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韩振华会长逝世 ……………………………………………………… （ 1 ）●缅怀韩先生 团结齐奋进……………………………… …夏应 元（ 1 ）●深切怀念韩会长 … ……… …… ……… …… ……… …… ……陈 希育（ 3 ）●全国中外关系史科研教学单位及学术团体简介（续）…………………………………………………（ 7 ）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 7 ）二、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 （ 8 ）三、复旦大学历史系…………………………………………………………… （ 9 ）四、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1 ）五、郑州大学历史系……………………………………………………………（12 ）六、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 4 ）七、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16 ）八、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1 7 ）九、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 ）十、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2 2 ）十一、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24 ）十二、天津社科院日本所………………………………………………………（2 5 ）十三、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 7 ）十四、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28 ）十五、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 30 ）十六、中国藏学出版社…………………………………………………………（31 ）● 国外中外关系史名著介绍（续）… … … … … … …… … … … … …（34 ）一、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34 ）二、荣振华《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36 ）三、亚洲研究丛书………………………………………………………………（37 ）四、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有关莱布尼茨与中国之关系的法文书………………（37 ）五、雅克·昂克蒂尔《丝绸之路》……………………………………………（38 ）六、入华耶稣会士钱德明和北京的法国传教区………………………………（39）

七、布罗斯《西方发现中国史》………………………………………………（40）八、格鲁塞《沿着佛陀的足迹》………………………………………………（41）九、加多夫尔《克洛德尔与中国社会》………………………………………（41）十、夏尔·德·康斯坦《中国贸易回忆录》…………………………………（42）十一、古伯察《中华帝国旅行记》……………………………………………（43）十二、平托《中国日本历险记》………………………………………………（43）十三、西人入华历险记…………………………………………………………（43）十四、斯文赫定传………………………………………………………………（46）十五、西方发现西藏史…………………………………………………………（46）十六、多伦《最后的蒙昧人》…………………………………………………（47）十七、西藏禁地木斯塘王国……………………………………………………（48）十八、吕推《西藏游记》………………………………………………………（48）十九、德格丹《西藏传教史》…………………………………………………（49）二十、赴西藏的穆斯林商队……………………………………………………（49）二十一、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之行……………………………………………（50）二十二、西藏的金矿和银币……………………………………………………（50）二十三、拉摩特《西藏佛教史》………………………………………………（51）二十四、欧洲在中国……………………………………………………………（53）二十五、沙百里《中国基督教徒史》…………………………………………（54）●会员论 坛论中国古代名港的兴衰…………………………………………………陈佳荣（55）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名单（续）……………………………………………（58）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通知………………………………………………………（59）

韩振华会长逝世中国中外关系学会会长、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博士生指导导师、中国南洋史研究著名专家韩振华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1993年5月28日在厦门逝世，享年72岁。韩会长领导本会工作多年，呕心呖血，深受全体会员的拥戴。他的不幸逝世是我会一大损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会及全体会员对失去自己的好会长深表哀痛。本刊特发表本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夏应元先生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副所长陈希育先生的两篇文章以示悼念。缅怀韩先生 团结齐奋进夏 应 元今年6月1日清晨，我得到韩振华先生去世的清息，感到非常沉痛。尽管我知道韩先生近几年疾病缠身，并且是扶病离京的，但总也想不到事情是来得这样突然。近些日来，韩先生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和霭可亲的长者，他的音容笑貌总是萦怀于心，不能自己。我有幸结识韩先生，是远在四十年前的五十年代。那时，我国高教界的领导号召学习苏联，在各综合大学历史系新开设亚洲史课程。1956年，高教部召集各校有关学者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韩先生作为我国少数精通亚洲史，特别是东南亞的中年学者之一的身份，代表厦门大学参加了会议。我作为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青后辈，以学习者的身份忝列末席，因而有幸得以认识韩先生。记得那时，他发言不算太多，但每讨论到东南亚古代一些国家（如室利佛逝等），便娓娓而谈，如数家珍，话语不多，但颇为中肯，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这一过程被反右和其他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疾风暴雨所打断。我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参加历史界的活动，一恍就是二十年，自然也中断了与韩先生的联系。“四人帮”垮台，拨乱反正之后，在一次会上，我第一次与韩先生重逢，他热烈地握着我的手，问及我二十年来的情况并备致慰问之意，使我非常感动。后来，在1979－1980年时，我国史学界中几位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老一辈专家，季羡林、翁独健、孙毓棠、朱杰勤等，其中也包括韩先生，一致联名倡议成立中外关系史学会，借以团结全国有关学者，推动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万事开头难”，那时韩先生担任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所的所长，在学会发轫之际，他慨然把召开成立大会（即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的重任担在肩上。从邀请代表、筹备会议、制定章程、安排人事，确定方向，……韩先生作为会议当地的主要负责人，付出了不少的精力和辛勤的汗水。我作为会议的一个代表，亲眼目睹这一切。可以说，我会成立过程中，韩先生领导厦门大学其他中青年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韩先生的学术地位和领导才干，在成立大会即被选为副理事长，成为我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1984年7月在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召开了第二届理事会。当时孙毓棠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姚楠去国外讲学，由韩先生主持一切。在会前，我曾与秘书长马雍就未来的第二届学术讨论会的讨论主题，交换过意见。我曾初步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开放与闭关政策对社会发展影响问题，但并无把握。后来，听说在会上，韩先生作为主要决策人，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并及时指出，这一选题对 于服务于当前改革开放政策，‘有很大作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韩先生决策下，采用它作为1986年召开的第二届学术讨论会的主题。由于第一届理事长孙毓棠先生不幸于1985年9月5日病逝。在1986年宁波召开的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改选第二届理事会时，韩先生被推选为理事长（后改称会长）。在1986年宁波会议上，大家围绕中国历史上开放与闭关政策，畅谈自己看法，争论热烈，取得了了不少积极成果。但其中对明清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估计问题，争论尤多，分歧较大，似有言而未尽之意。有鉴于此，在韩先生斡旋之下，我们学会与东南亚研究会，联合在北戴河召开了第三届学术讨论会。由于韩先生同时身兼上述两会的会长，当时亲临会场主持一切。会议在1986年宁波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问题引向深入。1988年北戴河会议之后，由于韩先生教学与科研任务十分繁忙，兼负指导研究生、出国讲学、担任几个学会的领导等繁重工作，积劳成疾，身体健康水平近年来有日益下降的趋势。但他依然孜孜不倦，从中到外，从南到北， 奔波不停。不仅对科研任务毫不放松，对学会工作也是积极筹划，不遗余力。由于经费条件所限，近些年来，我们学会无法专门召开全体理事会。为了商讨会务，发明一个办法。即每当韩先生来京开会的机会，他就及时召集来京开会的和在京的理事，召开临时理事会，商讨会务。近些年来，会内许多重大问题都是采取这一形式，在韩先生亲自主持下敲定的。譬如，1992年我会在扬州召开的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四届学术讨论会，会上的讨论主题及方针大计，都是这样决定的。我出发去扬州开会前夕，还特地向厦门打长途电话请示一切，得到韩先生的亲切鼓励。会上，大家一致推举韩先生继续担任会长。会后，我写信汇报了扬州会议的经过情况。他在病中还亲自写回信为扬州会议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并就未来会务作了指示。对我会未来的发展，例如如何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争取更多经费来源等尤其关怀备至。回想这些年来，特别是他担任会长以来，我们学会取得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是和韩先生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从中使我感到韩先生对会务积极负责的精神，由衷使人敬佩；但另一方面，也许由于我们过多地麻烦了韩先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先生的治疗与康复，又使

我深深感到不安。我相信，我们全体会员一定会继承韩先生的遗志，在韩先生热心会务精神感召下，团结奋进，把学会办得更好。深切怀念韩振华会长陈 希 育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会会长韩振华教授，不幸于1993年5月28日病逝，享年72岁。韩先生原籍海南文昌。1921年出生于福建厦门。1946年毕业于协和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取得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此后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自1956年起，先后担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历史室主任、副所长。196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0年升为教授。他是全国二个中外关系史博士点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历任国务院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会长、顾问，中国海洋法学会高级顾问，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理长长、顾问，国际航海史学会中国执行委员，福建省东南亚学会理事长，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副理长、顾问，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中国亚非学会理事长和中国人类学学会理事等学术团体职务。韩振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外关系史专家。他在该领域辛勤耕耘四十多年，撰写著作4部，论文50篇，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国海外贸易史、东南亚古代史、华侨以及我国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他擅长于中外交通和史地考证，利用历史事实并结合在西沙群岛和海南岛的亲身调查，证明我国对南海诸岛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为我国外交斗争做出积极贡献，受到外交部的肯定。对于他主编的《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一书，外事部门认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国内同行评论“这是韩先生在南海史地研究领域“功垂于世的不朽之作”。韩先生的另一专长是关于中国海外贸易史的研究，50年代初，他发表了郑和下西洋的性质的郑成功时代的对外贸易等论文，对于明代和清初海外贸易的性质、贸易结构、商人组织等重大问题都提出独到的见解。自70年代初发现泉州古船以来，他就造船和航海实物和技术的精湛研究， 反映了韩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广博的知识。正因为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锐于进取、富有创见，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一直为中外同行学者所引用。他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1980年韩振华教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他身体力行，先后开设《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名著评介》、《中外关系史外国名著评介》以及专业英语等课程。他劝导学生“坐冷板凳 ”，脚踏实地，历经磨炼；鼓励学生有所创见，反对因循守旧，人云亦云。韩先生先后培养出12名中外关系史硕士和5名博士，为壮大中外

关系史的科研队伍作出重要贡献。韩振华教授不幸于5月28日上午8时在厦门鼓浪屿医院逝世。6月1日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厦门大学党委书记王洛林、校长林祖庚及其他校党政领导、南洋研究员全体人员、泉州海交博物馆馆长王连茂以及韩先生的生前友好参加了告别仪式。厦门大学常务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在回忆韩先生的生平事迹时，对于先生的学术造谐以及他为发展厦门对外学术交流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号召大家继承韩振华教授的遗愿，为繁荣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治丧期间，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国内外许多学术机构和个人纷纷发来唁电 、唁函，深切悼念韩先生。外交部条法司、亚洲司在传真电报中说：“韩振华先生生前在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对捍卫我国领士主权作出了贡献。”中外关系史学会来电报说：“本会由韩先生参与创建领导多年，始有今日之成绩，先生早逝实为本会重大损失。”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 史地研究中心吕一燃、马大正研究员称：“先生在中外关系史和南海诸岛研究中的巨大贡献，将永远为后人所景仰。”中国海交史研究会秘书长、泉州海交馆馆长王连茂渊博、著作丰富、治学严谨， 为一代宗师。”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在唁电中指出：“韩教授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和东南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逝世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也发来唁电深表衷悼。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扩张史研究所包乐史博士在传真唁函中说，韩先生是莱顿大学与厦门大学合作项目的奠基人之一，他的逝世是二校交流的一大损失。他们将怀念这位热心的学者、老师和朋友。韩振华教授过早地辞世了，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附录：韩振华教授论著一览表一、著作：1、《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2、《西沙群岛与南洋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士》，人民出版社，1982年。3、《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4、《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二、论文：1、唐代南海贸易志，《福建文化》，2卷3期，1945年。2、扶桑国新考证，《福建文化》总37期，1947年。3、伊本柯达 贝氏所记唐代第三贸易港之Djanfou，《福建文化》，3卷1期。1947年。4、广州南海庙婆罗树考，《广东文献》。5、广州南海庙达奚斯通考，同上。6、纪元前中国南洋交通考（合作），《边疆学报》，第1期。

7、越南半岛古史钩沉，《福建文化》，2卷3期，1945年。8、康泰所记西南海上诸国地理考释，《协大学报》，第2期，1949年。9、关于“中印文化的交流”，《新建设》，1952年2月。10、中印关系史料考释三则，《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1月。11、关于福建水上蛋民（白水郡）的来源，同上，1954年5月12、批判胡适的历史考证，同上，1955年4月。13、西屠国在何处，《光明日报》，1956年12月6日。14、为扩张主义服务的美国《汉学》，《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1月。15、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末段考释，同上，1957年2月。16、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同上，1958年1月。17、一六五○——六六二年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和海外贸易商的性质，同上，1962年1月。18、印度尼西亚商业专题资料汇编，未刊稿，厦门南洋所藏。19、1870年以前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小商贩，未刊稿，1962年。20、越南华侨历史背景的几个问题，《华侨问题资料》，厦大南洋所，1978年8月。21、关于东南亚资本主义萌芽和明朝海盗、海禁等问题，《世界史学术讨论会文集》，武汉大学，1980年。22、我国航海用的量天尺，《文物集刊》，1980年2月。23、驳越南当局所谓黄沙、长沙即我国西沙、南洋群岛的谬论（合作），《人民日报》，198 0年8月1日。24、访菲之行，《科学与文化》，1981年3月。25、七州洋考，《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26、宋端宗与七洲洋，同上。27、元代“四海测验”中的中国疆宇之南海，同上。28、十六世纪前期葡萄牙记载上有关西沙群岛归属中国的几条资料考订，同上。29、古“帕拉塞尔”考（其一），同上。30、古“帕拉塞尔”考（其二），同上。31、荷兰东印度公司时代巴达维亚蔗糖业的中国人雇工，《南洋问题》，1982年2月。32、西方史籍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士》，人民出版社，1982年。33、元朝有关澳洲的几个地名名称及其风士人情的记述，《抖搂》，香港，1982年5月。34、台湾郑氏余众与印尼华侨，《厦门日报》，1982年7月27日。35、读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合作），《南洋问题》，1982年3月。

★ ★36、再论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3月。37、1740年“红溪事件”原因诸说述评，《南洋问题》，1983年1月。38、我国古代航海用的几种水时计，《海交史研究》，1983年。39、我国古代航海用的几种火时计，同上，1985年2月。40、郑成功复台后闽台移民交通的 一项物证，《厦门日报》，1985年8月27日。41、唐代诃陵（阇 婆）新考（英文），《远东历史》，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85年。42、论美国加州深海发现的圆饼形中心穿孔石器，《人类学研究》，试刊号，1985年。43、五代福建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3月。44、 葛鐄、 长沙今地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 88年。45、论郑和下洋船的尺度（上），《中国水运史研究》，1988年2月。46、论郑和下西洋船的尺度（下），同上，1989年1月。47、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安海港史研究》，1989年1月。48、明代福建的海外贸易（合作），《东南文化》，1990年3月。49、我国南沙群岛娘娘庙与珊瑚石小庙，《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4月。50、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研究，《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附：韩振华教授的外事活动曾任：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教授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曾受中国教育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中、美高级学者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而应邀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密执安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等五大学讲学和做研究工作。曾应邀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从事合作研究的工作。曾应邀到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扩张史研究所讲学。曾应邀到英国牛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讲学。曾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东南亚洲古代文化研究中心访问。曾 应邀到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学。曾应邀到澳洲中立大学讲学。他的学术报告，发表于澳洲《远东史研究》杂志并由访刊主编John Fincher博士特地为文介绍［J、Fincher：An Introduction note on Prof．HanJenhuas，Article on the Location of Heling（词陵）or Jhepo（者婆）］。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菲律宾代表团团员曾是美国亚洲学会会员（会址：美国华盛顿）

全国中外关系史科研教学单位及学术团体简介（续）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自古迄今，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和往来。而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今天，急切需要总结和借鉴国际间往来和交流的历史经验，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并为加强国际间友好交往、促进各国人民友谊服务。因此，开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就是应此需要而成立的中国唯一全国性和多学科的以“发展中外关史研究，促进国际间交流与合”为宗旨的社团法人。1979年，由史学界中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老一辈专家们首先倡议，经过筹备，于1981年5月在厦门大学正式举行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即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推举了名誉理事长、名誉理事（后改称顾问），选举理事长、副理事长（后改称会长、副会长），任命了秘书长。学会宣告正式成立。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批准，为全国性学术团体、社团法人。本会自成立至今，十数年间，广泛团结全国各高校、研究机关、各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为推动全国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作了不懈的努力。一、学会首先着眼于中国自古至今对外关系中总体性问题研究，并以此作为本会有别于其他关关学会的一大特点。先后于1981年（厦门）、1986年（宁波）、1988年（北戴河）、1992年（扬州）举行了四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分别就（1）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范围、对象、分期、任务、作用，（2）中国历史上的开放与闭关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3）明清时期开放、闭关政策及其影响，（4）我国长江流域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研讨，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果，对发展我国中外关系史学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二、与此同时，我会又努力开展中国与各国、各地区、各侧面专史的研究。为发展上述研究，在我学会设立了各专业研究委员会。例如：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外销瓷器专业委员会、海外贸易史专业委员会、中外文化交流史专业委员会、中外艺术交流史专业委委员、中日关系史专业委员会、中西关系史专业委员会等。正分别开展工作中。三、由我会编辑出版了三种学术刊物：（1）《中外关系史论丛》，主要发表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的学术论文，是中国唯一以中外关系史为内容的学术园地，也是本会的机关刊物。至今已出版三辑，第四辑即将出版。（2）《中外关系史译丛》，主要介绍国外学者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至今已出版六辑（现已和《论丛》合并）。

★（3）《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作为学会内部互通信息的刊物，自编自印，内部发行。至今已出版十一期。四、在我学会领导下，成立了“文博信息咨询公司”，作为经营实体，承担国内外文化学交流、友好往来等具体事务和一些经营活动。通过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和各方面的支持，我会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二百多名会员、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影响的学术团体。目前正加强与国外及港、台、澳地区有关学者及学术机构的联系，为推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服务，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交流事业，努力奋斗！（冬英方供稿）二、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杭州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分布在历史系、外语系和哲学系。有关的研究中心简况如下：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以历史系一些教师为主体，主任黄时鉴教授，开设中西关系史课程，招收中西关系史方向硕士研究生。近几年来黄时鉴、徐明德、卢向前、沈坚等发表《波斯语在元代中国》（英文）、《阿刺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辽与“大食”》、《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卫匡国墓地考》、《16世纪浙江双屿国际贸易港》、《近代中国思想家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等论文20余篇。此外，丁建弘教授在中德关系史方面发表了《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等重要论文。由黄时鉴主编的《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130万字）在排印中。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以哲学系一些教师为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该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利玛窦以来的中意文化交流，而且比较侧重于宗教文化的视角，已发表夏瑰琦的《西方宗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摩 中的反映》、王志成的《论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神人关系》、李磊的《论〈镜说铨痴〉》等论文。该中心与意大利意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合作编辑的《宗教与文化》（论文集）创刊号即将问世。历史系与哲学系的教师对于金尼阁、艾儒略、卫匡国、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的研究，已取得一批成果。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以外语系一些教师为主，主任王勇教授、副主任王宝平副教授。该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中日文化交流史，有关成果集中反映在该中心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与中日文化论丛（与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合编）之中。丛书已出版《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和《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三种。他们以日本梅泽伊势三博士的5875册赠书为基础，已建立资料中心——梅泽文库。最近（1993年4月）韩国研究所也已成立，由杭大校长沈善洪教授兼任所长，黄时鉴、金健人任副所长。中韩文化的比较与交流是该所注重的研究领域之一，拟在《韩国研究》（论

文集）与《韩国研究丛书》中反映有关的研究成果。杭大以上的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工作，现由该校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进行沟通与协调。杭大已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比较列为今后大力发展的八个新重点学科之一，中外关系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今后三五年内，已立项的研究课题有：黄时鉴：中西文化交流史纲；黄时鉴：汉文文献中的伊朗语词；严建强、沈坚：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对西方艺术的影响——中国艺术风格与罗可可；夏瑰琦：明末清初著名文人与传教士的学术交流；夏瑰琦：《破邪集》（校点、注释、提要、导言）；杨渭生：宋代中韩关系史；楼毅生：明清中韩关系史；王 勇：日本汉籍西渐中国史稿；王宝平：中国馆藏日本版古籍书目；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浙江与中日文化交流（与日本关西大学合作）。（雅子供稿）三、复旦大学历史系由于历史的因素，复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的教学与科研具有悠久的传统和较好的基础，主要是图书资料丰富，以及拥有一批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至今仍健在的尚有周谷城、谭其骧、章巽、田汝康、靳文翰、程博洪、张荫桐、汪熙、吴杰、陈绛等教授。五卷本《中西交通史》作者方豪教授（台湾）、学贯中西的已故马长寿（1901－1971）教授早年都曾在历史系执过教鞭。此外，我系还聘请了我国研究东南亚与华侨问题的前辈姚楠先生、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专长中亚古文字和宗教问题研究的研究员龚方震先生为兼职教授。在老专家老学者带领导和指导下，早在50年代初，我系就着手开展中西交通史、中亚史、“丝绸之路”、民族关系史、中美和中日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改革开放后，这批老教授满腔热情，发挥余热，不辞劳苦地培养了30－40名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地区史、国别史，以及中美、中日关系史等领域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现正在国外继续深造，留在国内的一批中青年教师已迅速成长起来，他们肩负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等方面的重担，已成为一支骨干力量。其中有一些人曾作为访问学者到国外进修、访问和进行学术交流。特别是最近几年曾到美国、英国、印度、日本、南朝鲜等国以及香港参加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或交流。通过上述活动，开拓了眼界，扩大了信息，促进了交流，增进了友谊。目前，我系已有三个世界史学科方面的博士点，即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史、地区国别史，现有博士研究生导师五名：周谷城、章巽、田汝康、汪熙和金重远教授等，另有一

批中年教师协助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工作。中外关系史研究，涉及领域广泛，限于师资力量和图书条件，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渐加深和扩大。当前我系承担中外关系史教学任务的教师主要分属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上古中古史、亚洲史等教研室和拉丁美洲研究室。从80年代初以来，我们先后为本科生、外系生、研究生和助教进修班等开设了下列主要课程：《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本科生课。陈匡时、王立诚主讲）。《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史》（本科生课，石源华主讲）、《民国时期外交史》（本科生课，关景平主讲）、《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研究》（研究生、助教进修班课，陈绛主讲）、《晚清西学》（研究生课，陈绛主讲）、《中西交通史》（研究生课，章巽主讲）、《中亚史》（本科生、研究生课，汪瑞祥主讲）、《华侨史》（研究生课，姚楠主讲）、《中国与东南亚专题研究》研究生课，张荫桐主讲）、《中亚诸国古文字研究》（研究生课，龚方震主讲）、《中印关系史专题研究》（研究生课，袁传伟主讲）、《中日文化交流史》（本科生课，赵建民主讲）、《近代中日关系史》（本科生课，曹振威主讲）等。这些课程的开设，扩大了学生们的知识面，与现实结合较密切，受到同学欢迎，教学效果较好。此外，我系还着手准备开设的开程尚有：《中朝关史研究》（系列讲座）、《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专题）等。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对亚太地区的研究日趋重要，我国还准备扩大研究领域，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跨学科和综合性的研究，使中外关系史这一学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有用有才，以适应当前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与日俱增。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日显迫切，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好的形势下，我系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教师，经过长期辛勤劳动和刻苦钻研，除了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外，近十年来，还出版发下列一些主要著（译）述。1、专著。主要有：章巽著：《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四川巴蜀出版社，1989年版）；章巽主编：《中国航海科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姚楠等著：《七海扬帆》（香港出版，1991年版）；吴景平著：《中德关系》（已发排）等。田汝康教授近几年在国外已出版数本英文著述。2、论文集。章巽著：《章巽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0年版）；田汝康著：《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姚楠编，王赓武教授（香港大学校长）著：《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3、中美关系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由汪熙教授主编，共十辑，已出版的有：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汪熙、（美）霍尔顿合编：《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汪熙、（日）田尻利合编：《中美关系史节目1880年－1990年》（中日英文书目，待出）等。4、资料选编、辞书、中外交流。由陈匡时（上卷）、李华兴（下卷上下册）主编的《近代

中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下两卷共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版，1977年版）是一部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史料珍贵，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的资料集。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尚缺少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辞书和工具书，最近几年，夏林振同志通过潜心研究和笔耕，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由他主编的中外关系系列辞典（共十卷，大连出版社出版）已陆续问世。目前已出版的有《中苏关系辞典》（1990年版，61万字）、《中日关系辞典》（1991年版，98万字）、《中美关系辞典》（1992年版，101万字）。等出的尚有：《中英关系辞典》、《中法关系辞典》、《中德关系辞典》、《中国非洲关系辞典》、《中国拉美关系辞典》、《中国东欧关系辞典》、《中国东南亚关系辞典》等。此外，靳文翰等主编的《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庄锡昌、黄瑞章等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也收录了中外关系方面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条目。由章巽、姚楠主编的《中西交通史地名辞典》和姚楠主编的《东南亚历史辞典》，以及吴杰主编的《日本历史词典》等也将陆续问世。再有，由石源华主编、胡礼忠、马小鹤、金光耀副主编的《中外关系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部雅俗共赏，集古今中外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科技、医学等领域诸多交往的著述，内容丰富，可读性强。（袁传伟供稿）四、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自成立以来，重视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史的的研究，培养了人才，取得了不少科技成果。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重视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史的研究，有如下一些特点：一、从抓基本资料建设入手，为开展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十多年来，我们结合承担的科研任务，编注了《中国古籍有关菲律宾的资料汇编》、《中国古籍有关缅甸的资料汇编》、《中国古籍有关新、马的资料汇编》、《中国古籍有关泰国的资料汇编》等四本书。通过这一实践，使我们的科研人员较全面地接触了中国的有关史料，促进了我们开展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史的研究。二、通过教学活动促进科研。我们研究所担负着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任务。研究人员特别为研究生开设了有关东南来亚的中国古籍评介、中缅关系史、中泰关史、中国和东南亚关系史等课程，有6位研究生撰写了有关中外关系史的学位论文。通过教学活动，研人员对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1978年以来，我所研究人员发表的中外关系史论文近50篇。三、发表的50篇论文，重点在中缅关系和中泰关系。研究问题的发展趋势，已从研究古代中外交通、航路，周边国家遣使来华的朝贡活动，慢慢发展到研究朝贡活动停止的原因，研究清朝政府在东南亚地区设领的过程，逐步加深对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四、科研人员在研究中国同东南亚关系史的过程中，已从主要撰写单篇论文的阶段向撰写专著的方向发展。由我所研究人员撰写的《中缅关系史》已完稿，目前，正在撰写《中泰关系史》，并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撰写《近代中国与东南亚》一书。如果科研经费紧张的状况有所改善，有较为稳定的出版基金资助专著的出版，我们研究所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余定邦供稿）五、郑州大学历史系郑州大学历史系十分重视中外关系研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中越关系史、中非关系史、海交史、西域史地和开封犹太人等方面。该系成立有印度支那史研究室，重点研究越南史和中越关系史，并于1983年首批获得硕士授与权。多年来，一直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开设中越关史、中非关史等有关课程。该系对中越关系史的研究最具特色，研究力量较强，成果较多，方向明确。戴可来教授长期从事越南史地和中越关系史研究，出版过《越南历代疆域》（商务印书馆1973版）、《黄沙长沙特考》（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等译著多部，并主编《东南亚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点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与杨保筠合作）。这些著译成果，提供了中越关系和越南研究必备的参考书，具有较高的价值。多年来，戴可来教授在中越关系史研究方面发表有论译文数十篇。如《论中越关史中的若干部问题》（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新《华侨问题资料》，1978年第3期）、《宋代越南对中国的朝贡》（《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1期）、《中越跨界的少数民族》（载《印支研究》，1983年第3期）、《为地区霸权主义服务的伪史学一评越南史学界中的一些谬论》（与许永璋教授合著，载《红旗》杂志1982年第7期）、《宋代早期的中越关系》（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辑，获河南省1990年度优秀论著三等奖）、《嘉定通志莫氏家谱中所见17——19世纪初叶南圻华侨史迹》（载《南亚东南亚评论》1988年第1－2辑）等论文对中越关系作了较为系统地研究。戴可来教授在中越边界和西南沙岛归属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绩，先后发表《评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二个白皮书》（载《光明日报》1980年6月9日，获河南省1983年度优秀论著二等奖）、《驳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历史地理论据”》（载《中国边疆史地论集》，1991年）等一系列论著，一直承担有外交部下达的有关任务，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曾三次获外交部表扬。外交部（80）部国字0196号文指出，戴可来同志“为我国外交斗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体现了正确的研究方向。1992年，戴可来教授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从6月至12月赴越南实地考察，进一

步加深了对于中越关系和越南历史的认识。回国后，已在《国际内参》等刊物上发表考察和研究报告多篇，对当前的中越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受到了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与好评。印度支那研究室许永璋教授，于向东副教授也在中越关系史研究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许永璋发表有《华侨与越南南方人民的历史关系》（《华侨问题资料》，1979年第3期）《略论吴权与南汉白藤江之战》、《五代宋初越南历史三题》（载《东南亚纵横》，1990年第4期、1992年4期）等论文多篇。于向东发表有《六七十年代中越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译文，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3年3－4期）、《抚边杂录的成书、体例及抄本流传》（《东南亚学刊》，1989年试刊号）、《劳森及其＜中越冲突＞》（《东南亚纵横》，1990年第3期）、《千古文化各风采中外交融相辉映——读国周一良教授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博览群书》，1991年第11期）、《黎贵享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东南亚研究》1992年第1期）、《战后越南华人四十年历史之变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与刘笑盈合写）等论译文30余篇。有些论文探讨越南历史与文化，非常重视从中越关系、从中越交流的背景角度观察分析问题。于向东与戴可来先生合作，向中外关史学会1992年杨州年会提交发《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一文，即将刊出。于向东还参加了戴可来先生主持的西南群岛归属问题研究项目，二人合写《抚边杂录与所谓黄沙长沙问题》，作为阶段性成果，被外交部推荐发表于《国际问题研究》1989年第3期，该文获得河南省教委优秀论著一等奖。中非关系史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许永璋教授先后发表有《中国古籍中关于非洲的纪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古代到过中国的非洲人》（《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等论文10余篇，其中不少文章为国内一些刊物所介绍，产生了较大反响。如《摩邻国在那里？》（《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一文，考证摩邻国应为摩洛哥或马格里布，被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地理》1982年第8期转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1期摘登主要论点，《1983年中国历史学年鉴》也作了介绍。还有《老勃萨国考》（《文史哲》1992年第2期）认为老勃萨是阿尔及利亚西部的特莱姆森。《三兰国考》（《西亚非洲》1992年第1期）将三兰考为古代东非沿地区的桑给巴尔。1987年第5期《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朱凡《中非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介绍了许永璋先生一些有关论文并称许先生为“年富力强，成绩最为突” 一出的研究人员 之 。在海交史和西域史地研究方面，刘铭恕教援已年愈古稀，仍笔耕不辍，不断有成果同志。通过对泉州一些中外交通史料的研究，他在50年曾了表《泉州宗教石刻三跋》（《文物通讯》1957年第6期等论文。近年又有《元代的几项中外科技交流》（《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5期）、《蒲寿庚家谱始祖蒲宗孟的性行》（《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另有《泉州宋代沉船陶瓶用途之推测》一文待刊。刘先生对敦煌吐鲁番文物和西域史地也颇的研究，涉及人物、宗派、文化等方面。 发表有《丝路掇琐》（《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火袄教杂考》（《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此外，刘先生还著有《敦煌的泼寒胡戏试探》、《车师王国的遗民》和《突厥在高

昌的建寺》等将由敦煌研究院、敦煌吐鲁番学会印行。开封犹太人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戴可来教授和刘铭恕教授在此方面也先后发表过一些文章，如戴可来于1984年在《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总第5期）发表《河南挑筋教源流考一一研究开封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一篇新资料》，刘铭恕在《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发表《有感于开封犹太人四碑之变迁》等，对于开封犹太人和犹太教有关史料作了评介，也阐述了他们的认识和看法。中外关第史作为该系重要科研方向，将继续得到关怀和支持，并加强对年青研究人员的培养，使这个学科后继有人。我们相信，在这个学科领域内他们将会有新的成果不断问世，为繁荣我国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项东供稿）六、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立于1958年（原称：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历史研究所），该所宗旨是研究蒙古等诸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史和区域断代历史。建所以来，虽然没有设置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机构，但是，三十多年来，该所的一些学者、专家都非常重视结合自己研究断代的课题，对相关周边国家、地区如俄罗斯、日本、蒙古、朝鲜和印度等中亚诸国关系史的研制。经过广大科研人员多年来的辛勤耕耘探讨，近年来已陆续出版、发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有关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关系史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并与俄国、日本、蒙古、朝鲜、韩国和中亚一些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多次互派学者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和共同进行专题研究工作。从七十年代初，该所原副所长兼近代史研究室 主任、研究员卢明辉，对二十世纪初，日本已发展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后，在具有侵略扩张野心的军国主义者把持辅政下，积极推行对中国东北三省和蒙古地区进行殖民侵略阴谋活动的“大陆政策”和“满蒙政策”进行专题研究。卢明辉研究员前后出版、发表的有关中日关系专著、论文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巴布扎布史料选编》（中国蒙古史学会，1980年刊印）、《巴布札布告传》（《民国人物传》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辛亥革命与蒙古地区“民族运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论文选集》中册，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韩凤林暗杀与关东军的接近》（日本东京出版《历史与人物》第二辑，1983年）、《板桓工作与蒙古军政府》（日本东京，《历史与人物》第五辑，1985年出版）等。在这些论著中，分别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从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日俄战争期，招募网罗蒙古绿林“马贼”巨魁巴布扎布等，勾结肃采王善耆组织“蒙古宗社党”，策动其进行投日“复清”武装暴动；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军界浪人又以资助和供应军械武器等阴谋煸惑蒙古封建上层，发动“满蒙独立”运动；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又加紧推行殖民侵略的“满蒙政策”阴谋活动，积极拉笼勾结内蒙古封建王公德王等，通过扶植他建立“蒙

疆联合自治政府”等伪组织，实现其继伪“满洲国”之后，分割中国版图为第二个殖民统治的傀儡政权。通过上述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活动的具体翔实的历史研究论著，使中外读者不仅对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侵略罪行的进一步的深刻认识，有益于增强中华各民族的爱国主义凝聚力；而且得到日本许多读者和学术界认同，并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应。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曾在内蒙古包头等地服役士官土木田利平等人，看到这些论著后，多次寄信来对其过去在中国的罪恶行径，深表痛悔。并主动将他们在日本国内搜集到的有关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蒙古地区阴谋活动的历史资料和出版物等，经常无偿的寄赠给卢明辉先生，向他提供大量日本方面资料将中日关系史上这段日本侵华历史，真实载入史册。同时还为促进日中友好关系发展，他们多次组织曾在日本侵华期间在内蒙古地区服役过军政人员，来华访问以通过回顾历史，来进一步增进日中两国人民间友好关系。与此同期，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爱知大学、京都大学、广岛大学、九州大学、龙谷大学等和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等学者、专家，前来访问卢明辉先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除进行学术交流外，近年有的日本学者对日本侵华殖民活动的历史与卢明辉先生进行共同研究磋商探讨。在中俄关系史研究方面，亦取得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自七十年代后期，该所副研究员张若达（已故）、研究人员陈国干（已故）和助理研究员涛海共同参加内蒙古大学教授特布信主编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一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对十七世纪以后，沙俄在我国蒙古地区进行侵略殖民活动，做了较为系统阐述。研究员卢明辉多年来致力于中俄边境贸易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前后发表《对扩大发展内蒙古与苏蒙边境贸易几个问题及其对策的探讨》（与张星合撰，载《民族研究》1989年第二期）、《17世纪至18世纪中俄边境贸易建立与发展》（载《北方文物》，1990年第四期）、《恰克图买卖城中俄边境贸易的兴衰变化》（载《经济·社会》1990年，第四期）、《清代前期中俄边境贸易关系及对北方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外关系史学会主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出版）。专著《中俄边境贸易的起源与沿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他的这些论著发表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效益，同时也具的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力作。内蒙古财经学院贸易系等教学单位曾邀请他举办学术报告和学术讲座。，使科研与教学相与互融合，相得益彰。副所长、副研究员邢亦尘发表《早期中俄贸易及其影响》（载《经济·社会》1989年，第五期）论文，对当前发展中俄贸易关系研究，亦具有一定借鉴作用。中外文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历史编辑葛根高娃发表：《简论佛教的中国化》（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对古代西域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原有宗教碰撞冲突，并为中国文化接受融合的发展关系进行论述。现任副院长、副研究员赵相璧，先后发表：《简述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克图》（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和《简述第二世哲尊丹巴呼图克图》（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2期）两篇论述喇嘛教传入蒙古后，形成政教合一的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为今蒙古国与我国蒙古族中拥有巨大神权统治地位的宗教领袖。助理研究员苏鲁格发表：《“印·蒙·藏同源说”之我见》（载《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7年第6期），对在中外部分学者中持有印度与蒙、藏民族同源的观点，提出不同认识和见解。综上所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部分学者、专家，长期精心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的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对推动与周边邻国及国际间的学术切磋交流，沟通信息联系，进一步促进中外关系史研究员发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同时，该所的学者、专家还对国外研究蒙古史和北方游牧民族史的著作等文献资料，做了大量评介翻译，这些对国外研究我国北方民族史的信息和动态的介绍反馈工作，对今后加强中外关系史研究和发展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关，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路闻供稿）七、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是1959年7月15日，在当时文化部郑振铎副部长和国家语言物局王冶秋局长的倡导和关怀建立的。它填补了我交通历史博物馆的空白，是目前我国唯一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是属于社会历史类与科技类相结合的博物馆。、目前全馆工作人员45人，其中副研究馆员4人，馆员3人，设学术研究部、文物考古部文物保护部、文物陈列部、办公室、保卫科。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建馆以来组织调查组，或联合有关部门进行十多次规模较大的专题性调查和全区性地面文物普查进行多次考古发掘，内容涉及晋江下游海外交通史迹、造船史、港口航运史、沿海地区海交民俗、祈风祭海遗迹、海神妈祖、海外移民、海关史迹、泉州与琉球关系、古代外销陶瓷、外销丝绸、古代冶铸业、宗教石刻、回族聚居区历史与习俗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征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如宗教石刻、外销陶瓷器、古船、航海针路簿、各种碇具、海交碑刻、华侨文物、谱谍资料等。编辑整理的调查资料：《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1－9辑），《泉州海外交通史迹调查资料》（南安丰州、泉州东海、惠安白奇、泉州外销丝绸史、蒲寿庚家族、泉州华侨史、海神妈祖等专辑）。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出版的专著：吴文良编著：《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编、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编写组：《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历史研究会编：《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庄为讥、王连茂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人员在泉州港史、泉州宗教史、泉州湾宋代古船、外销瓷、

海外移民史、海神妈祖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参与发起组织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海外交通研究会，同时出版《海交史研究》和《海交史研究副刊》，这种”一馆一会一刊“的模式，，以博物馆为中心，围绕中心的是学会。学会为博物馆组织一支由多学科学者组成的馆外研究队伍，他们互相依存，相互促进，在国内外已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现有泉州海交史馆已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近十年来，它接等过几百万人次的国内外参观者。有近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观访问过这个博物馆，并同它保持联系。海交馆的研究人员应邀到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香港作学术讲座或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将围绕充分表现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造船、航海交通事业方面的伟大创造和开拓精神和表现中外人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往来，进行工作和研究。（李玉昆供稿）八、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文学早已是一门声誉卓著的“显学”。三年一届的国际比较文学年会吸引着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学者，为着共同的学术目标而聚会、交流、切磋。在中国，本世纪三十年代兴盛起来的这一学科，因历史原因而一度中断，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又开始了它的复兴。整整十年，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继往开来，荜路蓝缕，由幼稚而趋于成熟，由弱小而趋于强大，队伍日渐整齐，理论轮廊初具，成果蔚为大观，并日益影响于当代中国的文学事业，成为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重要生力军。在这支队伍中，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以其突出的影响为国内外学术蜀所瞩目。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1981年北大校长办公会议批准成立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在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斗以后，1985年经原教育部正式批准，建立有独立编制和经费的比较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三个方向的研究。（1）中外文学关系。双向研究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和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是研究各国文学发展源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对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并促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目前正在进行的课师有：A，中国文学在国外。出版“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B，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C，中法、中日文学关系研究。（2）比较诗学研究。研究不同文化体系中各民族文学理论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在相互参照中寻求理论的共同规律和不同特点，在相互“陌生化”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不同文学思想传统的发展源流。主要项目有，A，中西诗学范畴研究；B，世界五大文化地区诗学术语概念比较研究。编辑出版“世界诗学大辞典”；C，中西小说理论研究。（3）跨学科研究、研究文学与其它人类思维形式的关系。趋近、适应和追踪二十一世纪各学科综合发展的大趋势，在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内，从一个方面推进中国的文学研究现代化。

目前研究重点有A，文学与电影电视；B，文学与宗教；C，文学与自然科学新进展。十年来，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在上级领导关怀和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协助下，在季羡林、杨周翰、王瑶、李赋宁等前辈学者鼎力支持下，在富有开拓和创新精神的所长乐黛云教授领导下，组织起学科和语种门类较齐全的专职和兼职队伍，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项目研究，取得了突破的成果。其中主要有：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西比较诗学”及其子项目“世界诗学大辞典”。国家教委“七·五”重点项目“五·四”时期中外文学关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八、十九世纪中法文学关系。国家教委重点科研项目“日藏汉籍善本综合目录”，以及“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文学”、“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等系列研究。进入“八·五”期间，又设计了大型项目“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化的意义”，拟从整体上探讨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意义”，从整体上探讨中华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化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地位，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又有深刻意义的工作。近十年来，该所主持了“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等四套丛书的编写工作，出版了《比较文学原理》、《世界诗学大辞典》等专著、编著、译著近五十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获奖成果十余项。开设二十余门比较文学研究生课程。招生研究生二十一名，已有十人获硕士学位。接受国外访问学者多人，高级进修教师四人，国内外访问学者多人，高级进修教师四人，国内进修教师十人。研究生在学期间出版专著译著5本、论文数十篇。1991年5月该所十年学，术纪念讨论会和成果展览会所展示的学术成绩，得到了校内外领导和学术界的一致首肯。所长乐黛云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者。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访问学习和教学。1990年获加拿大克玛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等十余种学术职务。近年出版《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等中英文专著四种，主编三套比较文学丛书和《世界诗学大辞典》、《新历史主义》等书二十余种，为研究生开设多门主课。其科研成果曾获文学评论奖，北京大学优秀论文奖。有的重要论文被译成英文和德文在国外出版，其英文专著《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被选为美国一些大学的教材。该所严绍汤教授是国内知名的中日文学系和日本汉学研究专家，先后出版过《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日本中国学论文集》、《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等多部著作和系列论文，多次东渡日本讲学，其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课程在日本深受欢迎。作为《全宋诗》编委和不少项目主持者，常以其对中国古典的熟识而学界称赞。法国学成归国的副教授孟华博士，以其对科研和教学的严谨态度和工作热情，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她参予组织了中法文化比较研究会和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与人合译伏尔泰名剧《中国孤儿》，并促成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上演该剧和围绕该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内外产生影响。在国外出版了法文版《伏尔泰与中国》，目前正从事数项科研项目和专著写作。美国学成归来的副教授张京媛博士用中英两种语言开课，擅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国外出版《在中国语境中的弗洛伊德》英文著作。主持翻译出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文集等。讲师任晓明出版三部译作，现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讲师陈跃红专攻比较诗学，其论文在第十三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引起注意。该所

尚有一批多语种多学科的兼职教师队伍。他们参与比较所的科研与教学，近年来出了一批突出的比较文学成果。譬如季羡林教授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杨周翰教授的英文版《比较文学研究论文集》等。作为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处常设该所。中法文化比较研究会秘书处和中法文化研究室也设在该所。设在这里的《中国比较文学通讯》编辑部，五年间就出版十九期一百余万字，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所还参予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会议和研讨班，如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中国比较文学历届年会暨国际讨论会，中法文学关系国际讨论会、电影与文学高级研究班等。该所与国内各省比较文学组织以及中苏、中日、中外电影研究等学术组织保持联系，先后聘请杰姆逊、史景迁等二十余名国外和港台知名学者来所讲学，并出版他们的一些讲演录，在文学研究界产生很大反响。同时还与国际比较学学会和许多国家地区的比较文学组织建立了学术往来关系展望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目标是：更扎实、更深、更全面地开展综合研究，充分发挥北大多学科、多语种、人才齐全的优势、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密切注视世界文化和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调动跨学科的力量，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和对话中，深入探讨人类文化和文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逐步把该所建成国际上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为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事业做出一份贡献。（陈跃红供稿）九、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于社科院建院之前。早在1956年，国务院指示在新疆筹备建立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下设历史、地理、生物、土壤等研究室。1957年，经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分院筹委会即调集人员，于当年秋季正式建立了历史室，室主任由筹委会副主任谷苞同志兼任。1960年，历史研究室改名并升格为民族研究所，仍以研究民族历史为主，所长由副院长谷苞兼任。1965年根据此前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部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单独建置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并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历史、考古、民族和宗教四个研究室的多科性社会科学研究所。1981年，自治区党委批准建立新疆社会科学院，谷苞任院长。民族所改隶社会科学院，考古与宗教分别单独建立研究所（后考改隶文化厅领导，更名为文物考古研究所）。1984年，民族理论研究室升格为民族研究所，各个历史研究室 和资料室另行组建为历史研究所。新疆历史研究所自初建至今已经经历了36个年头。历任所长继谷苞之后为陈华、艾则孜、玉素甫、陈慧生、刘志霪，历任副所长为李泰玉、何马、郭平梁等多人。现任所长是纪大椿、副所长是蔡锦松、杨乃初；由杨乃初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历史研究所下设古代史研究室、近现代史研究室、民族史研究室、图书资料室、办公室。全所现有各类人员31人。按业务分类：科研人员21人，其中：研究员3人、副研究员6人（含硕

士学位1人）、助理研究员6人（含硕士学位3人）、研究员实习员4人、新到本科大学生2人（尚未定级）；图书资料人员7人，其中：馆员4人、助理馆员3人；行政人员和工人3人。按民族分类：汉族21人，维族各1人；汉族干部占67％，少数民族干部占33％。全所藏括汉文、少数民族和外文在内的图书期刊14万册。在历史所的图书资料建设中，徐柏夫等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此外还有为科研服务的电子计算和复印机等。三十多年来，历史研究所的步履是艰难和曲折的。在初创阶段，其主要任务是配合全国人大民委领导的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所内同志参加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塔吉克等几个调查组的调查。这次调查为科研人员的成长和进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在上述几个民族的简史中都有本所同仁付出的辛劳。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使全所人员从10多人迅速发展成60多人，而不问他们的文化和有无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随后就贯彻“八字方针”又将人员精简到20人。人员不稳定，变动频繁，使得科研人员无法安定地从事科研工程。这一阶段的科研项目，除了徐伯夫、李炳东编印的《新疆历史资料》7册和谷苞组织大家撰写并在《新疆日报》上陆续刊载的《新疆史地漫话》（集结出版时改名为《新疆历史丛话》）普及短文之外，大都半途而废不了了之。1964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给研究所正式下达了编写《新疆简史》的任务，由郭平梁、王治来、李炳东、何马、纪大椿等负责撰写。初稿尚未全部写完，即遇“文革”爆发，一切科研工作即刻陷入停顿，直到1972年才稍有恢复，这时为了配合形势而开展了沙俄侵华史的研究工作。所内立即组织蔡颖、蔡锦松、金其裕、纪大椿等摘抄《沙俄侵略我国西北地区史料选编》，又派郭平梁、纪大椿等前赴西北大学摘抄《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还指派何马参加陕西、甘肃、新疆5所高校和研究所共同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为此还安排凌颂纯、王嘉琳、佟玉泉等翻译和摘译文史料，如《乔罕·瓦里汉诺夫著作选集》、《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各帐及草原的叙述》等。与此同时，重新编写《新疆简史》的任务也被提出，由于“文革”的干扰，科研人员的思想混乱，意见分歧很大，迟迟未能动笔。1976年“文革”结束，并经过“拨乱么正”之后，科研工作才逐步转入正常。这一时期是研究秘科成果陆续问世的黄金时期。一则经过“文革”动乱之后人们都憋着一股劲，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二则长期无所事事，一朝可以埋首于书桌，心情舒畅，干劲十足；三则经费比较充裕，添置图书资料、编印前些年摘抄的史料和续编《新疆历史资料》等都没有什么困难。同时，科研成果的出版也相当顺利。在一段时间里出版的集体著作有：分别由郭平梁、纪大椿、蔡锦松担任统稿的《新疆简史》第一、二、三册；由徐伯夫、蔡颖、马国荣、齐清顺、马英明等选编的《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等。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编的有《蒙西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准葛尔史论文集》；与新疆大学待单位合作调查整理汇编的《新疆革命史参考资料（访问材料汇编）》等。译著有：集体翻译的《中亚蒙兀尔史》，凌颂纯译的《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凌颂纯和徐伯夫参加合作翻译的《西回鹘国史研究》，凌颂纯、王嘉琳合译的《马仲英的逃亡》等。一些同志参加了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的编辑和编撰，如《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中

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分册》等。郭平梁为主编写的《柯尔克孜族简史》和肖夫为主编写的《锡伯族简史》也先后出版。包尔汉的回忆录《新疆五十年》和《包尔汉选集》也由院领导指派纪大椿去北京协助修改整理和编选完成。出版的通俗读物有谷苞主编的《新疆历史人物》第一至四集和钱伯泉和王炳华合写的《通俗新疆史》等。出版的工具书的刘戈和黄咸阳合编的《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除此之外，个人著作有王治来的《中亚史》第一卷，纪大椿的《中西回俄历表（1821－1950年）》，刘志霄的《维吾尔族历史》上册，贾合甫·米尔扎汗的《哈萨克族》，薛宗正的《突厥史》。已经交付出版、尚在排印中有的刘戈的《回鹘史研究入门》，苗普生的《清代伯克制研究入门》和《新疆历史常识问答》（合作），热合玛、哈力达合编的《维吾尔文史学论著索引》。由于科研经费日绌，出书日趋困难。由钱伯泉和徐伯夫同新疆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西域史论丛》，出了三辑便不得不中止；自行编辑出版的内部学术刊物《新疆历史研究》（由副主编徐伯夫主持务）在出了8期之后也不得不停刊。除了《新疆通志·大事记》尚待审定外，纪大椿主编的、集所内外许多同志力量共同编撰的《新疆历史词典》，虽然早经发排而无法开印。当然，个人学术论文的撰写和发表并不牵涉到什么经费问题，每年仍有许多论文刊布告在北边、兰州、西安、乌鲁木齐等地的学术刊物上。新疆地处亚洲中部，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处。新疆历史研究的成果自然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而且新疆史的研究，从中国史的角度而言，它属于中国的地方史和民族史；而从世界史的角度而言，它属于中亚史的研究范围。本所同仁科研成果的发表，受到国外学者的注意乃是必然的。不但如此，早在当年历史研究室 成立之后不久，前苏联学者就有人来信要求建立联系。由于人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学者个人之间的通讯联系也没能继续下去。到了“文革”后期，曾有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Needham）访问新疆，同包括本所同人在内的各族学者举行学术座谈。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学者来新疆或者直接来社会科学院进行地学术交流的日渐增多。他们中间有美国的罗茂睿（M，Rossabi）、加索燕（N，Gasoian）、鲍大可（A，D，Barnett）、蠼裱农（S，MacKinnon）、陆西华（T，RothLi）、琳达·本森（Linda Benson）；澳大利亚学者葛维达（Svetlana Dyer）；英国青年学者吴劳丽（L，T，Newby）；法国青年学者戴蔻琳（C，Debain－Fran－cfort）；前苏联学者苏来曼诺夫（R，B，Sulmenoff）等人。到新疆来访最多的是日本学者。老一辈的有井上清等，中年一辈的有梅村坦、森安孝夫、堀直、片冈一忠等，年轻一辈的有新免康等。日本学者专攻西域史，与的内同仁多有书信往来，而且互赠作品。近年来，台湾学者来访问者日渐增多，最著名的有胡秋原，其他如张晓春夫妇、唐屹、林恩显以及他们的研究生们。可以看出台湾同胞在研究祖国西北边疆史方面已是后有人了。遗憾的是这种学术交流都是单方面的，即只有对方来访，而没有我们的回访。“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只能充当“非礼”者。在录用科研人员方面，本所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以适应新的情况。那就是组织两 三位高研负责审读学生的毕业论文，并进行当面考核；然后再经所长和各研

究室主任共同审议，以决定录用与否。如决定录用则提交院领导研究负责并责成人事部门办理。这一办理得到院领导的支持。所以近年来录用的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素质都还比较好。汉族研究人员必须进硕士以上研究生，这是几年就规定的；从今年起，院里规定少数民族科研人员也必须进硕士或硕士以上研究生，以保证科研人员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单独招收研究生或与新疆大学联合招收研究生的问题曾经多次被提出讨论过。由于种种原因都被搁置下来而没有能够实现。所内有几位高研曾经受新疆大学之邀，给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开过几门专业课程；个别同志被新疆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所内的青年同志主要依靠高研开的辅导和自己的自学，自身努力与否是能不能迅速成长的重要条件。在“文革”以前曾经有几位民族同志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能够坚固学完的不多。此后限于经费的困难，只有个别干部被送出去接受过短期培训。目前只能允许自费脱产或半脱产的同志在市内或赴外地进修。历史研究所是新疆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在经费尚称宽裕的日子里，双方曾经联合创办过内部刊物《新疆史学》，用汉文和维吾尔文各印刷过两期；也联合举办过史学会的年会，探讨过维吾尔族的族原等问题；还同其它单位共同举办过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如纪念林则徐谪戍伊犁145周年学术讨论会、新疆经济开发史研讨会等。如今经费困难，历史学会外于“活而不动”的状态。前些年，在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影响下，新疆曾经出版了几本鼓吹分裂主义的坏书，遭到广大干部的揭露。对于学术界的这种歪曲和捏造历史事实，制造民族对立，煽动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严峻事实，各族人民非常愤概。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族学者纷纷起来予以严肃的批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这场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维护新疆社会安定的严峻斗争中，本所同仁既增长了才干，又推出了一批新的科研成果。如自治区科学技术研究计划软科学项目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及对策研究》，其中的一个子课题《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传播的历史考察》，由纪大椿、陈超、黄建华、阿德江承担，完成后获得好评。本所同志参加编写的《新疆历史小丛书》也已经完成多本，送交出版社。当前，全所同志在国家和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研究规划的指导下，认真组织力量安排新的科研项目。目前正在从事的重大项目有《新疆经济史》（与院刊编辑部合作）、《古代新疆社会生活史》、《新疆民族词典》、《民国新疆经济史》等。（芮梦得供稿）十、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成立于1984年，室主任为王治来教授。成员先后有孙秉莹教授（已调

郑州大学），莫任南教授、李长林教授、刘明翰教授、熊家利教授、丁笃本副教授等。研究室所每年给每位成员固定提供个人科研经费1300元、1000元、800元不等。科研课题，由成员向国家和省申请，另取得课题经费。本研究室：王治来专门研究中亚史、莫任南研究中西交通史和匈奴史，李长林研究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刘明翰目前也研究中国与外国关系史、日本史和世界文化。自1987年以来获奖的科研课题有，王治来在198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资助课题《中亚近代史》，1992年获八五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亚国际关系史》。王治来著的《中亚史纲》（50万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于1992年4月获得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被收入国家教委高教一司编的《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王治来著的《中亚近代史》（34万字，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于1992年10月获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社科专著优秀奖（相当于国家部委级二等奖），又于1991年3月被评为甘肃省优秀图书，获得中共甘肃省委和甘肃人民政府颂发的荣誉证书。王治来在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目前正承担《中亚国际关系史》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课题组成员丁笃本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日前在俄国罗斯喀山大学留学，同时负责收集该课题的有关资料。王治来还应商务印书馆之约，根据俄文和英文译文《巴布尔回忆录》译成汉文，全书汉译文约45万字，已完成，于1992年12月给商务交稿，正在审处中。本研究室成员莫任南和李长林二位教授，也有大量成果。他们各就自己的专业写了系列论文多篇。目前，他们已从这些论文中择要选出40篇，准备出一本《中外关系史论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莫任南写的各个朝代的中西交通考《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通始于何时》（《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中国药物西传考》）《海交史研究》1990－1），康居古国初探》（《世界历史》1985－11），《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考辨》（《南亚研究》1991－3）等等，共25篇。李长林写的《马赛曲在中国》（《法国研究》1989－3），《评〈中国古籍中有关柬埔寨资料汇编〉》（《印度支那研究》1989－2），《康有为埃及之行纪游诗》（阿拉伯世界》1991－2），《国人评述贞德始于何时》（《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3），清末中国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历史月刊》1989－7）《哥伦布发现美洲与清末中国维新图强思潮》（《史学月刊》1989－1）等共15篇。本研究点的体制是系所合一，与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不分。从1984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至今，已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七届18人，其中十名的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并有四名硕士毕业生留在本研究室或教研室工作，其中一人研究中埃关系，一人研究希腊亚力山大与中亚的关系。（耕甫供稿）

十一、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成立于1983年。当时正值交通部与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发动并组织港航系统与有关教育科研部门整理、研究与编写中国航海史与中国水运史丛书，大连海运学院为加强对学生的热爱祖国、热爱海洋、热爱专业的教育，开展对中外航海交通史与航海技术史的研究，决定组建航海史研究室。该室成立之初，仅有3人。后一度发展至9人。去年经学院综合改革，机构调整与人员变动，目前有专职研究人员5人，其中教授1人，讲师3人，馆员1人；原为该室人员、现调往他室的兼职研究人员2人，其中讲师与助教各1人。该室还在院外约聘特约研究员9人。该室第一任（1983－1987）主任为杨熺副教授，副主任为李万权副研究员。第二任（1987至今）主任为孙光圻教授，副主任为王杰讲师。该室成立以来，在教学上为航海史这门新学科的开创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先后为本科生、专科生与硕士生开设了“中国古代航海史”、“中国近现代航海史”、“中国造船技术史”、“航海技术史”、“世界航海史概论”等新课程，授课学生数达4000余人，并培养出航海史硕士1人。在研究成果方面，该室计公开出版专著5部，国家一级教科书1部，译著1部：《中国航海史（古代部分）》。杨熺为副主编，1988年12月，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28．4万字。《新编郑和航海图集》，李万权为两主编之一，杨熺、赵鹿军为四编辑之二，1988年11月，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17.4万字。《中国古代航海史》，孙光圻著，1989年9月，由海洋出版社出版，55．8万字。《中国航海史纲》，孙光圻主编，1991年3月，由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出版，37万字。《海洋交通与文明》（论集），孙光圻著，1993年内由海洋出版社出版，35万字。《中国航海科技史》，孙光圻为参编之一，1991年11月，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全书32万字，参编6万字。《船舶与航海百科全书》（译著），孙光圻为两译者之一，1989年12月，由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出版，40万字。同时，该室人员还在《历史研究》、《中国航海》、《海交史研究》、《中外关系史论丛》、《太平洋文集》、《船史研究》、《大连海运学院学报》、《中国水运史研究》、《郑和研究》、《百科知识》与英国《航海学报》、埃及《阿拉伯海运学报》、香港《海运季刊》等国内外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各类论文百余篇，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室人员还积极参与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活动，并在相关学科的国内外学术团体中担任社会兼职，主要有：杨熺副教授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委员、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理事、郑和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孙光圻教授任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港航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和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孙光圻还应聘为英国皇家航海学会会员。目前，中国太平历史学会港航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设在该室。1992年在厦门隆重举行并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海峡两岸海上通航研讨会”（首届），即是由该室首先倡议与策划的。该室建有资料室，现拥有各类现刊40余种、过刊80种、书籍2000册种，资料卡片近万张，并正在争取向计算机化管理过渡。（连海科供稿）十二、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前身是天津市历史研究所日本资料室，该所成立于1958年，1962年设室，开展日本史和日本侵华史研究。后因“文革”而停顿。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重新开始中日文化交流史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撰有《两千多年来的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载该所《日本情况参考资料》1975年第1－2期，后更名出版《中日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人民出版社，1976年），是中日复交后我国较早系统介绍和研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著作，对于普及有关知识，增进对日本的了解，发挥了良好作用。1979年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成立后，所属日本历史研究室继续把中日关系史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主要成果是：王金林撰《东亚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国际性》（载《东方文化与现代化》，时事出版社1992年）；《奈良时代对唐文化的输入、改造和创新》（《日本研究》，1988年第2期）：《从文化的视角看两千年中日交流》（载《中日学者笔谈录》（黄河出版社1991年）；《中国江南文化与古代中国的江南文化》（［日］《读卖新闻》1990年7月5日）；《哲学思想家圣德太子》（［日］《皇学馆大学论丛》1990年136期）；《唐代佛教与奈良佛教的比较——以国家佛教为中心》（《东亚与日本》吉川弘文馆1987年）；《渤海·日本邦交的外交意识》（载《中日关系研究的新思考》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金林的著书有：《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古代的日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日］六兴出版社，1986年）；《邪马台国与古代中国》（［日］学生出版社，1992年）；《奈良文化与唐文化》（［日］六兴出版社，1988年）等。史丽华撰《日本班田令与唐代均田的比较》，通过对比分析班田令和均田令的令条，从中找出共同与不同之处，并指出其原因。该论文于1984年被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评定为优秀论文，载于中国日本史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日传统节日比较》重点比较了春节、上巳节、端午节等三个节日。通过比较，不但看出中日两国岁时节日的交流，还可以发现这些节日的传统在两国都处于不断变异之中。

该论文提交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中日民俗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并被选入会议论文集，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在近代中日关系史方面，吕万和撰有《读明治维新史的一则感想》（《光明日报》1978年11月7日，收入《新华日报》文摘版1979年1月），就是从福泽谕吉1862年在伦敦与一位中国人的对话而引起思考的（其后得知，这位中国人名叫唐学埙，身世著作至今仍不详）。此后，吕陆续写出《试论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光明日报》1980年7月29日）、《西学在封建末期的中国和日本》（《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关于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收入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西学与明治维新》（收入“国际明治维新会议论文集》，分别由东京大学［日文］和联合国大学［英文］出版。中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收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治维新的两点启示》（《人民日报》1986年10月6日，收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十九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社会诸因素之比较》（《日本问题》1989年第1期，该刊该年度一等论文）、《明治维新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等论文（其中有三篇是合写）。他的专著《明治维新与中国》（［日］六兴出版社，1988年）一书综合国内外学者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系阐述了他本人的见解。 此外，吕万和还撰写了《近代甲午以前的中国对日研究与中日文化交流》（收入《中日关系史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的）、《漫谈近代中日两国的留学生政策》（《光明日报》1979年9月17日）、《李大钊与吉野作造》（《人民日报》1979年10月7日，收入《李大钊研究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辛亥革命时期的台湾人民》（《天津日报》1981年10月27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密电码是怎样破译的》（《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杨守敬在日访书》（《历史知识》1983年第2期）、《王韬及其〈扶桑游记〉》（同上，1983年第5期）、《片山潜与姚文栋》（《学林漫录》第9辑，1986年）、《甲午海域之役与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及《中日关系史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论文多篇。吕撰写的《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书，也十分注意中日关系，随处联系中国近代史进行比较。周启乾撰有《一衣带水友谊长——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光明日报》1978年8月29日，《史学》116期）、《中日互派留学生史话》（《人民日报》1978年10月30日）、《波涛汹涌联友谊——漫活中日古代航路》（《人民中国》，1978年第6期）、《关于古代中日漆艺术交流》（《海交史研究》，1981年总第3期）、《折扇——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史学集刊》，1987年第3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日］《中国问题》，1988年1月号）、《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潮》（［日］《中国问题》，1988年12月号）、《百年前中国人的日本观》（［日］《中国问题》，1989年12月号）、《明治时代日本对华不平等贸易》（《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浅论明治维新与同治中兴》（载《近百年中日关系论集》，［台湾］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印行，1992年）、《略论明治时期日本对中国市场的调查》（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等。

周启乾撰《明治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日］六兴出版社，1989年），探讨了近代日本通过向西方学习而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经验和教训，并就日本在近代初期同近邻中国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对双方的重要影响进行了考察。在探讨日本发展的同因与外因的同时，对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分析了它们不同的内部原因。在考察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时，既论述和分析了侵略的一面，又论述和分析了清政府以日本为模式或媒介而试图实现近代化的另一面，对有关代表人物以日本为师的实践活动也给予应有的评价。金桂昌撰有《日本创办天津“中日学院”始末》、《历史教学》1990年第3期；本文就日本帝国主义于1992年在天津创办有“中日学院”的前后情况做了简要的论述；《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荒尾精》（1989年第3期《人民研究》）。（何力供稿）十三、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形成了自己浓郁的特色，并为广布于世界各地的潮人所继承。为团结海内外热心潮汕文化研究人士，弘扬潮汕文化优良传统，推进汕头对外文化经济交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潮汕地区两个文明建设，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在省政协吴南生主席倡仪下，于1991年11月21日在汕头市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心”系民间学术性团体，由有志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人士自愿组成。“中心”的任务是组织搜集、整理潮汕历史文献；制订规划，开展对潮汕文化各类课题的学术研究；举办有关专题的研讨活动；联系海内外热心潮汕历史文化并有一定贡献的知名人士若干人为顾问。在理事会领导下，设学术委员会和汕头潮汕文化对外传播中心，具体落实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各项任务。“传播中心”是一个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经营一体化的新型经济实体，属全民所有制企业，具有法人资格。“传播中心”立足潮汕侨乡，面向海外，开展潮汕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传播研究成果，进行文化经营贸易，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经费，主要是接受海内外热心人士的赞助和传播厂家成果的收入。“研究中心”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已建起一座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的八层大楼，其中除作为“传播中心”的营业场地和“研究中心”的办公与会议需用外，还建立了“文库”、“资料库”、“名人档案库”。“研究中心”成立一年多来，与“传播中心”举办了“潮汕历史文化图片展览”，摄制了《历史的轨迹——潮汕历史文化图片展览纪实》录像片，作为乡土文化教材、资料，向海内外广为传播。今年春节，“研究中心”与“传播中心”又联合举办了几个展览会：1、与《人民日报》神洲书画院、京旅艺术中心合作在大楼举办《中国书画名家作品展》；2、与广东潮剧院合作举办《潮剧艺术展》；3、与民革汕头市委会合作，

举办《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书画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除此还开展《征集国内外潮人名书画家作品》，已陆续收到部分来件。“研究中心”的重点工程是组织研究和出版研究成果——《潮汕文库》，此项工作由学术委员会经理筹办。学术委员会根据“研究中心”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已拟订了五年内（1993——1997）出版一百本书（研究成果）的规划。目前已出版了四本：《翁万达集》（文献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潮汕文化论丛·初集》（论文集，东广高教出版社出版）、《金记及其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潮剧闻见录》（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已交付出版社排印，计划在今年内出版的研究成果，还有十几部书。“研究中心”十分重视与全国各地和海外开展横向联系，沟通信息，协调关系，争取国内外专家学者支持和参与潮汕文化的研究工作。“研究中心”邀请了国内外一些专家，承担研究项目，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研究中心”还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加强与专家学者及有关学术团体的联系，扩大潮汕文化的影响，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如1992年11月，与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合作，在汕头举办了“翁万达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外有十几位专家、全国有二十几位史学专家，著文赴会，对于提高研究水平，并把潮汕文化的研究推向全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94年“研究中心”将在南澳岛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此项活动由“研究中心”、汕大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合办，已发第一号通知，邀请与会学者撰文，年底集稿，明年七八月会前出版论文集。这次会议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县对于南澳岛的开发和发展潮汕地区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建设，将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提高“研究中心”的学术层次，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加强学术交流，广泛联系学人，扩大“研究中心”影响，1993年下半年开始，“研究中心”计划出版《潮学研究》学术刊物，此项工作已在积极筹办之中。为奖励对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和传播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包括海内外专家学者），支持《潮汕文库》和“研究中心”资料库、文化名人档案库的建设，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得到了海内外热心人士、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热情支持。基金会成立了管理和监督的专门机构，并制订了有关的章程、条例，以保证基金的正确、合理使用。潮汕文化源远流长，研究工作任重道远。现在刚刚起步，就已得到海内外各方面人士的重视和支持，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随着历史前进的足迹和潮汕经济建设的发展，潮汕文化的研究将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吴奎信供稿）十四、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经中国外交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三方几番磋商，并会同签署了成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的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受命主办成立中亚文化协会的大会。1979年10月成立大会在天津市天津饭店正式召开。当时的中国社科院领导人

梅益同志、历史研究所领导梁寒冰同志和其他主要发起人包尔汗、陈翰笙、翁独健、季羡林、孙毓棠、马雍等先生出席了大会。协会成立之初的主要领导人为：理事长陈翁笙，副理事长朱杰勤、孙毓棠、马雍（兼理事长）。协会成立的目的是：推动中亚文化研究的深入，宣传爱国主义，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由于中国中亚协会在学术研究方面同国际中亚协会有合作关系，因此，在协会成立之初，翁独健、马雍先生即代表中亚协会出席了巴黎召开的国际中亚协会的年会和《中亚文明史》的国际编委会，并被增选为该协会的常务理事。从那以来，我协会经常派人参加该项国际活动，相继有马雍、王治来、陈高华等人赴会。到92年4月，我协会副理事长陈高华同志参加了在印度召开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讨论其第9卷的编写提纲。在各国中亚学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亚文明史》的第一、二卷即将面世。中亚协会成立以来，在组织学术讨论会及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均做出了成绩。在国内学术交流方面，中亚协会于1983年7月在乌鲁木齐、1986年5月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1988年9月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举办了三次学术讨论会，克服了经费不足的困难，刊出·四期协会的内部通讯。从而促进了国内中亚学研究的进步。在国际交流方面，应协会邀请，有印地安纳大学教授、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主席塞诺尔先生来访，并在中国社科院为我协会在京成员做了关于马的使用与中亚文化的精采的学术演讲。又有国际中亚协会副主席、巴基斯坦的达尼教授两次来访。再有美国哈佛大学的中亚史专家、波斯语教授弗莱伊先生和夫人来访，受到社科院前副院长丁伟志先生和我协会的副理事长孙毓棠、马雍、陈高华的接待。十余年来，在研究协会的努力下，在中亚研究方面成绩显著。一批高水平的专著和译著得以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专著有，王治来的《中亚史》，魏良韬的《客喇汗王朝史稿》、《西辽史纲》、章巽的《法显传校注》、蒋其祥的《新疆黑汗朝钱币》、王治来的《中亚史纲》、杜经国的《左宗棠在新疆》、潘志平的《浩罕国史》、余太山的《哒史研究》和《塞种史研究》、季羡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等等。译著方面有，何高济的《世界征服者史》、宋肃瀛和刘美松等人的《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余大钓和周建奇的《史集》，陈俊谋的《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耿升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何高济的《鲁不鲁克东行记》，耿升的《五代回鹘史料》和《丝绸之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吐蕃僧诤记》，宋岘的《道里邦国志》、《税册及其写作》等等。从而丰富了中亚学的园地。在专著、译著的出版方面，中华书局的谢方先生、原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宋肃瀛先生在组稿、编审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研究会会员殷晴主编的《西域研究》、吕一燃和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副秘书长王继光参予主办的《西北民族研究》、马明达主编的《中国回族研究》、朱杰勤、陈高华主编的《海交史研究》。长期以来，为刊登、发表有关中亚学研究的论文、译文不懈地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穆舜英等同志在《新疆考古三十年》汇编我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前辈和专家们的优秀论著，集中地反映了我协会成员在文博领域里研究中亚文化的成就。在前辈学者的剪拔、培养下，中亚协会的年轻一代学者在健康成长。他们勤奋治学，外

语水平高。在研究的水平上均有新的进展、新的特色。使我国中亚学研究的领域大大地拓宽了。有些中、青年同志在研究与教学工作中起到独当一面，挑大梁的骨干作用。他们是一些学术刊物的的负责人，并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安排的海上、沙漠、草原三条“丝绸之路”的国际学术考察活动。一些会员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中也起到突出的作用。一些会员在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印地安纳诸大学继续深造。我国中亚学界已形成了一个继往开来的阶梯式的人才系列。协会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三辑《中亚学刊》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有些填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受到国内、国际学术界的好评。92年，我协会已经在国家民政部社团登记司重新登记，现改名为“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宋岘供稿）十五、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中国海外交通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我国古代有有关海外交通的大量文献的编著和流传，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但是作为有系统的专门学科来研究，大概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海外交通史在文献整理、史实考订、考古调查以及翻译外国学者学术著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建国以前，海外史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相当薄弱的领域。建国后至1966年“文革”以前，我国历史学界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少数课题上，海外交通史研究很少有人问津。但仍有一些学者潜心于海交史的研究，如向达先生对海上交通史料的整理、田汝康先生关于十六、七世纪中国航海史的研究、张维华先生关于明代海外贸易的研究、周世德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海船的研究以及吴文良先生《泉州宗教石刻》的问世等。为了推动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大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单位的一批学者，在参加泉州湾宋代海船科学讨论会期间，于1979年4月4日在泉州建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暨南大学著名教授朱杰勒任会长。中国海交史研究会是从事我国海外交通史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它的宗旨是以马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团结国内海交史学界的热心人士，开展中国海外交通史方面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发掘和整理有关海交史的文物资料与文献，组织有关海交史研究的学术活动，交流研究成果、推动海交史研究工作的进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促进海交史研究事业的繁荣。本会在海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海交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具有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全国性历史学科学术团体中工作开展得较好的研究会”。

本会目前拥有团体会员51个单位，个人会员492人，其中高级职称占三分之二，他们多数是目前国内研究交通史、航海史、造船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专家和中青年学术骨干。本届理事会会长陈高华、副会长韩振华、杨熺、金秋鹏、王连茂。十几年来，中国海交史研究会主办，或与兄弟单位和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一系列学术讨论会：（1）1979年3月26——4月4日在福建省泉州市召开的泉州湾宋代海船科学讨论会。（2）1979年10月16——20日在泉州市召开的泉州古外销瓷学术座谈会。（3）1980年10月27日——11月3日在泉州召开的华侨史学术讨论会。（4）1981年12月21日——25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的宁波港海外交通史学术讨论会。（5）1982年2月23日－26日在泉州召开的泉州湾宋代海船及其出土文物科学保护讨论会。（6）1983年6月7日——11日在灌输省扬州市召开的扬州港海外交通学术讨论会。（7）1984年2月14日－19日在泉州召开的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暨海交史学术讨论会。（8）1985年7月25日－28日在山东省长岛召开的中国太平洋暨海外交通史学术讨论会。（9）1987年11月26日——29日在泉州召开的纪念泉州市舶司设置九百周年暨中国历史上的市舶制度与海外贸易学术讨论会。（10）1991年2月17日－20日在泉州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11）1992年10月11日——14日在山东蓬莱召开的中国北方港与海外交通学术讨论会。以上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起到了交流观点，推动研究的作用。中国海交史研究会自成立以来，通过刊物反映会员的研究成果和信息，促进学术交流，沟通会员与学会和联系。到目前已出版《海交史研究》23期和《海交史研究副刊》31期。还与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出版《宁波港海外交通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辑出版《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今后，本会将继续举办有关海外交通史的学术讨论会。了解会员研究信息，组织交流研究成果，努力办好《海交史研究》，促进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李玉昆供稿）十六、中国藏学出版社我社出版的有关中外关系的著作有：（一）专著1、《传教士进藏活动史》 伍昆明著

1992年11月出版本书论述了公元前5世纪至17世纪西方（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的西方学者对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及西藏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在莫卧儿帝国的耶稣会士对西藏的调查研究，以及17世纪从印度去探查震旦（包括西藏）和从北京途经西藏返欧洲的传教士的活动情况，从而对公元前5世纪至17世纪中叶两千年间西方与青藏高原和西藏相关的情况（包括西方对该地区认识的发展情况）和各种联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总结：着重对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进入西藏阿里、日喀则和拉萨三地的一百多年的活动进行了阐述。作者对进入西藏的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在指出某些传教士为本国的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同时，肯定了一般传教士的积极作用，即他们所搜集的情况客观上向欧洲介绍了有关西藏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概况，增进了西方对西藏的了解，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外关系上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页。同时，通过本书，有助于人们了解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矛盾和冲突，藏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我国西藏的觊觎和扩张意图。2、《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 杨公素著1992年1月出版该书作者为外交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外事帮办，我国驻尼泊尔、越南、希腊大使等职。本书是在作者五十年代所写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八十年代所写的《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三本著作的基础上的总结和深化。该书论述了清初外国人在西藏的活动，廓尔喀战争，英国入侵喜玛拉雅山诸山国（尼泊尔、哲孟雄、不丹），游历与通商，两次英国侵藏战争（1888年与1904年），帝俄插手西藏，英国拉扰九世班禅，由于英国的拉扰与支持，使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仇英转变为亲英等重大历史事件；阐述了西姆拉会议与麦克马洪线，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英国加紧控制西藏，西“外交局”的成立与商务考察团的活动，驱汉事件和英国侵略西藏的手法；剖析了西藏和平解放后外国的干涉，印度支持康藏叛乱，中印边界冲突，印度封锁西藏，断绝藏印往来等事件，阐明了清季、民国与新中国近百年的西藏政治斗争史和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的斗争事迹，揭示了西藏问题及西藏独立活动产生的历史根源。（二）译著1、《西藏的贵族和政府（1728－1959）》 （意）伯戴克著沈卫荣 宋黎明译 邓锐龄校1990年12月出版本书为国际著名藏学家伯戴克重要的藏学著作之一。作者以藏文、汉文、尼泊尔文史料以及西方的藏学专著和私人信函、口碑材料为依据，研究和分析了18世纪早期至20世纪中期在西藏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达官显贵，并将西藏的贵族分为尧西家族、第本家族、

固札家族和美家族几大类型进行了阐述，勾勒出了西藏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考证了职官的设置、职能、沿革等，并剖析了藏军的组织机构和贵族与宗教的关系，从而精辟地阐明了西藏贵族政治和政治组织机构、政治制度的特点。并辟专专章论述了僧官噶伦喇嘛。书后附有历代达赖、班禅世系和职官名称术语表，是研究西藏近代政治制度和机构的高水平著作，是研究西藏贵族的必读之书。2、《中印边界秘史》 （印）卡·古普塔著王宏伟 王至亭译 1990年12月出版该书对中印边界东西段的历史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中印边界西段的研究，作者指出，印度对阿克塞钦的要求并没有条约、传统习惯方面的依据，即使根据印度所一贯主张的分水岭原则来划分边界，情况也对印度不利。在研究了中印边界东段之后，得出结论：“英国统治时代印度东北边境变化多端的历史表明，独立的印度在1947年继承了一份难办的遗产，她提出的麦克马洪线要求在国际法上缺乏牢靠的证据。”书中大量引用了英印政府档案，对中印边界的历史作了有根有据的阐述，披露了许鲜为人知的史实。从而使世人对中印边界有历史真相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3、《现代西藏的诞生》 （加拿大）谭·戈伦夫著伍昆明 王宝玉译 1990年8月出版本书详今略古地论述了西藏历史，其中关于1949年以来的西藏史内容几乎占2／3。作者对西藏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简明扼要的阐述，材料翔实，持论公允，是“以不偏不倚的立场、平心静气的态度写成的历史”，该书提供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从本世纪初到六十年代，先后有英美政府及其他情报人员在不同时期用秘密手段煽动西藏脱离中国，并资助少数西藏上层对抗中央。作者指出，他们这样并非真正出于“道义”或“同情”，而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他们只不过是把西藏当作一枚可以摆布的棋子，用来服从于他们世界战略布局的需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因少数分裂主义者的煽动而导致的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几乎都有外国势力插手其中。4、《鞑靼西藏旅行记》 （法）古伯察著耿升译 1991年2月出版古伯察（1813－1860）是第一个进入西藏的法国人，也是最早从那里活着出来的几个欧洲人之一。他与秦神父于19世纪中叶到蒙古和西藏游历和考察，详细地记－载了沿途蒙藏两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山川风貌、社会经济、驿站里程等，这是西方最早对蒙藏地区进行如此详的记载。该书自1851年以法文出版以来，立即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在面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就先后被译成英、德、荷、西班牙、意、瑞典、俄、日等文出版，《清实录》等中国史书对古伯察及其游记都有记载。作为一本具有国际影响的游记，该书既是研究蒙藏地区、蒙藏民族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中外关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参考资料。 （杜永彬供稿）

国外中外关系史名著介绍（续）一、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法国在已故原入华耶稣会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 Maitre）和荣振华（Joseph Dehergne）的首倡下，从1974年起每3年召开一次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其内容主要是明清间入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史问题的。现在已召开过7届讨论会，会议论文集已出版6辑。第1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于1974年召开，其论文集于1976年出版。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17－18世纪的北京法国传教区》。这辑论文集共发表12篇论文。荣振华写的介绍文：《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德维兹：《中国社会于18世纪与法国、英国和俄国的交流》、谢和耐：《16世纪末－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阿莫加特：《伏尔泰和中国》、圣索利厄：《耶稣会士们的儒教观》、荣振华：《稣会士道教史学家》、洛埃尔：《艺术家王致诚以及他对中国皇家园林之描述对西方的影响》、德东布：《杜赫德发表的城市平面图的中国原形》、加兹尔：《参观尚蒂伊古堡》、顾从义：《长沙墓中的帛画》、盖努：《礼仪之争的政治和财政背景》、魏若望：《在中国和欧洲论战的傅圣译》、纳维：《在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新档案》、加蒂：《白晋（1656－1730年）的研究成果》。尚蒂伊第2届国际汉学讨论会于1977年举行，其主题是《启蒙时代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其论文集于1980年出版，其中共发表14篇论文。圣索利厄对这次讨论会的全面介绍。莱特：《启蒙时代的中国和欧洲》、沃森：《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对中国的介绍》、贾永吉：《启蒙政治的起源，利玛窦看到的中国》、莱特：《儒教于18世纪在英国的传播》、格罗维：《巴多明的科学书简集》、米桓：《从冯秉正神父之〈中国通史〉的附署人看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马若安：《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人对欧几里得何解法的理解》、魏若望：《傅圣泽及皇家文库中的汉文书籍》、佳丽夫：《博韦皇家挂毯厂中的中国景》、荣振华：《北京耶稣会士们对1700年11月由康熙主持的祭祖仪轨的阐述》、威尔斯：《多明我会士尼科罗的冒险出使》、伦德贝克：《18世纪的一部西班牙文语言词典》等。第3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于1980年举行，其主题是《欧洲从17世纪起对中国的评价》。其论文集于1983年出版，共发表14篇论文。贾永吉：《中国人的世界观，古代舆地书中的台湾》、荣振华：《一个严重问题：上帝的汉文名字》、德东布：《王泮、梁和利玛窦，论1593年－1603年的中国地图学》、傅得道：《对耶稣会士们的巨作——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的看法》、哈尔德：《18世纪的中国政府问题》、贾瓦利：《耶稣会士白晋神父对于后稷的解释》、莱斯利：《中国对伊斯兰教残余的同化》，伦德贝克：《17－18世纪末于欧洲文学中出

现的儒教形象》、罗姹：《中草药于18世纪在欧洲的传播》、范克利：《18世纪欧洲报导中的中国史》、维西埃尔：《文化交流的窗口——18世纪的法国北京传教区》、魏若望：《中国纪年问题 17世纪中欧之争的原因》、纳夫：《17世纪的日本和欧洲》、赛普斯：《在印度、中国和日本文明的传教区之比较研究》。第四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于1983年举行，其主题是《中欧16－20世纪关系的发展和特征》。其论文集于1991年出版，共发表14篇论文。亚历山大夫人：《俄国于1676年出使康熙的使节希腊人和摩尔达维亚人斯帕法里》、鄂法兰：《中国穆斯林中的新教使徒》、贾永吉：《在臆想中的中国旅行——平托险游记》、陈明生：《徐光启与欧洲科学》、科拉尼：《白晋神父传教方法的基础——中国纪年》、科芒塔尔：《宋君荣神父的1幅未刊的中国中原与鞑靼地区的地图》、荣振华：《利玛窦向亨利四世的耶稣会士听忏悔神父的请求》、傅得道：《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的中国纪年》、贾瓦利：《白晋神父在中国找到毕达哥拉斯了吗》、伦德贝克：《巴耶尔和耶稣会士》、麦丘恩：《优秀地图学家雷孝思神父》、佩恩森：《纯研究，耶稣会士的机构和大抱负》、罗什纳：《中国近代医学辞汇的发展》、威埃斯特：《19世纪中国南方绅仕与大众的辟基督教之反响》、马爱德：《荣振华神父生平与著作目录》。第5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于1986年举行，其论文集于1992年出版，共发表15篇论文。鄂法兰：《中国的一个新教派别或判断土著基督教的困难》、巴塔格利尼：《罗马国家中央图书馆中收藏的有关中国的稿本著作》、科拉尼：《白晋神父和严嘉乐宗座代牧的通谕》、科芒塔尔：《马国贤的稿本和刊本著作》、荣振华：《原鞑靼地区基督教的发展》、叶利世夫：《路易十四的中国翻译黄嘉略》、卡旦斯基：《欧洲的中医中药专家卜弥格》、林东阳：《南怀仁世界地图＜广舆全图＞的概观》、伦德贝克：《邵雍和原中国传教区的耶稣会士们》、罗慎仪：《在中国音 研究中最早使用的记音方法》、马若安：《1690－1723年间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汉文和满文译本》、孟德卫：《方济各会士Caballero的＜圣学的适应与不适应》、布耶尔：《＜学者通报＞（1688－1765）中的中国》、维登特：《南怀仁的世界地图》、魏若望：《18世纪初叶中国的满族基督徒初探》。第6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于1989年举行，其论文集于1992年出版，共发表21篇论文：《1866－1907年出使欧洲的中国使节的记述中的欧洲政治制度形象》、德拉克：《鸦片战争之后俄国和彼得大帝在中国的形象》、埃德：《18－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中国形象》、德梅尔：《1550－1800年欧洲不同地区的中国民族形象》、斯塔里：《乾隆文字狱的稀有残存者——由颜季亨撰＜九十九筹＞》、蒂里埃：《圆明园布道团和对欧式宫殿圆明园的研究》、郝镇华：《朗士宁有关中国西域得胜图图的意义》、朱多菲：《东方学、汉学和政界大众、萨西男爵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中国研究基金会》、卡兰卡：《面对耶稣会士的中国（1582－1723年），一种重新评价历史的开始》、蔡石山：《伯希和与15世纪明代航海图的研究》、卡旦斯基：《欧洲19世纪中记载的琉球群岛》、罗·萨里奥：《罗明坚的中国稿本地图》、科拉里：《一次出使罗马的失败、白晋和马里亚尼》、鲁尔：《中国的摩西？》、维德梅：《莱布尼茨和中国》、伦德贝克：《〈汉文典〉中的偶象派烙印》、马爱德：《从耶稣会士们未刊布的资料

看卜弥格的悲剧》。第7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于1992年举行。其论文尚未刊布，提交报告有近30篇。主要有以下论文。卡兰卡：《明末清初的中国沿海》、贾永吉：《从王丰肃的记述看特兰托主教会议之后中国和欧洲的婚礼》、沙伯里：《穆尼埃和鲁迅的人生哲学之比较研究》、陈丰：《19世纪赴欧中国旅行家们的宗教生活观》、陈明生：《李之藻及其天学知识》、仇世宾：《耶稣会士们于1744年建造的夏宫及其绘画》、科拉尼：《朗士宁的艺术和中国传教区》、科芒塔尔：《马国贤强水画与其它同时代的中西史料之比较》、德拉克：《徐世玉（？）的第三次平反，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的地方倾向和中西文交流》、埃德：《19世纪的游戏中的中国内容》、恩特曼：《清初四川天主教会的建立》、格耐特：《运往法国的苗木经过的路线》、科玛纳《波兰天主教传教区，南京条约之后的中法关系》、扎米：《中国人的天堂》、格旦斯基：《波兰扎多里斯基图书馆所藏中国明代地图》、顾从义：《利氐汉语大辞典》、李铸晋：《法国在中国近代艺术发展中的作用》、罗·萨里多：《范礼安及其征服中国》、伦德贝克：《雷慕沙》、莫加特：《南怀仁与＜不得已辨＞》、本科瓦斯卡：《论俄中边境》、伯洛：《中西文化交流和天主教学校》、鲁尔：《范守义研究》、蔡石山：《宦官和明代外交》、魏若望：《1686－1687年基督教会发展的主要事件》、朱恩朵夫：《杨光先生的同夥辟基督教的反世俗之目的》。二、荣振华《1552 —— 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903－1990年）是原入华耶稣会士和法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他于1936－1951年间在中国生活了15年，主要是在原上海震旦大学教书和编辑学报。他一生中有关原中国天主教传教区史的著作达50种左右。1973年，由罗马耶稣会士研究所与巴黎勒图兹和安纳书店出版了其名著《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此书补充和纠正了费赖之（Louis Pfiater）的《入华耶稣会士传记和书目提要》（1932－1934年上海版）中的内容。它是研究明末清初入华耶会士问题的一本必备的工具书。全书共分4章。第一章是序言、参考书目、按地区和分门别类介绍的资料来源。这一章中的参考书目就占了密密麻麻的27页，近700条，罗列周全，可供大家按图索骥地检索。其第二章是介绍了1552－1800年间入华的950多名耶稣会士（其中有些实际是中国人，尤其是澳门人）。作者详细地介绍了每名入华耶稣会士的诞生、进入初修、发愿、出发赴华、入华、逝世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然后是罗列研究该耶稣会士的主要著作目录。第三章是各种统计资料：曾任钦天监正、监副的耶稣会士，参与康熙大地图测绘的耶稣会士，绘制和雕刻《乾隆得胜图》的耶稣会士，在北京、南京和上海观象台工作的耶稣会士，圆明园与耶稣会士，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耶稣会士，在明清政府任官的耶稣会士，任中国巡按使、副省会长和司库的耶稣会士，对中国历次仇教情况的介绍。第四章是耶稣会士人名统计表。明清历代皇帝期间的耶稣会士统计表、耶稣会士国籍统计表、已知汉名的稣会士名表、有关入华耶稣会士的专

门名词、术语的解释等。全书近70万字，其汉译本即将由中华书局与费赖之书同时出版。三、亚洲研究丛书法国阿尔玛塘出版社于1988年之后在《亚洲研究丛书》中推出了一套有关各种宗教与亚洲社会关系的丛书。这套书由前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汪德迈（Le’eo Vandermeersch）和阿尔玛塘书店的阿兰·弗雷斯特（Alain Forest）等人主编。笔者目前已得到了这套丛书中的4种：《儒教与亚洲社会》、《佛教与亚洲社会》、《天主教与亚洲社会》、《民间宗教与亚洲社会》。这套书的每一种都发表了有关这些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论文。其中《儒教与亚洲社会》一书中发表的完全是儒教对亚洲社会的影响问题的论文：《儒教和亚洲社会》、《论儒教传统对亚洲社会的影响》、《论‘祭孔’的发展》、《按儒教仪轨举行的婚礼》、《日本和中国前近代时期的政治观念》、《中国和日本儒教史的差异》、《日本怎样面对中国》、《19世纪越南的政治和儒教》、《越南1874年之后的儒教王权和西方的挑战》、《朝鲜于1792－1868年间捍卫儒教以反击天主教和西方科学》、《儒教的遗产和中国的现代化》、《对朱熹哲学和朝鲜追求现代化的反思》。在《天主教和亚洲社会》一书中也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如《中国的传统和宗教》、《基督教于17世纪在中国的同化问题》等。在《佛教与亚洲社会》中发表了《佛教和儒教中国的政权》等文章。在《民间宗教与亚洲社会》一书中发表了《中国传统中的官方宗教与民间信仰之关系的研究》、《中国的鬼神崇拜和天主教》等论文。四、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有关莱布尼茨与中国之关系的法文书法国于1987年出版了由克里斯蒂娜·费莱蒙（Christisne Flemont）译注的《莱布尼茨论中国自然神学》一书。该书的第一部分是介绍莱布尼茨论中国自然宗教的书和书简节录的，尤其是他为《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写的序和介绍文、他就中国哲学问题《致雷蒙的书简》。附录是他分别致维尔朱斯和白晋等人的书简。最后是注释、参考书目和大事年表。法国1992年出版了奥利维埃·鲁瓦（Olivier Roy）的《莱布尼茨和中国》一书。全书共分5章。第1章是《莱布尼茨时代的中国与欧洲》：明清两代的中国、欧洲人进入中国、远东的礼仪之争、欧洲的礼仪之争。第2章是《莱布尼茨和中国传教区》：莱布尼茨的资料来源和著作、莱布尼茨和中国。第3章是《莱布尼茨和中国思想》：中国的思想是什么？龙华民有关中国宗教的论述、莱布尼茨和中国思想、莱布尼茨和礼仪之争的具体问题、莱布尼茨的解释和中国文献。第4章是《莱布尼茨和中国语言》、神学家们的成见、莱布尼茨和世界语、莱布尼茨的汉语知识、莱布尼茨和作为世界语的汉语、莱布尼茨对使用汉语的犹豫、汉语是一

昌的建寺》等将由敦煌研究院、敦煌吐鲁番学会印行。种哲学语言吗？第5章是《莱布尼茨和〈易经〉》：《易经》中的科学。最后是结论、参考书目和索引。德国法兰克福于1991年出版了《莱布尼茨中国书简集》一书，共发表了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书简70封。此三书基本上将莱布尼茨的中国观作了全面介绍。五、雅克 · 昂克蒂尔《丝绸之路》法国巴黎Jean－Claude Latte’es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雅克·昂克蒂尔（JacquesAnquetil）的一部2卷本著作《丝绸之路》一书，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综合研究的项目之一。其第一卷是论著，副标题为《从亚洲沙漠到西方世界之缘，22个世纪的历史》，全书共分17章：第1章：丝绸之路的开通：丝绸的起源及其传说、丝路上的西方先驱亚历山大、中国凿通西域、与安息人的接触。第2章：公元1－2世纪：早期丝路、班超的冒险、公元2世纪的丝路、丝路商队、海路。第3章：汉代中国、安息人和罗马人。汉朝织物、图案象征、道教徒纺织家、文字图案、安息人和罗马人。第4章：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和埃及、科普特纺织家、叙利亚纺织家、纺织家保尔、推罗人和紫色。第5章：萨珊朝的波斯帝国。垄断权、纺织家联盟、装饰题材和图案、织锦、镜子的作用、狩猎场面、冒牌的公主、生命树、吉拉麦什之传说、国王的豪华。第6章：拜占庭帝国：历史织物、有关丝绸的法令、查士丁尼大帝、揭示秘密。第7章：伊斯兰教、阿拉伯的征服、伊斯兰纺织界、文字和织物绣字、苏菲派的仿造、酷爱装饰、哈里发们的资助、穆斯林城市。第8章：唐代中国。丝绸里程碑、唐代丝绸之美、日本发现中国丝绸、新的文字－纺织之混合、克什纺织业、中国创造的丝绒、绵锦。第9章：东西方的新关系。拜占庭的遗产，夏尔玛涅的西方帝国、伊斯兰文化和商业的发展、养蚕的发展。第10章：十字军和元蒙时代的中国。十字军和丝路的扩大、丝绸之路的新窗口西西里、11－13世纪的西班牙和反击摩尔人的十字军、蒙古人的扩张和丝路新纪元、马可·波罗与西方发现中国、元代丝绸与习俗、安息人的教派、马可·波罗的返归。第11章：13－14世纪丝路大动乱。意大利巨商、12－14世纪的伊斯兰社会、丝绸新都卢卡、东方门户威尼斯及其丝绒、佛罗伦萨及其绘画对丝绸的影响。第12章：阿维尼翁的教皇。大教堂时代、纯洁派纺织家、丝绸新窗口阿维尼翁、由丝路传播的瘟疫、14世纪布尔戈涅大公的资助。

第13章：丝路东方的新动乱。帖木儿时代的丝路、卡斯蒂尔游记、明代丝路、盖耶速丁游记、《中国志》。第14章：弗朗索瓦一世、夏尔·肯特和美男子苏莱曼时代的丝绸。弗朗索瓦一世和里昴丝厂、丝绸地毯与丝路的相会、丝路的动乱、美男子苏莱曼、里昂史诗的续曲。第15章：丝路的结果。与华海路贸易、佩尔尼埃游记、里昂的生命力和路易十四的传大时代、里昂与华新关系。第16章：丝路于19－20世纪的最后动荡。织机情报、工业文明、蒸气船与海路、化工与人造丝。第17章：丝路上的新探险家。其第2卷系有关丝路的资料。主要是搜集了历代西方人有关丝路的论述。第1章：口头和字传说。第2章：丝路最古老的起源。第3章：东西文化交流的先驱。第4章：安息人和罗马人。这本书上卷约25万字，下卷约15万字。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它出版后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嘉奖。六、入华耶稣会士钱德明和北京的法国传教区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年）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他于1750年入华，先在澳门，后到北京在乾隆皇帝宫中任职。他终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事业，著作甚丰，仅现在保存下来的中西文著作就有20余种，于1793年死于北京。他是入华耶稣会士中最后一名最大的学者。法国罗什蒙泰克斯（Rochemonteix）于1915年出版的《入华耶稣会士钱德明和北京的法国传教区》是一部名著，可惜至今未被译成中文。这部著作详细介绍了钱德明的生平及他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又以钱德明为线索而介绍了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历史。全书30万字。全书共分14章正文和15种原始史料（钱德明本人著作摘录以及当时其它人写的有关他的资料）。导言部分回顾了葡萄牙在华传教区和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历史。第1章 钱德明的童年、加入耶稣会和出发赴华。第2章 钱德明莅华时的中国基督教状况。第3章 钱德明于1751年入华，他到达时的北京耶稣会、各种著作。第4章 作为学者和神父的钱德明神父。第5章 法国在华传教区、法国国会禁止耶稣会、贝尔坦与钱德明、最后一批法国传教

士到达北京。第6章 解散耶稣会的教谕传到北京、传教士们的痛苦、3名法国传教士的态度。第7章 南京主教南怀仁、澳门主教林空濂、北京的两位宗代牧、在北京公布解散耶稣会的通谕、南怀仁主教被罗马承认为北京的唯一主持人。第8章 法国传教区的财产、晁俊秀被路易十六任命为北京教区主持人，反对者拒绝承认他。第9章 在巴黎准备继承耶稣会的人。第10章 安得义被任命为北京主教，传教士们的分化，安得义主教提出的贬责。第11章 汪达洪企图向晁俊秀起诉、梁栋材被任命负责法国在华传教区的财产。第12章 安德义主教的去世，教廷传信部的一封信批评了他的祝圣和施政，何大化被任命为主教并到达北京。第13章 钱德明建议外方传教会代替耶稣会，耶稣会士们不接受，遣使会士们的接受、第1任主教Raux、遣使会士与前北京耶稣会士们的团结。第14章 法国北京传教区的最后耶稣会士、汪达洪、晁俊秀和钱德明，他们的死亡。文献部分包括钱德明致贝尔坦的书简、晁俊秀致南京主教的书简、汪达洪抄录的教谕、教廷传信部的通谕等等。七、布罗斯《西方发现中国史》法国于1981年出版了雅克·布罗斯（Jacques Brosse）的《西方发现中国史》一书。全书图文并茂，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通俗易读。其中发表的都是非常珍贵和史料价值很高的图片与草图。全书除了序言、注释、参考书目、大事年表之外，正文共分4章，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发现中国的漫长历史过程。第1章是《最早的接触》：丝绸之国、阿拉伯人的媒介作用、香料交易、门户开放、北京的大主教、中国的蜃景。第2章是《从瓷器到神学》：中国的新面貌、“中国热”高潮、入华耶稣会士、一个新时代、北京的耶稣会士、哲学家心目中的中国、商人心目中的中国。第3章是《中国市场》：鸦片战争、天朝王国、被瓜分的中国、义和团运动、帝制的灭亡、中华民国、中国的新形象、汉学研究、考古学与诗人。第4章是《新中国的艰难诞生》、国民党人的抵抗、大元帅、日本入侵、共产党人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夺取政权、神秘的人民中国、伟大舵手、毛泽东与“毛派战士”、重新解释历史、另外一种人生观。全书约20万字，除了正文之外，还有一些“补白”性的专栏内容，如“阿拉伯商人心目中的中国”、“13世纪的杭州”、“1305年发自北京的一封信”、“拜耶稣会士为师的皇帝”、“孔夫子和耶稣会士”、“孔多塞论中国”、“1841年的烟民”、“1847年的大字报”等等。

八、格鲁塞《沿着佛陀的足迹》格鲁塞（Ren’e Crousset，1885-1952年）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之一，一生中著作颇多。他的《蒙古帝国》、《草原帝国》、《印度的文明》、《中国的文明》、《从希腊到中国》等名著均已被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是中国学术界很熟悉的人物。《沿着佛陀的足迹》一书于30年代出版，后来反复再版并被译作多种西方文字，它的最新版本为1990年的。该书是论述中国和尚玄奘和义净赴西域取经的，它是讲中国人于中世纪赴“西域”旅行的代表作。全书共分19章。第1章 在史诗般的中国第2章 佛教的呼唤第3章 穿越大戈壁第4章 戈壁深处的波斯绘画第5章 等待游牧部落的动乱第6章 在希腊－佛教地区第7章 走向恒河圣地第8章 在佛教圣地第9章 从德干到阿揭陀的旅行第10章 寺院城市阿烂陀第11章 诗人国王 Harsha批12章 从帕米尔到敦煌第13章 唐朝的荣耀第14章 南海取经人第15章 义净的航海第16章 宝塔中的宁静第17章 大乘的传播第18章 佛教的神秘之地第19章 揭示印度之美九、加多夫尔《克洛德尔与中国社会》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和人文科学系于1968年出版了Gilbert Cadoffre的博士论文《克洛德尔与中国社会》一书。克洛德尔于1895年来华，出任副领事，写成了有关中国的不少书。

本书系根据克洛德尔的书而论述中国的。全书约有25万字。全书共分三编。其导言部分介绍了克洛德尔的生平及其出使中国的经过。第一编是《领事眼中的中国》。介绍了1895年左右法国的对华政策以及领事馆的活动，分别介绍了当时中国上海、福州、杭州、天津和北京的情况。第二编是《探险家眼中的中国》，介绍了中国的风土人情、经济、宗教等。第3编是《君主的中国》，介绍了中国的道教、诗词、医学、工业等。十、夏尔 · 德 · 康斯坦《中国贸易回忆录》法国于1964年出版了Louis Dermigny有关夏尔·德·康斯坦（Charles de Constant）的《中国贸易回忆录》的稿本，收入《港口－道路－贸易》丛书中，全书约50万字。康斯坦曾于1779－1793年间居住在广州。熟悉了当时中国（尤其是广州）的对外贸易，写成了此书岢惜始终未出版，直到1964年才首次刊印问世。因为Dermigny当时正作其博士论文《中国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全书的目录如下（节译）：第1编 夏尔·德·康斯坦及其档案第1章 1。康斯坦家族。2、最早赴华旅行。3、巴黎和东印度公司。4、3次于广州居住。4、圣一约翰。第2章 康斯坦的稿本书第2编 中国贸易回忆录第1章 中国的知识1、商人的中国。2、广州和澳门。第2章 大船的必要性1、船舶和船舱的损坏。2、为法国远洋船队所作的改进。3、与中国的贸易。第3章 商 品1、进口商品。2、出口商品。第4章 船仓的类别第5章 广州的贸易习惯1、对广州法商的指令。2、中国政府的贸易制度。3、在华经营的不同公司的思想。4、贸易表。5、公司贸易和自由贸易。第6章 欧洲人在广州的谈判1、由中国当局制定的规章，试论欧人在华的现有地位。第7章 使节和建立关系的计划1、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某些看法。2、台湾和澳门的回忆。3、澳门租借地之利。

十一、古伯察《中华帝国旅行记》古伯察（Regis－Evariste Huc，1813－1869年）是法国遣使会会士。他于1844年8月在其教友秦神父（Gabet，1808年－1853年）的陪同下，从内蒙古赤峰附近的黑水川出发，经过热河、蒙古地区、鄂尔多斯、宁夏、青海、甘肃地区进入西藏拉萨。在拉萨传教不成，被清朝驻藏大臣琦善奉清廷命令驱逐，委员递解到四川。他们从四川又经湖北、江西，于1846年9月末到达广州，于同年10月到达澳门。从而结束了这次旅行。古伯察的这次旅行记共写成两部书。第1部是《鞑靼西藏旅行记》，于1851年首次在巴黎出版，成了一本传世名著。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并被反复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这部分主要是介绍了从内蒙到西藏和从西藏到四川一段游记《中华帝国游记》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和反复再版。笔者手中有1980年的最新版本。全书约40万字。古伯察的这次旅行惊动了中国各级官府。清朝驻藏大臣琦善、四川总督宝兴、广东总督耆英都有表章上奏朝廷，清廷和道光帝均有批复。《清实录》和《筹办夷务始末》中均收有关于他这次旅行的奏折及清宫批复。他在此书中详细记载了中国四川、湖北、江西、广东等省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可读性很大，学术性也很强。古伯察游记在西方久盛不衰，始终为畅销书。例如，他记载的有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和文化环境、道教哲学、灌溉体系、司法程序等方面的情节，均可以补足中国史料中有关清代社会生活的内容。十二、平托《中国日本历险记》平托（F．M．Pinto，1509－1583年，）是最早东游和来华的葡萄牙人之一。他于1537－1558年间乘葡萄牙国王提供的船队赴远东航海旅行。他先后在中国、印度、阿拉伯地区、马达加斯加、苏门答腊等地旅行，曾13次被俘为奴，17次被卖。他作为传教士、商人、果阿总督之特使等身份（他主要是属于耶稣会）在中国中原、鞑靼地区、东海沿海旅行。其游纪于1614年首次用葡萄牙文利布，后来被陆续译成多种文字并反复再版。平托是最早来华的外国人之一，也是外国汉学的鼻祖之一。1983年，法国专门举行了有关平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其游记中记载了明代中国的大量珍贵资料。但由于其远东游记太长，法国Calmann－Levy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了其游记中有关中国及南海地区的部分内容，取名为《平托险游记，16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全文除了详细介绍平托生平、东游过程及其书出版情况的序言之外，共分70多个方面介绍明代中国，约为25－30万字。十三、《西人入华历险记》法国Robert Laffont出版社于1992年11月间出版了两部有关中国的探险游记集，收入了

著名的Boquins丛书。这两部书的法文第1版的印数就多达2万册，非常畅销。第一部书是由聃明轩（Michei Jan主编的《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上半年叶西方旅行家在中亚蒙古和西藏的探险记》。全书1470页，约70－80万字。全书的基本体例是先对每位旅行家的生平、旅行时代、著作出版情况作以简介，然后是对游纪最精彩部分的摘录。第1部书共分5编，每编又分数章，共介绍了从13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赴中亚（新疆、蒙古以及前苏联部分中亚共和国地区、甘肃、青海）和西藏等地区的西方旅行家和探险家的探险游记。既按时代，又按地区对当地的地理、风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领域作了详细记述。全书除了长篇序言作了概述之外，其余内容如下：第1编是《来自西方的先驱——中世纪的使节和传教士》，共介绍了元代柏朗嘉宾、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维多利亚、孟德高维诺、克拉维约、佩高洛蒂和西伯热等元代入华的使节和传教士共9人。第2篇是《赴俄苏中亚地区的西方旅行探险家》。其中第1章是《通往中国陆路的发现》（让金松、阿费果尔等2人）。第2章是《俄国在中亚的意图》（贝尔、波多克基2人）。第3章是《俄国征服中亚之前》（埃费尔莫夫、梅延多尔夫、布尔纳和旺贝利4人）。第4章是《俄国征服中亚之后》（扎列夫斯基、苏列、布尔纳比、本瓦洛、布兰吉埃5人）。第5章是《西伯利亚的边境》（阿特肯松、勒格拉斯、本瓦洛、科多4人）。第5章是《苏属中亚》（玛雅尔、匿名流放人2人）。第3编是《中国西域或新疆》。其中第1章是《旅行方式》（斯科里尼、费莱明、玛雅尔3人）。第2章是《喜马拉雅和帕米尔地区》（荣赫鹏、斯坦因、斯科里尼3人）。第3章是《塔里木盆地》（赴塔里木盆地的斯文赫定和赴绿洲南路的斯坦因、斯科里尼、费莱明3人）。第4章是《天山和甘肃西部》斯坦因、加布尔和费伦什、夏尔丹、菲力普5人）。第5章是《敦煌》（普热瓦尔斯基、斯坦因、卡布勒和费伦什4人）。第6章是《吐鲁番》（勒柯克1人）。第7章是《伊犁河流域》（苏勒、本瓦洛2人）。第8章是《喀什》（荣赫鹏、马戛尔尼、斯科里尼、费莱明、菲力普5人）。第4编是《蒙古》。其中第1章是《事件》（张诚和徐日升、勒格拉斯、澳森多夫斯基4人）。第2章是《城市和草原》（赴库伦的齐姆科夫斯基、布尔布伦、普热瓦尔斯基、拉科斯特4人、赴鄂尔浑河流域以及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拉科斯特1人，赴鄂尔多斯的查尔丹、赴察哈尔的古伯察、赴东蒙古的查尔丹）。第3章是《人和神》（有关成吉思汗墓的列丹、有关萨满与喇嘛的贝尔、英国传教士、拉科斯特和奥森多夫斯基等人的旅游探险记）。第5编是《西藏》。其中第1章为《先驱者》（西藏耶稣会传教区的安德拉德、德斯德里、印度总督的使者波格尔、马吝、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第2章是《目的地——拉萨》（格雷纳尔、里尼亚尔、兰登3人）。第3章是《山神与人类》（赴塔尔寺的古伯察，描述了人类与风景的多伦、巴科、比伦2人，描写西藏与青海的玛雅尔、哈德尔2人）。

最后是西方旅行家赴中亚与西藏的大事表、参考书目与索引。这套书中的第2本与第1本完全是沿用同一体例， 由波德洛（N．Boothroyd）和德特里（M．Detrye）主编。全书1510页，60－70万字。该书介绍了从元代（13世纪）到20世纪年代西方旅行家和探险家入华旅行的《入华旅游探险记》。它除了综述性的长篇序言之外，共分4编，每编又分数章。其中对于每位旅行家的传记，时代和著作都作了简介。第1编是《发现中国》（13世纪中叶——14世纪中叶），共介绍了柏朗嘉宾、鲁布鲁克、马可·波罗、孟德高维诺、佩鲁斯、鄂多立克、玛里诺黎等7位元代进入中国中原地区的西方旅行家和探险家。第2编是《敞开大门的中国》（15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第1章是《商人和传教士重新发现中国》（16世纪），介绍了平托、沙勿略、达克路士、利玛窦、鄂本笃5人。第2章是《入华传教士们的高尚与卑微》（17－18世纪），其中介绍了南怀仁、李明、马若瑟、洪若翰、杜德美、利国安、冯秉正、马国贤、宋君荣、王致诚、晁俊秀、钱德明等12人。第3章是《追求商业特权》（1655－1657年），其中介绍了纽霍夫、贝尔、巴罗、安德松、斯当东、胡盖、波多斯基、埃利斯等8名出使中国的使节。第4章是《航海家、商人和制造商们的冒险活动》（17世纪末－19世纪初叶），共介绍了多比尔、卡勒里、让蒂尔、尚贝、希凯、康斯坦、德经、拉贝鲁斯、古托夫、加尔里等10名冒险家。第5章是《鸦片战争和第一批条约》（1839－1844年），介绍了亨德、约瑟林、解维廉、诺希尔、拉丕列、裴列勤、伊蒂尔、霍斯曼等8人。第3编是《门户开放的中国》（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叶）。第1章是《与西方冲突的中国》，其中介绍了柯克、德摩热、欧利丰、德利松、劳杜尔、蒙特班、卢西、克布鲁、当图亚尔、蓬特夫、毕盛、洛蒂和拉萨尔13人。第2章是《熟悉的中国，外交家和常驻侨民》，共介绍了格拉维尔、布布伦、威廉、西蒙、罗什舒亚、立德、康格、马丁荣、摩里逊和克洛德尔等10人。第8章是《需要投资的庞大市场》，共介绍了孟特费尔、安德松、立德、顾裴德、毕盛、里昴考察团、柏生士等7人。第4章是《需要归化的庞大国家》，共介绍了米怜、古伯察、布鲁荣、富士德、利日纳尔等5人。第5章是《学者和艺术家们的中国》，共介绍了福钧、阿达姆、大卫、福威勒、辛盛、沙畹、赛加伦、瓦蕤、凯瑟林等10人。第4编是《对中国的剥削》（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叶）。其中第1章是《旅行家们的中国》，共介绍了费赖之、布瓦尔、鲁伯纳，布拉赛、比尔、科多、比摩丹、巴惹等8人。第2章是《越出常规的中国》，其中介绍了吉路什、杜尔、安郭、韦廉臣、斯第劳、比尔、莫尼哀、巴济尼、丁格尔等9人。第3章是《边陲地区的中国》，共介绍了赴蒙古边陲的本瓦洛、列斯坦以及兰吉、沃德尔， 沿丝绸之路前进的斯坦因、伯希和、古尔特蒙、多伦等人，赴台湾旅行的汤姆逊、韩可等人。最后是旅行家的著作目录，大事年辰、参考书止、索引。这套书既有知识性、又有可读性；它既可供学术研究使用，也可以供大众阅读；既可以在学校中阅读，又可以供旅游使用。

十四、斯文赫定传法国1988年出版了Kish的《斯文赫定传》一书的最新版本。全书约25万字。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年）是当代瑞典最著名的探险家和东方学家。他从1890－1945年间多次来东方探险和从事科学考察，甚至与黄文弼诸先生组成中－瑞联合考古代表团赴新疆考察，他还多次到西藏考察。此书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考察过程及成果。此书曾多次在国外出版并被译作多种文字。现在是最新的修订和补充本。其目录如下：前言第1章 默默无名的童年第2章 斯文赫定发现亚洲，1884－1885年第3章 柏林的学生，1889－1890年第4章 波斯和丝绸之路，1890－1891年第5章 第一次探险的准备第6章 第一次亚洲探险，1894年－1897年第7章 第二次亚洲探险，1899年－1902年第8章 政治生涯的开始，1905年第9章 第三次亚洲探险，1906年－1908年第10章 战争的通讯人和政治家，1911年－1918年第11章 作家和报告家，1918年－1926年第12章 中—瑞联合考察团，1926年－1935年第13章 灰衣主教，1935年－1944年第14章 回顾过去，1945年－1952年附录 斯文垸定的著作与《西藏山岳志》这部书学术人价值很大，而且可读性又很高。去年，中国瑞典举行了纪念斯文赫定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十五、米歇尔 · 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法国1985年出版了《西方发现西藏史，从马可·波罗到大卫·妮尔》一书。此书图文并茂，文字生动而又具有科学性，其图片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此书除了序言、跋尾、注释、索引和书目之外，共包括7章。第1章是《有关食人生番、汗和国王－长老的传说》，圣·方济各在亚洲的一名信徒、赴鞑靼地区的第2个布道团（传教区）、马可·波罗访问“吐蕃路”、“里蕃（Riboth）王国”、亚洲之梦和曼德维尔的著作。第2章是《喇嘛国中的基督徒》：吐蕃重山中的一名耶稣会士神父、在吐蕃发生的故事、

中藏地区的事件、最早赴拉萨的欧洲人、18世纪的藏学家德斯德里、传教区的失败。第3章是《纯朴而善良的人民》：赴西藏人中的一名苏格兰人、扎什喇嘛的客人波格尔、两名旅行家的双双死亡、端纳赴扎什伦布寺、一首田园诗的结束。第4章是《禁地和禁城》：马吝入藏和西藏的医生、善良的上帝耶和华的“喇嘛”、“圣城”受到的挫折。第5章是《一大堆野蛮的语言》：在亚洲的流浪者、寺庙的修道者、搜集经文的霍得松、乔玛的最后流窜。第6章是《旷野》世界屋脊的一名法国人、吕推的悲惨结局、孤独的西藏人、企图为“上帝赢得西藏”的女子、安娜－泰勒经受的考验。第7章是《揭开面纱的拉萨》：入侵的前奏曲、高原上的一支军队、在古茹的屠杀、包围江孜、揭开面纱的拉萨、再度垂下幕布。十六、多伦《最后的蒙昧人》多伦是法国于本世纪中叶（20－30年代）派往中国的1个考察团的团长。他遍访中国各地，回国后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中国的碑文石刻》、《华西古迹》、《中国的穆斯林》、《有关中国番民的历史文献》、《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中国地理研究》等。他有关西藏的1部名著《最后的蒙昧人》于30年代初版，后来多次再版，译成多种文字。法国1987年又出了最新版本。此书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地位。这本书详细记述了中国20－30年代西藏的局势。对于当时西藏社会的巨变和动荡的社会都根据实地考察而作了记述。此书的目录如下：第1章 考察团的目的第2章 从河内到四川第3章 在大雪山的中央第4章 走出独立地区第5章 猡猡人和苗族人第6章 对苗族人的考察第7章 在猡猡地区的周围第8章 进入西藏之门第9章 西藏边境地区第10章 进入西藏第11章 过草地第12章 好客的西藏人，进入拉卜椤第13章 出西藏，达赖喇嘛到北京

十七、西藏禁地木斯塘王国法国1971年出版了MichelPeissel所著的1部有关1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而又很少有的著作：《西藏禁地木斯塘王国》，此书也被译作英文。木斯塘在历史上始终属于西藏，在清代被划归给巴勒布（尼伯尔）。那里居住有洛·芒塘人，完全属于西藏文化。但此地后来成了禁区，外人根本无法进入。作者于60年代中期经尼伯尔政府特许而进入了木斯塘，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写成了此书。他主要是在1959年西藏叛乱后逃亡那里有藏人中进行调查的，故又搜集到了有关西藏1959年叛乱的不少情况。此书约有25万字。全书共分17章，其简目如下：第1章 牦牛和地区现状第2章 山峰上与山脚下，木斯塘与西藏及尼泊尔邻近地区的联系第3章 通向西藏之路第4章 喇嘛第5章 瘴气屏障第6章 失望的骑士第7章 洛芒塘人，地狱之地狱，转生为牲畜第8章 中世纪的感受第9章 屏障之后的洛·芒塘人第10章 国王的农奴第11章 爱情和巫术第12章 5种殡葬仪轨第13章 寻求秘密第14章 洛人的国王第15章 金甘珠尔第16章 扎让的幽灵第17章 水晶岩这也是1部游记性的书。通过在旅游中采访而介绍木斯塘的历史及现状。全书可读性很强，内容新款，目前国内外有关木斯塘的书唯有这1本。十八、吕推《西藏游记》吕推（Dutreuil de Rhins）于1889年从新疆和西藏来华旅行。他于1893年与李默德（Gre－nard）从塔里木盆地前往西藏，共有60多头骆驼和16个人，携带7吨行李。他于1894年初，在青海地区被藏民打死。这件事形成了一次中法之间的外交交涉，清朝驻青海、西藏、四川等

地官吏均有奏折呈报清廷，一直惊动了光绪皇帝。与他们同行的中国人题润藩也对这次旅行写下了详细的《游藏日记》（已由吴丰培光先生发表于《川藏游踪》一书中了，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吕推的游记由李默德于1904年刊布，后来反复再版。国内不未见此书，笔者1992年访法时复制了回来。全书约25万字。该书详细介绍了他们在新疆、青海等地的考察成果探险过程。全书共分8章。第1章 从巴黎到于阗。第2章 于阗。勃律、克里雅河的发源地、尼雅、于阗。第3章从于阗到勃律、克里雅河的发源地、西藏的西北部、拉达克、喀喇昆仑之路。 第4章从于阗到且末，喀喇木伦河的发源地。第5章 山中沙漠，西藏牧民、纳木湖、与拉萨官吏们的交谈。第6章 从纳木湖到玉树。第7章 从玉树到西宁，吕推之死。第8章 从西宁到北京，中国的北方。这部游记可以与许多汉文史料进行对照比较。他记载的清朝未年，中国西北和北方的资料极其宝贵。十九、德格丹《西藏传教史》法国遣使会会士德格丹（Auguste Desgodin，1826－1913年）于1855年来华，在西康地区传教58年，于1913年死于大吉岭。他一生中藏学著作颇多，尤其是编写《藏法字典》（至今仍被西方藏学界使用）和记述其活动的《西藏传教史》一书。此书初版于1885年，共分19章介绍了他在西康地区的活动，详细记载了该地区的习俗、地理、历史、文化、贸易、交通等问题。其主要章节如下：1、勒努先生的首次西藏之行；2、试从印度一侧入藏；3、试从中国中原一侧入藏；4、在博窝的最初几年；5、西藏传教区的建立；6、1859－1860年的中国内地之行；7、传教士们从大巴坪到察木多的旅行；8、博窝传教区的工作；9、逃到属中原政权直辖下的藏民区的西藏传教士；10、新的开拓者，11、1877－1880年的惊慌；12、P’edong的建立；13、宗教；14、政治和政权；15、地理志；16、西藏的贸易；17、西藏的文学；18、工业、艺术、文化、食盐；19、在欧洲与西藏之间建立关系的困难性。二十、赴西藏的穆斯林商队拉达克穆斯林阿卜杜勒·瓦迪德（Abdul Wadhid）于1942年前往西藏以向达赖喇嘛送礼。他将沿途的见闻记载成书。法国于1981年出版了此书的法译本。此书是少有的几部介绍西藏穆斯林和外国穆斯林在西藏活动的书。全书共分13章介绍了旅行经过以及寻找其穆斯林教徒的事迹，内容可读性很大。

二十一、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之行法国著名女藏学家亚力山达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年）是一个神奇的人物。她活了101岁，终生写成27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她死后，其家乡法国底涅将其故居改为西藏文化中心，从事国际交流和接待各国学者。她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被认为是女英雄，其书被译作各种文字并反复再版。大卫－妮尔从1891年起，曾前后5次来华和赴西藏等地旅行，历尽艰险。她1923年的赴西藏行纪《一个巴黎妇子的拉萨之行》最早于1925年出版，后来反复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法国1990年再次重版。她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从云南入藏，经澜沧江和怒江流域入藏，甚至受到了达赖与班禅的接见。全书共24万字。二十二、西藏的金矿和银币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喜马拉雅地区环境，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的负责人布尔努瓦（LucetteBoulnois，1931－ ）是法国当代的著名汉学家。她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其著作尤为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她的名著《丝绸之路》已先后译成7种文字和12个版本。她的博士论文就是《1955年以来尼泊尔与中国的交往及社会经济关系》（1972年）。1974年还发表过《1724－1734年尼泊尔与中国的关系》。1976年发表了《西藏的牦牛与西方旅行家和博物学家》。布尔努瓦夫人于1983年在法国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了一部《西藏的金矿和银币》一书。这又是一部把自然与社会科学、把神话传说与具体历史事实结合起来的代表作。它实际不是一本完全讲金矿和银币的书，而是通过这个问题来论述中国中原、西藏、尼泊尔、印度、俄国之间关系的论著，其内容以18世纪为主线条。该书主要是以西文、俄文、汉文和藏文文献为基础。其第1章是《西藏的黄金》，其中阐述了有关西藏生产黄金的历史资料和传说，包括印度和西方古代作者们有关“蚂蚁金”的记载，西藏古今的黄金生产地点、黄金的外流与流通、金银的关系与世界价格的比较、政治牵涉、黄金的用途、有关金矿的信仰、寺院中的黄金储备、财富的分散与远流。第2章是《17－18世纪的西藏银币以及与银币有关的尼泊尔－西藏和西藏－汉地之间的关系》。其中论述了18世纪西藏的贸易、尼泊尔与西藏银币、中国政府与西藏银币的制造、为西藏制造的银币的起源、尼泊尔国王直至1792年都为西藏制造银币。18世纪制币契约的发展过程、政治和贸易背景、银币的形状、廓尔喀的入侵、银币的伪造、清朝平定西藏、尼泊尔对西藏银币垄断权的废除以及清朝1793年之后对待西藏银币的政策，最后是制造西藏银币原料的来源。

第3章是《彼得大帝与中亚的黄金》，主要是讲彼得大帝于18世纪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中亚黄金的掠夺：俄国人寻找黄金、可汗们的黄金、叶儿羌与扎雅、亚历山大贝克维奇向基辅的远征、彼得罗维奇的使命、布尼楚商队与中国的黄金、贝内维尼出使布哈拉的使命，对西藏的诡计与武力、突厥斯坦的黄金、阿尔泰山区、西藏。最后是注释和参考书目。全书约25万字。布尔努瓦曾于1987年来华访问并参加了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了《沙洲、地图和鬼蜮》的论文，同时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开放的喜马拉雅山口与尼中关系》的报告。她目前正在研究中亚地图与西人赴中亚考察探险的研究。二十三、拉摩特《印度佛教史》比利时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和中国佛学家拉摩特（Etienne Lamotte，1903－1983年）是当今世界上很少有的几位能熟练地运用汉语而研究中印佛学的人。他长期执教于鲁汶大学，创建了该大学的中国和佛教研究院。他有关这方面的著作颇丰，其学生于1985年统计约有80多篇（部），特别是根据汉文本将《大智度论》译作法文（共分5卷）出版，对于世界佛教研究作出了贡献。拉摩特终生的译文和著作都是为他的最终目的服务的，这就是主要根据汉文史料和汉译佛经而写成一部早期的《印度佛教史》，即从印度佛教的起源论述到塞种人时代。他的巨著《印度佛教史》于1976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出版。全书约60万字。该书出版后被誉为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权威。世界各国学者争相评述。由于他主要是使用了汉文和汉译资料，所以在这类著作中是别具一格的。中国佛教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推荐它。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曾多次向译者推荐翻译该书。且还专门写了推荐信。由于本书出版于中国“文革”后期，所以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收藏，译者于1986年在法国购到1册。现将该书简目译出。因为这本书的目录多达10页，故本处只详出简单标题来。第1章 佛陀时代的印度1、历史资料和参考书目2、释加牟尼佛的时代和生平3、佛教的古代教理4、佛教教团（1）出家人的教团（2）世俗人的教团第2章 摩揭陀时代1、历史事实（1）公元前546－324年的摩揭陀国（2）北印度的形势

（3）公元前486－250年的锡兰2、佛教的传说和传统（1）巴罗哲和毗舍离法会（2）大藏经的形成（3）正法的消逝（4）祖师的承传第3章 孔雀王朝时代1、历史事实（1）孔雀王朝（2）希腊大夏王朝（3）公元前250－200年的锡兰2、佛教的传说和传统（1）华氏城法会（2）大天的异端（3）大众部的分化（4）结论3、佛教在印度的传播（1）锡兰编年史（2）考古发现第4章 巽加和耶 那时代1、历史事实（1）巽加和甘华（2）公元前200－20年间的锡兰（3）大夏人和印度－希腊人2、巽加时代的佛教（1）差友的法难（2）毗湿奴的危险（3）巽加时代的大寺（4）中印度的古代雕像派别3、巽加时代的希腊文化和佛教文化（1）佛教对希腊人的影响（2）希腊对佛教的影响第5章 塞种人－帕拉维时代1、历史事实（1）塞种人－帕拉维

（2）最早的萨塔瓦哈那人（3）羯陵伽的赛迪人（4）公元前20－公元75年的锡兰2、塞种人－帕拉维人和佛教3、山岩建筑的开始第6章 佛教教派1、佛教教派的起源与分类2、各教派的著作（1）佛教语言的形成（2）阿毗达摩的发展（3）对世俗倾向的让步第7章 佛 教1、正法经历过的阶段2、被神化的佛陀3、佛教的次要形式二十四、欧洲在中国法国于1993年出版了《欧洲在中国》的论文集，列入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汉学研究丛刊》第34卷。它是1991年10月14－17日在巴黎举行的《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时空》讨论会的论文集。全书共发表3大类论文12篇。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科学院院士谢和耐先生为全书作序。在《入华耶稣会士和中国基督徒》一栏中共发表了4篇论文。荷兰莱敦大学汉学院的徐理和（E．Zurcher）的《明末的乡约，韩霖的〈劝教书〉》；瑞士日内瓦大学的拉克纳（M．hael Lackner）的《形象派耶稣会士马若瑟》一文；菜敦大学的杜丹克（A．Dudink）《张赓，明代受归化的基督徒》；台湾学者黄一农《面对中国天文学和占卜学的入华耶稣会士》。在《西学的介绍与传播》一栏中，共发表了3篇论文。荷兰学都恩理弗理德（P．Engelf－riet）：《欧几里得在中国及其欧洲的背景》；意大利学者玛希尼（F．Masini）的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们的数学和科学著作》；法国学者扎米的《17－18世纪的中国文人论数学史》。在《中欧交流中的时空》一栏中，共发表了比利时学者莫扎特（G．Moortgat）的《南怀仁和半球地图》；法国学者庄士泳（M．Delahaye）发表了《西画在中国的微弱影响》；法国学者德贝格（M．Debergh）发表了《南怀仁的地图和地理学者作》；法国学者马若安（J．C．Maztloff）发表的《17－18世纪的天文和数学中文著作的时空》；谢和耐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时空、科学与宗教》等论文。这是一部有关西学东渐的名著。

二十五、沙百里《中国基督教徒史》法国于1992年出版了沙百里博士（Jean Charbonnier）的《中国基督教徒史》一书。这是国外近年来出版的很少见的几种有关中国基督教徒史的著作。全书共分5篇30章。第1篇：黄土地上的遗迹，7－14世纪的基督教之踪迹、西安景教碑、长安的译经、敦煌残卷、蒙古的十字架、汗八里的主教府、用中国墨写的经文。第2篇：圣人的友谊，16－17世纪天主教与儒教的相会、征服者的失败、利玛窦的路线、基督徒文人、女布道人、太监与王权、儒教的仲裁。第3篇：被包围的证人，18－19世纪贫苦农民中的《福音书》、中国各省中的《福音书》中国最早的主教、信仰和礼仪、中国的神父李安德、布道员－信仰的证人、圣母和女布道人。第4篇：殖民时代的模糊发展，外国保护的利弊、西方人的压力、天主教会口、新教徒的推进、为了进步的基督徒、远离的教会、基督教的爱国主义。第5篇：死亡与复活，活跃的共产主义和对宗教的逐渐消灭、大考验、中国传教士、香港－避难地和桥头堡、宝岛台湾、基督教在大陆的复兴、天下的大家族。

会 员 论 坛谈中国古代名港的兴衰陈 佳 荣年轻时光，由于参加体育运动会和调查少数民族的关系， 曾沿广州－汕头－漳州－厦门－泉州－福州－福安－温州－杭州－上海，经历过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后来，因为参加中外关系史学会、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的各种学术讨论会，又多次重返厦门、泉州，再次抵达北戴河，并首次访问了宁波、扬州、蓬莱等古港。这些学术会议之所以选在上述地方召开，乃因它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港口，古代海外交通兴盛的中心。可是自己每次与会，都因交通不便而叫苦不迭，于是一种感觉自然而然地涌入脑际：为什么古代的海外交通要地，今日交通大多不发达，或者没有飞机，或者连火车都不通？认真回顾一下历史，情况确实如此：但凡古代海外交通中心，除广州等少数港口外，今日多已衰落了。试观徐闻、合浦，在西汉曾以通往印度的远洋航路之起点而名重一时，但其后却渐趋式微；唐代的登州（今蓬莱）曾是通高丽、渤海、日本航路的始发港，扬州之繁华更以“扬一益二”而名噪天下，唯今日二地均无火车、飞机直通；潮州、汕头西面有甲子港，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曾称：“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元代的泉州且被马可·波罗、伊本·巴图塔誉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港口，可是时至今日，潮州及泉州同样无铁路、机场的设施；至于清初江、浙、闽、粤四大海关之所在地，除广州外，连云港、宁波、漳州三地的近代化建设均不尽理想。综观古今海外交通的历史，诸港口之盛微兴衰，其原由应是复杂多样的，包括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各别的因素，或诸种因素综合的影响。兹略举如下：1、河道的变迁：例如黄河自古以来，或由天津一带入海，或由山东滨州放海，或夺泗入淮，对不同时期河北、山东、江苏的对外交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泥沙的淤塞：许多河口港随着泥沙的淤塞而渐次沦落，造成港口外移的现象。历史上扬州、泉州的衰落，都与此密切相关。3、铁路的兴起：铁路修到哪里，哪里就发达起来，这已成近代经济的常识。福建泉州的地位原在漳州之上，自漳州通了火车，形势的变化就不可同日而语了。4、航空的发达：除铁路、公路等陆上交通因素外，空中交通的发展对传统的海上航运也产生颇大的影响。最明显的如新加坡，该地原扼从印度洋入太平洋的必由之道——马六甲海峡，但随着空运的发展，其重要性便大不如前。5、政治的影响：此类例子颇多，如密州在北宋曾设市舶司，后沦为金国之境，影响了山

东的对外交通。南宋首都在杭州，利于宁波、泉州之海外贸易。明、清的海禁不利于东南沿海的外贸，后仅广州一枝独秀。1949年后西方对中国的禁运，造就了香港的特殊地位，而原东方大港上海则相形见绌。中国在文革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为特区，使它们获得比其它地方优越的条件。6、战争的破坏：例如唐代黄巢、田神功兵对广州、扬州的破坏，许多外蕃胡客被杀。另如明代倭寇为患甚烈，给东南沿海带来深重的破坏。7、外交的需要：唐、宋时期同高丽、日本等地的交通，促进了登州、明州等的繁荣。最近中国与南韩的建交，使山东一带的对外交通与贸易生机蓬勃。8、海外的投资：如港、澳的晋江籍居民大量投资于家乡，促进了石狮镇的繁荣，由镇而提升为市。台湾一些商人对厦门的眷顾，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有关港口兴衰的因素，还可以举出一些；而且对各港口来说，其兴衰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是，在上述诸因素中，政治、外交、战争及海外投资等带有人为的影响，它们对某一时期的某一港口虽然可能起重大作用，但未能解释全国古港兴衰的普遍趋向这样一个全局性问题。例如在唐代，同受战争的破坏，而且广州可能损失比扬州更大，为何此后扬州走向衰落，广州却仍继续繁荣呢？在明代，海禁政策及倭寇侵扰自然给泉州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同处福建沿海，为何泉州逐渐让给福州、漳州以至厦门呢？泉州本为元代名港，郑和下西洋时也曾到泉州伊斯兰教先贤冢行香，但为何船队往往在长乐太平港停泊，并自福州东面的五虎门开洋呢？这里涉及到河口淤塞、港口兴衰的内在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以现代而言，一个良好的港口，政府自然会考虑铺设铁路、建立机场，则海、陆、空交通肯定相得益彰，反之便会落伍。对于一个海港来说，其兴衰的因素可能复杂多样，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它自身的港湾是否优良，是否便于大型船舶的停泊以及货场的装卸。在中国，这一问题与河流的自西向东走向、泥沙不断在河口淤塞、河口的三角洲逐渐扩大及优良海港的一再东移等紧密相关。只有这一带长期性、普遍性的因素，方能解释中国古代众多名港渐次衰落的现象。如果吾人以上述之根本因素来分析中国沿海各港湾的历史，则许多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在渤海，应是黄河口泥沙冲积，导致蓬莱港之衰落，而让位给烟台、威海等。在长江流域，唐代的扬州应距江口不远，明时郑和下西洋却已自苏州东面的刘家港开洋，嗣后上海港逐渐崛起，然今日若不开发浦东，则局面亦不堪设想。在杭州湾，杭州在宋代曾是海外交通之重地，后来逐渐让位给宁波，这与上述因素不无关系。在福建沿海，泉州在明初的海外交通地位，已逐渐逊于福州，后来又让位给漳州月港；漳州在清初曾是闽海关所在地，唯至清代中期已远远不如通商五口之一的厦门了。泉州、漳州的先后落伍，都与其港口的由优转劣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至于珠江口，广州确曾长期保持中国古代第一大港之地位，但至近代此种地位已被上海所取代，今日珠江口也出现了冲积平原逐渐扩大的情况，此后港湾形势之变化当拭目以待。依敝人愚见，今日神州大地有四大城市：北京、上海、台北、香港。其居民的大多数都

各操一种方言，依次为北方官话、上海话、闽南话、广州话。未来由北至南，中国沿海一带将形成四大经济发展区，而这四大城市则分别成为各区的中心，并与其他都市结成姐妹城：（1）渤海区：北京与天津、大连、烟台等；（2）东海区：上海与青岛、连云港、杭州、宁波等；（3）台海区：台北与厦门、福州等；（4）南海区：香港与广州、澳门等。这四区同今日亚洲“四小龙”及其他发达国家将建立紧密的联系，台北、香港自不待言，渤海区与南韩关系已日趋密切，至于上海一带今后或会同新加波、日本等进一步加强联络。上述经济发展区域的形成绝非偶然，正是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古代海港兴衰的反映。古代许多名港既因客观地理的变化而趋于式微，要恢复昔日的光荣似难实现，但只要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尽可能发展本地的经济，则将无愧于光辉的历史传统。［附记］ 作者于1992年10月在安徽铜陵出席有关“亚洲文明”的国际学术会议时，曾就·河口三角洲不断扩大与古代名港衰落的关系问题，向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陈述彭教授讨教，颇受启发，谨致衷心之谢忱。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名单（续）李金明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李国梁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蔡江龙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黄玉兰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陆承庭 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李长林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李茂梓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冷鹏飞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鲁小兵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许承璋 郑州大学历史系周伟洲 西北大学历史系朱元明 扬州唐城遗址文物保管所吴伯娅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陈匡时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林 太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夏林根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石源华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张 翔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张荣华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张济顺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胡礼忠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翟耀飞 西藏人民出版社美编室吴恩扬 天津古籍出版社杨钟贤 天津古籍出版社尹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顾 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林 岷 中国戏曲学院钱 健 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王小甫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魏黎明 商务印书馆综合编辑室丛晓眉 商务印书馆综合编辑室杨建新 兰州大学历史系柴剑虹 北京中华书局林 雄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通知经联系，初步决定：我学会与深圳大学、北大亚太研究中心于明年春季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对我会来说，是第五次学术讨论会）。也可能有港、澳大学及学者参加，现正联系中。一、时间：1994年3月左右。二、地点：深圳市深圳大学内。三、会议主题：“我国华南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今昔”。欢迎我会会员尽早动手，在上述范围内选取适当题目，踊跃撰文，积极与会。并请至晚于今年9月底以前将回执寄回，以便安排。此致敬礼 中国中外关系只学会1993年3月（沿此线裁下寄回）回 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