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參考點I ”和“機場”的年平均含鹽量就與“竹灣”和“黑沙”一帶差不多,這顯示了在那裡受河水的影響已減少,而海水的影響就較為顯著。如果以同一監測點的各年平均值作比較,可以發現它們每年都有少許變化,這可能和降雨量有密切的關係。如圖4的海圖深度所示,澳門一帶的水域都較淺,海圖深度範圍都在0.5至19米之間,而強勁季風更使水流上下翻動,所以水流出現分層現象的可能性不大,而根據化驗所在1 992年做的分層取樣研究所得的結果(L abo ratór io de SaúdePúb l i ca,1 993),以含鹽量和水溫而言,只有部分監測點出現輕微的分層現象。圖4:澳門水域海圖深度(IH,1991)pH值由過去四年的結果顯示,同一監測點的pH年平均值每年相差不遠(圖5) 。一般來說,環繞澳門半島的pH值較低,而離島的pH值較高。如果以8.4至8.7作為海水典型的pH值的話(EPD,1 990),那麼離島區較高之pH值又再次說明那裡的水質比澳門半島受海水的影響更大 。1161
水溫範圍(1993-1996)圖6取樣點3.2 透光性珠江是南中國最大的河流,含泥沙量每年约為八千六百萬噸(El l i s,1992),因此,澳門水域一帶都顯得較為混濁,有礙光線的透入。關於這方面的特性,我們用兩個項目來檢測:濁度及總懸浮粒子。濁 度水的濁度,是由黏土、淤泥、細小的有機或無機微粒、藻類及其他懸浮微生物所致(Greenber g et al.,1 985) 。而在澳門河口水的濁度,是與上游河水的排放有直接關係。在1 993年至1 994年,河水的排放量較多,年平均含鹽度低,所錄得的濁度便高(圖7)。反之,在1 995年和1 996年,河水的排放量相對減少(由較高的鹽度評估所得),水的混濁程度便相對減輕。濁度年平均值圖 7 取樣點1163
參考資料 Ao, M.L., (1997) Fax Information. Gabinete da Central de Incineração e da Estação de Tratamento de Águas Residuais, Macau. Dafoe, T., (1991) Mission Report for Macau Estuarin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 Pacific. Ellis, J.B., (1992) Basic Data Information on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Guangdong Province. Urban Pollution Research Centre, Middlesex Polytechn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1990) Marine Water Quality in Hong Ko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Hong Kong. Gray, J.S., (1992) Eutrophication in the sea. In Marine Eutrophication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25th European Marine Biology Symposium, Olsen & Olsen, Denmark. Greenberg, A.E., Trussell, R.R., Clesceri, L.S., (1985) Standard Method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ater and Wastewater.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o Hidrográfico, (1991) Carta de Macau, Taipa e Coloane. Instituto Hidrográfico, Lisboa. Laboratório de Saúde Pública, (1993) Report on the Estuarine Water Monitoring Program (1992). Laboratório de Saúde Pública, Macau. Laboratório Municipal, (1997) Relatório SAAM/96. Laboratório Municipal, Macau.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de Macau, (1996) Inquérito Industrial.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de Macau, Macau. 1174
當時,澳門已是一個文明的交匯點,亦是中國向歐洲開放的首要門戶。澳門作 為要求探察中國大陸的一個據點,許多外國人受到了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的款待,這 點不應被忽視3,相反,應被視為澳門史料的輔助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一些主要的與中國文化有關的作品逐漸面世,其外文譯本更是價值 非 凡 。 例 如 : 詳 述 中 國 情 事 的 加 斯 帕 爾 ·克 魯 斯 ( Gaspar da Cruz) 的 著 作 (1569);孟三德(Duarte de Sande)的《中華帝國優秀著作》(1590);曾德昭 ( Á lvaro Semedo)的《 大 中 華 帝 國 誌 》( 1637);安 東 尼 奧 ·戈 維 亞( Ántónio de Gouvea)的《亞洲末端》(1664);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的《新大中華 帝國誌》(1688)。其他許多作品 4因沒有現代版,使有興趣者無法閱讀。而《中 國皇后和皇子及其他宮廷人員信仰之轉變》,從社會學觀點來看,是其中一部引人 入勝的作品。這些人於 1648 年接受洗禮5。該著作的作者可能是耶穌會神父馬蒂亞 斯·馬亞(Matias de Maia)。上述作品與其他作品一樣,是一個真正的寶藏,用以 探索在 16 及 17 世紀葡萄牙人印象中的中華帝國的教育。然而,尤其在澳門,文化 及教育確定了社會的層面。顯而易見,各自恪守自己的道德教條,使自己的觀點更 有價值,因而導致互不相通,更導致文化、教育無法交流。例如,1782 年牧函6所 載:“通知該城市所有天主教徒以及將抵達該城市的天主教徒,本教區神父唐·若 昂·卡扎利(D.João de Cazal),於 1729 年 5 月 12 日以及唐·歐熱尼奧·特里蓋 羅(D.Fr.Eugénio Trigueiros)於 1758 年 10 月 8 日及 1740 年 4 月 25 日發出禁令, 嚴禁參與非天主教中國人的祭祀及供奉神靈的聚會、活動和戲劇演出,否則處以重 罰。禁止參與中國人在被提供的居所中進行的迷信活動以及禁止與中國婦女一起居 住;亦禁止中國人進入葡萄牙婦女的居所以及葡萄牙婦女進入中國人的居所;在店 舖內,中國人無視上述牧函的規定而作出違犯的行為,將會引起極大的公憤,這是 一種犯罪,屬於冒犯神靈。因此,要求一些犯錯的天主教徒遵守並履行牧函中所訂 的職責,他們的行為亦受到監管。凡五十歲以下的天主教婦女禁止進入中國商店, 3. 參閱巨著《中國之旅》(Le Voyage en Chine)(第 1509 頁),由 Ninette Boothroyd 和 Muriel Détrie 合著,Robert Laffont,巴黎,1992 年。那波利人 Giovanni Gemelli-Careri 描述 1695 年他逗留 澳門時所觀看的一個表演:“Je fus voir le mardi une comédie chinoise.Un nombre de voisins joints ensemble la faisaient représenter à leurs frais, au millieu d'une petite place. Le theatre était assez grand, et contenait trente personnes, tant hommes que femmes. Je ne pus pas les entendre, parce qu'ils parlaient en langue mandarine, ou de la Cour; cependant, je jugeai para leurs gestes, leurs tours et leur action, qu'ils étaient habiles. La piece était mêlée de chants, avec un accompagnement de plusieurs instruments de cuivre et de bois. Les habits étaient propres et enrichis de beaucoup de dorures; les acteurs en changeaient souvent. La comédie dura dix heures, et finit avec les chandellles; parce que quand un acte est fini, les acteurs se mettentàmanger,et fort souvent les spectateurs en font autant”,第 325 頁。Charles Boxer 把這個活靈活現的見證跟 Peter Mundy 的見證作出比較,特別在理解能力方面。 4. 歷史學家 José Maria Braga 把這些(特別是出自澳門教區教士手筆的)書目刊登在澳門教區教 士的多期刊物中。 5.這份極罕有的作品為 Professor Charles Boxer 所擁有,並於 1938 年在第 410 期的澳門教區刊物 中發表。 6.1782 年 5 月 18 日的牧函《禁止觀看中國人在寺廟演出的戲劇或趣劇》。 1179
如欲購物,只得站在門外,不得與店員閑談,或者不得單獨外出購物並應小心自己的言行。否則總行政官(Meirinho gera l)將對其判處監禁及科罰一兩半白銀。禁止天主教徒居住在鄰居中少於三個天主教徒的中國住宅,同樣,也禁止中國異教徒生活於該等居所。此外,禁止任何十二歲以上的天主教婦女以獲得許可以及其他任何藉口進入中國店舖之門。在上述判罪和最高判決為開除出教會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天主教徒參與中國人參拜神靈的聚會、活動或戲劇演出。受上述處罰的人將被公之於眾並須在三天內受三次聖教法申戒。受處罰的奴隸將被監禁,直至其主人繳納一兩半白銀罰款才能得以釋放。總行政官必須謹慎監察及檢控違犯者。堂區神父通知並匡正其堂區中一些沒有遵守第二條及第四條的人士,並使其承擔責任,否則,便以載有違犯者及證人姓名的密封信函通知違犯者刑罰生效,並令其良心受責。為了使所有人知悉此消息,該信函將以掛號信形式發出,並公開張貼於該教區內慣常用於張貼的地方。”7.《現代書寫法》,市政廳檔案 ,1795年7 月3日 Termo。8.《現代書寫法》 ,市政廳檔案, 1809年 3 月 1 日信件。革新漢學,必須靜待在澳門姍姍來遲的自由主義。具有行政及政治責任的澳門市政廳,於 1795年 7月 3 日與羅德里戈·馬德雷·德烏(Rodrigo da Madre de Deus)神父簽署了一份合約。神父承諾“將澳門所有需要譯成中文的葡文書信翻譯為中文,領導華務公證署(Cartório Sínico)負責培訓一位或多位人士(葡萄牙人或其後裔),以便在有困難時或發生撤回歐洲的情況時,他們能夠服務澳門。應澳門工作之所需,亦會親自參與會議,每月薪金為澳門幣三十元……” 7 。年復一年,羅德里戈·馬德雷·德烏(Rodr igo da Madre de Deus)神父對管治澳門的方式,尤其在關乎葡萄牙人的威望方面提出強烈異議,因此向市政廳代權官(Procu rado r doSenado)若澤·若阿金·巴羅斯(JoséJoaquim Barros)請辭:“鑑於向閣下申述的理由,本人難以履行職責,現向閣下提出請辭。屬於華務公證署的物品存放在繕錄員的辦公室中。該繕錄員的薪金已支付至月底。本人辦公室內的各類紙張及筆墨將留給繼任人。衷心希望繼任人較我勝任,更好地效忠閣下及澳門。我認為中國守軍將駐紮大炮台,澳門軍隊將會受到中國官員的欺侮及凌辱。我後悔莫及的是,當時沒有努力讓英國軍隊駐紮於澳門,如今方知服從優秀而令人尊敬的英國,與成為中國的附屬以作為閣下向其提供良好服務的補償的不同之處。澳門位於東方而從屬歐洲,現在中國官員卻欺侮及蔑視一直從屬歐洲的澳門人,成為歐洲人的統治者。天主將懲罰那些令澳門葡萄牙人遭受凌辱及挫折的人。然而,我不欲目睹該等可預見的恥辱,我將永別這塊傷心地。”8 他並向總督詳述此次不適時宜地離開澳門的原因:“由於中國人誤解我曾煽動英國軍隊進入中國,所以導致他們對我懷有無法化解的仇恨。每當面對中國人時,我便感到羞恥難當及尷尬不堪。前幾天,數以百計惡劣的中國人遇到我時,他們在澳門街頭用鐵凳擲向我。我將繼續擔驚受怕並會不斷受到侮辱,因我沒有向中國官員謝罪,而他們亦仍沒有收回要求澳門市政廳代權官將我交出的文件。我質疑澳門當局難以對抗中國的勢力來庇護我,儘管閣下具有較高的威望。另外,澳門為數眾多的法蘭西黨員(Part idistas Franceses)亦會對我不利。尊敬的閣下,鑑於上述所有原因,迫使我不得不逃離此地。在這種局勢下,處於澳門與中國官員的矛盾中,澳門人一定因我的離別而感到痛苦,他們並不希望我1180
講出事實的真相。因此,我希望閣下勿因我秘密離開澳門而不快(若真的如此)。 我認為國王如得悉我此舉的原因,亦會與閣下及市政廳抱取同樣的態度。我推測國 王陛下一定會考慮到,由於澳門沒有足夠力量保護她的臣民以抵抗這個野蠻國家的 凌辱,因而不會責備我的這種行為。謹附上一封中文信函以便回答中國官員因我的 離去而提出的問題。此外,無論身在何處,我都永遠忠於我的國家及其親密的盟 國。”9 羅德里戈·馬德雷·德烏(Rodrigo da Madre de Deus)神父在兩封信函中,明 顯表露出在華務公證署的職權中,漢學只是政治工具,而不是一個多種利益的文化 機構。政治事務引起的動盪影響着華務公證署,在中期內,難以進行任何包括學習 的文化計劃。 不幸的羅德里戈·馬德雷·德烏(Rodrigo da Madre de Deus)神父所付出的努 力,似乎促使里斯本王廷作出一定的回響,這是自過去約長達三十年的帝國時期以 來令人驚喜的情況。在所發表的具體談話中指出:“王后陛下透過海事及海外國務 辦事處發出命令,通知學院的院長、駐澳門中國修會的代理人若阿金·若澤·萊特 (Joaquim José Leite)神父,將有兩名初階神職人員若阿金·若澤·沙維斯(Joaquim José Chaves)及若澤·瑪麗亞·羅芒(José MariaRomão),由政府支付費用,乘 坐新旅行者號到來。他們會致力於研究及服務教會的工作,同時藉著他們對中文和 科學的認識,培訓現任的教師,使其能進入中華帝國傳教。威嚴的王后陛下希望並 建議保留及支持澳門修會,因可從中得益。在這個情況下,顯而易見,透過翻譯中 國書籍可獲取實用的知識並從中得益,因此陛下命令中文教師,尤其是若阿金·亞 豐素·貢薩爾維斯(Joaquim Afonso Gonalves)擔任上述翻譯工作,每年向上述國 務辦事處匯報工作進度,並將完成的譯稿寄回國,由政府印刷及支付費用。陛下希 望在聖約瑟學院建立一所收藏優質的中華帝國奇珍異品的博物館……。”10 綜上所述,從漢學及漢學研究在範圍、價值方面的重要性來看,這是一場真正 的哥白尼革命。這是將漢學從政治領域轉向文化領域的第一次具體而客觀的指引。 皇室意識到通過文化及文化關係的途徑,可以獲得寶貴經驗及實質利益,以便在政 治及外交協商中加以運用。 如此,兩天後,王后再提出一個新的囑咐。“王后陛下透過海事及海外國務辦 事處委托澳門總督設立一個圖書館,主要保存中文、日文或其他東方語文的書籍及 地圖,以便中國神父能在此工作。王后陛下向上指總督發出的訓令,副本已於本月 14 日送交修會的高層人員。訓令命令修改有關在葡國印製呈交國務辦事處的譯文的 條款,因為在澳門,翻譯員更方便參閱及修改譯文,上指總督將正式通知有關單 位。王后陛下命令設立一所博物館以收藏珍貴的東方物品,並請澳門居民競投。最 後,還建議興建一所以中醫藥用植物為主的小型植物公園……。”11 9.《現代書寫法》,市政廳檔案,1809 年 3 月 6 日寫給 Lucas d’Alvarenga 的信件。 10.海外事務委員會刊物(Boletim do Conselho Ultramarino):新法例第一冊(1834-1851)第 52 頁,里斯本國家印刷局(Imprensa Nacional,Lisboa),1867;引自 1838 年 7 月 14 日的皇室命 令(Ordem Régia)。 11.同樣引自 1838 年 7 月 16 日皇室命令(Ordem Régia)第 53 頁。 1181
地的特定情况,尋求填補中學的缺乏和填補一些科目公共課的缺乏,而它們的講授 是有需要確立的。”13 這個意願正合時宜。創辦教育可在再現現行社會模式的分權價值方面確保有關 傳播知識的方針的延續性。這種機制運用了吉爾萊·德盧澤(Gilles Deleuze)的寶 貴意念而得以良好運作,除非發生一些難以預料的例如內部衝突之類的非常情況。 在澳門,澳門主教唐·弗雷·弗蘭塞斯科·盧斯·沙西(D.Frei Francisco da Luz Chacim)與支持立憲制度的聖拉撒路會會士之間發生了政治思想衝突,而聖拉撒路 會會士若阿金·亞豐素·貢薩爾維斯(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神父不得不逃亡 到菲律賓馬尼拉。 《市民回響》報有這樣的報導:“當時有三位聖約瑟學院的教師被捕。及後,其中 一位在星加坡被委任為代理主教並在星加坡逝世,另外兩位返回學院。此外,亦有 一些新的葡萄牙神父抵達。學院雖然繼續運作,然而卻未能如以往般嚴格遵守規條。 隨著時間的流逝,又有兩位新的神父被委派到教會,而兩位原來的教師逝世,其餘 有一位當選澳門主教,一位任副主教及另一位任南京主教。最後,只剩下令人尊敬 的廉明的年邁的萊特(Leite)神父繼續在學院任教拉丁文,直至 1854 年去世。因 此,聖若瑟學院的教育便告終結。”14作者不能預料的內部發生的一連串爭執,徹底 摧毀了宗教教育所贏得的聲譽及威望。正如曼努埃爾·戈維亞(Manuel de Gouvea) 神父指出:“如果不能甘願面對將來的貧困,澳門教會的教育就得不到保障。在中 國沿岸地區,年青人在商業寫字樓工作條件優越,一個出納員或記錄員每月一般薪 水為十萬至二十萬雷阿爾(Reis);此外加上澳門沒有有組織的司鐸團,不考慮要達 到我們境地所需的學習時間,司鐸團還是可以吸引到一些人投身的,然而記錄員的 工作毋須長時間的供讀,多懂一些英文已被視為足以勝任了。”15 上述種種,又一次表明漢學研究在發展過程中,是所有外生情況的犧牲品。 那麼,有甚麼遺留下來呢?與市政廳同期的舊機關華務代理事務所(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華務代理事務所始創於 1583 年,其代權官在市政廳中亦佔 一席位。1847 年華務代理事務所隸屬政府,1852 年更明確了其中國事務方面的職 責,並在 1877 年新法律中得以加強,此外,還增設了特別法院。儘管有如此的發 展,但華務代理事務所卻於 1894 年被撤銷16。值得提及的是一些代權官,也就是首 批非教士漢學家。 13.海外事務委員會刊物(Boletim do Conselho Ultramarino):1856 年 9 月 18 日新法例第 782 及 784 頁。 14.文德泉蒙席(Monsenhor Manuel Teixeira)引自 1860 年 7 月 1 日《澳門教育》(A Educação em Macau)第 68 期第 213214 頁,澳門教育文化司(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Macau),1982 年。在該文中同樣引用了解釋評價方面所存在的疑問的其他重要文件。 15.1864 年 2 月 28 日致澳門主教唐·若澤·路易斯·費若(D.José Luís Feijó)的信函,並由文德 泉蒙席(Monsenhor Manuel Teixeira)刊於澳門教區教會刊物(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1970 年 2 月第 786 期第 116 頁。 16.這是有待研究的歷史,亦是澳門歷史中的一大脫節。 1183
1583 至 1593 佚名 1594 Matias Penela 1595 Cosme de Paiva 1596 Bastião Gonçalves 1597 Miguel Monteiro 1598 Nicolau Martins Barroso 1599 António Carvalho Moura 1600 Pedro Martins Grivo 1601 Gaspar Fernandes 1602 António Fernandes Mata 1603 António Fernandes Mata 1604 António Fernandes Mata 1605 Sebastião Rebelo 1606 Sebastião Rebelo 1607 Francisco Monteiro 1608 Francisco Monteiro …………………………………………………… 1640 António Ribeiro Raja 1641 Cristóvão Soares Coelho 1642 Marcos Rebelo de Almeida 1643 Pedro Alves Pastor 1644 Domingos Almeida 1645 Domingos Rodrigues …………………………………………………… 1740 José Alexandre de Aragão 1741 Elias Manuel Grosses 1742 Luiz Roiz Rebelo 1743 António Aires Tercino 1744 Manuel da Silva Martins 1184
1745 Simão Vicente da Rosa ……………………………………………………………… 1800 António Joaquim de Oliveira Matos ……………………………………………………………… 1820 Domingos Pio Marques 1821 José Joaquim Barros 1822 Félix Vicente Coimbra 1823 João de Deus de Castro 1824 José Baptista de Miranda e Lima ……………………………………………………………… 1831 Floriano António Rangel ……………………………………………………………… 1867 Antóni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 ……………………………………………………………… 1870 Lourenço Marques ……………………………………………………………… 1877 Pedro Nolasco da Silva e Leôncio Ferreira ……………………………………………………………… 1 884 A. Marques d'Oliveira 我們還可談及很多有關這批漢學家的事情,尤其是為數不少的留下了著作的漢學家。 1884年,撤銷了華務代理事務所,華務專理局 (Repartição Técnica do Expediente Sínico)開始出台,並附設有“研究中文書寫、廣東話及培訓中文傳譯員 的學校……。”可參閱有關法規第十二條。 擔任華務專理局領導工作的漢學家包括: 1885-1892 Pedro Nolasco da Silva 1892-1898 Eduardo Marques 1898-1911 Carlos Augusto Rocha d'AssumpÇão 1911-1920 José Vicente Jorge 1920-1928 Joaquim Fausto das Chagas 1928-1931 Pedro Nolasco da Silva Jr. 1931-1945 António Maria da Silva 1185
最傑出的是語法書籍及詞典(《廣東話-葡語詞彙》,1 941;《葡語-廣東話詞彙》1 942;《千字文研究》,1 944;《中文基本概念》,1 958),翻譯著作(《三字經》,1 944;《孝經》,1 944;《四書》,1 945;《澳門記略》,1 950),以及中國文化方面的著作(《澳門的中國傳說》,1 941;《中國的收養制度》,1 945,《中國故事》,1 950;《中國禮節》,1 952;《中國節日》,1953;《中國藝術》,1 954)。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使葡萄牙漢學研究從中國取之不盡的文化源泉中吸收知識,擴闊了世界觀。因此尋找到一條吸收“中國智慧” 19的捷徑 。前身為華務專理局的華務司,如今已被取消。漢學在行政與官僚方面的運用非常重要,它能確保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施政者與被施政者之間建立溝通渠道,以及在澳門、中國、葡萄牙之間擔負的所有政治、外交的協調工作。政治意向的變幻莫測,使官方學校教育大綱中有系統地學習中國語言及文化的計劃難以實現。在中葡教學中,注重中文並加上了葡文教學……。1 951年,透過第三八五二二號國令,澳門利宵中學開設了中文科目;然而,在之後數年中,該科目並未能取得成效。1 965年,天主教教会20 准許內部使用中文:“主教閣下着令通知各本堂神父,宗教團體的教堂、小堂的神父:1.根據一九五七年二月四日傳信部法令及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主教會議法令,在舉行所有聖事及聖禮時均可使用中文,惟請求寬恕的懺悔聖事除外 。2.使用台灣光啟出版社出版的雙語禮儀程式。”成立於輝煌的共和政體時期的殖民地學校,其首要任務就是準備及培訓為殖民地帝國務服的行政人員。1 946年該校重組並定名為殖民高等學校,之後易名為海外研究高等學院21 ,完全忽略了當時的中國語言和文化。因此,長期以來便形成一種反感 。……第七十二條 非洲及東方語言學院為一所研究及教育中心,其宗旨為:1.致力語言學研究,尤其是東方及非洲民族語言的使用 。2.學習阿拉伯語,憑藉這種工具來研究葡萄牙於北非的歷史,認識伊斯蘭國家以及葡萄牙對畿內亞、莫桑比克及印度的影響 。3.學習梵語,以掌握文化研究的工具。4.系統地學習果亞方言及文學。19.此語引自 Jacques G erne t 的《L’Intel l i gence de la C h ina∶L e Soc ia l et L e Mental,Gal l imard》 ,巴黎, 1994年 。20.《澳門教區教會報》, 1965年 7 月 1 7 日第32期。 1967年,澳門主教戴維理公佈一新訓令“關於彌撒及聖事中葡文及中文的使用” 。21.9 月30日第三五八八五號法令 。1187
5.學習安哥拉金本杜語、莫桑比克隆阿語、北莫桑比克稍伊利語、贊貝濟亞冼那方言、畿內亞弗拉語和帝汶狄多語或高盧利語。6.學習歐非混血兒的語言。7.開設語言學習的教育課程。8.以所研究的語言刊印文章。22華務專理局時期雖然已告一段落,但它對各方面仍貢獻良多,而更多是表現在文化領域。雖然在掌握中文方面仍未純熟,而對中國文化的精華,特別是對哲學和文學方面的研究亦遜於法文、英文及意大利文,他們在出版方面的靈活性的確勝於我們。卡米洛·庇山耶(Camilo Pessanha ,1 867-1 926)正是漢學家的典範。他關注中國的實況,透過詩歌和藝術使靈感升華。在翻譯方面,由約瑟·維森特·若熱(JoséVicente Jorge)整理了其作品《中國哀歌》,然而,庇山耶並沒有在意漢學研究對他的影響,這種“孤寂歲月中的蹉跎”23 可視為意志消沉的反映。1 91 5年的一個會議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具有偶然運氣和專業責任的葡國青年受到感召,而且注定會暫留在這個遙遠而細小的葡國屬地,這是一種帶有敬意的真正束縛。他們多年來在貧窮的生活中思索,致力於中國語言和文化各個方面的研究。在固定的工作時間以外,他們亦享有一片自由的天地。除了這項為祖國而研究的艱巨工作外,他們也從其本身所付出的既難以言喻又具滿足感的辛勞中獲益良多。”24 著名的《詩歌筆記》下落不明,由於前車可鑑,庇山耶的法律文本必須複制一個版本,尤其是那些由其所擬的有關協調中國人思維方式與大陸法原則的文本。 25與庇山耶同期的曼奴埃爾·席爾瓦·門德斯(Manuel da S i l va Mendes ,1 876-1 931),是漢學家中的另一名佼佼者,席爾瓦·門德斯是一位偉大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家,他淵博的美學和哲學知識塑造了他的道家哲學觀。他出版了《老子及道德經之學說》(1908)以及《道家哲學概要》(1930),這兩部作品被視為先驅之作26 。此外,耶穌會神父潘日明(Benjamim V ideira P ires) 亦是一位傑出的漢學家,他的《殊途同歸》(1 980)是一部綜述澳門中葡文化交融的作品。22.1 961 年8月1 4日第四三八五八號法令。另一方面,必須認真觀察的是從本世紀的輝煌時期開始,葡屬印度的教育機構一直不遺餘力地致力於馬拉他語、古澤拉特語及梵文的教育,並且有相應的教學大綱予官方的中小學教育。23.《卡米洛·庇山耶之作品》,安東尼奧·夸德羅斯編輯及注釋,第二冊第1 58頁,歐美,s/d。24.《中國、研究與翻譯》第二版,第61 頁,Vega,1 993年。25.何思靈的開拓性研究《卡米洛 ·庇山耶,法學家與男人》,東方葡萄學會與澳門文化司署聯合出版,1 993年。26.其他的作品著重於問題的探討,《曼奴埃爾 ·席爾瓦·門德斯文集》,高美士編輯,4冊,1 949年。曼奴埃爾·席爾瓦·門德斯1 909年寫下了:“數年來東方研究只是以神怪奇談為題,至今才涉到東西方的親近關係,主要是整體文化範疇內的貿易和政治關係 。”這個時代終結之後,當時又有一位名人,就是被視為後無來者的葡萄牙漢學家耶穌會神父戈振東(Joaquim Guerra ,1 908-1993)脫穎而出。戈振東神父構想出了1188
至此,大致綜述了我們所譜寫的歷史和其過程,並且展望日後漢學研究的前 景。漢學研究的範疇既專業又特殊31,這些研究在今後的葡萄牙教育史全貌中是不 容忽視的。 31.以下的報刊雜誌中有一些極富趣味性的評論文章,當中某些文章對於較好地理解澳門某些教育 現象的特點,特別是漢學研究,的確具有研究價值。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Gazeta de Macau (1824-1826); Crónica de Macau (1834-1836); O Macaísta Imparcial (1836-1838); O Comercial (1838-1841); O Português na China (1839-1843); A Aurora Macaense (1843-1844); O Procurador dos Macaístas (1844-1845); O Independente (1868-1898); O Noticiário Macaense (1869-1970); O Macaense (1822-1892); O Correio Macaense (1883-1888); A Voz do Crente (1882-1892); O Correio (1890); A Liberdade (1890-1891); Eco Macaense (1893-1897); Jornal Único (1898); A Verdade (1908-1929); Vida Nova (1909-1910); O Progresso (1914-1918); Oriente Português (1915); A Colónia(1918-1919); A Juventude (1919); O Liberal (1919-1924); O Macaense (1919- 1921); O Patriota (1919); O Eco do Povo (1919-1924); A Academia (1920-1921); A Opinião (1921- 1922); Nun’ Álvares (1921-1928); O Combate (1923-1924); A Pátria (1923-1929); Diário de Macau (1925); A Verdade (1927-1929); Dom Bosco (1929); Jornal de Macau (1929-1931); Eco Macaense (1931); A Voz de Macau (1931-1947); O Tio Tareco (1936-1939); Jornal de Notícias (1945); Renascimento (1945- 1947); Notícias de Macau (1947-1974). 在澳門以外發行的葡文報章:Voz e Liberdade,em Cantão(1852-);O Eco do Povo em Hongkong (1859);O Progresso,em Xangai(1888);O Porvir,em Hongkong(1897);O Português,em Hongkong (1913);O Petardo,em Hongkong(1928);a Comunidade,em Hongkong(1935). 目前還在出版的報章有:O Clarim(1948);Jornal de Macau(1982);Tribuna de Macau(1982);Macau Hoje(1990);Ponto Final(1991). 無可否認新聞來源對於澳門的教育歷史是具重要性的,在此作出類似安東尼奧·諾沃亞教授在 葡萄牙所作的一項工作(《教育及教學報刊:分析報告——十九及二十世紀》,教育改革研究 所,1993 年)。若有方漢書的《澳門華僑教育》(澳門中國人教育)一文的葡文譯本會較為方 便,此文輯錄在澳門 1994 年的澳門歷史文化第一屆國際研討會演講錄——Lei Te Chao《在台 灣出版或收藏的澳門歷史文獻》,澳門,第 49 頁。 1191
參考書目 雍正皇帝《聖諭廣訓》,佩德羅·諾拉斯科·席爾瓦翻譯,安東尼奧·阿雷斯塔作序,第二版 複制本,澳門基金會,1995 年。 多明戈斯·毛里西奧《澳門:遠東首間西方大學》,第二版,澳門基金會,1994 年。 保羅·亞·魯勒《孔子或孔夫子?耶穌會士對儒家學說的理解》,阿蘭及烏維,悉尼,1986 年。 伊雷妮·皮阿《加布里埃爾·馬加良斯神父:一位十七世紀在中國的葡萄牙耶穌會士》,高秉 根基金會,巴黎,1979 年。 尼內特·布托魯阿及繆里耶·德泰里《中國旅程》,Robert Laffont,巴黎,1992 年。 文德泉《澳門教育》,澳門教育文化司,澳門,1982 年。 安東尼奧·阿雷斯塔《葡萄牙教育中的新儒家思想:澳門教育歷史中的伯多祿》,行政雜誌第 34 期,1996 年 12 月。 雅克·熱羅內《L’Intelligence de la China:le social et le mental》,加列馬,巴黎,1994 年。 《卡米洛·庇山耶作品》,安東尼奧·夸德羅斯,歐美,s/d。 卡米洛·庇山耶《中國研究及翻譯》,第二版,韋加,1993 年。 市政廳檔案室 海外事務委員會簡報:《最新法規》 《澳門教區教會報》 《法例目錄》(Recensão Legislativa,1621-1994 年),5 冊,GAL,1995-1996 年。 1192
《行政》第十卷,總第三十八期,1 997 No.4, 1 1 93- 1 196里斯本協約及在澳門的學歷認可羅世賢*在我們的地球、亦是葡萄牙在十五世紀末所開展的地方的這個不斷開放的空間所進行的知識、資訊、市場、政治和理性的全球一體化進程中,全面彼此認可和信任各國或各主權國的不同教育制度自然是不可缺少的。由於越來越迫切有需要在科學、技術、文化、經濟或友誼等不同領域中拉近各地文化共處的距離,亦可稱之為各種根源的團結,學生、教師、研究員從某一國到另一國或從某一個文化大洲到另一個文化大洲流動不應受到有礙於這種思想和人類行為自由和健康交流的束縛。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歐共體委員會公布了與學術和職業有關的學歷認可的第五九六號通告,其序文如下:“在一個並沒邊界的社會中,一位公民可以享有最高層次的權利是自由流動。居住權、在並非自己國土的另一會員國受僱或獨立經營業務的權利、以及學生和年青人自由流動,都是歐共體所取得之權利,並為每一位歐洲公民所享用。”序文更指出:“自由流動亦為歐洲在職業和培訓方面的運作建立一個根基,其主要工作便是與學業和專業有關的學歷認可。”我們以歐盟這份通告說明這個高等教育開放邊界運動,並不只是因為這個歐洲最西點的偏遠國家加入了歐盟的明顯情況,而且更是因為在歷史上,很多其他甚為廣闊的、且保留着歐洲教育模式(特別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地域與歐洲教育領域均有聯繫。所以,基於歷史因由和教育相關的原因,與這些教育地域交流是必需的。其實,一九一三年成立、聚合了設於英聯邦三十個國家的三百七十一所大學,及與英國(歐盟一成員國)高等教育體系有極緊密聯繫的英聯邦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 it ies) ,負責召集各大學及把一個歐洲高等教育模式推廣到世界每一角落。一九五八年,每五年一次的第八屆英聯邦大學全體會議在滿地可召開。多倫多大學前任校長亦為當時的加拿大外交部長提出有需要在英聯邦訂立一個長期開放的交換計劃。他在演詞中斷言當時正是發展英聯邦國家之間教育聯繫的時候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協調員1193
於是,一九五九年七月在牛津舉行有關英聯邦教育的第一次會議,制訂了今日 稱為 Common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的獎學金計劃,主要目的在使英聯邦 的高材生得在非其本國的英聯邦任何一國延續學業,及在返國後將其所學回饋社 會,進而加強英聯邦之間的相互了解。 一九六一年,於滿地可大學成立,和聚合了三十八個法語系國家的二百八十個 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的 Association des Universités Partiellement ou Entièrement de Langue Française(AUPELF),亦採取了與英聯邦大學協會相同的宗旨,和擁有一個 國際大學合作基金(Fundo Internacional de Cooperação Universitária-FICU),以 便透過多邊資助來推動 AUPELF 會員之間的合作。 匯集於葡語大學協會(Associação das Universidad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AULP)的葡語系國家的大學,是新成立葡語國家社群(Comunidade de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CPLP)中最顯著的開拓者,亦是一個宏大的語言祖國,其操 葡語的成員可互相激勵並可交流不同的知識,甚至形成了一個在教育和研究主要是 在葡萄牙語言和文化方面的龐大勞動市場,而澳門必然包括在內。 在這裏,相互全面認可在 CPLP 會員國所取得之學歷及學術水平是可能的及大 家渴望的。 正如本人在一篇文章(參看九五年十二月澳門政府雜誌—— 行政第三十期的 “在澳門高等課程的認可和行政本地化”)中指出,認可在澳門或外地非屬葡國官 方教育系統所取得學歷之想法必然在過渡期出現。 本人在該文中說明推動高等教育學歷認可的可能性,因而對自 1987 年聯合聲 明簽署後所進行的有關澳門公務員本地化進程特別有決定性的貢獻。 認可非澳門官方教育系統的高等教育學歷的進程已歷時八年,亦已取得人所共 知的成果。然而,在澳門與其他教育機構仍未就相互承認原則制度化之際,仍然有 需要繼續在澳門進行確認及證明這些學歷的工作。 提高本地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國際聲譽,可為學歷互認打開多個大門。 透過一月二十八日公佈的第十九/九五號法令,澳門和葡國相互關係的鞏固邁 出了一大步。眾所週知,該法令使澳門大學校長得以加入葡萄牙大學校長委員會, 同時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得以加入葡國理工高等學院協調委員會。 該法令還載明不管為發生任何效力,葡萄牙高等教育系統會認可澳門大學和理 工學院學術的水平和文憑,只要符合葡萄牙高等教育機構所開辦的同類課程同等水 平的科目結構和教學要求。 本地高等教育機構受到國際學術社會注目對於澳門的國際化是同樣重要的。在 策略上,我們可以不時更好地改善一些小節。例如: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一九九 六年發行的《高等教育世界指南》(World Guide to Higher Education)刊載了有關澳 門高等教育的資料郤只包含一九八二年的教育狀況。 澳門高等教育機構在本地區受人注目亦很重要,這樣不但能有系統地吸納有潛 質的學生(特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來澳就讀,而在鄰近地區(特別是在珠海)開 1194
化,以利傳教。劉羡冰校長在她的《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一書中詳細地介紹了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才的培養和他們的輝煌成就。澳門曾孕育了西方最早的漢學家,培養出傑出的語言人才,創作、撰寫和翻譯了大量的中西宗教和科技經典。他們肩負傳播文化的使命,刻苦學習語言文化,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成長,又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的貢獻。這些成就也說明當時語言教學是成功的。當然,跟今天相比,畢竟是時代不同了,那時挑選的學生都是“資質聰穎”,學習目標明確,刻苦鑽研的精英,與今天的普及義務教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番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鳩音”“性學難逢海外師,遠來重者儘童兒。何當日課分卯酉,靜聽搖鈴讀二時”,以及“燈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教筆可通;我寫蠅頭君寫爪,橫看直觀更難窮。”所描寫的坦誠開放的溝通胸懷和文化氣氛,仍是我們今天應該學習和借鑑的 。因此,我認為在設計語文課程時,無論是目標還是內容和方法應多考慮文化交流的承擔。“語言至少有兩套規則:一是結構規則,即語音、詞匯、語法等;二是使用規則,即決定使用語言是否得體諸因素。……語言的使用規則,實際上就是這種語言所屬文化的各種因素”, “赴葡就讀計劃”和赴京就讀,效果比較好,就是因為所接觸的語言載着豐富的文化內涵,反映現實生活,關係切身利益,而不是單是無關痛癢、枯燥無味的語法條文和詞匯。近年“赴葡就讀計劃”還包括了“與葡萄牙文化融合”這一門課程。近幾年本澳出版的兩、三套葡語課本,很着重中葡文化交流的內容。例如教育暨青年司1 995年出版的《初階葡語》(Ora bem…,作者:Edite Domingues e Mar ia JoséGrosso),一開頭就是一幅有動感的世界地圖,一道閃閃發光的金環,把中國澳門和葡萄牙連在一起。《說葡萄牙語》(Falar Por tuguês)第二冊開宗明義說明該書取材於文化生活。教育暨青年司於1 990年出版的《繼續說葡語》(Cont inuar a Falar Português)採用的是單元教學,頭三個單元就是“澳門的現在”,“澳門的過去”和“澳門的將來”。可惜英語教材因多取於香港和外地,且在教法上多着重語言項目,變成為語言而教語言,最多加一些交際功能。例如為了教學生表達取捨這一交際功能,教師可能會按以下的步驟來教學生:1 .Pefer A to B (取A捨B)2.I prefer A to B (我寧取A而捨B)3.John prefers this book to that book (約翰寧取這本書而不要那本書)至此,教師用演譯法把句型教完,然後給學生一些練習,再不就是提點學生prefer的過去式為prefe rred,讀音為/pr i’f 3 :d/,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但若能再進一步說出:I prefe r Chinese food to Por tuguese food.這就有希望跟澳門的飲食文化沾上邊,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且能學以致用,這需要教師花點心思。在文學創作上,我主張“為情造文”,而反對“為文造情”。但在外語教學方面,在選擇內容和編寫教材時,我主張可以兩者兼用。例如一些為初學英語的兒童編寫的課本,往往是這樣開始的:I am John.I am Mary.Hello,John.Hello ,Mary.1202
I'm Kitty. You're Betty. She's Anna. Hi, Kitty. Hi, Betty. Hi, Anna. 其目標是教學生打招呼、自我介紹這些最簡單的交際功能;讓學生認識最常用的系 動詞“be”,隨人稱的變化(am,is,are)及其縮寫形成(I’m,she’s,you’re);學會幾個 最常用的英文名字(Mary,John,Kitty,Betty,Anna),再加上打招呼的用語“Hello” 和“Hi”,所教的語言項目不算少。但實際上,學生並不一定真有機會用得上這幾 句英文。而且要學的生詞也有十多個。這樣的教材,因沒有花心思“為文造情” 沒有載上文化內涵,顯得呆板、空泛、單調,激不起學生的情感和興趣。而教師若 年復一年的用這樣乾乾巴巴的教材,也會覺得沉悶、無奈,他們的才幹得不到發 揮,他們的本領、技巧,也難以施展。現在請看下面這首短詩: Birds have nests: We have home. Macao is our home, Where East meets West. Go east, Go west, Home is best, Go east, Go west, Macao is best! 這首詩跟上面那篇課文比較,雖然兩者的內容不同,交際功能也不同,但長短和詞 匯量大致相同,所教的語言項目基本一樣,師生所花的功夫也相若。然而這首詩承 載 了 豐 富 的 、 具 有 澳 門 特 色 的 文 化 內 涵 ,“ home”“ nest” 和 “ Macau” 使 孩 子感到親切,引起興趣,易學易記。雖然重複幾次,但並不覺沉悶,加上整齊明快 的節奏韻律,很容易朗朗上口,孩子們學得輕鬆愉快,印象深刻,還可以培養他們 交流意識和歸屬感。而且老師在教學方法、運用多媒體和輔助教材等方面,有更多 的發揮機會。例如可結合課文,給孩子看澳門的風景圖片、名勝古蹟,甚至世界地 圖等,把學習外語跟文化結合起來。即使單從語言來看,詩的語言內容也豐富得 多,但並不難學。我們教初學英語兒童的教師,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實驗:用這兩篇 東西做課文,看看孩子有甚麼不同的反應,可採用甚麼方法教,孩子們對詞匯的掌 握,以及朗誦的表現等等。相信實驗的結果也會加深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另外,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外語教學也有日新月異的發展,尤其是沿海版教 材,充實了很多文化內容。例如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義務教育實驗教材 (沿海版)英語初中課本,將“Every day Activities”(日常活動)跟家庭生活結合起 來;將“Weather & Places”(天氣和不同地方)跟旅遊連繫在一塊;而“Telling 1203
T ime&Date”(時間和日期)則包括了節假日的慶祝和不同國家人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等等,也是值得澳門的老師學習和借鑑的。結 語總觀澳門幾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凡致力於文化交流和從事中西文化研究有成就的學者,其自身往往也是傑出的語言學家和翻譯家。九十年代的澳門充滿着機遇和挑戰,既燃起人們的希望,又令人陷入深沉的思考;既令人振奮,也讓人費神去求索。小小的澳門,以其獨特的語言文化特色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典範。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用新的眼光、新的姿態和胸懷,繼續保持和發揚澳門語言文化特色,繼續搭橋鋪路,貫通中西,做出新的貢獻!參考書目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一九九六年。隋廣軍等,《澳門觀察與展望》,暨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黃鴻釗,〈論澳門文化的形成和歷史地位〉,《行政》雜誌第33期,一九九六年。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繆鴻基等,《澳門》,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程祥徽主編,《澳門語言論集》,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出版,一九九二年。鄧炎昌等著,《語言與文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劉羡冰,《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基金會出版,一九九四年。魏美昌,〈澳門文化論稿兩題〉,《文化雜誌》第26期,澳門文化司出版,一九九六年。leong,S.L.,“The Teachi ng of Languages i n Macau”,Hou Keng,1989.Kramsch,C.,“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 ng”,Oxford Uni vers i t y Press,1993.1204
主要使用者可透過中文譯本找到涵蓋有關範疇的重要文獻作品,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可能性。基於這個原因,引發出對中期以中文傳播文件的重要性的反思。考慮過所有的解決辦法,包括排除中文,把中文刊物交給其他資訊部門處理,只將懂葡文的人士視為使用者,把放棄中文刊物視為一種緩衝的辦法;給予其一個非常簡單的結構;以至完全相反的做法,建立一個葡/中雙語的文獻系統。後者是一個最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儘管我們意識到這個辦法在技術上可能會不可行。當時,為了吸取資訊部門的經驗,嘗試過所有的辦法,亦嘗試把使用拉丁字母的語言跟其他不同的語言混合,但都失敗了12 。早期的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就已經有一套原則,考慮把中文應用在每個文件操作過程中的文獻分支系統裏,以及嘗試一些使中文能盡量得以應用的技巧和程序。對於這原則和將興建的中型圖書館,以及從經驗中學習的可能性,文獻中心並非無動於衷。回到訂購刊物這一要點上,在以中文處理書刊訂購申請的時候,我們所採用的方法有:編號、按內容分類、葡譯書名,以及用羅馬拼音標示作者和出版者的名稱。隨後,有關的建議除了收存在一個個別的檔案櫃裏,還會記錄在一般的檔案柜中。從其本質來看,使用中文進行任何的文件連續作業,以及利用人手和電腦作有關的紀錄所出現的問題,建立盡量完善的資料檢索並列檔案櫃一直以來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技術性辦法。下面,我們會再討論這個問題。關於行政暨公職司的刊物訂購,除了籌劃經費和付款外,所有程序都是由文獻中心處理的。因此,與出版者保持最直接的聯繫,有利於獲知資訊來源。透過這個系統,我們可以知道關於所有已提出的建議的情況,不論是以何種語言提出問題或撰寫有關刊物。在完結這個要點之前,需要強調一下:——取得官方刊物(《澳門政府公報》、《共和國公報》、《葡國政府法例輯錄》、《香港政府雜誌刊物》、《香港法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匯編》)、報紙以及其他一般資訊刊物的重要性;——很多時候,即使是現在,由於距離問題,在與澳門以外的機構接觸時會遇到困難,儘管程度較低;—— 行政暨公職司取得一些不同於紙上形式的其他形式的刊物(一次文獻)13 ;——還有其他對於任何資訊部門來說都是重要的訂購,諸如資料庫、本地和國際資訊網絡的查閱、電腦設備和文件複製設備,當談及電腦化(2.5)、文獻資料(2.6)和向使用者提供服務(2.7)時,我們會再詳述有關情況。1 2.近年,當代文獻中闡述了在一些須以拉丁字母為運作文字的文件系統中,嘗試兼容了沒有拉丁字母的語文。例如,參閱 Samir N.Hamade的《Computer Ser v i ces in li brari es and informati on centersof Saud i A rabia》 L i br i ,45(1 ),1 995年3月,第31 至35頁。1 3.由作者 編撰的 文件 。1218
根據行政暨公職司的GDOC,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一直有建立其他的文件產品:如目前每四個月一次編製的書目提要及一些專題書目,同時亦已開始印發一些關於重要主題的書目予行政暨公職司轄下的各個部門。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亦出版不同性質的文件產品,如書刊摘要錄和剪報。書刊摘要錄每兩個月出版一次,當中包括該段期間收到的定期刊物以及文件暨刊物處認為主題較重要的資訊內容的撮要。剪報是每週的工作,主要是匯編及組織行政暨公職司指定的有關報章或內容。此外,須提及的是一直在製作或派發的其他刊物,如《定期刊物總目》以及名為《服務及文件資料》的推廣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小冊子,為了向用戶介紹有關圖書館組織以及如何取得文件產品和使用有關服務。取得由其他資訊部門製作的文件資料,一直是另一關注點。無論如何,我們並非忽略了其長期以來的重要性,續訂有關葡國法例的資料庫和一直被視為是書目搜尋的難得途徑的索引咭,後者為電腦光碟(法例及司法見解辭典及葡萄牙法例註釋辭典)以及目前可透過國際電腦聯網(I N TE RN ET )來進行的另一電腦光碟(L EXDATA)。該磁碟是澳門律師公會按其與行政暨公職司於一九九三年五月訂立的關於使用 LEG I SMAC的議定書所饋贈的。最近,在本年度十月,行政暨公職司和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團秘書長簽署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協議書,從而透過I n te rnet使葡國公共部門及機構,以及其他實體可進入LEG ISMAC系統,同時澳門行政當局的機構和其他實體亦可進入D i ges to 系統(法律資料處理綜合系統)。最後,還須一提的就是書目提要和所發行的其他次級刊物,每一書目均有中、葡文本註解,由於具備兩種語言的索引以檢索主題,不但突顯出其較同類刊物的獨特性,同時亦經常成為討論其用途的焦點。下面所闡述的是向用戶提供的文件資料、各類刊物及資訊服務。2.7 向使用者提供服務部門向使用者提供的服務種類繁多,各式各樣。在眾多模式中選取如下:—— 刊物的查閱及借閱(2.7.1);——資訊傳播的模式(2.7.2);—— 書目搜尋與資訊取得(2.7.3);——文件複製(2.7.4)此類服務的所有組織和運作,皆取決於現行的資訊部門,總而言之,就是按所擁有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以及其相對的重要性而優先設立。2.7.1 刊物的查閱及借閱刊物的查閱及借閱(一次文獻)情況特殊,取決於資訊部門的性質、所採取的資訊政策以及資訊專業人士的操守。今天,資訊部門的成立沒有訂立關於如何運用技1226
術全力傳播現存資訊的政策被認為是難以理解的,至少應為大部分用戶提供刊物查閱服務 。鑑於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是向該司人員提供所需資訊的部門,除圖書館查閱者外,只有這些人員可取得該館的刊物。但是,澳門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研究人員和學者可在文件暨刊物處查閱。可在館內查閱的刊物包括葡文、中文和英文報章、《出版商目錄》、《澳門政府公報》、《共和國公報》第一及第二組、《政府法例輯錄》、《香港政府公報》及香港法例以及其他法例匯編等一些相關刊物,當中有些刊物、報章和出版商目錄並沒載入文件庫內,因其一旦喪失時效便毫無用處。如在任何文獻中心皆不能取得的刊物,或該等刊物僅供內部查閱,則可採用以下的特殊傳播方式。2.7.2 資訊傳播的模式我們已闡述文件資料的傳播,顯而易見,這是為用戶提供所需的資訊。這亦是創設資訊部門必不可少的因素。誠然,為達至這些部門的目標,須採取能配合實況及因應用戶性質的資訊傳播方式,缺此一項,則事倍功半。這種資訊傳播方式應與用戶相配合而並駕齊驅,並經常完善及修補其日常耗損 。至於文獻中心,對於主要用戶,特別在清楚用戶的特徵後,其責任與日俱增,而在有關開發選擇性資訊傳播方式上,顯示出經驗尚淺和不足。然而,我們認為不應把向其他用戶傳播資訊的工作置之不理,特別是當文獻中心的專門範疇對其十分重要之時。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亦會向外 38 傳播所開發的所有資訊,如被認為較專業性的書目提要簡報及書刊摘要錄,一些非定期的次級刊物和宣傳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小冊子,除送發予行政暨公職司轄下各部門外,亦派發到該司提供資訊或收取有關資訊的澳門行政當局所有機構以及本地區和外地的其他實體。在行政暨公職司的GDOC加入了該部門的資訊網絡後,相對降低了書目提要簡報內部傳播工作的主要地位。然而,由於要求查詢資訊的數字仍相當大,所以繼續保持書目提要簡報的出版。我們亦須提及透過 I NFORMAC(公共行政資訊網絡)進行的LEG I SMAC系統傳播工作。這亦是按照行政暨公職司與澳門律師公會簽署的協議書,向該會會員及目前透過 In te rnet 向葡萄牙行政當局各部門和機構提供的資訊服務。38.由於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主要用戶是其轄下機構及該司的技術人員,所以對該等人員的資訊傳播包含內部傳播(對行政暨公職而言),除上述用戶外,其他用戶亦是非常重要的,如澳門行政 當 局 其他 部 門 的技 術 員 。1227
“澳門法例資料庫”(LEG I SMAC)的傳播工作與前述的資訊傳播工作的模式有所不同。“澳門法例資料庫”主要著重傳播其特性和用途,讓人們知悉如何去取閱或查閱 。現在,我們將注意力回到行政暨公職司的內部傳播形式上。有需要清楚解釋一下特別的傳播模式,其中應包括前述的只供即場查閱的刊物。我們由《香港政府公報》和各種法例匯編開始說起。鑑於這些刊物的性質,只傳送書目的名單予轄下部門,只有在具備充分理由的情況下,這些轄下部門才可取得較多的文本以便存檔。出版商目錄是一種簡易的選擇性傳播方式,經分析後,根據相應的需要,將影印本或可能收到的副本,連同取閱刊物的表格,送發到各個轄下部門(參閱附件)。報刊的傳播工作較為複雜,經分析和挑選出的有關行政暨公職司活動的消息和報導,便進入兩種不同的傳播模式:以選擇性的資訊傳播模式進行。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按照各部門的需求,以在2.6中介紹的“剪報”方式,將挑選出的有關消息和報導送發至該司轄下的各個部門。這是從內部開始傳播,及後再送發到某些外部實體 。最後,也許是最複雜的傳播工作,就是關於那些不得索取的刊物的傳播工作,即《澳門政府公報》和《葡萄牙共和國公報》。在《澳門政府公報》中刊登的法例訊息除了在公共行政資訊網絡(INFORMAC)和電腦聯網網絡中向內外傳播外,該等官方定期刊物還在行政暨公職司轄下的各個部門內部傳閱。關於《葡萄牙共和國公報》第一組中的法例資訊的傳播工作,起初的設想只是將摘要部分的影印本和重要的法規送發到轄下各個部門供主要的使用者使用。然而,現時的做法則是將摘要的影印本送發到澳門公共行政的三十三個部門和機構。至於《葡萄牙共和國公報》第二組,因沒有其內容的題綱摘要,故只在某些轄下部門內部傳閱,而該公報亦可隨時即場查閱。根據上述種種,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有適合不同使用者的不同層面的資訊傳播模式,其中傳播一次、二次和三次資訊,並將不同的資料匯編成集。此外,一如我們的做法,也是針對主要使用者的需要,編定選擇性資訊傳播模式。這樣,只要我們重溫第2點開始部分談及的文獻中心的定義,便可以覺察到我們的有關活動和在此所述的工作之間的協調性39 。39.我們所述的活動是與文件暨刊物處的權限有關—— 介紹部分的a)、b)、c)、d)及f )項 ,這就是那些與該處文獻中心有關的部分。我們不可忽略,人類的想像力是奔溢無境的。因此,新的資訊傳播模式便不斷湧現。很多時,欲將這些模式推廣和打入服務市場,或者嚴格來說,就是提高使用者對資訊服務的使用率。推廣那些解釋如何使用所提供的服務的小冊子、展覽、培訓活動、講座和座談會、徵求有關評論和提議之類的活動就是力所能及的事宜,而這些事宜並沒有被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所遺忘。再者,事實上,由於這類活動能1228
至於將來,還有很多事情有待我們去做,其中最重要的計劃有:建立LEG I SMAC中文版,修改GDOC,使其具有更大的潛質和功能,並且在開創、向使用者提供更完善服務和出版刊物方面,更有效地發揮資訊技術。為了概括介紹現時行政暨公職司文獻中心的使用情況,在此我們可以指出,今年的頭六個月內,已接受了930宗查閱,其中626宗屬法律性質。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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