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563649891551691046914321Editor’s Note ······································································· Editorial BoardThe Founding of the Macao Chamber of Commerce: A Critical Analysis ····················································································· CHAN Chan U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by Portuguese Chinese Businessmen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 WU Hongqi, DAI Yuan, ZHANG ChaofanA Study on the Opium Trade Collogue during the Mutual Visits of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in 1912 ···································································· MO MengdiFrom Ma Huan to Pinto: Early Modern Muslim Business Travel and South China Sea Trade in Multisource Literature ································································ LIU XukangFemale Education in Macao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 ················································································· CHENG Chun Wai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upling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Macao’s Financial Industry and Gaming Industry - Based on Data from 2001 to 2021 ····································································· HUANG Jinsui, MAO YanhuaMeasurement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Macao SAR Social Security Fund Index ··························· XUE Lifei, LIU Lu, LOU Shiyan, CHEN Yang, CHEUNG Wai KongThe Willingness of Macao Youths for Employment in the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 WU Weidong, CHAN Kin SunThe Patriotic Tradition of the Macao Buddhist Community and Its Inheritance of Buddhist Culture ······························································ SONG Hanxiao, TAN Jingyu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search from the Publications of Economics since 1999 ·············································································· WONG Kwok Keung
9澳門商會的成立：辨析和考證① Forjaz, Jorge. Famílias Macaenses. Volumes I a III,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②《申報》（上海），己酉年三月廿二日，甲報第二張第三版。姓的任何記錄，①筆者接觸過的澳門研究葡文著述亦從來未聞此人。而根據《澳門新鏡報》轉載的傳單原文，其撰寫人應為該報社長路義士，《申報》亦載有“澳門葡律師羅剌士高於初十日刊發傳單邀集工商各界於十二日下午就議事亭大堂會議”等語，②其中“羅剌士高”還原為葡文即為路義士的姓氏Nolasco。由此可見，《東方雜誌》所指的“布拉刺士高”，既有可能是指施之古，亦有可能是“羅剌士高”的第二種譯法以至排版上的誤植，而無論所指是誰，都可以確定“Braz Seco”純屬誤註。至於集會通過向里斯本中央政府通電的五項主要內容，則中文報刊的報道與《澳門新鏡報》所載基本相同。關於伯多祿在集會上的發言，其要點有三：香洲“開埠”未必對澳門商埠地位產生影響、葡萄牙中央政府和澳葡當局的一些舉措使澳門營商環境惡化，以及葡方批准 1904 年《中葡通商條約》和建設廣澳鐵路有利澳門加強對外競爭力和聯繫。值得注意的是，伯多祿的發言其實從未提及“商會”一事，反而有一段發言內容與當時中文報刊的報道內容頗為相近，特摘錄此段譯漢，以資辨析說明：澳門以前有一所稱作“華政衙門”的華人專屬法庭，其規程足以編成一本達一百多頁的小冊子，當中訂明應遵的程序。負責主持這個法庭的司法官是一名法學士，他的裁決原則是以葡萄牙的司法見解為基礎，但華政衙門司法管理的實際形式是非常簡單的，符合當中大部份都來自外地、在營商和處理訴訟時都講求便捷和迅速的澳門華人居民的特性。就在華人對這部規程感到滿意之時，里斯本有一天頒下諭令，取代華政衙門，並下令實施王國的《商律》。這事對社會造成混亂，即使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普遍。按照《商律》，未依這部法律成立且未經註冊的商業公司，並無行為能力，且被視作不存在。目前澳門的情況是，所有商店、商行、工場，所有的工商業場所都並非根據《商律》成立，也未經註冊。就這樣，所有這些大小商業公司在法律面前都被視為不存在，既沒有行為能力，亦不得向法院提出任何要求。例如“益昌”（Ec-chiong）號要求償還債項，法院不能接納它的申請，因為它不是一個合法的實體。“益昌”於是無法收回債項了。大家想像一下澳門所有商號蒙受的損失和障礙。同樣地，破產在過去是受到華政衙門規程的規範，而有關破產的規定只局限於約24 條條文，如今卻充滿四至五頁的規定。具宿命論性格的華人，面對任何禍殃和災難時很容易認命，因而容易接受任何協議。如今卻由於破產法律的程序要求，使得在華人之間達成任何協議變成不可能。
10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正是這些延遲、這些障礙、這些複雜的程序，驅使澳門的華人都往香洲去。要避免澳門毀滅，便要更改這些複雜的規程，由更簡單和更快速的規程取而代之。便捷是現世的鬥爭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亟需重組本地行政。這是我們將要向葡京政府提出的請求。①從上述內容可見，當時的中文報刊在引述伯多祿發言時將“華政衙門”（procuratura）和“專屬法庭”（tribunal privativo）等語誤認作“商會”，因而出現所謂“澳門前准華商設會”和“葡廷諭撤該會，改設葡萄牙商會”的錯誤說法。伯多祿在演說中提及的，其實是華政衙門的司法職能在 1894 － 1900 年間陸續轉移予按察司負責，②以及 1894 年葡萄牙《商律》（Código Comercial）伸延至澳門生效之後，③適用華人居民商事案件的政策改變。伯多祿的發言中另外提到，葡萄牙法律有關破產的規定過於複雜、審理時間冗長、行政程序延宕等，同樣使華商的權益受到損害。由於里斯本中央政府改組華政衙門的決策時間距離這場集會已有多年，加上一直以來普羅華人對澳葡法制和當局的行政架構多不熟悉，更遑論深究，外地報刊不瞭解澳門具體情況，更是自不待言，亦因此才出現諸如把蕭登（蕭瀛洲）認作“薛棠”等在澳門不大可能出現的謬誤，④即使澳門內外的華人當中有人認識葡語，精通者在當時亦僅屬鳳毛麟角，故中文報刊未完全掌握實情，似乎屬於情理之內，卻正因為這種單純的疏忽或紕漏所產生的誤解，已足以產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的結果。在此值得補充的還有其他人士在該場集會的發言，以進一步查明究竟會上確有“商會”一說與否。蕭瀛洲的發言大意謂近年澳門經濟衰落，與澳葡當局行政手續繁瑣、內地商人來澳經營成本上漲，致使對外貿易不振有關，因此建議澳葡當局完善公共行政架構、善待華人，依靠華人發展商貿，以及批出土地發展工業等。⑤文第士的發言則呼籲與會者要對澳門前途持樂觀態度。⑥戴名揚發言時認為集會的時機不當，而不知名人士則反駁其發言，認為任何人都有權對公共行政事宜表達意見。⑦可惜的是，對“商會”一事，眾人同樣隻字未提。由此可見，當時的中文報刊提到所謂的“澳門前准華商設會”，實際上是葡萄牙設立澳門華政衙門並賦予其司法職能；“解散商會”，實際上是指葡萄牙中央政府在 19 世紀末解散華政衙門的專有法庭、陸續將其原有的司法職能轉移至按察司行使的決定；“改設葡萄牙商會”，實際上是指華人居民的商事案件改由按察司根據葡萄牙《商律》審理的政策改變；“葡萄牙商會”、“葡會章程”等實際上是指按察司和葡萄牙的商事法律；而所謂的① Vida Nova, 1.o Anno - numero 19, 9 de Maio de 1909, p. 3.②陳震宇：〈“西政”和“華政”—— 殖民管治初期澳門地方政務架構的分合〉，《行政》（澳門），總第138 期（2022），頁 41。③Boletim Off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Supplemento ao n.º 16, 27 de Abril de 1894, pp. 173-188.④《東方雜誌》另載有一名稱“薛棠”的華人出席者，查“薛棠”的北京官話發音（Xuē Táng）與“蕭登”葡文譯音名字（Sio-tang）相近，而蕭登即蕭瀛洲，故“薛棠”和“蕭瀛洲”二人，極可能為同一人。⑤ Vida Nova, 1.o Anno - numero 20, 16 de Maio de 1909, p. 3.⑥ Vida Nova, 1.o Anno - numero 19, 9 de Maio de 1909, p. 4.⑦ Vida Nova, 1.o Anno - numero 18, 2 de Maio de 1909, p. 2.
11澳門商會的成立：辨析和考證澳門華商“多未入此會”，實際上是指華人商戶無法或是不願意通過法律途徑維護權益。換言之，當年中文報刊所記有關“澳門前准華商設會”、葡方“解散商會”和“另起爐灶”等說純屬誤會一場，且當時社會輿論不滿的其實是里斯本和澳葡當局在改善澳門經濟前景方面毫無作為，甚至諸多留難，而並非因為葡方“解散”了一個根本從未存在的華人“商會”。三、澳門商會成立的“法治”背景雖然 1909 年 5 月 1 日舉行的葡人集會上並無提及“商會”一事，但伯多祿和蕭瀛洲的發言，仍能多少反映促使澳門成立商會的現實背景，當中葡萄牙向澳門加諸和適用自身原有的法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特別是澳門的華人商號因為後來葡萄牙在澳門直接實施全國性商事法律而在一夜之間從合法變為“不法”的狀態。在葡萄牙《商律》於 1894 年伸延至澳門實施之前，澳葡當局並未對商號的組織形式作出任何規定，而原《澳門華政衙門規程（Regimento da 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 de Macau）》則曾設定華人商號合夥人僅對自身出資承擔償債責任的條款。然而，隨着葡萄牙將澳門華政衙門的大部份司法職能轉移至按察司衙門行使並把《商律》伸延至澳門實施之後，《商律》所規定的“公司”（sociedades）組織形式既與澳門社會現實不符，其引伸條款更使華商失去了原《華政衙門規程》所給予的保障。1888 年葡萄牙《商律》規定“公司”的組織方式分為無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兩合公司三類。葡萄牙於 1901 年再增設“有限公司”一類，並將此一類別於 1906 年伸延至海外屬地實施。①按照當時的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數量必須最少為十人，而不設最低資本額；而“有限公司”雖不設最少股東人數，卻設有最低資本額 500 萬厘士（Réis，又譯雷亞爾），依官方兌換率折合約 7,800 澳門元，在當時的物價和經濟條件而言均屬天文數字。很明顯，當時澳門華人合組商號的形式往往介於“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公司”之間，股東人數既未必有十人之眾，資本額亦遠低於 7,800 澳門元，而葡萄牙法律在伸延至澳門實施後又往往無法涵蓋澳門華人的營商習慣，例如成立公司的文書以中文書寫、一些合夥人認購時選擇以堂號（別名）簽署、合夥人以上述文書而非股票作為持股憑據，亦有商人邀請具有社會名望的商人作小量參股，以便日後展開業務等。②由於《商律》同時規定，不依照法例規定形式組織和經營的公司，在法律上被視作不存在，持有人為此而負有無限經濟責任，這些華人商號在澳葡法律面前便面臨相當大的經營風險。《澳門新鏡報》曾報道，一所中式銀號便由於其中一名合夥人宣告破產而負起連帶的償債責任，最終導致銀號本身倒閉，而華商蕭瀛洲知悉事件後，更把原來應邀參股的商號股份轉贈親友，以免日後①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vol. VI, n.º 22, 2 de Junho de 1906, p. 237.② Vida Nova, 2.o Anno Numero 68, 17 de Abril de 1910, p. 1.
12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這些商號遇到不測時波及自己當時承充的番攤和山票專營業務，①凡此種種都對澳門經濟和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即使是依足葡萄牙《商律》程序成立並向當局登記在案的商戶，仍因對簿公堂需時漫長、成本高昂等因素，而難以通過法律程序維護權益，加上當時中葡澳門“劃界”談判膠着，使澳葡當局正身陷一場管治危機之中，多方通過自身輿論平台而彼此角力，更是在所難免。這些背景所疊加形成的社會氣氛和不確定性，都使澳門經濟無法正常發展。另一方面，澳門華人在晚清時期先後成立以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為代表，被視為具有“集中”和“開放”性質，②實際上是不再以宗族為主要組成單位的慈善公益組織。儘管如此，華人社會仍普遍認為，創辦和管理這些慈善公益組織都是名流士紳，其“殷實”形象所形成的公信力，使社團足以成為可替人“主持公道”的場所，只要能解決當下爭議和問題，便往往不問或是不計較社團的類型和性質，正因如此才出現商人“每遇事故，則假座鏡湖醫院集議解決”的行為模式。③但是，華人對於社團功能的這種觀念，與葡萄牙（澳門）法制下的“結社”概念其實未盡相符。在殖民管治初期的澳門，結社法律首要適用葡萄牙《民律》（Código Civil）、《刑律》（Código Penal）和《商律》。按照《民律》第 365 條，結社權是一種為着任何目的而集合個人的財產或力量，且不影響他人或社會權利的權能；第 32 至 39 條關於“法人”（pessoas morais）的規定適用於社團。社團是為着某一宗旨或公共利益，或結合公共和私人利益，而在民法關係上具備的獨立法律人格，任何社團未經法律程序許可，不享有獨立人格。社團不得以履行本身義務以外為目的購置不動產。雖然《民律》規定各級政權機構、教會、任何的基金會、慈善、恩恤和教育場所必須由法人持有，在澳門卻往往把慈善場所的管理監督和社團章程的核准分開處理，二者未必存在必然關係。④而《刑律》則通過“不法結社”（associações ilícitas）對結社加以規範，第 282 條和第 283 條規定任何超過 20 人的社團，即使以小組方式分拆，只要其集會的目的是屬於宗教、政治、教育或其他任何性質，均必須取得政府的許可。政府在批准結社時，可施加特定的運作條件。違反前述規定者即觸犯“欠缺批准之不法結社”（associações ilícitas por falta de autorização）罪，相關社團除須予以解散外，領導和管理人員可被處以一至六個月徒刑，會員則可被處以最高一個月徒刑。此外，《商律》第 14 條禁止不以物質利益為宗旨的社團從事專職商業。由此可見，當時葡萄牙（澳門）法制下所指的“社團”，成員必須至少有 20 人，結社在理論上須經政府批准以取得法律人格，否則不得營運宗教、公益慈善和教育場所，亦不得從事與實現其宗旨無關的任何行為。① Vida Nova, 2.o Anno Numero 68, 17 de Abril de 1910, p. 2.②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37。③澳門中華總商會編：《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一百周年紀念特刊》，澳門：澳門中華總商會，2013 年，頁 58。④林玉鳳：〈人情紙、米酒罷市與十九世紀澳門華人社團 —— 澳門同善堂成立早期的歷史背景〉，《澳門研究》（澳門），第 1 期（2023），頁 6 － 21。
13澳門商會的成立：辨析和考證至於具體的規範，則視乎結社的類型和性質而有所不同，重點在於核准章程的權限部門，以及管理機關成員的國籍要求有所不同。具有慈善性質的組織，適用 1868 年 10 月 22日上諭。①該上諭規定，原經中央政府核准的康樂、教育、恩恤和慈善社團章程，改為由地方民政總督（governador civil，在澳門為總督）會同行政區公會（conselho de distrito，在澳門為澳門公會或總督公會）核准，在管理機關成員的國籍要求上並無任何規定。另一方面，《商律》第 17 條禁止慈善場所成為專業“商人”（comerciante），但容許在職責範圍內從事商業活動，例如醫院可以收取診金，卻不得以收租作為收入。而按照當時適用澳門的葡萄牙《行政法典》（Código Administrativo）規定，慈善、宗教場所的管理，由政務廳負責監督。②由於同善堂被視為“慈善場所”，而三街會館則因其時已演變為附設於廟宇之內而被視為“宗教場所”，因此根據由華政衙門或華政務廳負責監督這些場所的管理。這可以說明總督在 1893 年核准同善堂章程的札諭出現“現經與澳門公會酌議，是以按照西紀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十月廿二日之上諭第二款准行”等語，③而華政衙門在 1892 年向同善堂發出的“准給人情事案”，④其實只是理事官按照《行政法典》和《澳門華政衙門規程（Regimento da 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 de Macau）》的相關規定所發出的慈善場所管理准照，其依據並非澳門總督於 1892 年 4 月 5 日發表，多少帶有臨時性質的曉諭（edital，即佈告或公告）。⑤具公益慈善或教育等以外的其他性質，特別是以社會經濟界別為基本組織單位的結社，其章程的核准程序和管理機關的成員組成更為嚴格。這類結社在當時適用 1901 年 10月 10 日頒佈的《海外省界別社團總規章》（Regulamento Geral das Associações de Classe nas Províncias Ultramarinas）。⑥該《規章》規定，由 20 名或以上從事相同或相關職業者、為着研究和捍衛其共同的經濟、工業、商業或農業利益而組成的社團，被視為“界別社團”（associações de classe）。界別社團可以由經營者、僱主、僱員作為單獨組別或是混合組別而組成，其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均必須事先取得中央政府的核准，並須在《憲報》刊登有關批示。界別社團管理機關成員中，至少有三分之二須由享有民法權利的葡籍人士組成。界別社團不得討論任何章程規定宗旨以外的事務，否則相關的決議被視作無效，違反規定① Collecção Official da Legislação Portugueza (Anno de 1868).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1869, p. 363.②陳震宇：〈“西政”和“華政”—— 殖民管治初期澳門地方政務架構的分合〉，《行政》（澳門），總第138 期（2022），頁 37。③ Portaria n.º 31, in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XXXIX, n.º 8, 25 de Fevereiro de 1893, pp. 81-85.④陳樹榮主編：《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澳門︰同善堂值理會，2002 年，頁 75 － 76。⑤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Supplemento ao n.º 13, 6 de Abril de 1892, pp.95-96. 這份曉諭除了重申“一到本澳地方居住，必須遵守大西洋國律例”和當局具有“從嚴懲辦”的權力之外，其第四點的本來意思其實是只有目的是行使請願或申述權（葡文原文為 uso de direito de petição ou representação，即中文譯本的“遞稟訴明”）的集會才需要向當局申領准照，但在澳葡法制的語境下，非葡籍華人根本不享有此一政治上的權利。值得指出的是，該曉諭中文譯本的一些關鍵語句雖不完全存在誤譯，仍容易產生誤解，例如第四點提及的“稟內”，所指的其實是行使請願權的行為，當中的“稟”應結合“訴明”一語而理解為“請願”而非“申請”。這些譯法是否有意而為，從而產生澳門中國居民服膺澳葡當局權威的客觀效果，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份曉諭並非合法管理慈善或宗教場所等的確切依據，亦非當時居民申領集會准照的確切依據。而當時居民的結社規範，正如本文所述，另有確切依據，可參閱林玉鳳：〈人情紙、米酒罷市與十九世紀澳門華人社團 —— 澳門同善堂成立早期的歷史背景〉，《澳門研究》（澳門），第 1 期（2023），頁 6 － 21。⑥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vol. I, n.º 51, 21 de Dezembro de 1901, pp. 327-328.
14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者可被當局勒令清算解散。雖然澳門的傳統華人廟宇和三街會館等多少具備商事調解職能，而在鏡湖醫院成立後又因其宗族色彩有所淡化，使澳門華人一度嘗試改用該處作為商事調解的平台，但無論是傳統華人廟宇、三街會館還是當時以“公司”方式管理的鏡湖醫院，①按照時行法律規定僅被視為“宗教場所”、“慈善場所”甚至“商業場所”。而社團章程的核准法源不同，使慈善和宗教等社團明顯無法承擔商事調解的職能，即使能成功調處，其結果仍因為這些社團的“過界”操作而無法得到葡萄牙（澳門）法律的承認，澳葡當局亦認為華商到份屬“商業場所”的鏡湖醫院調解糾紛，做法不妥。②所以，一個獲葡萄牙（澳門）法律正式認可，而又可承擔調解職能的商會組織，使一大批按當時法律被視為“不法”或是“不存在”的華人商戶至少有一條維護權益的管道，以彌補法制上澳葡當局無法獨力解決的缺失，為當局本身、澳門本地華葡商人以至外國商人所帶來的益處，為改善澳門當時處於競爭劣勢的營商環境，消除負面社會影響所帶來的益處，都是顯然易見的。基於葡萄牙商事法律無法有效涵蓋，從而有效規管澳門華人商業活動，澳葡當局其實亦意識到讓華人組建商會，不失為實現規制華人商業活動，同時讓華人商事糾紛的調解符合法律要求，使華人商業活動不至於無序運作的一條可行路徑。時任澳門總督羅沙達（José Augusto Alves Roçadas）在 1908 年 10 月 22 日發佈第 171 號札諭，③成立一個集合澳門官商士紳的委員會（下稱“第 171 號札諭委員會”），嘗試採取切實措施改善施政、振興經濟。委員會在 11 月 3 日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宣讀了一份總督指導委員會基本工作方向的指示，設立五個分委員會，其中第一分委員會的工作之一是負責研究“設立一個商會類型之華人社團，其章程應與中式機構類似，但應作修改以配合本國之主權權利，使之形成一個集體組織，僅以維護行業之商業利益為宗旨”，最初獲分派進入該分委員會的成員有律政司、華政務廳理事官、律師巴士度（António Joaquim Basto）、以“退休傳譯官”身份參加的伯多祿、華人委員李鏡荃和盧廉若，④後來加入了文第士（以利宵中學教員身份參加）和律師康斯坦西奧・席爾瓦（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⑤ 11 月 30 日，總督致函該第一分委員會，附上一份由華人社群提交的商會章程草案初稿俾供研究。⑥從上述指示和後續提供的草案初稿可見，組建華人商會，實際上是由總督羅沙達發起，①鏡湖醫院建院初期並非通過設立“社團”，而是通過組成“公司”管理。公物會（Junta de Fazenda）於 1871年 10 月 28 日向華商代表發出的批地公文，有“公物會大憲吩咐，立明地界，將該地交予醫院公司管理，作為公司之業”一語，並以此為理由收取地租。1909 年 12 月，鏡湖醫院值事曾入稟澳門總督，“懇准存案註冊”，嘗試成立慈善社團以免除繳納地租，並於 1912年 10月提交有關章程草案，但由於院方有購置房產作其他用途，不符合成立社團的法律條件而不被核准，而鏡湖醫院慈善會的章程，亦延至 1942 年 9 月 12 日才被澳葡當局正式核准，可參閱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 年，頁 6；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Administração Civil, No. P-2421, Cx. 48 及 Administração Civil, No. P-3730, Cx. 74，2023 年 8月 26 日讀取。② Cópia do Ofício n.º 180, de 23 de Julho de 1909。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Administração Civil, P-2136, Cx.43，2023年 8 月 26 日讀取。③Portaria n.º 171, in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vol. VIII, n.º 43, 24 de Outubro de 1908, pp. 407-408.④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Administração Civil, No. 29256, Cx. 1594，2023 年 8 月 26 日讀取。⑤ Portaria n.º 28, in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vol. IX, n.º 11, 13 de Março de 1909, p. 120.⑥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Administração Civil, No. 29257, Cx. 1594，2023 年 8 月 26 日讀取。
15澳門商會的成立：辨析和考證作為當局規制華人商業活動的其中一個方法，華商響應總督倡議並起草章程，再由第 171號札諭委員會加以潤飾。華商通過李鏡荃和盧廉若為代表，在此過程中有所參與。四、澳門商會成立過程考證目 前 澳 門 檔 案 館 藏 有 由 民 政 總 局（Repartição Central d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製作的澳門商會成立過程卷宗，①當中的文件絕大多數是上級輔政司署抄送或交予局方保管的文件，但不全然以時間先後排序。由於卷宗內附有多份沒有註明日期的手稿和章程草案的意見稿，為判斷卷宗的確切開始日期帶來困難。事實上，原澳門歷史檔案館（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人員在編目時以收錄文件中能識別的最早日期作為這套卷宗的開始之日，最終定為 1909 年 3 月 15 日。②然而，卷宗內的文件顯示，1909 年 3 月 15 日其實是時任輔政司曼西利亞（Manuel Teixeira de Sampaio Mansilha）就草擬澳門商會章程一事向總督提交報告（Informação）的日期，這明顯不是商會的創設日期；而前引葡文著述中“Criação da Associação Comercial Chinesa de Macau”一語，正正就是民政總局對這份卷宗的命名。由此可見，所謂“澳門商會在 1909 年 3 月 15 日創設”的說法，相當可能是有關研究者僅通過查閱目錄之後直接提出的。卷宗收錄的文件顯示，有兩份章程草案初稿曾在當局內部流傳，其中第一份初稿是總督羅沙達在 1908 年 11 月 30 日向前述的委員會下發，由華商起草的《擬設澳門華人商會章程》（Projecto dos estatutos de uma Camara de Commercio dos chinas de Macau），③共 37條。第二份初稿以葡文起草，沒有中文譯本，名為《擬設澳門工商會章程》（Projecto dos estatutos de uma Camara de Commercio e Industria de Macau），④其形成日期不明，有未能識別身份的人士提出過修改意見。與第一份初稿比較，這份初稿共 43 條，結構呈明顯差異，對商事調解和仲裁有更詳細的規定，特別是建議設立專門委員會，這項規定在第一份初稿，以至後來向里斯本方面提交的草案都是沒有的，但有關設立專門委員會的建議，成為了1913 年核准的澳門商會正式章程中設立“秉公會”條文的基礎，顯示其同樣具有參考價值。相較於卷宗內有多份涉及第一份初稿的意見稿，這份初稿只有一份副本，可以推斷其流傳廣度不及第一份初稿；而從其行文所反映的立法技術，例如引用《商事訴訟律》（Código do Processo Comercial）規定和今後商會應尋求將調解和仲裁結果合法化等語可以判斷，此稿由當局內部起草的可能性較大。據《澳門新鏡報》報道，澳門華商曾於 1909 年 2 月假鏡湖醫院召開會議，討論經第①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Administração Civil, P-2136, Cx.43，2023 年 8 月 26 日讀取。除非另外註明，本節內容均引用自該檔案。②筆者經檢視該卷宗，發現另有一份日期為 1909 年 3 月 11 日致律政司的非正式手寫書函。按書函字跡推斷，應出自輔政司之手。③此處之大小寫係按照檔案原稿，屬當時的習慣寫法。④此處之大小寫係按照檔案原稿，屬當時的習慣寫法。
16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171 號札諭委員會“草擬”的商會章程草案，僅對之作出小幅修改，並決議派出一個由五名商人組成的小組，向總督羅沙達呈交意見。該小組於 2 月 25 日謁見總督，並表達希望章程能早日核准生效。①這篇報道與 1909 年 5 月號《東方雜誌》所記“又聞前月濠鏡醫院擬倡立商會，澳督亦甚贊成”相近，②但由於《澳門新鏡報》並未知悉章程草案事實上是由華商方面草擬，並由總督向第 171 號札諭委員會下發的背景，而《東方雜誌》的報道又過於簡化，二者對於事件的來龍去脈都未能全面掌握，因此側重點各有不同，亦同樣不完全準確。另一方面，有本地葡人曾有意成立帶有商會性質，名為“澳門利益同盟”（Liga dos Interesses de Macau）的組織，又認為此舉與當局“保證”華人自設商會不構成衝突，甚至認為華人同樣會參加同盟，③但後來此事沒有下文。當局內部在討論《擬設澳門華人商會章程》草案期間，其中一個討論焦點在於應否把澳門商會視為“界別社團”。而輔政司曼西利亞在 1909 年 3 月 15 日向總督提交的報告中，建議以“界別社團”定性澳門商會，認為商會的擬定名稱即使未有按照《海外省界別社團總規章》的要求附註“界別社團”的稱銜，但其組成和性質與界別社團無異，因此認為商會章程應按照《規章》的規定，呈中央政府核准。總督後來接納這項建議，向中央政府呈交章程草案。曼西利亞對商會的定性，為日後澳門商會在澳門社會的地位產生深遠的影響。經過蕭瀛洲、李鏡荃和趙立夫三人代表澳門華商於 1909 年 5 月 11 日正式提出設立商會的申請後，④總督羅沙達在 5 月 28 日向管理外洋屬地並水師事務大臣呈交《擬設澳門商會章程》草案。與當局內部流傳的草案初稿比較，向里斯本提交的草案明顯淡化商會的族群定位，例如將“澳門華人商會”（Camara de Commercio dos chinas de Macau）⑤的名稱改為“澳門商會”（Associação Commercial de Macau），“凡居住本澳之華商……可入會為會友”的條文改為“凡居住本澳之商人……可入會為會友”等，但對維護華商華人權益的條文，未作重大改動，試圖讓中央政府產生商會並非一個華商專屬的組織的印象，並且達至通過賦予商會特殊職能以實現“保護華人”等具有佔據道德高地意味的對外宣傳效果，藉以提高章程獲得核准的機會。羅沙達在提交草案的函件中提到兩點有別於《海外省界別社團總規章》的建議，第一是考慮到歐裔和葡萄牙後裔的葡籍澳門商人為數不多，建議讓商會免除遵守《規章》中有關社團管理機關葡籍成員的比例要求；第二是調解機制，強調這對華人社群而言是商會存在的主要理由，並提及曾參照香港的類似機制而提出有關建議。事實上，檔案卷宗中確實附有一份香港總商會（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的會規和相關的葡文譯① Vida Nova, 1.o Anno-numero 9, 28 de Fevereiro de 1909, p. 5.②《東方雜誌》（上海），第 5 期（1909），頁 133。③ Vida Nova, 1.o Anno-numero 5, 31 de Janeiro de 1909, p. 6.④經查核卷宗附隨的葡文譯件，華商正式提出設會申請的日期不存在婁勝華所質疑的“筆誤”。而該申請書的內文確有“茲擬訂商會章程四十一款”的提法，但下款並未查得“附《擬設澳門商會章程》共四十一款”一語，可參閱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240。⑤此處之大小寫係按照檔案原稿，屬當時的習慣寫法。
18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6 月 15 日進一步回電澳門，仍未核准章程，反而提出修改意見，其中較重大的是要求刪除有關商會具有調解職能的條文。至於此後澳葡當局與里斯本方面的溝通經過，尤其是如何信服中央政府澳門商會的管理機關成員將以葡籍人士佔多數，並容許商會行使調解以至仲裁職能等等，由於卷宗並未附有相關文件，因此不得而知，但葡萄牙總統亞利鴉架（Manuel de Arriaga，時譯慶喇架）最終在 1912 年 12 月 14 日核准章程，並經屬務部（Ministério das Colónias）在 1913 年 1月 21 日函覆澳門總督。經核准的商會章程加入了專章的“秉公會”和更詳細的調解和仲裁程序條文，並通過第 44 條附款而明確：“凡秉公會斷結，視為官廳判斷無異，不論如何不得上控。”而該附款的葡文原文更進一步訂明商會以“公允善良”（ex aequo et bono）作為調解和仲裁原則，即必要時可擺脫消極的法律規範，調解商事糾紛。至於原本在 1911年 6 月 15 日提出的其他修改建議，仍大多反映在最終核准的商會章程中，只是當選的值理如拒絕任職，初犯罰款由建議的 50 澳門元調低至 20 澳門元。在澳門商會成立之後，曾發生一段可大可小的插曲。事緣澳門商會於 1913 年 6 月 6日向輔政司通報首屆值理會選舉結果之後，臨時總督美蘭德（Aníbal Sanches de Miranda）在 6 月 20 日要求當時存有澳門半島葡籍人士登記記錄的議事公局查閱名冊，以確認組成商會值理會的九名值理都具有葡籍。議事公局確認具有葡籍者為蕭瀛洲、盧廉若和李鏡荃，並請華政務廳核實其餘人士的國籍。華政務廳理事官於是邀請其餘人士詢問，結果趙立夫以其子具有葡籍為理由，聲稱其為葡籍人士，而除了一人不在澳門而無法核實外，其餘四人均回答自己並非葡籍人士。換言之，當時澳門商會的值理會中，具葡籍人數不足《海外省界別社團總規章》所規定的三分之二。美蘭德取得報告後，最終選擇不作處理，最可能的原因在於澳門商會甫成立已“計得會友六百餘人”，而據 1910 年統計，全澳共有 1,747 處工商業場所，①顯示商會能發揮一定社會影響力，加上值理當中具有或聲稱具有葡籍者，與當局本來就有長期和密切的聯繫，於是澳門商會得以繼續運作，最終成為在澳門社會具有巨大影響力的華人社團組織之一。特別是其調解和仲裁職能本應只局限於商事糾紛的調處，但由於商會“所得之權限”又包括“所有能妨害澳門生意及華洋商民公眾利益之事件，可以報於地方官知，或切實指明其辦理方法”、“本會可以隨時稟求政府助力設法，保護澳門華商並居民，以圖興旺之利益”等，而後來商會又獲得當時中國政府批准立案，並進一步發展至取得國民黨政府的“僑團”地位，華人社群受前述根深蒂固的社團功能觀念影響，於是對商會調解和仲裁職能的解讀有所擴張，即使商事以外的糾紛，亦請商會出面調處，以至後來商會被形容為“華人最高權力合法機關”，並以此一定位完成其在澳門尚處於殖民管治時期的社會化過程：其批准立案章程內之第四章第四十四款列明，准予附設秉公會，調處華僑商民糾① Cónim, Custódio N. P. S., Maria Fernanda Bragança Teixeira. Macau e a sua População 1500-2000: Aspectos Demo-gráficos, Sociais e Económicos.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de Macau, 1998, pp. 443-446.
19澳門商會的成立：辨析和考證紛事件，內稱：“凡秉公會斷結，視為官廳判斷者無異，（不）論如何不得上控。”此種特權為他埠商會所未有者。其他條欵均為利便僑商在本澳經營生產之合法保障，而葡政府及澳當局，亦向以商會為本澳華人最高權力合法機關，故商會年來為僑商向政府代陳各項請求，澳當局亦多予以考慮及接納辦理。①五、結語本文嘗試通過提供實質的文獻證據，辨析和考證澳門商會成立的背景，釐清當中存在的一些疑點，並提供更貼近現實的進一步解釋，基本還原其成立的過程。首先，清末中文報刊有關 1909 年 5 月 1 日舉行的葡人集會的報道中，由於多個關鍵字眼出現誤譯而產生了葡方“解散商會”的說法，引起較大的誤會；而促使澳門商會成立的現實背景，尚具有葡萄牙向澳門加諸商事法律和適用結社法律的“法治”因素。其次，有檔案文獻證據顯示組建華人商會實由總督羅沙達發起，華商響應並一直通過不同方式參與有關工作，而澳葡當局對章程的修改完善有深度參與，後來在遊說里斯本中央政府方面，亦扮演過關鍵的角色。為澳葡當局而言，對組建華人商會持“玉成其事”的態度，除了有提振華商信心，挽留華商留澳經營，並通過振興澳門經濟挽救江河日下的公共財政的現實考量之外，亦可以通過容許商會自設調解和仲裁機制，減低商戶對簿公堂的機會，從而讓一大批未被視為“合法”的華人商戶有一條維護權益的管道，而通過設立商會規制華人商業活動，更明顯比改革司法組織和專為華人建立合適的商事法律制度簡單得多，②凡此種種的最終目的，莫過於保住自身治理澳門的正當性。而澳門華商對總督發起設立商會亦予以響應，至少並不抗拒，不但參與研究，還配合當局提交章程草案初稿、“入稟”提出設會申請等。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對於是否有必要考究成立商會的具體理由是“鑒於華商日眾”還是“訪之近地遠地，商會林立，大收效驗”，③其實並不重要，更何況華商配合當局“入稟”設會，並非只有一次，而是至少兩次。在章程草案呈交里斯本中央當局之後，澳葡當局從穩定大局出發，遊說中央政府給予商會調解和仲裁職能，在商會成立之後又將有關管理機關成員國籍比例的規定束之高閣。綜其經過，澳門商會的成立，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澳葡當局和澳門華商共同合作、互相配合的成果。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引用的澳門商會成立卷宗，其收錄的文件事實上並不完整，一些關鍵問題未能通過這份卷宗得到解答，特別是從管理外洋屬地並水師事務部於 1911 年6 月提出修改意見至 1912 年章程獲核准期間，澳葡當局與里斯本中央政府的書信往來、香①〈商會第三十四屆新任值理昨日選出〉，《華僑報》（澳門），1945年 12月 21日，版 2。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②這並不代表澳葡當局對此沒有嘗試。總督羅沙達曾於 1909 年 7 月向管理外洋屬地並水師事務大臣提交過改革澳門司法組織和華人商業場所規範化的法規草案，成為了 1917 年葡萄牙在澳門設立“華民訴訟署”（tribunal privativo dos chinas）的遠因。參閱 Cópia do Ofício n.º 180, de 23 de Julho de 1909。澳門檔案館藏，編號 Admi-nistração Civil, P-2136, Cx.43，2023 年 8 月 26 日讀取。③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240。
371912 年港澳總督互訪密議鴉片貿易探究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的孫中山向全國頒佈《嚴禁鴉片通令》，痛斥“鴉片流毒中國，垂及百年”，“其禍害非敵國外患所可同語”；要求國人“屏絕惡習，共作新民，永雪亞東病夫之恥，長保中夏清明之風”；要求民國政府在清末禁煙新政的基礎上，進一步採取各項措施，根除鴉片流毒中國的百年禍害。①同年 4 月初，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袁世凱及其控制的民國政府隨即宣示繼續禁煙的立場，各省軍政當局也多採取較諸清末更為嚴厲的禁煙行動。同年底，上海報刊報道：“浙、皖、贛、鄂、湘各省以頒行嚴令為能，禁種、禁吸、禁止鴉片之進口”，“致英商之賠累，現賠額已達八千萬元之巨，影響及於匯解銀行”。②在香港，從事印度鴉片輸華的多家英資跨國公司因為遭受中國內地各省禁煙行動的打擊而損失慘重。1912 年 12 月 11 日，在香港經營印度鴉片輸華生意的老沙遜洋行（David Sassoon & Co., Ltd.）、新沙遜洋行（E. D. Sassoon & Co., Ltd.）、八巴利洋行（E. Pabaney & Co.）、拈孖治洋行（Nemazee, H. M. H. & Co.）、鴨都剌洋行（C. Abdoola & Co.）、亞芝意昔洋行（Ellias, M. H. E.）等英資公司聯名致函港督梅含理（Sir Francis Henry May）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列舉浙江宣佈全面關閉印度鴉片進口、廣州宣佈停止鴉片交易與吸食、湖北要求鴉片經銷商將扣押在漢口海關的印度鴉片退回上海、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弗雷澤爵士（Sir Everard Duncan Home Fraser）乘坐軍艦到安慶交涉焚煙賠償卻毫無結果等事件，驚呼：“如果對華鴉片貿易在本年終結，將會造成非常嚴重的財務危機。”③他們籲請港督和駐華公使敦促民國政府遵守 1911 年中英禁煙協議，④允許經印度政府許可認證的印度鴉片繼續在華繳稅銷售，並籲請港督“以最強烈的措辭”，請求英國殖民地部和印度政府緊急削減輸華鴉片，以免造成在華鴉片批發商的存貨積壓和財務損失。次日，香港渣打銀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匯豐銀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有利銀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也聯名致函港督梅含理，稱：“近幾個月來，中國違約查禁印度鴉片，導致庫存積壓……目前，港滬商人的鴉片庫存估計達 12,000,000 英鎊，其中香港積壓 1,000,000 英鎊以上……如果印度政府拒絕遵守 1911 年中英禁煙協議的條款和精神，繼續以拍賣方式提供運往中國的認證和非認證鴉片，可能造成嚴重的金融災難。我們認為應盡一切努力，說服印度政府停止進一步向中國市場銷售鴉片，直到找到解決當前困難的辦法為止。”⑤ 12 月 16 日，上①〈嚴禁鴉片通令〉、〈令內務部通飭禁煙文〉，《孫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154 － 155、183。②〈中英禁煙交涉續志〉，《申報》（上海），1912 年 12 月 20 日，版 3。③ “Opium Traffic.” Despatches (1912 Dec.); Offices: Admiralty and Crown Agents; Offices: Foreign (1912 Jan.), 1912, p. 69,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 129/394.④該協議在 1911 年 5 月 8 日由清政府外務部與英國駐華公使簽訂，時稱《禁煙條件》。協議規定從當年起，中國每年減種土產罌粟，英國每年繼續減少輸華印度鴉片 5,100 箱；中國徵收進口鴉片稅釐從先前每箱白銀 110兩，增加到 350 兩。英國政府還承諾在 1912 － 1914 年間，每年再減少儲存在中國海關貨棧及香港的無印花認證的印度鴉片的三分之一，以便在 1917 年年底將印度輸華鴉片“全行禁盡”。不過，協議第 7 條規定，如果中國“有不照行之處，則英國政府可將此次所訂條件或暫行停止，或即行作廢”，這就給英國留下日後毀約的法理依據。協議全文見〈外務部與英國公使訂定禁煙條件（並附件）〉，《北洋官報》（天津），1911 年，第2782、2783 期連載。⑤ “Opium Traffic.” Despatches (1912 Dec.); Offices: Admiralty and Crown Agents; Offices: Foreign (1912 Jan.), 1912, pp. 69-74,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 129/394.
38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海英文《大陸報》（The China Press）在頭版以“香港鴉片商抗議，銀行加入投訴，貿易危機迫在眉睫”的驚人標題，披露港滬庫存印度鴉片（時稱“存土”）高達 12,000,000 英鎊，香港鴉片商行和英國銀行已向港督和英國駐北京公使遞交請願書，要求立即提供援助，避免危機。①顯然，英資鴉片批發商及其依賴的英資銀行陷入中國禁煙和印度放縱認證及非認證的鴉片出口而造成庫存積壓的財務危機，只能寄望於英、港政府出面解圍。鑑於中國及國際的禁煙聲浪衝擊連接中外的香港鴉片貿易，英、港政府開始考慮調整香港鴉片貿易的經營方式。這時，香港鴉片承包商由怡和洋行（Messrs. Jardine, Matheson & Co.）買辦何錦堂的兒子何世傑、屈臣氏公司（Watson & Co.）買辦劉鑄伯、劫行（仁記洋行，Gibb, Livingston & Co.）買辦梁仁波等人組成，從 1910 年 3 月開始正式運作，到1913 年 2 月底滿 3 年承包期。1912 年 5 月 2 日，署理港督施勳（Sir Claud Severn）致函英國殖民大臣哈考特（Lewis Harcourt），請示港府可否循例開始新一輪的鴉片招商承充，承充期從 1913 年 3 月 1 日開始，為期 3 年。同年 6 月 7 日，哈考特根據英國政府內閣會議討論的結果，答覆說：“如果中國禁煙取得快速進展，海牙公約盡早控制嗎啡等毒品，允許香港商人繼續承包鴉片專賣三年，將會受到嚴厲批評……此外，我懷疑我們能否從簽訂三年合約中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因為承包商將不得不保護自己免受從印度鴉片供應的極端困擾和高昂費用，如果他們蒙受很大的損失，我們也被迫按合約作出補償。我的結論是，最好與現在看起來心滿意足的承包商一起安排逐年延期承包……在目前的情況下，我認為繼續招標三年是不可取的，最好與現在的承包商談判，將承包期延長一年。”② 7 月24 日，港督梅含理致函殖民大臣哈考特，報告他已經按照殖民大臣的指示，在港府行政會議（Executive Council，時稱議政局），宣佈將現任鴉片承包商的合約從 1913 年 3 月 1 日起，延長一年，屆時承包商繼續支付每月 98,600 港元的煙餉，經港府許可的熟膏出口每月不得超過 15 箱等。③英、港政府停止新一輪的鴉片招商承包，允許現任香港承包商延長承包期一年，為的是讓港府在此過渡期間籌備鴉片官營的經營方式轉型事宜。這時，在遠東英國殖民地當中，新加坡已經在 1910 年廢除長期實行的定期招商承包鴉片專賣制度，改由政府官營（government monopoly）熬制與銷售熟鴉片（又稱熟膏），直接經營鴉片貿易。④新加坡與香港同為自由港，居住人口大多數是華人，兩地的各方面條件都十分相似。因此，港督梅含理在 1912 年 7 月 20 日致函殖民大臣哈考特，請他考慮允許香港改行政府官營鴉片制度。隨後，梅含理派港府出入口署總監哈奇森（R. O. Hutchison）到新加坡考察取經，籌辦香港鴉片官營事宜。⑤在此之前，香港從 1844 年起，就一直實行鴉片招商承包制度，不① “Opium Merchants of Hongkong Make Protest, Banks Also Join in Complaint Concerning an Impending Crisis in the Trade.” The China Press, 17 December 1912, p.1.② “Opium Farm.” Despatches, 1912 May-June, pp. 27-29,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 129/390.③ Despatches, 1912 July-Aug, p. 156,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 129/391.④ 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 1912, Statement of Action Taken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London: Print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His Majesty’s Station Office, by Harrison and Ordinary to His Majesty, 1922, p. 8.⑤ “Opium Monopoly (1913-5-5).” Despatches, 1913 May-June, p. 272,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 129/401.
391912 年港澳總督互訪密議鴉片貿易探究過在 1883 － 1884 年卻一度改行鴉片官營，由港府直接熬制和銷售熟膏。可是，原來在港承包鴉片專賣的新加坡華商轉到澳門、檳城兩地承包鴉片專賣，嚴重削弱香港官營鴉片的海外市場競爭力，致使 1884 年香港官營鴉片收入急跌一半，跌到十餘年來的最低水平。1885 年，港府被迫取消短暫的鴉片官營，邀請先前的鴉片承包商回港重操舊業。①鑑於先前香港曇花一現的鴉片官營因為遭遇澳門等地競爭分流而夭折，港督梅含理與殖民大臣哈考特在 1912 年年中考慮重建香港鴉片官營之時，便要首先處理因澳門鴉片走私而妨礙香港鴉片貿易的問題。此時的澳門，澳葡政府通過定期招投，縱容華資鴉片承包商擴大國際鴉片貿易而形成的“食利經濟”（rentier economy），已經在 1911 年底至 1912 年初的海牙國際禁煙會議上引起非議。在此之前，澳門據以煮煉和販運轉賣的印度鴉片，一直依賴控制印度貨源的英資國際鴉片批發商的供應，因而受到英方的監控。1911 年 7 月至 1912 年 6 月，澳門進口未經認證的印度生鴉片 1,364 箱，其中新加坡運來 635 箱，印度加爾各答運來 400 箱，香港運來 329 箱。在此 12 個月間，澳門共將 344 箱煮煉而成的熟鴉片販運到墨西哥。英方由此推斷，出口到墨西哥的大量貨物並非出於合法目的，更有可能的是，更多的熟鴉片販運到中國內地。② 1912 年初，海牙國際鴉片會議要求澳門管控鴉片貿易之後，英國人甘博（Smollett Campbell）擔任稅務司的中國拱北海關奉命調查澳門鴉片貿易。其後來提交的報告稱：“儘管澳門政府已經下令，每年減少大煙店和煙館的數量，並頒佈了規章，強制吸食鴉片者必須取得吸煙執照，但並沒有採取有效的行動，來強制執行這些措施。澳門政府尚未採取有效的步驟，以獲得彌補鴉片收入損失的資金，這使得澳門政府看來好像依然要依賴這筆收入作為今後的收入來源。”③1912 年澳門華資鴉片承包商趁香港英資鴉片批發商經營印度出口認證鴉片輸華生意遭受中國內地政府嚴厲查禁之機，採購未經印度政府許可認證而低價走私出口的印度鴉片，繼續走私販運到中國內地及美洲墨西哥等地，從中獲取暴利，構成對香港鴉片貿易的競爭與分流，損害香港英資鴉片批發商長期壟斷的利益。這年 4 月 17 日，新、老沙遜洋行在香港聯名致函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弗雷澤，針對他向英國政府報告上海鴉片庫存與消費情況，說：“閣下指出上海合法鴉片消費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走私輸入未經認證的鴉片。這是事實。現在走私的主要中心是澳門。澳門本地鴉片消費每天只需要一箱半到兩箱，承包商卻獲准每月進口 125 箱。你想必注意到，我們在不久前曾致函印度政府，告知澳門承包商已經用盡他們的供應量。現在，他們又和葡萄牙政府訂立新的合約，已經恢復熬制熟膏。”④5月 2 日，港府輔政司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奉命致函澳葡政府，告知香港從 1911 年① Munn, Christopher. “The Hong Kong Opium Revenue, 1845-1885.”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edited by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119.② Gunn, Geoffrey C. “Opium in the Making of Macao’s Early Twentieth-Century Rentier Economy.” Review of Culture, vol. 66, 2021, pp. 6-30.③〈陸徵祥致朱爾典爵士〉，英國檔案局藏，編號CO 129/136，1912年9月7日，頁124，轉引自（澳）杰弗里‧C‧岡恩（Geoffrey C. Gunn），秦傳安譯：《澳門史：1557 － 1999》，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年，頁 126。④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2 (1912), Part V-3, Londo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4, p. 139.
40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9 月 1 日起，已禁止任何種類的印度生鴉片進口到香港，除非蓋有印度政府允許運往中國或在中國消費的出口許可印戳，同時詢問澳門是否採取措施，限制未經認證的印度鴉片進口澳門的數量，從此開啟港英政府就澳門走私無證鴉片問題與澳葡政府的交涉。5 月 4 日，澳葡官員奉澳督指示，覆函稱：澳門還未有必要對進口未經認證的生鴉片採取特殊措施，這些無證生鴉片其實由澳門鴉片承包商為承包之用而進口，按承包合約規定進行；澳門其他鴉片經銷商僅限於與中國進行生鴉片貿易，因此只進口印度政府指定出口到中國的生鴉片。6 月 5 日，金文泰再次致函澳葡政府，指出：無證印度鴉片價格偏低，比有證鴉片每箱少 2,000 元，因此澳門鴉片承包商加大購買。1911 年 7 月 1 日至 1912 年 4 月 30 日，澳門共進口 1,260 箱無證印度鴉片。香港鴉片承包商每年只准熬制 900 箱印度鴉片，澳門鴉片承包商在 1911 年 7 月至 1912 年 6 月的一年內卻獲准熬制 1,525 箱。金文泰最後寫道：“顯然，普通措施已不能制止鴉片的非法貿易，必須合法限制需求，剷除禍根。我謹代表本港政府，詢問貴政府可否配合本政府，限制進口未認證鴉片的箱數，以便澳門承包商可以供應澳門日常消費，又可從澳門合法出口到中國以外的國家。”①於是，港澳政府來回致函，商議如何核定澳門每年進口印度鴉片的合理數量。在此期間，澳門鴉片承包商加緊販運未經認證的印度廉價鴉片。8 月 29 日，新、老沙遜洋行聯名致函港府輔政司，稱收到印度加爾各答發來的電報，說克拉拉 ‧ 捷成號（Clara Jebsen）輪船正將 300 箱未經認證的孟加拉鴉片運往澳門。這兩家英資鴉片批發商在函中抱怨說：“從澳門走私無證廉價鴉片到中國，對我們貿易的影響怎麼誇大都不過分。我們知道，英國政府、香港政府已經和葡萄牙政府及澳門政府談判一段時間，目的是將澳門的鴉片貿易限制在合法範圍內，但至今未能緩解澳門的偷運。如今，運往中國的認證鴉片每箱價格 5,550 盧比，未經認證的鴉片每箱價格 1,850 盧比，相差 3,700 盧比。這一差價折合2,500 銀元，加上免繳稅釐 650 元，共值 3,150 元。獲利如此豐厚，以致走私者不難克服所有障礙，將他們的鴉片大規模批發到中國。”8 月 31 日，港督梅含理綜合新、老沙遜洋行的先後報告，緊急發電報給英國殖民大臣，說：“沙遜正式報告，在七八月間超過 500 箱未經認證的鴉片從印度運往澳門，情況變得嚴峻。”② 9 月 14 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寫給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的信函中確認：“澳門未經認證的印度鴉片進口量已遠遠超出當地的需求，並涉嫌轉口至墨西哥。毫無疑問，目前大部分進口商品走私到中國境內，損害了經過認證的印度鴉片的合法貿易。”同月 16 日，英國駐葡萄牙里斯本總領事溫菲爾德（Wingfield）向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呈報葡萄牙殖民地部交給他有關澳門鴉片貿易的備忘錄。備忘錄承認澳門“行政行為有缺失”，提出改進措施，包括將澳門鴉片進口數量減少到每年 840 箱，以接近香港每年使用鴉片 900 箱。備忘錄還辯稱：英國政府方面表示，440 箱鴉片足以滿足澳門本地的消費和出口。可是，澳葡總督在計算 1903 年以來澳門① Despatches, 1912 May-June, pp. 301, 382, 305-306,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 129/390.② Despatches, 1912 Sept-Oct, p. 12,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 129/392; Despatches, 1912 July-Aug, p. 464,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 129/391.
411912 年港澳總督互訪密議鴉片貿易探究鴉片承包商進口鴉片的數據之後，考慮到香港鴉片消費超過出口，澳門鴉片出口超過消費，因此將每年澳門鴉片進口限定為 840 箱，其中本地消費 380 箱，出口 460 箱。①至此，港澳政府在同年 5、6 月間起反覆致函討論如何界定澳門合理進口印度鴉片的問題，由於雙方設定的數量存在接近一倍的落差，到 8、9 月間上升為英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共同關注的外交問題。為了就近協調磋商以解決這一問題，港澳兩地總督便在同年 11 月和 12 月彼此互訪，秘密晤談。二、港澳總督互訪密議1912 年 10 月 5 日星期六傍晚 6 時，港督梅含理偕同家人和副官、隨從等人，乘船抵達澳門，拜訪澳門總督美蘭德（Aníbal Augusto Sanches de Miranda）。三天後，香港英文報刊《士蔑西報》（The Hong Kong Telegraph）以〈港督在澳門，與老盟友度過愉快週末〉為題，報道梅含理一行遊歷澳門的情形。稱：港督一行抵達澳門碼頭，檢閱列隊歡迎的儀仗隊，然後到澳督府參加歡迎晚宴。飯後，“在陽台上欣賞燈火閃爍的海灣。在皎潔的月光下，尋歡作樂的人群組成一幅迷人的圖畫……星期天，梅含理爵士組織全天野餐，乘汽艇逆流而上幾個小時，晚上很晚才回來。晴朗的天氣有助於野餐的成功……星期一上午，梅含理和美蘭德進行冗長的會談。在度過一個非常愉快的週末之後，我們一行人乘下午兩點鐘的汽船回來了。在這個週末，老盟友葡萄牙人的慷慨好客，將我們對生意的擔憂拋諸腦後”。②這篇報道著重敘述港督一行在澳門度過愉快的週末，只披露港澳總督兩人在星期一，即 10 月 7 日上午“進行冗長的會談”。“冗長”之說，顯然沖淡愉快度假的氣氛，讓知情者難以將“對生意的擔憂拋諸腦後”。梅含理回到香港，在 10 月 10 日記錄先前他與澳督美蘭德“冗長”會談的要點，並在同月 22 日將此記錄作為附件，向英國殖民地部匯報兩人密談情形。該記錄寫道：美蘭德首先長篇大論地談論横琴（Wong Kum）海盜問題。他強調横琴沒有海盜，中國當局說那裏有海盜，目的是給葡萄牙製造麻煩，以便他們採取行動，聲稱擁有該島。……最後他又長篇大論地談論鴉片問題，目的是要說服我相信澳門的鴉片需求量比香港估計每年 440 箱還要多得多。我向澳督說明，香港的華人人口是澳門華人人口的六倍多，香港本地的鴉片消費量已確定每月不超過 45 箱。墨西哥是至今唯一不禁止進口熟鴉片的國家，即使澳門對該國出口熟鴉片，數量也不可能很多。我告訴他，我提議將香港承包商每年出口的鴉片限制在 180 箱或更少。對比香港鴉片消費和出口的兩組數字，澳門要求每年合法進口鴉片 440 箱，是不可思議的。澳①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2 (1912), Part VI-2, Londo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4, pp. 57, 69.② “H. E. at Macao: Enjoyable Week-end with Ancient Allies.”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8 October 1912, p. 4.
431912 年港澳總督互訪密議鴉片貿易探究更大。”然而，哈奇森還是在更正說明中，將先前估算澳門承包商每年淨盈利 804,400 港元，減至 637,900 港元；並將風險扣除從 40% 增加到 50%。這樣，澳葡政府可以從承包商獲取的煙餉就相應減至 318,950 港元。①儘管如此，還是超過澳葡政府實際向承包商徵收煙餉的一倍多。哈奇森提交的報告和稍後的更正說明，都為港督在與澳督會談時堅持壓縮澳門鴉片供應量、並說澳葡政府少收承包商煙餉之言提供有力支撐的數據。因此，港督梅含理在 11 月中旬將哈奇森報告及更正說明轉寄澳督美蘭德閱覽，引起美蘭德在同月底到香港的回訪之行。據香港《士蔑西報》報道，澳督美蘭德一行在 1912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5 時半乘船抵達香港卜公碼頭（Blake Pier），香港英軍儀仗隊奏響葡萄牙國歌以示歡迎。澳督檢閱儀仗隊之後，乘坐港督派來的汽車，前往港督府。次日，澳督接受《士蔑西報》記者的獨家採訪，首先表明：“我特地到香港，來答謝梅含理爵士在 10 月 5 日對我的盛情訪問。這一天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節日，因為它是《葡萄牙共和國宣言》的周年紀念日。”隨後，他對記者談論葡萄牙在 1910 年推翻帝制、創立共和政體以來的政治變革。②12 月 3 日，港督梅含理向英國殖民大臣哈考特呈函報告他與澳督美蘭德在香港就哈奇森估算報告而討論澳門鴉片進口限額的內情。全文如下：1. 謹呈函附上出入口署總監哈奇森對澳門鴉片承包商可能合理獲得收入的估算副本，該估算是在本政府認為澳門每年輸入鴉片箱數限額滿足合法需求的基礎上進行的。前些日子我將此估算寄給澳門總督，供他本人參考。幾天前他來我這裏進行正式訪問，我借此機會和他討論這一估算。2. 美蘭德先生告訴我，他已建議澳門承包商應該將每年所用鴉片限額為 560 箱，此屆承包期到 1913 年 7 月為止。他認為這一限額有些少，而本政府早前提出的 440箱限額更加少。他辯稱，香港政府受到香港承包商意見的影響，香港承包商目的是減少澳門鴉片承包商的貿易，以增加自己的貿易。3. 我請美蘭德先生分別考慮在澳門合理分配給本地消費和出口貿易的鴉片數量，並頗費口舌地向他說明港澳兩地的人口對比以及香港確定的本地鴉片消費數量。他卻辯稱澳門本地的鴉片消費是因為中國遊客買熟鴉片自用或饋贈親友而擴張，並坦言澳門本地人的消費可能不太多。他還爭辯說，澳門承包商經營的鴉片出口貿易非常大，香港承包商想從澳門競爭對手手中奪取的正是這個行業。我承認，以前澳門承包商實際上壟斷對澳大利亞、美國和其他地方的華人社區的鴉片出口貿易。但我提醒他，這些市場現在已經關閉，合法的出口貿易現在肯定非常少。香港承包商在 1913 － 1914① “Macao Opium Farm.” Despatches (1912 Dec.); Offices: Admiralty and Crown Agents; Offices: Foreign (1912 Jan.), 1912, pp.16-17,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 129/394.② “Governor of Macao Arrives.”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29 November 1912, p. 4; “The Governor of Macao: Inter-view on Affairs in Portugal.”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30 November 1912, p. 4.
44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年間的出口量將被限制在每個月最多 10 箱的範圍。他們每出口一箱鴉片，必須使本政府確信已獲得進口地政府批准才允許其出口。我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澳門承包商聲稱香港承包商想扼殺競爭對手出口貿易的指責是不合理的。4. 美蘭德先生不肯估算澳門熟鴉片合法出口貿易的進展。但他告訴我，他曾敦促葡萄牙政府不要將現任承包商的期限再延長兩年。澳門某些葡萄牙人有此建議，無疑是與鴉片承包商結盟。他告訴我，葡萄牙政府已召喚他到里斯本討論重要事務，但未透露是什麼要事，他認為是鴉片問題。他作為《海牙禁煙公約》的成員，對這個問題得到很好的指引。據我所知，他是一個誠實的人。於是，我敦促美蘭德先生仔細考慮我擺在他面前的事實，並提醒他：除非毫不留情地制止澳門大量進口鴉片，否則，本政府正在進行的查禁港澳兩地大規模鴉片走私的努力將徒勞無功。最後我告訴他，到 1914 年，澳門承包商應該不會害怕香港的對手，因為我正在考慮屆時是否應該建議我的政府取消香港的鴉片承包商。我認為向他提供這一消息是合適的，因為可以幫助他勸阻葡萄牙政府批准延長澳門承包商的承包期。5. 末了我想強調，我確實已向美蘭德先生明確表示，本政府制止鴉片走私的努力能否成功，未來本政府鴉片官營能否取得財政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限制澳門的走私。澳門與香港之間的交通方便快捷，通過輪船運輸，將熟鴉片走私到香港，並通過香港運往其他國家的機會也很多。澳門鴉片供應過剩，隨之而來的走私勢必猖獗不已，無論由誰組織的所有防範人員都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①檢閱梅含理先後報告他和美蘭德兩度會談的記錄要點，不難發現其中表露的重要信息：一是澳門鴉片承包商曾經壟斷對澳大利亞、美國、墨西哥等國華人社區的熟鴉片出口貿易，這是令香港承包商眼紅、港督梅含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二是《海牙禁煙公約》已經對港澳鴉片貿易產生影響，因而梅含理稱澳門對澳大利亞和美國等國出口熟鴉片的合法市場已經關閉。而且，英國和葡萄牙都是在 1912 年草簽《海牙禁煙公約》的首批國家，港澳原有的鴉片貿易不能不按照該公約進行相應調整，其中港英政府正在籌備的以政府官營取代招商承包的鴉片經營方式轉型，就是英方宣稱履行該公約倡導政府管控鴉片貿易之舉。三是澳葡總督雖然聲言澳門每年所需鴉片應從英方主張的 440 箱，提高到 560 箱，但他向港督暗示對葡萄牙政府偏袒澳門華資鴉片承包商的不滿，因而成為梅含理爭取的對象，梅含理甚至不惜向他洩露英、港政府正在密議和籌備中的香港鴉片官營計劃，以助其勸阻葡萄牙政府延長澳門鴉片承包商的承包期。四是港督向澳督強調，香港防止鴉片走私和未來港府鴉片官營的成功，很大程度有賴於限制澳門的走私，這就將港澳兩地政府管控鴉片貿易的行動和效率捆綁在一起。當時，英方掌控澳門所必需的印度鴉片的供應，英、港政府在調控港澳鴉片貿易時，便較諸葡、澳政府更居實際主動地位。① “Macao Opium Farm.” Despatches (1912 Dec.); Offices: Admiralty and Crown Agents; Offices: Foreign (1912 Jan.), 1912, pp. 12-15,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 129/394.
451912 年港澳總督互訪密議鴉片貿易探究三、促成英葡政府達成管理協議港澳總督在 1912 年秋冬彼此互訪密議，亮明各自對澳門所需鴉片數量的限額底線，最終協調還要靠站在背後的英國和葡萄牙政府來完成。於是，1913 年 1 月 13 日、27 日和 2 月 12 日，英、葡兩國政府代表在倫敦英國外交部連續舉行三次會議，討論限制澳門鴉片貿易，以符合 1912 年《海牙禁煙公約》的規定。葡萄牙殖民地部（Portuguese Colonial Office）、英國外交部、英屬印度政府、港英政府各派一名官員，作為四方代表，參加會議。英、葡雙方在會議中形成 3:1 的博弈態勢。英方代表以香港為例，要求葡方大幅削減澳門進口鴉片的數量，英方說：香港華人有 45 萬，澳門華人大約只有 9 萬；香港每月只用 45 箱鴉片，全年合計 540 箱，其中除本地消費外，還有 120 箱出口到尚未禁止進口鴉片的國家。雙方代表幾番爭辯，“促使葡萄牙政府將澳門所需鴉片總量從 2,000 箱，減少到 500 箱，即本地消費 260 箱，出口 240 箱”。①可是，港督梅含理並不滿意這一談判結果。他在 3 月 5 日致電英國殖民大臣哈考特，聲明：“我堅持認為，澳門的合理上限是每年 180 箱供當地消費，240 箱供出口到墨西哥，條件是提供墨西哥政府許可進口的證明之後才能出口。”3 月 6 日，英國殖民大臣哈考特覆電梅含理，說：“葡萄牙代表經過多方討論，同意澳門最多消費 260 箱，出口最多 240 箱；並同意如果香港按照你建議的方式，與墨西哥達成協議，澳門也將採用同樣的做法。我認為，不可能誘使葡萄牙人進一步減少鴉片箱數了。葡萄牙政府希望得到保證，允許將鴉片經香港轉運到澳門，因為他們希望避免從印度租船直運到澳門的費用。你有反對意見嗎？”梅含理接獲此電，仍然堅持己見，並認為如果不將澳門每年本地消費鴉片限制在 180 箱之內，將嚴重損害香港計劃施行的鴉片官營。當天他覆電哈考特，說：“很遺憾，本政府不能接受 260 箱鴉片作為在澳門本地消費的合理限額。如此限額將嚴重損害本政府計劃實施的鴉片官營進展，並難以打擊沿海船隻到菲律賓群島和其他地方的走私活動。因此，香港政府不願意允許將印度鴉片轉運到澳門，除非當地消費限額減少到每年 180 箱。”②梅含理之所以不肯接受以 260 箱作為澳門鴉片年消費限額，是因為他剛剛在 1913 年 3月 1 日和香港現任鴉片承包商何錦棠（Ho Kam Tong）、陳啟明（Chan Kai Ming）、劉鑄伯（Lau Chu Pak）和梁仁波（Leung Yan Po）組成的泰安（Tai On）公司，簽訂續期一年的香港鴉片專賣承包合約。合約規定承包商每年支付煙餉 98,600 港元；經港府出入口署報告、港督批准，每年可進口 540 箱生鴉片，用於本地消費，另外還可額外進口不超過 120箱生鴉片，熬製成熟膏，出口到不禁止熟膏進口的國家；承包商若進口任何熟膏，或緝獲超過 50 兩的熟膏，均需每季度計算一次，相應扣除其進口生鴉片的限額，按 1,100 兩熟膏等於一箱生鴉片計算。③鑑於香港華人數倍於澳門，香港本地鴉片消費限額為 540 箱，梅①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3 (1913-1916), Part VII-2, Londo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4, p. 93.②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3 (1913-1916), Part VII-2, Londo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4, pp. 85A, 85B.③ “Contract with Opium Farm.” Despatches, 1913 May-June, pp. 79-80,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 129/401.
46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含理因此堅持按比例壓低澳門的本地鴉片消費限額。梅含理在香港的抗辯未能收窄倫敦給澳門鴉片貿易設下活套，因為英國政府需要盡快和葡萄牙政府達成協議。1913 年 3 月 19 日，殖民大臣哈考特致電梅含理，通知他：“包括署理港督施勳在內的英方代表再次和葡萄牙代表進行長時間會談，葡萄牙政府拒絕將澳門鴉片消費限制在每年 180 箱，否則中斷談判，恢復令人不快的現狀。印度政府已同意將鴉片出口限制在會議商定的數量之內，以協助澳門打擊走私活動。外交部正在努力確保如果事實證明澳門年消費鴉片 260 箱的限額過多，將要求葡萄牙人在今後幾年按比例減少。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在會議同意的條件下，同意將鴉片從印度自由轉運到澳門……因此，我必須要求你在適當時候提出一項決議，允許澳門承包商進口未經認證的鴉片到香港。”①至此，梅含理只好放棄己見，同意允許澳門承包商通過遠洋輪船將無證的印度鴉片運抵香港，然後再用內河輪船運抵澳門。於是，英、葡兩國代表在倫敦的談判暢行無阻。同年 6 月 14 日，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和葡萄牙代表達托維爾（P. de Tovar）在倫敦簽署《英葡兩國管理港澳鴉片專營協議》（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Portugal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 Opium Monopolies in the Colon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協議全文中譯如下：根據國際禁煙會議決議，鑑於澳門和香港兩殖民地的地理狀況，有必要對兩地鴉片專營採取一致行動，包括限制消費、銷售、出口熟鴉片和查禁走私。下列簽署人經各自政府正式授權，同意如下條款：第一條，葡萄牙政府保留管理和監控在澳門殖民地使用生鴉片和銷售熟鴉片的權利，同時願意引入類似於香港嚴禁熟鴉片非法貿易的法律條文。第二條，澳門鴉片承包商每年不得進口超過 260箱鴉片（1箱等於 40球生鴉片），只能用於澳門的固定和流動人口的消費。第三條，香港鴉片承包商每年不得進口超過 540 箱鴉片，這些鴉片只能用於香港的固定和流動人口的消費。該限額已在最近與香港承包商簽訂的合同中註明。第四條，澳門和香港的承包商每年可以各自進口 240 箱和 120 箱生鴉片，用於出口到目前尚未禁止或今後也不禁止鴉片進口的國家。第五條，上述條款對香港的限制不容更改，但對澳門留有餘地。若有證據證明進出口生鴉片符合合法貿易需求，每年可以酌加進出口的箱數。惟承包商需向澳門總督提交進口國海關准予入口的憑證，證明超過第 4 條提及的每年 240 箱的數量獲得合法批准。第六條，澳門總督有權根據前條規定，准許進口數量超過第四條規定限額的生鴉片。①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3 (1913-1916), Part VII-2, Londo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4, p. 94.
471912 年港澳總督互訪密議鴉片貿易探究第七條，本協定第二條、第四條和第五條已規定每年可進口到澳門的生鴉片限額，只要香港鴉片承包商獲准由此來源取得供應，印度政府同樣允許在加爾各答或孟買或印度任何地方的公開市場購買不超過上述規定限額和條件的鴉片，出口到澳門。第八條，從印度托運給澳門承包商的生鴉片，只要符合上述條款提及的數量和條件，在香港轉運時可以豁免課稅。第九條，規定在澳門消費或出口的鴉片箱數，如在承包商之承包期 5 年後證明過多，葡萄牙政府將考慮予以修訂。簽約的任何一國政府可隨時終止本協定，惟需提前12 個月通知對方。本協議有效期為 10 年。10 年之後，若簽約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終止，本協定繼續生效。1913 年 6 月 14 日簽署於倫敦，一式兩份。①《英葡兩國管理港澳鴉片專營協議》聲稱根據 1912 年《海牙禁煙公約》而制訂，其實是利用該公約鼓勵簽約國政府各施各法地逐漸填補禁煙的漏洞，由掌控印度鴉片貨源的英國政府與希望獲取印度鴉片的葡萄牙政府協調港澳鴉片貿易而締結的長期供貨合約。協議以一條半的極少條文確認港葡政府規定的香港鴉片年進出口合計 660 箱的限額，而以餘下大多數條文規範澳門年進口印度鴉片合計 500 箱的數量及其方法，意在抑制澳門承包商先前每年採購上千箱無證印度鴉片的走私狂熱；同時賦予澳葡總督和葡萄牙政府酌情調節的彈性，吸引葡萄牙政府達成協議。這一切都顯示英國政府掌控大局、長袖善舞的外交技巧和操盤能力，不僅從此將澳門鴉片貿易納入英方節制、引導的範圍，而且有助於緩解英資鴉片批發商遭受澳門向中國內地走私無證印度鴉片的衝擊，還能為香港政府最終放棄長期實施的招商承包鴉片專賣制度，推行新的鴉片官營，創造有英、葡政府協議保障的睦鄰環境。該協議簽訂之後不到 9 個月，即 1914 年 3 月 1 日，香港政府鴉片官營正式開張。從此，港府通過轄下的香港皇家煙膏總局（Hong Kong Government Opium Monopoly），直接經營生鴉片的採購和熟鴉片的煮煉與銷售，獨享香港鴉片貿易的暴利。13 年之後，即 1927 年7 月 1 日，澳葡政府也放棄定期招商承包鴉片專賣制度，將本地煙膏煮煉及銷售收歸政府官營。①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Portugal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 Opium Monopolies in the Colon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London: Print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by Harrison and Sons Ltd., 1913.
55從馬歡到平托：多源文獻中近代早期的穆斯林商旅與南海貿易此便利的地方可以進行這些東西的貿易。因為在我們擁有馬拉巴爾的胡椒之後，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到達開羅，除了摩爾人從這些地方運到那裏的胡椒，以及每年滿載各種香料駛往開羅的四十或五十艘船。”①此外，葡萄牙為了與中國通商，也曾大力倚靠東南亞回回人的力量，在其中間人 ——火者亞三的身份屬性上，筆者傾向於馬建春的“華人穆斯林”之說，②認為“葡萄牙人以入貢形式欲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的行為，顯然是受到回回穆斯林的指引”。③再者，關於葡人在首次遣使來華時的裝束也值得注意，“正德丁丑，予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驀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郎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即報總督陳西軒公金，臨廣城，以其人不知禮，令於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後引見，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具本參奏。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武廟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④ 1517 年葡萄牙人作穆斯林打扮前來通商，表明其已知曉海外回回與中國的朝貢關係，而與上述亞三的“指引”有明顯聯繫，並以此來求得交往便利。二、穆斯林商旅在南海的貿易活動南海穆斯林的商業活動在西人東來前後呈現出不同狀態，在 15 和 16 世紀南海這一時空下，觀察史料呈現出的具象一方面有利於把握西人東來前後商旅群體在南海的轉折變動，另一方面對南海貿易圈與亞洲內陸關聯的探討也有所助益。（一）15世紀南海穆斯林的商業參與馬六甲海峽作為連通南海與印度洋的要衝之地，地理位置險要，15 世紀的滿剌加王國亦因經營馬六甲港而迅速繁榮。萬明在述及 15 世紀馬六甲海峽崛起的意義時，甚至認為其“標誌了東西方交往重心從亞歐大陸轉移到海上，標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逆轉的海洋走向，從而改變了世界格局，預示了太平洋將是全球化的誕生之地。這也說明了從印度洋時代向太平洋時代的轉型，奠基於海峽的崛起，並不依賴於近一個世紀以後西方的航海東來”。⑤此外，也可以看到與本文主旨相符的地方，即南海商圈在“從印度洋時代向太平洋時代的轉型”中亦處於核心地位，原因是一方面馬六甲海峽仍處於南海內，另一方面是這一巨變主要依靠的乃是太平洋一側的力量，而非印度洋一側。在滿剌加的崛起過程中，以穆斯林商旅為代表的外國商人出力甚巨。“馬六甲的情況進一步顯示，外國人在一個權力網絡之內發揮了管理外國商人社團和監督港口活動的職能① Albuquerque, Alfonso de.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alboquerque, Second Viceroy of India: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Edition of 1774. Translated by Walter de Gray Birch,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6.②馬建春、曹娜：〈葡萄牙首次入貢明朝與回回人的作用〉，《澳門研究》（澳門），第 3期，2010年，頁 92－ 103。③馬建春、曹娜：〈葡萄牙首次入貢明朝與回回人的作用〉，《澳門研究》（澳門），第 3期，2010年，頁 99。④［明］胡宗憲、鄭若曾輯：《籌海圖編》卷 13，明嘉靖四十一年刻本，頁 1238。⑤萬明：〈馬六甲海峽崛起的歷史邏輯 —— 鄭和七下西洋至滿剌加考實〉，《太平洋學報》（北京），第 3 期，2020 年，頁 102。
56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性作用”。①皮列士對聚居於馬六甲的穆斯林商人有這樣的描述，“三年後，查罕 ‧ 答兒沙允許巴昔的使者們體面地返回，於是兩國國王終於成為朋友，從巴昔到馬六甲的貿易開始了。有些富有的摩爾商人從巴昔遷往馬六甲，如巴賽人以及孟加拉和阿拉伯的摩爾人，那時候相當一部分的商人屬於這三個民族，他們非常富有，做的是大生意。他們從巴昔到那裏定居，做他們的生意，他們到來時，還攜帶着研習回教的毛拉和教士，主要是阿拉伯人，他們在這些地區因通曉該教而受到敬重。……國王查罕 ‧ 答兒沙很喜歡這些摩爾商人……貿易開始大增，這些摩爾人更加富有，同時馬六甲王查罕 ‧ 答兒沙也獲得了大利和滿足”。②桑賈伊 ‧ 蘇布拉馬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從馬六甲的收入構成中認為“馬六甲是一種現代早期東南亞蘇丹國的模式，雖然馬六甲的大部分人口由馬來勞工階級（包括大量奴隸）組成，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常駐外國商人社區。毫無疑問，這些商人在馬六甲的社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我們對馬六甲蘇丹國收入基礎的瞭解證實，對外貿易確實是王國的命脈”。③從馬六甲港口在 1500 年的收入構成來看（表 1），商稅和國王特權下的“剪刀差”貿易④是其主要的收入來源，由此也可以說明這些包括穆斯林商旅在內的“國外商人社區”對該地吸引對外貿易的助益良多。表 1 1500 年馬六甲的收入構成馬六甲（Melaka）事項（Head） 數目（Amount）關稅（Customs） 30,000Beli-belian 系統 50,000稱重稅（Weighing duty） 11,000土地稅（Land taxes） 3,820總計（Total） 94,820註：馬六甲貨幣單位為 cruzados。資料來源：Subrahmanyam, Sanjay. “Of Imârat and Tijârat: Asian Merchants and State Power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1400 to 1750.”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7, no. 4, 1995, p. 758.在盛產肉豆蔻的班達群島，沿海的穆斯林商旅在對外香料貿易中起着重要作用，並由此逐漸形成商業社區。John Villiers 認為“在 15 世紀第三季度，與印尼其他地區一樣，它（班達群島）是由定居在沿海地區的穆斯林商人（mouros mercadores）帶來的。在班達群島，①（新西蘭）尼古拉斯 ‧ 塔林（Nicholas Tarling）主編，賀勝達等譯：《劍橋東南亞史》（一），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44。②（葡）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何高濟譯：《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 192。③ Subrahmanyam, Sanjay. “Of Imârat and Tijârat: Asian Merchants and State Power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1400 to 1750.”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7, no. 4, 1995, p. 757.④即列表中的 Beli-belian 系統，一些種類的商品以低價出售給蘇丹，購買其他商品時再以高價購入。
57從馬歡到平托：多源文獻中近代早期的穆斯林商旅與南海貿易如安汶島的希圖，那裏有一個大型圖巴人社區，每個宗教教師（阿訇）①都是從爪哇商人中招募的，班丹人皈依伊斯蘭教的時間似乎比摩鹿加群島要晚，而且正如我們所見，它並沒有帶來從寡頭政治到君主政治的任何變化”。② Kenneth R. Hall 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一些以爪哇為基地的穆斯林商人娶了當地的妻子並定居在沿海地區，在那裏他們與當地的精英階層建立了聯繫，壟斷了當地的香料市場。同時，班達的精英們直接控制了肉豆蔻及其生產和交易，這些產品幾乎是島上獨有的產品，在島上的內陸山區種植和採集。他們還控制了在班達沿海港口交換所收到的進口商品的本地分銷。班達沒有國王，它是由一個被稱為 orang kaya（“有錢人”）的長老寡頭統治的。③此外，明代的暹羅亦有少數暹羅富商在此貿易，范 ‧ 弗利特（Jeremias van vliet）在《暹羅王國志》中提到：“由於國王之奇異行動及種種壓迫，許多外國人離開此國，其中一部分係被遣送或驅逐，故現在暹羅者僅少數富商（二、三摩爾富商與少數華僑富商）。現在國王強置市場於其皇家商品貿易部管轄之下，於摩爾人及中國人之貨物概行抽稅，且於購貨時不按市價付錢，使無人來暹羅，除非不得已者。”④此外，馬歡的《瀛涯勝覽》也描繪出彼時穆斯林在東南亞的分佈包括商旅群體的活動痕跡。如“占城國……西有一寨，番名設比奈，以二頭目為主，番人五六十家，內居以守港口。去西南百里到王居之城，番名曰占城”。⑤“設比奈”可能是阿拉伯語 shabīne 的對音，即村莊之意，其中有五六十戶人家，且都居住在占婆港口附近，如果對音為真，則這些“番人”不難推出其為從事對外貿易的穆斯林商群，或接待外商，或出海貿易。而鄭和船隊至爪哇⑥後，當地“國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為商流落此地，衣食諸般皆精致。一等唐人，皆廣東、漳、泉等處人竄居此地，行用亦各美潔，多有皈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醜黑，猱頭赤腳，崇信鬼教……番人殷富者甚多，買賣交易行使中國歷代銅錢。書記亦有字號，如鎖俚字相似。無紙筆，用尖刀刻於茭蔁葉上，亦有文法。國語甚美軟”。⑦其中所謂“殷富甚多”的“番人”自然是與唐人、土人相區別，並且在從事海外商貿中仍用中國歷代銅錢，不難看出在鄭和抵達之前東爪哇一帶已經有一定規模的穆斯林聚落，且多以商貿為生。又有鄭和船隊自爪哇新村至蘇魯馬益港口後對當地的記載，“自二村投南，船行半日許，則到蘇魯馬益港口。其港口流出淡水，沙淺，大船難進，止用小船。行二十餘里到蘇魯馬益，番名蘇兒把牙，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餘家。其間有中國人”。這裏的番人指的是否就是當地人還是穆斯林？其實值得注意的是，從馬歡的記載來看，回回、華人亦或華①原文直譯為“宗教教師”，此處比照我國伊斯蘭教中的“阿訇”稱謂。② Villiers, John. “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Banda Islan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5, no. 4, 1981, p. 731.③ Hall, Kenneth R. “Multi-Dimensional Networking: Fifteenth-Century Indian Ocean Maritim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49, no. 4, 2006, p. 471.④張德昌等著：《明代國際貿易》，台北：學生書局，1968 年，頁 34。⑤［明］馬歡原著，萬明校註：《明抄本〈瀛涯勝覽〉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頁 8。⑥即當時統治東爪哇的滿者伯夷王國。⑦［明］馬歡原著，萬明校註：《明抄本〈瀛涯勝覽〉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頁 23 － 25。
58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人穆斯林多為聚居，此外爪哇當地土人的生活習慣是“人吃飯食甚是穢惡，如蟲蟻之類，略火燒微熟便吃。家畜其犬，與人同器而食，夜則同寢，恬無忌憚”。這與之前的所記載的“番人”生活習性不同，“國人坐臥無床凳，食飯無匙筯。男女以檳榔、荖葉裹蜊灰不絕於口，欲吃飯時，將水先漱去口中檳榔。洗兩手乾淨，團坐，用盤滿盛其飯，澆以酥油湯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若渴則飲涼水。賓客往來無茶，止以檳榔待之”。①雖然這樣的記載看似矛盾，但恰恰是東爪哇境內不同人群相異的生活習慣的真實寫照。“坐臥無床凳，食飯無匙筯”的用餐習慣顯然與中國人不同，但也絕非類同“土人”之習，而席地而坐、以手抓飯、洗手好潔等動作確與當今的穆斯林飲食習慣類似，加之馬歡所言其國“三等人”之說，因而基本可以確定這些村落其實就是滿者伯夷國內回回人的聚落。這些村落一方面分佈在如蘇魯馬益等港口地區，一方面分佈在王宮周圍 ——“自蘇兒把牙，小船行七、八十里到埠頭名漳沽。登岸王西南行一日半，到滿者伯夷，即王居之處也。其處有番人二百家，頭目七、八人輔助其王”。②也說明在鄭和船隊到來之前，此地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穆斯林定居，而且與王室關係良好，甚至王室需要依靠這些商人來進行統治，可見其影響之深。另一方面，從吃檳榔這一飲食習慣來看，顯然與阿拉伯半島的飲食結構相當不符，但當馬歡等人到來時，他們已然養成這樣的習慣，由此來看絕非匆忙來就，而是天長日久之後飲食習慣本土化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番人”一詞在《瀛涯勝覽》中的具體指代，前人引用其書多以為“番人”為非華人的概稱，但細究發現許多語境下指的就是從事海外貿易的穆斯林群體，滿剌加“番人”國語、婚喪之禮等與滿者伯夷相同，而且不能以飲酒來判別是否是穆斯林，例如馬歡在與爪哇國“國語並書記及婚喪之禮”類似滿剌加國酒，就看到“人取其子釀酒，名茭蔁酒，飲之亦能醉人”。③ 15 世紀阿拉伯航海家伊本 ‧ 馬吉德（Ahmad ibn Mājid）認為彼時的馬來穆斯林“不知道任何規則，異教徒娶穆斯林，穆斯林娶異教徒的女人……他們真的是穆斯林嗎？他們在公共場合喝酒，出海時不祈禱”。④由此可見，不同群體在馬歡筆下有相對應的特定稱謂，回回、唐人、土人比較容易理解，但同時番人也不是非華人的概稱，因為從記載中可以發現土人與番人在生活習性上的巨大差異，而且幾乎無一例外的是這些“番人”都聚族而居，而且擇地也常常具有普遍性，要麼靠近海港，要麼近居王宮，顯示出其在對外貿易與政治參與上都有較大影響，其基礎便是相較於其他人群而言所擁有的巨大財力。為方便統計，下表列出馬歡所見東南亞其他地區的穆斯林群體（表 2）。①［明］馬歡原著，萬明校註：《明抄本〈瀛涯勝覽〉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頁 20 － 23。②［明］馬歡原著，萬明校註：《明抄本〈瀛涯勝覽〉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頁 20。③［明］馬歡原著，萬明校註：《明抄本〈瀛涯勝覽〉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頁 39 － 40。④ Subrahmanyam, Sanjay. “Of Imârat and Tijârat: Asian Merchants and State Power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1400 to 1750.”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7, no. 4, 1995, p. 755.
60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了從印度洋至南海海域大量活躍的穆斯林商旅。他認為“暹羅（Ansyam）王國將一大片土地拋入海中，在那裏形成了一個海角，一個海水北返中國的地方。在這個岬角上有一個小王國，裏面有一個大城市，叫做馬六甲……許多摩爾商人居住在這裏，還有外邦人，特別是 Chetis，他們是科羅曼德爾的本地人：他們都非常富有，擁有許多大船，他們稱之為jungos。他們在不同地區經營各種商品，許多其他摩爾人和外邦人的商人從其他國家湧向這裏進行貿易；有些人乘坐雙桅船從中國和其他地方運來，他們運來大量的絲束，許多瓷器花瓶、錦緞、五顏六色的緞子，他們經營麝香、大黃、彩色絲綢、大量鐵、硝石、純銀、許多珍珠和種子珍珠、箱子、彩繪扇子和其他玩具、胡椒、苦艾、猩紅色布料、藏紅花、拋光珊瑚，許多彩色棉花、其他來自孟加拉的白色材料、朱紅、水銀、鴉片以及來自坎貝的其他商品和藥物”。①在他眼中，馬六甲是“最富有的貿易港口，擁有最有價值的商品，以及眾多的航運和廣泛的交通，這在全世界都是眾所周知的”。在巴爾博薩對當地市場交易的觀察中，他讚歎道：“它擁有如此多的黃金，以至於大商人不會估計他們的財產，也不會用巴哈爾黃金來計算，即每巴哈爾四公擔。”更重要的是他將這些從事黃金貿易的商人群體進行了描述，“他們中間有商人，每人載三四艘大船，載着極貴重的貨物，用自己的財物供給他們。男的身材很好，女的也一樣，都是棕色的，從腰部以上赤裸，從腰部以下用絲綢和棉布覆蓋，下身穿短上衣到大腿以下。朱紅色布，以及絲綢、棉布或錦緞材料；她們繋着腰帶，腰間佩着飾有華麗鑲嵌工藝的匕首……這些人有很多清真寺，他們死後埋葬他們的屍體。他們的孩子繼承了他們的財產。他們住在大房子裏，在城外有自己的花園、果園和水池供他們娛樂。他們有許多已婚有妻有子的奴隸。這些奴隸分開生活，並在他們需要時為他們服務。這些被稱為馬來人的摩爾人是非常文雅的人，也是紳士，樂於助人，勇敢，身材勻稱……這座城裏也住着很多爪哇人；他們是矮胖的男人，胸部和臉龐長而形狀不佳，他們是摩爾人”。②從巴爾博薩提供的諸般信息要素來看，從事商業貿易的穆斯林商群對馬六甲的繁榮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多為富者，其穿衣裝扮、信仰葬俗等生活方式多方面表現出這一特徵。1511 年，阿爾布克爾克的艦隊從柯枝（科欽）出發，等到葡萄牙艦隊接近馬六甲時，“忽又碰上一隻滿載貨物的大䑸，葡人予以捕獲，原來這大䑸是要開往暹羅的，亞伯奎從船上的摩爾人口中，知道阿勞佐還活着，並未處死，而蘇丹馬哈茂德也知道葡人之將來”。③這雖然只是葡人攻打馬六甲前的一個小插曲，但無疑表明穆斯林商旅在馬六甲至暹羅間海上貿易的參與。但在 1511 年馬六甲被攻佔後，由於葡人實行打擊伊斯蘭教商人的政策以及它繁重的榨取和掠奪，馬六甲的伊斯蘭教徒和商人，除逃亡亞齊外，也有前往爪哇島西部① Barbosa, Duarte.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s of East Africa and Malaba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1.② Barbosa, Duarte.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s of East Africa and Malaba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3.③王任叔：《印度尼西亞古代史》（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頁 698 － 702。
61從馬歡到平托：多源文獻中近代早期的穆斯林商旅與南海貿易定居經商的。王任叔認為在經歷商群遷徙後，“萬丹的貿易為全島之首。它同四鄰各地的都市的交通十分發達，往來頻繁。有許多外國商船寄航在那裏，有許多外國商人定居在這個貿易港口。這些外國人中，有賣珠寶和藥品的波斯的花剌子模人，輸入馬布和羅望子的富有的古吉拉特人、土耳其人，商業上最靈巧的阿拉伯人，還有不少的葡萄牙殖民者”。①可見馬六甲的失陷雖然造成了南海穆斯林商旅定居點繼續流動，但推動了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西部的穆斯林商業社區的發展。關於巴爾博薩遊記中馬六甲的爪哇人和王任叔提到的古吉拉特人，Kenneth R. Hall 認為許多“古吉拉特”商人實際上並非來自古吉拉特邦；相反，該術語指的是來自斯里蘭卡或印度西海岸及其他地區的任何人。這些商人通常與中東地點有貿易聯繫，例如埃及馬穆魯克（亞丁和霍爾木茲）和波斯灣。所有古吉拉特商人都是穆斯林，他們的精英擁有adhiraja 頭銜，這是馬來貴族的頭銜，似乎是承認古吉拉特商人精英和馬來政治貴族在當地混合存在。而馬六甲的“爪哇”商人是與爪哇北部沿海繁榮的巴昔港口有聯繫的穆斯林，並以他們自己的沙班達（shabhandar）為代表。他們包括以爪哇為基地的華裔商人和一些混血馬來商人遊牧民族。“爪哇”船隻不僅航行到爪哇，還航行到菲律賓的蘇門答臘、婆羅洲、馬魯古斯、班達和呂宋島。大多數“爪哇”商人與來自格雷西克的首領“Colascar”一起住在 Bandar Hilir 區的邊緣。“爪哇”商人專門進口大米等食品，為馬六甲居民提供食物並為船隻提供食物。另外一些小規模的“爪哇”商人遊牧民沿着馬六甲海岸線住在他們的小船上，並在“爪哇市場”上出售他們的產品。②亞齊蘇丹國是 16 世紀繼滿剌加之後南海地區較強大的伊斯蘭王國，許多穆斯林商旅在此地聚居和經商，“一位 1580 年代中期的葡萄牙作家告訴我們，亞齊的年度貿易包括來自勃固的五到六艘船，來自科羅曼德的兩三艘船，以及來自古吉拉特人主導的港口的六到九艘船”。③可以看到在 16 世紀末蘇門答臘島與緬甸海北部沿岸和印度半島東西兩岸都有商貿往來，特別是印度半島東西海岸分佈着大量穆斯林商旅，來自馬拉巴爾海岸的古吉拉特地區商人中有不少就是穆斯林商旅。Archibald Lewis 認為，儘管世界的這片地域擁有無數活躍的小港口，但主要的海事中心是東非沿岸的基爾瓦、奔巴島、桑吉巴和摩加迪沙……馬六甲和馬來亞和附近的港口蘇門答臘；爪哇和香料群島，東至摩鹿加群島。這些是主要的港口和地區，由相對較大的船隻相連，運載重要的商品貨物，並且可以擁有大批商人和海員。在所有這些商人中，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當然是來自古吉拉特邦的商人，這些古吉拉特人，現在部分是新皈依的穆斯林，部分是印度教徒，其中包括許多定居在古吉拉特港口的外國血統，他們的商業範圍和活動範圍無處不在。④①王任叔：《印度尼西亞古代史》（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頁 771。② Hall, Kenneth R. “Multi-Dimensional Networking: Fifteenth-Century Indian Ocean Maritim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49, no. 4, 2006, pp. 467-468.③ Subrahmanyam, Sanjay. “Of Imârat and Tijârat: Asian Merchants and State Power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1400 to 1750.”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7, no. 4, 1995, p. 766.④ Lewis, Archibald. “Maritime Skills in the Indian Ocean 1368-1500.”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16, no. 2/3, 1973, pp. 238-264.
62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關於馬拉巴爾海岸的古吉拉特商人，葡人筆記中也有一些對他們前往馬六甲以及深入東南亞海島地區的描述。參加 1511 年攻佔馬六甲的佛羅倫斯商人喬瓦尼 ‧ 達 ‧ 恩波利（Giovanni da Empoli）：這座城市位於海邊，房屋和倉庫擁擠，綿延約三法里，這是一個美麗的景色。此外，大約有一百艘船隻和小型帆船來到這樣一個港口，這還不包括大量的三十和四十隻槳的船隻和無數小船。港口美麗而安全，不受任何風的影響，並且有一個四英尋的狹窄且非常深的“酒吧”，這樣停靠那裏的船隻可以自由進出。超過 2,000 艘貨船可以停靠在該港口……這個馬六甲有七個社區（世代），據我判斷，總計有 18,000 －20,000 名鄰居，約 [ 總共 ] 有 100,000 人。房子很小，茅草蓋的，富人很富有，窮人很窮，他們的大部分財富都來自奴隸，有的人擁有 600 或 700 個奴隸。我看到在那裏做生意的所有這些人中的主要社區是來自坎貝地區的古吉拉特人，他們是作為貿易代理人建立的商人，就像我們 [ 意大利人 ] 在倫敦。①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的《遠遊記》（Peregrinação）是 16 世紀中葉葡人記述東印度群島的代表文獻，雖然有學者指出該書有很多虛構成分，但退一步講，即便平托的真實經歷並非他說的那樣複雜，但他所“構畫”的許多場景應當也借鑑了其他葡人的經歷和經驗。換言之可能是葡人的一種整體的“遊歷印象”，基於這樣的認識，筆者以為不妨以其為據，適當剔除描繪過甚的部分，參考較為客觀的內容。例如平托講到東南亞穆斯林與葡人特別是貴族階層的合作關係，“（巴達克王②）回到帕納儒後，派人叫來了我和那個替佩羅 ‧ 德 ‧ 法里亞經營貨物的摩爾人，他仔細地向那人詢問了貨物出售的情況，問他是否還有人欠他甚麼東西，有的話，他立即下令付清。摩爾人和我回答說在國王的恩佑和幫助下，一切順利，貸款已全部收清。要塞司令一定會替他向亞齊王報仇並奪回被他佔領的土地，以謝其助。……摩爾人和我回到我們下榻的那所房子裏後，整整四天我們忙於把陸地上的一百婆蘭錫和三十婆蘭安息香裝船，欠我們的貨款已全部收清，這樣我們可以啟航”。③佩羅 ‧ 德 ‧ 法里亞（Pero de Faria）是平托在果阿時的服務對象，後來出任葡屬馬六甲總督，平托又提到他與這位總督的代理商“來到了吉打王國的玻璃市河，④因為風向不順的緣故，我們在那裏停留了五天。逗留期間，在當地商人的勸告下，我們去見國王……與我一起出使的摩爾人阿萊師傅生來就是個快嘴快舌的人，想說甚麼就說甚麼，他認為他是外國人，又是滿剌加要塞司令的代理商，比起當地人來可以較自由地談論此事，⑤國王不會像懲罰其他人那樣對待他”。⑥再如平托對葡人利用馬六甲港收取各種商人過境稅的記錄，這表明葡萄牙無法實現其① Lobato, Manuel. “ ‘Melaka is Like a Cropping Field’ Trade Management in the Strait of Melaka during the Sultanate and the Portuguese Period.”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 46, no. 2, 2012, p. 239.②巴達克為蘇門答臘島北部一小國。③（葡）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金國平譯：《遠遊記》（上冊），澳門：葡萄牙航海大發現事業紀念澳門地區委員會等，1999 年，頁 50 － 52。④今 Perlis，位於馬來半島西北端。⑤指的是公開談論王室的醜事。⑥（葡）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金國平譯：《遠遊記》（上冊），澳門：葡萄牙航海大發現事業紀念澳門地區委員會等，1999 年，頁 54。
67從馬歡到平托：多源文獻中近代早期的穆斯林商旅與南海貿易式，並可以進一步聯想到上文提到的“海道回回”在與廣東地方的接觸中，以廣州港為代表的口岸在性質上同穆斯林商旅在馬六甲、占婆、汶萊、萬丹、彭亨等各處並無區別，只是繳稅的規矩不同，中國有一整套的朝貢禮儀，而其他地方例如“所有的島嶼、爪哇班達、摩鹿加、浡淋邦以及蘇門答臘島的所有［地方］。禮物的數量適當，類似關稅，有專門負責估算的收稅吏”。①四、結語雖然明代以來漢文文獻中少有海外回回的記載，但通過發掘域外史料後不難發現，從南海來看，元亡明興並非意味着海上穆斯林商群的消退，甚至許多時候可以看到穆斯林商旅與華商“同框”的情境。皮列士在描述馬六甲商旅群體時講到“包括古吉拉特人，還有馬拉巴爾人、克林人（keling）、孟加拉人、白古人、巴昔和阿魯的人、爪哇人、中國人、梅南卡包人、坦仲普拉、望加錫人、浡泥人和呂宋人”。②此外，還有散佈於爪哇等地的特殊商群 —— 華人穆斯林，他們也在這一時期活躍在南海，例如 Kenneth R. Hall 認為 15世紀前往班達的大多數商人是居住在爪哇北部海岸港口（如圖班、加拉坦、格雷西克和泗水）的爪哇人和中國穆斯林。他們帶着來自爪哇的大米和來自中國和西方的奢侈品抵達班達後，會停留數月，等待有利的回風。還有一小群與呂宋島有聯繫的菲律賓華人混血穆斯林商人，他們居住在馬六甲西北部的一個小港口 Minjan，在那裏經營着幾個錫礦，並定期向中國、日本和菲律賓派遣船隻。③15 世紀是穆斯林商旅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頂峰時期，陸上回回商旅經海道入貢中國的史實，進一步說明這一時期在穆斯林商旅的活動影響下，南海貿易圈將觸角伸展至中亞這一廣闊腹地，相較於之前偶然的如法顯的陸去海還，④馬可波羅的陸來海返，⑤這一時期陸海連通的態勢較之前輻射至印度半島的圈圍更為寬廣。說明自 13 世紀以來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特別是海島地區的傳播給南海貿易圈注入了相當大的能量，所謂伊斯蘭化過程中更多的是陸海絲路、南海與印度洋之間多層次溝通的強化，其中雖然依賴於包括華商在內的沿岸各類商群的努力，但明顯穆斯林商旅在其中扮演了特別重要的角色。總之，本文試圖回答元末以來稀見於史料記載的穆斯林商旅在海上絲綢之路和南海貿易圈的活動，特別是意在對以往西人東來後穆斯林淡出的說法提供另一種解釋，即 16 世①（葡）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何高濟譯：《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 213。②（葡）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何高濟譯：《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 217。③ Hall, Kenneth R. “Multi-Dimensional Networking: Fifteenth-Century Indian Ocean Maritim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49, no. 4, 2006, pp. 469-471.④曲金良：〈五世紀初南中國海－印度洋“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圖景 —— 以《法顯傳》為中心的微觀考察〉，《新東方》（海口），第 6 期，2004 年。⑤（意）馬可‧波羅（Marco Polo），（法）沙海昂（A. J. H. Charignon）註，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69晩清至民初澳門的女性教育鄭振偉[ 摘 要 ] 本文主要以原始資料為基礎，探索晚清至民初澳門女子教育的一些具體情況。澳葡政府於 1914 年對於男女同校曾設定年齡的限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改革家陳子褒早於 1904 年便已實踐男女同學。陳子褒一方面是提倡女學，另一方面是要為女學培養教員，而他至少成功培養出三位女校的校長。根據史料所得，20 世紀以前澳門華人女性的識字率極低，而非華人女性的識字率卻極高，天主教會在 19 世紀後半期辦理的女校可謂功不可沒。20 世紀之初，在澳門公共教育系統中的女生甚少；1920 年代初，大約 18% 的華人女生就讀於公共學校，而中文學校和葡文學校的女生大約分別各佔全體學生的 30% 和 34%。1920 年代末，澳門華人人口增加，其時華人女生的數量大約佔全體華人學生的 30%，這個比例持續至 1938 年前後大量學校遷澳才有所改變。此外，1930 年代前後澳門的女校增加，而且由於中學陸續開辦，接受初中教育的女生亦隨之增加。[ 關鍵詞 ] 陳子褒 男女同校 女校 公共教育 女子教育一、前言在近代中國教育發展的進程中，女子教育是一個重要的論題。中國最早的女子學校，可以追溯至德籍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又譯郭士立）夫人溫施黛（Mary Wanstall）於 1835 年 9 月在澳門創辦的一間學校，該校由印度與東方女性教育婦女協進會（Ladies’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贊助，開設時有 12 名女生和 2 名男生，但學生人數並不穩定。1838 年 9 月，該校有男生 16 名和女生 5 名，學生難留，當時的女生留校不會超過一年。① 19 世紀下半葉，在澳門接受西式教育的女性，或只限於一些外籍人士或土生葡人中的女性，而即使有華人也只會是鳳毛麟角。關於華人女性的教育，文獻中見 1878 年有三所女校的記錄，但各校平均只得 14 人。②晚清時期，國勢衰弱，有識之士曾大力提倡女學，鄭觀應的〈女教〉，梁啟超的〈倡設女學堂啟〉和〈論女學〉等都是重要的論述，但“朝野名流，維新諸彥，風起雲湧，山鳴谷應，作者簡介：鄭振偉，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①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1837.9.27).”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 no. 5, Sept 1837, pp. 229-244; “The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1838.10.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no. 6, Oct 1838, pp. 301-310。關於該所女塾的一些情況，參見〈馬禮遜教育理念的延續〉，張偉保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頁 44 － 78。② Corvo, João de Andrade. Estudos sobre as Provincias Ultramarinas. Vol. 4, Lisbo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 1887, p. 172.‧論文 | 教育研究 ‧
73晩清至民初澳門的女性教育開校時的修業期曾是八年，當時的學科包括中國歷史、中國地理、算術（止於代數）、國文、英文（五年級才開始教授）、詩歌、尺牘、字課、刺繡、修身、書法等。① 1923 年該校設於賣草地街 19 號，有女生 52 名。② 1932 年 4 月，該校遷往賣草地街草地圍 4 號，1936 年8 月該校曾停辦，學校或於 1939 年 2 月在賣草地街 19 號復辦。就 1927 年 9 月的報告所見，國民學校一至四年級、高小一至三年級，教員共 6 名，報告附記該校附設維義半夜女義學。1928 － 1929 年的夜校報告，國民學校一至四年級，課程與日校相若。③該校或於 1940 年結束。④又以培英女學校為例，該校於 1927 － 1928 年呈交的報告見有高小三級、國民四級，共 5 名教員，校長蔡壽慈畢業於子褒學校，她任教的科目包括修身、經學、歷史、家政、女紅、訓詁、地理等。該校成立日期不詳，但蔡壽慈早於 1916 年曾向監察華學公會（後稱“華視學會”）申領辦學准照，⑤又從 1928 年該校的校員學歷報告所見，她在校任教 13年。此外，蔡壽慈曾在子褒學校、子韶學校、佩根學校、蒙學女書塾、維德學校等校任職，並曾在盧廉若家中教授女紅，⑥這個經歷正好反映了她與老師陳子褒並肩培育學生。培英曾設分校，1929 － 1930 年的報告見學校有四個年級，教員共 3 名。正校於 1929 年 9 月遷往羅利老馬路門牌一號，學校有兩個教室，女生 56 名，男生 2 名。又坤元學校校長周佩賢也是子褒學校的畢業生，該校規模不大，1927 年 9 月該校呈交的課程報告顯示設有國民小學一至四年級和高小一年級，周佩賢時年 27 歲，負責大部分教學工作，包括公民、國文、歷史、筆算、手工、常識和經學等學科，馮秋雪和馮印雪也是該校的教員，但前者只教地理和唱歌，後者則只教圖畫。⑦三、為土生葡人而設的女校19 世紀下半葉，澳門陸續出現為土生葡人而設的女校，辦學時間頗長。⑧“聖母無原罪書院”（Collegio da Immaculada Conceição）這所女校的章程於 1863 年底公佈，該校辦學周期為四年，開始的時候限收學生 100 名，教學工作由來自聖保祿修道院的法籍修女主持，而該校開設的葡文課程將僱用一名葡萄牙本土教師。⑨就 1868 年的《孖剌報行名簿》（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the Year 1868）所見，學①曹美瓊：〈校曆八年第十六學期八年班畢業禮成本校主任曹姑娘美瓊演說〉，《澳門維德女學校畢業特刊》，約 1923 年，頁 1 － 13。② “Relatório da Inspecção Sanitária às Escolas de Macau.” Boletim Oficial do Govê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no. 6, 9 Feb 1924, pp. 91-95.③維德女學校的校員學歷和的課程報告，見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MO/AH/EDU/CP/06/0019。④蓮峰廟常務會議曾討論曹大成堂來函捐送 45 副檯櫈和多件校具，條件是請准在該廟安放曹美瓊靈位一個。見〈蓮峰廟昨開董事會議〉，《華僑報》（澳門），1940 年 10 月 19 日。⑤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MO/AH/EDU/JIECM/01/0001，頁 3。⑥培英女學校 1927 年校員學歷和課程報告，見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MO/AH/EDU/CP/06/0009。⑦坤元學校 1927 年校員學歷和課程報告，見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MO/AH/EDU/CP/06/0027。⑧相關討論見鄭振偉：〈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期澳門非華人辦理的教育〉，《行政》（澳門），第 2期，2019年，頁 87 － 104。⑨ “Estatutos da escola de meninas.”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o, vol. 9, no. 56, 28 Dec 1863, pp. 225-226.
74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校的教師是慈善會修女（Sisters of Charity），1875 年名簿中的記錄則見 1 名女校長、4 名教師和 2 名葡文教師。①從 1870 年 1 月公佈的一份褒獎優秀學生名單看來，該校的學科包括了葡萄牙文學、葡萄牙語法、葡萄牙語、法語、英語、天文學、地理學、自然史、葡萄牙史、古代史、神聖史、教會史、算術、宗教研究、教義、音樂、針黹等。②該校曾於1870 年關閉，因有法令規定教師只能由葡籍人士擔任，1872 年學校重開，但最終因法籍修女於 1894 年離開澳門而解散。③聖羅撒女書院（Colle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是當時的另一所女校，學校章程於1875 年 2 月 18 日正式生效，在聖嘉辣修院的建築內辦學的機構為女童提供教育，學校在早期文獻的中文名字為“囉唦唎嘛女書院”。④該書院於 1875 年 12 月正式開學，當日並由主教致開幕辭。⑤ 1876 年《孖剌報行名簿》（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the Year 1876）的記錄中，指學校限收容 25 名孤女，又學生分寄宿和走讀，每月收費分別為 10 元和 2 元。⑥該書院的內部條例於 1875 年 8 月 21 日通過，學校提供初等（elementar）和補充（complementar）教育（表 1）。表 1 聖羅撒女書院初等教育和補充教育的學科初等（又或小學）教育第一級 1）讀、2）寫、3）整數和分數的四則運算、4）天主教教義和教義問答。第二級5）葡文文法入門及分析原理、6）葡萄牙史略、7）地理概述及葡萄牙和海外各省地理學、8）禮儀基礎、9）基礎算術與法定重量和度量制度的講解和運用、10）圖畫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有效應用等。補充（又或中等）教育／1）葡文及葡文文法、2）法文、3）英文、4）新約和舊約聖經、5）圖畫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有效應用、6）聲樂和琴學、7）體操、衛生和家政。資料來源：“Regulamento Interno do Colle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21, no. 34, 21 Aug 1875, pp. 143-145;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21, no. 35, 28 Aug 1875, pp. 147-150.① 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the Year 1868. HK: HK Daily Press Office, 1868, p.186; 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the Year 1875. HK: HK Daily Press Office, 1875, p. 253.② “Relação das Alumnas Premiadas no Collegio da Immaculada Conceição.”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16, no. 1, 3 Jan 1870, pp. 3-4; vol. 16, no. 2, 10 Jan 1870, pp. 7-8.③ “Portaria, No.123.”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40, no. 23, 9 Jun 1894, p. 279; Barata, Aureliano.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 pp. 178-181, 251-253.④ Barata, Aureliano.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 pp.181-182; “Estatutos Regulamentares para o Collegio do Sexo Femenino na Cidade de Ma-cau.”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21, no. 8, 20 Feb 1875, pp. 35-37. 1877 年澳門出版的憲報有音譯作“羅沙利麻”，1925 年的澳門年鑑有作“聖羅撒女學校”，而截至 1935 年出版的《孖剌報行名簿》仍見沿用“囉唦唎嘛”這個名字。下文將統一用“聖羅撒”這個音譯。⑤ “Discurso Proferido por s.s.a revd.ma o Governador do Bispado d’esta Diocese na Occasião da Abertura do Colle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21, no. 50, 11 Dec 1875, pp. 209-210.⑥ 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the Year 1876. HK: HK Daily Press Office, 1875, p. 253.
75晩清至民初澳門的女性教育除上述科目外，學校的教學還包括女紅的內容，適用於較不富裕的家庭。①該校1893/1894 學年的女學生曾高達 361 名（人次），包括預備課程 25 名，初等教育和補充教育各有 2 班，人數分別為 66 名和 42 名，其他的英文班 24 名，法文班 15 名，圖畫班 31名，音樂班 29 名，而縫紉和針黹班更多達 129 名。②該書院曾經由不同的修會管理，嘉諾撒傳教女修會（Filhas de Caridade Canossianas）於 1889 年接管學校，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Franciscanas Missionárias de Maria）於 1903 年接管，後於 1910 年葡萄牙成立共和國時被逐。③ 1910 年 8 月，該校在香港一份英文報章上刊登的招生報道，簡介書院設有寄宿和走讀，主要特色是外語教學，教師均為歐洲國籍人士，任教葡、英、法、德等語言的都是具資格的女教師，葡國四名，英國、法國各兩名，德國一名。除語文外，學生也會用母語（這裏指的是葡語）學習地理、歷史、算術、宗教、道德和禮儀等科目。此外，書院還有音樂、聲樂與樂器、圖畫、油畫與水彩、針黹與刺繡等科目。④ 1908 年 10 月該校的頒獎典禮上，鮑理諾主教（D. Joã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即該校的校董會主席，就指出學習葡語作為正確掌握其他語言的基礎的必要性，又該校由法籍、德籍、葡萄牙籍和英籍的語言名師來教授，並吸引了鄰近城市尤其是香港的女孩來澳就學。⑤另 1912 年的上課時間表所見，共列出七位教員的姓名，提供初等教育課程（分四個年級）和補充教育課程（只有第一年），另有於週四上課的琴樂和圖畫課程，以及只為華籍女生而設的中文、女紅、葡英會話，以及體育課程。⑥上述兩所女校屬教會辦理的學校。澳門總督公會（Conselho do Governo）於 1871 年11 月曾決定成立兩所女子學校，當時一併決定成立的還有一所男子學校，⑦兩所女校分別位於澳門的風順堂區和大堂區。憲報上曾刊登兩所女校的考試成績，筆者據此整理出兩校歷年的學生人數（表 2）。就 1881 年 3 月的季度成績所見，風順堂區的女子學校開設的學科包括閲讀、寫作、教義、算術、語法、分析和地理等；⑧成績表上的考生共 52 名，只有三個年級。然而，就憲報上所見各年公佈的成績，學校應有四個年級，只是人數多寡不定。至於大堂區的女子學校，只有三個年級，如 1893 年 7 月 28 日公佈的成績，一至三年的學① “Regulamento Interno do Colle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21, no. 34, 21 Aug 1875, pp. 143-145;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21, no. 35, 28 Aug 1875, pp. 147-150.② “Mappa do Resultado dos Exames Finaes das Alumnas do Collegio de Santa Roza de Lima, Relativo ao Anno Lectivo de 1893 a 1894.”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40, no. 42, 20 Oct 1894, pp. 505-507.③林家駿：〈聖羅撒學校建校沿革簡史〉，《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一）》，無頁碼。修會被逐後，學校由女教友管理，1929 年由天神母后修女會管理，到 1932 年再由瑪利亞方濟各修會主持，1932 年和 1933 先後開創辦英文部和中文部。④ “Colle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 a High Class Boarding and Day School for Young Ladies, Macau.” Hong Kong Telegraph, 13 Aug 1910, p. 4. 該招生報道另見該報 15 日及 17 日。⑤ “Distribution of Prizes.” Hong Kong Daily Press, 17 Oct 1908.⑥ “Collegio de Santa Roza de Lima, Horario para o Anno Lectivo 1912-1913.”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vol. 12, no. 42, 19 Oct 1912, p. 460. 該校在憲報中文目錄中譯作“尼姑廟女學堂”。⑦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17, no. 49, 4 Dec 1871, p. 195; Barata, Aureliano.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 pp. 65-66.⑧ “Resultado dos Exames Trimensaes da Escola da Freguezia de S. Lourenço no dia 30 de Março de 1881.”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27, no. 19, 7 May 1881, p. 122.
76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生人數分別是 12、8 和 8 名。①兩所女子學校於 1895 年以後合併為“女子中心學校”（Escola Central do Sexo Femenine），由議事公局維護和管理，合校後並遷入風順堂區的校舍。②學校提供的初級教育分為初等級別和高等級別。初等級別分第一和第二兩個級別（第一級包括幼兒部）。初等級別的學科包括讀寫、葡文、算術度量制及初等幾何基礎知識、基督教義、線描圖畫、基礎編年史地理及國家歷史、縫紉等課程；補充級別的學科包括葡文、通史國家歷史及編年史、地理、基礎物理化學及自然歷史、算術基本幾何及其應用、圖畫、英文和法文等。③表 2 大堂區和風順堂區女校人數學年 大堂區女校 風順堂區女校1876/1877 / 161877/1878 / 291879/1880 28 421880/1881 33 521881/1882 40 501883/1884 35 391884/1885 29 431885/1886 42 431886/1887 37 331889/1890 20 171890/1891 14 141892/1893 28 221893/1894 / 26資 料 來 源：1883/1884 學 年 至 1885/1886 學 年 兩 所 女 校 的 數 據 見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32, no. 37, 16 Sep 1886, p. 367。除此之外，大堂區女校的數據見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26, no. 33, 14 Aug 1880, p. 228; vol. 27, no. 36, 3 Sep 1881, p. 260; vol. 28, no. 33, 19 Aug 1882, p. 287; vol. 33, no. 32, 11 Aug 1887, p. 283;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37, no. 12, 19 Mar 1891, p. 75; vol. 37, no. 51, 17 Dec 1891, p. 410; vol. 39, no. 45, 11 Nov 1893, p. 515。風順堂區女校的數據見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23, no. 33, 18 Aug 1877, p. 143; vol. 24, no. 34, 24 Aug 1878, p. 135; vol. 26, no. 33, 14 Aug 1880, p. 229; vol. 27, no. 19, 7 May 1881, p. 122; vol. 28, no. 34, 26 Aug 1882, pp. 297-298; vol. 33, no. 32, 11 Aug 1887, p. 282;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37, no. 12, 19 Mar 1891, p. 75; vol. 37, no. 51, 17 Dec 1891, p. 410; vol. 39, no. 44, 4 Nov 1893, p. 504; vol. 40, no. 39, 29 Sep 1894, p. 448。① “Mappa do Resultado do Exame Final da Escola D’Instrucção Primaria do Sexo Feminino da Freguezia da Sé.”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39, no. 45, 11 Nov 1893, p. 515.② “Portaria, No. 114.”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41, no. 32, 10 Aug 1895, p. 340. 1927 年的《澳門年鑑》記該校於 1894 年成立（第 112 頁），歐禮諾指該校於 1895 年 7 月 9 日成立，見Barata, Aureliano.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 p. 139.③ “Portaria, No. 114.”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41, no. 32, 10 Aug 1895, p. 340; “Regulamento da Escola Central do Sexo Femenino.”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vol. 43, no. 9, 27 Feb 1897, p. 164.
77晩清至民初澳門的女性教育此外，1899/1900 學年，女子中心學校的學生共 60 名，初等教育第一級 20 名（共 2 班），第二級 15 名（共 2 班），補充級 13 名，英文班三班，學生共 12 名。①就資料所見，女子中心學校當時有 2 名華籍女生。②根據 1878 年的統計數據，澳門女性人口共 25,684 名，但識字的只有 1,936 名，識字率大約是 7.5%，然而當中 2,217 名非華人女性卻有 1,564 名是識字的，識字率大約是70.5%。③如果再比對 1896 年的統計數據，當時華人女性的識字率仍然極低，但非華人女性（澳門土生佔 1,488 名）的識字率卻提升至 81.21%，如果不計入十歲以下的女童，識字率就更高（表 3）。此外，1878 年每 100 名 6 － 10 歲的葡童，30 名男生和 27 名女生識字，18 名男生和 25 名女生是文盲，但到 1896 年，識字的男生和女生分別都增至 42 名，文盲的男生和女生分別減至 7 名和 9 名。④表 3 1896 年澳門人口的識字率識字的 文盲 人數 識字率 文盲率男性華人 18,130 15,064 33,194 54.62% 45.38%非華人 1,654 446 2,100 78.76% 21.24%女性華人 864 21,126 21,990 3.93% 96.07%非華人 1,591 368 1,959 81.21% 18.79%（澳門土生） (1,488) (327) (1,815) (81.98%) (18.01%)居水上的華人 972 18,412 19,384 5.01% 94.99%總計 23,211 55,416 78,627 29.52% 70.48%不計入 1 － 10 歲男性澳門土生 923 28 951 97.06% 2.94%葡國 461 104 565 81.59% 18.41%女生澳門土生 1,363 98 1,461 93.29% 6.71%葡國 27 16 43 62.79% 37.21%資料來源：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Feito em 13 de Fevereiro de 1896. Macau: Impresso na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97, p. 14.四、1900 年代初澳門公共教育中的女性教育1900 年代初澳門的公共教育包括傳教會辦理的學校、聖羅撒女書院、議事公局的學① “Mappa Geral das Alumnas da Escola Central do Sexo Feminino Relativo ao Anno Lectivo de 1899 a 1900.”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vol. 46, no. 36, 8 Sep 1900, p. 587.② “Mappa da Frequencia das Escolas a Cargo do Leal Senado no mez de Janeiro de 1900.”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Supplemento, vol. 46, no. 14, 14 Abr 1900, p. 166.③ Corvo, João de Andrade. Estudos sobre as Provincias Ultramarinas. Vol. 4, Lisbo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 1887, p. 171. 梁舜欣指出土生族群女性高識字率是得益於教會興辦的多所女子學校，見〈十八至十九世紀澳門教育的世俗化及公共教育的興起對澳門土生族群身份認同的影響〉，《文化雜誌》(澳門 )，第 111 期，2021 年，頁 101。④ 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Feito em 13 de Fevereiro de 1896. Macau: Impresso na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97, p. 15.
78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校、國立中學堂、若瑟堂書院、耶穌聖心方濟書館，以及路氹市政委員會的學校，其中有女校、男校和男女兼收的學校。① 現將《澳門憲報》於 1905 年初公佈的資料摘述如下：首先，由澳門的傳教會（missões）所辦理的四所學校，有三所由嘉諾撒修女會（Irmãs Canossianas）辦理。一為仁愛會（Casa de Beneficência），當時或稱為“姑娘堂”，合共215 名女學生（葡籍走讀生 42 名，葡籍寄宿生 78 名，華籍寄宿生 95 名），該校為女生提供的學科包括葡文、英文、法文、中文、音樂、美術、針黹等；一為恒毅書院（Collegio de Perseverança），只有 26 名學生（15 名為葡籍，11 名為華籍），為無家的婦女而設，提供的工作包括針黹和洗燙等；②一為望德聖母堂的女校（Escola de Meninas em S. Lázaro），共 74 名學生（13 名為葡籍，61 名為華籍），提供的學科包括讀寫、書法、教義、神聖歷史、針黹等。此外就是望德堂的男校（Escola de Rapazes em S. Lázaro），共 47 名華籍學生，提供的科目包括基督教義、高級和低級中文。其次是前文提及的聖羅撒女書院。1905 年初，該校的女生共 97 名，當中包括 10 名受撫恤的寄宿生，10 名付費的寄宿生，12 名寄宿的孤兒，55 名付費的走讀生，7 名協進會資助的走讀生，3 名免費走讀生。本地生佔 71 名，外地生佔 26 名，包括葡萄牙 6 名、西班牙 3 名、香港 8 名、帝汶 3 名、馬尼拉 1 名，另廈門 2 名，香山、汕頭和台灣各 1 名。學校所提供的科目包括葡語、法語、英語、實用英語、音樂（鋼琴與唱歌）、針黹等。三是議事公局（Leal Senado da Camara）的學校，包括男子中心學校（Escola Central do Sexo Masculino），共 122 名男生，除 1 名來自歐洲外，全為土生葡人；女子中心學校（Escola Central do Sexo Feminino），共 35 名女生，但只有 3 名是華籍，其他全為土生葡人；華童葡文學校（Escola de Portuguez para Chinas），共 23 名男生；漢文班（Aula de Lingua Sinica），共 11 名男生，全為土生葡人；女子英語班（Aula de Lingua Ingleza para Sexo Feminino），只有 2 名女生，同樣是土生葡人。四是澳門國立中學堂（Lyceu Nacional de Macau，或稱利宵中學）。這是一所男校，有三個班，學生數量甚少，其中一班有 12 名學生，一班只有 2 名，一班只有 5 名，各班各有 11 門課，學科略有不同，而總的課堂節數亦不相同。資料顯示該校有 12 名老師，但學生似乎就只有 19 名，學校的科目包括葡文、中文、英文、拉丁文（其中兩班）、法文（只其中一班）、德文（只其中一班）等，另外就是歷史、物理與自然科學、數學、美術、寫作、地理、中國歷史等，其中一班不設美術科，改設商業法與政治經濟學。補充一點，中文、英文、寫作、中國歷史，以及商業法與政治經濟學等學科屬於另一所商業學校附屬於利宵中學的學科。① “Instrucção Publica.”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Supplemento, vol. 5, no. 12, 28 Mar 1905, pp. 99-102.② 1903 年 11 月成立，用作臨時收容來自仁愛會的女學生，她們的年齡已超過仁愛會規章中收容的年齡上限。見 Barata, Aureliano.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 p. 196。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於 1903 年接管聖羅撒女書院以後，鮑理諾主教將恒毅書院交與離開的嘉諾撒傳教女修會，但該校只維持至 1910 年 6 月。見 Teixeira, Padre Manuel. A Educação em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2, pp. 334-335.
79晩清至民初澳門的女性教育五是若瑟堂書院（Seminario Diocesano de S. José，或稱三巴仔修道院）。這也是一所男校，學生共 388 名（寄宿生 205 人，走讀生 183 人），包括初級預備教育班、初級教育班、葡文（一至二年級）、英文（一至三年級）、法文（一至二年級）、拉丁文（一至四年級）、英語班、漢學、華籍學童（廣東話班）、歷史與地理、數學、物理、教義學、倫理神學等。六是耶穌聖心方濟書館（Escola de S. Francisco Xavier），也是一所男校，在冊學生共127 名，在讀 73 名。最後是氹仔和路環市政委員會的學校，分市政和私立兩類，氹仔 7 所，共 173 名學生（男生 145 名，其中 1 所由嘉諾撒修女辦理的學校有 28 名女生），過路灣 5 所（其中 1所已結束），共 75 名學生（男生 45 名，女生 30 名）。①另有一處以若望主教（D. João）命名的地方（即小橫琴）有 2 所公局學校（鯽魚灣和薯莨崗），共 27 名男生。上述提及各校的男女生數據整理如下（表 4）：表 4 1905 年澳門公共教育的學生人數男生 女生總數葡籍／土生 華籍 葡籍／土生 華籍仁愛會 / / 120 95 215恒毅書院 / / 15 11 26望德聖母堂女校 / / 13 61 74望德聖母堂男校 / 47 / / 47聖羅撒女書院 / / 不詳 97男子中心學校 121 / / / 122女子中心學校 / / 32 3 35華童葡文學校 / 23 / / 23漢文班 11 / / / 11女子英語班 / / 2 2國立中學堂 不詳 19若瑟堂書院 388 / / 388耶穌聖心方濟書館 不詳 / / 127氹仔各校 / 145 / 28 173路環各校 / 45 / 30 75小橫琴各校 / 27 / / 271,461資料來源：“Instrucção Publica.”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Supplemento, vol. 5, no. 12, 28 Mar 1905, pp. 99-102。當時在公共教育系統中的學生就只有 1,461 名，其中男生 943 名，女生 518 名。筆者估計聖羅撒女書院並無華籍女生，所以為華籍女生提供教育的主要就是嘉諾撒修女會辦理的仁愛會，位於望德聖母堂的女校，以及位於氹仔的那所由嘉諾撒修女辦理的學校，連同其他各校零星的女生，人數估計就是 228 名。①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28, no. 30, 29 Jul 1882, p. 258. “氹仔過路灣政務廳”早於 1882 年 7月曾獲准在氹仔和過路灣（即現今的路環）各設一所義塾以華文教導貧困家庭的男童。
106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高養老體系的可持續性以及增強國民對養老體系的信任度和信心。本文按照《指數報告》的方式從養老體系的充足度、可持續性以及健全性等方面構建澳門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養老金指數指標，並與《指數報告》中國家和地區的養老金制度進行對比。主要目的是評估澳門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水平，通過對比找到體系未來可改進的方式。（一）《指數體系》簡介《指數報告》最早發佈於 2009 年，至今已有 13 年歷史。截至 2021 年，該《指數報告》囊括了全球 43 個養老體系，約佔世界人口的 65% 以上。①報告的指標體系直接或者間接地包括了主流文獻關注的人口結構、老年人口撫養比、養老金淨替代率、代際公平、代內公平、性別公平及養老金計劃參與率等內容。通過對比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養老體系的不同，《指數報告》提出的各種可改善的部分不僅與各國正在改進的方向相符，還在其之外提出了其他的改進方向。養老金指數指標體系主要從三個方向對養老體系進行評估，即充足度、可持續性以及健全性，這三個方面在整體體系中的佔比分別為 40%、35% 以及 25%。充足度主要研究退休人口在現行養老體系下是否可以獲得充足的福利。它主要考察現有福利水平、養老體系設計、政府對養老體系的支持力度、養老體系內資產是否包含足夠的成長性資產、退休人口是否在養老計劃之外有儲蓄、是否有住房貸款、退休人口的住房自有率等影響退休生活水平的其他因素。這其中，世界銀行（The Work Bank）定義的養老體系的三大支柱，其第二和第三支柱（即強制參與和自願參與的完全積累制度的退休計劃）的建設水平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這主要涉及養老金計劃是否有稅收優惠、是否有提取養老金最低年齡的規定、離職時的累計福利如何處理、是否有鼓勵將福利以收入流而非一次性提取的方式領取的措施、個人積累的養老金是否會作為離婚或分居時財產分割的一部分、是否允許員工在暫時離開勞動崗位時繼續向個人養老金計劃繳費等問題。而養老體系外的儲蓄、住房貸款水平和住房自有率等養老體系外的資金，也是影響養老體系充足度的重要因素。可持續性主要通過研究體系內各類養老金在工作人口中的覆蓋普及率、養老資金池中的總資產、國家和地區的人口結構、政府的公共養老金支出、政府的債務水平以及經濟增長速度及預期經濟狀況等因素，衡量養老體系是否會在未來出現養老金不足的狀況。這些因素具體來說涉及政府是否有通過措施增加退休人口養老金積累的年限或者減少養老金領取年限，例如提高養老金領取年齡及退休年齡；鼓勵高齡人口繼續就業；經濟是否有足夠的增長率來維持較好的就業水平以及投資和儲蓄的回報率；政府是否有意識地在投資決策中側重環境、社會和治理因素；以及政府目前的負債水平和支出水平是否有能力維持未來養老金的長期穩定性。① Mercer. Mercer CFA Institute Global Pension Index 2020. Melbourne, 2020. https://cfasocietysingapore.org/wp-con-tent/uploads/2020/12/MCGPI-2020-Full-Report.pdf.
107最後的健全性主要是檢測本地居民對第二支柱即私人養老金體系的信任程度。這其中主要考察了私人養老計劃相關的法規和監管、參與者利益的保護水平和信息披露情況、各國治理水平以及養老金運作費用。（二）澳門現行制度世界銀行在 1994 年報告中提出了養老金體系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為強制參與、公共管理、稅收出資的公共養老金；第二支柱為強制參與、私營管理、完全積累制養老計劃；第三支柱為自願參與、私營管理、完全積累制的個人儲蓄。①之後，世界銀行在 2008 年進一步細分為五支柱體系，基本支柱（第零支柱）為公共出資，即無需個人繳款而提供最低保障的基本公共養老金；第一支柱為強制參與、繳款金額與收入掛鈎的公共管理養老金計劃；第二支柱為強制參與、完全積累制的職業或個人養老金計劃；第三支柱為自願參與、完全積累制的職業或個人養老金計劃；第四支柱為養老金體系之外的自願參與體系，包括各種金融和非金融資產以及家庭、健康護理和住房等非正式支持。其中，基本支柱一般覆蓋全民或者低收入人群，是作為社會安全網的支柱。②第一支柱覆蓋一國或一地區內有收入的所有居民，作為基本支柱的補充；第二支柱覆蓋所有本地有長期工作的居民，作為其在退休後替代工資的主要資金來源；第三支柱為有工作的居民自願參與的額外退休金體系，作為第二支柱的補充；第四支柱是前四個支柱之外的非養老體系收入，如其他投資收入、來自子女的資金支持等。澳門目前的養老制度按照五支柱體系劃分，主要有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提供的經濟援助和敬老金作為基本支柱；第一支柱由澳門特區政府社會保障基金提供，但是社會保障金與一般意義上的第一支柱略有不同，退休時提供的保障金額並不與收入掛鈎，僅與繳費時長有關，同時每月供款金額為固定的僱主 60 澳門元、僱員 30 澳門元，③並未按照收入的比例繳納；第二支柱為社會保障基金監管的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央積金）制度的共同賬戶；第三支柱主要由金融機構為企業僱員提供的私人退休金計劃和醫療保險計劃，以及央積金個人賬戶構成；第四支柱主要是家庭資產、自有住房、家庭支援等。三、指數體系及評核結果本研究根據 2020 年及 2021 年《指數報告》的計算體系得到澳門 2020-2021 年的養老金指數（表 1）。① World Bank.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Old and Promote Growth. Summary. The World Bank, 1994.② Holzmann, Robert, Richard Paul Hinz, and Mark Dorfman. “Pension Systems and Reform Conceptual Framework.” Social Protertion Discussion Papers and Notes 46175, The World Bank, 2008.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保障基金：〈強制性供款制度〉，https://www.fss.gov.mo/zh-hant/social/social-manda-tory，2022 年 9 月 30 日讀取。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指數測算與比較研究
109（一）2020年度指數構建由於澳門並不向 OECD 提交相關資料，本研究通過自行搜集的資料並按照 2020 年《指數報告》的方法構建了澳門社會保障體系的分數。2020 年《指數報告》中的社會保障體系指數由三個子指數：充足度指數、可持續性指數以及健全性指數構成。三個指數分別佔總指數的 40%、35% 以及 25% 的權重。充足度指數體系由 11 個指標構成（記為 A1-A11），每個指標在充足度指數體系中佔據的權重不同，但是權重總和為 100%；可持續性指數體系由 9 個指標構成（S1-S9），每個指標被賦予的權重不同，但是總和為 100%；健全性指數體系由法規和監管指標（R1-R5）、對計劃參與人的保護和溝通（P1-P7）以及養老基金費用水平（Cost）共 13 個指標構成。①部分指標包含多個問題，且每個問題皆有自己的權重。對於這類指標，每個問題被單獨打分然後通過線性插值法得到指標的分數。單個問題的標準得分在 0 分到 10 分之間。根據問題的答案種類不同，採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打分。單個指標或者指標內單個問題的答案種類有兩種：定量答案和定性答案。定量答案一般為具體的數字，例如人口預期壽命、實際本地生產總值增速、負債率等。計算出澳門特區的相應數據後，再根據《指數報告》中提供的評分標準，通過線性插值法得到標準分數。定性的答案一般是檢驗養老體系設計中是否有特定的內容，例如有否對養老基金管理實體進行監管、退休金計劃參與者是否有途徑獲得足夠的信息等內容。原始分數按照《指數報告》中的評分標準得出，再由線性插值法計算得到標準分數。之後三個子指數體系的得分是由子指數體系下單個指標的權重乘以相應指標的標準分，將乘積加總後再乘以 10 得到。社會保障體系的總得分是三個子指數的得分乘以子指數的權重再加總。構建指標中使用的數據有三個來源：統計數據如本地生產總值、預期壽命、工資中位、退休基金及養老基金統計數據等，來自澳門特區政府及其下屬行政單位發佈的公開數據庫、②世界銀行數據庫、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經濟展望數據庫、④以及其他數據庫的公開信息。⑤法律法規以及行業實踐數據來自於特區政府公佈的法律法① Mercer. Mercer CFA Institute Global Pension Index 2020. Melbourne, 2020. https://cfasocietysingapore.org/wp-con-tent/uploads/2020/12/MCGPI-2020-Full-Report.pdf.②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個人及家庭服務〉，https://www.ias.gov.mo/ch/swb-services/individual-and-family-service，2022 年 9月30日讀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保障基金：《社會保障基金 2020 年度報告》，2021年7月，頁61－72；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保障基金：《社會保障基金 2021年度報告》，2022 年10月，頁57－ 68；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金 融管理 局：〈統計〉，https://www.amcm.gov.mo/zh-hant/research-statistics/statistics-page/official-statistics-summary-page，2022 年 9月30日讀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金融管理局：〈私人退休基金－年報〉，https://www.amcm.gov.mo/zh-hant/insurance-sector/statistics?type=annual-reports-private-pension-fund，2022 年 9月30日讀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21人口普查〉，https://www.dsec.gov.mo/Censos2021/zh-MO/，2022 年 9月30日讀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數據庫〉，https://www.dsec.gov.mo/zh-CN/Statistic/Database，2022 年 9月30日讀取。③ The World Bank.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The World Bank, 2022,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population-estimates-and-projections;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e World Bank, 2022,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The World Bank.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The World Bank, 2022,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④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2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April.⑤ CEIC. “Household Debt.” CEIC, 2022, https://www.ceicdata.com/en/indicator/household-debt; CEIC. “Nominal GDP.” CEIC, 2022, https://www.ceicdata.com/en/indicator/nominal-gdp; CEIC. “Gross Saving Rate.” CEIC, 2022, https://www.ceicdata.com/en/indicator/gross-savings-rate.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指數測算與比較研究
122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維度 B：相關係數 PI AI SI II ODEP TFR GOVD GDPPC INFPI 1AI 0.7969*** 1SI 0.7396*** 0.2501** 1II 0.8064*** 0.6417*** 0.3780*** 1ODEP 0.3803*** 0.5103*** 0.0507 0.3671*** 1TFR -0.0557 -0.1272 0.1234 -0.1854* -0.4900*** 1GOVD -0.0877 0.1856* -0.3063*** -0.0656 0.4905*** -0.1447 1GDPPC 0.7153*** 0.6511*** 0.4513*** 0.5809*** 0.5522*** -0.3004*** 0.0764 1INF -0.3325*** -0.1627 -0.2931*** -0.3435*** -0.1925* 0.1660 0.0026 -0.2827*** 1資料來源：Mercer. Mercer CFA Institute Global Pension Index 2020. Melbourne, 2020. https://cfasocietysingapore.org/wp-content/uploads/2020/12/MCGPI-2020-Full-Report.pdf; Mercer, CFA Institutes, Global Pension Index 2021. Mercer, 2021, https://www.mercer.com/our-thinking/global-pension-index-2021.html;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UN,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23. IMF, www.imf.org.表 6 影響因素迴歸分析結果（1） （2） （3） （4） （5） （6） （7） （8） （9）PI PI PI PI PI PI AI SI IIODEP4.2762***(3.7067)2.4385*(1.9157)3.6974**(2.1916)0.6682(0.3024)2.9166(1.4925)TFR-0.6066(-0.4866)2.6756***(2.8283)2.3424*(1.8681)4.4253***(2.695)0.7405(0.5098)GOVD-0.9647(-0.7756)-2.3352**(-2.3842)0.4143(0.3192)-5.203***(-3.0604)-2.7273*(-1.8137)GDPPC8.0624***(9.1872)7.1875***(6.8748)7.2875***(5.2589)7.7047***(4.2456)6.3062***(3.9288)INF-3.8935***(-3.2939)-1.6957*(-1.9558)0.2392(0.2082)-3.2006**(-2.1267)-2.6565**(-1.9957)截距59.512***(35.8117)59.5224***(33.1588)59.5382***(33.2397)60.3497***(47.8563)58.9658***(34.7761)60.0281***(50.5134)61.1874***(38.8463)50.4873***(24.4754)71.5246***(39.2028)年份固定效應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R2 0.1479 0.0062 0.0107 0.5119 0.1211 0.5954 0.4830 0.4090 0.4010觀測值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資料來源：Mercer. Mercer CFA Institute Global Pension Index 2020. Melbourne, 2020. https://cfasocietysingapore.org/wp-content/uploads/2020/12/MCGPI-2020-Full-Report.pdf; Mercer, CFA Institutes, Global Pension Index 2021. Mercer, 2021, https://www.mercer.com/our-thinking/global-pension-index-2021.html;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UN,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23. IMF, www.imf.org.
150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類就業人員的月平均工資分別只有約 0.63 萬元人民幣和 1 萬元人民幣。①在考慮匯率因素之後，仍與澳門的工資收入存在明顯差距。此外，在統計方法上，珠海是平均工資收入，澳門是收入中位數。如果按照同一統計口徑進行對比，實際的工資收入差距可能會更大。深合區曾長期作為珠海的一部分，勞動者的薪酬待遇水平會稍稍高於珠海的平均水平，但在總體上仍遠遠落後於澳門。四、結論與政策建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給澳門青年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②本次調查研究結果發現，澳門青年前往深合區的跨境就業意願，受到瞭解程度和居民身份等因素的影響。其中，對深合區的瞭解程度越高，前往就業的意願也越高。同時，非永久性居民的跨境就業意願更高。在跨境就業的薪酬待遇上，大部分澳門青年期待獲得與在澳門當地就業相比的更高工資，或者至少不會出現工資下降的情況。這與跨區域就業的一般行為規律相符。最後，上下班的跨境通勤問題，也是影響澳門青年前往深合區就業的重要因素。青年和專業人才群體的跨境流動，有助於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發展。③同時，跨境流動有助於促進澳門青年的國家認同。④推進澳門青年前往深合區就業，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工作內容。依據問卷調查的分析結果，本次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以促進澳門青年前往深合區的跨境就業。（一）提高澳門青年前往深合區就業的薪酬待遇此次研究發現，薪酬待遇是吸引澳門青年前往深合區就業的一個關鍵因素。深合區與澳門的工資差距，在短期內難以通過企業自身的方式進行解決，需要政府從政策層面予以彌補。現階段，澳門與內地灣區城市的政府部門，均採取了一定的經濟激勵措施，鼓勵澳門青年前往內地跨境就業，包括有實習補貼、就業補貼和社保補貼等。這些補貼政策對於填補深合區與澳門的薪酬差距，具有直接的作用，應在持續實踐的基礎上進行不斷的優化，以最大化的實現政策目標。2024 年 1 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關於促進澳門青年創新創業的辦法》正式出台，在以往的《關於進一步支持澳門青年在橫琴創新創業暫行辦法的實施細則》基礎上，繼續完善了對前往創業的澳門青年所提供經濟支持措施。對於前往深合區就業的澳門青年，深合區政府部門也應在已有政策實踐的基礎上，依據《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盡快研究和出台相應的專項政策。在澳門特區政府方面，可以借鑑香港特區政府所推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研究出台相關政策的可行性。“大灣①珠海市統計局：〈統計及普查公報〉，https://tjj.zhuhai.gov.cn/tjsj/tjzl/tjjpcgb/，2024 年 2 月 5 日讀取。② Yang, Liao, Li Meng. “Research on Social Psychology and Young People’s A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vol.3, no. 1, 2020, pp. 152-175.③ Govada, Sujata S., Timothy Rodgers. “Towards Smarter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within the Greater Bay Area.” Smart Metropolitan Regional Development, edited by T. M. Vinod Kumar, Springer, 2019, pp. 101-171.④藍宇東：〈澳門居民的跨境流動與國家認同〉，《澳門研究》（澳門），第 4 期，2022 年。
186ABSTRACTSNo. 2JOURNAL OF MACAU STUDIESJul 2024QuarterlyThe Founding of the Macao Chamber of Commerce: A Critical AnalysisCHAN Chan U · 6 ·Abstract: There has long been such saying in the Macao academic community that a modern chamber of commerce existed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Macao Chamber of Commerce (ACM) in 1913, citing reports from Chinese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at Portugal once established a “Portuguese Chamber” to replace the “Chinese Chamber”. Given the suspicions surrounded this say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further, closer to reality explanation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unding of the ACM, and to clarify its original process. By review and verification with relevant records and archives of the Portuguese-Macao authorities, this paper proves that claims of the “Portuguese Royal Court decreed disbandment of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ese periodicals were incorrect and discovers that the founding of the ACM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pos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ortuguese legislation in Macao, which carried the intention of the Portuguese-Macao authorities to regulate Chinese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to make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compliant with legal requirement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initiative to establish a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was in fact that of the Governor José Augusto Alves Roçadas, and Chinese businessmen responded positively and had sustained participation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The founding of the ACM was a result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Macao-Portuguese authorities and Macao Chinese businessmen.Keywords: Macao, Association, Macao Chamber of Commerce, Macao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Colonial rule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by Portuguese Chinese Businessmen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WU Hongqi, DAI Yuan, ZHANG Chaofan · 21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the Portuguese Chinese businessmen who travelled between Guangdong and Macao, although most of them called themselves “Atlantic natives” or “Atlantic businessmen”, actually had the nature of foreign Chinese and belonged to a special group of overseas Chinese. We can see tha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ortuguese Chinese businessmen had commercial operations in many places in Guangdong. Still, their investment focus was primarily in Guangzhou, the provincial capital, wher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ccounted for a large proportion. Its characteristics were primari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most of the Portuguese Chinese businessmen were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men. They mainly invested in commercial real estate by renting houses
ABSTRACTS187with personal investment, and the proportion of self-occupancy and combined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investment was relatively small. In terms of the time distribution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it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1910s and 1920s. When compared to general overseas Chines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primarily concentrated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common point is that they concentrated in the 1920s, but Portuguese Chinese businessmen also invested relatively more in the first decade and relatively less in the 1930s.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Portuguese Chinese businessmen mainly invest in commercial real estate in Xiguan, Henan and Central districts of Guangzhou, 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combined real estate was mainly in the western district and central District. As for self-reside real estate, it is more dispersed, distributed in the east, west and south districts, but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District. As a part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ortuguese Chines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in Guangzhou, not only limited to residential, but also hotels, foreign firms, and department store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arcade shop construction, so that the increase of urban building types, to some extent, driv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Guangzhou city and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Guangzhou urban space.Key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ortuguese Chinese businessmen, Guangzhou, Real estate investment,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A Study on the Opium Trade Collogue during the Mutual Visits of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in 1912MO Mengdi · 36 ·Abstract: In 1912, the Hague Convention and the anti-opium movement in mainland China restricted the original opium trade in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British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s began to transform Hong Kong’s opium trade mode from Opium Farmer to Government’s Monopoly. It was necessary to restrict Macao’s opium smuggling. In late 1912,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visited each other and held secret discussions twice on how to limit the amount of opium in Macao,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ritish and Portuguese governments to negotiate in London in the following year. Finally, with the condition of a long-term quota supply of Indian opium, the British side successfully persuaded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and Macao governments to restrict opium smuggling in Macao, and sign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Portugal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 Opium Monopolies in the Colon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o ensure the opium trade in two places to continue in the anti-opium voice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Hague Convention on anti-opium was greatly reduced.Keywords: Hong Kong, Macao, Britain, Portugal, Opium trade, The Hague Convention
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188From Ma Huan to Pinto: Early Modern Muslim Business Travel and South China Sea Trade in Multisource Literature LIU Xukang · 49 ·Abstract: The South China Sea was the core area of ancient China’s foreign exchanges, and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Referring to some lo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Southeast Asia, Portuguese travelogue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Muslim business trips from various regions were activ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rade circle before the “Longqing Kaihai” period. There were not only Chinese Muslims from Champa, Java and other places but also non-Chinese Muslims scattered in Malacca, Sumatra Island, Penghang, Brunei, the Philippines, Siam and other places, as well as Muslim business trip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coasts of India and even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various documents in early modern times, especially the sailing diaries and travelogues of Portuguese people such as Albuquerque, Barbosa, Pires, and Pinto,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Muslim business travellers still engaged in a large number of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rade circle from the 16th to the early 17th centur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ers coming eastward, although the declin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uslim business community was established, its process was not sudden.Keywords: Maritime Muslims, Muslim business travel, the South China sea rim trade circle, westerners come to the east, travels of the PortugueseFemale Education in Macao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CHENG Chun Wai · 69 ·Abstract: Based on firsthand referenc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tate of women’s education in Macao from the late Qing period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In 1914, the Portuguese Macao government imposed age restrictions on admission to co-educational schools.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Mr. Chen Zibao, an educational reformist, had already implemented co-education for both boys and girls as early as 1904. Mr. Chen’s objective was to promote female education while simultaneously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teachers. He had successfully trained at least three school headmistresses. Historical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prior to the 20th century, the literacy rate among Chinese women in Macao was exceedingly low. In contrast, non-Chinese women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iteracy rate,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the efforts of Catholic schools established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19th century.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emale students within the Macao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were scarce. In the early 1920s, approximately 18% of Chinese girls attended public schools, while schools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and Portuguese communities accounted for roughly 30% and 34% of the overall student population, respectively. By the late 1920s, with the growing Chinese population in Macao, Chinese female students constituted approximately 30% of the total Chinese student population, a proportion that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until around 1938 when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Chinese schools were relocated to Macao. Subsequently, in the 1930s, the number of female schools in Macao increase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econdary schools facilitated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female students receiving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Keywords: Chen Zibao, Co-education, Female schools, Public education, Women’s education
ABSTRACTS189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upling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Macao’s Financial Industry and Gaming Industry - Based on Data from 2001 to 2021HUANG Jinsui, MAO Yanhua · 89 ·Abstract: The moderat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of Macao has established a “1+4”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the gambling industry as the pillar and the modern financial industry as one of the four emerging industries. By constructing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Model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gaming industry, applying data from 2001 to 2021 in Macao and calculating the comprehensive order parameter,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the two decades, we find: the comprehensive order parameter of the gaming industry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which means the gaming industry has higher development level in Macao and has a larger positive effect to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an financial industry to i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financial industry and gaming industry keeps increasing, however, it remains a relatively low level with barely and medium coordinated coupling, which mea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industries should be improved; the resilience to external shocks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he gaming industry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t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Macao should aim a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and gaming industry and its moderat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by encouraging proper development of the gaming industry with strict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and by devoting major efforts to developing modern financial industry and other non-gambling industries with the support of people flow, logistics, capital flow and other elements absorbed by the gambling industry.Keywords: Financial industry, Gaming industry,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rate diversification, Macao economyMeasurement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Macao SAR Social Security Fund IndexXUE Lifei, LIU Lu, LOU Shiyan, CHEN Yang, CHEUNG Wai Kong · 104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Pension Index” published by Mercer and CFA Institute, the 2020 and 2021 pension index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as constructed and compared with pension systems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2021 index report in three dimensions: Adequacy, Sustainability, and Integrity to find a direction for further Macao SAR pension system reform.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ension index and various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are also examined. Through comparison and examination, the study found out that Macao SAR’s pension system currently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all three dimensions. As the aging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grow, the sustainability and adequacy of pension assets will continue to be challenged. The results of a comparison with the pension system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veal the need to make the non-mandatory Central Provident Fund system mandatory and recommend additional support from the pension scheme for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who are temporarily un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force due to caring for family and other reasons.Keywords: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Index construction, Comparison
澳 門 研 究 2024年第 2期190The Willingness of Macao Youths for Employment in the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WU Weidong, CHAN Kin Sun · 143 ·Abstract: The willingness of Macao youths to engage in cross-border employment,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ir behaviour in finding jobs in the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This paper employs the data from a survey conducted in Macao and uses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it. It finds that resident statu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zon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intention of Macao youths for cross-border employment in the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Meanwhile, most of Macao’s young workers expect to have at least the same salary when working in the cooperation zone as they do in Macao. Accordingly, this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policy design.Keywords: Macao youths,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Cross-border employment, Employment intention, Salary expectationThe Patriotic Tradition of the Macao Buddhist Community and Its Inheritance of Buddhist CultureSONG Hanxiao, TAN Jingyu · 155 ·Abstract: The Macao Buddhist circles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patriotism. Since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Macao Buddhist community has inherited the teachings from the mainland and passed on the torch of wisdom and virtue. The patriotic sentiments, the spirit of seeking innovation and survival, the anti-Japanese Fascism patriotism and the post-handover ideology of “love motherland, love Macao, love Buddhism” of the Buddhist Community can be described as continuous. While propagating Buddhism, the Macao Buddhist community also shoulde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is the steadfastness and inheritance of the Macao Buddhist community that has enabled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to flourish in Macao and be highly welcomed by followers. As a major force in patriotism for both mainland China and Macao, the Macao Buddhist community has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characteristic “One Country, Two Systems”.Keywords: Macao, Buddhism, Patriotic,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search from the Publications of Economics since 1999WONG Kwok Keung · 169 ·Abstract: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s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policy, this study collects and organizes books and periodicals related to Macao’s economy since the handover of Macao.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different topics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books and periodicals so that experts and scholars can understand the details and plan future research. This article contains 2,824 bibliographic entries, divided into eight parts, including economic overview, trade, investment, business overview, marketing and consumption, human resources and employment, management, various industries, etc.Keywords: Macao, Publishing, Econom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