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f~§0m.J,~@:t9'.mi,Tit~IHH!~~-3'.-K~0l!l~~i~~~,~fU~tlllll~~ix:>Z:~0~D::fffiii~ix:ib,~~1.JO.L;.U~Bfa.l0**mislffl9Hilfl=~:g-+,~11=B~~J'JgJJ:~~~BjJf*~,.L;.1.{~i~~~i0**mi~~~~~--~:g&-~~$0*~1~-miilH~0:>'Z:~=1~J=:lr9::f~l®~m*m,11=~oJ§fi~ItO~om~mi,~l~{u@J!W{~M0**mioJ~I~~paulolam.safp@nformac.gov.mo'§JZ1[H~~*~fU~iii@~O*fUJJ~{fiiIIJ:}~3t~11=00~~:l~~Jiff~1i{lfll1®t§Jl!Bjmi!ffi0tt@3~~t:~~xit/fP?h~:l~FM&&EPm:fP?h~

545二○一三年，澳門行 政澳門公共行政雜誌

546行政澳門公共行政雜誌每年四期社　長：朱偉幹執行社長：吳志良 編輯委員會：婁勝華鄭佩佩馮若儀蘇朝暉蘇翊崚所有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出　版：行政公職局社址、編輯及行政部：澳門郵箱463號水坑尾街162號26樓中國澳門電話：28323623 圖文傳真：（853）89871809電子郵箱：paulolam@safp.gov.mo發行及訂閱  電話：89871808排印：澳門特別行政區印務局印行：1500本ISSN 0872-9174行政雜誌現在已經可以在互聯網上讓公眾下載及搜尋昔日資料。網址為：http://www.safp.gov.mo，進入網頁之後，按“服務資訊”欄目選擇澳門公共行政雜誌即可。

547第二十六卷•第三期（總第一百零一期），二○一三年九月目錄澳門的公共運輸管理549SamuelSilva雙源共存：澳門的宗教慈善及社會服務565婁勝華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澳門的定位與挑戰587蔡怡竑借助粵澳合作開發澳門文化創意產業607龐欣新為一種澳門的全球性教育努力617杜愛寧你會說多少種語言？多語及語言的經濟學：623葡萄牙語在中國的情況羅世賢“耶穌會東亞系統”初探631關俊雄以銀兩作價，以雷阿爾支付—試論古代澳門貨幣體系之構成659黎高略摘要855

548在《行政》雜誌刊登之署名文章，文責由作者自負。原則上，其他刊物可轉載或翻譯原刊於《行政》之文章，但須指明出處及原作者，並須獲得有關許可。

549《行政》第二十六卷，總第一百零一期，2013No.3，549—564澳門的公共運輸管理*SamuelSilva**前言在我們分析這個題材之前，我們必須認識澳門1，例如，它的面積共29.9平方公里，人口是56.8萬人，每平方公里約19,000人。事實上，澳門的主要經濟活動是以靠運氣取勝的遊戲和旅遊業為中心，由2002年起，中國中央政府發展澳門的博彩業和個人簽證的政策，旅客的流入已達到一個顯著的程度，比如，在2012年的7月，已有2,444,264名遊客訪澳。相對地在交通，於2012年，流動車輛的數量是211,904輛，包括了摩托車、公共交通車輛和不同酒店的穿梭巴士。在運輸管理上，這些因素使我們得知當中情況是十分複雜的，而且數據顯示它正在惡化。現時的交通管理逐漸變得複雜和困難，交通問題是當局經常擔心的。在2007年，政府界定了一個“綠色城市”的政策和在這個範圍內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其目的是確保一個可持續發展，解決發展道路的問題，減少交通擁塞和防止生活的質量被負面影響。簡單地說，政府要確保建立一個有更好的質量，充足的車輛數目和環保的公共運輸交通。為了創造“綠色城市”，我們應該要意識到公共交通的重要作用，於是政府在2010年以“澳門的交通基本框架和陸路運輸”及發表一個文本——《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政策（2010-2020）諮詢文本》來諮詢公眾。*本文是基於已實現的調查，在2011-2012年，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碩士學位的範圍，由DoutoraLurdesEscaleira教授指導。**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的公共行政學系學生。1.http://www.dsec.gov.mo/TimeSeriesDatabase.aspx（2012年10月8日）

550我們調查的目的是識別在2000年至2010年期間政府在管理公共交通運輸上所實施和預計政治的原則和措施，從而“（......）保障在全球性決議中各個參與者都能有效地互相協調。”2屆時我們打算探索政府所實施人口政策的結果和市民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運輸服務的重要性和質量的看法。一、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在調查中，我們採用了問卷形式去識別澳門居民在使用公共車輛的習慣，收集居民對巴士公司和出租車所提供的人力資源和車輛質量的意見。此外，問卷調查還包括了一些關於評估政策和政府統計的問題，以及收集改善的意見。大部份的問題都是多選題，而開放式的問題是不使用公共運輸的原因，分別有司機不被乘客信任的因素和那些公共運輸服務應該改善的地方。表1問卷調查的結構題目可變的問題受訪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1/2/3/4使用交通運輸的習慣5不使用交通運輸的原因6使用交通運輸的類型和頻率7/8/16巴士/計程車的服務巴士／計程車的質量（車輛）9/18巴士／計程車廉價的比率10/20巴士／計程車的數量11/17另一間公司的介紹/增加計程車的牌照12/19停靠站的分佈13人力資源／司機的評估14/21支持遊客的巴士／計程車15/222.2007年LAG報告。

551題目可變的問題一般公共運輸的評估公共運輸的質量23運輸與澳門的形象24評估政策和政府重要的數據25受訪者的意見改善服務的因素26澳門居民的總數有568,700人，其中參與問卷調查的有233人，佔總人口0.04%。其發佈均透過互聯網、谷歌的應用、通過電子郵件和社交網絡等“滾雪球”的形式進行。此問卷調查的語言是中文和葡文。在2012年11/01和12/02期間，收到213個問卷是有答覆的，但總數為233個。3二、樣本的描述分析回答，我們得出的結論如下，213名受訪者中，129名（61%）是女性和84名（39%）是男性，其中有22%的差別。那些年齡介乎於21至30歲（34%）和那些大於41歲回答更多問題，其次是31至40歲（23%）的年齡組別。較少受訪者的年齡組別是20歲或以下（10%）。關於學歷，他們大多是有副博士（46%）和學士學位（19%)，還有高中文憑的（17%）。其他較少數的分別是未指明的（12%）和小學教育（6%）。因此，這可總結為一共有142名受訪者（65.4%）有較高的學歷和那些只有小學教育程度的有12名（6%）。受訪者中公務員佔大多數，有82名（34%)，學生的有75名（31%），私營企業的工人有62名（26%）。最少回應的組別是退休人士，只有5名（2%)，其他的有17名（7%）。我們發現有31名受訪者都選擇了在職人士和學生，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這些市民都是需要往返住所、工作場所以及教育機構的。3.20個沒有得到證實是因為當中的問卷是空白的，原因為該參與者因為網絡問題而不能做網上問卷調查。

552三、問卷調查的分析問卷調查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是有關於巴士和計程車的服務，最後的部分是以收集公眾評估服務質量的資料為目標。（一）市民使用公共運輸的習慣澳門是一個很小的地方，泊車空間相當缺乏，而且十分昂貴，但他們真的會因為這個原因使用公共運輸而不使用私人車輛嗎？1.使用公共運輸的習慣有結果顯示，在213名受訪者中，有155名（72%）會使用公共運輸和其中有59名有這習慣的。表2不使用公共運輸的原因V1原因——P6人數使用私人車輛42沒有這個習慣4父母開車載他們1/3/4公共運輸的質量差2在工作埸所住所附近沒有巴士站1超載的巴士／很難找到計程車1/2不穩定的時間3我們的結論是絕大多數，即42個人通常都不會使用公共運輸是因為他們擁有私人車輛。這需要注意的是只有2個人選擇了公共車輛的質量差的原因。在這個小城市中隨著巴士的數量增加更會引起交通擁塞，影響巴士到站時間，因此3個人選擇了不穩定的時間。

553這些關係到公共運輸的因素是：公共交通質量差（2人），工作地點距離巴士站遠（1人）；擁擠的巴士（1人）和很難找到出租車（2人）。這個結果與我們的預期是一致的，因為在當前情況下，我們發現在媒體上許多負面評論指出公共交通服務質量差和司機缺乏訓練和經驗，這將導致許多事故，所以很自然地這些因素都促成市民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我們發現有49%的人使用巴士和42%的人使用兩者的公共交通工具。僅有9%的人定期地使用出租車。（二）巴士服務這組問題是用來識別市民的習慣和對有關公共交通服務的批評及建議。1.乘巴士出行的頻率透過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發現大部分受訪者有每天使用巴士的習慣。圖1使用巴士的頻率(1)FrequênciadadeslocaçãoemautocarroAtravésdasrespostasaestaquestõesverificamosqueaspessoasqueutilizamautocarrotêmcomohábitoutilizá-lodiariamente.Gráfico1-FrequênciadiáriadautilizaçãodoautocarroNototaldas157individuosamaioria(111individuos-70%)desloca-sedeautocarrotodososdias,1vez(56)e2vezes(55).Aseguirvemogrupoquesedeslocadeautocarro3vezes(13),4vezes(25)emaisde4vezespordia(8).4次或以上4次3次2次1次移動巴士8251355564次或以上4次3次2次1次在157人當中，大多數每天都會乘巴士的有111人，佔70%，每天乘坐1次的有56人，2次的有55人。3次的有13人，4次的有25人，每天超過4次的有8人。

5542.巴士的質量分類當比較去年已發佈有關巴士服務的新聞時，這個結果也出乎我們的意料。圖2巴士質量的評價(2)Comoclassificaaqualidadedosautocarros?Estesresultadossãotambémsurpreendentesquandocomparadoscomasnotícias,ralativasaoúltimoano,quetêmsidodivulgadassobreoserviçodeautocarros.Gráfico2-Avaliaçãodaqualidadedosautocarros6%25%56%1%12%12345Legenda-1correspondeamuitomáe5aexecelenteConsiderandoque3correspondeaumaavaliaçãodenívelmédiopodemosconcluirqueamaioria(100individuos-55.9%)temumaimagempositiva.Seagregarmosaavaliaçãodebom(22)edeexecelentetemos69.4%aconsideraraqualidadedosautocarrosdeboacontra31.6%(24.5%-máe6.1%-muitomá).(3)Achaquearelaçãocusto(preçodobilhete)/benefícioépositiva?ParacircularemMacauopreçovariaentreas3,2eas6,4patacasmas,quandoseutilizaocartão“MacauPass”todososcidadãoseturistasbeneficiamdeumgrandedescontooquetornaopreço,emnossaopinião,bastanteacessívelatodos.Aorelacionaropreçoeaqualidade,agrandemaioriadosinquiridos(89%)consideraque,relativamenteaoserviçodeautocarros,existeumarelaçãocusto-benefíciopositiva,sendodeapenas11%osquefazemumaavaliaçãonegativa.*1為最差，5為最佳3在這個評定中是屬於一個平均的水平，這顯示出大部分人對巴士的質量都有正面的印象（100人，55.9%)。如果把佳（22）和69.4%最佳跟負面評價的31.6%（24.5%差和6.1%最差）作比較，我們可以判斷出市民對巴士質量的評價是正面的。3.你認為價格（車票的價錢）收益平衡是正面的嗎？澳門巴士價格介乎於澳門幣3.2至6.4之間，但是當使用“澳門通”，所有市民和遊客都能夠享受到一個大的折扣，我們覺得是所有人都負擔得起的。在價格和質量之間，絕大多數的受訪者（89%）都認為巴士服務有一個正面的成本效益率，及只有11%的人給予了否定的評價。4.巴士的覆蓋範圍隨著人口和遊客的增加，政府已採取措施去增加巴士的數量以滿足市民的需求。在2011年8月，隨著新公司——維澳蓮運的加入，巴士的數量以及職位的提供相對增加，但這足夠去滿足澳門的需求嗎？

555圖3巴士與需求的數量(4)CoberturadarededeautocarrosComoaumentodapopulaçãoedosturistas,ogovernotomoumedidasparaaumentaronúmerodeautocarrosdeformaasatisfazerasnecessidadesdapopulaçãoe,emAgostode2011,surgenomercadoumanovaempresa,“REOLIAN”.Aintroduçãodeumanovaempresa,denovascarreiraseoaumentodonúmerodeautocarrosemcirculaçãoésuficienteparasatisfazerasnecessidadesdeMacau?Gráfico3-NúmerodeautocarrosvsnecessidadesGráfico4-Coberturadarededeautocarros46%54%是否44%56%是否圖4覆蓋的總線(4)CoberturadarededeautocarrosComoaumentodapopulaçãoedosturistas,ogovernotomoumedidasparaaumentaronúmerodeautocarrosdeformaasatisfazerasnecessidadesdapopulaçãoe,emAgostode2011,surgenomercadoumanovaempresa,“REOLIAN”.Aintroduçãodeumanovaempresa,denovascarreiraseoaumentodonúmerodeautocarrosemcirculaçãoésuficienteparasatisfazerasnecessidadesdeMacau?Gráfico3-NúmerodeautocarrosvsnecessidadesGráfico4-Coberturadarededeautocarros46%54%是否44%56%是否與圖3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56%的受訪者相信巴士的數量是足夠的，44%的受訪者表示巴士滿足不到澳門目前的需求，不過兩者差距只有12%。我們認為這種意見分歧與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距離有關，因為有些路途比較短，或是沒有要乘巴士的必要。在圖4已經指出巴士網絡的覆蓋是一個問題，91名受訪者中，46%的人認為這裡有良好的巴士網絡，54%的人則認為現有的網絡並沒有覆蓋整個澳門。5.引進一間新巴士公司的影響新巴士公司的引進，由2011年8月經營開始，已被媒體批評，所有接受我們訪問的受訪者認為有關這項措施有影響。大多數人（64%）Gráfico3-Frequência(mensal)dousodetáxiAssim,amaiorparteandapelomenos1vezdetáxipormês(100-57.8%),easeguirhápessoasqueandammaisdoque4vezes(27-15.6%)e2vezes(22-1.2%).Omenornúmeroderespostasédosqueandam3vezes(15-8.7%)e4vezes(9-5.2%).1)NúmerodetáxisvsnecessidadesdeMacauNosúltimosanos,apopulaçãoqueixa-sedasdificuldadesemapanhartáxieissotemcriadoaideiadequeonúmerodetáxisnãoésuficienteparaasnecessidades.1次2次3次4次4次或以上一個月多少次乘坐租車？10022159271次2次3次4次4次或以上

556認為新公司的進入沒有帶來任何改善，只有36%的人認為有正面的影響。這結果跟媒體的批評相符，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認為這間新公司給予了負面的形象，而且也沒有對巴士服務作出改善。6.你認為司機有提供良好的服務給乘客嗎？在最近幾個月，缺乏司機培訓已被提及為促成增加意外事故的因素和提供不良好的服務給用戶。圖5司機的評估Gráfico1-Avaliaçãodoscondutores59%41%是否Gráfico2-ApoioprestadoaosturistasEstaé,também,aopiniãodamaioriadosinquiridos(96-59%)queconsideraqueodesempenhoeatitudedoscondutoressãonegativoscontra68individuos(41%)queavaliamestesdoisfactoresdepositivos.(7)Oscondutoresdeautocarrosestãopreparadosparaajudarosturistas?ComoMacauéumacidadedeturismoelazerostransportespúblicossãoumimportantemeioparacircularemMacau,porisso,oscondutoresdevemestarpreparadosparaajudarosturístaseparadarumaboaimagemdeMacau.Apesardamaioria(92-55%)terumaopiniãonegativaasopiniõesestãodivididasporque74pessoasachampositivaaatitudedoscondutoresparacomosturistas.55%45%是否圖6向遊客提供支持Gráfico1-Avaliaçãodoscondutores59%41%是否Gráfico2-ApoioprestadoaosturistasEstaé,também,aopiniãodamaioriadosinquiridos(96-59%)queconsideraqueodesempenhoeatitudedoscondutoressãonegativoscontra68individuos(41%)queavaliamestesdoisfactoresdepositivos.(7)Oscondutoresdeautocarrosestãopreparadosparaajudarosturistas?ComoMacauéumacidadedeturismoelazerostransportespúblicossãoumimportantemeioparacircularemMacau,porisso,oscondutoresdevemestarpreparadosparaajudarosturístaseparadarumaboaimagemdeMacau.Apesardamaioria(92-55%)terumaopiniãonegativaasopiniõesestãodivididasporque74pessoasachampositivaaatitudedoscondutoresparacomosturistas.55%45%是否大部份受訪者的意見（96-59%）認為司機的表現和態度是負面的，而有68個人（41%）認為兩個因素均是正面的。7.司機是否有足夠準備去幫助遊客？澳門作為一個旅遊休閒的城市，公共交通十分重要，所以司機應該做足準備去幫助遊客，給澳門留下一個好的形象。

557認為司機沒有足夠準備去幫助遊客的受訪者佔55%，即92名。可是持相反意見的也有74人。92名受訪者給的意見是負面的，在132個答案裡平均每個至少有兩個原因。表3結論出主要的原因，65個回應的是司機提供差劣服務給遊客是由於他們不善於其他語言。表3司機沒有足夠準備去幫助遊客的原因V2原因——P15回應的數量不懂該語言65缺乏教育27害怕去面對問題4缺乏培訓18穿著不好1資訊性不足7不喜歡幫助遊客1不良駕駛不遵守規則4影響旅遊形象1政府問題1年老3缺乏教育（27）和缺乏培訓（18）是影響服務質量的主要因素。還有其他一些持小數目的原因，包括司機缺乏資訊（7），不良駕駛（3）和年老（3）。（三）出租車的服務在澳門，出租車是一種廣泛使用的交通工具，但是在近年來批評變得頻繁，所以我們訪問有關出租車的服務。

558在一共173名受訪者中，大多數人（100）最少一個月一次使用出租車。圖7出租車的使用頻率Gráfico3-Frequência(mensal)dousodetáxiAssim,amaiorparteandapelomenos1vezdetáxipormês(100-57.8%),easeguirhápessoasqueandammaisdoque4vezes(27-15.6%)e2vezes(22-1.2%).Omenornúmeroderespostasédosqueandam3vezes(15-8.7%)e4vezes(9-5.2%).1)NúmerodetáxisvsnecessidadesdeMacauNosúltimosanos,apopulaçãoqueixa-sedasdificuldadesemapanhartáxieissotemcriadoaideiadequeonúmerodetáxisnãoésuficienteparaasnecessidades.1次2次3次4次4次或以上一個月多少次乘坐租車？10022159271次2次3次4次4次或以上因此，他們大多使用出租車每月至少1次（100-57.8%），其次是超過4次（27-15.6%）和2次（22-1.2%）。而使用次數最少的分別是3次（15-8.7%）和4次（9-5.2%）。1.出租車的數量與澳門的需要近年來，人們都抱怨很難乘坐出租車，出租車的數量不足夠滿足市民的需要。圖8出租車的數量與需要Gráfico8-Quantidadedetáxisvsnecessidades31%69%是否Gráfico9-AumentodaslicencasdetáxisOgráficono.8mostraqueamaiorpartedaspessoas(69%)édeopiniãoqueonúmerodetáxisnãoésuficienteparaasnecessidadesdosresidentesedosturistas,noentanto,31%temopiniãocontrária.Deentreosinquiridos110consideramqueoGovernodeveaumentaraslicençasdetáxise61achamquesedevemanter.Comparandoosresultadosverificamosqueexisteumligeirodecréscimoentreosqueconsideramqueonúmerodetáxisnãoésuficienteeosquerespondemquesedeviaaumentaraslicençasdetáxis(69%vs64%)oquenoslevaaconcluirque5%pretendeverimplementadasoutrassoluçõesparasuprirafaltadetáxis.Amaioriaestáemconsonânciacomadecisãodogovernoquedecidiuatribuirmais64%36%是否

559圖9增加出租車牌照Gráfico8-Quantidadedetáxisvsnecessidades31%69%是否Gráfico9-AumentodaslicencasdetáxisOgráficono.8mostraqueamaiorpartedaspessoas(69%)édeopiniãoqueonúmerodetáxisnãoésuficienteparaasnecessidadesdosresidentesedosturistas,noentanto,31%temopiniãocontrária.Deentreosinquiridos110consideramqueoGovernodeveaumentaraslicençasdetáxise61achamquesedevemanter.Comparandoosresultadosverificamosqueexisteumligeirodecréscimoentreosqueconsideramqueonúmerodetáxisnãoésuficienteeosquerespondemquesedeviaaumentaraslicençasdetáxis(69%vs64%)oquenoslevaaconcluirque5%pretendeverimplementadasoutrassoluçõesparasuprirafaltadetáxis.Amaioriaestáemconsonânciacomadecisãodogovernoquedecidiuatribuirmais64%36%是否圖8顯示了大多數的人（69%）相信出租車的數量是不足夠滿足澳門居民和遊客的需要，可是，31%的人有反對的意見。110名受訪者相信政府應該要增加出租車牌照而61名受訪者覺得應維持現狀。結果顯示，認為出租車數量不足和出租車牌照須增加的人有輕微下降，（69%與64%），所以我們推斷那5%的人是希望看到其他解決方法。最符合政府的決定是分配超過200個出租車牌照以滿足居民和遊客的需求。2.如何分類出租車的質量？車輛大多數的回應是在標準（69-38%）和只有9%出租車的比率/車輛具有良好的質量。圖10出租車質量的評估200licençasdetáxispararesponderàsnecessidadesdapopulaçãoedosturistas.2)Comoclassificaaqualidadedostáxis(veículo)Amaiorpartedasrespostassitua-senonormal(69-38%)eapenas9%classificaostáxis/veículoscomotendoboaqualidade.Gráfico0-Avaliaçãodaqualidadedostáxis02040608012345Legenda-1correspondeamuitomáe5aexecelenteNãoseregistounenhumaavaliaçãodeexcelente.Asomadaavaliaçãodemá(62-33%)emuitomá(38-20%)atingeos53%oquenospermiteconcluirquehámuitoamelhorarnesteaspectojáqueaavaliaçãoénegativa.3)Relaçãocusto-benefíciodoserviçodetáxisOmaiornúmeroderespostas(104-59%)correspondea“Não”e72indivíduos(41%)achaquearelaçãopreço-benéficoépositiva.Aoanalisarmososresultadoseconsiderandoque53%avaliaaqualidadedostáxis(veículos)demáemuitomáe72%avaliamdenegativooserviçoprestadopelostaxistasparece-noslógicoconcluirqueopreçoéelevadodevidoàfracaqualidadedoserviço.4)AvaliaçãodoserviçoprestadopelostaxistasaoscidadãoseaosturistasPodemosverque72%achaqueostaxistasnãoprestamumbomserviçoaoscidadãosdeMacau,mas49pessoas(28%)consideramqueestepodeserconsideradodebom.*1為非常差，5為非常好

560這裡沒有評價為優良的答覆。差（62-33%）和非常差（38-20%）的總數佔53%，這負面的評價令我們意識到要改善的地方有很多。3.出租車的價格數量最多的受訪者（104-59%）對價格效益作出負面評價，72人（41%）卻認為是正面的。當分析了結果和考慮到53%出租車的質量（車輛）是差的和非常差的及72%的受訪者評估出租車司機提供的服務是負面的，這顯示出價格高亦是引致出租車服務質量差的原因。4.評估出租車司機給市民和遊客的服務我們能看到72%覺得出租車司機沒有提供良好的服務給澳門市民，但是49人（28%）認為是好的。然而，結論是絕大部份人不滿意出租車司機的表現/態度。至於大部分的遊客，即95位（54%）相信出租車司機沒有準備去支持遊客和81位（46%）對這些專業人士的表現作出了正面的評價。表4出租車司機沒有準備去幫助遊客的原因V3原因——P22人數不能說這種語言60缺乏教育/抱怨路線短28/7選擇乘客/選擇某些區域（賭場）/不為客戶提供服務27/9/6缺乏培訓/行為不檢19/1詐騙/長距離收取更多的費用/特殊情況颱風5/8/4不提供資訊/沒有幫助乘客8/4裝扮不好/在出租車上吸煙1/2缺乏出租車4出租車骯髒3

561大多數的出租車司機唯一熟練掌握國語和粵語，所以他們沒有合適的語言技巧去讓他們與外國遊客溝通。這裡還有其他原因，例如：選擇乘客（27），缺乏培訓/不熟悉澳門道路（19），不提供資訊給乘客（8），使路線更長去收取更多的費用（8），等等。（四）公共運輸的評估（大體上）受訪者評估澳門公共交通工具的質量是正面的。（圖11）圖11澳門公共交通工具的評價4.AvaliaçãodosTransportesPúblicos(emgeral)OsinquiridosavaliamaqualidadedostransportespúblicosdeMacaudeformapositiva(gráficonº11).Gráfico11-AvaliaçãodostransportespúblicosdeMacau12345Legenda-1correspondeamuitomáe5aexecelenteDas226respostas128sãopositivase98negativas.Nãoseregistouqualquerrespostarelativaàavaliaçãodeexcelente.Apesardestavisãopositiva,sendoMacauumterritórioemqueoturismoeolazersãoduasimportantesactividadeseconómicascomoéqueosinquiridosavaliamoimpactodosserviçosdetransportesnaimagemdeMacaujuntodosestrangeirosquenosvisitam?Gráfico12-ImpactodoseviçodetransportespúblicosnaimagemdeMacaujuntodosturistas72045698512345Legenda-1correspondeamuitomáe5aexecelenteDas226respostas,199sãorespostaspositivase27sãonegativas.Ouseja,amaioriaconsideraqueosserviçosdostransportespúblicosafectamaimagemdeMacau.ConscientedestasituaçãooGovernotemvindoaimplementarmedidasparamelhorar*1為最差，5為最優在226個的回應中，有128個是正面的和98個是負面的。沒有回答是評估卓越的。儘管這種積極的前景，旅行和消遣是在澳門領域的兩個重要經濟活動，受訪者如何評估外國人對澳門運輸服務的形象？圖12在遊客中，公共交通服務影響澳門的形象4.AvaliaçãodosTransportesPúblicos(emgeral)OsinquiridosavaliamaqualidadedostransportespúblicosdeMacaudeformapositiva(gráficonº11).Gráfico11-AvaliaçãodostransportespúblicosdeMacau12345Legenda-1correspondeamuitomáe5aexecelenteDas226respostas128sãopositivase98negativas.Nãoseregistouqualquerrespostarelativaàavaliaçãodeexcelente.Apesardestavisãopositiva,sendoMacauumterritórioemqueoturismoeolazersãoduasimportantesactividadeseconómicascomoéqueosinquiridosavaliamoimpactodosserviçosdetransportesnaimagemdeMacaujuntodosestrangeirosquenosvisitam?Gráfico12-ImpactodoseviçodetransportespúblicosnaimagemdeMacaujuntodosturistas72045698512345Legenda-1correspondeamuitomáe5aexecelenteDas226respostas,199sãorespostaspositivase27sãonegativas.Ouseja,amaioriaconsideraqueosserviçosdostransportespúblicosafectamaimagemdeMacau.ConscientedestasituaçãooGovernotemvindoaimplementarmedidasparamelhorar*1為最差，5為最優

562在226個回應中，199個給了正面的回應但是27個是負面的。那就是，大多數人相信公共交通服務影響澳門的形象。意識到這種情況，政府一直推行以改善公共交通服務的質量，達到怎樣的影響？圖13政府公共交通服務的影響aqualidadedosserviçosdetransportespúblicos,qualoimpactodessasmedidas?Gráfico13-ImpactodasmedidasdoGovernonosserviçosdetransportespúblicos41777728312345Legenda-1correspondeanenhumimpactoe5amuitoimpactoDas226respostasamaiorparte(195)consideraqueasmedidasimplementadasnãotiveramresultadospositivosequenãoseregistounenhumamelhoria.Umapercentagempoucosignificativa(31inquiridos)consideraquetemhavidomelhorias.Oquepodeserfeitoparamelhorarosserviçosdetransportespúblicos?Quadro5-SugestõesdemelhoramentodostransportespúblicosV3Medidas-P21NºderespostasImplementarumbomsistemadefiscalização29Darformaçãoaoscondutores51Recolheropiniõesdoscidadãos3Construirrapidamentedometroligeiro11Mudarparaautocarrosamigosdoambiente/Fazeramanutençãodosveículos11/6Criarmaispercursosdeautocarros/restruturarospercursos5/22Evitarqueostaxíssóaceitemosturistas/Obrigarostáxisacirularnacidade10/6Pararemtodasasparagens/Paragensaabrangertodooterritório8/1Todososserviçospúblicosdeixaremdeusarveículospróprios2Controlaronúmerodeveículosprópriosdoscidadãos4*1為沒有影響，5為影響最大226個回應中有195個認為實施的因素沒達到正面的結果，而且一直沒有改善。較少比例（31名受訪者）相信這一直沒有改善。有甚麼可以做去改善公共交通的服務呢？表5改善公共交通運輸的建議V3建議——P21回應的數量實施良好的監控系統29提供司機培訓51收集市民的意見3迅速興建輕軌11切換環保巴士／維修車輛11/6創造更多巴士／重整路線5/22避免出租車只挑選遊客搭乘／要求出租車遊城市周圍10/6在所有車站停下／有足夠的車站覆蓋整個城市8/1所有公務人員應該停止使用他們的車輛2限制每個市民擁有車輛的數量4增加巴士和出租車的數量／加出租車牌照11/2

563V3建議——P21回應的數量騎自行車1在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建立更多停車場3公共交通專用車道在中區2建立公共交通的基本規律2在嚴重的情況下，司機會被罰款，終止牌照2除去娛樂場的穿梭巴士2在各種不同的看法當中，發現了人們相信最重要的東西最多數的是（51個回覆）培訓司機和（29）政府應該實施一個良好的監控系統。還有那些人認為政府應該重整路線，因為車站不足夠去覆蓋澳門整個範圍。輕軌的興建（11）及出租車和巴士的增加（11）這兩方面是受訪者發現它們是最能夠改善交通運輸的服務。就出租車而論，目的在於預防出租車司機有偏愛地去挑選乘客（10-出租車司機挑選遊客；6-要求出租車司機遊城市周圍）。一些建議已經包括在普遍的公共運輸：市民參與，私人車輛的控制，尤其，公共服務，騎自行車旅行，交通工具的專用車道和車輛的維修。概括起來：調查問卷的全面分析，我們能結論出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1）大部份的人口每天都使用公共交通，特別是巴士，但也正常的使用出租車，（2）在不使用公共交通的人當中，大多使用他們擁有的車輛，（3）服務的質量被分類為中級，（4）考慮到質量，價格是可以接受的，（5）巴士的數量是足夠的但是它必需要去改善網絡的覆蓋，因此，它變得更容易去讓人乘坐巴士。隨著出租車數量不足，未能以應付人口的需要，（6）推出一間新公司政策的影響仍然勉強可見；（7）巴士和出租車司機有一個相對較差的形象、表現及態度，因為他們沒有準備去傳達一個良好的形象給澳門的遊客，主要原因是他們缺乏其他語言的知識和培訓，（8）一般來說，當考慮全球範圍，公共運輸被評估為正面的。

564四、總結一個良好的公共運輸系統對生活質量是重要的，它能夠減輕一般交通問題，只要很多人選擇去使用公共運輸，就能減少私人車輛的數量。此外，重要的是要有品質良好的公共交通網絡去傳達澳門良好的形象。我們認為主要問題有幾個：車輛的質量大多是老舊的，出租車和巴士司機的表現都不令人滿意，所設置的巴士站質素不高，司機培訓不足，缺乏外語技能。要是政府有興趣令澳門成為一個綠色的城市，重要的是要選擇使用環保的車輛。最後，我們相信應該要有一個很好的監控以確保遵守法律，並確保公共交通服務是有效率和優質的。

565《行政》第二十六卷，總第一百零一期，2013No.3，565—585雙源共存：澳門的宗教慈善及社會服務婁勝華*中西交匯、文化多元是澳門的城市特質。作為早期天主教在亞洲傳播的東方基地，澳門是東亞地區最早接觸並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地區，故而素有“東方梵蒂岡”之稱號。而在西方宗教到來之前，道教、佛教等東方信仰已在澳門流傳久遠。因此，多元異質的東西方宗教不失和平地共存競生構成了澳門特有的城市信仰風貌。宗教的生命力在於與信衆及當地社會的聯結。其中，慈善是宗教聯結社會的基本紐帶，也是贏得信衆與獲得社會認可的重要方式。澳門的東、西方宗教以其並不相同的慈善活動與方式進入社會，可以說，宗教慈善在澳門非但源遠流長，更重要的是，宗教通過對慈善及社會服務的深度參與，塑造並改變著澳門的慈善事業，使之呈現出與衆不同的模式特徵。一、雙源未匯流：西式宗教性慈善的引入及中西多元慈善的並存與其它地區一樣，慈善在澳門的起源與發展源自於本地社會的需求。衆所周知，澳門是一個移民城市，其有著悠久的移民史，即使到如今，在其居住人口中，仍有半數以上並非出生於澳門。然而，在澳門的移民人口中，有泛海而來的遠距離歐亞移民，而更多的是來自澳門周邊地區的近距離華人移民。其中，相當部分屬於非常態移民，具“難民”身份。原因在於歷史上澳門的特殊管治環境使其成為周圍地區戰亂或社會動蕩而產生的“難民”避難地。因此，在歷史上，澳門*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學教授兼課程主任。

566人口中始終規模不等地存在著因躲避原居地災難或社會環境動蕩而來的遷居者，雖然其中不乏富有者，大部分卻是需要得到救濟的難民。在移民因素之外，無休止的災害也是推動澳門居民難民化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人類預測與抵禦災害能力低下的20世紀之前。在影響澳門的災害中，颱風實為禍首，因澳門地處亞熱帶季風氣候區，熱帶風暴頻繁侵襲。據不完全統計，在1850-1899年就有14次强大颱風肆虐澳門。除了自然災害，流行性疾病也是20世紀前長期困擾澳門社會的災難。在19世紀，澳門地區共發生9次瘟疫，包括6次腺鼠疫、2次霍亂與1次傷寒。難民湧入、天災頻仍以及疾病流行，對慈善產生旺盛需求。然而，澳門特殊的管治形態，使原本在救災與賑濟等慈善供給方面應承擔主責的政府部門長期處於功能缺位狀態。無論是早期負責澳門管治的明、清地方政府，還是1849年後作為外來殖民者的澳葡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上都採取“無為而治”政策，甚少有主動直接地向貧弱社群提供生活資料的記錄。因此，宗教組織與公益社團成為澳門賑濟難民與救助貧黎的兩個渠道。其中，宗教慈善是澳門慈善的基本源頭之一，時至今日，依然是澳門民間慈善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葡人入居澳門之前，生活在澳門的華人以中國傳統的道教與佛教為其信仰，供奉佛、道二教神靈的寺廟遍佈澳門三島。在澳門半島內，久負盛名的媽閣廟始建於1488年，是澳門市區的起點。半島北部有用作清代官員入澳駐足地的蓮峰廟。在澳門半島上，以媽祖廟與蓮峰廟為標誌，形成澳門市區早期輪廓。此外，半島上還有與媽閣廟、蓮峰廟並稱澳門三大禪院的普濟禪院（觀音堂），以及坐落三巴門與鏡湖醫院相鄰的包公廟（1889年）1、呂祖仙院（1891年）、南山廟（供奉鐘馗，1895年）與醫靈廟（1895年）的廟宇群。而哪咤廟、土地廟等多座廟宇則散佈半島各處。在離島地區，氹仔有北帝廟、天后宮等，路環則有天后宮、譚公廟等。據統計，自明代以來，整個澳門地區供奉媽祖的廟宇就有近十處。2其中，路環天后古廟所處之馬交1.宗教或服務機構括號內數字為該機構成立年份，下同。2.章文欽：“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載《媽祖信俗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聯合出版，1998年，第212頁。

567石，舊稱“澳頭”，而媽閣廟所處之媽祖閣，稱“澳尾”，分佈在澳門兩端外港與內港的出入口處，便於漁民出入澳門港時拜祭。寺廟的作用，除了作為供奉神靈為信衆提供心靈慰藉外，慈善賑濟活動可以說是其最古老的傳統項目。一些寺廟利用神誕日募集慈善款項用於慈善，普濟禪院（觀音堂）、蓮峰廟等廟宇在賑濟災民、恤貧憐孤方面功不可沒，崇祀呂祖的雲泉仙館、信善壇等道堂向貧苦人士贈醫施藥、派米派油。舉辦義學也曾納入澳門寺廟的公益活動範疇。媽祖閣在晚清時辦過“漳泉義學”，蓮峰廟在民國初年曾創辦“蓮峰義學”。據“蓮峰義學記”碑銘記載：“關閘沙在濠鏡北隅，地素貧脊（瘠），家於是者，皆甕牖繩樞蓽門、圭窬口言，饔餮恒患不給。故煙戶數百，弦誦不聞，其弟子無論長幼，罔知禮教，甚而好為蠻觸蝸爭，鬥毆成風，恬不為怪。”3鑒此，蓮峰廟撥廟賞，興辦蓮峰義學，是為今日蓮峰普濟學校之前身。在澳門，傳統宗教組織與慈善活動的密不可分還表現在善堂善會與廟宇往往合二而一。例如，三街會館供奉關帝與財帛星君，氹仔嘉善堂供奉醫靈，而鏡湖醫院非但供奉醫聖華佗，而且統理闔澳善社、廟宇產業。至於廟宇捐助善堂善會經費可謂屢見不鮮，鏡湖醫院與同善堂有不少收取宗教組織的捐贈款物或送業收租之記錄。如果說上述中式宗教慈善在內容與形式上與大陸等其他華人地區並無太大差異，是同類宗教組織慈善功能在澳門的複製與延伸的話，那麼，西式宗教慈善的引入，即由天主教會或基督教會在澳門創辦的慈善機構，不但標誌著西式宗教慈善首次出現在古老的中國，而且由此開始了西式宗教公益組織在澳門乃至東方社會的傳奇歷程。作為天主教東傳的重要基地，澳門素有“天主聖名之城”稱號。1576年，天主教澳門教區成立，是為遠東第一個天主教教區。而在此之前的1569年，天主教耶穌會會士、後為澳門教區第一任主教的賈耐勞（D.BelchiorCarnieroLeitão，1516-1583）在澳門創辦慈善機3.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0頁。

568構——仁慈堂（SantaCasadaMisericordia）4，從事面向貧民、窮弱孤寡及兒童的救濟性慈善服務。5之後，仁慈堂陸續開辦了澳門第一所西醫醫院（貧民醫院）和第一所孤兒院（育嬰堂），以及附設麻瘋病院、婦女收容院等機構。貧民醫院的醫療服務對象是“凡有病之男女老幼無扶持者，遠來孤旅無依者。”6除了收治病人外，仁慈堂還定期派出醫生前往社區巡診，並將病重者帶回醫院治療。至於麻瘋病院是專門用來收治與隔離麻瘋病患者的，多則百人，少則幾十人。據記載，1834年時有69名麻瘋病人被隔離在麻瘋病院內。7仁慈堂麻瘋病院存續了300餘年，直至1896年關閉。收養棄嬰、收留孤女與寡婦也是仁慈堂慈善活動的重要內容。丟棄嬰兒（尤其是女嬰）可以說是傳統華人社會的一個痼疾。因此，開辦育嬰堂成為許多西方在華宗教團體的重要活動。據不完全統計，從1857年1月1日到1866年12月31日的10年間，仁慈堂收容的棄嬰總數達2286名之多。即使是在1867年澳葡總督頒布禁止仁慈堂收容棄嬰的法令之後，許多棄嬰仍然被放在仁慈堂門口。至於收留孤女與寡婦，是因為早期的航海事業具有高風險性，男性海員不時因海難而失去生命，遺留下孤女與寡婦無人扶養。因此，早在1592年，仁慈堂就設立專供孤女結婚置辦嫁妝的基金，接受捐款或遺贈。孤女出嫁時，仁慈堂不但會為其置辦嫁妝，而且值理們會出席孤女的婚禮。針對失去家庭依靠的孤女或寡婦，仁慈堂還曾設立過4.當時，澳門華人稱仁慈堂為“支糧廟”。參見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校注》下卷《澳蕃篇》，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150頁。5.按照葡萄牙仁慈堂的規定，仁慈堂遵從天主教慈善事業十四條規定，包括精神與身體兩方面。仁慈堂的慈善活動較為廣泛，涉及“贖救戰俘和探視囚徒”、“治病救人”、“給裸者衣”、“給饑者食”、“給渴者飲”、“為朝聖者和窮人提供居所”、“安葬死者”等。具體參見施莉蘿：“社會救濟活動及權力機制：仁慈堂之起源”，《行政》總第80期，第359頁。6.董少新：《西洋傳教士在華早期行醫事迹考述》，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第12頁。7.龍思泰（Anders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56頁。

569婦女收容院，專門收留無依無靠的婦女。在1727年時，收容院裏收留了30名婦女，包括20名孤女和10名寡婦。8此外，在仁慈堂所從事的慈善庇護活動中，甚至包括設立廉租房屋與經濟食堂。1896年，仁慈堂成立一所經濟飯堂。“它的服務對象為有困難的階層，同時，它也向貧窮的學生提供補助，供給食品、衣服、書籍，替他們交納學費。”廉租房屋，是“用來幫助那些需要住房的家庭”。9仁慈堂歷經400餘年，至今仍是一所由土生葡人天主教徒主導的慈善機構。可以說，仁慈堂不僅是澳門最古老的慈善機構之一，也是在中國歷史上最悠久且延續至今的西式宗教性慈善組織，可以說是西式慈善的一個東方傳奇。除了由天主教澳門教區第一任主教創辦並由天主教教友支持的具宗教背景的慈善組織——仁慈堂外，實際上，自從澳門天主教區成立以來，類似仁慈堂提供的慈善服務一直是教區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至今，教區下轄的慈善、醫療、教育及社會服務機構已遍及全澳。相對於天主教，基督新教在澳門的慈善活動，要晚得多。遲至19世紀上半葉，基督新教選擇醫療與教育作為在澳門開辦慈善服務的領域。其中，中華醫療傳道會與馬禮遜教育會較具代表性。1838年2月，美國基督教美部會（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在廣州成立中華醫療傳道會。7月5日，傳道會設在澳門的醫院開始營運。該院治療的病例中，以眼科為主。醫院由於缺乏人手，加上開辦不久即遇上了中英衝突，所以時開時閉。據記載，從1841年7月到1842年9月的15個月的時間內，共收治病人5265名，住院病人433名。1836年，馬禮遜教育會成立，該會是為了紀念澳門第一位基督新教傳教士、《華英字典》編撰者、英國牧師馬禮遜8.施莉蘿：“社會救濟活動及權力機制：仁慈堂之起源”，《行政》總第80期，第367頁。9.施莉蘿：“社會救濟活動及權力機制：仁慈堂之起源”，《行政》總第80期，第367頁。

570（R.Morrison）博士而設。1838年10月，應邀至澳的美國傳教士布朗（SamuelRobbinsBrown）開始主持馬禮遜教育會的工作——學校與圖書館。圖書館有2000-3000卷書，設在鄰近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教育會內。學校始有6名來自澳門附近農村的學生，後規模擴大。學習的課程有英語（《新約》）、漢語（《四書》）、地理、幾何、代數、英國史等。馬禮遜學堂是近代中國第一所傳播西學的學校。該校於1842年11月1日，從澳門遷往香港。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第一個留英學生並成為中國第一位西醫的黃寬都曾在馬禮遜教育會主辦的學校內學習。10由上可見，中西宗教組織創辦的慈善機構及其從事的慈善活動構成澳門慈善的兩個重要起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西宗教慈善在澳門長時期地並存，卻並未出現“雙源匯流”的融合趨勢，而是各自為之、自成體系，即使偶有協助與合作，如難民湧入時或天災發生時共同賑濟難民或災民，但是，當災難消退後，又各自回歸自身的渠道，因此，雙源不匯流、共存卻自立是澳門宗教性慈善發展的基本格局。二、寬領域與廣覆蓋：宗教慈善及服務參與澳門的慈善及社會服務實行民間主導的官助民辦模式，由政府直接開辦及運作的慈善與社會服務機構為數甚少。而在佔據著絕對比重的民間慈善及社會服務機構中，以其主辦者來劃分，主要由宗教組織與非宗教的世俗性社團兩類。如前所述，宗教慈善是澳門慈善業的基本源頭之一，至今依然構成澳門民間慈善業的基本組成部分。然而，與以往不同的是，隨著澳門經濟與社會發展，尤其是回歸後通過博彩經營權改革引發的經濟高速增長從而推動了澳門豐裕型社會的成長，救濟型慈善的空間越來越狹窄，與此同時，社會服務的需求增長迅猛。適應社會需要的轉變，宗教慈善逐漸從過往面向貧窮等特定弱勢群體提供救濟轉向面向全民10.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8-259頁。

571提供廣泛的社會服務，包括醫療、教育、家庭服務、兒童服務、長者服務、復康服務、防治藥物依賴服務、社區服務等，其中，一些服務完全由宗教組織提供，例如，戒毒服務與短期食物補貼（食物銀行）服務。就宗教參與慈善及社會服務的主體而言，目前澳門主要宗教大多會程度不同地參與慈善服務活動。其中，天主教、基督教參與範圍與强度較大，而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也以不同方式參與服務。天主教（Catholicism）方面，澳門教區自1576年成立至今，創辦了多個慈善服務機構，提供醫療、教育、家庭關愛等多種慈善公益服務。其中，澳門明愛（CaritasdeMacau）11是最重要的天主教澳門教區轄下之慈善機構，其前身為1950年代初由陸毅神父（Fr.LuisRuizSuarez）創立的利瑪竇社會服務中心（CentroSocialMateusRicci）。1971年，利瑪竇社會服務中心成為澳門天主教教區屬下機構，並加入“國際明愛”（CaritasInternationalis），易名“澳門明愛”。此後其服務範圍日益擴大，目前提供安老服務、復康服務、教育服務、家庭及幼兒服務、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弱能人士教育服務、傷殘人士駕駛訓練、輔導熱線、露宿者宿舍、社會重返服務、勞工服務、暫居服務等多元化慈善公益社會服務。該機構在提供各種慈善及社會服務時具獨立性。基督教（Protestantism）同樣在澳門開辦了多個慈善服務機構。基督教主辦的慈善機構及服務中，較為人知的有基督教會宣道堂（1950年）開展的社會救濟服務，基督教聯會（1990年）開展的醫療、教育及社區老人服務，循道衛理會澳門堂（1989年）提供的單親家庭服務，聖公會澳門服務處（1997年）提供的青少年服務及義工訓練，基督教青年會（1994年）面向青少年提供的藥物濫用預防與教育，澳門青年挑戰福音中心（1981年）開展的福音戒毒服務。道教（Taoism）方面，雲泉仙館於1978年成立慈善會，組織“慈善基金會”，籌募善款用於濟貧服務（如派米及食用油），又成立醫11.參見澳門明愛網頁，http://www.caritas.org.mo。文中其他有關澳門明愛的部分資料也取自該網站。

572療組，贈醫施藥。信善堂，作為非牟利慈善道教團體，以慈善度人為要，設慈善部，除了持鸞普救及贈藥外，每年定期向老弱無依者施贈白米及食油，並設齋筵招待年老人士。佛教（Buddhism）組織也提供不同形式的慈善性服務，例如，佛教青年中心（1991年）組織佛青義工團提供志願者服務等。此外，一些新興宗教組織也參與了澳門的慈善服務，如巴哈伊教開辦聯國學校，提供正規教育服務。可以說，儘管參與的方式與程度不同，但是，不同宗教對澳門慈善及社會服務均有一定參與。據統計，至2012年末，由宗教團體開辦的社會服務機構已發展到71個，佔澳門社服機構總數的34.5%。從宗教組織參與慈善及社會服務的領域看，目前澳門已有的家庭服務、安老服務、教育服務、青少年及幼兒服務、社區服務、復康服務、社會重返服務，乃至短期食物補助、臨時收容等領域，都有不同宗教組織的參與。（一）家庭服務家庭服務是指面向社區居民，尤其是單親家庭、貧困及獨居老人、新移民家庭等，循“家庭本位”理念，通過講座、小組、諮詢、個案輔導及轉介等多元化服務及活動方式，協助困難家庭，改善家庭關係，預防家庭問題，實現家庭生活的和諧愉快。家庭服務是宗教組織參與社會服務的常見形式。表1澳門家庭服務機構分類統計（截至2012年末）服務機構主辦機構社會工作中心家庭服務中心臨時收容中心輔導服務機構新來澳人士服務單親網絡互助服務災民中心合計宗教天主教43119基督教314小計731213

573服務機構主辦機構社會工作中心家庭服務中心臨時收容中心輔導服務機構新來澳人士服務單親網絡互助服務災民中心合計社團41139政府61119合計6124215131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澳門社會服務設施》資料整理。從表1不難看出，在家庭服務方面，教會主辦的服務機構13個，包括7個家庭服務中心、3個臨時收容中心與2個單親網絡互助服務機構等。在機構數上，作為主辦者的教會名列社團與政府之前。其中，屬天主教的有9間，基督教的有4間。宗教組織提供家庭服務的機構包括天主教的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婚姻家庭輔導中心（1980年）、善牧會婦女互助中心、明愛家庭服務部與基督教的循道衛理社區服務中心（1989年）、氹仔家庭成長軒（2009年）與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2010年）。提供的一般性家庭服務包括婚姻輔導服務、心理輔導服務、法律諮詢服務、課餘暫托學童服務、親子活動、單親網絡互助服務、義工服務、生涯規劃、緊急經濟援助等，也有較為特殊或專業性服務，如婚外情問題支持熱線服務、問題賭徒專業輔導服務、預防藥物濫用等。多數機構的服務對象是本地居民，個別機構延伸至在澳門合法居留或工作的海外人士。面向單身或有幼年子女的婦女與露宿者提供援助與庇護，是澳門天主教的傳統慈善服務。其中，天主教善牧會作為一個國際性修女會，在婦女工作方面已經具有300多年的歷史。目前澳門有4間收容中心，其中3間由天主教開辦，包括善牧中心（1990年）、“仁愛之家”臨時婦女收容中心（1992年）與澳門明愛的駿居庭（原名為澳門露宿者中心，成立於1994年，2006年改現名）。前兩間面向因賭博、非法移民、未婚懷孕、被虐待或被配偶遺棄、與家人或配偶發生衝突等陷入困境的婦女提供短期住宿、小組輔導、縫紉等職業訓練等，後

574者面向露宿者提供短期暫時性住宿服務、外展服務、安排膳食服務、協助保持個人衛生、輔導服務、編制及協助執行個人服務計劃、協助安排醫療服務、轉介服務等。面對困難、無助、陷於消極或絕望之人士，澳門明愛於1984年8月成立了生命線輔導中心，2001年改為生命熱線。生命熱線由專業社工及心理輔導員負責，全年不間斷每天24小時由接受過輔導技巧的人士為陷入孤立無助的居民提供電話情緒疏導服務或轉介服務。（二）長者服務澳門已進入老齡化社會，隨著老齡人口的增加，長者安老服務也成為宗教組織參與社會服務的重要內容。所謂長者服務是指針對長者不同需要及健康狀况而由安老服務機構提供的各種社區支持服務，包括醫療護理、清潔衛生、家居照顧、義工探訪等，同時，也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不同程度的院舍服務。表2澳門長者服務機構分類統計（截至2012年末）服務機構主辦機構安老院舍家居照顧及支持服務獨居長者服務長者日間中心耆康中心平安通呼援服務合計宗教天主教5223416基督教11小計5223517社團133616131政府112私人13215合計19551024165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澳門社會服務設施》資料整理。由表2可見，宗教組織合共開辦了17間長者服務機構，除了一間耆康中心由基督教會主辦外，其餘16間均屬天主教會開辦，其提供的安

575老服務涵蓋院舍服務、獨居老人服務、家庭照顧與支援等服務項目。值得一提的是，澳門最早的安老機構也是由天主教會開辦的。以收留年長難民與窮人而著稱的仁慈堂婆仔屋（“貧窮者之家”）已有百多年歷史，“二戰”時因收留上海逃難至澳的葡僑而聞名。長期以來，因其多收留年邁婦人而被澳門街坊喚為“婆仔屋”。而仁慈堂目前提供安老服務的安老院則建於1925年，1998年重建。重建後的安老院接收了婆仔屋的院友，因此，婆仔屋於2000年關閉。安老院舍服務與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也是澳門明愛社會服務的重要內容。其下轄的3所安老院，包括以男性長者為服務對象的伯大尼安老院、以女性長者為對象的聖瑪利亞安老院與聖方濟各安老院，均創辦於上世紀60年代。三間安老院都向入住長者提供全面院舍服務，包括住宿、膳食、護理，以及醫療、健體、文娛康樂等服務。同時，也向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個案或小組輔導，以及組織長者參與社區活動等。對於欠缺生活自理能力卻不願意或者無條件入住院舍的長者以及獨居老人，明愛先後創立青洲老人中心（1992年）、康輝長者日間護理中心（1998年）與匯輝長者中心（2011年），組織家務助理隊，率先在澳門開辦家務助理服務，服務內容包括送膳、家居清潔、洗澡、護送、個人照顧、洗衣、陪診、購物、個案輔導、電話慰問、互助網絡、探訪、護理復康服務以及日間暫托等。此外，面向行動方便的長者，提供教育性、發展性、社交性及娛樂性的社區服務活動。除了天主教之外，基督教港澳信義會於1983年成立恩耆中心，該中心位於路環島，是澳門地區最偏遠的一間老人中心。其服務對象為氹仔、路環兩地的長者，服務內容包括膳食服務、興趣小組、文娛康體、諮詢轉介、福音牧靈服務等。（三）教育及青少年服務澳門的教育是多元的，其中，在辦學主體上，由民間而非政府主導。宗教組織作為民間辦學主體，開辦了大量教育機構，涉及不同的教育階段，面向不同年齡的教學對象，採用不同的教學體制及教學語言，提供多元的教學課程。其中，在基礎教育方面，宗教組織是辦學主力，其創辦的正規教育機構領先於民間社團與政府，居於首位。

576表32011/2012年度按學校監管組織統計的澳門學校數授課程度監管組織幼稚園小學中學幼小學校中小學校中小幼學校特教學校合計教會天主教221569126基督教246巴哈伊教11佛教11小計2218614134社團217117230政府235111合計62520731475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特區教育暨青年局《澳門學校資料》整理。說明：學校監管組織，是指持教育機構執照的實體。表3顯示，在非高等教育機構中，僅天主教區主辦的就達26所，佔全部教育機構的34.6%。如果加上屬於基督教會的6所學校，以及巴哈伊教、佛教各1所學校，那麼，各種宗教辦學機構數達到34所，佔45.3%，也就是說，澳門基礎教育的“半壁江山”是由宗教團體承辦或監督的。尤其是天主教會，其創辦的學校更是涵蓋各個教育階段，其中，中小低幼學校9所，中小學校6所。值得一提的是，教會學校的教學質量得到社會公認，目前澳門的優質學校多為教會學校，例如，天主教澳門教區轄下的聖心中學、聖羅撒中學，以及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培正中學。12除了熱心教育事業的天主教與基督教會外，巴哈伊教通過巴迪基金會開辦聯國學校（1988年），佛教系統的蓮峰廟主辦蓮峰普濟學校（1920年）。12.培正中學目前顯示的持牌實體為澳門培正中學教育協進會。然而，據澳門培正中學網頁介紹，該校可追溯至1889年創辦於廣州的培正學校，那是中國第一所由華人基督徒開辦的新型學校。1938年1月，為逃避戰亂，廣州培正學校由廣州遷澳，是為澳門培正中學之始。

577宗教組織的青少年及兒童服務方面，除教育服務外，還開辦了大量的協助少兒及青年成長的生活服務機構及輔導服務機構。表4澳門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機構分類統計（截至2012年末）服務機構主辦機構托兒所兒童及青年院舍社區青年工作隊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合計宗教天主教8513基督教14319小計993122社團14115政府私人1313合計3694150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澳門社會服務設施》資料整理。由表4可知，宗教組織開辦的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機構共22個，佔總數的44%。其中，屬天主教會的有13個，相對多於基督教，而基督教主辦的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的涵蓋面卻較天主教廣。在具體的服務項目上，以兒童及青年院舍、社區青年工作隊等所佔比例高。在宗教托兒服務方面，除了1所屬於基督教國際傳教證道會的托兒所（1997年）外，其餘8所托兒所均由天主教開辦。與私人及其它托兒主辦機構不同，天主教的托兒服務，一是創辦的時間早，屬澳門教區的嘉模托兒所成立於1952年，而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的聖羅撒托兒所則於1956年創辦。二是多由修女會創辦及負責運作，聖羅撒托兒所由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所屬，仁愛傳教托兒所（1993年）由仁愛傳教修女會創辦，教宗若望廿三世托兒所（1983年）屬永援聖母傳教修女會，聖瑪沙利羅慈惠托兒所（1978年）由天主教母佑會修女創辦。這些托兒所的管理者及工作人員也以修女為多。三是多面向貧窮家庭子女，且多屬免費性質。聖羅撒托兒所主要向工人家庭或貧窮家

578庭提供托兒服務。仁愛傳教托兒所服務對象為來自貧苦家庭的兒童。其前身是為“仁愛之家”臨時婦女收容中心收容的問題家庭婦女之子女而設的托兒所。現托兒所服務於澳門較貧困人士，且獲得仁愛修女會修女的義務工作，因此，入托費用全免。在兒童及青年院舍服務方面，目前全澳9所院舍悉由教會創辦，其中，5所屬天主教，4所屬基督教。面向孤兒、破碎家庭的兒童、被虐兒童及遭遺棄兒童提供院舍服務的機構有隸屬於天主教玫瑰道明傳教女修會的梁文燕培幼院（1966年）與由巴西青年使命團的基督徒及傳教士發起而成立的希望之源（1994年）。面向被遺棄、缺乏家庭照顧以及與家庭或社會環境有衝突而可能瀕臨危機邊緣的青少年提供院舍服務的機構有隸屬天主教的九澳聖若瑟宿舍（1973年，母佑會）、望厦青年之家（1990年，永援聖母傳教修女會）、青輝舍（1998年，明愛）、鳴道苑（2000年，鮑思高慈幼會）與隸屬基督教的恩慈院兒童之家（1953年，基督教中國布道會）及作為首間全女性青少年院舍的聖公會星願居（2004年）。兒童及青少年院舍服務以提供住宿、膳食、個案輔導、興趣小組、功課輔導、文娛康樂活動，甚至離院跟進及重建社區關係等方式，使入住者得到短期或長期性照顧與輔導，令其恢復身心平衡及自立互愛，具有自我生活照顧與學習能力。此外，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以外展方式為危機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指導及輔導服務的社區青年工作隊，以及兼顧青少年及其家庭兩方面需要的創新性社會服務機構——聖公會氹仔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2010年）。（四）康復及戒毒服務康復服務是面向殘疾人士提供的服務。戒毒服務則是面向因吸食毒品而產生依賴者提供的預防與戒除依賴之服務。在康復服務方面，宗教組織開辦了5間康復院舍，1間庇護工廠，並提供康復巴士服務。具體可參見表5。

579表5澳門康復服務機構分類統計（截至2012年末）服務機構主辦機構康復院舍日間中心庇護工廠職訓中心康復綜合服務教育中心康復巴士服務評估中心合計宗教天主教4116基督教1小計5政府11社團191412119合計6924122127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澳門社會服務設施》資料整理。天主教的康復服務都是由澳門明愛承辦的，服務對象為殘疾、弱智人士與精神病患者。其中，主教山兒童中心（1968年）是為15歲或以下殘疾兒童提供包括物理治療、家訪及轉介服務等服務。聖瑪嘉烈中心（2009年）的服務對象為16歲以上之女性弱智人士，服務內容有生活自理訓練及戶外活動，並提供住宿及照顧等服務。該中心的前身是創辦1907年以收養棄嬰為主的育嬰堂。聖路濟亞中心（1977年）是對16歲或以上之智障人士或慢性精神病女性患者。聖類斯公撒格之家（1970年）則以年齡16歲以上的弱智或精神病男性患者為服務對象。後三家設於距離澳門市區較遠的離島路環。另有一間為16歲或以上肢體障礙人士服務的庇護工場——創明坊（1986年）。該庇護工廠通過向肢體殘障人士提供工作培訓（如車縫、精品製作及書籍釘裝）、輔導、小組活動、戶外活動及就業轉介服務等，協助其就業。此外，考慮到一些行動不便、肢體傷殘及需要洗腎之人士前往醫院或衛生中心就醫的需要，明愛開設了復康巴士（1999年），提供接載服務。基督教的康復服務是2012年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開辦的盈樂居，該機構是澳門首間以年滿16歲或以上男性中、重度智障人士為服務對象的宿舍。服務內容包括個人護理、個別訓練、結構化訓練、體能訓練、好友俱樂部、家屬支持服務和社區教育及義工服務。

580在戒毒服務方面，宗教組織共計開辦了6間服務機構，都隸屬於基督教。其中，戒毒康復院舍4間，提供預防藥物依賴與戒毒外展服務的機構各1間。具體參見表6。表6澳門戒毒服務機構分類統計（截至2012年末）服務機構主辦機構戒毒康復院舍戒毒康復服務預防藥物依賴服務戒毒外展服務合計基督教4116政府123社團21115合計624214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澳門社會服務設施》資料整理。面向吸毒成癮的藥物依賴人士提供院舍服務的有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康復中心（1996年成立，29至60歲男性戒毒者）、聖士提反會應許之家（1987年成立，自願戒除毒癮者）。而隨著近年澳門藥物濫用個案的上升以及濫藥低齡化趨勢，基督教團體分別於1989年成立澳門青年挑戰男子中心及於1995年創辦青年挑戰女子中心，透過教育與輔導跟進，協助青少年遠離毒品，重建新生。基於求助個案需求增多，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康復中心增設外展服務，於2003年創辦基督教新生命團契–S.Y.部落（Smart–Youth），組織外展服務隊，向有濫用藥物傾向及高危青少年傳遞減低傷害的信息及提供輔導服務。（五）社區及其它服務社區服務是面向社區居民，以綜合性服務協助居民解决生活問題，發展鄰里關係，促進社區和諧。一般以青少年、家庭工作及求助個案為主，涉及的服務包括個案輔導、小組輔導、諮詢服務、主題講座、義工培訓等。

581表7澳門社區服務機構分類統計（截至2012年末）服務機構主辦機構社區中心短期食物補貼合計宗教天主教44基督教22小計246社團1212合計14418資料來源：整理自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澳門社會服務設施》資料。表7顯示，澳門的社區服務工作主要由街坊會、工聯等基層社團擔當，現有社區中心中只有2間隸屬於宗教組織，分別是下環浸信會社會服務中心（1992年）和宣道堂社區服務中心（1994年）。前者設兒童部、青少年部、家長會和義工組等，提供功課輔導、兒童托管、家庭生活教育、家庭探訪、參觀機構、小組活動、嘉年華會、信仰研討及輔導等。後者設有一間自修室供中小學生自修，及舉辦暑期英文班、夏令營、冬令會、老人活動等。天主教方面，其社區及其他服務均由教區轄下的澳門明愛主辦，主要包括：（1）短期食物補助服務（食物銀行）。短期食物補助服務是由明愛轄下的明糧坊承辦，在澳門半島中區、北區及離島氹仔設立了4間服務站，面向低收入及有需要人士提供個人及家庭的緊急短期性食物援助服務，紓解其生活困難。（2）圖書借閱服務。明愛於人口密集的澳門半島中區設立圖書館（2004年），面向居民提供圖書報紙的借閱服務與網絡瀏覽服務，以及書刊義賣活動。據統計，開設一年，登記的讀者人數就逾2100人。（3）社會重返服務。目前明愛開辦有澳門唯一為釋囚人士而設的社會重返服務機構——善導宿舍（1998年）。其服務範圍是，為離開監獄之人士提供暫時住宿，一般為3個月，提供入住舍友衣物、個人衛生用品及乾糧等日常用品，同時也幫助入住者尋找合適工作，使他們可以盡快地重新融入社會。（4）勞工服務。澳門明愛開辦的勞工服務包括兩個部分。其一，面向本地失業勞工的服務。主要有其轄下協力社（2000年）提供的《社區就業輔助計劃》（2006年）及培訓再就業人士營運小型店鋪——豐衣閣（2006

582年）。《社區就業輔助計劃》通過安排領取失業救濟金的工友到明愛轄下的機構進行義務工作，擔任廚房助理、家務助理、清潔、園藝、保安等工作，協助失業人士再就業。其二，面向外地勞工的服務。為協助大量外地勞工適應澳門生活，明愛開展了《外地勞工服務計劃》，內容包括生活適應、語言能力培訓、文康活動等，通過講座、培訓、社交、文藝表演與欣賞等方式，推動外地勞工盡快融入澳門生活，同時減少本地居民對外勞負面情緒，達至社區共融及無歧視之目標。由上可見，宗教參與澳門慈善及社會服務的領域與服務對象是十分廣泛的，屬於全面的深度參與。在現有的社會服務機構中，宗教組織開辦的機構超過1/3，遠多過政府直接主辦的機構數，而且，在某些領域，宗教組織的社會服務佔據著絕對份額。例如，在家庭服務方面，宗教組織辦的家庭服務中心有7間，佔58.3%；臨時收容中心有3間，佔75%。在青年服務方面，宗教組織開辦的社區青年工作隊3組，佔75%。在康復服務方面，教會所屬的康復院舍5所，佔83.3%；庇護工廠1間，佔50%；戒毒康復院舍4所，佔66.7%。而青年院舍、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食物銀行更是全部由宗教組織承擔。可以說，宗教深刻改變與塑造了澳門的慈善及社會服務。倘若沒有宗教組織的參與，澳門的慈善及社會服務不可能發展到現今的格局，也無法滿足社會所需。三、殊途同歸：澳門宗教慈善服務發展的啟示在澳門，幾百年來，宗教始終參與慈善活動，並推動慈善及社會服務不斷發展，可以說，宗教慈善已經成為澳門的社會傳統。梳理澳門宗教參與慈善的起源、發展及內容特徵，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啓示。（一）宗教是慈善發展的動力，宗教與慈善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在澳門，宗教與慈善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在起源上，宗教與慈善很難說究竟誰先誰後，但是，作為外來宗教的天主教，其未有傳播到澳門之前，澳門的本土信仰佛教、道教等早已存在，而作為後來者的

583天主教，之所以還能夠在澳門得到廣泛傳播，為信衆接受，慈善即使不是唯一因素，也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動因素之一。實際上，追溯澳門的天主教與慈善關係就有所謂“先做慈善再立教堂”的說法。當初，耶穌會教士賈耐勞（D.BelchiorCarnieroLeitão）受教廷派遣赴澳傳教，他抵達澳門後，首先創辦了慈善機構——仁慈堂（1569年）。可以說，仁慈堂是早於澳門教區（1576年）的，且先於所有的澳門天主教堂。而澳門教區成立後，歷任主教在傳播天主教信仰的同時都重視慈善事業，發展至今，慈善機構成為澳門教區轄下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無可置疑，宗教與慈善是相互促進的。宗教是慈善發展的動力，宗教的悲憫情懷與獻身精神為慈善注入不竭的精神力量，而慈善為宗教的傳播擴展了關懷現實、切入人間的空間。（二）組織形態與專業化能力影響宗教慈善參與的效果澳門的中西宗教都參與慈善，然而，在參與的領域、參與內容及方式方面雖不乏共同之處，但各自的側重點及相互間的差異性明顯。雖然在天主教、基督教等西式宗教傳播到澳門之前，道教、佛教等東方宗教信仰已在澳門存在多年，並程度不同地承擔了一定的慈善救濟功能，然而，從慈善參與的效果分析，應該說，目前澳門的宗教慈善是由西式宗教主導的，西式宗教慈善參與的領域覆蓋面廣，尤其是社會服務領域，而中式宗教仍然偏重傳統慈善，以直接的物質性救助為主，從過去的施粥到如今的派米派油，都屬於面向貧窮者的傳統施濟性活動。中西宗教慈善參與的效果分殊，並不一定是不同的信仰或教義造成的，因為佛教在其它地區（如臺灣）佔據著宗教慈善的主導性地位。就澳門個案觀察，宗教慈善的組織形態與專業能力較大程度影響了宗教慈善參與的效果。比較澳門中西宗教的慈善實踐，不難發現，中式宗教慈善方面，廟宇與善堂、善會往往是合一的。例如，歷史上具慈善功能的三街會館內供奉著關帝為守護神，在澳門，又稱“關帝廟”。關帝廟的產業後送交鏡湖醫院慈善會管理。而作為“統理闔澳善社、廟宇產業”的著名慈善團體——鏡湖醫院一直供奉著醫聖華佗。實際上，時至今日，澳門的許多廟宇都在直接進行施濟活動。

584與此不同，西式宗教重視機構性慈善，其創辦的慈善機構往往獨立運作，與傳教的信仰組織相對分開運行。無論是集中式管理的天主教，還是分散式管理的基督教，其創辦的慈善機構一般都獨立運營。在現有澳門宗教慈善服務機構中，只有極少數屬中式宗教創辦的（如，蓮峰普濟學校），絕大多數隸屬西式宗教，其中，天主教有48個機構，基督教有23個機構。事實上，宗教性慈善機構的組織獨立性是有利於提升其慈善活動專業化水平的，而注重專業化能力建設也是宗教性慈善機構的傳統。例如，面對社會服務機構缺乏社工人才局面，澳門明愛於1977年創辦澳門首家社工培訓機構——社工學院，初期培訓兩年制社會工作學員，至1992年，發展成為高等教育學院。可以說，宗教慈善機構的專業化服務使其能夠不斷應對慈善需求提升的挑戰而創新慈善服務，由此大大拓展了慈善發展的新空間。（三）宗教慈善的優勢在於信眾，但現代型宗教慈善資源動員卻超越信眾，面向社會與世俗性慈善不同，宗教慈善的優勢不在於公開透明機制，而在於其具有龐大的信衆。衆所周知，慈善需要資源，而信衆就是宗教慈善資源的基礎。信衆的捐獻能力在教義信仰感召下可以達到無與倫比的極致狀態，此為世俗性慈善所無法想像，也無可比擬的。然而，儘管澳門的宗教慈善同樣是以信衆為其資源動員對象的，但是，中、西宗教慈善所依賴的信衆基礎與其所承擔的慈善供給規模並不成正比。表8澳門宗教信仰的信眾及設施13宗教信衆設施人數比例（%）佛教43936080.040（廟宇）13.表8數據來源於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2010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中國澳門》。但是，該數據只能作參考，其中，（1）澳門居民並非人人都信教。（2）對於西方人來說，佛教與道教可能很難分清，而事實上，澳門的一些廟宇是佛、道同奉的。（3）穆斯林的信衆數量相對低估，因為在澳門的家傭中，有不少是來自信仰伊斯蘭教的印度尼西亞。（4）一些宗教設施（如道堂）是設在居民樓內的。

585宗教信衆設施人數比例（%）道教30（道觀）天主教285585.218（天主教堂）基督新教54921.070（教堂）巴哈伊25000.44（中心）穆斯林1001（清真寺）其他7319013.3總人口549200在表8所列數據中，儘管因西方人分不清楚佛教與道教而將道教信衆與佛教信衆統計在一起，但是，佛、道二教信衆佔據絕對多數的狀况應大體與實際相吻合。按照上述統計，顯然，佛教與道教是澳門擁有最多信衆的，相對來說，天主教與基督教的信衆人數並不佔優，可是，在宗教組織開辦的慈善及社會服務機構中，天主教與基督教卻佔據著絕對的比重。換句話說，宗教信衆規模與宗教慈善規模並非是正比例關係。中式宗教信衆多，卻未有規模宏大的慈善服務組織；相反，西式宗教信衆少，卻建立了大量具規模的慈善服務機構。可見，教會的信衆力量並不一定直接轉化為慈善資源（力量）。實際上，從澳門宗教性慈善機構的資源來源分佈看，政府、企業、公衆與信衆都是宗教性慈善服務機構的捐獻主體，並不局限於信衆，而直接從教會獲取的資源整體上早就不再佔據支配性地位。隨著宗教性慈善機構的獨立運作及專業化發展，其資源獲取的對象由宗教信衆轉向全社會，尤其是政府部門通過購買服務方式向宗教性慈善服務機構輸入大量公共資源。此外，西式宗教慈善還可以利用其宗教的國際背景開闢國際性資源募集渠道，或者進行國際性資源的互換與支持。總之，即使沒有必要否認宗教性慈善有其自身特徵，但是，作為慈善事業的組成部分，其終究無法脫離慈善的本質。因此，探討中、西宗教慈善的未來發展，需要回歸慈善本原，即圍繞如何更好地滿足本土社會的慈善需求而非宗教自身需求來進行。

587《行政》第二十六卷，總第一百零一期，2013No.3，587—606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澳門的定位與挑戰蔡怡竑*在1980年代，全球化的趨勢改變了全世界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模式。緊接著，亞洲四小龍在1990年代隨亞太區域整合而崛起，儼然成為區域重要的經濟發展勢頭。在澳門，“回歸”與“賭權的開放”帶動了澳門經濟在近十年的快速成長。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APT、AFTA與TPP等）之際，諸多的經濟體都在謀求在區域整合的福祉與市場定位。而澳門在新一股區域整合的趨勢下能扮演什麼角色，發展出適合澳門經濟發展的新定位嗎？這是值得澳門各界慎思的前瞻性問題。一、前言在概念上，區域經濟整合包括“實際上”與“法律上”兩種層次，前者指市場面（商品與服務貿易，以及資本與勞動移動）的整合，亦即區域化；後者則涉及政府間的政策協調、制度面合作乃至協定的簽署，或稱之為“區域主義”。換言之，區域經濟整合過程可能是由市場驅動（market-driven）的整合，也可以是政策誘使（policy-induced）或主導的整合。經濟區域化（economicregionalization）的進程包括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以及貨幣一體化。這些經濟區域化的進程是直接連接該區域經濟體的內部經濟結構與經濟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外部性對一個區域內的經濟會有直接明顯的影響，尤其是市場競爭與經濟發展的特徵。隨著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ement，FTA）、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等雙邊協定的簽訂，對東亞區域的國際產業生產與貿易活動影響將持續加深，乃至*澳門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博士候選人。

588於影響技術、人才等產業競爭要素的移動。在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中，其所涉及的外來直接投資享有國民待遇，很自然地對其他區域國家之貿易與投資產生明顯之排擠效果，影響國際資源重分配，改變產業國際分工體系和國際貿易流程。在分析近代亞太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雁行理論（flyinggeesetheory）是標準的經濟發展模型。雁行理論是基於動態的比較優勢基礎，經由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簡稱FDI）方式在國際間出現產業轉移，其他生產要素如資金、技術與人才等亦隨之而流動。亞太區域的經濟整合進程亦持續在發展，如“東盟自由貿易區”（ASEANFreeTradeArea，簡稱AFTA）、“東盟加三”（ASEANPlusThree，簡稱APT）、“泛太平洋戰略伙伴協議”（Trans-PacificPartnerships，簡稱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簡稱RCEP）等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不斷與深化區域貿易、市場整合、貨幣互換等合作，全面強化區域經濟貿易發展以及抵禦區域外的經濟風險。緊接著，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也相繼促成新一股的區域整合趨勢。新興的經濟體也在這兩場經濟危機遭遇嚴重的打擊。就在此刻，面臨經濟打擊的解決途徑更催生了進一步的區域整合趨勢。這一股區域整合趨勢，建立的整合範疇不再限於經貿，同時擴展至區域金融市場的整合，中國更在這股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下扮演著關鍵的主導者角色。澳門在新一股區域整合的趨勢下，除了會面臨不同的挑戰與機遇外，還能否發展出適合澳門的經濟新定位？二、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趨勢：澳門在亞太區域經濟定位在早期的區域經濟整合（economicregionalization）趨勢下，香港與新加坡致力發展服務業與區域金融中心；臺灣與南韓則積極開發出口替代產業與科技研發產業。四種不同的經濟體與發展模式分別克服了區域整合的壓力與挑戰，並延續了各自的經濟成果。探討這些經濟體成功經驗的原因，就在於他們掌握區域發展的態勢與自身的發展定位，並積極投入與建設區域整合所需的條件。這些經濟體的政府非

589常清楚自身的發展限制（如原物料、勞動力、技術與市場），借助於外部的區域整合效果（regionalintegrationeffects）來提升自身的產業發展與經濟競爭力。反觀澳門，當時執政的澳葡政府已經錯失了澳門在區域整合的時機。我們探討其中的原因有二點：“回歸問題”與“消極的經濟態度”。當時的澳葡政府正在處理澳門的“回歸問題”，其將大部分的心思與精力都投入在澳門內部政務問題，而正如火如荼進行的區域整合的經濟態勢因此被持消極態度的澳葡政府所忽略。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東亞區域主義與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發展可謂為區域內外各國帶來新的經濟戰略環境。我們姑且先不以大國或中型經濟體作為亞太地區進行區域整合的（政治層面的國家戰略、經濟層次的市場戰略）需求進行分析，而澳門作為亞太區域的一個小成員或微型經濟體，長期以來與區域內的其他成員保持一定的經濟與社會文化關係。在這股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深化及新區域主義發展帶來的對外經濟戰略環境改變，澳門究竟將受到哪些影響？我們需要認真探析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對澳門產生怎樣實際的效應，而在全球化或區域化的國際局勢下，澳門可以選擇的應對策略並不多，澳門又該以何種態度或對策來應對區域整合的趨勢呢？Baldwin用“亞洲工廠”或“世界工廠”來形容長期以來受市場驅動的貿易擴張及外來直接投資，並已經將亞洲逐漸打造成為具有深層與多元技術能力的全球性生產中心。亞洲的企業透過創新與學習策略獲得國際競爭或成為跨國公司的供應商所需的技術能力（Hobday1995，MathewsandCho2000，Wignaraja2008）。經濟整合對於區域組織成員而言，區域之間的貿易障礙將有所降低，並將增加更多的貿易機會。經濟整合也可能會對各國內部的貿易結構與專業化分工產生兩種影響，即產業的專業化分工及競爭力。經濟整合一方面可以提高貿易互補效用，另一方面則有助於產業內部專業化分工產生的經濟效益。透過區域經濟整合的參與及多邊FTA的簽訂，除了可以降低貿易障礙，並有利於擴大出口市場外，同時也是出口產業國際化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另外，降低海外投資的障礙、吸引更多外來直接投資的注入以及強化技術轉移等，都是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所預期的正面整合效果。故此，企業可以透過海外投資來建立生產網絡，藉此產生更大的整合效果及規模經濟，有利於企業經營及宏觀經濟成長。相對而

590言，跨國之間的市場競爭以及保護在地弱勢產業免於淘汰的爭議也被視為區域經濟整合的負面整合效應。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方面，1992年成立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SEANFreeTradeArea，簡稱AFTA）已經增進使其成為世界市場生產基地之競爭優勢、促使該地區的貿易自由化，並藉以使東盟的製造業在全球市場具效率與競爭性。AFTA為促進區域內投資透明化及自由化，自2010年起對區域內所有會員國的投資者適用國民待遇，並開放所有產業予會員國投資者，2020年起則適用於所有的投資者，並推動資本、技術人才及技術的自由移動。AFTA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積極主導下逐漸步向較具組織化之運作模式，且會員國間經濟合作範圍亦有日趨多元化之趨勢。“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ASEAN-ChinaFreeTradeArea，簡稱ACFTA）涵蓋19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達6萬億美元、貿易額達4.5萬億美元，僅次於歐洲統一大市場和北美自由貿易區。隨著ACFTA在2010年正式啟動，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自由化腳步逐漸加快，已開始牽動國際出口市場的重分配，並產生相對的排擠效應。根據中國海關總署2012年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全年東盟十國與中國的雙邊貿易總值達3,628.54億美元，為繼歐盟、美國之後中國大陸的第三大貿易夥伴。TPP則是由美國積極推動的一個強調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及促進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其最終目標是在2015年前實現區內貿易零關稅。TPP早前是由汶萊、智利、紐西蘭、新加坡四國協議在2005年5月28日發起“跨太平洋伙伴關係”並簽訂生效的經貿協議。其主要內容是成員國之間彼此承諾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以及投資等領域相互給予優惠並加強合作。TPP原則上要求100%廢除關稅，其內容比自由貿易協定更為廣泛，自由化程度也更高。除消除關稅等貿易壁壘的內容外，還包括實現人員、資金流動的自由化，保護知識產權，改善經營環境等內容。在TPP已經生效的P41國中，80%以上產品的關稅已被撤銷，其餘也將在協議生效後10年內1.即汶萊、智利、紐西蘭、新加坡四個發起會員國。

591撤除。TPP的重要目標就是建立自由貿易區，並採取開放的態度，歡迎任何APEC成員與非APEC成員參與。目前，已有美國、澳洲、祕魯、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加拿大及日本在內的8個會員國相繼加入TPP的談判階段。TPP涵蓋了亞太區域總計12個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根據初步估計TPP屆時的GDP總值達26.6兆美元，佔全球總值比重38.19%的達黎加、泰國及中華台北表示加入TPP的意願。RCEP則是由東盟十國在2012年發起，並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同籌組“10+6”，目地是透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並建立共同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RCEP在2013年開始推動自由貿易談判，預期目標在2015年底完成。RCEP的市場規模涵蓋全球總人口約35億的人口，GDP總值達23兆美元，約佔全球年生產總值的1/3，屆時將超越NAFTA與歐盟共同市場的規模與產值，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在亞太區域金融整合方面，1998年“清邁協議”（ChiangMaiInitiative，CMI）倡議設立一個包括金融穩定與能源安全等功能性合作領域的“東盟加三”（APT）已在區域金融與貨幣市場取得頗為明顯的成效，尤其是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時期發揮了穩定亞洲區域金融市場與貨幣市場的功效。此協議設置了雙邊且多重的區域貨幣互換機制，一方面為這些國家發生貨幣危機時的區域性作緊急救援，並有藉以事先防範區域金融風險的功能，試圖可透過區域金融合作機制的建立亞元（AsianDollar）共同市場，彌補目前國際貨幣基金在國際金融秩序的不足。雖然設立亞元共同市場將會面臨不同層面的技術問題與政治因素的挑戰，不過成立亞洲區域的共同市場的目標是值得期待的。綜觀之下，澳門則是典型的自由港的微型經濟體，在地理位置上，澳門位處於西太平洋與歐亞大陸的邊陲地區。在區域經濟的發展史上，澳門曾經有過輝煌的經貿繁榮時期。隨著主觀的歷史因素與客觀的趨勢因素，導致澳門的經濟並沒有顯眼的發展。縱然歷史與地理優勢為澳門作為區域轉口貿易的有利條件，唯獨欠缺了後天的發展思維與經驗。現實與趨勢很快地削弱了澳門的優勢，而後起的香港與台灣則在區域經濟發展上取代了澳門的優勢條件。

592有不少的澳門學者及經濟專家提議“珠三角”的區域合作（regionalco-operation）能為澳門經濟發展帶來新契機，例如澳門積極參與橫琴、南海等廣東城市的合作開發計劃。2004年1月1日中國內地與澳門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正式實施，啟動了“自由行”及摒除關稅壁壘。這些政策及區域合作更廣泛地擴展“珠三角”的區域經貿發展。而陸續在2004年後開設的珠澳“跨境工業區”是作為粵澳經貿合作的主要載體（vehicle），更利用澳門關稅區的地位重點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紡織品服裝出口加工業、製藥、電子產品等製造業。“跨境工業區”因此被視為是澳門解決產業集中化的途徑，藉此擴大澳門的出口製造產業，另一方面，澳門政府也特別重視澳門作為內地與葡語系國家經貿聯繫與合作的平台――中葡經貿合作。然而，中葡合作至今的進展與效果仍是有限的。另外，澳門學者蔡永君曾以盧森堡這個歐洲微型經濟體參與歐洲區域整合的經驗供澳門借鏡。2然而，澳門要真正走向區域化及全球化的氛圍，就得優先克服區域（region）與整合（integration）的問題。澳門政府將經濟發展戰略定位在“珠三角”的區域合作與中葡經貿合作的戰略框架是未完善的。實際上，澳門政府與民間都偏重於“向”地域上的“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方向發展，而“珠三角”的區域合作是屬於次區域整合（sub-regionalization）的經濟範疇。然而，區域整合涉及的層次是更宏觀的主權性質與治理權議題，明顯與亞太區域整合的性質存在很大的地域性與不同層次的經濟整合效應。整體而言，澳門將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與內地的合作如CEPA及其他省份的合作，另一方面則長期忽略澳門與周邊經濟體的聯繫與經濟合作，例如佔澳門很大進口比例的東南亞區域的經貿合作。此外，澳門作為一個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的視窗或平台，實際上發揮的效果是可以預期的。葡語系市場與國際合作是有利澳門發揮優勢的條件，但這並非全然的優勢與主要的發展路線。以現實角度主義的研判，葡語系國家與澳門之間在地理區域上，經濟發展程度及其2.蔡永君：“區域整合下的小型經濟體系：澳門從盧森堡經驗中所得的啟示”，澳門金融管理局︰《澳門金融研究季報》總第四期，2007年7月。

593他合作條件都不及澳門在亞太地區的經貿連結與整合來得重要。從戰略發展的思維出發，作為微型經濟的澳門必須優先處理澳門在亞太區域與市場戰略的定位。“珠三角”區域合作與中葡合作雖然有利於澳門經濟發展，不過卻出現了戰略上的迷思―—即忽略澳門在亞太區域的定位。三、澳門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定位：規避“邊緣化”策略在實踐區域經濟整合方面，無論是區域中的巨型經濟體（如中國、美國、日本等）或微型經濟體（如汶萊、東帝汶等），諸多經濟體為了規避區域整合帶來的邊緣化風險，積極投入區域整合的行列，提升各自經濟產業的發展與經濟競爭力。隨著亞太區域整合的步伐愈來愈頻繁，而澳門實際上在亞太地區受到邊緣化（marginalization）的影響就越大。在新一股區域整合的趨勢下，澳門能否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在澳門內部，有不少人認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對澳門影響並不明顯。他們的主要論點有二：（一）澳門本身就是一個自由港，除了奢侈品的進口外，基本上都不針對一般商品徵收關稅；（二）澳門沒有優勢的出口製造業，對出口市場的依賴度較低，是否加入“自由貿易區”體系並不重要。因為在澳門有不少的看法是認為澳門實施的低關稅對澳門的國際貿易影響並不大，且澳門缺乏出口優勢，因此澳門是否加入亞太區域整合的行列並不是問題。作者認為上述這兩種觀點確實突顯澳門在國際出口的相對弱勢（relativeloss），難以與其他國家進行經濟競爭。不過，這兩種論點也突顯了澳門政府或民間對澳門未來的經濟發展缺乏自信及消極的態度。對於澳門這個相對自由開放的經濟體而言，經濟區域化或亞太區域整合所關注的技術性關稅壁壘與操作性經濟政策，已不是澳門進入國際或區域市場的經濟工具。相反，澳門除了面臨出口製造的劣勢外，內部的生產活動也受到外部市場價格的影響。換言之，澳門在高

594度依賴的經濟結構與生產活動受到外部性的牽制，突顯了澳門整體經濟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就在澳門高度依賴外來輸入（除中國內地與香港外）的同時，澳門在某種程度上是忽略了區域內其他經濟體系的發展對澳門本身經濟的影響。從經濟學角度與理性決策模式（rationalchoicemodel）分析，澳門在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上對中國內地與香港的依賴程度已經是一種不合適的經貿關係。任何一個政府在理性與穩健的經濟政策上，都會選擇規避集中化或高度依賴於某個經濟體的依賴關係，並選擇多元與合理配置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澳門在選擇加入亞太區域整合之際，除了可以分散“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籃子”的風險外，並將其投入的資源與機會成本轉換成其與區域內其他經濟體發展深化關係的途徑。在過程之中，所涉及的市場與流動性將會產生顯著的整合效果。一方面可以提升澳門與區域經濟的連結，另一方面則如同前一章節所提及到，藉由海外生產來提升澳門內部的競爭力及產業升級。倘若發生全球性或區域性的經濟風險或金融危機之際，澳門又該怎樣面對區域經濟危機所引發價格失序、匯率風險、出口萎縮及經濟景氣因素的影響呢？若澳門置身於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外，除了面臨邊緣化的風險，其次就是區域的經濟景氣必然直接衝擊澳門的旅遊業、博奕產業及其他周邊產業，而區域貨幣因金融風險而產生明顯的流動性問題，勢必衝擊區域貿易的進出口產業，加劇對澳門高度依賴外來商品輸入的價格風險（pricingrisks）。因此，澳門在受到“邊緣化”之際，澳門整體經濟社會發展將由“主動”變成“被動”。換言之，澳門在進出口政策的技術操作（關稅壁壘、貿易防衛等措施）將無法有效地發揮功能。四、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澳門產業市場的整合與競爭力在區域經貿上，澳門與東南亞區域國家在很多方面上有著密切的經濟連結，實際上，東南亞國家在澳門的勞動市場與原物料市場結構上佔有很大的比例。從表1可以觀察出，來自東南亞的勞動力在澳門本地博彩業、酒店業、餐飲業及其他周邊服務業（例如保安服務、家

595事服務等）彌補了個別產業的勞動需求。在國際商品貿易上，新加坡是澳門主要的石油燃料輸入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及越南是澳門主要的農產品（糧食及漁產）輸入國。另外，從表2可以看出東南亞國家的遊客是澳門主要的旅遊客源地區，同時也是澳門國際機場主要的民航客運航線地區。因此，澳門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依賴關係（dependencyrelations）是建立在“區域與澳門”（Region-Macao）的基礎之上。表1澳門勞動市場年終外地僱員人數地區/國家2009年2010年2011年中國大陸41,46141,89555,373菲律賓10,78811,42313,375越南6,5627,4628,116香港5,8264,9155,945印尼3,7934,1994,293其他地區6,4755,9196,926總計74,90575,81394,028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2012年澳門資料》表2亞洲地區主要入境澳門人次地區/國家2009年2010年2011年中國大陸10,990,00013,229,00016,163,000個人遊4,810,0005,486,0006,589,000中國香港6,728,0007,466,0007,583,000中國台灣1,293,0001,293,0001,215,000日本379,000414,000396,000馬來西亞333,000338,000325,000菲律賓248,000248,000269,000大韓民國205,000332,000399,000新加坡257,000257,000281,000

596地區/國家2009年2010年2011年其他655,000697,000658,000總計21,085,00024,273,00027,287,000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2012年澳門資料》在國際貿易方面，澳門在1996年就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TradeOrganization，簡稱WTO），並在回歸後以“中國澳門”延續其會籍。然而，澳門雖是世貿組織會員，但澳門在國際貿易的角色與功能卻不甚明顯。除了澳門這個微型經濟體的產業發展受到限制外，開放的自由港與低稅率的自由經濟體制並未能為澳門引進更多的外來直接投資與發展國際貿易。澳門過去在出口製造方面，主要都是仰賴成衣紡織出口及相關（歐盟）出口配額（exportingquota）的政策，來維繫著澳門在國際出口收入。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報告（表32001-2011年世界商品出口―—以區域與特定經濟體區分）指出，亞洲絕多數的經濟體的商品出口在2001年至2011年期間都持續增長。而報告的數據亦顯示，澳門的商品出口從23億美元衰退到2011年的8.69億美元，在區域內的出口增長只有澳門是衰退的，其他微型經濟體如寮國、柬埔寨等的出口增長均高於澳門。同時，澳門日愈高企的勞動成本與其他生產成本將導致澳門的製造出口業進一步衰退，這個經濟訊號突顯出澳門在轉口加工或附加價值高的產業鏈中的弱勢愈趨明顯。從近年澳門在出口製造或內需製造產業的發展趨勢分析，澳門特區政府積極推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出口戰略將面臨嚴重的挑戰。換言之，澳門在周邊經濟區域整合之際，已經失去商品出口的競爭能力，這亦反映出澳門內部的經濟發展路線與產業結構是存在多種隱憂的。

597表32001-2011年世界商品出口──以區域與特定經濟體區分（百萬美元）Economies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China26609832559643822859332676195396897812204561430693120161215778241898381Japan403496416726471817565675594941646725714327781412580719769839822564RepublicofKorea150439162471193817253845284419325465371489422007363534466384555214HongKong,China191066201928228708265543292119322669349386370242329422400692455650domesticexports2027318328195911997820050227651810916958168391479816832re-exports170793183600209117245565272069299904331276353284312583385894438818ChineseTaipei125900135080150298182432198432224017246677255629203675274601308257Macao,China23002356258128122476255725431997961870869Singapore121751125177159902198637229649271807299308338176269832351867409503domesticexports661726683686419106663124546143176156038175702138064182726223913re-exports55579583417348391974105103128631143270162474131769169141185590Malaysia8800594058104705126511140980160676176211199516157433198612226990Thailand64968681088032496248110936129722153867177778152422195314228822Indonesia5736159166641087076786996103527118013139606119646158075200587VietNam1502916706201492648532442398264856162685570967223796906Philippines3266435208362313968141255474105046649078384365149648305BruneiDarussalam3640370244215057624976367668103197200890712440Myanmar23813046248323803813458963386937671087499330Cambodia15001923211827983092369240884708419651436950Laos3203013353635538829231092105317462400Timor-Leste--878881381720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2012年國際貿易統計》

5982003年賭權的開放，加速了經濟發展往博奕產業集中化的嚴重失衡情勢。雖然博奕產業帶動澳門整體GDP與人均所得的成長，不過這也意謂高度依賴博奕產業所帶來的經濟風險越來越大。澳門“四大產業”（博彩旅遊業、金融業、地產業與建築業）的發展均對鄰近地區存在著高度依賴的關係。首先，澳門需要清楚知道澳門產業的優勢與劣勢，而製造業明顯是澳門產業目前無法克服的問題，包括勞動成本、原物料、技術與其他生產要素的制約。澳門在區域整合中的核心目標市場應定位在服務業，尤其是高附加價值的旅遊業與博奕產業的市場整合。旅遊業是澳門服務業的核心產業，航空業、零售業與酒店業的市場整合亦因此變得更重要。根據世界貿易組織公布的《2012年國際貿易》（表42011年世界主要旅遊業出口）的數據顯示，澳門在2011年取代了澳洲成為全球第四大旅遊出口地區，依次序僅次於歐盟、美國及中國之後，出口產值達385億美元，分別佔全球旅遊出口市場及年度增長的1.1%及3.6%。相對的，澳門的博弈產業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於澳門在區域中擁有壟斷的地位。表42011年世界主要旅遊業出口（經濟體）ExporterValue(inbilliondollars)ShareAnnualPercentage2011200520112005-11EuropeanUnion(27)377.142.535.34Extra-EU(27)Exports117.911.811.06UnitedStates149.615.314.96China48.54.24.59Macao,China38.51.13.630Australia31.42.42.911HongKong,China27.71.52.618Thailand26.71.42.519Turkey22.72.62.14Singapore19.10.91.821Malaysia18.21.31.713

599ExporterValue(inbilliondollars)ShareAnnualPercentage2011200520112005-11Switzerland17.71.41.710India17.51.11.615Canada16.72.01.63Korea12.30.81.213Mexico11.91.71.10Above15835.080.378.3--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2012年國際貿易統計》目前澳門的旅遊業雖然產值越來越高，且有相當的經濟成果，不過也存在未完善的產業發展問題，澳門要建設澳門為“世界旅遊城市”的目標將遭遇阻滯。我們從表4可以看出一些數據背後的端倪，尤其是澳門與香港的旅遊出口的成長貢獻是來自於中國中央政府開放“自由行”的政策所致。特別是澳門在旅遊出口產值成長方面，多半部分是來自博奕業的經濟貢獻。這也突顯出澳門經濟過度仰賴內地的民間需求與中央政府的政策性經濟需求。然而，這種依賴關係並非區域整合強調的相互依賴的前提，而單方面的依賴則是存在高度的潛在風險。緊接著，我們陸續探討澳門的經濟競爭力問題，根據中國社科院2012年6月公布《2011~2012年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指出，澳門位列79名。另外，《2013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新基準：建設可持續競爭力理想城市》的報告也顯示2012年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台北、廣州、北京、蘇州、佛山、天津和澳門。3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的倪鵬飛曾就澳門的競爭力作出幾項建議：（1）從外生增長、外生經濟向內生增長轉變；（2）從依靠特殊區位環境發展向依靠技術創新發展轉變；（3）從依靠引進低級人力資源要素向引進高級人才資源要素轉變；3.文匯報：“中國城市競爭力港深滬列前三”，http://news.wenweipo.com/2013/05/19/IN1305190042.htm，2013年05月19日。

600（4）從過度依賴單一產業和單一型經濟發展向歸核型經濟發展轉變；（5）從傳統和現代並存的二元結構轉向現代市民社會。4另外，倪鵬飛等研究人員亦建議澳門應該加強區域合作與發揮澳門特區的政策、經濟優勢，為澳門未來建設良好的投資環境。5雖然相關報告指出澳門在城市定位上的經濟競爭力頗具競爭力。不過經過作者針對澳門產業結構內部與出入口產業的分析後，也隱約突顯了澳門在區域經濟的競爭力及內部競爭力的需求是不足的。作者認為澳門經濟競爭力的根本問題不能局限於“澳門―中國內地”的區域合作。雖然相關“背向祖國，面向世界”的構思與條件，能為澳門經濟發展困境帶來新的契機。不過，這同時也導致澳門在更宏觀的經濟環境及深層次的經濟發展產生經濟上“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ineconomy）。這意味著澳門必須跳脫“澳門―中國內地”在地域性及依賴性的思維。雖然中央政府的政策性經濟需求對澳門特區的發展有一定的政治承諾或保障，但是中央的政策性經濟需求亦有調整的可能或轉向。屆時，早已集中化或高度依賴內地需求的澳門經濟必然存在經濟風險。作者接著將以三種不同層次的競爭，即全球性（global）、區域性（regional）及在地性（local）探討澳門經濟競爭力的議題。首先，澳門特區政府必須認清澳門能否在全球化趨勢下的角色定位。澳門究竟在全球性貿易體系與金融體系扮演著甚麼角色與功能？雖然澳門在賭權開放後，成功吸引來自全球主要國家的外來直接投資，然而實際的經濟效應就如前面所闡述澳門經濟結構集中化的問題。換另一種“開放”的角度思考，如何善用FDI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包括政府的博彩直接稅）是值得澳門特區政府與企業各界應該思考的方向。有很多的明顯例子證明具有競爭力的國家或經濟體如新加坡與香港，是如何運用FDI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轉換成在地經濟與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他們運用了FDI帶來的資金效益與財政盈餘，並透過特定投資公4.倪鵬飛：“澳門國際競爭力及其發展策略”，《行政》第十八卷，總第六十九期，2005年，第963-964頁。5.倪鵬飛、姜雪梅等著：《澳門城市國際競爭力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12月，第49-50頁。

601司（如主權財富基金6）為在地企業創造有利國際市場開發與海外生產的條件，這是一種借助於“內部對外部”的拉力作用，即以海外生產或投資途徑，將“外部競爭”引進到澳門“內部競爭”的轉換方式，藉此提升在地產業的經濟競爭力。其次，在面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的當下，澳門對於區域經濟的發展局勢必須要有相對應的應對措施（counter-measures）。以經濟結構與經濟發展條件而言，澳門事實上在亞太區域經濟體當中是相對不具競爭力的，且對自身的發展模式卻過度自信（或封閉思維）。就在亞太區域正在進行區域貿易與區域金融的整合過程中，澳門的進出口貿易及澳門幣在國際市場的流動性（liquidity）都是值得澳門各界去關注的議題。然而，澳門在地的金融與服務出口產業在受到中國內地與香港系統性的制約下，澳門不能沒有一個積極的獨立性操作措施或空間。澳門可以嘗試在亞太區域整合之際，利用高度自治的政治條件，積極加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其次，澳門可以嘗試在亞太區域的旅遊市場、勞動市場與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進行整合。亞太區域內的旅遊市場及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確實可以為澳門經濟帶來更多的國際經濟聯繫，尤其是由旅遊業帶動更多的國際航線的開發、誘發其他周邊產業如酒店業、零售業及會展業的擴展條件。而澳門在博奕產業負有全球競爭力的同時，必須研究如何應對區域內其他國家新興開設的博奕產業的發展趨勢。這也意味著澳門在博奕產業的既有競爭對手與潛在對手不斷在強化其競爭力，而澳門又該如何面對這股區域化市場的趨勢？另外，澳門雖然目前在“珠三角”的區域合作層面上佔有相對的優勢，但也不能忽視“珠三角”地區的產業西移趨勢，屆時珠海、中山等城市的發展勢頭亦會對澳門形成城市之間的區域性競爭，澳門同時也會面臨邊緣化的風險。在地性的競爭，乃指澳門經濟結構內部的產業競爭。澳門雖為奉行自由經濟制度，不過澳門的市場機制或“一隻無形的手”（價格）6.依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的定義，主權財富基金即是國營的投資基金機構，其進行投資的指標包括了金融財產、債權、不動產或其他經由外匯儲備所組成的金融性工具或資產。目前，主權財富基金的資金來源多來自於國家天然資源或商品勞務的出口盈餘。由於主權財富基金進行的海外投資不在本文的核心探討問題，所以不在此作過多論述與分析。

602卻早已在某種程度上被某些壟斷力量所掌控。例如澳門的不動產產業及原物料進口產業，特定的大企業經過長期對這些市場有相當的訂價能力，因此對澳門產業的經商條件與自由競爭形成一定程度的市場障礙。在澳門，經濟的發展趨勢長期因市場規模小而無法產生有效的規模經濟所帶來的自由競爭市場。隨著澳門的產業結構往博奕產業集中發展的趨勢，而澳門在地的出口製造業已經日趨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業、建築業與零售業的發展。澳門的金融業、建築業與零售業卻長期受到來自中、港資金融機構企業在產業供給鏈（supplychain）的制約，僅剩的就是旅遊業是澳門在地企業能自主地發揮發展的產業。在賭權的開放後，由外資引進的部份的產業競爭實際上對澳門部份產業如服務業與餐飲業是有明顯的提升效果。另外，澳門很多的人才都集中在特定產業發展，並沒有其他產業可以替代或互補澳門整體經濟體系的缺陷與風險分擔。澳門的經濟發展趨勢與就業環境並未能為澳門留住在地的人才，尤其是對科學研發及高階經營人才的匱乏。因此，除了要仰賴外部性競爭之外，如何改善及提升澳門經濟內部的經商環境及人才培育，同為澳門特區政府必須審慎處理的問題。五、借鏡微型經濟體的區域整合經驗：新加坡與香港的“開放與積極”區域整合國家或地區（如新加坡與香港）成功的經濟經驗與經濟發展路線是定位在更大範疇的亞太區域。鑒於香港與新加坡成功的經驗，加入與區域內其他經濟體的區域化，是對澳門未來經濟發展有利的方向。香港與新加坡在這方面的努力及整合效果確實是值得澳門借鏡的，香港與新加坡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缺乏土地與資源。香港與新加坡清楚了解製造業是他們在區域經濟整合的相對弱勢，因此他們規避製造業，選擇發展轉口加工與附加價值高的金融服務業，藉以發揮其自由港與良好的經商環境。作者將以兩種思考模式分別探討澳門在亞太區域整合的應有的作為。首先，積極的態度是一個社會不斷深化及

603永續發展（perpetualdevelopment）的前提要件；第二種則以“中國澳門”的積極態度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政府在其經濟政策管理基本上，建立在強化自由市場的運作及對外導向的經濟政策。由於近年來WTO多邊談判進度停滯，新加坡開始由多邊轉向雙邊，積極地投入區域經濟整合。新加坡目前已是全世界國家洽簽FTA最多的國家之一。新加坡目前已簽署了20個FTA，其中18個已生效，是亞洲簽署FTA最多的國家，新加坡在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上十分活躍，不僅透過東協成員國身份參與經濟整合，新加坡亦積極地單獨與其他國家洽簽雙邊區域貿易協定。7新加坡當前積極推動追求市場一體化、強化區域整合的東協經濟共同體。新加坡的政策路線因而非常清楚：即要有策略、有步驟的進行對外開放及區域整合。新加坡開始投入區域經濟整合；並進一步推動海外經貿市場多元化，提出“七小時飛行範圍腹地論”（7-houreconomichinterlandofflyingradius），把距離新加坡7小時飛行航程範圍內的國家，視為通商腹地做為洽簽FTA的潛在對象，範圍遍及中國、韓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以便將經濟觸角伸展到世界各地。新加坡因為沒有農業所以涉及的農業談判阻力小，有助於新加坡對外結盟；但是新加坡政府“積極”的態度才是促成新加坡區域整合成功最主要的因素。由於政府的積極態度與經濟的開放，因此得以吸引跨國公司引進技術與資源，不僅使本地的企業保持競爭力，也有益於消費者獲得較低的價格。亞太區域的經濟整合發展激發香港危機意識，從而對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轉趨積極。自2011年開始，香港已經開始籌劃與東協洽簽經濟合作協議的構想。在取得中國大陸商務部之同意與支持的同時，中國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規劃中，亦明文支持香港參與國際和區域經濟合作，強調將重點支持香港參與東亞區域合作，以及探討香港加入ACFTA的可能性。這些措施除了有助於香港維持或甚至提升國際地位，也重視推動中國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加強香港作為中國企業國際化之重點合作對象，鼓勵中國內地和香港企業以聯合投7.劉大年：“新加坡區域經濟整合概況”，《經濟前瞻》雙月刊，第131期，2010年。

604資、投標及承攬項目等方式，開拓國際投資和基礎建設市場。香港作為進出中國大陸的門戶，可利用其臨近東南亞的地利發揮明顯的經濟平台效益。根據馬來西亞亞洲策略與領導研究院（AsianStrategy&LeadershipInstitute,ASLI）的評估報告結果顯示，香港加入ACFTA除了有助刺激香港轉口貿易的增長，同時也促進香港專業服務業發掘更龐大的拓展空間。在零關稅待遇的自由貿易區內，區域內的貿易額將進一步提升，有利香港鞏固貿易及航運中心的樞紐地位。8在2007至2011年間，香港與東盟之間的雙邊貿易平均增長7%；而在10個東盟成員國中，就有5個位列香港的20大貿易夥伴。雖然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但香港在經濟上卻是獨立的個體，且香港是一個重要的全球金融交易樞紐。香港與東協若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更有利於中國大陸利用香港做為橋樑，緩和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之間的矛盾，加強其與東協國家之合作。對於相對較低、達國際水平的商貿配套服務的香港一旦加入ACFTA，可為東盟的金融業、專業服務、資訊和通訊科技、酒店、旅遊及房地產發展帶來益處。另外，預期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內地企業對東盟投資額將會持續上升，增加外來直接投資及融資機會，並為東盟地區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接著，香港特區政府在面對TPP的亞太區域整合趨勢時都持開放態度。9美國官方就曾多次公開呼籲香港加入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10因此，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際，香港在亞太地區經濟事務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明顯，且有利於香港與亞太區域達致互補雙贏的局面。8.文匯報：“香港加入｀中國–東盟自貿區´有助區域經濟互惠發展”，http://paper.wenweipo.com/2012/09/05/PL1209050006.htm，2012年09月05日。9.有線寬頻：“曾蔭權對港進TPP持開放態度”，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371678，2011年11月14日。10.詳閱，和訊網：“華富特稿：美國商務部歡迎香港參與TPP”，http://stock.hexun.com/2011-10-18/134322601.html，2011年10月18日。中國新聞網：“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美支持一國兩制　籲香港加入TPP”，2012年05月04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9/6/1/10209617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096175

605目前，澳門在經濟上有相當高的自主性，這是值得澳門積極爭取以“中國澳門”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發展範疇。既然澳門特區政府深知澳門自身經濟發展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而來自外部的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不斷在澳門以外持續進行區域貿易的整合，包括降低關稅壁壘、建立共同市場、金融風險抵禦機制及貨幣一體化等，而其後續發展則是直接影響區域宏觀經濟及澳門的經濟發展。澳門若能在獲得中國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加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確實能降低澳門的經濟風險與邊緣化的危機。以“中國澳門”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實際上並不存在高難度的操作性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能為“中國澳門”創造甚麼有利條件及優勢。澳門在區域整合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不少障礙門檻與挑戰，不過，長期而言則是有利澳門尋求新的經貿合作契機及永續發展的願景。澳門在“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下，應持“開放”的態度面對亞太區域整合，經濟權的獨立性與自主性是澳門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的原動力，亦是澳門在區域經濟的優勢。澳門在持有過剩外匯盈餘之際，應該利用部份的外匯盈餘“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包括積極在亞太區域內進行市場整合、投資及生產。澳門一方面可以藉助於海外生產帶來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則是以“中國澳門”的身份深化中國與區域政治經濟關係。這在國際政治上是存在著正面的政治意義與作用，有助於為中國與“中國澳門”創造多元友好的政經條件，並發揮其特定的影響與作用。六、結論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大部分乃由市場因素所驅動，而這個市場因素則直接對澳門經濟的外部性帶來產業發展與競爭力等問題。無論從全球、區域或澳門本地的經濟發展視角而言，區域經濟整合皆對澳門經濟社會的永續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在新一股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無論是ACFTA、TPP或RCEP）之際，澳門若沒有“開放”態度或“積極”作為，隨之而來所面臨的將是“邊緣化”的危機。若澳門受到“邊緣化”之際，澳門整體經濟社會發展將由“主動”變成

606“被動”。換言之，澳門在進出口政策的技術操作（關稅壁壘、貿易防衛措施）無法有效發揮功能，結果成為區域經濟市場的最後接受者（last-taker），直接影響澳門經濟市場與最終的消費者。在獲得中國中央政府支持的前提下，以“中國澳門”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不僅能規避被邊緣化的危機，澳門同時也在中央政府“走出去”戰略下創造更多符合“國家利益”的政治與經濟效益。

607《行政》第二十六卷，總第一百零一期，2013No.3，607—615借助粵澳合作開發澳門文化創意產業龐欣新*一、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概況“澳門文化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的區域環境中，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400多年來在澳門交匯、交流、碰撞、融合、創新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地域文化。”1作為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澳門具有港灣文化、多元混合文化和休閑娛樂文化的三大特點，無論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還是制度文化都有其不可複製性，獨一無二。2一直以來，澳門並沒有相對強勢的文化創意產業，在官方的統計數字中將文化產業的產值（包括印刷工業的產值及文化產品的銷售額）歸納入全澳門工業及就業人數的合計數字之內。由此可見，澳門政府對文化創意產業方面仍未予以足夠的重視，這可能和商界普遍流行這樣一種說法有關，即：文化創意產業只能花錢、賠錢。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誤解，主要是由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投入和產出並不是那麼直觀的、馬上可以見效的，有可能是近期投入，遠期才能產出的，又或者是此處投入，彼處產出，因此導致本澳缺少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投入。所以，在相當長的時期裏面澳門文化創意產業還是一個弱勢產業。近年來澳門政府大力提倡立足本澳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特別是2008年、2009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都涉及發展文創的內容。澳門特首崔世安在2011年度政府施政報告中更是明確提到“在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的過程中，特區政府將加大對文化創意發展的資源投放，支援*澳門區域公共管理研究學會理事長；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政府與行政學系博士資格侯選人。1.程祥徽、黃漢強主編：《澳門文化•漢文化•中華文化與21世紀》，澳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2003年，第171頁。2.黃鴻釗：“澳門文化淺說”，參見中華文史綱：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tws/WSZL/XLXH/SSWH/xssx/06/12/2006/17340.html。

608本地的文化創作，研究加強保留具有卓著藝術貢獻、本土氣息的文化作品，豐富特區的文化遺產內涵。在文化局增設的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和新成立的文化產業委員會的基礎上，研究設立｀文化創意產業基金´，結合政策的制訂和實質的支援，務實地推動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3第8/2011號行政長官公告公佈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的第三條第四節提到“合作建設橫琴文化創意區，聚集國內外文化創意人才、技術和資金等資源，共同開發視覺藝術、影視製作、流行音樂、動漫、設計、廣告、出版等文化產品，打造特色園區。”4自2010年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開始，政府特別開設專區推介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其規模與品質亦逐年提升。此外，特區政府亦於2010年組建文化產業委員會，成員包括12名政府部門代表和30名社會人士，其中社會人士來自文化藝術界、學術界及商界等。委員會將廣泛聽取各界對本地文化產業的意見和建議，制定適合澳門本地文化產業的發展政策、策略和措施。52012年10月10日，由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與中南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化產業品牌研究中心聯合創辦的澳門文化產業研究所在澳門成立。該研究所致力於澳門文化資源研究開發、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品牌培育推介，基於現有基礎，與澳門政府和相關企業密切合作，策劃和打造澳門城市品牌，推動澳門的文化繁榮、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6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副主席賀一誠今年年初在北京表示，澳門的文化產業戰略已提上日程。7綜上可見，澳門政府的種種舉措都表明了其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決心，然而除去政府的決心之外，澳門的實際狀況也的確凸顯了發展文創的必要性。眾所周知，澳門經濟“一賭獨大”，雖然賭業收入頗豐，但勞動力素質、土地等限制其可持續發展的因素也日益顯現，此時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成為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有益嘗試。2012年，澳3.《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一一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2010年11月16日。4.《粵澳合作框架協議》，2011年3月6日。5.參見網易新聞中心：http://news.163.com，2010年11月22日。6.參見中國社會科學線上：http://www.csstoday.net，2012年10月15日。7.參見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網：http://www.ccitimes.com，2013年3月11日。

609門人均GDP為611,930澳門幣，再次躋身世界約190個經濟體中的前10名，社會消費結構向發展型、享受型轉變，為文化產業提供了巨大市場需求；8同時由於博彩業的膨脹，每年有數千名本澳高中生輟學投身博彩業，致使澳門出現人才斷層的危機，問題賭徒的存在也為社會帶來各種不安定因素。9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能帶來不可小覷的就業機會，因此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也許能在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的就業選擇的同時，對社會文化風氣起到正面積極作用。總之，不論是出於政治、經濟還是社會因素的考慮，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都勢在必行。二、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比較優勢澳門文化是中華文化特別是嶺南文化與西方文化融彙的地方，具有非常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特別是在中國申報世界遺產成功之後，引起各界對澳門的文化現象的重視。繼承性、包容性、地域性、開放性、可完善性和待開拓性等是澳門文化的特徵。因此要深度觀察和思考，倡導精品意識和品牌意識，提倡理性思維、科學求實、包容和諧、多元共贏的發展方向。作為一個具有文化優勢的地區，澳門變優勢文化為發達文化，並適度開發精品化、個性化、魅力化的文化產品，保持整體社會競爭力不斷提升，是今天澳門需要思考和回答的現實課題。擁有“一國兩制”優勢的新澳門，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社會文化領域也同樣能夠走出一條有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不斷創造同優質和諧社會相適應的發展成果。10此外，澳門出版界借多語種優勢也是推動本土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2006年，澳門共出版書刊413種，比2005年增加了99種。從出版8.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http://www.dsec.gov.mo/，2013年2月16日。9.參見澳門月刊：http://www.macaumonthly.net/Article/Casino/200908/20090814162953_79773.html，2009年8月4日。10.課題組主持人，楊允中；主要執筆人，黃鴻釗，莊文永︰《澳門文化與文化澳門：關於文化優勢的利用與文化產業的開拓(研究報告)》，澳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5年。

610書刊的語種分，計有中文圖書273種，其他語種書刊185種。其他語種主要是葡文、英文、西班牙文，一些書刊為雙語或三語。在澳門，外文書刊數量佔澳門出版總量的44%，英文書刊以文學創作及語言學習為主，葡文書刊主要為法律及公共行政作品。“因此，多語種出版已成為澳門出版的特色，有利於打開國際市場。”11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一定要揚長避短，走出一條有自己特色的道路。由於人才、資金、市場的限制，很多內地大城市能搞的文化創意產業，澳門不一定能做。例如深圳、上海等大城市積極推廣的文化基地等產業，影視基地等產業，動、漫畫基地等，在澳門強行扶持可能的結果就是事倍功半。澳門必須找出一條符合自己發展的道路來，走“小而特”的文化產業發展之路，例如中國畫和西方畫的展貿和銷售基地，都是一個比較好的發展思路。總之，澳門不能甚麼都要搞，必須找出幾個澳門有歷史和文化優勢的產業，然後用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援，來促成這些部門在澳門的成長。在這些方面，仍需要澳門人集思廣益，謀定而後動，也需要澳門政府有關部門多傾聽國際文化名人的意見，讓他們以國際視野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提供高質量的諮詢意見。現今的經濟全球化已經擴展到產業發展的各個部門，包括文化產業在內。要使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具有地區和國際競爭性，高水準的諮詢意見將會起到關鍵作用。若想發展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首先就是要確定文化創意產業的範圍和重點。所謂“經濟香港，文化澳門”，說明澳門自古就擁有一定的文化優勢。因此當前，發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重點就是利用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資源優勢，著眼於與世界文化遺產相關的文化旅遊業。同時，結合會展業的發展，拓展文化會展業，創造一個具有澳門特色的文化產業發展模式。在此基礎上，形成相關的產業集群，帶動廣告、電影、電視、音樂、戲劇、視覺藝術等傳統文化產業在澳門的發展。結合以上所說三點，形成以點帶面、層層推進的發展思路，才是比較可行的策略選擇。11.澳門出版協會理事長陳雨潤，第十二屆華文出版聯誼會議，參見中國新聞出版網：http://www.chinaxwcb.com，2007年7月27日。

611三、加強粵澳文化合作的建議（一）配合“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粵澳兩地共同打造文化創意產業與鄰近地區比較，澳門文化創意產業仍處於起步階段，特區政府也積極發展相關。同時，廣東省也正重點發展多元化的文化創意及文化服務業。加上地理及語言相似關係，使粵澳兩地文化創意產業的合作有著合適的時機和前景廣闊的優勢，尤其是在文化會展、文化旅遊等方面的合作。同時，澳門作為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優勢，也可協助廣東省文化創意產業走出外，開拓葡語國家等外地市場，同樣廣東省也能通過龐大的市場網絡，助澳門產品推向國內。通過彼此，互補不足、截長補短，成做雙方文創產業的合作交流平臺，這也是大會舉辦該論壇的目的。望藉以“粵澳名優商品展”這個成功的粵澳合作經貿品牌的現場舉辦論壇，透過合適的時機，從而促進粵澳兩地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的交流合作，尋求商機，共同發展文創新天地。（二）合作建設橫琴文化產業園區澳門本身地域狹小，缺乏產業園區的開發管理經驗，而廣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其中廣州市34個，深圳市20個，佛山市3個，東莞市3個，珠海市2個，中山市1個，肇慶市3個，潮州市1個；大致可分為創意設計類（含動漫）、展示交易類、旅遊休閒類和工藝製造類四種類型，其中，創意設計類（含動漫）佔主導。12一方面澳門可以借鑒廣東省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經驗，另一方面廣東省也可嘗試通過與澳門合作建立嶄新園區，而非一味遵循舊廠區改造成文創產業園地的固有模式。2009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准實施《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珠海橫琴開發從“謀而後動”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2011年7月，國務院對12.“廣東產業發展的實踐”參見http://ent.qq.com/a/20090927/000356.htm，2009年9月27日14:21。

612珠海橫琴開發有關政策作出批復，“同意珠海橫琴實行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的優惠政策”，其中包括“建立特殊的通關管理制度”、“實施特殊稅收金融政策”、“實行特殊的產業政策”、“賦予特殊的審批管理許可權”。2012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橫琴開發”被再次寫入報告。接著在隨後幾天的討論現場，“橫琴”成為粵港澳各代表團高頻率曝光的熱詞。依靠國家戰略和廣東省委、省政府的給力支持，珠海橫琴已然成為各路英豪搶灘的旺地，正積蓄著強大發展後勁。例如央企中的中交股份、中國鐵建、中冶科工、中國海油等，香港的麗新集團、世茂集團、文化傳信、集美集團等已紛紛進駐橫琴新區。橫琴市政基礎設施、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十字門中央商務區等總投資超過800億元的15個項目也正積極推進。澳門全國政協委員陳明金表示，澳門地域狹小，難以獨自承載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內涵和功能，須加強區域合作。如果通過橫琴配合發展高端休閒旅遊，則能吸引更多海內外遊客來澳。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麗新集團主席、香港電影商會會長林建岳建議在廣東橫琴島上開闢兩岸四地演藝基地，促進兩岸四地的文化交流。比如建電影基地、建演藝學校。另外，橫琴島目前正在建設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初期可為兩岸四地演藝學校的教學工作提供方便。（三）人才的流動與引進文化創意產業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產業，主要是在於它的創意的含金量：內容。而隱藏在“內容”後面，其實是那些創意不絕的創作人。因此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並不是光有資金和想法就行的，缺乏一定的自然、人才及其它相關資源，到頭來還是一事無成。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到底缺甚麼？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的代表胡恩威先生說：“以我十多年來的觀察，核心問題是人才配套。看韓國、日本、紐約、倫敦，他們的底為甚麼這樣深厚，因為有非常強的藝術教育及研究體制。你去比較一下紐約、倫敦，與藝術研究有關的機構過千間，他們博物館除了舉辦活動還有做研究，他們的策展人是學者也是專家，不是在商場放些東西就是展覽。他們的內功由此而來......我們要學內功而不是搞活動，其實｀活動´很容易買回來，但培養一個策展人要花

613很多心機及時間。現在三十歲到四十歲年齡層的人，除了反對以外沒有東西做，我們沒有一個正當的文化機制，還只停留於製造明星層面。”13因此前特首何厚鏵指出，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過程中，必引來不少海外專才來澳發展，將有利本澳專才從中取經，但最終仍會由本地人才作主導，讓文化產業立足於澳門。回顧澳門發展，各種新興產業的出現大多依靠外來力量，如酒店業、服務業、製造業等，最後還是澳門人得益。故澳門拓展文化創意產業，成效或可能在十年、二十年或一兩代人後才能體現，這是產業發展的必經階段。文化創意產業一旦立足於澳門，業界尤須具備包容性。14要放寬心懷，允許國際的文化界專業人士來澳門定居和發展，制定政策扶持他們把文化產業做強做大。文化創意產業“內容”為王，然而好的創意必然通過人才能萌發，澳門人力資源短缺，尤其在文創專業人才方面，僅靠本土培養勢必供不應求，通過適度的人才引進計劃，或是大專院校間的人才委培項目，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培養充足而且專業的從業人才。澳門特區政府一直很重視人才建設，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市場對人才資源的需求激增，澳門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人力資源匱乏的情況。粵澳合作標誌之一——“珠海橫琴島開發”總體發展規劃中也明確提出，要充分利用港澳國際化專業人才培訓資源優勢，建立面向粵港澳三地，以高端專業人才、技術人才培訓和普通高等教育為主的教育培訓園區等，這必將有效推動澳門對高端人才的培養和引進。15《粵澳合作框架協定》亦提出推動廣東建設文化強省戰略與澳門提升文化產業發展策略的聯動互補，完善雙方文化創意合作機制，制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和扶持政策，支持文化設施建設，培養文化創意人才，推動設計成果市場推廣和產業化生產。此外，今年3月1日，珠海橫琴、廣州南沙、深圳前海三地友好合作第三次聯席會議在橫琴召開，三地簽署了《關於共同打造法治化13.“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post》雜誌，2007年7月號。14.何厚鏵：文化產業立足本澳，參見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2007年11月09日。15.參見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2010年9月28日。

614國際化營商環境的合作框架協議》，並就共同推動粵港澳人才合作示範區建設達成共識。這標誌著三地協同參與的粵港澳人才合作示範區和國家級人才管理改革試驗區建設翻開新的一頁。三地在聯手打造粵港澳人才合作示範區和國家級人才管理改革試驗區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如推進國際人才通關便利化，探索粵港澳人才自由流動，探索與港澳專業資格互認，推進與港澳合作開展“一試雙證”、“一試三證”證書認證試點等。16（四）參考周邊地區的先進經驗參考文化創意產業相對較發達的地區經驗，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需要堅持藝術思路與商業思路相結合、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結合、制度創新和內容創新相結合的原則。積極發展文化產業，打造軟實力，提高整體競爭力，這些對澳門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需要利用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等文化資源優勢，以創意為核心，實現創意與旅遊、飲食、體育、科技的緊密鏈結與綜合互動，推動澳門文化產業的發展。當然，世界文化遺產僅僅是為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和突破口，不能把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重任單一地寄託在世界文化遺產身上。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需要重視文化產品的特殊品性，把握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規律。這是一項長期和複雜的系統工程，只有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澳門才能找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17四、總結發展文化產業對於澳門產業結構的調整，經濟適度多元化以及澳門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崔世安與全國政協副主席厲無畏會面，就如何發揮澳門特區自身優勢，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促進經濟適度多元交換意見。他認為澳門小城，資源不多，但歷16.《羊城晚報》，參見2013年3月4日。17.鄞益奮：“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的思考”，《澳門月刊》，2007年第9期。

615史的發展，讓澳門傳承了中葡文化交融的特色，形成澳門發展文創產業的有利條件。特區政府願意投入資源支持文創發展，與社會及文創界共同努力推動，相信將可促進本地文創產業發揮潛力，穩步發展。18可見，文化產業已經由社會問題演變成了政策問題，進入了政府的關注視野。從政策過程分析的視角看，文化產業發展進入政策議程只是政策過程的起始環節，澳門發展文化產業的關鍵則是依賴於審慎而合理地進行文化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擬定澳門文化產業的範圍和重點，瞭解文化產品的特殊品性，把握文化產業的發展規律。粵港澳三地必須加強合作，積極實現一體化戰略，打破區域限制，令資金、人才、產品和服務能自由流動，實現文創發展。18.參見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2012年6月11日。

617《行政》第二十六卷，總第一百零一期，2013No.3，617—622為一種澳門的全球性教育努力杜愛寧*“澳門地方，華夷雜處。”18世紀—奏疏1澳門為多元文化地區？1997年，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楊秀玲老師在談到澳門的語言教學時，寫道：“文化交流的深度和質素，取決於其載體和傳送帶的語言。而語言的準確、熟練和表達能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語言教學的質素和效果。然而，綜觀今天的語文教學，尤其是外語教學，其整個過程無論從教學目標、內容、方法到評估，都很少考慮到文化因素和文化交流的目標。”2可以看到的是，15年後，現實的情況未發生重大變化。雖在中國中央政府的倡議下，於2003年設立了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論壇´的性質，是由官方舉辦，以經濟合作及發展為主題的非政治性國際經貿合作論壇。其宗旨在於加強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與合作，發揮澳門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台作用，促進中國、葡語系國家和澳門的共同發展”。3當時的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10年將澳門比作與葡語國家對話的“平台”，但這些原則未反映或體現到澳門的教育體制中。的確，“對話”一詞意味著需要理解和尊重語言，而文化是通過它們表達的。多語制可以促進這一對話，減少社區自閉的危險，幫助*澳門教育暨青年局高級技術顧問。1.安文哲、何思靈：《澳門文化史》，里斯本，歐維士基金會及調查出版社，第2版，2009年。2.《澳門公共行政雜誌》，1997年，第10卷．第4期（總第38期），第1199—1204頁。3.http://www.forumchinaplp.org.mo/pt/aboutus.php,2012年12月訪問。

618建立一個較少受到衝突傷害的社會和適應急劇變化的現代世界4，其諸多益處是不爭的，並得到了眾人的承認。澳門所具有的歷史和文化條件可使得在此——這裡的流動人口一直是一個重要的人口構成成份——共存的各個社團之間的不同構成一種潛在的優勢，促進了構成這個社會的多樣文化之間的和諧關係。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移入人口是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2011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在澳門以外地方出生的有326,376人，佔總人口59.1%，較十年前上升3.0個百分點。按出生地劃分，在中國大陸出生的有255,186人，佔總人口46.2%，較十年前減少1.2個百分點。澳門出生的有226,127人（佔0.9%）、香港有19,355人（佔3.5%）、葡萄牙有1,835人（佔0.3%）。外地僱員增加，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出生的人口明顯上升；其中，在菲律賓出生的有14,544人、越南有7,199人、印尼有6,269人，合佔總人口5.1%。另外，在葡萄牙以外的歐洲地方出生的有1,942人、美洲有2,252人、非洲有959人，在大洋洲出生的亦有672人。”5“在澳門，使用廣州話為日常用語的有449,274人，佔年齡在3歲及以上人口83.3%，較十年前下降4.6個百分點。由於移入人口及外地僱員增加，使用普通話（5.0%）及英語（2.3%）為日常用語的較2001年前明顯上升3.4及1.6個百分點。整體語言能力方面，有41.4%能講普通話，較2001年增加14.7個百分點；另外，有21.1%能講英語、有2.4%能講葡萄牙語。”6然而，在理解和整合澳門所具有的巨大的種族、文化和語言的現實，促進多元文化及全球化意識方面，澳門的教育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從它形成之初，一直是一個多種族的地區，葡萄牙語從來是澳門的官方語言（這一地位是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7，及而後的4.《教科文組織世界報告：著力文化多樣性與文化間對話》。5.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1年人口普查詳細結果）。6.同上。7.參閱http://www.gddc.pt/siii/docs/rar25-1987.pdf

6191993年“基本法”第一章，第九條8所確定的），但從未反映到教育體制當中。目前澳門的葡萄牙語教學狀況儘管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6世紀，葡萄牙語的教學和傳播很遲才成為了以前的葡萄牙政府關注的重點，尤其是成立了葡中學校。這個計劃略有成效，但最後的結果還是逐漸消亡。目前，葡萄牙語課程僅在官方的葡中學校葡語部是必修的，在入教育暨青年局網的私人學校內9，是選修的。具體課時如下：小學教育中學教育10中學教育每週2個課時，每次40～60分鐘（每學年260～330課時）每週3～4個課時，每次40～60分鐘（每學年440～600課時）每週2個課時，每次40～60分鐘（每學年260～330課時）**每年課時數的變化根據學校對課時時間的選擇。學校有關課程組織的自主權，所以它們可以選擇將兩個課時合二為一和課時的長短。最通行的是，同一天安排兩個週次，每次40分鐘。除了課時負荷的分佈外，請參考以下與澳門的葡萄牙語作為外語教學的約束：•缺乏具有教授葡萄牙語作為外語培訓的專業教師；•使用於母語教學相同的方法；•缺乏適用於漢語為母語的中國學生的教材；•英語的迅速擴張（更多需求，較之葡萄牙語，學校需要增加一倍以上的英語，見有關圖表）。8.“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載http://bo.io.gov.mo/bo/i/1999/leibasica/index.asp9.在此背景下，澳門的葡文學校不在此例，因為它的體制與葡萄牙體制並行。葡萄牙語是一門學分課程（作為母語授課）。10.此種課程量安排實屬罕見。

620學校統計圖表（2011/2012學年）學校單位數（以教育程度和使用語言劃分）使用語言學前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學前教育+小學教育學前教育+中學教育學前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特殊教育總計漢語1082531-104100英語112--5-13葡萄牙語1-31-1-6總計1293032-164119統計日期：2011年11月26日11學生與葡萄牙語零星和無語境接觸的後果（每週一節課，缺乏校外練習的機會），加上上述的約束，為下述情況的出現匯集了一條件12：•因為遇到的種種困難，學生的放棄；•由於教學過程的業績不佳，教師缺乏動力；•因此，對特殊群體的專門教育計劃的發展不佳，其結果是在土生葡人社區內，葡萄牙語逐漸消失；•學習者不需要以葡萄牙語來進行日常溝通。然而，出乎上述描寫的情況意料的是，葡萄牙語在目前的情況下，有了改觀。在過去的十年中，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中國大陸的人已表示有興趣學習葡萄牙語。造成此種需求的主要原因是與經濟利益及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之間的大量貿易有關。1311.教育統計載http://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category/teachorg/Inter_main_page.jsp?id=852512.GROSSO,M.J.dosReis:《談向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士教授葡萄牙語的方法論》，澳門，澳門大學，2007年。13.ESPADINHA,M.A.&TEIXEIRAeSILVA,R.：“澳門的葡萄牙語”，載瑪麗亞.塞利亞.利馬-埃爾南德斯、瑪麗亞·若昂·馬爾薩羅、萊蒂.瓜拉西亞巴及維瑪.莉亞.德.羅西.馬丁合編：《葡萄牙語言在世界上》，聖保羅，聖保羅大學哲學、文學及人文科學學院，2008年。

621然而，中國學習葡萄牙語需求的大繁榮產生於2005年。當年中國的經濟增長超過了20%，需要聘請語言翻譯，來與巴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有前途的市場對話。反復提到澳門是一個基本因素，一種平台，甚至中國中央政府亦如是認為。14何種未來？據GROS（2003年）15和來自他的數據表明，“全球化，在經濟和技術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遠遠領先於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全球化”；那麼這意味著，教育應該根據新的參數和範式，進行新的反思。這為學校提出了許多挑戰，特別是要鼓勵發展橫向和多學科的視角，要成為文化、知識和全球共存的民主空間。雖然在澳門認識到了葡萄牙語教育和掌握葡萄牙語及學習土生葡人文化的重要性，在學校課程和學生技能方面有所安排，但澳門106所學校中有93所私校這一事實妨礙實施變革。學校，除了是一種社會機構外，更是一種本地實體，傳輸當地的價值觀。是用當地或國家的稅收維持運作的，因此要服務於當地或國家的目標，為地方經濟培養的勞動者。16然而，由於全球性的競爭，往往乞靈於國際的比較研究來開展教育改革和採取衡量課程的標準；2009年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結果顯示，澳門佔據世界各地平等接受教育的首位。亦顯示，同樣是這些學生均低於經合組織在文化素質水平方面的規定，尤其是涉及到批評分析和解釋的能力。例如在加德納17看來，這是全球社會所需要的基本功能。14.ROCHA,Rui：“葡萄牙語——澳門及中國的｀珍品´”，向“普拉亞國際學術討論會：國外僑團的葡萄牙語”提交的論文，普拉亞，葡萄牙語國際學院，2011年11月。15.GROS,François：“知識社會對大學的挑戰”，載《全球化、科學、文化與宗教》，里斯本，高秉根基金會及堂吉訶德出版社，2003年。16.ZHAO,Y.：《趕上或一路領先：全球化時代的美國教育》，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監督及課程發展協會，2009年。17.Gardner,Howard.：“如何教育改革：歷史、科學及價值的考量”，載馬塞洛·M、蘇亞雷斯.奧羅斯科及德西瑞.鮑簾.勤希利亞德主編：《全球化．新千年的文化與教育》，倫敦，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53-255頁。

622澳門的教育體制及其政策企圖尋求應對這些挑戰，使得學校要重新評估課程和教學法，讓學生掌握技能和知識，以能夠克服目前的狀況。學校需要建立面向全球的課程，為獲得“全球競爭力”而努力，例如推動外語授課提供這方面的投資、流利使用外語、編寫適當的教材和深刻地理解其他文化；需要確定可以做些甚麼來幫助年輕人與來自不同的文化和國家的人一起生活、工作和交流，原因是他們所面臨的跨文化溝通的強度和頻率日益增加；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學校也需要為教師提供合適的訓練，讓他們理解全球化的影響，讓他們有不同文化和語言的能力。總之，澳門的教育所面臨的挑戰與其他許多地方所面臨的挑戰無很大的不同，在思維方式和發展一個世界公民意識方面，要具備一種全球性的眼光。目前，跨文化教育被視為嚴格意義上的語言習得過程不可缺少的，同時，它又被認為是通識教育的一個有用的工具”。18教育計劃中頻頻出現諸如“文化能力、社會文化，跨文化、跨文化主義和多元文化之類的詞語。”這些都伴有概念化或定義，而且“近幾年提出的跨文化交際模式的本身，不是很具有相當充分的普遍性，因為它們是在西方的背景下發展的，因此具有潛在的種族中心主義（如同文章的標題）”。要質問的是，這是不是又是一種“烏托邦”？18.SEQUEIRA,RosaMaria：“跨文化交際為一種烏托邦？”，載彼得.彼得羅夫、彼得.德.索薩.金提諾、羅伯特.洛佩斯.伊格萊西亞斯.薩馬爾廷及埃利亞斯.托雷斯.飛亦若：《葡萄牙文學和文化的進展．二十世紀》，第3卷，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及法魯，國際葡萄牙學者協會及通過出版社，2012年，第303-316頁。

623《行政》第二十六卷，總第一百零一期，2013No.3，623—629你會說多少種語言？多語及語言的經濟學：葡萄牙語在中國的情況羅世賢*語言的多樣性是資源，其價值被廣泛地低估。**皮特·姆哈斯特雷爾1對於我來說，管理是以創造道德的手段來實現道德的目的。**伊恩·米特羅夫2在歐洲和美國，語言經濟學是一個近期的研究領域，加拿大卻例外。這個領域的研究是努力理解語言變量與經濟變量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一直專注五個主題的關鍵考量3:1.承認掌握一門或以上的語言知識是勞動收入的決定性因素；2.某些語言的傳播或衰敗對國際貿易增加的影響；3.在當地語言或少數人語言的投資對經濟活動活力的影響；4.在翻譯服務總體成本面前，一個多語社會掌握多種語言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澳門城市大學葡語課程主任。1.參見費爾，阿爾韋著、皮特•姆哈斯特雷爾主編：《生態語言學讀本》，紐約，連續出版社，2001年。2.參見布朗，T、克雷納，S、迪爾洛夫，D、羅德里格斯，JN：“商業頭腦＂，哈洛：《金融時報》，PrenticeHall出版社，2002年。3.參見布雷頓，安德烈主編：《語言經濟學的探索》，渥太華，加拿大文化遺產部，新加拿大視野，1999年。

6245.對不同國家所採取的語言政策的成本——效益的分析。在所有這些研究的主題所關注的潛層是公民在多種語言技能方面投資的重要性，其原因是多種的：認識論、本體論、認知本體論、經濟、道德和實際需要的。4為學習或工作的第二語言的選擇，從個人層面來看，可以是一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擇。其原因可能是各種各樣的：對不同於自己的某種文化的情感依戀。從履歷和就業而言，那種語言的“經濟”價值，共享一個身份或其他。然而，作為一種集體財富而選擇一種學習和工作的第二語言屬於一個國家或一個政府的政治態度，因為它需要為教學和學習分配稀缺資源，要權衡成本——效益。換句話說，是一種有意識的人力資本投資，因為作為一種集體財富的語言會增值，尤其是在經濟方面，期望得到回報。正是通過這組思路，我們可以評估國家和政府在語言政策領域的作用，及我們對人類最重要的象徵性資本重視的程度。不僅是使其能夠使他們與文化相近的人溝通，而且讓他們試著去了解來自不同於自己的世界的文化背景的世界。語言的多樣性為人類巨大財富之一。但是，許多民族和國家的當權者仍然夢想擁有一種共同語言，自然，帝國主義的想法和做法隨之而來。在這方面，葡萄牙語言學家費得利諾·菲格雷多5稱：“一種通用的拉丁文或......，世界語，基礎英語為一種使人精神極度貧困的傾向。凡是有此種思想的人，便是世界上精神貧瘠的人，言語一派陳詞濫調。”在各行各業的商品和服務領域的產品及消費的經濟、金融交流中，廣泛地使用某種主導語言有明確將象徵性財富統一的政治意圖，4.參見羅世賢：《澳門語言遺產》，向“澳門——葡語世界學術研討會，2003年”研討會提交的論文，2003年。5.參見菲格雷多·費得利諾：《爭取言論自由》，聖保羅，Cultrix出版社，1973年。

625“與之俱來的是經濟的統一，還有文化的生產和流通的統一。”（布迪厄6）其基本原則是溝通的有效性，而不需要使用另一種稀有資源——翻譯。語言霸權的歷史是與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歷史、經濟和政治霸權緊密相連的。從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和法國等歐洲文化來看，我們看到是使世界融為一體的海上擴張的經濟和在不連續的空間佔統治地位的語言：從東方文化的歷史來看，如俄羅斯、阿拉伯和中國。我們看到是那種陸地擴張，也將他們的文化和語言傳到了與其毗連的國家。根據社會語言學家路易斯·吉恩·卡爾維7和亞伯蘭·德·斯旺8的分類，所有這些佔優勢的語言，在世界上諸語言中，至今仍享有超級語言的地位。今天，國際社會的許多國家和民主的公民群體的社會和文化意識的承認，我們的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是人類最大的財富。接受它是從學校開始和從跨文化的世界公民做起，建立一種和平和建設性的文化。世界人權宣言和語言權利宣言是“普世”的，可倡導在建設和平文化過程中的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對話。它除了抵制某種全球化和單一文化貧瘠的傾向外，還是一種各種傾向和口味的大集成。掌握一門第二、第三或第四語言可獲得理解無數的特點、想法、感受及風俗習慣的能力。它們常常是一個文化的社團所特有的，因而是唯一的。除此之外，掌握另外一種語言為我們提供了進入一個新的使用者世界的可能性，並與他們進行互動，極大地增加了交往（貿易、投資、就業機會、科技、文化或其他信息交流）。而且貿易交流和語言一直是同一事物的組成部分，由此可見語言經濟的價值（用處）。6.參見布迪厄·皮爾：《如何理解：語言交流的經濟學》，巴黎，費耶德出版社，1982年。7.參見卡爾維，路易斯·吉恩：《世界語言生態研究》，巴黎，普隆出版社，1999年。8.參見德·斯旺，亞伯蘭：《世界的詞語》，劍橋，政治出版社，2001年。

626當然，某一個特定的語言社團的大小，對學習語言的選擇是重要的，但不是確定一種語言的經濟價值的唯一的因素。具有官方地位的語言，如印度尼西亞的印尼語、印地語和孟加拉語使用的地緣政治空間是1000萬人口。鑑於這一空間及其與其他經濟地域的經濟關係的發展特徵和程度及其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或許不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選擇。以上世紀80年代為例，在美國的大學中，對中國語言而言，日語和日本文化學習的需求熱烈。當時學術界和商業界所感興趣的是日本的經濟奇蹟和日本企業的管理模式。這種需求是400%，遠遠高於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需求。日本的人口略多於1億2000萬，而中國擁有超過10億的人口。正如安德烈•布雷頓9強調的那樣，“學習第二或第三語言是個人的決定，代表了知識和文化的濃縮。社會雙語是一個社團的政治意願和承諾的問題。通過這樣一個社團的倡議，學習一門語言可以轉換為經濟資本。熟練掌握可以是一個在經濟上有利可圖的取向。”各種語言知識是在國際貿易中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請記住，許多條約和協定的執行，即使是以英語簽訂的，幾乎都是用談判雙方的母語準備和進行的。因此，國際企業界習慣對外派人員的雙語及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投資成本——效益，及人力資本在其產品和服務發展中的積極影響作出分析。畢竟，這是一個經濟及全球企業系統參考概念重組的“拐點”。10人們開始認識到，進行“管理”，尤其是在許多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是一種文化行為，而不僅是一種單純的技術操作或管理實踐，即所謂的“演示文稿軟件文化”。9.參見布雷頓，安德烈：《關於雙語、官方語言與經濟某些經濟方面的思考》，渥太華，加拿大文化遺產部，新加拿大視野，1999年。10.參見布朗，T、克雷納，S、迪爾洛夫，D、羅德里格斯，J.N：“商業頭腦＂，哈洛：《金融時報》，普倫蒂斯霍爾出版社，2002年。

627一方面，學習新的管理是一種新的經濟和企業管理的社會道德。它試圖將基於人的能力培訓與管理多元人文、語言和文化的價值觀和社會後果融入他們的實踐；另一方面，將他們置於生產過程中，而不是資源，更不用說對象，同時要很好地解讀環境的話語，即對管理生產單位的影響力和證明其存在的力量加以解讀。葡萄牙語在中國的經濟價值“如果一個人在錫蘭說葡萄牙語，可通行各處。＂科尼利厄斯·讓·西夢思（荷蘭駐錫蘭總督，1704年）眾所周知，葡萄牙語在亞洲，特別是在澳門，直至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一直是亞洲貿易的通用語言。如前所述，葡萄牙語在亞洲的存在是在霸權語言的歷史背景中產生的，與一些國家對另外一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霸權的歷史密切相關。葡萄牙人在澳門維繫了近500年，這純粹是一個歷史偶然。同樣，從五個世紀以來，日本人繼續使用中國文字（漢字），八世紀又以漢字為基礎，創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也是一個歷史偶然。這些歷史偶然來自接觸、交流，但也來自這樣或那樣明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行為。它們為社會塑造了新的思維和生活方式。的確，人民的歷史經常向我們展示了一方對另一方的統治和剝削關係的乖張怪異及強加給他人的文化身份的語言和文化模式。的確是，人民的歷史常常是不自覺地展示了文化之間慷慨的開放。必須評估和優化這些文化交往與交流的有益之處。如今，那些在澳門出生，或久居澳門的人很難想像一個有漢語名字，卻沒有葡萄牙語街道名稱的澳門，或一個沒有列入保護建築物的城市（這是使它不同於中國城市的地方和唯一的印記），例如議事亭前地、望德堂堂區、大三巴牌坊，還有媽閣廟、觀音堂及哪吒古廟或天后廟。

628中國對葡萄牙語教學的興趣始於1961年。當時在著名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原北京外國語學院，創建了第一個葡萄牙語組。11非洲的前葡萄牙殖民地獨立後，這種興趣日益擴大。還有四川省（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成都設立了國際交流中心。它從1976年起，為新的非洲國家工作的醫生、護士和口譯——筆譯員教授葡萄牙語。90年代初，中葡聯絡小組開始定期會晤時，超過50%的中國代表團成員操著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語。在葡萄牙代表團中，只有翻譯講流利的漢語。然而，中國學習葡萄牙語需求的大繁榮產生於2005年。當年中國的經濟增長超過了20%，需要聘請語言翻譯，來與巴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有前途的市場對話。在中國，只要掌握葡萄牙語，就可以在同中國與葡語國家的關係領域和中國國內市場，找到就業機會。這方面，可以舉出兩個例子。首先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葡萄牙語班的13名青年，按照交流協定，他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所大學內就讀了三年級。完成四年級課程後，因為掌握葡萄牙語，超過50%的學生獲得了就業：4個在巴西設在上海的企業工作，2名當了葡萄牙語教師，1名當了一個有巴西球員服務的足球俱樂部的翻譯。然而，另一個成為了上海的記者，被派來報導2002年葡萄牙國家隊來澳門的情況。第二個例子是廣州的一所大學的副校長給我們講的。在一個學英語的學生和學葡萄牙語的學生之間，就業市場始終支付給後者更高的薪水，葡萄牙語的學生的工資高人民幣1千元以上。11.參見“葡萄牙語在中國：投資未來”第168期，2011年8月24日，《文學報》副刊第三十一卷，第1067期。　

629目前，約有19所中國大學教授葡萄牙語課程或選修葡萄牙語課程，但如今要在廣州、北京或上海的勞動力市場上找一個專業的葡語——漢語雙語翻譯是鳳毛麟角。結論在澳門及中國對葡萄牙語需求增加的現象的解釋基於一個最具決定性的原因，即語言的上升和下降：其經濟價值。因此，在澳門和中國，過去的六年中，在語言尋求方面，葡萄牙語有了顯著的上升。從準確無誤的務實成本——效益來看，學習葡萄牙語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12及其為澳門經濟制定的重要步驟可能為推動中國對葡萄牙語需求的新動力，開啟澳門未來發展的一個新時代。這是第一次在中央政府的五年規劃中，有澳門的專門章節。五年規劃發出了一個支持澳門發展的明確信號。它將澳門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並建議將澳門建成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的服務平台。“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加快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第五十七章，第一節）13這意味著，澳門經濟應加強它作為國際貿易和投資首選地的職能，加強它在中國舉辦會展的坐標的功能，提供商機。五年規劃所強調的另一個方面是澳門經濟必需多元化，不僅僅同中國大陸，而且同葡語國家交往。新興市場能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就像中國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一樣。在此背景下，澳門所扮演的角色和責任越來越重大，發揮聯繫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的作用。在此過程中，葡萄牙語是最好的溝通工具。澳門論壇正是明確地體現了中國中央政府這個意圖。12.參見http://www.asifma.org/uploadedFiles/Resources/PRC-12th-FYP(1).PDF。13.參見同上，第十二個五年規劃。

631《行政》第二十六卷，總第一百零一期，2013No.3，631—657“耶穌會東亞系統”初探關俊雄*引言人類活動都有其空間結構和時間脈絡，絕不會脫離時空框架而憑空為之，因此，其活動模式和特點難免帶有由之而來的烙印，本文嘗試建立“耶穌會東亞系統”的時空結構視野以此作為日後對耶穌會東來，尤其是關於其在澳門活動之研究的框架。“耶穌會東亞系統”在時間上始於1583年，在這一年裏進入肇慶的利瑪竇（MatteoRicci）首次踏足中國內地並開始傳教，亦開始了耶穌會的“中國子系統”建構的步伐。連同早在1549年沙勿略（FrancisXavier）抵日本鹿兒島後形成的日本子系統，兩者組成了東亞系統。“耶穌會東亞系統”終結於1641年，當時日本鎖國制度完成，隔絕了包括耶穌會士在內的外國勢力的進入。耶穌會的日本子系統遂告消亡，“耶穌會東亞系統”宣告瓦解，只剩下耶穌會的中國子系統風雨飄搖地承受著各種沖擊，經歷禮儀之爭並於1772年因耶穌會被解散而消亡。至於直到近世，耶穌會得到復會並再度進入中國和日本傳教並不在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在空間維度上，一般來說，東亞在地理範圍上是指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然而，耶穌會1583-1641年在東亞的活動並未涉足整個東亞，只是在中、日兩國活動，因為要到1784年，才由一些儒家學者從北京將天主教信仰帶回朝鮮半島。然而筆者捨棄了“中日系統”之命名，是基於如此命名會讓人忽略了在這個系統中一個重要的單元――澳門，這個銜接了中、日兩大子系統的蕞爾之地，雖然在1849年澳門總督阿馬留（JoãoMariaFerreiradoAmaral）武力推行殖民統治之前，中國的明清政府對澳門不僅擁有絕對的主權，屬中國領土之一部*澳門文化局，高級技術員。

632分，還有著行之有效的最高治理權，但自1557年葡人定居後，中國朝廷在懷柔遠人的考慮下，容許葡人實行內部的有限自治的同時，對澳門的政策常常異於中國其他地方，而成為一個特殊的區域，許多在內地厲行禁止的事情，在澳門卻可以被網開一面，如下文要說到的中日貿易，在廣博的中國土地上，便只在澳門被允許進行。況且，本文所要解讀的聖保祿教堂也座落在澳門，只有理解澳門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更好地理解聖保祿教堂的建造。故此，澳門在本系統中的地位不但不應被忽略，反而應當重視。簡言之，本文所提出的“耶穌會東亞系統”在時間上是1583-1641年，在空間上是中、日兩國和澳門這個特殊的中介者，當然，這樣的定位只是為了便於我們的聚焦，並不意味著會忽略在這時空定位以外的因素，因為事實上，空間結構和時間脈絡內部是互動的，其外部環境也是動態存在的，甚至和其他系統亦存在著相互的影響和作用。比如說，耶穌會之所以遠渡東亞是對之前宗教改革的回應、耶穌會在東亞的活動深受歐洲政教因素牽動等等，凡此種種，都會在本文中一一交待。故此，在下面的論述中，會適當延伸到一些“耶穌會東亞系統”以外的時空範圍，以此讓我們更全面地理解“耶穌會東亞系統”。一、雙重動力：從伊比利亞到遠東如果你想到東方去尋找，遍地的黃金，無窮的財富，辛辣的香料，桂皮與丁香，益智健身的名貴補藥，如果想尋找晶瑩的珠寳，堅硬的鑽石，瑰麗的瑪瑙，此地的寶藏便堆積如山，

633你的願望在此就能實現。――《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第2章，第4段上面這一段詩歌出自16世紀葡萄牙著名詩人賈梅士（LuísVazdeCamões）的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字裏行間可以看到他所表露的心跡――到東方尋找財富，事實上，這也是當時整個葡萄牙甚至整個歐洲對東方心神往之的最根本原因。這也就是為甚麼從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歐洲人轟轟烈烈地開展了一個被後世謳歌的大航海時代，他們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繞道非洲南端到達印度，這是一條新航線，也是人類第一次環球航行。於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是，這場“空間革命”正是“耶穌會東亞系統”的其中一個發端。為了能在動態的發展觀中理解“耶穌會東亞系統”，不妨先來考察耶穌會從歐洲到東亞的軌跡是如何形成的，為此，就必須把目光聚焦到歐洲，先從這場“空間革命”說起。13世紀末之後，歐洲的經濟急速發展，黃金需求量也急劇增加，除了用於裝飾教堂、宮殿和富人的住宅之外，歐洲還需要用黃金鑄造錢幣以擴展其貿易系統，隨著義大利城市國家逐步擴大其商業和金融活動，他們也開始用黃金作為其貨幣的基礎。1同時，因熱那亞、佛羅倫斯及威尼斯獨佔與東方的絲綢、瓷器等奢侈品的交易，大量黃金源源不斷地流入上述地區以換取奢侈品，致使歐洲其他地方出現黃金短缺，金價猛漲。2哥倫布（ChristophelKolumbus）的一番話正正反映了當時歐洲人對黃金的渴求：“黃金是一切商品當中最寶貴的，黃金是財富，誰佔有黃金，誰就能獲得他在世界上所需的一切。同時也就取得把靈魂從煉獄中拯救出來，並使靈魂重享天堂之樂的手段。”3那麼到底可以往哪裡去實現歐洲人的尋金夢呢?位於歐亞大陸兩端的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自古便通過絲綢之路進行交往，但其規模有限，文化交流的深度尚淺，事實上，在很長一段1.[美]戴維·亞諾爾德（ArnoldDavid）著，范維信譯：《大發現時代》，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4年，第12頁。2.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160頁。3.郭守田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中古部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304頁。

634歷史時期裏，雙方對彼此之間的交往並不十分熱衷，為人所熟悉的馬可·波羅（MarcoPolo）於十三世紀抵達東方並於1275至1292年期間在東方生活，只是極罕有的例子。然而，時間的流逝不但未使馬可波羅和東方相遇的意義消彌，反而隨著用大量的篇章、熱情洋溢的語言記述了東方無窮無盡的財富的馬可·波羅、奧多利克（OdoricdePardenone）等人的遊記風行歐洲，把東遊事件的影響力強化並傳之後世。在歐洲人的遐想中，印度和中國等東方國家遍地是黃金，他們渴望著來到遙遠的東方“黃金之國”和“香料之國”。於是乎，這大大增加了他們東來的欲望。恩格斯（FriedrichEngels）曾言：“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個遠東尋找的是黃金；黃金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語；黃金是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所要的第一件東西。”4終於在十五世紀以後，歐洲興起了與東方直接接觸的念頭。至此，我們看到了是經濟動因促成了歐洲人的走向――東方。接下來，我們來看他們的方法：開闢新航路，是基於怎樣的歷史脈胳而出現的。經過伴隨著蒙古鐵騎的13和14世紀，15世紀的歐洲又要面對新的威脅：奧斯曼帝國。而且比起蒙古帝國，這個地處近東的伊斯蘭鄰居，其一舉一動更直接地牽動著歐洲的神經。事實上，自蒙古帝國解體後，歐亞陸路交通變得非常危險，阿拉伯和印度商人通過海路把香料運到紅海的港口，從這裏再從陸路運往埃及和敘利亞的地中海港口，威尼斯和熱那亞商人在這裏買下香料，再往歐洲分銷。5對歐洲的致命打擊發生在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FatihSultanMehmet）親率八萬大軍攻克君士坦丁堡，並遷都於此，改名為伊斯坦布爾，意為“伊斯蘭教的城市”。這切斷了歐洲連接亞洲的香料航4.[德]恩格斯（FriedrichEngels）：“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0頁。5.[美]戴維·亞諾爾德著，范維信譯：《大發現時代》，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4年，第11頁。

635路，迫使歐洲轉向大西洋發展，尋找替代地中海的航線，最終新航路得以開闢，為耶穌會的東行創造了客觀條件。耶穌會的東行當然是乘著大航海運動的勢頭，然而，這只是一個世俗的技術因素。作為一個宗教團體，耶穌會不遠千里向東方進發當然也存在宗教發端，而這個宗教發端可謂至關重要，因為它不僅促成耶穌會要東行的主觀意圖，更重要的是，往前追溯可知正是它把耶穌會這個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成就斐然的團體給催生出來，這個宗教發端便是“宗教改革”。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MartinLuther）將他所寫對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看法，張貼在威登堡大學（WittenbergUniversity）的教堂門口，席捲整個歐洲的宗教改革由此正式拉開序幕。這個運動同時促使了天主教會進行自身內部改革，以抗衡新教帶來的影響，就在宗教改革的浪潮衝擊著羅馬教廷的威信之際，在1535年，羅耀拉（IgnacedeLoyola）成立了耶穌會，並於1540年得到羅馬教皇保羅三世（PaulIII）頒發諭旨：正式批准耶穌會成立。關於耶穌會的創立，一再有學者認為不應被冠以反宗教改革的惡名，如彼得·克勞斯·哈特曼（PeterC.Hartmann）說：“在耶穌會敵對者的眼中，它始終是為反宗教改革而成立的修會。然而，修會雖然在許多地區，尤其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確實作為天主教會的利刃與新教展開過鬥爭，但羅耀拉本人卻從未提出修會的成立帶有反對新教的動機，對此修會會憲中亦無專門提及。耶穌會在傳佈信仰的各項工作中不過是聽從教皇的意願。會憲曾明確寫道，傳教工作主要針對穆斯林和其他非信仰者，其次才輪到異端和教會分裂分子。在當時天主教的理解，新教屬於最後一類。以下事實可以進一步證明修會最初的工作並未針對新教，第一任總會長羅耀拉在1566年去世時，耶穌會在全世界已建立的50個分部中，只有7個建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修會當時的工作重點放在了南歐、法蘭西以及海外傳教上。”66.[德]彼得·克勞斯·哈特曼（PeterC.Hartmann）著，穀裕譯：《耶穌會簡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6頁。

636但哈特曼的觀點並未讓他回避耶穌會創立時存在宗教改革這個重要背景：“創立耶穌會時，天主教會正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半壁西方世界背離了天主教，或行將分裂出去。這其中包括中歐大部分、整個斯堪的那維亞、英格蘭和蘇格蘭，甚至在法蘭西、匈牙利和波蘭，新教在16世紀也贏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者。”7而另一位反對“反宗教改革”說的學者柯毅霖（GianniCriveller）同樣並未忽視宗教改革對耶穌會產生的作用：“巨大的政治與文化運動席捲歐洲，宗教與教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南歐和北歐對宗教革新各自做出不同的反應。這一革新被人們很不恰當地稱為消極性的反宗教改革運動。這確實是一場巨大的教會革新運動......帶來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果，那就是誕生了新的宗教團體。”8可見，這些學者從未否認耶穌會和宗教改革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爭論的焦點是在於兩者間是否就是矛與盾的對立關係。筆者認為，從耶穌會後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貢獻可知，它帶有一定社會進步性，況且其創立尚有除宗教改革以外的各種背景，包括人文主義、教廷內部的弊端等，所以如果把耶穌會的創立只是簡單歸結為“反宗教改革”這個反歷史潮流的目的，似乎有欠客觀。然而，另一方面，如果說耶穌會的創立沒有絲毫和宗教改革針鋒相對的意思，也並不足信，考慮到剛才所列舉的其中兩個為耶穌會的創立性質正名的理由：忠於教皇和海外傳教。乍看之下，這兩點反映了耶穌會並無針對新教的意思，然而若仔細分析背後的緣由，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發現，因為“宗教改革”的其中一項內容便是反對教皇擁有過大的權力，“忠於教皇”正和“宗教改革”這項主張相抗衡；另外，當時耶穌會積極於海外傳教是有其背景的，是按照教皇提出的口號：“將天主教在歐洲的損失在亞洲、巴西和非洲彌補回來”。9這口號中7.[德]彼得·克勞斯·哈特曼著，穀裕譯：《耶穌會簡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3頁。8.[意]柯毅霖（GianniCriveller），王志成等譯：《晚明基督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頁。9.[印度]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SanjaySubrahmanyam）著，何吉賢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7年，第84頁。

637所提到在歐洲失去的部分，正是指新教在歐洲對教廷所帶來的衝擊。可見，海外傳教的目的也是為了彌補天主教在新教衝擊下在歐洲失去的影響力，羅馬教廷為此還專門成立了海外傳教部，負責歐洲以外的各大洲的傳教事務。於是在1541年4月13日，當羅耀拉被任命為首任總會長，他便積極組織耶穌會傳教士到東方傳教。時適葡王約翰三世（D.JoãoⅢ）向教皇申請委派傳教士與新任果阿總督同行，於是教皇將此事委託羅耀拉，羅耀拉即派沙勿略作為“教廷遠東使節”同去印度果阿，由此，拉開耶穌會東來的序幕。可見，耶穌會的忠於教皇和海外傳教深深帶有對新教作出回應的色彩，具有彌補教廷損失，挽回教皇威望，擴大影響力以抗衡新教等因素。總括而言，天主教在15、16世紀的兩大宗教敵人推動了“耶穌會東亞系統”的建立。在15世紀，歐洲外部的伊斯蘭教奧斯曼帝國扼住地中海的咽喉，使歐洲商人不得不尋求新航線到東方進行貿易。到了16世紀，在歐洲內部發生了宗教改革，新教席捲歐羅巴除了催生出耶穌會之外，還促使教廷把目光放在歐洲之外的廣闊天地，又適逢新航線的探索已初步完成的良機，於是便讓傳教士隨著新航線“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10，其中一支便形成了“耶穌會東亞系統”。可見，“耶穌會東亞系統”的主要發端有經濟動因和宗教動因，雖然前者在這個時候只是被後者借用了它所產生的成果——新航線。對耶穌會東來所起的作用顯得有點間接。但後面我們將看到這個在一開始時埋下的種子日後卻越發壯大，經濟動因和宗教動因這兩個因素在東亞將發生強烈的交叉、滲透和互動，主導東亞系統的運作。二、中日聯動：東亞大國間的微妙狀態正如前文所提，沙勿略是作為“教廷遠東使節”東行的，他是在1541年7月從里斯本出發，次年到達果阿，後來沙勿略又到了馬六甲，最終於1549年8月15日，在日本逃犯安日祿（Anjiro）陪同下到達日本沿海的鹿兒島商埠。這就是東亞系統中日本子系統的開端。10.《聖經．馬爾谷福音》（天主教思高本），第十六章15節。

638在16世紀，歐洲人對日本這個國度相當陌生，因為他們在這個世紀才第一次踏足這片土地，以當時大航海運動中的技術和熱情而論，如果說率先到達日本的是歐洲人或是葡萄牙人這一點是具有必然性的話，那麼其到達日本的過程則充滿偶然性，而這一偶然性事件彷彿昭示著中日之間那種緊密相依的聯繫。那是在1543年，一條本來要開往中國寧波的葡萄牙商船，被颱風吹得迷失了航向，機緣巧合下才來到了日本的種子島。事實上，中日之間的往來源遠流長，至少在東漢，中日之間便有了正式的政府間往來，當時的中國政府還把日本島的“倭奴國”納入到自己的藩屬體系內。此後兩國交流不斷，到中國的隋朝時，日本便派出遣隋使作為使節遠赴中土，《隋書·東夷傳倭國傳》載曰：“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11這樣的往來交流也使中國文明在日本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沙勿略在日本時，便深深感到了中華文化在東方的影響，當他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間進行傳教工作時，他注意到每當日本人進行激烈辯論時，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在涉及宗教崇拜的問題以及關係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的智慧。因而情況是，他們通常總是聲稱，如果天主教確實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會知道它並接受它。12當他在宣傳天主福音時，日本人常常問他：中國人是怎樣想的呢？久而久之，他理解了中國文化在東方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來到他面前：如果不能在中國傳教成功，天主教在東方就決不可能取得最後勝利；若所有的中國人都信奉了天主教，那麼，整個東方就會全部拜倒在上帝的腳下。13同時，沙勿略看到，日本很多人因仰慕中國而信奉在中土廣為流傳的佛教，因此他認為“在日本傳教最好的法子就是先到中國傳教，因為它是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14他在1552年所寫的一封信中顯出他對未來的11.《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826頁。12.[意]利瑪竇（MatteoRicci）、[法]金尼閣（NicolasTrigault）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紮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27-128頁。13.徐曉望：“澳門的｀天后聖母´與中西宗教的兼融”，載徐曉望、陳衍德：《澳門媽祖文化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80頁。14.[法]裴化行（BernardR.P.Henri）著，肖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69頁。

639打算：“我準備今年前往中國京都。因為，如謀發展主耶穌基督的真教，中國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國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吐棄現行所有各教學說和派別。”15於是當他回到果阿之後，便向葡王提出到中國的計劃，獲准後他於1552年4月14日離開果阿前往中國，並在8月到達廣東臺山縣的上川島，然而他卻未能進入廣州，到了12月2日晚上，沙勿略因患瘧疾、發高燒，終於在次日躺在一塊大石上溘然長逝，由一個曾經到果阿公學讀書的中國人安多尼為他料理後事，將其屍體運往果阿埋葬，後來天主教士稱沙勿略為“遠東開教之元勛”。16耶穌會士在東亞首先到達的是日本，但為了日本，或者說為了整個東方的傳教事業，他們把目光投向了中國。遙想當初，葡商在中國貿易時無意間發現了日本，而如今，沙勿略為了日本的傳教，則有意地前往中國。中日在文化上的一體性導致了耶穌會在東亞傳教政策的整合，把一衣帶水的中國和日本放在同一體系之中進行傳教，力圖使這兩個國家一併實現基督化。然而，文化上同源的中日雙方當時在政治上的關係卻處於相對僵持的狀態，其中一個原因是一股海上勢力在作崇，它就是倭寇的存在。忽必烈在1274年和1281年兩次派軍侵略日本，該事件在日本被稱為“元寇”或“蒙古襲來”。在這兩次侵略過程中，元軍的船隻都遭遇風暴，損失四分之三以上的兵力和補給，令日本在借助地理條件與一定的運氣下，最後艱難地取得了勝利，保全了日本本土，但日本經歷了這史上空前的威脅後，使得心有餘悸的統治階級開始重視對於海外勢力的提防，對國外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並且開始注重於發展海上軍隊，重用海盜。可以說在此之前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日本的海上活動，包括其對外貿易和海域的活動範圍都處於中國和朝鮮海員的控制之下。然而，蒙古的突然入侵不僅使航海業在日本得到發展，也使其造船和航海能力大大提高。隨後的數十年裏，日本在內海沿岸和九州沿海地區增設了許多町並構築防禦工事，以防來自中國海軍的威15.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60頁。16.黃啟臣：“澳門的宗教”，《澳門公共行政雜誌》，1991年第4期，第874頁。

640脅。直至明朝洪武初年，日本仍以元朝征日為舊恨，不肯修好。對日本人而言，最好的方法便是著重發展海上實力，加強沿海的防禦措施，包括建造新型的戰艦，修築要塞並組建沿海護衛隊。中國的蒙元軍隊影響到日本，催生出“倭寇”，這又反過來又影響中國明廷，中日就是在這種互動中彼此影響，這也是明代倭寇為患的濫觴。針對倭寇的問題，明廷早在洪武年間，就“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17此外，由於日本發動對當時的明朝保護國朝鮮的侵略戰爭，更使當時的中日關係惡化。然而政治上的禁令並未完全阻斷了民間的往來，尤其是在貿易方面，因為“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產物......”18，中、日貿易被禁止的時候，中國貨在日本市場上的售價往往急劇上漲，遠高於中國國內市價。如《籌海圖編》卷二“倭國事略”說：“若番舶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直銀五十兩，取去者其價十倍。”19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當時往日本貿易路近利厚，故不少海外貿易商“往往托引東番，輸貨日本”，他們或者假借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的文引，而私裝絲綢等貨潛往日本；或者“違禁以暹羅、占城、琉球、大西洋、咬留吧為名，以日本為實者，絲寶盈桁而出，金錢捆載而歸”。儘管事實如此，但往日本貿易畢竟屬於犯禁的走私貿易，總不是那麼公開，那麼順當，於是有些富有的廣東商人就不願意冒這種風險，寧可通過葡萄牙人把自己的絲貨載運到日本銷售，這樣，葡萄牙人就順理成章地充當了中日貿易的中介商。而日本方面，自1603年德川家康統一全國後，即極力想恢復對明貿易，他“或者通過明朝商人，或者以琉球王、朝鮮為中介，頻繁地對明朝17.《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139卷。18.黃啟臣：“澳門在海上之路的地位與作用（16-17世紀）”，《文化雜誌》，1996年冬季刊，第78頁。19.全漢升：“明代中葉後澳門的海外貿易”，載黃啟臣、鄧開頌：《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157頁。

641進行活動”，但始終達不到目的。因此，有些日本商人只好走通過葡萄牙人中介的道路，據說當時有不少葡萄牙人充當總部設在大阪和九州其他城市的日本富豪的代理商。編年史學家安東尼奧·博卡羅（AntónioBocarro）在1617年說過：“當時日本航程的利潤和澳門居民財富的急遽增長，都應歸功於他們借貸的鉅額日本資本，這些資本有些是用來代辦貨物，有些則是船貨抵押借款。”葡萄牙人就是使用這些借款在每年廣州交易會上為日本市場購買生絲。有關葡萄牙人利用中國海禁之機兩頭受惠的情況，卡倫（FrancoisCaron）在1640年對其巴達維亞的上司描述說：“到目前為止，葡萄牙人總是能得到如此光彩奪目的絲綢，而我們不能，這不歸咎於葡萄牙人的聰明才智，也不是我們公司沒有盡自己的責任，這只有通過有權力的明智的中國人的幫助才能做到，澳門人總是和他們合作貿易。中國人勤於承辦這些貨物，而葡萄牙人為之代銷，他們之間相互幫助，否則葡萄牙人是不可能經營的。20可見，正因明朝政府嚴禁中國商民與日本通商，但葡萄牙人在澳門不受此禁令所限，所以，澳門與長崎的貿易仍在發展。當中日正常貿易中斷，以致因政治阻礙而產生的貿易真空極需被填補時，發現了日本的葡人及時出現在東亞的舞臺上。雖然中日之間經唐宋元各代一直就有航線，但此時卻不得不以澳葡來作貿易媒介，從澳門中轉到日本。綜上所述，在耶穌會東來的初始階段，中日之間的關係是多重而且複雜多變的，文化上是屬同一體系，在政治上卻是禁止往來的，經濟上則私下暗中進行貿易。正是中日之間的文化聯動，使整個“耶穌會東亞系統”得以建立並促使其內部的緊密聯繫；正是中國政治政策上的禁絕造成中日經濟聯動的若即若離，從而使耶穌會得以穿插於中日間的縫隙進行活動。那麼，為何作為傳教士的耶穌會士得以插手商業，並成為其在東亞傳教的契機呢？20.李金明：“十七世紀初葡萄牙在澳門的貿易”，《文化雜誌》，1996年春季刊，第142頁。

642三、胡椒和靈魂：商教共同體的實現“為了胡椒和靈魂”一語是對葡萄牙王室派遣商船和傳教士的海外政策之概括，但這句話用在到達東方的耶穌會士身上，同樣是絕佳的注腳，只是不同的是，對他們來說，在“胡椒”和“靈魂”之間，是一個更錯綜複雜的關係：為胡椒乃因為靈魂，前者只是幫助達成目標的橋樑，後者才是他們翹首以盼的碩果。耶穌會士梯山航海到了東方，在這陌生的國度，他們一方面需要維持自身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要鋪展傳教工作，設教堂、建學校、濟窮人、印書籍等活動接踵而至，這其中少不了的是開銷，根據高瀨弘一郎的研究，日本耶穌會的年度活動經費逐年上升：1571年為2,000杜卡特，1575年為4,000杜卡特，1577年已需要6,000杜卡特。21這大量的經費，需要由耶穌會通過各種途徑來籌集，主要是由葡萄牙、西班牙國王、羅馬教皇支付的年度經費，在印度、馬六甲、澳門、日本擁有的不動產收入，以及耶穌會成員主要在澳門和日本之間進行貿易的收入等幾部分構成。然而，葡萄牙、西班牙國王、羅馬教皇支付的年度經費也好，不動產的收入也好，都只是傳教經費中很小的一部分，佔三分之一不到。22而且官方撥款方面，雖然在1574年以前，葡王室從馬六甲海關收入中撥500克魯紮多給耶穌會士，且該年後又增加了一倍，但這些款項常常不能按時到位。博克塞（CharlesRalphBoxer）用了一句西班牙諺語表達當時的情況：“西班牙23的幫助，不是晚到，就是不來。”24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耶穌會士來華是為傳教，而非從事商業活動，但因現實所需卻不得不向商業領域靠近。21.[日]高瀨弘一郎：《切支丹時代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47頁。轉引自李小白：“16—17世紀耶穌會在日本的貿易活動”，《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第53頁。22.林婉嬌：“基督教與日本的鎖國”，《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第108頁。23.1578年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昂（D.Sebastião）戰死摩洛哥沙場之後，西班牙國王菲力浦二世（PhilipII）於1580年登上葡萄牙王位同時對西班牙和葡萄牙進行統治，開始了“聯合王室”時代。24.[美]鄧恩（GeorgeH.Dunne）著，余三樂等譯：《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6頁。

643其實早在沙勿略時，耶穌會士便已浮現出商人化的傾向，用日本學者河野純德的話說：“沙勿略不但有聖職者的身份，還用商人的語言，並請求在堺建立商館。”25到利瑪竇來華時，這種需要和傾向更加明顯，如耶穌會東方視察員范禮安（AlexandreValignani）需要為利瑪竇入華作各種物質上的準備，包括金錢和送給皇帝的禮物。26及至傳教活動慢慢地在肇慶開展時，澳門葡人仍為其提供購置住所所需要的資金、赴京旅費及開展各種社交活動所必需的禮品。27以至於在華天主教徒都被懷疑與澳門的葡人有勾結，因為他們從那裏領取全部津貼。28當1599年利氏到達南京後，為了進一步深化傳教工作及為進京作準備，又派同伴到澳門徵集一些歐洲珍奇之物作禮品。29為了進一步推進南京的傳教工作，並為他再次進京做準備，利瑪竇派郭居靜（LazzaroCattaneo）回澳門，除了讓他就赴京這一重大問題徵求意見外，“還要從澳門帶回錢來支援這所教堂，用於徵集進獻給皇帝的各種禮品以及足夠清償教堂所欠債務的資金。但是，剛剛有消息說，一艘由日本開來澳門的商船全船遇難。整個澳門市都是依靠這艘船所提供的貿易和貨物的。三個傳教基地（即韶州、南昌、南京）也依靠它，而且償付在南京購置的住所以及去北京的旅費也都依賴於它。”30最後，正是在澳門，“多虧商人們慷慨解囊，湊齊了九百埃居，足以支付三個居留地（韶州、南昌、南京）的維持費、南昌所欠債務、晉京路費、南京的購房費用。”31“就在取得禮品和補充新的25.[日]河野純德：“聖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全書簡”，東京，平凡社，1985年，第31頁。轉引自王冬青：“明代耶穌會在華傳教中的日本經驗”，《雲南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第139頁。26.[意]馬拉特斯塔(S.J.EdwardMalatesta)著，北疆譯：“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文化雜誌》，1994年冬季刊，第44頁。　.27[意]利瑪竇、[法]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紮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74、182頁。28.[法]安田樸(ReneEtiemble)、謝和耐(JacquesGernet)：《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出版社，1993年，第96頁。29.[葡]曾德昭(AlvaroSemedo)著，何高濟譯，李申校：《大中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2頁。30.[意]利瑪竇、[法]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紮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376-377頁。31.[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神父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306頁

644同伴後，他（利瑪竇）馬上開始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32慷慨的葡商令利氏甚至有時說他們“施捨錢財和創造錢財是一樣有名”。33到了1597年，教長進駐中國內地後作出決定：“傳教區的事務性工作由澳門教長代理，由他負責供應一切必需品，而日本省區檢察師則負責收取葡萄牙人不惜慷慨佈施給來華神父越來越多的錢財。”34事實上，隨著教務的不斷發展，耶穌會士不僅是被動受商界資助，也不再僅僅屬於個人行為，在1578年，范禮安與澳門商人達成協議：在澳門大船每年運入日本的1,600擔生絲中，撥出100擔給耶穌會，讓他們將售後所得作為其活動經費。這批生絲每年可為耶穌會提供4,000-6,000杜卡特的穩定收入。這項協議的達成標誌著耶穌會作為一個傳教團正式參與了澳門—長崎的絲貨貿易，此舉在教內教外引起了不少非議，但隨著傳教團規模漸長的同時，耶穌會的經費問題卻一直未能徹底解決，不論是教皇還是國王都無法為其提供一個可靠的替代性籌資管道，因此到1584年，范禮安與澳商的協議先後得到了教皇、國王、澳門議事會和果阿總督的認可。35隨著時間的推移，耶穌會還自備船隻，或聯合投資於商人的船舶，貿易範圍和產品種類也逐漸多樣化。1596年，又參與了同果阿的貿易，將絲綢和黃金運往印度。36耶穌會最初參與貿易是為了得到生活及傳教經費，這是他們和商人聯合的消極原因。但實際上，參與貿易活動所帶給他們的益處遠遠大於他們開始的預期，例如鹿兒島的大名島津貴久起初對傳教士表示歡迎，後來卻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於是葡萄牙商船便不再造訪鹿兒32.[葡]曾德昭著，何高濟譯，李申校：《大中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2頁。33.[意]利瑪竇、[法]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紮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59頁。34.[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神父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60、238頁。35.Boxer,C.R.(1993).TheChristianCenturyinJapan1549-1650,Manchester:CarcanetPressLimited,pp.118.轉引自張廷茂：“耶穌會士與澳門海上貿易”，《文化雜誌》，2000年春夏季刊，第110頁。36.張廷茂：“耶穌會士與澳門海上貿易”，《文化雜誌》，2000年春夏季刊，第110頁。

645島，島津貴久不得不因此致書耶穌會懇請貿易船再度來航。37在當時大一統且物阜民豐的中國，雖不致於發生像島津貴久這種情況，但貿易也確實為傳教工作帶來便利，利瑪竇就說：“葡萄牙商人已經奠定了一年舉行兩次集市的習慣......這些市集不再像從前那樣在澳門港或島上進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內舉行......它們為福音的信使們深入中國內地提供了最早的、唯一的通道......正是要隨著葡萄牙商人，羅明堅決定動身去進行他自己的那種同中國人的交易（按：即傳教）”。38可見，參與貿易不僅能為耶穌會士解決衣食問題，還對其傳教事業提供了重大的幫助，具有積極意義。誠如博克塞所言：“日本的天主教始終依賴於澳門大船。耶穌會士們正是乘坐澳門大船來到了日本”、“澳門大船是日本傳教區的支柱”。39在這其中，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是，耶穌會向商人靠近是為了實現經費所需，那麼，對那一群作為機會主義者的商人來說，為何會容許耶穌會士插足商貿，分享他們的經濟利益呢？下面一席話可以解除我們部分的困惑，“日本商人和葡萄牙商人都希望通過耶穌會譯員做生意，因為只有神父們才能自如地運用雙語來完成一次複雜的買賣。而且，兩個民族對耶穌會士的信賴甚於他們彼此間的信賴，因而更願意通過一名耶穌會士來訂立他們之間的契約。”40可見語言和良好的社會關係是耶穌會士參與貿易的資本，這種優勢使其不僅被商人允許進入貿易領域，更甚者，不少商人還主動盼望與耶穌會士間的37.《羅馬耶穌會檔案：日本卷》，東京，駿南社，1931年，第10頁。轉引自李小白：“16—17世紀耶穌會在日本的貿易活動”，《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第54頁。38.[意]利瑪竇、[法]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紮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44-145頁。39.Boxer,C.R.(1993).TheChristianCenturyinJapan1549-1650,Manchester:CarcanetPressLimited,pp.104.轉引自張廷茂：“16-17世紀澳門與葡萄牙遠東保教權關係的若干問題”，《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第33頁。40.Boxer,C.R.(1993).TheChristianCenturyinJapan1549-1650,Manchester:CarcanetPressLimited,pp.104.轉引自張廷茂，“16-17世紀澳門與葡萄牙遠東保教權關係的若干問題”，《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第33頁。

646合作，甚至連中日貿易船隊的船長都覺得如果沒有耶穌會士在這裏幫助他們進行商務洽談，那將會帶來不便。41此外，從一封當時兼任聖保祿教堂學院與會院院長的神父於1602年1月25日呈耶穌會總會長的稟函中，我們可以見到商人們積極與耶穌會士連成一線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借此求得天主庇祐他們的貿易順利。信中說，澳門商人們和全體居民一致許願，要為建造新的聖保祿教堂籌錢，換取的是“只要天主保祐那艘正待來自日本的船能平安抵港。”42商教共同體的運作還能從下面一組中國天主教徒數目變化狀況中得到直觀的反映。據統計，1585年全國有天主教徒20人，次年增至40人，1589年增至80人，1605年猛增至1,000人，1615年增至5,000人，1636年增至38,000人，1650年增至150,000人，1664年增至250,000人，1735年增至300,000人。43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在1589年前教徒人數翻一倍需要一至四年時間，但從1589至1605年六年間，信徒人數一下子翻了十餘倍，經過十年，再翻五倍，再過十一年，有近八倍增長，1636年之後，則用了十四年時間才翻了近四倍，再之後，增長率明顯衰退，用了八十年時間才翻了一倍。可見，增長最迅猛的時期是17世紀頭近四十年，在1636年後，已經可以見到增長率明顯放緩，到1650年後增長率再進一步下降。可見，在17世紀頭四十年，是耶穌會以至天主教在華發展的高峰，此後，發展陷入瓶頸階段。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甚麼？是單純的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自然放緩？還是尚有其他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前文的論述已明晰了耶穌會士和商人間盤根錯節的關係，所以，在探討41.Boxer,C.R.(1988).TheGreatShipfromAmacon,Macau:InstitutoculturaldeMacau,pp.84-85.42.[葡]瓦倫汀·卡爾瓦略（ValentimdeCarvalho）：《澳門學院院長瓦倫汀.卡爾瓦略神父1601年自中國呈耶穌會總會長大人的稟函》，克洛德.沙普列（ClaudeChapelet）印坊，1605年。轉引自[葡]寇塞羅著，陳用儀譯：“澳門天主之母（或聖保祿）會院教堂（1601—1640）”，《文化雜誌》，1997年春季刊，第17頁。43.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3頁。

647天主教發展放緩原因的同時，我們不妨把目光投射在商人身上，看到底其中是否存在內在關連。明末清初詩人屈大均《澳門》詩組中云：“廣東諸泊口，最是澳門雄。”44澳門是一個因貿易而發展起來的城市，她也一度憑此成為中國南方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而在各條對外航線中，最重要的無疑是對日貿易這一條，正如歷史學家博卡羅（AntónioBocarro）寫道：“由天主聖名之城澳門向日本的航行是我們所知道的最為重要的航行。”45根據記載，1600年一艘大船滿載白絲、絲線、綢緞和金、鉛、水銀等中國商品航行到日本，其中生絲及絲織品佔有極重要的比例。白生絲有500-600擔，在廣州以每擔80兩購買，到日本每擔賣價可達140-150兩，利潤幾乎是一倍；各種顏色的絲線400-500擔，每擔以140兩買入，在日本則可賣到370兩，甚至有時達400兩，利潤驚人；50-60兩的普通絲線在日可賣到100兩；還有各色綢緞1,700-2,000匹，在廣州買價是每匹1兩1錢，上好的達到1兩4錢，到日本後每匹售價達2兩5錢或3兩。46在與日本的貿易中，大量的中國生絲和絲織品換回的主要是日本白銀。博克塞曾對葡船每年從日本運出的白銀數量做過估計，認為“在16世紀末，每年葡船從日本出口的白銀約一百萬葡元。四十年以後，葡萄牙船每年出口估計超過三百萬葡元。雖然這些白銀有多少是真正屬於中國人或日本人的資金尚無法確定，但是與17世紀上半葉歐洲人在亞洲其他地區的貿易相比，澳門與日本的貿易總額確實是異常難忘。”47如1636年10月，有4艘葡船返航澳門，載有白銀2,350多箱，按荷蘭人的估計，這價值6,697,500荷盾，比荷蘭9艘船出口的價44.[清]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校：《澳門記略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30頁。45.[葡]博卡羅（AntónioBocarro）：《中國上帝聖名之城記述》（DescriçãodaCidadedoNomedeDeusdaChina），轉引自[葡]魯伊．羅里多（RuiD'AvilaLourido）著，張廷茂譯，《葡萄牙人與絲綢之路明朝末年的澳門與馬尼拉》，《文化雜誌》，2002年秋季刊，第95頁。46.Boxer,C.R.(1988).TheGreatShipfromAmacon,Macau:InstitutoculturaldeMacau,pp.179.47.Boxer,C.R.(1988).TheGreatShipfromAmacon,Macau:InstitutoculturaldeMacau,pp.169-170.

648值（3,192,815荷盾）還高出兩倍多。48日本的白銀運到澳門成為進行環圈貿易的資本，大部份投入中國市場，以換取中國的生絲和絲織品等商品，如此周而復始，使澳門持續興旺。然而，直到1639年春天，因為德川幕府擔心天主教徒會危及其統治，遂立法實施鎖國政策，決定以禁止葡萄牙人與日本的所有交往來結束澳門貿易。1640年，晴天霹靂的葡人不顧幕府的警告，決定派一個特別使團到長崎，結果使團中的六十一人被斬首，船隻被燒燬，餘下的十三人被遣送回澳門，帶回了所發生的事情的消息，從此宣告了澳日貿易的終結已是不可能挽回的事實。49耶穌會所涉足的不僅僅是澳日貿易，耶穌會由參與澳門—日本絲貨貿易開始，將其貿易活動擴展到了澳門海外貿易的幾乎所有領域。他們不僅與商人合夥經營，而且擁有專門的商船，從事越南、馬來西亞及印尼各港、望加錫、有時還有印度的貿易。50比如在1658年，一艘二桅小船由果阿經望加錫駛抵澳門，該船所有權1/3屬耶穌會日本省，1/3屬耶穌會中國省，另外1/3屬西芒．德．蘇薩（SimaodeSouza）紳士；1660年有4艘商船被荷蘭人截獲，其中的貨物有很大一部分是耶穌會的。51此外，也有證據表明耶穌會士參與了17世紀澳門與越南的貿易。52葡人在亞洲以澳門為中心的商業網絡還延伸到東亞以外的其他地方。比如馬尼拉就是他們在亞洲另一重要貿易對象，葡船將大量中國48.Boxer,C.R.(1988).TheGreatShipfromAmacon,Macau:InstitutoculturaldeMacau,pp.147.49.[印度]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著，何吉賢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7年，第182頁。50.VideiraPires,B.&S.J.(1993).AVidaMaritimadeMacaunoSeculoVIII,Macau:ICM/MMM,pp.127,129.轉引自張廷茂：“16-17世紀澳門與葡萄牙遠東保教權關係的若干問題”，《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冬季刊，第35頁。51.Boxer,C.R.(1980).PortugueseIndiaintheMid-SeventeenthCentur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pp.48,49.轉引自張廷茂：“16-17世紀澳門與葡萄牙遠東保教權關係的若干問題”，《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冬季刊，第35頁。52.張廷茂：“耶穌會士與澳門海上貿易”，《文化雜誌》，2000年春夏季刊，第111頁。

649絲綢、瓷器等貨物運到馬尼拉，換回的是大量美洲產的白銀。兩地間的貿易可分為三個階段。1580-1600年為第一階段，其特點是船舶抵達的不定期性，每年只有1-2艘船抵達。這二十年可以稱之為開始階段。1601-1621年為第二階段，其間抵達馬尼拉的商船有23艘，相對於前一階段幾乎增加了三倍，可稱為增長與發展時期。第三個時期從1622年到1642年，表現出了一定的均衡性和連續性。這一時期抵達馬尼拉商船總數達四十六艘，比1601-1621年增長50%。因此，可以把這時期界定為澳門—馬尼拉貿易的擴張和高峰期。53據維爾霍（LourençodeLizVelho）說，澳門—馬尼拉貿易每年為澳門贏得淨利6萬葡元，這筆款可用來興建城堡。54直到1642年由於澳門正式承認葡萄牙的新國王若昂六世（D.JoãoVI），使西班牙中斷馬尼拉與澳門貿易。55一直到三十年之後的1672年，才有一艘船從澳門再次到達馬尼拉。56在17世紀來到遠東海域的，除了葡萄牙，還有西班牙和英國等西方諸國，但如果說到對葡萄牙最窮追猛打的，則非荷蘭莫屬。荷蘭對葡萄牙要塞和船隻的進攻成為他們行動的主要特徵，1603年，一艘來自澳門的裝載著價值約三十噸白銀的昂貴商品的葡萄牙商船“聖卡塔琳娜”號在萬丹附近被荷蘭人截獲；次年，一個荷蘭艦隊鋌而走險，封鎖了果阿的入海口，同時，一些葡萄牙船在較遠的蘇拉特、柯欽和爪哇海被截走；1605年，葡萄牙在安汶和帝多雷的要塞被強佔。571619年6月，荷蘭又與英國在倫敦訂立“防禦條約”，兩個東印度公司同意把香料群島的貿易合夥，荷蘭分得香料的2/3，英國分得1/3。每個公司在遠東海域保持12艘船，組成“防禦船隊”，每艘船船長都接到命令：“無論在何處遇到葡萄牙、西班牙及其追隨者的船隻，則襲53.[葡]魯伊．羅里多著，張廷茂譯：“葡萄牙人與絲綢之路明朝末年的澳門與馬尼拉”，《文化雜誌》，2002年秋季刊，第99頁。54.Boxer,C.R.(1988).TheGreatShipfromAmacon,Macau:InstitutoculturedeMacau,pp.102.55.1640年，布拉甘薩公爵唐．若奧發動了一場政變，單方面宣佈葡萄牙脫離西班牙獨立，結束了“聯合王室”時代。56.[葡]魯伊．羅里多著，張廷茂譯：“葡萄牙人與絲綢之路明朝末年的澳門與馬尼拉”，《文化雜誌》，2002年秋季刊，第99頁。57.[葡]洛瑞羅（RuiManuelLoureiro）：“澳門、馬尼拉與荷蘭人”，《文化雜誌》，2008年春季刊，第167頁。

650擊並俘獲之。”58但在17世紀早期荷人雖對葡人有所攻擊，並未造成對方致命損失。如1622年雖以八艘戰艦和約八百人組成的強大的遠征隊進攻澳門，但在葡人頑強抵抗下敗北而回。次年，英荷聯盟與聯合的“防禦船隊”也因兩國矛盾而瓦解。直到1640年前後，形勢急轉直下，被葡葡萄牙佔領了上百年的貿易咽喉之地馬六甲於1641年被荷蘭奪取，以致經過這裏的葡船常被荷蘭人扣押並遭沒收船貨，如1642年一艘從果阿駛向澳門的葡船被截獲，船上所載價值6,732盾的貨物變成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財產。1643年，自科欽駛往澳門的聖安東尼奧號又被截獲，船隻及船貨都被扣留。59自此之後，荷蘭又連續不斷地攻佔葡萄牙在亞洲的領地，在1638-1658年間，他們征服了葡萄牙在錫蘭海岸的居留地，1663年又佔領柯欽和馬拉巴爾海岸的葡萄牙要塞。1660和1667年兩次對望加錫發起進攻，並最後把葡人驅逐出去。由此可見，就總體而言，支撐澳門貿易的主要航線均於17世紀頭四十年達至最鼎盛，然後在1640年前後或因日本的政治和宗教迫害而被關閉、或因西班牙的限制而停頓、或因荷蘭的進攻而喪失，總之紛紛不約而同地遭到中斷。雖然此後葡人在東南亞積極開闢帝汶島、索洛島和弗洛勒斯島等新貿易對象，但澳門貿易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一發展曲線與耶穌會教徒人數的發展趨勢不謀而合，當葡人貿易繁榮時，教徒人數急速上升，當到了1640年前後貿易受挫時，教徒人數增長放緩。由此更加可見，在遠東，耶穌會士與葡商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體。事實上，商教共同體有著更明顯直接聯繫的例子，如豐臣秀吉於1587年發佈了“伴天連（即傳教士）追放令”。這使傳教在一定時期裏受到了很大打擊，其實“伴天連追放令”的真正目的是謀求海外貿易，因為在此之前，日本都是以耶穌會成員為中介與葡萄牙進58.李金明，“17世紀以澳門為中心的東亞海上貿易網”，《文化雜誌》，2003年秋季刊，第77頁。59.[荷]維克因（MarcusP.M.Vink）：“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關於葡船通過馬六甲海峽的協定”，《文化雜誌》，1993年冬季刊，第16頁。

651行貿易的，豐臣秀吉希望能夠避開耶穌會成員，打開日、葡貿易的新局面。但是，因為耶穌會掌握了作為貿易中轉港的澳門，日葡貿易要避開耶穌會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於是，“伴天連追放令”只能被撤回。60而在中國也不乏這類例子，利瑪竇說到在肇慶的羅明堅如何得到澳門的支持：“期待已久的商船從日本駛進澳門港的日子終於到來了，這就結束了羅明堅神父缺錢用的窘境，葡萄牙人慷慨施捨使他得到了大量支援。政府和其他好心的人給教會送來了錢和各種禮物，足以償還債務。”61“為了胡椒和靈魂”，在始於16世紀的大航海時代中，已很難找到純粹的宗教傳播或商業貿易，兩者已成為休戚相關的共同體。四、適應政策：西化與東化的角力有人曾將傳教士在異域傳播福音的主要形式歸納為以下兩種：一種是像新世界諸地域，如美洲大陸和其他從屬於葡萄牙王室的東印度諸地那樣，未信者被基督教王侯和領主所征服或本來就處於他們的統治之下，從而使這些屬地的未信者改宗；而第二種形式是福音的說教者就像第一代教會的說教者那樣，沿著聖使徒的足跡，完全排除俗人的力量，僅憑神的恩惠及其語言的力量。例如在中國、日本、科欽、高麗及其他東方各國改宗所見到的那樣，說教者們必須具有忍耐眾多苦難、迫害、困難以及一時窮困的堅強意志，像使徒那樣宣揚神聖的福音。62耶穌會在東亞沒有像其他傳教士那樣在美洲等地那樣通過武力征服而迫使人們改宗，但當他們奉行第二種傳教方式並面對一種異文明時，他們需要對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做出選擇：到底是讓教徒西方化還是使教士東方化？60.林婉嬌：“基督教與日本的鎖國”，《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第109頁。61.[意]利瑪竇、[法]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紮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82頁。62.[葡]羅德里格斯(JoamRodriguez)：《日本教會史》，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第661-662頁。轉引自戚印平：“關於日本耶穌會史中教會當地語系化問題的矛盾與鬥爭”，《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第97頁。

652在“耶穌會東亞系統”中，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地方是耶穌會士首先來到的日本，事實上，從被稱為“適應性傳教策略的奠基人”63的沙勿略開始，便對讓教徒西方化還是使教士東方化之問題有了取向。沙勿略在日本傳教的鮮明特點是重視利用當地人和本民族語言，這是他得以立足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在語言不通、文化風俗迥異的情況下，發揮帶領他到鹿兒島的彌次郎作為本地人和通曉日語的作用，努力消除日本人對天主教的陌生感。沙勿略用日語撰寫教義，推進傳教活動。他說，在剛上島的“這六個星期靠上帝的幫助，我們已將｀十誡´用日語做出了解釋。”64縱然後來卡布拉爾（P.FranciscoCabral）於1570年擔任日本耶穌會教長後，他對日本人和東方文化抱有狹隘的認識，對歐洲文化卻持有極高的優越感，因此竭力阻止日本人擔當教士，相反卻狂熱宣揚天主教的殉教精神，使天主教的發展受到了很大限制。但范禮安卻非常推崇沙勿略的傳教策略，而且這一想法很快獲得一些教士的支持，於是“適應”傳教策略在日本得到推廣。范禮安為要推行他的傳教策略，將卡布拉爾遣返回澳門。然後在口津召開傳教士會議，提出要回歸遠東傳教的鼻祖沙勿略的方針。他在日本的計劃是，首先要傳教士學習日本語，適應日本的風俗習慣，其次是必須盡可能增加本來數量太少的日本籍修士。65在離開日本之前的1582年2月12日，他公佈了《日本布教長內規》這一具有一定約束力的文件檔，明確規定：“關於飲食、服飾和其他待遇，（日本修士與歐洲修士）必須同樣對待。聖職人員與同宿者之間雖然有所差別，但日本人與歐洲修士及其同宿者們應完全一致。妨礙他們之間的最大問題是日本人與歐洲人習慣上的截然不同。對我們來說，許多被視為符合禮儀、良好教養以及舉止63.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57頁。64.[日]和辻哲郎：《鎖國——日本の悲劇(上卷)》，東京，岩波書店，1982年，第310頁。轉引自王冬青：“明代耶穌會在華傳教中的日本經驗”，《雲南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第138頁。65.[日]和辻哲郎：《鎖國——日本の悲劇(上卷)》，東京，岩波書店，1982年，第310頁。轉引自王冬青：“明代耶穌會在華傳教中的日本經驗”，《雲南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第140頁。

653端莊、彬彬有禮的行為，會傷害日本人的感情。我們住在他們的國家中，因此，我們必須順應他們的習慣，歐洲傳教士必須學習日本的禮節並順應它們。由於他們通常將（我們）視為從印度新來的人，我們不能攻擊這個國家的習慣。我們到達日本時，應馬上注意到這一點。上長應對此加以指導，教育他們遵守日本的習慣，而不應將他們視為野蠻人或行為粗魯者。由於上長必須與所有的諸侯與貴族交往，所以他必須對日本的禮儀有著充分的知識。”66由於耶穌會在日本的傳教策略得當，使日本的天主教一時之間快速發展，日本准管區長科埃略（P.Gasparcoelbe）在1581年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年報中聲稱：“根據巡察師的報告，本年在日本的天主教徒數量在十五萬人左右，這其中除了豐後、有馬以及土佐的天主教徒的王（大友宗麟、有馬晴信、一條兼信）之外，貴族的親戚及其家臣也不少人成了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大部分居住在下地區的有馬、大村、平戶、天草等地，此外五島和志岐等地也有天主教徒，其數量超過了15,000人。另豐後國有10,000人，京都地區有25,000人。其中還包括被稱為五散內的諸國的人以及山口和其他地方的教徒。在天主教徒所在的諸國中，大小加在一起有200所教堂。因此，司祭們因教化天主教徒和不斷地巡視教堂而忙得不亦樂乎。”67到16世紀末，耶穌會士在日本建立了成百上千所教堂，兩所基督學院。681605年日本天主教徒達到76萬人69，佔當時日本總人口的4%。70基於天主教在日本的壯大，史家甚至稱這段日本史為基督世紀。66.[意]范禮安(AlexandreValignano)：《日本巡察記》，東京，平凡社，1985年，325-326頁。轉引自戚印平：“關於日本耶穌會史中教會當地語系化問題的矛盾與鬥爭”，《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第96頁。67.[葡]科埃略(P.GasparCoelbo)：《耶穌會日本年報》，東京，雄松堂，1984年，第33-35頁。轉引自戚印平：“關於日本耶穌會史中教會當地語系化問題的矛盾與鬥爭”，《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第93頁。68.[美]布魯斯·雪萊(BruceShelley)著，劉平譯：《基督教會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25頁。69.[日]五野井隆史：《日本基督教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0年，第12頁。轉引自李岡原：“十六、七世紀天主教在日本“慈善傳教”評析”，《世界歷史》，2008年第5期，第37頁。70.阿爾曼多著，松尾多希子譯：《南蠻文化渡來記》，東京，薩衣瑪魯出版會，1971年，第2頁。轉引自李岡原：“十六、七世紀天主教在日本“慈善傳教”評析”，《世界歷史》，2008年第5期，第37頁。

654事實上，前文提到的中日聯動還在於傳教策略的聯動，上層路線和文化適應政策均是在日本被實行並取得成效，因此傳教士才把這樣的經驗帶到了中國。然而，耶穌會在中國的適應政策並非一蹴而就，更曾因適應政策未被落實而被拒諸門外，例如當1565年11月21日，當耶穌會提出要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要求時，就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當貝勒茲（FranqoisPerez）在澳門議事亭謁見明朝守澳官時，守澳官婉轉地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你會說中國話麼？”“不。”“那麼，頂好你先去作學生，學習我們中國的話，以後你再作我們的老師，給我們講解你們的教理”。71事實上，情況不僅是教士未作中國化，更是走上讓教徒西方化的道路。當范禮安作為遠東教務視察員於1578年來澳門巡視時，澳門葡萄牙人在推動天主教傳播方面就存在“葡萄牙化”的問題，即葡萄牙傳教士對在澳門皈依的華人提出強制要求：起一個葡萄牙人慣用的名字，還要說葡語、穿葡萄牙衣著，按葡萄牙人習俗生活，接受葡萄牙式的教育。當時在澳門城中，有許多中國基督徒，他們的穿著和生活就跟葡人的方式相同。72澳門的葡萄牙人不僅對中國教徒積極推行葡萄牙化，同時也竭力限制宣揚中國禮儀。“天主教徒使用各種方法，使該城免除那些討厭的景象。那些景象是澳門的中國人在舞臺上和遊行中展示出來的。”73這些做法不僅使中國的望教者感情上受到壓抑，而且使教徒與其他不信教的中國人產生心理隔閡，對爭取中國人信仰天主教十分不利。在沙勿略去世後的20多年間，天主教在澳門的傳教活動沒有取得實質進展。澳門的傳教士只對會拉丁語、葡萄牙語和刻意模仿歐洲方式的中國望教者進行洗禮。7471.黃啟臣：“澳門的宗教”，《澳門公共行政雜誌》，1991年第4期，第874頁。72.[葡]曾德昭著，何高濟譯，李申校：《大中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9頁。73.[瑞典]龍思泰(AndersLjungstedt)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澳門，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184頁。74.王冬青：“明代耶穌會在華傳教中的日本經驗”，《雲南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第141頁。

655但范禮安“深知中國是個秩序井然的高貴而偉大的王國，相信這樣一個聰雋而勤勞的民族決不會將懂得其語言和文化的有教養的耶穌會士拒之於門外的。”75後來他寫信給耶穌會總會長說：“如要打開這一進路，唯一可能的辦法，必須改變目前在其他諸國所採用的傳教法”，最重要的條件是會讀、會寫和會說中國話，並盡量熟習中國的禮規和民情。他認為，要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不能寄希望於當時在澳門的耶穌會士，必須另派一批有理想有中文基礎的神父來中國傳教。76於是他創立了耶穌兄弟會，並為之制定章程和指示，兄弟會吸收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會員，但不接收葡萄牙人。會長由願意為在中國傳教事業獻身的神父擔任，第一任會長由范禮安指定利瑪竇擔任。77他又寫信給駐果阿的耶穌會省會長，積極推薦主張用中國語言文字在中國傳教的羅明堅來中國傳教。結果，經過一番學習，羅明堅不但掌握了中國的禮儀，他還向身邊其他外國人進行說明：“在謁見〔中國〕長官的時候要跪著；要進行極深而又經過工夫很長的磕頭；在提到別人的時候，要用讚美的口吻；在說起自己的時候，卻要用很謙卑的詞句。”78利瑪竇更是相當明確如何利用適應政策來傳教：“來到中國是為傳揚聖教……致力於中國的語言文字，以及中國的禮儀，為能明瞭中國人的精神，他們打算用神聖的生活、善良的表現，同中國人接近，藉以把這些人引入一種不能用言語講述的領域中去。”79明確地說就是“把孔夫子這位儒教奠基人留下的某些語焉不詳的語句，通過闡釋為我所用。”8075.[意]馬拉特斯塔著，北疆譯：“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文化雜誌》，1994年冬季刊，第42頁。76.[愛爾蘭]賴詒恩(ThomasF.Ryan)著，陶為翼譯：《耶穌會士在中國》，臺北，光啟文化事業，2007年，第18頁。77.[意]馬拉特斯塔著，北疆譯：“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文化雜誌》，1994年冬季刊，第42頁。78.[法]裴化行著，肖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88頁。79.[法]裴化行著，肖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55頁。80.[法]謝和耐著，于碩等譯：《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衝撞》，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2頁。

656利瑪竇的適應政策最終帶來了豐碩的成果，在1600年5月18日，他帶著準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和龐迪我（DiegodePantoja）神父再度赴京，並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進呈自鳴鐘、聖經、《坤輿萬國全圖》、大西洋琴等方物，得到了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明史》載云：“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不去。”81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的中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份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至此，在整個東亞系統內的適應政策得到了奠定。這種文化交流的規模和深度遠遠超過以前，因為其中的傳播者都精通雙方的語言和文化，並且懂得甚麼是對方所需要的、應當吸收的。這種交流可以說是在平等基礎上取長補短，而非強加於對方。當時的傳教士甚懂如何尊重中國人的禮儀習俗，懂得如何贏得對方的同情。82五、結語通過以上論述，我們瞭解到在“耶穌會東亞系統”的形成具有經濟動因（東方貿易）和宗教動因（回應宗教改革）雙重因素，而其系統運作則具有三大特性：中日聯動、商教並行以及適應政策。雖然本文分別以耶穌會在東亞的三代核心所領導時期為主軸進行闡述，然而這樣做一是為了行文方便並梳理出“耶穌會東亞系統”在時間上的發展歷程，二來是表明這些特性在該核心領導的時期出現標誌性事件，並達至穩定成熟狀態：1551年，沙勿略決定離開日本，前往中國；1578年，范禮安與澳門商人達成的協議標誌著正式參與絲貨貿易；1594年，利瑪竇開始蓄髮留鬚，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但並不意81.《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460頁。82.魏美昌：“從澳門看東西方關係”，《澳門公共行政雜誌》，1992年第1期，第302頁。

657味著這三個特點是割裂的或只存在於某一時期。事實上，從沙勿略時開始，這三個特點便已浮現且相互作用以及影響：“中日聯動”中一個要素便是中日貿易，商教並行在本質上是“適應政策”，日本的經驗牽引著中國適應政策的實行又體現了中日聯動。而通過構建起“耶穌會東亞系統”的概念及了解其特性，無疑能為研究者提供更系統而廣濶的視野，從而加深對耶穌會在澳門的活動進行探索。

659《行政》第二十六卷，總第一百零一期，2013No.3，659—678以銀兩作價，以雷阿爾支付——試論古代澳門貨幣體系之構成黎高略*一、引言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於澳門，當時，澳門還是珠江三角洲地區一蕞爾之地。中葡非正式接觸50年後，澳門迅速成為一配備港口的小城，擔任了葡萄牙在太平洋貿易的不同網絡，尤其是葡中貿易和葡日貿易的中心環節。不久，馬六甲便退居到了次要地位，這個地區是葡萄牙人第一次接觸海外華人的地方，並從此派出了商業和外交探索的使團，建立了中葡關係，這在人類歷史上為一寶貴貢獻。中葡關係開創了一種有價值的商業活動，從一開始，便意味著需要使用大量貨幣或貴金屬，如白銀，因為葡萄牙人常用的“以物易物”1僅限於較低的經濟發展領域，而與中華帝國通行的做法不相吻合。從巨大的價值或貿易量而言，是一種非常有限的做法。如欲分析葡萄牙人定居起第一個世紀的貨幣，我們認為必須重讀兩部重要的手稿，其寫作日期接近於本研究的起始時期，再來審視一下為我們的研究課題所提供的信息。於是我們先來看看《東方簡志》2，其作者為托梅•皮雷斯，約於1515年成稿，反映了葡萄牙人在馬六甲逗留的情況，覆蓋了與中國的*經濟學家（波爾圖大學，1980年），葡萄牙—亞洲研究（歷史類）碩士（澳門大學，1995）。1.以物易物是最先進的直接交換。它採用商品—貨幣支付，即在不存在金屬貨幣的市場上，某些貨物具有紙幣的功能，用來定價或支付。這種制度在南洋和非洲的一些地區經常使用。據信，貨幣的缺乏反映了一種較低的經濟發展，因為鑄幣的前提是掌握多樣的知識，除了冶金外，還要掌握重量和度量體系、開採金屬能力或出口商品換得金屬的能力、中央行政及法律制度等。2.羅瑞洛：《托梅．皮雷斯的東方簡志的里斯本手稿》，里斯本，東方葡萄牙學會，1996年。

660初期接觸，其次，再來看看曾德昭寫作的《大中國志》3，其初稿約完成於1637年，此手稿距澳門可以預測的衰落不遠。這是由1639年澳門與日本貿易的中止所造成的，而在1641年，由於馬六甲被荷蘭人佔領，因此加劇了這種情況。兩部著作之間相距120年，從數次葡萄牙人來華經商和探索之行，到日本週期的結束，其中還有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定居，澳門的建設和被提升至大區和市一級，設立主教和聖保羅總院，還包括菲利普王朝對葡萄牙近80年的統治。儘管這兩部手稿是葡萄牙在東史學的代表性著作，但它們的注意力未集中在貨幣上。第一部著作使用的主要貨幣是十字錢和文藤4，這兩種葡萄牙貨幣聞名遐邇；而第二部著作在涉及小額時，使用賽提。5數額大時，則大量採用埃斯庫多，但曾德昭未提及這些貨幣與銀兩的比值。如果埃斯庫多是西班牙或米蘭的貨幣，是有可能的，因為作者於1642年在羅馬對著作的手稿進行了修訂，並翻譯成意大利文，再於1643年在意大利刊印。6因為米蘭的埃斯庫多為一銀幣，相當於8雷阿爾銀幣，所以容易產生誤解與猜測，原因是米蘭成為了菲利普帝國的城市，但西班牙埃斯庫多是在1642年鑄造的，為一金幣，相當於16雷阿爾（或兩個8雷阿爾銀幣）。3.曾德昭：《大中國志》，高美士從意大利文翻譯，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及澳門基金會，1994年。4.這是兩種葡萄牙硬幣。當時，第一種為金幣，約價值2歐洲杜卡多，第二種為銀幣，約價值20葡萄牙雷阿爾。當時尚未大量出口西班牙硬幣，所以在此手稿中，未涉及西班牙圓。葡萄牙民間以此名稱呼8雷阿爾。5.葡萄牙第二個王朝期間，所鑄造的小銅幣，供內部使用和大量出口，尤其是出口葡屬印度。在葡屬印度，銅的價格通常更好，而在中國，銅價較之白銀，價格較低。賽提的重量及其價值變化很大。隨著時間的推移，失去了重量。作者提到1.5賽提相當於1西班牙馬拉維迪。大致上，從重量來看，當時其內在價值可以假定為約半兩。在葡萄牙第四王朝期間，鑄造了金埃斯庫多。在第二王朝期間，僅僅鑄造了唐杜阿爾特的半個埃斯庫多。金幣不再流通，所以曾德昭未有涉及。6.這是一本在此方面最有價值的書，但有矛盾。只有對照意大利版，西班牙語版和高美士的葡萄牙語譯文，我們才可以看到是否有遺漏或省略甚麼。特別要強調這一事實，因為作者刻意不談經濟方面的問題。在價格和貨幣問題上，與其他書大同小異。不過其他問題著墨更多。

661但這亦可以理解，由於主要的史料對這個問題語焉不詳，研究古代澳門7的歷史學家亦鮮有提及。不過要考慮到的是，因為國家利益，許多古書往往進行自我審查，而不是發布所有的章節。但第二部著作是在恢復獨立後不久出版的，尤其是我們考慮到，伊比利亞聯盟破滅後，面對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的衝突，耶穌會面臨微妙的立場，這一事實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著作的意大利語版？8本文試圖將重點放在我們稱之為古代澳門貨幣制度的起源與鞏固問題上，將利用跨學科和多種不同的分散信息，來對一些事件做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並填補一些目前存在的空白，亦試圖分析和解釋全球貨幣和金融的變化對澳門所產生的影響。也就是說，在澳門出現和存在的第一個世紀中，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發生了一系列並行的變化。葡萄牙人定居中國的目的是獲取中國商品的特權，鑑於規範此種貿易的規則，在主要的賣方市場――廣州便以銀兩定價。在廣州市場上，出售商品換來了銀兩，以銀圓或銀錠交付，然後將其熔化，以確定純銀的重量。在對廣州的初期遠航中，在馬六甲的海外華人的建議下，葡萄牙商人將蘇門答臘的胡椒運至廣州出售，而在後來90多年的葡日貿易中（1549至1649年），經營的是大量日本銀條。直至1549年，在與日本的常規貿易之前，很少部分的支付是以銀幣進行的，例如，一艘裝滿胡椒的船舶的收入不夠支付葡萄牙商人想購買的中國商品的款項。中國亦出口許多奢侈品，如絲綢，這些商品每噸的附加值遠遠超過進口的商品。葡萄牙商人在廣州支付的銀幣，起初大多是葡萄牙的，後大多以西班牙的為主。事實上，將西班牙銀幣熔鑄成葡萄牙銀幣是件荒唐事。而且在廣州，所有的銀幣將被回爐成有預定成色的銀錠，它與貨幣的成色不同。在廣州，銀幣所代表的是其內在價值，即所含純銀的重量。那時，常常是熔融後，才確定純銀的重量。還有一種辦法，兌7.以此名稱香港成立前的澳門，其發展模式、社會及與中國的關係與後來說採用的非常不同。8.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有些參考著作省略了章節。這與出版日期或地點有關。許多在國外出版的版本根據的是（未完）手稿副本，所以可能包含更多或更少的信息。

662換商可以用其他方法來測定成色，而不是用靠對銀幣的視覺觀察。應該記住的是，銀幣總重量乘以成色便可得出銀幣的純銀重量。這樣，我們對此文的標題才會有更深的理解。在澳門的初期，商品以銀兩作價，葡萄牙商人則支付銀雷阿爾。最初是葡萄牙的銀雷阿爾，後漸漸改用西班牙銀雷阿爾，這是因為西班牙人對新世界的白銀進行了開採。這一開採使世界銀產量至少增加了一倍。更多的情況是，儘管比值有所不同，在這兩個伊比利亞國家盛行雷阿爾，其複數形式為雷伊斯。在16世紀後期，只在葡萄牙使用。的確，西班牙銀幣成為了澳門貨幣體系中的第三個元素，因為它可以兌換成其他兩種創始貨幣（銀兩和葡萄牙雷阿爾），所以使澳門貨幣體系具有了多種優點，如更加有形、交流速度更快和更容易兌換。西班牙銀幣的質量上乘，成色均勻，也可以與銀兩掛鉤。這便是8雷阿爾銀幣。在葡萄牙文獻中，稱作西班牙銀幣。在《東方簡志》中未涉及澳門圓（或8雷阿爾銀幣）。但這亦可以理解，因為在1515年，西班牙貨幣尚未大量湧入葡萄牙。大量貴金屬抵達西班牙那是在1521年，打敗了阿茲台克人，佔領了墨西哥後開始的。而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向歐洲精英介紹良好的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但他並未提及西班牙銀幣。這一事實很奇怪，因為據我們成稿於1637年所使用的再版，還是在兩個王朝合併期間。當時，澳門充斥此種西班牙銀幣，尤其在新世界鑄造的那種，因為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也反映到了澳門—馬尼拉貿易中。我們覺得此事有點蹊蹺，於是查閱了其他同時代的文件，而值得一提的是《澳門檔案》中刊登的瑪訥撒爾達聶使團的開支報告證明，澳門的貨幣是三足鼎立。人們接受澳門圓，它通用了起來，從1667年起被視為正式貨幣。這一葡萄牙遣華使團的帳單是受到葡屬印度總督監督的，報告被送到了澳門。先將葡屬印度的貨幣轉換成西班牙銀幣，然後再折合成銀兩，可以感知到存在此種三角關係及西班牙銀幣在澳門貨幣體系中的核心作用。這一事實是一明證，只是需要確認從何時起開始普及這一體系？首批西班牙雷阿爾何時來到廣州？

663在馬尼拉成立前或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行初期，澳門所使用的西班牙雷阿爾得到接受的程度如何？正是馬尼拉—阿卡普爾科之間的航行顯著地增加了新世界的白銀在亞洲，尤其是中國的輸入。這並不奇怪，嚴格來說，不涉及澳門的歷史演變。這是一個澳門對人類進化的貢獻問題，澳門應該了解並為這些貢獻感到自豪。一般認為，漢語史料的研究，同時要仔細比勘歐洲文獻，最終將給予這些和其他問題以合理的答案。二、澳門16世紀的貨幣首先，要澄清這種情況，然後要承認銀兩為澳門最早的貨幣。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從經濟，還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它是澳門最古老的貨幣單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這一情況與地理形勢，甚至與澳門半島的歷史有關。在葡萄牙人定居澳門許久以前，銀兩便是官方貨幣，因為這個地區早已融入中華帝國的版圖。而隨著葡萄牙人的定居，幾乎同時和自動出現了葡萄牙雷阿爾，因為它是葡萄牙和葡屬印度的貨幣單位9，而澳門在管理方面則隸屬於葡萄牙政府。從實際運作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銀兩，還是葡萄牙雷阿爾，均不是貨幣，而是貨幣單位或想像的貨幣。也就是說，只擔任鑄造的硬幣或發行的紙幣價值的標準。在實際應用中，流通的是與雷阿爾或銀兩掛鉤的銀幣或銀錠，換言之，代表了參照係數的一部分或幾部分。如果一個銀幣的價值超過了一天的工資，有時甚至超過了一個月的工資，必須流通價值極其低下的貨幣，即所謂的交換貨幣，來為日常的交易服務。通常是銅質或各種合金的。當時在中國流通的是銅板，大約相當於在葡萄牙流通的賽提。在古代中國也流通貝殼，其價值還低，所以有一種至今仍然存在，雖然很少被提及的第三種次單位，其值相當於十分之一的銅板。因其價值太低，所以不鑄造這個面值的硬幣。9.《葡屬印度1571年預算案》，紀念葡萄牙發現全國委員會及達米昂．德．戈伊斯研究中心，阿奧圖爾．特奧多羅．馬托斯主編及作序，里斯本，1999年。

664值得注意的是，貨幣通常反映了其鑄造或發行的歷史時期，還反映了經濟狀況、國際關係、獲得貴金屬的便利、科技的發展及實行的經濟政策。澳門不能在這些因素之外，因這些因素勢必反映在經濟和金融政策的選擇中，所以還應考慮到並分析所發生的演變。隨著澳門的發展和經濟關係的密切，擁有貴金屬的硬幣變得更加迫切，因為中國不鑄造貨幣。在葡萄牙鑄造銀幣的值通常小於五分之一兩。10只有金幣才值錢，但黃金在中國市場的價值卻被嚴重低估。根據葡萄牙在東方重鎮的傳統和澳門在葡屬印度的政治及行政地位，澳門有建立一所類似馬六甲的貨幣鑄造局，有鑄造自己的銀幣的自主權。11奇怪的是，澳門僅在1952年，即所謂的葡萄牙人定居395年後，才鑄造了貨幣。中國於1935年放棄了銀本位，因而此次鑄造的價值喪盡。情況是，中華帝國不承認我們聲稱的這一政治—行政地位。中國唯一認可的是由皇帝授予的種種便利，他是澳門所有土地的主人，這一佔主導地位大國的立場也提出了鑄幣合法性的問題及其可能為皇帝所接受的問題。仍然可以提出一些諸如鑄造量、成色、反面和正面的圖像等等的限制。但這可能會極大地限制該貨幣的效率，包括境外的流通和其他市場的認可。稍後我們將看到，還有其他一些因素阻礙了當地鑄造銀幣，如因葡萄牙本國鑄造貨幣不當或不可能而導致的輸入需要。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西班牙銀幣，或者說，在競爭的氣氛中，在廣州出現了來自不同產地的銀幣。西班牙銀幣以其優質勝出，得到了兌換商和商家的認可，它們個頭很大，容易獲得和識別，所以8雷阿爾銀幣成為了貨幣體系的第三個元素，讓澳門在300年間，有一個穩定、現代化、適當、創新和獨特的貨幣體系，因為它不同於當時承認的其他體系，特別是葡萄牙或西班牙帝國的體系。10.我們將在後談到，當時在葡屬印度，鑄造價值更高的銀幣。11.除了來源於馬六甲蘇丹國貨幣體系的貨幣外，也鑄造了高值的貨幣，如白雷阿爾或稱馬拉克斯及半白雷阿爾。第一種價值10堂加拉里林。第二種價值5堂加拉里林。當時分別是720和360葡萄牙雷阿爾。所以這最後一種也被稱為十字錢。這些硬幣質量上乘，具有11迪內羅的成色。

6658雷阿爾銀幣，在西班牙亦稱比索（重量為8雷阿爾），但葡萄牙商人稱其為西班牙銀幣。12此種貨幣從15世紀後期的天主教君主時期開始鑄造，但其大量鑄造開始於對新世界的開發之初。1545年，世界上最大的銀礦在玻利維亞的波托西，當時在西班牙總督的治理下，總部設在秘魯的首都利馬，亦是一個大的銀幣鑄造中心。先在墨西哥鑄造了類似8雷阿爾銀幣的貨幣，後在秘魯，接著在新世界的其他幾個地方也鑄造過。在新大陸，被稱為比索。鑄造量每年達數以百萬計，出口到西班牙，然後再在世界各地流通，大大促進了世界貿易和世界經濟的貨幣化。因此，澳門有大量白銀湧入歐洲週期的初期。這個週期開始於澳門成立之前約35年，它以佔領墨西哥為始，佔領秘魯後，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在澳門開埠前12年，波托西銀礦的開採達到了高潮。葡萄牙與西班牙為鄰，從來即是對手，又是盟友。13白銀的湧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西班牙從葡萄牙的進口，尤其是香料有了顯著增加。塞維利亞成為了香料入口的主要市場，既然葡萄牙處於貿易平衡順差的地位，數以萬計的銀幣開始流向里斯本。在那裡，它們被回爐或用於外貿，主要是海外貿易。情況是，在16世紀下半葉初，唐若昂三世國王的妻子唐娜卡塔利娜王后，就是後來的攝政王唐塞巴斯蒂的外祖母，為了扭轉唐若昂三世國王時期遭遇的金融危機的國家財政情況，宣布西班牙雷阿爾的流通合法化。這一情況造成了西班牙雷阿爾在葡萄牙貨幣流通中的份量。澳門的形成正逢於葡萄牙宣布西班牙銀雷阿爾合法化時期。後來澳門採用了此種貨幣，創建了一個三腳或三輪的貨幣體系：中國貨幣、葡萄牙貨幣和國際貨幣。因此，澳門貨幣的三腳體系基於銀兩、葡萄牙的雷阿爾和8雷阿爾銀幣。雖然8雷阿爾銀幣已經正式合法化，但不是每個人都使用它，反而使用銀本位，通過葡萄牙雷阿爾，容易進入葡屬印度的貨幣體系或兌換黃金和金幣。一直漂浮不定，銀子持12.西班牙雷阿爾誕生於天主教國王對西班牙貨幣的改革，約相當於3.4克。有1、2、4和8雷阿爾。8雷阿爾也被稱為銀盎司，因為重量相近。13.特別是在葡萄牙，因為約在唐塞巴斯蒂安去世的前百年，葡西關係更多是競爭，而非敵意。幾乎總有一個葡萄牙血統的西班牙王后，或西班牙血統葡萄牙王后。在這兩個國家瓜分待發現世界的探索時刻，婚姻外交確保了和平和方便了理解。

666續了幾十年，在16世紀最後25年，17世紀之初，出現了兩個葡萄牙的盟友與合作夥伴――西班牙和日本，世界90%的白銀是他們提取的，其中大部分用於購買中國商品。的確，新世界提取的白銀影響了16至19世紀歷史的進程。也要注意到，在消費香料和絲綢的同時，白銀被囤積或鑄成了貨幣，因此損耗小。其經濟與金融影響疊加，因為白銀的損耗很小。白銀的庫存，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全球範圍內有了巨大的增長。因此，在300年間，積累下來的白銀使許多經濟可以鑄錢，提高其貨幣及金融體系的質量。三、澳門從良性循環週期到生存——停滯及多樣化週期澳門這一飛地14，在首80年中，經濟、人口和城市快速增長。在而後的10年裡，由於一組外部事件深深震撼了其經濟基礎和它的人民，發展中止了。這些效應正好趕上明代的末期，因此可以說，改朝換代後的清朝幫助在澳門開啟了一個新的週期，所謂的為生存而鬥爭的週期。這一週期正好與葡萄牙的布拉干薩王朝重疊。此時，葡萄牙政策頭幾十年所關注重點是大陸的防守，然後是巴西的發展，而太平洋則成為了里斯本當局位於第三位的考慮。儘管日本市場的封閉、中國當局設置的困難和其他西方列強在中國市場和香料市場的競爭，虧得積累下來和交叉發揮作用的對葡萄牙和中國的經驗及了解，澳門生存了下來。它的貨幣體系還起到了一種吊鉤的作用，因為它不允許主要貨幣的貶值或崩潰，因此在澳門的第二個週期內，太平洋逐漸跟隨澳門的腳步。8雷阿爾銀幣成為了這一廣袤空間大部分地區的貨幣。要了解這第二個週期，必須認識到，在澳門成立之前，葡萄牙在亞太地區的商業為馬六甲所控制。這個蘇丹國於1511年由唐阿豐索．阿爾布爾克征服，此地是亞太和印度洋亞洲14.盎格魯——撒克遜文字中，使用這個詞，常常帶有貶義或惡意。當然，澳門為一飛地，因為它完全被中國的領土所圍繞，但未被包圍，進出是自由的。佔領澳門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於中國，而是來自於荷蘭、英國和日本。

667之間貿易的中介。澳門開埠後，對任務進行了劃分。澳門貿易的重點是中國和日本。馬六甲開始注重香料貿易，但其影響力仍涉及廣大地區：摩鹿加群島、爪哇、蘇門答臘、中南半島、婆羅洲、泰國、馬來西亞和緬甸等，上述地方僅僅出口香料。因此，直至馬六甲於1641年1月1日被荷蘭人攻陷前，澳城在葡屬印度保持著巨大的經濟和戰略重要性。馬六甲的淪陷猶如一次地震的震中，深深地動搖了葡萄牙人在太平洋的利益，反映了一系列全球權力平衡深刻變化的起始，遠遠超出了荷蘭人在遠東的出現。因此，馬六甲的淪陷對澳門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因為它是一個向果阿航行的中繼站。更重要的是，從地理上來講，它是最接近澳門的據點。在經濟方面，情況更糟糕，因為它僅距日本關閉葡萄牙貿易兩年，為葡日貿易的利潤為葡中貿易提供了資金，馬六甲的淪落限制了廣州市場需求很大的香料、檀香等商品的貿易。此外，還要考慮到伊比利亞世界霸權的結束。雖然從無敵艦隊覆沒以來，呈下降趨勢，菲利普國王還是設法保持了一定的尊嚴和一定的穩定性，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的合併則削弱了葡萄牙在葡屬印度各個據點的安全和經濟潛力。在荷蘭人試圖主導國際貿易時，澳門—馬尼拉這條軸線的結束，對澳門構成了一個極大的打擊，但此種情況卻因馬尼拉的走私而得到了緩解。在亞太各地擁有更大軍事和財政力量的荷蘭人站住了陣腳，並試圖以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貿易。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所替代，這些情況造成了一個新的世界分工和歐洲列強在美洲的重大投資，亦引起了重農主義、美國的獨立和工業革命。在風雲變換的17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我們不得不提及明朝的消亡，葡萄牙人和耶穌會士與明朝建立了一種積極的關係。因此在1645年，即在澳門開埠88年後，澳門情形與曾德昭在1637年底的描述是大不相同的。總而言之，在8年中，幾乎一切都變了，澳門失去了它最賺錢的商業渠道：作為葡中貿易主要資金來源的對日貿易；葡萄牙—西班牙合作亦中止了。在馬尼拉和澳門之間的互惠合作中止後，澳門深受其害，面臨了荷蘭人的激烈競爭，或者說，是來自荷蘭的危險。還要指出的是，一個新王朝的建立意味著要大大加強外交行動，以獲得新中華帝國對現狀的承認，可財力已經耗盡。但是，在兩國合併期間所發

668生的荷蘭吞併葡萄牙帝國的企圖仍在繼續，並未因伊比利亞聯盟的結束而停止。對葡萄牙在南美、南部非洲，印度洋和太平洋領地的襲擊和佔領時有發生或仍在繼續。因為葡萄牙的人力和物力資源有限，澳門亦知道不要指望宗主國，因宗主國的人口遠遠未達2百萬，可它的帝國分佈在3萬公里的海岸線上，還必須保衛與西班牙的邊界線。就這樣開始了一個漫長的求存期，停滯不前，為求生存，出現了多種商品與合作夥伴，形成一個跌宕起伏的時代。繼之是葡萄牙政府管治的88年中，出現了一個長長的新經濟增長週期，其中經歷了一些困難時刻，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清代至中華民國這近267年中，澳門飽經滄桑，其中有些時期還可細分，但有些東西是一成不變的，這就是西班牙銀幣。它保證了貨幣和金融的穩定。因此，葡萄牙人開始在中國以葡萄牙銀幣15支付，貿易赤字必須以白銀或在廣州倒賣商品，主要是香料、檀香木及象牙等來彌補。作為一種補充，從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起，開始從葡屬印度發送來，還有充斥葡萄牙的西班牙銀幣。16這些西班牙銀幣來自葡萄牙在塞維利亞市場出售的香料。使用西班牙貨幣的原因是，由於通常情況下，葡萄牙不鑄造重量大的銀幣，而鑄造一塊銀錠需要的量不15.16世紀下半葉在葡萄牙大陸鑄造的主要銀幣有：托斯藤價值100雷阿爾，重8.22克。半個托斯藤價值一半。文藤在唐塞巴斯蒂安時代，價值20雷阿爾，是一個重1.32克的小硬幣。半個文藤價值一半。在葡屬印度的葡萄牙商站裡，也鑄造了數種銀幣，其匯率可能會在各地有所變化。從穩定性和壽命來看，有帕爾德烏、謝拉芬、堂加拉里林。至於金幣，有聖多美帕爾德烏，其價值為5謝拉芬。十字錢標價450雷阿爾。半個十字錢和馬拉克斯為750雷阿爾。1559年，即在澳門曙光期，可以列出以下葡萄牙金幣：葡萄牙幣（5000雷阿爾），十字錢（500雷阿爾），小十字錢（476雷阿爾），耶穌受難處——十字錢或山峰十字錢（469雷阿爾），聖多美（1000雷阿爾）和聖文森特（1000雷阿爾）。這最後一枚硬幣有“巧者”之稱，價值500雷阿爾，重量為3.83克，成色為千分之927。在菲利普一世期間，於1584年鑄造了葡萄牙硬幣，分別是4、2和1金十字錢，所有成色均為221/8克拉，分別重15.95克、7.98克和3.99克，分別價值1600雷伊斯、800雷伊斯和400雷伊斯。然而應當指出，重46.11克的葡萄牙幣消失了。這是在1499年為紀念到達印度鑄造的。16.黎高略：“澳門圓的遺傳密碼”，《中國週》，2001年，里斯本，複印本。

669多，3澳門圓就達2兩多白銀了。某些西班牙銀幣質量很上乘，已經在葡萄牙大陸部分獲准流通，尤其是在唐塞巴斯蒂安由他的祖母唐娜卡塔利娜王后攝政期間17，所以用西班牙雷阿爾和葡萄牙雷阿爾一起來支付中國的發票。顯然，這兩種貨幣的匯合，在兩國合併後（1580年）加劇了。此事發生在葡萄牙人獲准在澳門定居23年之後，顯然由於受到馬尼拉—阿卡普爾科新航線帶來的銀幣的驅動，而且我們知道，直到葡萄牙在日本貿易結束的1639年年底，日本的銀錠繼續是中國銀子的主要來源。從中日貿易結束開始，墨西哥銀幣？成為了中歐貿易融資的主要來源。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200多年。所以國際上亦公認西班牙對太平洋國家的貨幣化和現代化起到了中樞作用，其中包括美國和中國。在諸多經濟成份中，可以發覺中方很接受8雷阿爾銀幣，但在某些情況下，開始檢查成色，所以不用熔化，開始大量使用或積累下來。這種貨幣越來越重要，成為了澳門貨幣體系的第三個成份。它的採納看起來很難，作起來卻很容易，使各方都得到了方便。四、中國及葡萄牙貨幣化的歷史要素我們再回溯一下，尋找歷史根源。需要提及的是，構成澳門的這兩種文明具有很久的貨幣史，但歷史發展的軌跡卻有所不同。的確，中國引入斧、刀、鑰匙、鋤頭等形狀的原始硬幣的時間約在澳城產生的4000年前。一世紀後，便出現了紙幣。唐朝（公元618—907年）和宋朝（公元960—1279年）尤為重要，但也爆發了與其相關聯的極度通貨膨脹，這使得中華帝國放棄了紙幣，重返金屬貨幣。然而，在16世紀中葉的澳門開埠初期，繼續停止鑄造貴金屬硬幣，只鑄造交換貨幣，即著名的銅板。17.唐塞巴斯蒂安的祖母，唐若昂三世的寡婦，著名的西班牙查理一世（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查理五世，後來成為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和葡萄牙的菲利普一世的菲利普親王的父親）的妹妹。唐娜卡塔利娜王后曾為唐塞巴斯蒂安攝政。當時，唐塞巴斯蒂安僅3歲。她曾試圖通過與有新世界白銀的西班牙更緊密的關係，來提振經濟。

670中國的貨幣單位是銀兩，約重37.5克。18但是一方面不鑄造此重量和價值的貨幣，另一方面又將兩以上的白銀和黃金熔化成錠。錠基本上是價值的儲存。大多數付款是以銅板進行的，也會使用大米，有時亦以其他商品貨幣來支付。只有在大型交易的情況下，才使用銀錠，因為它的值大於一名勞動者的年均收入。中國地域遼闊，差異巨大，銀產量的不足或地區間和暫時的不平衡必然構成障礙。雖然以前在幾個古老的王國有過此種嘗試，還是促成了決定不鑄造貴金屬貨幣。這項不鑄造硬幣的政策防止了貨幣的投機，確保了價格的穩定，阻礙了交換，降低了貨幣流通的速度，阻止了經濟的增長。這是中國長期處於低增長週期的因素之一，經濟實際上只能伴隨人口的增長而增長。雖然貨幣單位是葡萄牙雷阿爾，但當時在葡萄牙，它以金銀衡19鑄造。這是一重量單位，廣泛在歐洲運用。最初相當於羅馬磅重量的一半，但在歐洲範圍內，無統一的價值。葡萄牙的金銀衡重229.5克，或約6.1兩白銀。應該說，是羅馬人最先使葡萄牙經濟完成了貨幣化，或更確切地說，使西歐和地中海地區的經濟完成了貨幣化，以前這是羅馬帝國的部分領土。懂得和使用貨幣的習慣可追溯至天主教時代之前，是由希臘人傳輸的。約在公元前700年，希臘首先在利迪亞鑄造了第一枚黃金幣，完成了貴金屬的貨幣化。希臘將這方面的知識傳輸到了羅馬、近東和埃及。又傳到了印度，然後又輸入了大致相當於地中海盆地的穆斯林國家的地理區域，中東及其各自的古代帝國領土。葡萄牙貨幣及大多數歐洲國家的貨幣18.海關兩，用於對外貿易和與西方列強締結的國際條約。重37.783克，廣東兩重37.58克。後因太平天國起義，上海採用了36.06克。參見黎高略在《澳門主題詞典》，澳門，2011年中的有關詞條。19.這意味著，這些硬幣佔一個金銀衡的量。例如，當頒布鑄造一個新的硬幣時，每個金銀衡鑄30，也即是說，這一貨幣所包含的貴金屬的淨重量為1/30金銀衡。例如，如果成色為千分之800，硬幣的重量大於其貴金屬的重量25％（=x/0.800）。所以，最根本的是，金銀衡除以每金銀衡規定鑄造的硬幣的數量。在危機時期，國王下令保持這些硬幣的重量和法定價值，但降低了成色。這會減少比價或匯率。會把舊錢收集來融化。新錢的貴金屬比例較低。剩餘的貴金屬進了國庫。這種操作被稱為“貨幣減少成色”。它的濫用會引起通脹，使得貨幣失去信譽，所以是一種不得人心的機制。但在不同的時間，是很常見的。在分析長時間段時，可以看到，這阻礙了一系列的價值和國際比價的形成。

671的主要根源在這一希臘—羅馬的進化過程。即使是在蠻族和阿拉伯人入侵的威脅下，亦未丟失。這多虧西羅馬帝國，即在公元800年加冕的查理大帝領導下的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它為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做出了貢獻。在中世紀的歐洲以後，幾十個王國、公國、大公國和城邦鑄造了貨幣，但養成了複製市場貨幣成功類型的習慣。這意味著，如果某種金幣在威尼斯鑄造成功的話，大部分其他地區將鑄造類似重量和成色的硬幣，這方便了交換和兌換及傳播了造幣技術，至14世紀，已居世界領先的地位。葡萄牙雷阿爾20，根據金銀衡的重量定價，但又不與重量混淆，也採取一種兩種金屬的複本位制。1509年，在唐曼努埃爾國王在位期間，一銀金銀衡相當於2.340雷阿爾，一金金銀衡相當於25.800雷阿爾。這意味著，在征服馬六甲時，一兩銀約相當於380雷阿爾，一兩金相當於約4.200雷阿爾。當時，一克黃金的價值高於一克白銀。在葡萄牙，黃金/白銀的比價約為11：1。21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白銀逐漸失去了價值。從16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起，由於西班牙美洲，即所謂的新世界的大規模的生產，白銀的積累造成了衝擊。這促成了價格的上漲。在歐洲，白銀對黃金的比價出現了一種緩慢，但顯著的下降。這種貨幣體系的優點在於可以貶值貨幣，顯然這對例如靠收入生活的人不具吸引力。此種情況發生於大多數國王可以以法令規定比價的國家，例如一銀金銀衡開始價值100銀雷阿爾。20.1339年，提到了雷阿爾。那是在唐阿豐索四世時代，相當於840迪內羅，但第一個雷阿爾硬幣出現是在唐費爾南多期間，相當於120雷阿爾。關於雷阿爾貨幣單位的規定出現於1436年。每金銀衡白銀為700雷阿爾，每金銀衡黃金為7800雷阿爾。一直是葡萄牙的貨幣單位。一百萬雷伊斯為1康托，等同於一千埃斯庫多。雷阿爾指的是金銀衡（重量），一直用到1854年，都是兩種金屬的複本位制，後來採用了一種金屬的單本位制。從那時起，一千雷伊斯不再與白銀掛鉤，其價值只有約1,625克黃金。15世紀，比價的浮動很大。在下行的情況下，提供最接近澳門成立時的數字最根本的。例如，在1555年澳門開埠前夕，唐若昂三世規定每黃金金銀衡為30000雷伊斯，為此黃金增值了16.55%，白銀的比價為2.600，即增加了4％。因此，兩種金屬之間的比價從10.29上升至11.5。這是白銀充足的結果。21.在中國，這一價值低，因為白銀對黃金的比價要低得多。例如，在16世紀末，在中國，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是5.5到8，日本為10，莫臥爾帝國約為9。

672鑑於葡萄牙雷阿爾是以銀或金定價的，我們面臨一個兩種金屬的複本位制。它自然需要對比價進行調整，例如，當這兩種貴金屬的比較輸入量或輸出量發生持續的改變時。再說葡萄牙體系還允許鑄造大量的兩種金屬的不同硬幣，其值是預先以雷阿爾確定和固定的。除了鑄造所需的硬幣外，國王還下令鑄造一些貴金屬的硬幣，通常有紀年，有君主的名字和徽記。往往是為了紀念某個軍事勝利或只是為了名垂青史。這使得硬幣因可以長期留存，成為了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文物。而在貨幣體系中，還有交換幣。通常是銅或合金質的。小面值的硬幣通常不到1兩。在葡萄牙以外的許多國家，某些時候，貨幣體系給了銅幣相當於貴金屬幣的地位，為它規定了比價。除了貶值外，該體系還有其他弱點，可能會發生貨幣減少成色。經濟政策決定某種貨幣成色的下降，也就是說，硬幣重量中貴金屬百分比的減少。通常情況下收集某種貴金屬貨幣再融化，然後鑄造一種相似的新硬幣，但成色低，這樣鑄幣局用剩餘的貴金屬可以鑄造更多的硬幣。而多餘的貨幣就是成色降低後國庫的收入，可以用來資助戰爭或其他特殊的事情。明顯地，鑄造更多的貨幣，可能危及物價的穩定和收益的真正價值。最後，窮人的辦法有時是變造硬幣，即減少大小（直徑）或厚度。大多數情況下，是摳下或磨下硬幣的邊緣。這樣做可以不太明顯地從一塊硬幣獲取少量的重量和價值，這可以接受並繼續流通。在中國貨幣體系中，重量單位為l兩。16兩為1斤，100斤為1擔，1兩等於10錢，100分和1000文。這是一個十進位的體系，比歐洲的體系更容易理解。銅板的價值是千分之一兩，即1文銀子，但不同的時期，變化很大。在我們查閱過的文獻中，我們注意到1兩白銀在850—2200文之間浮動，這可能還不是最高的記錄。銅板的價值主要取決於國內生產的銅，其產量變化很大。此外，銅具有許多用途，在生產稀缺的情況下，可將銅板融化，用於其他用途，這是價格高漲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鑄造銅板並不是國家的專利。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曾大量出口這種硬幣。中國周邊國家和貢國（日本、朝鮮及越南等）經濟的貨幣化的第一步是通過中國大量出口的銅板來實現的，為了鑄造硬幣，中國銅還大量出口到了印度。另外值得

673一提的是，在中華帝國，國家及大地主的貨幣儲備是銀錠，較少使用金錠，分為十、五十或以上兩的重量，葡萄牙人稱之為金元寶。五、西班牙銀幣在中國貿易中的重要性作為背景資料，我們要解釋8雷阿爾銀幣在中國貿易中的日益重要性，這是理解澳門情況的關鍵。據吉列爾莫塞斯佩德斯．德．卡斯蒂略在《第一種全球貨幣——8雷阿爾銀幣》一書中說，最重要的輸出地是里斯本，因為它靠近塞維利亞，交通又便捷，里斯本和果阿之間的流量蔓延到了所有的亞洲市場。從印度洋沿岸開始，到東南亞，再到香料群島、日本和中國，擴散的基地是狹小的澳門。重要的是筆者承認，雖然西班牙人稍晚於葡萄牙人抵達東方，但西班牙的查理一世（更以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查理五世著稱）通過薩拉戈薩條約22，放棄了香料貿易，讓葡萄牙君主專營。在1573年，第一艘馬尼拉大帆船抵達了阿卡普爾科，引發了澳門的擔心。1580至1640年間，葡萄牙王室與西班牙王室的合併承擔了一些擔憂。17世紀，我們目睹了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蘭的貿易活動在逐步增長。荷蘭成為了歐洲在太平洋貿易的第一強國。在印尼、台灣、斯里蘭卡、馬六甲等地經商。而後來在18世紀，領導亞洲與西方貿易的是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英國。吉列爾莫．塞斯佩德斯．德．卡斯蒂略的研究總結了一系列其他相對較新的研究，所以我們認為是有用的。在此轉錄幾種貨幣的價值：“首先，歐洲向亞洲的海路出口的總額，在16世紀末，達到了每年250萬雷阿爾銀幣。一個世紀以後，達到了322萬雷阿爾銀幣。18世紀末期，工業革命開始時，已達到了325萬雷阿爾銀幣。”在當時看來，這些數額是很有意義的，但在今天看來則是低下的，因為平均而言，一年增長的速度略低於1.5%。外貿的這種增長率，通常要比國內生產總值更加強勁。它表明工業革命22.經過長期談判後，唐若昂三世於1529年4月22日在薩拉戈薩簽署的條約。它確定了1494年的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的反子午線。它被設置於摩鹿加群島以東297.5里格處。通過這個條約，由葡萄牙人發現的香料島嶼維持在葡萄牙人的管轄下，西班牙人則獲得一大筆金錢補償（350,000金杜卡多）。

674和自由派革命前的年經濟增長很難超過1%。我們還要涉及長期的經濟發展，其中不乏每年帶來重大變化的氣候變化。吉列爾莫．塞斯佩德斯．德．卡斯蒂略還強調了與遠東貿易的巨大重要性。“遠東貿易從在1600年的342萬雷阿爾銀幣增加到1780年的1071萬雷阿爾銀幣，吸收了約60%歐洲向外輸出的白銀”，這反映在如下流動量總表中。歐洲從亞洲進口的商品超過了出口，因此必須支付貴金屬。據估計，所用的雷阿爾銀幣達數以百萬計，我們提出的這個總數為我們描繪了歐洲白銀外流演變的全景，而歐洲白銀主要來自新世界。表1流動量總表（以百萬雷阿爾銀幣為單位）出口路線直至1600年直至1700年直至1780年歐洲向中東國家1,012,032,65歐洲向波羅海國家2,012,034,25歐洲海路向遠東國家1,424,578,71新西班牙向菲律賓和中國222總計6,4610,6317,61資料來源：吉列爾莫．塞斯佩德斯．德．卡斯蒂略著《第一種全球貨幣—8雷阿爾銀幣》。應該指出，1780年是一個用來比較的好年份，因為它還未受到自由派革命，拉美國家獨立和日益增大的對華出口鴉片的影響。很明顯在16、17和18世紀，除了西班牙外，中華帝國最受益於拉美白銀，因為直到鴉片戰爭，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貿易順差國。六、結論在作完歷史回顧後，我們不能不總結一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貨幣澳門圓的情況。近35年來，通過與港元掛鉤，澳門圓一直與美元保持穩定，而與這些外幣的聯繫可以追溯到1977年，該年它停止了與葡萄牙埃斯庫多的掛鉤。最早的澳門圓紙幣出現於1906年，但最早的

675金屬貨幣到1952年才開始鑄造和流通，然而，天主教澳門23或葡萄牙人居留地，從正式開埠的1557年以來，始終有一個貨幣化的經濟。這些澳門圓――紙幣和硬幣的傳播已是20世紀的事情，並有妥善的記載、記錄、立法、報紙和官方消息，這一時期，可提供一系列的匯率、價格和紙幣與硬幣的藏品。但對於澳門居民來說，澳門的古代貨幣消失了，彷彿它從未存在過。哪裡有它們的收藏？在哪裡展出？普通市民對其知之甚少，雖然記得有時聽說過曾很有錢，有匱乏的時代和澳門未鑄造過貨幣。文獻中有涉及，但難以將事實連接起來，定名和列舉使用過的標本幣，確定時間及確定數量。這篇文章的目的是發幽或引起人們的好奇，因為好像貨幣政策在澳門出現的頭幾十年就開始了，反映了有關負責人巨大的聰明才智。總之，16世紀所採用的解決方案使得澳門有一種強勁的貨幣，而無需使用自己的正式貨幣。這不是由一個中央政府強加的。由於澳門商人在葡屬印度的範圍內，享有自治是有可能的，這是聰明考慮的結果，最終導致了一種對於當時來說，自主又創新的貨幣體系的建立，及前面涉及過的三種貨幣的鼎立。對此，我們在後還有敘述。在我們看來，巧妙的一招是引進了第三元素，即8雷阿爾銀幣。300多年來，方便了其他兩個元素之間的關係。在澳門史學上，這個問題一直未得到充分的研究，究其原因，或是因為缺乏初期經濟的總體研究，或是因為文檔稀少且分散，尚未見到一份闡述澳門成立後頭幾十年貨幣體系的文獻。據澳門的舊史學，多年來澳門不曾有過自己的貨幣。查一下，找不到規定法定貨幣流通及匯率的文件，但可能是在自由派革命之後，通過1853年阿托基亞伯爵簽署的一份政府文件，宣布了西班牙銀幣為合法貨幣。這份文件往往被認為是澳門貨幣的催產士。澳門首次發行的紙幣以該文件為基礎，這份文件的重要性無可否認，唐娜瑪麗亞二世的這項法令使已知和習慣的更加明確、非官方的官方化了，以前未23.天主教澳門是對葡萄牙人村落的一種稱呼。在16世紀，佔澳門半島的部分，面積不超過2平方公里。這一狹小的地區一直維持到19世紀中葉。澳門半島的其餘部分仍然在中華帝國的直接管轄之下，氹仔島和路環島的情況相同。

676知的更加知名了。因此，此法令在歷史上是重要的。從官方和政府的角度來看，澄清了沿用已久的舊體系，確立了西班牙比索——杜羅的重要性，為8雷阿爾銀幣在澳門貨幣體系中釐定了新名。24恰逢西方對中國的干預，因此標誌著葡萄牙對其他西方國家的立場和澳門免於葡萄牙既定的放棄金本位政策的影響，葡萄牙於次年宣布放棄金本位。如果在澳門開埠的第一世紀內，數種不同來源的貨幣，尤其是葡萄牙雷阿爾和西班牙雷阿爾湧入了澳門，以它們來支付中國的發票。這個功能後逐漸轉移至西班牙銀幣，而後轉移至所謂的墨西哥及秘魯比索，各種交匯的經濟勢力的實用主義，調整了它們的利益，以適應中國現實的特殊情況，所以可以看到中國方面很樂意接受8雷阿爾銀幣，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開始測定成色，不再被熔化。在16世紀，採用西班牙銀幣很重要，因為它是多種因素交叉的結果：（一）使澳門擺脫了葡屬印度多種貨幣和匯率的混亂。在葡屬印度，銀金兩種貨幣之間的匯率，在不同的自由市場上，可能會很不相同。（二）使澳門擺脫了保持一個鑄幣局、鑄造的成本和國庫、專家、關於貨幣和貴金屬的法規等，這對不能直接接觸到銀礦的澳城來說，這些負擔是很沉重的。（三）允許澳門同時與銀兩和葡萄牙雷阿爾掛鉤，方便了中國與葡萄牙及第三國貨幣之間的匯兌。（四）而後，在約三個世紀中，支配和確定了亞太地區貨幣體系，幾乎所有國家都鑄造了相同或相似的貨幣。（五）它引進中國早於馬尼拉的開埠，並大大早於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航線的建立。25（六）後來主要在墨西哥和秘魯鑄造，開始被稱為比索，而在葡萄牙人中被稱為澳門圓，意大利人和法國人稱皮阿斯特之間，後來美國人、英國人和中國人稱元。24.對於西方歷史學家而言，隨著各種中國文檔的發表，可以澄清許多疑惑。在這種情況下，請注意金國平和吳志良8卷本的《粵澳公牘錄存》，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在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官方書中使用銀兩及其單位和澳門圓。中國當局主要使用銀兩，澳門議事亭理事官則使用澳門圓。因此，可以證明阿托基亞伯爵的法令的意味。從對前往北京的瑪訥撒爾達聶使團的費用報告分析來看，參考的貨幣已經很清楚，是澳門圓。它作為折算葡屬印度的貨幣或中國的銀兩的中間貨幣使用。25.援引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話，“16世紀中，以墨西哥和秘魯白銀鑄造的雷阿爾越過了地中海東部和開普敦航線，開始湧向印度洋。1554年的《度量衡書》還未提及。在巴爾迪、巴雷特和林旭登（1580-1590年間）時代，在整個印度流通，特別是在馬六甲海峽，中國則毫無止境地吸收。”

677只有在葡日貿易週期結束後，葡萄牙才不再是中國白銀的主要供應商。26日本白銀需要再出口，開始由西班牙的太平洋航線進行，這種情況維持了250多年，我們忘記了，在此之前80年中，中國主要供應商的角色是由葡萄牙，通過澳門扮演的。我們絕不能視而不見的是，這一“神奇”貨幣的引進使中國龐大的白銀儲備成為了可能，加速推動了中國貨幣化的進程。但通常的情況是，西班牙銀幣在中國的傳播是西班牙人和菲律賓進行的。部分原因是與王朝合併重疊（菲利普二世只有從1580年開始才成為了葡萄牙國王）。還有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線的出現。重要的是，澳門有權要求這個文明的獎杯，因此是它將8雷阿爾銀幣輸入了中國和亞太，這也是亞太貨幣史上極其重大的事件。應該指出的是，葡萄牙人採用此種硬幣是有計劃和富有遠見的。後來，北美13英國殖民地，在殖民地期間，使用更多的是西班牙銀幣，而不是英國貨幣絕不是偶然的，而且直到1857年它是美國的法定貨幣，所以直到美元創立後很久，它還在使用中。美國人給了它各種名稱，包括西班牙元、8雷阿爾和8雷阿爾幣等；法國人和意大利人則稱其為皮阿斯特。長期以來，葡萄牙人以許多不同的名稱稱呼它，如澳門圓、西班牙銀幣、8雷阿爾、西班牙比索、強比索、比索—杜羅、墨西哥比索和秘魯比索。名目繁多，不太了解的人真是莫名其妙。後來，美元、加元、中國的人民幣和其他一些其官方貨幣均以8雷阿爾銀幣為基礎。1792年，在對美國的貨幣體系立法，創建美國鑄幣局時，規定美元的重量為27克，足銀佔24.1克。當時，8雷阿爾銀幣的重量為27.468克，足銀佔25.568克，即其成色略高，這使得它多年來享有盛譽和流通，這種情況直到1857年的禁止西班牙銀元令才有了改變，這差不多是美國成立80年之後的事情。關於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第一個世紀歷史的文件涉及了數種西方貨幣，在涉及澳門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時，我們要說說謝拉芬、杜卡多、十字錢和帕爾德烏。在羅利路關於外貿、商品及相關問題的文章中有涉及，尤其是在最近的《澳門主題詞典》27中發表的詞條和有關信息26.黎高略：“滿把銀子”，《澳門》雜誌，第二系列，第1期，1987年。27.羅利路：《澳門主題詞典》，澳門，澳門大學，2011年，4卷中發表了數個有關詞條。

678的總結。但這些文獻通常不解釋貨幣在澳門日常生活中如何運作。直到18世紀後期，才出現了更多的文獻，從自由派革命起，才出現了報紙和憲報。對這類數據的收集任務才有了記載。此外，這些以前的文字是給歐洲，後來給美國看的。在許多情況下，價格往往換算或調整成了這些國家通用的貨幣。另一個方面要考慮的是，上述貨幣在澳門歷史上是有波動的，有時還很顯著。特別要考慮到，硬幣不是以白銀鑄造的，雖然白銀的貶值很大，黃金—白銀的比價在某些亞洲地區之間更大。葡萄牙是個管理強國，使用兩種金屬的複本位制，即用白銀和黃金同時鑄造貨幣和標價。可這個管理強國卻使用銀兩作為貨幣單位，需要補充的是，日本的白銀，然後是西班牙美洲（墨西哥、秘魯等）的白銀方便了貿易，極大地提高了貨幣化的程度和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囤積。因此，在1667年，澳門的貨幣體系可以說是已經確立，這可以在瑪訥撒爾達聶使團的出使正式開支報告中隱約看到，而澳門的機構也承認這一事實的，尤其是在議事亭和澳門仁慈堂殘留下來的文件或資訊中可以看到。打個比喻來說，澳門的貨幣制度，不是雙軌制的，而是類似一部總有摔倒危險的自行車，迅速演變成一個三輪的體系，一部三輪車（或者甚至是一部人力車）。由於它優點很多，所以更權威，特別與金本位和銀本位的掛鉤，再加上與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中國聯盟，然後再與當時控制了世界白銀提取而成為最大的世界金融強國的西班牙的結盟。現在可以結論說，本文簡單回顧了澳門的貨幣體系，但只是一個開頭，需要進行更多的文本研究，還需要學術辯論，以引發新的詮釋。希望很快能對主題的其他方面進行分析。儘管還有許多方面與本主題有關，但未能在本文中一一加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