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探究澳门文化内涵——《中西文化研究》介绍……………………………………………（澳门理工学院）刘萌春，柏寒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务工作通报…………………………………………学会秘书处（1）1、“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一号通知）………………………（1）2、“明清以来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第一号通知）…………………………………………（2）3、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关于会员交纳会费的通知 …………………………………………（3）4、我会与国家图书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外关系史学术讲座”已作过报告的名单 ……（4）5、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苦旅…………………………………………………………………（5）6、中国中外关系学史学会与其他兄弟单位联合召开的3届学术讨论会议文集即将出版………………………………………………………………………………………（6）二、我会与兄弟单位合作举办的学术讨论会综述……………………………………………（10）1、主题明确，研讨课化——“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王继光（10）2、“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石源华 欧阳小刚（18）三、全国中外关系史科研与教学最新动态……………………………………………………（26）1、暨南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介绍……………………［暨南大学］刘永连 王元林（26）2、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学史专业简介 …………………［中山大学］张小贵 曾玲玲（28）3、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北京师大］王东平（31）4、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体…［华东师大］朱政惠（33）5、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专业简况……………………………［华南师大］林中泽（36）6、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中亚史研究状况……………………［贵州师大］蓝 琪（37）7、杭州师范学院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杭州师院］王心喜（40）8、文明的碰撞——2004－2005年国家图书馆特藏系列展览、讲座和国际研讨会………［国图］善本特藏部（41）9、徐家汇藏书楼的中外关系史著作珍藏……………［徐家汇藏书楼外文文献部］王仁芳（43）10、谱写中印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梵典与华章》内容简介 ……［深圳大学文学院］蔡 枫（49）11、沈阳东亚研究中心简介 …………………………………［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孙 泓（52）12、《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论文集内容简介…………………［广州大学］冷 东（54）13、关于《光明之城》真伪的讨论………………………………［泉州海交史博物馆］李玉昆（57）14、有关《1421》一书的学术座谈会纪要……………………………［北大］李苏聪，李新峰（61）15、美国历史学会的一个专题讨论会侧记——西方学者对孟西斯观点的讨论………………………………………（美）袁 清（62）16、今年全国召开的有关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学术讨论会………………………学会秘书处（64）17、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论著 ……………张晓敏 秦志华（65）四、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学术成果简介……………………………………学会秘书处（69）五、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名员名单………………………………………………学会秘书处（73）

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探究澳门文化内涵——《中西文化研究》介绍［澳门理工学院］ 刘萌春 柏 寒澳门开埠四百多年来，中西文化多元并存、交融发展始终是她的主旋律。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她一直默默无语地扮演着中国文化通往西方、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厚积着澳门的文化内涵。如果人们提到澳门，那么可以这么说，大多数人都知道她是“东方的蒙地卡罗”，举世闻名的赌城，但是直到今天可能还有人不太清楚她还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文化之都。澳门理工学院在特区政府成立不满两周年之际，于2001年10月成立了中西文化研究所，创办以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与现状为研究对象、开发中西文化交流发展规律和价值的学术性刊物——《中西文化研究》，探讨、展现和繁荣澳门的文化，填补了澳门本土没有一本面向世界、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园地的空白。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扶持《中西文化研究》，主管文化教育的社会文化司崔世安司长亲自为创刊号撰写发刊词，期盼继续保持和发展文化的澳门，“让更多的人了解澳门的文化内涵，认识她的价值，要让澳门以一个历史文化城市的面目出现于世界。”这意味着澳门文化不仅存在于历史的遗迹里，也积存于现代文明的历程中；澳门文化不仅生活在历史的过去，更将勃发于特区的未来。载着澳门文化的底蕴，2002年6月《中西文化研究》创刊号问世。澳门是一座只有23平方公里、45万人口的小城，创办《中西文化研究》，凝聚着来自祖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专家学者对她的关爱和支持。他们或来电来信祝贺，或欣然允诺担当本刊的顾问、编委，或亲自题写贺词。澳门著名的书法家林近先生为本刊题写刊名。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的题词：“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张皇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庶几能避免大自然对人类进一步的报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教授的题词：“范铸古今，会通中外，走向世界”、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的题词：“加强中西文化研究，增进异质文化交流”、汤一介教授的题词：“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澳门日报》总编辑李鹏翥先生、清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澳门大学校董会谢志伟主席等都为《中西文化研究》的创刊题写贺词，他们积一生探索中西文化交流之心得，对本刊提升专业水准、增进学术意识、坚定学术理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西文化研究》做为一个学术性的刊物，以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占具重要的历史地位为基点，以中西文化交流纵深交集为脉络，多层次、多视野、全方位地探索中西文化

相遇、碰撞、过滤、沟通、渗透、融合及变异等互动展现的文化特质。本刊编辑委员会对栏目设置持开放的态度，根据每期刊物不同的主题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中西方化研究》创刊号八个栏目——中西文化史、文化澳门、西学东渐、中学西传、语言与文化、史实考证、海洋文化及文化人物，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澳门及葡萄牙等一批著名学者的论文。其中包括：丁伟志的《中国文化的近世交易》、乐黛云的《多元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危险及其前景》、汤一介的《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李向玉的《澳门圣保禄学院给予我们的启示》、吴志良的《澳门历史研究述评》、宋柏年的《论澳门文化的精神家园》、黄启臣的《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国家文官制的影响》、吴伯娅的《康乾二帝与西方科学》、孙邦华的《自然神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崔维孝的《孟三德神父与澳门》等。第二期荟萃了著名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13篇，其中包括两篇英文文稿，从多领域、多视野寻找着自远古时代、中世纪、近代直至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历史里留存的人类遗迹以及诸多的文化内涵，阐述着不同的文明形态交流引发出的发人深省的问题，也反映出迥异文化对话曲折的历程。可喜的是，澳门研究者积极地投身于挖掘澳门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资源定位，展示独特的中西文化合璧之作——文化的澳门特征。本期刊有万明的《“契丹”即中国的证实——利玛窦和鄂本笃的贡献》、冯天瑜的《张之洞“游学”“广译”之倡对近代术语的促成》、金国平、吴志良的《古巴华工与澳门苦力贸易始终》、钱林森的《利玛窦与儒家文化接触的历史经验》、耿昇的《法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张铠的《利安当与“礼仪之争”》、樊飞豪的《圣保禄学院：东西方交流的典型建筑》、李宏君的《澳门是中西音乐艺术交流的桥梁、西洋音乐传入中国的发源地》、孙邦华的《论培根的〈新工具〉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传播》、曹增友的《上古时代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科技关系》。2004年2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中西文化研究》刊载了这个会议的综述：《建立一个负责、协力、多元的世界》。其他刊载的论文还有阎纯德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命运》、黄鸿钊的《略论澳门文化的形成》、曹增友的《耶稣会士与南明王朝基督化》、叶向阳的《英国游记中的北京形象：历时的勾勒及流变》、汤开建、彭蕙的《明代爪哇与中国关系考述》、张西平的《中西文化相互对话的可能性及其限制》等。文化不是人类主观任意的产物，中西文化交流突显错综复杂的多元要素互动的结果。《中西文化研究》紧紧触摸着澳门的文化特色，浏览着中西文化交汇的历程，捕捉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脉搏；她成长在澳门，却深植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世界学术潮流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文化研究》既是澳门本土的，又是世界的；即是地方的，又是全球的。然而，《中西文化研究》是一个新开垦的园地，尚需喜爱和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广大读者及作者的支持、呵护、培育和关爱，助她禾苗茁壮。原我们共享中西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成果，共同耕耘这一文化园地。欢迎海内外学界同仁踊跃投稿，也欢迎广大作者和读者对本刊提出批评和建议。

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务工作通报1、“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第一号通知）女士／先生：20世纪是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时期，为了缅怀史学前贤的学术业绩，繁荣和发展中外关系史研究，加强国际中外关系史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暨南大学联合主办，暨南大学承办“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我们诚邀本学会专家以及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此次盛会。一、会议时间：2004年11月下旬～12月上旬（会期四天）二、会议地点：广州暨南大学、珠海三、会议主要议题：1、20世纪中外关系史学界已故重要代表人物的学术业绩回顾2、中外关系史重要学术领域的百年回顾与前瞻3、中外关系史重大问题的学术研讨四、报名手续：接到通知后，请务必于6月底以前将回执寄到或发送到通信地址：暨南大学历史系王元林、刘永连 邮编：510632 传真：020－85220205 Email：olsx＠jnu．edu．cn或liuyonglian353＠sohu．com 电话：020－85220205、85227945回执内容包括论文题目、500字以内论文提要、地址、电话、e－mail等（详下）。会议正式邀请函将由暨南大学于9月内发出。五、会议费用：路费自理，与会学者每人交纳注册费200元，每人每天住宿费60元（标准双人间）。六、会议论文：会后将出版论文集，由学会与暨大合作编辑出版。此致敬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0 4年3月 日

回 执2、“明清以来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第一号通知）女士／先生：为了推进我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加强国内外中外关系史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兹决定召开“明清以来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我们诚邀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盛会。一、主办单位：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杭州师范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会议时间：2005年4月下旬，会期4天（含考察2天）。三、会议地点：杭州市（具体会址将在正式通知中进一步明确）。四、会议议题：明清以来的中外关系史。五、参加人员：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杭州师范学院邀请的代表，包括港澳学者。代表名额不超过40人。六、报名手续：接本通知后，请务必于2004年12月20日以前将回执寄到或发送至：（1）通讯地址：310012（邮编），杭州市文一路222号，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王心喜老师收；（2）电子邮箱：xwd75cn＠hotmail．com回执内容包括论文题目，500字以内论文提要，地址，电话，Email等。会议正式邀请函将于2005年元月内发出。六、会议费用：路费自理，与会学者每人交纳注册费200元，每人每天住宿费60元（标准双人间）。此致敬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0 4年 6月 18日

回 执3、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关于会员交纳会费的通知学会秘书处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国务院民政部为全国社团制订的章程第3章第12条，本会重申，凡我会会员都有交纳会费的义务。每人每年以20元为底限，多者自愿交纳。欢迎有经济能力的会员多交一些或捐助。每次可交纳一年，也可以一次交纳数年。学会秘书处收到款后，开具会费收据。凡连续两年不交会费者。以自动退会对待，从此不再与本会有任何联系。由于本会无专职人员，人手不够，故凡已退会者，一律不再办理二次入会手续。我会已于2004年对全部会员作过初步整顿，凡我会名誉理事和顾问，可免交会费。会费请寄：北京建内大街5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内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100732）。谢谢合作！此致崇高敬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200 4年 7月 10日

4、我会与国家图书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外关系史学术讲座”已作过报告的名单讲座地点：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阅览室（二层中2－1）讲座时间：周六上午9∶15－11∶15联系人：林世田 黎知谨：联系电话：88545593 88545164 88544089E－mail地址：linshitian＠sohu．com，dh1972＠sohu．com垂询网址：http：∥www．nlc．gov．cn

5、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苦旅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是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的全国性学术团体，现有会员近800名，遍布全国所有的省、市和自治区（包括港、澳、台）。学会下设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日关系史、海陆丝绸之路史等3个专业委员会。现在是第5届理事会主持工作。学会出版了译丛5集，论丛即将出版9集。每年出版一期通讯，现已出版19期。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于1981年5月在厦门大学成立，并举办了第1次学术讨论会。会议选举孙毓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为理事长，韩振华（厦门大学）、姚楠（上海译文出版社）为副理事长，马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秘书长。当时共有会员50人。学会于1986年9月在宁波召开第2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2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会议选举韩振华任会长，姚楠任副会长，夏应元任秘书长。会员70人。学会于1988年8月，在河北北戴河举办第3次学术讨论会，继续讨论“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问题。学会于1992年在扬州召开第3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4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扬州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会议选举韩振华为会长，夏应元、谢方（中华书局）和芦苇（暨南大学）为副会长，夏应元兼秘书长。学会于1994年3月，在深圳大学举办第5届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为“中国华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学会于1997年11月，在广西东兴与暨南大学历史系合作，召开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6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为“中国与中东南亚国家关系史”。会议上夏应元当选为会长，黄时鉴（杭州大学）、郁龙余（深圳大学）、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高伟浓（暨南大学）和庄国土（厦门大学）为副会长，耿昇兼秘书长，会员约200人。学会于1998年，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杭州大学合作，在杭州召开第7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为“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学会于1999年11月，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行政学院和厦门大学合作，在厦门召开第8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海外汉学及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根据国家民政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件要求，70岁以上的学者不再担任全国性学术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对学会理事会进行了改选。夏应元不再担任学会会长，由耿昇接任会长。会议又增补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周伟洲（西北大学）为副会长，万明任秘书长，夏应元任名誉会长。学会会员已有300余人。学会于2000年，在兰州，与西北民族学院等单位合作，举办第9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为“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学会于2001年10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广东社科院、云南社科院、香港中华万年网、云南大学等单位合作，在昆明召开学会第5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10次学术讨论会，也是学会成立20周年的纪念大会。会议的主题是“两北、西南与海上三条丝路比较研究”。大会选举耿昇任会长，郁龙余、庄国土、周伟洲、张西平、张国刚（南开大学）、厉声（中国社会科学

院边疆史地中心）、纪宗安（暨南大学）、贺圣达（云南社科院）、邓开颂（广东社科院）、石源华（复旦大学）、吴志良（澳门基金会）为副会长。陈佳荣（香港龄记出版公司）、曲德林（北京语言大学）为名誉会长，万明任秘书长。学会会员已有500余人。2001年12月，学会与宁波文化局等单位合作，在宁波召开第11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宁波港与海上丝绸之路”。2002年11月，学会与深圳大学合作，在深圳召开第12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为“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2003年8月，学会与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在乌鲁木齐召开第13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2003年11月，学会与澳门理工学院、澳门基金会等单位合作，在澳门召开“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本学会的第14次学术讨论会。2004年2月，学会与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合作，召开第15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学会会员已突破700名。（本文是学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上报材料）6、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其他兄弟单位联合召开的3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即将出版学会 秘 书 处1．中外关系史论丛第7辑 ——丝绸之路专辑目录代序：蓬勃发展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耿 昇丝绸之路开通前欧亚大陆中部的交通状况 蓝 琪丝绸之路上的西北民族凝聚 李明伟论早期北方海上丝绸之路 朱亚非贝叶经与西南丝绸之路 张泽洪古代中国至今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的陆路交通 方 铁海上丝路与环球经济 李木妙试论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原因 陈 潮敦煌石窟艺术的中国化与中国南系佛教艺术散论——兼论南北“丝绸之路”有关问题 马 德唐宋时期广州的波斯蕃商与怪圣塔 廖大珂

6、7世纪靺鞨部落与高句丽关系考述 马一虹“天马”诗文与马黎诺里出使元廷 王 颋中亚帖木儿朝的来华使臣 张文德葡人入据澳门开埠历史渊源新探 金国平 吴志良试论明代海陆丝绸之路的变迁 万 明明代云南东西交通线上政区治所城镇的城池 陈庆江清前期中西海路丝绸贸易 吴建雍17世纪中叶“草原丝绸之路”恰克图等口岸中俄贸易关系的发展 卢明辉 李 烨从马德新的《朝觐途记》看近代西南丝绸之路 孙振玉20世纪初《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对西部中国的认识与报道 窦 坤（本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论集要目17－19世纪西方人视野中的澳门与广州 耿 昇吴历“入岙不果”隐因探究金国平 吴志良16－18世纪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 孙 炎澳门与乾隆朝大教案 吴伯娅十七世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 李金明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与澳门问题 陈尚胜澳门耶稣会传教士与南明政权 余定邦俄国首次环球航行登陆澳门始末 阎国栋管中窥豹——16至18世纪中国人的西洋观与澳门 赵春晨西班牙方济各会广州医院初探 崔维孝康熙朝西洋医学的传入 关雪玲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耶稣会士碑看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明晓艳明清之际中西音乐的交流 黄启臣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与18世纪教区档案 李长森试论葡萄牙人入居澳门 廖大珂The Chinese priest Andrew Li（1692－1775）apostle ofSichuan and the support he received from French missionariesin Macao ［法］沙百里圣保禄学院、圣若瑟修院的双语教育与明清西学东渐 邹振环澳门圣保禄大教堂建筑再探 邢荣发徐光启与西洋星晷仪——以韩国黄胤锡《颐齐乱稿》所载《徐光启崇祯戊辰历元用星晷法》为例 冯锦荣澳门史研究的新趋向

——“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王继光（本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3．《东亚汉文化 圈与中国关系》目录序 言 石源华、胡礼忠文化传统在现代化多元发展中的角色、地位与历史使命 周 宁全球化与东亚历史 ［日］滨下武志21世纪与中庸思想 ［韩］沈伯纲诹论汉文化圈 羽离子地理环境、交流与东亚文化区的形成和变迁 吴松弟东方封贡体系与远东国际格局的变化 黄鸿钊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孙 泓古代东亚汉文化圈各国交往中使用的语言与相关问题——以唐、日本、新罗和渤海为中心 马一虹百济与南朝的文化交流及其在东亚的意义 韩 昇两晋南朝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 石云涛隋朝帝国的创立与东亚关系的整合 李鸿宾唐五代时期道教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以金可尼、崔致远为中心 张泽洪档案所见明后期中朝关系史事 万 明明清之际儒学东渐日本再探讨 朱亚非从《热河日记》看18世纪中韩文化交流 吴伯娅清代中韩文化交流一瞥——燕行使臣笔下的北京琉璃厂 杨雨蕾中国正史中的日本观 滕 军法国入华取耶稣士罗历山及其对“东京王国”的研究 耿 昇论近代远东国际关系的变迁与中国的周边外交 石源华从近代博览会看中日关系到 ［韩］河世凤中日两国对外文化的不同反应——以铁路为例 祝曙光战前日本民间的对华政策理念——以东亚同文会为中心 翟 新汉文·韩文·英文·日文——欧美新教传教士近代在韩办学的文字选择 王立诚东亚文化圈发展的展望 孙进己“睦邻、安邻、富邻”：和平发展战略架构下的中国周边外交 汪伟民 陈 扬论全球化时代韩国与中国合作关系的前景和模式 ［韩］李奎泰中日关系的心理障碍 ［日］鹿锡俊

台湾对东南亚的投资和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振兴 庄国土20世纪末的一次重要学案——上世纪80年代史华慈对东亚政治秩序问题讨论的组织和研究 朱政惠附录一：“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参会论文目录附录二：“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综述（本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二、我会与兄弟单位合作举办的学术讨论会综述1、主题明确，研讨深化——“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王 继 光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澳门基金会、澳门理工学院联合主办的“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1月1日至5日在澳门召开。来自内地、台、港、澳及法国、加拿大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研讨。为什么选择“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三家联办单位的负责人在会议开幕式的致词中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一主题的意义。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昇教授在致词中说：本届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这是一个内容广泛而又寓意深刻的课题。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澳门在16－18世纪，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此前，始终是中西交往的一个桥头堡、中转站、培训基地，其地位独特而重要。中国与欧洲，甚至与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许多文化、宗教、经济、政治、外交交涉，经常是通过小小的香山濠镜沟通的。澳门汇聚了多元文化，为中外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镜海濠江，地域虽小，但犹如镶嵌在祖国东南沿海的一颗明珠，其文化沉淀很深厚、其学术内涵很博大。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教授致词说：16－18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历史时期。缘于上个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沟通了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为人类开辟了一个中西关系互动发展的新纪元。澳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一个小渔村逐步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城市的。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他精辟地指出了澳门在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吴志良博士则进一步阐释了这一中心议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他认为：早在明朝，澳门已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直至鸦片战争，她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主要窗口，在沟通中西关系、促进东西交往中担当着独一无二的角色，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中西关系中的16－18世纪，也是中外

交流史上波澜壮阔的两个世纪，当明清帝国由鼎盛走向衰落且最后闭关自守的时候，欧洲的文艺复兴不断蔓延，资本主义浪潮悄然兴起，科学革命方兴未艾。中西方之间这种强烈、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使得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产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场景。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澳门作为南中国最早对开放的贸易港口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欧风东渐的突破口，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场所和缓冲区，身临其境地见证了其间的得失成败和高低起伏。这种背景，促进了澳门这个特殊窗口的形成和发展；这种经历，又促成了澳门的特殊文化性格。通过这个敞开的窗口，中西之间虽然未能完全打破隔膜，但毕竟提供了一条孔道，令中西相互接触，彼此接近，沟通往来；也是通过这个窗口，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等多方面得以交流、互动和发展。这个漫长而独特的交流过程，谱写了中西关系史上既翔实又绚丽的篇章，缔造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个特殊的典范。在当代世界因宗教信仰、政治思想、经济利益不断冲突的今天，澳门的经验尤显得可贵，澳门的典范尤值得推广。作为学者，我们义不容辞，有责任在这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开幕式上，北京大学陈炎教授、中山大学黄启臣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黄一农博士、澳门理工大学崔维孝教授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尤其是黄一农博士的《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红衣大炮》的主题讲演，以翔实的史料、细微的料理、全新的视角再现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强烈和好评。围绕这一中心议题，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共80余篇。其数量之多、论题集中、涉及广博是同类学术会议所罕见的。围绕这一中心议题的80余篇学术论文，呈现出专题研讨、边缘学科、交叉综合的明显态势，体现了澳门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走向。它预示着，澳门学的学科体系的构建并不遥远。由于论题涉及广博，界定全部议题的内容是困难的，但为便于评述，我们还是分三大类作一简要介绍：一、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约30篇。陈炎《16－18世纪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林家有《十八世纪澳门的特殊地位》、鲜于浩、雷斌的《有限开放与闭关趋向的交流 ——16－18世纪澳门在中西交流史上的作用》、李明伟的《16－18世纪澳门独特地位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等文是对本届会议主题的宏观论述，陈炎从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在澳门汇合、交融的角度，探讨了澳门作为16－18世纪西学东渐、东学西渐的桥梁的人文价值。林家有则从18世纪历史的大背景下，对澳门的特殊地位予以评价定位。鲜于浩、雷斌认为，从16－18世纪明清两朝对外政策的“禁海”、“开海”的反复来看，一直存在着闭关和有限开放两种趋向。在这两种趋向中，闭关是最基本的对外政策取向，有限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障封建王朝对周边“四夷”以及远道而来的“西夷”的威仪和国家的安危，完全不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更谈不上近代意义的开放，闭关主导下的“开放”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澳门则成为这两种趋向的交汇点，而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桥梁的角色。李明伟从16－18世纪澳门独特地位的形成与特点、东西文化交流及国家观念、主权观念走向诸方面，论述了澳门作为这一特殊时期中国与西方接触、斗争的唯一孔道及前沿阵地，严重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方式和后果。这种影响的深远甚至延续至澳门回归祖国以后。

汤开建《谨防澳门史研究中的“左”风——兼谈葡人驱盗入居澳门说之新史料》、廖大珂《试论葡萄牙人人居澳门》、施存龙《首航葡商阿尔瓦雷斯和首次葡使团占据屯门港说不能成立》、杨翠微《葡萄牙进驻澳门时中葡两国的形势及澳门的中西文化交流》等文是对澳门开埠史的研究。汤开建从世所罕见的明代韩霖的军事著作《守围全书》中，发现了目前所见最早一份澳门葡萄牙人上奏明廷的《委黎多报效始末疏》，以新的史料，有力地支持了“葡人驱盗入居澳门说”，并对澳门史研究中极“左”的倾向提出强烈批评。廖大珂认为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是一个渐进的进程，先后经历了舟居、旅居、定居三个阶段，在获取上川、浪白澳作为商业居留地后，又复帮助明政府驱逐海盗而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施存龙文一是澄清了1493年葡人入侵说；二是考辩阿尔瓦雷斯1514年首航占据屯门港说不能成立；三是辩驳了费尔南·安德拉德侵占屯门多年的说法；四是对阿尔瓦雷斯、费尔南占据大铲岛、后海湾等地的辩析。杨翠微分析了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时中葡二国的形势，她特别强调：虽然说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很大，起着一个桥头堡的作用，但不能回避的是，澳门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伴随着进驻、占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血腥、侵略和占领。应该说，这几篇文章都有深化澳门开埠史研究的意义，对其几个关键性的争议问题，取得了新的突破。1622年，即明熹宗天启二年，荷兰人远征澳门，与居澳葡萄牙人激战，最后败逃，是澳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中文史料的阙略，这次战事的研究，一直在若隐若现中。谭志强《葡荷澳门之战（1622）与近代台湾历史的开始》及林发钦《1622年荷兰攻夺澳门始末》二文则利用西文史料，详尽地评述了事件的背景、过程及影响。谭文则进一步认为，荷兰人攻占澳门企图的失败，导致了他们最后落脚于台湾的曲折结局，在澳门史、台湾史研究中，都不应忽视这次战事的影响。阎国栋的《俄国首次环球航行登陆澳门始末》则清理了嘉庆年间震动朝野的“俄船来澳事件”，对俄首次环球航行的意义及登陆澳门通商贸易的影响作了阐述，填补了澳门史研究中的这一空白。李金明的《十七世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西海上贸易网》、徐晓望的《16－17世纪的澳门与南海经济圈》、陈尚胜《1757年广州——通商政策的形成与澳门问题》、兰琪的《明清澳门贸易地位兴衰析》、戚印平《关于范北安与澳门当局签订的生丝贸易协议及相关问题》、彭海铃《中国茶叶西传与澳门》等文则是探讨澳门经济贸易活动的一组专文。李金明认为：“17世纪，东亚海域的贸易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得不放弃与印度果亚的贸易，将其贸易范围集中在澳门——长崎——马尼拉——望加锡一带，于是，形成了一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贸易网。”徐晓望认为：“传统的东南亚史研究将中国南部排斥在外，是有其局限性的”。因为16－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从商业角度看，四个贸易的热点区域环南海区域占有重要位置。兰琪强调了“澳门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贸易地位的兴衰，与祖国的国策和国运有着重要的关系。”陈尚胜在考察了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广州——通商政策的成因后认为：“乾隆初期的二十年间，澳门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曾对乾隆二十年所制订的西方商人来华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带的政策产生了直接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澳门与清朝对外政策间的互动，应是澳门研究领域一个值得加强的重要课题”。戚印平则提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即西方传教士参与商业活动，利用中国的生丝贸易赢利以获取传教的经费。他认为“在西方列强全球扩张、世界经济格局重新确定的大航海时代，传教士生丝贸易的深远影响当然不会限于有限的具体份额。”提交大会最有价值的文化人类学论文是李长森的《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与十八世纪教区档

案》，该文从历史回顾入手，在剖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化、社会、信仰、语言属性等诸多层面进行研究，结合教区档案，得出澳门“土生葡人”根在澳门，而不是在葡萄牙的结论。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上的。葡葡牙人入居澳门并建立澳门议事会是近代自治制度的一个尝试。何永济以《澳门早期葡人“自治”探讨（1557－1583）年》为题，探讨其性质、功能，认为它是“东方第一个民主机构的出现”。由于作者研究的这一自治机构发生在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南部中国，葡居澳门的这一政体，应有其深远意义。关于澳葡当局与南明政权的关系，中文史料阙略，过去，中外学者的研究，只涉及到与南明政权有联系的几位耶稣会士及桂王政权上层受洗入教的人物。余定邦的《澳门耶稣会传教士与南明政权》则是对澳葡当局与南明政权关系的全面料理。作者认为，在清朝军队步步进迫下，南明政权曾派遣耶稣会士向澳葡当局求援。当南明政权仍控制华南广大地区时，为了谋求今后更多的贸易利益，澳葡当局曾向南明政权赠送枪炮，派雇佣军协防桂林。而当清军南下，南明政权的崩毁已成定局时，澳葡当局的态度随之就化，不让南明赴欧使者途经澳门回华。金国平、吴志良的《吴历“入嶴不果”隐因探究》、叶农的《清朝时期澳门的汉学活动勾沉》、王川的《冼玉清澳门》、邱立诚、邓聪的《澳门圣奥斯教堂出土明代青花瓷器初探》、邢荣发《澳门圣保禄大教堂建筑再探》、莫小也《早期澳门美术的形成与发展》、胡根《澳门早期的出版活动与中西文化交流》等文，则是一组澳门文化史研究的专论。其中，金国平、吴志良在陈垣、方豪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著名诗人、画家吴历皈依天主教的在教姓名、受洗时间、抵澳滞留等作了细致的考辩，认为礼仪之争的公开化，是吴历不能随柏应理前往欧洲、不得不滞留澳门的真正原因，而耶稣会的严明纪律又制约了吴历不能透露其内情，“致使其滞澳学道的真正原因隐没了几百年。”该文可说是吴历研究中的一个新突破。澳门曾经是汉学研究的一个活动中心，叶农、此文的视觉在清代，他将清代澳门汉学活动分为三个时期：一、耶稣会士与汉学活动：清初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二、遣使会士、新教传教士与汉学活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中期；三澳门人、世俗人士与汉学活动：十九世纪中期到辛亥革命。从而显现出澳门汉学活动演进的轨迹。邢荣发对澳门标志的圣保禄大教堂的建筑原貌作了再探讨，是这座十七世纪“耶稣会在东方发展鼎盛时代的里程碑”建筑复原的有益尝试。邱立诚、邓聪对1995年澳门对澳门圣奥斯定堂修复中发现的大批青花瓷作了研究，认为它是明万历年间准备运往葡萄牙的“加橹瓷”，即海外通称的“克拉克瓷”，其产地则是江西景德镇瓷器减产不能满足国外需求后，新发展起来的漳州窑。胡根则对澳门早期的出版业作了梳理，认为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澳门兴起印刷业的直接动因是耶稣会士传教中国印制教会文献的需要。而1822年诞生在澳门的葡文《蜜蜂华报》则是中国近代第一份外文报纸。黄启臣的《明清之际中西音乐交流——澳门是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个案之一》、李强《借道澳门中葡文学交流与西方音乐输入肇始考》、鲍志成《从“大三巴”到“洋观音”——从宗教建筑看中西文化在澳门的交融合璧与分流共存》、何小莲《鸦片战争前西医东传与澳门地位》等文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若干个案论述了澳门的地位。黄启臣从中国音乐的西传、西方音乐的东传二个方面阐述了耶稣会士和澳门在这一交流中的作用。李强考察了葡萄牙传奇文学登陆华夏文坛和西方神甫输入欧洲音乐的历史，论述了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的中介角色。鲍志诚从多资多彩的澳门建筑文化的视角，重点考察了风格迥异的澳门中西宗教建筑，并分析了中西宗教建筑的不同风格及其在澳门的移植共处和嫁接交融的历史过程。何小莲认为，西医是东传西学中最为成功的学科之一，澳门由于其特殊地位和历史原因，在鸦片

战争前，一直充当西医东传的基地和孔道，第一家西医医院，第一所西医学校，第一家麻风病院，第一个中国最著名的西医医生，都在澳门，影响极广的种痘术也由这里传人中国。上述研究，涉及到澳门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开掘深化态势。尤其是澳门在16－18世纪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与会学者的专题探索，多角度、多层面的给予充分展示，无疑，丰富了澳门史研究的内容。二、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论文有10余篇。李晟文的《冲突与会通：十七、十八世纪在华基督教与儒学》与朱静的《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传教策略初探》是探讨入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二篇专论。李晟文认为，“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是一种双层次关系，一方面，它们存在着歧异、矛盾和冲突，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有着相似、相通和兼容的一面。”正由于有相似、相通和兼容之处，因而促成了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中国化趋向。朱静则通过清初很有影响的耶稣会士巴多明传教策略的探讨，指出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秉承利玛窦开创的讲汉语、结交上层人士朋友的传教路线，而巴多明则重点向满州皇族渗透。谭世宝《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图像与历史的谬误辩证》一文，实际是对现在出版物中关于明清一系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场景图像、文字谬误的一次清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目前的浮躁草率风气。明晓艳的《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耶稣会士碑看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王继光的《跋〈凉州公教信友迁葬麦神父并兴修公坟碑记〉》二文披露了近年来在北京和甘肃武威发现的一批西方传教士墓碑。其中，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传教士墓碑36通，主要来自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的北京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据明晓艳考察，“除有耶稣会神父张诚、白晋、蒋友仁、殷弘绪、沙如玉、雷孝思、巴多明、冯秉正、方守义、韩国英、钱德明等25人外，还有遣使会（圣味增爵会）主教田嘉璧、代行主教狄仁吉、神父赵玛窦、何若望、罗亚立山、张伯多禄、郑巴尔大撒、朱若翰保弟斯大、冀若望、郑自贵、索拂理斯等11人。”这批珍贵的实物资料，对研究法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提供了难得的佐证。王继光则对1981年发现于甘肃武威市高坝镇的10余通传教士墓碑之一的《麦神父碑记》作了详尽考释，其中涉及到唐宋以来基督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方济各会士在西北的活动，意大利传教士麦传世的生平行止等问题。韩琦的《1709年教皇致康熙信到达宫廷始末》探讨了康熙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分析了1709年教皇致康熙信迟至二年后才送到康熙手中的原因。由于“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这封信到达清廷的曲折过程使“礼仪之争”各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得以充分表现。赵殿红《“康熙历狱”中被拘押传教士在广州的活动：1662－1671》、郭卫东《乾隆年间澳门唐人庙事件述论》、吴伯娅《澳门与乾隆大教案》是一组研究清初几次大教案的论文，从中反映了天主教入华传播中东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赵殿红文的中心是对“康熙历狱”后解京审讯、拘押广州的25位传教士长达5年半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通过中西文史料的勘比互证，澄清了以往研究中的若干偏差，弥补了研究的不足。郭卫东、吴伯娅二文则是对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二次大教案的系统料理，这二次教案均发于内地，但最后总波及到澳门，足证澳门在对华传教中的特殊地位。张泽洪的《澳门族群与多元文化：16－18世纪澳门天主教与中国传统宗教》一文指出，澳

门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社会，东西方不同族群在澳门和平相处，多元宗教文化在澳门也得以兼容共存。陈占山的《明清皈依天主教的士人群体》则分析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奉教士人群体的形成、发展、演变及认定，特别指出，对一贯具有相容并蓄传统的中国士人来说，要坚持开主教的纯洁性并非易事。赵振江的《十六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考察了自沙勿略开始的西班牙传教士在华活动及著述，其最著者有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拉达及其《中国纪行》，其次则有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发表前欧洲最有影响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专论。而在华传教17年的庞迪我则是在华西班牙传教士的最后一位典范式人物。邬振环的《圣保禄学院、圣若瑟修院的双语教育与明清西学东渐》从中西语言交流的新视角阐明了澳门在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他认为：从1565年澳门圣保禄公学的初建到1727年圣若瑟修院的创办，使澳门成为培养中西双语人才的基地。早期耶稣会士的汉语教育成功是澳门成为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前必定要完成的一个层次的教育。16世纪开始在澳门展开的明清士人的拉丁语教育，为天主教培养了最初一批翻译人才，而澳门葡人的英语教育为中国文化界提供了第一批汉英双语人才。崔维孝《西班牙方济各会广州医院初探》考察了1678年西班牙方济各会广州杨仁里福音堂所拥有的药房、医护所、门诊及外科手术诊疗所，认为它是近代中国第一座西式医院，其目的在于有效地推进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总之，上述论文或以新的资料填补了某些研究空白，或以新的视角透析了前人研究不足的许多问题，涉及面广，有一定理论深度，对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深化大有裨益。三、中西关系史研究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是本次大会研讨的一个中心议题，提交的论文有30余篇。阎纯德的《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盛宴——试论16－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追溯了西方汉学兴起发展的历史，认为16世纪大批耶稣会士入华，启动了西方社会关注研究中国，从此开始形成西方各国研究东方文化的学术流派，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之一正在于此。而吴建华的《试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局限性》一文，则以另一视角，分析了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认为西方各国在对待中国文化方面存在着文化交流内容上的选择性和保守性、手段上的贿赂性、方针上的适应性和策略上的隐蔽性；而中国方面缺乏文化交流的主动性，专制主义的政体又使初兴的中西文化交流一波三折，限制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和影响。赵春晨的《管中窥豹——16－18世纪中国人的西洋观与澳门》认为，早期中国人西洋观的形成，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认识上的进步与局限，都与澳门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澳门作为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接触和窥见西方事物的主要管道，对早期中国人西洋观的影响，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施存龙、张维英的《懵懂三百年——明清对葡萄牙长期误识兼论原因后果》仔细考察了明清二朝对葡萄牙的种种误识，并分析了懵懂三百多年的原因和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反向的研究则有耿昇《17－19世纪西方人视野中的澳门与广州》。该文发掘了西方史料中、国内学术界尚未注意到几位意大利人、英国人、瑞士人、法国人对澳门、广州、中外交涉的记录，揭示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尤其是英人威廉·希基对1768年发生在广州的一次中英冲突事件、瑞士人夏尔·贡斯关于18世纪广州、澳门对外贸易、法国外交官拉否例和斐列勒对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前后的记载等等，均显出一种特别的价值。

发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的中英第一次碰撞事件，涉及到中、英、葡三方，而澳葡当局居其中，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万明的《明代中英第一次直接冲突与澳门——来自中、英、葡三方的历史记述》则首次以三方资料相互参证，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整体考察分析，认为澳葡当局在这一事件中的地位充分显示，而终明之世，明朝对沿海地区的控制也依然有效。提交本次会议的重头论文是黄一农的《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红衣大炮》，这篇长达5万字的论文披露了明天启年间三艘欧洲沉船的四十二门西方大炮分批递运北京，由此引发近代东方大陆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第一课，并在明清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者对欧洲沉船的打捞作了仔细考察，在整合中西文史料的基础上，调查了中国现存欧洲大炮的实物，认为明朝对西洋大炮使用的实践与晚明士人的社会网络及政局演变息息相关。并由此对中国史学界面临的挑战与学风提出反省、建议。其研究深度及方法颇有启迪意义。与之相关的论文还有朱亚非的《明末西洋大炮的输入与登州火器营》，作者考察了崇祯年间在山东登州建立的火器营，认为它是一支掌握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火器技术的精锐部队，在抗击清军入犯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明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一次成功尝试。二文反映了一个共同事实，明廷引进西方大炮与亲天主教人士紧密相关。谢方的《早期中葡关系的开路人陈金》、郑一钧《徐光启对16－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冯锦荣《徐光启与西洋星晷仪——以韩国黄胤锡〈颐斋乱稿〉所载〈徐光启崇祯戌辰历元用星晷法〉为例》、徐作生《论古代上海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从徐光启孙女捐助意大利祭司潘国光个例解析》等文是涉及早期中西关系的一组明代人物评论。谢方认为：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三般葡萄牙帆船驶入珠江口，鸣放礼炮，要求人贡通使，不但打破了明代朝贡制度的常规，也成为后来葡人侵挠东南沿海的开端。不少人将此事归咎于广东布政使吴廷举是一个误解。其实，在广东首倡改革朝贡贸易和接见来华葡使的应是两广总督陈金。陈金是早期中葡关系的开路人。郑一钧提出，16－17世纪，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建立，以东来传教士为媒介，传入中国，徐光启作为追求科学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而成为中国近代科学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其历史贡献应予充分认识。冯锦荣文以徐光启《崇祯戌辰历元用星晷法》为例，探讨了徐光启对西方夜间定时仪的研究使用。徐作生则披露了徐光启的孙女甘弟大、玛尔弟纳倾其家私，捐助意大利祭司潘国光在上海建造敬一堂观星台，以传播天文历法科学的事迹。武斌的《近代欧洲“中国形象”及乌托邦价值》、顾钧《卫三畏与〈中国总论〉》、许序雅《〈海国图志〉与〈职方外纪〉》、李真《西方人学习与研究汉语的先驱——马若瑟及其〈汉语札记〉研究》、柳若梅《拜耶尔与俄罗斯汉学》、张西平《基歇尔笔下的中国形象》、邱树森《16－19世纪中期粤澳两地文化艺术交流》、严建强《18世纪英、法、德中国文化利用比较研究》、关雪玲《康熙朝宫中的中西医交流》、熊月之《鸦片战争以前中文出版物对英国的介绍》、马幼垣《经由澳门传往欧洲的插增简本〈水浒传〉》、胡光华《中国瓷器与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和互动》等是探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组论文。武斌认为，直到17世纪，欧洲与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在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中国的热情，中国成了欧洲人向往追求的“理想王国”的一个典范。这种中国式的乌托邦，成为激发、刺激欧洲文明走向进步的一个精神动力。顾钧考察了卫三畏及其《中国总论》，认为卫三畏是来华传教士中美国的第一位汉学家，而其《中国总论》则是美国汉学兴起的标志。魏源著《海国图志》引华人著作18种，西人著作11种。许序雅研究了《海国图志》和《职方外纪》，发现魏源《海国图志》至少在33处引述了沙勿略的《职方外纪》，内容远较200年前的《职方外纪》丰富翔实，但仍有许多知识性、认识性的错误。基歇尔的

《中国图说》是欧洲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张西平考察了《中国图说》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力图用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对《中国图说》的中国形象，作了有意义的解读和诠释。李真认为，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的《汉语札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部著作，目前仍属学术空白。她通过对《汉语札记》基本内容的研究，分析了该书特色，确认了马若瑟作为开拓西方汉语学习与研究的先驱之一的历史贡献。柳若梅对18世纪俄国科学院聘请的法国东方学家拜耶尔的生平与著述作了考察，认为拜耶尔的汉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为俄国汉学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拜耶尔是俄国汉学的源头。严建强指出，新航路开辟后，西传的中国文化引发了18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但当时的欧洲各国对中国文化的反应有相似之处，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他比较了英、法、德三国对中国文化的利用，认为这些差异与三国当时的社会性质息息相关。邱树森则通过西方艺术传入广东、岭南艺术传入澳门二个层面，论述了粤澳两地文化交流。关雪岭考察了清康熙朝宫中的中西医交流，从诊视、治疗、药品制造、传授西医知识诸方面展示了交流的规模，其中特别肯定了康熙皇帝对西洋医疗、药品制造、传授西医知识诸方面展示了交流的规模，其中特别肯定了康熙皇帝对西洋医学的客观科学态度。熊月之介绍了鸦片战争前关于英国的一些中文出版物，重点则对出版于1834年的《大英国统志》作了考察研究，此书罕有流传，作者二年前意外发现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是传教士全面系统介绍英国的一部中文著作，结构行文上体现了传教士的策略。马幼垣则披露了他多年访求《水浒传》版本中在欧洲各国图书馆发现的插增简本分散册页，将其定为甲、乙本，这是以往《水浒传》版本研究中尚未予以充分注意考察的版本。这一经由澳门葡人传至欧洲的插增简本《水浒传》，对《水浒传》版本源流研究，应有特别的意义。胡光华指出，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时代，其对中国瓷器艺术的热爱，构成西方“中国热”的显著特征。而对中西经济、美术诸领域的交流与互动，中国瓷器成为独具魅力的媒介。西方从学习自造瓷器到与中国瓷器竞争的过程，就是中西经济美术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乌云高娃的《清四译馆“西洋馆”》提出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即清四译馆是否设置过西洋馆。现存汉文史料中未见西洋馆建置，但新编《华夷译语》中又有“西洋馆杂字”，当时这一具体工作，实际上是由西方来华传教士担负。推测1729－1744年短期存在的北京翻译馆很可能就是清四译馆“西洋馆”。张文德《15世纪后期撒马尔罕使臣海路来华与明廷的反应》、杨富学《图理琛西使动因小议》是探讨俄国、中亚与中国关系的二篇论文、张文德认为，明代君臣的因循守旧，反映了一个事实：“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东方扩张时，明朝的一些大臣正紧捂着钱袋，守着祖训，这些勤俭治国的大臣们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海外朝贡国的实际需求，并使这些需要为我所用，只是感叹于来华使臣的狡黠与贪婪，而皇帝仍旧过着帝王的奢华生活，享用来华使臣的贡物，满足一个泱泱大国国君主的虚荣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杨富学则认为，清“图理琛西使”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加强与土尔扈特部的联系，其终极目的则是诱使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以牵制沙俄与准噶尔部敌对势力。孙若怡《十七世纪中西互动关系的再思考——以荷兰的殖民为例》、耿昇《澳门与广州在18世纪中西贸易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晁中辰《明嘉靖年间广东与闽浙海外贸易的对比研究》、马一虹《耶稣会士在日活动考述——兼及葡萄牙与澳门、日本间贸易》、张廷茂《16世纪前期葡中日贸易关系的建立》、柏峰《酱湍园码头的洋舶与夷务》、李国清等《中国德化白瓷与欧洲早期制瓷业》等文是一组研究早期中西贸易与经济交流的论文。孙若怡考察了荷兰早期的对外贸易和海外殖民，认为十七世纪世界贸易的整体上欧洲呈现贸易逆差现象，而中国经济受外界商

品经济的影响较低，更加速了西方经济出超的趋势。这一经济动因，直接影响了十七世纪以后的世界局势。耿昇的文章是对法国商人贡斯当《中国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回忆录》一书的评价。贡斯当曾三次来华，一度主持法国广州夷馆的交易运营，与广州十三行有过密切接触和贸易往来。《回忆录》因其亲历，对当时的中外贸易研究，极具史料价值。晁中辰文将明嘉靖年间的海外贸易分为三个阶段，考察了海禁政策对当时私人海外贸易消长的影响，闽浙严禁则广东兴，广东严禁则闽浙盛。作者认为，“自明初即开始推行的海禁政策是海外贸易发展的根本阻力”，嘉靖年间的“倭寇之患”，以闽浙为烈，广东相对平静，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广东有一个比较正常的海外贸易环境。马一虹考察的是耶稣会士在日本的活动，其重要内容之一便是耶稣会士介入日本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对17世纪上半期日本的、经济、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张廷茂文讨论了16世纪前期葡中日贸易关系的建立，认为其意义在于葡葡牙人得以将其东方贸易体系由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建立了一条连接欧亚非三洲的国际贸易航线，由此，东西方之间实现了直接交往。而葡中日贸易关系的建立，为东西方之间的国际贸易奠定了稳定的基础。清代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广州府番禺县黄埔村的酱园码头遂成为全国仅有的海上贸易码头，柏峰文介绍了酱园码头的洋舶与夷务，其中涉及到中国最早的买办和华夷纠纷。李国清等人对曾经风靡欧洲的“中国白”的中国福建德化白瓷作了科技分析。认为德化白瓷输入欧洲后，以其优美造型和白玉般的质感赢得欧洲人的青睐，欧洲人开始着力仿效德化白瓷，摸索瓷器的制作和模仿德化白瓷的艺术形式。中国德化白瓷对欧洲早期制瓷业起了重要的启蒙影响作用。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考察参观了澳门的一些主要名胜古迹，对“中西合璧”、“华夷杂处”的澳门文化留下深刻印象。2、“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综述石源华 欧阳小刚2004年2月16日至19日，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承办的“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04年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韩国、日本和美国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并提交论文近80篇。复旦大学副校长薛明扬教授代表王生洪校长到会祝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升教授、副会长、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胡礼忠教授共同主持了本次会议。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等为会议提供了资助。本次研讨会从历史、现状和未来三个时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角度，探索和研讨了东亚汉文化圈及汉文化圈国家间关系的形成过程、历史演变、现实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走向。是近年来中外关系史学界一次规模较大、层次和水平较高的学术盛会。

一、关于“东亚汉文化圈”的概念与会学者对“东亚汉文化圈”概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复旦大学姜义华提出质疑意见，他认为，“汉文化圈”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而被误读为“汉族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或“汉学文化圈”，这都是有问题的。理由是：①用汉族文化圈包容各有自身民族文化的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和中国东亚周边国家，是不恰当的；②汉字曾为东亚一些族群创造自己的语言系统时部分采用，在推进这些族群的文化交往及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宜将使用或部分使用汉字的这些族群、地域统称为“汉字文化圈”，日语和朝鲜语只是部分采用汉字，属于何种语系还没有定论。古越南语曾借用汉字或仿照汉字形式，但现已改用拉丁字母；③如果指的是“汉学文化圈”，实际上，当时是指融合了道家、法家诸学说的儒学影响所及的地区，正因为这是一种思想、学术，尽管具有民族与国家的特色，但毕竟与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字的文化有较大的区别，因此它可以成为另一个民族和另一种文字文化的资源。从这一角度去讲，与其称作“汉文化圈”，毋宁称作“儒学文化圈”，可能倒更贴切一点。南通师范学院钱健不赞成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使用诸如“新汉文化圈”、“泛汉文化圈”这类概念。目前出现的多个相关概念都不适合指称当代的中国与部分周边邻国的关系。由于没有公认的准确的界定和说明，这些概念的实际内涵确切性远逊于古代汉文化圈的概念，有的含意过窄、过偏、或与现实不符，有的歧义多或气势太甚。在提出这些概念之前要客观地认识它在当代的实际作用，不要夸大日、韩等国的汉文化遗留和汉学研究，或误读两国的有关对策。不仅要考虑到它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亚共荣圈”等名词的区别，还应看到这类提法可能产生的消极意义。如它会使一部分国人怀有不切实际的感情、太高的期望值甚至导致自我麻痹；也可能会使别国的民众认为是“大中华帝国梦的复活”、重建“大中华藩属体系的先声”、“中国势力范围的代名词”而产生警惕或抗拒心理。第二种意见主张既要看到东亚文化的核心和共性是汉文化，又要区分汉文化和东亚文化的区别。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孙泓认为东亚文化有汉字、儒学、律令、中国的科技、中国式的佛教、中国式的教育制度、中国式的文学艺术、中国式的民俗等8项共性要素，但东亚各国文化还有其个性。古代东亚存在着一个以汉文化圈为核心和主体、吸收和结合了其它各族各国的文化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群，而不仅仅是汉文化。新疆师范大学王志鹃提醒学者们不要用汉文化的视角分析和归纳中原华夏文化与所谓的“蛮、夷、戎、狄”文化的交融和下意识地将中华文化与汉文化划等号，强调中华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更多的学者认同“东亚汉文化圈”的概念。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王介南认为，东亚汉文化圈孕育于公元4至5世纪，正式形成于8世纪。中国文化向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传播有三个层面并衍生出维系东亚汉文化圈的四根纽带。三个层面是：（一）物质文化。主要是中国向三国的民族迁徙所伴随的汉字以及稻作文化的传播。（二）精神文化。主要是佛教和儒学的传播。（三）制度文化。主要是官制和法制的传播。在这些国家，汉字成为通用文字，儒学成为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建立封建社会统治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行动准则。四根纽带是：①汉字的使用奠定共同心理基石；②儒学促进精神文化整合；③汉传佛教维系共同信仰；④天朝礼治体系维系区域政治秩序。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的中华法系。中国的官制、礼仪、田制、税制、服饰、法制、科举制度、学制、历法、纪年等被三国和琉球广泛效法。在古代东亚，文化较为先进的中国与三个文化近邻互相促进，共同构建了一个具

有同质文化丛的“东亚汉文化圈”，这是世界史上最早的“一体化”区域联合。厦门大学周宁认为：中国文化在东亚传播同化，由中国而朝鲜、日本、越南而南洋诸岛，到唐代已基本形成“华夏文化圈”。强调曾经存在的“华夏化”与目前的“西化”或“现代化”是同类概念，它包括语言、思想、制度、器物等不同层次的同化过程，一体化的文言文、儒家思想、家庭与政治伦理、太学与科举制度、货币土地制度与税制等。二、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及其地理范围一些学者从政治、历史与地理三维一体的角度综合论述了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及其地理范围。南京大学历史系黄鸿钊论述了远东封贡体系的由来及其对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指出，起源于周天子分封天下所建立的远东封贡体系原本是中原王朝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关系模式，后被推广到处理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和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面，最后又试图推广到同一切来访的国家、包括近代西方国家的交往上面。这种封贡体系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用以羁縻外国、怀柔远人的外交手段，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封贡体系基本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依存的闭塞性地区体系。中国一向不干涉各国内政，中国与远东各国以封贡关系和官方朝贡贸易为交往模式。复旦大学吴松弟认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有其历史和地理环境的根源，以黄河、淮河、长江为主体主要是汉族生活的中国中原，由于地理位置、气候适宜，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随着中原政权的强盛，它不断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向四周扩散影响，逐步形成经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他从历史地理角度阐述了东亚文化圈所涉及的四个问题：1，东亚汉文化圈的中心在古代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中原文化是它形成的大本源。2，东亚汉文化圈的地理基础是东亚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隔绝性。中国大陆西部和北部的高山大漠限制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向和距离，使边疆少数民族和东亚其它国家的对外经济文化联系只能倾向中国的中原。3，东亚汉文化圈的地理范围，东边是朝鲜、日本，东南是越南及其以南、以东的东南亚国家，太平洋构成它的海洋界线；西南包括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西面直达帕米尔高原以东，北面越过内、外蒙古大草原直达西伯利亚大森林，东北到达外兴安岭内外，高山大漠构成它的陆地界线。4，东亚自成文化圈的原因是古代中华民族创造的高度发达的汉文化文明产生的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力。他强调该文化圈与周围地区的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相比较，有着较大的差异，与远在欧洲南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的环地中海文化圈、美洲的印地安文化圈相比较，差异性更大。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所林士民研究员则认为汉文化圈形成、发展、繁荣与港口航海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他运用对日本、韩国16个城市、43处文物史迹的调查考察材料指出，古代明州（今宁波）港对汉文化圈的形成和繁荣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地处南北洋分界处的明州港与日本和朝鲜在各个领域就有广泛的交往与交融，它从唐代开始成为汉文化向朝鲜和日本输出的一个主要渠道，宋代达到繁荣阶段，明清时期仍占据主导地位。目前在日本、韩国古代著名港口所发现的历史遗存，就是当年这些港口与明州港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活跃兴盛的历史见证。与会学者认为，古代东亚汉文化圈是指亚洲东部的中国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所共同构成的具有一定文化共性的区域，即以汉字为载体表现包含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

学技术、制度文化和风俗习惯等的中国文化影响所及的东亚地区。古代汉文化圈包括中国以及历史上使用过汉字并受中国的儒学、佛教及政治法律制度等文化所影响的区域，即现在的中国（含香港、澳门和台湾）、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新加坡等国以及其它东南亚国的华人地区。三、古代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与会学者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论述了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以及南洋各地源远流长的交流关系，以实际例证阐述了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存在和发展。中朝关系成为与会学者提交论文中分量最重的部分。复旦大学韩昇指出，南北朝时代是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五胡乱华使东亚世界失去权力中心，形成了北朝与高句丽、南朝与百济交往的外交格局。北魏采取不介入高句丽与其邻邦争端的政策，使高句丽赢得了对百济的战争从而使百济完全倒向南朝。百济与南朝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十分密切，百济大量输入南朝的文化和制度，使其在东亚国家中一度居于先进地位从而成为南朝制度文化向新罗、日本传播的重要基地。构成东亚文化圈第一要素的汉字，主要是由百济人通过《论语》和编撰于梁朝的《千字文》传到日本的。因此，在考察东亚文化圈的时候，必须充分评价百济所起的作用和南朝文化的巨大影响。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论述了隋唐帝国与东亚关系，认为真正能体现隋朝周边经略政治理念的行为是对东北特别是征服高丽的行动。隋炀帝认为高丽联络突厥是为了对付隋朝，甚至认为高丽违背四夷藩凭之规矩，破坏了周边力量的平衡，用军事恐吓或征讨迫使高丽回复到传统华夷体系之列，就成为他解决东北问题的首选目标。隋朝统治集团的对外战略目标是建立传统中原王朝的理想境界——“华夷五方格局”，即中原的皇帝以天子的身份成为天下共主，周边四夷以远近关系对朝廷觐见和供奉，以中原的文明教化四夷，达到天下大同的局面。继隋而立的唐朝在消除了北方突厥的压力和向西域进军后，又成功地迫使高丽屈服，大体上稳定了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形势。明代是中朝关系趋向定型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万明、辽宁社会科学院王冬芳、华侨大学吴建华分别从不同角度和阶段论述了明代的中朝关系。王冬芳指出，在中朝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起着决定作用：①文化是纽带，②利益是根本。万明运用档案资料研究了明朝万历和天启年间暨朝鲜光海君时期对明朝使臣的两次迎使活动，认为光海君第一次遣臣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第二次则表面文章较多。这种对比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两国关系的鲜明特色和朝鲜对明朝态度变化的轨迹，记录了中朝礼仪同根同源的事实。共同的中华礼仪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坚实基础，形成了中朝关系交往的模式。王冬芳和吴建华总结了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朱棣经营朝鲜和成功招抚女真的经过。明王朝积极着手经略东北地区，与高丽发生了磨擦、争执，甚至局部战争。在密切的宗藩关系之下，两国矛盾的焦点始终是疆土和人口。高丽和李朝都试图吞并辽河以东的中国领土，但是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高丽时期试图通过武力“扩疆”未获成功，李朝则靠外交实现了既“事大”又“扩疆”的目的，“事大”成为朝鲜王朝世代遵循的国策，构成了明代中朝友好关系的基础。朱元璋和朱棣经营朝鲜的基本思路都是一方面要求朝鲜“事大至诚”，另一方面又很宽容。朝鲜王朝正是在这一时期将中朝边界推进到图们江中下游。江西师范大学黄世相、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王明星分别分析了儒家学说特别是理学对朝鲜

半岛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认为儒家学说在给朝鲜半岛国家带去群体观念、尊师重教、国家权威、人生价值观和企业管理等有价值的思想的同时，也带去了诸如官僚主义、惟命是从、等级尊卑和任人唯亲等糟粕。理学的广泛传播使高丽欣起了尊经重道的新学风、激发了空前高涨的民族独立意识和民族主义文化思想，但也引起了社会伦理规范化和社会风俗的礼教化，从而抑制了朝鲜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生机，使朝鲜社会思想趋于僵化和保守。广州大学冷东教授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养蚕、丝织、造纸、印刷、火药和火器、中医中药等先进科技的传播对朝鲜的深刻影响。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杨雨蕾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伯娅副研究员分别分析了燕行使臣笔下的北京琉璃厂和18世纪朝鲜学者朴趾源《热河日记》所反映的中朝文化交流。胡光华、河北经贸大学戴建兵则分别从绘画与货币的角度论述了中朝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方面，北京大学腾军通过对中国正史文献的细读和分析，勾画了中国古代执政者的日本观。在传统王朝理念支配下，古代中国皇帝认为有了北狄、西戎、南蛮的朝贡，再加上东夷才称得上是至尊的中华上国。中国皇帝只是需要有一个不惜跨越汹涌的海浪前来朝贡的“小国”的存在来炫耀天朝大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对日本使者总是怜其路远而给予热情的款待，更由于日本列岛远离中国大陆而浮于大海之上的地理位置而从未有过戒心和侵占的念头。当中日关系产生摩擦时，中国皇帝也多采取克制的态度。忽必烈征伐日本也只是为了要让日本向自己低头，而没有长期统治日本的企图。苦于倭患的朱元璋吸取了忽必烈进攻日本失利的教训放弃了征伐之念。山东师范大学朱亚非重新探讨了明清之际儒学东渐日本的历史进程，指出中国儒学东渐，源于两汉，兴起于唐宋，而盛于明清。明清时期，中日两国学者的频繁接触，大批汉文书籍的东传，儒学各流派学说流传并深入日本社会，对于日本思想界乃至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掀起了继随唐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的新高潮。山东大学陈尚胜、吕英亭比较了宋朝与高丽、日本两国在接受汉文化方面的不同民族特征及其影响。指出，宋代与高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①商人的文化水平低下和重视实利的宋学著作向高丽和日本的传播质量；②高丽儒佛排斥、日本儒佛互济的社会状况影响了入宋求法僧侣回国时所携带书籍的选择倾向；③高丽和日本两国接受汉文化的心态差异。高丽王朝前期对汉文化的接受偏向趋同而求真。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对于汉文化的接受重在“筛选”为己所用的因素。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这一态度，奠定了后来汉文化在日本发生裂变的心理基础。在中越关系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根据法国耶稣会士罗历山于17世纪中叶的记述，对汉文化在“交州王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罗历山所记述的“东京王国”古属交州，在历史上很长的时间是中华大帝国的一个省。东京人在治国安邦领域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表现在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及社会习俗各个领域。“交州”所流行的完全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始终用汉字直到17世纪中叶前，由罗历山主持创立以拉丁字母拼音化为基础的“国语”为止。这些史实充分证明古代越南北部是典型的汉文化圈组成部分。北京外国语大学石云涛教授论述了两晋南朝与海南诸国的海上交通，较之两汉、孙吴在数量上大有增长，交往也更为频繁，彼此间的交往和交流主要表现为使节、贸易和佛教等三个方面，在政治上东南亚诸国皆以中国南朝诸朝为宗主国，所谓“奉正朔，修贡职”，反映了当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影响。厦门大学陈衍德教授则从文化的双向互动分析了闽南与南洋的关系，指出大量闽南人出国，广泛分布在东南亚（习惯称“南洋”）各地，他们把闽南文化带到侨居

地，影响了当地文化，又把南洋文化带回故乡，影响了闽南文化，认为这种双向互动的影响一直延伸到现在，在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儒学文化的影响仍然可见，而历史上这种文化联系，加深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中国的外来干涉投资中，东南亚国家占了很大的比重。四、近代东亚汉文化圈的裂变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十九世纪以来东亚文化圈发生的裂变。他们都强调东亚汉文化圈裂变和衰弱的内因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和对亚洲实行侵略扩张，而外因则是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与会学者认为东亚汉文化圈裂变的内因始于日本的“脱亚”。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阚星认为，7世纪日本大化改新前后东亚汉文化圈便开始了裂变。日本在全面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建立了不同于中国中央集权制的以武士阶级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制度。山东师范大学朱亚非指出，幕府时代日本统治阶级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中国儒学中的尚武精神与忠君、孝道等思想与日本社会中传统神道观相结合，在日本培育了武士道思想。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以后，这种武士道思想之影响日渐扩大。这种思想宣传对天皇等统治阶级盲目的效忠与服从，鼓吹忠勇和忠君爱国，迎合并强化了日本统治阶级为追求富国强兵而对外扩张的野心，成为孕育军国主义的温床，并最终导致了对外侵略战争，给后来的日本民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也加剧了东亚汉文化圈的解体。更多的学者强调东亚汉文化裂变的外因。吴松弟认为，由于东亚汉文化圈形成与维持的封闭性，经不起更为强大的外来文明冲击和内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倒置。西方列强东侵以来，东亚文化圈发生了巨变，各国文化交流不再倾向中国的中原，中国也无力继续保持自己的核心地位。东亚文化圈内部的联系和交流在各国的对外联系和文化交流中已失去原先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变成只是各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区域。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剧，各国源于中国的共同文化传统将与日俱减。学习西方已成为各国的潮流，西方文化主导的趋势逐渐形成，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各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包括那些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缓慢变化之中。黄鸿钊具体分析了东亚汉文化圈裂变为东亚殖民体系的过程，指出：16－18世纪，西方势力已经侵入远东，使原有的远东封贡体系受到巨大冲击，但这个体系基本上仍然存在，是西方殖民关系与远东封贡关系并存的时期；19－20世纪初，经过列强长期的瓜分，远东地区除一两个国家保持形式上的独立，实际上成为列强共同控制的殖民地外，基本上都被西方列强征服和占领，原有的远东封贡体系已为远东殖民体系所取代。复旦大学石源华强调东亚汉文化圈的裂变对近代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认为列强的东侵导致原本以大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远东国际关系体系逐步让位于列强在东亚的殖民体系，使中国周边外交的对象由昔日的朝贡国转变为这些邻国的宗主国 ——列强国家，中国的周边环境严重恶化，给近代中国的周边外交带来了三大难题：1，列强环视、鲸吞中国领土、侵犯中国边疆和攫取特殊利益，导致近代中国出现六次边疆危机；2，引发中国与邻国的边界冲突，由于列强的挑拨、唆使和操纵，常常使中国在争端中处于不利的地位；3，挑动中国离心势力的叛乱活动，制造中国政局混乱，进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正是这些难题导致中国周边外交常常陷入困境。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孙进己进而指出，近代以来，日本、韩国、越南等国都接受了西方文化的

巨大影响，中国原本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也被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所替代。东亚各国传统的科技都为西方现代化的科技所替代，政治制度也在西方影响下有了巨大的变化。在许多国家中英语成为通用语言和文字，汉字逐渐退居次要位置。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天朝体制”崩溃，日本帝国主义试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也破产，东亚汉文化圈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走向了衰落和瓦解。五、东亚汉文化圈复兴与未来走向东亚汉文化圈的复苏和发展，必将对未来东亚的发展和东亚的一体化进程发挥积极的作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李明伟、李辉和黑龙江大学郭力以大量详实的数据展示了中日韩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和人民旅游往来的快速发展，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东亚汉文化圈的复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历程证明，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不能脱离该区域的文化一体化。与会代表指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政界领导人和商界精英都认识到汉字的强大生命力，说明汉字正在恢复过去的重要地位，这将有利于汉文化圈的复苏。香港岭记出版公司陈佳荣呼吁东亚各国将统一计算机文字作为新时期汉文化圈发展的重要课题。王介南和孙进己对东亚的未来充满了乐观，认为通过东亚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精华的衔接和融会贯通将产生一种新的适应东亚各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和东亚文明并最终形成一个文化圈。它的核心与基础仍是传统东亚文化，它的发展方向是欧盟式的共同体。在不利因素方面，黄鸿钊认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东亚国际新秩序有三个困难：①传统的强权政治；②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阴魂；③东亚各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与会学者着重分析了中日关系问题，认为东亚其它国家缺乏对日本的信任将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蔡亮指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最核心的问题是历史认识问题和台湾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东亚地区会出现中日“两强”竞争的局面。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全面倒退现象与靖国神社等问题表面上是对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否认，实质上涉及到战后日本社会教育方向的重大问题，它反映了当代日本社会政治日益右倾的现实。处理好未来东亚“两强”格局中的中日关系对双方都有利，也是我们所必须做的。日本岛根县立大学鹿锡俊着重分析了中日关系的心理障碍，从另一层面探讨了调整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途径和方法。关于中国在东亚文化圈复兴中的作用，李明伟和李辉认为中国今后奋斗的目标，就是要恢复中华文化的创造力，成为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全面融入包括东亚在内的国际经济社会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领域，成为化解东亚地区危机的蓄水池和安全归宿。吴松弟认为由于中国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以及历史上的核心地位，其它国家无法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但是中国如要重新确立自己的核心地位，仍有待于持续发展经济文化、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基本素质、全面增强国力以及大大提升国家在世界科技、文化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姜义华引用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7日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关于“和而不同”的论述，展望21世纪东亚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强调各国应该更多地关注彼此间的文化关系，在现代性多元发展中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和深入的文明对话，必然可以在东亚各国乃至整个亚洲各国之间，真正建立起“和而不同”的新型关系，进而推动未来世界成功地确立起“和而不同”的新型国际秩序。与会学者围绕东亚汉文化圈主题展开的热烈讨论，尽管观点并不十分一致，有些问题的研

讨也没有形成定论，但有利于找到基于历史渊源而产生的共同点：即确信东亚汉文化圈一定会复兴，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化圈之一。我们必须正视一百五六十年间东亚文化圈内部发生的巨变，并站在全球性的角度，正确看待东亚文化圈的内部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视现实，我们的研究才具有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三、全国中外关系史科研与教学最新动态1、暨南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介绍［暨南大学］刘永连 王元林中外关系史是暨南大学历史系最具特色的专业方向之一，由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华人史专家朱杰勤先生创建。早在1984年就获得了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朱杰勤先生首次提出“中外关系史”这一学科名称，其后卢苇、徐善福、黄昆章等为骨干的老一辈学者辛勤耕耘，成就突出，在学术界地位领先，声誉斐然。后来该专业进一步获得日新月异的发展。一方面，学术人才不断涌现，科研队伍日益壮大，逐步汇集了以纪宗安、陈伟明、高伟浓、马明达、崔丕、郭声波等博士导师为骨干的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学科建设成就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华人”被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0年和2004年，中外关系史专业又被列为广东省重点学科。目前，中外关系中教研室在职教授6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其中博士生导师6人，硕士生导师7人。在研究方面，近几年则获得突出的学术成果。现扼要介绍如下。纪宗安教授，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方向的中世纪西域史的研究，主持和参与国家、省级科研项目4项。现正在进行的国家、省级项目各1项。代表性论著《西辽史论 ——耶律大石研究》受到学界好评，被列入1997年中国海外畅销书名单。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试论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丝绸之路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刊《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丝绸之路新北道考实——兼谈玉门关址的变迁》（《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16世纪以来澳门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中的作用与地位》（刊《暨南学报》1999年第2期，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2期收录）等文颇具价值。此外，还主编了《暨南史学》第1、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2004年版）和《中外关系史名著提要》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多年的研究经历和丰硕的学术成果，使她在中外关系史及中亚史、丝绸之路等研究领域产生一定影响。陈伟明教授，主要从事海外贸易和东南沿海外贸商人的研究，出版〈澳门与内地移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古代中外交通史略》（与人合作，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从中国走向世界－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粤商海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代表性论文

有《明清闽粤海商的海外贸易与经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等。高伟浓教授，主要从事华侨华人史、中外关系史及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专著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代表性论著为《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教出版社1993年）、《东南亚华人信仰诸神考说》（泰国曼谷大通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中菲南沙争端的历史与法理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等。曾承担项目有《中外关系史上的粤籍华侨华人》（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马明达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出版专著有《广河县志》、《中国回回历法辑丛》等，主编了《中国武术大辞典》、《中国回族辞典》等，发表论文100余篇。其有关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与日本的武术文化交流等方面。代表性论文是《朴刀与朴刀局段考》（《文史》第48辑，1999年）、《元代出使安南考》（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六辑，1999年）、《米昔刀小考》（《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明朝出使满刺加的一次海难》（《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1期）、《广州伊斯兰古迹二题》（《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等。崔丕教授，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冷战时代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史的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日本文部省国际学术合作基金等科研项目多项，主要著作有：《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5年12月14日获得中国教育部《国家教育委员会直属高校出版社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光明日报》1995年12月14日公布）、《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2002年10月获得中国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将·历史学二等奖》。《世界列强与东北》（与人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俄国人在黑龙江（续篇）》（英文译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等。主要论文有《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3期）、《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4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形成探微》（《美国研究》1993年4期）、《美国的遏制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研究论纲》（《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2期）等。郭声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和边疆民族的研究。其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1、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项目：《〈大元混－方舆胜览〉整理》（1998－2000年）；2、参加四川大学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哈佛大学合作项目：《〈宋会要辑稿〉电子版》，承担蕃夷等部分（2000－2002年）。发表论文有：《唐弱水西山羁縻州与保宁都护府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3期）；《〈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连环错简乙正一则》（《宋代文化研究》第10辑，线装书局2001年版）等。李志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其主要论文有：《从屈辱妥协到独立自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比较研究》（《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3期），《叶利饮时期的中俄关系述评》（《俄罗斯西伯利亚研究》2003年第5期），《休克疗法启示录》（《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3期）。王元林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外交通史和历史地理研究，承担“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沿海外贸港口的历史地理研究”（广东省教育厅2001－2003）、《南海神庙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广州市九五社科课题2002年度项目）等省、市项目多项。有关中外关系史的主要成果有：论著《古代中西交通史略》（合作，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论文《从徐闻、合浦到广州对外贸易港口的变迁》（《岭南文史》2002年）；《三至六世纪岭南中心城市番禺的形成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古今农业论丛》，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宋末李竹隐海外讲学新探》（《烟台大学学报》

2003年2期）；《明代初期广东贡舶贸易港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1期）等。刘永连讲师，主要从事中外贸易史和边疆民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为《近代广东对外丝绸贸易史研究》，曾为广东省《丝绸志》撰写近代对外贸易史部分，作为第一副主编主持了暨南大学211工程“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华人”项目成果《中外关系史名著提要》第1辑（目前正主持第3辑的编撰工作），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科研项目《16世纪以前的中国与世界》，在中外关系史方面主要论文有《武则天时期中西海路交往述论》（中国武则天研究会2002年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则天与登封》中华书局2003年版）等。同时，在突厥文化研究中，发表《突厥葬礼三考》（《人文杂志》2001年第6期）、《试论突厥丧葬风俗的流变》（《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突厥丧葬风俗流变考》（中国唐史学会2001年学术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收入《中国唐史学会2001年学术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突厥丧葬风俗汉化问题述论》（《唐都学刊》2002年第1期）等多篇论文，对突厥丧葬风俗的汉化和伊斯兰化等问题有所探讨。此外，历史系中外关系史教研室还整理出版了李长傅《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杰勤教授纪念论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卢苇《中外关系史论文集》（兰州出版社，2001年）、林远辉（与张应龙合作）《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林远辉《漳林港资料与研究》（华侨出版社2002年）等。2、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专业简介［中山大学］ 张小贵 曾玲玲中外关系史，原来叫“中西交通史”，学科局限于古代中国与西域以及南洋地区关系之研究。该专业在中山大学具有悠久传统，名家辈出。50年代之前，呈现着多元化的特色，代表人物有朱谦之、罗香林、阎宗临三位先生。朱谦之先生（1899－1972），福建福州人，1932年到中山大学任教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上京工作。朱先生主要关注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其有关中外关系史的代表作有《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之影响》，另有《中国古代乐律对希腊之影响》、《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说》、《中国景教》（1968年完成，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其著作综合性和体系化程度高，细目甚多，脉络清楚，显示出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罗香林先生（1907－1978），广东兴宁人，为陈寅恪先生学生，1932年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到中山大学执教，至1948年离开到香港大学。其许多著作本是在中山大学时期的研究成果，但后来在香港出版，内地流通甚少。罗先生的治学以专而深见长，同时注重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如1959年出版的名著《蒲寿庚研究》。1960年发表的《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也同样，其间参考了大量历史文献，多次实地考察，对光孝寺内的木雕罗汉、菩提树等都有详细的述考。1966年出版的论文集《唐元二代之景教》，在海外颇有影响，也为内地景教学才所重视。阎宗临先生（1904－1978），山西五台县人，1936年在瑞士获得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应聘

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48－50年兼任历史系系主任，1950年8月回故乡山西大学历史系工作。其博士论文为《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用法文撰写，现已译成中文。研究重点为早期耶稣会士与中国之关系。阎先生非常重视利用档案材料。他利用在欧洲机会，先后7次到罗马梵蒂冈教廷档案馆查阅档案。其间发现了康熙时期山西人樊守义所作《身见录》，并为之作了校注，是为清代中外关系史的一份重要资料。近年，阎先生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著作已由其哲嗣阎守诚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整理出版，即《阎宗临史学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到文革前，中山大学集结了一批中外关系史研究人才，长期稳定在历史系。其中成绩卓著者如岑仲勉、戴裔煊、朱杰勤、周连宽等先生。岑仲勉先生（1885－1961），广东顺德人，早在1948年就到中大历史系。岑先生著作等身，北京中华书局即将推出多卷本（14种16册）的《岑仲勉著作集》，让学界大饱眼福。其中外关系史方面的主要代表作为《中外史地考证》（上、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香港太平书局1966年再版）、《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上、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戴裔煊先生（1908－1988），广东阳江人，中山大学毕业，长期在中大工作。其对澳门和中葡关系史的研究，始于1956年，为国内最早起步者。代表作为《明史·佛郎机传笺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另外，其不可多得的一篇论文《宋代三佛齐修广州天庆观碑记考释》，为研究宋代广州阿拉伯商人者所必读。朱杰勤先生（1913－1990），广东顺德人，1933年考入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当研究生，毕业后曾在中山大学任教，抗战时期曾任云南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由昆明回到中大历史系任教授。1958年奉命带领几位教师及一两万册图书到暨南大学创办历史系。生前曾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长等。198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中外关系史的定名就是朱先生大力提倡的结果。在中国，朱先生是丝绸之路与华侨史研究的先驱。周连宽先生（1905－1998），广东开平人。曾任历史系资料室的主任。著有《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从以上可以看出，此时中山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中葡关系、澳门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华侨史。前一时期的传统课题则退到边缘，早期耶稣会士的研究被冷落，因为在解放初期属于敏感话题。文革后直至现在，中外关系史专业的研究人员在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基础上，继续进行该领域的耕耘，已形成一支学术梯队。蔡鸿生先生，1933年生，广东澄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粟特文化史、突厥史、早期中俄关系史、早期中西关系史、外来宗教文化史，有关主要成果见诸专著《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尼姑谭》（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教出版社，1997年7月）、《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12月）、《学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仰望陈寅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等。另未收入上述专著的《唐代“黄坑”辨》（刊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唐代九姓胡崇“七”礼俗及其源流考辨》，（《文史》第60辑，中华书局，2002年），也属重要论文。蔡先生先后主编了《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教出版社，1998年10月）等论文集，集中发表了本专业师生的相关

研究成果。近年又率领中青年教师，配合当地省市文化建设的需要，一起撰写了《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广州出版社，2002年10月）、《航向珠江——荷兰人在华南（1600－2000）》（广州出版社，2004年2月）等著作，另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包括《广州口岸与南海航路》（江滢河）、《广州海洋文明遗迹与文物》（刘波）、《南海神庙》（王川）、《黄埔村与古黄埔港》（柏峰）、《古代广州的外国商人》（陈学军）、《广州洋行商人》（周湘）、《东南亚华侨与广州》（牛军凯）、《基督教新传教士与广州口岸》（郭德焱），备受好评。蔡先生多年来培养了一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人才，分布在多所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林悟殊先生，1943生，广东潮州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至1967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文革后首届研究生。主攻三夷教及其在华传播史，也涉猎华侨史及其他宗教信仰。已出版专著有《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台北淑馨出版社增订版，1997年），《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泰国大峰祖师崇拜与华侨报德善堂研究》（台北淑馨出版社，1996年）；翻译出版过德国克里木凯特著作《古代摩尼教艺术》（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台北淑馨出版社增订版，1995年），《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台北淑馨出版社增订版，1995年）。近年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唐季“大秦穆護袄”考》（刊《文史》第48辑、49辑），《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袄神崇拜》（刊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207－227；收入傅杰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唐代三夷教的社会走向》（刊荣新江主编《唐代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福建明教十六字偈考释》（刊《文史》2004年第1辑）。章文钦先生，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后担任戴裔煊教授的学术助手，至1988年戴先生去世。现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中西关系史和澳门历史文化。关于早期中西关系的论文主要有《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著名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4期），《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2期）等；并为梁嘉彬先生校订《广东十三行考》一书，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增订版。有关澳门历史文化的论著有《〈澳门纪略〉研究》，（《文史》第33辑，1990年）；《清代澳门诗中关于天主教的描述》（刊门《文化杂志》第21期，1994年等。该方面的论文已结集出版，见《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5年），《澳门历史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9）。近年主要从事清初明遗民，华籍天主教士吴渔山的研究，已完成《吴渔山集笺注》书稿，正在撰写以《吴渔山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为题的博士论文。西文方资料方面，曾参加校注资料价值较高的译著四种：马士（H．B．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五卷三册，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亨特（W．C．Hunter）《旧中国杂记》和《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1993年），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1997年）。中文资料方面，与澳门档案学者刘芳女士合作，整理编辑《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凡二册（澳门基金会，1999年）。2003年9月出版《澳门诗词笺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珠海出版社），分《明清卷》、《晚清卷》和《民国卷》，凡100万字。周湘副教授，199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获专门史（中外关系史）博士学位，导师为蔡鸿生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中西经济文化关系史、广州口岸史。已发表的主要论著有：《1805－1815年广州口岸毛皮贸易》（蔡鸿生主编《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教出版社，1998年），《“北皮南运”与广州口岸》（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夷务与商务》（《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略论毛皮贸易中的广州与恰克图》（《中

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澳门：培育交谊之地》，（《学术研究》2000年12期）；《猪、鸡和柠檬水：广州的补给品交易》，（《学术研究》2000年12期）；《清代广州的补给品贸易》，（《十三行的沧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事迹》，（《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海运毛皮与清代社会》（林中泽主编《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3年），《广州外洋行商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林英副教授，在职博士生，导师蔡鸿生教授。主要研究古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侧重于前伊斯兰时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期）欧亚大陆上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目前正围绕唐代中国与拜占庭文明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已发表的文章主要有：《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Some Chinese Sources on the Khazar and khwarazm’（Ar－chivimWuras iae Medii Aevi，VI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01），《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庭因素》（《艺术史研究》第3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西突厥与拜占庭金币的东来》（林中泽主编《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3年）。目前中外关系史专业隶属于专门史博士点，在岗教授3名、副教授3名；都曾在国外访问进修，与国外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现有在学博士生8名，硕士生10名。3、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北师大］ 王 东 平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北京师范大学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1912年称北京高师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两校历史系也合而为一，办学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师资力量进一步充实。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实际上是承袭了老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学术传统，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历史学科一样，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在北京师范大学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学术的传统。以陈垣、张星烺、白寿彝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领域中筚路蓝缕，不仅奠定了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史学研究的发展。陈垣先生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即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北京高校。1926年起，长期主持辅仁大学，特别是抗战八年，他在沦陷的北平，闭门治学，不与日伪合作，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1952年，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陈垣先生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里的突出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古代外来宗教入华传播历史的考证，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相继发表了著名的“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考》（1917）、《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火袄教入中国考）（1922）、《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2），以及《元代西域人华化考》（1923）。这些著述已经成为本学科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经典之作。陈垣先生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中西回历相互对照，用文字堪同的方法解决了伊斯兰教、景教、犹太教、火袄教、摩尼教的古今异译，分清了各教之间的差别，挖掘文献资料，开创性地树立了各宗教入华传播的历程，并对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文化传统及宗教人物的活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用进步的史观阐明了域外各国、各族人入华后的“华化”，为中华各民族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张星烺先生从1929年起，担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在辅仁大学创新地开设了《中西交通史》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也纷纷请他前往讲授。张先生在1930年出版的巨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编）》，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中西交通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这部六卷本巨著共分为八编，一百二十万字，完整、系统地梳理了自上古时代至明朝漫长历史年代里中国和葱岭以西中亚、印度、波斯、阿拉伯、欧洲、非洲物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中西交通的丰富内涵展现在国人面前。该书在史料的挖掘和译介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该书参考中文文献二百七十四种，外文文献四十二种。不仅在汉文文献的发掘方面有拓展，在域外史料方面，将许多珍贵史料第一次介绍到中国，从而使我国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书中节录的域外文献四十二种，相当一部分至今仍无新的译本，研究者仍须依靠；另有一些文献，尽管已有新的译本，但张星烺当年的译文仍有不可替代者。除此之外，张星烺还是最早将《马可波罗行记》及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系统规范地介绍给国内的学者，他一生中曾翻译过两种版本的《马可波罗行记》。他在南洋史地研究领域也颇有成就，在《唐时非洲黑奴入中国考》、《菲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bong之真人考》、《泉州考古记》等六篇论文中，对南洋史地进行了诸多开创性的研究。张星烺还对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投入了较多精力，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样受到赞誉，被认为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起奠定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基础。另外，张星烺还是我国介绍和研究穆斯林文献《中国行纪》的第一人，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白寿彝先生在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其代表性著作《从怛拉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宋时伊斯兰教香料贸易》等，是三十年代研究中外关系的名作，他对伊斯兰教在华早期传播历史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师范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在继承深厚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取得专门史博士点，作为专门史之下的中外关系史专业开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目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外关系史学科组，由4名研究人员组成，博士研究导师是杨共乐教授，主要招生方向是古代与中世纪中外关系；硕士研究导师有王东平、张皓、郭家宏等三名副教授。杨共乐教授主要从事古代中外交流史的研究，其特点是利用拉丁、希腊文以及希腊、罗马史方面的知识来探究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9世纪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在方法论上主要运用了考据学和史源学等。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上的变化，从而使其在中西古代交通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进展，解开了一些史学界一直未解开的问题，至少也为未来学者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其主要论文有：《甘英出使大秦路线考》、《汉魏时期我国对西方世界认识的加深》、《中国境内哪有罗马城》、《吐火罗与大月氏非同源考》、《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若干问题的重新思考》等。王东平副教授偏重于西域中亚史、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的研究，研究方法上则注重域外穆斯林史料和中外文献对勘，特别重视非汉文献中的名物制度的审音与勘同。近年来，在伊斯兰教在华早期传播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伊斯兰教法律文化在华传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主要论文有：《唐代的番商社会及其法律问题》、《唐宋穆斯林史实杂考》、《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友好往来》、《哈特曼调查回疆伊斯兰教经典目录的再考释》、《明清汉译著述与伊斯兰教法的传布》、《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元代回回人的宗教社会与伊斯兰教法》等。张皓副教授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以边疆历史为中心，研究中

国同周边国家和有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译著有《扣响雪域高原的心扉——乔治·波格尔西藏之行和托马斯·曼宁拉萨纪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和《青藏高原上的冒险生活》（校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代表性的论文有《薛福成与中英滇缅划界》、《文硕出任驻藏大臣的其因后果》、《中拉关系的历史演变》。另一方面，探讨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主要成果有：《罗文干出任外交部长及与国民政府1932年－1934年对日政策》、《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争论及亲日派亲英美派的形成》、《张自忠与华北危局》。郭家宏副教授主要从事英帝国与英联邦、中英关系史研究。其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从英国议会、外交部档案、文献着手，利用国外的一手资料，探究19世纪英国对华政策以及英国与中国的关系。他撰写的论文《九龙城赛与中英关系》、《民国时期中英关于九龙城寨的交涉》利用大量英国外交部、殖民部的档案，探讨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中英关于九龙城的交涉。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外关系史学科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一、讲求贯通。学科组成员分布在古代、中世纪、近现代、当代各历史时段，学科体系相对完整，而且从研究角度方面看，注重从世界的角度来解开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探讨和寻求中外关系演变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趋向。二，在独特的研究领域，贴近学术前沿。杨共乐教授重点研究两汉时代中国与希腊罗马关系，这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世界性课题丝绸之路研究有密切关系；王东平副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张皓副教授关注西藏和内蒙古地区边疆问题与中外关系，郭家宏副教授关注当代世界与中国，这些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也是研究的重点问题。三，重视研究方法的运用。杨共乐教授重视从希腊罗马史料中发掘材料，并且同中国文献对勘，研究秦汉时代西方与中国的交往的历史，这和传统的研究方法有了明显的不同，使他能够在罗马使团的研究、中国境内所谓罗马城的考证等问题的考证上取得进展。王东平副教授则注重域外穆斯林史料和中外文献对勘，特别重视非汉文献中的名物制度的审音与勘同；张皓与郭家宏副教授，从英美国家第一手档案资料入手，来研究中国政府如何应对边疆危机等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四，学术队伍有朝气。学科组成员年龄在40岁以下，年龄结构合理，有很强的合作精神和综合实力，近五年来，发表论文85篇，出版著作10部，主持和参与课题20项，有4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在学术界极为活跃。4、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 华 东 师 大 ］ 朱 政 惠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于1996年3月26日。这是当时国内最早的专事对海外中国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科研机构之一。王元化、季羡林、张仲礼、张岱年等学术界前辈应邀担任顾问。应邀出任顾问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领导。中心的成员是跨学科和跨院校的，哲学系的杨国荣教授、教育系的丁钢教授、中文系的陆晓光教授、古籍所的严佐之教授、法政系的周敏凯教授、历史系的盛邦和教授等应邀担任中心的研究员。当时还邀请法国的巴斯蒂教授、美国的柯文教授、魏斐德教授等担任中心的名誉顾问。中心主任由历史系的朱政惠教授出任。

中心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状况的国际学术交流。当时好几位重要学者，应中心的邀请来华东师范大学访问。他们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柯文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以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巴斯蒂教授。这三位重要学者的到访倍受关注。中心的成员也走出国门与海外学者广泛交流。杨国荣教授、丁钢教授、陆晓光教授、严佐之教授、周敏凯教授、盛邦和教授等都是各学科的学术领军人物，他们和海外中国学界有广泛的学术联系。作为中心主任的朱政惠教授，在中心成立以后，也走出去与海内外的学术同行交流。朱政惠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典等西欧和北欧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应邀专门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关于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情况的学术报告。2000年，他专程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进行美国中国学发展进程的学术考察。在美国期间，先后走访了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州大学、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重要大学的中国学机构、东亚图书馆，与这些中国学机构的重要学者以及东亚馆馆长进行了学术交流。他在美国访问的一个可贵收获，就是得以查阅当代著名思想家、中国学家史华兹的学术档案。史华兹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学者，美国当代中国学的重要奠基者和领军人物之一，能看到他的学术档案非常不容易，即使在美国，也几乎没有学者被批准。通过这份资料，可以了解和把握美国现代中国学迄今为止的发展情况。中心成立以后，立刻把培养这一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计划放入实际工作进程。方向定为“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分支方向。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教授一直是这个学科点的教师，长期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是全国最早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博士点之一，有很强的学术科研队伍和科研实力，学术成果丰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士和硕士走上全国各专业岗位。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以后，以历史系和这个博士点的师资力量为基点，开展海外中国学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已经获得海外中国学研究史研究方向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有两位：一位是陈君静，1999年毕业，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柯文教授的中国学研究”。这位学生毕业以后到宁波大学工作，业务上进展很快，现在已经出版专著《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2003年晋升历史学教授。还有一位是毛新，硕士学位论文《美国中国的里程碑著作——斯诺〈西行漫记〉的史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探要》（2001）。获得海外中国学研究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有四位：一是曹景文，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海外毛泽东之研究——以施拉姆教授为例》（2002）；二是杨华，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列文森的中国学研究》（2003）；三是刘招成，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施坚雅模式研究——美国中国学社会科学化的一个剖析》（2003）；四是龚咏梅，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脱胎换骨的近代中国——孔飞力与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2004）。这几位博士生的论文都受到同行专家比较好的评价。其中，龚咏梅的博士论文已经作为历史系博士论文推荐到学校，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是对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有重要创新价值的科学论文。龚咏梅也应邀即将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对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研究做进一步的学术考察。目前这个中心正在培养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还有多位。博士生胡再德正在进行澳大利亚的中国学史研究，博士生齐克彬将进行美国中国学机构发展史的研究，博士生马少甫将进行美国早期传教士的中国问题研究，博士生李江涛将进行美国当代清史研究情况的研究。2004年还将有硕士生和博士生入学并

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位论文撰写。由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实际工作和成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已经将对海外清史研究文献资料、档案和海外清史研究动态的收集工作交给了他们。朱政惠教授承担了这一项目的主持人。他还申报并获批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项目（2003年），内容是关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一直十分关心和支持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工作。2004年，在落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同时，批准建立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这个团队在本校诸申请团队的激烈竞争中中标，学校每年将有数万研究资金投入，希望成为学校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特色项目。现在这个创新团队已经正式成立。成员是跨校、跨专业的。现团队负责人是朱政惠教授，成员总共10位。团队邀请一名重要校外学者加盟，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耿昇先生。他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学术成果丰硕。主要进行欧洲与法国汉学、中外关系史和西域史的研究。现在已有翻译著作46部，论文100篇，译文400篇。1995年获得法国政府文化艺术勋章。团队有4位学者具有或即将具有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经历。古籍所的严佐之教授是2000年的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主要协助哈佛燕京图书馆进行明清古籍版本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对海外中国古籍收藏情况相当熟悉。现正主持教育部古委会《朱子全书补编》的整理工作。哲学系的商戈令教授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2001年的访问学者。他是1999年美国坦布尔大学的宗教学博士，主要进行老庄哲学研究，著有The Significant of One等学术论著。朱政惠教授也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2000－2002）。即将到哈佛大学访问的学者是龚咏梅副教授，目前主要进行孔飞力和美国现当代中国学的专题研究。团队还有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刚从海外归来参加历史系工作的姜进教授，1998的获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是Women and public culture：Poetics andpolitics of women’sYue opera in Repub1ican Shanghai，1930s－1940s，这篇论文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姜进教授在美国期间主要进行中国妇女史、性别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团队还有两位对亚洲国家和地区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中文系的陆晓光教授进行日本汉学研究，现正主持上海古籍规划小组《冈村繁全集》的编译工作。主编有《旅外学者论丛》（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史学研究所的王东教授主要进行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台湾地区的客家问题和中国学研究。已出版有学术专著《客家学研究》、《社会结构与客家人的教育》等。现正主持港澳台合作项目“客家方言群的历史与文化”。此外，团队还有两位专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史学研究所的胡逢祥教授从事中国近代史学和学术史的研究已经多年，目前主持教育部“十五”社科重点规划项目“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研究”，出版《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等学术专著。在他的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涉及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和中国学者对海外史学研究的问题。历史系的张根华教授主要进行史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出版有关于吕思勉研究的学术著作多部。他将致力于对海外中国学发展史若干重要理论探讨。团队负责人朱政惠教授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史学理论、海外中国学史研究。著有《史之心旅》等学术专著多本。翻译著作有《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柯文主编，合作翻译）。美国归来后，新著《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已经付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5、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专业简况［华南 师大 ］ 林 中 泽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专业起步晚，起点也不高，不过，近年来发展势头值得注意，故有必要向同行作一简要介绍。几年前，华南师大历史系并无中外关系史专业，当时只有个别从事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教师偶尔涉猎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某些细小问题，但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也没有系统的研究课题，更谈不上对外学术交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我系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从自发阶段转入了自觉阶段，开始建立相关的研究机构并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经几年的艰苦努力，目前整个专业已初具规模。一、一般情况及学术交流：我系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建立和成长，离不开以蔡鸿生先生和林悟殊先生为首的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专业的悉心帮助和积极推动，他们为我们培养了重要人才，并在学术交流方面为我们做了许多搭桥引线的工作。鉴于我系许多教师的研究课题均与宗教问题有关，同时也考虑到对外交流的需要，我们于2000年6月组建了“宗教文化研究所”，由林中泽教授出任所长，贺璋蓉教授任副所长。该所联合了我校对中外关系史及相关宗教问题怀有特别兴趣的教师共13人，在促进专业发展这一共同目标下，以分工协作的方式，完成由大家民主拟定的短期和长期的工作规划。该所定期举办小型学术沙龙和较大规模的学术报告，邀请海内外同行学者开设学术讲座，并派出人员到海外进行专题研究或学术访问。截至今年6月为止，该所组织各种大小学术报告会共计28场次，邀请海内外学者讲学15人次，派出人员到海外进行学术研究9人次。该所还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香港建道神学院及加拿大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等学术团体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学术联系，在人员互访及学术信息交流方面得到了它们的无私帮助。二、研究生培养：最初，我系中外关系史作为附属于中国古代史专业的一个研究方向，于2000年秋季开始招生，其研究课题主要是明末清初广东地区的天主教。从2002年起，中外关系史研究方向转为附属于世界史专业，并相应扩大了招生规模，其研究课题包括17至18世纪英国社会的中国观、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宗教界人士对鸦片贸易的态度等。开设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包括中外关系史文献导读、中西文化交流史专题研究等。目前已毕业的硕士生有2人，在读的有12人。博士生的培养虽然尚未真正开始，但已经有了计划。根据学校2005年的招生方案，在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点之下，设置中外关系史方向，每年招收该方向的博士生1－2名。拟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中外关系史方法论、中西文化交流史专题、基督教人华史专题、中国早期海外贸易史等。三、主要研究人员及研究成果：林中泽，教授，侧重于基督教人华史的研究，主要代表作有《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以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和庞迪我的“七克”为中心》（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博士苑出版社2003年）、《利玛窦的“大西三父说”与儒学的忠孝论》（《学术研究》2002年

4期）、《利玛窦与庞迪我的关系辨析》（《史学月刊》2003年1期）。贺璋蓉，教授，擅长于中西方思想比较研究，主要代表作有《孟子与基督教的人性——道德论之比较》（《哲学研究》2003年5期）、《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基督新教在广州之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2期）、《佛陀与耶稣的女性观》（《南亚研究》1999年2期）。刘圣宜，教授，对近代广东的对外交流史有研究，主要代表作有《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早期华文报纸在中西沟通中的作用——以“循环日报”为例》（《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博士苑出版社2003年）。何慧，副教授，擅长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主要代表作有《尼克松与中国——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浅析公众舆论于尼克松对华政策的影响》（《世界历史》1999年5期）。张来仪，教授，擅长于伊斯兰文化及中亚史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中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5期）、《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4期）、《试论伊斯兰妇女观的历史进步性》（《宗教哲学》1999年3期）。6、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中亚史研究状况［贵州师大］ 蓝 琪贵州师范大学的中亚史研究起于1980年，至今已经走过了24年的历程，回顾起来，贵州中亚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从1980年至1987年，其主要内容是进行翻译工作，可谓翻译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87年至1993年，其主要内容是撰写论文，可谓论文时期。第三阶段是从1993年至今，其主要内容是撰写著作，可谓论著时期。贵州师范大学对中亚史的研究是因项英杰教授而开始的。1980年，项英杰教授招收了两名中亚史硕士研究生，吴筑星和董兴森。以后分别于1983年和1987又招收了两届共5名硕士研究生。在9年的时间内，共培养了7名中亚史研究人员（以后有两人分别在浙江师大和南京大学读博）。在此期间，项英杰教授深感中亚史的研究缺乏资料，于是组织这7名研究生对中亚俄文和英文著作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在7年的时间内（1983至1989年）大约译了两百多万字，在《中亚史丛刊》上连续发表了7期。先后译了帕·彼·伊万诺夫的《中亚史纲》（第一期）、鲁克·克文敦的《游牧帝国》（第二期）、哈尔芬的《中亚归并于俄国》（第四期）、韩百里的《中亚史》（第六期）和格鲁塞的《草原帝国》（第七期）。还摘译了《英国大百科全书》的“阿姆河”、“突厥斯坦”、“内亚”“阿富汗历史”、“阿富汗概况”、“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等条目，以及“日本中亚史研究动态”等资料。为中亚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奠定了基础。贵州师范大学中亚史研究的第二阶段是1987年至1993年，在此期间7位研究生中有6位已经毕业，分别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写了大量论文，分别发表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贵州大学学报、中亚研究和西北民族研究等刊物上。就其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对

突厥人的研究，大约撰写了二十篇论文。它们是：《试述西突厥汗国初期的几个问题》，文中论述了突厥汗国初期突厥人的活动，指出了突厥汗国建立的最初四年，即公元552－555年，土门、科罗、木杆三位可汗的征战是在西部即阿尔泰山西南一带，突厥人占据蒙古草原是在其后，因此认定了灭中亚大国 ★哒的首领是木杆可汗，肯定了我国史书《周书》和《北史》上的记载。否定了法国历史学家沙畹对我国史书的纠正。文中还论述了西突厥灭亡 ★哒汗国的时间，在列举了史学界的各种说法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并阐述了理由。《试述西突厥汗国的疆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文中阐述了西突厥汗国是公元6世纪中期在中亚建立起来的一个游牧民族国家。指出关于它的疆域问题中外学者意见不一，作者认为，对于一个游牧汗国来说，要确定它的疆域是困难的。首先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要确定一个具体时段，二是要考虑它所臣属的国家是否应归属于它的版图。该文以西突厥汗国最强盛时期为限来考察它的疆域。并指出臣属诸国应根据与宗主国政治、经济上的联系程度而定。《西突厥汗国内的铁勒族》（《中亚研究》1990年第2期），文中对铁勒族分布作了考证，史书记载他们占据的地域范围很广，从阿尔泰山西南脚起，一直到里海北岸。在6世纪中期，阿尔泰山西南坡到里海北岸之间的铁勒族处于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并构成了汗国内的主体。他们在汗国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是，他们在汗国内却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铁勒各族常因西突厥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掠夺而起来反抗。这种反抗斗争伴随着西突厥汗国的始终。它动摇了西突厥的统治，有利于隋唐对西突厥政策的贯彻，在唐灭亡西突厥的过程中铁勒族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还有《西突厥汗国与萨珊波斯的关系》、《突厥可萨人》、《西突厥与东罗马的关系》、《塞尔柱突厥人的崛起及其历史条件》、《西突厥室点密考》、《拜占廷帝国与塞尔柱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争夺》、《西突厥与萨珊王朝的关系》、《伽色尼突厥王朝对印度的征服及其后果》、《西突厥人伊斯兰教化的历史过程》、《试述阿拉伯人对中亚的征服》、《试述曼吉克特战争及其后果》、《西突厥汗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裴矩在开拓西域中的作用》、《马木路克突厥王朝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以上论文分别发表在《中亚研究》、《西亚非洲》、《史学月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贵州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它们着重讨论了突厥人的历史作用、突厥与中原关系、突厥与波斯关系、突厥与东罗马关系，以及突厥人伊斯兰化等等问题。二、对蒙古人的研究，有十多篇论文，它们是《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分期》、《论蒙古统治中亚初期的宗教政策及其背景》、《中亚河中地区对蒙古统治者宗教倾向的影响》、《十三到十五世纪中亚交通与贸易的发展》、《月即别时期钦察汗国的伊斯兰教化》、《中亚河中地区对蒙古统治者宗教倾向的影响》、《钦察汗国早期的宗教倾向》《蒙古人的战术和旭列兀西征的失败》、《合赞时期伊利汗国的伊斯兰教化》《旭列兀西征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天山北路，七河流域和蒙古统治者的文明转化》、《试析合赞汗改革》、《蒙古贵由时期对外战争简述》、《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分期》、《论蒙古统治中亚初期的宗教政策及其背景》、《中亚河中地区对蒙古统治者宗教倾向的影响》。这些论文论述了中亚河中地区对蒙古统治者宗教倾向的影响，蒙古三个汗国伊斯兰化的过程，蒙古伊儿汗国的政治，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分期，合赞汗改革等问题。三、对帖木儿汗国的研究，也有五篇论文。它们是：《帖木儿帝国与明朝的关系》、《试述安卡拉战役》、《帖木儿对马木路克王朝的政策》、《帖木儿对奥斯曼帝国的策略》、《帖木儿对金帐汗国的政策述略》。这五篇论文论述了帖木儿帝国与明朝、奥斯曼帝国、金帐汗国和马木路克王朝的关系。四、对伊斯兰教苏非派的研究，有论文三篇：《中亚库布拉德教团述论》、《中亚苏非渊源探源》、《关于中亚伊斯兰教史的分期》。分别论述了关于中亚伊斯兰教史的分期，中亚苏非派兴起的渊源和中亚苏非教团。五、沙俄对中亚的入侵，有论文《沙俄侵中亚的要塞线》。这些论文的时间跨度是一千五百年左右，

囊括的地区从我国东北长城脚下起，一直到东欧的匈牙利草原。涉及到突厥、蒙古、哈萨克等十多个民族。论述了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描述了东西交通和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这些论文对中亚史上以往较少涉及的和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进一步的研究，对中亚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贵州中亚史研究的第三阶段是著作时期。时间是从1993年至今。经过十多年的研究，贵州学者在中亚史的研究上进入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贵州申请到国家社科八五重点项目《中亚史研究》，在此课题内共撰写著作3部。它们是《中亚－马背上的文化》（1993年10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研究了游牧文化的特点、生活方式、习俗、宗教信仰、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在此基础上指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一样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肯定了游牧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游牧民族和游牧地区在当今世界虽然已经很少，但是，游牧文化的历史影响仍然存在。同时也指出游牧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该书获贵州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1996年11月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研究重点是俄国在中亚设置的要塞线。书中分析了俄军在中亚主要采用要塞线战略的经济、政治、军事、技术以及地理条件等方面的深刻原因，中亚要塞线的特点、演变以及它们的重要作用。为此还梳理归整了历史学家一般觉得生疏，甚至多有误解的军事学术上有关的问题。书中指出中亚要塞线的建筑深受了中国式筑城的影响，由当地条件所决定。又指出世界军事学都把要塞看作是防御体系，而俄国军队在中亚却使之成为一种“进攻性武器”。此外，结合俄罗斯帝国征服中亚的各次行动，着重论述了俄国外交界与军界在对中亚的政策上存在着行动计划的分岐与根本目标的一致。该书多方检索了中亚战事中双方战略战术的得失。在论述中还涉及到19世纪中亚各民族的命运剧变，以及在俄国武力侵略下中国西部大片边地丧失的过程进行了阐述，指出我国以往著述中不完善的地方。该书获贵州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2000年4月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中外文资料出发，逐步揭示了萨曼王朝的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层面再现了9－10世纪中亚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探讨了绿洲型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政治制度及统治体系、商贸的发展、对外关系、伊斯兰化的进程、突厥化进程诸问题。并对突厥人在中亚的地位和作用加以考辨。此外，还有两部中亚史的论著：《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和《中亚苏非主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该书是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几个问题：唐朝与中亚的交通及其变化；唐人对中亚的认识；中外文献所记中亚诸国方位、道里之差异；唐朝在中亚诸国设置羁縻府州的经过；羁縻州府的设置；对中亚诸胡与唐朝、大食关系的影响；中亚诸胡各国与唐朝的亲疏关系；中亚诸胡与唐朝政治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性质等等。《中亚苏非主义史》一书认为中亚是伊斯兰教苏非派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中世纪到现代，苏非主义在中亚流行了千年。当今仍有很大的影响。本书是一部中亚苏非主义史，也是一部中亚政治和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此外，作者认为中亚苏非主义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如能深入了解伊斯兰教及苏非主义，必能更好地在中亚地区进行工作，对稳定我国西北边疆政治，对加强民族间的理解做出贡献。在此期间贵州中亚史学者还翻译出版了中亚史的几部名著，其中有法国作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和波斯史家尼扎姆莫尔克的《治国策》（2002年云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现在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已经招收了两届中亚史研究生，共有四人。他们中有两人也开始撰写中亚史方面的论文，一篇是《伽色尼王朝的军队构成》（《贵州师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另一篇是《论14－16世纪中亚纳合什班底教团对苏非主义学说的发展》即将出版，可谓后继有人。7、杭州师范学院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杭州师院 ］ 王 心 喜杭州师范学院素有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传统。老辈学者林正秋、顾学宏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在学术前沿相当活跃，尤其对中日文化交流、中西文化交流有较深的研究。曾多次赴美国、加拿大、德国进行学术交流。近代史研究所和浙江地方史研究所将对外关系史作为重点研究方向，在浙江与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方面出了许多有分量的成果。近年来主要研究成果有：1．林正秋主编：《中国与亚洲诸国文化交流史论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2．林正秋：《南宋杭州的海外贸易》，《港史研究》1987年第2期。3．林正秋：《中国馒头传人日本考述》，《中国烹饪》1989年第1期。4．林正秋：《中国食品东传日本考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5．林正秋：《唐宋以来浙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海交史研究》997年第1期。6．顾学宏主编：《亚洲通史》，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7．袁成毅：《中国对日战争赔款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8．袁成毅：《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9．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10 徐海松：《黄宗羲与西学》，《东西交流论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1．王心喜：《江南地区原始居民航渡日本试论》，《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12．王心喜：《舵对世界航海事业的贡献》，《文史知识》1988年第5期，《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上海外版》转载。13．王心喜：《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先民迁徙日本考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14．王心喜：《论日本“遣隋使”》，《历史教学》2002年第7期。15．王心喜：《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秋之卷。16．王心喜：《杭州湾地区原始文化海路输入日本》，《文化研究》2003年第7期。

8 、 文 明 的 碰 撞——2004－2005年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系列展览、讲座和国际研讨 会国图善 本特藏 部展览、 讲座和国 际研讨 会国家图书馆典藏宏富，而善本特藏尤为全馆藏品精华所在。她上承宋、元、明、清历代皇家珍藏，旁搜明清以降南北藏书家毕生积聚，经由本馆几代专家，特别是徐森玉、赵万里等前辈的努力购求，益之以当代名士的无私捐赠，形成一千五百余部宋元名刊、二十七万册善本、七十万件特藏、一百八十万册古籍的海外珍贵馆藏。所藏善本古籍，年代起自殷周，迄于当代，地域遍于禹域，兼及海外，充分显示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征。善本特藏部保管的藏品以种类分为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兄弟民族语言文献、敦煌资料，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近可涉及当代研究文献，特别是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举世闻名的四大专藏。其他，如甲骨、老照片、古代地图、名人手稿、民族语文古籍也是各具特色。善本特藏不但为学者，也为众多古代文化的爱好者所向往。善本特藏部的业务工作包括采访、编目、阅览、收藏保管、研究、修复、保护等内容，近年来为传播文化，使大众有接近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在善本阅览室常年举办馆藏精品展示，近年举办的展览有：甲骨百年——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善本特藏50年、纸上宝石版画珍珠－国家图书馆藏书票展、秘籍重光百年享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曲波清韵画堂择珠－明清戏曲版画展、珂罗版艺术展、纪念建党80周年－馆藏革命文献展、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珍藏展、馆藏西夏文献展、《永乐大典》600年展等等，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其中有些展览还赴海外展览。善本特藏部又是国家图书馆的经典文化推广中心，她致力于收藏保存我国优秀古代典籍，培育中华文化传人，使文明薪火代代相传，发挥继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功能。除定期举办展览以外，善本特藏部还与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中国典籍与文化”“敦煌与丝路文化”等系列讲座。讲座延请文化界专家学者就典籍与文化专题进行演讲，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朱家溍、著名红学家冯其庸、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考古专家亲历定陵发掘的赵其昌、老舍之子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专家王尧、国家图书馆版本目录学专家李致忠等都莅馆开讲，影响较好。2004年，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与中外关系史学会联合举办了“中外关系史”讲座。善本特藏部还以开发古籍文献、让大众接近传统文化为己任，近年与出版机构合作，或影印、或排印、或仿真出版了一批古籍，对宣传传统文化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从2001年起开始承担国家古籍出版项目“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工作，工程的实施将使孤本秘笈从善本地库的重重保护下走向学者的案头，走向寻常百姓的书桌。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事业。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在妥善保存我国优秀古代典籍的同时，还通过免费展览、免费讲座、国际研讨会等各种形式，致力于培育中华文化传人，使文明薪火代代相传，发挥继续教育和

社会教育的功能。善本特藏部在中外关系史学会、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等相关单位支持下将在2004至2005年以“文明的碰撞”为主题举为以下展览、讲座和国际研讨会。1．中外关系史系列学术讲座（2004－2005年）为发挥国家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满足读者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从2001年4月起，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利用双休日先后举办举办“中国典籍与文化”与“敦煌与丝路文化”两个系列讲座，自2001年4月以来，先后有启功、李福清（俄罗斯）、徐苹芳、马大正、鞠德源、柴剑虹、荣新江、Grenet（法国）、王邦维等先生，就中外文化交流等各个专题进行演讲。讲座品味高雅，好评如潮。我们根据读者要求，在中外关系史学会等单位的支持下积极筹办了“中外关系史学术讲座”，已于2004年1月正式开讲，主要面向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生、大学生、科研人员及国家图书馆读者等。邀请国内外中外关系史专家就某一领域进行系统讲授，让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中华文化与周边国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而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关心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提高人文素养。2．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系列展览（1）展览之一：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3－5月）粟特人是生活在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粟特地区的伊朗种中亚古代民族，建立过许多绿洲城邦国家，中国史籍中称“昭武九姓”。粟特人自古以来就是经商能手，以经商为业，他们组成商团，从事贸易，有许多人就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在南北朝到唐朝时期，丝绸之路及周边的于阗、楼兰、高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大小城市逐渐形成了一个个移民聚落。粟特人主要信仰袄教，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里，可以确证袄教早在公元4世纪初就由粟特人带到了中国。他们在从事丝绸的中转贸易的同时，还在欧亚内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粟特人的活动区域十分广阔，东到东北亚、西到西亚、欧洲，是中古时代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对粟特人的研究具有国际性的特征。近年来，有关粟特人在中国的考古文物不断被发现，特别是西安北周安伽墓，北周史君墓和太原隋代虞弘墓的发现，墓中出土石刻图像内容涉及粟特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深入研究粟特人的文字及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推动了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潮，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前沿领域之一。本展览为配合2004年4月在国家图书馆召开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而举办，将展出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收藏单位保存的粟特文献和研究著作。（2）展览之二：明末清初中国与世界的交往（5－7月）17－18世纪是中国由先进到落后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近代科技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使读者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本展览将选取明末清初这个特殊的历史片段，通过馆藏中外珍贵典籍，介绍中国与世界的交往。（3）展览之三：清代宫廷中的西洋建筑（8－9月）圆明园的西洋楼和中南海的海晏堂是中西建筑文化的典型作品，也是当时中西建筑浓家们如法国朗士宁和中国雷金玉等的杰作。国家图书馆馆藏样式雷图档、照片和书籍中较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西合作的史实。本馆计划在8月份在馆藏珍品展示室举办这个展览。（4）展览之四：两个铁路工程师眼中的中国——詹天佑和普易雅照片专藏展（10－12月）此展览选择清末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和法国铁路工程师普易雅的照片专藏近百幅，反映清代末年中国政治、科技和社会面貌。（5）展览之五：海上丝绸之路——纪念郑和航海600年（2005年）

“海上丝绸之路——纪念郑和航海600年”展览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与社会各界联合举办的大型展览。郑和（1371－1435），原姓马，名三保，世称三宝太监。先世是西域普化力图的国王，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平定云南，年仅十岁的郑和被掳，遭阉割后派到燕王朱棣的藩邸听差。家族的影响和曲折艰辛的经历，造就了郑和非凡的才能。史称：“丰躯伟貌，博辩机敏”，其“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在“靖难之役”中，郑和屡立大功，被明成祖朱棣赐姓郑，升为内官监太监，开始使用“郑和”之名。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宣威海外。郑和以其卓越超群的胆识和才能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七下西洋，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郑和的航海事业，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了海外贸易，同时也刺激了中国造船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航海技术，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在中国乃至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展览将以大量的实物、图片及文字系统展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历史以及郑和七下西洋的绝世功绩。3．国际研讨会：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2004年4月）粟特是古代中亚的民族，曾经在丝绸之路上发挥重要作用。粟特人及其宗教袄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大影响，留下了许多遗迹，著名的安史之乱就是由粟特人安禄山发动的。随着考古新发现，粟特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高度重视。为此，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法国科技研究中心东方与西方考古研究组、法国科技研究中心中国文明研究组等五个单位将于4月22日至25日联合举办“粟特人在中国 ——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研讨会，邀请日本、美国、法国、俄罗斯、英国、意大利、德国、中国等国家的50多名代表参加。国家图书馆蕴藏着我们国家五十六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既应该是学术的殿堂、知识的宝库，更应该是大众文化传播的阵地，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成立经典文化推广中心，便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该中心常年举办的讲座、展览、会议，为图书馆与学者、读者之间搭起桥梁，得到学者、读者的一致称赞。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把讲座、展览、会议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回报各位专家学者、协作单位给予我们的无私帮助。9、徐家汇藏书楼的中外关系史著作珍藏［徐家汇 藏书楼 ］ 王 仁 芳徐家汇藏书楼（Bibliotheca Zi－ka－wei），曾名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或汇堂石室，是上海最早的宗教图书馆，今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馆址在漕溪北路80号。清道光廿七年二月（1847年3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Claudius Gtteland，1803～1856）委派司铎梅德尔（Mathorinus le Matre，1816～1863）在徐家汇购置地皮，由西班牙耶稣会士范廷佐（Joannes Ferrer，1817～1856，字孟臣）负责设计图纸，营建耶稣会士居所和小堂，奉圣人依纳爵·罗耀拉（St．Ignatius de loyola）为主保。据同治《上海县志》第卅一卷记载：“徐家汇天主堂旧建在西门外肇家浜徐文定公光启庐墓之东北，……”同年六月（1847年7月）竣工，耶稣会修院由青浦横塘迁至徐家汇。是时，耶稣会传教士在居所专辟三间“修士室”收藏宗教图书，提供会士参考阅览之用，自此形成徐家汇藏书楼的雏形。咸丰元年（1851年），由法国耶稣会

士罗礼思（Ludovicus Helot，1816～1867）在原址营造中国第一座希腊式教堂（俗称老堂），悬挂中式宫灯，成为当时沪上的一个景观。咸丰二年（1853年），天主堂老堂东北侧新建馆舍，以拓展藏书保管和阅览的空间。同治六～七年（1867～68年），原平房改建成两层楼房（上层为神学院教室，底层为藏书室），并在神学院教室和藏书室东侧新建三层耶稣会住院（Résidence），又称神甫楼。光绪廿三年（1897年），原神学院教室和藏书室建筑拆除，神学院移至耶稣会住院顶层，而藏书室则移至耶稣会住院东北侧，重建一幢上下两层的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大书房（Bib1iotheca Maor）、藏经楼等，原藏书遂移入藏书楼。现存徐家汇藏书楼西楼，即原耶稣会住院，又称神父楼，曾于1931年进行过较大的改建。为四层坡顶，砖木混合结构，南北立面山墙与东立面外墙为断裂式花纹，设弧拱硬洋松百叶门窗和简洁的水平线脚，朝南4小开间设烟道与壁炉，朝东大开间连通宽敞外阳台，围有雕花铁栏杆和硬木扶手，与东楼大书房过道相连。楼内二楼大厅内保存着19世纪中叶创作的两件浮雕立像，皆由创办土山湾绘画馆、雕刻室、宗教工艺学校和工场的耶稣会士、建筑设计师、雕刻艺术家范廷佐为耶稣会住院制作。一件是泥雕圣依纳爵善终像，年代：185？年。圣依纳爵·罗耀拉（St．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6）出生于西班牙，曾在王宫中充当侍卫，又入营从戎。后在治伤静养期间，阅读耶稣和圣人专记，而彻悟皈依天主。赴法国巴黎攻读神学，并召集同志，后于罗马创立耶稣会，其宗旨是愈显主荣，完全服从教宗，为教会服务。从事使徒事业，成效卓著，又著书立说，训练会士，其弟子和会士对教会之革新功不可没，其所著《神操》一书为灵修和退省神功的经典之载，依纳爵归化后的一天晚上，圣母显现给他，光彩夺目，手里抱着耶稣。右上人物：两位天使举着一块铭牌，上面写着拉丁文A．M．D．G．，全文为Ad Majorem Dei Gloriam，意思为“愈显主荣”，是他的座右铭。中间人物：耶稣的大宗徒百多禄，耶稣曾对他说：“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地狱的门不能战胜她，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床上人物：床上半躺着的是病危的依纳爵，百多禄迎接他到天国去，怪兽的床角象征魔鬼撒旦在人弥留之际拉人忘记天国。另一件是耶稣会士在首任会长前发愿图，材料：桂木；年代：1852。根据依纳爵传记：1540年9月27日，教宗保禄三世正式核准耶稣会成立。1541年耶稣复活节依纳爵就任耶稣会总会长。依纳爵在罗马保禄圣堂苦架小祭台前作弥撒，在领圣体前，依纳爵把圣体放到圣盘里，右手执着誓词，在同道前念道：“我依纳爵·罗耀拉，我宣誓全能的天主和他地上的代表——教宗，在殊福童贞圣母和天朝诸圣前，依据吾主耶稣的通牒，以及现在和将来会典规定的生活方式，确守永久的神贫、贞洁、听命，我宣誓忠于教宗，我又誓许依信德要理，教育儿童。”读毕誓文，依纳爵拿起圣体领到心中。之后，雷纳等耶稣会士都超前跪念誓文，并由他们的会长依纳爵手中领了圣体。图中：圣母抱耶稣像、站着手持誓文者为依纳爵、跪着的人是耶稣会士。现存徐家汇藏书楼东楼，即大书房，又藏经楼，为上下两层双坡顶，砖木混合结构，南北设葡式壁柱尖券硬洋松窗框和百叶窗，书库结构融合中西文化内涵。上、下两层的设计思想和风格迥然相异。上层为西文书库，仿照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布局。木质书架上下计12格，从地面一直延伸至天花板，半腰有木雕栏杆沿书架围起形成上部走道，走道底部有铁栏杆支撑，东西两侧与正中有3部硬木扶梯与上部走道相连，上部与下部自西向东形成六进六出的回廊与书架。收藏自1515年以来出版的拉丁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荷兰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等近20个语种的珍贵西文书籍8万册。藏书排架按照梵蒂冈图书馆分类法，以罗马字母加阿拉伯数字标记，分列36大类286小类。收藏特色有世界各国著名百科全书、辞典、汉学著作

n和神学著作，以及重要学术期刊等。下层原为中文书库，仿照中国明代宁波天一阁风格。整个空间根据《周易》中“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说，划分为朝北一通间和朝南六开间，取以水制火之义。木质书架沿墙而立，上下计12格，上部9格较窄用于摆放一般书籍，下部三格略宽便于摆放大开本书籍或报刊，顶格书架边装有固定的铁栏杆，以便特制的移动竹梯挂靠，使之不易滑动，便于安全取书或还架。曾经收藏中国各省、府、州、县地方志达12万多册，书志2531种，以及各种古钱币等文物。藏书排架按《四库全书》经史子集丛书分列五部。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有1800年之前出版的西文珍本计1800种2000册。其中中国语言文字西传的资料最有特色。如清康熙53年（171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叶宗贤（Basile de Gemona）编《汉字西译（Han Tsy Si Yan）》（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手抄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有清雍正元年（1723年）的《汉字西译》手抄本。藏书楼珍藏的另一汉字西译善本，是清嘉庆18年（1813年）法国汉学家小德金（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és，1759～1845年）奉拿破仑一世（Napolé on，I，1769～1821年）谕旨编纂的《汉法拉辞典》（Dictionnaire Chinouis，Francais et Latin）、及其在清咸丰3年（1853年）被送到香港重新刊印的《汉洋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 et Latin）。藏书楼还藏有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Henri Prémare，1666～1736年）用拉丁文撰写的《中文概述》（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中国古典经籍西译的早期版本最为抢眼。如现存最早的中国孔子儒家经典的西文译本是清康熙元年（166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年）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1603～1666年）合作翻译成拉丁文的《中华箴言》（Sapientia Sini－ca）上下两册在江西建昌刊行，徐家汇藏书楼藏有下册《论语》前五章部分，俗称“半部《论语》”。研究儒家哲学思想的西文珍籍有清康熙26年（1687年）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年）、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1642～1684年）、鲁日满（Fra ★ois de Rougemont，1624～1676rh）、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2年）合撰出版的《中国之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 Philosophus）；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iscusNoёl，1615～16729年）翻译并于康熙50年（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中国经典六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和小学》（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al Sex：Nimirum Adultorum Schola，Immutabile Medium，Liber Sententiarum，Menci－us，Fi1ialis Observantia，Parvu1orum Schola）；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von Leibniz，1646～1716年）于康熙36年（1697年）用拉丁文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新事萃编》（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ura）。中国古典文学西译的早期版本有：一部清康熙58年（1719年）开始翻译，59年（1720年）翻译完毕，并于清乾隆26年（1761年）在伦敦刊行的《好逑传》（Hau Kiou Choann），又名《侠义风月传》（The Pleasing History），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小说。其翻译手稿发现于在广州居住和经商多年的英国商人魏金森（James Wilkinson）的遗物中，手稿分为4卷，前3卷为英文译文，末1卷为葡萄牙文译文，后由英国主教潘塞（Thomas Percy，1729～1811年）将其第四卷改译成英文，并校订与出版英文版全书4卷，书后附有《中华戏剧故事梗概》、《中华谚语集锦》、《中华诗选》等附录。一部1732年由马若瑟（Joseph Henri Prémare，1666～1736年）根据元初纪君祥创作的元北曲《赵氏孤儿冤报冤》即《赵氏孤儿大报仇》翻译成法文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Tchao－Chi－Cou－Eulh，ou，L’Orphel in la Maison de Tchao：Tragedie Chinoise），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戏剧。在徐家汇藏书楼的西文珍藏中，诸多介绍中国和中国历史与地理的著作和游记成为引人

★注目的特色。西班牙奥古斯丁会士儒安·贡萨勒斯·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1545～1618年）于1585年在罗马以西班牙文初刊《大中华帝国史》（Dell’Historia della China）。徐家汇藏书楼藏有1586年威尼斯法文初版和1606年法文新版和1655年安特卫普拉丁文版。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年，字继元，原名谢务禄）于1641年在马德里以葡萄牙文初刊《中华帝国志》（初名Relacao）。徐家汇藏书楼藏有曾德昭《中华帝国志》1642年马德坦克西班牙文初版、1655年伦敦英文初版和1731年里斯本西班牙文再版。德国耶稣会士吉尔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年）于1665年在罗马刊印拉丁文《中国图说》（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 Profanis，Nec nonvariis Nature＆Artis Spectaculis，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初版，1667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二年又出荷兰文版，1670年又出法文版。徐家汇藏书楼藏有吉尔切尔《中国图说》阿姆斯特丹1667年拉丁文版和1670年法文版。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年）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法文巨著《中华帝国及鞑靼之地理、历史、年表、政治与自然全志》。徐家汇藏书楼藏有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法文巴黎初版和海牙再版与英文伦敦瓦茨（John Watts）初版和凯夫（Edward Cave）三版。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年）参照南宋朱熹（1130～1200年）撰《通鉴纲目》的满文译本和明商辂（1414～1486年）撰《续通鉴纲目》原文翻译成法文，并于1777年至1785年在巴黎分13卷刊行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Chine，ou，Annales de Cet Empire）。徐家汇藏书楼藏有冯秉正《中国通史》前12卷。法国早期汉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ès，1721～1800年）1748年发表《匈奴突厥源流史论》（Mémoire His－torique surl’Origine des Huns etdes Turcs），1756年至58年在巴黎出版其巨著《北狄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四卷五册初版。徐家汇藏有德金《北狄通史》巴黎版全套。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Amiot，1718～1793年）、晁俊秀（FrancoisBourgeois，1723～1792年）、韩国英（Pierre－MartialCibot，1727～1780年）等曾驻留北京的传教士于1776～1814年在巴黎编纂出版了巨著《关于中国之记录》（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Moeurs，les Usages，etc．des Chinois）。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年）于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中国新舆图》（Novus Atlas Sinensis）两卷，是冯秉正《中国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ou，Annales de CetEmpire）之前欧洲最完备的历史参考书。徐家汇藏书楼藏有卫匡国《中国新舆图》1655年阿姆斯特丹初版、《鞑靼战记》1654年安特卫普版与《中国先秦史》1658年慕尼黑初版和1659年阿姆斯特丹版。雷孝思、白晋、杜德美以中国工部营造尺为标准精心测绘、由康熙帝亲自校勘、于康熙57年（1718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曾为法国著名宫廷舆图绘制专家昂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年）收藏。昂维尔将康熙《皇舆全览图》按比例缩小并作修改，于1737年在海牙初次刊行《中国全图》（Nouvel Atlas de la Chine，dela TartarieChinoise，et du Thibet）。法国耶稣会士格鲁西尔（JeanBaptisteGabrielAlexandreGrosier，1743～1823年）于1785年在巴黎刊行的《中国全貌图》（Atlas General de la Chine）成为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又一个刊行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有昂维尔《中国全图》1737年海牙初版与格鲁西尔《中华帝国全貌图》1785年巴黎初版。诸多记载耶稣会士在中国活动的史料弥足珍贵。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年）遗著有三种。徐家汇藏书楼藏有其《1580～1599年关于日本与中国之范礼安书简》（Letteradel P．Alessandro Valignano nel Giappone è nella Cina de’10d’Ottobre del1599）1603年米兰版，其初版为1603年罗马版。除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1625～1696年）的《中华箴言》和《中国之

哲学家孔子》外，徐家汇藏书楼还藏有其《1581～1669年间在华传教概述》（Compendiosa Narratio－ne dello Stato della Missione Chinese，Cominci★do dall’Anno 1581 fino al 1669）1672年罗马初版本。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1577～1628年）将利玛窦所著《中国传教史》从意大利文改译为拉丁文，另新增两章，于1615年以自己的名义在奥格斯堡刊行的《基督教远征中国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初版，被誉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之第一本书”。徐家汇藏书楼珍藏的是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记》1715年奥格斯堡初版。诸多西学东渐的珍贵资料：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dade de Coimbra）逻辑学讲义《亚里斯多德辩证法概论》（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e Societate Jesu：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Stagiritae）于1606年在科英布拉用拉丁文初次刊印。明末科学家和耶稣会士李之藻（1565～1630年）与葡萄牙耶稣会士傅汎济（Fran ★ois Furtado，1587～1653年）合作，于1631年在杭州将该逻辑学讲义翻译成中文并刊行，是为《名理探》10卷。徐家汇藏书楼珍藏的是《亚里斯多德辩证法概论》1606年科英布拉初版和1607年科隆版。意大利耶稣会士克拉维乌斯（Christoph Clavius，1538～1612年）的《欧几里得几何原理》（Euclidis Elementorum）15卷于1574年在罗马刊行拉丁文本初版，此后仅拉丁文版本就有罗马、科隆和法兰克福等18种之多，另有意大利文、法文、荷兰文等不同译本问世。明末科学家和耶稣会士徐光启（1562～1633年）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合作，于1605年在北京将《欧几里得几何原理》翻译成中文并刊行，是为《几何原本》前6卷，以后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后9卷，1857年刊刻于松江，同治4年（1865年）曾国藩重刻于南京。徐家汇藏书楼藏有克拉维乌斯《欧几里得几何原理》1591年科隆版。西班牙圣方济各会士斯泰拉（Didacus Stella）1406年的手抄本《轻世金书》（De Contem－nendis Mundi）4卷，是中世纪欧洲的文学杰作。徐家汇藏书楼所藏《轻世金书》是1698年科隆拉丁文版，等等。由此可见，徐家汇藏书楼的早期收藏汇集了17、18世纪中西交流的丰富资料，除了向中国传播西方机械、测绘、历算、水利、数学、军事制炮与铳炮技术等实用科学成就外，还向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习俗、儒学、伦理道德、艺术等，是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结晶，奠定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基础。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对18世纪欧洲欧洲启蒙运动和其后的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在法国学术界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学者，为欧洲旧制度结构的崩溃与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襄助了一臂之力。徐家汇藏书楼还藏有耶稣会士所撰《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三山论学记》、《圣经直解》、《主经体味》、《弥撒经典》、《主制群徵》、《主教缘起》、《超性学要》、《名理探》、《徐氏庖言》、《几何原本》等教理教史名著和徐宗泽不遗余力收集的中国各省方志等。光绪元年（1875年）之前，徐家汇藏书楼的管理均由耶稣会上海徐家汇教区委派耶稣会士兼职负责。自光绪元年至民国37年（1948年），徐家汇藏书楼均由资深传教士专职管理。藏书楼资源和设施亦由耶稣会直接任命神职人员参与常年建设和维护。如前所述，在道光27年（1847年）耶稣会住院迁至徐家汇时，时任耶稣会上海教区第一任会长的南格禄已开始从事藏书工作，并规定耶稣会士有义务为教区藏书建设收集和贡献藏书。其后，徐家汇圣依纳爵天主教堂教士意大利耶稣会埋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年）与其助手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Henri Havret，1848～1901年）、其学生马相伯（1840～1939年）、李问渔（1840～1911年）等具体负责徐家汇藏书楼的藏书建设和发展，热衷于藏书事业，扩充藏书资源，为藏书楼日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后，法国耶稣会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年）与徐光启后裔徐宗泽等不懈努力，使藏书楼的藏书事业取得很大发展。

晁德莅，字敬庄，意大利人，1843年加入耶稣会，道光28年（1848年）首次抵达徐家汇，成为和华籍学生一起完成大学和神学院学业的首批欧籍耶稣会士之一。29年（1849年）创办的寄宿制教会学校圣依纳爵公学，仅一年后更名徐汇公学，成为教会公共学校。自33年（1853年）起，任职徐汇公学校长并任教，引入欧洲古典语言和艺术教育。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徐汇公学初学院。在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任职期间，晁德莅千方百计收集藏书，扩充藏书资源，并致力于向西方传教士介绍中国文化，光绪5～9年（1879～1883年）陆续编写出版拉丁文专著《中国文学讲义》（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5卷，收录了各种字书、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四书、五经、尺牍、诗文、歌赋等，还编纂汉语词典，拓展了利玛窦以来中国文化西传的天地。同时，他也用中文撰写并出版诸多西学著作。夏鸣雷（Henri Havret，1848～1901年），号殷其，法兰西人，1872年加入耶稣会，同治13年（1874年）来华，在徐家汇攻读神学后提升为神父。同治末年至光绪2年（1874～1876年），夏鸣雷主持徐家汇藏书楼工作，继续收集有关西学和汉学研究的西文藏书。与此同时，徐家汇的天主教耶稣会学校开始传授哲学和神学。光绪9年（1883年）在松江、翌年在海门传教。14年（1888年）任安徽教区耶稣会会长。20～24年（1894～1898年）任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院长。编纂出版创办学术刊物《汉学杂编》（Varietés Sinologiques）。著有《西安景教碑考》（La Stele Chretienne de Si－ngan－fou）（3册，上海：天主教传教团，1897年）（景教碑约在明天启5年（1625年）发现于西安）等。晁德莅和夏鸣雷早期在藏书楼的工作曾经得到晁氏学生马相伯和李问渔的全力协助。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年），字福民，法兰西人，1852年加入耶稣会，同治6年（1867年）来华，先在崇明、海门传教，一年后被派至徐家汇藏书楼长期主持工作，将藏书楼的图书、手稿和其他资料重新整合。由此，费氏对藏书楼资源了如指掌，给同时代汉学家的学术研究予以诸多帮助。他对自利玛窦以来在华传教的历史进行研究，同时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以及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编写在华传教士的传记和尺牍。著有《江南教区纪实》（Relationsur la Mission du Kiang－nan）（1869年）、《江南新教会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Nouvelle Mis－sion du Kiang－nan）（1872年）、《自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ois Xavier，1506～1552年）逝世至1872年在华耶稣会司铎修士名录》（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873年）和利用藏书楼资源耗费20年心血编纂的《1552～1773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与著述》或《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书目提要》（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sur les Jesuites de 1’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1897年石印本上下两卷）（上海：天主教使团，1932～1934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摘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全译（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等。光绪元年（1875年）起，有9位中国司铎先后主持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其中最后一任也是最有影响的负责人是徐光启第12世孙徐宗泽（1886～1947年）。徐宗泽，字润农，教名若瑟，江苏青浦（今上海市）人。自幼习四书五经，19岁入修道院，20岁就读于徐汇公学。光绪33年（1907年）加入耶稣会。宣统元年（1909年）赴欧洲进修，三年后回国在徐汇公学任教。民国6年（1917年）再次出国，先在加拿大1年，后在英国3年，获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9年晋升神父。民国11年（1922年）回国，先在南汇传教，先后任公教进行会监督、主教秘书等职，两年后居徐家汇，在徐汇公学任教，接任《圣教杂志》主编兼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主任，致力于藏书楼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刊刻工作。在徐宗泽的领导下，自民国15年（1926年）起，徐家汇藏书楼加入中华图书馆会成为团体成员，原先只允许天主教耶稣会士介绍都可以使用藏书楼文献资源。徐宗泽的这条规定得到修道院的认可。尽管藏书楼使用规则非常严格，但是由于有了

这条规定之后，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便可进入藏书楼有限使用或查找资料。例如，中国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在写作《中国报学史》时，有幸经马相伯介绍，查阅了藏书楼丰富的报刊资料。民国22年（1933年）徐宗泽主持修订出版其祖先徐光启的文集。“八·一三”事变后，《圣教杂志》停刊，徐宗泽专事图书馆工作，经常从报章杂志的版面间寻找方志出版的信息，不惜高价征集、整理国内各省、府、州、县志的新旧版本。使得藏书楼的方志收藏达到2000余种，名列当时全国方志收藏之首。此外还积极搜罗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著作、笔记、尺牍，加以整理研究，撰成著作。民国35年（1946年）利用藏书楼资源，编纂出版《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中华书局，1946年），收录17世纪耶稣会士和汉学家的中文著述401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藏书楼面向现代社会，向公众开放的建议，但是建议未被修道院院长采纳。与此同时，继续负责管理藏书楼工作，直至36年（1947年）因身患疟疾而故世。徐宗泽的其他著作有《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哲学史纲》、《心理学概述》、《社会学概论》、《宗教研究概论》、《教育之原理》、《社会问题》、《妇女问题》、《徐文定公年谱》等。10、谱写中印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梵典与华章》内容简介深 圳 大 学 文 学 院 蔡 枫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主持撰写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将于2004年5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文化研究合作项目《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十卷之一、“十五”国家重点图书，《梵典与华章》的问世，表达出中外关系

尤其是中印关系新的文化诉求。该书在中外平等对话的平台上，系统深入地审视、梳理并评析了浩浩荡荡“你来我往的三千年老友”式的中印文学文化交流史，展现出当代中印比较文学以及中国印度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全书共分十二章，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纬，叙述跨度虽大，然脉络清晰，蔓而不乱。以文学为主线，又不局限于文学作品的传播与评介，叙述视野深入到中印诗学、哲学、艺术美学等领域的交流和互动。开篇第一章《造福两国，泽及世界》提纲挈领，从宏观的角度总结中印源远流长的文化的关系。而后各章，自远古至近现代，不徐不疾，娓娓道来。《天竺黄钟，华夏和鸣》一章，从汉译佛典中的吠陀诗说起，介绍印度最古老的诗歌部集四大《吠陀》——《梨俱吠陀本集》、《娑摩吠陀本集》、《夜柔吠陀本集》和《阿闼婆吠陀本集》。《吠陀》是印度古典哲学的源头，佛典中蕴涵的吠陀思想深深吸引中国古代僧人哲者的兴趣。到了近现代，仍有不少志士仁人刻苦钻研印度吠陀哲学，并以其为思想武器，为中国革命呐喊助威。佛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主旋律。《梵典与华章》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阐明印度佛教如何深入中国文化内核并深刻影响中国文学艺术。《佛兴西方，法流东国》一章梳理了佛教思想从古至今在中国民间和官府传播的思想轨迹。佛教初传中国，当时民间正流行黄老之学，各种神仙方术深入民心。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一方面采取折衷的宗教策略，采用占卜、治病等手法，以迎合神仙方术，亲和百姓，扎根中土。一方面附和魏晋时代的主流思想——玄学，产生了“格义佛教”，涌现出支遁、道安、慧远、鸠摩罗什、道生和僧肇等一大批“名士型高僧”。他们对印度佛教哲学的中国化贡献颇大。唐代，印度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建立典型的中国佛教——禅宗。禅宗把印度佛教的精神同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提出顿悟成佛的学说，一枝独秀，深入达官贵族、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时喜佛参祥之风蔚然而起。王维、李翱、张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裴休等诗人皆受禅学熏陶。不仅如此，禅宗穿透中国文化机理，浸染儒学、理学思想，周敦颐、朱熹、王明阳等理学家莫不移花接木、引佛入儒。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一直是中国社会、思想改革的一大动力因素。从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莫不概然。尤其是到了中国近现代，目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忧心如焚的知识分子如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章太炎、太虚等，无不自觉地从汲取印度思想的养分，谋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印度佛典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藏，包罗万象，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影响深远。《禅光佛影，遍照九州》和《神像仙曲，庄严中华》二章，着眼于文学和艺术美学的维度，力图展现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新的文学形式、艺术形式以及美学理论的催生过程。佛教文学传入中国直接促成了中国小说志怪的诞生。中国小说的章回结构、神魔题材和轮回报应思想同佛教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中国诗歌在韵律、语言、内容、思想等方面，也深染佛教的气息，特别是禅宗出现后，中国诗人以禅入诗、以佛入诗之风大兴。佛教的著名的戏曲如目连戏、观音戏等，在中国家喻户晓。伴随着佛教传人中国的还有各种各样鲜活的印度艺术。绘画上，“天竺遗法”、“凹凸花”，引发不少中国画家竞相模仿。雕塑上，印度于深山老林之处凿窟雕像的风尚以及犍陀罗、笈多式的造像风格改写了中国雕塑史。音乐上，印度波罗门曲融入中国音乐，深刻影响中国佛教音乐，其中梵华融合最典型的例子是《霓裳羽衣曲》。艺术理论上，印度古典美学著作《梵天尺度论》中的“尺度至上”造像原则，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金科玉律。佛教文化是一个生态系统，集文史哲、图音美为一体，是中印文化关系的最重要桥梁。但佛教绝非是印度文化的全部，实际上，佛教在印度只是众多宗教流派中的一支。印度的主流文化是印度教文化。吠陀文学没落后，继之而起的是以《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为代表的史诗文学的辉煌。两大史诗皆卷帙浩繁，堪称印度宗教、文化的百科全书。《大林深泉，荫泽东

土》一章重点绍介了两大史诗在印度的成书年代、版本、作者问题、内容框架以及古往今来中国研究两大史诗的情况。颇有趣味的是，史诗《摩诃婆罗多》在描写古代印度战争中竟出现有一个“支那”国家，据考证，这个叫“支那”的国家，就是中国，可见中印文学关系由来已早。另一史诗《罗摩衍那》对中国汉藏地区的文学影响颇大，我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和云南傣族史诗《兰嘎西贺》皆脱胎于《罗摩衍那》。汉族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与《罗摩衍那》中的印度神猴哈奴曼异曲同工，曾引发了近现代学者对孙悟空是否国货的论争。被誉为“故事王国里的皇冠”的印度民间故事集《五卷书》通过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传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傣族、柯尔克孜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皆借鉴吸收，许多少数民族的若干民间故事几乎与《五卷书》的故事如出一辙。在印度古典文学家中，迦梨陀娑是最为璀璨的明星之一。他的抒情长诗《云使》折服了多少中国唯美主义读者。他的剧作《沙恭达罗》是我国迄今为止译本最多的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曾两度搬上我国现代舞台。对该剧最为推崇的当数苏曼殊和更敦群培，这两位近代的佛门奇僧都曾亲历亲为将《沙恭达罗》翻译成汉文和藏文。《五天屈子，千古一美》一章对迦梨陀娑的生平及其著作在中国的译介陈述详尽。季羡林先生曾将中印文化关系的发展分为七个时期，其中两晋南北朝隋唐为鼎盛期，清代至近现代为涓涓细流期。尽管时光流逝，韶华不再，但这两个千年老友在现代文化交流的涓涓细流中也曾激起浪花朵朵。《梵佛新声，故人拊掌》一章，从“泰戈尔视界中的文明”，泰戈尔1924年访华”以及“泰戈尔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等方面，展现泰戈尔与中国文化文学如丝如缕的关系。一方面，泰戈尔对中国文化十分熟识和热爱，尤其对圣贤老子和诗人李白更是推崇有加。他能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地援用中国道家经典与唐代诗歌为其所用。另一方面，中国的新文学与泰戈尔有着不解之缘。白话新诗运动、新月诗派、问题小说和现代儿童文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泰氏的影响。与泰戈尔在中国的赫赫文名相比，普列姆昌德，被誉为“印度的鲁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便显得“润物细无声”。他的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主要是在乡土文学方面，乡土作家刘绍棠和浩然的创作受普氏影响较为突出。现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除泰、普两位文学家外，值得关注的还有辨喜、尼赫鲁、拉达克里希南等。《滔滔江汉，贤豆汲之》一章，从印度学者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角度叙述中印关系。由于殖民统治造成隔膜已久，辨喜、尼赫鲁、拉达克里希南等印度学者在第一手资料缺乏的情况下解读中国文化，难免产生误解。但是，正是这种因时代因素造成的文化误读，为中印关系写下别开生面的一笔。如果说以上数章所述的中印文化关系，其发生地是在中国的话，那么，《汉云梵月，华竺文忠》一章则空间转移，陈述发生在印度的中国学。印度的中国学中，最光彩照人的有两位：一是中国学者谭云山，一是印度学者师觉月。谭云山是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创院院长，旅居印度逾50年，研修梵文佛理，可谓功比玄奘，德配鉴真。师觉月是印度婆罗门教的后裔，曾在中国学院学习过，并长期供职于中国学院，终其毕生精力于汉学。他们对印中文化交流，对印度的中国学的建设，功莫大焉。随着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国传统印度学也逐渐转型为中国现代印度学。这个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大一批著名学者，其中季羡林云峰嵯峨，以其世界公认的专业学术成果宣告中国现代印度学的正式建立。《继往开来，华梵共尊》一章，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叙说季羡林历六十载，创新梵学的文化苦旅。几十年来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季羡林在印度古代语言、印度文化历史、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东方文化研究、印度古典名著翻译和散文创作、序跋写作等方面硕果累累，非五车可喻。一代宗师，其学泱泱是一方面，季羡林更注重

的是道德文章。他的学术品格，令人敬之仰之；他一生的治学之道，对人不无启发。在中国现当代研究印度古典文学、诗学的学者中，金克木和黄宝生贡献特殊。是他们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以卓越的学术成果，将中国对印度古典文学、诗学的研究，与世界先进国家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金克木对印度文学、哲学、美学和佛学，研究精深，他曾不遗余力翻译印度古诗，印度古曲诗学《舞论》、《诗镜》、《韵光》、《文镜》，并撰写《梵语文学史》，对印度文学进行大胆梳理。黄宝生，是季羡林和金克木的受业弟子，在印度文学研究上承袭老师的风格，又在印度诗学理论上青出于蓝，数十几年埋头笔耕，著出《印度古典诗学》一卷，终成当代中国印度诗学研究最富成果者。《舞论诗镜，神州可鉴》一章对这两位当代学者的为学及著作皆有深入论述。在中外关系史上，中印关系由来已久，诚如该书绪言部分《华夏天竺，兼爱尚同》中，季羡林先生和本书作者郁龙余先生的对话中谈到的一样：“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成果累累，堪称跨文化交流的楷模。”中印两大民族友好、强盛，乃是尧天舜日、罗摩盛世，两国人民之大福祉，世界人民之大福祉。《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一书，作为当下中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之一，毫无疑问将有助于读者追寻印先贤求法踪迹，考察时彦切磋之旅，展望未来的发展宏图。11、沈阳东亚研究中心简介［沈阳东亚研究中心］ 孙 弘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原名沈阳东亚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91年，1992年改为沈阳东亚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主要致力于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考古等研究，下设东亚考古等研究所及东亚文库编辑部，现有专职人员30余人，兼职研究人员近百人。中心自成立以来，编辑、出版了大量著作，主要有专著《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30万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获全国优秀图书奖。《东北亚研究》系列2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包括《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东北历史地理研究》、《东北亚文化研究》、《中朝关系史研究》、《俄罗斯东部经济研究》、《韩国政治经济研究》、《东北民族史研究》（一）、《东北民族史研究》（二）、《东北民族史研究》（三）、《东北考古研究》、（一）、《东北考古研究》（二）、《东北考古研究》（三）、《东北近代史研究》、《北方民族史研究》、（一、二、三）《北方考古研究》、（一、二、三、四）《北方史地研究》、《西北史地研究》、《西北民族史研究》、《鲜卑史研究》等。《高句丽国史》20万字，国家“九·五”规划资助项目，2000年内部出版送审本。《历史上政权民族归属理论研究》20万字，国家“九·五”规划资助项目，2000年内部出版送审本。《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7卷本），辽海出版社2002年出版。论文有《渤海民族的形成过程》，收入《韩国北方民族史会议论文集》1992年，汉城，《北方文物》1994年2期。《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南部在朝鲜民族形成中的作用》，1992年威海中国朝鲜史学术会议发言。《渤海的归属》，收入《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渤海对日友好，对唐归顺的外交方针》，收入《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高句丽的归属》，收入《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

《黑水靺鞨考》，1993年黑龙江博物馆七十周年馆庆学术会议发言。《古朝鲜的归属及疆界》，收入《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七至十三世纪的中朝边界》，收入《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二千年前我国在黑龙江的建置——真番郡》，收入《辽金史论集》（第八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继承发展谭其骧先生的学术思想，不断推进边疆史地的研究》，1996年上海国际历史地理学术会议学术报告。《关于高句丽归属问题的几个争议焦点》，收入《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出版。《高句丽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1996年高句丽史学术会议交流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转报中央。《中国在东北亚经济协作中地位及对策》，1996年沈阳东北亚研究协作会议交流。《关于高句丽研究的国内外动态》，1997年7月全国朝鲜汉文古籍整理研究会发言。《关于远东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刊载于《北方文物》1997年3期。《高句丽族的起源》、《高句丽国家的建立和发展》、《高句丽王国的管辖范围》、《高句丽民族分布的变迁》、《高句丽王国的民族分布》、《高句丽王国的都城》、《高丽王国的地方建置》、《高句丽王朝和中央皇朝的关系》、《高句丽族和周边各族的关系》、《高句丽族的社会制度》、《高丽的文化》、《高句丽的习俗》、《高句丽国改称高丽的时间》、《高句丽国家的灭亡》、《高句丽民族的流向》等文章，收入《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一书，该书由哈尔滨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为国家“九·五”项目阶段性成果。《沈阳石台子高句丽山城城名及建立时间考》载于《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粟末靺鞨的汉化及建立渤海国》、《渤海国的民族构成》、《唐代渤海民族的分布及渤海人的西迁》、《安定国兀惹国及燕颇的活动》、《渤海族的经济社会性质》、《渤海国和令族、邻国的关系》，《唐代渤海族的文化》、《渤海人大延琳、高永昌、古欲的反辽》、《渤海国的建置、官制、人口》、《渤海国的疆域与都城》、《唐代渤海之五京》、《唐代渤海之十府》等论文。收入《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一书。《中国文献中的滨海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民族》，载于《北方民族》1999年2期。《东北民族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日本东洋文库学术讲演稿、载于《民族研究》1999年3期。《高句丽的归属》，《中朝边界研究文集》转载，吉林社会科学院1998年印。《为建立科学的朝鲜史体系而努力》，2000年5月在中国朝鲜史学术报告。《关于高句丽归属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于《东疆学刊》2001年3期。《对东北民族史研究方法的一些体会》，收入《黑土地的古代文明》，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载于《史学集刊》2001年3期。《高句丽历史研究综述》，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国际法中关于确定土地民族政治归属的原则》，收入《中国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让渤海史研究成为促进东北亚各国友好的桥梁》，载于《博物馆研究》2002年4期、《东疆学刊》2002年1期。《高句丽文考古研究综述》，收入《高句丽遗迹发掘和遗物》，（韩国）学研文化社2001年版。《少说多做，加强高句丽史研究》，载于《北方民族》2002年1期。《高句丽的起源及前高句丽文化的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2期。《再论高句丽归属的研究》，通化高句丽史学术会议交流稿，2002年8月。《再论高句丽归属的研究》，通化高句丽史学术会议交流稿，2002年8月。《从渤海国和中央王朝关系的演变看渤海国归属的变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4期。《高句丽的历史地理研究综述》，《东北历史地理论丛》，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渤海国史》序，0．4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理论研究》，载于《中南民院学报》2003年1期。《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载于《史学研究》2003年1期。《关于渤海归属问题的研究》，载于《北方文物》2004年1期。《公元3－7世纪集安与平壤地区壁画墓的族属与分期》，载于《北方文物》2003年4期。《关于高句丽渤海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收入《中国高句丽渤海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宁》，93年中国东北与日本会义论文，1993年9月。《辽代渤海族

的分布》，纪念谭其骧先生诞辰85周年国际因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2月。《辽金时期渤海后裔中高句丽遗民的流向》、《金代渤海、契丹、奚猛安谋克的分布》，《全国辽史契丹、奚猛安谋克的分布》，全国辽史契丹史学术研讨会论文，1997年8月。《高句丽民族的形成、发展及消亡》、《高句丽民族的分布变迁》，《佛教对高句丽社会生活的影响》，收入《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靺鞨、女真、渤海》，渤海建国1300年及滨海地区远古历史古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俄罗斯海参崴。《渤海建国时间新论》，东北民族疆域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年10月。《吉林地区高句丽文物研究综述》，高句丽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通化。《中国向朝鲜半岛的移民》，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学术研讨会2002年12月，深圳。《东北古代史料的编纂出版》，东亚史料纂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2月，韩国汉城。《渤海文化研究综述》，收入《中国高句丽渤海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4年。《高句丽文化的主体》，全国第三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集安。《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国际学术会议2004年2月，上海。《满族文化与长白山》，满族与长白山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8月，白山市。此外还有《论高句丽政权与中央皇朝的关系》《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发展与灭亡》等论文。12、“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论文集内容简介［广州大学］ 冷 东由赵春晨、何大进、冷东主编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论文集》，已于2004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指导下，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州大学岭南历史文化研究所于2002年7月举办了“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本论文集就是这次研讨会的成果，收录论文五十余篇，主要内容介绍如下。一、综论性综述岭南是中原文化和古岭南文化、南亚文明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处在中华文化边缘的岭南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融合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独特而又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外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吸纳，对岭南的文化、经济、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外来文化又通过岭南社会传播到中国各地，对中国的社会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们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有关问题。香港大学赵令扬教授对岭南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及模式进行了阐述，并介绍了国际上有关的学术动态和新资料的发掘。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对中国与西方、文化与社会、岭南与内地以及研究岭南文化的方法，进行了深刻阐述。中山大学林家有教授《广州的改革开放与社会的变迁——兼论现阶段广州现代化建设的新内涵》一文，通过对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以及市民生活的改善各层面取得的成就和社会变迁的叙述，说明只要方针正确、政策对头、社会稳定、观念更新、树立以人为本、以科学技术为先，不搞激进的窝里斗，发挥同心的力量，便会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变迁。广州大学刘汉东教授《海

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一文，论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流，使外来文化和科技文明经过海路传入中国，岭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体现了开放性、兼容性和不断提升发展的进步性。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论述了早期中美关系的内容，陈历明研究员论述了华侨是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主力，湛江海洋大学刘明金、杨清华论述了中外文化交流与珠江流域价值取向的悄然变化，广州大学彭须生论述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广州的传播及其特点，广州大学何薇论述了西关在广州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等。二、明清及近现代明朝以降，是岭南地区中外交流内容最丰富的阶段，在西方文化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这些问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一文指出，在清初近三十年的禁海政策下，澳门首当其冲，经历过异常艰难的时期。清中央朝廷与澳葡之间，广东勋贵官吏与澳葡之间，以及荷兰、葡萄牙、清朝三角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澳门以弹丸之地，在此期间却关系着中外贸易交通、以至国际之间在东亚地区的风云变幻，是值得史家深入进行探索的。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寻求“中国的开放”——在华英文媒体与鸦片战争前的西方舆论》一文，指出鸦片战争前10余年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新兴强国在东方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迫使中国“开放”，即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中西交往限于广州一口的旧格局，使中国广大的沿海地区向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势力开放。这种要求在英国等国的政、商、教会各界乃至整个社会形成影响日益增大的的舆论，对英国等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不容忽视的压力和作用。在这种舆论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由在华西人在广州（及澳门）创办发行，反映西方官员、商人、传教士的英文报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四川大学谢放教授《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书院——以尊经书院和广雅书院为例》一文，以张之洞光绪年间先后在四川和广东办的尊经民书院与广雅书院为例，考察了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对近代书院及士人的影响，并比较研究了沿海和内地中西文化交流的异同其特点。提出虽然沿海地区总体上讲比内地更容易受西学、新学的影响，但就获取功名的士人而言，在接纳西学、新学方面，地处沿海的广州比僻居内地的成都，在光绪年间似乎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地域优势。辽宁大学焦润明教授《梁启超对西方近代宪政思想的传播》一文指出，梁启超是非常著名的岭南文化名人，也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的启蒙思想家。一生在诸多领域有成就，其中在宪政思想方面成就颇大。说梁启超为近代最大的法学家也不过分，广东社会主义学院朱新镛教授《西方初探——广东文化近代化的起点》一文指出，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为首的地方大吏和以梁廷楠为首的广东爱国士人协同对西方世界进行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战后，梁廷楠、林福祥、邹伯奇等以各自的论著，从不同方面对这时期广东学界探索西方的成果，做出了总结。这批广东学者开始突破了谓“中国内外各为九洲”的传统地理观，揭开了广东和中国近代文化的序曲。此外，中山大学曹天忠博士研究了中西文化交流下的近代两广教育，江西师大张英明对马礼逊、梁发、罗孝全、洪秀全进行了近代岭南中西文化交流个案研究，江西师大尹可雨以陈旭麓《中国近代史词典》为切入点，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分析了近代广东人才的特点及成因。三、教会与传教士研究在中国和西方不同历史渊源的文化体系相互碰撞与交汇的历史阶段，最先进入岭南地区的就是教会和传教士，继而深入中国内地传教，这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因此也为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暨南大学李龙潜、陈忠烈教授《也谈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的文章指出：

从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传授策略来看，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激进派，主张用武力传教，暴露了配合殖民主义者侵略的野心；另一派是温和派，认为在中国传教，需要了解和尊重，善意劝人人教，不应用武力来促其实现。因而客观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上海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明清之际岭南的“教堂文化”及其影响》一文，论述了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中占首要地位的并不是商品而是教堂文化，教堂文化首先在岭南地区登陆，并通过岭南沿着交通线北上，最终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一大重要的文化景观。华南师范大学林中泽教授《利玛窦与庞迪我的关系辨析》一文，涉及晚明来华耶稣会内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插曲，即利玛窦与庞迪我之间的矛盾，证明民族矛盾固然是影响二人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更潜在的原因应是二人在思想观念上的本质差异；利玛窦不是一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之所以不见容于庞迪我，主要是因为他那种具有浓烈人文主义背景的工作方式与庞氏的传统中世纪传教模式格格不入。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关汉华《十六世纪后期西文化交流的一次开拓性实践——罗明坚华南行迹考述》一文指出，罗明坚作为耶稣会赴华传教的先驱者之一，是第一位正式获准进入华南腹地开辟传教区的耶稣会士，并将沙勿略、范礼安所奠定的“学术传教”和“本土化”的传教方针付诸实践。文中强调：由于罗明坚不仅打开了在华传教的局面，而且积极推行新的传教方针，从而使传教活动的学术含量大增，这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岭南地区近代化历程，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山大学李吉奎教授《晚清广东教案述略》的文章指出，近代广东是教案的多发区但为何没有发展成严重的中外交涉，这是须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香港大学杨文信博士论述了雍正年间天主教传教事业在岭南的发展与挫折，香港大学冯锦荣博士研究了利玛窦携带的西方科技书籍在中国的流播。广州大学雷雨田教授《大同教传行中国始末》一文介绍了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香港丘恩处先生分析了犹太教对以色列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基督教，广西师大刘祥学分析了论西方传教士与明后期的岭南政治，嘉应学院韩小林分析了近代西方教会在粤东客家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四、人物研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岭南地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孕育出一批政治、军事和文化名人。人物的研究也成为许多学者论述题目。广东省社会科院李庆新研究员对以往研究薄弱的郑和下西洋与广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刘圣宜教授《郑观应与中西文化》一文指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改革思想家，他以世界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把两种文化置于平等地位。他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总的倾向是中西融合而不是中西冲突和对抗。香港大学马楚坚博士的文章详论述了罗香林、朱炎伉俪对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的贡献。适逢中山图书馆九十周年之诞，这是一份可贵的献礼。五、武器交流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与之俱来的就是征服、劫夺和殖民主义的猖獗，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明清两代在武器装备上也发生了不小变化，这也是大会讨论的热点之一。广州大学赵春晨教授《论鸦片战争期间以岭南为中心的“借取”西洋武器浪潮》一文，对鸦片战争期间岭南地区面对英国凭借“坚船利炮”而发动的武装侵略，曾一度出现的购置、仿制西洋武器的浪潮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和深刻反思。文间认为鸦片战争期间以岭南为中心的“借取”西洋武器活动所以夭折，有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原因。除了道光皇帝思想僵化、对西方科技持冷淡态度，以及随着战争结束而来的国人普遍的思想麻痹等原因，岭南这一时期未形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自觉也是颇为重要的因素。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明未购募西炮葡兵缘由考》一

文，以火器在明代应用过程中的教训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展开对“师夷长技以制胡”的分析。广州大学冷东教授《中国火药和火器在亚洲的传播和演进》一文指出，火药和火器不仅是一个民族力量的象征，而且也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尊严。文章简要介绍了火药在中国的发明和演进，进而在亚洲各地的传播。说明中华传统科学技术，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为断交流、整合和发展的荟萃，她的兼容汇通等特质，又使她能够以非排他性在其他文化区域中生存，并以其特有的中和气质向外潜移默化地渗透流传，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六、医学交流北京中国文物研究所盛永华和孙关龙教授的《岭南——西医东渐的中心》一文指出，由于1535年澳门开埠，以及广州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对外港口之一等条件，岭南在明清时期成了西医东渐的中心，中国西医学的发源地。主要表现为西医院的建立，西医术的传播，西药的推广和西医书刊的岭南孕生。中山大学黄启臣教授《明清以来中医药学在欧美国家的传播》一文指出，中医药学历史悠久，曾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卫生保健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以降，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的中医药学，不断向欧美国家传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结 语岭南地区在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产生重大变化。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及文集的出版，有利于岭南文化和中外关系史的深入研究，也对当今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促进改革开发，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13、关于《光明之城》真伪的讨论泉 州 海 交 史 博 物 馆 李 玉 昆南宋咸淳七年（1271）8月25日，意大利东部沿海城市安科拉的犹太人雅各来到当时世界最繁荣的港口城市——刺桐（泉州）。他在刺桐度过了充满传奇色彩的半年时间，并用古意大利文写下了《光明之城》手稿。1990年12月，英国著名的学者大卫·塞尔本在意大利乌尔比诺见到手稿。1991年9月，塞尔本获准在手稿收藏者家中研译写本。1991年9月至1996年6月塞尔本研读手稿，后经收藏者同意译本印行。1997年秋，美国一家出版社原拟出版这本译作，但由于有的学者持不同的看法而取消出版计划。同年，英国李脱·布朗公司出版英文本《光明之城》。1997年底，英国李约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黄滔滔博士从英国带来这本刚出版的书到泉州，并口译该书的内容。由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王连茂和丁毓玲整理，以《一个犹太人在刺桐的见闻录》在《泉州晚报·海外版》1998年3至5月连载刊出。1998年，李学勤教授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介绍《光明之城》的文章，并推荐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杨民等先生翻译该书。1999年2月27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举行“《光明之城》手稿的发现及其研究”座谈会。

出席会议的有：《光明之城》手稿的发现者、英文翻译大卫·塞尔本，《光明之城》中文的第一翻译者杨民教授，《文汇报》学林版主编施宣圆先生，北京大学人类学系王铭铭教授和本地学者。大卫教授介绍《光明之城》手稿的发现经过和收藏者不愿公开手稿原件的原因，并就西方学者对手稿的批评动机和观点进行批驳和解释。同年，在《海交史研究》第1期发表了大卫·塞尔本的《我和〈光明之城〉》和王连茂的《〈光明之城〉与南宋刺桐史实杂谈》。对马可波罗研究作出卓越贡献、德高望重的杨志玖教授，读了《光明之城》摘要后，写了《我对〈光明之城〉的初步观感》，在《文汇报》1999年2月13日和《泉州晚报·海外版》1999的3月2、6、9日发表。1999年11月，《光明之城》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2月19日即元宵节，《光明之城》中文版首发式在泉州举行。同时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行“《光明之城》学术座谈会”。同年12月8日，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也举行“《光明之城》座谈会”。举行《光明之城》座谈会的还有：上海历史学会、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等。《历史研究》、《海交史研究》、《国际汉学》、《华侨大学学报》、《世纪书窗》、《泉州学刊》、《闽台文化》、《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天津《今晚报》、《泉州晚报》、《泉州晚报·海外版》等报刊都发表有关《光明之城》的文章。对《光明之城》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学者对《光明之城》的怀疑，塞尔本归纳为11方面：1、描述的李芬利（其父为意大利人）是否可能1247年出生在泉州？2、1271年泉州存在火葬吗？3、当时泉州或这个地区是否有陶瓷器制造业？4、当时泉州是否有黑糖？5、当时泉州是否有“不许踢门槛”的习俗？6、泉州附近有一座佛寺，在1271年时人们并不常去，只有老人才去祭拜，这是否事实？7、当时泉州以及中国是否有番红花？8、当时泉州底层人民吸食鸦片，是否属实？9、雅各说刺桐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个“自由港”，这是否伪造和错误？10、雅各所描述的人名未能见于泉州地方载录，但假如它是事实，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11、雅各所描写的刺桐辩论，当时是否可能发生？中国学者对《光明之城》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此书属伪作。姑不论其内容是否符合史实，英译者塞尔本对原稿的影印件竞连一页都没有，人们怀疑，究竟是否存在犹太人雅各的手稿。二、具有参考价值，手稿记录了不少南宋末年有关泉州的重要史实。三、有真有假。其书一部分或是原作者所记，另一部分显然是后人所增补。有学者认为，《光明之城》对泉州社会风气的大段大段过份的描述以及不可能存在的社会辩论，其内容都带有明显的宗教和道德说教的色彩，且充满愤世妒俗的语气，这些方面的内容，反映了欧洲而不是泉州某个时期的历史状况（吴松弟：《我看〈光明之城〉》，《世纪之窗》2000年第2期）。有人认为，鉴于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为“黑暗时代”，而泉州却被称为“光明之城”，怀疑是在资本主义初期，有人形象地表述新兴的种种意识形态与传统观念的冲突而借用乌托邦的泉州来作为论坛。《芮传明，见闻辛：〈《光明之城》真乎？伪乎？〉《文汇报》2000年2月12日）。还有认为，读了《光明之城》，似有一种害怕被假托的十三世纪犹太商雅各作弊的感觉。说是雅各在中国“发现历史”，证明中国不仅早在南宋就有资本主义（何止萌芽），而且还有许许多多言之确凿、惊世骇俗的商人思想、商人理论，反传统，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堪与西欧早期资本主义伦比。（王家范，见闻辛：〈《光明之城》真乎？伪乎？〉《文汇报》2002年2月12日）。黄时鉴教授在〈《光明之城》伪书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通过对十个“年代错

误”问题的详细考证，论断《光明之城》是一部后人编造出来的伪书。这十个关键问题是：1、度宗和世祖；2、阿罗菲诺／阿罗本；3、也里可温；4、回；5、色目；6、蛮子；7、维奥色／维奥利尼；8、中国；9、吸食鸦片；10、银箍、硫磺圈、脐膏。龚方震教授在《论〈光明之城〉一书的真伪》《国际汉学》第九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一文中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伪书或是无用之书，本书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我不认为本书是编译者塞尔本的伪作，他是国际著名学者，没有必要来造假自毁名声，特别是在该书最后一章‘雅各的语言’中，有近十页篇幅来考证原稿上意大利文异体字及不同的语法，实在不必为了造假来花这样大的力气。”“因此仅就塞尔本的前言来看，原稿也不是一个人所写，有真有假。所谓‘假’的就是后人补写的，时间可晚至17、18世纪。”他提出存疑窦的8个问题：1、Sinim指中国；2、阿罗菲诺、3、开封犹太会堂；4、蛮子；5、黄巢在广东杀犹太人；6、Mabaicin为中国；7、Cataio又指北方的契丹人，又指南宋活动地区；8、关于犹太教伦理与我国相同。泉州的许多学者认为，《光明之城》污蔑、丑化泉州的先民，把13世纪的泉州描绘成黑暗之城：社会无秩序；男人则为小偷、多数年轻女人婚前已不是处女，婚后作妓女，喜欢嫁外商作小妾；男人则为小偷、流氓、无赖、酗酒、赌博、斗殴；士绅自成社团商讨降元变节事项，对坚持民族气节者拳脚相加；为官者贪污受贿，卖官敛财、贪生怕死……说整个泉州城市不讲卫生，垃圾乱倒，随地小便等。作为泉州先民的后代，应该拒绝《光明之城》吴幼雄先生《评〈光明之城〉一咸淳年间的刺桐港是“免税”的“自由贸易”区吗？》（《泉州师院学报》2000年第5期）从咸淳年间泉州的史料，否定《光明之城》所描写的刺桐港是“自由贸易区”；是“国际化的繁荣城市”；是政治上的“自治区”，因此，培养出“一批为数众多、自信心十足的精英人物”，他们是“势力强大而又思想自由的商人们，介入了与朝廷官员争夺（刺桐港）统治权的斗争之中。”吴幼雄的《再评〈光明之城〉》（《泉州师院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光明之城》一书里的“免税”、“城与船”、“自由思想商人”等三个重要历史问题皆非史实；又揭示书中的“色目人”、“犹太教”和“也里可温”等提法皆违背历史常识，故论证该书是伪书。王四达先生的《〈光明之城〉的真伪问题刍议》（《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对《光明之城》中的若干问题逐一考证，认为它们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偏差，把《光明之城》看作“伪书”是比较慎重的。有的学者认为。《光明之城》不是伪书。杨志玖教授在《我对〈光明之城〉的初步观感》（《泉州晚报·海外版》1999年3月2、6、9、日；《文汇报》1999年2月13日）一文中，从九个方面论证《光明之城》不是伪书。1、雅各说1271年是羊年，这年是辛未年，确是羊年；2、雅各从印度带来许多胡椒、檀香、杉木、蔷薇水、宝石、珍珠、布料等，这些东西是中国非常欢迎的外国货；3、刺桐织造丝绸水平是世界最高的，缎子也很漂亮，这是符合实际的；4、雅各关于泉州风俗的记载，如钱放在袖子里、散步时手拿扇子、以拱手作揖为礼、饮茶、妇女以缠足为美等，都是事实；5、大富商孙英寿生活奢侈，佣人不少于50个，吃菜时菜很多，还要佣人喂。《鄂多立克东游录》也有类似的记载；6、刺桐有瓦舍。主要街道门楼上有钟，还有打更人，这种制度宋以前就有，延续至清朝；7、有关老子清净无为，孔子主张“和为贵”、“中庸之道”、“天人合一”，这些都是宋儒所强调的；8、对外国宗教聂思脱里派、犹太教等的记载也是事实；9、外国人与当地人通婚，生下混血儿，都能找到记载。后来，杨志玖教授又在《〈光明之城〉真伪问题一与龚方震先生商榷》（《文汇报》2000年6月17日）《光明之城》三题，（《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中回答了龚方震先生对《光明之城》的三点质疑（见闻新《光明之城》真乎？伪乎？2002年2月12日）即Sinim指中国是十七世纪以后的事，生活在十三世纪的雅各不会知道中国是Sinim，书中提到有个名叫阿罗菲

诺的教士在600多年前曾带着圣书和神像从大秦来到此处，当时的统治者是唐太宗……《唐大秦景教碑》是1625年在西安的今周至县出土的，此前无人知道有阿罗本其人，作为十三世纪的雅各怎么会知道此碑的内容？书中提到当时的泉州人有很丰富的犹太教和犹太人知识，也是令人不敢相信的。张小夫先生《〈光明之城伪书考〉存疑一兼与黄时鉴教授商榷》（《海交史研究》2003年第1期）认为，黄时鉴教授说Sinim作为一个希伯语词指中国是1650年后的事是缺少充分证明的：其一，黄的考论不能充分证明Sinim即希伯莱语词sewe ne h之英文翻译语词；其二，每一文化及其文化载体一语言一均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文化的累成需要两方面的因素，即过去文化的传承与其他文化的交汇融合。我们不能断定希伯莱及其文化却一点不受到其他文化或语言的影响；其三，以某一词语的始见于某一文献记载来判断鉴定另一个更早文献的真伪的方法，是一种并不可靠的证伪方法。他认为度宗（Toutson）是“咸淳皇帝”的误译误写。他还认为，《光明之城》所描绘的银托、琉璃圈及肚脐处涂抹一层油膏之类的东西为性前戏，是不能作为雅各的手稿或塞尔本译文的破绽，进而作为是书伪托的铁证之一。宋代医书中记载的男女阳方剂即有多种。至于淫具，两宋时代的出土文物中即有陶瓷制作的男性生殖器。王连茂先生的《〈光明之城》与南宋刺桐史实》（《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1期）、（《光明之城》是一本伪书吗？浅议《〈光明之城〉的真实性及研究价值》（《世纪书窗》2000年第2期），李玉昆的《〈光明之城〉与南宋泉州社会》（《国际汉学》第9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等，主要从泉州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民俗资料等方面来回答对《光明之城》的质疑，主要考证火葬、马车、陶瓷、黑糖、茶、折扇、踏门槛、缠足、素食、瓦舍等在南宋泉州确实存在。傅宗文教授的《末代江山犹有一枝俏一〈光明之城〉所展示的世界贸易港刺桐图卷》（《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认为，《光明之城》一书提供的那些信而有征的见闻记录，不仅仅是补苴罅漏，简直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它展示刺桐港口壮阔、市场繁盛、作仿发达、人口众多、城厢恢宏。郊区郭乡又是草市、镇市、村庄星罗棋布，环绕和拱托着世界东方的这颗商业明珠。指出原稿的系统化或重要的一次誊录整理，当发生于公元1297年（元大德元年）之后的邻近岁月。《光明之城》约四处谈到刺桐是中国地方政权建制“省”行政机构所在地。史书记载，大德元年（1297），准福建平章政事高兴的奏请，改福建行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治所由福州南移泉州。大德二年（1298）春季撤销。这样，书中蛮子、色目人、回人、也里可温等专称的时间差问题便迎刃而解。金秋鹏《从科技史的视角看〈光明之城〉一中国古代的造船能力及造船技术》（《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1期），通过对中国历史上造船能力的考察，说明《光明之城》记载泉州“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这个数字是可能的，它反映了历史上刺桐港繁荣的一个侧面。《光明之城》关于航海技术方面的记述，如航海图、指南针导航、天文导航，这些都可以在北宋的中国文献中找到记载。陈延杭《中世纪欧亚繁荣的海上商贸通道一读雅各〈光明之城〉有关航路的叙述》（《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认为雅各记录13世纪欧亚繁荣的商贸海上通道、商港和船舶等，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徐小虎教授《关于13－14世纪刺桐的外文资料一对方济各会修士信函的初步看法》（《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对《光明之城》持否定观点的学者主要是因为没有机会研究原文（中世纪掺杂着希伯来文和拉丁文的意大利文）。她找到了考察及证实刺桐历史实情的各种叙述，尤其是外文材料，1326年刺桐主教安德肋的信札，从中可以看出，雅各和方济各会修士内心、语言风格上显然是相同的。他们都发现刺桐是个令人赞美、不可思议的抑或是令人惊讶的地方。

杨丽凡《〈光明之城〉真伪考》（《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1期），对《光明之城》所描述刺桐的商业、行会、作坊、商人、民俗等诸多问题，考证其真实存在。陆芸《我对〈光明之城〉中几个问题的看法》（《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对《光明之城》中有关交子、会子、折扇、雅片等的真实性进行考证。陈丽华《〈光明之城〉若干译文浅析》（《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光明之城》英文本和中文本翻译中存在许多疑问，有的是历史常识的问题，如：南宋末年刺桐人服用鸦片的方法不是“吸食”；“年事已高”的应是指雅各而非度宗皇帝；雅各在刺桐的住所是房子不是船舱等。陈高华教授在《光明之城》中译本序一指出，“这一写本的整理出版，为我们重新检讨宋元海外交通和古代泉州港的面貌，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李学勤教授在《〈光明之城〉导读》中也指出，“《光明之城》的出现，无疑会导致一系列的争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指导下，已经对《光明之城》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争论还是应该继续深入下去，以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14、有关《1421》一书的学术座谈会纪要［北大］李孝聪 李新峰2003年11月8日上午，美国GHK天然气公司总裁海夫纳（Robert A．HefnerⅢ）先生一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贵宾厅，与历史系三位学者就《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The yearChina Discovered America）一书，举行了学术座谈会。北大图书馆副馆长高倬贤教授到会，并代表北京大学接受了海夫纳先生赠送的《1421》美国版一书。《1421》是近年引起东西方学术界和读者兴趣的一部书。作者孟席斯（Gavin Menzies）是一位英国皇家海军的退役军官，经过十五年的资料搜集和研读，对明朝初年的郑和下西洋事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作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地理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国南海与印度洋，早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就到达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各地，并对美洲的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夫纳先生以倡导利用清洁气体能源而知名，作为孟席斯先生所著书的美国版赞助人，十分希望倾听中国学者对《1421》一书的学术评价。在北大历史系对外交流中心王昭明老师的主持下，历史系李孝聪、郭润涛、李新峰三位老师，与海夫纳先生一行展开了坦率而热烈的谈话。李孝聪教授认为：世界各地存在大量用今天的科学与学术研究难以解释的历史之谜，孟席斯的著作以郑和下西洋为主线，把这些谜团串联起来，进行了系统的解释，是一项富有“个人创造性”的工作。但是将如此众多的谜团汇聚到一个原因上来，未免有牵强之嫌。而且作者对中国史料特别是古地图的研读存在一定问题。例如：作者列举的证据之一是现存日本京都龙谷大学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此图并非郑和下西洋的产物，而是朝鲜画师根据蒙元时期的中国地图资料，于建文四年（1402）摹绘的地图。由于元朝有很多回回人（阿拉伯）航海来到中国，这幅地图中的西亚、非洲和地中海的资料可能取自阿拉伯人带来的信息，元朝的文献里有所记载。李教授进一步指出，北京故宫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一幅洪武二十二年（1389）绘制的《大明混一图》，也画出了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对东南亚、西亚描述的十分详细，也画出了非洲和欧洲，却惟独于印度半岛付诸阙如。在这幅地图上的阿拉伯海有重复的地名，明显感觉是根

据两幅不同的地图资料拼合在一起摹绘时造成的。北京和京都收藏的两幅画出自非洲和欧洲的古地图，绘制的年代都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不能作为郑和航海已经绕过非洲西海岸的证据。李教授最后说：孟席斯先生并不精通中文，一定有懂中文的助手帮助他，究竟是哪位助手帮助孟席斯先生解释古地图而提出大胆的假设，这倒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郭润涛教授认为，孟席斯的观点富于想象力，对明初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提出了崭新的解释，按照作者在世界地图上标画出的郑和船队航线图，明代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若干章节就要重写。但是，如此重大的历史结论，只是来自作者对众多考古遗迹、民族语言、文化风俗的探讨，而没有从历史文献特别是中国文献中找到确切的证据。明代文献卷帙浩繁，但无论实录、会典还是各类档案、地方志、笔记、文集甚至小说中，都找不到郑和远航太平洋的证据，更不用提大西洋和北冰洋。所以书中的各项结论难以遽信，其核心观点能否成为严格的历史学认识，还有待于材料的进一步搜集与解读。李新峰讲师从历史、地理、科技角度提出了三大疑问。第一，从明代永乐年间的国力、政治制度、外交政策来看，明朝不可能有远航大西洋、太平洋的雄图远志和政治经济需求。第二，中国唐宋以来的远洋航行，继承波斯商船技术，以大船航行于盛行于稳定季风的南海与北印度洋，但并未拥有南岛民族以独木舟。远航大洋深处的技术和西欧的大帆船航行能力，不可能纵横于太平洋与大西洋。第三，本书所列证据中，线粒体DNA技术的结论若支持美洲土著有明代中国血统，则当为本书唯一的铁证。但线粒体技术验证的是母系遗传过程，而军事、航海领域的制度和传统，都不允许郑和船队搭载女性。海夫纳先生很感兴趣地聆听了中国学者们坦率的谈话，表示很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心和参与对《1421》这部书提出的论点的讨论。会后，海夫纳先生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各位老师赠送了孟席斯著《1421》的最新英文版，和海夫纳先生多年收藏中国当代油画的精美结集：《开放之门》（Through an Open Door）。北大图书馆副馆长高倬贤教授代表北大图书馆和各位老师接受赠书，感谢海夫纳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厚意，祝愿北京大学与海夫纳先生在各领域展开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出席座谈会的还有：海夫纳先生的夫人、陪同人员、中国美术家协会胡明之先生和担任翻译的杨杰女士。15、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一个专题讨论会侧记——西方学者对孟席斯观点的讨论（美）袁清 撰 刘 洋 译美国历史学会于2004年1月10日星期六上午9：30至11:30，在华盛顿Omni Shoreham酒店举行一个专题讨论会。讨论会的题目是“那一年，中国发现美洲”（题目中没有4521年）。原计划最初的讨论会成员包括：会议主席——华盛顿大学的安纳德A·杨，世界史协会代表；四位

与会的讨论者——1、耶鲁大学的瓦莱丽·汉森，对宋代宗教、丝绸之路做过专门研究，出版过一本综合性的教科书，内容是关于宋明之际走向海外的中国；2、南加利福里亚大学的约翰E·威尔斯，曾致力于荷中关系、海外贸易研究，新近发表了一本关于1688年的著作（该书纵览了在那特殊的一年中欧洲、中国、印度、非洲所发生的事情）；3、莱斯大学的帕特丽夏·希德，对海上航行中科学技术的作用有着特殊的兴趣，是研究早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中南美洲影响的专家；4、威斯康星大学的大卫·伍德沃德，制图学研究专家，特别是对早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有关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地图制作有专门研究。接下来就是来自伦敦的孟席斯本人，作为答辩人对各种评论做出相应答辩。问题是四位与会的讨论者有两位（希德和伍德沃德）因为生病和家中突有急事而没有参加会议。取代伍德沃德成为第三评论员的是年轻的博士本杰明·S·奥尔辛。他具备中文阅读能力，在多伦多大学时期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科技史特别是制图法的研究。参加会议的听众较多，一些报社记者也到现场进行拍摄采访。汉森教授首先提到了郑和远征的几点要素，即人物、时间、事件、原因、如何远征。她谈到了永乐皇帝是如何篡夺王位以及他同郑和的关系，指出从郑和姓马、祖父是哈只可以看出郑和是个穆斯林，且可能去过麦加。她提到了船只的数量、远航的次数，其中两次曾到达非洲东海岸。她还提及船只的尺寸－400英尺长——比哥化布最大的舰船还要大四倍多，而郑和统率的船队有317艘之多，成员有3万之众。她说作为一名穆斯林，郑和前往麦加是一件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两名远航参加者的亲身记录中并没有提到比非洲东海岸更远的目的地，而那些中国钱币、陶瓷乃至农作物等考古遗物则甚至可能在郑和航海之前就被中国的私人商船运到当地。她进一步说到关于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到达美洲大陆的观点与在1960年纽芬兰兰塞·奥兹牧场的考古发现揭示了维京人在新世界的第一个定居点。但是在兰塞·奥兹牧场考古发现之前，维京人的传说故事就显示了一些相关线索，而在中国的文献中却没有任何对于这片陌生土地的记载。所以她对孟席斯的发现表示了怀疑，她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人的舰只绕过了好望角。如果没有绕过好望角，那他们就不可能象孟席斯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到达美洲大陆。威尔斯教授则首先指出了业余历史学家和专业历史学家的区别。他说像孟席斯先生这样的业余历史学家，通过唤起公众的兴趣给历史学领域带来了一些刺激。但是自从孟席斯2002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做了那场“著名”的演讲并且通过BBC公开播放后，孟席斯在其所采纳的论据缺乏可靠性和准确的来龙去脉这一点上变得众人皆知，威尔斯说虽然在《1421》（即《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译者注）这本书里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材料，但是“一根链条的牢固与否取决于它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而孟席斯先生的证据链在质量上是如此参差不齐，让人吃惊。他特别提到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美洲小鸡的证据的使用（亚洲母鸡早上鸣叫的声音是咯咯声，不同于欧洲母鸡的喔喔声）；另一个是关于遗传学测试证据的采用，他对孟席斯先生关于巴西北部、委内瑞拉、苏里南和圭亚那的印第安人拥有广东当地人所特有的DNA的论据表示质疑。威尔斯教授对船队能否到达大西洋也表示了怀疑，即使其中一些船只到达澳洲他也认为不可能。奥尔辛教授谈到了制图法的重要性和中国人的地图上关于美洲的范围。他说他对葡萄牙人的地图制作做过调查，其中有些地图可能是依据了中国人的地图原型。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人地图上所绘的印度洋和西南亚洲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了阿拉伯人的地图。关于中国人地图上的南极洲也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对于这份地图有不同的解释，他并不认为孟席斯先生可以自圆其说。

孟席斯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作为一名前英国皇家海军潜艇指挥官，他去过他书中写到的大多数海域。他说新的遗传学研究表明从新西兰到俄勒冈州（美国西北部），从亚速尔群岛到格陵兰岛以及苏格兰的外赫布里底群岛，到处都有中国人殖民的踪迹。但是他承认“为了销路”他确实过分简化了他的观点，而且“巨大的销量和大量的资金”可以资助他继续开展研究。孟席斯说自从他的书出版以来，中国的学者一直在寻找各种各样的史料记载、地图、航海图和其它一些新的证据。他的书现在已经是第四次印刷，以十几种文字出版。他的网站WWW．1421．tv已经有超过17万热心的读者点击。他说在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堪培拉对澳大利亚国会发言时说，明代的探险家在15世纪20年代就已经发现澳洲。孟席斯先生还强调明史作为一种原始资料，多次提到了这些探险，这也证明了他的观点。最后，由听众提问和发表评论。一位听众评论说亚速尔群岛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一直是无人居住的荒岛。另一位则咨询遗传学的DNA测试是如何进行的。有些人对所谓的孤本《西洋记》说法表示质疑——据说目前世界上仅存一本，收藏在伦敦亚非研究院。另一个问题涉及到明史的可靠性，因为明实录更具有权威性，所以杰弗里·韦德把其中有关东南亚的章节作为他在香港大学的学位论文翻译了出来，但却苦于无法找到出版商。还有人提及将南美或中美洲印第安人的医学知识和明代中国人的进行比较的可能性（瑞典有一篇博士论文所做的就是关于智利和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的马普切族印第安人的医学知识）。甚至还有人怀疑是不是有某种政治意图来宣扬中国人的探险。但是总体上看。提问听众的态度还是温和的，即使他们对孟席斯的发现心存疑问。（说明：此文原为袁清教授于2004年1月14日写给万明的一封信，是他对2004年初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一个专题讨论会的介绍。现征得本人同意，在此发表。因原为书信体，故另立标题并略有改动）16、今年全国召开的有关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学术讨论会1．“东亚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4年2月15－19日在上海召开。2．“赛典赤赡思丁与中国——伊朗的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于2004年3月3－6日在云南大学召开。3．“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4月22－25日在北京举办。4．“传教士与翻译：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5月23－25日在北京大学举行。5．“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论于2004年7月1－4日在澳门理工学院召开。6．首届“中国（岱山）徐福东渡节暨徐福文化”国际研讨会于2004年7月7－10日在舟山群岛岱山县举办。7．“世界文明与郑和远航”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11－1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8．“历史传统与现代化，泛珠之角与南海贸易”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15－18日在肇庆

召开。9．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于2004年8月19－22日在上海举办。10．“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9月在泉州举办。11．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科学航海，走向世界”的国际郑和研讨会于2004年10月在福建太仓举办。12．“让西方了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卫匡国”学术研讨论于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13．天主教辅仁大学第二届汉学国际研讨会“其言曲而中，汉学作为对西方的新诠释——法国的贡献”于2004年11月5日－7日在台湾辅仁大学召开。14．“21世界中华文华世界论坛”第3次会议“中西汇通与文化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1月下旬在澳门召开。15．“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于2004年11－12月间在广州暨南大学举办。17、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著作上海 古 籍 社 张晓敏 秦 志 华

四、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新会员学术成果介绍陆芸， 1968年11月出生，92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获学士学位。现在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工作，助理研究员。通讯地址：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丝中心邮编：350001 电话：0591－7818670主要文章如下：1．《陈埭丁姓穆斯林后裔》，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第1集：《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2．《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建设海洋经济大省的研究》，载《福建论坛》1997年第12期；3．《14世纪中国东南沿海伊斯兰墓碑石研究札记》载《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4．《华人在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网络中的作用和影响》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第2集：《中国与东南亚》；5．《浅析早期伊斯兰教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影响》，载《福建宗教》2002年第3期；6．《我对“光明之城”中几个问题的看法》，载《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7．《早期伊斯兰教在东南亚》，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第3集：《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8．《伊斯兰教对“海上丝路”的影响》，载《岭南文史》2002，增刊号。崔维孝，男，1952年4月出生，籍贯山东。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系毕业，莫桑比克蒙德拉纳大学文学院葡萄牙语专业毕业。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葡萄牙语课程主任、副教授，葡萄牙语言及文化（澳门史）硕士，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联络地址：澳门新口岸高美士街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 电邮地址：wh－choi＠ipm．edu．mo．主要发表文章：1．《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第一任团长孟三德神父》，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七集，中华书局200 2年9月版。2．《方济各会中国教区中、西文档案史料介绍》，载《暨南史学》第一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 2年11月版。3．史料翻译：《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文都辣神父的自述》，载《澳门历史研究杂志》，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 2年12月版。施存龙，男，1928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宁波。离休前在国家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对外开放港口和水运发展战略研究。离休15年，来以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为主，现为中央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顾问。一、自改革开放至1989年离休主要成果除完成职务研究课题外，主要著术如下：出版专著中，独著2种，其中《中国对外开放港口》，以交通部海洋运输管理局、内河运输管

理局编名义于1985年出版。合著3种，其中《中国交通运输要览》，承担水运第一至三章；《当代中国海洋事业》中的海洋运输部分等。合著工具书4种，其中《经济大辞典》国土卷和交通卷，分别采用本人释文131条和110条；《国际经济贸易百科全书》采用147条。其他为《世界海事手册》等。发表论文47篇。其中《发挥我国江海优势，充分利用水运》在1981年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刊发，收入《国土经济学研究》一书，其压缩文《振兴我国水运》在《瞭望》杂志国情与战略栏发表，人民大学资料中心转载，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大型文献》科技文论卷。80年代中国首次发起2000年中国研究，于1984年撰写《我国海洋运输及其发展战略》、《我国海港建设及其发展战略》，分别刊于内部的《我国海洋发展战略论文集》和公开的《中国海洋经济研究》。1986年向首届中国港城关系讨论会提交的《论我国港口与港口城市唇齿相依关系》，分别刊于一报一刊，并获中国港口协会、中国城市研究会合评为优秀论文第一名。1988年向全国11单位联合召开的“沿海地区交通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的《运用一国两制精神，开办沿海自由港区》，由《中国交通报》头版报导，《中国港口》等多家刊物和《文集》转载，也评为优秀论文第一名。此外，还发表短评、建议、小考、港口介绍、考察报导、江海地理解释、国内外纪游约50篇。被采纳为国家政策文件的有：1．《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90－2000－2020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91年6月颁印。参加由交通部、铁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能源部合作起草的《交通运输》纲要。1993年3月10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给本人颁发《荣誉证书》称“是《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起草文件组成员，在研究制定《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特此表彰。”2．《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第9号：《海洋技术政策》，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93年颁发，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本人承担部分为：《海运技术政策要点》；《技术政策（海运，海港）》说明；背景材料：（1）发展海洋运输，船队技术水平；（2）合理使用海湾、河口海岸资源，建好我国海上门户；（3）合理分配和使用岸线。二、自离休以后主要成果离而不休。除继续作港口进一步开放和海峡两岸三通设想外，着重开发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有关中国商港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三通”：1．《关于大连港发展战略的建议和要论》，1990年9月大连研讨会论文，收入1991年论文集。2．《对我国沿海开办自由港区的认识》，载《中国港口》1991年6期；次年海南省《海南水运》转输，《中国交通报》专栏摘要转载。3．《我国可开办比保税区更加开放的自由港》，载《92国际港口博览会学术报告论文集》。4－7．还在1990年《水运科学研究所学报》2期，1990年交通部科技情报所《国外交通运输科技发展水平》，1994年《海洋经济》2期，1995年《海洋经济》2期等刊物或专集发表自由港理论和实践问题论文4篇。8．《我国当代海洋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载《海洋》1993年创刊号。9．《我国海运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贡献》，载《海洋经济》1993年第2期。

10．访苏论文：《中国的海港和海运业的改革和开放》，1990年10月中苏太平洋海洋经济开发合作研讨会交换论文。11．《积极发展海洋运输，建设海上运输大通道》，载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中俄学者关于海洋经济和开发问题合作研究论文集》，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本文系国际合作论文。12．《台湾海峡两岸通航与中国统一大局》，1995年9月22－25日在加拿大国多伦多大学举行第四届加拿大中国研究学术论文。该市《星岛日报》刊出专访报导，《世界日报》头版头条报导中亦述及本文。王晓秋， 1942年8月9日上海市出生。1959年－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64年－1990年先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94年博士生导师。1996年－1997年任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1987年－1998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99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兼任：第9届、第10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会长。曾任：日本庆应大学、东京大学、泰国法政大学访问研究员。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中央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法国巴黎高师客座教授。专业：中国近史、晚清史、中日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主要著作：《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获第2届全国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合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日文），日本东方书店1991年。《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民族英雄林则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2000年。《东亚风云》，台湾宏观文化公司1995年。《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中方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获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96年学术图书金奖。日文本，日本大修馆1995年。《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近代中国与日本－他山之石》（韩文），韩国高丽大学出版部2002年。《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此外还在《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50多篇。

张本英，女，1954年生，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77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至安徽大学政治系任教。198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研究生班进修结业（1978－1980）。同年任安徽大学历史系助教，1987年晋升讲师，1993年晋升副教授。2002年南京大学历史系英国史专业博士毕业。长期从事高校历史系历史专业和档案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教学，先后讲授课程有世界近代史、近代国际关系史、专业英语、世界档案史、公共关系学、涉外礼仪、中英文电脑打字与文字处理等，为本系专门史、中外关系史方向研究生开设课程有专业英语、中英关系史等，先后获得过安徽大学及安徽省的教学优秀奖。在1997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之前，科研方面主要参加了各类历史教材与工具书的编纂，另发表各类论文译文数篇，其中与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有关的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北进”战略的改变》，《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均势原则》等。从跟随导师钱乘旦教授读博起，转向英国史和英帝国史的研究，近年来陆续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有：《失业与就业：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载《学术界》1999年第5期《评哈斯基森的关税政策改革》，载《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评英国“1830年代理论家”》，载《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保卫印度：19世纪英国外交的全部秘密》，载《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罗伯特·皮尔与《谷物法》的废除》，载《学海》2003年第5期《经济霸权与非正式帝国》，载《安大史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另有博士学位论文《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约25万字。

五、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名录学会秘书处按：本学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变化很大，人员调动、单位迁址和易名频繁，邮编改变甚多，学会主管人员又几经交接。现将我们掌握的学会会员名单及通讯地下公布如下。凡我会会员发现有遗漏者、通讯地址已有变化者，请速与学会秘书处联系，以供下期通讯修改。来信寄：北京建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处，邮编100732。学会秘书处20 0 4年7月2 5日北京地区夏应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张 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余太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宋晓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吴 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吴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陈高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王育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吴伯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许 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刘洪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贾依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聂静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胡志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李花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马一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李华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刘景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乌云高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杨 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100732）周发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100732）王 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黄陵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黄夏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辛 岩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100732）罗红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100732）薛克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100732）降边嘉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文所（100732）诺布旺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文所（100732）王志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100732）余绳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00006）张振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00006）葛夫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00006）宋 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端木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张 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顾 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尹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00006）李 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吕一燃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李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奥琪尔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厉 声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00006）郑 明 北京东黄城根南街40号（100006）巫新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100006）王 熹 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志领导小组（100006）李德龙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100081）尚衍斌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00081）向红笳 中央民族大学外语系（100081）刘正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00081）谢继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00081）

★石云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100081）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1）程裕祯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1）王 尧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100081）李鸿宾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00081）达力札布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00081）乌力吉·巴雅尔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100081）罗贤佑 北京白石桥路27号6号楼中国社科院民族所（100081）吴梦麟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24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100081）张联荣 北京大学亚非所（100871）杨保筠 北京大学亚非所（100871）耿引曾 北京大学亚非所（100871）周南京 北京大学亚非所（100871）梁志明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余大钧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王小甫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王晓秋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王一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陈岗龙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段 晴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季羡林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陈玉龙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叶奕良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杨通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赵 敬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100871）滕 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100871）李明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100871）刘树森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00871）孔远志 北京大学东南亚文化研究所（100871）晁华山 北京大学考古系（100871）何芳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00871）李孝聪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100871）白化文 北京大学承泽园103公寓306号（100871）王邦维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100871）严绍璗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00871）孟 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00871）陈 炎 北京大学中关园42公寓402室（100080）丛晓眉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10）常绍民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10）狄玉明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 芬楼（100710）郭 媛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0720）安才旦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高淑芳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李 烨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黄维忠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张 云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卢明辉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李烨转）江 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00081）吴建雍 北京北四环东路33号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101）窦 坤 北京北四环东路33号北京社会科学院学报编辑部（100101）汪前进 北京朝内大街137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黄盛璋 北京德外苇子坑中国科学院宿舍7楼107室（100101）冯 良 北京和平里北街14号民族出版社汉编室（100031）周爱明 北京府右街135号中央统战部《中国统战》编辑部（100031）王援朝 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50号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历史教研室（100031）熊志勇 北京外交学院教务处（100037）龙 云 北京外交学院法语教研室（100037）郭 强 北京外交学院法语教研室（100037）权好胜 北京阜外大南29号北京华文学院教务处（100037）韩知更 北京市阜城门大街17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00037）邱 进 北京市阜城门外大街271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100037）苑洪琪 北京故宫博物馆宫廷部（100009）徐 斌 北京故宫博物馆研究所（100009）关雪玲 北京故宫博物馆保管部（100009）

郭福祥 北京故宫博物馆保管部（100009）刘宝建 北京故宫博物馆陈列部（100009）刘 路 北京故宫博物馆研究所（100009）任万平 北京故宫博物馆研究所（100009）金 申 北京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100029）余三乐 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行政学院（100044）侯且岸 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行政学院（100044）高智瑜 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行政学院（100044）林 华 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行政学院（100044）王东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00875）宁 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00875）王子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00875）孙邦华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100875）赵宏勃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100875）马相武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00875）郭双林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00875）米辰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00875）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基督教研究所（100872）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00872）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00872）成崇德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00872）马小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100091）高占福 北京宣武区南横西街103号中国伊斯兰经学院（100053）顾 钧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3）曲德林 北京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大学（100083）张连城 北京北四环东路北京联合大学宿舍楼（100083）阎纯德 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100083）张国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100081）王小盾 清华大学中文系（100081）赵连裳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100732）王家风 北京宣武区人行小区4－1205（100053）李 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100089）续三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100089）李祗辉 北京大兴区清源北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旅游系（102617）黄卓越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编辑部（100083）侯 明 海淀区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00083）杨翠微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编辑部（10083）孔繁敏 北京海淀区土城西路197号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100083）刘明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100089）柳若梅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9）李 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100089）文 诤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意大利语专业（100089）李明伟 北京大兴县清源北路北京石化学院社科部（102600）刘丽华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文化编辑室（100706）陈巴黎 北京朝外大街141号东岳庙北京风俗博物馆（100020）任大援 北京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100029）桑吉扎西 北京西四阜内大街22号中国佛协《法音》杂志社（100034）王 齐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100700）陈有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100706）杨 华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100075）王启龙 清华大学中文系（100084）方 鸣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出版社（100733）叶瑞昕 北京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4号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100102）朱越利 北京方庄城园一区12楼甲门1904号中国道教学院（100078）张 荷 北京美术馆东街2号在联书店（100010）施存龙 北京西土城路8号交通部永运科学研究所（100088）张德鑫 北京朝阳区芍药居17楼801号，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100029）张武一 北京西城区西郊民巷22号中国钱币博物馆（100031）林世田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中心（100081）宋正海 北京朝内137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05）王宏辉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五塔寺24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100081）贾建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

刘 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00872）明晓艳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五塔寺24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100081）高景春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五塔寺24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100081）胡伟希 清华大学哲学系（100084）刘文远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100081）秦永章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100081）赵令志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00081）郭卫东 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刘蜀永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100006）萧国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871）马丽华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姚朔民 北京西城区郊民巷22号中国钱币博物馆（100031）王永生 北京西城区郊民巷22号中国钱币博物馆（100031）王 丹 北京西城区郊民巷22号中国钱币博物馆（100031）华北地区吴莉苇 天津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300071）邓丽兰 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300071）元 青 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300071）阎国栋 天津市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西语系（300071）左焕奎 天津唐沽滨海新村西区 49－ 5 0 1室（300191）吕万和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300191）王金林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300191）周启乾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300191）林 雄 天津市平区张自忠路189号天津古籍出版社（300020）戴建兵 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财贸大学金融系（050091）李铁生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迎宾北路政府宿舍（010050）路殿维 河北省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河北教育出版社（050061）姜 红 河北省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河北教育出版社（050061）王 静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河北人民出版社（050061）田卫平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423号《河北学刊》编辑部（050051）葛凤花 河北省石家庄市邑路9号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老干处（050051）李牡丹 山西省太原市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030001）李 强 山西省临汾市山西师范大学戏研所（041004）晓 克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010015）图门其格 内蒙古呼和浩特大学西路235号内蒙古大学周边国家研究所（010021）齐木德·道尔吉 内蒙古呼和浩特大学西路235号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010021）张庆捷 山西省太阳市文物巷22号山东考古研究所（030001）西北地区刘国防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社会科学院《西域研究》编辑部（830011）王智娟 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830054）陈崇凯 陕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民族所（712082）韩 香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10072）周伟洲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10072）王 欣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10072）樊明方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工业大学社科系（710072）李 其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10072）刘 戈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唐史所（710062）郭平梁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唐史所（710062）王国杰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新40楼308号（710062）董莉英 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712082）孙 林 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

（712082）季成家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东路95号《丝绸之路》杂志社（730070）王冀青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大学历史系（730000）杨建新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大学历史系（730000）郑炳林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大学历史系（730000）王继光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730000）才 让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763030）刘夏蓓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763030）尹伟光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763030）金云峰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763030）彭清深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研究所（730000）马建春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730000）马 德 甘肃省兰州市立功巷16号敦煌研究院（730030）马亚萍 甘肃省兰州市滨河东路335号甘肃民族研究所（730030）胡同庆 甘肃省兰州市滨河东路292号敦煌研究院（730030）沙武田 甘肃省敦煌市研究院考古研究所（736000）李范文 宁夏银川市中卫巷20－2－302号（750001）孙振玉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历史系（750021）史海青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历史系（750021）金文彦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历史系（750021）张新军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历史系（750021）杨启辰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历史系（750021）周传斌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南校区政法系（750021）丁克家 宁夏银川市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750021）杨富学 甘肃省兰州市滨河东路292号敦煌研究院（730030）马 平 宁夏银川市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750021）王伏平 宁夏银川市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研究》编辑部（750021）丁明俊 宁夏银川市文昌路西北第二民族院学报编辑部（750021）谢玉杰 宁夏银川市文昌路西北第二民族院学报（750021）李树辉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社科院历史所（830011）田卫疆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社科院历史所（830011）纪大椿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池路自治区医院15－1－201号王淑梅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人民出版社（830011）牛汝极 新疆大学新疆与中亚研究中心（830046）段 离 新疆乌鲁木齐市西红路118号《丝绸游》杂志社（830000）何汉民 新疆乌鲁木齐市西红路118号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830000）木拉提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社科院民族所（830011）班 果 青海省西宁市同仁路10号青海人民出版社（810001）贾丛江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830011）尉亚春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830011）吐 娜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830011）喀力迪尔 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830053）吴福环 新疆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830046）孟 楠 新疆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830046）纵瑞彬 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712082）王希隆 甘肃省兰州大学历史系（730000）高永久 甘肃省兰州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30000）张宏莉 甘肃省兰州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30000）汤夺先 甘肃省兰州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730000）管守新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830046）王 锋 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回族文化研究所（750021）罗 丰 宁夏银川市宁夏博物馆（750021）何兆吉 宁夏银川市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历史系（750021）丁万录 宁夏银川市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文化旅游管理系（750021）景北玺 宁夏银川市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历史系（750021）

康柳硕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18号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730000）黄志刚 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民路20号中国人民银行乌市中心支行（830002）周莉蓉 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经济系（712082）苗普生 新疆社会科学院（830011）西南地区张泽洪 四川成都市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610064）石 硕 四川成都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610064）霍 巍 四川成都市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610064）宋肃瀛 四川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610064）黄小石 四川成都市盐道街3号巴蜀书社（610016）李绍明 四川成都市文殊街18号四川民族研究所（610017）鲜于浩 四川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610031）田永秀 四川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610031）王 川 四川成都市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610066）任新建 四川成都市四川社会科学院藏学所（610072）杨 铭 四川省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610064）张良春 重庆市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403031）陈吕范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金旭东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贺圣达 昆明市环城西路5 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任 佳 昆明市环城西路5 57号云南省社科院（650032）郭家骥 昆明市环城西路557号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所（650032）张 波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人民出版社（650011）赵石定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人民出版社（650011）王晓燕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人民出版社（650011）张 箭 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大学历史系（610064）鲁 刚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民族学院（650031）周智生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文学院（650091）马昭义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文学院（650091）姚继德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系院（650091）方 铁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650091）陈庆江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650091）篮 琪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550001）杨绍先 贵州省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550001）吴筑星 贵州省放鸽岩路138号贵州广播电视大学（550004）旺 久 西藏自治区出版局（850000）克珠群佩 西藏拉萨市北京西路170号西藏文联（850001）王文成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77号云南省社科院文献研究所（650034）秦和平 四川省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610041）黄剑华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5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610041）华东地区张文英 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学历史系（230039）钱文华 上海延安西路1882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200051）胡令远 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200433）朱 颖 浙江省舟山定海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316004）董海樱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法学院（310028）密位玉 浙江省岱山县县政协文史办（316200）潘兴明 上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200051）陈 彤 福建省福州市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丝中心（350001）特木勒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历史系（210093）陆 芸 福建省福州市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丝中心（350003）杨晓春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历史系（210093）

祝署光 江苏省苏州市石湖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215009）孙立新 山东省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德国研究中心（266003）王海燕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曲玉维 山东省龙口市文化局徐福研究会（265701）袁成毅 浙江省杭州市文一路96号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310036）林 太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夏林根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吴景平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金光耀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张 翔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张荣华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张济顺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朱 静 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200433）孙科志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刘文龙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石智刚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曹振威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邹振环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章 红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金 燕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冯 玮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韩 昇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戴鞍纲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吴兆路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200433）石源华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所（200433）陈 潮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0433）吴松弟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0433）顾卫民 上海大学历史系（200433）沈丁立 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200433）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200234）裔昭印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200234）谢俊美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62）余伟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62）陈妙芬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200062）林在勇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200062）许光华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200062）朱政惠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060）崔志鹰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欧亚所（200020）王少普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欧亚所（200020）王海良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欧亚所（200020）刘 鸣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欧亚所（200020）吴前进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欧亚所（200020）李天纲 上海市田林路2号3楼上海社科院历史所（200233）徐文堪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148室（200021）费成康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200233）潘 光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200031）龚方震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200030）张爱民 上海仙雷路 33 5号上海远东出版 社（200236）潘龙杰 上海市仙霞路357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36）马长林 上海市仙霞路326号上海档案馆（200336）郑泽育 上海市仙霞路326号上海档案馆（200336）张 新 上海市仙霞路326号上海档案馆（200336）徐作生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文汇报》报业集团（200041）张晓敏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秦志华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李平民 上海财政大学理论部（2000439）朱 光 上海日晕二村65号10室（200032）华 强 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党史室（200433）胡礼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200083）杨孝鸿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200433）吴琅璇 上海吴淞前三营房266号302室（200940）徐有威 上海市延安西路1882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200032）谢 方 上海浦东区德平路1189弄28号2106室（200135）江晓原 上海市武定西路1300号汇众公寓601室（200042）余 岚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40）李伟国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40）李 峰 江苏省常熟市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社科系

（215500）李铁匠 江苏省常熟市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社科系（215500）袁成亮 江苏省苏州市滨河路298号苏州科技学院人事处（215011）孔令仁 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南路太平巷26号南京郑和研究会（210002）时 平 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南路太平巷26号南京郑和研究会（210002）刘迎胜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历史系（210008）华 涛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中美中心（210093）徐 新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210093）沈福伟 江苏省苏州大学社会学学院（215006）古 建 江苏省扬州市广储门外街24号史可法纪念馆（225002）顾 风 江苏省扬州市骆岭路18号扬州市文管会（225002）蒋 华 江苏省扬州市盐阜路1号扬州大学商学院烹饪研究所（225001）朱 江 江苏省扬州市盐阜路1号扬州大学商学院烹饪研究所（225001）周新国 江苏省扬州市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225002）黄鸿钊 江苏省南京大学历史系（210008）陈得芝 江苏省南京大学历史系（210008）张文德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221009）张秋生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221009）孙红旗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221009）王介南 江苏省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缅甸语教研室（210039）钱 健（羽离子） 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大学法政系（226006）陈达生 福建省福州市建社科院中国海上丝路中心（350001）黄新宪 福建省福州市梦山经7号《教育评论》杂志社（350001）李玉昆 福建省泉州市泉州海交史博物馆（362000）黄国盛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350007）王 民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350007）谢必震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350007）林金水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350007）徐恭生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350007）黄岩旺 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师大历史系（350007）李永祥 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师大历史系（350007）朱 峰 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师大历史系（350007）施雪琴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庄国土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李金明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郑甫红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李国梁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廖大珂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聂德宁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冯立军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王付兵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沈燕清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潘少虹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市思明南路493号华侨博物馆（361000）邱旺土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林仁川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361005）张先清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1922信箱（361005）周 宁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人文学院（361005）俞云平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人类学研究所（361005）王连茂 福建越省泉州市泉州海交史博物馆（362000）陈衍德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历史系（361001）黄岩旺 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350007）杨仁飞 福建省厦门市莲花五村龙昌里24号302信箱（厦门国际经济技术研究所，310009）林土民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北路156号文物考古研究所（315010）周庆南 浙江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315010）

乐承耀 浙江省宁波市祖关山路宁波行政学院教务处（315010）虞浩旭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街10号天一阁博藏书楼（315010）杨古城 浙江省宁波市镇明路平安巷7号105宁波市工艺美术学会（315010）陈学文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所（310025）汪维玲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浙江人民出版社（310006）张宪章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310006）赵 晖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法学院思政系（310027）黄时鉴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徐明德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计翔翔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莫小也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艺术系（310028）龚缨晏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严建强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郑德弟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吕一民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沈 坚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孔陈炎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包伟民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阙维民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何 俊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哲学系（310028）戚印平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哲学系（310028）杨雨蕾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韩国研究（310028）许序雅 浙江金华市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321004）徐海松 浙江省杭州市文一路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310012）鲍志成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省博物馆（310007）陶和平 浙江省岱山县旅游局（316200）晃中辰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历史系（250100）吴士英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历史系（250100）陈尚胜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历史系（250100）王大建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历史系（250100）朱业非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50100）谭树林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50100）吴建华 福建省泉州市泉州华侨大学经营学院（362001）盛观熙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昌国路26号舟山人民银行（316000）吴 兵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山东画报出版社（250001）焦冬梅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山东画报出版社（250001）陶卫东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友谊出版社（250001）林 红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马列部（250100）胥 弋 山东省济南市舜玉北区37楼4单元202室（250002）王如绘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50002）郑一钧 山东青岛市云霄路41号603室（266071）曲金良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青岛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260071）于建华 山东省烟台市博物馆（264000）袁晓春 山东省蓬莱市戚纪光纪念馆（265600）朴英姬 山东青岛宁夏路308号青岛大学韩国研究中心（266091）连心豪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历史系（361005）郭玉聪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叶恩典 福建省泉州市泉州海交史博物馆（362000）陈丽华 福建省泉州市泉州海交史博物馆（362000）方秀玉 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200433）王心喜 福建省杭州市文一路96号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310036）黄世相 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330021）王 樾 上海市人民大道 20 1号上海博物馆

（200003）黄晓峰 上海瑞金 2路 2 7 2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府宪展 上海瑞金 2路 2 7 2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滕建英 山东省蓬莱市北关路171号蓬莱市文物局（265600）周 雁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286号杭州出版社（310003）李 凭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310028）中南地区戴可来 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大学历史系（450052）于向东 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450052）郭万平 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475000）崔 琰 河南郑州市经五路 66号大象出版社（450002）周常林 河南郑州市经五路 66号大象出版社（450002）耿相新 河南郑州市经五路 66号大象出版社（450002）许永璋 河南省郑州大学历史系（450052）康志杰 湖北省武昌市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430062）周世秀 湖北省武昌市湖北大学历史系（430062）何国卫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循札巷47号船检局研究所（4300222）席龙飞 湖北省武汉余家头联盟小区3－1－301号（430063）陈国灿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历史系（430072）王治来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莫任南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李长林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06）钟叔河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省出版局（410005）张 锐 河南省郑州市大象出版社（450002）张倩红 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475001）东北地区郭 力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150080）孙 永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150018）刘雪莲 吉林省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130012）金海鹰（临时通讯地址）：韩国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云中洞50番地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韩国学大学院朴灿奎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5号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133002）姜龙范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5号延边大学历史系（133002）吴长春 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史研究所（116024）孙光圻 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史研究所（116024）刘志东 辽宁省沈阳市辽宁大学韩国研究中心（110036）高 虹 辽宁省沈阳市辽海出版社（110003）宝成关 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图书馆（130012）杨昭全 吉林省长春市南湖新村96栋门403号（300000）武 斌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86号辽宁社会科学院（110031）王冬芳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86号辽宁社会科学院（110031）孙 泓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嫩江街68号沈阳东亚研究中心（110031）李宗勋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5号延边大学历史系（133002）孙进已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嫩江街68号沈阳东亚研究中心（110031）东南地区胡光华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510631）林中泽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510631）贺 璋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510631）何 慧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510631）

何方耀 广东省广州市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一部（5101631）陈柏坚 广东省广州市执信南路94号3楼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510080）顾涧清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日报》集团（510045）司 芳 广东省广州市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510030）韦 民 广东省广州市艺苑路东庆街32号303室中国评论月刊出版部（510310）卢 苇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历史系（510632）马明达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历史系（510632）纪宗安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教务处（510632）王元林 广东省广州市安南大学历史系（510632）屈文军 广东省广州市安南大学古籍所（510632）林远辉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510632）高伟浓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510632）汤开建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510632）邱树森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510632）张廷茂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历史系（510632）陈文源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510632）王 颋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510632）蔡鸿生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632）林悟殊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632）江滢河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632）黄启臣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632）章文钦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632）桑 兵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632）庞秀声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社会学系（510632）余定邦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东南研究所（501275）黄重言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东南研究所（501275）陈占山 广东省汕头大学文学院（515063）杜经国 广东省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515063）邓开颂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369号广东社科院历史所（510610）詹天庠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369号广东社科院历史所（510610）柏 峰 广东省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广东人民出版（510102）袁 澍 海南省琼州大学历史系（572200）戴 和 广东省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广东人民出版（510102）冷 东 广东省广州市桂花岗东1号广州大学历史系（510405）赵春晨 广东省广州市桂花岗东1号广州大学历史系（510405）申友良 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524048）郁龙余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518060）古小松 广西南宁广西社科院东南亚所（530022）周中坚 广西南宁广西社科院历史所（530022）黄天源 广西省广西民族学院外语学院5－15－132号（530006）周 彦 广西省广西民族学院外语学院（530006）郭德焱 广东省广州市委宣传部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510045）张振江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275）周 湘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510275）叶 农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古籍所（510632）王 桃 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学报编辑部（510632）陆晓敏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510610）李 清 广东省汕头大学文学院（515063）赵殿红 广东省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广东人民出版社（510102）李庆新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369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510610）香港特别行政区钱 江 香港大学历史系冯锦荣 香港大学历史系谭世宝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学院李木妙 香港柴湾小西湾富景花园第六座16楼B号谭志强 香港轩尼诗道邮局20708号信箱（香港珠海大学）陈佳荣 香港英皇道1067号仁孚工业大厦14楼龄记出版公司张信刚 香港九龙达之路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 香港九龙达之路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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