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澳門公共行政雜誌（第 123 期） - 在線閱讀

1二○一九年，澳門行政澳門公共行政雜誌

2行政澳門公共行政雜誌每年四期社　長：高炳坤執行社長：吳志良編輯委員會：蘇朝暉婁勝華馮若儀蘇翊崚鄭佩佩所有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出　版：行政公職局社址、編輯及行政部：澳門郵箱463號水坑尾街162號26樓中國澳門電話：（853）28323623 圖文傳真：（853）28322078電子郵箱：rap@safp.gov.mo排印：澳門特別行政區印務局印行：800本ISSN 0872-9174行政雜誌現在已經可以在互聯網上讓公眾下載及搜尋昔日資料。網址為：http://www.safp.gov.mo，進入網頁之後，按“服務資訊”欄目選擇澳門公共行政雜誌即可。

3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總第一百二十三期），二○一九年三月目錄粵港澳大灣區環境治理法律合作機制研究5馮澤華詹鵬瑋“走出去、引進來”：“―帶一路”倡議下澳門中醫藥業發展模式研究21高勝文容詠欣蔡通陳劍威公共外交與作為旅遊休閑中心的澳門41RuiRocha淺析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民科的教學困境47袁金淑澳門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實證研究61董志文李嵩義施達明從維生德斯坦桐案看澳門葡中精英聯盟81DavidTomásAfonso摘要211

4在《行政》雜誌刊登之署名文章，文責由作者自負。原則上，其他刊物可轉載或翻譯原刊於《行政》之文章，但須指明出處及原作者，並須獲得有關許可。

5《行政》第三十二卷，總第一百二十三期，2019No.1，5—19粵港澳大灣區環境治理法律合作機制研究馮澤華*詹鵬瑋**一、問題的提出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1可見，中央業已將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建設作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性重點項目，粵港澳合作再度迎來新的歷史發展機遇。實際上，國家於2016年起開始便重點關注大灣區建設。2016年“兩會”後，大灣區建設已被納入“十三五規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倡議之中2，2017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亦提及了建設大灣區城市群3，大灣區這一因地緣而集中在一起的城市群概念完全而清晰地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然而，在此之前，為促進粵港澳地區的發展與合作的規劃與展望亦不在少數，效果卻都難達規劃預期，以虎頭蛇尾之勢模糊於公眾的視野之外。譬如粵港澳合作規劃、泛珠三角合作規劃等發展計劃起初都被十分看好，但最終成效仍舊欠佳。於是政府與社會各界便希望探索粵港澳地區一種更好的協作機制，以充分利用粵港澳地區的地域優勢與經濟、文化優勢，推動港澳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總體而言，大灣區作為全面推進內地同港澳互利合作的重點項目列入國家戰略規劃之中，足以見得中央對粵港澳深度合作的重視程度。但在大灣區之中，除經濟、文化、社會的融合外，環境治理合*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研究生。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5頁。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3頁。3.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頁。

6作不容忽視。自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地區工業迅猛發展，過去急於追求經濟發展，忽視對於環境的保護，導致粵港澳地區環境遭到一些破壞。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環境是人類生存與發展之基石，倘若沒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就不可能實現長遠的社會發展。4只有將環境維護好，才能進一步的保障人類的生活品質與發展。大灣區是一個緊密相連的共同體，其地域相近，受同一個環境的影響與制約，要實現合作與發展，必須重視生態環境的維護與改善。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5法律合作是確保大灣區環境治理合作順利運行的重要利器。有鑒於此，粵港澳有必要開展大灣區環境治理的法律合作，強化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有效提升城市群品質，實現灣區內生態資源的有效利用，最終增強港澳居民對大灣區宜居生態的歸屬感與對祖國內地繁榮富強的認同感。二、大灣區的法律特徵及其對環境治理法律合作的制約（一）大灣區內三個法體系與三法系並存在大灣區中，廣州、深圳等廣東九市實行具有大陸法色彩的社會主義法系。內地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系為背景，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與地方性法規、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規章等層級有序的一系列法律構成。香港法律屬於英美法系，以普通法和判例法為主。判例在香港地區有重要地位，案件判決多遵循先例，法官居主導作用。澳門則屬於大陸法系，法律特徵與內地相似，以成文法為主，採用當事人主義。《澳門基本法》亦賦予澳門高度自治權，有自由制定法律之權力。具體而言，港澳回歸後，“一國兩制”明確了港澳地區高度自治4.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頁。5.“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第1版。

7權，亦即獨立的立法權、行政管理權、司法權與其終審權等權力，香港與澳門可根據自身情況制定法律與政策，管理本地區事務。對環境治理的政策與法律等可以獨立制定。內地關於環境治理的法律與管理制度還並不完善，縱觀大灣區中廣東地區，雖有環境相關立法，相關立法活動開始得也比較晚，如內地於1989年制定《環境保護法》後，深圳、珠海等地亦相繼制定地方性的環境保護規範。但各規範中並未規定按日處罰、污染物總量控制、排污許可交易等制度，缺乏可操作性，致使廣東地區之環境保護事業無法避免的走向“先污染，後治理”之老路。6隨着科學發展觀的樹立，綠色生態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廣東作為工業大省亦逐漸走上了環保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的經濟結構模式，2014年修正後的《環境保護法》具有保護環境是國家的基本國策、構築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創立環境日、建立“按日計罰、上不封頂”的制度等亮點。次年修正的《廣東省環境保護條例》則在承接《環境保護法》基本精神的基礎上針對新時期環保的特點，對環境保護規劃、污染物集中處理、生態環境保護分別進行專章規定，這在全國是少見甚至是首創的。隨着《環境保護法》《廣東省環境保護條例》的相繼落地，極大地提高了廣東居民的環保意識，促進了廣東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隨着深圳、珠海、惠州等市的高新科技產業、金融業、旅遊業的興起，深圳、珠海、惠州等城市經過多年的環境治理與保護，環境品質日趨良好。2015年、2016年，珠海連續兩年位列全國74個重點城市空氣品質排名首位，珠海屢獲“國家環保模範城市”“中國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國家森林城市”“國家生態市”等稱號，一直是廣東的“顏值擔當”與環境保護領域的“領跑者”。72017年，珠海在全國城市空氣品質排行位居第十，惠州位居第六，而深圳位居第七。8深圳是國內GDP排名前20城市中唯一達標城市，6.劉長興：“廣東地方環境立法的評價與展望”，《法治論壇》2009年第3期，第232頁。7.李京：“珠海：一座構建城市健康細胞的城市”，《南方都市報》2017年06月30日，第ZC08版。8.央視新聞客戶端：“生態環境部：2017年全國99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品質達標”，參見http://m.news.cctv.com/2018/05/31/ARTIh9qE7mqj1iTOu6MbKVSm180531.shtml，2018年7月14日。

8多年來穩居全國重點城市前10位。9然而，囿於實踐中生活垃圾分類激勵機制不健全、環境部門與其他部門協同執法不協調等因素，廣東的環境治理工作仍需經歷一段曲折的過程。總體而言，大灣區內三個法體系與三法系並存使得三地立法、執法和司法方面存在諸多差異，第一，立法差異。判例是香港環境治理法律重要的組成部份之一，而廣東九市與澳門的法律主要以成文法為主，環境治理需引用具體的法律規範。再者，三個法體系亦導致環境法律僅在各自地域上實施，而不能對其他地域有效。如陸地流域治理、海岸和近海的聯合治理、大氣聯合防治等問題上，由於各自環境保護規範的空間效力問題而無法有效地達成共同治理的效果。當前，港澳附近海域的水污染之所以嚴重，與上游地區的廣東九市的工業與生活污染有關，這種分割的現狀不利於三地共同就某一環境問題進行共同治理。第二，執法差異。環境生態問題是港澳行政部門對港澳居民負責的一項重要指標，而在廣東九市，經濟為中心的指導下，主要重視經濟發展而輕視環境保護。不同的行政評價指標形成不同的環境保護方式。第三，司法差異。香港司法實踐中以當事人為中心，而粵澳則以法官為中心。再者，港澳運行非政府組織提起各類環境公益訴訟，而廣東九市只允許檢察機關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這一區別容易導致合作治理中法律對接不暢。一言蔽之，一個灣區中存在三種法體系與三法系既是大灣區的特色，也是其在環境治理合作中需克服的阻礙。（二）城市間法律地位不一致粵港澳大灣中各地法律地位不一，香港與澳門為特別行政區，其行政區劃為省級設置，而廣州、深圳是副省級城市，佛山、東莞等地是地級市。這一法律地位的差別致使三個地區之間的立法權限與行政地位存在一定差異。香港與澳門作為省級行政區劃，其立法主體為立法會，可在不違背《憲法》與《基本法》之規定的許可權內各自制定關於香港與澳門地區各項事務之管理有關的法律，有獨立的立法權與司法權。在行政上，港澳兩地《基本法》均賦予香港與澳門行政管理9.文燦：“深圳去年空氣品質全國第七”，《深圳商報》2018年01月23日，第A10版。

9權，設有行政長官，管理本地區行政事務。根據《基本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在環境行政部門上，內地環保部只能統轄廣東環境治理而無權管轄港澳環境治理事務。廣州與深圳作為設區的市，享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權，可制訂地方性法律和本地區發展相關的行政法規與地方規章，但是其作為副省級城市的法律地位決定了其立法權限較香港與澳門而言受到中央的限制較多。內地雖然可以就環保問題立法，但並不是獨立立法，還深受國家頒佈的《環境保護法》的中央一級立法的限制，不能隨意立法。在行政權力上，其行政管理程序亦受中央及省級等上層行政主體限制，因此行政與立法效率較港澳慢，所受限制也較港澳多。而大灣區的佛山、順德等地，其法律地位僅為地級市，其立法權力僅限於管理本地方事務之地方性法規，其行政權力較廣州、深圳等地受限制更多，許可權更小。大灣區內各城市行政審批程序不一，立法權限不一，這一法律地位的差別，雖不至於阻卻灣區之發展與建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大灣區環境治理的合作。因此將來在合作之時，如何協調這種由於城市間法律地位不同所帶來的差異，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三）立法主體多“一國兩制”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旨在實現我國的和平統一。粵港澳三地都以同一國家利益為根本目標，相互不存在根本性的衝突10，但在大灣區中，立法層面仍存在着諸多衝突，2015年3月，《立法法》修正後，設區的市均擁有立法權，港澳依據基本法也有獨立的立法權。港澳以立法會為立法機關，廣東九市以當地省級及地級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為立法機關，從而導致大灣區立法機關眾多，主體不一，在立法過程中容易產生諸多衝突，需要多方積極協調。一方面，立法程序和許可權不同，香港與澳門的立法機關為立法會，但其通過的立法規範需經多方的監督。如立法會通過的法案需由行政長官簽署，且港澳自行制定的法律須交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法律不符10.張淑鈿：“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中的法律衝突與法律合作”，《港澳研究》2017年第3期，第17頁。

10合相關規定的，可以將該法律發回，發回後，該法律自始無效。至於廣東九市，由於行政級別有所差異，致使其立法權各有不同，廣東九市的立法權不能與廣東省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權相抵觸，前者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還得接受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的審查。一言蔽之，與港澳制定的法律相比，廣東九市制定的法律為地方性法規，受全國性法律、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和廣東省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地方性法規約束更多，實行程序也較複雜。另一方面，三地的環境治理立法理念不同，使得粵港澳地區之經濟、文化與政治管理之運行存在着諸多差異。廣東屬於內地，堅持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環境保護立法理念強調政府主導，個人或者社會組織不宜過多滲入環境治理問題，如2015年修正後的《行政訴訟法》只允許檢察機關作為行政公益訴訟的提起主體。在環境治理實踐中，廣東受內地非政府組織監管法律嚴格的影響，廣東的環境保護組織在保護環境的力量上仍未得到有效的啟動。而香港與澳門卻長期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社會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自由、平等、人權思想的影響，在環境治理上注重個人權益保護，允許個人或者非政府組織就環境問題提請訴訟，如維多利亞的保護案件上，保護海港協會即發揮很大作用。11至此，粵港澳三地之間環境治理觀念的不同必然會在制定法律的時候體現出來，成為大灣區環境治理合作的阻礙之一。因此，大灣區的11個城市均享有立法權，但其中城市之間的立法權限和理念不盡相同，故在大灣區環境合作治理之中，就需要加強各方溝通，避免立法衝突，方能發揮環境立法在合作治理之中的作用，制定出適合整個大灣區的法律。三、建構大灣區環境治理法律合作機制的重大價值（一）豐富全面實施依法治國的實踐自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戰略。法治國家建設與生活息息相關。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充分發揮各地優勢，11.黃文婷、馮澤華：“環境治理的港澳經驗及其借鑒”，《澳門法學》2018年第1期，第147頁。

11加強內地與港澳之合作，無疑是建設中國法治新時代之傑作。只有有法可依，執法必嚴，人人守法，才能保障我國之長治久安。粵港澳處於同一命運共同體之中，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息息相關，相互影響。建立大灣區環境合作治理機制，提供粵港澳法治建設交流管道，助推港澳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國兩制”賦予香港、澳門回歸後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權，並授予其高度自治權，自由管理本地區事務，以維護國家之和平與穩定。“一國兩制”下港澳居民之權利與自由得到充分保護，民主法治亦得到很好的保護與實施，經濟穩定發展，人民生活變得豐富多彩。但儘管如此，由於港澳之生活習慣，社會觀念與法律體系與內地長期處於不同的背景影響之下，港澳與內地之政治、經濟、文化仍存在着較大的差異，故在此背景下，建立大灣區之環境治理法律合作機制，更是從生態環境之保護的角度出發，搭建一座港澳與內地的溝通之橋樑，給雙方的溝通提供了更多的平臺與機會，促進港澳與內地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交流以增強港澳之歸屬感與認同感，推進“一國兩制”有效實施，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戰略。（二）營造良好的大灣區建設的生態環境大灣區各地不僅在經濟上需要相互促進與交融，同樣，由於地域相鄰，大灣區各地均處於同一個生態圈中，環境也是互相影響的。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之基石，只有保護好了生態環境，才能落實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以在大灣區中，既要注重經濟發展，也要注重環境之保護。大灣區之發展緊密相連。在環境治理上，就不能各守其分，而需要相互合作，共同治理。只有營造大灣區的良好生態環境，才談得上大灣區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品質的提高。港澳地區有較為豐富的環境治理經驗，較早的借鑒國外環境治理機制，其環境治理方式較為多樣和成熟，通過合作治理，廣東九市即可從中充分學習與借鑒，減少在治理污染可能走的彎路。同時，廣東地區的實體經濟較為發達，教育科研資源豐厚，亦可為港澳地區提供充足的經濟資源與人才後備力量。

12（三）拓寬建設美麗中國偉業的實踐路徑中共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就必須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12當前，珠三角地區工業日漸發達，隨處可見的工廠與商業店鋪，其背後都是大量的廢氣、廢水、廢渣的排放，人口的聚集也增加了生活垃圾的排放，這些都給粵港澳地區的環境帶來了巨大的污染和破壞。粵港澳地區環境問題已然突出，絕不能坐視不管，放任其繼續惡化，所以就必須建立一套有效的環境治理機制，阻斷污染源，減少污染物之排放，改善粵港澳的生態環境，還人民和大地一片綠地藍天。建立大灣區合作治理機制，是一種有效且新穎的方式，是改善粵港澳環境的有益嘗試，是建設美麗中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通過不斷的努力與完善，待法律合作機制建構成熟後，便可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寶貴經驗。因此有必要建立有效的環境治理合作機制，使粵港澳三區成為一個命運的共同體，同心協力共同維護好本地域環境。四、大灣區環境治理法律合作機制的建構進路（一）合作機制建構應遵守的基本原則法律原則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體現，決定了法的基本性質、內容和價值取向，對法的創制與實施均有重要作用，只有良好的法律原則指導下制定的法律，才能構築行之有效的大灣區環境治理法律合作機制。根據大灣區的實際情況，粵港澳可遵循以下幾個基本原則：1.互利共贏大灣區處於同一套生態系統的影響之中，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三區的發展息息相關，要實現大灣區的良好發展，就必須秉持互利共贏的觀念，利用各地優勢共同構建美好的灣區環境，實現灣區經濟的可1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頁。

13持續發展。粵港澳三區之間的環保治理合作雖已開展多年，但一直未建立起一套正式、有效的環境治理法律合作機制。近幾年來，針對粵港澳地區之環境治理問題，有關當局已陸續發佈《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等合作規劃規範。這些規範的推出，使珠三角地區環境治理卓有成效。從近幾年的全國空氣品質報告中可以看出，經過一系列的治理，珠三角地區之空氣品質有顯著的改善，PM2.5濃度已達國家二級指標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第一階段標準。13儘管珠三角地區環境治理在近幾年的努力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其環境問題依然突出。珠江河水及其支流純淨度依然不高，霧霾仍時常籠罩着城市上空，雖對比過去幾年情況已經得到了較大的改善，但為治理環境所付出之成本與代價是沉重的。相較於發達國家，環境品質也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美好生活的需求。14大灣區只有聯合出力治理灣區內環境，才有可能最大效益的利用地區優勢，逐漸優化灣區環境，對灣區之經濟、政治的完善與發展產生能動的反作用。因此大灣區只有秉持互利共贏之態度，才能最迅速也最有效的解決大灣區環境治理問題。2.平等協商大灣區內雖各城市法律地位以及立法、司法、行政之許可權不同，但大灣區之各地均處於一個生態共同體之中，環境治理法律合作不存在孰輕孰重，不存在地位高低之問題。因此在合作中有必要打破各地之隔離，平等協商各項事務。此前珠三角地區亦進行過多種合作嘗試，但卻均難逃流於空談之命運，源於各地之間合作貌合神離，均想取得整個合作之主導地位，因此在合作難免有所排斥，權力與義務的對接與配合卡頓，以致整個合作計劃難以繼續。因此粵港澳要構建好大灣區環境治理機制，就有必要打破合作之龍頭觀念，各地之間的合作應建立在平等互助的基礎上，共同協商治理對策，充分利用各地13.謝慶裕：“廣東PM2.5提前兩年完成國家考核目標南粵藍仍面臨挑戰”，《南方日報》2016年1月14日，第3版。14.YangBaojun,JinDongxiao.RegionallyCoordinatedDevelopmentandPlanninginthePearlRiverDelta,YehAnthonyG.O.&XuJiang.China´sPan-PearlRiverDelta:Regional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2011,HongKongUniversityPress,pp.81-102.

14區之優勢，互助互補，形成良性的合作模式，粵港澳大灣區之合作治理方能長久。3.綠色發展內地《民法總則》第9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中共十九大報告中亦指出要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推進綠色發展，只有遵循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上彎路。15故綠色發展這一理念在國家建設中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生態環境保護十分重要，對環境治理只有注重早預防、早治理，才不至於讓生態環境之改善成為地區發展阻力。一般而言，修復大自然之成本遠高於破壞自然所帶來的短期經濟效益。從以往的經驗中，珠江治理花費數百億元之多，雖在改革開放以來工業給珠三角帶來的經濟動力是巨大的，但是其對環境的破壞是難以逆轉與再生的，其成本亦不可估量。大灣區雖由於過去對環境治理之忽視，已經產生了諸多的環境問題，但對這些環境問題及早進行治理，才不至於使情況進一步惡化。建構大灣區環境治理法律合作機制，其目的即為了通過大灣區各城市之通力合作，共同維護好大灣區之生態系統。在合作治理之中，也要注重遵循綠色發展理念，充分考慮大灣區各地之生態特徵與優勢，推廣綠色低碳生活理念，鼓勵全民參與環境保護，改善生產方式，降低污染。（二）加強粵港澳環境立法交流，制定統一的環境治理法律規範法是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強制性規範，具有約束、規範、指引人們行為的功能。要確保粵港澳環境治理法律合作機制的順利實施，就必須通過制定一系列科學而合理的法律來保障。在近幾年的粵港澳區域化合作中，對於環境保護立法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如在2009年國務院頒佈實施了《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對珠江三角洲發展，就需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此後粵港澳又共同制定了15.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頁。

15《大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建設規劃》，將戰略性環境影響評估及資源保護作為推進珠江三角洲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以及2012年粵港澳共同編制的《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著重強調改善粵港澳城市群之環境。而在這些合作規劃中，一方面缺乏法律強制力之約束，另一方面又無全面的規定粵港澳地區環境治理之程序與各方職責，故而成效不大。故此，大灣區各方需要加強環境立法交流，就一些共同治理環境的規劃如何落地達成有關共識。實際上，如上所述，由於存在三個法體系，粵港澳關於環境法律治理之間必須存在區際法律衝突，這就需要粵港澳共同適用一部能夠直接管轄整個大灣區環境問題的法律規範。具體而言，大灣區各方可通過其共同上級國務院、甚至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環境治理合作條例》（下稱《條例》）以保障大灣區環境治理法律合作機制之實施。在制定此條例之過程中，由大灣區之環境治理專家共同磋商，提出《條例》草案，然後採取網上公開之形式，廣泛吸取民意。《條例》應當包含大灣區各城市對環境治理之權力與責任、城市間如何溝通與對接工作、環境治理的指標、檢測標準、公民對於環境治理應當遵守的規則等。制定《條例》可以有效解決大灣區立法主體多之困局，縮小粵港澳三個法體系之間在合作上之差距，貫徹“一國兩制”之實施，亦可明晰粵港澳環境治理的責任主體和程序，有利於對合作前景有更加清晰的認識，打破合作壁壘與阻礙，避免龍頭觀念阻礙大灣區合作。（三）構築粵港澳環境執法與司法協調機制立法為執法與司法的前提，執法與司法是實現立法的途徑與保障，對環境治理法律合作進行合作立法後，還須有行政執法、司法的堅實保障。首先，囿於大灣區之特殊性，城市間法律地位各不相同，行政執法許可權亦有所區別，三個法體系之間行政程序與行政主體亦不同。因此，建立大灣區環境治理協調部門有助於明確大灣區環境治理責任主體，避免在合作中的行政職責模糊不清。環境治理協調部門的成員由大灣區各市的環境保護部門派出相關負責人擔任，必要時，還可邀請一定數量的司法人員作為協調部門的法律顧問。首先，在機構的組建中需遵循平等分配原則，即在環境治理協調部門中必須有同等比例的粵、港、澳工作人員，以平衡三方之需求，並加強環境執法資訊共享。其次，建立行政主管輪流負責制，由粵、港、澳三地的環

16境行政主管輪流統籌大灣區環境執法，避免環境治理多頭領導，又可戒斷因一方權力過大而滋生的龍頭主義觀念，使三地人才協力共進，共同致力於大灣區環境合作治理。最後，應建立環境治理法律合作機構的人才交流機制，定期以舉辦環境治理研討會、選拔人才進高校交流等方式，為各地環境治理人才提供交流平臺與機會。協調部門的成員有義務對轄區內破壞與污染大灣區環境的行為進行制止與懲罰，並對大灣區大氣、水源、土壤等生態進行檢測，及時公佈大灣區各城市環境品質狀況，實現對環境保護之預防與控制。環境治理協調部門要定期召開總結會議，成員在會議中報告合作治理的經歷，共同交流治理中遇到的問題，積極提出優化合作的辦法。在環境治理的執法中對違法人員的處罰的罰款要確保專款專用，將罰款有效的用於環境治理上，建立起一套財務報告制度，定期結算環境治理財務。其次，加強大灣區各方司法人員的互動與交流，由大灣區環境治理協調部門牽頭，以粵港澳三地的司法人員為對象定期舉辦系列的環境治理司法實踐研討會，為三地司法人員的溝通與交流提供平臺。只有三地司法人員相互瞭解、多交流、多接觸，才能消除環境治理法律合作中的隔閡、誤解與分歧，起着相互影響和在某些環境治理司法領域達成共識的作用。最後，實行環境治理政務與司法公開，讓各市居民對環境治理協調部門的執法、司法進行有效監督，開設信訪管道，廣泛收集各市居民的意見，及時發現在執法、司法中出現的問題。同時，要擴寬環境治理法律合作優化與改善的管道，對環境管理局的人員配置，其成員應由大灣區中各城市的具有環境治理相關知識和專業背景的人才按比例組成，建立一套崗位流動制度，如可以讓港澳的環境治理人才在一段時間內在廣東地區的環境治理協調部門工作，廣東的環境治理人才亦在一段時期內要在港澳工作，以粵港澳人才的有效互動，交流學習各方經驗，縮小粵港澳環境治理合作中的差異。（四）發揮大灣區高校、環境保護協會等社會組織的普法作用，彰顯美麗大灣區建設的軟法之治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範，指引着人們的行為。同樣，要發揮環境立法在大灣區環境合作治理之中的作用，便必須通過多種形式使環境

17法治理念滲透到人們的思想之中去，指引和規範人們的行為。除了制定國家強制性的法律以規範環境保護行政之外，還需發揮軟法之治的作用，包括公權力以外的社會組織的宣傳之力，號召民眾參與環境治理。如環境治理協調部門可通過制定年度規劃以及白皮書等形式，向民眾宣傳灣區環境治理的理念與政策，讓民眾對灣區環境法治有更貼切的理解。既如前述完善了環境合作保護立法之後，仍需通過普法教育將其規則與思想對社會廣而告之，方能形成人人守法，眾人參與環保之局面。高校普法。英國倫敦大學英王學院之院長盧卡斯在1972年提出了著名的“盧卡斯模式”，即要在實踐中深化環境教育理念，鼓勵在文本知識傳授之外，使人們多參與環境保護之實踐，以激發人們內心之中強烈的環保情感，使其形成環境責任感與道德感，才能使其在生活中自覺的運用所學的環保知識，付諸環境治理之行動。16大灣區擁有豐富的教育資源，共擁有近200所高校，在校大學生超過200萬，每年可向人才市場輸出過百萬人才，但環境治理法律合作的教育卻未受重視。在環境教育之中，內地多為注重知識的灌輸，而忽視了實踐教育的作用。而港澳往廣東交流的學生多局限於文化與經濟方面的交流，忽視了彼此間環境合作交流的議題，更忽視了如何通過法律合作建構雙方環境治理法律合作的渠道。實際上，對於環境治理法律教育，非隻言片語所能傳授，要使環境治理之知識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還需更多的讓人們真正地接觸與嘗試環境治理，參與到環境治理的實踐中去。因此，大灣區各高校應共同舉辦與認識環境保護有關之冬令營和夏令營等跨境交流活動，讓雙方的學子在活動中潛移默化的形成環保意識。此外，學術研討是擴寬粵港澳法律合作交流的重要路徑。粵港澳三地可合作舉辦環境治理法律合作相關的論壇、講座、知識競賽等活動吸引粵港澳各界有識之士參與。第二，環境保護協會普法。對於環境治理宣傳教育除了要注重在學校之內的教育之外，亦不能忽視其在社會上的教育。內地的環境教育多限於在象牙塔內的傳授，而對於社會，普遍缺乏環保理念的普16.印衛東：“環境教育的新理念——從｀盧卡斯模式´談起”，《教育研究與實驗》2009年第8期，第19頁。

18及，導致大多數居民缺乏環保意識，如近年來在廣東推行的垃圾分類措施因法律宣傳教育不到位而遭遇困境。因此，大灣區有必要利用社會資源，對居民進行環境治理教育。但由於社會教育責任部門、場地、經費的缺乏，導致社會中普遍難以形成環保理念。研究表明，NGO在加強環境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7，因此，一方面，環境治理協調部門可發揮粵港澳社會中諸如行業協會、智庫等社會組織之作用，鼓勵其多舉辦有關環境治理普法活動。特別地，為有效貫通粵港澳各自的環境保護社會組織，可適時建立跨境運作的大灣區環境保護社會組織，進而加強環境治理法律合作工作。另一方面，環境治理協調部門有必要在各城市確立一些負責社會環境治理法律教育與宣傳組織。對此可借鑒香港的經驗，以社區為單位，以社區所在上級撥款，提供宣傳教育經費，在社區內開展宣傳教育，負責居民的環境治理知識普及，進一步提升大灣區中居民的環境治理知識技能與環保意識。質言之，支持環保社會組織的發展對大灣區環境治理法律合作十分重要，亟需環境治理協調部門對其制定專門政策鼓勵和保護環保NGO的發展，集聚多方力量與智慧，推動NGO在環境保護進程中不斷發揮作用，共同為建造美麗世界級大灣區而努力。（五）粵港澳政府推動下市場運作環境治理法律合作機制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進程中，市場經濟作為推動內地社會高速發展的潤滑劑，對推動大灣區環境治理法律合作亦有着不可忽視之作用。之所以強調市場經濟在大灣區環境治理法律合作中的作用，是因為政府調控具有局限性，一方面，這表現為對於環境治理的開展，公權力手段必不能全面囊括方方面面，亦不能及時發現環境治理中的疏漏，具有滯後性。另一方面，政府在環境治理之中的作用，只能在總體上給環境治理提供決策的方向與保障，具有概括性。再者，政府調控環境治理程序複雜，權力多有限制，在環境治理中政府權能亦多有削弱，故大灣區有必要尋求一條政府之外的有效方式推動環境治理法律合作工作。有鑒於此，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具有17.ThomasBernauer&CarolaBetzold.CivilSocietyinGlob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TheJournalof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vol.21,2012,p.62.

19決定性作用不容忽視。環境治理協調部門通過市場運行，可充分調動環境治理資源在大灣區之中的有效流通。環境治理協調部門有必要發揮經濟在環境治理之中的作用，利用粵港澳地區之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助推大灣區環境治理的發展。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目標，制定法律與政策，協調國家與個體經濟運行的關係。粵港澳環境治理法律合作可從經濟法角度出發，政府適當干預與調控，同時，政府亦應利用經濟手段實現大灣區資源配置。如可鼓勵環保企業跨境開辦，對其實施減免稅等優惠；舉辦相關創業大賽、創業論壇、環境保護論壇等鼓勵粵港澳地區環保節能產業之交流學習與創新；設立企業基金，鼓勵粵港澳青年自主創辦環保創業；設立企業節能減排評估制度，對在環境治理中有良好表現之企業予以獎勵等。這些經濟手段的運用，都能有效推動大灣區綠色生態的營造。因此在大灣區環境治理法律合作之中，有必要利用經濟手段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完善政府職能，推動環境治理所需的生產和生活要素在區域內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五、結語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18據此，大灣區環境合作治理非赤手空談，而是具有堅固的合作基礎與合作願景的。雖在大灣區中合作要面對諸多差異，但大灣區各地擁有共同利益。大灣區環境合作治理雖為粵港澳城市群發展的方向之一，比起經濟共同發展而言或許尚未能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視，但美好的生態事關三地合作環境，亦牽動了建設美麗中國的國家大計。因此，粵港澳三方政府及社會各界共同努力，開展環境治理教育，使用經濟、立法、教育等手段推動大灣區環境合作治理，明確大灣區環境治理的責任主體與各政府部門的職責，擯除以往合作的龍頭觀念，便能克服合作阻礙，積極推動港澳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18.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頁。

21《行政》第三十二卷，總第一百二十三期，2019No.1，21—40“走出去、引進來”：“─帶一路”倡議下澳門中醫藥業發展模式研究高勝文*、容詠欣**、蔡通***、陳劍威****一、前言中醫藥業具有悠久的歷史，自古以來，中醫藥業是古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內容，伴隨早期的商貿活動在沿線國家落地生根，以不同形態成為沿線民眾共用共建的衛生資源。目前，中醫藥業已傳播到183個國家和地區，中國已同外國政府、地區主管機構和國際組織簽署了86個中醫藥業合作協議。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醫藥業在沿線國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成為很多國家新的經濟增長點，並實現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的大開放、大交流與大融合。可以說，中醫藥業在中國與沿線各國的交流與合作方面，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前景。近年，澳門特區政府加快經濟適度多元的發展步伐，加大力度培育教育、會展、文化創意、金融、中醫藥等行業的成長。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澳門特區政府憑藉自身的優勢，大力發展中醫藥業，在政產學研1方面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另一方面，在發展中醫藥業的過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障礙。因此，如何結合“走出去、引進來”的方法，選擇合適的發展模式？是非常值得各界共同探討之。*博士，現任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院長、華僑大學粵港澳人才戰略研究所所長。**教育學學士，現任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秘書長。***中醫學博士，現任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中醫診斷學專業委員會理事，澳門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中醫學學士，現任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中醫診斷學專業委員會理事，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監事。1.政產學研即政策、產業、教學、研究。

22二、澳門中醫藥業的歷史澳門中醫藥業歷史悠久，經歷了西醫向中國傳播、西醫取代中醫、中醫復興、西醫和中醫相互促進並共同繁榮的發展歷程。2回顧歷史，自17世紀起，耶穌會士就對中國醫學產生了興趣。從耶穌會神父們1625年12月21日發自澳門的年度報告中可以得知，17世紀上半葉，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藥房已從廣東進口大量的草藥。卜爾格神父（MiguelBoym，1612-1659年，卒於中國）是波蘭國王醫生的兒子，1650年寄居澳門，他寫有多部著作，其中有《中藥標本》，他還翻譯了四本王叔和（《脈經》作者）所著關於脈象、舌診和中國藥用果實的書籍。一些藥方有的靠口頭世代相傳，有的被葡裔婦女將其與有名的菜譜一起記載並流傳至今。3這時期，西醫正向中國傳播並逐步取代中醫。1553年葡人佔澳後的澳葡政府，由於長久以來對華人社會不作為，各式各樣的社團為彌補社會需求，開始相繼成立。其中，1871年成立的鏡湖醫院慈善會及1892年成立的同善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均提供善終、救助、醫療（包括中醫）等賑難服務。在救亡賑難運動中充分展現出穩定性、廣泛性和民族性的特徵，為難民收容、人道救助等作出了歷史性貢獻。4這時期，中醫開始漸漸復興。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非常重視發揮中醫藥在民眾保健方面的作用。1999年，政府正式將中醫藥服務引入公共醫療體系中，通過3間衛生中心向當地居民提供免費的中醫和針灸服務。2009年，為了減輕當地居民就診時的經濟負擔，政府推出“醫療券”計劃，資助當地居民到社區提供初級衛生服務的機構就診，其中包括中醫診療服務。同時澳門政府與幾任特首都非常重視澳門中醫藥的發展，這直接促成了澳2.程春松、陳偉謙、梁傑、王燦堅、張志鋒、劉良，周華：“澳門中醫藥發展的歷史特質及現狀分析”《澳門科技大學學報》第1期，2016年，第127-136頁。3.阿瑪羅：“中醫對聖保祿學院藥房的影響”，《文化雜誌》第30期，澳門，文化局，1997年，第81-92頁。4.白爽：“抗戰時期澳門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的救亡賑難活動”，《澳門研究》第69期，澳門，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2013年，第168頁。

23門中醫藥業的快速發展5；在中醫藥教育方面，澳門特區政府於2000年及2002年先後在澳門科技大學及澳門大學設立了中醫藥學院和中華醫藥研究院，2011年國家科技部更依托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成立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致力於開展中藥質量和創新研究。為培養澳門中醫藥人才，提升澳門中醫藥水平提供了發展平台。2011年3月，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廣東省簽訂《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拉開了粵澳兩地緊密合作的新模式。同年4月，雙方政府共同開發橫琴的首個專案――“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正式啟動。6另一方面，為配合未來本澳中醫藥的發展，提升本澳中醫藥人員的能力並擴闊其國際視野，也為支持世衛發展傳統醫藥，以及提升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澳門特區政府向世界衛生組織申請在本澳成立傳統醫藥合作中心。於2015年8月，澳門“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正式成立及下設於衛生局，雙方簽署了關於傳統醫藥方面的四年合作計劃。7自澳門回歸至今，西醫和中醫相互促進並共同繁榮發展。縱觀澳門中醫藥業的發展歷史，由不受重視到獲得認同及肯定，由民間層面上升到政府層面，由本地發展到與國際接軌，澳門中醫藥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良勢。近年，隨着《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簽訂、“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及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澳門特區政府憑藉政治制度、地理區位、歷史文化、政策支持、經濟金融、歸僑社團等優勢，大力發展中醫藥業，在政產學研方面奠定了夯實的基礎。三、澳門中醫藥業的現狀下文試從政產學研四個方面，對澳門中醫藥業的現狀進行分析。5.陳觀生：“本澳中醫藥產業應到了企業唱主角的時候”，《新華澳報》2017年10月4日。6.“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介紹”，參見http://www.gmtcmpark.com/guanyu.html。7.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澳門）簡介，參見https://www.ssm.gov.mo/apps1/rjem/ch.aspx#clg11610。　

24（一）澳門中醫藥業的政策現狀自2013年提出以來，“一帶一路”倡議在實踐中產生很多創新成果，尤其是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方面，探索出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新模式。8政策溝通位列“一帶一路”倡議“五通”之首，可以說，政策是發展澳門中醫藥業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多年來，中央和地方在促進中醫藥發展方面，陸續出台多項配套政策，大大提升了中醫藥服務能力，助推健康中國建設效應凸顯。而隨着政策紅利的持續釋放，未來中醫藥產業也將迎來更為巨大的市場空間。9在政策層面上，《澳門基本法》有多條與中醫藥業相關的條文，如：第123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促進醫療衛生服務和發展中西醫藥的政策。社會團體和私人可依法提供各種醫療衛生服務”、第133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文化、新聞、出版、體育、康樂、專業、醫療衛生、勞工、婦女、青年、歸僑、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面的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同全國其他地區相應的團體和組織的關係，以互不隸屬、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原則為基礎”、第134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文化、新聞、出版、體育、康樂、專業、醫療衛生、勞工、婦女、青年、歸僑、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面的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關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各該團體和組織可根據需要冠用｀中國澳門´的名義，參與有關活動”等等。特區政府在2002年的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經濟多元化政策。最早提出支持發展的有5個行業：旅遊、會議展覽、文化創意、中醫藥、教育等。10在2016年至2018年施政報告中，也分別提到中醫8.潘旭濤、陳曼菲：“｀一帶一路´：沿着｀五通´方向前進”，《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5月2日。9.“系列政策紅利持續釋放中醫藥產業迎大發展”，《經濟參考報》2018年7月6日。10.柳智毅：《澳門經濟與各產業發展現狀分析》，澳門，澳門經濟學會，2018年，第239頁。

25藥業應“響應國家｀一帶一路´的倡議，在澳門成立世衛傳統醫藥合作中心，促進中醫藥的進一步發展和應用。此外，加強與國際、中國內地和鄰近地區醫療機構的合作，以提高本澳整體醫療衛生服務水平”、“充分發揮世衛傳統醫藥合作中心的優勢，積極落實與世衛簽署的合作計劃，開展中醫藥方面的培訓、研究和教育工作，加強培養中醫藥人才，促進本澳中醫藥的發展”、“充分發揮世衛傳統醫藥合作中心的功能，培養中醫藥人才，促進本澳中醫藥的發展。積極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加強與粵閩等內地省市和葡語系國家醫療機構的交流合作，強化與世衛、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協調聯繫，共同推動醫療衛生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在特區政府最新發表的2019年施政報告中，明確列明澳門中醫藥業的相關工作時間表，包括工作計劃及項目、工作內容、預計開展時間及預計完成時間（如表1所示）。表12019年度各範疇施政主要工作時間表（涉及中醫藥業之內容）序號工作計劃及項目工作內容預計開展時間預計完成時間支持中醫藥產業發展1推進“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軟硬件建設•推進產業園區的人才公寓、專家公寓的樓體建設。已開展2020年上半年•優化粵澳藥業有限公司的運營和管理，爭取獲得歐盟的GMP認證。已開展2019年11月•推進大健康產業版塊示範性項目及配套項目的建設。已開展2019年第四季2推動中醫藥產品與文化的國際推廣和貿易•與莫桑比克合辦中醫藥培訓，並且將相關經驗和模式延伸至其他非洲葡語國家。已開展2019年第三季•繼續推進中醫藥課程引入莫桑比克中專學歷教育項目。2019年第一季2019年第四季

26序號工作計劃及項目工作內容預計開展時間預計完成時間•推進中醫藥產品在莫桑比克的註冊和貿易，爭取更多產品獲得上市許可。已開展持續進行•啟動首批試點中醫藥產品食品補充劑歐盟註冊的研究工作。已開展2019年第四季•爭取獲得傳統藥物在歐盟部份國家的上市許可批准。已開展2019年10月•推進莫桑比克中醫藥中心項目落地已開展2019年12月3促進重點項目及企業入園發展•深化中醫藥產品海外註冊公共服務平台（橫琴）的建設，促進重點項目入園後的發展。已開展持續進行•推進包括澳門企業在內的更多名優企業及中小型企業入園。已開展持續進行4繼續深化中醫藥產業的區域合作•加強與廣東、四川、福建相關機構及企業的中醫藥合作。已開展持續進行•探討與吉林、北京、貴州、雲南等區域的中醫藥產業合作方向。已開展持續進行支持居民提升競爭力5加強新興產業發展所需的人資儲備•舉辦中醫藥培訓活動，以及赴莫桑比克及泰國參與中醫藥臨床實訓等活動。2019年第一季2019年第三季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年度施政報告》，2019年。可見，特區政府非常重視中醫藥業的發展，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在政策上與之積極配合。（二）澳門中醫藥業的產業現狀在澳門中醫藥業的產業方面，截至2017年底，提供中醫服務的場所共有323間。其中，中醫診所有182間，綜合診所有134間；中醫生/中醫師合共578人。

27圖1中醫服務及求診人次的分佈ͤʭɄˀáĥþtɄˀSϰͤþFŵϘͬBǦ΂͂ÿȵEÞgEέżEТç˳áĥˀSϰͤʭɄþȌĂFƁЁŵǜ̠Ϙͬǻǜųɠǫã˰ʒÐÒƢȊ̓ʭɄʾŵǍУˀhα¢B̈́ϋSϰͤħ΃ɯÕјoñθ͑ɀɟ§ñɭĚï͂Sϰͤ̽Ƒš΃˳ɯÕFƏ˱IŎƏ˱KŎαȈɻљGS͔hɠ°ĈĚʄЀʛÁͬȀáȀƕΪȀƏƖȎȀīĆHјƏFùͷјʛáȀƕХƉϳ͹SϰͤɄˀʾŵј˧ɅЫǆĚŚˀͩøјğȀ˴L͂X˧ɅϭþFі^їʄЀSϰͤɄˀʭɄʤʜğʄЀSϰͤɄˀʭɄȌЧјǊ̿ƏƓјǫSϰȫÖˀĬǍ°ȪЃF±SјSϰΈǍȪЃј̏þΈǍȪЃњSϰʬSϰƆþ°hFĝSϰȫÖñɣΈhɒˀ»|αȈɻљʄЀ̌΀ȡȝȸŲGϰʼ̌΀HņĝǍ˘јƏýйϰʼɎɈˀSϰɣΈhɒ°hɒESϰΈǍɣΈ̬hɒEϰЎɣΈ̬hɒј̭̏þΈǍEͮʬSƲ»Áʊhɒñhɒњ͂ɗĀțјƏʄЀȪSͤǌЃESͤƙЃFùͷјʄЀSϰͤɄ²ȪIŖˀʭɄĨ˖FіKїʄЀSϰͤɄˀȄŐʤʜʄЀʛáȀƕŦʾŵSϰͤɄ¾ʊϘ̎ʆϡƖķ£ʾŵˀ¡ÙгĥX ʄЀ̌΀ȡȝȸŲљGϰʼ̌΀HFʄЀͮʬŲљǦ΀Ə½HF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醫療統計2017》如圖1所示，2017年各類醫療機構的中醫求診人次共1,391,460人次、中醫診所求診者638,222人次、醫院求診者185,030人次，而綜合診所、衛生中心分別為502,811人次及65,397人次11；與此同時，2017年澳門有中藥房133間、中藥廠5間。12可見，澳門中醫藥業具有一定的產業基礎。（三）澳門中醫藥業的教學現狀澳門特區政府將發展中醫藥業列為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優勢領域之一，澳門高等院校也與之配合。其中，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大學相繼設立與中醫藥業相關的教育學院及研究院。表3澳門高等院校中醫藥課程一覽表院校課程學位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生物醫藥博士中藥學醫藥管理碩士生物醫藥學學士11.澳門統計暨普查局：《醫療統計2017》。12.澳門衛生局：《統計年刊2017》。

28院校課程學位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學中藥學中西醫結合博士中醫學中藥學中西醫結合臨床醫學中藥生產及營銷管理碩士中醫學中藥學生物醫學學士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資料，自行整理所得。如表3所示，2000年澳門科技大學建校同年設立中醫藥學院，現已成為澳門特區唯一擁有完整中醫藥教育課程體系的高等學府，包括中醫學和中藥學本科教育課程，及中醫學、中藥學、中西醫結合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課程，博士後研究工作站等；2002年2月澳門大學組建中華醫藥研究院，以開展中醫藥創新研究和生物醫藥類博碩士教育為主要任務。可以說，高等院校開辦中醫藥業之教育課程，在學科建設、創新研究、師資隊伍及人才培養等方面都達國際水準，這為澳門中醫藥業的發展，建立了高級人才培養體系。（四）澳門中醫藥業的研究現狀隨着澳門中醫藥業政策的落實、產業的形成及教學的完善，澳門中醫藥業若要得到長足的發展，就必須進一步加強及提升學術研究水平。在這方面，我們可從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相關高等院校及社團三方面得到體現。2011年3月6日，在國家領導人的見證下，廣東省人民政府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共同簽署了《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正式拉開了粵澳兩地

29政府緊密合作的嶄新序幕。同年4月19日，“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在橫琴新區正式奠基，成為粵澳合作產業園區的首個落地專案。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現設有科研總部辦公大樓、產業孵化區（I期）、科研服務平台及GMP中試及生產服務平台等功能載體，並與多個官方機構、社團、企業等簽署戰略合作關係。為入駐企業提供中醫藥產品研發基礎條件，與服務平台共用先進分析儀器，與園區專家團隊共同研究專案、優化科研路徑與專案攻關，與園區公共服務平台的中試生產合作，爭取更短的研發週期，大力降低研發成本，有效獲取研發成果。2010年12月1日，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聯合宣佈，經國家科技部同意，批准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聯合設立的“中藥品質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並於2011年1月25日正式掛牌成立。實驗室以成為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中藥質量和創新藥物研究基地，獲取原始創新研究成果和自主知識產權，彙聚和培育中醫藥優秀人才，拓展國際間高水平學術交流与合作為目標，注重集成多學科的前沿技術，建立適合中藥質量及創新藥物研究的開放式科學技術平台，深入開展探索性、創新性和重大關鍵技術研究。2006年，國際中醫藥學會理事長謝志偉博士創立了《ChineseMedicine》（中華醫藥），該期刊得到澳門基金會及澳門大學的資助，由Springernature出版。132013年7月被國際權威的期刊文獻檢索工具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收錄，2018年該雜誌的影響因子（Impactfactor，IF）為2.343，這在國際上替代醫藥類（ComplementaryandAlternativeMedicine，CAM）學報中位居前列，是具有代表性的，以英文出版、網上免費開放閱覽的中華醫藥期刊。期刊作為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的成員，擁有世界一流的評審專家，作者遍佈五大洲，以嚴謹的科學邏輯和醫學倫理審視中醫藥學的研究。能夠成為少數被SCI-E認可及被SCI收錄的中醫藥期刊，對推動及提高澳門中醫藥業研究的質量大有裨益。13.趙中振：“香遠益清金蓮花――中醫藥在澳門（下）”，《大公報》2014年12月29日。

30四、澳門中醫藥業的發展障礙雖然“一帶一路”倡議為澳門中醫藥業帶來了嶄新的歷史機遇，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中醫藥業的發展還面臨着諸多困難和挑戰。由於文化背景和理論體系的差異，沿線衛生管理模式大部份建立在現代醫學體系上，中醫藥面臨政策和技術等方面的壁壘；傳統醫藥在大多數國家處於補充和替代地位，發展環境不容樂觀；澳門中醫藥業發展品質和效益尚顯薄弱，“走出去”的基礎有待加強；同時，現有外向型合作機制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形勢發展需要，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外向型團隊尚未形成。基於此，澳門中醫藥業的發展任務依然十分艱巨，並存在着以下的發展障礙。首先，人才是本澳中醫藥業發展的關鍵資源。現時，由於多種原因，常會陷入“進醫院沒機會，自己執業沒資格”的尷尬境地。除了按照制度醫院對醫生有較嚴謹的要求，本澳社會也對醫生人員素質要求的不斷提高，特別對於中醫，剛剛從中醫藥院校畢業的學生一般難以得到信任。因此，人才匱乏、創新乏力是目前中醫藥產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也是未來本澳中醫藥產業進一步發展的最大瓶頸。14從人才供給與需求層面來說，本澳中醫藥業的發展，一方面使相關人才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人才供給的質和量也尚待提高，因此，如何使中醫藥業人才的供給與需求達致均衡，將是本澳發展中醫藥產業面臨的最大問題。其次，本澳中醫藥業相關法律仍未完善。近年，澳門特區政府積極促進經濟發展適度多元，把中醫藥業列為優先發展的優勢領域之一。但是，到目前為止，仍未出台中醫藥業發展的法律法規，這嚴重阻礙行業的發展。因此，澳門急需完善中醫藥業立法工作，如執業醫師資格、藥品管理、醫療機構管理等相關法律。第三，中醫藥業相關國際標準有待制定。目前，儘管部份國家制定了一些中醫藥業相關標準，但整體而言，主要還是參照西醫標準而14.陳觀生：“本澳中醫藥產業發展人才與立法最關鍵”，《新華澳報》2016年6月15日。

31制定的，且各國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及醫院標準等均不統一。實踐表明，中醫藥業相關標準不能完全仿照西醫標準而制定。可以說，中醫藥業相關國際標準尚未建立，嚴重阻礙了中醫藥業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第四，中醫藥業的知識產權面臨威脅。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南亞各國擁有獨特的傳統醫學理論體系、治療方法及傳統醫學藥品。歐美部份發達國家意識到傳統醫學天然藥物中蘊藏的巨大財富，利用其先進的技術對傳統藥物進行改頭換面，然後再申請知識產權保護，此類生物海盜事件頻頻發生。如印度用於治癒傷口的植物薑黃及治療低血糖症的植物苦葫蘆在別的國家被授予了專利；我國的青蒿素、六神丸、牛黃救心丸等侵權案例等，給擁有原創傳統醫藥知識產權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也成為阻礙中醫藥/傳統醫學國際合作發展的重要因素。15再次，中醫藥業在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面臨着諸多法律障礙和貿易壁壘。可以說，法律障礙和貿易壁壘是制約區域合作的重要因素。現時，部份國家利用法律法規，對中醫藥業的准入設置各種法律障礙，使得中醫藥業之國際貿易在原有困難的基礎上，又帶來新的障礙。再者，有些國家為保護本國傳統醫學，採取雙重標準。一方面故意提高進口藥物的標準，另一方面對國內藥物的標準則較為寬鬆，這對中醫藥業在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造成了一定的障礙。最後，中醫藥業在各國發展不均衡，其認可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在亞洲，中醫理念和原則的運用早已有之。印度的阿育吠陀療法、不丹傳統醫學等都是與中醫藥同源的醫療體系；受益於中醫藥的不僅僅局限於亞洲，非洲的西方醫療和援助項目全盤否定非洲傳統醫療手段的療效，而事實上，很多草藥和治療方法非常有益，因此非洲向中國求教並求助，希望了解怎樣才能讓“非洲傳統醫藥”變得像中醫一樣；但另一方面，草藥能夠治病救人的理念對西方人而言非常不可思議，如美國的食品、保險，還有醫藥行業都是西方醫療慣例的既得15.“中醫藥如何借力｀一帶一路´？”，《經濟參考報》2015年5月15日。

32利益方。16綜合而言，中醫藥在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的認可度較高，而歐美國家對中醫藥的管理多以安全性為由，且限制較多，這影響着中醫藥業“走出去、引進來”的開展。五、澳門中醫藥業的發展模式澳門發展中醫藥業，在取得顯著成績的同時，也存在着不少的障礙。對此，特首崔世安曾就中醫藥業的發展提出建議，他指出，“中醫藥業需透過區域經濟發展，吸引人才，實事求是地實行｀走出去´和｀引進來´的概念。”17下文，將結合此概念，提出合適的發展模式。（一）澳門中醫藥業“走出去”之發展模式：為貫徹落實《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中醫藥業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開創中醫藥業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印發《中醫藥“一帶一路”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下文簡稱《規劃》）。規劃目標到2020年，中醫藥業“一帶一路”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基本形成，與沿線國家合作建設30個中醫藥海外中心，頒佈20項中醫藥國際標準，註冊100種中藥產品，建設50家中醫藥對外交流合作示範基地。中醫藥業被更多沿線國家廣泛認可。《規劃》重點提出“五通”任務，一是政策溝通，完善政府間交流合作機制；二是資源互通，與沿線國家共用中醫藥服務；三是民心相通，加強與沿線國家人文交流；四是科技聯通，推動中醫藥傳承創新；五是貿易暢通，發展中醫藥健康服務業。同時，為使《規劃》順利實施，還明確提出了完善政策機制、加大金融財稅支持、強化人才隊伍建設、加強組織實施共四項保障措施。16.約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多麗絲•奈斯比特（DorisNaisbitt）、龍安志（LaurenceBrahm）：《世界新趨勢：“一帶一路”重塑全球化新格局》，張岩譯，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17年，第127-128頁。17.“崔世安：澳門要“走出去”“引進來””，《大公報》2018年6月14日。

33因此，澳門特區政府應認真執行國家《規劃》，充分發揮自身獨特優勢，努力推動中醫藥業的標準化、產業化、國際化。將中醫藥業的發展成果和經驗傳播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充分發揮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中心及中醫藥科技產業發展平台的作用，推進澳中醫藥業與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並通過以下“走出去”的方式，提升澳門在國際中醫藥業的影響力。1.加強中醫藥業的人才培養：在這方面，我們可通過課程改革、技術合作、學術交流、技能培訓等多種方式培養人才，以突破本澳中醫藥業進一步發展的最大瓶頸。首先，我們應對現時高等院校之中醫藥業課程進行改革，推進中醫知識的保護、傳承、融合與創新，完善中醫藥人才培養、使用和激勵機制；其次，我們也可通過外出交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有關機構開展科研合作或臨床實習，進一步強化理論與實踐環節；最後，澳門特區政府也可考慮設立相關的人才培養基金或獎學金，專門用於中醫藥業的人才培養。通過加強中醫藥業的人才培養，逐步提高人才供給的質和量，長遠使中醫藥業人才的供給與需求達致均衡。2.完善本澳中醫藥業相關法律：中醫中藥近年在歐美、加拿大及澳洲都大行其道，加拿大和澳洲早已以立法形式承認了中醫藥的地位。美國迄今亦已有43個州通過立法確定中醫的合法性，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南部的幾個州也將通過立法承認中醫針灸。本澳還應該吸取國內外中醫立法工作的成功經驗，發揮澳門中西結合的優勢，透過立法使中醫藥發展走向正規化，在國際上為中醫藥正身。1818.陳觀生：“本澳中醫藥產業發展人才與立法最關鍵”，《新華澳報》2016年6月15日。

34結合本澳情況，本澳中醫藥業立法應包括以下內容：（1）完善執業醫師資格、診所准入制度；（2）完善醫療機構管理法規，以強化監管、預防和控制醫療安全風險；（3）完善中藥的生產、檢測、儲存與管理等制度。通過完善本澳中醫藥業相關法律，從而規範本澳中醫藥業的發展，提升本澳在國際傳統醫藥領域的影響力，以及推動中醫藥業國際化的發展。3.制定中醫藥業相關國際標準：在“2014年世界中醫藥十大新聞發佈會暨中醫藥國際化進程報告會”上，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李振吉表示，國際標準組織ISO同意中醫藥技術委員會正式成立，標誌着中醫藥國際標準化取得重大進展。據悉，國際標準組織ISO成立於1946年，總部設在日內瓦，是世界最大的標準化機構。這一組織開始重視中醫藥的國際標準建設19，是中醫藥國際標準化的重大進展。澳門與歐盟的關係，特別是與葡萄牙一直以來的特殊關係，可以令中醫藥國際標準化取得意外的突破。在歐洲國家中，葡萄牙曾經也是質疑中醫藥較為激烈的國家之一，如果透過本澳與葡萄牙的關係，推動葡萄牙的中醫藥立法，再回饋到本澳的中醫藥發展，形成中醫藥國際化的“澳門標準”，本澳中醫藥產業必能從中受益匪淺。20因此，澳門應借鑒國內外之相關經驗，儘快制定中醫藥業的教學、執業、藥物及中醫診所營運等方面的國際標準。未來，隨着本澳中醫藥業相關國際標準的制定，相信可以進一步提高本澳中醫藥業的服務能力及科研創新力，也可以藉此推動本澳中醫藥業人才的培養以及促進中醫藥業在本澳的可持續發展。19.國際標準組織（ISO）已經發佈了《一次性使用無菌針灸國際標準》、《人參種子種苗第1部份：亞洲人參國際標準》、《中醫藥學語言系統語義網路框架技術規範》和《中醫藥文獻中繼資料技術規範》等4個國際標準，這些國際標準對推進中醫藥標準化建設，加快中醫藥國際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20.陳觀生：“制定中醫藥國際標準是澳門的難得機遇”，《新華澳報》2015年9月16日。

354.加強貿易暢通：《規劃》重點提出“五通”任務，其中，貿易暢通是發展中醫藥業的重點內容。對於中醫藥業在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所遇到的法律障礙與貿易壁壘問題，本研究建議，澳門應該利用與葡語國家聯繫密切的國際關係優勢和法律服務於歐美接軌的有利條件21，加以應對。一方面，為達致貿易暢通，我們應熟識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遵守所在國的法律制度、熟識和遵守國際法規、加強培養專業法律人才，應對由投資、勞工問題、環境問題、經營等產生的法律風險；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互聯網+”等新興業態，加強供給側改革，建立以沿線市場需求為導向的中醫藥貿易促進體系和國際行銷體系。拓展中醫藥服務貿易市場，發揮中醫藥醫療保健、教育培訓等傳統服務貿易領域的規模優勢，支持在海內外設立中醫藥服務貿易機構，鞏固傳統市場，挖掘服務出口潛力，提高新興國家市場佔比。支持有實力的中藥企業通過新設、並購、租賃、聯合投資等方式在沿線國家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構建跨國行銷網路，建設中醫藥物流配送中心和經濟聯盟。利用多邊、雙邊自由貿易區談判，推動中醫藥產品和服務貿易發展。通過加強貿易暢通，解決中醫藥業在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所遇到的法律障礙和貿易壁壘等問題，進一步推動中醫藥業的國際交流與合作。5.加強民心相通：針對現時中醫藥業在各國發展不均衡及認可程度存在較大差異的現況，我們可利用歸僑、社團及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等優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相關機構進行中醫藥業的交流與合作，通過加強民心相通，為深化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2015年6月30日，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國際交流合作中心”掛牌成立後，選擇了葡萄牙、莫三比克兩個葡語系國家作為國際21.陳觀生：“本澳中醫藥產業發展迎來真正春天”，《新華澳報》2018年11月7日。

36交流合作試點，從中藥和食品補充劑的國際註冊、服務貿易促進、中醫藥專業培訓、傳統醫藥技術研發及交流合作、中醫藥文化推廣、中醫藥海外中心的設立等幾個方向進行了摸索和探討，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同時，逐步與葡萄牙、莫三比克等葡語系國家所輻射的歐盟、東盟、美洲、非洲國家等建立合作關係，搭建國際交流合作平臺，幫助企業拓展海外資源和市場，促進中醫藥和健康產品的國際註冊和服務貿易，推動中醫藥學與世界多種醫藥學的交流與合作。截至2018年底，已簽署的戰略合作夥伴包括：巴西中醫學院、葡萄牙傳統醫學院、莫三比克衛生部、葡萄牙食畜總局、歐洲中醫藥基金會、里斯本大學藥學院、巴西中國文化交流協會、培力（香港）健康產品有限公司、葡萄牙食品補充劑協會、葡萄牙植物化學及植物療法協會、美國中藥聯商會及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另一方面，中醫藥要“走出去”，與外部交流，語言是一個不小的障礙。除了語言不同以外，中醫的許多名詞都是來源於古文，許多概念與古代的哲學思想有關，如陰陽、五行等。所以相關詞典不是簡單地以字翻字，不少地方需要多費筆墨加以解釋。另外，有不少中英對照的中醫詞典，中葡對照的詞典則較為少見。22出於歷史原因，澳門與葡語國家一直保持着緊密的歷史文化聯繫。要與這些葡語系國家在中醫藥領域開展交流，翻譯及出版23中醫經典著作，如：《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醫宗金鑒》、《本草綱目》、《脈經》、《針灸大成》、《溫病學》、《脾胃論》等，是刻不容緩的事。（二）澳門中醫藥業“引進來”之發展模式：中醫藥業具有衛生、經濟、科技、文化及生態等五種資源優勢。2014年10月，國家副總理劉延東接見國醫大師代表並發表重要講話。22.古勤、殷磊：“澳門在｀一帶一路´的中醫發展中應起的作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澳門基金會、思路智庫：《“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澳門，澳門基金會，2018年，第230頁。23.早於2006年，由鄭其昌及張翠微編譯的《中葡英中醫藥簡明詞典》已於澳門二十一世紀科技研究中心出版發行。

37她指出，“應把中醫藥這一獨特的衛生資源發展好、潛力巨大的經濟資源利用好、具有原創優勢的科技資源挖掘好、優秀的文化資源弘揚好、重要的生態資源維護好，事關醫藥衛生事業改革發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繁榮中華文化、建設生態文明等各個方面，關係全民健康，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關係全面小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同年11月舉辦的首屆中醫科學大會上，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在主旨演講中強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將堅持需求導向、問題導向，從中醫藥｀五種資源´出發，以改革的視角，做好中醫藥事業發展的頂層設計，不斷完善中醫藥事業發展政策和機制，努力實現重點突破，推動中醫藥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24因此，澳門特區政府應充分發揮中醫藥五種資源優勢，緊緊圍繞中醫藥在治未病中主導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療的協同作用，在疾病康復的核心作用，進一步完善中醫藥發展的機制、法律法規、管理體系和服務體系，更好地服務本澳民眾，發揮澳門旅遊休閒城市獨特優勢，吸引國際外賓來澳享受中醫藥服務25，並可通過以下“引進來”的方式，實現重點突破，使澳門中醫藥業提升到新的高度。例如，澳門可利用與世界衛生組織在傳統醫藥方面的合作計劃，在本地舉辦工作坊，邀請本地和國內一流的中醫藥專家進行講學，學員則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有一定基礎的科技人員，提高這些受訓人員的中醫藥水準，在他們回到各自國家或地區後能推動中醫藥的發展、擴大中醫藥的影響，也為各地將來與澳門合作開展中醫藥方面的科研打下基礎。澳門也可以利用其休閒旅遊中心的地位，舉辦國際性的中醫藥科技研討會。會展業是澳門特區政府在推動經濟多元發展中所鼓勵的一個行業。現在澳門有許多世界級國際會議展覽場地，也有可容納數以萬計參會者的高質量酒店房間，從而滿足各種類型的活動需要。在澳門舉辦大型的國際性中醫藥科技研討會，不但能擴大中醫藥的影響，還能發展貿易以及為澳門帶來高素質的訪客。我24.王國強：“從五種資源出發實現重點突破”，《中國中醫藥報》2014年11月24日。25.“國家中藥局三建議助澳發展”，《澳門日報》2018年10月29日。

38們還可以利用中醫“治未病”和中醫養生的理念，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居民到澳門觀光旅遊，休閒、養生、防病，一舉數得。26（三）提升產業園成效，打造為“走出去、引進來”的中醫藥業平台：多年來，中央政府積極支持澳門發展中醫藥業。2011年3月，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廣東省簽訂《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指出了“共同建設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作為粵澳合作產業園區啟動項目。整合廣東中醫藥醫療、教育、科研、產業的優勢和澳門的科技能力和人才資源，吸引國內外大型醫藥企業總部聚集，打造集中醫醫療、養生保健、科技轉化、健康精品研發、會展物流於一體的國際中醫藥產業基地，以及綠色道地藥材和名優健康精品的國際交易平台。”同年4月，雙方政府共同開發橫琴的首個專案――“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正式啟動。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並於2011年11月與橫琴新區“珠海大橫琴投資有限公司”攜手成立“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2018年8月，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全體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小組組長韓正表示中央政府支持澳門建設中醫藥科技產業發展平台，這為澳門發展中醫藥產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因此，澳門特區政府應提升產業園成效，打造為“走出去、引進來”的中醫藥業平台。近年來，中國的醫藥產業集群普遍存在着園區企業同質化嚴重、要素集聚效應不足、經濟績效低下等問題。27因此，我們結合澳門獨特的政治、地理、經濟、醫藥、旅遊等各方面現狀，通過專業深度分26.古勤、殷磊：“澳門在｀一帶一路´的中醫發展中應起的作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澳門基金會、思路智庫：《“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澳門，澳門基金會，2018年，第231頁。27.魏建中、王群：“全球醫藥行業的七大特徵”，《上海醫藥》第24卷第1期，上海，上海醫藥行業協會，2003年，第23-24頁。

39析為產業園量身打造高效率個性化的市場開發模式，以實現產業園的功能創新和升級。我們可一方面開展產業園健康產品的市場開發研究，對園區企業醫藥產品的市場投放進行終端調控和提供策略規劃，提升園區入駐企業的研發和技術資源的利用效率，實現園區企業整體經營績效的優化管理提供策略規劃；另一方面開展產業園知識產權服務平台的構建研究，為園區產出的醫藥創新成果提供全方位的知識產權保護、交易、資本化鏈式服務，提升園區企業孵化水準，促進園區科技成果轉化，以期為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個性化市場開發模式奠定較為成熟的外部理論與技術基礎，從而建立起完整成熟的園區發展模式。28深入而言，醫藥產品的持續開發和市場終端投放離不開其知識產權內涵的有力支撑。目前，中醫藥知識產權保護乏力，已經成為影響中醫藥事業健康發展的巨大隱患。因此，本澳應該利用與葡語國家聯繫密切的國際關係優勢和法律服務於歐美接軌的有利條件，通過構建中醫藥知識產權服務平台，為中醫藥產業產出的醫藥創新成果提供全方位的服務。進一步來說，知識產權服務平台可分為兩個子平台，第一，知識產權資訊與諮詢平台，即通過整合全球的中醫藥知識產權資訊，主要包括專利、地理標誌、植物新品種、傳統知識等與技術密切相關者，並發掘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企業與行業知識產權戰略，為企業提供深度諮詢服務。第二，知識產權資本化平台，即對中醫藥知識產權進行價值評估，並提供資本化的中介服務。最終打造能夠實現自身盈利和持續發展的國際中醫藥知識產權服務平台，推動產業園及大中華地區中醫藥企業和科研機構科技成果的產業化步伐。29長遠實現“一個窗口”30、“兩個核心”31及“三個群集”32的戰略目標。28.潘威、龐欣新：““一國兩制”制度下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市場開發模式探討”，《澳門公共行政雜誌》第102期，澳門，行政公職局，2013年，第931-939頁。29.陳觀生：“本澳中醫藥產業發展迎來真正春天”，《新華澳報》2018年11月7日。30.一個窗口，即構建集中中醫醫療、養生保健、科技轉化健康精品研發、商務物流於一體的“中醫藥產業與文化一帶一路的國際窗口”。31.兩個核心，即打造“國際級中醫藥品質控制基地”及“國際健康產業交流平台”。32.三個群集，即形成“創新藥物與健康產品的研發與推廣集群”、“健康產業與文化推廣集群”及“健康技術與產品的國際交流與交易平台”。

40總的來說，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作為專業化的中醫藥科技創新平台，將加強與大灣區在中醫藥科技創新、人才培養、成果轉化、大健康產業等方面的緊密合作，期望透過珠澳深化合作，提升產業園成效，發揮澳門獨特的國際貿易窗口作用，協助內地優質中醫藥企業和產品開拓葡語國家、歐盟及“一帶一路”國家的市場，吸引境外優質企業和產品走向內地市場。33六、總結隨着澳門特區政府加快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步伐、《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簽訂、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啟動及澳門“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的設立，澳門中醫藥業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未來，澳門特區政府應繼續憑藉自身的優勢，提升產業園成效，並結合“走出去、引進來”之發展模式，以進―步推動澳門中醫藥業的發展。33.“梁維特晤郭永航商中醫藥平台”，《澳門日報》2018年8月23日。

41《行政》第三十二卷，總第一百二十三期，2019No.1，41—46公共外交與作為旅遊休閑中心的澳門RuiRocha*一、前言一直以來，研究某個國家官方對外關係和合作項目的學者主要關注該國家與其他國家的互動網絡。1目前我們的世界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科技變革，這一變革無可避免的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國家、機構和個人不得不適應這種新的現實。這種變革可能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影響人類存在和行為方式，無論是我們的工作方式，還是休閑方式，以及交流方式。IT科技深刻地改變了20世紀的經濟面貌，世界政治演化以及交流互動模式，但在21世紀這種改變更為突出。另一方面，無論對於國家，還是民間社會，新媒體和新通訊設備的出現使得資訊的傳播和交換不再受限，從而深刻地改變了今天我們所說的“公共外交”的實施。二、甚麼是公共外交？如Cull2所述，“公共外交是一個經常被使用的術語，但卻很少經過嚴格的分析”。自19世紀中期該術語就被偶爾的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被更加廣泛的使用。1856年1月《倫敦時報》一篇全部大寫字母做標題的社論文章首先使用了這個術語。其中它只是被作為“舉止禮儀”（Civilidade）的近義詞來批評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皮爾斯的立*研究員，教育與跨文化學博士。1.Anderson,J.E.(2003),Publicpolicymaking:Anintroduction.Boston:Houghton.2.Cull,NicholasJ.(2009).PublicDiplomacy:LessonsfromthePast.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LosAngeles:FigueroaPress.

42場，《倫敦時報》指出“美國政治家們務須謹記，假若他們想要像其所期望的那樣給我國的民衆留下某種好印象，那就應當給他們本國的民衆率先垂範，而像公共外交這麼有感染力的例證是再合適不過的了”。3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35年後它的核心概念出現以前，這一術語一直是這樣被表達。那時候它的含義並不固定，有人用它來表述公開調停的和平協議。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被用來表達為冷戰而做的宣傳。4新的資訊社會的產生以及政府和民間社會對資訊和通訊的管理促使公共外交概念和涵義的多元化，除了“公共外交”本身，還有“文化外交”、“文化關係”、“軟實力”、“文化合作”、“國際政治溝通”、“文明的對話”、“國際政治關係”、“策略溝通”、“心理戰”、“公開資訊的軍事操作”。5有些作者還認為其含義包括“文明的說服力”6，將戰爭獨裁的宣傳和和平時期關於民主的諮訊作對比。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隨着1965年美國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的成立，公共外交變得重要起來。曾是外交部門官員的該學院的院長格利恩（Cullion），在成立愛德華默羅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時對“公共外交”作出定義。在默羅中心的一個舊宣傳冊中格利恩對其含義做了簡述：“公共外交（……）涉及的是公眾態度來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產生的影響。它包括了超越傳統外交的諸多國際關係領域，一3　Cull,NicholasJ.(2009a).“PublicDiplomacy”beforeGullion:theevolution-ofaphrase.In:RutledgeHandbookofPublicDiplomacy,bySnow,Nancy;Taylor;PhilipM.eds.NewYork/London:Rutledge.19-23.4　Yang,Aimei:Klyueva,Anna;TaylorMaureen(2012).Beyondadyadicapproachtopublicdiplomacy:Understandingrelationshipsinmultipolarworld.In:PublicRelationsReview,volume38,Issue5,December2012,pp.652-664.5　Noya(2006).UnadiplomaciapúblicaparaEspaña.In:ImagenExteriordeEspañayOpiniónPública–DTN.º11/2006Julio.Madrid:RealInstitutoElcanodeEstudiosInternacionalesyEstrategicos.6　Skousen,Mark(2010).CivilizationHeldTogetherbyPersuasion,NotForce.In:Religion&Liberty:volume6,number3,July20.

43國政府對其他國家公衆輿論的培養，私人集團之間的互動以及一國對他國的關注；對外交事件的報導及其對政策的影響；從事交流事業的人員如外交使節與外國記者之間的溝通；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等。”7正如麗安·羅森博格（Rothenberger）指出：8“（……）自從格利恩於1965年賦予了公共外交新的含義，對其概念的理解發生了數次變化。除了少數例外的情况，公共外交的核心首先表現為說服力，然後為傳播者產生理解力，之後相互理解。在每個階段，公共外交潛在的交流方式和目標結構的改變導致其定義的再形成。特別是對於誰引導公共外交總是存在異議。”根據羅森博格9的理論，伊爾默瑙工業大學公共外交研究小組認同公共外交的概念可以被定義為更廣義的用來形容直接或透過個人、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對外國政府和/或公眾，和/或國內公眾的宣傳活動的“大眾外交”。這種宣傳活動具體表現為為了減少關於其國家、機構、文化和社會模式的陳詞濫調和負面的偏見，而認同和理解其理念、目標以及政治所作的直接或間接地傳播或者只是交流諮訊，產生正面的形象和關聯，從而使實現其國際政治目標變得更為容易，並且有助於加強政治聯繫或聯盟，以及促進旅遊和國內投資。Cull提出的以下圖表10展示了舊公共外交和新公共外交主要特點：主要特點舊公共外交新公共外交1）國際行為人的身份國家國家和非國家7.Cull,NicholasJ.(2009a).“PublicDiplomacy”beforeGullion:theevolution-ofaphrase.In:RutledgeHandbookofPublicDiplomacy,bySnow,Nancy;Taylor;PhilipM.eds.NewYork/London:Rutledge.19-23.8.Rothenberger,Liane(2018).ICPD-IlmenauCenterofPublicDiplomacy,https://www.tu-ilmenau.de/en/public-diplomacy/knowledge-center/what-is-public-diplomacy/9.同上。10.同上。

44主要特點舊公共外交新公共外交2）環境科技短波電台、紙質報紙、有線電話衛星、互聯網、手機實時新聞3）媒體環境國內和國際新聞清晰的區分國內和國際新聞不明顯的區分4）方法來源側重防務政策和宣傳理論側重機構品牌價值和網絡理論5）術語“國際形象”、“聲望”“軟實力”、“國家品牌”6）角色結構自上而下、自行為人向民衆水平方向的，由行為人協助7）角色的性質有目標的信息關係的建立8）總目標國際環境管理國際環境管理三、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如Henrikson11所述：“然而，如今可察覺到｀公共外交´這一術語的重點傾向於形成想法和與其他社會形成關係。”除了擁有新的信息科技，新的公共外交還呈現國家、人民和個人之間新型的關係範例。2014年在日本舉行的國際研討會名為“公共外交時代：從敵對到和睦”。如上所述，Cull看到這種新公共外交的決定性特點――舊的公共外交由政府主導且旨在改善國家形象；新公共外交涉及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非政府行為人扮演主要角色的活動。根據美國當代德國研究學會高級研究員、德國對外政策和國際和解專家Feldman12的觀點，這些活動當涉及跨國項目時，可以被形容為“平行外交”或者“跨民族主義”。11.Henrikson,AlanK.(2006).WhatCanPublicDiplomacyAchieve?TheHague:NetherlandsInstitut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lingendael’.12.Feldman,LilyGardner(2014).TheAgeofPublicDiplomacy:FromEnmitytoAmity.In:Nippon.com.Disponívelem:https://www.nippon.com/en/features/c00719/

45Cull13強調公共外交始於“傾聽”，關鍵之處不在於通過公共外交促進一個國家的獨立，而是在這個有着互相關聯和互動的世界建立我們相互依存的意識，以及為共同社群努力。國家開始理解“公共外交其實都是關於相互的關係”――但是舊的宣傳方式仍然很強勢地堅持認為“要贏得（……）勝利和相互關係是不能共存的”。14新的交流渠道的產生以及它們帶給世界的改變是相當重要的，但是，Erlandsen認為15“公共外交成功的秘訣在於科技以外：傾聽外國觀眾的願望和相互改變的開放心態，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公共外交是建立在兩大關鍵支柱上：溝通和承諾。關於溝通，新科技通過更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為將世界相互聯繫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這些新科技使得我們可以以實時或者幾乎實時的方式認識和瞭解地球上遙遠的地區。國際社會可以為了實現團結與和平的環境達成更好的認知。Ronfeldt&Arquilla16談到“公共外交的新範例”時指出信息時代削弱了以“現實政治”和“硬實力”為基礎的傳統外交延續的條件，而有利於非政治和“軟實力”優先為基礎的新外交的出現，這種新外交保持了信息和公共意見的重要性，並轉化為對外政策的工具，主要通過雙向的溝通尋求“軟實力”。關於國際社會的承諾，公共外交不能再被用來詆毀對手。如Erlandsen所述17，有些國家通過明示或默許的方式要求外國公衆反對那些在國際合作中不能配合其戰略利益的領導人。建立新型教育模式並改善公共外交是建設更加美好世界的第一步。13.Cull,NicholasJ.(2017)PublicDiplomacyExplained:WhatitMeansandWhyitMatters.In:ThePlaceBrandObserver,19February2017.Disponívelem:https://placebrandobserver.com/what-is-public-diplomacy/14.同上15.Erlandsen,Matthias(2017).Construirunamejoreducaciónendiplomaciapúbli-caeselprimerpasoparaconstruirunmundomejor.In:Estudiosinternationales.(Santiago)vol.49,n.º187.Ago2017.Santiago:PontificiaUniversidadCatólicadeChile.Disponívelem:http://dx.doi.org/10.5354/0719-3769.2017.4703516.Ronfeldt,D.,&Arquilla,J.(2009).Noopolitik:Anewparadigmforpublicdiplomacy.InN.Snow&P.Taylor(Eds.),Publicdiplomacy(pp.252–366).London:Routledge17.同上。

46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在第12個五年計劃（2011-2015）中明確提出澳門成為旅遊休閑中心的經濟、商務和文化任務。另一方面，再次肯定了澳門連接8個葡語國家的平台作用。這兩個使命在第13個五年計劃（2016-2020）中再次被肯定。如此，為了實現這樣的使命，澳門高等教育機構需要開展理論研究以及不同國家公共外交實踐的對比研究，並且發展研究工具和方法以便制定澳門公共外交的目標，提出為制定總體和行業策略的建議，策劃活動，規劃監測、評估和報告計劃，最後，對為了更加堅固的澳門總體國際形象，以及特別是旅遊業方面，而對活動實施效果的研究結果進行監測、評估並提出反饋。澳門的公共外交和“城市形象推廣”是兩個互相關聯的過程。18城市競爭力策略的發展意味着重新規劃城市形象推廣配合城市國際化新渠道背景下公共外交行為而達成高度一致的新挑戰。城市形象所反映的價值和特性趨向通過公共外交的活動變得有效和充實，進而作為城市形象和所在國家溝通渠道成為“軟實力”的戰略工具。如Ney強調的19，在全球信息時代下，實力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既包括柔和的吸引力，也包括在一個和諧社會裏强制和監管方面的限制力。如何有效的結合這些層面就是所謂的“智能實力”。比如說，現今反跨國恐怖主義的鬥爭正是一場心智爭奪賽，對“硬實力”自身過分依賴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徑。公共外交是智能實力“軍械庫”中的重要工具，但是智能公共外交要求對可信性、自我自評和民間社會管理“軟實力”的角色的理解。如果退化成宣傳推廣，公共外交不只不能讓人信服，而且還會損害“軟實力”。因此，應設置“雙向程序”，因為“軟實力”首先依靠的是對他人想法的理解。18.Tkachuk,Carolina(2017).ElRoldelaDiplomaciaPúblicaenlasEstrategiasdeBrandingdeCiudade.In:ThePlaceBrandObserver(on-lineedition).15Septiembre2017.Availableat:https://placebrandobserver.com/es/rol-diplomacia-publica-branding-ciudades/19.Ney,JosephS.(2010).TheNewPublicDiplomacy.In:ProjectSyndicate,Feb10,2010.Disponívelem: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new-public-diplomacy

47《行政》第三十二卷，總第一百二十三期，2019No.1，47—59淺析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民科的教學困境袁金淑*一、前言研究者希望透過十多年的教學實踐，回顧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民科（以下簡稱品公科）教學情況，分析該科教學現況，找出該科存在的教學困境，從而向教育當局、學校和教師提出今後努力方向。研究者期盼通過研究，共同重視品公科的發展，造福下一代。二、回顧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民的教學情況2011年5月16日澳門日報第F文化教思版指出公民教師的十大教學困境，包括：1.基本學力太高，要通過課程完成基本學力要求是遙不可及的事；2.該學科層面太廣，教師難以“通識”；3.學生重文理，輕公民課現象普遍；4.該學科承擔太多社會責任，任何突發事件都和公民科有關；5.學校管理層對該學科教學法普遍欠認識，教學法不被認同；6.學生品德發展是公民科教的責任，其他教師參與少，課程滲透更是談何容易；7.個別學校公民教師由班主任和中文科兼任，學科專業的不可替代性無從談起；8.該學科缺乏系統化的師資培養，進修課程沒有被認可的渠道；9.個別學校只允許單一倫理價值的存在，具爭議性的議題往往無法在教學中討論；10.個別學校無法騰出初中每周兩節課，高中一節課的課時安排，教學前景不明朗。1對於以上觀點，研究者持認同態度，原因這十多年教學都遇到上述困難。研究者1999年畢業於華南師範大學，多年來一直擔任公民科和其他學科。學校於2004年增設公民科組，研究者被委任該科科組長*任職培華中學，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博士。1.弘智：“公民教師的教學困境”，《澳門日報第》F版文化教思版，2011年5月16日。

48一職2，直到現在。2004年澳門開放賭權，為了提升學生的思想品德，教青局於2008年成立德育中心，作為管理品公科的教育輔助機構。過去，研究者第一年擔任公民課的時候，不但任教級數多、班級多，而且缺乏教材。因此，由於教學經驗不足，需用大量時間備課，特別是該科要求教師要有廣博知識，而且每當社會發生突發事件，例必與公民科有關。故此，公民教師重點工作是備課，必須要讀報紙、看新聞，才能知天下事，與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分享和交流。同時，當時公民教師都以校長、主任、級組長、語文教師、歷史教師、數學教師、體育教師為主。1999年學校沒有設立公民教育科組，但是同級要進行備課，共同出測驗、考試卷、專題報告，以及每段、每學年均要總結。還值得一提的是，公民教師有部份是固定的，但有部份是不斷變換的。例如德育主任、資深語文教師，以及研究者(兼任兩個科組)為固定教師，而語文、數學、歷史等教師，他們的專業以語文、數學、歷史為主，只任教一至兩節公民課，即學校有需要時，就叫教師兼任公民科，一般教師都會答應學校要求。換言之，基本上所有公民教師都是跨學科的，兩邊教學都要兼顧。正因如此，很多教師不喜歡擔任公民科，原因是教師只任教一級一班、一級兩班、二級兩班等，無形中加重了他們的工作量。雖然該科每周一節，但是備課專業性高、時間長，上課效果不一定理想。因為公民科一直欠專門、專職、專業的教師，更加缺少對該科的管理，這才是它的致命傷。三、分析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民科的教學現況自《課框》、《學力》相繼頒佈後，公民教育科也改名為品德與公民科。站在這個具有特殊學科的教學前線上，研究者見證了該科幾點改變，說明如下：2.2004年培華中學增設公民教育科組，袁金淑老師被委任第一位科組長，留任至今（2019年）。

49（一）教材從冇到有1999年研究者任教公民科四個年級，分別為初一、初二、高二和高三等(還要任教其它學科)。還清楚記得，該科初中教材十分缺乏，而高中以《澳門基本法》為主。直到2009學年，初中開始採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編著《品德與公民》澳門教材試行版。2019年度再採用新版《品德與公民》。3然而，高中除《澳門基本法》外4，由於課時不足，《品德與公民》只有選擇部份內容作為教材，原因有些內容難度性較大。此外，還採用由教育暨青年局出版、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編寫的《真愛人生》初中和高中性教育教學輔助資源5，再加上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編寫的《學而思》、《思而行》等誠信教育系列教材。6現在品公科初步有本土教材，成績令人鼓舞的。相反，也對品公教師造成較多教學壓力，因為形形式式的教材，為他們的備課和課堂帶來更嚴峻挑戰，而且教師工作量只有加法，沒有減法。由於教材涉及不同知識面，如愛國主義教育、基本法、法律知識、性教育、犯罪、賭博、吸煙、生命教育、生涯規劃、理想前途、家庭、交友等等，總之，品公教師要甚麼都懂、甚麼都會、甚麼都知。以上事例說明，該學科的獨特性，當教材難處理、把握力度弱的時候，對品公教師的課堂造成影響，妨礙課堂教學效能。（二）課時調整《課框》實施後，初中品公課由每星期只有一節，調升到每星期兩節7，高中品公課節保持不變。面對社會急速發展，賭權開放後，對3.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編著：《品德與公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4.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基本法課本》中學適用(修訂本)，澳門中華教育會出版。培華中學自1995年創校至今，過去的公民教育科組，現在為品德與公民科組在高中部一直採用此課本，加強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5.台灣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編寫：《真愛人生》（高中性教育教學輔助資源），教育暨青年局出版，2012年12月第一版。6.澳門廉政公署：《學而思》、《思而行》，廉政公署出版，2012年和2016年。7.自第15/2014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實施後，培華中學初中的品德與公民課由一節，提升到二節。高中仍然維持不變。

50澳門居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等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家庭功能慢慢減弱、青少年偏差行為漸多、學生學習動機下降等都對教師的教學造成衝擊，因此，教育當局希望提升學生的道德修養，這點研究者心表認同。澳門博彩業的蓬勃發展，為政府帶來亮麗、豐盛的收入，但是，事物發展既統一，又對立。有部份青少年問題日益嚴重，學習動機每況愈下，急功近利、不勞而獲的心態，令人倍感憂心。從以下兩個案例，說明如下：2012年12月21日，澳門日報指出，一名年僅15歲的少年凌晨趁假期與友人到皇朝區一夜店消遣時，疑因小事與另一幫“惡少”起爭執，遭多人街頭追打，大好青年慘遭活生生毆斃，逞兇者在警員到場前已作鳥獸散。8最後，該案件的主審法官判處八名被告入獄8年至8年5個月，賠償死者家屬120萬元。另4人脫罪，3人准緩刑兩年。92019年2月21日，澳門日報指出，女學生疑不滿吸煙被人“篤背脊”，竟找來另外八名同黨將“多嘴”女同學從祐漢快餐店挾走，至附近商場暗角執行“私刑”，不但以水淋濕身、強迫抽煙，更迫食燒燶薯條、以雪糕擺頭上凌辱事主，並以手機錄下過程，勒索對方6千元。事主隨後由家人陪同報警，司警將涉案的9名未成年男女帶查，移送法辦。10從以上事件，可以看見，自從澳門回歸以來，社會正在不斷變革，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青少年問題每年都在變化，特別是高離婚率、單親和雙職家庭增多，社會需要付出代價。過去，研究者經常撰寫文章，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關注家庭功能的變化、設立專職公民教師和重視公民科建設11，學校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12只是，有關當局管理該科的力度仍有待加強，今天青少年的成長問題將為社會發展，帶來沉重包袱，而且將會禍及下一代。8.“一名年僅十五歲的少年被打死”，《澳門日報》A6版，2012年12月21日。9.“皇朝毆鬥至死案八青判囚八年，需賠償死者家屬120萬元”，《澳門日報》2014年7月26日。10.“女生遭九生凌辱勒索”，《澳門日報第》A1版，2019年2月21日。11.袁金淑：“加強青少年愛國愛澳的建議”，《澳門日報》蓮花廣場版，2015年5月13日。12.“關注澳門青少年品德發展”，《澳門日報》2013年3月27日。

51（三）用科研促教學、增強學生素養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調查研究的目的，為了解決困境，縱使不能解決問題，也能分析問題，把實際問題提出來，供大家思考和多想辦法。從《附件一》可見，這些年研究者在品公科的教學上，貫徹學校“德育為先”的方針，堅持理論聯實際，運用社會大事、新聞事件，對學生進行愛國、愛澳、愛校、愛家、愛自己的教育。例如，人口政策、青年政策、交通事件、現金分享、粵澳駕照互認、環保問題、留級現象、輟學現象、龍鈔事件、離補法案、手提電話研究、網絡教育、生命教育、中學生金錢價值觀、關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等一系列課題。研究者把活生生的教材，利用課堂，展現給學生，通過分析、擺事實，讓學生發表意見，引導他門反思問題，培養學生關心家事、國事和天下事，更好地培養他們正確的價值觀，成為一位合格公民。其身正，號令而行：其身不正，號令而不行。作為品公教師應有更高的素養和知識水平，與時俱進教育學生。現時在《課框》、《基力》的指導下，該科有了一條清晰發展的路向，但是，從現時品公科的發展來看，任何教師都可以任教品公課，這種觀點有待轉變。然而，並不是每位教師都能上好每節品公課。這看似表面輕鬆、容易的品公課，其實很多教師不願意任教該科，只是基於課節問題，迫於無奈才兼任，未能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難以培養他們的專業性，重要是品公教師看不到該科的教學前景和希望。研究者認為，澳門非高等教育領域無論對該科的建設和管理、品公教師專業的培養，缺乏明確的實際目標，今後仍需繼續加強，重點扶持，給予該科實實在在的幫助，這條路任重道遠，有待各方的努力，共建品公學科。四、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民科的教學困境現時品公學科依然存在一些極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期盼有關當局作出深入調查，對中小學來說，應該著重研究現實問題。通過研究發

52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使該科有更新、更強、更好的發展願景，說明如下：（一）有學科，但缺乏專職、專業的品公教師隨着特區政府推出“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等口號，用教育法規保障教育事業的發展，例如：第15/2014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第10/2015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等。然而有關當局卻忽視了品公師資隊伍建設，《基力》指出，“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階段的基本學力要求按科目訂定，包括中文、葡文、英文、數學、品德與公民、社會與人文、自然科學、資訊科技、體育與健康、藝術等”。13每個科目都有專職和專業的教師隊伍，何解只有品公科沒有這種師資力量？是否有違教育法規和法律，還是涉及到教育管理疏忽？或是教育制度多元發展的犧牲品？究竟是哪個環節缺失，教育當局應該立即啟動研究該科的發展路向，否則，該科依然原地踏步，制約教學發展的空間。眾所周知，高等院校沒有品公這個專業，但是品公教師要具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學術水平。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輕視師資發展，過去和現在都是由班主任、語文教師、歷史教師、數學教師，以及學校行政等擔任品公教師。歷史遺留問題到今時今日根本未變，大多數教師不喜歡任教品公課，因為沒有發展前途，教師在該科上只充當一位過客，欠歸屬感。品公課純粹為填補教師節數缺失，而不只為有效管理該科而培養教師，有關當局只為完成有人任教品公課節，欠缺思考教師的承載能力，難以提升品公教師的專業發展，失去該科的真正價值。（二）品公教師任務繁重有任教品公教師指出，2018年度她任教3個年級，即初三、高二和高三，共8個班，涉及的初中和高中教材共9至10本，分別有《品13.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第10/2015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教育暨青年局出版，2015年。

53德與公民》共5本、《澳門基本法》1本、《真愛人生》共2套、《學而思》和《思而行》共兩套等。除此之外，隨時隨地發生的大事，都要對學生加以教育。例如：一帶一路、大灣區、一中心一平台、改革開放四十年等大事。而且社會重大事件，例如：校園欺凌、性教育、犯罪、賭博等事件，學校把任務交給品公教師。例如，最近政府擬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酒類產品，有立法議員呼籲學校加強與社會教育，宜參照禁煙宣傳方式，在科學和醫學等領域，向學生宣導飲酒的壞處。14可見，品公教師每天必須花大量時間備課，看新聞，備特發事件，及時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對品公教師而言，每天都要更新觀念，學會學習，裝備自己，真的是百上加斤，苦不堪言。以英文、數學教師為例，假若他擔任一個年級兩個班，只需要備兩本教材。相反，品公教師任教3個級8個班，10本以上的教材要備課，每天還要看新聞、讀報紙、關心世界大事、關注國家大事和社會大事，以及突發性事件的教育，品公教師要時刻學習，才能對學生進行教育等。事實再證明，很多品公教師要跨科、跨級，不同班級，雙重教學，任務繁重。他們仿如一個人做兩份工，當然感到力不從心，吃力不討好，懇請有關當局體諒該科教師的工作壓力，為他們減負，善待這群弱勢教學人員，畢竟他們並不是真的擁有十八般武藝。（三）《基力》成效有待加強基本上初中能夠完成品公科的基力要求，但是高中的基力要求有待完善。原因是初中每周2節，而高中每周1節，不僅要教授基本法內容，連各種主題教學，即生命教育、理想前途教育、生涯規劃、預防賭博、預防犯罪等課題。同時，還有各種節日活動的宣傳，如升大教育、教師節、國慶節、回歸日、傳統節日、母親節和父親節等。以上一連串教學內容，影響到基本學力要求的落實。14.“未滿18歲免問，爭取下半年諮詢，當局擬立法，禁售酒青少年”，《澳門日報》第A1版，2019年3月9日。

54此外，近3年我校才採用高中《品德與公民》，但是學生沒有教材。原因是學生已經有《澳門基本法》教材，如果再購買教材，會對學生造成負擔。後來經與學校商量，決定向德育中心借取品公教材，給任課教師，品公教師要根據時間、進度，以及基本法內容，互相配合，故此，基本學力成效有待進一步驗證。（四）部份青少年的家不再“幸福”表11990~1998年澳門居民結婚和離婚數據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結婚宗數179419972148339727422146210616781451離婚宗數95164174190253249320304260離婚率5.3%8.2%8.1%5.6%9.2%11.6%15.2%18.1%17.9%（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表2　1999~2006年澳門居民結婚和離婚數據年份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結婚宗數13671222122212091309173717342100離婚宗數283369348285440475573592離婚率20.7%30.2%28.5%23.6%33.6%27.3%33.0%28.2%（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表3　2007~2017年澳門居民結婚、離婚、無子女和有子女數據年份2007年2012年2015年2016年2017年結婚宗數20473783371938913883離婚宗數6841147116812451479離婚率33.4%30.3%31.4%32%38.1%無子女227550488568647有子女457597680677832（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55從表1、表2和表3，有幾點值得教育當局和學校反思的，說明如下：第一，澳門離婚率逐年增高從1990年澳門居民的離婚率為5.3%，到2017年澳門居民的離婚率為38.1%。這20多年來，澳門居民的離婚率上升幅度至32.8%，即每10年上升10%，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未正式註冊或夫婦長期分居的隱性數字。離婚率勢必導致婚姻與家庭解體，不但對家庭帶來傷害，更加為社會帶來複雜多變問題，導致單親家庭增多，妨害學生身心的健康成長，影響學校和教育的發展。第二，離婚家庭衍生更多單親子女以2007年為例，每年離婚家庭有457位有子女，到2017年離婚家庭有832位有子女。從2007年到2017年共11年，估計澳門有單親子女總數約6265位以上(這數據只以每宗離婚家庭只有一位子女計算)，即平均每年為570位，長遠而言，不利社會的健康發展。總的來說，澳門回歸以來，開放賭權，引進外資，社會發展欣欣向榮，然而，亮麗的經濟數字，已經無聲無息地為社會帶來難以彌補的傷痕。面對離婚率高企，人口結構的改變，澳門家庭型態逐漸“轉型”，呈現多元化，除了“核心家庭”外，非“正統”的家庭類型，如“單親家庭”、“單身家庭”、“隔代教養家庭”、“繼親家庭”、“異國婚姻家庭”、“同居家庭”或“同性戀家庭”等亦發展蓬勃，它們雖然存在多時，但從未被認可為正規的家庭模式。15離婚率上升很大程度是傳統婚姻價值觀的改變、家庭結構的轉變造成；近年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經濟地位提升，打破男女不平等的束縛，女性獨立意識的不斷增強，亦成為高離婚率的另一誘因。同時，澳門近年職業結構改變，雙職家庭、輪班制度令夫妻相處及交流時間減少，易產生磨擦，即使婚姻出現問題，亦未能及時解決，為高離婚率埋下另一導火線。1615.何穎賢：“誰的親密――活在澳門的性別觀察（下）”，參見“論盡媒體”，2011年3月4日。16.“澳門離婚率攀升，單親家庭易衍生社會問題”，參見“中國新聞網”，2011年6月14日。

56澳門立法議員關翠杏認為，離婚率趨升是一種社會現象，夾雜諸多因素，與澳門社會急速變化、經濟結構改變、就業變化、婚姻觀念改變、社交網路擴闊等不無關係。女性地位和經濟能力的提升，亦造成離婚“本錢”。她擔心離婚率繼續攀升，將引發一連串社會問題，最顯見的就是造成越來越多單親家庭，苦了下一代。由於父母離婚對孩子的心理創傷影響深遠，滋生的青少年問題成為惡果，更值得社會關注。17自2007年至2017年這11年期間，澳門離婚率高達38.1%，這11年的單親子女最少總數約為6265位，每年平均有570位單親子女，對下一代的成長造成缺陷，帶來創傷後遺症，危害將是幾何級數增長，這場災難是無可避免的，無形中對各級各類教育造成影響。其實，對前線的教學工作者帶來挑戰，學生的偏差行為、學習動機薄弱、無心向學等負面情緒，必定轉移到不同教育階段、不同學科，對教師教學造成壓力，更加對弱勢學校帶來較多不可預測因素。故此，澳門家庭現況值得全社會警惕和關注。五、品德與公民科的努力方向2018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講話的核心，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習主席指出：培養甚麼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是教育的根本問題。182015年當我休教進修時，正值德育中心將深化德育工作，檢討和修訂《品德與公民》教材。於是研究者致電德育中心梁怡安主任，把多年任教該科的想法和建議，親身去德育中心和梁主任、兩位員工進行交流，會後研究者把會議內容寫成文章送交德育中心。研究者期盼，該科要完善專業師資隊伍，修改過時內容，以及修訂光碟內容等。2019年的今天，研究者繼續提出關於品公科長遠發展的幾點建議，拋磚引玉，期盼引起大家密切關注，說明如下：17.同上。18.“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深入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光明日報》2018年08月21日。

57（一）對教育當局的建議：完善機制，加強管理有病要及早治療，否則錯過最佳治療機會，須負上沉重代價。研究者建議教育當局廣泛諮詢意見，修改法例，加強對品公科管理。首先，啟動修法程序，要求各私校制定品公學科，讓該科與其他學科有相同的性質和意義。其次，設立專職和專業的品公教師，制定他們的入職條件，並要求學校選取德才兼備的教師擔任該科，每所學校至少應有2至3位專職教師。次者，加強與各大高等院校合作，培養品公教師的後備力量。最後，要針對該科特色，針對不同教育階段，開設有實效的培訓課程，針對不同年資教師，制定不同主題的培訓課程。最重要的是，回顧過去20年，教育當局針對品公科的研究廖廖可數，難以掌握青少年問題，家庭變化問題，以及社會問題，無助品公科的發展，更加無助社會的向前發展。因此，教育當局要具備前瞻目光，在原有基礎上，總結經驗，貼近實際，完善機制，加強品公科的管理。（二）對私校的建議：守正創新，強化效能澳門大部份私立學校的品公科教師，都是以行政、級組長、資深語文教師等為主，形成了一批品公教師的班底，縱使每年品公教師都在變化，但對該科沒有太多影響，只是教學效能有待增強。值得反思的是，品公教師全部都是兼任教師，他們的專業是其它學科，學校安排他們只任教1節或2節，愈多人任教該科，所產生的負面作用愈大，學科體系更難建設。因為教師的精力和專業知識有限，所以，學校要加強管理，排除萬難，創造條件，克服教師課時安排，甚至要優先處理品公教師的課節問題，給予減負和減節，讓他們共同建設該學科，加大力量應付現時學生的偏差行為。學校要設立專職和專業教師，初中和高中至少有一名專職教師。令品公科與其他學科一樣，有屬於該科的專職人員，使品公教師看到科組的發展願境，至少不用單打獨鬥，充分發揮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使他們通過努力，成為品公教師而感到無比自豪。

58因此，研究者期盼，學校要有創新思維，勇於改革，解決該科教師的教學困境，增強品公科管理，增設品公科專職和專任的教師，發揮它的最大優勢，更好地服務教育。（三）對教師的建議：建設隊伍，邁向專業中國教育家顧明遠曾言：“甚麼是好老師？一位會不斷成長的老師就是好老師。老師的成長在教育實踐中，在日常的教育教學中，他們既幫助孩子們成長，也會與孩子們一起成長。不斷成長的教師是幸福的。”19教師必須與時俱進參與培訓，這是品公教師打造自己成為專業教師的唯一條件。品公教師都是半途出家，大學沒有品公專業，唯有參與在職進修，自我增值，才能任教該學科，提升該科的教學效能。因此，在品公教學上，教師繼續用活生生例子鼓勵學生，用生命影響生命，成為學生的榜樣，讓他們明白到，一切都不怕遲，只有堅持下去，就會學有所成，學有所長。六、結論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澳門特別行政區將近回歸20年了！社會期盼教育當局和學校加強管理該學科，從根本上解決該科師資隊伍的建設問題，不能再讓品公教師長期單打獨鬥，他們的力量實在太渺小。品公科發展已經不能再拖了，要改善該科教師的教學困境，重新出發、重新管理，澳門的家庭問題和學生問題警報器已經響起來了！《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了推進教育現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更加注重以德為先，更加注重全面發展，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注重終身學習，更加注重因材施教，更加注重知行合一，更加注重融合發展，更加注重共建共用。2019.顧明遠：“教師成長有三個境界”，《中國教師報》2018年9月3日。20.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新華社，2019年2月23日。

59第一個澳門《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即將結束，在此就相關問題提出幾點建議：21第一，期盼行政長官針對任教品德與公民學科的教師，設立專職的品公教師。因為現時學生的思想品德極需研究和教育，高素質品公教師的設立是急需的。建議行政長官對這學科的專職教師給予大力培養，這是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第二，回歸以來，在非高等教育的領域上，對學校管理、學生管理(包括預防賭博、性教育、校園欺凌、學生的偏差行為等)方面的研究十分貧乏。期盼行政長官能夠在非高等教育的範疇，成立一個科研小組，成員由本地教育工作者組成，專門負責非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第三：針對青少年的現象和問題。要加強家庭教育和學生的輔導工作，因為博彩業開放10年以上，無聲無色地動搖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長。期盼行政長官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彌補這種缺失。最後，今天澳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騰飛，教育當局要責無旁貸地修訂法律，拿出決心和誠意，改革品公科，增強該科效能，落實以德為先的理念。並要設立專職和專作的品公教師，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要為他們減負，增強他們的幸福感，善待這一群弱勢教師，他們長期擔任兩個學科的繁重任務，讓他們有信心和能力肩負教育學生品德的重任，向教師專業之路出發。21.袁金淑：“對澳門《2019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四點建議”，2018年10月16日。

61《行政》第三十二卷，總第一百二十三期，2019No.1，61—79澳門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實證研究董志文*李嵩義**施達明***一、緒論（一）研究背景與動機2006年，澳門特區政府頒佈了“第9/2006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其中第12條關於特殊教育的第三部份，提出了“特殊教育優先在普通學校內以融合的方式實施，亦可在特殊教育機構以其他方式實施。”1同年，澳門教育暨青年局推出了“融合教育資助計劃”，為私立普通學校提供財政資源、培訓與技術支援，鼓勵有關學校收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2另外，澳門教育暨青年局亦界定了融合生的定義：融合生是指經評估後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在學習或學校環境上只需要少量的特別輔助，便能和普通學校同班同學一起學習、成長，以及發展潛能的學生，一般而言，這些學生可包括身體機能障礙、智力範圍在臨界之內、學習困難、輕度的自閉症、情緒障礙、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等類別。3正是這樣背景，本澳融合教育此後開始穩步的發展。4而在融合教育推行十多年下，近年澳門融合生數目似乎也有持續增加的趨勢。根據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的網站資料顯示，2006/2007學年至2012/2013學年，本澳融合生數目從277人增至516*聖若瑟大學教育學院客座教授、教育學博士。**澳門城市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哲學博士。1.澳門印務局：《第9/2006號法律》，2006年12月26日，參見http://bo.io.gov.mo/bo/i/2006/52/lei09_cn.asp。2.汪斯斯、雷江華：“澳門的融合教育及啟示”，《現代特殊教育》2009年第5期，第40-41頁。3.董志文、李嵩義、黃楝祥、施達明：“融合生家長社會支持量表之編制分析”，《心理學進展》2017年第7卷(9期)，第1151-1160頁。4.董志文：“從法律及運作狀況探討澳門特殊教育的發展”，《現代特殊教育》2016年第18期，第29-34頁。

62人，之後2013/2014學年開始起，融合生人數更以每學年超過100人新增數字的速度在提升。5直至2017/2018學年為止，澳門融合生數目已增至1349人。6在此情況下，融合教育逐漸引起社會的關注。早前有研究顯示，融合生家長會憂慮融合教育學額、同時對孩子的學習狀況、教育支持等提出憂慮7，可見融合生家長在教養身心障礙孩子時，可能會有不同程度的壓力。父母等主要照顧者在履行家長角色及與孩子互動的過程中，所感受到的壓力就是親職壓力，而此種壓力的涵蓋範圍廣泛，不單會對父母及其他主要照顧者在教養孩子、與孩子互動時等造成壓力，還會涉及使到父母、主要照顧者本身在人際溝通互動上、以至日常作息生活中受到壓力。8台灣的文獻顯示，身心障礙孩子父母所承受的親職壓力是很巨大的，他們在親職教養的過程中都會面對不同程度的教養壓力9，父母在照顧這些障礙孩子時，時常感到無力，也較缺乏幸福感。10香港方面，特殊學習需要權益聯會及特殊學習需要服務關注組於2016年7月發表研究報告，研究目的是要了解香港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家長之壓力情況，調查訪問了164名確診或懷疑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家長，約9成受訪家長表示感到中等至極大壓力；當中發現有52.4%的家長有極大壓力，另有近4成家長具有中等壓力；而最讓家長感到壓力的時段，主要跟小朋友的學業有關，第一位為子女的考試期、其次是選校時期，另外在學校長假期，家長須長時間照顧子女，亦感到較大壓力。115.澳門教育暨青年局：《非高等教育統計數據概覽2016》，參見http://202.175.82.54/dsej/stati/2015/c/edu_num15_part1.pdf。6.澳門教育暨青年局：《非高等教育統計數據概覽2018》，參見http://mirror1.dsej.gov.mo/dsej/stati/2017/c/edu_num17_part1.pdf。7.董志文：“澳門融合生家長對本澳融合教育發展看法之研究”，《現代特殊教育》2016年第13期，第75-77頁。8.董志文、黃楝祥、李嵩義、施達明：“融合生家長教養壓力量表之編制分析”，《心理學進展》2018年第8卷(4期)，第518-526頁。9.張桂貞：“身心障礙幼兒父親的親職壓力、社會支持與親職參與之相關研究”，輔仁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23-25頁。10.張美雲：“發展遲緩兒童家庭社會支持、親職壓力與賦權增能之相關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1-2頁。11.“特殊學習童家長壓力爆煲，母難忍自閉子被視為｀精神病´”，《香港01周報》，

63從上述可知，鄰近地區的一些研究已顯示了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他們在教養這些子女時會承受一定的壓力，不過有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家長教養障礙孩子的教養壓力方面，關於在教養這些孩子時所面對的人際、生活、作息等各項生活壓力方面，可能仍需更多的研究。而近年在澳門特區政府投入巨大的資源下，澳門融合生家長所感到上述的生活壓力又是怎樣呢？不同的家長背景，在有關生活壓力上又是否有顯著的不同？因此，研究者在此動機下開展以融合生家長的生活壓力之實證研究，對未來澳門融合教育之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二）研究目的與問題1.研究目的依據本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有三個：（1）了解澳門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現況；（2）了解不同背景變項下，澳門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差異情形；（3）就本研究結果給出建議，以作為融合生家長、學校及特區政府之參考。2.研究問題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有兩個：（1）澳門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現時狀況是如何？（2）不同背景變項下，澳門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二、研究設計（一）研究工具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本身包含融合生及家長的基本資料，另外也包括“融合生家長教養壓力量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量表”、“融合生家長社會支持量表”及“融合生家長參與量表”參見http://www.hk01.com/港聞/30241/特殊學習童家長壓力爆煲-母難忍自閉子被視為-精神病，2016年7月7日。

64等四份量表。在本研究中，由於只探討澳門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狀況，以及了解不同背景下的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差異情形。因此本研究只陳述背景資料及“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量表”，茲述如下：1.基本資料本研究的填寫者基本資料有12項（即背景變項有12項），包括：“家長出生地”、“家長與孩子關係”、“家長年齡”、“家長教育程度”、“家長工作狀況”、“與配偶關係”、“家中孩子數”、“家庭經濟狀況”、“孩子受照顧情況”、“孩子性別”、“孩子教育階段”、“孩子呈現障礙類型”等。有關每個變項的組別分佈狀況，可見表1所示：表1　背景資料組別之摘要表變項名稱變項中的組別家長出生地1）澳門；2）中國大陸；3）其他家長與孩子關係1）父親；2）母親；3）其他家長年齡1）30歲或以下；2）31-40歲；3）41-50歲；4）51歲或以上家長教育程度1）幼稚園或以下程度；2）小學程度；3）中學程度；4）大專或學士程度；5）碩士或博士程度家長工作狀況1）不輪班全職；2）不輪班兼職；3）需輪班全職；4）需輪班兼職；5）未就業與配偶關係1）十分好；2）好；3普通；4）不好；5）十分不好家中孩子數1）一個；2）二個；3）三個；4）四個或以上家庭經濟狀況1）充裕；2）剛好夠用；3）沉重；4）十分沉重孩子受照顧情況1）主要由我照顧；2）主要由配偶照顧；3）主要由孩子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顧；4）主要由傭人照顧；5）上述兩個或以上照顧者孩子性別1）男；2）女孩子教育階段1）幼稚園；2）初小；3）高小；4）初中；5）高中

65變項名稱變項中的組別孩子呈現障礙類型1）學習問題；2）情緒行為問題；3）溝通社交問題；4）上述兩個或以上障礙組合2.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量表本研究的“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量表”是由研究者參考其他學者之理論文獻、問卷而編制出來。12研究者在編制量表初期，根據3位受訪家長的回應，並結合陳若琳、李青松、梅心潔、蔡昆瀛、張桂貞等學者提出的親職壓力之研究層面131415，再定出本研究中生活壓力的兩個層面，包括：“生活感受”、“人際感受”。“生活感受”是指融合生家長在日常生活、作息、工作等的感受，經預試後題目沒有題目要刪除，保持原有的6題；“人際感受”是指融合生家長與家人、親友或鄰居互動、相處時的感受，經預試後題目需刪減1題，保留了5題。量表擬定使用李克特式（Likert-typeratingscale）的五點量表方式填答，從“完全同意”、“大部份同意”、“一半同意”、“少部份同意”到“不同意”，分別給予5分、4分、3分、2分、1分，將每一位受試者在每個層面的分數加起來，就代表該名受試者在該層面的分數，兩個層面分數的加總，即為量表的整體總分，得分越高表示該名融合生家長的生活壓力越大，反之越低。預試過程中發現，項目分析顯示各個題目與總分相關係數介於.572~.827（p<.01），顯示每個題目所測量之心理特質比較接近；刪除了一個題目後的探索性因素分析顯示，各題目因素負荷量在.597~.903之間，解釋總變異量為66.837%；內部一致性檢驗顯示，量表的“生活感受”、“人際感受”等兩個層面的Cronbachα係數分別是.918、.824，整份含11題量表的Cronbachα係數為.909。因此量表預試後具有良好的效度與信度。12.董志文、黃楝祥、李嵩義、施達明：“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量表之編制分析”，《教育進展》2018年第7卷(4期)，第265-271頁。13.陳若琳、李青松：“台北縣雙工作家庭父母親的親職喜悅與壓力探討”，《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學報》2001年第7期，第157-180頁。14.Abidin,R.R.(1990).IntroductiontotheSpecialIssue:Thestressesofparenting.JournalofClinicalChildPsychology,19,298-301.15.張桂貞：“身心障礙幼兒父親的親職壓力、社會支持與親職參與之相關研究”，輔仁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49-50頁。

66（二）研究對象本研究以澳門融合生家長為研究對象，家長可以是父母、或家裡其他的主要照顧者。研究者首先通過社團――“澳門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向全澳所有參與融合教育的學校派發研究邀請函，之後得到澳門、氹仔各區合共有10所學校的校部回覆參與本次研究，另外其後也有2個社團參與是次調查。最終於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間，從這些學校、社團共收取到363份問卷，去除無效問卷26份，有效問卷為337份，有效回收率為92.8%，以研究期間全澳總數約千三至千四名左右的融合生計算，每名融合生有1名代表家長填寫問卷的話，本研究取樣約佔母群體的2成5，符合抽樣的數目要求。16（三）研究假設依本研究之目的，研究假設有以下兩個部份，研究假設1：澳門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平均分數與生活壓力中等水平呈現顯著的不同；研究假設2：不同背景變項下，澳門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具有顯著的差異。（四）資料分析方法研究者首先採用SPSS21.0軟件將337位融合生家長的資料輸入，並進行假設檢定的推論統計。在有關假設檢定統計上，顯著水準α設定為0.05，使用“單一樣本T檢驗”（One-SampleTTest）去驗證研究假設1，運用“獨立樣本T檢驗”（Independent-Samples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ANOVA），去驗證研究假設2。17茲述如下：針對研究假設1，在使用“單一樣本T檢驗”上，首先須考慮有關檢定值之設定。由於問卷中的量表是一份“五點式量表”，每題最低16.吳明隆、涂金堂：《SPSS與統計應用分析》(修訂版)，台北，五南圖書，2016年，第15-16頁。17.吳明隆：《SPSS操作與應用：問卷統計分析實務》(第二版)，台北，五南圖書，2016年，第471-493頁。

67分為1分，最高分為5分，因此每題中間的分數為3分。所以整份共11題的生活壓力量表之中等水平分數為3×11=33分；分層面方面，“生活感受”有6題，所以其中等水平分數為3×6=18分；“人際感受”有5題，所以其中等水平分數為3×5=15分。研究者以上述有關中等水平分數作為驗證研究假設1、“單一樣本T檢驗”（One-SampleTTest）中的“檢定值”（TestVariables）。在定好有關檢定值後，才進行有關檢驗。對背景變項只有兩組的情況，採取“獨立樣本T檢驗”，若統計上達到顯著（p<.05），則表示兩組是有顯著差異；反之，若統計上未達顯著（p>.05），則表示兩組分數沒有顯著不同。至於對背景變項為三組或以上的情況，則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前會先判斷每組人數是否足夠，若每組人數少於15人，或各組樣本數比例少於總數的5%，則會進行合組。然而分析前也必須先進行變異數同質側性檢定。倘若變異數同質側性檢定未達到顯著（p>.05），則直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中，若有關F值達到顯著（p<.05），則代表各組間至少有兩組會有顯著差異，這時將採用Scheffe法或LSD法進行事後檢定，以判別組中的差異情形。倘若有關F值未達顯著（p>.05），則代表各組間沒有顯著差異，無需進行事後檢定。另外，倘若變異數同質側性檢定達到顯著（p<.05），則須以Welch法進行統計，若Welch法中有關近似的F值達到顯著（p<.05），則代表各組間至少有兩組會有顯著差異，這時將採用Tamhane’sT2進行事後檢定，以判別組中的差異情形；倘若有關近似的F值未達顯著（p>.05），則代表各組間沒有顯著差異，無需進行事後檢定。三、研究結果（一）現況分析本研究中的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得分越高，表示融合生家長感受生活壓力越大，反之則表示融合生家長感受生活壓力越少，表2則顯示了生活壓力的描述性統計與單一樣本T檢驗的統計結果。可以發現：融合生家長整體生活壓力平均分數為28.80分，t值為-6.601

68（p<.001），統計上達到顯著，表示整體生活壓力平均分數顯著少於33分的中等水平，說明澳門融合生家長的整體生活壓力處於中等偏下水平，知覺整體生活壓力較低；從分層面的得分看，融合生家長“生活感受”平均分數為16.47分，t值為-4.031（p<.001），統計上達到顯著，表示“生活感受”平均分數顯著少於18分的中等水平，說明澳門融合生家長的“生活感受”處於中等偏下水平，知覺“生活感受”壓力較低；融合生家長“人際感受”平均分數為12.33分，t值為-8.469（p<.001），統計上達到顯著，表示“人際感受”平均分數顯著少於15分的中等水平，說明澳門融合生家長的“人際感受”處於中等偏下水平，知覺“人際感受”壓力較低。綜合上述可知，澳門融合生家長整體生活壓力及分層面“生活感受”、“人際感受”等壓力屬於較低程度，研究假設1成立。表2　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現況分析變項及層面平均分中等水平分數標準差題數t值生活感受16.4718.006.9746-4.031***人際感受12.3315.005.7965-8.469***整體生活壓力28.8033.0011.69311-6.601***註：***代表p<.001（二）不同背景變項下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差異分析本研究以“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去檢驗12個背景變項下，融合生家長的整體生活壓力及其各分層面“生活感受”、“人際感受”的差異情形。統計上發現：12個背景變項中，包括“家長出生地”、“家長教育程度”、“家長工作狀況”、“家中孩子數目”、“家庭經濟狀況”、“孩子受照顧情況”、“孩子性別”、“孩子教育階段”等8個背景變項，在融合生家長的整體生活壓力及其各分層面“生活感受”、“人際感受”中，均沒有1項壓力層面出現顯著差異。而“家長與孩子關係”、“家長年齡”、“與配偶關係”、“孩子呈現障礙類型”等4個背景變項，在融合生家長的整體生

69活壓力及其各分層面“生活感受”、“人際感受”中，均最少在1項壓力層面中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2部份成立。茲述如下：1.“家長與孩子關係”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差異分析針對“家長與孩子關係”、即不同照顧者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的差異性分析，首先以“次數分配”檢測發現變項中的“其他”組別只有9人，樣本人數較少，所以將“其他”與“父親”的兩組合併為“父親或其他人”，因而“家長與孩子關係”的變項就有“母親”及“父親或其他人”兩組，統計上就以“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不同照顧者所感受的生活壓力之差異情況。由表3發現：“生活感受”、整體生活壓力之t值分別為-1.694、-1.898，p>.05，統計上未達顯著，這表示“母親”及“父親或其他人”的組別，在澳門融合生家長的“生活感受”、整體生活壓力等沒有顯著的不同。然而，“人際感受”之t值為-1.974，p<.05，統計上達到顯著，這表示“母親”及“父親或其他人”的組別，在澳門融合生家長的“人際感受”壓力會有顯著不同，“母親”的“生活感受”平均分數為12.64分，“父親或其他人”的“生活感受”平均分數為11.11分，“母親”比“父親或其他人”高1.530分，說明“母親”在“人際感受”的壓力會顯著比“父親或其他人”高。綜合上述可知，家長與孩子的不同關係，亦即不同的照顧者，其所知覺的整體生活壓力，以及在“生活感受”的壓力上均沒有顯著差異，但在“人際感受”的壓力上就有顯著差異。表3“家長與孩子關係”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差異分析變項層面性別人數平均數標準差t值生活感受1.父親或其他人7015.336.086-1.6942.母親26716.777.169人際感受1.父親或其他人7011.115.495-1.974*2.母親26712.645.840整體生活壓力1.父親或其他人7026.4410.872-1.8982.母親26729.4111.841註：*代表p<.05

702.“家長年齡”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差異分析針對“家長年齡”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的差異性分析，在分析前先以“次數分配”檢測發現，“家長年齡”的各個組別人數均符合檢定要求，因此“家長年齡”組別就是“30歲或以下”、“31-40歲”、“41-50歲”、“51歲或以上”等四組，這部份差異分析上會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判斷不同家長年齡組別中、家長所感受的生活壓力之差異情況。由表4發現：“生活感受”之F值為3.126（p<.05），統計上達到顯著，這表示“家長年齡”組別的不同，澳門融合生家長的“生活感受”會有顯著不同；Scheffe事後比較發現，“31-40歲”的家長顯著比“30歲或以下”的家長高4.816分，這顯示當家長的年齡在31歲至40歲之間時，所感受的“生活感受”壓力會顯著比30歲以下的家長高。“人際感受”之F值為5.825（p<.01），統計上達到顯著，這表示“家長年齡”組別的不同，澳門融合生家長的“人際感受”會有顯著不同；Tamhane´sT2事後比較發現，“31-40歲”的家長，分別比“30歲或以下”、“51歲或以上”的家長顯著高3.423分、2.671分；“41-50歲”的家長，分別比“30歲或以下”、“51歲或以上”的家長顯著高3.734分、2.981分；這顯示當家長的年齡在31歲至40歲之間，或在41歲至50歲之間時，所感受的“人際感受”壓力會顯著比30歲以下的家長或51歲以上的家長來得高。最後，整體生活壓力之F值為4.004（p<.01），統計上達到顯著，這表示“家長年齡”組別的不同，澳門融合生家長的整體生活壓力會有顯著不同；Scheffe事後比較發現，“31-40歲”的家長，顯著比“30歲或以下”的家長高8.240分，“41-50歲”的家長，也顯著比“30歲或以下”的家長高8.524分；這顯示當家長的年齡在31歲至40歲之間，或在41歲至50歲之間時，所感受的整體生活壓力會顯著比30歲以下的家長高。綜合上述可知，當融合生家長的年齡有不同，其所感受的整體生活壓力，及其各分層面的壓力有顯著差異。表4　“家長年齡”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差異分析變項層面家長年齡人數平均數標準差F值事後比較生活感受1.30歲或以下1912.055.6223.126*2>1

71變項層面家長年齡人數平均數標準差F值事後比較生活感受2.31-40歲18316.876.9103.126*2>13.41-50歲10816.847.2544.51歲或以上2715.376.209人際感受1.30歲或以下199.214.4045.825**2>12>43>13>42.31-40歲18312.635.6713.41-50歲10812.946.2384.51歲或以上279.964.502整體生活壓力1.30歲或以下1921.269.4274.004**2>13>12.31-40歲18329.5011.3303.41-50歲10829.7912.4704.51歲或以上2725.3310.266註：*代表p<.05**代表p<.013.“與配偶關係”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差異分析針對“與配偶關係”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的差異性分析，在分析前，以“次數分配”檢測發現，“與配偶關係”的各個組別基本上都符合樣本數比例要求，唯獨是“十分不好”的組別只佔總數的4.7%，略低於最低要求的5%，因此研究者將“不好”組別及“十分不好”組別合併為“不好及十分不好”的組別，因此，經合併後，“與配偶關係”的組別分有“十分好”、“好”、“普通”、“不好及十分不好”等四組，差異分析上會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判斷不同的配偶關係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差異情況。表5顯示，“生活感受”之F值為1.323（p>.05），統計上未達到顯著，這表示“與配偶關係”組別的不同，澳門融合生家長的“生活感受”沒有顯著不同。“人際感受”之F值為7.899（p<.001），統計上達到顯著，這表示“與配偶關係”組別的不同，澳門融合生家長的“人際感受”會有顯著不同；LSD事後比較發現，與配偶關係處於“十分好”的家長，分別比與配偶關係處於“好”、“普通”、“不好及十分不好”的家長顯著低2.196分、3.679分、3.831分，這顯示當家長與配偶關係處於十分好的狀況時，有關家長所面對的“人際感受”壓力，會顯著比與配

72偶關係處於好、普通、不好及十分不好的組別較低。最後，整體生活壓力之F值為4.011（p<.01），統計上達到顯著，這表示“與配偶關係”組別的不同，澳門融合生家長的整體生活壓力會有顯著不同。LSD事後比較發現，與配偶關係處於“十分好”的家長，分別比與配偶關係處於“普通”、“不好及十分不好”的家長顯著低5.749分、4.823分，這顯示當家長與配偶關係處於十分好的狀況時，有關家長所面對的整體生活壓力，會顯著比與配偶關係處於普通、不好及十分不好的組別較低。綜合上述可知，當融合生家長與配偶關係的不同，除了在“生活感受”壓力沒有顯著差異外，其所感受的整體生活壓力及“人際感受”壓力均有顯著差異。表5“與配偶關係”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差異分析變項層面與配偶關係人數平均數標準差F值事後比較生活感受1.十分好9915.677.2311.3232.好12116.266.5063.普通7617.747.2254.不好及十分不好4116.667.123人際感受1.十分好9910.2410.247.899***1<21<31<42.好12112.4412.443.普通7613.9213.924.不好及十分不好4114.0714.07整體生活壓力1.十分好9925.9111.5364.011**1<31<42.好12128.7010.9513.普通7631.6612.2124.不好及十分不好4130.7311.958註：**代表p<.01***代表p<.0014.“孩子呈現障礙類型”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差異分析針對“孩子呈現障礙類型”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的差異性分析，在分析前，以“次數分配”檢測發現，“孩子呈現障礙類型”的

73各個組別人數均符合檢定要求，因此“孩子呈現障礙類型”組別就是“學習問題”、“情緒行為問題”、“溝通社交問題”、“上述兩個或以上障礙組合”等四組，差異分析上會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判斷孩子在不同障礙類型中、家長所感受的生活壓力之差異情況。表6顯示，“生活感受”之F值為6.596（p<.001），統計上達到顯著，這表示“孩子呈現障礙類型”組別的不同，澳門融合生家長的“生活感受”會有顯著不同；Scheffe事後比較發現，“上述兩個或以上障礙組合”分別比“學習問題”、“溝通社交問題”等組別顯著高2.891分、4.756分，這顯示當孩子呈現的障礙類型為兩個或以上的障礙時，其家長感受的“生活感受”壓力，會顯著比只有學習問題或溝通社交問題的組別較高。“人際感受”之F值為.928（p>.05），統計上達到顯著，這表示“孩子呈現障礙類型”組別的不同，澳門融合生家長的“人際感受”並沒有顯著不同。最後，整體生活壓力之F值為3.412（p<.05），統計上達到顯著，這表示“孩子呈現障礙類型”組別的不同，澳門融合生家長的整體生活壓力會有顯著不同；Scheffe事後比較發現，“上述兩個或以上障礙組合”的組別，會比“溝通社交問題”組別顯著高5.589分，這顯示當孩子呈現的障礙類型為兩個或以上的障礙時，其家長感受的整體生活壓力，會顯著比只有溝通社交問題的組別較高。綜合上述可知，當融合生所呈現的障礙不同時，其家長除了在“人際感受”壓力沒有顯著差異外，家長所感受的整體生活壓力及“生活感受”壓力均有顯著差異。表6“孩子呈現障礙類型”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之差異分析變項層面孩子障礙類型人數平均數標準差F值事後比較生活感受1.學習問題13615.887.1266.596***4>14>32.情緒行為問題4516.496.7043.溝通社交問題5914.026.1184.上述兩個或以上障礙組合9718.776.785

74變項層面孩子障礙類型人數平均數標準差F值事後比較人際感受1.學習問題13611.946.065.9282.情緒行為問題4513.365.4033.溝通社交問題5911.855.6784.上述兩個或以上障礙組合9712.685.658整體生活壓力1.學習問題13627.8212.0883.412*4>32.情緒行為問題4529.8410.9443.溝通社交問題5925.8610.7024.上述兩個或以上障礙組合9731.4511.606註：*代表p<.05***代表p<.001四、綜合討論（一）結果討論過往，鄰近地區的一個比較研究顯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母親所承受有關的親職壓力，特別在“人際關係”上的壓力，均顯著比一般生的母親高，說明了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可能會有較高不同類型的壓力。18然而，本研究顯示，澳門融合生家長在整體生活壓力處於中等偏下水平，在相關層面的“生活感受”、“人際感受”等壓力也處於中等偏下水平，說明了澳門融合生家長在教養融合生時，所感受各種日常生活、作息、工作等的壓力，以及與家人、親友或鄰居互動、相處時的壓力等也處於較低程度。至於為何本研究有這樣的結果？其一原因或許與近年社會對融合教育的關注提高有關，繼而使特區政府、以至各界團體給予家長更多的支援所致。近年，澳門教育暨青年局不單逐年加大對融合教育的資源投入，也成立專門機構管理特殊教育，使融合教育的推行無論在政策上和資源投入上都得到了保障。19而且，特區政府在相關支持下不單直接將資源投入在學校上，18.陳亭好：“國小一般生和特教生母親的親職壓力、因應策略和身心健康之比較研究”，台台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80-81頁。19.陳家良：“對澳門融合教育的思考”，《澳門日報》第E05版，教思，2017年8月14日。

75更進一步為融合生家長及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家長提供支持，例如會為有關家長開辦治療、訓練的工作坊20，而且亦會資助其他的非牟利復康社團，為有關家長提供不同類型的支援服務。2122過往的研究已顯示，適當的社會支持，可有效降低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家長的各項壓力23，因此或許特區政府的支持、以至其他非牟利復康社團為這些家長提供不同的支援服務，使本澳融合生家長在生活上的各項壓力還不至於過大。本研究顯示，雖然融合生的母親在整體生活壓力以至分層面“生活感受”壓力上，與融合生的父親或其他照顧者沒有顯著差異，但在“人際感受”壓力上，融合生的母親所感受的有關壓力會顯著比融合生的父親或其他照顧者高，這說明了融合生的母親較容易因為融合生的子女問題，而與家人、親友、鄰居在相處上產生較大的困擾及壓力。之前台灣有研究顯示，有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母親，其在有關的親職壓力顯著高於父親。24而本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因此，本研究結果說明了我們融合教育相關持份者可能需要更為關注障礙孩子母親的壓力。之前台灣有研究顯示，發展遲緩兒童家庭所承受的壓力，並不會因為照顧者年齡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25而本研究以澳門融合生家長為對象的研究顯示，融合生家長的年齡之不同，其所感受的整體生活壓力，及其各分層面的壓力均有顯著的差異。總體上，“31-40歲”、“41-50歲”的組別有較大壓力。當中可發現，無論在“生活感受”壓力、“人際感受”壓力、整體生活壓力等，“31-40歲”的家長在有20.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兒童綜合評估中心為輪候康復治療服務兒童及家長辦早療工作坊》，參見https://www.gov.mo/zh-hant/news/214572/，2018年7月20日。21.澳門聾人協會：《家長分享：直接與間接服務並行提供更全面支持》，2018年2月22日，參見https://www.mda.org.mo/speechandhearing/news/news-251，2018年7月20日。22.參見“家協會舉辦融合教育工作坊”，《濠江日報》，http://www.houkongdaily.com/20160625-A2-37901.html。23.張美雲：“發展遲緩兒童家庭社會支持、親職壓力與賦權增能之相關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163-164頁。24.孫怡：“探討發展遲緩幼兒之父母親職壓力與生活品質之相關――以親職效能為中介變項”，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51-52頁。25.張美雲：“發展遲緩兒童家庭社會支持、親職壓力與賦權增能之相關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150-151頁。

76關壓力均較高。至於為何本研究有這樣的結果？研究者認為，這可能與本澳男性及女性的結緍年齡有關、以及與在該年齡層裡所承受的經濟、工作壓力有關。之前有資料顯示，澳門女性和男性結緍年齡中位數分別是27.5歲、28.8歲26，亦即是說，這些新婚夫妻在成為父母時也可能在30歲以上，而有關年齡層的融合生家長，在踏入“31-40歲”的階段或以後，除了可能要承受教養融合生子女的教養壓力外，亦很可能在工作、甚至家庭經濟裡承受更多的壓力，繼而使有關年齡層的融合生家長產生更大的生活壓力。至於照顧者年齡之不同，是否真的會使到有關家長所感受的生活壓力有顯著的不同，可能還需要更多的相關研究，以待證明。本研究顯示，當融合生家長與配偶關係的不同，除了在“生活感受”壓力沒有顯著差異外，他們所感受的整體生活壓力，及“人際感受”壓力均有顯著差異，當中可發現當融合生家長與其配偶關係處於“十分好”的時候，家長所感受有關壓力都會較少，反之則相反。之前有研究顯示，夫妻關係的好與壞，會使融合生家長在感受社會給予的支持有顯著的不同27，而有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家長，其所感受的社會支持也與其壓力有顯著的負相關。28因此，或許是這個原因，當融合生家長與配偶關係處於較好的狀況時，則他們感受的社會支持就會較高，於是感受的壓力就會較少；相反，當融合生家長與配偶關係處於較差的狀況時，則他們感受的社會支持就會較低，於是感受的壓力就會較高。本研究顯示，當融合生所呈現的障礙不同時，融合生家長除了在“人際感受”壓力沒有顯著差異外，他們所感受的整體生活壓力及“生活感受”壓力均有顯著差異，當中可發現，孩子呈現的障礙類型為“上述兩個或以上障礙組合”時，其家長感受有關壓力會較高。之26.“【婦女數據】澳門晚婚是主流，女性or男性更晚結婚？”參見http://admin.wechat.com/s?__biz=MzI0OTAyNzg1Ng%3D%3D&mid=2647634559&idx=1&sn=c4bd07dd3cfd9934f2247cf540c406b9&mpshare=1&scene=1&srcid=0402TSP4Q5UJWRSZaaoACxkq&from=groupmessage。27.董志文、李嵩義、施達明：“澳門融合生家長社會支持之實證分析”，《教育進展》2018年第8卷(5期)，第545-554頁。28.何采螢：“國小特教班學生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與社會支持之研究”，台北市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101-102頁。

77前有研究顯示，孩子障礙類別不同的照顧者，其所感受親職壓力會有顯著不同，其中以多重障礙類別的家長，所感受的有關壓力會較高。29因此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就可以解釋到當本澳融合生所呈現的障礙不同時，其家長所感受有關的生活壓力會有顯著不同的原因。（二）研究限制本研究雖然以經過信效度分析的量表及背景資料所構成的問卷來進行實證研究，然而研究仍存在限制。第一，本研究收集了十所學校之校部與兩個社團機構的337個樣本，雖然依照統計學者吳明隆、涂金堂的觀點30，本研究在取樣數是足夠，而抽樣亦有從澳門、氹仔各區抽取一定的樣本數量，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全澳始終有約40個學校的校部參與融合教育，因此本研究仍可能無法將所分析的結果推論到其他的融合生家長身上。未來，研究者認為可以嘗試抽取較多的樣本，藉此提高相關研究的可靠性。第二，本研究在結果討論上，嘗試借用其他的研究、政府政策資料及康復團體運作的資料，以解釋量化結果。然而，要更加了解上述研究結果的原因，還可能有待通過深度訪談的方式，才能得到更好的的結果解釋。因此，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在此研究基礎上考慮以深度訪談進行質性的實證分析。這樣，將會更為了解融合生家長的生活壓力之歷程。（三）建議依據本研究之結果，本研究從以下三個方面提出建議：1.家長本研究顯示，家長在整體的生活壓力，還是生活壓力的其他層面均處於中等偏下程度，說明本澳融合生家長的生活壓力還不至過於嚴29.何采螢：“國小特教班學生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與社會支持之研究”，台北市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66-67頁。30.吳明隆、涂金堂：《SPSS與統計應用分析》(修訂版)，台北，五南圖書，2016年，第15-16頁。

78重。然而研究也發現背景變項中，照顧者為母親、31-40歲、與配偶關係較差、子女有較多障礙等四類家長所感受的生活壓力會較大。而之前已有研究顯示知覺社會上給予的支持，與家長所感受的壓力呈現一定的負向關係31，因此，研究者建議，上述四類背景的融合生家長，除了跟進孩子每天的學習及生活狀況外，也應該多主動尋求社會上的支持，這當中可能包括其他親人、朋友的支持，同時亦需要尋求各個復康機構、承辦融合教育的學校之支援，尋求更多的支持來源，以適當降低自己各個層面的生活壓力。2.學校本研究顯示，當孩子呈現的障礙類型更為多樣時，則家長會有更大的生活壓力。因此有關收取這些孩子、開辦融合教育的學校，必須要特別留意較多障礙類別的融合生及其家長，學校首先要將這些較多障礙類別、甚至較嚴重的融合生視為重點輔助的對象，為這些孩子提供充足的心理支援，以讓孩子能維持較好的學習態度與心理狀態，從而減少其家長的憂慮，降低他們生活壓力的程度。必要時，駐校的輔導機構可將這類有較大壓力的家長轉介到其他社會服務機構及政府作出跟進，以儘量減輕有關家長的壓力。3.政府由於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會深深影響這批融合生的發展，同時亦可能會對融合生家長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研究者認為，政府首要做的，就是除了繼續持續優化現今的融合教育政策外，更要正視、關顧這批弱勢孩子的家庭，尤其是需要對融合生的主要照顧者有更大的關注。從本研究可發現，照顧者的背景變項為母親、31-40歲、與配偶關係較差、子女有較多障礙等四類家長所感受的生活壓力會較大，因此建議政府在有關政策的支援上可為這四類背景的融合生家長作出“傾斜”，政府可以通過近期所成立的“澳門特區發展障礙兒童關愛網31.賴育樺：“台中縣市幼兒園家長親職壓力、社會支持與親職行為之研究”，朝陽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184-185頁。

79絡”，協調其他非牟利的心理輔導專業社團，為有關融合生家長提供更針對性的心理支持；例如，針對“與配偶關係”較差的家長，政府可推動家庭友善政策，強化融合生父母的關係，甚至乎可推動“與配偶關係”較好的家長，為其他家長作出分享；在社區宣導上，加強對融合生家長與配偶關係的宣傳，讓澳門有障礙孩子的家長明白到若能提升夫妻的關係，將可適當減輕有關照顧者的生活壓力。總之，有遠見地、系統地針對有困難的家長提供適切的支援，將是未來澳門特區政府對融合教育的支援重點。

81《行政》第三十二卷，總第一百二十三期，2019No.1，81—86從維生德斯坦桐案看澳門葡中精英聯盟DavidTomásAfonso*鴉片戰爭期間（1839-1842），中國和大不列顛國這兩個交戰大國讓澳門經歷了多次危機。本人想藉此拙文對其中一個危機時刻以及這一危機導致了在澳門周圍的軍事干預進行分析。我們將看到一個英國人被綁票可能會導致澳門界限以及司法管轄權的所有問題。1840年，英國艦船實施了海上封鎖，這一行動使得中國派士兵往澳門，拘捕英國臣民。英國人在封鎖海域期間，扣押了多艘載着貨物的中國商船，以此激怒廣東總督林則徐。林則徐見此下令懸賞捉拿全部英軍軍官以示還擊。由於中國人難以直接接觸到英軍軍官，林的這一指令沒能奏效，於是，中國當局下令捉拿英國平民。證實發生了三起案子，第一個案子發生在1840年6月，當時有兩個傳教士被當做英國商人遭到華人的襲擊；第二個案子是華人企圖在澳門抓一名美國人時，用刀攻擊了兩名英國軍官。這些受害者都逃過劫難，沒有被弄死。第三起案子發生於同年八月五日，這樁案子更具代表性。事情是這樣的：在一商人家當監護人的維生德·斯坦桐（VicenteStanton）早上出門去澳門灣游水時被人綁票了。讓人覺得安全的澳門，在八艘中國船隻在港口靠岸時才作出了反應。根據W.TravisHanes和FrankSanello說1，澳門總督處理此事時顯得頗有洞察力。不過，他沒有採取任何主動措施。首先，我們不同意作者的這一說法，因為當時對維生德斯坦桐的失蹤有兩種說法。維生德斯坦桐失蹤的第二天就流傳着這兩種猜測。一種猜測說，是某些想*碩士。1.W.TravisHanes、FrankSanello：“鴉片戰爭”，Naperville:Sourcebook，2002年，第10頁。

82得到廣東總督許下的酬金而綁架了他。2另一種說法是，這位英國臣民溺水身亡。澳門總督馬上通告說，他委派檢察長對失蹤案進行調查，即使辦案需要錢也在所不辭。同時，澳門總督又說，他那天才確知中國官方對此尚不知情，再說，此案必有中國官方的合謀參與。翌日下午二點，檢察長與道台開會，告知對方說，如果這是中國當局所為，這將給澳門帶來有害的後果。道台保證說，如果是中方所為，他本人肯定知曉。他非常懷疑有華人捲入綁票案。失蹤案發生兩天後，英國當局發出正式通告給澳門總督，並要求回話。因此，鑒於對此案有兩種猜測，中國官員又兩次保證他們不知情，我們可以問澳葡當局是否有時間在這短期內調查清楚事實真相。這不靠譜。澳門總督回覆了英方八號提出的指控，如回文所見，英國高級議員說了，當時港口停泊着幾艘戰艦，半島也進行了多項軍事行動，這一切讓人相信斯坦桐是被華人綁票了。對澳門總督的回覆進行分析後，我們看到，按照斯爾唯亞，平托（SilveiraPinto）的說法，斯坦桐是在澳門灣溺水而死的。“從猜測中永遠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而他本人拿不出任何證明來證實斯坦桐被華人帶走了。3澳門總督最後說，這事不可能是華人幹的，因為中國官員不知情，再說了，沒有他們的許可，不會出任何事。關於中國帆船的停靠，澳門總督說，中國帆船在澳門港停靠司空見慣，三百多年來都是如此。最後，談到澳門的安全時，澳門總督接着說，澳門當局不可能對在澳門發生的事全都負責。到了十號，各種疑惑和新的謠言滿城皆是。此外，還有一封信。到處在說，斯坦桐被綁到廣州去了。而英國學者再次發文誤導讀者，說澳門總督早已派當地的一個華人去見林。4澳門派去覲見林的不是當地的一個平民百姓，而是道台大人，一個在澳門管治華人手握軍權和行政權的中國官員。不是2.Barros：“第14次與諮詢委員開會的會議記錄影本”，第312頁。3.Barros：“第14次與諮詢委員開會的會議記錄影本”，第312頁。4.W.TravisHanes、FrankSanello：《鴉片戰爭》，Naperville:Sourcebook，2002年，第107頁。

83像HaneseSanello認為的一名普通市民，而是一個擁有實權的管理要員，是葡中在外交對弈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彼得沃特法（PeterWardFay5）說，澳門總督可能採取了一點措施，因為他承認道台啟程去了廣州，而且這個道台不是澳門當地人。澳門總督也肯定地說，如果有必要，他親自要求中方表態。就在這一天，澳門總督得到斯密斯艦長這樣的口頭威脅：如果告訴他說，斯坦桐回不來了，他將兩艘大不列顛戰船駛入內港抓捕中國官員。澳門總督分析此事後說記不起答覆了，而這位英國艦長如果把陛下的旗子踩在腳的話6，犯的罪行也就是如此。澳門總督要求英國艦長以書面形式送達這個通告，這樣的話，當他真採取軍事行動時，所有文明國家都能知曉此事。與此同時，澳門總督向查理義律提交來了正式書面投訴。這份投訴表明了澳門總督的堅定立場，旨在盡全力保持嚴格的中立，不讓澳門脫離葡國人的管轄。8月11日，澳門檢察長書面投訴中國當局，指責他們隱瞞事實，要對因華人綁架英國臣民案導致個人蒙受的全部損失負責。此外，還要求中方把斯坦桐交給澳葡當局，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澳門不受英國干預。就在同一天，議會和諮詢委員會開了會，得出如下結論：沒有辦法保衛澳門，抵禦英國入侵。由此，建議總會採取措施應對局面。而會議記錄不僅說葡方相信澳門不會因那位英國艦長的威脅而受到攻擊，而且，再次強調說澳門無法抵抗。最後，會議記錄說，顯而易見，英國攻打澳門在國際舞臺上將不受歡迎。人們也注意到，儘管局勢嚴峻，但澳門的精英們相信澳門將採取各種辦法，通過在衝突中與英國人和中國人建立的外交關係，可保澳門平安。英國代表在回覆中保證說，那個軍官說的話只表明要保護英皇室的臣民，他不會攻打澳門。同日，澳門總督知會莊士頓說，澳門檢察長與道台三次會晤，而這位道台三次說不知曉斯坦桐被綁架的事。澳門總督還說，道台此次去廣州會有結果，因為他帶着葡方對中方過分行為的投訴和抗議，並希望那位英國臣民安全歸來，或者希望一個5.PeterWardFay：《鴉片戰爭》，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1975年，第246頁。6.Barros：“第14次與諮詢委員開會的會議記錄影本”，第318頁。

84“平安的將來”。7然而，道台返回澳門時，帶來了好多兵，澳門再次恐慌不安。道台十二號啟程去了廣州。這天他給林則徐發了公函，說他啟程赴廣州。但得到林不讓他去廣州返回澳門的旨意。可是，道台決議去廣州。道台這公函讓我相信葡中雙方的精英有了聯盟，確保英國臣民返回。與此同此，英軍加緊了海上封鎖，有些中國官員知道英軍的實力，有些不信英軍比他們強大，因此，中葡雙方在外交談判中經常交談此事。葡方最終成功地舒緩了中國地方官員中的精英對在澳門未造成動亂的洋人持有的好戰姿態。最後，道台直接抗了林大人的旨意。在等級“森嚴”的社會裡，一個道台不聽朝廷的封疆大員的指令，這表明這位元道台大人把葡方的事真當回事了。道台到了廣州，向林大人遞上葡方請求，懇求林大人放了斯坦桐。林大人因道台求情放一個洋人而痛斥了這位道台，再說道台沒有這個權利，因為這個洋人不是在澳門抓的，而是在劏狗環灣抓的，因此，澳葡對此無權投訴。林總督派了約兩千士兵聽從道台指揮，命令他回澳門，見到英國人就抓。會議結束時，告訴澳門檢察長說，他與將軍們一起去查驗，把士兵安置在離澳們最遠的營地，還請求澳門檢察長“會知英國人，說他不但不執行林總督抓英國的旨意，也不同意軍人這樣做，但是，英國人行事必需更加小心”。8這一態度既表明道台已經與葡國精英們聯合起來了，也說明了道台大人真正瞭解英軍的實力，不同於林大人，所以才抗命不遵。這樣，得出的結論是，澳葡和道台都害怕英國人，而道台支持了澳葡精英保持中立。8月19日，諮詢委員會會議記錄了關閘口的戰事，說英軍兩艘戰艦向駐守在關外的中國士兵開了火，也就是說在葡管轄範圍外。接着，12或13艘英軍戰艦上的軍人登陸，徹底打敗中國軍隊。此時發生的事讓人捉摸不透，澳門總督見此召集軍事會議，立刻召集民眾，告訴他們發生的事，給聖奧斯定軍營（QuarteldeSantoAgostinho）官兵發放武器彈藥。與此同時，澳門檢察長知會了道台說，英軍攻擊的原因是中國軍的駐紮地就在澳7.Barros：“第14次與諮詢委員開會的會議記錄影本”，第326頁。8.Barros：“第14次與諮詢委員開會的會議記錄影本”，第327頁。

85門邊上；再說，澳葡多此次跟中國官員說過不要把軍人安置在離澳門那麼近的地方。“日後還要來中國軍隊，定要考慮到將給葡人和華人帶來嚴重損失的其他類似攻擊。”9有關此事，根據W.TravisHaneseFrankSanello所說，一方面，英國人因葡國人做調解人而感到羞恥，另一方面，他們攻擊中國軍隊，摧毀中國戰船以及佈置在關閘口的大炮。這些寫東西的人如同以往一樣犯了錯誤，第一，他們說戰事發生在劏狗環灣，而實際發生在關閘口前；第二，他們說海戰救了澳門，事實上澳門當時沒有危險。在發生斯坦桐綁票這段時間內，應提出並弄清楚這個問題：他人是否確實在葡管轄的澳門。道台大人在與澳門檢察長的一次會晤中說，斯坦桐是在劏狗環灣被華人綁票了。因此，斯坦桐不在澳門管轄的地方，也不在道台治理的地方，也不在縣衙管制的地方，而是在“虎口”官衙管治的地方。關於管轄問題，馬上就可看到，林大人認為澳葡管轄地到瘋堂裡城門為止（這完全不對），不包括瘋堂裡村（大部份是華人），如同劏狗環，那裡有個漁碼頭。這一切讓人相信斯坦桐很有可能被那個村的漁民綁票了。至於管轄問題，應指出，中國文獻，包括林大人給皇帝的奏摺和陳條，清楚地表明明朝允許蠻夷客居澳門，顯示華人把澳門當做他們的領土。再看中國的告示中多次把蠻夷稱作“順從的洋良民”，最後，有關澳門管轄的界線以及其釋義，應指出的是，1839年9月3日林則徐親臨澳門，葡方決定在關閘口迎接，而不在瘋堂裡城門口。這意味着，在澳葡看來，其管轄的地方界線正是關閘口。若瑟·宮策松·阿豐素（JosédaConceiçãoAfonso）在談到澳門時說，那時，對澳葡來說，澳門城市發展，就文化傳統而言，是自發性的，城市面向南灣，不過澳門的城市擴展得獲中國官方的批准。可是，澳葡不理會中方的批准或不批准，千方百計繞着走，其城建與華人居住的街道與內港成直角的城市不同。若瑟定了兩個分析參數：第一個行政管理邊界，另一個是文化邊界。關於行政管理邊界，若瑟引9.Barros：“1840年8月29日記錄副本”，第331頁。

86人注意澳門行政管理界線從來沒有訂定過也未被中國人確定過。所以，是隨中國軍事干預而變動的。這在葡方文獻中可得到佐證。10事實上，如果葡當局認為它的管轄地的界線在瘋堂裡與關閘口之間的話，林總督不會再次重申說，從行政角度看，劏狗灣是天朝帝國的，而澳門不外乎只是一塊租地。正因為這一不確定的定義，澳門一直擔心中國實施封鎖，一旦封鎖，澳門沒吃的沒喝的，任憑華人擺佈。除外，事事變得更加複雜，城牆內的城市被分割成兩塊，一塊朝向內港，住居的主要是華人，他們一致聽從中國政府；另一塊朝向外港，居住的主要是葡國人，他們聽從葡當局。最後，不要遺忘一些文化性的問題，也干預了管轄界線之事。就此，我將更具體地講講墓地的事。眾所周知，祭拜祖宗是儒家的根本之一。當時的澳門，在瘋堂裡和關閘之間有多處墓地，中方官員不但明文禁止墓地內搞建築或植樹，而且把它們納入了中國行政管理屬地。結論：我們肯定地說，澳門曾經是在葡國管治下的中國領土，一直與中國當局合作，而中國當局不但控制澳門的人口，而且對澳門提供物質。但是，由於澳門管治界線不明確，行政管理非常模糊不清。儘管中國當局把從瘋堂裡到關閘之間的地方租給了葡人，但幾乎沒有確定界線。從瘋堂裡到關閘之間的地方，以及氹仔島、路環島和青洲島都屬於中國，但實際上沒有行使過管理，所以澳葡當局把握不定，疑惑多多，尤其是後來的亞馬留總督。這位澳門總督下令拆掉城牆並非偶然，他的目的是強化葡人的立場，也就是說，澳葡管轄的範圍是從澳門半島一端到關閘口。10.JosédaConceiçãoAfonso，澳門：“戰略及衛生城市規劃試驗（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文化雜誌》第38-39期，1999年1月至7月，第221-247頁。

211Administraçãon.º123,vol.XXXII,2019-1.º,211-213TheStudyofLegalCooperationinEnvironmentalGovern-anceMechanisminGuangdong-HongKong-MacauGreaterBayAreaFengZhehuaZhanPengwei(pp.91)TheconstructionofGuangdong-HongKong-MacauGreaterBayAreahasbeenincludedinthenationalstrategicplan.Excepttofocusoneconomic,cultureandsocialdevelopment,weshouldalsopayattentiontotheenviron-mentalgovernance.DuetoGuangdong,HongKongandMacauareundertheinfluenceofthesameecologicalenvironment,itisnecessaryforGreaterBayAreatocarryoutanenvironmentalcooperativegovernancetobuildabeautifulbayarea.ConstructingtheLegalCooperationinEnvironmentalGovernanceMechanisminGuangdong-HongKong-MacauGreaterBayAreaisofgreatvalueinenrichingthepracticeofrulingthecountrybylawinanall-roundway,creatingagoodecologicalenvironmentfortheconstructionofGreaterBayArea,andbroadeningthepracticalpathofbuildingamag-nificentcauseinbeautifulChina.However,Guangdong,HongKongandMacauneedtoovercometheinstitutionalobstaclescausedbythethreejuris-dictionsandtheinconsistentlegislativeauthority.Inordertoensurethelong-termoperationofenvironmentalgovernancecooperationinGreatBayArea,weshouldfollowtheprincipleslikemutualbenefitandwin-win,equalcon-sultationandgreendevelopmenttoenactthenormsgoverningenvironmentalcooperationintheGreaterBayArea,clarifythedivisionofresponsibilitiesamongdifferentregions,andcarryoutenvironmentaleducationandlawpopularizationactivities,whichensurethelong-termoperationofenviron-mentalgovernancecooperationintheGreatBayArea.Strategiesto"goglobalandattractforeigninvestment":ResearchontheDevelopmentModelofMacau's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dustryunder"TheBeltandRoad"ini-tiativeKouSengManIongWengIanChoiTongChanKimWai(pp.119)Withtheintroduction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theChinesemedicineindustryhasbeenfurtherdevelopedincountriesalongtheroute.Inrecentyears,withthesupportofthecentralgovernment,theMacauSARGovernmenthasvigorouslydevelopedtheChinesemedicineindustrywithitsownadvantages,andhasaccumulatedcertainexperienceinthefieldofpolicy,industry,educationandresearch.Ontheotherhand,intheprocessof

212developingtheChinesemedicineindustry,therearestillmanyobstacles.Forthisreason,thispaperanalyzesthehistory,currentsituationanddevelopmentobstaclesoftheChinesemedicineindustryinMacau,andcombinesthestrate-giesto"goglobalandattractforeigninvestment"toproposeaseriesoffeasibledevelopmentmodelstofurtherpromotethedevelopmentoftheChinesemedi-cineindustryinMacau.PublicDiplomacyandMacauasaTourismandLeisureCentreRuiRocha(pp.149)Theimportanceofpublicdiplomacyhasbeenconsidered,bothinpoliti-calandacademiccircles,asacomplementaryapproachtotheofficialdiplo-macyofthenon-stateactorsthatpromoteinternationallyeachcountry.Thisnewwayofpublicizingthecharacteristicsandpotentialofthecountriesinthecontextofinternationalrelationsresults,ononehand,fromtheevolutionofthenew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andthepopulariza-tionofnetworkcommunicationinreal-time;ontheotherhand,fromthepronouncedinternationalinterdependenceofrelationsbetweenpublicandprivateinstitutions,aswellasbetweenindividualactors.TheauthoremphasizestheimportanceoftheinterrelationshipbetweenpublicdiplomacyandthecitybrandingofMacaoinrelationtothemissionattributedtoMacaobythe13thFive-YearPlan(2016-2020),aswellastheneedforitsstudyasadomainofknowledgeandresearchinthe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oftheMacaoSAR.AbriefanalysisaboutthedilemmaofteachingvirtueandcivileducationatprivateschoolsinMacauUnKamSok(pp.157)TheaimandpurposeofthisarticleistoexplorethedilemmaofteachingvirtueandcivileducationatprivateschoolsinMacauinthepastandnow.ItcansubmitsomeconcretesuggestionstotheDSEJ,schoolsandteachers.Iex-pectthisarticlecancausethepubictopayattentionandconcerntothevirtueandcivileducation.Throughdoingresearch,findingouttheproblemsandrainsingsomequestions,itcanletteachingvirtueandcivileducationmoresmoothly,releasetheteachers’workingpressureandpromotethe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ordertoteachstudents’ideologyandmoralitywell.

213AnEmpiricalStudyoftheLifeStressofInclusiveStudents'ParentsinMacauTongChiManLeeSungYiSzeTatMing(pp.179)Thepurposeofthisstudyistoexplorethecurrentsituationofthelifestressofinclusivestudents'parentsinMacau,andunderstandthedifferencesofparents’lifestressindifferentcontexts.Thestudyincluded337inclusivestudents'parents,andstatisticswereperformedusingsingle-sampleT-test,independentsampleT-test,andone-wayanova.Theresultsshow:1)Parent’soveralllifestressislowerlevel,andtheirlifestresssuchas“lifeexperience”,“interpersonalexperience”levelisalsolowerlevel;2)Fourbackgroundvaria-blesofthe“parent-childrelationship”,“parentage”,“relationshipwithspouse”and“typeofchild'sdisorder”,hav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parentingstress(P<.05).Atlast,makerecommendationsbasedontheresultsofthisstudyasareferenceforparents,schoolsandgovernments.TheStantonaffair,anallianceofthePortugueseandChineseelitesofMacaoDavidTomásAfonso(pp.203)Duringtheopiumwar(1839-1842)Macaofacedseveralcrisesthatputtheestablishmentatriskagainstthetwobelligerentpowers,ChinaandGreatBritain.Withthisshortarticle,Iintendtoanalyzeoneofthesecriti-calmomentsandhowitculminatedinamilitaryinterventionatthegatesofMacao.WewillseehowtheabductionofaBritishmancanraisethewholequestionofthelimitsoftheestablishmentaswellasitsjurisdiction.Withthisarticle,wecanseehowtheHolleaffairproceded,andmostimportantthedifferentviewsofthejurisdictionoftheestablishment.ThefirstoneistheChinesedictatedbyacloseforeignpolicyandastrickclaimtotherentterritory.Secondly,thePortuguesepointsofviewthatsawMacauastheirsandseektochallengetheChinesejurisdictionineveryturn.AnotherintriguingaspectistheconstantpoliticalandmilitarypressurebytheBritishforces,thatsoughtanyjustificationforplacingmilitaryperson-nelinMacaoandclaimingthecityastheirown.Itisthenapolicyofcollabo-rationbetweentheChineseandPortugueseauthoritiesthatwillseektoavoidaBritishmilitaryinterventioninthe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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