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 政澳門政府雜誌一九九七年,澳門1147
  • 行政 澳門政府雜誌 每年四期 社 長: 薛尼路(Jorge Bruxo) 社長助理: 李麗如(Lídia da Luz) 執行社長: 何思靈(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編輯部: 葛祖民(José Côrte-Real) 鄭亞洲(Rogé rio Cheang) 鄭任山(Chiang Iam San) 編輯委員會: Amável Afonso Barata Camões Diana Loureiro, José Ângelo Lobo do Amaral José António Pinto Belo, José Manuel da Silva Agordela Rui Daniel Ferreira do Rosário 所有權: 澳門政府 出 版: 行政暨公職司 社址、編輯及行政部: 巴掌圍斜巷十九號 (亞洲)澳門郵箱 463 電話:323623 圖文傳真:(853)594000 發行及訂閱 電話:5995620/5995611/5995612 排印:澳門政府印刷署 印行:2500 本 ISSN 0872-9174 1148
  • 第十卷·第四期(總第三十八期)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目錄環境澳門水域水質的研究 1 1 53辜保華、孫偉若、鄭暉、卓漢球、鄭秀雯、李婉芬、康麗明教育葡萄牙教育歷史中漢學研究之總覽 1 1 77António Aresta里斯本協約及在澳門的學歷認可 1 1 93羅世賢語言澳門的語言教學與東西文化交流 1 1 99楊秀玲翻譯與澳門的葡語教學 1 205曾永秀、黃徽現澳門公共行政行政暨公職司之文獻 1 21 3高詩婷衛生牙齒齲蝕:在澳門小學人口中的盛行率 1 239羅安琪、陳逸詩、 Isabel Flores 、高樂民………摘要 1 2531149
  • 在《行政》雜誌刊登之署名文章,文責由作者自負。原則上,其他刊物可轉載或翻譯原刊於《行政》之文章,但要指明出處及原作者,並須獲得有關許可。1150
  • 環境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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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第十卷,總第三十八期,1 997 N o,4 , 1 1 53 - 1 1 74澳門水域水質的研究*辜保華** 孫偉若** 鄭暉** 卓漢球**鄭秀雯*** 李婉芬*** 康麗明****澳門衛生司公共衛生化驗所引 言澳門公共衛生化驗所於1988年下半年首次對澳門水域的水質展開監測,該監測一直維持至今,並在有需要時對監測的內容進行了適當的調整。本計劃的目的是要評估環繞着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一帶水域的水質,藉此使有關的政府部門能因應水質的好壞而作出相應的對策。化驗所已經就1 988年到1 992年水質的好壞作了三份報告,而本文是從評估過去四年(1993-1996)水質狀況的第四份報告改編而成的。澳門是由澳門半島、氹仔島及路環島組成,陸地面積分別為7.49、5.69和7.78平方公里(地籍司於1 997年公報的最新數字)。澳門地處中國南部海岸,香港以西60公里及廣州以南1 45公里(圖1),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南端,而源於中國大陸的西江及珠江就直接流經澳門西面及東面的水道。澳門人口稠密,根據1 995年統計數字顯示,人口達41 5,850,其中95%的人口集中於澳門半島。隨着經濟的發展,社會活動膨脹,造成越來越多的污水,而澳門污水處理廠於1 996年4月才開始運作,在此之前,任何種類的污水(如工業廢水、生活污水和雨水等)未經處理就直接排入河中,日積月累而造成污染。然而,澳門水域水質的好壞,除了受本地污染影響外,也受到上游河水(西江和珠江)及下游海水湧入的影響。所以,澳門的污染程度,一方面會因為上游河水及下游海水的沖淡而減輕;但另一方面,若河水在上游已被污染,那麼就會令澳門水域的水質惡化。*本 文得 到以 下 人士 的協 助 :Carlos JoséMart i ns N obre ,趙蕙 心、 蔡綺 華、 何彩 蓮、 黎鳳 玲、 柳曉欣、 盧淑 儀、毛 華基 、吳文 基和 鄧志雄 ,他 們都 是澳門 衛生 司公共 衛生 化驗所 的專 業人 士 。**化學化驗人員***微生物化驗人 員** * *公 共 衛生 化 驗所 所 長1153
  • 圖:澳門地理位置一 、計劃內容11.1 目的這項計劃的目的是要評估環繞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一帶河口的水質,並將所得資料交予有關部門,以便能因應水質而作出適當的措施 。1.2 計劃的歷史本計劃始於1 988年的下半年,當時在全澳區域內選了1 0個監測點,分別抽取樣本,然後由澳門公共衛生化驗所對樣本進行物理化學和微生物的分析。自1 989年,本計劃正式成為一項長期而有連貫性的計劃,並參考香港環境保護處的一項類似計劃。由於得到澳門海事處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化驗所可以每月出海取樣兩次(逢星期二)。樣本是以徒手方式在近水面處取得,然後化驗所根據標準方法對之進行分析。1 991年,我們對計劃作了少許改動;第一,增多2個監測點,務求能夠更全面的評估澳門水域的水質;第二,由於水質可能會因為潮汐漲退而變更,所以盡量在相同的潮位時取樣;第三,增加檢驗的項目,使分析更為全面。1 991 年中,化驗所邀請了世界衛生組織(WHO)人員來協助這計劃,並於1992年又對計劃作了某些改動(Dafoe,1991):首先,取樣不再以徒手方式進行,而改用了Van Dorn取樣器,目的是為了取得更有代表性的樣本;其次,分別在水面及水底取樣,以找出水域是否有分層現象;第三,在遠離澳門本土多設兩個參考點,藉此評估上游水質的狀況。1 993年,化驗所除了研究水質之外,還抽取水底淤泥作污染監測。此外,在過去數年,由於不斷有填海工程及大型建設的落成,我們不得不將某些監測點稍作移位。除了上述的改動外,這計劃基本上是以相同的形式進行,直至今天。對於1 989年至1 992年的水質,化驗所已作了三份報告,而本篇改自第四份報告的文章則會總結過去四年(1 993-1 996)的實驗結果。至於水底淤泥的檢驗結果則已載於另一份報告中。1154
  • 1.3 監測點環繞澳門半島、氹仔及路環都設有監測點,它們的位置都在污染源附近,以便探測污染物的排放情況,如圖2所示,監測點多設於污水排放渠的渠口附近。〔注:澳門的污水處理廠在1 996年4月正式運作,此後,大約80%的污水會經污水渠引入污水廠處理。然而,某些正在興建大型建設的地區的污水(例如南灣區的污水)則仍未經處理就排出海(Ao,1 997)〕。此外,在遠離澳門水域以東的地區設有兩個參考點,用以評估上游水域的水質,但於1 995年,其中一個參考點為“機場”監測點所代替。A:內港 IB:內港ⅡC:南灣D:氹仔灣E:垃圾堆填區F:路環G:竹灣H:黑沙I :九澳J :北安K:黑灣環L :參考點IM:機場N:外港圖2:取樣點1.4 取樣次數除了“參考點I ”和“機場”兩個地點是每年取樣3次外,其餘的監測點每年平均取樣約1 0次。取樣時間多在潮漲和水流較慢的時候(Daf oe,1 991 ),並盡可能在潮高1.8至2.2米之間抽取樣本。1.5 取樣方式樣本是用Van Dorn水平式取樣器在水平面以下0.5米處取得的。1155
  • 1.6 分析項目及方法所有樣本都根據標準方法 (Greenberg et al.,1985) 進行物理化學及微生物分析,這些項目被分為數組,每組分別反映出水樣的不同特性 。1 ) 基本海洋特性水溫 溫度計(現場)鹽度 鹽度計(現場)pH(酸鹼度) 電勢法電導率 電導計(現場)2 ) 透光度濁度 比濁分析:以formazin溶液作為標準液總懸浮粒子 直接過濾及稱重3 ) 有機物污染溶氧值 碘滴定法(疊氮法)生物耗氧量 比較培養前後的溶氧值4 ) 富養程度 分光光譜測定:總磷 濃硫酸、硝酸消化,抗壞血酸還原法無機磷 抗壞血酸還原法氨 藍靛酚法總氮 過硫酸鹽鹼性氧化法,鎘還原法硅 鉬硅酸鹽法5 ) 重金屬污染 硝酸消化,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6 ) 糞性污染總大腸杆菌 薄膜過濾法:以遠藤氏瓊脂於 35℃,培養24小時,以亮綠乳糖肉湯作確認試驗之培養液,於35℃,培養48小時1156
  • 糞性大腸杆菌 薄膜過濾法 :以mFC 瓊脂於44.5℃,培養22-24小時,以EC肉湯作確認試驗之培養液,於44.5℃,培養24-48小時埃希氏大腸杆菌 薄膜過濾法:以mFC 瓊脂於 44.5℃,培養22-24小時,以生化實驗確認二 、影響水質的因素在討論澳門水域過去四年(1993-1996) 的水質之前,先概述一些直接或間接影響澳門水質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人口耗水量工業生產陸上流走的雨水廢水處理上游河水水質下游海洋水的湧入及浪的影響船隻航行、挖泥及填海工程水底淤泥再次懸浮一般天氣及季風2.1 人口人口密度越高,意味着耗水量越大,人類活動更頻密及產生更多的廢物和廢水。根據統計司的最新數字顯示(1 997年6月),澳門居住人口一直在增加,過去5年澳門的人口增長見表1 。表 1 澳門居住人口(1 992-1 996)由表1 所示,除1 996年外,澳門的居住人口每年約有3%的增長 。1157
  • 2.2 耗水量 實際上,95%的澳門人口聚居於澳門半島,那裡的耗水量自然比離島要高很 多。由表 2 及表 3 便可見一斑(Laboratório Municipal,1997)。 表 2 澳門半島自來水耗水量(1992-1996) 表 3 氹仔和路環自來水耗水量(1992-1996) 由表 2 和表 3 所示,隨着人口的增加,耗水量亦逐年增加(1994 年除外),耗 水越多,所產生的廢水也就越多(例如生活污水)。如果廢水未經處理就流進河海 中,水域便會被污染。 2.3 工業生產 澳門四大工業包括旅遊業、建築業、金融管理業和製造業,當中以製造業產生 最 多 廢 水 , 而 重 金 屬 、 有 機 物 及 富 養 元 素 都 可 能 出 現 在 廢 水 中 。 根 據 統 計 分 析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de Macau,1996),澳門的三大製造業在過去數 年(1991-1995)的生產狀況總結如下: 1)製衣業除在 1995 年有 6%的增長外,其餘數年都沒有非常顯著的增長; 2)紡織業出現萎縮現象,由 1993 年至 1995 年都錄得負增長; 3)玩具業除在 1994 年出現較大的增長外,在九十年代的上半期都錄得負增 長; 1158
  • 所以,總括而言,在1 991 年至1 995年間,澳門的主要工業生產並沒有明顯增長 。2.4 地面流走的雨水澳門並非一個從事農業生產的地區,所以來自陸地的雨水大致不會將農药帶到河海環境中。然而,雨水能夠帶走塵埃、細沙、泥土(特別在一些沒有措施保護沙泥的建築地盆)、不同種類的垃圾殘渣和油脂等。雨水最終將這些污染物沖入水道,於是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污染 。2.5 污水處理 (Ao,1997)根據1 997年中所獲得的資料顯示,澳門已建成了兩座污水處理廠,一座位於澳門半島而另一座位於氹仔,第三座污水處理廠也正在路環興建。澳門半島的污水處理廠於1 996年4月正式投入運作,而氹仔的則始於1 996年1 2月。除雨水外,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都會經過處理,然後由一條600米長的管道排到河海中。但在澳門一些發展中的填海區域,由於基建工程仍未完成,工程所產生的廢水未經處理便排出海裡 。2.6 上游水質若上游水質良好,本地區的污染會被沖淡而減輕;反之,則會加重本地的污染情況。因此我們就在遠離澳門水域處設有兩個參考點,用以評估上游水質。2.7 下游海水湧入由於潮汐漲退,海水的湧入使本澳水域中的污染物濃度減低,而退潮時也將部分的污染物帶回大海中,令本地的污染減輕。因此,在每次抽取樣本時,我們都盡量在相同的潮位時進行,以免除因潮位的不同而造成的影響。但是,因為含鹽量高的海水較河水為重,所以海水湧入時會傾向在底層分佈,而較輕的河水則會在上層流動。當碰到適合的天氣時(例如氣溫高及沒有風),就會造成分層現象,妨礙水的上下流動,這時下層的海水便較難獲得氧的供應,情況嚴重的話,甚致會造成缺氧的現象,從而使污染情況惡化。2.8 其他因素挖泥、船隻航行和季風等都會令水底淤泥再次懸浮於水中,而這時,原來吸附在微粒表面的污染物會被再次釋放,使污染情況變得更壞。1159
  • 三、結果與討論以下會討論由1 993年至1 996年的研究結果,檢驗項目分成數組,每一組會反映水質的一個方面。3. 1 一般海洋特性澳門位於珠江三角洲的末端,西面向着西江的出口,而東面則主要受珠江水的影響;另一方面,澳門的南端( 路環) 是面向大海,所以海水的影響則較為顯著。因此,在夏季澳門的水質主要受河水的影響,而在冬季,當河水流量減少時,海水的影響才較為顯著一點。大致上,珠江三角洲地區年平均降雨量約為21 00毫米 ,其中50% 的降雨量都是在 6 、7 和 8 月錄得 ( E ll is,1992 ) 。含鹽量澳門河口一帶水域的含鹽量有季節性和地區性的分別。在雨季,由於河水 ( 西江和珠江 ) 流量大,在澳門半島的某些水域含鹽量不時出現零;在旱季,河水的影響減退,而海水就更易湧入,所以在冬季,水域的含鹽量通常較高。  就地區性而言,澳門半島的西岸面對狹窄的西江出口,因此在雨季時,西江出口的河水對澳門西岸水域造成最大的影響,所以在眾多的監測點之中,以“內港”的年平均含鹽量最低 ( 1 993年測得1 . 66‰) ,若與另一監測點“黑沙環”( 澳門半島的東岸) 同年所測得的年平均值作比較,則後者高達1 0. 9‰,這可能是因為澳門的東岸雖然受到珠江水的影響,但因河道較為寬闊,南邊的海水較易湧入,所以能保持含鹽量在某一水平之上。而南面,由於氹仔和路環更接近南中國海,因此這一區的水質由河水特性逐漸轉變為帶有更多海水的特性,正如圖3所示,監測點“路環”、“竹灣”和“黑沙”的年平均含鹽量比內港要高得多。含鹽量年平均值圖 3 取様點1160
  • 至於“參考點I ”和“機場”的年平均含鹽量就與“竹灣”和“黑沙”一帶差不多,這顯示了在那裡受河水的影響已減少,而海水的影響就較為顯著。如果以同一監測點的各年平均值作比較,可以發現它們每年都有少許變化,這可能和降雨量有密切的關係。如圖4的海圖深度所示,澳門一帶的水域都較淺,海圖深度範圍都在0.5至19米之間,而強勁季風更使水流上下翻動,所以水流出現分層現象的可能性不大,而根據化驗所在1 992年做的分層取樣研究所得的結果(L abo ratór io de SaúdePúb l i ca,1 993),以含鹽量和水溫而言,只有部分監測點出現輕微的分層現象。圖4:澳門水域海圖深度(IH,1991)pH值由過去四年的結果顯示,同一監測點的pH年平均值每年相差不遠(圖5) 。一般來說,環繞澳門半島的pH值較低,而離島的pH值較高。如果以8.4至8.7作為海水典型的pH值的話(EPD,1 990),那麼離島區較高之pH值又再次說明那裡的水質比澳門半島受海水的影響更大 。1161
  • PH (酸鹼度年平均值)圖 5 取樣點最低的pH年平均值錄於1 995年的“內港Ⅱ”(pH=7.51 ),而最高值則錄於同年的“黑沙”處(pH=8.29),這除了顯示澳門由北到南,水質漸漸由河水轉變為海水之外,亦可能意味着水中的pH值受到水中生物化學反應的影響。情形是這樣的:“內港”一帶及環繞澳門半島的其他地區污染較為嚴重,而有機物的分解 ,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CO2),於是溶於水中的CO2便將pH值降低。但在“黑沙”及“竹灣”,因污染較少,產生的CO2亦較少,所以pH值便稍高。有些時候,若條件許可的話,在“黑沙”及“竹灣”一帶的水域甚至會有光合作用的現象,由此消耗了 CO2 而將pH 值推得更高 。至於“參考點Ⅰ”及“機楊”的 pH值與離島的監測點差不多。水 溫澳門河海水的水溫是隨着空氣溫度季節性的改變而改變的。河水因為沒有龐大海水的調節,所以在夏季水溫升得較海水快而在冬季也降得較海水快。由於澳門半島水域受河水的影響較大,而離島則受海水的影響較大,所以在過去四年,在澳門半島所錄得的最高和最低水溫的幅度比同期在離島所錄得的為大(圖6)。例如,在“內港”所錄得的溫度最高為31 ℃,最低為1 4℃;而在離島的“竹灣”監測點所錄得的最高為29℃而最低為1 6℃。“竹灣”的水溫溫差較小,可能是因為受到海水的調節,所以在夏季顯得比較涼而在冬季則比河水暖一些。1162
  • 水溫範圍(1993-1996)圖6取樣點3.2 透光性珠江是南中國最大的河流,含泥沙量每年约為八千六百萬噸(El l i s,1992),因此,澳門水域一帶都顯得較為混濁,有礙光線的透入。關於這方面的特性,我們用兩個項目來檢測:濁度及總懸浮粒子。濁 度水的濁度,是由黏土、淤泥、細小的有機或無機微粒、藻類及其他懸浮微生物所致(Greenber g et al.,1 985) 。而在澳門河口水的濁度,是與上游河水的排放有直接關係。在1 993年至1 994年,河水的排放量較多,年平均含鹽度低,所錄得的濁度便高(圖7)。反之,在1 995年和1 996年,河水的排放量相對減少(由較高的鹽度評估所得),水的混濁程度便相對減輕。濁度年平均值圖 7 取樣點1163
  • 環繞澳門半島的水域(“內港”、“南灣”和“黑沙環”等)一般比離島(“竹灣”和“黑沙”等)為混濁,這顯示了河水對澳門半島的影響較為顯著。例如,“內港”於1 993年的濁度年平均值為42NTU,而“竹灣”則只有22.9NTU。然而,1 993年最高的濁度年平均值在“垃圾堆填區”錄得達1 03NTU。有以下原因導致這個結果:水深不足(海圖深度只有0.5米),水流較急以及船隻航行和挖泥等活動使水底淤泥再次在水中懸浮。參考點的濁度則低於澳門半島但高於離島,顯示那裡的河口特性是介乎於這兩者之間,而“機場”的濁度則與“竹灣”相約。總懸浮粒子結果顯示總懸浮粒子的分佈情形與濁度非常相似(圖8)。“垃圾堆填區”於1 993年錄得的總懸浮粒子的年平均值亦是最高。此外澳門半島的結果是高於離島,而參考點則介乎兩者之間。總懸浮粒子年平均值圖 8 取樣點3.3 有機物污染在1 996年4月之前,澳門的廢水(生活及工業廢水)未經處理就被排放到沿海地區。在廢水中的有機物質就易被水中的細菌分解,這過程會消耗水中的溶解氧份。若情況嚴重,會導致水中缺氧、魚類死亡及擾亂水環境的生態平衡。我們用兩個項目去評估有機物污染:溶氧值和生物耗氧量。溶氧值天然水及廢水中的溶氧值是受到水中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化學反應的支配(Greenberg et al.,1 985),當排放水中的有機物在河海水中被分解時,便會消耗氧1164
  • 氣而降低了水中的溶氧值(EPD,1 990),所以,溶氧值能作為有機物污染的一個指標。在過去四年中,同一監測點的溶氧年平均值每年都差不多,但不同監測點的年平均值就有差別(圖9)。一般來說,澳門半島水域的溶氧值比較低,低於飽和值的80%,情況最差的兩個點為“內港Ⅱ”及“黑沙環”,他們的年平均值多低於飽和值的70%,說明了那些地區的有機物污染情況較為嚴重。至於氹仔及路環一帶,情況就好得多,溶氧值通常會在飽和值的90%至1 00%的範圍內,這可能是因為離島區的污水排放量少(只有5%的澳門人口聚居於離島)。另外,這區域的污染物受大量海水的沖淡,也是減輕污染的原因之一。“參考點Ⅰ”的溶氧值與離島區各點的溶氧值差不多,但在1 995年,它的年平均值只有飽和值的85%,而同期的離島各點都幾乎達百分之百的飽和,這一事實在某程度上反映河水的上游出現部分的有機物污染。至於“機場”方面,溶氧值介乎96%至1 1 0%之間,這表明澳門的航空事業還未在其鄰近水域處造成顯著的有機物污染。溶氧值年平均值(%)圖9 取樣點生物耗氧量生物耗氧量是有機物污染的一個指標,耗氧量數值越高,表示水樣本的有機物污染越嚴重。圖1 0展示了過去四年各點的生物耗氧量的年平均值。污染情況最嚴重的監測點是“黑沙環”,年平均值達到2.5毫克氧/公升,顯示該區的有機物污染較為嚴重。黑沙環是人口及製造業密集的地區,而且位於澳門的北面,未能充分受到下1165
  • 游海水的沖淡,所以區內長期排放的污水便污染了該區的水質。在1 995年,錄得該區的年平均值為4年以來最高,達到 2.89毫克氧/公升。但在1 996年,年平均值有所減退(2.22毫克氧/公升),這可能與澳門污水處理廠於1 996年4月啟用有關 。生物耗氧量年平均值圖 10 取樣點僅次於“黑沙環”,“南灣”及“內港Ⅱ”亦錄得較高的生物耗氧量的年平均值,約在1 .5毫克氧/公升左右。如圖1所示,南灣及內港一帶有很多污水渠的排放出口,未經處理的污水就經此排放至沿岸水域而造成污染,形成該區的耗氧值較高。然而,“內港Ⅱ”的數值在1 995年達致最高峰後(1.67毫克氧/公升),於1996年有明顯的回落,降致1.22毫克氧/公升(回落27%),這可能是因為於1996年,該區的生活及工業廢水已被送到污水處理廠處理,不再直接排出。至於“南灣”那邊情況就有不同,由於很多基建仍在進行中,污水渠未能完全接駁妥當,所以在1 996年的回落並不明顯。在“氹仔灣”及“垃圾堆填區”於1 993年所錄得的生物耗氧量出現異常高的年平均值,分別為 2.1 1及 2.86毫克氧/公升。這很可能是因為同年所錄得的總懸浮粒子年平均值亦是最高而導致(總懸浮粒子年平均值分別為1 79和1 90毫克/公升,但正常情況下,這兩個監測點的數值通常少於90毫克/公升)。其餘環繞着離島各點及“參考點Ⅰ”等的年平均值約為1.0毫克氧/公升。而一般認為,海水的生物耗氧量是少於1.0毫克氧/公升(EPD,1 990),所以該區各點的有機物污染情況未算嚴重。3.4 富養程度當富養物質被加入水體時,在適合的環境之下(足夠光線及沒有有毒物質時),會導致藻類的生長。但當藻類死亡、沉降的時候會被分解,過程中消耗溶解1166
  • 氧,結果水體的溶氧值便會下降,這過程稱為“ eut r oph i cat i on ”(G r ay,1 992)。但當溶解氧嚴重缺乏時,便會導致魚兒死亡及水體失去生態平衡。引致富養程度高的元素,主要為氮及磷,而在我們的研究計劃中,亦有監測硅這元素。雖然澳門河口水的混濁程度高能抑制藻類的生長,但我們亦不能忽視富養元素對水體所造成的污染。氮和有機物污染的情形一樣(3.3一節),氮元素的污染在澳門半島一帶水域較為嚴重,而朝着南方的路環,污染程度便逐漸減輕。研究中氮元素的化合物包括了:總氮、硝酸鹽和銨鹽。如圖1 1所示,於1 995年所錄得的總氮年平均值以“黑沙環”為最高(2.37毫克氮/公升),其次是“內港Ⅱ”(1.79毫克氮/公升)和“南環”(1.52毫克氮/公升)。這些監測點都是人口稠密的地區,亦是工業生產及大量污水排放口的所在,因而形成污染。可喜的是,在1 996年,這三點的年平均值分別錄得29%、1 7%和1 3%的下降。1 995年,在“外港”所錄得的總氮的年平均值為1.1 8毫克氮/公升,相信這是由於上游“黑沙環”點的污染物向下游擴散所致。因此,在1 996年當“黑沙環”的總氮年平均值由2.37毫克氮/公升(1 995年)跌至1.68毫克氮/公升時,“外港”的年平均值亦相應跌至低於1.0毫克氮/公升。而在離島及參考點方面,年平均值通常低於1.0毫克氮/公升,相信這是由於較少量的污水排放及海水沖淡所致 。總氮年平均值圖 1 1 取樣點銨鹽方面,澳門半島水域的年平均值一般約為離島的10倍左右(圖1 2)。形成這現象的原因:1 )在離島只有少量的污水排放和有大量的海水起沖淡作用;2)在澳門半島的有機物污染較為嚴重,溶氧值因此而降低,在氧不足的條件下,銨鹽未能有效地被氧化為硝酸鹽;但在離島,溶氧值較高,銨鹽較易被氧化。銨鹽最高1167
  • 的平均值是錄於“黑沙環”(0.74毫克氮/公升),而最低年平均值則錄於“機場”(0.018毫克氮/公升)及“竹灣”(0.029毫克氮/公升)。至於“參考點I ”的銨鹽濃度就更低至0.01 6毫克氮/升。氨年平均值圖 1 2 取樣點然而,如果以無機氮的範圍0.3至0.5毫克氮/公升作為決定一個水體的富養化的最低濃度時(EPD,1 990),那麼整個澳門河口區水域都應列為已被富養化。原因可由圖1 3看出:所有監測點的硝酸鹽的年平均值都高於0.4毫克氮/公升(1 995年“參考點I ”除外),而最高值是錄於1 993年“內港Ⅱ”(0.99毫克氮/公升)。離島方面各點的年平均值都高於0.6毫克氮/公升,這顯示那處的硝酸鹽污染並不輕。硝酸鹽年平均值圖 13 取樣點磷總磷及無機磷的年平均值的分佈形態都和總氮相類似(圖14和15)。在澳門半島方面,總磷值由1 993年開始不斷上升,至1 995年達到最高峰,之後在1 9961168
  • 年稍為回落。最高總磷年平均值錄於1995年“黑沙環”處(0.171毫克磷/公升),其次是於同年的“內港Ⅱ”(0.071毫克磷/公升)。離島方面,總磷值在過去數年都維持在一定水平(約為0.03毫克磷/公升)。至於無機磷的年平均值在澳門半島水域通常高於0.02毫克磷/公升(偶而高達0.04毫克磷/公升),離島各點則在0.02毫克磷/公升的水平以下。而參考點及“機場”的總磷及無機磷值則和離島水域所得相約。一般認為,在海洋生態環境中,氮是浮游植物生長所需養份的首要控制元素,在江河系統中,則以磷為控制元素(Gray,1 992)。表4列出了過去四年總氮和總磷年平均值的比例。由此可總括出,在大多數情形之下,總氮和總磷的比例值約為30。這意味着磷可能成為澳門水域藻類生長的一個控制因素。但是,我們認為澳門水域的高混濁程度才是抑制藻類生長的主要因素(因為透光度低)。無論如何,澳門水域的高富養元素的污染是不容忽視的。總磷年平均值圖14 取樣點無機磷年平均值圖 15 取樣點1169
  • 總氮及總磷年平均值比例(毫克氮/毫克磷)表4硅硅是地球上一種充裕的元素(Greenberg et a l .,1985),它以各種不同形式存在於河、海水及污水處。而在一些源於火山的河流水中更存在大量的硅。二氧化硅年平均值圖 16 取樣點1170
  • 由圖1 6所示,在過去數年中,每個監測點的二氧化硅年平均值差不多都相同(雖然各點的濃度相異),最高值是錄於1 996年“內港Ⅱ”(6.5 1 毫克二氧化硅/公升)。一般來說,在很多檢測項目中都顯示黑沙環是最污染的地區,但在二氧化硅方面,其年平均值只有4.5 毫克二氧化硅/升,此數值只略高於離島水域的數值(約為 3.5 毫克二氧化硅/公升)。所以,我們懷疑二氧化硅可能並非源於本地的污染物,而是從上游而來的(上游污染或/及岩石風化分解)。至於“參考點I”及“外港”的二氧化硅濃度與“黑沙環”相約。3.5重金屬污染(砷、鎘、鉛 、鉻 和 汞)衛生司化驗所亦有在某幾個監測點抽取水樣本來監測重金屬的含量,監測點分別為“黑沙環”、“南灣”、“內港Ⅱ”、“垃圾堆填區”及“參考點Ⅰ。由表5所示,被監測的重金屬包括砷、鎘、鉛、鉻和汞。表 5部分監測點的重金屬含量年平均值(ppb)*中國國家海水水質標準(第一類:適用於保護海洋生物資源和人類的安全利用)如果與中國國家海水水質標準(GB3097-82)作比較,所有監測點的重金屬含量都遠低於標準值,顯示澳門水域的重金屬污染程度並不嚴重。然而,由於重金屬離子在中性水溶液中的溶解度較低,而且水底淤泥對重金屬離子有強力的吸附作用,我們認為首先應該詳細測量水底淤泥的重金屬含量,才能作出一個較明確的結論 。1171
  • 3.6 細菌污染狀況過去四年,由糞性大腸杆菌所顯示的澳門水質的細菌污染狀況並未如理想。圖1 7是糞性大腸杆菌年平均值的對數圖,情況最壞的監測點是“黑沙環”,1 995年的對數值是5.83,相當於年平均值為6.8×1 05/100ml 。其他有嚴重污染的監測點包括“內港Ⅱ”及“南灣”(數值分別是2.7×104/100ml和 2.8×104/100ml)。而相同監測點過去四年的情況相約,儘管澳門污水處理廠已於1 996年開始運作,但情況並沒有明顯改善 。大腸桿菌年平均對數值/ 100mL圖 17 取樣點實驗結果顯示,大腸杆菌的數目以澳門半島最高,然後向南逐漸下降,最低值是錄於1 996年的“黑沙”(對數值是2.03,相當於1 08/1 00m l),而“竹灣”的情況與“黑沙”相若。所以,如果我們用歐洲共同體(76/160/E EC)的沙灘水標準的最大容許值(<2000/1 00ml)作為指引,則上述兩個海灘的水質可被介定為“可接受”。而“參考點I ”的情況與離島區其他監測點相若,但比“黑沙”及“竹灣”稍高一些。總 結過去四年(1 993-1 996),澳門河口水水質的監測計劃仍在進行中,而為了符合實際需要對計劃內容作了少許調整。雖然近幾年澳門的製造業並未有膨脹的蹟象,但由於澳門的人口持續增加(每年約3%),所以我們預期澳門河口水的水質會慢慢地持續變壞。而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水質於1 995年最差,但在1 996年當澳門污水處理廠於4月份開始運作後,水質有了輕微的改善。澳門地處珠江三角洲的南端,其水域受河水及海水的影響。由於澳門半島靠近西江及珠江的出口,而氹仔及路環兩個離島則較接近南中國海,所以從北向南(由1172
  • 澳門半島向離島),水質會由富於河水特性慢慢轉變為富於海水特性。雨季時,在澳門半島水域經常錄得含鹽度為零,但在冬季,不但離島水域,就連澳門半島水域的水也變得鹹了。pH值在北面較低、南面較高,而水溫方面,年溫差在澳門半島較大,離島處較小,這可能是由於離島水域受海洋水水溫的調節較大。此外,整個澳門水域都顯得混濁,這是由於珠江水含沙量大之故。有機物污染是嚴重的。在澳門半島,溶氧值較低而生物耗氧量較高,這情況在1 996年有輕微好轉;在離島,情況則比較穩定,而且要比澳門半島水域好得多。澳門河口水的富養程度仍高。如果不是因為水域廣泛混濁,很可能已發生多次的藻量巨增及腐敗死亡而帶來的嚴重後果。1 995年,富養化元素的污染在澳門半島達到了相對最壞的水平,但在1 996年稍為回落。此外,雖然水中重金屬含量不高,但判斷情況是否嚴重,應從水底淤泥的仔細研究結果作定論。至於細菌污染狀況,在過去數年持續令人失望,幸好離島的情況尚好。而按歐共體的指引離島的兩個沙灘還可以被介定為“可接受”。1 992年,在我們的研究中新增了兩個參考點,用以評估上游水質,而參考點是設於遠離澳門水域,務求在那裡所取得的的水質樣本不受澳門本地因素的影響。數年的結果顯示,那裡的水質比澳門半島的水質要好,但比離島水域的稍差一點。這似乎意味着上游的水質污染輕微;但若仔細看看含鹽度的數據,不難發現所設參考點的水質,其實很大程度上受海洋水的影響。在這情況下,那裡的污染物亦會相應被海水沖淡,因此,單憑所得實驗數據,很容易低估了上游水質的污染程度。所以,我們希望將來能打破政治界限,將另一監測點設於黑沙環以北的中國大陸水域處,以便能對上游水質作更準確的評估。隨着澳門人口於1 996年穩定下來以及澳門污水處理廠的正式啟用,我們希望澳門水質能逐步改善。然而,我們亦相信,在短時間內水質不可能有戲劇性的轉變。主要原因是:●●●● 在一些發展中的填海區,污水渠未能完全接駁好以進行污水處理;在地面流走的雨水未被處理,這會影響到河口水的水質;在水中再次懸浮的水底淤泥的表面污染物再次溶於水中;上游水質若是差的話,仍會是澳門邁向清潔河海水的最大障礙。將來,當以上的問題都獲得解決,並得到有關人士的合作時,我們相信澳門將擁有一個環境清潔、健康的水域。1173
  • 參考資料 Ao, M.L., (1997) Fax Information. Gabinete da Central de Incineração e da Estação de Tratamento de Águas Residuais, Macau. Dafoe, T., (1991) Mission Report for Macau Estuarin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 Pacific. Ellis, J.B., (1992) Basic Data Information on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Guangdong Province. Urban Pollution Research Centre, Middlesex Polytechn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1990) Marine Water Quality in Hong Ko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Hong Kong. Gray, J.S., (1992) Eutrophication in the sea. In Marine Eutrophication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25th European Marine Biology Symposium, Olsen & Olsen, Denmark. Greenberg, A.E., Trussell, R.R., Clesceri, L.S., (1985) Standard Method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ater and Wastewater.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o Hidrográfico, (1991) Carta de Macau, Taipa e Coloane. Instituto Hidrográfico, Lisboa. Laboratório de Saúde Pública, (1993) Report on the Estuarine Water Monitoring Program (1992). Laboratório de Saúde Pública, Macau. Laboratório Municipal, (1997) Relatório SAAM/96. Laboratório Municipal, Macau.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de Macau, (1996) Inquérito Industrial.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de Macau, Macau. 1174
  • 教育1175
  • 1176
  • 《行政》第十卷,總第三十八期,1997 No.4,1177-1192 葡萄牙教育歷史中 漢學研究之總覽 António Aresta * “朕惟欲厚風俗先正人 心欲正人心先端學術”—— 雍正皇帝 * * 漢學,也就是與中國文明有關的多方面學問。雖然葡國是歐洲第一個與中華帝 國建立商業及外交關係的國家,但在葡國文化中,漢學卻是最易被遺忘的一部分。 葡萄牙漢學紮根於澳門(雖然已有由旅行家、航海家、冒險家及傳教士撰寫的 一些文學作品),因為葡萄牙人自 1556 年至 1557 年期間已開始居住於這塊細小而 具戰略性的土地上。澳門本身的歷史就是一個政治存活的處理,這一點從在行使主 權時對司法和政治的合法性所產生的種種疑慮中反映出來,因此,文化表達不但匱 乏而且多變。 極為例外的,是由耶穌會士創立的聖保祿學院,她被視為遠東首間與西方一脈 相連的大學。 正如多明戈斯·毛里西奧(Domingos Maurício)所說:“儘管如此,依據卡爾 代拉·雷戈(Caldeira Rego)在 1623 年的報告所述,由於教師、學生及來此休養、 學習語言或路經此地的傳教士等學院內部人員的活動,至少在 17 世紀前半葉,聖保 祿學院就‘校舍、人員數量和素質等方面’而言,乃是東方規模最大和最重要的修 會設施之一。”1 * 波爾圖大學文學院哲學學士,教育暨青年司教師及研究員 * * 《聖諭廣訓》(Amplificação do Santo Decreto)第 64 頁。該書由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lva) 翻譯,António Aresta 撰寫序言,1995 年由澳門基金會刊行複制本。 1.《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Macau: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no Extremo-Oriente), 第 31-32 頁,1994 年澳門第二版。 1177
  • 培訓人材前赴日本和中國傳教及宣揚福音是大學的使命。為了實現這個重大目 標,首先必須認識這些國家的語言及文化。但是,這項基本策略不為熱愛本身道德 和文化知識的澳門耶穌會士所接受,他們不服從遠東教務視察員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o)1585 年於果阿發給埃沃拉主教唐·特奧托尼奧·布蘭干薩(D.Teotónio de Bragança)的強制學習中國語言及文化的命令。 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o)只是有限度地進行游說的工作2,可能大家已猜 出箇中因由。事實上,自羅明堅(Miguel Ruggieri)作出榜樣後,在亞洲地區設立 學校和學術機構,與傳教及宣揚福音的目的密不可分。在那裏相繼出現了眾多飽學 的傳教士,其中有:利瑪竇(Mateus Ricci)、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陸若漢(João Rodrigues)、徐日昇(Tomás Pereira)、曾德昭(Álvaro Semedo)、 孟三德(Duarte Sande)、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等等,他們都是精英中的 精英。 1762 年,由於龐巴爾的反對耶穌會的政策,聖保祿學院被迫關閉,且於 1835 年 1 月 26 日被大火焚毀。儘管聖保祿學院在文化、教育及宗教活動方面具有特殊的 重要性,然而,卻未能為公民社會培訓一批東方學者及漢學家。 政治局勢的持續不穩及宣揚福音的執着也許就是導致失敗的原因。然而,這不 是唯一的原因。某些正統與異端不相容的思想亦是導致失敗的原因,請看:凡禁書 及 異 教 作 者 的 著 作 均 須 交 出 ; 凡 有 貝 萊 ( Betle) 的 某 些 筆 記 本 , 須 在 24 小 時 內 燒 毀 ( 1732 年 1 月 14 日 ); 還 有 ,《 超 越 靈 魂 引 導 內 心 世 界 趨 向 完 美 境 界 的 精 神 指 引 》 和 《 內 心 和 諧 之 珍 貴 寶 庫 》, 由 米 格 爾 · 莫 利 諾 神 父 (Doutor Miguel de Molinos Presbitero)撰寫(1730 年 8 月 26 日)。這兩本異教 書是否都被付之一炬呢? 隨著聖保祿學院的消失,葡萄牙漢學尤其宗教國際化方面已日漸式微。從此, 葡萄牙漢學在很多方面只是一種出色的、具開拓性的個人冒險,而且,始終未能設 立學校及組織學生。 2. 在眾多作品中,參閱《孔子或儒家?(K’ung-tzu or Confucius?)耶穌會士對儒學的理解(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作者 Paul A.Rule,Allen & Unwin,悉尼,1986 年;《加布里 埃爾馬加良斯神父(Le Pèrc Gabriel de Magalhães):一位十七世紀在中國的葡萄牙耶穌會士 (Un Je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ⅦSiecle)》,作者 Irene Pih,高秉根基金會,巴黎,1979 年。在 Ioanne Bonifacius《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歐洲與拉丁美洲的教育 標準。該書 1588 年由澳門耶穌會學院(Colégio dos Jesuítas de Macau)出版,1988 年澳門文化 司署再版(依里斯本阿儒達官圖書館藏本以鋅版印製,在出版前由 Manuel Cadafaz de Matos 作 出研究),第 584 頁……。還有一本極富趣味的作品,展示了聖保祿學院(Colégio de S.Paulo) 宣揚豐富的文化、社會和內心思想各方面,該書名為《澳門西方醫藥概論與聖保祿學院藥房的秘 密藥方》,作者 Ana Maria Amaro,1992 年由澳門文化司出版。有關科學方面,可參閱《中國 耶穌會的葡籍天文學家》(1583-1805),Francisco Rodrigues 著,1990 年以葡中雙語再版。 1178
  • 當時,澳門已是一個文明的交匯點,亦是中國向歐洲開放的首要門戶。澳門作 為要求探察中國大陸的一個據點,許多外國人受到了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的款待,這 點不應被忽視3,相反,應被視為澳門史料的輔助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一些主要的與中國文化有關的作品逐漸面世,其外文譯本更是價值 非 凡 。 例 如 : 詳 述 中 國 情 事 的 加 斯 帕 爾 ·克 魯 斯 ( Gaspar da Cruz) 的 著 作 (1569);孟三德(Duarte de Sande)的《中華帝國優秀著作》(1590);曾德昭 ( Á lvaro Semedo)的《 大 中 華 帝 國 誌 》( 1637);安 東 尼 奧 ·戈 維 亞( Ántónio de Gouvea)的《亞洲末端》(1664);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的《新大中華 帝國誌》(1688)。其他許多作品 4因沒有現代版,使有興趣者無法閱讀。而《中 國皇后和皇子及其他宮廷人員信仰之轉變》,從社會學觀點來看,是其中一部引人 入勝的作品。這些人於 1648 年接受洗禮5。該著作的作者可能是耶穌會神父馬蒂亞 斯·馬亞(Matias de Maia)。上述作品與其他作品一樣,是一個真正的寶藏,用以 探索在 16 及 17 世紀葡萄牙人印象中的中華帝國的教育。然而,尤其在澳門,文化 及教育確定了社會的層面。顯而易見,各自恪守自己的道德教條,使自己的觀點更 有價值,因而導致互不相通,更導致文化、教育無法交流。例如,1782 年牧函6所 載:“通知該城市所有天主教徒以及將抵達該城市的天主教徒,本教區神父唐·若 昂·卡扎利(D.João de Cazal),於 1729 年 5 月 12 日以及唐·歐熱尼奧·特里蓋 羅(D.Fr.Eugénio Trigueiros)於 1758 年 10 月 8 日及 1740 年 4 月 25 日發出禁令, 嚴禁參與非天主教中國人的祭祀及供奉神靈的聚會、活動和戲劇演出,否則處以重 罰。禁止參與中國人在被提供的居所中進行的迷信活動以及禁止與中國婦女一起居 住;亦禁止中國人進入葡萄牙婦女的居所以及葡萄牙婦女進入中國人的居所;在店 舖內,中國人無視上述牧函的規定而作出違犯的行為,將會引起極大的公憤,這是 一種犯罪,屬於冒犯神靈。因此,要求一些犯錯的天主教徒遵守並履行牧函中所訂 的職責,他們的行為亦受到監管。凡五十歲以下的天主教婦女禁止進入中國商店, 3. 參閱巨著《中國之旅》(Le Voyage en Chine)(第 1509 頁),由 Ninette Boothroyd 和 Muriel Détrie 合著,Robert Laffont,巴黎,1992 年。那波利人 Giovanni Gemelli-Careri 描述 1695 年他逗留 澳門時所觀看的一個表演:“Je fus voir le mardi une comédie chinoise.Un nombre de voisins joints ensemble la faisaient représenter à leurs frais, au millieu d'une petite place. Le theatre était assez grand, et contenait trente personnes, tant hommes que femmes. Je ne pus pas les entendre, parce qu'ils parlaient en langue mandarine, ou de la Cour; cependant, je jugeai para leurs gestes, leurs tours et leur action, qu'ils étaient habiles. La piece était mêlée de chants, avec un accompagnement de plusieurs instruments de cuivre et de bois. Les habits étaient propres et enrichis de beaucoup de dorures; les acteurs en changeaient souvent. La comédie dura dix heures, et finit avec les chandellles; parce que quand un acte est fini, les acteurs se mettentàmanger,et fort souvent les spectateurs en font autant”,第 325 頁。Charles Boxer 把這個活靈活現的見證跟 Peter Mundy 的見證作出比較,特別在理解能力方面。 4. 歷史學家 José Maria Braga 把這些(特別是出自澳門教區教士手筆的)書目刊登在澳門教區教 士的多期刊物中。 5.這份極罕有的作品為 Professor Charles Boxer 所擁有,並於 1938 年在第 410 期的澳門教區刊物 中發表。 6.1782 年 5 月 18 日的牧函《禁止觀看中國人在寺廟演出的戲劇或趣劇》。 1179
  • 如欲購物,只得站在門外,不得與店員閑談,或者不得單獨外出購物並應小心自己的言行。否則總行政官(Meirinho gera l)將對其判處監禁及科罰一兩半白銀。禁止天主教徒居住在鄰居中少於三個天主教徒的中國住宅,同樣,也禁止中國異教徒生活於該等居所。此外,禁止任何十二歲以上的天主教婦女以獲得許可以及其他任何藉口進入中國店舖之門。在上述判罪和最高判決為開除出教會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天主教徒參與中國人參拜神靈的聚會、活動或戲劇演出。受上述處罰的人將被公之於眾並須在三天內受三次聖教法申戒。受處罰的奴隸將被監禁,直至其主人繳納一兩半白銀罰款才能得以釋放。總行政官必須謹慎監察及檢控違犯者。堂區神父通知並匡正其堂區中一些沒有遵守第二條及第四條的人士,並使其承擔責任,否則,便以載有違犯者及證人姓名的密封信函通知違犯者刑罰生效,並令其良心受責。為了使所有人知悉此消息,該信函將以掛號信形式發出,並公開張貼於該教區內慣常用於張貼的地方。”7.《現代書寫法》,市政廳檔案 ,1795年7 月3日 Termo。8.《現代書寫法》 ,市政廳檔案, 1809年 3 月 1 日信件。革新漢學,必須靜待在澳門姍姍來遲的自由主義。具有行政及政治責任的澳門市政廳,於 1795年 7月 3 日與羅德里戈·馬德雷·德烏(Rodrigo da Madre de Deus)神父簽署了一份合約。神父承諾“將澳門所有需要譯成中文的葡文書信翻譯為中文,領導華務公證署(Cartório Sínico)負責培訓一位或多位人士(葡萄牙人或其後裔),以便在有困難時或發生撤回歐洲的情況時,他們能夠服務澳門。應澳門工作之所需,亦會親自參與會議,每月薪金為澳門幣三十元……” 7 。年復一年,羅德里戈·馬德雷·德烏(Rodr igo da Madre de Deus)神父對管治澳門的方式,尤其在關乎葡萄牙人的威望方面提出強烈異議,因此向市政廳代權官(Procu rado r doSenado)若澤·若阿金·巴羅斯(JoséJoaquim Barros)請辭:“鑑於向閣下申述的理由,本人難以履行職責,現向閣下提出請辭。屬於華務公證署的物品存放在繕錄員的辦公室中。該繕錄員的薪金已支付至月底。本人辦公室內的各類紙張及筆墨將留給繼任人。衷心希望繼任人較我勝任,更好地效忠閣下及澳門。我認為中國守軍將駐紮大炮台,澳門軍隊將會受到中國官員的欺侮及凌辱。我後悔莫及的是,當時沒有努力讓英國軍隊駐紮於澳門,如今方知服從優秀而令人尊敬的英國,與成為中國的附屬以作為閣下向其提供良好服務的補償的不同之處。澳門位於東方而從屬歐洲,現在中國官員卻欺侮及蔑視一直從屬歐洲的澳門人,成為歐洲人的統治者。天主將懲罰那些令澳門葡萄牙人遭受凌辱及挫折的人。然而,我不欲目睹該等可預見的恥辱,我將永別這塊傷心地。”8 他並向總督詳述此次不適時宜地離開澳門的原因:“由於中國人誤解我曾煽動英國軍隊進入中國,所以導致他們對我懷有無法化解的仇恨。每當面對中國人時,我便感到羞恥難當及尷尬不堪。前幾天,數以百計惡劣的中國人遇到我時,他們在澳門街頭用鐵凳擲向我。我將繼續擔驚受怕並會不斷受到侮辱,因我沒有向中國官員謝罪,而他們亦仍沒有收回要求澳門市政廳代權官將我交出的文件。我質疑澳門當局難以對抗中國的勢力來庇護我,儘管閣下具有較高的威望。另外,澳門為數眾多的法蘭西黨員(Part idistas Franceses)亦會對我不利。尊敬的閣下,鑑於上述所有原因,迫使我不得不逃離此地。在這種局勢下,處於澳門與中國官員的矛盾中,澳門人一定因我的離別而感到痛苦,他們並不希望我1180
  • 講出事實的真相。因此,我希望閣下勿因我秘密離開澳門而不快(若真的如此)。 我認為國王如得悉我此舉的原因,亦會與閣下及市政廳抱取同樣的態度。我推測國 王陛下一定會考慮到,由於澳門沒有足夠力量保護她的臣民以抵抗這個野蠻國家的 凌辱,因而不會責備我的這種行為。謹附上一封中文信函以便回答中國官員因我的 離去而提出的問題。此外,無論身在何處,我都永遠忠於我的國家及其親密的盟 國。”9 羅德里戈·馬德雷·德烏(Rodrigo da Madre de Deus)神父在兩封信函中,明 顯表露出在華務公證署的職權中,漢學只是政治工具,而不是一個多種利益的文化 機構。政治事務引起的動盪影響着華務公證署,在中期內,難以進行任何包括學習 的文化計劃。 不幸的羅德里戈·馬德雷·德烏(Rodrigo da Madre de Deus)神父所付出的努 力,似乎促使里斯本王廷作出一定的回響,這是自過去約長達三十年的帝國時期以 來令人驚喜的情況。在所發表的具體談話中指出:“王后陛下透過海事及海外國務 辦事處發出命令,通知學院的院長、駐澳門中國修會的代理人若阿金·若澤·萊特 (Joaquim José Leite)神父,將有兩名初階神職人員若阿金·若澤·沙維斯(Joaquim José Chaves)及若澤·瑪麗亞·羅芒(José MariaRomão),由政府支付費用,乘 坐新旅行者號到來。他們會致力於研究及服務教會的工作,同時藉著他們對中文和 科學的認識,培訓現任的教師,使其能進入中華帝國傳教。威嚴的王后陛下希望並 建議保留及支持澳門修會,因可從中得益。在這個情況下,顯而易見,透過翻譯中 國書籍可獲取實用的知識並從中得益,因此陛下命令中文教師,尤其是若阿金·亞 豐素·貢薩爾維斯(Joaquim Afonso Gonalves)擔任上述翻譯工作,每年向上述國 務辦事處匯報工作進度,並將完成的譯稿寄回國,由政府印刷及支付費用。陛下希 望在聖約瑟學院建立一所收藏優質的中華帝國奇珍異品的博物館……。”10 綜上所述,從漢學及漢學研究在範圍、價值方面的重要性來看,這是一場真正 的哥白尼革命。這是將漢學從政治領域轉向文化領域的第一次具體而客觀的指引。 皇室意識到通過文化及文化關係的途徑,可以獲得寶貴經驗及實質利益,以便在政 治及外交協商中加以運用。 如此,兩天後,王后再提出一個新的囑咐。“王后陛下透過海事及海外國務辦 事處委托澳門總督設立一個圖書館,主要保存中文、日文或其他東方語文的書籍及 地圖,以便中國神父能在此工作。王后陛下向上指總督發出的訓令,副本已於本月 14 日送交修會的高層人員。訓令命令修改有關在葡國印製呈交國務辦事處的譯文的 條款,因為在澳門,翻譯員更方便參閱及修改譯文,上指總督將正式通知有關單 位。王后陛下命令設立一所博物館以收藏珍貴的東方物品,並請澳門居民競投。最 後,還建議興建一所以中醫藥用植物為主的小型植物公園……。”11 9.《現代書寫法》,市政廳檔案,1809 年 3 月 6 日寫給 Lucas d’Alvarenga 的信件。 10.海外事務委員會刊物(Boletim do Conselho Ultramarino):新法例第一冊(1834-1851)第 52 頁,里斯本國家印刷局(Imprensa Nacional,Lisboa),1867;引自 1838 年 7 月 14 日的皇室命 令(Ordem Régia)。 11.同樣引自 1838 年 7 月 16 日皇室命令(Ordem Régia)第 53 頁。 1181
  • 在 文 化 革 新 方 面 , 由 博 學 的 托 雅 爾 后 山 省 人 若 阿 金 ·阿 豐 素 ·貢 薩 爾 維 斯 (Joaquim Afonso Gonalves,1781-1841)負責,他是語言學及詞匯學研究的重要人 物。因為他的音樂及數學造詣頗深,奉命赴北京,然而,由於繼續前往中華帝國國 都的行程未獲批准,因此於 1813 年抵達澳門,並留在澳門。他是亞洲加爾格達皇 家協會及里斯本皇家科學院的會員,擁有維索薩村孔塞桑聖母會騎士勛銜,著有大 量 豐 富 而 優 秀 的 作 品 :《 拉 丁 語 法 , 供 華 人 青 年 使 用 》( 1828);《 中 國 字 和 語 法 技 巧 , 附 載 各 種 範 文 》( 1829);《 一 般 官 話 和 古 文 的 葡 中 字 典 》( 1831);《 一 般 官話和古文的中葡字典》(1833);《拉丁中文詞彙,注上普通話的拉丁字母拼音》 ( 1837);《 拉 丁 中 文 手 冊 , 常 用 和 初 學 拉 丁 詞 彙 及 聖 詞 》( 1839);《 詞 源 、 音 韻、詞彙結構拉丁中文大詞典》(1841)。在他逝世後,有兩本尚未出版的著作: 《新約全書中譯本》及《中拉字典》,但已失傳。 舉 世 聞 名 的 法 國 漢 學 家 阿 貝 爾 ·雷 穆 斯 塔 ( Abel Remusat) 1831 年 9 月 在 《Savants》報刊上發表評論:“澳門修會成員貢薩爾維斯(P.Gonçalves)神父撰寫了 供研究中文者使用的《中國字和語法技巧》。為了提供各種必需的方法以指導學生 學 習 口 語 及 書 寫 中 文 , 出 版 了 三 冊 書 :《 語 法 》、《 中 葡 字 典 》、《 葡 中 字 典 》。 作者在書中向廣大讀者闡述了關於文字的理解及分類的四個基本概念。他以一種類 似蒙圖西(Montucci)所提出的新方式,在字典內將常用詞根由 214 減至 121 個, 並列出由 1300 組語音組成的目錄。該目錄共有 74 頁,載有 1411 個被稱為中文字 母的符號。然而《中國字和語法技巧》並非可以濃縮為一部簡單的詞源手冊,尚有 例如:文學風格及一般風格、語法、虛詞表、44 種對話、故事及神話節錄、官方文 件、書信形式、行書的摹本以及官話、廣東話的特殊句型。……精通藝術的文學家 的 作 品 未 能 得 到 賞 識 是 不 公 平 的 ,單 從 第 一 冊 作 品 中 ,就 能 看 出 貢 薩 爾 維 斯 (P.Gonalves)神父在瓦羅(Varo)、普雷馬斯(Prémare)、馬歇曼(Marhsman)博 士及莫里尼索(Morrinson)博士12中的卓越地位。” 若阿金·亞豐素·貢薩爾維斯(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神父的一些著作 在 1876 年 由 克 來 次 科 夫 斯 基( Kleczkowoski)伯 爵 及 1878 年 由 亞 ·阿 梅 林 (A.Hamelin)翻譯為法文。直至今天,他的作品尚無人研究還未有複印本。這個 例 子 , 可 說 明 家 中 的 聖 人 不 發 聖 迹 … … 。 由 於 若 阿 金 ·亞 豐 素 ·貢 薩 爾 維 斯 (Joaquim Afonso Gonalves)神父未能培養出一批持之以恆的學生,堅持不懈地繼 續這項艱巨的工作,該學科的工作最後無以為繼。然而,他的貢獻卻得到外國、 歐洲文明的認同和應用。 由此可見,漢學及漢學研究得以繼續存在,全賴一些博學的人士撰寫著作,而 不是靠他們培養學生;或者從教學及教育組織過程中有跡可尋。1856 年,唐·佩 德羅(D.Pedro)國王公佈一項重組教育及培訓海外教士的法律:“司鐸的教育及 遠赴亞洲、非洲、大洋洲王室傳教轄地各教區、傳教區傳教士的培養將在設於王國 內的一所中央傳教學院內完成和在這些教區現存的或將設立的修院內完成……依各 12.文章刊於 1941 年 4 月的澳門教區教會刊物(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第 445 期 第 896-897 頁。 1182
  • 地的特定情况,尋求填補中學的缺乏和填補一些科目公共課的缺乏,而它們的講授 是有需要確立的。”13 這個意願正合時宜。創辦教育可在再現現行社會模式的分權價值方面確保有關 傳播知識的方針的延續性。這種機制運用了吉爾萊·德盧澤(Gilles Deleuze)的寶 貴意念而得以良好運作,除非發生一些難以預料的例如內部衝突之類的非常情況。 在澳門,澳門主教唐·弗雷·弗蘭塞斯科·盧斯·沙西(D.Frei Francisco da Luz Chacim)與支持立憲制度的聖拉撒路會會士之間發生了政治思想衝突,而聖拉撒路 會會士若阿金·亞豐素·貢薩爾維斯(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神父不得不逃亡 到菲律賓馬尼拉。 《市民回響》報有這樣的報導:“當時有三位聖約瑟學院的教師被捕。及後,其中 一位在星加坡被委任為代理主教並在星加坡逝世,另外兩位返回學院。此外,亦有 一些新的葡萄牙神父抵達。學院雖然繼續運作,然而卻未能如以往般嚴格遵守規條。 隨著時間的流逝,又有兩位新的神父被委派到教會,而兩位原來的教師逝世,其餘 有一位當選澳門主教,一位任副主教及另一位任南京主教。最後,只剩下令人尊敬 的廉明的年邁的萊特(Leite)神父繼續在學院任教拉丁文,直至 1854 年去世。因 此,聖若瑟學院的教育便告終結。”14作者不能預料的內部發生的一連串爭執,徹底 摧毀了宗教教育所贏得的聲譽及威望。正如曼努埃爾·戈維亞(Manuel de Gouvea) 神父指出:“如果不能甘願面對將來的貧困,澳門教會的教育就得不到保障。在中 國沿岸地區,年青人在商業寫字樓工作條件優越,一個出納員或記錄員每月一般薪 水為十萬至二十萬雷阿爾(Reis);此外加上澳門沒有有組織的司鐸團,不考慮要達 到我們境地所需的學習時間,司鐸團還是可以吸引到一些人投身的,然而記錄員的 工作毋須長時間的供讀,多懂一些英文已被視為足以勝任了。”15 上述種種,又一次表明漢學研究在發展過程中,是所有外生情況的犧牲品。 那麼,有甚麼遺留下來呢?與市政廳同期的舊機關華務代理事務所(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華務代理事務所始創於 1583 年,其代權官在市政廳中亦佔 一席位。1847 年華務代理事務所隸屬政府,1852 年更明確了其中國事務方面的職 責,並在 1877 年新法律中得以加強,此外,還增設了特別法院。儘管有如此的發 展,但華務代理事務所卻於 1894 年被撤銷16。值得提及的是一些代權官,也就是首 批非教士漢學家。 13.海外事務委員會刊物(Boletim do Conselho Ultramarino):1856 年 9 月 18 日新法例第 782 及 784 頁。 14.文德泉蒙席(Monsenhor Manuel Teixeira)引自 1860 年 7 月 1 日《澳門教育》(A Educação em Macau)第 68 期第 213214 頁,澳門教育文化司(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Macau),1982 年。在該文中同樣引用了解釋評價方面所存在的疑問的其他重要文件。 15.1864 年 2 月 28 日致澳門主教唐·若澤·路易斯·費若(D.José Luís Feijó)的信函,並由文德 泉蒙席(Monsenhor Manuel Teixeira)刊於澳門教區教會刊物(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1970 年 2 月第 786 期第 116 頁。 16.這是有待研究的歷史,亦是澳門歷史中的一大脫節。 1183
  • 1583 至 1593 佚名 1594 Matias Penela 1595 Cosme de Paiva 1596 Bastião Gonçalves 1597 Miguel Monteiro 1598 Nicolau Martins Barroso 1599 António Carvalho Moura 1600 Pedro Martins Grivo 1601 Gaspar Fernandes 1602 António Fernandes Mata 1603 António Fernandes Mata 1604 António Fernandes Mata 1605 Sebastião Rebelo 1606 Sebastião Rebelo 1607 Francisco Monteiro 1608 Francisco Monteiro …………………………………………………… 1640 António Ribeiro Raja 1641 Cristóvão Soares Coelho 1642 Marcos Rebelo de Almeida 1643 Pedro Alves Pastor 1644 Domingos Almeida 1645 Domingos Rodrigues …………………………………………………… 1740 José Alexandre de Aragão 1741 Elias Manuel Grosses 1742 Luiz Roiz Rebelo 1743 António Aires Tercino 1744 Manuel da Silva Martins 1184
  • 1745 Simão Vicente da Rosa ……………………………………………………………… 1800 António Joaquim de Oliveira Matos ……………………………………………………………… 1820 Domingos Pio Marques 1821 José Joaquim Barros 1822 Félix Vicente Coimbra 1823 João de Deus de Castro 1824 José Baptista de Miranda e Lima ……………………………………………………………… 1831 Floriano António Rangel ……………………………………………………………… 1867 Antóni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 ……………………………………………………………… 1870 Lourenço Marques ……………………………………………………………… 1877 Pedro Nolasco da Silva e Leôncio Ferreira ……………………………………………………………… 1 884 A. Marques d'Oliveira 我們還可談及很多有關這批漢學家的事情,尤其是為數不少的留下了著作的漢學家。 1884年,撤銷了華務代理事務所,華務專理局 (Repartição Técnica do Expediente Sínico)開始出台,並附設有“研究中文書寫、廣東話及培訓中文傳譯員 的學校……。”可參閱有關法規第十二條。 擔任華務專理局領導工作的漢學家包括: 1885-1892 Pedro Nolasco da Silva 1892-1898 Eduardo Marques 1898-1911 Carlos Augusto Rocha d'AssumpÇão 1911-1920 José Vicente Jorge 1920-1928 Joaquim Fausto das Chagas 1928-1931 Pedro Nolasco da Silva Jr. 1931-1945 António Maria da Silva 1185
  • 澳門華務專理局有三大重要方針:協助澳門所有共公部門與中國人聯繫;向駐 北京的葡萄牙外交使節以及廣東、上海的葡萄牙領事館提供中文翻譯及傳譯員;培 訓擔任中文翻譯及傳譯工作的年青人。 該政府機構的特別使命是在政治行政權力與整體社會之間擔任語言橋樑的角 色,但是欠缺了指引葡萄牙漢學研究的一些細則性方針,最少直至本世紀七十年 代。傳譯及翻譯員和漢學家是內在文化、內在文明及策略新概念的真正使者。在支 持澳門管治的歷史裁決中,所有內部機制都獲得了不同的利益。 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lva,1842-1912)17是精英中的表表者。他著有非 常 重 要 的 教 育 著 作 :《 葡 中 知 識 範 圍 》( 1884);《 寓 言 》( 1884);《 廣 州 方 言 和 北 京 方 言 的 慣 用 語 》( 1884);《 漢 語 語 法 練 習 》( 1886);供 澳 門 中 心 小 學 學 生 使 用的《廣州和北京方言的詞彙及片語》(1889);澳門中心小學學生使用的《廣州 及北京方言慣用語和會話匯編》(1894);澳門中心小學男生使用的《中文基本知 識 》( 1895);《 中 文 會 話 及 書 寫 手 冊 ——第 二 部 分 漢 語 會 話 》;《 詞 彙 》( 1901); 《 中 文 書 寫 及 會 話 手 冊 —— 第 一 部 分 中 文 書 寫 》;《 基 本 概 念 及 進 階 課 程 》 ( 1902);《 中 文 書 寫 》;《 聖 諭 廣 訓 譯 本 》( 1903);《 中 文 書 寫 會 話 手 冊 ——第 二 部 分 漢 語 會 話 和 常 用 短 語 》;《 會 話 和 交 談 方 式 》( 1903);《 粵 方 言 指 南 》 ( 1911);澳 門 葡 文 學 校 使 用 的《 粵 方 言 指 南 》( 1912);《 國 文 教 科 書 》( 1912)。 當時,幾乎所有這些作品均被視為獨特新穎的具啟發性的教學與教育工具,而 每個課程的準備工作均井井有條,書寫法的應用更便於學習。 在所負責的中文教育及文化方面,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lva)是若阿金· 亞豐素·貢薩爾維斯(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的合適接班人。土生葡人高美士 (Luís Gonzaga Gomes,1907-1976)是華務專理局培訓出來的最後一位偉大的漢學 家18。他孜孜不倦地從事歷史、語言、音樂及翻譯方面的工作。在其眾多的著作中 17.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教育中的新儒家思想:澳門教育歷史中的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lva),行政雜誌第 34 期,1996 年 12 月。 18.在不公平地被遺忘了的眾多漢學家中,有發表了多部偉大作品的博學漢學家 José Vicente Jorge (1872-1948),以及 Carlos Rocha Assumpção,著有《中國語言研究》第一冊(Primeiro Livro para o Estudo da Língua Sínica)。該書的出版是由澳門市政廳負責提供經費,供葡文中心小學 學生使用,澳門,1893 年。同樣,被遺忘的還有另外兩位漢學家:José Martinho Marques (1810 1867),1853 年發表了《普及音樂的基本原則》(Os Princípios Elementares de Música ao Alcance de Todos),遺下一本中葡字典未出版;1867 年 7 月 8 日的澳門及帝汶省政府公報 (Boletim Official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第 13 卷,27 期指出:“孜孜不倦研究深奧而 特異的漢語,不少作品的葡文和中文版都全賴他的研究。”另外一位漢學家 João Rodrigues Gonçalves(1806-1870),是亞馬留總督(Ferreira do Amaral)的摯交,其作品是否曾發表過, 則不為世人所知。還應提到另兩名漢學家,Leôncio Alfredo Ferreira(1849-1920),他留下了 以教育家、思想家身分發表的作品;Antóni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1839-1881),是 《Ta-Ssi-Yang Kuo》雜誌的創辦人、《澳門市華務代理事務所職責的報告》(1867)和《澳門的中 國海關》(1867)的作者。還有羅比度(Pedro Lobo,1892-1965),雖然他不是漢學家,但著 有關於中國經濟方面的著作。João de Deus Ramos 對現存的字典做了一項調查統計,見 1988 年 第 16 期文化雜誌第 42-47 頁,《葡中字典:歷史-書目一瞥》(Os Dicionários Luso-Sínicos∶relance histórico-bibliográfico)。 1186
  • 最傑出的是語法書籍及詞典(《廣東話-葡語詞彙》,1 941;《葡語-廣東話詞彙》1 942;《千字文研究》,1 944;《中文基本概念》,1 958),翻譯著作(《三字經》,1 944;《孝經》,1 944;《四書》,1 945;《澳門記略》,1 950),以及中國文化方面的著作(《澳門的中國傳說》,1 941;《中國的收養制度》,1 945,《中國故事》,1 950;《中國禮節》,1 952;《中國節日》,1953;《中國藝術》,1 954)。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使葡萄牙漢學研究從中國取之不盡的文化源泉中吸收知識,擴闊了世界觀。因此尋找到一條吸收“中國智慧” 19的捷徑 。前身為華務專理局的華務司,如今已被取消。漢學在行政與官僚方面的運用非常重要,它能確保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施政者與被施政者之間建立溝通渠道,以及在澳門、中國、葡萄牙之間擔負的所有政治、外交的協調工作。政治意向的變幻莫測,使官方學校教育大綱中有系統地學習中國語言及文化的計劃難以實現。在中葡教學中,注重中文並加上了葡文教學……。1 951年,透過第三八五二二號國令,澳門利宵中學開設了中文科目;然而,在之後數年中,該科目並未能取得成效。1 965年,天主教教会20 准許內部使用中文:“主教閣下着令通知各本堂神父,宗教團體的教堂、小堂的神父:1.根據一九五七年二月四日傳信部法令及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主教會議法令,在舉行所有聖事及聖禮時均可使用中文,惟請求寬恕的懺悔聖事除外 。2.使用台灣光啟出版社出版的雙語禮儀程式。”成立於輝煌的共和政體時期的殖民地學校,其首要任務就是準備及培訓為殖民地帝國務服的行政人員。1 946年該校重組並定名為殖民高等學校,之後易名為海外研究高等學院21 ,完全忽略了當時的中國語言和文化。因此,長期以來便形成一種反感 。……第七十二條 非洲及東方語言學院為一所研究及教育中心,其宗旨為:1.致力語言學研究,尤其是東方及非洲民族語言的使用 。2.學習阿拉伯語,憑藉這種工具來研究葡萄牙於北非的歷史,認識伊斯蘭國家以及葡萄牙對畿內亞、莫桑比克及印度的影響 。3.學習梵語,以掌握文化研究的工具。4.系統地學習果亞方言及文學。19.此語引自 Jacques G erne t 的《L’Intel l i gence de la C h ina∶L e Soc ia l et L e Mental,Gal l imard》 ,巴黎, 1994年 。20.《澳門教區教會報》, 1965年 7 月 1 7 日第32期。 1967年,澳門主教戴維理公佈一新訓令“關於彌撒及聖事中葡文及中文的使用” 。21.9 月30日第三五八八五號法令 。1187
  • 5.學習安哥拉金本杜語、莫桑比克隆阿語、北莫桑比克稍伊利語、贊貝濟亞冼那方言、畿內亞弗拉語和帝汶狄多語或高盧利語。6.學習歐非混血兒的語言。7.開設語言學習的教育課程。8.以所研究的語言刊印文章。22華務專理局時期雖然已告一段落,但它對各方面仍貢獻良多,而更多是表現在文化領域。雖然在掌握中文方面仍未純熟,而對中國文化的精華,特別是對哲學和文學方面的研究亦遜於法文、英文及意大利文,他們在出版方面的靈活性的確勝於我們。卡米洛·庇山耶(Camilo Pessanha ,1 867-1 926)正是漢學家的典範。他關注中國的實況,透過詩歌和藝術使靈感升華。在翻譯方面,由約瑟·維森特·若熱(JoséVicente Jorge)整理了其作品《中國哀歌》,然而,庇山耶並沒有在意漢學研究對他的影響,這種“孤寂歲月中的蹉跎”23 可視為意志消沉的反映。1 91 5年的一個會議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具有偶然運氣和專業責任的葡國青年受到感召,而且注定會暫留在這個遙遠而細小的葡國屬地,這是一種帶有敬意的真正束縛。他們多年來在貧窮的生活中思索,致力於中國語言和文化各個方面的研究。在固定的工作時間以外,他們亦享有一片自由的天地。除了這項為祖國而研究的艱巨工作外,他們也從其本身所付出的既難以言喻又具滿足感的辛勞中獲益良多。”24 著名的《詩歌筆記》下落不明,由於前車可鑑,庇山耶的法律文本必須複制一個版本,尤其是那些由其所擬的有關協調中國人思維方式與大陸法原則的文本。 25與庇山耶同期的曼奴埃爾·席爾瓦·門德斯(Manuel da S i l va Mendes ,1 876-1 931),是漢學家中的另一名佼佼者,席爾瓦·門德斯是一位偉大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家,他淵博的美學和哲學知識塑造了他的道家哲學觀。他出版了《老子及道德經之學說》(1908)以及《道家哲學概要》(1930),這兩部作品被視為先驅之作26 。此外,耶穌會神父潘日明(Benjamim V ideira P ires) 亦是一位傑出的漢學家,他的《殊途同歸》(1 980)是一部綜述澳門中葡文化交融的作品。22.1 961 年8月1 4日第四三八五八號法令。另一方面,必須認真觀察的是從本世紀的輝煌時期開始,葡屬印度的教育機構一直不遺餘力地致力於馬拉他語、古澤拉特語及梵文的教育,並且有相應的教學大綱予官方的中小學教育。23.《卡米洛·庇山耶之作品》,安東尼奧·夸德羅斯編輯及注釋,第二冊第1 58頁,歐美,s/d。24.《中國、研究與翻譯》第二版,第61 頁,Vega,1 993年。25.何思靈的開拓性研究《卡米洛 ·庇山耶,法學家與男人》,東方葡萄學會與澳門文化司署聯合出版,1 993年。26.其他的作品著重於問題的探討,《曼奴埃爾 ·席爾瓦·門德斯文集》,高美士編輯,4冊,1 949年。曼奴埃爾·席爾瓦·門德斯1 909年寫下了:“數年來東方研究只是以神怪奇談為題,至今才涉到東西方的親近關係,主要是整體文化範疇內的貿易和政治關係 。”這個時代終結之後,當時又有一位名人,就是被視為後無來者的葡萄牙漢學家耶穌會神父戈振東(Joaquim Guerra ,1 908-1993)脫穎而出。戈振東神父構想出了1188
  • 一種以字母來拼讀中文的革新方法,並且翻譯了大量古典著作。27此外,顏儼若蒙 席的教育工作亦廣受稱道,1943 年至 1951 年期間,出版了共計五冊的《中文學校 實用基礎葡文》,這套書是多年來唯一供學校使用的雙語教科書。 這批漢學家給我們留下了有關中國文化和文明的各個知識範疇的實質性財 富,然而只有這樣的國家才滿不在乎地漠視他們。多年來,這批漢學家的作品不 是遺失了,就是一直無人問津。直至現時還沒有對有關教學法和教育學的書目介 紹,這樣使我們無法認識整體範疇。 葡萄牙漢學研究的失敗,換而言之,就是埋沒了葡萄牙漢學家的素質,這是 由於中葡關係中澳門政治法律的特性以及教學機構不足所致,而我們並沒有就此 提及干擾澳門政治和社會平衡的一種外來的意識形態的變化。在皇室中,葡萄牙 帝國的眼光只注視着某一部分明珠,而忽視了漢學家這顆文化明珠。亞德里阿諾 ·莫雷拉對此深感惋惜 28:“擔心這種為復興歷史和教育而面對的挑戰會缺乏必 需的基本工具來配合,尤其是設於里斯本技術大學社會科學政治高等學院的非洲 及東方語言學院,甚至某位被人遺忘的官員曾想過要給它劃上句號。此外,日積 月累的所有知識都為人唾棄,甚至連藏書也散失,有些則暗中落入了古籍收集者 的手中。因此企圖以僅有的工具來保護這些寶貴的經驗,非洲地區完全體驗了這 種失敗。這些地區的葡國文化是建立在統治權之上的,在那裏斷斷續續存在了數 個世紀。1999 年後葡國文化是否會蕩然無存,然而,又沒有組識本地區大學的有 關中國文學及語言的延續課程,那末就如帝汶以其語言授課的舊式教育一樣,我 們放棄的不單是統治權,還有積累下來的知識成果。” 27.“從 1933 年起,我已是個富經驗的中國傳教士。……返回葡萄牙後我渴望在里斯本非洲及東方 語言學院(ILAO)獲得一個中文老師的教席。後來,在那裡我開設了這門學科,而且執教了五 年之久。這並非因我深諳中文,而是沒有遇上其他合適的人選。基於對葡萄牙和中國的熱忱, 在這種情況下,我便欣然接受了這個職務。如果說有人說寫中文如同中國人般可以說那人非我 莫屬了。…剩下的孔子古典著作的葡文版本只是一些斷簡殘篇。現時這裡正把它們翻譯出版。 我的工作從 1972 年開始,於 1987 年 9 月 3 日完成(……)《詩經》出版於 1979 年。此外,《尚 書》也在 1980 年出版了。在 1981 年出版了大型的《通用語義分析——中葡字典》,該字典是 一本極好的翻譯工具書。隨後又出現了五冊的《Quadras de Lu e Relaçao Auxiliar》,1981 年第 一冊的出版是由政府出資的,而 1983 年出版的其餘四冊作品則由耶穌會港澳會省負責。1984 年上半年,出版了一套共三冊的《孔教學校》:冊一《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孝經)、冊 二《孟子》及冊三《易經》。此外,其他作品有英文的《語義結構》亦於 1980 年出版了。1986 年 9 月再出版了一部名為《課文雜談》的作品。……最後,在今年 1987 年也出版了《道德 經》。……我最後翻譯的一部中國古典著作就是《禮記》,此書亦可名為《禮節教本》或《社 會關係教本》。” c.f《葡譯中國古典著作——重要著作》,葡萄牙及非洲研究,第 11 期,1988 年,第 93 至 97 頁,坎皮納國立大學。此外,見恩里克·里奧斯對上述漢學家的重要訪問,該訪問內容刊於 Asianostra 中,東方葡萄牙文化雜誌,第 1 期,第 3543 頁,1994 年。 28.《語言與記憶力》,非洲歷史結構及教育座談會論文,教育部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工作小組出 版,里斯本,1995 年,第 477 頁。 1189
  • 我們的漢學家的遺產是非常豐富和多姿多彩的。然而,他們那些為人接受和評 論的書籍則欠缺推廣,同時亦缺乏一個有計劃的學習組織體制為他們開拓專業研究 的道路。雖然有獻身精神的漢學家為數極少,但他們對中國語言和文化懷有滿腔熱 忱,他們具有一種超然的神聖力量使他們能克服重重障礙,這是自願者和組織方法 之間的一場力量懸殊的較量。 正如人們熱愛的詩人蒙泰羅在詩中所描寫的: “在那玲瓏的澳門小城, 人們和睦相處,水乳交融, 葡人對純熟的漢語懷著無限嚮往, 中國人又想將葡語說得流暢。 可是,人們啊!事實並非那樣理想, 葡人的激昂,中國人的諧趣, 雖然各領風騷, 而其中之精髓卻互相難以體會。”29 這種諷刺一語中的,顯現出語言問題是澳門的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一道真 正的障礙,需要各方面的互相諒解才可跨越,當中包括對荒誕不羈的藝術的接納。 此種協調的特性總是暫時的,而且非常不穩定。某些帶有思考和改革意圖的理 念被整理成引發我們漢學研究30的思路,使之重投於葡萄牙文化的核心,與此同時 亦理性地擴展了其國際化及新增的機構。 29.旅遊司,《澳門內望》1983 年第 143 頁。 30.當然,也參考了很多這篇概述內沒有列載的作者和作品。儘管如此,下列學術作品還是值得 一提:費·斯·聖安娜·利斯塔的《地理學、年代學及古今歷史學初級教育》:附有供亞細 亞葡萄牙青年會使用之葡萄牙王室歷史附錄,1842 年;費·士龍迪娜,供中國葡萄牙青 年會使用的《哲學理論及實踐》,兩卷,1870 年;卡洛斯·巴格《中葡文知識領域》,1884 年;亞莫里利薩斯貝尼爾斯《中文講寫進階課本》:供澳門中央學校學生使用(1890 年);雅各布劉《廣州話讀寫說新法》,1922 年;亞歷山大·馬熱《中葡文詞匯》,1934 年;勞拉阿羅約·卡斯特洛布蘭科《澳門幼稚園葡文初級課本》,1939 年;席哈特· 米內《實用葡文文法》之《正音學》,1883 年;弗朗西斯科努內斯。《實用邏輯分析論 文之文法分析短評》,1929 年。此外,還有以下未有作者介紹的作品:供中央學校學生使 用之《簡易葡語會話練習》,1883 年;《實用中文文法》,1886 年;供澳門中央學校學生 使用之《廣州話及北京話方言之詞匯及短語》,1889 年;供澳門聖約瑟修院學生使用的《詞 匯精選》,1920 年。在語言學方面,則有 1974 年阿爾迪娜奧利韋拉的《中國語與澳門方 言研究》。關於國際檔案之來源分類問題,在韋內扎西尼基金會內存有澳門歷史遺物,詳細 論述可參考 Étiemble《L’Europe Chinoise,Ⅱ》,第 389-399 頁,加列馬,巴黎,1989 年。 1190
  • 至此,大致綜述了我們所譜寫的歷史和其過程,並且展望日後漢學研究的前 景。漢學研究的範疇既專業又特殊31,這些研究在今後的葡萄牙教育史全貌中是不 容忽視的。 31.以下的報刊雜誌中有一些極富趣味性的評論文章,當中某些文章對於較好地理解澳門某些教育 現象的特點,特別是漢學研究,的確具有研究價值。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Gazeta de Macau (1824-1826); Crónica de Macau (1834-1836); O Macaísta Imparcial (1836-1838); O Comercial (1838-1841); O Português na China (1839-1843); A Aurora Macaense (1843-1844); O Procurador dos Macaístas (1844-1845); O Independente (1868-1898); O Noticiário Macaense (1869-1970); O Macaense (1822-1892); O Correio Macaense (1883-1888); A Voz do Crente (1882-1892); O Correio (1890); A Liberdade (1890-1891); Eco Macaense (1893-1897); Jornal Único (1898); A Verdade (1908-1929); Vida Nova (1909-1910); O Progresso (1914-1918); Oriente Português (1915); A Colónia(1918-1919); A Juventude (1919); O Liberal (1919-1924); O Macaense (1919- 1921); O Patriota (1919); O Eco do Povo (1919-1924); A Academia (1920-1921); A Opinião (1921- 1922); Nun’ Álvares (1921-1928); O Combate (1923-1924); A Pátria (1923-1929); Diário de Macau (1925); A Verdade (1927-1929); Dom Bosco (1929); Jornal de Macau (1929-1931); Eco Macaense (1931); A Voz de Macau (1931-1947); O Tio Tareco (1936-1939); Jornal de Notícias (1945); Renascimento (1945- 1947); Notícias de Macau (1947-1974). 在澳門以外發行的葡文報章:Voz e Liberdade,em Cantão(1852-);O Eco do Povo em Hongkong (1859);O Progresso,em Xangai(1888);O Porvir,em Hongkong(1897);O Português,em Hongkong (1913);O Petardo,em Hongkong(1928);a Comunidade,em Hongkong(1935). 目前還在出版的報章有:O Clarim(1948);Jornal de Macau(1982);Tribuna de Macau(1982);Macau Hoje(1990);Ponto Final(1991). 無可否認新聞來源對於澳門的教育歷史是具重要性的,在此作出類似安東尼奧·諾沃亞教授在 葡萄牙所作的一項工作(《教育及教學報刊:分析報告——十九及二十世紀》,教育改革研究 所,1993 年)。若有方漢書的《澳門華僑教育》(澳門中國人教育)一文的葡文譯本會較為方 便,此文輯錄在澳門 1994 年的澳門歷史文化第一屆國際研討會演講錄——Lei Te Chao《在台 灣出版或收藏的澳門歷史文獻》,澳門,第 49 頁。 1191
  • 參考書目 雍正皇帝《聖諭廣訓》,佩德羅·諾拉斯科·席爾瓦翻譯,安東尼奧·阿雷斯塔作序,第二版 複制本,澳門基金會,1995 年。 多明戈斯·毛里西奧《澳門:遠東首間西方大學》,第二版,澳門基金會,1994 年。 保羅·亞·魯勒《孔子或孔夫子?耶穌會士對儒家學說的理解》,阿蘭及烏維,悉尼,1986 年。 伊雷妮·皮阿《加布里埃爾·馬加良斯神父:一位十七世紀在中國的葡萄牙耶穌會士》,高秉 根基金會,巴黎,1979 年。 尼內特·布托魯阿及繆里耶·德泰里《中國旅程》,Robert Laffont,巴黎,1992 年。 文德泉《澳門教育》,澳門教育文化司,澳門,1982 年。 安東尼奧·阿雷斯塔《葡萄牙教育中的新儒家思想:澳門教育歷史中的伯多祿》,行政雜誌第 34 期,1996 年 12 月。 雅克·熱羅內《L’Intelligence de la China:le social et le mental》,加列馬,巴黎,1994 年。 《卡米洛·庇山耶作品》,安東尼奧·夸德羅斯,歐美,s/d。 卡米洛·庇山耶《中國研究及翻譯》,第二版,韋加,1993 年。 市政廳檔案室 海外事務委員會簡報:《最新法規》 《澳門教區教會報》 《法例目錄》(Recensão Legislativa,1621-1994 年),5 冊,GAL,1995-1996 年。 1192
  • 《行政》第十卷,總第三十八期,1 997 No.4, 1 1 93- 1 196里斯本協約及在澳門的學歷認可羅世賢*在我們的地球、亦是葡萄牙在十五世紀末所開展的地方的這個不斷開放的空間所進行的知識、資訊、市場、政治和理性的全球一體化進程中,全面彼此認可和信任各國或各主權國的不同教育制度自然是不可缺少的。由於越來越迫切有需要在科學、技術、文化、經濟或友誼等不同領域中拉近各地文化共處的距離,亦可稱之為各種根源的團結,學生、教師、研究員從某一國到另一國或從某一個文化大洲到另一個文化大洲流動不應受到有礙於這種思想和人類行為自由和健康交流的束縛。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歐共體委員會公布了與學術和職業有關的學歷認可的第五九六號通告,其序文如下:“在一個並沒邊界的社會中,一位公民可以享有最高層次的權利是自由流動。居住權、在並非自己國土的另一會員國受僱或獨立經營業務的權利、以及學生和年青人自由流動,都是歐共體所取得之權利,並為每一位歐洲公民所享用。”序文更指出:“自由流動亦為歐洲在職業和培訓方面的運作建立一個根基,其主要工作便是與學業和專業有關的學歷認可。”我們以歐盟這份通告說明這個高等教育開放邊界運動,並不只是因為這個歐洲最西點的偏遠國家加入了歐盟的明顯情況,而且更是因為在歷史上,很多其他甚為廣闊的、且保留着歐洲教育模式(特別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地域與歐洲教育領域均有聯繫。所以,基於歷史因由和教育相關的原因,與這些教育地域交流是必需的。其實,一九一三年成立、聚合了設於英聯邦三十個國家的三百七十一所大學,及與英國(歐盟一成員國)高等教育體系有極緊密聯繫的英聯邦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 it ies) ,負責召集各大學及把一個歐洲高等教育模式推廣到世界每一角落。一九五八年,每五年一次的第八屆英聯邦大學全體會議在滿地可召開。多倫多大學前任校長亦為當時的加拿大外交部長提出有需要在英聯邦訂立一個長期開放的交換計劃。他在演詞中斷言當時正是發展英聯邦國家之間教育聯繫的時候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協調員1193
  • 於是,一九五九年七月在牛津舉行有關英聯邦教育的第一次會議,制訂了今日 稱為 Common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的獎學金計劃,主要目的在使英聯邦 的高材生得在非其本國的英聯邦任何一國延續學業,及在返國後將其所學回饋社 會,進而加強英聯邦之間的相互了解。 一九六一年,於滿地可大學成立,和聚合了三十八個法語系國家的二百八十個 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的 Association des Universités Partiellement ou Entièrement de Langue Française(AUPELF),亦採取了與英聯邦大學協會相同的宗旨,和擁有一個 國際大學合作基金(Fundo Internacional de Cooperação Universitária-FICU),以 便透過多邊資助來推動 AUPELF 會員之間的合作。 匯集於葡語大學協會(Associação das Universidad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AULP)的葡語系國家的大學,是新成立葡語國家社群(Comunidade de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CPLP)中最顯著的開拓者,亦是一個宏大的語言祖國,其操 葡語的成員可互相激勵並可交流不同的知識,甚至形成了一個在教育和研究主要是 在葡萄牙語言和文化方面的龐大勞動市場,而澳門必然包括在內。 在這裏,相互全面認可在 CPLP 會員國所取得之學歷及學術水平是可能的及大 家渴望的。 正如本人在一篇文章(參看九五年十二月澳門政府雜誌—— 行政第三十期的 “在澳門高等課程的認可和行政本地化”)中指出,認可在澳門或外地非屬葡國官 方教育系統所取得學歷之想法必然在過渡期出現。 本人在該文中說明推動高等教育學歷認可的可能性,因而對自 1987 年聯合聲 明簽署後所進行的有關澳門公務員本地化進程特別有決定性的貢獻。 認可非澳門官方教育系統的高等教育學歷的進程已歷時八年,亦已取得人所共 知的成果。然而,在澳門與其他教育機構仍未就相互承認原則制度化之際,仍然有 需要繼續在澳門進行確認及證明這些學歷的工作。 提高本地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國際聲譽,可為學歷互認打開多個大門。 透過一月二十八日公佈的第十九/九五號法令,澳門和葡國相互關係的鞏固邁 出了一大步。眾所週知,該法令使澳門大學校長得以加入葡萄牙大學校長委員會, 同時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得以加入葡國理工高等學院協調委員會。 該法令還載明不管為發生任何效力,葡萄牙高等教育系統會認可澳門大學和理 工學院學術的水平和文憑,只要符合葡萄牙高等教育機構所開辦的同類課程同等水 平的科目結構和教學要求。 本地高等教育機構受到國際學術社會注目對於澳門的國際化是同樣重要的。在 策略上,我們可以不時更好地改善一些小節。例如: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一九九 六年發行的《高等教育世界指南》(World Guide to Higher Education)刊載了有關澳 門高等教育的資料郤只包含一九八二年的教育狀況。 澳門高等教育機構在本地區受人注目亦很重要,這樣不但能有系統地吸納有潛 質的學生(特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來澳就讀,而在鄰近地區(特別是在珠海)開 1194
  • 設澳門高等教育辦事處同樣重要的。這將會是澳門大學和理工學院未來的兩項舉 措。 而對本地區高等教育有重大利益的另一舉措就是澳門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 的身份加入里斯本協約。 澳門—— 作為觀察員的身份—— 出席一個有關學歷文憑的會議(Conferência Diplomática),會議討論了歐洲地區高等教育的學歷認可問題。這個會議是歐洲委 員會(Conselho da Europa)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洲區)攜手合作的成果。 這個會議在一九九七年四月八至十一日在里斯本高秉根基金會(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舉行,其主要目的是討論一個有關歐洲地區高等教育學歷認可 的協約草案,並將之呈交予歐洲委員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洲區)的會員國要 求通過。 共有四十四個國家參與該會議,其中包括一些不屬於歐洲區的國家,如以色 列、美國、加拿大和澳洲,而該四個非歐洲國家的前三國已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歐洲區)。 經出席各代表團對原文作出修訂,及該修訂本獲投票贊成後,協約草案已得到 四十四個出席國家通過。最後,二十七個出席國簽訂了協約。其他國家沒有簽署協 約,只是因為其內部法律政治組織的特殊性,特別是涉及到以上國家的主權機關有 關簽署國際文書的權限,或由於是聯邦國,須要得到各州、省機關之間的全面共 識,又或該簽約權屬於一國之個別實體(總統、國會、總理或部長會議)。 這份已獲通過之協約簡稱作里斯本協約(Convenção de Lisboa)。 根據協約參與者的葡萄牙教育部長、歐洲委員會(Comissão Europeia)和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各代表的意見,該協約是一項具有特別意義的歷史事件。兩大國際組 織共同簽署一份有關高等教育的協約在歐洲是史無前例的,尤其就學生、教師、研 究員和技術員的流動達成協議,更有革命性的效果。 在協約強調有關高等教育學歷認可的同時,亦影響了多國一直以來所採取的程 序,即是認可同字學歷程序。這份協約明確說明沒有一個成員國家有權力去懷疑設 於學歷來源國的高等教育學院的水平、以阻止在二十世紀末知識及學術的自由交 流、以及學生、老師、研究員、技術員之間在文化、社會、政治、哲學、宗教和經 濟各方面經驗之豐富而有益的及作為一個和平文化的全面策略性的交流。 里斯本協約同時捍衛反歧視原則,不但反對在國籍、性別、膚色、宗教及其他 形式的歧視,還捍衛申請認可的評估權、認可程序的連貫性和透明度以及拒絕的依 據。最顯著的拒絕依據可能是要求認可的學歷與被要求國相應學歷之間出現實質性 的區別。 同時,對高等程度學歷的概念訂定一個寬鬆的理解,不但只認可在高等教育方 面具權限當局所發出的學位、文憑或銜頭,還認可為考進高等教育的先前學歷,因 而這些學歷的擁有人有權投考已簽署協約的國家之高等教育及可被其接受。 同樣地,捍衛在某國進行的高等教育學習期之認可,以使協約簽署國的公民有 可能繼續及完成在其他成員國進行的學業。 1195
  • 另外,亦使設在其所屬國家以外的外國教育機構所取得之學歷的認可成為可 能。 最後,歐洲地區以外的任何國家都可加入該協約。 值得強調的一個重點是認可的應用範圍:認可不但只應用於延續學業,而且還 可有專業效力,特別是受管制的職業。此外,認可的應用範圍曾是各出席代表團熱 烈討論的論題。 一個有關歐洲地區高等教育學歷認可的協約委員會(Comitéde Convenção)即 將正式投入運作,以捍衛協約條款的實施。 ENIC 網絡,一個有關學術認可和學術流通的歐洲各國資訊中心網絡(Rede Europeia dos Centros Nacionais de Informação sobre o Reconhecimento e Mobilidade Académicos),將在協約的實施上提供合作。 至於澳門方面,高等程度學歷認可將可透過該協約的規定獲得改善。我們闡述 其中一些應該被引進或重新處置的內容:證明及認可為投考高等教育而取得的外國 學歷,以便在本地公立高等教育學府入學;認可設於他國的外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分 部(例如:設於香港、隸屬梵帝崗和頒發神學學士學位“bachelor”的神學院); 認可一些沒學位的高等課程以延續學業;訂定由於要求確認之學歷與被要求國的相 應學歷之間存在一種實質性差別的有依據拒絕(例如:澳門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 —— 確認有別於澳門模式的法律課程)。 葡萄牙——作為里斯本協約精神的其中一個捍衛者——承擔着兩項責任:首 先,與澳門有直接關係的,就是優先及加速認可本地區公立高等教育學院所辦課程 的進程。回想起澳門大學法律課程等待了三年半才獲葡萄牙大學校長委員會的認 可。該課程的學術委員會(Conselho Científíco)是由葡國法律系教授所組成的。第 二是推動葡萄牙語言國家社群的對話,以討論在該社群國家範圍內對已被這些國家 官式認可之課程、學位和文憑的認可問題。 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分享這些葡語空間的每一個國家所擁有且可提供予其他國 家的不同的文化、社會、政治、哲學、宗教和經濟的獨有財富。 只有隨著學生、教師、研究員在各葡語國家內從某一國至另一國、從某一文化 大洲至另一大洲的流動,才有可能在科學、技術、文化、經濟或純粹友誼的各種計 劃中加深操葡語人士的和睦共處。 在推動以上各方面的共處,和在加強葡語世界各國由於差異性而產生的不同價 值觀的相互理解等方面,高等教育可擔當一個不可取替的角色。 由於歷史的原因而具有一半葡國文化的澳門,應該無可置疑地在高等教育的葡 語國家行列中獲得支持,現在如此,一九九九年後也應如此。 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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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 政》 第十卷 ,總第三十八期 ,1 997 No 4 ,1 1 99 - 1 204澳門的語言教學與東西文化交流*楊秀玲**引 言九十年代的澳門,經過近一、二十年的飛速發展,隨着幾項大型建設的竣工和基本設施的完善,一躍成為亞洲的現代化城市。從飛機上俯視美麗的澳門,使人禁不住讚嘆這在中國南海之濱的又一顆璀璨奪目的東方明珠。當然,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的國際都會,其最大的魅力,是她那獨特的歷史文化,豐富的宗教、民俗、建築和藝術寶藏。澳門以其四百多年的中葡人民和平友好相處所創造的豐碩的中西文化交匯成果聞名於世,並深深地吸引着中外學者。在踏入新世紀、新千年的倒數時刻,澳門這一“上帝聖名之城”,又一次面臨種種機遇和挑戰,文化活動十分活躍,各項文化事業欣欣向榮。那四時不斷節慶、國際學術研討,使世界一流的藝術家、專家和學者雲集我們幸運的澳門,創作和出版事業也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僅以期刊為例,澳門一直堅持定期出版的文化學術刊物達十數種之多,有中、英、葡三語的《文化》雜誌,葡文的《澳門》雜誌,中葡雙語的《行政》雜誌,英文的《澳門研究》和《歐亞管理學報》,中文的《濠鏡》,《澳門經濟》、《澳門教育》、《筆匯》、《澳門寫作學刊》、《澳門現代詩刊》、《鏡海詩詞》、《語叢》等等 ***。至於每年出版的本地中葡學者的著作,也不下幾十種。隨着高等教育的發展,新一代的作家不斷湧現出來。中國社科院楊匡漢教授於1 996年1 0月26日的文學講座,談到澳門文學的特色時,就說到澳門有一支老、中、青搭配的創作隊伍,澳門每平方公里就有兩個詩人,若按人口的百分比來計算,其擁有作家和詩人的人數或許可列入世界之最。暨南大學饒芃子教授在林中英編選的《澳門散文選》序言裏說,“澳門文壇,……散文創作實際上也是‘熱’的。只就選入本書五十七位作者的一百一十四篇作品看,澳門的‘散文角’還是有它的一方風景。”可以肯定,隨着“量”,必有“質”的提升,文化水平和文化內涵,必然也會不斷提高,會出現新的發展和突破 。* 本文 改自一 九九 六年十 一月 二十三 至二 十四日 由澳門 社會 科學學 會舉 辦《澳 門社 會及東 西方 文化》 年會 上的 發 言 。** 澳門大 學教育 學院導 師*** 編者按 :自一 九九七 年年頭 ,澳門 又多了 一份由 澳門環 境技術 事務室 出版的 中葡雙 語季 刊《蓮花》環境雜誌 。1199
  • 文化遺產的繼承,文化事業的發展和深層的文化交流,是離不開語言的。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和傳送帶。本文試圖討論語言和文化的關係,語言的接觸與文化交流。同時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探討語言教學與文化交流的關係,並提出若將語言教學有意識地跟語言所承載和傳送的豐富的文化內涵結合起來,以文化交流為主要目標之一,則語言教學無論對教師和學生,都會成為更愉快的經驗,取得更佳的效果 。語言與文化中國自古以來,就提倡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只有載道的語言文字,才能承擔起文化遺產的繼承、傳遞和發展的重任,才有無限的生命力,而在這個過程中,又豐富和發展了語言。“語言與文化是共生、共存的。語言在歷史上的宏觀演化,都由文化上的原因促成,語言的微觀演化,也往往與文化上的原因有關。”要發展文化,語言是基礎,是關鍵。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的文化背景,漢語的背景是漢文化,即中國文化;葡萄牙語的背景是葡萄牙文化。要保留澳門豐厚的文化遺產,不能不考慮文化的載體,即語言問題。1 999年澳門主權回歸中國,並不等於葡語和葡國文化回歸葡國,語言和文化是可以跨國的,是可以超越國家地域界線的。一旦葡語、葡國文化離開了,澳門就會失去她的特色,失去她所應扮演的、也是不可取代的角色。保留葡國文化,對澳門,對中國的對外交往很有好處。如果這一點不給予充分的重視,不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1 999年以後,葡語隨着葡國文化在澳門會出現萎縮,可以是快速的,也可以是緩慢的。萎縮到哪裏呢?可能退到只在宗教領域使用,可能只在極少數人的家裏使用,可能只當書面語言保存在文獻檔案中,甚至於完全消失,被淹沒在中華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現在離主權移交只有兩年多時間了。高談闊論,空中樓閣無濟於事。現在要的是具體行動和措施,例如鼓勵葡人和土生葡人繼續留澳服務,落地生根;培養相當數量的中葡雙語精英;要辦葡語學校,最好辦幾間葡萄牙學制的葡童葡語學校,可以自成體系(如同澳門一些教會辦的英文書院那樣),以葡語作為授課語言,畢業後可以去葡國升學進修,然後回澳服務,繼續發揮橋樑作用 。澳門的語言文化景觀今天的澳門語言文化景觀,也是令人嘖嘖稱異的。在澳門這微型天地裏,除了中、葡、英三語外,來自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遊客,從海陸空川流不息地進出澳門,說的是各國的不同語言。人們也愈來愈注意到,澳門居住着五萬多歸僑,他們在不同的場合,會交替使用祖籍方言,不同口音的“普通話”,甚至繼續使用原僑居地的語言—— 印尼語、緬甸語等,有時也會幾種語言混合使用。近年講普通話、新加坡“華語”,特別是台灣的“國語”的人也愈來愈多了。說閩方言、吳方言的人士也有增加的趨勢。新馬路的金鋪、商店貼出告示,自豪地說他們的職員會說普通話,歡迎使用人民幣。人們若留心聽一聽菲律賓家務助理的語言,不能不佩服他1200
  • 們的語言溝通能力:美式英語加西班牙語(這點西班牙語又幫助她們與說葡語的人 士溝通),若遇同鄉姐妹,則講回他加祿(Taglish)語。這種語言“大拼盤”“大 匯合”充分反映它們所載的澳門文化特性:開放性、重商性、兼容性,或重商性和 科學性,開放性和兼容性以及邊陲性和反叛性。當然,澳門的語言文化寶藏還有待 進一步開發和深入研究,例如在澳門四百多年的歷史上,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期 和澳門文化的繁榮期,都有中外史學家對澳門進行過研究,留下寶貴的史料。目前 中西文化交流出現空前活躍和繁榮的景象,但對於澳門語言文化的研究,還嫌過於 膚淺。例如,在讚嘆澳門多姿多彩、生動活潑的語言景觀的同時,學者們都贊成澳 門是語言教學的研習場和理想園地,是語言學家英雄用武之地。但在澳門這樣複雜 的社會語言環境裏,到底有多少人在甚麼場合使用何種語言?語言與就業、權力、 機會均等有何關係?語言運用能力,準確度,語言傳意的層次和內涵,都直接影響 文化交流的質素,甚至影響到是否真正達到交流的目的。一味地講交流,而不管交 流質素和目標,怎能算交流呢?另外,在澳門多語接觸,會向甚麼方向發展呢?一 般說來,語言接觸有四種結果:1.語言的同化;2.語言的借用;3.語言的雜交; 4.雙語現象的產生。在澳門,四種情況都可能存在,程度不同而已,而且還在不斷 的發展和變化。至今在澳門,中英文的接觸仍遠遠多過中葡文的接觸,結果也比較 明顯。不過近年也有新的發展,僅舉一最簡單的例子:“搵番個條 Lei(法律)來睇 下”“係咁先,Amanhã (明天)啦!”將來會如何發展?很值得關注。 語言教學與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的深度和質素,取決於其載體和傳送帶的語言。而語言的準確、熟練 和表達能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語言教學的質素和效果。然而,綜觀今天的語 文教學,尤其是外語教學,其整個過程無論從教學目標、內容、方法到評估,都很 少考慮到文化因素和文化交流的目標。南京大學史學教授黃鴻釗先生在他的《論澳 門文化的形成和歷史地位》一文中,提出“體上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是通過以下幾 種情況實現的:1.中葡商人生意交往,相互溝通,進而習染文化。漢人“椎發環 耳,效蕃衣服聲音”,葡人也有穿漢服講漢語;2.天主教是西方文化的象徵,天 主教的傳教活動擴大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傳教士開頭只是為了傳教的需要而不得不 學中文、講漢語,竭力適應中國的風俗習慣,甚至自己變成中國人。但當他們鑽研 中國典籍,瞭解中國國情之後,便深深地被它的悠久的歷史文化所陶醉,於是他們 努力使自己成為漢學家,積極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3.洋學堂的建立和文化典籍的 互傳,加大了文化交流的力度。……1594 年 12 月 1 日聖保祿神學院的建立,是澳 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這所學院……把許多西方人培養為中國通,進而成為 漢學家。同時又把許多中國人培養為通曉西方的人才。因此可以說它是遠東漢學家 和西方人才的搖籃。”。總之,優秀的雙語人才,是在雙向的文化交流中錘煉出來 的。仔細研究當時聖保祿學院的課程內容和目標,也是很有啟發性的。“學校課程 分為三類,……其中漢語為必修課程,課時最多。學生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 歐洲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目的是培養他們成為精通漢語、熟悉中國國情、風俗與 禮儀的人才,以利於傳教;二是中國和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教徒,目的是使他們精通 拉丁文天主教義,以便參加傳教工作。”。因此,目標是很明確的:通語言,識文 1201
  • 化,以利傳教。劉羡冰校長在她的《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一書中詳細地介紹了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才的培養和他們的輝煌成就。澳門曾孕育了西方最早的漢學家,培養出傑出的語言人才,創作、撰寫和翻譯了大量的中西宗教和科技經典。他們肩負傳播文化的使命,刻苦學習語言文化,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成長,又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的貢獻。這些成就也說明當時語言教學是成功的。當然,跟今天相比,畢竟是時代不同了,那時挑選的學生都是“資質聰穎”,學習目標明確,刻苦鑽研的精英,與今天的普及義務教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番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鳩音”“性學難逢海外師,遠來重者儘童兒。何當日課分卯酉,靜聽搖鈴讀二時”,以及“燈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教筆可通;我寫蠅頭君寫爪,橫看直觀更難窮。”所描寫的坦誠開放的溝通胸懷和文化氣氛,仍是我們今天應該學習和借鑑的 。因此,我認為在設計語文課程時,無論是目標還是內容和方法應多考慮文化交流的承擔。“語言至少有兩套規則:一是結構規則,即語音、詞匯、語法等;二是使用規則,即決定使用語言是否得體諸因素。……語言的使用規則,實際上就是這種語言所屬文化的各種因素”, “赴葡就讀計劃”和赴京就讀,效果比較好,就是因為所接觸的語言載着豐富的文化內涵,反映現實生活,關係切身利益,而不是單是無關痛癢、枯燥無味的語法條文和詞匯。近年“赴葡就讀計劃”還包括了“與葡萄牙文化融合”這一門課程。近幾年本澳出版的兩、三套葡語課本,很着重中葡文化交流的內容。例如教育暨青年司1 995年出版的《初階葡語》(Ora bem…,作者:Edite Domingues e Mar ia JoséGrosso),一開頭就是一幅有動感的世界地圖,一道閃閃發光的金環,把中國澳門和葡萄牙連在一起。《說葡萄牙語》(Falar Por tuguês)第二冊開宗明義說明該書取材於文化生活。教育暨青年司於1 990年出版的《繼續說葡語》(Cont inuar a Falar Português)採用的是單元教學,頭三個單元就是“澳門的現在”,“澳門的過去”和“澳門的將來”。可惜英語教材因多取於香港和外地,且在教法上多着重語言項目,變成為語言而教語言,最多加一些交際功能。例如為了教學生表達取捨這一交際功能,教師可能會按以下的步驟來教學生:1 .Pefer A to B (取A捨B)2.I prefer A to B (我寧取A而捨B)3.John prefers this book to that book (約翰寧取這本書而不要那本書)至此,教師用演譯法把句型教完,然後給學生一些練習,再不就是提點學生prefer的過去式為prefe rred,讀音為/pr i’f 3 :d/,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但若能再進一步說出:I prefe r Chinese food to Por tuguese food.這就有希望跟澳門的飲食文化沾上邊,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且能學以致用,這需要教師花點心思。在文學創作上,我主張“為情造文”,而反對“為文造情”。但在外語教學方面,在選擇內容和編寫教材時,我主張可以兩者兼用。例如一些為初學英語的兒童編寫的課本,往往是這樣開始的:I am John.I am Mary.Hello,John.Hello ,Mary.1202
  • I'm Kitty. You're Betty. She's Anna. Hi, Kitty. Hi, Betty. Hi, Anna. 其目標是教學生打招呼、自我介紹這些最簡單的交際功能;讓學生認識最常用的系 動詞“be”,隨人稱的變化(am,is,are)及其縮寫形成(I’m,she’s,you’re);學會幾個 最常用的英文名字(Mary,John,Kitty,Betty,Anna),再加上打招呼的用語“Hello” 和“Hi”,所教的語言項目不算少。但實際上,學生並不一定真有機會用得上這幾 句英文。而且要學的生詞也有十多個。這樣的教材,因沒有花心思“為文造情” 沒有載上文化內涵,顯得呆板、空泛、單調,激不起學生的情感和興趣。而教師若 年復一年的用這樣乾乾巴巴的教材,也會覺得沉悶、無奈,他們的才幹得不到發 揮,他們的本領、技巧,也難以施展。現在請看下面這首短詩: Birds have nests: We have home. Macao is our home, Where East meets West. Go east, Go west, Home is best, Go east, Go west, Macao is best! 這首詩跟上面那篇課文比較,雖然兩者的內容不同,交際功能也不同,但長短和詞 匯量大致相同,所教的語言項目基本一樣,師生所花的功夫也相若。然而這首詩承 載 了 豐 富 的 、 具 有 澳 門 特 色 的 文 化 內 涵 ,“ home”“ nest” 和 “ Macau” 使 孩 子感到親切,引起興趣,易學易記。雖然重複幾次,但並不覺沉悶,加上整齊明快 的節奏韻律,很容易朗朗上口,孩子們學得輕鬆愉快,印象深刻,還可以培養他們 交流意識和歸屬感。而且老師在教學方法、運用多媒體和輔助教材等方面,有更多 的發揮機會。例如可結合課文,給孩子看澳門的風景圖片、名勝古蹟,甚至世界地 圖等,把學習外語跟文化結合起來。即使單從語言來看,詩的語言內容也豐富得 多,但並不難學。我們教初學英語兒童的教師,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實驗:用這兩篇 東西做課文,看看孩子有甚麼不同的反應,可採用甚麼方法教,孩子們對詞匯的掌 握,以及朗誦的表現等等。相信實驗的結果也會加深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另外,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外語教學也有日新月異的發展,尤其是沿海版教 材,充實了很多文化內容。例如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義務教育實驗教材 (沿海版)英語初中課本,將“Every day Activities”(日常活動)跟家庭生活結合起 來;將“Weather & Places”(天氣和不同地方)跟旅遊連繫在一塊;而“Telling 1203
  • T ime&Date”(時間和日期)則包括了節假日的慶祝和不同國家人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等等,也是值得澳門的老師學習和借鑑的。結 語總觀澳門幾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凡致力於文化交流和從事中西文化研究有成就的學者,其自身往往也是傑出的語言學家和翻譯家。九十年代的澳門充滿着機遇和挑戰,既燃起人們的希望,又令人陷入深沉的思考;既令人振奮,也讓人費神去求索。小小的澳門,以其獨特的語言文化特色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典範。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用新的眼光、新的姿態和胸懷,繼續保持和發揚澳門語言文化特色,繼續搭橋鋪路,貫通中西,做出新的貢獻!參考書目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一九九六年。隋廣軍等,《澳門觀察與展望》,暨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黃鴻釗,〈論澳門文化的形成和歷史地位〉,《行政》雜誌第33期,一九九六年。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繆鴻基等,《澳門》,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程祥徽主編,《澳門語言論集》,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出版,一九九二年。鄧炎昌等著,《語言與文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劉羡冰,《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基金會出版,一九九四年。魏美昌,〈澳門文化論稿兩題〉,《文化雜誌》第26期,澳門文化司出版,一九九六年。leong,S.L.,“The Teachi ng of Languages i n Macau”,Hou Keng,1989.Kramsch,C.,“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 ng”,Oxford Uni vers i t y Press,1993.1204
  • 《行政》第十卷,總第三十八期 ,1997 No .4 ,1205 - 1 209翻譯與澳門的葡語教學曾永秀* 黃徽現*在澳門進行葡語教學具有特別的意義。它是在本澳這樣一個已經有四百多年歷史的多文化地區除了擁有中國文化之外,繼續保持葡國文化的需要。對於這一點,中葡《聯合聲明》及澳門未來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均已作出了明確的保障,其中規定在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無論是中文或是葡文都將作為官方語言繼續使用,它們具有同等的地位。此外,在本澳保持中文及葡文這兩種語言也是中葡兩國人民未來繼續開展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的需要。人類的發展歷史證明,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交流必然促進全人類的共同進步,這種交流越密切,人類的進步就越大。澳門向來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因此也是各種人物及思想進行交流的橋樑。澳門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這一作用,早已為世人所公認,無論是現在或是將來都不應有任何一點的削弱。我們認為,如要做到這一點,其中一條重要的措施就是要本澳努力加強葡語教學,因為葡語是澳門這座東西方文化交流橋樑的兩個重要支柱之一 、澳門的現實那麼,又如何才能加強和改進本澳的葡萄牙語教學呢?1 995年在本澳舉行的一個題為“教授外國人學習葡語的戰略及戰術”的報告會上,葡萄牙波爾圖大學文學系教授薩爾瓦托·特里戈( Salvato Trigo)教授曾經明確指出:“如果運用教授國人學習母語的戰略來教授外國人學習我們的語言的話,那將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為我國人民擁有我們自己特有的文化,外國人卻擁有他們自己的、常常是區別於我們文化的特有文化;他們學習葡語之主要目的是為了多掌握一種對於他們的發展前途有用的工具。”我們完全同意薩爾瓦托·特里戈教授的這一觀點,因為我們認為,澳門的葡語教學只有採用一種符合本澳現實以及以中文為母語的葡語學生之特點的教學戰略和教學方法,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澳門理工學院教師1205
  • 因此,在本文中,我們想首先談談澳門的特殊現實以及本澳學生的一些特點, 接着談談翻譯教學在葡語教學中所起的作用,最後再談談為改進目前的葡語教學我 們認為應當而且可能採取的一些措施。 要弄清本澳的現實,我們認為有必要在這裏對中文與葡文之間存在的差別做一 點闡述。眾所周知,這兩種語言是分屬於兩種不同的語系的,前者屬漢藏語系,後 者屬印歐語系。 許多西方的翻譯家常說,翻譯(其實他們在這裏所說的翻譯只是指從一種西方 語言譯為另一種西方語言)的大敵,莫過於在翻譯過程中所遇到的“假朋友”了, 因為這些“假朋友”常常導致譯員對原文的誤解,從而導致他們的譯作出現錯誤。 他們的這一說法無疑是千真萬確的。然而,如果說到葡語同漢語的翻譯,這一說法 就不一定全對了,根本的問題是在於這兩種語言之間幾乎不存在上述的所謂“假朋 友”。我們知道,在兩種西方語言之間,尤其是兩種同屬於拉丁語系的語言之間, 大部分術語和短語,以及相當數量的語言結構都很相似,特別是或者說至少是在形 式和發音方面甚至是一致的。然而在這些方面,中文與任何一種西方語言的情形就 完全兩樣了。西方譯員在工作中總是要竭力避免上“假朋友”的當,而從事中文同 某種西方語言的翻譯的翻譯員卻常常在兩種語言間努力尋找可能成為“朋友”或 “合作夥伴”的過程中迷失方向。這也就是說,某些西方語言間的相似性是實在 的,普遍的,看得見摸得着的,它透過語音、詞匯及語法現象表現出來,儘管其中 也存在某些虛假的相似性;然而,在中文同某種西方語言之間這些相似性就都幾乎 不存在了,或者說即使存在也是微不足道的;面對這種情況,從事某種西方語言翻 譯的華人譯員以及學習某種西方語言的華人學生就不得不做更多的努力來解決兩種 語言間在詞匯及語法結構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性。學員們在其學習中,儘管也要 注意避免上某些虛假的相似現象的當(不過,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但如果希望 掌握一門西方語言的活,就主要應當靠自己的記憶力。當然老師的指導也是非常重 要的,它可以使同學們更好地掌握在課堂上所學到的和在語言的實際運用中所得到 的知識,因為老師們已經透過其自己的實踐,努力在兩種語言間或好或壞地建立起 了 一 種 看 不 見 的 、 可 能 是 人 為 的 聯 繫 。 下 面 , 讓 我 們 舉 個 例 子 來 說 吧 。 比 如 , “locomotiva”這個詞,譯成中文其譯文應為“火車頭”(這一譯文相當於葡文中的 cabeça de comboio”)或“火車機車”(該譯文相當於葡文中的“máquina de comboio”)。 一個中國學生面對葡文中的“locomotiva”一詞,無論就其書面形式或是口頭形式, 他最多所能直接得到的只不過是其五個與中文毫無一致之處的音節“lo”-“co”-“mo” -“ti”-“va”;它們與譯入語(中文)之間沒有任何對應的關係;這一事實便要求學 生額外地——而且是令人疲倦地——運用自己的記憶或預先人為地確立的關係模式 來 加 以 對 待 , 然 後 又 以 同 樣 的 方 法 再 從 中 文 到 葡 文 , 隨 即 掌 握 葡 文 中 相 當 於 “cabeça de comboio”或“máquina que puxa o comboio”的“locomotiva”這個詞的意思; 由於其同譯入語之間不存在形式上的內在相似性,所以學生在記憶時必須努力在該 詞匯所包含的意思方面建立起某種聯繫。我們在這裏舉的這個例子所涉及的其實只 是一個實在的、簡單的和肉眼可見的事物;但如果涉及的是某個包含抽象意思的詞 或某個複雜的短語,那問題就會更加嚴重了。事實上,這才是我們必須在課堂上引 導學生透過深入的分析努力面對並要加以解決的普遍性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幫 助學生在兩種語言間建立起一種必要的(或僅僅是可能的,儘管是不足的)關係。 1206
  • 這裏有必要指出的一點是,我們使用的記憶方法有時甚至是毫不科學的或從詞源學 的角度來看是毫無價值的。讓我們再拿“locomotiva”這個詞來作例子。我們可以啟 發學生將“loco”同“local”(“地方”)聯繫起來記憶,將其理解為“vagão”(“車廂”) 的意思,把“motiva”同“motivar”(“推動”),“deslocar”(“移動”)以及“puxar” (“拉,拽”)等詞聯繫起來記憶;儘管這樣做並無甚麼正確的道理,但是運用這 一方法可幫助學生在兩種語言間建立起某種關係。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初步看到澳門在語言方面的現實究竟是甚麼。下面, 我們還想談談本澳在文化方面的特點又是怎樣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並不想贅述, 只想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之,以期引起老師的注意。在葡語中,人們說“comer sopa”(“吃湯”),而不說“beber sopa”(“喝湯”),這是中國學生在學習葡語 時常犯的一個錯誤,正如李向玉先生在其著作《中國人學習葡語易犯的錯誤》中所 指出的那樣。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學生們在語言方面所犯的一個錯誤,其實它 是學生們由於不十分了解中葡兩種文化的差異而出的錯。首先,葡文中的“sopa”, “caldo”以及“água de cozer vegetais”,在中文裏都用同一個字“湯”來表示。其實, 中國人的“湯”,主要是指葡國的“caldo”,而葡國的“sopa”一般都比中國的 “湯”要稠,所以人們叫它“puré”(比如說“puré de feijão verde”),即中國人所說 的“糊糊”或“泥”,比如“綠豆泥”等。中國人喝湯,常常是端起碗來用嘴喝 的,而葡萄牙人喝湯則總是用小勺把湯從碗裏舀起來送到嘴裏的,就像使用叉子把 其他固體食物叉起來送到嘴裏一樣。如果學生們了解到中葡兩種文化在這一點上的 差異後,在說到“湯”這一概念時,他們就不難理解葡文中為什麼用“comer sopa”, 而不用“beber sopa”了。然而,要是缺乏一種對文化方面的不管是膚淺的還是深入 的分析,那麼這種對語言加深理解的幫助就絕對不會有。如果是這樣,如果我們單 憑記憶來學習,那麼在我們的學習中就難免出這樣或那樣的錯誤。 我們在這裏想談的第三點是根據上述本澳的現實和各方面的特點,應當如何在 葡語教學中充分發揮學生的母語作用來提高教學效果的問題。 顯然,我們的學生並不是置身於一個純粹的葡語社會、而是在一個早在四百多 年前就已經開始不僅使用中文和葡文,而且還使用其他許多語言的多文化社會中來 學習葡語的。因此,學生們總是至少同時使用兩種語言,或者使用一種“混合”語 言即不是分別使用兩種語言,更不是只使用一種語言。充分認識這一現實十分重 要,因為我們的學生不管他們將來當不當譯員,但是當他們遇到某種外語的一個新 詞、短語或結構時,一定會到自己的母語中去尋找其對等物或相近似的表達形式, 一定會艱難地、迫不得已地、有時是孤獨地而有時又甚至是集體地想方設法來填平 兩種語言及文化間的鴻溝,或建造一座溝通兩種語言及兩種文化的橋樑。這樣,翻 譯的需要就必然會變成現實。這樣得出來的翻譯,可能是一種初步的翻譯,不是我 們一般所說的那種本來意義上的翻譯(即所謂的職業性翻譯或特殊任務性翻譯), 而只是一種將一種語言的詞兒、意思和概念轉換到另一種語言中去的需要所產生的 結果。 西方的許多翻譯理論家明確指出,學習一門外語,其實就是在學習翻譯這種語 言(Elisabeth Lavault,Function de la traduction en didactique des langues,Collection “Traductologie”n.°2,Didier Éudition,Paris,1985)。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許多著名翻譯 1207
  • 家也認為,翻譯是學習一門外語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我們可以這樣斷言:進行中葡兩種語言間的比較是我們華人學生學好葡語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談論中國內地是如何進行西方語言的外語教學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認為還有必要首先強調這樣一點:在澳門這樣一個地區,一種與華人學生的母語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語言將擁有更的在其多文化環境中賴以生存下去的機會。中國內地並沒有開設專門的高等翻譯課程。外語教學和翻譯教學兩者均納入同一語言課程,無論是入門階段還是高級階段均是如此。在這樣的課程裏,無論是中國雙語教師還是外國教師顯然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教學階段,一位中國教師和一位外國教師都可以在同一課堂上根據現實情況進行緊密的合作—— 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國雙語教師的溝通作用以及外國教師的外語和外國文化方面的原本性。在中國內地,學外語的學生一般是從零開始的(英語例外)。在例行的四年課程結束之後一般都能較好地掌握所學習的外語及翻譯方法和基本理論,畢業伊始就可從事難度不高且專業性不強的翻譯工作。學生的外語能力尚是初步的,然而兩種語言之間的聯繫是比較平衡的,亦是較令人滿意的。而這種聯繫正是達致我們既定目標的關鍵所在,其原因是澳門的華人學生終將生活工作在多元文化的環境裏。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學生很難僅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這樣的語言聯繫,當涉及抽象複雜的概念或意思時,又或學生尚處初級階段時,情況尤為如此。他們尚無能力理解或用外語解釋這樣的概念和意思,必須承認,教師在這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更為重要的是,除了其他原因,中國內地學生的較好的葡語水平和翻譯水平(為許多葡萄牙教師公認)歸因於如下事實:中國內地的外語教學是雙語的,在課程的第一、二年級階段尤為如此。這種以雙語為基礎的外語教學通過以語言、翻譯和文化為基點的多樣化和經常性的基礎練習得以強化,而這樣的練習從第一節課到畢業的四年學習期間都在逐步加強。其原因在於,翻譯課程並不是一門純理論性質的課程,也不是純積累性質的課程(語言、文化及翻譯方法等方面的知識),而是一門旨在培養造就具備使用語言、從事翻譯工作或翻譯職業的人材的課程(這正是我們要達致的目標)。這樣的目標在從質量和數量上強化的並輔以必要和足夠理論的實踐中得以確立、提高和強化。四年強化的語言和翻譯實踐(自然包括書面語和口語的練習)的效果無疑優於一年、兩年或三年的純語言實踐,亦優於分別教授兩種語言然後再將二者合二為一實施翻譯教學的作法。綜上所述,我們不能不認為,(我們的)三年或(中國內地的)四年的課程時間對華人學生真正掌握某種西方語言或成為勝任工作的翻譯員是不夠的。“重疊”語言和翻譯這兩門課程,“拉長”我們的課程時間,可能是一種可行和現實的考慮 。二、想法我們期望通過以上的膚淺分析使我們較為容易地確定翻譯教學在澳門葡萄牙語外語教學中所應發揮的作用,並基此提供一些或許可供葡萄牙教學參考的想法。1208
  • 首先,應將翻譯視作葡萄牙語教學的不可割的組成部分,葡萄牙語教學不能局限於教授一種語言。鑑此,我們建議對兩個科目加以重組和協調,可以仍然是兩門獨立的科目,但必須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在教材的內容上應作為一門課程來處理。其次,在翻譯方面,除了其主要任務——翻譯的方法學,翻譯技巧,翻譯基本理論和翻譯實踐——外,(非雙語不可的情況下)還要求助於雙語去解答疑問,鞏固語言基礎知識,確定文化方面的差異,並協助葡語教師確定華人學生在語言和文化方面存在的困難,總之,將葡語教學的重點轉向翻譯。在葡語教學方面,或許可考慮如下幾點想法:對教材重新加以組織,更多地考慮本地的現實情況和華人學生的特點,而不是葡萄牙語規範教學方面的要求,考慮培養本地專業翻譯員或雙語人材的需要,而不僅僅是語言方面的需要;進一步濃縮課堂講解並將之系統化,用更多的時間舉例解釋常用詞匯的基本意思和用法,尤其是課文中出現的動詞和前置詞;為學生創造更多的實踐練習的機會,使之跟進掌握所講解的每一個語言現象;使用類翻譯方法,譬如,介紹一個新的詞匯、短語或語言現象之後,要求學生指出其在中文裏的對應點,並指出兩種語言間的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差異(儘管教師並不懂漢語也不太了解其文化背景,但可促使學生在比較和翻譯角度作思考),這樣就能較容易地確定學生的具體困難,而學生的問題則應通過學生或兩位教師間的協調轉到翻譯課堂上來。三、結論通過以上簡單的分析,我們或許可以導出如下幾點結論:1.以澳門華人學生為對象的葡萄牙語書面語和口語的教學應更緊密地結合翻譯科目;2.兩個科目的教師應更密切地合作,以回應本地華人學生的特殊需要(必須承認本地華人學生的特點不同於西方學生,在西方認同的教學方法並不能完全適用於本澳華人學生的特點);3.目前在某種程度上相互獨立和脫節的科目應在探索以華人學生為對象的本澳葡萄牙語外語教學的新方法這一點上匯聚在一起,各科目之間應有更密切的協作,又或建立起協作關係。我們相信,這樣的思路可使我們較快地達致我們為澳門葡萄牙語外語教學確定的目標。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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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 第十卷 ,總第三十八期 ,1 997 No 4, 1 21 3 - 1 236行政暨公職司之文獻高詩婷*當代文獻在資訊部門設立的諸方面較為重要的事項是值得以不同的方法作敘述和探討的。在本文的開始,把認為最重要的數點列明如下:—— 使用者及其對資訊的需求;—— 專題涵蓋的範圍;—— 刊物的取得;—— 文件處理;—— 電腦化;—— 文獻資料;—— 向使用者提供服務。為滿足使用者的資訊需求,就以上各點進行分析行政暨公職司文獻組織的特性 。本文的目的是讓使用者對在資訊部門的設立上遇到的問題,以及對於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這一特殊個案遇到的技術性解決方法有概略的認識。目前,文獻中心已與文件暨刊物處融為一體。本文將盡量使用淺顯的詞語,簡單介紹每個重點。同時,希望讀者意識到資訊部門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以及應採取主動以達至既定的建立文獻中心的目的:滿足使用者的資訊需求。一、緒言早在一九八五年,澳門政府已擁有資訊部門1 ,包括一些文獻中心。然而,在公共行政事務方面仍需繼續有一個專責部門,以能迅速準確地提供有關特定主題的文件和資料。* 行政暨公職 司文件暨 刊物處顧問 高級技術 員1. 資 訊 部 門 —— 為一廣義概 念,指所有 及任何文 件/資訊範疇內的機 構 (檔案 室 、圖 書 館 、文獻中心等等) ,而非狹義的 提供資料庫 紀錄中第三 資訊的組 識 。1213
  • 為此,行政暨公職司2本着其應有的責任感,決定負責這項計劃,成立了一個 “ 文 件 核 心 部 門 ”, 而 之 前 並 無 同 類 組 3。 其 後 , 該 部 門 發 展 成 為 “ 資 訊 及 文 件 中心”,一九八七年研究暨文件辦公室重組時 4,文件資料中心便成為該辦公室轄 下的部門。 目前,行政暨公職司為回應過渡期的需要,下設文件暨刊物處。按照其組織法 例 5,“特別在公共行政之法律技術領域上開展及確保文件資料庫之運作”,而這 亦是行政暨公職司的職責。文件暨刊物處的權限如下: a) 設立關於行政與公職事宜之文件資料庫,並使之保持最新資料,收集及處理 在該領域上之重要資訊; b) 登記一切已公佈之法例並不斷更新該登記,以及為該法例製作索引及促進該 等法例之推廣; c) 確保定期就行政暨公職司所取得之文件種類製作書目提要簡報,並組織主題 目錄及刊物目錄之出版; d) 確保訂閱與行政暨公職司有關之定期刊物及各種文件之文書處理,並確保使 用者借閱上述刊物及文件資料之管理; e)協調和促進由行政暨公職司出版之刊物; f) 促進並確保與本地區或外國之公共及私人實體進行科學資訊與技術資訊之交 流及刊物之交換。 二、組織方面的情況 設立資訊部門是為了向使用者提供所需的資訊,換言之,是讓使用者獲得資 訊。為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蒐集、分析、處理、儲存和保留文獻單元或資料,方便 人們使用。 資訊部門的標準和特徵一直在演變。目前,在該領域的專業人士之間存有一些 分歧。簡單而正確地說,可以肯定的是文獻中心專注於專題範疇,其使用者較少, 且身分固定。因此,他們又被稱為主要使用者6。文獻中心向他們傳播經選擇的資 訊。對文獻中心較常用的定義是:“一個負責組織和處理文件,以及向各個層面7傳播資訊的機關。” 2. 該部門由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四二/八三/M 號法令設立。 3. 規範行政暨公職司(SAFP)的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四三/八三/M 號法令。 4. 十月六日第六三/八七/M 號法令,對行政暨公職司(SAFP)的組織法規作出了修訂。 5. 參閱五月九日第二三/九四/M 號法令。 6. 即目的是為滿足主要用戶的資訊需求,而非購買使用者不感興趣的刊物或資料庫。然而,文獻 中心,一如任何其他的資訊部門,在有關部門無可能自我滿足的情況下或以推行的資訊政策為 前提,可以或甚至應該使其某些服務能被其他可能的使用者動用。 7. 參閱 Maria Isabel Faria 和 Maria de Graça Perdição 的《Dicionário do Livro》(叢書詞典),里斯 本:Guimarães 出版,1988 年。 1214
  • 要探討關於組織任何資訊部門的各種問題是很困難的,因為問題的出現取決於這些部門的類型和目的,以至個人的感覺。然而,在各種當代文獻中,文獻中心最基本的方面不外乎如下幾點:——使用者及其對資訊的需求;(2.1)——主題涵蓋的範圍;(2.2)——刊物的取得;(2.3)——文件處理;(2.4)——電腦化;(2.5)——文獻資料;(2.6)——向使用者提供服務。(2.7)簡單介紹完畢後,現在根據上述幾項重點開始識別和分析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特殊性。目前,文獻中心已納入本司的文件暨刊物處。2.1 使用者及其對資訊的需求如上所述,任何資訊部門的目的都是為了滿足使用者的資訊需求,籌組前的預先瞭解是必不可缺的,且是當務之急,然後才在眾多的選擇中做決定,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時,不論對個人使用者或集體使用者,認識他們的特徵亦是重要的。我們可以舉出一些集體使用者的例子:公共機關轄下部門其文獻中心的需求,學校裡不同課程的學生對該校圖書館的需求,或者是工業企業對一些技術資訊中心的依賴。個人使用者的重要特徵是因資訊部門而異。就文獻中心來說,有需要認識各使用者的特點,這不單包括其所掌握的語言、使用電腦的能力、學歷和專業資格等等,而且還包括其他不同的性質。例如他們感興趣的事物,對文獻中心的期望,在工作地點的行為,他們的動機等。集體使用者的特點是由每個人(一組人)的共同特徵構成的。關於這方面,我們想強調,瞭解使用者8對資訊的觸覺、他們對推廣資訊的專業態度,以及對資訊部門的信心的重要性。很多時,我們會從中得到一些對工作或者對一個擁有特定使用者而卻把資訊過分宣揚的機關有用的寶貴資料。8 . 很多時, 用上“ 使用者 ”一詞的 ,是泛 指重要 的用家 ,然而, 很顯然 亦包括 主要用 戶 。1215
  • 使用者對資訊部門的信心可以靠這方面的專業人士來加強。他們為對資訊服務缺乏信心的人士找來有用的資訊,然後交由文件部門處理有關文獻單元,最後迅速地向他們提供資訊。同時,亦可以改變使用者對資訊的態度,例如,讓他們知道文件的數量正不斷增加。即使認為這些文件是屬於一個專門的範疇,但若想在特定的時刻找出所需的資料的話,人類的記憶始終是不足夠的。我們認為,每個文獻中心都需採取相應的技巧,以搜集使用者的特徵,同時,不應忽視與使用者保持非正式接觸的重要性。有時,事情看似簡單,而情況卻會變得複雜。我們必須假設在不久的將來,情況可能會有重大改變。因此,必須考慮這些變化,從而對架構、工具和合適的程序作出決定及使其運作,也就是說,組織有關的資訊部門。就以行政暨公職司的文獻中心來說,一九八五年的時候,情況很簡單。當時,主要使用者是母語和運作語言均為葡語的技術人員,人數不足五十人,其中有些擔任領導或主管職位。在公共行政方面,特別是關於葡國和澳門以及載於《共和國公報》和《澳門政府公報》的立法資訊,都是他們最感興趣的專題。為此,文獻中心有需要設立一所科技資訊圖書館9 ,1 0 ,其所取得的刊物,除了一些以其他西方語言撰寫的作品和技術性雜誌外,尤其是有關資訊方面的刊物,大部分都是葡文的。此外,行政暨公職司的組織法規定了其轄下部門的職責和權限,按照這些職責和權限,可把主要使用者集中,方便了界定個人使用者和集體使用者特徵的工作。然而,一九八五年的情況會在中期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很大,這是由於:——人員流動性大,更多具有學歷和不同專業經驗的葡國公共行政技術人員有待來澳;——隨著時間的流逝,使用者將需要越來越多的澳門鄰近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公共行政方面的資訊。這點為使用者所認同,儘管情況很少見,但非常明顯;——母語為中文而不諳葡語的使用者會不斷增加。本文將談及上述思慮如何影響技術性抉擇,使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這些年來得以繼續運作。目前,該中心相當數量的使用者其特徵與原先有了很大差異。2.2 專題涵蓋的範圍隨着人類知識的發展,出現了很多不同的文件,以及許多涉及廣泛範疇的專業領域。在建立專門圖書館時,這些廣泛範疇的一般定義,對於訂購書刊來說有明顯不足之處。有見及此,必須指出專業書刊取得的優先次序,這自然需要與使用者合作 。9 . 因為並不存在一個或能 滿足現時需要的有系統 、具備適當文件處理的 圖書館,而且不單單是 技術員 需 要刊 物 以 便全 面 執 行其 職 務 。10 . 存有一些祇供檢索書目 之用的二次資料的資訊 部門,其次,使用者可 能或不能接觸到由作者 制訂 的 一 次 文 獻 。1216
  • 就以正在分析的情況為例,公共行政作為主要專題範疇(透過問卷調查,以及與使用者的非正式接觸)受到特別重視,從中即時可看出有很多方面是與之有關的,譬如人力資源、法律、資訊、文獻科學和會計等,這些領域都非常重要,尤其是那些與公共行政息息相關的方面。在專題涵蓋的範圍中,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情況並不是最近才出現的,當時就已經吸取了葡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經驗而得到一些重要的資料,有助於收集有關公共行政領域的機構和社團、出版商、書商、目錄、指南,以至簡單的書目提要參考資料等方面的資訊,這對於使用者為交換資訊和訂購書刊而建立聯繫,提供了意見。2.3 刊物的取得刊物取得的三種方式(購買、贈送和交換)都很重要,因為圖書館藉此才得以組成和發展。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從一開始就透過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接觸,使人們知道她的存在,並可向其提供所有有用的文件。這些年來,一直收到一些免費的刊物,充實了圖書館的藏書。從這些刊物中,挑選出那些與其預定目標無關的刊物,然後將之送給有需要的人士或機構。行政暨公職司自出版刊物時起,就開設交換刊物這種方式,這樣,一些以前需要購買的技術性雜誌或其他刊物,現在只需透過交換的形式就可取得。然而,正如任何其他資訊部門一樣,透過購買方式而取得的刊物是最難管理的。為此,根據以下的原則,制定了有關訂購刊物的策略:—— 鼓勵主要使用者參與建立圖書館,推廣關於重要刊物的資訊;—— 收集所有訂購刊物的申請,經已為此目的製作了一份表格,附於本文中;—— 把全年款項分配予行政暨公職司轄下所有部門,避免因為缺乏款項,導致部分在年終提出的重要和必需的訂購申請不能落實;—— 在分析有關申請時,應盡量公正,避免一部分使用者被忽略;—— 就收到的申請,設定選擇和安排優先次序的標準,分析主題、現況、費用、刊物所用的一種或多種語言,以及申請者所屬部門在提出申請的年度裏經已動用的金額。在分析刊物訂購申請時,刊物所用的一種或多種語言是最特殊的一個考慮因素。也就是說,中文跟葡文和英文具有同等的地位11 。儘管這個原則存在已久,但基於中文的特性,在設立刊物訂購的分支系統,以至所有文獻系統時,引起一些憂慮 。1 1 .英語是 中國人較常用 的第二語言, 亦為葡人所用 ,是兩組使用 者的共通語 。1217
  • 主要使用者可透過中文譯本找到涵蓋有關範疇的重要文獻作品,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可能性。基於這個原因,引發出對中期以中文傳播文件的重要性的反思。考慮過所有的解決辦法,包括排除中文,把中文刊物交給其他資訊部門處理,只將懂葡文的人士視為使用者,把放棄中文刊物視為一種緩衝的辦法;給予其一個非常簡單的結構;以至完全相反的做法,建立一個葡/中雙語的文獻系統。後者是一個最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儘管我們意識到這個辦法在技術上可能會不可行。當時,為了吸取資訊部門的經驗,嘗試過所有的辦法,亦嘗試把使用拉丁字母的語言跟其他不同的語言混合,但都失敗了12 。早期的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就已經有一套原則,考慮把中文應用在每個文件操作過程中的文獻分支系統裏,以及嘗試一些使中文能盡量得以應用的技巧和程序。對於這原則和將興建的中型圖書館,以及從經驗中學習的可能性,文獻中心並非無動於衷。回到訂購刊物這一要點上,在以中文處理書刊訂購申請的時候,我們所採用的方法有:編號、按內容分類、葡譯書名,以及用羅馬拼音標示作者和出版者的名稱。隨後,有關的建議除了收存在一個個別的檔案櫃裏,還會記錄在一般的檔案柜中。從其本質來看,使用中文進行任何的文件連續作業,以及利用人手和電腦作有關的紀錄所出現的問題,建立盡量完善的資料檢索並列檔案櫃一直以來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技術性辦法。下面,我們會再討論這個問題。關於行政暨公職司的刊物訂購,除了籌劃經費和付款外,所有程序都是由文獻中心處理的。因此,與出版者保持最直接的聯繫,有利於獲知資訊來源。透過這個系統,我們可以知道關於所有已提出的建議的情況,不論是以何種語言提出問題或撰寫有關刊物。在完結這個要點之前,需要強調一下:——取得官方刊物(《澳門政府公報》、《共和國公報》、《葡國政府法例輯錄》、《香港政府雜誌刊物》、《香港法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匯編》)、報紙以及其他一般資訊刊物的重要性;——很多時候,即使是現在,由於距離問題,在與澳門以外的機構接觸時會遇到困難,儘管程度較低;—— 行政暨公職司取得一些不同於紙上形式的其他形式的刊物(一次文獻)13 ;——還有其他對於任何資訊部門來說都是重要的訂購,諸如資料庫、本地和國際資訊網絡的查閱、電腦設備和文件複製設備,當談及電腦化(2.5)、文獻資料(2.6)和向使用者提供服務(2.7)時,我們會再詳述有關情況。1 2.近年,當代文獻中闡述了在一些須以拉丁字母為運作文字的文件系統中,嘗試兼容了沒有拉丁字母的語文。例如,參閱 Samir N.Hamade的《Computer Ser v i ces in li brari es and informati on centersof Saud i A rabia》 L i br i ,45(1 ),1 995年3月,第31 至35頁。1 3.由作者 編撰的 文件 。1218
  • 2.4 文件處理本文讀者可能曾嘗試為找尋一份所收藏的文件感到困難。甚至會想買了這麼多的書,卻不知從哪本書中可找到要翻閱的資料。這種情況很常見,往往取決於每個人的記憶力,但書的數量越多,情況出現的次數就會越頻密。儘管如此,但文件在經過處理後,我們便可更快捷地找到所需的資訊。而文件處理是在有需要時才作出的,並需適用於每種情況。由於篇幅所限,加上文件處理是一個繁瑣和複雜的問題,況且有關這方面 1 4 的文章有很多,所以,在此不再探討文件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只會談及其結構和一些特徵 。概括來說,狹義的文件處理在於製作二次資訊,只要資訊已作登記,我們就可以找到有關作者的一次文獻(圖一)。圖一:文件處理大多數情況下,分析形態可取得書目標示,然而,單靠內容 15來檢索文件是不足夠的,在這些二次資訊的登記裏,必須包括文件的摘要、標目、關鍵詞、單元詞、標題、索引或其他編碼。根據圖一的解釋,內容分析的方法有兩種:使用自然語言來簡化文件,從而得出內容摘要;以及使用文件語言 16 ,1 7來表示文件的特徵,以獲取文件的專題內容。使用文件語言是為了使專題內容能以劃一方式體現出來,以回答有關專題內容方面的問題。1 4.參閱 書 目 。1 5.文件的內容分析包括標題和副標題,同時亦可能包括書目標示部分的資料和與文件主題有關的代表性字眼等的分 析 。然而,很多時這些情況都不會發生,或者,那些具字義的詞不足以恰當地代 表文 件的 內 容 。1 6.就算考慮到具備電腦操控索引 的文件系統,包括語言用具的 自動建立和管理模式的研究結 果 ,往往會出 現手控 索引系 統中執 行同樣 職能的 文件語 言 。1 7.如果文件語言與常用語太相近,便應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和聯繫該詞語(字和詞),使其成為一種不同 的 語 言 。1219
  • 圖二是有關文件語言的使用,這個圖表又稱為文件通訊18表,從中我們可以看 出這類傳播包含雙重的文件編碼,必須把使用者的提問轉換(翻譯或轉變)成處理 有關文件時所使用的同一文件語言。 圖二:文件語言的使用 歷來對於文件語言與派生語言以及其他語言19的比較,還有它們的分類和理論 的建立,都有很多研究,這些研究以不同的方式給它們下定義。我們認為,倘沒有 忘 記 它 們 的 術 語 (類 別 )具 有 意 義 內 容 ,而 且 ,從 意 義 上 來 看 ,相 互 聯 繫 著 ,那 麼,把它們理解成僅僅是類別邏輯20的分類碼21,則不論對專業人員或對使用者來 說,都是有好處的。 只有使用準確、受控和規範的語言才能取得資訊,這說明文件語言之所以存在 是由於自然語言是一種不受約束、模棱兩可、含糊不清和隨心所欲的語言22。 文件語言是因應需要和根據經驗而創造和形成的。一直以來,它的演變非常迅 速,尤其是近年隨着大量資訊的產生,更有理由對組織技術以及數量和種類日益增 加的文件處理進行改良和研究。 目前,文件語言有很多種,也有大量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一般的鑒定標準有: 覆 蓋 領 域 、語 言 、結 構 、詞 性 、查 閱 (條 目 )和 詞 彙 之 間 的 關 係 特 點 。按 照 特 徵 的 重要程度對語言文件作劃分可以有多種方式,然而,實際上有兩種文件語言組別我 們可予以肯定:分類或類目語言組別的術語(事項)23匯集成類別(範疇),而且, 根據預先確定的計劃,類別之間是相互依賴的。標引或混合語言組別的術語(概 念),不受任何特定架構所束縛,術語可自由組合,用以檢索資料。 18.在廣義上,文件通訊可理解為資訊服務的所有問題和答覆,而不是狹義的關於文件題綱內容的 問題。無論如何,須注意資訊服務所使用的代碼。 19.語言——指“作為通訊媒介的所有符號系統”。 20.代碼—— 任何符號系統。 21.按照該有關字義,文件語言就是指與郵政代碼屬同一類型的那種代碼。參閱 Jacques Maniez 的 《Les langages documentaires et classificatoiries:conception,construction et utilisation des systèmes documentaires》,巴黎:Les Éditions d’Organisation,1987 年。 22.所使用的文件語言與一般用語太相近時,有關詞語可以現行用語的任何名稱或詞語來代替。這 在建立語言用具方面具有節省人力的好處,然而亦要求建立同義詞和近義詞詞典。 23.按照 1989 年 NP3715,文件——《文件分析、內容規限和選擇索引的方法》,里斯本:IPQ, “事項”指“代表文件題目的任何概念或概念的組合”。 1220
  • 我們亦可將分類理解為分類語言的使用,把標引視作標引語言的使用24 。分類語言的悠久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紀亞里士多德把知識分類,而標引語言則在本世紀六十年代才出現。毫無疑問,分類語言的研究和使用促使標引語言的出現。而標引語言對分類語言的演變亦作出了貢獻。在進行刊物的文件處理時,除了要進行一些預備工作外,譬如收集和分析文件規則,以及選擇、調校或創造一種合適的文件語言,還需要選擇一種“編目紀錄”,即挑選一份文獻單元處理的資料紀錄表。本文的附件中載有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所採用的“編目紀錄”。一直以來,文獻中心都使用國際標準組織 25 文獻規則26 。文獻單元是由書籍、定期刊物的文章和《澳門政府公報》法規所構成的,後者會安排記錄在一個獨立的資料庫(見下述要點)。鑑於有關計劃的性質和指示,相對其他文獻單元的處理而言,對澳門法例的處理一直被放在較為次要的位置。儘管如此,由於這些法律資訊對主要使用者極為重要,加上缺乏查閱已刊登法例的條件,還有預計法律文件的增加,以及隨著文件處理性質的演變,將來或會出現得不償失的情況。因此,擬把《澳門政府公報》的法規納入文獻單元內。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像其他資訊部門一樣,以文獻單元的性質和專題內容作為選擇文件語言的決定因素。為此,文獻中心收集了一些不受語言束縛的語言工具和其他重要文件,如《澳門政府公報》的參閱索引。若不單以中文作考慮,文獻中心在這方面並非全無經驗。然而,即使不考慮中文,現時較為合適的標引文件語言 27 必須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24. 根據 等同 I S O規 定5963的1 989年 葡萄 牙規定 第371 5條 ,索 引的 定義, (參 閱註 釋22) “描 繪或勾劃文件的內容,並以文件語 言代表該有關內容”,分類是 索引的一種方式。然而,分類 和索引的傳統和現行的定義正如所述。這樣說明了索引語言是用來攻克分類語言中所遇到的困難。此外,按照 上述規定, 文件語言和 索引語言是 同義詞,同 樣,索引一 詞是指分類 標記的象徵 。25.國 際標 準化 組織 。26.當時正修改針對資料的葡文 規範,考慮到將創設的索引卡及採 用的文件處理,I SO的規範在 眾多規 範 中似 乎 是 最恰 當 的 。27.相對索引語言, 文件語言的分類或劃 分較次要的原因有二 :——在使用所需詞語時,專門用語多用於表達 技術問題的專題內容,而不用於非定期刊物的 專題 內 容 。——若欲提供一簡捷快速取得資訊的部門,那資訊的取得須盡可能使 用自然語言中的文件語言,而非一些生澀難懂的用語,因使 用這些語言均要求對代碼布表 或一些用以表達專門事項的意 思廣泛 的 用 詞 有 所 認 識 。28.1 9 87年行 政改革時 被撤銷的葡 萄牙公共 行政組織 。某段時期,曾嘗試放棄選擇語言工具,專注於研究有關中文特點方面的學問,從運用中文作刊物文件處理的經驗中探索;這種情況是在我們關注以下問題的解決方法之後才出現的:在有關的語言工具中,有沒有一些工具可以把中文加進去,以便可以使用葡文和中文標示文獻單元的專題內容?答案並非一蹴而就。行政改革科技資訊中心(C I C T R A)28 對所採用的標引語言工具是以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1221
  • (OCDE)的宏觀索引典為依據,其架構分為許多細項,每個細項最多有九十九個標題29 ,若以中文操作,這個數量還可以接受。這件語言工具所引起的各種問題,隨著經驗的累積而得以解決,由於得到諳中文的文獻專家及翻譯員的熱心幫助,為標題找到了中文譯本。而國際標準組織文獻規則使得這件工具成為一件合適的語言工具。葡文專題內容說明的獲取技巧與中文的相似,加上把布林運算符(和/或/非)30和中譯標題並用,滿足了索取專題文章的要求,由此亦解決了雙語(葡文/中文)標引的問題。即使單單考慮文件處理這方面,若要討論當中牽涉的所有問題也很困難。然而,我們從來沒有放棄建立一個雙語(葡文/中文)的文獻系統。這個雙語文獻系統為兩批不同的使用者的資訊交換提供方便,而他們具有一個共同特徵:屬同一個部門。在完結文件處理這個話題之前,我們不可不強調以下事項:—— 部分澳門公職人員就讀葡文和中文(普通話和廣東話)課程,促使文件系統的建立;—— 在檢索資料的申請中顯示出一種日漸普遍的現象,就是使用者要求查閱的資料包括葡文、中文或英文;有時候,如果使用者希望得到以其他語言撰寫的文件,他們會要求取得有關摘要的譯本;—— 在處理所有的文獻單元時,包括《澳門政府公報》所刊登的法規,只使用一種文件語言可體現出設立文獻系統的其中之一個好處,就是方便檢索書目和取得資訊(參見2.7.3),還可避免出現模稜兩可的情況,以及可以把葡文標題跟中文標題作比較;29.索引用語所用的詞彙是來自一系列表達概念的自然語言的詞或短語。源自常用語言的詞或短語,當被視作語言工具中具高層次構思的有限度索引典時,用以表示尤其文庫方面的術語(概念),稱其為描述詞,即描述詞反映文庫術語。30.描述詞除可單獨使用外,亦可透過布林運算符自行組合(e,ou,n/)檢索書目和取得資訊。倘以合取符號“和”連接兩個或以上的描述詞,則可同時取得所有的有關紀錄。倘以析取符號“或”連接兩個或以上的描述詞,則可最少索取其中一個描述詞。倘以減法符號“n/”連接兩個描述詞,則可取得置於布林運算符前描述詞所表達的紀錄,而非置於布林運算符後的描述詞。31 .切實性收費或利益是透過程式運算衡量用戶需求的標準。索取 中修 復的 重要 文件 數 目文件修 復總 數×10032.因屬公共部門文獻中心,主要用戶較少,但因其資訊出版的數量減少而無須攻克處理20000文件單元的問題。—— 起初並未預料到文獻系統的運作能如此理想,而事實上情況確是如此,文獻單元的數量非常多(書籍和定期刊物文章方面約有七千個,法規的約有三萬六千個)。然而,起初預計文獻系統最多只可處理二萬個文獻單元,換言之,當相關比率31 仍可接受32 時,文獻系統仍能維持令人滿意的運作。文獻系統的良好運作有賴1222
  • 於文件技術和電腦技術的發展;前者簡化一些技巧,使文件標引能更客觀和更準確,而且研究把這些技巧應用在非精密科學上,如社會科學;後者提供更快捷和更多功能的資訊條件。——儘管以後我們會分析把葡文和中文同時應用到查詢語言上的可能性,然而,我們卻意識到不存在同時使用葡文和中文的資訊環境;為了遵照在2.3中提到有關文獻分支系統的原則,設立平行資料庫 33 以便記錄經文件處理的書籍和文章的資料 。——給文獻單元,亦即書籍和文章加一個號碼順序的數字碼(見附件“編目紀錄”)。為方便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運作,除參考書34 外,有關字碼跟書籍的排架索書號以及文獻單元在上述資料庫裡的登記名稱相同。主要資料庫記錄所有有關的文獻單元,包括中文的文獻單元;只填寫文獻單元索引咭的某幾欄,然後作適當的登記。在2.7.3中,我們將可看到,不論使用的是何種語言,只需按主題作一次書目檢索,就可以取得經文件處理的重要文件資料。—— 《澳門政府公報》的法規記錄在獨立的資料庫裡,這是由於只有葡文文本的法規,而沒有單純中文的文獻單元,所以情況有別。現在正建立現存的澳門法例資料庫的中文版,當中包括已刊登的中文法規,而在有關資料庫裡可用中譯標題來檢索資料。2.5 電腦化資訊部門電腦化已成事實,儘管有時候會認為這些資訊部門並未把資訊技術的所有優點發揮出來,主要是針對批評資訊部門在設立和改良文件資料和向使用者提供服務時忽略了資訊技術所帶來的好處,因為,有時候這些資訊技術只會應用於現有程序的自動化上。應為每個個案定下目標、制定策略,以及安排電腦化的進程。此外,基於資訊部門存在的理由,若電腦化不能就速度和素質方面的要求有所改進,那是我們並未真正的理解電腦化。當考慮使用資訊部門的資訊技術時,馬上就會聯想到把人力資源從編製書目索引咭和其他常務中抽調出來,轉用在創作的工作上,這對使用者來說是有益的 。然而,不應忘記全球的文件數量正不斷增加,文獻中心需要訂購和處理的不同性質的文件也越來越多。時至今日,單從用作書目目錄的書目索引咭的數量就會知道。如果沒有資訊技術的幫助,很難想像如何組織這許許多多的圖書館。繼續我們研究的個案。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可能會累積相當數量的文獻單元,這是基於分析資訊設備的三個原因 :——處理技術性文章的重要性。由於期刊能迅速把最新資訊傳播開去,因而大大加強了回應技術問題的能力。33.作為文獻意思的詞,即用以勾勒文件收集處理的數據資料。當涉及以文獻數據資料作文獻描述及文件概要 時,應向 用戶指出另 一些資訊 來源,如 稱為參考數 據資料的 人物或機 構 。34.字典、百科全書 、手冊、指南及 圖書等屬參考作 品 。1223
  • ——把一九八五年 35 之前和之後陸續制定的澳門法例作文件處理,期望隨著澳門經濟社會的發展,文件處理會有所增加。——相當比例的文獻單元未被任何機構處理,尤其是那些用於為公共行政和相關領域建立特別資料庫的文獻單元 。澳門的氣候和缺乏有關方面的人力資源,對資料咭的儲存造成困難,這是推行電腦化的另外原因。很多時候,資訊部門電腦化所需要的費用使有關推行難以實現,尤其是那些獨立或隸屬其他機關的小型和中型資訊部門,沒有部門能證明是否需要購置資訊設備。毫無疑問,微型電腦的出現為不少資訊部門的運作帶來很多好處,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便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旨在傳播資訊,促進資訊交換,以及讓使用者更易獲取資訊,讓這個領域的專業人士發揮輔助和解釋的作用,而不是成為使用者檢索資訊的障礙。這個宗旨要求參與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資訊技術員建立一個盡可能完善的系統。這樣,在前身為組織暨資訊廳的行政暨公職司資訊廳的合作下,建立了澳門法例資料庫(LEG ISMAC)和文獻管理(GDOC)。無可置疑,這兩個資料庫是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從資訊領域獲得的最大裨益。還有,文獻中心現正進行其他不同的文獻管理程序的自動化工作,若現在沒有電腦設備,真難想像該如何展開工作。另方面,電腦化使我們可以利用CD-ROM查閱刊物和資料庫,同時,可以透過本地和國際的網絡,譬如IN TE RNET,查閱資料庫。接著,讓我們談談L EG ISMAC和GDOC 的特點和使用。這兩個系統被視為行政暨公職司的兩件文件產品。2.6 文獻資料資訊部門中,文件的取得和處理以及二次資訊的登記是不敷應用的。為滿足用戶的資訊需求,資訊部門向搜尋資訊的用戶提供的服務至少應涵蓋消極傳播資訊。然而,對大部分這類部門來說,開展積極傳播資訊尤其重要,因此舉可使用戶更有效地獲取資訊。就我們而言,所有文件的連續作業,除用戶對資訊的需求外,資料的性質對取得卓越成效同樣重要。然而,在計劃文件資料的製作及推行資訊傳播的過程中,很大程度上用戶成為了決定性的因素。文件處理形成了資料庫以及其他用於更專門性文件製作的文件產品,如書目提要或提要分析、專題書目,一般包涵在二次資訊的次級刊物中。35.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創設年份 。資訊部門亦常常製作一些性質與過往不同的文獻產品,如書刊摘要錄及剪報。除這些宣傳刊物及有助尋找一次文獻的資訊刊物外,資訊部門亦製作資訊提要以及1224
  • 包括透過在一次文獻文件處理搜尋、匯編和撮要的其他三次資訊。此外,資訊部門 亦出版小冊子和其他有關傳播和宣傳服務的刊物,簡而言之,就是指導用戶如何使 用所提供的文獻產品和服務。 資訊科技的發展不僅加快了文件資料的生產,同時使其在質量和數量上亦有所 提高。與此同時,亦將文件資料從紙上文章的形式過渡到資訊網絡的層面,從而使 資料庫能更快涵蓋所有領域。今天,一個資訊部門取得資料庫或透過資料庫使用戶 獲取所需的資訊已是輕而易舉之事。 我們曾提及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擁有兩項對其運作極為重要的文件資料,就 是人們所熟悉的行政暨公職司的LEGISMAC及GDOC36。 目 前 LEGISMAC 約 有 36000 項 紀 錄 , 並 能 透 過 法 規 文 件 處 理 的 數 據 提 供 自 1920 年至今《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的法律,而 1920 年之前的舊紀錄,現將不斷更 新這些法律及以往的簡介。 LEGISMAC 是一個包括澳門法例法規文件處理的二次資訊資料庫,可滿足查閱 澳門法律的需求。然而,除有適當指示外,它不能、亦不應提供任何有關的技術意 見。 文件暨刊物處每天均使用 LEGISMAC 搜尋澳門的法例,這已清楚表明其用途。 這個資料庫一直用作建立內部文件的數據,從文獻角度而言,資料庫已提供了 技術意見予用戶。在製作刊物方面,情況有時恰恰相反,其影響正不斷擴大。此 外,LEGISMAC 的文獻系統可容許以中文運行,當中包括有效查閱一些無須重新 處理的現行法例。 行政暨公職司的 GDOC 系統是一個容納行政當局所擁有的近 7000 條紀錄的特 別專門資料庫,當中包括所有書籍和行政暨公職司文件庫的雜誌中的重要文章,除 可透過文件處理資料取得其中的資訊外,同時亦包含了如取得、借閱等管理模式。 這個資料庫具有學術目的,向初學者教授簡捷的文件技術,以便他們了解何謂 資料庫、資料庫的基本內容及如何建立資料。然而,除最初所訂立的目標外,亦可 逐漸收集簡單資料。行政暨公職司僅以與 LEGISMAC 大相徑庭的 GDOC“軟件” 為要求記錄來自一些具備或用作同一文件管理的資料文件的實體提供服務。 在行政暨公職司的 LEGISMAC 及 GDOC 中,按目的和文件規定,可搜尋到所 需資訊以建立文件,作為書目文獻單元的相關文獻目錄、書目清單、文章引文及有 關分析及評論撮要的標題,如用於印刷文件的 NP405.1 1994 配合 ISO690.2.1987 或NF.Z44-005.1967 的規範 37。 36.行政暨公職司的 GDOC——用以區別行政暨公職司與其他使用同一“軟件”來收集文件的數據 資料。 37.NP=葡萄牙標準 ISO=國際標準化組織 NF=Norme Française ISO 690.2.1987.Documentátion《Références bibliographiques:contenu,forme et Structure》. NF Z 44-005.1987.Documentation—《Références bibliographiques:eléments essentiels et complementaires》. 1225
  • 根據行政暨公職司的GDOC,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一直有建立其他的文件產品:如目前每四個月一次編製的書目提要及一些專題書目,同時亦已開始印發一些關於重要主題的書目予行政暨公職司轄下的各個部門。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亦出版不同性質的文件產品,如書刊摘要錄和剪報。書刊摘要錄每兩個月出版一次,當中包括該段期間收到的定期刊物以及文件暨刊物處認為主題較重要的資訊內容的撮要。剪報是每週的工作,主要是匯編及組織行政暨公職司指定的有關報章或內容。此外,須提及的是一直在製作或派發的其他刊物,如《定期刊物總目》以及名為《服務及文件資料》的推廣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小冊子,為了向用戶介紹有關圖書館組織以及如何取得文件產品和使用有關服務。取得由其他資訊部門製作的文件資料,一直是另一關注點。無論如何,我們並非忽略了其長期以來的重要性,續訂有關葡國法例的資料庫和一直被視為是書目搜尋的難得途徑的索引咭,後者為電腦光碟(法例及司法見解辭典及葡萄牙法例註釋辭典)以及目前可透過國際電腦聯網(I N TE RN ET )來進行的另一電腦光碟(L EXDATA)。該磁碟是澳門律師公會按其與行政暨公職司於一九九三年五月訂立的關於使用 LEG I SMAC的議定書所饋贈的。最近,在本年度十月,行政暨公職司和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團秘書長簽署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協議書,從而透過I n te rnet使葡國公共部門及機構,以及其他實體可進入LEG ISMAC系統,同時澳門行政當局的機構和其他實體亦可進入D i ges to 系統(法律資料處理綜合系統)。最後,還須一提的就是書目提要和所發行的其他次級刊物,每一書目均有中、葡文本註解,由於具備兩種語言的索引以檢索主題,不但突顯出其較同類刊物的獨特性,同時亦經常成為討論其用途的焦點。下面所闡述的是向用戶提供的文件資料、各類刊物及資訊服務。2.7 向使用者提供服務部門向使用者提供的服務種類繁多,各式各樣。在眾多模式中選取如下:—— 刊物的查閱及借閱(2.7.1);——資訊傳播的模式(2.7.2);—— 書目搜尋與資訊取得(2.7.3);——文件複製(2.7.4)此類服務的所有組織和運作,皆取決於現行的資訊部門,總而言之,就是按所擁有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以及其相對的重要性而優先設立。2.7.1 刊物的查閱及借閱刊物的查閱及借閱(一次文獻)情況特殊,取決於資訊部門的性質、所採取的資訊政策以及資訊專業人士的操守。今天,資訊部門的成立沒有訂立關於如何運用技1226
  • 術全力傳播現存資訊的政策被認為是難以理解的,至少應為大部分用戶提供刊物查閱服務 。鑑於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是向該司人員提供所需資訊的部門,除圖書館查閱者外,只有這些人員可取得該館的刊物。但是,澳門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研究人員和學者可在文件暨刊物處查閱。可在館內查閱的刊物包括葡文、中文和英文報章、《出版商目錄》、《澳門政府公報》、《共和國公報》第一及第二組、《政府法例輯錄》、《香港政府公報》及香港法例以及其他法例匯編等一些相關刊物,當中有些刊物、報章和出版商目錄並沒載入文件庫內,因其一旦喪失時效便毫無用處。如在任何文獻中心皆不能取得的刊物,或該等刊物僅供內部查閱,則可採用以下的特殊傳播方式。2.7.2 資訊傳播的模式我們已闡述文件資料的傳播,顯而易見,這是為用戶提供所需的資訊。這亦是創設資訊部門必不可少的因素。誠然,為達至這些部門的目標,須採取能配合實況及因應用戶性質的資訊傳播方式,缺此一項,則事倍功半。這種資訊傳播方式應與用戶相配合而並駕齊驅,並經常完善及修補其日常耗損 。至於文獻中心,對於主要用戶,特別在清楚用戶的特徵後,其責任與日俱增,而在有關開發選擇性資訊傳播方式上,顯示出經驗尚淺和不足。然而,我們認為不應把向其他用戶傳播資訊的工作置之不理,特別是當文獻中心的專門範疇對其十分重要之時。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亦會向外 38 傳播所開發的所有資訊,如被認為較專業性的書目提要簡報及書刊摘要錄,一些非定期的次級刊物和宣傳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小冊子,除送發予行政暨公職司轄下各部門外,亦派發到該司提供資訊或收取有關資訊的澳門行政當局所有機構以及本地區和外地的其他實體。在行政暨公職司的GDOC加入了該部門的資訊網絡後,相對降低了書目提要簡報內部傳播工作的主要地位。然而,由於要求查詢資訊的數字仍相當大,所以繼續保持書目提要簡報的出版。我們亦須提及透過 I NFORMAC(公共行政資訊網絡)進行的LEG I SMAC系統傳播工作。這亦是按照行政暨公職司與澳門律師公會簽署的協議書,向該會會員及目前透過 In te rnet 向葡萄牙行政當局各部門和機構提供的資訊服務。38.由於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主要用戶是其轄下機構及該司的技術人員,所以對該等人員的資訊傳播包含內部傳播(對行政暨公職而言),除上述用戶外,其他用戶亦是非常重要的,如澳門行政 當 局 其他 部 門 的技 術 員 。1227
  • “澳門法例資料庫”(LEG I SMAC)的傳播工作與前述的資訊傳播工作的模式有所不同。“澳門法例資料庫”主要著重傳播其特性和用途,讓人們知悉如何去取閱或查閱 。現在,我們將注意力回到行政暨公職司的內部傳播形式上。有需要清楚解釋一下特別的傳播模式,其中應包括前述的只供即場查閱的刊物。我們由《香港政府公報》和各種法例匯編開始說起。鑑於這些刊物的性質,只傳送書目的名單予轄下部門,只有在具備充分理由的情況下,這些轄下部門才可取得較多的文本以便存檔。出版商目錄是一種簡易的選擇性傳播方式,經分析後,根據相應的需要,將影印本或可能收到的副本,連同取閱刊物的表格,送發到各個轄下部門(參閱附件)。報刊的傳播工作較為複雜,經分析和挑選出的有關行政暨公職司活動的消息和報導,便進入兩種不同的傳播模式:以選擇性的資訊傳播模式進行。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按照各部門的需求,以在2.6中介紹的“剪報”方式,將挑選出的有關消息和報導送發至該司轄下的各個部門。這是從內部開始傳播,及後再送發到某些外部實體 。最後,也許是最複雜的傳播工作,就是關於那些不得索取的刊物的傳播工作,即《澳門政府公報》和《葡萄牙共和國公報》。在《澳門政府公報》中刊登的法例訊息除了在公共行政資訊網絡(INFORMAC)和電腦聯網網絡中向內外傳播外,該等官方定期刊物還在行政暨公職司轄下的各個部門內部傳閱。關於《葡萄牙共和國公報》第一組中的法例資訊的傳播工作,起初的設想只是將摘要部分的影印本和重要的法規送發到轄下各個部門供主要的使用者使用。然而,現時的做法則是將摘要的影印本送發到澳門公共行政的三十三個部門和機構。至於《葡萄牙共和國公報》第二組,因沒有其內容的題綱摘要,故只在某些轄下部門內部傳閱,而該公報亦可隨時即場查閱。根據上述種種,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有適合不同使用者的不同層面的資訊傳播模式,其中傳播一次、二次和三次資訊,並將不同的資料匯編成集。此外,一如我們的做法,也是針對主要使用者的需要,編定選擇性資訊傳播模式。這樣,只要我們重溫第2點開始部分談及的文獻中心的定義,便可以覺察到我們的有關活動和在此所述的工作之間的協調性39 。39.我們所述的活動是與文件暨刊物處的權限有關—— 介紹部分的a)、b)、c)、d)及f )項 ,這就是那些與該處文獻中心有關的部分。我們不可忽略,人類的想像力是奔溢無境的。因此,新的資訊傳播模式便不斷湧現。很多時,欲將這些模式推廣和打入服務市場,或者嚴格來說,就是提高使用者對資訊服務的使用率。推廣那些解釋如何使用所提供的服務的小冊子、展覽、培訓活動、講座和座談會、徵求有關評論和提議之類的活動就是力所能及的事宜,而這些事宜並沒有被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所遺忘。再者,事實上,由於這類活動能1228
  • 引起較大的反響,資訊的需求往往會因而有所增加。在 2.6中所述的以中、葡文出版的小冊子,由於它的分發,無論在澳門內外都廣泛地推廣了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然而,如果資訊部門借助不同的資訊傳播模式傳播所擁有的文件,那麼,至少須在進行書目檢索和資料搜尋方面,向使用者提供輔助。2.7.3 書目檢索和資料搜尋處理不斷收取到的各類文件是一項重要的工作,今時今日,選擇基本數據/資料以供使用者能順利取閱,或透過載有所需資料的電腦光碟來取閱,是同樣重要的工作,因為從世界的層面來看,由於文件生產的數量日益增多,以致可供索閱的文件數量非常龐大。完成上述工作後,設想如何贯徹書目檢索和資料搜尋的服務並不是一件次要的工作,一方面要考慮使用者的特性及其對資訊的需求,另一方面則要顧及可動用的資源。很多決定同時取決於從事資訊服務的專業人士的操守和這些專業人士就使用者能否自給自足,假如可能而程度如何,提出有關的意見。此外,在資料檢索後,有需要使使用者能接觸所搜尋的一次文獻,然而,對這點卻存有隱憂。因為二次資訊越來越多(同時也較容易取得),但是,當這些一次文獻在所述資訊服務的圖書館中,或其他例如因地方鄰近而便於取閱的地點中並不存在時,取閱主要的一次文獻便顯得較難。這些難處,很多時是因為:缺乏地點的指示,當中能在所查閱的基本數據/資料中找到或取得有關文件;圖書館間的借閱服務和複製文件的送發服務拖沓緩慢,而具有一次文獻的資料庫少之又少。行政暨公職司的文獻中心可以讓使用者自行檢索,亦可以支援甚至進行所有欲查閱的資料檢索。在行政暨公職司的文獻中心內進行書目檢索,如同在其他所有資訊部門一樣。例如,想知道某個作者現有的所有作品,有否關於某個主題的專題文章,在某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了哪項法律,甚至關於世界上某件事情等,可列舉的其他例子實在很多。但在這裡,我們僅想對按題目檢索作出一些意見,給讀者們寄上一些關於文件製作及服務的宣傳小冊子,如本司編印的LEGI SMAC及DGOC/SAFP使用手冊, INFORMAC網絡的使用指引,以及有需要時如何聯絡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人員。文件單元是按照NP371 5.1 989即相當於 ISO 596340 以及按照目錄的句法和詞法規則進行目錄編排,以便對迫切需要的特殊問題作出回應。然而,使用手冊對進入LEG ISMAC或GDOC/SAFP 的某些使用練習、索引典計劃分析、以及如何使用布林運算符(和/或/非)等,已作清楚的解釋,使任何一個使用者都可以按題目進行檢索,特別在所掌握的主題範圍內進行練習就更加容易。40.NP 371 5,1989《文獻—— 文獻分析方法、決定內容規限及按目錄選擇》·理斯本:IPQ。1229
  • 另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假如在索引典中找到所需的條目,便需要按圖二的文件通訊表,將問題轉換為文件語言。否則便要使用一個較為廣泛的條目,這樣必定會得到一個答案,而其中大部分文件卻是我們沒有興趣知道的。例如問題的匯編是:“我們擁有哪些澳門或中國關於著作權的文獻?”使用的文件語言應為:“著作權及澳門或中國。”較複雜的問題會牽涉到一種較深入的索引典分析。例如,如果想知道所有關於澳門和歐洲共市的貿易資料,然後又想知道澳門與歐盟的貿易資料,就必須使用貿易方面的各種條目(貿易協約、貿易交換、國際貿易),並將問題分成各種不同的文件語言。在研究中的文件系統內,祇是使用一種文件語言,即使有祇用於書籍及文章的目錄編排以及其他用於法規(LEGI SMAC)的目錄編排。很多時,使用者都想得到一些已刊登的文獻和與他們感興趣的事項相關的現有澳門法例。為此,我們認為有需要一次性將問題轉換為獨一種文件語言41 。使用同一代碼或可併存的各種代碼,在GDOC/SAF P及LEGIS MAC中進行檢索,這樣可避免出錯,從而更節省人力。在找到有關刊物的資料後,大多數情況下使用者需要將一次文獻複製。2.7.4 文件的複製上一點的開始,主要是關於書目檢索和資料搜尋,我們談及了有需要向使用者提供他們所需的一次文獻,而這些文件有時是難以取得的。關於這方面,需提及隨著科技的發展,使用者的要求越來越高,有時他們會不明白上述的困難。因此,資訊部門認為有需要購置複印、電腦及電信息等器材,配備必需的工具,以便能在短時間內取得仍未有的一次文獻或其複製品。有相當一部分使用者在閱覽室內逗留頗長時間,他們分析紙上、微型菲林、光碟內等的一次文獻,祇在極之需要時才會索取複印本。然而,愈來愈多的使用者在其工作地點的網絡終端機上檢索,或者甚至通過電話提出請求,希望資訊部門能盡快或優先給他們寄上所要求的文件,這些文件的複製品在使用後可以收藏或棄置,而無須歸還 。現時,已可在電腦網絡上找到一些資料庫,其中包括屬於非常專門範疇的一次文獻,或者是其他範疇文件的可靠複製品,又或者是那些最普遍的經分析和經技術研究的文件修改後在資料庫中再次出現。建立此類資料庫,雖然是一項超越了資訊部門專責職能的工作,但往往有賴這些部門的合作。41 .祇適用於澳門的法例,因為如果使用者想取得葡國、香港或中國的法例,必須使用葡國法例的其他資料庫,或香港的法例參閱索引以及中國法例匯編的文件語言。1230
  • 實難想像,我們怎可能返回沒有電腦工具的時代去工作?同樣,沒有文件複製服務我們又怎能滿足使用者呢?綜上所述,且為本文一直所強調的是,說明除了刊物及資料庫之外,資訊部門必須購置複製文件的電腦設備及其他設備,而且,儘管可以不需資訊部門來購置這些設備,但亦應該和他們合作,以確保設備的特點能配合需要。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設有一項複製文件的服務,為所有使用者提供服務。關於這點,我們要提醒本文的所有讀者,就是應遵循保護著作權的有關法規和國際規則。三 、最後構思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是那些相信現時所討論的計劃具有可行性和實用性的人士的工作成果,在這計劃中,他們全力投入工作,目的是希望與大家分享文件功能和資訊功能的基本原理。圖三簡要地描繪出行政暨公職司的文件系統 。圖三 :行政暨公職司的文件系統1231
  • 至於將來,還有很多事情有待我們去做,其中最重要的計劃有:建立LEG I SMAC中文版,修改GDOC,使其具有更大的潛質和功能,並且在開創、向使用者提供更完善服務和出版刊物方面,更有效地發揮資訊技術。為了概括介紹現時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使用情況,在此我們可以指出,今年的頭六個月內,已接受了930宗查閱,其中626宗屬法律性質。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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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件一1234
  • 附件二1235
  • 1236
  • 衛生1237
  • 1238
  • 《行政》第十卷,總第三十八期,1997 No.4,1239-1250 牙齒齲蝕: 在澳門小學人口中的盛行率* 羅安琪 * * 陳逸詩 * * Isabel Flores ** 高樂民 * * 一、引言 目睹澳門的表徵,會使我們聯想到,今時今日的這細小的“世界一隅”,其 生命是古老悠久豐富多彩的文化與驚人的西方式的“發展”速度奇妙地緊密相結 合的產物。測定一個社會的發展進程,不得不分析各種具有代表性的指數,而這 些指數不單標示着健康或疾病的單方面的問題,同樣亦是民生水平的寫照。參照 嬰兒死亡率與國家或地區整體發展水平之間的關係的國際標準,我們更要突顯過 去多年來在澳門測得的這項比率,由於該數值之低,我們可自豪地將之視為“卓 越的數值”。為了補充並鞏固我們的推論,因此必須探求同樣可如實反映出本地 區社會和經濟實況的其他指數,而在最可信賴的指數中,我們願意選擇測錄公共 用水的素質及居民口腔衛生水平的數值,之所以作出如此選擇,是由於該兩項數 值取得容易且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的幾位作者提出要評估澳門少年兒童牙齒齲蝕的程度,目的是希望為本地 區提供多一項資料,以便能有效地評估實際情況。 二、目的 測錄澳門少年兒童齲齒盛行率的指數是本研究的最終目的,為此,主要在研究 對象中,計算出兒童乳齒及恆齒齲蝕的百分比,亦即是乳齒及恆齒的齲失補牙指數 (每個兒童在上述牙列中齲蝕、齲失及/或填補過的牙齒的平均數)。 * 文章完成於 1997 年 6 月,此項調查得下列人士及機構協助:澳門衛生司司長和各副司長、基本 衛生護理協調室主任、教育暨青年司、附表一所提及的各校校長、Maria do Carmo Ho、Alice Ritchie、Idalina Assunçaõ 和林松醫生等。 * * 羅安琪——巴西聖保羅 MOGI DAS CRUZES 大學牙科學院牙科學士 * * 陳逸詩——菲律賓馬尼拉菲律賓大學牙科學院牙科學士 * * Isabel Flores——葡萄牙里斯本牙科學院牙科學士 * * 高樂民——葡萄牙里斯本新里斯本大學醫科學院醫學士及流行病學碩士 1239
  • 與此同時,對1 2歲的對象進行了“患者衛生表現指數”的測錄,作為補充評 估 。三、研究範圍及種類為了能反映出澳門整個地區小學人口的口腔衛生及牙齒健康水平,作者在收集資料的當日進行了一次屬於“此時此地”的橫向描述研究。四、研究對象及抽檢實例在牙齒生長的“關鍵”年齡為少年兒童進行口腔衛生狀況的鑑定,可以為比較研究及/或預防措施的評估提供十分可靠的資料。因此,本次研究的對象均為本地區6歲、9歲及1 2歲的少年兒童,他們為診斷乳齒、混合牙列及恆齒的健康狀況提供了所需的資料。與此同時,亦對1 2歲兒童進行了“患者衛生表現指數”的測錄。該項測錄,可以間接但十分客觀地評估該年齡組別的兒童過往的口腔衛生習慣。由於研究對象為數眾多(約2萬名少年兒童),為使本項工作得以實行,於是按上述組別各選出一組具有代表性的對象來作隨機抽樣調查。初級受檢單元的甄選,是以逐步選擇的方法,來選出27間不同學校的50個班級進行牙齒檢查,然後再對這些班別的人口進行“單純隨機抽樣”,其大小之計算是基於以往曾在澳門進行之調查1 所得的該種疾病的盛行率來估計的;亦考慮到與確切數字相比其最高誤差為±1 0%,而可信區間為95%。為了確保本次研究的準確 以及將或有的“抽樣誤差”降至最低,因此將所得之樣本數值乘以二,得出51 6人的基數(受檢單元),編排如表1 。表 1 ——研究對象及抽樣的數量1. 一九八八年香港大學牙科學院牙週病及公共健康系“澳門兒童牙齒及口腔健康”。澳門牙科醫學會“一九九四年澳門中小學口腔流行病學抽樣調查”(陳逸詩醫生報告)。1240
  • 五 、器械及方式口腔檢查所需的器械包括口鏡、曲形檢查探針、鑷子、消毒劑、紗布及盛載容器。為了保護檢查人員,使用了用完即棄的手套和口罩。至於“非即棄”的器械會送往內港衛生中心的高壓滅菌器消毒,然後再分別用混合袋獨立包裝運送。為了測定“患者衛生表現指數”,使用了藻紅作為菌斑顯示劑 。由兩個固定的調查小組負責進行檢查(一名專業牙科檢查人員,一名記錄員及一名負責與教師和學生溝通的雙語人員)。在開始收集資料之前,進行了調查者自身及之間標準一致性檢驗,以確保檢查和記錄的素質,並作出了必要的調整 。每次檢查均按檢查員和記錄員事先協定的一套有系統的方式進行,採用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診斷標準,對健康、齲蝕以及由於齲蝕而失掉或填補的牙齒及/或牙齒表面進行評估。為了測錄“患者衛生表現指數”,在預先選定的1.1,3.1,1.6,2.6,3.6及4.62牙齒的五個面檢查是否出現牙菌斑 。檢查人員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利用了人造光探照燈 ,按計劃地在選定的學校內進行了檢查 。用一份專用表格(附表2)來記錄資料,並用預先設定的代號填寫,隨後,為了使資料電腦化,在DBASE 3PL 設立了一個資料庫,由本研究的負責人審慎地將資料輸入,以避免在資料輸入時可能出現的錯漏。隨後,在計算結果之前,將記錄的資料進行“清理”及“使之生效”。數據處理包括一套基本運算,主要是對資料來源所涉及的參數進行總和及計算,以及對某些參數的互相參照 。六、總結為了淺顯易懂,將按研究對象的年齡組別,來列出每組牙列的健康或疾病狀況的調查結果,與此同時,亦會列出接受護理及治療後的結果。6.1. 6 歲組別(一九九○年出生的兒童)6.1.1.乳齒在該年齡組別1 1 4名接受檢查的兒童中,祇有23人(20%)仍完整無缺地保留着乳齒結構,亦即是5名兒童當中有4名的乳齒已發生齲蝕 。2. 1.1 ——右上中切齒,唇面3.1 — — 左下中切齒,唇面1.6—— 右上第一恆磨牙,唇面2.6—— 左上第一恆磨牙,唇面3.6—— 左下第一恆磨牙,舌面4.6 —— 右下第一恆磨牙,舌面1241
  • 平均每名兒童有1 7.8隻乳齒,全數應為20隻。在所檢查的2,029隻牙齒中,有640隻是不完整的,即佔現存全部乳齒的 31 .5%。所錄得的乳齒齲失補牙指數,即每名兒童齲蝕、因齲蝕而失掉及填補過的乳齒平均數為5.5隻(表2),標準偏差為4.56隻。6.1.2.恆齒該年齡組別1 1 4名接受檢查的兒童中,有86名已長出恆齒,其中1 5名的恆齒已發生齲蝕。平均每名兒童祇有3.4隻恆齒,而在所檢查的382隻恆齒當中,有26隻是不完整的(表2)。表 2 ——6 歲兒童的齲蝕牙齒數及其平均數6.2. 9歲組別(一九八七年出生的兒童)6.2.1.乳齒在該年齡組別21 1名接受檢查的兒童中,有1 78名(84.4%)的乳齒已發生齲蝕 。平均每名兒童祇有8.7隻乳齒,全數應為20隻,在所檢查的1,842隻乳齒中,有875隻是不完整的,即佔現存全部乳齒的 47.5%。所錄得的乳齒齲失補牙指數為4.0(表3)6.2.2.恆齒在該年齡組別21 1 名接受檢查的兒童中,超過一半,確切人數為1 1 1名,已發生恆齒齲蝕 。1242
  • 平均每名兒童已有1 4.6隻恆齒,在所檢查的3,079隻恆齒中,有283隻是不完整的。所錄得的恆齒齲失補牙指數,即每名兒童平均已齲蝕、因齲蝕而失去及填補過的恆齒為 1.3隻(表 3) 。表3—— 9歲兒童的齲蝕牙齒數及其平均數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檢查的844隻第一恆磨牙中,有68 隻(8%)曾接受牙溝封閉 。6.3. 1 2歲組別(一九八四年出生的少年)6.3.1.乳齒在該年齡組別1 91 名接受檢查的少年中,祇有38名仍有乳齒,即平均每名兒童祇有0.6隻乳齒。所錄得的乳齒齲失補牙指數為0.3。6.3.2.恆齒在該年齡組別1 91 名接受檢查的少年當中,有1 37名(7 1.7%)的恆齒已發生齲蝕。平均每人有26.4隻恆齒,而在所檢查的5,039隻的恆齒中,有507隻是不完整的,佔所有恆齒的1 0.1 % 。所錄得的恆齒齲失補牙指數為2.7(表4),標準偏差是2.6 。1243
  • 6.3.3.第一恆磨牙的“比重”如表4所示,在該年齡組別中,出現問題的牙齒超過半數(56.8%)是第一恆磨牙。表4 —— 12歲少年恆齒檢查狀況及第一恆磨牙所佔的比重6.3.4.“患者衛生表現指數”在所檢查的5,700個牙面中,發現祇有2,508個表面沒有細菌,佔總數的44%。因此,1 2歲少年的“患者衛生表現指數”為0.56,男孩方面,接受檢查的牙齒中發現有55.9%表面有菌斑,數值和女孩(56.1%)差不多。6.4.治療方面在263名恆齒已發生齲蝕的人中,祇有82名(31.2%)顯示出曾接受過治療,而在這些人當中,每3人中又有1人(31名)曾接受過治療的牙齒再次發生原發齲或繼發齲。因此,在總數799隻已患齲的恆齒中,有1 79隻曾接受過填補(224%),而這些已填補過的牙齒中,有29隻顯示出有原發齲,20隻有繼發齲,即在已填補過的恆齒中,有27.4%再次齲蝕。最後要提及的是,曾填補的恆齒80%為第一恆磨牙。七、討論檢測6歲兒童的牙齒齲蝕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不但可以藉此對整體乳齒的衛生狀況作出分析(這是最後一次機會,因為在這個年齡,乳齒開始被相繼長出的恆齒所取代),同時亦可清楚了解他們過去的生活習慣,從而指導兒童如何保1244
  • 持口腔衛生,或者向他們解釋疾病的發生和發展的過程。顯而易見,對這個年齡的兒童來說,唯一能監管其生活習慣者只有成年人。不可忽視的是,對於直至6歲大的兒童,父母或幼稚園教育人員决定了他們的飲食控制,氟素施用以及牙齒衛生的水平,因此,必須向他們灌輸正確的醫學知識,以使他們擔負起應盡的職責,此舉有賴於適當的醫學訊息以及由基本衛生護理專業人士來進行宣傳。在澳門的這個年齡組別中,無論是齲齒的程度抑或擴散的數值都是很高的。1 2歲這個年齡,恆齒齲蝕程度尤其可反映出兒童在最近六年的習慣,雖然6歲至1 2歲之間,少年兒童的自主性逐漸增強,但父母及老師在兒童的生活態度以及使他們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方面仍擔當着一個決定性的角色。此時,預防及宣傳的責任便應由學校的衛生隊伍來分擔。對照國際的評估標準,可以看出該年齡組別的牙齒齲蝕程度是中等級的,並擁有一個高的分佈數值,齲蝕程度低於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公元2000年的目標(1 2歲的人,最多只有3隻齲蝕、因齲蝕而失去或填補過的恆齒)。根據圖表1 及2所示,在兩組牙列中,男孩患病率最高是在6歲的時候,而女孩最明顯是在9至1 2歲期間(分別是 X20.95(1gl)=6.9及 X20. 95(1gl)=3.6 ,否定了受出牙先後影響的假設)。圖表1——牙齒齲蝕(乳齒)按性別劃分不健康牙齒的比例圖表2 ——牙齒齲蝕(恆齒)按性別劃分不健康牙齒的比例通過今次研究,確認了恆磨牙是很容易被齲蝕的,它對檢查到的疾病水平有很大的影響(見圖表3)。這種特性是由於恆磨牙的咀嚼面有很明顯的窩溝,同時亦因少年兒童未能很好地清潔牙齒而令其惡化(見表5),亦可能與他們並未掌握正1245
  • 確的刷牙方法,和不使用牙線有關。因此,除了要加強教育外,亦希望採用牙溝封閉來加強對兒童牙齒的保護 。圖表3 —— 恆磨牙在恆齒齲失補牙指數中所佔的“比重”狀況在醫療護理方面,希望可以提高回應在學人口需要的能力。從在學人口所得到的醫療護理的結果中,顯示出一定程度的無效(27%填補過的牙齒同樣再次齲蝕)和不足(由於對醫療的需求量高),該等情況祇有在推行居民口腔衛生基層預防計劃的情況下方能得以改善。表5 —— 受檢牙齒中表面有菌斑覆蓋的牙面數量左下中切牙,唇面(3.1) 327右上中切牙,唇面(1.1) 451右上第一恆磨牙,唇面(1.6) 535左下第一恆磨牙,舌面(3.6) 624右下第一恆磨牙,舌面(4.6) 626左上第一恆磨牙,唇面(2.6) 6291246
  • 八、建議深入了解上述情況可防止齲病的發生,以便訂定一系列工作,從生命初始的幾年就開始實施(很多作者指出出生後的首1 6年為決定性的),這是十分有效的措施,並可為所涵蓋的人口組別提供良好的口腔衛生護理。這套措施主要計有:——採用致齲力低的食譜,嚴格控制糖的食用,並增加使用糖的代用品;——養成口腔衛生習慣,學習刷牙方法,再遲一步更使用牙線;——採取措施,加強牙齒抗酸性(這是由於食物中的糖被細菌分解成為致齲的酸素)侵襲的能力,亦即是在生命的頭六年系統地施用氟化物以及在可行的情況下局部涂氟,並對恆磨牙採用牙溝封閉的方法。—— 在加以預防後還不可避免地發生齲病的情況下,便要及早治療。於是,我們現在可以肯定,保持良好的口腔衛生,不單要懂得“做些甚麼”秘訣是,假如懂得的話,還要知道“怎樣去做”。這次研究的結果表明,有需要對澳門整體的抗齲策略進行深入的檢討,顯然要保留良好之處,更改不當之處,並必須開始着手進行一些必要、可行及適當的工作 。1247
  • 參 考 資 料 1.Azul AM. Selantes de fissuras, 5 anos de utilização. Rev Port de Est e Cir Maxilofac 1990; 31(1): 27-33. 2.Calado R. Uso de selantes de fissuras na protecção específica de molares permanentes, um estudo sobre a sua retenção. Rev Port de Clin Geral 1992; 5: 134-6. 3.Calado R. Programa de Cuidados de Saúde Oral do Cartaxo, avaliação do seu impacto. Acta Médica Portuguesa 1993; 6: 115-22. 4.Calado R. O Programa de Cuidados de Saúde Oral de Castelo Branco, a procura de novas estratégias para vencer um velho problema. 1996-7; n.os 41 e 42; 5. Department of Health, Hong Kong. Public Health report n."2, Oral Health 1995. 6.Department of Periodontology and Public Health, Faculty of Dentist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ntistry and the oral health of children in Macau. 1988. 7.Direcção Geral da Saúde, Divisão de Saúde Escolar. Saúde oral das crianças emidade escolar, Abril 1996, Lisboa. 8.Macau Dental Association. Macau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ral epidemiology sampling survey. 1994. 9.Federation Dentaire Internationale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goals for oral health in the year 2000. Int Dent J 1982; 32: 74-7. 1 0 . K n a p p R G , M i l l e r M C . C l i n i c a l e p i d e m i o l o g y a n d b i o s t a t i s t i c s . W i l l i a m s & Wilkins 1992, Baltimore. 11.Lwanga SK & Lemeshow. Determination de la taille d'un échantillon dans lesetudes sanométriques, manuel pratique. WHO 1991; Geneve. 12.Pinto VG. Saúde bucal, odontologia social e preventiva. Livraria editora Santos 1989. 13.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oral health. Report of WHO expert committee 1989; Geneve. 14.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ral health survey, basic methods. WHO 1987; Geneve. 15.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cent advances in oral health. Technical report series 826, WHO 1992; Geneve. 16.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oral health programme 1994; Geneve. 1248
  • 附表一澳門少年兒童中齲齒盛行率的研究一九九七年接受調查的學校利瑪竇中學粵華中學聖善小學鮑思高學校海星學校勞工子弟學校婦聨學校福建學校下環浸會學校濠江(幼稚園)慈幼中學教業學校鏡湖平民學校巴波沙中葡小學筷子基中葡小學氹仔中葡小學嘉諾撒小學沙梨頭坊眾小學培貞學校培正中學聖若瑟(第二 、三及五校)聖羅撒學校(英文部)東南學校穎川小學1249
  • 附表二上頜下頜標示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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