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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57《行政》第二十卷，總第七十七期，2007No.3，657—673“自由行”政策對澳門經濟的影響張軍*一、“自由行”政策的推出與“自由行”遊客的特徵2003年7月至今，內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政策已順利推行了4年，範圍已經擴大到內地49個城市，覆蓋了廣東全省、4個直轄市、絕大多數省會城市和經濟發達的大城市。中央推行“自由行”政策的初衷是為了促進“非典”過後港澳經濟的復蘇。“自由行”推動了澳門經濟的增長，是澳門名義GDP連續4年保持兩位數高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隨著內地居民往來港澳日益便利，遊客的大幅增加給港澳的旅遊接待帶來很大壓力，少數內地居民還借機在港澳地區從事賭博、色情服務和“打黑工”等違法犯罪活動，因此中央在“自由行”的申請手續和逗留時間上做了調整，以期控制“自由行”人數，緩和接待壓力，維護港澳的社會穩定。在“自由行”的帶動下，內地居民成為澳門的第一大客源。作為一個新興的遊客群體，“自由行”遊客有以下特點：（一）數量大，增長快表1“自由行”開通前後澳門遊客總數、香港及內地遊客所佔比例變化情況香港遊客所佔內地遊客所佔自由行遊客佔年份遊客總數（人）比例（%）比例（%）內地遊客的比例（%）2000916221254.0824.83-20011027897350.5529.24-–––––––––––––––*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
  • 658香港遊客所佔內地遊客所佔自由行遊客佔年份遊客總數（人）比例（%）比例（%）內地遊客的比例（%）20021153084144.2436.77-20031188787638.8948.30-20041667255630.3057.1637.0020051871118730.0155.9252.0020062199812231.5554.4849.00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0-2006年《旅遊統計》年刊。表1顯示，旅澳遊客總數持續增長，即使2003年受到“非典”的影響，遊客總數還略有所升。這要歸功於當年7月底開通的“自由行”，使後5個月的遊客總數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來彌補“非典”期間的遊客減少量。同時，內地遊客成為澳門第一大客源，“自由行”遊客也成為內地遊客的主體。（二）消費水平高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旅遊統計》顯示，2000年以來內地遊客在澳門的人均消費、非購物消費、購物消費和日均消費均是所有旅澳遊客中最高的，並且隨著遊客總體消費水平的上升而呈現出更快的增長趨勢。在內地遊客中，“自由行”遊客的消費水平最高，從消費4000澳門元以上的比重看，自由行遊客有24%在該水平上，而香港遊客只有13%1，內地隨團遊客只有11%。2（三）青睞賭場“自由行”開通後的前兩個月，澳門理工學院作了一項針對內地遊客在澳博彩消費的調查研究。3研究表明：到澳賭博的內地遊客佔內地–––––––––––––––1.曾忠祿、張冬梅“香港赴澳門遊客特徵研究——與內地遊客比較”，《旅遊學刊》，2006年第9期，北京，第9-10頁。2.曾忠祿、張冬梅“赴澳門自由行遊客特徵研究”，《旅遊學刊》，北京，2005年第3期，第41頁。3.曾忠祿“內地遊客賭博與非賭博特徵分析”，《澳門日報》，2003年12月14日，A11版。
  • 659遊客總數的48.7%，而非賭博遊客中實際上也有很多人進入賭場賭博。在內地賭博遊客中，消費水平在2000元以上的佔55.5%，消費水平在4000元以上的佔26.2%。何鴻燊的兒子何猶龍也曾透露，目前澳門賭場客源約93%來自中國內地。42006年的一項調查研究5表明：“自由行”遊客選擇到澳門首先是因為賭場（47%）和購物（47%），其次是觀光（37%）。內地隨團遊客首先是觀光（69%），其次是賭場（46%）和購物（17%）。而香港遊客首先是美食（55%），其次是葡國風光（40%）。可見，內地遊客尤其是“自由行”遊客非常青睞賭場。澳門是一個倚重博彩業、產業結構極為單一的微型經濟體。因此，“自由行”政策的推行及其遊客特徵對澳門的博彩旅遊業，進而對整個澳門的經濟發展都會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二、“自由行”政策對澳門經濟的直接影響（一）對博彩業和公共收入的影響博彩業是澳門經濟的龍頭產業，“自由行”的開通給它注入了巨大活力。表2“自由行”開通前後澳門博彩總收益及博彩稅佔公共收入的比例年份博彩總收益博彩收益佔名義博彩稅總收益博彩稅佔公共（億澳門元）GDP的比例（%）（億澳門元）收入的比例（%）2002228.4341.6777.6651.002003294.7646.37105.7957.592004423.0650.99152.3763.852005458.0049.27173.1961.412006558.8448.86207.4875.83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6年《本地生產總值》年刊，2005年3月、2006年3月、2007年3月《統計月刊》。–––––––––––––––4.張寧“澳門：世界第一賭城成長史”，《環球》雜誌，2007年第2期，北京，第52頁。5.曾忠祿、張冬梅“北京赴澳門遊客特徵研究——與內地遊客比較”，《旅遊學刊》，2006年第9期，北京，第10頁。
  • 660表2顯示，“自由行”開通後澳門博彩總收益的平均增長率是25.71%，佔名義GDP的比重穩定在50%左右。博彩稅總收益的平均增長率達28.43%，佔公共收入的比重也不斷攀升，到2006年已經超過四分之三。博彩業的理想表現帶動了投資的增加，大量外來資金的湧入為澳門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動力。而且，澳門背後的中國大陸，為國際投資者樹立了更堅實的投資信心。6表3“自由行”開通前後澳門按行業統計外來直接投資流量變化情況（單位：百萬澳門元）年份工業建築業批發及酒店業及運輸倉儲及文娛博彩及金融業零售業飲食業通訊業其它服務業2001132785379-315853892002129453241025171477417200315912454-65305159783320046523508127425222851020059936057492218971251323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1-2005年《直接投資統計》年刊。表3顯示，文娛博彩及其它服務業是吸納外來投資的主要行業。特別是2002年賭權開放以後，更多資金被投入這些行業，2005年已佔到外來投資總額的67.27%。（二）對博彩相關行業的影響“自由行”保證了賭場的客源，博彩業的高回報又會吸引更多的投資。由於政府的公共收入嚴重依賴博彩業，在政策制定上也會有所傾斜。資金、人力資本等重要生產要素更加集中於博彩業，“富者更富”，產生“馬太效應”。生產要素配置的不均衡會使其他產業的發展更艱難，大量非博彩業的中小企業倒閉，“窮者更窮”，產生“擠出效應”。這兩種效應綜合作用，使得博彩業的龍頭地位更加鞏固，澳門的–––––––––––––––6.張寧“澳門：世界第一賭城成長史”，《環球》雜誌，2007年第2期，北京，第52頁。
  • 661產業結構更加失衡，為澳門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埋下隱患。在非博彩業萎縮的同時，與博彩業相關的酒店業、飲食業、零售業從中受益，並且連鎖性地惠及與它們相關及輔助的企業，產生強大的“乘數效應”，進而推動整個澳門經濟的發展。三種效應相互滲透，相互作用，對澳門經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表4“自由行”開通前後澳門酒店業發展狀況及主要住客所佔比例屬於酒店業可供應客房可供應床位內地住客佔香港住客佔年份範疇的營業場所數目（間）數目（張）酒店住客的酒店住客的數目（間）比例（%）比例（%）200071920119115394220017090301877739442002688954186284640200369918519117474020047091861859155332005751083221460582720068012978268515626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0-2006年《旅遊統計》年刊。表4顯示，2003年以前，酒店數目、客房數目和床位數目是逐年下降的。“自由行”開通以後，這3項才開始增加。從2002年開始，內地住客的比重超過香港住客，近年已佔總住客的一半以上。表5“自由行”開通前後澳門飲食業發展狀況營業額及增加值總額固定資本形成年份場所（間）在職員工（人）其它收益（億澳門元）總額（億澳門元）（億澳門元）200012761100715.354.940.468200112691109115.354.980.466200213131150817.015.660.65200313251202818.266.100.73200414031472324.568.951.195200514391461827.069.241.205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2、2005年《統計年鑑》，2005年《飲食業調查》年刊。其中各項指標均指飲食店鋪，不包括酒店經營的飲食場所、領有卡拉OK牌照的場所和街市熟食檔。
  • 662表5顯示，2000年以來，飲食業的各項指標都保持增長，“自由行”開通後，增長速度加快。表6“自由行”開通前後澳門零售業銷售額變化情況（單位：百萬澳門元）年份銷售車輛超級百貨成人鐘錶、車輛用總額市場服裝金飾燃料20004594449533635348392265200148335775646364174222472002522364856672046349426420036268938725858416492300200475181183829108550973837020058778137797810997018935012006106561345117912578731426588資料來源：澳門統暨普查局2001-2006年《澳門經濟季刊》。表6顯示，2002年以前銷售總額增幅不明顯，而2003年的增幅達到了20%。從各零售大類來看，2003年以後的增幅都明顯高於2003年以前。（三）對交通和公共工程建設的影響澳門街道受地形限制，狹窄迂回。加上賭權開放後，大批娛樂場的建設工程相繼展開，大量機動車輛和免費穿梭巴士投入使用，內地遊客的大量湧入和旅遊巴士的大幅增加都使澳門的交通壓力日益繁重。除了交通擁堵，旅遊景點、飲食店鋪、公交巴士、公共廁所等公共設施也人滿為患，澳門的旅遊接待壓力大增。因此，特區政府對公共工程建設不斷追加投入，以保障旅遊業的健康發展。
  • 663表7“自由行”開通前後澳門公共工程支出變化情況（單位：百萬澳門元）年份公共工程住宅非住宅用道路和橋港口其他建築物總支出樓宇2000484.910.3209.112.5-253.02001533.813.2168.229.2-322.72002950.74.7418.9173.5-343.620031901.35.21141.0316.4-318.820042814.26.01312.3839.67.6648.820053652.132.61175.2682.0235.81526.620063682.5227.91187.2747.2227.91292.3資料來源：澳門統暨普查局2003年第4季、2006年第4季《澳門經濟季刊》。表7顯示，2003年的公共工程總支出是2002年的兩倍。從2003年起，各大類的公共工程支出都顯著增加。這些公共工程的落成可以很大程度上緩和澳門的接待壓力，同時澳門的城市建設也步入新臺階，逐步躋身於國際大都市的行列。三、“自由行”政策對澳門經濟的間接影響（一）對就業的影響澳門的博彩業一直以來為本澳居民提供大量就業崗位。表8“自由行”開通前後澳門人口與就業的變化情況年份勞動人口數勞動力參與失業人口數失業率（%）就業不足率（%）率（%）200020948364.3141956.83.0200121666664.8138596.43.6200221399962.3134306.33.4200321552660.9129386.02.7
  • 664年份勞動人口數勞動力參與失業人口數失業率（%）就業不足率（%）率（%）200422905961.9110464.81.9200524800663.1101924.11.4200627705265.6103773.71.0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2-2006年《就業調查》年刊。表8顯示，澳門在勞動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連年降低，特別是2003年以後的降幅非常明顯，很多行業還存在缺工情況。表9“自由行”開通後澳門博彩業和其他主要行業的職位空缺情況年份博彩業製造業酒店飲食業批發零售業運輸通訊保安服務業金融業及倉儲20047104732920541603660-802005616762722724226955782610220065631558057873609833931188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表9顯示，近3年來，博彩業、製造業、酒店飲食業的職位空缺最大。這些缺口對澳門這個勞動人口不足30萬，人口自然增長率只有0.5%7的地區來說是巨大的。因此，在引進外地勞工的同時，博彩業與其他行業之間就展開了對本澳人力資源的爭奪。–––––––––––––––7.2006年《澳門居住人口估計》年刊，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6年12月31日，第1頁。
  • 665表10“自由行”開通後澳門博彩業員工的招聘要求情況（單位：%）年份要求工作經驗具有高中或普通話英語以下學歷20047.488.587.762.6200543.877.263.749.5200625.486.683.547.4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4-2006年第4季《人力資源需求及薪酬調查-博彩業》。表10顯示，近3年來，博彩業的准入門檻總體較低，但對普通話的要求較高。這與內地“自由行”開放後遊客大增以及內地遊客的賭博偏好剛好吻合。雖然工作的低學歷要求在澳門非常普遍，但博彩業的高收益使它在行業間爭奪人力資源的競爭中佔據顯著優勢。表11“自由行”開通後澳門就業人口月薪中位數與博彩業員工平均月薪的對比情況（單位：百萬澳門元）全部就業人口月薪博彩業全職有薪員工博彩業中直接與年份中位數12月平均薪酬博彩投注有關的僱員12月平均薪酬200451651073011420200557651126911603200666841397814643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表11顯示，近3年來，博彩業全職有薪員工12月的平均薪酬是澳門全部就業人口月薪中位數的兩倍。直接與博彩投注有關的僱員（如荷官）的平均薪酬高於全職有薪員工的平均薪酬。豐厚的薪金促使人力資本在行業間的流動，同時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澳門青少年的價值觀和就業觀。
  • 666根據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的統計8，2004/2005學年共有4621位離校學生，離校率為4.8%。“工作”成為學生首位的離校原因，佔24%。就業離校學生中從事博彩業、飲食業和零售業的人數佔了58%，僅博彩業就佔到30%。青少年就業觀的“近視症”必然導致澳門人口總體受教育程度下降，其他領域的專業技術人才缺乏，社會進步受到嚴重制約。（二）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澳門博彩業的繁榮與人力資源的緊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然而，閒置的人力資源（失業人士）素質又未能滿足現時企業的發展需要和填補職位空缺，只能由現職人士補上。9在高收入的驅動下，其他行業的人力資源流向了博彩業，其他行業的中小企業更加難以維持生計，澳門的產業結構將更加單一化。表12“自由行”開通前後澳門以當年價格按生產法估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的結構（單位：%）行業20002001200220032004製造業9.88.37.26.15.1電力、氣體及水的生產及分配2.93.12.82.62.1建築2.52.32.73.94.4批發零售、維修5.15.25.85.86.2酒店及其他短期住宿場所2.12.42.31.92.3餐廳及酒樓業3.64.24.43.94.4運輸、倉儲及通訊7.36.96.85.35.0金融中介8.88.28.06.96.0–––––––––––––––8.“2004/2005學年離校學生調查報告”，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網站：http://www2.dsej.gov.mo/~webdsej/www/reference/doc/report/224-DEARE.pdf9.澳門經濟學會、澳門理工學院《針對結構性失業問題的人力資源培訓對策專題研究》，澳門經濟學會出版，2005年3月，第31頁。
  • 667行業20002001200220032004保險及退休基金3.23.42.93.12.7不動產業9.06.86.66.25.7租賃及商業服務3.34.14.13.94.7公共行政8.89.79.08.26.9教育3.23.73.53.22.7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2.42.72.62.32.0博彩業29.930.231.936.638.7其他團體、社會及個人服務及僱用傭人的家庭（不包括博彩業）3.94.54.63.94.0減調整項：間接計算的金融中介服務-5.7-5.9-5.3-4.1-3.1以基本價格並按生產法估算的本地生產總值100.0100.0100.0100.0100.0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3-2005年《統計年鑑》。表12顯示，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中博彩業的比重是最大的，“自由行”開通以後，這個比重超過了三分之一，“結構單一，博彩業獨大”，博彩業的發展狀況成了澳門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問題。10（三）對物價的影響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受外界的影響非常大。“自由行”遊客大增帶來巨大的需求，刺激相關行業追加投資和擴大規模，造成生產成本的提高，推動物價上漲。在旅遊業的帶動下，澳門經濟的發展和本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擴大了內需，帶動進口的增加。全球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導致進口成本增加，也推動了澳門物價的上漲。其中，房價的上漲最明顯。–––––––––––––––10.楊允中“綜合競爭力的提升與澳門新一輪的加速發展”，《澳門研究》，2004年第20期，澳門：澳門基金會，第17頁。
  • 668表13“自由行”開通後澳門住宅單位每平方米（實用面積）平均成交價（單位：百萬澳門元）年份平均數2000年及以後1990至1999年1989年及以前建成建成建成20036,3778,4447,0594,07720047,98413,6548,1624,525200510,02416,28010,8946,047200610,57816,35411,9537,170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6年第1季及第4季《不動產交易》。表13顯示，近4年來澳門住宅單位每平方米的平均成交價持續攀升，2006年的平均數比2003年增長了65.88%。澳門特區政府為了緩解居民的供房壓力也加大了在經濟房屋建設方面的投入，但杯水車薪。2005年澳門經濟房屋的競投人數達到3萬人以上，其中不少是月收入水平上萬的賭場莊荷。他們的收入已經屬於中產，然而在樓市飛升的情況下，也無力在市場中置業，普通的居民更是覺得不堪重負。11（四）對環境的影響澳門有限的土地面積成為居住、旅遊、交通等多項事業發展的嚴重制約，因此澳門人通過填海造陸來爭取更多的發展空間。到2005年年底，澳門總面積已經達到28.2平方千米12，比1910年擴大了1.5倍。在澳門人向海洋挑戰屢戰屢勝、越戰越勇的同時，澳門附近海域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加上珠三角地區的工業污染和遊客的大量湧入，澳門的環境質量不斷下降。近年澳門海陸空運交通的頻繁、耗電量的上升、建築業的興旺等因素，導致大氣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增加；與此同時，全球氣候的變化–––––––––––––––11.封小雲“澳門博彩旅遊業高增長預期下的經濟失衡分析”，《廣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第170頁。12.《統計年鑑》(2005年)，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www.dsec.gov.mo
  • 669及區域性空氣質素惡化等因素，促使近年澳門空氣質素出現下降趨勢。132005年的《澳門環境狀況報告》顯示，2004年主要的終端能源消耗範疇依次為“交通運輸”以及“商業、飲食業及酒店”。而這些終端能源消耗大戶都與旅遊業密切相關。（五）對澳門與內地關係的影響澳門與祖國大陸陸路相連，同文同種，但長期的分離也使澳門居民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等方面與內地居民產生疏離。澳門居民友好熱情，在與大量內地遊客的接觸和交流中，增進了對祖國的了解，加深了與大陸同胞的感情，也吸引他們到內地旅遊、就學、投資和進行文化交流活動。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國際影響力不斷加大，澳門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國際聲望也日益提高。近年來，澳門的高校面向內地招生的規模也不斷擴大，今年已經擴大到內地的20個省市，覆蓋了所有“自由行”城市。2006年，內地有1000多名學生來澳學習和深造，為澳門高校生源注入大量新鮮血液，推動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特區政府提出要把澳門建設成三大服務平臺，即粵西部商貿服務平臺、內地與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平臺和全球華商聯繫與合作平臺。目前，澳門的平臺作用正在得到發揮。四、治理“自由行”對澳門經濟負面影響的對策“自由行”對澳門經濟的負面影響可歸納為交通擁堵嚴重、人力資源短缺、物價上漲、環境惡化和產業結構失衡5個方面。–––––––––––––––13.《澳門環境狀況報告》（2005年），澳門環境委員會網站：http://www.ambiente.gov.mo/tchinese/05/2005/tc/index.htm
  • 670（一）改善交通擁堵澳門地少人多，街道拓寬難度非常大。每年新增的汽車有六、七千輛，電單車有上萬輛，交通壓力日益繁重。同時，咪表停車位和電單車在路邊的停放更加重了交通擁堵。公交巴士是整合資源，減少汽車噪聲污染和尾氣污染的有利途徑。巴士公司應提高服務水平，優化巴士路舘，建立完備的巴士站，設立巴士轉乘導引牌，用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報站名，方便遊客的自由出行。澳門現有的巴士票價有2.5元、3.3元和5元三種，像3.3元，對外地遊客尤其不便。政府應將財政盈餘的一部分補貼給巴士公司來降低票價。建議將現有票價改成2元、3元和4元，吸引本地居民乘坐。推廣公交，必須同時限制出租車、私家車和電單車的數量。可以利用經濟杠杆提高車輛的入口稅、註冊費、道路使用稅、汽油稅等來限制出租車、私家車的數量。對於電單車，建議特區政府不再發放新牌照，原有電單車達到使用期限後自動報廢。同時，政府應給予車主一定的經濟補償，逐步使電單車退出澳門的交通系統。澳門的各大娛樂場為了招徠顧客都提供免費穿梭巴士。政府應根據娛樂場的規模制定穿梭巴士數量的上限和穿梭頻率，超過規定應從重罰款。澳門輕軌的可行性已經通過論證，應加快輕軌工程的起動。輕軌沒有覆蓋到的地區，可以通過巴士擴容來彌補。同時，巴士站與輕軌站的銜接也應做到“無縫”，保證乘客轉乘便利。（二）人力資源優化1.基礎教育層面。必須保證基礎教育質量，普及普通話課程。2.職業培訓和業餘培訓層面。職業中學應與勞工事務局和澳門各界密切合作，有針對性和計劃性地開設切合現實經濟發展需要的職業
  • 671培訓課程。除了博彩培訓課程以外，會計、計算機、家政、普通話等的業餘培訓也應支持。3.高等教育和外勞輸入層面。應採取“走出去，引進來”的策略。澳門社會經濟發展對專業人才的需求特點是“多專業、少數量”14，小而全的高等教育結構不可取。“走出去”即鼓勵澳門學生去內地、香港和臺灣接受高等教育；選派本澳優秀教師去內地、香港和臺灣進修，借鑑先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水平。“引進來”即積極引進內地、香港和臺灣優秀的專業人才來澳門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吸引內地、香港和臺灣的優秀高中畢業生來澳門接受高等教育；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到大學和學術科研機構作報告；適度引進外地勞工緩解勞動力供應緊張的局面。4.家庭、學校、社區和政府的輔助層面。家庭和學校要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社區和政府應加強宣傳教育，推廣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動，令市民生活在濃厚文化氣息的環境下，做到出污泥而不染。15（三）抑制物價上漲人力資源緊缺帶動薪酬水平上升是澳門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改善人力資源供給狀況可以有效降低物價上漲的速度。在政府方面，可以做到：第一，根據職位缺口、經濟增長率和失業率確定輸入外勞的數量，保證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不受威脅，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不會下降。第二，提高投資移民門檻，放寬技術移民要求，吸引與留住優秀人才。第三，增加廉租房和經濟房屋建設，保證房地產公平合理的交易環境。–––––––––––––––14.張向前、黃種傑“澳門現代人力資源開發分析與建議”，《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04年第36期，北京，第50頁。15.黃雁鴻“淺論博彩發展對澳門社會價值觀的衝擊”，《“博彩產業與公益事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10/12/2004北京澳門），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旅遊博彩技術培訓中心，澳門，2004年11月，第571頁。
  • 672（四）防止環境惡化1.交通運輸方面。推廣公交，限制出租車、私家車和電單車的數量。2.用電方面。內地電源無論在電量、穩定及安全方面，均能滿足澳門的要求。16澳門應增強與內地聯網的輸電能力，逐步關閉本澳的發電廠。3.建築方面。現在是澳門的一個建設高峰期，包括即將動工的輕軌工程都不可避免地產生噪音污染和固體垃圾。這就要求各建築工程必須嚴格遵守相關規定，把排污控制在規定範圍之內。此外，特區政府還應做好：第一，在建築工程審批中，必須保證原有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不受破壞，保證新建築與周圍環境的和諧統一。第二，開發，保護路環。澳門半島人口稠密，開發利用已接近飽和。︖仔與澳門半島通過三座大橋相連，交通便利，還有較多土地資源可以開發利用。而路環自然風景秀麗，有丘陵、淡水水庫和海灘，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綠色氧吧，應盡量保持其原生態特色。第三，加強環保宣傳，增強遊客的環保意識。建議在關閘、機場、巴士站、旅遊景點等遊客密集的地方設置環保宣傳欄，有條件的可以發放可再生材料或可降解材料製作的垃圾袋，引導遊客文明、衛生的旅遊行為。（五）促進多元產業與經濟可持續發展澳門的博彩業是一個大優勢，需要因勢利導、繼續改善，但從長遠觀察，單一經濟或一業為主的思路是不可取的。儘管澳門發展博彩–––––––––––––––16.“熱浪來襲澳門居民用電無憂”，國際在舘：Ghttp://gb.cri.cn/1321/2006/07/17/661@1136011.htm
  • 673旅遊之外產業難度和風險會更大些，但採取相對多元化的發展路向絕對是利大於弊的選擇。171.做強博彩業。澳門賭權開放以後，博彩業還有很大發展空間，“一業獨大”的地位短時間不會改變。澳門的博彩業在保留傳統特色的同時還要引入先進的經營管理理念，不斷提高服務水準和競爭力。2.拉長旅遊產業鏈。過分倚重博彩業導致整個旅遊產業鏈過短，遊客平均逗留時間偏短，消費潛力沒有被完全挖掘出來。拉長旅遊產業鏈可有以下措施：（1）發展會展旅遊。目前，澳門已擁有30多間不同類型且軟硬件設施比較完備的場館，交通運輸、通訊、倉儲等配套設施也日益完善，完全有能力舉辦不同規模的會議、展覽和體育賽事。（2）發展主題旅遊。澳門的旅遊景點豐富，可將它們按不同主題分類串聯，如世界遺產文化遊、博物館文化遊、澳門美食之旅等。另外，美食節、格蘭披治大賽車、國際煙花匯演、龍舟賽、葡韻嘉年華等特色節目都可包裝成獨立的主題遊，滿足遊客的不同口味。（3）發展其他產業。澳門的製造業應引進高新技術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產品質量和競爭力。澳門地域狹小，自由開放程度高，適合發展銀行、保險等金融服務業和離岸業務。（4）重視旅遊紀念品的開發。目前澳門的旅遊紀念品品種少，質量良莠不齊，附加值不高。應重視高附加值旅遊紀念品（如紀念郵票）的設計和開發，提高現有紀念品的質量，增加花色品種。總之，“自由行”對澳門經濟發展是機遇和挑戰並存，風險與希望同在。本文提出的對策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以匯集更多專家學者的智慧探索更好的解決方案，揚長避短，趨利避害，推進澳門經濟實現短期飛躍和長期發展的“雙贏”局面。–––––––––––––––17.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經濟學會聯合課題組《澳門2020——未來20年遠景目標與發展策略》，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經濟學會出版，2002年11月，第23頁。
  • 674
  • 675–––––––––––––––*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管理學博士澳門社會政策中社會保險的錯位及其重構鄞益奮*當前澳門的社會政策正處於關鍵的歷史轉型階段，社會保障成為澳門經濟發展後首當其衝的經濟社會問題。在澳門的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之時，澳門社會各界普遍要求提高社會福利水準，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然而，考慮到澳門經濟發展的對外依賴性以及社會保障水準“能升不能降”的剛性發展定律，澳門社會保障水準的提高需要建立在審慎分析的基礎之上。在社會各種提高福利水準的利益訴求面前，澳門政府除了要加大資源投入、提高相應的福利水準之外，更重要的是應該檢視當前澳門社會保障制度所存在的問題，謀求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優化配置。一、澳門社會政策的基本輪廓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是一個內容非常複雜的體系，學者們對於社會保障、社利等概念之間的包容關係至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但就總體而言，一般的看法是把社會保障（socialsecurity）看成是一個包含社會保險（socialinsurance）、社會救助（socialassistance）、社會福利（socialwelfare）的體系。依照這種分類方法，社會政策（社會保障）是一個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在內的綜合體系。因此，可以通過對澳門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以及社會福利的總體把握來勾勒澳門社會政策的輪廓。（一）澳門社會政策中的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是“以勞動者為保障對象，以勞動者的年老、疾病、傷殘、失業、死亡等特殊事件為保障內容的一種生活保障政策，它強調《行政》第二十卷，總第七十七期，2007No.3，675—683
  • 676受保障者權益與義務相結合，採取的是受益者與僱用單位等共同供款和強制實施的方式，目的是解除勞動者的後顧之憂，維護社會的安定。”1其中，以勞動者為保障對象、保障者權益與義務相結合、共同供款、強制性供款是社會保險的基本特徵。澳門社會保險主要由“社會保障基金”這一機構來承擔。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是以勞動者為保障對象的一種強制性供款式制度，在基本規定上隸屬社會保險的範疇。首先，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是以勞動者作為保障對象的，澳門社會保障基金的宗旨就是“加強對澳門僱員的保障”，而且，涉及的保障包括養老金、疾病津貼、殘疾恤金、失業津貼等多方面的內容。其次，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嚴格體現了保障者權益與義務結合的原則，規定了繳費是受益的前提條件，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是一種共同供款的制度，當前的澳門社會保障基金規定的供款金額是每人每月45元，其中30元由僱主支付，15元由僱員支付（在自願供款中，45元全部由受益人交付：非本地僱員供款中，45元全部由僱主交付）。最後，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是一種強制性的供款，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制度規定，除自願供款及自僱勞工供款外，所有僱主均須為其僱員向社會保障基金登記及供款。（二）澳門社會政策中的社會救助社會救助的內涵，是指國家與社會面向由貧困人口與不幸者組成的社會脆弱群體提供款物救濟和扶助的一種生活保障政策，它通常被視為政府的當然責任或義務，採取非供款、無償救助的方式，目標是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擺脫生存危機，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2可見，社會救助是面向貧困者的一種救濟活動，採取的是一種非供款式的、無償給予現金或實物的形式。社會救助形式的社會政策又被稱為“保護性社–––––––––––––––1.鄭功成：《社會保障學——理念、制度、實踐與思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8頁。2.鄭功成：《社會保障學——理念、制度、實踐與思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5-16頁。
  • 677會政策”。從人類歷史的發展脈向看，社會救助是社會政策最早的表現形式，社會政策是由社會救助發展而成的。澳門社會救助的功能主要由社會工作局來承擔和履行。澳門社會工作局信奉平等、效率、互助和參與四大原則，其核心宗旨在於透過提供金錢、物質的方式或技術支援，向有經濟貧困情況的人士及團體提供社會援助。3社會工作局的社會救濟功能主要體現在個人及家庭服務中的經濟援助，經濟援助又分為一般性經濟援助、弱勢家庭特別援助、偶發性經濟援助和敬老金。其中，一般性經濟援助的對象是“因缺乏或收入不足而需要協助其獲得基本的生活條件的個人或家庭”；在一般性經濟援助的基礎上，社會工作局除每月向處於最低維生指數以下的個人或家庭發放定期津貼外，亦為單親、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家庭提供特別援助；此外，社會工作局為因突發事故而陷於困境的個人或家庭提供偶發性經濟援助，為年滿65歲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永久居民提供敬老金。（三）澳門社會政策中的社會福利由於在歷史上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和濟貧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對於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社會保障的關係有著各種不同的理解。這裏強調指出的是，社會福利是與社會保險、社會求助並行的，在社會保障下面的一個子概念。社會福利既不同於面向勞動者保障的社會保險，也不同於面向貧困者的社會救助，而側重於向全體公民提供普惠的保障（尤其是精神保障、服務保障的層面）。“社會福利不單是為了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或解除社會成員的後顧之憂，還在於促使社會成員的生活品質不斷得到改善和提高，滿足諸如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其供給主要是以提供服務的方式，是服務保障的層次。”4–––––––––––––––3.澳門社會工作局網站，http://www.ias.gov.mo/web2/gb/index_g.htm.4.鄭功成：《社會保障學——理念、制度、實踐與思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1頁。
  • 678澳門社會工作局除了履行社會救濟的功能之外，還肩負著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重任。在社會工作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工作局的工作從單一的救濟服務朝向多元化的社會服務的方向發展，具體包括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復康服務、長者服務、防治藥物依賴服務等。此外，澳門的慈善性社團也承擔了相當部分的社會福利工作，包括同鄉會、基金會、街坊會、互助會等在內的社團，廣泛參與到澳門的社會福利和慈善活動，形成政府之外的重要社會福利供給者。從社會政策的一般分析可見，澳門社會政策是一個比較完善的體系，涵蓋了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三個部分。其中，社會保險對應於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提供的供款式經濟援助，社會救助對應於澳門社會工作局提供的非供款式經濟援助，社會福利對應於社會工作局提供的服務援助。二、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對社會保險精神的偏離如上所述，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是針對僱員生活保障的一種制度設計，堅持受益者權利與義務結合的原則，實行共同供款和強制供款的方式，這些特徵符合社會政策中社會保險的基本屬性規定。然而，從澳門社會保障的具體運行來看，它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保險，澳門社會保障基金中繳費與收入不相關、繳費與收益高比率、保障項目覆蓋過多等方面的制度規定表明了，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了對社會保險精神的偏離，違背了社會保險中的社會再分配原則和責任分擔原則。（一）對社會再分配原則的偏離就社會保險的本質要求來看，在社會保險的繳費上，高收入者需要交付更多的保費卻不一定能夠獲得更多的收益。這事實上是實現社會保險再分配功能的前提條件。在一般的社會保險制度設計中，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要繳付更多的供款，而其所得收益卻不一定與供款額有直接關係。與商業保險不同，社會保險的給付堅持最低保障原則（社
  • 679會適當原則），主要是針對危險事故發生時所提供的維持基本生活水準的給付。因此，在社會保險中，繳納較高保費者並不能得更多的收益，而只是得到最低生活水準的保障。通過這種制度安排，政府利用高收入者的部分供款來補貼低收入者的福利，以此來糾正市場一次分配所帶來的不公平結果，從而達成消除絕對貧困、縮小貧富差距、維護社會平衡和穩定的目的。因此，繳費水準與收入水準直接相關聯，是社會保險的重要屬性和基本原則，有學者把其稱之為“費用合理性原則”，即“收入較高者要繳的保險費較高，收入較低者則交保險費較低，一些低收入戶，由政府補助保險費”。5然而，澳門的社會保障基金實行的是繳費定額制和收益定額制，受保人不論收入水準的差異，交費一律是每人每月45元，而各項津貼收益也是等齊劃一的。這表明了，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是一個繳費與收入不相關的制度安排，其制度安排無法實現社會保險通過政府的二次分配來實現拉近貧富差距、維護社會均衡的功能。（二）對責任分擔原則的偏離按照社會保險的一般原理，社會保險的主要資金來源是保險費的收入，“社會保險雖也有政府補助保險費及行政費用，但是主要的財政來源為被保險人的保險費。”6這事實上正是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的本質差異所在，即社會保險主要的資金來源是保險費的收入，而社會救助的財政來源則來自於政府的稅收。也就是說，社會救助的資金來源由政府財政承擔，而社會保險的主要資金來源應該是被保險人的保險費，這個原則可以視為社會保險中的責任分擔原則，它要求社會保險要政府、企業、符個人多方共同分擔責任，政府財政收入不是主要的資金承擔者，社會保險依靠保費實現自給自足，達成收支平衡。雖然由於各國政府經濟發展水準與社會保障模式的不同，政府的財政支出佔社會保險費的比例不盡相同，但在大多數國家中，政府的–––––––––––––––5.梁憲初、冉永萍：《社會保險》，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第7頁。6.梁憲初、冉永萍：《社會保險》，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第9頁。
  • 680財政支出一般只佔社會保險費的1/4左右，大部分是由企業和個人負責的。7從世界各國社會保險改革的發展趨勢來看，政府、僱主和個人分擔責任的差距已經越來越接近，政府的財政補貼不但在減少，而個人負擔的比例則不斷在加大。相比之下，澳門社會保障的基金來源，主要由僱主及僱員的供款、特別行政區政府每年財政總預算收益1%的撥款、基金投資所得的收益以及每年博彩經營公司上繳的3%用以社會公益事業專門款項中的一定比例。其中，政府的財政支出佔了相當大的比重。8這主要體現在澳門社會保障基金中繳費與收益的高比率、社會保障基金的保障項目覆蓋過多。首先，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實行的是繳費與收益的高比率。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制度規定，受保人每人每月交45元澳門幣，到65歲退休時便有每人每月1450澳門元的養老金（根據澳門最新的政策規定，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已經下調到60歲）、每人每月1450澳門元的殘廢金等各項收益。這種繳費與收益的高比率決定了，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很難以保險費的收入為主要的資金來源。其次，澳門社會保障基金覆蓋的項目過多，進一步加大了政府的負擔。在社會保障基金中，除了養老金、殘疾恤金等社會保險的常規項目以外，還包括了社會救濟金、出生津貼、結婚津貼等項目。雖然特區政府在新近的法規規定，社會救濟金在2007年7月1日以後轉移到社會工作局，但仍然保持著結婚津貼、出生津貼等屬於個人責任範疇的保障項目。這就意味著，澳門社會保障基金，並無法通過自給自足來達成收支平衡，資金大部分來源於政府的財政補貼。對社會再分配原則和責任分擔原則的偏離表明了，社會保障基金制度存在著兩個主要問題，一是不能實現用高收入者的繳費來補貼低–––––––––––––––7.王緒瑾：“社會保險籌資模式比較”，北京《北京商學院學報》，1998年第6期，第44-47頁。8.據賴偉良的計算，在2002年及2003年，供款收入只佔基金福利津貼支出的38%，而特區政府的各項撥款則佔了總收入之66.3%（2002年）及81.9%（2003年）。參見賴偉良《澳門社會保障體系：發展與評鑑》，http://www.ccswf.org.tw/2005paper/es/lai.doc。
  • 681收入者的福利的再分配功能，二是無法實現資金的自給自足，政府的財政補貼是社會保障基金的主要來源。前者用社會福利“無差別對待”的思路，抹平了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在繳費上的差異，給不同收入者以相同的社會保險門檻；後者則用社會救助“政府負責”的思路，使政府承擔了大部分的責任，混淆了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的區別。因此，社會保障基金雖然表面上是社會保險，實際上卻蘊藏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的屬性，這使社會保障基金無法實現拉近貧富差距的功能，也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三、重構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制度澳門的社會保障基金制度，既有社會保險的基本特徵，又隱含著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的因素，不利於澳門社會政策體系的良性發展。一方面，由於社會保險的救助性和福利性，使得澳門政府在社會保險的財政負擔過重，無法體現政府調節收入差距的調控作用。另一方面，社會保險的救助性與福利性，導致社會保障基金與社會工作局的職能出現了交叉和重複，增加了行政成本。事實上，隨著人口老齡化時代的來臨，社會保障基金制度對澳門特區政府的壓力也越來越大，這是因為，“高比率、全覆蓋、政府擔保的社會保險制度，在人口老年化的趨勢下恐怕難以為繼。”9因此，改革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制度，使澳門社會保障基金遵循社會保險中的責任分擔原則，實現社會再分配功能，就有了理論和現實兩方面的必要性。重構澳門社會保障基金的思路，在於使社會保障基金恪守社會保險的定位，放棄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的功能，從而理順社會保險、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的關係，建立一個分工協作的社會政策體系。換言之，重構澳門社會保障基金的宗旨，在於還原社會保障基金的社會保險面目，建立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保險體系。–––––––––––––––9.楊團：“中國的社區化社會保障和非營利組織”，北京，《管理世界》2001年第1期，第111-120頁。
  • 682首先，應該建立一種繳費水準與收入水準掛籄的社會保障制度，實現社會保險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事實上，社會保險是一種收入保險，保費與收入者因緊密相關，對高收入者徵收更多的保費，對低收入者則可以考慮少交甚至免交保險費。與此同時，保險收益則堅持“最低保障”原則，高收入者的高保費並不意味著高收入者可以獲得更多的收益，所有受保人的收益是相同的。這是因為，社會保險的宗旨在於提供意外事故發生後的基本生活保障，並不遵循商業保險中收益與繳費直接相關的邏輯關係。社會保險除了保險性之外，更重要的是社會性，而社會性恰恰就體現在社會保險對於商業保險“收益與繳費成正比例原則”的超越，用高收入者的一部分繳費來彌補低收入者的福利，從而實現均衡社會利益的目的。其次，明確社會保險責任分擔的原則，合理確定繳費與收益的比率。社會保險的目的在於防止遇險後陷入貧困狀態，社會保險應該是一個國家和政府投入較少、而主要依靠社會成員互助共濟的穩定機制。因此，社會保險不應該由政府承擔過多的責任，而應該體現社會保險的互助性和共濟性。在規定責任分擔原則的指導下，根據險種確定各方負擔的法定比例和保險的負擔方式。在這個過程中，合理的社會保險費的確定，要依靠保險精算技術訂出保險費，力求社會保險達到收支平衡。最後，去除福利性的津貼項目，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面，實現全民社保，提高基本保障項目的保障水準。社會保險提供的是基本的生存和生活保障，並不提供發展保障。因此，應該去除社會保障基金的福利性津貼項目，把社會保障基金清晰地界定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定位上。在這個基礎上，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面，力求滿足全體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需求，實現全民社保。10與此同時，提高養老金、殘疾–––––––––––––––10.作為澳門社會保障體系的主要支柱，社保基金的覆蓋程度仍是十分有限。例如在2002年，有作社保基金供款之受益人，只佔總勞動人口的64.7%，在2003年佔67.6%。假若還考慮那群沒有參與勞動市場的人口，社保基金的覆蓋程度就更加不足。還有，領取該基金養老金的長者，在2002年及2003年分別只佔全澳65歲或以上人口的22.8%及24.6%。（賴偉良：《澳門社會保障體系：發展與評鑑》，http://www.ccswf.org.tw/2005paper/es/lai.doc。）事實上，社會保障基金在1990年成立以來，其受益對象逐步擴大。一開始澳門社會保障基金的對象只是受僱的僱員，而在特區成立後，
  • 683恤金等基本保障項目的保障水準。由於澳門社會保障基金規定，養老金、殘疾恤金、社會救濟金、失業津貼及疾病津貼之給付不得互相重疊，澳門在基本生活保障項目的保障額度是不夠的，達不到澳門地區居民收入中位數的三分之一。因此，提高基本保障項目的保障水準，也是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制度未來的一個改革方向。四、結論當前澳門的社會政策體系中，既無法實現對收入差距的平衡作用，又無法發揮個人和社會的責任，政府承擔的責任過多，造成了政府在承擔沉重的社會保障支出的同時，並無法有效地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提高社會保障的保障水準。完善社會保障基金制度，需要政府發揮社會保障基金調節貧富收入差距的社會再分配功能，同時讓企業和個人在社會保險中承擔相應的責任，改變政府承擔過多責任的局面，擴大受益的覆蓋面，實現全民社保，提高基本生活保障的水準。在此基礎上，進行社會保障的多層次建設，謀求多支柱的、多元化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澳門社會政策的不斷完善。–––––––––––––––社保基金的保障範圍擴展到自僱人士，包括小販、漁民、的士和貨車司機等等。目前，澳門正在討論將導遊、執業醫生和保險從業員等納入社保對象。與此同時，社會上有人提出，應將家庭傭工以至家務工作者（家庭主婦）和小商戶經營者等也納入社保基金的自僱人士，如果這個要求得到滿足了，澳門基本上就實現了全民社保。參見：《社保基金應全民化　鼓勵企業為員工設退休制度》（華僑報2006-04-21）
  • 684
  • 685博彩業高速發展的社會影響與政府管理的轉變婁勝華*不同地區的政府管理，雖然存在共性，卻又各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影響政府管理的差異性社會環境。具體到澳門，其社會環境區別於其他地區的獨特性莫過於博彩業的合法存在及其巨大影響。因此，討論澳門的政府管理就不能無視博彩業的存在，也不能僅僅關注博彩業本身，還應當將視線投注於博彩業發展的社會影響上。一、“博彩新政”實施以來澳門博彩業的迅猛發展眾所周知，雖然博彩業存在於澳門為期已久，然而，就其影響範圍與程度觀察，卻從來沒有過像現在如此地廣泛與深刻。同樣，澳門政府管理博彩業的歷史相當久遠，卻從來沒有管理過具有如此規模與影響力的博彩業。澳門博彩業的高速發展始自於2002年特區政府推出的“博彩新政”。博彩新制度的主要內容是以博彩經營權的適度多元代替原來的壟斷專營，直接目標是通過引入競爭機制，激勵經營者擴大投資規模與提升服務水準，增強澳門博彩業的國際競爭力，並期冀通過發展博彩業來推動澳門整體經濟與社會的持續發展以及居民生活質素的提升。可以說，自“博彩新政”付諸實施以來，澳門博彩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一）博彩競爭格局漸次形成。博彩經營權開放後，合法博彩經營權持有者由原來的“澳娛”一家變成“三主三副”：除由原“澳娛”變身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學課程副教授、博士《行政》第二十卷，總第七十七期，2007No.3，685—697
  • 686來的本土經營者“澳博”外，新引入了包括永利、美高梅夢幻、金沙、PBL、銀河娛樂等博彩經營商，澳門的博彩業從此進入了多元互爭的新時代。（二）博彩業規模放量擴張。博彩經營權競投結束後，獲得賭牌的博彩公司投入博彩設施建設熱潮之中。從2002年到2007年第一季度，其間賭場數量由11家發展到25家，賭桌數由353張增加到2970張，角子機也由808部猛增到7349部。1與此同時，博彩業收入急劇擴張。2006年，澳門博彩業收入首次超過美國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博彩“一哥”。2007年首季，博彩毛收入超過180億澳門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3.5%。據估計，澳門博彩業2007年的毛收入可達到725億澳門元，比上年的收入增加29.7%。（三）博彩業市場結構急劇調整。博彩經營權開放後，隨著“自由行”旅客的增加（如，2006年“自由行”旅客人數佔了整體旅客人次近三成，約為580萬人次），澳門素以貴賓廳業務為主的博彩市場結構發生變化，貴賓廳業務由開放前佔總量比重的75%下降至2006年的57%，相反，中場市場卻不斷增大，較2002年，增長了4倍。至於角子機收益，則成為2006年眾多博彩產品中升幅最大的一種，達64%。（四）博彩區域重新佈局。博彩經營權開放後，澳門博彩營業區由原來澳門半島的新口岸，逐漸擴展到路︖新城。目前已形成包括澳門半島、︖仔島，以及路︖城內的三個核心區，經營區域的分佈態勢形成“啞鈴”狀，即由︖仔連接起澳門半島的新口岸與路︖城兩個重點區域。與此同時，受博彩業“增長極”的拉動，澳門經濟出現超常規、跳躍性增長，財政收入大幅攀升2，失業率顯著下降，居民人均收入大幅提升⋯⋯–––––––––––––––1.2007年第一季度末數字。參見http://www.dicj.gov.mo/CH/Estat/DadosEstat/2007/estat.htm#n5。2.2006年政府批給賭博專營權之直接稅約為198億，佔政府全年經常性收入的73%。參見財政局公共會計資料，http://www.dsf.gov.mo/Con_Pub/c_ConPub_Fs.htm。
  • 687與世界上很多事情一樣，在博彩業急速發展的過程中，收益與成本、增長與代價始終相生相伴，正面的積極作用與負面的消極影響同樣如影隨形。其消極或負面影響在經濟領域的主要表現是，博彩業急速發展衝擊了原有的業態平衡，同時，強烈的資源吸附效應使原本就短缺的土地、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更為稀缺，對澳門本地中小企業形成強大的擠壓效應，引發了企業、資本、行業之間，乃至於社會階層、社會心態的失衡與矛盾。正因此，探討急速發展的博彩業對澳門社會的影響必須站在客觀、公允的立場，否則，有可能陷入虛無與宿命，重新站回到博彩“原罪論”的立場。二、高速發展的博彩業對澳門社會的影響說到影響，在程度上，有大有小；在性質上，有好有壞；在方式上，有直接與間接；在時間上，有短期（現實）與長遠（潛在）；在領域上，有經濟領域與非經濟領域⋯⋯儘管影響的具體表現各不相同，但是，在此並不試圖建立一個評估博彩業影響的全面性框架，而是選擇從問題切入來集中考察快速發展的博彩業對澳門社會產生的影響，基於社會與經濟、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有關博彩業發展對澳門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影響同樣將會有所涉及。（一）博彩業負外部性加劇與社會成本的控制問題博彩業的負外部性是發展博彩業對社會產生的一個最直接的影響，也是社會談論最多的問題，所以，屬於一個老問題。人所共知，博彩業是一個負外部性強的產業，澳門發展博彩業同樣必須正視博彩業的負外部性問題。不過，與其他博彩區相比，澳門作為博彩旅遊的目的地，由博彩引發的巨大社會成本被周邊地區分攤了。因此，澳門發展博彩業被認為是一個理性的政策選擇。即使如此，由博彩業衍生出的社會成本不可能完全由澳門以外的地區來承擔。事實上，所有博彩業的負外部性表現，如有組織犯罪、
  • 688毒品、色情、洗黑錢、高利貸、侵犯人身財產以及病態賭徒等問題，在澳門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有研究認為，賭場顧客總數的3-6%，有病態賭博症狀。3澳門博彩經營權的開放帶動的博彩業大發展一定程度上促使博彩負外部性的程度加劇。因此，博彩業的高速發展向澳門社會提出了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如何減輕博彩業的“負外部性”、控制博彩快速增長帶來的社會成本？（二）社會結構的變化與新社會群體的體制化問題1.從人口構成來看，澳門從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或者社會上有一種說法，即“難民社會”。不過，從移民社會形成的原因看，過去的難民大多是因為周邊地區的災害或戰事等引起的，對於移民本人來說，屬於一種被動型移民，具有流動性特徵。現在情況有所不同，高速發展的博彩業對澳門社會產生的“渦輪效應”，其表現之一是對人力資源的吸附，直接導致外勞人口的增加。問題不僅在於外勞增加的速度，更重要的是由於澳門本地勞動力的短缺導致對外勞的長期依賴，從而令外勞成為長期生活於澳門的一個特殊群體，包括來自內地的勞工，也包括外來勞務工人中的菲律賓族群、越南族群等。現在的外勞數量已達6萬人規模，佔全部勞動人口的1/5。待在建的所有賭場及相關酒店等配套設施投入營業，外勞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至10萬人，佔澳門勞動人口的比例相應地擴大到1/3或2/5，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該群體的特點：（1）長期化；（2）規模化；（3）體制外。由於他們長期生活在澳門的管治體制之外，屬於邊緣化群體，如果無事則罷，一旦有事4對社會秩序的衝擊將難以估計與想像。因此，外勞群體的大規模湧入，從其本身看，就產生一個如何適應本地生活問題。而從澳門社會看，同樣有一個如何管理與服務的問–––––––––––––––3.轉引自王五一：“澳門博彩業大發展中的幾個問題”，《澳門研究》總第26期，2005年2月，第47頁。4.例如，美國的非法移民大遊行與法國的新移民騷亂。其教訓是：高福利、高工資是吸引外勞與移民的主要誘因，可是，移民來了，卻不被體制接受，非常容易引起心理失衡，發生衝突。
  • 689題，即如何令現有體制設計考慮到龐大外勞群體的存在，而不是假裝視而不見。可否考慮成立一個專門性的外來人口管理局（或外地勞工事務處）來與該群體溝通或行使相應的管理職能？2.從職業構成看，博彩業本身是一個勞動較為密集的行業，其急速擴容造就了博彩從業人員隊伍的擴大。統計資料顯示，至2006年8月下旬全澳就業人口為290316人。其中，有19.8%（約1/5）從事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按職業統計，以文員（包括賭場荷官、巡場、投注員等）佔22.9%，為澳門第一規模的職業群體，較2001年增長4.4%。5可以相信，該職業群體仍將繼續膨脹。有預計，博彩從業人員佔澳門勞動人口的比例將達到1/2。同樣是一個規模龐大的職業群體。對於澳門來說，儘管博彩從業人員群體並非甚麼新職業群，但是，該職業群體卻有著不同於其他職業的性質與特點，比如工作方式的輪班制。而澳門現在的政府與社會運行方式尚未能充分考慮該職業群體的需求，可是，不難設想，當該職業群體已經壯大到佔全部就業人口的1/2時，難道還可以不理會他們需求的特殊性嗎？比如，政府與社會服務部門的時間安排是否應根據受服務對象的需求作出調整？再比如，銀行服務、巴士服務等是否應該充分考慮該龐大職業群體的需求？與這些生活性需求相比，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與社會如何建立與該職業群體的溝通聯繫以滿足他們的非生活性需求，如政治性或其他利益性需求。3.從階層結構看，研究政治學、社會學的學者認為，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器，也是判別社會健康、優質與否的顯著標誌之一。正因此，一些學者呼喚培育澳門的中產階級。自從博彩業開放以來，大量的人群入職賭場荷官等高收入職業，並迅速致富。從收入上看，一個財富中產化的階層正在澳門崛起。可是，面對崛起於澳門的新中產階層，社會非但未能消除疑慮，反而加重了擔心。何故？因為僅有收入或財富上的中產化，沒有素質上的中產化，還不是真正意義上中產階–––––––––––––––5.《2006中期人口統計資料》，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參見http://www.dsec.gov.mo/c_index.html。
  • 690層，或者說是“偽中產階層”，是富裕的貧困族群。社會上存在著這樣的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長遠看，非但難以成為社會的穩定器，反而有可能成為社會動盪的潛在因素。眾所周知，包括荷官在內的中下層博彩從業人員的崗位特點是單一的低技能要求，在能力與技術要求上，屬於入職門檻極低的職業。受現時的政府政策保護（荷官不允許輸入外勞）與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影響，該職業的勞動力價格嚴重背離了其價值。如果一旦澳門的博彩業發展極限來臨或受某種不確定因素影響（如內地收緊居民往來澳門的簽證），首先受衝擊的將是技能單一、技術含量低的崗位，相對來說，這批失業群體的再就業將面臨更多困難。屆時，這些原本在收入上的中產階層將成為引發社會動盪的重要力量。可見，對於政府與社會來說，如何將在收入或財富上的中產階層轉化為知識、素質與社會地位與職業聲望上的真正的中產階層，即，使澳門的中產階層真實化，無疑將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否則，始終是一個社會隱憂。博彩業高速發展引起的澳門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體制外的外勞移民群體、邊緣態的博彩職業群體與虛假的中產階層在澳門同時出現，並迅速規模化。如此龐大的社會群體，若任由其長期存在於管治結構之外，或有意無意地令其處於被忽略的地位，終究會引發嚴重社會問題的。（三）收入分化、分配失衡與經濟成果的社會分享問題提到賭權開放以來的博彩業及其推動的澳門經濟增長，一般會以總量性的博彩業產出與GDP成長作為衡量依據。應該說，以總量指標作衡量依據，本身並沒有甚麼不對，問題在於它似乎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總量掩蓋結構的認識誤區。如果以含博彩業產出在內來計算澳門人均產出，並以此推導澳門人均社會福利的指標，很容易出現誤導。因為博彩業雖然能夠迅速地實現社會財富的轉移，但其他行業或一般社會成員很難較快地從博彩業繁榮中受惠。所以，觀察和分析澳門居民的收入問題，不能籠統地將人均GDP作為依據，還應該看到扣除博彩業產出以後的人均收入。
  • 691事實上，博彩業的高速發展確實形成了新的社會收入分化，以及社會貧富不均與機會不等。據有關資料顯示，博彩業員工的收入遠高於就業人口的收入中位數，以行業看，博彩業員工的收入是製造業的3至4倍6。也就是說，只有進入該行業的人才能有高收入，其他行業的人並不能夠從中獲得即時收益。同時，雖然因博彩稅收的增長而令政府財政收入猛增，但是，以財政為槓杆的社會財富分配與擴散效應短時間內很難達到社會期望的水準。實際上，部分社會弱勢群體不但未能分享博彩業發展的成果，甚至因通脹等因素而導致實際生活水準下降，未見其利，反見其害。社會分配的失衡，貧富差距的拉大，引起了部分居民一定程度的不滿，並反過來對經濟發展起到了某種妨礙作用。例如，由於居民未能從其他管道受惠於經濟增長，他們就會盯緊新增的就業崗位上。一些得不到理想就業崗位的居民很容易成為引進外勞政策的積極反對者。否則，很難理解為何世界上許多國家與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與勞動力供給不足時都會積極引入外勞，可很少會像澳門如此地招人反對與過度敏感。因此，面對博彩引領的經濟高速增長與居民生活水準提高不同步的現象，政府確實需要考慮如何將博彩業發展的“累積效應”轉化為惠及社會一般民眾的“滲漏效應”？現在社會上出現要求政府增加福利投放的呼聲也是很自然的，政府如何主動地加大社會福利建設以回應民眾的民生訴求，同樣是一個問題。（四）社會環境的劇烈變化與法制建設的嚴重滯後問題。現在經常會聽到一個詞，即社會深層次矛盾。究竟甚麼是澳門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各有說法，未見詳解。在我看來，其中之一就是特區政府成立後，特別是博彩業開放以來，澳門的社會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而作為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工具——法律卻跟不上時代的發展，出現嚴重滯後的問題。–––––––––––––––6.參見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人力資源需求及薪酬調查，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html/c_employment.html。
  • 692眾所周知，社會發展離不開法律保障。而實際上，回歸前的澳門在澳葡政府治理下是一個法制不健全的社會。博彩經營權開放後，澳門經濟社會發生劇變，對法律保障的旺盛需求更加凸顯了法律建設的滯後與不適，不但表現在博彩業的監管上，而且其他領域內同樣存在法律滯後問題，因此，加快法律改革與健全完善法律的呼聲此伏彼起。具體到博彩業的立法與監管，一般而言，世界上其他博彩經濟區博彩業發展與法律建設的邏輯是，先有立法，後有博彩業——政府通過博彩合法化法律的同時，制訂相應的博彩監管法規。當然，其後也會有一些相應的法律上的補充和完善工作，但基本邏輯是先有法律後有產業，所以有學者說，博彩業的命運是由政府的政策決定的。而澳門博彩業發展與相應的法律建設的邏輯基本上是反過來的：先有博彩業，後有相應的法律建設。7所以，才會出現本屬政府掌握的博彩經營牌照資源卻變成私人博彩公司轉賣牟利的工具，以及“十六歲少女贏巨獎”的金沙風波等事件。其實，較之於博彩法律來說，其他領域法律過時與法律空白的現象也同樣存在。如，《城市規劃法》的付闕，還有《政府賠償法》，甚至“工會法”都缺乏。還有一些現行法律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如“土地法”，甚至“選舉法”、“社團法”。所以，每屆立法會議員選舉都會因法律規範缺漏而產生賄選問題，廉政公署的檢討報告甚至專門就此提出改革意見8。誠然，法律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會遇到人才、語言等問題，但是，現在法改之所以緩慢，與社會期望有很大距離，根本原因不在於政府的法律部門太少又或澳門法律人才不足，而在於從現有法律中獲取既得利益力量的存在。此外，還需要強調，對法律改革與政府改革的關係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現在，社會上籠統地呼籲加快政府改革與法律改革，是不–––––––––––––––7.王五一：《賭權開放的制度反思》，澳門理工學院出版，2005年。8.《澳門廉政公署2006年報》，參見http://www.ccac.org.mo/cn/intro/download/rep2006.pdf。
  • 693夠的。因為政府改革的取向是提高效率，也就是執法的效率，如果所執行的法律本身是過時的、有問題的，甚至是惡法，那麼，政府的執行效率越高就越會出問題。所以，首先是法律改革，然後才是政府改革，或者是齊頭並進。（五）社會文化、城市形象的變遷與價值重建、文化認同問題。雖說澳門的“賭城”形象由來已久，可是，過去任何時候都比不了今天如此地昭著。隨著2006年澳門博彩收益首超美國的拉斯維加斯，澳門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賭城的聲譽更是名揚天下。然而，對於生活在澳門的人來說，心裏卻不是滋味，思想上有些惘然。的確，表面上看，因為博彩業的高速發展，澳門更繁榮、更富裕了。可是，博彩業的發展同時也強化了澳門作為“賭城”的城市形象。“賭城”的城市符號與澳門人的身份期望發生一定的衝突，令生活於“賭城”中的澳門人即使收入較高，也並不感到榮耀，“一個賭城裏來的人”——面對如此的身份標識，相信大多數澳門人無法認同，無可奈何，無所適從，難免不陷入迷惘之中。在澳門“賭城”形象進一步強化的同時，社會上對賭博的認識也發生悄然變化，原來視“賭博為偏門”的觀念漸為“賭博是娛樂”的觀念所替代。博彩行業的高薪，令青年人趨之若鶩，“讀書無用”、“金錢至上”的功利化觀念流行一時，由企圖駕馭博彩風險性所勾起的風水、八卦熱日見升溫⋯⋯總之，博彩文化與博彩產業發展同時強勢進入澳門社會，以青年人為影響重點波及社會各色群體，澳門社會博彩化的趨勢越來越令人擔憂。澳門可以有博彩，但不能博彩化。此外，博彩業對外開放以來，澳門由一座不起眼的小城迅速成為國際化城市，外來資本、外來人群⋯⋯甚至外來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似乎突然間蜂湧入澳，面對一個開放的世界，澳門人原本相對封閉的心理結構一時無所適從，熟悉的處事規則與傳統的生活方式受到衝擊，社會焦慮感油然而生。正是受這樣的社會心理驅使，部分心理失衡的市民走上街頭，加入到2007年的“五‧一遊行”行列之中。所以，社會運動何以恰在此時日見頻繁，其背後同樣存在著心理動因的。
  • 694對政府與社會來說，如何進行新的城市形象塑造，以及新的價值重建來平衡與整合社會民眾心理，從而最終實現居民高收入、高福利與高素質的結合，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挑戰。除了上述社會影響外，隨著博彩經營權開放後外資的進入與博彩競爭格局的形成，以利益集團形式，利用政治滲透以及現有的政治工具，甚至背後的國家力量向特區政府施加影響從而取得競爭優勢、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活動必將越見頻繁，博彩集團政治勢力的崛起將會打破澳門原有社會政治力量之間達成的平衡狀態，從而影響到澳門社會的政治生態，管治澳門的難度同樣會越來越大。總之，博彩業高速發展給澳門社會帶來的影響，無論是微觀層次的，還是宏觀層面的，也不管是顯性的，抑或隱藏的，都是澳門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所必須面對和重視的，容不得掉以輕心。三、政府管理的轉變：功能、重點與方式可以說，現在澳門的博彩業以及整體經濟仍然處在大發展進程中，在此情況下，發展速度容易遮蔽矛盾與問題。問題的集中爆發往往是在博彩業供給規模大於需求之時。然而，對於澳門政府與社會來說，不能消極等待矛盾的尖銳化與問題的惡性化，必須展開風險預警與矛盾化解的議程。實事求是地講，博彩經營權開放後，之所以迅速拉動澳門經濟走向繁榮，其中，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尤其是“自由行”政策的作用不容低估。也就是說，中央可以支持特區政府發展博彩業，但是，中央政府不可能派人協助管理博彩業。因此，如何管理高速發展的博彩業以及由此引發的諸多社會矛盾與問題，是特區政府必須面對與承擔的課題。可以說，管理世界級的博彩業，且妥善處理大量湧現的社會問題，對成立為時並不太久且行政經驗有限的特區政府的應對能力和管制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和挑戰。特區政府職能、行政重點、行政方式、行政對象等無不面臨著新的調整與轉變。
  • 695（一）政府功能：從發動功能轉向減壓功能。一般說來，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兩種基本功能，即“發動功能”與“減壓功能”。發動功能，表現為創造經濟增長的初始條件，推動資本積累，確定“增長極”，制訂經濟計劃；減壓功能，表現為維持政局穩定，制訂各種經濟立法，並監督有效執行，解決經濟增長中出現的各種社會衝突。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政府管治能力有不同的要求。在經濟啟動階段，要求政府有較高的經濟動員能力，當經濟高速發展起來後，要求政府有減壓與平衡能力。也就是說，政府的職能範圍是隨著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有所側重的。如果說特區政府當初在發展導向下作出博彩經營權開放的決策是政府“發動功能”的運用，那麼，針對博彩經營權開放以來出現的問題，特區政府可以啟動“減壓功能”，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辦法，制訂後續政策，創設優良環境，完善監管措施，同時，用財政轉移支付的辦法去穩定社會，適時適度地增加非就業福利，保障弱勢居民群體的基本生活需要，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促進澳門居民生活質素的穩定提升。逐漸把推動經濟與社會共同發展設為目標，形成“均衡導向”的發展。（二）政策重點（領域）：從經濟領域轉向社會文化領域。與政府功能一樣，政府政策的重點也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有所側重的。如果說回歸後政府將政策的重心放在開放博彩經營權促進經濟增長與降低失業率上，那麼，從實際效果來看，無疑是成功的。然而，隨著經濟的成功啟動與快速發展，經濟、社會內部原有的資源、利益等平衡受到衝擊，各種新的社會矛盾凸顯出來，因此，政府的政策重心應該適時進行轉移，從經濟領域轉向社會文化領域，使二者並重。即使是博彩領域，同樣需要實現從以博彩發展為中心向以博彩監管為中心的政策調整。至於社會、文化領域，政府的政策應確定兩個重點：一個是社會基礎設施建設與社會福利的投放；另一個是社會主流價值的重建與城市形象的設計定位。通過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滿足經濟發展對交通、能源等需求的增長；通過對教育與社會福利的資源投放來緩解社會貧富
  • 696不均、促進社會公平與機會均等；通過對社會主流價值的重塑與城市形象的定位促進社會成員的社區歸屬與文化認同，提供積極穩定的心理預期，從而化解社會矛盾，消除心理障礙，為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三）施政對象：從僅重視澳門永久性居民向包括各種社會邊緣與弱勢群體在內的居澳民眾轉化。特區政府應該是管理居住在澳門特區境內所有的人並向他們提供服務的政府。服務優先度及多少數量是一個問題，是否提供服務是另一個問題。其實，在澳門，這已經不只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從澳門經濟發展對勞動力資源的需求看，僅靠本地勞動人口是無法滿足需求的，一個為數幾近人口1/5的外勞群體在澳門的長期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任由其長期生活在現有的社會體制之外，令其邊緣化與弱勢化，他們終究會因遭受歧視引致心理畸變或受某種政治勢力的挑動而滋生事變。果真如此，社會秩序將面臨難以修復的重創。同時，政府與社會在提供病態賭徒的防控服務時，應該將服務延伸到來澳賭博的境外人士，樹立責任政府、責任社會與責任企業的形象。至於對因博彩業高速發展而引起的澳門內部社會結構變化過程中產生的規模化博彩職業群體與虛假中產階層，同樣需要予以關注，根據其需求設計針對性的服務管道與方式，制定政策鼓勵其自我提升，從而促進中產階層的真實化，為澳門長久和諧與穩定奠定基礎。（四）管理方式：從依靠人際關係的協調轉向依靠市場與法治的管理。博彩經營權開放之前，由於實行獨家壟斷經營，政府管理面對的是一家公司，因此，可以利用威權人物的人脈關係進行協調。然而，博彩經營權開放之後，博彩經營主體多元化，由一家變成六家，雖然不能立即斷定過去的協調手段完全失效了，但是，可以肯定依靠協調是無法擺平各經營主體的利益關係了，否則，政府的協調將永遠被指
  • 697責為偏袒與不公平。因此，僅是出於管理博彩業的需要就必須轉向依靠法律的手段。同時，博彩公平競爭還需要完善的市場體系，在解決因博彩業高速發展而引起的土地、人力資源短缺問題時，市場化機制較之於行政化機制，更加能夠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增加勞動力供給。非市場化操作辦法，反而容易引發是非與矛盾。同樣，面對博彩業高速發展而引起的社會分化，政府應創建制度化管道（如社區性諮詢系統）而不是人際化的不穩定溝通與新興社會群體（階層）建立具實質性的聯繫，從而避免新興社會群體的邊緣化。
  • 698
  • 699澳門的幸運博彩和投資推廣LuísPessanha*前言我們建議論述的主題可以粗略地稱為澳門博彩法，眾所周知，博彩是一項對本地區投資和發展非常重要的經濟活動，但其大部仍然未進行科學上和學術上的論述。該主題極為豐富，不單只因為澳門的博彩業無論對澳門經濟還是在國際上都越來越重要，是本地區大量投資的來源，亦因為博彩的規範是一個真正豐富的和多樣化的範疇，那裡多個法律知識的範疇互相交叉和存在一整套與博彩相關或接觸的主題，值得成為一個儘管是簡短的䕪述的對象。因此，我們將會提供一個儘管必定是不完整的、適用於澳門博彩經營的基本規範的輪廓，即使不得不承認肯定有些問題因時機的理由，不在這裡成為研究的對象。一、概論說到澳門的投資推廣，必定要提到澳門的博彩業，作為主要僱主、本地最重要產業、地區發展的原動力和大部份本地區主要收入的來源1，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區）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佔有無可否認的特別突出的地位。任何偶爾到來的旅客，因巧合認識今天的澳門，無論停留時間有多短，肯定對博彩在這個珠江河口的小城所佔的重要性留下印象，無––––––––––––––*澳門大學法學院講師1.需要強調的是，澳門對博彩收入的依賴度不斷增加，博彩特別稅於2006年時達到澳門特區公共收入總數的76%（上年度博彩收入大約增長22%；在1999年，博彩特別稅僅構成地區收入的47%）。注意，該來自博彩收入的極高百分比的公共庫房資金，完全沒有考慮博彩業亦有對稅務產生間接的影響，因為澳門的其他稅務收入的一個實質部份肯定是來自博彩產生的財富的再分配或轉移。這樣，澳門與其他僅依賴單一範疇的產品或單一種植的經濟體面對相同的問題和風險，而且對於任何對旅遊業（或大中華區人員的變動或流動）產生的沖擊特別敏感。《行政》第二十卷，總第七十七期，2007No.3，699—729
  • 700論是好與壞的印象。首先是各賭場佔據了城市的輪廓2，其刺眼的光線在晚上照耀，其將賭客從邊境運往賭場3的眾多旅遊車充斥著公共街道，經歷了明顯的資本主義文化和基於幸運作為快樂和個人成就的救贖之道的信仰4。實際上，需要承認的是，若多年來澳門主要依靠博彩業為生，並且若從十九世紀末的中葉起本地區被稱為“東方蒙地卡羅”，從2001/2002起，美國出名的經營者進入後，澳門的博彩市場被轉稱為“東方拉斯維加斯”，進入一枝獨秀的擴張和增長階段，大量的新賭場以破紀錄的速度興建和盡快開門營業（有時儘管在已開幕的建築物的部份地方仍有工程進行5），因為基於澳門的博彩空間的高收入6，時間是〔很多〕金––––––––––––––2.近年澳門賭場的數目和面積實質上不斷增加，從2002年的11間賭場到2007年上半年的25間賭場（參看，http://www.dicj.gov.mo/PT/Estat/DadosEstat/2007/estat.htm#n5——最後登入為2007年5月19日）。但需要強調的是，博彩業近年所經歷的深度變化不僅僅是數量上的，亦是質量上的，因為博彩空間的質素由於澳門特區博彩業經營者之間的不斷競爭明顯地得到提高。3.澳門的博彩業靠的是旅遊博彩，大部份的旅客來到澳門特區僅僅是為了在本地區的娛樂場賭博。這些數目近年呈幾何級數般上升（自從個人簽註政策引入中國後）而且越來越多是來自中國大陸（在不久前，大部份的賭客來自香港）。為概括了解每年訪澳旅客的數目，2005年1月至11月的旅客總數為17,043.667，這些旅客中，55.96%來自中國大陸，29.91%來自香港和8.10%來自台灣。但2006年1月至11月的同樣期間，旅客總數增加16.38%至19,835.205，這些旅客中54.67%來自中國大陸，31.43%來自香港和6.65%來自台灣。澳門旅遊業的深層問題仍然是大部份這些旅客繼續選擇不在澳門過夜，只局限於來本地區的娛樂場賭博和立即回家（在2005年，51.83%的旅客在當日返回，48.17%在澳門過一夜；而在2006年，51.61%的旅客在當日回家，48.39%選擇在澳門過一夜）。近年旅客進入澳門的統計數據可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旅遊局網頁http://industry.macautourism.gov.mo/pt/index.php查閱——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5月19日。4.在澳門，完全可以說“致富光榮”（鄧小平）。5.現時，可以指出三個在澳門運作的大型賭場還有部分仍在建設中：（i）新葡京娛樂場；（ii）皇冠娛樂場；和（iii）金沙娛樂場。在這些項目中，博彩空間部份開放或儘管全面開放，酒店墰仍在建設中。或許亦可以在這組群中增加現正進行其部份空間改造工程（以便用其他地方來增加博彩空間）的永利娛樂場，因而，澳門的主要娛樂場都正進行工程。注意，定期進行工程，特別是中國新年前以確保農曆新年的運氣，成為文化和複雜的本地迷信的一部份，如此可以幫助解釋有時在澳門某些娛樂場看到的持續工程的現象（但不單只在娛樂場）。6最近的研究指出澳門的博彩空間的高收入必定會反映於投資資本的回報，特別是考慮到2004/2005年度澳門博彩的每桌收入據估計差不多超過拉斯維加斯博彩每桌平均
  • 701錢。因此，特別是近年，澳門特區政府的關注點不再集中於簡單地吸引外資7和推動新的投資（有很多人士有興趣進入澳門博彩市場8），轉向保證正在進行的投資項目的質量，以及潛在的新投資者還可為本地區帶來的週邊價值，尋求澳門的旅遊市場發展和成熟，不再提供單一的博彩業，轉為給予服務業、零售業、娛樂業和會議更大的比重，轉型成為集合無數服務的娛樂休閒綜合市場9，就像拉斯維加斯一樣10。––––––––––––––收入的七倍（參看，ZHENGGU/JASONZHICHENGGAO,FinancialCompetitivenessofMacauinComparisonwithOtherGamingDestinations,inUNLVGamingResearch&ReviewJournal,LasVegas,2006,Volume10,n.º2,第1-13頁）。自然地，隨著在澳門經營的賭場（和賭台）的數目的增加，該相對優勢肯定逐漸失色。7.例如，根據現行有效的投資計劃：（i）“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應該到2012年為止進行總數為澳門幣4,737,480,000.00元〔約591,698,471.07美元〕的投資（參看澳博的批給合同附件）；（ii）“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永利”）應該到2009年為止進行總數為澳門幣4,000,000,000.00元〔約499,589,208.66美元〕的投資（參看永利批給合同附件）；和（iii）“銀河娛樂股份有限公司”（“銀河”）應該到2009年為止進行總數為澳門幣8,800,000,000.00元〔約1,099,096,259.00美元〕的投資（參看銀河批給合同附件）。注意，這裡只對這三個承批人為換取每一個相應的批給在批給期間的一段時間進行的特定投資的合同責任作一簡短的引述。鑑於現時投資的高回報率，遵守該等義務並不特別是問題，因為有經濟誘因令所有承批人／轉承批人以其出資作大量投資和積極爭奪澳門博彩市場。8.國際傳媒廣泛報導澳門特區博彩毛收入最終於2006年超過拉斯維加斯，因為澳門的收入為澳門幣五百五十九億元（約六十九億五千萬美元）相對於約為六十五億至六十六億美元的收入（參看DAVIDBARBOZA,MacaoSurpassesLasVegasastheGamblingCapital,inNewYorkTimes,24deJaneirode2007;PAULDOOCEY,Asiarising,inInternationalGaming&WageringBusiness,Março2007）。儘管有人認為在該兩管轄區使用的會計標準的差別仍不能令該斷言完全確定（參看HOWARDSTUTZ,Macau’sgamingwinswells,inLasVegasReview-Journal,24deJaneirode2007）。看來確定的是，在2007年澳門特區博彩收入將肯定會實質上超過拉斯維加斯的收入。9.澳門的立法者固執地斷言，期望澳門“增長模式的轉變”和“依賴博彩業的產業結構的轉變”，以便產業結構“逐步轉變為博彩、會展、休閒、渡假、娛樂旅遊等較為多元的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體系”（參看經濟財政範疇2007年施政方針，第58頁）。儘管博彩經營者一致接受在開展其業務時不單向公眾提供博彩，但直至現在很少看見。10.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現時以一個博彩空間綜合經營的模式營運，作為磁石、誘餌或商業錨，吸引旅客或顧客隨後使用其他服務，使用經營者提供的零售和娛樂服務（稱為“integratedresorts”指賭場本身成為一個更龐大的旅遊綜合體的組成部份）。注意，拉斯維加斯被認為是一個成熟的或現代的博彩管轄區，因為已經從
  • 702二、歷史備忘澳門博彩的起源消失於時間的迷霧中11。當十六世紀初最早的葡萄牙航海者到達澳門時12，博彩已成為這個位於珠江口小漁村的社會或文化的組成部份，並迅速成為一個重要的東西方商業中心。從最早開始，本地的葡人當局表現出特別寬容13和顯示出非凡的容忍，使來自中––––––––––––––向公眾提供簡單博彩中進步，轉變為提供一籃子更廣泛的娛樂和旅遊，許多在該管轄區的經營者的大部份收入現時由該等娛樂業務而不是從賭博本身產生。這個亦是最近批准了在其境內開放兩個娛樂和博彩綜合體的新加坡所希望採納的模式。11.關於澳門漫長博彩史的入門讀物，參看InspecçãodosContratosdeJogo,OJogoemMacau,publicaçãodogovernodeMacau,Dezembro1985，第1-8頁；A.PINHO(R.D.CREMER,Editor),GamblinginMacao,inMacau:CityofCommerceandCulture,HongKong,UEAPressLtd.,1987;STEPHANIEFORMANMORIMURA,ProsperinginChina’sShadow,inInternationalGamingandWageringBusiness,Marçode1997，第82頁;DAWNR.LAROCHELLE,FiercerthanTigers:GamblinginMacao—Past,Present,Future,inGamingLawReview,Volume5,n.º5,2001,第443-450頁;ANTÓNIOKATCHI,ORegimeJurídicodaExploraçãodeJogosdeFortunaouAzaremMacau,inBoletimdaFaculdadedeDireitodaUniversidadedeMacau,AnoVII,n.º15,2003,第65-92頁;ALEXANDRED.PEREIRA,CasinoGamingLawinMacao,inLaw,RegulationsandControlIssuesoftheAsianGamingIndustry,InstitutefortheStudyofCommercialGaming,UniversityofMacau,2006,第141-155頁;JORGEA.F.GODINHO,CreditforGaminginMacau,inGamingLawReview;Volume10,n.º4,2006,第363-368頁。關於澳門博彩制度的詳情，參看澳門特別行政區博彩監察暨協調局網頁http://www.dicj.gov.mo/EN/index.ht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23日。12.JorgeAlvares，第一個到達珠江三角洲的葡萄牙航海家，約於1513年到達南中國海，但直到1553年才在澳門開始葡萄牙的商業活動和直到1557年中華帝國官方才正式批准在澳門設立一個永久的商業點（當葡萄牙人協助消滅某些騷擾南中國沿海的海盜後）。澳門位於海上商業航線的戰略性地點，在大發現時，該航線經過果亞（位於印度，葡萄牙王國在東南亞的首府），通過馬六甲（位於馬來西亞，作為其中一個主要海上商業和運輸國際港口的重要性，逐漸由新加坡所代替——正如香港取代澳門作為中國主要商業港口一樣），通往長崎（在1641至1858年間日本唯一向外開放的商業港口和面向世界的窗口）和廣州（可以進入廣東和中國重要的絲綢市場）。澳門當時是該延伸於歐亞之間海上古老“絲路”的重要連接點，亦在東南亞和中國本身傳播福音的嘗試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眾所周知，有時商業和宗教處於矛盾中），儘管在中國最早傳播福音的嘗試沒有甚麼影響，但主要進行了文化、技術和科學的交流（特別是在天文學、醫學、物理學、數學和美術範疇），而中華帝國的宮廷應是主要的受益人。13.關於澳門漫長歷史中本地區政府所享有的高度自治和受到的明顯限制涉及面更廣的讀物，參閱RODERICHPTAK,PortugalinChina,KlemmerberVerlagBadBoll,
  • 703國或亞洲其他國家的本地人民在沒有特別限制下參與幸運博彩，只要公共秩序不被擾亂14。在博彩問題上葡國飛地政府第一次官方規範和重要干預僅在香港被英國皇冠取得後才得以實現15，因為歐洲商人與中國進行的有利可圖的生意大部份是透過澳門（和廣州，那裡歐洲商人參與商業活動，但不獲中國當局批准定居）進行的，迅速轉移到香港（那裡深水港提供更優良的航海條件）後對澳門的經濟產生了毀滅性的後果16。在這個最艱難的時刻，本地政府被迫尋找其他的公共收入來源，因而選擇博彩合法––––––––––––––1980;SUSANJ.HENDERS,Sowhatifit’snotagamble?Post-WestphalianpoliticsinMacau,inPacificAffairs,Outuno2001,Volume74,n.º3,第346-347頁;LEONORDESEABRA,AEmbaixadaaoSiãodePedroVazdeSiqueira(1648-1686),InstitutoPortuguêsdoOriente,2004;ISABELAUGUSTATAVARESMOURÃO,PortuguesesemTerrasdoDai-Viêt(CochinchinaeTunkim)1615-1660,InstitutoPortuguêsdoOriente,2005;KENNETHMAXWELL,Macao–TheShadowLand,inWorldPolicyJournal,Volume16,n.º4,Inverno1999/2000,第73-95頁;FRANS-PAULVANDERPUTTEN,Representativegovernmentandtheinvestmentdevelopmentpath:Macao'scoloniallegacy,inPortugueseJournalofSocialScience,Volume3,n.º3,2004,第175-190頁;RICHARDLOUISEDMONDS,Macau:Past,presentandfuture,inAsianAffairs,Volume24,n.º1,Fevereiro1993,第3-13頁;ANTÓNIOMANUELAHESPANHA,PanoramadaHistóriaInstitucionaleJurídicadeMacau,FundaçãoMacau,1995,第54-68頁和在第81-91頁引述的大量書目;FOKKAICHEONG,EstudossobreaInstalaçãodosPortuguesesemMacau,Gradiva,1996。有人尖刻地提出，對博彩的特別容忍至少亦有部份來自於本地當局明顯的貪污，參看JONATHANPORTER,Macau–TheImaginaryCity,WestviewPress,1996,第95-96頁和第148頁。14.可以找到自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澳門博彩的某些零星的描述，正如於1742至1745年間在澳門的方濟各會神父JosédeMariadeJesus的著名作品所埋怨一樣，當時在澳門充滿“游蕩、盜竊、騙局、賭博、醉酒、胡鬧、欺詐、謀殺和其他類似的惡習”，參看B.OKULEY/F.KING-POOLE,Gambler’sGuidetoMacao,SCMP,1979,第5頁，附註2。15.眾所周知，由於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於1842年香港島的主權移交予英國，根據於1842年8月29日簽署的南京條約，香港島歸於英國皇冠之下，因而產生今日的香港。16.香港的建立對澳門本地經濟毀滅性後果的更廣泛讀物，參看C.A.MONTALTODEJESUS,MacauHistórico,FundaçãoOriente,1926,第251-259頁;GEOFFREYC.GUNN,EncounteringMacau:APortugueseCity-StateonthePeripheryofChina,1557-1999,WestviewPress,1996和在那裡引述的豐富的書目。
  • 704化（和徵稅），以增加本地區微薄的財政收入17。因此，可以說博彩的合法化從此被認為是在這惶恐時刻支持澳門經濟和財政需要的一件必須的壞事（和肯定不是唯一的）18。––––––––––––––17.注意，娛樂場博彩在葡國直到二十世紀初仍被禁止，1927年12月3日第14643號國令最後批准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儘管之前已經有公共彩票（第一次葡萄牙皇家彩票看來應在1688年根據1688年5月4日皇室制誥出售）或慈善目的的彩票（從1720年開始由里斯本仁慈堂經營，現時仍繼續擁有葡萄牙彩票的壟斷）。這種抗拒批准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但同時合法化其他博彩類型的做法並不是不常見的並且在無數其他管轄區中出現。葡萄牙立法者在當時表達的意見是，為了打擊非法賭博和吸引遊客和國際投資，娛樂場博彩有需要合法化。需要留意的趣事是，澳門的法律系統批准經營娛樂場博彩比葡萄牙發生同樣事情早了很多，在那裡以保護道德、文化和宗教價值為名，認為博彩是倫理上和社會上應譴責的。關於葡萄牙博彩批給詳情，參看FREITASDOAMARAL,OCasoTamariz–EstudodeJurisprudênciaCrítica,inODireito,Ano96,n.os3e4,1964;OLIVEIRAASCENSÃO/MENEZESCORDEIRO,DasConcessõesdeZonasdeJogo,inRevistadeDireitoPúblico,AnnumII,n.º3,1988,第53和後續頁;MOTAPINTO/PINTOMONTEIRO/CALVÃODASILVA,JogoeAposta,EdiçãodaSantaCasadaMisericórdia,1982;PIRESDELIMA/ANTUNESVARELA,CódigoCivilAnotado,VolumeII,4.ªEdiçãoRevistaeActualizada,CoimbraEditora,1997,第926-930頁;SÉRGIOVASQUES,OsImpostosdoPecado,Almedina,1999,第150-163頁;PEDROGONÇALVES,AConcessãodeServiçosPúblicos,Coimbra,1999,第95-97頁;FREITASDOAMARAL/LINOTORGAL,EstudossobreConcessões,Almedina,2002,第529-574頁;FREITASDOAMARAL/LINOTORGAL,CursodeDireitoAdministrativo,VolumeII,Almedina,2001,第545-550頁;RUIPINTODUARTE,JogoeDireito,inThemis,AnoII,n.º3,2001第69-93頁;JORGEBACELARGOUVEIA(Org.),EstudosdeDireitoPúblico,Almedina,2003;PAULAQUINTAS,DireitodoTurismo,Almedina,2003;JANUÁRIOPINHEIRO,LeidoJogo–AnotadaeComentada,Almedina,2006。18.經常有很多的引述，關於中國的經濟發展逐漸形成不僅有無數金融精英的階層，亦逐漸在南中國出現一個富有的中產階層，他們可以將澳門作為一個優先的旅遊目的地，因為據估計澳門僅距離約十億潛在的中國旅客三個小時的機程。澳門的博彩業和經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澳門繼續是中國唯一可以提供娛樂場幸運博彩的管轄區。儘管該獨家博彩可以比想像中狹窄，除了在中國大陸完全鏟除非法博彩有明顯的困難外（那裡定期會進行反地下博彩的運動），無論在中國大陸或香港特別行政區都向公眾提供多種金錢博彩（特別是彩票、運動博彩和相類似的博彩；為了不提及香港作為“賭船”的重要港口的事實）。最重要的問題是有無數聲音擁護在香港進行娛樂場幸運博彩合法化，這方面的建議書以罕見的頻率重複出現（例如參看Passingthedeal,inMacauBusiness,2006年12月；位於http://www.macaubusiness.co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5日）。關於澳門與香港以及澳門主權移交後與南中國地區的經濟互相依賴關係，參看JEANA.BERLIE,Macau’soverviewattheturnofthecentury,inAmericanAsianReview,
  • 705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葉19已經有超過二百間番攤館20在澳門運作，儘管直到十九世紀末，澳門的博彩業才開始對本地區的財政提供顯著的貢獻。在1930年，澳門的第一個幸運博彩專營權批予以霍芝庭為首的“豪興公司”，迅速為本地博彩業引入更大動力（例如，在1932年賽狗互相博彩引入澳門，帶來合成的成果）。然而，在1937年娛樂場博彩的專營權批予傅德榕和高可寧為首的“泰興公司”，引入了無數新的西式玩法（特別是百家樂——現時澳門長久以來最受歡迎的玩法）。當“泰興”的博彩批給於1961年12月31日到期後，當時的澳門政府決定在本地區舉行一次新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專營批給的公開競投。歷史再一次重複，當時博彩承批人不獲延續其娛樂場幸運博彩的批給，而政府決定將該批給批予一間由地區知名人士葉漢、葉得利、何鴻燊和霍英東組成的新公司，期望該等人士為發展本地博彩業進行重要投資。在1962年，該新承批公司組成並取名為“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澳娛）21，這家新的專營公司在往後的四十多年時間裡控制了澳門的博––––––––––––––VolumeXVIII,n.º4,2000,第25-68頁；MARIALUISADeMELLOBRAGANÇAJALLES,ChangingTimesShapeMacauSAR,DissertaçãodeMestradoemEstudosEuropeus,InstitutodeEstudosEuropeusdeMacau,2001,第381-495頁；BILLK.P.CHOU,InterestGroupPoliticsinMacauafterHandover,in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Volume14,n.º43,Maio2005,第191-206頁。19.有時碰到零星的引述，澳門賭博的第一次合法化應在1847年，而其他作者認為賭博的第一次合法化於1850年發生。由於1847年至1850年期間極大的社會不穩定和對本地區葡國管治當局特別棘手，因為這時總督阿馬留為加強葡國對澳門的佔據命令關閉中國海關（Hopus）和驅逐相關的帝國公務員（稱為“mandarins”），最後因報復而被謀殺。有一項還是1849年1月１日的引述，阿馬留總督命令向在公共道路賭博的人施以罰款，而到1849年12月22日第一個番攤賭牌才正式發出，參看BEATRIZBASTODASILVA,CronologiadaHistóriadeMacau,Volume3,DirecçãodosServiçosdeEducaçãoeJuventude,1995,第125和129-130頁。儘管對這點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肯定的是博彩合法化是由於香港被英國皇冠發展成為國際商業港口對澳門經濟所產生的毀滅性的後果，導致需要為本地區庫房尋找另外的收入（透過對博彩徵稅，其他的方式被認為不太值得推薦）。20.“番攤”是最古老的中國賭博方式（單詞“fantaneiro”，番攤博彩人，在澳門方言中很古老）和“牌九”都是本地居民中很受歡迎的，甚至在澳門博彩合法化之前。21.澳娛於1962年1月以臨時流動賭場的開幕開始經營，但是，很奇怪，集團的第一項大型工程為位於里斯本的愛都娛樂場（於1963年，現時由EstorilSol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為葡萄牙最古老的賭場和歐洲最大的賭場。之後，同樣在1963年，
  • 706彩市場。實際上，澳娛不單只控制了地方經濟，亦對整個澳門社會產生了無可否認的影響（經常有人提到澳娛“是澳門的主人”），在現時仍可以明顯地感覺到部份。在數十年長的時間裏，不斷討論開放澳門博彩市場的需要和時機並結束之前的娛樂場幸運博彩專營。專營經常被批評為欠缺效率和創新，因為有影響力的專營承批人被認為沒有適時進行為完全發展本地博彩市場所需的巨大的投資。在1986年，澳門的立法者已經規定增加經營者到三個的可能性﹝參看經9月22日第10/86/M號法律修改的3月29日第6/82/M號法律（“第6/82/M號法律”）22﹞,儘管當時的澳門政府最後選擇延續之前由澳娛獲得的娛樂場幸運博彩專營批給，因此，僅決定將博彩批給再一次批予傳統承批人。僅當葡國將澳門的主權移交中國和於1999年建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重大歷史時刻之後，開放本地博彩市場和結束澳娛專營權的政治願望才最後得以實現，國際知名的新經營者才有機會進入澳門的博彩市場。因而，於2001年，當給予澳娛的最後的博彩批給屆滿後，才決定為批出不是一個，而是三個娛樂場博彩批給進行公開的公共競投，而澳門博彩業的現代正式開始。23經過一漫長和複雜的國際公開競投後24，從差不多全世界收到大量的關於這範疇的建議書，某些極具競爭力，經分析和評估後25，最後向––––––––––––––金碧娛場開幕，並於1964年著名的葡京娛樂場第一期終於開始營業，兩賭場都位於澳門。22.規定根據“特別准照制度”，“批給的最多數目為三個”（參看第6/82/M號法律第五條第二款）並且“每一特別准照”應“與劃定的地理區相符”（參看第6/82/M號法律第五條第三款）。明顯地，澳門立法者考慮向“澳門市”發出其中一個這樣的特別准照（參看第6/82/M號法律第五條第四款），這樣暗示兩個其他特別准照有可能相應地批予︖仔島和路環島。23.關於澳娛在其澳門博彩的專營期限的最後歷程的生動摘要，參看DAWNR.LAROCHELLE,FiercerthanTigers:GamblinginMacao—Past,Present,Future,inGamingLawReview,Volume5,n.º5,2001,第443-450頁。24.2001/2002年的公開競投由一個極為複雜、緩慢和嚴格的法律制度所規範，以確保批出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根據經過12月31日第34/2001號行政法規和3月26日第4/2002號行政法規修改後的2001年10月29日第26/2001號行政法規（“第26/2001號行政法規”）的規定，在有潛力的競投者當中，選出三個有足夠的適當資格和財力作為經營其中一個娛樂場幸運博彩批給和為此而進行的
  • 707三個目前正在澳門經營的承批人批出三個新的娛樂場幸運博彩批給26。因此，2001/2002公開競投的結果是，“澳博”27，“永利”28和“銀河29／威尼斯人30”因為遞交了最好的競投建議書而獲選，因而獲批予公開競投––––––––––––––大量必須的財務投資的候選人。關於批出現時的娛樂場博彩批給的公開競投法律制度的入門讀物，參看ANTÓNIOKATCHI,ORegimeJurídicodaExploraçãodeJogosdeFortunaouAzaremMacau,inBoletimdaFaculdadedeDireitodaUniversidadedeMacau,AnoVII,n.º15,2003,第65-92頁。25.經營博彩批給的競投者的適當資格（參看第26/2001號行政法規第六條）、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批給的財力（參看第26/2001號行政法規第十七條）和競投者提交的投資建議的技術質量和可持續性，由一個“競投委員會”小心研究和進行評估，接著發出一個具說明理由的報告書，推薦哪三個建議書值得被視為勝出（參看第26/2001號行政法規第四十四條和2002年2月11日第26/2002號行政長官批示）作為行政長官判出批給之用（參看9月24日第16/2001號法律第十一條第一款）。26.嚴格地說，澳門的博彩市場從單一承批人的專營情況過渡到只一小撮可以合法提供娛樂場幸運博彩的經營者的寡頭壟斷。詳情參看RICARDOC.S.SIU,EvolutionofMacao’sCasinoIndustryfromMonopolytoOligopoly:SocialandEconomicReconsideration,inJournalofEconomicIssues,Dezembro2006,Volume40,n.º4,第967-990頁。27.“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關於該承批人的詳細資料，請查閱澳門印務局網頁（參看http://pt.io.gov.mo/Priv/record/100202.aspx——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和博彩監察暨協調局博彩業年報（參看http://www.dicj.gov.mo/PT/index.ht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28.“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永利”）。關於該承批人的詳細資料，請查閱澳門永利的網頁（參看http://www.wynnmacau.com/index.jsp——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澳門印務局網頁（參看http://pt.io.gov.mo/Priv/record/100190.aspx——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和博彩監察暨協調局博彩業年報（參看http://www.dicj.gov.mo/PT/index.ht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澳門永利由永利渡假村有限公司持有（參看http://www.wynnresorts.co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為一在納斯達克買賣的公司（參看http://www.nasdaq.co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29.“銀河娛樂股份有限公司”（“銀河”）。關於該承批人的詳細資料，請查閱銀河網頁（參看http://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en/——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澳門印務局網頁（參看http://pt.io.gov.mo/Priv/record/100176.aspx——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和博彩監察暨協調局博彩業年報（參看http://www.dicj.gov.mo/PT/index.ht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銀河由嘉華集團部份持有（參看http://www.kwah.co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為一在香港交易所買的公司（參看http://www.hkex.com.hk/index.ht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30.“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威尼斯人”）。關於該轉承批人的詳細資料，請查閱金沙娛樂場網頁（參看http://www.sands.com.mo/——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
  • 708的三個博彩批給中的一個。之後，特區政府允許由“銀河／威尼斯人”組成的得勝財團分開，成為一個承批人（“銀河”）和一個新的轉承批人（“威尼斯人”）。為其餘兩個承批人（澳博和永利）亦可以相應地選擇一個新的轉承批人開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先例。結果，從這個意想不到的機會得到好處，這兩個承批人迅速向有興趣進入澳門博彩市場的富有第三者協議出讓“其”轉批給31。在2005年，澳博協議以支付二億美元出讓其轉批給予“澳門美高梅金殿”32，而在2006年，永利協議以九億美元出讓其轉批給予財團“新濠博亞”33。因此，我們已經描繪了導致現時有––––––––––––––3月15日），澳門印務局網頁（參看http://pt.io.gov.mo/Priv/record/100222.aspx——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和博彩監察暨協調局博彩業年報（參看http://www.dicj.gov.mo/PT/index.ht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澳門威尼斯人由拉斯維加斯金沙公司持有（參看http://www.lasvegassands.co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為一在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買賣的公司（參看http://www.nyse.com/home.html——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31.博彩准入系統的結構嚴重限制經營者的數目，造成有很多潛在的有興趣者不能進入澳門博彩市場，如有需要他們願意交付一大筆准入溢價金。這樣暗示澳門特區政府准許承批人將這些第三者為換取進入澳門博彩市場願意交付的金錢裝進錢包（澳門政府只限於核對由這種形式所選出的潛在轉承批人的適當資格和財力）。32.“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澳門美高梅金殿”）。澳門美高梅金殿來自美國經營者美高梅夢幻和澳門博彩業名人何鴻燊的女兒何超瓊的合營公司（各方佔澳門美高梅50%的出資），關於該新轉承批人的詳細資料，可以查閱美高梅夢幻的網頁（http://www.mgmmirage.co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該公司在本文的日期仍未開始經營。再者澳門美高梅金殿的帳目年度報告已經可在博彩監察暨協調局網頁查閱（參看http://www.dicj.gov.mo/PT/index.ht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23日）。33.原先，“新濠博亞娛樂（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但從2006年10月起名稱改為“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新濠博亞”）。該轉承批人由澳門博彩業名人何鴻燊的兒子何猶龍管理，關於其詳細資料，請查閱新濠博亞網頁（參看，http://www.melco.hk.cn/eng/gaming.php——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澳門印務局網頁（參看http://pt.io.gov.mo/Priv/record/100320.aspx——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和博彩監察暨協調局博彩業年報（參看，http://www.dicj.gov.mo/PT/index.ht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新濠博亞為Melco（澳門其中一間歷史悠久的公司，原先在1910年設立時稱為澳門電力有限公司，向澳門提供電力，後來稱為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現時由信德控股有限公司（信德）控股，為澳門娛樂的聯營公司）和Publishing&BroadcastingLimited﹝“PBL”（其中一個澳洲最大的博彩經營者和“媒體”（包括內容推廣、電視廣播和傳媒）經營者（參看http://www.pbl.com.au/——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在澳洲證券交易所買賣（參看http://www.asx.com.au/——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3月15日）﹞以相同股份組成的合資公司。
  • 709六個承批人／轉承批人獲准在澳門娛樂場博彩市場經營的歷史情景的簡單輪廓，並且所有資料都指出，儘管並不缺少有潛力的投資者有興趣參與正在明顯地轉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彩市場，至少至2009年34，這甚至可能是歷史的終結35。三、一般框架與根據到目前為止所述可能會產生的想法相反，澳門的博彩業並不僅僅是在娛樂場向公眾提供幸運博彩36，嚴格上說，在澳門特區有其他博彩經營專營批給，關於：（i）經營體育博彩（取決於足球或籃球博彩的結果）；（ii）經營賽馬互相博彩；（iii）經營賽狗互相博彩；和（iv）經營中國傳統彩票37。––––––––––––––34.所有資料都指出到2009年底舉行下一屆的澳門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參看澳門特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款）為止，在澳門經營的承批人／轉承批人的數目維持現狀。35.此為對FRANCISFUKUYAMA1992年的出名的作品OFimdaHistóriaeoÚltimoHomem的暗喻。關於澳門博彩歷史的詳情，請查閱博彩監察暨協調局網頁（參看http://www.dicj.gov.mo/PT/index.ht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5月17日）。36.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的困難為只是在澳門多種類型的金錢博彩批給中其中一種，因為娛樂場博彩承批人不能提供由其他批給所經營或〔對其保留〕的博彩種類或類型。這樣，博彩的商業獨家經營因而不單只對任何未獲批准經營相關業務的第三人（第16/2001號法律第三條第一款），亦內部對各承批人可以合法經營的各博彩相關的批給有效（第16/2001號法律第三條第六款）。注意，即使在批給的相應範圍內，博彩的類型或種類只可以由相應的承批人根據適用於每一博彩的規範詳細規定的規則（由政府透過博彩監察暨協調局核准和定期更新）向公眾提供，不能自由引入新的、未經適當規範和核准的博彩方法提供予公眾（自然地，這樣希望保證博彩的規則公平、投注者的成功概率合理和博彩市場有透明度）。娛樂場博彩批給僅可以提供桌上博彩（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三條第三款和第四款），可以在博彩監察暨協調局的官方網頁查閱桌上博彩規章（參看http://www.dicj.gov.mo/PT/index.ht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5月17日），或“依據法律規定，電動或機動博彩機，包括“角子機”之博彩“（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三條第八款）（仍然缺少博彩機器營運的規範）。37.必須要強調在澳門還未有一個“互動博彩”的批給〔通常稱為“在線賭場”或“在線博彩”〕（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也沒有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包括一個互動博彩經營批給（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四條第一款），無論是透過互聯網或任何其他遙遠通訊方式。所有都好像指出，一個互動幸運博彩經營的獨立批給會適時地批出（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四條第二款）。儘管現時互動博彩市場正經歷一個國際性的極大的不確定時期（某些管轄區特別激烈的手段進行壓制-領頭的是美國——希望禁止以互聯網向其國民提供賭博）。
  • 710然而，現時絕大多數澳門特區的博彩毛收入（因此所獲得的稅收）由娛樂場幸運博彩批給經營所得，儘管澳門的博彩市場正在經歷巨大的擴張，很多時候，其他博彩批給的經濟重要性38幾乎被邊緣化而其財政可行性沒有被完全確保（特別是澳門賽馬會的延續有時會被質疑）。表12000至2007年間入帳的博彩毛收入39：博彩種類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第1季度）幸運博彩15,87818,10921,54627,84940,18744,72554,99817,878賽狗9294767484676717賽馬7588235391,0031,56663643787中式彩票54435772即發彩票1.191.440.830.070.030.030.030.01足球博彩34248662249642932331765籃球博彩-24545035435818總數17,07619,54122,84329,47642,30645,80055,88418,067（數目以百萬澳門元計；現時澳門幣1元=0.12美元）對上述資料的任何輕鬆閱讀顯示出在2006年（最後年度），娛樂場博彩收入明顯產生澳門博彩總收入的98.52%。亦需要提出，在2006年約65.5%的娛樂場博彩收入由“貴賓”廳（特別博彩廳）產生40。––––––––––––––38.需要記住，在大中華區的博彩範疇，澳門特區只是擁有娛樂場幸運博彩的真正獨家經營，而不是其他種類的向公眾開放的金錢博彩，該等種類受到來自中國其他管轄區的激烈競爭，特別是香港（即是在那裡提供的互相博彩、運動博彩和彩票）。39.現時為關於澳門博彩業最新的統計數據，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博彩監察暨協調局網頁查閱（參看http://www.dicj.gov.mo/PT/Estat/DadosEstat/2007/estat.htm#n1——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5月17日）。40.嚴格上說，經營幸運博彩的收入的最大份額由娛樂場的“貴賓”博彩廳所產生，那裡最富有的賭客被吸引將大量財富壓在撲克的運氣上（一般上，博彩的首選為百家樂）。“貴賓百家樂”所產生的毛收入在2000年相應於10,790；在2001年相應於12,755；在2002年相應於15,864和在2003年相應於21,532；在2004年相應於
  • 711以圓形分析圖看2006年獲得的博彩收入：圖1這樣解釋了為甚麼也在我們這篇簡短的文章選擇以娛樂場幸運博彩批給為議題，放棄更廣泛提及其他博彩批給，不理會我們將要提及的娛樂場博彩規範與適用於其他博彩批給的規範有明顯的類似之處（儘––––––––––––––28,916；在2005年相應於28,023；在2006年相應於35,711；和在2007年上半年11,653（百萬澳門元）。澳門特別行政區博彩監察暨協調局官方網頁的統計資料（參看http://www.dicj.gov.mo/PT/Estat/DadosEstat/2007/estat.htm#n1）。儘管平民市場的重要性正在增長，因為承批人／轉承批人開始提供足夠大的博彩空間以便接待數目龐大的小賭客（甚至有人認為平民市場潛在贏利更高，因為“貴賓”廳的賭客接受慷慨的回報和服務，作為在一特定賭場賭博的誘餌，這樣減少了邊際利潤或可能相當地減少每張賭台的平均收入）。
  • 712管娛樂場博彩批給規範的複雜性明顯增加，因為其餘的批給主要由相應的批給合同所規範）。四、憲制經常會碰到澳門特區基本法41賦予澳門特區“高度自治”和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獨立的司法權（參看澳門特區基本法第二條、第十二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和第十九條）42的提述。現行有效的法律制度遵照延續性原則，令到澳門主權從葡萄牙轉移到中國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不變（參看澳門特區基本法第五條、第八條和第十八條）。或者私有財產權得到法律保護（參看澳門特區基本法第六條、第七條和第一百零三條），並且澳門市民享有一組相對廣泛的基本權利（參看澳門特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至第四十三條），承認財貨和資金的自由流動，自然亦包括“其進出特區”（參看澳門特區基本法第一百零九條和第一百一十一條）。對澳門現時的憲制制度可以說得更多，但為了本文的效力，提出澳門特區基本法明確提及“企業所有權和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仍是特別重要（參看澳門特區基本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三段），突顯出對保障外來投資者權益不斷增加的關注，他們經常在本地區的繁榮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樣相關的提述是澳門特區“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參看澳門特區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條）。這樣明示地43將旅遊業置於區域自治的範疇，自然包括訂定澳––––––––––––––41.澳門特區基本法主要源於1987年4月13日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按照“一國兩制”原則（鄧小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核准。更詳細的敘述，參看澳門特區基本法序言；IEONGWANCHONG(traduçãoVIVIANTANetal.),AnotaçõesàLeiBásicadaRAEM,AssociaçãodeDivulgaçãodaLeiBásicadeMacau,2005;IEONGWANCHONG,IEONGSAOLENG,etal.,“OneCountry,TwoSystems”andtheMacaoSAR,CentreforMacauStudiesUniversityofMacau,2004;和MANTÓNIOKATCHI,AsFontesdoDireitodeMacau,FaculdadedeDireitodaUniversidadedeMacau,2006。42.澳門特區關於國防和外交的問題基本上排除在該廣泛的地區自冶之外（儘管澳門特區可以用“中國澳門”的名義參與某些國際關係）（參看澳門基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六條和第一百三十七條）。43.儘管我們認為，即使沒有該明確提述，旅遊政策必定包括在地區自治內。
  • 713門博彩業的政策，儘管不是明確提及，自然是旅遊業的巨大引擎。因此，由澳門特區決定是否應允許和允許何種類型的博彩，包括博彩經營者要符合的要件，才可獲批准向公眾提供博彩。最後，有一個間接對澳門博彩承批人／轉承批人徵稅的提述，因為確定“專營稅制由法律另作規定”（參看澳門特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六條最後部份），這樣在我們看來偏離了訂定澳門特區“參照”“原在澳門實行的低稅政策”的一般制度（參看澳門特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段）。事實上，準確地說，在博彩徵稅方面，現時沒有、過去亦沒有一個低稅的政策可供參照，甚至可以認為是相反的，特別是當將澳門的博彩徵稅與其他博彩管轄區相對較少的稅務責任比較。五、博彩的經營差不多普遍認為自由經濟活動不包括自由向公眾提供金錢博彩的個人權利，該業務僅可以經公共批准後，商業上才可以經營（一般以行政准照或行政批給的形式進行）。在澳門亦是一樣，規定個人幸運博彩經營“必須”獲得一個“事先”的行政“批給”﹝（9月24日第16/2001號法律第三條第一款（“第16/2001號法律”44））﹞，未獲公共批准的幸運博彩經營由特別刑法懲治和刑事化（參看關於不法博彩的7月22日第8/96/M號法律第一條（“第8/96/M號法律”））。在一特定的管轄區選擇批准進行幸運博彩肯定不是一個平靜的決定或沒有困難。儘管近年國際的發展清楚顯示出逐漸對博彩的容忍，但仍然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限制或甚至禁止金錢博彩45。另一方面，在小––––––––––––––44.為9月24日第16/2001號法律規定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我們將會作出大量的引述。45.最近在新加坡幸運博彩合法化前的討論為這方面的例子，因為考慮到賭博的社會成本（特別是與病態賭徒和投注者家庭過份負債有關），由賭博本身引起的社會、宗教和文化對立，但亦考慮到對博彩對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旅遊業（吸引投資並不是優先考慮）產生的潛在經濟利益和推廣效益。最後，只批出了兩個博彩和娛樂“綜合”項目，目的是為新加坡吸引旅客，加強控制和限制本地市民進入博彩空間，保留強有力的機制和程序以驅逐病態賭徒（參看http://app.mti.gov.sg/default.asp?id=606——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5月23日）。亦需要注意，博彩合法化其
  • 714––––––––––––––中一個經常提到的、值得注意的理由與對抗越來越興旺的並為犯罪世界產生收入的地下博彩有關（很多時合法化是為了“抽乾”有組織犯罪的收入）。46.該情況亦發生在拉斯維加斯（在美國內華達州）和蒙地卡羅（在摩納哥），只引述兩個世界知名和被認為很多其他管轄區模範的博彩管轄區。該模式的問題在於若這些小的博彩管轄區太成功，或者可能引致其他（較大的）管轄區越來越感到亦要將幸運博彩合法化的壓力，為了要阻止由於投注者轉移而產生收入的放血。47.儘管應該承認，批給的概念與某種業務的獨家經營有內在聯繫，即使只是相應於一個特定的地域空間部份。訴諸於轉批給，在現時的公共批給範疇中是不常見的，但不會引起大問題，只要公共實體批給人法律上獲批准批出轉批給，正如公共工程及公共服務批給制度一樣（參看5月14日第3/90/M號法律第十四條）。關於轉批給的詳情，參看MARCELLOCAETANO,ManualdeDireitoAdministrativo,VolumeII,10.ªEdição,5.ªReimpressão(RevistaeActualizadaporFREITASDOAMARAL),Almedina,1994,第1127-1129頁。這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轉批給問題極大的棘手之處在於第16/2001號法律沒有任何提及批出轉批給的可能性（澳門的立法者對娛樂場博彩轉批給的第一個提述只出現在2004年，當規範博彩信貸時——參看6月14日第5/2004號法律第三條、第七條和第八條），這樣不得不質疑轉批給本身的合法性，在沒有明確的法律基礎下批出了轉批給，迫使對第16/2001號法律的規定作出擴張性解釋，令到自然地亦應適用於轉承批人（而不單只承批人）。另一點值得一提的，儘管完全是簡短的，與澳門的立法者在自由競爭方面所表達的關注，該關注來自於有多個博彩經營者爭奪本地博彩市場的旅遊管轄區批准幸運博彩特別合理，可以從禁止或強力限制博彩的鄰近地區吸引賭客。正如澳門的情況一樣46，合法化博彩有一個清晰的經濟誘因，以便吸引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旅客到其賭場賭博和參與在澳門特區向公眾提供的很多其他服務和娛樂。（一）博彩批給／轉批給傳統上，為特定個人可以向公眾提供博彩而發出的批准是以批出一個幸運博彩經營批給進行，透過該批給，一個特定個人以自負盈虧的方式承擔管理批出的博彩項目，本地區只限於分享所產生的收入，不需要承擔任何費用或負擔。一般上，該等博彩批給以專營的形式發出，該情況亦在某些我們的博彩批給中發生，在相應的批給期間轉移必要的權利和權力予博彩經營，以便相應承批人經營一個合法地避免自由競爭的業務。現時批出的娛樂場幸運博彩批給仍然帶有這些基本的輪廓，儘管已經不再向一特定個人判給一個專營權（壟斷批給）以便營運業務，相反，選擇批出多個批給／轉批給47。
  • 715––––––––––––––和希望對抗不公平競爭、扭曲的競爭和禁止限制競爭行為（阻止承批人／轉承批人形成集群，其股東交換顯著的公司出資或採取澳門博彩市場聯合的或協調的經營策略）（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二十一條）。48.為一個澳門特區與每一個承批人／轉承批人之間簽訂的澳門特區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娛樂場博彩經營批給合同，根據第16/2001號法律規定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娛樂場幸運博彩批給詳細地規範各方的權利和義務（現時我們沒有時機研究）。行政合同的一般法律制度由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六十五條至第一百七十六條所規範。關於這方面的詳情，參看MARCELLOCAETANO,ManualdeDireitoAdministrativo,VolumeII,10.ªEdição,5.ªReimpressão(RevistaeActualizadaporFREITASDOAMARAL),Almedina,1994,第569和後續頁;FREITASDOAMARAL/LINOTORGAL,CursodeDireitoAdministrativo,VolumeII,Almedina,2001,第495-657頁;JOSÉEDUARDOFIGUEIREDODIAS,ManualdeFormaçãodeDireitoAdministrativodeMacau,CentrodeFormaçãoJurídicaeJudiciária,第303-356頁;JOSÉMANUELSÉRVULOCORREIA,LegalidadeeAutonomiaContratualnosContratosAdministrativos,Coimbra,Almedina,1987(2003-Reimpressão);MARIAJOÃOESTORNINHO,RequiempeloContratoAdministrativo,Coimbra,Almedina,2003–Reimpressão;PEDROGONÇALVES,OContratoAdministrativo(UmaInstituiçãodoDireitoAdministrativodoNossoTempo),Almedina,2003;JOSÉLUISESQUÍVEL,OsContratosAdministrativoseaArbitragem,Coimbra,Almedina,2004;eMARIAJOÃOESTORNINHO,DireitoEuropeudosContratosPúblicos,Almedina,2006。49.不同的批給／轉批給合同不是完全相同的，但基本上跟隨同一個合約結構。注意，三個批給合同是公開的，沒法解釋其相應的轉批給合同並不一樣，仍然未為人所知。（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一條第六款，我們認為亦適用於轉批給合同）。與博彩相關的法例可以在印務局官方網頁查閱（參看http://pt.io.gov.mo/Legis/record/121600.aspx——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5月23日）或查閱博彩監察暨協調局網頁（參看http://www.dicj.gov.mo/PT/index.htm——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5月23日）並且公眾可查閱的批給合同在http://www.dicj.gov.mo/PT/index.htm提供——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5月23日。50.應該對應於作出的投資在正常收益經營的條件下，亦為個人（承擔批給業務內在的負擔和風險）獲得一個百分比的合理利潤，被認為足夠可以回本的期間，但由於澳門娛樂場博彩的高收益，現時已經大大超過使批給／轉批給變得財務上吸引所需要的時間。51.娛樂場的運作僅在政府許可的例外情況下中止（第16/2001號法律第六條第二款），除非在特別緊急情況下，對公眾產生嚴重危險，承批人／轉承批人應該在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由第16/2001號法律和與每一個相應的承批人／轉承批人簽訂的一個批給行政合同（“批給合同”）48所規範49。該等批給的最長期間為二十年50（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三條第一款），整個澳門特區被視為“持續性博彩區域，而各娛樂場應全年運作”（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六條第一款）51並且該期限屆滿後，批給的財
  • 716––––––––––––––該等例外情況下，儘快將娛樂場暫停運作一事通知政府（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六條第三款）。注意，未成年人、准禁治產人、無行為能力人和〔差不多所有公務員〕都禁止進入賭場（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二十四條第一款），允許進入博彩廳或區域的權利予以保留（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二十六條），這樣，允許一個承批人／轉承批人決定驅逐任何被合理認為會令賭場正常營運產生不便的人。52.規定批給一旦撤銷，“有關娛樂場連同其全部設備及用具歸屬特區所有，但不妨礙按合同條款規定亦應歸屬特區所有之其他財產或權利”（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四十條第一款），並且該“財產和權利之歸屬，不賦予支付補償之權利，除非合同另有規定”（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四十條第二款）。53.仍值得簡短的提及第16/2001號法律亦允許政府可以批准在澳門註冊之船舶或航空器上進行幸運博彩，只要在具旅遊利益之航線上（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五條第三款第一項）。54.嚴格地說，批給合同的提前解除和相應的因公共利益的批給終止，並不基於違反承批人的法律或合同義務，即使承批人完全和確定履行批給所要求的責任亦可能發生，只因為批給的持續不再為公共利益服務。當承批人的違反並不足夠嚴重和產歸屬特區所有，沒有任何補償的支付（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四十條）52。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只可以在政府批准之地方及場所（稱為賭場）內進行53，根據其批給／轉批給，每一個承批人／轉承批人可經營的賭場數目沒有限制（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五條第一款）。為此，每一批給／轉批給合同含有一個博彩地點或獲准的娛樂場的名單，在那裡各承批人／轉承批人獲批准幸彩博彩經營（該博彩地點名單被定期修訂）。這個方面的中心問題自然是控制批給／轉批給，因為只有在獲批准的賭場，有權限的實體（特別是博彩監察暨博調局督察）才可以確保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和操作是“適當”的（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一條第二款第1）項）和“在公正、誠實及不受犯罪影響下”進行；（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一條第二款第3）項），保障應收稅項的實際繳付（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一條第二款第4）項）“參與娛樂場幸運博彩監察、管理及操作之人為具適當資格擔任此等職務及承擔此等責任之人”（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一條第二款第2）項）。在不履行承批人的義務時，可以出現批給人（一般地，澳門特區）適用批給合同規定的制裁，亦有可能適用所引起的行政罰款，而且可以出現批給的暫時行政介入或贖回（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四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或甚至（由於不履行或由於公共利益54）出現批給的提前解除（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四十七條和第四十八條）。
  • 717（二）承批人／轉承批人的適當資格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規範的其中一個重點而且值得用更多時間去討論的肯定是立法者對確保承批人／轉承批人55有適當資格去經營批給／轉批給的關注。當批出批給／轉批給時，要利害關係人具備必須的適當資格以便取得重要的批給／轉批給（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四條第一款）56，但承批人／轉承批人必須在整個批給／轉批給期間保持其適當資格並需接受政府持續的指引和監管（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四條第五款）。適當資格的審查考慮到：（i）經驗；和（ii）競投者的聲譽（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四條第四款第1）和第2）項）。這樣，希望澄清競投者在博彩範疇是否具有足夠的累積經驗，顯示出有能力成功管理一個在澳門的博彩計劃和為澳門特區博彩市場帶來更重要的附帶價值。除此之外，要確保競投者的個人商譽沒有污點並且沒有任何跡象與有組織犯罪有任何類型的聯繫，眾所周知，有組織犯罪正企圖滲透和混入世界上任一處的博彩市場57。為此，應該考慮到與競投者“有密切聯繫––––––––––––––持續程度不足以合理解除批給或不能證明，但批給人認為情況的拖延會適得其反時，基於公共利益的解除亦可使用。事實上該問題特別突出，因為基於正當理由的不履行解除，承批人沒有權因損失和停止贏利而要求支付一個補償性的賠償，但因公共利益的解除（一般地，沒有正當理由），導致承批人應該得到批給人的賠償（透過付出一個“公平的賠償”，一般以投資資金、未完成的批給年期和批給的平均收益計算），保障其應有的經濟利益和相關行政合同先前的合約平衡。55.承批人／轉承批人為在澳門特區成立具有最少公司資本澳門幣二億的股份有限公司（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七條第一款），唯一的公司宗旨為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娛樂場博彩（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七條和第十條第一款）。奇怪地，該等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必須授予一名為澳門特區“居民”的“常務董事”並至少持有承批人10%的公司資本（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九條第一款和第二款）。56.當進行2001/2002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批給公開競投時，候選人需接受由政府對其相應的適當資格進行嚴格審查的程序（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四條第二款），為審查該〔現有的或將會有的〕適當資格進行調查的財政成本由競投者承擔（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四條第三款）。57.關於有組織犯罪（和出名的三合會）在澳門漫長的歷史和相當的影響的詳情，參看JOÃOGUEDES,AsSeitas:HistóriasdoCrimeedaPolíticaemMacau,2.ªEdição,ColecçãoEstudoseDocumentos,1999;KENNETHMAXWELL,Macao–The
  • 718––––––––––––––ShadowLand,inWorldPolicyJournal,Volume16,n.º4,Inverno99/2000,第83-86頁;ANGELAVENGMEILEONG,MacauCasinosandOrganisedCrime,inJournalofMoneyLaunderingControl,Volume7,n.º4,2004,第298-307頁;JOSHUAKURLANTZICK,VivaMacao?,inCurrentHistory,Setembro2005,第284-288頁;RICARDOC.S.SIU,EvolutionofMacao’sCasinoIndustryfromMonopolytoOligopoly:SocialandEconomicReconsideration,inJournalofEconomicIssues,Dezembro2006,Volume40,n.º4,第971-974頁。58.為該效力，2001/2002批給程序的競投者要接受政府對其財力的嚴格審查程序（第16/2001號法律第十五條第二款），該為審查財力的調查可能產生的成本〔已產或將會產生〕由競投者承擔（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五條第三款）。參與競投之公司須支付用於審查其財力之調查費用；該費用將從接納參與競投之擔保金金額中扣除。之實體之性質和商譽”或競投者集團和相應控股股東的“性質和商譽”（第16/2001號法律第十四條第四款第3）項和第4）項）。該適當資格的要求亦延伸到持有競投者最少5%公司資本的主要股東和在賭場擔當重要職務的主要僱員（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四條第六款），並且延伸至與一承批人／轉承批人簽訂合同、具有該批給／轉批給管理權的管理公司以及擁有其公司資本至少5%的股東、其董事及主要僱員（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四條第七款）。（三）承批人／轉承批人的財力關於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規範的第二個大問題是確保承批人／轉承批人有適當的財力，足以進行與澳門特區議定的投資計劃和適當經營相關的博彩批給／轉批給（第16/2001號法律第十五條第一款）58。而且關於財力方面，承批人／轉承批人明確地必須在整個批給期間保持其適當財力，並為此須接受特區政府的持續性指引和監管（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五條第五款）。在審查財力時特別考慮到：（i）競投者的；（ii）競投者控股股東的；（iii）與競投者緊密相關的實體，特別是確保競投者整個投資融資和建議義務的實體的；和（iv）競投者的主要股東（持有至少5%的公司資本）的經濟財政狀況。亦考慮到建議的投資計劃，特別是其性質和賭
  • 719場的類型，以及其他競投者擬以自負盈虧方式興建和經營的相關的基建（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五條第四款）59。六、賭博及打賭合同賭博及打賭合同的一般制度由澳門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條以非常簡短的形式規範，儘管該條文沒有提出該類合同的任何法律定義60，或者更詳細地，“賭博”相對於“打賭”的準確定義61。亦需要強調，一般來說，賭博及打賭只構成自然之債淵源62，當有特別法規定或涉及––––––––––––––59.當有合理理由相信承批人／轉承批人不具備適當財力時，政府可以要求提供適當的擔保，尤其是指定金額的銀行擔保，而無需再說明理由（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十五條第六款）。60.與在澳門民法典第二卷第二編所規範的其餘合同類型不同，應該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因為任何定義博彩及打賭合同的內在困難，參看PIRESDELIMA/ANTUNESVARELA,CódigoCivilAnotado,VolumeII,4.ªEdiçãoRevistaeActualizada,CoimbraEditora,1997,第926-927頁;RUIPINTODUARTE,JogoeDireito,inThemis,AnoII,n.º3,2001,第68頁;eINOCÊNCIOGALVÃOTELLES,ContratosCivis,inBoletimdoMinistériodaJustiça,n.º83,第182頁。注意，1867年葡萄牙民法典將幸運博彩定義為“輸贏都只基於運氣而不是基於組合、計算或博彩人的技能的博彩”，相反，十二月二日第422/89號法令在其第一條規定“幸運博彩”為“由於純粹或基本上基於運氣，其結果是不確定的博彩”，承認桌上博彩的絕大部份由一個技能元素和一個幸運或偶然元素所組成。第16/2001法律跟隨該指引，將“幸運博彩”定義為“結果係不確定而博彩者純粹或主要是靠運氣之博彩”（第16/2001號法律第二條第一款第3）項）。詳情參看RUIPINTODUARTE,JogoeDireito,inThemis,AnoII,n.º3,2001第72-73頁;ePAULAQUINTAS,DireitodoTurismo,Almedina,2003,第291-292頁。61.因為，明顯地立法者區分賭博和打賭，但沒有準確地澄清每一個合約類型包含甚麼及其分別（實際上存在）。關於討論該問題的介紹，參看RUIPINTODUARTE,JogoeDireito,inThemis,AnoII,n.º3,2001第74頁;MOTAPINTO/PINTOMONTEIRO/CALVÃODASILVA,JogoeAposta,EdiçãodaSantaCasadaMisericórdia,1982,第30頁;CARLOSMOTAPINTO/ANTÓNIOPINTOMONTEIRO/PAULOMOTAPINTO,TeoriaGeraldoDireitoCivil,CoimbraEditora,2005,第404頁;eLUÍSMANUELTELESDEMENEZESLEITÃO,DireitodasObrigações,VolumeIII,3.ªEdição,Almedina,2005,第585頁。62.自然之債對應於履行單純是公平、道德或社會慣例之義務，相應債權人不能要求強制給付（參看澳門民法典第三百九十六條至第三百九十八條）。Seabra法典規定賭博之債不能被司法執行，儘管不需要返還博彩人因輸錢而繳交的已付金額（參看1867年民法典第一千五百四十一條和第一千五百四十二條）。
  • 720––––––––––––––63.原先，這裡肯定是考慮到向體育比賽得勝的競技者或運動員發出的獎金或現金補償，但概念表達的缺陷導致這裡所牽涉的相反只是在體育競賽中競技者之間（而不是與第三人或第三人之間）的打賭，參看PIRESDELIMA/ANTUNESVARELA,CódigoCivilAnotado,VolumeII,4.ªEdiçãoRevistaeActualizada,CoimbraEditora,1997,第928頁。64.該問題在澳門民法典提到賭博和打賭“當特別法有所規定時，構成法定債務之淵源”（澳門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條第一款），但現時生效的博彩特別規範找不到任何關於在一個娛樂場博彩批給／轉批給的範圍內訂定的賭博和打賭合同產生完全法定債務的提述。關於在澳門賭場訂定的賭博和打賭合同效力的簡短的入門討論，參看JORGEA.F.GODINHO,TheenforcementofgamingdebtsinMacau,inMacauBusiness,Maio2005;JORGEA.F.GODINHO,CreditforGaminginMacau,inGamingLawReview;Volume10,n.º4,2006,第365-366頁;JORGEA.F.GODINHO,MacauBusinessLawandLegalSystem,LexisNexisHongKong,2007,CapítulosobreGamingandBettingContracts.該問題在葡萄牙法律制度找到明顯相同處，葡萄牙民法典類似的規定對獲法定批給的賭博或打賭產生債務的可償還性提出質疑，參看RUIPINTODUARTE,JogoeDireito,inThemis,AnoII,n.º3,2001,第74-75頁;PAULAQUINTAS,DireitodoTurismo,Almedina,2003,第292頁;eLUÍSMANUELTELESDEMENEZESLEITÃO,DireitodasObrigações,VolumeIII,3.ªEdição,Almedina,2005,第586-587頁。65.除了欺詐性賭博由特別刑法所刑事化（7月22日第8/96/M號法律第六條第一款），即刑事化賭博欺詐行為或行為人透過錯誤、欺騙或使用任何設施（在我們看來，刑事化了使用而不是單純佔有可以作欺詐用途的設施）以確保幸運的行為。注意，自然地在這種情況下，塗改或偽造籌碼亦同樣被刑事化（參看7月22日第8/96/M號法律第六條第二款）。對非法博彩刑事化採取批判立場，特別是其過份廣泛和含糊（刑事化某些已獲批准的東西若不是虛偽），參看RUIPINTODUARTE,JogoeDireito,inThemis,AnoII,n.º3,2001第76-91和第90-93頁。體育競賽之參賽人時，才構成法定債務的淵源63（參看澳門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條第一款最後部分）。突出了該規定明確保留可以適用於該範疇的特別立法（參看澳門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條第三款），儘管現時，澳門博彩的特別規範沒有修訂該主題而且澄清賭博和打賭的效力沒有多大用途64。最後，規定如在執行賭博或打賭合同中有欺詐行為（作弊），則對該作出欺詐行為之人，賭博或打賭合同不產生任何使其受益之效力65（因此為一相對無效，希望對善意第三人保障賭博的效力）（參看澳門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條第二款）。
  • 721七、博彩中介人在特區政府決定特定個人經適當批准後進行的博彩中介合法化前很長時間已經有人在澳門以博彩中介為生，招集有錢的賭客在特定的賭場賭博，負責其交通、住宿和娛樂，而有時還為幸運博彩本身提供特別優惠的條件66。因該等博彩中介人在沒有任何法律框架下活動，有時由於缺乏足夠的法律保護，特別容易受到有組織犯罪的滲透或控制67。選擇合法化和規範該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有需要整治這個已經知道存在和經常與最危險的犯罪相關的輸送源頭。透過博彩中介合法化﹝最後由4月1日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6/2002號行政法規”）規範﹞，監管在澳門賭場進行的博彩中介活動和按適當資格控制有興趣者進入博彩中介活動成為可能，以便（盡可能）避免和限制有組織犯罪可滲入博彩中介。.澳門立法者將博彩中介定義為向博彩者提供包括交通、住宿、餐飲、消遣等各種便利而收取由一承批公司支付的佣金或其他報酬作為回報，以推介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的業務（參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二條）。該法律定義明顯地缺少博彩信貸，在2002年仍未合法化，但現時可以由博彩中介人給予並與澳門特區博彩中介緊密聯繫，因為最有錢的賭客或投注者經常利用由承批人／轉承批人或中介人本身所提供的巨額信額在澳門賭場的“貴賓”廳裡高額下注。中介業務需要行政准照後，由博彩監察暨協調局（在該事務上有重要的角色）負責發出相應的博彩中介准照，有效期一年，可續期（參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十四條），每年公佈獲發准照的博彩中介人名單––––––––––––––66.除了這些未獲批准的博彩中介人亦經常提供博彩信貸外，儘管當時是非法的（更準確說，甚至是博彩高利貸罪），看來很清楚這已經是招集較有錢的投注者的“貴賓”廳的博彩經營慣常運作的組成部份。67.自然地，有很強的誘因參與在澳門的經營博彩，儘管是間接的，很多時提供明顯是高利貸的非法信貸和當認為必須時使用暴力方法收回該等信貸產生的債務。關於博彩中介和在2002年前與有組織犯罪的聯繫的入門讀物，參看ANGELALEONG,The“bate-ficha”businessandtriadsinMacaucasinos,inQueenslandUniversityofTechnologyLawandJusticeJournal,Volume2,n.º1,2002。
  • 722––––––––––––––68.博彩監察暨協調局可以聲請由法院命令解散未獲發准照而從事博彩中介業務的任何實體並對其進行司法清算（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三條第二款）。69.承批人／轉承批人應每經營年度十月三十一日前向博彩監察暨協調局提供一份擬於下一年與其一起經營的博彩中介人名單（參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二十八條第一款）。如此亦暗示承批人／轉承批人有義務保持一份在其公司登記的博彩中介人、其董事和合作者的最新名單（參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二十八條第三款）。70.一般來說，每一個博彩中介人只在一個承批人／轉承批人處登記，因為儘管不是法律上要求，通常都會達成博彩中介人中介活動的商業專用。（參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十五條）。無論自然人或公司68，只要具備足夠資格，均可成為博彩中介人（參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三條第一款和第六條第二款）。博彩中介人必須在博彩中介人准照的有效期內保持其適當資格（參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六條第三款）。要求博彩中介人的適當資格要件跟適用於承批人／轉承批人的相似，我們已經有機會適時地提及，在該情況下，希望確保中介人有可用的財產和必須的適當資格以經營業務，不與有組織犯罪有關聯。該適當資格要件延伸至博彩中介人的主要僱員，當博彩中介人為一公司，還要求重要股東（持有5%或以上公司股份），董事和主要僱員亦有適當資格（參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八條、第九條和第十條）。還必須提及的是，博彩中介人只能夠與一間賭場進行其業務，為賭場向公眾宣傳和招集有錢的投注者（博彩行業的行話稱為“premiumplayers”，這樣導致認為應該要求博彩中介人獲執照後，每年至少在某一個承批人／轉承批人處登記69（參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三條），在中介人與相應的承批人／轉承批人之間以書面形成關係，將該合同（和任何各方之間經濟價值至少一百萬的合同）的副本交予博彩監察暨協調局（參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二十四條）。然而，澳門的立法者沒有要求博彩中介的專用，若該專用不是賭場的商業要求的話，博彩中介人可以選擇在多個承批人／轉承批人處從事其中介業務（參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十八條）。博彩中介人向承批人／轉承批人的每年登記70並不僅僅是手續，相反，是承批人／轉承批人對“其”博彩中介人、其董事和合作人在賭場進行的業務的真正的連帶責任（參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九條）。承批人／轉承批人應對博彩中介人的業務進行積極的和謹慎的監
  • 723––––––––––––––71.再者，承批人／轉承批人在批給合同中同意對“其”博彩中介人負責，且接受對其進行監察（參看批給合同第八十八條）。意思是由市場過濾明顯不適合的博彩中介候選人，因為沒有任何承批人／轉承批人準備為其行為負責，並促成澳門博彩市場的經營者本身為利益與具有公認適當資格的各方建立合營和合作關係。72.除了博彩信貸可以導致收回收賭債的非法行為（例如，對債務人使用武力、綁架或脅迫）外，在徵收博彩稅的收入中扣除壞帳的管轄區亦可以被用作詐騙或避稅（該情況現時不在澳門出現，儘管業界的大力游說）。關於博彩信貸潛在害處的詳情，參看ANTHONYCABOT/JOSEPHKELLY,CasinoCreditandCollection,InstitutefortheStudyofGambling&CommercialGaming,2003,第6-11頁。73.澳門立法者最後承認博彩信貸為澳門博彩業現實的組成部份並應成為規範的對象，亦特別提到“產生更高的毛收入”，參看“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範圍內的博彩或投注信貸業務的法案”的理由陳述第二點，後來由第5/2004號法律所核准。第5/2004號法律之前的預備工作非常有價值，可以查閱澳門特區立法會的網頁http://www.al.gov.mo/lei/leis/2004/05-2004/po.htm——最後登入期為2007年5月24日。關於博彩信貸的詳情，參看ANTHONYCABOT/JOSEPHKELLY,CasinoCreditandCollection,InstitutefortheStudyofGambling&CommercialGaming,2003,第1頁;JIMKILBY/JIMFOX/ANTHONYLUCAS,CasinoOperationsManagement,Wiley,2.ªEdição,2004,第84頁;JORGEA.F.GODINHO,Thenewregulationofcreditforgaming,inMacauBusiness,Setembro2005;JORGEA.F.GODINHO,CreditforGaminginMacau,inGamingLawReview,Volume10,n.º4,2006。察並確保他們應遵守法律、規章和合約的責任，通知有權限當局任何可以指明犯罪活動的事實（特別是，博彩中介人清洗黑錢）而且要確保在同一個承批人／轉承批人登記的博彩中介人之間有必要的正直和禮貌關係71。八、博彩信貸不是所有選擇合法化娛樂場博彩的管轄區最後亦決定批准向投注人提供博彩信貸。有時會認為允許博彩經營者可以向其顧客提供信貸會加重對病態賭徒的懲罰和增加投注者從博彩產生過份負債的風險72。自然地，博彩信貸提供了增加博彩業收入的好處，因為即使投注人用完了其可用的（現金）貨幣價值後，可以使用賭場給予的信貸繼續參與博彩並對不希望在身上攜帶大量投注用現金的大投注者來說特別方便。儘管博彩固有的負面社會外貌無可避免地惡化，澳門特區的立法者最後決定將博彩信貸合法化73，在某種程度上亦來自某些新的娛樂場
  • 724––––––––––––––74.某些新的經營者幾乎明確表示直到進行博彩信貸合法化為止，未能進入澳門的博彩市場，參看JORGEA.F.GODINHO,CreditforGaminginMacau,inGamingLawReview,Volume10,n.º4,2006,第363，附註2。75.第5/2004號法律明確規定提供的博彩信貸產生法定債務特別滑稽（參看第5/2004號法律第四條），因為，正如上面所述，第16/2001號法律本身沒有明確肯定博彩或投注為法定債務淵源（不應將博彩信貸的繳付責任和履行一個打賭的責任混淆）。奇怪地，澳門的立法者甚至肯定該規定旨在謀求方便“收回博彩信貸業務所生債務，尤其當債務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收回時（某些管轄區通常會以公共秩序保留為由而主張賭博及打賭合同僅具自然債務的效力），故引入了第四條，明文規定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構成法定債務的淵源”，參看“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範圍內的博彩或投注信貸業務的法案”理由陳述第四點，該法案由第5/2004號法律所核准。76.“現款”在博彩信貸規範的概念非常廣泛，不單包括現金，亦包括其他形式的支付，相應於真正的財政或銀行信貸工具（參看第5/2004號法律第二條第二款）。這樣來自於澳門立法者一個有意識的選擇，為了不限制各方在批出博彩信貸時可使用的合約類型，參看“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範圍內的博彩或投注信貸業務的法案”理由陳述第四點，該法案由第5/2004號法律所核准。77.根據一個採用書面方式訂立和經公證認定、由政府核准的（參看第5/2004號法律第八條），與一個娛樂場幸運博彩承批人／轉承批人簽訂的合同（第5/2004號法律第三條第二款）。78.只可存在信貸關係於：（i）作為批給人身份的一名承批人／轉承批人，與作為被批給人的一名賭客或投注者；（ii）作為批給人的博彩中介人，與作為被批給人的賭客或投注者；或（iii）作為批給人的承批人／轉承批人，與作為被批給人的博彩中介人（參看第5/2004號法律第三條第六款）。信貸批給人不可以透過他人或實體經營信貨批給業務（參看第5/2004號法律第五條第一款），企圖將批給人身份轉移予第三人的行為或合同無效（參看第5/2004號法律第五條第二款）。未獲第5/2004號法律批准的實體批出的博彩信貸構成博彩高利貸，由第8/96/M號法律第十三條刑事化。注意，在博彩信貸規範生效前，給予有償博彩信貸一直都被視為是博彩高利貸。博彩經營者或多或少的明顯壓力，因其在其他管轄區的業務的一個重要部份正是基於給予其較為富有的投注者的博彩信貸74。在澳門，博彩的信貸制度由6月14日第5/2004號法律所規範（“第5/2004號法律”），該法律規範澳門特區娛樂場博彩或投注信貸（參看第5/2004號法律）75。本規範的博彩信貸的含意特別廣泛，因為包括交付籌碼的情況，並不需要即時以“現款”支付76。（參看第5/2004號法律第二條第一款）。只有承批人／轉承批人和娛樂場博彩中介人77可以合法地經營信貸業務78（參看第5/2004號法律第三條第一款和第二款）。
  • 725所有批准博彩信貸的管轄區必須要面對的問題與在其他沒有博彩信貸或可能甚至沒將博彩本身合法化的管轄區收回該等信貸有關。趨勢是那些對博彩最不容忍的管轄區不同意以司法執行債務人在其境內的財產強制收回博彩信貸。在很多個案，博彩信貸被認為只是自然之債，不能司法執行。在澳門，這方面的核心問題為批予香港或中國大陸的投注者的博彩信貸的回收，看來該等債務可以在香港的法院執行是清楚的79，但現時相同的事不能在中國大陸發生，在那裡，有權限的法院應該會拒絕收回在澳門批出、由於債務人不自願繳付仍然欠債的博彩信貸80。九、博彩徵稅博彩特別稅由第16/2001號法律所規範並由各批給合同詳細規範。承批人／轉承批人需要繳納的稅率為經營博彩毛收入的35%81（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二十七條第一款和第二款）。除此每月應交到澳門財稅廳的基本稅外（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二十七條第三款），亦應：——每年撥出不超過其博彩經營毛收入2%之款項予一個以促進、發展或研究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為宗旨––––––––––––––79.香港的法院判例如此認為，參看案件：WongHonversusSheratonDesertInn,HKCourtofAppeal,1995;LasVegasHiltonCorporationversusLoYukLeong,HKCourtofAppeal,1997;TheMirageCasino-HotelversusTaoHiuMingWilliamandYungSalLanShirley,HKCourtofAppeal,1999;RambasMarketingCo.,LLCversusChowKamFaiDavid,HKCourtofAppeal,2002（引述自JORGEA.F.GODINHO,CreditforGaminginMacau,inGamingLawReview,Volume10,n.º4,2006,第367頁,註解41）。80.我們相信最近簽署和在2006年3月22日《澳門政府公報》第十二期公佈的《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安排》沒有對事物的狀況產生大的改變，中國大陸的一個法院應會拒絕執行澳門的一個執行博彩（或博彩信貸）之債的司法決定，只不過是因為違反該法律體系的公共秩序保留。81.需要強調博彩特別稅是對娛樂場博彩經營毛收入而不是對淨收入或純利徵收（在扣除了支出或獲得收入或收益所需成本後，像所得補充稅一樣，在扣除了支出或成本後，只對商業或工業利潤徵收）。注意，直至目前為止，甚至壞帳（不可能收取的債務）也不能作為稅務成本在毛收入中扣除（該情況在其他亦是對博彩產生的“毛收入”徵稅的博彩管轄區慣常出現，並且可用公平的原因解釋）。
  • 726之公共基金會（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二十二條第七款）（現時該等收入的受益對象為澳門基金會）；和——每年撥出不超過其博彩經營毛收入3%之款項，用以發展城市建設、推廣旅遊及提供社會保障。（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二十二條第八款）（現時該等收入的受益對象為澳門特區財政預算）。儘管根據博彩特別稅得出假定的總稅務負擔為博彩經營毛收入的40%，承批人／轉承批人可以在相應的批給合同中協議稍為有利的合約條件82。因此，根據承批人／轉承批人批給合同，應撥予以文化或慈善為宗旨的公共基金會（現時為澳門基金會）的實際適用稅率僅為博彩毛收入的1.6%（而不是2%），而對大多數承批人／轉承批人，推廣旅遊的實際適用稅率僅為賭場博彩毛收入的2.4%（而不是3%）83（參看批給合同第四十八條和第四十九條）。除對博彩毛收入徵收的、稅率可變的博彩特別稅外，還有為批給／轉批給繳付特定年溢價金（價值固定和可變）的義務，以換取批給。承批人／轉承批人需要繳付的溢價金固定部份的年價值為澳門幣三千萬元。（參看10月31日第215/2001號行政長官批示），批給溢價金的可變部分希望反映提供予公眾的博彩量，以其經營的賭和電動或機動機器（即“角子機”）的數目計算。每個承批人／轉承批人要繳交的年溢價金可變部份的數目的組成為：（i）每張保留予特定賭博項目和賭客的賭，即在廳或特別區域經營（一間“貴賓”房的），澳門幣三十萬元；（ii）每張“正常”的賭（沒有保留予特定賭博項目和賭客），澳門幣十五萬元；和（iii）每台電動或機動的博彩機器（即通常被稱為“角子機”的機器），澳門幣一千元84。––––––––––––––82.每一個批給合約規定的稅務方面的合約條款基本上是相同的，因為所有都適用第16/2001號法律和其餘相關立法規定的法律制度。83.澳博只需繳納的稅率為博彩毛收入的1.4%，該1%的稅務分別假定由經營者以特定的稅務責任來給付（特別是某些疏浚義務）（參看澳博批給合同第一百條）。84.娛樂場博彩空間的組成，自然地多變和經常更改，“角子機”逐漸佔有相對的重要性（在2002年，有808部博彩機器；在2003年，有814部博彩機器；在2004年，有2,254部博彩機器；在2005年，有3,421部博彩機器；在2006年，有6,546部博
  • 727––––––––––––––彩機器；在2007年上半年，有7,349部博彩機器），博彩的總容量亦一樣，亦有相當的增長（在2002年，有339張賭；在2003年，有424張賭；在2004年，有1,092張賭；在2005年，有1,388張賭；在2006年，有2,762張賭；而2007年上半年，有2,970張賭）（上述的賭和博彩機器數目的統計資料根據博彩監察暨協調局所載），參看http://www.dicj.gov.mo/PT/Estat/DadosEstat/2007/estat.htm#n4——最後登入日期為2007年5月23日）。85.再者，所有博彩經營者有責任對其工作人員、包括與其相關的博彩中介人的薪金或其他酬勞進行稅項的就源扣繳。承批人／轉承批人的僱員僅收取除稅後的淨值，就源扣繳的稅款應每季交予財稅廳（參看職業稅第三十二條和批給合同第五十一條第二款）。86.現代的娛樂場經營尋求綜合大量的旅遊服務，不單向公眾提供博彩，亦提供其他形式的娛樂、商業零售和服務。因此，有需要考慮由博彩經營者支付的適用於其他活動的稅務負擔，亦應考慮到適用其他或有的豁免和稅務優惠。關於澳門稅制的詳情，參看HERMÍNIORATORAINHA,ApontamentosdeDireitoFiscal,FundaçãoMacau,Macau1996;HERMÍNIORATORAINHA,ImpostosdeMacau,FundaçãoMacau,1997;JOÃONUNOCALVÃODASILVA,DireitoFiscal(VisãoGeral),Apontamentos,Macau2003/2004;CARLOSNORONHA,TheLawand無論每名承批人／轉承批人經營賭的準確數目是多少，每一稅務年度，溢價金的可變部份不能少於固定經營一百張“貴賓”室賭和一百張沒有保留的賭所得的數目。因此，每年博彩溢價金總數最少由相應於溢價金固定部分的澳門幣三千萬元和可變部分不少於澳門幣四千五百萬元組成，總共的最少價值為澳門幣七千五百萬元（參看批給合同第四十七條）。另一個應該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承批人／轉承批人向“其”博彩中介人支付的金額所徵的稅項，亦在第16/2001號法律規定。所有交予博彩中介人的付款（佣金和其他收入）稅率為5%，具免除責任性質，應由承批人／轉承批人就源扣繳85，中介人只應收取淨值（經對該等數目扣減稅項後），稅項應每月向財稅廳繳交。順帶一提，第16/2001號法律允許政府可以批准（就像後來發生一樣）部分和暫時豁免對交付中介人的報酬所徵收的稅項，但不得多於稅率的40%（得出實際的稅率僅為3%），為期不超過五年，可續期（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二十九條和批給合同第五十一條第一款）。原則上，博彩特別稅的徵收並不豁免承批人／轉承批人繳納根據澳門特區法例訂定應繳的其他稅項、稅捐、費用及手續費86（參看第16/
  • 728––––––––––––––PracticeofMacauTaxation,PrenticeHall,2004;LOUISAHOMEIVA,MacaoMasterTaxGuide,CCH,2006。87.特別是，其他肯定可以提及的方面，我們選擇不主動處理關於澳門博彩法的公司制度和特別刑法制度。我們僅介紹與澳門特區博彩規範相關的很多問題。88.關於預防及遏止洗黑錢罪行的法律制度於2006年由4月3日第2/2006號法律和關於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的4月10日第3/2006號法律所更新。之後，該法律框架由5月15日第7/2006號行政法規的詳細規範所補充，規定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應採取的措施，亦以8月7日第227/2006號行政長官批示成立金融情報辦公室，以便協調反清洗黑錢（像在其他管轄區一樣）。關於博彩業，亦需要提及11月13日博彩監察暨協調局第2/2006號指令，規定承批人／轉承批人有責任在博彩監察暨協調局登記和通知所有可疑的交易和所有超過澳門幣五十萬元（無論是否可疑）的交易（考慮到在澳門賭場“貴賓”廳經常下注的天文數字，肯定有不少這樣的交易）。89.因此，澳門的立法者已宣佈在2007年“要進行的工作”，應包括博彩業“行政違法的規範”，“亦包括進入和使用博彩廳的規範”，一個最近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參看經濟財政範疇2007年度施政方針第79頁）。2001號法律第二十八條第一款和批給合同第五十二條）。然而，基於公共利益之原因，可暫時及例外地全部或部分豁免承批人／轉承批人繳納所得補充稅（參看第16/2001號法律第二十八條第二款）。這些所得補充稅豁免（但不是其他適用的稅務責任）儘管是暫時的，是為了避免過份的稅務負擔和博彩收入的雙重徵稅，由政府有系統地每五年給予所有承批人／轉承批人，可續期。十、最後備忘鑑於為本地區吸引投資的重要性，我們嘗試在本文中對澳門娛樂場博彩法律制度中的某些認為最重要的方面作一個簡介，但我們並沒有忽視澳門娛樂場博彩法律制度肯定有一系列的問題仍然可以實質上改善87。然而，還在2006年，進行了關於清洗黑錢（和資助恐怖主義）的重要法例修訂，亦對適用於娛樂場的規範產生了重要影響88，肯定是博彩範疇最近進行的最重要的法例修訂。澳門博彩立法的改革接下來的步伐肯定是適用於娛樂場博彩承批人／轉承批人行政違法制度的規範（已經宣佈，但仍未公佈89），適用於電子機器（“角子機”）的規範，除其他重要的方面外，訂定返還予博彩
  • 729––––––––––––––90.像其他的管轄區一樣，相當高的投注額比例（一般約90%）必須要以博彩獎金的形式歸還公眾。91.肯定是澳門特區規範方面其中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及一個真正的荒漠。在很多的管轄區要求博彩經營者要有一個滿足特定最低要件的對抗賭博依賴的內部計劃，即是，允許病態賭徒可以（可能是司法上）被驅逐或者為了對其進行保護，可以要求從娛樂場賻彩空間自我驅逐。澳門的立法者明確地認同了部份，準備在2007財政年度“與民間緊密合作”，“引入專業力量，推進預防和治療病態賭博及其連帶問題的工作”（參看行政長官推介二零零七年度施政方針講話第14頁）。92.因為考慮到在通常稱為城市規劃時，博彩潛在的不利的特性，將賭場（和其他相關服務）遠離某些較敏感地區。93.將賭客和投注者作為消費者保護仍是一個正在浮現的問題，但看來要求博彩經營者遵守一定的資訊法律義務很合理，例如成功的概率和每項博彩向公眾返還投注的最小比例。人投注額的最低水平90，為病態賭徒而設的特別立法91和訂定那些是澳門博彩區域的都市一籃子立法（可能遇到最大的阻力），規定那裡可以設置賭場，和設置不應建造賭場和向公眾提供博彩的保護區（特別是醫院、幼稚園、安老院、學校、托兒所、教堂或寺廟）92。最後，肯定仍可指出，澳門博彩法例除其他值得修訂或完善的方面外，採取保護賭博消費者的措施的可能性仍然值得嘉許93（澳門的消費者法律亦遠離本地區都市和現代社會需要，但肯定亦有人認為在這點上應是買家自己小心，或許像那時經常所說一樣caveatemptor）。相當程度上，澳門的博彩法律仍然是一項未完成的工程，仍然是粗糙的、不完善的，因為仍有一連串未適當處理的基本問題，需要耐心等待適當的規範（很多已經宣佈）最後得到核准。
  • 730
  • 731香港特區行政主導體制與政治發展探討林媛*在“一國兩制”原則和《基本法》的指導下，香港特區政府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既保留了回歸前港英政府高效運作的特色，又迎合現代政府治理模式變革的潮流。簡單來講，行政主導就是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種權力架構中，行政權力居於主導地位，在香港體現為以行政長官為代表的特區政府在權力架構中的優勢地位。從總體上看，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管治道路並不平坦，雖然通過《基本法》奠定了確立行政主導體制所需要的制度和法律基礎，但是，如何順應政治形勢的變化，發揮行政主導體制的管治功效，卻成為一個迫切需要研究的課題。本文從分析香港特區自身的行政主導體制的特色入手，關注香港政治發展進程中的一些現象，嘗試探討影響未來政治發展方向的兩個重要問題。一、香港特區行政主導體制的特徵時至今日，在制定政治發展方向和民主開放速度等問題上，行政主導儼然是處理政治紛爭的金科玉律，其政治地位神聖而不可侵犯，而且預示著對日後的政治發展和公共行政改革的路向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香港的政治發展專責小組在其第二號報告書中，清楚表達了下述觀點：“行政主導是特區政治體制設計的一項重要原則，是體現國家主權的重要表徵。任何方案必須鞏固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體制，不能偏離這項設計原則。”1–––––––––––––––*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1.香港特區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二號報告書：〈基本法〉中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問題》，2004年4月，第37頁。《行政》第二十卷，總第七十七期，2007No.3，731—743
  • 732特區的行政主導體制是從殖民地時期行之有效的“總督獨裁式的行政主導管治模式”過渡而來的，但又與其存在本質的區別。在英國對香港實行的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中，殖民地政府的權力都源自其宗主國的賦予，而賦予權力的程度也就決定了殖民地政府進行管治的自主程度。2當英國的殖民政策從“直接統治”調整為“間接統治”後，殖民地獲得的自主權力逐漸擴大，但是無論殖民地獲得多大程度的自主權力，宗主國都始終掌握著可以進行干預、控制和支配的關鍵權力。受英女王委派前往香港掌管統治權的最高長官——總督，也被授權擁有至高無上、不受殖民地內部制度制約的權力。總督不僅通過英女王的授權享有全部的行政權力，而且享有部分的立法權力，全面管理香港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鑒於港英政府對殖民地人民實施管治的外來屬性，殖民地政府的管治行為不是以當地人民的同意或選擇為基礎的，從而不需要考慮通過佔有民意而獲得其合法性。當時的立法會雖有一定的民選成分，但只是作為輔助總督的諮詢機構。因此，由總督領導的殖民地政府的權力結構呈金字塔形，其管治方式具有專制的性質，造成殖民地政府和社會之間的權力關係只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指令式關係，而不存在自下而上的制約機制，使總督管治處於“絕對主導”的地位。回歸後，在港英政府時期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管治模式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鞏固。從形式上看，特區以行政長官制為代表的行政主導體制維持了回歸前總督制的一些有效做法，當然本質上兩者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從產生方式上比較，特區的行政長官是由代表各界別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負責的特區首長和特區政府首長，有一個職能健全的特區政府輔助其工作。從權限上比較，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沒有立法權，只享有制定行政法規的權力，這清晰界定了行政與立法的權限。從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看，特區立法會作為民意代表的機構，比回歸前的立法局享有更大更實際的權力，特區立法會有彈劾行政長官的權力，有迫使行政長官辭職的權力。因此，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由殖–––––––––––––––2.徐克恩《香港：獨特的政制架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頁。
  • 733民統治時期的“絕對主導”調整為一種“相對主導”的狀態，體現出更明顯地制衡關係。行政主導治理模式的延續保障了行政長官建立管治權威的權力需要，為回歸後塑造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奠定了制度和法律基礎。在《基本法》中體現的行政主導，既有歷史淵源，又有理論依據，更是一種原則精神，儘管在法律的條文上並沒有出現“行政主導”這樣的字眼的，但通過《基本法》的條文，不難判斷出行政主導的設計思路。中國人民大學許崇德教授也曾明確指出：“行政主導在基本法上並沒有這句話。但是它的各條條文，反映了行政主導的體制。行政主導應該是行政長官駕馭三權之上。”3行政長官既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機關）的首長，領導特區政府，又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特別行政區。在法律地位上，行政長官具有一定的淩駕性。在權力架構中，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共同行使的行政權與立法會掌握的立法權之間保持相互獨立和相互制約的關係。行政長官對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有相對否決權，並決定是否簽署法案。行政長官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解散立法會。由於行政長官及其領導下的政府對立法會行使立法權有一定的制約機制，立法會在行使立法權時，就需注意和顧及到政府對有關立法的立場。此外，行政還參與立法程序。4在整個程序中，某些重要環節不是由立法機關，而是由行政部門(行政長官或者政府)負責完成的。主要表現在向立法機關提出的法案是由政府擬訂的；而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預算必須經行政長官簽署、公佈，方能生效。法律還明確規定，政府提出的議案應優先列入議程。在整個過程中，反映出行政機關的重要性。行政與立法之間除了相互制約，也存在一定的平衡關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有行政長官的決策性諮詢機構，即香港的行政會議，就是一個具有特殊功能的機構。行政會議的成員包括政府的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這就使得行政長官在作出決策前，能夠聽取–––––––––––––––3.許崇德：“行政主導就是要特首駕馭三權”，載《大公報》，2004年4月30日，A5。4.立法程序是指法律從起草直到生效的過程。
  • 734和了解到立法會的意見，使行政長官所作的決策可能反映各方的意見，平衡和協調各方的利益，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與立法之間存在著互相配合的關係。“一國兩制”原則和《基本法》也有效地協調了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權力分配，特區政府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從而保障了行政主導的運作成為可能。在中央與特區關係之間，行政長官是一個連接點，起到承上啟下、上通下達的作用。也就是說，中央通過行政長官對特區實行管轄，特區通過行政長官承擔對中央負責的責任。同時，享有高度自治權力的特區政府通過選舉權的逐步開放，使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都享有高度的合法性與認受性，使行政、立法與司法權力得到進一步充實與完善。總之，行政主導體制的確立保障了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權在執政中居於主導地位並保障政權的順利運作，保障了回歸後特區政府施政的順利開展。二、有關行政主導與政治發展的爭議對於行政主導的認識，理論界一直存在著針對幾個原則問題的爭議，一是行政主導是否為《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二是行政主導的內涵是甚麼；三是實行行政主導可能帶來的政治影響。在香港的政治實踐中，一樣存在著爭議。由於回歸後行政主導的效果不彰，釐清理論與實踐中的困擾，對香港未來政治發展的影響深遠。有學者認為，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實際是處於一種三權分立的狀態，沒有能突出地表現行政主導。按照行政主導的原則，當行政與立法存在矛盾的時候，應該是行政長官說了算，但香港的實際往往是按照互相平衡、互相制約的三權分立的狀況去解決。5從曾出現的立法會成立調查委員會；立法會議員提出對特區主要官員的不信任動議；–––––––––––––––5.許崇德：“行政主導就是要特首駕馭三權”，載《大公報》，2004年4月30日，A5。
  • 735終審法院的違憲審查等等情況可見一斑。因此，香港的行政主導是處於甚麼狀態，是需要進行研究和思考的嚴肅問題，也反映出香港特區《基本法》實施的程度。對於行政主導的內涵，蕭蔚雲教授曾提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是‘一國兩制’下的新的政治體制，是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它不是從別處抄來的、搬來的，它不是內地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也不是香港原有的總督制，而是一種新的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也就是行政長官制。”蕭教授指出，香港特區的政制是世上獨有的，不同於美國的三權分立的總統制或英國的議會制。一方面，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長，其法律地位高於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這和典型的美國三權分立，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是平行的三權鼎立不同。另一方面，行政會議不但有政府的主要官員參加，而且有立法會的議員，這樣就可以使行政與立法之間，加強溝通，互相配合，協調分歧。所以行政與立法之間，不但有互相制約，而且有互相配合，並且突出了這種互相配合，這是香港特區政治體制與三權分立體制的又一不同之處。6香港必須實行行政主導體制，而不是三權分立的制度，也是考慮到與中央政府的關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陳弘毅教授在“行政主導概念的由來”一文中指出，強調行政主導是與肯定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權力相關。陳教授引用了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的講話“特區政治體制必須以行政為主導，除了這種制度是經實踐證明行之有效外，最重要的是只有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才能做到《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無論是立法主導還是三權分立制度，都無法做到這一點。”7中央政府的主觀願望是通過《基本法》，在香港特區建立一個類似內地政權的威權型強勢政府，以便於控制和維持香港社會的穩定。但在實際運作中，行政一直無法真正主導，政府掌握大量的行政資源和權力，卻未有好好地運用，而立法、司法機關頻頻越權，導致政府的–––––––––––––––6.蕭蔚雲“論以行政主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載蕭蔚雲著：《香港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829-834頁。7.陳弘毅“行政主導概念的由來”，載《明報》2004年4月23日，A40版。
  • 736權威受損。香港的張炳良教授認為，根據《基本法》的設計，特區政府實質上是一個威權型的政府。殖民地時期的“行政主導”是建立在官僚行政專權、議行合一及行政吸納的政制基礎上。總督代行宗主國統治之權，由高官輔助執政，而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皆由總督任命。如是，各安其位，體制穩定，高官不會去挑戰總督的權力，行政局議員不會與高官對立，而立法局議員也不會以制衡或抵制行政為要務。《基本法》的政治設計希望維持行政主導的傳統，但議會舉行選舉後，再難返回原有殖民地式的行政立法融合制，但如何協調兩者，以穩定行政立法關係，《基本法》卻留下空白。而且行政主導，缺乏對政府監督機制的設計，由於不是執政黨的政治，反對政府政策的政黨將會被逐漸邊緣化。況且，在矮化議會及邊緣化政黨的前提下，更會激發民選政治精英、行政官僚精英及委任政治精英之間的對立。8選舉的開放，促進了政黨的蓬勃發展。香港出現了政黨政治之勢，但尚無政黨政治之實，使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許多變數。從理論上分析，行政機關成為強勢或弱勢的可能如下：最強勢政府是特首得到立法會佔大多數的政黨或政治聯盟的大力和穩固支持；最弱勢政府是在立法會出現了反對特首的佔大多數的政黨或政治聯盟；中度強勢政府是特首能和立法會中大多數議員維持合作的關係，並組成鬆散的執政聯盟，而立法會中有佔大多數的政黨或政治聯盟，願與特首合作，在個別政策中協商、討價還價，分享政治權力；中度弱勢政府是指立法會中並沒有任何佔大多數的政黨或政治聯盟，而只有不同小型政黨和獨立議員，政府須在個別政策上進行遊說，爭取到多數議員的支持。9在現實的運作中，立法會中的民主派受制於《基本法》，永遠不可能成為執政黨，也許只能成為永遠的反對黨，政府雖然可以得到親中黨派的支援，但也需要不斷地遊說和爭取，才能促使治港政策的通過，不得已一直在中度弱勢向中度強勢中徘徊。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二號報告也提到，“行政與立法機關每每只能互相制衡，但不能做到充分互相配合的情況，加上在現行制度下，行政長官在立法–––––––––––––––8《明報》，2002年6月13日，D12。9陳弘毅“基本法設計未保證強勢政府”，載《明報》，2004年4月24日，B16。
  • 737會中沒有固定的支持，以致對行政主導及施政效率造成不良影響。”10在現有的制度下，行政長官與立法會之間的不協調關係與生俱來。一方面法律規定了行政權的顯著性，另一方面立法會的民意代表性隨著直選席位的增加而不斷增強。如果直選產生的議員的民望和認受性淩駕於行政機關的領導人，立法會可行使其對法案和財政預算案的否決權癱瘓政府的運作。11這種擔心是存在的。在香港長期爭論的有關政制檢討的實質內容，一直圍繞著如何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全民直選。選舉制度的改變，是解決行政與立法關係中內在矛盾的一種選擇，也有可能引發出更深層次的問題。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5條第2款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致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由於沒有明確的時間表，就帶給民眾無限的遐想。從權力來源的角度來說，行政長官最終需要由中央政府任命並授權，需要向中央政府負責。中央政府對行政長官的權力授予是保障行政主導體制成為可能的基礎。如果民選的行政長官候任人無法取得中央政府的信任，將會引發嚴重的憲政危機，直接破壞了行政主導體制的基石。關於立法會普選方面，有學者提出，“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就是要使回歸後的香港朝民主政治方向發展；這種民主政治也可概括為“自由自治的港人政治”；為達此目的，立法機構必須確實能夠代表民意和監督制衡行政機關的運作，而要做到這點，議員一定要通過普遍選舉制產生。12現階段政府都無法取得大多數的政黨或政治聯盟的大力和穩固支持，立法機構的議員全面普選後，政治生態將更加複雜，如果沒有設立良好的機制，如何保障政府政策的通過與治理的順利推行？這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10.香港特區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二號報告書：〈基本法〉中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問題》，2004年4月，第22頁。11.YashiGhai,HongKong’sNewConstitutionalOrder:TheResumptionofChineseSovereigntyandtheBasicLaw,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1999,pp.292-302.12.鄭海麟：“七一遊行實踐了主權在民理念”，博訊網http://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3/08/200308220241.shtml。
  • 738針對種種訴求，中央通過“人大釋法”表明，在兩個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問題上，要由特區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作出報告，由人大常委會確定，確認了行政長官對香港的政改具有啟動權。2007年3月26日，香港特區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明，由各界人士組成的策發會已經就香港政制發展進入實質討論階段。當局將於7月1日後推出政制發展綠皮書，羅列出三個主流方案諮詢公眾，最後由政府糅合成一個終極方案。政府會尊重市民和立法會的意見，而行政長官曾蔭權亦會把港人意見忠誠地向中央反映。13香港特區政府日前公佈了《政制發展綠皮書》，開始公眾諮詢。《綠皮書》綜合了過去不同團體及市民的意見，重申和釐清了有關原則，關於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提出了多個方案。希望經過市民的廣泛討論，有助於對政制改革釋疑止爭，減少內耗，回到《基本法》規定的基礎上，推動香港政制向普選的最終目標邁進。通過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部署，政治改革的關鍵在於作為行政權力代表的行政長官如何在政治生態改變中仍能維持主導地位？如何權衡立法機關的有效監督或越權干擾？如何權衡政治發展並維持政府的高效運作？共識政治時代已經結束，社會氛圍正逐漸轉變，特區的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模式亦慢慢改變。香港未來管治發展須正視的問題，包括新政治生態下“行政主導”的空間與形式、政黨政治的前景、如何爭取社會上及政治上的廣泛支持進行政治改革等等，都是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的層面進行深入研究的課題。三、行政主導體制下香港政治發展需關注的問題在“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政策的鼓勵下，香港市民從傳統的對政治的疏離態度轉移為積極關心公共事務和參與政治活動、批評政府的施政。香港政治的新環境可以概括為：議會政治成為本地政治生活–––––––––––––––13.請參閱“第三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新聞報導，http://news.sina.com.cn/z/hkelection/index.shtml。
  • 739的主要舞臺；民選議員與政黨領袖成為政制內的主角；政治力量佈局由原來的官商共治演變為官員、商界、政界(政黨、議員)與公民社會互為牽制；體制外的政治行動，如示威抗議、媒體輿論、民調政治等越來越多，使管治環境變得錯綜複雜。為了適應政治發展的新形勢，鞏固行政主導的管治，需要關注兩個重要問題。（一）立法與行政的內部矛盾隨著立法會直選議席的不斷增加、政黨政治的迅速發展，民眾政治熱情的高漲，參與型民主政治的特色愈來愈明顯。民眾積極參與立法會的選舉，使立法會的認受性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立法會與行政機構的關係日趨複雜，是否會衝擊行政主導的優勢呢？隨著選舉制度漸次取代委任制度而成為政治權力的分配方法，行政機關亦陸續失去組成和支配立法機關的權力。1995年之後，立法局已取消了官守和委任議員的設計，全部議員經由功能團體、直接選舉和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14換言之，選民已取代總督擁有產生立法機關的權力。“意味著行政機關不能在仗著人為制度來控制或主導立法機關的意志或決定，而需改為透過現實政治的操作來組成親政府的議會聯盟，以維持其施政的順暢。由於立法機關不再在憲制上從屬於行政機關之下，並取得自主和對等的地位。”15劉兆佳教授也注意到《基本法》的政制設計，一方面試圖維持原有行政主導，壓抑政黨的發展，但同時又引入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以穩定人心。問題的關鍵在於，立法會可以透過行使實質的否決權，制衡–––––––––––––––14.《基本法》規定了首三屆立法會的組成方式，詳情如下：第一屆（1998-2000）分區直接選舉20個席位、功能界別選舉30個席位、選舉委員會選舉10個席位；第二屆（2000-2004）分區直接選舉24個席位、功能界別選舉30個席位、選舉委員會選舉6個席位；第三屆（2004-2008）分區直接選舉30個席位、功能界別選舉30個席位。《基本法》訂明，如有需要修改2007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2/3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從席位的鋪排也顯現出漸進式民主化的特點。15.李彭廣“行政主導成歷史，分掌政權勢出現”，發表於“前車可鑑——香港的管治研討會”，2004年5月8日，請參閱http://www.hkpri.org.hk/governinghk。
  • 740特區政府的施政。雖然《基本法》規定的議席分配模式試圖使特區政府的施政可以得到多數票的支持，但這些支持票不是必然的，因為立法會內的政黨必須要回應支持者的訴求。這種新政治形勢下，特首不能再依靠政治中立的公務員應付日常施政，故行政長官有需要組織自己的政治力量，調節管治方式。16從理論上分析，民主開放的選舉使立法議員的代表性和認受性增強，對行政與立法之間預先設計的“相對主導”關係帶來一定的衝擊，意味著政府無法得到立法機關的穩定支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府的執政效果。由於政府在立法會沒有固定的聯盟，每次有法例要通過，政府都要遊說立法會議員。在其他實施代議制國家，行政首長可憑藉其所屬政黨在立法機關佔據的席位而取得一定的支持，但香港的行政長官沒有政黨背景，政府施政固然得不到立法會議員的當然支持。在這種困境下，行政長官甚至問責官員需要花費精力針對逐個政策或法案向議員進行遊說，使行政工作日趨政治化，從而產生不利行政機關平穩施政的可能。香港的特殊性還進一步表現在，由於現行《基本法》的規範和行政主導原則的要求，立法會議員無權參與政策的制定，只能對政府既定的政策作出監察和回應，議員提出的法案也受到條件限制。在實際的運作中，難免出現立法議員在行政主導的框架下沒有“創議權”而無所作為的可能。有些議員為了向選民交代，可能發展為“完全的反對派”，凡是政府提出的政策和法案一律批評，或是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動議吸引傳媒的注意。如果惡性循環，必然會出現議員的監督無的放矢，政府的政策推行舉步為艱，令立法與行政的關係日益緊張。立法與行政的矛盾激化程度取決於民主開放的步伐。香港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必須以《基本法》為基礎，循序漸進地穩步推進。劉兆佳教授早前曾指出，香港的經濟雖然表現優異，其教育水平亦高，但其整體的政治及社會經濟環境卻是不利於快速實行民主化的。–––––––––––––––16.“高官問責制始作俑者，萬能博士強調變乃常態，重整管治勢在必行”，載《文匯報》2002年6月22日，香江聚焦A05版。
  • 741一些重要的民主政制不成為有實際意義的選擇的因素，是因為政治社群感的薄弱、既有利益分子不願意依據群眾型的民主規則來參與政治遊戲、民主領袖的弱小及其缺乏群眾基礎、中國既有利益集團對“過分民主化”的反對與群眾對政治的冷漠與懷疑態度等狀況存在。17經過回歸十年的考驗，香港市民的政治意識得到了歷煉，對民主的追求有了更深切的認識。2004年9月12日舉行的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成為香港有史以來以最為民主的方式選舉立法會議員。2007年的特首選舉，也引起了學者對香港大眾政治文化轉變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漸進式的民主正逐步被香港市民接受，香港市民在政治生活中已經形成了相當程度的理性與比較成熟的民主素養，通過自己的努力正逐步邁向真正的民主社會。從而也為政府提供了調整和轉變的時間，在民主漸進成熟的過程中，儘快完善體制上尚存的立法與行政不協調的地方，在推動民主選舉的同時，調整行政主導管治模式並鞏固其治理的功效。（二）政黨政治的衝擊20世紀80年代以前，香港幾乎沒有甚麼政治參與，殖民地時期的政制體系中也沒有設計公民參與的渠道，自上而下的管治模式使封閉運行的權力統治仍能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在這樣的政治社會條件下，不可能產生制度化的參與。香港社會在經歷了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中，政治參與一直都是權力精英和技術官僚的特權，市民參與政治的意願不受重視。隨著非殖民地化政策的推行，地方行政改革等政制開放政策的實施，點燃了香港居民的政治參與的熱情，逐漸開闢了一條制度化的參與渠道。在政治參與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推動了壓力集團轉化為政治團體，再由政治團體轉化為政黨。代議制改革是香港政黨的催化劑，尤其是1991年的立法會直選，不僅催生了一批政黨，而且激發了政治力量組織政黨的熱情。18主要–––––––––––––––17.劉兆佳《香港的政制改革與政治發展》，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8年，第108頁。18.周平《香港政治發展：1980-200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47頁。
  • 742是因為選舉後香港政治生態的轉變，令政治精英感覺有組織政黨的必要。19直接選舉的啟動，將政治權力的大門逐步向社會開啟，壓力團體改變了從外部向政府施加壓力的方式，努力通過選舉的途徑進入政治體系內部，從一種反建制的力量轉化為建制力量，轉變為政治團體，為政黨的成立奠定了基礎。隨著選舉政治的發展，香港的政黨得到了不斷地發展，隨著政黨在政治舞臺上日益活躍，香港的政黨政治拉開了序幕。目前，活躍於政治舞臺的政黨主要包括民主建港聯盟、民主黨、自由黨、民主民生協進會、香港協進聯盟、公民黨等，且進入了發展的穩定期。香港政黨的規模都不大，而且絕大多數政黨的組織都很鬆懈，缺乏紀律性，但政黨的政治態度卻相當明朗，已形成了較固定的行為模式。目前，香港政黨政治的內容主要有幾個方面：（1）推動選舉，爭奪議席；（2）整合利益，反映民意；（3）監督和制衡政府，影響政府政策；（4）培養政治精英，製造政治明星；（5）進行政治動員，引導市民參與；（6）傳播政治文化，實施政治社會化。20由於現在政黨政治已經在香港生根發芽，政黨代表著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並得到一定的擁護者，在立法會又擁有不同比例的議席，因此，政府的決策要獲得社會的一致支持，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於制度設計上的限制，香港的政黨發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是直選的議席數量有限，使任何一個政黨都不能通過選舉來執掌香港的政權，而只能淪為議會中的反對黨。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架構是行政主導，現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尚未完全開放，且當選的行政長官未必需要與政黨掛勾，也限制了政黨的發展。政壇元老鍾士元發表回憶錄中曾對香港回歸後的政治困局有深刻的描劃，並且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重重困局，化解之道應該是引入政黨政治，由各政黨提名競選行政長官發表其治港政綱，然後由港人投票選舉，贏得選舉後委任符合條件的主要及高級官員協助他管治特區。如此，行政長官和其主要及高級官員才能同心合力，推行他在競選時所倡議而選民支持的–––––––––––––––19.黃文娟《香港的憲制與政治》，臺北市，國家發展基金會，1997年，第208頁。20.周平《香港政治發展：1980-200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7-8頁。
  • 743政策。”21這是一種值得參考的思路。也有人士建議政府可以召開有廣泛代表性的各界峰會，尋求社會共識，以之作為管治基礎，便能有效行使權力，無懼議會的制衡。《基本法》對未來的政治發展附有檢討的機制，香港統治精英和廣大市民應該抓住這個契機，通過深入地研究，設計出一個既符合香港政治文化又可以為中央政府接受的方案。鑒於特區政治體制的獨特性和新穎性，在政治體制內仍有待改善的不足。《基本法》所規定的香港的未來政治體制，可以說是經過一連串妥協後的作品，反映出中央政府設計香港未來的政制仍留有一定的空間。從回歸十年的經驗分析，行政主導是適合香港長遠穩定發展的體制。香港在未來的發展中仍需鞏固並發揚行政主導體制的特色，行政長官在這個體制裏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雖然透過選舉產生，但不是由立法機關選出的，而是由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選舉委員會產生的。行政長官既沒有普選作權力基礎，在立法機關更缺乏黨派的支持。可能的局面是特首和立法會各自為政，互相牽制，造成嚴重的內耗。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都會抱怨沒有足夠權力實現有效管治，政治制度內在的先天缺陷在未來不斷放大而會造成的困境實在不容忽視。香港回歸祖國十年，面臨著社會形勢與政治局面的改變，必須要建立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政治主張和治理模式。在探索的過程中，特區政府面對著愈來愈曲折的管治困境，香港人也承受了來自經濟轉型的痛苦、身份認同的折磨、以及對民主的渴望等壓力。因此，建立一套各方認同的新的政治方案是當務之急，而所有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21.“政治體制不改有效管治無望”，載《明報》2001年10月7日，A2版。
  • 744
  • 745–––––––––––––––*葡萄牙埃武蠟大學教授1.我們的論文並不想包括擴張和海外發現的全部過程，即世俗和地理發現的整個過程，然而由於篇幅的關係，加之迄今為止在這方面已經有了許多的論文，我們如果不引用它們的話，很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所以我們僅僅對官方的海外發現紀念活動做一簡短的回顧。我們認為，應該強調近期所發表的關於所謂東方帝國最主要研究論文，尤其是在那些研究成果不多的課題。我們之所以選擇東方，同時也是因為本年我們在巴依亞大學教授了葡萄牙在印度擴張史這一課程，同時我們也完成了巴西大學歷史教學計劃的編寫，而東方卻沒有被列入。2.馬爾克斯主編《葡萄牙史學史》，第1卷：從起源到埃爾庫拉諾，里斯本，歐美出版社，1974年，第25頁。在編寫有關這些豐功偉績的作家中，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朱拉拉、皮納、戈伊斯、卡斯達涅達、巴羅斯、科雷亞及科多等。全球化前時代：重寫歷史與一個共同的過去曼索*在葡萄牙海外大發現正式開始五個世紀之後，在進行了十年的正式慶祝之後，現在要做的工作是來簡短地回顧一下這一切意味著甚麼？當時，無論是推動了這一活動的人民，還是那些經受了“殖民過程”的人民對此有那些感受和分析，同時對最主要的研究工作進行了那些評論。1一開始，王室當局便企圖讚揚海外發現的事業，尤其是將歷史為國家及豪門巨室服務（這是由當時剛剛設立的皇室總編年官，以及後來由印度的總編年官承擔的任務）。海外征服的歷史在他們的筆下有著重要的地位。根據馬爾克斯的看法，“敘述和解釋海外擴張的願望和需要使得出現了一種超越國界的史無前例的新史學。”2尤其是朱拉拉創造了一種新的歷史概念，因為從征服修達開始，地理範圍擴張了，改變了國家政策的方向，出現了海外發現的軌道，因此，有必要將新的地理區域和豐功偉績介紹給人民，同時讚揚貴族。在這些編年史家之前和之後，有許多世俗和宗教的人士也敘述了海外發現這一壯舉。即便記錄了某些事情，他們批評了某些王室官員《行政》第二十卷，總第七十七期，2007No.3，745—753
  • 746的做法，尤其是他們的受賄行為及在捍衛帝國，尤其是東方帝國方面的疏忽。例如科多的《身體力行的士兵》這本著作的目的幾乎總是讚美葡萄牙人在世界各地的歷史，尤其是世俗和精神征服的歷史。在精神征服方面，值得指出的是由傳教士和官員為我們留下的資訊。這兩種人士在殖民過程中起到過重要的作用。他們當時所提供的葡萄牙人在某些地區的政治和軍事消息是十分珍貴的，例如印度東海岸、遠東和莫臥兒王國。正是上述兩類人，在許多情況下，幫助商人定居或者僅僅作為一種外交代表，阻止歐洲其他的宗教及政治利益的定居。在此方面，我們應該著重指出的是耶穌會提供的資訊，它主要包含在從各個差會彙集而來的年度報告中。3這些年報不僅僅涉及宗教問題，同時也描述他們同已經立足的歐洲政治當局及同本地政治及宗教當局的關係。然而，這些報告的重點是弘揚歐洲文化，尤其是將基督教介紹為唯一能夠拯救人類的宗教。這一看法實際上一直延續到現在：“英雄”的形象和對基督教價值的讚揚，在很長時間內將繼續成為西方歷史的中心。新國家也利用歷史教育作為社會化的成分，未加以政治化，然而卻企圖向人們灌輸有爭議的價值和嚴格的自覺性。然而，在葡萄牙建立民主制度的最近30年內，開始對葡萄牙人的海外發現進行一種新的歷史探討，主要是15世紀到17世紀這一時期。4從史學的角度來看，這一變化之所以在葡萄牙出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出現了多種碩士課程，尤其是海外發現歷史方面的碩士課程。還要歸功於其他一些專門從事這方面研究的科研機構。在此，應該特別強調的是葡萄牙海外發現紀念全國委員會。它不僅僅設立了研究獎學金，同時花大量的資金出版研究成果，尤其是出版了《汪洋》和《自由大海》這兩本雜誌。除了這一機構之外，還有高秉根基金會、東方基金會和其他研究中心，例如戈伊斯中心、海外研究中心5、葡萄牙東南亞–––––––––––––––3.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有許多從耶穌會不同差會發回來的手寫信件，同時在里斯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有許多印刷版的信件，例如科雷羅《1604-1605年報》和《1606-1607年報》。里斯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有15種這位神甫的作品。4.對葡萄牙海外發現解釋的重大轉變應歸功於戈蒂紐的《發現與世界經濟》，第2版，4卷，里斯本，存在出版社，1991年。5.這一中心從2002年開始便出版《海外歷史年刊》。
  • 747研究中心6和教育部紀念葡萄牙海外發現工作小組。他們為這些領域的科學研究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同時，我們還不應該忘記所舉辦的一系列學術研討會，例如國際大會、演講會及研討會。這些會議有世界各地歷史學家的參加。在此僅舉幾例：“東南亞與遠東國際研討會（1991年）”，“達伽馬及印度國際會議（1998年）”和“葡萄牙-巴西：回憶及形象葡萄牙巴西國際會議（1999年）”等。我們現在來推翻那些阻止我們觀察“他人”的高牆。上述機構及學術會議是造成這種改變的最主要因素。它們為這些改變作出了主要工作。這一改變，一方面表現在重提“舊話題”，另一方面，展開了“新課題”，尤其是那些對於史學家們來說不太熟悉的地理區域的研究。如今，全球化已經成為了一種時髦的話題，或許我們可以回憶一下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進行的海外發現的航行在人類的歷史上所展開了的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它與不同的人民和不同的地理區域有了接觸，這樣便開始了全球化前時期。通過它，葡萄牙這樣一個國家，創造了一個廣闊的海上帝國。儘管在某些地方它的存在是曇花一現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葡萄牙的存在一直延續了5個多世紀，例如在果阿、澳門、帝汶、莫三比克和安哥拉。無論定居的方式如何，無論葡萄牙採用了那些殖民模式，葡萄牙人的出現帶來了文化、語言、宗教方面的變化，同時，也應該看到，葡萄牙語本身也接受了很多影響。毫無疑問，對葡萄牙社會的變化作出了貢獻。應該在文化交流的基礎上，對“新歷史“進行詮釋，拋棄以歐洲中心論的“這邊”舊看法和似是而非的“那邊”受害者的看法。那些最著名的課題是在葡萄牙歷史上研究最多的題目。毫無疑問，首選的研究對象是達伽馬這個人物。幾年前，葡萄牙想起來要慶祝這位海軍上將抵達印度500周年，於是展開了一系列的活動，出版了研究著作，召開了國際會議。不幸的是，與人們的希望相反，並不是所有的慶祝活動都是一帆風順的，或對“嚴肅”地研究這位英雄作出了–––––––––––––––6.值得指出的是，這是葡萄牙唯一進行東南亞研究的中心。歐洲研究者對這個地區的研究不多。然而我們應該指出某些關於帝汶的研究，例如，馬托斯《葡屬帝汶1515-1769：史論》，恩里克王子歷史學院，里斯本大學文學系，里斯本，1974年和貢內《帝汶500年》，東方文粹出版社，1999年。
  • 748貢獻。如今，我們確切地知道他生於錫內斯，是埃斯特萬‧達伽馬的合法兒子。1519年被封為維蒂格拉伯爵。另外一些研究給我們帶來了新的看法，幫助我們解釋他於1497年前往印度之前的生平，以及他返回以後的生活。這位海軍上將的生平中，明顯地還有不太為人所知的地方，尤其是因為沒有史料可以確實或推翻一些現成的說法，例如其父的逝世問題，何時、何地、如何逝世仍有待澄清，然而，這些研究使得我們瞭解了這位人物及其時代的情況。我們現在對他更加瞭解了，而且是更加具有科學準確性的瞭解。7我認為，這位人物已經不再是崇拜的偶像，而成為了一個那個時代僅僅執行了王室決定的人物。他在印度的表現如同任何一個他那種身份的人面對發現應該有的做法。也就是說，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主導著他同“他人”的關係的立場，一種優越感導致將西方文化強加於人。在此之中，也曾經進行過奴役活動，摧毀當地文化，尤其是通過強制性歸依強加歐洲文化。某些非歐洲歷史學家對他以當代倫理標準進行的評判，實際上也是一種“罪孽”，所犯的錯誤不亞於那些企圖將其偶像化的人，因為他們都未設身處地來評論這位人物。不幸的是，巴西發現500周年慶祝活動也有同樣的立場。葡萄牙官方的慶祝舉辦了一系列學術研討會，出版了關於卡布拉爾8生平的著作，然而，另外一些人企圖將此航行降低到一種殖民主義的立場，將其視為對印地安人的屠殺和財富的掠奪。實際上，將這一豐功偉績降低為一種暴力的態度也並不能幫助來科學地詮釋巴西的葡萄牙殖民歷史。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去掉”西方態度（優越感）以及被殖民者的態度（卑下感）。他們將葡萄牙人的出現看作是目前社會所面臨的許多弊端的根源。–––––––––––––––7.伯崇《達伽馬》，法亞爾出版社，巴黎，1997年；馮賽加《達伽馬及其生平、航行及時代》，里斯本，世博會，1998年及阿連特茹協調委員會，1998年。曼索“歷史上的伽馬及伽馬家族”，《從葡萄牙西海岸．達伽馬及其時代國際會議論文集》，葡萄牙海外發現全國紀念委員會，1998年，第67-81頁。《達伽馬與印度》，巴黎，1998年5月11-13日，里斯本，高秉根基金會，1999年。8.“葡萄牙——巴西：回憶及形象葡萄牙巴西國際會議”，1999年11月9-12日，高秉根基金會及教育部紀念葡萄牙海外發現工作小組，1999年。加爾西亞《韋拉克盧斯地．巴西發現500年》，里斯本，愛丁佛爾出版社，2000年。
  • 749我們已經說過，儘管對這一時代的豐功偉績有過不太科學的詮釋，然而的確情況是，我們已經有了許多研究可以使我們更加瞭解以前所不太瞭解的課題以及地理區域，甚至至今從未研究過的課題和地理地區。但是，在分析一些著作之前，我認為，它們改變了對葡萄牙人在世界上歷史的看法，同時也指出那些為專業歷史學家所未重視的區域。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托馬斯對評價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史學家戈蒂紐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前者認為後者指出了新的研究方法，補充了迄今為止的論述，尤其是將戈蒂紐的方法同他的著作《從修達到帝汶》進行了比較。我們援引他的評論：“戈蒂紐所做的研究的深層含義通常來講，是一種對大範圍地理經濟區域的研究，而且時間跨度很長。本書中所彙集的研究恰恰相反，時間短，所強調的是政治歷史，社會及經濟歷史次之及分析方向。這一主要傾向並不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選擇，也不是一種研究體系的選擇，而是基於對所採取的看法高瞻遠矚性的信念：很大程度上是隨意的或許是一種無意識的將與前代所不同的看法表達出來的潛在願望，然而，卻是同前一時代相吻合的。在戈蒂紐所做的總結之後，我們所研究的領域主要是短時間的分析。這還有工作的餘地。”9的確，托馬斯講的這番話很有道理。在戈蒂紐所作的宏觀分析之後，我們還應該加上博克塞的一些著作，例如《葡萄牙海上帝國1415-1825》。在這本著作中，他論述了葡萄牙海上帝國從擴張初期到巴西獨立的過程，對已經研究很多的地區再次著墨，然而卻忽略了像孟加拉灣和東南亞這樣的地區。實際上，在這些地區有過很多私商、海盜和冒險家。他的著作基本上忽略了文化性質的問題，僅僅有幾頁來描述葡萄牙東方保教權的問題。10托馬斯研究較多的正是這些被遺忘的地–––––––––––––––9.托馬斯《從修達到帝汶》，里斯本，迪費爾出版社，1994年，第XI頁。10.博克塞《葡萄牙海上帝國1415-1825》，里斯本，70年代出版社，1992年。值得指出的是，博克塞是為葡萄牙海外發現的研究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名人之一。除了對政治及經濟史的特殊興趣之外，同時他撰寫的一些著作現在已經引起了葡萄牙史學的特殊注意，尤其是性別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可見《伊比利亞擴張中的婦女》，里斯本，地平線出版社，1977年。阿爾布爾克是另外一個葡萄牙史學的巨匠。他不僅僅是東方問題，同時還是大西洋問題的專家，其主要作品有《葡萄牙發現史上的疑問及定案》，2卷，里斯本，讀者圈，1991年，《葡萄牙發現歷史導論》，里斯本，歐美出版社，1983年，《葡萄牙發現史字典》（阿爾布爾克與多明克斯主編），2卷，里斯本，讀者圈，1994年及《葡萄牙在世界》（阿爾布爾克統籌），6卷，里斯本，阿爾法出版社。
  • 750區，尤其是現代史學幾乎遺忘的帝汶問題，同時這位歷史學家對經濟及政治社會問題予以了特別的注意，而將文化歷史置於一旁。這種情況在印度歷史學家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身上也有重複，其著作《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便是一個例子。11然而，最近佛洛爾斯所發表的碩士論文《葡萄牙人與錫蘭海：貿易、外交及戰爭（1498-1543）》所涉及的這個領域是葡萄牙人在當地歷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然而迄今為止從未有人對其做過研究。12約十年前，當我們考慮準備一部歷史博士論文時，我們選擇了耶穌會在印度的兩個省的題目（果阿和馬拉巴兒，1542-1622），因為當時我們看到文化史仍然是處女地，因為當時大家都一致認為這是一個基本的課題，是更好地瞭解政治史和經濟史背景性的領域。13的確，當時史學家的注意力不在於文化史，尤其是不注重宗教史。14我們認為，至其時為止所寫的歷史是由與教會有關的人士所撰寫的教會歷史，自然會帶有護教的立場。或者是由那些企圖指出教會在社會中負面影響的人所編寫的著作。因此，這類歷史實際上是一種價值觀的歷史，其目的是為了評判某些事實。當時我們看到，要寫這個題目困難重重，不僅僅是因為已經出版了許多宗教性質的著作，同時還因為當時有許多史料。這些史料很有可能不會為我們提供一個對耶穌會的活動不同看法的新資料。這是從歐洲方面來看的實際情況，但是從“亞洲”方面來看，儘管對葡萄牙人的歷史，例如在印度的歷史有另外一種看法，但是歐洲社會給它所接–––––––––––––––11.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里斯本，迪費爾出版社，1993年及《貿易與衝突，葡萄牙人在孟加拉灣1550-1770》，里斯本，70年代出版社，1994年。12.佛洛爾斯《葡萄牙人與錫蘭海：貿易、外交及戰爭（1498-1543）》，里斯本，宇宙出版社，1994年。13.在此，我們想著重指出兩位研究葡萄牙當代文化史的專家，他們涉及了發現問題。一是迪亞斯的《唐若望三世時代的文化政策》，科英不拉大學哲學研究所，1969年和白烈度的《葡萄牙文藝復興時代的知識之路：歷史研究及文化理論》，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6年。14.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出版的幾本著作開始注意文化史問題，例如，蘇札的《中世紀果阿．17世紀的城市及內地》，里斯本，印刷出版社，1994年和洛佩斯的《18世紀的果阿：傳統與現代性（1750-1800），里斯本，天主教大學葡語人民及文化研究中心，1996年。
  • 751觸的人民帶來的影響有時不會形成對歐洲在上述地區的一切活動的譴責。這兩類著作都忘記了瞭解這些事件的背景情況，例如里奧在涉及歷史時，這樣寫道：“⋯⋯現在已經不是令人欣慰的學科，其目的僅僅在於使目前的狀況得到合法性或者來解釋進步、國家、民族，不外乎這些人或那些人對預言憧憬的懷念。”15的確，從文化的角度，尤其是宗教角度來看歷史的話，只是在最近十年才引起了特別的注意。這表現在召開了的一些學術會議上。16有些個人的作品。有些關於印度的作品是與教會有關係的人編寫的。同時，也有一些不以宗教史為中心的作品，例如波爾基斯的《耶穌會的經濟問題1542-1759．興衰詮釋》（新德里，概念出版社，1994年）一書。這本書從經濟的角度分析了耶穌會。最近又有兩本新著問世，即拉克圖爾的《耶穌會》（2卷，里斯本，印刷──讀者圈出版，1993年）和阿爾登的《偉業的開創：耶穌會在葡萄牙．其帝國及延伸》（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6年）。17拉克圖爾已經脫離了教會中心的範疇，然而其兩卷著作並未能深入地闡述他所提出的議題。這種情況在作者企圖為某些耶穌會傳教士做傳記時顯得特別明顯。他所寫的傳記脫離了相應的歷史背景。另一方面，作者特別關注的是法國耶穌會士，而不是作為一個教團的耶穌會。在其他方面，我們還可以指出，他沒有引用法國以外的出版物，尤其是葡萄牙和印度的著作。因此，許多與耶穌會在亞洲和美洲活動的方面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同世俗政權的關係及對當地文化適應的問題。–––––––––––––––15.《一種統治，一種看法．文化史初編》，里奧與司禮內里主編，里斯本，印刷出版社，1998年，第34頁。16.所涉及的著作有：《耶穌會在印度：歷史角度的分析》，論文集主編蘇札與波爾基斯，澳門文化學會，1992年；《葡萄牙傳教及文化交融》，葡萄牙天主教大學，葡萄牙海外發現全國紀念委員會，1993年；《耶穌會及在東方的傳教》，葡萄牙天主教大學，1997年；以及《葡萄牙擴張中的婦女面孔》，婦女平等及權力委員會，1994年。17.值得指出的是，在葡萄牙和歐洲其他國家耶穌會繼續是研究的對象。我們可以列舉的著作有：樂羅阿《耶穌會神話》，里斯本，羅馬出版社，1999年。目前，佛郎哥正在準備題為《葡萄牙耶穌會神話（16-20世紀）》的論文，其研究將包括耶穌會在海外活動的情況。
  • 752阿爾登的著作比較了耶穌會在葡萄牙、果阿、馬拉巴兒、日本、中國、巴西及馬拉尼翁省或副省在1540-1750年之間活動的情況。由於這本書是從耶穌會的創始開始一直寫到其結束為止，所涉及的區域非常廣泛，作者無暇顧及某些研究不多的地區，例如印度的馬拉巴兒。18同時，還出現了另外一種史學傾向。這種傾向在葡萄牙幾乎未得到注意。這便是對於性別的研究，至少是性別在葡萄牙擴張過程中的作用。整個擴張實際上是一部以男性為主的歷史。至於性別問題，在我們結束此文之前，我們想涉及那些世俗與宗教的歐洲婦女或土著婦女。長期以來，她們被認為是葡萄牙帝國組建過程中不甚重要的成分，然而博克塞的（先驅性）著作《伊比利亞擴張中的婦女》及在“葡萄牙擴張中女性面孔會議”上發表的眾多論文所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最近，科特斯在其《流放者與孤女：葡萄牙帝國由王室所領導的殖民（1550-1750）》一書中，向我們涉及了婦女在由葡萄牙王室所開創的帝國殖民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9關於婦女，還有很多可研究，尤其是在葡萄牙。在葡萄牙，直到近期，性別問題才開始得到分析研究，但是能使我們對婦女在帝國活動中的活動有一個整體看法的總括性著作不多。20然而，我們欲知道那些有勇氣背井離鄉──女–––––––––––––––18.後來我們對馬拉巴兒地區在我們的博士論文中進行了研究，請見《耶穌會在印度：1542-1622．其傳教及文化活動》，2卷，複印本，埃武蠟，1999年。19.科特斯《流放者與孤女：葡萄牙帝國由王室所領導的殖民（1550-1750）》，里斯本，葡萄牙海外發現全國紀念委員會，1998年。我們知道在果阿出版了一部著作，但不幸的是我們無法在歐洲各國的國家圖書館查閱到它。其作者是加爾西亞斯，題目為《果阿婦女面面觀》，新德里，概念出版社，1998年。同時還出版了一部關於東南亞的著作：《婦女、性別及現代早期東南亞史》，安達亞出版，2000年。20.我們已經寫過，這便是葡萄牙史學關於東方帝國的現實，也就是說，仍然有許多工作可作，然而，我們需要指出的是，《汪洋》雜誌第21號是題為“咸海中的婦女”的專輯，葡萄牙海外發現全國紀念委員會，1995年。至於巴西，我們知道情況有所不同，因為巴西有一批研究人員目前正在考察這些婦女如何幫助在巴西及非洲葡萄牙帝國建立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我們所能列舉的研究是，正在由伯南布哥天主教大學和聯邦大學所進行的一項計劃：《順從與幽禁：殖民時代伯南布哥的婦女收容所》。巴西利亞大學非洲巴西研究中心的協調員潘托雅也於2001年在莫桑比克研究了婦女問題。在她的協調下，出版了：《在非洲與巴西各地之間》，巴西利亞，平衡出版社和聖保羅，零點出版社，2001年。同時，那西門托《宗主教權與宗教．巴依亞德斯特洛修道院中聖克拉拉會修女的隱居生活：1677-1890》，巴依亞，州文化委員會，1994年。
  • 753性宗教人士、妻子、母親、妓女、孤女、流放犯──定居海外的情況。她們可能再也沒有返回祖國。她們同土著婦女建立了甚麼樣的關係？總而言之，她們幫助在歐洲以外建立了一個甚麼樣的世界？我們想再一次強調，婦女及宗教史問題，在葡萄牙史學中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 754
  • 755–––––––––––––––＊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院高級副研究員1955年取消澳門開埠四百周年慶典的前因後果費茂實*1955年10月21日，即公佈澳門開埠四百周年慶典計劃後的第8天，澳門葡萄牙當局突然宣佈取消活動。官方宣稱的原因是缺乏“財政資源”（Fernandes，2000，pp.134e620）。顯然，這並非作出此一決定的根本理由。事實上，澳葡當局是在中國總理周恩來悄悄與香港總督、英國駐華使館代辦接觸、要求不搞慶祝活動後而決定停止的。中國政府首腦的此一態度，很大程度上與當時中國受到國際孤立的環境有關，特別是在中國參與朝鮮戰爭後。無論是在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還是在國際社會，冷戰的加劇都實實在在地增加了北京對澳門和香港的依賴，換言之，令其政治形勢更加脆弱。為了部分緩和此一艱難局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密鑼緊鼓地展開了一次針對葡萄牙政府的宣傳攻勢，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來，首次提出澳門為其領土的訴求。這一攻勢的目的，主要是欲平息中國黨政機關內部強烈要求澳門回歸祖國的呼聲。當時，中國中央政府認為並不具備採取這樣行動的條件。進行此一淩厲宣傳攻勢的同時，中國中央政府又明確放出希望維持澳門現狀的信號。北京挑選澳門華商何賢作為雙方長期協商的中間人，而數月前，何賢剛剛被澳門葡萄牙政府委任為政務委員會成員。本文試圖分析澳門開埠四百周年慶典的倡議和支持者及其背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原因，英國的介入，消息的洩露，新中國面臨的極其不利的國際形勢，中國發動的宣傳攻勢，北京息事寧人態度背後的利益，澳門華人精英力量的鞏固以及令慶典提早取消的因素。《行政》第二十卷，總第七十七期，2007No.3，755—785
  • 756–––––––––––––––1.波爾圖大學教授，海外研究高等學院（今里斯本技術大學社會政治科學高等學院）院長，海外研究院（今熱帶科學研究院）院長和里斯本地理學會主席（1952-1960年）（Barros，2005，pp.54-55），1945-1956年任國會議員（Teixeira，1999，pp.109-110）。2.“里斯本地理學會的活動”，《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刊》，第70卷，第4-6期（1952年4月-6月），第188頁。一、土生葡人白樂嘉（JoséMariaBraga）的動議澳門舉行慶祝活動的動議出自在香港出生的土生葡人白樂嘉（SantoseArrimar，1993）。白樂嘉是“一位教師、記者、商人、進口商、歷史學者，二戰期間，還是一位不受薪為盟軍工作的情報員”（Alden，2001，p.93）。1951年11月在葡萄牙渡假期間，他告知殖民部長羅瑟文，他在香港與中國銀行董事局成員、中華工商總會副會長ZhangNaiqi的交談中，得知中國中央政府“希望與澳門發展良好的貿易關係”，換言之，維持澳門的現狀（Fernandes，2006，pp.57-58）。1952年4月30日，他在里斯本地理學會發表演講，提議舉辦慶祝活動。在題為“葡萄牙通過澳門在遠東的施展”的演講中，這位知名的土生人士認為，需要鞏固葡萄牙在該地區的影響，演講回顧了19和20世紀的傑出土生人物並提出在“1955年11月20日”紀念“提及澳門名字的第一份文獻——平托的一封信以及澳門開埠四百周年”（Braga，1952，p.96）。演講結束後，科雷亞1不僅讚揚了講演者，還“建議（里斯本地理）學會主動慶祝葡萄牙人創建澳門城市四百周年”。2白樂嘉的演講，正好發生在上海以及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土生葡人社群深深感受到新中國對外國人的威脅態度的時候。1949年5月25日，“東方巴黎”上海的解放（Fernandes，2000，p.61），引起在中國內地以及在澳門和香港的土生葡人的極大恐慌。大量葡萄牙後裔的歐亞混血人士撤往澳門、日本、泰國和緬甸，少部分則撤回葡萄牙（Fernandes，2006，p.56）。在羅瑟文部長的非正式提議下，里斯本地理學會主席科雷亞召集了分別由貢薩爾維斯和英索擔任主席的亞洲委員會和澳門分會，草擬“慶祝活動的計劃綱要”。1953年7月28日，科雷亞正式向羅瑟文部長建
  • 757議慶祝澳門開埠四百周年。3建議活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於1955年4月或5月在里斯本舉行，第二階段於11月在澳門舉行，內容包括“隆重的儀式、展覽和出版等。首都派出代表前往澳門；澳門的代表前來首都。出版有關澳門和葡萄牙在遠東事蹟的書籍也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並在澳門舉行慶典以及新建和修繕工程的揭幕儀式”。4為推動此事，科雷亞請求羅瑟文發出“適當的指示，給予不可缺少的精神和物質支援”。5兩天後，海外部長接受科雷亞的建議，指示里斯本地理學會成立籌備委員會，“聯絡澳門政府，以便協調首都和澳門的計劃”。6不過，還需要起草慶祝活動的預算，呈財政部長審批。7二、爭取支持在全力動員下，1955年1月14日，澳門總督史伯泰海軍少將為慶祝四百周年活動籌備委員會舉行就職儀式（Fernandes，2000，p.129）。委員會由羅保任主席，成員包括親北京的華人工商界主要領導人之一，在1934年12月19日協調營救了薩爾加多上尉的何賢8（Fernandes，2000，pp.128e613-618）以及倡議者白樂嘉等。1955年3月12日，史伯泰總督向海外部長羅瑟文發出機密函件，羅列了21本再版和12本擬新版的書籍清單，建議由白樂嘉撰寫一部200頁左右的澳門官方歷史，以及日間和晚上舉行的慶祝活動計劃草案。9澳–––––––––––––––3.“1953年7月28日里斯本地理學會主席第800號公函，第1頁”，載“1953-1959年通訊檔”，MU/GM，S.2，M.300，Pt.121，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4.同上，第1-2頁。5.同上，第2頁。6.“海外部長辦公室主任雷阿爾1953年7月30日致里斯本地理學會主席第1561號公函”，載“1953-1959年通訊檔”，MU/GM，S.2，M.300，Pt.121，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7.同上。8.自1950年起，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Fernandes，2006，p.86）。9.總督致殖民部長第368/51號密函，1955年3月12日”，載“1953-1959年通訊檔”，MU/GM，S.2，M.300，Pt.121，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
  • 758門總督函件的內容，由海外部副國務秘書文杜拉於1955年4月1日轉送海外總局局長和里斯本地理學會主席。101955年7月11日，英國駐澳領事迪斯莫爾11知會倫敦，籌備委員會起草了一份完整的計劃書，在11月慶祝開埠四百周年。英國外交部知會商業部有關內容時，外交部一位高級官員指出，“以澳門的經濟政治狀況，沒有甚麼值得欣喜，但是當局也許可以思考一下在食不果腹的時局中，製造一點熱鬧的氣氛或許可以緩解情勢。”12另一方面，卻列舉了一系列理據充分的歷史和政治理由，阻止籌備活動進行下去。其中兩個最尖銳的批評，是英國人認為慶祝活動應該在1957年而不是1955年舉行以及中國人從未承認葡萄牙對澳門的主權。根據這份檔案，1887年條約僅僅承認了葡萄牙在澳門半島的治權，從來沒有將︖仔和路環島以及橫琴和灣仔的東側包括在內。13為了獲得親中國大陸的華人精英和澳門土生葡人精英的支持，海軍少將史伯泰建議新任海外部長文杜拉14向58人授勳和向市政廳授旗。東帝汶出生的羅保，是無可爭議的傑出本地精英，獲提議授予基督勳章，理由為“在1952年關閘事件後，與中國當局談判中所採取的果斷和非常重要的行動”。15慶典的倡議者白樂嘉則因為“是一位對澳門歷史以及對我們在遠東的豐功偉績研究最深、著述最豐的人，正在受委託寫一部澳門歷史，以便在澳門開埠四百周年紀念活動中出版”16，而將被授予聖地牙哥寶劍勳章。–––––––––––––––10.“致海外總局局長和里斯本地理學會主席第842及843號公函，1955年4月1日”，載“1953-1959年通訊檔”，MU/GM，S.2，M.300，Pt.121，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11.1955年2月7日起，任英國駐澳領事（Portugal，1956，第342頁）。12.“外交部瓦爾德的會議記錄，1955年7月22日，第1頁”，FO4717115202，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13.同上。14.1955年7月7日上任。從1953年2月26起曾擔任副海外國務秘書，在此方面經驗豐富（Guimarãis，2000，p.302）。15.“澳門四百周年：史伯泰的授勳建議，1955年9月28日，第1頁”，載“1953-1959年通訊檔”，MU/GM，S.2，M.300，Pt.121，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16.同上。
  • 759另一方面，5名聲名顯赫的華人也在授勳的名單內。其中何賢獲提議授予帝國勳章，因為他“不僅是一位慈善資本家，還對本省貢獻良多，特別是在1952年事件發生後以及營救薩爾加多上尉與中國當局的談判過程中表現卓越。”17此外，還提議向傅德蔭和Y.C.Liang授予帝國官員勳章。前者自1937年獲得博彩業的專營權，後者是一位來自上海、在太平洋戰爭中與英國情報機關合作並領導澳門中葡精英私人情報機關的傑出華人（Fernandes，2006，pp.88-89）。直至1955年擔任政務委員會成員的李寶田和崔樂其亦獲得提名頒授基督騎士勳章。18後者得獎，是因為“在營救薩爾加多上尉時與中國人會談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19海軍少將史伯泰解釋，建議向傅德蔭和Y.C.Liang授予帝國官員勳章是因為“華人對彰顯他們的慈善活動的授勳並不熱衷。將此微妙情況呈報閣下是我的義務”。20然而，文杜拉部長知會澳門總督，“頒授如此多的勳章並不可行”21，他建議史伯泰遴選10名“值得”授勳的人士22，頒授儀式預定於11月24日在總督府舉行。23這一天是巴雷多神甫向果亞耶穌會寫信的第二天，也是平托1555年11月20日致函果亞耶穌會會長迪亞斯的第四天（Catz，1983，pp.59-73，Loureiro，1996，p.68；Barreto，2006，p.17）。為了使慶祝活動產生最大的政治效應，史伯泰海軍少將提請海外部長文杜拉批准在1955年10月4日舉辦一場舞會24，並將邀請香港總督葛量洪勳爵以及“英國殖民地各位領事及其他重要官員”參加。另一方–––––––––––––––17.同上，第2頁。18.同上。19.同上。20.“總督致殖民部長第1146/173號公函，1955年9月30日”，載“1953-1959年通訊檔”，MU/GM，S.2，M.300，Pt.121，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21.“殖民部長致總督第55號密碼電報，1955年10月8日”，載“1953-1959年通訊檔，第1頁”，MU/GM，S.2，M.300，Pt.121，里斯本，海外檔案館。22.同上。23.“澳門四百周年慶典計劃”，載《波爾圖元旦報》，第87卷，第289號（1955年10月21日），第7頁。24.“澳門總督第69號密碼電報，1955年10月4日”，載“1953-1959年通訊檔”，MU/GM，S.2，M.300，Pt.121，里斯本，海外檔案館。
  • 760面，要求發放“第二筆資金”以支付相關費用。25文杜拉批准舉辦舞會和資金，但要求提供有關進行主要慶典日期的情況，以便“中央政府派出特別代表”。26舞會時間預定於11月26日。商定所有細節後，慶祝活動正式計劃書在10月12日公佈（Fernandes，2000，p.132）。總而言之，舉行慶祝活動之議源自白樂嘉。此議獲得里斯本地理學會、葡萄牙中央政府和澳葡政府的支持，但英國當局提出了一些疑問。請求英國介入：周恩來和葛量洪在北京會晤慶祝活動計劃公佈後，令中國中央政府產生了擔憂。由於兩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Fernandes，2006，p.83），北京不得不請港英當局規勸葡萄牙當局放棄原定的慶祝活動。為此，利用香港總督“私人”訪問北京一周的機會，施加壓力，希望他勸說葡萄牙政府放棄慶祝活動（Grantham，1965，pp.183-184）。在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的會見中，葛量洪勳爵和英國駐華臨時代辦歐念儒獲邀赴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官邸共進午宴。午餐的時間是1955年10月8日，持續了大約3小時（同上，p.184）。“突然間，周恩來”向葛量洪勳爵問起澳門慶祝活動的事情。後者回答道，那將是一個官方活動，他也會參加，並證實葡萄牙中央政府的一位部長將前來澳門，且這位部長可能宣示澳門是“葡萄牙的神聖土地”。知道這些訊息後，周恩來“臉色一沉”，宣稱“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不會同意舉行慶祝活動，澳門和香港華人也不會同意他們這樣做”。在葛量洪看來，“後一句話是一個暗含的威脅，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對兩個殖民地來說，很可能是嚴重的問題”。儘管香港總督建議“慶祝活動若在一天內舉行完畢，可能好些”，但中國政府首–––––––––––––––25.同上。26.“殖民部長致總督第53號密碼電報，1955年10月8日”，載“1953-1959年通訊檔”，MU/GM，S.2，M.300，Pt.121，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
  • 761腦堅定地說“不，必須取消”。午宴後，香港總督再次堅持，“這一次，周恩來顯得溫和些，同意不會反對無有害後果的慶祝活動”（Grantham，1965，pp.186-187）。來自北京的信息令英國當局左右為難。一方面，英國當局擔心影響香港和導致中英關係惡化，另一方面，又恐影響葡英關係。部分地是為了預防給英國殖民地帶來問題，葛量洪勳爵思量如何讓葡萄牙當局將慶祝活動規模縮至最小並決定不出席慶祝活動，以免被“中國政府認為不友好”。27在1954年的達德拉和那家而阿維利危機中，因為倫敦沒有支持薩拉查政權的立場，葡英關係每況愈下（Bègue，2007，pp.558-578）。如果澳門失守，雙邊關係很可能進一步惡化。儘管英國駐北京臨時代辦認為，中國當局不可能採取武力行動驅逐葡萄牙人，但有可能通過內部顛覆來實施這一政策。雖然北京的選擇可以從媒體宣傳到武力推翻葡萄牙政府，所有收集到的情報都表明，會用前一種手段。即使提出澳門問題，也應該不會提起香港的問題。儘管港澳有別，為了避免對香港的未來產生政治影響，英國當局應該全力避免中國大陸和葡萄牙政府發生衝突。28英國外交部遠東局局長阿倫並不認為慶祝活動構成“嚴重挑釁”，還是於10月11日指示英國駐里斯本大使斯梯淩29，要求提供葡萄牙中央政府關於慶祝活動安排的情況和意見，並就英國要求修改或縮減慶祝活動計劃的建議，瞭解葡萄牙的反應。30斯梯淩回覆說，葡萄牙反應冷淡。他提議將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知會葡萄牙政府，因為這將被理解為“睦鄰友好的行為”，而且很可能會達到中國人的意圖。假如英國外交部贊成將周恩來聲明的內容通知–––––––––––––––27.“從北京發外交部第926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9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28.“從北京發外交部第928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10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29.1955年3月1日起，出任英國駐里斯本大使（Portugal，1956，第297頁）。30.“外交部發里斯本使館第338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11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
  • 762葡萄牙政府，可以避免讓人產生與中國和解和“支持”葡萄牙政治的印象。考慮到英國在香港的處境，他們與我們同病相憐。31為了實地瞭解慶祝活動的籌備情況，英國外交部遠東局局長阿倫指示英國駐澳門領事迪斯莫爾提供有關葡萄牙當局計劃舉辦活動的情況以及當地對縮減或修改慶祝活動可能產生的反應。32關於第一點，領事回答道，所計劃的活動已經籌備得差不多了，例如發行郵票和中葡友誼四百周年紀念碑已經準備就緒，後者幾乎完工。33最後的計劃書還在草擬中，尚可修改，甚至進行大幅度刪減。至於部長來訪一事，還在考慮之中。關於第二件事，迪斯莫爾領事知會慶祝計劃的大幅修訂，將歸咎於印度政府。至於當地公眾輿論的反應，他認為居民會尊重里斯本的決定。唯一的負面反應，就是忠於國民黨34的華人和獨立人士可能借機在社會上鬧事，但葡萄牙的駐軍可以輕易控制局勢。如果以葡萄牙中央政府不向澳門政府提供財政保證為藉口，“可能會不受歡迎”。35儘管英國外交部遠東局長瓦爾克不認為慶祝活動計劃具挑釁性，“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向周恩來馬上表明，我們確信葡萄牙人並無冒犯的意思”。瓦爾克和英國外交部秘書長基爾克帕特利科冒著極大風險，同意向里斯本和華盛頓發電報，告知葛量洪勳爵和周恩來會談的內容。36為了統一口徑，香港總督葛量洪和英國駐澳門領事迪斯莫爾於10月15日在英國殖民地香港會晤。評估慶祝活動初步計劃安排後，得出–––––––––––––––31.“從里斯本發外交部第274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11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32.“外交部發澳門第5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11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33.該紀念碑似乎有18米高。（“國民黨駐澳門官員否認有關談判的報導”，《香港虎報》[1955年11月3日]，第1頁）。34.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駐臺灣臺北市。35.“從澳門發外交部第23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12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36.“關於澳門的秘密草稿，1955年10月13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
  • 763結論：“慶典以文化活動為主，其本身完全無可指摘。可能招來激烈反對的只有11月1日慶典正式開幕儀式上的總督講話和11月29日的紀念碑揭幕式，還有國際運動會，因為它可能被解讀為英國或其他國家對慶典的支持。”37葛量洪勳爵強調不會參加慶祝活動，因為對周恩來的聲明有顧忌。38另一方面，香港總督建議歐念儒應該通知周恩來或章漢夫副部長慶祝計劃不具有冒犯性質，無論澳葡當局還是葡萄牙中央政府都知道，要避免任何可能被中國政治決策者認為是挑釁行為的活動。39會議結束時，同意應該由迪斯莫爾直接與總督史伯泰討論此事。40香港會議後，瓦爾克和英國外交部的阿倫於10月15日指示英國駐里斯本使館，通知了北京會談的內容，但第四款除外，該條款允許舉辦不具冒犯的慶祝。同一時間，英國大使館向美國41、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國政府通報了同一內容。42除抽出第四點，英國政府高層尚指示其大使館宣稱有關慶祝活動的情況是由英國駐澳門領事而不是周恩來提供的，並且不認為“具有挑釁性，只是中國人過於敏感。然而，無論如何，如果慶祝活動可以略作修改或刪減，特別是如果能夠局限於本地活動，中國政府可能對此不會施加那麼大的壓力”。43為了避免尷尬和捲入其中，授意不要談及英國的態度，尤其是中國可能使用武力的假設性情景。44一如英國外交部所定，英國駐里斯本使館向葡萄牙外交部通知了四款中的三款。藉口健康理由，英國駐里斯本大使斯梯淩委派大使館–––––––––––––––37.“香港總督致殖民國務秘書第967號秘密緊急電報，1955年10月15日，第1頁”，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38.同上，第頁2。39.同上。40.同上。41.“外交部發華盛頓第4704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15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42.“英聯邦關係辦公室第258號來電，1955年10月17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43.“外交部發里斯本緊急秘密電報第351號，1955年10月15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44.同上。
  • 764二把手、商務參贊麥克維梯拜會庫尼亞部長，通知北京會談之內容。不過，英國使館只告訴了10月8日中國提出四項條件的三項。庫尼亞並不知道隱瞞和延誤，感謝了“英國政府的通知”，強調“對我們的意義，還說將認真研究這件事”45並會馬上通知政府的其他同事。46在會晤中，前者指出“其唯一的意見是，與中國政府打交道需要小心謹慎”。471955年10月8日駐北京臨時代辦致英國外交部電報。資料來源：英國國家檔案館1955年10月18日英國使館致庫尼亞部長的備忘錄，內含周恩來四款中的三款。資料來源：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45.“1955年10月18日英國駐里斯本大使館所提交口頭照會中庫尼亞部長的筆記”，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46.“從從里斯本發外交部第284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18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47.同上。當里斯本獲告知北京會談的部分內容時，英國駐澳門領事迪斯莫爾通知英國外交部，澳門傳出消息，代表葡萄牙中央政府參加慶祝活
  • 765動不會是總統洛佩斯將軍，也不是海外部長文杜拉，只派海外部副國務秘書阿別卡西斯。48經英國外交部克洛維的批准49，迪斯莫爾領事於10月19日通知了總督史伯泰有關周恩來於8日的聲明。在會議上，海軍少將史伯泰感謝英國領事館代表提供內含中國總理要求的備忘錄。總督告訴領事，當天早上收到了里斯本的電報，詢問是否知道關於中國反對的消息，但已經回答說不知道，儘管不排除抵制慶祝活動的可能。當被問到中國政府首腦三項反對意見時，總督史伯泰對迪斯莫爾說：“依他看，周恩來的話毫無疑問是一種威脅，考慮到澳門脆弱得多的處境，絕不能視而不見。他建議向里斯本提議取消賽車以外的所有慶祝活動，雖然此舉會大失顏面。只需停止向澳門輸入食物，中方就能輕易施加澳門無法承受的壓力，他認為自己身處其中，有責任避免給中方提供這樣做的藉口。他也會向里斯本報告這些情況，但是他對里斯本將如何回應絕無把握。最初提議舉辦慶典的既不是他也不是葡萄牙政府，而是葡萄牙地理學會。”50海軍少將史伯泰馬上將英國領事的通知彙報給了他的部長。文杜拉同意了澳門總督所建議的方針，但是“已經發行的郵票”51一事除外。然而，海軍少將史伯泰又提出說，“一直非常害怕中國人將會知道發行郵票一事，這將損害同中國大陸的郵寄、電報、電話等良好的關係，而這一切對於澳門省的經濟活動來講是非常必須的。”52為了滿足總督的政治意願，文杜拉部長於1955年10月22日決定取消音樂文化圈–––––––––––––––48.“澳門發外交部第25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18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49.“洛維秘密草稿，1955年10月18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50.“澳門發外交部第29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19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51.“殖民部長致總督第39號秘密電報，1955年10月20日”，載“1953-1959年通訊檔”，MU/GM，S.2，M.300，Pt.121，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52.“總督致殖民部長第32號秘密電報，1955年10月21日”，載“1953-1959年通訊檔”，MU/GM，S.2，M.300，Pt.121，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
  • 766的成員小提琴家普拉多和鋼琴家馬伊薩53原來準備前往參加11月1日慶祝活動的開幕式之行。面對這一批示，外交部決定馬上通知巴西駐里斯本大使，將葡萄牙政府取消這一慶祝活動的決定加以通報。根據於1955年3月23日剛剛簽訂的《葡萄牙——巴西友好及領事條約》的精神，巴西政府是唯一受到庫尼亞邀請參加慶祝活動的政府。54葡萄牙外交部秘書長佩雷拉‧達‧庫尼亞於10月19日在外交部召見了巴西大使里拉，55向其通報了取消慶祝活動的情況，因為葡萄牙政府害怕，如果這一活動繼續進行的話，“將會有更加嚴重的後果。”在此情況下，“政府決定不再進行慶祝活動，並且中止已經正在進行的準備工作。56”他對此事表示遺憾，希望巴西政府能夠予以諒解，並要求對此高度保密。在此範圍內，在極秘密的情況下，巴西大使建議向巴西外交部長寫一封私人信件，解釋所發生的情況。57然而中國的壓力稍有增強。20日，葛量洪知會英國殖民部長說，印度聯邦衛生部長卡烏爾在訪問北京的時候，周恩來“談到了澳門慶祝活動問題。顯然，敏銳地感到了問題所在。”58考慮到香港當局的施壓以及里斯本中央政府的批准，澳葡當局決定於10月21日公開取消慶祝活動的決定（Fernandes，2000，p.134）。關於在澳門發生的這一事件，《波爾圖元旦報》全文刊登了慶祝計劃59，–––––––––––––––53.海外部長辦公室主任佩雷拉致教育司長第2585號照會，1955年10月22”，載“1953-1959年通訊檔”，MU/GM，S.2，M.300，Pt.121，里斯本，海外檔案館。54.庫尼亞部長於1955年9月30日邀請巴西參加慶祝活動，派遣一個官方代表團前往澳門。目的是加強在葡-巴友好及雙邊磋商條約範圍內的葡-巴關係（“外交部致巴西大使館第1號口頭照會，1955年9月30”，2.oP.，A.62，M.214，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里斯本）。55.自1955年2月18起，出任駐里斯本大使（Portugal，1956，第頁297）。56.“外交部秘書長秘密筆記，1955年10月20日，第1頁”，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57.“外交部秘書長秘密筆記，1955年10月20日，第1頁”，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58.“葛洪亮勳爵殖民國務秘書第9753號秘密電報，1955年10月20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59.“澳門四百周年慶典計劃”，載《波爾圖元旦報》，第87卷，第289號（1955年10月21日），第7頁。
  • 767《波爾圖商報》還公佈了一條關於此事的小消息。60然而，於第二天才發表取消慶祝的通告。6122日，海軍上將史伯泰知會迪斯莫爾領事說，葡萄牙中央政府已經同意他的請求，取消慶祝活動了。另一方面，請他向葛量洪轉達“對他所提供的寶貴幫助表示深切的謝意。”6210月21日決定取消慶祝活動後，次日葡萄牙外交部便通知英國外交部決定取消慶祝活動，包括特種郵票的發行並希望對“此事保密。”63葡萄牙的決定被英國外交部慕拉伊認為“如果有些丟面子，也是一項謹慎的決定。”64由於不知道英國外交部已經將消息提前透露給了葡萄牙當局，美國國務院於25日秘密召見了葡萄牙駐華盛頓使館第二號人物阿富拉臨時參贊，向他通報了周恩來提出的三點要求。也就是說，在他們得到英國發出通報後的第12天。65總而言之，請英國人在北京政權處進行周旋，表現出北京當局無意結束澳門葡萄牙政府。至於倫敦拖延這麼長時間才向葡萄牙當局透露四點要求之中的三點，這也說明英國方面的周旋確實為葡萄牙當局取消慶祝活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四、英國洩露消息自這一危機爆發開始，葡萄牙當局最主要的擔心之一便是有關消息的洩露。10月22日，外交部的卡爾瓦略接見了英國臨時代辦布雷維–––––––––––––––60.“葡萄牙的海外：澳門將慶祝其四百周年”，《波爾圖商報》，第101卷，第289期（21de1955年10月），第2頁。61.“澳門消息：四百周年慶典計劃取消”，載《波爾圖元旦報》，第87卷，第290期（1955年10月22日），第3頁。62.“從澳門發外交部第30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22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63.“里斯本外交部發第292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22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64.“外交部秘密草稿，慕拉伊撰寫，1955年10月22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65.“駐華盛頓大使館電報，1955年10月25日”，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
  • 768斯，要求他對取消慶祝活動一事加以嚴格保密。66這一做法與英國大使的請求不謀而合，因為他也要求葡萄牙外交部秘書長佩雷拉．達．庫尼亞對此事嚴格保密。關於此項君子協定，香港總督葛量洪在他於10月25日在香港接受的外國記者的採訪中，犯了一個很大的疏忽。在採訪中，這個英國殖民地最高領導人透露了不應該援引或公佈的同周恩來共進午餐時所涉及的關於澳門的機密細節。外國記者中有一名英國路透社的記者，還有一名是加拿大《多倫多星報》的記者。“看這破壞了我的秘密”67英國路透社的記者援引了一個澳門記者的消息來源，透露了周恩來同英國總督葛量洪68之間會見的內容，甚至包括了英國人有意向葡萄牙政治決策者隱瞞的第四個條件。英國外交部的瓦爾克得知這一洩露消息的情況後，十分尷尬。他建議說：“照目前局勢，我們不應就向葡萄牙政府洩露消息一事主動做任何解釋或是表示歉意。但如果對方重提此事，我們則必須闡明原委，並誠懇道歉。”69在10月25日晚，《倫敦快報》駐里斯本的記者打電話給英國使館的一秘甘迪，向他詢問路透社關於澳門消息的情況。根據這一發稿，葡萄牙政府由於北京所表達的明確願望而取消了慶祝活動，並補充說北京電臺當時對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存在進行了抨擊。這條消息十分詳細，以至於周恩來申明當中的第四點，本來是有意隱瞞葡萄牙當局和西方的，也通過路透社在國際傳媒上曝了光。–––––––––––––––66.“卡爾瓦略秘密筆記，1955年10月26日”，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67.“香港致殖民國務秘書第991號秘密緊急電報，1955年10月27日”，FO371/115202，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68.“路透社第1434號電訊稿，1955年10月25日”，FO371/115201，英國國家檔案館，倫敦；“周反感澳門的慶祝活動”，巴基斯坦時報（1955年10月27日），第1頁；“中國支持印度對果亞的立場：周反感澳門的慶祝活動”，《民軍報》[巴基斯坦]，（1955年10月27日），第1及6頁；FrankRobertson，“北京對澳門施加壓力”，《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波斯頓]，（1955年10月26日），第1頁；“中國迫使澳門取消四百周年慶祝計劃：有權要求回收這殖民地”，《印度時報》（1955年10月26日），第1頁。69.“澳門四百周年慶祝：由於中國的周旋而流產，瓦爾克撰寫，1955年10月27日”，FO371/115202，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
  • 769英國外交部馬上要求迪斯莫爾領事及英國駐里斯本臨時代辦麥克維梯提供關於這一“最不幸的洩漏”70事件的情報。至於第二個記者，他盡快為葡萄牙政府提供了消息洩露的情況，並且希望不是英國洩漏的。然而，對是誰向路透社提供消息即將開始進行調查。7112月26日晨，英國使館參贊布雷維斯要求會見外交部政治事務總局局長馬爾廷斯．卡爾瓦略。在會晤中，他知會說已向英國外交部轉達了二人10月22日會談的內容。幾個鐘頭之後，布雷維斯致電馬爾廷斯．卡爾瓦略，要求再次接見他，轉交英國外交部的電報文本。通過這次會議，通知薩拉查政權說此次洩密事件責任不在於英國當局。然而，葡萄牙總統洛佩斯將軍已經開始了對倫敦的正式訪問。在訪問的第二天，葡萄牙代表團於倫敦時間16點與英國代表團在英國外交部進行了會晤。葡萄牙代表團的團長是庫尼亞部長72，英國代表團的團長是外交部國務秘書瑞定侯爵。在議定的五個談判題目中，其中一則是關於澳門的問題。庫尼亞部長說道：“由於媒體披露了幾方近期就澳門紀念活動進行商議的內容，並被問及消息洩露的管道是否已經查明，葡萄牙政府非常尷尬。葡政府無法對他們在中共的壓力下取消了慶典的說法裝聾作啞。儘管他們願意隨時聽取中方的意見，但關係到其領土上的內政事務則只能歸葡萄牙政府自己處置，他們不能造成迫於外界壓力而更改既定政策的印象。”73在此範圍內，葡萄牙外交部長建議英國向駐北京臨時代辦下達指令，要求他通知中國政府說，儘管葡萄牙當局不想把事情弄大，同時–––––––––––––––70.“外交部發澳門第14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25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71.“外交部發里斯本第376號緊急秘密電報，1955年10月25日”，FO371/115201，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72.葡萄牙代表團除了外交部長之外，其成員還有外交司司長羅徹達、葡萄牙駐倫敦大使密莫索、部長辦公室主任及前任海外部長羅瑟文（“在倫敦，庫尼亞與瑞定侯爵簽署了關於尼亞薩邊界條約的換文”，晨報﹝里斯本﹞，第25卷，第8756期﹝1955年10月27日﹞第1頁）。庫尼亞當時在倫敦是陪同共和國總統將軍洛佩斯於1955年10月25至28日的官方訪問。73.“瑞定侯爵與葡萄牙外交部長庫尼亞會見秘密記錄，下午4時，星期四，10月26日，第12條”，FO371/115202，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
  • 770願意減低慶祝活動的規模，但是不同意完全取消慶祝活動。這關係到葡萄牙的“面子”。就此問題同中國方面打交道是雙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如果受到傳媒的質詢，那可以發表一個模棱兩可的聲明，目的是對慶祝活動的舉行不做肯定的說明。74當時瑞定侯爵回答說，他還沒有得到關於洩露消息的情況。儘管路透社的發稿涉及說是從澳門獲得的消息，但是澳門並沒有這個通訊社的記者。考慮到慶祝活動已經取消，由此而產生的立場變化所帶來的後果應該加以謹慎的考慮。首先，必須同英國駐北京臨時代辦進行磋商，以便獲得中國方面對此問題已經發表的消息。同時，應該向他詢問中國有可能對庫尼亞所提出的建議的反應。只有獲得了倫敦駐北京臨時代辦的報告之後，才能夠在倫敦同葡萄牙駐倫敦大使對這個問題進行評估。英國外交部秘書長基爾克帕特利科補充說，非常害怕中國會做出比對一開始獲得慶祝活動要進行的態度更加敵對的反應。75倫敦會談的保密以及在里斯本的外國記者無法從英國使館獲得資訊，使得他們同葡萄牙外交部新聞機構進行了接觸。根據葡萄牙外交部新聞處處長科雷亞．達．席爾瓦的說法，《倫敦快報》及美聯社的記者已經詢問葡萄牙政府對北京電臺新聞計劃及對路透社發稿的反應。新聞處處長科雷亞‧達‧席爾瓦拒絕於10月26日對此事做任何評論。76第二天，美聯社駐里斯本記者也進行了同樣的工作，但是所得到的回答是一樣的。77在葡萄牙外交部長回到里斯本三天之後，英國大使館臨時代辦麥克維梯於10月31日晨會晤了庫尼亞部長。他一開始便為路透社“洩露消息”一事表示道歉，因為這辜負了香港總督的“信任”。為了將此事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並滿足庫尼亞部長向瑞定侯爵和英國外交部其他高–––––––––––––––74.“瑞定侯爵與葡萄牙外交部長庫尼亞會見秘密記錄，下午4時，星期四，10月26日，第12條”，FO371/115202，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75.同上。76.“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第351/55號工作通報，1955年10月26日”，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77.“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第355/55號工作通報”，1955年10月27日”，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
  • 771級官員提出的請求，布雷維斯通知庫尼亞部長說，歐念儒“已經表示考慮任何同周恩來的接觸是十分不可取的。這件事情已經在平息下去，最好的辦法是讓其自然淡化。任何一個新的周旋活動將再一次引起注意，並再引起事態的激化。”78面對此說，庫尼亞回答道：“我也有這樣的印象，最好是目前暫時甚麼都不要做。然而，如果情況出乎意料，更加惡化的話，那麼我們再來看看甚麼是最好的辦法。”79庫尼亞“以鎮定自若的態度，接受了我做出的道歉，但是他強調說，遺憾的是這樣的事請被洩露了出去。”80至於葡萄牙政府要求英國駐北京臨時代辦向中國政府轉交一信息的問題，歐念儒認為這是“不可取的”。81庫尼亞回答說：“他經過重新考慮，很高興您採取這一觀點。”82然而，麥克維梯評論說，他已經懷疑薩拉查已經“決定問題允許洩露。”83為了避免情況的進一步惡化，葡萄牙政府不會發表任何關於此事的公告或者正式非正式照會。84儘管消息的洩漏未使薩拉查政權在國際上丟臉，里斯本也沒有因香港總督的疏忽而從倫敦方面得到好處。完全相反，結果是由壞事變成了好事。消息的洩漏，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幫助了葡萄牙決策者接受取消慶祝活動。儘管這在政治上，從葡萄牙國家的國際形象和威望來講，是有損失的。五、在中國和印度的宣傳攻勢在北京發動對葡萄牙政府的宣傳攻勢前幾天，在澳門城三個不同的社區中產生了恐慌。中國商人在北京電臺發表廣播的前兩天，提高–––––––––––––––78.“外交部部長會談報告，1955年10月31日”，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79.同上。80.“外交部部長會談報告，1955年10月31日”，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81.“從里斯本發外交部第304號緊急秘密電報，311955年10月”，FO371/115202，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82.同上。83.同上。84.同上。
  • 772了所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當地房產市場的價格迅速下跌85，在鄰近的英國殖民地香港也出現了同樣的深刻反響。由於對北京聲明內容的擔憂，香港股票市場在10月27日清晨停盤。一個股票證券商對傳媒說：“雖則近期貿易確不景氣，導致今日停盤的恐慌卻明顯是因北京聲明導致對澳門安全的信心動搖而起。”86北京的宣傳攻勢於1955年10月25日通過廣州新華社發佈的一條消息才正式開始。根據新華社的消息，由於中國人民和澳門中國居民的強烈反對，葡萄牙政府取消了慶祝活動。最後一段告誡說：“澳門是中國領土。中國人民有權要求從葡萄牙殖民者手中收回其領土的這部分”（Fernandes，2000，p.621）。第二天，北京新華社總社又發了一則新消息。這一則消息的內容比前一則更加強烈，儘管它仍然重複了對澳門的主權訴求。然而，這則消息補充說，慶祝活動不僅僅是對中國人民，而且是對所有亞洲人民的挑釁，因為葡萄牙仍然在該地區絕不妥協地保持著其殖民地，而亞洲人民是反對這些殖民地的存在的。為此，強調了印度聯邦為收復果阿、達曼和第烏所進行的鬥爭。另一方面還補充說，“今日的中國已經不是六年前的中國，更不是四百年前的中國。”這則消息於當天全文刊登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上面。同時，專門報導文化問題的《光明日報》也以頭版頭條進行了刊登。這兩份報紙都是在北京出版的。同時，北京電臺也廣播了這一消息。《人民日報》刊登了一條觀察家的評論電報，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政治局的一位委員參與了這一消息的編寫（Fernandes，2006，pp.69-70）。27日，新華社廣州分社發表了廣州市和廣東省政協全會的結果。上述兩會有200名“代表”參加，對葡萄牙人在澳門這一小小飛地的存在進行了強烈批評。87根據《印度時報》的報導，廣東省副省長林李明強–––––––––––––––85.“新聞簡報：澳門恢復平靜’（《成報》，親國民黨，1955年10月27日）”，香港中文報章評論第201號（1955年10月28），第2-3頁）。86.“香港看到澳門的警訊”，《每日電訊報》[悉尼]（1955年10月27日），第1頁。87.“歐念儒致外交部第94號電報，1955年10月28日”，FO371/114988，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
  • 773調說：“目前澳門未回歸中國這一事實不意味著中國人民將繼續容忍它被長期霸佔下去。中國人民終將從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手中收復他們自己的疆土。”88另外一位廣東省政協常委捍衛說：“中國應該積極支援印度人民收回果阿。”這位人士還強調說，“中國人民也一定會收回澳門。”89為了進一步加強其立場，他還說“澳門在幾個世紀前通過盜騙、賄賂和欺騙等方式被佔領的。”90–––––––––––––––88.“中國將收回澳門”，《印度時報》（1955年10月29），第1頁。89.《日本時報》（1955年10月29日），第1頁。90.“廣州紅色行動：要求‘和平解放’澳門城”，《香港虎報》（1955年10月29日），第1頁。1955年10月26日新華社新聞，來源：《南華早報》1955年10月26日新華社新聞，來源：《南華早報》第二篇新聞是在10月28日由新華社總社公佈的，主要刊登了一則很長的關於葡萄牙人從古至今佔領澳門的消息，並對將其正式名稱從“殖民地”改變為“省”表示遺憾，最後強調：“維護祖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法容忍澳門持續被侵佔”（Fernandes，2000，p.626）。香港親北京的中文媒體也於10月26日刊登了言辭激烈的抨擊澳葡當局的社
  • 774論，例如《大公報》認為慶祝活動是一種挑釁活動，而《文匯報》則認為澳門的葡萄牙當局將“自食其果”。91這一系列宣傳攻勢立竿見影，尤其是提高了報刊的銷售量，同時也引起了工會的注意。由於澳門本地的傳媒沒有刊登任何關於中國政府態度的資訊，香港傳媒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廣泛的報導。92另一方面，澳門親北京的華人社團之中的工會也迅速支援中國大陸的要求。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於10月25日和26日舉行了說明會。這一“中央工會”決定將抵制澳門第二屆格蘭披治大獎賽汽車的卸船。同時，澳門副食品業職工會及酒店旅館業僱員協會等也於27日決定支持中國大陸。93通過這一宣傳攻勢，中國當局發出了欲保留澳門現狀的明確訊號。曾經在中國南部擔任中國黨和國家職務的葉劍英元帥，在1955年12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在其位於廣東從化溫泉的官邸接見了數位香港及澳門商人。會晤之後，他聲稱，中國絕對不會放棄對澳門和香港的主權訴求，但在當時還不準備提出這一問題。94另一方面，為了加強在這兩個飛地親北京華商精英的作用，葉劍英元帥宣布說，在這兩個地區的華人不是華僑，而是同胞。95北京宣傳攻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恢復其在那些正在亞洲出現的獨立國家以及所支持的共產黨或者解放運動面前恢復“革命”信譽，從來沒有涉及解決澳門領土/地區現狀的目的。（此處刪去一章，因政治立場的對立，無法通過文字修改而保留。）–––––––––––––––91.“社論意見評述：大公報及文匯報”，香港中文報章評論第200號（1955年10月27日），第1-2頁。92.“澳門報紙狂銷”，政治家報﹝白沙瓦﹞，（1955年10月28日），第3頁。93.“簡要新聞，1955年10月28日”，香港中文報章評論第201/55號（1955年10月28日），第3頁。94.“北京不放棄香港與澳門的主權”，《香港虎報》（1955年12月29日），第1頁；“葉劍英暗示共產黨不會放棄對香港及澳門的主權訴求”，香港中文報章評論第241/55號（1955年12月27-29日），第3頁。95.同上。
  • 775六、中國大陸對澳門的依賴及所謂葡萄牙政府與親臺游擊隊之間的共處關係中國政治決策人僅僅是發動了一場對他們有力的政治宣傳攻勢。從根本上來講，是要加強他們從澳門可以得到的好處，並且通過澳門與外部世界進行聯繫。然而，這一實際情況是澳門從它於1555年出現到當時能夠生存長達幾個世紀的潛在條件（Barreto，2006，pp.5-34;Fernandes，2006，pp.245-277）。首先，中國當局意圖進一步擴大在澳門的方便，以獲得更多西方“戰略物資”。第二，意圖在澳門及外國有更多出售中國大陸債券和儲蓄券的自由。第三，意圖進一步加強同這些地區華商的聯繫，以便讓他們更慷慨地為祖國捐款。第四，意圖剷除臺灣通過澳門在廣東省的破壞活動。第五，意圖減少在澳門的國民黨和獨立民間團體數目，尤其是“中華民國”（臺灣）外交部駐澳門的專員。換言之，加強中國大陸在澳門的影響。第六，意圖遏制在澳門反共的宣傳，尤其是蔣介石政權非正式的中央通訊社的活動。第七，中國中央當局也有意保持澳門作為來自中國大陸難民的收留中心（Fernandes，2006，pp.168-178）。例如，1955年1月10日一場大火燒毀了中國難民區的大部分（Fernandes，2000，p.129），幾乎有2500人由澳葡政府、數個天主教組織及親臺灣的民間團體安頓在青洲地區。96考慮到當時不宜採取強烈的態度並需要隱蔽當時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溫和態度和做法的潛在原因，北京政權利用了這一事件，向葡萄牙中央政府和澳門當局施壓，要求鎮壓國民黨在當地的活動。中國當局認為，國民黨在廣東省的破壞活動是澳葡當局與臺北政權狼狽為奸的結果。這一態度表現在10月28日的香港《大公報》上。根據該日報道，葡萄牙當局“慫恿和支持蔣介石特務在澳門的活動。”97在此意義上，指控葡萄牙政府對在黑沙灣的“國民黨第20區游擊隊”大開綠燈，–––––––––––––––96.“青洲窮區”，澳門：經濟統計局宣傳旅遊科，第2卷，第37期（1955年2月15日），第6-7頁；Machado，1956，pp.71-74。97.“專稿：葡萄牙佔領下澳門的勒索性徵稅”（香港，《大公報》，1995年10月28日），重刊於香港中文報章評論第201/55號（1995年10月28日），第4頁。
  • 776並允許蔣介石政權和美國政權的情報和安全部門進行間諜和破壞活動，特別指出了在澳門的“中美合作組織”。98為了進一步加強這種看法，《大公報》斷言說，1953年到1954年期間，在澳門發生了一系列的爆炸、綁架及暗殺事件，應由臺灣對粵、澳、港特別行動組在澳門的小組負責。該小組是由李東華領導的。他是澳門地區8起爆炸事件的策劃者，造成了人數眾多的死亡事件，破壞了親北京的“愛國同胞”的物業。同時，還補充說：“澳門葡萄牙殖民者對這些從1953年開始便存在的有組織的強盜集團裝作不知。因此，引起了澳門居民的憤慨，要求葡萄牙人逮捕這些有組織的強盜。”99　對於葡萄牙保安力量最後一次對三合會採取的行動，該報指責葡萄牙殖民當局對中國人民採取敵視的態度，同時，鼓勵蔣介石的特務進行活動。1954年12月2日晚，澳門發生了4起爆炸事件，有25人遇難。同時澳門城中有地位的商人受到綁架，這均被認為是臺灣特務所策劃的。100北京直至20世紀60年代一直不斷地抨擊澳門政府的這一表現。根據新華社駐香港分社前秘書長黃文放說，“如果一個客人要求人力車夫拉他去南光公司（北京利益在澳門的代表機構），車夫會拒絕。更糟糕的還會攻擊他。（Fernandes，2006，p.27）。”另一方面，在1949年至1961年期間，在澳門居住的醫生當時觀察到，在其於澳門生活的12年中，看到10月1日的慶祝活動越來越隆重，而國民黨的雙十節慶祝卻越來越蕭條（Moraes，1994，p.111）。”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仍然擔任華人-土生精英翻譯的崔樂其認為：“國民黨在澳門有某些活動，然而所有澳門的民間團體已經受到了中國新政權政府支持者的影響。因此，國民黨在澳門的活動不很重要。（Choi，2004，p.99）”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的深刻依賴。同時，北京意圖將國民黨在廣東省破壞活動的成功歸罪於澳葡當局的同謀立場。–––––––––––––––98.關於美國及國民黨政權情報機構的“合作”的精闢分析，請見（Yu，2001，149-174）。99.“專稿：葡萄牙佔領下澳門的勒索性徵稅”（香港，《大公報》，1995年10月28日），重刊於香港中文報章評論第201/55號（1995年10月28日），第4-5頁。100.同上，第5頁。
  • 777七、華人在此事件後的地位進一步得到了鞏固由於里斯本與北京、澳門與廣州之間沒有正式的溝通渠道，無正式的政治關係及因要求英國當局予以幫助而產生的影響，造成了必須利用澳門中國商業精英居中周旋，作為更長久的基本辦法。當時得到的共識是，選擇從1950年開始擔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的何賢。他在此事件的解決中，發揮了聯絡的作用。10月24日，何賢以私人的名義前往廣州參加廣交會。101　當時同行的還有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馬萬祺和建築商崔德祺。102　當他們於10月31日回到澳門時，“他帶來了副省長的警告，人民政府不會容忍慶祝活動或其他偽裝形式。”103　通過這一行動，“中方決心讓葡萄牙人認識到他們在澳門的借居地位，中國政府才是澳門的主人。若要維持這種租借關係，葡萄牙人必須整頓其居住範圍內的秩序，並保證華人安全，使華人不再受到刺殺等葡警方此前坐視不管的罪惡所威脅。”104。根據當時香港的中文報紙《星島日報》的報導，廣州的中國當局當時向三名住在澳門的中國人表明了“他們對國民黨軍官和反共產主義人士在葡萄牙殖民地的活動的不滿。”105然而當時的目的是取得一個更長久的雙方之間接觸的基本辦法，因此北京決定選擇了澳門華商中最傑出的人物何賢擔任這一任務。儘管他參加過以羅保為主席的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作為中華總商會的會長，他還是與崔德祺副會長一道被邀請參加於1956年1月31日至2月7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期間，他們受到了周恩來與毛澤東的接見（Macau，2002，pp.179-–––––––––––––––101.“每月政治經濟秘密報告第10號，迪斯摩爾撰寫，1955年10月27日，第1頁”，FO371/114988，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102.“十億美元的壓力：澳門商界領袖從廣州返回，看到的希望”，《香港虎報》（1955年11月1日），第1頁。103.“駐澳門英國領事致外交部第40號密電，1955年11月1日”，FO371/115202，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104.同上。105.“十億美元的壓力：澳門商界領袖從廣州返回，看到的希望”，《香港虎報》（1955年11月1日），第5頁。
  • 778180，Fernandes，2002，p.878;Lei，1996，pp.89-90）。這樣，何賢成為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員，再考慮到他在五個月前的1955年8月25日曾被任命為澳葡政府議政會成員，這進一步加強了他的影響力（Fernandes，2000，p.131）。然而這一任命意味著何賢及澳門中華總商會在澳門政治及經濟事務中具有日益增大的重要性。這明顯是削弱葡萄牙政府的管制能力。正如在1950年至1952年期間曾擔任澳門市政廳廳長的席爾瓦所指出的那樣（Macau，1950，p.210eMacau，1952，p.228），上述社團“已經偏離了當時成立時的目的即捍衛工商利益。由某些親近中國新人民政權的同情者的影響，而參與了政治問題（Silva，1997，p.90）。”然而，這種參與是無可避免的。只有這樣才可以解釋為甚麼在北京政權和葡萄牙政府之間沒有外交關係，澳門仍可以為上帝聖名之城的澳門華人居民提供所有的商業貿易便利（同上，p.91）。況且，20世紀50年代葡萄牙駐軍司令部情報部門也承認了何賢和中華總商會對澳門所有活動的過分主導力（Fernandes，2000，pp.155，164e634-638）。總而言之，中國的精英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上述社團，由於取消慶祝活動而在澳門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八、與西方結盟的區域大國不相信中國的態度，美國政府無條件支持葡萄牙該地區數個敵視北京政權的國家，尤其是泰國和南韓不相信北京政權會佔領澳門。泰國外交部臨時部長班查上校曾經宣佈說，他不相信中國大陸準備佔領澳門，認為大陸政權是想增加同外部的貿易交換，絕不可能在當時的情況下冒險侵佔澳門。儘管他認為澳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是相信北京在其對外市場未穩固之前，不會收回澳門。106–––––––––––––––106.“曼谷第57號新聞稿”，里斯本法新社簡報，第19稿，18點，1955年11月1日。
  • 779南韓政府則激烈地抨擊了中國大陸的立場。南韓外交部臨時外交部長ChoJung-wha宣佈說：“在談收回澳門之前，應該先將大陸還給國民黨。”107印度尼西亞基本上保持同印度和中國一致的立場。這個千島之國的副總統哈達108於10月28日在新德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聲明說：“澳門與果阿是殖民主義的殘留，印度尼西亞一貫反對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109這一模棱兩可的對中國和印度“聲援”的聲明使得葡萄牙外交部長下令葡萄牙駐雅加達大使珀帖爾會晤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阿貢，通知葡方對印度尼西亞副總統所發表的關於果阿和澳門的聲明的遺憾。於是，儘管並沒有反對哈達對葡屬東帝汶的聲明，這在當時的情況下是自然的，因為當時葡屬東帝汶與印度尼西亞也有著良好的睦鄰關係，然而，哈達對澳門的聲明與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亞關係的精神格格不入。為了說服印度尼西亞領導人不要再對葡萄牙在亞洲的殖民地發表任何看法，庫尼亞下令要珀帖爾在羅馬舉行的世界糧農組織110會議期間會晤阿貢時，知會其葡萄牙決定在對接納印度尼西亞一事投贊同票。111然而，有些莫名其妙的是，唯一同意北京態度的竟是蔣介石政權。這一立場於10月27日112由非官方的臺北中新社在國民黨媒體上明確闡述。這一報刊不失時機地聲稱，親蔣介石的中國專家認為，在葡萄牙管制下四個世紀的澳門地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一報紙還援引消息說，“澳門遲早會回歸中國。”113–––––––––––––––107.“可笑的’動作”，《香港虎報》（1955年10月29日），第1頁。108.這是一位溫和的蘇門答臘政治家。他曾經為印尼的獨立而進行鬥爭。在1945年8月18日至1956年12月1日期間擔任印度尼西亞副總統。由於不同意蘇加諾總統的經濟及政治方針而辭職（CribbeKahin2004[1992]，pp.171-172）。109.“哈達博士在新德里舉行記者招待會”，今日印度：新德里新聞簡報–印度大使館發佈，海牙，第241期（1955年10月29日），第2頁。110.這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其英文名稱為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111.“外交部部長致葡萄牙駐雅加達公使館第31號電報，1955年11月3日”，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112.“中國領土”，《香港虎報》（28de1955年10月28日），第5頁。113.“國民黨中國亦提訴求”，《每日新聞社》[東京]，（28de1955年10月），第1頁。
  • 780七天之後，“臺灣外交部”臨時部長沈昌煥提交了一份詳細地敘述澳門事件始末的報告。同時，表達了臺灣政府對這一問題的立場。他承認其政府的目的是收回所有失地，這與北京政權的立場一致。114然而，為了避免更多的政治性微妙情況的出現，臺灣政權對這一問題保持沉默。國際傳媒的看法是，這反映了“澳門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海外活動有益”115的事實。考慮到當時新德里的政權企圖將葡屬印度邦統一到印度聯邦之內，六天之後，印度駐北京新大使表明他們聲援毛澤東的立場。當他在被本地傳媒詢問到中國關於澳門的立場時，印度聯邦總理的堂弟庫馬爾．尼赫魯在他飛往北京在香港做技術性逗留時，於10月26日對當地媒體就中國對澳門立場宣佈說這是一個應該由中國人民決定的問題116，但是，“我同情任何國家以合法方式恢復屬於它的疆土。”117。這一聲明使葡萄牙當局非常恐懼，因為美聯社於10月27日發佈一條消息說：“印度政府消息靈通人士星期三高興地說，共產主義中國的聲明將提出對葡萄牙殖民地澳門的訴求。”11810月28日又發表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來自於新華社總社，它援引了《印度斯坦旗幟報》對中國立場的支持，同時還有果阿會議黨領導人阿爾瓦雷斯的聲明。根據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德國新聞》的報導，阿爾瓦雷斯贊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果阿解放運動的支持，因為這在亞洲展開了第二個反對葡萄牙殖民帝國的陣線。在印度，著名外交家和果阿解放運動的領導人不僅僅發佈了關於這一問題的消息，還利用它來證明他們對“葡屬印度邦”主權訴求的合法性。由於篇幅的關係，我們不可能在此詳細敘述。–––––––––––––––114.“臺灣繼續對紅色中國對澳門的訴求保持沈默”，《香港虎報》（1955年11月4日），第1頁。115.同上。116.北京對葡萄牙的攻勢：對澳門的訴求–靈感來自於印度對果亞的做法”，《巴基斯坦旗幟報》（1955年10月26日），第1頁。117.“尼赫魯認為中國的要求收回澳門相當合法”，《印度快報》（1955年10月27日），第1頁。118.“葡萄牙政府對紅色中國政府對澳門訴求的沈默”，《朝日晚報》[東京]，（1955年10月27日），第1頁。
  • 781另一方面，新德里駐北京前大使利用此次機會回顧說，中國大陸在果阿問題上曾支持印度政府。10月29日，拉漢萬向馬德拉斯塔的《印度快報》宣佈說，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人民已經立場鮮明地表明瞭他們對印度在果阿問題的立場。為了進一步說明中國的立場，他回顧他本人曾經參加了8月23日一個在北京舉行的集會（Bégue，2007，p.836），“他們舉行了一次巨大的示威，支持和聲援解放果阿。”119同時，還補充說：“這樣示威在全國引起了反響，上海、廣州和許多其它地方也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120最後，在該地區勢力最強大的美國公開聲明了他對葡萄牙的支持。美國民主黨參議員科法威爾於10月28日對大陸政權對澳門的態度表示遺憾。因為這無異於“讓共產黨在政治上有主動權”。121四天後，美國駐遠東軍及聯合國駐遠東軍司令林尼澤爾將軍通知葡萄牙駐東京臨時代辦馬提亞斯說：“中國關於澳門的態度實際上是對國際公眾輿論的一種試探。”122然而，艾森豪威爾政權對葡萄牙最堅定的支持是在庫尼亞訪問美國之後。在其訪問華盛頓期間，庫尼亞和美國國務卿發表了一項葡萄牙在亞洲“各省”的聲明，明確地表示了美國政府對葡萄牙海外政策的支持。儘管某些亞洲政府、媒體和公眾輿論十分強烈地揭露了美國政府的態度，一個月後，美國政府重申這一政治方針。美國的支持體現在數個政治層次方面。在英殖民地香港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美國空軍國務秘書跨而勒斯於1956年1月4日宣佈說：對臺灣的攻擊將是對美國的侵犯。當他被一個記者問及關於其政府對澳門和香港在受到入侵的情況下，美國將採取如何態度時，他宣佈說：“美國是英國和葡萄牙政府的盟友。我們會與他們一道採取適當–––––––––––––––119.“中國支持結束葡萄牙在果亞的殖民：拉漢萬的印象”，《星期日旗幟報》[卡拉奇]，（1955年10月30日），第1頁。120.同上。121.“馬尼拉條約國家擔心北平對澳門提出訴求”，《馬尼拉紀事報》（1955年10月28日），第1頁。122.“葡萄牙駐東京公使館代辦第554號公函，1955年10月31日”，P.º2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
  • 782的在他們受侵略情況下的措施。”123並補充說：“我們承認我們的夥伴關係和我們與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北約國家組織的關係。”124葡萄牙駐馬尼拉業務副領事努內斯則認為，這一聲明可以被看作是“美國在共產黨進攻香港和澳門時，將予以干涉。”125美國艾森豪威爾總統政府對葡萄牙在亞洲殖民政策的支持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強烈抨擊。在1956年1月31日舉行的第二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開幕式的講話中，北京政權的首腦宣佈：“全世界都看到，美國侵略集團不但竭力支持正在崩潰的殖民制度，而且它自己就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殖民主義者。它竭力通過建立全世界的軍事基地網、建立軍事集團和所謂援助落後地區等辦法，擴大它自己的殖民統治，建立世界霸權。美國公開地把印度的果阿和中國的澳門說成是葡萄牙的‘省’。美國在聯合國中一貫反對殖民地人民有民族自決權利。美國侵略集團已經成為全世界殖民統治的主要支柱。”126有些莫名其妙的是，該地區當時支持北京政權對這一問題宣傳立場的竟是蔣介石和尼赫魯政權。九、十分有限的和不張揚的慶祝活動儘管鬧騰了一陣，澳門第二屆格蘭披治大賽車又是慶祝活動內容之一，但並沒有被取消。大賽車於11月5日至6日進行。根據英國領事的報告，此次賽車十分成功，“所有旅館在這兩天充都訂滿了，並且佛山號輪渡在那個期間將被作為浮動旅館使用”。127英國領事的話也得–––––––––––––––123.“攻擊臺灣就是攻擊我們——跨而勒斯在香港攤牌：表明美國在澳門和香港受襲時將採取的立場”，《馬尼拉時報》（1956年1月5日），第1頁。124.ThomasTan，“跨而勒斯：如果赤共攻擊香港和澳門，美國與盟友將採取聯合行動”，《香港虎報》（1956年1月5日），第5頁。125.“葡萄牙駐馬尼拉領事館副領事致外交部部長第2/56號公函，1956年1月5日”，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126.周恩來，第二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政治報告，1956年1月30日，第8頁（Lieberthal，1989[1978]，第36頁）。127.“每月政治經濟秘密報告第10號，迪斯摩爾撰寫，1955年10月27日，第3頁”，FO371/114988，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
  • 783到了澳門旅游及宣傳處的證實。根據澳門旅遊宣傳處的說法，“有一萬多人，幾乎全部來自於香港，觀看了此次大賽車。”128除了此次大賽車外，葡萄牙政府也於11月19日至25日慶祝了阿爾布克爾克百年誕辰。129這一活動有澳門地區著名人士參加，目的是加強葡萄牙人及澳門土生的自信。當時首映了《遙遠的道路》這部影片。它是由馬查多監製，由費雷拉導演的。由當地亞歐影視有限公司承擔製作。影片“以非常真實的場面表現了‘大量民眾逃亡’的問題”（Cunha，2000，p.51。原文為斜體）。澳門地區最著名的人士參加了11月23日的首映式。130最後還有一個“政治聲援”葡萄牙政府的活動，即香港英國皇家海軍司令烏文在11月28至29日正式訪問了澳門。131慶祝活動原來還準備出版幾本專著，然而卻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本來由白樂嘉編寫的澳門歷史從未動筆（SantoseArrimar，1993）。“出版由白樂嘉主筆的《澳門郵政史》也沒有了下落。”然而，相反的是，澳門官印局只是出版了一本《歐維治到華》的篇幅不長的書籍，而且是前幾個月香港葡萄牙協會會刊的重印本（Braga，1955）。132白樂嘉也沒有寫成《澳門郵政史》。133這一任務直到半個世紀以後才由佛拉藏於2006年完成。另外兩本專著於兩年後才出版發行。第一本是由記者馬查多撰寫的，由澳門省經濟司旅遊及宣傳部科於1956年刊印。此書僅僅包括六篇宣揚澳城特點、“文明傳播使命”及葡萄牙人在澳門數百年歷史的文–––––––––––––––128.“第二屆格蘭披治大賽”，澳門：經濟統計局宣傳旅遊科，第3卷，第55期（1955年11月15日），第8頁。129.“阿爾布克爾克百年誕辰”，澳門：經濟統計局宣傳旅遊科，第3卷，第56期（1955年11月30日），第2-4頁。130.“《遙遠的道路》：亞歐影視有限公司的大膽計劃”，澳門：經濟統計局宣傳旅遊科，第3卷，第56期（1955年11月30日），pp.6-7；Cunha，2000，pp.50-51。131.“香港英國皇家海軍司令烏文來訪”，澳門：經濟統計局宣傳旅遊科，第3卷，第56期（1955年11月30日），第8-11頁。132.“澳門開埠四百周年慶祝計劃”，澳門：經濟統計局宣傳旅遊科，第2卷，第48期（1955年7月31日），第3頁。133.同上。
  • 784章。作者在書的前言中寫道：“澳門是令我陶醉之地，是我夢中之地，也是我幻想之地。這些詞語足以明確地表現了我對澳門所懷有的巨大眷戀，同時也是我所表達的最誠摯的謝意（Machado，1956，p.12）。”第二年，出版了戈麥斯的書，起名《澳門史稿》。也是由同一政府部門出版的。儘管此書無“撰寫澳門歷史”的雄心，但是它的目的是“傳播我們這個如此遙遠、如此令人著迷的海外省歷史上的某些掌故（Gomes，1957，p.iii）。”海外總局及海外部宣傳科也決定發表一項宣佈慶祝活動已經取消的聲明。根據《澳門—神奇之地》這本一冊子，“四百年來這小小的澳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Portugal，1956，p.19）。然而，當時本來準備於慶祝活動閉幕式上揭幕的中葡四個世紀友誼碑，在1955年11月29日的揭幕仍然成為緊張的焦點。11月27日，香港傳媒發表消息說，葡萄牙政府因害怕局勢進一步惡化，已經將紀念中葡友誼紀念碑的基座部分拆毀。134美聯社於1956年1月10日不無鄙夷地報導說，上述紀念碑正在被拆除。海外部長認為“這一態度是對我們的威望的重大詆毀，無法作為慶祝活動取消公開解釋的原因。”135於是下令澳門總督史伯泰“立即找一個藉口停止拆毀這一紀念碑”。136由於害怕中國方面可能的報復，尤其是“有意炸毀這一紀念物”137，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確實意味著對我們在澳門的威望、政治及經濟狀況最無法形容的侮辱。”138總督下令將碑柱立起，“保留其基部，準備在此之上樹立一座由新加坡傳教會會長文德泉神甫所贈送的基督王紀念碑。”139然而根據文德泉神甫的看法，“因對北京政權的巨大恐懼，紀念碑被拆除了，未進行任何的慶祝活動。–––––––––––––––134.“澳門當局拆除紀念碑”，《朝日晚報》（1955年10月28日），第1頁。135.“海外部長文杜拉致史伯泰電報，1956年1月11日”，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136.同上。137.“史伯泰總督致海外部長文杜拉第1號秘密電報，1956年1月12日，第1頁”，2.oP.，A.62，M.214，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138.同上。139.同上，第2頁。
  • 785（Teixeira，2004，pp.84-85）”國際傳媒認為，這一行動是葡萄牙方面的又一讓步。140澳門開埠四百周年紀念碑的總成本為“三萬澳門幣”。141十、結論北京方面在這一政治危機期間的種種表現，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的論點，即北京有意保持而不是要改變澳門的現狀。另一方面，在這一場宣傳攻勢中，無論是通過取消慶祝活動，還是拆毀18米高的中葡友誼紀念碑，北京進一步加強了它的影響力。同葡萄牙保持一致，選擇了澳門的一位傑出的華商何賢，以便使澳門地區的管制有一個更加長久的基礎。儘管是非正式的，但考慮到薩拉查政權拒絕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這是十分必須的。況且，該事件之後，澳門繼續由葡萄牙管治了四十四年。然而這一事件表明，“不說沒事，一說有事”這句話很有道理。如果葡萄牙政府方面沒有準備這樣大肆慶祝的話，北京也不會予以反對。然而，後來還是舉行一些小規模的秘密性慶祝活動，照常進行了第二屆格蘭披治大賽，並出版了幾部關於澳門的專著。與原本期望的相反，這一危機的後果是北京在澳門的政治、貿易、經濟、金融及市場利益及通過它與海外的關係得到了加強。總之，是這些利益限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溫柔和克制的立場。如果反過來說的話，澳門作為葡萄牙管制下的地區，也許走到了它的盡頭，因為葡萄牙給北京政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藉口：澳門開埠四百周年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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