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公文寫作教程》由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親自擔任主編，統攬全書的框架，由資深教師具體編寫，全書共分三編十四章。目的為了解決中文公文寫作課程沒有教材的燃眉之急問題，為特區政府今後制定規範的中文公文文體及格式提供一些參考，也是為了拋磚引玉，讓從事公文寫作研究及教學的學者、教師及公務員，都來關心澳門的行政公文及其寫作，並給本教材提出批評意見及建議，共同把澳門行政中文公文的教學和使用搞好，使其更具澳門特區的特色。《中文公文寫作教程》的主要特點：1、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公文教材是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教材，該課程也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緊密的課程。一部好的公文教材應是理論與實際結合得好的典型。我們力圖在這方面做得盡量好一點。從全書框架可見端倪。第一編主要從理論方面概括地敘述公文的特點；第二編為澳門中文公文的寫作訓練；第三編是內地行政公文（參考）。第二、三編主要是通過實踐，提高中文公文寫作水平，而重點又在第二編。第一編和第二編是本教材的重點，編者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的原則考慮來編寫第一編和第二編。第一編從理論上闡述了公文，尤其是行政公文的定義，中文公文和澳門公文的歷史淵源及其發展以及公文文種、結構、語言特點。這部分有論有議，論中有議，議中有論，論議結合，有別於一般的公文教材。一般公文教材都設了表述方法，本教材不但分析了一般文章的表述方法，而且用比較多的筆墨分析了公文的表述方法，這樣可以從理論上加深學員的印象，從而更自覺地去指導公文寫作實踐。公文的語言特點，一般教材也必定涉及，本教材不但分析了公文語言的一般特點，還重點分析了港澳與內地用語的差異，較全面地列出了常用詞語並進行了歸類。本教材注重實踐性，主要體現在第二編。第二編每章有文種定義、主要特點、寫作要點、示例、常用語、思考與練習等部分。除了行政公文外，我們在本編第四章增加了“新聞稿”、“演講詞”、“請柬、“賀辭”一般性的應用公文，這對公務員也十分有用，可操作性較強。2、分析與對比相結合。澳門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是個多元語言、多元文化的社會。這一特點必然會反映到政府行政公文中來。澳門離內地、香港、台灣較近，經濟、文化交流頻繁，三地的公文對澳門公文有一定的影響，這些也必然會反映到澳門公文中來，而葡文公文對澳門公文有直接的影響。比如通告、公告、佈告，葡語都可以用ANUNCI A一詞，因此有些部門在報端發表的這些文種，有時用通告，有時用公告，界限不清，存在“一類多稱”的現象。為此，我們加以簡化，初步作了規範：“通告”相當於“ANUNCI A”或“AVI SO”，“公告”就相當於“C O MU N I C A D O” 或 “ A N U N C I A ”， “告示”／“佈告”則相當於“EDI T AL ”或“ANUNCI A”；又如公函，對收件人姓名及地址的寫法也作了規定。中文公函有前稱式和後稱式兩種，澳門公函既不用前稱式，也不用後稱式，將收件人地址、姓名及提稱置於信箋的右上角，仍按葡語習慣，先姓名、提稱，後地址，不倫不類。我們對此都進行了規範。澳門公函的函箋製作已經標準化了，受到法令的規範，但如用中文寫在該種用箋上，有別於中文公函的傳統格式，為避免不倫不類的現象，我們建議在右上角的位置按中文信封寫法，即先寫收件人地址，後寫收件人姓名及啟封語，內文應採用前稱式或後稱式，這樣做比較符合中文公函的習慣 。746
《行政》第十三卷，總第四十九期，20 00No . 3， 74 9-76 1目標管理薛尼路＊一、引言管理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學科在二十世紀得到明顯發展，從而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人們提出各種各樣的理論，並根據其勾畫出來的核心理論框架和基本思想形成了各種管理學的思想派別和潮流。作為對上述管理學理論的回應並為了解答由於企業及其他組織機構的具體需要而引發的各種問題，於是就誕生了新古典主義學派，同時也叫作管理程序理論或者叫做行動學派，而目標管理學就是該學派的主要產物。現在就讓我們對新古典主義學派的主要特點作一下十分概括的介紹。新古典主義學派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特點：1．實用性該理論祇注重產生的實踐效果。管理祇不過是一套方法、工具或者程序，而最重要的是結果。優先考慮的是確定目標和實現目標。管理行為應產生具體的效果並且有效果才是最重要的。評價一棵樹好不好要看它結不結果實。2．古典性新古典主義者伴隨人際關係學派1 及其行為理論而誕生，它不強調結果，但極其關注這種結果。新古典主義者並沒有吸取人際關係學派所接受並捍衛的人道主義價值中被認為是有積極意義的部分，但這對新古典主義者來說並不十分重要。＊澳門 理工 學院 客座 副教 授 。1．人際關係學派（1 91 1－1 966）以社會人的概念為其關注的中心，曾在人際交往、促動因素、領導機制、團隊力量等方面提出革新。該學派強調生產率中非正式組織及社會學因素的重要作用。該學派的主要著名代表人物有：埃爾頓·馬約（E l t o n Mayo）、維弗萊多·巴萊多（Vil f redo Pareto）、弗里茲·羅埃茨里斯博格（Fr i tz Roet hl isberge r）、庫爾特·列文（Kurt Lewi n）及羅納德·里皮特（Ronal d Lippit t ）等人。749
他們拾起並重提經典派2 的學說，將其原則彈性化處理並將其結構和功能概念現代化，使其變成一種現代學說，即新古典派學說。這實際上就是“舊瓶裝新酒”。也就是說，在既有理論認識的基礎上，在另一目標點的指引下作出新的推進和發展。權威性、責任性、監督機制、功能性級別流程、效率、任務、分工、正式和非正式組織、目標等概念全都要重新制定，並結合對以往學派特別是經典學派的分析與總結，關注其根源和發展，以及從二十世紀後半葉經濟、社會和技術飛速發展的過程中吸取經驗並得到啟示。3．原則新古典主義者力求發現並確定管理的一般性原則，但不是運用經典派的所謂“原則是科學規律”的理解，即如同實驗科學規律的嚴格規定，比如生物學、物理學或者化學，而是運用社會規律的新思維。這種社會性規律在運用過程中應當根據時間和地點的不同情況，根據組織機構所處的文化和社會環境而帶有伸縮性和靈活性。同時，還要考慮組織機構的具體需要，並時常提醒人們應當執行這些原則。管理的一般原則就是指導性的規則，但儘管我們能夠找到可以被認為是該學派共同接受的核心，但不論在提出形式上還是在數量上仍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存在著不同意見。正如以上所肯定的論點，古典學派已把為原則規定的僵化教條和絕對價值摒棄，並在神聖化的規範中樹起名副其實的標準，非如此不能使組織機構進入良好的運作狀態。現在，對於新古典主義者來說，一個規則或一項原則可在某些情況下決定其它規則或原則的非適用性，使所有原則都變得相對並依附於具體的條件主義，並在其運用過程中考慮通情達理的標準和具體的情況。有些學者甚至將這幾十條基本原則加以總匯，如同艾文·布朗（Alv in Brown）歸納為96條的原則那樣。3一些學者共同接受並且被他們經常提到的基本原則主要為如下：a）組織機構以及其下屬單位的職能應明確，用文字表述簡明扼要，架構靈活，功能規則簡單；b）組織機構的每一個崗位應當僅符合某一項功能；c）每一組相同的功能應當組合及納入同一個部門；2. 經 典派（1 895-1 949）理論的提出者包括不少管理學方面的重要專家學者，如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 ri c k Tay l o r）、哈林頓·埃米森（Har r i ngt on Emer son）、福蘭克·吉爾伯茨（FranckGi l bret h）、亨利·法約爾（Henr i Fayol）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等。該學派強調在任務層面上結構的正式組成、分工和工作合理性的重要性，重視工作的客觀條件，行為的標準化和功能監督。勞動者被列為經濟人或者機械人的概念之中，這就是說，把人當作生產機器的 部份並且以此賺取最大利潤。該學派亦追求確定應遵循的價值和科學規定相同的管理規則和原則，或者說，祇要認為是正確的設想，就 定會取得正確的結果。該學派忘記了人是不能與機器零件相提並論的，同時也忘記了必須考慮人力條件和外部環境對組織機構的影響所帶來的未知變數。3．見《工業組織》，Engl ewood Cl i f fs，New Jersey，Prent ice-Hal l，1947 年 。750
d）結構主義理論 5 ：組織機構與外部環境的關係，組織機構目標的結構和相容性與個人的比較研究；e）行為理論 6 ：人力促動，決策理論，組織機構的衝突，組織機構的平衡 ；f ）數學理論 7 ：量化方法和手段及結果的量化，編製程序和行動研究；g） 系統理論 8 ：系統概念和系統分支，系統的參與和組織機構外部環境的影響 。總而言之，新古典主義學派幾乎在所有學派中搜尋各種概念並採用所有的理論，但這種折衷主義的作法卻產生出一種新的表述和新的體系，力求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手法對各種想法和思潮進行調整和融匯。5．結構主義理論產生於二十世紀後半葉，即1 950－1 960年。該學說的主要支持者有世界聞名的阿米太 ·埃特茲內（Amitai E t zione）、陶科特 ·帕森斯（Talcot t Parsons）、彼得·布勞（Peter B lau）和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Scott）。結構主義理論注重的不僅是正式的組織機構，而且有非正式的組織機構。其分析和研究的對象不僅有每個組織機構的內部領域，而且還有若干組織機構之間的關係及相互影響。這是第一批以持久而穩定的形式著手解決組織機構問題的理論，把機構當作向環境開放的現實，在該環境中相互結合並通過其相互影響。6. 行為理論產生於人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和深化。該理論出現的標誌是 九四七年海伯特 ·西蒙（Herbert Simon）在美國出版了題為《管理行為》一書。該學派的其他代表人物有阿布拉汗·馬斯羅（Abraham Maslow）、弗雷德里克·黑茨伯格（Freder ico Herzberg ）、道格拉斯·麥克格萊克（Douglas McGregor）和林西斯·李克特（Rensis L i ker t）。其中馬斯羅（Maslow）提出了一項強烈受到“人類需要滿足感”這一觀點影響的激勵理論。他將其分為初級和次級，進行等級化，並且以理論作為依據主張行為程度取決於所需要滿足的程度。黑茨伯格（Herz be rg）提出二元因素理論：滿足感和沮喪感，正是這兩個因素對人在機構內的行為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麥克格萊克（McG regor）則認為，組織機構應是一個開放的、充滿活力的和參與性的體系。強調自我評估而非自上而下的層級評估。李克特（Li ker t ）則將組織機構分為四種體系 第一是有聚合力和專斷性的權威體系 ；第二是尊親式的權威體系 ；第三是諮詢體系 ；第四是民主或者參與性體系。7．行政管理的數學理論是比較新的學說。它出現已經有四個世紀。該理論首先運用於軍事管理，特別是與決策程序有關的管理。該理論有嚴格的運用領域，比如可進入常規運作的數控決策及與決策有關的數學模式，其作出的預想方案多為客觀及量化因數，其結果亦具有同樣性質。該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可行性技術 、統計數字、線性程序和動力程序進行操作性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期間由於信息技術和通訊技術的發展及政治軍事形勢的演變，為該理論的發展創造了空間，並且結合遊戲理論（用於解決利益衝突和確定戰略）、隊列理論（用於跨越壓制和程序障礙）及使用制定計劃和編制程序的特別技術，如項目評審法（Prog ram，Ev al ua t ion ，Revi ew，Technique）和要徑法（Cri t ica l Path Method）。8. 系統理論出現在魯德維克·馮·伯塔蘭菲（Ludw ig von Ber talan f f y ）的幾部著作出版之後。其第一批著作有《從物理學到生物學的開放系統的一般理論》（1 950）和《系統的一般理論：科學統一的新嚐試》（1 951）。德國生物學家伯塔蘭菲（Be rt al an f f y）不僅力圖將他的開放系統理論運用於精密科學各個學科，而且將其運用於社會科學。許多其他學者亦對該理論進行發展，如丹尼爾·卡茨（Dan iel Kat z）和羅伯特·卡赫（Rober t Kaher）。所有這些學者都發展了一種思想，即組織機構是複雜的開放體系，追求持久的平衡，有確定的邊界，其目標應是明確的，並且最大可能地利用內部的協調機制。這種體系的特點主要包括意圖或目標、權威主義、變化狀態和連鎖反應，將輸入量、轉變和生產程序、產品輸出或成果、逆動以及限制組織機構的環境等作為機構分析的核心問題。752
二、發現管理學的人一般來說，彼得·費爾迪南·德魯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被認為是目標管理學理論的奠基人。他於一九○九年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取得法學學士學位後即從事銀行工作和新聞活動。一九三七年移民美國，先後擔任企業顧問和新聞記者，並撰寫與管理學有關的著作。一九三九年出版《經濟人的末日》一書使他在管理學領域一鳴驚人。從那時起，其關於管理學的思想便由於在許多公共及私人機構中實踐應用而得到廣泛傳播和研究，從而有助於人們對目標管理學進行認識並提出建議。美國南加里福尼亞大學管理學教授詹姆森·奧圖勒（James O’Toole）曾將德魯克的管理學著作與長期以來對幾乎所有國家經濟發展產生過特別影響的邁納德·肯內斯（Maynard Keynes）的理論作過比較。詹姆森·奧圖勒在研究後毫不猶豫地作出結論說：“在組織機構方面，目前最著名的管理人員、商業領域的專家、顧問以及新聞記者的主要思想幾乎全都是從彼得·德魯克的酒罐裡釀造出來的。”9彼得·德魯克在從事研究的時候將組織的管理現實和美國、歐洲及日本的理論進行比較。他的評論、建議及提出的管理標準和模式為管理人員開闢了新的途徑並展現了新的前景。正是他提出來的新管理學理論使得有些人稱他為“目標管理之父”，甚至有人讚揚他是現代管理科學的發明人。然而彼得·德魯克本人極力反對這種評價。他曾專門撰文寫道：“有一本關於我的書，標題就是《德魯克：發明管理學的人》。這簡直是一派胡言。六千年前修建蓋奧普斯金字塔的組織者肯定比我們現在的任何董事長都懂得管理。這也同樣適用於任何策劃、設計及管理過印度阿江達洞的人（該建築六百年來和設計師的圖紙分毫不差），或者在此之前任何參與設計並管理西班牙和法國多爾多內山谷史前岩洞壁畫的人。也許稱我為‘發現管理學的人’會更合適一些，儘管我充其量祇不過是發現者之一，而且資歷低淺。” 1 0目標管理為工商行業和公共服務領域確立管理實踐和管理理論帶來了全新的、可靠的、有效的方法和觀念。在彼得·德魯克的各種著作中，除了本文結尾引述的著作外，最為重要的著作有《經濟人的末日》、《工業人的未來》、《大企業（集團）的構思》以及其自傳體作品《旁觀者的風險》。彼得·德魯克曾經擔任大型企業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顧問，但他硬朗、直接、不因循守舊以及未來主義的作風使其在很多情況下從事顧問活動時陷入困境並且不被人理解。他自己亦清楚地知道他是一個“好批評的麻煩人”：“我的客戶沒有把我當作是管理顧問，而是斥罵經理的人。”9．David Cl ut terbuck和St uart Crainer，《大管理者》，Jorge Zahar 出版，里約熱內盧，1 993，第77頁 。1 0．同註釋9，第79頁。753
哈林頓·埃米森（Harr i ngton Emerson，1 853－1931）作為科學管理學創始人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 ic k Taylo r）的主要弟子之一，就曾是目標管理理論的先驅者。實際上，在他於1 91 2年在紐約出版的《十二條效率原則》一書中就曾強調，考慮到組織機構的思維，必須制定一項切實可行的活動計劃。哈林頓·埃米森強調指出，計劃對於達到組織機構的目的來說是不可缺少的，而這些目的是十分重要的。他在某種意義上還同時是強調組織內部關係人本化理論的創始人，以該理論在勞動關係上捍衛社會公正。對於五十年代經濟社會的重大問題，應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企業和社會形勢在企業中引發了一種壓制管理。這種管理方式首先出現在美國，後來擴展到歐洲工業化最發達的國家。工業生產急遽下降而控制越來越嚴。工人運動越來越表現出其訴求能力。無產階級日益政治化並以革命作為他們的旗幟。然而，由於對勞動者及行動主管控制機制的加強，這些人便以消極冷漠甚至再次降低生產率的辦法予以回應。面對這種負面問題不斷出現的形勢，控制和施壓形式愈加嚴厲，然而這並未取得正面效果，反而進入一種惡性循環的怪圈。於是，人們意識到需要確定目標，提高參與，分散決策，自我控制和自我評估，加強中層主管和行動主管的權威並且減少異體控制。技術諮詢機構逐漸取消，顧問工作被設在行動服務部門，因為該等部門需要他們開展工作活動以達到該部門的目標。這樣一來，無論在計劃參與層面上，還是在其執行能力方面，行動主管們的權力都得到了加強。該領域最為著名的學者之一瓊·漢普萊（John Humble）13曾這樣說過：目標管理“是企業管理的一種要求和補償”，同時也是“一個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和其下屬人員根據其所期待的結果共同確認其共同目標及規定每個人主要責任範圍的程序”以便將行動和必要的技術諮詢統一起來。四、目標管理的主要特點目標管理作為多元化和具有活力的管理模式存在於一系列的管理技術之中。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a）確定及選擇可以量化的明確目標。如對於組織機構總體層面可採取多年制（一般為五年或十年），對於系統或部門可採用兩年或三年制，並通過關鍵領域或每個功能環節根據所追求的價值，特別是根據生產率（如數量、質量、提供產品的時間等）和收益情況（如生產成本和利潤）的要求將上述目標分層理順。b）目標制定需要所有負責人參與，不但包括組織機構的最高層全體負責人，而且包括中層主管及領導行動部門的負責人。c）在不同目標之間建立必要的聯繫和銜接，這種聯繫既可以是橫向的（用於進行不同行動的目標）亦可以是縱向的（行動取決於不同領導層決定的目標或者在領導鏈條中取決於相互連繫的不同行動的目標）。1 3．Humble，John W．，《如何改善企業成果》， F DE B 出版社，巴西，薩爾瓦多，1 973年。755
將這一觀念轉移到任何其他組織機構，無論是公共機構還是企業，我們都可以說戰略就意味著調動組織機構內所有的資源，以便達到組織機構的重要目標，一般來講都是長遠目標。“為制定一項戰略，必須進行以下工作：確定意圖、建立模式、選擇一種模式、展開實驗。”16概括來說，戰略具有以下特點：a）將整個組織機構作為一個單位；b）有一條實現組織機構總體目標的途徑；c）由組織機構最高層領導選擇長期形式；d）戰略須包括許多同時執行或者順序執行並且在大多數情況相互聯繫的策略。在一項戰略範疇內，策略由與資源使用有關的專門計劃組成，有部分目標和中短期計劃。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說策略具有以下特點：a）組織機構的每一個下屬單位都作為一個獨立的組織部分或者僅為一個特別規定級別的功能部門；b）有一個使機構內下屬單位或者功能部門達到目標的方法和手段；c）有一個可預見的中短期計劃；d）在機構每一個下屬單位執行負責人的權限之內。六、戰略計劃、策略計劃和行動計劃目標管理建立於計劃基礎之上。計劃這一概念歷史悠久，其廣泛的含義絕非局限於乍一看到該詞所理解的字義上。每個人在其日常生活中都會有某種想法，儘管有時是空泛的。實際上，制訂計劃就是預先知道想要得到甚麼，想要做甚麼，以及在實現這些想法之前有沒有能力去做。邱曼（W．Churchman－1 968）曾說過：“計劃就是引導人們達到某一目標並且為其作出決定的過程。”斯蒂爾斯（S teer s ）、萬森（Ungson）和穆戴（Mowday）曾說過：“計劃是管理者確定意圖及為其實現而採取必要措施的過程。”海列格爾（Hel lr iegel ）和斯羅貢（Slocum）說過：“作出決定的正式過程是為了：1）選擇組織機構的短期和長期目標；2）選擇各部門及個人的目標；3）選擇可以達到目標的戰略。”這些定義強調了構成計劃基礎的某些要素：1 ）指導未來的方針；2）採取考慮的方法；3）程序的延續性；4）改變目前現實的計劃建議。171 6．載Y ves Bert rand和Patrick Gui l lemet 著作《組織機構：系統的聯繫》，第264頁。1 7．同前註，第256頁。757
有人誇大了各個民族之不同，但我們也不應該輕視它。誰能保證這種情況不就是等於孔子對他的弟子所說的：“吾道一以貫之”呢？我們不想通過這些初步的研究去隱瞞我們面對的多種困難，我們只想透過有限零碎的文案資料和可信性不同的翻譯文件作為基礎去了解中國獨特的文明。不能接觸自己精通語言寫成的原文案內容，只認識某地方的古老傳統，不同的風俗習慣，多種的民族，廣闊的領土以及全國大約三十個省份和自治區，這種種複雜元素，都是成為中國的障礙，以及不論我們選擇那方面作起點，都難以作一完整的研究。特別對於我們正分析的問題——家庭是一個社會及歷史問題一一，因它的多面性，所以當我們研究一個與西方社會不同的社會時，特別會遇到相當多的困難，甚至在西方文明研究方面，許多對家庭方面有研究的歷史學家也明確地表示：有時是需要透過用一個有豐富文案記錄的社會作比較去補充一個文案資料紀錄貧乏的社會。1Ⅱ．可靠的資料顯示，中國自古至今主要是一個農業國，注重大海只是在十五世紀初葉，由短暫的海上遠征開始。自遠古時代以來，中國人對大自然的熱愛，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追求快樂的家庭生活可從他們所製造的銅器，他們的圖畫及思想中表現出來。古時中國的聖人、學者道出了五種人類關係的哲理：父子關係，兄弟關係，夫妻關係，朋友關係，君臣關係。正如我們所見，在這些關係當中，家庭的關係佔了大部分，但有些古時的學者主張多一種關係——師徒關係。他們用以下的比喻來證明這個關係應獨立於其它的關係：“中國的古老樂譜中，鼓同其它五樂有特別關係，但少了它就沒有任何和諧的樂奏。水同其它五色有特別關係，但少了水，這五色不能表達出來。學習與五種感官沒有特別關系，但少了它五感官不能協調。老師排行在五種情感之外，但少了他，人類關係就會離開它本身的作用。”2 。於是，師傅等同於社會關係之總指揮。然而，想要知道中國社會組織的形成，其中家庭關係是它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對於中國社會組織之形成，我們必須把它的起源追溯到遠古時期，其中我們一定要注意孔夫子 3 的政治哲學理論，因他的理論在中國社會流傳時間長久，抵住過很多嚴厲的抨擊。4他思想理論的精粹是基於一個宇宙秩序，獨立於任何宗教理論，它表現在一個天、地、人互相作用的關係。天、地遵從不變的定律，相反，人就可以主宰他們自己的行為，世界宇宙的平衡及和諧都取決於人的行為。1．James Casey著“家庭之歷史”1 998，第十九頁，Te lma Costa 翻譯，里斯本“Teorema”出版 。2．Mons．Fultou Sheen摘錄於C．H．Wu 所著“由儒家思想到天主教的教義”的前言。3．“漢語羅馬化稱“Kung Fu－tz i ”。4．在新儒家思想時期之後， 個最為抨擊儒家思想時期是在一九七四年春天反對林彪運動的時期。所以，在一方面，需要人和自然界之間有一個和諧，要留意一年四季的變化及星體的循環，根據這些四季變化的星體的位置來進行自己及公眾之活動。在另一方面，人與人之間要有一個和諧也是很重要的，應該時常將人與人之間的協調，避免766
將爭吵放在第一位。要達到所有這些要求，一定要將權威思想及強制思想的教育樹立起來。但孔夫子主張另一種思想是，保持一個以家庭為單位的國家。而家庭就是由一個分階級、有權威的家長領導著，這種家庭組織的形式也成為國家本身組織的形式。5孔夫子（公元前551 －前479年）的弟子當中，特別是孟子，他繼承及批評了孔夫子某些理論之後，曾試圖系統地總結孔夫子的道德思想系統，我們可將它比喻為兩個同心球，一個較小內同心球表示家庭關係，它有三個互相垂直的軸，一條垂直軸兩條平面軸。在垂直軸的上端點標示著“父母”（繁殖者），而在垂直軸的下端點標示著“子女”在兩平面軸的各端點標示著“兄弟”，“姊妹”，“丈夫”，“妻子”。在另一個較大的外同心球表示社會關係，它將家庭關係融匯和擴大，在這較大同心球中，將那兩條較小同心球的相互垂直軸延長，垂直軸（繁殖軸的延長），在它的上端點標示著“君主”，下端點標示“臣民”；另一條平面軸（兄弟軸的延長），在它約兩端點標示“朋友”。這五種生活關係體現在古時中國社會，一個以自然道德觀及階級思想組成的封建帝國。之後，在無數個世紀中，這些關係思想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有很大的影響，在某程度上也可說明現代中國文化的特徵。因此，我們認為再詳細地分析每種關係對我們所研究的主題是有所幫助的。Ⅲ．在中國，關於父母與子女之關係，同其它文化有所不同，古時中國人著重子女對父母的責任義務多過父母對子女的責任義務。據說，有一天孔夫子對一統治者說了以下一哲理，“一個真正的大丈夫，孝順父母要如奉獻給上天一樣；奉獻給上天要如孝順父母一樣，因父母是上天的代表。”偉大的哲學家及倫理學家孔夫子藉此說明子女孝順父母是所有美德之源，仁道（正如我們要互相仁愛）是包容所有美德的最終美德。6孔夫子告誡，人有了自己的修養之後，應首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然後才去管理自己的國家。儘管這些教訓發生了變化，但後來在孔夫子的追隨者中，出現多種派別，它們強調不要仁道，只要孝道的美德（原因是我們的身體是從父母的身軀轉化而來，我們怎可膽敢同父母作對呢？），即使後來孔夫子的家長主義被神化，但世代以來，都維持著以家庭為中心的思想。7根據某些講法指出，家庭方面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表現在孔夫子的弟子，孟子的媽媽的思想上，她說教育孩子首先從母親懷胎時開始。5．在1 988／89及1 989／90年度澳門大學法律本科第一學年的學生在他們的比較法學中，對於中國法律在現代法律系統中定位，這個題目我們有詳細說明。6．參考 Wi l fred Burchett 所著“中國——另類生活”，Europa- Amé rica （研究及文獻），Joã o Santo譯，1 975年 7月。7．在許多中國現代社會現實派的著作中 我們可以容易找到關於孔夫子思想的看法。他的思想，古代只適用於領導統治階級，現在都可適用於所有人，特別是有關真正地建立民族生產工作方面的思想。767
Ⅵ．中國在這個要求現代化的時代，公佈了規範家庭關係方面的新法規，從這個分析中國的家庭關係中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結論，對於中國社會關係或家庭關係在各方面的具體發展情況都很有困難或甚至不可能普遍化。由於東部沿海和內陸地區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差異，內陸地區的人民互相隔絕交往，有些原因是由於高山和深谷所造成，因此，種種自然障礙阻止他們之間的交往，引致在中國國土裏有著不受外界影響的、較傳統的及自我封閉的地區。在我們的文章標題沒有指明我們研究對象的時限，現在我們是否應該將這時限往前推向呢？反對童婚。二是為了阻止人口增加。花費大的婚禮及送豐厚禮品的婚禮已過時了。”—— 摘自已引用的作品，第二百九十頁。1 4．正如之前的注解所說，這類的行為經常被1 974年春天反林彪及孔夫子的運動時所舉報。1 5．參看已引用Gi l ber t Padou l的作品。772
求甚殷的黃金。1 453年土耳其攻佔君士坦丁堡、切斷歐洲連接亞洲的香料航路後，更加速了其進程。葡萄牙窮80年努力，終於開通了摩洛哥至好望角的航道，達伽馬（Vascoda Gama）的船隊於1 497年底繞過風暴角，進入印度洋，然後利用鄭和的航道，1 498年到達駛入印度的古里 （Calicute），再過1 0幾年抵達中國珠江口。葡萄牙人在非洲西岸探險的80年裡，基本上可以順利與非洲部落酋長聯合，和平地進行黃金、象牙和胡椒貿易，並令土著居民基督教化和歐洲化。抵達印度洋之後，他們面對組織嚴密的商業網絡和具有高度文明的穆斯林人，非但不似以往那樣輕易地可以擠進去，還受到公開挑戰，於是便發揚復國時期習染上的十字軍精神的好鬥性，使用武力征服，左拉右打，逐個擊破，將阿拉伯人的政權和商業網摧毀。當葡萄牙人試圖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中國的時候，則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達伽馬的船隊抵達古里後，葡萄牙人便大規模系統地搜集有關亞洲的地理和人文資料，主要目標是遠東的中國。葡萄牙佔據果阿後，更加關注中國。根據曾在印度生活半個世紀的歷史學家戈雷亞（Gaspar Correia）在其《印度傳奇（Lendas daí ndia）》卷一中的記載，達伽馬從印度帶回給王室的禮物中，多件在古里購買的中國瓷器深得王后賞識。這刺激了唐·曼努埃爾一世（D．ManuelI）國王從海路發現中國的強烈願望。戈雷亞還稱當時遇到Chinacota，意即“中國人的堡壘（fortalezadosChins）”，因為“黑長頭髮的白種”華人在印度一帶也曾有過許多“官廠”。另一位供職果阿的葡萄牙人加爾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在其著作《天堂及印度香藥談（Os Coló quios dos Simples）》中，也提到中國人在印度洋的航海活動：“華人很早便在這一帶航行了”，“來航的中國船隻是那麼多，根據霍爾木茲人的記載，有時一次漲潮便有4000隻船進入哲朗（Jeru ，今稱霍爾木茲）港口”11 。1 502年9月在里斯本繪製的第一次標明赤道線和熱帶回歸線的一張地圖上，有關滿剌加的說明如下：“這個城市所有的物產，如丁香、蘆薈、檀香、安息香、大黃、象牙、名貴寶石、珍珠、麝香、細瓷及其他各種貨物，絕大部分從外面進來，從唐土（terra dos Chins）運來”12 。此乃葡萄牙文獻上有關中國的最早明確記載。1 504年，意大利人佐治（Alessandro Zorzi）在其《印度遊記》中稱葡萄牙船隊與來自中國的白人相遇。一年後，葡王唐·曼努埃爾一世向西班牙天主教國王寫信時聲稱收到確切消息，在交趾（Cochim）一帶有許多天主教徒，眾多王國祇服從一個叫做大中國的國王。11．參見加爾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天堂及印度香藥談》，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 987年，卷1 ，第204頁。1 2．《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第29頁。13．布揚·帕托（R．A．de Bulhã o Pato）及洛佩斯·德·門多薩（H．Lopesde Mendoç a）《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信函及其說明文件（Cartas de Afonso de Albuquerque，seguidas de documentosque as elucidam）》，里斯本社會科學院-官印局，1 884-1 935，第2冊，第323頁。葡王唐·曼努埃爾一世得到達伽馬的情報後，對遠東地區的發現極為關注。1505年，葡王派遣唐弗朗西斯科．德·阿爾梅達（Francisco de Almeida）出任葡印艦隊司令時，便囑咐他“……對滿剌加及尚未十分了解的地區”13進行開發。但他出於政治及戰略原因，未完全執行國王的囑托。翌年，唐．曼努埃爾一世再令其開779
發南洋群島，設法在滿剌加或其附近設立一城堡。他未採取大規模的行動，祇是派遣了些間諜打聽情況。因被沿海居民察覺，他們退回原地，致使唐·曼努埃爾一世於1 508年派遣一艦隊再航滿剌加。艦隊司令塞格拉（Diogo Lopes de Sequei ra）從國王處獲得的指令是：“你必須探明有關秦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他們何時到滿剌加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些甚麼貨物？他們的船每年來多少艘？他們的船隻的形式和大小如何？他們是否在來的當年就回國？他們在滿剌加或其他任何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是懦弱的還是強悍的？他們有無武器或火砲？他們穿著甚麼樣的衣服？他們的身體是否高大？還有其他一切有關他們的情況。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大嗎？國內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不遵奉他們的法律和信仰的摩爾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們一道居住？還有，倘若他們不是基督徒，那麼他們信奉的是甚麼？崇拜的是甚麼？他們遵守的是甚麼樣的風俗習慣？他們的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14塞格拉的船隊於1 509年駛抵滿剌加後，馬上展開與在當地經商華人的交往。華人運銷滿剌加的主要貨物為麝香、絲綢、樟腦、大黃等，以換取胡椒和丁香 15 。華商一般趁3、4月的季風前來滿剌加，於5、6月又趕風返回中國。葡萄牙人千方百計向華人打探中國的情況，企圖擠入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网中。他的艦隊在滿剌加逗留了數月，後因無法補充給養而撤退，但與華人有了初步接觸。1 51 0年2月6日，當時身陷囹圄的代理商盧伊．德．阿拉烏熱（Rui de Araú jo）從滿剌加獄中偷偷發出一封致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Afonso de Albuquerque）的信件，詳細向其彙報了滿剌加的貿易、航行及防衛情況 16 。同年，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揮師佔領果阿。此後，開始向滿剌加挺進。這是其擴張計劃的重要部份，以致他親自出征。滿剌加是印度洋與太平洋的交通要衝，又是向中國沿海進軍的基地。四 、滿剌加在中葡接觸中的作用1 4．此文原件仍存葡萄牙國立檔案館。參見編年部，第1 部份，第6札，第82號文件。15．拉莫斯·科埃略（Ramos Coelho）輯《國立檔案館中度藏的有關葡萄牙航海及征服的數則文獻（Alguns documentos da Torre do Tomboacerca das navegaç õ es e conquistasportuguezas）》，里斯本社會科學院，1 892，第21 9－225頁。1 6．同上。1 51 1 年5月，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率領1 9艘大船、1 400士兵進攻滿剌加。在攻打滿剌加的過程中，“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在下令焚燒古吉拉特人的船隻時，要求對停泊在滿剌加港中的外國船隻勿加迫害。這是5條華人的平底帆船。幾天前，滿剌加國王徵用船長及其他船員去同正在與其交戰的阿魯（Daru，即Aru）國王作戰。此時，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正好率其艦隊趕到。滿剌加國王深信華人懼怕已停泊港內的葡萄牙人，不敢逃跑。此外，他要照顧自己，留心780
自己的領土，於是放鬆了對華人的看管。華人見狀，尋機逃脫，退至平底帆船。留在陸地上的人看到船長們已脫險，紛紛設法回到了船長身邊。船長重新得到了手下人員，出於對滿剌加國王倒行逆施、掠奪他們貨物的憤慨，也出於他們自身的安全，率眾人及船隻來協助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作戰。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謝過了他們的好意，但不想要他們出手相助，祇是希望他們提供些平底帆船攜帶的交通艇，供人員登陸之用。因為如果事情不盡他想像的那樣順利，他們以此方式與滿剌加國王作對，以後可能會遭到虐待。華人對他說，如果不接受他們的援助，那麼就開恩准許他們返回故土。所到之處，對葡萄牙人釋放、令其擺脫馬來亞人這些惡人之恩永世難忘。如果滿剌加由他們管理的話，保證每年有1 00艘中國帆船攜帶大量貨物來此做買賣。他們非常客氣地對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說，攻打滿剌加要特別謹慎，因為該城中有兩萬多士兵，國王對爪哇、玻璃市河及忽羅珊人無比信任。當地人數不勝數，有兩萬頭全副武裝、配有塔樓的戰象。還有古吉拉特人從坎貝給他帶來的大砲及其他各式武器，其餘作戰物資也應有盡有。根據他的給養儲備情況，祇有以饑餓可奪城。祇要切斷從爪哇送來的給養，便可迫其就範，否則難以取勝。他們之所以這樣對他講，是怕見到他有困難。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對他們說，謝謝他們的忠告，但他已決定攻城。縱使滿剌加國王強大無比，上帝仍略勝一籌。他們為上帝的信仰而戰。他請求華人再多等幾天，看看滿刺加的結局，將目睹的一切情況彙報中國國王。他派人給他們一條船，讓他們到近處觀看登陸作戰，看看他們葡萄牙人攻打滿剌加城的英勇及作戰方式。華人按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的話去做，但令他們難過的是不讓他們參戰。他們返回船上，給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送來了交通艇。“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以為華人已離去，馬上召集了所有船長、貴族及艦隊中的主要人物，向他們講述了華人的情況。他不無羞愧地對他們說，華人以為此次攻打難以成功。為掙回面子，他決定在華人返回中國前攻打滿剌加城，建立一所可以自立的城堡，為國王效勞；……”17控制滿剌加這一交通要津後，往遠東的航道也暢通了。1 51 2年他曾與一名穆斯林商人洽商，由他帶一批以若昂·維加斯（Joã o Vegas）為首的葡萄牙人前往中國沿海，但未成行。1 7．阿豐索．布拉斯·德·阿爾布科爾科（Afonso Brá s de Albuquerque） ，《偉人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評傳（Comentá rios doGrande AfonsoBrá s de Albuquerque）》 ，1 576年第二版影印版，官印局- 鑄幣局，里斯本，1 973年，第2卷，第3部份，第1 08-1 1 2。1 8．此件今存法國巴黎國會圖書館。1 51 2年4月1 日，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致信唐曼努埃爾國王，彙報如下：“從一爪哇領航員的一張大地圖上複製了一部份。該圖上已標有好望角、葡萄牙、巴西、紅海、波斯海和香料群島。還有華人及琉球人的航行，標明了大船的航線及直線路程、腹地及何國與何國交界。我主，我竊以為是我有生以來所見的最佳作品，想必殿下也一定願一睹為快。地名都是爪哇文寫的。我攜帶的爪哇人識字。我將此圖敬呈殿下，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 Franc isco Rodrigues ）已複製一份18 。從圖上，陛下可以看到華人及琉球人究竟從何而來，殿下的大船前往香料781
群島的航線，金礦，盛產肉荳蔻和肉荳蔻皮的爪哇島與班達島，暹羅國王的國土，華人航行的地峽。它向何處轉向及從哪裡無法再向前航行的情況……”191 51 3年4月，根據滿剌加首任城防司令盧伊 德．布里托·帕塔林（Rui deBr i to Batalha） 寫給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的一信聲稱，回來的華人名叫Cheilata（漢名待考）。儘管他未帶來聲稱的那些貨物，葡萄牙人出於探聽中國的目的還是好生招待了他。葡萄牙人選了一條停泊在滿剌加的來自勃固的中國式帆船，由葡萄牙國王及滿剌加港務官各出資一半，滿載胡椒於1 51 3年5月前往中國。大概於1 51 3年6月抵達 Tumon ，即貿易島。歐維士（Jorge Alves）於 1 5 1 4年3、 4月間返回滿剌加。從中國帶來的豐富貨物暢銷一空，這更加激發了葡萄牙人進一步入華的欲望。1 51 5年，拉法爾·佩雷斯特羅（Rafael Perestrello）再次揚帆廣州。這兩次航行祇是在廣東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貿易關係，因此需要建立正式關係，以利進一步發展葡中貿易關係。1 51 5年3月底，國王派遣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 o Peres de Andrade）率領一艦隊從里斯本出發，遠航中國，試圖與華建立政治、外交關係。“他的使命是發現孟加拉灣及中國。”20葡印總督洛伯·蘇亞雷斯·德·阿爾貝爾卡里亞（Lobo Soares de Albergar ia）未執行費爾南．佩雷斯·德 ·安德拉德攜帶的國王命令，任命托梅·托梅·皮雷斯（Tomé Pi res）為首任赴華大使，以便他能以合法身份入華。1 5 1 6年，拉法爾．佩雷斯特羅返回滿剌加，所攜帶中國貨物利潤高達二十倍。19．布揚·帕托（R．A．de Bulhã o Pa to）及洛佩斯·德·門多薩（H．Lopes de Mendoç a），前引書，第1 冊，第6465頁。20．參見《印度之家登記簿（Registo da Casa da Í ndia）》，第10號，（里斯本，1 51 5年3月26日），卷 一 ， 第 3 頁 。2 1 . 詳見《重建汪公生祠記》，嘉慶《新安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第1 72號，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第581 －583頁。22．此種堡壘的作用是進一步滲透對華貿易，並以其為基地支援葡萄牙在中國沿海的航海活動。23. 詳見吳志良《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22-43頁。1 51 7年6月1 7日，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護送托梅·皮雷斯出使中國。同年8月1 5日抵達中國沿海。1 51 8年9月，托梅·皮雷斯獲准入京，他纔返回滿剌加。在廣州逗留的一年中，他曾派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Jo r g eMascarenhas）前往漳州月港打探情況。1 51 9年，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Simã o de Andrade）率另一艦隊離開馬拉巴爾，前往中國，到達珠江口。他在中國近兩年時間裡，由於對中國缺乏足夠認識，沿用在印度和滿剌加一帶對付當地土著使用的傳統手法，經商時不遵守中國法律和風俗，胡作非為，令廣東官員改變了對葡人的印象。恰好此時武宗駕崩，滿刺加王又遣使北京控訴葡人惡行，托梅·皮雷斯之行功敗垂成，被逐出京城，囚於廣州，中葡早期交往遂陷入敵對狀態，引發了同中國當局的衝突21 。1 521 年末兒丁甫思多減兒（Martim Afonso de Mello ）受命來中國沿海設立一堡壘 22 並出任司令，1 522年與中國水師發生激戰，敗走。從此葡萄牙人銷聲匿跡於廣海。1 540年－1 548年間經營雙嶼。1 549年被逐閩界，1 550年－1 553年間完成了上川一浪白滘一澳門的過渡。23782
授黃啟臣發表了第一篇有關聖保祿學院的專論，題為《澳門第一所大學一一聖保祿學院》，同年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章文欽在《吳漁山天學詩研究》一文中，亦從一個側面觸及了這所歷史名校。在台灣，輔仁大學教授張春申神父於1 994年發表了題為《聖保祿大學為我們的啟示》的論文。在澳門，中華教育會監事長劉羨冰於同年發表了題為《聖保祿學院歷史價值初探》的論文。《澳門掌故》的作者王文達先生在其“大三巴牌坊詳考”中，以相當的筆墨介紹了“聖保祿修院”的概況。在國外，一些國家如葡萄牙、美國以及日本的學者，也有不少研究聖保祿學院的文章，主要有：1．葡國歷史學會會員多明戈斯·馬·桑托斯的《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2．葡國新里斯本大學教授阿瑪羅（Ana Maria Amaro）的題為《中醫對聖保祿學院藥房的影響》的文章；3．葡國耶穌會歷史學家Antó nio Lopes S．J.撰寫的論文《聖保祿學院為澳門居民提供的服務》；4．美國舊金山大學教授馬拉特斯塔神父（Edward Malatesta）的論文，題為《聖保祿學院：宗教與文化的研究院》；5．日本長崎殉道者博物館館長迭戈·結成的題為《聖保祿學院與日本教會》的文章 。中外史書中提及聖保祿學院的有：葡國著名耶穌會士曾德昭於1 638年完成的《大中國誌》（Redaç ã 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 ），其中有一段關於聖保祿學院的記載，不過寥寥十數行，頗為簡單。這是我閱讀過的外文書籍中，第一本談及聖保祿學院的歷史著作。另一本是被國際史學界公認為第一部科學地對澳門歷史進行研究的權威著作，由瑞典史學家龍思泰撰寫的《早期澳門史》2，其中亦有一段提及聖保祿學院。還有成書於1 875年的《在華耶穌會會士列傳及書目》3 ，作者是法國人，名叫費賴之，該書多處談到聖保祿學院。法國神父榮振華所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其書目補編》以及利瑪竇和金尼閣合著的《利瑪竇中國札記》兩部著作中都有不少篇章談到了這所大學。長期從事我國天主教史研究的方豪先生，是位神職學者，在他的著作《中西交通史》中，第81 4頁約用一百二十個字介紹了聖保祿學院的情況。中文版的澳門史書《澳門記略校注》 4 ，雖然從頭到尾未曾提及“聖保祿學院”這個名字，但是仔細讀來，即可發現其中所講的“三巴寺”，有相當多的內容是關於聖保祿學院的。2 龍思泰（瑞典）：《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 997年。3．費賴之（法）：《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 995年。4．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澳門文化司署，1 992年。790
聖保祿學院，是為澳門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學校，也是遠東最早的西式大學。升格為大學的聖保祿學院，經費仍得到葡商支持，直至1 835年被焚毀為止。”5（2）台灣輔仁大學神學教授張春申神父在題為《聖保祿大學為我們的啟示》（1 994年）一文中，認為：“澳門的聖保祿大學（Colé gio de Sã o Paulo ， 1 594－1 835）便是耶穌會士們在遠東傳播福音和介紹西洋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6（3）澳門史學者劉羨冰說：“聖保祿學院（Colé lgio de Sã o Paulo ，1 594－1835）是澳門最早也是遠東最早的歐洲中世紀式的高等教育機構……在兩個半世紀的歲月裡，它不但是東方傳教士的搖籃，還是雙語精英的搖籃……。”7（4）南京大學歷史系黃鴻釗教授認為：“聖保祿學院原是一個簡陋的修道所，至1 594年1 2月1 日擴展為神學院，又稱聖保祿學院（Colé gio de Sã o Paulo） 。它在聖保祿教堂之側……它是遠東第一所教會學校。至1 835年被大火焚燬為止，共存在二百四十一年之久。”8（5）澳門史專家、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黃啟臣認為：“澳門歷史上的第一所大學，並不是1 981 年3月創辨的東亞大學（現名澳門大學），而是早在1 594年1 2月1 日由小學規格的聖保祿公學陞格而成的聖保祿學院（Colé gio de Sã o Paulo，1594－1 835），至今足足四百年了。”9（6）著名天主教歷史學家方豪先生在他的《中西交通史》一書中，寫得較為含糊：“嘉靖四十四年（1 565），澳門耶穌會院，附設學校。萬歷二十二年（1 594）乃擴充為大學，教授神學、哲學、拉丁文學，有圖書館、觀象臺及藥房等。乾隆二十七年（1 763）葡王加以封閉；又燬於道光十五年（1 835）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之大火。澳門早年之醫事教育情形，遂不可考。”這裡既說1 763年葡國王對聖保祿學院“加以封閉”，又說1 853年毀於大火。持1 762年說的，大多數是外國史學家，他們均肯定地認為是1 762年。有論著為證：（1）葡萄牙歷史學會會員多明戈斯·多斯·桑托斯在《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中寫到：“1 759年，龐巴爾侯爵頒佈嚴厲法令，驅逐耶穌會教士。1 762年，該法令在澳門實施，使天主聖母堂及聖保祿學院的教學活動從此打上一個終結的句號。”105．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第394頁，澳門基金會，1 999年。6．張春申（Aloysius Berchmans Chang，S .．J．S．T．D 台灣輔仁大學神學系畢業，神學教授）：《聖保祿大學為我們的啟示》，《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三十期第26頁，澳門文化司署，1 997年。7．劉羨冰：《澳門聖保祿學院歷史價值初探》，澳門文化司署，1 994年。8. 朱維錚主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第32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 994年。9．黃啟臣：《澳門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三十期第34頁，澳門文化司署，1 997年。10. 多明戈斯 ·馬烏里西奧 ·戈麥斯。多斯 ·桑托斯（葡）：《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第56頁，澳門基金會，1 994年。（2）美國舊金山大學馬拉特斯塔教授（Edward Malatesta） 在1 994年澳門舉辦的“宗教與文化國際研討會”上說：“四百年後，我們聚集在澳門慶祝這個特殊機792
構的建立及其自建立至1 762年（當時，耶穌會士被逐出澳門，聖保祿學院作為一個耶穌會的機構而不復存在）的一百六十八年間無與倫比的活動。”1 1（3）澳門葡萄牙歷史學家文德泉神父在《澳門教育》一書中說：“聖保祿學院這一著名遠東學習中心於1 762年按照葡國王唐約瑟的命令被取消了，其成員亦被遣散。”12（4）法國榮振華神父所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冊）中，雖然沒有明確指出澳門聖保祿學院於1 762年關閉，但清楚地寫道：“1 762年7月5日，在澳門的全部二十四名耶穌會士都被捕，關押在里斯本的篷巴爾監獄。”13面對這兩種說法或兩個日期，到底哪一個符合歷史真實情況呢？我們有必要弄清楚。三中國歷史學家由於未弄清楚該學院的關閉日期，因此無法統計它開辦的確切年期，亦無可能計算出它的畢業生總數等。中山大學黃啟臣教授在其《澳門通史》一書中，就錯誤地羅列了“1 594－1 805年聖保祿學院畢業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名錄”。隨著內地學者對澳門的研究興趣日益濃厚，陸續出版了一些有關澳門歷史文化的書籍，但在談及聖保祿學院時，均錯誤轉引其關閉日期，如最近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澳門教育概論》，仍重蹈覆轍。為了弄清這一歷史事實，避免謬誤流傳，我們首先有必要瞭解一下當時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背景及當時的國際背景，可能對弄清這個問題是有幫助的。眾所週知，自“1 692年康熙保教令”准許天主教在中國人中傳播後，其發展蓬勃，人數日增，到1 71 0年時約有教徒三十萬人。可是，進入十八世紀，開始一場空前且曠日持久的“禮儀之爭”，終於導致雍正皇帝於1 724年下令封閉教堂。除在北京留下二十餘名“有技藝之人”外，其餘傳教士祇能居於廣東。在全國，約有三百間教堂大部分均被改為公廨或倉庫等。當歷史車輪轉入乾隆朝代，雖然這位皇帝繼續允許傳教士供奉朝廷，但對傳教並不寬容。據統計，到1 765年時，全國天主教徒人數銳減到十二萬人。1 1 ．馬拉特斯塔（美）：《聖保祿學院：宗教與文化的研究院》，《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三十期第6頁，澳門文化司署，1 997年。12．Pe．Manuel Teixeira：A Educaç ã o em Macau，P1 95 ，《澳門教育》，Macau，Direcç ã o dos Serviç osde Educaç ã o e Cul tura ，1982．1 3．榮振華（法）：《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冊第832頁，中華書局，1 995年。與此同時，轟動歐洲的“中國禮儀之爭”終於導致成歐洲各國紛紛驅逐耶穌會的悲慘結局。1 773年，教皇克萊門特十四世（Clement XIV，1 769－1 774）下令解散耶穌會。教皇的命令一公佈，在澳門的聖保祿學院哪有可能開辦至1 835年呢？實際上，在此之前，葡萄牙國內於1 758年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葡國王若瑟一世被刺傷，有人懷疑是耶穌會所為。1 759年，歷來仇視耶穌會的龐巴爾首相決意鏟除該會及其傳教士，頒佈法律宣佈耶穌會及其傳教士為非法，被視為葡國王793
和國家的敵人與侵略者。1 760年，葡國王下令沒收耶穌會在全國各地的財產，包括教堂、學校和其他佈道場所。由葡國管治的澳門也未能幸免，必須執行這一命令。祇是因為當時交通不便，晚了兩三年，因為從葡本土傳達至澳門的命令一般需要二年左右時間。到了1 762年4月2日，印度總督埃加伯爵果然向澳門當局傳達了葡國王的命令，將耶穌會在澳門的全部財產充公並交予教區，其中有聖保祿學院、聖若瑟神學院、聖母教堂及其墓園。同年7月5日凌晨，澳葡當局查封了這兩所學院，同時逮捕了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神學院的耶穌會士，共二十四名，澳葡當局將被捕的聖保祿學院耶穌會士，交給澳門的多明我會會長監管，聖若瑟神學院的耶穌會士被交給方濟各會監管。7月8日所有耶穌會會士被帶到多明我會修院集中，二十四人中有十三人屬中國副省區的會士（原先居住於聖若瑟神學院），八人屬日本教區，以及三人屬法國使團（原先居住於聖保祿學院）。同年1 1 月5日，他們被押解到澳門港，登上聖·路易斯號（S．Lu í s）船被解往里斯本，之後監禁在聖祖利昂達巴拉城堡（Torre de S．Jul iã o da Barra） 。屬於耶穌會的財產在1 762年交予澳門主教處理。一部分家具和服裝被拍賣。根據政府法令，聖保祿學院先交給澳門市政廳管理，之後變成兵營用以駐軍。其中屬於學院的設備和物品則匆匆忙忙分配給市政廳和國王財產處。一些無法搬走的物件則被棄置在校舍裡，直到1 835年一場大火將其全部燒毀。幸運的是，由於聖保祿學院的耶穌會會士事先得知上述葡國國王法令及龐巴爾的命令，於是耶穌會會士若奧·歐華利斯（Joã o Á lvares）拯救了聖保祿學院圖書館“大量的、精心挑選的圖書……他買了四個中國式的木箱，用紅紙糊好，編成一至四號，把檔案放在裡邊。每個箱子上有個注明內容的條子，並寫上1 761 年3月1 4日這個日期。”1 4 此後，這些珍貴的聖保祿學院檔案先是運到菲律賓的馬尼拉，繼而運往歐洲，分藏於葡萄牙里斯本和西班牙三個不同的檔案館或圖書館。據有關資料記載，1 762年從聖保祿學院抓走的耶穌會士共十一人，他們是：（1）Francisco da Costa 神父，省會長（2）Silvestre Gonç alves神父（3）Tiago Graf f 神父（4）Joã o Cof f Kogler 神父（5）Alexandre Rodrigues 神父（6）Joã o Á lvares 神父（7） Luí s Mar ia 神父（8）Gabriel Boussel 神父（9）Joã o Silvano 神父另外二人的姓名已無法查找，但值得記述一筆的是，從聖若瑟神學院逮捕的耶穌會士中有一名是中國人，名字為 Francisco da Cunda ，原籍江蘇丹陽（Tan－ YangKiang－Su），他被押送到葡萄牙後，於1 765年死於葡萄牙的聖祖利昂城堡。14 . 施白 蒂 （葡 ） ：《 澳 門編 年 史》 第 1 5 7 頁， 澳 門基 金 會， 1 9 9 5 年 。794
澳門耶穌會被解散後，天主教從此衰落，教徒減少。“據統計，1 700年全澳門天主教徒有1．9萬人，1 81 8年減至5，000人，1 834年又減至3，000人。並且從1 834年起，澳門主教十三年空缺……。曾在澳門傳播天主教，並以澳門為基地而進入中國內地傳教達二百年之久的耶穌會士退出了澳門的歷史舞台。”15從上述歷史事實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澳門聖保祿學院的關閉年代是1 762年，而非1 835年。四我們不禁要問，這麼多年來，為甚麼華人學者未能準確地掌握這一歷史事實呢？我個人認為，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在葡萄牙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均是用葡文寫成的，由於他們看不到或看不懂第一手資料，因此不甚瞭解；二是他們誤認為1 835年是聖保祿學院的關閉日期亦是事出有因的。據歷史記載，1 835年1 月26日，大三巴教堂和聖保祿學院建築物發生了一場大火，幾乎燒毀了一切，僅剩下大三巴教堂正面牆壁及部分圍牆和校舍。致使一般人誤認為是由於大火的原因才使聖保祿學院於1 835年關閉的。為方便讀者瞭解這一歷史事實，現將1 759年葡國王頒佈的取消耶穌會的法令完整地譯成中文，供大家對照分析，得出正確的結論。“朕，堂若澤（DomJosé），以葡萄牙、阿爾加維斯和本土及海外屬地至高無上的國王的名義，以非洲幾內亞的最高統治者，及征服埃塞俄比亞、阿拉伯、波斯和印度，並與之進行通航和貿易之統帥的身份，詔告天下：1 5．黃啟臣：《澳門通史》第260頁，廣東教育出版社，1 999年。自執行劃分被征服屬地疆界條約所實行的措施以來，朕不厭其煩以持續的寬厚和虔誠的仁慈關注有關消息和那些真實可靠的證據，審視那些無可置疑，事關重大的事件，並尋求通過各種方式，以盡可能謹慎與溫和的手段，使朕這些王國的各個省及其屬地內耶穌會的長老們放棄他們那膽大妄為、野心勃勃的計劃。但是他們為實施其計劃，竟以虛偽和粗暴的手段，一直圖謀並秘密進行強佔整個巴西屬地的活動；可是他們尚未做好準備，收效亦受到限制，否則不到十年的時間，巴西屬地將變成整個連歐洲聯軍也無法進入的、不可戰勝的屬地。教庭和王室的最高司法機構在聯合行動中（出於一貫所需之目的）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一方面，朕通過對教皇貝奈蒂托十四世（Benedit o X I V ）授予的審判權（我對此有幸福的回憶）進行改革而產生的內在及自然效力，迫使那些耶穌會長老們尊重他們的教庭；另一方面，朕責令他們不得干涉世俗間的事務，例如對村莊進行世俗的管理，對巴西屬地的人員、對印地安人的財產和貿易實行控制。同樣，朕就這些緊急事務所制定及鼓勵制定的有益法律也產生了其本身及自然的效力。朕一直尋求通過所有這些方法使這些長老們擺脫世俗的政府傳染給他們的對獲得土地和屬地、掠取商業利益的貪婪欲望，及由此而滋生的瘟疫般的腐敗，讓他們作為真正善良的教職人員和上帝的使者，服務於上帝，有益於他們身邊的人，避免因其習俗的完全墮落，使耶穌會在朕的同樣王國及屬地中走向必然的滅亡；因為他們在進入這些地方後亦曾做出過榜795
育的真理及科學，使它成為人民進步及快樂的不可或缺的方法；而工業、資本社會則作為其母，它確立了體育的效益。上述的理念一一進步及效益孕育了體育的誕生。人所共知，體育初生時，是健壯、剛勇及自我欣賞的。它早年就與我們身處的富有的、寬容的及以傳媒為主導的新自由社會締結婚姻。我們可引證，雖然當代的體育有著其經過嚴峻考驗的歷史及語言特徵，並誕生於十八世紀，但它只“在十九世紀後期才訂立其規則及方針，並在歐洲得到全面的發展，因此，傳統的健身運動已由一種習俗逐漸發展成為要求打破紀錄的競技活動”4 。現代體育源自狂熱的工業革命，它在其誕生的社會中創造形象及擁有其特徵，在其繼續發展的社會中表現出一些原始社會的面貌。另一方面，體育從它的起源以至逐步累積及保存人們在抱負、矛盾、夢想、希望、勝利及挫敗等方面的經驗來表達社會的運作模式。研究體育就是探索孕育它的原始社會；觀察其誕生的工業社會及輔助它成長或採用它的原則、價值、問題、危機、思想及信仰等等來培育它的現代社會。事實上，雖然我們沒有解釋經濟與體育的關係，然而，經濟的發展卻孕育及影響著體育。當我們斷言歐洲社會經濟的發展孕育及影響現代體育，我們也就正在肯定體育可反映出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可確定體育在一定形式上可表達社會。早在遠古時代，人類受著貧窮的壓迫，以致沒有多餘的時間及閒逸的心情來進行體育活動。在克呂尼的陰影下，西歐的封建制度逐漸發展起來。而當時中國宋朝的統治者則喜愛進行活動及遊玩。在東西方，打獵及捕魚都是一項艱辛的工作（對於現今的人們來說，由於反璞歸真，上述工作已變成體育運動）。正如十六世紀英國哲學家哈登所描述“食物充裕，則藝術才會蓬勃發展”。在這一方面，奧爾特加·伊．加塞特亦曾記述“la cultura no es hija del t rabajo，sinodel depor te ”（文化並非是工作的兒女，而是體育的兒女）。正如馬洛運用菱錐的原理作出的解釋，飢餓與體育是不能連在一起的。經濟增長容許在空餘和空閒時間及“ot ium cum dignitate”（閒暇）發展體育活動。除了在工業社會中可有的空餘時間外，科技革命，尤其是交通工具及大眾傳媒等方面均是為現代體育取得驕人成績而作出貢獻的其他重要因素，它們共同促使全球一體化。傳媒創造形象及提出意見，並關注聽眾的數目及廣告的收益，與此同時，傳媒亦促使體育與財富及權力聯繫在一起、歌頌成功及崇拜勝利；這樣便驅使人們在體育方面努力爭取英雄的榮譽及威望，或從具權勢的人的手中爭取財富。事實上，現代體育的操控力量表達了一個以傳媒為主導的社會——一個物質主義的社會。這個社會傾向於追求利益及／或名望，以便得到強大的購買力，但却忽視精神價值的存在。4．參閱托馬斯、豪蒙、利弗三人合著《Soci o logi e du Spor t 》，法國大學印刷出版社，1 987年，巴黎，第9 頁。現代體育肩負著表達新自由社會的任務，它確認及維持其價值並進行實踐，提升有才能之士而把能力較差者置於一旁。正如在社會上一樣，體育競爭者亦不能互相合作。當賽事結束，勝利者踏上名次台，群眾為他們歡呼，與此同時，失敗者則被群眾遺忘。群眾嘆息說：“哎，失敗者！”人們只是衡量最終的結果，而沒有理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