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中国中外关 系史学会扬州会议纪要………………………大会 秘书处 （ 1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章程……………………………………………… （ 8 ）民政部批准我会注册登记，成为社团法人…………………………（ 1 1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 3届理事会组成名单………………………（ 1 2 ）全国中外关系史科研教学单位简介……………………………………（ 1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余 升（ 1 3 ）北京大学各研究所（9 个） …………………………………叶奕 良（ 1 5 ）中华书局………………………………………………………… 童 文（ 1 9 ）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 纪宗安（ 2 1 ）山东大学中西交通史研究室 …………………………………晁中辰（ 2 2 ）福建师大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谢必震（ 2 3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吴凤斌（2 4 ）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 段映红（ 2 5 ）《国际汉学 》论丛………………………………………………张西平（ 2 7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贺圣达（ 3 0 ）国外中外关系史名著介绍………………………………………………（ 3 1 ）一、《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 3 1 ）二、《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 3 3 ）三、《华乐西传法兰西》……………………………………………（ 3 5 ）四、《殷弘绪和中国对18世纪欧洲的贡献》……………………（ 3 6 ）五、《奉中国为楷模的贝尔坦》……………………………………（ 3 7 ）六、《中国和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 3 8 ）七、《入华耶稣会士和礼仪之争》………………………………………（ 3 9 ）八、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 4 0 ）九、《莱布尼茨中国书简集》……………………………………………（ 4 1 ）十、《 1 7－1 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比利时官吏》………………（ 4 1）十一、《18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弗雷烈的中国观》…………（ 4 2）十二、《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选》……………………………………（ 4 2 ）十三、李明《中国现势新志》的最新版本 …………………………（ 4 3 ）十四、《撒马尔罕的金桃 》…………………………………………（ 4 4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名单 ……………………………………………（ 4 6 ）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扬州会议纪要大会秘书处1992年5月26－29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3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4届学术讨论会在扬州师范学院举行。共有50多名会员出席大会。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吴廷璆、姚楠、马克尧、谢方、黄盛璋、夏应元、叶奕良、吕一燃、黄时鉴、汪瑞祥、卢苇、杜经国、陈佳荣等一批著名学者出席会议并作了精采的学术报告。上届理事会副会长姚楠先生致开幕词，对学会过去的工作作了总结并对未来提出了希望。扬州市副市长王功亮、扬州师院副院长以及扬州文教和文博系统的负责人分别出席大会致贺和作学术报告。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自1981年5月在厦门成立以来，在短短的11年间共举办3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和4届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论丛》3辑、《中外关系史译丛》5辑和《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9期。学会的一大批会员成功地出访世界五大洲各国，从事讲学、学术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等话动。中外关系史学会是完成民政部社团登记手续并取得法人资格的全国性学会。现在，本学会已有200多名会员，遍布我国大陆的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和香港，已跻身全国大学会之列。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会员目前大都是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文博和出版单位的骨干力量，成绩斐然，影响很大。中外关系史学会扬州会议共收到与会代表提出的学术论文40余篇。代表们就扬州在中外关系上的地位、长江流域地区在对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中国历代对外关系中的其它重大问题分别作了大会和小组发言，每位代表发言之后，都有踊跃而严肃的答辩。会议之余，学者们还对扬州的著名历史古迹和文物收藏单位（大明寺、唐城、天山汉墓、隋炀帝陵墓、瓜州古渡、仙鹤寺、补好丁墓、博物馆）进行了参观和学术考察。这次学术讨论会就扬州在中外关系中的地位问题上讨论最为热烈。扬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它通向海上和长江的水路交通便利，特别是自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在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中起过巨大作用。虽然它由于战乱、铁路的开通和大运河的失宠而于近代落伍了，但它的历史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全国政协常委、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吴廷璆教授与其助手郑彭年联合提交了《隋唐时代扬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的论文。作者认为隋代的扬州很繁荣。当时作为江南经济中心的扬州是仅次于西京的大都市，“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资治通鉴》）。隋炀帝三下扬州，留连忘返，竟死在那里。唐代扬州位于水陆商路的交点，是南北物资的集散地。扬州的商业、手工业、制糖业、酿造业都很发达，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正是由于地理和经济的原因，扬州当时不仅仅成为国内的交通要冲，而且也形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为胡商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是仅次于广州的胡商聚居之地。在扬州从事国际贸易的人不少，还有人在那里造船出海贸易。当时从扬州通向日本的交通线有南北两条，南路是通过瓜州运河入长江，另一条是从黄泗浦出海或至苏州的松江口出海。当时中日民间贸易主要是唐商出航日本，日商到中国者很少，即使到中国经商也是雇佣中国船。不少日本的遣唐使也曾经过扬州，如从702年6月到838年7月间就达7次之多。对于遣唐使和留学僧来说，扬州不仅是进京的必经之地，而且还是寻师求学、搜集经典、觅寻船只回国的理

想地方。鉴真和尚的东渡也是以扬州为基地的，扬州为他提供了物力、财力和人力。扬州是鉴真东渡的人才集中地，更是鉴真的出生、出家传教之地和弘扬佛法的主要基地。日本佛教天台宗慈觉大师圆仁入唐求法巡礼时也先到扬州，以等待敕许入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说扬州的政治比较廉洁、官吏秉公执法；扬州为制盐中心，其产盐经大运河向南北输送；唐朝不准在扬州始度为僧；扬州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总之，扬州的地理位置给中日交通带来了方便，缩短了日本与唐两京的距离；扬州的富庶繁荣给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提供了吸取中国文化的物质条件，该地区的高度文化给日本人直接提供了学习的模式，它的对外开放使东南亚、印度和西方的文化向日本传播，丰富了日本文化的内容。唐大和尚鉴真把高度的中国文化移植到日本，日本高僧圆仁以扬州为其中国巡礼的重点之一，他们二人对中日文化交流都作出重大贡献。江苏省文博专业的副研究员、江苏商专烹饪研究所支部书记蒋华先生发表了《扬州与波斯》一文。作者认为，隋唐时代，由于扬州地处陆海丝绸之路的交合点，又是中国南北交通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国际通商大港，吸收了大批波斯人。波斯人经海路源源不断地涌向扬州，经商、开店、行医、传教，甚至通婚定居，使扬州成了与波斯关系颇为密切的城市。扬州与波斯的商业文化交流是通过陆海丝绸之路实现的。波斯人初至扬州的时代应为盛（712－750年），最盛期应是中唐（757－889年）。他们行商坐贾，开设胡店和“波斯邸”，从事香药、珠宝、象牙、犀角等交易，又从扬州运回中国的丝绸、药材、铜器、陶瓷等。这一切对扬州的经济繁荣和贸易发展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扬州地区存在有“波斯庄”和“老波斯河”等地名，原产生于波斯的荞麦等农作物成了扬州人的日常食品。扬州青铜镜、瓷器等传往波斯。扬州一带至今仍流传的“波斯祭”与波斯古教有着密切的渊源。自普哈丁（补好丁）于南宋咸淳年间到扬州传播伊斯兰教（可能为什叶派）以来，不少什叶派波斯人到达扬州并且有不少人死在那里，从扬州旧城南门挡军楼城墙中发现了四通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碑。总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扬州和波斯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既有宝贵的文献记载，又有地下珍宝文物遗迹，还有民间流传的遗俗，其中都闪烁着扬州与波斯人民友谊的光辉。江苏省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江苏商业专科学校研究员朱江先生提交了《扬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论文。扬州在唐代的繁荣既是由于唐王朝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又是由于扬州具有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条件与能力。当时到达扬州的“胡商”和“番客”除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外，还有南亚的斯里兰卡人、印度人、尼泊尔人，中亚的波斯人，东南亚的印尼人、缅甸人、泰国人、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和越南人，东北亚的朝鲜人、日本人，北非的埃及人和地中海地区的罗马人。这些国家的使节、留学生、学问僧、商人、传教士和旅行家络绎不绝地来到扬州，有的甚至死葬于那里。中世纪的阿拉伯舆地学家和日本的学问僧的著作中都对扬州的有过不少记载。伊斯兰教的贤哲与旅行家、商人都云集扬州。扬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福建社科院副研究员、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陈达生先生发表了《唐代陶瓷之路的见证》，对在泰国猜耶出土的瓷碗和扬州出土的背水壶上的阿拉伯文图案作了鉴定。他认为泰国猜耶出土的瓷碗是中国外销穆斯林市场的产品，与扬州蜀冈唐墓中出土的背水壶均为晚唐长沙窑的产品。中国长沙窑于唐末（9世纪末）就生产专供穆斯林市场的陶瓷器并通过扬州销往东南亚和中东地区。

扬州博物馆的顾风馆长作了《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的报告。扬州自1956年以来发现了大量波斯陶壶、陶片、陶器，共达百件之多。它们是我国和西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扬州在唐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贸易港口。外国商人在广州登陆后便北上扬州，再进入内地。带有浓郁西亚风格的长沙窑的陶瓷产品在国外已有大量发现，在国内只在扬州与明州等少数城市出土。所以扬州在我国早期海上陶瓷贸易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中日交通的门户，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海上交通的直达港。福建师大历史系的谢必震和傅朗讲师提交了《王楫使琉球及其著述论略》的论文。清人王辑是扬州人，曾出任赣榆县学的教谕，后任翰林院检讨。他于1683年奉康熙帝之钦命为正使去册封琉球国王尚贞，为中琉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携带康熙帝特意书写的“中山世王”之御题出使琉球。从此之后，由册封使代琉球国奏准选派琉球留学生来华遂成定例。王楫归朝后据其见闻而写成的《使琉球杂录》和《中山沿革志》成了研究明清之际中琉关系史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宋岘助理研究员提交了《扬州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论文。他认为扬州当时确为中外商贾的集中地，西域的商人从扬州转销中国的其它地方和其它国家（尤其是日本）的商品，所以扬州还是一个商品中转站。元代扬州居住有大量西域回回，扬州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是重镇。扬州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要冲，东西文化交流也促进了扬州各方面的发展。在长江流域在中外关系中所起作用方面，有4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暨南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卢苇教授提交了《宋代以前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的论文。他认为从六朝到隋统一全国，中国南方已和海外各国不断加强联系，从而异致了海上丝绸之路日趋繁荣。但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和日本发生联系，尚未与海南及西域国家建立联系，它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还是有局限的。其关键是南方经济的发展尚未超过北方，北方依然是全国经济的中心。直到安史之乱后，中国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才跃居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海上丝绸之路与此同时也空前繁荣。所以安史之乱是南北经济转变和陆海丝路交替的关键时期。这是由于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遭受了战争的严重摧残和破坏，此后又是藩镇割据，难以使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再加上唐朝在西域的退却，必然使陆上丝路衰落和海上丝路日兴。海上丝路的繁荣又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所以唐代中期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王介南副教授提交了《古代江苏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论文。作者认为早在1万年之前的日本绳纹文化时代，日本就受到了吴文化的影响。日本的水稻文化来源于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而且也不是经朝鲜而是由吴先民直接东渡转向日本的。日本弥生文化（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时代就有吴人东渡日本的明确记载。公元前219年，徐福东渡给日本传去了古代江苏的先进文化，在日本创造了弥生文化。元朝时代，古代江苏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既是秦汉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继承和发展，又为隋唐时代更为广泛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的耿引曾副教授提交了《东晋南朝时期外国僧人的活动和作用》的论文。作者认为外国僧人到达长江中下游的东晋和南朝活动与当时的对外贸易情况有联系，繁荣的南海贸易带来了更为重要的精神财富——佛教思想及其传播者外国僧人。他们传播佛

教思想和翻译佛经，东晋南朝共译经731部1552卷，这是对世界文化史的一份杰出贡献。他们不仅仅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而且也有助于当时封建政权的巩固。这些僧人为了得到中国历代帝王的优待，也为迎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下过不少功夫，这是佛教能在中国逐渐生根的一个原因。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明德提交了《论17－19世纪乍浦港在中日经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论文。对于中朝关系，这次学术讨论会中两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是宁波博物馆林士民副研提交的《北洋航路拓展与朝鲜半岛制瓷》和山东大学历史系吴士英副教授提交的《清初中朝经济交流略论》两文。林士民认为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浙东明州（港）是南北洋航路的分界线，北洋航线的拓展促进了明州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这条航道的开通为制瓷技术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如浙东越窑的青瓷传入了朝鲜半岛，从而促进了朝鲜半岛瓷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朝鲜的全罗南道和京畿道，从而使9－10世纪成了朝鲜半岛从陶器向瓷器生产发展的转折和飞跃时期。后来，朝鲜的青瓷和白瓷产品传向日本，甚至又传回了中国，朝鲜从瓷器输入国变成了瓷器出口国。吴士英认为，清朝与朝鲜自后金时代就建立了贸易关系。当时朝鲜咸镜道的会宁曾是两国互市的中心之一。自后金大贝勒阿敏1627年与朝鲜订立平壤兄弟之盟后。与朝鲜的交易范围和总额大幅度增大。开市贸易主要在朝鲜的义州和会宁等地，当然民间贸易也应是一条重要渠道。后金的生活必需品、布匹、纸张、皮货、大米有一大部分来自朝鲜，朝鲜获得了后金的上好人参与貂皮。当时朝鲜实际上在后金、明朝与日本之间起了中间转运站的作用。清朝初建之后，仍从朝鲜输入绸缎、布匹、纸张等。朝鲜每年向清朝入贡方物。顺治登基后，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中朝关系的措施，削减了朝鲜的岁贡负担、救助朝鲜灾民。朝鲜也为清朝迁都北京提供了大批粮食。中国的皮货、布匹、书籍源源不绝地传入了朝鲜，朝鲜的纸张、布、牛马和食监也输入中国。这种互通有无促进了中朝两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些与扬州有关的论文外，还有广西社科院周中坚副研的《明遗民东渡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作者认为在明末清初，特别是在明亡后的三、四十年期间，由于不堪忍受异族统治，有大批中原人东渡日本。这批明遗民给日本带去了中国文化，使日本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在东渡日本的明遗民中，僧人又是见诸史籍中的多数，从1620年真圆东渡到1694年喝浪抵日之间共有52人。这批人中还有一些怀着反清复明志向的知识分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方家）等。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较多的技艺专长，所以对日本文化施加了深广的影响：如传去了爱国尊王和务实重礼的思想。（以朱舜水为代表），使黄檗宗在日本生根发展（以隐元隆琦为代表）、中国的文化与技艺（书画、诗歌、建筑、饮食、医药、武术）。明遗民对日本的影响传至今日，并将泽于后世。在中俄关系史方面，共有3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吕一燃研究员提交了《清俄合办外蒙古金矿初探》的论文。他认为俄国人自19世纪60年代就不断到外蒙古偷挖金矿。俄国人柯乐德于1888年进入中国海关，为中国兴办蒙古金矿招集俄股。他后来通过种种手段而控制了外蒙古的金矿。他的种种作法在清朝政府也遭到了反对，俄国蒙古图谢图汗盟和事臣汉盟矿业股份公司董事会与柯乐德断绝了一切关系。但他于1906年又返回。到1911年，清政府与俄国合办6处外蒙古金厂。清政府开采外蒙古金矿的本意，原是为了抵制俄人越境偷挖和开辟利源。但由于清政府腐败而无法抵御外国侵略，只好采取同俄国财团合作的“以俄制俄”之法，但实际上却有利于俄国侵略势力向外蒙

古的渗透。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卢明辉研究员提交了《恰克图买卖城中俄边境贸易的兴衰变化》一文。作者认为沙俄殖民势力于18世纪初就将其侵略矛头进一步指向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地区和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为了抵制沙俄扩张势力入侵，康熙帝禁止他们在汉蒙两族居住地互市。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恢复了中俄边境贸易。原设在色楞格斯克的贸易互市圈后又迁至恰克图。恰克图中俄商人的交易是常年进行并为免税贸易。双方规定以某种商品作为折算价值的标准商品，金银只在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换而又不作为货币。恰克图买卖城的中俄边境贸易也曾多次遭停，其主要原因是俄国驻边界地区的哥萨克人持械抢劫卡伦边民的财物。1792年中俄商人交易十分活跃、贸易不断增加，呈现了兴盛不衰的繁荣景象。其中互市的主要商品是茶叶、大黄、毛皮等。中国内地商人由此而多获巨利。俄国人把西伯利亚出产的优质毛皮输入中国，成为中国中原皮革市场所必需的高档裘皮加工原料，为华北地区提供了冬季的御寒衣。中国商人在恰克图市场大量出售茶叶、大黄、丝绸、烟草和瓷器等，从而也大大地刺激了内地的轻工业、手工业、种植业和养蚕业的发展。它对于促进中俄两国远离内地文明的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使长期处于游牧狩猎型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满足边疆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发展生产所需商品等方面都起过积极作用。河北师大历史系葛凤花副编审提交了《日、苏“满”非法买卖中东铁路与中国政府的抗议》的论文。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这次会议上有4篇论文。中华书局的谢方编审提交了《郑和海外用兵略论》一文。斯里兰卡学者于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所谓郑和对斯里兰卡侵略和扩张的问题。谢方先生的论文就郑和海外用兵，特别是在斯里兰卡擒捉国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和七下西洋时每次参加的人员均在27，000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军人。郑和海外用兵前后只有3次；旧港擒陈祖义，苏门答刺平叛和锡兰山擒国王，此外还有一次是在爪哇被袭击误杀一事。对于这后一次，作者认为当郑和于1406年春到达爪哇时，恰逢爪哇满者伯夷东西两王发生冲突，故明军遭袭击并被误杀170多人，郑和未作报复，仅仅奏明皇帝而继续远航。1405年，郑和船队初抵旧港，根据明成祖招抚海外不法华人归国的政策，擒旧港的华人首领陈祖义（非法出境的明朝广东人具有海寇行为）。郑和第23次下西洋时应苏门答刺国王宰权里阿比丁的请求，擒其伪王苏午刺。此事与“侵略”，“扩张”毫不相干。郑和擒锡兰（斯里兰卡）国王一事，发生在他三下西洋的永乐七一九年间。《星槎胜览》中记载说是由于锡兰国王“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这次战斗是由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挑起，郑和被迫自卫还击并得到了斯里兰卡人的支持。亚烈苦奈儿劫夺宝船的阴谋经当地人通风报信才为郑和所知。所以，郑和出海带兵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宝船航行安全的需要。郑和在锡兰只不过是介入了王族中争夺王位的内部斗争，起了干涉内政作用，其最终目的却是为了恢复中锡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和保证东西海上贸易的畅通。香港龄记出版有限公司的陈佳荣中文总编辑提供了《“南洋”新考》一文。作者认为“南洋”与“东南亚”之名称的起源及彼此之等同，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宋代的南、北东洋系以泉州港口为本位而划定甚明。南大洋海、东大洋海以及南洋、东洋等名称一方面固可视为海洋概念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广州、泉州地位的变化。元代的东洋和西洋也包括今东南亚地区。明代的东西洋因循元代，略有变更。但今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在明代以“南洋”这个比较系统的名字相称。到了清代中期，已有更多的载籍提及“南洋”，而且出现了不少以“南洋”为书名的专著。总之，从汉代的“南

海”到南宋的“南大洋海”、从明代“南洋”向“东南亚”的称呼变化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郑州大学历史系载可来先生与其学生于向东共同提供了《略论大汕及其越南之行》的论文。清广州长寿寺僧人大汕于1695年春应越南广南政权的国主陀福调的邀请前往越南南方弘扬佛法，居住一年有余，回国后写成《海外纪事》6卷。戴、于二先生根据越汉史籍并吸收某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论述了大汕的生平及《海外纪事》的价值。对于大汕在越南的活动，从其主流来看，不能说是“私通外国”和“罪不可赦”。他对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中越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贡献，应予肯定。大汕促进了越南阮氏政权与清朝的地方政权建立了联系，帮助阮氏试图与清政府建立藩属关系。他在越南既弘扬佛法，又传播儒道学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一位使者，对越南南方产生了一定影响。《海外纪事》一书记载了从广州到顺化的海上交通情形，介绍了越南人的航海技术，它也记载了17世纪末——18世纪广南阮氏政权与中国的非正式的官方关系或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记述了阮氏割据政权的发展、军事制度以及当地居民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一些情况。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的贺圣达副所长提交了《古代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友好关系》的论文。他认为中马之交始于西汉时期，马来西亚当时尚未形成国家，但马来半岛是中国通向印度的必经之地，成了中印海上往来的一个中继站。《汉书·地理志》是对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的最早史料，在柔佛河流域和亚巴生发现的中国秦陶与西汉铜钟可为佐证。在3－14世纪时双方交往不绝如缕，从交通、贸易往来，发展到双方遣使通好。15－16世纪初是古代中马友好关系的高峰，其原因一是由于致力于海上贸易的马六甲海峡强盛王朝的出现，二是郑和下西洋空前地密切了双方的关系。16世纪之后，由于明清王朝的禁海闭关政策，又由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领马六甲，形成了中马关系的低潮时期。到18世纪，由于清政府放宽海禁，中国与东南海上贸易的发展，再加上英国殖民主义者征用华工开发马来西亚，使中马关系又趋向频繁。对于中国波斯关系史，北大东语系副主任叶奕良教授的《“丝绸之路”丰硕之果》可谓一篇佳作。作者概述了汉文、波斯文的历代有关两国关系的史籍，勾勒了中波文化关系史的轮廓。在政治领域中是互相遣使，在宗教领域中是袄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蚕丝、瓷器、指南针、造纸术、雕版术、植物、果树、草药，在语言文学和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也很多。总之，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中伊两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明代对外贸易史的研究方面，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黄盛璋研究员和山东大学历史系晁中辰副教授的两篇文章很有份量。黄盛璋先生在《明代后期开放海禁后出口贸易若干研究》的论文中认为，16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相继到东方进行殖民掠夺贸易，冲垮了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朝贡贸易，更把海禁的锁链冲得七零八落。1567年葡萄牙占领澳门则是外因通过外因发生变化的起点标志。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是丝织品、瓷器、棉织物、食糖、矿产与金属品、茶叶。海上贸易促进了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和港市的繁荣与贸易的兴盛，促成了手工业生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加速了欧洲殖民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刺激了欧美新工业的兴起和原有工业的改进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欧美人的物质生活与文明，使东南亚地区成了中国商品的交换中心和转口贸易港，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贸易的发达和港市的发展，对该地区人民的经济生活、商品生产以及生活诸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晁中辰先生的《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一文则研究了白银在隆庆元年部分开放海禁之后象潮水

一样流入中国的问题作了深入探讨。白银大量内流的原因是世界各国于17世纪初都卷入了世界市场，它也与中国海禁政策的改变有关。流入中国内地的白银主要来自马尼拉和长崎两地。美洲白银自马尼拉流入中国，日本也主要是用白银购买中国货。大量白银的内流，直接地推动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国内缺银的状况，促进了中国货币实行白银化和确立银本位制，为进一步开展海外贸易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可能。白银大量内流地使国内商业资本趋向活跃，国内商业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特别是促进了东南沿海一带城市的繁荣，贱商观念开始改变，官吏们卷入了经商牟利的潮流，尤其是为明朝推行一条鞭法提供了物质前提。白银的广泛流通对封建自然经济有着强大的渗透力和破坏力，推动了商品交换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原始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商人开始向生产领域投资，为发展雇佣劳动和实行货币工资提供了条件。但是明代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也有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物价上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内地和西北地区；在沿海地区却使社会奢侈成风，“窖藏”白银影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利贷日益活跃。这一切又明显加剧了晚明社会的不稳定性。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与传播系的郁龙余副教授的《妈祖崇拜与中外化交流》则从神话崇拜的角度研究了妈祖对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大影响。作者认为妈祖崇拜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精神力量。妈祖作为中国的海上保护神，对促进中外关系、增强人民友谊有着特殊的贡献。妈祖庙分散在中国沿海地区并传向日本、朝鲜、东南亚，到美、法诸国。妈祖的精神保佑作用成了中外船工都崇拜她的基础。还有一些论文，本处就不再——介绍了。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外关系史学会与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联合举办的。扬州师院院、系各级领导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此会议的召开、师院历史系师生承担了大量会务劳动，是大会成功的决定性保证。大会对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大会通过了修改我学会章程的报告。大会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选出了中外关系史学会第3届理事会。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教授再次当选为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夏应元研究员、中华书局谢方编审和暨南大学卢苇教授当选为副会长，夏应元兼秘书长。理事会讨论了未来的工作。大家一致表示，本学会一定要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和大潮，把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章程（ 1 9 9 2 年5月2 6日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通过）一．定名：本会定名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英译名为“Ch i n e s eA s soc i a t i on o f t he Histo rians o f R elations Between China a ndForei g n C o unt ri e s” ， 简称为C AHRBCFC。二．本会为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工作者自愿组合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三．宗旨：本会的宗旨在于发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高本学科的科学水平，广泛联络国内外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组织学术活动，推动本学科成果的发表，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力求发挥中外关系史这门学科的作用，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四．任务：1、举行不定期的专题学术讨论会。2、组织学术性的考察与调查。3、编印论文集或创办学术杂志。4、创办通讯刊物。5、与国外交流出版物。6、其他，与国内外联系，举办各种信息交流、谘询服务等活动。五．会员：1、凡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或教学的专业或业余工作者，均可通过会员介绍申请加入本会，经本会常务理事会同意，即被接纳为本会正式会员。所有会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2、本会不吸收集体会员。

3、本会会员应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原则，在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六．会员的义务与权利：1、会员有遵守本会章程的义务。2、会员有缴纳会费的义务。3、会员有积极参加和支持本会活动的义务。4、会员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5、会员有优先获得本会编印的各种资料的权利。6、会员有自愿退会的权利。七．组织：1、本会按学科分支分为若干组，会员可自愿加入其中之一组，同时仍可参加其他分组活动。2、本会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的职责：（1）决定本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2 ）协商选举本会理事，组成理事会；（3）听取和审查理事会的工作报告；（4）制定和修改本会章程；（5 ）其他有关事项。3、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为理事会。每届理事会任期四年。其职责如下：（1）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2）制订本会工作计划；（3 ）领导本会各工作机构开展活动；（4）组织学术鉴定委员会，向有关部门推荐本学科的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5）其他有关事项。4、由理事会推选举若干人为常务理事，选举其中一人任会长，若干人任副会长；推选一人任秘书长，视工作需要聘任副秘书长若干人。在理事会闭会期间，由常务理事会主持日常会务工作，负责行使理事会的职责。理事会下设秘书处，作为日常办事机构，在秘书长、副秘书长领导下进行工作。本会可聘请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或有关单位领导人为本会的名誉会长或顾问。八．本会经费来源：1、国家补助；2、会员会费；3、国内外个人、单位、团体的捐赠；4、通过本会活动获得的有偿收入。九．附则：本章程经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生效。章程的修改权属于会员代表大会，解释权属于常务理事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1992年5月

民政部批准我会注册登记，成为社团法人经过我会秘书处按要求提出各种申报材料，民政部日前业已正式批准我会注册登记，成为社团法人，并发给社会团体登记证。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证社证字第1 2 0 1 号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的有关规定，准予注册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部 长 崔乃夫（印）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社团代码5 0 0 0 1 2 0 2 4 ）（在民政部注册登记即为具备社团法人资格。在它为我会开具的刻制印章证明书中，明确提到我会“业经民政部批准登记，已具备社团法人资格”等语）我会启用新公章我会过去由于在章程中规定：对国内称为“中外关系史学会”，故公章上也使用这一称呼。在此次办理登记注册手续过程中，经我会提出，上级主管机关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认为，全国性学会均应冠有“中国”二字，以求一律。我会章程第一条中，对会名也作了相应修改。为此，经中国社会院及民政部同意，准予刻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公章一枚，自1 9 92 年1 1月 1 日起启用，原有公章作废。特此敬告全体会员。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顾问陈翰笙 吴廷璆 姚 楠 季羡林陈碧笙 周一良 章 巽 吴景宏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组成名单会 长：韩振华副 会 长：夏应元 谢 方 卢 苇常务理事：16名（以姓氏笔划为序）卢 苇 叶奕良 汪瑞祥 陈 炎 陈达生 郁龙余林金水 林金枝 夏应元 耿引曾 耿 升 晁中辰黄时鉴 龚方震 韩振华 谢 方理 事：3 5名（以姓氏笔划为序）王金林 卢 苇 叶奕良 纪大椿 孙光圻 吕一燃陈 炎 陈高华 陈吕范 陈佳荣 陈得芝 陈达生汪瑞祥 吴凤斌 沈福伟 何芳川 张 铠 林金水林金枝 林士民 李玉琨 郁龙余 周新国 周中坚耿引曾 耿 升 夏应元 晁中辰 龚方震 黄时鉴黄盛璋 韩振华 蔡鸿生 谢 方 戴可来秘 书 长：夏应元（兼）副秘书长：耿 升 吴凤斌 张 铠

全国中外关系史科研教学单位简介编 者 按自从我党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闻出版单位都纷纷设立有关中外关系史的教学与科研机构，许多民间性从事中外关系史各学科研究的学会、协会和研究会也如同雨后春荀一样出现，许多与这一学科有关的丛书、刊物也大量问世。但由于信息不灵，再加上中国之大，故许多有志研究这一学科国内学者对这一切都不甚了解。外国也设有不少专门或兼有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人员、机构、书刊编辑部。本通讯拟逐步进行介绍。由于秘书处人手不足，欢迎全国各地学者和本会会员积极投稿介绍。文字不要太长，简明扼要。我们将陆续采用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成立于一九七九年。第一任主任孙毓棠（1911－1985），主要研究秦汉与西域的关系及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史。主要论著收入《抗戈集》（中华书局，1980）和《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即出）。第二任主任马雍（1931－1985），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以前的中亚古代史和中西交通史。主要论著为《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第三任主任夏应元（1929－），主要研究中日关系史。代表作有：1、“中国禅僧东渡日本及其影响”历史研究 1 9 8 2 、 32、“日本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日本问题 1 9 8 8 Ⅱ3、“从成寻所著《参天台五台山记》看宋代中日关系”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198 54、“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收入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 9 8 85、“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 1 9 8 1 ， Ⅱ现任主任余太山，主要研究公元九世纪以前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已出版的专著有《厌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和《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目前全室共有研究人员10名，其中研究员二名，付研究员四名，助理研究员三名，研究实习员一名。主要研究范畴1、中日关系史2、中西交通史3、中国和阿拉伯关系史4、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5、古代中亚史、内陆亚洲史

6、国外中国学、敦煌吐鲁番学、藏学、蒙古学、突厥学等。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设在我室，日常会务由我室负责。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也在我室设有秘书处，部分会务由我室承担。会刊《中亚学刊》由我室研究人员主编。自成立迄今，全室发表了各种论文几百篇，多数获得好评，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室研究人员还翻译了几十种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名著，绝大部分是耿升所译，主要有：1、《丝绸之路》（新疆人民198 2年版）。2、《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3、《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4、《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5、《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199 1年版）。6、《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 1年版）。7、《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198 5年版）。8、《中国的犹太人》（中州古籍199 2年版）。9、《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1987年版）。10、《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198 6年版）。11、《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198 9年）。12、《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199 1年）。13、《西藏佛教密宗》（西藏人民199 0年版）。14、《西藏的文明》（西藏社科198 5年版）。15、《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新疆社科198 5年）。16、《敦煌译丛》（甘肃人民198 5年版）。宋岘译有《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 1年版），郝镇华译有《155 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中华书局1984年版）和主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2卷本，中国社科1981年版），吴玉贵译有《中亚史纲要》（商务1992年版）。其它还有不少译著正在陆续出版。除以上所列外，我室人员出版的专著尚有：1、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 1）。2、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我室宋晓梅同志对于丝绸之路、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颇有成绩，已发表有份量的论文多篇。宋岘对于《回回药方》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吴焯对于佛教艺术的研究既有专著，又有多篇论文。张铠对于明清间海外贸易的研究、吴玉贵对于唐代西域史的研究、王永红对于域外藏人的研究都是硕果累累，成绩斐然。我室研究人员还承担了多项社科基金的科研项目。我室主编的《西域通史》已交稿，其余几项重点项目都在陆续完成。在科研之外，我室还承担中亚和中外几个学会的会议组织工作。我室已有多人到国外从事讲学、科研、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吴玉贵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草原丝路考察工作。我们与国外同行的联系日益密切，还经常邀请国内在本专业内有影响的学者举行讲座。（余升供稿）

北京大学各研究所1 、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87年2月，旨在加强对东方各国文化的研究，开展对外学术与文化交流与合作。本所着重研究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的文化，包括中国与东方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研究课题主要围绕着文化、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政治现状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并且招收各类研究生，此外，还把东方作为一个整体，开展对东方各国文化横向联系的研究、比较和交流。我所现有8个分所和3个研究室，朝鲜文化研究所、日本文化研究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印尼——马来文化研究所、伊朗文化研究所、南亚文化研究所、希柏莱文化研究所、东南亚文化研究所、以及社会文化研究室、东方文学研究室和东方语言研究室。我所人员主要由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部分教学和科研人员组成，其中有教授16人，副教授48人和讲师38人，并聘请国内外一批有名望、有造诣的东方学家和学者兼任我所研究人员。本所自成立以来截止1991年年底已发表论文350余篇，出版专著30余部，译著80余部，主编或参加编写的各种工具书30部。其中有的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部分著作还荣获了校级、市级或国家级的奖励。日前，本所承担了一批分属国家级和国家教委的重点科研项目。本所自创建以来，除制订和完成各项科研规划，并设有关课程和专题讲座，组织和协调有关东方文化的研究活动，积极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以外，还先后多次组织了双边，多边的各类国际学术讨论会。办有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东方研究》。本所现与东方各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国家的20来所大学和科研单位建立了交流和合作关系，本所愿与国内外更多的研究机构建立和发展学术交流合作关系。本所拥有比较丰富的有关东方文化方面的图书资料，目前有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乌尔都文、日文、朝文、蒙古文、英文、荷兰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等二十余种语言的藏书，共十余万册。备有图书室、阅览室、计算机室和声像设备。2 、 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创建于1978年3月1日，是一所从事朝鲜学研究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设在北京大学民主楼内。本所现设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包括语言、历史、经济；第二研究室包括文学、文化、政治。本所现有研究人员9人，职员3人，还聘请了15名校外朝鲜学学者任兼职研究员。本所图书室藏有朝鲜学图书和期刊达20000多册，是目前在国内朝鲜学图书期刊收藏最多的图书室之一。建所以来，本所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编纂出版了《朝鲜史料丛书》、《中国朝鲜民族文化史大系》10卷、《中国朝鲜民族文学选集》10卷等多种系列论著，还编辑出版不定期的研究所刊物《Kor ea研究》。

本研究所重视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曾三次举办过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第1次为一九八六年8月（北大东语系朝鲜语研究室主办），100多名中外学者与会；第2次为198 8年8月，30 0多名中外学者与会；第3次为19 9 0年8月， 16个国家的120 0多名中国学者与会，分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等11个分科进行讨论，是一次国际上规模最大的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到目前为止研究所已和十几个国家的50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多种协作和交流活动。当前，本所为把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办成全国一流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高水平的朝鲜学研究基地而奋斗。3、 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成立时间：1 9 8 7年 1 0月宗旨：组织本所人员开展对日本语言、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培养日本学方面的人才（本科生与研究生），举办有关日本文化的研究活动，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基本情况：1、领导成员：所长孙宗光，副所长徐昌华。2、人员构成：现有成员18人，其中教授、副教授6人。3、主要学术成果：《中日比较文化论集》、《东方研究论文集——日本语言文学研究专辑》、《日本文学论集》、《日语基础》（与校外人员合编）、《日语语法研究》（与校外人员合著）、《日语敬语用法》等。目前正在编写《日本文化事典》、撰写专著《日本语言文化学》，对外交流。经常接待日本学者来访，1987年10月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下，曾召开有中日两国学者参加的中日比较文化研讨会，曾两次接受日本讲谈社赠送的书刊。此外，我所人员每年有1－2人以客座研究员身分被派遣到日本从事学术研究。4、 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从所周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世纪，它对欧洲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对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也起过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为满足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和需求，于1987年，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成立了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为学术性科研机构，它吸收科研和教学机构中对伊斯兰文化研究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为该所兼职成员。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和学术活动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1、组织本所成员积极开展对阿拉伯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探索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过程；比较中阿文化的特点及其相互影响。2、组织伊斯兰文化讲座。3、邀请中外学者讲学。4、汇编出版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成果。5、组织国内外科研资料交流。

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已出版的主要科研成果有：《汉语阿拉伯语词典》（1989）《汉语——阿拉伯语成语法典》（1991）《阿拉伯史纲》（1991，郭应德著）目前该所正在进行的重要科研项目有：1、原教旨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科研课题）2、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3、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趋势。（国家教委研究课题）4、阿拉伯文学史5 、 北京大学希伯莱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希伯莱文化研究所或立于1992年4月。该所宗旨是研究希伯莱文化在各领域的历史发展、特点与作用，研究它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相互影响，研究它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和贡献，以促进当今东、西文化大汇合的进程。组织研究队伍，培养研究人才，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该所现与以色列官方以及耶路撒冷大学等有关单位团体保持有良好的关系。该所设在北京大学外文楼内，现任所长为叶奕良教授。6 、北京大学伊朗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伊朗文化研究所成立于一九九0年一月廿五日。它是一所从事伊朗学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机构。该所成立以来，为加强和推动伊朗学研究，广泛地与国内外学者和机构进行了联系，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合作，先后举办过有关伊朗学在中国的研究状况、波斯文学在中国高校中的教学情况等研讨会，并正在积极筹备拟于1992年秋，在北京举行中国学者在伊朗学研究上的新成果研讨会，并在此基础上准备在1993年适当时间举行有关伊朗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该所与伊朗学术界和其他有关国家的学术机构有较广泛和良好的关系，且在一些科研学术上进行合作，近年来，双方已在编撰《汉语——波斯语词典》工具书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进展顺利，行将脱稿，付印；双方合作出版我正在进行中的一些译著和专著。本所设在北京大学外文楼内，拥有波斯文、中文以及部分西文图书、期刊和文献，可供国内外读者阅读。所 长：叶奕良 教授副所长：曾延生 副教授7 、北京大学南亚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亚文化研究所正式组建于1991年7月。当时由于校内体制调整，决定把原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的历史文化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与北京大学东语系从事南亚语言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合并一起，重新组成该所。研究工作重点确定为南亚地区的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并适当兼及政治和经济。该所现有研究人员中，有国际著名印度学家、佛教和中

亚语言历史研究的权威季羡林教授，以及一批中青年教员和研究工作者。今后还拟聘请所外及校外在有关领域内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作客座研究人员。该所现正进行的主要研究项目有：1、印度佛教史研究（季羡林）；2、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研究（季羡林）；3、印度史研究（季羡林）；4、印度文学史（集体）；5、印地语文学（刘安武）；6、印度宗教的历史和现状（金鼎汉）；7、印度人口问题及对策（张双鼓）；8、印度文化史（唐仁虎）；9、印地语汉语大辞典的编写（集体）；10、印度哲学（张保胜）；11、古和阗语研究（段晴 199 2年霍英东科研基金资助项目）；12、梵文贝叶语调查（集体）；13、巴基斯坦伊斯兰文化研究（唐孟生、刘曙维）；14、乌尔都语文学（山蕴、孔菊兰）；15、乌尔都语文学史（李宗华）；16、汉文佛典翻译史研究（王邦谚，199 2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该所与印度、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一些大学、基金会建立有一定联系，互相赠送书籍和资料，邀请有国外学者（长期和短期两种）前来讲学和交流。该所拟不定期举行一些小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者包括本所及校内校外的学者。8 、北京大学东南亚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东南亚文化研究所于19 9 2年 5月正式成立。东南亚文化研究所是从事东南亚文化以及东南亚文化与政治、东南亚文化与经济等方面研究工作的学术机构。本所拥有从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越南、新加坡等国的研究人员二十余名，他们精通上述各国所用语言，较深入地了解有关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具有较雄厚的研究实力。东南亚文化研究所将广泛联系国内外学者，促进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增进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学者间的友谊，为推动东南亚文化以及东南亚文化与政治、东南亚文化与经济的研究工作作出贡献。东南亚文化研究所将招收硕士研究生，筹备出版东南亚有关丛书、专著。东南亚文化研究所愿与有关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合作，承担专项研究工作、文学或口头翻译工作，有关情况咨询工作以及承办有关培训班等，竭诚为社会服务。9 、北京大学印尼 ——马来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印尼——马来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90年，是从事有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国语言文化和社会政治等方面研究的学术机构、研究所成立以来开展了

★几次国内学术讨论会和研讨会，与欧洲和印度尼西亚进行了学术交流，多次派人作为访问学者赴荷兰莱顿大学进行专题研究工作，多次参加荷兰、德国、英国、意大利、印度尼西亚等国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还在国内外发表了不少专著和学术论文。几年来研究所也邀请了荷兰、德国、美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学者来所进行学术访问和举行学术报告会。（叶奕良组稿）中华书局40多年来，我国有一家出版社一直与中外关系史（包括中外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结了不解之缘，它就是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不但为国内中外关系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块耕耘的园地，而且也是国际上汉学交流的一个窗口。这里仅对它40年来在这方面的出版成果，作一简要的介绍。早在50年代初期，中华书局就重印出版了一批解放前的有关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译著，其中主要是冯承钧先生的译著，如《西突厥史料》、《交广印度两道考》、《郑和下西洋考》、《诸蕃志校注》、《马可波罗游记》、《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编）、《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和陈裕菁译的《蒲寿庚考》等。这时主要是介绍30年代以前外国著名汉学家的有关著述，如沙畹、伯希和、费琅、夏德、洛克希尔、桑原 藏等。这些书在当时无疑都起了拓荒的作用。进入60年代以后，中华书局开始出版国内学者的有关著述。如向达先生的《蛮书校注》和他整理的《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其中后三种是作为向达先生主编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而出版的。关于这套《丛刊》，后面还将提到。这一时期出版的书还有岑仲勉先生的著作《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证》，张一纯先生的《经行记笺注》等。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的这批书，可以说是为80年代中外关系史方面出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结束后，中华书局很快就恢复了中外关系史图书的出版。1977——79年出版了由朱杰勤先生校订的张星烺先生的名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6册，接着就开始重新组织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工作。这套丛刊过去原由向达先生主编，选择我国古籍中有关中外交通的行纪、专著、传记、方志等，加以点校出版，重要的还要加以详细的校注。向先生先前曾拟过这套书的书目，共40余种。但除他本人整理出版的三种外，其他均未落实。向先生于“文革”中不幸去世，为了完成他这一遗愿，中华书局全部承担了这套书的策划、编辑、出版工作，并在80年代中，化了很大的力量，组织出版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到1991年年底为止，这套“丛刊”共出版了17种，书目如下：《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西洋番国志》〔明〕巩珍著 向达点校《两种海道针经》向达点校《郑和航海图》向达整理《唐大和上东征传》〔日〕真人元开著 汪向荣校注《东西洋考》〔明〕张燮著 谢方点校《真腊风土记校注》〔元〕周达观著 夏鼐校注《岛夷志略校释》〔元〕汪大渊著 苏继顾校释《西游录·异域志》〔元〕耶律楚材、周致中著 向达、陆峻岭校注

《西洋朝贡典录》〔明〕黄省曾著 谢方校注《咸宾录》〔明〕罗曰褧著 余思黎点校《释迦方志》〔唐〕道宣著 范祥雍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慧立、彦悰著 孙毓棠、谢方点校《日本考》〔明〕李言恭、郝杰著汪向荣、严大中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唐〕义净著 王邦维校注《海外记事》〔清〕大汕著 余思黎点校《清朝柔远记》〔清〕王之春著 赵春晨点校另这套“丛刊”目前在排校中即将出版的有6种：《殊域周咨录》〔明〕严从简著 余思黎点校《诸蕃志》〔宋〕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唐〕义净著 王邦维校注《职方外纪校注》〔意〕艾儒略著 谢方校注《往五天竺国传校注》〔新罗〕慧超著 张毅校注《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明〕陈诚著周连宽校注从1981年开始，中华书局又组织出版了另一套关于中外关系史的丛书，即以释译国外有关名著为主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这是《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姐妹丛书，《丛刊》是中国的古籍整理研究，《译丛》是外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到目前为止，《译丛》共出版了10种，书目如下：《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东印度航海记》〔荷〕邦特库著 姚楠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一五五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英〕穆尔著郝镇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记》耿升、何高济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法〕戈岱司编 耿升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法〕费琅编注 耿升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英〕博克舍编注 何高济译《道里邦国志》〔阿拉伯〕胡尔达兹比赫著 宋岘译另这套“译丛”目前在排校中即将出版的有4种：《中国漫记》蒋本良、柳凤运译《欧洲与中国》〔英〕赫德逊著 张毅、王遵仲、李申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法〕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法〕荣振华著 耿升译以上两套丛书，今后还要陆续组稿，陆续出书。估计再有七八年，两套丛书各自都可达到40种左右，有关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的中外史籍，就可基本出齐了。除此之外，近10年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其他著作。如资

料汇编类的有：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日本、柬埔寨的资料汇编，三书均已出版；有关缅甸、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资料汇编，也在编辑之中。工具书类有冯承钧的《西域地名》（修订本）和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合著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专著类有沈福伟的《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期刊类有中亚学会主办的《中亚学刊》1－4辑等。可以说，40多年来，特别是在近10年间，我国最古老的出版社之一的中华书局，在促进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工作，繁荣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出版物，做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工作。（童文供稿）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是一九八五年底，在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朱杰勤教授的亲自倡议和主持下创立的，它是我校中外关系史硕士，博士点的教学和科研基础，目前本室成员共有八位，其中包括五名教师（一名教授，四名副教授）和三名研究生，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卢苇教授直接负责该室的全面工作。研究室虽小，本不足道，但自成立以来还是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第一，使教学和科研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第二，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同一主攻方向，朝夕相处，切磋研讨，收教学相长之益。第三，研究范围兼顾西域南海，注意从较大的时空范围上对中外关系作一体化研究。几年来，研究室的同志们面对经费来源不足，图书设备简陋等种种困难，仍能砥砺精神，不懈努力，在教学科趼方面均获得了显著成绩。首先，在教学方面，研究室和指导教师随时注意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新动态，新成果，不断改进知识结构，修定教学计划，按照不同层次的教学特点和需求，逐步建设起一组有较高教学水平，结构合理的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如：《中外关系史》、《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史》、《中国海外交通史》、《中国与西域交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丝结之路研究》、《中亚史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通过严格的，较高质量的教学，使研究生在提高理论修养，拓宽和加深专业知识方面受益匪浅，特别是史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朱杰勤先生，在健康不济的晚年，不遗余力地同时指导七名博士研究生，抖擞精神，呕心沥血，为国家输送了一批高质量的专门人才。几年来，从我校毕业的七名中外关系史博士生和三名硕士生，有的已在高校和科研单位成为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有的正承担着国家外事部门的重要任务。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奋力拼搏，为学科发展，为四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有一人还获得一九九0年全国优秀博士奖。目前，学校已决定划拨专款扶持中外关系史博士点，有计划地补充人员，完善梯队建设，研究室自身也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为今后博士、硕士生的尽快成才，创造更加优化的环境条件。其次，研究室面对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坚持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带教学。多年来，在学科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除本学科和教研室的奠基人朱杰勤教授，一生辛勤耕耘，著作等身，其力作《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中外关系史译文集》等为学科发展作出卓著贡献外，现任教研室主任卢苇教授的《丝绸之路》，林远辉副教授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丘进博士的《中国与罗马》等，都是具有一定代表性和较高水平的专著，加之每年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多篇论文，常能得到国内同行的好评和引起较好的社会反应。另外，教研室的同志们还合作或独自承担了一批国家或省级的重要科研项目。如卢苇教授主持

的《海南史研究》，纪宗安副教授承担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广东妇女问题研究》等，既拓宽了专业范围，也争取到一些经费。近年来，研究室的同志们还参加了《中外关系史辞典》的编写，出版了《中外关系史研究集刊》。总之，所有这些科研成果都在学术界引起一定的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外关系史研究是一门经世致用而带有国际性的重要学科，需要同行学者携手合作，加强联系，故研究室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对外学术交流，经常和国内外学术机构展开广泛的联系，接待来访的学者，和积极参加国内外的有关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一年初，卢苇教授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在泉州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作的学术报告，曾受到与会专家学者们的较高评价和重视。在此，我们谨借贵刊一席园地，向学术界同仁和朋友们表示，我们希望进一步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机构，团体和学者们加强联系，竭诚合作，使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纪宗安供稿）山东大学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山东大学中西交通史研究室成立于1982年，学术界老前辈张维华和郑鹤声二位先生任名誉主任。最初的研究工作是围绕着两位老先生展开的。例如，张维华的研究生晁中辰于1982年毕业后，作为张维华的助手，协助整理张维华解放前的旧著——《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及西学东渐史》，补写了清前期中西交通一章，易名为《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987年由齐鲁书社发行。其间，张维华在哈佛燕京学社的硕士论文——《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张维华研究汉代中西交通的一些论文则收在《汉史论集》中，由齐鲁书社出版。他在解放初期撰写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和其它一些论文，则收在《晚学斋论文集》中，也由齐鲁书社出版。郑鹤声和郑一钧合作，陆续出版了《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洋洋二百万言，分上、中、下三部分共四册，由齐鲁书社出版。郑鹤声是我国研究郑和问题最有成就的学者，这部“资料汇编”是他研究郑和问题数十年积累的结果。1985年，为了配合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研究室编写了《郑和下西洋》一书，当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受国家教委委托，由张维华为主编，联合复旦、南大的几位同仁，联合编写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199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待发行）。1987、1989年张、郑二位老先生相继逝世后，研究工作主要由中青年担任，在明清中西交通方面陆续发表了几十篇论文，有不少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晁中辰撰写了《中国古代科技与西传》，作为文化史知识丛书之一种，1990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近代中外关系以义和团问题的研究最有特色。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三人合著《八国联军侵华史》，1990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吴士英和李宏生合著《寻朋觅友三千年一一历代中外友好交往史话》，1988年由明天出版社出版。山东大学历史系现有“中西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两个硕士点，已培养硕士研究生十余人。“中西交通史”重在古代部分，“中外关系史”重在近代部分。现有在读研究生四人。（晁中辰供稿）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原设置属福建地方史研究室，1984年9月因对外开放形势下科研与教学的需要，从福建地方史研究室中独立出来，并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先后以课题和教学内容设编，有教授1人，副教授2人，讲师2人，兼职研究人员4人，反聘研究人员1人，编外人员1人，并培养硕士研究生2人。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要研究方向有：来华外国人物研究、中国基督教史、中琉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福建对外关系史等。先后承担了国家课题：《中国基督教史》（与南京大学合作）、《中琉文化交流史》、《福建基督教史》的研究，以及福建省社会科学的课题：《中比关系史研究》、《中国琉球墓的调查与研究》、《福建对外关系史》、《闽台文化交流的现状与趋势》的研究。近年研究室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该书的出版得到中外学者的好评。由徐恭生副教授编著的《中国琉球交流史》（日本南西出版社1991年版）获日本冲绳文库的研究奖金。正在审定出版的学术专著和史料工具书有《清代琉球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清季教案》（中华书局），这两书均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还有《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来华外国人名大辞典》（不久也将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及《民国中外使领年表》。近年来研究室人员在国内外刊物上共发表论文近百篇，并先后参加了在荷兰、比利时、日本、美国和国内武汉、南京召开的有关“福建地方史”、“南怀仁、柏应理与中国文化”、“中琉历史关系”、“中国基督教史”、“中国教会大学史”等国际学术讨论会议，研究人员还申请获得研究金赴各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如陈增辉、林金水获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进行访问研究；林金水获南怀仁文化协会奖学金赴比利时鲁汶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徐恭生获日本冲绳文库研究金赴日本冲绳进行学术访问研究；谢必震获1992年日本琉球大学外国学者研究金，即将赴日本琉球大学进行访问研究。通过这些访问研究和学术交流，研究室与海内外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如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欧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琉球大学、法政大学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徐恭生副教授和谢必震师师还被日本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聘为容座研究员。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还担任本系历史专业的教学任务，先后给研究生、进修生、本科生开设了诸多的课程，有明清对外关系史、中日关系史、西文工具书的使用、中外关系史名著选读、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宗教概论等。 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十分注重历史资料的调查与收集，该室现存的许多教会资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抢救保存的。近年出外进行访问人员还在国外广泛收集了有关资料。此外，研究室还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工作。1987年研究室派人先后对河北、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四川、湖北、江西等地的教会资料做了普查；1990年对清代琉球档案资料进行调查；1991年对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北京有关中琉关系的史迹文物资料也做了详尽的调查，这为各项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目前研究室保存有数万张外国人名资料卡片，为中外关系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研究室先后接待了来自美国、法国、比利时、日本、香港等地区的来访学者，尽量为他们的访问研究提供方便，在此基础上还计划接纳美国和日本诸大学研究福建问题的

博士研究生在研究室从事专门的研究。国内许多研究机构，大学也派人前来研究室联系业务，研究室也尽力给予帮助，为各地编写海关志、宗教志、外交志、港史等工作提供了有关的资料。（谢必震供稿）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研究所原系华侨事务委员会，创办于1956年10月1日。为解放后我国最早建立的专门研究华侨问题和东南亚政治、经济、历史的综合性研究机构。草创时，设有研究室、资料室、编译室和办公室。研究室中建立了四个研究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考古和中南关系史组。同时，该所还包括了华侨函授部和人类博物馆。1963年，南洋研究所改由高教部直接领导，设有政治、经济、历史、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新马、印支等研究室组及编译室。1、1956－1965年，南洋研究所在华侨和东南亚问题研究上，积累了大量资料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首先是名著翻译，其中较重要的有：英国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卡德：《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日本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美国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苏联西莫尼亚；《东南亚各国的中国居民》等。2．侨情和侨乡调查。五、六十年代中，每年定期2次分赴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地，对归国华侨侨居地的华侨情况进行调查采访。1956－1959年，先后6次赴晋江地区各县和晋江地区华侨史进行调查。3．1958年至1962年派出国内华侨投资专题调查组，在福建23个市县和广东25个市县进行调查，整理出《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汇编》100多万字。1960年至1963年，又派出契约华工专题调查组，对福建和广东等地华侨农场进行调查，整理出《契约华工访问录》30多万字。4．对华侨的经济、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对华侨经济进行了整体分工研究，整理成“华侨经济论”8大本资料汇编。5．出版了华侨问题刊物：除了定期刊物《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季刊），还出不定期的《南洋研究所论文集刊》（3期）《南洋问题报刊资料索引》等刊物。南洋研究所于1972年11月复办后，改由厦门大学直接领导。目前全所工作人员有48人，其中正研究员4人，副研究员16人，助理研究员12人，实习研究员5人。6名翻译人员中有副译审4人，翻译2人。该所出版的刊物有：（1）以研究论文为主的《南洋问题》季刊，已出70期。（2）以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的《南洋资料译丛》季刊，已出106期。（3）《南洋问题大事记》，已出24期。（4）《资料选编》已出23期。（5）《华侨问题资料，已出8期。（6）《情况反映》，已出21期。南洋研究所出版的专著和译著有：（1）专著：南洋研究所编写组：《东南亚五国经济概况》，197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吴志生、汪慕恒、廖少廉等：《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韩振华主编：《南洋诸岛史地考证论集》，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韩振华、林金枝、吴凤斌等：《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981年北京人民出版社。林金枝、吴凤斌：《祖国的南疆 南沙诸岛》，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温广益、蔡仁龙、刘爱华、骆明卿：《印度尼西亚华侨史》，1985年海洋出版社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况》，1988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吴凤斌：《契约华工史》，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1989年厦门大学出版社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1991年厦门大学出版社林金枝主编：《华侨对祖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1992年福建省人民出版社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1992年福建省人民出版社林伍龙、钱文宝：《马来西亚简史》，198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新加坡编写组：《新加波简史》，197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汪慕恒、沈红芳：《菲律宾》，198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与外单位协作专著有：谷源祥、林伍光、马汝骏等：《东南亚各国农业》，1984年北京农业出版社陈永山、汪慕恒、郭哲民、黄汉生：《世界各地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庄》1988年厦门大学出版社阮大荣、陈凤贤、陈登才、吴凤斌等：《京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阮大荣、陈凤贤、陈登才、吴凤斌等：《京族简史》，1984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包乐史（荷）、庄国土（中）：《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1989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包乐史（荷）、庄国土（中国）：《中荷交往史》，1989年荷兰版黄重言、刘玉遵、桂光华、吴凤斌《猪仔华工访问录》1979年中山大学出版本所与外单位协作出版有专著、资料、辞书、译著等多种。（吴凤斌供稿）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中法两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各自以其灿烂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共同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中法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文化在长期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中得到了充实和发展。为了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推动中法文化关系的研究，在京的一批学者早在1989年10月就开始了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的筹备工作。经过九个月的精心筹备，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于1990年6月15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按照会员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她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协助和指导下工作。研究会的宗旨为团结我国热心并从事中法比较文化研究、教学和活动的人员，切磋学术、交流信息、沟通联络，为深化我国中法文学、文化关系研究，推进中法及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而努力。

首届理事会由十一人组成。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沈大力任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郭宏安任副主席，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孟华任秘书长。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研究会聘请蜚声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安田朴（Etiemb1e）先生担任名誉主席，以此表达对这位多年来热心从事中法文化交流的比较文学大师的敬意和感谢。安田朴先生已欣然接受了这一称号。研究会至今已吸收了会员一百五十余人，遍布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会员较集中，其余在天津、西安、厦门、贵阳、成都等省地以及在法国巴黎都有其会员。研究会十分关注国际上比较文化研究动态，积极建立国际联络，努力开展各种形式的中法文化交流与合作活动。研究会成立伊始，即于1990年7月20日至22日成功地举办了首次大型学术活动。七十多名中国学者与来自法国、比利时、美国、台湾的学者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中法文化交流国际研讨论会”。研讨会上首次在国内上演了伏尔泰根据元曲改编的《中国孤儿》一剧及其原作《赵氏孤儿》。围绕两剧的比较研究，研讨会的议题延伸到中法文化交流的广泛领域，诸如：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现、当代中国对于法国文学的接受；中法诗学比较；中法文化交流史等。三十几位专家、学者做了发言，就以上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有益的讨论。尽管大家的意见不尽相同，但都一致同意这样一个结论：接受异国文化时的误读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误读有时还能造成传播这一异域文化的契机。但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完全有条件、有办法将起因于不了解异域语言、习俗、文化传统而造成的误读减少到最低限度，办法主要就是努力促进双边或多边的文化交流。由于研讨与文化交流活动紧密结合，所以天津国际研讨会开得生动、活泼，将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此次研讨会的论文及有关作品，汇集发表在1991年第二期《国外文学》杂志上。除大型国际会议以外，研究会还经常组织各种小型学术讨论会和学休讲座。如为纪念法国著名诗人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逝世一百周年，研究会与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法国驻华使馆于1991年6月共同主办了“兰波作品朗诵会”。专程从法国赶来的法国演员博纳菲（Bonnafe）先生用富于表现力的朗诵辅助表演，为听众展示出兰波作品的特有诗境，把诗歌本文与戏剧表演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其后，研究会又于1991年10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共同主办了“纪念兰波逝世一百周年学术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及社科院外文所的二十余名学者和研究生院出席了这次座谈会。最近一年来，由研究会主办的主要学术讲座还有：法国巴黎三大教授亨利·米（He n r i m i l l y）先生做的“普鲁斯特版本在当代法国”；巴黎八大内福（Neefs）先生的“法国当代福楼拜研究”以及《金瓶梅》的译者安德烈·列维（André Lévy）的“文学作品的汉译法问题”。这些讲座加强了中法两国学者间的直接交流与对话，为中国学者了解法国学术界现状提供了有益的机会。研究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努力开展其他各种形式的中法文化交流与合作活动。如90年

★★11月接待了法国“无法剧团”（T h é t r e d e L i m p o s s i b l e ） ， 演出了法国当国诗人勒内·夏尔（René C h a r）的作品，1 9 9 1年 1 0月，接待了法国吉歌剧团（K i k o T h é t r e ），剧目为《莫里哀幻象》和《哲学家与元师夫人的对话》。研究会还利用本会会员赴法访问、进修的机会，与法国各界建立了普遍联系，努力展开各种形式的双边交流活动。目前研究会已与法国一些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比较文学研究的个人或民间机构以及部分企业界人士建立了联系，授予了一些学者、艺术家以名誉会员的称号，双边联合举办各种活动的可能性也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强调本会会员之间的互通有无，不定期地举办成果与信息交流会。在每年春节前后还组织一次新年联欢会，帮助会员们加强联络，交流工作成果。研究会十分重视图书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早在研究会正式成立之前，在筹备研究会成立工作的同时就开始了中法文化关系资料室的筹建工作。第一批图书来源主要为专家、学者及本会会员捐赠的个人藏书及作品，现在资料室已拥有中文及法文书籍各200余种及一批中、法文期刊。此外，法国驻华使馆每年向研究会提供一笔专款用以购买国外新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大学西语系陈占元教授的提议下，研究会秘书处的同学利用业余时间，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工作，整理出了一批中法大学的法文藏书约500册，这批书涉及文学、宗教、法律、法国汉学研究、中法关系、法语教学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收藏及学术价值。除北京外，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在会员集中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均设有地区小组。地区小组在与北京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也创造条件，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活动。如上海地区小组拟于适当时候召开有关中法勤工俭学的讨论会，并将会议的情况和论文译成法文，送往国外有关刊物。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成立两年来，在人力、财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在中法文化关系研究领域和中法文化交流活动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研究会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始终着眼于未来。目前研究会正在讨论创办会刊的可能性。当今世界，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广阔的前景。两年来，研究会会员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中有著译甚丰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也有活跃在教学、科研和其他工作岗位上的中青年同志，还有一些大专院校法语专业的研究生，在他们的共同奋斗下，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必将蓬勃发展，为深化中法文化关系研究和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做出更大贡献（段映红供稿）《国际汉学》论丛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她悠久的文化传统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东学西渐已有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国学（Sinology，又称汉学）现已成为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中国文化属于全世界。《国际汉学》正是为推动这项宏大的事业而诞生的。她是由海内外著名学者，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一份大型学术集刊。《国际汉学》以中国文化为其研究对象，旨在勾通海内外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展示海内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报导世界各地汉学研究进展的情报与信息，介绍重要的汉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海内外著名学者。《国际汉学》将在世界范围内探究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与

嬗变，寻踪中国传统文化的外传及其影响，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国际汉学》常设栏目有“汉学家专页”，“中国文化在世界”“中西文化交流史”，“文史新探”，“宗教与文化”，“汉学研究进展”，“汉学发达史”，“各国汉学研究机构介绍”，“图书评介”，“汉学研究书目”等。《国际汉学》集刊第一期年内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就即将发排的第一期内容来看，《国际汉学》第一期内容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起点高。在她的“开卷语”中，该书确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认为“中国是汉学的故乡，她理应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心。这曾是几代中国学者的夙愿，为实现这一理想，我们愿尽绵薄之力，使这份学术性集刊成为国际汉学界共同的自由园地。”基于这个目标，《国际汉学》第一期直接对准国内外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汉学研究的水平。在“汉学家专页”中各介绍了一名国内和国际的著名汉学家。国内学者介绍的是已故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以三万字的篇幅发表了蔡伸德先生的“冯友兰年表”，据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这是首次发表冯先生的详尽年表。冯先生的学术研究成就有目共睹，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他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份年表将为海内外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材料。国外汉学介绍了德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鲍吾刚是现代德国汉学界的奠基人之一，他是继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之后，在德国公众中获得最高影响的汉学家，他的著作不仅在德语世界，而且也在英语世界中获得广泛的读者。《国际汉学》学术起点高还体现在，一些著名学者和近年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是她的基本作者队伍。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高级研究员徐梵澄老先生以英文写作的《易大传——新儒 家 之 入 门 》（An Entrance Into N e o － C o n f u c i a n i s m －T h eGreat Treatise）展示了老一代学者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深厚学养；庞朴先生的《周易古法与阴阳观念》，台湾学者周何先生的《春秋三传尊桓论》考据严谨、立论新颖，将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译稿原作者的选择上《国际汉学》也严格把关，译稿大都直接采用国外一流汉学家的文章，如方骏先生所译的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欧文化交流》，李凭先生译的日本北魏研究专家谷川道雄的《北魏研究的方法与课题》，陈汉玉先生所译的日本敦煌学专家池田温的《敦煌学与日本人》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内容丰富是《国际汉学》的第二大特点。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其研究对象，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现了国内外汉学研究的多侧面内容。除“文史新探”专栏以外，第一期还设有“敦煌学研究”不仅介绍了日本敦煌学研究的进展，还概略式地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国外敦煌学、西域史、西藏史、蒙古史研究的追踪翻译情况，从而使读者对国际汉学界对西域史、敦煌学的研究有了一个总体的了解。“佛教与文化”专栏既有方广昌先生的考据性文章《〈浮屠经〉考》，张国风先生的《李贺诗歌中的天竺佛影》，也有薛华先生在海外所写的学理性的文章《禅镜》，三篇文章从历史、哲学、文学三个侧面探究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近思录”专栏中陈原先生的《蔡元培和张元济汲取和消化西学的社会意义》一文饶有兴趣，陈原先生在文章中提供了不少第一手未发表的珍贵资料，游心先生的《儒家文化与现代性》以读书笔记形式揭示了新儒家所面临的思想困境。这样从上古时期的考古，如《临淄封汲考》到近现代思想史，在第一期中都有所涉猎。

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对汉学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介绍，台湾学者张奉箴的《利玛窦和金及阁的中文拉丁注音》选题独特，从语言学角度论证了利玛窦的贡献和作用，李东日先生所译的法国汉学家雅克·布洛斯的《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洋洋大观近3万余字，作者勾画出了中国汉学发达外传的历程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接触了解的历史过程，并描述了东学西渐对法国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中国文化在世界”专栏格外充实。耿升先生所译的法国学者维吉文·毕诺的《中国对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影响》，李文昌先生所译的美国学者艾德蒙·莱特的《中国儒教对英国政府的影响》资料丰富，文中许多历史事实和材料一对中国读者来说都是首次读到。从这些文章中更可看到汉学作为 项国际性学术事业的意义和价值。信息量大是第一期《国际汉学》的另一显着特点。全书近三十五万字除中国学者的专稿论文以外，还有七篇稿件是直接约海外汉学家所写。由于这些海外专稿大都出自各国汉学家之手，因而这些文章除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之外，其所提供的信息资料都是国内研究者所不及的。例如由魏道平先生所译的德国汉学家巴巴拉·霍斯特所写的《德国汉学》一文十分详细地描述了近百十年来德国汉学发展变迁的概况，从汉学在各个大学的开设情况到各个汉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各个时期著名汉学家的特点及贡献。这些情况非身处德国汉学界之中方可了解的如此周详，若是中国学者仅从第二手材料来写，那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所写的《前苏联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概况》读后使人拍案叫绝，文章虽不长，但信息量大，而且详略得当，从一定意义上是一篇前苏联中国文学研究大纲。由于李福清先生本人就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因而文中不少评论有独到之处。“各国汉学研究机构介绍”一栏全是海外专稿，这一期中分别介绍了“美国东方学会学报”，法国“远东学术研究院汉学研究所”，德国“华裔学志”杂志。通过这些文章使国内学者对海外研究机构和刊物有进一步的了解，为日后的双边交流打下基础。为了从宏观上把握有关学科的研究进展，第一期还专门组织了几篇研究性综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张平先生所写的《近年的汉语研究》，考古所俞永炳先生所写的《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及研究概述》都是较有份量的文章，我们能使海外汉学界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大陆的学术进展情况，从而能在浩瀚的文献资料中抓住有代表性的文献。新加坡中文学、苏新先生所写的新加坡“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的综述则为大陆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图书评介”和“汉学研究书目”也构成该书的一个特点，为海内外汉学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动态和资料。旨在勾通海内外对汉学的研究，把海内外对汉学的研究放在同一视野中。因而，《国际汉学》是一部双向性的学术集刊，她既为大陆学者提供海外汉学研究的信息、动态也给海外汉学界展示大陆学术研究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汉学》是国内一本独具特色的学术性集刊，我们殷望能越办越好，使其真正成为国际汉学界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张西平供稿）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主要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之一，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在东南亚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希望能得到解决，以便使我所更好地为我国我省的四化建设和对外开放服务。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是我省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一个综合研究机构。目前所内有高级职称研究人员8人，中级职称研究人员15人。初级职称人员7人，已获硕士学位、未定职称的人员4人；办公室工作人员5人。所 长：陈吕范研究员副所长：贺圣达 胡华生我省对东南亚的研究开始于1958年。1963年在原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和中央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在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内设立了东南亚研究所，重点研究泰国、缅甸和印度支那国家。1966年以后，研究工作一度陷于停顿。1972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复所，内设东南亚研究室，不定期出版《东南亚资料》。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历史研究所内设东南亚、南亚两个研究室，并开始招收东南亚、南亚专业的研究生。1981年，根据云南省委28号文件，正式成立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属省社科院领导。1983年在《东南亚资料》的基础上。创办《东南亚》杂志。次年公开出版。1982年创办《亚洲探索》。此外，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合办《南亚译丛》，编印较及时反映邻国情况的《情况反映》。1982年，省委确定东南亚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全面、系统、历史地研究缅、泰、越、老等中南半岛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同时，同时涉及整个东南亚的民族、历史情况，兼及南亚研究。近几年来，东南亚研究所在重视现状研究的同时，发扬在历史研究和民族研究方面的特色，努力使东南亚所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自身特点、积极为云南对外开放服务，并参与省里的“云南生物发展战略”和“矿业发展战略”两个课题中有关东南亚部份的研究；完成国务院特区办交办的研究东南亚经济的任务，承担公安部、外交部、文化部以及我省有关部门要求我所完成的有关任务，均受到好评。进行对周边国家情况的基础研究，写出一些专著，已公开出版的有：贺圣达的《缅甸史》（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9 2 年 版 ） 、 陈 昌 范 同 志 的 《 泰 族 起 源 问 题 研 究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申旭、刘稚的《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跨境民族》、《泰国》、《巴基斯坦》等。内部自印的有《印度民族志》、《越南简史》。此外，本所科研人员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世界历史》、《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和政治》、《云南社会科学》、《思想战线》等刊物上发展了多篇有关东南亚、南亚国家政治、经济、民族、历史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关系等方面的论文。这些重要成果，对于认识周边国家、推动东南亚研究，提高我所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贺圣达的《“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和发展》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作为要文全文转载。6、主办《东南亚》和《亚洲探索》两种杂志，主要发表本所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这两种刊物强调“提高学术性，增强现实感”，学术水平有所提高，研究现实的文章比重增加，《东南亚》还增设了“云南与东南亚”专栏，在国内外影响有所扩大。（贺圣达供稿）

国外中外关系史名著介 绍编 者 按中外关系史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学者们争相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近10余年来，国外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外关系史的名著。但由于信息和语言的障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此都不太熟悉。本通讯拟逐渐介绍国外学者有关中外关系研究的名著，故开辟此专栏。欢迎学会内外的学者积极投稿，我们将陆续刊出，以沟通信息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我们衷心希望精通外文的学者专家利用工作之暇、出国讲学和考察的机会，留心搜集，费心地写出短文，以飨我国学术界。此外，本通讯还拟另辟《国内中外关系史名著介绍》的专栏，以进行对照比较。但本期未组成稿件，甚为遗憾。欢迎大家今后踊跃投稿。一 、《 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法国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于1988年1月和1989年3月先后出版了法国著名的中西文化比较和交流的学者安田朴（Etiembble）的名著《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2卷本，约60余万字。该书一出版就哄动了学术界，受到了好评，并于1989年就获得了地位很高的巴尔桑奖。安田朴原任巴黎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和教授，已退休多年。他是法国少有的几位既通西学又精东方学（尤其是中国学）的专家。他有关中西学文化交流和中西文化比较的著作甚多。1956年，他克服了许多困难来华访问，回国后写成了名著《新的取经猴子》（中译名为《东游记》）的记实性著作；1966年，他出版了《孔子传》，该书于1988年出版了第5版。他1957－1959年写成的《哲学的东方》是他的一部力作。《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1卷目录如下：第一编 寻找契丹国（中国）第1章 寻找契丹国第2章 耶稣会传教区之前的中国犹太教和基督教第3－ 4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上、下）第5章 从阿拉伯人的游记到马可波罗第6－ 8章 马可波罗（一、二、三）第9章 中国的艺术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第 1 0 章 中国和佛教对欧洲神鬼论和地狱观的影响。第 1 1 － 1 2 章 欧洲发现佛教（上、下）第二编 欧洲对传教区传来的中国资料的最早反应第 1 3 章 不了解中国的后果以及由传教士们故意传播的误解第 1 4 章 游记和哲学思想第 1 5 章 宗教事务第 1 6 章 传教士和商人第 1 7 － 1 8 章 从利玛窦到拉摩特·勒瓦耶第 1 9 － 2 0 章 中国礼仪之争事件

第2 1 章 中国礼仪之争与培尔的思想第2 2 章 费内伦和中国第2 3 － 2 5 章 马勒伯朗士有关上帝的思想与朱熹有关理的思想第2 6 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大构思第2 7 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二进位数学和八卦第2 8 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莱布尼茨和中国礼仪之争第2 9 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莱布尼茨和中国的思想第1卷结论第2卷目录第一编 教廷拒绝了耶稣会士们在欧洲掀起的中国热潮第1章 铎罗事件转向恶化第2章 嘉乐出使中国和伏尔泰的沈默第3章 孟德斯鸠的中国观第4章 欧洲在续继中国化第5－6章 中国助长了欧洲的风雅艳情（上、下）第1卷 结论第2卷 目录第一编 教廷拒绝了耶稣会士们在欧洲掀起的中国热潮第1章 铎罗事件转向恶化第2章 嘉乐出使中国和伏尔泰的沉默第3章 孟德斯鸠的中国观第4章 欧洲在继续中国化第5－6章 中国助长了欧洲的风雅艳情（上、下）第二编 17－18世纪欧洲舞台上的中国形象第7章 伊丽沙白舞台上的中国人第8章 司马迁的《赵氏孤儿》第9章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第1 0 章 从纪君祥到伏尔泰第1 1 章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第1 2 章 《中国孤儿》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第三编 亲华的伏尔泰第1 3 章 伏尔泰及其资料来源第1 4 章 伏尔泰和中国人的纪年，问题是怎样提出的第1 5 章 伏尔泰和中国人的纪年，伏尔泰的答复第1 6 章 伏尔泰和孔夫子第1 7 － 1 8 章 伏尔泰与中国人的政治风俗（上、下）第1 9 章 以中国挫败无耻之徒第四编 亲华派和排华派人士第2 0 章 阿尔让斯侯爵的《中国信札》第2 1 章 重农派和中国

第 2 2 章 亲华派和排华派人士第 2 3 章 18世纪西方教科书和辞书中的中国第 2 4 章 这部《辞典》讲得全面透彻吗？附 录按：这部书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可读性。作者观点客观，它是第一流作品。二 、 《 中 国 对 法 国 哲 学 思 想 形 成 的 影响 》法国作家Virg i1eP ino t的博士论文《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一书于1 9 7 1年在日内瓦的S l a t k i n e R e p r i n t s出版社再次重版。该书共分正文和附录（《有关法国认识中国的未刊文献》）两本，正文40万字，附录15万字。这是有关研究17－18世纪（1640－17 40年）期间中西文化、思想、哲学交流史和比较研究的一部著名论著。它已成了国际学术界研究这一问题的一本必备的参考书。近年来西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的著作都要引证它。该书主要讲自16世纪以来入华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研究以及这些研究成果对西方的影响。这个时代正是西方“近代哲学”形成的时期，西方——尤其是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当时在法国出现了一场持续甚久的“中国热”。此书正是全面总结西方（特别是法国）的“中国热”。该书正文部分共分2编第一编是《有关西方认识中国的史料》，全面介绍了自16世纪以来西方认识中国的过程及所了解的中国文化的各种内容、它们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以及在西方引起的反响，由此而产生了西欧（特别是法国）的“中国热”高潮。第一编共分3章来论述。第一章是《入华的耶稣会士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这一章又共分两节。第1章是《17世纪赴远东的天主教传教区》。这一节的小标题是：耶稣会士入华之前的中国传教区、中国耶稣会传教区的起源、17世纪入华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耶稣会士、入华耶稣会士及手工艺、有关高度文明开化中国之传说的形成、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起源、教皇在远东东建立一个独立于各国教会的独立体系之愿望、由葡萄牙在印度的保教权和法国教会主义制造的困难、由教皇强加给传教士们的誓辞事件、法国国王根据法国教会原则而作出的反抗、科尔贝尔向中国派遣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思想的起因、罗马教皇对这一计划的不信任、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们匆忙出发赴暹罗和中国。第1章第2节是《法国1685－1687年赴暹罗的使团》。其中各小标题是：肖蒙使团（1685）、他得到的敕令、宗教问题先于贸易问题；福尔昆使团、其双重使命、其真正的意图、塔查尔神父所起的作用；鲁贝尔和赛贝勒的出使、他们得到的指令、贸易问题从此之后占据首位。塔查尔神父作暹罗国王派向法国国王和教皇的使节而返回欧洲、他收到的指令是要求教皇取缔宗座代牧和外方传教会以有利于耶稣会士、他仅仅获得了取消发誓的许诺、调和的尝试、使这些计划无法实施的1688年的暹罗革命。第2章是《中国的礼仪之争》问题。这一章的小标题是：马拉巴尔的礼仪之争、耶稣会士与其他修会会士们布讲福音方法的根本不同、入华耶稣会士们认为必须与中国的尊孔和祭祖仪礼相调和、这场斗争的开始阶段、帕斯卡尔向法国大众揭示了这场争论、《耶稣会士们

的实用伦理学习第2卷、朱利厄帮助冉森会士们、阿尔诺的思想、耶稣会士们的反抗、勒泰利埃神父的《为中国新基督徒们的辨护》、严嘉乐抨击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礼仪态度的主教教谕、耶稣会士们的反驳、李明神父的《中国现势新志》、中国礼仪之争与其它神学争论的关系、哲学罪孽问题、寂静主义问题、1700年的事件、巴黎大学对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礼仪解释的抨击、教士大会对入华耶稣会士们伦理的抨击、博絮埃和巴黎大主教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拯救不信基督者的问题、中国礼仪事件在罗马、诺阿伊红衣主教的代理人——东方学家雷诺多、教皇向中国派遣全权大使、铎罗红衣教的出使、他结束了在欧洲爆发的礼仪之争、诺阿伊红衣主教的代理人罗斯莱在罗马的活动、勒泰利埃成为国王的听忏悔神甫、他要求罗马抨击魁斯奈尔中的33条建议、耶稣会士们的反抗——要求禁止儒旺西书的发行——勒泰利埃抨击魁斯奈尔书中的70条新建议。教皇的有关中国礼仪的多次教谕、嘉乐出使中国、八项允许未结束中国礼仪之争、结束了礼仪之争的教皇教谕、抨击耶稣会士们、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的主要著作是在斗争的气氛中发表的。第3章是《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的著作》。这一章的小标题是：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的大量著作、只有一部分已刊布、删节他们著作的原因、巴黎的耶苏会士们想到了始终留作悬案的中国礼仪之争、柏应理为《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所作的序中论述古代中国人的宗教，巴黎校订人的修改企图使人相信古代中国人信仰上帝和灵魂的不死、《耶稣会士书简集》、巴黎的出版者删改其中有关中国人的迷信和信仰神鬼的内容、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以及他所掌握的丰富资料、这些著作遭删改和歪曲的原因是企图证明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人信仰的理论、他们企图以此来证明18世纪的唯理论和伏尔泰的无神论。该书的第2编是《发现中国和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这一编共分3章。第1章是《中国古代史的真实性及其年代纪》。其中的小标题是：最早有关中国的记述强调了中国的古老历史、拉佩雷尔及其前亚当人类的思想否认诺亚洪水的普遍性和世界的永久性、帕坦、努增及其他前亚当人类论者、卫匡国认为中国生活在诺亚洪水之前、昔攸斯推迟了世界的起源、与霍尔恩的辨论、利西奥利根据70人译本《圣经》而接受中国纪年、柏应理的《中国纪年》外强中干、阿利克斯的理论、佩泽伦由于中国纪年而放弃拉丁文《圣经》而采纳70人的希腊文本、拉鲁贝尔和卡西尼怀疑中国纪年的真实性、瓦尔蒙拒绝接受中国纪年、严嘉乐承认中国的古老历史却又将它压缩得与《圣经》相吻合、图尔内米内使拉丁文本与70人译本相吻合而提出的假设使人接受了中国纪年、新教徒杜哈梅尔接受这一假设、卡尔梅和雷诺多等否认中国历史的真实性、前亚当人类论的自由主义者们相信世界的古老历史、帕托和《土耳其间谍》的继承人、对洪水普遍性思想的攻击、耶稣会士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三种理论和象往主义者、北京的史学家神父与巴黎的神父们、弗雷烈证明中国古老历史的方法、他认为中国古代史可以压缩而又不会引起神学家们焦虑、1740年之前这场运动的意义、大家更为怀疑诺亚洪水的普遍性而不是中国历史的古老性。第2章是《中国人的哲学和宗教》。这一章共分3节论述。第1节是《传教士和神学家们受中国之影响》。其小标题为：金尼阁神父的中国民众信仰迷信而文人具有唯有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勒瓦耶在孔子的理论中发现了自然宗教和伦理、卫匡国提供了支持中国人的无神论及唯物论的思想、普遍接受原则的两位支持者布里埃和于埃、被巴黎神父们修改了的柏应理著作、中国人的宗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源论、拯救不信基督者与斯劳德拉梯的著作、5位主教的书简、巴黎大学对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人伦理

思想的抨击、古洛的观点与希德的书、博絮埃和迪潘的批评、外方传教会神学教会神学院以发表龙华民和利安当的论著而试图证明中国人的无神论。第2节是《哲学家们受中国人的影响》。其小标题是：1700年之前的贝勒、贝勒对中国人的伦理和宗教的关注、他提出了暹罗和中国人的无神论、他断言中国儒教书生们的无神、推翻被普遍接受的原则、贝勒批评伯努瓦斯特、马勒伯朗士受以耶稣会士们为敌的利奥纳的启发而接受中国人的无神论、莱布尼茨捍卫中国人的唯灵论、中国古文献中的自然宗教原则、对龙华民书的批评、布里吉尼受中国人的影响而试图证明无神论是古代哲学家们的理论、弗雷烈认为孔夫子具有仅授与其弟子们的神秘教理、中国官方的理论完全是伦理性而不是玄学或宗教、斯苹诺莎有关中国人的神秘教理论、中国文人的多神论和无神论、除莱布尼茨之外的所有哲学家支持耶稣会士们敌对阵营的观点而坚持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由此而推翻了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第3节是《形象派们受中国的影响》。其小标题是：形象派通过对中国文字和书籍的寓意性解释而企图证明的不是一种唯灵论宗教而是从世界起源时代就出现的基督教真谛、帕斯卡尔与形象派理论、入华形象派耶稣会士对《美洲蒙昧昧族的风俗》一书作者的影响、美洲原始宗教神话可能保留了最早启示的踪迹、拉姆赛及其《居鲁士旅行之后的神学讲义》受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的启发、形象派耶稣会士们的三种政府理论、无神论的评击、形象派们未能为支持基督教而拯救被普遍接受的论据。第3章是《中国人的伦理和政治》。其小标题为：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认为中国人的伦理并非为教条主义的理论而是对各种生活准则的调和、伦理与政治的混淆、柏应理著作的意义、傅歇和《孔夫子的伦理》作者高度评价中国人的伦理、雷孝思阐明了孔子“仁”的意义、仁是一种与任何宗教都无关的社会伦理准则、贝尼埃论这种伦理的普遍意义、他对孔子三部书的译文、这一工作的意义是根据中国人的例证而确定伦理和政治的关系、孔夫子的伦理原则是“国王的科学”、一名正直的伦理家赞同孔子的伦理、国王的思想在中国出现了改革家费内伦拒绝了中国例证、他认为中国人的伦理仅为一种经验伦理、特雷马克的理想政治原则酷似受耶稣会士们高度评价的中国政治、沃班引证中国例证来支持其国王什一锐和增加人口的计划、乞盖和流浪问题、勒加根据中国人的例证而对赤贫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对中国伦理和政治的讨论、雷诺多的批评与图尔内米尔的赞扬、阿尔让颂扬中国人那独立于任何宗教的伦理、中国人与欧洲人之比较。该书的附录卷是《有关法国认识中国的未刊文献》，其中选择了1640——1740年入华耶稣会士们所写的介绍中国的20万封书简，它们从来未刊布过。这是一部极重要的书。作者比较客观，主要是讲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浪潮，没有不好的内容。三 、《 华 乐 西 传 法 兰 西 》法国语言和文明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了《华乐西传法兰西》一书。作为语言和文明学会的丛书之一。全书约15万字。该书篇幅不长，是很少见的有关中国音乐于18世纪传往欧洲，尤其是传往法国的著作之一。它填补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一项空白。该书的作者是祖籍为我们广东省的陈艳霞小姐。现已去世。她曾于法兰西学院教中国文

化课，作过主持该院社会和文明讲座的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先生的助手。她也曾在法国国立现代语言学家教汉语和上中国文化课，是法国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专家。全书是将音乐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范畴内进行研究的。主要是讲18世纪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在华对中国音乐的调查和研究情况，他们将其研究成果寄往法国，在法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然后又从法国向其它欧洲国家传播，从而使我国音乐在欧洲成了议论的热门题目，各界人士都似懂非懂地对此作出了各种猜测、判断。该书是一部论著，但动态性的资料占的篇幅很大。所以它既有知识性，又有一定程度的可读性。全书共分五章。第1章是讲欧洲人于18世纪中叶之前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主要是伏尔泰剧本《中国孤儿》中的音乐和其它的一些“所谓”中国音乐作品。特别是讲到了马若瑟、杜赫德、普雷沃、严嘉乐等人对中国音乐和音器的调查以及它们传入欧洲之后所起的影响。第2章是讲钱德明神父对李光地《古乐经传》的翻译及研究、欧洲对钱氏译文的反应、拉莫、阿尔诺、卢梭、鲁西埃、德拉博尔德、格鲁贤、甘格纳等人的研究。第3章是讲钱德明神父的中国音乐名著《中国古今音乐篇》的写作、寄往欧洲、在法国的出版过程和反应。此外还讲到了钱德明搜集到的中国乐器在欧洲的影响。第4章是讲钱德明搜集的有关中国音乐的各种文献和著作。如《盛京赋》、《〈中国古今音乐篇〉补遗》、平定两金川时唱的一首鞑靼歌曲、两部舞蹈论著和《股肱歌》以及钱德明对此的译文与注释、钱德明汇编的《中国音曲集》以及他寄往法国的零散乐器。第5章是18世纪下半叶欧人的其它论著。主要是讲韩国英神父的《论中国的磬》、德经、马戛尔尼和巴罗的英文著作、法文其它著作中有关中国音乐的介绍、钱德明《中国古今音乐篇》的节引文、德尔博德尔、甘格纳、德经、格鲁贤以及布阿斯等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等。这是一本相当好的书，法国人及欧洲人很推崇它，国外有不少书评。许多欧洲汉学家曾多次推荐本书。四 、《 殷 弘 绪 和 中 国 对 1 8 世 纪 欧 洲 的 贡 献 》法 国 学 者Y v e s d e t h o m a z de B o s s i e r r e 夫 人 于 1 9 8 2 年在巴黎美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殷弘绪和中国对18世纪欧洲的贡献》一书，收入了《启蒙时代的中国》丛书。全书图文并茂，约有20余万字（正文169页，各种附录22页）。该书由荣振华作序。殷 弘 绪 （ 字 继 宗 ， F r a n s o i s － X a v i e r r d′E n t v e l o l l e s ，1664－1740年）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他于1699年入华，曾先后在广州、厦门，又入江西的南昌、饶州、景德镇和九江等地传教。1706年任法国在华耶稣会长，居北京20年。他在华共度过42年，于1741年7月2日卒于北京。殷弘绪的汉文著作甚多，注重研究中国的科学，写有《人参考》、《中华风俗志》等，译有《养蚕术》、《泉币志》、《朱熹劝学篇》等。但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景德镇研究中国瓷器并就此用西文著书立说，向西方人写了大量书简。他成了西方实地研究中国瓷器的第一个人，他的著作也是有关中国瓷器的最早记述。他的著作在欧洲掀起了一股研究、欣赏、采购和仿造中国瓷器的热潮。殷弘绪将中国经书、丝绸、人造花、珍珠、中医、人参、竹子、茶叶传向了西方。

这本书内容丰富，可读性极强，是国外有关“中国文明西传”的一部名著。其简目如下：第1章 到达北京之前的殷弘绪（166 4－16 9 9年）第2章 到达中国初期的活动（1699年）第 3章 法国在华传教区会长（170 7－17 1 9年）第 4章 殷弘绪在北京的活动1719－1741年）以及与傅圣泽、教皇大皇、康熙、雍正、葡萄牙使节、教皇的关系、其去世。第5章 殷弘绪译注汉文经典，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冶金术、钱币、风俗、经典、故事。第6章 殷弘绪的工匠活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瓷器、丝绸、人造花、珍珠。第7章 殷弘绪和中医，向西方介绍中国的长生术、脉学、种痘、草药、人参、茶叶。第8章 植物学家殷弘绪，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某些植物、竹子等。附 录殷弘绪寄往西方的有关中国的人参、茶叶等著作手稿，其全部著作及译著目录。书中是讲欧洲在18世纪的“中国热”问题的，单向地讲中国文明的西传，没有不妥内容。五、《奉中国为楷模的贝尔坦》法国学者J a c g u e s S i 1 v e s t r e d e S a c y 于 1 9 7 0 年 在 巴 黎 长塔西亚出版社出版了1本《奉中国为楷模的贝尔坦》1书。由裴化行作序。全书约15万字。这是《启蒙时代的中国》丛书中的第1种。亨利 · 贝尔 坦 （H e n r i B e r t i n ；1 7 2 0－ 1 7 9 2 年 ）是 法 国路 易 十 五的大臣，先后出任总督、警察总监、财务总监和国务大臣。他是18世纪欧洲“中国热”浪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曾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协助出版了钱德明从中国写回去书简著作集《中国杂纂》（16卷本）筹建了以仿制中国地毯为目的的塞尔夫织造厂。他力劝路易十五国王，每年春季亲自扶犁耕田，从中国引入工艺、造物、文化、思想等。这本书以法国上层社会为背景，系统地介绍了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全书共分14章，系统地介绍了贝尔坦从中国引入或计划引入的内容。他在许多领域中鼓劢向中国学习，同时也介绍了他引入的成果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引起的影响。第1章 佩里格尔的1个社会地位日益上升的家族（1720－1750年）第2章 佩尔彼昂和里昂的总督，巴黎的警察总监（1750－1759年）第3章 财政总监（1 7 5 9－ 1 7 6 3年）第4章 国务大臣（1 7 6 4－ 1 7 8 0年）第 5章 在枢密院第6章 在农丛方面奉中国为楷模第7章 在养马场和兽医方面学习中国第8章 在开矿方面向中国借鉴第9章 创建塞夫勒瓷器厂第 1 0 章 在交通运输和运河方面学习中国

第 1 1 章 宪章政府中的中国影响第 1 2 章 拉东布封地和国王私人金库中的中国影子第 1 3 章 引 退 于 夏 国 （ 1 7 8 0 － 1 7 9 2 年 ）第 1 4 章 17 9 3年之前与北京的文学通讯结论补记六、《中国和西方，1 8 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法 国 1 9 6 4 年 于 巴 黎 出 版 了 L o u i sD e r m i g n y的博士论文《中国和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一书。全书共4卷，3卷文字与1卷图表。全书约200万字。这部博士论文收入了《港口、道路和贸易丛书》。这部书主要是运用了英、法、西、荷、意等欧洲的档案资料，内容极其详细丰富，国内无收藏，我1 9 8 6年访法时购得一套。这部博 士论 文的作 者路 易·德 尔米 尼（L o u i s D e r m i g n y ）是在 法国 和法 国的几位名师指导下完成的。作者用了近10年的时间，通访欧洲各国的中国档案，对1719－183 3年间广州的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商品品种及去向、到了欧洲后的销售、在中国的制造、民间和官方贸易、贸易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都作了仔细研究。这部著作被西方研究中西贸易关系的学者称为“百科全书”。全书第1卷的目录如下：导言：中国的神话与现实第1章：西方人思想中对中国的想象、传教士与商人眼中的中国第2章：中国人思想中的西方第3章：西方的贸易和中国的经济第1编：东印度公司时代1、东印度公司和中国2 、 海 行为与商业行情3、中国海与贸易区4、中国的危机5、从日本到中国第2章：帆船和人员1、船只的吨位和建造。2、装备和指挥。3、商品和许可证。第3章：赴中国的航行1、好望角之路。2、印度洋和中国海。3、航行期。第4章：广州的外贸状况。1、广州。2、税利和海上贸易。3、税额与礼物。4、公行。5、广州的仲裁法庭。第5章：中国的黄金1、药品。2、瓷器和丝绸。3、金属。第2卷目录如下：

第2编：《茶叶和中国债务的时代》第1章：“商品检疫”1、中国的专制主义。2、排外与人口统计。3、检疫。第2章：茶叶1、贸易状况。2、出口茶叶。3、洛里昂的出售。第3章：茶叶走私1、贸易的大陆环境。2、茶叶和税率。3、走私。4、布列塔尼现象。5、走私规模。第4章：现钞和证券。1、现钞与商品。2、呢绒或布匹。3、杜卡顿和皮阿斯特。4、获得金属。5、巨额借贷和汇票。第5章：贸易区与中国的债务。1、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商品与钱币。2、大阔老。3、借款给印度商人。4、中国的空头汇票与非法交易。5、广州人的破产。第3卷目录如下：第3编：广州与鸦片的时代第1章：走私的结束1、地下交易。2、交换。3、茶叶的“国有化”第2章：使节1、对外贸易的控制。2、中国之路。3、从槟榔屿到北京第3章：美国人和皮货1、“第2种英国人”。2、西方海岸。3、美国人的扩张。第4章：代理商行1、工业革命和中国市场。2、广州的时钟。3、从烟叶到鸦片。第5章：打破平衡1、棉花危机。2、毒品猖狂。3、海盗与动乱。4、银钱危机。5、反对垄断权的斗争。结论：西方和中国，从1次到另1次走私。1、自由贸易。2、帝国和海洋。3、结构和形势。七 、 《 入 华 耶 稣 会 士 与 礼 仪 之 争》法 国 著 名 东 方 学 家 、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与 文 化 比 较 专 家 安 田（Etiem ble）于1965年出版了一本《入华耶稣会士与礼仪之争》的著作。全书的主要内容是讲由入华耶稣会士向欧洲介绍的中国情况于欧洲挑起的一场礼仪之争、这场礼仪之争对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等问题的。全书共分7章，约20万字。第1章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1700年（1）所有的争论都是有关中国古代文献的问题（2）争论的基调：犹太法典编纂者或粗俗的第2章中国人的宽容与基督徒的不宽容

（1 ）康熙1692年的容教圣旨（2）巴黎大学贬责耶苏会士第2章历史回顾（1）耶稣会士之前：最早的传教区（2）圣·方济各·沙勿略和利玛窦（3）1633年之后，多明我会士反对耶稣会士第4章可怕的后果（1）受到批判的耶苏会士，从罗马到北京（2）徒劳的缓和平息，嘉乐的出使（3）天子迫害人子第5章西方有关耶苏会士们的中国的辩论（1）费内伦和马勒伯朗士（2）耶稣会士中的异端和西方的主要资料员傅圣泽第6章耶稣会士们有关孔夫子的神话（1）拉摩特·勒瓦耶与伏尔泰（2）孔夫子主张的自然法则与政府第7章从“哲学罪孽”到普通法中的犯罪（1）“哲学罪孽”与用汉语举行礼仪（2）卑鄙手段（3）帝国主义分子反对外交部事件的结束，罗马上帝救世通谕八、玛扎海里的《 丝绸之路 》法 国 当 代 著 名 东 方 学 家 阿 里·玛 扎 海 里（ A l y M a z a h e r i1920－1991）是伊朗血统的著名东方学家，尤其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的专家。他的《丝绸之路》一书于1983年在巴黎初版，1990年再版。作者生前是我的好友。《丝绸之路》一书主要讲中国与波斯关系史。主要是原始史料加注释。原书共有6章（中译本删去1章）。第1 章是讲洪武时代波斯沙哈鲁派往中国的使者的报告：《沙哈鲁遣使中国纪》。第2 章是明洪武时代波斯派往中国的阿克巴尔·契达伊的《中国志》。阿克巴尔号称赴中国的第2个马可波罗。此文共20章，记述了中国的各个方面。作者又加了大量注释。原文系自波斯文出使报告译成法文。在世界上是首次发表。系握当时波斯将军的记录而从波斯文译作法文，又加注释。第4章 是汉文史料，系从各种汉文史料中有关波斯的记载辑录。中译本删去。第5章 是有关中国与波斯关系的希腊——罗马史料，有托勒密、普罗科普、泰奥法纳、斯特拉波、科麻等人的原始记载。第6章 是丝绸之路与中国文明的西传、讲到了小米、高梁、樟脑、桂皮、姜黄、生姜、大米、麝香、大黄等中国物产向西方（波斯）的传播。作者是一位自称具有“东方血统”的法国东方学家，崇尚中国文化。主要是从波斯文化

中寻找中国之影响。九 、 《 莱 布 尼 茨 中 国 书 简集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于1991年出版了一部《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书简集》一书。全书共330页，分别用法文、拉丁文和德文而刊布了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70封书简，全是原文，仅有少量注释。这些书简相当宝贵。有许多是初次发表，有的是过去零散地发表过，这次集中在一起发表。它们充分说明了《周易》对莱布尼茨二进位数学，唯物论及哲学思想的影响。此书除了一篇序言之外，全部是原始资料。学术价值很大，其中涉及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问题。例如，他与入华耶稣会士白晋神父的通信涉及到了中国的数学、音乐、天文学、星相学、医学、物理学诸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了《易经》问题。他与闵明我神父的通讯涉及到了中国政府问题，与卢哥比安的通讯涉及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问题等。其原始资料相当宝贵。十 、《 1 7 －1 8 世 纪 中 国 宫 廷 中 的 比 利 时 官 吏 》法 国 当 代 女 汉 学 家 Y v e s d e T h o m a s de B o n s s i e r e 于 1 9 7 7年在巴黎美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部《17－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比利时官吏》l书，收入了 《 启 蒙 时 代 的 中 国 》 丛 书 ， 由 谢 和 耐 作 序 。 全 书 约 1 6 万 余（正文1 50页，各种附录25页）。安 多 （ 字 平 施 ，A n t o i n e T h o m a s ， 1 6 4 4 － 1 7 0 9 年 ） 是 比 利 时 入 华耶苏会士。他于1682年入华，先后在广东、北京、南京等地传教，曾任法国北京耶苏会副会长。于1 6 8 6－ 1 6 9 4年间先后任清朝钦天监副和监正。1 7 0 9年 7月卒于北京。他在清朝宫廷中曾测天象、绘地图、习数学，搜集了有关中国文化的许多内容并传向西方。这本书资料丰富，通俗易懂，观点公正。其简目如下：第 1 章 安多在比利时和法国度过的青年和学生时代。（164 4－1 6 7 7）第 2 章 在 葡 萄 牙 的 科 英 布 拉 ， 1 6 7 8 － 1 6 8 0 年 。第 3 章 通向东方之路。印度和暹罗以及与福尔孔的关系。第 4 章 16 8 2－ 16 8 5年在中国的门坎澳门辞调事件、莫尔图斯三世、日本的目的、出发赴北京第 5 章 安多在中华帝国的初年，1 68 5－1 6 9 1年赴北京的旅行、早期工作、法国国王数学家到达北京，继南怀仁出任钦天监正，与康熙的关系、北京宫中、尼布楚条约、土著修士与中国礼仪。第 6 章 1 6 9 1 － 1 7 0 5 年 的 大 希 望 ， 1 6 9 2 年 的 敕 旨 、 1 6 9 1 － 1 6 9 7 年的鞑靼之行、在华法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分歧、中国礼仪、170 0年1 1月30日的声明1 7 0 4 年 4 月 2 4 日 的 通 谕、 测 量 子 午 线第 7 章 困 难 的 1 7 0 5 － 1 7 0 9 年 、 铎 罗 事 件 、 安 多 1 7 0 7 年 4 月 2 0 日 的 书 简 、170 9年的逝世，一个人的性格及其生命的意义。

附录有关安多的刊本史料、参考书目、安多著作目录。十 一 、 《1 8 世 纪 法 国 的 人 文 主 义 者 弗 雷 烈 的 中 国 观 》法 国 1 9 8 0 年 出 版 了 女 汉 学 家 D · E l i s e e f f － P o i s l e 作 的 《 1 8 世 纪法国人文主义者弗雷烈的中国观》1书，作为法国很有权威的一套《高等中国研究所丛刊》第11卷出版。这是研究法国18世纪“中国热”的1部很重要的著作。弗雷烈当时任法国科学院院长，是最早在欧洲促使汉学研究、促使法国引入中国的物质和文化文明的带头人。他为入华耶苏会士们起草在华调查的提网，搜集他们的书简，在经济方面支持他们。特别是他与傅尔蒙等人利用早期到达法国的中国福建人黄加略编写中文辞典、调查中国的文明。全书尤以其丰富的档案资料为基础。有许多当时法国研究中国的原始档案是初次发表。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性。全书共有1 6－1 8万字。作者埃利赛夫还有1本《我是太阳王的翻译黄加略》的记事性著作。约有10万字。其第1 本书的目录如下：导论：法国发现中国第1 章 法国认识中国和尼古拉·弗雷烈第2章 提 供资料的人第3 章 有关中国哲学的某些观点第4 章 研究中国语言的努力第5 章 法国早期研究中国的年谱。结论、注释附 录弗雷烈研究中国的著作手稿与书目近代研究弗雷烈的书目、弗雷烈与黄加略的档案文书及来往书简、传教士们与弗雷烈交往的书简。十二、《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选 》《耶稣会士书简集》中有关中国的书简与《中国杂纂》、《中华帝国全志》为18世纪欧洲研究中国的三大名著，是沿革至今的国外中国学的奠基著作，其中记载了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在17－18世纪期间搜集到的有关中国当时的宗教、政治、社会、风俗、历史、语言、科学、外交、自然科学、地理、哲学、典籍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尤其是他们当时分散在中国各省活动，又生活在皇宫中，直接与皇帝、朝中权贵与地方官吏们打交道，记载了他们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他们的记述既有许多与中国典籍互相印证的地方，又有许多不见诸中国史书的内容。它们是研究中国明清史的宝贵资料。《耶稣会士书简集》是这三部书中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197 0年，日本曾选择出版了6卷。这几年来，尤其是自 利玛窦入华传教4 0 0周年（ 1 5 5 2－ 1 9 8 2年）的纪 念活动以来，先后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美国、我国台湾、葡萄牙、德国等地都召开过有关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讨论会。事实上，近年来，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有关这一内容的科研高潮，论著颇多。但所有论著都是以耶稣会士书简集为基础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于1722年开始在法国出版发行，先后由卢哥比安、杜赫德和巴

杜耶在法国编辑刊行由入华耶稣会士们寄去的书简。到1776年，共出版34卷。1780－1781年间，格伯夫重新整编辑後又出版了26卷本。而且是按地区分类的，中国共占9卷。18 1 9年，韦纳勒尔出版 精选14卷本，其中中国书简占6卷，约150万字。这是最用的本子。其它还有很多节选本。《耶稣会士书简集》是国外中国学的奠基著作。它是由数百年入华耶稣会士在近一个世纪期间搜集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它事实上是“中学西渐”的代表作。西方正是由于这批书简才真正了解到了中国的古老文明，也正是这批文简在西方产生了极大影响，造成了18世纪西方的一股强烈的“中国热”高潮。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孔夫子、中医、瓷器、园林）都是由于这批书简才传到西方的。由于入华耶稣会士们的文化很高，许多人来华之前就是很有名气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了。他们入华后与中国各阶层的人广泛交往，对中国文化有了比较深入和正确的理解。他们的观点一般都是公正客观的。1979年，法国普罗旺斯大学的伊 莎 贝 尔 和 让 · 路 易 · 微 席 叶 （ I s a b e l l ， J e a n － L o u iVissiere）夫妇选编了一本《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选》。这本书编制了入华耶稣会士们在华活动的年谱，介绍了《耶稣会士书简集》出版的历史过程，此外还包括作者介绍耶稣会士们入华及其书书简之价值的导言，简单的参考书目和部分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小传。最后是选择了几十封最有价值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其时代是从1698年由奉康熙之钦命返欧征募新耶稣会士的白晋携至中国的第一批法国“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入华到1775年解散在华耶稣会为止，选择了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书简。如殷弘绪有关江西景德镇瓷器、骆保禄有关中国犹太人、巴多明有关苏努家族受归化为天主徒、杜德美有关中国人参、晁俊秀有关汉语汉字、巴多明有关葡萄牙使节进入北京宫廷、王致诚有关中国园林、张诚有关中俄尼布楚条约之签订、殷弘绪关于中国种痘术问题的书简。刊布者作了必要的注释并将原书简中不规则的汉文方言对音作了统一。大家通过阅读这本选集，更可以大致了解卷帙浩繁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内容了。十三 、 李 明《 中 国 现 势 新 志 》 的 最 新 版 本 。李 明（ L o u i s L e c o m t e 1 6 5 5－17 2 8年）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于1687年莅华，先后在宁波、北京、山西绛州等地传教。他本人为天文学家、自然学家和舆地学家。1691年底离华返法向法国和罗马汇报中国情况，本欲于1694年返华，但未能成行，1728年卒于法国。他一生著作和书简颇多，但其代表作就是《中国现势新志》。此书记载的是1 68 7－1 6 9 2年之间中国的形势，最早于169 6－ 16 9 8年间分3卷出版。它一方面是记载中国的形势，另一方面又是在礼仪之争中为中国礼仪和入华耶稣会士们行华礼华俗行为的辩护，出版后深为上自教延下至平民的注意。但该书出版年代逾远，现在已很难找到它了。法国巴黎Phebus书店于1990年出版了该书的最新版本，全书由弗里德里克·图布尔——布耶尔整理、注释和作介绍。新版本加了一个正标题《在北京的一名耶稣会士》，《中国现势新志》却变成了一个副标题。此书约有40万字。其目录如下上帝造中国

作者告读者1 致内阁大臣庞恰特雷恩的王爷从遑罗到北京的旅行2 致奈穆尔的公爵夫人皇帝召对我们的方式以及我们在北京城的见闻3 致菲斯滕堡的红衣主教老爷论中国的城市、建筑物、最大的工程4 致克雷西的伯爵先生论中国的气候、土地、灌渠、河流与水果5 致托尔西侯爵论中华民族的特征、古老历史、贵族，优劣品德6 致布雍的大公夫人论中国人的大方雅致和慷慨行为7 致兰斯的大主教大公——法国的第1位贵族院成员论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书籍和伦理8 致菲利博的老爷论中国人的思想特征9 致埃斯特雷的红衣主教大人论中国人的政治和政府1 0 政布雍的红衣主教大人论中国人的古今宗教1 1 致国家常任参议德·布耶先生论基督教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12 致国王的听忏悔神父——尊敬的拉雪兹神父论每位传教士向中国宣扬福音书的方式以及新基督徒的虔诚1 3 致让松的红衣主教大人论最近被一道公开诏书承认的整个中国的基督教1 4 致比尼翁修道院长对我们在印度和中国从事的天文观察的基本想法。附录：上国王书十四、《撒马尔罕的金桃》这是一部由美国学者谢弗（E·H·Schafer）撰写的，专门论述唐代由世界各地（包括现在我国周边地区）传入内地的各种物产的著作。据作者解释，“金桃”很容易使联想起西方传说中金苹果园金苹果和中国古代传说中生长在西方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仙桃，而且据《唐会要》等书记载，七世纪时，康国（即撒马尔罕）曾向唐朝贡献过一种黄桃，这种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作者认为“金桃“代表了唐朝人渴求的外来物品和他们希望了解的未知的事物，所以作者以“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书名。作者参考了大量与唐代有关的汉文文献，尤其是引用了许多通常容易被忽略的诗歌、传

奇、本草中涉及的材料，对唐朝的外来物品分门别类、追根溯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研究唐朝内地与周边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物质、文化交往，了解唐朝的社会时尚、社会生活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学术著作。本书最初在1963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后来又有俄文译本问世，198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又出版了平装本，在学术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而且至今在还备受学者重视。现将主要内容简介如下：全书共分19章，第1章“大唐盛世”：历史概况；唐朝的外国人；商船与海路；商队与陆路；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外来居民的待遇；胡风；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第2章“人”：战俘；奴隶；侏儒；人质贡人；乐人和舞妓。第3章“家畜”：马；骆驼；牛；绵羊和山羊；驴、骡与野驴；犬。第4章“野兽”：大象；犀牛；狮子；豹与猎豹；黑貂或貂；瞪羚或小羚羊；未定的有蹄动物；一种未定的食肉动物；土拨鼠；鼬鼠或白鼬。第5章“飞禽”：鹰与鹘；孔雀；鹦鹉；鸵鸟；频伽鸟。第6章“毛皮与羽毛”：鹿皮；马皮；海豹皮；貂及貂类动物皮；豹皮；狮皮；其它兽皮；鲨鱼皮；兽尾；羽毛；羽衣；虫饰。第7章“植物”：保鲜与冷冻；枣椰树；菩提树；娑罗树；郁金香；那伽花；佛土叶；水仙；莲花；睡莲。第8章“木材”：紫檀；榈木；檀香；乌木。第9章“食物”：葡萄与葡萄酒；诃子；蔬菜；珍馐美味；海味；调味品；糖。第10章“香料“：焚香与香炉；沉香；紫藤香；榄香；樟脑；苏合香；安息香与爪哇香乳香；没药；丁香；青木香；广藿香；玫瑰香水；阿末香；甲香。第11章“药物”：药物学；质汗；底也迦；豆蔻；内豆蔻；郁金与蓬莪术；胡桐树脂木蜜；吉莱阿德香膏；波斯树脂；阿魏；蓖麻子；清泻山扁豆；海藻；人参；各种药草。第12章“纺织品”：金衣；毛织品；毛毯；石棉；毡；布；越诺布；茧绸；彩饰丝绸；水羊与冰蚕；棉花；朝霞。第13章“颜料”：猩猩血；紫胶；龙血；苏方；骨螺贝；青黛；婆罗得；栎五倍子；藤黄胶脂；扁青；雌黄。第14章“工业用矿石”：盐；明矾；磠砂；硼砂；硝石、朴硝与芒硝；硫磺；雄黄；密陀僧；纯碱；金刚石。第15章“宝石”：玉；水精；光玉髓；孔雀石；天青石；金精；玻璃；火珠；象牙；犀角；鱼牙；真珠；车渠；珊瑚；琥珀；煤玉。第16章“金属制品”：黄金；紫金；银；黄铜；金币与银币；第17章“世俗器物”：各种器皿；灯树；盔甲；剑与枪；弓与矢。第18章“宗教器物”：圣物；偶像。第19章“书”：字、纸、书；书肆与藏书；旅游书与地理书；宗教书籍；科学书籍；弦线标谱法与地图。这部著作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吴玉贵译为汉文（待出版）。（古城供稿）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名单学会秘书处按：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自1981年于厦门成立以来，在11年之的时间内陆续共发展了200多名会员。但由于学会秘书处人手不足，几次变换主管人员，致使会员登记表存档不全。此外，这11年来，人员的调动变化很大，原存档已与实际情况不符。现就我们所掌握的会员名单及通讯地址公布于此。请各位会员注意，凡发现有遗漏者、所属单位已有变化和工作已有调动者，望尽快来信与学会秘书处联系，以便我们补充和改正，更有利于今后与各位会员的联系。请同时告知详细地址及邮政编码。学会秘书处地址：北京建国门外日坛路6号（邮编10002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内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收。姓 名 单 位〔北京地区〕陈翰笙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4号楼106室夏应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黄颂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 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谢孝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康右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余太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宋晓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吴 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宋 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吴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耿 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陈高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陈智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沈定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永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育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余绳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丁名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吕一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 振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 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许明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李兰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

张顺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李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罗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陈公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张铁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何芳川 北京大学历史系孔繁敏 北京大学历史系赵 敬 北京大学东语系谢 方 北京中华书局杨慧玫 人民出版社国际编辑室吴建雍 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 明 北京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李春辉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耿鉴庭 北京中医研究院中医古籍出版社张唏海 北京航海知识出版社丁正华 北京中国航海学会公敬之 北京新华通迅社总社国际部苏碧华 广播电视部国际广播电台缅甸语组王善忠 广播电视部国际广播电台缅甸语组许清璋 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申 钧 北京外国语学院科研研究生处李连庆 外交部王 尧 中央民族学院少语系吴丰培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陈佳荣 香港龄记出版有限公司张小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张伟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孟 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王邦维 北京大学东语系张联荣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杨保筠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耿引曾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沙 丁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杨典球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郅溥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冯先铭 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室季羡林 北京大学东语系张广达 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 北京大学历史系

梁志明 北京大学历史系阴法鲁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 炎 北京大学东语系陈玉龙 北京大学东语系叶奕良 北京大学东语系杨通方 北京大学东语系周南京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熊志勇 北京外交学院对外关系史教研室白毓麟 北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穆根来 外交部亚洲司邬 江 交通部水运所吴 深 商务印书馆任雪芳 商务印书馆高淑芬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李 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吴 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西平 北京图书馆参考部李 然 北京图书馆参考部范红英 海洋出版社任远猷 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黄盛璋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徐成龙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张 敏 北京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刘天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曲 石 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院杨 捷 交通部人民交通出版社余大钧 北京大学历史系〔华北地区〕吴廷璆 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李晟文 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吕万和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王金林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周启乾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郭蕴静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葛凤花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刘鉴唐 天津中西文化研究所

〔中南〕章 巽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张阴桐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汪瑞祥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袁传伟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王庆余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任荣康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小鹤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姚 楠 上海译文出版社林勇军 上海译文出版社潘龙杰 上海译文出版社汪绍麟 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绶英 上海译文出版社董湘君 上海襄阳南路429弄3号费成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徐作生 上海《文汇报》社沈立新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龚方震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顾长声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福伟 江苏苏州大学历史系古 建 江苏扬州市博物馆顾 风 江苏扬州市博物馆蒋 华 江苏省扬州市江苏商业专科学校朱 江 江苏省扬州市江苏商业专科学校周新国 江苏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韦培春 江苏省扬州市社联葛治伦 苏州市教育学院黄时鉴 浙江杭州大学历史系徐明德 浙江杭州大学历史系林士民 浙江宁波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和平 浙江舟山地区文化局陈学文 浙江社会科学研究所郑昭昌 浙江社会科学研究所韩学文 浙江社会科学研究所梁加龙 浙江丝绸工学院丝绸史研究所黄鸿钊 南京大学历史系陈得芝 南京大学历史系王介南 南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缅甸语教研室陈达生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李玉琨 福建泉州中国海外交通史专物馆郑炳山 福建泉州市委统战部陈增辉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黄国盛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成金水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徐恭生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谢必震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陈碧笙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林金枝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郑甫红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桂光华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孙福生 厦门大学历史系吴凤斌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顾 海 厦门大学历史系庄景辉 厦门大学大类学系钱 江 香港大学历史系庄国土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陈希育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廖大珂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聂德宁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林仁川 厦门大学历史系晁中辰 山东大学历史系孙 西 山东大学历史系吴士英 山东大学历史系徐绪典 山东大学历史系李德征 山东大学历史系陆景琪 山东大学历史系陈尚胜 山东大学历史系于化民 山东大学历史系朱亚丰 山东大学历史系翁惠明 山东大学历史系曹毓爽 山东大学历史系陶卫东 山东大学历史系鲁 军 山东大学历史系苏位智 山东大学历史系郑一匀 山东青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于建华 山东烟台市博物馆袁晓春 山东蓬莱县文化局

黄绮文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戴可来 郑州大学历史系于向东 郑州大学历史系耿相新 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黄邦和 湖北武汉湖北大学拉美史研究室何国卫 湖汉水运工程学院船舶工程系席龙飞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造船系王治来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孙秉莹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莫任南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钟叔河 湖南省出版局〔西北地区〕亦邻真 内蒙古大学蒙古所卢明辉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 昱 内蒙财经学院研究所王宗维 西北大学西北史研究所王冀青 兰州大学历史系王继光 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高占福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郭平梁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所纪大椿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炳华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南地区〕宋肃瀛 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黄小石 四川省成都市盐道街三号巴蜀书社黄 葵 四川省成都市盐盐街三号四川人民出版社冯 良 西藏拉萨市西藏人民出版社杨志国 西藏拉萨市西藏人民出版社秦钦峙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申 旭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赵维扬 昆明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金旭东 昆明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贺圣达 昆明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侯方岳 昆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杜懋圻 四川省外文书店龙达瑞 四川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陈吕范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

张 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项英杰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东南地区〕汤开建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黄松赞 暨南大学南亚研究所徐善福 暨南大学历史系邱 克 暨南大学历史系林远辉 暨南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卢 苇 暨南大学历史系郁龙余 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与传播系蔡鸿生 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黄重言 广州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杨万秀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纪宗安 暨南大学历史系陈 茜 广西社科院印支所杜经国 广东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赵和曼 广西社会科学院周中坚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东北地区〕李长春 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孙光圻 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田久川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汤季芳 大连师范学院历史系刘民声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王 侠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昭全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朴真爽 吉林省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陈本善 吉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朴 云 吉林大学历史系易显石 沈阳辽宁大学日本所张锦堂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林仁川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邹有恒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