，改治地理学的不同立场上，对这部著作提出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的。谢方《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反思》一文，认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包含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相互依存、制约的子系统；文化结构的优化，需要这三个子系统相互协同，而制度文化作为文化系统的中心网结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张毅《西南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美国基辛格《中世纪的欧洲与外部世界》等文，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交流进行比较分析。美国R．G奥康纳教授《元代中国艺术二文化分立与融合》一文、对马可波罗时代中国艺术精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北师大张至善教授（《马可波罗游记》翻译家张星烺之子）新近译出一本波斯人阿里·阿克巴尔于1516年所著《中国行》一书，对16世纪初的中国有十分详细的记载，被誉为和第二本《马可波罗游记》。苏州大学沈福伟教授《从马波罗到范寿彝》一文，亦介绍了近年来方豪教授在梵蒂冈发现一篇由中国人范寿彝在18世纪初所写的意大利游记。李清泉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1888年－1988年）纪念大会和学术讨论会于8月24日（农历7月13日）在泉州华侨大厦召开。参加纪念大会有一百多人，李清泉先生在菲律宾的现属李绍进等人从海外前来参加，与会代表还到晋江金井石训村参观了李先生的故居。纪念大会后接着举行了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有十七篇。李清泉先生13岁到菲律宾木材厂学商。由于勤奋努力，业务兴旺，李清泉父子公司成为菲律宾有名的木材大王。李清泉先生于1919年当选为菲律宾中华商会工长，连任六任。李清泉先生为维护华侨权益，出力至大，对华侨公益事业，国内救灾，支援北伐及抗日战争，创办我国日报，兴办漳龙路矿等作出了不可磨谈的贡献。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简介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成立于1964年，是我国综合研究朝鲜（南、北）问题的科研机构。设有朝鲜（南、北）经济研究室、朝鲜（南、北）政治文化研究室、朝鲜历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室，从事朝鲜问题各领域的研究。拥有较雄厚的科研究力量。朝鲜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室科研情况多年来朝鲜史及中朝关系史研究室成员在朝鲜史和中朝关系史研究上取得一些成就，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一些专著，并搜集、整理、编辑大量中朝关系史资料，有的已出版。中朝关系史论著出版情况：1．专著《中朝关系史论文集》（杨昭全著），收入中朝关系史论文18篇。论文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古代中朝关系，论述唐与新罗的全面关系、北宋与高丽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元与高丽的文化交流、明代援朝御倭战争、清初中朝军民共御沙俄入侵等。第二部分为近现代中朝关系，论述1919－1958年期间两国友谊事件，诸如三、一运动、五、四运动期间两国人民的互相支持，毛泽东等组织中朝互助社、中国共产党对朝鲜革命的支持，孙中山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朝鲜革命者参加广州起义、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与我国人民的共同抗日斗争，1950－1953年抗美援朝运动。第三部分论述隋唐以来的中朝两国文学交流，包括隋唐、宋元、明清与朝鲜之文学交流和现代鲁迅、郭沫若与朝鲜文学之关系。全书42万字。《中朝关系简史》（杨明全著），简述远古至当代的中朝关系。全书30万字。《中朝关系通史》（暂名），（顾铭学、刘永智、马彦、杨昭全著）。顾、刘、马撰写古代关系史，杨撰写近现代关系史。全书拟为70万字，大部已完成，明年上半年正式脱稿。《1919－1945年中国境内朝鲜独立运动史《（杨昭全）全书40万字，约于1989年底完稿。2．资料：《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杨昭全等编），全书为上下两册，共140万字。汇集1919－1945年期间，中国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杨昭全），全书70万字，汇集1919－1945年期间中国东北地区朝鲜人反日革命运动资料。《古代中朝关系史料摘编》（顾铭学、刘永智、马彦），汇集远古至清中叶的中朝关系史料，予计全书300万字，目前仍在编篡中。全室成员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今年4月，杨昭全、宋祯焕，曾赵平壤，参加朝鲜国际学术讨论会。（杨昭全）

附：中外系系史学会会员名单（续）杨慧玫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人民出版社国际编辑室徐作生 上海《文汇报》社郑炳山 福建泉州市中共市委统战部谢必震 福建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于向东 河南郑州大学历史系黄松赞 广州暨南大学南亚研究所金旭东 云南省昆明东南亚研究所贺圣达 云南省昆明东南亚研究所秦钦峙 昆明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田久川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汤季芳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周一良 北京 北京大学历史系项英杰 贵州贵阳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李文俊 上海绍兴路54号人海人民出版社许明龙 北京东厂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晁中辰 山东济南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室孔繁敏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23楼311号公敬之 北京新华通讯社总社国际部张晞海 北京航海知识杂志社（北京8312信箱）曲 石 北京 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院（北京261信箱）李长春 大连 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李兰琴 北京东厂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王冀青 甘肃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李 申 北京东厂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许清璋 北京 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白毓麟 北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第62号信箱）林远辉 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郑甫红 厦门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申 旭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王继光 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高占福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本刊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