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導思想是，“世界政治的軸心”已經從大西洋轉移到了太平洋，而且東西方間的政治和文明衝擊勢在必行，因為“東方的覺醒逐步改變了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平衡”（1952，p．108）。談到中國大陸，弗朗哥·諾戈拉用贊揚的口吻辯解道：“毛澤東試圖跟上西方的進步以使中國重新走向成為東方第一強國的道路。北京曾經是一個文化和文明的舞台，曾經是衰敗但保留了最強大東西的世界中心。古老的城市重新成為首都：這種事實本身就是追求的一種象徵，是確認對中國的最本質最具活力事物的追求”（出處同上p．32）。該著述曾以“為東方而奮鬥”為書名出版，共出了兩版。1從另一方面來看，弗朗哥·諾戈拉與Vera Wang成了婚，其妻子是“蹲了幾年監獄的”一名中國反共外交官的女兒（Antunes，1996，p．175）。這種背景無疑影響了弗朗哥·諾戈拉後來在中國大陸問題上的行為，如果我們考慮到弗朗哥·諾戈拉與Vera Wang1947年的婚事“被許多人視作為對權力的挑戰，這在當時是地道的不軌行為，並可能使弗朗哥·諾戈拉在外交生涯中受到孤立”（Neves，1999，p．201）。就這樣，在就任葡萄牙外交部長短短五個月後的1 961 年1 0月，弗朗哥·諾戈拉 2就指示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阿梅達（Fortunato de Almeida）“對1 948年至1 958年有關中國的卷宗作細緻的查找”。儘管作了大量的查找，但沒有找到“部長先生需要的那種類型的任何指示”。31 ．第一版由海外調查委員會於1 957年出版，第二版由A t i c a 於1 962年出版。2．1 961 年4月莫尼斯（Botel ho Moni z）將軍策劃了一場失敗的政變，政變導致外交部改組，1 961 年5月4日弗朗哥 諾戈拉就任外交部長一職。3．外交部，“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阿梅達（Fort unato de Almeida）1 961 年1 0月1 0日致外交部長弗朗哥 ·諾戈拉的批示”，PEA M．263，AHDMNE ，里斯本。果阿的陷落為弗朗哥·諾戈拉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條件，使之得以再次就葡國對中國大陸和澳門的態度發表看法。在1 962年1 月1 3日提交給薩拉查的那份冗長的政治報告中，葡國外交部長主張對葡國的對外政策和殖民地政策進行重新引導，以紓緩葡萄牙在國際上的孤立。實際上，這份文件承認反殖民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在政治上而不是軍事上打垮政府，而且認為“葡萄牙不”擁有“獨立推行其政策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為了避免政體的崩潰，就要保持解決葡屬殖民地問題的政治談判途徑，放棄“單一的作法，為每一個海外領地尋求不同的解決方案”。因此，他辯解說，並411
持了與台北的關係。1 1 儘管突尼斯承認了毛澤東的政府，但仍在表面上保持與台灣的關係（Hutchison，1 975，p．1 49）。這種回答的主要目的是紓緩政府內部認同蔣介石反共立場的右翼可能產生的敵意反應。內塞西達宮通過駐紐約法國報刊記者埃德加·思諾（Edgar Snow），一名非常接近北京政府領導層的美國記者，向周恩來詢問里斯本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時機。中國政府首腦機敏地回答說，北京有意與“所有的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Noguei ra，1 984，p．552）。與此同時，親中國大陸政府的澳門傑出華人中的一名著名領袖，推測其人是何賢，前往北京探聽葡萄牙承認毛澤東政府的可能性，他一回到澳門，就知會澳門總督羅必信，稱“中方樂意接待葡萄牙政府的使者以探討和談判建立外交關係”（出處同上）。為了說服薩拉查批准其行動，弗朗哥·諾戈拉任用了政府的“秘密特務”加爾定（Antunes，1996，p．175）。加爾定之所以被任用是因為他在完成國家機構無法實施或體制上不具備條件的敏感使命方面具備經驗（出處同上，p．1 74）。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是薩拉查信任的人，屬於葡萄牙極右翼。這樣，加爾定2月5日抵達里斯本後就會見了弗朗哥·諾戈拉。弗朗哥·諾戈拉在會見中向其解釋了其行動的目標。就此，加爾定寫道：“……他告訴我說，是試圖與人民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事。之所以選中我，是因為使命非常敏感，不能失敗，而且把全部押在這上面了。部長會議主席［薩拉查］有保留，但還是同意了，而且還批准了對我的任命［……］。弗朗哥·諾戈拉對我解釋說，這種接近應該是地道純粹的，一旦啟動就要有最終結果，即建立非官方關係並在短期內過渡到外交關係。人民中國可能對此有政治意願，因為它意味著一個像葡萄牙這樣的傳統上反共的大西洋聯盟成員國擺脫了美國的控制。法國承認了人民中國（法國因此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受到猛烈的批評，祇有德國和葡萄牙持贊同的立場），這意味著北京獲得了矚目的勝利，而我們則可以從中獲取補償。然而需要抓緊行動，不要落在其他西方國家的後面，它們亦會走同樣的道路。結論是：行動一旦開始就不可逆轉，必須有把握地認真進行”（J a r d i m，1976，pp．63－64）。1 1 . Paul Hofmann，“Lisbon Is Reported to Cons ider T ies Wit h Chinese Reds”，New York Times（1964年1 月1 7日），第4頁。415
雷塔斯訪問中國大陸。61 然而，採訪工作量遠遠超出原先的預計。弗雷塔斯未能獲准採訪中國領導人。澳門總督羅必信就此寫道：“……今天我接見了訪問中國大陸歸來的人民日報記者弗雷塔斯。他說他受到了非常有禮貌和正確的接待。他強調說未能像期望的那樣採訪周恩來和毛澤東，也未能向北京電台發表講話。［……］他說在他的印像裡，中國大陸正在等待葡萄牙方面的任何態度”。62面對挫折，中國中央當局仍然繼續發出他們要與里斯本和澳門保持非官方接觸的謹慎信號。應廣交會執行委員會的邀請，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動身前往廣東省首府。該啟程的“惟一目的是以私人身份參觀廣交會，瞭解我們在該城市的已經關閉的領事館的情況”。63 然而，澳門消息報1 964年5月1 5日稱，康德可能會訪問“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大陸的其他城市”。64 實際上總領事的訪問僅僅局限在廣交會，因為北京後來在葡萄牙外交官的訪問事宜上改變了主意。表面上，這可能是何賢和澳門親北京的傑出華人設置的一個障礙，他們並沒有甚麼興趣建立雙邊外交關係，因為這可能減少其在澳門、廣州和北京的影響力。康德與何賢、崔樂其、蔡良遂及Dav idBar r o te 共進了午餐，他就此寫道：“我聽的比說的多，我相信，以任何像何賢先生對待我提出的會見領事館一等秘書［Eugénio Miguel］的要求的方式去行事，不會有任何的進展”。65花我的報社的錢。我因此感到擁有充分的權利—— 一個獨立的聲音，然而是葡萄牙的聲音，一個瞭解和熱愛澳門的葡萄牙人的聲音，他絕不會忘記澳門和那裡的人們——從國家利益角度去評估放棄一項已證明失敗的孤立中國的政策”（Fr e i t a s ，196 4，p．36）。政府新聞檢查機構允許出版這本主張放棄對北京進行國際孤立的政策並贊揚毛澤東政府的許多方面的書，這個事實說明葡萄牙領導層的一些有影響力的圈子有意醞釀承認北京並在里斯本和北京間建立起外交關係。61 ．訪問中國大陸期間，弗雷塔斯是由蔡良遂陪同往返於澳門和廣州之間，其餘的時間是由崔樂其陪同的。這兩人都是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澳葡政府立法會成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特邀委員”何賢的秘書兼翻譯。62．國立檔案學院／東坡塔，“澳門總督羅必信和海外部長科雷亞（António Augusto Pei x otoCorre i a）指揮官1964年4月23日的電報”，AOS／CO／UL8I ，P t．8，1．a S bd ．，f l ．131 0，IAN／TT，里斯 本 。63．外交部，“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康德（Eduardo Condé）1 964年5月30日第8－A／64號公文”，PEA M．263，AHDMNE，里斯本。64．“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澳門消息報，第1 7年度，第4947期（1 964年5月1 5日），第6頁。65．外交部，“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康德1 964年（5月1 5日至1 9日）參觀廣州春季交易會的機密報告，1 964年6月1 0日，第4頁”，PAA M．801 ，AHDMNE，里斯本。432
雖然缺乏理解，北京政府仍然表現出有意保持與葡萄牙的秘密接觸。1 964年6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巴黎大使向戴高樂總統遞交了國書。遞交國書儀式結束後，黃鎮大使向葡萄牙駐巴黎大使馬迪亞斯發了一份照會，告知他已經向法國國家元首遞交了國書，照會上寫道：“Je sa is i scette occasion por vous assurer que je m’efforcerai d’établ ir de bons rapportsavec Votre Excellence”。66 面對這種進展，弗朗哥·諾戈拉指示作出一個“使用與中國照會相同措辭的答覆”。67在推行“人民外交”政策及向澳葡政府表示良好意願的過程中，一群澳門土生和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應邀對中國大陸做了一次“學習旅行”。68這個六人旅行團包括澳門利宵中學的兩名教師（Castro Montei rom 和Boav ida daRocha）、一名工程師（Telo da Gama）、兩名建築師（José Manei ras ，ManuelV icente及其妻子Natál ia V i cente），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彭彼得陪同訪問。該參觀團的第三次“私人性質的訪問”發生在1 964年6月1 3日至24日。6 9此外，為了公開（儘管是以非常審慎的方式）表示保持澳門的現狀，北京繼續對澳門推動其“文化和體育交流”。在中國中央政府的組織下，擁有世界男女乒乓球冠軍頭銜的中國大陸國家乒乓球隊於1 964年6月1 7日至21日訪問了澳門。在澳門期間的6月1 8－1 9日，他們與當地的球隊舉行了兩場表演賽，成千上萬的澳門居民前往觀看。7 0 澳門總督羅必信亦觀看了最後一場的表演。當他向中國國家隊的運動員致意和表示祝賀時，國家隊領隊陳善（譯名）7 1 和中國體育部的一名助理向總督表示：“這次訪問是中國大陸對澳門的友好表示”。7266．外交部，“葡萄牙駐巴黎大使馬迪亞斯（Marc el lo Math ias）1 964年6月8日致外交部長弗朗哥 ·諾戈拉的第704號公文”，PE A M．263，AHDMN E，里斯本。67．外交部，“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就“阿梅達（F or t unato de Almeida）1 964年6月1 6日的記錄’簽發的批示”，PE A M．263，AHDMNE，里斯本。68．“通過城市：走向北京”，號角報，第1 7年度，第1 3期（1 964年6月1 4日），第2頁。69．“澳門星期記事：1 964年6月1 4日至20日”，澳門消息報（插圖週刊），第1 7年度，第533期（1 964年6月21 日），第6頁 ；“澳門星期記事：1 964年6月28日至7月4日”，澳門消息報（插圖週刊），第1 7年度，第535期（1 964年7月5日），第6頁。70．“乒乓球：世界冠軍今日做表演”，澳門消息報，第1 7年度，第497 4期（1 96 4年6月1 8日），第3、6頁 ；“返回中國大陸”，澳門消息報，第1 7年度，第497 7期（1 964年6月22日），第6頁。71 ．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72．外交部，“總督羅必信1 964年6月22日致海外部部長科雷亞（António Augusto Pe i xotoC or r e i a）指揮官的電報”，PEA M．263，AHDMNE ，里斯本。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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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國或美國女作家文學評論之例。8鑒於本書的重要性及其萬花筒般豐富的內容，它涉及了性別，女子日記，9 （澳門）本地史，葡萄牙人及外國人在遠東的情況，此乃咄咄怪事。正是此種多元的意義使得本書在對美國人在中國的情況及1 9世紀的澳門歷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凱瑟琳·希拉里在書序中有如下警示：8．我們查閱的許多著作對本書作者無任何涉及，例如，戴維森（DA VIDSON，Cathy e Li ndaWagner－Mart i n）（主編）《牛津美國女作家指南》，1 995年。作者的女兒在日記出版序言中承認了哈麗特 洛的著作對女權或性別研究的重要性：“這對女人的性格來說是有趣的，在中國居留期間，可觀察她的頭腦和個性在娛樂和體驗中的發展”（第6頁，黑體為我們所加）。9．日記體的不同特徵使它可以被分為一種亞體。它是對事件及（共同）生活的系統記載，“日記特性最主要的基礎是斷續的敘述，……它是一種間斷性的敘述，它產生於歷史的暫停時刻，它是作者每日獲得的經驗。”（參見雷伊斯及洛佩斯（RE I S ，Car los e Ana Crist i na M．L opes）《敘述學字典》，1 994年，第1 05頁）。弗澤吉爾（FOTHERG I L L ，Rober t ）《私人編年：英國日記研究》，1 974年，第1 1頁上聲稱，日記應該被視為“作為‘感覺’歷史的一種表現形式—— 社會及文化時代事件的一種在個人理念層面的反射。”馬修斯（MA THEWS，W i l l i a m）在《1 442至1 942年間英國日記題解書目》，1 950年，第x v 頁上也說：“日記是作者對其感興趣的東西的個人紀錄，通常每天撰寫。紀錄自己敘述的東西，寫的都是已經發生的事情。整個敘述有組織，但形式是自由的。”根據弗澤吉爾的分類法，我們可以將哈麗特 ·洛的日記視為“個人備忘錄式的日記”（第1 7頁）。至於私人日記讀者的形象，哈麗特布洛戈特（BLODGETT，Har r i e t ） 在《女性時代的世紀：英國婦女私人日記》，1 989年，第8頁上聲稱：“對讀者而言，所關心的是日記的形式，給它一種緊湊的質量，而不是一種類似小說或戲劇的懸念。然而，儘管無寫作計劃，但日記不是雜亂無章的。讀者會等待和發現日記所提供的完整的事件，模式，序列，或其縈繞的主題。”正是為了尋找“自己的房間”弗吉尼亞·沃爾夫在《日記》，1977-1 984年，第266頁上將日記定性為“一個寬大的手提箱，可以在內放入大量的可能性和結尾。”（1 91 9年4月20日）。而寧（NIN Anais）在《未來的小說》，1 969年，第1 42頁上則將日記定性為“溝通的渠道”。關於此問題可參見若色特（ROUSSE T，J ．R ous s et ）《日記，一種無對象的文體？》，1 983年，第435－443頁；卡樂（CAL L E－GRUBE R，M．）《內心記載與文字對象》，載《詩學》，第59期 ，第389－391頁；卡格勒（KAGLE，S．E．）《作為藝術的日記：一種新評估》，第41 6－427頁及迪迪爾（DI D I E R，B．）《內心的記載》，1 976年。“本日記的首要意義在於無作家謊言的個人認識，當然，它為1 9世紀頭30年的社會生活及旅行提供了一些片斷，當時蒸汽輪船航海仍處於童年期，現在屬於理所當然的海船的豪華在當時仍不太為人所知。因此很意識到這種航行需要四或五個月時間，至少，在伸手可及的中國，從這裡發出的信件幾乎在一年後纔可以得到答覆……這裡無罐裝肉、水果或蔬菜那樣的東西……。並且沒有可能在船上洗滌任何東西，要帶大量的亞麻布衣服，……各種內衣至少帶六打……為把旅客從溫帶送到熱帶再返回。可以想像，445
她在澳門親眼目賭各種不同形象，留下了印象，但很快便轉向澳門的文化多元性。從海路進入澳門的作者的第一個評論是關於澳門水上人口的。1 9 人口的代表，即男性與女性的象徵意義在作者的筆下平分秋色。它包含在“異情美”20 中，蜑家女（女漁民）的形象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對異國情調21 的幢景隨著作者在澳門的每日遨遊，尤其是華人墓園中的漫遊濃縮成了作者描繪的一系列形象（第59頁）。澳門的異國情調轉向了不同的概念，同樣與澳門生活的歐洲情調交融，當然，這是她較熟悉的。其獨特性來自於澳門人文景觀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與生活方式交織而成的畫面。這是迄今為止澳門最佳的多元文化平臺。從古至今，澳門從來便是見證不同種族、習俗及宗教跨文化共存的最佳之地，如同作者在欣賞完歌劇後，在暴風雨中發現的那樣：“苦力們戴著大大的帽子，趟過沒膝蓋的水，手裏提著燈籠，一幅異鄉的畫卷。……我回想起了對威尼斯的描述，好像我坐在威尼斯輕舟的椅子上。”（1 833年8月6日，第21 9頁）。對他人不同性質的實際發現是多元文化的，它是感情觀察的結果，很難客觀獲得。多拖洛夫（Todorov）將此過程稱為“表露”，亦即“承認為客體的外表性的確定，”22 這在本日記中可以多次觀察到：“……向叔叔談到華人……，他們考慮到未來的情況，等等。無法知道他們在想甚麼。這裡的派別很多。”（1 833年，8月7日，第220頁）。一隻眼睛”，在腳註中說（注視1 ）：“對中國帆船船頭的眼睛，產生一種說法，‘沒有眼睛，不能看見’，外國人以為中國人認為它有看見和避免危險的力量，這是完全與事實不符的。出海的中國帆船的船頭表示龍頭。闊大的嘴巴和渾圓的眼睛，是中華帝國的標意，正像美國船上刻有老鷹一樣，沒有賦以甚麼神秘力量。”1 9．道斯在其前引書，第62頁上總結了美國人進入珠江的這種新鮮感覺。這是進入澳門及廣州的頭一站：“中國使美國商人目炫。……至少這些下層人士為財富所吸引。難以置信的是，中國將各種外人限制在城郊，珠江畔的一個小區內。最奇怪的景色是，來此廣州的美國人是從事水上貿易的。這個口岸人口與各種工藝品雲集……構成一幅美國人的眼睛在世界其它地方不常見到的情景。“20．此語由思卡倫（SEGALE N， V i c t or ）在《論異國情調》，1 999年，第41 頁上首倡。21 . 亦可參見我們《異國情調》條，載卡洛斯·賽亞（主編）《文學詞彙字典》，（印刷中）：“異國情調：其他文明及其特性的表現。如同該詞所示，異國情調，做為一種對其他的敘述，包含了（西方）文化的主體之外的視覺及其他感覺活動……。”22．參見托多洛弗（TODOROV，T z evan）《美洲的 征服：他人的問題》，1 982年，第254頁。遵循表示相反距離的空間／神秘：“文明的我／你他人，異國情調，作為研究的對象需要進行多學科的探討，以求獲得所有的方面，因此常常與地448
理旅行及想像的人生經驗相混淆。它傳播了每種文明對其他文明所持的截然不同的形象看法。在此情況下，是新成立的美國對1 9世紀的澳門文化，宗教及政治環境的看法。作者的旅行，無論現實的還是想像的均具有象徵意義。它圍繞時間，地點及來往於這個由葡萄牙管理的地區人流活動的表象展開，而這些表象有時具有象徵意義。做為他人特徵的美學特點，我們可以列舉一些質量的指數，使讀者進入一個與其不同的語義世界。此處充滿了‘高尚’，五彩繽紛的建築，宗教節日，民間傳統，文體活動，服飾及髮型，還有其他成分。對異國情調的描寫可採取比喻或一種假設或對現實不熟悉的技巧，幫助讀者解讀，有時會進入其‘展望的地平綫’23 。澳門的其他人—— 歐洲及華人天主教徒——於是被發現或掩蓋了。這是通過對一個一半了解的世界的排比獲得的。為了反映它，需要有修辭方法及特殊的語言。在本日記中，我們看到了不同的形象及異同的比較。既然作者的擔憂與渴望在日記結構中頻頻出現，不可忽視日記產生的環境：“澳門從海上看起來很美，有些浪漫的情調。我們到達了……坐上轎子去了我們的住所……澳門的街道狹窄、曲折，但我們有花園，這增加了樂趣。實際上有兩個花園，一上一下。所有小路是用石板鋪的……登高可以將海灣的美景及全城的景色一覽無遺……大陽臺和那裏的許多美麗植物。這些美麗的裝飾及幾隻鳥使我感到非常舒適。我真沒有想到這裡是那麼美，但我要好好享受享受它。”（第28頁，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埃爾瑪·洛伊內斯刊布了作者寫於1 829年1 0月2日的一封信。它以更多的文字描寫了抵達的情況及對澳門城的最初印象：23．參見義賽爾（I S E R，Wol f gang）《讀書法案：審美反應理論》，1 980年，第99頁。“……1 0點鐘到達澳門沙瀝，那天一直呆在船上……我們大約在1 0點到達澳門。我們登上了交通艇。我平生第一次有幸乘坐一架由兩個苦力肩擡的轎子通過澳門街道。你看看我是如何抵達的中國……。你喜歡知道我們在澳門的情況。我是多麼喜歡這個地方的景色。從海灣望去，澳城風景絢麗，白色的大廈隱沒在濃綠中。站立在小山上，海灣與港口的景色美麗如畫。街道彎彎曲曲，沒有比想像再彎曲了。你可別上街，因為道路狹窄，上街就好象你在房子之間穿行，但我們的住宅是令人愉快的，它有最浪漫的景色。我們看不到街道，透過門，可以見到一點。房子全部被高牆包449
中，看上去他們站立在無立足點的地方，他們被巧妙地支撐著……就像一個小維納斯從她的殼中出來，還有成千上萬的其它事，我不可能—— 記住……啊，我不能忘記那有趣的豬！可憐的小豬被屠宰了，做成了烤豬，用汽車運載。有一隻羊羔……擺在汽車上，栩栩如生……你要知道，所有婚姻隊伍，葬禮，或無論甚麼儀式，這些可憐無辜的豬都是犧牲品。裝載在汽車上，飾以水果。我想是送給神的禮物。”（第70－71頁）。這位年輕的姑娘無法以文字表達華人遊行隊伍的多種異國情調，於是她試圖過濾最引其注目的一些細節，例如，服裝，所歷數的顏色及聲音，不斷使用形容詞“splendid”及其副詞形式“splendidly ”此外還運用了具有意義的疊韻，其節奏如同象聲詞躍然紙上；驚嘆及問語又增強了此種氣氛。通過對華人奇裝異服感覺及她認為不過是一篇噪音的鑼聲奇特感覺的描寫也涉及了美學問題。45 儀式及裝飾繁多，這位年輕的貴格會教徒姑娘無法將其—— 記憶在腦海中。將一華人女童從蚌殼中出來的畫面與波提切利（Sandro Bott ice l l i ，約1444－151 0）的“維納斯的誕生”比較頗具匠心。作者通過雕塑藝術將澳門路上的演出的“畫面”同這位佛羅倫薩的畫家的比喻進行比較。因此，我們看到澳城有4種生活（共處）方式：英國的、美國的、華人的及葡萄牙的。各種生活方式有其獨特之處及社會文化特徵，需要相互適應與容忍。1 830年5月1 8日的聖安多尼節的慶祝活動及西望洋教堂的張燈結彩正好是作者的21 歲生日，因此是雙重慶祝。約兩年後，哈麗特描寫並批評了聖若瑟教堂在復活節禮拜日的象徵性裝飾及比喻基督復活的皮影戲：“……法壇以黑色裝飾，從天上看不到一絲光亮。黑色突然退去，百花從屋頂紛紛下落，復活的喜訊傳來。我必須說，天主教徒比所有其他人在外表上來說更加嚴格遵守宗教，但我不可能說他們內心是否如此。這不由我們判斷。（1 832年4月23日，復活節，第1 21 頁）。45．H L，1 8 30年8月6日，第70頁：“如果這樣走調的聲音可稱做音樂的話，這一定是高度完美的。那裏從未見過這樣的噪聲，鑼聲怕人，附近的人聲一點也聽不見。”她在澳門逗留的最後一年中，這位一神論信仰的姑娘目睹了一次天主教葬禮。她將此描繪成神父通過代禱對人民進行勒索：“……加思欄教堂是一個非常整潔，美麗的地方，位置極佳。修道院與其渾為一體……他們常常455
將死者埋葬在教堂裏 46 。我們認為這是非常可怕的做法。遺體放在開蓋的棺材中在街上運過。遺體置放在教堂內，然後不加棺材放入墓穴。先塗以生石灰，然後由黑奴埋入地下。當肉體腐朽後，取出骸骨，在男性朋友的跟隨下舉行葬禮。神甫在教堂中歌頌、宣讀禱告。在這個人去世及下葬時，鐘聲一時大作……。如同在所有天主教國家，神甫們的禱告收入不菲。人們告訴我說，這對窮人來說是一種十足的逼取。”（1 833年2月1 7日，第1 76頁）。1 833年7月皇太后去世。中國的傳統習俗是百姓必須帶孝百日。男人不得刮鬍子。這在作者的筆下有所描寫。對中國的葬禮，哈麗特描寫如下：“澳門的富人將他們的死者藏於最高的山丘上面，墳墓附近裝飾許多石製品。”（第221頁）。當時在澳門有一個早期入華的新教傳教士，即怡和洋行的翻譯馬禮遜。他曾將新約譯為漢語，編寫了一本字典和漢語語法並在馬六甲成立了英華書院47 ；他還向在廣州及澳門的許多英國人教授漢語。在1 832年1 2月至1 833年1 月間，她曾聽他那有趣的佈道並聽從他的忠告。三、性別及社會生活的特性46．在葡萄牙，直至1 844－45年間，仍在教堂內埋葬死者。當時卡布拉爾禁止此種習俗。根據理貝羅（R I B E I RO，Maria Manuel a Tavares）《憲章的恢復：卡布拉爾主義與反卡布拉爾主義》，載若澤·馬托索（主編）《葡萄牙史》，第5卷：自由主義，1 993年，第1 1 2頁，從9月法律下令建造墓地，自1 835年開始人民反對這一措施。在哈麗特涉及澳門的一座天主教“墓地”後十年，在宗主國纔出現了禁止在教堂內埋葬死者的法律。當時的情況未立即符合立法者的願望，尤其是澳門由於遠離帝國的中央政權未立即執行。47．在馬禮遜醫生於1 81 8至1 825年間在澳門開的新教學校之前，許多華人學生在康涅狄格的康沃爾的美國公理會學校學習，參見魯賓斯坦（RUBENST E I N，Mu r r a y ）《1 807-1 840年在華英美傳教事業的起源》，1 994年。卡得布爾（W.W．Cadbur y）及瓊斯（M．H ．Jones）在，《在蘭色特角》，1 935年，中承認了澳門對美國在華傳教活動的重要性：“澳門的歷史重要性在於她是進入戒備森嚴的廣州城的橋樑……澳門為這些人（傳教士）提供了立足之地，使他們能夠敲開中國的大門。”（參見白樂賈，前引書，第53頁）。澳門自其開埠以來便是一個男權社會。外僑女人在其家人或丈夫前往廣州經商期間，她們幾乎是完全要靠自己，在心情憂鬱及危險的情況下更456
哈麗特也涉及了幾齣看過的話劇，8 3 舞臺布景是由“著名的肖像畫家”錢納利繪製的， 8 4 他還在小科爾曼（George Colman，the younger）（1 762－1 836）8 5的話劇《潦倒紳士》（1 801）中扮演過麥克塔布（Lucr et i aMcTab）小姐的角色，其滑稽的模樣博得了觀眾的喜愛。扮演埃米爾·沃爾新亭（Emily Wort h ingt on）小姐角色的是亞歷山大先生。可是這個風流人物演砸了，破壞了整齣戲的真實性，突出了喜劇的成分。這位年輕的美國姑娘曾數次前往位於鵝眉街8號的錢納利“令人愉快的人”的畫室，觀察他繪畫。他們一邊聊天，他一邊畫畫，8 6 她曾想像著在為他當模特：“……我昨天去了錢納利的畫室。他那裏有一些漂亮的畫像。他聲名大振。我多麼渴望進入他的畫筆下，也許他會畫下我美麗的臉龐，也許我通過水彩進入他的畫筆下……！但在那裏，願望有何用？”（1 829年1 2月8日，第46頁）。1 830年4月2日，作者再次渴望有這位英國畫家的天才永遠地記錄下從她那位於大堂斜巷的窗戶，透過一片討厭的蚊子看到的令其心曠神怡的景色：83．在哈麗特觀看的話劇及歌劇中有：“……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的幾場……一出名叫《屠殺不是謀殺》的非常好的喜劇（第35頁）；一出名叫《狂轟》的喜劇（第44－45頁）；用西班牙語表演得很好的《灰姑娘》（第146頁）；歌劇《父與女》（第197頁）；歌劇《義大利女郎在阿爾及爾》（第203頁）；《塞維勒的理髮師》（第206頁）及羅西尼的歌劇《愛德華與克里斯提娜》（第206頁）。”84．HL ，前引書，1 829年1 1 月23日，第45頁。關於錢納利在澳門的生活、創作及學生的情況，參見文德泉《錢納利誕生二百週年紀念》，1 974年 ；集體著《錢納利（1774-1852）：澳門感情之旅》，1 995年。85．小科爾曼（George Colman，the younger）是戲劇家及利特爾劇院的業主。他創做了三部五幕喜劇：《潦倒紳士》，《法律上的繼承人》（1797年）及《約翰牛》（1801年）。在哈麗特觀看的演出中，沃爾新亭這位年邁，貧困的中尉拒絕經濟援助。他的女兒埃米爾得到布蘭布雷的 保護 ，二 人終成 眷屬 。（ 參見歐 斯比 （OUS B Y， I a n） 《 小科爾曼》條，載《Wordswor t h英國文學指南》，1 994年，第1 93頁）。86．HL，第66頁：“1 830年4月29日。這個早晨去了錢納利那裏，完成了一些其作品的漂亮的速寫。”通過哈麗特的評論，我們得知了這位著名畫家的一些看法（第1 97頁）及其慣用的某些詞語，例如 ，錢納利稱呼霧為“豌豆湯。”（1 833年3月27日，第1 89頁）。1 833年4月2日，作者這樣描寫錢納利：“這裡是會集交談的好去處，有些話題還挺有意思。他十分善於觀察人類本性，他抓住每個機會，他的職業使他能與上下各界人士接觸。他在加爾各答……看到了各種人……在那個不斷變化的地方。他感覺靈敏，開始自誇‘這思想慷慨，過分紳士了’；……他是想讓我叫他又醜又迷人，……他吸鼻子，抽煙和噴吐煙霧……。”（第1 93頁 ）。晚餐後從窗口眺望，陽光中一艘東印度公司的船撐滿了風帆。我多麼渴望錢納利先生以其繪畫的天分，為你創作一幅我面前美景的速寫，高大465
的教堂，一片奶白色，那壯麗的石頭台階，週圍的綠樹和灌木。8 7 站在這個堡壘8 8 前，整個海灣的景色一覽無遺。除此之外，你還可以看到條條的道路，水面上的小舟。在遠方，兩個背景深處的海島依稀可見，美麗的船隻返回渴望已久的家。稍遠處，一條歐洲小船揚帆飛駛。一些中國船出現在眼前（第62頁）。”哈麗特通過文字達到了錢納利——“滑稽的天才”（第1 24頁）—— 在繪畫上的成就。她表達了所接觸的不同視野。無論是在他的畫室內，在劇院中，還是在東印度公司的晚餐上，作者注意畫家和同他的友誼。她曾多次描寫到：“在東印度公司的一次晚餐上，老錢納利這個老饕希望知道是否有晚餐或吃甚麼”（1 830年4月4日，第62頁）。目前是東方基金會會址的花園洋房8 9 及四座位於南灣的宅第從1 771 年起租給英國人，9 0 因此她有機會參觀這所花園洋房及週圍浪漫而“野莽”的花園及文藝復興詩人的石洞：“……我們邀請到了費倫夫人來飲茶並在花園裏散步。這是一個充滿浪漫情趣的地方，佔地很大，小徑曲深。此處可以眺望美麗的海景，巨石矗立，庭院裏有好幾個廟龕。在另外一部分有一個石洞，以紀念創作了《葡國魂》的賈梅士。他的胸像擺在石窟中，這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地方。”（星期日，1 829年1 0月1 8日，第33－34頁，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87．加斯欄或西班牙人花園，因為修道院是西班牙修士建立的。（參見文德泉《1 9世紀澳門》，第7頁：“哈麗特曾目睹孟塔尼亞（P．J osé Montanha，S．J．）神甫在《澳門歷史劄記》中所描寫的這座砲臺：“……從那裏（東望洋砲臺）城牆轉向南方，直通加思欄修道院。在達到修道院之前有一扇門，面對大海。它每天晚上關閉。加思欄砲臺與修道院緊連。修士們的圍欄上有一個小門……，城牆向澳門延伸。南灣在這個村落的盡頭。有一扇門通加思欄廣場（田野）。”這與哈麗特描寫的砲臺“向海灣延伸”情況符合；孟塔尼亞有同語：“城牆向城市及南灣延伸。”88．位於水畔的加思欄廟及砲臺在哈麗特的描寫34年後被拆毀。89．關於花園洋房，參見平托（PINT O，Carla Al f er es ）《上帝聖名之城澳門的花園洋房》，載《東方雜誌》，第1 期，2001 年9月1 2月，第1 8－22頁。古傑龍在《花園洋房》，1 991 年，第25頁上說，早在1 841 年，奧費斯爾（A．F i el d Of f i cer ，在《在華最後一年》一書中稱其為“花園洋房”。90．這座豪宅開始租給東印度公司的威廉·費祖格。作者常常來此飲茶。1 1 月1 2日她又描繪了茂盛的郊野景色：“……我們在此美如天堂的地方暢遊。它廣袤，莽莽，浪漫。這是藝術家的創作，的466
1 8世紀澳門的奇異標誌之一便是鴉片商人98 英國人百悲連（ThomasBea l e）的珍禽館。直至1 9世紀一些年代中他還被認為是澳城的首富。這位商人生活在一座古老的葡式的豪宅中。四週的花園中裝點著他派人從整個亞洲搜集來的奇花異木和珍禽。99 她向姐姐詳細描繪了這些珍禽，但承認無法形容這些與眾不同的奇物：1 829年1 0月26日——……我們去百悲連先生那裏，受到了這位老紳士的熱情接待，玩得很開心。他有一座小鳥花園，裏面全是精品。天堂鳥最美麗。你想象不出它的羽毛是多麼完美……你幾乎無法判斷這隻鳥的美麗……。另外一隻獨特的鳥稱‘飛劍乳鴿’。我無法向你描述這些鳥的美麗。數量太多了……我們漫步在庭院裏。那裏裝點著奇木異草，池塘內各種金撤下魚遨游……我們隨同幾個朋友一起去那裏享受中國式的飲茶。每人的茶盅中放入茶葉，蓋好浸泡，不加牛奶或糖飲用（第36－37頁）。”對這所充滿東方不同異國情調的巨宅的訪問的高潮是飲茶。通過對美國人飲茶的描寫：加糖和牛奶表示了不同的習俗。這些不同之處的比較充斥哈麗特·洛的字裏行間，因為一位旅行者／遊客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彼此進行比較。除了這位英國商人外，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在花園洋房中舉行盛大的聖誕晚餐招待美國社團。我們的作者對此並不十分熱衷：牙住宅的圖例中說，此房的“設計是保證夏天涼爽。但冬季如同冰窖。”在致其父母的一封信中，哈麗特承認懷念美國如春的氣候，描寫了澳門冬季的一些習俗及從大堂傳來的令其著迷的聲音：“今天早晨空氣中的某些東西使我想起了家和與它有關的東西……。陽光明媚，天空無雲。在一場令人愉快的雨後，一切明亮、活潑。太陽告訴我們，接著的幾天將晴空萬里。我們將愉快地開始感覺到太陽的輝煌。今年無可抱怨，因為從1 1 月起，氣溫寒冷穩定。澳門人更有能力適應夏天的炎熱。我們祇是安排在昨天將客廳地毯撤去。我沒有做。”哈麗特· 洛《澳門，1 832年4月20日致紐約色特·洛夫妻信》，載埃爾瑪·洛伊內斯《中國貿易》，第50頁）。98．哈麗特在遊歷伶仃時曾涉及此事。在伶仃，她目睹了走私船。（1 830年1 1 月1 3日，第1 5 1頁）。99．在曾描寫和（或）涉及這位英國商人的作者中，可見威廉·亨特《舊中國雜記》，第73-78頁 ；克阿特（COAT E S，A us t i n）《澳門：歷史蹊徑》，1 991年，第1 09-1 1 5頁。“1 829年1 2月25。今晚六點半，我們將與東印度公司的人共進晚餐。在那裏我們如同樁子般挺直。我想在這樣嚴肅的地方，根本不會開心。這些晚餐的規矩很嚴格，但我穿著白緞的薄衣……桃紅色的緞緊身衣明顯地襯托出了我那嬌小的身體。這是我親手製作的。然後我入了座，按部就班。468
我盡量說些我能說的小事1 0 0 ，並評論幾道我熟悉的菜。……桌上的一切很精美，不時更換餐具。進餐者約六十人。這頓晚餐十分講究，格調高雅，服務週到。大家帶來的僕人在桌旁侍候。第一道菜撤下後，這些額外僕人回到了牆邊。普通僕人端來其他菜，遞給男管家……無法描寫各種各樣的菜……一切高雅無比，一切精美無雙。”（第46－48頁）。無論是這一描寫中所具有的規模還是其誇張均表達了在這豪華的，五彩繽紛的佳餚美食面前的一份激動，興奮及吃驚的心情。1 0 1 哈麗特最擔心的正式晚餐十分愉快，眾人表現十分自然。晚餐在若明若暗的氣氛中結束。桌上擺滿了藍色的小燈，如同一齣嚇人的皮影戲：“我們所有人將手投入這些藍色火燄中，從下面拿出了葡萄乾。這叫做取龍，是英國聖誕節裏人們喜歡的一種娛樂。我認為，我是在陰間地府，我永遠不會忘記一些紳士的可怕面孔。他們的面孔如同他們拿著湊在臉邊的盤子。這個樣子很怕人。（同上）。威廉·莎士比亞（1 564－161 6）在《亨利四世》（1600年），第2場第4幕中也曾描寫過這樣的餐桌：“還喝有蠟燭尾的取龍酒。”1 0 2除了我們已經引用過的對華人社團的單獨涉及之外，作者描寫了不同的題材，她認為華人是“十分獨特”的人民（第33頁）。儘管她所接觸的主要是澳門講英語的社團，對華人及葡萄牙人的生活不熟悉：“他們（華人）對我來說是一夥人，將任何人視為他們的同鄉……我們的買辦是一非常敏銳的人，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好’，他說，‘我懂：我知道，”（第33頁）。1 031 00．應該注意的是哈麗特反復使用“neat ”及“l i t t l e”這樣的形容詞來進行自我描寫。以此來描寫由操英語的男子社團預先制定的她的社會地位及作用不無諷刺意味。1 01．1 830年4月5日，在東印度公司又舉行了一次晚宴。席間，交際遊戲不斷（第62頁）。在同年5月1 2日的另外一次宴會上，作者涉及了“豪華的布拉風”的動作（第66頁）。在描寫與評論中，年輕的作者以間接及逐漸的形式為澳門的物品，豪華及文化活動做了詳細的刻畫 。1 02．參見布魯爾（BREWER，E benezer Cobham）《Wordswor t h 成語及寓言字典》，1 994年（1970年）第418頁上有對此傳統的描寫：“Flap－dragons（取龍）是snap－dragon的一個古老名字，即將葡萄乾浸泡在酒精中，然後放在一個注滿濃酒的碗裏，點燃，讓它漂浮在上面。過去對女子獻殷勤的人經常喝它祝福女主人身體健康。還常常在裏面點燃漂浮在酒上的蠟燭尾，以增強其作用。”1 03．中國洋涇濱英語中的動詞“sav y”來自葡語動詞“saber ”，意即“我知道”。參見海斯（HAYE S，A．A．，J r ）《洋涇濱英語》，載《Sc r i b ner ’s 月刊：人民畫刊》，第XV卷，第3 7 4 頁。469
“流利的英語”可以理解為洋涇濱英語。這是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在同與他們經常或每天接觸的華商及傭人的關係中在廣州及澳門出現的一種語言1 04。根據霍爾姆（HOLM，John），“中國洋涇濱英語”產生於1 6世紀中國口岸流行的洋涇濱葡萄牙語。混合了葡萄牙人及東方人血統的克里奧爾人（生活於美國南方的人）的出現，令到在混雜的澳門人口中明顯地使用洋涇濱語來進行貿易……。雖然葡萄牙人保住了澳門，但其亞洲帝國的其他部分於1 640年崩潰了；這是英國人開始與中國人貿易的這個時期。常規貿易始於1 680年；1 700年以後貿易主要被限制在廣州。”1 0 5至於傭人們在草根階層講的廣東話，哈麗特有些譏諷地說：“1 828年1 1 月2日——……他們的行話……。一個字也聽不懂。它好似低沉的喉音……。”（第38－39頁）……苦力們鼾聲如雷，都傳到了我的房間裏。我從未見過打鼾打得這樣響的人。嬏嬸在他們回來時，常常叫他們晚上不要那麼吵。”（1 830年4月2日，第62頁）。關於華人的迷信，作者涉及了廣州的一次火災：“華人不會救火。他們說這是‘神明的事情，所以不管’1 0 6。這真是一批最卓越的人！。”（1 829年1 2月1 2日，第46頁）；在華南一次長久的乾旱情況下，她又說：“華人用齋戒和祝禱來求雨，還請葡萄牙人為他們祝禱求雨。”（1 830年4月1 1日，星期日，第64頁）。1 0 7華人在歡度陰曆年時有些忌諱及風俗是要遵守的：1 04．參見SH I ，D i ngxu《中國洋涇濱英語：其起源及語言學特點》載《中國語言學報》，1 991年，第1 頁：“中國洋涇濱英語是1 8和1 9世紀在中國沿海廣泛使用的接觸語言。它形成於一個非常有限的接觸情況下，為了滿足操英語的商人及其操粵語的僕人之間有限溝通的需要。”亦見巴科廷（BAKHTI N， .M M．）《論小說》，2000年，第358－359頁：“……在歷史生活及所有語言的演變中，混合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歷史上最初的變化主要通過各種各樣的並存語言的混合……。”。因此英語也有中國洋涇濱英語的借詞，例如，“請請”，“好久不見”。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在日記中經常使用這些詞。1 05．《洋涇濱及克里奧語》，第2卷，1 989年，第51 2-51 4頁。1 06．又一個在洋涇濱英語中使用的葡萄牙語詞彙。J oss 一詞，根據玉爾及布內爾（YULE，Henry e A．C．Bu rne l l ），前引書，在第463－464頁上的解釋，“……是葡萄牙語Deus的變體，這是‘上帝’一詞從葡萄牙語首先傳入中國港口的洋涇濱詞彙，然後歐洲人把它當作一個漢語詞彙而做為專門術語使用。”1 07．阿馬羅（AM ARO，Ana Mar i a）在《澳門的耶穌十字聖會出遊》第3－4頁上涉及了很早的類似情況：“在聰明的華人中，通過佛教出遊來求福或驅惡。他們認為大地蒙受的危機是“1 830年1 月24日。買辦（男管家）請求我們明天不要搖鈴，是他們的新年。華人認為這可以招惹番鬼或惡魔。他們整天燃放爆竹，驅趕來年的鬼470
如同墳墓將埋沒我在那裏有過的許多煩惱，我相信並未虛度所有時光。”（1 833年1 1 月1 9日，第236頁）。 127哈麗特於1 836年1 1 月同波士頓喬治·希拉里的最小弟弟瓊·希拉里 128結婚，後移居英國。共養育8個子女，凱瑟琳·希拉里 1 29 為其中之一。她於1 900年出版了本日記（的摘要）。作者於1 868年逝世於布魯克林。澳門及其浪漫的特性為這位（未婚的）美國姑娘提供了一個富有教育意義的學習及接觸社會的階段，因此，在華南逗留期間，隨著時間的流逝，她的不適應及看法有了改變。在適應階段起初，她曾經說：“我無法設想為何人稱此地為一個愚鈍的地方。”（第33頁）隨著時間的流逝及貿易週期給澳城帶來的常規，作者傾吐其苦悶，孤獨及厭倦的時光：“晚飯後，我乘轎子去西望洋 1 30 。在那裏我可以愉快地凝思一個半小時。週圍的景物令人萌發寧靜的思緒。我希望不在這個無興趣的地方渡過更多的歲月，並不是這裡比那裏更寧靜，或許，我將發現其他別處；但這裡太沉寂，不適合我的頭腦或性格，我是不安定的。（1 832年6月1 7日，1 31 頁）。日記中的描寫完全可以作為錢納利在1 825至1 852年在澳門逗留期間所創作的一些畫卷的文字襯托和（或）導讀，因為他們都是外國人，在同一座城市中相處了數年。英國人以其“畫筆”，這位美國姑娘則以其“鋼筆”描繪了他們眼中的景色與人物。1 27．既然哈麗特對家裏的環境感到新奇，對澳門的不佳回憶很快消失了，因為她的女朋友費茨阿蘭（Amanda Malv ina Fi t z A l lan）在1 835年9月1 5日的一封信中企圖安慰她說：“如果以後的美好青春將在熱麻的奉承中渡過，在澳門的奉承，傾慕和豐厚的優良環境中長久生活之後，那麼你要考慮你的幸福 。努力尋找它，分享它是最幸福的。在你找到幸福之前，你所有的是單調的義務常規，沒有你所企圖描寫的體驗厭倦，無情及平淡生活的時刻。”參見凱瑟琳·希拉里《跋》，1 900年，第31 9頁。1 28．根據埃爾瑪 · 洛伊內斯斯《中國貿易》，第1 8頁，在弗吉尼亞里士滿出生的瓊·希拉里的父母是英國人。他們結婚後舉家回到英國。在那裏居住了1 0年，直至1 848年希拉里及科阿特斯公司破產為止。那時哈麗特返回了美國，其丈夫於1 853年去世。1 848年，威廉·亨利·洛給在倫敦的希拉里夫婦寫過一封信，參見《威廉·亨利·洛1 839－1 841年廣州來信》，載《埃塞克斯學院歷史叢書》，第八十九卷，1 948年1 0月，第31 9頁。1 29．1 840年左右，哈麗特及凱瑟琳·希拉里在愛丁堡拜訪了在澳門成婚的郭雷樞醫生及凱瑟琳·西拉貝爾夫婦（參見文德泉《1 9世紀澳門》，第20及42頁）。1 30．這個地名上的重音符號肯定受到了作者所說的在澳門學習的西班牙語的影響。479
日記的各條記載及信件中為方便讀者閱讀及理解的解釋及括號中的文字不僅僅翻譯了一些漢語及葡語，而且還反映了澳門不同社團的習慣及經濟情況 131 ，用它來表達他人這一主題，其限制及操縱。1 32 作者用來作為卷首引語的那段摘錄反映了這位年青的一神論信仰的作者 133 ，在其漫長，有時甚至是痛苦的對一個社會的適應過程中的願望。這個社會對於一個未婚的美國女移民來說，既充滿異國情調又熟悉，但永遠是遙遠而孤寂的。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她十分熟悉當地及社會之後，在其日記結尾部分的記載中，隨著異國情調感覺的淡化及對來往華南的美國船隻的叙述，那些抱怨更具有精神方面的因素，而世俗因素居少。所有這些因素使得這一親身的見證及自傳式的作品成為了1 9世紀澳門文化和歷史的重要文獻。顯然，它不同於‘男子’的文獻。‘男子’文獻中主要點是商業利益。在廣州城外休閒期間，他們的注意力纔落在澳城。哈麗特·洛終年居留澳門，因此她的日記成為了關於1 9世紀前半個世紀澳城英美社團日常生活及習俗的最佳資料來源。這正是永遠改變了本日記中所描寫的生活及澳門之國際重要性的鴉片戰爭的前夕。131．參見亨德爾斯（SusanJ．Henders）的《序言》，載卡爾德拉（Carlos José Cal deira）《1850年的澳門：旅行紀》，1 997年，第Ⅳ－V頁：“儘管具有歐洲的色彩，澳門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華人的城市 ，其華人人口在20000至25000之間 。其中祇有4000至5000居民具有葡萄牙血統。婦女佔三分之二。澳門的歐洲商人與葡萄牙人有著不同的宗教，語言，社會等級，財富 及觀念 ，儘管 他們相 互依賴 而存， 卻不相 通婚” 。但克 利斯（ COL L I S ，Maur ice）在《外人的誹謗》第1 7頁上卻說，1 830年在澳門約有3000名純葡萄牙血統或葡萄牙混血人 。1 32．參見克爾特斯（CORTE S，Ov idi Carbone l l i ）傳達給他人：異國情調及後殖民主義》，1 997年 。亦可參見努內斯（NUNES，Z i t a）《表演中的種族》，載《人類學及文學研究中文化及背景的運用》，1 996年，第235－272頁。1 33．埃爾瑪·洛伊內斯《中國貿易》，第1 8頁上如此描寫哈麗特：“……精神快樂，但鄭重，這是從其清教徒的祖先繼承來的。在日常生活中，她具有堅定的一神信仰，給了她許多思想。錢寧（Channing）及白克明斯特爾（Buckminster）的佈道詞她最喜歡……。”關於新教將日記作為一種自我精神檢視的（女性）傳統，參見羅熱利奧·米格爾·普加（PUGA，Rogerio Miguel）《“普西在科洛斯特……及關於其家的事情”：馬格麗特·霍比女士（1 599－1605）的日記》，載《夏娃的面孔》，（印刷中）。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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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五卷，總第五十六期，2002 No．2，49 3- 51 0協會對移民的貢獻 ：葡萄牙華人社團個案＊Francisco Lima da Costa＊＊一、引言本文試圖對葡萄牙華人社團的進一步瞭解有所貢獻。將對結社運動對華人社團的結構所具有的重要性進行闡述。我們將涉及各種協會的三個基本方面：1 ．它在葡萄牙華人社團中作為一種結構成分的重要性；2．它所起到的作用及所採取的機構模式；3．作為一種初期社會化的因素，它對移民現象的一個重要“槓桿”—— 成就理念的形成及鞏固的貢獻。同時也將對這些協會對構成跨國社團的重要性的有關方面進行分析。通過這一過程，移民們正在創造並保持各種不同級別的社會關係，將接受國社會與其祖國社會聯繫了起來。最後，我們將對跨國“結社市場”的構成進行反思。二、觀察＊ 本文是科技基金會在Praxis XXI SOC／1 2104／98範圍內資助研究的成果。除了科技基金會的贊助之外，還得到了科研贊助基金，東方基金會及歐維治基金會的贊助。本文初稿曾以“華人移民：從青田到葡萄牙”為題目在2001 年1 0月於澳門理工學院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上進行了演講 。＊＊新里斯本大學的社會學研究辦公室的助理研究員。1 ．我們使用這個術語完全出於行文方便。關於居葡華人人口的內部不同性，可參見奧利維拉一書（Olive i ra，Cata rina，2000）。從華人“社團”1 處獲得信息是有困難的，因此要求我們具有創造力和積極的參與。一方面是面臨同基本不具備任何葡語知識的人架設溝通橋梁這一挑戰，另一方面，在我們所進行的實際調查過程中，我們注意了反映華人社團在葡萄牙日益扎根的機構的出現與鞏固。的確，隨著我們鞏固了接493
觸的橋樑，我們有可能親身瞭解了華人社團結構化的過程，或至少瞭解了華人社團最明顯的方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各種不同的協會在接受國社會中日益增長的活動，以及最近創立的一份專門針對華人社團的報紙：《葡華報》。根據在對葡萄牙其他僑民社團的研究中獲得的經驗，我們採取了一種觀察的方法，但我們很快發現這種方法是不適合的。的確，很快我們在實際觀察當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首先，最大的阻力之一無疑是語言障礙。這個困難只有通過華人社團當中某些人作為“參與－觀察者”介入才能克服。第二個障礙是華人社團的生意或居住區域不集中。這是華人社團的一大特點。例如與集中在里斯本地區某些區域中的非洲及印度社團相反，在我們進行實地考察時，發覺華人社團分佈的區域分散，因此，接觸困難。第三個障礙是，在我們進行首次接觸時所遇到的十分不信任的態度。鑒於上述困難，於是我們企圖尋找一些具有優越地位的對話者，將他們作為進入葡萄牙華人社團天地的橋樑。我們開始在有關的檔案中尋找關於華人協會的資料，一無所獲。在我們所進行的書目調查研究中，我們所查閱到的一份專題論文（特謝拉Te i x e i ra，1 998）為我們提供一些初步的線索，這便是葡中工商協會（A IC LC）。同時我們得知，目前有一份剛剛開始出版的漢語報紙2 。於是我們對有關負責人進行了採訪。與他們的接觸的確構成了一種橋樑，開始了一種“滾雪球”式的考察。第一個被採訪者3 在華人社團中的重要性及威望使得我們獲得了其他的接觸，否則獲得這些接觸絕非易事。對《葡華報》創始人的採訪對達到我們的目的也大有裨益。鑑於他在中國社團不同層面的參予，其貢獻的確重要。三、不懂接受國語言2．這一線索在對一個餐館業主的採訪中獲得。他為我們提供了一期報紙。3．中華工商業聯會主席。如果說溝通的困難（無論是採訪還是總體的實地觀察）是一件貫穿始終的大傷腦筋的事情，那麼它在華人社團成員日常生活中的反映就更大了。494
一方面，不懂接受國語言構成一種限制，但從一方面來講，它又是導致華人社團聯合的一個重要因素，使它內向，具有特殊的社會表現形態。“……我的父母來探望我，但後來回去了。他們在此獃了兩個月，然後返回了中國……因為，首先他們不會講葡語，一個字也不會，什麼都不知道，我需要出去工作，他們獨自留在家裏，幾乎所有華人的情況如此。”（張正春）這種隔絕有可能導致極端的情況：“有一華人在餐館打工，他有合法身份，但不知為何他在此感到十分寂寞，無人可說知心話。一天，在百無聊賴之中產生了回中國的念頭，但他無錢回去，他在這裏獃厭了，於是打破了一個櫥窗，想讓警察把他關押一段時間後驅逐回中國。”（張正春）無論如何，被採訪者一般認識到學習語言（即使是最基礎的知識）是華人融入葡萄牙社會的條件。這方面有兩個問題。一是缺乏為華人開設的葡萄牙語學校；二是就算有這類學校，在上學的時間上亦有困難：“首要的問題是，一個華人移民來到此地，首先是找份工作或是在餐館打工，至於他們的業餘時間，……餐館的工作是繁重的，時間也長，大概是早晨十一點到下午三點，下午六點一直到晚上十一點。”（張正春）除了這些困難外，他們無錢支付普通的葡語課程費用：“有些人來此身無分文，甚至有些人還欠著債，……要支付來此的旅費。於是出現了這樣的悲劇，來此的人欲歸無路，他們還在還債。”（張正春）這些限制深深地影響了他們融入當地社會的過程，尤其是同當地機構的關係，以及無法利用他們所處的各個方面的機會；首先是在經濟活動方面，其次是和政府機構的關係，最後是同華人社團以外人士的廣泛接觸。一位接受採訪的翻譯以實例說明了此種限制。他說，有時“為了能夠與查水表的工作人員溝通”都要找他。（高峰）懂得當地的語言無疑將會方便融入當地社會，但我們知道這並不是在接受國取得成功必不可缺的條件。融合可以有多種多樣的方式（波爾特斯及馬寧Portes e Maning，1993）。495
根據卡利塔（Car i ta，Cr is t ina）及羅增多（Rosendo，Vasco Nuno），“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協會的產生具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模式，其目標不僅僅是相互聲援，娛樂或文化活動，同時也是為了向某個社會的行政權、法權、政治權或經濟權提出要求，施加政治壓力。”（1 991 ，第1 36頁）從何程度上我們可以將“為了達到並維護某些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自愿團體”6視作一個協會呢？作為一種以種族及國籍為基礎的協會，在我們為它定名時，可以分析它有那些作用呢？在華人協會的情況下，弗雷曼（M Freedman）提到庫爾葡（Kulp）將華人協會分為六種不同的類型。其主要職能是互助，經濟利益及開展文化娛樂活動7 。通過我們的實際調查，可以說在葡萄牙也找到了此種形式的協會。例如中華工商業聯會。這是一種合作形式的協會，以共同的經濟利益為基礎，類似庫爾葡（Kulp）所涉及的之製糖社或灌溉社。我們搜集到了1 6個在葡華人協會的情況，列表如下：表一：協會名稱及成立年代。6．由本通（Benton，Michae l ）及西爾斯（S i l l s ，Dav i d）提出的協會定義。引自卡利塔（Cari t a，C r i st i na）及羅增多（Rosendo，Vasco Nuno，1991），第136頁。7．“鳳城的6種不同的協會：互助會，祭祖會，製糖社，灌溉社，拳術社及音樂社。”參見弗雷曼（Freedman，Maurice，1980，第93頁）。497
與權力的人企圖與眾不同。因此，參與機構性的結社，即便是在活動很少或是甚至不存在的情況下，也是一種標誌並證實與別不同的辦法。弗雷曼（Freedman，Maur i ce，1 979，第64頁）已經涉及此種情況。結社是一個以上的個人或一群個人，而不是產生於集體利益。所獲得的地位是移民過程中獲得成功的同義詞，因此在社團中享有威望，能在協會領導機關內佔有席位 。在我們接觸到的協會中，我們發覺在某些情況下，某些協會僅僅有基本領導層（主席，副主席，秘書等等）。儘管具有此種特徵，一般來說為社團所接受與承認。我們也發覺，在其內部擔任職務的人具有地位與威信。通過此種參與在協會內獲得的地位其後亦可以被他們的祖國接納，反映在確認他們是當地代表的身份。尼利（Pal Ny i ri ）在涉及匈牙利華人社團時談到了這種情況。（尼利Pal Nyi ri，1 999，第94頁）因此，葡萄牙華人社團所展開的活動並不完全符合阿爾布克爾克等（Albuquerque，e out ros，2000，第15頁）所描寫的移民團體所進行的那些活動。如果說在某些華人協會的活動中有保存，傳播及確定文化傳統的因素，那麼在其為了融入接受國社會的戰略而進行的活動中則無法保存這些因素。從政治及公民權的活動來看，它們的活動十分不起眼，儘管他們越來越感興趣同接受國的政權發生接觸。另一方面，此種結社形式成為了移民過程中是否成功的標誌。這是自願結社傳統的功能中所不具有的特殊作用。因此，可以解釋為何葡萄牙的華人結社無會員，但決不影響社團對它的承認。在葡萄牙出現的最早社團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例如，中國商業文化協會。據一個被採訪者聲稱，當時被視如大使館。根據同一個被採訪者說，這個協會傾向臺灣，因為是由來自臺灣的華人成立的，在很長的時期中成為葡萄牙的華人移民文化活動的倡導者。稍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了華僑華人協會，而後又出現了葡萄牙華人工商業聯合會（總部位於波爾圖）及中華工商業聯會（總部位於里斯本）。在葡萄牙華人社團的建立過程中，可以指出三代或三個特別蓬勃的時期：80年代；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90年代中旬。大部分協會都是這一時期成立的。502
某些協會已具有機構的性質，有章程，有會址，領導機關定期召開會議。然而，其職務是多重設立的，例如在中華工商業聯會的情況下，設有兩個副主席及數個理事。在葡萄牙華僑華人協會的情況下，此種多重職務現象更加明顯，而且與在社團中及在其祖國的威望有關 19 。這個協會（ACL）反映了在協會領導機關中擔任一要職的重要性。它成立於80年代末，成立地點是阿爾布費拉（Al bu f e i r a），因此總部設在那裏。章程中有關於領導機關的規定，僅設一名主席。然而，隨著其重要性的增加，第二主席是來自里斯本的會員，因此它的總部搬到了葡萄牙首都。另一方面，由於波爾圖地區華人的活力與增加，選出了一個該地區的副主席。內部對主要職務的競爭導致出現了北、中及北南部分會的出現。這個困難只有通過協會的分立，即成立分會才得到了解決。這些分會開展獨立的活動，具有獨立但重復的領導機構，因此在我們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經常遇到自稱為屬於各種協會領導機關的人。這種情況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很快便決定了成立其他協會的必要性。南北的分立導致出現了里斯本及波爾圖同時有協會的局面。目前，該協會的主席居住在里斯本，協會的活動以里斯本為中心展開，但其他地區（阿爾加韋及波爾圖）也主辦活動。在波爾圖這個協會已經不具規模，從葡萄牙華人華僑總會（1 997）成立起基本上停止了活動。儘管在接受國出現的協會來自不同的方面，有著不同的傾向，必須辦理一些手續，主要是制定章程，辦理成立契約。各種協會在社團內部合法性的 另外一個方面是刻製一枚為中國駐接受國大使館承認的印章。這個合法化的工具增強了協會在社團內部的重要性，使它具有了一種組織重要性。它的影響可以擴及他們的祖國，尤其是在申請進入中國的簽證時，由它們證明一個人的品行。20 尼利（Nyiri ，1999，第96－98頁）在這方面解釋說，各種協會的首要任務是同中國大使館及北京當局建立關係，展開一種真正的“疏通”活動。此種以威望體現的關係，對於社團協會領袖而言，這些關係甚至在其祖國可以成為經濟及政治機會。於是形成了一種影響力——跨國協會網。1 9．好幾次告訴我們說，有些僑領在葡萄牙的活動不十分積極，但與中國政權保持有良好關 係 。20．參見奧利維拉（O li vei ra，Cata r ina）及科斯塔（Costa，Franc isco，2001）。503
我們有機會在中華工商業聯會在里斯本的總部參加了一次由該協會與移民局共同舉辦的活動。在這次官方活動中，該協會充當了華人社團代表的腳色。若無該協會主席的個人努力，此事無法成功。這是一個華人協會同一個直接與移民及其問題打交道的政治單位的首次接觸。 21 這是一個移民協會的典型例子（阿爾布克爾克等Albuquerque，e outros ，2000）。隨著社團的成長與鞏固，協會勢必成為與接受國社會，尤其是機構對話的中介人 。同時，我們看到它們與當地政權聯合舉辦了文娛活動。值得指出的是，在1 999年龍年新年時在蒂沃利（T i v o l i ）劇院舉行了文藝活動。此次活動得到了中葡官方的參與，在里斯本市政府（文化處）的支持下，由中華工商業聯會主辦。此外，還有在澳門回歸中國時主要由華僑華人協會舉辦了慶祝活動。在接受國社會政治機構面前獲得代表權的可能性是一個獲得一種由一個人或幾個人代表的一種包括所有利益的勢力的機會，因此它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政治參與工具。六、協會與社會地位的上昇：成就的理念 ——移民的“槓桿”我們堅信，為了瞭解葡萄牙華人的結社現象，必須瞭解它們在其祖國的影響及聯繫。對僑居葡萄牙的華人家庭在中國家人的“延伸”研究十分重要。在2000及2001 年兩度前往中國的工作中，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察。這些考察對於本研究的開展十分重要 22 。循著這些家庭的足跡（來自浙江省，具體是青田鎮，溫州市及杭州市），我們觀察到了結社現象的重要性。一方面來說，形成了一種成就感的先見，另一方面，它在跨國網絡的形成及運作中具有意義，於是形成一種“結社市場”，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了中國移民在其接受國的協會的活動之外。21 ．在此活動中，一些移民提出了一些問題以及解決它們的困難。22．參見奧利維拉（Oli ve i r a，Cata r i na）及科斯塔（Costa，F ranci sco，2001）及科斯塔（Costa，Franci s co）及張正春（Zhang，Lui s ，2001）的訪問報告。505
在這個“市場”上交易的是威望，權力及影響力—— 很明顯它可以成為政治及金融資本23 。這一切以屬於領導機關為主。這種“市場”在“網絡”的形成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長。這些“網絡”已超越了當地利益而在分佈在全世界的協會的總體上已具有勢力。這些跨國性的網絡構成了一個全球性的跨國“市場”。這裏體現出來的是在接受國所獲得並在其祖國得到承認的社會資本。在其祖國這又成了新的社會資本，使他在接受國更加出名。至於這一動因，尼利涉及了匈牙利中國僑民協會的情況。這些協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之間的關係得到了當局的特別注意。每當有中國重要人士來訪時，這些協會會採取積極的態度，組織各種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可以體現出他們發動社團的能力，這樣可在其祖國的政治精英階層面前獲得影響力及威望（尼利Nyi r i ，Pal ，1999，第94頁）。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結構也有所回應，無論是在地方24 ，還是在中央 25 成立了在內部的政治結構中有影響的機構，使得協會的領袖們可以同政權接近。在我們第一次出訪中國時，我們所訪問的華僑協會設立在政府辦公樓內並與中國當局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在我們對中國的第二次訪問中，一個地方的聯合會的秘書接受採訪，他對我說，這些中國結社結構一方面具有自愿性質，但另一方面又屬於國家，因為某些協會的領導職務，尤其是秘書，具有公共性質。因此，這些作為政治融合中介的機構受到中國國家的關注，承認其作為一種聯絡國外華人社團的工具的重要性。由於同政權的接近，致使可以在中國成立此種囊括移民協會的結構。同政權的接近有一種儀式。它反映在一個雙重的合法性及影響的形式上，即與知名人士合影留念。這些照片可以證明協會領導人與政權的接近及所保持的良好關係（亦見尼利Ny i r i ，Pal ，1 999，第1 1 2頁）。無論是在葡萄牙有當地政治人物出席的場合，還是在中國政府代表與歸國華僑總會 26 的會面中，我們目睹了這種儀式。23．“此種游說為了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的承認，匈牙利華人協會的僑領用從他們的企業籌集的錢來獲得承認，反過來又獲得商業好處。”參見尼利（Nyi r i ，Pal，1999，第96頁）。亦見博爾迪（Bou rd ieu）關於資本轉換的不同形式的理論。24．分別位於杭州和青田：浙江省歸僑協會和青田華僑聯合會。25．位於北京：全國愛國華人協會及全國華僑協會。參見尼利（Ny i r i ，Pal ，1 999，第93頁）。26．參見奧利維拉（Oli ve i ra，Ca ta rina）及科斯塔（Costa，Franc isco，20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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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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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五卷，總第五十六期，2002 No . 2，51 3-520澳門醫療改革初評——醫療服務費用是否應用者自付？吳偉強＊問題：醫療服務費用應由誰支付 ？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物品及服務都需要付款，問題是由誰支付？對很多物品和服務，支付責任是顯而易見的，誰享受就由誰支付，在任何人眼中這都是理所當然的；但對於某些服務，如治安、環保、教育、醫療等，因出現經濟學所謂之界外利益，意思是此種服務一旦被提供，任何人皆可以不用付款亦可以享受，於是就出現應由誰支付的問題，進而引伸了很多爭論。關於公共衛生，尤其是影響全體居民的健康的醫療衛生支出，筆者認為應由政府支付，如杜絕傳染病等，因為政府有責任保持城市衛生清潔，符合國際衛生水平，為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但是關於個人的醫療衛生支出，究竟應由政府支付，抑或由個人支付呢？明顯地，個人醫療服務並非公共財，若政府不提供此服務，則眾多私營醫院及診所會為盈利的意圖而爭相提供。既然個人醫療服務不屬公共財，在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政府沒有需要為社會提供此服務。然而，現時個人醫療服務是非常昂貴的，以人權及人道的立場而言，筆者支持每個人都應得到適當的醫療照顧，沒有人因為缺乏經濟能力而得不到適當的醫治而死亡。當然，若果有人希望得到更優質的醫療服務，而其經濟能力又可以承擔的話，筆者同意他們至少應該負擔部份的醫療費用，甚至是全部費用。＊ 統計暨普查局員工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 、葡國里斯本大學高等經濟學院同等學歷、中國暨南大學統計學碩士 、澳門專業會計師。513
參考資料1．陳志明：《醫療保險學概論》，海天出版社2．沈華亮：《中國城市健康保障制度》，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3．《深圳市基本醫療保險宣教問答》，深圳市社會保險管理局4．《2000醫療衛生統計》，統計暨普查局5．《1 998－1 999住戶預算調查》，統計暨普查局6．《2000本地生產總值》，統計暨普查局7．《2000政府總帳目》，政府公報2001 年8月21 日第33期8．《2001 香港醫護改革諮詢文件＜你我齊參與，健康伴我行＞》，衛生福利局醫護改革小組9．《強積金與員工權益小冊子》，香港職工會聯盟10． Jack Hi rshl e i fer，《Price Theory and Applicat ion》，2nd，Prentice－Hal lI nternationa1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