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澳門政府雜誌每年四期社 長：黎智城（José Hermí nio Paulo Rato Rainha）社長助理：魏美昌（Gary Ngai）執行社長：何思靈 （Celina Veiga de Ol iveira）編輯部：廖 明（Peter Lio Meng）葛祖民（José Cô rte-Real）編輯委員會：Amá vel Afonso Barata Camõ es, Armando Manuel da Silva Aparí cio,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Fernando Manuel Cardoso Vaz de Medeiros, Gonç alo Amarante Xavier, José Â ngelo Lobo do Amaral ,José Antó nio Pinto Belo, José Hermí nio Paulo Rato Rainha,Ngai Mei Cheong (Gary) , Rui Daniel Ferreira do Rosá rio所有權：澳門政府出 版：行政暨公職司社址、編輯及行政部：巴掌圍斜巷十九號（亞洲）澳門郵箱 463電話：323623 圖文傳真：（853）594000發行及訂閱 電話：5995620／599561 1／5995601排印：澳門政府印刷署1 993年第1 次印刷1 997年第2次印刷印行：1 000本I SSN 0872－91 74658
第 Ⅵ 册、第廿一期（一九九三年第三期）、一九九三年九月目錄經濟澳門與珠江三角洲經濟整合過程 663Gabr i e l a Cé sa r充分利用和發揮澳門的橋樑作用 669魏美昌澳門的工業何去何從 ？ 675楊俊文澳門和珠海特區發展策略的制訂問題初探 683黃枝連文化風中之竹 693Joã o Pi na Cabr a l e Nelson Rodr i gues澳門中葡文化 717Jean Ber l i e國際關係1 9 9 9 年後處於中國與西方對外關係之中的澳門 725A r n aldo Gonç a l v es敎育與社會處於過渡期的澳門青年一代 745吳志良659
公 共 行 政澳門公共部門的規模——同香港作比較研究 753Vas co Ba r r oso Si l vé r i o Marques管理組織發展、應變和改革 777Mar ce l i no Ly r a Pa s s o s… …… ………法律諮詢 7 9 1摘要 795在《行政》雜誌刊登之署名文章，文責由作者自負。原則上，其他刊物可轉載或翻譯原刊於《行政》之文章，但要指明出處及原作者，並須獲得有關許可。660
這麼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即“中國國情”要求港澳同廣東省以外的其他中國省區用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建立發展協作的關係。事實是簡單的，港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廣東省（或珠江三角洲）的港澳。面對全國、爲一體中國（包括台 灣）的內務和 外事服務， 才是最大的實 際，換句話說 ，對於各省 、市、區的改革開放和四化之推進，對於中國和平統一進程的了結，對於促進海外華族人士和中國人民交往的“華夏體系”之開張上港澳是擔負着重要的歷史任務的 。因此，才有“中國人共同體”以及“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台灣方面稱之爲“大中華經濟共同體”）。即，港澳、台等三個中國人關係密切的經濟系統，同中國大陸“主要是華南的四個省區（閩、粤、瓊、桂）”地區的經濟系統，彼此之間，交流日益密切，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需要在各個層面進行“非政治化 —— 非意識形態化”的交流協作。這種性質的機制建立，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從鬆散到嚴密，都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因此，遠談不上甚麼 “經濟 圈” 和“ 共同 體” 的 。在“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同東南亞國家（特別是東盟六國）進行交流協作的“南中國海周邊國家（地區）發展協作系統”裏，當它們單獨活動時，香港的作用雖是遠大過於澳門和“小珠江三角洲”的；但是，如果以“大珠江三角洲發展協作系統”的單位投入，其比重與實力便有可觀之處了 —— 如果以“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做爲 一個單位加 入活動，當 然是易叫人 刮目相看的 。其實，“中華經濟協作系統”一旦成形，將是一個“重量級”的經濟角色，它對中國各個經濟區域及整體的國民經濟的重要性，固不在話下；它在國際經濟舞台上，也可以贏得 日本、歐共體、北 美以及東盟等“自由 貿易區”之尊重的 。這麼說，香港、澳門、深圳、珠海以致於珠江三角洲和廣東省的一個更大的出路，不是在它們之間搞甚麼“一體化”，而是在於投入“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的建設活動 —— 有一點是要反覆強調的，這種“協作系統”之追求，是符合“地區傾斜”和“產業傾斜”的原則。同“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原則是沒有甚 麼 抵 觸 的 。再退回來說，即使是在“中華經濟協作系統”裏，香港和澳門（及台灣）的特殊性還是不能泯滅的，顯然地，三者之特殊性，正是這個“系統”成形的條件、動力以及合理性所在之處 —— 在一個意義上，中國經濟一方面要同世界經濟發生日益密切的關係；但是，也不必追求甚麼“一體化”的，旣然搞絕對主義，便可以讓港、澳 、台發生其傳 統的作用，內 外圍的經濟有 更密切的關係 。最後，談到澳門的特殊性及其定位問題。它固然要投入大大小小的“三跨越”的發展協作系統 裏，但是，香港 之外，堅決地讓 澳門保持某種經 濟上、文化上 、政治上的獨持性，維 持其“化外之民” 的地位，是一個通盤 發展戰略所需要的 。因爲港英和 美日等國的 關係，香港 的動向及作 用總是存在 一些“模糊 地區”的 ；澳葡的政策和中葡的合作，使澳門可以成爲處理香港“九七”前後事務的一個“穩態 系 統（How e o s t a t i c S y s t em） ” ， 而對 局 勢 的 穩定 ， 發 生 微妙 的 穩 定 作用 —— 這種“穩態作用”，可能在其他層面，有意料不到的時候，也是爲中國人所 不 可 缺 少 的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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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六册，第廿一期，1 9 9 3 No ．3 ， 6 9 3 － 7 1 5風中之竹一項有關澳門土生族群身份以及世代更替的研究①Joã o de Pina Cabral ＊Nelson Lourenç o＊＊陳潔瑩譯本文探討的是一個族群身份在時間上的繁殖和認同這個族群身份的人底生存循環 兩 者之 間 的關 係 。在 這 個問 題 上，“世代”這個社會學槪念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分析工具，透過它我們可以把這兩種時間形態的整合槪念化。這兩種時間形態本來是互斥的： 社會群體的時間是連貫的，而人個體的時間則是間斷的 。澳門擁有的特色使到這項研究尤其引人入勝，它獨有的動盪 —— 非常明顯地影響到社會成員的塑造性經驗——使到世代更替比一般主要社會學模式所能預期的較爲複雜 和難以捉 摸 。我們先着手瞭解澳門社會結構的特徵，它圍繞着一個核心矛盾運作，週期性出現動盪。然後再分析族群方案形成的經驗性條件。在我們訪問過的“土生”②當中，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族群方案 。＊ 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首席研究員、勞工企業科學學院副教授 。＊＊ 里斯本新大學副敎授 。①這次研究在一九八九至九二年間進行，是“澳門家庭與族羣：土生葡人社羣”研究計劃的一部份，由澳門文化司署贊助。此外我們亦要感謝里斯本熱帶科學研究院和兩位研究員所屬的學術單位：里斯本大學的社會科學院和新里斯本大學的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 。②澳門今日其中一個主要族羣類別是廣東話所謂的“土生”，葡文稱之爲MACAENS E ——它一般指在澳門出生、以葡國文化和天主教爲根本的歐亞混血兒。雖然澳門人口大部份是華人而行政精英則大部份來自葡國，但土生在澳門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爲在三個主要族羣裏頭他們是與澳門歷史身份有最密切聯系的一個——這乃是廣東話叫法“土生好”所含的原意（土生土長），如欲知更詳盡的解釋，參考 P I N A e L o u r e n ç o 的作品 ， 1 9 9 2 。693
一、風中之竹——動盪與持續在今次研究工作初期我們曾經訪問過一位在澳門政治和社交圈子都非常重要的土生葡人，他特別地強調澳門以往經歷過的週期性危機所遺下的後果。在我們的錯愕下他禮貌地微笑着解釋：“我們土生並不像鐵那樣折斷，而是像竹枝那樣彎曲。風暴來時把我們吹倒在地上，但隨後天氣一好轉我們便再挺起來，開枝散葉。”③這個“風中之竹”的形象可能是理解澳門以及土生葡人近代史 —— 所以亦是理解不久將來 —— 的關鍵。一開始我們便發覺到在有關澳門的著作中有一個論調經常出現，就是澳門土生社群快將瓦解，土生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在澳門社交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亦會消失。這個“預告的死亡”與“捨棄一切”的形象互相關連—— 就 是人們 不時提 及的 “土生 流放” 現象 。例如，一位作者說：“在日本人撤出這一帶後，好多土生，一心嚮往較好的生活 ， 便 開始 大 量 移民 ， 時 至今 日 仍 未中 止 。 ”（ M ．L e a l V i l a r i n h o l nA n tón i o de And r ade e S i l v a 1 9 9 1 ）可 是 ，在 Mo n t a l t o d e J e s us 的著作中我們亦找到相同說法，只是有關年代不同，主要是指英國把香港據爲殖民地後澳門陷入的經濟不景時期（1 990〔1 926〕∶252）。同一作者亦引述一份一九二一年的海關報告，裏頭有以下記載：“每次更換澳督或任何謠聞風潮都導至一部份人移民他往，唯一目的祗是離開所在之地。”（同上∶306）。我們不單只在著作裏頭碰到這種“捨棄一切的魅影”：一種末日即將來臨的觀念，它在我們所做的訪問裏亦經常出現。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就被認爲是“土生的滅亡”，而五十年代的社會和經濟癱瘓亦被同樣理解（“澳門在五十年代的悲劇就是新血大量流出。有些家庭舉家移民，原來只是出外留學的人亦一去不返”）；後來，在文革期間，“澳門時日無多”；今日，澳門的主權將在一九九九年回歸中國，所有人都認爲“無人會留在澳門”；“現在有了這項協議移民潮即將開始。一九九五、九六年將會出現一窩蜂移民，只有中國人才會留下”。（好奇怪地，我們訪問過的中產階級華人亦同樣表示熱衷移民，悲觀地認爲自由社會正 在崩 潰 邊緣 。 ）澳門是一個社會風暴之所 —— 一塊欠缺安全的地方 —— 這個觀念已經被編成一個典型的中 國數字迷信 ： “中國人有以下說法：六年是澳 門 的 數 字 。 六 年 來 一 切 顺 利 ， 之 後 是 一 次 短暫的經濟衰退；基於不同理由情況得 不 到 突 破 —— 整 個 城 市 癱 瘓 下 來 。 然 後 經 濟再次復甦。可是六年過後，總會有某 些 事 故 使 到 經 濟 再 次 停 滯 。 華 人 都 曉 得 這 個數字，街上隨便一個人、相士等都這 樣 說 。 每 六 年 澳 門 就 會 有 難 “ … … ” 來 一 次糾 紛 ‘ … … ’ 是 一 桶 炸 藥 。 ”③在我們動筆之前，冼麗莎TERE SA SENA曾告訴我們以竹比喩澳門是有旣成文學典故的：參考S I LV A R E GO（ 1 9 4 7 ：1 0 7）， 裏頭有 以下句子 ：“ 澳門， 就像中 國竹枝 ，在風 暴中曉得屈折，待風暴過後又重新在空中挺起來。”這是一個中國傳統譬喩，但其中用的不是竹，因爲它太易折斷了。694
在澳門這 些定時危 機被稱爲 “事件” ；在香港 ，它們的 事態沒有 那麼嚴重 ；被稱爲“麻煩”。據我們看，這都是一個積聚下來的精力尋求散發的過程。在表面安定繁榮期間，葡人在澳門④這個中心矛盾並沒有顯現出來，張力不斷增加，定期爆發，允 許不同層次 的調整。依 我們所見， 不同方面都 存在着矛盾 。這個矛盾從葡人抵達澳門一開始就存在，明朝政府就曾經試圖把葡人在澳門的逗留制度化，但整個過程的曖眛使到矛盾更趨極端，打開了一種雙重主權的局面。城內的居民有權自我管轄，而華人則受到朝廷官府管治。這個制度，即K．C．F ok 所謂的“澳門方程式”之可以產生，完全是因爲中國地方官僚利用他們與朝廷之間的聯絡隔膜從中牟 利。引述同一作者的話 ：“貿易關係只可以“……”在省級官員的容忍下才能發生。交易乃是經由雙方同意的，它的維繫視乎葡人有多願意去履行他們對地方官員的承諾以及中國官員有多願意去冒受朝廷處分的危險，說得實際一點，一切要看雙方能否從這些交易當中獲得足夠利益。但整個方程式的可行性則主要有賴在澳葡人的遷就與及息事寧人態度。”（1 991 ∶343）葡人在珠江三角洲成立一個行政區素來都是一樁對廣東區域官員有利的事 ，所以他們容許事情持續下去，情況一向曖眛，却又不失平穩；這個局面時至十九世紀末依然沒變。舉一個例子，I s abe l Nune s 在一篇文章（1 99 1 ∶1 03）裏頭就曾節錄一段有關該時期（一八三七）的文件，一名葡國檢察官在一封致中國有關方面官員的信裏頭引述清廷禁止蛋家人⑤在陸上居住的法例。他恐怕蛋家勾引士兵、下人和黑人等賣淫活動會引起麻煩，於是在信裏預先聲明，將來假如發生任何禍事，責任都由該名中國官員承擔。這份文件是雙重主權暗中蘊釀衝突的例證。隨着清廷的衰落，特別在鴉片戰爭之後，澳門的形勢亦急劇改變。在一八四○年， 兵頭E l l i o t 在 充分揭 露了中 國政府 的軍事 弱勢後成 立了 香港這 塊殖民 地。至於葡人則在一八四六年才建立一個殖民政府，把中國官員驅逐出境，打開了澳門的“殖 民地”歷 史，但方 開始就發生 了第一樁 “事件” 。在 一 八 四 六 年 十 月 澳 督 亞 馬 留 Fe r r e i r a do Ama ra l 欲 對 快 艇 徵 收 稅 項 ，船民立即對聖保祿炮台發動了一次襲擊。該次行動是有武裝組織的，動用到大炮。雖然是次行動並不成功（Mont a l t o de J e s u s ．1 990∶22 1 ），但却爲日後一件更 嚴重 的事 件佈 下了 伏綫 。④我們所指的純粹是葡人在澳門的存在，這是我們這裏感興趣的。不過我們認爲同樣性質的分析亦可以用到這個地區的其他政治體系。⑤中國龐大族羣體系裏頭的一個子族羣，特徵是在水上居住和社會地位非常低微。蛋家被禁止參 加 清 朝 （ 1 6 4 4 —— 1 9 1 1 ） 科 擧 試 。參考 B R I T O P E I X OT O的 作 品 1 9 8 8 年 。妙就妙在這次事件已集合了日後不同事件的特徵，其中兩點有系統地重覆，非常具結構性，特別値得注意。第一、中國商人對事件通常都作出同樣反應，就695
是關門以及斷絕對市場供應貨品。這個態度並不新奇，相反地，可說是 K．C．Fok所謂的“澳門方程式”的一部份。例如，一位在十八世紀下葉曾經到過澳門的美國商人作有 以下觀察 ：“目前已不復昔日的繁華，雖然在當地住的是葡國人，亦有由葡國國王直接指派的總督，但它的持續完全掌握在華人手裏，中國可以隨時節制澳門的糧食以及把葡國人趕走。這個情況使到澳督不得不步步爲營，謹愼地避免任何可能冒犯中國的事情。”（余元愷在書中的引述，1 989∶1 8）第二，在危機演變成暴力之後，生於澳門本土的葡語人士，縱使一度曾經直接參與釀成“事件”的整個衝突過程，此時就會改變策略，透過他們在華人精英份子方面特有的人事關係“網絡”進行談判去平息危機。就以殖民時代的第一任澳督（Fer rei r a do A mar a l ）爲例，市政廳採取了與澳督殖民觀點相反的態度，引至澳督把它解散 。（ Mont a l t o de Jesus 1990∶223）澳督在推行殖民措施中操之過急 —— 在一八四六年就拒絕再納地稅，另在一八四九年取消了中國海關 —— 使情況急劇惡化。在一八四九年八月廿二日，發生了一件稱得上是殖民澳門眞正奠基創傷的事：Fer rei r a do Amaral 被刺殺，一切跡象都顯示廣東副督在背後指使。如是者，這一連串被 Montal t o de Jesus以非常激動筆調描述的事件，就已經擁有日後事件的標準結構。（同上：233）讓我們暫 時把歷 史性論據 撇下， 改而引 進Vi c t o r Tur ner 的“社會舞台劇”概念（1 957∶91 －93）。這個槪念對理解這些事實有很大幫助，作者透過它試圖製造一套對 社會結 構作程 序性分析 的工具 。對Tur n er 來說 ，一個 社會不 斷處於 流動狀態。社會秩序並非一個永久性的事實，它本身是建立在矛盾和利益衝突之上（不論在個人內在層次還是在人際關係 的層次上、在群體內在層次還是在群體 之間的層次上）。社會結構的繁殖並非一個連續和有共識的現象，相反地，它是一個不斷決裂和彌補、中斷和持續的過程。在一項研究中非洲一個母系村落的親屬方針的工 作中， T ur n er 發現到這種繁殖過程並非是完全隨機的，不單如此，它顯然 擁有 一個 貫時 性（ Di ac r ó n i ca ）結構，有着定時循環的特徵 。基於此，作者爲“社會舞台劇”公設了一個四步驟結構。第一階段：決裂（Ruptu r e），就是當某些社會成員作出一些超越常規的行爲，調節人際關係的規範不被遵守，公然受到侵犯。假如在這個時候事情得不到化解，它就會進入第二階段：危機（Cr i se），演變成一連串日益嚴重廣泛的衝突，社群分裂成相對陣營⑥。接着就是第三階段：補救（ Repar aç ã o ），各種調停手段相繼出現，通常操縱在社會上比較有名望的人手裏。這些嘗試可成可敗，而第四階段就隨着補救的成敗而異，可能是重整（ Rei n t eg r a ç ã o），亦可能是破裂落 實（ Recon－heci ment o de Ci sma） 。⑥“裂痕逐漸擴張直至它跟衝突中不同方面所屬的一些相關社會關係中最廣泛層面裏頭的大裂痕連接上爲止”（ T UR N E R 1 9 5 7 ∶ 9 1 ）696
在澳門的“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程序性結構，事件的前奏總是一段衝突不斷升級的時期，雙方越覺 缺乏安全感，互相指責的聲調不住提高 ，甚至乎會發生一些小規模事件，調解時易時難，這一切週期性地循環 —— 正是“社會舞台劇”的特色，直至一日危機全面爆發，陣壘分明：澳門分成華人和葡語人士兩大陣營。假如較早前還有化解餘地，在事件爆發之際，總是華人一方，而葡人 和 土生 則 據另 一 方 。不過，在接着的紊亂和敵意中，昔日的人事關係會微弱地再冒頭。隨着時間，它們會提供新的調解機會。一個補救時期開始，可長可短，到最後 —— 直至目前 爲 止 —— 和平與及社會繁榮得以重建。套一位澳門女作者的話：“成長意味着危機，就好像我們熟悉的颱風一樣，過後 —— 空氣清新！”（B a s t o da S i l v a ，1988∶88）有一點需要強調，就是在事件的過程中，澳門社會結構的核心矛盾在所有層面表現出來，雖然在四方面參與者：葡人、土生、華人、與及中國政府的眼中，它都 擁 有 不 同 亮 相 。葡人企圖鞏固他們的殖民權威，即使明知自己沒有與中方對抗的力量；土生是土生土長，眞正屬於澳門的人，但他們却沒有主權；澳門華人是完全的中國人，徹底認同他們的族群身份，但却覺得受到中國政府誤治（Mi s r u l e d，A l be r tYe e余元愷書名用語，1 989），有賴葡國政府保護他們個人、經濟以及政治的利益；最後，中國政府當局，自知有土地主權，不過亦知道行使它會毁掉澳門以及從澳門 輸入 中國 南方一 帶的 好處 。如是者，在整個殖民時代（一八四六 —— 一九六七）中國政府一直都認爲自己有權過問澳門的事情，但却沒有制度化的途徑，除非將葡人驅逐出境。澳門華人覺得自己有權表達意願，但却沒有渠道。這些就是“事件”的起源。當中國政府的利益和澳門華人的利益吻合時，事件就會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一如往常，在這些時刻，澳門土生和葡人就會發覺自己缺水缺糧，這個處境迫使他們幾乎每一 次 都 讓 步 。這樣嚴重的情況，雖然時有發生，但算不上太頻密：一八四九／五○年（F er －r e i r a do Ama ra l 的 刺殺 事 件，以 及鴉 片 戰爭 連 鎖引 起 的事 件 ）、一 九○ ○ 年（義和團之亂）、一 九二二年（福隆新 街事件，以及孫中山 政府在廣東遇到的 困難〔參考Monta l t o de J es us 1 990∶295－6，Guedes 1 991∶87－94〕）、戰後五十年代中期（Mor bey 認爲與韓戰有關，1 990∶50－51 ）、以及一九六六／七年（一二三事件⑦ ，由 文化 大革 命引 發） 。像以上這些事態比較嚴重的事件，通常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期間，廣東省政府和澳門華人居民（尤其是他們的精英份子）方面以及土生居民和葡人政府方面之間存在着的非官式關係逐漸斷絕。做成這不幸後果的有內和外在因素。一方面是說中葡雙方的談判平衡崩潰了，通常是因爲中國政治架構起了劇變。另一方面，亦意 味着澳門 華人居 民的利益 受到葡政 府忽視 。⑦在澳門這次事件的發生日期被公認爲十二月三日（一二是指十二月）。697
一九六六年，發生了一連串事件，使到澳門殖民時代告一段落。事件起因分別是一、中國政府在政治上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極端化局面；二、葡政府當局（大大受到二十年來華人和土生之間與日俱增的敵意影響）對於華人社群主要領袖所提出的呼籲充耳不聞。這個時候，一如在二十年代中華民國成立時在澳門所引起的工潮事件一樣，華人團結起來對抗葡語人士（葡人和土生），而葡政府運作的正統 性 受到 全 面質 疑 。就這樣，在一件大事件來臨之前，總有一些定時增加的小事件發生，個別受化解的難度不一，都是透過澳門管治史上特有的非官式調解途徑。由於華人沒有制度化的渠道去表達意願和對政府施加壓力，所有這些糾紛、動亂和杯葛行動都是 壓 力 活 門 。在殖民時代以後的時期（一九六七 —— 一九九九年），這個情況有所改變 ，中國共產黨政權 在羣衆動亂事件 （“一二三” —— 六六年十二月 至六七年一月 ）後建立了一個影子政府，不斷透過它直接左右澳門政府的決策⑧。中國共產政府，直接受到街坊會和中文報章（非共產主義人士亦閱讀）的支持，對澳門居民有顯著的支配 力，一九 九二年的選 舉就是另 一次證明 。影子政府初時以南光公司的化身去代表中國在澳門的利益，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的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就轉而爲新華社，爲一九九九年澳門主權正式回歸中 國一 事 做準 備工 作 。由於香港政府處理同期危機的手法比較好，類似情況並沒有在香港發生，雖然 中 國 亦 曾 有 同 樣 企 圖 。如 當 時 的 港 督 S i r D a v i d T r e n c h所 說 ：“ 他 們 志 在把我們澳門化。”（ Sc o t t 1 989∶87）即使如此，澳門仍然不時有小騷動、街頭示威和專業團體的杯葛行動等（例如一九八九年的無證人士騷亂和接着警察的非法示威）。事件的發生正好證明了澳門實在缺乏制度化渠道去調解衝突和抗議。嚴重缺乏民主乃澳門的特色 ——而根據基本法的內容 —— 在一九九九年後這個特色會繼續下去，這正是所有這些社會舞 台劇 產 生的 基 本因 素（參 考Mo r b e y 1 9 90） 。一向以來事件到最後都是重新整合，因爲分裂實在行不通。這個矛盾 —— 澳門生活的心臟 —— 素來無法解決，因爲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華人精英，在永不會放棄索討主權之同時，亦永遠放不下葡人在澳所帶來的好處。一九八七年的中葡聯合聲明能否解決這個矛盾？一九九九年會否是五個世紀以來葡人、土生和華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結束的標誌？個中有多方面的因素，回答這個問題目前尚言之過早。不過，假如一方面在葡人離開後澳門會少了一股傳統干預勢力，在另一方面基本法裏頭所提議的新政治制度足以使人想像到矛盾運作的中心基礎仍然會繼續存在。原因有兩個：一、澳門未來政制缺乏民生；二、自治的澳門本土華人精英與中國政 府精 英在利 益關 係上的 曖眛 。⑧這解釋了爲何我們選擇了一九六六／六七年事件作爲所謂“殖民時代”和“後殖民時代”兩個不同社會經濟時期的分野。我們知道只是在毛澤東之死和葡國一九七四年四二五革命之後澳門的後殖民時代社會經濟輪廓才眞正成形，而期間八年大可以說是展望和架空時期。698
二、澳門的世代今日年青人耳聞目睹的澳門和在七十年代或五十年代被年青人用作未來生活計劃基礎的澳門非常不同，不論在經濟、人口、政治、甚至文化上。要理解土生就不可忽略這深入的多變性。以下我們會用社會學概念“世代”爲參照，去分析一些實地在澳門所作的觀察，看土生怎樣構想自己和計劃未來 。族群身份是透過不同形式的價值認同過程建立的，由於時勢不住在變，每一代都參照孕育它的時勢去建立自己的族群身份。而根據Li son－Tol osana（1 983〔1966〕∶18 1），這個時勢包含了三個槪要因素：一、上代傳下來的遺產 ⑨；二、每代本身所經歷的塑造性經驗；三、每代成員所作的創新貢獻。我們以往已經強調過族群性應該被視爲一項方案——不住在建立和實行中。雖然這一個說法可以應用到所有形式的族群身份上，但就土生而言，我們較早時提到的澳門的動盪特色，使到這些世代間的轉變更爲顯著⑩ 。作爲討論的出發點，我們首先從政治勢力方面着手去辨別土生葡人世代（11）。這樣，即使我們不預設世代和出生日期絕對符合，把大部份正在離開操權位置的人——衰退一代（Geraç ã o Decl i nant e）——說成在二十年代中葉至四十年代初出生相信也不會離事實太遠。至於操權一代（Geraç ã o Cont rol ante），包括目前正處於領導地位的人，大致上應該在四十年代中和五十年代出生。最後，現在才剛踏入成人階段的年青土生——冒頭一代（Geraç ã o Emergente ）——則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出生 。除了我們剛辨別了的三代之外，在澳門還存在另外兩代。一是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出生的人，他們還記得二十年代的事件，而在戰爭期間已是成人；其次就是在八十年代出生，在一九九九年後才進入成年階段的青少年。一切跡象顯示後一代人將會和現時的冒頭一代截然不同 。⑨教育是一項遺產，但父祖兩代根據生活經驗而形成的態度和傾向亦是 。⑩本文裏頭的“世代”槪念定義是C A R M ELO L IS ON－T O LOS ANA在他研究一個西班牙村落時用的（ 1 9 8 3 〔 1 9 6 6 〕 ），以下是原文節錄：“一代，在社會意義上，指一羣有着相同生活形式和共同生命觀的同齡男女；他們把在某些時刻發生於他們身上的事情看成是成規和理想的共同基礎。故此一個世代有三個特色：第一是態度和價値的局部接納或建立——成員都分享一個相同的世界或生命觀；第二個特色演變自第一個：共同接納一些態度和價値意味着時間上的吻合——同代成員都直接或間接地對發生於他們身上的事、或因他們而起的事、又或他們試圖操緃的事感到關心；第三個特色就是成員在理想上和任務上有共同的根底。這三個特色有兩個附律：第一、構成每代基本核心的思想和態度條件性地影響着每一個所屬成員；又或者，假如成員屬於革新份子的話，條件則由他提議。羣體成員不是受到這些想法態度條件化便是他們的制新者，之所以第二個附律：任何人，不論生理年紀爲何，只要採納了同一生活形式，即同一存在模範，就是這一代的成員 。”（ 1 9 8 8 〔 1 9 6 6 〕 ： 1 8 0 ） 。（11）L l SON TO LO S AN A提議了四個探討世代的端緒：（一）一個族羣裏頭有多少代；（二）模塑他們的歷史事件爲何；（三）他們之間的特殊區別爲可；（四）他們的家庭體系裏起了甚麼變化 。（同上 ：1 8 1 ）699
望透過教育在社會上進的年青土生亦遭受到戰前葡國殖民政府的歧視（15）。不用再多說，只需指出一點，由於這種身份上的曖眛，土生在行使特權之際亦好典型地顯得 缺 乏 安 全 感 。在澳門，太平洋戰爭其實是中國自一九一一年清朝滅亡以來就開始了的一個社會變動過程中的高峯，要待至一九四九年內戰結束共產黨執政之後才告一段落。而一九四一年至四五年香港淪陷時期則是最艱難的日子，雖然澳門並沒有淪陷（16）。戰爭在人際關係上遺下了不可磨滅的怨恨回憶，即使今日背後仍然爲人所道。對某些人好像那些買賣奇貨的人來說，戰爭就是發財機會。而對那些霎時間無故失去了一切財產的人來說，戰爭就是飢餓和危險的日子。有一些土生精英家庭，由於在香港股市 賠了很多錢，在戰 爭期間極度貧困 。有些估計指當時澳門人口高達八十萬 —— 這有點難以置信。假如我們以今日爲例，即使在一次人口劇增之後，也只得四十至五十萬人。引述飛歷奇的話：“戰爭不單是槍械和血腥，亦是那些數以千計、每日冷死在街頭拱形樓底下的人，此外疾病亦奪去很多貧窮無助者的性命，還有那慘不忍睹的買賣 —— 飢貧交迫的父母販賣兒女。”（1 978∶1 1 ）飢荒打擊的主要對象乃來自中國的難民，糧食的黑市價錢瘋狂高漲，而只有公務員才可以分配到糧食。即使他們亦不易得到供應，因爲日本人和他們勾結的華人志在索取高價牟利。一位曾目睹當時情況的人說 ：“所有必需品逐漸地離奇消失，大部份公務員感到難以支撑下去。薪金和戰前一樣，簡直走投無路。”（Andr ade e S i l v a 1 99 1∶1 1 3 ）日 本人和同黨使葡國政府蒙受到的象徵性恥辱是受訪者們不大樂意提及的羞恥事情之一，一般都是輕描淡寫 。（15）例如，一位在一九一七年出生的受訪者今日仍然埋怨當時足足等了七年才可以完成中學七年級去葡國升讀大學。據他說，在一九三三／四年，當時的政府（被土生稱爲“科英布拉餓鬼”）取消了中學最後兩年教育，所給理由是在澳門沒有必要，因爲要當公務員的話只需中五學歷。我們以後再探討澳門葡文中學作爲培養精英的機構。（16）好奇怪，在歷史上這也是繼香港成立後——一八四○年代——住在中國南方的土生流落在澳門的唯一時刻。在上海住了很長時間的龐大“葡人”社羣被迫離開這個大都會來到澳門 ；住在香港和其他東南亞城市的大多數土生亦一樣。忽然間，土生的家庭生活受到大量突然抵達，多少已經失勢的親戚所擾亂。（17）土生的歐洲身份參照再次顯得曖眛，本身就包含着一些構成恥辱印記的情意結。MO N TAL TODE J E S US所引述的一段文字把過程表露無遺：“ 澳門 富裕（土生）家庭不滿現實的後代都移民到“香港”這塊殖民地，在那兒淪落，當寫字樓文員、收入低微、受到剝削和歧待、在貧苦中委曲求存、直至死亡、最後一刻還在工作［ …… ］在當時一個葡國人例不會受到升級，即使非常夠資格，而很多英國僱員都成爲入息很高的大班，跨過那些昔日曾經在工作上教導過他們的可靠葡人僱員。”（ 1 9 9 0 〔 1 9 9 0 〕 ： 2 5 2 ）戰後土生的另一項活動亦告一段落。以前，現時衰退一代對上的一代土生可以在中國不同地方擔任精英職務，在清朝末期和民國初期，中國政府爲求現代化在條約港口聘來技術和行政人員在中國戰前政府裏頭擔任要職（例如一位女士說她的叔父曾任天津郵政局長）。與此同時，這一代土生亦在當時的買辦（17）圈子活701
躍，參與商業活動。太平洋戰爭之前，土生（一般被稱爲葡人）亦有在香港出任中層職務。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們在香港滙豐銀行曾經扮演過的文員（c l e r k ）角色，後 來更成立 了滙豐葡 人員工協 會 —— 當時任銀 行文員主 管的是F ran c i s c oXa v i e r S o a r e s 。對於衰退一代來說，中國公職的出路已經斷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便把這情況徹底杜絕。那些在共產主義政府頭十六年裏任領導職位的年輕中國知識份子對於這個條約港口圈子非常反感，買辦不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非常曖眛只消讀費孝通在一九四六年諷刺買辦所寫的文章便可以略知其中（1 983∶50－1 51 ）。戰爭難民離開後澳門的社會和經濟亦進入癱瘓狀況。香港和上海戰後都立即再蓬勃起來，重新吸收了不少流落澳門的葡裔歐亞混血兒家庭。總言之，在二十年代中葉和四十年代中葉間出生的一代土生在一片不景氣中踏入謀生階段。一方面他們仍然記得 戰爭的恥辱，而 另一方面亦沒有 忘記葡人政府在 戰前的不可靠 。基於這些原故，他們對澳門的將來缺乏信心，因而開始了一次澳門歷史上常見的移民潮。好些土生精英家庭選擇了往葡國或其他非洲殖民地定居。衆多土生家庭乘戰後第一艘船移民他往。這次信心危機平靜後，留在澳門的衰退一代（當時只是年輕人）再一次得回傳統的族群專利：壟斷了政府和華人之間的溝通渠道（法律上和語言上的）。移民當然只是那一些有能力肯定在目的地國家會有更佳社會和經濟條件的人才會做的選擇，那些沒有這個能力的人則留在澳門仍舊依賴土生傳 統 的 “ 優 勢 ” 。少數年青人中學畢業後再去葡國升學，拿到足夠學歷回來從事自由職業。這些人成爲了這一代土生的精英。至於其他，除了政府工或者在香港從商之外就很難再有別的出路。政府提供的出路非常有限，澳門在當時再陷入一次嚴重經濟衰退。另一方面，商業活動則主要操縱在華人手裏。土生有一個族群優勢，但同時亦爲他們的族群條件所限。引述一位受訪者的話 ： “我們不是當政府工就是從事自由職業，商業……像在葡 國 一 様 … … 愚 眛 地被看成是有失體面的事……不高尚。我們要把子女送入大學。 要 從 商 嗎 ？ 往 别 處去：香港、上海……〔…〕。直至現在土生從來不當電器工人 、 木 匠 、 清 道 夫 、鞋匠。没有手作業，爲甚麽？因爲這是一直以來的規範。當我 們 的 下 一 代 要 去 當僱員、去葡京酒店當侍應的時候，在澳門當時是一件丢臉的事 ， 因 爲 顯 得 大 勢 已去 。 … … … … 。 ”直至五十年代中葉，澳門華人仍無法打破土生這種優勢。一方面大部份華人仍然貧窮和文盲，故此不可以取代土生公務員。多年來難民仍然繼續湧到澳門，一般極度貧困。另一方面，控制着賭博和走私黃金、鴉片的富有華人與代表他們的土生 精英有 着非常 密切的 關係 。像 Ad o l f o J o r ge（18）和羅保（19）等人物在戰後社會和經濟地位反而更加鞏固。多個“衰退一代”的受訪者在當時正開始事業，故此非常倚賴這些人的幫助，他們都說“五十年代是羅保時代”。値得一提的就是何鴻燊和其他在下半世紀成爲華人主要領袖（何賢、馬萬祺）等人都曾經在某一程度上依靠過羅保。在戰爭702
期間，憑着經濟司長的職位，羅保控制着糧食分配。就這樣他成爲與日本人及同黨作黑市交易的負責人，保持着給公務員的糧食配給，使他們不至於像許多華人難民 般 死 於 飢 餓 。由五十年代開始（Sc o t t 1 9 89∶24 1 ），香港快速成長，而澳門，像過去一樣，亦受到惠及，不過，衰退一代受訪者最多提起的就是香港滙豐銀行在當時的擴展。它 和香港 葡人（ 在澳門被 稱爲T on t on） 的聯繫一 直持續 至五、 六十年 代。Al ber t o “Moophy”Xav i e r 經手幫助澳門土生畢業生晋身該銀行工作的最後一次 是 一 九 六 七 年 。五十年代後半期，香港英國殖民政府的正統性危機不斷升級。一九五六年發生了一次暴力騷動，羣衆公然地支持國民黨，但實則反映了大部份華人受到極端剝削的處境。香港警察用了三日才控制到局面，有六十九人死亡（Sc ot t 1989∶77）。結果， 華人新 中產階 級漸漸 得以冒 頭。Xav i e r 離 開滙豐銀 行之 後，當 局亦改 變了招聘方針，轉而優先僱用在香港逐漸冒頭的新中產階級華人。由於晋升機會受到這些新人阻滯，很多在五、六十年代由澳門去香港發展的土生再度移民，這次目的地是英語系國家 —— 這 是很多今日在澳洲和加拿 大的衰退一代土生底歷程 。在澳門，由一九四九年，即是共產黨執政之年，至一九六六／六七年的騷動期間，葡語社群和華語社群之間的族群關係日漸緊張。一如在二十年代，這次磨擦乃因黑人駐兵（S o l d a d o L a n d i m） 而 起 —— 即 是 那 些 在 殖 民 戰 爭 之 前 來 自莫桑比克的部隊，他們駐在望厦保障澳門的軍事安全。華人非常討厭他們 —— 所以即使在今日望厦炮台仍被俗稱爲黑鬼山，甚至是一些迷信的對象。在五十年代亦曾經發生過一樁比較嚴重的事件，葡中雙方軍隊甚至在關閘交火，起因乃邊防黑人 駐兵 和 華人 發 生衝 突 。基於較早時已經提過的理由，在澳門勢力比重甚少有利葡方。當權力正統性進入危機、華人社群正面與葡語社群發生衝突的時候，最終解決方法都是葡政府一次又一次在行政權力方面讓步。例如在一九五七年，即是葡國抵澳四百週年紀念的時候，中葡雙方再進行了一次角力，結果一如往常都是葡政府在談判勢力上吃了虧。至於在族群衝突升級期間一直都強烈認同葡國殖民政權的衰退一代土生，這些情況削弱了他們的地方優勢，使他們感到缺乏安全感。引述一些土生的話：“在華人跟前我們盡失面子。”一位衰退一代 的土生被訪者 有以下描述 ：（18）高可寧和當時操縱賭業的百萬翁傅德蔭的律師，幾乎說得上是前者的義子，乃顯明支持葡國獨裁政府（S A L A ZAR I S T A） 的人物 。（19）是一名在聖若瑟修院受教育的土生。雖然父母是帝汶華人，他後來卻娶了一名HY NDMAN家族的女子爲妻。 “葡人來澳四百週 年 的 時 候 造 了 一 個 紀 念 像 … … 你 曉 不 曉 得 馬 交 石 炮 台 在 那裏？水塘那裏？有一個 往 下 拐 的 彎 角 ， 那 裏 曾 經 有 一 個 宏 偉 、 漂 亮 、 慶 祝 葡 人 來澳四百週年的紀念像。 華 人 們 不 作 聲 ， 由 葡 人 造 去 ； 還 有 三 日 就 是 開 幕 典 禮 … …703
揀好了在城市日當天。一切就緒，請柬經已發出等等。然後，華人説限在四十八小時之内把它拆除。四十八小時！造的時候花了不少時間，現在就只有四十八小時去拆掉。結果呢？沒有時間可以浪費，索性用炸藥把它炸掉。完蛋了！節日完蛋 了 、 四 百 年 完 蛋 了 、 一 切 完 蛋 ！ ”這次事件非常具代表性，貫切澳門控制權素來的爭奪，蘊釀至一九六六／六七年一發不可收拾。即使十分反共産主義的澳門華人，香港華人亦一樣（S c o t t1 989），都不會質疑澳門主權屬於中國正統政府一事。可是，在清末的動盪時期、在民國同樣動盪的時期、在日本侵華的悲慘日子、以及在後來的內戰期間 —— 澳門殖民政府對大部份華人居民來說其實只是次要的不幸。不過，到了五十年代，在中國成立之 後，儘管大 多數澳門華人 都反共，却 對殖民政府感 到日益反感 。尤其在六十年代，關係越益緊張，不單是中葡政府兩者之間（彼此近在咫尺，却完全對立），華人和葡語社群之間的關係亦不斷惡化。就在此時，澳門展開了一個新局面：就是華人中產階級的出現（20）。戰爭，以及其後共產政權所作的多次思想清算運動，爲澳門帶來了一些以前缺乏的華人知識份子。因此，接着的事件起因乃華人 社群要求在 氹仔開設一 間學校，絕 非事出偶然 。對於來自中國的難民，尤其是政治難民中的精英份子來說，一個殖民政府實在難以接受。在同一時期，鑑於在印度和非洲的殖民戰爭，葡國的殖民政權在國際上日益受到非議。中國的共產政權，在國內鞏固了勢力之後，開始對澳門的華人居民問題感到興趣，於是與當地華人社群領袖展開聯絡 —— 就是所謂的“愛國資本家”。如是者，在羅保去世後，何賢和馬萬祺等成爲北京政府和澳門華人之間 的 橋 樑 。澳門尾隨着香港，亦踏入了一次經濟大躍進（21），雖然步伐比較緩慢。葡國殖民政權的正統地位受到華人社群質疑。以前曾經一度是澳門唯一中產階級的土生，開始要和新冒頭的華人企業中產階級 競爭。兩者之間進行着一場無聲衝突 。今日受訪的土生們都承認“華人當時的確受到非常差的對待。公務員態度傲慢，令到市民憎惡”。事實上，族群關係不住惡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上葉，衰退一代土生一方面認爲他們在澳門已經有四百年歷史，正統地位毫無疑問 。他們才是眞正的土生 —— 土生土長，對於華人澳門一向只是一塊踏脚石，一處收容歷來不滿中國政府的憤怒人士的逃避之所（22）。可是，華人在澳門的勢力却與日倶 增 。（20）我們給這個字眼的定義與J AN SCOT T在談及同時代香港時所用的相同：“中產階級其中一個主要特點就是他屬於受薪階級多過傳統擁有產業的資產階級。他出現的原因乃公共和私人機構科層組織的擴充、經濟對專業人士的需求，和財務領域所提供的新機會”（1 989：2 4 5 ） 。（21）根據 JORGE MORB E Y這個過程在五十年代經已開始。（22）如余 元愷 AL B E R T Y E E 在辨 別“ 望 治之 殷”情意 結時 所 強調 ，1 98 9。704
在冒頭的華人中產階級之間的高壓氣氛左右。這解釋了政府對當時事件嚴重性所表現的盲目，雖然華人社群的主要領袖曾經鄭重提出過警告。華人社群的合理抗議得回的只是不 恰當甚 至乎粗 暴的 答覆， 於是 引起了 一次羣 衆騷 動。中 國政 府就在這時插手，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接替國民黨去成爲澳門的主要政治勢力。這是一個理想的機會，引述一名曾經參加當時騷亂的華人受訪者的話：“教育澳門華人 去 愛 祖 國 ” 。事實上，透過對澳門華人的支持，共產政府證明了它並非只是一個派系政府，亦是一國的政府，而澳門華人雖然在葡國統治下亦是這個國家的一份子。澳門華人認爲扭轉澳門局勢的時機到了，於是全力參與，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當時流行的羣衆辭令。事件中最具象徵性的行動應該是推倒議事亭前地的美副將石像和搜掠 市 政 廳 。葡政府在中國的軍事威脅之下和無力控制澳門華人居民之餘惟有讓步，在土生記憶中留下了一次時至今日仍然慘痛不堪的族群恥辱：澳督不在督轅而在隸屬中國政府的澳門商會簽了一份協議。引述一位衰退一代土生（他本人說沒有前去觀看因爲實在太丟臉了）的話：“由那時起已經見得澳門時日無多了。”此事明顯地牽起了另一次移民潮，尤其是土生的精英家庭，他們有較大能力在葡國、巴西或澳洲找到去處。華人的報復行動普遍和嚴重 —— 有一些土生受到恐嚇和在街上受到毆打。澳門的局勢直至七四／五年都非常不穩定：“那可怕的八 年 ”（25）。待這次事件遺下的傷口痊癒後，族群之間的關係亦起了很大變化。在正統地位 —— 道德權威 —— 的爭奪中，佔上風的主要是華人社群，他們地位得到提高，對澳門的行政有較大影響力（雖然通常都是間接地）。同時，中國政府亦在澳門成立 了 一 個影 子 政 府 。華人與土生在六十年代的激烈衝突在七十年代逐漸化解，兩者距離逐漸拉近。土生受訪者都坦白承認一二三事件證明了澳門的將來毫無疑問在華人手裏。因此，今日操權一代的歷程有一點十分諷刺之處。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這些年輕人計劃慢 慢離開澳門，移 民潮再次出現， 定時奪走土生中 最精銳的成員 。可是出乎意料地，形勢在七十年代開始轉變，繼葡國七四年四二五革命、毛澤東七六年逝世、以及亞太海岸的經濟大躍進之後，澳門再次復甦，中葡兩國換上合作對話， 而澳門 的族群 關係亦穩 步進入 新階段 。二·二、操權一代的歷程（25）好奇怪，當時在澳門的葡語系受訪者對誰吃了較大苦頭，究竟是葡人還是土生一事意見並不一致。不過，雙方都同意華人曾對某些一貫以粗暴和作威作福著稱的人採取報復行動。澳督 Ja ime S i l vér i o Marqu e s 在 六一 年與 賭 場開 始 了一 連串 新 協商 ， 爲澳門帶來了新發展。政府在經濟上開始比較寬裕，這對土生有直接後果。六十和706
（七十年代是展望期，要待至八十年代經濟才眞正好轉，族群關係才眞正得到改變。原因乃華人社群大幅度增長，新中產階級日趨成熟，有着新上進機會和新消費要 求 。文化大革命和它在澳門引起的一二三事件遺下的創傷擾亂了土生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有“新土生”的說法。土生社群以古老世家爲首的傳統秩序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不單是一個新的政治和經濟秩序，更有新的家庭生活 形 式 。今日的操權一代當日正剛完成學業進入成人階段，碰到的現實和上一代在生命中同一重要階段的經歷全然不同。那些沒有移民他往去尋求較大安全感的土生，對華人社群 採取了一種較 妥協的態度 。在七十年代下葉，鑑於香港的經濟發展、華人中產階級與日俱增的需求、以及在一二三事件後出現的新政治壓力底下，澳門政府不得不現代化，在這之前澳門政 府 可 以 套 用 J an S c o t t 對 一 九 六 六 ／ 六七 年 前 的 香 港 所作 的 描 寫 ：“ 是 一個最低限政府，功能減至僅僅足以維持一個社會。政府主要只是負責法律和秩序，無論在內政方面還是在相對於中國的貿易保障方面；除此之外亦執行司法權以及實行一些基本健康衛生設施、公務建設和有限的社會服務；亦控制批地、收入和稅收。好多這些功能都是被動多於主動地進行。”（Sc o t t 1 989∶42）在一九七五年葡國駐軍開始撤走，顯示中葡關係進一步和緩下來。別的不提，所有這些改變需要一套新的管治制度，一方面較有系統和較現代化，另一方面較尋求市民的共識和責任，市民當中華人的比重激增。事實上，由一九七九年開始，中 國政府 開始批 准較多 大陸移 民來澳 。葡 國 七 四 年 革 命 後 第 一 位 澳 督 李 安 道 Ga r c i a L e a n d r o推 行 了 一 些 對 八 十年代澳門有深遠後果的政策：所謂“公務員土生化”。新職位得到開設，從葡國招聘土生裔人士來擔任，大大改變了澳門的行政結構。主要憑着他個人的努力，一撮年輕土生 行政人員回 到澳門成爲今 日操權一代 的精英份子 。早從六十年代開始，香港電視已經對土生家庭生活有很大影響：廣東話在土生家裏第一次成爲時尚的語言。從那時起，中文學校亦有所增加，培養了一批華人知識份子。一直以來在政府職務紮根的土生中產階級開始和深入服務行業的華人中產階級拉近距離。操權一代土生的新婚姻策略和他們的葡文／廣東話雙語態度 26）正好反映了這次 接近。我們可以 說一個新的土生 族群方案誕生了 。假如衰退一代土生是積極的天主敎徒，操權一代大多不甚熱衷宗教。在敎徒日少的同時，中國人的迷信亦深爲土生受落。對中國祭儀的接納顯示出土生現時持有較開放態度 ，不像衰退一代 般被灌輸鄙視中 國文化的教育 。（26）感謝陳潔瑩在這方面的幫忙 。在七十年代下葉土生遇到了一連串新機會。政府架構擴張、公務員收入得到提 高 、 福 利 更 加 優 厚 （ 特 別 在 住 屋 方 面 ） 。 澳 督 高 斯 達（ Al me i d a e Co s t a）707
急於把政府架構現代化，不得不與土生發生衝突，後者當然力圖維護自己的利益。回想起來這次危機似乎無可避免，惟有如此才可以打破一些旣成官僚程序，強迫土生政治精 英去調整盟 壘，特別相 對於華人操 權一代的新 領袖（參考 Mor be y1 990）。當時土生認爲這是對他們族群專利的挑戰，但結果不過是發展中的一次小 挫 折 。在八十年代出現了一代新的土生行政人員，都是中學畢業後去葡國留過學的人。憑着他們土生社群重建族群專利，顯赫程度自香港成立來所未見。尋求正統地位的新手段明確地在一撮人數有限但精力充沛的精英份子的作爲裏出現，他們包括文化推廣人士、作家、編輯和設計家（27）。這其實是一次對澳門歷史的重新估計，反映出這個新土生族群方案正在八十年代成形。假如，這次歷史重估有意把澳門理解成一個文化交滙點，一方面意味着土生和華人中產階級的接近，但另一方面，它 亦爲土 生在澳門 的存在 安排了一 個理由 。土生不再以西方天主教文化和葡國殖民方案的前衛者自居—— 這是在一九六六／六七年前衰退一代族群方案的典型 —— 現在他們自視爲一個獨立的族群，有別於華人和葡人，是中國和歐洲殖民領域交界處幾個世紀以來的文化對話底產物。如是者，面對華人中產階級的新競爭，土生把自己的存在正統化，再不以殖民政權的 法律爲 依靠（Mon ta l t o de J e s u s 1 990［ 1 92 6］在 他的精 彩澳門 史記 裏頭有非常詳盡的描 述），而是以澳 門對中國在歷史 上的貢獻爲依歸 。這個論調在九十年代漸趨成熟，同時亦慢慢爲葡語社群所受落，這都是任職政府的操權一代土生精英的功勞，他們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操權一代族群方案的演變，冒頭一代對新方案的採用，目的都不外乎是爲那即將來臨的政治變動準備一次有連續性的過渡。爲此，操權一代成員甚至已經成立了一些有政治色 彩的組織 和一些半 正式的壓 力團體 。持這種論調的公開聲明很多，我們只舉兩個例。一九九二年的國際音樂節在電台做宣傳的時候自稱爲“一個透過音樂成立的文化對話”。這個立場在音樂節整個籌備過程中亦非常明顯。另一個例子需要較長分析，我們只簡略說明一下：就是葡語社群對銅馬像被運回葡國一事所作出的反應。銅馬像代表已衰退一代底十足殖民主義的族群方案，這一代人在四十年代時是操權一代（28），今日已不復存在。假如銅馬像的遷拆果然是中國政府所示意，面對歷史典型地不妥協，可是銅馬像背後所傳達的訊息亦的確不再得到澳門葡語精英的共鳴。它的消失只受到一份葡文報章議論，口氣大致上有點依依不捨（P．ex．，O Cl a r i m，30－1 0－92）（29）。（27）我們可以擧出飛歷奇、江連浩或東方出版社等爲例，當然還有文化司署和葡萄牙東方學會所作貢獻。（28）我們必須強調任何把銅馬像及其形象輕率和不理會時代背景地跟土生社羣混爲一談的嘗試都是錯誤的。即使在該澳督 FE RR E IRA DO AMARAL 生前，土 生社羣都 清楚地反 對他的殖 民主義行徑。（29）好奇怪，華人報章亦以比中國發言人平時所用的侵犯聲調較爲溫和的語氣去報導這次勝利，可能因爲在澳門住上超過五至十年的華人居民對這次象徵性擧動沒有特別認同感。一位華人中產專業人士甚至對我說有“被人偷去歷史”的感覺。708
以貿然相信一個以強烈國家主義見稱，在決策上難以捉摸（3 0）的 政 府 的 承 諾 。 在 這一節我們會對冒頭一代作一些基本分析，一來因爲很難對一群尚未充份成長的人下判斷，二來 我們會在日 後更詳細分 析有關他們 態度的資料 。土生們估計在一九九九年將會喪失在過去三十年來替他們抵禦着華人新中產階級的族群專利。到時，他們將要和華人公開競爭，而那一度屬於他們的優勢，即是與統治者在文化 上的聯繫，將會落到 華人中產階級手上 。因此，在目前（31），對於正在冒頭的一代來說，重建族群專利的可行性微乎其微。雖然在澳門的繁榮時期長大（與上兩代相反），但他們亦在“捨棄一切的魅影”下邁入成年。精英份子的對策就是讓子女在英語系國家接受教育，有需要的話以 後 可 以索 性 留 下 。這些冒頭一代的青年與華人中產階級有一個共通點 —— 利用在澳門的時間爲難以預 測的 將來佈 下基 礎。那 是余 元愷 Al b e r t Ye e所 謂的踏 脚石 症候（ 1 9 89）：總言之，人們對未來政府缺乏信心，於是利用香港和澳門作爲爭取自由、穩定和繁榮的橋樑。所以不論是土生還是華人，中產階級年青人都把移民夢想放在個人 未 來 計 劃 前 頭 。爲了證明這個趨勢我們在這裏展示兩個鮑思高學校八年級學生（十三至十五歲）在電腦課上的作業。作業題目是“用漫畫說一個故事”。結果實在叫人驚訝，大部份學生所說的故事都帶有這個“捨棄一切”的魅影（32）。圖一是一個土生學生的答卷，他父親是葡國人，母親是中國人，在氹仔有一間飯店。我們可以留意到他的朋友們正在一些英語系國家唸書，而從他想像姓何朋友給他寫的信中我們得知他之所以還未走乃是因爲要盡量利用在澳門的機會去賺錢，去成爲“富有”之人（在圖中可以看到 J o r g e 站在父母的飯店前，領帶上都是錢的標誌），再一次，我們可以看到爲求安全必須利用財勢的需要，假如不可以 兩 者 兼 有 的 話 。圖二是兩個在葡文學校讀書的華人兄弟的答卷。好有趣地捨棄一切的魅影亦以同樣姿態出現 —— 這次是體育上的成功形象代替了生意成功的形象，但再一次移民被刻劃成一個只是有能力在外國安頓的人才可以做的選擇。在兩個例子裏，雖然學生們來自不同族羣，但他們的少年想像已經受到這個需求支配，就是在一個僅被視爲踏脚石的環境裏爭取保障 。（30）最近，八九年六四事件使到人心更爲動搖，不論在華人還是土生方面（參考 M O RB EY 1 9 90 ： 7 5 ） 。（31）這裏指九十年代。澳門一個引人入勝的特點就是在政治上變幻多端。因此，可能隨着澳門法律制度在廿一世紀的明朗化，和隨着地理上的流動性得到保證（例如機塲），土生精英的論調不敢說不會相應轉變，爲九九年後的延續性製造途徑。或者我們已經可以在一位土生領袖的言論裏頭看到這種態度的跡象，其大約意思是“我們對澳門未來的迷你憲法不應感到那麼悲觀”，因爲“那是一張重要的文件，至少爲土生社羣在澳門的存在和延續性劃下了規範，以後我們再去認識遊戲的規則 ”。（TRIBUNA DE MACAU 2 6－ 1 1 － 9 2，第 1 8 頁 ）（32） DR．JOÃ O V I EIRA BRANCO意識到這些作業可能對我們有用，於是慷慨借出。我們向他致謝 。710
所以，年青土生夫婦還未擧行結婚禮就已經去里斯本旅行置樓，一點也不出奇。好些人在考慮結婚之前已經開始儲錢在里斯本（或者其他有親戚、人事和居留權的地方）買樓。除此之外，這股移民風氣對家庭氣氛亦有影響。好多華人家庭都有一個趨向，就是盡少在澳門的家裏花錢，因它只被視爲臨時居所（33）。八十年代在澳門受教育的土生認爲他們的將來與華人中產階級不可分割。故此，他們把少年敵意從華人身上轉移到葡人身上。一九八八年在葡文中學發生的騷亂便是這個轉變的例証。一個當時在塲的人告訴我們，起事的土生學生們的主要口號是：“我們不是中國人，亦不是葡國人，我們自成一族。”他們與其像當今操權一代在五六十年代受教育時與葡人精英子女認同，寧願強烈地與他們保持距 離（34）。根據另外一些在塲學生說，與鬧事學生敵對的人主要來自葡國、父母都在政府部門任高職 。有一點必須聲明，我們不是在說冒頭一代土生有摒棄土生身份轉而採用華人身份的傾向。相反地，我們剛提過的跡象顯示出在今日，土生族羣身份繁殖的客觀條件比在以前、當土生以葡國性質作爲身份尺度的時候還要強。土生自覺地以族羣字眼去表達自我身份可以話是一件比較近期的事，與族羣方案在後殖民主義時期的演變有直接關係，溝通族羣的本錢變得比葡國性質更爲有價値。把土生身份說成是具體族羣類別是操權一代的革新，冒頭一代再加以接納和發展 。三、結論本文開頭的論點就是每一個族羣身份都隨着時勢不斷重新受到思巧，而每新一代都要受到他們生命歷程裏的獨特時勢衝擊。澳門的變幻多端 ——我們所謂的風中之竹 ——意 味着不 同世代 土生要 面對區 別很大 的環境 。不過，他們在組織生命歷程的形式上有一個出奇相近的地方，都帶着土生政治和社會結構內在予盾定時浮現的節奏。不論是衰退一代還是操權一代都是在極端缺乏信心的情況下（戰後時期和文革時期）踏入成年階段。在這兩個時期他們的族羣專利 都受到威 脅，做成 大量土生 移民他往 。（33）在土生方面這一個傾向更爲強烈，因爲他們之中有很多在政府房屋居住。自從政府現代化和澳門增長引起一次建築業高潮以來，很多土生公務員都分到了居所，這意味到衰退一代成員所描述的昔日從父居住的策略（COHAB I TA ç ã O PAT R I LOCAL） 幾乎已經完全絕跡。不是誇張，在聯合聲明後，鮮有土生不在外國買下房子並且有系統地把貴重物品搬置去，生活在或大或小的流動家居狀況。華人中產階級亦一樣。（34）當然這並不是說年青土生不再爭取被承認爲葡國人的權利——他們的確是。我們是說在年輕一輩的土生中出現了一種對族羣加以肯定的態度，這種態度容許他們相對葡國文化參照有較大獨立性。711
參 考 書 目 Andrade e Silva, António, 1991.Eu estive em Macau durante a Guerra, ICM, Macau. Brito Peixoto, Rui, 1988a. «Tán-Ká, Ü-Lán: Dois termos de relacionamento socioeconómico no Sul da China» in Revista de Cultura 4, Macau. Brito Peixoto, Rui, 1988b. «Arte, Lenda e Ritual: Elementos da identidade dos pescadores chineses no Sul da China» in Revista de Cultura 5, Macau. Fei Hsiao-Tung, 1983. Chinese Village Close-Up, New World Press, Beijing. Fok, K. C., 1991. «The Ming debate on how to assomodate the Portugues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acau formula» in Revista de Cultura 13/14, Macau. Guedes, João, 1991.As Seitas: Histórias do Crime e da Política em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Macau. Lison-Tolosana, Carmelo, 1988 [1966]. Belmonte de los Caballero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Montalto de Jesus, C. A., 1990 [1926]. Macau Histórico, Livros do Ori-ente, Macau. Morbey, Jorge, 1990. Macau 1999, ed. autor, Macau. Nunes, Isabel, 1991. «Bailarinas e Cantadeiras: Aspectos da prostituição em Macau» in Revista de Cultura 15, Macau. Pina Cabral, João de e Nelson Lourenço, 1992. «A questão das origens: Família e Etnicidade Macaenses» in Revista de Cultura 16, Macau. Senna Fernandes, Henrique, 1978. Nam Van: Contos de Macau, ed. autor, Macau. Silva, Rego, 1947. A presença portuguesa em Macau,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Lisboa. Scott, Ian, 1989.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OUP, Hong Kong. Turner, Victor, 1957. 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n African Societ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Rhodes Livingstone Instituto, Manchester. Yee, Albert, 1989. A People Misruled: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steppingstone syndrome, API Press/UEA, Hong Kong. 715
兩種文化二合爲一在設法界定中葡文化的特點之前，有必要對“文化”這個概念下定義。葡文“C u l t u r a”（文化 ）這個名 詞比英文 的對等詞 更加古老 ，因爲古 代英語（ 盎格魯撒克遜）的有關概念到了一八○五年才出現。王庚武先生也解譯中文裏“文化”一詞 也是由 日文裏 的“bun k a”（文 化）借 用。中 日兩種 文字對 文化一 詞的 槪 念 是 一 致 的 ， 皆 表 達 文 明 之 意 （ 王 庚 武 1 9 9 1 ： 1 4 6 ） 。 然 而 ， 文 化 與文明的眞正區別在別的研究課題裏也是要加以探討的。在這裏，文化意指思想的的訓練和完善，是“人”在世界某一特定區域裏象徵的重要性，是一種思想和行動的模式與社 會普遍行爲 和各機構的 形式相一致 。在《中國傣族》這本近作裏，作者嘗試根據歷史、社會組織、語言和宗教去了解華南別具一格的文化。在本文，讀者可以預期了解澳門社會文化模式的初步架構，並且 可以看到有 關澳門將來 社會的形成 的一些見解 。源自歐洲西南部的航海文化是葡國文化的首個特點。這和植根在農業的中國文化形成對比。由十六世紀一直到現在，通過教育政策以及數個世紀以來的各種外交手段，葡國文化成功地和周圍強有力的中國文化相互共處，並且得以發揚光大 。這種特別的中國文化究竟來自何方呢？古代的南粤文化和廣東當然對於澳門文化的形成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廣州話是澳門最常用的語言，它是粤語的其中一種方言。早在新近的澳門大學創立之前，中央中學（E s c o l a d e L i n g u aS i n i c a） 教 的是 廣 州話 。這 間 學校 共 有1 2位老 師， 在 一九 ○ 九年 到 一九 一 ○年間 ，一 共錄 取了 3 7位 學生 。現 在， 葡 萄牙 語在 政府 仍然 佔 了主 導地 位， 不 過商業世界裏，英語是它的對手，而普通話也變得擧足輕重。這比在香港爲甚。其次的方言，例如上海話，潮州話以及福建話（兩種閩南方言）在澳門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每一種方言，特別是葡語，其本身就是一座寶庫和一筆文化遺產。以下簡表 槪括 了 本文 的綱 要 。中葡文化比較表718
葡國文化是富有詩意的。（賈梅士 Ca m õ e s ，Mendes Pi n t o ， 1 5 1 4—— 1 5 8 3 和 庇 山 耶 Pes sanha 就是這個傳統的代表人物。）不過，歷史方面的意義正佔盡上風。歷史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主要特點。正如 St epha n Feu－c h t i v a n g（ 1 9 9 1 ： 2 6 7 ） 所 說 的 ：“ 歷 史 是 一 個 民 族 的 目 的 論 ， 是 一個民族傳統的永恆存在。這個傳統已經存在文化當中，不過並不明顯，也不爲人們所覺察。”這裏的傳統文化行爲源自對中國歷史的崇拜，同時也彌蔓着現代的情感 ，“現代”並不是一個永恆的標準，而是一個備受爭議的範圍。澳門文化的將來與中國當今的“四個現代化”息息相關。而“四個現代化”又慢慢的由最新的後現代口號“改革開放”所取替 。Dan i e l Bel l 和 Gi l l es Li pove t sky 說過，在後現代的新年代，尖銳的文化對抗正在消失，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也正在改變。否定傳統和崇尚新意與改變的意識越來越時麾。無論如何，葡國文化和中華文化正雙雙受到香港的影响，而鄰近澳門的廣州，它的新鮮感也毫不遜色。現代主義總是往前走的，數年前還號稱現代的東西現在已變得古老而迂腐 。古典藝術的愛好者將“現代”視爲完善的某種形式的結束，或者是“自然的超自 然 主 義 ” 。 Paul Va l e r y 在一九二七年加入法蘭 西學院時就是這樣說的 。在當今的後現代時期，上帝死了，不過對於道家來說，谷神不死。（《道德經》第六章）在 下一部份，（ 前景）將會講述 “現代式”的 一種樂觀看法 。Louis Dumont 在基督教文化裏找到了個人主義的根源。現代葡萄牙文化崇尚個人主義。這與中國人的集體主義社會對比鮮明；在這裏，個人從屬於懷着良好意志的集體主義社會。這種狀況不知不覺地持續了多個世紀。與此相反，在一個唯名論者的社會裏，個體而不是關係才是最實在的。部份作者過份強調個人主義，認 爲在二 次大戰後 的澳門 缺乏個 性。（ Fer nandes 1 9 8 6 ： 1 9 ） 。不過，等級制度也不爲西方社會所喜 好 。（ Dumond 1 9 8 5 ： 1 9 ） 個 人 主 義和集體主義互相對照的特性也許就是中葡文化之間最大的區別 。澳門的中國文化更加複雜，充滿着一個又一個由個體組成的關係網。當然，正如在其它亞洲國家一樣，大家族組成了第一個集體和多極的圈子。不過，朋友、同學以及各種會社有助建立和維持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廣東人，上海人和福建人，另外也包括東南亞歸僑（特別是印尼歸僑）正是通過這樣的社會、政治和專業關係去生活，經商以及參與社交 。 Jacques Ger net （ 1 9 9 0 ： 8 6 和 19 1 1 ： 2 7 ） 曾經研究過儒家對華人社會產生的文化影响 。有關道德倫理，每種文化都各有長處。在韋 伯 （Max Weber ） 之 後 ， 根 據尼 達 姆（ Joseph Needham） 的理論，在西方文化裏，物質和精神壁壘分明，這和中國文明所強調的整體論形成鮮明對比。實用主義或者是現代人對物質主義的向往，又該怎樣解釋？我們還沒找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 。從《道德經》開始，天和地在虛無的槪念裏象徵式地結合在一起，而存在的槪念就源自“萬物之母”。中國人的宗敎信仰是澳門文化的一部份。它主要是拜719
祖先，其實是道教、儒教與佛教的混合。鮮爲人知的是澳門也有中國伊斯蘭教徒。葡國文化却根源於史詩、情感和宗教。在後現代時期，社會和個人都正在不斷地適應瞬息萬變的環境，葡國文化的核心也許可以定義爲比較個人化，因爲它跟許多其它西方國家一樣，集中表現組成社會基因的核心家族。對於一些家裏講葡萄牙語的家庭來說，時易世移並沒有削弱傳統的重要性。那麼，在澳門文化裏，究竟有甚麼値得推崇的特點呢？也許，這就是葡萄牙人的忍耐和華人的隨和了。前 景R i g au d曾經指 出：國家 是所有文 化思考的心 臟。一位 前任澳門 總督就說 過，要確保澳門文化有一個美好的將來，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相信澳門人的長處。在另一方面，中葡聯合聲明也這樣寫道：“保持現行的社會，經濟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作爲兩大文化的融合體，澳門人的文化在五百多年來一直在澳門文化發展中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作爲一股活生生的力量，這個完整的文化一直在兩種文化的冶 煉中 豐 富成 長。 問 題在 於 ，到 了2 1 世紀 ，澳 門 將會 保 存甚 麼樣 的 文化 呢 ？以下 是 一個 可 能的 模 式。一 九八 二 年聯 合 國 科教 文 組織 根 據M ax Hor khe i mer和 T h e o d o r Ad o r n o的 理 論 作了 以 下判 斷 ：文化 產 業將 包 括 攝影 、 電腦 、 電 影、電視、收錄機、錄像機、旅遊、廣告，甚至是這些行業之間的關係。根據中葡聯合聲明，在九九年後，葡國文化可能成爲中國文化跟全球主要文化區域的橋樑。在未來七年，必須爲這個可看到外部文化與經濟世界的窗戶裝上框架。教育的創造 力 可 能 有 助 形 成 衆 望 所 歸的 現 代 文 化 。正 如 Aug u s t i n G i r a r d所 說 ，新的視聽產品及網絡系統的發展，如衛星、電腦科技、電話及電視屏幕，長遠來說，將會主宰所有視像產品的未來，中國也肯定希望涉足這些新產業的發展，而科技預 期將 會增 強文 化的 動力 。雖然對於文化的財政、開支和經濟目標的評價超越本文範圍，不過也順便提一下，尤其是有關開支方面。文化產業的負面效果將會與傳統的活動相提並論，因此格外引人注目。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在分析過他們正面的相互影響後才決定在甚麼條件下，（宣傳、整理、培訓）每個產業可以在文化的每一個發展階段，支持文化系統。 這對澳門的今 天和明天同樣 是一項挑戰 。根 據 Au g u s t i n G i r a r d的 理 論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當 局 可 扮 演 的 角 色 ：1 ． 刺 激 人 們 的 文 化 生 活 ；2 ． 改善 大 衆 傳 媒 的 質 素 ；3． 鼓 勵 不 同 專業 和 藝 術 人 才富 創 意 的 工 作 ；4． 更 新 傳 統 文 化 機 構 ；5 ． 保 護 澳 門 的 文 化 影 響 ；720
爲了澳門人和澳門文化擁有一個和諧的將來，必須透過教育、專家培訓、傳 媒（電影院、電台、電視、報紙和雜誌）、圖書館、博物館、劇院去實施文化政 策。年青人明顯是最具有文化潛質的因素。 在新世紀來臨前夕，澳門當然需要以公私參與的新模式去實現文化現代化同 時保存它的文化財富和信譽。 參 考 書 目 B A R R E T , R i c h a r d A . 1 9 9 1 — C u l t u r a a n d C o n d u c t . A n E x c u r s i o n i n A n t h r o p o l o g y . B e l m o n t , C a l . : W a d s w o r t h , 238 p . B E N N E T , A . B . J . F r y e r . 1 9 6 7 — T h e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o f W e s t e r n S c i e n c e a n d T e c h o n o l o g y i n t o N i n e t e e n t h C e n t u r y C h i n a . C a m b r i d g e , M a s s . : H a r v a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 1 5 7 p . B E R L I E , J e a n . 1 9 9 1 — L e s D a i d e C h i n e . M e t z : C e r c l e d e C u l t u r e e t d e R e c h e r c h e s L a o t i e n n e s ( R e s e a r c h C e n t r e o n L a o C u l t u r a ) , 1 3 7 p . D A S I L V A , B e a t r i z B . 1 9 8 9 — P r e s e n ç a P o r t u g u e s a n o O r i e n t e ( P o r t u g u e s e C u l t u r a l H e r i t a g e i n t h e F a r E a s t ) . M a c a u : P o s t a n d T e l e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 5 1 p . D I A S , J o r g e . 1 9 8 6 — O e s s e n c i a l s o b r e o s E l e m e n t o s F u n d a m e n t a i s d a C u l t u r a P o r t u g u e s a . L i s b o n : N a t i o n a l P r e s s , 5 9 p . D U M O N T , L o u i s . 1 9 8 5 — E s s a i s s u r L ' I n d i v i d u a l i s m e . U n e P e r s p e c t i v e A n t h r o p o l o g i q u e s u r L ' I d e o l o g i e M o d e r n e . P a r i s : S e u i l , 1 s t . e d . 1 9 8 3 , 3 1 4 p . F E R N A N D E S , H e n r i q u e S . 1 9 8 6 — « M a c a u d e O n t e m » , i n : P r e s e n ç a d a C u l t u r a P o r t u g u e s a n o E x t r e m o O r i e n t e ( « P o r t u g u e s e C u l t u r a i n E a s t e r n A s i a » ) . M a c a u : C u l t u r a l I n s t i t u t e , 5 - 2 0 . F E U C H T W A N G , S t e p h a n a n d W A N G M i g m i n g . 1 9 9 1 — « T h e P o l i t i c s o f C u l t u r e o r a C o n t e s t o f H i s t o r i e s :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o n o f C h i n e s e P o p u l a r R e l i g i o n » . D i a l e c t a l A n t h r o p o l o i g y 1 6 , 2 5 1 - 2 7 2 . F o r e i g n L a n g u a g e s E d . 1 9 8 7 — Z h o n g g u o R e n m i n G o n g h e g u o Z h e n g f u h e P u t a o y a G o n g h e g u o Z h e n g f u G u a n y u A o m e n W e n t i d e L i a n h e S h e n g m i n g . D e c l a r a ç ã o C o n j u n t a S i n o - P o r t u g u e s a S o b r e a Q u e s t ã o d e M a c a u . B e i j i n g : F o r e i g n L a n g u a g e s E d i t i o n , 8 3 p . G E R N E T , J a c q u e s . 1 9 9 0 — L e M o n d e C h i n o i s . P a r i s : A r m a n d C o l i n , l s t . e d . 1 9 7 2 , 6 9 9 p . ( a l s o t r a n s l a t e d i n E n g l i s h ) . ( « C o n f u c i u s » c h a p . 4 / 2 , 8 5 - 8 6 ) . c . 1 9 9 1 — « L e C o n f u c i o n a n i s m e c o m m e P r o j e t C u l t u r e l e t P r o j e t d e S o c i é t é » . I n : L a C u l t u r a c o m m e P r o j e t d e S o c i é t é ( « C u l t u r e a s a P r o j e c t f o r t h e S o c i e t y » ) . C a m p i n , B e l g i u m :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P r e s s , 2 3 - 2 9 . 721
LAO Zi. 1984 — Lao Zi Jiaoshi («The Teaching of Lao Z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Edition, 18 + 342 p. LE MONDE. 1992 —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Monde. December 24, 1992, pp. 1,6. LIPOVETSKY,Gilles. 1983—L'Ere du Vide. Essais sur L'Individualisme Contemporain. Paris: Gallimard, 249 p.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89-151). MACAU. 1927 — Anuário de Macau. Ano de 1927. Macau: National Press, 391+110 p. MENDES PINTO, Fernão. 1614 — Peregrinação («Peregrination»). Mem Martins: PEA, no date, 2 vols. 367 + 367 p. METAILIE, Georges. c. 1992 — «Guanyu Jindai Zhiwuxue» («About Contemporary Botany») (ms), 5 p. NEEDHAM, Joseph. 1972 —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Ho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st. ed. 1956, XXIV + 697 p. 1976 — «History and Human Values». Centennial Review 20/3-4, 1-35. OGA. 1966 — Discurso do Governador de Macau no Conselho Legisla-tivo. («Speech of the Governo of Macau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isbon: Overseas General Agency (OGA), 77 p. RENARD, Jacques. 1987 — L'Elan Culturel («The Cultural Impetus»). Paris: PUF, 227 p. RIGAUD, Jacques. 1990 — Libre Culture («Free Culture»). Paris: Gallimard, 445 p. TOMÁS, Maria Isabel. 1992 — Os Crioulos Portugueses do Oriente. Uma Bibliografia («Oriental Portuguese Creole Dialects. A Bibliography»). Macau: Cultural Institute, 245 p. TSCHUMI, Raymond. 1975 — Théorie de la Culture («A Theory of Culture»). Lausanne: L'Age d'Homme, 267 p. UNESCO. 1982 — Cultural Industries. A Challenge for the Future of Culture. Paris, 236 p. 1987 — Cultural Development. Some Regional Experiences. Paris, XIII + 477 p.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sia», 193-281). WANG Gungwu. 1991 —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II + 354 p. 722
“殖民地”的誕生從某種程度上確定了幾個世紀來在澳門行使葡萄牙主權的方式。事實上，中國當局對葡萄牙人在澳門落脚並且設立諸如議會等政治行政機構從未有公開質疑過，在議會官員的屈從之下，中國高官對管治當地華人居民的干預形式，明顯地反映出行使葡萄牙主權本身的局限性以及里斯本朝廷對遠在千里外的澳門實在鞭長莫及 。這種情況的特點正如有的作家提到的，是部份管轄制或混合管轄制。在這種體制下，葡萄牙當局只是對社會的部分成員行使其權力，對其他成員，例如對華人居民則礙於周圍環境的壓力而無法行使其權力 ② 。還有兩件事 可以說明這 個特點： 1 、開始每 年向廣東 省當局進貢 所謂的“ 地租 ” ； 2 、 於 1 6 8 8 年左右中國單方在澳門設立海關，直接向進入澳門港口的中外船舶 徵收關 稅 。這 種 干 擾 葡 萄 牙 行 使 主 權 的 狀 況 只 是 在 後 來 在 憲 制 方 面 得 到 糾 正 ， 1 7 8 3年瑪利亞一世頒佈皇室訓令以及 1 8 2 2 年 自 由 憲 法 第 2 0條 第 Ⅳ 款 明 確 規 定 了“葡萄牙的統一領土在亞洲除了其他地方還包括澳門殖民地”③。這種提法後來在葡萄牙憲法中一直持續了一個多世紀 ④ 。Ⅱ中國對澳門的立塲以及葡萄牙主權的合法化然而，中國對於葡萄牙在澳門的主權的立塲是有差異的。關於中國立塲的確切性的文獻資料很少，歷史學家所傾向意見是，中國從未公開承認過葡萄牙主權的存在，而只是出於實效主義，容忍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存在。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 1 9 世 紀 中 葉 ⑤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後，被迫與英、美及蘇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②關於這方面意思，見 F r anc i s c o G．P er e i r a 上述 作 品， 第 26 1 頁； J or g e Nor onhae S i l v e i r a：“澳門憲法性法律史的補充（1 82 0年－ 1 9 7 4年）”，《法律》，澳門 ， 1 9 9 1 年 ， 第 1 1 頁 及 以 後 數 頁 。③如 J o r g e S i l v e i r a所指，見上述作品，第1 6頁，皇室訓令的主要目的是把必要的權力移交給澳督，使其在澳門地區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爲此，女王命令議院把其管理的帳目呈給總督和特別法官，還命令議院未首先聽取總督的意見，不得作出任何決定。詳細參考F r anc i s c o Gon ç a l v e s Pe r e i r a 上 述 作 品 ， 第 2 6 4 頁 和 第 2 6 5 頁 。④1 8 2 0 年革命後，君主立憲思想在葡萄牙獲得勝利，在對外政策方面肯定了葡萄牙對所有海外領地的權力，澳門殖民地作爲葡萄牙領土的一部分也由此確立。這在葡萄牙的3部憲法中均有記載（ 1 8 2 2 年 、 1 9 1 1 年 及 1 9 3 3 年 ） 。⑤關於這方面意思，參考 J or ge S i l v e i r a 前述作品，第1 2頁，以及 Fr anc i sc o Gon－ç a l v e s Pe r e i r a 前述作品第263頁所引用 C ha r l e s R．Bo x 的說法。726
1 8 4 3 年 6 月 2 6 日 ， 中 國 承 認 “ 南 京 條 約 ” ， 把 香 港 割 讓 成 英 國 殖 民 地， 並 向 國 際 貿 易 開 放 中 國 港 口 。 葡 萄 牙 趁 機 於 1 8 6 2年 和 中 國 在 天 津 締 結 了 《葡中友好通商條約》，但是條約中並沒有提到葡萄牙人對於澳門的主權問題。條約也從 未根 據協議 在兩 年之內 生效 。只 是 到 了 1 8 8 6年 ， 中 國 和 英 國 簽 訂 了 一 個 新 的 協 議 之 後 ， 爲 了 調 整 鴉 片貿易和乘英國邀請參與監督鴉片貿易的機會，葡萄牙和中國重新談判，並於1 887年 1 2 月 1 日 在 北 京 重 新 簽 訂 了 《 葡 中 友 好 通 商 條 約 》 。 該 條 約 於 1 8 8 8 年 4 月2 4日 生 效 ⑥ ， 人 們 稱 之 爲 《 北京條約》。條約承認“與其他葡國屬地一樣，澳門歸葡萄 牙永久佔 領，其政 府和其他 所屬機 構隸屬葡 萄牙”。 條約第3條還規 定葡萄牙承 諾“在未 徵得中國 同意之前 決不轉讓 澳門” 。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湧現一股強大的民族主義運動力量，要求恢復 “ 不 平 等 條 約 ” 所 損 害 的 中 國 主 權 。 其 中 ， 對 1 8 8 7 年 簽 訂 的 《 北京條約》的 效 力 問 題 提 出 質 疑 。 葡 萄 牙 和 其 他 西 方 列 強 一 起 參 加 了 1 9 2 1 年 的 華 盛 頓 會議，會議通過了尊重中國主權、獨立、行政和領土完整，以及各國在中國領土經商 機 會 均 等 的 原 則 。 爾 後 ， 葡 萄 牙 同 中 國 於 1 9 2 9 年 1 2 月 1 9 日 簽 署 了 《 友好通商初約》。條約規定，葡萄牙放棄對中國領土的領事裁判權，雙方並且同意爲簽訂一個建立在平等、貿易往來中互不歧視和互相尊重主權原則基礎上的通商通航條約而開辟談判的途徑 ⑦ 。這 項 條 約 尙 未 締 結 ， 而 葡 萄 牙 於 1 9 3 3年 頒 佈 了 殖 民 地 法 案 ， 重 申 澳 門 的地位是葡萄牙 海外屬地，這就關上了兩國之間達成任何協議的大門 。自 1 9 4 9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直 至 1 9 6 6 年 文 化 大 革 命 爆 發 期 間 ， 中國方面對澳門和香港的狀況很少干預⑧。由於文化大革命澳門地區激進的極端分子 制 造 混 亂 ， 這 種 局 面 在 1 9 6 6 —— 1 9 6 7 年 意 外 地 發 生 改 變 ， 這 就 是 衆 所周知 的 “ 1 、 2、 3” 事 件 。 根 據 最 新 調查 ， 這 些 極 端 分 子受 到 了 當 時 毛 澤 東 的接班人林彪 的煽動，參加了反對外國人的運動 ⑨ 。⑥參考J orge S i l v e i r a 前述作品，第30頁，以及 F r anc i s c o Gonç a l ves P e r e i r a前述作品，第 2 6 7 頁 。⑦參 考F r anc i s c o Gonç a l v es P e r e i r a前 述作 品， 第2 69頁， 以及 J e r ome A l anCo he n 前述作品，第1 2頁及以後數頁。⑧ J erome A lan Coh en及 Hungdah Ch i u 前述作品，第374頁，“許多觀察家感到驚訝，自從1 949年直至 1 96 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很少擾亂澳門和香港現狀的事。澳門的情況尤其令人感興趣，因爲葡萄牙繼續同國民黨保持着外交關係，而不同共產黨建立關係，葡萄牙政府一直允許國民政府的官方代表機構在澳門保留到1 966年（………）。1 9 6 6年底和 1 9 6 7年初，當文化大革命的瘋狂蔓延到澳門並導致混亂，危及到葡萄牙的控制時，似乎北京仍然無心收回澳門”。⑨參 考 Jerome A lan Cohen 和 Hungda h Ch i u 前 述 作 品 第 3 7 5 頁 ， 3 7 6 頁 和 第 3 7 9頁，以及James C．F．Wang 《當代中國政治》，新澤西，1 992年，P r e nt i c e－Ha l lI n t e r nac i o na l 出版 ，第 3 1 7 頁 。727
幾個世紀以來，澳門作爲葡萄牙管轄下的土地獲得了歷史和國際的合法性 ，這是抹煞不了的。作爲世界通商史上的根本里程碑，澳門是東西方交換商品、思想文 化 相 互 滲 透 的 滙 合 處 。這 是 40 0多 年 來 澳 門 站立 起 來 的 基 礎 ， 今 天 它 們 又反 映 在 葡 中 關 係 上 ， 成 爲 1 9 9 9 年 之 後 澳 門 得 到 國 際 上 肯 定 的 理 由 ， 和 澳 門 作爲中華人 民共和國 未來特別 行政區自 治的試金 石之一 。國民革命前中國對國際社會以及國際法的立塲Ⅳ當代的國際法是西方的產物。高山、沙漠和海洋以及對西方民族及其習慣，即所謂“蠻夷”，的巨大的懷疑一直使中國過去與世隔絕。中國根據“天下大同”的觀念發展同亞洲其他民族的關 係（13）。中 國 開 始 接 觸 國 際 法 原 則 可 追 溯 到 清 朝 和 滿 洲 朝 （ 1 6 4 6 —— 1 9 1 2 年 ）初期。中國和俄國進行談判時適用了國際法原則，於是產生了中國同西方列強的第 一 個 條 約 ， 即 1 6 8 9年 按 照 國 際 法 確 定 的 平 等 互 利 基 礎 上 簽 訂 的 《 尼 布 楚 條約》。這些國際法原則是由當時代表帝國朝廷參加會議的葡萄牙耶蘇會士徐日昇（ T h oma s P e r e i r a ） 介 紹 給 帝 國 朝 廷 的（14）。但是，據歷史學家稱，對國際法的初步認識並未在保守的帝國朝廷內以及在“天子”的禮儀方面產生持久的效果（15）。然 而 ， 由 於 在 鴉 片 戰 爭 中 失 敗 ， 中 國 在 1 8 4 2 年 至 1 8 6 0 年 間 ， 被 逼 與西方簽訂了一系列條約，使中國必須了解維持這些條約本身的概念和原則（16）。實際上，中國官員明白，如果想要從某種程度上控制西方列強行使條約授予的權力以及享受條約賦予他們的優惠，就有必要通過外交實踐了解西方文化和科學的基本 知識（17）。（13）見 Je r ome A l a n Co h e n 和 Hu n g d a h Ch i u 前 述 作 品 第 1 1 1 2頁 ：“ 公 元 前 2 2 1 年 ，秦勝利後建立了一統的中國皇朝，中國的政治局面由各國平等的橫向體制轉變爲由“天子”中央領導的不平等的等級制度，“天子”對所謂天下的一切行使無上的權力。（14）參考 Je rome A l an Co h a n和 Hu ng d a h C h i u前 述 作 品第 5頁 。（15）同兩位作者指出，西方的各個海上強國和俄國不斷加強勸說中國放棄閉關，並且在主權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政治和貿易關係，中國却繼續堅持要西方使者遵守納貢者的禮儀，其中包含一系列在皇帝面前卑躬屈膝的跪拜。關於《尼布楚條約》，詳細內容見 Imman u e l C． Y．Hs u前 述 作品 第 1 09至 1 1 2頁 。（16）這些條約被20世紀中國愛國分子普遍稱爲“不平等條約”，後來中國共產黨人也沿用這種稱呼。這些條約使中國“落入帝國主義手中受辱整整一個世紀”。條約對外國列強作出了許多讓步，例如，給予單方面的和範圍極廣的優惠國待遇，享受軍事和民事的治外法權、限制性的關稅條例、割讓領土以及實施租賃條約。（17）J e r o me A l a n Co he n和 Hu n g d a h Ch i u前 述 作 品 第 1 1 1 4頁 ：“ 只 是 在 1 8 6 0年 美國傳敎士W．A．P．Mar t i n和他的中國同伴把Hen r y Whea t on關於國際法的敎程譯成中文729
（體 37），但是同一個聯合聲明却根據在有關國家和內部自治的各種國家模式之間存在的傳統式樣，保證維護澳門特別行政區極爲特殊的領土地 位（38）。我們不想在此重複西方聯邦國家如何運行的例子，這種例子從一開始就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的否定。但是，像在如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推導出的一統體制內，中央政府給“法律上”或“實際上”自治的領土地區社會一定的職權，即 委任 權力 ，這 一規 定在 中國 憲 法第 31 條內 有體 現， 而且 是合 法 的（39）。（37）Gar y L ．Scot t 在其前述作品第47頁及以後數頁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強調，主權是國際法所有最根本的原則之核心，是各項制度和准則的首要合法基礎。作爲一個國家最寶貴的特徵，任何通過諸如《國際法》和《超國家法》的觀念顛覆、淡化或轉讓主權的企圖都是違反國際法的，應堅決予以駁斥。在《香港從英國統治向中國統治的過渡：突出的國際法律問題的討論》，1 986年，丹佛國際 法律 政 策報 ，第 1 4册 ， 2－ 3部 分 ，第 1 7 4頁，作 者R od a Mu s h ka t 就 中國 不 承認聯合國是國際法人資格一事說，聯合國爲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的軍事干預，在中國看來，是干涉別國內政，是對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7款的背離。（38）Ro da Mus h k a t 在上述作品第1 87頁中還強調指出，從廣義的法律觀點看，“交換對主權這一概念的看法有助於國際社會把香港作爲法人承認香港的地位。考慮到各國正在走上把國際組織和多國團體當作非國家參與者接受的道路，在國際合法的體制內產生了一些合理的期待，希望類似的承認能應用於享有國際承諾水準特別高的自治區域。這樣，就有可能同國際法承認的其他結構確定相似之外，比如聯邦國家（例如，巴斯克國，加泰羅尼亞，厄立特里亞，格陵蘭，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國際性區域或有特殊國際關係的區域（例如，但澤自由城，的里雅斯德自由區，上海國際租界，梅默爾區），聯合國家（例如，庫克島，紐澳，波多黎各，托克拉）以及非合併區域（例如，關島，荷蘭安的列斯，美國維珍尼亞島）。作者最後指出：“分析這些地區，可以得出結論，授予的國際法人資格的程度取決於以下三個因素：在中央政府同意或不同意的情況下，對國防的控制，對對外關係的控制以及締結協約的能力。以上幾方面越自由，承認一個附屬區域作爲具備國際法司法能力的獨立體的可能性也越大”。在這方面，Mi c hae l C．Dav i e s在前述作品第1 33頁中指出，殖民地後時代，不僅湧現了無數各種獨立程度的國家，而且在現存的國家內地區自治的要求不斷高漲。當提到香港的情況時，作者強調指出，存在着中央政府對已經授予的權益“合法地”或“實際地”往回收的某種危險性，除非這種自治十分牢靠並堅決受到保護。他還進一步強調指出，香港問題中有兩種因素互相碰撞着：一種是有利因素，它產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貫被認爲在履行條約義務方面有良好記載這一事實；一種是不利因素，它就是中國實行強有力的中央控制的老傳統 。（39）Ro da Mu s h k a t 在前述作品第1 80頁中指出““一國兩制”的形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證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工具，同時也是香港地區繁榮和穩定的保障。這種機制決不能理解爲是對中國主權的限制，因爲對任何其他政權都不會作任何讓步。相反，這是委任地方政權的一種形式，好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 條精神，向一些國家的下級單位授權（如經濟特區）”。相反 ，M i c h a e l C Dav i es 在其作品第1 35頁中用一個“聯合國家和自治國家間的中間階段”來突出香港的處境，他指出，在自治概念中包括一般不授予自治區的那些權力：香港繼續作爲自由港和單獨的關稅地區 ；獨立的稅收制度 ；獨立的金融、外貿、銀行業務政策；自行簽發包括中國在內的出入境旅行證件；地方司法機關不隸屬於中央政府機關；保留獨特的經濟和法律制度。從對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 1 6條及其後數條的分析，的確可得出結論：自治區享有的自治權較小，比如立法權僅局限於制定條例並須事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從表面看，執行權也僅局限於財政管理，至於自治區的敎育、科學、文化、公共衞生和文化政策，在宏觀經濟方面，必須服從國家計劃。736
似乎想讓人們看到這種權力已得到國際上的承認，根據聯合聲明的規定，在徵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見以後，澳門已自己作主參加了許多國際組織，如《 關稅和貿易總協定》，《聯合國亞太經濟及社會委員會》，《亞太發展研究及培訓組織》，《亞太統計學會》，《世界貿易中心組織》，以及其他一些組 織（40）。M i c ha e l C．Da v i e s 解釋 道， 弄明 白澳門 （和 香港 ）的國 際地 位， 對於 中國對澳門政策的成功，如同確立一種恰當的內部動力一般的重要（41）。事實上，只有國際上承認這種高度的自治權，才能使中國在“一國兩制”的全盤戰略中順利地實施這 一政策 ，從而 最終解決 “台灣 ”問題 。Ⅸ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含糊之處聯合聲明中提到的起草委員會草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 案（42），與我們前面強調指出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對外關係的基本框架基本一致。 草案 第1 3條 規 定： “中 華人 民共 和 國負 責管 理與 澳門 特 別行 政區 有關 的 外交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澳門設立機構處理外交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澳門特 別行政區 依照本法 自行處理 有關的對 外事務” 。在防 務方 面 ，第 1 4條 也強 調 ：“ 中 央人 民政 府 負責 管 理澳 門特 別 行政 區 的防務。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維持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 。與此 同 時 ， 第 1 1 2條 關 於 國 際 經 濟 合作 以 及 第 七 章 “ 對 外 事 務 ” ， 都 重 提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權範圍內包含的那些對外關係的原則，如澳門地區參加國際談判，參加國際組織的下屬組織，實施國際協定，在澳門設立代表團和領事機構等 ，這些原 則在闡述 聯合聲明 時我們已 提到過 。這種情況是，“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情況和需要授權或協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作出適當安排，使其他與其有關的國際協定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規定的將來實施國際協定的情況。這種情況是允許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發護照和在外國設立經濟和貿易機構，或者相反，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在澳門設立領事和其他官方機構，尙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的機構改爲半官方機構，以及允許尙未爲 中華人民共和 國所承認的國 家的非官方的 機構等的情況 。（40）根據M i c h ae l C．Dav i e s前述作品第1 42頁的註釋（1 5），香港加入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聯合國亞太經濟及社會委員會》、《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亞洲生產力組織》以及《亞洲開發銀行》。（41）參考M ic h ae l C．Dav i e s 前 述作品 第1 2 9頁 。（42）根據 1 99 2年 3月 1 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議和同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公佈基本法草案之後，將之交予公衆討論徵集意見。之後，1 993年3月3 1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簽令頒佈。737
據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打算在對外事務方面授予澳門特別行政區廣泛的權力，並且如有人曾描寫的那樣，在對外關係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同意“有控制，或者有指導的自治”。這種權力能否授予和得到保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當局將來的關係（43）。我們已經指出，旣然對外政策的指揮權屬中央人民政府，那麼就有必要弄清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當局在使用原則上授給它的管理澳門特別行政區涉外事務的職權 方 面有 哪 些限 制 。或者說，需要確定各個特別行政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器權力下放中享有“自治”的准確尺度（44）。除了使用“涉外事務和對外政策”這兩個概念所引起的概念上的不准確和混淆之外，無論基本法還是聯合聲明裏，在習慣上認爲中央政府必要的介入的方面作了規定，要求在最高層的國家間建立關係，要求習慣上的主權機構享有國際法保護。這些規定都似乎是合理的。這指的是承認外國國家、宣佈戰爭、宣佈和平或中立、要求領土主權、授予政治避難權利、參加軍事性或自衞性組織，或者相反，參加 以維護和 平及國際 安全爲目 的的組織 等情況 。反之，在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確定的方針、全盤或戰略意義和目標前提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參予的領域、引渡協議的簽署、或者關係的維護和發展、在“適當的”領域內國際協定的中止和實施等，都要作出規定，即以突出的地位把澳門地區性和國 際性地納 入“一國 兩制”的 政策範疇 。關於澳門地區參加國際組織的另一個不太明確的地方是，澳門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以非國家實體的身份自治性地與作爲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參加國際機構，那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代表在這些國際機構內是否具有獨立的表決權， 這 一點 不 大清 楚 。還有，如果願意的話，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澳門怎麼樣與那些中華人民共和國因“對外政策 ”的緣故暫時或 永久退出的國際組 織繼續保持聯繫 。（43）參 考 R o d a Mus h kat 前 述 作 品 第 1 8 3頁 。（44）甚至是因爲，如同我們已指出的，仔細觀察第31 條的空洞內容，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劃分範圍之外行政區憲法的規定，會使我們把自治概念本身認作是保留“一國兩制”政策的抵押。而且，中國負責人關於這方面的闡述太簡單或者不很明確 。 1 9 8 3 年 6 月 2 6 日鄧小平對新澤西州Set an Ha l l 大學楊力宇敎授說：“我們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旣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作爲特別行政區，雖然有一個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區的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爲自己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利益” 。基本法內所使用的“對外關係”和“涉外事務”兩個概念含義不明確，令人在分析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對這方面管轄權的分界時有相當的主觀的成份。對這些概念的解釋不得不參考中葡兩國在聯合聲明所確定的政制架構，亦即所謂“自738
國內生產總值（澳門）（ 按 市 塲 價 格 計 算 ） （ P I B pm） 單位：千澳門元數據來源： 統計暨普查 司1 991 年統計年 鑑國內生產總値年度變化率（T VA）（ 按 市 塲 價 格 計 算 ） （ P I B pm） 單位：百分點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公共總開支（DPT）（澳門） 單位：千澳門元數據來源：諸年的政府財政核算財政司771
公共總開支年度變化率（TVA） 單位：百分點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國內生產總值（香港）（ 按 市 塲 價 格 計 算 ） （ P I B p m） 單位：百萬港元數據來源：香港年鑑，香港政府新聞處。＊ 修正估算＊ ＊ 初步估算國內生產總值年度變化率（TVA）（ 按 市 塲 價 格 計 算 ） （ P I B p m） 單位：百分點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772
《行政》，第六册，第廿一期，1 9 9 3No．3，7 7 7－7 8 8組織發展 、應變和改革Marcel ino L yra Passos ＊1、序言：組織適應性和應變理論近年來，有關組織發展和改革問題的學術著作大量增加，毫無疑問，這主要是因爲無論私人機構還是公共機構都一直面對着如何組織或改革，以提高效率，保證發展、穩定和實現目標等等極其複雜的問題所致。這問題似乎在行政改革的方面尤其突出，可能是因爲它的整個過程，由設定到說明和評估，都要非常仔細地確定和公佈的；事實上，其過程需時長久，不易確定和落實以及爲求適當形式而不斷修訂，甚至最終無結果都似乎是行政改革的特點，然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 是行政改 革相當複雜 ，涉及無 數的問題 。本文闡述的是組織改革的問題，並把上述的各種情況當作是促進組織內外具體發展的因素以及嘗試對此作出適應性的回應，我們首先做的闡述是十分廣泛及包羅萬有的，因爲它旣包括國家行政機關又包括私人組織，儘管我們沒有忽略兩者 之 間 的 區 別 ② 。下面的想法一方面是研究各種組織理論的結果，人所共知，組織理論研究是社會科學實驗調查研究中最豐富的部份，可以說，其概念的形成大多數來自組織的具體實踐經驗。我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借助應變理論作爲分析有關問題的最有用的理論。作爲在許多組織範例之後發展出來的理論，它研究了許多已發生過的爭論，形成了其複雜和多方面的特點；但是，它的許多論點和原理都需要經實驗論證的又 或是經 過衆 多虛虛 實實的 調查 。＊ 葡國勞工暨企業專上學院社會學敎授①關於行政管理改革最新過程評論性的議論，見Ger al d E．Ca i de n，la v i t a l i t e de l are fo r me admin i s t r a t i v e，Rev．I n t ．des S c ienc e s Adm in i s t r a t i v es，3／1988，369－400。②與對福利國進行評論的同時，對這兩個部門運作差異所引起的問題的爭論加劇了，指出了兩種選擇：國家行政管理部門趨近私人組織的模式或私有化。777
實質上，應變理論說的是組織的格式塔（Ges t a l t ）理論應該回應、適合另一模式的複 雜程度和動 力，應該回 應、適合確 定其處境變 化的各種變 數的特徵 ；這意味着組織有必要跟上它的變化，隨時隨地能進行適應性的改組，以避免形成內容一成不變的定義，成 爲其內部過程越益不合適 的參考資料的長期存在 。但是，除此以外，必須突出雙重應變的前景和制度與週遭環境之間的因果關係，考慮到互相依賴和相互影響、循環的因果關係方面，以及包括其他制度的制度，控制週遭環境的戰略；組織本身也是發生事故的來源，隨着它的改變而作出各種不同的選擇 和適應的方法， 對決定作出修改 性的決定等③ 。另方面，通過正在進行的調查方案④，使我有可能把這種理論同葡萄牙各市的政治行政現 狀，以及同 其改組的過 程作一對比 。現在就必須立刻指出，本文不打算展現出組織形式和組織改革的綜合前景，而是只能較詳細地闡述我們認爲是主要的方面，下面我就開始這個簡單扼要的闡述 。主要的意思是，所有工業化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及經濟在過去三十年來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改變了它們的基本特點，由一個靜態爲主的結構，變成一個非常 複雜、 動態 和相互 聯繫的 結構 。因此，組織和機構開始面對一個比較不穩和動盪的氛圍，並因此碰到一系列有關其有效運 作而且只能 通過組織變 革才可能解 決的新問題 。爲了理解這些組織變革的需要、方向、問題及其後果，我們把一些理論設想作爲我們思 考的結構 ：——認識 信息和溝 通理論 ：——這些知識是有益的，不單是作爲探討任務的執行的內部過程的工具，而且可以觀察信息的蒐集和處理過程如何滲入組織，滲入其決定和執行過程 。——論據的基點圍繞着四個概念或方面發展：週遭環境、組織應該執行的任務、體系成員的職 業特徵、最後是 組織各種結構和 內部程序的方法 。③在這裏我們不將闡述一個組織與一個非同類性的外在環境的對比，使它按照各種不同的哲學（加上“機械學”或“組織學”），根據外在環境的相應部分的應變程度，建立它自己的各個部門。見“組織原則和戰略的行爲”，與第二次社會科學代表大會的記錄一起出版。見關於應變理論的中心問題：Ki eser ／Kubi c ek，1 978，卷2，1 05－1 52；J es u i no，96，1 29ss;Me rt on，53；J un，294；Luhmann 1 972，1 60，1 69；Gebe r t 1 978，28，59，65，1 1 8；P f ei f f e r ，1 21 ；Cos er ，41 7，D i moc k，et al l ．，1 67s，L uhmann 1 976，508s s，521 ．④有關葡萄牙市內組織和決策機構的方案，Vo l k swagen基金會資助，Wolf gang Ho l l e r（聯邦德國杜意堡大學）和Marce l i n o L y ra P a s so s 設計。說得再貼切一點，蘊藏的意思如下：外在環境的特徵（以兩分法和簡化形式舉出：靜止的或變動的）會把某種任務作爲一個組織的首要任務（常規化的任務778
或開展革新性的解決方案），這些任務要求該組織的成員具備某種職業技能（堅持的能力或解決複雜和新問題的能力）來執行這些任務；無論是任務的種類還是職業的特徵都走向某一類型的結構、方法及組織過程，包括工作崗位的設定到合作和領導的方式。這樣，如果一個靜止的外部環境有利於組織官僚化的過程（這一點我們在下一節論述），則變動的外在環境在另方面會促進改組過程，這牽涉到本文要重點論及的動力問題（第三節）。我們想概括一下講述經濟和社會歷史的一 些 主 要 方 面 。2、官僚組織的結構及其基本程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與現在的狀況相比，當時大多數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與今 天相 比 並不 大顯 著 。一方面，這是因爲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的市塲經濟發展還處在起步的階段，經過數次動蕩（全球經濟大危機、戰爭以及戰後的重建）之後，五十年代的全球市塲的擴 張，令這些 國家得到了 一個成長的 重要時期 。另方面，至於落後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除了其中大多數爲了它們的獨立，即社會經濟更加蓬勃發展的先決條件而奮鬬外，根據發展和國際介入的程度，這些國家都面對着各種各樣的局勢。在落後國家裏，有許多通過各種類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試驗中央計劃經濟或國家控制市塲經濟戰略的例子，例如歐洲和亞洲的社會主義經驗，或者通過不同程度的經濟管制體制試驗的例子，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官方集體主義的模式。在這些經驗裏，主要的關注是控制社會經濟基本方面的發展。政策的支柱之一在於避免因社會經濟自身的動力而出現的社會經濟變化的複雜情況。通過各部門的各種政策（有關農業和工業，保護主義，國家機關或受控的機構）達到經濟和社會的隔離和從屬一垂直模式，並使它服從於一個經常堅實和無處不在的政治機構，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它們的一部分內在的發展動力，原因是由於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社會經濟再生產過程的下列基本參數：社會政治和勞 動的冲突及 發展；市塲 調節自發機 制的作用； 競爭，資本 的集中化 ；投資、技術發展和革新；國際的經濟關係；資本和勞動的流動性，價格和工資的演變。經濟和社會受控制、可預見和穩定的發展，可以保障機構和基本利益無巨大波動或急劇變化地再生，但是另方面也引起客觀和主觀生產力緩慢的發展，令到組織結 構的管理 作風變得 傳統、順 從和頑固 。儘管上述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的類別之間存在着很大的差別，可以說，就其社會經濟再生產的機構的主要特徵，它們有過相似的特點。這些機構的主要特徵對它們單位的組織結構有決定意義的影響。這樣，多數已成立的組織，或在這種處境裏開展活動的組織，就遇到過下列情況⑤ ：⑤見以下幾點：Mer t on，49，51，53；Bl au，391；Ni gr o／Ni gr o，220s s；L a Por t e，353；Bonwi t t ，256s s；J un，1 28s s；Weber ，1 28，551 ，562；F r enc h／Be l l ，221 s；H i l l ，e tal l ．，1 63，252，274s s， 289s s，325s s，329，387s s，41 6；Geber t 1 974，54，62，69；779
a）外在環境的特 徵有巨大的穩定性 ，因而它的應變程 度也就低，故此它 的複雜性（周圍的部 門的數目不是太 多以及差別不大且 相互間不多接觸 ）和它的動力（相同部門的變化是緩慢和可預見的）都減少。體系成員碰到的意外事件和處境的壓力有很大的一致性：它們構成少量的結構相近的、持久不變的因素，即在很長的周期內重複並有類似要求的因素。這種相似的環境在很 大的程度上是可 以預見的，因此， 是可以受控制的 。b）因此，這些要 待執行的任務（什 麼樣的任務和如何 做）具有類似的特 點：簡單、相同、結構清楚、可透過經試驗的方法解決問題的。它們的常規化程度很高，可用作爲勞動標準化程度很高的綱領。因此，有條件的綱領將會佔優，它要詳細闡述的不僅僅是現存性質重複和單一的任務的類型，還要說明完成這些任務要採取的行動。這些行動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如果（或者當）發生情況A，那麼就以A’回應，最簡單的例子是塡寫後面要講述的標準化表格。顯然由於簡單化的傾向，有條件綱領的巨大發展將迅速引進信息技術，以取代人工勞動，如同用泰勒法簡化和分配工作崗位將大大促進工業機械化。結果，可以作出有很大安全和可靠餘地的決定。體系以外的環境和技術都是簡單、靜止和特殊的。這種狀況與體系內的成員解決問題能力的低下，與在穩定處境裏表現得有效的明顯官僚組織的形式形成了有意義的相關，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闡述。c ）體系內的成員 的職業特性和社會 文化背景是知識水 平低、能力低、局 部化的認識形式（劃定狹窄的範圍和把注意力集中到部分問題上，忽視一個問題各個方面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和保守的思想模式（對於新經驗封鎖、在體系內外的業務實踐很少交往、合作意願性差）。歸根結底，這些特點足以應付內 容清晰，能力要 求不高的任務；這 些特點以被動、 順從、缺乏想像和缺乏創新的能力的特色作爲總體結果。最重要的職業素質似乎的確是在很長的周期內以中等的生產效率（最低限度）完成一項已分配、適應個別、重複和單調的工作。因此，也習慣性地稱爲機械化組織，意 思包含 了韋伯式 的官僚 制度和泰 勒主義 。d）在這些情況 下，官僚組織 的方法可以得到 充分發展。即 使是一個正規 的結構，組織任務的廣泛透明度不僅可令到任務執行的時間與方式，以至每個人的表現有一個嚴謹的控制，同時也可令整體決定實際上由最高層作出或評估；這致使組織的子系統有一個有限的自主以及令信息集中於組織網絡的中心，也就是一個高度的中央化，現在，有一種以指令性和專權、嚴厲的權威和領導作風爲主，有別於地位與明確劃分的職權，作Geber t 1 978, 38; G ronemeyer , 25, 52, 60, 1 67 L our enco/ Rocha, 439s ; Pf e i f f e r , 57; Mint z ber g 1 981 , 1 5s s , 21 ; K i es er / Kub i c ek 1 978, 1 07; J es ui no, 263s ;D i moc k e t a l l . , 1 57 s s , 21 6 ; May nt z 1 985 , 56s , 1 1 6s , 21 3s ; Hage / F i ns t e r -b u s c h , 1 6 2 ;780
因此，面對這些情況，組織（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個人）的立足和生存要求：1 ）在時間上（a）處理大量極其特殊的信息資料（即只有專家才能懂得和解釋的信息資料）。這就要求具備高超的知識能力；（b）作出更多決定與創新的解決方法結合。面對環境的最大不穩定，以及對信息資料正確解釋和充足程度的不確定，只有在非常不可靠的情況下才能這樣做，這是因爲在體系與外在環境的關係上的時間因素突出（問題要求按時解決，此外，它們還處在不斷演變中。這意味着今天是正確的決定，但由於問題的惡化，或者面對可能的競爭者失去時機，到明天就不一定適用。），決定者必須在有用的時間內做出決定，與此同時，也只有意識到其決定的冒險性，才能這樣做：掌握的信息資料的數量愈多，決定將會愈完滿，而信息資料的收集和 整理則受到問題實質上的 複雜性和時間因素的限制 。這意味着在不確定的環境內，對於決定的時機永遠是不會認爲太滿意的。“一旦已形成的社會複雜性增加，當我們不可能預見到後果時就得行動；當我們不可能知道時就得計劃；當我們不可能控制時就得組織。所有這些不確定的情況結合一起時就改變着政策、計劃及組織的構思”。⑦與此同時，經常出現的超重負載局面可能使 組織疏 忽中期 和長期 的決定 。2）要求增加學 習和變革的愛 好及能力，即要 求在自我診斷 和自我治療的 過程中通過對自己經驗（組織的記憶）的批判性分析，學會自動變革，以便對外在環境的改變、內部的機能障碍和由於適當的改編而引起的自身行動的後果作出反應，對於關鍵性問題採取一個預防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成立自我思索小組有着決定性意義，在小組內組織專心研究自己，思考過去的工作方式和今後如何更好地工作，以非懲罰性的形式改正自己的缺點和不足，突出個人、集體學習的方面。戰略或整 體規劃、質量 和技術圈等可 作爲範例⑧ 。爲了能夠滿足一個變動的外在環境所提出的這些要求，這個組織必需具備有三個基本素質：靈活性或回應新形勢的能力；創新精神；克服或控制不確定情況的心理。可以確信，面對這 種情景組織會提出改變其 內部運作參數的職能需要 。內部運作所環繞的範圍：一方面是民主化參與和專業化（這些爲比較主觀的範圍），另方面是分權和非標準化⑨。就總體而論，這符合某種事物多過符合簡單的非官僚化 ——成爲執行改革的消極特性。這四個範圍的發展將進一步以最詳細和最有用 方式 確定它 們的 輪廓 。但是，在確定它們的輪廓之前，我們要以簡短的方式指出此項問題的一般範疇，以便更好地確定它的地位和進行闡述。前面所叙的意外現象可能處在下列基本座標內：在兩端，我們一方面有變動的外在環境，它時刻向組織挑戰；另方面我們擁有具備知識才能的組織成員，從他們的這些才能產生出創造性的和適合非⑦ L a Por t e, 345. 見 Cr oz i e r , 208; D ow ns, 203; G r oneme y e r, 25, 29; Geber t 1 974,1 3 , 5 2 ; Hi l l , e t a l l . , 3 3 9 ; L a P o r t e , 3 4 4 s ; S i mo n , 2 7 4 s . ⑧ Simon, 21 0; F r ench/ Bel l , 228; N i g ro / N i gr o, 227s ; L a Por t e, 351 s ; Cr oz i er ,220s ; Hi l l , et a l l . , 44 1 s ; Geber t 1 978, 27s s , 1 23; Geber t 1 974, 1 6, 66, 84s s ,1 2 8 .⑨ G r on e me y e r , 5 1 , 6 0 ; Ge b e r t 1 9 7 8 , 2 5 , 2 8 s , 8 8 ; Ge b e r t 1 9 7 4 .782
標準任務的解決辦法。在兩極之間，我們遇到時間因素，以及與信息資料的範圍和與這種情況下的決定相關的一些極其複雜的問題，這就把組織的變革變成了爭取較大成績過程中的一項中心課題。這對於組織是個不利的問題，或者是個經常性的 問 題 。（1 ）專業化和非標準化外在環境的最不穩的特性有下列幾種後果：⑩——使以複雜性、非一致性和不太常規化的能力爲特徵、又無標準答案的新的、未曾有過的任務的數量增加。鑒於一般不太可能首先以清楚的形式和暫時的穩定性來確定最適合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只有按照試驗和錯誤的選擇過程行事。——主要由於外在環境成份的動態性和相互依賴性（例如對於因果關係的認識和控制不太確切），對要決定的主要問題往往提出闡明的必要性，這就要對已發生過的事情進行簡單扼要、總體性和展望性的闡述，反之則無 效 果 。——我們已曾指出，國家和地方自治機構在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穩定中有重要的職能，它們在各個部門的各項政策中從政治上闡述要達到的目的，並通過這些政策實現其職能。但是，由於實現和施行總體或戰略決定的需要，實現這些目的往往是非常複雜的，只有專門的人材才能夠完成。計劃過程，如PDM和有 關如何控制物價上漲和 經濟調節方面的經濟政 策的決定都可作爲例證。在控制物價上漲和經濟調節的過程中，有時產生的料想不到的問題會比解決辦法還多，這樣就必須立即採取修正作法和新的政策；實施 政策則成了“錯 誤的因素：計劃 的制訂和學習” 。（11）因爲這一切，無論是對於確定目標的疑惑，還是對於達到這些目標的方式的疑惑，都在增大。在這種情況下，不僅組織的專業化程度大大提高（通常伴隨着更加先進的技術的引進），而且專業人員在其工作中的重要程度也大大提高了，原因是他們處理和解釋專門性程度很高的信息資料的能力、爲解決複雜問題而尋求專門性和創新性解決辦法的能力 、選擇決定和計劃 ，以及保證它們隨後 實施的能力增長了 。這些情況就使得最後綱領，即計劃過程和非標準任務解決過程的典型的綱領佔主要地位，損害了有條件的綱領。這種行政管理的行動綱領往往確定了行動目標，在解決使用的手段方面，限制了範圍，但是，除此以外，爲優秀的實施者在根據行動的環境和劃定的界限內選擇特殊而又適合採取的措施方面，提供了一個寬闊的自由餘地。（12）⑩ S i r mo n , 3 0 3 , 3 2 9 ; L a P o r t e , 3 4 6 ; B e n n i s . 3 3 1 s :(11) 見 L a P o r t e , 3 4 7 -3 5 6 .(12) Maynt z 1 985, 56s, 74s, 21 6; J un, 31 6; Gebert 1 978, 86; Moshe r , 1 1 2ss; Hi l l ,e t a l l . , 3 3 9 , 3 9 2 ; Gr o n e me y e r , 4 6 ; L a P o r t e , 3 5 3 s .783
因此，專業人員通常有兩個突出的特徵：高超的科學技術素質和社會文化的特殊素養，這使他們赢得了“複雜人”的稱號 ：一方面，因爲他們在各個知識領域內有高度的信息資料和知識，同時也因爲他們有整體系統的思想（理解總體，考慮到問題的許多方面以及它的的相互依賴關係）。另方面，他們的行 動準則積極、靈活，與其 發明創造性的能力相符合 。（13）這種總體的素質在完成任務中奠定了所謂“專業方向”的基礎（官僚主義的一個對照）。這種專業方向具有下列特性 ：（a） 趨向合 作。 個人來 往的頻 繁使 收集來 的信息 資料 的數量 和不同 類性 ，以及它們再配合的能力增加。這些信息資料是同時協同作用、集體創造性和整體系統思想的先決條件。這一點要通過與外在環境頻繁地交換信息資料和以公開爭論和加深分歧的形式建立幾個自治工作小組來實現。通過爭論和加深分歧可顯露出實際知識和調諧各個知識領域（由包 括各個專業的計劃連接起來的各個機構 ）的 能 力 。一定的“社會觸覺”是必要的：集體工作的能力，捕捉新思想的能力和自發性；對自身行爲及其後果的省悟；直覺、容忍、限制專制和免罪態度；對他人個性的考慮。（14）（b）不 僅在執 行任務 時（對 在行動 之後的死 板和墨 守成規 的綱領 不加理 會），而且在做決定時（任務的委派程度和自動諧調程度很高）都需要組織成員的自主、獨立和自我負責的行爲，這與低水準的標準化相符合。由於以任務的種類爲主（解決“未知數”），儘管一種突出的標準化是適得其反的，但是它對新的解決方案却構成障碍，尤其對於實踐中檢驗各種設想的第三階段是如此（收集和處理信息資料以及提出設想之後）：因爲革新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稱之謂“偏離常規的作法”。這種作法雖以高度正規化的組織形式出現，但往往遭到排斥和處分的威脅。因此，可以斷言，只有在革新受到期待和鼓勵 ——往往是新的規定和合適的機構產生 的先決條件 —— 的工作環境裏， 它才能蓬勃發展 。（15）1（3） Hi l l . e t a l l . , 3 2 9 , 3 9 3 , 4 3 6 ; Ge b e r t 1 9 7 8 , 8 3 .（14）J esui no, 267s , 298; N i gr o/ N igr o, 228ss ; Cr oz i er , 53s , 57; Mi nt zber g 1 981 ,1 9; Geber t 1 974, 1 2, 29ss ; Geber t 1 978, 1 02s , 1 06, 1 1 2; F r ench / Bel l , 228; L aPor t e, 355, Mosher 21 ss ; Hi l l , et a l l . , 1 02, 1 65, 260s , 359s , 362ss , 393. Mc Grat h提 請注 意 現 存的 各 種 方面（ 問 題和 任 務 的性 質 ； 集體 操 作 的組 成 、 領導 和 形 式 ），並使集體內勞動的價值相對化，突出了它作爲評判和挑選主意／解決方法、採取決定、解決和完成複雜而又矛盾任務的工具時的正面作用，並對各種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提出了要求 ，與此同時，集體勞動的潛在弱點可能存在於由於拼離各種選擇的可能性而引起的對決定過程的扭曲中，存在於內部衝突中的妥協傾向，以及存在於贊同維持現狀的穩定性和保守的準則內 —— 這也是非常不太大膽的決策行爲。作爲產生新主意和創造性的解決方法的工具，按照工時計算，個體者的生產效率似乎高於集體（brai n－stor mi ng）（Mc Gr at h，64－69，70，8 0 s ）。（15）K r ockow，32； K l e s e r／K ub i ce k 1 978 ，卷 2，1 32； J un， 301 s ； J esui no， 265， 279；H i l l ， et al l ．， 331 ， 393ss ， 543； Pf e i f f er ， 70；McGra t h， 79；Geber t 1 978，91 ，1 05ss， 1 09， 1 1 3；Geber t 1 974，1 2； Hul l ／ Hage，571 ．784
（C）上 級和下 級之間 的關係 。在專 業化的組 織裏， 在探索 更適宜 於解決 問題的戰略中存在着許多橫向合作的傾向，溝通的形式是非正式的，建立在以信息社會影響過程（使工作關係、重大的權力或內容具體化）爲主的內容基礎上；在等級制的關係上，就上級而論，是以監督和協商色彩的諧調任務，或帶有在任務的階段和完成者的能力之間調解作用的任務爲主，各種責任的委托（情況的差異不太突出和不太靈活，社團式的領導模式）代替了傳統等級制邏輯的典型古典模式 ——命令與服從，也佔據着優越地位。不僅僅是在等級制的工作關係上，同時也在實質性的關係上，物質的方面都佔據着優勢，許多特徵，諸如有理的和有說服力的演講、自治權、平等主義的機構和相互適應、革新的努力、相互影響的工作方法（參予、 討論和比較 ），都是解 決複雜問題 及其連帶問 題的要素 。（16）專業的和優秀的領導可視爲表現的準則及邏輯上除權限外對技能和知識的認同、尤其是對與官僚主義者爲保證完成一項重複和形式化的工作而首先器重的素質，如順從、守紀律、創造性、獨創性和革新。專業人員對權威的認同一方面要在根據專門化的知識（實質上的權威）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內容的基礎上產生，這可能使情況逐個合法化（不僅僅是由於所起的作用，如正式職位的權威，即官僚主義的權威）；另一方面，這種認同要在參與性領導與處在複雜和流動結構範圍內的其他成員合作產生綜合和集體效率，以及知識的剩餘價値方面所顯示的優秀程度的基礎上產生。在 這裏也以這種方式檢驗 了勞動關係的具體化 。（17）（d）個 人動機 和組織 的宗旨 之間官 僚主義組 織的典 型分離 ，也同 樣遭否 定；因爲只有通過同組織的目的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以及通過對其各種問題和組織工作環境的 認識，專家才能 施展其全部才能 和想象力，並使 其爲組織服務 。在解決那些向知識能力提出挑戰的問題過程中，個性和自我實現的發展，是專業人員工作的突出方面，這就把 他的需要置於馬斯勞（Mas low）金字塔的頂端 。（18）這一切特徵使得專業人員在進入和適應官僚化機構就往往成爲一個導致組織改組的冲 突性的過 程，而且 這個也不 是經常都 能成功的 。（2）分權分權意味着在橫向和垂直方向上組織任務的區分過程。隨着任務複雜性的增加，要考慮和要解釋的信息資料的數量和專門性增大，這就超過了等級制的最高層掌握的能力（超負荷），建立分權的制度就顯得十分必要，因爲這樣各種問題和信息資 料可以 開始受到 專門化 部門的妥 善處理 。(16) Schl uc f i t er , 1 55; Benni s , 332, 335; F r ench / Be l l , 223s ; Hage / F i ns t er busch,1 63; Pf ei f f er , 74, 94 ; G ronemeyer , 60s , 1 67; J esu i no, 264, 267 s, 278; J un, 322;Hi l l , e t a l l . , 244s s ; Ge be r t 1 97 4 , 1 1 s ; Mc Grat h , 67 ; M i n t z be r g, 1 9s ; Hu l l /Ha g e , 5 6 8 .(17) J esui no, 1 03, 259s , 262, 264, 268, 272, 277ss : F r ench/ Bel l , 221 , 223; Sch l u-cht er , 1 48ss ; Mosher , 1 1 7s ; Pf ei f f er , 93s ; Mi nt zber g, 1 9; Hi l l , et al l . , 244.(18) J un, 31 6, 31 9; D eut schmann, 525; Pankoke/ N oki el ski , 1 9, 22s , 94, 98; F l ohr ,卷 2, 1 5/ Benni s , 334; Weber , 1 29, 563, 854; Sc hl uc ht er , 1 64s s , 1 70; Cr oz i er ,87, Hi l l , et a l l . , 300, 358, 41 7s ; Geber t 1 974, 95; Geber t 1 978, 1 3, 20, 46s , 58.785
（橫向區分意味着勞動分工和專門化的過程（職務和職位的區分，一個任務分解成許多部分），一般說來這會推動技術水平的提高，促進專業化和使組織成長。支系統數目的增加有三個目的：確定系統和有關支系統的外在環境；使有可能收集和恰當處理最大量的信息資料，以便靈活和預先對付組織的外部和內部變化；通過工作崗位縮小任務的範圍（專門化）（19） 。另方面，垂直區分乃指通過把決定權分佈到各個等級階層的方式來分散決定的權力，這就會引起權力和影響的分配。分散的溝通和決定網絡通常是橫向區分的後果。一個組織專業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複雜任務數量的增加，都會把極其優秀的專家聚集在中層等級上，因此，在領導和被領導之間往往形成了知識和信息資料的差距；由於知識和決定的能力兩者應該相適應（決定應該在需要它的塲合由處理問題的人作出，以便他成爲負責者和稱職者），因此，就必須最廣泛地使用委托決定的做法，目的在於不僅適應現有的知識水平，而在選擇執行任務的過程中適合下級部門自主的眞實程度。有決定權的各個不同部門與信息資料處理中心的聯系可以把由這信息中心分析的好處同各個不同的專業部門評估的好處結合起來。下列的公式可使人們對一個組織裏決定權分散的程度有一個近似的概念：多少項重要決定在那些等級作出？（上級作出戰略性決定，在下級作出戰術與行動的和執行的決定）。這樣，由於專業化組織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的增加，專業化的組織可區分爲許多雖然上級仍然諧調但能廣泛自動調節的支系統，它並且傾向於最全面地符合複雜和幾乎可以分解的體系的範例。在這些系統內，各支系統內部溝通的流動密度（高頻率的動力），是明顯 地大於各支系統之間的相 互影響，有利於它們的穩 定性和 效率 。20）解決複雜問題中的專門化和熟巧，能促進組織內權力和影響（無論信息性影響還是其後的規範性影響），有利於專業人員的重新分佈，原因是他們的必需性和控制他們完成工作中經常發生的困難 ——“善於解決問題意味着權力”。作爲專業工作固有特徵的“天然”後果，這種增長和行動自由的最大餘地在已取得的成果 ——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和獨特構思的成果 ——（在所尋求的解決方案的質量、成本和完成的時間方面，這些成果是只可後繼控制的—— 反饋控制）所增加的責任上遇到了 一定的補償或修正 。（21）(19) K i eser / Kubi cek 1 983, 80ss ; Geber t 1 974, 65. 68; Geber t 1 978, 52s , 80s , 1 24s ;H i I I , e t a l l . , 3 7 6 .(20) Di mock, et a l l . , 1 64; Si mon, 309ss ; L a Por t e, 354s; Hi l l , et al l . , 1 24, 232s ,394s ; Gr one me y e r , 25s , 64 ; P f e i f f e r , 7 4s ; Mos t ie r , 1 34 ; J e s u i no , 257 ; Gebe r t1 978, 36s , 1 1 4, 1 39; Geber t 1 974, 52s , 64, 71 s ; Ki eser / Kubi cek 1 983, 1 56ss ;Mi n t z b e r g 1 9 8 1 , 2 1 ; De u t s c h ma n n , 5 1 7 s ; Hu l l / Ha g e , 5 6 8 .(21) L a P or t e , 354 ; M os he r , 1 20 , 1 36s , 232s ; D i moc k , e t a l l . , 230s .786
（ 3 ）參與在這樣的環境內，作爲交換信息資料和交換看法的得天獨厚形式，參與不僅僅在組織內 部，而且 如在點（ 1 ）內指 出，也在組 織和有關 的外在環 境之間緊 張地 進 行 。在這種情況下，參 與起着活躍合作關 係工具的作用，作 爲反饋過程在運轉 。反饋過程提供雙重的適應：一方面由體系適應其外在環境的特徵，另一方面，由外在環 境適 應體 系的約 束和 需要 。因此，這旣可以把發展和計劃融入構思，以滿足未來受益者的需要，使他們在過程的所有階段都合作，也可以意味着是不考慮經濟和技術發展的社會文化成分，爲更好貫徹實 行已構思出的專家 政治政策而採取的 一項社會技術戰略 。不管以何種形式，參與是提高組織效率和成就的工具，因爲它爲組織提供了下列 益 處 ：——擴 大了信 息資 料的基 礎和計 劃過 程的一 致性 。——在準備決定的初級階段，批評性的參與的作用好似一個警報系統，因爲它暴露隱蔽問題，或者未被立即發現的問題、避免或包羅可能潛在的對抗、揭示出決定的各種附加選擇，因此，它對計劃和對不合時宜或不適宜的決 定， 起到 一種修 改的 作用 。——鑒於對最後結果的責任由一個比組織更加廣闊的範圍分擔，參與令受益者容易 接受 決定 和可 能產 生的 後果 。因此，參與的結構意味着是發展個人聯絡和信息資料再組合過程中的推動作用，他 們作爲社 會能力和自 我實現發 展的條件 。（22）4 、結論和關於組織分析的方法論的評論許多經驗調查證明，靈活性／反應能力、革新和掌握的能力、克服不確定情況，作爲處在可能快速變化環境中組織的基本因素，與組織的規模、參與、專業化、非標準化和分權有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相互關係；組織的規模、參與、專業化、非標準化和分權之間也有一個不同程度的相互關係存在：參與主要和垂直區分及非標準化之間的相互關係；專業化和分權、非標準化及參與之間的相互關係；分權和非標準化之間的相互關係。（23）（22）Schar pf ，1 48s；J un，238ss；Cer nea，41 ，43；Wol i n，1 48s；Pankoke／Nok i e l s k i ，88s s；P f e i f f e r ，1 09；Gr onemey e r ，1 3，30s，39s s，65，1 45s，1 56s s，1 75s，1 87s s，208；Gebe r t 1 974，94，1 1 9；H i l l ，e t al l ．，1 1 1 s；Mayn t z，246s s．（23）參見有關靈活性：Geber t 1 974，1 3，52，62，68；Geber t 1 978，1 1 4；參見有關革新：Geber t 1 974，46s，49s s，61 s，69；Geber t 1 978，88，1 04s s，1 08s s，1 1 4，1 28；參見有關不確定性的範圍：Geber t 1 978，79s s，1 1 4．787
相反，由於着重塑造了官僚主義組織的結構、聯絡網和集中、等級及二項式命令 ——服從基礎上的過程，官僚組織進入合作複雜任務提出的要求的衝突，封鎖住各種革新，倘若它內部自身的複雜性能自動改變和增加，這些組織有能力控制環境的變化，並且因爲其大部分成員的不滿和低落而制造巨大的磨擦和損失：“複雜的組織和獨裁政治的統治形式往往互相排斥。”（24）官僚組織在不太複雜和不太穩定的外在環境裏顯示出優越性 ——任務簡單、革新指數很低、不太工業化的社會體系的典型。 這很可能是三十年前 大多數國家的情況 。（25）最後，關於組織分析的方法論，提出幾點想法。我們以一些組織形式所作的評論性的解釋，在我們看來有下列特點 ：組織上的各種不同格式塔（G es ta l t ）學派的出現，是一塲包括結構和過 程、形式和內容運動的結果。從分析的角度來看，結構和過程、形式和內容是相分離的，但是又聯合在根據組織的基本勞動推斷出的等級制次序內。該組織的基本工作包括由輸出到輸入（決定或產品的出現以及其執行或推銷），目的在於能達到確定的目標和保證生存。因此，都在試圖顯示出各種不同組織形式存在的必要性，不再像通常那樣（尤其是對於官僚機構），作爲孤立、無內在聯系和與提出的具體問題脫節的成分羅列出組織形式的特徵。這樣，只有組織形式的價值觀念是在相當廣 泛的範圍內 判斷的結果 時，它才似 乎有意義 。除此以外，在這種叙述的基礎上有可能開始作一些對照性的研究，任何一個組織構 思的成 分和基 本座標 都已主 題化 。(24) Gro n emey e r , 5 1 .(25) J esui no, 257; J un, 1 34s , 295; L a Por t e, 353; H age / F i ns t e rbu sch , 1 58, 1 62;Pank ok e/ Nok i el s k i 95; Pf ei f f er , 67s s L our enc o/ Roc ha, 443s ; Gr onem ey er ,1 3, 25, 51 , 57, 63s; H i i l , et a l l . , 1 01 , 41 7; D e u t s chmann, 523s; G ebert 1 974,54 , 61 s , 7 6 ; Ge be r t 1 97 8 , 1 08 , 1 1 5s , 1 1 8 , 1 21 s s ; Hu l l / Hage , 57 1 s .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