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25
  •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編輯出版
  • 論文‧媒體研究‧代際差異與小型社會中的媒體使用:澳門模式的理論探索及其對媒體生態研究的啟示 ··························································· 趙志龍 林玉鳳‧區域研究‧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 ················································· 楊清玄 張光南‧生態研究‧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 朱慧雨 周龍 學術筆記清嘉道年間兩廣總督阮元治澳史事述論········································································· 陳烜臻 陳文源5編輯部··················································································編者語1988 年 3 月創刊2025 年第 2 期總第 115 期季刊4768247
  • 政策研究論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核心原則的實現機制····················································································· 方志祺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基於社會主體應對實踐的分析········································································· 婁勝華 俞佳敏澳門博彩業的收入結構、經營風險與應對策略 —— 與拉斯維加斯大道的比較研究 ·················································· 婁世艶 王應貴 劉芷辰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社會支持研究——基於25名受訪者的半結構化深度訪談······ 施瑞婷 蔡遠寧 曹鵬超 王逸雯 陸珍妮 劉千業 王耀平 唐旋郗淺談澳門綠色旅遊:現狀與發展對策································································ 陳芝彤 蕭浩妍 梁志文書評進入城市之後 —— 讀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修訂本)》····················································································· 劉芝慶7915294113125143
  • 4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574779125152143946811324Editor’s Note ······································································· Editorial Offic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Media Consumption in Small Societie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Macao Model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ying Media Ecology ··································································· ZHAO Zhilong and LAM Iok-Fong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hink Tanks on Policy Planning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21 Chinese Think Tanks ··········································· YANG Qingxuan and ZHANG Guangnan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Hengqin–Macao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 ZHU Huiyu and ZHOU Long A Study on Ruan Yuan’s Administration as Viceroy of Liangguang in Macao during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Reigns of the Qing Dynasty ···························································· CHEN Xuanzhen and CHEN Wenyuan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re Principles of Macao’s Employment of Non-Resident Workers Law ········································································ FONG ChikeiChanges in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Macao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ping Practices of Social Entities ········································································ LOU Shenghua and YU JiaminThe Sources of Revenue, Operational Risk, and Future Strategy of Macao’s Gaming Industry: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Las Vegas Strip ·················································· LOU Shiyan, WANG Yinggui, and LIU ZhichenA Study on Social Support for Menopausal Women in Macao: Insights from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5 Participants ·················································· SHI Ruiting, CHOY Ray Yuen Ling, CAO Peng-chao, WANG Tulips Yiwen, LOK Jenny C., LIU Qianye, WANG Yaoping, and TANG XuanxiGreen Tourism in Macao: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 CHEN Zhitong, SIO Hou In, and LEONG Chi ManEntering the City: A Review of Wang Di’s Entering the Inside of the Chinese City (Revised Version) ························································································· LIU Zhiqing
  • 5編者語《澳門研究》(Journal of Macau Studies)由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出版,自 1988 年創刊以來,蒙學界同仁長期關注與支持,得以持續刊行並累積若干研究成果。因應學術交流環境的變化,並為進一步提升期刊的國際化水平,及拓展與國際學術期刊的交流合作,本刊將自 2026 年起進行改版,特別對出版周期、期刊語言、欄目設置及註釋體例等予以優化。改版後,本刊將調整為每年兩期,分別於六月及十二月出版,並接受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的學術文章。其餘詳情,敬請留意本刊網站公告。本期《澳門研究》所收錄的學術研究論文,涵蓋媒介變遷、區域治理與生態空間規劃等議題,並配以學術筆記、政策研究與書評等欄目,旨在以多學科方法與多層次材料,深化對當代澳門及其所嵌入之區域互動結構的理解。三篇研究論文為本期核心,分別聚焦小型社會媒介生態與代際差異的長期演化、政策知識生產與影響力機制,以及琴澳一體化發展脈絡下的生態安全格局建構,其要點概述如下。趙志龍和林玉鳳的〈代際差異與小型社會中的媒體使用:澳門模式的理論探索及其對媒體生態研究的啟示〉,基於 2008–21 年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涵蓋桌面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報紙、電視、廣播等五類媒介與六個出生世代,採用適於監測世代趨勢的縱向分析模型,並以標準化均數差刻劃代際差距。研究識別出三類趨勢:桌面互聯網呈現“持續分化”、移動互聯網呈現“快速趨同”、傳統媒體呈現“波動平衡”,從而凸顯不同媒介技術屬性、使用門檻與社會擴散機制的差異。更進一步地,作者提出“功能鴻溝”概念,指出代際差異不僅表現在接入與技能層面,更涉及使用目的、功能配置與能力實踐的深層分化;並概括小型社會媒介生態的高度互聯性、社會驅動性與文化敏感性,建構“澳門模式”,強調技術分化與社會趨同並存、危機驅動下的媒體依賴回歸,以及小型社會網絡效應對媒介採納與使用的加速作用。楊清玄和張光南的〈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以 221 家中國智庫為樣本,結合負二項迴歸與定性比較分析,對智庫在決策、社會與學術三類影響力的生成條件進行辨析。研究一方面在樣本分類上細分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智庫與高校智庫,並在模型設計上同時納入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與環境特徵,以降低既有研究因控制變量不足所可能導致的偏誤;另一方面則以“單一因素效應”與“多因素組合路徑”並行的策略,揭示影響力形成並非線性、單因果的結果。其主要發現指出:位於大灣區的區位因素能顯著提高智庫在三個領域編輯部
  • 的影響力;負責人行政級別是構成影響力差異的關鍵因素;人員規模與所在地經濟發展水平對社會或決策影響力具有促進作用;而在大灣區外部情境中,工作年限往往需結合其他條件(如教育背景、智庫歷史等)方能對智庫影響力產生重要作用。朱慧雨和周龍的〈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置於琴澳一體化發展政策脈絡之中,以 2020–24 年資料為基礎,綜合生態學與城市規劃方法,構建具空間可操作性的生態安全格局識別框架。研究首先依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與形態學空間格局分析提取生態斑塊;再以高程、坡度、交通網絡密度、夜間燈光強度、歸一化植被指數與土地利用類型等因子建構生態阻力面;並運用電路理論對生態廊道、生態夾點與生態障礙點進行空間辨識。研究結果顯示:澳門生態斑塊總量相對不足且分布不均;廊道數量與總長度呈下降並伴隨空間不均;夾點顯著增多並於路氹 — 橫琴交界區及橫琴內部呈集聚,但澳門半島與橫琴間的生態交互作用仍偏弱;障礙點增加則反映城市擴張對生態連通性的壓力。作者據此提出增強斑塊均衡性、提高廊道連通性與提升節點韌性的協同優化建議,並指出後續研究可透過延伸時間維度、完善生態服務評估、納入珠海全域格局,以提升區域整體性解釋。除前三篇學術研究論文外,本期“學術筆記”以清嘉道年間阮元治澳史事為線索,折射出傳統士人如何面對近代變局中“守本”與“權變”之張力;“政策研究”欄目則聚焦探討外地僱員聘用規制的優化路徑、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博彩業收入結構與經營風險的比較分析、更年期女性社會支持網絡,以及綠色旅遊發展規劃與現狀等議題;另有書評一篇,延伸城市研究相關著作的學術對話。本期所呈現的多元研究共同表明:理解當代澳門,既需立足於對在地經驗的細緻梳理,亦需將相關討論置於區域治理、技術擴散與環境約束等多重結構脈絡之中,並透過可檢證的方法,逐步累積具比較意義的研究成果。
  • 7代際差異與小型社會中的媒體使用:澳門模式的理論探索及其對媒體生態研究的啟示趙志龍 林玉鳳[ 摘 要 ] 本文考察小型社會中代際媒體使用差異如何隨時間演變。研究利用 2008–21 年間,覆蓋五類媒介(桌面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報紙、電視、廣播)和六個出生世代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分析探討不同代際群體在媒體使用上的變化趨勢及其深層次原因。通過使用適合監測世代趨勢的縱向分析模型,並以標準化均數差量化代際差距,我們的研究識別出三種趨勢特徵:桌面互聯網表現為“持續分化”(差距約 0.40–0.60);移動互聯網呈現“快速趨同”(從 2013 年的 0.47 快速降至 2021 年的 0.06);傳統媒體則呈現“波動平衡”。本研究在數字鴻溝領域提出“功能鴻溝”概念(超越接入與技能的功能/能力差異),並概括小型社會媒介生態的三種機制:高度互聯性、社會驅動性、文化敏感性;進而構建“澳門模式”,強調技術分化與社會趨同並存、危機驅動的媒體回歸,以及小型社會的網絡效應。研究成果可為新加坡、香港、愛爾蘭等小型社會的媒體變遷研究提供可比基準和理論參考,豐富媒體生態理論和代際理論在數字時代的應用。[ 關鍵詞 ] 代際差異 數字鴻溝 媒體生態 澳門模式 小型社會一、研究背景與目的(一)研究背景隨着資訊與通訊技術的演進,過去 20 年全球媒體生態經歷深刻重組。互聯網(桌面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是互聯網的子集)改變了人們獲取資訊和進行社交的方式,並相對削弱了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和廣播的地位。①自 1952 年 Karl Mannheim 提出代際理論以來,②代際差異(generational differences)成為社會學研究的經典議題,在數字媒體時代獲得了新的理論內涵和實證意義。近期研究進一步證實了代際差異在數字技術使用中的重要性,Fruzsina Stefán 等人在對維也納都會區人口的數字技能與休閒行為的研究中發現,不同世代群體在數字技能和行為模式上存在顯著差異,年長群體(嬰兒潮世代、傳統主義者)更多作者簡介:趙志龍,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研究員,澳門大學傳播學博士;林玉鳳(通訊作者),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①Chayko, Mary, editor. Superconnected: The Internet, Digital Media, and Techno-Social Life. SAGE Publications, 2020.② Mannheim, Karl.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 Kecskemeti, Routledge, 1952, pp. 276–322.‧論文 | 媒體研究‧
  • 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① Stefán, Fruzsina, et al. “Understanding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Digital Skills and Recreational Behaviour for Ef-fective Visitor Management in Forest Destinations.” Scientific Reports, vol. 15, 2025,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5-02036-5.② Agárdi, Irma, and Monika Anetta Alt. “Do Digital Natives Use Mobile Payment Differently Than Digital Immi-grants?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Generation X and Z.”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vol. 24, 2024, https://doi.org/10.1007/s10660-022-09537-9.③ Bilişli, Yasemin, et al. “Navigating Truth and Disinform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nerational Responses to the 6 February 2023 Earthquake in Digital Media in Türkiye.” Heliyon, vol. 10, no. 19, 2024, https://doi.org/10.1016/j.heliyon.2024.e38667.④吳龍生、林發欽:〈社會公眾注意力視角下的澳門經濟多元發展思考〉,《港澳研究》(北京),第 3 期,2023 年,頁 45–55、94。⑤ Lam, Agnes Iok-Fong. “The Evolution of Media in Macao: From the Jesuit Press to the Digital Ag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Media, edited by Ming-Yeh T. Rawnsley et al., 2nd ed., Routledge, 2025, pp. 311–28.⑥李鑫宇、施瑞婷:〈澳門特區主流媒體融合發展的現實困境與創新策略——以《澳門日報》為例〉,《傳媒》(北京),第 14 期,2023 年,頁 41–43;Zhao, Zhilong. Media Trust and Dependency in a Health Crisis: Evidence from Macau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University of Macau, PhD dissertation. ProQuest, search.proquest.com/docview/31768904.⑦〈報告下載〉,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網站,www.macaointernetproject.net/blog/category/report/,2025 年 10 月14 日讀取。依賴傳統規劃方式,而年輕世代(Z 世代、千禧世代)則更傾向於使用數字化工具。① Irma Agárdi 和 Mónika Anetta Alt 的比較研究也表明,“數字原住民”(Z 世代)與“數字移民”(X世代)在移動支付等數字技術的接受和使用模式上存在根本差異。② Yasemin Bilişli 等人在對土耳其 2023 年地震的研究中進一步驗證,不同世代在數字媒體消費習慣和虛假資訊識別方法上存在顯著差異,Z 世代更傾向於使用數字工具進行資訊查證,而 X 世代則更依賴傳統廣播媒體。③這些研究為理解小型社會中代際媒體使用差異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澳門作為一個小型、密集且多元化的社會,居民的媒體使用行為反映了其面對快速媒體技術和環境變革時的反應方式。④與周邊地區相比,澳門的媒體生態呈現出其獨有的特徵:傳統中文報業歷史悠久且影響力較大,如《澳門日報》等主流媒體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時,作為歷史文化交流的樞紐,葡文和英文媒體也佔有一席之地,服務特定社群;此外,澳門特區政府對媒體的資助和影響,⑤以及博彩旅遊業作為經濟支柱對媒體內容的潛在塑造,共同構成了複雜的媒體環境。⑥這種相對集中且受多重因素影響的媒體結構,可能導致資訊傳播模式和居民的媒體選擇行為,與市場化程度更高或規模更大的地區存在顯著差異。特別是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不同代際群體在媒體使用上的分化情況尤為顯著,這為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證材料。由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負責管理並由易研網絡研究實驗室執行的“澳門互聯網研究計劃”(Macao Internet Project)對本地居民的互聯網使用進行了年度調查並發表了眾多報告,⑦但這些研究多集中於互聯網整體的普及和使用趨勢,對互聯網內部的細分(如基於桌面電腦的互聯網使用與移動互聯網使用),傳統媒體與數字媒體之間的差異與轉型,以及不同類別的傳統媒體的代際使用率差異等問題缺乏深入分析。本研究旨在填補這一研究空白,通過對 2008 年至 2021 年間澳門居民媒體使用行為的縱向分析,探討這些變化的深層次原因及其社會影響。
  • 9(二)研究目的本研究從代際理論視角出發,探討澳門居民在 2008 年至 2021 年間媒體使用行為的代際差異及其演變規律。具體而言,本研究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在小型多元社會的特定情境下,不同世代群體的媒體使用模式如何體現“世代效應”,以及這種效應如何與數字技術發展相互作用。①2008–21 年正值澳門經濟高速增長和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時期,不同世代群體以不同的生命階段經歷了這一變遷過程。例如,95 後(1995 年以後出生)是在數字時代成長起來的“數字原住民”,而 55 前(1955 年之前出生)則帶着前數字時代的經驗步入這個快速變化的時期。②這些基於澳門獨特發展軌跡所塑造的代際經驗差異,預計將深刻體現在不同世代居民對不同媒體的選擇和使用上。因此,本研究將探討以下關鍵問題:首先,不同代際群體在使用傳統媒體與數字媒體時,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和演變趨勢?其次,這些趨勢如何受到技術進步和社會變遷的影響?最後,澳門作為小型社會是否呈現出不同於大型社會的代際媒體使用規律?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索,本研究旨在為代際理論在數字媒體時代的應用提供新的實證證據,並為澳門制定針對不同代際群體的媒體政策提供科學依據。③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模型(一)數據來源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於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在 2008–21 年間對澳門居民進行的周期性電話調查,這些調查細緻地監測了澳門各代人群媒體使用模式的變遷。通過年度調查評估,包括桌面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報紙、電視和廣播等各種媒體形式的使用情況。調查於每年 10 月至 11 月間進行,每年平均收集約 1,000 份有效問卷。通過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ATI)系統,隨機抽取澳門住宅電話號碼,並邀請生日最接近調查日期的一位年滿15 歲或以上的居民參與電話問卷。這些年度媒體使用率調查在各年度中採用了相似的詢問方式,確保了問卷設計和調查流程的一致性。因此,如下表所示(表 1),這些數據在進行重新編碼後,可以以相同的數據結構進行縱向比較,有助於準確分析各代際群體在不同媒體形式上的使用變遷。在 2008 年至 2021 年間,除了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因某些原因未進行調查之外,其他年度數據均已成功收集。對於這三年缺失的數據,研究採用了漸進平均法來補齊,具① Mannheim, Karl.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 Kecskemeti, Routledge, 1952, pp. 276–322.② Glenn, Norval. D. Cohort Analysis. 2nd ed., SAGE Publications, 2005.③ Lythreatis, Sophie, et al. “The Digital Divide: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75, 2022,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1.121359.代際差異與小型社會中的媒體使用:澳門模式的理論探索及其對媒體生態研究的啟示
  • 1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體做法是根據缺失年份之前和之後的媒體使用數據計算出一個合適的平均值,從而保持數據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同時,為應對電話調查在抽樣上的潛在偏差(例如調查樣本可能會偏向年長群體),我們採用了澳門統計局發布的人口普查數據作為加權標準,對研究的分析數據進行加權處理。這一舉措旨在確保分析結果更能代表整體人口結構,從而提高研究結論的準確性和信度。①表 1 本研究中媒體使用率的測量方法媒體類別 問題 選項桌面互聯網 你有冇上網嘅習慣?(基於桌面互聯網) 1:有;2:冇;3:唔識答/拒絕回答移動互聯網 你有冇上網嘅習慣?(基於手機或平板) 1:有;2:冇;3:唔識答/拒絕回答報紙你有冇睇報紙嘅習慣?(一星期睇一日或以上為有)1:有;2:冇;3:唔識答/拒絕回答電視你有冇睇電視嘅習慣?(一星期睇一日或以上為有)1:有;2:冇;3:唔識答/拒絕回答廣播你有冇聽電台嘅習慣?(一星期睇一日或以上為有)1:有;2:冇;3:唔識答/拒絕回答註:以上問題在不同年份有所區別,但均可轉制為表 1 中的問項結構作縱向對比。(二)研究模型(1)澳門居民的不同媒體使用率縱向變化在本研究中,我們旨在分析 2008 年至 2021 年間澳門居民在不同代際群體中的媒體使用率變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研究採用了基於年度數據比較的分析方法,並結合代際群體的劃分來深入探討這些變化的特徵和規律。②我們將澳門居民按出生年份劃分為六個不同的代際群體,分別為:“95 後”(1995 年及以後出生)、“85 後”(1985–94 年出生)、“75 後”(1975–84 年出生)、“65 後”(1965–74 年出生)、“55 後”(1955–64 年出生),以及“55 前”(1955 年以前出生)。每個代際群體在其成長和社會化的過程中,所經歷的社會、經濟和技術環境均存在顯著差異。例如,“95 後”群體主要在數字技術和互聯網迅猛發展的時期成長,他們從小就接觸到數字媒體,因此在媒體使用習慣上可能顯示出與早期代際不同的特徵。“85 後”和“75 後”群體經歷了從傳統媒體向數字媒體過渡的關鍵階段,他們在青少年或成年早期適應了互聯網和移動技術的快速普及。而“65 後”和“55後”群體則在一個以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廣播)為主導的媒體環境中成長。“55 前”群體則大多在媒體技術發展相對緩慢的時期渡過了其成年早期。使用代際群體的比較分析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地捕捉各種媒體形式在不同代際群體中的普及或衰退情況。例如,通過觀察每年的使用比例數據,我們能夠識別出某些媒①〈人口統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101,2024 年 8月 28 日讀取。② Glenn, Norval. D. Cohort Analysis. 2nd ed., SAGE Publications, 2005.
  • 11體形式隨着技術進步和社會變遷而發生的重大轉變。同時,這一方法使我們能夠系統地分析不同代際群體在媒體使用行為上的差異,從而揭示這些差異如何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擴大或縮小。①這些趨勢為我們理解媒體使用行為的變遷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並為進一步探討技術變革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奠定了基礎。(2)澳門居民代際群體間媒體使用率的橫向差異研究模型的構建基於數字鴻溝理論,該理論源自於 1970 年代關於知識鴻溝的研究,並在隨後數十年間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②數字鴻溝概念最初被提出用以描述在技術獲取和使用能力方面的個體差異,這種差異與社會經濟不平等現象密切相關,並且這些不平等現象既是成因也是結果。③隨着互聯網的出現和快速發展,數字鴻溝被重新定義為一個複雜的多維現象,涵蓋了技術的獲取和使用差距,這兩者分別被稱為第一級數字鴻溝和第二級數字鴻溝。④在研究中,為了更好地分析和理解不同代際群體之間的媒體使用差異,我們引入了計算代際媒體使用差異的模型。該模型以 Jan van Dijk 提出的技術獲取連續體模型為基礎,⑤將媒體使用差異定量化,從而提供一個統一且穩定的基準來解釋和比較不同群體之間的媒體使用行為。公式 1 提供了計算代際媒體使用差異的方法:(1)dv 是距離指標,代表不同代際群體的使用率與平均使用率之間的差異。這個差異可以反映出該代際群體在某一媒體形式上的使用率與基準值的差異,該指標值理論範圍介於 0到 1 之間。c 代表參與比較的代際數,如共有“95 後”、“85 後”、“75 後”、“65 後”、“55後”以及“55 前”六個代際參與比較,則 c 的值為 6。Gp 是代際媒體使用差異值,理論範圍介於 0 和 1 之間(0 ≤ dv ≤ 1, 0 ≤ Gp ≤ 1)。這一範圍為解釋和比較媒體使用差異提供了一個統一且穩定的基準。為了更好地理解該公式的應用,我們可以舉一個實際例子來說明。例如,假設我們有三個代際群體:“95 後”、“75 後”和“55 後”,他們在某一年中對某一媒體的使用率分別為 0.7(dv1)、0.6(dv2)和 0.2(dv3),而使用率與平均皆為 0.5。則代際媒體使用差① Parayil, Govindan.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ncreasing Returns: Contradictions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21, no. 1, 2005, pp. 41–51.② Tichenor, P. J., et al.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4, no. 2, 1970, pp. 159–70; Lythreatis, Sophie, et al. “The Digital Divide: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75, 2022,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1.121359.③ Van Dijk, Jan A. G. M.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Poetics, vol. 34, nos. 4–5, 2006, pp. 221–35; Vassilakopoulou, Polyxeni, and Eil Hustad. “Bridging Digital Divides: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vol. 25, no. 4, 2003, pp. 955–69.④ Hargittai, Eszter, and Amanda Hinnant. “Digital Inequality: Differences in Young Adults’ Use of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5, no. 5, 2008, pp. 602–21.⑤ Van Dijk, Jan A. G. M., and Kenneth L. Hacker. “The Digital Divide as a Complex and Dynamic Phenomenon.”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19, no. 4, 2003, pp. 315–26.代際差異與小型社會中的媒體使用:澳門模式的理論探索及其對媒體生態研究的啟示
  • 1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異 Gp3 的值為:通過這種量化方法,我們可以清晰地揭示代際群體在媒體使用中的差異,並進一步探討形成這些差異背後的原因。這不僅有助於理論研究,還可以為制定針對不同代際群體的媒體策略提供實證支持。三、澳門代際群體數字媒體使用的理論分析(一)桌面互聯網的代際分化桌面互聯網的代際使用模式為驗證 Marc Prensky 的“數字原住民”理論提供了理想觀察窗口。①該理論假設 1980 年代後出生的世代因從小接觸數字技術,在認知結構和學習模式上與前數字時代世代存在根本差異。數據揭示了一個持續且穩定的代際分化格局:“95後”和“85 後”群體自 2008 年起即保持接近 1.00 的使用率,體現典型的“數字原住民”特徵;“75 後”群體雖起步較低(0.84),但通過持續學習在 2018 年前後基本追平年輕世代,展現出“數字移民”的適應能力;相比之下,“65 後”、“55 後”和“55 前”三個群體則呈現明顯的“數字鴻溝”,使用率分別穩定在 0.86、0.60 和 0.19 左右,形成清晰的階梯式分布(表 2 和圖 1)。這一分化模式在澳門具有特殊的理論意義。首先,澳門作為小型社會,理論上資訊技術傳播速度應更快,社會網絡的緊密性應有利於技術知識的擴散,但實際上,桌面互聯網的代際差異卻持續 14 年未見顯著縮小,這表明技術使用的代際差異並非單純的“資訊滯後”問題,而是深層的認知和需求結構差異。其次,澳門在 2002 年開放博彩專營權後,經濟結構更顯著地轉向以旅遊博彩為核心的服務業,對數字技能的需求急劇上升,理論上應推動所有年齡群體提升數字技能,但這種“社會驅動”並未有效縮小桌面互聯網的代際差異。相較於歐美大型社會中桌面互聯網使用率普遍下降的趨勢,澳門的總體使用率在0.75–0.82 間保持相對穩定,這可能反映了小型經濟體中桌面互聯網作為“生產工具”的不可替代性。① Prensky, Marc.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 On the Horizon, vol. 9, no. 5, pp. 1–6, 2001, https://doi.org/10.1108/10748120110424816.
  • 13表 2 各代際組別的桌面互聯網使用率變化代際組別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95 後 1.00 1.00 1.00 1.00 .98 1.00 1.00 1.00 .99 1.00 1.00 .99 .97 1.00 85 後 .97 .99 .97 .98 .99 1.00 .99 .99 1.00 .99 .98 .98 .97 1.00 75 後 .84 .95 .92 .88 .90 .93 .95 .93 .94 .94 .99 .95 .97 .94 65 後 .65 .70 .68 .66 .72 .75 .79 .79 .81 .85 .89 .79 .88 .86 55 後 .37 .42 .39 .30 .32 .42 .53 .48 .57 .66 .60 .54 .64 .60 55 前 .18 .12 .13 .12 .12 .17 .29 .24 .24 .31 .32 .20 .33 .19 總數 .60 .64 .63 .66 .68 .66 .70 .76 .80 .84 .82 .77 .84 .75 加權 .75 .77 .75 .74 .75 .78 .81 .79 .80 .82 .82 .76 .81 .78 註: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某一代際組別在某一年的媒體使用比例。斜體和帶下劃線的部分是根據過去和臨近年份計算的估計值。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圖 1 各代際組別的桌面互聯網使用率變化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二)移動互聯網的快速趨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模式為理解數字技術擴散的驅動機制提供了重要案例。傳統的技術擴散理論強調“創新擴散”的 S 型曲線,認為技術採用主要受個體特徵影響,①早期採用者與後期採用者之間存在明顯的時間差和特徵差異。然而,澳門移動互聯網的使用數據呈現出一種“社會驅動型”的快速趨同模式,挑戰了傳統理論的解釋力。數據顯示,2012 年① Rogers, Everett.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 Free Press, 2003.代際差異與小型社會中的媒體使用:澳門模式的理論探索及其對媒體生態研究的啟示
  • 1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至 2015 年間是澳門移動互聯網發展的關鍵轉型時期。澳門的流動電信服務於 2012 年全面進入 3G 的時代,電信管理局更於 2015 年正式發放 4G 牌照,①智能手機日漸普及,加上此時進入澳門經濟增長的高峰期,②這些因素的疊加效應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技術窗口期”(表3 和圖 2)。數據顯示,所有代際群體在 2012 年至 2015 年間都經歷了移動互聯網使用率的“跳躍式”增長:“95 後”從 0.36 躍升至 0.78,“85 後”從 0.65 升至 0.85,甚至最年長的“55 前”群體也從 0.20 升至 0.57。這種“同步增長”模式在大型社會中相對罕見,體現了小型社會中技術擴散的獨特機制。澳門移動互聯網快速趨同的背後,體現了兩個重要的社會機制:首先是“示範效應”,在地理空間緊密的小型社會中,不同代際群體的日常接觸頻繁,年輕世代的技術使用行為更容易被年長世代觀察和模仿;其次是“網絡效應”,移動互聯網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網絡中其他用戶的數量,一旦某項移動應用成為社會生活的“必需品”,所有代際群體都會被迫快速採用。相較於香港的代際梯度和新加坡的政府主導模式,澳門體現了“市場驅動 + 社會需求”的“自下而上”特徵。表 3 各代際組別的移動互聯網使用率變化代際組別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95 後 .15 .14 .13 .42 .36 .78 .87 .73 .76 .79 .83 .86 .86 .8185 後 .21 .31 .32 .66 .65 .85 .85 .77 .78 .78 .79 .80 .86 .8875 後 .21 .21 .34 .64 .62 .80 .86 .82 .82 .81 .81 .81 .89 .9365 後 .12 .16 .09 .48 .52 .63 .78 .69 .72 .75 .79 .82 .85 .9255 後 .06 .06 .04 .24 .33 .31 .68 .69 .69 .70 .70 .71 .86 .9155 前 .04 .00 .01 .25 .20 .10 .57 .56 .62 .68 .73 .79 .79 .90總數 .13 .15 .16 .55 .50 .53 .79 .74 .63 .63 .62 .80 .86 .89加權 .15 .16 .17 .48 .48 .64 .79 .72 .74 .76 .78 .79 .87 .90註: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某一代際組別在某一年的媒體使用比例。斜體和帶下劃線的部分是根據過去和臨近年份計算的估計值。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①〈3G 服務的進一步推動〉,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12 年 1 月 13 日,www.gov.mo/zh-hant/news/101052/,2025 年 10 月 14 日讀取;〈經營採用長期演進技術(4G)的公共地面流動電信網絡及提供相關的公用地面流動電信服務牌照的公開招標之競投結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網站,2015 年 3 月 9 日,www.gcs.gov.mo/news/detail/zh-hant/N15CI8fqmO,2025 年 10 月 14 日讀取。②陳志誠、關鋒:〈回歸後的澳門經濟:經濟增長、勞動市場的發展和經濟多元化〉,《澳門研究》(澳門),第 4 期,2024 年,頁 65–80。
  • 15圖 2 各代際組別的移動互聯網使用率變化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四、傳統媒體的代際使用模式(一)報紙閱讀的代際差異報紙作為傳統媒體的代表,其使用模式深刻體現了 Pierre Bourdieu 文化資本理論的核心觀點:媒體消費不僅是資訊獲取行為,更是社會地位和文化品味的象徵。①在澳門這一多元文化交匯的小型社會中,報紙閱讀呈現出獨特的代際分化模式。數據揭示了報紙使用的一個重要特徵:“85 後”、“75 後”和“65 後”三個中間世代保持相對較高的使用率(0.70–0.85),而“95 後”和“55 前”兩個極端世代則呈現較低且快速下降的趨勢,形成“倒U 型”分布模式(表 4 和圖 3)。中間世代的高使用率可以從多個維度理解:首先,這些世代正處於職業發展的關鍵期,在澳門的經濟結構中承擔着重要角色,對深度資訊和專業分析有較強需求;其次,他們成長於澳門經濟轉型期,親歷了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產業升級過程,養成了通過報紙了解政策動向和經濟資訊的習慣。相比之下,“ 95 後”群體的低使用率反映了數字原住民的媒體偏好:他們習慣於快速、碎片化的資訊獲取方式,對報紙的線性閱讀模式缺乏耐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代際群體在 2019 年後都出現了報紙閱讀率的顯著回升,其中“95 後”群體從 0.53 躍升至 0.74,增幅最為明顯。這一現象可以從“媒介依賴理論”的角①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Richardson John, Greenwood, 1986, pp. 241–58. 代際差異與小型社會中的媒體使用:澳門模式的理論探索及其對媒體生態研究的啟示
  • 1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度理解:①在面臨重大不確定性時(疫情時期),公眾會重新尋求權威性和可信度較高的資訊來源。澳門報業的“集中與多元並存”格局進一步強化了這種代際分化模式:《澳門日報》等主流報紙具有較強的權威性和影響力,而葡文報紙服務特定族群,體現了多元文化背景。表 4 各代際組別的報紙閱讀率變化代際組別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95 後 .85 .86 .59 .72 .70 .70 .51 .42 .45 .48 .50 .53 .74 .74 85 後 .80 .84 .81 .82 .78 .73 .64 .62 .64 .66 .67 .69 .74 .81 75 後 .88 .89 .90 .92 .84 .79 .74 .72 .73 .74 .75 .76 .82 .85 65 後 .85 .84 .89 .79 .83 .79 .76 .74 .73 .72 .71 .70 .70 .70 55 後 .80 .81 .79 .77 .74 .75 .70 .63 .59 .54 .50 .45 .61 .59 55 前 .73 .62 .70 .72 .59 .71 .62 .58 .55 .52 .50 .47 .50 .48 總數 .81 .80 .81 .80 .75 .74 .66 .64 .63 .63 .62 .61 .70 .68 加權 .83 .83 .79 .80 .77 .75 .67 .63 .63 .62 .62 .62 .70 .83 註: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某一代際組別在某一年的媒體使用比例。斜體和帶下劃線的部分是根據過去和臨近年份計算的估計值。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圖 3 各代際組別的報紙閱讀率變化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① Ball-Rokeach, S. J., and M. L. DeFleur. “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Media Effec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 no.1, 1976, pp. 3–21; Zhao, Zhilong. Media Trust and Dependency in a Health Crisis: Evidence from Macau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University of Macau, PhD dissertation. ProQuest, search.proquest.com/docview/31768904.
  • 17(二)電視收視的穩定性電視作為典型的“家庭媒體”,其使用模式深刻體現了家庭內部的代際關係和權力結構。①在澳門這樣以家庭為核心社會單位的華人社會中,電視收視行為往往是家庭成員間協商和妥協的結果,而非純粹的個體選擇。數據顯示,電視在所有媒體中呈現最強的使用韌性:各代際群體的使用率均維持在 0.87–0.96 的高位,14 年間僅出現輕微下降(表 5 和圖 4)。這種“高位穩定”模式在全球數字媒體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顯得尤為突出,體現了電視在澳門家庭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不可替代性。從代際差異的角度看,電視呈現出“扁平化”的使用分布:不同世代間的差異相對較小,且這種差異在研究期間保持相對穩定,這與桌面互聯網的“階梯式”分化和移動互聯網的“趨同式”發展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扁平化分布反映了電視作為家庭媒體的獨特性質:它不像個人媒體那樣完全受個體偏好和技能水平影響,而是在家庭內部的權力結構和協商機制下形成相對均衡的使用模式。澳門電視收視的高穩定性與其獨特的居住模式和家庭結構密切相關:由於土地稀缺,澳門家庭的居住空間相對緊湊,多代同堂的現象較為普遍,這種居住模式客觀上增加了家庭成員的共處時間。在這種環境下,電視觀看形成了“被動觀看”和“陪伴觀看”的複合模式:年長世代可能將電視視為主要的娛樂和資訊來源,他們的觀看行為相對主動和專注;而年輕世代雖然有更多的媒體選擇,但可能出於家庭生活的習慣,仍會參與共同觀看,他們的觀看更多帶有“陪伴”性質。這種“代際協商”機制使得電視在數字媒體衝擊下仍能保持較高的使用率。與報紙類似,電視在 2019–21 年間也出現了使用率回升,但幅度相對較小,這可能反映了電視在危機時刻的“資訊錨定”功能。表 5 各代際組別的電視收視率變化代際組別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95 後 .98 .96 .94 .96 .96 .95 .90 .90 .89 .88 .87 .86 .86 .8785 後 .96 .97 .92 .95 .93 .90 .92 .89 .89 .88 .88 .87 .82 .8975 後 .99 .96 .98 .94 .95 .92 .96 .93 .92 .91 .90 .89 .90 .9065 後 .99 .97 .97 .98 .96 .96 .96 .94 .94 .93 .92 .91 .93 .9155 後 .96 .98 .96 .96 .97 .96 .99 .94 .94 .93 .92 .91 .96 .9155 前 .99 .99 1.00 .95 .91 .97 .96 .97 .96 .95 .95 .94 .98 .96總數 .98 .97 .97 .96 .95 .94 .95 .93 .92 .91 .90 .89 .90 .91加權 .98 .97 .96 .96 .95 .94 .95 .92 .92 .91 .90 .90 .92 .91註: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某一代際組別在某一年的媒體使用比例。斜體和帶下劃線的部分是根據過去和臨近年份計算的估計值。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人口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① Morley, David.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Comedia, 1986.代際差異與小型社會中的媒體使用:澳門模式的理論探索及其對媒體生態研究的啟示
  • 1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圖 4 各代際組別的電視收視率變化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人口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三)廣播收聽的特定功能廣播在數字時代面臨嚴峻挑戰,但媒體生態理論認為,每種媒體都有其獨特功能定位。數據顯示,廣播呈現“倒 U 型”代際分布:“85 後”、“75 後”、“65 後”和“55 後”四個工作年齡世代保持穩定使用率(0.24–0.31),而“95 後”和“55 前”兩個極端世代維持較低水平(0.16–0.25)(表 6 和圖 5)。這種分布與澳門通勤文化密切相關。儘管地域狹小,但居住與工作地點分離,跨區通勤普遍,形成穩定通勤人群。廣播作為“伴隨媒體”,在駕車或乘坐公共交通時提供資訊娛樂,其聲音特性能與其他活動並行,在通勤場景中具有獨特優勢。廣播還承擔“資訊補充”功能,提供即時交通、天氣、股市等碎片化資訊,填補其他媒體空白。2019 年後廣播使用率回升,體現其在危機時刻(疫情時期)的“即時資訊”價值和“背景化”優勢。
  • 19表 6 各代際組別的廣播收聽率變化代際組別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95 後 .17 .17 .12 .21 .08 .14 .11 .11 .11 .11 .11 .11 .17 .16 85 後 .24 .31 .32 .25 .25 .22 .22 .23 .23 .23 .23 .23 .25 .24 75 後 .30 .41 .45 .40 .39 .27 .39 .38 .36 .35 .34 .33 .28 .31 65 後 .32 .32 .31 .22 .30 .24 .29 .30 .31 .32 .33 .34 .38 .30 55 後 .39 .28 .35 .25 .22 .31 .24 .23 .22 .21 .20 .19 .28 .26 55 前 .37 .22 .25 .21 .16 .24 .23 .21 .20 .18 .16 .15 .16 .25 總數 .33 .31 .33 .25 .24 .24 .24 .24 .24 .23 .23 .23 .26 .25 加權 .28 .29 .30 .26 .24 .24 .25 .25 .25 .24 .24 .23 .26 .26 註: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某一代際組別在某一年的媒體使用比例。斜體和帶下劃線的部分是根據過去和臨近年份計算的估計值。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人口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圖 5 各代際組別的廣播收聽率變化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人口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代際差異與小型社會中的媒體使用:澳門模式的理論探索及其對媒體生態研究的啟示
  • 2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五、代際差異的演變模式(一)三種演變模式的比較基於前述分析,澳門代際媒體使用差異呈現出三種截然不同的演變模式,為媒體使用的代際差異理論提供了類型體系上的貢獻。這三種模式分別對應不同的社會機制和技術特徵,體現了小型社會中媒體生態的複雜性和動態性。桌面互聯網的代際差異值在研究期間保持在 0.40–0.60 的高位,呈現“持續分化”特徵,這種模式的形成源於多重機制的共同作用。首先是“技能門檻效應”:桌面互聯網需要相對複雜的操作技能和學習投入,包括鍵盤操作、軟件使用、檔案管理等多項技能,形成了較高的使用門檻。年輕世代憑藉“數字原住民”優勢較易跨越這一門檻,而年長世代則面臨較大困難,這種技能差異隨着時間推移並未顯著縮小。其次是“功能需求分化”:桌面互聯網主要服務於工作、學習等“生產性”活動,不同代際群體對這類活動的需求存在結構性差異,年輕世代處於教育和職業發展階段,對桌面互聯網的生產功能需求較強,而年長世代則相對較弱。最後是“替代技術競爭”:隨着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年長世代更傾向於選擇操作更簡便的移動設備,而非學習使用桌面電腦,形成了“技術路徑依賴”,這種依賴進一步固化了代際差異。移動互聯網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演變軌跡,其代際差異值從 2013 年的峰值 0.47 快速下降至 2021 年的 0.06,呈現“快速趨同”特徵。這種模式的驅動機制體現了小型社會中技術擴散的獨特性。“社會必需性”是最重要的驅動因素:移動互聯網在澳門迅速成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特別是移動支付、健康碼等應用的普及,使得所有代際群體都被迫採用,這種強制性需求超越了個體偏好和技能差異。“技術友好性”進一步促進了趨同:相較於桌面互聯網,移動設備的觸屏操作更加直觀,降低了技術門檻,有利於年長世代的快速學習和適應。“網絡效應”在小型社會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旦某項移動應用達到用戶臨界數量,就會產生強大的網絡效應,推動全社會快速採用,這種效應在地理空間緊密的澳門表現得特別明顯。報紙、電視、廣播三種傳統媒體雖然具體表現不同,但都呈現出“波動平衡”的總體特徵:代際差異在一定範圍內波動,但未出現持續擴大或縮小的趨勢。這種模式反映了傳統媒體在數字時代的“生態位調整”和適應策略。“功能重新定位”是這種平衡的基礎:傳統媒體從主要資訊來源轉變為“補充性”和“應急性”媒體,在特定情境下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這種功能轉換使其能夠在數字媒體競爭中找到生存空間。“代際協商機制”在家庭和社會層面發揮重要作用:不同代際群體通過協商和妥協,維持了傳統媒體的一定使用水平,這種協商機制在小型社會中可能更加有效。“文化認同功能”為傳統媒體提供了額外的價值支撐:傳統媒體承載着特定的文化價值和身分認同,這種功能在小型社會中可能更加突出,成為維持使用率的重要因素。
  • 21表 7 澳門居民代際媒體使用差異媒體類別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桌面互聯網 .54 .56 .57 .60 .57 .53 .45 .47 .44 .39 .43 .48 .40 .48移動互聯網 .12 .16 .25 .29 .30 .47 .19 .13 .11 .09 .08 .07 .04 .06報紙 .08 .11 .17 .11 .14 .06 .14 .16 .17 .19 .21 .23 .16 .21電視 .02 .02 .04 .02 .03 .05 .05 .05 .05 .05 .05 .05 .10 .04廣播 .14 .12 .15 .10 .16 .08 .12 .13 .14 .14 .15 .15 .12 .07註: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某一代際群體在該年份的代際媒體使用差異。斜體和帶下劃線的部分是根據過去和臨近年份計算出的估計值。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人口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圖 6 澳門居民代際媒體使用差異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人口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二)澳門模式的理論意義澳門的經驗對傳統數字鴻溝理論提出了重要修正和補充。傳統理論主要關注“接入鴻溝”(access divide)和“使用鴻溝”(usage divide),前者強調技術設備和網絡連接的可及性差異,後者關注使用頻率和使用技能的差異,但澳門的案例揭示了第三種更為深層的類型:“功能鴻溝”(functional divide)。在澳門,不同代際群體對同一技術的功能需求可能存在根本差異:年輕世代將桌面互聯網視為生產工具,主要用於工作、學習和創作;年長世代則更多將移動互聯網視為生活工具,主要用於通訊、娛樂和日常服務。這種差異不是簡單的“有”與“無”的二元對立,而是“為甚麼用”和“怎麼用”的深層分化,體現了代際群體在技術認知和使用邏輯上的差異。這一發現需要後續訪談和田野調查的進一代際差異與小型社會中的媒體使用:澳門模式的理論探索及其對媒體生態研究的啟示
  • 2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步驗證,其對數字鴻溝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我們需要超越簡單的接入和使用指標,深入理解不同群體的技術使用動機和功能需求。澳門的媒體使用模式為媒體生態理論提供了“小型社會”的重要案例,豐富了我們對不同社會規模下媒體生態運作機制的理解。與大型社會相比,小型社會的媒體生態呈現出三個顯著特徵。首先是“高度互聯性”:不同媒體之間的相互影響更加直接和迅速,技術變遷的擴散速度更快,一種媒體的興衰往往會迅速影響到其他媒體的使用模式。其次是“社會驅動性”:媒體採用更多受社會需求而非個體偏好驅動,呈現出“集體行為”特徵,個體的媒體選擇更容易受到社會壓力和群體規範的影響。最後是“文化敏感性”:媒體選擇與文化認同、社會地位的關聯更加緊密,體現出更強的“象徵性”功能,媒體使用不僅是功能性行為,更是文化身分表達的重要方式。澳門的案例為 Mannheim 的代際理論提供了數字時代的新詮釋,深化了我們對代際差異的理解。研究發現,代際差異不僅體現在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上,更體現在技術使用的邏輯和策略上。①“數字原住民”與“數字移民”的區分在澳門得到了清晰驗證,但同時也顯示出這種區分的複雜性:同一個體在面對不同技術時可能同時表現出“原住民”和“移民”的特徵,這種複雜性提示我們需要更加細緻地理解代際差異的多維性和情境性。六、研究結論基於 2008–21 年的縱向分析,本研究識別出澳門代際媒體使用的三個核心特徵,構成了“澳門模式”的理論內核。首先是“技術分化與社會趨同並存”的雙重特徵:桌面互聯網呈現持續的代際分化,14 年間差異值始終維持在 0.40–0.60 的高位,體現了技術複雜性和功能需求對代際差異的固化作用;而移動互聯網則實現快速趨同,差異值從 2013 年的峰值 0.47 快速下降至 2021 年的 0.06,這種並存現象揭示了不同技術特徵與用戶需求的複雜互動,挑戰了技術決定論和社會決定論的單一解釋框架。其次是“危機驅動的媒體依賴”現象:2019–21 年間所有傳統媒體類型都出現使用率回升,其中報紙的回升最為明顯,“95後”群體的使用率從 0.53 躍升至 0.74,這一現象揭示了傳統媒體在不確定性環境中的“應急功能”,以及公眾在危機時刻對權威資訊來源的重新依賴。最後是“小型社會的網絡效應”:在地理空間緊密、社會網絡高度重疊的環境中,媒體使用呈現出強烈的“集體行為”特徵,個體選擇受社會壓力和示範效應顯著影響,這種效應在移動互聯網的快速普及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本研究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對既有理論框架的補充和發展。對數字鴻溝理論而言,本研究提出“功能鴻溝”概念,強調代際差異不僅在於技術接入和使用頻率,更在於使用① Mannheim, Karl.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aul Kecskemeti, Routledge, 1952, pp. 276–322.
  • 23目的和方式的深層分化,這一概念豐富了數字鴻溝理論的內涵,為理解數字時代的社會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視角。對媒體生態理論而言,本研究揭示了小型社會媒體生態的獨特機制,包括高度互聯性、社會驅動性和文化敏感性,這些特徵與大型社會形成鮮明對比,為媒體生態理論提供了重要的類型體系上的補充。對代際理論而言,本研究在數字時代背景下重新詮釋了 Mannheim 的代際理論,強調技術使用邏輯的代際差異,並揭示了“數字原住民”與“數字移民”區分的情境及其複雜性。澳門作為小型多元社會的代表,其媒體使用模式對理解全球化時代的媒體變遷具有重要的國際意義。特別是對於其他小型社會(如新加坡、香港、愛爾蘭、盧森堡等),澳門的經驗提供了有價值的比較基準,這些社會在地理規模、人口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澳門的媒體使用模式可以為理解這些社會的媒體變遷提供理論參考。同時,澳門的案例也為大型社會中的“小型社區”(如城市社區、族群社區、職業社區等)的媒體使用研究提供了理論啟示,這些社區雖然嵌入在大型社會中,但在內部往往表現出類似小型社會的特徵,澳門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社區的媒體使用模式和變遷機制。代際差異與小型社會中的媒體使用:澳門模式的理論探索及其對媒體生態研究的啟示
  • 24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楊清玄 張光南[ 摘 要 ] 本文採用 221 家中國智庫的數據資料,通過負二項迴歸和定性比較分析結合的方法,分析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智庫能顯著提高其決策、社會和學術影響力;智庫負責人的行政級別是影響智庫三個領域的影響力的關鍵因素。此外,人員規模較大的智庫更容易獲得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而智庫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對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具有提升效果。研究進一步揭示了智庫影響力形成過程中多因素交互作用的複雜性,指出對於大灣區外的智庫而言,負責人的工作年限與其他條件的結合對影響力產生重要作用。最後,本文通過採用比以往研究更廣泛且多樣化的數據集,提高了研究結果的無偏性,有助於深化對智庫在區域政策規劃中影響力的理解。[ 關鍵詞 ] 智庫 社會影響力 決策影響力 學術影響力 粵港澳大灣區一、引言智庫是一種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它們在全球社會發揮了多樣化的作用。①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決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國際影響力的新型智庫。②目前,中國智庫建設成效顯著。截止 2023 年 12 月,中國內地擁有 1,096 家智庫,研究主要集中於經濟、社會發展、科技、區域發展,並且從數量增長階段跨越到品質提高階段。③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在中國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④並作者簡介:楊清玄(通訊作者),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張光南,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① McGann, James G.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 January 2021, www.bruegel.org/sites/default/files/wp-content/uploads/2021/03/2020-Global-Go-To-Think-Tank-Index-Report-Bruegel.pdf. Accessed 19 August 2025.②〈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國家 “ 十四五 ” 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中國政府網,2022 年 4 月 27 日,www.gov.cn/xinwen/2022-04/27/content_5687532.htm,2025 年 5 月 2 日讀取。③吳宇:〈總數超千家: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正從數量發展步入高品質發展新階段〉,新華網,2024 年 7 月 19 日,sh.news.cn/20240719/ec3b44fd68ae48b7b3ecce7fb36ad9d9/c.html,2025 年 5 月 2 日讀取。④〈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國政府網,2019 年 2 月 18 日,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70836.htm,2025 年 5 月 2 日讀取。‧論文 | 區域研究‧
  • 25且擁有“打造高品質發展典範的首要任務”,①與其相關的研究將有助於各界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此外,智庫能在大灣區規劃過程中起到強大的策略支援作用,本文涉及的221 家中國智庫涵蓋了大灣區大部分研究的範圍,研究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對於強化大灣區的科學決策能力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雖然現有文獻研究了智庫的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然而大部分研究僅將中國的智庫分為半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這種方法無法反映國家高端智庫和高校智庫的影響力特徵。同時,對於大灣區的研究而言,現有研究雖然分析了政策在大灣區發展中的重要作用,②然而未從智庫對大灣區政策影響力的角度開展定量分析。在研究方法方面,現有關於智庫的研究僅使用計量迴歸方法而未結合定性比較分析,無法反映出智庫影響力產生的複雜性。③在量化指標方面,現有研究未全面控制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等變量對智庫影響力的作用,導致結果有偏。④因此,本文利用定量分析和定性比較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採用中國 221 家智庫的資料,將智庫分為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全面考慮機構、負責人和環境三方面的影響因素,實證分析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對其影響力有重要作用。就機構特徵而言,根據現有文獻,智庫等機構的類別、規模、地理位置、歷史、國際合作對其影響力有重要作用。⑤對於負責人特徵而言,性別、研究論文數量、科研經驗、專業性水平、是否專門從事專業化活動對其影響力有重要作用。⑥在環境特徵方面,城市人口數量、社會市場化①〈粵港澳大灣區:打造高品質發展典範〉,中國政府網,2019 年 3 月 1 日,www.gov.cn/zhengce/2019-03/01/content_5369478.htm,2025 年 5 月 2 日讀取。②張福磊:〈多層級治理框架下的區域空間與制度建構:粵港澳大灣區治理體系研究〉,《行政論壇》(哈爾濱),第 3 期,2019 年,頁 95–102;鍾韻、胡曉華:〈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與制度創新:理論基礎與實施機制〉,《經濟學家》(成都),第 12 期,2017 年,頁 50–57。③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④陳升、孟漫:〈智庫影響力及其影響機理研究——基於 39個中國智庫樣本的實證研究〉,《科學學研究》(北京),第 9 期,2015 年,頁 1305–12。⑤ Eising, Rainer. “The Access of Business Interests to EU Institutions: Towards Élite Pluralism?” EU Lobbying: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Coen, Routledge, 2007, pp. 52–71; 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 Fren-ken, Koen, et al. “What Drives University Research Performance? An Analysis using the CWTS Leiden Ranking data.”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vol. 11, no. 3, 2017, pp. 859–72; Arroyo-Machado, Wenceslao, et al. “From Academic to Media Capital: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Scientific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Translate into Wikipedia Attention?”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75, no. 4, 2024, pp. 423–37.⑥ Puertas, Rose, et al. “Are Female Researchers More Efficient? An analysis of Gender in a Spanish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cientometrics, vol. 128, no. 12, 2023, pp. 6611–32; Birkholz, Julie M., et al. “Driver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Visibility: A Study of UK HEIs Social Media Use vs.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SSI, 2015, pp. 502–13; Ramos, Raúl, et al. “A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ublications by Spanish Universities between 1994 and 2004.” Scientometrics, vol. 71, no. 1, 2007, pp. 117–44; 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 Eising, Rainer. “The Access of Business Interests to EU Institutions: Towards Élite Pluralism?” EU Lobbying: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Coen, Routledge, 2007, pp. 52–71.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
  • 2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水平、地區知識發展水平對智庫影響力的作用不容忽視。①現有文獻聚焦於大灣區的政策實施效果、理論基礎以及協同發展要素,但缺少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的量化研究。在研究政策實施效果方面,一些文獻分析了政策在物流效率和香港青年國家身分認同方面的實施效果。②在理論基礎探索方面,有學者分別分析了大灣區政策制定的多層級治理框架,以及區域合作制度創新的理論依據與實施機制。③而在協同發展方面,粵港澳創新要素自由流通和跨境區域協調是主要的研究課題。④然而,較少研究量化分析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影響力。除此之外,現有智庫研究存在智庫分類不完善的問題,以及只採用定量分析而無法反映智庫影響力產生的複雜性問題。對於智庫分類而言,目前普遍採用的智庫分類方法無法反映國家高端智庫和高校智庫的影響力特徵。⑤在實證方法上,目前普遍採用的計量方法因未結合定性比較分析,導致研究結果難以充分呈現智庫影響力產生過程中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複雜性。⑥對現有文獻存在的問題,本文嘗試在以下方面進行改進:第一,針對現有文獻採用的智庫分類方法無法反映國家高端智庫和高校智庫的影響力特徵的問題,本文基於智庫的成立背景、研究內容、組織框架、功能定位,將智庫分為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比較和考察三類智庫的政策影響力模式。第二,大灣區的研究方面,現有文獻分析了大灣區的政策實施效果、理論基礎,以及協同發展要素,較少文獻從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的角度進行研究。因此,本文研究智庫對大灣區政策影響力的影響因素,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第三,實證方法和計量技術方面,現有文獻主要採用了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簡稱 OLS)。然而,該方法忽略了智庫的影響力往往是離散變量的特徵,進而可能造成估計量的偏誤。其次,雖然採用計量迴歸方法可以估計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每個變量對智庫影響力的作用,但忽略了智庫對政策的影響力的複雜性,即不同的變量結合起來對① Bettencourt, Luís M. A., et al. “Growth, Innovation, Scaling, and the Pace of Life in C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4, no. 17, 2007, pp. 7301–6; Eikenberry, Angela. M. “Refusing the Market: A Dem-ocratic Discourse for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 38, no. 4, 2009, pp. 582–96;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② Hong, Shuquan, et al. “A Study on the Policy Effec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on Logistics Efficiency.” Sustainability, vol. 15, no. 2, 2023, p. 1078; Fu, Chengzhe, et al. “How China’s Great Bay Area Policies Affect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Youth – A Study of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3, no. 8, 2023, p. 644.③張福磊:〈多層級治理框架下的區域空間與制度建構:粵港澳大灣區治理體系研究〉,《行政論壇》(哈爾濱),第 26 卷,第 3 期,2019 年,頁 95–102;鍾韻、胡曉華:〈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與制度創新:理論基礎與實施機制〉,《經濟學家》(成都),第 12 期,2017 年,頁 50–57。④劉雲剛等:〈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區域協調:現狀、問題與展望〉,《城市觀察》(廣州),第 1 期,2018 年,頁 7–25;葉林、宋星洲:〈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協同創新系統:基於規劃綱要的視角〉,《行政論壇》(哈爾濱),第 3 期,2019 年,頁 87–94。⑤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⑥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 27智庫的影響力所產生的作用,從而無法獲得完整的結論。此外,現有文獻在通過計量迴歸方法進行分析時,往往未能全面控制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從而導致結果出現偏差。對此,本文通過分析智庫影響力的分布特徵,以及統計量特徵,充分考慮智庫影響力的離散型和非均等分散性,採用計數模型中的負二項迴歸,在迴歸模型中全面控制了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同時採用定性比較分析,以考慮智庫影響力的複雜性。二、研究設計(一)數據來源智庫的機構特徵和負責人特徵數據來自 247 家智庫官方網站,其中包括 25 家國家高端智庫、31 家省(市)社科院和 191 家高校智庫。智庫的環境特徵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局“國家數據庫”(2018 年)。智庫的學術影響力資料來自中國知網 “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資料則來自中國知網“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各影響力的統計資料日期範圍設定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1 日。本文對樣本作出如下處理:(1)將既屬於國家高端智庫也屬於省(市)社會科學院(或高校智庫)(共 3 所)均歸類為國家高端智庫,因為國家高端智庫同時擁有了其他兩類智庫所涉及的全部資源;(2)使用智庫人員數量代替智庫資金來表示智庫規模,因為資金充足的機構往往會僱用更多的員工;①(3)剔除解釋變量中出現數據缺失的智庫,最後樣本涉及 221 家智庫,包括 23 家國家高端智庫、29 家省(市)社會科學院,以及 169 家高校智庫。(二)變量說明與模型設計(1)變量說明與描述性統計本文以大灣區政策規劃為研究場景,其涉及“一國兩制”實踐深化、跨境要素流動協同等複雜議題,極需智庫提供專業支撐與多元解決方案。基於 Johan Galtung 的社會結構理論(將政策參與者劃分為決策核心、中心、邊緣區域三層),②結合 Xufeng Zhu 的研究框架,③將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影響力設定為學術、決策、社會三種影響力:決策影響力聚焦對核心層政策制定者的規劃建言與方案供給,學術影響力面向中心層專業群體的共識凝聚與理論創新,社會影響力側重對邊緣層公眾的認知引導與認同構建。這一設定既契合大灣區政策規劃對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現實需求,也完整覆蓋了智庫在政策制定、專業傳播、①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② Galtung, Johan. “Foreign Policy Opinion as a Function of Social Posi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1, no. 3/4, 1964, pp. 206–31.③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
  • 2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社會動員中的全鏈條作用,確保因變量測量的系統性與針對性。學術影響力:基於 Minga Negash、Leila Tahmooresnejad 等人思路,①本文採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智庫發表的、和粵港澳大灣區相關的論文數量來表示智庫的學術影響力。決策影響力:根據陳升和孟漫的研究方法,②本文採用“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中智庫在黨報對於大灣區報導的出現條數表示智庫的決策影響力,並根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報刊導航”中的黨報和黨刊目錄,選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解放軍報》及其他 34 家省級黨報,共 38 家黨報作為資料來源。選取黨報作為資料來源是因為黨報以決策參考或內參的形式與黨政部門的各級領導建立直接聯繫,對決策結果的影響十分重要。例如,遠明智庫創辦人莫遠明在 2020 年撰寫的關於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決策建議被新華社採納,當年重慶市 “兩會”將該建議列為重點提案,相關的理論文章也在《經濟日報》及《重慶日報》上刊發。上述建議通過黨報傳播後,更獲四川省領導批轉至省發展改革委進行研究和推動。③社會影響力:參考 Andrew Rich 和 R. Kent Weaver 的方法,④本文採用“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中智庫在媒體(不包括黨報)對於大灣區報導的出現條數表示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在智庫影響力的影響因素選擇上,本文根據現有研究將變量分為三個部分: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在機構特徵上,我們使用智庫的類型、規模(人員數量)、地理位置和歷史作為衡量智庫機構特徵的變量。智庫類型包括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具體而言,國家高端智庫用於“錨定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聚焦牽動全局的重要課題”,和黨中央、國務院聯繫緊密;⑤省(市)社會科學院是省(市)委、省(市)政府直接領導的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與本地政府聯繫緊密;⑥高校智庫是附屬於高校的常設機構,擁有學科和人才等資源優勢。另外,表示智庫規模的人員數量以萬人來計算。對於智庫地理位置,現有文獻表明由於時間和資源有限,位於媒體集聚地的機構更容① Negash, Minga, et al. “Factors Impacting Accounting Research Outpu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vol. 51, no. 2, 2019, pp. 170–92; Tahmooresnejad, Leila, et al. “The Role of Public Funding in Nanotechnology Scientific Production: Where Canada Stands in Comparison to the United States.” Scientometrics, vol. 102, no. 1, 2015, pp. 753–87.②陳升、孟漫:〈智庫影響力及其影響機理研究——基於 39個中國智庫樣本的實證研究〉,《科學學研究》(北京),第 9 期,2015 年,頁 1305–12。③童浩:〈智庫專家莫遠明:資政建言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走深走實〉,今日頭條,2025 年 5 月 19 日,www.toutiao.com/article/7506074799412642367/?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wid=1750474085489,2025 年 6 月 21 日讀取。④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⑤楊麗娜、程宏毅:〈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一周年回顧與研究中國智庫影響力的實證研究與政策建議〉,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 年 12 月 1 日,theory.people.com.cn/n1/2016/1201/c40531-28917210.html,2025 年 5 月2 日讀取。⑥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項目組:〈中國智庫影響力的實證研究與政策建議〉,《社會科學》(上海),第 4 期,2014 年,頁 4–21。
  • 29易被媒體報導,①因此,智庫地理位置指標的設定應當考慮媒體集聚地。鑑於 63.38% 關於大灣區政策的新聞是由大灣區記者報導的,因此採用智庫是否位於大灣區來表示智庫的地理位置。本研究中,雖然智庫是否位於大灣區與智庫所在省份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均為與智庫所在地有關的變量,但是二者並不重複。理由如下:(1)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無法衡量當地媒體接觸智庫的便利性,因此有必要加入是否位於大灣區的地理位置變量;(2)中國地區的發展存在差異,有必要進行全國範圍的調查來充分分析智庫的影響力,②地理位置變量不足以衡量智庫所在地區的全部情況,因此還有必要考慮其他地區特徵的變量,有文獻指出,智庫所在省份的知識發展指數(Innovation Knowledge Diffusion Index,簡稱 IKDI)和各省人均 GDP 擁有較強的正相關關係,③據此有必要包括智庫所在省份人均GDP;(3)大灣區包括廣東省九個相鄰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其與省份(直轄市)不是同級概念;(4)在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檢驗中,並沒有發現上述兩個變量存在多重共線性。對於智庫歷史,鑑於智庫歷史與影響力的關係不一定為線性關係,本文基於 Zhu 的研究思路,④將 1990 年前成立的歷史悠久的智庫的歷史變量設為 1,將 1990 年後成立的歷史較為短暫的智庫的歷史變量設為 0。在機構的負責人特徵上,由於智庫負責人在建立智庫的關係網絡時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因此將智庫負責人作為分析對象,並使用智庫負責人的行政級別、學歷、海外留學經歷和在智庫的工作經驗作為負責人特徵的指標。⑤第一,智庫負責人的行政級別決定了他的行政聯繫,⑥行政級別是負責人的社會身分標識,可以説明他擴展的社會網絡,⑦因此智庫負責人的行政級別可以被用來衡量他的行政聯繫和人際關係網絡。由於中國國家幹部採用的是“下管一級”的管理體制,⑧省部級及以上的負責人和中央決策層的聯繫比其他級別的負責人和中央決策層的聯繫更密切,因此,本文將省部級及以上負責人的行政級別設為 1,省部級以下負責人的行政級別設為 0。第二,負責人的學歷(博士、碩士互斥,基準組為本科及以下)與海外留學經歷(含學位、訪學等)反映專業水平與國際視野,碩博無重複,留學經歷雖與學歷樣本重疊但維度機制不同,無計量重複,可共入模型。此外,負責人在①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②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③胡鞍鋼、熊義志:〈我國知識發展的地區差距分析:特點、成因及對策〉,《管理世界》(北京),第 3 期,2000 年,頁 5–17、216。④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⑤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⑥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⑦朱旭峰:〈中國政策精英群體的社會資本:基於結構主義視角的分析〉,《社會學研究》(北京),第 4 期,2006 年,頁 86–116。⑧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北京),第 7 期,2007 年,頁 36–50。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
  • 3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①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②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③胡鞍鋼、熊義志:〈我國知識發展的地區差距分析:特點、成因及對策〉,《管理世界》(北京),第 3 期,2000 年,頁 5–17、216。智庫的工作經驗代表了他在該智庫積累的、對於某個政策問題的專業知識,本文僅計算同一智庫的工作經驗。①在環境特徵上,本文使用智庫所在省份的 2018 年人均 GDP 來衡量智庫所處環境。Zhu 的研究表示,智庫所在省份的知識水平決定了當地受眾對智庫政策思想的接受程度,進而決定了智庫的政策影響力。②又因為用於衡量各省知識發展水平的知識發展指數和中國各省的人均 GDP 有很強的正相關關係,③因此可以使用智庫所在省份的人均 GDP 來替代各省的知識發展指數。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涉及指標的說明如下表所示(表 1)。表 1 變量說明與統計描述變量類型 變量名與符號 指標說明(單位) 觀測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被解釋變量智庫影響力學術影響力A智庫發表和大灣區有關的論文數量(篇)221 0.92 4.77 0 48社會影響力S智庫在媒體(不包括黨報)對於大灣區報導的出現條數(條)221 12.37 67.11 0 720決策影響力D智庫在黨報對於大灣區報導的出現條數(條)221 3.47 18.92 0 202解釋變量智庫機構特徵國家高端智庫Top是否是國家高端智庫,1 = 是,0 = 否(無量綱)221 0.10 0.31 0 1省(市)社會科學院Ss是否是省(市)社科院智庫,1 = 是,0 = 否(無量綱)221 0.13 0.34 0 1高校智庫 Edu是否是高校智庫,1 = 是,0 = 否(無量綱)221 0.76 0.43 0 1規模 Size 智庫的人員數量(萬人) 221 0.07 0.08 0.0007 12地理位置 Location是否位於大灣區,1 = 是,0 = 否(無量綱)221 0.05 0.23 0 1歷史 History1 = 智庫成立於1990 年前,0 = 智庫成立於 1990 年後(無量綱)221 0.29 0.46 0 1
  • 31變量類型 變量名與符號 指標說明(單位) 觀測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智庫負責人特徵行政級別 Rank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是否為省部級及以上,1 = 是,0 = 否(無量綱)221 0.11 0.31 0 1博士學歷 PhD1 = 智庫負責人學歷為博士,0 = 智庫負責人學歷為博士以下(無量綱)221 0.77 0.42 0 1碩士學歷 Ms1 = 智庫負責人學歷為碩士,0 = 智庫負責人學歷為碩士以下(無量綱)221 0.14 0.35 0 1海外留學經驗Overseas1 = 智庫負責人有海外留學經歷,0 = 智庫負責人沒有海外留學經歷(無量綱)221 0.25 0.43 0 1工作年限 Year智庫負責人在智庫工作的年限(年)221 15.18 7.25 2 42環境特徵所在省份人均 GDPGDP智庫所在省份 2018 年的人均 GDP(萬人民幣)221 10.13 3.97 1.49 14.02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 年 6 月 1 日讀取;各智庫官網。(2)研究方法由於智庫的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不滿足最小二乘法中誤差項服從正態分布基本假設,具體而言,計數資料的標準分布存在的異方差會導致最小二乘法迴歸估計出現有偏的結果。①對此,該計量分析應當考慮泊松迴歸(Poisson regression),零膨脹負二項迴歸(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和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而進一步分析顯示,被解釋變量的方差大於均值,三種迴歸的 alpha 檢驗值均顯著(即拒絕了泊松迴歸);且三種迴歸的 Vuong 檢驗值均不顯著(即拒絕了零膨脹負二項迴歸),故本文採用負二項迴歸模型。對此,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的基本模型如下:①黃榮貴、桂勇:〈社會網絡規模的影響因素 :不同估計方法的比較〉,《社會學研究》(北京),第4期,2010年,頁 106–25、244–45。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
  • 3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1)(2)(3)其中 Ai、Si、Di 分別是智庫 i 的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Topi 和 Ssi 是智庫 i 的類別,具體分別指國家高端智庫和省(市)社會科學院。②智庫的機構特徵 Sizei、Locationi 和 Historyi 分別是智庫 i 的規模、地理位置和歷史。智庫負責人特徵 Ranki、PhDi、Msi、Overseasi 和 Yeari 分別是 i 智庫負責人的行政級別、博士學歷、碩士學歷、海外留學經驗和在智庫的工作年限。環境特徵 GDPi 表示智庫 i 所在省份在 2018 年的人均GDP。αi、λi 以及 μi 是隨機誤差項。三、實證結果本文採用中國 221 家智庫資料,結合負二項迴歸模型和定性比較分析的方法,分析在大灣區規劃背景下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影響力的影響因素。為進一步確定不同類型智庫影響力的影響因素,本文在後續的分析中將採用定性比較分析對負二項迴歸結果進行補充和驗證。本文使用 Stata 14.1 軟件對模型 1、2 和 3 進行負二項迴歸分析,研究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初步結果見下表(表 2)。①由於泊松回歸與負二項迴歸的隨機誤差項體現在其均值函數中,因此未以顯式形式呈現在均值函數中。②本文選取“高校智庫(Edu)”作為基準參照組,通過在模型中控制“國家高端智庫(Top)”與“省(市)社會科學院(Ss)”兩個變量實現三類智庫的區分:當“Top = 1、Ss = 0”時,代表智庫類型為“國家高端智庫”;當“Top = 0、Ss = 1”時,代表智庫類型為“省(市)社會科學院”;當“Top = 0、Ss = 0”時,即表示智庫類型為“高校智庫(Edu)”。
  • 33表 2 關於智庫因素的學術、社會與決策影響力的負二項迴歸引數因變量:學術影響力 因變量:社會影響力 因變量:決策影響力Nbreg Margins Nbreg Margins Nbreg Margins(1) (2) (3) (4) (5) (6)智庫機構特徵Top4.392***(6.02)0.201**(2.34)5.965***(8.37)1.299***(2.76)5.773***(8.06)0.165*(1.81)Ss1.660*(1.81)0.076*(1.85)3.573***(4.01)0.778**(2.54)3.540***(3.86)0.101*(1.80)Size0.371(0.58)0.021(0.58)0.145**(2.42)0.005*(1.84)0.045**(2.31)0.002(1.23)Location3.154***(4.70)0.145**(2.36)3.953***(7.35)0.5861***(3.03)4.101***(5.97)0.117**(1.97)History0.997*(1.78)0.046(1.32)-0.168(-0.29)-0.367(-0.29)0.332(0.69)0.009(0.61)智庫負責人特徵Rank1.415**(2.10)0.065*(1.93)0.451 (0.59)0.983(0.66)1.804**(2.07)0.052**(2.39)PhD-0.201(-0.40)-0.009(-0.40)-0.109(-0.22)-0.024(-0.22)-1.143***(-2.78)-0.032(-1.47)Ms-0.776(-1.35)-0.036(-1.10)0.201(0.24)0.044(0.23)-0.799(-1.39)-0.023(-1.24)Overseas0.022(0.03)0.001(0.03)0.491(0.79)0.107(0.81)1.821***(2.58)0.052(1.39)Year0.029(1.27)0.001(1.09)0.020(0.89)0.004(0.92)0.039*(1.69)0.001(1.37)環境特徵GDP-0.076(-0.35)-0.003(-0.33)0.068*(1.84)0.002*(1.70)0.038(0.88)0.004(0.82)Observations 221 221 221 221 221 221R2 0.283 / 0.247 / 0.328 /Chi2 129.14[0.000]/521.95 [0.000]/531.18 [0.000]/Likelihood -110.241 / -218.996 / -133.423 /註:括弧內為 z 值,***、** 和 * 分別表示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顯著。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 年 6 月 1 日讀取;各智庫官網。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
  • 3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從表 2 第(3)列和第(5)列看出,規模是影響智庫社會和決策影響力的主要因素。這說明智庫的規模越大,越容易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產生影響力。該結果與國內外大部分研究的結論一致。①一方面,較大的智庫能引起決策層注意,從而更容易獲得決策影響力;②另一方面,智庫大量的員工能成為媒體新聞素材,新聞價值較高,因此更容易被媒體報導。③此外,第(1)列顯示,規模對學術影響力不顯著,這說明學術影響力的市場化水平不高。而社會影響力與決策影響力的市場化水平較高,與 2004 年的水平相比有所提高。④第(1)、(3)、(5)列顯示,國家高端智庫的迴歸參數在 1% 的置信水平下均顯著為正,且在數值大小上,國家高端智庫的參數均大於省(市)社科院智庫的參數。這說明國家高端智庫比其他兩類智庫,更容易獲得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影響力。進一步而言,這表明國家高端智庫建設成效顯著,有效產生了影響力。此外,省(市)社科院智庫的各行的參數均顯著為正,說明省(市)社會科學院比高校智庫更容易產生影響力。這表明省(市)社會科學院建設成效顯著,與決策中心的聯繫密切,因此更容易產生影響力。第(1)、(3)、(5)列顯示,地理位置的各列的參數均顯著正,說明位於大灣區的智庫更容易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產生影響力。這是因為大灣區的媒體承擔了大部分關於大灣區的報導工作,這些媒體直接報導當地智庫可以大幅度提升效率,⑤因此增強了大灣區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其次,大灣區的多元性、開放性和互鑑性為本地智庫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⑥更有利於本地智庫產生影響力。最後,部分位於大灣區智庫的研究話題與大灣區規劃高度相關,更容易對大灣區規劃產生影響力。從第(1)列和第(5)列看出,行政級別是影響智庫學術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的重要因素,說明省部級及以上的負責人比其他負責人更容易獲得影響力。Ruixue Jia 等人和李春生的研究均支持這一結論。其中,Jia 等人聚焦學術影響力層面,其研究發現中國 985 /211 高校經濟學院的院長在擔任行政職務後,年均論文發表量顯著增加 0.7 篇,核心驅動因素在於院長掌握的行政資源配置權及其伴隨的影響力;李春生則針對決策影響力層面提出,行政級別帶來的幹部高配機制能通過形成政治勢能、構建隱性權力結構、彌合資訊不對稱,塑造決策權威並凝聚行政共識,進而強化對決策過程的影響。⑦上述研究從學術、決策兩① 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陳升、孟漫:〈智庫影響力及其影響機理研究 —— 基於 39 個中國智庫樣本的實證研究〉,《科學學研究》(北京),第 9 期,2015 年,頁 1305–12。② Eising, Rainer. “The Access of Business Interests to EU Institutions: Towards Élite Pluralism?” EU Lobbying: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Coen, Routledge, 2007, pp. 52–71.③ Jonkman, Jeroen G. F., et al. “To Pass or Not to Pass: How Corporate Characteristics Affect Corporate Visibility and Tone in company News Coverage.” Journalism Studies, vol. 21, no. 1, 2020, pp. 1–18.④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⑤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⑥林志鵬、孫海燕:〈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建設的定位與路徑〉,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站,2019 年 1 月 21 日,the-ory.people.com.cn/n1/2019/0121/c40531-30579585.html,2025 年 5 月 2 日讀取。⑦ Jia, Ruixue, et al. “Power and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Academ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47, no. 4, 2019, pp. 792–805;李春生:〈幹部高配:一種基於政治勢能的治理工具〉,《中國行政管理》(北京),第 2期,2025 年,頁 72–81。
  • 35個維度共同印證了行政級別對前述兩種影響力的促進作用。此外,第(3)列表明,行政級別對社會影響力不顯著。這是因為有行政級別的智庫以服務政府為核心,極少向公眾提供免費知識產品,導致公眾獲取成果難度大,難以形成廣泛社會影響力;同時,其行政化、衙門化屬性使其側重政策解釋而非優質知識生產,研究成果內容同質化且缺乏思想交流,無法引發公眾關注與共鳴。①第(5)列顯示,工作年限是影響智庫決策影響力的主要因素,說明擁有工作年限長的負責人的智庫更容易獲得決策影響力,這是因為工作年限長的負責人積累了針對某項政策問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②從而有利於領導智庫獲得決策影響力。第(3)列顯示,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是影響智庫社會影響力的主要因素。這說明人均 GDP 高的省份,知識發展水平更高,③當地的受眾更容易接受、理解和交流智庫的政策觀點,④從而使得智庫更容易獲得社會影響力。其次,(1)、(5)列顯示,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對於學術影響力與決策影響力不顯著。這說明公眾的知識發展水平對智庫的社會影響力至關重要,但是地區知識發展水平與學者和決策者的關聯度不高。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工作年限僅在 10% 的顯著水平下對智庫的決策影響力有所增強,對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沒有顯著作用,而負責人教育背景,即博士學歷、碩士學歷、海外留學經驗,在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下的迴歸參數均不顯著。這說明智庫負責人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經驗對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和學術影響力的作用並不直接,而是作為傳達負責人身分和能力的信號,通過負責人的行政關係網絡來產生政策影響力。⑤此外,通過變異數膨脹因子檢驗,本文沒有發現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第二,規模僅在 10% 的顯著水平下顯著增加了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說明規模不是影響智庫社會和決策影響力的關鍵因素。這是由於中國政策諮詢市場中,智庫規模和影響力的關係不是非常密切。⑥第三,行政級別對社會影響力的影響係數不顯著,說明行政級別不是智庫社會影響力的關鍵因素。相比之下,智庫類別和地理位置對智庫的社會影響力更為關鍵。第四,歷史在各列的係數均不顯著,說明智庫的歷史不是智庫影響力的關鍵因素。而且,Zhu、⑦ Andrew ①王軍:〈中國需要甚麼樣的智庫?〉,湖南智庫網,2016 年 3 月 17 日,www.hnzk.gov.cn/zhikuyanjiu/2665.html,2025 年 11 月 5 日讀取。②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③胡鞍鋼、熊義志:〈我國知識發展的地區差距分析:特點、成因及對策〉,《管理世界》(北京),第 3 期,2000 年,頁 5–17、216。④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⑤朱旭峰:〈中國政策精英群體的社會資本:基於結構主義視角的分析〉,《社會學研究》(北京),第 4 期,2006 年,頁 86–116;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⑥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⑦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
  • 3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Rich 和 R. Kent Weaver 的研究均支持該結論。①第五,所在省份人均 GDP 對學術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的影響係數不顯著,說明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不是智庫的學術和決策影響力的關鍵因素。四、定性比較分析(一)定性比較分析典型案例樣本的選取與單項前因條件的必要性與充分性分析上文的計量模型檢驗只是基於智庫類別的虛擬變量對智庫的影響力進行初步量化分析,由於國家高端智庫和省(市)社科院的資料過少,為單獨分析每類智庫影響力的影響因素,需要採用定性比較分析進行補充。社會現象之所以複雜且難以解釋,是因為不同的與原因相關的條件共同結合起來以某些方式產生一個特定的結果。②定性比較分析關注多個不同的條件變量如何以“組合”的形式影響最終的結果。此外,定性比較分析的等效性(equifinality)提供了實現相同結果的不同路徑。不過,根據 William Roberts Clark 等學者的研究,在最小二乘法模型中,交互項也可以探究其充分、必要條件。③本文餘下部分採用定性比較分析法,對同樣的 221 個智庫樣本進行分析,考察多個不同的條件變量如何以“組合”的形式影響智庫的三類影響力,以對負二項迴歸的檢驗結果進行補充和驗證。根據定性比較分析慣例,對於大樣本的研究,條件個數可以超過七個變量,④但是上述拓展要遵循理論驅動原則,以避免有限多樣性的問題。⑤鑑於高學歷以及海外留學經歷都是典型的教育背景能力和身分的體現,⑥可將智庫負責人學歷和海外留學經歷合併為負責人教育背景這一單一條件以減少變量數目,並且該合併方法屬於組態理論化中的第一步界定範圍。⑦研究對前因要素和被解釋結果進行了定義和編碼(表 3),在閾值選取上,將智庫規模、負責人工作年限以及智庫所在省份 2018 年的人均 GDP 的閾值設為其中位數。①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②毛湛文:〈定性比較分析(QCA)與新聞傳播學研究〉,《國際新聞界》(北京),第 38 卷,第 4 期,2016年,頁 6–25。③ Clark, William Roberts, et al. “A Simple Multivariate Test for Asymmetric Hypotheses.” Political Analysis, vol. 14, no. 3, 2006, pp. 311–31; Giménez-Espert, María del Carmen, et al. “Evaluation of Emotional Skills in Nursing Using Regression and QCA Models: A Transversal Study.” Nurse Education Today, vol. 74, 2019, pp. 31–37.④徐廣平等:〈環境與組織因素組態效應對公司創業的影響 —— 一項模糊集的定性比較分析〉,《外國經濟與管理》(上海),第 1 期,2020 年,頁 3–16。⑤杜運周、賈良定:〈組態視角與定性比較分析(QCA):管理學研究的一條新道路〉,《管理世界》(北京),第 6 期,2017 年,頁 155–67。⑥朱旭峰:〈中國政策精英群體的社會資本:基於結構主義視角的分析〉,《社會學研究》(北京),第 4 期,2006 年,頁 86–116。⑦ Furnari, Santi, et al. “Capturing Causal Complexity: Heuristics for Configurational Theoriz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46, no. 4, 2021, pp. 778–99.
  • 37表 3 前因要素、被解釋結果的定義與二元編碼(定性比較分析)代碼及名稱 編碼為 1 編碼為 0前因要素Top 國家高端智庫 智庫為國家高端智庫 智庫不是國家高端智庫Ss 省(市)社會科學院 智庫為省(市)社會科學院 智庫不是省(市)社會科學院Edu 高校智庫 智庫為高校智庫 智庫不是高校智庫Size 智庫規模 智庫規模大於或等於 68 人 智庫規模小於 68 人Location 智庫地理位置 智庫位於大灣區 智庫不位於大灣區History 智庫歷史 智庫成立於 1990 年以前 智庫成立於 1990 年以後Rank 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負責人行政級別大於或等於省部級負責人行政級別低於省部級Expertise 智庫負責人教育背景負責人擁有碩士及以上學歷或有海外留學經歷負責人學歷為本科及以下並且沒有海外留學經歷Year 智庫負責人工作年限負責人在智庫工作年限大於或等於 16.5 年負責人在智庫工作年限小於16.5 年GDP智庫所在省份人均GDP所在省份 2018 年的人均 GDP大於或等於 52,949 元(人民幣)所在省份 2018 年人均 GDP 小於 52,949 元(人民幣)被解釋結果A 學術影響力智庫發表過和大灣區有關的論文智庫沒有發表過任何和大灣區有關的論文S 社會影響力智庫在媒體(不包括黨報)對於大灣區的報導中出現過智庫沒有在媒體對於大灣區的報導中出現過D 決策影響力智庫在黨報對於大灣區的報導中出現過智庫沒有在黨報對於大灣區的報導中出現過為了解各前因要素對被解釋結果的單獨解釋力度,需要通過充分性和必要性來測度。根據里豪克斯(Benoît Rihoux)和拉金(Charles C. Ragin)的研究,①條件變量成為必要條件的一致性不小於 0.9,條件變量成為充分條件的一致性不小於 0.85。如下表所示(表 4),所有單項前因條件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都不構成充要條件。首先,從必要性來看,除了社會影響力之下的“負責人教育背景”之外,其餘單項前因條件對解釋三類影響力的必要性均未超過 0.9,未構成必要條件。其次,從充分性來看,除了社會影響力之下的“國家高端智庫”之外,其他因素都沒有達到 0.85 的門檻值,即不構成充分條件。因此,單項前因條件對本文被解釋變量的解釋力不強,說明智庫影響力是由多個變量共同促成的。因此,本文採用定性比較分析以補充現有結果。具體而言,本文對條件因素進行組合分析,以找出與智庫三類影響力具有決定性聯繫的多個條件組合。①(比)伯努瓦 ‧ 里豪克斯(Benoît Rihoux)、(美)查爾斯 ‧C‧ 拉金(Charles C. Ragin);杜運周、李永發譯:《QCA 設計原理與應用:超越定性與定量研究的新方法》,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 年。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
  • 3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表 4 單項前因條件對大灣區政策規劃三類影響力的必要性與充分性分析前因條件前因條件充分性 前因條件必要性A S D A S DTop 0.61 0.87 0.78 0.52 0.44 0.58Ss 0.28 0.52 0.28 0.30 0.33 0.26Edu 0.03 0.06 0.03 0.19 0.22 0.16Size 0.38 0.56 0.41 0.89 0.80 0.84Location 0.33 0.42 0.42 0.15 0.11 0.16History 0.23 0.38 0.25 0.56 0.56 0.52Rank 0.57 0.78 0.61 0.48 0.40 0.45Expertise 0.11 0.20 0.13 0.85 0.91 0.87Year 0.10 0.13 0.10 0.41 0.31 0.32GDP 0.13 0.20 0.14 0.85 0.80 0.84N 221 221 221 221 221 221(二)定性比較分析實證結果在上一節的負二項迴歸分析中,本文發現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與高校智庫在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方面存在差異。為進一步確定影響不同類型智庫的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並解決單項前因條件對本文被解釋變量的解釋力不強的問題,本文需要採用定性比較分析的條件組合分析。該分析獲得與智庫政策三類影響力具有決定性聯繫的多個條件組合,來對比各類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與環境特徵如何發生相互作用,從而對智庫影響力產生作用。定性比較分析分為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法(Crisp-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csQCA)、多值集定性比較分析法(Multi-value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v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由於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法是被廣泛使用的定性比較分析技術,本文採用該方法分析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①在上述定性比較分析中的條件組合分析,系統地報告了複雜解、中間解和簡約解。其中,複雜解不納入“邏輯餘項”,符合案例實際情況;簡約解納入了所有“容易與困難的邏輯餘項”(easy and difficult remainders);中間解只包括了“容易邏輯餘項”(easy remainders)。②為了確保文章的可讀性與清晰性,下文只報告複雜解。(1)學術影響力的定性比較分析中的條件組合分析本文將三類智庫的學術影響力取值為 1 後,採用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法算出九個條件①楊洋洋、謝雪梅:〈基於QCA的網絡輿情熱度影響因素構型分析〉,《情報雜誌》(西安),第 38卷,第 5期,2019 年,頁 142–46。②杜運周、賈良定:〈組態視角與定性比較分析(QCA):管理學研究的一條新道路〉,《管理世界》(北京),第 6 期,2017 年,頁 155–67。
  • 39組合的複雜解,其中國家高端智庫有六個;省(市)社會科學院有兩個;高校智庫有一個。總覆蓋度為 0.444,一致性為 1。類似地,將學術影響力取值為 0 後進行分析,共得出 16個條件組合的複雜解,其中國家高端智庫有兩個;省(市)社會科學院有五個;高校智庫有九個。總覆蓋度為 0.907,一致性為 0.989。通過對比存在/不存在學術影響力的條件組合情況,本文分析了三類智庫的機構特徵如何與負責人特徵以及環境特徵等變量發生相互作用,從而影響智庫的學術影響力。研究發現,三類智庫學術影響力的差異,核心源於同一類型在“有學術影響力”與“無學術影響力”狀態下,二至四個具體條件變量的“出現(●)”、“不出現(○)”或“無關(/)”差異(表 5):對國家高端智庫而言,差異體現在規模與負責人行政級別兩個變量;對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差異聚焦於負責人教育背景與負責人工作年限兩個變量;對高校智庫而言,差異則來自規模、歷史、負責人行政級別與負責人工作年限四個變量。第一,在智庫負責人教育背景強且工作年限長時,對於歷史悠久且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的省份的國家高端智庫而言,規模和負責人行政級別(省部級及以上)共同影響了智庫的學術影響力。第二,在智庫規模大、歷史悠久且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的省份時,對於負責人行政級別低於省部級的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負責人教育背景和工作年限共同影響了智庫的學術影響力。第三,在智庫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高的省份時,對於負責人教育背景較強的高校智庫而言,智庫規模、歷史、負責人行政級別和工作年限共同影響了智庫的學術影響力。表 5 條件變量構型與組合分析(學術影響力)條件變量情況 1 情況 2 情況 3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高校智庫是否有學術影響力 是 否 是 否 是 否(1)Top ● ● ○ ○ ○ ○(2)Ss ○ ○ ● ● ○ ○(3)Edu ○ ○ ○ ○ ● ●(4)Size ● / ● ● ● /(5)Location ○ ○ ○ ○ ○ ○(6)History ● ● ● ● ○ /(7)Rank ● ○ ○ ○ ● ○(8)Expertise ● ● ● ○ ● ●(9)Year ● ● ● ○ ● ○(10)GDP ● ● ● ● ● ●淨覆蓋度 0.074 0.010 0.037 0.010 0.037 0.289註:表 5–7 中,上述結果由 fs/QCA 3.0 軟件估算得出,其中,“●”表示變量出現,“○”表示變量不出現,“/”表示變量與結果無關。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 年 6 月 1 日讀取;各智庫官網。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
  • 4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2)社會影響力的定性比較分析中的條件組合分析本文將三類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取值為 1 後,採用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法分析出八個條件組合的複雜解,其中國家高端智庫有六個;省(市)社會科學院有兩個;高校智庫有零個。總覆蓋度為 0.561,一致性為 1。類似地,將社會影響力取值為 0 後進行分析,共分析出 14 個條件組合的複雜解,其中國家高端智庫有兩個;省(市)社會科學院有四個;高校智庫有八個。總覆蓋度為 0.889,一致性為 0.982。通過對比存在/不存在社會影響力的條件組合情況,本文分析了國家高端智庫和省(市)社會科學院的機構特徵變量如何與負責人特徵變量,以及環境特徵變量等發生相互作用,從而影響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研究發現,兩類智庫社會影響力的差異,核心源於同一類型在“有社會影響力”與“無社會影響力”狀態下,一至三個具體條件變量的“出現(●)”、“不出現(○)”或“無關(/)”差異(表 6):對國家高端智庫而言,差異體現在規模、歷史與負責人行政級別三個變量;對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差異聚焦於負責人工作年限這一變量。第一,在智庫負責人教育背景強但工作年限短時,對位於大灣區之外、人均 GDP 較高的省份的國家高端智庫而言,智庫規模大小、歷史、負責人行政級別共同影響了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第二,在負責人行政級別為省部級及以上、負責人教育背景強時,對於歷史悠久、位於大灣區之外人均 GDP 較低的省份的大型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負責人工作年限影響了智庫的社會影響力。表 6 條件變量構型與組合分析(社會影響力)條件變量情況 1 情況 2國家高端智庫 省(市)社會科學院是否有社會影響力 是 否 是 否(1)Top ● ● ○ ○(2)Ss ○ ○ ● ●(3)Edu ○ ○ ○ ○(4)Size ● ○ ● ●(5)Location ○ ○ ○ ○(6)History / ○ ● ●(7)Rank / ○ ● ●(8)Expertise ● ● ● ●(9)Year ○ ○ ● ○(10)GDP ● ● ○ ○淨覆蓋度 0.235 1.000 0.043 0.006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 年 6 月 1 日讀取;各智庫官網。(3)決策影響力的定性比較分析中的條件組合分析本文將三類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取值為 1 後,採用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法分析出九個條
  • 41件組合的複雜解,其中國家高端智庫有七個;省(市)社會科學院有一個;高校智庫有一個。總覆蓋度為 0.548,一致性為 1。類似地,以決策影響力取值為 0 後進行分析,共分析出 15 個條件組合的複雜解,其中國家高端智庫有一個;省(市)社會科學院有六個;高校智庫有八個。總覆蓋度為 0.874,一致性為 0.984。通過對比存在/不存在決策影響力的條件組合情況,本文分析了三類智庫的機構特徵如何與負責人特徵,以及環境特徵等變量發生相互作用,從而影響智庫的決策影響力。研究發現,三類智庫決策影響力的差異,核心源於同一類型在“有決策影響力”與“無決策影響力”狀態下,二至三個具體條件變量的“出現(●)”“不出現(○)”或“無關(/)”差異(表 7):對國家高端智庫而言,差異體現在規模與歷史兩個變量;對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差異聚焦於智庫地理位置、負責人行政級別與負責人教育背景三個變量;對高校智庫而言,差異則來自歷史、負責人工作年限與所在省份人均 GDP 三個變量。第一,在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低於省部級、教育背景強且工作年限長時,對於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的省份的國家高端智庫而言,智庫規模和歷史共同影響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第二,在智庫規模大、歷史悠久、位於人均 GDP 較高的地區時,對於負責人工作年限較短的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是否位於大灣區、負責人行政級別和教育背景共同影響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第三,在智庫規模小,沒有位於大灣區時,對於負責人行政級別低於省部級,但教育背景強的高校智庫而言,智庫歷史、智庫負責人工作年限、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共同影響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表 7 條件變量構型與組合分析(決策影響力)條件變量情況 1 情況 2 情況 3國家高端智庫 省(市)社會科學院 高校智庫是否有決策影響力 是 否 是 否 是 否(1)Top ● ● ○ ○ ○ ○(2)Ss ○ ○ ● ● ○ ○(3)Edu ○ ○ ○ ○ ● ●(4)Size ● ○ ● ● ○ ○(5)Location ○ ○ ● ○ ○ ○(6)History / ○ ● ● ● /(7)Rank ○ ○ ● ○ ○ ○(8)Expertise ● ● ● ○ ● ●(9)Year ○ ○ ○ ○ ● ○(10)GDP ● ● ● ● ○ /淨覆蓋度 0.063 0.010 0.031 0.011 0.031 0.317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 年 6 月 1 日讀取;各智庫官網。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
  • 4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三)文獻比較與結果討論(1)文獻比較由於 Zhu 在分析智庫影響力的影響因素時使用的分析框架適合研究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影響力,本文與之作出比較,①得出了學術影響力的相關結論(表 8)。一方面,本文與 Zhu 的研究結果均表明,智庫規模、歷史、負責人碩士學歷、負責人工作年限、負責人海外留學經驗、所在省份的知識發展水平的係數均不顯著。②另一方面,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均能顯著增加智庫的學術影響力。但在本研究中負責人的博士學歷不能顯著增加智庫學術影響力。這可能是人力資本的時滯性導致負責人學歷對智庫影響力的作用不顯著。③表 8 智庫學術影響力因素比較變量中國智庫的灣區政策影響力Zhu(2011)中國智庫的所有政策影響力影響十分相似或一致智庫機構特徵 Top / / /Ss / / /Size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Location / / /History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智庫負責人特徵Rank省部級及以上行政級別基本顯著增加司局級及以上行政級別顯著增加是PhD 不顯著增加 顯著增加 否Ms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Year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Overseas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外部環境特徵 GDP 不顯著增加 知識發展指數不顯著增加 是註:表 8–10 中,對於本文涉及但在 Zhu 的 2011 年的研究中未測量、未報告或未涵蓋的變量,採用“/”予以標示。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 年 6 月 1 日讀取;各智庫官網;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社會影響力的結果對比見下表(表 9)。一方面,根據本文的負二項迴歸分析結果,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和智庫所在省份的知識發展指數均顯著增加了智庫的社會影響力。但①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②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③朱承亮等:〈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結構與區域經濟增長效率〉,《中國軟科學》(北京),第 2 期,2011 年,頁 110–19。
  • 43是,本文未發現智庫歷史、負責人碩士學歷、負責人工作年限,以及海外留學經驗顯著增加了社會影響力,這與 Zhu 的結論一致。①另一方面,雖然結果顯著性不高,但本文發現規模大的中國智庫增強了社會影響力的結論與其餘國內外文獻一致。②然而,智庫負責人的博士學歷對智庫社會影響力的影響卻不顯著。表 9 智庫社會影響力因素比較變量中國智庫的灣區政策影響力Zhu(2011)中國智庫的所有政策影響力影響十分相似或一致智庫機構特徵Top / / /Ss / / /Size 與智庫影響力有關聯 不顯著增加 否Location / / /History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智庫負責人特徵Rank省部級及以上行政級別基本顯著增加司局級及以上行政級別顯著增加是PhD 不顯著增加 顯著增加 否Ms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Year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Overseas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外部環境特徵GDP 可以顯著增加 知識發展指數可以顯著增加 是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 年 6 月 1 日讀取;各智庫官網;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決策影響力的結果對比見下表(表 10)。一方面,根據本文的負二項迴歸分析結果,智庫歷史、負責人海外留學經驗及智庫所在省份的知識發展水平均未顯著增加決策影響力,這與 Zhu 的結論一致。③另一方面,本文未發現智庫負責人的碩博學歷顯著增加了決策影響力。此外,大規模智庫顯著增加了決策影響力的結論與其餘國內外文獻一致。④並且,智庫負責人的工作年限顯著增加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①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② 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陳升、孟漫:〈智庫影響力及其影響機理研究 —— 基於 39 個中國智庫樣本的實證研究〉,《科學學研究》(北京),第 9 期,2015 年,頁 1305–12。③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④ Eising, Rainer. “The Access of Business Interests to EU Institutions: Towards Élite Pluralism?” EU Lobbying: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Coen, Routledge, 2007, pp. 52–71;陳升、孟漫:〈智庫影響力及其影響機理研究 —— 基於 39 個中國智庫樣本的實證研究〉,《科學學研究》(北京),第 9 期,2015 年,頁1305–12。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
  • 4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表 10 智庫決策影響力因素比較變量中國智庫的灣區政策影響力Zhu(2011)中國智庫的所有政策影響力影響十分相似或一致智庫機構特徵Top / / /Ss / / /Size 與智庫影響力有關聯 不顯著增加 否Location / / /History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智庫負責人特徵Rank 省部級及以上行政級別基本顯著增加司局級及以上行政級別顯著增加是PhD 不顯著增加 顯著增加 否Ms 不能顯著增加 顯著增加 否Year 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否Overseas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外部環境特徵GDP 不顯著增加 知識發展指數不能顯著增加 是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 年 6 月 1 日讀取;各智庫官網;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2)結果討論 本文對負二項迴歸模型與定性比較分析的結果採用“分述—對比”的邏輯展開討論:首先,獨立闡釋負二項迴歸模型結論,明確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所在省份人均 GDP 等單一變量對學術、社會與決策三類影響力的獨立作用及顯著性差異;其次,單獨呈現定性比較分析結果,通過三組條件組態(如“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較高,但教育背景較弱且工作年限較短,智庫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地區的大型國家高端智庫”),揭示多變量以“組合”形式影響智庫影響力的具體路徑與適用場景;最後,對比兩類分析結果,指出定性比較分析對負二項迴歸的補充價值 —— 如迴歸中不顯著的智庫規模、負責人教育背景等變量,在特定場景(如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的條件組合下,仍為影響智庫影響力的關鍵因素,進一步釐清了變量發揮作用的邊界條件與適用情境。第一,本文通過分析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學術、社會與決策影響力的影響因素發現,智庫的歷史、負責人的碩博學歷、負責人的海外留學經驗,以及所在省份人均 GDP對智庫的學術、社會和決策影響力的影響均不顯著。第二,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是其學術與決策影響力的重要因素。第三,智庫的規模能略微增加智庫的社會和決策影響力,但對其學術影響力沒有太大作用。第四,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能顯著增加智庫的社會影響力,但對其學術與決策影響力的作用不顯著。第五,智庫負責人工作年限與智庫的決策影響力有關聯,但對學術和社會影響力的作用不明顯。
  • 45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進一步比較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影響力模式,本文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發現:第一,在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較高,但教育背景較弱且工作年限較短的時候,對於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的地區的大型國家高端智庫而言,其獲得學術影響力與決策影響力的可能性均較高。第二,在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較低,但教育背景較強且工作年限較長的時候,對於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的地區、歷史較短的國家高端智庫而言,其獲得社會影響力與決策影響力的可能性均較高。第三,在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高、教育背景強,但工作年限短的時候,對於位於大灣區人均 GDP 較高的地區、歷史悠久的大型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其獲得學術影響力與決策影響力的可能性均較高。本文使用的定性比較分析進一步補充了負二項迴歸的結果。具體而言,定性比較分析關注了多個不同的條件變量如何以“組合”的形式影響了最終的結果,因此,它對負二項迴歸結果起到補充作用。第一,本文的負二項迴歸分析結果表示智庫規模、負責人教育背景、負責人工作年限對於學術影響力無顯著提高作用,但通過定性比較分析進一步分析,本文發現在具體條件下智庫規模仍然是促進國家高端智庫和高校智庫學術影響力的關鍵。此外,負責人教育背景是促進省(市)社會科學院獲得學術影響力的重要因素;負責人工作年限是促進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獲得學術影響力的關鍵。第二,雖然本文的負二項迴歸分析發現智庫歷史和負責人工作年限不能顯著增加社會影響力,但通過定性比較分析的進一步分析發現,負責人工作年限是省(市)社會科學院獲得社會影響力的關鍵。第三,通過定性比較分析進一步發現,負責人的教育背景是省(市)社會科學院獲得決策影響力的關鍵,此外,智庫的悠久歷史和負責人較長的工作年限是高校智庫獲得決策影響力的關鍵。五、結論現有文獻普遍採用定性分析方來研究智庫影響力,大部分文獻僅將智庫簡單分為了半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或未全面控制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未從智庫提升大灣區治理能力的角度進行定量分析。本文將智庫分為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科學院智庫和高校智庫,採用中國 221 家智庫資料,通過負二項迴歸以及定性比較分析的方法,實證分析了中國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影響力的影響因素。本文從單個影響因素和多個影響因素兩個角度出發,研究了智庫對大灣區影響力的影響因素。單個影響因素方面,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位於大灣區的智庫,均能顯著提高智庫的學術、社會和決策影響力。智庫負責人的行政級別是影響智庫決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學術影響力的關鍵因素。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顯著增加了智庫的
  • 4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社會影響力,但對智庫的學術與決策影響力的作用不顯著。智庫的規模是影響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的重要因素,但對學術影響力沒有太大作用。智庫負責人工作年限略微增加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但對學術和社會影響力作用不明顯。在多個影響因素方面,本文通過定性比較分析法得出了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因素的影響因素組合模式。具體而言,在智庫規模大、歷史悠久且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的省份時,對於負責人行政級別低於省部級的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負責人教育背景和工作年限共同影響着智庫的學術影響力。在負責人行政級別為省部級及以上、教育背景強時,對於歷史悠久、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低的地區的大型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負責人工作年限作為單一條件變量,是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的關鍵。在智庫規模小且不位於大灣區時,對於負責人行政級別低於省部級,但教育背景強的高校智庫而言,智庫歷史、工作年限、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影響着智庫的決策影響力。根據這三個結論,對於大灣區外的智庫而言,負責人的工作年限能結合其他條件對智庫影響力產生重要作用。本文選取了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作為因變量的客觀數據來源,主要考慮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對此,本文全面控制了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以避免內生性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智庫的影響力還包括國際影響力和非公開成果。雖然陳升和孟漫的研究在只考慮了智庫在黨報中的出現條數的情況下,已得到了有效的結果。但相比之下,本文不僅考慮了中央級黨報,還加入了省級黨報,因此本文的結果具有較高的無偏性。對於智庫的國際影響力,本文認為在研究同樣的課題時應當將其作為因變量,以分析其影響因素,並且它可以單獨作為一個話題進行分析。至於如何對比智庫的學術、社會、決策影響力及其影響因素?如何分析智庫對中國其他重要政策的影響?如何檢驗智庫全體專家的專業能力與社會網絡對政策的影響?如何分析中國政策諮詢的市場化程度對智庫影響力的作用?這些問題仍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 47*本研究是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科研資助項目“基於城市科學系統理論的琴澳空間格局與生態服務價值協同優化研究"(項目批准號:0067/2022/A) 的研究成果。作者簡介:朱慧雨,澳門城市大學城市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城市規劃與設計專業博士研究生;周龍(通訊作者),澳門城市大學城市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副教授。① Peng, Jian, et al. “Linking Ecosystem Services and Circuit Theory to Identify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vol. 644, 2018, pp. 781–90.② Costanza, Robert,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Nature, vol. 387, 1997, pp. 253–60.③ Wu, Shiyu,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Analysi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in Hubei Province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 Ecological Indicators, vol. 162, 2024, 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24.11205.‧論文 | 生態研究‧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朱慧雨 周龍[ 摘 要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提出 2024 年將初步建立琴澳一體化發展格局,顯現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支撐作用。本研究借助生態學和城市規劃學科方法,採用 2020 年至 2024 年的數據,探究琴澳一體化發展過程中的生態安全要素識別及格局構建。研究表明,澳門生態斑塊總面積較橫琴少 65.28km2,生態斑塊在空間分布中存在不均衡;生態廊道數量與總長度均呈下降趨勢,下降比分別約為 5.26% 和 12.52%,空間分布存在不均勻;生態夾點數量顯著增加,從 5 個增至 22 個,路氹 — 橫琴交界區及橫琴內部集聚效應增強,但澳門半島與橫琴間的生態交互作用仍顯不足;生態障礙點數量則由 15個增至 18 個,新增障礙點主要分布於澳門路氹及橫琴部分區域,反映出城市擴張對生態連通性的負面影響。基於此,研究提出三點協同優化建議:增強生態斑塊均衡性、提高生態廊道連通性、提升生態節點韌性。[ 關鍵詞 ] 生態安全格局 生態系統服務 協同優化 城市生態空間 琴澳一體化一、背景及研究意義在全球氣候變化與城市化的背景下,區域生態安全的調控與保障已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議題。生態安全格局(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構建旨在識別和保護生態功能關鍵區域,並科學管理區域內的生態安全狀況。①它能夠有效銜接區域景觀格局與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即人類從自然生態系統中直接或間接獲得的利益,例如資源供給、環境調節、景觀美學和旅遊等)②,是平衡城市建設與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路徑、實現區域科學規劃與管理的重要途徑。③生態安全格局主要由生態斑塊(ecological patch)、生態
  • 4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① Yu, Kongjian. “Security Patterns and Surface Model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vol. 36, no. 1, 1996, pp. 1–17.② Perkl, Ryan M. “Geodesigning Landscape Linkages: Coupling GIS with Wildlife Corridor Design in Conservation Planning.”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vol. 156, 2016, pp. 44–58.③ Chen, Jiao, et al.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Based on Ecosystem Sensitiv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zhong Plain Urban Agglomeration, China.” Ecological Indicators, vol. 136, 2022, 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22.108688.④ Kang, Jieming, et al.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A New Idea for Balanc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Jiaodong Peninsula, China.”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vol. 26, 2021, https://doi.org/10.1016/j.gecco.2021.e01472.⑤ McRae, Brad H., and Paul Beier. “Circuit Theory Predicts Gene Flow in Plant and Animal Popu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4, no. 50, 2007, pp. 19885–90.⑥ Li, Zhao-Tian, et al.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LUCC Simulation.” Ecological Indicators, vol. 114, 2020, 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20.106319.⑦ Nie, Wenbin, et al. “Constructing and Optimizing Ecological Network at County and Town Scale: The Case of Anji County, China.” Ecological Indicators, vol. 132, 2021, 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21.108294.⑧吳健生等:〈基於“功能節點—關鍵廊道”的城市生態安全格局構建 —— 以深圳巿為例〉,《地理科學進展》(北京),第 37 卷,第 12 期,2018 年,頁 1663–71。⑨韋家怡等:〈粵港澳大灣區生態安全格局及重要生態廊道識別〉,《生態環境學報》(廣州),2022年,第31卷,第 4 期,頁 652–62。⑩王秀明等:〈基於生態安全格局的粵港澳地區陸域空間生態保護修復重點區域識別〉,《生態學報》(北京),第 42 卷,第 4 期,2022 年,頁 450–61。⑪ Yang, Meng, et al. “Integrating Policy Quantification Analysis into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cological Indicators, vol. 162, 2024, 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24.112049.廊道(ecological corridor)及生態節點(ecological node)所構成。①生態斑塊是維持生態安全的景觀斑塊,也是維繫生態網絡結構、提供優質生態功能的重要區域,②主要通過量化評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識別,將達到特定規模的生態價值區域劃定為生態斑塊。③生態廊道承擔着物質交換、能量流動、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多種生態功能,④主要通過構建生態阻力面進行識別,⑤反映景觀異質性對生態過程和要素流動的影響。生態節點包括夾點以及障礙點,生態夾點在生態安全格局的連通性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是生態要素流動的重要節點。而生態障礙點則是生態要素流動受到阻礙的區域,對區域生態斑塊的連通性影響較大。⑥目前,生態安全格局的相關研究成果及應用為土地和生態管理提供了決策支援,對區域及城市空間管控、識別和保護具有重要意義,為城市生態空間規劃提供了實踐指導。⑦已有多項研究深入揭示了粤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城市中的關鍵生態要素及其空間聯繫。吳健生等以深圳為研究對象,提出了基於“功能節點—關鍵廊道”的城市生態安全格局構建理念,為城市尺度的生態規劃奠定了理論基礎。⑧韋家怡等評估了大灣區的生態安全格局及重要生態廊道,強調核心生態斑塊和關鍵連接廊道在維護區域生態系統健康中的核心作用,為大灣區增強宏觀生態連通性提供了重要依據。⑨王秀明等在此基礎上,依託生態安全格局,進一步精準界定出大灣區陸域空間的生態保護修復重點區域,為區域生態治理與國土空間規劃提供了明確的方向性指引。⑩ Meng Yang 等以大灣區為研究區域,將政策量化分析與自然、社會和生態安全格局建設相結合,基於多尺度分析,針對大灣區內的城市提出個性化的生態管理政策建議,研究結果為日益嚴峻的生態挑戰提供了可行的解決方案。⑪
  • 492021 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提出建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為澳門長遠發展注入重要動力,塑造琴澳一體化總體發展新格局。按照合作區發展目標,2024年是初步建立琴澳一體化發展格局之年,將逐步顯現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支撐作用。①澳門作為中國典型的高密度填海城市,面臨着嚴峻的人地矛盾、資源短缺、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制約了城市的健康有序發展。②琴澳一體化的提出為澳門和橫琴兩地的城市建設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提供了可持續及具有韌性的空間支撐。③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澳門和橫琴為研究對象,在大灣區生態結構中,精細分析城市發展對生態安全格局的影響,並提出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規劃建議。二、研究區域、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一)研究區域澳門特別行政區位於中國大陸東南部沿海,珠江入海口,北鄰珠海,東鄰香港,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為了適應社會的快速發展,澳門通過填海造地和城市化建設的手段,不斷擴大土地面積,從 1912 年的 11.6 平方公里擴大到 2024 年底的 33.3 平方公里。截止 2024 年底,澳門有約 68 萬人口,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④橫琴島,地處廣東省南部,珠江口西側,其地理位置優越,東毗澳門,北接珠海保稅區,西側與磨刀門水道貫通,南瀕中國南海,與澳門及珠海陸域均有大橋相連。陸域面積達 106 平方公里,約為澳門陸地面積的三倍(圖 1)。⑤ 2009 年,國務院批准實施《橫琴總體發展規劃》,⑥利用橫琴與澳門一水一橋之隔的優勢,把橫琴打造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重要平台。2021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公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⑦明確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四大戰略定位: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提出實踐“一河兩岸”概念,⑧打造具備便利交通、景觀特色及經濟集聚的灣區;打造“一河兩岸合作軸帶”,沿十字門兩岸的土地規劃互相配合,促進兩地合作帶來的效益,實現互利共贏的協同發展新局面。《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 年)(草案)》提①〈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中國政府網,2021 年 9 月 5 日,www.gov.cn/zhengce/2021-09/05/content_5635547.htm,2024 年 8 月 22 日讀取。② Zhou, Long, et al.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s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Coastal Cit-ies: The Impact of Land Reclamation in Macao SA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 373, 2025, https://doi.org/10.1016/j.jenvman.2024.123750.③陳僑予:〈從競合博弈到功能性合作 —— 澳門與橫琴區域一體化整合的歷史脈絡與理論邏輯〉,《澳門研究》(澳門),第 4 期,2023 年,頁 127–38。④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年鑑 2024》,2025 年 7 月,頁 34–53。⑤中共中央、國務院:《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2021 年 9 月,頁 3。⑥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2023 年 12 月, 頁 4–5。⑦中共中央、國務院:《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2021 年 9 月,頁 3–4。⑧澳門土地工務運輸局:《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2022 年 2 月,頁 5。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
  • 5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①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委員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 年)(草案)》,2024 年 6 月,頁 9–10。②耿宏兵、袁壯兵:〈澳門:資源稀缺條件下的綠色生態環境改善策略研究〉,2011 年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中國城市規劃學會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2011 年 9 月,頁 3722–33。③孟楠等:〈澳門城市生態系統格局變化研究〉,《生態學報》(北京),第 38卷,第 18期,2018年,頁 6442–51。④楊駿等:〈填海造地對澳門旅遊環境的影響評價:基於 HRP 分析法〉,《湖州師範學院學報》(湖州),第6 期,2013 年,頁 75–81、89。⑤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2023 年 12 月, 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312/P020231221647624666171.pdf,2024 年 4 月 12 日讀取。出構建“一環、雙核、多廊”的生態安全格局,協同澳門打造生態保護屏障,建設大小橫琴山環山綠道、登山雲道,沿天沐河、十字門水道等建設碧道,串聯森林公園、濕地公園、水岸公園等藍綠空間,銜接澳門綠色韌性軸帶,塑造連續便捷、舒適可達的休閒遊憩網絡,為區域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①圖 1 澳門和橫琴區位示意及 2024 年土地利用分類圖片來源:作者自製。資料來源:Sentinel-2, Copernicus Data Space Ecosystem, dataspace.copernicus.eu/data-collections/copernicus-sentinel-data/sentinel-2. Accessed 12 April 2024.澳門作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土地建設強度大、建築密度高。澳門回歸後,旅遊和博彩業帶動了城市經濟發展與快速城市化,隨之也導致澳門城市生態環境逐步弱化、城市綠色空間比例縮減、②城市景觀破碎度增加、生物多樣性降低、城市生境質量面臨下降風險、天然濕地等原有生態資源減少,③以及生態空間受到侵佔等問題。④橫琴生態系統豐富,包括海洋、濕地和森林三大主要類型,具有極高的生態價值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中明確提出橫琴要建設成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態島”。⑤橫琴在開發建設中劃定了禁建區、限建區、適建區,及已建區四大空
  • 51間管制區,其中禁建區面積佔橫琴總面積的 50% 以上,嚴格保護了橫琴的原始生態。琴澳一體化發展不僅對區域協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實現其戰略目標的重要保障和支撐。澳門與橫琴地理位置毗鄰,兩地生態環境緊密相連,構建琴澳生態安全格局有助於推動澳門和橫琴的區域一體化進程,實現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二)數據來源本研究融合多源數據,土地利用數據用於計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高程、坡度、交通路網、夜間燈光強度、歸一化植被指數用於構建生態阻力面,人口統計數據用於計算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和洛倫茲曲線(Lorenz curve)。詳細研究指標選取和數據來源描述如表 1 所示,本研究的技術路線圖如圖 2 所示。表 1 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指標選取 數據名稱 數據來源 用途土地利用類型歐空局 Sentinel-2號衛星數據Sentinel-2 號衛星dataspace.copernicus.eu/data--collections/copernicus-senti-nel-data/sentinel-2計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高程 高程模型 DEM 澳門特別行政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構建阻力面坡度 高程模型 DEM 澳門特別行政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構建阻力面交通網絡密度 城市交通路網澳門特別行政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構建阻力面夜間燈光強度NPP-VIIRS 夜間燈光數據NPP-VIIRS 衛星夜光遙感影像ncc.nesdis.noaa.gov/VIIRS/ 構建阻力面歸一化植被指數多光譜遙感影像數據美國陸地衛星 LANDSAT 8www.usgs.gov/landsat-mis-sions/landsat-8構建阻力面人口統計數據 /澳門特別行政區 2021 人口普查詳細結果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基尼係數和洛倫茲曲線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
  • 5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① Wickham, James D, et al. “A National Assessment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Change for the Conterminous United States Using Morphological Image Processing.”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vol. 94, no. 3–4, 2010, pp. 186–95.圖 2 技術路線圖圖片來源:作者自製。(三)研究方法(1)提取生態斑塊形態學空間格局分析(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MSPA)是對整體城市空間形態格局進行識別和分類,從而有效地確定景觀類型及結構,獲得研究範圍內不同類型的生態斑塊。①本研究選擇林地、草地、濕地作為建模前景,建設用地、未利用地等作為建模背景。將數據重新分類後,在 Guidos Toolbox 軟件中進行形態學空間格局模型分析,依據研究區範圍提取核心區中面積大於 3,000 平方米的區域作為生態斑塊。
  • 53①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Synthesis. 2nd ed., Island Press, 2005.② Chuai, Xiaowei, et al. “Land Use and Ecosystems Services Value Changes and Ecological Land Management in Coastal Jiangsu,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 57, no. 3–4, 2016, pp. 164–74.③謝高地等:〈基於單位面積價值當量因子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化方法改進〉,《自然資源學報》(北京),第 8 卷,第 30 期,2015 年,頁 1243–54。④周永傑等:〈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系統演變及其服務價值研究〉,《環境保護》(北京),第 47 卷,第 23 期,2019 年,頁 56–60。⑤ Liang, Huilin, et al. “Using An Improved 3SFCA Method to Assess Inequities Associated with Multimodal Accessibil-ity to Green Spaces Based on Mismatche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Metropolitan of Shanghai, China.”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vol. 91, 2023, https://doi.org/10.1016/j.scs.2023.104456; Lu, Yutian, et al. “Inclusive Green Environment for All? An Investigation of Spatial Access Equity of Urban Green Space and Associated Socioeconomic Drivers in Chin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vol. 241, 2024,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23.104926; Ke, Xinli, et al. “Contribution of Non-Park Green Space to the Equity of Urban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Ecological Indicators, vol. 146, 2023, 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22.109855.⑥楊文越等:〈基於多出行模式兩步移動搜索法的廣州多尺度綠地可達性與公平性研究〉,《生態學報》(北京),第 41 卷,第 15 期,2021 年,頁 6064–74。本研究同時參照聯合國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分類,①識別具有高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區域作為生態斑塊,並採用價值當量法總結出各類型土地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量參數,依據參數結果計算出研究區各類型用地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②該方法在區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本研究基於中國陸地生態系統單位面積價值等效生態服務尺度,③結合周永傑等對大灣區生態系統單位面積的生態服務價值的研究結果,④針對澳門和橫琴的土地利用進行陸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計算,其計算公式如下:(1)公式 1 中,ESVt 是土地總體 (萬元)中的生態服務價值;Atj 是單位土地面積 t(公頃);VCij 是生態服務類型 i 在土地利用類型 j(萬元/公頃)下的係數;m 和 n 分別是生態服務類型和土地利用類型的數量。空間基尼係數和洛倫茲曲線分析法常作為公平性績效評價的定量指標,目前在社會—環境公平領域被廣泛運用。⑤本研究通過基尼係數和洛倫茲曲線衡量澳門和橫琴生態斑塊分布的空間格局公平性,其計算公式如下 :(2)(3)公式 2、3 中,GEu 為城市地理單元 u 的生態斑塊公平性指數,n 為城市地理單元總數;k 為研究區的生態斑塊可達性,按照升序排序後的第 k 個區,k = 1,2,…,n;Aj 為研究區的生態斑塊可達性值;Ri 為研究區 i 的人口;Ck 是從研究區 1 到研究區 k 的生態斑塊可達性與研究區人口乘積的累積比,P0 = 0,Pn = 1。根據基尼係數的數學含義,當 GE ≤ 0.2,表明生態斑塊空間分配是高度平均;當 0.2 < GE ≤ 0.3 表明生態斑塊空間分配較為合理;當0.4 0.5 表明生態斑塊的空間分配差距懸殊,存在嚴重的不公平現象。⑥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
  • 5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2)生態安全廊道識別生態阻力面反映了生態過程的阻力和生態功能轉化的難易程度,①不僅包括自然生態系統的內部干擾,還包括社會系統的外部干擾。②由於人類活動因素和城市環境因素對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有顯著影響,本研究選取高程、坡度、交通網絡密度、夜間燈光強度、歸一化植被指數、土地利用類型等六個因子作為阻力面,將每個評價指標分為五級,分別賦值為 1、2、3、4、5。③生態阻力面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 2 所示。阻力值的劃分基於澳門與橫琴現狀以及參考相關研究。④表 2 生態阻力評價體系及賦值阻力因數 1 2 3 4 5 權重高程 > 0 0–100 100–250 250–400 > 400 0.08坡度 < 5° 5°–10° 10°–25° 25°–50° > 50° 0.06交通網絡密度 50m 100m 500m 1,000m 1,500m 0.07夜間燈光強度 300 500 700 900 > 1,100 0.12歸一化植被指數 0.8–1.0 0.6–0.8 0.4–0.6 0.4–0.2 0.2–0 0.25土地利用類型 林地 草地 水域及濕地 未利用地 建設用地 0.42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www.dscc.gov.mo/zh-hant/home.html,2024 年 4 月 12日讀取;Visible Infrared Imaging Radiometer Suite (VIIRS), ncc.nesdis.noaa.gov/VIIRS/. Accessed 12 April 2024; Sentinel-2, Copernicus Data Space Ecosystem, dataspace.copernicus.eu/data-collections/copernicus-sentinel-data/sentinel-2. Accessed 12 April 2024; Landsat 8, U.S. Geological Survey, www.usgs.gov/landsat-missions/landsat-8. Accessed 12 April 2024.生態廊道是維繫生態斑塊之間交流的關鍵紐帶,對提高生態連通性,保障和維護區域的生態功能具有重要作用。⑤本研究基於上述綜合阻力面,結合電路理論模型中的 Linkage Mapper 工具,⑥計算最小成本距離路徑(least-cost paths,LCP),其計算公式如下:(4)公式 4 中,NLCCAB 為核心區 A 與核心區 B 歸一化最小成本廊道長度;CWDA 為核心區 A 的成本加權距離;CWDB 為核心區 B 的成本加權距離;LCDAB 為沿着最低成本距離路徑移動的成本加權距離。① Huang, Lei, et al. “Ecological Security Assessment and Ecological Pattern Optimization for Lhasa City (Tibet) Based on the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vol. 29, no. 55, 2022, pp. 83437–51.② Li, Qing, et al.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s and Identify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Areas: A Case Study of Jingmen, China.” Ecological Indicators, vol. 137, 2022, 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22.108723.③張學淵等:〈西北乾旱區生態承載力監測及安全格局構建〉,《自然資源學報》(北京),第 34 卷,第 11 期,2019 年,頁 2389–402。④ Shen, Zhou, et al. “A Static and Dynamic Coupling Approach for Maintaining Ecological Networks Connectivi-ty in Rapid Urbanization Context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 369, 2022, 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22.133375.⑤付鳳傑等:〈基於生態安全格局的國土空間生態修復關鍵區域識別——以賀州市為例〉,《生態學報》(北京 ),第 41 卷,第 9 期,2021 年,頁 3406–14。⑥ McRae, Brad, Viral B. Shah. Circuitscape User Gui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2011.
  • 55① Gou, Mengmeng, et al. “Integrating Ecosystem Service Trade-Offs and Rocky Desertification into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Construction in the Daning River Basin of Southwest China.” Ecological Indicators, vol. 138, 2022, 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22.108845.②謝高地等:〈基於單位面積價值當量因子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化方法改進〉,《自然資源學報》(北京),第 30 卷,第 8 期,2015 年,頁 1243–54。(3)生態節點識別生態節點是生態過程中流動性高的關鍵區域,其退化或喪失可能破壞生態斑塊之間的連通性,因此需要在生態保護中優先關注。本研究運用 Linkage Mapper 工具箱中的 Pinch Point Mapper 模塊,對生態夾點位置進行定位模型計算,夾點的核心位置和連通性不會受到廊道寬度變化的影響,採用自然斷點法選取高等級結果為生態夾點。生態障礙點是指生態斑塊之間物質流動阻礙較大的區域,修復這些屏障可以顯著增強景觀連通性。①本研究同時利用另一模塊 Barrier Mapper,對生態屏障位置進行定位模型計算,採用改善得分相對於最小成本路徑百分比的方法進行障礙區的識別。三、生態安全格局結果與分析(一)生態斑塊提取結果根據澳門和橫琴 2020 年和 2024 年的土地利用類型數據,採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當量法,計算出澳門和橫琴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量,②結果如圖 3 所示。為更好地可視化澳門和橫琴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採用自然斷點法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從高到低分為五個等級,並賦予不同的顏色深淺:顏色越深的區域表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越高,反之則越低。澳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高值區以自然山體、公園綠地、生態濕地為主,由北向南依次分布於:孫中山紀念公園、青洲山、望廈山、螺絲山公園、白鴿巢公園、水塘、二龍喉公園、南灣湖、媽閣山、小潭山郊野公園、大潭山郊野公園、龍環葡韻濕地生態區、路氹城生態保護區、路環島南側的疊石塘山,以及九澳山,而高密度住宅區及休閒娛樂區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較低;橫琴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高值區由北向南主要位於:芒洲濕地公園、珠海東方高爾夫球會、小橫琴山、二井灣濕地公園及大橫琴山等區域,這些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為橫琴提供了重要的生態服務。 本研究將核心區面積大於 3,000 平方米的區域識別為生態斑塊,結果如下圖所示(圖4)。澳門的生態斑塊總面積約為 10.93 平方公里,由北向南主要位於青洲山、望廈山、東望洋山、媽閣山、小潭山郊野公園、大潭山郊野公園、龍環葡韻濕地、巴黎人花園、路氹城生態保護區、九澳水庫淡水濕地、疊石塘山等地。橫琴的生態斑塊總面積約為 38.89 平方公里,由北向南主要分布於芒洲濕地公園、珠海東方高爾夫球會、小橫琴山、二井灣濕地公園及大橫琴山周邊山體。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
  • 5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圖 3 澳門和橫琴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結果 圖片來源:作者自製。圖 4 澳門和橫琴生態斑塊提取結果圖片來源:作者自製。
  • 57根據洛倫茲曲線和基尼係數,評估澳門與橫琴生態斑塊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洛倫茲曲線的彎曲程度是衡量生態斑塊分配公平性的直觀指標,曲線越彎曲,表明分配越不公平(圖5、6)。澳門生態斑塊基尼係數高達 0.86,橫琴則為 0.30。澳門社區居民獲得的生態斑塊較為匱乏,50% 的人口僅能分配到 0.46% 的生態斑塊,這些人口主要分布於北區 -1、北區 -2、東區 -1、中區 -3、外港區 -1、外港區 -2,80% 的人口所享有的生態斑塊比例也僅為 7.6%,主要集中在中區 -1、中區 -2、氹仔和路環(由於在本研究期間,新城 A 區與 C區為新填海未開發用地,暫無人口數據,故未納入計算)。相較之下,橫琴的生態斑塊分配情況較為均衡,其 50% 的人口能夠分配到 16.11% 的生態斑塊資源,主要集中在蓮花社區,80% 的人口則可分配到 41.58% 的生態斑塊資源,主要集中在小橫琴社區、荷塘社區和新家園社區。圖 5 澳門和橫琴人口統計分區圖片來源:作者自製。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
  • 5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圖 6 澳門和橫琴生態斑塊分配洛倫茲曲線圖片來源:作者自製。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21 人口普查 詳細結果(更新版)》,2022 年,頁 117–20;〈人口社會統計專題快報〉,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統計局,www.hengqin.gov.cn/stats/tjzt/rktjzt/content/post_3815693.html, 2024 年 6 月 15 日讀取。(二)生態廊道識別結果本研究採用加權疊加分析方法,將各阻力因子按其權重進行空間疊加,計算出澳門和橫琴綜合阻力面(圖 7)。2020 年澳門高阻力值區域主要分布在北區 -2、東區 -1、中區 -1、外港區 -2、中區 -3、氹仔中區 -1 和路氹區等,以密度較高的住宅區及休閒娛樂區為主,橫琴高阻力值區域主要分布在橫琴口岸、國際金融中心和天沐河科創新中心等地。兩地高阻力值區域主要分布在住宅區以及主要交通路網上,該區域人流活動較為集中,對生態斑塊之間的能量流動有較大的阻礙(圖 7a)。2024 年澳門和橫琴的生態阻力格局發生了進一步演變(圖 7b)。澳門的生態阻力面在總體上保持與 2020 年相似的高阻力特徵,高密度建成區的阻力值仍維持在較高水平。2024 年橫琴的高阻力值區域明顯擴大,除了原有的橫琴口岸、國際金融中心等高阻力區域外,新增了如橫琴華發廣場、橫琴總部大廈、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等地的高阻力集中區。不透水地表面積增加,自然植被覆蓋減少,路網密度進一步提升,這反映出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背景下,橫琴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功能區開發在過去四年中取得了顯著進展。這種快速的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以犧牲部分生態空間為代價,導致“高阻力斑塊”的數量和面積均有所增加。
  • 59圖 7 2020 年和 2024 年琴澳一體化生態阻力面註:(a)表示 2020 年琴澳一體化生態阻力面,(b)表示 2024 年琴澳一體化生態阻力面;在本研究中,生態阻力面是通過對環境因素進行加權計算得出的,主要是相對阻力值,而非具體的物理單位。圖片來源:作者自製。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
  • 6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根據生態斑塊範圍和阻力面來計算生態斑塊與斑塊間的生態廊道,結果如下圖所示(圖 8)。據統計,2020 年琴澳一體化空間作用下的生態廊道共 57 條,總長度約為 79.05 千米,最長的生態廊道為 6.74 千米,最短為 0.12 千米(圖 8a)。2024 年琴澳一體化空間作用下的生態廊道共 54 條,總長度約為 69.15 千米,最長的生態廊道為 4.80 千米,最短為 0.12 千米(圖 8b)。不同類型的生態廊道具有不同的彈性水平,通過成本距離與實際距離的比例得出廊道的質量,從而得出廊道等級:阻力值越高,其質量越低,反之則越高。通過自然斷點法將廊道質量分為五級,生態廊道阻力值較低、質量較高的廊道連接橫琴西部的芒洲濕地公園和北部東方高爾夫珠海球場的綠廊。生態廊道阻力值較高、質量較低的廊道連接澳門半島二龍喉公園、東望洋山和媽閣山的綠廊,以及連接路氹大潭山郊野公園、路氹城生態保護區和龍環葡韻濕地公園的綠廊。圖 8 2020 年和 2024 年琴澳一體化生態廊道分析圖
  • 61註:(a) 2020 年琴澳一體化生態廊道,(b)2024 年琴澳一體化生態廊道;本研究中,生態廊道的測量並沒有固定的單位,而是根據其連通性來衡量,反映的是廊道在生態系統中作為通道的功能。圖片來源:作者自製。(三)生態節點識別結果在已有生態斑塊、生態廊道的基礎上識別出澳門和橫琴的重要生態夾點和障礙點。2020 年共有 5 個生態夾點,結果如下圖所示(圖 9a)。澳門半島內未存在生態夾點,生態夾點主要分布在橫琴北部、西部以及路氹大潭山。2024 年共有 22 個生態夾點,與 2020 年相比,新增夾點分布於澳門媽閣山與橫琴北山交匯處、小橫琴山與橫琴國家濕地公園交匯處(圖 9b)。生態障礙點是阻礙生態斑塊之間連通性的關鍵區域。將得分高值區面積較大和較為集中的區域視為琴澳一體化的主要生態障礙點,2020 年共有 15 個主要生態障礙點,其總面積為 26.76 平方公里,主要分布於澳門半島內部高密度住宅區、媽閣山與小橫琴山、大潭山郊野公園與小潭山郊野公園交匯處、小潭山郊野公園與小橫琴山交匯處、路氹城生態保護區與小橫琴山交匯處,以及路氹城生態保護區與小橫琴山交匯處(圖 9a)。2024 年共有 18 個主要生態障礙點,其總面積為 26.85 平方公里,與 2020 年相比增加了 3 個生態障礙點,它們位於澳門路氹巴黎人花園與凱撒高爾夫球場交匯處、二井灣濕地公園與小橫琴山交匯處,以及橫琴珠海東方高爾夫球會與小橫琴山交匯處(圖 9b)。本研究將生態斑塊、生態廊道、生態夾點和障礙點整體疊加後,構建出 2020 年(圖 10a)及 2024 年(圖10b)琴澳一體化的生態安全格局。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
  • 6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圖 9 2020 年和 2024 年琴澳一體化生態節點分析圖註:(a)2020 年琴澳一體化生態夾點和生態障礙點,(b)2024 年琴澳一體化生態夾點和生態障礙點;研究中,生態廊道的測量並沒有固定的單位,而是根據其連通性來衡量,反映的是廊道在生態系統中作為通道的功能。圖片來源:作者自製。
  • 63圖 10 2020 年和 2024 年琴澳一體化生態安全格局註:(a)2020 年琴澳一體化生態安全格局;(b)2024 年琴澳一體化生態安全格局研究中,生態廊道的測量並沒有固定的單位,而是根據其連通性來衡量,反映的是廊道在生態系統中作為通道的功能。圖片來源:作者自製。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
  • 6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四、琴澳一體化對生態安全格局影響的分析及規劃設計建議基於生態廊道、生態夾點以及生態障礙點的空間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規劃設計與建議,旨在琴澳一體化背景下,提高整體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保護生態環境、推進城市生態安全格局韌性進而有效支撐琴澳一體化的高質量發展。(一)增強琴澳一體化的生態斑塊均衡性澳門的生態斑塊由北向南主要分布於青洲山、望廈山、東望洋山、媽閣山、小潭山郊野公園、大潭山郊野公園、龍環葡韻濕地、巴黎人花園、路氹城生態保護區、九澳水庫淡水濕地、疊石塘山等地。橫琴的生態斑塊由北向南主要分布於芒洲濕地公園、珠海東方高爾夫球會、小橫琴山、二井灣濕地公園及大橫琴山周邊山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中,①針對澳門現有生態價值的自然資源山體(路環山體、大潭山、小潭山、媽閣山、西望洋山、青洲山、東望洋山及望廈山)、水體(澳門水塘、石排灣水塘、九澳水庫、黑沙水庫、西灣湖及南灣湖)和濕地(疊石谷濕地、九澳水庫淡水濕地、龍環葡韻濕地、路氹城生態保護區一區及二區)提出了生態保護區內不允許劃設居住、商業、工業及旅遊娛樂用地的限制,以確保自然資源得到保護及減少不同的活動對環境帶來的影響。生態斑塊是城市內部分布的綠色空間,在提升城市景觀多樣性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增加大型的生態斑塊有利於維持生態品質、保護物種多樣性,並促進生態系統中的能量流動,而小型的生態斑塊具有佔地小、分布廣的特點,能夠提高景觀豐富度與多樣性,對大型的生態斑塊起到補充作用。②據此,規劃者應增加生態斑塊和綠色基礎設施,與現有的生態斑塊相結合並加以擴展,以構建連續的綠地,確保生態網絡內的物質交換和能量流動。本研究建議,在澳門未來的詳細規劃中,應針對北區 -1、北區 -2、東區 -1、中區 -3、外港區 -1、外港區 -2 等人口密集區,適當增添小型生態斑塊,提升澳門城市空間範圍內部的植被覆蓋度,從而增強琴澳一體化生態斑塊的均衡性與穩定性。(二)提高琴澳一體化生態廊道連通性在 2020 年至 2024 年間,琴澳一體化生態廊道的數量與總長度均呈現下降趨勢。具體而言,2020 年共識別出 57 條生態廊道,總長度為 79.05 千米;然而,至 2024 年,廊道數量減少至 54 條,總長度降至 69.15 千米。此趨勢反映出城市發展過程中,區域生態連通性面臨潛在侵蝕危機。此外,生態廊道的質量亦因生態阻力值的增加而呈現異質性。高阻力區域,諸如高密度住宅區及休閒娛樂區和主要交通幹道,對生態流動造成顯著阻礙,進一①澳門土地工務運輸局:《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2022 年 2 月,頁 12。②王軍等:〈景觀生態規劃的原理和方法〉,《資源科學》(北京),第 21 卷,第 2 期,1999 年,頁 71–76。
  • 65步削弱了廊道的生態服務功能。現有生態廊道阻力值較低,質量較高的廊道連接橫琴西部的濱海濕地公園和北部東方高爾夫珠海球場的綠廊,生態廊道阻力值較高,品質較低的廊道連接澳門半島二龍喉公園、東望洋山和媽閣山的綠廊,以及路氹大潭山郊野公園、路氹城生態保護區和龍環葡韻濕地公園的綠廊。在琴澳一體化生態廊道構成後,路環疊石塘山和九澳山在內的山體和大橫琴島的山體相連接後阻力值降低,減輕了路氹中部生態廊道阻力較高的問題。研究結果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中的“一河兩岸合作軸帶”區域契合,①該區域作為藍綠網絡規劃中的關鍵節點,是未來降低修復區內的生態阻力、增加生態廊道連續性的核心位置。生態廊道加速生態過程與要素流動,對於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有積極的影響。無論是城市規劃理論下綠地系統的“點—線—面”形態,還是景觀生態學理論下的“斑—廊—基”結構,生態修復的重點都在於重塑生態物質信息的流動,以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與休閒遊憩等生態系統服務。②對此,需規劃能夠適應城市發展變化的連續生態網絡,確保廊道在空間變化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功能。通過整合緩衝區和適應性管理策略,保護生態廊道免受城市化的不利影響,從而提高連通性並增強整體復原性。橫琴與路氹在水路和陸路之間都存在交匯地帶,應在水體、道路兩側預留出一定的生物通道,便於生態過程與要素流動,適當拓寬廊道的寬度,盡可能以自然生態系統邊界為廊道的邊界,減少外界對生態廊道的干擾。在阻力較大的廊道附近,建議適當增加點狀生態斑塊,加強生態廊道之間的連通能力,保證各景觀之間物質流動的交互作用,提高琴澳一體化生態廊道的連通性。(三)提升琴澳一體化生態節點韌性在 2020 年至 2024 年間,琴澳的生態夾點數量呈現顯著增幅,由 2020 年的 5 個增加至 2024 年的 22 個。此增長趨勢預示着兩地間生態連通潛力的提升,有助於生態過程及生態要素流通。新增夾點的空間分布及其在實際生態功能中的有效性有待進行深入評估。現有生態夾點位於橫琴芒洲 — 二井灣 — 深井灣,對於維護整個區域的生態平衡與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結果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 年)(草案)》內生態安全格局中的“一環”對應,③規劃草案強調了加強芒洲—二井灣—深井灣沿線地區及其南部沙灘的生態保護。與此同時,生態障礙點的數量亦有所增長,從 2020年的 15 個增加至 2024 年的 18 個。這些新增障礙點主要集中於澳門路氹及橫琴部分區域,其空間分布隨城市發展而呈現動態位移。現有生態障礙點主要集中在橫琴十字門沿岸,與草案提出的“琴澳一河兩岸合作軸帶”的區域一致,該區域不僅是未來琴澳一體化發展的關鍵合作軸帶,也是構建生態安全格局、實現生態保護與修復雙重目標的核心區域。①澳門土地工務運輸局:《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2022 年 2 月,頁 9。②王佳煜、陳天:〈沿海高密度城市國土空間生態修復關鍵區域識別方法 —— 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例〉,《風景園林》(北京),第 28 卷,第 12 期,2021 年,頁 16–22。③《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 年)(草案)》,2024 年 6 月,頁 9。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
  • 6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生態節點是生態廊道中的關鍵區域,對於連接斑塊間的生態過程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規劃者應加強生態節點上的各種綠地,包括公園、自然休憩區等,確保它們形成一個更具韌性和相互關聯性的城市生態網絡,從而增強生態系統整體結構和功能的完整性。在澳門半島高密度建成區之間建議增加小型帶狀生態斑塊,使用垂直綠化或者屋頂綠化的方式,增加城市空間範圍內部的植被覆蓋度,降低修復區內的生態阻力,保持其生態廊道的連續性和生態斑塊間的穩定性,改善澳門半島生態連通性較差的狀況,並使增加的小型生態斑塊融入現有生態體系,形成有機生態網絡。通過實施更加嚴格的生態管理策略,保護區域內的自然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促進生態要素的流動,提升琴澳一體化的生態節點韌性與可持續發展能力。五、研究結論琴澳一體化格局的形成為澳門和橫琴的建設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城市空間的協同發展與生態安全格局的優化提升是兩地城市空間規劃中的重要主題,能為琴澳一體化發展提供可持續及具有韌性的空間支撐。本研究以澳門和橫琴作為研究對象,依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形態學空間格局分析模型對生態斑塊進行提取;基於研究區的生態屬性選取高程、坡度、交通網絡密度、夜間燈光強度、歸一化植被指數,以及土地利用類型等六個因子作為阻力值,構建生態阻力面;利用電路理論對生態廊道、生態夾點、生態障礙點進行空間識別,構成琴澳一體化的生態安全格局。本研究針對琴澳一體化提出增強生態斑塊均衡性、提高生態廊道連通性、提升生態節點韌性的規劃建議。未來琴澳兩地需更加明確規劃制度的協同合作機制,實施協同優化政策,促進琴澳一體化生態安全格局的協同優化發展,建立澳門和橫琴兩地城市空間健全且有效的布局與協同規劃研究。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未來的研究中可進一步深化。首先,在時間維度上,本研究僅關注了 2020 年和 2024 年澳門和橫琴的生態狀況,缺少對歷史演變趨勢和未來情景的預測分析,難以全面揭示生態安全格局動態演化規律。其次,在方法論層面,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選擇和評估方法有待進一步完善,本研究使用當量價值法和形態學空間格局分析來確定生態斑塊,未來建議將生態系統服務的供給與需求評價納入評估體系,更科學地進行城市生態服務價值評估及空間分析。最後,本研究以澳門與橫琴作為核心研究區域,未能充分考慮珠海市全域自然生態格局對區域生態連通性的影響。作為大灣區重要的生態城市,珠海擁有豐富的山林、濕地和海岸帶資源,在維持區域生物多樣性、保障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以及維繫大灣區生態網絡的整體連續性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未來研究應着重分析珠海在大灣區生態安全格局構建中的作用機制,以更全面地評估區域生態網絡的穩定性和恢復力。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將珠海納入分析範疇,構建更具整體性與
  • 67系統性的區域生態網絡,從而深化對區域生態系統複雜性的認知,提出更符合實際生態治理系統性需求、更具實踐性與協同效應的優化建議。琴澳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及協同優化研究
  • 68清嘉道年間兩廣總督阮元治澳史事述論*陳烜臻 陳文源 [ 摘 要 ] 阮元乃清代嘉道年間的經學家、名宦,嘉慶二十二年(1817)出任兩廣總督。其督粵十年,適逢中西關係日趨複雜,澳門成為中外矛盾之焦點。為強化廣東海防與對外貿易管理,阮元巡閱珠江口防務及考察澳門社會情形,秉持“恪守天朝律令”與“變通處理西洋夷務”的原則,推行靈活務實的治理策略:在查禁鴉片上,整頓行商與煙販,肅清澳門走私窩點;對澳葡族群內部問題,堅持主權原則,避免介入葡人內鬥;處理中葡司法糾紛,能夠恪守章程且靈活變通。阮元督粵期間,在遏制鴉片走私、維護澳門穩定方面取得實效。其治澳實踐既體現傳統經世思想之底色,又折射出傳統士人如何面對近代變局中“守本”與“權變”之張力,同時也反映了清廷在“條約前時代”應對西方勢力滲透時的制度性困境。[ 關鍵詞 ] 阮元 兩廣總督 中外關係 鴉片走私 珠江口防務 司法糾紛自 18 世紀中葉起,西方新興強國為爭奪遠東貿易市場,在東亞展開激烈競爭,使得中國東南沿海社會結構性矛盾日益尖銳,南方海疆形勢亦漸趨嚴峻。阮元作為嘉道時期著名的經學家與務實官員,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出任兩廣總督。其督粵十年間,以“恪守天朝律令”為底線,以“變通西洋夷務”為權宜,在解決傳統的社會治理問題以外,穩健應對涉外事務,並取得了一定的治績,但也存在明顯的時代局限性。學界對阮元的涉外思想與活動已有一定研究,如阮元處理中英“土巴資號”事件、中美“德蘭諾瓦”事件的策略和思路,①此外,對於他在打擊鴉片走私與澳門治理方面的治績在一些相關論著中也稍有討論。②隨着檔案文獻不斷被挖掘利用,對阮元的研究和評價仍有深化空間,尤其關於阮元治理澳門的策略與實踐,至今尚無專文論述。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嘗試從微觀上考察阮元治理澳門的具體策略與實踐運作,分析其在澳門問題上的外交原則與治理思‧學術筆記‧*本文為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重大學術文化工程《(新編)中國通史》纂修工程“台港澳卷.澳門篇”階段性成果。作者簡介:陳烜臻(通訊作者),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碩士研究生;陳文源,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①高君麗、陳文源:〈兩廣總督阮元的對外思想——以伶仃島事件為中心〉,《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廣州),第 1輯,2023年,頁 311–32;郭英夫:〈嘉道時期兩廣總督阮元對外交涉述析〉,《歷史檔案》(北京),第 4期,2022 年,頁 94–100;紀宗安、劉姮:〈“德蘭諾瓦”事件新探〉,《世界歷史》(北京),第 5 期,2012 年,頁 58–67、159。②鄧開頌:〈鴉片戰爭前澳門的鴉片走私貿易〉,《學術研究》(北京),第 3 期,1990 年,頁 11–14;郭衛東:〈澳門與早期鴉片貿易〉,《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3 期,1999 年,頁 16–22;戴裔煊、鍾國豪:《澳門歷史綱要》,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 年;吳義雄:〈鴉片戰爭前的鴉片貿易再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第 2 期,2002 年,頁 50–73;郭衛東:〈鴉片戰爭前後中國與西方貿易的更新換代問題〉,《近代史研究》(北京),第 5 期,2023 年,頁 13–21。
  • 69想,從而揭示傳統官僚體系在近代轉型前夕面對外部挑戰時所展現出的應變能力與其內在限制的矛盾與衝突,以期深化對清代中期沿海治理模式的理解。一、整肅行商與查禁鴉片早在 17 世紀初,葡萄牙人曾從印度向中國輸入少量鴉片。①雍正七年(1729),清朝政府認識到鴉片對社會的危害,便頒布禁煙令,決意嚴懲鴉片販子、煙館老闆及失職的海關官員,②期望鴉片走私得到遏制。但自 18 世紀 40 年代起,隨着澳門葡人貿易陷入困境,部分澳門葡人與舖商勾結,暗自走私鴉片謀取暴利,鴉片成為澳門葡人最賺錢的“生意”。③乾隆三十二年(1767),葡萄牙商船“順航”號從孟加拉返抵澳門,鴉片是船上唯一的貨物。④當年葡萄牙人向內地走私鴉片達 1,000 箱。⑤英國東印度公司探悉鴉片走私利潤豐厚,便利用其對南亞地區的控制,推行鴉片專營制度,直接操縱南亞大部分鴉片的生產與銷售,同時利誘澳門葡人與其合作。英商從果阿、達曼、第烏、孟加拉、孟買等地採購鴉片,用懸掛葡萄牙國旗的貿易額船通過達曼出口,這些船隻須在澳門港口卸貨並向澳葡當局繳稅,⑥繼而通過澳門舖商向內地傾銷,從而讓澳門發展成為遠東鴉片儲運與分銷中心。如此,葡萄牙人以澳門為基地,藉由額船制度為紐帶,聯合英商、華商,構建起鴉片生產供應、海上運輸與內地分銷的緊密鏈條,幾乎壟斷了南亞對華的鴉片貿易。鴉片走私使得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官兵民眾深受其害,社會風俗日漸敗壞。清政府多次頒布禁煙令,並督責兩廣總督與粵海關監督嚴加管治,奈何清代行商作為對外貿易的中介,憑藉身分優勢與英美等國商人勾結,參與或包庇鴉片走私,致使朝廷的禁煙令成為一紙空文。嘉慶十四年(1809),清政府即要求行商出具甘結,保證其承保的每一艘商船並無夾帶鴉片,但現實是,行商們陽奉陰違,他們通過賄賂港口官吏,繼續走私鴉片,使官府的貿易監管流於形式。⑦以廣州十三行的總商伍秉鑑(按:別名敦元)為例,其與英商怡和、寶順,美商旗昌等鴉片洋行有着密切的利益關係。⑧外商通過大量鴉片走私,獲得高額的利潤,以抵補絲茶貿易造成的貿易逆差。因此,鴉片最大的賣主,多是內地茶葉的最大買主;而茶葉最大的賣主,同時也是鴉片走私的庇護者和受惠者。⑨以伍氏為首的行商,①(英)馬丁·布思(Martin Booth),任華梨譯:《鴉片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年,頁 126。②〔清〕李圭:《鴉片事略》卷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年,頁 5–6。③(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小雨譯:《澳門編年史》,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 年,頁 165。④ Van Dyke, Paul A.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24.⑤ David E. Owen, 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4, p. 52,轉引自龔纓晏:《鴉片的傳播與對華鴉片貿易》,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年,頁 181。⑥(英)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康成譯:《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年,頁 122。⑦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325。⑧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係》,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9 年,頁 55。⑨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係》,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9 年,頁 55。清嘉道年間兩廣總督阮元治澳史事述論
  • 7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表面上配合清政府的禁煙政策,暗中卻通過行賄收買清朝官員,肆意走私。至嘉慶中後期,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數量在 4,500 箱左右。①有學者指出,在鴉片戰爭前的 20 年:平均每年 1 萬多箱輸入和 1000 多萬兩白銀被掠奪……已足以揭露鴉片販子和其背後的利益集團的掠奪本性。②嘉慶二十二年(1817),廣東水師攔截了夾帶鴉片來粵的“咪唎堅國噢哋夷船”,但兩廣總督蔣攸銛向朝廷匯報時,將此案定性為尋常海盜案,並以其遭劫而致人財兩空為由,請求對受害夷人量加賞恤。③蔣攸銛對鴉片走私商船的寬宥處置方法,令嘉慶帝深感不滿。其後,嘉慶帝諭令蔣攸銛,鴉片煙泥是朝廷厲禁之物,私運鴉片者一律治罪,而今“噢哋”號商船雖遭受劫掠,官府念其無知未予懲處已屬寬容,實無理由再對其額外加以撫卹賞賜。④此次君臣在處理外夷違禁問題上的分歧,暴露了清廷內部對外事與禁煙政策的複雜態度。同年,朝廷任命素有清望的阮元出任兩廣總督,肩負起整頓海防、處理中外關係的重任。阮元抵任兩廣總督後,即親自巡視廣東內外諸洋的貿易與海防情形,並赴澳門城內進行實地考察,⑤指出鴉片走私屢禁不止的制度性癥結:“推其原故,由一切防杜之法,多行於鴉片已入內地以後,不能行於鴉片未入內地以前”,即海關稽查僅能對“現獲之販加以懲治”,而無法對“最先販賣之人”進行追責。⑥有鑑於此,阮元提出,唯有將鴉片輸入堵在外國商船卸貨之前,才是正本清源之法。為此,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完善監管制度,希望從鴉片走私的源頭、中介及最後分銷進行體系性的監管。嘉慶二十五年(1820)五月二十六日,阮元與海關監督下令:鑑於當前船隻已陸續駛到,本官等現特重行飭令各文武衙門及海關稅口查緝拿捕,本官等又督令行商等與通事及買辦等通同負責,在各船申請開艙之前,查察來船有無夾帶違禁貨物。如彼等妄圖包庇,一經發覺,則保商應獨負其責,亦必遭破獲懲處,而通事、買辦亦難辭其咎。該行商等皆屬有身家之輩,應知自愛,毋蹈覆轍,致貽後悔。⑦阮元的新措施,明顯起到了震懾作用。道光元年(1821),伍秉鑑即向英商通報,鑑於官①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1999)》(上冊),合肥:黃山書社,2006 年,頁 485。②吳義雄:〈鴉片戰爭前的鴉片貿易再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第 2 期,2002 年,頁 73。③〈兩廣總督蔣攸銛奏報美鴉片船被搶現量予賞恤並曉諭嚴禁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 1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0。④〈著兩廣總督蔣攸銛曉示外商私運鴉片煙泥者將從重治罪事上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 1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1。⑤〔清〕阮元:〈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記〉,《研經室二集》卷 7,《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7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頁 327。⑥〈兩廣總督阮元奏為嚴禁外商夾帶鴉片請旨摘去洋商頂帶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 1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7。⑦(美)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1635–1834年》(第 3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434。
  • 71府對外國商船的查驗日趨嚴厲,他已經成了重點的監視對象,是“官員勒索的對象”,再也無法像往常那樣提供庇護。①同年十月,阮元上奏強調行商在禁煙中的責任,指出“夷船私帶鴉片,即能瞞臣等之耳目,斷不能瞞該商等之耳目”,但“頻年以來,從未見洋商稟辦一船,其為祗圖見好於夷人,不顧內地之受害,顯而易見”。②行商為了牟取商利,無視鴉片氾濫的流毒,往往勾結外商、縱容走私商船進入內港,甚至協助行賄相關官吏為鴉片走私大開方便之門。阮元認為,“洋商內伍敦元系總商居首之人,責任尤專,各國夷商亦為最熟”,而今卻犯“與眾商通同狥隱”之罪,為懲一儆百,以儆效尤,建議:將伍敦元所得議敘三品頂戴摘去,責令率同眾洋商力為遵旨杜絕。如一二年內經理得宜,鴉片來粵絕少,當奏請施恩,賞還頂戴。③處罰伍秉鑑後,阮元進一步強化政策,要求所有商船抵港須經保商查驗、出具甘結後方可交易。一旦發現夾帶鴉片,全船貨物駁回,驅逐出境,不得貿易。阮元以暫時褫奪伍秉鑑頂戴為突破口,重建行商連帶責任機制,強化保商稽查職能,切實執行違禁駁運政策,意圖“以商制夷”,從源頭上遏制鴉片走私。懾於阮元新政,伍秉鑑與其他行商對所有停泊黃埔的外國鴉片躉船進行警告,要求其在一週內駛離內河水域,否則將被迫向官府舉報。不久後,廣州保商對多艘不聽勸告的鴉片走私商船提出指控,如美國商船“急庇侖號”(Emily)、英國散商貨船“墨羅佩號”(Merope)、“胡格利號”(Hooghly)和“歐亨利亞號”(Eugenia),揭發其中三艘英國船隻均與大鴉片商馬地臣(James Matheson)有關。阮元聞訊,宣布對三艘英船已卸載上岸的半數貨物予以沒收,未卸貨物不得出售,查獲的鴉片全部銷毀,並責令將馬地臣驅逐出中國口岸,終身禁止其參與對華貿易。④二、清理澳門鴉片窩點在審訊煙販、追查鴉片來源的過程中,清政府發現多數案件均與澳門密切相關。因此,肅清澳門地區的鴉片儲運窩點,為禁煙舉措能否收效的關鍵。在整飭廣州行商秩序的同時,阮元也持續加強對澳門煙販的清剿。其中,葉恆澍作為具有特殊身分的鴉片販子,憑藉其①(美)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1635–1834年》(第 4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12。②〈兩廣總督阮元奏為嚴禁外商夾帶鴉片請旨摘去洋商頂帶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 1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8。③〈兩廣總督阮元奏為嚴禁外商夾帶鴉片請旨摘去洋商頂帶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 1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8。④(美)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1635–1834年》(第 4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18–20。清嘉道年間兩廣總督阮元治澳史事述論
  • 7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亦官亦商的雙重背景,構建起覆蓋澳門及東南沿海的走私網絡。葉氏早年曾參與協捕海盜,與官府過從甚密。嘉慶二十年(1815),因巡洋經費短缺,他成立公司,“向販賣鴉片煙之人抽銀供給,事竣隨將抽費作為官規,歷派大小衙內官規”,最終自身也走上私販鴉片的道路。嘉慶二十四年(1819)十月,葉恆澍因與顧國珍等人發生利益糾葛,被人誣告為盜,“因盜案虛誣,即以販賣鴉片煙具稟總督。”道光元年(1821)九月,葉恆澍押解赴省,“交廣州府收禁,飭發臬司會同糧道審訊”。①經收禁審訊,確定葉恆澍參與鴉片走私。道光二年(1822)三月,阮元呈奏指出,②葉恆澍通過走私鴉片積累一定財富後,遂捐納得州同虛銜,長期以商紳身分為掩護,串聯澳門葡人與內地商人,從澳門向內地大量走私鴉片。與其合作的內地商販多來自福建漳浦、廣東潮陽等沿海商幫,通過鄉緣、業緣關係結成利益共同體,形成內地鴉片分銷網絡。阮元嚴懲葉氏及其團夥,依律收繳違禁貨物、燒毀鴉片,對走私商販處以枷號充軍、罰沒財產、杖責等刑罰,以示朝廷查禁鴉片的決心。葉恆澍案不僅揭示了澳門走私網絡的規模,更暴露廣東的官場腐敗。該案緣起葉氏家僕反訴官府,指控地方官員假借“公司”名目抽收鴉片商稅充作“官規”,暗示文武衙門“俱受規銀,任聽夷人興販”。大學士伯麟的奏摺證實,葉恆澍勾結行商伍秉鑑“通同狥隱”,縱容外國商船運銷鴉片;更指出道光元年“土巴資號”事件中,英船水手殺人未抵命,官府竟“委員帶同洋商親到夷船,請其回省貿易”,足見“地方衙門若非受規狥隱,民誰敢犯?”③案件暴露出清廷禁煙困局的核心癥結:官僚體系通過收受賄賂縱容走私。外文文獻亦記載,“葉氏據說是澳門的鴉片掮客,又是澳葡為求鴉片走私向清朝官員行賄的經手人”。其被捕後,為求自保,向官府揭發了一眾受賄官員,受賄者不僅包括中下層官員,還包括“藍頂”的高級官員,以至“紅頂”的水師提督。④案件上呈朝廷後,道光帝痛斥廣東官場積弊,嚴令阮元整肅鴉片走私背後的貪瀆之風,清除鴉片氾濫之根源,諭令“於通海各口岸地方、並關津渡口,無論官船民載,逐一認真查拿”,嚴懲“奸民以多金包攬上稅、及私運夾帶進口等弊”,務求以除積蠹。⑤阮元奉旨聯合粵海關及地方衙門開展嚴查。至道光三年(1823)二月,其奏報成效時稱,經“嚴切稽查,節次懲辦”,現黃埔、澳門、虎門等內港“尚無偷運”,鴉片價格未現大幅波動,“亦無減價賣與兵丁及奸民包攬漁船上稅之事”。然外洋走私則鞭長莫及,“海外地方,①〈大學士伯麟等奏廣東廣州府香山縣職員葉恆澍遣僕呈訴被誣販賣鴉片監押審訊等事摺抄件〉,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頁 144。 ②〈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報拏獲販賣鴉片煙人犯分别定擬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2 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64–68。③〈大學士伯麟等奏廣東廣州府香山縣職員葉恆澍遣僕呈訴被誣販賣鴉片監押審訊等事摺抄件〉,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頁 144。④ “The Traffic in Opium with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1837, pp. 546 –53.⑤〈著兩廣總督阮元等於通海各口岸查拿鴉片煙販事上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48。
  • 73潛行販賣,越入各省”之弊猶存。①外國煙販轉而在伶仃洋設置躉船,形成漂泊交易平台,並依託“快蟹船”武裝護航,②構建新的鴉片走私模式。對此,阮元於道光四年(1824)六月頒布嚴厲條例:對勾結外商走私者“照通賊例處斬立決”,並梟首示眾;為走私鴉片商船提供補給者“擬絞立決”;對收受賄賂縱容走私的官兵差役則“一體同罪”。該條例特別警示沿海民眾“慎無貪圖小利,自致身首不保”,③試圖通過嚴刑峻法震懾走私行為。綜觀葉恆澍案及其後續舉措,阮元治理策略具有三個層次:其一,透過查辦代表性個案,打擊澳門走私網絡,並揭露吏治敗壞;其二,通過整肅行商、責成葡方,建立跨域聯防;其三,以嚴刑峻法震懾新型走私模式。雖然這些措施短期內壓制了澳門走私,但對外洋走私卻束手無策,顯示嘉道年間,清朝水師武裝勢弱,對遠洋海疆的治理能力已顯不足。三、華夷有別:不干預澳葡內部紛爭葡萄牙人租居澳門後,在清廷總體管制下實行有限自治,澳葡當局負責族群內部的行政與司法事務。但澳門葡人群體內部長期存在派系之爭,以澳葡總督為代表的保守派與以議事會為代表的立憲派,因貿易資源與行政管轄權而不斷產生紛爭。這兩股勢力相互頡頏,形成了澳葡自治體系複雜的政治格局。19 世紀 20 年代,受歐洲自由主義革命浪潮影響,葡萄牙本土政治改革運動波及澳門,令澳門葡人族群內部的政治鬥爭一度異常激化。以航海學校教師兼少校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為首的立憲派,主張推行議會選舉、司法改革及新聞自由;而以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為代表的保守派,則竭力維護傳統特權體系。④ 1822 年,葡萄牙新憲法頒布,立憲派通過議會改組、司法革新等措施迫使眉額帶歷辭職,保守派聯合總督歐布基(José Osório de Castro Cabral de Albuquerque)多次發動軍事反撲,但最終被立憲派擊敗。⑤道光三年(1823)六月,葡印總督派遣海軍將領包也(Capitão-Mor João Maria de Sousa e Almeida)率“薩拉曼特拉”號軍艦攜 200 名士兵抵達澳門外海雞頸外洋,意圖以武力方式平息內部紛爭,恢復保守派統治。軍艦官兵曾致函廣東,聲稱“住澳夷人不遵號令,今欲登岸與之爭論”,表明其目的是解決澳葡總督與議事會的衝突,還希望廣東官府協助撤離居澳華人,以便採取軍事行動。⑥兩廣總督阮元接報,及時上奏朝廷,匯報居澳葡人的政治紛爭,指出:①〈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報查禁鴉片偷運入口情形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49–50。②〔清〕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全 8 册),卷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影印本,頁 10。③〈兩廣總督阮元示諭〉,吳義雄編:《清代廣州口岸歷史文獻叢編.第一輯》(第 8 冊),《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中文檔案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 年,頁 456–57。④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 3 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409。 ⑤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43–44。⑥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56–57。清嘉道年間兩廣總督阮元治澳史事述論
  • 7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此次驅逐番差兵頭,係澳中夷商主持,眾夷之心,向背不齊,並聞大西洋國中事權亦不歸一。該國王接稟後,或責其專擅,或竟准其換立,或先已准換,後又反覆,此皆該國之事。惟澳門係天朝地界,不比在該國本境,可以聽其任意爭閧。①因此,廣東政府以傳統華夷秩序為外交原則,不介入澳葡內部的糾紛,但也不許葡萄牙人在中國領土上胡作非為。於是,阮元秉持“系夷人自行查辦之事,內地本可不必過問”的原則,保持政治中立,但葡萄牙人“配兵來粵”,已經逾越清廷容許其“自治”的邊界,且“澳門係天朝境地……內地洋面亦不容夷船久泊”,將外國在廣東沿海的軍事行動視為對海疆安全構成威脅。因此,指派遣廣州知府鍾英、副將蘇兆熊赴澳督查,要求葡萄牙軍艦“將公事速為理明,即速開行回國”。②鍾英、蘇兆熊抵澳後,質詢葡方官員、查驗艦船文書,確認果阿當局越權干預事實;同時向議事會宣示“澳門係中國轄境,凡兵艦駐泊、政令施行皆須稟明天朝”,責令葡方承諾“竣事即行回帆”。在交涉過程中,鍾英等反覆向澳葡當局傳達總督阮元的訓令,警誡道:這不只是葡萄牙人的政事,更事關清朝的安全與尊嚴,所有的軍艦與澳葡當局“都不可輕舉妄動”。③然而,果阿軍艦尚未駛離,立憲派內部即發生了矛盾。以澳門主教沙敏(D. Francisco da Nossa Senhora da Luz Chacim)為首的保守派利用此機會,暗中聯繫果阿軍官包也,計劃秘密登陸。④道光三年(1823),葡印當局司令官埃斯特菲克(João Cabral de Estifique)少校率軍強行登陸澳門,並迅速控制議事會,逮捕了巴波沙等立憲派領袖。⑤立憲派成員阿馬蘭特(António de S. Gonçalo de Amarante)與戈麥斯(Domingos José Gomes)、馬埃(João Nepomuceno Maher)匆忙逃亡廣州,並向廣東官府求援。⑥與此同時,保守派重建政府委員會,召回眉額帶歷並恢復其職務。在果阿軍隊支持下,保守派壓制了立憲派的反撲勢力,標誌着澳門早期民主化嘗試的夭折。⑦面對澳門葡人族群內部的管治權紛爭,阮元遵循明朝以來所形成的華葡“共處分治”的原則,在確保澳門社會秩序穩定的情況下,尊重澳門葡人“自治”的傳統,認同葡萄牙王室權威,主張以其國王諭令為爭端裁決依據。當葡印總督擅自下令復職舊官員時,澳門葡人以“唯遵國王之命”為由抵制,阮元也認為果阿當局“既無國王示諭”則無權干預,①〈兩廣總督阮元等奏陳飭諭小西洋人嗣後無須帶領多船來粵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2 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174–75。②〈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報查辦大小西洋爭派澳門地方之番差兵頭情形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2 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73–74。③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57–60。④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61。⑤ A Abelha da China, no. 54, 27 September 1823.⑥(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19 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頁 31。⑦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61。
  • 75責令其軍艦官兵“回國請示國王再辦”。此舉既避免因果阿當局武裝干涉可能引發的澳門社會動盪,又借葡國王室權威消解殖民總督的越權行為。經阮元斡旋,葡艦官兵最終駛離雞頸洋“候風長行”。對於滯留澳門的前任官員,阮元以“未理事者不得居留”為由,命其另乘商船返葡“聽候國王示諭”。①道光三年(1823)九月初七日,阮元將此次澳門危機的始末及處理過程呈奏朝廷,認為此次澳門騷亂由立憲派代表巴波沙為首引發,後因失去民心,被保守派推翻。澳葡當局隨後逮捕了煽亂分子,恢復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的職務,這場內爭至此結束。政變的平息,使清朝得以確保對澳門的主權控制和海防安全,具有重要的治理意義。鑑於澳門社會形態日趨複雜,阮元未雨綢繆,進一步防範居澳葡人內部紛爭再起,阮元特“諭知小西洋夷人,曉以天朝法度,設來年奉有國王示諭來粵,無須帶領多船”,“亦不許其多人登岸,總當兩邊妥為彈壓,不使爭競”。他認為此前於嘉慶十三年(1808),英國海軍強行進駐澳門的事件,乃澳葡當局的軟弱所致,若任由居澳葡人社群持續內耗,恐令“咭唎從中覬覦,冀收鷸蚌之利”。②由此可見,阮元對英國人在澳門的活動保持着高度的警覺。為了加強對澳葡當局的震懾,道光五年(1825),阮元還請旨維修關閘及演武亭,③以此鞏固澳門地區的海防。四、審理涉外命案:堅守治權與現實調適自 18 世紀以降,伴隨西方殖民主義思潮的興起,葡萄牙對澳門的治理模式逐漸顯現殖民化傾向,尤其在司法領域以漸進方式侵蝕清廷司法管治權。乾隆八年(1743),澳門發生陳輝千命案,廣東官府堅持依《大清律例》對涉葡命案行使司法管轄權,要求將嫌犯解送廣州審理,而澳葡當局則以“維護自治”為由,拒絕向廣東遞解葡籍嫌犯,並要求在澳門對嫌犯進行審判及執行死刑處罰。經反覆交涉,廣東為“懷柔遠人”,於次年作出了妥協,同意由香山縣官員前往澳門主導命案審訊,再經廣東督撫覆核後,在中葡官員共同監督下於澳門執行極刑,無需解送廣州。事後,仍須向朝廷報告案情及審理、執行情形。這就是所謂的“乾隆九年定例”。④此次中葡命案的審理程序,既體現了清政府對澳門司法主權的堅守,也兼顧了居澳葡人的習俗與慣例。此後,除個別特殊案件外,廣東官員均①〈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報澳門夷人仍接小西洋兵頭登岸縳禁擅立之兵頭現在夷情安靜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2 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75–76。②〈兩廣總督阮元等奏陳飭諭小西洋人嗣後無須帶領多船來粵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2 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174–75。③《清宣宗實錄》卷 82,道光五年五月辛丑,《清實錄》第 3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324。④〈官守篇〉,〔清〕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上卷,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 34–36。清嘉道年間兩廣總督阮元治澳史事述論
  • 7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以此為例,處理在澳門發生的華洋命案。但至 19 世紀初,葡萄牙加快了海外殖民擴張及屬地行政改革,並藉司法制度變革,加強對海外屬地的主權干預。嘉慶八年(1803)起,葡萄牙王室陸續出台多項政策,加強對澳門葡人的管理與控制。在司法領域,葡萄牙在澳門成立司法委員會,明令澳葡當局不得將涉嫌命案的葡人或外國人移交清朝政府審判,規定此類案件須由澳葡當局依照葡萄牙法律自行審理。若涉案葡犯依法應處死刑,也應由信奉基督教的人士執行。①此舉不僅破壞此前雙方達成的司法共識,更直接衝擊清廷在澳門的司法管轄權。道光六年(1826)正月初五日,澳門民人嚴亞照赴葡人法瓦喬(Favacho)家拜訪,法瓦喬之雇工瑪帑阨爾(Manuel)款留嚴亞照飲酒,隨後兩人前往東望洋遊玩。途中因嚴亞照不慎踩踏瑪帑阨爾,雙方發生爭執,瑪帑阨爾惱怒之下,拔出隨身利器將嚴亞照刺傷致死。案發後,瑪帑阨爾“畏罪將兇刀丟棄洋內,逃往沿海山僻躲匿”。②嚴亞照之母嚴徐氏向官府報案,聲稱其子為葡人法瓦喬所殺,香山縣官即“當經親詣驗明屍傷,諭飭該夷目查明兇夷,交出辦理”。③然而,澳葡當局稟覆,指稱嫌犯不是法瓦喬,而是法瓦喬家中一位名叫瑪帑阨爾的仆役,現已將嫌犯拘禁。香山縣要求將嫌犯遞解審理,但澳葡當局卻稱“容再細審另稟”,拒絕移交嫌犯。正月二十六日,香山知縣蔡夢麟要求葡方查明案情,提供證物,並將嫌犯瑪帑阨爾移送中方“稟候親臨提訊詳辦”,④還特別強調,無論嫌犯身分如何,均須按照清朝律法審理與懲處,警告澳葡當局不得擅自處置。正月三十日,經蔡夢麟初步審訊確認,“瑪帑阨爾供認殺傷嚴亞照身死不諱”。蔡夢麟警誡澳葡當局將嫌犯瑪帑阨爾嚴行羈禁,“聽候廣州府憲來澳查辦”,⑤並盡速將案由上報廣東督撫。兩廣總督阮元很快派遣廣州府知府高廷瑤前往澳門,會同署香山協副將曹耀清、署前山營遊擊馬成玉,率同代理澳門同知馮晉恩、香山縣知縣蔡夢麟,遵照循例辦理此案。廣州知府高廷瑤等人抵達澳門後,要求澳葡當局將嫌犯押解蓮峰廟接受審理,但澳葡官員堅稱,須聽從葡國國王指令,以葡國法律審理,並拒絕遞解嫌犯,試圖主導此案的審判。雙方公函來往數次,交涉未果。退而求其次,中方又要求把嫌犯遞解澳門縣丞衙署審判,澳葡官員堅持由葡方依照葡萄牙法律進行審理,仍然拒交嫌犯。廣東官員聲稱,此類案件審理程序,乾隆九年已有定例,不可違背,但澳葡當局依然固守己見。不得已,廣東官員再次妥協,主張在議事亭審訊,而澳葡當局還是不願妥協。萬般無奈之下,廣東官員只得前往拘押嫌犯的地牢審理,根據阮元要求,遵照“乾隆九年定例”審判。經中葡雙方①(葡)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黃鴻釗、李保平譯:《歷史上的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年,頁 163。②〈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審辦西洋哋嚪國夷人毆斃民命一案摺〉,故宮博物院輯:《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頁 152。③〈香山知縣蔡夢麟為飭將殺死民人嚴亞照之蕃人瑪帑阨爾究明稟候提訊事行理事官札〉,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頁 342。④〈香山知縣蔡夢麟為飭將殺死民人嚴亞照之蕃人瑪帑阨爾究明稟候提訊事行理事官札〉,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頁 342。⑤〈香山知縣蔡夢麟為將兇蕃瑪帑阨爾羈禁聽候查辦事下理事官諭〉,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頁 343。
  • 77官員共同審訊,葡人瑪帑阨爾承認了酒後殺害嚴亞照的事實。①最終依律判定對兇犯瑪帑阨爾處以絞刑。案件審理結果提交廣東督撫審核後,確定“於本年二月初五日照例絞決,用彰國憲”。②然而,案件審結後,嚴亞照之母嚴徐氏對判決結果不滿,認為殺害其子的真兇是葡人法瓦喬,並聲稱有法瓦喬之妻作證。阮元接報,責令廣州府知府高廷瑤再次前往澳門,督同同知、知縣及署副將、游擊等與澳葡官員認真複查。查證結果認為:第一,根據澳葡當局出具的甘結,法瓦喬之妻早已身亡,所謂證人並不存在;第二,在審訊過程中,“據將爭毆致傷嚴亞照身死情形,將手比試,與原報無異”,且兇犯瑪帑阨爾承認了罪行,無任何推諉或反悔,處決時也是“自行登架就刑,毫無冤色”;第三,兇犯“乃黃白色之真西洋夷人”,至於法瓦喬,只是葡方的一名低階武職人員,該國的文武官員和差役等人,斷不會全部為他徇私舞弊,並認為兇犯是在眾多葡人見證下被就地正法,過程並無任何疑點。就此,廣東官府又“復詰嚴徐氏,無可登答”,最後裁定,嚴徐氏是“藉命圖詐,聽唆滋煽情事”。阮元認為,在審理此案過程中,澳葡當局能夠交出兇犯依法處決,顯示仍懂得遵守天朝法度,態度十分恭順;而民人藉機滋事,則必須嚴加查辦。③阮元處理“嚴亞照案”的方式,展現了當時涉外司法實踐的複雜性。一方面,他始終堅持“殺人償命”的基本原則,確保兇犯最終伏法,在實體層面維護了司法主權;另一方面,在程序上,面對葡方的強硬抗拒,他不得不作出多次讓步,從要求解犯至縣丞衙署審訊,再退至議事亭,最終妥協於葡方監獄內進行審訊。這種“重結果而輕程序”的處理方式,固然有其現實考量,即優先確保案件得以審結、正犯伏法,以避免曠日持久的糾紛,並維持澳門表面的穩定秩序。然而,這種妥協也在客觀上削弱了清廷對澳門司法程序的實際控制力,默認了葡方在司法管轄權上的擴張訴求。五、結語阮元的治澳實踐,為晚清邊疆治理提供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本文從鴉片禁運、澳葡內政交涉與涉外司法案件三個方面探討其治理策略,可見其始終在“恪守天朝制度”與“變通西洋夷務”之間尋求平衡。在應對鴉片走私時,阮元致力於切斷內地與澳門的分銷網絡,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管控,體現出傳統體制在面對新型經濟滲透時的有限自主調整。在處理澳葡內部事務時,他以“不干內政、嚴守疆域”為準則,通過外交斡旋促使葡①(葡)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著,黃鴻釗、李保平譯:《歷史上的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年,頁 166–67。②〈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報遵例審辦致斃民命之夷人絞決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2 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83–84。③〈兩廣總督阮元等奏請查究懲辦藉端滋詐之民婦及唆事之人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2 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184–85。清嘉道年間兩廣總督阮元治澳史事述論
  • 7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方武裝船隻撤離,有效避免了衝突升級,顯示出其以穩為主的邊疆控馭思路。在涉外司法案件中,阮元依循“乾隆九年定例”框架,在堅持命案審判權的前提下,接受共審、就地正法等程序變通,體現出其在涉外司法實踐中兼顧原則性與可行性的務實風格。阮元治理澳門的方式,並非簡單固守成例,而是在維護“天朝”權威的前提下,積極做出局部策略調適。阮元在澳門的施政成效與局限,是嘉道時期清朝邊疆大吏處理“夷務”的一個縮影。他竭力維繫秩序、懲奸緝私,在相當程度上維護了澳門的社會穩定;然其遭遇的困難 —— 諸如外洋煙販規避監管、葡人據澳自傲,以及國際勢力乘隙而入等,已超出傳統邊政所能妥善應對的範圍。阮元所做的,是在舊有章程與日漸複雜的外部情勢之間尋求平衡,其治理實踐既體現了傳統官僚體系在應對近代前夜複雜局面的某種能動性與適應力,也揭示了帝國體制在面對殖民擴張浪潮時的內在困境。
  • 79作者簡介:方志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①吳偉東、梁秋嫻:〈回歸以來的澳門經濟發展與內地勞動者〉,《港澳研究》(北京),第 4期,2019年,頁 87。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就業調查:2025 第一季》,2025 年 5 月,頁 11。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就業調查:2025 第一季》,2025 年 5 月,頁 5、9。論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核心原則的實現機制方志祺[ 摘 要 ] 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確立的補充原則、報酬平等原則及優先原則,因實現機制的內生缺陷而面臨系統性功能失效。首先,行政許可制度下,審查部門受限於行政資源的約束與勞動市場的信息不對稱,難以實質核驗企業申報的“本地招聘困難”證明,致使補充原則在實踐中趨於形式化;其次,現行統一的聘用費標準顯著低於本地與外地僱員的實際薪資差額,未能有效內化企業替代性用工的社會成本,反而形成負向激勵,誘發聘用實體利用低廉勞動力成本套利,進而擠佔本地就業空間。破解困局需構建“經濟槓桿”與“行政基準”並行的雙軌規制路徑:其一,健全差異化費率機制,參照新加坡外地僱員稅制度,構建涵蓋產業類別、職位層級及外地僱員佔比的三維調節模型,通過動態費率抬升替代成本;其二,引入工資中位數標準,借鑑香港“補充勞工優化計劃”的經驗,強制要求外地僱員薪酬不低於本地相類職位的工資中位數,壓縮薪資套利空間。[ 關鍵詞 ]《聘用外地僱員法》 補充原則 報酬平等原則 優先原則 本地就業 澳門一、問題的提出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全球知名的旅遊休閒中心,其經濟高度依賴博彩旅遊業及配套服務業。自回歸以來,澳門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本地勞動力供給難以滿足產業擴張需求,外地僱員成為支撐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①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據,截至 2024年第 4 季,澳門外地僱員總數約 183,200 人,佔總勞動人口比例超過三分之一。②這些外來勞動力有效填補了本地人力資源的結構性缺口,對維持澳門經濟競爭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隨着澳門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尤其是後疫情時代博彩業轉型與多元產業發展階段,外地僱員數額增長與本地居民失業率持續攀升的衝突日益凸顯。2025 年第 1 季,澳門總體失業率為 1.90%,約 7,300 人,其中青年(25 至 34 歲)失業人口突破 2,500 人(佔青年勞動人口 2.78%),學歷為高等教育的失業居民更達至 3,700 人(佔高等教育學歷勞動人口2.10%)。與此同時,過去一年勞動力市場上的空缺崗位卻長期保持在 9,200 至 10,200 個,而外地僱員總額則相比 2023 年第 4 季遞增了 7,700 人。③此一現象反映出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21/2009 號法律)在制度設計層面上存在深層次問題。‧政策研究‧
  • 8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 《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2 條確立的八大核心原則中,補充原則(僅在無合適本地僱員時聘用外地僱員)、報酬平等原則(同工同酬)及優先原則(保障本地僱員就業優先權)構成制度軸心。然而,現行法律框架為聘用實體提供了系統的成本規避空間,直接誘發本地就業替代的經濟理性,使這些原則缺乏有效的實現機制:首先,補充性形同虛設。企業僅需形式化證明“本地招聘困難”(第 8 條第 1 項),即可獲批量外地僱員配額。然而,現行制度下對“本地招聘困難”的審核過程常常流於形式,標準模糊,且缺乏實地核查與崗位匹配度評估,企業往往可透過“虛假招聘”等手段將外地僱員作為“首選勞動力”而非“最後補充手段”,同時,違法成本的設定未能有效遏制違規行為,現行針對僱主違規聘用外地僱員的法定罰款僅為一至兩萬澳門元/人(第 32 條第 1 款),遠低於企業因長期節省用工成本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其次,報酬平等原則在實務中難以落實。儘管法律要求同工同酬(第 2 條第 4 項),但在勞動力市場中,外僱薪酬顯著低於在地工人的現象屢見不鮮,與此同時, 現時《聘用外地僱員法》規定的聘用費(第 17 至 19 條)標準遠低於本地與外地僱員之間的薪資差額;最後,優先性被架空。當經濟下行時,企業往往傾向留任低薪的外地僱員,以“架構重組”、“崗位撤銷”為由解僱本地僱員,再以“新設崗位”名義重新申請外地僱員配額,形成“假裁員、真替代”的現象。①結果是,本地僱員在再就業競爭中因薪資預期高於外地僱員而處於劣勢而導致失業率呈現結構性上升。博爾哈斯(George J. Borjas)在《天堂之門》中揭示,不恰當的外地僱員政策將加劇本地貧富差距 —— 僅僅在 1998 年,美國聘用實體對移徙工人的招用偏好就讓約 1,600 億美元的財富(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約 2.00%)從本地勞工階層轉移至僱主階層。②即使忽視對貧富差距的影響,外來勞動力的過度替代已引發多重社會問題:一是本地居民就業質量惡化,青年、高學歷群體首當其衝,被迫退出正規就業市場或接受非全日制工作,③加劇社會矛盾;④二是外地僱員權益保障困境 —— 企業為維持成本優勢,通過過度加班、債務束縛、扣留工資等手段剝削外地僱員,⑤衍生勞資糾紛與社會穩定風險;⑥三是產業升級動①〈不合理解僱成極壞先例——林宇滔促徹查博企職工被炒〉,《澳門日報》(澳門),2025年 3月 4日,版A5。②Borjas, George J. Heaven’s Door: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1.③為申請或維持聘用許可,聘用實體可能選擇招用一定數額的本地居民從事非全日制工作,以履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事務局依據《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9 條和《規範聘用外地僱員許可內設定的條件或負擔》(第 13/2010 號行政法規)就相關聘用許可設定的 “ 遵守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量保證 ” 之負擔,原因在於設定的負擔僅劃定本地僱員數量底線,而未有限制其就業形態。參見梁孫旭:〈就業市場外僱審批監管與薪酬壓價問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網站,2025 年 5 月 23 日,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25-06/884056840075c7f664.pdf,2025 年 6 月 18 日讀取;謝誓宏:〈切實探討本澳畢業生及社會就業問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網站,2025 年 4 月 30 日, 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25-05/4110668216e71cad5a.pdf,2025 年 6 月 18 日讀取。④郭達:〈國際視野下青年失業問題研究〉,《當代青年研究》(上海),第 3 期,2019 年,頁 98。⑤外地僱員為維護其工作崗位,往往對過度加班等剝削行為的容忍度更高,本地僱員對剝削行為的順從度則相對較低,此構成薪資待遇以外聘用實體偏好招用外地僱員的考量因素之一。See Peter Kuhn, and Kailing Shen. “Do Employers Prefer Migrant Workers?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Job Board.” IZA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 4, no. 22, 2015, pp. 1–31; Du, Juan. “Endurance, Identity, and Temporality: The Ethnic Labor Market and Labor Process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in Franc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vol. 7, no. 15, 2020, pp. 1–22.⑥陸海娜:〈移徙工人權利的國際保護標準〉,《人權》(北京),第 2 期,2015 年,頁 69;劉興花、王勇:〈勞工輸出、跨國生產政治與剝削關係的形成 —— 中國赴日勞工的案例研究〉,《社會》(上海),第 3 期,2019 年,頁 123–53。
  • 81論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核心原則的實現機制力受阻,企業對低成本外來勞動力的路徑依賴,削弱技術革新與人才培訓投入,與澳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的戰略目標背道而馳。①適逢特區政府於《2026 年施政報告》中明確“全面檢討並完善外地僱員審批制度”,本文擬就上述制度失靈的深層根源進行系統性剖析,通過解構在實務運作中落實相關法律原則的困境,並在借鑑域外規制經驗的基礎上,探索具體的修法路徑,以期推動《聘用外地僱員法》回歸其規範外僱市場和保障本地人就業優先的價值核心。二、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核心原則的立法設計與制度目標(一)八大核心原則的立法願景1998 年通過的《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第 4/98/M 號法律)第 9 條早已明確外地僱員的引入應發揮“補充本地人力資源”的積極功效。《聘用外地僱員法》立法之際,立法者更同步把作為原《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的第 7 條中關於推動就業政策目標的措施之一“在公共服務及公共工程方面優先僱用本地勞工”進一步擴展為涵蓋所有公私經濟部門的“優先僱用本地勞工”。在此基礎上,《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2 條確立的八大核心原則,即補充原則、臨時原則、不歧視原則、報酬平等原則、優先原則、可持續原則、預先許可原則和特性原則,構成外地僱員招用規制的法理基石,其立法設計蘊含對澳門社會經濟特質的深刻回應。立法者通過構建系統性原則,旨在平衡勞動力市場供需矛盾,維護本地就業核心價值,同時保障經濟活力。其中補充原則、報酬平等原則及優先原則形成邏輯閉環,共同指向“在保障本地居民就業優先權的前提下,有限度補充勞動力缺口”的軸心立法目標。補充原則被賦予“最後補充手段”的嚴格定位,彰顯立法者對本地勞動力市場自主性的優先保障。該原則要求企業僅在“沒有合適的本地僱員或合適的本地僱員不足”時,方可在“同等的成本及效率條件”下申請外地僱員配額。立法原意在於建立清晰的勞動力使用序列:本地人力資源始終為首選,外地僱員僅作為填補結構性缺位的輔助力量。例如對“合適”的界定(第 8 條第 1 項),隱含對聘用實體積極開發本地人力資源的督促 ——必須證明已通過在職訓練、薪資調整等合理努力仍無法滿足需求,方能啟動外地僱員申請。這種設計既回應產業擴張對勞動力的急迫需求,更從根本上防止外來勞動力擠壓本地就業空間,體現立法者對澳門人力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長遠考量。報酬平等原則則作為補充原則的關鍵配套機制。立法者將其設計為破除聘用實體利用低廉勞動力成本套利的經濟調節閥。由於勞動待遇為勞動合同的必備內容,同工同酬也是僱主對於勞動者負有的一項合同義務,相應地,薪酬歧視可作為違約行為對待。①法條明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2024–2028 年)》,2023 年 10 月,頁69–70。
  • 8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定“對外地僱員和本地僱員所提供的相同工作或相同價值的工作給付相同的報酬”,其深層意圖在於消除企業因薪資差異偏好外來勞動力的經濟動機。立法者洞察到,若允許同工不同酬,將扭曲企業用工選擇,導致外地僱員從“最後補充手段”異化為“首選勞動力”。通過強制薪酬平等,立法者實質構建了成本平衡機制:企業僅在外地僱員真正具備特定語言能力、專業技能等不可替代的效率優勢或本地人力資源客觀不足時,才會基於生產力之優化而非勞動力成本套利的動機提出聘用申請。此項原則不僅保障外地僱員合法權益,更從經濟理性層面確保補充原則的落實,使外地僱員制度回歸“人才補充”而非“人力替代”的本質。優先原則進一步強化本地就業權的制度保障。立法者通過“聘用優先”與“持續就業優先”的雙重維度構建防護網。“聘用優先”要求企業在崗位空缺時優先考慮本地求職者,而“持續就業優先”則着重防範 COVID-19 等經濟波動期本地僱員被系統性替代的風險。該法律的第 2 條第 6 項可持續原則作為優先原則的適用補充,明示“當會引致顯著減低本地僱員的權利,或會直接或間接引致不以合理理由解除本地僱員的勞動合同時,不得聘用外地僱員”,直接體現立法者對本地居民就業穩定性的捍衛。該原則的法理基礎根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35、115 條對居民勞動權的保障,其制度目標在於確立本地僱員在勞動關係中的主體地位,避免外地僱員制度異化為衝擊本地就業市場的變數。立法者特別在立法設計中嵌入如同第 8 條第 1 項要求評估聘用實體招用本地僱員的努力之監督機制,確保優先性從形式條款轉化為實質權利。上述三項核心原則的立法邏輯呈現遞進關係:以優先原則確立本地就業的基礎性地位,以補充原則嚴格限定外來勞動力的例外内容,再以報酬平等原則消解成本套利空間。此等設計反映立法者對澳門社會生態的精準把握 —— 微型經濟體必須通過制度約束防止勞動力全球化對本地市場的衝擊。②值得注意的是,立法者並未將外地僱員單純視為經濟工具,而是在原則中注入社會融合與權利平等理念(第 2 條第 3 項不歧視原則、第 26 條外地僱員住宿及遣返權等),彰顯中西文明共有的“以人為本”治理哲學。③這些原則共同構成外地僱員制度的價值座標,為後續許可制、聘用費等實施機制提供法理指引,其根本目標始終錨定於維繫本地居民就業質量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動態平衡。(二)法律實現機制的制度架構於國際公約層面,《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92 年起於澳門適用)第 6、7 條和《就業政策公約》(1999 年起於澳門適用)第 1、2 條要求行政機關採取有效措施落實保障居民就業權的責任,而非停滯於對聘用實體的道德勸喻。《聘用外地僱員法》的①吳萬群:〈論僱主實施就業歧視的賠償責任〉,《法學雜誌》(北京),第 2 期,2014 年,頁 83。②謝四德:〈文獻綜述視角下澳門產業結構優化問題研究〉,《當代港澳研究》(廣州),第 2 期, 2012 年,頁 93、95。③胡玉鴻:〈以人為本的法理解構〉,《政法論叢》(濟南),第 1 期,2019 年,頁 24–35;上官酒瑞:〈以人為本與政治核心價值的轉向〉,《政治與法律》(上海),第 2 期,2011 年,頁 13。
  • 83論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核心原則的實現機制核心原則需依賴精密的制度架構轉化為實踐效力,其中許可制與聘用費機制構成法律實現的雙重支柱。立法者通過行政管控與經濟調節的協同設計,旨在將抽象原則嵌入具體操作流程,形成對勞動力市場的動態引導與約束。(1)許可制的行政管控邏輯《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第 9 條第 3 款規定:“僱用非本地勞工須有獨立給與每一生產單位的行政許可。”許可制(《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7 至 16 條)作為法律實施的樞紐,以分層分類管控為核心邏輯,通過行政權限的精細化配置實現對外地僱員規模、結構與期限的全程監管。其制度設計蘊含三重預期效用:首先,以許可形式差異化匹配勞動力需求類別。立法者將許可區分為記名許可(autorização nominal, 針 對 特 定 高 技 能 專 業 僱 員 ) 與 不 記 名 許 可(autorização não nominal,適用於非專業及家務工作僱員),體現對勞動力市場分層治理的科學考量(第 7條)。記名許可強制綁定特定人才,確保高技能專業崗位由具備不可替代性的外來勞動力精準補充;不記名許可則賦予聘用實體在核定配額內自主選聘的彈性,既滿足基礎服務業的靈活用工需求,又避免聘用實體過度依賴單一域外來源地勞動力。這種分類設計與《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服務指南(暫行)》(外專發〔2017〕36 號)等國家層級規範外來勞動力的文件所堅持的“鼓勵高端,控制一般,限制低端”原則不謀而合,①從源頭導引外地僱員流向本地勞動力結構性短缺領域,防止人才錯配擠壓本地就業空間。其次,以期限控制強化勞動力補充的臨時性本質。法律規定聘用許可須設明確期限(第 10 條),②要求其不得超過給予非澳門永久性居民僱主的居留許可(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或職務任期,從制度上杜絕外地僱員身分永久化傾向。更關鍵的是,自動續期條款(renovação automática,第 11 條)僅適用於家務工作僱員,反映立法者對民生需求特殊性的承認 —— 家庭照護服務的連續性與人文關懷聯繫緊密,③有限度的自動續期可減少重複申請的行政成本,保障家庭生活品質。上述設計在維護臨時原則的同時,兼顧社會運行的現實邏輯,體現立法精度的平衡智慧。最後,以動態調整機制回應宏觀經濟變局。該法律的第 13 條賦予行政長官基於產業轉型、經濟危機等公共利益重大事由廢止特定行業聘用許可的權力,並設置 90 日緩衝期以減輕企業陣痛;第 15 條更授權特區政府暫停許可申請或續期,為勞動力市場調控預留政策工具箱。這些條款使許可制超越靜態配額分配,升級為可主動干預的市場穩定器,當經濟形勢突變時能快速阻斷外地僱員流入,為本地勞動力騰挪就業緩衝空間。許可制的整體架構呈現行政理性與市場彈性的有機融合:通過許可類別、期限與調整①鄭今軼:〈移民法的功能機制及其中國實踐〉,《法學》(上海),第 7 期,2025 年,頁 42。②特區政府於 2006 年發布的《規範聘用外地僱員規章(徵詢意見稿)》第 6 條第 1 款規定“聘用外地僱員許可的期限最長為:(一)非專業僱員:三年;(二)專業僱員或家庭服務僱員:五年”,但後續正式立法未有承襲類似的最長年限規制,而是把聘用許可期限完全交予勞工事務局(及前人力資源辦公室)自由裁量。③肖索未、簡逸倫:〈照料勞動與社會不平等:女性主義研究及其啟示〉,《婦女研究論叢》(北京),第 5 期,2020年,頁 16;任美娜、劉林平:〈親疏之間:家政服務中的僱傭關係與心理契約〉,《社會學評論》(北京),第 3 期,2025 年,頁 192–94。
  • 8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① Tamašauskienė, Zita. “Internalizing Externalit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cyclopedia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edited by Walter Leal Filho, Springer, 2019, pp. 1013–20.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保障基金:《社會保障基金 2023 年度報告》,2024 年 8 月,頁 29–40。機制的組合運用,既確保外地僱員嚴格受限於“補充性”框架內,又為企業提供可預期的用工規劃路徑。立法者預期此機制能實現雙重防火牆效應 —— 前端以許可類別過濾非必要用工需求,後端以動態調整阻斷系統性替代風險,最終維繫本地勞動力在市場競爭中的結構性優勢。(2)聘用費的經濟調節功能《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第 9 條第 4 款規定:“按市場需要、經濟環境和組別增長的傾向,得以經濟活動組別訂定非本地勞工的僱用。”聘用費機制(《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17 至 19 條)是立法者植入市場規則的核心槓桿,其通過成本內化策略矯正企業用工偏好,從經濟理性層面捍衛補充原則、報酬平等原則及優先原則的落實。該設計蘊含兩大創新性調節邏輯:其一,以差異化費率引導資源優化配置。第 19 條授權行政長官根據產業類別、職業層級、企業規模及僱員數量訂立差異化費率,實質構建了一套精準的勞動力需求調價系統。例如,對博彩業、酒店業、服務業等高利潤部門課以較高費率,可抑制其中低技能崗位過度擴張;對科技研發等戰略新興產業實施費率減免,則能降低其引進專才的合規成本。此種設計將經濟學中的“外部性內部化”(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ies)①原理轉化為法律工具 —— 企業若堅持以外地僱員替代本地勞動力,需支付反映社會成本的溢價,從而倒逼其優先開發本地人力資源。立法者預期此機制能驅動企業重新評估用工結構,使外地僱員需求回歸“人才補充”而非“人力替代”的本質。其二,以社保導向賦能人力資本可持續發展。法律明定聘用費全額撥入社會保障基金(第 17 條第 3 款),使該機制超越單純的成本調節,升級為本地勞動力再生產的投資管道。根據《社會保障制度》(第 4/2010 號法律)第 39 至 42 條以及《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第6/2004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外地僱員對公共服務的佔用成本,通過社會保障基金反哺至本地居民職業培訓、失業救濟及在職進修體系,②形成“以用外促培內”的良性循環。上述設計巧妙化解“誰受益,誰補償”的公平性難題 —— 企業因使用外來勞動力獲得的生產力提升,需通過社保供款回饋本地社會,最終強化澳門人力資本的長期競爭力。聘用費機制的根本創新在於其雙重調節效應:從短期看,費率差異直接增加企業替代性用工的財務負擔;從長期看,社保回撥間接提升本地勞動者技能水平,從供需兩端收窄企業對外地僱員的依賴空間。立法者期待此經濟槓桿與許可制下的行政管控形成立體化的規制網絡 —— 當許可制控制外地僱員的“准入量”時,聘用費則調控其“經濟性”,二者共同確保企業僅在本地勞動力真正稀缺且外地僱員能創造淨社會價值的領域啟動招聘程序。許可制與聘用費機制的耦合設計,反映立法者對勞動力市場治理的系統性思維。行政管控提供剛性約束框架,防範外地僱員規模失控性擴張;經濟調節注入柔性價格信號,引
  • 85論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核心原則的實現機制①〈勞局:首季廢止逾百七外僱額〉,《澳門日報》(澳門),2025 年 4 月 24 日,版 A4。②雖然目前香港外地僱員政策較澳門完善(將於下文詳述),但亦出現聘用實體要求吊車司機應徵者滿足英語水平良好等苛刻條件的情況。澳門聘用實體的操作相信大同小異。參見聶曉輝:〈本地招聘若造假,僱主不准聘外勞〉,《文匯報》(香港),2023 年 8 月 29 日,版 A1。導企業自發優化用工策略。兩者通過三層協同效應強化核心原則的實現:在准入環節,許可類別與差異化費率形成“立體篩網”,高技能崗位因費率優惠與記名許可便捷性獲得優先補充,中低技能崗位則因高費率與不記名許可的配額限制抑制過度需求;在存續環節,許可期限與自動續期限制性規則保障用工臨時性,而聘用費的持續徵繳則動態矯正企業對外地僱員的路徑依賴;在退出環節,公共利益廢止權與社保回撥機制構成雙重保障,確保經濟下行期本地就業優先權不受侵蝕。如此架構的終極制度目標,是構建一套自我修正的勞動力市場平衡系統 —— 當企業試圖以低成本外地僱員替代本地勞動力時,許可門檻與費率成本將自動觸發調節功能,迫使其回歸補充性用工本源。立法者藉此宣示澳門勞動力政策的根本立場:外地僱員制度非為企業壓縮成本之工具,而是社會在保障本地居民就業權前提下,對特殊人力資本缺口的戰略性補充。三、外地僱員限制的實踐失效:本地就業替代現狀分析(一)監管機制的結構性失靈在《聘用外地僱員法》及《聘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第 8/2010 號行政法規)構建的嚴格外地僱員聘用制度下,補充原則要求聘用實體必須證明“沒有合適的本地僱員或合適的本地僱員不足”方可獲批外地僱員配額。然而,部分企業為規避此核心限制,系統地虛構本地人力短缺假象,其手段主要圍繞“虛假招聘”展開,①通過精心設計的形式合規操作掩蓋排斥本地居民的目的,以迎合法律法規表面要求,實質架空優先聘用本地僱員的立法精神。虛假招聘的核心策略在於操控招聘流程的各個環節,製造“本地應徵者不符合要求”或“無人應徵”的虛假結果。首先,在職位設計階段,聘用實體有意設定與崗位實際需求脫節、甚至不可能達成的任職資格。這類要求表面符合法定或專業標準,實際上將絕大多數本地求職者排除在外。②其次,招聘廣告的發布渠道與時效亦經過精心安排,以降低曝光率。企業傾向選擇受眾狹窄、本地居民鮮少使用的人力資源信息平台,或將招聘期壓縮至審查部門允許的最短時限,並避開求職旺季或本地招聘會。更甚者,在廣告中模糊關鍵信息(如薪資範圍標示為“面議”後在面試時壓低報酬),或使用晦澀的職位描述誤導求職者,使潛在合適者根本無法識別崗位匹配性。進入面試階段,程序性的篩選機制成為排斥本地勞動力的技術工具。聘用實體可安排與崗位職能脫節的高難度專業測試,或採取不具合理性的實操考核。面試負責人亦可偏向採用主觀性評價指標,以具備不可證偽性的模糊表述否定合資格的本地應徵者,而非提供
  • 8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①林宇滔:〈促完善就業數據及訂立真正就業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網站,2025 年 4 月 3 日,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25-04/6832367f78977b147b.pdf,2025 年 6 月 18 日讀取;林宇滔:〈促訂立削減博企外僱目標保障本地僱員就業〉,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網站,2025 年 3 月 6 日,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25-03/8426767d3eea1de6b6.pdf,2025 年 6 月 18 日讀取。②如同民族、種族、性別、婚育、宗教信仰等傳統形式的就業歧視在司法實踐中由於勞動者舉證困難而導致的認定困境,監管部門對虛假招聘的查核證明亦存在障礙。而鑑於虛假招聘的結果早已預定,聘用實體無須似傳統就業歧視般於面試階段透過向求職者進行特定提問(如存在婚育歧視的聘用實體將要求求職者表明婚育現狀乃至婚育規劃)以排除部分求職者,而僅為形式化之表演,這使得虛假招聘相比傳統就業歧視的外顯性更低。參見李妮娜:〈就業歧視司法認定的困境與方法〉,《法律方法》(濟南),第 4 期,2024 年,頁 107–10;曹薇薇:〈人口政策轉型期生育歧視法律防治的美國鏡鑑及中國進路〉,《法學》(上海),第 12 期,2024 年,頁 176–78。③ 2024 年第 1 季至 2025 年第 1 季,勞工事務局對涉及 738 人次外地僱員的行政違法行為科處行政處罰,但只廢止了 10 則外地僱員聘用許可。因虛假招聘而被廢止的外地僱員配額相對較多,僅 2025 年第 1 季就廢止了 68家企業的 177 個配額,就虛假招聘而取得的所有外地僱員配額而言卻仍屬涓埃之微。參見〈勞局:首季廢止逾百七外僱額〉,《澳門日報》(澳門),2025 年 4 月 24 日,版 A4。④趙萌琪、(約旦)奧馬爾 ‧拉扎茲:〈技術賦能、制度彈性與價值共識——政務熱線平台治理效能的框架建構〉,《管理世界》(北京),第 7 期,2025 年,頁 11–12。客觀的評估基準。部分企業甚至進行“形式面試”,即在預設不錄用本地居民的前提下,僅履行法定招聘程序。①此外,由於面試過程缺乏詳實紀錄或刻意簡化評價細節(如泛稱“經驗不符” ),導致監管機關難以對篩選行為的合規性進行事後溯源。而針對少數通過初試的本地候選人,企業可採取拖延戰術,誘發其主動流失,最終將未錄用責任歸因於本地勞動力的高流動性。為使虛假招聘具備程序合法性,部分企業會採取系統性的文書造假手段。具體而言,透過統一標註“經驗不符”等虛假評價,企業得以對面試評估紀錄進行標準化篡改;在提交予審查部門的“本地招聘報告”中,則採取選擇性披露策略,刻意隱匿合資格候選人的資料。鑑於行政機關之審查多以書面形式進行,使用具備表面合規性的文件能使企業易於規避行政規制。同樣地,由於面試階段的評估標準具有高度的主觀性,且屬企業自治事項,行政機關在缺乏正當性介入理由的情況下,難以推翻企業的主觀認定。這種形式要件的客觀完備性與評估標準的主觀不可否定性,導致事後審查機制的功能性失效。②監管機制的失效是虛假招聘現象持續蔓延的深層誘因。監管部門在執行職務時,受限於資源配置與調查權限,多依賴企業自證文件,難以對招聘過程進行深度的實質審查。從處罰力度來看,根據《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32 條所示,虛假招聘未被列為獨立的行政違法構成要件;同時,在實務中,極少有依據第 33 條對違法行為處以“廢止外地僱員聘用許可”的附加處罰。③當違規成本遠低於招用外地僱員帶來的利益時,兩者失衡變相誘導企業的投機傾向。此外,基於勞資權力不對等與資訊不對稱,本地求職者因擔憂職業發展受阻或缺乏有效申訴渠道,傾向於採取沉默,使得虛假招聘在缺乏外部監督的情況下愈發隱蔽。“靜態要素的完整性決定了治理系統的功能下限……要素孤立運作引發治理異化,技術工具與制度設計淪為表面合規的裝飾性存在。”④當前許可制度的執行偏差,致使虛假招聘本質上成為一種系統性的制度逃避行為。聘用實體通過職位設計的蓄意拔高、招聘渠道的選擇性屏蔽、甄選程序的儀式化,以及文書紀錄的偽飾性,構建了足以規避行政審查
  • 87論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核心原則的實現機制①金永花:〈韓國勞動力補缺替代分析及對我國的啟示〉,《人口學刊》(長春),第 6 期,2011 年,頁 71。②婁勝華、趙友:〈回歸以來澳門社會治理實踐分析:治理理論視角〉,《港澳研究》(北京),第 3期,2024年,頁 62。③許先春:〈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戰略任務及實施路徑〉,《北京行政學院學報》(北京),第 6 期,2024 年,頁 6–7。的合規表象,異化和扭曲了外地僱員政策的補充性初衷。對此,完善監督機制以遏止此類制度性套利行為,已成當務之急。(二)聘用費費率的惰性規制《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19 條旨在構建一套精密的經濟槓桿體系,其授權行政長官根據產業類別、職業層級、企業規模及僱員數量等因素,科學訂立差異化聘用費率。這種立法設計的核心邏輯在於將勞動力市場 “外部性內部化”。差異化費率應發揮的關鍵功能,是驅動企業基於成本效益分析重新權衡用工策略:對人力密集、替代風險高的中低技能崗位課以較高費率,顯著抬升企業的替代性用工成本;對具戰略價值且本地供給稀缺的高技能崗位實施費率優惠,則可降低關鍵人才引進的合規障礙。這樣的精細調節模式,本應可成為遏制系統性就業替代的經濟防火牆。現行第 89/2010 號行政長官批示將所有行業、職位的外地僱員聘用費統一鎖定為每月200 澳門元,僅在《聘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中設置了兩項例外 —— 加工製造業適用 50.00% 的費率減免,家務工作僱員則豁免全額費用。此種“一費統全”的惰性規制模式,實質上背棄了立法者構建的差異化調節藍圖,使聘用費機制淪為象徵性徵費。統一費率的根本缺陷在於其與市場現實的嚴重脫節:當本地僱員與外地僱員在同一崗位的薪資差異達數千甚至上萬澳門元時,每月 200 澳門元的固定成本對於企業而言近乎可忽略。微弱的經濟約束導致“收益—成本”天秤徹底倒向替代性用工,企業得以在幾乎無額外負擔的情形下,持續以低成本外地僱員置換本地勞動力。法定聘用費原應承載的“抬高替代門檻,引導優先僱用本地居民”的核心功能,在上述情境下被實質架空。現存制度惰性不僅削弱法律規制的經濟效力,更深層的負面效應在於扭曲勞動力資源的市場化配置邏輯。產業結構與崗位層次的特性差異決定了其對本地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存在顯著梯度:博彩業和酒店業的中低技能服務崗位、中小企業的基礎操作職位等領域,集中大量外地僱員,與本地居民就業競爭直接交疊,其替代效應最為顯著,而且社會成本最高;①而對科技研發、專業服務等知識密集型領域而言,引進專才更多體現為對本地人力資本的結構性補充而非擠壓。②統一費率徹底抹平了這種差異,使高替代風險行業無須承擔相匹配的補償成本。費率僵化導致資源錯配加劇,企業未有為其用工策略的社會負面性負責,市場信號被嚴重干擾。更需警惕的是,費率惰性與澳門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產生根本性衝突。特區政府長期致力於推動“經濟適度多元”與產業升級轉型,此路徑亟需企業加大對本地人力資本的投入以培育高附加值產業的競爭基礎。③然而,低至 200 澳門元的固定聘用費幾乎不構成
  • 8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任何轉型壓力,企業缺乏內生動力改變長期依賴低成本外來勞動力的路徑鎖定狀態,無異於變相鼓勵產業結構持續固化於中低技能勞動力密集型模式。再加之《社會保障制度》第10、16、18 條和第 357/2016 號行政長官批示要求聘用實體為其所招用的本地僱員每月向社會保障基金供款 60 澳門元/人,僱用外地僱員的額外固定成本支出事實上僅為 140 澳門元/人。同時,聘用費依法應全額注入社會保障基金(《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17 條第 3款),轉化為補償本地勞動力市場衝擊、強化職業培訓與失業保障的關鍵資金來源。然而,當徵費水平顯著低於真實社會成本,其實際所能支撐的本地勞動力再生產投資亦僅具象徵意義,難以構建法律設計中“以用外促培內”的可持續循環機制。聘用費的惰性規制遂成為制度失靈鏈條中的關鍵環節:它未能矯正企業對低成本替代性用工的經濟偏好,也無法抑制勞動市場對外源性勞動力的過度需求,更難以為本地勞動者的職業發展與產業升級提供足夠的補償性支援。其核心癥結在於行政裁量對立法授權的消極回應 —— 怠於構建與多元產業結構及層級化勞動力市場相匹配的動態差異費率模型。法律所內嵌的經濟理性調節邏輯在此處遭遇阻塞,使立法者精心設想的“雙重調節效應”(即通過費率差異短期抑制替代衝動,透過社保回撥長期提升本地人力資本)難以發揮應有作用,反而為系統性的本地就業替代提供了隱性的制度負向激勵。四、澳門本地就業替代制約的優化進路現行《聘用外地僱員法》的許可制作為行政管控核心,其制度設計雖試圖通過分層分類審批(記名許可、不記名許可)及動態調整機制(如公共利益廢止權)實現勞動力補充的精準調控,但在實踐中面臨根本性困境:行政機關僅依賴聘用實體提交的書面材料(本地招聘困難證明、崗位需求說明等)進行形式審查,難以穿透企業精心構建的形式合規外殼以核實其真實性。①僅於 2023 年,監管部門已然處理 33,468 宗外地僱員申請,每週平均處理量約 644 宗,在有限的行政時限內,實質審查之精確性受限於客觀人力資源。②受限於專業評估能力與實地核查資源的匱乏,現行審查機制呈現結構性失衡,使行政決策往往偏向採信申請企業的陳述 —— 畢竟駁回申請需承擔更高的舉證責任與潛在行政申訴、行政訴訟風險,而批准則可快速滿足企業用工需求並維持經濟運行表象。③其結果是,補充原則所要求的“最後補充手段”在行政程序中被持續弱化,許可制淪為企業低成本獲取外地僱員配額的便捷通道,無法有效阻斷系統性就業替代。為扭轉此現狀,除透過完善外僱入境簽證政策以加強市場准入規管外,④仍須探討以下兩條改進路徑。①韓思陽:〈低強度行政審查的協同性〉,《現代法學》(重慶),第 4 期,2023 年,頁 32–45。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事務局:《勞工事務局 2023 活動報告》,2024 年 8 月,頁 24。③盧超:〈行政許可承諾制:程序再造與規制創新〉,《中國法學》(北京),第 6 期,2021 年,頁 83–84。④宋雅楠:〈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僱政策比較及啟示〉,《澳門研究》(澳門),第 1 期,2017 年,頁67–69。
  • 89論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核心原則的實現機制(一)聘用成本的宏觀調整:聘用費費率多層級差異化單靠強化許可審查程序(如延長招聘公示期、增加面試紀錄要求等)僅能觸及問題表徵,本質上仍無法克服資訊不對稱及行政效能瓶頸的結構性矛盾。澳門現行相關制度亟需引入更具規範效力的經濟槓桿與市場化標準,藉此對聘用實體的用工決策施加實質性成本約束,以促使“補充性原則”從被動的行政審核要件轉化為企業基於理性預期而進行的主動選擇。為此,激活《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19 條的差異化費率授權,構建多層級聘用費調節體系,成為制約本地就業替代的關鍵宏觀路徑。立法者早已預見統一費率無法適應多元產業結構與差異化崗位需求,故明確授權行政長官根據產業類別、職業層級、企業規模及僱員數量訂立階梯式費率。此設計的核心法理在於貫徹“使用者付費”(user pay)①與“外部性內部化”原則:當企業選擇以外地僱員替代本地勞動力時,必須支付反映該行為對本地就業市場衝擊與公共資源佔用的真實成本。現行第 89/2010 號行政長官批示將所有行業費率統一設定為 200 澳門元,實質偏離了立法原意,導致聘用費失去經濟調節功能。新加坡外地僱員稅(Foreign Worker Levy)的設計值得澳門立法者參考。其主要由《外國人力僱傭法》(Employment of Foreign Manpower Act)所規範,是新加坡政府調控外地僱員規模的核心政策工具,設計緊密圍繞准證類型、行業特性、勞動者技能等級、來源地分類及企業配額比例五大維度展開差異化徵收,具體實施細則由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動態發布。該稅由聘用實體全額承擔費用,明確禁止將成本轉嫁予勞動者。②其核心目標在於通過經濟槓桿引導企業優先聘用本地勞動力,同時滿足特定行業的人力需求。其運作機制體現為多層級稅率結構,徵收標準主要依據工作准證類型劃分,並進一步細分為 S Pass 與工作許可(work permit)兩大體系進行管理。針對 S Pass 持有者,即中階技術外地僱員,法律規定不同行業的 S Pass 外地僱員於企業內的佔比不得超過一定比例(服務業 10.00%、其餘行業 15.00%),並要求企業每月需就其招用的外地僱員人數繳納特定稅額(2025 年 9 月起為 650 新加坡元/人),反映新加坡政府對不同行業本地化就業的嚴格保護。工作許可持有者,即基層外地僱員的稅制更為複雜,同時交叉考量行業屬性、技能認證(高級技術或普通技術)、來源地分類及企業配額使用率,最低的來自馬來西亞、中國內地或所謂“北亞地區”(即香港、澳門、台灣和韓國)的加工業高級技術者稅額僅為 200 新加坡元/人,最高的來自“非傳統來源地”(印度、泰國等)的建築業普通技術者卻高達 900 新加坡元/人。製造業、服務業更以外地僱員佔比作為向企業徵收工作許可持有者稅額計算的重要依據,鑑於外地僱員在企業內的佔比差異,以製造業高級技術者為例,企業就同一工作許可持有者之應繳款項的最高額度可達最低額度的 2.2 倍。上述稅制與兩項關鍵政策形成聯動:其一是配額上限① Skumatz, Lisa A. “Pay as You Throw in the US: Implementation, Impacts, and Experience.” Waste Management, vol. 28, no. 12, 2008, pp. 2778–85.② Singapore, Parliament. Employment of Foreign Manpower Act 1990, sec. 11.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31 December 2021, sso.agc.gov.sg/Act/EFMA1990?ProvIds=P12-#pr11-.
  • 9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dependency ratio ceiling),硬性約束各行業外地僱員佔比,從低至高為服務業 35.00%、製造業 60.00%、海事造船業 77.80%、建築業和加工業 83.30%,超限企業將被禁止申請新工作准證;①其二是強制性技能發展稅(Skills Development Levy),要求聘用實體額外繳納所有勞動者(含本地、外地)總薪資 0.25% 的培訓基金,強化勞動力轉型支援。②澳門應借鑑新加坡外地僱員稅的精密調控邏輯,建立三維度差異化費率模型:(1)產業維度。對博彩業、酒店業、服務業等本地勞動力替代效應顯著且利潤豐厚的行業,實施高基數費率;對科技研發、文化創意等特區政府鼓勵的戰略新興產業,則適用低基數費率,引導外地僱員配額向高附加值領域傾斜;③(2)職位維度。依據職業技能稀缺性與本地供給充足度分層設費。文員、服務及銷售人員等中低技能崗位因與本地居民就業直接競爭,須承擔最高級別費率;半導體工程師、數據分析師等高技能專業崗位若經證明本地人才庫不足,可適用優惠費率;(3)規模維度。根據企業僱用外地僱員佔總人力比例實施累進費率。例如,外地僱員佔比 10.00% 以內按基礎費率徵收,佔比達 10.00% 至 20.00%時費率翻倍,超過 20.00% 則費率再加倍。此設計可抑制企業過度依賴外來勞動力,激勵其優先開發本地人力資源。本文認為新加坡外地僱員稅模式在澳門具備高度的可移植性,並提出以下三項法理與經濟實務依據:首先,在制度兼容性層面上,該模式實為對《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19 條的激活和優化,體現了對澳門現行法律體系的遵循和具體化;其次,在政策導向層面上,新加坡模式以保障本地就業為核心目標,與澳門當前緩解“就業替代困境”的政策需求高度契合;最後,在經濟效應層面上,澳門相比新加坡的外地僱員需求彈性更高,可預期成本上漲將導致需求大幅下降,由此使得新加坡模式於澳門實行所產生的本地就業替代制約功效應更為顯著。④該模型通過多層級費率模型能有效動態矯正市場失靈:當企業意圖以低成本外來勞動力大規模替代本地僱員時,階梯式上升的聘用費將顯著壓縮其套利空間,直至該行為喪失經濟合理性。同時,徵收所得撥入社會保障基金,可專款用於本地職業培訓與失業保障,構建“以用外促培內”的良性循環,從根本上強化補充原則的實現基礎。(二)聘用成本的微觀調整:工資中位數作為審核標準僅依託宏觀層面的聘用費率調節仍不足以扭轉困境。當前審查機制之癥結,在於缺① Singapore, Ministry of Manpower. Guidelines for Employers of Work Permit and S Pass Holders: How to Calculate Your Quota and Levy Bill, pp. 5–7. Ministry of Manpower, 1 September 2025, www.mom.gov.sg/-/media/mom/docu-ments/services-forms/passes/guide_on_comp_of_company_quota_balance.pdf.② Singapore, Ministry of Manpower. Employment of Foreign Manpower (Work Passes) Regulations 2012, no. S 569, sec. 18.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9 November 2012, sso.agc.gov.sg/SL/EFMA1990-S569-2012#pr18-; Singapore, Parliament. Skills Development Levy Act 1979, 2020 rev. ed., sec. 3.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sso.agc.gov.sg/Act/SD-LA1979?ProvIds=P12-#pr3-.③ Tsao, Yuan. “Growth without Productivity: Singapore Manufacturing in the 1970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9, no. 1–2, 1985, pp. 25–38; Low, Linda, Soon Teck Wong, and Toh Mun Heng. “The Foreign Worker Levy in Sin-gapore’s Industrial Sector: Efficacy and Issues.”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17, no. 1, 1989, pp. 1–20.④Pindyck, Robert S., and Daniel L. Rubinfeld. Microeconomics. Collier Macmillan, 1989, p. 322; Low, Linda, et al. “The Foreign Worker Levy in Singapore’s Industrial Sector: Efficacy and Issues.”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17, no. 1, 1989, pp. 1–20.
  • 91論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核心原則的實現機制乏客觀統一的薪酬衡量基準:聘用實體往往以“本地求職者薪資預期過高” 作為招聘失效之辯詞,並同時宣稱外地僱員具備更佳的“可僱佣性”(employability),①然而,此概念於實踐中常被異化為對低成本勞動力的榨取,且企業亦未能證明其提供的薪酬具市場競爭力。現行《僱員的最低工資》(第 5/2020 號法律)僅要求僱主給付僱員的基本報酬不低於最低工資,此標準嚴重脫離現實。2025 年澳門最低工資為每月 7,072 澳門元,②但統計暨普查局數據顯示,同期全日制勞動者月薪中位數已達 18,800 澳門元,為最低工資的265.84%。③若允許企業以貼近最低工資的水平招聘外地僱員,實質上變相鼓勵其壓低勞動力成本,加劇同工不同酬現象,並使本地僱員在薪資預期落差下被迫退出競爭。香港特別行政區“補充勞工優化計劃”的嚴格審查程序值得澳門立法者借鑑。其依據《僱員再培訓條例》和《入境條例》制定,嚴格審查程序涵蓋多層把關機制,旨在優先保障本地居民就業權益,同時規範外地僱員輸入。④整個流程始於本地招聘優先審查,聘用實體必須針對每宗申請的空缺進行為期四週的本地公開招聘,期間勞工處同步介入,透過就業選配主動轉介本地求職者予聘用實體面試;若本地招聘成功,則終止外地僱員輸入程序。此階段設有明確的工資對標要求,招聘廣告承諾的薪酬不得低於香港同類職位的每月工資中位數,以防止壓低本地工資水平。⑤取得原則性批准後,進入入境事務處資格審查環節。聘用實體與外地僱員需共同提交簽證申請,並附僱傭合約、學歷證明及證件副本等文件。入境事務處嚴格核實合約是否符合“標準僱傭合約”(standard employment contract),重點審查工資是否達中位數、工作地點與職位是否固定等條款。最後,合約期滿後無自動續期機制,需重新申請。⑥必須指出的是,該規制方案非屬完美,原因在於工資中位數於本地就業替代事實既存的現況下已然遞降,儘管如此,工資中位數一般而言皆至少高於最低工資。澳門亟需參考香港“補充勞工優化計劃”的經驗,將工資中位數納入外地僱員薪酬審核的強制性標準。具體而言,企業申請配額時,必須承諾為該崗位外地僱員提供不低於澳門同類職位月薪中位數的薪酬。此舉具有雙重制度效應:一是篩選真實需求。當企業須支付的報酬趨近本地勞動力市場均衡水平時,將迫使其僅針對具備“技能不可替代性”的崗位申請外地僱員配額,從而有效過濾純粹基於成本套利驅動的替代性用工動機;二是保障報酬平等。薪酬中位數要求實質構建了同工同酬的底線保障,壓縮企業通過薪資差異套利的空間,使外地僱員回歸“人才補充”而非“人力替代”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上述標準為審查部門的許可審查提供了客觀錨點。當企業聲稱“本地招聘困難”時,審查重點可轉向驗證其招聘廣告承諾的薪酬是否達到中位數標準。若未達標,① Sætre Jakobsen, Thomas, and Inga Sæther. “Labour Migration, Employer Preferences and Symbolic Boundary Work.” Nordic Journal of Migration Research, vol. 13, no. 2, 2023, pp. 1–17.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5/2020 號法律《僱員的最低工資》第 4 條第 1 款。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就業調查:2025 第一季》,2025 年 5 月,頁 5。④《香港法例》第 423章《僱員再培訓條例》第 14條第 3、4款;《香港法例》第 115章《入境條例》第 2條第 4款。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如何根據 “ 補充勞工優化計劃 ” 申請輸入勞工》,2025 年 9 月,頁 2–3。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如何根據 “ 補充勞工優化計劃 ” 申請輸入勞工》,2025 年 9 月,頁 3–10。
  • 9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則可直接推定企業未履行合理招聘努力;若達標卻仍無合適本地應聘者,則較能佐證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的真實性。如此,行政機關得以擺脫對企業主觀陳述的依賴,轉向基於市場數據的客觀審查,大幅提升許可決策的科學性與公信力。唯有當行政管控(許可制)與經濟調節(差異化費率)及市場信號(工資中位數)形成動態閉環,方能迫使企業用工策略真正回歸“補充性”的立法本源,從制度源頭遏止就業崗位的結構性替代趨勢。五、結語《聘用外地僱員法》的立法精神 —— 即補充性、平等性與優先性三項核心原則 ——其制度初衷在於構建一套既能填補本地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又能堅守本地居民就業權益優先保障的平衡框架。然而,本文的系統性解構揭示,現行法律體系面臨着深刻的實現困境:看似嚴密的許可制在行政資源有限與信息不對稱的現實約束下,難以穿透企業精心構築的形式合規外殼,導致實質審查效能不彰,使“本地招聘困難”的證明淪為獲取外地僱員配額的程序化工具。與此同時,立法者賦予差異化聘用費率的調節槓桿,卻因行政裁量趨向單一化費率而喪失動態調控功能。每月 200 澳門元的象徵性徵費,相較於本地與外地僱員間的實質薪資落差,顯然無法構建能有效阻遏企業進行“勞動力替代”的經濟屏障。制度目標與實踐效果之間的顯著背離,使得補充原則流於形式、報酬平等原則難以落實、優先原則被架空,最終催生出本地青年與高學歷群體失業攀升與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崗位空缺並存的人力資源錯置困局。這不僅侵蝕了社會分配的公平性,更從底層邏輯上抑制了澳門經濟結構向高附加值、知識密集型產業轉型的戰略路徑。此外,外來勞動力配額的濫用亦對新近生效的《工會法》(第 6/2024 號法律)的實施構成客觀阻礙,原因在於外地僱員相對脆弱的職業穩定性將使得他們加入工會或參與工會行動的意願降低,最終削弱工會在集體談判場域的博弈能力。作為實證參考,日本穩定工薪階層的形成與移徙工人份額的長期低位不無關係;與此相反,美國聘用實體積極利用移徙工人破壞工會的集體行動,以推動去工會化。①破解此困局,必須直面制度設計的核心矛盾,從宏觀成本約束與微觀審查標準兩大維度重塑實現機制。激活《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19 條的法定授權,借鑑新加坡外地僱員稅的精密調節邏輯,建構起涵蓋產業類別、職業層級與企業外地僱員佔比的三維差異化費率模型至關重要。此舉旨在將企業替代性用工的真實社會成本內化,迫使“補充性”從被動的行政規範轉化為主動的經濟理性選擇 —— 當博彩業、酒店業、服務業等替代效應強且利潤豐厚的行業面臨高基數費率,其依賴中低技能外地僱員壓縮成本的路徑將喪失經濟合理性;而對科技研發等戰略性產業實施費率優惠,則引導稀缺外來勞動力資源精準服務產①(荷)揚 · 盧卡森著,王小可譯:《理解工作:一部人類勞動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 年,頁 513–14、522。
  • 93論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核心原則的實現機制業升級。與此同時,參照香港“補充勞工優化計劃”的嚴格薪酬審查機制,將本地工資中位數確立為外地僱員准許的法定底線標準,可從源頭矯正薪資套利衝動。要求企業以本地市場中位薪酬招聘外地僱員,不僅從實質上確保同工同酬,更為“本地招聘困難”的真偽判定提供了客觀錨點:當某崗位承諾中位薪酬仍無本地合格應聘者時,結構性短缺的證明方具備可信度。唯有將差異化費率槓桿的宏觀調節、薪酬中位數的微觀規範與許可制的行政管控緊密扣合,方可形成閉環式制度矯正力,迫使企業用工策略真正回歸“補充性”立法本源。(感謝甄富坤、林思妤以及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文責自負。)
  • 94作者簡介:婁勝華,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俞佳敏(通訊作者),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公共政策專業博士研究生。①〈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2023 年 1 月 8 日記者會文字實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2023 年 1月 8日,www.nhc.gov.cn/xcs/c100122/202301/cf1e0d6db20244a7b4a2172a7920de06.shtml,2025年 9月 10日讀取。②王俊秀:〈社會心態的結構和指標體系〉,《社會科學戰線》(吉林),第 2 期,2013 年,頁 167–73。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基於社會主體應對實踐的分析婁勝華 俞佳敏[ 摘 要 ] 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受疫情影響而出現社會心理變化,部分人表現出心理不適、焦慮,甚至恐慌,並隨疫情的發展呈階段性特徵,經歷了初期的焦慮與恐慌,到中期的平復與反覆,直至後期的緩解。至於心理求助的原因,主要是家庭成員關係的改變,其餘的關鍵因素包括人際關係、婚姻關係、學業壓力等。而影響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因素主要是疫情本身、防控措施,以及因疫情產生的社會經濟影響三個方面。對此,澳門特區政府、社團、學校等社會主體採取了積極有效的應對策略,主要包括及時發放疫情資訊、調整疫情防控措施、緩解疫情民生影響、構建多元參與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等。[ 關鍵詞 ] 社會心理 新冠疫情 社會心理服務體系 哀傷五階段 澳門一、引言2019 年底,新型冠狀病毒(下稱“新冠”)疫情爆發,並迅速席捲全國各地。直至2023 年 1 月 8 日,國務院解除對新冠病毒感染採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所規定的甲類傳染病預防、控制措施,正式宣告了新冠疫情的防控進入新的階段。①在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的影響下,民眾的社會心理受到影響,部分人出現心理不適及恐慌,甚至引發心理危機。一般來說,民眾普遍表現出的不斷變化的心理特徵和行為模式,會構成一種影響每個個體成員行為的社會氛圍,本文將這種社會氛圍稱之為社會心理或社會心態。②而面對重大突發事件時,如新冠疫情,民眾所產生的惶恐、不安、焦慮,甚至應激反應,均屬於社會心理變化的範疇。為了理解澳門民眾在疫情突發事件中的心理變化過程,本文借鑑了 Elizabeth Kübler-Ross 的哀傷五階段理論,將民眾面對突發事件的心理反應劃分為五個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鬱和接受。在否認階段,個體可能拒絕相信現實,試圖逃避真相;憤怒階段表現為對現實的憤怒和怨恨;在討價還價階段,個體試圖通過祈禱、承諾或談判來改變現‧政策研究‧
  • 95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基於社會主體應對實踐的分析① Kübler-Ross, Elizabeth. On Death and Dying. Routledge, 1973.② Sawyer, Jacob S., et al. “Grief and bereavement beliefs among U.S.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Death Studies, vol. 46, no. 10, 2022, pp. 2346–53.③ Bonanno, George A. The Other Side of Sadness: What the New Science of Bereavement Tells Us About Life After Loss. Basic Books, 2019.④Berkman, Lisa F., and Thomas Glass.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Networks,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Social Epide-miology, edited by L. F. Berkman and I. Kaw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7–73,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5083316.003.0007⑤陳雪峰、傅小蘭:〈抗擊疫情凸顯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刻不容緩〉,《中國科學院院刊》(北京),第 3 期,2020 年,頁 256–63。⑥ Cohen, Sheldon, and Thomas A. Wills.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98, no. 2, 1985, pp. 310–57,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98.2.310狀;抑鬱階段則伴隨着深刻的悲傷、絕望和無力感;而在接受階段,個體逐漸適應新現實並重建身心狀態。哀傷五階段理論被廣泛應用於分析個體面對危機或重大事件時的心理變化。①例如,Jacob Sawyer 的調查發現哀傷五段論在普通公眾中被廣泛接受,②認為該理論能夠有效幫助理解個體在失落或危機情境下的心理應對過程。儘管該理論在公眾中流行,其線性假設和普適性卻遭到了學術界的質疑。George Bonanno 指出,哀傷過程並非固定的線性階段,而是會因個體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情境差異,呈現出多樣性和複雜性,③因此在應用該理論時需結合個體差異進行分析。結合上述理論分析,本文將澳門民眾的社會心理變化與哀傷五階段理論進行對比分析,認為疫情這一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對澳門民眾的心理影響與該理論描述的階段性心理變化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具體而言,疫情初期,民眾缺乏對新冠疫情的了解,不相信疫情會對社會帶來如此重大的衝擊,表現出否認心理。隨着疫情防控措施逐步升級,如封控、核酸檢測等,部分民眾開始對生活受限、經濟壓力,甚至政府政策表達憤怒。進入疫情中期和後期,一些民眾開始試圖通過改善個體行為,如積極接種疫苗、遵守防控規定等,或尋求心理支持來應對不確定性。而在疫情高峰期,由於感染風險、經濟低迷和社會隔離等壓力,部分民眾經歷了抑鬱情緒。最終,隨着疫情防控政策全面放開,經濟逐漸復蘇,民眾生活逐步恢復常態,整體社會心理狀態進入接受階段。儘管哀傷五階段理論有效概括了澳門民眾在疫情期間的心理變化,但本文也關注到該理論的局限性,即心理變化過程並非完全線性,也不完全遵循固定順序,因此需要結合澳門的社會文化背景與個體差異進行具體分析。此外,關於社會心理變化與社會支持之間的關係,已有大量文獻從危機情境的角度進行了探討。例如,Lisa Berkman 和 Thomas Glass 指出,在面對重大危機時,不同形式的社會支持能夠顯著降低個體的心理負擔,提升心理韌性。④在疫情背景下,民眾的社會心理狀態不僅受到危機本身的直接影響,也受到社會支持系統的間接調節作用。陳雪峰和傅小蘭通過分析疫情防控中的社會心理現象,指出社會支持在社會心理調節中的關鍵作用。他們認為,通過完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將社會支持納入應急管理,可以有效緩解心理壓力、增強社會韌性、維護社會穩定。⑤同時,個體對社會支持的感知強度和信任程度也會顯著影響心理健康水平。⑥
  • 9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在研究方法方面,現有研究顯示,疫情對經濟層面的影響更適合採用定量方法測度,例如岳文等人通過經濟指標分析疫情期間中國企業產出的變化。①然而,針對個體心理變化的複雜性和差異性,僅依賴定量方法可能會導致誤判。陳娟等人從脆弱性理論出發,採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fsQCA)研究疫情信息披露對民眾接受意願的影響,②證明結合定性與定量分析的組態路徑更適合探討心理變化過程中的作用機制和階段特徵。本文則嘗試從另一途徑 —— 以統計資料與訪談結果作為主線,分析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的社會心理變化,並基於政府及主要社會主體在不同階段實施的應對實踐,探討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影響。鑑於新冠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③如何建立面對重大突發事件的社會心理干預管理體制成為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本文針對新冠疫情所帶來的特殊社會情境,依照哀傷五階段等理論框架分析澳門民眾在疫情期間社會心理的整體變化,考察疫情下政府及主要社會主體所實施的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對社會心理健康的影響效應,並從公共治理視角出發探討澳門特區政府針對民眾心理變化所採取的應對政策。二、新冠疫情在澳門的發展及其影響民眾心理的階段性(一)新冠疫情在澳門的發展疫情初期(第一階段):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3 月,從新冠疫情爆發至全球大流行,澳門特區處於外防輸入的探索性防控階段。2019 年底至 2020 年初,新冠疫情開始爆發,而澳門在疫情蔓延的最初階段基本未受相關影響,僅於 2020 年 1 月底至 4 月初出現零星病例,不存在社會面大範圍的傳播與蔓延。隨着新冠疫情的加劇,澳門加強了對於入境人員的健康監測。④由於該階段澳門本地疫情個案較少,因此防疫政策的重點是外防輸入,僅在少部分可能出現社會面傳播的特殊時段實施即時預防狀態。隨後內地新冠疫情態勢相對緩和,全球疫情開始不斷蔓延並呈現大流行趨勢。在中央政府相關防疫方針指導下,澳門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出入境防疫工作,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不同類別澳門境內外的人員往來。然而,澳門的經濟發展長期依賴於博彩、旅遊等與外來遊客高度相關的服務產業,入境防疫管控政策的實施使得入境遊客大幅減少,博彩、旅遊①岳文等:〈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對企業產出的影響研究 —— 來自中國 2003 年 SARS 疫情衝擊的證據〉,《中國經濟問題》(廈門),第 4 期,2023 年,頁 69–84。②陳娟等:〈疫情防控背景下政府闢謠信息接受意願的影響因素及其組態研究 —— 基於脆弱性理論〉,《情報科學》(長春),第 5 期,2023 年,頁 50–58、67。③習近平:〈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的講話〉,《共產黨員》(河北),第 5 期,2020 年,頁 1、4–10。④郭少青、田璐瑤:〈快速反應 澳門及時防控疫情〉,《中國應急管理》(北京),第 2期,2020年,頁 54–56。
  • 97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基於社會主體應對實踐的分析及相關周邊服務產業的經濟衝擊開始初步顯現。①疫情中期(第二階段):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11 月,全球疫情進入新階段,內地實行“動態清零”政策,澳門特區處於偶發性常態化防控與“相對靜止”緊急防控階段。在該時期內,全球疫情已從第一波大流行中逐步恢復,疫情致死率降低、疫苗推廣、經濟發展壓力和社會輿論壓力也推動了各國防疫政策的不斷調整。澳門則採取“外防輸入”的常態化防控。特別是奧密克戎(Omicron)變異毒株出現後,特區政府保持高度警覺並加強了疫情的防控力度,提前準備了大量的隔離地點與治療設施。2022 年 4 月,特區政府制定並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應急處置預案(第一版)》,②為大規模疫情爆發作出全方位的部署和準備。2022 年 6 月 18 日,澳門出現爆發性疫情,直至 8 月 7 日疫情基本結束,被稱為“618”疫情。在這段疫情期間,特區政府宣布執行《澳門特別行政區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應急處置預案(第一版)》。③按照預案,由行政長官領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和民防行動中心,統籌大規模疫情時的五方面工作,並成立 15 個專責小組執行各項防疫措施和具體工作。後續根據實踐經驗出台第二版應急處置預案。④“618”防疫管控工作從 6月 18 日至 8 月 7 日合計約持續 50 天,期間經歷了阻斷重點區域社區傳播、社會面全員檢測、“相對靜止”社會面清零和鞏固穩定期四個過程。由於疫情來勢洶洶且傳播鏈難以快速阻斷,特區政府採取了嚴格管控措施,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出現一定程度的不便。⑤疫情後期(第三階段):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初,嚴格的疫情防控政策逐步放寬直到全面放開,澳門特區處於應對感染高峰階段。2022 年 11 月,特區政府酌情調整疫情隔離管控措施力度。12 月,放寬疫情管控措施。自 12 月 14 日起,澳門不再公布無症狀感染者資料,疫情在社會面開始出現大規模傳播,並於 2022 年 12 月底至 2023 年 1 月上旬出現第一波感染高峰,1 月中下旬感染逐步回落。(二)疫情影響民眾社會心理的階段性疫情初期(第一階段):在疫情初期的防控過程中,由於新冠疫情的突發性及不確定性,民眾承受的心理衝擊主要來源於對疫情本身的認知不足、疫情發展的未知性,以及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①在核酸檢測、新冠疫苗等防疫措施尚未出現時,民眾從健康衛生的①王夢琪、董彥喆:〈疫情影響下澳門博彩損失問題及應對策略研究〉,《中國市場》(北京),第 4期,2021年,頁 29–30。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應急處置預案 ( 第一版 )》中文版可供下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2 年 4 月 6 日,www.gov.mo/zh-hant/news/882479/,2025 年 7 月 28 日讀取。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緊急處置預案 ( 第一版 )》中文版可供下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2 年 4 月 6 日,www.gov.mo/zh-hant/news/882479/,2025 年 9 月 11 日讀取。④〈特區政府發佈應對“618”疫情總結報告及應急處置預案第二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2年 10 月 31 日,www.gov.mo/zh-hant/news/940223/,2025 年 12 月 12 日讀取。⑤〈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應急處置預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22 年 3 月 17 日,www.gcs.gov.mo/detail/zh-hant/N22CQOWVqM?topic=%E6%96%B0%E5%9E%8B%E5%86%A0%E7%8B%80%E7%97%85%E6%AF%92,2025 年 12 月 12 日讀取。
  • 9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角度希望獲得必要的保護,而合理的防疫措施能夠給民眾心理帶來一定的安全感,措施不足或不當有可能帶來心理層面的負面影響,導致恐慌與焦慮。②社會經濟秩序的改變短期內尚未對民眾的基本生活產生重大影響,但是,民眾對於經濟長期發展的預期產生憂慮,部分相關行業人員最先出現一定的心理變化,如難過失望、恐慌無助等。疫情中期(第二階段):該階段屬伴隨偶發性個案的常態化防控期,多數居民經歷了疫情的發展,逐漸積累了一定的新冠疫情認知,對新冠本身的應激反應逐漸平復。但時開時閉的關口對於人員跨境往來和博彩旅遊等服務業的影響持續存在,由於入境旅客的大幅減少,博彩、旅遊及相關周邊服務產業的存續能力、勞動力市場均呈現不景氣狀況。特別是在“618”疫情爆發期間,政府實施了較為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包括全民核酸檢測、澳門健康碼、限制居民外出等。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和日常生活模式,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③例如,因核酸檢測政策的反覆執行以及嚴格的防控措施,部分居民出現了心理焦慮、迴避社交、不信任他人等現象。④具體而言,澳門特區政府要求所有居民,包括剛出生的嬰兒,必須參與全民核酸檢測。⑤由於嬰兒無法佩戴口罩,依然需要到核酸站接受檢測,這一規定引發了部分居民對核酸站安全性的質疑,進一步加劇了心理上的焦慮和不安。同時,政府發言人在佩戴口罩和護目鏡的情況下監督檢測過程,這一場景讓部分市民對核酸站的安全性產生嚴重質疑,認為核酸站可能存在隱性傳播風險。上述現象導致居民的心理壓力上升,部分公眾因擔憂疫情防控措施而激發了自我保護心理,進而加劇了社會恐慌情緒。這種恐慌情緒往往在非理性的信息傳播過程中被放大,居民群體容易陷入群體化的“情緒感染”狀態。⑥在這種情況下,未經核實的疫情信息迅速傳播,情緒的宣泄為謠言的產生提供了情感基礎。例如,部分居民質疑核酸站的安全保障或防疫政策的公平性,進而放大了對核酸檢測和人員健康的恐懼,从而產生“核酸檢測本身會傳播病毒”、“頻繁測核酸會損壞身體健康”等類似的謠言。疫情後期(第三階段):雖然特區政府、以旅遊和博彩業為主的工商企業,以及媒體輿論都對政策調整後的經濟前景和發展態勢轉持積極態度,然而,民眾的社會心理出現兩極分化的格局。一方面,外來旅客的到來刺激旅遊業的發展並迅速扭轉澳門經濟的頹勢,復蘇形勢明顯,①普通民眾對於澳門未來發展不再擔憂;另一方面,政策調整的過渡期內①吳國偉等:〈新冠疫苗接種態度及其社會心理影響因素的調查〉,《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長沙),第 3 期,2021 年,頁 622–25。②陳亞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社會心理和社會心態研究〉,《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武漢),第 9 期,2020 年,頁 7–10。③〈特區政府發佈應對“618”疫情總結報告及應急處置預案第二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2年 10 月 31 日,www.gov.mo/zh-hant/news/940223/,2025 年 12 月 12 日讀取。④魏巍、于惠玲:〈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謠言的產生機理和因應策略 —— 基於一個歷史比較和社會心理分析的視角〉,《上海行政學院學報》(上海),第 1 期,2022 年,頁 87–98。⑤〈3 歲以下幼兒對病毒的抵禦能力脆弱 進行核酸檢測有其重要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22 年8 月 3 日,www.gcs.gov.mo/news/detail/zh-hant/N22HCtjxWi;jsessionid=0076E55281513F7D23148B755062D9F8.app09?category=%E6%B0%91%E7%94%9F%E7%A6%8F%E5%88%A9,2025 年 7 月 28 日讀取。⑥付小玲:〈網絡謠言視角下新媒體環境中的信息疫情傳播機理研究〉,《科技傳播》(北京),第 7期,2025年,頁 125–30。
  • 99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基於社會主體應對實踐的分析出現的大規模感染高峰對於居民健康、醫療秩序和生活秩序產生負面影響,一些居民尤其是新冠易感人群開始擔心自身安危及澳門的醫療保障服務體系的承受能力。②為緩解這種分化的社會心理,特區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通過官方媒體和新聞發布會向公眾及時傳遞權威資訊,澄清謠言,消除民眾對疫情防控和醫療資源的誤解與恐慌情緒;設立心理援助熱線,邀請心理學專家為居民提供心理疏導和情緒支持,幫助民眾應對因疫情帶來的焦慮和不安;加大對醫療體系的資源投入,確保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和高效性,針對易感人群尤其是老年人推出專屬健康服務計劃,以增強居民對醫療保障的信心。③此外,政府還通過社區活動和公眾宣傳,重建居民間的社會聯結,提升整體社會信任度和凝聚力。但是,整體來說,防控政策的全面放開讓居民生活逐漸恢復常態,有力地緩解了居民長期壓抑的社會心理。三、疫情對澳門民眾社會心理影響的表現及因素(一)疫情對澳門民眾社會心理影響的表現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的社會心理變化與哀傷五階段理論的描述較為類似,包括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鬱和接受的五個階段。④疫情爆發初期,許多居民並不了解疫情的傳播速度及致死率,因此,無法正確估計疫情的嚴重程度。隨着各地感染者資料的不斷更新,居民開始產生恐慌心理,希望通過各種防疫手段保護健康與安全。之後,澳門特區政府採取了有效的疫情防疫政策,包括核酸檢測、疫苗接種等措施,居民的恐慌心理得到緩解。然而,伴隨着新冠病毒在疫情中後期的階段性爆發,民眾的社會心理又出現一定程度的反覆。不過,在經歷過前期的疫情後,澳門民眾對於疫情的認知與自我防護程度均有所提升。疫情期間,為了幫助有需求的居民解決心理問題,澳門婦聯心理治療中心接受居民心理求助。根據婦聯心理治療中心提供的資料,就求助整體情況、求助者特徵及求助個案原因分類統計繪製成表 1 及圖 1。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心理求助者並非全部都是直接受疫情影響而致,但是,疫情確實構成了影響居民社會心理的重要因素。據該心理治療中心的不完全統計,求助個案中受疫情直接影響者佔 10% 左右;疫情集中爆發階段,求助(諮詢)者中直接受疫情影響者約佔三成。而受疫情間接影響的個案較多,例如,原本不夠和諧的家庭關係,因疫情必須聚在一起,隱藏的衝突就變得多了起來。①〈旅局:初七後訪澳客日均五萬 內地旅團漸增〉,《澳門日報》(澳門),2023 年 2 月 10 日,版 A10。②〈過渡期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防控原則〉,澳門科技大學網站, 2023 年 1 月 7 日,www.ssm.gov.mo/docs2/file/pv/zm0FKcPmmO3h0YSiKaCQ/ch,2025 年 7 月 28 日讀取。③〈及時有效抗擊疫情 心理輔導不可或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www.gcs.gov.mo/news/detail/zh-hans/M20GATebdL,2025 年 7 月 28 日讀取。④本次訪談由澳門婦聯心理治療中心支持,訪談對象為時任主任劉振峰先生,其畢業於澳門大學臨床心理學專業。訪談時間為 2023 年 1 月 3 日,訪談旨在探討新冠疫情期間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及其心理健康服務的實際成效。
  • 10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就求助整體資料來看,疫情三年中,每年總求助人數並未出現較大波動,且整體呈現逐年遞減趨勢。疫情初期的 2020 年,求助者個案達到 759 人,較 2021 年、2022 年分別多出了 11.1% 與 12.84%,說明在疫情初期,居民因缺乏相關知識導致產生焦慮的個案有所增加,而隨着疫情的平穩與防控措施的有效推進,居民心理呈現逐漸平穩的趨勢。另外,在求助個案中,求助者的性別分布也相對固定,其中,男性求助者比例約為 30%,女性求助者的比例約為 70%。性別比例的差異並不能說明女性更加容易產生心理問題,只能說明在遇到心理危機時,相比於男性來說,女性更願意去診所尋求幫助。疫情對不同年齡求助者的心理影響表現同樣存在差異。在接受心理求助的個案中,受助者年齡跨度較大,從 1 歲至 80 歲,不同年齡段的心理議題亦不相同。學齡前兒童的心理問題主要集中在語言發展遲緩、分離焦慮加劇及情緒調節困難等方面。以語言發育遲緩為例,疫情期間,由於社交隔離及家長對語言刺激不足,一位 1 歲嬰兒出現了語言發育遲緩的情况。然而,由於家長缺乏專業的心理知識判斷,誤以為嬰兒出現了自閉症的症狀。這類問題往往與兒童缺乏社交互動及家庭養育方式相關,需要通過專業指導和適當的干預加以解決。學齡兒童,尤其是青少年面臨的更多是情緒與行為問題。伴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嚴格實施,尤其是疫情導致的停學與線上教學時間的增加,許多青少年更多地使用網絡學習與交往,缺乏直接人際交往更容易導致自我傷害行為的發生,心理疾病較為嚴重者更有可能自殺。而年長者面臨的心理議題首先是孤獨感與疏離感。由於人際交往受到限制,原本較為孤獨的年長者面臨零社交問題,加上疫情下家人探望減少,在缺乏情緒支援與疏導時,則容易引發自殺傾向。資料顯示,疫情期間,澳門的自殺率有上升趨勢。據衛生局統計,2020 年前三季澳門自殺個案有 56 宗,較上一年上升 6 宗。有心理治療中心表示,2020 年 1–8 月期間,接收的新求助者中有兩成曾有自殺或自殘念頭與行動,其中,28 人為未成年學生。① 2022 年首季澳門的自殺個案有 28 宗,年齡介乎 23 歲至 91 歲。較上一季增加 6 宗,較去年同期增加 18 宗。②自殺率的上升相信一定程度與疫情因素相關,因疫情長時間存續,導致經濟下行、正常社交活動受阻,容易誘發悲觀、孤獨及抑鬱等負面情緒。③疫情對成年人的心理影響主要表現在失業或收入減少帶來的焦慮、心態改變與再適應。其中,最為焦慮的是 20 歲至 30 歲的青年。根據婦聯心理治療中心的不完全統計,對於成年人來說,一旦失去工作或畢業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焦慮就會上升二至三成,需要引導失業者了解現實的市場環境,改變過高的心理期望,通過參加政府的帶薪培訓或臨時工作,逐漸調整與適應。①〈議員關注疫情下自殺率上升 促完善預防機制〉,力報網站,2020 年 12 月 16 日, www.exmoo.com/arti-cle/164528.html,2025 年 7 月 28 日讀取。②〈衛生局發佈本年首季自殺死亡監測結果 市民如受情緒困擾應尋求專業協助及輔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2 年 5 月 6 日,www.gov.mo/zh-hant/news/889996/,2025 年 7 月 28 日讀取。③〈黃潔貞關注疫下居民精神心理健康〉,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網站,2022 年 7 月 29 日,www.macauwomen.org.mo/%E9%BB%83%E6%BD%94%E8%B2%9E%E9%97%9C%E6%B3%A8%E7%96%AB%E4%B8%8B%E5%B1%85%E6%B0%91%E7%B2%BE%E7%A5%9E%E5%BF%83%E7%90%86%E5%81%A5%E5%BA%B7/,2025 年 9月 11 日讀取。
  • 101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基於社會主體應對實踐的分析表 1 2020–2022 年心理治療求助人數基本統計表年份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總人數 759 人 683 人 591 人性別男 26% 男 31% 男 28%女 73% 女 68% 女 71%年齡18 歲以上 23% 18 歲以上 33% 18 歲以上 31%18 歲以下 77% 18 歲以下 67% 18 歲以下 67%資料來源:統計資料由澳門婦聯心理治療中心提供。在婦聯心理治療中心接受的求助個案中,80% 以上的求助者都是面臨情緒困擾,如焦慮抑鬱,這也是新冠疫情中民眾社會心理變化的具體表現。求助個案中所涉及的具體求助原因如下圖所示(圖 1)。如對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該心理治療中心求助個案的求助原因作縱向比較,排名第一的因素三年來均為家庭關係。其餘的關鍵因素中,雖然不同年份比例分布有所不同,但是,人際關係、婚姻關係、學業壓力及感情問題都是排名前列的因素。因家庭問題而求助的比例較疫情前明顯上升。原因是疫情期間,人的流動減少,家庭成員共處時間增加,使原本的家庭矛盾凸顯出來,加劇了家庭衝突的發生。比如,家庭成員對疫情認知不同,防疫意識存在差異,易導致衝突的發生。又或者,家庭成員被隔離在外地,造成彼此的疏離感加劇。另外,婚姻問題因婚外情的增多而凸顯。為何疫情導致婚外情增加?主要原因是疫情使得婚外情更容易被發現。疫情管控措施某程度上使個人資訊的透明度與可獲得度增加,因而被發現的機率上升。所以,疫情期間,婚姻問題的求助個案顯著增加。至於人際關係的改變是因為隔離措施的實施,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交往大為減少,線上工作、線上課堂、線上會議、線上購物等,使人們之間產生疏離感與孤獨感,增加了焦慮不安等情緒問題。
  • 10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圖 1 2020 年心理治療個案求助原因資料來源:統計資料由澳門婦聯心理治療中心提供。此外,婦聯心理治療中心在疫情初期(2020 年 2 月 3 日至 3 月 12 日)與“618”疫情期間(2022 年 6 月 18 日至 8 月 7 日)暫停面對面諮詢與求助,改為提供心理諮詢熱線服務,為有需求的居民調適心理問題。第一階段熱線諮詢共接聽了 258 個來電,其中,61 個個案屬與疫情相關的心理困擾,佔比為 24%;51 個個案屬一般心理困擾,其他 146 個個案屬一般查詢。服務使用者有 81% 為女性,19% 為男性,平均年齡為 35 歲。第二階段熱線諮詢共接聽 110 個來電,其中,50 個個案屬與疫情相關的心理困擾,佔 45%;40 個個案屬一般心理困擾,其他 20 個個案為一般查詢。服務使用者有 77% 為女性,23% 為男性,平均年齡為 32 歲。①電話諮詢求助者的基本特徵與面對面求助者的特徵類似。(二)疫情期間影響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因素疫情期間,影響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主要因素是疫情本身、防控措施,以及因疫情而產生的社會經濟影響三個方面。對應疫情發展的不同階段,民眾心理影響的主導因素有所不同。①相關資料由澳門婦聯心理治療中心提供。
  • 103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基於社會主體應對實踐的分析(1)疫情的直接影響疫情階段性發展態勢是影響民眾社會心理的最直接因素,也是通過其他因素衝擊民眾社會心理的主要根源。截至 2023 年 2 月 12 日,澳門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資料如下。表 2 澳門新冠病毒感染者資料確診病例(累計) 確診病例(治療) 死亡3,507 例 3,375 例 121 例資 料 來 源:〈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感 染 專 頁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衛 生 局,ssm.gov.mo/apps1/PreventCOVID-19/ch.aspx#clg32578, 2023 年 2 月 13 日讀取。除了澳門本地的疫情傳播態勢、疫情致病率和致死率,以及疫苗接種等情況外,周邊區域及全球範圍疫情態勢也會對澳門本地居民的心理狀態產生潛在影響。①當疫情在澳門本地或周邊區域快速傳播、致病率和致死率較高的情況下,民眾的心理則趨於緊張和消極。雖然疫情初期新冠疫情並未在澳門大範圍蔓延,但是,新冠病毒在外地的快速傳播、累計確診人數的增加、後遺症未知性等因素均顯著刺激了澳門民眾出現不良心理狀態。常態化管控後的階段性疫情爆發,也會對民眾健康與生活品質構成負面影響,進而影響民眾的社會心理。在新冠疫苗接種方面,儘管疫苗的研發和生產程序經過了諸多檢驗,且接種疫苗是已知預防新冠病毒最有效的途徑之一,但在疫苗推廣過程中,民眾的社會心理存在動態變化的特徵,呈現出對疫苗效用既期待又質疑的心理認知反應。兩極分化的心理進一步影響到民眾接種疫苗的意願。②截至 2023 年 2 月 12 日,澳門新冠病毒疫苗接種情況如下表所示(表 3)。表 3 澳門新冠病毒疫苗接種情況統計項目 數量已接種劑數(本地 + 非本地)(劑) 1,796,219已接種劑數(本地)(劑) 1,672,131已接種劑數(非本地)(劑) 124,088已接種人數(人) 678,672僅接種一劑人數(人) 37,959已接種第二劑或以上的人數(人) 640,713已接種一劑或以上加強劑的人數(人) 389,186 資 料 來 源:〈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感 染 專 頁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衛 生 局,ssm.gov.mo/apps1/PreventCOVID-19/ch.aspx#clg32578, 2023 年 2 月 12 日讀取。①蘇芳等:〈新冠疫情期間民眾心理狀態時空特徵——基於全國 24188份樣本分析〉,《中國軟科學》(北京),第 11 期,2020 年,頁 52–60。②吳國偉等:〈新冠疫苗接種態度及其社會心理影響因素的調查〉,《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長沙),第 3 期,2021 年,頁 622–25。
  • 10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因此,疫情的發展形勢既是普通民眾關注的焦點,也是影響民眾社會心理變化的根源性因素。(2)疫情防控政策的影響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始終堅定貫徹落實中央政府對於疫情防控的指導性方針,並因地制宜推出相關防控政策,包括社區管控、流調排查和檢測、隔離及治療、交通和生活支援、訊息溝通等。這些從宏觀政策到微觀舉措的疫情防控措施影響了民眾的社會感知和心理動態,①尤其是直接的管控與隔離措施,對民眾心理影響較為明顯。由於民眾對於政策方向的意見和態度隨着疫情的變化而變化,特區防疫政策的演進過程展現了明顯的階段性特徵。在正式出台《澳門特別行政區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應急處置預案(第一版)》(下稱“《應急處置預案(第一版)》”)之前,由於缺乏規範的指導性政策,防疫措施執行過程中暴露出諸多問題,包括執行標準不統一、部門協調不足,以及應對措施的靈活性與規範性之間的矛盾。例如,在早期的防疫階段,部分防控措施因政策模糊導致執行效率較低,甚至在不同社區和機構之間存在執行差異,進一步影響了民眾對政府抗疫工作的信任感和支持度。然而,當《應急處置預案(第一版)》出台後,通過對應急處置機制、資源分配、信息發布及社會協作的明確規範,防疫措施的系統性和規範性得到了顯著提升。一方面,政府部門的防疫職責和應對流程更加清晰,各部門之間的協調效率提升;另一方面,民眾對於政策透明度和執行效果的感知有所改善,對整體抗疫工作的安全感和信任度顯著提高。(3)社會經濟等環境因素疫情期間,澳門特區的整體經濟形勢、就業收入等問題,都一定程度上影響民眾的社會心理。生活在宏觀經濟不景的環境下,面對乏力的經濟數據,民眾難免對於社會福利和未來生活穩定性產生擔憂。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作為社會輿情的主要載體,在新冠病毒傳播過程中也成為民眾了解疫情形勢和政策措施的主要管道之一,並因而影響澳門民眾的社會認知和心理健康。其中,網絡謠言等負面輿情對於民眾心理會產生負面引導。從網絡謠言的心理影響視角看,疫情對個人健康的實質威脅,疊加普遍性休假所引致的注意力聚焦,產生了對健康風險感知的雙重放大效應,導致部分謠言被民眾個體內化認同並進一步形成回饋和傳播,造成社會層面的恐慌情緒。②①〈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應急處置預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22 年 3 月 17 日, www.gcs.gov.mo/detail/zh-hant/N22CQOWVqM?topic=%E6%96%B0%E5%9E%8B%E5%86%A0%E7%8B%80%E7%97%85%E6%AF%92,2025 年 12 月 12 日讀取。②魏巍、于惠玲:〈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謠言的產生機理和因應策略 —— 基於一個歷史比較和社會心理分析的視角〉,《上海行政學院學報》(上海),第 1 期,2022 年,頁 87–98。
  • 105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基於社會主體應對實踐的分析四、澳門應對疫情影響的民眾社會心理政策針對疫情對民眾社會心理的影響,澳門特區政府與其他社會主體積極應對。一方面,對已經出現心理疾病的患者給予適當介入與治療;另一方面,對影響民眾社會心理的因素予以消除或緩解,以儘量減輕其對民眾社會心理的影響。(一)及時發放疫情資訊一般來說,疫情資訊與社會輿情對民眾社會心理影響是明顯的。其中,不良資訊很容易引起民眾的不安甚至恐慌。因此,利用各種媒體,尤其是新媒體,及時發放準確的疫情資訊,有利於引導社會輿論,使民眾樹立戰勝疫情的信心,減輕不充分疫情資訊對民眾產生的消極影響。為此,澳門特區政府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在疫情期間堅持通過記者招待會形式向社會發布新冠疫情感染及防控資訊,傳播疫情防控知識,藉此穩定居民的社會情緒,減少居民的心理恐慌,紓緩應激反應,避免居民作出非理性的行為。與此同時,衛生局網站設立抗疫專頁,發布疫情重要資訊,包括疫情公告、疫苗資訊、防疫指引等。類似的資訊還通過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的官方專頁發布。衛生局為居民提供核酸檢測點輪候情況、疫苗接種輪候情況等資訊的查詢服務,此外,還設立了傳染病熱線。當網絡媒體出現或傳播錯誤疫情資訊或惡意謠言時,應變協調中心會在第一時間予以澄清,並提醒居民切勿輕易聽信或轉發謠言,同時對造謠者予以譴責,造成嚴重後果者,予以追究刑責。除了政府官方渠道發放的疫情資訊外,澳門各主要社團也利用自身的資訊網絡發放相關疫情資訊。例如,澳門婦女聯合總會作為澳門最大的婦女社團,利用微信公眾號、微信群組等向其成員及社會公眾發放疫情資訊。尤其值得介紹的是,社團對來自政府的疫情資訊進行二次加工,製作成各種形式的圖文包或者在政府資訊上加上社團標識,使其更加符合社團成員與居民的閱讀習慣,使受眾易收、易讀、易懂,最大程度地發揮社團管道與政府聯動的效應。在減少錯誤資訊與查證準確資訊方面,社團同樣發揮資訊中介的作用。比如,社團的服務對象在收到某種疫情相關的資訊時,往往第一時間向與其聯繫緊密的社團進行查詢,社團在接到查詢時,會與政府或相關資訊發布部門核實。例如,2023 年初,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允許符合供款條件的社保受益人,在感染新冠期間若無從事任何有報酬工作,可申請相關疾病津貼。消息傳出後,一些婦聯會員及居民向婦聯諮詢消息是否確實,婦聯向社保基金核實後轉告相關會員及居民。此外,為避免居民受某些負面疫情資訊的影響而增加心理負擔,甚至出現心理疾患,其心理治療中心建議相關人士定時查閱相關疫情資訊,比如,每天只看一次,時間為一小時,定時在上午看或者下午五點看,其他時間不看,如此,可以減少一些消極心理反應。
  • 10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二)調整疫情防控措施對於居民來說,疫情防控措施無疑是影響其社會心理的重要因素。比如說,隔離會造成隔離者的心理疏離與加深心理孤獨感。因此,適合澳門本地疫情的防控措施能夠有效地使本地民眾更好地適應疫情變化。為了滿足澳門與內地的通關需求,澳門特區基本上執行與國家相對一致的疫情防控措施。2022 年 6 月 18 日,澳門爆發新一輪疫情,基於奧密克戎 BA.5 變異毒株的高傳染性導致社區傳播一時未能清除,澳門特區政府決定自 7 月 11 日起連續實行 7+5 天的“相對靜止”政策。所謂“相對靜止”是指為控制新冠病毒傳播,除維持社會必要運作(如提供水、電、氣、電信、公交等公共服務的企業)和居民生活必需(如涉及與清潔衛生、批發運輸等相關的公司,以及超市、藥房等場所)之外,所有從事工商業活動的公司、實體及場所暫停營運;所有居民非必要不外出,繼續留在住所,最大程度地減少流動與聚集,以切斷社區傳播鏈。“相對靜止”的防疫政策,在重視居民的生命權與健康權的同時,對居民的自由施加一定程度的限制,雖然難免會對居民生活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影響的程度是在居民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的。而且,在實行“相對靜止”措施的同時,還配套推出數百億的抗疫援助政策,除了全民受惠外,更對受疫情影響的工商企業實行一系列的經濟補助,凸顯了政策應有的平衡性與適度性。可見,澳門的新冠防疫政策,是立足於澳門實際而採取的,其遵循了平衡、適度與有效原則,考慮了居民生活與心理承受力,因此,得到了絕大多數居民的支持與配合。再如,疫情風險區域,即紅、黃碼區域的劃定方面,澳門沒有像內地那樣嚴格意義上的社區,因此,只能以樓棟為單位劃定風險區域,實行分級分樓棟精準防控策略,根據風險高低的程度,而採取封控(紅碼區)和防範(黃碼區)應對措施,並且封控的時間也較短,一般封控七天。在封控區(即紅碼區)內,實施健康碼紅碼管制。在防範區(即黃碼區)內,實施健康碼黃碼管制和離境限制等措施。封控區與防範區內的獨居長者、有困難人士、在心理上或精神上需要協助者,可致電澳門社會工作局熱線,尋求專業人士協助。上述劃定風險區域的措施,一定程度上緩減了受封控人士的焦慮情緒與抵觸心理。①(三)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防控體系在疫情防控過程中,澳門特區政府無疑承擔着更多的主體責任。因此,疫情爆發後,特區政府通過發布政令,宣傳與普及疫情知識,制訂與執行疫情防控政策,組織防疫物資供應與民生物品保障等。尤其在“618”疫情爆發後,特區政府推出全民核酸檢測、重點人群和重點區域核酸檢測、啟用分區分級精準防控、派發快速抗原測試包、發放 KN95 口①〈應變協調中心宣佈調整紅、黃碼區的設立標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2 年 6 月 23 日,www.gov.mo/zh-hant/news/902838/,2025 年 7 月 28 日讀取。
  • 107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基於社會主體應對實踐的分析罩、持續開展流行病學調查等一系列綜合抗疫措施,展現出高效的動員、應變與協調的管治能力,發揮着不可替代的疫情治理元主體作用。同時,在特區政府之外,澳門社會各界,包括民間社團、學校、公司、商戶、媒體、銀行等,都參與到疫情防控之中,分工配合,共同承擔,各自肩負着相應的職責。其中,作為社會主體之一的社團組織更是充當了特區政府的防疫助手與溝通動員民眾的社會中介。澳門社團具有廣泛的聯繫網絡、多元的傳播方式與資訊管道,可以迅速地將疫情資訊傳播給社團成員。在新冠疫情初期,特區政府的五位司長分別與所屬範疇的社團就全力防控和應對新冠疫情舉行會議,呼籲各社團利用自身社會網絡優勢,協助政府做好防範措施。為了將抗疫知識傳播給長者,政府當局利用社團的家居照顧及護理服務隊,以及 24 小時平安通,向獨居長者、年長夫婦及有需要人士提供服務。一些醫療專業團體主動運用成員的醫療技術優勢,提供專業協助,並直接選派醫護人員參與醫療救護等志願活動,同時組織醫療專業人員面向民眾宣傳衛生防疫知識。澳門心理學會作為心理諮詢與治療人員的專業社團,積極參與防疫抗疫。疫情初期,該社團陸續收到一些本地心理健康資源的查詢,於是,學會嘗試設立澳門危機處理心理資源網,整理現有資訊,發布心理健康抗疫錦囊,並提供外文版抗疫錦囊。此外,為進一步提升心理健康意識,並支持心理從業者在疫情期間的專業發展與心理調適。該學會自 2020 年開始舉辦不同主題的心理沙龍活動,2023 年 1 月,舉辦的第一場心理沙龍以“助人者的自癒時光”為主題,①旨在幫助心理從業者在長期抗疫壓力下實現自我修復與情緒管理。為了向民眾普及疫情知識,澳門婦聯心理治療中心拍攝了許多心理健康的宣傳短片,將其製作成圖文包,並在網站上發布了一個自我評估的測試程式,使參與測試的人士通過自我評估量表了解自己的抑鬱焦慮及壓力情況。據統計,僅 2022 年,就有 118 萬人次填寫了測試量表。結果顯示,大多數人的抑鬱焦慮壓力處於中等水平,說明疫情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居民的心理變化,給居民帶來了情緒困擾。②此外,此次的疫情應對過程中,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澳門婦女聯合總會轄下 23 個服務點協助特區政府向市民配售口罩。在全員核酸檢測過程中,博企、大中小學校、社團機構等不但提供核酸檢測場地,而且主動安排志願者協助維持檢測秩序。“618”疫情爆發後,澳門的全員核酸檢測工作得到了國家的關懷和廣東省政府、珠海市政府的支持,珠海市派出 650 多名採樣人員前來澳門協助進行核酸採樣。可以說,無論是疫情防控,還是民眾心理健康,都離不開不同社會主體的積極主動參與。(四)紓緩疫情對民生的影響由於澳門的蔬菜及副食品主要來自內地,每有疫情爆發,居民難免擔心物資供應出現①〈2023 心聲 — 心理沙龍 Vol.1 助人者的自癒時光〉,澳門心理學會,2023 年 1 月 31 日,apm.org.mo/mem-ber_activity/474,2025 年 12 月 13 日讀取。②來自訪談,對象:澳門婦聯心理治療中心時任主任劉振峰先生,時間:2023 年 1 月 3 日。
  • 10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短缺。為此,澳門特區政府保持與內地相關部門的密切溝通,即使是“618”疫情爆發期間,澳門與內地的旅客通關受阻,保障澳門生活物資供應的貨物運輸仍然暢通。因此,疫情爆發初期,居民因擔心生活物品短缺而出現的心理恐慌很快就因為超市補貨及時而消除。同樣,在防疫物資供應上,特區政府也作了充分的準備。2020 年初,疫情初起時,世界各地一“罩”難求,而特區政府不計成本,派遣本地人員前往歐洲、南美等國家購買口罩,並經由藥房或社團以平價配售予澳門居民。“618”疫情發生後,特區政府免費向居民派發抗原檢測包及KN95口罩。在2022年底放開疫情管制前,特區政府又免費向居民派發抗疫包,內含藥物、抗原快測包及口罩等,保障居民及時獲取防疫物資,增強居民防疫信心。受疫情的持續影響,澳門居民收入減少,中小企業經營困難,為此,澳門特區政府自2020 年起,先後推出了三輪“電子消費優惠計劃”,旨在刺激本地經濟。2020 年的兩期消費計劃,先後以電子消費卡形式向每位居民發放 3,000 澳門元與 5,000 澳門元,供居民用於餐飲、零售、生活百貨等行業消費;①而 2021 年推出的計劃則採用“5,000 澳門元啟動金加上 3,000 澳門元立減額”的組合模式。②此外,政府亦在 2022 年推出了獨立的“生活補貼計劃”,向合資格居民發放 8,000 澳門元現金。③這些計劃有效地減輕了居民因疫情影響而帶來的生活困難,紓緩了居民對收入減少引起的心理負擔,提振了居民信心。同時,不同行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也因消費補貼計劃而受惠,一定程度上穩定了澳門經濟。疫情對居民造成心理負擔的另一個重要壓力源是居民工作機會減少。對於成年人來說,有工作就意味着有收入,而有收入就可以建立穩定的生活,有利於形成健康心理。據世界衛生組織評估,沒有穩定的工作,人們的焦慮就會上升二到三成,因此,工作機會對人類的心理影響是極為明顯的。④因此,保障居民就業是特區政府優先考慮的施政工作。特區政府除了要求博企承擔社會責任,保證疫情下不裁員外,還對中小企業作出經濟援助以及為聘用本地居民的企業作出補貼。此外,澳門勞工事務局還推出“就業導向帶津培訓計劃”,協助有求職需要的居民投身就業市場。該項計劃由“技能培訓”及“就業轉介”兩部分組成,面向處於失業狀況或修完高等教育課程而未投身職業的人士,參加計劃的人士完成課程及配合就業轉介後,可獲得最高 6,656 澳門元的津貼。⑤每位合資格的澳門居民可參與三次培訓計劃。課程涵蓋酒店、零售、餐飲、建築和設施維護、個人護理及服務等範疇。課程期間,雇主獲邀到培訓現場實地視察學員的培訓情況,借機會協助企業根據自①〈支持商戶存續迎接新商機,消費卡首20天注入近7.9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0年8月21日,www.gov.mo/zh-hant/news/341220/,2025 年 12 月 19 日讀取。②〈“電子消費優惠計劃”優化方案:全澳居民獲發 5,000 啟動金、3,000 立減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1 年 4 月 12 日,www.gov.mo/zh-hant/news/372914/,2025 年 12 月 19 日讀取。③〈“生活補貼”仍未領取可於 4 月 28 日或之前拍卡領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3 年 3 月 3 日,www.gov.mo/zh-hant/news/372914/,2025 年 12 月 19 日讀取。④來自訪談,對象:澳門婦聯心理治療中心時任主任劉振峰先生,時間:2023 年 1 月 3 日。⑤〈百億抗疫援助專項基金 就業導向帶津培訓計劃〉,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工事務局網站,2025 年 5 月 29 日, www.dsal.gov.mo/zh_tw/standard/dfptraining_employment_course.html,2025 年 9 月 12 日讀取。⑥〈“帶津培訓”至今逾 1.2 萬人次入讀 近期為不同行業推出多項新課程(勞工事務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2022 年 5 月 26 日,www.gsef.gov.mo/zh-cn/posts/5750,2025 年 12 月 13 日讀取。
  • 109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基於社會主體應對實踐的分析身需求聘請合適的雇員。⑥為拓展疫情期間青年的就業空間,勞工事務局由 2020 年開始每年舉辦“職出前程實習計劃”,該計劃通過為畢業生提供在崗實習機會,使畢業生獲取職場體驗,加強畢業生的職場競爭力,為就業作好準備。自 2021 年起,該局推出澳門青年到內地名優企業的見習/實習計劃,還設立“青年就業服務”專頁,整合各項實習計劃,協助青年人投入工作崗位。①從防疫物資供應、生活物品的保障、消費補貼的發放到職能培訓與就業轉介,特區政府想方設法緩解疫情對民生的影響,從而解除了居民的後顧之憂,某種程度上消除疫情對居民的心理影響。(五)建立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在應對疫情對民眾社會心理影響過程中,澳門特區政府設立的精神衛生委員會與“四級聯防、四環緊扣"精神健康服務系統發揮了重要作用。精神衛生委員會是按照第 31/99/M 號法令第 6 條規定,經行政長官批示組成,首屆委員會的正式運作始於 2005 年。委員會為行政長官在精神衛生政策事宜上的諮詢機構,以及為協調、培訓及科學研究活動方面的監察、推動及輔助機構。所謂四級聯防心理系統,是指現時澳門精神健康服務提供模式。第一級是以社區內的民間機構為主體,由相關工作人員提供心理輔導服務和進行衛教工作。第二級就是社區心理健康專項服務,由專業心理治療師提供服務。第三級是衛生中心精神健康服務,由專業心理治療師、護士及醫生等醫療工作人員提供服務。第四級是仁伯爵綜合醫院的精神科,由多職系精神科專業團隊等醫療工作人員提供服務。②四級聯防系統可以提供自我關懷、社區關懷、初級精神健康服務、社區精神健康服務、住院專業心理治療等系列性心理諮詢與治療服務。在社區層面,有利民會、扶康會怡樂軒、澳門明愛的生命熱線、街總社區心理輔導隊、澳門婦聯心理治療中心等。而澳門社會工作局的社會工作中心、志毅軒、電話輔導熱線也提供服務諮詢及轉介服務。衛生中心則設有初級衛生保健網絡 —— 心理門診,市民可以直接到衛生中心預約心理門診,或由衛生局醫生轉介。仁伯爵綜合醫院的精神科可以接待由專業機構或社團、學校、衛生中心轉介的病者門診。疫情發生後,精神衛生委員會及四級聯防系統關注到居民因疫情而產生的焦慮等情緒反應。聯防系統動用社區所有資源,包括服務使用人員的支援網絡、仁伯爵綜合醫院精神科的外展工作隊,以及政府、非政府所有服務的提供者,應對疫情期間居民的心理問題。現有的四級聯防體系不僅提供服務,更設置了快捷轉介程序,即在原有基礎上,衛生局心理治療師通過心理支援熱線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電話心理輔導及轉介服務。同時,透過抗疫專頁整合澳門地區心理輔導資源,居民可按自身不同需要選擇適切的服務。若居民有需①〈勞局續“在職帶薪”助青年入行〉,《澳門日報》(澳門),2023 年 2 月 11 日,版 A03。②〈今再有 1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人康復出院 四級聯防、四環緊扣聯合機制 便捷本澳精神服務提供〉,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0 年 4 月 28 日,www.gov.mo/zh-hant/news/328838,2025 年 7 月 28 日讀取。
  • 11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要可自行前往衛生中心尋求心理支持,不需轉介。若需要緊急支援,精神科急症室及外展工作隊可按個案情況提供。疫情期間精神科接收由抗疫專頁熱線及心理支援各服務提供者轉介的個案。①以澳門婦聯心理治療中心為例,在接收治療的個案中,約有 10% 的個案屬較為嚴重的抑鬱症或失智症個案,需要藥物的治療,會被轉介到仁伯爵綜合醫院精神科治療。而轉介是雙向的,在中心向仁伯爵綜合醫院轉介較為嚴重個案的同時,仁伯爵綜合醫院也會將一些不嚴重的個案轉到中心。除了衛生局、社會工作局外,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也有提供學生心理輔導服務。現在澳門大約有 300 位學生輔導員,其中,60% 是社工專業背景,40% 是心理學專業背景。根據婦聯心理治療中心的不完全統計,目前澳門平均 200–300 位學生中就有一位輔導員。該比例高於香港,在世界上也處於較高水平。雖然澳門學生輔導員的專業學歷目前尚無統一標準,但根據澳門婦聯、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等單位的招聘資訊可知,②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要求學生輔導員需要社工、心理學等相關專業的學士學位。歐美國家和內地的一些高校,學生輔導員通常被要求具備社工、心理學或其他相關專業的研究生學歷。③為進一步提升學生輔導員的專業學歷,澳門目前有三所大學提供不同範疇的心理學碩士課程。其中,提供心理學學士和臨床心理學碩士課程的澳門大學,作為心理學人才的培訓基地,培養具有專業能力與國際水平的本地心理人員,同時設立實驗室與研究中心,並與社區合作研究,全面提升澳門心理服務的專業水平。④此外,疫情期間,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與社會工作局的輔導機構致電慰問學生及老人院長者,並製作了一系列抗疫宣傳片。一些志願團體與社會組織招募停課中的學生或青年參與抗疫工作,如致電關懷或製作宣傳品。通過親身實踐,志願者從原本對病毒感到迷茫的人,蛻變為幫助他人面對疫情的行動者,並在過程中提升了自我效能感。而新冠感染被隔離者的心理諮詢是由澳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負責,實際上,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澳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迅速組建精神心理研究團隊,分析澳門的防疫形勢,針對疫情心理健康進行研究,就消除居民心理恐慌及科學防護提出具體建議。據 2021 年澳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與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公布的“新冠疫情後期澳門市民精神健康狀況調查”結果,在新冠疫情後期,大多數澳門市民精神心理狀態穩定,沒有受到明顯精神心理症狀困擾。⑤由此可見,澳門的四級聯防精神服務體系在疫情期間有效地應對了居民因疫情而導致的情緒與心理轉變。①〈今再有 1 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人康復出院 四級聯防、四環緊扣聯合機制 便捷本澳精神服務提供〉,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0 年 4 月 28 日,www.gov.mo/zh-hant/news/328838,2025 年 7 月 28 日讀取。②〈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招聘〉,jobscall.me 網站,2025 年 9 月 15 日,www.jobscall.me/job/skh,2025 年 7月 28 日讀取;〈心理輔導員〉,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網站,2025 年 6 月 12 日,www.macauwomen.org.mo/ 心理輔導員 /,2025 年 7 月 28 日讀取。③ Gwynedd Mercy University. “How to Become a School Counselor.”www.gmercyu.edu/academics/learn/how-to-be-come-school-counselor, Accessed 28 July 2025;〈華僑大學 2025 年公開招聘輔導員啟事(第二批)〉,華僑大學人才招聘網站,2025 年 4 月 1 日, jobs.hqu.edu.cn/info/1030/6585.htm,2025 年 7 月 28 日讀取。④來自訪談,對象:澳門婦聯心理治療中心時任主任劉振峰先生,時間:2023 年 1 月 3 日。⑤〈澳大及鏡湖護院學者發表疫情後期澳門市民精神健康調查〉,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網站,2021 年 2 月 5 日,www2.kwnc.edu.mo/zh_hant/standard/NewsDetail/article/lnjnago8.html,2025 年 7 月 28 日讀取。
  • 111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變化:基於社會主體應對實踐的分析五、結語新冠疫情發生後,在疫情及防控措施的影響下,澳門的經濟活動、社會秩序,以及人們的行為與交往方式均發生了顯著變化。與此同時,疫情亦引發了民眾社會心理的波動,導致部分人出現心理不適、恐慌乃至心理危機,且民眾的社會心理狀態隨疫情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在疫情爆發初期,由於普遍缺乏對病毒的充分認知且難以準確評估疫情嚴重性,居民開始產生廣泛的焦慮與恐慌心理。隨着澳門特區政府在疫情初期之後實施包括核酸檢測和疫苗接種等在內的一系列科學防控政策,居民的恐慌情緒得到有效緩解。然而,伴隨着病毒在疫情後期的階段性爆發,民眾心理再度出現波動,並加劇了對疫情長期化可能拖累經濟與民生的擔憂。及至疫情後期實行全面放開管控措施,居民生活逐步恢復常態,經濟頹勢得以扭轉,最終使長期積累的社會心理壓力得到有力紓解。疫情對澳門民眾社會心理影響的表現可以從民眾心理求助的相關資料得到反映。就整體資料來看,疫情三年中,每年總求助人數未出現較大波動,且呈現逐年遞減趨勢。由此說明,隨着人們對新冠病毒認知的增強以及疫情防控措施的實施,疫情初期出現的焦慮與恐懼逐漸得到釋放。不過,不同性別、年齡及工作狀態的民眾在社會心理反應上出現一定程度的差異。總的來看,在求助個案中,80% 以上的求助者都是面臨情緒困擾,如焦慮抑鬱,這也是新冠疫情中民眾社會心理變化的具體表現。至於求助原因,主要是家庭成員關係的改變,其餘的關鍵因素包括人際關係、婚姻關係、學業壓力等。而影響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主要因素是疫情本身、防控措施,以及因疫情而產生的社會經濟影響三個方面。面對疫情對澳門民眾的社會心理影響,特區政府及其他社會主體採取了積極有效的應對策略。一方面,對已經出現心理疾病的患者給予適當介入與治療;另一方面,對影響民眾社會心理的因素予以消除或緩解,以儘量減輕其對民眾社會心理的影響。主要措施包括及時發放疫情資訊、調整疫情防控措施、緩解疫情民生影響等。其中,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疫情防控體系,尤其是建立包括政府、社區、民間社團等共同參與的心理服務體系,在應對疫情對民眾社會心理影響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現有研究對新冠疫情對澳門民眾社會心理的影響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討,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關於不同社會群體(如老年人、兒童與青少年、低收入群體等)在疫情中社會心理變化的具體表現與差異性分析尚顯不足,現有研究更多聚焦於整體趨勢,未能深入剖析特殊群體的心理需求及其應對機制。其次,對影響民眾心理的關鍵因素,如防控措施、經濟壓力、社會支持系統等因素的具體作用機制缺乏深入分析,尤其是這些因素如何發生交互作用以影響民眾的心理狀態尚未得到充分揭示。最後,關於政府和社會主體的應對措施,儘管已有一定總結,但對這些措施的長期效果評估以及對心理服務體系可持續性發展的探討仍然不足。因此,未來研究應結合定量與定性方法,進一步聚焦特定群體,深挖心理變化機制,並對心理干預措施的效果進行動態評估,以完善對疫情影響下
  • 11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社會心理變化的全面理解。(本文在資料搜集方面獲得澳門婦聯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庄玲玲博士及婦聯心理治療中心時任主任劉振峰先生的協助,謹此致謝。)
  • 113澳門博彩業的收入結構、經營風險與應對策略——與拉斯維加斯大道的比較研究婁世艶 王應貴 劉芷辰 [ 摘 要 ] 基於 2008–23 年澳門與拉斯維加斯大道的收入結構比較,本文發現澳門博彩業收入來源集中,收入增長快,波動較大,就業市場穩定,人均產出率穩定性較低;拉斯維加斯大道收入結構更加均衡,收入增長相對穩定,波動較小,就業市場彈性化,人均產出率穩定性較高。疫情前,澳門產出率總體高於拉斯維加斯大道,但疫情後,由於貴賓百家樂收入下滑、旅澳遊客來源地過度集中、旅澳成本劣勢、來自周邊國家的同業競爭,以及網上博彩衝擊等因素,澳門博彩業對外部經濟衝擊風險的抵禦能力大幅下降,導致其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把全球最大博彩中心的地位讓給了拉斯維加斯。針對澳門博彩業綜合經營能力較弱的情況,研究建議澳門提升綜合服務能力、加大營銷力度、優化客源結構、發展多樣化酒店設施、積極擁抱創新科技,以及加強多元化人才培養。[ 關鍵詞 ] 澳門博彩收入 博彩業經營 拉斯維加斯大道博彩業 賭收恢復一、引言博彩業在本澳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據,2010–14 年,博彩業增加值在本地生產總值(GDP)中的佔比分別為 59.10%、62.92%、62.84%、62.87%、58.26%,而在隨後的幾年裏佔比出現明顯下降趨勢,2019 年才反彈至 51.06%。新冠疫情期間,澳門博彩業受到重創,2020–22 年其佔比異常降至 21.14%、25.85%、14.73%。①2023 年,澳門博彩毛收入回升至 1,837.01 億澳門元,僅相當於 2019 年的 62.63%。目前澳門經濟仍處於恢復期,由於世界經濟和技術正發生重大變化,博彩業發展面臨着嚴峻挑戰。首先,澳門博彩業盈利模式對百家樂依賴程度偏高。澳門博彩業的主要收入來源為幸運博彩,2019 年佔博彩毛收入的 99.71%,其中貴賓百家樂和中場百家樂合佔87.28%,目前貴賓百家樂業務恢復相對緩慢。2020 年,貴賓百家樂和中場百家樂毛收入分別為 262.80 億和 269.36 億澳門元,2024 年,兩者分別增長至 547.64 億和 1,379.07 億澳門元,作者簡介:婁世艶(通訊作者),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葡語國家研究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王應貴,澳門城市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劉芷辰,蘇州職業技術大學商學院講師、金融學博士。①作者採用按當年價格與生產法計算的 GDP 及博彩業增加值作為分析基礎。本文數據均來自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除非另有說明。見〈時間序列資料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www.dsec.gov.mo/ts,2025 年 10 月 17 日讀取。‧政策研究‧
  • 11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分別淨增長了 1.08 倍和 4.12 倍。①其次,國際經濟與政治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逆國際化風險增大,世界商品、服務和人員流動成本上升。受此影響,訪澳遊客來源地更加集中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再者,周邊國家和地區先後開放了博彩業,新加坡、韓國、菲律賓等國的博彩發展衝擊澳門的地位。最後,以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和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為核心的技術創新衝擊着傳統的博彩業務,網上博彩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玩家。現時有關澳門博彩業的研究文獻較多,但基於國際視野的研究成果較少。本文首先基於對 2008–23 年間澳門和拉斯維加斯大道(Las Vegas Strip)收入結構的比較分析,凸顯澳門博彩業多元發展的迫切性,然後從多元視角探討澳門博彩業發展所面臨的風險因素及其應對策略。文章旨在從企業微觀角度分析和比較以博彩娛樂為中心的城市發展過程及其收入結構,並結合數字轉型視角探討澳門博彩業數字化戰略。二、研究綜述學界對澳門博彩業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主要涉及博彩業的經濟地位、發展環境、行業經營比較等。就博彩業的經濟地位而言,博彩業是澳門的龍頭行業。Xianke Li 等認為,博彩業是澳門綜合旅遊業共生融合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②也有不少的研究指出,博彩業通過分享資源和分攤成本拉動銀行業、會展業、文化創意等產業的發展,促進了經濟多元化,同時實現經濟增長、增加了公共財政儲備。③絕大部分文獻在承認博彩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同時,也強調“一業獨大”所產生的經營風險,認為澳門應該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④就博彩業發展環境而言,現有研究從制約因素和促進因素兩個方面進行討論。周金泉和何文晉總結了影響博彩旅遊發展的因素,主要是政治、經濟、社會、技術、媒體,以及產業等因素。⑤ Xinhua Gu 和 Pui Sun Tam 指出,澳門博彩利潤的來源取決於三大關鍵因素:①〈每季博彩統計資料〉,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網站, www.dicj.gov.mo/web/cn/information/DadosEstat/2025/content.html#n1,2025 年 10 月 17 日讀取。② Li, Xianke, et al. “Development Path of Macao Tourism Symbiosis Integration from the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Sustainability, vol. 16, no. 19, 2024, https://doi.org/10.3390/su16198505.③陳志誠、關鋒:〈回歸後的澳門經濟:經濟增長、勞動市場的發展和經濟多元化〉,《澳門研究》(澳門),第 4 期,2024 年,頁 65–80;郭小東、劉長生:〈澳門博彩業的經濟帶動能力及其產業政策取向分析〉,《國際經貿探索》(廣州),第 8期,2009年,頁 21–26;蘇育楷、馮邦彥、胡娟紅:〈澳門博彩稅與財政儲備制度〉,《國際稅收》(北京),第 3 期,2014 年,頁 46–48;黃金穗、毛艷華:〈澳門金融業與博彩業耦合互動發展的實證研究 —— 基於 2001 至 2021 年數據的分析〉,《澳門研究》(澳門),第 2 期,2024 年,頁 89–103;陳章喜:〈澳門博彩業與會展業:效應比較及產業走向〉,《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廣州),第 6 期,2012 年,頁 82–88、162–63。王鵬:〈澳門博彩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互動研究〉,《旅遊學刊》(北京),第 6 期,2010 年,頁 57–65。④王五一:〈繁榮與矛盾 : 澳門賭權開放十周年回望〉,《廣東社會科學》(廣州),第 4 期,2012 年,頁108–17;馮邦彥:〈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路向與政策研究〉,《廣東社會科學》(廣州),第 4 期,2010 年,頁 88–94;Wan, Yim King Penny, et al. “Social Impacts of Casino Gaming in Macao: A Qualitative Analysis.” Tour-ism: A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59, no. 1, 2011, pp. 63–82;袁持平等:《澳門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11 年。⑤周金泉、何文晉:〈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 —— 現狀特徵與未來展望〉,《澳門研究》(澳門),第 1 期,2022 年,頁 116–30。
  • 115澳門博彩業的收入結構、經營風險與應對策略 —— 與拉斯維加斯大道的比較研究中國內地持續增長的需求、賭場的區位壟斷優勢,以及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①這些因素也可能成為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少數學者從微觀角度對博彩企業經營進行了研究。紀春禮認為人造景觀及裝飾、博彩娛樂體驗、非博彩體驗、輔助及配套設施是綜合娛樂渡假村的重要吸引力元素。② Glenn McCartney 的調查發現,博彩渡假村的空間布局與環境氛圍、餐飲元素能有效提升訪客吸引力;博彩運營、獎勵機制與運氣因素則能促使遊客重訪同一渡假村或轉而選擇其競爭對手。③ Penny Wan 等的研究指出,精準識別文化差異、針對不同客群定制服務方案,能有效提升澳門娛樂場的服務品質與客戶體驗。④就行業經營比較而言,多數採用國際比較視角的研究把拉斯維加斯作為澳門博彩業發展的標杆。從中觀角度出發,與拉斯維加斯的博彩業發展相比,澳門博彩業顯得更不穩定,且與其他產業之間的互動性較弱。一些學者指出,澳門博彩企業的收入主要依賴於博彩娛樂,而拉斯維加斯的收入來源更加多樣化,包括會議、演出和購物,故博彩娛樂收入佔比相較較低。⑤ Li Sheng 等認為,澳門博彩業不穩定的主要原因在於遊客流量波動更大,而拉斯維加斯的周期特徵更具優勢。⑥ McCartney 指出,拉斯維加斯賭場與會展均衡發展,而澳門會展產業與博彩擴張不同步。⑦一些學者研究了拉斯維加斯成功的關鍵因素。曾忠祿指出,拉斯維加斯擁有極具吸引力的博彩活動、酒吧表演、大型舞台表演,以及主題建築等。⑧而紀春禮則認為,拉斯維加斯成功的關鍵舉措之一是其對目的地行銷的重視。⑨不過,鑑於兩地土地資源、客戶、定位、發展動力等方面的差異,不少學者認為澳門不能以拉斯維加斯為標準。⑩現有文獻大多聚焦於宏觀和中觀層面,而關於博彩企業經營的微觀研究相對稀少。雖有少數研究比較拉斯維加斯和澳門博彩經營模式,但卻未涉及博彩企業的收入來源結構差① Gu, Xinhua, and Pui Sun Tam. “Casino Taxation in Macao: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27, no.4, 2011, pp. 587–605.②紀春禮:〈綜合旅遊渡假村吸引力元素及未來趨勢——以澳門綜合渡假村為例〉,《澳門理工學報》(澳門),第 3 期,2022 年,頁 38–47。③ McCartney, Glenn. “Securing Chinese Mass Market Visitation to Cotai’s Integrated Resorts (IRs).”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vol. 20, no. 3, 2020, pp. 317–30.④ Wan, Yim King Penny, et al. “Behavioral Differences in Gaming Patterns Among Chinese Subcultures as Perceived by Macao Casino Staff.”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vol. 54, no. 4, 2013, pp. 358–69.⑤ Loi, Kim Ieng, and Woo Gon Kim. “Macao’s Casino Industry: Reinventing Las Vegas in Asia.”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vol. 51, no. 2, 2010, pp. 268–83;Gu, Xinhua, et al. “Specialization or Diversifica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or Tourist Cities.” Cities, vol. 122, 2022,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21.103517;紀春禮:〈綜合旅遊渡假村吸引力元素及未來趨勢 —— 以澳門綜合渡假村為例〉,《澳門理工學報》(澳門),第 3 期,2022 年,頁38–47。⑥ Sheng, Li, et al. “Business Cycles of Casino Cities: Theoretical Model,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vol. 45, no. 5, 2023, pp. 978–97.⑦ McCartney, Glenn. “With or Without You? Building a Case for Further MICE (Meetings, Incentive Travel, Conven-tions, Exhibitions) Development in Macao.” Journal of Convention & Event Tourism. vol. 15. no. 3, 2014, pp. 173–97.⑧曾忠祿:〈拉斯維加斯的動態能力及澳門的借鑑 —— 以表演與主題建築為例〉,《澳門理工學報》(澳門),第 1 期,2017 年,頁 38–47。⑨紀春禮:〈拉斯維加斯的目的地行銷及其對澳門的啟示〉,《澳門理工學報》,(澳門),第 3 期,2018 年,頁 35–43。⑩ Loi, Kim Ieng, and Woo Gon Kim. “Macao’s Casino Industry: Reinventing Las Vegas in Asia.”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vol. 51, no. 2, 2010, pp. 268–83;曾忠祿:〈澳門博彩公司非博彩多元化發展現狀及必要性分析〉,《澳門研究》(澳門),第 3 期,2017 年,頁 6–14;Gu, Xinhua, et al. “Specialization or Diversifica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or Tourist Cities.” Cities, vol. 122, 2022,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21.103517.
  • 11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異及其原因。因而本研究立足於博彩企業收入來源結構比較,從多個角度分析導致澳門博彩收入結構失衡的主要原因與風險因素,以期對澳門博彩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有所裨益。三、2008–2023 年澳門與拉斯維加斯大道博彩業的收入結構比較就賭場知名度和收入規模而論,拉斯維加斯和澳門是全球最大的兩座博彩中心城市。①由於 2019 年底爆發的新冠疫情對全球博彩業的直接衝擊較大,多數與博彩業關聯的城市仍處於復蘇之中,且復蘇程度存在明顯差異,只有少數城市的博彩收入達到或超過疫情前的水平。拉斯維加斯大道博彩業在疫後展現出較強的恢復與增長能力,博彩收入回升速度快,且連續兩年達到新的高點。內華達州的博彩業布局較為分散,本文選取了拉斯維加斯大道作為比較對象。該大道是該州資源最為集中的地方,其博彩業頗具代表性,入駐的著名博彩公司有:凱撒娛樂、美高梅、永利渡假村、雲頂集團等。2023 年,拉斯維加斯大道的總賭收為 82.60 億美元,約佔內華達州全部賭收的 55.24%。②而目前,澳門博彩業仍不及疫情前水平。究其原因,收入結構決定了兩地的博彩行業的恢復力度。本文基於 2008–23 年兩地的博彩業發展探討澳門博彩業收入來源的優勢與劣勢。首先,澳門博彩業務收入佔比高、依賴性強,拉斯維加斯大道綜合創收能力突出。一般而言,博彩企業最常見的經營模式是集博彩、住宿、餐飲、購物、會議、展覽、健身、體育、娛樂於一體的綜合娛樂渡假村,各大部門應均衡發展,但澳門博彩業的博彩收益一枝獨秀,在總收入中的佔比奇高。2008 年,賭收佔澳門博彩企業總收入的 94.15%,2023年降至 83.72%。其中,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永利渡假村”)、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銀河娛樂場”)、威尼斯人集團(簡稱“威尼斯人”)和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美高梅”)的非博彩收益提升較快,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簡稱“澳娛綜合”)則有一定的提升。③雖然非博彩創收增加,博彩收入在澳門博彩企業總收入中的佔比有所下降,但依然偏高。另一方面,數據變化主要發生在 2018–23年期間(見表 1),疫情期間,澳門博彩業處於非正常經營期,有關佔比變化不宜作過分解讀。過高的賭收側面顯示其他項目收入相對偏弱,綜合經營能力不強,這正是 2023 年澳門博彩總收入只有疫情前七成左右的核心原因。相比之下,拉斯維加斯大道博彩業歷史較為悠久,多元化經營起步較早,綜合經營能① Hassan, Ali. “20 Biggest Gambling Cities in the World.” Yahoo, 5 July 2023, finance.yahoo.com/news/20-biggest-gambling-cities-world-164051908.html?guccounter. Accessed 17 October 2025.② “Nevada Casinos: Departmental Revenues, 1984–2024.” University of Nevada University Libraries, 2025, gaming.library.unlv.edu/reports/NV_departments_historic.pdf. Accessed 17 October 2025.③〈承批公司業績報告〉,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網站,www.dicj.gov.mo/web/cn/information/Rel-Contas/index.html,2025 年 10 月 17 日讀取。作者根據各公司歷年報告中娛樂場/博彩收益和其他收益(主要包括酒店、餐飲、租賃等)的值估算得出。
  • 117力和成效顯著,博彩收入在博彩企業總收入中的佔比較低(見表 1)。1984 年,拉斯維加斯大道的博彩收入、酒店收入、餐飲收入、其他(演出、會議、展覽、購物,以及高爾夫等)收入的佔比分別為 58.63%、16.10%、19.12%、6.14%。①隨着時間推移,博彩收入佔比緩慢但穩定下降,酒店和食品部門的佔比相應上升,其他收入佔比略有下降。數據顯示,2008 年,拉斯維加斯大道的博彩收入佔比為 39.67%,2023 年降為 35.04%;酒店收入佔比由 25.77% 升至 29.38%;餐飲收入佔比從 19.93% 上升至 22.88%;其他收入佔比從 14.63% 降至 12.88%。拉斯維加斯大道博彩業的收入結構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多元化發展取得了顯著進步。可見,目前拉斯維加斯大道的業務部門發展基本平衡,能够滿足旅客的多樣化需求,可以吸引不同旅遊需求的旅客,因而抗風險能力較強,這是疫情後經濟恢復很快的根本原因。2022年和 2023 年,拉斯維加斯大道總收入均創歷史紀錄,綜合經營能力是主因。表 1 2008–2023 年澳門和拉斯維加斯大道博彩業部門收入對比(總收入單位:億美元;其他單位:%)地區 項目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澳門總收入 132.28 146.71 231.44 329.73 377.82 449.27 441.17 296.45 287.76 335.74 316.65 318.29 69.63 106.17 57.87 227.80博彩 94.15 94.49 95.41 95.48 95.42 95.48 95.22 94.16 93.52 92.79 88.40 88.62 83.19 82.48 78.88 83.72非博彩 5.85 5.51 4.59 4.52 4.58 4.52 4.78 5.84 6.48 7.21 11.60 11.38 16.81 17.52 21.12 16.28拉斯維加斯大道總收入 157.94 137.84 132.58 144.94 152.72 155.39 163.08 167.42 171.02 177.62 183.08 187.15 137.85 100.05 208.29 235.74博彩 39.67 38.67 38.97 37.92 36.38 37.02 36.75 34.90 34.24 34.00 34.34 34.48 35.79 48.03 37.74 35.04酒店 25.77 24.45 23.43 24.27 25.30 25.28 26.07 26.70 28.12 28.58 27.87 28.49 27.96 23.29 27.55 29.38餐飲 19.93 21.14 22.05 22.67 23.30 23.22 22.79 23.29 23.16 22.63 23.04 23.95 23.33 17.31 21.79 22.88其他 14.63 15.74 15.55 15.13 15.02 14.48 14.39 15.13 14.47 14.79 14.75 13.08 12.92 11.37 13.06 12.88註:鑑於數據可獲得性,本文選取了澳娛綜合、永利渡假村、銀河娛樂場、威尼斯人、美高梅和新濠博亞等六家公司的經營數據,其中永利渡假村沒有提供 2017 年之前的非博彩收入數據。不同年份、不同公司財務報表中收益的名稱、內涵及分類差異較大,數據存在不統一和缺失等問題。本文盡量按照博彩收入等於博彩毛收入減折扣及回贈的方法計算,雖然計算結果存在一定的誤差,但主體數據基本一致,表中數據可作為重要參考。本表依照 1 美元等於 8.034 澳門元的匯率,將澳門博彩企業的收入數據換算為美元。拉斯維加斯大道的博彩業經營數據,僅包括博彩年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企業數據。資料來源:數據整理自〈承批公司業績報告〉,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網站, www.dicj.gov.mo/web/cn/information/RelContas/index.html,2025 年 10 月 17 日 讀 取; “Nevada Casinos: Departmental Revenues, 1984–2024.” University of Nevada University Libraries, 2025, gaming.library.unlv.edu/reports/NV_departments_historic.pdf. Accessed 17 October 2025. 其次,澳門博彩業收入來源集中,主要收入增長快,波動較大,拉斯維加斯大道博彩業的收入結構更加均衡,收入增長相對穩定,波動較小。澳門和拉斯維加斯大道的博彩收① “Nevada Casinos: Departmental Revenues, 1984–2024.” University of Nevada University Libraries, 2025, gaming.library.unlv.edu/reports/NV_departments_historic.pdf. Accessed 17 October 2025.澳門博彩業的收入結構、經營風險與應對策略 —— 與拉斯維加斯大道的比較研究
  • 11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入的主要來源都是賭桌遊戲(多人參與遊戲)和角子機(個人參與遊戲)。澳門對賭桌遊戲的收入依賴度較高,其中,貴賓百家樂佔比一度較高,超過博彩毛收入的 70%(2010 年和 2011 年),但經過 2014–16 年博彩業優化管理後其收入佔比下降,疫情則加速了其收入下滑過程,到 2023 年降至 24.60%;中場百家樂承接了貴賓百家樂的部分業務,成為澳門博彩業的主要收入來源,收入佔比也從 2008 年的 19.36% 提高至 2023 年的 60.15%(見表 2)。在疫情前,角子機業務在澳門博彩業總收入中的佔比一直偏低,各年份均未曾超過 5.5%。疫情以來,該項收入佔比上升較快,2022 年達到 7.29%。貴賓百家樂業務不景氣拖累了整個行業,澳門博彩收入結構處於調整之中。①拉斯維加斯大道方面,從內華達博彩管理委員會提供的較早數據看,1999 年拉斯維加斯大道博彩收入主要來源分別為賭桌遊戲(48.60%)和角子機(47.80%)。②而在 2008–23年間,角子機收入基本穩定在五成左右,疫情後略有上升。拉斯維加斯大道的博彩收入結構調整較為平穩,能從容應對各種風險因素對行業收入的衝擊。除 2008 年金融危機後的兩年和 2020–21 年疫情管控期外,博彩收入保持正增長。表 2 2008–2023 年澳門和拉斯維加斯大道賭收主要來源比較(單位:%)地區 收入項目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澳門賭桌遊戲 93.89 93.76 94.80 95.31 95.30 95.72 95.57 94.51 94.51 94.74 94.71 94.55 93.31 93.82 91.22 93.71貴賓百家樂 67.17 66.32 71.55 72.89 69.08 65.92 60.26 55.14 53.08 56.52 54.66 46.10 43.05 32.54 23.69 24.60中場百家樂 19.36 21.18 18.42 18.09 21.70 25.31 30.20 32.88 34.31 31.61 33.70 41.18 44.12 55.29 60.70 60.15角子機 5.15 5.40 4.55 4.25 4.34 3.97 4.10 5.07 5.08 4.94 4.95 5.16 5.69 5.39 7.29 5.94拉斯維加斯大道賭桌遊戲 46.05 47.86 50.29 51.07 51.93 54.06 53.11 51.75 51.01 50.20 49.78 47.73 46.37 43.65 44.61 45.92角子機 52.48 50.60 48.29 47.60 46.86 44.79 45.69 48.25 48.99 49.80 50.22 52.27 53.63 56.35 55.39 54.08註:澳門幸運博彩方式中,除角子機/博彩機之外,其餘均歸類為賭桌遊戲。資料來源:數據整理自〈每季博彩統計資料〉,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網站,www.dicj.gov.mo/web/cn/information/DadosEstat/index.html, 2025 年 10 月 17 日 讀 取;“Nevada Gaming Revenues, 1984–2024: Calendar Year Results for Selected Reporting Areas.” University of Nevada University Libraries, 2025, gaming.library.unlv.edu/reports/NV_1984_present.pdf. Accessed 17 October 2025.最後,澳門博彩業就業市場穩定,人均產出率穩定性較低,拉斯維加斯大道就業市場彈性化,人均產出率穩定性較高。疫情之前(2008–19 年),澳門博彩業就業人數保持小幅增長;2020–23 年博彩收入大幅下降,但行業並沒有發生大規模裁員,就業人數仍維持在 2012 年的水平。相比之下,拉斯維加斯大道博彩就業人數整體處於下降趨勢,即使2022 年和 2023 年賭收連創新高情况下,從業人員數量仍處於歷史低水平。從人均薪酬數據來看, 在 2008–23 年間,澳門博彩業的平均工資始終低於拉斯維加斯大道,且兩者的年①曾忠祿:〈澳門博彩業的恢復及國際競爭地位趨勢〉,《澳門日報》(澳門),2024 年 10 月 6 日,版 A11。② “The Average Big Las Vegas Strip Casino, 1999.” University of Nevada University Libraries, 2000, gaming.library.unlv.edu/reports/bigstripcasino1999.pdf. Accessed 12 January 2025.
  • 119度薪資差距長期維持在 1.8 萬美元以上。產出效率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2010–19年,澳門博彩業人均創收總體遠高於拉斯維加斯大道,但 2020–22 年,其表現低於後者(見表 3)。2023 年,澳門博彩業仍在掙扎,而拉斯維加斯大道創出人均創收歷史最好水平。表 3 2008–2023 年澳門和拉斯維加斯大道博彩業年人均工資/創收比較(單位:萬美元)地區 項目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澳門人均工資 2.05 2.07 2.12 2.20 2.26 2.42 2.83 2.97 3.05 3.30 3.31 3.29 3.04 3.23 3.39 3.66人均創收 21.16 24.52 37.78 47.96 48.41 54.20 52.72 34.73 34.64 41.47 45.02 42.86 9.44 14.07 7.84 33.65拉斯維加斯大道人均工資 4.22 4.50 4.35 4.61 4.06 5.06 5.18 5.11 5.51 5.44 5.68 6.01 5.85 5.19 5.87 6.51人均創收 13.80 13.96 12.92 14.04 15.55 15.58 16.29 16.67 17.43 18.03 18.87 19.49 17.01 15.60 23.67 26.30註:本表依照 1 美元等於 8.034 澳門元的匯率,將澳門博彩企業的收入數據換算為美元。資料來源:數據整理自〈時間序列資料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www.dsec.gov.mo/ts,2025 年 10 月 17 日 讀 取;“Las Vegas Strip Casino Employment: Productivity, Revenues, and Payroll: A Statistical Study, 1990–2024.” University of Nevada University Libraries, 2025, gaming.library.unlv.edu/reports/lvstrip_emp.pdf. Accessed 17 October 2025. 基於與拉斯維加斯大道的對比分析,本文發現,儘管澳門非博彩收入佔比有所提高,但博彩企業綜合經營能力較弱,導致賭收仍一枝獨秀;博彩收入過分依賴貴賓百家樂和中場百家樂,其他幸運博彩收入偏低,導致經營業績波動較大;疫情之前,產出率總體高於拉斯維加斯大道,但疫情後,澳門博彩行業對外部經濟衝擊風險的抵禦能力非常弱,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以致把全球最大博彩中心的地位讓給了拉斯維加斯。四、澳門博彩業的經營風險與挑戰澳門博彩業收入結構調整面臨一定挑戰,其風險因素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遊客來源地過於集中、旅澳成本偏高、來自周邊國家的同業競爭,以及亞洲地區網上博彩的興起。與拉斯維加斯不同,旅澳遊客來源地依然非常單一,且旅澳住宿成本較高。新加坡、菲律賓、韓國和馬來西亞已具備一定規模的博彩業,泰國和日本已完成博彩合法化立法程序,賭場設施正在規劃與建設中,對澳門構成同業競爭。隨着金融科技的進步,博彩業不可避免要經歷數字化轉型,網上博彩已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亞洲玩家,而且創新科技特别是區塊鏈技術正在重塑博彩業。(一)澳門博彩業客源風險增大訪澳遊客來源地過度集中成為澳門博彩業未來發展的重大風險,收入結構調整的最大障礙。疫情之後,亞太地區的經濟恢復情況普遍不理想,加上逆國際化風險增大,旅澳遊澳門博彩業的收入結構、經營風險與應對策略 —— 與拉斯維加斯大道的比較研究
  • 12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客越來越多地集中於周邊地區(中國內地、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2023 年,旅澳遊客共 2,821.30 萬人,其中中國內地遊客佔 67.52%,香港佔 25.51%,台灣地區佔 1.80%,三地合佔 94.83%,其他國家和地區僅佔 5.17%。日本和韓國遊客佔比由 2019 年的 0.75%、1.89%,分別降至 2023 年的 0.27%、0.73%;來自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國家的遊客原本佔比較小,且其變動幅度也相對有限;訪澳的歐美遊客顯著下降(見表 4)。①相比之下,拉斯維加斯客源相對穩定,有利於博彩業可持續發展。拉斯維加斯遊客以美國國內為主,佔比穩定在八成左右,海外遊客約佔兩成。美國本土龐大的消費市場有力緩衝了海外遊客下降所產生的經濟衝擊。表 4 2008–2023 年訪澳遊客主要來源地(單位:%)年份 中國內地 中國香港 中國台灣 歐美 日本 韓國 菲律賓 馬來西亞 印度尼西亞 泰國 新加坡 澳洲 其他2008 50.64 30.60 5.74 2.15 1.60 1.22 1.23 1.87 0.79 1.10 1.15 0.61 1.312009 50.52 30.93 5.94 2.04 1.74 0.94 1.14 1.53 0.88 1.11 1.18 0.55 1.492010 52.99 29.91 5.18 1.86 1.66 1.33 0.99 1.35 0.83 0.85 1.03 0.45 1.572011 57.72 27.08 4.34 1.72 1.41 1.42 0.96 1.16 0.79 0.70 1.00 0.40 1.302012 60.19 25.22 3.82 1.73 1.41 1.58 1.01 1.07 0.74 0.82 0.73 0.40 1.262013 63.54 23.07 3.41 1.62 0.99 1.62 0.93 0.99 0.71 0.81 0.65 0.37 1.272014 67.41 20.39 3.03 1.49 0.95 1.76 0.83 0.79 0.60 0.56 0.62 0.34 1.232015 66.45 21.28 3.22 1.50 0.92 1.80 0.90 0.75 0.53 0.59 0.52 0.30 1.252016 66.09 20.74 3.47 1.56 0.97 2.14 0.93 0.72 0.59 0.76 0.50 0.30 1.222017 68.06 18.91 3.25 1.45 1.01 2.68 0.94 0.67 0.60 0.61 0.44 0.27 1.112018 70.55 17.67 2.96 1.38 0.91 2.27 0.87 0.64 0.49 0.51 0.38 0.25 1.122019 70.86 18.66 2.70 1.25 0.75 1.89 1.07 0.52 0.43 0.38 0.29 0.21 0.972020 80.62 14.30 1.77 0.60 0.26 0.75 0.54 0.16 0.22 0.13 0.10 0.13 0.412021 91.42 7.64 0.92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2022 89.57 9.01 1.18 0.09 0.03 0.03 0.00 0.01 0.00 0.00 0.01 0.02 0.042023 67.52 25.51 1.80 0.82 0.27 0.73 1.11 0.35 0.51 0.36 0.33 0.14 0.56註:歐美國家主要指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瑞士和俄羅斯。資料來源:數據整理自〈時間序列資料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www.dsec.gov.mo/ts,2025 年 10 月 17 日讀取。遊客來源地過度集中意味着經營風險集中,遊客目的地選擇的改變必然影響澳門博彩業收益。據中國文化和旅遊部統計數據,2024 年第三季度,中國出境旅遊遊客主要選擇了泰國(17%)、日本(15%)、香港(11%)、韓國(7%)、澳門(6%)、俄羅斯(6%)、新加坡(6%)、越南(4%)、馬來西亞(4%)。②由於消費成本相對較低,泰國成為中國內地遊客出境旅遊的首選;同時,由於日元大幅度貶值,日本成為中國出境遊客的第二①〈時間序列資料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www.dsec.gov.mo/ts,2025 年 10 月 17 日讀取。②〈2024 年第三季度全國旅行社統計調查報告〉,中國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網站,2024 年 12 月 24 日, sjfw.mct.gov.cn/site/dataservice/details?id=34084,2025 年 1 月 10 日讀取。
  • 121大目的地。隨着更多國家向中國內地遊客提供免簽服務,出境遊客就有了更多的選擇,這將會導致旅澳遊客下降,澳門博彩業收入結構優化難度增加。(二)旅澳住宿成本較高旅澳遊客停留時間過短是博彩業收入結構優化的主要難題。2023 年,旅澳遊客平均逗留時間為 1.3 天,只有 50.43% 為留宿旅客,而住客平均留宿時間為 1.7 晚,人均住宿費用為 1,282 澳門元,即平均每晚為 754.12 澳門元(93.87 美元)。①拉斯維加斯遊客平均停留時間為 4.3 天,平均留宿時間為 3.3 晚,平均住宿費用為 245.14 美元,平均每晚為 74.28美元。②成本因素是近半數遊客不留宿的重要原因。澳門以三星級及以上酒店為主,缺乏普通酒店供應,導致旅澳酒店費用較高。2023 年,澳門可提供的旅客房間數量為 4.67 萬間,其中五星級酒店、四星級酒店和三星級酒店房間分別佔 60.39%、19.49%、13.70%,入住旅客佔比分別為 53.35%、23.90%、15.56%。③澳門臨近的珠海市住宿成本遠低於澳門,與澳門的交通和通關又十分便利,這對澳門酒店形成很大的替代威脅。(三)周邊國家的同業競爭趨於激烈澳門面臨着來自周邊地區和國家的同業競爭。目前,新加坡、韓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已有一定規模的博彩業,俄羅斯(海參威)、緬甸、尼泊爾、老撾、哈薩克斯坦和朝鮮也開設賭場,其中新加坡博彩業發展尤其值得關注。疫情之前,新加坡博彩收入保持穩定,2017–19 年,新加坡博彩收入分別為 42 億、39億、39 億美元,疫情期間回落,但疫情管控放開後賭收恢復很快,2020–23 年收入分別達到 37 億、18 億、26.65 億、39.18 億美元。④日本和泰國均完成了博彩合法化的立法程序,亞太博彩業將添新軍。美高梅和歐力士(Orix)聯合承建的位於大阪的綜合渡假設施,由於多種原因導致工期延誤,預計 2029 年開業。根據 2016–19 年的資料,泰國旅遊資源豐富,每年入境遊客超過 3,000 萬人次。⑤而據泰國《國家報》網站數據,2025 年 1–9 月,馬來①〈時間序列資料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 www.dsec.gov.mo/ts, 2025年 10月 17日讀取。其中,人均住宿費用為以推算結果計算的留宿旅客人均非博彩消費中的住宿費,再除以住客平均留宿時間,即為平均每晚費用。匯率按 1 美元等於 8.034 澳門元。② Las Vegas Convention and Visitors Authority. “2023 Las Vegas Visitor Profile Study.” assets.simpleviewcms.com/simpleview/image/upload/v1/clients/lasvegas/2023_Las_Vegas_Visitor_Profile_Study_78fb04dd-7437-4058-99f9-f2ad-dc5d43a9.pdf. Accessed 16 January 2025. 本文利用第一次和多次到訪遊客的佔比、各自留宿晚數和各自平均每晚每個房間的住宿費加權平均,算出總體上平均每晚每個房間的住宿費為 170.85 美元,再除以每個房間住宿人數為 2.3 人,得到平均每人每晚費用。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澳門資料(2024 年)》,2024 年,頁 16。④ “Market Size of the Casino Industry in Singapore (2017–2021, $ Billion).” GlobalData, November 2022, www.glo-baldata.com/data-insights/travel-and-tourism/market-size-of-the-casino-industry-in-singapore/. Accessed 16 January 2025; “Singapore’s gaming revenue hits €3.6 billion in 2023.” SiGMA, 28 February 2024, sigma.world/news/gaming-revenue-in-singapore-hits-3-6-billion-in-2023/. Accessed 16 January 2025. 按 2023 年的官方年平均匯率 1 美元等於1.34 新加坡元。⑤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tourism, number of arrivals - Thailand.” 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T.INT.ARVL?lo-cations=TH. Accessed 17 October 2025.澳門博彩業的收入結構、經營風險與應對策略 —— 與拉斯維加斯大道的比較研究
  • 12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西亞(347 萬人)、中國內地(341 萬人)、印度(177 萬人)、俄羅斯(127 萬人)為泰國最大遊客來源地。①泰國計劃在包括曼谷和普吉島在內的五個城市修建綜合娛樂渡假村。新加坡、泰國和日本博彩業將分流一批中國內地遊客,可能導致旅澳遊客數量下降,從而影響澳門博彩收入水平。(四)數字化轉型與澳門博彩業在全球數字化轉型的大背景下,網上博彩發展迅速,收入衝擊成為澳門博彩業未來發展面臨的另一大挑戰。網上博彩主要包括體育博彩、賭場遊戲和彩票等形式。創新技術可根據個人喜好定制內容與服務,提供個性化的遊戲體驗。用戶只需要打開電腦或手機,足不出戶就可以享受高速互聯網下場景豐富的投注活動,而數字錢包、信用卡交易、加密貨幣交易等現代金融工具使網上博彩遊戲交易效率更高、更便捷。預測報告顯示,全球網上博彩市場規模將從 2024 年的 786.6 億美元增加至 2030 年的1535.7 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為 11.9%。因智能手機普及率提升、可支配收入增加及監管環境變化,2024 年亞太地區網上博彩增長顯著,其中,中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是主要增長驅動力。②隨着數字化轉型不斷推進,年輕一代親歷數字化革新,適應數字化工作、生活與休閒模式,一定是數字博彩的消費主力軍。澳門博彩企業必須認真思考博彩業的數字轉型,提前做好部署,補足自己的業務短板,以在未來的競爭中取得新的優勢。五、總結2024 年,澳門博彩毛收入累計為 2,274.18 億澳門元,為 2019 年的 77.53%,澳門博彩業整體收益尚未恢復到疫情前水平。過往澳門博彩業對賭收過分依賴,由博彩中心向綜合渡假中心轉變是澳門未來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路徑。為促進博彩業穩健發展和經濟適度多元發展,2022 年特區政府出台法律,要求澳門新一輪的博彩承批企業在其與政府的合同條款中載明“有利於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非博彩元素多元發展項目的義務”。③根據六家博彩企業於港交所的公告作統計,新牌照期間,企業對非博彩投資總額達到約 1,304.2億澳門元。④博彩企業正在積極調整經營方向,探索其多元化渠道。2025 年 1–9 月,澳門博彩業總收入為 1,813.4 億澳門元,高出上年同期的 1,693.6 億澳門元,雖仍低於 2019 年同期的 2,203 億萬澳門元,①但可見初步成效。轉型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長期投資,① “Foreign Tourist Arrivals to Thailand in First 9 Months of 2025 Drop 7.5%.” The Nation, 3 October 2025. www.na-tionthailand.com/news/tourism/40056300. Accessed 17 October 2025.② Grand View Research. “Online Gambling Market (2025–2030)”. www.grandviewresearch.com/industry-analysis/on-line-gambling-market. Accessed 17 October 2025.③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28/2022 號行政法規,bo.io.gov.mo/bo/i/2022/27/regadm28_cn.asp,2024 年 1 月 5 日讀取。④〈去年賭收超千八億須加碼投資 六博企非博彩投資增至 1,304 億〉,《力報》(澳門),2024 年 9 月 16 日,www.exmoo.com/article/237777.html,2025 年 10 月 17 日讀取。⑤〈統計資料〉,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網站, www.dicj.gov.mo/web/en/information/DadosEstat_mensal/index.html,2025 年 10 月 17 日讀取。
  • 123長遠規劃。對此,本文有以下五點建議: 第一,澳門博彩企業宜圍繞“綜合”二字做好文章,努力提升綜合服務能力。就商業活動而言,2023 年,澳門舉辦各類會展活動共 1,160 場,共 160.73 萬參與人次,佔訪澳遊客的5.69%;其中四小時以上的會議有 596 場,共 12.82 萬參與人次,僅佔訪澳遊客的 0.45%。①澳門會展活動的品質與規模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就旅遊而言,澳門博彩業應充分發揮多元文化融合發展及“澳門歷史城區”世界文化遺產優勢,做強做大“東亞文化之都”的文旅產業。為此,政府宜加強監督,促使澳門博彩企業主動履行社會責任,持續督促企業追加對非博彩業務的投資。第二,澳門博彩業宜加大營銷力度,優化客源結構,重視吸引鄰近市場(東亞和東南亞)的旅客。澳門博彩業發展基礎是旅遊業,國際遊客多元化可提升博彩和旅遊的高質量發展水平。澳門旅遊業過分依賴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優化客源結構勢在必行。研究表明,旅遊目的地特色會吸引距離較遠、風土人情差異較大地區的旅客。②旅遊廣告以及社交媒體點評的廣告效果越來越重要,澳門城市品牌效應有助於提高旅客滿意度和到訪意願。③澳門特區政府和博彩業宜大力宣傳和推廣澳門,針對重點市場(如台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和美國等國家)制定相應的推廣計劃,加大對歐洲、中東地區和整個美洲的營銷力度。宣傳策略上,澳門可以學習新加坡從締造“花園城市”到“花園中的城市”的成功經驗,從而將澳門“賭城”標籤改為“綜合旅遊休閒城市”。第三,澳門酒店設施宜多樣化、現代化、智慧化,以更舒適、更便捷、更經濟、更個性化的服務改善客戶體驗。2023 年,澳門三星級及以上酒店客房佔 93.58%,④酒店價格偏高是遊客在澳門停留時間較短的重要原因。澳門宜適當增加中低端酒店房間供應,豐富遊客的住宿選擇。澳門酒店行業還宜重視老舊酒店硬體設施的改造與升級,提升其現代化水平。數智化幫助酒店實現降本增效,也為入住客人帶來有溫度的特色體驗。第四,積極擁抱創新科技將增大澳門競爭優勢。當條件成熟時,澳門各類商業場景,如博彩、演藝、體育賽事、藝術交易、貴金屬交易等,均可在區塊鏈上完成。數字轉型乃大勢所趨,數字化基礎設施(人工智能、雲計算、區塊鏈和大數據分析)可加速澳門數字轉型進程,為博彩業開發新產品、新服務,提供技術層面支持。最後,為適度多元化戰略培養人才是澳門實現多元發展的根基。澳門的定位為“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除了旅遊業內部多元發展,澳門還在大力發展中醫藥大健康、現①〈時間序列資料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www.dsec.gov.mo/ts,2025 年 10 月 17 日讀取。②張宏梅、陸林、章錦河:〈感知距離對旅遊目的地之形象影響的分析 —— 以五大旅遊客源城市遊客對蘇州周莊旅遊形象的感知為例〉,《人文地理》(西安),第 5 期,2006 年,頁 25–83。③楊延風、劉嘯、馬瑛:〈旅遊廣告宣傳及其對旅遊動機影響分析〉,《商業研究》(哈爾濱),第 3期,2006年,頁 203–06;Chu, Shu-Chuan, et al.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Advertising in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Travel: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 32, no. 11, 2020, pp. 3419–38;Lee, Un-Kon. “The Effect of Confirmation of Nation Brand Image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Adver-tisement on Travel Intention of Foreign Tourists: The Case of Korean ITA for Chinese Tourists.” Sage Open, vol. 11, no. 1, 2021, https://doi.org/10.1177/2158244020988380.④〈時間序列資料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www.dsec.gov.mo/ts,2025 年 10 月 17 日讀取。澳門博彩業的收入結構、經營風險與應對策略 —— 與拉斯維加斯大道的比較研究
  • 12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及文化體育等新興產業。澳門適度多元化戰略重心就是發展非博彩業務,但人力資源是第一要素,培養非博彩業人才、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能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重要人力資源條件。
  • 125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社會支持研究——基於 25 名受訪者的半結構化深度訪談*施瑞婷 蔡遠寧 曹鵬超 王逸雯 陸珍妮 劉千業 王耀平 唐旋郗[ 摘 要 ] 本文旨在探究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生活經歷與社會支持系統的交互作用機制。隨着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更年期女性的健康問題逐漸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研究者通過半結構化深度訪談,收集了 25 名澳門更年期女性的一手數據,圍繞澳門更年期女性在不同社會支持層次中的感受和需求、現有社會支持系統在更年期女性生活中的作用、澳門更年期女性遇到的挑戰和幫助這三個主題,多角度、多層次地探討了社會因素對更年期女性的身心健康與生活質量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需完善“政府—醫療機構—社區—家庭”的聯動支持網絡,推動更年期女性社會支持系統的優化,並提出塑造積極社會氛圍、完善政策支持與公共服務體系、強化身心健康保障體系、營造友好的工作環境、保持良好的社會溝通、重視宗教文化的積極作用等六個優化方向。[ 關鍵詞 ] 澳門 更年期女性 社會支持 心理健康 生活質量一、研究背景及意義隨着生活水平和醫療條件的提升,人們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社會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女性更年期問題也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更年期綜合徵在女性群體中普遍存在,嚴重影響生活質量。①近年來,學界針對更年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現有研究大多關注單一因素對於更年期綜合徵的影響,忽視了多種因素間的相互作用;加之更年期在過去多被社會語境賦予負面含義,導致許多女性產生焦慮和恐懼,②這種社會文化因素不僅影響女性的心理健康,甚至阻礙她們尋求社會幫助。因此,對更年期女性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際價值。‧政策研究‧*本文是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資助項目“澳門圍絕經期女性身心健康問題與應對策略”(編號:0016/2022/IT)的成果。作者簡介:施瑞婷(通訊作者),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蔡遠寧,澳門城市大學大健康學院創新社會工作系碩士生導師、香港註冊社會工作者;王逸雯,澳門城市大學大健康學院應用心理學副教授、博士生導師;陸珍妮,澳門城市大學大健康學院創新社會工作系講師、碩士生導師;曹鵬超、劉千業、王耀平、唐旋郗,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①吳迪等:〈圍絕經期綜合徵婦女患病情況及影響因素分析〉,《中國婦幼保健》(長春),第 1 期,2022 年,頁 158–61。②劉雁峰、王鐵楓:〈中西醫結合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徵述評〉,《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北京),第 1 期,2022 年,頁 15–20。
  • 12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澳門地區具有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 2022 年發布的《澳門婦女現況報告 2022》顯示,澳門婦女就業率高、雙職家庭比例高、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高、男女薪酬平等指數高。①澳門對女性更年期問題的關注程度和社會支持系統的完善程度與其他地區和國家存在着部分差異,報告中澳門女性的“四高”特徵,意味着當地女性普遍面臨職業與家庭的雙重壓力,而較高的教育水平與資源條件,使其更有可能關注更年期健康的問題,澳門社會對更年期問題的關注程度也可能更高,並隨之形成獨特的應對模式。本研究以澳門本土更年期女性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她們在社會支持系統中的經歷與挑戰。研究的核心問題包括:(1)澳門更年期女性在不同社會支持層次中的感受和需求是甚麼?(2)現有社會支持系統在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生活中發揮着怎樣的作用?(3)澳門更年期女性在社會中遇到了何種挑戰和幫助?透過剖析生理、心理和社會層面等多重影響因素及其動態變化,本研究期望能為制定有效的介入策略提供實證基礎,進而為更年期女性群體營造一個更為健康、友善的生活與工作環境,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二、文獻綜述(一)女性更年期的意涵:從病理現象到社會建構的範式轉型 更年期(menopause)是指女性絕經及其前後的一段時間,是從生殖期過渡到老年期的一個特殊生理階段,包括絕經過渡期和絕經後期的一段時期。更年期綜合徵指婦女在更年期出現的一系列軀體及精神心理症狀,包括月經紊亂、潮熱、出汗、心悸、失眠、情緒低落、激動易怒等。②這是女性生命發展中必然經歷的過程,是女性生命周期的重要轉捩點。現代醫學研究揭示,更年期女性面臨着多維度的健康挑戰:雌激素水平下降、卵巢功能下降,血管舒縮症狀發生率最高可達 80%;③另外,過早絕經的女性(45 歲前)骨密度下降更為迅速,平均每年可下降 3%–4%。④這些生物學變化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心理社會因素深度交織,相伴隨的常常是緊張焦慮、煩躁不安、抑鬱以及自我價值感下降等心理問題。⑤ Md Ruhul Kabir 和 Kara Chan 的跨文化研究發現,華裔更年期女性普遍經歷“家庭角色轉型焦慮”,這種文化特異性壓力源導致其心理健康風險較西方女性更高。⑥此外,林莉等學者揭示了更年期女性所處的環境與其身心狀態綁定,消極的更年期應對態度會引①〈澳門婦女現況報告 2022〉,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網頁,2023 年 9 月 29 日,www.camc.gov.mo/cam/wr_2022_cn.pdf,2023 年 10 月 20 日讀取。②孫艷格、張李松:〈更年期婦女健康管理專家共識(基層版)〉,《中國全科醫學》(北京),第 11 期,2021 年,頁 1317–24。③ El Khoudary, Samar R., et al. “The Menopause Transition and Women’s Health at Midlife: A Progress Report from the Study of Women’s Health Across the Nation (SWAN).” Menopause, vol. 26, no. 10, 2019, pp. 1213–27.④中國老年學和老年醫學學會骨質疏鬆分會婦產科專家委員會與圍絕經期骨質疏鬆防控培訓部:〈圍絕經期和絕經後婦女骨質疏鬆防治專家共識〉,《中國臨床醫生雜誌》(北京),第 8 期,2020 年,頁 903–8。⑤陳歡、沈惠芬:〈絕經期抑鬱症患者社會支持水平與抑鬱程度心理彈性及生活質量的相關性分析〉,《中國婦幼保健》(長春),第 17 期,2021 年,頁 3909–12。⑥ Kabir, Md Ruhul, and Kara Chan. “Menopausal Experiences of Women of Chinese Ethnicity: A Meta-Ethnogra-phy.” Plos One, vol. 18, no. 9, 2023, pp. 1–21.
  • 127致不良的連鎖反應,①而黃海雁從更年期女性的護理角度出發,指出社會支持因素對於女性心理狀態、病情緩解上有積極意義。②因而,既有研究呈現出三大轉向:從器官病理研究轉向系統生物學視角,③從西方範式轉向文化特異性分析,以及從經驗描述轉向機制探索。④隨着更年期的內涵正在經歷從單純的病理現象、生理現象到複雜社會建構的認知轉型,相關研究不僅應關注生理變化,更應關注女性心理變化乃至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⑤澳門作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前沿,其本土更年期女性群體在健康表現及其相關影響因素方面呈現出特定的地域與文化特徵:既有傳統家庭網絡的支持優勢,又面臨着現代化進程中個體自主意識與傳統性別規訓的張力。這種文化混雜性為理解更年期提供了特殊的分析場域。(二)社會支持理論的多維重構:從單向援助到系統支持社會支持理論歷經三代發展,逐步形成多維度的解釋框架。經典理論強調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物質援助的三維結構,這與王雁飛的研究中提及的社會支持的社會情境影響、個體主觀認知知覺支持和具體行動支持三大定義流派相仿。⑥隨着研究的深化,社會支持理論亦被引入更年期研究領域。如王亮的研究表明,積極的心理調適能夠緩衝更年期的“憂鬱消極心理”。來自家庭和社會環境層面的不同維度的支持有助減少自我壓力、家庭壓力和社會社交壓力。⑦當代研究還關注到支持系統的動態建構,如 N. Marvi 團隊設計的“專家系統”,通過模擬醫患互動提供科學信息支持,旨在透過後續隨機對照試驗,評估該系統在輔助個體管理更年期症狀的實際輔助效果作用。⑧武士方的自助式正念減壓干預方案則通過引導患者主動進行正念訓練,配合護理人員的積極指導,有效改善了患者的情緒問題和失眠問題,還使患者提升了自我調節能力及增強積極應對意識,驗證了親身實踐對社會支持的增強效應。⑨值得注意的是,Kabir 和 Chan 通過跨文化比較指出,中國大陸、馬來西亞等地的華裔婦女在更年期常面臨支持系統與醫療保健雙重不足的困境,這主要源於華裔婦女在更年期期間對自身身分的重新定義、家庭配合度較低,以及醫藥治療相關宣傳①林莉、黃鸝、喻小紅:〈中年職業女性更年期狀況及干預機制研究〉,《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合肥),第 2 期,2014 年,頁 92–96。②黃海雁:〈社會支持因素對更年期綜合徵的影響及其干預對策〉,《齊齊哈爾醫學院學報》(齊齊哈爾),第 17 期,2014 年,頁 2527–28。 ③ Marvi, N., et al. “Designing, Valid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Expert System of ‘Healthy Menopause’ and Assessing Its Effect on the Management of Menopause Symptoms: An Exploratory Mixed Method Study Protocol.” Reproductive Health, vol. 21, no. 9, 2024, pp. 1–6.④ Akgün, N., and Ertan Saridoğan. “Management of Menopause in Women with a History of Endometriosis.” Journal of the Turkish-German Gynec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25, no. 2, 2024, pp. 107–11.⑤趙雪飛:〈論更年期婦女的心理障礙與舒緩方法〉,《心理月刊》(北京),第 16 期,2019 年,頁 36。⑥王雁飛:〈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關係研究述評〉,《心理科學》(上海),第 5 期,2004 年,頁 1175–77。⑦王亮:〈更年期女性心理特徵及其調適淺析〉,《赤子》(北京),第 23 期,2015 年,頁 70–71。⑧ Marvi, N., et al. “Designing, Valid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Expert System of ‘Healthy Menopause’ and Assessing Its Effect on the Management of Menopause Symptoms: An Exploratory Mixed Method Study Protocol.” Reproductive Health, vol. 21, no. 9, 2024, pp. 1–6.⑨武士方:〈自助式正念減壓干預結合人文關懷護理在更年期綜合徵女性管理中的應用〉,《中外醫療》(北京),第 23 期,2024 年,頁 168–71。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社會支持研究 —— 基於 25 名受訪者的半結構化深度訪談
  • 12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不足。為解決這一問題,應綜合採取以下措施:加強對心理變化的關注、推動社會文化風氣的轉變,並增強醫療系統的宣傳與支持。①(三)社會支持與更年期的實證研究:從干預方案到政策轉化 既有研究所採用的不同形式的干預方案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Libera Troìa 團隊的激素干預療法項目顯示,激素干預手段可有效實現避孕、改善異常子宮出血、緩解血管舒縮症狀等目標;②范金媛以綜合型治療作為研究的突破點,將多維度的指導體系與個性化的治療方案相結合,不僅為基層醫護工作者給出了可操作的醫療規範服務框架,也為更年期女性提供了一份可參考的自我管理指南。③潘利娟強調了激素替代療法的依從性相關因素的影響,④而周艷等學者的研究聚焦更年期症候群患者憂鬱、焦慮的危險因素,明確了知覺壓力、家庭功能與應對方式、社會支持的交互作用,為理解此群體情緒問題的多因素影響機制提供了臨床依據。⑤ Emine Kinik 與 Handan Ozcan 的研究發現,合適的宗教活動有利於緩解更年期症狀,能夠帶來積極的心理影響,也會更加契合本土文化的心理支撐。⑥張海芹則通過將職場進行分層,指出社會支持兼具情感認同等主觀因素與實際支持等客觀因素,是維護該群體身心健康的重要保護因素,強調針對不同職業的更年期女性實施差異化方案,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⑦且呼應了高強提出的包括社會支持導向偏差、社會保障制度不全、社會資源配置失衡三方面的“機構政策支持缺位”。⑧ 綜上所述,女性更年期的意涵經歷了從病理現象到社會建構的範式轉型,變得愈加豐富與深刻,社會支持理論的應用也有了從單向援助到系統支持的轉變。實證研究層面,各類干預方案的提出也為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據。然而,當前研究仍存在三重局限:樣本集中於特定社區導致代表性不足、方法論偏重量化分析忽視質性深描、學科壁壘導致醫療—社會支持銜接不暢。本研究通過對社會支持的多層次分析,試圖揭示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如何影響更年期女性的心理狀態和生活質量,以及這些支持在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獨特表現。⑨這不僅關乎更年期女性的健康權益,更是檢驗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尺規。① Kabir, Md Ruhul, and Kara Chan. “Menopausal Experiences of Women of Chinese Ethnicity: A Meta-Ethnogra-phy.” Plos One, vol. 18, no. 9, 2023, pp. 1–21.② Troìa, Libera, et al. “Management of Perimenopause Disorders: Hormonal Treatment.” Gynecological Endocrinology, vol. 37, no. 3, 2021, pp. 195–200.③范金媛:〈更年期綜合徵治療的研究進展〉,《中國城鄉企業衛生》(天津),第 6 期,2021 年,頁 28–30。④潘利娟:〈影響更年期綜合徵激素補充治療依從性相關因素臨床研究〉,《臨床醫藥文獻電子雜誌》(北京),第 A0 期,2018 年,頁 9–11。⑤周艷等:〈女性更年期綜合徵患者抑鬱、焦慮調查及危險因素分析〉,《國際精神病學雜誌》(長沙),第 5期,2025 年,頁 1518–21。⑥ Kinik, Emine, and Handan Ozcan. “A Comparison of Menopausal Women’s Attitudes and Religious Orientations to-ward the Menopause.” Journal of Mid-Life Health, vol. 16, no.1, 2025, pp.38–44.⑦張海芹:〈不同職業女性更年期症狀與焦慮及社會支持關係研究〉,《人民軍醫》(北京),第 6 期,2012 年,頁 505–06、508。⑧高強:〈斷裂的社會結構與弱勢群體構架的分析及其社會支持〉,《天府新論》(成都),第 1 期,2004 年,頁 85–89。⑨劉雁峰、王鐵楓:〈中西醫結合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徵述評〉,《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北京),第 1 期,2022 年,頁 15–20。
  • 129三、研究方法為了更加深入地探尋澳門地區更年期女性所感受到的社會支持程度以及角度,本研究採取質性分析方法,用半結構化深度訪談的方式收集數據。研究獲得了澳門一家婦女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的支持,一方面通過在機構組織的相關活動現場發放問卷,招募與篩選澳門本土更年期婦女作為樣本參與研究,另一方面也採用了滾雪球抽樣法尋找樣本。在 2023 年6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間,研究者共訪談了 25 人,受訪者的年齡範圍在 45–60歲之間,其婚姻狀況、家庭情況以及工作情況各不相同。在每次訪談開始前,都向符合條件的研究對象說明了研究者的身分、研究目的與研究所需時間等。所有受訪者均簽署了《知情同意書》,並同意對訪談過程進行錄音。為保障受訪者隱私,對所獲取的研究資料進行了匿名處理。受訪者資料詳見下表(表 1)。部分受訪者出於保護隱私的原因,未提供家庭情況相關的信息。表 1 受訪者基本信息表受訪者編號 基本信息概述年齡 家庭情況 工作情況 身心健康狀況A1 45 歲單身未婚無子女,十幾年來 一人居住無工作 有白血病病史,40 歲停經A2 51 歲有子女仍在念書,母親身體不好,有三姐妹有工作 偶爾失眠A3 53 歲 有女兒,未直接談及伴侶 有工作 容易頭暈乏力A4 51 歲 不方便透露 有工作 睡眠不好,容易出汗A5 49 歲 有老公,無子女 家庭主婦 睡不安穩,半夜會醒A6 52 歲 有子女 家庭主婦眼睛發澀、發紅,過敏, 出汗多A7 48 歲 有三姐妹 有工作 精神狀態不太好A8 54 歲 有兄弟姐妹 已退休 容易敏感A9 56 歲 不方便透露 有工作 每天都覺得很熱很煩躁A10 51 歲 有兄弟姐妹 有工作 心情不好,容易暴躁A11 54 歲 不方便透露在婦聯小燕子托兒所工作連續好幾年感到潮熱A12 60 歲 有兄弟姐妹 已退休 腰骨痛,沒力氣A13 53 歲 不方便透露 有工作 睡不好,出汗多A14 50 歲 家庭狀況良好 有工作 身心健康A15 58 歲 有老公孩子 家庭主婦 失眠、潮熱A16 48 歲 有老公及一個女兒 有工作 體力變差A17 53 歲 有老公 有工作 脾氣大,壓力大A18 49 歲 單身未婚無子女 有工作 感覺很容易就會累A19 48 歲 有老公 無工作 脾氣變得暴躁A20 52 歲老公有殘疾情況,有一個女兒有工作容易煩躁,情緒變得大起大落A21 50 歲 不方便透露 有工作 經常失眠A22 55 歲 有子女 家庭主婦 前兩天開始經常想駡人A23 47 歲 有老公及一個兒子 家庭主婦 容易頭痛A24 52 歲 有子女 有工作 常常感覺好辛苦,好無助A25 50 歲 不方便透露 有工作心情比較憂鬱,感覺自己心理狀態有改變資料來源:本研究。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社會支持研究 —— 基於 25 名受訪者的半結構化深度訪談
  • 13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研究者事先準備了一份簡明的訪談提綱,列出需探討的問題,再具體實施訪談。訪談提綱主要由 11 個問題組成,涵蓋了澳門社會對更年期女性的接受度、更年期女性的社會待遇、更年期知識的獲取途徑、尋求幫助的行為及來源、具體困擾的性質、社會支持的充足性、更年期的生活挑戰、人際關係的變化、澳門與其他地區的社會氛圍對比、問題解決策略、網絡資源的利用情況等,並隨時根據受訪者的回答,靈活調整提問順序。在訪談過程中允許被訪者圍繞研究主題自由闡述,不設過多限制。具體的訪談問題與其對應的研究問題請見下表(表 2)。表 2 訪談提綱及其對應的研究問題問題編號 訪談提綱 對應研究問題Q1 澳門整體社會氛圍對更年期女性來說和諧嗎?(1)澳門更年期女性在不同社會支持層次中的感受和需求是甚麼?Q2 有遇到過因為更年期而被區別對待的情況嗎?(1)澳門更年期女性在不同社會支持層次中的感受和需求是甚麼?(2)現有社會支持系統在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生活中發揮着怎樣的作用?Q3 在進入更年期前,您是否有透過任何途徑對更年期有任何了解?(2)現有社會支持系統在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生活中發揮着怎樣的作用?Q4 在您遇到更年期相關困擾時,是否有向任何人或組織、機構等尋求協助?(2)現有社會支持系統在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生活中發揮着怎樣的作用?Q5 若有遇到困擾,是哪些方面的困擾?(2)現有社會支持系統在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生活中發揮着怎樣的作用?Q6 您覺得現時澳門社會對於更年期女性的關懷與幫助足夠嗎?(2)現有社會支持系統在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生活中發揮着怎樣的作用?Q7 您能否分享在更年期期間遇到的任何困難或者困擾?(社會、家庭、工作、生活等。)(2)現有社會支持系統在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生活中發揮着怎樣的作用?(3)澳門更年期女性在社會中遇到了何種挑戰和幫助?Q8 在更年期期間,您和朋友的關係有沒有比較大的變化?(3)澳門更年期女性在社會中遇到了何種挑戰和幫助?Q9 根據您的經驗,澳門與其他國家/地區相比,整體社會氣氛對更年期女性是否有所差異?(1)澳門更年期女性在不同社會支持層次中的感受和需求是甚麼?Q10 請問您平時在生活上遇到問題會如何解決?(3)澳門更年期女性在社會中遇到了何種挑戰和幫助?Q11 您會用一些網上資源來求助或解決問題嗎?(2)現有社會支持系統在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生活中發揮着怎樣的作用?(3)澳門更年期女性在社會中遇到了何種挑戰和幫助?資料來源:本研究。
  • 131① Marvi, N., et al. “Designing, Valid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Expert System of ‘Healthy Menopause’ and Assessing Its Effect on the Management of Menopause Symptoms: An Exploratory Mixed Method Study Protocol.” Reproductive Health, vol. 21, no. 9, 2024, pp. 1–6.② Brown, R.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ast Achievements,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0, no. 6, 2000, pp.745–78;張瑩瑞、佐斌:〈社會認同理論及其發展〉,《心理科學進展》(北京),第 3 期,2006 年,頁 475–80。③唐文佩、張大慶:〈生命過程的醫學化 —— 絕經成為疾病的歷史與爭論〉,《自然科學史研究》(北京),第 1 期,2018 年,頁 117–27。④王雁飛:〈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關係研究述評〉,《心理科學》(上海),第 5 期,2004 年,頁 1175–77。⑤李淑杏等:〈社會支持因素對更年期綜合徵的影響〉,《中國老年學雜誌》(長春),第 12 期,2013 年,頁 2949–50。⑥李穎等:〈圍絕經期婦女社會支持狀況及與抑鬱、焦慮症狀的關係〉,《中國婦產科臨床雜誌》(北京),第 2 期,2009 年,頁 116–18。研究者在每次訪談結束後的第一時間將訪談錄音轉錄為書面資料,並同步紀錄訪談過程中所觀察到之非語言訊息及情境脈絡。後續資料分析以訪談資料為基礎,研究者透過反覆閱讀訪談文本,辨識受訪者陳述中的關鍵意涵,將相近或相關的敘述加以歸類,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主題層面的詮釋與說明。分析過程中,透過比較不同受訪者的經驗與觀點,歸納出澳門更年期女性在不同生活情境下所感知的社會支持來源、形式及其充分性,據以回應研究問題並形成研究結論。四、研究結果(一)澳門更年期女性在不同社會支持層次中的感受和需求更年期是女性生命中具有特殊生理、心理和社會挑戰的時期,提供一種有效、實用和負擔得起的方式來滿足女性的相關需求是很重要的。①根據社會認同理論,當社會對某一特定群體持有積極和接受態度時,該群體的成員會感到被認可和尊重,從而增強其自我價值感和社會歸屬感。②這種認同感對於維持個體的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性至關重要。在更年期女性群體中,這種現象尤其明顯。在澳門,受訪者普遍認為社會和諧度較高,對更年期女性的接受度亦較高,感覺不到一些針對更年期女性的負面刻板印象,如敏感多疑、喜怒無常、難以溝通等。③這讓她們感受到社會的友好態度,有助於她們在這一生命階段保持積極的心理狀態。A1、A4:澳門社會氛圍對更年期婦女較為友好。A10:社會大眾對更年期婦女還是非常關懷的。A7:我覺得澳門社會氛圍較好,在遇到問題時,社會會提供相關的幫助措施,幫大家渡過難關。社會支持理論指出,來自社會的支持可以減輕壓力帶來的負面影響,提高個體的應對能力。④研究表明,社群互動、家庭關係等情感性支持的多重作用能有效緩解更年期女性的壓力。⑤除了主觀情感支持以外,非醫療機構等結構性支持對壓力反應也有輔助作用。⑥澳門社會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社會支持研究 —— 基於 25 名受訪者的半結構化深度訪談
  • 13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①郭勁光、張瀚亓:〈社會支持理論視角下老年人數字融入的路徑研究與實踐邏輯 —— 基於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社會保障研究》(武漢),第 5 期,2023 年,頁 55–66;陳成文、潘澤泉:〈論社會支持的社會學意義〉,《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第 6 期,2000 年,頁 25–31。對更年期女性的支持印證了這一理論。受訪者提到了社會對這一群體的關愛、幫助,也顯示出與其他地區相比的優越感,有些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進行了對比:A2:澳門整體氛圍友好和諧,未出現某些地區和國家中存在的嚴重歧視更年期婦女的現象。A7:我有參加過珠海的有關更年期婦女的活動,感覺還是澳門這邊的機構組織的更有責任心、更細緻、更能感受到滿滿的關懷!但是,也有少數受訪者認為澳門社會對更年期女性的關懷和支持不足,或在社會交往中遇到過不公平對待:A3:我認為澳門整體社會氛圍一般,至少對於我來說不怎麼好。A18:社會對更年期女性的宣傳、講座和資料提供不足。A23:我個人感覺不到足夠的關懷。A9:我經歷過他人對我的傷害,態度極其惡劣,非常不尊重我們這些更年期婦女。A13:我曾經在社會交往時遭遇過欺騙,甚至萌生過輕生自殘的念頭。這些不同的聲音反映了社會因素對個體的影響是複雜且多樣的。對於更年期女性來說,社會氛圍的和諧度和接受度,以及社會的支持和關懷,都是影響她們生活質量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64% 的受訪者表示,澳門社會為更年期女性提供了一個積極和支持性的環境,幫助她們更好地應對更年期的挑戰,這對於促進更年期女性的健康和幸福有着重要意義。但即使在整體和諧的社會氛圍中,個體仍可能遭遇負面影響。因此仍需關注和支持那些可能面臨挑戰的個體,以確保所有更年期女性都能獲得必要的社會支持和資源。(二)現有社會支持系統在更年期女性生活中的作用(1)社會政策支持在面對壓力和挑戰時,社會網絡中的支持會顯著影響個體的心理和生理健康。①對於更年期女性而言,社會支持不僅包括物質上的幫助,還包括情感上的關懷和政策上的支持。許多受訪者都表示,她們在更年期女性的健康管理和服務提供方面感受到了澳門社會的政策支持。這種支持表現在舉行定期體檢、引入專業機構、開辦相關的講座,以及舉行宣傳活動等方面。
  • 133A4:澳門的健康管理和保健服務還是值得肯定的。目前的定期體檢、專業機構的支持,以及相關的講座和宣傳活動,都能讓我們這些更年期婦女更為安心。A6:澳門已有舉措都挺好,專業機構會組織定期健康檢查。A11:我覺得相較於其他地區,澳門為更年期婦女提供的公共健康檢查更為專業、細緻、更具關懷性。A12: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的講座能紓緩我的情緒,幫助我調節自身心理狀態。通過衛生局進行健康檢查和獲取宣傳單張,能幫助我們了解自身健康狀況。A14:澳門衛生局為我提供了相關的醫療輔助,並普及了衛生和心理講座。我覺得醫療上的輔助還可以再加強。同時,也有相當多的受訪者表示社會對更年期女性的政策支持仍然不足,具體表現在宣傳力度不夠、資源配置不均以及缺乏針對性的幫助等。A3:我認為不管是澳門政府的行為還是社會機構的行為,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因為幫助的作用並沒有很大。A5:我不會刻意去了解有關的途徑或者知識,所以沒感覺得到多少幫助,也無法回覆這個問題。A9:我沒有向相關機構尋求過協助,也沒有向相關機構進行過諮詢。A14:我都沒有見過太多相關機構的宣傳,自然也很少參加,感覺他們的宣傳力度或者方式都應該要有所提升。A15:我覺得公共醫療服務,像衛生局這樣的機構,雖然有提供服務,但是排期太長,很不方便,所以我很少參加這種公共的(醫療服務),大多數情況下還是自己尋找私人醫生。A16:澳門對更年期婦女關心力度和相關健康資訊宣傳不足,資源配置不均。A20、A21、A25: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機構宣傳力度不足,更年期女性可能沒辦法接收到相關資訊。A22:相較於社會機構團體的幫助,我更偏向於自己尋求醫療協助。A24:我覺得相比中國大陸地區,澳門未組建針對更年期婦女的特別小組,缺乏針對性的舉措。更年期婦女的生理和心理處於邊緣狀態,有時得不到他人足夠的支持、缺乏有意義的信息、對更年期治療和管理的困惑等都可能會加劇其生理和心理上的負擔。①因此,有必要對這① Kabir, Md Ruhul, and Kara Chan. “Menopausal Experiences of Women of Chinese Ethnicity: A Meta-Ethnogra-phy.” Plos One, vol. 18, no. 9, 2023, pp. 1–21.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社會支持研究 —— 基於 25 名受訪者的半結構化深度訪談
  • 13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些問題進行進一步關注和改善,為更年期女性提供更充分及公平的政策支持。受訪者也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首先,應加強關於更年期的宣傳和教育。A2:社會存在針對更年期婦女的相關資源,但關鍵在於個人是否關心自身健康並主動去獲取相關資訊。A8、A12:我覺得宣傳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社會傾向於忽略更年期的重要性,對更年期的教育和理解不夠。其次,應舉辦更多針對性的活動,提升更年期婦女對該年齡段的重視程度。A6:可以通過舉辦講座和建立支持小組等方式,幫助更年期女性處理情緒和身體變化。A24:多舉辦一些活動可以提供必要的信息,幫助我們更好地管理更年期的症狀。再者,應進一步完善專業機構的支持。A25:專業部門如社工局、醫院或其他教育團體在提供支持方面是很重要的,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源。最後,需要在社會層面上進一步改善民眾對更年期女性的態度。A12:社會對更年期還是存在着一定的誤解和輕視,要重新評估對這一群體的態度。A25:政府和公共機構在給予更年期婦女身心幫助的同時,也應該加強對更年期婦女的社會呼籲與宣傳。既有研究表明,基層社會服務的干預管理對改善更年期女性身心健康具有顯著作用。①受訪者從自身體驗出發提出的改進措施,反映了對更全面、更深入的社會政策支持的需求,也有助於更好地提升更年期女性群體的社會福祉。(2)社會機構支持在處理更年期婦女的特殊需求時,婦女協會和社工機構等社會機構提供的支持尤為重要。前人研究表明,更年期婦女抑鬱症狀的發生與某些心理因素有關,情緒障礙存在着潛在的人格傾向。不願意參加社團活動、認為自己一無是處、遇到煩惱難於解脫者,其抑鬱①孫艷格、張李松:〈更年期婦女健康管理專家共識(基層版)〉,《中國全科醫學》(北京),第 11期,2021年,頁 1317–24。
  • 135症狀的發生率顯著高於願意參加社團活動、認為自己是有價值的人及遇到煩惱能短時間內淡忘者。因此,嚴重的更年期情緒障礙也有可能是患者固有的人格特徵的表現。各類社會機構應積極開展心理諮詢,幫助更年期婦女識別並轉化影響心理健康的負面思維模式,是降低抑鬱症狀發生率的重要措施。①多數受訪者表示,通過加入婦女聯合會等相關組織,或積極參與運動婦女體育嘉年華、社工機構家訪、社工諮詢等活動,不僅有益於身心健康,還能夠得到實質性的幫助和支持。A1:加入社會組織後,會得到生活物資的援助,並有護士和社工進行家訪。A2:我參加過運動婦女體育嘉年華的講座和活動,並從中獲得了快樂和支持。A12:社工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我遇到過家庭突發事件和個人心理危機,那時社工為我提供了關鍵的支持,幫助我渡過難關。A16:除了家庭和朋友外,婦聯的姐妹們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分享經驗和知識。A22:當有需要時,可以通過打電話或上網查找社會機構的資訊來尋求説明。這些受訪者的經歷和建議突出了社會機構在支持更年期婦女方面的重要作用,也體現了個體在獲取社會機構支持中的主觀能動性。但也有受訪者指出支持不足的問題,主要體現在服務等待時間過長、資源配置不均、對社會機構職能的不清晰認識,以及缺乏通過社會機構尋求幫助的意識等方面。A20:你們不說的話,我實際上沒有意識到可以尋求機構,比如社工的幫助,我也不知道如何利用這些資源。A25:我在尋找支持組織時常常遇到困難,找不到相關的組織,所以主要依靠自己的朋友圈來獲得支持和幫助。社會機構在更年期婦女健康和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②通過在社區開展婦女保健,更年期婦女的自我保健意識明顯提高。③鼓勵更年期婦女進入社區、④在社區開展心理諮詢,可改善更年期婦女的心理健康狀況。⑤在社區護理方面,通過健康教育可提高更年期婦女的①郭錫永等:〈影響更年期婦女抑鬱症狀發生的生物、心理及社會因素調查分析〉,《吉林大學學報(醫學版)》(長春),第 6 期,2003 年,頁 847–51。②佟秀梅等:〈不同模式的社區健康管理對更年期婦女知信行的影響〉,《中國全科醫學》(北京),第 25 期,2013 年,頁 2283–86。③施紅等:〈社區更年期婦女健康管理效果評價〉,《中國婦幼保健》(長春),第 17 期,2011 年,頁 2631–33。④孫艷格等:〈社區健康管理對更年期婦女知信行的影響〉,《中國全科醫學》(北京),第 30 期,2011 年,頁 3495–97。⑤張曉冬等:〈團體心理咨詢對社區更年期婦女心理健康狀況的干預效果分析〉,《中國全科醫學》(北京),第 23 期,2008 年,頁 2147–49。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社會支持研究 —— 基於 25 名受訪者的半結構化深度訪談
  • 13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健康知識知曉率。①早期護理干預可改善更年期婦女的血壓、血糖水平。②干預更年期婦女的生活方式,可改善其生理、心理健康狀況。③這些在訪談資料中也得到了印證。因而,針對部分受訪者指出的社會機構存在的問題,包括服務效率、資源配置、信息傳播和個體對社會支持的認識等,應繼續擴大這些服務的覆蓋範圍,提高服務質量,優化服務流程,增加資源投入,提高社會機構服務的可見性和可達性,以及增強更年期女性對可利用資源的認識。同時,鼓勵個體主動尋求幫助,並利用自己的社會網絡來獲取支持,也是提高社會支持有效性的重要途徑。通過這些措施,可以更好地滿足更年期女性的需求,提升她們的生活質量。不僅能幫助她們應對更年期的挑戰,還能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增進社會的整體福祉。(三)澳門更年期女性遇到的挑戰和幫助既有研究表明,自評生活滿意度越高,圍絕經期婦女抑鬱症狀發生率越低,二者呈負相關且相關性極強。④而抑鬱症發生率與意外生活事件(如爭執頻率等)呈正相關關係。⑤對於處於更年期的職業女性而言,工作環境中的支持非常重要。如果工作環境缺乏對這一群體的理解和支持,如缺乏隱私保護和人性化的工作條件,可能會加劇她們的心理焦慮和生理健康問題。⑥另外,來自朋輩交往、宗教團體的支持也能夠緩解壓力,幫助更年期女性更好地面對生活中的挑戰。(1)工作壓力訪談數據顯示,多數受訪者認為澳門社會在工作環境中對更年期婦女表現出較低的歧視傾向。因此,在談及自己是否會在工作中遭到區別對待的問題上,受訪者大多表示暫時沒有這方面的困擾。A16:不僅僅是我自己,我身邊的更年期朋友也沒有出現過在工作中遭到區別對待的情況。A21:澳門更年期在工作中是很友好的關懷的,澳門整體的工作環境不會讓我們產生很多壓力。A24:我工作的同事不會覺得我年紀大,也不會有人看不起我這個更年期婦女,對我們這個群體就如平常一樣。①黃敬亨:〈健康城市的發展與展望〉,《中國健康教育》(北京),第 1 期,2002 年。②彭少如:〈早期護理干預對社區更年期婦女血糖血壓的影響分析〉,《實用心腦肺血管病雜誌》(邯鄲),第 7 期,2010 年,頁 915–16。③張鳳平:〈圍絕經期綜合徵的心理干預〉,《實用心腦肺血管病雜誌》(邯鄲),第 10 期,2010 年,頁 1536。④李嘉興等:〈中國圍絕經期婦女抑鬱現況及其影響因素〉,《現代預防醫學》(成都),第 22 期,2021 年,頁 4095–98。⑤吳迪等:〈圍絕經期綜合徵婦女患病情況及影響因素分析〉,《中國婦幼保健》(吉林),第 1 期,2022 年,頁 158–61。⑥王雁飛:〈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關係研究述評〉,《心理科學》(上海),第 5 期,2004 年,頁 1175–77。
  • 137即便如此,受訪者的回饋依然顯示,更年期女性普遍面臨着工作壓力。這種壓力不僅來自職業要求和家庭責任,還涉及個人期望,從而容易導致心理焦慮和生理健康問題。多位受訪者認為,當前工作環境在滿足更年期特殊需求方面存在不足,缺乏隱私保護和理解。更年期期間的身心變化在許多方面都對她們的職業生涯產生着影響。A2:工作、家庭責任以及與家庭關係相關的壓力對我睡眠質量都有負面影響。A3:工作壓力對個人肯定是有影響的,更年期期間個人工作效能可能有所降低。A10:職場對更年期女性的特殊需求缺乏支持和理解。更年期的各類症狀對我的工作和社交互動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在職場環境中處理這些問題還是很有難度的。A12:自從進入更年期,職場中的年齡歧視和就業安全常常讓我擔憂。更年期的症狀,比如情緒波動,對我日常生活也會有不好的影響。A13:我進入更年期之後常常會有社交恐懼,這個又和我工作中的職責感之間產生衝突。有時候,一些身體症狀,比如行動不便,對我的社交和職業生活也會產生影響。A21:更年期會給我帶來一些身體症狀,比如容易感到頭暈。這些症狀直接影響了我的工作表現。為了應對這些壓力,她們往往習慣於採取自我克制、逃避等策略,並強烈呼籲社會和用人單位提供更多支持,包括更人性化的工作條件和更年期相關教育資源等。為了更好地支持這一群體,公共機構和社會需要提供更多的關注和支持,同時也需要更年期女性自身採取有效的應對策略,以更好地處理此類壓力。(2)朋輩支持相關研究指出,社會網絡中的情感支持對個體的心理健康至關重要。發現更年期婦女出現心理變化時,建議其及時向醫生、朋友或親人傾訴煩惱,尤其是經濟收入少、健康狀況差、不良心境、嚴重軀體疾病的婦女,更要多加注意其心理狀態,①引導她們更積極主動地尋求醫生或朋輩的幫助。多數受訪者強調了與朋友交流的重要性,認為這種交流可以提供情感慰藉、獲取實際建議、增進彼此的親密關係、拓寬更年期的信息和經驗分享途徑、增強社交聯繫,幫助緩解更年期帶來的焦慮和壓力。A2、A3:我覺得在朋友圈中開放討論更年期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這種交流不僅提供了情感支持,還促進了彼此之間的親密關係。A5:在面對更年期的困擾時,我會主動尋求朋友的幫助和建議。A8、A10、A12:更為年長的朋友、姊妹、家庭成員的經驗可以為我們提供寶貴① Van Dijk, G. M., et al. “Health Issues for Menopausal Women: The Top 11 Conditions Have Common Solutions.” Ma-turitas. vol. 1, no. 80, 2015, pp. 24–30.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社會支持研究 —— 基於 25 名受訪者的半結構化深度訪談
  • 13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的資訊和情感支持,通過尋求她們的幫助可以獲得特別的安慰和指導。A9:我會通過與朋友的交流,找到共同應對更年期挑戰的方法,減少潛在的衝突。受訪者獲取朋輩支持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日常對話、聚會、下午茶等社交活動,也包括通過電話或網絡進行交流等形式。這些社交互動方式表明,良好的支持網絡對於管理更年期的複雜情感和生理反應是較為重要的。儘管多數受訪者認為朋輩支持是有益的,但也有受訪者提到朋輩交流的局限性,如朋友之間是否足夠信任,個人隱私能否得到保護,或是感覺朋友對更年期問題的理解和經驗有限等。此前研究指出部分更年期女性由於各種原因導致社會互動有所減少的現象在澳門地區同樣存在。①A1:我認為在社交關係中是存在很大的個體差異性的,與朋友的親密程度和個人的性格相合程度都會影響交流的深度和真誠度。A20:時間越久,我跟朋友的互動其實也在減少,我覺得這是出於很多原因吧,像生活節奏很快、社交的態度轉變等等都會影響。A17:我不會和誰都分享較為私密的更年期經歷,而是會評估自己與朋友的關係的質量。因此,儘管朋輩支持對更年期女性具有重要意義,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認為一方面需要鼓勵營造開放和理解的交流環境,另一方面也應尊重個人的隱私和選擇。(3)宗教支持宗教通過團體活動與儀式實踐,能夠發揮社會整合功能,增強個體的歸屬感。②對於部分有宗教信仰的更年期女性而言,宗教團體能夠提供一個安全和支持的環境,讓她們可以分享經驗、進行心理諮詢、尋求幫助和獲得情感慰藉。訪談數據也顯示宗教支持在更年期女性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一種有效的應對策略。A12:我認為我的信仰和教會社區在我需要的時候提供了太多的心理層面的支持,我遇到問題好像他們都會默默地支持我,為我解決生活中的困難。A13:我是通過基督教的心理諮詢找到了處理更年期問題的新方式,宗教機構幫我應對了很多心理上的問題,讓我的心理健康得到了一個比較好的維護,也在減少我的壓力吧。①燕可書、王紅霞:〈社會支持和家庭功能在圍絕經期綜合徵與主觀幸福感間的鏈式中介效應〉,《中國婦幼保健》(長春),第 23 期,2023 年,頁 4717–20;霍素明等:〈圍絕經期綜合徵患者自我效能和社會支持與心理彈性和健康行為相關性〉,《社區醫學雜誌》(濟南),第 15 期,2020 年,頁 1070–72、1076。②石麗:〈宗教行動、價值與社會整合 —— 基於宗教社會學的 “ 田野 ” 調查〉,《江海學刊》(南京),第 2 期,2014 年,頁 101–8。
  • 139A19:我感覺自己進入更年期之後脾氣變得暴躁好多,天天發火。一開始我很迷茫,不知道要怎麽辦。現在感覺好些了,因為我常常通過祈禱、冥想、參加宗教活動等方式來減輕自己的心理壓力和焦慮。通過增強宗教團體的支持功能、提供專業的心理諮詢服務和促進宗教與醫療的結合,可以更好地支持更年期女性,幫助她們應對更年期的挑戰。五、結論與建議基於訪談數據發現,社會因素對更年期女性的影響是多維度、多層次的。應加強不同主體之間的合作與聯動,形成全方位的支持網絡,為更年期女性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服務。此外,還應將具體的症狀與更個性化的解決方案相對應,關注不同地域、文化和社會經濟背景下更年期女性的需求差異,①探索更加適合不同地區的實際可行的干預模式,制定更加全面、個性化的干預策略,完善“政府—醫療機構—社區—家庭”聯動支持網絡。(一)塑造積極社會氛圍女性的身體不僅經歷了更年期的過渡,還受到社會和文化認同的影響。②社會氛圍和公眾對更年期女性的認知態度直接影響着這一群體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質量。正面的社會認知有助於提升更年期女性的自我認同感和生活滿意度,而負面輿論則可能加劇其心理壓力。研究表明,社會重視和醫務工作者的宣傳教育,在向公眾普及更年期相關知識和開展早期預防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③通過文化規範的改變和集體的努力,減少社會偏見和刻板印象有助於構建更加包容和支持的社會環境。此外,考慮到社會經濟地位與更年期症狀嚴重程度之間存在關聯,④社會關懷的實踐應依據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發展差異化的健康促進策略,並針對不同區域的需求特性設計具適配性的宣導內容。(二)完善政策支持與公共服務體系政策支持與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程度直接關係到更年期女性的健康。數據顯示,澳門社會對更年期女性的政策支持被 32% 的受訪者看作是積極的。她們肯定了澳門在醫療保①張海芹:〈不同職業女性更年期症狀與焦慮及社會支持關係研究〉,《人民軍醫》(北京),第 6 期,2012 年,頁 505–6、508。② Kabir, Md Ruhul, and Kara Chan. “Menopausal Experiences of Women of Chinese Ethnicity: A Meta-Ethnogra-phy.” Plos One, vol. 18, no. 9, 2023, pp. 1–21.③陳美蓮、許建飛:〈社區婦女圍絕經期生殖健康狀況與圍絕經期綜合徵影響因素調查〉,《中國婦幼保健》(長春),第 12期,2017年,頁 2727–29;顧明芳等:〈圍絕經期婦女更年期症狀與睡眠質量的關係〉,《浙江醫學》(杭州),第 11 期,2017 年,頁 915–17。④ Lu, J., et al. “Prevalence of Menopausal Symptoms and Attitudes Towards 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 in Women Aged 40-60 Year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Women’s Health, vol. 23, no. 1, 2023, p.472.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社會支持研究 —— 基於 25 名受訪者的半結構化深度訪談
  • 14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健、心理健康服務等方面的舉措,認為這些措施不僅強化了更年期女性的健康意識,也給她們提供了必要的醫療資源和信息,進一步增強了她們對自我健康管理的信心和能力。但總體而言,相關資源配置不足、服務可及性有待提高的問題依然存在。在澳門,政府行政機構直接提供服務以及宣傳教育的成本相對較高。相比之下,社會服務機構因其長期在社區提供的社會工作服務,包括輔導、家訪、健康講座及各類社區活動更為多元且貼近民生,往往在居民生活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因此,不少公共政策的宣傳與落實,常通過政府委託社會機構的方式推進,形成一種具有澳門本地特色的“政府—社會協作”治理模式。受訪者對澳門現有社會支持系統的感知也體現出這一特色。基於此,今後可以進一步深化與優化這一模式。在政府層面着力於頂層設計與資源保障,將更年期健康明確納入公共衛生優先領域,以更靈活、穩定的方式購買或資助社會服務。同時,社會服務機構可憑藉其扎根基層的優勢,將政策轉化為多元、細緻且易於獲取的社區服務。最終,雙方合作建立起一個貫通“政策—服務—個人”的信息與支持網絡,既能高效傳遞權威資訊,又能及時收集更年期女性的真實反饋,形成“需求引領服務,服務優化政策”的良性循環。(三)強化身心健康保障體系系統性健康干預已被證實能有效提高更年期女性生活質量。如“系統性雌激素替代療法”結合“認知行為療法”可使患者的 Kupperman 評分(簡稱 KMI,用於評估女性在圍絕經期、卵巢早衰或卵巢功能減退時症狀嚴重程度的量表)下降 42.3%。①因此,完善的醫療保健體系和心理健康服務網絡對於緩解更年期症狀具有重要意義。②一方面應加大對更年期女性健康領域的投入,制定合適的個性化治療方案,確保更年期女性能夠享受到全面的健康服務;③另一方面,正如閆夢可等學者所指出的,雖然政府通過政策頒布、專業人才引進等方式加強了健康宣傳,但更年期女性群體在參與過程中可能會遇到障礙,服務的落實也面臨着基層服務分布不均、基層服務能力不足和模式創新不足等問題。④因此還需使政策支持落到實際。例如將更年期女性的一些指標作為標準加入到公共服務系統中進行監測和回饋,⑤可以使其獲得更好的體驗,更容易接受自身生理和心理的變化。①徐嶸婷等:〈激素補充治療方案對圍絕經期綜合徵患者體內性激素水平、子宮內膜厚度及骨密度的影響〉,《臨床和實驗醫學雜誌》(北京),第 1 期,2021 年,頁 63–66; 劉燕、張靜:〈戊酸雌二醇片對圍絕經期綜合徵患者更年期綜合徵評分、雌激素水平與不良反應的影響〉,《實用臨床醫藥雜誌》(揚州),第 1 期,2020年,頁 109–111。②田豐蓮等:〈廣東地區圍絕經期綜合徵患病狀況及其影響因素〉,《中國婦幼保健》(長春),第 4期,2004年;盧春冬等:〈重慶市城區婦女圍絕經期綜合徵的流行病學調查分析〉,《重慶醫學》(重慶),第 28期,2015年,頁 3978–79、3982。③張素珍等:〈長期木蘭拳練習對圍絕經期婦女腰椎和股骨近端骨密度及骨代謝相關激素水平的影響〉,《中國運動醫學雜誌》(北京),第 4 期,2001 年,頁 383–85。④閆夢可等:〈2019—2021年中國更年期保健門診開設情況及服務狀況調查〉,《中國婦幼衛生雜誌》(北京),第 3 期,2025 年,頁 193–99。⑤ Marvi, N., et al. “Designing, Valid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Expert System of ‘Healthy Menopause’ and Assessing Its Effect on the Management of Menopause Symptoms: An Exploratory Mixed Method Study Protocol.” Reproductive Health, vol. 21, no. 9, 2024, pp. 1–6.
  • 141澳門更年期女性的社會支持研究 —— 基於 25 名受訪者的半結構化深度訪談(四)營造友好的工作環境訪談資料顯示,工作壓力對更年期女性的心理健康和職業發展具有顯著影響。中年職業女性在更年期易產生生理激素疊加的狀態,這會加劇情緒的波動,出現恐懼、焦慮、抑鬱等症狀。心理壓力是影響更年期綜合徵的重要因素,職場壓力和家庭壓力的疊加間接可能導致心理狀態惡化。①政府也應出台相關政策,更全面、更系統地對更年期女性的合法權益進行保障,幫助個體緩解症狀,進一步營造社會包容氛圍。②(五)保持良好的社會溝通家庭的支持是更年期女性應對挑戰的重要力量,良好的社會支持網絡對更年期女性的心理健康具有積極作用,能夠提供情感慰藉、信息交流和實際經驗。③研究發現,與家人、配偶等親密關係對象的社會溝通,有利於緩解情緒衝突和強化女性自身對更年期的認同感。④訪談資料也印證了這一點。因此,為了增強更年期女性的社會支持網絡,家庭成員應給予其更多的關愛和理解,鼓勵其參與社交活動,建立廣泛的朋輩關係。社區和社會組織也應發揮橋樑作用,組織多樣化的活動,促進更年期女性之間的交流與互助。⑤(六)重視宗教文化的積極作用宗教信仰與身心健康之間具有正相關關係,能夠為更年期女性提供精神寄託和心靈安慰,有助於積極態度的轉化,並且能緩解症狀嚴重程度,⑥在更年期女性的心理調適過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部分受訪者提及通過宗教活動獲得精神慰藉,這與前人跨文化研究的結果相一致。在制定更年期干預措施時,應充分考慮個體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差異,尊重其信仰和價值觀,提供符合其文化背景的支持服務,這些有助於增強更年期女性的家庭、社群歸屬感和認同感,進一步改善心理健康,緩解負面情緒,增強社會適應,維持正常的社交功能,避免被社會疏離。⑦總體而言,本研究深入探討了更年期女性的生活體驗及其與社會支持系統的相互作用,為理解更年期女性的生活狀態和需求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也為制定綜合、有效的干預措施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但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研究樣本的地域性①郭錫永等:〈影響更年期婦女抑鬱症狀發生的生物、心理及社會因素調查分析〉,《 吉林大學學報 ( 醫學版》(長春),第 6 期,2003 年,頁 847–51。②閆夢可等:〈2019—2021年中國更年期保健門診開設情況及服務狀況調查〉,《中國婦幼衛生雜誌》(北京),第 3 期,2025 年,頁 193–99。③杜吉利等:〈圍絕經期女性睡眠質量與家庭關懷度、焦慮及抑鬱的相關性分析〉,《中國婦幼保健》(長春),第 4 期,2017 年,頁 772–74。④ Kabir, Md Ruhul, and Kara Chan. “Menopausal Experiences of Women of Chinese Ethnicity: A Meta-Ethnogra-phy.” Plos One, vol. 18, no. 9, 2023, pp. 1–21.⑤杜曉琴等:〈坤泰膠囊和激素替代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徵患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薈萃分析〉,《國際婦產科學雜誌》(天津),第 3 期,2016 年,頁 267–71。⑥Namazi, Masoumeh, Sadeghi Rasoul, and Zahra Behboodi Moghadam.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 Menopause: An Integrativ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vol. 11, 2019, pp. 637–47.⑦ Kabir, Md Ruhul and Kara Chan. “Menopausal Experiences of Women of Chinese Ethnicity: A Meta-Ethnogra-phy.” Plos One, vol. 18, no. 9, 2023, pp. 1–21.
  • 142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可能削弱了發現的普適性,限制了研究結論對更廣泛人群的適用性;定性研究方法雖然能夠揭示深層次的個體經驗,但在統計學意義上的泛化性方面也存在局限;理論框架的構建上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深化等。未來的研究可採取更為廣闊的視角,擴大樣本範圍,考慮混合方法論的應用,加強跨學科合作,更深入地考慮更年期女性的生活體驗與社會文化背景之間的複雜關係,以期為學術界和實踐領域提供更全面、更精準的見解和支持。
  • 143淺談澳門綠色旅遊:現狀與發展對策陳芝彤 蕭浩妍 梁志文[ 摘 要 ] 本文基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 年)》及國家“十四五”規劃,探討澳門綠色旅遊發展的現狀、挑戰與對策。文章指出,澳門擁有豐富的自然、人工及文化資源,並在基礎設施方面取得進展,如輕軌開通、電動車推廣及酒店業綠色轉型。然而,舊有設施對環境的壓力、遊客環保意識差異及旅遊承載力不足,仍是推進綠色旅遊的主要障礙。本文從環境、社會及政策三個方面提出建議:包括開發生態文化健行路線、推動共享交通與跨區域電力合作,並引入智慧旅遊系統及電子積分獎勵機制,提升公眾參與度,培養綠色消費習慣。同時,完善旅遊容量管控政策,防範“過度旅遊”風險,並積極響應粵港澳大灣區的電力共用與綠色創新協同發展,促進跨區域合作。[ 關鍵詞 ] 生態旅遊 綠色旅遊 可持續發展 智慧旅遊系統 澳門一、引言綠色發展的概念源於 1972 年聯合國的《人類環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而在 1987 年出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提出“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後,旅遊學界開始探討以“綠色”作為實現路徑。①綠色旅遊(green tourism)的定義歷經長期的演變。從以前狹義的角度來說,綠色旅遊是指以保護環境和維護生態平衡為前提的遠離喧囂、污染與親近大自然的旅遊活動,通常發生在農村、山區和漁村。如今,綠色旅遊已發展為一個涵蓋廣泛的綜合概念,核心在於以低碳減排為準則,倡導旅客在深度體驗生態與人文的同時,積極實踐環保行為。其範疇不再局限於傳統的鄉野生態遊,更延伸至推動能源轉型與節能技術的應用,涵蓋所有具備自然共生、高度融合特質的產品與服務。②相較於側重社會公平與經濟正義的可持續旅遊,綠色旅遊更聚焦於降低旅遊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直接影響。③由於環境壓力與生態危機的緊迫性、消費者偏好的轉變,以及經濟韌性的需求等,綠作者簡介:陳芝彤,北師香港浸會大學生命科學系環境科學專業本科生;蕭浩妍,澳門企業社會責任大中華學會原理事長、澳門旅遊大學客席講師;梁志文(通訊作者),北師香港浸會大學生命科學系環境科學專業助理教授、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客席助理教授。① Butler, Richard W. “Tourism,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vol. 18, no. 3, 1991, pp. 201–9.②張輝:〈強化綠色旅遊意識 加速旅遊高品質發展〉,《綠色中國》(北京),第 6 期,2024 年,頁 56–61。③ Sharpley, Richard.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etical Divide: 20 Years On.”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vol. 28, no. 11, 2020, pp. 1932–46; Swarbrooke, John.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CABI, 1999.‧政策研究‧
  • 14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① Seraphin, Hugues, and Emma Nolan, editors. Green Events and Green Tourism: An International Guide to Good Practice. Routledge, 2018.②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Tourism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Journey to 2030. UNWTO, 2017.③ Miller, Graham, and Anna Torres-Delgado. “Measuring Sustainable Tourism: A State of the Art Review of Sustainable Tourism Indicators.”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vol. 31, no. 7, 2023, pp. 1483–96. ④丁華、高媛:〈澳門城市生態旅遊初探〉,《生態經濟》(昆明),第 1 期,2007 年,頁 126–29。⑤郭道榮、田安太:〈澳門發展文化旅遊的可行性分析〉,《旅遊縱覽》(北京),第 20 期,2017 年,頁 101。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檢視報告》,2021 年 11 月,頁 6。色發展在全球旅遊業中的重要性日益突顯。①世界旅遊組織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於 2017 年發表的“旅遊業與可持續發展目標 —— 通往 2030 年之旅”(Tourism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Journey to 2030)中也指出,旅遊業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DG)方面的貢獻潛力已獲得廣泛認可,逐漸被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工具。旅遊業不僅在SDG 8(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SDG 12(負責任消費和生產)和 SDG 14(水下生物)中被直接提及,它同時還能通過經濟、社會和環境影響所有 17 個 SDG 目標。② Graham Miller 和 Anna Torres-Delgado 通過總結諸如聯合國框架在內的國際可持續旅遊倡議,並比較不同的可持續旅遊衡量框架後,得出結論:衡量可持續旅遊的指標比僅關注測量本身更為重要,可持續旅遊的終極目標不是“獲得多少測量數據”,而是“透過數據實現更優的管理決策,向可持續方向發展”。③澳門旅遊熱度持續高漲,然而,在遊客人數屢創新高的同時,城市交通運輸與旅遊配套管理卻顯得相對滯後。這不僅導致公共交通運能趨於飽和、交通噪音擾民,頻繁的道路工程更進一步加劇了交通瓶頸,影響市民生活品質與旅客體驗。面對產業繁榮帶來的環境壓力與社會挑戰,推行綠色旅遊不僅是傳統模式的轉型升級,更是確保澳門旅遊業邁向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路徑。在開展綠色旅遊的項目上,澳門具有許多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是區位優勢,澳門位處珠江三角洲西岸,與珠海接壤並與香港隔海相望,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節點,擁有強大的區域聯動發展潛力;④其次是自然稟賦,作為海島城市,豐富的海洋景觀與城市綠地構築了其獨特的生態基礎;再者是人文底蘊,澳門保留了大量融合中西宗教與文化的歷史建築群,展現了中華文化包容並蓄與生生不息的創造力;最後是品牌效應,憑藉頂尖的綜合渡假村、特色美食及多元景點,澳門已成為亞洲最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之一,具備極高的旅遊經濟價值。⑤在國家推動綠色旅遊發展、減少環境破壞的背景下,澳門特區政府自 2015 年起啓動《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的編制工作,將綠色發展理念系統性地融入旅遊業,借此開始深入推動綠色旅遊。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開始與環境保護局等部門合作,推出一系列可持續旅遊政策與措施。此外,為了回應國家“一帶一路”的倡議及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願景,旅遊局於 2017 年編制了《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在 2021 年發布的檢視報告中,進一步確立了 2021 年至 2030 年的工作重點:“將澳門建設成為一個快樂、智慧、可持續及具韌性的城市。”⑥
  • 145二、澳門綠色旅遊資源及現狀(一)澳門綠色旅遊生態資源澳門的城市生態旅遊資源可以被分為自然、人工及文化三個大類。由於澳門的地貌類型主要為丘陵和平地,且三面環海,因此山丘及海灘成為了澳門主要的自然生態資源類型。山丘的主要代表有望廈山、蓮峰山、東望洋山等。而海灘則有黑沙、竹灣等。人工的生態旅遊資源則主要是保護區和濕地,①以及一些公園如白鴿巢公園、盧廉若公園、石排灣郊野公園。澳門也存在着極為豐富的文化旅遊資源,可分為博物館、寺廟、教堂、遺址遺跡和風俗節慶等五個類型,媽閣廟以及大三巴牌坊則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景點。②在澳門的自然及人工生態旅遊資源中,紅樹林濕地具有極高的旅遊價值,一直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所重視。澳門的地理位置及其水環境特點為現有多種紅樹林植物的生長提供了適合條件。目前澳門主要有四種紅樹林植物並在生態區受到保護,分別為:老鼠簕、秋茄、海欖雌和桐花樹。紅樹林生態系統具備多元功能,能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提供資源,展現出顯著的生態服務價值。其核心功能包括:抵禦海浪與潮汐侵蝕、淨化水體環境,以及維繫生物多樣性。這些特性使其在生態旅遊、環境教育及科學研究等領域,均具有極高的應用價值。③這些豐富的生態條件吸引了許多南來北往的候鳥及本地留鳥前來覓食,其中包括大白鷺、小白鷺、黑臉琵鷺、蒼鷺、池鷺、野鴨等 50 多種涉禽和水禽。④其中,自1989 年在澳門紀錄到珍稀物種黑臉琵鷺至 2019 年,其種群數量已穩步增長至超過 50 隻,展現出了積極的增長趨勢,凸顯了澳門在物種保育上的卓越成效。⑤(二)澳門可持續綠色旅遊基礎設施(1)開通綠色輕軌和推廣電動車使用澳門輕軌於 2019 年 12 月 10 日正式開通,現時的路線包括“氹仔線”、“石排灣線”、“橫琴線”及正在建設中的“東線”(圖 1)。時任澳門輕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何蔣祺先生在致辭中表示,輕軌的開通標誌着澳門首個軌道交通項目正式投入使用,為市民提供一個便捷、可靠的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此舉旨在協助優化澳門的交通配套及出行條件,致力於構建環保社區,進而實質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⑥在環境保護方面,由於澳門輕軌①〈澳門的濕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10 年 2 月 2 日,www.gov.mo/zh-hans/news/54863/,2025年 10 月 9 日讀取。②張萌、陳蔚:〈澳門城市生態旅遊開發淺議〉,《生態經濟》(昆明),第 7 期,2010 年,頁 107–11、18。③司凡:〈生態旅遊資源開發對比分析——澳門氹仔與廣東茂名紅樹林景觀旅遊案例〉,《林業經濟》(北京),第 40 卷,第 1 期,2018 年,頁 105–11。④〈優化路氹城生態保護區,為候鳥創造更好空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10 年 10 月 29 日, www.gov.mo/zh-hans/news/49217/#,2024 年 8 月 16 日讀取。⑤丁志鋒等:〈澳門路氹城黑臉琵鷺春季棲息地利用〉,《四川動物》(成都),第 34 卷,第 2 期,2015 年,頁 282–84;〈黑臉琵鷺全球同步普查 2019〉,香港觀鳥會網站, eaaflyway.net/wp-content/uploads/2021/01/bfs_census_report_2019.pdf,2025 年 10 月 11 日讀取。⑥央視新聞:〈澳門輕軌正式開通,全長 9.3 公里共設 11 個車站〉,《人民日報》,2019 年 11 月 10 日,www.peopleapp.com/column/30036819531-500001869263,2024 年 10 月 11 日讀取。淺談澳門綠色旅遊:現狀與發展對策
  • 146澳 門 研 究 2025年第 2期採用電力推動,行駛時能實現廢氣“零排放”,這直接有助於減輕機動車輛尾氣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問題。同時,輕軌屬於低噪音的城市軌道交通系統,在政府的嚴格環境監管與噪音緩解措施下,能有效平衡便捷運輸與周邊居民的生活環境,為澳門打造更環保、宜居的城市空間。①自 2022 年 12 月澳門放寬通關措施以來,訪澳旅客量持續回升。隨着 2024 年底石排灣線及橫琴線的正式通車,輕軌路網進一步覆蓋主要口岸與旅遊景點,吸引了更多遊客與市民選擇輕軌出行。截至 2025 年 11 月,輕軌日均客量已突破 3.2 萬人次,創下收費營運以來的歷史新高。②圖 1 澳門輕軌路線圖圖片來源:澳門輕軌股份有限公司:〈輕軌線路〉,2025 年,www.mlm.com.mo/tc/route.html,2025年 10 月 9 日讀取。另外,在推廣電動車使用方面,“2022 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的“綠色交通展區”展示了超過 30 個品牌的電動汽車和電動電單車,以及配套的相關設備和技術,並提供了試駕體驗服務,通過此項活動來增強大眾對電動車的認識,從而配合綠色出行和“雙碳”政策。③為積極響應政府推廣環保車輛的政策,澳門酒店業穿梭巴士也正朝着電動化轉型逐步推進。同時,社會公共巴士的轉型成效最為顯著:截至 2024 年 6 月,①〈輕軌有助改善空氣污染,施工及運營過程必嚴格把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14 年 7 月 28 日,www.gov.mo/zh-hans/news/98691/,2024 年 10 月 14 日讀取。②〈統計資料〉,澳門輕軌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www.mlm.com.mo/tc/statistics.html,2025 年 12 月 1 日讀取。③〈政府加強推廣電動車 2022MIECF 續設 “ 綠色交通展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2 年 12 月10 日, www.gov.mo/zh-hans/news/659856/,2024 年 10 月 11 日讀取。148澳 門 研 究 2025年第 2期①〈“低碳綠色酒店發展聯盟 ” 舉辦成立典禮〉,低碳綠色酒店發展聯盟網站,2021 年 12 月 4 日,lcghda.org.mo/zh-hans/lcghda-inauguration-ceremony/,2024 年 8 月 14 日讀取。②美高梅:〈具可持續發展性的渡假酒店美高梅 共建綠色低碳灣區〉,美通社網站,2021 年 4 月 30 日,www.prnasia.com/story/317126-1.shtml,2024 年 9 月 4 日讀取。③ Sands China Limited.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 2023. 2023, assets.sandsresortsmacao.cn/con-tent/sandschina/ESG/report/SANDS-CHINA-Sustainability-Report-2023_final.pdf. Accessed 26 August 2025.④ Sands China Limited.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 2023. 2023, assets.sandsresortsmacao.cn/con-tent/sandschina/ESG/report/SANDS-CHINA-Sustainability-Report-2023_final.pdf. Accessed 26 August 2025.⑤ Sustainalytics. Sands China Ltd ESG Rating. Morningstar Sustainalytics, 2024, www.sustainalytics.com/esg-rating/sands-china-ltd/1086973005. Accessed 23 October 2024. 另外,為落實減碳目標,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中的氣候戰略及目標,共同構建澳門綠色低碳未來,“低碳綠色酒店發展聯盟”於 2021 年 12 月 4 日在澳門成立,匯聚超過30 家中國內地與澳門的頭部企業、專業團體和學術機構,旨在與酒店、旅遊及建築業界合作,宣傳低碳及環保意識,分享經驗並制訂減排目標。①由於市場趨勢不斷演變以及對上市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日益提高,澳門眾多酒店業者為積極回應澳門特區政府關於綠色可持續發展的號召,會通過主動發布年度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方式向公眾展示其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方面的努力與成果。對於環境保護方面,企業報告針對水資源管理、廢物處理、能源管理方面進行了現狀分析並設定了未來目標。許多企業在這些方面均表現出卓越水平。以美獅美高梅為例,其建築項目充分融合了綠色環保元素,採用國際一流的設備和技術。美獅美高梅在運營過程中致力於在 2030 年前實現碳排放峰值,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該酒店還獲得了ISO 50001:2018 能源管理系統和 ISO 14001:2015 環境管理系統的認證,體現了其在能源管理和環境保護方面的高標準。②此外,美獅美高梅榮獲了多個環保建築獎項,如環保建築大獎優異獎、國際設施管理協會頒發的亞太區創新大獎,以及全球及亞太區 ASHRAE 科技獎──榮譽獎。而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在環境、社會與管治方面的表現獲得國際肯定。2021年,其成為唯一進入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亞太指數(DJSI Asia Pacific)的綜合渡假村企業,顯示其在全球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競爭力與領先地位。金沙中國在自身產品包裝方面,計劃在 2025 年實現 100% 的金沙中國品牌水瓶可重複使用或由可持續材料製成目標。③同時,該企業在 CDP 氣候變遷和水源安全方面獲得 A- 級評分,④且在“Sustainalytics”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研究評分中獲得低度風險評級。⑤這些均彰顯了澳門酒店業在可持續發展中作出的努力,同時激勵着更多行業加入到這一環保行動中來,共同推動澳門成為更加綠色、宜居的旅遊目的地。三、澳門可持續綠色旅遊發展的挑戰與對策(一)環境方面澳門作為一個高密度城市,人口集中,經濟活動頻繁,大氣污染問題突出。同時,澳門酒店業的蓬勃擴張對區域生態環境也構成了挑戰,尤其是對其有限的自然資源施加了沉
  • 147①澳門環境委員會:《環保酒店》,澳門環境委員會,2006 年 2 月,頁 7。②〈17 間酒店獲 “2024 年澳門環保酒店獎" 展現業界低碳轉型成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25年 6 月 27 日,www.gov.mo/zh-hant/news/1155361/,2025 年 9 月 11 日讀取。③〈下載區〉,澳門環保酒店獎,www.dspa.gov.mo/h_download.aspx,2025 年 9 月 11 日讀取。新能源巴士佔全澳營運巴士比例已突破 84%(表 1)。這些數據顯示,澳門政府推動的《澳門電動車推廣計劃》及相關資助政策已獲得社會各界高度重視與落實,並在改善城市空氣品質及推動“雙碳”目標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階段性成效。表 1 2015–2024 年澳門公共巴士車輛數量統計公共巴士車輛數量年份 柴油巴士 天然氣巴士 增程式電動巴士車輛總數 當中新能源/環保巴士數量 *新能源/環保巴士佔全澳公共巴士百分比該年新增新能源/環保巴士數量2015 年 790 20 0 810 20 2.47% 02016 年 822 45 0 867 45 5.19% 252017 年 828 69 0 897 69 7.69% 242018 年 844 69 2 915 71 7.76% 22019 年 839 69 2 910 71 7.80% 02020 年 921 69 10 1,000 79 7.90% 82021 年 846 65 56 967 121 12.51% 422022 年 644 50 416 1,110 466 41.98% 3452023 年 333 50 708 1,091 758 69.48% 292截至 2024年 6 月158 50 835 1,043 885 84.85% 127註:新能源/環保巴士是指天然氣及增程式電動巴士;* 指營運中的新能源/環保巴士數量。資料來源:《交通事務局統計資料 巴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交通事務局網站,2024 年 6 月 30 日,www.dsat.gov.mo/pdf/statistics/2024/2/tc/1.pdf,2024 年 10 月 21 日讀取。(2)酒店業綠色轉型與可持續發展酒店業是澳門龍頭產業博彩旅遊業的支柱產業之一,作為業界的重要成員,酒店的擁有者以及管理者能夠在環境保護上發揮關鍵的作用。①因此鼓勵酒店業投入綠色發展工作是環保業與酒店業的雙贏做法。為此澳門環境委員會於 2006 年出版了《環保酒店》一書,為酒店業提供可參考的綠色發展方向與鼓勵。另外,由澳門環境保護局主辦的“澳門環保酒店獎” 自 2007 年創辦至今已屆 18 載。該獎項有效推動業界綠色轉型,截至 2025 年,全澳持有獎項的酒店已增至 58 間。②業界積極落實多項減碳措施,包括設置大型廚餘處理設施、設立中央廚房、不提供一次性生活用品、採用綠色環保建築、增設電動車充電設施等等。在這十多年中,累計獲得過環保酒店獎的酒店總數呈現逐年攀升的趨勢,且幾乎每一年都有新的酒店加入此環保榮譽的行列。③這一現象意味着澳門旅遊業界積極回應環保號召,將環保理念融入日常運營之中,助力澳門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淺談澳門綠色旅遊:現狀與發展對策
  • 148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①〈“低碳綠色酒店發展聯盟 ” 舉辦成立典禮〉,低碳綠色酒店發展聯盟網站,2021 年 12 月 4 日,lcghda.org.mo/zh-hans/lcghda-inauguration-ceremony/,2024 年 8 月 14 日讀取。②美高梅:〈具可持續發展性的渡假酒店美高梅 共建綠色低碳灣區〉,美通社網站,2021 年 4 月 30 日,www.prnasia.com/story/317126-1.shtml,2024 年 9 月 4 日讀取。③ Sands China Limited.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 2023. 2023, assets.sandsresortsmacao.cn/con-tent/sandschina/ESG/report/SANDS-CHINA-Sustainability-Report-2023_final.pdf. Accessed 26 August 2025.④ Sands China Limited.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 2023. 2023, assets.sandsresortsmacao.cn/con-tent/sandschina/ESG/report/SANDS-CHINA-Sustainability-Report-2023_final.pdf. Accessed 26 August 2025.⑤ Sustainalytics. Sands China Ltd ESG Rating. Morningstar Sustainalytics, 2024, www.sustainalytics.com/esg-rating/sands-china-ltd/1086973005. Accessed 23 October 2024. 另外,為落實減碳目標,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中的氣候戰略及目標,共同構建澳門綠色低碳未來,“低碳綠色酒店發展聯盟”於 2021 年 12 月 4 日在澳門成立,匯聚超過30 家中國內地與澳門的頭部企業、專業團體和學術機構,旨在與酒店、旅遊及建築業界合作,宣傳低碳及環保意識,分享經驗並制訂減排目標。①由於市場趨勢不斷演變以及對上市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日益提高,澳門眾多酒店業者為積極回應澳門特區政府關於綠色可持續發展的號召,會通過主動發布年度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方式向公眾展示其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方面的努力與成果。對於環境保護方面,企業報告針對水資源管理、廢物處理、能源管理方面進行了現狀分析並設定了未來目標。許多企業在這些方面均表現出卓越水平。以美獅美高梅為例,其建築項目充分融合了綠色環保元素,採用國際一流的設備和技術。美獅美高梅在運營過程中致力於在 2030 年前實現碳排放峰值,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該酒店還獲得了ISO 50001:2018 能源管理系統和 ISO 14001:2015 環境管理系統的認證,體現了其在能源管理和環境保護方面的高標準。②此外,美獅美高梅榮獲了多個環保建築獎項,如環保建築大獎優異獎、國際設施管理協會頒發的亞太區創新大獎,以及全球及亞太區 ASHRAE 科技獎──榮譽獎。而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在環境、社會與管治方面的表現獲得國際肯定。2021年,其成為唯一進入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亞太指數(DJSI Asia Pacific)的綜合渡假村企業,顯示其在全球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競爭力與領先地位。金沙中國在自身產品包裝方面,計劃在 2025 年實現 100% 的金沙中國品牌水瓶可重複使用或由可持續材料製成目標。③同時,該企業在 CDP 氣候變遷和水源安全方面獲得 A- 級評分,④且在“Sustainalytics”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研究評分中獲得低度風險評級。⑤這些均彰顯了澳門酒店業在可持續發展中作出的努力,同時激勵着更多行業加入到這一環保行動中來,共同推動澳門成為更加綠色、宜居的旅遊目的地。三、澳門可持續綠色旅遊發展的挑戰與對策(一)環境方面澳門作為一個高密度城市,人口集中,經濟活動頻繁,大氣污染問題突出。同時,澳門酒店業的蓬勃擴張對區域生態環境也構成了挑戰,尤其是對其有限的自然資源施加了沉
  • 149重壓力。土地開發項目已經將該地區原本的天然水域和綠地轉變為建築和道路。隨着地區人口數量與遊客流量的不斷上升,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湧現出來:廢物生成量急劇增加、電力消耗增多、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這些變化加劇了資源緊張的情況,也對區域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構成了嚴峻考驗。儘管改變生態系統結構可以抵消城市化早期的人為干擾,但事實上生態系統不可能長期承受城市化的壓力,最後城市化將導致生態系統服務下降,自然棲息地喪失。①另外,由於澳門部分旅遊空間與住宅區域高度重疊或鄰接,自然環境與都市界限模糊,難以在高度城市化的背景下維持環境寧靜度,進而限制了高品質生態旅遊的推展。②除此以外,根據現有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具有高速城市擴張態勢,2020 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化面積佔比已達 14.74%。③由於澳門對大型綜合渡假村的大力開發,使得人均綠地和休閒區被佔用且面積大大減少。加之隨着城市人口的增加、繁榮程度的提高,澳門的能源消耗也迅速增加,產生了對更多已開發土地的需求。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澳電)發電設施僅由兩座主要發電廠組成,據澳電提供的資料,2023 年,澳門總用電量為 5,936吉瓦時,其中澳電的發電量佔 7%,另外 93% 均為從外來購入。此資料表明澳門現有設施無法滿足自身需求,同時,澳門有限的土地面積也限制了澳門修建更多清潔能源發電站。④面對這些挑戰,必須採取一些轉型措施。首先,應開展綠色生態與文化行,依託海岸、湖泊、公園打造生態文化健行路線,借鑑日本福井櫻花馬拉松,⑤將自然景觀與文化及健康體育融合,鼓勵低碳戶外活動,並結合澳門生物多樣性開發觀鳥、賞蟲活動,維護並開放生態保護區,設計專業講解服務,提升公眾生態意識,推動生態旅遊多元化。其次,建立共享交通系統,推動智能化拼車平台,⑥減少汽車排放與碳足跡,並整合娛樂場穿梭巴士,鼓勵使用輕軌,降低道路負荷,促進綠色出行。再者,深化粵港澳大灣區電網互聯,與珠海、廣州等城市建立電力共用機制,利用他地清潔能源發電,緩解供電不足,推動節能減排。⑦最後,借助“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促進綠色技術研發與應用,完善人才引進與合作機制,打造澳門綠色發展標杆,提升國際影響力。⑧① Allington, Ginger R. H., et al.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Effects on the Future Availability of Grazing Resources on the Mongolian Plateau: Modeling Socio-Environmental System Dynamic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vol. 68, 2017, pp. 35–46. ② Ly, Tuan Phong, and Wai Peng Kong.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Small Cities: Insights from Macao.”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vol. 19, no. 4, 2023, pp. 855–81. ③ Yushanjiang, Ayinuer, et al.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Regional Ecosystem Services – A Case Stud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cological Indicators, vol. 159, 2024, 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24.111633.④ 澳 門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澳 電 2023 年 摘 要 〉, 澳 電 網 站,2023 年,www.cem-macau.com/up-loads/1_2023_4d21a66ff9.pdf,2024 年 11 月 15 日讀取。⑤福井櫻花馬拉松:〈福井櫻花馬拉松 2025 海外居民優先名額 大賽概要及報名須知(海外版)〉,2024 年, www.fukui-sakura-marathon.jp/2024/tw/ ,2024 年 9 月 14 日讀取。⑥羅燕:〈滴滴拼車運營模式的優化研究〉,江西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3 年。⑦南方電網能源發展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南方電網瀾湄國家能源電力合作研究中心:《粵港澳大灣區電力發展報告》,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21 年。⑧〈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國政府網,2019 年 2 月 18 日,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19-02/18/content_5366593.htm#1,2024 年 8 月 5 日讀取。淺談澳門綠色旅遊:現狀與發展對策
  • 150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二)社會方面儘管“綠色”概念越來越受大眾關注,更多人對綠色採購產生濃厚興趣,但這一現象也導致人們對產品是否真正環保存疑,並質疑相關宣傳的真實性。①即使消費者意識到綠色消費對環境的重要性,但因改變代價較高或操作麻煩,他們更傾向於放棄這類消費。雖然各地推出眾多綠色旅遊產品,旨在促進可持續旅遊和環保實踐,但實際參與綠色旅遊的人數仍相對較少,顯示即便在環保意識普遍提升的背景下,要將綠色理念轉化為廣泛市場行動仍面臨挑戰。在追求“衛生、方便、快捷”的時代,人們傾向於使用一次性用品,遊客群體亦不例外,已習慣接受便利但非環保的選擇。這種消費習慣固化,使“減少一次性用品使用”的努力面臨巨大阻力。據統計,每年因旅遊活動產生的塑膠廢棄物中,一次性用品佔據相當比例。②有鑑於此,澳門綠色酒店已採取不提供一次性用品的措施。然而,部分遊客在選擇旅遊活動時更傾向追求刺激和享受,而較少關注博彩業和觀光遊等活動對環境的影響,這些習慣深植於日常生活,難以短期改變,需要更長期的針對性措施或政策。為應對上述挑戰,澳門特區政府可參考類似香港“綠綠賞”的電子積分獎勵機制,③將綠色行為轉化為可量化的回報。例如,遊客在入住綠色酒店、參與生態旅遊、減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或選擇低碳交通時,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累積積分,並可兌換景點門票、交通優惠或住宿折扣等等,直接提升參與意願。同時,政府可與大型酒店集團及旅遊企業合作,建立“綠色認證”制度,對達標企業提供稅務優惠或宣傳資源,並在積分平台上優先推薦。為擴大影響力,應結合線上推廣與線下活動,舉辦“綠色旅遊體驗日”或社區宣傳,讓遊客在行程規劃階段即可獲取綠色選項,逐步將綠色理念融入消費習慣,形成長效機制。(三)政策方面澳門入境人次持續回暖並呈波動上升態勢,旅遊業作為澳門主要經濟來源之一,特區政府渴望藉旅遊收入促進經濟發展,但有時忽視環境承載力,可能導致生態問題並影響旅遊品質。以 2017 年 1 月 30 日為例,當日入境旅客高達 166,048 人次,超出每日最佳接待能力的 151%。④也有研究指出,旅遊型經濟體若要兼顧生態保護與經濟增長,遊客數量必須控制在環境與社會承載閾值之下。⑤澳門區域經濟研究會副理事長蘇正偉曾建議,政府需重新審視旅遊承載力,制定前瞻性政策,確保經濟成長與居民幸福感雙贏。⑥雖然政府①Orange, Eliezer, and Aaron M. Cohen. “From Eco-Friendly to Eco-Intelligent.” The Futurist, vol. 44, no. 5, 2010, p. 28.② Pandey, Prashant,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Tourists and Impact of Knowledge, Behaviour, and Attitude To-wards Plastic Waste Generation.” Circular Ec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vol. 3, 2022, pp. 1013–27.③〈“綠綠賞”電子積分計劃及手機應用程式〉,香港減廢網站,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waste-reduc-tion-programme/green-electronic-participation-incentive-scheme-and-mobile-app,2025 年 10 月 11 日讀取。④澳門旅遊學院:〈學院關於“澳門旅遊接待能力”研究之回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19 年 4月 11 日,www.gov.mo/zh-hant/news/282539/,2024 年 9 月 14 日讀取。⑤ Marsiglio, S. “On the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optimal number of visitors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Tourism Econom-ics, vol. 23, 2017, pp. 632–46.⑥蘇正偉:〈旅遊承載力的挑戰〉,澳門力報,2025 年 5 月 9 日,www.exmoo.com/article/244640.html,2025年 10 月 11 日讀取。
  • 151淺談澳門綠色旅遊:現狀與發展對策已推行“論區行賞”、新馬路人流管制及舊城區活化等分流措施,但單一策略改善有限,亟需構建系統性政策框架。目前,澳門在旅遊承載力管理方面的法律體系仍存在短板,如跨部門協調及責任界定不足,導致政策執行缺乏強制力與延續性。澳門特區政府應建立科學的旅遊容量管控機制,設定合理的最大接待量指標,並在節假日或大型活動期間啟動動態限流措施,避免出現“過度旅遊”現象,①保障居民生活品質與旅遊體驗。加快推進智慧旅遊系統建設,利用大數據即時監測人流,並透過官方平台和社交媒體發布分流建議,引導遊客前往次熱門景點或非高峰時段出行,同時,利用 AI 技術的深度整合將重塑澳門文旅體驗。②此外,應充分利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優勢,借助“一程多站”旅遊模式,推動澳琴聯遊,並利用橫琴的生態資源,如二井灣濕地和芒洲濕地公園,開發跨區域綠色旅遊產品,建立合作的生態保護機制,加強環境監測與治理,實現旅遊便利性與生態保護的協同發展。四、結語澳門在推動可持續綠色旅遊發展過程中,既擁有獨特的自然與文化資源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也面臨高密度城市結構、能源依賴、消費習慣固化及旅遊承載力不足等多重挑戰。隨着全球旅遊業逐步向低碳、環保方向轉型,澳門須以更前瞻的視角,將綠色理念深度融入城市治理、產業發展及社會行為中。未來,澳門應從環境治理、社會引導,及政策制度三個方面協同推進:一方面,強化生態保護與能源結構優化,推動綠色交通與酒店業低碳轉型;另一方面,透過獎勵機制與智慧化工具,提升公眾參與度,將綠色消費轉化為行為習慣;同時,完善旅遊承載力管理與跨區域合作,防範“過度旅遊”風險,打造多元化、分散化的旅遊體驗。只有在政府、企業與公眾形成合力的基礎上,澳門才能在保持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地位的同時,實現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的雙贏,並在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國際綠色旅遊發展格局中樹立標杆,邁向真正的可持續未來。①〈謹防“過度旅遊”〉,澳門力報,2019 年 5 月 10 日, www.exmoo.com/article/106769.html,2025 年 10 月11 日讀取。②舒語:〈冀 AI 賦能澳門智慧旅遊〉,新華澳報,2025 年 3 月 12 日,www.waou.com.mo/2025/03/12/%E5%86%80ai%E8%B3%A6%E8%83%BD%E6%BE%B3%E9%96%80%E6%99%BA%E6%85%A7%E6%97%85%E9%81%8A/,2025 年 10 月 11 日讀取。
  • 152進入城市之後——讀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修訂本)》劉芝慶曾出版《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中國記事 1912–1928》、《歷史的微聲》等中英文重要著作的知名學者王笛教授,對於新文化史、微觀史浸淫已久,歷有年所。他在2024 年重新出版《走進中國城市內部》(簡稱《走進》),說是“重新”,也不完全正確,如〈後記〉所言,《走進》最初在 2013 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2018 年進行了比較大的修訂,後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二版。這次又在第二版的基礎上作了大修訂,例如增加第一編(四篇文章)、刪去了原有第四編“社會主義城市與國家”、更改書名、註解另又附以〈徵引資料目錄〉等等,才有了如今的面貌。①王笛早期的著作《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並非以微觀著稱,歷經研究方向轉折,從精英到民眾,逐漸走向“顯微鏡”與“微聲”的方向,他自言“這樣一個轉變就是方法上的、史學觀的、史學理論的轉變”。②而《走進》,正是王笛金針度人,既是學術方法的示範,也是學思歷程的呈現,所謂的“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其目的正是希望讓讀者對於相關理路與研究,能知其然,亦要知其所以然。一、走進城市內部本書除〈導言〉與〈結論〉、〈後記〉之外,共分五編。第一編“書寫城市的日常史詩”,主要由兩篇採訪與兩次演講改寫,分別是:第一章〈怎樣進入中國城市內部?〉、第二章〈進入茶館後,我們能看到甚麽?〉、第三章〈現代中國的城市管理〉、第四章〈城市歷史寫作,怎樣面向大眾?〉。不論是西方的史詩,還是孟棨《本事詩》以來的詩史,兩者固然定義有別,相同處卻都特指宏大的、重要的政治或是文化事件。所謂的日常史詩,正是他一直作者簡介:劉芝慶,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台灣大學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院博士後,現為湖北經濟學院中國傳統文化與哲學研究中心教授。此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東亞儒學的現代話語體系建構研究》(項目編號:24YJA72000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編者的修飾讓書評更加完善,謹此致謝。①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338–40。②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13。‧書評‧
  • 153以來關切的微觀史、城市史、大眾生活的另種表達。他提出幾點反思,首先,宏觀與微觀能否結合?當然,後者是基礎,“以小見小”當然很好,“以小見大”更是高明。①第二,日常資料又在哪兒?他以自己的研究為例,諸如報紙、檔案館材料、日記,甚至實地考察等等,都屬其內。第三,進入城市內部,如茶館等空間之後,又能看到甚麼?王笛說“吃講茶”、藝人表演、打麻將,這些行為既是日常的,也牽涉到了官方,例如因為藉由“茶”而來的“講理”,此類的基層調解常導致司法權分化;②也可以看到包括藝人在內的表演者,或是娛樂活動面臨社會主義的改造,“官方”對於“民眾”的調查、分類, 甚至針對各種大眾娛樂的調查與考核;③此外,在茶館打麻將,看似日常性的回歸,同樣也面臨了官/民的牽扯,對於政府而言,因應民眾娛樂需求,既有穩定社會的作用,但也要注意城市形象,以及輿論的批評。④第四,呼應以小見大,王笛認為城市/區域研究也應該與全球史對話。⑤以上數點既牽涉到學術問題,也與當代社會息息相關。以研究方法來說,都市歷史寫作,如何面向大眾?注重“文學性”是作者的答案,沒有統一的研究範式,更有利於學術研究。作者也着重探討了兩種研究視角:“國家敘事”與“日常敘事”。他認為兩者有時相反卻也相成,在以日常為基礎的視野上,應思考如何將“國”融入 ,不離不雜,不要非黑即白,但也不能魚目混珠。⑥就社會生活來看,現代中國的城市管理,作者認為政府的力量過大,非但不符合中國社會自主性的傳統,也會影響公共領域的建立。政府要懂得分擔和分散責任,才能讓社會運轉得更好。⑦第二編“新城市史的視野與方法”,收有第五章〈從宏觀到微觀史的城市史〉和第六章〈文學、圖像與歷史的真實〉。王笛指出中國城市史、近代史研究一直存在輕重不分的問題:重沿海、輕內地,重政治、輕日常,重精英、輕下層,重鄉村、輕城市,重宏觀、輕微觀,重變化、輕持續,重相異、輕相同。所謂的“輕”與“重”,並非是研究對象的差異,而是一種史觀與價值觀、一種研究態度,代表着不足與忽視。作者以自身學思歷程為開題,講述了研究方向經歷了從精英到下層,從宏大敘事到日常取向的轉變。⑧若以《跨出封閉的世界》對照《街頭文化》、《茶館》,可以發現後面的兩本著作正是王笛從微觀史的角度,進入原本所“輕”的事物,並提煉出幾個重點:一是國家文化如何影響地方文化;二是以茶館為代表的地方文化,怎麼抵抗國家文化的滲透與主宰;三是兩者如何互動拉鋸。王笛認為“微觀研究的意義在於,能夠把對歷史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更廣義層次而提供個案分析,其不僅能豐富我們的地方知識,而且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的理解”。⑨①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14。②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27。③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29。④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30。⑤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23。⑥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58。⑦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45。⑧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61。⑨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82。 進入城市之後 —— 讀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修訂本)》
  • 15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第三編“新文化史的理論”,包括第七章〈大眾文化與近代中國社會〉、第八章〈新文化史和微觀史的啟發〉。新文化史大概於 20 世紀 80 年代興起,與後現代思潮約略同時。新文化史重視邊緣文化,聚焦普通人,行文多採敘事,強調文本與語境的關係。雖然諸如大事件的“大”,仍是新文化史家的研究重心,但他們也不棄“小”,更開發出許多新課題:日常生活、性別、身體、形象、記憶等等。①其中,大眾文化更是他們研究的主要對象,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固有分野,若要精準界定,恐有困難,事實上也無須糾結在此,兩者既有同一性,當然也有獨立性,時而交錯,或隱或顯。②王笛以“象徵系統”、“大眾宗教與民眾運動”、“城市大眾政治文化”、“算命與巫術”、“國家權力”來說明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同一性與獨立性。至於時間與空間,一向是歷史學研究的基本範疇,到了新文化史家手上,更能深化與多元化,例如時間觀念的演變與生活方式、歷史記憶的塑造流傳等等的研究課題,“可以幫助理解人們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以及社會和時代變遷的軌跡”。③所以,王笛把茶館視為微觀世界,考察以小商業經營方式的茶館、茶館對人們日常生活的作用,以及茶館在公共政治的角色,正是深受新文化史理路的啟發。第四編“新城市史研究路徑與概念”,收有第九章〈中國城市的政治、組織和階級〉、第十章〈城市文化與公共空間研究的關鍵詞〉。當新文化史興起後,近代中國城市研究似成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之顯學。羅威廉(William T. Rowe)、史謙德(David Strand)、顧德曼(Bryna Goodman)、韓起瀾(Emily Honig)、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人,不論是研究社會共同體與城市政治,還是群體與性別、城市與烏托邦想像、工人階級等等,都有佳作。相較於此前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衝擊/反應模式,如今研究更注重中國內部因素。其實,拆了門檻便無內外,內外固然有分,但是光注重某部分顯然都是不足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演化當然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④至於城市與公共空間研究,幾個關鍵詞尤值得注意,首先,“國家”究竟是 country、nation 還是 state ?無關對錯,而是研究者在使用上需有高度自覺,王笛的關注點在 state,故其所說國家常與“政府”有關,“政府”又具有相對性,政府相對於人民,地方政府、軍閥政府又相對於中央政府。再者,“公共生活”往往被研究者忽視,《街頭文化》其實是對這類研究課題的開拓, 也是對“公共領域”的修正。⑤而“街頭文化”、“民眾”與“社會改良者”,三者多有複雜關係,影響着地方政治運動。社會改良者或可分為兩類,一是握有政治權力,如周善培;二是沒有在官方任職,但在商業傳媒教育等等有影響力,如傅崇矩。這些改良精英與大眾文化的同一與分裂,常常並存,隨着政治、經濟等等,多有變化。 第五編“公共空間與公共領域”,則有第十一章〈中國城市的公共領域〉、第十二章〈公共空間、公共領域、民間社會〉。關於“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適不適用於中國①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168。②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146。③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176。④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214。⑤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221。
  • 155進入城市之後 —— 讀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修訂本)》歷史,與社倉、善堂、育嬰堂、普濟堂、清節堂,能否類比或援用,羅威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史謙德、黃宗智等,贊成與批判,言人人殊。王笛指出,這些研究者自覺使用“公共領域”,並刻意突出與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不同,“公共領域”非“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所以重點不在於能否使用,而是怎麼定義這個概念。①西方的公共領域,諸如咖啡館、酒吧、廣場等空間,促進了資本主義的擴張,也成了政治活動和公眾輿論的萌發地。②反觀成都的茶館,多有異同,例如提供娛樂活動、生活所需,甚至包括了性別歧視等等,中西皆是,多有相似;但是成都茶館的桌子是公共的,可以“拼桌”,鄰桌也可以隨時加入談話或活動,這點就與巴黎餐館(空間是公共的,桌子卻是私隱的)頗有差別,這也是公私關係之異。③至於茶館之後,當今的公共空間又何在?“互聯網可能是一個答案。”④王笛認為互聯網是一個虛擬的空間,但已漸成公共空間,也是民眾表達意見的新方式。二、進入城市之後王笛的研究深受“新文化史”與“微觀史”的影響,關注那些常被忽略的“普通人”與“小聲音”。他以街頭、茶館為切入點,從視覺、聽覺與觸覺等細部感知出發,觀察日常運作,看似瑣碎的細節,實則牽連着城市的公共世界,也折射出政治與生活之間的張力。就書寫策略來說,《走進》兼具考證與敘事的文風,並引入跨學科的視角,王笛又擅長處理艱深的材料,轉化為節奏明快、條理清晰的論述。他的文章風格,既有中國史學的敘事傳統,又自鑄偉辭,别開生面,成一家之言,有嚴謹的學術性,也顧及閱讀的節奏感,使文字充滿厚度、富有餘韻。《走進》雖非自傳,卻頗有“讀史閱世數十年”的風格,閱讀即對話,研究即感受,既是學術的,也是當下的,是研究過去,也關心未來。書中一針見血的評論隨處可見:“這種對未來有預期的和平生活,才是日常,是值得特別珍視的。這難道不是我們普通人最宏大的敘事嗎?”⑤“中國人太多,地域太大,所以事情難辦。但是他們似乎不懂得,一切靠政府,事情焉有不難辦之理。”⑥“中國社會和公共領域不發達,政府要負責。”⑦“當我們這個社會能夠容忍歷史學家脫離現實地研究歷史問題,我們才能真正對一些歷史問題作出深刻的認識。”⑧“現代化也應該容忍一部分人維持自己喜歡的生活節奏。”⑨所在多有,不能盡舉。①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261。②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264。③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278。④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293。⑤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33。⑥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42。⑦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45。⑧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85。⑨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103。
  • 156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另外,關於術語概念的問題,王笛的觀點值得重視。關於中西理論的援引,討論也極多,並牽涉到近代以來學術霸權的問題。學界(特別是中文學界)對於這種現象,頗有憂慮,拋卻自家無盡藏,林安梧稱為“逆格義”,劉笑敢稱為“反向格義”。①可是,換個角度,錢鍾書在《談藝錄》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②在不同文化中找出共有、共用,尋覓互通,深化論述的力量,顯然也是跨文化的重點。可惜正如葛兆光所說,所謂的國際化,總是我們化過去,他們不化過來。③不過就如王笛所言,以公共生活來說,中西區別並非如此巨大,當強調中西相異的研究,已汗牛充棟之時,“我們也應該仔細考察它們的相似之處”。④作者更是敏銳地指出,當我們批判西方學者,總愛用西方概念解釋中國歷史,這種說法可能正確,卻無甚意義,因為西方史學本就以西方概念為基礎,問題不在於適不適用,而是他們是否將西方價值觀作為唯一的判斷標準。⑤三、身處城市之時然而,《走進》的有些觀點值得再論,像是王笛認為司馬富(Richard J. Smith)研究算命,可以挖掘中國社會宗教等意涵,但又指出司馬富說相信算命與科學發展無關,並質疑這是過於簡單化的解釋。王笛認為近代中國在科學知識普及的同時算命衰弱,以及現代比古代相信算命的人大量減少。⑥這種論述恐怕流於直覺,不一定可靠。事實上在不少人的“感覺”中,相信算命的人並未減少,可能更多,而對“算命”的解釋與定義,因為知識普及的關係,更多的是與心理學、未來學、生死學、環境史(例如風水)等結合。至於前引“一切靠政府,事情焉有不難辦之理”,⑦所謂的難不難辦,還不只是政府擴權的問題。從杜威(John Dewey)所謂的“志願結社”(voluntary associations)⑧,到王效禹(Barbara Xiaoyu Wang)用“關係資本主義結構”(guanxi capitalism structure)研究中國跨國企業的外派人員,⑨都反映出中國社會特別注重人情、人際與人脈,各種關係糾葛叢生,以至於①李貴生:〈論胡適對自然主義的挪用:兼論“反向格義”的源起與迷思〉,《文與哲》(高雄),第 37 期,2020 年,頁 231–32。②錢鍾書:《談藝錄》,台北:書林出版社,1988 年,頁 1。③葛兆光:《域外中國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0。④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285。⑤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263。⑥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155–56。⑦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年,頁 42。⑧ Dewey, John. “Federalism in China.” 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1899–1924, 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 vol.13,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52。作者在《走進》第 270 頁中,引用了 Powers, Madelon. Faces along the Bar: Lore and Order in the Workingman’s Saloon, 1870–192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其中也有 “voluntary associations” 一詞,用意是指這些酒吧俱樂部的彼此成員,比其他組織更為密切。但杜威則是說民國以來,皇權不再,已無法管理這個土地遼闊卻交通不便、三四億人口、眾多語言、注重家族制度與祖先崇拜所產生的地方的觀念,而中國的社會基礎,是由習俗所造成的地方結社的網絡關係。⑨ Wang, Barbara Xiaoyu. Guanxi in the Western Context: Intra-Firm Group Dynamics and Expatriate Adjustment. Pal-grave Pivot, 2019。不過,這種關係主義就作者看來,優點可能多於缺點。此外,作者畢竟非文史專業,她認為原因是儒學所致,作者此說恐流於武斷。畢竟,到底是儒學導致了重視關係,還是重視關係產生了儒學,尚可再論。
  • 157進入城市之後 —— 讀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修訂本)》公私不分,官民皆有,喜歡從權宜、協商的角度,補充規則,看似充滿彈性的人情世故,卻也容易讓制度流於形式。從民間做生意到學界發文章,再到政府的各種行政手續等等,幾乎都可發現這種現象,所以事情更難辦(當然,反過來說,“有些人”可能會更好辦事),故所謂的擴權,究竟是行政權力的延伸,還是階級與人際之間權力運用,還未可知。或許這也是研究微觀、日常生活、社會自主性的重要切入點。 此外,精英與大眾同在公共空間(如茶館、公園)等等,是否會有差異呢?例如“公園”對於胡適而言,是“談公事”的地方,這與大眾所重的休憩功能,似有所差異;而民眾對於公共空間,也常有破壞性,例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初建的漢口紫陽書院,由徽州同鄉集資創辦,兼具會館功能,陸續擴建,卻屢遭當地人破壞,甚至侵占,董桂敷就說:“亦謂我書院初基,經緯未定,群言遞起,竭力以潰于成,中更因循,産契潜佚。”①乾隆五十三年(1788),畢沅再任湖廣總督,支持書院,還特地貼出告示,說書院準備修葺,如有刻意尋釁滋事,又或攫竊財物,搔擾妨礙者,一律依法處理:示仰該處保甲軍民人等知悉,如敢乘此興工之際,攫竊木料磚石,及藉端尋釁滋擾,許該商等指名赴地方官具報,以憑嚴拿究辦,不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②可見公共空間與民眾、公權力之間,關係錯綜複雜,不只是地方與國家有抵抗滲透的關係,地方之間的民眾也不是和諧的。最後,《走進》不僅是城市史的成果,也是進入中國社會複雜結構的鑰匙。它適合關心城市化進程的史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者,也適合思考“公共領域”與“民間社會”議題的文化評論者閱讀。對相關領域研究方法感興趣的讀者,能從中看到微觀史的可能性;而對一般讀者而言,本書則提供一種理解城市日常與公共生活的視角,使人意識到歷史並非遙遠的想像,而是由無數平凡人共同編織的當下。王笛筆下的城市,不只是研究對象,更是一種理解中國社會的方式。①董桂敷:《漢口紫陽書院志略》,武漢:武漢出版社,2019 年,頁 2。②董桂敷:《漢口紫陽書院志略》,武漢:武漢出版社,2019 年,頁 284。
  • 158ABSTRACTSNo. 2JOURNAL OF MACAU STUDIESDec 2025Quarterly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Media Consumption in Small Societie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Macao Model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ying Media EcologyZHAO Zhilong and LAM Iok-Fong · 7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media use over time within a small society. Based on longitudinal survey data from six birth cohorts between 2008 and 2021 covering five media types (desktop internet, mobile internet, newspapers, television, and radio), this study explores reasons for changing trends in media consumption across different generational groups. Through employing longitudinal models for cohort-trend monitoring and quantifying generational gaps via calculating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s, we identify three distinct patterns: a pattern of “persistent divergence” for desktop internet (with gaps ranging from approximately 0.40–0.60); “rapid convergence” for mobile internet (decreasing from 0.47 in 2013 to 0.06 in 2021); and “fluctuating equilibrium” for traditional media. Our research advances digital divide theory by introducing a concept of “functional divide” that sheds light on differences in capability-specific uses beyond access and skills, and outlines three mechanisms shaping the media ecology of small societies: high interconnectedness, social-driven adoption,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formulation of a “Macao Model” which highlights the coexistence of techn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convergence, crisis-driven media reversion, and network effects specific to small societies. Our analysis may offer comparative benchmarks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other small societies (e.g., Singapore, Hong Kong, Ireland) and inform policy and industry strategies for inclusive media transitions.Keywords: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digital divide, media ecology, Macao model, small societies
  • ABSTRACTS159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hink Tanks on Policy Planning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21 Chinese Think TanksYANG Qingxuan and ZHANG Guangnan · 24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221 Chinese think tank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factors shaping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top-ranked think tanks,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level academies of social sciences and university-based think tanks on policy planning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analysis combines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with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indings reveal that think tanks located within the Greater Bay Area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their decision-making, social,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e administrative rank of think tank leaders emerges as a critical determinant of influence across these three dimensions. Furthermore, larger think tanks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social and decision-making influence, whil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host region positively affects social influence. The study further highlights the complexity of causal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ple factors in shaping think tank influence. For think tanks outside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interplay between leaders’ tenure and other conditions plays a pivotal role. Finally, the use of a broader and more diverse dataset improves the unbiasedness of the findings and enriches understanding of how think tanks shape regional policy planning.Keywords: think tanks, social influence, decision-making influence, academic influenc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Hengqin–Macao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ZHU Huiyu and ZHOU Long · 47 ·Abstract: The Maste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proposes that by 2024, a preliminar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ramework between Hengqin and Macao will be established, playing a supportive role in promoting moderat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Macao. This study adopts ecological and urban planning methodologies, using data from 2020 to 2024 to identify ecological security elements and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patial patterns during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total area of ecological patches in Macao is 65.28 km², which is smaller than that in Hengqin, revealing an imbalance in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Both the number and total length of ecological corridors show a declining trend, decreasing by approximately 5.26% and 12.52%, respectively, which also reflects uneven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pinch points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rom 5 to 22, with clustering effects strengthened at the Cotai–Hengqin boundary and within Hengqin; however, ecolog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acao Peninsula and Hengqin remain insufficient. 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barrier points rose from 15 to 18, with new barriers mainly located in Cotai and parts of Hengqin, highlighting the adverse impact of urban expansion on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three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enhancing the balance of ecological patches, improving the connectivity of ecological corridors, and bolstering the resilience of ecological nodes.Keywords: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ecosystem services,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urban ecological space, Hengqin–Macao integration
  • 澳 門 研 究1602025年第 2期CHEN Xuanzhen and CHEN Wenyuan · 68 ·coastal defence and regulate foreign trade, Ruan Yuan inspected th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t the Pearl Sino-Portuguese judicial disputes, he combined rigorous observance of regulations with adaptive measures. During his tenure, Ruan Yuan achieved tangible success in curbing opium smuggling and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Macao. His policies embodied the ethos of traditional statecraft while revealing the tension responding to Western encroachment during the pre-treaty era. Pearl River estuary, judicial disputesLawFONG Chikei · 79 ·licensing regim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re constrained by limited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within the labour market. This renders the substantive verification of “local recruitment the social costs associated with labour substitution, instead creating an inadvertent incentive for employers less than the median monthly wages of local workers in comparable positions.148➀〈 ” 2021 年 12 月 4 日,lcghda.org.mo/zh-hans/lcghda-inauguration-ceremony/,2024 年 8 月 14 日讀取。➁ 2021 年 4 月 30 日,www.prnasia.com/story/317126-1.shtml,2024 年 9 月 4 日讀取。➂ Sands China Limited.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 2023. 2023, assets.sandsresortsmacao.cn/con-. Accessed 26 August 2025.➃ Sands China Limited.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 2023. 2023, assets.sandsresortsmacao.cn/con-. Accessed 26 August 2025.⑤ Sustainalytics. Sands China Ltd ESG Rating. Morningstar Sustainalytics, 2024, www.sustainalytics.com/esg-rating/ober 2024. 在 2025 年實現 100% ➂同時,CDP A- ➃且在“Sustainalytics”的環境、⑤三、澳門可持續綠色旅遊發展的挑戰與對策(一)環境方面S
  • ABSTRACTS161Changes in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Macao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ping Practices of Social EntitiesLOU Shenghua and YU Jiamin · 94 ·Abstrac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general public in Macao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social psychology as a result of the outbreak. Some individuals exhibited psychological discomfort, anxiety, and even panic, which evolved in a phased manner alongside the progression of the pandemic. These stages included initial anxiety and panic, followed by a period of relative calm with intermittent relapses, and ultimately a gradual alleviation in the later phase.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seeking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were changes in family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significant factors including marital issu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academic stress. The main influences 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Macao were the pandemic itself, the preventive and control measures implemented, and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s arising from the pandemic. In response,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together with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chools, adopted proactive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These included timely dissemination of pandemic-related information, adjustment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mitigation of the pandemic’s impact on livelihood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versified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Keywords: social psychology, COVID-19 pandemic,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five stages of grief, MacaoThe Sources of Revenue, Operational Risk, and Future Strategy of Macao’s Gaming Industry: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Las Vegas StripLOU Shiyan, WANG Yinggui, and LIU Zhichen · 113 ·Abstract: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the revenue structures of Macao and the Las Vegas Strip from 2008 to 2023, the article finds that Macao’s gaming industry exhibits a highly concentrated revenue base, rapid income growth, greater volatility, a relatively stable labour market, and lower stability in per‑capita output. By contrast, the Las Vegas Strip demonstrates a more balanced revenue structure, relatively stable income growth, lower volatility, a more flexible labour market, and greater stability in per‑capita output. Prior to the pandemic, Macao’s overall output rate exceeded that of the Las Vegas Strip. However, in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declining VIP baccarat revenues,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in the origins of inbound visitors, Macao’s cost disadvantages,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from neighbouring jurisdictions, and the growing impact of online gaming have significantly weakened the resilience of Macao’s gaming industry to external economic shocks. Consequently, its capac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diminished, leading to the loss of its position as the world’s largest gaming centre to Las Vegas. To address Macao’s relatively weak integrated operational capacity within the gaming sector, the study recommends enhancing comprehensive service capabilities, strengthening marketing efforts, optimizing the composition of visitor source markets, developing a more diversified range of hotel facilities, actively embracing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reinforcing the cultivation of a diversified talent base.Keywords: Macao’s gaming revenue, operations of gaming industry, Las Vegas Strip gaming industry, gaming revenue recovery
  • 澳 門 研 究1622025年第 2期A Study on Social Support for Menopausal Women in Macao: Insights from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5 ParticipantsSHI Ruiting, CHOY Ray Yuen Ling, CAO Pengchao, WANG Tulips Yiwen, LOK Jenny C., LIU Qianye, WANG Yaoping, and TANG Xuanxi · 125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ife experiences and social support systems among menopausal women in Macao.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health concerns in this demographic have attracted growing societal attention.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primary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25 participants.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three core themes: (1) perceptions and needs of menopausal women regarding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support; (2) the roles of existing support systems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3)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and sources of assistance available. The findings offer a multi-perspective, multilevel understanding of how social factors shape physical health,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highlight the need to strengthen a collaborative support network integrating government,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to optimize social support for menopausal women. Six strategic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fostering a positive social atmosphere, improving policy frameworks and public service systems, enhanc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afeguards, creating supportive work environments, maintaining effective soc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leveraging the positive roles of religious and cultural practices.Keywords: Macao, menopausal women, social support, mental health, quality of lifeGreen Tourism in Macao: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CHEN Zhitong, SIO Hou In, and LEONG Chi Man · 143 ·Abstract: Drawing upon the Second Five-Year Pla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21–2025) and China’s national “14th Five-Year Pl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response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tourism in Macao.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Macao possesses abundant natural, man-made,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has made notable progress in infrastructure, such as the launch of the light rail system, the promo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and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spitality sector.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exerted by outdated facilities, disparities in touris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insufficient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remain major obstacles to advancing green tourism. From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the paper proposes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developing eco-cultural hiking routes, promoting shared transport and cross-regional electricity cooperation, and introducing smart tourism systems alongside electronic reward mechanisms to enh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foster green consumption habits. Furthermore, it advocates for improving tourism capacity management policies to mitigate the risk of “overtourism” and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s initiatives on electricity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green innovation, thereby strengthening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Keywords: ecotourism, green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mart tourism system, Macao
  • ABSTRACTS163Entering the City: A Review of Wang Di’s Entering the Inside of the Chinese City (Revised Version) LIU Zhiqing · 152 ·Abstract: /Keywords: /
  • 164澳 門 研 究 2025 年第 2 期
  • 2025年第2期 總第115期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迪安 王 笛 毛艷華 吳義雄 利天佑 (Francisco Leandro)宋永華 林少陽 傑佛瑞 · C · 岡恩 (Geoffrey C. Gunn)金國平 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卡蒂亞 · 米里亞姆 · 科斯塔 (Cátia Miriam Costa)姚京明 唐繼宗 孫 江 徐建華 婁勝華 張曙光馮家超 劉 駿 蔡天驥 鄭振偉 嚴肇基cms.jms@um.edu.mo8822436412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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