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三十六卷‧第三期 (總第一百四十一期)，二○二三年九月 目錄 1以“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為思想底蘊 建構中國“澳門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齊鵬飛 3在地國際化：澳門社團的國際化路徑 婁勝華 11澳門醫療人員的角色壓力類型及成因分析：以職場關係為視角 區耀榮 31澳門智庫建設的現實意義——基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視角 劉景松 47發展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以創意寫作為途徑 任麗 57澳門特區政府提升中學生學業成就的政策研究：基於師生關係對不同類型學業成就影響之實證分析——學習態度之中介效果 張佩雯 67英文摘要 221
《行政》第三十六卷，總第一百四十一期，2023(3)，3-10 3 以“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為思想底蘊 建構中國“澳門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齊鵬飛 自 2010 年以來已經連續舉辦了七屆的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年是第一次聚焦於“‘一國兩制’與澳門學”這個主題來展開研討。我認為，這對於我們“澳門學”的深化研究是大有助益的。因此，今天我也想借本次參與研討的機會，談一點個人的想法和看法。我發言的題目是：以“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為思想底蘊，建構中國“澳門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大家都熟知――近四十年來，在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中由澳門本地學者率先提出和大力倡導的“澳門學”研究，取得了可謂是令人矚目的重大進展和突破。無論是在“澳門學”概念和理念之界定和釐清，在其研究對象、研究重點、研究範圍和研究邊界之梳理和闡釋，在其研究方法、研究路徑、研究工具之提煉和總結，在其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之歸納和概括，在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建構方面，所逐步形成的一些獨到思考、獨到見解，還是在其所圈定的“澳門學”研究領域所湧現和積累的比較豐碩的研究成果及其產生的比較大、比較好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使其成為通常意義上的“澳門研究”中的一個 具標識度、彰顯度和指向性的學術流派和學術現象，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的。 而“澳門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取得今日之成就和影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必須提及的：一個是“澳門學”研究的首倡者及其附議者，從一開始就將其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放置於具有深厚底蘊和豐沛資源的澳門歷史和澳門文化這兩個特定的場域；一個是“澳門學”研究的首倡者 在第七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 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4 及其附議者，從一開始就將其研究視閾放置於“中西交匯交流交融”而“多元兼容、互動共生”之“全球史觀”和“全球化史觀”之理論維度，努力推動實現此一“地域學”的“本土化”“中國化”和“國際化”。 但是，同時也必須明確指出的是，迄今為止，澳門的“澳門學”研究，距離學術繁榮的理想目標還遠遠在路上，其學術探索和理論探索尚未全面完成從自在到自為、從自發到自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三大體系”包括自主知識體系尚未全面完成有機構建而蔚為大觀的基礎任務。 造成目前“澳門學”研究這種缺憾的制約單元，同樣是錯綜複雜的，如背後至關重要的經濟因素――不僅僅有澳門微型經濟體之偏小、偏弱的經濟體量及其影響力，而且還有長期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對外形象等。同樣，我們回到“澳門學”研究本身檢視，也可以發現其中存在的諸多令人思想困惑之處。我們以“澳門學”研究的基本問題為例――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在長期的學術爭鳴和理論探討過程中，已經取得一系列主要聚焦於“三大體系”構建方向上的基本共識和主流意見，如以“綜合”和“交叉”為“特色”以及以“特色”建“優勢”，如不僅要“往回看”而且要“向前看”，如不僅要“國際化”而且要“中國化”，等等。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從一開始就已經敏銳地觀察和意識到，初始狀態的“澳門學”研究與可以比附的，但早已成為一門比較成型和成熟之國際顯學的“敦煌學”研究之間巨大的差異性。這都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其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且至關重要的重大缺憾，也是本人長期如鯁在喉而不吐不快的――那就是“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與“澳門學”研究之間的關係問題。不否認，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也並沒有漠視“一國兩制”因素在“澳門學”研究之“三大體系”建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對於兩者的關係，相當一部份學者還有頗具思想深度和理論高度的學術探討和闡釋，但是就整體性而言，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對於將“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作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份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作為“澳門學”研究的基礎支撑和主要驅動力的思想自覺、理論自覺、學術自覺，還是有比較大的欠缺的。為甚麼要突出强調這一點？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沒有“中國故事”、“中國經驗”、“中國智慧”，就沒有“澳門故事”、“澳門經驗”、“澳門智慧”；沒有“一國兩制”，沒有澳門回歸，就沒有“澳門學”！脫離開了祖國內地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和驅動力，脫離開了中華民族偉大
5 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大背景和驅動力，脫離開了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在澳門問題和澳門地區付諸實踐的大背景和驅動力，脫離開了“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建構即澳門回歸和“新澳門”建設的大背景和驅動力，亦即脫離開了“一國兩制”因素作為其底蘊、亮色和主基調，所謂的“澳門學”研究之“三大體系”構建，勢必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為甚麼如此說？理據是甚麼？ 其一，澳門回歸，是“澳門學”孕育和發軔的大背景和主要驅動力 這裏，有我們必須關注到的一個基本事實――“澳門學”的發軔、“澳門學”概念和理念的醞釀和破土而出，直接的誘因和驅動力，就是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在澳門問題和澳門地區的付諸實踐，就是“一國兩制”模式的澳門回歸。探究“澳門學”的歷史底蘊和亮色，這是繞不過去的門檻。 澳門回歸，也就是中國中央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將其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徹底結束其被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屈辱歷史、徹底結束其與祖國內地分離而長期孤懸海外的悲慘歷史，是澳門開埠以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歷史轉折點，它昭示着，澳門從此將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直轄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與祖國內地有機融為一體，共同為實現國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携手奮鬥；澳門同胞從此將真正成為這塊土地上的主人，與祖國內地一起共同享有已經“站起來”、“富起來”、“强起來”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偉大榮光。而且，澳門回歸是“一國兩制”模式的澳門回歸，“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之核心要義和基本特點，是“一國”與“兩制”的有機統一，“求一國之大同、求兩制之大異”，不僅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祖國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中國澳門建設好；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有機統一，是“尊重中央全面管治權”與“保障澳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統一，是“發揮祖國內地堅强後盾作用”和“提高澳門自身競爭力”的有機統一。同時，澳門回歸還是在澳門“廢除殖民主義”和“保留資本主義”的有機統一。因此，我們講――“一國兩制”是中華文明發展史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和偉大貢獻，有機構建了和平與發展時代國與國之間和平解決領土爭端實現民族國家統
6 一、中央與地方之間不同社會制度共存共生的新模式。我們講：“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的 佳解決方案，而且也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 佳制度安排。在這種解決方案和制度安排下，澳門歷史發展中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對外關係方面所積累積澱的一些不可替代之“優勢和特色”將得以 大限度的保留――當然，必須適應澳門回歸的歷史性轉折在“一國兩制”的新時代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澳門回歸，不僅是政治回歸、法理回歸，而且也是文化回歸、學理回歸，亦即人心回歸。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也對澳門同胞提出了適應這一偉大歷史性轉折完成“去殖民化”而有機構建“一國兩制”新時代的澳門新文化的歷史性課題。 也就是說，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直接催生了澳門同胞當家作主的主體意識的萌發，催生了澳門同胞中華民族之民族意識、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家意識的全面復蘇，催生了澳門同胞重構以“中西合璧”與“不同而和、和而不同”以及“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為底色和亮色的澳門文化之中華文化主體、主流和統領地位的思想自省和自覺，催生了澳門同胞在迎接“一國兩制”新時代進行澳門新文化建設進程中“去殖民化”、“去西方中心化”而重新建立“中國澳門”本位的澳門文化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的學術自省和自覺。其率先探索和突破的領域就是澳門文化的意識形態主陣地――“澳門研究”。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全新的思維、全新的範式，對於澳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對外關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進行適應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和“一國兩制”新時代的重新審視和重新梳理、重新闡釋，這一歷史任務，就成為愛國愛澳的澳門同胞尤其是澳門本土的文化人和學者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而“澳門學”概念和理念的醞釀和破土而出，就是其中 直接、 强烈的歷史回音。 其二，“一國兩制”建設，是“澳門學”持續深化研究的基本支撑力和主要營養劑 澳門回歸以來，在“澳門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進展和重大成就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繁盛景象的同時，關於“澳門學”問題的深化研究，亦即“澳門學”研究的“三大體系”構建的工作，也在持續推進，出現了一些新氣象、新局面，迎來了“澳門學”大討論的第二次高潮、第三次高潮。
7 “九九”回歸以來的二十餘年間，澳門的“澳門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取得比較大、比較好的成就和影響力，有三個至關重要的背景性、基礎性、支撑性的條件，是不能漠視和回避的―― 一是“九九”回歸前停滯不前陷入嚴重困境的澳門經濟在“九九”回歸後重新煥發了青春，走出了一條繼續保持祖國內地對外開放之“窗口、橋樑、國際通道”的“傳統特色”和“區位優勢”，全面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和“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設的經濟發展新路，創造並維繫了年均兩位數的“超高速”經濟增長態勢，經濟總量、經濟實力、經濟影響力攀升至其經濟現代化之旅啓程以來的 高點。 二是祖國內地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 2001 年“入世”以來經濟快速、高速增長，使得中國的經濟總量、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地。也就是說，正是“九九”回歸以後在與祖國內地共同推進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澳門”的經濟總量、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包括知名度才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歷史新高點。 三是“九九”回歸以後，“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和巨大成功，成為“一國兩制”偉大試驗中的“模範區”和“示範區”。 對比“一國兩制”偉大試驗的率先垂範地――“九七”回歸後的香港，儘管“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也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和巨大成功，但是同時其行穩致遠則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和巨大困難，出現了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因為“九七”回歸後的香港長時期“一國兩制”實踐步履維艱，與“九九”回歸後的澳門“一國兩制”實踐一路凱歌行進，形成比較鮮明和强烈的對比，不能不令所有真正關心“一國兩制”前途和命運的人們對於“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一度的“亂”和“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長期的“治”，陷入深深的思考；對“九九”回歸以後“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不走樣、不變形”，作為主流價值觀的“愛國愛澳”根本原則深入人心，“愛國愛澳、包容共濟、務實進取”的優良傳統即“澳門精神”發揚光大，全面實現“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有機統一，全面實現“三個有機結合”和“三個不可偏廢”的成功之道，陷入深深的思考。
8 也正是由於“九九”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之巨大成就和巨大成功，“一國兩制”新時代的“澳門研究”尤其是澳門的“澳門學”研究，就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和比較充分的支撑和保障條件，有了比較新鮮、比較豐富的研究素材和思想內容，“一國兩制”因素作為其底蘊、亮色和主基調的客觀地位和作用也被進一步强化和彰顯。對比“九七”回歸前被熱議的“香港學”在“九七”回歸後的歸於沉寂，“九九”回歸後澳門的“澳門學”則恒溫不減，始終是相關學者的思想興奮點。 其三，“一國兩制”因素，必須成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份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通過對回歸前和回歸後近四十年的“澳門學”研究的學術史梳理，我觀察到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近四十年來，關於“澳門學”研究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或曰基本局限在以“澳門學”為關鍵詞的各種專題研討會、各種專題論文集、各種專欄文章中。當然，通常意義的“澳門研究”，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是涉及到“澳門學”相關問題的。但是無論是 1999 年以前關於“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指導的澳門回歸史的研究，還是 1999 年以來關於“一國兩制”澳門實踐史的研究，總體而言，其中“澳門學”研究的探討是有意無意地缺位的。或者我們可以換一種角度講――迄今為止，“一國兩制”因素還並沒有被自覺和有機地納入“澳門學”研究的視閾和範疇，還並沒有真正成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份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更遑論作為其底蘊、亮色和主基調。突出者如目前澳門的“澳門學”研究，相關學者比較多的關注，是其中中西兩種文化、兩種文明交匯、交流、交融而“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的大背景問題，而比較少地關注澳門與祖國內地“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相互碰撞、相互磨合、相互交融而“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的大背景問題。那麼，我們極言之，如果這一重大缺憾、重大疏離不能從根本上、從整體上及時彌補、及時校正的話，已經在路上的“澳門學”研究究竟還能再走多遠、走多深，可能都是個疑問。 自 20 世紀 80 年初中國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出台並付諸實踐以來，“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的探索和構建，經歷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和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後“開創澳門新紀元”的全面建設，在取得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
9 積澱了極其豐富而深刻的成功經驗――包括面對和破解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各種矛盾和困難的成功經驗。澳門回歸和“一國兩制”建設給澳門歷史發展所帶來的翻天覆地、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和深遠影響，不僅是澳門的“澳門學”孕育和發軔的基本背景和主要驅動力，是“澳門學”持續深化研究的基本支撑力和主要營養劑，而且也應該和必須被自覺和有機地納入“澳門學”研究的視閾和範疇，真正成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份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成為“澳門學”研究的底蘊、亮色和主基調。成為“澳門學”研究源源不竭的資料庫和資源庫。 “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即“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的探索和試驗，歷史性地構建了“兩個大局”時代背景下之“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建設和“中華文明”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和“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新路徑”、“新樣態”、“新範式”――即“一國兩制”文明範式。 那麼，甚麼是“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對此，我始終堅持這樣的理解和闡釋――所謂的“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事實上包括有兩層涵義：其一是指“九七”、“九九”港澳回歸前的“國際爭端解決模式”和“國家統一模式”；其二是指“九七”、“九九”港澳回歸後的“國家治理模式”和“中央和地方關係模式”。當然，無論就那層涵義而言，即不管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通過當事國之間的外交談判和平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領土和主權爭端問題；還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國家治理，通過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大框架、大範圍內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之間、祖國內地與港澳地區之間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圓滿解決港澳地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基礎和前提下“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問題，都是前所未有、獨一無二的全新試驗――誠如鄧小平先生和習近平主席所論――“‘一國兩制’，馬克思沒說過，世界歷史上沒有過。”“‘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在統一的國家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個別地區依法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在過往的人類政治實踐中還從未有過。”“‘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異。”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馬克思主義民族國家的國家統一和國家治理理論與實踐創新性發展作出的一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
10 人對於以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的“政治多極化、經濟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當代世界創新性發展作出的一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作出的一大貢獻，是中華民族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歷史遺留問題提供的富有傳統哲學智慧的中國方案！”“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所構建的“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的巨大價值和意義也正是念茲在茲。 也就是說，“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為澳門的“澳門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應該同時也必須參照的歷史坐標系，積極回應這一時代呼喚，將為“澳門學”研究創造廣闊的學術發展空間和學術發展可能。
《行政》第三十六卷，總第一百四十一期，2023(3)，11-30 11 在地國際化：澳門社團的國際化路徑 婁勝華 澳門社團眾多，素有“社團社會”之稱。按照澳門結社法律，澳門的社團一般在澳門註冊，在本地活動，服務本地居民，屬本地化社團。但是，澳門本身作為一個國際性城市，其社團或多或少出現國際參與。不過，與直接前往國外參與國際性援助或開展國際項目等活動不同，澳門社團的國際化是通過在地國際化途徑而實現的。 一、加入國際組織成為其成員 《澳門基本法》是澳門憲制性法律，其與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共同構成澳門社團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社團發展關係的基本法律依據，對澳門社團與國外社團聯繫及禁止事項作出規範。《澳門基本法》第 134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文化、新聞、出版、體育、康樂、專業、醫療衛生、勞工、婦女、青年、歸僑、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面的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關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各個團體和組織可根據需要冠用‘中國澳門’的名義，參與有關活動”。同時，禁止政治性組織或社團與外國政治組織或社團發生聯繫。《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1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法務局編印，第 30 頁。
12 為落實基本法 23 條而由澳門特區制訂的《維護國家安全法》第 7 條規定了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除行為人應負相應的刑事責任外，對該組織或團體科處刑罰。法律還對“聯繫”作出具體規定，即（一）接受外國實體或人員的指示、指令，或收受金錢或有價物；（二）協助外國實體或人員作出：1. 收集、預備或公然散佈虛假或明顯有所歪曲的消息；2. 招募人員或為招募活動而提供集會地點、資助或宣傳等便利；3. 作出承諾或贈送；4. 恐嚇或欺詐他人。2 不過，實踐中雖然不少澳門社團具有政治性功能，但是，幾乎未有直接登記為政治社團的組織，因此，在修改第 2/2009 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時，增加了第 5-A 條，將原法律中的政治性組織擴大到所有社團組織，並以列舉方式清晰了與澳門特區以外組織、團體或個人建立的“聯繫”情形，包括（一）向上款所指（即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的實體或個人提出請求；（二）與該等實體或人員串通；（三）接受該等實體或個人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四）協助該等實體或個人的下列任一行為：（1）收集、預備或公然散佈虛假或明顯有所歪曲的消息；（2）招募人員或為招募活動而提供集會地點、資助或宣傳等便利；（3）作出承諾或贈送；（4）恐嚇或欺詐他人。3 需要指出的是，《維護國家安全法》規範的是澳門社團與境外組織聯繫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而對正常的聯繫與交往活動則未加限制。 雖然澳門各類社團不同程度地與國外相關社團展開聯繫與交流活動，但是，在各類社團中，澳門的體育社團是加入同類國際組織最多類型的社團，其國際交流與合作較其他社團更為頻繁。 表 1 澳門體育局登記的體育社團加入國際組織統計 體育社團名稱 加入的國際組織 澳門田徑總會 亞洲田徑總會、國際田徑聯會 中國—澳門汽車總會 亞洲摩托車聯盟、國際電單車聯會、國際汽車聯會、國際小型賽車協會 澳門羽毛球總會 亞洲羽毛球聯會、世界羽毛球聯會 中國澳門龍舟總會 亞洲龍舟聯合會、國際龍舟聯合會 2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2/2009 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第 7 條。 3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8/2023 號法律《修改第 2/2009 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
13 體育社團名稱 加入的國際組織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亞洲籃球聯會、東亞籃球聯會、國際籃球聯會 中國澳門保齡球總會 國際保齡球聯會、世界十瓶保齡球協會、亞洲保齡球聯會、東亞(太平洋)保齡球協會、亞洲城市保齡球協會 澳門拳擊總會 亞洲業餘拳擊聯會、國際拳擊總會 澳門獨木舟總會 亞洲獨木舟聯會、國際獨木舟聯會 中國澳門單車總會 亞洲單車聯會(聯盟) 、國際單車聯會 澳門體育舞蹈總會 亞洲體育舞蹈聯會、亞洲職業體育舞蹈委員會、世界體育舞蹈聯會、世界職業體育舞蹈委員會 澳門劍擊總會 亞洲劍擊聯會、國際劍擊聯會 澳門足球總會 亞洲足球協會、東亞足球協會、國際足球協會 澳門冰上運動總會 亞洲冰上溜冰學院、國際冰上曲棍球聯會 澳門曲棍球總會 亞洲曲棍球聯會、 國際曲棍球聯會 澳門 IPSC 總會 國際實用射擊聯會 中國澳門劍道連盟 國際劍道聯會 中國澳門游泳總會 亞洲游泳聯會、國際游泳聯會 澳門乒乓總會 亞洲乒乓球聯盟、國際乒乓球聯會 澳門壁球總會 亞洲壁球協會、東亞壁球協會、世界壁球協會 澳門跆拳道總會 亞洲跆拳道聯盟、世界跆拳道聯盟 澳門網球總會 亞洲網球聯會、國際網球聯會 澳門專上學生體育聯會 世界大學生體育聯會、亞洲大學生體育聯會 中國澳門排球總會 亞洲排球聯會、國際排球聯會 澳門武術總會 亞洲武術聯會、亞洲龍獅運動聯合會、國際龍獅總會、國際武術聯合會 澳門體育暨運動科學學會 國際體育科學與體育教育理事會 澳門欖球會 亞洲欖球聯盟 澳門國際象棋總會 亞洲象棋聯會、國際象棋聯會 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東亞運動會總會、葡語系奧林匹克委員會總會、國際體育聯會總會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體育局體育社團資料整理。轉引自高勝文：《層級化與國際化：體育社團現狀與發展》（待刊稿）。
14 實際上，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一直支持澳門各體育總會參與亞洲及國際體育聯會，發展各自會務。目前已獲體育局確認的單項體育總會大部份都是各單項亞洲及國際體育項目聯會的會員（詳見表 1）。在澳門特區體育局登記的體育社團中，共有 28 個加入國際組織。其中，中國澳門保齡球總會加入了 5 個國際組織，中國—澳門汽車總會、澳門體育舞蹈總會、澳門武術總會與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也加入了 4 個國際組織。作為亞洲及國際單項體育項目聯會的成員，澳門各單項體育總會不時派運動隊代表澳門特區參與不同項目的國際體育賽事、培訓、會議和交流等活動。可以說，澳門體育社團國際化程度是比較高的。 按照《聯合國憲章》第 71 條規定，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可以賦予不同國家與地區的非政府組織以諮商地位。對於社會組織來說，獲得諮商地位是其參與聯合國事務的機制之一，列入名冊的非政府組織可以派代表出席與其有關領域事項的各種會議，並獲聯合國秘書長授權提供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及其附屬機關的各種文件，安排相關團體或組織就特別關注的事項進行非正式討論，在大會處理經濟、社會和有關領域各問題的公開會議中適當安排席位等。因此，社會組織被列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諮商地位是非政府組織得到國際認可的重要標誌。2008 年，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獲得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特別諮商地位。此後，澳門婦聯多次派員出席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國別人權審議。2021 年 7 月，澳門青年聯合會獲得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諮商地位。自此，澳門青聯可通過提交書面發言或派員參與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及其附屬機構的公開會議和活動，協助解決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不同工作領域的問題，也可以利用聯合國三大辦事處的場地舉行會議、展覽等活動。2023 年 2 月，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在日內瓦舉行會議，審議中國（包括港澳）人權情況。會前，澳門青聯與澳門婦聯總會向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提交相關報告，講述澳門實施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ICESCR）的情況。其中，澳門婦聯總會的報告從婦女權益、醫療保障和家庭發展、工作權利和社會保障、受教育權四個方面提交澳門特區執行公約情況。 創立於 1951 年的澳門明愛（Caritas de Macau），其前身為利瑪竇社會服務中心，由陸毅神父向澳門教區借用利瑪竇會院創辦。中心成立後，主要開展難民工作，為貧困家庭提供暫時居所、子女學費及醫療費等事項。1971 年，利
15 瑪竇社會服務中心正式成為天主教澳門教區屬下慈善團體，並加入國際明愛，更名為澳門明愛。現為國際明愛（Caritas Internationalis）組織成員之一，也是亞洲明愛與亞洲全人發展盟友協會（Asia Partnership For Human Development）的成員。 獅子會是成立超過 100 年的國際性組織，是全球最大的服務團體，現時國際獅子會總部位於美國伊利諾州。在澳門，設有國際獅子會的分支組織。現時澳門的四個獅子會，包括澳門獅子會（1972）、澳門青年獅子會（2015）、濠江中央獅子會（1992）及濠江中央青年獅子會（1992），均隸屬於 1960 年在香港成立的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澳門獅子會從事慈善公益活動，支持澳門的志願事務。同時，利用其國際網絡，邀請其他國家與地區的獅子會來澳門參加活動。例如，濠江中央獅子會於 2015 年邀請來自馬來西亞等外地的五個獅子會來澳門參加“文化薈萃聚濠江”服務計劃，該項目更榮獲 2015 至2016 年度港澳獅子總會最佳屬會服務計劃的優異獎。4 扶輪社是一個國際性服務團體，主要提供人道服務，協助各行業專業道德建設與國際親善、和平事務。成立於 1947 年的澳門扶輪社是在香港扶輪社支持下正式成立的服務團體。當年獲國際扶輪社正式承認，編號 6662，編入第 57區。1951 年，與香港、台北等被改編為 345 區。1991 年更改編號為第 3450 地區。目前澳門有 8 個扶輪社，包括澳門扶輪社、濠江扶輪社、中區扶輪社、松山扶輪社、海島扶輪社、友誼扶輪社及西望洋扶輪社等。扶輪社在澳門設立後，積極參與當地社會服務，捐助老人院、同善堂、紅十字會等慈善服務機構。並配合國際扶輪精神，參與國際救援運動。例如，澳門友誼扶輪社援助因疫情滯留澳門的外籍勞工。2020 年 9 月，該社與澳門明愛簽署《外籍滯澳人士緊急支援服務計劃》合作協定，並為滯留澳門的外籍勞工籌集的首階段總值 30000 澳門元醫療津助金及生活物資津助金以及一批生活物資移交澳門明愛。5 除了回歸前成立的澳門扶輪社（1945）、澳門明愛（1971）、澳門獅子會（1972）、世界宣明會澳門分會（1993）等社團之外，回歸後新成立的澳門本地社團也有不少取得國際性社團會員資格或者國際性組織在澳門設立的分支 4 “濠江中央獅子會換屆”，《澳門日報》2016 年 9 月 26 日。 5 “澳門友誼扶輪社啟動‘外籍滯澳人士緊急友援服務計劃’”，參見 http://dg-newsletter.rid3450. org/2020/09/10。
16 機構。例如，巴哈伊教澳門地方分會（2000）、全球華人華商聯合總會澳門分會（2008）、美亞友好協會澳門分會（2009）、國際警察協會澳門分會（2010）、世界不動產聯盟中國澳門分會（2010）、樂施會——澳門分會（2012）、“建築無國界—澳門”（“建築無國界”國際組織澳門分會，2012）、世界自由搏擊聯盟澳門分會（2013）、亞太旅遊協會澳門分會（2017）、亞洲專業保安協會澳門分會（2017）、亞洲太平洋安保協會中國澳門分會等。此外，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加入亞洲志願服務發展協會（NVDA），成為其會員，從而使澳門的青年義工可以向國際社會提供公益志願服務。 2015 年 4 月，澳門視障人士權益促進會成功加入世界盲人聯會（World Blind Union）及國際盲人體育聯盟，以“中國澳門”唯一代表身份參加世界盲人聯會的會議及一切活動，獲得與世界各地視障機構的交流機會。7 月，該會理事長張志邦受邀赴美參加口述影像培訓及美國盲人聯會周年會議，11 月又在澳門舉辦國際視障會議以及赴香港參與世界盲人聯會。6 二、澳門本地成立的國際性社團增加 隨着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致力建設成為中葡商貿平台，澳門的對外聯繫與交往逐漸加強，澳門本地的國際性社團發展蓬勃。新成立的社團中，既有配合“一帶一路”戰略的，也有配合中葡平台定位的。此外，澳門作為國際性城市，來自國外的勞工成為補充澳門本地勞動力不足的群體之一。許多來自國外的勞工出於聯誼及保護自身權益的需要而成立不少外籍社群社團。 （一）配合“一帶一路”戰略而成立的社團 自 2013 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特別是 2018 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關於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直接推動澳門作為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城市，根據“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定位，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作用。因此，從配合“一 6 “成功加入世盲聯會及國際盲體聯盟 視促會資助視障者上網費”，《力報》2015 年 3 月 4 日。
17 帶一路”戰略出發，在澳門本地成立了一批旨在與“一帶一路”國家加強國際聯繫與交流的社團組織。例如，一帶一路中醫藥大健康產業促進會（2023）、一帶一路澳門慈善會（2021）、澳門一帶一路合作發展促進會（2019）、澳門一帶一路國際戰略研究會（2018）、一帶一路經貿文化促進會（2017）、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協會（2017）、澳門一帶一路高等教育交流協會（2016）、澳門絲路經濟文化交流協會（2015）等。其中，從時間上看，最早成立的社團是於“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兩年後成立的澳門絲路經濟文化交流協會（2015），成立較密集的年份是 2017 年至 2018 年。從社團活動領域看，可以說涉域廣泛，有商貿產業領域的，也有文化教育領域的，還有公益慈善領域的，甚至有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以及智庫組織。 表 2 澳門“一帶一路”社團一覽 序號 “一帶一路”社團名稱 成立年期 1 一帶一路中醫藥大健康產業促進會 2023-02-01 2 一帶一路國際詠春拳發展總會（澳門總部） 2021-12-29 3 “一帶一路”（澳門）兒科學會 2021-08-11 4 “一帶一路”及葡語系國家天然藥物創新聯盟 2021-06-02 5 一帶一路澳門慈善會 2021-02-10 6 澳門一帶一路國家文化經貿協會 2020-11-11 7 一帶一路法學家論壇（澳門）協會 2020-07-08 8 一帶一路（澳門）郵遞供應鏈協會 2020-04-29 9 一帶一路跨文化合作（澳門）促進會 2020-01-30 10 中國澳門一帶一路橋隧交流會 2019-11-20 11 澳門一帶一路合作發展促進會 2019-11-13 12 國保金盾（澳門）一帶一路商貿協會 2019-10-16 13 海絲科技創新發展協會 2019-07-10 14 一帶一路經貿文化促進會 2019-07-17 15 澳門一帶一路企業發展協會 2018-10-31 16 一帶一路（澳門）中國人齊心關愛協會 2018-10-03 17 一帶一路國民教育澳門推廣協會 2018-07-25
18 序號 “一帶一路”社團名稱 成立年期 18 澳門陝西一帶一路商會 2018-05-09 19 澳門一帶一路國際戰略研究會 2018-03-21 20 澳門一帶一路書畫文化藝術促進會 2018-03-07 21 澳門一帶一路電子商務協會 2017-12-06 22 一帶一路國民教育澳門推廣協會 2017-11-15 23 一帶一路經貿文化促進會 2017-11-08 24 一帶一路經濟研究會（澳門） 2017-11-01 25 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協會 2017-07-26 26 澳門一帶一路文化交流促進會 2017-07-12 27 一帶一路法律服務研究 2017-06-14 28 思路智庫 2017-03-01 29 澳門一帶一路高等教育交流協會 2016-07-13 30 澳門一帶一路研究會 2016-04-13 31 澳門絲路經濟文化交流協會 2015-07-29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登載的社團章程統計。 （二）配合中葡平台定位而成立的社團 鑒於長期以來澳門與葡語國家存在着悠久而廣泛的聯繫，2002 年，澳門特區政府提出澳門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構想，以此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和交流。2003 年 10 月，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在澳門創立。論壇旨在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發揮澳門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平台作用，促進中國內地、葡語國家和澳門的共同發展。國家“十二五”規劃、“十三五”規劃進一步將澳門中葡平台的角色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澳門作為中葡經貿合作平台的定位得到進一步確立與鞏固。此後，除了中國與葡語國家政府之間合作外，澳門的民間組織也積極參與中葡平台的建設。其中，一批促進中葡合作與交流的社團紛紛成立。例如，大灣區葡語文化交流協會（2022）、中國粵港澳大灣區葡語國家工商會（2021）、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文化合作協會（2020）、中葡產業文化交流促進會（2019）、澳門中葡企業家聯合會（2018）、澳門中葡多元文化協會（2016）、中葡文化
19 商貿促進協會（2014）、澳門中葡語系交流協會（2007）等。近年來，新成立的中葡平台相關社團以 2019 年與 2021 年多，而 2022 年較少，可能與 2022 年澳門出現較嚴重的疫情有關。從涉及的領域看，有產業商貿類，也有專業類，但是，更多的是促進雙方文化交流類社團。 表 3 近年澳門成立的中國—葡語國家關係相關社團一覽 序號 中國—葡語國家合作相關社團名稱 成立年期 1 大灣區葡語文化交流協會（澳門） 2022-12-072 中葡語言文化推廣協會 2021-01-063 澳門中葡跨境電子產業協會 2021-08-114 澳門中葡國際學校協會 2021-11-175 澳門中葡青年文化體育交流協會 2021-12-016 中國粵港澳大灣區葡語國家工商會 2021-05-207 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天然產物暨生物經濟協會（澳門） 2021-06-028 “一帶一路”及葡語系國家天然藥物創新聯盟 2021-0602 9 葡語國家發展研究會（澳門） 2021-06-1610 湖南—澳門—非洲葡語國家漁業產業服務聯盟 2021-09-0111 豐味匯澳葡餐飲文化交流協會 2021-11-1712 中葡美食文化協會 2020-04-0113 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文化合作協會（澳門） 2020-06-0314 澳門中葡商事調解協會 2020-09-2315 澳門中葡教育文化交流協會 2019-06-1216 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家聯合會 2019-06-2617 中國澳門與葡語國家咖啡文化產業協會 2019-07-1718 澳門葡語系協會 2019-07-2419 中國與葡語國家科學合作澳門協會 2019-07-3120 澳門中葡可持續發展平台協會 2019-09-2521 中澳葡（澳門）旅遊及商品交易促進會 2019-10-3022 中葡產業文化交流促進會（澳門） 2019-12-1823 葡語系仲裁及調解協會 2019-12-18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登載的社團章程統計。
20 （三）外籍人士社團及活動 眾所周知，澳門是一個移民城市，除了來自內地的居民外，還有來自東南亞等國的移民。同時，由於澳門本地人口少，經濟發展導致本地勞動力短缺，需要輸入大量外地勞工補充。其中，來自外國的勞工出於維護自身權益的需要，成立了一些鄉族性社團。例如，菲律賓、印尼、越南、尼泊爾等外籍人士成立的族群性社團。 2002 年 5 月，菲律賓奎松同鄉聯誼會成立。該會宗旨是以多樣化方式服務居住在澳門的菲律賓居民，尤其是在澳門居住和工作的奎松省居民，促進菲律賓社會與澳門社會之間的團結互助。2003 年，該會創立的“小童繪畫教育坊”投入運作，主要對象是澳門的菲律賓社群，旨在為菲籍兒童提供一個交流和展示自我的機會。2016 年 8 月，奎松同鄉會舉辦“小畫家與菲律賓籍青年藝術家邁克爾·安傑洛（Michael Angelo L. Cabungcal）聯展”，展出邁克爾·安傑洛及學員的繪畫作品 60 餘幅。7 同鄉會成立後，積極參與政府部門組織的社區活動。2015 年 4 月 18 日，參與民署組織的“世界地球日”系列活動啟動儀式暨“城市清潔繽紛夜”文娛表演晚會，同鄉會通過現場表演話劇、舞蹈等形式向外籍人士傳遞城市清潔及保護環境的訊息。8 此外，2014 年 6 月成立的國際外地菲律賓勞工（澳門）支持協會也是聯繫與協助在澳門的菲律賓勞工社團，其主要活動包括研討及講習班、諮詢與娛樂休閒等。 2010 年，為推動印尼勞工在澳門的團結互助、與當地居民友好相處進行文化交流、爭取合理權益及促進就業穩定性、代表會員與僱主、勞務公司及與其他有關部門協商解決問題，澳門俾度莉關注印尼移工組織成立。該組織成立後，不時與政府部門合作舉辦一些活動。例如，與市政署合辦“公民教育宣傳活動”，向在澳工作的印尼籍人士宣傳飲食安全注意事項、注重家居環境、公共衛生及防疫等訊息。活動中，俾度莉關注印尼移工組織擔綱表演環境衛生及食品安全主題話劇，以及問答遊戲等，活動還加入印尼特色的傳統舞蹈、唱歌表 7 “在澳菲籍社群畫展揭幕”，《澳門日報》，2016 年 8 月 9 日。 8 “地球日啟動儀式議事亭舉行”，《正報》，2015 年 4 月 18 日。
21 演環節。9 同時，該社團也向特區政府反映，對於家傭在澳門的支持不足，不管法律、醫療保障以及當家傭在澳門遇到問題時未能及時提供協助，希望政府正視外籍家傭的勞工權益，以及在澳門的支持。10 2012 年，澳門越南同鄉聯誼會成立，其目的是為維護於澳門工作的 12000多名越南籍外僱權益，並與部份在澳生活的越南鄉親加強溝通，給予精神及物質的支持。現該會約有 8000 名會員，每年收到約 60 宗求助，主要是家傭與僱主語言溝通或文化差異問題，一般經會方與雙方協調後可得到解決。該會成立後，積極帶領越南鄉親參加在澳門舉辦的各種社會事務活動，包括每年參加“澳門日報讀者公益金百萬行”，多次配合民署衛生清潔宣傳活動，並於議事亭前地義務表演舞蹈，宣傳清潔環境衛生，更多次組義工隊清潔澳門市區。2017年颱風“天鴿”襲澳後，該會動員數百位會員協助災後清潔，冀市面及早回復環境衛生。其所開展的各項活動及社會服務皆獲當局重視和肯定。11 同時，舉辦逾百次的聯歡、社會公益及郊遊等活動，豐富越南鄉親的閒暇生活。如“慶祝五．一勞動節聯歡活動”，安排越南特色舞蹈表演、越南歌曲演唱等餘興節目。12 此外，該會建議發揮政府和民間社團作用，在外勞較集中地區設立輔導中心，酌情提供節假日活動場所，共享社區現有資源，或為外勞提供有關法律諮詢、心理輔導、保健服務和社教協助等，使外勞身心得到健康發展。期望各國對輸澳前的外傭加大培訓力度，提升素質，尤其來澳門前多瞭解澳門社會情況，協助他們更好融入社區。13 三、澳門社團組織參與本地的國際性活動 在澳門，每當外國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時，社團組織（尤其是國際性社團）都會積極發起募捐活動，向災區民眾捐款捐物，表達關懷。例如，2023 年 2 月，土耳其發生大地震。對此，澳門紅十字會第一時間作出反應，因應嚴重災情， 9 “市署印尼團體宣公民教育”，《澳門日報》，2021 年 12 月 25 日，第 A05 版。 10 “印傭組織望加強家傭保障”，《正報》，2012 年 3 月 26 日，第 P04 版。 11 “越南同鄉會雙慶聯歡”，《澳門日報》，2018 年 1 月 2 日。 12 “越南同鄉會年均接 60 求助 主要是家傭與僱主語言溝通或文化差異”，《澳門日報》，2017 年 05月 01 日，第 B05 版。 13 “憂高密度住宿環境感投訴無門 越鄉會倡為外傭購全醫保”，《澳門日報》，2014 年 11 月 24 日，第 B09 版。
22 即時向土方匯出 5 萬美元善款，並向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聯合會匯出 5 萬美元緊急救災款。還設立“土耳其—敘利亞地震 2023”善款收集專戶，呼籲澳門各界向土耳其和敘利亞地震災區伸出援手，踴躍捐款協助當地災民渡過難關。澳門明愛同樣緊急呼籲澳門居民對土耳其及敘利亞地震災民迫切需要的帳篷、庇護所、食品、衛生用品等進行人道主義援助，協助土敘災民度過難關，重建家園，並設立土耳其及敘利亞地震善款專戶，收集居民捐款。澳門明愛收集的善款通過“國際明愛”轉交“土耳其明愛”及“敘利亞明愛”購買所需物資幫助緩解燃眉之急。14 即使是平時，一些澳門的國際性慈善社團同樣會籌款援助國外的難民群體。例如，澳門難民福利會於 2019 年 6 月 15 日舉行“澳門難民福利會電影分享日”，播放難民紀錄片《我家無疆界》。放映會於庇道學校禮堂舉行，聯合國難民署駐華代表馬赫麗特·溫瑪、澳門難民福利會會長潘志明及數十名居民和社團代表到場欣賞。《我家無疆界》講述肯亞人和難民如何建立一個相互支持和尊重的社區。東非國家肯亞的一個城鎮 Kakuma，鎮上的難民營收容了鄰近國家逾 22 萬名難民，成為全球第三大難民營。聯合國難民署教授難民耕種的技能，希望他們互相合作，提高生產力以改善生活。潘志明希望透過播放難民紀錄電影，讓觀眾以第一身角度感受真實的難民，提高澳門人對難民境況的認識與教育，並向他們獻出關懷與愛心。放映日並向居民籌款，籌得善款將透過聯合國難民署用以援助世界各地難民。15 為回應 6 月 20 日聯合國“世界難民日”，喚起澳門居民對國際難民的關注，澳門難民福利會於 2020 年 6 月 13 至21 日舉行“澳門難民福利會電影節”。因應疫情，活動從以往的電影分享日轉為網上電影分享。電影節精選了三部難民紀錄片，包括《Midnight Traveler（自拍逃生日記）》、《69 Minutes of 86 Days （小豆丁走天涯）》及《Day One（那一天我們再出發）》。凡捐款港幣 80 元者可以獲得一張網上電影票，在電影節期間自選任何時間於網上平台欣賞一部精選電影。難民福利會希望藉此籌集30 萬港元，所籌募的善款將透過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協助世界難民共同抗疫和開挖 300 口井，使難民也能有乾淨的飲用水。16 14 “澳門紅十字會呼籲全澳募捐”，蓮花傳媒，2023 年 2 月 11 日；“緊急呼籲援助土耳其及敘利亞地震災民”，澳門明愛，2023 年 2 月 11 日。 15 “電影分享籲關注國際難民”，《澳門日報》，2019 年 6 月 16 日。 16 “難民福利會電影節籌款助墾井”，《澳門新報》，2020 年 6 月 5 日。
23 除了一些募款活動外，澳門的一些社團也舉辦國際性文化藝術活動。例如，2019 年 6 月 3 至 5 日，澳門明愛與聖若瑟大學合作主辦 2019 年亞太無障礙藝術節（APAAF），活動由來自亞太地區 14 個國家和地區（包括澳大利亞、日本、韓國、越南、老撾、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台灣、香港等）的 18 個海外非政府組織共同協辦。有 20 個澳門本地的康復和殘疾人組織參加了活動，並作為支持單位。活動展出了 150 多件不同形式的藝術作品，包括文化繪畫、拼湊、米畫、社區音樂、手工作品、藝術品等。目標是為亞太地區的藝術家提供交流平台，展示他們的才能和潛力，促進社會包容。17 土生葡人是澳門的一個特別的社群，是葡裔與亞洲族裔（印度裔、馬來裔、日本裔、華裔）或非裔（如安哥拉、幾內亞比紹等地）通婚後在澳門所生的混血後代。絕大部份澳門土生葡人依然在澳門居住，卻也有少部份澳門土生葡人由於各種原因散居於世界各地。自 2001 年起，在特區政府的支持與資助下，由澳門的土生社群社團每隔三年舉辦一次國際性土生社群聚會。澳門本地葡語社群，包括葡萄牙、東帝汶、佛德角、莫桑比克、安哥拉、幾內亞比紹、果亞等，與來自世界各地“澳門之家”的土生社群相聚在澳門，從而發揮澳門土生葡人與葡語國家的密切聯繫，擴大澳門的影響，對外推介澳門。2010 年 11 月28 日，第四屆土生葡人社群聚會開幕式在澳門威尼斯人酒店舉行，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 3000 名土生葡人參加。時任行政長官崔世安表示，土生葡人在促進澳門對外交流方面擔當着重要角色，強調土生文化對特區的重要性，並指澳門永遠是土生葡人的家。18 在對外推廣澳門方面，2010 年 6 月 21 日，澳門兩個土生協會與葡萄牙澳門之家及葡萄牙美食聯誼會簽署協定，致力向歐洲推廣澳門美食。一份協議由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土生葡人美食聯誼會、葡萄牙澳門之家簽署，另一份協定由土生葡人美食聯誼會及葡萄牙美食聯誼會簽署。協定簽署方的葡萄牙澳門之家已有四、五十年歷史，其宗旨是促進澳門各社群的友誼和團結，以及作為澳門人在葡萄牙的聯絡點之一。協助澳門人士，宣傳澳門及其文化習俗等。19 17 亞太無障礙藝術節，澳門明愛，參見 http://caritas.org.mo/en/activities/148。 18 “回家”，《句號報》，2010 年 11 月 29 日。 19 “兩土生協會與葡對口團體簽協議 政府向全球推廣澳美食”，《澳門日報》，2010 年 6 月 22 日，第 A02 版。
24 此外，澳門土生社團聯絡世界各地的土生社群，積極推動整理與申報澳門土生葡語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土生葡語的基本詞彙以葡萄牙語為基礎，加入來自馬來語、粵語、英語及少量西班牙語、義大利語的詞語混合而形成。澳門土語在過往一直都是當地土生葡人的共同語，它既是明清時期葡人向東方擴張、葡人入據澳門，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產物，又是一種結構簡單、句法精煉的實用方言。到了二十世紀，該語言已經開始式微，其地位亦已被粵語及葡語所取代。根據非正式統計，現時全世界的土生葡語語言人口不足 1000 人。即使如此，目前在澳門仍有少量老人仍然以土生葡語為第一語言。土生葡語雖源自澳門，卻並不局限於澳門，而是隨着土生葡人的足跡傳播到世界各地，過去土生葡人熱衷移居的巴西、美國、加拿大等國家，一些年長的土生葡人，彼此交談也會使用土生葡語。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土生葡語已超越了地域界限，成為整個土生葡人族群共同擁有的精神財富。為了傳承與保存土生葡語，澳門土生教育促進會、澳門土生協會、澳門退休、退役及領取撫恤金人士協會、澳門俱樂部、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澳門土生土語話劇社、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等七個土生葡人團體於 2006 年簽署合作協定，共同努力爭取將土生葡語申請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的非物質世界文化遺產。協定簽訂後，簽約各方組成了跟進委員會，研擬並提交一份申遺工作建議書，然後各有關團體根據報告展開申遺工作。20 如前所述，現時獲澳門體育局認可的澳門體育社團可以代表澳門加入同類運動項目的國際組織，並可以澳門代表隊身份參加國際賽事及國際會議，向國際聯會申請在澳門舉辦國際性賽事等權利。而在澳門舉辦的一些國際性賽事也離不開澳門相關體育社團的參與。澳門在 2005–2007 年期間，曾連續舉辦了第四屆東亞運動會、第一屆葡語系運動會和第二屆亞洲室內運動會三場大型體育賽事。而澳門的相關體育社團代表澳門參與其中。此外，澳門特區政府與澳門相關體育社團每年合辦一些國際體育賽事，例如，國際排聯世界女子排球聯賽、國際龍舟賽、武林群英會、國際馬拉松及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已成為了澳門著名的國際體育品牌賽事（如表 4 所示）。 20 永逸：“土生葡語申遺有利彰顯澳門一國兩制”，《新華澳報》，2010 年 6 月 22 日，第 01 版。
25 表 4 澳門體育社團參與本地國際體育活動情況 國際體育賽事 主辦單位 澳門國際龍舟賽 澳門特區體育局/中國澳門龍舟總會 澳門國際排聯世界女子排球聯賽 澳門特區體育局/中國澳門排球總會 武林群英會 澳門特區體育局/澳門武術總會 澳門國際馬拉松 澳門特區體育局/澳門田徑總會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組織委員會（成員包括中國—澳門汽車總會代表一名） 資料來源：轉引自高勝文：《層級化與國際化：體育社團現狀與發展》（待刊稿）。 總之，由澳門特區政府舉辦的國際性體育活動，體育社團均參與其中，或合作組織，或派運動員參賽，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澳門社團提供的境外國際性服務 澳門社團的境外及國際性服務主要表現在慈善公益領域。隨着澳門本地慈善救濟對象的減少，一些民間慈善組織開始將救濟對象轉向境外（包括內地）。實際上，澳門很多民間慈善組織都不同程度地向內地提供各種慈善救濟服務，而近年面向內地的慈善服務佔各慈善組織所提供服務比重更有逐漸上升趨勢，甚至有的慈善組織並未有在澳門本地開展慈善服務，而其全部或大部份慈善服務都面向內地。其中，有澳門社團從國外籌集善款用於內地開展的公益活動。 澳門民間慈善組織的境外服務對象並不局限於內地，一些國際性公益組織在澳門的分支機構通過其國際網絡面向國外進行慈善救濟服務。例如，全球宣明會澳門分會主辦“澳門饑饉”活動，以 10 小時饑饉營、義賣祝福卡等方式，關注東非糧荒，籌款幫助東非災民脫離饑餓困境。2011 年“澳門饑饉”活動籌得善款 100 餘萬元，所籌善款用作援助索馬里、肯亞及衣索比亞等東非地區的糧食保障項目，營救更多東非災民。又如，由澳門扶輪社支持、扶輪青年服務團主辦的澳門親善大使活動，每年遴選出親善大使前往印度、尼泊爾、馬來西亞及蒙古等國作親善探訪活動，探訪當地社區。為了向世界各地難民提供援助，2011 年 9 月 16 日，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與熱心人士專門組織成立“難民福利會”，籌款開展國際難民的救助活動。
26 實際上，參與國外救濟援助活動並非僅僅局限於國際性慈善組織的澳門分支機構，近年澳門本地慈善組織也積極參與國外慈善救濟服務，除了直接參與像日本 311 大地震等災難事件發生後的募捐與救助活動外，也參與到非洲等地的醫療、教育等慈善服務。例如，澳門樂善行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向非洲國家幾內亞比紹捐助醫療設備，其中包括青少年醫療服務設備。澳門心臟基金聯同澳門潮州同鄉會、澳門抗癌慈善會等多家慈善團體舉行義賣活動，將籌得的善款及捐贈品（礦泉水、速食麵、消毒藥品等）送往泰國紅十字會，協助受水災影響的泰國災民。此外，也有本地社團通過加入區域性或國際性慈善公益組織而提供國際性公益服務，例如，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通過加入亞洲志願服務發展協會（NVDA）成為其常務會員，從而為澳門志工提供國際志願服務的平台。 可以說，隨着境外服務的增加，參與國際性公益服務活動已經成為澳門社團越來越常見的活動內容，也是澳門民間組織提升國際化程度的有效途徑。 五、與境外及國外社團聯繫及交流增加 相較於其他地區，澳門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與地緣因素，因此，民間社團作為澳門社會對外聯繫與交往的工具價值也較為突出。回歸之前，來自於域外的不同政治勢力在澳門以結社或施展影響的活動時斷時續始終存在。回歸之後，澳門作為毗鄰大陸實行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其民間社團的對外交流與溝通作用非但沒有消失，反而更顯活躍，並表現出較強的自主性特徵。 在與內地、港台及海外華人聯繫交往方面，澳門民間社團依然發揮着獨有的中介功能，體現出樂於擔當的積極性。對於澳門居民來說，在其與內地的交往過程中，社團往往成為某種具身份與地位性質的“名片”，無論是聯誼活動，還是考察交流，社團身份的便利性成為社會共識。此外，民間社團在區域性（如粵港澳大灣區或泛珠三角）合作中同樣有其作用發揮的空間。 在與港台及海外華人聯繫方面，澳門的獨特地緣優勢使澳門民間社團可以成為溝通兩岸四地以及海外華人世界的平台，活躍其間的民間社團從中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扮演了相應的角色。相關活動中，較受關注的有三類：一是準政治性活動。如，為凝聚“反獨促統”力量而成立的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27 會舉辦的有關促進兩岸四地人員往來和經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活動。二是各種專業性或學術性社團就相關專業議題舉辦的兩岸四地或國際性研討會、演講會以及學術性訪問等活動。三是由宗鄉性社團舉辦的世界性宗親會或聯誼會。如，世界梁氏懇親大會、國際潮團聯誼年會、世界土生葡人大會等。 此外，近年來澳門民間社團積極拓展國際交往，某些慈善性團體以分會性質參與國際交往。而體育社團（在澳門舉辦單項性或綜合性國際賽事）、兒童團體（童軍）、婦女團體也同樣重視國際性交往活動。 對於澳門民間社團來說，其對外聯繫與交往，無論是在範圍與層次（港台、華人世界、國際）方面，還是在內容與形式方面，都處於不斷深入與擴展之中。 六、澳門社團組織國際化路徑特徵 由於澳門本身的國際化城市特性，其社團組織的國際化選擇在地國際化的路徑。在澳門本地，隨着對外交往的深化，一些本地具國際性的社團紛紛成立，同時，不少本地社團通過加入國際性組織以及在本土組織國際性活動、參與提供國際化服務、強化與國外社團的聯繫等方式深化與拓展其國際化程度。因此，澳門社團的國際化具有其顯著特徵。 （一）澳門城市定位與社團國際化發展 自明朝開始，澳門就成為中國與國外接觸的“窗口”，在中外交流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如今隨着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出台，為澳門的國際化地位優勢的發揮帶來巨大的機遇。澳門特區政府為配合國家戰略，提出將澳門打造成“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城市發展定位。國家戰略部署與澳門的城市定位不僅為澳門國際化城市定位指明方向，更為本地社團國際化發展帶來機遇。 眾所周知，澳門是一座移民城市，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的歷年《統計年鑒》計算，從 2013 年至 2017 年，獲得政府“准許居留人士”（除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地區以外）平均每年以近 589 人增長，越來越多的非大中華區
28 人士選擇定居澳門，為社團國際化發展提供了良好契機。例如，一些社團組織通過加入區域性和國際性組織提供更為多元化及涵蓋面更為廣泛的服務。有人認為，無論是國際性社團澳門分支組織，還是本地社團，在活動領域與服務對象上，與過往相比，均出現較為明顯的境外化或國際化趨勢。21 （二）澳門人口特徵與社團組織廣泛的國際聯繫 在澳門人口中，除了佔最大比例的華人社群外，還有來自葡語國家、東南亞、歐洲等國家的移民人口。其中，土生葡人約有 1 萬人，而純葡人約 4000人，兩者合共佔澳門人口的 2%。在澳門，土生葡人仍舊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不少土生葡人在特區政府任職公務人員或擔任專業性技術性工作，他們組織諸多社團參與社會，如澳門土生葡人協會、根在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等。由於土生葡人在澳門已經具有長達 400 多年的歷史，其後代遍佈世界多地，在澳門本土的土生社團也具有廣泛的國際聯繫，特別是在同歐洲及葡語國家的交往、聯繫上，更起着極為重要的橋樑和紐帶作用。例如，澳門歸僑總會屬會澳門非洲華僑聯誼會亦有土生葡人的分支存在。22 澳門葡裔社團的國際聯繫主要分佈在澳門、英國、美國、加拿大及葡萄牙等地。 圖 1 葡裔族群社團海外聯繫分佈（N=15） 資料來源：張少鵬：《從慈善到多元：澳門葡裔社團的多類型發展》（待刊稿）。 21 婁勝華：“挑戰與變革：澳門社團可持續發展分析”，《澳門公共行政雜誌》，第 100 期，2013 年。 22 澳門歸僑總會：澳門非洲華僑聯誼會，參見 http://www.overseachinese.org.mo/Purpose.aspx。 6.67%13.33%20.00%60.00%英國 美國 加拿大 葡萄牙
29 （三）結社政策、社團自身特徵與間接國際化 雖然澳門社團眾多，而多數社團規模及人力資源有限，即使具有廣泛的海外聯繫與較為充裕的資金，卻缺乏開展大型國際化項目及活動的人力條件，尤其是前往國外設立實體機構更是力不從心。因此，澳門民間社團的國際化路徑選擇的是間接國際化形式。也就是說，澳門社團的國際化是在本地實現的：一方面，利用澳門寬鬆的結社政策，即成立社團無須許可，且社團活動實行自主，為數眾多的國際性社團組織在本地成立。另一方面，本地社團通過加入國際性組織以及在本地組織國際性活動、提供國際化服務、強化與國外社團的聯繫等方式拓展其國際化程度。可見，澳門社團的國際化並非直接前往國外設立實體或提供國際化項目來實現，而是以一種間接方式實現的，屬於在地國際化。 （四）融入國家發展與不同程度的雙向國際化 澳門回歸祖國後，就納入國家的治理體系，中央政府對澳門擁有全面管治權，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融入國家發展是必然要求。為此，國家要求澳門參與及助力“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以及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建設的同時，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與制訂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為澳門深度融入國家發展開闢新的空間。澳門社團組織積極回應融入國家發展的戰略規劃，部份社團更直接在粵港澳大灣區開設了辦事處，還有不少社團深入內地欠發達地區開展慈善公益項目。 在融入國家發展過程中，一些澳門社團連結國際資源前往內地開展公益活動，例如，巴迪基金會從美國募集資金前往內地開展活動。早期以正規教育和教師培訓為核心，包括與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聯合為內地學校和教育部門提供教師和教師培訓。1994 年，開始啟動社區發展項目。通過培訓來自中國農村地區的參與者，促進當地社區發展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在中國農村與城郊建立了 40 多個社區發展組織。也有一些澳門社團組織通過內地基金會向國外捐助款項與設備。再如，澳門樂善行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向非洲國家幾內亞比紹捐助醫療設備。無論是利用國際資源服務內地，還是通過內地基金會捐助非洲國家，均體現了澳門社團作為聯繫中國內地與外國的橋樑與中介作用，屬於澳門社團的雙向國際化。
30 總之，澳門的城市定位與人口特徵，使澳門社團具有廣泛的國際聯繫，同時，寬鬆的結社政策與澳門社團的自身特徵，使澳門社團的國際化通過在地化途徑實現。因此，澳門社團的國際化屬於一種間接而非直接的國際化。
《行政》第三十六卷，總第一百四十一期，2023(3)，31-45 31 澳門醫療人員的角色壓力類型及成因分析：以職場關係為視角 區耀榮* 一、引言 近年，隨着本澳社會經濟發展，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上升，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醫療人員的工作挑戰大大增加，其工作壓力、士氣等也備受社會關注。過去，特區政府投放了不少資源，例如興建新醫院、增加醫療人員數目等，以改善醫療人員的工作狀況，應付日益增加的醫療工作。此外，亦有部份醫療團體及議員向政府反映，要透過提升醫療人員的福利、薪酬待遇，來振奮政府醫療人員的士氣。可見，對於醫療人員的士氣，社會普遍較關注的是硬件建設、薪酬等客觀物質或利益因素，對其他“軟件”因素（如職場關係、工作文化）的關注度較為不足。在政府財政資源緊張的情況下，透過增加政府開支來改善醫療人員的壓力狀況顯然並非最佳選項。 對於影響員工的“軟件”因素，職場關係無疑是其中一重點。有跨國研究指出工作上與同事的關係差亦令員工產生工作壓力，從而影響其工作績效。1 * 澳門公務人員聯合總會青年委員會副理事長，管理學博士。
32 因此，構建和諧友善的職場文化是確保醫療系統有效運作的重要因素。在澳門，現時有關醫療人員工作狀況的調查不多，大多數亦集中在醫療人員的人力資源需求、醫療工作量方面，2 僅有個別研究是針對醫療人員遭受到病人方面的職場暴力的調查，3 但卻沒有研究探討醫療人員的壓力可能是來自於與同袍的關係（例如受到職場歧視或敵意的行為），以及體現在哪些方面。因此，要減輕本澳醫療人員的壓力狀況，值得以職場關係為新視角來探討相關的改善措施。 對此，值得研究的問題是：現時本澳醫療人員面對的角色壓力狀況是如何？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醫療人員的角色壓力是否與其面對的職場敵意或歧視有關？鑑於目前本澳並沒有相關的實證調查、未能充份掌握有關情況，因此，本文嘗試透過問卷調查分析，瞭解目前本澳醫療人員對職場敵意、角色壓力的看法，以及兩者的關係，藉此提出改善建議。綜上，本研究目的包括以下幾點： （1）分析目前醫療人員有否存在着角色壓力問題及其主要類型； （2）檢視醫療人員的角色壓力與職場敵意之間的關聯性； （3）根據分析結果，提出相關的改善措施。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框架 （一）不良職場關係──敵意工作環境 不良職場行為（如惡言、冒犯等）一直是組織管理研究的重點議題之一，因為員工之間的關係好壞會直接影響組織的運作和服務水平。而誘發員工這些不良行為往往源於員工對同事的敵意態度。職場敵意（Workplace Hostility）是 1 Nuzia Nappo, “Job stres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cross country evidence from the EU15: a correlation analysis”. In BMC Public Health, 2020 (20).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0-09253-9 2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澳門醫療發展規劃及人力資源需求研究》，2019年，參見 https://www.ssm.gov.mo/docs/18184/18184_0c53d0e60b614ec3bfb3a292c044b647_000.pdf。 3 楊虹榕等：“本澳某醫院醫護人員的職場暴力現況分析”，《澳門護理雜誌》，2014 年第 2 卷，第16-23 頁。
33 衡量工作場所個人對他人採取憤怒或敵對態度的指標，4 主要是由於員工的期望得不到滿足，或者受到不公平對待、挫折，從而對同事產生敵對、反抗甚至攻擊行為的一種情緒狀態。 5 在充滿敵意的工作環境（Hostile Working Environment），各種騷擾行為都較為盛行，並會影響員工的工作能力，使其無法正常履行職務，阻礙組織運作。6 職場敵意和歧視問題之所以受到學術界和政府的重視是源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當時美國社會存在嚴重的種族和性別問題，造成廣泛的職場不公平現象，因此，在 1964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964 年民權法》，其後，於1967 年和 1990 年分別制定了《就業年齡歧視法》和《美國殘疾人法》，對職場敵意和歧視行為有一定的警惕作用。 為了落實上述防止職場敵意行為的法律，美國於 1965 年成立了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以監督有關法律和政策措施的執行，包括進行相關調查和裁決。有關做法亦為其他地方所借鑑。例如，鄰近地區香港亦於 1996 年成立了平等機會委員會，負責執行《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致力消除基於性別、婚姻、懷孕、殘疾、家庭崗位及種族等因素而產生的歧視行為。 多年來，不少研究已指出職場敵意或歧視行為對員工及組織造成多方面的負面影響。例如，Nonnis 等人的文章指出，在行為具壓迫性的工作環境中，容易出現員工的角色衝突增加，對組織氣氛的不滿上升，以及員工自控能力和信念下降等多種不良情況。7 Wu 等人的研究也顯示，工作場所的排斥行為會減低員工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減少其工作的投入，從而降低其工作績效。8 Li 等 4 Rachel A. Breslin et al. 2018 Workplace and Gender Relations Survey of Active Duty Members: Overview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People Analytics, 2019. 5 杜鵬程等：“僱員敵意與員工創新行為：情緒勞動策略與衝突管理方式的作用”，《科技進步與對策》，2017 年第 34 期，第 148-154 頁。 6 Trevor G. Gates, “Hostile Work Enviro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 2016, 1-2.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663219.wbegss514 7 Marcello Nonnis, Stefania Cuccu and Stefano Porcu, “Hostile Behaviors in the Workplace: Consequences and Reactions of the Victims”. In Michela Cortini, Giancarlo Tanucci and Estelle Morin (eds), Boundaryless Careers and Occupational Well-being.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12-120. 8 Longzeng Wu, Liqun Wei, and Chun Hui, “Dispositional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kplace ostracism: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In 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 2011(5), 23-44.
34 人的研究亦指出工作場所的排斥行為會減低員工的歸屬感、工作滿意度，甚至會令其出現組織偏差行為（Deviance Behavior）。9 因此，如何減低職場敵意及其對員工和組織的負面影響已成為了組織管理的重要任務。 （二）角色壓力 根據角色理論，在人際互動的社會化過程中，每個人都會學習和擔任各種不同的角色（例如父母、子女、各種職業等），而每個角色背後都代表着一系列需要實踐的權利、責任、期望、規範和行為，例如父母需要養育子女，子女需要孝順父母、醫生需要以專業知識和職業操守治療病人等。然而，要有效履行上述多項角色任務委實並不容易，加上不同角色之間的責任或行為可能存在衝突或取捨的情況，因此會容易產生角色衝突、角色超載的問題，這些都是角色壓力的體現。 根據角色理論的奠基者 Kahn 等人的觀點，角色壓力是指人們因無法勝任角色的要求，或者對角色的定位感到模糊、衝突而產生的焦慮狀態，並認為角色壓力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分別是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和角色超載（或稱角色過度負荷，Role Overload）。10 角色模糊是指一個人對自己需要履行的職責、目標和責任缺乏清晰的瞭解，或者由於他人對自己的角色有截然不同的期望，從而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感到困惑，不知如何才能達成角色的目標。11 角色模糊與環境不確定性有着密切的關係，常常出現在家庭或工作環境發生較大轉變的時期。12 與角色模糊不同，即使人們清楚自己的職責，也可能因不能夠同時履行好不同角色的行為，或者未能滿足不同人對角色的期望，繼而產生角色衝突壓力。角色衝突是指角色的任務或目標存在不相容的情況，要履行好一個角色的任務，便不能達成另一個角色的目標，或者要滿足部份人的期望，便會令其他人 9 Miaomiao Li, Xiaofeng Xu and Kwong Kwan Ho, “Consequences of Workplace Ostracism: A Meta-Analytic Review”. I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12),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641302 10 Robert L. Kahn et al. Organizational Stress: Studies in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 New York: Wiley, 1964. 11 Ibid. 12 Michael J. Carter, Heather Harper, “Role Ambiguity”. In C. Shehan (Ed.) Encyclopedia of Family Studies.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6, 1-3.
35 失望。13 最明顯見的角色衝突是工作和家庭責任的矛盾，一個人花較多時間工作，就較難兼顧家庭的職責；在工作中，角色衝突也十分常見，例如員工若按規章辦事，便難以答應親友違規的請求，但若不避嫌，就會引起利益衝突。感到角色衝突的人就像被多個目標牽引，無法達成一個令各方滿意的結果。14 角色超載是 Khan 等人從角色衝突中區分出來的概念，並認為這是一種複雜的複合型（Composite）角色衝突，主要是由於自己的資源（包括時間）和能力不能滿足不同角色的要求、或者自己和他人對角色的期望不同，導致角色要求超出自己資源和能力的上限，令人不勝負荷。15 需要指出的是，角色超載不一定意味着存在角色衝突，因為即使不同角色的要求，或者不同人對角色的期望之間沒有矛盾，但角色的要求或期望過高，也可能存在角色超載的問題。16 角色超載可以分為定性和定量兩方面，前者是指角色的工作任務太複雜或困難，超出人的能力範圍；後者是指角色的工作任務過多，令人難以在限定時間內完成。17 總之，角色超載就是人們缺乏足夠的能力或時間去滿足角色需求時所體驗到的一種角色壓力。18 （三）職場敵意與角色壓力的關係 針對角色壓力的三大類型，即角色模糊、角色衝突和角色超載，以下將從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角度分析職場敵意與上述角色壓力的關係，以建立本文的理論框架。 根據 Tajfel 和 Turner 提出的社會認同理論，社會認同是指“一個人認識到他屬於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認識到作為群體成員帶給他的情感和價值意義”。在群體工作或生活過程中，人們會經過類化（Categorization）、認同（Identification）和比較（Comparison）三個階段，建立社會認同，即：人們首 13 Vincent Onyemah, “Role Ambiguity, Role Conflict, and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of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In Journal of Personal Selling & Sales Management. 2008, 28 (3), 299-313. 14 Ibid. 15 Margaret Stevenson, “Role Overload Appraisal and Coping: A Case Study of Female Health Care Workers”, Carleton University Doctoral Thesis, 2014. 16 Ibid. 17 李晴蕾、王懷勇：“組織中的角色超載”，《心理科學進展》，2018 年第 26 期 11 卷，第 2046 至2056 頁。 18 同上。
36 先會將自己視為某一特定社群的一分子（類化階段），繼而認為自己與該社群成員擁有相似的特徵（認同階段），最後正面評價自己認同的社群的地位、聲譽等特質，認為比其他社群優秀（比較階段），從而提升自尊心和優越感。19 另一方面，被負面評價或劣勢群體的成員可能會嘗試提升自己優勢，或轉向與其他次等群體比較，或選擇離棄自己的群體，另覓其他社群認同。20 在建立社會認同後，人們會對所屬群體或圈子的成員產生一種內群體偏好（In-group Favoritism），視之為“自己人”，故會較重視自己與群內成員的相似性，忽略大家的差異性，對群內成員給予正面的評價，展現友善的態度和作出各種有利的行為。21 相反，會視群外人員為圈外人（Outsiders），強調彼此之間的差異性，對群外人員的評價會較低，產生排斥、不友善、甚至歧視的態度和行為。22 若將社會認同理論應用於職場關係的分析中，我們認為職場敵意態度或行為會增加醫療人員的角色壓力。理由如下：首先，倘若部份醫療員工對其他同事存在敵意態度，意味着將他們視為群外人員或圈外人，對他們作的工作目標、價值和意義的評價都會較為負面。在受到身邊同事的負面影響下，員工對自身角色的定位、工作意義可能會感到困惑，不清楚該如何面對和履行好自己在群體工作中的角色，故職場敵意有可能會增加醫療人員的角色模糊壓力。 第二，在受到身邊同事的敵意態度和行為的影響下，即使醫療人員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亦可能基於同事的角色期望與自己有所差異，甚至出現矛盾，從而產生角色衝突的壓力。例如，當其他同事要求自己遵從他們既定的工作流程或模式，而自己從專業的角度則認為其他方式會更有效率和合適，此時便會產生角色衝突的壓力。 19 John C. Turner and Katherine J. Reynolds, “The story of social identity”. In Tom Postmes and Nyla R. Branscombe (eds.), Rediscovering Social Identity: Core Sources. Psychology Press, 2010, 13-32. 20 Daan Scheepers and Naomi Ellemers, “Social Identity Theory”. In Kai Sassenberg and Michael L. W. Vliek (Eds.), Social psychology in action: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Springer, 2019, 129-143. 21 John C. Turner, Katherine J. Reynolds, “The story of social identity”. In Tom Postmes and Nyla R. Branscombe (eds.), Rediscovering Social Identity: Core Sources. Psychology Press, 2010, 13-32. 22 Ibid.
37 第三，由於內群體偏好，部份圈子的醫療人員在工作上會作出一些有利自己人的安排，例如將一些容易處理的事務給予他們，而對圈外人員則會採取較為嚴苛的要求，例如將一些複雜的工作交予他們，要他們承擔較多的工作量等，因此，被敵視的人員所面對的工作任務很可能會相對繁複，甚至超出他們的承受能力，由此產生角色超載的壓力。 綜上，如圖 1 所示，本研究認為醫療人員面對的職場敵意程度越大，其感受到的角色壓力，包括角色模糊、角色衝突和角色超載都會越大。 圖 1 本研究的理論框架 三、研究方法 為解答研究問題，本研究以本澳醫療人員為研究對象，採取問卷調查法收集數據進行分析。考慮到本澳醫療人員專業網絡比較緊密和研究資源所限，我們透過非隨機抽樣（Non-probability Sampling）方式，向部份醫療團體發放問卷，邀請其成員和從事醫療工作的同事填寫。調查一共收集到 308 份有效問卷。樣本性別方面，女性佔 78%，男性佔 22%；職業方面，以護士為主，佔 51.6%，醫生佔 26%；年齡方面，31 歲至 40 歲佔 33.1%，41 歲至 50 歲佔 29.9%，51 歲或以上佔 29%；學歷方面，以學士為主，佔 49.4%，碩士或以上佔 29.5%（見表 1）。 概念測量方面，本研究的測量題目均參考相關學術文獻的量表設計。針對職場敵意概念，我們參考了 Selden 和 Downey 的研究，23 該研究探索出三個敵意行為因子，我們在三個因子中各抽取負荷量（Loadings）最大的三條題目， 23 Meridith P. Selden and Ronald G. Downey, “Workplace hostility: Defining and measuring the occurrence of hostility in the workforce”. In Work. 2012, 42(1), 93-105. 職場敵意 角色壓力： 角色模糊 角色衝突 角色超載
38 來測量職場敵意程度，當中包括：“有同事散佈關於我的謠言或閒話”、“有同事在別人面前譴責我”、“有同事會用貶義詞稱呼我”等（量表題目詳見表2）。然而，由於部份因子的題目有交叉負荷量（Cross Loadings），不算穩定，故我們會以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確認因子分類情況。 對於角色壓力的概念，我們參考了 Ho 等人有關護士角色壓力研究24 的量表，該量表分別就角色模糊、角色衝突和角色超載設定了三條題目。其中，角色模糊的題目包括“我對每天要做的事情不甚了解”、“我不知道如何正確地利用我的時間”、“我對組織對我的工作期望不甚了解”。 角色衝突的題目包括“有時組織分配給我的任務太困難或太複雜”、“我經常做一些不必要的工作”、“其他人通常對我的工作有不一致的要求”。角色超載的題目包括“我要同時負責許多工作和任務，這對我來說太多，難以應付”，“我的任務似乎變得越來越複雜”、“我每天的工作量太多，無法完成”。由於角色衝突和角色超載在概念上和測量上也有一定關係，故我們也會以因子分析確認角色壓力的因子分類情況。 本研究量表均以 1 分代表“十分不同意”、5 分代表“十分同意”的五點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去測量。 表 1 樣本基本統計 組別 百份比 性別 男 22% 女 78% 專業 醫生 26% 護士 51.6% 藥劑師/診療技術員/高級衛生技術員 10.4% 其他 12% 年齡 18 歲至 30 歲 8% 31 歲至 40 歲 33.1% 41 歲至 50 歲 29.9% 51 歲或以上 29% 24 Wen-Hsien Ho et al. “Effects of job rotation and role stress among nurses on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09, 9(8). doi:10.1186/1472-6963-9-8.
39 組別 百份比 學歷 初中 1.6% 高中 8.8% 專科 9.7% 學士 49.4% 碩士或以上 29.5% 四、分析結果 首先，為了檢視問卷答案是否存在過度趨同的情況，造成共同方法偏誤（Common Method Bias）問題，我們採用 Harman 的單因子檢驗法（Single-factor Test）對資料進行共同方法偏誤檢查，結果顯示第一因子只能解釋全部數據變異的 36.5%，低於 40%的門檻，反映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誤問題不大。 （一）描述性分析 表 2 和表 3 顯示受訪的醫療人員對職場敵意和角色壓力的看法的平均分數。在職場敵意方面，各個題目分數介乎在 1.76 分至 2.57 分之間，分數比較高是對同事說謊、散佈同事謠言、說同事閒話、拉攏其他同事反對等敵意行為，而分數較低是嘲笑同事、用貶義詞稱呼等敵意行為。各項題目回答“同意”和“十分同意”的比例介乎於 8.4%至 22.1%，由此可見，小部份受訪醫療人員認同存在職場敵意的問題，但整體情況不算普遍和嚴重。 在角色壓力方面，對於角色模糊的題目，受訪的醫療人員給予的分數較低，介乎在 2.04 分至 2.28 分之間，回答“同意”和“十分同意”的比例介乎於 6.8%至 7.8%之間，反映絕大部份醫療人員都比較清晰自己的角色定位，面對的角色模糊壓力不大。至於角色衝突題目，平均分則介乎於 2.84 分至 2.98 分之間，回答“同意”和“十分同意”的比例介乎於 27.6%至 32.1%之間，因此相對角色模糊來說，受訪醫療人員感受到的角色衝突壓力較大。同樣地，角色超載題目的平均分介乎於 2.87 分至 3.18 分之間，回答“同意”和“十分同意”的比例介乎於 26.3%至 42.2%之間，也明顯高於角色模糊水平，反映受訪的醫療人
40 員感受到的角色超載壓力也較高。由此可見，部份醫療人員確實存在角色壓力問題，並主要體現在角色衝突和角色超載兩方面。 （二）測量模型評估 在測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評估方面，我們先用 SPSS 軟件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以找出本研究的幾個量表題目之間的連繫和所屬的因子情況。因子分析的前提是 KMO 值大於 0.6 和 Bartlett 球形檢驗（Test of Sphericity）顯著，本研究變量的 KMO 值均大於 0.6，Bartlett球形檢驗也在 0.001 水平上顯著，故相關變量適合作因子分析，結果載於表 2和表 3。 在職場敵意量表的因子分析方面，以因子的特徵值（Eigen Value）大於 1作為標準，分析結果一共抽取兩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子，第一個因子包含了“有同事散佈關於我的謠言或閒話”、“有同事試圖令其他同事反對我”、“有同事故意對我說謊”等題目，故我們將之命名為“干擾行為”。第二個因子包括了“有同事會用貶義的名字稱呼我”、“有同事故意嘲笑我”等題目，故我們將之命名為“貶損行為”。上述題目的因子負荷量均大於 0.5，均可獲保留。兩個因子合共解釋了 81%的方差（Variance）。另外，由於“有同事對我的工作提出過分嚴厲的批評”和“有同事故意貶低我”兩條題目在負荷量上有較大的交叉重疊，故我們在分析中將之刪除。 在角色壓力的因子分析方面，結果也抽取了兩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子，第一個因子包括了角色模糊的題目，第二個因子則包含了角色衝突和角色超載的題目，反映兩者相關性高，我們將之合併稱為“角色衝突與超載”。上述題目的因子負荷量都大於 0.5，均可獲保留。兩個因子合共解釋了 72%的方差。 在確認“干擾行為”、“貶損行為”、“角色模糊”、“角色衝突與超載”四個因子後，我們進一步檢視其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Validity）水平。信度方面，如表 4 所示，這四個因子的 Cronbach’s alpha（α）和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全部大於 0.7 水平，顯示其信度高。
41 表 2 對職場敵意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變量 測量題目 平均分 標準差負荷量 因子 1 因子 2職場敵意 有同事散佈關於我的謠言或閒話。 2.52 1.25 0.88 -- 有同事試圖令其他同事反對我。 2.45 1.25 0.86 -- 有同事故意對我說謊。 2.57 1.2 0.83 -- 有同事在別人面前譴責我。 2.48 1.24 0.80 -- 有同事對我的工作提出過分嚴厲的批評。 2.37 1.22 0.58 0.57有同事故意貶低我。 2.44 1.3 0.73 0.52有同事會用貶義的名字稱呼我。 1.98 1.16 -- 0.86有同事以敵對的方式向我發誓。 1.76 1.07 -- 0.90有同事故意嘲笑我。 2.01 1.16 -- 0.85KMO=0.92，Bartlett 球形檢驗顯著(p<0.001) 註：只顯示因子負荷量大於 0.5 的數據。 表 3 對角色壓力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變量 測量題目 平均分 標準差負荷量 因子 1 因子 2角色 模糊 我不知道如何正確地利用我的時間。 2.17 0.94 0.89 -- 我對每天要做的事情不甚了解。 2.04 0.91 0.90 -- 我對組織對我的工作期望不甚了解。 2.28 0.94 0.86 -- 角色 衝突 我經常做一些不必要的工作。 2.86 1.29 -- 0.77 其他人通常對我的工作有不一致的要求。 2.98 1.07 -- 0.66 有時組織分配給我的任務太困難或太複雜。 2.84 1.11 -- 0.86 角色 超載 我每天的工作量太多，無法完成。 2.87 1.06 -- 0.86 我的任務似乎變得越來越複雜。 3.18 1.19 -- 0.86 我要同時負責許多工作和任務，這對我來說太多，難以應付。 2.97 1.15 -- 0.88 KMO=0.85，Bartlett 球形檢驗顯著(p<0.001) 註：只顯示因子負荷量大於 0.5 的數據。
42 在效度評估上，我們評估了量表的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和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在區別效度上，按照 Fornell & Larcker 檢驗標準，若任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皆小於該變量的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的平方根，則顯示變量之間具區別效度。本研究中各變量的 AVE 平方根均大於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見表 4），顯示本研究變量具區別效度。 在收斂效度方面，按 AVE 進行檢驗，若該值大於 0.5，表示具收斂效度，本研究各量表的 AVE 介乎於 0.67 至 0.83 之間，故符合收斂效度要求。 表 4 各變量的信效度和相關度指標 變量 α CR AVE 干擾行為 貶損行為 角色模糊 角色衝突與超載干擾行為 0.93 0.95 0.83 (0.91) -- -- -- 貶損行為 0.93 0.95 0.87 0.66** (0.93) -- -- 角色模糊 0.89 0.93 0.81 0.03 0.13* (0.90) -- 角色衝突與超載 0.90 0.93 0.67 0.36** 0.46** 0.08 (0.82) 註：*p<0.05, **p<0.01，括號內字為變量的 AVE 平方根。斜體字為相關系數。 （三）結構模型評估 針對職場壓力因子與角色壓力因子之間的關係及其解釋力，我們會利用SMARTPLS 軟件，建立結構模型（Structural Model）來進行評估，SMARTPLS的好處是在樣本較小的情況下仍能得到穩健的評估。我們首先檢視結構模型的配適度（Model Fit），以 SRMR 值小於 0.08 為良好水平作判斷，本研究模型的 SRMR 值為 0.065，符合良好配適度的要求。 我們從路徑系數（β）和決定系數（R2）對結構模型進行檢驗，圖 2 是模型的路徑系數和決定系數評估結果。結果顯示，由於路徑系數不顯著，干擾行為對角色模糊不存在顯著影響（β=-0.09，p>0.05），同樣地，其對角色模糊也不存在顯著影響（β=0.1，p>0.05）。 貶損行為的影響則不同，由於路徑系數顯著，貶損行為對角色模糊具正向的影響（β=0.2，p<0.05），同樣地，其對角色衝突與超載也具正向的影響（β=0.39，p<0.01）。
43 在解釋力方面，貶損行為對角色模糊的決定系數是 0.02，即它可解釋角色模糊 2%的變化，屬於小影響水平。貶損行為對角色衝突與超載的決定系數是0.22，即它可解釋角色衝突與超載 22%的變化，屬於中度至高水平。 圖 2 結構模型評估結果 註：*p<0.05，**p<0.01 五、總結、討論及建議 鑑於本澳社會對醫療人員壓力狀況的關注，本文嘗試從新角度──職場關係的視角，並透過問卷調查分析來探討醫療人員的角色壓力特點及其與職場敵意的關係。分析結果顯示，目前部份醫療人員確實存在角色壓力的問題，主要體現在角色衝突和角色超載兩方面，並與職場敵意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 在角色壓力比例方面，約有三成人員認同自己有角色衝突的壓力，例如要做一些不必要的工作或滿足他人不一致的要求；同時，亦有三至四成人員認同自己存在角色超載的壓力，即工作性質或量超出個人的負擔。不過，絕大部份受訪醫療人員對自身角色的定位十分清晰，只有少於一成的人員認同存在角色模糊壓力，遠低於角色衝突與角色超載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分析亦發現角色衝突和角色超載之間存在着密切的關係，即感到工作超出負荷的醫療人員也會受到角色衝突的壓力，反映出要同時滿足不同方面的角色要求很可能會導致人員不勝負荷。 干擾行為 角色模糊 R2=0.02 角色衝突與超載 R2=0.22 -0.09 0.39**貶損行為 0.1+ 0.2* 職場敵意因子 角色壓力因子
44 要減輕醫療人員的角色衝突與超載壓力，從職場關係入手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途徑，因為本研究發現小部份（約一至兩成）受訪醫療人員認同存在着職場敵意的問題，而職場敵意行為可歸納為干擾行為和貶損行為兩大類，其中，貶損行為會大大增加人員的角色衝突與超載壓力，對角色模糊也有輕微的增強作用。反而，干擾行為的影響則不顯著。這個結果可能與干擾行為相對間接，貶損行為較為直接（即面對面）的差異有關，在面對同事當面貶低自己時，人員受到的壓力較大也是可以理解。雖然如此，任何工作場所的敵意行為其實都不應該被提倡或縱容。基於上述研究結果，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雖然本研究顯示本澳醫療行業的職場敵意行為不算普遍，但有關情況亦需受到關注，建議未來一方面要找出導致部份醫療人員敵意行為的原因，採取措施防止敵我意識的萌芽和蔓延；另一方面，亦要加強對職場敵意或歧視行為的妥善處理，保障員工身心權益。這方面政府或可向其他地方借鑑，例如仿傚香港特區落實《基本法》有關反歧視的規定，25 研究賦予部門職權，以及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以有效保障醫療人員，以至廣大勞動者免受職場敵意對待的合理權益。 第二，採取多元措施，緩減醫療人員的角色壓力。基於角色衝突和超載是本澳醫療人員的主要壓力體現，針對角色衝突壓力，建議從縮小角色期望的差異入手，例如在工作規劃時，加強與上級、同事之間的溝通，制定平衡各方期望的工作目標，同時加強員工的意見回饋機制，協調執行工作的過程中出現的矛盾。 在角色超載壓力方面，針對工作性質過於繁複的問題，建議醫療機構加強對醫護人員的後勤支援，減少其從事非專業工作所消耗的時間和精力；針對工作量過多的問題，建議訂定合理標準，評估每名醫護人員的工作安排，避免因職場關係而產生勞逸不均、工作錯配的情況，同時為感到工作難以應付的人員提供適切的協助，例如調整工作安排、增加小休時間、提供減壓活動、相關經驗分享和培訓等。 25《澳門基本法》第 25 條規定，澳門居民不因國籍、血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受到歧視。
45 最後，為減低職場敵意對角色壓力的負面影響，可考慮加強同事之間的合作機制，例如開展工作相關或以外的團隊活動，透過共同目標來縮小彼此之間的利益或價值分歧，以及加強對彼此角色期望的理解，從而調整自身的態度和行為，降低對同事產生的角色衝突和超載壓力。
《行政》第三十六卷，總第一百四十一期，2023(3)，47-56 47 澳門智庫建設的現實意義——基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視角 劉景松 回歸以來，特別是賭權開放之後，澳門經濟快速增長，整體競爭力呈上升趨勢，城市發展面貌日新月異。根據國家戰略部署，現時澳門被賦予建設“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重大使命。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謀劃建設，給澳門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同時也帶來了各種挑戰。如何加快產業轉型，拓展新興產業，培養新動能，主動對接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積極推進深合區建設，是國家對特區發展的殷切期望，也是政府和社會各界面對的重要議題和努力方向。 打造粵港澳一流灣區，產生國際影響力，其中一個關鍵要素在於是否擁有世界級高端智庫。長期以來，無論東方社會還是西方社會，智庫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力量，在國家或地區的發展中起到重要的智囊作用。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要加大智庫建設與發展的力度，並使之運作規範化、制度化、常態化。從長遠發展戰略看，具備國際知名度的澳門，迫切需要擁有與自身地位相匹配的具影響力和公信力的高端智庫。澳門建設優質高端智庫，必須匯聚整合官、學、商等力量，營造良好的環境和發展氛圍，明確立根之本和發展之道。智庫建設的成熟、發展與壯大以及高效運作，可為推動科學決策，推動特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本地區軟實力、加快推進澳門社會可持續多元發展提供支援。這對澳門當下建設和未來發展，其意義不言而喻。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理事長，博士。
48 一、多維視角中的智庫屬性與功能 學術語境中的智庫（Think Tank），1 又稱思想庫或智囊集團、智囊機構、顧問班子，即為公共政策提供創新思想、理論、策略、方法和方案的組織團體或研究機構。一般而言，智庫以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以影響政府決策為研究目標，以公共利益為研究導向，以社會責任為研究準則。由此亦可看出，作為現代社會的產物，智庫是為了適應現代社會發展以及政府決策需要而發展起來的。 作為重要的智慧生產機構，智庫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思想創新的源泉，也是一個國家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的標誌。甚至可以說，智庫的發展程度正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治理能力的重要參數。隨着智庫在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交易處理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建設高水平、國際化且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智庫已經成為趨勢。著名智庫如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布魯斯金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等在國家內外政策的諮詢制定過程中都曾經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2 在古代中國，專職為帝王將相服務的智囊團數量可觀。例如，孟嘗君門客三千，其中不乏足智多謀、精通邦事、國事、天下事者。這類門客的主要任務在於出謀劃策，服務於特定對象，本質上只是幕僚、策士、謀士或軍師的集合體，極少甚至沒有生成“智庫”意識，不應視為更不能等同於現代意義的智庫。只有欲得天下者，重視並採納智囊的雄才大略，而智囊竭盡所能以智輔政、以智啟民，增強君王決策的準確性、科學性與可行性直至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文明的向前發展，這樣的智囊才具備智庫的應有屬性，才可稱為智庫。但在古代中國，擁有上述特徵的智囊群寥若晨星。與古代智囊團不同，現代智庫服務於政府、社會，以及整個國家或地區，而不是服務於某個執政者個人。智庫成員以政策研究及相關國際或本地事務為中心，不再僅僅限於出謀劃策。智庫乃具有鮮明社會公共屬性的非營利性組織，而非依附性的私人幕僚。 1 王輝耀、苗綠：《大國智庫》，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8 頁。 2 王輝耀、苗綠：《大國智庫》，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40 頁。
49 有明一代，馮夢龍直言：“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焦土，人無智如行屍。”在現代社會，智庫常常被譽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智商。因為，它用思想替決策掙尊嚴、替民眾掙信心、替國家掙未來。3 智庫既是專業知識庫及高級人才庫、一塊思想與智慧的集聚高地，也是連接科學知識與公共政策之間的重要橋樑，更是一柄時刻等待召喚、隨時出鞘爭鋒的國之利器。智庫在西方國家已經成為政治生態的一個組成部份，成為政治和外交領域不可或缺的一項內容和一塊重要拼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寫進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有必要密切關注、深入瞭解粵港澳大灣區既有智庫的佈局與建設現狀，所扮演的現實角色功能、所起的實際作用、所存在的問題與不足，並在此基礎上觀察預測大灣區智庫的發展趨勢，提出相應的建設路徑選擇。 目前，粵港澳三地之間的交流合作日益深化實化，大灣區各項建設正紥實有序推進中。由於涉及三個不同的行政體制，三地如何進行有效整合，協調機制如何構建等，應儘快形成共識，早日實現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願景目標。對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層次“學術會診”，及時提出富有建設性意義的建議方案，大灣區各智庫同樣義不容辭。從理論層面講，參與推動大灣區建設，也將為大灣區內各家智庫提供彰顯才智、奮發作為的空間和可能。當然，就智庫自身視角看，凡此種種機會和挑戰，既可以視為機構常規性質的運作事務，又可以視為新時代所賦予的新任務、新使命。現時盛行於理論界的說法“灣區建設、智庫先行”，形象地道出了智庫對於推進灣區建設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備受社會各界和有識之士認可。可以預見，在今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中，智庫將發揮極其重要的難以替代的獨特作用。 二、粵澳智庫的發展現狀及其作用 檢視大灣區範圍內粵澳兩地智庫的分佈特點及實際運作情況，可以發現，現階段廣東的智庫佈局與建設已經步入正軌並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既有的廣東智庫，自內往外依次是處於核心位置的黨政智庫、運作穩健的社科院類智 3 王輝耀、苗綠：《大國智庫》，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6 頁。
50 庫、數量繁多的高校智庫、屬性多元的半官方型智庫和去行政化民辦官助型智庫，以及近年陸續興起且時有良好表現的企業智庫、媒體智庫、教育智庫等。黨政智庫、社科院智庫和政府決策機構之間的工作聯繫密切，包括承擔上級交托的研究課題。這類智庫具備了諸多體制優勢：從事研究的專職人員學識素養高、機構人力資源充裕，研究項目資金充足。而那些淡化行政色彩、定位民間性、自主性甚至具有市場化傾向的政策研究諮詢類新型智庫，由於符合時代發展需要，運作機制靈活，在智庫領域表現頗為活躍，所從事的研究課題接地氣，貼近現實，時效性、戰略性突出，研究成果時常令同行和社會各界刮目相看，並因此贏得“腦庫”美譽。 為貫徹落實《關於加強廣東省新型智庫建設的實施意見》精神，2018 年 9月，廣東召開省重點智庫工作座談會，強調省重點智庫要堅持高起點謀劃、高水平建設，緊緊圍繞事關全國和廣東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理論問題、重大現實問題、重大實踐經驗，開展戰略性、前瞻性、創新性研究。會議產生了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等 15 家省重點培育智庫候選單位。4 幾乎同一時間（2018 年 9 月 28 日），廣東省科協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提出到 2022 年，力爭建立起具有區域特色、全國一流的廣東科技創新智庫體系，為黨和政府的重大科技決策提供支撐，為廣東科技創新智庫建設提供智力支撐。實際上，一如建設“文化大省”和“文化強省”那樣投放大量資源，廣東高度重視智庫建設，自 1999 年以來，先後組建了“廣東經濟發展國際諮詢會”、“省政府參事決策諮詢會”、“省政府決策諮詢顧問委員會”等組織，廣開言路，搭建了較為完備的專家諮詢工作機制。2012 年以來，先後制定出台《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重大行政決策專家諮詢論證實施細則（試行）》等專家諮詢制度，成立了第一屆廳專家諮詢委員會，作為行政決策的重要智庫和參謀。2014 年，為進一步加強專家諮詢論證工作，出台《廣東省重大行政決 4 首批 15 家廣東省重點智庫分別是：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廣東亞太創新經濟研究院、地方治理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中山大學）、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廣東省社會治理研究中心（華南理工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政府績效評價中心、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華南農業大學）、廣東黨的建設研究院（華南師範大學）、廣東製造業大資料創新研究中心（廣東工業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華南商業智庫（廣東財經大學）、華南創新金融研究院（廣東金融學院）、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
51 策專家諮詢論證辦法（試行）》，明確規定行政機關在重大行政決策前，應組織相關專家進行諮詢論證。5 現時更是加大資源投放，以積極開放的態度，探索實踐智庫建設新路徑、新方向，其發展後勢被業內人士一致看好。 從分類和性質上看，澳門智庫的分佈及發展與廣東頗有類似之處，現已形成政府智庫、高校智庫、社團智庫、媒體智庫等佈局較為均衡合理的局面。6 這些智庫創建時間跨度大，有的擁有三十多年的歷史，有的則因應時代發展需要如“澳門回歸”而建立，也有相當比例的智庫是近幾年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提出之後成立的。為了加強政府決策的科學性與民主性，推動澳門經濟社會向前發展，特區政府先後成立了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室（2018 年 9 月 1 日，升格並更名為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等具有智庫性質的官方研究機構。本土幾大高校屬下的研究機構如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澳門理工學院（今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等也都在各自領域有序運作。在政府智庫和高校智庫以外，澳門民間智庫的建設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具體體現在智庫數量多、部份智庫在本地和周邊地區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這些智庫多由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組成，承接政府或企業的課題項目以及撰寫出版時政報告。通過集聚並挖掘內部力量，發揮同仁慧識才智，在各自擅長的領域堅持努力耕耘，為澳門社會繁榮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澳門非官方智庫多冠以協會、學會、研究會、促進會、研究中心等名稱，實際運作與現代智庫無異。扮演着服務政府決策，追求公共利益的改進，承擔社會責任，為社會發展出謀劃策的智庫角色。諸如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學者同盟、澳門經濟學會、澳門政策研究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以及 2018年 9 月成立的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等。7 直接冠名智庫的則有思路智庫、匯賢智庫、群力智庫、民聯智庫等。上述智庫研究會多以精研學術，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參與推動澳門經濟社會多元發展為己任。如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成立 5 李彧欽、俞賀楠：“廣東省典型智庫研究”，《人事天地》，2017 年，第 4 期，南寧。 6 有關資料顯示，澳門約有近萬個社團，其中有不少學術文化類社團具備智庫屬性。 7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以擁護“一國兩制”，弘揚愛國愛澳傳統為宗旨，以精研學術，參與推動澳門經濟社會多元發展為己任。成員主要來自各大高校和商界，領導層中有 1 位大學校長，2 位大學副校長，理監事成員擁有博士學位者約 85%。是現時澳門 具規模與實力的新型智庫之一。
52 伊始即致力研究創新發展和提升澳門整體利益的公共政策，倡議前瞻性、科學性、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以配合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建設“一中心、一平台”和“一基地”的發展需要，為推進澳門經濟社會可持續多元發展提供智力支援。作為非官方、非牟利的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機構，上述智庫表現活躍，所提出的觀點和建議既具全域性、戰略性、前瞻性，又重對策性、操作性、可行性，大多能引起政府關注，部份建議亦被採納，8 其影響力也因此逐步提升，為豐富和發展澳門“一國兩制”實踐，提升特區治理能力建設，促進澳門與內地經貿、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方面，扮演着橋樑中介角色，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灣區視野：澳門智庫建設路徑與發展方向 長期以來，特別是澳門回歸之後，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對智庫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實際作用有着一以貫之的客觀認識。在建設官方智庫以外，政府亦創造條件助推智庫建設，鼓勵民間智庫發揮自身優勢，建言獻策貢獻力量。如果僅以城市規模、轄域面積、人口數量為基數推算，現時澳門人均智庫擁有量與密度高居世界前列。統攬大灣區智庫運作現狀和建設成效，廣東智庫尤其是高校智庫建設近年更是取得可喜成績。2017 年“中國大學智庫百強排行榜”中，廣東高校有 5 家智庫上榜，其中有 2 家入圍前三十，1 家（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更是獲得排名第四的高位。 總體上看，近些年粵港澳大灣區的智庫建設發展不俗，個別智庫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產生了較大影響。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國際權威機構發佈的世界級智庫排行榜，如“2018 全球頂級智庫百強榜單”等，粵港澳三地智庫鮮有上榜者，澳門的智庫資料更是長時間欠缺資料，呈現空白狀態。這一現狀讓有心人“很受傷”，但也真實地折射出大灣區智庫在建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與不足。曾有智庫研究者撰文指出：戰略規劃能力不足、儲備性研究不夠、“有庫無智”現象普遍，這些都是現階段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智庫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一個不應掩飾的事實是，現有智庫在人才隊伍建設方面普遍 8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特首施政報告發佈前的諮詢期間，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收集整理會內理監事成員建議 15 條、36 條遞呈政府部門，其中有多條建議被回應或採納。
53 存在“搞理論研究的多，搞對策研究的少；寫學術專著的多，寫研究報告的少；關注策略的多，關注戰略的少；會寫的多，會說的少；學術專家多，智庫管家少，領軍人物和傑出人才較為匱乏”等現象。9 關乎智庫建設的種種問題，歸根到底還是人才集聚、人才配備與人才使用問題。要打造一流灣區，產生國際影響力，核心要素之一在於是否擁有世界級人才和團隊並善用重用，使之充分釋放智力與創造力，從而實現人才和團隊效率產能 大化。某種意義上說，粵港澳大灣區對標紐約、東京、三藩市三大灣區，這三大灣區既是全球經濟中心，又代表各自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核心競爭力。這些地方創新不停、前進不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科技生產新水平與發展新方向。要對標甚至超越三大灣區，意味着粵港澳大灣區首先要達到與之接近或對等水平，然後再蓄力伺機超越。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大使命是代表中國參與全球競爭，亮出中國智慧，發出中國聲音。一個國家或地區智庫的水平和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代表並展示這個國家所具備的軟實力，並 終影響本國本地區的國際地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需要一定數量的智庫，更需要具世界影響力的高端智庫。大灣區的規劃、建設、發展與崛起，離不開優質高端智庫的智力支持，而智庫自身的成熟、發展與壯大，也同樣有助於加快大灣區的崛起和早日建成。 致力社會善治是 2019 年度澳門特區政府施政報告的重要內容和亮點，報告中的“優化多元溝通機制、讓居民更有效參與社會事務，鼓勵更多年輕人和專業人士加入諮詢組織”等表述，以及“推進社會善治是落實施政為民理念的必然要求”等承諾，10 頗為振奮人心。2020 年 4 月 20 日，特首賀一誠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強調將以提升公共治理水平、優化人才政策、打造文化合作基地、促進人文交流等作為施政重點。11 報告內容更成為各智庫建設發展征途上的號角與福音。真正務實求真、以民為本的政府，在施政道路上總是願意廣開言路、樂意聽取民意。施政報告相關內容，彰顯了特區政府聽民意聚民力、勵精圖治的決心，這為澳門智庫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可貴的社會氛圍、成長土壤和精神動力。 9 李彧欽、俞賀楠：“廣東省典型智庫研究”，《人事天地》，2017 年，第 4 期，南寧。 10 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9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第 26 頁。 11 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2020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第 26 至 33 頁。
54 現時，無論政府還是民間，對智庫建設的現實意義及其重要性與緊迫性都有深入認識，並且樂意培育助推智庫發展，智庫建設迎來了 佳發展期和增長點。需要指出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各地政府與所在地智庫尤其是民間智庫大都缺少合理坦誠的溝通機制，彼此之間的互動機制尚未完全形成，包括澳門在內的大灣區各城市政府所屬的智庫建設亦有有待提升和完善的空間。對一個優質高端智庫而言，充裕的資源、寬鬆的研究氛圍和高水平專職研究員三個條件必不可少，這些條件常被認為是衡量智庫運作穩健與否、成功與否的重要參數。澳門智庫多數具備前兩個條件，但擁有第三個條件即高水平專職研究人才的智庫數量不是太多。 廣州諸泊口， 是澳門雄。明末清初廣東番禺籍學者屈大均在著述中這樣概括澳門。全球史視野中的澳門，是一座有歷史、有文化、有特色、有地位的城市，具備一定程度的文化優勢和競爭力。作為一個具有文化優勢的地區，在合理科學的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下，澳門的智庫建設應致力於將優勢文化轉化為建設智庫的動力源，進而為自身的建設與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保障。卓有成效的智庫建設反過來也將進一步鞏固甚至提升澳門在全球的文化競爭力。具有國際知名度和地位的澳門，理應擁有與自身地位相匹配的具國際影響力和公信力的優質高端智庫。需要強調的是，作為一項豐富多元的智力工程，智庫建設涉及面廣、內容繁多，在建設發展過程中，務必避免重蹈“官辦智庫大而不強、高校智庫曲高和寡”的老路。現簡要陳述關於澳門智庫建設路徑選擇的粗淺設想如下： 第一、堅持國家利益至上、大灣區利益和澳門利益優先的原則，這是澳門智庫建設中自始至終要秉持的基本學術操守。樹立以宣導創新精神、精研學術、推動澳門經濟社會適度多元發展為核心任務的使命感與價值觀。 第二、要從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推進特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本地區軟實力的戰略高度，把建設澳門新型優質高端智庫寫入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並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貫徹落實。 第三、成立智庫建設辦公室，架構編制由公職人員、民間人士和專家學者組成，統籌智庫建設事務，分析預測全球和灣區 新發展態勢，為分析形勢、把握大局和科學決策提供翔實可靠的依據和智力支撐。
55 第四、優質智庫是思想觀點和價值目標的創造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政府與公眾的溝通橋樑、全球合作交流的智力平台。要結合澳門實際，鼓勵推動建設思想類、決策類並舉，前瞻性、實用性兼備的小而精型智庫。 第五、設立公益專項基金，通過法律和政策鼓勵社會公益捐助，鼓勵民間資本作為政策研究資金的有益補充。完善政府機構課題和項目的申報機制，向所有智庫開放課題申請，鼓勵高端智庫單獨或聯合申報，實現智力共享共用。 第六、加快規劃建構政府與民間智庫之間的互動機制，並使之制度化、規範化、常態化。建構高效暢通的恆常性溝通管道，有助於將智庫的建議與研究成果向政府 高決策者直接輸送呈報。 第七、政府在制定推行決策前，將醞釀期的諮詢工作交托給專業智庫，智庫為政府和公共機構提供決策諮詢服務，符合智庫以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以公共利益為研究導向的原則，既有助於提高施政效率，又可推進智庫建設。 第八、注重專業化、高品質和獨立性，宣揚“服務決策，適度超前”意識，排除利益干擾，追求高遠目標。要避免一味解讀或宣傳政策，敢於“諫言”發聲。獨立的聲音不一定就是反對聲音，科學決策需要智庫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不受影響做出判斷，使研究成果接地氣，更具前瞻性可操作性，更好地服務社會。 第九、踐行“旋轉門”模式，12 鼓勵人才流動轉換。智庫與政府之間關係好比思想者與行動者，在合作過程中，通過“旋轉門”機制，智庫學者與政府官員拆除了學界與政界的認識樊籬，拉近了彼此之間的思想認識距離，價值判斷有望相互滲透。以“旋轉門”形式實現身份轉換，其優勢在於：一方面，智庫人才進入政府任職，從政策研究者轉變為政策制定者，增強了智庫對政府制定政策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智庫適量吸納具真才實學胸襟寬闊的政府離任官員，建築起高級人才的蓄水池和引力場，並借此提升智庫政策研究的質量與分量。 12 盛行於西方社會的一種人才交換模式，泛指在智庫與政府間存在一種人才交換通道。學者與官員通過“旋轉門”機制實現身份轉換，在一定程度上溝通了學界與政界、思想與權力，實現二者的相互滲透。
56 結語 粵港澳三地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既是三地政府和民眾的願望，也是共同的奮鬥目標。隨着國際競爭的日益激烈，其背後不僅僅是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領域的競爭，也體現在智庫實力的較量。作為大灣區利益和命運的共同體，要實現目標，就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地區的綜合優勢，高水平參與國際合作，參與全球 高端的競爭。世界已經進入了智庫時代。澳門現階段不缺智庫和研究機構。由於公信力和影響力暫時的不足，很難談得上擁有多少國際地位和話語權，這是澳門智庫的現實圖景。不論政府決策機構、官方智庫還是民間智庫，其綜合實力和影響力都有待提高；不論政府中人、社會人士、學界人士乃至智庫中人，都對澳門智庫的建設與發展寄予期待。智庫建設要找到立根之本、明確發展方向，世界級高端智庫的建設，既需要良好的環境和發展氛圍，更需要匯聚整合官、學、商等多方力量。澳門智庫在世界級智庫排行榜中擁有一席之地，甚至躋身全球智庫前列，是我們的共同願望。讓我們同心同德，合力推動澳門智庫建設，為澳門的美好明天一起努力。
《行政》第三十六卷，總第一百四十一期，2023(3)，57-65 57 發展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以創意寫作為途徑 任麗 引言 澳門作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較晚的地區，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時遇到了諸如博彩業獨大、創意人才不足等問題。1 同時，澳門又有着豐富而獨特的本土人文資源和特殊的政策支援，這使得培養創意人才以開發本地的人文資源，發展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變得迫切。 創意寫作以創意為核心，不僅提供文學教育，培養創意人才，同時亦提供面向不同產業的類型化寫作，2 可以把文學原創變成文化產業發展所需的生產要素。3 內容創作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而內容創作又是創意寫作的組成部份。4 諸多學者分析國外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時也發現，創意寫作在推動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方面起着決定性的基礎作用。5 6 因此，通過推動創意寫作以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是一個可行的路徑。 澳門科技大學創意寫作博士在讀生，研究人工智能寫作、創意寫作與文化創意產業、創意寫作思維。 1 林如鵬、符翩翩：“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前景與規劃”，《新聞與傳播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99-105 頁。 2 劉衛東：《創意寫作基本理論問題》，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125 頁。 3 宋桂林、劉衛東：“面向文化產業的創意寫作——英語國家創意寫作前沿觀察”，《出版廣角》，2020 年第 9 期，第 39-41 頁。 4 徐延：“文化創意產業概念辨析”，《當代傳播》，2007 年第 4 期，第 84-86 頁。 5 呂永林、劉衛東：“系統化創生與發展之路——對國外創意寫作的一種考察”，上海大學中國創意寫作中心、上海市華文創意寫作中心，《世界華文創意寫作協會高峰論壇（2016-2017）會議論文合輯》，2018 年，第 148-158 頁。 6 葛紅兵、劉衛東：“從創意寫作到創意城市：美國愛荷華大學創意寫作發展的啟示”，《寫作》，2017 年第 21 期，第 22-30 頁。
58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界多注重以產業管理學、經濟學等視角論述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7 這是沒有注意到創意寫作與文化創意產業之間關係的緣故。本文將通過創意寫作與文化創意產業的關係，論證以創意寫作為途徑推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可能性。 一、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現狀 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起步較晚，這跟澳門的產業結構有關。2020 年之前，澳門的產業結構中，“博彩及博彩中介業”在產業結構中佔 50%左右（見表一 8 ）。諸多學者認為博彩業佔比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他產業的發展。蘇武江就認為澳門博彩業的“一業獨大”減損了城市的美譽度，對其他產業產生了諸如排擠、吞噬等效應，同時博彩業本身的特點（產業鏈條短，解決的就業有限；外向性、非自主性，過於依賴外部大環境等）也使得澳門的經濟較為脆弱。9 2020 年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以來，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下跌54.0%。10 基於這樣的現狀，澳門特區政府迫切地想要改變產業結構，發展適度多元的經濟。 文化創意產業由於其本身的高附加值、低污染等特點成為澳門政府着力發展的產業。澳門特區政府於 2010 年在文化局下設了“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協助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開發了諸如“文化活動／專案資助計劃”、“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補助計劃”、“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文化藝術學習資助計劃”等專案幫助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2020 年，澳門特區政府發布了《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框架（2020-2024）》（以下簡稱《框架》），在《框架》中，特區政府列出了創意設計、文化展演、藝術收藏、數碼媒體四大領域，11 制定各種措施保障這四個領域產業的發展。在此政策的保障下，諸如歌曲專輯製作、時尚設計、電影長篇及紀錄片拍攝製 7 程小敏、詹一虹：“‘3T’理論視角下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與創意階層培育”，《產經評論》，2017 年第 6 期，第 137-149 頁。 8 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既普查局 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902。 9 蘇武江：“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路徑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2 年第 24 期，第 64-68 頁。 10 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既普查局 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902。 11 《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框架》，參見 https://edocs.icm.gov.mo/DPICC/desenvolvimen to/cn_20201116.pdf。
59 作等逐漸開展。在政府的扶持下，澳門藝術節連續舉辦了三十多年。自 2009 年開始，澳門開始舉辦“澳門國際電影節”，至今已連續舉辦了十三屆。還有“藝文薈澳”、“中葡文化藝術節”等活動，着力打造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2017 年，中國澳門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接納為創意城市網絡美食領域成員城市。 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仍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根據澳門文化局的年報顯示，2016 年至 2019 年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服務收益在 70 億左右，其中 2019年較多，達 78 億之多，但跟 2019 年 4000 億的澳門本地生產總值比還是較少。且在澳門舉辦的“澳門國際電影節”主要的授獎對象還是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地區，跟澳門的電影工業關係不大。 從國家層面來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澳門定位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這一合作基地的打造需要以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為依託。同時，澳門背靠橫琴，擁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多元文化交融的人文歷史風貌，前者為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後者對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本土人文資源。可以說，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有諸多比較優勢。 表 1 近七年博彩及博彩中介業佔澳門產業結構的比值（%） 年份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博彩及博彩中介業 佔澳門產業結構的比值 21.3 50.9 50.5 49.1 47.2 48.0 58.5二、 創意寫作推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路徑 創意寫作可以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內容。葛紅兵認為，創意寫作以創意為核心，不僅包括文學教育、文學寫作，還包括面向文化創意產業的寫作。12 從這個層面來講，創意寫作與文化創意產業是天然相通的。創意寫作中包含作為 12 葛紅兵，許道軍：“中國創意寫作學學科建構論綱”，《探索與爭鳴》，2011 年第 6 期，第 66-70頁。
60 文化創意寫作核心的內容寫作。安迪ꞏ普拉特認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價值鏈包括原創內容的尋找、創製、流通和傳播、消費四個階段。13 這四個階段創意寫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參與。以電影工業為例，創意寫作中的影視劇劇本寫作就負責電影劇本的創意搜尋和寫作，在流通和傳播階段，創意寫作中的廣告文案寫作、行銷寫作等參與其中。電影上映後，讀者在電影評分網站寫下影評，或者影評人寫影評等活動也是創意寫作的內容。澳門的整個影視文化工業發展較為滯後，例如以澳門為故事背景的《媽閣是座城》是根據嚴歌苓小說《媽閣是座城》改編的電影，但整部電影的製作、宣傳、發行等，澳門的電影工業都沒有深度參與。創意寫作提供的內容可以改變澳門目前這種電影工業發展較為滯後的境況。 除了提供內容外，創意寫作還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創意來源。在世界範圍內，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創意寫作直接面對文化創意產業例如廣告、廣播、出版、設計、遊戲等行業。這種直接面向產業的創意寫作不僅為這些行業提供了內容，位於整個文化創意產業鏈條中的上游，還構成了文化創意產業和文化創新的共生關係。14 創意寫作提供的文學創意到了文化創意產業中，可以跨媒介、跨業態、跨時空轉化，從而實現文化創意的產業化。15 例如由北朝民歌《木蘭辭》向動畫片、真人電影《花木蘭》的轉化就是這樣一個跨媒介的過程。這種由一度創意到二度創意的轉化往往能夠使文學創意的價值最大化。這種轉化尤其是跨時空的轉化特別注重與本土文化傳統和歷史資源的結合。例如張家界將膾炙人口的民歌“劉海砍樵”改編成現代人可以理解的大型歌舞劇，令外界更瞭解湖北張家界，助其旅遊業的發展。創意寫作帶來的創意轉化的方式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創意的產生提供了可能的路徑，而澳門獨特的本土資源為這種轉化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條件。 澳門擁有豐富而獨具特色的本土歷史文化資源，這些本土歷史文化資源為創意寫作提供了天然的“資源庫”。澳門的本土文化資源包括但不限於大三巴牌坊等世遺建築，美食、賽車等文化，這些獨特的文化可以藉由創意寫作形成 13 李育菁、趙政原：“文化產業的分類研究模型梳理、反思與優化”，《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 2 期，第 47-57 頁。 14 宋桂林、劉衛東：“面向文化產業的創意寫作——英語國家創意寫作前沿觀察”，《出版廣角》，2020 年第 9 期，第 39-41 頁。 15 葛紅兵、高爾雅、徐毅成：“從創意寫作學角度重新定義文學的本質——文學的創意本質論及其產業化問題”，《當代文壇》，2016 年第 4 期，第 12-18 頁。
61 文學創意，文學創意又可以發展成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創意來源，同時也可以彰顯澳門這座城市的地標和特色，促使澳門發展文化旅遊。例如，澳門擁有圍繞業已消失的漁業文化形成的天后宮等廟宇，以及極具閩粵特色的媽祖文化。然而澳門的天后宮、媽祖廟並沒有吸引到遊客。有研究者指出，澳門的特色文化旅遊不足，遊客對例如媽祖廟等大多是打卡式的流覽。16 且相較於香港、台灣地區，澳門的媽祖廟、天后宮知名度不高。台灣有盛大的媽祖祭拜，文學中有媽祖書寫，香港有地鐵站名為“天后站”，流行音樂中有《下一站，天后》，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台灣和香港地區的媽祖、天后祭拜文化和澳門相似，但知名度較澳門高的原因。經由創意寫作創作出的文學作品、流行歌詞等可以擴大澳門城市地標種類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知名度。 此外，澳門本土的特色文化促使創意寫作者創作帶有本地文化特色的文學類文本和工具類文本，這些文學類和工具類文本進入市場流通後，強調了讀者和觀眾對澳門本地特色的認識，事實上強調着一種文化認可，會在文化圈內產生向心力。17 實際上，作為文學作品和電影的《媽閣是座城》就強化了大眾對澳門“賭城”的認識。就這一點上說，創意寫作可以選擇不同的文化特色進入文本，改變大眾對澳門的固有印象，形成不同於以往的文化向心力。例如以澳門為故事背景的網劇《東北插班生》中沒有一場有關賭場的場景，但葡式風情的建築、粵式風格的茶餐廳和乾淨整潔的街道、海灘構成了網劇的大部份鏡頭，劇中的主角設定也是來自兩岸三地、東南亞等地區的高中生，彰顯了澳門的多元文化。澳門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中也曾大放異彩，澳門是香港電影的取景地之一。隨着時下流行的“懷舊潮”，澳門在形成文化向心力的時候可以挖掘這些已有的文化資源。此外，澳門本身文學資源並不貧乏，湯顯祖、賈梅士、郁達夫等人都曾在作品中書寫過澳門或來過澳門。18 創意寫作中的非虛構寫作可以對這些文學家在澳門的足跡和文學書寫進行挖掘，開發澳門的文學資源，而這些文學資源又可以作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取之不盡的資源庫。 16 王忠、宋少婷：“澳門文化產業影響因素評價及發展路徑研究”，《中國文化產業評論》，2018 年第 1 期，第 267-283 頁。 17 王雷雷：“‘地方性知識’與創意寫作學外部關係研究”，《文藝爭鳴》，2017 年第 12 期，第 195-199 頁。 18 朱壽桐：“論澳門文化中文學資源的開發”，《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1 期，第 20-25 頁。
62 此類城市文化形象的“重塑”會為澳門帶來除了賭場之外新的城市地標，形成除“賭城”之外新的文化向心力。這樣，藉由創意寫作完成的文本向外界展示了澳門不止有賭場，還有多元文化和包容的環境，吸引相關的文化創意產業如藝術品收藏拍賣、文化活動以及文化文藝經紀代理等來澳門發展，改變澳門目前博彩業一家獨大的產業結構現狀。由創意寫作形成的文化向心力對澳門城市形象的改變方面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 在城市形象的塑造方面，創意寫作對促使美國愛荷華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路中“文學之都”的作用不可謂不大。創意寫作孕育了愛荷華的文學力量，貫通了愛荷華的寫作、教育、生活和城市經濟發展。19 這對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乃至城市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好的範式。創意寫作貫穿到愛荷華整個城市的發展中，拉動了市民的文化消費需求。就澳門來說，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澳門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因為博彩業一家獨大而被壓制。20 創意寫作深入到城市發展中，會拉動澳門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反過來促進了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創意寫作可以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提供內容和靈感來源，對澳門本土文化資源的利用和城市文化向心力形成及形象塑造、市民文化消費需求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促進和推動作用，而實現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依賴的是創意人才。 三、創意寫作對澳門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培養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文化工業提出了批判性的思考。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將文化工業認為是一種對大眾“欺騙的啟蒙”，21 也即文化工業以其強大的物化效應消解了文化的超越性。瑪律庫塞也提到，隨着文化工業的發展，人的創造天賦和靈感也逐漸物化，變成了平庸的文化工業的 19 葛紅兵、劉衛東：“從創意寫作到創意城市——美國愛荷華大學創意寫作發展的啟示”，《寫作》，2017 年第 21 期，第 22-30 頁。 20 王忠、宋少婷：“澳門文化產業影響因素評價及發展路徑研究”，《中國文化產業評論》，2018 年第 1 期，第 267-283 頁。 21 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 W：《啟蒙辯證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7-152頁。
63 一個“零件”。22 而文化創意產業提出產業是為了人的創意而服務的，創意是第一本位的。23 強調人的創意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產生或許可以破解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的迷思——人的創意表達使得人能夠遠離物化。創意寫作強調創意的激發。創意使得文化產業不再是令受眾變得平庸的現代工業，而是啟發人的創意，令人發現人自身獨特的存在。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雖然起步較晚，但起步晚也擁有一定的後發優勢。若在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過程中關注到創意的重要性，將創意放在第一位，關注到創意人才的培養，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將走出文化工業對人的異化的“歧路”。 在創意寫作人才培養中，創意激發是極其重要的一部份內容。創意寫作提倡在創意寫作工作坊中運用例如腦力激蕩法、思維導圖法、曼陀羅法等方法進行創意的激發。這種創意激發的方法可以作為文化創意產業創意來源的方法。在中國內地的很多喜劇、綜藝等節目的編排中，創作者們在工作坊中一起頭腦風暴，進行觀念的碰撞和作品的創排。24 創意寫作內在的創意激發方法使得創意人才的培養成為可能，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來源和創意人才的培養提供可實施的方案。 創意寫作工作坊（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是創意寫作教學的一種教學方法，是創意寫作人才培養的主要方法之一。創意寫作工作坊強調“寫你所知道的”和“尋找你要表達的”，鼓勵參與者對已經寫成的作品進行討論、講演等，或者完成寫作任務。創意寫作工作坊一般都有一個引導者，引導者會有一些知識、技巧方面的講解。在中國內地的一些大學中，參加創意寫作工作坊的師生首先對經典文學和類型文學進行“從作者角度閱讀”，然後共同對作品進行研討。接着，參與者探討所寫成的作品，在探討過程中提出對該作品的建議，同時進行交流。25 最後，參與者進行創作實踐。在這一過程中，創意寫作工作坊中所有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參與者之間是合作關係，整個創意寫作工作坊 22 梅景輝：“文化工業時代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思想維度——法蘭克福學派文化批判理論的現代性反思”，《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 6 期，第 67-74 頁。 23 葛紅兵、高爾雅、徐毅成：“從文化工業、文化產業到創意產業——論創意產業的本質界定”，《天府新論》，2016 年第 3 期，第 126-131 頁。 24 “沒有頂流、賽道擁擠，這檔綜藝憑甚麼跑出後發優勢”，參見 http://www.xinhuanet.com/ent/ 20211129/ f5ff4f17011249e0a7e7ce90215291ca/c.html。 25 許道軍：“‘作家如何被培養’——作為教學法的創意寫作工作坊探討”，《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2 期，第 105-112 頁。
64 的氛圍是寬鬆積極的。這種形式有利於從事文化創意工作的人才成長。不僅是內容創意，設計創意等都需要這種寬鬆、平等的人才培養形式。創意寫作工作坊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養貢獻了一個非常適宜的模式。 在具體的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養機制方面，韓國的經驗值得關注。韓國針對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培養開設的課程內容與創意寫作的內容一致。韓國國家文化體育觀光部頒布了一系列文件，將人才按照在產業鏈中所處的位置進行分類培養，韓國內容振興院針對處於不同產業鏈中的人開展了各種課程，對潛在人員（中小學生）、預備人員（高校中想要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學生）、在職人員、核心人員（主要指內容創意人才和內容行銷人才）四類人開設各種不同類型的課程，包括但不限於攝影製作、遊戲製作、企劃創作、編劇等課程。26 這些課程內容就是創意寫作的一部份。這些課程多放在網絡上，易於獲得，既針對文化創意產業生產端的工作人員，也針對文化創意產業消費端的消費者。目前，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養多集中於中小學以及文化局舉辦的一些作文劇本寫作工作坊等，力度不大且不具體系。澳門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培養也可以消化、吸收韓國經驗，創建一系列以創意寫作為核心的課程開放給澳門市民及創意產業從業者。 除了政府機構組織的創意寫作課程培養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外，高校也承擔着一定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養的任務。以澳大利亞為例，澳大利亞的諸多著名高校走在創意寫作發展的前列。墨爾本大學、麥格理大學、迪肯大學等學校均開設了直接面向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學科，這些學科隸屬於創意寫作專業，27 例如墨爾本大學的創意寫作專業就開設了螢幕寫作、面向電子媒體的寫作等學科。此外，創意寫作本身也提供了一種文學教育。創意寫作課程內在包含的文學及文學史知識、文化史知識以及文學經典的閱讀，這些教育令就讀者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學積累，提升了就讀者的文學素養。這些文學積累和文學素養又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有志於從事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創意源泉。例如，文學思維就能夠為廣告行業提供廣告創意。28 就澳門來說，澳門一共有高等院校 12所，其中公立高等院校 4 所，私立高校 6 所，私立研究機構 2 個，澳門有高達 26 朴京花：“基於文化資本理論的文化產業人才培養——對韓國經驗的借鑒”，《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6 期，第 58-66 頁。 27 向雨昕：“澳大利亞創意寫作發展概況”，《中國創意寫作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111-119 頁。 28 傅惠敏、毛漢玉：“廣告創意與文學思維”，《新聞界》，2007 年第 2 期，第 117 頁。
65 91.6%的高三畢業學生進入大學中修讀高等院校的課程。29 在澳門高校開設創意寫作課程，將會培養諸多能夠直接從事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解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人才不足的問題。但是就實際情況來看，目前只有澳門科技大學開設了創意寫作博士學位。澳門高等院校中創意寫作學科的發展還有較長的路要走。 總體來說，創意寫作作為一種文學教育，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人才資源，目前創意寫作學科在澳門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結語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還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創意寫作可以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提供可能的發展路徑。創意寫作為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內容支援和創意來源。借助創意寫作，澳門可以開發本地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樹立澳門除了博彩業以外的城市地標，重塑澳門的城市形象，改變澳門博彩及博彩中介業佔百分之五十及以上的產業結構。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滯後的原因之一是人才不足，且消費端和生產端的人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這二者的缺乏可以藉助創意寫作補齊。創意寫作以創意為本位，這對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後發優勢”的發揮尤其具有積極意義。創意寫作人才培養方案中的創意激發方法，創意寫作工作坊的形式以及創意寫作課程的設置，都促進了澳門文化創意產業消費人群和生產者的成長。 創意寫作學科在澳門的教育體系中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 29 陳志峰：“澳門高校畢業生就業現狀、特徵及未來展望”，《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20 年第 2 期，第 133-140 頁。
《行政》第三十六卷，總第一百四十一期，2023(3)，67-82 67 澳門特區政府提升中學生學業成就的政策研究：基於師生關係對不同類型學業成就影響之實證分析——學習態度之中介效果 張佩雯* 一、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澳門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教育的發展，特別是師生關係、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學業成就，因此推出了不同的政策，以提升澳門教育的素質。其中，在2006 年頒布第 9/2006 號法律，當中指出，澳門教育應該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態度與能力，致力培養各類優秀人才，以提升社會的競爭力。1 另外，在《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 2011－2020 年》中提及，學生在初中階段時，老師應該加強學生的學業輔導，以提升他們的學業成就；在高中階段，老師應增加多元化的學習模式，政府亦積極建設學校自評和外評的機制，增加教育發展基金，以提升教育質素。2 由此可見澳門特區政府對學生學習態度、學業成就和教學質量的重視。在實施“十年規劃”期間，澳門在 2018 年參加了國際學生評量計劃（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相關報告指 *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教育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 第 9/2006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 2《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 年）》，澳門，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1 年。
68 出，澳門學生在科學、閱讀和數學三方面皆能獲取好成績，從而得知，在十年規劃中，澳門教育能夠做到提升學業成就的部份；但報告亦指出，澳門學生的幸福感較低。3 為針對有關問題，特區政府在 2021 年頒布了《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內容提及需關注學生的情感態度、學習需要，注重學生的身心健康，重視師生關係，以提升學生的幸福感作為重要的發展目標之一；亦注重學生的學業成就，強調跨學科學習，讓學生在學習中的知識、情意、技能都得到提升，可見，澳門政府近年非常重視學生的學業成就和幸福感。4 綜合以上不同的教育政策，發現近年特區政府注重學生的師生關係、學習態度和學業成就。研究者亦曾做過不同背景的澳門中學生在師生關係、學習態度、學業成就是否有顯著差異的研究，結果顯示，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父親的工作狀況越穩定，師生關係就可能越好；5 父母的工作狀況、家庭經濟狀況越穩定，學生的學習態度就可能越好；6 年紀和年級越小、父母的工作狀況、家庭經濟狀況越穩定，學生的學業成就就可能會越高。7 而本研究中，研究者真正關心的問題並非只想了解師生關係、學習態度、學業成就各自的狀況，而是想了解師生關係到底能為學生帶來甚麼深入的影響。師生關係能影響學習投入度與幸福感，8 亦有不少研究亦指出師生關係、學習態度、學業成就三者之間均有正相關的關係，9 10 11 那麼三者之間的深入關係是怎樣的？師生關係能否直接影響學生的知識、情意、技能等學業成就？師生關係又能否透過影響學生的學習 3 Andreas Schleicher, Insights and interpretations, PISA 2018, 2018, p.6-8. 參見 https://www.oecd.org/pisa/ PISA%202018%20Insights%20and%20Interpretations%20FINAL%20PDF.pdf。 4 《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澳門，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2021 年。 5 張佩雯：“師生關係之實證分析：以澳門中學生為例”，《心理學進展》，2022 年，第 12 卷第 8 期，第 2798-2806 頁。 6 張佩雯：“學習態度的實證分析：以澳門中學生為例”，《澳門新視角》，2022 年，第 31 期，第63-72 頁。 7 張佩雯：“學業成就之實證分析：以澳門中學生為例”，《社會科學前沿》，2023 年，第 12 卷第 1期，第 270-278 頁。 8 林欣緣：“台中市國中學生知覺師生關係、學習投入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台灣，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 年，第 105-111 頁。 9 林映青：“宜蘭縣國中三年級學生文化資本、師生關係及學業成就之研究”，台灣，佛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第 120-122 頁。 10 王清樵：“國小學童網路沉迷、學習態度與學業成就之關係”，台灣，台灣首府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第 100-102 頁。 11 林倩瑜：“國小學童師生關係與學習態度、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台灣，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第 60-63 頁。
69 態度，繼而影響學生的知識、情意、技能等學業成就？研究者目前未瞭解有關情況，因此展開本次研究，以了解三者之間的深入關係，並根據有關情況，希望能為澳門特區政府提供一些建議。 （二）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為： 1. 探討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對不同類型學業成就的影響之中介效應。 2. 根據本研究之結果，向澳門特區政府提出建議。 （三）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是：整體師生關係對不同類型學業成就的影響，是否受整體學習態度的中介作用？ 二、文獻探討 （一）師生關係 在《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中，其中一個發展目標是提升學生的幸福感，當中提到老師應與學生建立和諧的師生關係。12 教育暨青年局曾出版“教學人員專業發展規劃小冊子”，向澳門老師介紹當局對教師專業發展的標準，內容指出師生關係是學生成長與輔導的範疇，老師應該以良好的自我狀態、語言、肢體動作、態度等，與學生進行互動，便能建立有助於學生成長的師生關係。13 12 《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澳門，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2021 年。 13 教 育 暨 青 年 局 ： 《 教 學 人 員 專 業 發 展 規 劃 小 冊 子 》 ， 參 見 https://www.dsedj.gov.mo/cre/ teachmai/criteria_da ta/criteria_booklet-c.pdf。
70 師生關係是一種在學校內出現的人際關係，是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雙向互動關係。14 當中包含老師與學生之間教與學的過程，也包含情感上的交流、生活關懷、相處態度與行為等。15 兩者之間理想的互動中，應具備互相尊重、了解和溝通的元素，這樣才可有效地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16 一段良好的師生關係應是一種平等的關係，也是一段教學相長和親密的情感關係。17 從理論上看，根據生態系統理論指出，老師屬於微系統內，微系統是影響個體最深的系統，是指個體與不同人所產生的人際關係，18 能影響個體的處事態度、生活態度、價值觀等，老師與個體其他微系統的互動，則屬於中系統內，例如：老師與家長的互動，他們之間的互動和關係能間接影響學生的發展。19 教育制度屬於外系統中，政府的教育體制能影響老師的做法，亦可間接影響學生的發展。20 因此，老師和政府對於學生的成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校內，老師是學生的學習楷模，21 故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老師的態度與教學熱情、老師對學生的關注程度、對學生的期望、回饋等，都能影響師生關係，甚至影響學生的成長、學習表現和行為等。22 綜上所述，老師的個人狀態和政府的教育政策都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老師與學生之間的師生關係，而師生關係的好與壞也是影響學生成長的重要因素。 14 顏佳瑩：“澎湖縣國小一年級學生的師生關係與學校適應之研究”，台灣，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 年，第 11-12 頁。 15 王雅君：“國小學童師生關係、同儕關係與幸福感之研究”，台灣，大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 12-20 頁。 16 吳青環：“青少年的人格特質、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關係與幸福感之相關性研究——以嘉義區國中為例”，台灣，南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第 10-11 頁。 17 何石明：“良好師生關係的三個維度”，《北京教育（普教版）》，第 11 期，2020 年，第 26 頁。 18 Urie Bronfenbrenner, “Ecolog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Reading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1994, 2(1), 37-43. 19 楊智如：“以生態系統理論探討技術型高中服務群科學生職場實習行為表現微系統影響結果之個案研究”，台灣，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 年，第 17-26 頁。 20 林威丞：“以生態系統理論分析台灣中小企業傳承問題之關鍵因素——以扣件產業為例”，台灣，國立高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第 22-28 頁。 21 紀妮勺：“國中生同儕關係、師生關係、情緒智力與校園霸凌行為相關研究”，台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第 21-24 頁。 22 林映青：“宜蘭縣國中三年級學生文化資本、師生關係及學業成就之研究”，台灣，佛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第 35-40 頁。
71 就研究層面上看，不同學者對師生關係的定義和看法不同，所以他們對師生關係所分的層面也會不同，其中，紀妮勺認為師生關係可分成“學習指導”、“生活關懷”、“情感交流”三個層面；23 王雅君認為可分成“關懷信任”、“喜愛親近”兩個層面；24 江沄真認為可分成“課業方面”、“生活方面”、“情感方面”三個層面，25 而本研究則參考林欣緣所劃分的四個層面，包括：“學習指導”、“生活關懷”、“親近信任”、“情感交流”，26 研究者認為這四個層面更符合本研究中師生關係的定義，亦能符合澳門特區政府所定義的師生關係。 （二）學習態度 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態度是《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的總目標，27 亦是《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 年）》中所述的培養學生發展的目標之一。28 第 28/2020 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指出，學生的學習態度能透過形成性評核讓其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況和能力，並得以提升。29 而《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指出，未來教育的願景包括：關注學生的學習情感態度，培養學生學科的求知態度。30 學習態度是指學生在學習時受到自身、環境等因素影響下，對學習抱有的積極或消極態度，31 他們會將學習中所遇到的人、事、物所產生的影響反映在 23 紀妮勺：“國中生同儕關係、師生關係、情緒智力與校園霸凌行為相關研究”，台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第 44-45 頁。 24 王雅君：“國小學童師生關係、同儕關係與幸福感之研究”，台灣，大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 12-20 頁。 25 江沄真：“國中生情緒智力與師生關係之知覺研究——以桃園市某國中為例”，台灣，萬能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第 36-54 頁。 26 林欣緣：“台中市國中學生知覺師生關係、學習投入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台灣，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 年，第 151-152 頁。 27 第 9/2006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 28 《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 年）》，澳門，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1 年。 29 第 28/2020 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 30 《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澳門，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2021 年。 31 王翠琴：“靜坐對學童專注力、人際關係與學習態度相關分析之研究——以高雄市某國小為例”，台灣：高苑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第 38-43 頁。
72 認知、情感及行為等方面，32 亦有研究指出學生的學習態度也可能會受到家長的工作狀況、家庭經濟狀況等影響。33 從理論上看，自我調整理論看學習態度的觀點，認為能做到自我調整學習模式的學生，他們在學習上的行為和動機會表現出積極參與的狀況，34 而學習動力是來源於學生自身的學習目標，而這個目標連帶的行動能讓學生在成果中得以提升。35 因此，從這個理論看，學生自身的學習態度和積極性對於其學業成就有一定的影響。 就研究層面看，不同學者對學習態度的定義和看法不同，所以他們對學習態度所分的層面也會不同，其中，林家民認為學習態度可分成“對學校教師的態度”、“對學校課程的態度”、“對自我學習的態度”、“對同儕學習的態度”四個層面，36 王清樵認為學習態度可分成“學習方法”、“學習習慣”、“學習動機”三個層面，37 吳悅如認為學習態度可分成“對課業的態度”、“對老師的態度”兩個層面，38 而本研究則參考陳家煒所劃分的三個層面，包括：“認知學習態度”、“情感學習態度”、“行為學習態度”，39 研究者認為這三個層面更符合本研究中學習態度的定義，亦能符合澳門特區政府所提及學習態度的定義，亦與學業成就的三個層面相關。 32 魏頡：“國中生學習態度、心理健康與人際關係之相關研究——以台東地區為例”，台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第 7-10 頁。 33 張佩雯：“學習態度的實證分析：以澳門中學生為例”，《澳門新視角》，2022(31)，第 63-72 頁。 34 黃麗鈴：“樂齡學習中心學員知覺有用性、歸屬感、學習態度與行為意圖關係之研究”，台灣，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 年，第 43-50 頁。 35 林清文：“自我調整課業學習模式在課業學習諮商的應用”，《彰化師大輔導學報》，2002 (23)，第 229-275 頁。 36 林家民：“高中生生涯自我效能、學習態度與壓力因應方式之相關研究”，台灣，國立屏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 年，第 14-17 頁。 37 王清樵：“國小學童網路沉迷、學習態度與學業成就之關係”，台灣，台灣首府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第 26-33 頁。 38 吳悅如：“文化資本對國小學童的學習態度與學業成就之影響——以宜蘭地區六年級國小學童為例”，台灣，佛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第 28-35 頁。 39 陳家煒：“北區科技大學學生生活壓力與學習態度關係之研究”，台灣，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 年，第 33-34 頁。
73 （三）學業成就 澳門政府一直非常重視學生的學業成就。從《澳門特別行政區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 年）》可見，自 2011 年開始，政府透過推廣多元評核、加強學習輔導等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並以培養學生語文、創新、思維能力等作為學生發展的目標。40 根據《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可見，政府則在 2021 年開始，以加強學生的軟實力作為發展目標，強調培養學生的跨學科與學科應用的能力，增強思維、批判等能力，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能力等，以提升學生的軟實力。41 尤其可見，澳門政府在這數十年間，一直重視學生軟、硬實力和學業成就的發展。 學業成就是指學生透過評估和評量後，所觀察到的學習成果。42 透過認知領域目標理論看學業成就，Bloom 將學業成就分為“知”、“情”、“技”等三部份，43 “知”代表“認知層面”，包含“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等六部份；“情”代表“情意層面”，包含“接受”、“反應”、“評價”、“組織”、“内化”等五部份；“技”代表“技能層面”，包含“知覺作用”、“心向作用”、“引導反應”、“機械反應”、“複雜反應”、“技能調適”、“創作表現”等七部份。44 就研究層面上看，不同學者對學業成就都有不同的定義，故他們所劃分的層面也會不同，林映青認為學業成就應以各學科成績作為層面，即“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五個層面；45 蔡順同認為學業成就 40 《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 年）》，澳門，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1。 41 《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澳門，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2021 年。 42 洪基峯：“台中市國民小學國樂團學生國樂學習態度、學習環境、學業學習成就對國樂學習成就影響之研究”，台灣，中台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第 8 頁。 43 Richard W. Morshead,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Handbook II: Affective domain, 1965. 44 陳豐祥：“新修訂布魯姆認知領域目標的理論內涵及其在歷史教學上的應用”，《歷史教育》，2009(15)，第 1-53 頁。 45 林映青：“宜蘭縣國中三年級學生文化資本、師生關係及學業成就之研究”，台灣，佛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第 55-65 頁。
74 應分為“自我肯定”、“學習態度”兩個層面，46 本研究結合特區政府對學業成就的發展方向與學者的研究、理論，把學業成就劃分成三個層面，包括：“認知”、“情意”、“技能”。47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工具 1. 師生關係量表 澳門特區政府在不同的教育政策中，提及注重學生與老師之間的師生關係，為學生提供學業輔導，注重學生的身心健康，48 而特區政府所提及的觀點與林欣緣在 2021 年發佈的論文中提及的師生關係量表相似，該量表分成“學習指導”、“生活關懷”、“親近信任”及“情感交流”四個層面，其中，特區政府提出的為學生提供學業輔導與“學習指導”相似，關注學生身心健康與“生活關懷”、“親近信任”、“情感交流”相似，而“學習指導”是指，學生對於老師為其提供學習輔導的感受；“生活關懷”是指，學生對於老師對其生活情況關顧的感受；“親近信任”是指，學生對於師生之間建立親密和信任關係的感受；“情感交流”是指，學生對於與老師在情感互動上的感受。49 故本研究參考這份量表，用來評定以澳門特區政府的標準來測量澳門中學生與老師之間的師生關係。本量表為四點式量表，選項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四個等級，分數依次為 1—4 分。受訪者在量表中獲取的分數越高，顯示其師生關係越好，反之，則代表其師生關係越差。預試量表題目共有 26 題， 46 蔡順同：“雲嘉地區大學校院學生課業壓力、休閒效益與學業成就之研究”，台灣，南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第 23-29 頁。 47 林秀玲：“國中生休閒涉入、休閒態度、學業成就與幸福感之研究”，台灣，南台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第 26-28 頁。 48 《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澳門：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2021 年。 49 林欣緣：“台中市國中學生知覺師生關係、學習投入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台灣，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 年，第 151-152 頁。
75 “學習指導”和“情感交流”各佔 7 題，“生活關懷”和“親近信任”各佔 6題，全份量表的總分即為“整體師生關係”。根據預試結果，最後保留了 7 題“學習指導”、6 題“生活關懷”、5 題“親近信任”和 7 題的“情感交流”。 2. 學習態度量表 澳門特區政府在不同的教育政策中，提及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態度，50 參考多份量表後，發現陳家煒在 2021 年發佈的論文中提及的學習態度量表與特區政府提及的培養終身學習態度的特質相似，該量表分成“認知學習態度”、“情感學習態度”及“行為學習態度”三個層面，當中，“認知學習態度”是指學生對學習的理解與想法，如：學習動機、學習目標等；“情感學習態度”是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和情感反應，如：學習的喜愛程度、自信心、價值觀等；“行為學習態度”是指學生的學習習慣與行為模式，如：學習策略、自律性和積極性等。51 故本研究參考這份量表，用來評定以澳門特區政府的終身學習態度的標準來測量澳門中學生的學習態度。本量表為五點式量表，選項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五個等級，分數為 1—5 分。受訪者在量表中獲取的分數越高，顯示其學習態度越好，反之，則代表其學習態度越差。預試量表題目共有 18 題，每個層面各佔 6 題，全份量表的總分即為“整體學習態度”。根據預試結果，最後確定採用此量表的題目可予全部保留。 3. 學業成就量表 澳門特區政府在不同的教育政策中，提及培養優秀的社會人才，提升學生在學習上的基礎知識硬實力，跨學科的軟實力，對學習的需要和興趣，52 而特區政府所提及的觀點與林秀玲在 2018 年發佈的論文中提及的學業成就量表相似，該量表分成“認知”、“情意”及“技能”三個層面，其中，政府指的基礎知識硬實力與“認知”相似，“認知”是指學生能深入了解老師在課堂中所教授的知識，以學科基礎知識作硬實力；對學習的需要和興趣與“情意”相似， 50 第 9/2006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 51 陳家煒：“北區科技大學學生生活壓力與學習態度關係之研究”，台灣，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第 33-34 頁。 52 《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澳門，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2021 年。
76 “情意”是指學生能接受、主動學習老師所教授的知識，也願意主動學習；跨學科的軟實力與“技能”相似，“技能”是指學生能透過老師所教授的知識實際應用在生活中，利用有效的學習能力、技能進行跨學科的學習。53 故本研究參考這份量表，用來評定以澳門特區政府提出的培養學生軟、硬實力和學習需要與情感作標準，以測量澳門中學生的學業成就。本量表為五點式量表，選項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五個等級，分數為 1—5 分。受訪者在量表中獲取的分數越高，顯示其學業成就越好，反之，則代表其學業成就越差。預試量表題目共有 16 題，“認知”和“技能”各佔 5 題，“情意”佔 6 題，本研究將以這三個層面作分析。根據預試結果，最後確定採用此量表的題目可予全部保留。 （二）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假設如下： ：整體師生關係透過整體學習態度中介，影響不同類型學業成就。 ：整體師生關係透過整體學習態度中介，影響認知。 ：整體師生關係透過整體學習態度中介，影響情意。 ：整體師生關係透過整體學習態度中介，影響技能。 本研究以澳門的中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在 10 所澳門中學收集資料，利用滾雪球抽樣法（snowball sampling）進行抽樣，共收取 305 份有效問卷，然後通過三次迴歸分析的中介效應（Mediating Effect）法，以檢驗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和不同學業成就之間的中介效果。 53 林秀玲：“國中生休閒涉入、休閒態度、學業成就與幸福感之研究”，台灣，南台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年，第 53-55 頁。
77 四、研究結果 （一）整體師生關係、整體學習態度與認知之關係 以迴歸分析檢驗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與認知的關係之中介效果，結果如表 1。研究顯示，在 Model 1 中，整體師生關係對整體學習態度具有顯著的解釋力（＝0.469, p<0.001）；Model 2 顯示，整體師生關係對認知具有顯著的解釋力（＝0.522, p<0.001）；Model 3 顯示，考慮整體師生關係、整體學習態度對認知的解釋力時，整體師生關係具有顯著的解釋力（＝0.230, p<0.001），不過其 Beta 的數值比 Model 2 的 Beta 數值 0.522 小，只有 0.230，而整體學習態度也具有顯著的解釋力（＝0.623, p<0.001），因此整個迴歸分析顯示，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和認知間具有部份中介的效果，成立。 表 1 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與認知之中介效果迴歸分析 整體學習態度 認知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整體師生關係 0.469*** 0.522*** 0.230*** 整體學習態度 0.623*** R2 0.220 0.272 0.575 Adj R2 0.217 0.270 0.573 F 85.309*** 113.474*** 204.561*** 自由度 (1,303) (1,303) (2,302) 註：表中第一列和第二列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即值)，*** p<0.00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整體師生關係、整體學習態度與情意之關係 以迴歸分析檢驗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與情意的關係之中介效果，結果如表 2。研究顯示，在 Model 1 中，整體師生關係對整體學習態度具有顯
78 著的解釋力（＝0.469, p<0.001）；Model 2 顯示，整體師生關係對情意具有顯著的解釋力（＝0.537, p<0.001）；Model 3 顯示，考慮整體師生關係、整體學習態度對情意的解釋力時，整體師生關係具有顯著的解釋力（＝0.235, p<0.001），不過其 Beta 的數值比 Model 2 的 Beta 數值 0.537 小，只有 0.235，而整體學習態度也具有顯著的解釋力（＝0.646, p<0.001），因此整個迴歸分析顯示，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和情意間具有部份中介的效果，成立。 表 2 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與情意之中介效果迴歸分析 整體學習態度 情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整體師生關係 0.469*** 0.537*** 0.235*** 整體學習態度 0.646*** R2 0.220 0.289 0.614 Adj R2 0.217 0.287 0.612 F 85.309*** 123.085*** 240.342*** 自由度 (1,303) (1,303) (2,302) 註：表中第一列和第二列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即值)，*** p<0.00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整體師生關係、整體學習態度與技能之關係 以迴歸分析檢驗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與技能的關係之中介效果，結果如表 3。研究顯示，在 Model 1 中，整體師生關係對整體學習態度具有顯著的解釋力（＝0.469，p<0.001）；Model 2 顯示，整體師生關係對技能具有顯著的解釋力（＝0.529，p<0.001）；Model 3 顯示，考慮整體師生關係、整體學習態度對技能的解釋力時，整體師生關係具有顯著的解釋力（＝0.256，p<0.001），不過其 Beta 的數值比 Model 2 的 Beta 數值 0.529 小，只有 0.256，而整體學習態度也具有顯著的解釋力（＝0.584，p<0.001），因此整個迴歸分析顯示，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和技能間具有部份中介的效果，成立。
79 表 3 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與技能之中介效果迴歸分析 整體學習態度 技能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整體師生關係 0.469*** 0.529*** 0.256*** 整體學習態度 0.584*** R2 0.220 0.280 0.547 Adj R2 0.217 0.278 0.544 F 85.309*** 118.036*** 182.100*** 自由度 (1,303) (1,303) (2,302) 註：表中第一列和第二列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即值)，*** p<0.00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五、綜合討論 （一）結果討論 本研究發現，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和學業成就的各個層面（認知、情意、技能）之間具有部份中介的效果。顯示了整體師生關係能直接影響學生的認知、情意、技能等各類型的學業成就外，整體師生關係也能通過影響學生的整體學習態度，再影響他們的認知、情意、技能等學業成就。有研究顯示，師生關係能正向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學業成就；54 55 亦有研究顯示，學習態度能正向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56 由此可見，學生的學業成就可能會受師生關係所影響，而師生關係亦可能會透過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繼而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上述結果對於澳門特區政府在非高等教育的發展上有重要的啟示：如果澳門特區政府需要持續和穩步提升學生學業成就、軟實力，為澳門培養優秀 54 陳建行：“師生關係對學習態度影響之研究”，台灣，大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第 81-89頁。 55 林庭均：“教師幽默感、學生情緒影響師生關係、學習滿意度、學業成就之因果模式分析”，台灣，銘傳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 年，第 56-70 頁。 56 林慧玉：“國小高年級學童物慾觀、學習態度、成就動機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兼論性別差異”，台灣，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 年，第 81-109 頁。
80 的本地人才，那就應該先幫助老師與學生建立良好師生關係，重視師生關係，特別是關注師生關係中的“學習指導”、“生活關懷”、“親近信任”、“情感交流”四方面，這四方面除了影響學業成就，亦會影響學生的認知、情感、行為等的學習態度。如果老師缺乏對學生的“學習指導”，學生就可能會在認知和行為學習態度上變弱；如果老師缺乏對學生的“生活關懷”、“親近信任”、“情感交流”，學生就可能會在情感學習態度上變弱。 （二）結論 澳門中學生感受整體師生關係能夠直接影響他們學業成就中的認知、情意、技能，亦能夠透過整體學習態度正向影響學業成就的各個層面，說明澳門中學生的整體學習態度是整體師生關係與學業成就的各個層面的中介變項，而澳門政府在師生關係、學習態度的各項政策工作，亦可對澳門中學生學業成就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三）建議 本研究顯示，整體學習態度在整體師生關係和學業成就的各個層面（認知、情意、技能）之間具有部份中介的效果。說明師生關係對學生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一方面能直接影響學生學業成就，也能通過影響學生的整體學習態度，從而影響他們的學業成就，故要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就必須要重視師生關係和學習態度。因此，政府需要做的是：1. 增加師生關係的宣導；2. 加強有關方面的研究；3. 主動與學校交流；4. 舉辦不同的比賽；5. 建立青少年危機處理部門；6. 在非高等教育立法加入跨學科學習；7. 推廣小班教學。茲述如下： 1. 增加師生關係的宣導 特區政府可以透過社交平台、宣傳小冊子、學校講座等進行宣導，讓更多前線老師了解建立師生關係對學生發展的重要性，同時增加有關師生關係的師資培訓，讓老師了解更多與學生建立良好師生關係的方法。政府亦可利用“圖文包”、教師培訓等方式，宣導多元評核的重要性與實際操作方法，讓前線老師能多利用多元評核的方式作為評量標準，以減低學生的學習壓力，提升學生的幸福感與學習態度，從而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
81 2. 加強有關方面的研究 特區政府可以聯合澳門的高等院校，為澳門非高等教育進行更大規模的師生關係的研究，並把研究結果和建議給予學校和前線老師，讓學校和前線老師能了解澳門學生師生關係的現況，了解不足的地方，參考政府與研究團隊的建議，改善與學生建立師生關係的方法。特區政府亦可與各間非高等學校和高等院校的老師一同制訂適合澳門學生與教師的師生關係量表，讓澳門能增加有關的研究，從而更了解澳門的實際情況，以提升前線老師與學生之間的師生關係。 3. 主動與學校交流 特區政府可以多與學校代表或前線老師溝通，了解學校和前線老師的難處和情況，適時透過資助、合作、立法等形式，幫助學校提升學習環境，解決學校和前線老師的難處，讓老師有更好的工作環境，使老師能有更多資源與學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4. 舉辦不同的比賽 特區政府可以舉辦不同的科普比賽，比賽對象可以是學生或師生一同參與。學生多參與比賽可以提升他們對有關方面或學科的興趣，也可能在比賽的過程中了解更多相關的知識和培養學生的科普、跨學科能力，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跨學科思維。而舉辦師生的比賽，則可以讓師生在準備的過程中建立良好的溝通與合作，讓師生關係得以提升。 5. 建立青少年危機處理部門 特區政府可以建立青少年危機處理部門，為有情緒、家庭、資源等問題的學生提供學校輔導、家庭支援、經濟援助等。教青局亦須加強與學校的聯繫，簡化助學金的申請流程、減短等待助學金的時間、為學生提供 24 小時服務熱線等，為有需要的學生建立有系統的支援服務，讓學生能盡快解決眼前的困難，專注於自己的學習上，從而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
82 6. 在非高等教育立法加入跨學科學習 特區政府可以立法讓學校加入跨學科學習的課程，並為學校提供支援、資助，讓高等院校為非高等學校提供培訓與諮詢，讓學校能在有條件的課程下，增加跨學科學習的課程，使學生有機會參與相關的課堂，從而提升學生跨學科應用和思考能力等。 7. 推廣小班教學 近年澳門的出生率相對減少，澳門政府可以在非高等學校中推廣比目前更小規模的小班教學，使澳門學生能在小班中學習，在小班學習中，老師能更容易留意學生的行為和了解學生的情況，從而有效地提升師生關係。 六、結語 本研究顯示了師生關係能通過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繼而影響他們的學業成就，師生關係也能直接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在討論中總結了師生關係對學生發展的重要性，及特區政府對師生關係的重視程度如何影響學生的發展，最後提出特區政府對澳門非高等教育發展的建議，以進一步提升澳門學生的師生關係、學習態度，從而提升他們的學業成就，為提升澳門非高等教育的質素，為澳門培養優秀的人才。
Administração n.º 141, vol. XXXVI, 2023-3.º, 221-224 221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Macau Studies” with the Civilization Paradigm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s its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Qi Pengfei The return of Macau is the significant background and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Macau Studies,” 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ovides the fundamental support and substantial enrichment for ongoing advancement of “Macau Studies.” In other words,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an organic component and indispensable content of “Macau Studies,” constituting its background, highlight, and main theme.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namely the exploration and experiment of the “Hong Kong-Macau model,” has historically constructed a civilization paradigm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an era when we must consider both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 this “new path,” “new form,” and “new paradigm” combines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with “global civilizations.”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ivilization paradigm provides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ramework that should be simultaneously considered in Macau’s “Macau Studies.” An active response to the calls of the era will create broad space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Macau Studies.” 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ath of Macao Associations Lou Shenghua Macao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and its association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connec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cao's external exchanges, the value of associations as a tool for Macao's external contacts and interactions has also been highlighted. Some local international
222 associatio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many local associations have deepened and expanded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joi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locally,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s, and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foreign association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acao associations is not directly going abroad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but through 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refor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acao associations is an indirect rather than direct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Types and Causes of the Role Stress of Macao’s Medical Staff: A Workplace Relations Perspective Ao Io Weng In view of society’s concern about the stress of medical staff in Macao, this study adopts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le stress of local medical staff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workplace host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kplace relations.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was conducted based on a sample of 308 valid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from local medical worker group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role conflict and role overload rather than role ambiguity are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role stress of medical staff and have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denigrating behavior (a factor of workplace hostility). The findings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features of the stress of Macao’ s medical staff and the ways to relieve them. Suggestions for reducing workplace hostility and role stress are includ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in Macao Lao Keng Chong Macao is entrusted with the major mission of building "one center, one platform, and one base". At this historic period,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need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and 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necessity,
223 urgenc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We need to allocate resources, increa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and institutionalize, standardize, and normalize them. To build high-quality Think Tanks in Macao,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and clarify the path to development. The maturity,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ink Tanks, as well as their efficient operation, will help to further actively align with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deeply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engqin Guangdong -Macao Deep Cooperation Zone. It will also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scientific, democratic, and legal decision-making, moderniz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of the Macao SAR, and enhancing the soft power of the region. Developing Macao's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 Taking Creative Writing as a Way Ren Li Macao is one of the late develop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reative writing can provide a possible development path for Macao'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On the one hand, creative writing can provide content and content sources for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help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of Macao to develop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of Macao by utilizing the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Macao. Creative writing with Macao'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an also emphasize readers' and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of Macao's local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generate a cultural centripetal force within the cultural circle of Macao. In this way, it can help Macao partially rebuild its image as a city and promote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needs of Macao citizens. On the other hand, creative writing can help Macao get rid of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 caused by the cultural industry, so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Macao has a late-comer advantage. Creative writing helps Macao to cultivate creative talents. Especially, the
224 organization form of 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provides a very suitable mode for talent training of Macao's cultural industry.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reative writing in Macao, the paper argues that Macao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creative writing.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s Policy Research on Improv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on Different Type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earning Attitude Cheung Pui Ma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AR government's efforts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Macao. The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in Maca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Macao, and identify areas where the Macau government needs to improve its policy on improv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study us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with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scale," "learning attitude scale," and "study achievement scale" as research tools. Data from 305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Macao were collected using snowball sampl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 26.0.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can positively affect cognition, affection, and skills in academic achievement through the overall learning attitude. Thus, the Macao government needs to improve the work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learning attitud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