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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一六年，澳門行 政澳門公共行政雜誌

2行政澳門公共行政雜誌每年四期社　長：高炳坤執行社長：吳志良 編輯委員會：蘇朝暉婁勝華馮若儀蘇翊崚鄭佩佩所有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出　版：行政公職局社址、編輯及行政部：澳門郵箱463號水坑尾街162號26樓中國澳門電話：（853）28323623 圖文傳真：（853）28322078電子郵箱：rap@safp.gov.mo發行及訂閱  電話：89871808排印：澳門特別行政區印務局印行：800本ISSN 0872-9174行政雜誌現在已經可以在互聯網上讓公眾下載及搜尋昔日資料。網址為：http://www.safp.gov.mo，進入網頁之後，按“服務資訊”欄目選擇澳門公共行政雜誌即可。

3第二十九卷‧第二期（總第一百一十二期），二○一六年六月目錄五年規劃的善治架構評議5鄞益奮市政建設、政治機會與澳門鄰避抗議15姜姍姍澳門特區參與內地自貿區建設可行路徑研究33葉桂平澳門特別行政區賭場的小費庫問題：（錢呢？）45HugoLuzdosSantos澳門長期經濟發展趨勢剖析（1960-2015）63陳震宇轉型時期（1844-1888）澳門財政變遷的特點及啟示93趙新良摘要269

4在《行政》雜誌刊登之署名文章，文責由作者自負。原則上，其他刊物可轉載或翻譯原刊於《行政》之文章，但須指明出處及原作者，並須獲得有關許可。

5《行政》第二十九卷，總第一百一十二期，2016No.2，5–14*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五年規劃的善治架構評議鄞益奮*澳門回歸祖國十六餘年之際，澳門特區政府在2016年4月26日發布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草案文本》（以下簡稱《草案文本》），公開向澳門社會各界收集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草案文本》闡述了未來五年澳門特區的發展願景、發展目標及發展戰略，並進行了民生發展規劃、經濟發展規劃及政府發展規劃。這是一份未來五年特區政府如何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規劃，也是涵蓋民生、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在內的澳門整體發展規劃。規劃從“完善諮詢機制，推進科學决策”、“實施精兵簡政，提升政府執行力”、“促進政府績效治理，優化公共服務”、“推進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建設”等四個方面來致力提升政府施政能力及水平，反映出特區政府實現善治的理念及基本思路，即致力於提升政府的决策力、執行力和服務力，在政府不斷完善自身管理內部事務管理的基礎上，更加注重政府和社會及公民的協商合作，互動溝通，優勢互補，最終實現政府和社會及公民的良性合作及共同治理。一、推進科學决策，提升决策力（一）從“多謀”角度來提升决策力五年規劃中，關於决策力的提升基於“多謀”的角度進行討論，主要從三個層面展開，一是多層次的對話交流機制，二是關於諮詢組織的改革，三是支持大學研究機構等智庫的建設。第一，在建立溝通渠道和對話交流機制上，五年規劃更加注重聽取民意和把握民意，特別突出聽取年輕人意見的重要性。五年規劃

6十分關注新媒體的發展，明確提到“新媒體的發展，為政府資訊實時發布、政策清晰解說、與居民交流互動及廣泛收集意見等方面帶來便利”。為此，五年規劃提出相應的對策“要在鞏固現有諮詢互動平臺的基礎上，研究建立網上資訊平臺，以擴大年輕人參政議政的渠道”。第二，在諮詢組織的改革方面，五年規劃提到要支持年輕人進入諮詢組織，“爭取讓更多青年人加入諮詢組織”。諮詢組織是澳門吸納社會意見和民意的重要渠道。一直以來，澳門年輕人進入諮詢委員會的機會較少，意味着依靠諮詢委員會的渠道很難聽取很多年輕人的聲音。雖然政府與民間社會有多元化的溝通渠道，包括直接向政府傳遞信件、公衆諮詢會、社團傳遞、媒體傳遞等渠道，但諮詢組織的渠道往往更為直接和有效。由此，不少社會意見批評諮詢組織成為少數人向政府表達意見的平臺，“來來回回那班人”，很多諮詢組織的成員同時兼任多個諮詢組織，而且沒有任期的限制。源於這種弊端，特區政府在2015年施政報告中提到了諮詢委員會成員不能超過兩至三屆（最長不超過六年）及同時不能任職多於三個諮詢組織的規定。此次的“爭取讓更多青年人”加入諮詢組織，是諮詢組織改革設想的進一步深化和推動，顯示了政府聽取多元意見的立場，也表明了政府對青年人意見的充分重視。第三，五年規劃提到，支持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智庫，開展綜合性與專業性諮詢，拓寬聽取專家學者專業意見的渠道。衆所周知，智庫建設是科學决策的一個重要依托途徑。如何吸納專業意見，如何判斷各個備選方案的利弊得失，都需要借助於各類智庫提供各種分析建議加以參考，避免“拍腦袋”決策。第三屆特區政府在2009年上任以來，就特別注重科學决策的施政理念，並把建立體制內政策研究力量作為一項科學决策的重要舉措。但專家智庫的建構不僅需要借助於體制內力量，而且需要借助於體制外力量。此次五年規劃明確提出“支持大學、研究機構建立智庫”，體現了特區政府智庫建設體系化、系統化的决心。（二）决策力的提升不僅要依靠“多謀”，也要依靠“善斷”如上所述，在提升决策力方面，五年規劃主要就利用新媒體與公民更好溝通、完善諮詢組織制度以及支持智庫等問題進行了闡述。然

7而，在解决了做好各類諮詢及整合好各類諮詢的基礎上，科學决策及决策力的提升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要處理好“多謀”與“善斷”的關係，單獨依靠“多謀”沒有辦法實現科學决策，只有將“多謀”和“善斷”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科學决策，否則就可能犯“議而不決”的錯誤，也可能導致公共政策左右搖擺，動搖不定。經過多年的努力，特區政府在諮詢體系科學化方面比如公衆諮詢、社團諮詢及專家諮詢已經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與改革，儘管還存在一定的問題，但在“多謀”的層面上，已經有了明顯的進步。現比較而言，在“善斷”的層面，特區政府顯得被動，缺乏對政策的主導性和引導性。這本質上也是一個政府如何聽取民意的問題。當前，澳門特區政府在聽取民意上已經有了多元的、暢通的渠道，既能够直接表達、也可以通過社團表達，還可以通過進入諮詢組織等機制來表達，可以說，居民表達訴求和意見是多元的、暢通無阻的，政府收集名義的渠道也是多種多樣的。然而，問題在於，多元化的民意意味着分散化的民意。在民意表達渠道多元化的基礎上，特區政府需要有統一的管理機制，來更好地整合民意、分析民意和判斷民意。否則，政府就可能分不清主流的、真實的民意，也可能難以分辨合理的民意和不合理的民意，甚至有可能受民意左右，走向民粹主義，從而失去公共政策應有的導向和引導的功能。理想的情形是，政府能夠引導民意，達成政府與民間意見相互溝通，理解並化解分歧，達成共識。然而，在複雜的公共管理現實中，民意與政府的意見不一定是一致的。政府在聽取民意的過程中，往往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或者被認為是操縱民意，或者被認為對民意沒有導向的作用，聽之任之。近年來，為了避免居民覺得政府的立場和政策早就决定好了，聽取民意只是形式化、走過場，澳門特區政府在政策諮詢的時候一直在宣揚“政府無既定立場”的理念，顯示政府是在聽取意見之後才會去做政策決定，表達政府充分尊重民意和聽取民意的誠意和姿態，樹立政府聽取民意的良好形象。可是，“政府無既定立場”講得多了，反而容易讓人懷疑政府自身沒有做相應的政策準備工作，讓人覺得政府是能力不够的，而且可能產生民粹主義主導政策走向的後果。

8總而言之，科學決策不僅要求多謀、也要求善斷。政府不能議而不決，耽誤決策時機，也不能人云亦云，而是應該起到引導性的作用，和社會共同思考問題，走出“無既定立場”的思維。這個方面五年規劃的草案沒有涉及，但在政府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實踐中需要逐漸形成“多謀”和“善斷”兩條腿走路實現科學决策的理念。相比較而言，“善斷”是特區政府的短板，應該加强政府的决斷能力和導引能力。從某種程度上講，政府存在的意義就是要分析民意、整合民意和引導民意，如果一切都是民意决定，那麼政府作為全社會管理者和導向者的角色就會受到質疑，政府的能力也會受到公衆的否定，這反過來對政府的公信力會產生不好的、負面的影響。二、實施精兵簡政，提升執行力在提升執行力方面，主要從人員制度的全面檢討、簡化程序以及跨部門合作等問題進行討論，冀求通過人員能力和素質的提升，行政程序的簡化以及進行跨部門合作的理順等方面，進一步提升行政效率，提高政府執行力。這些方面的問題基本上抓住了問題的核心和重點，相對於之前零散化的行政改革是一個進步，提出了較為清晰的改革思路。然而，為了更好地實現精兵簡政，需要從整體上把握澳門公務員制度的定位及深層次的問題，消除特區政府倘有的冗員以及减少跨部門合作的濫用，才能為提升執行力奠定更好的基礎和根基。（一）三管齊下，提升執行力一直以來，提升執行力是特區政府行政改革的核心要義。五年規劃致力於從人員、程序和機構等三個層面來致力提升特區政府的執行力。一是人員能力的提升及公務員制度的不斷完善，主要是從公職法律制度的改革，包括中央招聘制度、晋升選拔制度及評核制度的改革等方面，建立起更加公平合理、行之有效，更加有激勵性、能提升公務員士氣的公務員制度。二是簡化行政流程和行政程序，整合同質性較高的工作程序，應用創新科技進一步簡化行政程序，為企業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提高行政效率。三是提升跨部門合作機制的成效，通

9過多層次協調機制的構建，協調部門間利益，增強部門間的互相信任和信息共享。（二）公職法律制度應深層檢討公職法律制度的改革，不能止於對每項制度如評核、招聘等制度的改革。公務員制度的改革是一個深刻而影響面寬、涉及面廣的系統工程，需要從宏觀體制、中觀制度及微觀機制方面進行全面考察，也要從經濟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等方面進行綜合考慮。公職法律制度的改革，不是單一某項人事制度的改革，也不僅是公職法律制度的系統改革，還要結合各種制度環境進行設計，涉及利益調整和利益變動，具有相當的複雜性。迄今為止，澳門屬於一種甚麼樣的公務員制度，並沒有研究得很透徹。總的來看，澳門的公務員制度存在四大問題。一是澳門公務員制度是一個傳統與現代相互混雜的制度。衆所周知，西方公務員制度歷經恩賜制和政黨分肥制之後最終確定功績制的公務員制度，實行職位終身、考試取人的公務員制度。依照這個參考框架來分析澳門，可以發現，澳門的公務員制度雖然已經確立了現代公務員制度的一些要素，但仍然殘留了不少恩賜制和分肥制的痕迹。這就使得澳門的公務員制度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交雜，是傳統與現代相混合的公務員制度體系。如何建構一個更加現代化、制度化的體系，糾正恩賜制、庇護制的影響，形成以功績、能力為本位的制度，這是澳門公務員制度最為基本的任務。二是澳門公務員制度滯後於澳門經濟社會的發展。回歸以來，澳門經濟突飛猛進，社會結構及教育程度等都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由於法律改革的滯後，澳門很多法律仍然沿用回歸前殖民地時期的法律，澳門公職法律也不例外。雖然回歸以來，澳門公職法律制度和公務員制度歷經多次變革，比如退休金制度變革為公積金制度，比如職程制度的修訂，比如中央招聘制度的引入等等，但主體制度仍然是原有的法律體系框架。最為明顯的一點就是，原有的高級技術員/技術員的學歷區分標準是學士學位/高等課程。隨着澳門社會教育文

10化程度的提升，這一區分標準已經失靈，入職技術員職位的公務人員的學歷基本上都是學士學位。這就使得原來可以區分高級技術員和技術員兩個職程的標準已經弱化甚至消失，在實踐中造成高級技術員和技術員的區分模糊化，導致高級技術員和技術員之間的工作區分度不高，引發高級技術員和技術員“同工不同酬”的批評。因此，澳門公職法律制度的改革需要不斷借鑑西方國家的經驗以及現代國家的發展趨勢，從澳門本身的實際情况出發，改革制度中不合時宜和滯後的部份，才能更好地維繫人員士氣。三是澳門公務員制度的有些規定過於粗糙，不够精細化。比如，原則上看，澳門的公務員體系是一種職位分類體系，但基本上是停留在職務分類的層面上，並沒有對具體工作崗位的職位責任進行具體的說明，導致崗位與任職能力的匹配度不高。澳門公務員的分類制度，名義上是一種職務分類，但只是簡單的、粗輪廓的關於高級技術員、技術員、技術輔導人員、工人之間的創造類工作、應用類工作及執行類分類的粗糙分類，沒有針對崗位工作難度、責任大小的分類，因而並無法彰顯職位分類制度同工同酬的內在價值，導致部門公務人員覺得制度不够公平公正。四是澳門公務員受權利文化影響太深。依據國外先進國家人員管理的經驗，公務員管理要在人本和制度之間取得平衡，不能一味以滿足公務員的訴求作為構建制度的基點。如果太過受制於公務員權利的話，那麼制度獎優罰劣的功能就很難真正發揮出來。因此，在推出新的制度變革的同時，要敢於破除原來的權利文化，權衡好管理的科學化與人本化。總體而言，澳門公務員制度主體上是依舊是以韋伯的官僚制為表徵的工業化時代的制度設計。在後工業時代來臨之際，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紛紛推行新公共管理運動以企業化管理模式改革政府之際，澳門顯得非常被動和保守，基本上還是堅持原有的過程控制導向的官僚管理模式，諸如靈活性管理、分權管理以及參與管理、解除管制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沒有引入。這使得澳門的政府管理模式仍然是一種較為僵化的、不靈活的模式。未來五年，澳門特區政府在提升三個力的同時，要特別注意在完善官僚制的同時改革官僚制，一方面使得政府的

11權責體系清晰化，分工合作體系更為精細，另一方面應該適應社會經濟變化加劇的局勢，充分授權，引入市場化和企業化、民主化的管理機制，才可以更好地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三）精兵：控制數量與提高質量的統一在澳門，精兵簡政的提出主要是政府回應社會對政府規模增長太快的批評，决定控制政府規模，减少行政程序，提升行政效率。當前澳門公務人員已經超過3萬人，相對於澳門60餘萬的人口數量來說，公務員數量與人口數量比是1：20，屬於政府規模過高的地區。由於澳門公務員權利文化以及保守改革文化的影響，澳門在推出精兵簡政之後，並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精簡”即人員數量的控制和减少上，而是主要强調“精幹”即人員質量的提升上，從而引起社會有些聲音批評政府“簡政不精兵”。從理論上講，精兵是控制人員數量和提高人員質量的統一，兩者不可偏廢。因此，特區政府在强調提升人員能力和質量的同時，也要高度關注是否有部門存在冗員。在存在冗員的情况下，政府應該思考如何通過培訓的方式實現部門間的人員流動以解决好人事結合、人與職位匹配的問題。不能一味只是强調提升人員素質而忽略對冗員問題的檢討，只有實現數量控制、精簡以及質量提升、精幹的相互統一，才能從根本上實現精兵簡政的核心價值。（四）慎用跨部門間合作機制隨着公共事務管理的日益複雜，不少公共問題無法單獨依靠某個職能部門來管理和解决。由此，跨部門合作機制是現代政府公共管理一個十分重要的管理機制，是提升政府執行力諸多工具的重要組成部份。事實上，在理順部門職能、解決部門職能重疊之後，部門間合作就是提升執行力的關鍵。這裏要着重指出的是，跨部門合作機制的協調、責任、約束機制遠比單一部門管理複雜，因此跨部門合作機制要慎用。一般來說，行政效率較高的地區的經驗在於，可以用單一部門來管理和解决的都儘量避免用跨部門合作機制。也就是，跨部門合作

12機制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選擇，這事實上也正是大部制盛行的根本原因：部門內協調成本遠遠低於部門間協調成本。基於部門性質、委任制及部門權力較大等問題，澳門的部門間關係絲毫不比其他國家或地區簡單。完善澳門部門間的合作機制，首要的是要確立一個主要牽頭、協調和負責的部門，並建立起跨部門合作的信任機制和責任機制，防止出現部門間互相卸責的情況。其次就是要體現少用跨部門合作機制的理念，儘量把跨部門合作機制用在一些危機事件管理當中而不是恒常性管理當中。三、推行績效治理，提升服務力五年規劃主要依托引入績效文化和結果導向的文化，建立與完善政府績效治理制度來提升特區政府的服務力。首先是第三方評估機構的引入及公信力、自律性建設，加強來自政府外部及社會和公衆的監督，從而使得政府的施政改革有外部的動力和壓力，有利於政府更好地改革自身，促使自身服務素質的改善。其次是官員績效評審制度和問責制度的建立。透過培訓增強各級官員的責任意識、承擔能力，煥發開拓創新精神，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最後是檢討服務承諾認可制度及優化一站式服務，引入和强化公共服務質量評價的公衆參與，不斷增加一站式服務的數量，不斷優化一站式服務，包括跨部門合作的一站式服務。（一）公眾參與公共服務評價五年規劃在提升服務能力的亮點之一，在於明確提出要引入和強化公共服務質量評價的公眾參與。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引入ISO質量國際認證以制定服務標準，成立公共服務評審委員會進行服務質量認可，進行市民滿意度評估計劃以及設立政府優質服務獎。然而，無論是公共服務評審委員會在進行服務質量認可的過程中，還是市民滿意度評估計劃的推進過程中，都沒有實質性地引入公衆參與，公衆沒有獲得對政府公共服務質量評價的核心話

13語權。要改變公務人員向上級負責的單一服務意識，導入和强化服務公衆市民的意識，由對上負責轉向對外負責，就必須把公衆的滿意度當作是最高的評價標準。因此，五年規劃决定强化公共服務質量評價的公衆參與，對澳門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應有分水嶺的意義，希望由此契機循序漸進，真正推動公衆參與對澳門公共服務質量的實質評價價值，進而真正體現政府與公民合作治理的善治圖景。（二）庸官需要承擔一定責任政府績效治理制度與官員問責制的結合，是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建構政府績效治理制度一個重要的內容。績效問責制的要義，在於强調平庸的官員、做得不好的官員也要承擔一定的責任甚至要下臺，從而將“績效”、“做得好不好”作為官員問責的新標準。這是一項提升政府執行力和服務力的重要制度創設。這是因為，傳統上官員問責的依據和緣由有政治問責、行政問責及道德問責等各種情形，基本上都設定官員在犯了錯誤並引起一定程度的損害才需要承擔責任。也就是說，傳統上，平庸的、成績不好的、不作為的官員是不用承擔責任的。正所謂貪官要問責，而庸官是不用問責的。然而，績效問責制的產生，改變了傳統問責制總對不作為官員不問責的狀態，强調不作為的官員一樣要承擔責任，把官員問責制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對政府服務力的提升產生極大的敦促作用。五年規劃中明確提到“不合格、不作為的官員要承擔一定的責任，有序建立績效評估與官員問責緊密結合的績效問責制”，正是對官員問責制發展到績效問責制的一個回應，表明特區政府對官員不作為的零容忍，這對消除特區政府倘有的不作為文化無疑是一種良好的預示。四、結論“善治”是行政長官崔世安2014年“同心致遠共享繁榮”參選政綱的四大篇章之一，也是五年規劃的重要篇章。與2014年“同心致遠共享繁榮”參選政綱相比，五年規劃關於善治圖景的描繪有了更為具

14體的制度依托和設想，體現為“推進科學决策，提升决策力”、“實施精兵簡政，提升執行力”、“推行績效治理，提升服務力”等三大基本架構，可以把其稱之為五年規劃的“善治架構”。在筆者看來，三大基本架構提供了澳門特區政府邁向善治的有效途徑，比如“對諮詢體系的完善”、“公職法律制度的全面檢討”、“公衆參與對公共服務質量評價的引入”等等；與此同時，也仍然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空間，比如“多謀”應該與“善斷”相結合、精兵簡政需要實現質量提升和數量精簡的統一、跨部門合作機制應該慎用等等。

15《行政》第二十九卷，總第一百一十二期，2016No.2，15—32市政建設、政治機會與澳門鄰避抗議姜姍姍*回歸以來，因居民反對在居所附近興建厭惡性公共設施而引發的鄰避抗議在澳門頻發。這一經濟發展與城市建設的伴生現象，成為回歸後澳門社會的一個主要衝突源頭。根據數據搜集，1999-2014年間澳門鄰避抗議事件共有30起。本文的主要任務，是在摘錄整理30起事件信息的基礎上，勾勒出澳門鄰避抗議的總體面貌和基本特徵，並對鄰避抗議興起的市政建設背景和政治機會原因做一探討。一、鄰避抗議及其特徵由公共或商用設施選址問題引發的鄰避抗議，在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騰飛過程中都曾有過多發期，構成城市衝突一種特殊而重要的表現形式。1在既有文獻中，鄰避抗議沒有一個被廣泛引用的權威定義，但它所指的內容卻是很明確的，即居民們反對某些設施落址居所附近的現象，這些設施或是政府主導的公共設施，或是企業性質的建設項目，其共同特點是具有某種風險和厭惡性。綜合學者們的研究，鄰避抗議具有以下主要特徵。（1）它是一種權利取向的單議題行動，目標單一、具體、明確，旨在將鄰避設施趕出居所範圍，行動中偶爾伴有議題拓展，但主要是出於抗議策略的考慮；（2）訴求上看，鄰避抗議多指向查理斯·梯利所謂的反應性訴求（reactiveclaim），而非以爭奪社會資源為目標的競爭性訴求（competitiveclaim），或者主張獲得新權利的主動性訴求（proactiveclaim）；2（3）它具有地緣性，發生在*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哲學博士（公共行政專業）。1.何艶玲：“｀中國式´鄰避衝突：基於事件的分析”，《開放時代》2009年12月，第102-114頁。2.Tilly,Charles.1978.FromMobilizationtoRevolution.Reading,MA:Addisonwelely.pp.143-151.轉引自高旺：“｀群體性事件´：抗爭政治學的視角”，《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1年6月號總第125期，第115-123頁。

16相對狹小的特定區域，並以該區域的居民為主要抗議者；（4）行動具有高動員性，居民們的相對剝奪感較高，參與抗議的利益趨同和心理驅動較強，同時以鄰里關係為基礎的社會網絡為行動提供了便利，因此動員性較強；（5）行動具有低持續性，參與抗議的居民通常因事而聚，事過而散，依托先在的關係網絡，少有固化的行動組織，較難形成持續行動。本文正是在上述意義上，定義澳門的鄰避抗議並收錄相關案例。根據搜集的資料，鄰避抗議在澳門回歸前少有發生，即便是像垃圾焚化中心、污水處理廠、機場等典型的鄰避設施，也因當時選址興建時周圍人煙稀少與語言文化的限制，少有針對澳葡政府的抗議活動。但在1990年前後，因前二十年經濟起飛留下的居住環境問題，曾促發過社會討論與反對行動的小高潮，與鄰避抗議有相似之處。由工業發展、人口膨脹、民居與工廠混雜累積的垃圾、污水、廢氣、塵土、噪音等問題，八十年代末已經到了讓澳門市民“不可容忍”的地步。3環境污染問題所引發的不僅是報紙上頻繁的口誅筆伐，還有受污染居民參與的集體抗議行動。有數據顯示，1988年初至1989年2月底，澳門共發生了65宗社會行動，其中35%發生在北區，而環境污染問題是引發行動的一個主要原因。4在因居住環境而起的抗議行動中，有三個事件報章記載較多，從中亦能看出回歸前澳門鄰避抗議的一些特徵，分別是台山派安混凝土環境污染、祐漢杏花新村噪音污染和筷子基勞校中學噪音污染。第一，從發生源頭上看，因工廠大廈與民居樓房毗鄰而出現的噪音與空氣污染，成為當時引發鄰避衝突的主要源頭。第二、從抗議方式上看，那些受到工廠噪音和廢氣污染的居民們採取的反對行動較為溫和，向社團及議員尋求幫助是他們的主要方式，偶爾會以報紙公開信表達意見和心聲，但較少直接向政府相關部門反映情況，也少有出現聯署簽名、請願集會、遊行示威、召開記者會等回歸後鄰避抗議中的較高衝突性行為。第三、從介入主體看，傳統社團往往比澳葡政府更加關鍵，他們能夠快速地把受害居民和涉事公司聚在一起，協商解決3.“整治北區環境污染之法”，《華僑報》，1992年6月8日，第二版。4.吳國昌：《民主派》，香港，青文書屋，1990年，第181-193頁。

17問題的辦法，扮演了“居間調停者的角色”5或者說“勸解者和社會控制者的角色”。6二、市政建設、政治機會對鄰避抗議的影響如果說回歸前鄰避抗議在澳門是一種偶發現象，那麼在回歸後，這一情況發生了明顯變化。居民們因反對鄰避設施選址而發起的抗議行動趨於頻繁，反對的設施類型更加多樣，抗議手段逐漸超出過去的常用範圍，呈現出自主、多元、衝突的面向。回歸後澳門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的推進與政治機會的開放，從總體上刺激了鄰避抗議的興起。（一）市政建設與公共空間回歸後不久，澳門經濟的龍頭產業博彩業便在2002年引入競爭機制，博彩經營權一分為三，長達85年的獨家壟斷經營歸入塵土。作為回歸後最重要的經濟變革措施，開放賭權不僅使博彩業本身脫胎換骨，還迅速盤活了澳門經濟的整體面貌。7澳門總體GDP、人均GDP、收入中位數、財政盈餘等數據均大幅攀升，各種指標排名也不斷刷新，例如它是博彩業總收入超過美國拉斯維加斯的世界第一賭城（2006）、人均GDP位居榜首的亞洲首富（2007）和超越瑞士的全球第四富裕地區（2013）、通關人次超過深圳羅湖的中國第一大陸路口岸（2011），等等。經濟騰飛和社會財富增加，帶動了澳門小城面貌的大變遷。一方面，各種博彩建築拔地而起，把澳門塑造成為一個光陸離奇的奢華之都。賭場數目從賭權開放前11間增至35間，集中在澳門半島的新口岸區和兩個離島交接的路氹城，使曾經的空曠偏僻之地在短短十餘年間全然改觀。高聳的博彩建築不僅從視覺上重新勾勒了5.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1頁。6.吳國昌：《民主派》，香港，青文書屋，1990年，第181-193頁。7.賭權開放，是指博彩公司由一家變多家、博彩市場由壟斷變競爭的博彩經濟體制的改革。詳見王五一：“澳門博彩業發展”，載於郝雨凡、吳志良主編：《澳門藍皮書2008-200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40-61頁。

18城市的天際線，還從心理上影響着外來遊客對澳門城市形象的認知，甚至是本地居民的價值觀與文化認知。8另一方面，各種市政建設陸續展開，整個澳門彷彿一個大型工地。在宏觀層面，以服務整個社會為主的西灣大橋、輕軌交通、道路網絡、體育場館等大型基礎設施陸續動工。9在微觀層面，服務特定片區的各類民生設施，例如垃圾房、停車場、菜市場、休憩區、綠化區等，也不斷被拆除、重建或移址。在何厚鏵先生擔任澳門第二任行政長官伊始，微觀層面的社區市政建設就被視為“份量極重的任務”。10初期政府主要以跨部門統籌方式開展舊區工作，後相繼成立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2005）和街道美化跨部門工作小組（2008），在試點先行的基礎上陸續推出各個舊區的分區優化整治方案，大面積開展舊區市政優化。11可見，在回歸後博彩業大發展的刺激下，澳門的商業工程與市政項目齊頭並進，呈現出大規模、大體量與高速度態勢，推動城市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12城市建設必然牽涉到調整土地用途和公共空間，進而影響着人們對集體利益的看法。回歸至2013年底，澳門土地面積僅從24平方公里增至30平方公里，總人口卻從44萬大幅增至61萬。人口密度堪稱世界之最，達每平方公里2萬人，在開發最早且人居最為聚集的澳門半島，多個舊區每平方公里更達10萬人超高密度。與擁有廣闊腹地的內地城市不同，在地小擁擠、新舊城市元素並重的澳門展開大體量商業開發和市政建設，土地需求壓力可想而知，不僅博彩企業和房地產商8.李展鵬：“城市天空與城市文化：澳門天際線的空間意義”，《澳門公共行政雜誌》2007年6月總第76期，第409-414頁。9.關於澳門城市規劃的情況，參見邢榮發：“近期澳門的城市規劃概況”，載於郝雨凡、吳志良主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1-201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296-309頁。唐曉晴、陳嘉敏：“澳門《城市規劃法》及相關法規的立法動態”，載於郝雨凡、吳志良主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2-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9-51頁。10.澳門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載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11.這些方案包括《氹仔舊城區優化計劃概念2009》、《荷蘭園優化方案2009》、《新橋區整治方案初步構思》、《內港區整治方案初步構思》、《世遺核心區（大三巴）整體規劃》、《路環舊市區詳細建設規劃》等。12.袁壯兵：“澳門城市空間形態演變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城市規劃》2011年第9期，第26-32頁。

19要地，交通基建和社區設施也要地。澳門增加土地供應的方式通常有三種，一是重新分配現有土地的功能用途，如重整舊區與清理閒置地塊；二是透過區域合作拓展腹地，如澳門租用珠海橫琴島1.09平方公里土地以建設澳門大學新校區，以及與廣東省共同發展橫琴島上5平方公里的粵澳合作產業園區；三是向中央申請填海造地，如2009年11月國家正式批覆同意澳門填海造地3.6平方公里以建設新城區。13在這三種土地供應方式中，與居民們當下生活關係最大的是第一種，它基本是見縫插針似的在既有土地上進行空間的重新規劃與設施的更新佈局，必將對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格局與居住環境造成影響，最低程度可能帶來噪音、交通、衛生、社區舒適度等問題，情況複雜時還將涉及產權、補償、成本分擔、個人安全感等一系列問題。14這些潛藏在市政建設中的對社區環境的未知影響，刺激一種基於空間的權利意識在日漸富裕的澳門社會逐漸形成。在回歸後新的發展時期，社區空間成為定義集體利益的一個新因素。（二）政治機會的開放在社會財富增長、市政建設加速的背景下，政治機會的開放為澳門鄰避抗議興起提供了另一種重要的刺激。在抗爭政治研究中，“政治機會機構”（politicalopportunitystructure）概念最早由PeterK.Eisinger於1970年代提出15，歷經八九十年代SidneyTarrow等學者的發展，成為解釋“社會運動的出現或消失，以及運動成功與否”的主流分析工具。16它是指促進或者阻止某一集體行動的政權與制度特徵，以及這些特徵的種種變化。17從這一角度出發，集體抗議的產生、發13.李展鵬：“城市空間與社區參與”，載於《澳門手冊—澳門日報五十周年特刊》，澳門，澳門日報出版，2008年，第94-123頁。14.吳志良：“舊區重建、社區建設與社會發展”，《澳門公共行政雜誌》2004年12月總第66期，第945-954頁。15.Eisinger,PeterK.1973.“TheConditionsofProtestBehaviorinAmericanCities.”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67:11-28.16.McAdam,Doug,.1999.PoliticalProcessandtheDevelopmentofBlackInsurgency,1930-1970.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27.17.查理斯·蒂利、西德尼·塔羅著、李義中譯：《抗爭政治》，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62頁。

20展與結果，既不取決於行動者的心理怨恨，也不取決對行動者的動員程度，而與行動者所處的外部政治環境及其對政治環境的利用密切相關。學者們把政治機會區分為“一般性的政治機會”與“特定事件的政治機會”。18同時，還強調政治機會的感知問題，認為政治機會除了是客觀存在的，更是需要被感知的，只有當行動者對其有所感知並加以利用時，機會才真正產生價值。對此有不同命名，例如政治機會的結構模型與信號模型（structuralandsignalmodel）19、制度結構與話語結構（institutionalanddiscursivestructure）20、客觀機會與主觀機會（objectiveandperceivedopportunities）21，等等。命名雖異但核心一致，即政治機會大致可以劃分為結構與話語兩種類型。由此視之，本文認為回歸後澳門鄰避抗議的興起，與特區政府政治機會上日漸開放的姿態有一定關係。顯而易見，是話語機會的開放。回歸後，新生的特區政府在施政理念及其話語表述上，與過去百餘年作為外來管治者的澳葡政府明顯不同。從首位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開始，特區政府就向社會傳遞了明確的親民信號，“澳人治澳”、“以民為本”、“市民參與”、“言論自由和知情權”等，均是歷年施政報告中的重要詞彙。2010年以來，新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提出了“陽光政府”與“科學決策”兩大核心理念，與此相關的施政表述還包括廉潔透明、政務公開、信息公開、公眾諮詢等。22這些理念與話語，經由年度施政報告和日常新聞宣傳，越來越為澳門市民所熟知，其展示的開明信號與親民風格，也會從總體上強化市民對於政治機會的主觀感知，進而降低他們在面對政策不滿時訴諸抗爭解決問題的心理成本。18.Meyer,DavidS.andDebraC.Minkoff.2004.“ConceptualizingPoliticalOpportunity.”SocialForces82:1457-1492.19.Meyer,DavidS.andDebraC.Minkoff.2004.“ConceptualizingPoliticalOpportunity.”SocialForces82:1457-1492.20.Giugni,Marco,DougMcAdam,andCharlesTilly(eds.).1999.HowSocialMovementsMatter.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p.228andp.247.21.Tarrow,SidneyG..2011.PowerinMovement:SocialMovementsandContentiousPolt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p.163-164.22.歷年澳門特區政府施政報告全文，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http://portal.gov.mo/web/guest/govinfo/policy-address。

21此外，政治機會的開放還體現在制度設置上，特區政治制度與結構的變化為居民發聲打開了一些機會之窗。較為重要的變化包括，一方面，政府嘗試以民生服務社區化為方向去調整民生服務模式，不僅從回歸伊始建立分區市民服務中心，還於2009年起成立多個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逐步打造從行政會到直屬長官、隸屬各司、自治部門內部以至社區層級的政府諮詢體系。23另一方面，回歸時澳門成立了一個在法律地位與資源權限上都不同以往的廉政公署，賦予其反貪與行政申訴的雙重職能。24也就是說，澳門居民可以通過向廉署投訴的方式，要求調查政府的行政失當行為。此一投訴機制，對那些對公共服務和公共政策表示不滿的市民而言，無疑意味着一種易於操作的政治機會。綜上，回歸以來澳門經濟的飛速發展、市政建設的擴張、政治體制中話語與結構的開放姿態、以及居民對於居住權益的重新定義，這些大環境的變化共同促發了鄰避抗議在澳門的興起。三、澳門鄰避抗議的總體概況以下將從時間分佈、空間分佈、設施類型、抗議動機、行動框架、動員結構、抗議手法、政策結果及社會輿論等方面，對回歸後澳門鄰避抗議的總體情況做一介紹。第一、從時間分佈看，1999-2014年間澳門共出現30起鄰避抗議，平均每年約兩起，但多發期主要集中在回歸第二個五年以後，也就是澳門經濟開始高速發展、市政建設快速推進的時期。圖1顯示了每一年度處於進展中的鄰避事件數目，從中可見2010年出現的鄰避事件共12起，為歷年之最。單個抗議事件的時間跨度一般不長，隨着問題的解決，行動很快即會消散。從新聞報導可見的時間來看，澳門絕大部份23.婁勝華：“令民意表達更加暢通—參與式民主與澳門政府諮詢機制建設構想”，《澳門研究》2006年2月第32期，第42頁。24.澳門特別行政區第10/2000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組織法》，參見http://bo.io.gov.mo/bo/i/2000/33/lei10_cn.asp。

22鄰避抗議事件只持續了三個月左右，僅倫敦街輕軌路線與風順堂垃圾房事件歷時較久，以年長計算。圖1　澳門鄰避抗議事件的年份分佈9  圖1澳門鄰避抗議事件的年份分佈第二、從空間分佈看，圖2顯示鄰避抗議的高發區域是澳門半島花地瑪堂區，其次是一些人居歷史更為悠久的舊區如大堂區、風順堂區，而較少出現鄰避抗議的是兩個離島。堂區，是歷史上從葡萄牙引入澳門的一種城市區域劃分單位，沿用至今但不具備任何法人地位。整個澳門分為七個堂區，其中五個位於澳門半島，另外兩個分屬於氹仔島和路環島。25花地瑪堂區，位於澳門最北而俗稱北區，在澳門半島五個堂區中面積最大，居住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因生活指數較低而成為新移民入澳首選居住地，使原本就不豐裕和老化的公共設施在近十年來更顯緊張。可見，澳門鄰避抗議發生機率與設施選址區域的人口密度呈正相關性。26                                                             25資料來源於澳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網站http://www.dscc.gov.mo/。另外，關於堂區的歷史演變，參見婁勝華、潘冠瑾、趙琳琳：《自治與他治：澳門的行政、司法與社團（1553-199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21-228頁。 26Rasmussen,ThomasH.1992.“NotinMyBackyard:thePoliticsofSitingPrisons,Landfills,andIncinerators.”State&LocalGovernmentReview24:128-134.  图表1第二、從空間分佈看，圖2顯示鄰避抗議的高發區域是澳門半島花地瑪堂區，其次是一些人居歷史更為悠久的舊如大堂區、風順堂區，而較少出現鄰避抗議的是兩個離島。堂區，是歷史上從葡萄牙引入澳門的一種城市區域劃分單位，沿用至今但不具備任何法人地位。整個澳門分為七個堂區，其中五個位於澳門半島，另外兩個分屬於氹仔島和路環島。25花地瑪堂區，位於澳門最北而俗稱北區，在澳門半島五個堂區中面積最大，居住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因生活指數較低而成為新移民入澳首選居住地，使原本就不豐裕和老化的公共設施在近十年來更顯緊張。可見，澳門鄰避抗議發生機率與設施選址區域的人口密度呈正相關性。2625.資料來源於澳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網站http://www.dscc.gov.mo/。另外，關於堂區的歷史演變，參見婁勝華、潘冠瑾、趙琳琳：《自治與他治：澳門的行政、司法與社團（1553-199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21-228頁。6.Rasmussen,ThomasH.1992.“NotinMyBackyard:thePoliticsofSitingPrisons,Landfills,andIncinerators.”State&LocalGovernmentReview24:128-134.

23圖2　澳門鄰避抗議事件的堂區分佈10  圖2澳門鄰避抗議事件的堂區分佈第三、從設施類型看，環境類設施在澳門引發的鄰避抗議較多。從設施對周邊居民帶來的潛在風險主要是反映在健康還是環境上這一角度，大致可以把鄰避設施區分為社會類設施(humanservicefacility)和環境類設施(environmentalfacility)。27兩者區別在於，一方面，社會類設施之鄰避效應的空間距離短，影響範圍小，參與抗爭的居民人數也比較少，抗爭規模小。同時，時間距離幾乎為零，一旦遷離後對社區一般不會遺留任何影響。另一方面，環境類設施產生鄰避效應的原因與設施本身的負外部性有關，但社會類設施的鄰避效應主要與設施使用者有關，往往需要選在人口稠密處以落實社區化理念。28澳門30起鄰避抗議                                                             27Cynthia,GordonandJamesM.Jasper.1996.“Overcomingthe‘NIMBY’label:RhetoricalandOrganizationalLinksforLocalProtestors.”Researchinsocialmovements,Conflictandchange19:159-181. 28邱大昕、羅淑霞：“鄰避與被鄰避：身心障礙機構與設施抗爭處理經驗研究”，《社會政策與第三、從設施類型看，環境類設施在澳門引發的鄰避抗議較多。從設施對周邊居民帶來的潛在風險主要是反映在健康還是環境上這一角度，大致可以把鄰避設施區分為社會類設施（humanservicefacility）和環境類設施（environmentalfacility）。27兩者區別在於，一方面，社會類設之鄰避效應的空間距離短，影響範圍小，參與抗爭的居民人數也比較少，抗爭規模小。同時，時間距離幾乎為零，一旦遷離後對社區一般不會遺留任何影響。另一方面，環境類設施產生鄰避效應的原因與設施本身的負外部性有關，但社會類設施的鄰避效應主要與設施使用者有關，往往需要選在人口稠密處以落實社區化理念。28澳門30起鄰避抗議中，只有6起是由安老院、中途宿舍、戒毒中心等以特定人群為服務對象的社會類設施所引發，餘下24起均是與物27.Cynthia,GordonandJamesM.Jasper.1996.“Overcomingthe‘NIMBY’label:RhetoricalandOrganizationalLinksforLocalProtestors.”Researchinsocialmovements,Conflictandchange19:159-181.28.邱大昕、羅淑霞：“鄰避與被鄰避：身心障礙機構與設施抗爭處理經驗研究”，《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011年6月第十五卷第一期，第167-198頁。

24理環境相關的設施，如加油站、停車場、垃圾房、電站、輕軌等。在設施規模上，除了輕軌是大型工程以外，大部份引發抗議的鄰避設施的建設規模都較小，且多屬公共性質，是澳門民政總署負責的小型民生項目，僅有5起涉及安老院、骨灰龕的項目屬於私人商業性質。受到抗議政治理論的啟發，鄰避設施除了按照上述常用標準分類以外，還可以分為低調與高調兩種類型。HanspeterKriesi等人認為抗議目標通常涉及兩種政策類別，一種是低調政策（low-profile），另一種是高調政策（high-profile）。從資源上看，高調政策涉及大量資源問題，並對已經擁有資源的其他行動者帶來很大挑戰；從政府自主性來看，高調政策問題往往涉及多個政府部門，部門之間的相互牽制，使得任何一個部門都難有充分的自主性來改變政策。低調政策問題正好與之相反，涉及資源較少，牽涉的利益部門也比較單一。29由此來看，澳門鄰避抗議多發生在低調鄰避設施範疇，多是一些民政總署負責的、貼近民生的小項目，例如垃圾房、菜市場、加油站，或者社會工作局負責的美沙酮中心、安老院等，像輕軌那樣建設資金龐大、所需資源巨量、利益部門交織的高調鄰避設施抗議，在眾多案例中僅此一例。第四、從抗議動機來看，與世界各地情況類似，澳門的鄰避抗議也是一種利益驅動型行為。所謂利益，主要是指社區層面的居住權益，例如居所附近的綠地、公園、景觀、空氣、衛生、安全以及受此影響的房產價值、生活質量等具體內容。抗議的目標明確而具體，旨在趕走那些對社區環境有潛在危險的設施，維護家園權益。這個家園，指的不是抽象的大社會、大家庭，而是每一個抗議者自己的小家庭以及家庭所在的小社區。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從動機上來說澳門鄰避抗議是出於維護自我權益，尚未發展到抽象權利的地步，但在很多事件中可以發現，居民們會以議題捆綁的方式，把狹隘的、具體的鄰避問題與宏觀的、抽象的政治社會問題綁在一起，使抗議行動具有某種理念色彩，例如他們不止一次地喊出“反對假諮詢”、“反對庸官”、“落實陽光政府”等口號。29.謝岳：《抗議政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4-196頁。

25第五、從行動框架來看，具體的“家園”與抽象的“權利”是澳門眾多鄰避抗議中共享的關鍵詞。要動員人們加入集體行動，尤其是那些有着宏大目標的社會運動，組織者需要創造出一些容易理解和引發共鳴的話語，提出一套診斷問題、解決問題及說服其他人參與行動的框架。一般認為，框架（frame）最早由社會學家ErvingGoffman提出，後被社會運動理論家DavidSnow等人發展成為微觀動員研究中的核心概念。30一個成功的動員框架兼具標註、歸因、表意三種功能，也就是告訴人們怎麼了、為甚麼以及怎麼辦。31鄰避抗議中的動員框架可以總結為愛家框架。在這個框架中，家園威脅是抗議組織者們對鄰避問題的基本診斷，欠缺社區諮詢是產生問題的根本歸因，而鄰里合力是解決問題的總體思路，也就是說，他們以保護家園為框架來進行診斷、歸因和動員。例如，2006年澳門擬建第一個倉儲式停車場時，新橋區附近居民和商戶以對社區的空氣與噪音污染為由提出反對；322007年北區俾利喇街廣利大廈擬建安老院時，大廈居民認為“易引發細菌傳播和擴散危機”；332010年黑沙環衛生中心擬設美沙酮戒毒服務中心時，附近居民和學校家長會成員認為此舉將“引來毒販道友聚集、針筒遍地、治安惡化”34，有居民亦以親身經驗宣言“美沙酮中心就是炸彈”；35在新口岸居民反對輕軌路線的數年抗議中，抗議組織者更是通過在社區附近張貼圖文並茂的反對海報，把輕軌行經狹窄內街的各種潛在風險轉化成為可視的家園威脅。除此之外，組織者們還常常把這一愛家框架拔高一個層次，使用“陽光政府”、“科學決策”等特區政府的話語系統捍衛行動，動員鄰里，為抗議尋找合法性依據。根據觀察，澳門的鄰避抗議大多以官30.戴維·A·斯諾、羅伯特·D·本福特：“主框架和抗議周期”，載於艾爾東·莫里斯和卡羅爾·麥克拉吉·繆勒主編、劉能譯、秦明瑞校：《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52-176頁。31.Snow,DavidA.andRobertBenford.1988.“Ideology,FrameResonanceandParticipantMobilization”.InternationalSocialMovementResearch1(1):197-218.32.“不要將休憩區改建停車場”，《澳門日報》，2006年4月26日，D06版。33.“廣利業主反對建護老中心”，《澳門日報》，2007年5月23日，E11版。34.出自2010年12月20日回歸日遊行時，一位居民的手持標語。35.“反對開設美沙酮中心五百居民堵路抗議”，《正報》，2010年12月8日，第一版。

26方話語作為行動依據。無論在書面的訴求文本或是在即興的媒體採訪中，“陽光政府”和“科學決策”這兩大崔世安特首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施政理念，儼然成為居民們最常掛在嘴邊的維權說法，成為他們最重要的話語資源。由於澳門在公共設施的選址依據方面缺乏具體的法律法規，居民們只能訴諸一種模糊籠統的以理維權，而非有法可依的依法維權。通過援引“陽光政府”、“科學決策”等政治話語，質疑政府相關部門的道義立場和行政能力，為抗議行動的開展提供觀念支撐。第六、從動員結構看，既有社會網絡是澳門鄰避抗議的主導結構，這些網絡依附於先在的機構和組織中，也存在於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中，因社區形態不同而各有倚重。在原居歷史悠久的舊區，例如發生垃圾房抗議的風順堂和三盞燈，抗議更借助坊會、教會等傳統組織渠道進行，而在發展較晚的新區，例如輕軌路線爭議所在的新口岸和美沙酮抗議所在的黑沙環新填海區，朋友、鄰里、同鄉等個體化人際關係以及新型的業主會組織起到了主要動員作用。動員，是集體行動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之一。根據麥克亞當等人的研究，動員結構是指促成人們參與集體行動的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分為社會運動組織和既存社會網絡兩種類型，前者主要運用組織中的正式關係（formalties）和專業技術去動員，後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非正式關係（informalties）。36許多研究發現，相比那些正式的社會運動組織，既存的社會網絡對參與行為有着深刻影響，在動員人們加入行動與招募成員方面的作用更加顯著，這些網絡存在於先在的機構和組織中，也依附在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之中。37反觀澳門，以既存組織或者人際關係為載體的社會網絡，在澳門眾多鄰避抗議中發揮了主要36.McAdam,Doug,JohnD.McCarthy,andMayerN.Zald1996,“Introduction:Opportunities,MobilizingStructures,andFramingProcsss:TowardaSynthetic,ComparativePerspectiveonSocialMovements,”pp.1-20inComparativePerspectivesonSocialMovements,edied.byDougMcAdam,JohnD.McCarthyandMayerN.Zal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37.Snow,DavidA.,LouisA.Zurcher,Jr.,SheldonEkland-Olson.1980.“SocialNetworksandSocialMovements:AMicrostructuralApproachtoDifferentialRecruitment.”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45:787-801.

27動員作用。一方面，類似在黑沙環美沙酮抗議中那樣，居民們通過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人際關係來相互聯絡，溝通信息，尋求資源。在開發較晚、社團組織觸角較淺的新區，個體化的人際網絡是抗議動員的主要載體。另一方面，諸如2009年三盞燈垃圾房抗議和2010年風順堂垃圾房抗議，居民們利用嵌入在社區內坊會、教會等各種既存組織中的社會網絡，為抗議動員提供動員和參與渠道。在原居歷史較久、社會團體滲透程度較高的舊區，鄰避抗議更傾向於循既有組織網絡進行。第七、從抗議手法看，澳門居民在鄰避抗議中大多採用的是衝突程度較低的常規型手法。按照SidneyTarrow的分類，集體行動手法分為三種基本類型：暴力型、破壞型和常規型。暴力型抗議多被資源有限的小群體採用，他們訴諸於反常規的暴力手段，同時面臨被鎮壓的危險；常規型與之相反，行動者通常訴諸現有法律、政策或其他所允許的手段，這些手段建立在被人們理解、被精英接受甚至推動的程序之上；破壞型抗議介於暴力與常規之間，有可能演變成暴力或者被常規化，但它至少能在一段時間內衝破常規，震動旁觀者，使高層精英感到困惑。38在三種類型中，常規型抗議最具和平特點，對公共秩序的威脅較小，是公眾表達訴求的規範手段，即CharlesTilly稱所稱的運動劇碼，通常包括示威、請願、守夜、發放宣傳冊、依法遊行、媒體聲明、公開集會、成立協會等。39通觀澳門回歸後發生的30起鄰避抗議，居民們基本沒有採取極具暴力和破壞傾向的行動，大致都維持在本地法律、文化、習俗接受的範圍內。不過，根據行動的激烈程度，可以把澳門鄰避抗議中的常規型手法細分為溫和的常規和激進的常規兩類。前者更為普遍地出現在政府推行舊區美化計劃過程中的小規模民生項目上，例如在反對建設垃圾房、停車場、菜市場、行人天橋時，居民們通常是找社區街坊組織訴苦、輔之貼標語、發傳單、收集反對簽名和刊登報刊聲明，方式38.西德尼·塔羅著、吳慶宏譯：《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122-141頁。另參見王國勤：《社會網絡與集體行動：林鎮案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5-7頁。39.查爾斯·蒂利著、胡位鈞譯：《社會運動：1768-2004》，上海世紀出版社，2009年，第74頁。

28較為溫和。而在部份發展較晚的新區，居民們面對鄰避設施的方式相對強硬，手法較為激烈，行動的自主程度更高，除了採取與舊區相同的手法以外，還發動示威遊行、遞交請願信、組織辯論會、召開記者會、進行問卷調查、甚至入禀法院和向廉政公署投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黑沙環新填海區美沙酮抗議和新口岸倫敦街輕軌路線抗爭。概言之，鄰避抗議在舊區較多採取溫和的常規手法，表現為一種限於鄰里範圍的街坊事件；在新區傾向於激進的常規手法，演變成為顯著性較高的社會事件。在鄰避抗議手法的討論中，有兩個問題值得進一步關注，一是抗議群體內部的組織化，二是抗議群體與第三方的關係。集體行動的組織化程度與抗議結果之間的關係並無定論，有的學者認為正式組織因具有較強動員能力而易於促進抗議成功，也有研究發現非正式組織的動員和團結功能可能更好。抗議者是否成立組織，以組織化方式開展行動，與其所在的政治環境相關，例如在內地很多城市的業主鄰避維權行動中，“去組織化”是一種經常使用的策略，儘可能不去碰觸威權體制的敏感地帶。40但與內地不同，澳門的結社環境非常寬鬆，除了政治性社團規管較嚴，成立一般性社團組織是一件相當平常的事情。在這種環境中，鄰避抗議的發起者們不會刻意強調或是迴避組織問題，而是根據需要行事，成立組織與抗議結果之間也沒有顯著關係。本文認為，澳門鄰避抗議中大致存在三種組織化層次，分別是無組織、準組織和新組織。在諸如三盞燈和風順堂的舊區垃圾房抗議中，居民們沒有成立新的組織，抗議行動吸附在既有的社區組織結構中。在黑沙環美沙酮和關閘輕軌路線抗議中，居民們自發形成了關注小組或是大聯盟。訪談時他們自稱這是“無形的組織”41，沒有在政府做登記成立手續，沒有固化的組織結構和正式的組織規則，卻具有相應的組織功能，因此這一類型可稱為準組織。最後一種比較特殊，也是澳門30起鄰避事件中唯一一例，即新口岸輕軌路線抗議。抗議過程中誕生的“澳門社區發展協會”在身份證明局進行了社團登記，在40.參見陳曉運：“去組織化：業主維權運動的策略—以G市反對垃圾焚燒廠建設事件為例”，《公共管理學報》2012年第九卷第2期，第67-75頁。41.王先生訪談錄，2015年2月8日。

29政府公報刊登了社團章程，設有正式的內部結構和議事規則，輕軌後續抗議均以此社團身份進行。鄰避抗議手法從無組織、準組織到新組織的階梯層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門傳統街坊社團在不同社區的發育程度。總體來看，越是在原居民聚居的舊區，街坊會的社區網絡越發成熟，居民們單獨成立抗議組織的情況就越少，而在人口相對年輕的以商人為主的新區，情況恰好相反。抗議者與第三方的關係也值得進一步說明。學界對這一問題共識較高，大都認為抗議是一種高度間接的過程，抗議者能否借助和吸引“第三方”（thirdparty），從外部環境中汲取支持性資源，對於促進抗議成功非常重要。42在學者們的研究中，第三方資源通常包括大眾媒體、社會人士、體制精英、社會組織等。通關觀察和訪談，澳門鄰避抗議的成功與否也與第三方支持高度相關，政府在設施選址上的態度和政策比較容易迫於第三方的壓力而做出調整。例如在黑沙環美沙酮案例中，居民們堵塞交通，深夜靜坐，數百人遊行，吸引了大量的媒體關注，但由於缺少外在資源的支持，包括組織資源與輿論資源，美沙酮戒毒中心落址該區的計劃最終並未扭轉。相反，在新口岸倫敦街輕軌路線案例中，居民們的行動是針對輕軌走線這一涉及較多資源與利益部門的高調政策問題，抗議成功的可能性一般很小，但最終出現逆轉的重要原因是，抗議者利用了廉政公署受理市民投訴這一澳門政治制度中開放度高且易於操作的外部機會。因此，在澳門的政治社會環境中，有兩種第三方資源在決定鄰避抗議走向時比較顯著，一類是根植於社區內部的社會組織，另一類是地位相對超然的政治實體。具體來說，在大部份涉及小型民生設施的低調鄰避問題中，政府表現出對民意的敏感並相應調整選址政策，往往是由於兼具代表民意與輔助施政雙重身份的傳統社團發揮了居間影響。在針對輕軌這樣的高調鄰避問題上，傳統的社團協調機制難以發力，而一些相對獨立的公共機關比如澳門廉政公署的介入，成為影響政府決策的關鍵。第八、從政策結果來看，澳門逾七成鄰避抗議是成功的，實現了趕走設施的預期目標。抗議成功的評價標準是多重的，可以從政策、42.Lipsky,Michael.1968.“ProtestasPoliticalResour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62(4):1144-1158.

30制度、文化等層次評估，也可以從預期的和非預期的、短期的和長期的、事件結果和個體影響等方面去衡量。在鄰避抗議中，居民們的直接目標是停建或者遷走相關設施，改變選址政策。以此作為抗議成敗的判斷標準，澳門30起鄰避事件中逾七成案例都在不同程度上宣告成功，細分來說，完全達到目標有19起、部份達到目標有3起、沒有達到目標有3起、結果待定有5起。在沒有達到目標和結果待定的合共8起案例中，情況也各有不同。根據資料，有兩起屬於歷史遺留問題（黑沙環污水處理廠臭氣和路環島九澳村飛灰污染），設施建於回歸前，已投入使用數十年；有兩起項目處於前期諮詢階段（關閘和黑沙環輕軌選線問題），還未動工興建，抗議走向不確定強；有1起路環海蘭花苑安老院屬於私人而非政府計劃，儘管業主強烈反對並為此行動一年有餘，但項目在遭遇反對前已獲批動工，符合政府規定的消防、衛生、安全等條件，很難以居民抗議之由迫其停業。43孤立來看，這些抗議的確失敗了，沒有將設施趕出社區，但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看似失敗的抗議也許並非毫無作用，潛藏著某種難以準確評估的長遠影響，可能體現在對後續其他鄰避抗爭的示範作用，或者對政府部門處理鄰避問題的態度方法上。第九、從社會輿論看，鄰避抗議現象及其行動者在澳門毫無例外也受到了輿論聲討，批評譴責之聲佔據主導，這是世界各地的共通現象。用澳門的地方語言來說，保衛家園是“不合理訴求”和“破壞社會和諧”44，保衛家園的人是“自私心態”45和“奇怪思維”。46仔細來看，相比垃圾房、加油站等物理性質的鄰避設施（environmentalfacility），針對特殊人群使用的社會類設施（humanservicefacility）的抗議更易受到澳門社會的批評，易被認為是歧視弱勢群體，典型案例即為服務老人的安老院和服務戒毒人士的美沙酮中心。翻閱這兩類抗議事件的媒體材料，會發現兩個明顯的特點。其一是道德譴責的聲43.“海蘭花苑安老院工程准照即將發出屋苑小業主重申反對立場”，《華僑報》，2009年1月31日，14版。44.“徐偉坤慨嘆澳公民意識倒退”，《市民日報》，2011年2月1日，P02版。45.“500名黑沙環居民示威遊行反對設立美沙酮服務站”，《新報》，2010年12月8日。46.“徐偉坤抨私心損公衆利益按實據批評指責是議員操守”，《澳門日報》，2010年12月4日，B05版。

31音更強烈，抗議居民似乎處於道德上的劣勢。據不完全統計，直接針對海蘭花苑和廣利大廈兩宗安老院以及黑沙環美沙酮抗議的報刊評論文章多達二十篇，除此以外，還有不少人借網絡論壇和電視電台節目管道提出批評；其二是出面批評的主體更多樣，不僅一些社會組織願意以團體身份對抗議表示譴責，甚至通常微言慎行的政府官員和社會人士也願意公開發表個人評論，這在針對物理性設施的鄰避抗議中比較少見。美沙酮抗議的參與者林女士在訪談中稱：“這樣的事比垃圾房那些要敏感，社會認為我們是歧視弱勢，所以找議員或者社團幫忙，難度都要大些。”47當事者的此番感受也印證了社會類設施與物理類設施在輿論壓力上的微妙區別。下表試圖扼要地展示回歸以來澳門鄰避抗議的總體情况。表1　回歸後澳門鄰避抗議情況概覽（1999-2014）區域類別舊區舊區中的新區新區案例代表三盞燈垃圾房（2009）風順堂垃圾房（2010）黑沙環美沙酮（2010）新口岸輕軌路線（2010-2013）時間分佈共30起，平均每年兩起，2004年後進入多發期空間分佈舊區案例多於新區，其中花地瑪堂區最多設施類型兩種劃分標準，以環境類與低調鄰避設施為主抗議主體社區居民，其中小商人與女性角色突出抗議動機利益驅動型而非理念驅動型，維護社區利益行動框架愛家框架，以保護家園為框架來進行診斷、歸因和動員動員結構傳統的既有組織，如基層街坊會、教會新型的既有組織，如有形或無形的業主會專門的抗議組織，如澳門社區發展協會抗議手法衝突程度較低的常規型手法，第三方的居間影響具關鍵作用無組織準組織新組織政策結果完全達到目標19起，部份達到目標3起，未達到目標3起，結果待定5起社會輿論批評譴責為主，針對社會類鄰避設施的抗議更易受到批評47.林女士訪談錄，2015年2月9日。

32四、小結回歸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市政建設推進，具有鄰避特徵的公共設施選址爭議在寸土寸金的澳門日益增多，成為特區政府一個重要的政策難題。1999至2014年間，澳門共出現30起鄰避抗議，大部份集中在回歸第二個五年以後，多發於澳門半島的花地瑪堂區、大堂區、風順堂區等舊區，多源起於民政總署負責的小型民生項目選址，屬於低調鄰避設施範疇。在抗議過程中，小商人和女性是顯著的社區參與者，他們以保護家園為行動框架，以低衝突方式為抗議手法，以既有社會網絡為主要動員結構，形成於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與社區內外既有的組織網絡為抗議動員提供了管道。大致存在無組織、準組織和新組織三種抗議組織化層次，越在人居歷史悠久的舊區，抗議行動就越嵌入在既有的社區組織結構中，而社區開發時間越短，抗議行動的自主程度就越高，居民成立專門抗議組織的情況越明顯。從政策結果來看，澳門30起鄰避事件逾七成在不同程度上宣告成功。易於引起政策改變的原因，是由於澳門鄰避設施多屬於低調政策問題，涉及的資源及部門相對簡單；也是因為居民們採取了內部人策略，爭取到具有政策影響優勢的協力廠商組織的支持。在大部份涉及小型民生設施的低調鄰避問題上，往往是由於兼具代表民意與輔助施政雙重身份的傳統社團發揮了民間影響。在類似輕軌路線爭議的高調鄰避問題上，一些相對獨立的公共機關比如澳門廉政公署的介入成為影響政府決策的關鍵。

33《行政》第二十九卷，總第一百一十二期，2016No.2，33—43澳門特區參與內地自貿區建設可行路徑研究葉桂平*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又稱“自貿區”）建設是內地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探索新途徑、新經驗而採取的重大舉措。繼2013年9月29日成立上海自貿區後，其經驗便陸續在全國推廣。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總體方案、進一步深化上海自貿區改革開放方案。1隨後於2015年4月21日，福建自貿區、廣東自貿區及天津自貿區同日正式掛牌成立。2四個自貿區適用同一份負面清單，但各自有其戰略定位。上海自貿區繼續在推進投資貿易便利化、貨幣兌換自由、監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環境規範等方面擔當“領頭羊”角色；天津自貿區立足於京津冀協同發展，與東北亞對接；福建自貿區充分發揮對台優勢，建設成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示範區，並打造面向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放合作新高地；廣東自貿區依託港澳，建設成為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由於人緣、史緣和地緣關係，廣東和福建自貿區與澳門關係最為密切。自貿區建設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另一個重要戰略，其以制度創新為核心，營造國際化、市場化和法治化營商環境，有利於降低港澳臺資進入的門檻，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加快發展跨境電子商務、離岸貿易、現代物流等新產業、新業態，推動金融創新，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等等，從而為澳門企業和專業人士以及青年人進入自貿區投資經營和創業就業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和空間，也為澳門深化區*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後。1.“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總體方案審議通過”，參見人民網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324/c1004-26743488.html，2015年3月24日。2.“福建自貿區、廣東自貿區及天津自貿區同日正式掛牌”，參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4/21/c_127712980.htm，2015年4月21日。

34域經濟合作、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臺”，有效落實習主席提出澳門要“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戰略提供了有利的機遇。3一、澳門應充分發揮自身的獨特優勢，積極參與內地自貿區建設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支持港澳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鼓勵港澳企業發揮各自優勢，通過多種方式合作走出去。澳門空間狹小，更需要積極參與區域合作，特別是加強與廣東、泛珠三角地區等合作，為澳門企業和居民，尤其是專業人士和青年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多的發展機會，努力實現澳門和國家共同發展和進步。4澳門要能有效參與國家發展戰略，有效把握自貿區建設的機遇，從而實現自身的發展壯大，就需要切實增強自身的優勢及提升競爭力，深入瞭解並掌握自貿區的政策措施和建設進程。同時，認清內外形勢，及早為自身發展儲備素質和能量，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獨特作用，以適應國家改革開放的新形勢，迎接機遇和挑戰。首先，作為國際貿易自由港的澳門，擁有眾多歸僑，與國際聯繫廣泛，特別是與葡語國家和東南亞國家聯繫較密切的優勢，可以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與內地省市攜手參與自貿區建設，為內地“走出去、請進來”服務，在參與中尋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作出應有的貢獻。其次，有效利用CEPA政策措施的優勢，按照“政府推動，市場主導，企業主體”的方式，積極協助和支援澳門業界參與內地自貿3.梁維特：“在澳門中華總商會工商業座談會上的演講辭”，參見澳門中華總商會網站http://www.acm.org.mo/index.php/features/commercial-and-industrial-forum/2015/page-3，2015年4月28日。4.梁維特：“在澳門中華總商會工商業座談會上的演講辭”，參見澳門中華總商會網站http://www.acm.org.mo/index.php/features/commercial-and-industrial-forum/page-2/page-3，2016年3月30日。

35區建設，到自貿區建設的重點片區投資和興業，從參與中謀求共同發展。再次，檢視和完善相關的行政管理體制和法律法規，全面深化與自貿區各領域的合作，消除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障礙和壁壘，促進通關便利，推動澳門國際貿易自由港與內地自貿區對接。同時，在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過程中，澳門作為“亞太地區葡語人才培訓基地”和“世界旅遊培訓中心”的優勢明顯，有助填補自貿區建設需要大量外語和服務業專門人才的需求。此外，對於特區政府和澳門業界而言，要掌握自貿區帶來的機遇，需要一段學習過程。只有通過瞭解和認識四個自貿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不同功能，自貿區“+澳門”的疊加效應才能逐步得以掌握。二、澳門參與內地自貿區建設，應有科學可行的長效合作機制澳門與內地自貿區政府及其所屬省區應該及早建立長效合作機制，與中央有關部委及內地相關地方政府部門就自貿區建設加強政策和資訊溝通，儘快組團考察內地自貿區及其各個片區，積極有序地參與和推進自貿區建設。所謂長效合作機制，即能長期保證合作正常運行並發揮預期功能的制度體系。長效合作機制作為使制度能夠正常運行並發揮預期功能的配套制度，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要有比較規範、穩定、配套的合作制度體系；二是要有推動制度正常運行的“動力源”，即要有出於自身利益而積極推動和監督制度運行的組織和個體，這就取決於政府、業界和學術界的努力參與。過往除了廣東外，澳門與福建、天津、上海尚未建立“自貿區建設合作機制”。事實上，閩澳一直保持良好的溝通，澳門特區政府可考慮與福建省政府儘快簽訂“福建自貿區建設合作機制”，努力透過福建自貿區和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的疊加效應，積極把握與福建的合作機會，就閩澳在會展、金融、經貿、旅遊及文化等方面，共同開拓葡語國家市場，以及在相互鼓勵參展參會，企業跨境投資和運作上，

36努力尋求更廣闊的合作發展空間；5並發揮在澳閩籍鄉親眾多的優勢，促成和支持澳門業界參與福建自貿區建設。6澳門現時正在建設“一個平臺，三個中心”，天津作為中國北方唯一一個自貿區，國家給予津澳不同的戰略定位，兩地可借助合作機制實現兩地資源分享、優勢互補。隨着天津自貿區的啟動，澳門特區政府應考慮與天津市政府儘快簽訂“天津自貿區建設合作機制”。天津一直期望引入“葡語國家商品展銷中心”的成功模式，開拓澳門和葡語國家市場，如能簽訂合作機制將有助落實和推進兩地合作。上海既是“長江經濟帶”的交匯點和我國江海航運的原點，又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創新推廣的龍頭，它擁有自身獨特優勢，和澳門有一定的合作發展空間。如果澳門特區政府與上海市政府也能簽訂“上海自貿區建設合作機制”，將有助促進滬澳兩地在推進自貿區建設，以及拓展創新科技、中醫藥、葡語系產品、青年創業等方面的合作。廣東與澳門位置相近，兩地早有合作機制。在參與廣東自貿區建設方面，澳門特區應根據《粵澳合作框架協定》，在貿易自由化及制度的改革創新方面，加大拓展與廣東省的合作，繼續推進珠海橫琴、廣州南沙、中山翠亨、江門及深圳前海等粵澳重點合作平臺的建設。7一方面，擴大澳門的經濟發展腹地，促進兩地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積極推動在旅遊、金融、文化創意等產業的合作，推動涉及社會民生事務的合作，從而為中小企經營的拓展、為專業人士的發揮、為青年朋友的就業創業，創造更多新機會。另一方面，自貿區建設部門也應善用澳門的平臺作用，充分運用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功能，利用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多個駐內地聯絡處等平臺資源和對外網路，為內地中小微企業“走出去”服務，共同組團赴東南亞國家和地區、葡語國家考察和開展經貿交流活動，開拓海外市場。5.“崔世安晤尤權商深化合作”，《澳門日報》，2015年6月4日。6.“梁維特：｀一帶一路´及自貿區提供澳門經濟發展新機遇”，參見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網站https://www.gsef.gov.mo/zh/posts/2，2015年4月21日。7.“五重點合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粵澳簽入協議備忘錄”，《澳門日報》，2015年6月26日。

37三、澳門需積極助力“一帶一路”建設，鞏固好“中葡平臺”功能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出“發揮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勢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8事實上，參與“一帶一路”是澳門應有道義。作為祖國大家庭的一份子，投身祖國建設大潮義不容辭。9由於具備“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與“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發展優勢、歸僑僑眷的人脈優勢、以及澳門社會整體祥和共融，有利開展民心相通工作的優勢，澳門將繼續不斷挖掘和發揮自身獨特優勢，結合“一個中心，一個平臺”的定位，推動發展綜合休閒旅遊業、中醫藥產業、會展業、特色金融業等潛力專案，積極投身“一帶一路”重大戰略。首先，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融入“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特別是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旅遊合作，強化區域旅遊合作機制，加大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聯合推廣力度，切實發揮“一程多站”旅遊路線品牌成效。10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旅遊推廣聯盟的基礎上，探討粵澳、閩澳組織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旅遊產品的可行性。開展包括東南亞市場的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節點市場的旅客研究調查，以助研究開發更多相關旅遊產品。此外，與泛珠地區省市、內地自貿區聯手，妥善利用長期參與世界旅遊組織密切聯繫的優勢，充分用好在澳門舉辦的“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借助既有的國際多邊合作機制，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融入“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中，共同促進區域旅遊發展。其次，發揮與葡語國家的聯繫優勢，促進“一帶一路”與“中葡平臺”戰略有機結合。配合“一帶一路”，創新和發展特色金融服8.“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http://www.sdpc.gov.cn/xwzx/xwfb/201503/t20150328_669089.html，2015年3月28日。9.吳志良：“｀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的角色”，參見全國港澳研究會網站http://www.cahkms.org/AssociationNews/newsContent_99.html，2015年8月12日。10.蘇添平：“關於立法會麥瑞權議員書面質詢的回覆”，參見澳門特區立法會網站http://www.al.gov.mo，2014年12月19日。

38務，發揮中國與葡語國家人民幣結算平臺的角色，配合人民幣國際化及“一帶一路”建設。此外，推動澳門建設成為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平臺、內地與歐盟國家經貿及技術進出口服務的平臺之一，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部署。11積極協助內地企業開拓葡語系和拉丁語系國家等市場，加強與東盟的交流與往來。加快建設葡語國家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食品集散中心和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善用中葡合作發展基金。充分發揮自貿區示範帶動作用，推動中葡平臺與泛珠平臺的聯動。12第三，繼續加強與內地緊密合作，創新思維開創合作空間。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尤其是粵港澳合作，進一步加強區域基建互聯互通與往來便利，加快推進港珠澳大橋建設，同時，加強口岸建設，落實通關新模式，提供便利的出入境及通關條件。透過區域合作，與內地兄弟省區和自貿區一起把握機遇，攜手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及與葡語系國家、東盟國家合作。13探討在“安全、有效、規範、信用”的原則下，透過參與廣東省、福建省、國家開發銀行等的融資項目，讓澳門特區可透過財政儲備的投資直接參與“一帶一路”和國家現代化建設戰略。第四，爭取將澳門打造成為“一帶一路”中醫藥交流合作的橋頭堡。可研究促進在澳門的中藥品質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與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密切結合，推動建設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並以橫琴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為平臺，歡迎珠海、廣東推薦具實力的名優龍頭企業進入，着手對經典中成藥再開發，充分利用澳門與葡語國家及歐盟的脈絡及溝通管道，與國際機構合作進行中藥品質標準的檢驗；14與海內外著名藥業和研究機構合作，配合業界研發健康保健11.“提升澳門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劉海泉向澳提三建議”，《華僑報》，2016年3月18日。12.“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參見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3/15/content_5053647.htm，2016年3月3日。13.“設中葡商貿服務平臺發委會經財司組班子跟進一帶一路”，《澳門日報》，2015年11月28日。14.“2015年珠澳合作會議”，參見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網站https://www.gsef.gov.mo/zh/posts/33，2015年4月29日。

39食品；促進優質藥品產品通過澳門走向葡語國家、“一帶一路”國家市場。15第五，發揮歸僑僑眷的潛力，加強與東南亞國家合作。結合政府、市場、社團的力量，鼓勵社團發揮其優勢，加強策劃及網絡聯繫，通過組織調研和考察等活動。連同內地兄弟省區及自貿區產官學界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依靠澳門歸僑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推動在澳門舉辦推介東南亞產品進入內地及到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展覽會，鼓勵歸僑和僑眷積極配合國家的發展大局，藉澳門的平臺投身於國內外的多元化合作中。16同時，特區舉辦有關展覽會亦可以結合澳門作為葡語國家商品推廣中心的作用，將葡語國家商品向東南亞國家推廣。第六，加強文化交流互動，逐步有序與沿線城市建立友好城市關係。澳門特區可充分發揮在文化遺產保育的經驗，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在文物修復和再利用的交流合作。在推進文化軟實力建設上，與內地省區及自貿區攜手合作，充分發掘中華文化深厚文化底蘊，繼承和弘揚“絲綢之路”感召力，做好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交流合作。17繼續促進跨域文化交流項目，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文化新品牌。通過澳門“拉丁城區幻彩大巡遊”等重大活動，向海內外展示澳門獨特風貌，塑造文化形象。18四、把握廣東自貿區三大片區建設機遇，全力支持澳門青年創業2014年12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並發表重要講話時曾指15.“崔世安：四方面促閩澳合作福建願搭臺向臺灣地區推介澳門”，《澳門日報》，2015年4月1日。16.“崔：積極參建一帶一路”，《澳門日報》，2015年3月29日。17.“姚堅：旅遊合作將｀一帶一路´落地創造有利條件”，參見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a/2015/01-24/7001448.shtml，2015年1月24日。18.“譚俊榮出席國家旅遊局絲綢之路旅遊年（澳門）推介會”，參見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網站http://www.gsasc.gov.mo/show_news.aspx?lang=cn&newsid=90，2015年4月9日。

40出，“要繼續面向未來，加強青少年的教育培養。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澳門青少年是澳門的希望，也是國家的希望，關係到澳門和祖國的未來。要實現愛國愛澳光榮傳統代代相傳，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就要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培養。要高度重視和關心愛護青年一代，為他們成長、成才、成功創造良好條件。”19為了貫徹和落實中央的號召，扶助青年成長、成才、成功已成為特區政府其中一項重點工作。特區政府一向十分重視對青年創業方面的支持，致力營造創新創業的社會氛圍，在協助青年實踐創業夢想的同時，為澳門經濟發展凝聚新動力，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近年來，特區政府推出一系列針對性措施，包括提供創業資金支援、創業培訓、師友計劃、商業顧問服務等措施，協助青年解決創業道路上的各項難題，減低青年創業失敗的風險，協助青創企業發展壯大。隨着內地“互聯網+”經濟蓬勃發展，“互聯網+”與各行各業相結合，打造經濟發展新趨勢，同時隨着“十三五”規劃綱要出臺，提出要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支援內地與港澳開展創新及科技合作，支援港澳中小微企業和青年人在內地發展創業20，這為澳門青年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和廣闊的空間。隨着廣東自貿區及南沙、前海和橫琴三大片區掛牌，以及國家“一帶一路”有利戰略措施的出臺，為澳門及廣大有志創業的澳門青年人帶來新機遇。21其中，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提出的“粵港澳青年創業工廠”計劃，旨在為三地的青年人提供實習、就業和創業的機會；前海片區的“青年夢工廠”為增加港澳具備科技及創意人才前來創業的信心，提供孵化場地、培訓等配套設施，以及提供導師及內地宣傳管道。橫琴片區提出的“澳門青年橫琴創業谷”計劃，作為澳門和內地青年交流合作、幹事創業、實現夢想而重點打造的孵化平臺，將整合政府、高校、企業、社會團體的資源19.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參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20/c_1113717267.htm，2014年12月20日。2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參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17/c_1118366322.htm，2016年3月17日。21.“梁維特率青企赴橫琴南沙考察”，《濠江日報》，2015年5月31日。

41和服務，聯合打造企業的一站式服務平臺和創業平臺，建立“創業載體+創業輔導+創投資金”的立體孵化模式，為企業打造一條“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可持續發展的成長路線圖，助推企業迅速發展壯大。為鼓勵和支持青年創業者把握內地“互聯網+”經濟發展新趨勢，融入區域合作發展，特區政府多次組織澳門青年前往廣東省自貿區三大片區考察，讓澳門青年人實地瞭解自貿區的各項優惠政策與發展機遇，尤其是有關青年創業計劃的機遇、發展條件、軟硬體配套及行政手續等，在充分掌握相關資訊的情況下，選擇最符合青年人自身的發展空間。22除此之外，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局與廣東省商務廳亦簽署了《加強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合作備忘錄》，鼓勵兩地企業，包括青創企業，聯合開展跨境電商業務，開拓產品服務新市場。23同時，為了更好地協助澳門企業和青年創業者把握粵澳電子商貿的合作機遇，拓展市場，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局還舉辦“2016粵澳跨境電商交流會”，為兩地跨境電商交易和品牌拓展提供交流和對接的平臺。24青年創業孵化中心通過舉辦電商創業分享講座，邀請馬雲等內地知名電商平臺創始人、頂級風投基金代表來澳與青年朋友分享電商創業的實戰經驗、電商發展新趨勢和電商融資要訣，啟發青年以“互聯網+”打破地域界限開創事業的新思維，協助青年與時俱進地創業創新，合理規劃創業及就業生涯。25特區政府於2015年6月成立青年創業孵化中心，通過提供國家發展策略、區域合作熱門資訊，以及提供創業培訓、辦公地點、商業配對、師友計劃、商業顧問諮詢等一站式服務，為青年提供多方位的創業支援。現時，政府相關部門正研究提供更切合創業青年所需的辦公22.“梁維特稱區域合作澳帶來新機遇認應多辦各類宣傳會”，《華僑報》，2015年5月14日。23.“經濟局與廣東省商務廳簽署《加强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合作備忘錄》”，參見澳門特區政府新聞局網站http://www.gcs.gov.mo/showNews.php?PageLang=C&DataUcn=95204，2015年12月10日。24.“粵澳跨境電商交流會昨舉行”，《澳門日報》，2016年4月15日。25.“青創培育計劃經財司點讚”，《澳門日報》，2016年3月31日。

42地點，透過延長中心開放時間、開闢餐飲休息區，讓創業團隊能更靈活地運用設施，增進創業青年之間的交流，以碰撞更多創業新思維。26為進一步加強青年參與區域合作的支援，特區政府正在研究相關政策，為在廣東省自貿區三大片區內創業的青年送去必要服務。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將與三大片區的創業基地加強合作，建立長效的溝通機制，通過強化資訊互換平臺，努力為青年提供三大片區創業環境、設施及優惠政策等資訊。與此同時，特區政府還將研究與三大片區青創基地實現設施、服務共用機制，積極推介澳門青年企業入園孵化。充分利用及發揮自貿區為港澳專設的青年創業基地的作用，為青年企業家提供多元化的創業支援和專業顧問諮詢服務，以及全方位使用園內包括辦公地點、商業配對、天使基金對接及設立公司一站式服務等各項配套措施，孵化具潛力創業項目。27五、結語結合自身具有的背靠祖國，連接泛珠三角區域，緊鄰廣東省，並與福建保持着傳統淵源等多項優勢，以及“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澳門特區應與國家三個自貿區不斷強化這種密切聯繫，力圖從相互的優勢“差異”中激發出更大的發展動力和生機。澳門與葡語國家、與東盟的密切關係，彰顯了這種優勢“差異”的各種元素。發揮澳門平臺和海上絲綢之路節點的功能，更可為內地自貿區建設增添牽引作用。澳門緊鄰珠海、深圳這樣的創新創業中心，無疑也能夠與廣東自貿區、福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等形成“共振”效應。28我們應該有信心認為，澳門特區的這些優勢“差異”和“比較優勢”，絕不是全球範圍內其他博彩市場競爭對手所能匹敵。為此，只要我們能夠好好把握，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差異”、“比較優勢”功能，堅26.“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參見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局網站https://www.economia.gov.mo/zh_TW/web/public/pg_ead_ciye_intro?_refresh=true，2015年7月17日。27.“率官員訪前海崔世安：讓澳青加入夢工廠”，《澳門日報》，2015年12月4日。28.“張德江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的演講”，參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0414.htm，2016年5月18日。

43信澳門特區社會在保持憂患意識、居安思危下，當前社會經濟民生所面對的困境和挑戰，定能在區域合作中化危為機，取得突破出路。在推進澳門參與廣東自貿區建設過程中，筆者建議：首先，澳門特區政府相關部門邀請廣東自貿區，尤其是三大片區的相關領導前來澳門舉行相關方案和政策的宣講會，同時，相關政府部門也應多率團和業界主動到廣州、深圳和珠海學習及掌握相關方案，力求與市民一起用好用足國家的相關政策；第二，特區政府相關部門應認真審視自身的法律法規，全力配合業界、市民參與自貿區建設；第三，全面提升粵澳合作產業園區的合作，包括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建設的進度、品質和成效；第四，加大力度組織澳門業界，尤其是中小微企以抱團形式進入三大片區，特別是橫琴片區的發展；第五，落實粵澳政府簽署的《廣東粵澳合作發展基金合作備忘》，透過該基金及廣東粵澳合作發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廣東省內基礎設施和重點專案，以及與廣東自貿區建設相關、有利兩地經濟民生的優質專案。第六，推出相應針對性措施和到位服務，深化落實與南沙一起共建“粵港澳青年創業工廠”，與前海一起共建“青年夢工廠”，以及與橫琴一起共建“青年創業谷”的部署，積極有序地推動兩地合作。

45《行政》第二十九卷，總第一百一十二期，2016No.2，45–61澳門特別行政區賭場的小費庫問題：（錢呢？）HugoLuzdosSantos*一、簡要地描述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區）賭場的小費庫問題，以及美國司法見解中有關問題的情況兩年前，內華達高等法院［WynnLasVegas,LLCv.Baldonado，311P.3d96（2013）案中］作出一個典型的司法假扣押，其中涉及到我們要討論的主題：小費庫。那到底甚麼是小費庫？在絕大多數賭場中，給莊荷的小費會被收集起來。這一做法是為了某一賭客（或賭場的顧客）與其他賭客相比不會存有競爭優勢。因此，小費被收集再平分使得所有莊荷收取到一樣份額，同時，不會因“偏好”某豪客而產生偏見。也就是說，小費庫就是為了在賭場所有的員工中重新進行分配，其中會出現一個時間差；由賭場實現的小費再分配遵循僱員和僱主之間協議規定的規則。美國賭場和澳門賭場以入庫的形式收集、儲存以及再分配這些小費，是否被認為是一種佔有（取得），以及是否合法，這是該範疇內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後面我們會討論這一問題。具體到澳門特區的賭場的情況，亟需弄清楚賭場為所有員工（莊荷、發牌員、樓層經理、賭區主任、監視員、箱長、賬房及其他構成賭場人力資源的員工）作出的小費再分配是否披上一層透明的公平分配的*葡萄牙亞速爾自治區柯爾塔法區檢察院司法官。

46外衣；這裡的核心的問題是除了每月的工資，賭場發牌員每年會賺取成千上萬的小費，這也是他們在這間或另一間賭場工作的根本原因。那麼，這筆錢是否應該先被賭場收集入庫，之後再分配給澳門特區賭場的其他員工？美國學說方面在永利小費庫政策的案例中，提及到“根據內華達州第608.160號修訂法案，僱主佔有員工的小費是非法的。拉斯維加斯永利的小費分配，或者稱為小費入庫，這個有爭議的新政策引發了對小費政策以及法律體系在強制小費政策方面的作用1的極大關注和討論。由於涉及金錢數額巨大以及關於賭場小費的爭議，內華達州博彩管制局和內華達州博彩委員會應制定規章管理小費庫，特別是對發牌員和可能參與小費庫的其他職位的員工。如果缺少這些規章，糟糕的政策可能引發博彩行業賭場員工之間的偏袒和行賄，也可能導致僱主不當及非法“取得”賭場員工的小費，在第608.160號法案這是被禁止的”。23對於有關問題，內華達最高法院在Moenv.LasVegasInternationalHotel,Inc,1975案件的合議庭判決中只是認為賭場所有人佔有（取1.參見美國的學說，ChrisSieroty：“永利的小費政策被視為違反法律”，載於《拉斯維加斯觀點報》，內華達，2011年，文中多處出現；LizBenston：“凱撒宮考慮改變發牌員小費制度”，載於《拉斯維加斯太陽報》，2010年6月14日；KevinBlackwood：《賭場博彩懶人包》，2006年，第76頁。2.有關內容參見美國學說KandisMcclure：“內華達賭場的小費庫—永利案以及為何內華達州博彩委員會應制定嚴格的有關小費庫的規章來保護莊荷的權利、賭場以及內華達博彩業的聲譽”，載於《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州博彩法律報》第5卷(2014年春季刊)，第81頁，2014年，第82頁，本文緊隨此文。3.我們知道賭場中有兩種小費。關於這一點，美國學說指出“給發牌員小費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在賭局中在對方的賭注前或直接在對方的賭注裡放置額外的賭注。另外一種是就坐於賭桌旁時或離開時直接將籌碼作為禮物送給發牌員。在賭局結束時玩家可能讓發牌員換不同顏色籌碼，或者說用一些小面額換大面額籌碼，這也是常見的打賞發牌員小費的時刻。書中列出給發牌員的標準小費為$2至$10，而豪客給出的小費為$25至$100。這是明確被建議的而且賭客一般認為合適的數額。書中也提醒賭場新手不要打賞過多小費，有時賭客打賞的小費會超過他們所贏取的”；參見KevinBlackwood：《賭場博彩懶人包》，同上，第76至78頁；KandisMcclure：“內華達賭場的小費庫””，同上，參見第83頁。

47得）小費是非法的，這並不意味僱主收集（入庫）及之後在員工間重新分配是被禁止的。4在Alfordv.HaroldsClub,669P.2d721,722(Nev.1983)案件中，內華達最高法院討論了（由賭場）強制建立小費庫（強制性小費入庫）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該法院認為賭場對其員工實施的小費入庫政策並不違反內華達第608.160號修正法，因為賭場沒有佔有（取得）屬於員工的任何小費。5在WynnLasVegas,LLCv.Baldonado，311P.3d96（2013）案件中，內華達最高法院根據Moen與Alford案件的判決理由，判決“僱主某種程度的受益並不必然地構成取得；因為永利將所有小費支付給小費庫包含的員工，而沒有扣留任何小費，因此，不存在任何取得”。但是，如果（強制）小費庫的設立是合法的，那麼根據入庫規定將小費再分配給賭場其他員工（包括發牌員）是否受到分配正義的保護，這一問題在WynnLasVegas,LLCv.Baldonado，311P.3d96（2013）這個重要案件的判決中沒有得到解決。本文將在以下章節進行討論。二、司法上將小費庫定義為信託？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首先要展開討論另一問題，就是小費庫是否在司法上應被定義為一種信託呢？4.內華達最高法院（Moenv.LasVegasInternationalHotel,Inc,1975）指出“法庭敘述了內華達第608.160號修訂製定法背後的立法史，根據該法律僱主佔有員工的小費之後使用小費來滿足最低工資的要求是不合法的”（法庭在此案中決定內華達第608.160號修訂製定法並不是規定小費入庫不合法，而是使公眾及僱主意識到小費是屬於收到小費的員工，而不是賭場的管理層。法庭判決指內華達立法機關通過內華達第608.160號修訂製定法使僱主不能再佔有員工的小費，並認為只有這樣公眾才能得到保護而不受舞弊。而且，法庭認為立法機關通過該修訂製定法是為了保證小費不會被沒收而被用來支付員工最低工資）。5.所以，內華達高等法院在Alfordv.HaroldsClub,669P.2d721,722（Nev.1983）案件中認為“內華達第608.160號修訂製定法的目的不是確定小費入庫非法，也不是阻止僱主制定自己的公司政策，而是確保僱主不會侵佔小費庫，或者為僱主的利益取得僱員的小費”。

48換一種說法，就是要先確定小費庫的法律定義。在我們看來，認為小費庫司法上應被定義為信託的觀點免除了其創設行為6的書面要求：這是因為推定信託7的重要性在於它不缺少特別程序而且是按照體系要求被創建的89，我們主張此觀點適用於小費庫的情況，下文將詳細展開。涉及到受益人對於已設立信託的財產的利益，小費庫應被司法上定性為固定信託。10傳統上，信託內部包含三方面的結構：1）委託人；2）受託人；3）受益人。一般來說，委託人（賭客）是設立信託財產所有權的原持有人；受託人（澳門賭場）為設立信託財產的保管人；而發牌員為財產及相關權利的最終受益人。11那麼，如果認為小費庫是固定信託，在滿足創設行為（入庫協議）的客觀條件下，受託人只需要將設立信託的財產分配給指定的受6.相關內容參見RandallvMorgan(1805)12Jun67-75,(W.GrantMr)74案件：“信託並不一定通過書面形式來設定。”；相同內容參見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Ant：“民法裡的信託問題”，《學位論文集》，博士學位論文，科因布拉，Almeida出版社，2014年，第430頁，本文緊隨此著作。7.目的論的合法化在於受託人的不牟利原則，以及“在違背了不牟利原則的情況下，所有直接或間接取得的利益及收益都歸受益人”的重要理念；相關內容參見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民法裡的信託問題》，第536頁。8.英國法庭的司法見解也是同樣觀點；參見CarlZeizzStiftungvHerbertSmith(No2)(1969)2Ch，第281至296頁；NinoBatteryManufacturingCovMilestoneTradingLtd(2002)2AllER(Common)，第711至735頁。9.英國學說參見A.J.OAKLEYOakley,ConstructiveTrusts,Sweet&Maxwell,London，1999年，文中多處出現。10.相關內容參見美國學說GeorgeP.Costigan,J.R.：“TheDateandAuthorshipoftheStatuteofFrauds”,載於HarvardLawReview,(1913),329-346,CrawfordD.Hening,TheOriginalDraftsoftheStatuteofFrauds(29.Car.IIc.3),andTheirAuthors,61UPaLVer,(1913)，第283至316頁。11.相關內容參見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民法裡的信託問題》，第430頁；參見德國學說ManfredWolf/JörgNeuner,AllgemeinerTeildesBürgerlichenRechts,10.Auflage,Beck,München,(2012)，文中多處出現；參見英國學說StephenN.Subrin,HowEquityConqueredCommonLaw.TheFederalUrlesofCivilProcedureinHistoricalPerspective，載於《UPaLawReview》，1987年，第926至952頁。

49益人；委託人主要是要打賞賭桌發牌員，而受益人的利益完全由委託人決定。12反過來講，法律上受託人是被禁止以其面對委託人及受益人的（單純的保管人）身份謀取任何好處，除非經過應有的許可13；在這種主張下，小費庫被認為是一種消極信託，只要求受託人保管設立信託的財產14；根本上講是履行受託人法律地位所要求的忠誠義務。如此可認為，作為信託義務其中一種的忠誠義務是受託人法律地位的核心，在英國法律中規定了兩大原則，不衝突原則和不牟利原則。15不衝突原則禁止受託人任何可導致受益人利益與其私人利益發生衝突的行為1617，而不牟利原則禁止該等受託人通過其受託人地位謀取利益或好處18，除非有入庫協議規定或得到受益人許可。1920在現實情況中這很容易理解。12.相關內容參見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民法裡的信託問題》，同上，第423頁。13.相關內容參見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民法裡的信託問題》，同上，第420頁。14.相關內容參見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民法裡的信託問題》，同上，第421頁。15.英國法庭司法見解認為“受託人以及董事應遵守不衝突原則和不牟利原則”；ODonnelvShanahan(2008)EWHC1973(Ch),(RIMERLJ)(37)；還有兩個判決提出管理人（董事）的信託義務，ParkervMcKenna(1874)LR10ChApp96-127,(SirW.M.JamesLJ),124;BrayvFord(1896)AC44-56(LordHerschell)；同樣觀點的還有Re,MacadamDallow(1945),2AllER664-679,(LordCohen),672;GuinessvSaunders(1990)1AllER652-668(LordTempleman)。16.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公司機會的教義—上部”，載於《公司法雜誌》第5年(2014年第3期)，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第623頁，本文緊隨其行文。17.IndustrialDevelopmentConsultantsvCooley(1972)2AllER162-176(RoskillJ)，第171頁及後頁；BhullarvBhullar(2003),EWCACiv424,(JonathanParkerLJ)，第27至42頁。18.相關內容參見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民法裡的信託問題》，第420頁。19.BoardmanvPhipps(1966),3AllER,721-762(LordHodson)。20.與不牟利原則不同的是，不衝突原則如今已被寫入《公司法2006》第175節第（1）條：“公司董事必須避免發生取得或者可能取得與公司利益相衝突的利益的情況”；關於《公司法2006》以及相關英國學說中受託義務，可參見AndrewKeay：《董事的義務》，Jordans，Bristol，2009年，第264至278頁。

50事實上，信託義務21，更準確的說，受託人的信託義務2223是一種在公司行為中的角色責任24，意味着在一個公司組織（賭場）中賦予擁有特別身份的人員履行滿足他人福祉的特別義務的責任25，這種角色責任也被稱為作為美德的責任，或者責任—美德26，正如應然（Sollen），違背這種責任會被視為一種法律後果（非法行為的後果）的“事實情況”27，也就是說，在分配公平的要求下，設立一個推定信託。但是甚麼是推定信託呢？如上所述，受託人因違反不牟利原則而取得的所有財產將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被設立信託。282921.在美國司法見解中，關於信託義務中的忠誠義務，可見美國高等法院合議庭判決，KmmgLlpv.RobertCochietalii,de07deNovembrode2011，參見http://www.supremecourt.gov。22.關於信託義務教理上的深入分析，可參見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司法見解，MohsenManesh：“WhatisthepraticalimportanceofdefaultrulesunderDelawareLLCandLPLaw”，載於《哈佛商業法觀點報》第2卷，2012年，第121至129頁。23.相關內容參見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不競爭及不使用屬於公司財產的義務”，載於《公司法雜誌》第7年（2015）第1期，私法研究中心，總監AntónioMenezesCordeiro，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2015年，第184頁。24.有關公司行為，參見德國學說MaxWeber,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GrundrissderverstehendenSoziologie,5.Auflage,Tübingen，2002年，第11頁及續頁。25.關於角色責任，參見H.L.Hart：“責任的種類”，載於《TheLawQuarterlyReview》第83卷，1967年，第346至364頁。26.參見意大利學說，GuidoGorgoni：“LaResponsabilitácomeprogetto.PrimiElementiperun´Analisidell´IdeaGiuridicadiResponsabilitàProspettica”，載於《DirittoeSocietà》第2期，2009年，第243至292頁。27.這一觀點暗含在作為“事實—條件”與“法律後果”可能存在關聯的規範性歸責；參見奧地利學說HansKelsen,HauptproblemederStaatslehreentwickeltausderLehrevomRechtssatze，Tübingen，1911年，第7頁以及後續頁。28.相關內容參見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民法裡的信託問題》，第420頁。29.在這方面典範的例子有A-GforHongKongvReid(1994),1AC324-329；相同內容，關於無權受託人，MaravBrowne(1896),1Ch199-214,(SmithLJ)209：“如果有人並非受託人或沒有受託人的許可，自行介入信託事務或以受託人名義行事，他會因此成為法律上的不當受託人，也就是，無權受託人，或者也被稱為推定信託”；相關內容參見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民法裡的信託問題》，第421頁，注釋1566及1567。

51因此，推定信託是適用衡平法根本原則的結果。根本上講，是遵循體制精神的一種解決辦法；30是對違反體制（受託人的）行為的回應。31這種規範性的解釋，也是最基本的解釋32，是出於總體的考慮33，即使可能出現法律上的錯誤3435，我們認為應以司法權適用的公正為優先。36三、受託人的忠誠義務以及小費庫受益人的財產權問題忠誠義務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通過賦予法官形成法律的權力，使得法律中接納了道德規範。37在澳門的法律體系中，受託人（澳門特區賭場的經營者）對小費庫受益人的忠誠義務應被視為一種信託義務。信託義務與信託的出現30.相關內容參見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民法裡的信託問題》，同上，第418頁。31.相關內容參見AntónioBarretoMenezesCordeiro：《民法裡的信託問題》，同上，第419頁。32.相關內容，參見美國學說AndrewTrutt：“InterpretationStepZero:ALimitonMethodologyasLaw”，載於《耶魯法律報》，2013年，第2055至2067頁。33.關於全面考量的實際的判決，參見AleksanderPeczenick：《OnLawandReason》，Kluwer，Dordrecht，1989年，第76至77頁。34.根據葡萄牙學說，對於法律領域中波普爾證偽理論的適用存在有理據的保留，參見AlexandreMotaPinto：“司法｀證偽´？波普爾提出的偽證方法模型在法律上適用”，載於《向AntónioCastanheiraNeves教授致敬的研究》；ArsIvdicandi：《科因布拉大學法學院學報》，StvdiaIvridica,AdHonorem–3,第1卷：哲學、理論與方法論，科因布拉，科因布拉出版社，2008年，第919頁及後續頁、963及966頁。35.關於卡爾·波普爾證偽理論在法律範疇的適用，參見德國學說ClausWilhelmCanaris：“Funktion,StrukturundFalsifikationjuristischerTheorien”，載於《JuristischenZeitung(JZ)》，1993年，第378頁及後續。36.JürgenHabermas：“BetweenFactsandNorms:anAuthor´sReflections”，載於《DenverUniversityLawReview(DULR)》第76卷，1999年，第939頁。37.傳統上，一般條款或者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包含三個功能，包括接納社會規範、改造社會規範以及授予法官形成法律的權力；參見GuntherTeubner：“StandardsundDirectiveninGeneralklauseln:MöglickeitundGrenzenderempirischenSozialforschungbeiderPräzisierungderGute-Sitten-KlauselnimPrivatrecht”，FrankfurtamMain，1971年，第89至110頁；AnneRöthel：《NormkonkretisierungimPrivatrecht》，Tübingen，MohrSiebeck，2004年，第23至27頁；FranzBydlinski：“JuristischeMethodenlehreundRechtsbegriff”，2.Auflage，Wien/NewYork，Springer，1991年，第581頁。

52及發展相關聯。在信託關係中，財產由委託人（賭客）轉移給受託人（賭場的經營者），但是要送給受益人（賭場員工）。38在原本的狀態下，普通法制度沒有提供給受益人應有的法律保護，以致平衡法庭對受託人施加對受益人的信託責任。39與信託的類比導致信託責任的適用於其他種類的關係—信託關係—比如代理與合夥。40因此也就可以理解美國司法見解對受託人適用信託責任。4142434445這意味着忠誠和謹慎義務是針對小費庫受益人46；信貸義務亦是被認為針對其等人4748的為了小費庫整體財產安全的道德責任。495038.PedroCaetanoNunes：“關於董事忠誠義務的司法見解”，載於《第二屆公司法大會雜誌》，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2013年，第184頁，本文緊跟其行文。39.PedroCaetanoNunes：“關於董事忠誠義務的司法見解”，同上，第185頁。40.PedroCaetanoNunes：“關於董事忠誠義務的司法見解”，同上，第185頁。41.相關問題，參考美國學說JohnC.Shepherd：《TheLawofFiduciaries》，TheCarswellCompany，Toronto，1981年，文中多處出現；JohnC.Shepherd：“TowardsaUnifiedConceptofFiduciaryRelationships，載於《LQR》第97期，1813年，第51至79頁。42.參考JamesSheedy：“CivilLawJurisdictionsandtheEnglishTrustIdea:LostinTranslation”，載於《DenningLawJournal》第20期，2008年，第175及後續頁。43.MagdolnaSic：“FiduciaandPignusinSourcesofPost-ClassicalRomanLaw–SynonymsorTermsUtilizedforDifferentKindsofPledges?”，載於《ZbRadova》第42期，2008年，第483至491頁。44.StevenL.Schwarcz：“TheCommercialTrustsasBusinessasBusinessOrganisations:anInvitationtoComparatists”，載於《DukeJComp&Int´L》第13期，2003年，第325至331頁。45.英國學說StuartRitchie/AndrewStafford：《FiduciaryDuties:DirectorsandEmployees》，Jordans，Bristol，2008年，文中多處出現。46.葡萄牙學說MariaElisabeteGomesRamos：“董事民事責任的保險”，《學位論文集》，博士學位論文，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2011年，第116頁。47.西班牙學說參見V.J.AlfaroÁguila-Real：“Lallamadaacciónindividualderesponsabilidadecontralosadministradoressociales”，載於《RDS》第18期，2002/1，第59頁；德國學說參見W.GROSS：“DeliktischeAussenhaftungdesGmbH-Geschäftsführers”，載於《ZGR》第3期，1999年，第553至557頁；葡萄牙學說參見VâniaFilipeMagalhães：“公司股東的行為：一般義務與社會利益”，載於《公司法雜誌》第1期，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2009年，第399至400頁48.英國學說參見LarryE.Ribstein：“FiduciaryDutyContractsinUnincorporatedFirms”，載於《54Wash&LeeLawReview》，1997年，第566至572頁。49.葡萄牙學說參閱M.NogueiraSerens：《企業社會責任：舊酒新瓶》，第87頁；德國學說ClausdieterSchott：《Kindesannhme–Adoption-Wahlkindsschaft:RechtsgeschichteundRechtsgeschichten》，Metzner，Frankfurt，2009年，文中多處出現。50.澳大利亞學說參見HarlesE.F.Rickett：“EquitableCompensation:towardsaBlueprint”，載於《25SydneyLawReview》，2003年，第43至51頁。

53對於德國聯邦憲法法庭51，小費庫的受惠人被賦予財產權，作為制度保障52，這是為了不只保障現有的私法的法律地位，而且（特別是）保障賦予他們（現在或將來的）可能的相關法律地位。53如此，存在一種信託（小費庫）受益人可以享有小費庫內財產的主觀權利（澳門《民法典》第1229條）。與所有權不同（澳門《基本法》第6條及第13條，澳門《民法典》第1226條第1款），所有權是為了保持主觀法律地位的權利並假設為永久的保障54，這種財產權是小費庫受益人的主觀權利，是一種對享有的期望和可能性5556；被視為由小費庫財產完整性（澳門《民法典》第1229條）而產生的可能享有財產的法律—事實上的具體化。5751.參見《Entscheidungendes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第93期，第137頁(Einheitswertbeschluss)。52.“制度保障禁止剝奪在財產法領域基本權利受到保護的活動中的主要當事人的私法體系下的支配權，進而禁止剝奪或削減基本權利保護的自由支配”，參見德國學說JochenRozek：“DieUnterscheidungvonEigentumsbindungundEnteignung:EineBestandaufnahmezurdogmatishenStrukturdesArt”，14GGnach15Jahren，《Nassauskiesung》，MohrSiebeck，1998年，第29頁。53.德國學說MichaelKloefer,GrundrechtealsEntstehenssicherungundBestandsschutz,C.H.Beck´scheVerlagsbuchhandlung,München,(1970)，第24至50頁。54.葡萄牙學說參見MiguelNogueiraDeBrito：“憲制民主下私產的正當性”，《學位論文集》，博士學位論文，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2012年，第734至800頁。55.參見德國學說MarkusAppel,EntstehungsschächeundBestandsstärkedesverfassungsrechtlichenEigentums.EineUntersuchungdesSpannungsverhältnisseszwischenArt.14Abs.1Satz1GGundArt.14Abs.1Satz2GGaufBasisderEigentumsrechtsprechungdes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Duncker&Humblot,Berlim,(2004)，第218頁。56.“對實現主張的合法期望應受到《歐洲人權公約》附加第1號協議書第1條的保護（……）以及尊重其財產的權利，這並不只是尊重所有權的擁有。除此之外，所有人行使這種權利固有的能力也應得到保障，比如使用、支配或從中得利的能力”，參見TiagoMacieirinha：“《歐洲人權公約》中的所有權”，載於《法律雜誌》第146年，2014年第1期，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2014年，第76至77頁；相關內容參見歐洲人權法庭判決PressosCompaniaNavieraS.A.,n.º31;GratzingereGratzingerova,n.º73,Jantner,n.º29-33,Marckx,n.º63,Kotov,n.º90,StranGreekRefineriesandStraitsAndreadis,n.º61。57.參見德國學說RobertAlexy：《TheoriederGrundrechte》，Suhrkamp，1994年，第178頁，注釋170；相關內容參見FrankRaue,DieZwangsvollstreckungalsNagelprobefürdermodernenEnteignungsbegriff.Dieenteignungsdefinitiondes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kritischhinterfragtanhandderEigentumsübertraggungnach§817abs.2ZPO–EinBeitragzurAuslegungdesArt.14GG,Duncker&Humblot,Berlin,(2006),第104頁。

54因此，在經濟自由的體系下，小費庫受益人的財產權保護屬於其自由意志以及其（獨有的）經濟處置和利用的支配範疇。58如此，小費庫受益人的財產權作為實際支配被歸入財產憲法法律概念，因為使制度保障（財產權）與支配保障（小費庫的金錢）的區分辨認得以實現。這個觀點正確的話，（專門）賦予小費庫受益人的事實法律意義上的支配保障是通過澳門賭場的經營者（受託人）來行使的，由於受益人與受託人之間建立的信託關係—以及對其特別的信任，在法律範疇上導致遵循其（保管的）目的的要求，也是作為取得這一目的和滿足小費庫受益人共同利益的工具。因此，小費庫受益人（澳門賭場的員工）的事實法律意義上的支配保障構成獨有的影響範圍，即使是由受託人所“支配”；也就是說小費庫的安全客觀上意味着一方面信託管理模式的特點要以受益人利益為目標的，另一方面，主觀上也是要規範澳門賭場經營者成為規範有序的受託人的模式。四、澳門特區賭場裡小費庫的設立：不合法的佔有（取得）？因介入而不當得利（澳門《民法典》第467條第1、2款，以及第473條第1款）和目的內容理論：簡要的注釋闡明了小費庫有關的目的方法論意義後，需要回答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小費庫的設立是否代表一種澳門特區賭場的不合法的佔有（取得）。（可能的）不合法佔有（取得）問題與小費庫作為信託的法律定義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58.參見《Entscheidungendes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第24期，第389至390頁(Einheitswertbeschluss)。

55如果認為小費庫是一種信託，問題就變得完全沒有意義（不構成取得），那麼，澳門特區的賭場只是作為小費庫的保管人（澳門《民法典》第1111條），因此只需履行“看護”被託付物（小費）的義務（澳門《民法典》第1113條a）項）並將之返還給小費庫的受益人（澳門《民法典》第1113條a）項）。反過來講，如果認為小費庫不是一種信託，那麼就會出現不當得利其中的因介入而得利的問題（澳門《民法典》第467條第1和第2款；第473條第1款）。因此，小費這筆錢是受益人（獨有的）財產，也因此是小費庫的組成部份；它屬於賭場所有員工（莊荷、發牌員、樓層經理、賭區主任、監視員、箱長、賬房及其他構成賭場人力資源的員工）；同時他們也是公司結構的一部份，這種組織以一種物質及非物質的途徑59介入而影響對特定目的的履行60：澳門特區賭場公司行為帶來的利潤空間。然而，儘管員工與賭場間一般來說對於取得上述利潤空間存在一種完美的合作關係，這種協同作用並沒有減少打賞小費行為的贈與/給予的意向（澳門《民法典》第948條a）項），比如打賞給發牌員的，是他直接為澳門賭場的顧客及一些豪客提供服務。61626359.相關問題，德國學說在提到組織框架時指出“在無數的人類的利益中，不只有個人的利益；其滿足要求其他人員的協同與合作；（......）因此，通過組織遵循的目的，存在個體意願與權能的集合”，見LudwigEnneccerus/TheodorKipp/MartinWollf,LehrbuchdesBürgerlichenRechts,(1926)，§926；參見意大利學說AntónioTarantino,LaTeoriadellanecessitànell´ordinamentogiuridico–InterpretazionedelladottrinadiSantiRomano,第2版，1980年，文中多處出現。60.相關內容參見葡國學說DiogoCostaGonçalves：“法人和公司，私法上擬人化的系統整理及疑問”，《學位論文集》，博士學位，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2015年，第312頁。61.關於中國大陸的豪客，參見X.Gu,G.Li&P.S.Tam：“CasinoTourism,SocialCostsandTaxEffects”，載於《國際博彩研究》第13冊第2期，2013年，第222頁及後續。62.關於中國大陸的豪客更詳細的內容，參見Z.Zeng&D.Forrest：“HighProfileRollersfromMainlandChina:AProfileBasedon99cases”，載於《UNLVGamingResearch&Rev.Journal》第13(1)期，2009年，第33至37頁。63.關於貴賓廳的合約人，參見C.Wang：“LicensingVIP-RoomContractorsorGamingPromotersinMacao;TheStatusQuoImprovement”，載於《UNLVGamingResearch&Rev.Journal》第18(2)期，第107至108頁，2014年。

56因此說，這些打賞（小費）是賭場客人為了所享受的服務表示感謝的一種特別意願，一方面是為了發牌員，另一方面是為了賭場所有員工（莊荷、發牌員、樓層經理、賭區主任、監視員、箱長、賬房及賭場服務團隊組長）64提供的服務；因為他們優質的服務滿足了澳門特區賭場客人娛樂的意願。65反過來講，如果正如有時也會發生的情況那樣，賭場只給員工（莊荷、發牌員、樓層經理、賭區主任、監視員、箱長、賬房及賭場服務團隊組長）提供最低工資，之後再分配小費庫裡的財產假裝作為工資性補貼，那就構成隱蔽的非法佔有（取得）。因此，在這些賭場中，賭場無期限地只發放給小費庫受益人最低工資（結果因不調整工資而累積巨額積蓄），而用分配小費庫裡的金錢來作為工資的補貼：小費庫受益人減少的財產也就是賭場直接按比例的不當得利。這裡講到的不當得利，解釋學意義上稱其為因介入而得利（Eingriffskondiktion），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澳門的賭場確實介入了小費受益人的財產。64.很明顯，這並不意味賭場任何職位的員工（比如監視員和賭區主任）都會直接收到客人的打賞，也不意味他們因此會被排除在小費庫以外。很容易理解，這是為了防止違法的情況以及對某些賭客的偏好，使得他們可以“買到”賭場主任的“好感”，從而使他們的違法行為得到縱容。拉斯維加斯永利曾發生過這樣的情況，結果這些職位（如賭區主任和監視員）被取消，而引入了賭場服務團隊組長（CSTL）。相關內容，美國學說指出“傳統上監視員是為了防止作弊或其它問題，處理與顧客的爭執，保證賭區的正常運作。如果監視員的作用是針對荷官，那麼賭區主任就是賭區的頭兒，當出現更嚴重的爭執或糾紛時，就需要他們到場處理。這些是制度化的典型的賭場職位，他們也是賭場運作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他們並不會被打賞小費。給賭區監視員打賞小費可能是違法行為，這很容易理解，因為小費可能被認為是一種行賄，或收買以便縱容其在賭場作出不受歡迎的行為。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在永利的手冊中，有兩個職位是被禁止接收小費的”；見KandisMcclure：“內華達賭場的小費庫”，第88頁。65.相關內容參見HugoLuzDosSantos：“ThecontractsforgamingandbettinginMacauandthecreditforgaming:theissueof｀walking´”，載於《GamingLawReviewandEconomics(GLR&E)》第19(8)期(2015年10月)，2015年，文中多處出現。

57這種得利，學說上稱之為因介入而得利，是一種自發性得利，其中可能不存在“財產減少一方”財產的損失6667，因為既然它的東主68沒有從這些財產得到任何好處，特別是在使用他人財產的情況下，那麼“介入人”不當的從中得到好處69，因此有義務要作出賠償，返還其“被剝奪的價值”。70針對小費庫受益人的法律層面上他人的介入或干涉，根據澳門《民法典》第477條規定的一般情況下，可以作為民事責任的構成要66.相關內容，參見葡國學說著作LuísManuelTelesDeMenezesLeitão：“民法中的不當得利，針對不同類型的不當得利的比較而進行的系統統一概括的可行性的學理研究”，《學位論文集》，博士學位論文，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2005年，第740至741頁。67.表面上看，對於小費庫受益人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因為（很多情況下）他們並沒有（直接地）察覺到他們財產的減少；而事實上當這種財產的減少在法律層面發生在小費庫受益人一方時，在我們看來卻是真實的；但是它是由賭場以一種隱蔽的方式作出，沒有（直接和即刻地）從得利一方（賭場）向受損害一方（小費庫受益人）作出的財產轉移。這種財產轉移以溫和的方式以及三個連續的步驟作出：1)設立小費庫（為了所標榜的透明的目的而自行發起的），2）無期限的只發放最低工資，以及3）將小費庫的財產當做（無期限不進行調整的）工資的補貼：這構成賭場的“取得”。68.相關內容，葡國學說提到東主的規定“卻是超越了財產本身，包括任何獨有的權利，賦予其所有人獨佔利用某財物的權利，而排除其他人。因此，使用｀東主´這個詞時，應作寬泛概念的理解（……）對東主更簡單的規定就是禁止和授權。東主有權力禁止他人對其財物有所作為”；參見PEDROMÚRIAS：“東主的規定”，載於《向IsabelMagalhãesCollaço致意的研究》第2卷，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2002年，第270頁。69.關於不當得利，參見美國學說DanB.Dobbs：《LawofRemedies:Damages-Equity-Restitution》ch4，第2版，1993年，第550至776頁；Goff&Jones：《TheLawofUnjustEnrichment》，第8版，2011年，第3至54頁；關於返還，遵循美國學說關於以增益為基礎的損害的原則，也就是說，根據美國學說AndrewKull：“Restitution´sOutlaws”，載於《Chicago-KentLawReview》第87期，2003年，第19頁，其中提到“道德風險意味著，如果你減輕了壞行為的後果，那你是鼓勵了那種壞行為”，與這種道德風險緊密關聯的一種原則就是“違法者需將其恢復原狀”原則；TomBaker：“OntheGenealogyofMoralHazard”，載於《TexasLawReview》第75(2)期，1996(12月)，1996年，第238頁；ReinerH.Kraakman：“CorporateLiabilityStrategiesandtheCostsofLegalControls”，載於《YaleLawJournal》，1984年第857、873-874頁(businesslawandmoralhazard)；HowellE.Jackson：“TheExpandingObligationsofFinancialHoldingCompanie”，載於《HarvardLawReview》，1994年，第509及512頁(銀行業規則及道德風險)；正因此，美國學說容許在合同法範疇稱為“最基本的美德”；SeanaValentineShiffrin：“Thedivergenceofcontractandpromise”，載於《HarvardLawReview》第120(3)期，2007(1月)，2007年，第718頁。70.相關內容參見葡萄牙學說JoelTimóteo：“不當得利：總會導致財產的減少麼？”，《律師雜誌》第35期，2003(9月)，2003年，文中多處提到。

58素。當有人通過使用、享有、消費、處置的方式干涉他人財產而得利，造成因介入而得利，這是一種自發性不當得利。71即使在沒有發生干涉與介入的情況下東主也不會從這些財產收益，但介入者仍應當賠償其因該等財產取得72的益處73，或使用該等財產而產生的價值74，也就是返還其757677因利用而產生的價值。7879根據目的內容理論，小費庫內組成部份的財產的受益人享有的專屬權主要來自任何絕對主觀權利賦予其所有人獨自80（iusexcludendi71.相關內容參見LuísManuelTelesdeMenezesLeitão：“民法中的不當得利”，第662頁。72.近似內容參見美國學說，GeorgeP.Roach：“HowRestitutionandUnjustEnrichmentCanImproveYourCorporateClaim”，載於《Re.Litig》第26期，2007年，第265頁及後續。73.相關內容參見JúlioGomes：“不當得利的概念，被迫的得利及不當得利的幾種範例”，博士學位論文，波爾圖，天主教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759頁及後頁；ManuelCarneirodaFrada：《民法—民事責任，案例教學法》，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2005年，第69及後頁。74.參見意大利學說RodolfoSacco,L´arrichimentoottenutomediantefattoingiusto,UTET,Torino,(1959)，第32及後頁。75.相關內容，參見美國學說JackBeatson：“RestitutionandContract:Non-Cumul”，載於《TheoreticalInquiriesinLaw》第1期，2000年，第89至91頁。76.相關內容，參見美國學說DavidDittfurth：“RestitutioninTexas:CivilLiabilityforUnjustEnrichment”，載於《TexasLawReview》第54期，2012年，第266至274頁。77.根據美國學說EricJ.Konopka：“Hey,That´sCheating!TheMisuseoftheIrreparableInjuryasaShortcuttoPrecludeUnjustEnrichmentClaims”，載於《ColumbiaLawReview》第114期，2014年，第2049頁。78.相關內容參見德國學說，關於非物質財產消費，Bolze：“GibteseinenAnspruchaufSchadensersatzoderHerausgabedergezogenenNutzungwegeneinerPatentverletzung,diewederwissentlichnochgrobfahrlässigbegangenist?”，載於《AcP》第92期，1902年，第324及後頁。79.JoelTimóteo：“不當得利：總會導致財產的減少麼？”，同上。80.理論上強調保護合同自由的必要性，也就是保護財產所有人只為自己獲益而使用其財產的權利，以及按自己意願使用的預期；對此，在懲罰性賠償的範疇參見AllanSchwartz：“TheMythThatPromisesPreferSupracompensatotyRemedies:AnAnalysisofContractingforDamagesMeasures”，載於《YaleLawJournal(YLJ)》第100(2)期，1990(11月)，第375及後頁；法國學說參見CatherineThibierGe：“Librespropôssurl´evolutiondudroitdelaresponsabilité(versunélargissmentdelafonctiondelaresponsabilitécivile?”，載於《RevueTrimestrielledeDroitCivil(RTDC)》第3期，Juillet-Septembre，1999年，第574至579頁；意大利學說參見GiulioPonzanelli：“IPunitiveDamagesNell´esperienzaNordamericana”，載於《RivistadiDirittoCivile(RDC)》AnnoXXIX，PartePrima，1992年，第365至472頁；葡萄牙學說相關內容參見PaulaMeiraLourenço：“民事責任的懲罰性功能”，博士學位論文，科因布拉，科因布拉出版社，2006年，第181頁。

5981.近似內容參見美國學說，EricJ.Konopka：“Hey,That´sCheating!TheMisuseoftheIrreparableInjuryasaShortcuttoPrecludeUnjustEnrichmentClaims”，同上，第2045頁及後頁。82.相關內容參見LuísManuelTelesdeMenezesLeitão：“民法中的不當得利”，同上，第772頁。83.一個非法行為的行為人不應因該行為受益，這是不容置疑的；對此，美國學說提到“Favoringgain-basedawardsarestrongethicalintuitionsthatpromisesshouldbekeptandthosewhobreachtheircontractsshouldnotprofitfromtheirwrongs”，見ErnestW.Weinrib：“PunishmentandDisgorgementasContractRemedies”，載於《Chicago-KentLawReview》第78期，2003年，第70至74頁；WilliamS.Dodge：“TheCaseforPunitiveDamagesinContracts”，載於《DukeLawJournal》第48期，1999年，第629頁及後頁；相關內容有葡萄牙學說HenrizueSousaAntunes：“合同外民事責任後果中包含的非法得利和懲罰性效果：損害的正當性”，博士學位論文，科因布拉出版社，GrupoWoltersKluwer，2011年，第287至288頁。84.美國司法見解對不當得利訴訟受理採取越來越限制的態度，採用“不可恢復的損害規定”的要求；相關內容請見UnitedStatesv.Bame,2012-2U.S.TaxCas.(CCH)§50,528,at86,491(D.Minn.2012)。85.關於不當得利返還的司法措施輔助性的要求（澳門《民法典》第468條），根據美國學說，以“不可恢復的損害規定”的要求為背景；參見Kelleyv.Coll.ofSt.Benedict,901F.Supp.2d1123,1132(D.Minn)(denyingunjust-enrichmentclaimwhenplaintiffcouldhaveobtainedreliefunderfraudulent-transferstatute)。86.根據權威資料，“2014年澳門酒店業貢獻了幾乎澳門GDP的90%。而這一貢獻幾乎全部來源於博彩業”；相關內容參見GlennMccartney：“WhentheEggsinOneBasketAllCracked:AddressingtheDownturninMacau´sCasinoVIPJunketSystem”，載於《GamingLawReviewandEconomics(GLR&E)》第19(7)期，2015(9月)，2015年，第527頁。87.關於上條注釋相近的內容參見美國學說KateO'Keeffe：“MacauGamblingRevenueSuffersFirstFull-YearFall:China´sAntigraftCampaignBlamedforMacau´sFirstRecordedFull-YearDeclineinGamblingRevenue”，載於《WallStreetJournal(WSJ)》，2015年，文中多處提到。alios）享有財產經濟用途的理論。81這種專屬性是財產的法律特性，如果在專屬權利所有人的範疇因他人介入而被侵害，可以提起不當得利的訴訟（澳門《民法典》第467條第1款）。82838485五、澳門特區賭場的小費庫及名譽損失：相互關聯的關係？—極簡要的注釋。我們知道無論是澳門特區，還是美國內華達州，特別是拉斯維加斯，（幾乎完全）依賴博彩業及其高額利潤回報。8687

60而這樣對博彩業財政經濟的依賴88使作為一個整體的澳門承受着建立博彩業良好社會形象的艱巨責任。反過來講，小費庫規定/定義的不確定性，會動搖建立這種博彩業社會形象的基礎（眾所周知，那是一種特權，而不是一種權利），澳門特區賭場與員工之間的司法訴訟會為澳門博彩業的名譽造成令人失望的損失。因此，小費庫規定的缺失與澳門博彩業名譽的損害存在相互的關聯。那麼，名譽的損害意味着甚麼呢89？博彩業社會形象的損害90意味着以娛樂為主的環境製造者受到直接影響，繼而該產業共同體的質押保險也受到影響。也許正因此，有學說認為會“對國家造成損失”91；也為了同樣的原因，德國學說提出“間接財產損失”92，而葡萄牙學說中也有“間接或連帶損失”。93間接財產損失對於博彩業名譽損失94來說，主要是澳門特區的名88.參見GlennMccartney：“WhentheEggsinOneBasketAllCracked:AddressingtheDownturninMacau´sCasinoVIPJunketSystem”，同上，第529頁。89.本人在“CreditforGamingintheCasinosofthe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ofMacau.ContributionfortheResolutionoftheissueof｀Side-Betting´”有非常近似的表述，文中多處提到。90.KandisMccllure：“內華達賭場的小費庫”，同上，第96頁。91.關於國家的名譽損失寫到“我們認為，事實上，國家作為一個國族的組織形式，可能受到實際的形象損害(……)至少是對｀國族´的損害”；ManuelCarneirodaFrada：“社會損害與社會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載於《私法雜誌》2012(12月)，第二屆《私法雜誌》研討會，Cejur,Braga，2012年，第17至29頁。92.參見德國學說WolfgangGrunsky,Aktuellproblemezumbegriffdesvermogensschadens,Beck,München,2.Auflage，(2008)，第10頁。93.AdelaideMenezesLeitão：“董事因違反保護規則而對公司及公司債權人負上的責任”，載於《公司法雜誌》第1年第1期，總監AntónioMenezesCordeiro，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2009年，第647至679頁。94.關於間接財產損失，參見意大利學說RenatoScognamiglio：“Ildanomorale.Contributoallateoriadeldannoextracontrattuale”，載於《RivistadeDirittoCivile》，Cedam，Padova，1957年，第283至285頁。

61譽9596、信譽97、博彩業的社會反響9899100；這種博彩業名譽損害，除了本身有財產性質的考量，也完全違背財產所有人的目的101102：為賭場客人製造娛樂環境，而不是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豐沙爾（葡萄牙馬德拉，可望到德賽拉群島），於2015年10月9日。95.縱使屬一個議題的範圍，在因對法人造成非財產損害的功能意義的量度作出深入分析，參見MariaManuelVeloso：“對公司造成非財產損失?—科因布拉中級法院2004年4月20日合議庭裁判，上訴案第430/04號”，載於《私法雜誌》第18期，總監LuísCoutoGonçalves，Cejur，Braga，2007年，其中提到“非財產損失的表述比精神損失更寬闊，因不受到道德情感範圍的限制”，第34至35頁。96.上條注釋的相關內容參見MariaManuelVeloso：“非財產損失”，載於《〈民法典〉35週年及1977年修改20週年特刊》，第III卷《義務法》，科因布拉，科因布拉出版社，2007年，文中多次提到。97.JónatasMachado：“榮耀、榮譽與權力—民主制度中的新聞自由研究”，《法律與司法見解雜誌》第143年第3984期(2014年1月至2月)，總監AntónioPintoMonteiro，科因布拉，科因布拉出版社，2014年，第179頁。98.相關內容的著作FilipeMiguelCruzdeAlbuquerqueMatos：“因侵害信用或名譽而產生的民事責任”，《學位論文集》，博士學士論文，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2011年，第380頁。99.美國學說參見ToniMassaro/RobinStryker：“PoliticalDiscourse,Civility,andHarm:FreedomofSpeech,LiberalDemocracy,andEmergingEvidenceonCivilityandEffectiveDemocraticEngagement”，載於《ArizonaLawReview》第54期，2012年，第374頁。100.一些葡萄牙學說人提到在法人範疇的“社會面貌”相關內容，JorgeSindeMonteiro/AlmenodeSá,：“法人因代理人行為而負上的責任—最高法院1998年6月25日合議庭判決評註”，載於《法律及司法見解雜誌》第140年第3956號(2011年1月-2月)，總監AntónioPintoMonteiro，科因布拉，科因布拉出版社，2011年，第188至199頁。101.德國學說參見Mertens,KöllnerKommentarzumAktiengesetz,2/1,3.Auflage,(2010),§93,nota59.102.參見“(……)一個原本的目的，亦是旨在對個體的保護”，JorgeSindeMonteiro：“因顧問、勸諭或提供信息而產生的責任”，《學位論文集》，博士學位論文，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1989年，第249頁。

63《行政》第二十九卷，總第一百一十二期，2016No.2，63—91澳門長期經濟發展趨勢剖析（1960-2015）陳震宇*一、現代澳門經濟發展歷程的簡要回顧現代澳門的經濟發展，大概自1950年代開始。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大陸政局轉趨穩定，地緣政治環境使當時處於葡萄牙管理之下的澳門具有獨特而微妙的角色，從而形成條件，決定日後經濟發展的路向，進而決定日後經濟增長的幅度。鄭思堯曾對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澳門的經濟發展劃分為幾個階段，即困難時期（1950年至1955年）、穩定發展時期（1956年至1962年）和起伏發展時期（1963年至1981年）。其中在困難時期，受朝鮮戰爭西方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禁運影響，經濟發展蕭條；在穩定發展時期，澳門市場恢復從中國內地輸入產品，同時行政當局放寬貿易管制，使經濟取得一定增長；在起伏發展時期，則受到一系列內部和外部政治和經濟事件影響，先在1963至1966年間取得經濟增長，至1967年起走向蕭條，到1969年至1973年間再呈現經濟回暖趨勢。在1973年至1975年間，則受石油危機和葡萄牙政變因素影響，經濟趨向不穩，至1976年起開始復甦。1另一方面，黃啟臣、鄭煒明認為，1976年後中葡關係改善，使澳門局勢趨於穩定，加上中國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澳門工業產品獲得優惠待遇、廉價勞動力充足、基礎設施完備和優越的地理位置，澳門經濟從此至1993年間處於“騰飛”時期，加工製造業、旅遊業、房地產業和金融業得到全面發展，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在亞洲位列第六，被外界譽為亞洲的“另一條小龍”。2*博士，研究方向為公共行政管理。1.鄭思堯：“澳門經濟的發展與前景展望”，《澳門手冊》（澳門日報創刊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83年，第17-37頁。2.黃啟臣、鄭煒明：《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175頁。

64踏入1990年代中期，雖然各項大型基礎建設，尤其是澳門國際機場和九澳深水港等相繼落成，但澳門經濟發展卻陷入瓶頸，突破口有待摸索，加上治安不靖和亞洲金融危機等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影響，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自1996年起連續四年出現負增長。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經濟雖然開始出現復甦，但受外部因素，尤其是2001年美國紐約“九·一一事件”影響，復甦未見穩固。2003年初在華南地區肆虐的SARS疫情，更沉重打擊澳門的旅遊業。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在其成立之初決定擴大博彩業專營規模，歷經立法會於2001年通過《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以及公開競投程序，於2002年批給新的娛樂場幸運博彩專營權予三所經營者，及後再以轉批給形式把專營權授予多三所經營者。由新的經營者營運的娛樂場設施自2004年啟用以來，澳門經濟開始出現飛躍增長。與2000年相比，經濟總量在短短數年間膨脹超過三倍，期間經歷的深刻變化，“在世界發展史中都難以再現”。3而隨着鄰近地區經濟增長趨勢進入新常態，澳門特區的經濟一度高速發展的景象自2014年起已不復出現，博彩收入下跌加上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推進，澳門經濟進入調整期，對增長速度的影響仍有待較長時期的觀察。二、本地生產總值的概念及其在澳門的應用在談及經濟規模時，自然會聯想到本地生產總值（GrossDomesticProduct，簡稱GDP）。自布雷頓森林會議於1944年召開後，本地生產總值開始成為量度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經濟規模的主要工具，自1990年代起進一步成為國際通用的統計標準。聯合國於1953年起發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ystemofNationalAccounts，簡稱SNA），為測量經濟活動提供統計框架，本地生產總值為該體系的核心組成部份。估算本地生產總值的目的，在於估計產出或生產的價值，不包括政府的福利開支、資本利得和虧損，以及二手物品的銷售。本地生產總值可通過生產法、收入法或支出法，分別以產值、收3.吳志良：“從本地視角看回歸後的澳門發展”，《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1-2012）》，澳門大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25頁。　

65入和支出為指標加以推算。4在兩岸四地，台澎金馬地區是首個引入該核算體系的經濟體，本地生產總值的數據可上溯至1951年。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數據時間序列於1965年開始發佈，上溯至1961年開始，而內地則於1992年起採用該體系，但有關本地生產總值的數據可上溯至1951年。在澳門，原統計暨普查司（今統計暨普查局）於1987年首次公佈本地生產總值估算數據，並上溯至1982年（統計暨普查局，2014）。至於1982年之前的本地生產總值數據，目前已知有三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源自聯合國的國民核算主要總量數據庫（NationalAccountsMainAggregatesDatabase）5，由聯合國統計部門根據1982年之後的時間序列數據往前推算至1970年，假設1970至1981年間的年平均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為17.50%左右。顯然，在此基礎得出的推算結果相對粗疏。第二個版本源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委託英國經濟學者Maddison編纂的《世界千年經濟統計》（TheWorldEconomy:HistoricalStatistics）。6雖然該統計並未直接列出與澳門有關的數據，但作者提出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為香港的一半的假設。由於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僅為香港的3%至5%左右，作者顯然嚴重高估了澳門的經濟總量。至於第三個版本則源自葡萄牙中央政府，並可追溯至1953年。葡萄牙在這一年開始在本土和海外屬地實施以發展基礎建設為主的“繁榮計劃”（PlanodeFomento）。為追蹤計劃的執行效果，特別是各地居民收入的趨勢，葡萄牙海外部在1960年通過第17658號訓令設立“海外地區國民收入研究團”（MissãodeEstudodoRendimentoNacionaldoUltramar），專責從事海外屬地經濟統計研究。具體而言，當時的研究團參照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建議，自訂以收入法為基礎的簡化估算法。在此方法下，首先選定一系列與生產、支出和收入有關的指標，然後按各指標的增長趨勢分為上升、平行4.MossDA:AConsiseGuidetoMacroeconomics,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2007,pp.100-101.　5.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6.MaddisonA:TheWorldEconomy–HistoricalStatistics,OECD,2003.

66和下降三類，經過不同的方程組和矩陣運算方法，推算出居民總收入（rendimentonacional），再減去津貼和外地收入、加上折舊和間接稅收入，而得出本地生產總值，以士姑度（escudo）為貨幣單位。當時公佈的數值自1953年起至1970年為止，然後以線性廻歸方法，推算出1971年至1973年的數值7，從而形成一個為期21年的時間序列。研究團的研究成果，對於考察澳門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經濟增長進程而言雖然多少能提供參考，但推算指標的萃取其實並不全面，尤其側重第二產業、公共收入和葡裔人士消費指標，而輕視對外貿易和當時已處於萌芽和發展階段的第三產業指標。即使選取的指標本身，亦出現不少技術問題，例如生產、收入和開支指標混合採用，部份指標夾雜了一些不應列入估計的數值，行政當局平常開支中包括轉移和福利開支，以及未有從中抽離資本開支等，未能完全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揭櫫的技術原則相呼應。出現這種情況，可能與研究團對澳門經濟結構的認知出現偏差，以至缺乏具體統計數據有關。與此同時，由於澳門的經濟活動主要為華人掌握，上述缺失還導致研究團最終得出的估計數值不能完全反映華人社群的經濟活動對本地生產總值的實際貢獻，進而影響估計數值的可信性，至少有被低估之嫌。而隨着葡萄牙海外行政系統在1970年代中後期非殖民化進程的推進而瓦解，有關估算亦未有繼續，數據序列出現斷層，進一步降低數據的參考價值。三、剖析澳門長期經濟發展趨勢的現實意義估算1982年之前的本地生產總值，使澳門經濟時間序列得到適當延長，是剖析澳門長期經濟發展趨勢的一個必要條件。查閱1960年代至1970年代發行的《澳門統計年鑑》（AnuárioEstatísticodeMacau）以及《葡萄牙統計年鑑：海外卷》（AnuárioEstatísticodePortugal-Ultramar），可以發現當中除了刊載研究團7.MissãodeEstudodoRendimentoNacionaldoUltramar:RendimentoNacionaldeMacau1963-1973,1973.

67曾採用過的統計數據外，亦刊載大量與私人經濟活動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其他統計數據。在直接統計數據方面，有落成建築總金額、對外貿易總額等；而在間接統計數據方面，則有廣告、招牌以及門票銷售等而衍生的印花稅收入、耗電量、物價均值，以至物價指數等。由此引伸，歷年的澳門省總預算（OrçamentoGeraldaProvíncia）所列出的部份收入，例如旅遊稅、防務稅、超額純利稅（所得補充稅）等，亦能反映澳門一些重要經濟活動，例如旅遊、博彩、自由職業（如律師、會計行業）等方面的情況。而總預算中的各項開支明細，亦為進一步分析開支結構和推算有關金額提供一定的參考基礎。此外，部份慈善機構，例如仁慈堂和鏡湖醫院慈善會營運醫療機構的收入預算，亦為澳門居民的消費狀況提供參考。另一方面，相對於以生產法和收入法估算本地生產總值，以私人消費、投資、政府消費和出口淨值為要素估算的支出法所採用的指標較為簡單，其數據一般可以直接取得，或通過間接推算稅率等方式而取得。因此，支出法是目前世界各地最常用的本地生產總值估算方法。8審視過往涉及澳門的正式統計數據，與經濟活動有關者仍以支出數據為主，直接的生產數據僅限於加工業生產總值和漁獲兩種，顯然未能反映澳門經濟活動的完整面貌。基於公佈的數據種類所限，採用支出法估算當時的澳門本地生產總值，或較能反映其時經濟活動的實際情況。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探討，估算1982年之前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對研究部份重大歷史事件對澳門經濟增長的影響而言，亦具有實在的現實意義。至目前為止，當提及1981年前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例如1966年至1967年的“一二·三事件”、1970年代國際石油危機和1974年葡萄牙政變時，往往只能通過質性敘述，或者最多通過個別指標加以說明和佐證對澳門經濟的影響。以本地生產總值為說明指標，必能更全面和實質地反映其時澳門宏觀經濟的狀況，亦能與現時的狀況作出比對，顯然更具說服力。與此同時，適當延長澳門本地生產總值數值的時間序列，既有助於觀察和分析澳門長期經濟增長的演進狀況，8.MossDA:AConsiseGuidetoMacroeconomics,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2007,p.101.

68亦有助於與其他國家或地區比較經濟增長和發展、各種社會現象（例如政府規模）演進的決定性因素等各方面，對於通過實證方法解釋澳門發展進程中的各項問題而言，將可提供重要的數據補充。因此，估算1982年之前的澳門本地生產總值，既具備可行條件，亦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在上述的基礎之上，結合1982年至今的時間序列，可進一步發現現代澳門經濟發展在趨勢上的特徵，特別是澳門的經濟週期，以及週期內本地生產總值波動的基本規律，對於擬定長遠的發展策略而言，亦具有現實的參考意義。四、研究目的及數據來源本研究首先將以支出法估算現代歷史上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使現有數據的時間序列得以適當延長，在通過驗證後，再以計量經濟學方法進一步探討澳門經濟發展趨勢上的量化特徵。鑒於以支出法估算本地生產總值的基本參數為私人消費、投資、政府消費和出口淨值，因此必須確保有關的數據能清晰地在上述參數之間劃分。由於澳門地域狹小，滿足本身需要的所有經濟生產條件並不完全具備，部份糧食、消費品以及與固定資本形成有關的物資必須依賴外地進口，故此對外貿易統計的詳細程度對估算的影響最大。經查閱現有的文獻資料，較詳細的數據由1955年開始。另一方面，考慮到亞洲地區各主要經濟體的本地生產總值時間序列開始年份一般為1960年，本研究以1960年作為時間序列的起始年度，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估算的時間序列，因而在1982年的基礎上有望再向前延長22年。本研究的統計數據來源以《澳門統計年鑑》為主。有關行政當局開支結構的分析，除《澳門統計年鑑》外，尚參閱每年刊登於《澳門政府公報》（BoletimOficialdeMacau）的澳門省總預算及有關的補充預算、地方自治團體預算和其他自治機構預算。《澳門政府公報》每年刊登的個別慈善團體的預算亦為數據來源之一。此外，亦適當參照《葡萄牙統計年鑑：海外卷》、澳門行政當局的其他報告和資料作為補充。為取得原始數據而需調閱的文獻總量，累計接近一萬頁。

69五、1960至1981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估算方法本地生產總值由私人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庫存變化，以及貨物及服務進出口組成。就本研究而言，澳門的私人消費支出主要由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組成。在商品消費方面，根據《統計年鑑》所載數據，具體包括糧食、煙草、燃油和消費商品。各商品種類消費的估算方法列表如下：表1　商品消費估算方法商品種類估算方法糧食根據《統計年鑑》中有關牲畜、漁業、糧食入口及消費價格的數值中，計算糧食的總消耗量及其相應的每公斤平均價格。煙草1960至1974年的數值，可直接採用《統計年鑑》中的數值。1975至1981年的數值，從《統計年鑑》中得出煙草入口價值，然後從歷年實際消耗量及相應的消費金額，估計該年的數值。根據1960至1974年的數值，煙草的實際消耗量約為年度總入口量的70%，價值約為年度入口價值的95%。燃油可直接採用《統計年鑑》中的數值。消費商品根據《統計年鑑》中消費商品入口價值，然後參考《統計年鑑》所載的消費價格，估計該年盈利率。消費商品的消費金額，以入口價值乘以該年的盈利率為估計數值。在服務消費方面，根據《統計年鑑》所載數據，具體包括電力、自來水、銀行及銀號、酒店及餐飲業、公共服務、商業活動、私立醫院服務和其他服務。各服務種類消費的估算方法列表如下：表2　服務消費估算方法服務種類估算方法電力可直接採用《統計年鑑》中的數值。

70服務種類估算方法自來水可直接採用《統計年鑑》中的數值。銀行及銀號1960至1973年：首先估計大西洋銀行以外的其他銀行或銀號的存款總額，然後估計銀行收益佔存款總額的比例。根據1974年大西洋銀行與其他銀行存款總額的比例，估計兩者的關係為1.12，因此對於其他銀號或銀行的存款額，均以此值估算。而銀行收益佔存款總額的比例，將從1976至1981年間的實際比例中估算得出，即4%。1974至1981年：所有數值可直接從《統計年鑑》中得出。酒店及餐飲業收益根據旅遊稅收入推算得出。參照有關法規，旅遊稅的稅率為5%。此外，估計收益總值的20%屬本地居民消費，其餘視為服務出口。公共服務收益包括中央部門及地方行政團體的服務收益、郵電廳及公務員互助會的收益，全部數值可直接從《統計年鑑》中得出。商業活動可從《統計年鑑》中的稅收數值中估算得出，包括廣告、招牌、表演（戲院、舞廳）、租賃和自由職業。參照相關法規，廣告及招牌印花稅的平均稅率均為3%、表演印花稅的平均稅率為10%，超額純利稅（所得補充稅）的平均稅率為7.5%。另外，設定澳門市租賃活動佔業鈔收入的估計比例為25%，海島市為15%。私立醫院服務從鏡湖醫院慈善會和仁慈堂的年度預算中推算。其他服務由於1960至1981年間攤販、小商舖和家庭式手工業在澳門的社會和經濟仍佔一定角色，他們的經營收益極有可能因為獲豁免繳稅以至逃稅的關係而並未包括在統計數值當中，同時考慮到其他方面的遺漏，故加入“其他服務”收益，其數值估計為所有消費和服務的估計總值的1%。在政府最終消費支出方面，由於行政當局在研究期間公佈的帳目以部門分章列出開支，故其實際分佈須從每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將每條開支歸類為“消耗開支”、“人員開支”、“轉移開支”和“資本開支”，再根據各開支種類的比例，結合公共開支實際總額推算出具體數值，並以“消耗開支”和“人員開支”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的實際估計數值。

71在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方面，可直接採用《統計年鑑》中有關建築業的樓宇建成總值，以及屬固定資本商品的進口統計數值，再加上公共開支中“資本開支”的估計數值而得出。由於樓宇建成總值已反映最終的建築成本，故此對固定資本商品的進口總額估計，將撇除水泥和鋼筋等建築材料的數值。對於庫存變化的估計，將根據1982至2013年間本地生產總值與庫存變化的變動關係而設定相應的權重：表3　庫存變化權重對照本地生產總值變動率庫存變化的權重（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份比）-5%以下0%-5%至5%0.15%6%至10%0.5%11%至15%1%16%至20%2%20%以上3%在貨物及服務進出口方面，各種類的估算方法列表如下：表4　貨物及服務進出口估算方法種類估算方法貨物進出口可直接從《統計年鑑》中得出。服務出口轉口貿易設定估計盈利率2%為有關收益。酒店及餐飲業設定估計收益總值的80%為服務出口。海上運輸可從《統計年鑑》中的對海上運輸所徵收的印花稅總額中估算得出。根據相關法規，海上運輸印花稅的平均稅率為2%。

72種類估算方法服務進口由於缺乏具體統計數據支持，將以1982至2015年間本地生產總值與服務進口之間的線性廻歸關係（R2=0.943）作為基礎推算。對於服務出口項目下的博彩收益，則按照以下方法估算：1977至1981年的數值，可直接採用行政當局公佈的數據。其中賽狗收益的數據可再進一步上溯至1973年。91960至1976年的數值，按照以下方法估計：對於幸運博彩及賽狗，將根據1977年後訪澳旅客人均收益，設定此前的估計數值（見表5及表6），然後以當年訪澳旅客數字乘以相應的估計數值。表5　幸運博彩人均收益估計值（1960-1976）年份幸運博彩人均收益（估計值，澳門元）1960-1962401963-1969501970601971701972801973901974100197511019761209.參見InspecçãodosContratosdeJogos:OJogoemMacau,GovernodeMacau,1985.　

73表6　賽狗人均收益估計值（1963-1973）年份賽狗人均收益（估計值，澳門元）1963-1965151966-197314對於白鴿票及回力球，將根據1977年後行政當局公佈的統計數值，直接設定此前估計數值。此外，由於1973年及之前澳門的貴金屬進出口貿易情形相當特殊，特別是絕大部份黃金和白銀在進口澳門後往往再通過非正式管道轉往外地，在進出口價值最終將相互抵銷，且由此產生的收益亦非經正規途徑取得的情況下，本研究並未把貴金屬進出口的因素納入估計之內。在估算不變價格的本地生產總值方面，將按照各組成部份的特點，選取合適的指標作為估算相應平減指數的基礎（見表7）。具體而言，首先將估算以1980年為不變價格的1982年本地生產總值（G1982,1980），再以最近期不變價格（在展開本研究時為2013年）的同年總值（G1982,2013），以除式G1982,2013÷G1982,1980得出最近其不變價格的值。表7　本地生產總值各組成部份的平減指數指標組成部份平減指數指標私人消費支出消費物價指數政府最終消費支出消費物價指數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固定資本進口單位價值（每公斤）庫存變化固定資本進口單位價值（每公斤）貨物進出口商品進出口單位價值（每公斤）服務進出口消費物價指數

74六、1960至1981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估算結果通過上述方法估算而得出1960至1981年的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包括當年價格及2013年不變價格）時間序列，見表8及表9：表8年份內部需求私人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庫存變化貨物及服務出口貨物出口服務出口貨物及服務進口貨物進口服務進口外地需求淨值本地生產總值（當年價格）1960282258141002105615418415926263071961307277151042407516519516629453521962369316182313276871892311973545414196336730727331290100190252219343840519644543673239163471152322952524252506196548940143396378123256316270466355119665324304949342113828334529451776091967461374523403871432442922464695556

75年份內部需求私人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庫存變化貨物及服務出口貨物出口服務出口貨物及服務進口貨物進口服務進口外地需求淨值本地生產總值（當年價格）19685014165031344417027435330349915931969595487514315545226319429370591157111970693552575627644255390466393731788711971776617607821754291463528445842261,002197296874677105409954105856985921062971,26519731,08985191132151,2024977058697501193331,42319741,146825127176181,2745517237856491364891,63519751,18691714412231,4526847689337911425181,70419761,5471,147142179782,1211,1939281,1849772079362,48319771,7491,363177179292,3221,2221,1001,3311,1022299912,73919781,9311,493185237162,4641,2771,1871,4941,2522429702,90019792,7952,0542223831363,6852,0141,6702,1771,8183591,5084,30319803,6652,6712555721674,7552,7182,0363,1402,7004401,6155,28019815,0753,5104409212046,0693,7032,3664,6654,1245411,4046,479

76表9年份內部需求私人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庫存變化貨物及服務出口貨物出口服務出口貨物及服務進口貨物進口服務進口外地需求淨值本地生產總值（2013年價格）變動率19601,010742100167086692774576500822901,30019611,0897971101783956123833610522943461,43610.43%19621,437909126391101,0961429547236201103731,81026.10%19631,63988219456211,1231639607886881083351,9749.04%19641,9771,054232678131,3581881,1719207951354382,41522.35%19652,1451,15230668251,4892011,2889868501475032,6489.63%19662,4461,23735385431,6542261,4281,0769251625783,02314.18%19672,0431,07737059501,4652341,2309127731485532,595-14.15%19682,1021,19736054231,6592791,3801,1019551585572,6592.44%19692,5151,399363740121,9783691,6081,3411,1651896373,15218.53%19702,9861,589410966222,3804171,9631,4551,2382329253,91224.12%19713,5651,7764271,346172,8094772,3331,6491,4002671,1604,72520.80%

77年份內部需求私人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庫存變化貨物及服務出口貨物出口服務出口貨物及服務進口貨物進口服務進口外地需求淨值本地生產總值（2013年價格）變動率19724,5462,1475491,819323,6226712,9512,1801,8653371,4425,98826.71%19735,3942,4496502,282124,3698143,5552,7142,3623791,6557,04817.71%19746,3432,3739113,044144,5479023,6452,4522,0424362,0958,43819.72%19755,7772,6381,0332,10424,9901,1203,8712,9152,4914542,0757,852-6.94%19767,4683,3001,0193,087626,6291,9534,6763,6983,0766622,93110,39932.43%19778,3133,9201,2693,102237,5452,0005,5454,1573,4717303,38811,70212.53%19789,7364,2941,3254,106128,0732,0915,9834,6673,9437733,40613,14312.31%197914,2265,9091,5906,62010711,7163,2978,4196,7985,7241,1474,91819,14545.67%198019,5307,6841,8309,88513214,7154,45010,2659,8078,5001,4074,90824,43927.65%198129,32910,0953,15515,91816217,9896,06111,92814,56912,9861,7273,42032,75034.01%

78與現有的序列比較，葡萄牙海外地區國民收入研究團在1960至1970年間對澳門估計的本地生產總值，平均比本研究低18.28%。而聯合國在1970至1981年間的估計數值，則平均高出10.94%，其中在1970至1978年間出現高估，1979至1981年間則出現低估。上文提及海外地區國民收入研究團和聯合國統計部門在估算澳門數值時出現的主要缺失，是直接導致兩者均與本研究得出的數值存在較大的偏差的原因。表10　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估計的時間序列比較（1960-1981，括號內數值為誤差）年份作者海外地區國民收入研究團聯合國年份作者海外地區國民收入研究團聯合國1960307280(-8.83%)19711,0021,172(+16.97%)1961352306(-13.01%)19721,2651,378(+8.87%)1962414341(-17.58%)19731,4231,619(+13.78%)1963405369(-8.94%)19741,6351,902(+16.34%)1964506397(-21.61%)19751,7042,237(+31.27%)1965551441(-20.06%)19762,4832,627(+5.82%)1966609468(-23.04%)19772,7393,086(+12.66%)1967556468(-15.84%)19782,9003,638(+25.43%)1968593501(-15.47%)19794,3034,258(-1.05%)1969711543(-23.59%)19805,2805,001(-5.28%)1970871583(-33.10%)997(+14.46%)19816,4795,959(-8.02%)

79另一方面，採用計量經濟學中的單位根檢驗方法，並將其結果與鄰近經濟體的序列比較，可檢驗本研究所得序列數據的連貫性。檢驗結果顯示，如以1960至2015年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經二次差分變換後仍未達至平穩，說明過去55年澳門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未能呈現長期的趨勢且最終趨於一個常數或線性函數。這可能與最近數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實質增幅，與過去數十年相比波動較大有關。上述估計可通過將時間序列縮短至2002年，即在撇除近年的數據後再進行單位根檢驗而得到證實，且經二次差分變換後已達至平穩，而單位根檢驗結果亦與鄰近經濟體相似。表11　1960至2015年時間序列單位根檢驗結果經濟體ADF值DW值1%臨界值結論滯後項澳門-1.9857522.042691-2.615093不平穩6香港-9.8878872.117974-2.615093***I(2)1中國內地-6.5990111.960412-2.609324***I(2)0台澎金馬-1.4351781.640531-2.616203不平穩7新加坡-3.1624342.178737-2.617364***I(2)8葡萄牙-5.6718582.061385-2.615093***I(2)6註：檢驗引入滯後項，不包括常數及時間趨勢項***p<0.01表12　1960至2002年時間序列單位根檢驗結果經濟體ADF值DW值1%臨界值結論滯後項澳門-8.5372561.900820-2.624057***I(2)0香港-10.1344902.058871-2.634731***I(2)1中國內地-4.7951351.851029-2.624057***I(2)0台澎金馬-9.9367381.879835-2.625606***I(2)1新加坡-12.5045401.657849-2.625606***I(2)1葡萄牙-5.5638562.173196-2.634731***I(2)6註：檢驗引入滯後項，不包括常數及時間趨勢項***p<0.01

80與其他經濟體的比較，澳門的經濟規模在1960至1990年代平均約為香港的4%至5%，但自2000年代開始，兩者的距離開始收窄，至2015年為香港的22.89%。至於與中國內地和台澎金馬地區比較，則基本處於穩定狀態，或說明三地的經濟規模的擴張速度整體相若。與新加坡比較，則澳門的經濟規模的擴張速度比當地快；與葡萄牙比較則較慢。表13　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佔鄰近經濟體的平均百份比香港中國內地台澎金馬新加坡葡萄牙1960-19694.54%0.15%3.45%9.27%13.70%1970-19793.68%0.16%3.36%9.31%13.96%1980-19895.41%0.66%2.85%10.88%10.31%1990-19996.70%1.31%3.50%12.49%8.52%2000-200910.21%1.27%3.51%12.29%8.70%2010-201524.64%1.21%3.56%12.20%8.84%七、經濟增長長期趨勢描述從1960至2015年本地生產總值變動率的連續時間序列可以看到（表11），澳門在1960至1982年的大部份時間均處於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除去1967、1968和1975年，這段時期本地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達21.21%。自1983中至1992年，澳門的經濟增長轉向溫和但仍維持高速，這段時期的本地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80%。2000年後，澳門經濟再進入高速增長的時期。在2000至2003年間，本地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為7.31%；在2004至2007年間為15.64%；在2010至2013年間則為16.84%。

81圖1　歷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1961-2015）14圖1歷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1961-2015）另一方面，在1960至2015年間，澳門曾經歷過多次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停滯或負增長的時期。第一次的負增長是1967至1968年因“一二·三事件”而引發的信心危機。根據估計結果，1967年的私人消費支出比1966年收縮12.93%，貨物及服務出口收縮11.44%，貨物及服務進口收縮15.29%，整體本地生產總值收縮14.15%。雖然1968年本地生產總值已回升2.44%，但要到1969年才完全回復至1966年的水準。此外，因事件而造成公共財產受損的修復成本約60萬澳門元（1966年幣值），折合2015年幣值約935萬澳門元；事件發生後引發的信心危機估計對澳門整體經濟至少造成8.78億澳門元的累積損失（2015年幣值），佔1966年本地生產總值的26.20%。第二次的負增長是在1975年。這是由於石油危機而導致的。當年的本地生產總值比1974年收縮6.94%。然而，石油危機對澳門經濟的影響是短暫的，因為從估計數值可見，1976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已經回復至1974年的水準，甚至大幅超前。至於澳門第三、第四和第五次的增長停滯或負增長，都是主要受到國際經濟衰退的影響，分別是1985年的國際經濟危機、19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又稱“國際金融危機”、“國際金融海另一方面，在1960至2015年間，澳門曾經歷過多次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停滯或負增長的時期。第一次的負增長是1967至1968年因“一二·三事件”而引發的信心危機。根據估計結果，1967年的私人消費支出比1966年收縮12.93%，貨物及服務出口收縮11.44%，貨物及服務進口收縮15.29%，整體本地生產總值收縮14.15%。雖然1968年本地生產總值已回升2.44%，但要到1969年才完全回復至1966年的水準。此外，因事件而造成公共財產受損的修復成本約60萬澳門元（1966年幣值），折合2015年幣值約935萬澳門元；事件發生後引發的信心危機估計對澳門整體經濟至少造成8.78億澳門元的累積損失（2015年幣值），佔1966年本地生產總值的26.20%。第二次的負增長是在1975年。這是由於石油危機而導致的。當年的本地生產總值比1974年收縮6.94%。然而，石油危機對澳門經濟的影響是短暫的，因為從估計數值可見，1976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已經回復至1974年的水準，甚至大幅超前。至於澳門第三、第四和第五次的增長停滯或負增長，都是主要受到國際經濟衰退的影響，分別是1985年的國際經濟危機、19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又稱“國際金融危機”、“國際金融海嘯”）。其中1990年代末期的經濟衰退，是1990年代中期由於中國內地宏觀調控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澳門內部治安開始出現問題而導致經濟發展停滯的延伸。

82第六次的負增長則從2014年開始，本地生產總值因應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新常態”而進入調整，至今仍未復甦。從本地生產總值的結構分析，內部需求從1960年代佔約80%，下降至特區成立後佔約50%（圖2），當中又以私人消費支出份額的跌幅最大，從1960年代約47%，下降至特區成立後的27%。相應地，外地需求從1960年代佔本地生產總值約20%，上升至特區成立後佔約40%，份額整體增加約一倍（表14及圖3）。這說明澳門經濟發展的進程中，特別是由於博彩和旅遊業的發展，使澳門與外地的聯繫日益緊密，外地對澳門貨物和服務的需求隨之愈益增加。圖2　歷年澳門內部需求及外地需求比重（1960-2015）15嘯”）。其中1990年代末期的經濟衰退，是1990年代中期由於中國內地宏觀調控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澳門內部治安開始出現問題而導致經濟發展停滯的延伸。第六次的負增長則從2014年開始，本地生產總值因應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新常態”而進入調整，至今仍未復甦。從本地生產總值的結構分析，內部需求從1960年代佔約80%，下降至特區成立後佔約50%（圖2），當中又以私人消費支出份額的跌幅最大，從1960年代約47%，下降至特區成立後的27%。相應地，外地需求從1960年代佔本地生產總值約20%，上升至特區成立後佔約40%，份額整體增加約一倍（表14及圖3）。這說明澳門經濟發展的進程中，特別是由於博彩和旅遊業的發展，使澳門與外地的聯繫日益緊密，外地對澳門貨物和服務的需求隨之愈益增加。圖2歷年澳門內部需求及外地需求比重（1960-2015）表14各年代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組成部份的比例（1960-2015）私人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外地需求1960-196946.65%10.44%22.43%20.28%1970-197933.93%10.09%30.08%25.58%1980-198934.84%8.01%23.06%27.70%1990-199936.40%11.81%23.37%24.21%2000-201527.38%9.15%19.02%42.19%表14　各年代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組成部份的比例（1960-2015）私人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外地需求1960-196946.65%10.44%22.43%20.28%1970-197933.93%10.09%30.08%25.58%1980-198934.84%8.01%23.06%27.70%1990-199936.40%11.81%23.37%24.21%2000-201527.38%9.15%19.02%42.19%

83圖3　歷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組成部份的比例（1960-2015）16圖3歷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組成部份的比例（1960-2015）在政府最終消費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即政府規模方面，在時間序列涵蓋的55年間處於整體穩定的狀態，平均佔本地生產總值約10%（表14及圖3），在細節上當然仍經歷擴張和收縮的階段。時間序列顯示，澳門的政府規模在1960年代曾經歷擴張，至1967年達至高峰（佔14.26%）。受“一二·三事件”的後遺症影響，政府規模自1968年起進入收縮期，至1972年起重新擴張，到1975年達至高峰（佔13.16%）。此後由於私人消費支出增幅擴大，使政府規模再度進入收縮期，至1983年到達谷底（佔6.27%）。隨着公共行政現代化和本地化進程的開展，政府規模從1984年起再度進入擴張，至1999年達至高峰（佔15.16%）。特區成立後，私人部門生產活動開始復甦，私人消費支出以及進出口活動恢復擴張，致使政府規模進入收縮。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在2000年佔本地生產總值12.13%，至2013年只佔6.50%，規模縮減接近一半。2014年起，由於私人部門生產活動收縮，在公共開支減幅並不顯著的情況下，政府規模再度擴張（圖4）。圖4歷年政府最終消費支出佔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百份比（1960-2015）在政府最終消費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即政府規模方面，在時間序列涵蓋的55年間處於整體穩定的狀態，平均佔本地生產總值約10%（表14及圖3），在細節上當然仍經歷擴張和收縮的階段。時間序列顯示澳門的政府規模在1960年代曾經歷擴張，至1967年達至高峰（佔14.26%）。受“一二·三事件”的後遺症影響，政府規模自1968年起進入收縮期，至1972年起重新擴張，到1975年達至高峰（佔13.16%）。此後由於私人消費支出增幅擴大，使政府規模再度進入收縮期，至1983年到達谷底（佔6.27%）。隨着公共行政現代化和本地化進程的開展，政府規模從1984年起再度進入擴張，至1999年達至高峰（佔15.16%）。特區成立後，私人部門生產活動開始復甦，私人消費支出以及進出口活動恢復擴張，致使政府規模進入收縮。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在2000年佔本地生產總值12.13%，至2013年只佔6.50%，規模縮減接近一半。2014年起，由於私人部門生產活動收縮，在公共開支減幅並不顯著的情況下，政府規模再度擴張（圖4）。圖4　歷年政府最終消費支出佔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百份比（1960-2015）16圖3歷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組成部份的比例（1960-2015）在政府最終消費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即政府規模方面，在時間序列涵蓋的55年間處於整體穩定的狀態，平均佔本地生產總值約10%（表14及圖3），在細節上當然仍經歷擴張和收縮的階段。時間序列顯示，澳門的政府規模在1960年代曾經歷擴張，至1967年達至高峰（佔14.26%）。受“一二·三事件”的後遺症影響，政府規模自1968年起進入收縮期，至1972年起重新擴張，到1975年達至高峰（佔13.16%）。此後由於私人消費支出增幅擴大，使政府規模再度進入收縮期，至1983年到達谷底（佔6.27%）。隨着公共行政現代化和本地化進程的開展，政府規模從1984年起再度進入擴張，至1999年達至高峰（佔15.16%）。特區成立後，私人部門生產活動開始復甦，私人消費支出以及進出口活動恢復擴張，致使政府規模進入收縮。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在2000年佔本地生產總值12.13%，至2013年只佔6.50%，規模縮減接近一半。2014年起，由於私人部門生產活動收縮，在公共開支減幅並不顯著的情況下，政府規模再度擴張（圖4）。圖4歷年政府最終消費支出佔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百份比（1960-2015）

84八、經濟週期的劃分對於1960至2015年間澳門的經濟週期，首先可通過目視的“谷—谷法”（valley-to-valleymethod）劃分當中的波動期，從而顯示出當中的特點和趨勢。具體而言，“谷—谷法”量度一個波動的最低點（谷）到下一個最低點的間隔，從而得出相應的週期。以此方法劃分的澳門經濟波動期及其基本特徵列表如下：表15　以“谷—谷法”劃分的澳門經濟波動期及其基本特徵起止年份時間跨度平均增長率波峰波谷峰谷落差（百份點）標準差波動系數11961-1963315.19%26.10%9.04%17.079.48%0.6221964-1965215.99%22.35%9.63%12.739.00%0.5631966-196720.01%14.18%-14.15%28.3320.03%1,472.6841968-1971416.47%24.12%2.44%21.679.63%0.5851972-1973222.21%26.71%17.71%9.006.37%0.2961974-197526.39%19.72%-6.94%26.6618.85%2.9571976-1978319.09%32.43%12.31%20.1111.55%0.6081979-1980236.66%45.67%27.65%18.0112.74%0.3591981-1985411.06%34.01%0.73%33.2810.16%0.92101986-198948.46%14.29%5.02%9.274.06%0.48111990-199125.82%7.98%3.66%4.323.06%0.53121992-199872.97%13.30%-4.57%17.875.66%1.91131999-200578.81%26.76%-2.36%29.119.13%1.04142006-200948.12%14.45%1.32%13.136.72%0.83152010-2012318.72%25.26%9.23%16.038.41%0.45162013-20153-3.33%11.20%-20.35%31.5515.92%4.78從表15可見，澳門的經濟波動期具有以下的特點和變化趨勢：1.除1992至1998年，以及1999至2005年的波動期長達7年外，在時間序列涵蓋的55年間，澳門經濟波動期長度偏短，平均只有3年。

852.經濟增長的潛力曾經歷“強勁—衰退—復甦”三個階段。分析結果顯示，1960年代本地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為11.92%，1970年代則為21.09%，隨後平均增長率開始下降，於1990年代跌至4.39%。特區成立後，經濟增長潛力有所改善，2000年代至今的平均增長率回升至8.08%。3.本地生產總值變動率的振幅（峰谷落差）偏大，波動系數（即標準差與平均增長率絕對值的商）反復，反映經濟增長的整體穩定性不足。從波谷的深度分析，1960年代的平均值為1.74%，1970年代則為12.68%，經濟增長趨向穩定。另一方面，自1980年代起，波谷的平均深度呈現向下的趨勢，從2.88%下降至2000年代至今的-3.04%，經濟增長轉趨不穩定。鑑於“谷—谷法”在上述情況僅能辨別出短期的經濟波動趨勢，對於長期經濟週期趨勢，可採用Hodrick-Prescott濾波（簡稱HP濾波）方法提煉出時間序列中的趨勢要素。從宏觀經濟學角度觀察，HP濾波的優點在於其視本地生產總值的變動為一個緩慢的變動過程，經濟週期內產生的波動，只是這個過程的偏離，長遠而言其趨勢還是固定的。因此，計算HP濾波的最終目的在於強調經濟週期的頻率，而弱化其波動，從而能更清晰地分辨出經濟週期實際的總時程，對擬定長遠的發展策略具有現實的參考意義。HP濾波分析結合“谷—谷法”結果顯示，在1961至2015年間，澳門曾經歷兩個經濟週期，其中只有1967至1996年的週期是完整的，之前是一個完整週期的最後六年。現時的經濟週期則在1997年開始，且由於後續經濟增長情況不明，暫時只能判斷為一個尚未結束的週期（圖5，其中實線為HP濾波趨勢線，虛線為本地生產總值變動率）。就1967至1996年的經濟週期而言，其時間跨度為30年，平均趨勢的波動值為13.27%。在這段週期內，本地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2.96%。上述分析結果與澳門經濟發展歷程的實際情況相符：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澳門的第二產業重新得到發展，同時第三產業開始萌芽，經濟增長迅速。進入1980年代，澳門經濟雖然維持成長，但速度已逐漸放緩，直至1990年代中期進入發展瓶頸為止。

86圖5　歷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變動率的HP濾波趨勢序列（1961-2015）19表16基於HP濾波趨勢序列的澳門經濟週期（1961-2015）起止年份時間跨度平均趨勢波動值平均變動率1961-1966612.94%15.29%1967-19963013.27%12.96%1997-2015197.38%7.13%在本地生產總值組成部份的變動週期方面，HP濾波分析結合“谷—谷法”結果顯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出現兩個不完整的週期，以1983年為分界線；私人消費支出同樣出現兩個不完整的週期，以1998年為分界線；貨物及服務出口亦出現兩個不完整的週期，以1995年為分界線。至於貨物及服務進口，則出現一個完整週期和兩個不完整週期，完整週期為1996至2009年，時間跨度為14年，平均趨勢波動值為6.85%。分析結果同時顯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與私人消費支出之間存在相互補充的規律：當私人消費支出呈現向下趨勢時，政府最終消費趨勢向上；當前者呈現向上趨勢時，後者趨勢向下。然而，兩者趨勢達至峰值的時間，在各週期中互有長短，未見有明顯的規律。至於兩者變動的趨勢亦表現出各自的特徵：私人消費支出在時間序列初期的波動較大，而在第二個週期開始時顯著放緩；而表16　基於HP濾波趨勢序列的澳門經濟週期（1961-2015）起止年份時間跨度平均趨勢波動值平均變動率1961-1966612.94%15.29%1967-19963013.27%12.96%1997-2015197.38%7.13%在本地生產總值組成部份的變動週期方面，HP濾波分析結合“谷—谷法”結果顯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出現兩個不完整的週期，以1983年為分界線；私人消費支出同樣出現兩個不完整的週期，以1998年為分界線；貨物及服務出口亦出現兩不完整的週期，以1995年為分界線。至於貨物及服務進口，則出現一個完整週期和兩個不完整週期，完整週期為1996至2009年，時間跨度為14年，平均趨勢波動值為6.85%。分析結果同時顯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與私人消費支出之間存在相互補充的規律：當私人消費支出呈現向下趨勢時，政府最終消費趨勢向上；當前者呈現向上趨勢時，後者趨勢向下。然而，兩者趨勢達

87至峰值的時間，在各週期中互有長短，未見有明顯的規律。至於兩者變動的趨勢亦表現出各自的特徵：私人消費支出在時間序列初期的波動較大，而在第二個週期開始時顯著放緩；而政府最終消費支出的波動趨勢，則未見有顯著的變化，或為行政當局長期以來審慎理財的體現。在貨物及服務進出口的變動趨勢方面，兩者在1995年前幾近同步，說明在當年之前澳門內部與外地對於彼此貨物和服務的需求基本相若。在1995年後，進出口的變動趨勢開始出現差異，特別是由於博彩業和旅遊業在2000年代的快速發展，使兩者的趨勢差異擴大。其中出口增長的趨勢，明顯高於進口增長趨勢。到2007年之後，出口趨勢急速逆轉，使兩者差異進一步擴大。圖6　歷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組成部份的HP濾波趨勢序列（1961-2015）20政府最終消費支出的波動趨勢，則未見有顯著的變化，或為行政當局長期以來審慎理財的體現。在貨物及服務進出口的變動趨勢方面，兩者在1995年前幾近同步，說明在當年之前澳門內部與外地對於彼此貨物和服務的需求基本相若。在1995年後，進出口的變動趨勢開始出現差異，特別是由於博彩業和旅遊業在2000年代的快速發展，使兩者的趨勢差異擴大。其中出口增長的趨勢，明顯高於進口增長趨勢。到2007之後，出口趨勢急速逆轉，使兩者差異進一步擴大。圖6歷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組成部份的HP濾波趨勢序列（1961-2015）九、經濟週期變化特徵的計量經濟學分析為進一步分析澳門經濟週期變化的特徵，本文以HP濾波分析結果所得的經濟週期劃分為基礎，分別建立樣本區間為1961至1966年、1967至1996年，以及1997至2015年的向量自迴歸（VectorAuto-Regression，簡稱VAR）模型。VAR模型的特點在於其克服傳統經濟計量方法中必須以經濟理論為基礎描述變量關係的局限，而以數據的統計性質為基礎而建立，尤其適用於分析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衝擊，為解釋經濟衝擊對變量造成的影響提供依據。在建立VAR模型時，須根據赤池信息量準則（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簡稱AIC）和施瓦茲準則（SchwarzCriterion，簡稱SC）取值最小的原則以確定模型的滯後階數。在對本地生產總值變動率時間序列實施單位根檢九、經濟週期變化特徵的計量經濟學分析為進一析澳門經濟週期變化的特徵，本文以HP濾波分析結果所得的經濟週期劃分為基礎，分別建立樣本區間為1961至1966年、1967至1996年，以及1997至2015年的向量自迴歸（VectorAuto-Regression，簡稱VAR）模型。VAR模型的特點在於其克服傳統經濟計量方法中必須以經濟理論為基礎描述變量關係的局限，而以數據的統計性質為基礎而建立，尤其適用於分析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衝擊，為解釋經濟衝擊對變量造成的影響提供依據。

88在建立VAR模型時，須根據赤池信息量準則（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簡稱AIC）和施瓦茲準則（SchwarzCriterion，簡稱SC）取值最小的原則以確定模型的滯後階數。在對本地生產總值變動率時間序列實施單位根檢驗，並從中比較AIC和SC信息量取值後，由於兩者對應的p值不同，因此改採似然比（likelihoodratio）方法，確定模型的滯後階數為1期。三組模型的估計方程如下，其中G為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G-1為滯後1期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圓括號內數值為標準差，方括號內的數值為t檢驗統計量值：1961-1966模型：G=-0.761728G-1+0.280754R2=0.528819(4.1)(0.32512)(0.05564)[-2.34293]**[5.04608]***1967-1996模型：G=0.333194G-1+0.084810R2=0.074844(4.2)(0.18215)(0.03332)[1.82923][2.54512]**1997-2015模型：G=0.535565G-1+0.027500R2=0.147004(4.3)(0.26443)(0.03200)[2.02536]**[0.85925]**p<0.05,***p<0.01從上列VAR模型參數中可見，1961-1966模型的斜率參數的和為負值，或說明1966年前的經濟系統內在協調能力較弱，可能導致減速動力產生。1967-1996和1997-2015模型結果顯示斜率參數的和均為正值，或表示自1967年起經濟系統內在的協調能力得到改善，從而改善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值得注意的是，1967年正值“一二·三事件”發生之後，行政當局的管治威信在此時遭受重創，其於經濟活動中的規管角色尤其被削弱。此一事實或可具體說明行政當局在1966年之前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過於嚴苛，在某程度上已損害澳門經濟系統的內在協調能力。

89一方面，從決定系數（R2）方面觀察，1967-1996和1997-2015模型的樣本決定系數值偏低，對樣本的解釋能力較弱，或說明澳門經濟隨着與外地的聯繫加強，而導致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增加。從各模型的常數項結果觀察，隨着時間的演進，模型的常數項逐步減少（從0.280754減少至0.0275）。這可能說明兩個方面：首先，經濟增長的波動從過去呈現較大起伏的局面逐漸趨向穩定；其次，與外地的聯繫加強反而使澳門的經濟運行更有能力抵禦外來的衝擊，特別是由於澳門先後與葡萄牙士姑度和港元實施聯繫匯率，澳門元幣值穩定使經濟系統遭受外來衝擊的可能性降低。為探討澳門經濟增長的內在穩定性和對外來衝擊的反應，本文在上列VAR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計算脈衝響應函數（impulseresponse），這是因為VAR模型並非理論性模型，其分析重點並非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而是當模型受到隨機波動（衝擊）的影響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計算脈衝響應函數可清晰捕捉到這種衝擊的效果。函數顯示的標準差值越小，說明系統穩定性越高，抵禦外來衝擊能力越強。圖7　在向量自迴歸（VAR）模型下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脈衝響應函數22擊，特別是由於澳門先後與葡萄牙士姑度和港元實施聯繫匯率，澳門元幣值穩定使經濟系統遭受外來衝擊的可能性降低。為探討澳門經濟增長的內在穩定性和對外來衝擊的反應，本文在上列VAR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計算脈衝響應函數（impulseresponse），這是因為VAR模型並非理論性模型，其分析重點並非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而是當模型受到隨機波動（衝擊）的影響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計算脈衝響應函數可清晰捕捉到這種衝擊的效果。函數顯示的標準差值越小，說明系統穩定性越高，抵禦外來衝擊能力越強。圖7在向量自迴歸（VAR）模型下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脈衝響應函數由於HP濾波分析結果顯示，1961至1966年週期明顯屬於不完整週期，其脈衝響應函數運算結果在整體上難以與往後的週期直接比較，尤其不足以說明這段時期澳門經濟抵禦外來衝擊能力的強弱。對於餘下的兩個週期，即在1967至1996年的經濟週期，以及1997至今的週期中，一個標準差的隨機波動對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影響幾近相同（分別是0.123730和0.121663個標準差），或說明經濟週期波動的內在傳導機制（例如投資、消費、各產業之間的關聯和相互支持、供給與需求結構的調和等）並未因為與外地的聯繫趨於緊密而產生顯著變化，抵禦外來衝擊的能力亦未見顯著變化。與此同時，兩個週期的脈衝由於HP濾波分析結果顯示，1961至1966年週期明顯屬於不完整週期，其脈衝響應函數運算結果在整體上難以與往後的週期直接比較，尤其不足以說明這段時期澳門經濟抵禦外來衝擊能力的強弱。對於餘

90下的兩個週期，即在1967至1996年的經濟週期，以及1997至今的週期中，一個標準差的隨機波動對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影響幾近相同（分別是0.123730和0.121663個標準差），或說明經濟週期波動的內在傳導機制（例如投資、消費、各產業之間的關聯和相互支持、供給與需求結構的調和等）並未因為與外地的聯繫趨於緊密而產生顯著變化，抵禦外來衝擊的能力亦未見顯著變化。與此同時，兩個週期的脈衝影響收斂速度亦幾近相同，說明經濟持續運行的能力在過去40多年均未見顯著改變，但與1961至1966年週期相比卻有所加強。十、結語本研究在現有文獻資料的基礎上，首先估計1960至1981年間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然後再結合1982年後的數據形成一個長期的時間序列，探討澳門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並通過計量經濟學方法，進一步探討澳門的經濟週期，以及其變化的基本特徵。本研究有以下的主要研究發現：1.在1960至2015年間，澳門曾經歷六次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停滯或負增長，其中1960年代末期因“一二·三事件”而引發的信心危機，估計對澳門整體經濟至少造成8.78億澳門元的累積損失（2015年幣值），佔1966年本地生產總值的26.20%。2.外地需求佔本地生產總值的份額，在過去55年間增加接近一倍，說明澳門經濟與外地的聯繫日益緊密。3.政府最終消費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在過去55年間基本穩定，平均佔本地生產總值約10%。4.長期趨勢分析結果顯示，澳門在1967至1996年曾經歷一次完整的經濟週期，現時的經濟週期在1997年開始。而短期趨勢分析結果則顯示，經濟波動期的時間跨度平均為3.4年。5.長期趨勢分析結果顯示，私人消費支出的起伏趨勢與過去相比已有所放緩；貨物及服務進出口的起伏趨勢，隨着博彩業和旅遊業的

91發展已從過去幾近同步轉變為各自呈現顯著差異。審慎理財的方針使政府最終消費支出的起伏趨勢相對平穩。6.計量經濟學分析結果顯示，澳門經濟的運行在過去55年間已日漸成熟，並且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經濟增長波動從過去呈現較大起伏的局面逐漸趨向穩定；其次，經濟系統的內部協調能力因行政當局的規管角色優化而得到改善，並從引致經濟波動的內在傳導機制的量化結果變化不顯著中得到進一步反映；第三，澳門經濟與外地的聯繫日益緊密，雖然增加了經濟增長進程中的不確定性，但由於貨幣政策得宜，使其抵禦外來衝擊的能力增加。

93《行政》第二十九卷，總第一百一十二期，2016No.2，93—115轉型時期（1844-1888）澳門財政變遷的特點及啟示趙新良*回歸以前的澳門作為一個特殊的地區，其財政具有很大的特殊性。王家范教授認為財政有聯動政治和經濟的散耗效應，被看作是能夠連通政治和經濟的中介。1故郭健青博士在研究過渡時期（1988--1999）的澳門財政與博彩稅時不僅運用了財政學原理，還從政治、經濟、外交等角度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分析。2轉型時期（1844-1888）的澳門財政不論從制度上來看，還是從運作方式來看，其特殊性都更為明顯。所以筆者在《轉型時期澳葡政府財政的演變和發展（1844--1888）》一文中以轉型時期澳葡政府管理下的財政的演變和發展為中心，系統地研究了澳門自1554年開埠至1888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生效近三個半世紀中財政發展的進程，力圖展示澳門財政歷史演變的動態，描繪政府權力、經濟活動和財政運作之間的關係圖景。澳門財政發展的歷史過程是政治權力和經濟形態演變的反映。筆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得出如下結論：鴉片戰爭前，海上貿易是澳門葡人的主要經濟形式，與之相對應的形成由澳門葡人主導的議事會自治管理政治體制，貿易關稅收入是其主要財政來源，可稱之為關稅型財政制度；鴉片戰爭後，葡萄牙政府利用鴉片戰爭有利時機，謀求對澳門的殖民管理，在海上貿易衰落背景下，澳葡政府於賭博、鴉片及涉及民生等行業推行承充專營的經濟制度，並建立完善的稅收體系，形成以租金和稅收為主的混合型財政制度。拙文對於轉型時期（1844-1888）澳葡政府管治下的財政政策、財政管理體制和財政狀況進行重點考察。此研究體現出財政是以國家（政府）為主體的特殊經濟分配活動，也體現出其在國家（政府）職能實現中*澳門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廣州圖書館廣州大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1.王家范：“疏通知遠：中國經濟史通識的獲取”，載《史林》2006年第5期。2.郭健青：《過渡期的澳門財政與博彩稅》，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36頁。

94的功用，它一方面能夠給予我們對澳門財政制度發展歷史的進一步理解，而且能夠拓寬我們對於鴉片戰爭後澳門政治演變、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之間關係的認識，引導我們從總體上去思考轉型時期的澳門社會。通過拙文，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深對澳門財政發展歷史的認識。一、澳門財政變遷的主要影響因素明清時期，澳門作為葡萄牙的海外飛地不可避免地受到葡國王室的影響，具體表現在澳督和王室大法官代表葡國中央行使政治管理權，其權力的強化反映出葡萄牙中央強化對澳門管理的意圖。公共財政問題作為政府公共權力的延伸，可以反映出政府的政治意圖。3澳督或王室大法官薪資的增加、在財政管理方面權力的增強是葡國王室加強對澳門管理的體現；鴉片戰爭後澳葡政府推行殖民管治，成立公物會這一專門財政管理機構，向澳督負責。由此，澳門的財政制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在澳門制度體系發生根本變化的前提下完成的。可見，政治權力的干預是澳門財政變遷的重要影響因素。在政治權力之外，經濟利益則是影響財政變遷的又一重要因素。根據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制度變遷的誘致因素在於主體期望的最大“潛在利潤”。當制度變遷的誘因存在時，即制度創新的潛在利潤的貼現值大於獲取這種利潤的成本時，主體就會出現制度創新的衝動。4從澳門經濟發展過程來看，不論是鴉片戰爭前海上貿易由正當貿易轉向鴉片貿易，還是鴉片戰爭後澳門被開闢為自由港，賭博、鴉片等行業的承充專營成為社會經濟的主體，都是澳門葡人（澳葡政府）應對新局面、新需求作出的政策性改變，其財政制度也相應地發生了改變。18世紀，老牌的海上殖民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英國、荷蘭等國的崛起。鴉片戰爭後，香港開埠標誌著新時3.關於政府權力和財政問題的關係詳參陸連超：“新財政史：解讀歐洲歷史的新視角”，《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4.文峰、李正彪：“制度演進視角的中國二元財政制度變遷”，《經濟問題探索》2008年第6期。

95代的來臨。在新國際形勢及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開賭與禁賭等）的影響下，澳葡政府適時地調整政策，其財政制度也由此發生了重大改變。二、澳門財政變遷的趨勢澳門自開埠直至葡萄牙殖民管理的確立（1554-1888），澳門葡人財政的發展歷經三百多年，其演進過程也呈現出一些規律。第一，受葡萄牙的影響日漸加深。從17世紀30年代初開始澳門議事會逐漸取得財政管理權，並獨立運作，此種運作方式得到葡國王室的認可。但從18世紀40年代開始澳門的財政運作就不斷受到王室的干涉，實質是要求議事會管理下的財政向王室負責。儘管如此，議事會仍然能夠獨立、並且有效地管理澳門的財政運作。1783年葡萄牙王室頒佈《王室制誥》以加強和提高總督的權力，同時打擊和削弱議事會的權力。從此之後，澳葡總督有權干預澳門葡人社區內部事務的管理。這是代表葡中央利益的總督和代表澳門葡人利益的議事會之間的較量，最終總督權力得以強化，議事會衰落，逐漸喪失了主導性的社會影響力。澳督“從澳門議事會手中接管王室收益。為此應令議事會出示已公佈的收益……以上資料均應妥善收藏。”5代表葡萄牙王室利益的王室大法官亦開始染指財政管理權。如果說到18世紀30年代葡國王室開始染指澳門財政管理的話，那麼自1783年《王室制誥》頒佈後，王室已經對澳門財政管理和運作產生較大的影響。鴉片戰爭後，里斯本政府頒佈法令規範海外省財政管理，澳門亦在其中。根據1844年9月20日葡王室頒佈《關於組建澳門、帝汶、索洛爾省的敕令》，澳葡政府將成立一個受澳督領導、獨立於議事公局之外的財政部門，它將全面接手管理澳門葡人的公共財政事務，財政管理權將從議事公局的管理中脫離出來。上述敕令頒佈後不久，澳葡5.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第394頁。

96政府就開始組建新的、獨立的財政機構—公物會（JuntadaFazendaPublico)，議事會被降為市政廳，改稱議事公局，其管理財政收支的權力被分離出來。至1845年，原由議事會負責的財政權轉由澳葡總督領導下公物會管理，公物會取代議事會（議事公局）之財政管理職能和稅收職能，成為澳葡政府新的財政機構。從對鴉片戰爭前後不同時期的澳門財政的研究中，我們看到從議事會自治時期到殖民管治時期的澳門財政制度發生了較大變化，但是葡萄牙王室對澳門的影響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逐步加深的過程。第二，殖民管治傾向日益明顯。如果說1783年《王室制誥》的頒佈還只是說明葡萄牙對於澳門的管理具有殖民意圖的話，那麼到鴉片戰爭後則是將殖民管治付諸實際，殖民管治的表現為西方制度的引入及對華人管理的加強。有學者從政治、司法、經濟等方面對澳葡政府的殖民管治進行了分析6，而從財政管理方面亦有明顯的殖民管治特徵。姑且不說澳葡政府從對澳門影響至深的承充專營經濟制度下取得不菲的財政收入7，僅澳葡政府向華人徵收人頭稅的從無到有就表明其殖民管治性。在公物會建立之初，澳葡政府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財產管理體系，想要通過財產或收入課稅既存在稅源不足的弊端，又存在管理上的實際困難，而政府掌握人口數量比掌握財產數量要容易得多。澳葡政府通過徵收人頭稅的方式既可增加政府收入，又能強化對澳門華人的管理。第三，財政功用呈複雜化趨勢。財政功用是指財政作為政府分配社會產品、調節經濟活動的重要手段所具有的功能，是由財政本質所決定的。財政的功用主要體現在支出方面。但是財政的功用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政治、經濟形勢6.曾金蓮：《鴉片戰爭後澳葡政府管治居澳華人之制度及策略（1843-1887）》，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611-613頁。7.關於承充專營經濟制度的殖民性可參見趙利峰：《尷尬圖存：澳門博彩業的建立、興起和發展（1847-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39頁。

97的變化而變化。鴉片戰爭前，議事會管理下的財政功用較為簡單，財政支出項主要包括薪金開支、軍費開支、城市公共事業開支、城市債務支出、慈善支出及其他開支。郭小東將其歸納為合理的支出。8鴉片戰爭後，澳葡政府逐步對澳門實行殖民管治。其財政功用日趨複雜化。大體分為行政支出、財政支出、司法支出、教會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雜項支出以及支援葡萄牙海軍基地建設支出等。在以上支出項目中，增幅最多者為行政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和雜項支出，軍事支出在整個轉型時期都是澳葡政府財政支出的最大項。這種偏重軍事的傾向就是郭小東所稱的“支出方向偏差”。而包含澳門城市管理和建設、商業、醫療衛生、教育等在內的行政支出的增加則反映出財政功用日趨完善，對於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起到重要支撐作用。第四，澳門的財政發展呈現出極強的路徑依賴。在經濟史和財政史研究中，學者們多數都會提到“路徑依賴”理論。所謂路徑依賴，是指在制度變遷中，存在着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9這一理論對於轉型時期的澳門同樣適用，且表現更為明顯。趙利峰博士在談及鴉片戰爭後澳門經濟發展時就提及這一理論，稱之為“制度惰性”。10鴉片戰爭後，澳葡政府將英、荷等國在東南亞地區普遍實行的承充專營制度引入澳門，並在賭博、鴉片、豬肉牛肉、食鹽等行業廣泛推行，承充專營收入成為澳葡政府最為重要的財政來源。整個轉型時期，澳葡政府的主政者關心的是如何從清政府手中攫取更多利益、佔領更多領土，他們嘗到承充專營種制度帶來的甜頭；加上當時葡萄牙宗主國對澳門的無休無盡的索求及帝汶的拖累11，澳葡政府既無心亦無力擺脫承充專營制度的束縛，其財政發展也就呈現出極強的依賴性。8.郭小東主編：《澳門財政研究》，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第80-83頁。　9.文峰、李正彪：“制度演進視角的中國二元財政制度變遷”，載《經濟問題探索》2008年第6期。10.趙利峰：《尷尬圖存：澳門博彩業的建立、興起和發展（1847-1911）》，第247頁。11.趙利峰：《尷尬圖存：澳門博彩業的建立、興起和發展（1847-1911）》，第248頁。

98三、澳門財政變遷的啟示轉型時期的澳門財政制度是嵌在於鴉片戰爭後澳門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經濟環境中的產物，是既得利益集團通過控制人事安排及其權利進一步控制其他資源的制度。當時盛行的承充專營作為一種壟斷性經營制度，成為澳葡政府斂財的重要手段，限制了工商業的發展，故為時人評論稱：“專賣制度肯定增加澳門的生活支出，壓制競爭這一貿易之魂。”12從拱北海關稅務司柯爾樂的評論可以看出，澳葡政府所推行的財政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廣為社會所詬病。從對轉型時期澳葡政府管理下的財政變遷的考察和趨勢的總結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些啟示：第一，財政變革應順應社會發展趨勢。財政制度的變遷，實際上反映了社會進步的歷史趨勢。轉型時期的澳葡政府建立公物會這一專門財政管理機構，並且建立預決算管理制度，不論其主觀目的如何，澳葡政府財政的變革是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澳門財政制度變革的根本動力來自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海上貿易繁榮時代，形成關稅型財政制度；海上貿易衰落後，形成以稅收和租金構成的混合型財政制度。政府主政者只是根據形勢作出選擇，順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需求。第二，財政變革應着重於調動廣泛的社會資源。從制度競爭的方面看，制度的效率實際反映為能否讓更多的個體從制度中受益。比較突出的表現是鴉片戰爭前，議事會著重於海上貿易，受益者更多的是澳門葡人；鴉片戰爭後，澳葡政府通過完善的稅收體制及與之相關的承充專營和許可經營調動起澳門葡人、華人和來自其他國家的澳門居民的積極性。通過此種方式，既增加了政府收入，又將澳門從經濟困境中挽救出來。到19世紀80年代，更是將澳門華人的佼佼者吸納到政府管理體制中，以發揮華人的作用。到20世紀初，澳葡政府在食鹽銷售行業廢除承充專營，改而實行領牌經營；19世紀80年代開始，20世紀20年代蓬勃發展的工業（含手工業在內）為12.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41頁。

99澳門經濟注入了活力。此時澳葡政府的財政收入構成較之前應發生較大變化，收入數額也應有所增加。13可見政府在財政制度的改革中應該讓更多的個體，尤其是社會下層有機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從制度中獲取收益，如此方能發揮其社會資源能力。第三，財政變革應注重於增進社會效益。澳門財政制度的發展經歷了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關稅型財政制度下，議事會理事官兼負財政管理之責；混合型財政制度下，澳葡政府設立公物會專門管理財政運行，並向澳督負責。這一方面意味着澳門社會經濟生活的複雜化，另一方面又表明澳門社會經濟發展可承擔的成本的提高，社會效益也在提升。在整個轉型時期，公物會管理下的財政承擔着行政管理、財政管理、司法管理、教會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等支出項目，此外，還承擔著城防、城市治安、公共設施、公共教育、公共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支出。從澳門的角度來看，新型財政制度下，其社會效益明顯提高。第四，財政變革應克服“路徑依賴”的弊端。澳門財政的“路徑依賴”是經濟和財政發展對制度環境和結構的依賴。轉型時期的澳葡政府收入增長主要賴於賭博、鴉片、肉類、魚欄等的承充專營。可以說，澳門社會經濟的發展已經被承充專營制度尤其是賭博業的發展所“挾持”。14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澳門的近代工業在澳葡政府的扶持下走上發展和繁榮之路，澳門城市的經濟格局走向多元化15，其財政格局亦應呈現多元化趨向。但是，時至今日賭業在澳門經濟和政府財政中的地位仍然舉足輕重。儘管如此，澳葡政府及澳門特區政府在逐步打破承充專營制度的前提下，開放賭權，確立了以旅遊博彩業帶動其他部門及整體經濟發展的政策，使澳門經濟和政府財政逐步回歸良性發展的軌道。13.關於澳門工業的發展歷史，詳參湯開建：《被遺忘的“工業起飛”澳門工業發展史稿：1557-1941》，澳門文化局，2014年，第220-221頁。有關澳門工業發展在政府財政收入中之貢獻，有待進一步研究。14.參見趙利峰：《尷尬圖存：澳門博彩業的建立、興起和發展（1847-1911）》，第245頁。15.湯開建：《被遺忘的“工業起飛”澳門工業發展史稿：1557-1941》，第231-232頁。

100表1　“上帝聖名之城”澳門之1853-1862年度公鈔徵收概略表　單位：帕塔卡年度堂區納稅人什一稅捐稅照明公鈔船鈔罰款總計屋租地租人頭稅利息1853-54大堂區1775.914182.710122.100812.4792109.850667.285141.46211.4875823.287風順堂區2551.03967.887280.100148.4001964.150591.9401178.51567.4226849.453花王堂區369.37358.0001.284295.100129.600145.389998.746小計4696.326308.597402.200962.1634369.1001388.8251465.36678.90913671.4861855-56大堂區2854.463136.25538.0001175.9952262.4491005.305664.83349.4928186.792風順堂區4059.35656.487248.100127.2882068.8501012.0631594.46443.9049210.512花王堂區370.34585.418403.500212.917337.6497.0101416.539小計7284.164278.160286.1001303.2834734.7992230.2852596.946100.40618814.1431856-57大堂區3400.041145.23535.000908.1184077.2451202.971631.006103.07710502.693風順堂區4946.14066.662236.99886.4003743.7701113.3161559.22042.03311794.539花王堂區632.00289.516577.900279.062382.92718.2201979.627小計8978.183301.413271.998994.5188398.9152595.3492573.153163.33024276.8591857-58大堂區4894.803172.62230.000939.9954684.5881446.112233.69461.77512463.588風順堂區8594.44375.000260.90035.7783539.7301349.590784.975110.81514751.231花王堂區1369.568145.891681.200261.651285.4395.4902749.239總計14858.814393.513290.900975.7738905.5173057.3531304.108178.08029964.058

101年度堂區納稅人什一稅捐稅照明公鈔船鈔罰款總計屋租地租人頭稅利息1858-59大堂區4896.502225.58024.250503.6454050.5841441.04577.839156.34311375.788風順堂9558.24987.198260.90028.0544551.3231459.478489.251129.99216564.445花王堂1141.167216.841677.237286.902309.9987.5152639.660總計15595.918529.619285.150531.6999279.1443187.425877.088293.85030579.8931859-60大堂區4049.478217.82422.000580.6742697.630777.85767.50022.4228434.885風順堂區8498.40977.517258.63020.8372017.790668.785438.22852.18612032.382花王堂區1307.890203.4027.000634.083177.930222.4176.0002558.722外國人134.1162428.000433.900123.3753119.391華人95.94010.500997.52839.5721143.540總計14085.833498.743291.130608.5117777.5033055.500767.717203.98327288.9201860-61大堂區本國人4970.605254.04722.000656.4421455.815752.847128.8849.3078250.010外國人60.200901.000218.16032.0001211.360華人41.88012.030404.900458.810合計5072.685254.04722.000656.4422368.8451375.907128.88441.3709920.180

102年度堂區納稅人什一稅捐稅照明公鈔船鈔罰款總計屋租地租人頭稅利息1860-61風順堂區本國人7246.594125.199261.28651.8761810.727657.518276.94949.24510479.394外國人30.500770.000174.620975.120華人113.27010.500467.070590.840合計7390.364125.199271.78651.8762580.7271299.208276.94949.24512045.354花王堂區本國人1424.515187.77417.000643.107173.420170.85212.0002628.668外國人264.5008.000272.500華人87.52887.528合計1424.515187.77417.000907.607268.948170.85212.0002988.696總計13887.564567.020293.786725.3185857.1792944.063576.685102.61524954.2301861-62大堂區4587.382269.61310.000481.2131365.437737.08050.11520.1937521.032風順堂區6318.152120.486212.067530.8531384.185655.703458.43729.7529709.635花王堂區1298.469177.97210.000419.346149.675109.0552164.519合計12204.003568.073222.0671022.0663168.9681542.458617.60749.94419395.1861861-62外國人49.5001033.400371.88041.6001496.380華人116.28010.500954.6081081.388總計12369.783568.073232.5671022.0664202.3682868.946617.60791.54421972.954史料來源：BoletimdoGovernodaProvinciadeMacao,Timor,eSolor,1854-11-11,Vol.1No.4,p.13;OBoletimdoGovernodeMacao,1857-05-16,Vol.3,No.30,p.117;1858-01-02,Vol.4,No.10,p.37;1859-01-15,Vol.5,No.12,p.44;1860-01-07,Vol.6,No.5,p.15;1861-01-05,Vol.7,No.5,p.18;1862-01-04,Vol.8,No.5,p.18;1863-01-10,Vol.9,No.6,p.21.

103表2　1850-1869年澳葡政府主要財政收入表I　單位：帕塔卡年份天主教徒公鈔華人公鈔豬肉牛肉承充魚欄（蟹）承充中式彩票承充中式賭博承充煮賣鴉片承充捕魚養蠔食鹽承充氹仔收入特種行業II財政總收入1850-518020.6268175.2193802.8045260.00010700.000200.0001800.000420.2501048.39146392.11217.29%17.62%8.20%　11.34%23.06%0.43%3.88%0.91%2.26%34.83%1851-5210238.64010359.3904481.5001100.0005562.00011866.6602000.000400.0001400.7222873.94457249.04017.88%18.10%7.83%1.92%9.72%20.73%3.49%0.70%2.45%5.02%33.94%1852-5312809.42010081.5864075.5001200.0004130.0009703.3342250.000800.0001540.9164110.87556285.33822.76%17.91%7.24%2.13%7.34%17.24%4.00%1.42%2.74%7.30%28.58%1853-5413255.32111405.7785805.5001460.000III4785.00010450.0002750.000800.0001110.0004734.23066231.80020.01%17.22%8.77%2.20%7.22%15.78%4.15%1.21%1.68%7.15%27.15%1854-5515435.51412880.6214582.5001612.000IV5.62500011170.0003740.000800.0001110.0003784.74679465.23019.42%16.21%5.77%2.03%7.08%14.06%4.71%1.01%1.40%4.76%25.85%1855-5615108.29713719.5454592.5001875.333⅓8337.50010062.5005.590.000800.000952.333⅓3451.73283243.558⅔18.15%16.48%5.52%2.25%10.02%12.09%6.72%0.96%1.14%4.15%28.83%1856-5713115.00014688.9535996.0001940.00010725.00011557.5005350.000800.0001287.666⅔3806.91192909.986⅔14.12%15.81%6.45%2.09%11.54%12.44%5.76%0.86%1.39%4.10%29.74%1857-5820689.87819965.99210206.833⅓1983.333⅓20087.50024265.0009920.000800.0001600.0004437.489150790.49213.72%13.24%6.77%1.32%13.32%16.09%6.58%0.53%1.06%2.94%35.99%

104年份天主教徒公鈔華人公鈔豬肉牛肉承充魚欄（蟹）承充中式彩票承充中式賭博承充煮賣鴉片承充捕魚養蠔食鹽承充氹仔收入特種行業II財政總收入1858-5920215.05823664.97313218.333⅓2000.00020175.00073025.00011020.000800.0002080.0004299.704205338.982⅓9.84%11.52%6.44%0.97%9.83%35.56%5.37%0.39%1.01%2.09%50.76%I1.此表中僅收澳門收入，葡萄牙匯款援助金、貸款未計在內。2.本表旨在說明財政收入變動趨勢，部份收入額較少項對總體趨勢影響不大，故未全引。3.1850-51年度至1862-63年度貨幣單位為帕塔卡，為決算額度。1863-64、1866-67、1867-68年度貨幣單位為厘士，為預算額度。II該階段特種行業包括白鴿票、番攤和鴉片承充專營。III其中魚欄1360.000帕塔卡，蟹欄100.000帕塔卡。IV其中魚欄1512.000帕塔卡，蟹欄100.000帕塔卡。續表2年份天主教徒公鈔華人公鈔豬肉牛肉承充魚欄（蟹）承充中式彩票承充中式賭博承充煮賣鴉片承充捕魚養蠔食鹽承充氹仔收入特種行業財政總收入1859-6027733.47024878.22313301.666⅔2011.666⅓27265.00084400.00019715.000800.0001920.0005639.843249213.97411.13%9.98%5.34%0.81%10.94%33.87%7.91%0.32%0.77%2.26%52.72%1860-6124879.41921904.07010434.166⅓1846.166⅓32000.00088655.00022285.000700.0002254.166⅔5788.333244886.40610.16%8.94%4.26%0.75%13.07%36.20%9.10%0.29%0.92%2.36%58.37%1861-6219153.78122887.36514319.166⅓1678.333⅓33450.00078905.00021050.000600.0004010.0009830.900231892.3718.26%9.87%6.17%0.72%14.42%34.03%9.08%0.26%1.73%4.24%57.53%

105年份天主教徒公鈔華人公鈔豬肉牛肉承充魚欄（蟹）承充中式彩票承充中式賭博承充煮賣鴉片承充捕魚養蠔食鹽承充氹仔收入特種行業財政總收入1862-6317462.64518995.00111109.998⅓1846.166⅓28130.00081400.00028165.000600.0004136.666⅓6879.702223384.3987.82%8.50%4.97%0.83%12.59%36.44%12.61%0.27%1.85%3.08%61.64%1863-641275000012750000106760001711900238000005950000014000000510000340800035700001575993508.09%8.09%6.77%1.09%15.10%37.75%8.88%0.32%2.16%2.27%61.73%1864-65缺該年財政收入預決算數據1865-66缺該年財政收入預決算數據1866-671511425715720326126565002222750293760009486000014668000510000631550065401552274980896.64%6.91%5.56%0.98%12.91%41.70%6.45%0.22%2.78%2.87%61.06%1867-681751768816515743126905002222750293760009486000014688000544000425850066168852377467927.37%6.95%5.34%0.93%12.36%39.90%6.18%0.23%1.79%2.78%58.44%1868-69缺該年財政收入預決算數據資料來源：BoletimdoGovernodaProvinciadeMacao,Timor,eSolor,1854-08-26,Vol.1,No.5,p.138;OBoletimdoGovernodeMacao,1858-08-14,Vol.4,No.42,p.167;OBoletimdoGovernodeMacao,1862-10-04,Vol.8,No.44,p.176;OBoletimdoGovernodeMacao,1863-10-12,Vol.9,No.45,p.184;OBoletimdoGovernodeMacao,SupplementoaoBoletimdoGovernoNo.52.de1863,無頁碼;BoletimdaProvinciadeMacau,1866-12-01,SupplementoaoNo.48,無頁碼;SupplementoaoBoletimdaprovinciadeMacaueTimorNo.39de1867,無頁碼。

106表3　1869-1888年間澳葡政府財政收入I　單位：厘士年份天主教徒公鈔華人公鈔豬肉牛肉魚欄白鴿票番攤闈姓鴉片捕魚養蠔食鹽氹仔收入特種行業II總收入1872-7319529031235140871581000032130003508800014433000015753333357000005780005525000157064483798656875.14%6.19%4.16%0.85%9.24%38.00%4.15%9.40%0.15%1.45%4.13%60.79%1873-7415841192203049901601400032130003978000012750000015753333357000005780005510000175830993597149924.40%5.64%4.45%0.89%11.06%35.44%4.38%9.92%0.16%1.53%4.89%60.80%1874-75367897618257554160140007658500397800001326425001575333III357000005100005287000227304203512132141.05%5.20%4.56%2.18%11.33%37.77%4.49%10.16%0.15%1.51%6.47%63.75%1875-76905628911996668175015007658500290700008508500037201666144500007140003587000195919583951949812.29%3.04%4.43%1.94%7.36%21.53%9.41%3.66%0.18%0.91%4.96%41.96%1876-779237843154822421750150076585002907000011985000037201666144500002550003612500251812913396139732.72%4.56%5.15%2.26%8.56%35.29%10.95%4.25%0.08%1.06%7.41%59.05%1877-78806555022821798148750009987500399500009603413237201666144500005780003612500254261423032501812.66%7.53%4.91%3.29%13.17%31.67%12.27%4.77%0.19%1.19%8.38%61.88%1878-7981231232603134617120000IV9987500V39950000VI118320000113616666195500003825008500000VII269656264329241141.88%6.01%3.95%2.31%9.23%27.33%26.24%4.52%0.09%1.96%6.23%67.32%1879-80737181526483716181050009987500379950001101600001136166661955000011835408967500256295704192111701.76%6.32%4.32%2.38%9.06%26.28%27.10%4.66%0.28%2.14%6.11%67.10%

107I1.《政府憲報》中所載歷年財政收支預決算表不完整，故缺部份年份數據。2.為更清晰地表示澳門的財政收支狀況，表中數據為年度財政收入，不包含上年結餘款，帝汶之收入亦為計算在內。3.氹仔收入為筆者綜合氹仔一般收入和氹仔、路環豬肉、鴉片、番攤收入計算得出。4.1878-1879年度之收入數據同《1878-1879年澳葡政府財政收支決算表》所載數據多有不同，見Balançogeraldareceitaedespesadoanode1878a1879.1879-8-23.Vol.25.N.º34.[5]1887-1888年度財政預算表中又有公鈔收入，有待進一步發掘資料。II此為白鴿票、番攤、闈姓和鴉片四項特種經營收入對澳葡政府財政收入的貢獻率。III1872-73至1874-75三個年度中，氹仔路環闈姓收入已收入到澳門闈姓收入之內。自1875-76年度開始，澳門和離島闈姓一起承充。IV根據《1878-1879年澳葡政府財政收支決算表》，豬肉和牛肉承充專營收入為18140380厘士。Balançogeraldareceitaedespesadoanode1878a1879.1879-08-23.Vol.25.N.º34.V據《1878-1879年澳葡政府財政收支決算表》，魚欄收入為9987496厘士。VI《1878-1879年澳葡政府財政收支決算表》載1878-1879年度Loteriachina收入為84941176厘士。番攤收入為109650000厘士。VII《1878-1879年澳葡政府財政收支決算表》載1878-1879年度食鹽承充專營收入為8092707厘士。總收入為366682391厘士。續表3年份天主教徒公鈔華人公鈔豬肉牛肉魚欄白鴿票番攤闈姓鴉片捕魚養蠔食鹽氹仔收入特種行業I總收入1880-8193269162150098019550000I1045500037995000139655000113616666195500002910408967500283723864413111312.11%4.87%4.43%2.37%8.61%31.65%25.75%4.43%0.07%2.03%6.43%70.44%1881-82842319620513757160650001045500037995000129950000181333333365500005100006460000308195165670150111.49%3.62%2.83%1.84%6.70%22.92%31.98%6.45%0.09%1.14%5.44%68.05%

108年份天主教徒公鈔華人公鈔豬肉牛肉魚欄白鴿票番攤闈姓鴉片捕魚養蠔食鹽氹仔收入特種行業I總收入1882-83723753421429744170000001045500037995000130985000181333333365500005100009605000308136325198358791.39%4.12%3.27%2.01%7.31%25.20%34.88%7.03%0.10%1.85%5.93%74.42%1883-84132770882298386810455000854250044540000119000000181333333365500005100009265000331285035224950452.54%4.40%2.00%1.63%8.52%22.78%34.71%7.00%0.10%1.77%6.34%73.01%1884-859983473259605951802000085425004454000014628500030061666636550000--6417000367478146972630581.43%3.72%2.58%1.23%6.39%20.98%43.11%5.24%0.92%5.27%75.72%1885-8610166000345800016617000854200044540000110500000100600000365500003400008092000197900004284305002.37%0.81%3.88%1.99%10.40%25.79%23.48%8.53%0.08%1.89%4.62%68.20%1886-8715564995114891603399998410695832421250000365409961700005193376188670233218594974.84%3.57%10.56%33.23%6.60%11.35%0.05%1.61%5.86%61.74%1887-881543812392559063630207611269583230600000365499961700004046560153022983557545584.34%2.60%10.20%10.20%8.60%10.27%0.05%1.14%4.30%39.27%I根據1881年2月14日省政府訓令並得同年5月11日第30號訓令核准，牛肉銷售自1881-82年度開始改為自由經營。資料來源：BoletimdaprovinciadeMacaueTimor,1886-8-12,Vol.32,N.º32,p.306;1892-03-24,Vol.38,N.º12,p.86.

109表4　1846-47年度至1868-69年度澳葡政府財政支出表I年份行政部門支出財政部門支出司法部門支出教會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管理和雜項支出其他支出II財政總支出1846-4715639.558⅓III5074.58825971.842⅔5851.144⅔IV52537.134⅓29.77%　　9.66%49.44%　11.14%　100.00%1847-4810297.4032205.208⅓20361.768⅓12650.22046514.60022.14%　　4.74%43.78%　27.20%　97.85%1848-4911916.8213974.00024490.836⅓12016.419⅓52398.076⅔22.74%　　7.58%46.74%　22.93%　100.00%1849-5011368.1563967.88830773.03615225.51861334.59918.53%　　6.47%50.17%　24.82%　100.00%1850-515275.8063007.5752333.541⅓2866.83327942.041688.6006750.384⅔49776.046⅓98640.827⅓5.35%3.05%2.37%2.91%28.33%0.70%6.84%50.46%100.00%1851-526162.4383564.3032205.6083435.12522038.832744.93811715.349⅓33227.17683153.760⅓7.41%4.29%2.65%4.13%26.50%0.90%14.09%39.96%99.93%1852-535971.975⅓3847.1652645.933⅔3369.687⅔20003.869790.53712217.07116933.467⅓65779.7069.08%5.85%4.02%5.12%30.41%1.20%18.57%25.74%100.00%1853-549257.2584740.0834030.6924180.04128301.8661031.97024495.41627729.762103767.0888.92%4.57%3.88%4.03%27.27%0.99%23.61%26.72%100.00%

110年份行政部門支出財政部門支出司法部門支出教會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管理和雜項支出其他支出II財政總支出1854-559884.0364062.9763460.8503302.93930249.416782.14630989.22038171.706120903.2898.18%3.36%2.86%2.73%25.02%0.65%25.63%31.57%100.00%1855-5615918.4604303.7583505.8123644.09032635.404612.86827099.40038374.614126094.40612.62%3.41%2.78%2.89%25.88%0.49%21.49%30.43%100.00%I1.1846-47年度至1852-53年度單位為兩，1853-54年度至1862-63年度為帕塔卡。1863-64年度貨幣單位為厘士。2.1863-64年度為財政預算表數據。3.各項百分比數據之和偶有不為100%者，疑有其他支出項未載入歷年澳葡政府財政支出統計表。II海軍基地和海外援助支出等額外支出。III原為FolhaCivil.應歸為行政管理支出項。IV原為FolhaExtraordinaria（非常規開支），歸為雜項支出。續表4年份行政部門支出財政部門支出司法部門支出教會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管理和雜項支出其他支出財政總支出1856-5715310.889⅓4742.6473693.2203240.03231948.591571.00722350.49625766.320⅔107623.20314.23%4.41%3.43%3.01%29.69%0.53%20.77%23.94%100.00%1857-5810911.9815488.8343702.2683100.70851607.6765226.97342312.312⅓31290.364153721.116⅓7.10%3.57%2.41%2.02%33.57%3.40%27.53%20.36%99.95%

111年份行政部門支出財政部門支出司法部門支出教會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管理和雜項支出其他支出財政總支出1858-5914133.2585960.2163981.6693177.99746144.747⅓8444.75224003.142⅓25225.864131171.645⅓10.77%4.54%3.04%2.42%35.18%6.44%18.30%19.23%100.00%1859-6025621.0485763.8994112.8993602.60750895.6666291.41183725.526⅓51175.664231188.691⅓11.08%2.49%1.78%1.56%22.01%2.72%36.22%22.14%100.00%1860-6134073.0565813.5474665.1653602.60444935.5846368.43836365.665⅓50205.124186029.183⅓18.32%3.13%2.51%1.94%24.16%3.42%19.55%26.99%100.00%1861-6223804.8435963.2823991.4613668.01651465.8059396.38848705.609138253.951285249.3558.35%2.09%1.40%1.29%18.04%3.29%17.07%48.47%100.00%1862-63I22288.0195782.2314433.6312839.07149181.99510714.73039062.737134302.41416.60%4.31%3.30%2.11%36.62%7.98%29.09%　100.00%1863-643072899557385433879610432690050639557714550047081331II14954043620.55%3.84%2.59%2.89%33.86%4.78%31.48%　100.00%1864-65缺該年財政支出預決算數據1865-66缺該年財政支出預決算數據1866-672405319162943405578000459140057044365134299506120853117219977713.97%3.66%3.24%2.67%33.13%7.80%35.55%　100.00%

112年份行政部門支出財政部門支出司法部門支出教會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管理和雜項支出其他支出財政總支出1867-68287630666294340561800055299105664882618941970432303262131600018634243815.44%3.38%3.01%2.97%30.40%10.17%23.20%11.44%100.00%1868-69缺該年財政支出預決算數據I實際上該年度亦有澳門援助其他海外省之資金支出，但並未列入表中，僅計算澳門本土支出。II自本年度開始，管理支出（Encargosgeraes）和雜項費用（Despezadiversas）在財政支出預算表中分項單列，本年度預算管理支出為39492331厘士，雜項費用為7589000厘士。史料來源：BoletimdoGovernodaprovinciadeMacao,Timor,eSolor,1847-02-11,Vol.2,N.º6,p.23;1847-08-12,Vol.2,N.º27e28,p.106;1848-09-23,Vol.3,N.º17e18,pp.67-68;1849-08-11,Anno4,N.º77,p.79;1851-03-08,Vol.6,No.16,p.37;1853-09-02,Vol.8,No.26,p.105;1854-08-26,Vol.1,No.5,p.139;1858-08-14,Vol.4,No.42,p.167;1862-10-04,Vol.8,No.44,p.176;1863-10-12,Vol.9,No.45,p.184;OBoletimdoGovernodeMacao,SupplementoaoBoletimdoGovernoNo.52.de1863,無頁碼;BoletimdaProvinciadeMacau,1866-12-01,SupplementoaoNo.48,無頁碼.;SupplementoaoBoletimdaprovinciadeMacaueTimorNo.39de1867-09-30,無頁碼。表5　1869-70年度至1887-88年度之財政支出表I　單位：厘士年份行政部門支出財政部門支出司法部門支出教會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管理支出雜項費用總計1872-738311672460978001226159446742149892856331094964269964864497749632815084125.33%1.86%3.74%1.42%30.15%9.48%8.23%13.71%93.90%

113年份行政部門支出財政部門支出司法部門支出教會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管理支出雜項費用總計1873-7485985871590376512370047483208611170818130267222341498558323357036845059723.34%1.60%3.36%1.31%30.32%8.21%9.27%22.59%100.00%1874-7513092410064158571270247159169687090891332860925425681885775044136004786336.36%1.78%3.53%1.64%19.69%9.13%11.82%16.04%100.00%1875-7614983335781399651572961182860247810073043611137623151759750322546351922432.33%1.76%3.39%1.79%16.85%9.41%13.44%21.04%100.00%1876-771241591376643373975474187486185022338231068045464979118257253535966764234.52%1.85%2.71%2.43%13.96%8.64%12.93%22.96%100.00%1877-7810023925374906109488286532485847239204224028593422894018451457741092858724.39%1.82%2.31%1.30%11.50%5.45%8.33%44.90%100.00%1878-7912119958781303761048119756406824991022642132922540992166396479035555619634.09%2.29%2.95%1.59%14.04%11.85%15.22%17.99%100.00%1879-801213335908517308945729566389056820296835855198432384179267228338591596431.44%2.21%2.45%1.72%17.67%9.29%11.20%24.01%100.00%1880-811226457538587185872178460105415918232831380974410802639226527336987410133.16%2.32%2.36%1.63%16.00%8.48%11.11%24.95%100.00%1881-82133791048980861910622987679295471419019351010504533661115678493846965722628.49%2.09%2.26%1.45%15.21%7.47%9.65%33.38%100.00%

114年份行政部門支出財政部門支出司法部門支出教會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管理支出雜項費用總計1882-8315875324490045328751968754988264640305362017894707999315740119948938291232.44%1.84%1.79%1.54%13.21%7.40%9.62%32.16%100.00%I1.由於史料記載不全，故表中缺部份年份支出數據。2.1872-73年度至1883-84年度為財政決算表數據，不含帝汶支出。1885-86至1887-88年度為財政預算表數據，包括帝汶支出。3.1872-73年度各項財政支出比重之和小於100%，疑有其他支出未為計入澳葡政府支出統計表。續表5年份行政部門支出財政部門支出司法部門支出教會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管理支出雜項費用總計1883-841386508008611793748520884720308244063336155335631091659631994944124491331.42%1.95%1.70%1.92%18.68%8.19%14.30%21.83%100.00%1884-8514032443589437579782763925747275901470336973553262625210521636244574986633.75%2.15%2.35%2.23%18.26%8.11%7.85%25.31%100.00%1885-8615749566513861140138180001334720012217698641219350686047903564900046617213133.78%2.97%2.96%2.86%26.21%8.84%14.72%7.65%100.00%1886-87缺該年財政收支資料

115年份行政部門支出財政部門支出司法部門支出教會支出軍事支出海軍支出管理支出雜項費用總計1887-8816920793214584540138180002281880013321274343645680742770904054600051210978533.04%2.85%2.70%4.46%26.01%8.52%14.50%7.92%100.00%史料來源：Despesadoanoeconomicode1885-1886,BoletimdaProvinciadeMacaueTimor,1886-04-01,SupplementoaoN.º13,pp.109-122;MappadadespezafeitapeloocofredeMacaunosannosabaixodesignados,BoletimdaProvinciadeMacaueTimor,1886-08-12,Vol.32,N.º32,p.307;Despesadoanoeconomicode1887-1888,BoletimdaProvinciadeMacaueTimor,1888-03-21,Vol.34,2.ºSupplementoaoN.º11,pp.10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