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2023Editor’s Note Editorial Board 5A Re-assessment of the Chronological Range of the Upper Cultural Layer on the Hac Sa Site in Coloane, MacaoCHAN Peng Fai 6Joannes/Johannes Lassar: Co-translator of the First Complet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TAN Shulin 24A Brief History of Public Toilets in MacaoCHAN Sok I, CHAN Pang Chi 41Examining the Natural Science Curriculum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in Macao Based on OECD Education 2030WANG Yunying, WEI Bing 61Why Want a Job Change if It Is Already Good Fit? - An Empirical Study on Macao Civil Servants’ Job Rotation IntentionAO Io Weng, O Lai Heong 121The Acculturation History of “Leilão” from Portuguese to the Chinese LanguageJIN Guoping 135Exploration of Comprehensive Applied Skills Education in Macao: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Backward STEM Curriculum Based on Big IdeasLIN Yanlong, OON Pey Tee 76A Review,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 MacaoWANG Chen, WANG Zhong 103The Influence of Alternative Conjunctions on the Readability of Chinese Legislative Texts in Macao and the Mainland: A Case Study of “Huò” in Código Civil and “Huòzhě” in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EN Aihua, SHAO Yi 149174Risk Assessment of Storm Surge Flooding in MacaoZHENG Hui Min; SHI Huabin; LOK Man Hoi3
澳門路環島黑沙遺址上文化層年代範圍再判定7對黑沙遺址進行小規模考古發掘，發掘者根據 95A探方發掘出土的陶片、熱釋光和碳14測年數據等資料，估計第一層（即本文所指的上文化層） 1○ 的年代為距今 4000至3500年。 2○ 以上兩種看法的年代範圍明顯不同，時間上下限也互不重疊。其中，後者的年代觀點被學者取其年代上限“距今 4000年” 3○ 或“距今 4000餘年” 4○ 而廣泛流傳，可說至今已成為“主流”觀點，包括本地的博物館在展示該文化層出土的石英環玦時也多採用此一年代說法。在絕對年代測定數據方面，1977年的考古發掘在黑沙遺址上文化層採�樣本作測定（AMS；編號 Beta-12455），年代數據為 5740±100 B.P.， 5○ 校正年代為公元前 4960至 4430年（約距今 6910至 6380年）；1985年的考古發掘曾採樣作碳 14測定（樣本編號：Beta-4411），年代數據為 6100±200B.P.，校正後為公元前 4950至 4420年（約距今 6900至 6370年），當時發掘者認為此兩個年代數據均偏早。 6○ 上述來自上文化層的年代數據比下文化層的文化遺存年代還要早，確實是難以解釋的。然而，它卻提醒我們有需要進一步檢視黑沙遺址上文化層年代上下限的問題。1995年的考古發掘也有採樣作年代測定，在 95A探方第一層中有兩個熱釋光測年數據，分別為 3,780±530B.P.和 3,450±450B.P.。 7○ 此兩個陶片熱釋光測年數據，有可能與珠江三角洲的熱釋光測年數據一樣存在過晚的問題，有學者曾指出相關測年方法的數據誤差較大，可靠性受到質疑。 8○ 此外，還有一個碳 14測年數據為 4,190±210B.P.，該年代數據未作樹輪校正， 9○ 校正後的年代相信會再早一些。由於目前學者對於黑沙遺址上文化層的年代範圍尚未有定論，而早年的測年數據也相距頗大。考慮到不同年代判斷對於我們認識和討論黑沙遺址的史前文化內涵，乃至與環珠江口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進行比較研究，都可能影響研究結果。因此，本文從檢視目前年代判斷的1○ 關於兩者的層位關係，可參看筆者所撰的〈澳門路環島黑沙遺址的層位關係及下文化層年代再探討〉，澳門考古學會編：《澳門考古學研究論集》（第一輯），澳門：澳門考古學會、文化公所，2021 年。2○ 鄧聰、鄭煒明：《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澳門：澳門基金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 104。3○ 鄧聰：《澳門黑沙玉石作坊》，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總署，2013 年，頁 45、71。4○ 如有新聞媒體報導，發掘者與“……30餘位考古專家考察澳門史前 4000餘年前黑沙遺址現場……”；見〈澳門史前黑沙遺址出土 4000 年前罕見治玉工具〉，中國新聞網，2013 年 6 月 22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a/2013/06-22/4957781.shtml，2022 年 9 月 24 日讀取。5○ Meacham, William. “C-14 Dating of Potter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 XI, 1986, pp. 109-110.6○ Meacham, William. “Hac Sa Wan, Macau Phase III.”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 XI, 1986, p. 105; Meacham, William. “Note on the Middle Neolithic Cultural Sequence, in the Light of Hac Sa Wa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 XI, 1986, pp. 106-108.7○ 李松基：〈澳門黑沙出土陶片熱釋光斷代法測試〉，鄧聰、鄭煒明：《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澳門：澳門基金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31 － 133。8○ 鄒興華：〈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分期〉，《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香港：香港市政局，1993 年，頁40；Meacham, William. “Recent C-14/T-L Dates and a Cultural Chronology for Hong Kong’s Prehistor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 IX, 1982, pp. 77-79.9○ 陳鐵梅：〈澳門黑沙遺址碳十四年代測定報告〉，鄧聰、鄭煒明：《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澳門：澳門基金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57。
澳門路環島黑沙遺址上文化層年代範圍再判定15黑沙遺址上、下文化層的陶器組合類型的區別具有相似性。值得注意的是，黑沙遺址上文化層出土的戳印紋和刻劃紋泥質白陶片（圖 5），與深灣遺址 F層第 2組遺存的戳印紋和刻劃紋白陶片（圖 6），無論在陶色、陶質和施紋方式上均十分接近。黑沙遺址上文化層與深灣 F層第 2組出土的夾砂陶罐、缽形器及器座等器形基本相同，在陶器技法上，兩者出土的陶器均為手製。從器物特徵來看，黑沙遺址上文化層遺存與李氏等所劃分的深灣 F層第 2組遺存的年代也是大致同期的。圖 5 1985 年黑沙第一文化層出土戳印紋和刻劃紋泥質白陶片圖片來源：本圖引自 Meacham, William. “Hac Sa Wan, Macau Phase III.”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 XI, 1986, pp. 102, 104；感謝香港考古學會允許本文使用有關圖片。
澳 門 研 究162023年第 3期圖 6 香港深灣遺址 F 層出土的戳印紋和刻劃紋泥質白陶片圖片來源：本圖引自秦維廉編：《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香港：香港考古學會，1978 年，頁145；感謝香港考古學會允許本文使用有關圖片。與香港深灣遺址 F層出土同類文化遺存者，有香港赤鱲角虎地、過路灣上區及深灣村東谷等遺址。其中，虎地遺址 FA探方第 4層出土的陶器，泥質白陶佔 10至 15%，其餘為夾砂陶；白陶多為素面，圈足部多飾以刻劃紋，有時伴有圓形或方形鏤孔；夾砂陶多為繩紋，陶器口沿內側刻劃有同心半圓紋，即戳印半截管紋；繩紋裝飾疑似用多齒梳刻劃成的細繩紋；未見彩陶。陶器在許多方面如圜底圓肩、束頸敝口、內沿有波狀刻紋等都與深灣 F層第 2組的陶器十分相似。有學者曾指出虎地與深灣同樣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後段的文化遺存。 1○過路灣上區遺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夾砂陶和泥質白陶；夾砂陶多飾繩紋，在陶器器體和口沿內側多飾有細繩紋，器形有圜底釜、罐；泥質白陶多為圈足器，圈足足沿多飾有刻劃單線條、小圓點、半圓或全圓紋樣，偶飾有鏤孔，未見彩陶；其陶器特徵也與虎地和深灣 F層出土者相近。 2○ 此外，過路灣上區出土的石製工具也與虎地遺址出土者基1○ 商志香覃、毛永天：〈香港地區新石器文化分期及與珠江三角洲地帶的關係〉，《考古學報》（北京），第 3期（1997），頁 255 － 284；〈香港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及與珠江三角洲地帶的關係〉，商志香覃：《香港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年，頁 7。2○ Meacham, William, editor.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Kok Island.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94, pp. 129-152.
澳門路環島黑沙遺址上文化層年代範圍再判定17本相同。 1○深灣村東谷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堆積，有上、下兩個文化層。下層為出土彩陶的文化層。上層的陶器，則以出土白色或米黃色刻劃紋泥質陶片和細繩紋陶片為其特徵， 2○與香港虎地和過路灣上區出土的戳印紋和刻劃紋泥質陶器完全相同（圖 7），也與黑沙遺址上文化層出土的白陶片特徵基本一致。圖 7 香港虎地、過路灣上區和深灣村東谷等遺址出土的戳印紋和刻劃紋泥質白陶片圖片來源：本圖引自 Meacham, William, editor.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Kok Island.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94, p. 154；感謝香港考古學會允許本文使用有關圖片。李海榮、劉均雄曾比對深圳咸頭嶺遺址第 5段與草堂灣遺址第 1期及深灣遺址 F層第 2組的陶器，指出草堂灣第 1期遺存的年代稍後於咸頭嶺第 5段的年代而與之相去不遠，深灣 F層第 2組遺存的年代上限亦可能接近咸頭嶺遺址第 5段。 3○ 按原發掘報告，1○ 〈香港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及與珠江三角洲地帶的關係〉，商志香覃：《香港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年，頁 7。2○ 〈香港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及與珠江三角洲地帶的關係〉，商志香覃：《香港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年，頁 5；Meacham, William, editor.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Kok Island.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94, pp. 231-246.3○ 深圳市文物考古鑑定所編著：《深圳咸頭嶺：2006 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頁 210、226。
拉薩爾：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的合作譯者25� 1 馬士�（Joshua Marshman）圖片來源：顧鈞：〈漢學奇人馬士曼〉，https://www.sohu.com/a/446344141_120244154。亞美尼亞人（Armenians）是原居住在南高加索地區的古老民族，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將東正教作為國教的民族。自 11世紀起，亞美尼亞王國因遭受不同異族政權的瓜分而解體。失去家園的亞美尼亞人被迫流散到世界各地，形成“貿易離散群體”。 1○ 截至17世紀，亞美尼亞商人已在印度各地營建了一個連接東南亞各港埠的龐大貿易網絡，“亞美尼亞人散佈在亞洲各地，只要有貿易機會，他們就在那裡建立定居點”。 2○ 據學者研究，16世紀中期，馬德拉斯（Madras）境內已形成 Chinipatane亞美尼亞人的聚居區。根據在 Sourb Tovma教堂發現的一份亞美尼亞人與葡萄牙人簽訂的協議，“從 1549年到 1557年間，經中國人同意，又在澳門定居。毫無疑問，緊跟着葡萄牙人而來的是亞美尼亞人”。3○若此說不誤，可知在澳門開埠之初，亞美尼亞人已踏足澳門。168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新朱爾法（New Julfa）的亞美尼亞人達成協議，承諾給予亞美尼亞人在馬德拉斯貿易的優惠。 4○ 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又向加爾各答的亞美尼亞商人頒發特許狀，允許他們享有“歐洲商人享有的一切特權”。 5○“這類特權使亞美尼亞商人在中1○ （美）菲力浦 • D •柯丁（Philip D. Curtin）著，鮑晨譯：《世界歷史上的跨文化貿易》，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 年，頁 2。2○ Reports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with Extracts of Correspondence (etc.) Volume the Third, For the Years 1814 and 1815. J. Tilling, Grosvenor-row, Chelsea, 1815, p. 349.3○ （法）讓 -皮埃爾 •馬艾（Jean-Pierre Mahé）：〈亞美尼亞人和中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第 3 期（2014），頁 42 － 43。4○ 車效梅、張靜雪：〈17世紀波斯亞美尼亞人跨區域貿易網絡的形成、發展與地位〉，《西亞非洲》（北京），第 1 期（2023），頁 69。5○ Morse, Hosea Ballou.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1,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 174.
澳 門 研 究262023年第 3期國站穩了腳跟”， 1○ 活躍於澳門－馬尼拉－印度航線，亞美尼亞商人趁機進入澳門。澳葡政府之所以允許亞美尼亞商人進入澳門，除葡萄牙人早期即與亞美尼亞人建立的密切關係外，還有三點極為重要：一是亞美尼亞人的商業貿易能力，可以給澳葡政府帶來豐厚利潤；二是宗教信仰相同，許多亞美尼亞商人為獲得貿易特權而“皈依”天主教，與澳葡政府的羅馬天主教傳統相同；三是亞美尼亞商人居無定國，他們“因國土被土耳其、俄國和波斯分割而流離顛沛”被澳門伸開雙臂歡迎。 2○ 據學者研究，“亞美尼亞人在澳門的永久聚落至少在 18世紀中葉就開始出現，到 19世紀之前，這些亞美尼亞人在澳門的聚落已經牢牢地紮根”。 3○ 拉薩爾家族因從事貿易而來到澳門。目前確知，拉薩爾家族定居澳門最早始於拉薩爾的伯父馬休斯 • 約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也譯作“馬瑟斯”），他於 1761年首次抵達澳門。馬休斯因多年的成功商業經營而步入上層社會，並於 1783年取得葡籍成為葡萄牙臣民。 4○ 他在澳門自由居住，仍然頻繁赴廣州貿易。1794年，馬休斯 • 約翰尼斯在廣州去世， 5○ 他的兄弟⸺也就是拉薩爾的父親⸺拉扎羅 • 約翰尼斯（Lazaro Joannes）接管了他的船隻和貿易。 6○拉扎羅 • 約翰尼斯到達澳門的時間，有兩種記載：一份資料稱在 1780－ 1781年左右，他曾與妻子到過澳門； 7○ 另一份資料顯示，拉扎羅 • 約翰尼斯到澳門則要更早一些。據史料記載，1777年，一位名叫若昂 • 費爾南德斯（João Fernandes）的澳門葡人去世，他倉庫裡的貨物清單上，記載有 11箱屬於拉扎羅 • 約翰尼斯的鴉片。 8○ 這說明 1777年之前，拉扎羅 • 約翰尼斯已在澳門進行鴉片貿易。據史料記載，拉扎羅 • 約翰尼斯夫妻“到達澳門不久就生下一子，名叫約翰尼斯 • 拉扎羅（Joannes Lazaro）”， 9○ 此子應該是拉薩1○ （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郭頤頓譯：〈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55 期（2005），頁 87。2○ （葡）潘日明（Benjamin Videira Pires）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 年，頁 137。3○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 － 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705。4○ （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56 期（2005），頁 44。5○ 關於馬休斯 • 約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去世的具體日期，施其樂（Carl T. Smith）、范岱克（Paul A. Van Dyke）文中出現 1794 年 10 月 10 日和 1794 年 12 月 10 日兩個不同的日期，見（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56期（2005），頁 44、46。但據作者注釋（24）所引各種檔案資料判斷，馬休斯 • 約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去世的具體日期應為 1794 年 12 月 10 日。6○ （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徐素琴譯：〈廣州貿易中的模糊面孔：摩爾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巴斯人、猶太人和東南亞人〉，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 10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頁 442。7○ 澳門檔案館：3.VIII. no.2(1967年 8月 )81-82，轉引自（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56 期（2005），頁 47。8○ 澳門檔案館：3.VIII. no.2(1967年 8月 )81-82，轉引自（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56 期（2005），頁 47。9○ （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56 期（2005），頁 48。
拉薩爾：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的合作譯者27爾（Johannes Lassar）。許多學者認為拉薩爾出生於 1781年， 1○ 因此 1780年應該是拉扎羅 • 約翰尼斯定居澳門的年份，而非他首次造訪澳門的時間。拉薩爾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他從幼年起就學習漢語口語。關於他學習中文的情形，有兩種記載，一是來自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的說法：拉扎羅 • 約翰尼斯家中僱用一男一女兩位中國基督教徒為僕人，拉薩爾最初跟這兩位僕人學習漢語。後來，其父從廣州請來一位中文老師，教他讀寫官話。 2○另一種記載來自拉薩爾本人：他自幼年就學會漢語口語，由於對這門語言有特殊的愛好，所以渴望更全面的瞭解，他的父親傾向滿足他的這一願望。在他最適合提高語言能力的年紀，父親將他送到廣州， 3○ 並聘請了兩位老師來教他，分別教中文（Chinese） 4○ 和官話（Mandarine）。前者每月佣金 30洋元（dollars），後者每月 35洋元。 5○ 第一位老師頗有學問，但採取的教學方法是強制他記住大量漢字，並讓他揣摩其含義。第二位老師則完全不同，他本人熱衷於學習，很樂意把知識傳授給熱切的學生。拉薩爾記住了大量漢字，希望能取得快速進步。在官話老師的教導下，拉薩爾夜以繼日地學習，閱讀了近40卷中文書籍。此後，拉薩爾可以借助中文字典獨自學習。 6○ 幾年後，拉薩爾的官話口語及書面語均達到相當水平，他也因此被澳葡政府聘用，負責翻譯、處理與北京宮廷之間的官方信件。 7○ 對此，馬士曼評論道：“這給了他一個更加沉迷於中文閱讀的機會，1○ （德）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年，頁 34；（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56 期（2005），頁 48；Gupta, Abhijit. “A Note on Chinese Printing in Serampore.”New Word Order: Translational Themes in Book History, edited by Swapan Chakravorty, Abhijit Gupta, Worldview Publications, 2011, p. 160. 也有學者主張拉薩爾出生於 1778 年，如Poladian, Derenik. The Armenian Merchants of China and Hovhannes Ghazarian. Amsagir Kronakan, Grakan, Banasirakan, 1959, p. 276. 可惜的是，作者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李奭學稱其 1741年出生，應誤，見李奭學：〈晚明翻譯與清末文學新知的建構——有關《譯述：明末天主教翻譯文學論》的一些補充〉，《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台北），第 21 卷第 1 期（2011），頁 206。2○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6, Oct 1835, p. 252.3○ “Some Account of Mr. Lassar in a Letter from Mr. Marshman to Dr. Ryland, when He Had Been with Him Nearly a Year.”Periodical Accounts Relative to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vol. III, no. XVIII (1807-1808),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08, p. 461. 拉薩爾這裏沒有提到他的具體年齡，但 Derenik Poladian 說是 10 歲，Poladian, Derenik. The Armenian Merchants of China and Hovhannes Ghazarian. Amsagir Kronakan, Grakan, Banasirakan, 1959, p. 276；康太一說是 13 歲，康太一：〈從英譯《論語》到漢譯《聖經》：馬士曼與早期中西對話初探〉，博士論文，北京外國語大學，2013 年，頁 46。4○ 根據當時廣州一般私塾對學生課業的要求，拉薩爾所學的“中文”，應該是以粵語音朗讀《三字經》、《千字文》等啟蒙書籍或者經書，並背記漢字的形音義為主。5○ “Some Account of Mr. Lassar in a Letter from Mr. Marshman to Dr. Ryland, when He Had Been with Him Nearly a Year.”Periodical Accounts Relative to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vol. III, no. XVIII (1807-1808),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08, p. 462. 這裏的貨幣單位“洋元”（dollar），既非墨西哥鷹洋（1823 年開始鑄造），亦非澳門幣（1905 年 9 月 4 日始葡萄牙政府授權大西洋銀行在澳門發行澳門元鈔票）。由於當時使用的貨幣極為複雜，“洋元”具體為何種貨幣，目前只能存疑。6○ “Some Account of Mr. Lassar in a Letter from Mr. Marshman to Dr. Ryland, when He Had Been with Him Nearly a Year.”Periodical Accounts Relative to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vol. III, no. XVIII (1807-1808),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08, p. 462.7○ Buchanan, Claudius. The Work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LL. D. Comprising Hi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 Whiting & Watson, 1812, p. 20;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7, p. 51.
澳 門 研 究282023年第 3期我有理由相信他利用了這個機會，因為他似乎比我認識的大多數人更喜歡中文書。” 1○然而，拉薩爾的這份工作並沒有持續太久。大約在 23歲時，他將注意力轉向商業領域，因為在這方面，他的很多同胞大獲成功，其父即因經商致富。1802年，拉扎羅 • 約翰尼斯因不滿澳葡政府指責其將資金轉到澳門以外的亞美尼亞帳戶，攜全家離開澳門，遷往加爾各答。 2○ 這為拉薩爾從事聖經翻譯提供了契機。英國浸信會在印度的傳教始於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的威廉 • 克里（William Carey，1761－ 1834，圖 2）。 3○1791年，他的《基督徒當竭盡所能引領異教人民歸正》（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被讚譽為“現代傳教事業的憲章”。 4○1792年 10月，他發起成立近代第一個傳教士差會⸺浸信會異域傳播福音差會（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他於 1793年 11月 11日抵達加爾各答，成為首位被派赴印度的傳教士。在加爾各答，他一邊研讀語言、翻譯聖經，也不斷講道。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並不歡迎傳教士，1799年，威廉 • 克里被迫遷移到加爾各答附近的丹麥殖民地塞蘭坡（Serampore）。同年 10月 9日，馬士曼和威廉 • 沃德（William Ward，1769－ 1823）等人抵達加爾各答，�同樣原因無法上岸，他們被迫於 13日轉往塞蘭坡。 5○ 由此，三人組成“塞蘭坡三傑”（Serampore Trio）， 6○ 在那裏建立佈道站，創立印刷所，從事多種語言翻譯及出版《聖經》，兼傳教及設立學校。1○ “Some Account of Mr. Lassar in a Letter from Mr. Marshman to Dr. Ryland, when He Had Been with Him Nearly a Year.”Periodical Accounts Relative to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vol. III, no. XVIII (1807-1808),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08, p. 462.2○ （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56 期（2005），頁 48；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6, Oct 1835, p. 252. 美國學者卡茨（Elmer H. Cutts）認為，拉薩爾去加爾各答是在 1804 年，見 Cutts, Elmer H. “Chinese Studies in Bengal.”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62, no. 3, Sep 1942, p. 173, footnote 15. 英國學者斯蒂芬 • 尼爾（Stephen Neill）說拉薩爾是在 24 歲時到達加爾各答，意即拉薩爾是 1804 年抵加爾各答，見Neill, Stephen.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1707-185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96.3○ 苗柏斯（Basil Miller）著，徐成德譯：《克里威廉——近代宣教之父》，香港：大使命基督徒團契，1995年。4○ Carey, William. 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 Ann Ireland, 1792.5○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 111.6○ Laird, M. A.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aries to Education in Bengal, 1793-1837.”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31, no. 1, 1968, p. 92.
拉薩爾：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的合作譯者29� 2 �廉 • 克里（William Carey）圖片來源：https://zh.m.wikipedia.org/wiki。當時除塞蘭坡佈道站外，英國政府在加爾各答創辦的威廉堡學院（也譯作“英印學院”，College of Fort William）也對翻譯聖經極為重視。該學院專設一部門，負責將聖經翻譯成東方語言。 1○ 該學院成立於 1800年 5月 4日， 2○ 旨在幫助年輕英國官員熟習當地語言及文化，學院為此開設多種印度語言教學與翻譯。該學院重視聖經翻譯，可能與學院教務長⸺英國國教會布朗牧師（Rev. David Brown，1763－ 1812）與副教務長布坎南牧師（Rev. Claudius Buchanan，1766－ 1815，圖 3）熱衷差傳有關。布坎南牧師認為不僅要將聖經翻譯為各種印度語言，更重視將聖經譯為中文：關於基督教傳播的討論中，一些信仰者把眼光完全局限於印度，據推測，原因是印度與英國的政治關係︒然而，尋求神的啟示的國家中印度只佔一小部分︒與印度相比，馬來亞群島較之印度擁有更多的領土和人口︒中國比這兩者都更廣闊；在某些方面，遠比它們更重要︒羅馬教會與那個帝國保持着長期而無效的鬥爭，因為它永遠不會給人們‘美好而完備的恩賜’——《聖經》︒……獲得中文聖經版本是威廉堡學院主管者的夙願︒一個很重要的目標看來是尋覓一位博學教授來從事這項工作︒只要有一部中文聖經傳入中國，那麼這個龐大帝國的幾乎每個角落都可以抄錄︒ 3○除傳播福音外，“另一個可見的目標是向我們的人介紹一些漢語知識；儘管西藏邊境的1○ Buchanan, Claudius. The Work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LL. D. Comprising Hi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 Whiting & Watson, 1812, p. 13.2○ Buchanan, Claudius. The Work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LL. D. Comprising Hi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 Whiting & Watson, 1812, p. 14.3○ Buchanan, Claudiu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Ninth Edition, London: G. Sidney, 1812, pp. 9-10.
澳 門 研 究302023年第 3期中國要塞俯瞰孟加拉境內的公司領地，但據說在印度服務的公司中沒人能讀懂一封普通的中文信件”。 1○� 3 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圖片來源：Pearson, Hugh.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D. D., Late Vice-provost of the College of Fort William in Bengal. Third Edition, vol. 1, Strahan and Spottiswoode, 1819.這裏，布坎南將中文聖經翻譯與宗教傳播以及英國政治、外交事務聯繫到一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當在威廉堡學院擔任孟加拉語和梵語教授的威廉 • 克里將聖經譯為東方語言的宏偉計劃告知布朗牧師後，得到其大力支持，因為這與威廉堡學院的譯經計劃不謀而合。學院遂決定由威廉 • 克里主持譯經工作。鑑於威廉 • 克里希望專注於印度語系的聖經翻譯，中文聖經翻譯便確定由馬士曼負責。從事中文聖經翻譯，首先要學習中文，在當時的加爾各答找到稱職的中文教師並非易事。為此，布坎南牧師一度準備出資 5,000盧比（rupees），派兩位傳教士從陸路前往中國邊界尋找中文教師，終因該計劃過於冒險被威廉 • 克里放棄。 2○ 近乎絕望時，布坎南牧師在加爾各答偶遇拉薩爾。關於拉薩爾當時的境況，有種說法是他正為英國政府1○ Buchanan, Claudiu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Ninth Edition, London: G. Sidney, 1812, p. 10.2○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 216.
拉薩爾：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的合作譯者31擔任傳譯員。 1○ 但據布坎南牧師 2○ 和馬士曼描述，拉薩爾因商業前往加爾各答。他攜帶大批茶葉以備銷售，卻遭遇茶葉價格劇跌而陷入困境。布坎南牧師瞭解到拉薩爾的中文水平後，力勸拉薩爾放棄商務，到威廉堡學院工作，承擔聖經漢譯工作，並教授印度傳教士中文。 3○ 馬士曼於 1806年 8月 20日致英國浸信傳教會信中，描述二人相識經過：不管怎樣這是介紹他給我們的朋友﹝布坎南﹞的緣故，這個人能夠立即看出和賞識他的才幹，並且具有足以運用它們的廣闊心思︒他慷慨地插手協助拉撒先生（即拉薩爾——引者注）脫離困境，得到他的全然信賴，而且聘請他參與他現在進行着的神聖工作，是在我們指導之下的︒ 4○身陷困境的拉薩爾接受邀請，到威廉堡學院從事聖經漢譯及漢語教學。 5○ 然而，馬士曼的“指導”並未立即開展，1804年 9月拉薩爾漢譯並刊行的《創世紀》和《馬太福音》的部分章節，係其據亞美尼亞語《聖經》（Armenian Bible）獨立譯出的。 6○ 由於宗教知識欠缺等原因，拉薩爾的譯文未獲認可。這使教會上層認識到一部品質上乘的《聖經》中譯本，單靠拉薩爾難以勝任。這樣，已確定負責《聖經》中譯的馬士曼自然成為“指導”。1805年，布坎南牧師提議馬士曼到加爾各答跟拉薩爾學習中文。但馬士曼在塞蘭坡還要忙於其他傳教事務，加之加爾各答由英國統治，東印度公司對傳教活動亦極不友善，布坎南牧師最終說服拉薩爾遷到塞蘭坡，專心翻譯和中文教學。 7○ 由於威廉堡學院財政出現困難，拉薩爾最初三年每月 300盧比的薪水由布坎南牧師自掏腰包資1○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6, Oct 1835, p. 252. 今人彼得 • 基特森（Peter J. Kitson）、施其樂（Carl T. Smith）和范岱克（Paul A. Van Dyke）亦持此說， 分 別 見 Kitson, Peter J. Forging Romantic China: 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0; （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56 期（2005），頁 48。2○ Pearson, Hugh.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D. D., Late Vice-provost of the College of Fort William in Bengal. Third Edition, vol. 1, Strahan and Spottiswoode, 1819, p. 320.3○ Hanan, Patrick.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The Writing Proess.”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Exhibition Catalogue, edited by Patrick Hanan,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p. 266.4○ （德）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年，頁 35。5○ 但是，據美國傳教士裨治文說，拉薩爾到達加爾各答後，即擔任當地英印政府中文翻譯，後受威廉 • 克里僱用從事聖經翻譯，見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6, Oct 1835, p. 252.6○ 關於刊行時間，約翰 • 海克斯（John R. Hykes）認為是在 1804 年，見 Hykes, John R.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Tabulated to December 31, 1915.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16, p. 2. 詹姆斯 • 霍夫（James Hough）和喬治 • 布朗（George Browne）認為是在 1805 年，分別見 Hough, James.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Era. Vol. 4, Church Missionary House, 1845, p. 84; Browne, George.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From its Institution in 1804, to the Close of its Jubilee in 1854: Compil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Jubilee Committee. The Society’s House, 1859, p. 193. 康太一認為拉薩爾當時的翻譯並沒有出版，只是以手稿的形式寄給英國聖經公會，見康太一：〈從英譯《論語》到漢譯《聖經》：馬士曼與早期中西對話初探〉，博士論文，北京外國語大學，2013 年，頁 55，注釋 264。7○ Buchanan, Claudius. The Work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LL. D. Comprising Hi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 Whiting & Watson, 1812, p. 10.
澳 門 研 究322023年第 3期助。 1○1806年初，馬士曼開始師從拉薩爾學習中文。 2○起初由於沒有以英文或拉丁文解釋的中文字典或詞彙表，拉薩爾不得不採取以中文解釋中文的方式進行教授，導致學習艱難。對此，馬士曼曾言：“拉薩爾先生……的到來，極大地滿足了我一直以來對於漢語的夢想。但我們還是必須克服困難：他沒有關於漢語的字典或詞彙表，無論是英文的還是拉丁文的都沒有。……於是我只好通過書本來學習漢語，其中沒有一個字的外語注釋或翻譯，這樣的學習實在痛苦，有時幾乎動搖了我的決心。但就是用這樣的方法，我最終將《孔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Confucius）翻譯出版。” 3○ 由於馬士曼極具語言天賦， 4○ 又勤奮用功，中文水平提高得很快，“當年（1806年）已達翻譯出版《聖經》全譯本和中文語法書的水平”。 5○ 當然，此言出自馬士曼長子約翰（John Clark Marshman，1794－ 1877）之口，難免有誇大之嫌。不過，馬士曼本人亦坦承：經過受教於他（指拉薩爾——引者注）八個月之後，可以使我能夠說得稍為確切；我在此不得不說，每天與他相處，讓我肯定他具有足以勝任的才能，並且是卓越的中國學者︒我不能否認，在我細察他之前，對於他的知識範圍，不是毫無疑惑的；然而，他那不屈不撓的專注力，和他擔任老師時的果斷性格，向他的學生顯示他會盡力堅持取得完美的發音，讓我很快地確信，他是位有過人之才的老師︒ 6○實際上，除拉薩爾悉心教授外，馬士曼中文能力的提高還有三個來源：其一，1809年馬士曼《孔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Confucius）第 1卷出版三個月後，造訪塞蘭坡的葡1○ Pearson, Hugh.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D. D., Late Vice-provost of the College of Fort William in Bengal. Third Edition, vol. 1, Strahan and Spottiswoode, 1819, pp. 320-321;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 244.2○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 244. 當時在塞蘭坡成立一個中文班，除馬士曼外，一起跟拉薩爾學習漢語的還有馬士曼的兩個兒子，即 13 歲的約翰（John Clark Marshman）、8 歲的本傑明（Benjamin Wickes Marshman）以及威廉 • 克里 15 歲的兒子傑貝茲（Jabez Carey）和一些中國助手。3○ Marshman, Joshua.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中國言法》). The Mission Press, 1814, “Preface”, p. ii.4○ 威廉 • 克里曾坦承：“馬士曼在四個月內所掌握的語言，我需要八個月的時間。”見〈克里威廉小傳〉，豐盛恩典網站，http://wellsofgrace.com/biography/intro/brief-bio/carey/chapter09.htm，2020 年 1 月 2 日讀取。5○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ate Dr. Marshman.” The Friend of India, 14 Dec 1837, p. 10.6○ 馬士曼 1806 年 8 月 20 日致浸信傳教會信函，中譯文轉引自（德）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年，頁 35 － 36，注釋 112。
拉薩爾：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的合作譯者33萄牙遣使會傳教士劉思永神父（P. Rodrigues） 1○給他一部拉漢字典手稿， 2○這極大地便利了馬士曼的漢語學習。在居留塞蘭坡的八個月間，劉思永神父在語法和發音等方面給馬士曼提供了有益幫助。 3○ 其二，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 1834）為其僱用的懂官話的中文老師。據馬禮遜 1815年 7月 5日寫於澳門的信件稱，他曾為馬士曼代僱過一位懂官話的中文老師，馬士曼的《中國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較之初稿“大有改善”，即得益於該老師協助。 4○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韓南（Patrick Hanan）亦提到，來自廣州的一位佚名的中國人曾幫助馬士曼學習中文。 5○ 此人應該是馬禮遜代僱的那位中文老師。其三，曼寧（Thomas Manning，1772－ 1840）給予的幫助。6○曼寧是劍橋大學畢業生，1800－ 1803年曾在巴黎跟意大利漢學家蒙杜奇（Antonio Montucci，1762－ 1829）學習中文，回倫敦後又在一位中國人的幫助下學習漢語， 7○被認為是當時歐洲第一流的漢語學者。 8○ 曼寧因此被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聘為中文翻譯。1810年初，曼寧從中國來到加爾各答。據馬士曼自述，曼寧在加爾各答的六個月裏，他經常與曼寧就漢語的本質問題進行討論，加深了其對漢語的理解，尤其是馬士曼先前沒有研究過的漢語聲調，使其受益良多。 9○拉薩爾教授中文的同時，也獨自開始《馬太福音》的漢譯。1806年 9月 13日，威廉堡學院教務長布朗牧師造訪塞蘭坡佈道站，拉薩爾將譯好的三份中文聖經樣本送給他。布朗牧師致英國聖經公會的信中提到：“拉薩爾教授給我三份中文樣本，還有一封1○ 劉思永神父的全名為Roderigo/Rodrigo/Rodrigues de Madre de Deus，但其漢名長期不為人所知：張公譯作“羅德理戈”，見（葡）阿雷斯塔（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漢學回顧〉，《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32期（1997），頁 9；蘇精譯作“柔瑞國”，見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2000 年，頁 86。實際上，清代官方文獻中明確其漢名為“劉思永”，見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頁 514 － 518。2○ 據馬士曼自言，劉思永神父確將一部拉漢字典的手稿給他，這部字典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 1724 年之前編纂的，但馬士曼沒有提及這部字典的具體名字，見 Marshman, Joshua, translator. 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ed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The Mission Press, 1809, p. xxxviii. 馬士曼之子約翰卻提到這字 典 叫 Duhalde’s Dictionary， 見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 244. “Duhalde”為何人尚難確定，如果是指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 －1743），他從未到過中國，遍檢杜赫德的著作目錄，未發現有這樣一部字典。然而，利物浦霍普大學（Liverpool Hope University）教授丹尼爾 • 杰亞拉伊（Daniel Jeyaraj）則明確提到拉薩爾用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編纂的《葡漢字典》（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教授馬士曼等學習中文，見 Jeyaraj, Daniel. “Embodying Memories: Early Bible Translations in Tranquebar and Serampore.”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vol. 40, no. 1, 2016, p. 53. 遺憾的是，他並沒有提供論據出處。因此，關於這部字典的真實情況，尚有待進一步考證。3○ Marshman, Joshua.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中國言法》), The Mission Press, 1814, “Preface”, pp. ii-iii.4○ “Morrison to Unidentified Person, Macao, 5 July 1815”，轉引自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2000 年，頁 141。5○ Hanan, Patrick. “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 Medhurst, Wang Tao and the Delegates’Vers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3, no. 1, 2003, p. 198.6○ 清代官方文獻稱“萬寧”，見《清代外交史料》下，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頁 523。7○ （英）克萊門茨 • R •馬克姆（Clements Robert Markham）編著，張皓等譯，石碩等校：《叩響雪域高原的門扉：喬治 • 波格爾西藏見聞及湯姆斯 • 曼寧拉薩之行紀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頁 137。8○ Stifler, Susan Reed.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69, 1938, p. 74.9○ Marshman, Joshua.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中國言法》), The Mission Press, 1814, “Preface”, p. iii.
澳 門 研 究342023年第 3期中文信，這是他勞心勞力的成果。這些樣本是今天上午倉促準備的，我建議不必苛評。但是拉薩爾對中文瞭若指掌，如果上帝讓他多活五六年，他將完成聖經漢譯的偉大工作。他閱讀中文如同你讀英語一樣容易，寫得也一樣快。” 1○ 可見，布朗牧師很讚賞拉薩爾的中文水平。 2○ 到 1807年，拉薩爾將《馬太福音》譯為中文，題名《嘉音遵 菩薩之語》（圖 4），此為最早的單卷聖經漢譯本。拉薩爾以毛筆書寫的手抄本，被交到布坎南牧師手中，布坎南牧師在手寫本上留下贈寄詞後，將此手寫本贈送給英格蘭坎特伯利大主教，藏於主教官邸內的蘭伯斯圖書館（Lambeth Library）。 3○1808年，《嘉音遵 菩薩之語》刊行出版， 4○“從那時起，《新約》的相當一部分是按照中國的方式用木版印刷出來”。 5○1○ The Third Report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Stanhope & Tilling, 1807, p. 36.2○ 但馬禮遜對拉薩爾的中文能力和聖經知識表示懷疑：“我擔心我們在印度的弟兄被一個叫拉薩爾的亞美尼亞人所騙。我們有理由相信此人中文根底非常淺薄，對聖經的知識更加不堪……”見 Morrison, Eliza A.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F. R. S.,M. R. A. S., Member of the Society Asiatique of Paris, &c. &c.,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Longmans, 1839, vol. 1, p. 169. 後人對拉薩爾語言水平的詬病，或許源於此。3○ Buchanan, Claudiu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Ninth Edition, London: G. Sidney, 1812, p. 11. 關於這個譯本的特色，請參唐子明：《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 － 1919）》，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18 年，頁 20 － 24。日本學者永井崇弘撰文探討了該譯本中的“首見漢字”，見（日）永井崇弘：〈關於 1807 年拉沙漢譯的《嘉音遵菩薩之語》中的首見漢字〉，《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吹田），總第 42 卷（2021），頁 47 －66。4○ （日）永井崇弘：〈關於 1807 年拉沙漢譯的《嘉音遵 菩薩之語》中的首見漢字〉，《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吹田），總第 42 卷（2021），頁 48。5○ Buchanan, Claudiu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Ninth Edition, London: G. Sidney, 1812, p. 11.
拉薩爾：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的合作譯者35� 4 1807 年拉�翻譯《嘉音� ��之語》（《馬太福音》）圖片來源：唐子明：《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 － 1919）》，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18年，頁 18。拉薩爾有此譯經經歷，加之馬士曼中文能力的提高，1807年或 1808年中旬， 1○馬士曼開始與拉薩爾合譯聖經。遵從傳統的譯經慣例，他們也從《新約》譯起。關於譯經過程，1813 年 12 月，馬士曼致浸信傳教會秘書瑞蘭德博士（Dr. John Ryland，1753－ 1825）的信中有詳細說明：正如我已經告訴你的，翻譯的第一步，是由拉薩爾先生坐在我的肘旁（他經年累月地坐在那裏），並且由英文翻譯過來，輔以他的亞美尼亞語知識︒在他開始處理所分配的部分之前，他先會和我一起閱讀，直至他覺得不再必需，這要花費有很長的時間；所以他現在只是與我商量某些特別的用字和片語︒在充分的時間中逐節處理校正；我手持格利斯巴赫（Griesbach） 2○ 版本原文，仔細閱讀每節中文的經文，對於某些用字的意思提出我的疑問，作出取捨︒這樣1○ Wylie, Alexander. Chinese Researches. K. Paul, Trench & Company, 1897, p. 97.2○ Griesbach 全名為 Johann Jakob Griesbach，即約翰 • 雅各布 • 格利斯巴赫，德國聖經文學批評家，其《新約》批判版共 3 卷，1774 年至 1775 年在哈勒發行首版，其後經其他學者修訂，又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版。
澳 門 研 究362023年第 3期完成一章經文，有時要三至四小時，我把中文交給他，然後用英文慢慢地清楚念出格利斯巴赫版本的經文，他就仔細校閱中文的譯文︒跟着抄寫下來，有時（當仍然有疑問時）要第二次校閱，甚至是第三次︒然後就送去付印，再作一次新的審察︒當一頁的雙面用鉛版的活字排滿後，我和另一名不懂英文的中國助手同讀一遍︒他會建議某些改動，好讓文筆更加清晰︒改正之後，再印幾份清樣，有需要的話，再多兩三個人閱讀︒完了之後，我就獨自坐下來，閱讀一遍，再次與格利斯巴赫版本對照，有時也與別的人商討︒對我來說，這是最徹底的審閱了︒我在這裏有兩部拉丁文與中文字典，任何我感到意思不明之處，利用它們逐一查考；為了更奏效，我拿了一本簿冊，寫下每一個所查考的詞的意思︒正如我所告訴你的，這些字詞甚少多過 20 個，有時還沒有這麼多︒在閱讀格利斯巴赫版本的原文時，我稍微有別於起初用的方法︒以前我是逐段讀，現在是先讀一小段原文，也許一次讀五六行，然後再讀那小段的中文，這樣我可以從中獲益：我發現這是有益的︒我在頁邊空白處寫下想法及看似有出入的地方，然後與拉薩爾先生和中國助手坐下來協商，直到問題得以解決，差異之處得以調整︒這步完成後，我又把清樣交給我的兒子約翰審閱，因為他對漢文語辭的學識比我還多︒當他對這份清樣覺得滿意後，又印了另一次清樣，一份給中國助手，另一份給拉薩爾先生，讓他們各自閱讀，分別指出他們認為不妥之處︒之後，我將譯文與格利斯巴赫原文作最後一次比較，查考是否有我們都未注意到的遺漏之處︒然後，我另將一份清樣交給中國助手，要求他根據中文的意思加以句讀，我再對此進行覆核；如果我倆的看法一致，就送到印刷所︒出版之前，印刷所又送來一次清樣，我先交給中國助手，檢查其中是否有錯誤，然後交給拉薩爾先生過目，再由我審閱後，這才安排印刷︒ 1○這段敘述儘管有些冗繁，但筆者不忍刪捨，因為它真實記錄了馬士曼譯經的嚴肅和認真。我們藉此也看到拉薩爾在譯經過程中的作用，惟其如此，一向對傳教懷有敵意的英印總督明托（Gilbert Elliot-Murray-Kynynmound, 1st Earl of Minto，1751 － 1814）在 1808年威廉堡學院年度演講中，亦對拉薩爾的譯經工作給予特別表揚：我必須讚揚拉薩爾先生以及相關的博學虔誠之人的熱情和堅持不懈的工作，為造福未來，我們希望在這一廣闊而人口稠密的地區，完成《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中文版本，向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打開宗教和道德財富的寶藏︒ 2○1○ Marshman, Joshua. A Memoir of the Serampore Translations for 1813: To Which is Added, An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 Marshman to Dr. Ryland, Concerning the Chinese. J. G. Fuller, 1815, pp. 33-35.中譯文亦參考蔡錦圖：〈浸宣足跡：早期浸信會對華人的事工〉，《香港浸信會差會》（香港），總第 94 期（2018），頁 10。2○ Pearson, Hugh.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D. D., Late Vice-provost of the College of Fort William in Bengal. Vol. 2,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author, Oxford, 1817, p. 199.
拉薩爾：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的合作譯者391822年，首部《聖經》中文全譯本在塞蘭坡出版，兩種版本：一是中式線裝 5冊本，其中《舊約全書》4冊，《新約全書》1冊；另一種係西式硬封面裝訂，為 2卷本，《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各 1卷。 1○1823年，馬禮遜和米憐合譯的《聖經》中文全譯本以《神天聖書》題名在麻六甲出版，比馬士曼譯本面世遲了一年。1807年始，馬士曼譯本歷時 15年譯成，拉薩爾全程參與， 2○因此該譯本被稱為“馬士曼／拉薩爾譯本”。“布坎南牧師以每月 300盧比的工資支持拉薩爾 15年”這一信息可知， 3○ 拉薩爾完成譯經工作後即遭解聘，此後關於他的行跡沒有留下任何記載。1835年 10月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報導拉薩爾去世的消息：“我們想，我們曾經在某處看到過拉薩爾先生去世的訃聞；然而，我們已記不清是在哪�和在何時發生的。” 4○ 據此可以推斷，拉薩爾應該卒於 1835年 10月之前，準確時間和去世地點不詳。馬士曼譯本作為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其不足顯而易見，其子約翰認為：“這部譯本必然有很多瑕疵，事實上，鑑於它翻譯時所處的極度不利條件，它不可能避免這些缺點，而它現在的價值，主要是作為他的傳教熱誠和在文字工作上堅持不懈的紀念……在多年以後的今天，公平地回顧當時的情況和塞蘭坡差會的期望，對於馬士曼先生的精力用在一項被懷疑是否適宜的模糊目標之上，不能沒有幾分遺憾的感覺。” 5○馬士曼譯本在中國境內流傳不廣，影響力難以媲美馬禮遜譯本。有論者指出：“在它出現一年內就被取代，只是作為一件精美的印刷品保留在塞蘭坡圖書館的書架上。” 6○此說有武斷之嫌。首先，馬士曼譯本在南洋流傳頗廣，尤其在華人信徒中受到普遍歡迎；其次，馬士曼譯本對後來浸信傳教會一派的聖經中譯產生重要影響：英國浸信傳教會傳教士胡德邁（Thomas Hall Hudson，1800－ 1876）的“胡德邁譯本”（Hudson’s Version，1866）以及美國浸信傳教會傳教士粦為仁（也作“憐為仁”，William Dean，1807－ 1895）的“粦為仁譯本”（Dean’s Version，1867）、高德（Josiah Goddard，1813－ 1854）的“高德譯本”（Goddard’s Version，1868），均以馬士曼譯本為底本。1○ 馬敏：〈馬希曼、拉沙與早期的《聖經》中譯〉，《歷史研究》（北京），第 4 期（1998），頁 49，注釋 6。馬立安 •高利克則稱該譯本為線裝 4卷本，見〔斯洛伐克〕馬立安 •高利克（Marián Gálik）著，南宮梅芳譯：〈聖經中文譯本（1818 － 2004）中的書拉密女形象〉，梁工、程小娟主編：《聖經文學研究》第 11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年，頁 97。2○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 244.3○ Jeyaraj, Daniel. “Embodying Memories: Early Bible Translations in Tranquebar and Serampore.”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vol. 40, no. 1, 2016, p. 53.4○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6, Oct 1835, p. 252.5○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p. 244-245.中譯文參考（德）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年，頁 37，注釋 121。6○ Neill, Stephen.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1707-185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96.
澳 門 研 究402023年第 3期因此，馬禮遜譯本和馬士曼譯本在漫長的《聖經》翻譯史上各有特色並扮演着拓荒者角色。拉薩爾作為馬士曼的中文老師 1○ 和譯本的合作譯者，全程參與馬士曼的《聖經》中譯，而且從譯經過程看，拉薩爾不啻為主導者。 2○ 總之，作為馬士曼譯本的合譯者，拉薩爾是《聖經》漢譯史上無法繞開的人物。[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李�� ]1○ 據日人吉川雅之（Masayuki Yoshikawa）研究，馬士曼《孔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和《漢字與漢語發音專論》（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兩書中所記錄之粵語音，也是馬士曼從拉薩爾那裏習得。見 Yoshikawa, Masayuki ( 吉川雅之 ). “The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Cantonese in Two Books by Joshua Marshman: The Macao Dialect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馬士曼所記錄之粵語音——十八世紀末的澳門方言》).”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42, no. 2, 2014, pp. 431-460.2○ 唐子明甚至認為鑑於拉薩爾在譯經中的作用，這個譯本應被稱為“拉撒／馬殊曼譯本”，唐子明：《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 － 1919）》，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18 年，頁 43，注釋 42。
•論文｜歷史研究•41一、入廁的笑話——收費廁所廁所藏污納垢臭氣沖腦，掩鼻遮目也難阻胃喉翻滾，惡聞經歷較筆墨更烏黑，何容文人擦屁股後又再沾污白紙？所以廁所鮮少為古人所記，免得遺臭後世。同理，廁所為大眾的生理需求兜底，但出恭便溺始終是私隱、忌諱和低俗的，故此屎坑自古亦不為史家所馨香。廁所入文的典故往往帶有玩笑性質，例如歐陽修自詡“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 1○ 傳說李鴻章回憶撒尿的流向時，領悟了拋物線的數學理論，恍然大悟：“莊子說‘道在屎溺’，就是這個道理！” 2○ 澳門公廁也因一則笑話而收錄於早期史料，清末《點石齋畫報》介紹：“近日葡人在澳門地區創立大便公鈔，列廁於市，派人看守，凡仕商賜顧者，每人須納一文錢，否則以閉門羹相待。蓋洋場素禁二便，故得借此以遂苛斂。” 3○ 幽默地以“洋場素禁二便”一語雙關，順道反諷清末普遍的行賄“買個方便”的亂象。不過，澳門公廁的發展總體上是清廉和嚴肅的，在收費前曾有一段免費的日子。《澳門市政條例法典》（Código de Posturas Municipais）1872年的修訂時，訂定在公共小便池附近小便須罰款， 4○ 可想而知當時已有公共小便池；同年，澳葡政府開投具專作者簡介：陳淑怡，北京清華大學新聞傳播系博士生；陳鵬之，歷史文化愛好者。1○ 〔宋〕歐陽修著，洪本健解讀：《歐陽修集（節選）》，《歐陽修全集 • 歸田錄》卷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 年，頁 1931。2○ 王充閭：《充閭文集：逍遙遊．莊子傳》，瀋陽：萬卷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 年。3○ 〈圊稅新章〉，《點石齋畫報》（上海），1888 年 11 月，載於 Virtual Shanghai，www.virtualshanghai.net/Texts/E-Library。4○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20, 11 de Maio de 1872, vol. 18, p. 79.澳門公廁小史陳淑怡 陳鵬之[ 摘 要 ] 本文回顧澳門公廁百多年來經歷的演變，從立例規管市政小便池，到清理糞料的專營制度︑公廁徵費︑建渠接水︑覓地建廁，逐步將惡臭又苛索的收費公廁轉變成清潔的免費公廁︒但當中亦有曲折的政策和嘗試，例如活動式糞桶︑尿水承充制度︑“興建︑營運︑移轉”管理模式，以及糞坑和尿房分合等︒延至二戰後城市發展和公共衛生資源增加，才能逐步改善服務質量，然後普及數量，形成今日現代化的公廁服務︒[ 關鍵詞 ] 公共洗手間 公廁 公共衛生 糞料承充 澳門史 19 至 20 世紀
42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營性質的〈澳門糞並擸合同〉。 1○ 而在政府提供廁所之前，必然有私人設立茅廁，例如 1865年政府提及拆卸和改善了一些公廁， 2○ 即使未設於公共街道上，排泄和清理糞便等基本生理需求，仍能滿足，只不過在《點石齋畫報》宣揚前不為文人注意而已。且即使公廁乍獲關注，報道也不盡不實：首先，當時澳葡官辦廁所徵收的並非入場費或稅收，而是煙紙耗材費用。在《點石齋畫報》發表前一年所訂立的〈承充糞料合同〉規定“凡有人入廁，如該承充人有煙及福紙發給，則承充人可向入廁之人收錢二文為補煙紙之費”。 3○ 且該煙紙費早於 1878年已立，初時只收一文錢， 4○ 也非主要的盈利來源。反而澳門每年產生一萬三千噸的糞便有價， 5○ 承充人理當鼓勵人們多進多拉，然後轉售獲利。至於焦臭濃烈的煙絲費，莫如抵銷廁內烏煙瘴氣的消極措施。二、改造臭廁——衛生與私利兩難臭無疑是初期公廁的特徵。1882年《澳門市衛生報告》（Relatorio do Serviço de Saúde Publíca na Cidade de Macau Relativo ao Anno de 1882）點名板樟堂街市、東慶里、和隆街和雀仔園的公廁狀況糟糕、極度噁心、易傳播疾病和座位有污漬。 6○ 兩年後《澳門地捫憲報》（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更誇張地投訴公廁是名副其實的瘴氣之所，遠遠也能聞到令人作嘔的氣味， 7○ 小小的公廁竟成公共衛生之頑疾。 8○ 結果，1887年〈承充糞料合同〉撤銷板樟堂街市和下環街市的公廁。 9○臭廁若只被歸咎於政府資源和能力，無助於解決問題。⑩ 10氯化物除臭、⑪ 11活動式糞桶、⑫ 12 建造虹吸管溝渠，甚至高矗的排味煙囪等技術早已發明，但“這些系統在缺乏中國人接受下難以實行……華人在進入這種惡臭地方時並沒有表現出絲毫不悅”。⑬ 13 倘若1○ 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主編：《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匯編》上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 212。此外，本文所提及的所有糞料合同都有專營的性質。2○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35, 28 de Agosto de 1865, vol. 9, p. 140.3○ 〈澳門設立中國第一個收費廁所〉，澳門記憶網頁，2019 年 1 月 15 日，www.macaumemory.mo/entries_1ab58cfd24234f65af09f7e1883a606b?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utm_campaign=today&utm_content=20201101&fbclid=IwAR3sgLwfMdN_sD7AnulOa-HD9NDhRU1j1dYug3os-YO6upQzX86ggnIs1M4，2023年 10 月 12 日讀取。4○ 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主編：《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匯編》上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264。5○ 田渝：〈澳門近代城市的發展與演變——《澳門及帝汶省憲報》公牘選譯〉，《澳門研究》（澳門），第 2期（2001），頁 173。6○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20, 19 de Maio de 1883, vol. 29, p. 188.7○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1, 5 de Janeiro de 1884, vol. 30, p. 4.8○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7, 17 de Fevereiro de 1887, vol. 33, p. 58.9○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11, 15 de Marco de 1888, vol. 34, p. 88.⑩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4, 27 de Janeiro de 1887, vol. 33, p. 25.⑪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33, 20 de Agosto de 1885, vol. 31, p. 360.⑫ 指存放糞便的器皿可從糞坑上分離，然後密封地移走的裝置。⑬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1, 5 de Janeiro de 1884, vol. 30, p. 4.
澳門公廁小史43廣大的華人將公廁氣味視若等閒，不協力保持衛生，一切有為措施必如夢幻泡影。同理，前述兩所街市的公廁改善計劃註定失敗。為期六個月的工程未能仿製出活動式糞桶，骯髒的糞坑也未見改善。此外，原由市政廳出資採購的二十個特製尿壺，終演變成分散於市場區用於收集陶瓶的木箱。 1○ 這些案例固有監管不力和違反合同條件等原因，但若細閱承充合同，街市公廁重建和引入活動式糞桶並非強制條款之一，尿壺形式也並未在合同中規範， 2○ 故可以推知葡萄牙人一廂情願的衛生宏願難以在人流密集的華人街市實踐。龐大的需求迫使市場廁所隨拆隨建，不可能禁絕，更不能指望知識有限的挑糞工人能引進活動式糞桶和專門尿壺。沿用華人習慣的固定糞坑和陶料夜香壺勢所必然。再者，公廁的產業鏈複雜，非承充人能獨力改革。所謂的公廁並非由政府撥地興辦，其業權往往歸屬於旨在牟利的私人業主。他們屬於硬件或設備提供者，處於糞料承充人的下游，兩者之間存在租賃或服務關係，有時更加插租用私人物業開設糞坑的中間商。綿長的利益鏈既易產生財務爭拗，權責亦不清楚，非利益鏈末端的政府所能掌控。1877年桔仔圍和沙欄仔公廁案所揭示的多方關係即可見一斑。該案中兩間公廁呈現不同的投資方式，沙欄仔公廁原由糞料承充人老非奴我未士和中間商孫興合作建造，共同充當坑主；而桔仔圍公廁則由業主先出租予孫興，並與他五五對分投入和盈利，老非奴我未士單純承擔糞料搬運的服務，而且兩間公廁的協議都超逾〈承充糞料合同〉的期限。 3○ 可以設想，倘若政府嘗試在桔仔圍公廁推廣尿壺，糞料承充人必將轉嫁硬件成本予坑主，從而影響業主與孫興的拆賬。複雜的關係易起商業糾紛，因此每每糞料承充人變動時，都得登報聲明“嗣後但有欠各坑主之租”也只能追究接手的公司。4○糞料承充人更替後，留下一所所管理和權益成疑的臭廁，從此無人承擔最終責任，何能奢望提高衛生？1887 年版合同所突顯的問題均有在日後完善，例如 1889 年政府拆分糞料和尿液的處理，先由匯源堂在各街巷和鋪屋放置尿桶，每日派員挑走。 5○1889 年與懷德堂訂立〈取尿生意合同〉時，規定每日服務兩次，而且要求密封式的尿桶和特定的搬尿方法。 6○1890 年的糞料合同規定“凡街上廁坑獨歸本公局，但本局可以與承充人，其餘別人不得干預。該承充人應當與各廁業主酌量再建，依本局所出形圖而行。1○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34, 23 de Agosto de 1888, vol. 34, p. 292.2○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11, 15 de Marco de 1888, vol. 34, p. 88.3○ “Pedido Feito pelo Ex-arrematante de Materiais Fecais, Sun-A-Hong, da Restituição de Duas Latrinas e de Uma Casa de Habitação que Foram Confiscadas pelo Leal Senado da Câmara de Macau”, 1877，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AC/SA/01/00207。4○ 〈告白〉，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 年，頁 588。5○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29, 18 de Julho de 1885, vol. 31, p. 310.6○ 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主編：《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匯編》上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324。
44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俟合同滿期之後，所有該承充人建廁之費，議事公局即行給回”…… 1○ 強調市政廳在廁坑管理上的主導權，一反以往“凡街上廁所獨是承充人可有，則禁人不得有，但該承充人應當與各廁業主酌量再建”的含糊條款， 2○ 減低多方利益角力和內耗。再往下一期的糞料承充終於落實公廁內使用活動式糞桶，為此要在一年（後來修改為半年）之內改建所有公廁。 3○ 為彌補工程開支，合同延長至十年，亦使澳門公廁正式進入收費時代⸺“獲當局批准設立的公廁可收入廁費二文”， 4○ 以及“應增廁所八間，以便居民”。 5○ 雖然該合同要求的公廁沒有如期完成， 6○ 但仍於 1895 年作出修改，服務範圍擴張至澳門附近各村。 7○上述政策顯然吸取了 1894年各村落爆發鼠疫的教訓， 8○ 以及香港有公廁傳播鼠疫後人們避之則吉的現實， 9○ 例如沙欄仔街興建公廁計劃因鄰近居民阻力和收地困難而告吹，更有部分公共廁所因衛生問題關閉。⑩ 101895年政府決心擴大收糞範圍和改革廁所，對居民影響最大的必然是強推活動桶式廁所，“各家有不能移動之廁一律盡行填塞”、⑪ 11“現西官出有告示，令各人家之廁所皆要起造得宜，大加整頓”……⑫ 12同年 7月 28日宣佈批准《市政警察草案》（Projecto do Regulamento para Policia Municipal），職權包括巡視公共廁所。⑬ 131895年腺鼠疫流行報告中也建議減少公廁的數量，以及關閉鄰近廁所的水井。為達成目標，報告更揚言不吝增大開支，預計動用整年糞料承充收入為預算，但這些建議對於居民顯然是利害互搏的，既得花費建造移動廁坑，1○ 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主編：《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匯編》上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328。2○ 該條款已行之多年，計有 1878、1881、1884、1887 年。1872 和 1875 年的行文則是“原日坑主用過資本，是以承充人要與商允補置，然後該承充人可加意新造各坑，但要依工程公所兵總所定坑式”。可參考各年的《澳門地捫憲報》，以及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主編：《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匯編》上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3○ 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主編：《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匯編》上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350。4○ 引文見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17, 28 de Abril de 1894, vol. 40, p. 196，此外，《鏡海叢報》提及當時的公廁“囊乏一文，多不聽進”，側面證明公廁收入場費，詳見〈請為豁免〉，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 年，頁 458。5○ 〈民情上籲（1894 年 10 月 31 日）〉，《鏡海叢報》，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年，頁 57。6○ 〈民情上籲〉，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 年，頁 413。7○ 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主編：《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匯編》上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58。8○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3, 1 de Outubro de 1895, vol. 41, p. 409.9○ 〈照譯西報（1895年 5月 8日）〉，《鏡海叢報》，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頁 209。⑩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Supplemento, no. 3, 1 de Outubro de 1895, vol. 41, p. 406.⑪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23, 8 de Junho de 1895, vol. 41, p. 209.⑫ 〈當務為急（1895年6月19日）〉，《鏡海叢報》，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頁 250。⑬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30, 27 de Julho de 1895, vol. 41, p. 284.
澳門公廁小史45街上也更難尋方便了。不過改善衛生的好處不言而喻，至少龍嵩正街（即前述東慶里）公廁疫後重開，環境改善。到了 20世紀，澳葡政府倍加留意公廁的選址。1896年沙井地巷公廁興建前先由衛生局局長視察環境，這座擇地而建的公廁至今仍在，歷久不衰，但選址難度影響了公廁的供應。1914年規定無償提供市政廳名下所有的公廁予承充人，雖然 1916年合同廢止後又重新與另一承充人簽約，但除了承充金額由 1,400元， 1○ 大減至 345元外， 2○ 基本的條款並沒有改變。合同內列出的公廁只有四座，分別位於媽閣上街、沙井地巷、擔桿里和雀仔園， 3○ 暗示着當時澳門的其他“公廁”，已被歸類為尿房了。 4○1912 年澳葡政府計劃開投〈取尿生意合同〉時曾討論承充人分四年向工務部門支付五千元，用於建造十座尿房，而建成的尿房歸市政廳擁有。 5○ 雖然專營期延長至十五年，但乏人問津。 6○ 後來合同經簡化為專營期十年和製作四十個尿壺， 7○ 不過也無法即時實現。政府隨即計劃自資興建尿房，首個尿房選址議事亭前地，內設兩個分隔， 8○ 其後又直接判給香港 C. E. Warren & Co.，在十六柱聖老楞佐教堂與卑弟巷交界建造兩個分隔的尿房，以及尋找合適位置興建二或四個分隔的尿房。 9○前者在 1914年正式公開競投，地點定為公局市南街尾和水坑尾街小馬路中間，⑩ 10不過又告失敗。同年年底才成功招標興建公局新市南街尾、大關斜巷與關前後街相接處、沙梨頭街近十月初五日街之牆、白眼塘前地、美基街、賣草地街斜向草地圍和水坑尾街合共七所尿房，⑪ 11 以及推出新的六年期取尿專營，⑫ 12 翌年又在路環新建尿房。⑬ 13事與願違，新建造的尿房問題紛陳。首先，七座尿房內尿液會混合水份後排進街渠中，因抵觸取尿專營合同而被索償。⑭ 14 同時，新建的尿房引起各種民情，計有 19191○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13, 25 de Março de 1916, vol. 16, p. 180.2○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0, 13 de Maio de 1916, vol. 16, p. 262.3○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1, 2 de Janeiro de 1915, vol. 15, p. 4.4○ 尿房顧名思義，類似公共小便池，主要供小便之用。5○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9, 2 de Março de 1912, vol. 12, p. 80..6○ 主要原因是沒有人繳納押金，詳見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15, 13 de Abril de 1912, vol. 12, p. 148.7○ 〈衛生清潔服務：尿水生意專營權〉，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LS/1396。8○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45, 8 de Novembro de 1913, vol. 13, p. 556.9○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43, 26 de Outubro de 1912, vol. 12, p. 471.⑩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6, 7 de Fevereiro de 1914, vol. 14, p. 61.⑪ 〈澳門政府宣佈修築尿房七所〉，澳門記憶網站，2019 年 1 月 15 日，www.macaumemory.mo/entries_9873d3f680fc43f789cdbc2b330afd5b，2023 年 10 月 12 日讀取。⑫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51, 19 de Dezembro de 1914, vol. 14, p. 703.⑬ 〈國家印字館遷往澳門龍嵩正街〉，澳門記憶網站，2019 年 1 月 15 日，www.macaumemory.mo/entries_8d9e80f2713e441e85520ea41454028f，2023 年 10 月 12 日讀取。⑭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37, 11 de Setembro de 1915, vol. 15, p. 589.
46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年白眼塘的尿房引起的情況和臭味、 1○ 營地大街居民不滿公局�市南街尿房缺水和污穢， 2○惡劣狀況亦出現於翌年的賣草地街 3○和大關斜巷。4○若計及其他同期但位置較不明確的投訴個案，還有白鴿巢前地、短巷、快艇頭里、 5○ 火船頭街、羅憲新街附近、工匠街等。6○政府經常轉介工務部門協助跟進渠道中斷等的問題，7○亦在部分個案中讓步，拆除尿房。此外，前述卑弟巷尿房因政府徵地拓街而無法存續。 8○ 總言之，尿房更像是〈取尿生意合同〉催生的畸形配套，量大而質低，在澳門公廁史中註定是過渡性的失敗例子。卑弟巷尿房相對其他同時期的尿房而言，已屬成功的案例。在建造之前，市政廳讚揚 C. E. Warren & Co.提供的款式兼顧了衛生、美觀和經濟性，兩個分隔版本的造價僅為 325元，低於工務部門在〈取尿生意合同〉開投時編列的尿房預算。 9○ 而且，C. E. Warren & Co.是專門銷售廚浴、瓷磚和排水設備的工程公司，⑩ 10其設計應當具備專業性，也可從澳門檔案館所藏同時期的一套八分隔式尿房圖紙中，估計當時已引入了沖水設備等先進構思⸺該八分隔式尿房由 Basto & Co. Ltd.於 1919年設計，⑪ 11其平面佈局分成前室、自動水箱和廁室。廁室佔據超過一半面積，地面鋪砌瓷磚，八個蹲式廁坑分成左右兩排，由鐵板分隔，並列於廁室左右兩側。每排廁坑底部渠道是連通的，一端通往兩個鑄鐵水箱，另一端接駁溝渠，使之定期沖水，每小時三十次，從而帶走廁坑內部的排泄物，也能除臭。此外，尿房樓底約為入口門楣的兩倍，讓廁室四邊高位都能安裝大百葉窗，在保障私隱之餘可以通風採光。不過，尿房並沒有安裝門板，因此需要預留前室阻隔外人的視線。Basto & Co. Ltd.表示該設計可以縮減成四間隔式的尿房，估計與 C. E. Warren & Co.的設計有一定的共通性。必須指出的是，專營制度、衛生和居民的要求往往互相牽扯，難以兼善，單憑建築設計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在監管過程中卻易使政府左右為難。較複雜的案例如羅憲1○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2, 31 de Maio de 1919, vol. 19, p. 361.2○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33, 16 de Agosto de 1919, vol. 19, p. 550.3○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5, 31 de Janeiro de 1920, vol. 12, p. 77.4○ 〈衛生清潔服務：公共廁所及尿廁〉，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LS/1397。5○ 可能即前述的十月初五日街尿房。6○ 〈衛生清潔服務：公共廁所及尿廁〉，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LS/1397。7○ 類似的內容很多，例如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0, 17 de Maio de 1919, vol. 19, p. 303，以及〈衛生清潔服務：公共廁所及尿廁〉，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LS/1397。在澳門檔案館MO/AH/LS/1397號檔案中有一系列工務部門與市政廳行政會的書信，主要是催促接駁渠道，當中提及“委員會只希望一件事，就是，重新接駁供水，也毋須理會為甚麼與何時連接已中斷”，最後要求工務部門加緊處理。8○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4, 23 de Janeiro de 1915, vol. 15, p. 66.9○ “Diversas Resoluções do Conselho da Província sobre o Exclusivo de Recolher Urina em Macau e Construção de Vários Mictórios Públicos”，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AC/SA/01/03509。⑩ “C.E. Warren & Co. Building Contractors.” Hong Kong Daily Press, 24 September 1902.⑪ 〈衛生清潔服務：公共廁所及尿廁〉，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LS/1397。
澳門公廁小史47新街尿房。該尿房前身即雀仔園公廁，並按 1916年簽署的〈承充糞料合同〉交由何成和何錦營運和維護， 1○ 但三年後卻因糞便堆積，成為警方密切跟進之處，最終被市政廳關上大門。 2○ 何氏以損失糞料收入為由，希望追討的損失，但畢竟公廁清潔失責在先，且合同也訂明市政廳有權重建公廁，所以申請被駁回。 3○ 不過，市政廳確實也有難言之隱，原來該公廁座落於私有土地上，年租金又是由何成等人支付，更有第三方趁公廁拆卸申請租用，牽涉因素多，加上雀仔園區確實有公廁需求，市政廳唯有請求工務部門盡快重建， 4○ 最終變成尿房，誰料七年之後又遭投訴。除此之外，承充服務的質素還會受到澳門政治形勢的影響。1921年糞料承充合同再次開標，新承攬人以 20,020元的高價投得專營權，5○營運的公廁包括煙草里、沙井地巷、擔桿里和木橋街， 6○ 但運作七個月即遇上“五 • 二九”工潮，整個澳門陷入管治危機，挑糞工人集體罷工⸺ 7○ 事件由澳葡士兵調戲婦女引起，激起萬人圍堵警局，政府鎮壓和戒嚴造成七十多人死亡，商界、學界和工會發動大罷工， 8○ 華人大量離開。 9○ 糞料承充人雖調動船隻和物資，也無法恢復服務。⑩ 10 為此，政府臨時容許華人自行運送糞便，⑪ 11又派出東帝汶囚犯和消防員協助清除糞便。⑫ 12承充人經多次要求解除合同，終於 1924年如願。⑬ 13重新招標不久的 1926年，政府又要準備下一次招標。⑭ 14事件顯示承充服務有難以替代的重要性，但若服務不順，政府要麼困於重複招標，疲於奔命，要麼任由服務轉差，影響公共利益。根據 1926年市政廳的文件，當時澳門設有四十六個“尿房”，即使每個尿房只有一個尿壺，也多於當時承充合同所定的四十個。不過，這些設施都有骯髒、蟲害等問題，又容易傳播疾病，因此市政議員建議拆除趙家巷中巷、夜呣街、下環街、工匠街、短巷1○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0, 13 de Maio de 1916, vol. 16, p. 262.2○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7, 5 de Julho de 1919, vol. 19, p. 456.3○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36, 6 de Setembro de 1919, vol. 19, p. 669.4○ 〈衛生清潔服務：公共廁所及尿廁〉，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LS/1397。5○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43, 29 de Outubro de 1921, vol. 21, p. 815.6○ “Secretaria Geral do Governo: Pedido do Leal Senado para se Proceder à Eleição Extraordinária Municipal, Pagamentos a Funcionários Municipais, Exclusivo de Matérias Fecais, Exclusivo de Recolha de Urina, Rescisões e Deliberações do Leal Senado em Sessões Extraordinárias”， 澳 門 檔 案 館 藏， 檔 案 編 號 MO/AH/AC/SA/01/27238。7○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8, 15 de Junho de 1922, vol. 22, p. 472.8○ 〈五 • 二九工潮〉，澳門記憶網站，2019 年 2 月 22 日，www.macaumemory.mo/entries_35245df7a71b47778a705a11e9da9e28，2023 年 10 月 12 日讀取。9○ 〈《華字日報》報導澳門商旅停業〉，澳門記憶網站，2019 年 1 月 15 日，www.macaumemory.mo/entries_abc0571f5c4b437282741d2275263de4，2023 年 10 月 12 日讀取。⑩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8, 15 de Junho de 1922, vol. 22, p. 472.⑪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6, 1 de Julho de 1922, vol.22, p. 440.⑫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34, 26 de Agosto de 1922, vol. 22, p. 579.⑬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32, 9 de Agosto de 1924, p. 590.⑭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17, 24 de Abril de 1926, p. 263.
48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和新埗頭街的六座，另外在石街和海邊新街都留有殘址。現於 1912年的地圖中標示尿房位置如下，當中的數字表示同一街上尿房的數量（圖 1）： 1○圖 1 1912 年的尿房位置圖片來源：底圖來源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地圖繪製暨地籍局。考慮到上述描述與市政廳的工程記錄不相符，可推知上表的“尿房”與政府自資建造、具備渠網配套的真正尿房不同，部分或許仍然使用舊式的尿壺，由收尿人每天收取，並對應 1926年取尿專營合同列入了建造四十個鍍鋅小便池、每日兩次收尿、每周清潔三次等基本條件。 2○ 為此，上述尿房大部分靠近內港海邊的華人居住區，方便收集和運輸。此外，擔桿里和沙井地巷的尿壺可能放置於公廁內，對應〈承充糞料合同〉中規定1○ 資料來源主要是〈衛生清潔服務：公共廁所及尿廁〉，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LS/1397，頁 18 －21，並經作者綜合。2○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5, 20 de Junho de 1926, p. 481.
澳門公廁小史49公廁的尿液要另行盛載和運走的條文。 1○尿壺、尿房和公廁的體量差異也可以從維修工程單上看出來，例如同年媽閣公廁維修溝渠達十平方米，涉及十個間隔，預算是 548元， 2○ 相對尿房的維修費用就便宜得多了，例如嘉妹前地尿房 1924年維修費用低至 5元 3○，初期預算也僅是 36元。 4○綜上可知，針對尿液收集的公共尿壺和尿房無非是尿水專營制度的落後副產品，其設計簡陋，易招惹投訴，不可能替代公廁。因此，1927年新建的司打口和石岐渡碼頭公廁採用出租模式， 5○ 兩年後從郵政儲金局貸款興建新花園等兩座公廁， 6○ 嘗試兼顧資金和公廁環境的新時代由此而興。三、私辦公廁——財政新來源對於澳葡政府而言，公廁出租可產生月租金，兼能轉嫁經營成本，但在實踐上，因公廁加裝沖水功能，無法收集糞料和尿液，所以初期收入微薄，而且交易的對象從規模化的糞料轉變成兩座須細緻打理的公廁，結果產生更多細節和監管的問題。出租司打口和石岐渡碼頭公廁後首份合同為期三年，承租人有權向一般部分（估計即尿斗）的使用人收取 1仙，特別間隔（估計即糞廁）的使用人收取 3仙，但須提供三張 20厘米乘 15厘米的“寶塔”紙。在成本分攤上，市政廳負責燈和水泵，承租人支付護衛、清潔、維修等。表面公平的條款還存在一個嚴重的漏洞⸺合同另有條文豁免自備“寶塔”紙者繳費，使得實際付費者只佔五分之一至七點五分之一，甚�連漏帶紙張者也嘗試拒絕繳費。租約不單損害承租人的利益，市政廳也發現兩座公廁每年用電超過 600元，較原預算超逾五倍， 7○ 也高於每年租金收入 410元。市政廳最終修改合同，取消了自備廁紙可免費使用廁所的條文， 8○ 並將租金降至每年 310元。 9○公廁出租從一開始定明一般部分和特別間隔不同的收費制度，無非顧及以前尿房小1○ “Secretaria Geral do Governo: Pedido do Leal Senado para se Proceder à Eleição Extraordinária Municipal, Pagamentos a Funcionários Municipais, Exclusivo de Matérias Fecais, Exclusivo de Recolha de Urina, Rescisões e Deliberações do Leal Senado em Sessões Extraordinárias”， 澳 門 檔 案 館 藏， 檔 案 編 號 MO/AH/AC/SA/01/27238。2○ 〈衛生清潔服務：公共廁所及尿廁〉，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LS/1397，頁 13。3○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6, 7 de Fevereiro de 1920, vol. 20, p. 92.4○ 〈衛生清潔服務：公共廁所及尿廁〉，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LS/1397。5○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2, 28 de Maio de 1927, p. 422.6○ “Construção de Duas Retretes Públicas pelo Leal Senado da Câmara”，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AC/SA/01/12333。7○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5, 18 de Junho de 1927, p. 458.8○ 不過該條文於 1930 年和 1933 年的合同中重現，詳見“Construção de Duas Retretes Públicas, pelo Leal Senado da Câmara, Uma Junto dos Juncos do Seac Ki, e a Outra na Praça da Ponte e Horta”、“Arrendamento das retretes municipais, ao chinês Tang Pac Chai”，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AC/SA/01/12962、MO/AH/AC/SA/01/14487。9○ “Retretes Públicas Construídas pelo Leal Senado”，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AC/SA/01/11202。
50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便毋須付費，前往公廁大便才付費的傳統，具有強烈的糞料和尿水分別承充色彩。當公廁和尿房功能歸一，內裏可設立尿斗和糞坑兩種設施時，問題油然而生⸺只有男性可使用尿斗，變相男性可享兩種收費，女性入廁劃一收費，既不公平，也導致後期公廁設計傾向男界，無論面積、間格數量都多於女界。不過，使用尿斗小便免收費的特殊制度一直在部分公廁維持至回歸之後。1933年兩座公廁再招租前夕，澳葡政府一度研究收回直接營運，但最終仍維持出租。 1○1934年政府更換兩座公廁的水管後幾個月， 2○ 公務部門又以美化、衛生和現代化為由，提出遷移司打口尿房至比厘喇馬忌士街，卻遭到港口部門以碼頭用地為由拒絕，3○最終要呈請總督定斷，期間竟無討論司打口尿房的功能有否與同街的公廁重疊。凡此種種無不突顯公廁出租政策初期未臻完善，也可知公廁服務雖備受關注，但政府礙於預算，很多美好願景無以落實。1936年市政廳嘗試以“興建、營運、移轉”模式分別重建木橋街和煩懣圍公廁。 4○私人參與者自籌資金應付公廁建設和持續營運的一切開支，以換取在長達二十年租期內向使用者收費，並在租期結束後將公廁交還政府。 5○ 因應用地的業權不同，租金和使用費均有差異。屬於官地的木橋街公廁年租 360元，使用一等和二等座廁分別收費 3仙和4仙，1949年加價至 5仙， 6○ 至於私人土地的煩懣圍公廁年租減半，劃一收費 3仙。該模式既徹底消除政府的負擔，又能增加公廁和營運者的數量，惠及市民，長期合約亦能避免逐年加價，優點眾多。1939年，在《澳門遊覽指南》中記載的公廁就有五座，分別是司打口、石岐渡碼頭、木橋街、煩懣圍和新馬路郵政總局旁。 7○抗日戰爭爆發，大批難民湧入澳門，政府遂興建大批難民營，採取集中收容和管理政策，公廁必然是基本的生活配套設施。位於路環的難民營開設於 1938年，設有六座隱藏於山麓樹蔭下的公廁和浴室，又繕立規則，禁止隨處便溺和不可使用天后廟的井水洗澡等，如果犯規，初扣伙食，三次驅逐出營。 8○ 難胞們當然珍視海島偏安，畢竟廁身難民營，勝過烽煙炮雨的北方，而澳門四界救災會也到場慰問， 9○ 盡見關懷。1○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32, 12 de Agosto de 1933, p. 824.2○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8, 14 de Julho de 1934, p. 769.3○ “Pedido Feito pelo Leal Senado da Concessão Gratuita de um Terreno no Extremo Sul da Rua Lourenço Pereira Marques, para a Construção de um Mictório”，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AC/SA/01/15200。4○ “Pedido de Reconstrução e Exploração, por Particular, de uma Retrete Pública Situada no Pátio do Desgosto de Macau”，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AC/SA/01/14243。5○ “Condições do Contrato a Celebrar entre o Leal Senado e Ao Leng, Respeitantes à Construção de uma Retrete Pública e sua Exploração para Proponente”，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AC/SA/01/15877。6○ 〈公廁請求加價獲准〉，《華僑報》（澳門），1949 年 2 月 3 日，頁 5。7○ 何翼雲、黎子雲：《澳門遊覽指南（一九三九）》，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21 年。8○ 〈路環難民營搬遷完竣 新訂嚴密管理規則 難民人數過多尚須疏散五六十人 奉政務局命各難民不准聯羣入市〉，《華僑報》（澳門），1939 年 1 月 5 日，頁 6。9○ 〈澳門四界救災會慰問路環難民營難民〉，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M/CTP/1/02/010。
澳門公廁小史51四、戰後時代——公廁進步史二戰之後，澳葡政府增大市政建設，公廁也不僅被視為民生基礎建設，必須推陳出新，緊隨時代需求發展出男女界、旅遊區公廁、浴室等新功能。糞料承充制度也淡出歷史舞台，不再成為制約因素。澳門公廁不分性別的問題早於 1895 年的《鼠疫流行報告》（Relatorio sobre a Epidemia da Peste Bubonica em Macau em 1895 ）中已作討論， 1○並提及公廁私隱性差，不單室內缺乏間隔，迫使兩排如廁者對望，外面也易於偷窺。女界公廁起步較晚，1944年公廁重新招投才加入相關要求，同年 3月於火柴局石級腳的新花園公廁設立女界，小便收費半角，大便一角， 2○ 況且當時公廁位於紅街市、雀仔園街市、新花園、新馬路郵政總局旁、草堆橫街、沙井地巷、司打口、 3○ 沙欄仔和木橋街， 4○ 附近人多密集，又鄰近集市，女性需求確實不容忽視。優化公廁也不限於性別，1939年 8月招標重建擔桿里和沙井地巷的公廁。5○同年《供水服務法規》（Regulamento para o Serviço de Abastecimento de Águas）規定為衛生洗滌用水加壓，並安裝帶儲水缸的小便池， 6○ 以對應市政條例中公廁每日要清潔三次的需求。 7○1947年重建氹仔公廁 8○和剪髮匠巷公廁， 9○翌年同意興建涼水街公廁，⑩ 10以及編制松山、沙崗、下環街、⑪ 11青洲、⑫ 12路環等的計劃。⑬ 13至 1951年開投承租的公廁已達十座：紅街市、雀仔園街市、新馬路郵政總局旁、草堆橫街、沙井地巷、涼水街、司打口、營地街市、沙梨頭海邊街市場和地厘古工程師馬路，⑭ 14 可惜無人承投，甚連翌年擴充至十二座公廁也無人問津，⑮ 15其原因是預設底價太高。最終 1952年實收租金較政府預期的四萬元略低，此後公廁租金持續下滑，整個 1950年代末也無法恢復至原有的水平。1○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Supplemento, no. 39, 1 de Outubro de 1895, vol. 41, p. 424.2○ 〈本屆公廁承辦人進行增設女廁 實屬全澳破天荒之舉〉，《華僑報》（澳門），1944 年 3 月 14 日，版 4。另外，當時木橋街的公廁另有承充人，收費三仙，詳見〈公廁請求加價獲准〉，《華僑報》（澳門），1949年 2 月 3 日，頁 5。3○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7, 12 de Fevereiro de 1944, p. 86.4○ 〈投辦公廁 出價萬餘元 由葉根承辦〉，《華僑報》（澳門），1944 年 2 月 3 日，頁 4。5○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31, 5 de Agosto de 1939, p. 424.6○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Supplemento no. 13, 1 de Abril de 1939, p. 182-A.7○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3, 6 de Junho de 1925, p. 384.8○ 〈氹仔公廁批准設立〉，《華僑報》（澳門），1947 年 7 月 27 日，頁 3。9○ 〈當局增建 公共廁所〉，《華僑報》（澳門），1947 年 11 月 7 日，頁 3。⑩ 〈澳聞簡訊〉，《華僑報》（澳門），1948 年 3 月 21 日，版 2。⑪ 〈增建公廁 予人方便〉，《華僑報》（澳門），1949 年 11 月 20 日，版 3。⑫ 〈公共救濟總會決在青洲木屋區 建貧民男女公廁〉，《華僑報》（澳門），1951 年 1 月 14 日，版 3。⑬ 〈路環公廁 投成開工〉，《華僑報》（澳門），1952 年 12 月 6 日，頁 2。⑭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46, 17 de Novembro de 1951, p. 820.⑮ 〈公共廁所兩次開投無人問津〉，《華僑報》（澳門），1952 年 1 月 17 日，頁 3。
52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公廁建設也緊貼時代發展。青洲公廁乃配合 1950年青洲木屋區大火重建，以及政府拆遷望廈、茨林圍、台山等地的貧民屋棚至青洲的政策，由中華總商會、同善堂和鏡湖慈善會聯合發起，又經公共救濟總會的討論和資助，1951年由工務局負責建造，開支達一萬元。 1○ 該公廁設男女分隔，位於木屋區西南海邊， 2○ 不收費用。 3○二戰之後澳門各總督熱衷透過工程“繁榮澳門”，且澳門人口經過戰後難民遷離的低潮後逐漸回升，對於街市的需求增加，因此政府重新推動因戰火中斷的公共街市建設，並於 1950年代重建營地街市和興建下環街市。下環街公廁位於 1954年開幕的下環街市的西北角，設有獨立的入口，並與售賣區相隔牆壁和過道。從入口內進，須先經管理和分流的弧形空間，然後是公共浴室及男女廁所，男浴房五格和廁所七格，女浴房和廁所各兩格，並設有升高的天窗， 4○ 每次收費 1角，限用水 30度，開放時間由上午至晚上十時左右。此外，因應戰後香港發展迅速，帶動澳門旅遊業，政府也計劃在旅客常往的幽靜地點增建公廁， 5○ 例如路環公廁即屬一例，公廁的服務對象和覆蓋範圍一直拓寬。在公廁中加設浴室也曾屬一時潮流。私人早有投資公眾浴室的想法，例如 1928年有投資者希望在燕主教街開設洗身館，申請手續包括警察查驗、 6○ 發給准照等， 7○ 同年《殖民地行政法律》（Código Administrativo da Colónia de Macau）立法也有提出建造浴室。 8○自從漁翁街修築水塘以及 1940年代自來水公司引入中葡資金後，供水穩定， 9○為公共浴室創造有利條件。早期建設如 1942年在巴坡沙坊行乞者收容所內設置公共浴室，⑩ 101952年曾劃撥兩座公廁連浴室的預算三萬五千元，⑪ 11選址考慮司打口粵海學院後側、十月初五日街、⑫ 12廿叁號碼頭外面空地，⑬ 13並設想內置十至二十格帶花灑水龍頭的男女間格，最終在下環街市和新花園泳池中實現。⑭ 14 經過長時間的規劃和討論，政府也1○ 黃浩然：《澳門華商年鑑（第一回）》，澳門：精華報，1952 年。2○ 〈青洲木屋居民謝賑 紀念塔揭幕〉，《華僑報》（澳門），1951 年 4 月 18 日，版 3。3○ 根據 1957 年 7 月 12 日《華僑報》的〈靑洲平民住宅區將建築三間公廁〉，該報道表明青洲改建磚屋後再沒有廁所，故可推斷 1951 年興建的公廁已毀，原因可能是 1955 年木屋區大火。4○ 勞加裕、呂澤強：《澳門街市建築（1750 － 1950）》，澳門：遺產學會，2019 年，頁 55。5○ 〈僻靜地區將增建公廁〉，《華僑報》（澳門），1955 年 8 月 18 日，版 3。6○ “Estabelecimento de uma Casa de Banhos no Prédio n.º 9 da Rua Bispo Enes, Pedido por Li Si”，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AC/SA/01/11911。7○ “Requerimentos a Pedir Licença para Estabelecer uma Casa para Banhos; Diplomas de Funções Públicas e Certidões; Atestados Médicos”，澳門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MO/AH/AC/SA/01/25080。8○ Boletim Official da Colónia de Macau e Timor, Supplemento, no. 1, 7 de Janeiro de 1928, p. 189○ 蔡凌霜：《第二回澳門工商年鑑》，澳門：大眾報，1952 年。⑩ 〈澳門警廳興建一座大型的“行乞者收容所”〉，澳門記憶網站，2019 年 1 月 15 日，www.macaumemory.mo/entries_62489a451c2f44ddadd99ca7fa97ff8d，2023 年 10 月 13 日讀取。⑪ 〈巿廳今年預算費 全部百四十七萬 將興築公廁及兩公共浴室 新花園游泳池本月底完成〉，《華僑報》（澳門），1952 年 1 月 9 日，版 3。⑫ 〈司打口及十月初五街 兩處將興建公共浴室〉，《華僑報》（澳門），1952 年 1 月 9 日，版 3。⑬ 〈經人員測量結果 中區兩新浴室 僅足建十四格〉，《華僑報》（澳門），1951 年 7 月 30 日，版 3。⑭ 〈澳市政廳偉大建設規模宏麗華南第一新花園游泳池巡禮 工程將竣開放期近〉，《華僑報》（澳門），1951 年 10 月 31 日，版 3。
澳 門 研 究822023年第 3期（6）跨學科項目跨學科項目可以是基於問題的學�（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基於項目�學�（project-based learning，PjBL），也可以是基於探究的學�（inquiry-based learning，IBL）。教師基於以上五個階段，將跨學科主題在實際教學中逐步落地，生成一個跨學科項目。二、以大觀念為核心的逆向 STEM 課程整合路徑（一）大觀念單元教學設計單元不僅是教材編寫的常見標準，也是教學活動的基礎單位，還是統整碎片化知識的組織工具，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以單元為整體進行教學設計便成為了最佳選擇。單元教學設計以單元內容作為整體進行全局考量，難點是如何將學習效果、教學證據、學習活動三者有效地結合起來，然後以何作為統整單元核心素養落實在具體的教學目標上，雖然學術界和教育界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和嘗試，但最終都不約而同地將焦點放在大觀念（big idea）這一主題上。當前，大觀念在科學教育領域有着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並逐步成為學科單元設計的研究熱點，一些綜合課程單元設計往往圍繞大觀念來開展，尤其是在 STEM教育中，大觀念被廣泛地應用於單元設計。 1○大觀念一詞源自英國學者 Wynne Harlen 的著作《科學教育的原則與大概念》（Principles and Big Ideas of Science Education）， 2○ 與大觀念意思相近的詞彙，如大思想、大概念、大創意等，可以等同於大觀念，而如學科概念、核心概念、關鍵概念、學科思想、跨學科概念則可以看作是大觀念的重要來源。學術界對大觀念的觀點基本一致，但在表述上略有差異。如，Charles和 Carmel等人指出“大觀念是基於這一學科學習的核心觀念（想法）”， 3○ 劉徽指出“大觀念是能夠反映專家思維方式的概念、觀念或論題”， 4○ 馮春艷和陳旭遠綜合了各家的觀點，歸納出“大觀念是指基於事實、概念基礎之上對概念之間關係的高度概括或對核心概念的概括性表述和系統闡釋”。 5○所謂以大觀念為中心的單元設計，是指為了落實大觀念的學習要求，在單元層面圍1○ Chalmers, Christina, et al. “Implementing‘Big Ideas’ to Advanc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vol. 15, no. S1, 2017, pp. 25-43.2○ （英）温 •哈倫（Wynne Harlen），韋鈺譯：《科學教育的原則和大概念》，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2011年，頁 32。3○ Charles, R. I., and Carmel, C. A. “Big Ideas and Understandings as the Foundation for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Journal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Leadership, vol. 7, no. 3, 2005, pp. 9-24.4○ 劉徽：〈“大概念”視角下的單元整體教學構型——兼論素養導向的課堂變革〉，《教育研究》（北京），第 6 期（2020），頁 64 － 77。5○ 馮春艷、陳旭遠：〈以大觀念為中心的教學：基本內涵、價值向度及設計路徑〉，《教育學報》（北京），第 3 期（2021），頁 85 － 94。
澳門綜合應用技能教育探索——以大觀念為核心的逆向 STEM課程整合路徑871.1獨立學科為主模式以物理、化學、生物、通用技術、藝術、信息技術等獨立學科為主，其他學科內容為輔開展的 STEM課程設計。主要來源類型有：課題情境、課題實驗、STSE閱讀材料、配套習題等。1.2交叉學科合作模式以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和數學等學科的融合、合作，各學科相輔相成的 STEM課程設計。主要來源類型有：STEM、STEAM、STEMM、StEMT等。1.3學科課程標準／基本學力要求模式根據學科課程標準或基本學力要求劃分領域，結合該領域課程目標進行的 STEM課程設計，例如小學科學課程標準、澳門基本學力要求。主要來源類型有：技術設計、社會調查、科學探究、工程應用等。1.4綜合實踐活動模式根據《中小學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指導綱要》劃分的活動領域，並從該綱要提供的參考活動例子中選擇合適的例子進行 STEM課程設計，主要來源類型有：考察探究、社會服務、設計製作（信息技術）、設計製作（勞動技術）、職業體驗及其他等。1.5學校課程體系模式各地學校視乎自身實際情況，結合社會資源、傳統文化、民風民俗進行的 STEM課程設計。主要來源類型有：社會生活、自然資源、地域特色、傳統文化、創客內容、校外資源等。（2）解釋大觀念2.1尋找／發現大觀念諸多文獻研究發現，大觀念是一個具有理論深刻、內涵豐富的教育理念。第一，大觀念是抽象概括，是概念之間的關係，是深層次的、可遷移的概念。 1○ 第二，大觀念是一個聚合概念，呈現中心性，居於學科的中心位置，大觀念群集中體現了學科結構和學科本質。 2○ 第三，大觀念往往具有一定的深度、具有廣泛的解釋力，在表述形式上通常是一個詞、一個短語、一個句子。 3○ 由此可知，大觀念如同思維導圖的主幹一般，提供了延伸至各個小概念的邏輯分支和層次結構，概念之間相互連接，共同構成了學科的有機整體。在以大觀念為核心的教學設計中，毫無疑問，發現大觀念是首要的任務目標，但大觀念在課程中往往體現不明顯，有時甚至難以發現它的存在，導致很多教師在教學1○ Erickson, H. Lynn. Stirring the Head, Heart, and Soul: Redefining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Concept-based Learning. Corwin Press, 2007.2○ 李剛、呂立杰：〈大概念課程設計：指向學科核心素養落實的課程架構〉，《教育發展研究》（上海），第15 期（2018），頁 35 － 42。3○ 陳倩：〈大概念統整的學科項目化學習設計研究〉，碩士論文，四川師範大學，2020 年，頁 88。
澳 門 研 究882023年第 3期中忽視了大觀念的存在。我國新課程標準首次提出學科核心素養是育人價值的集中體現，強調應該以大觀念為核心，着力發展學生核心素養，凝練了各學科的核心素養，例如：物理科將核心素養確定為物理觀念、科學思維、科學探究、科學態度與責任四個方面；化學科將核心素養確定為宏觀辨識與微觀探析、變化觀念與平衡思想、證據推理與模型認知、科學探究與創新意識、科學態度與社會責任五個方面；生物科將核心素養確定為生命觀念、科學思維、科學探究、社會責任四個方面，等等，並以此為基礎修訂了課程內容、教學目標和評價方式。澳門基本學力要求也同樣有大觀念的表述，各學科基本學力要求以學習範疇的形式劃分知識內容，例如：高中階段自然科學基本學力要求分為科學探究、科學史和科學本質、環境資源、近現代科技四個大觀念範疇；初中階段自然科學基本學力要求分為科學探究、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地球與太空科學四個大觀念範疇等，並依此確定了各學習範疇基本學力要求的具體內容。新課程標準和澳門基本學力要求，雖然都預見性地使用了大觀念統整個學科課程內容，引領課程與教學改革，並明確強調以學科大觀念為核心促進學科核心素養的落實，但目前只有生物科新課程標準具體指出了生物學科中的大觀念。值得注意的是，新課程標準和基本學力要求對於大觀念的解釋和分類不夠明確、清晰，具體表現為沒有明確指出每個學科有哪些具體的大觀念及大觀念的詳細解釋、沒有具體闡述核心素養與大觀念之間的關係、沒有說明基本學力要求學習範疇與大觀念是否可以等同，由此導致很多教師在大觀念教學實踐中，對大觀念的理解存在偏差。反觀美國《K-12科學教育框架：實踐、跨學科概念、學科核心理念》、 1○《新一代科學教育標準》則明確地將大觀念分為學科核心概念（disciplinary core ideas）、跨學科概念（crosscutting concepts）和科學與工程實踐（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並依此擬定對應的教育框架和課程標準。2○對於觀念素養培養的訴求，迫使教育工作者必須要自行確定可用來教學的大觀念，但很多時候學科大觀念並非指學科課程中某一具體的概念、定理、定律、公式或知識點，而是直指知識的核心概念和本質思想，需要教師和教育專家一起反覆推敲和凝練，並對大觀念教學目標進行細緻、深入地解析。2.2提取大觀念大觀念的提取沒有固定的模式和一蹴而就的途徑，不同學者對大觀念的提取和選擇提出了各自的見解。Wiggins和 McTighe指出大觀念來源可以是任何的一種形式，如概念詞彙、理論、原理、理論背後的假設、主題、具有持續爭論性的論辯與觀點、自相矛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 Framework for K-12 Science Education: Practices, Crosscutting Concepts, and Core Ideas.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2.2○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4.
澳 門 研 究902023年第 3期物是由細胞組成的”。 1○ 陳倩指出基於大觀念抽象程度與其統整知識的程度，可將大觀念分為學科內大觀念、跨學科大觀念與超學科大觀念；按照知識的不同類型可將大觀念分為結果結論類大觀念、思想方法類大觀念與作用價值類大觀念。 2○ 在提取大觀念後，教師能否準確理解大觀念並依據教學實際和學生情況進行分解細化，包括梳理出若干下位小概念以及找到教學的重點、難點等是大觀念教學的難點，因此，有必要對大觀念進行更進一步的解釋。解釋的第一步是要從大觀念中�清概念之間的層級結構。諸多文獻表明，對大觀念的解釋和重構可以形成一系列相互聯繫的小概念與事實。眾多學者對大觀念的生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模式，如韓國天主教大學 Bang研究團隊以大觀念為中心開發了金字塔模式（pyramid mode）對大觀念進行梳理、陳述； 3○ 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 Chalmers研究團隊提出系統模式（system mode）進行 STEM 綜合課程單元設計，以此推動STEM教學和理論的發展； 4○ 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教授 Walker以線性鏈模式（linear mode）說明大觀念課程設計步驟，幫助教師透過大觀念去貫穿不同的主題。 5○ 結合文獻所述，在“以大觀念為核心的逆向 STEM課程整合路徑”中，大觀念下包含了跨學科概念、學科概念和事實等子概念，且考慮到大觀念具有複雜的層級結構，此處借鑑金字塔模式的思路，構建大觀念層級結構圖以梳理說明大觀念與子概念之間的層級關係（圖3），其中“大觀念”是一個上位概念，處於金字塔的頂端，“跨學科概念”和“學科概念”是大觀念的一種典型表現形式，處於金字塔的中間層級，STEM課程的“事實”、“知識”、“看法”是大觀念的具體化，處於金字塔的底層。1○ （英）温 • 哈倫（Wynne Harlen），韋鈺譯：《科學教育的原則和大概念》，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2011年，頁 56。2○ 陳倩：〈大概念統整的學科項目化學習設計研究〉，碩士論文，四川師範大學，2020 年，頁 90。3○ Bang, Dami, et al. “The Design of Integrated Science Curriculum Framework Based on Big Ideas.”Journal of the Korean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vol. 33, no. 5, 2013, pp. 1041-1054.4○ Chalmers, Christina, and Rod Nason. “Systems Thinking Approach to Robotics Curriculum in Schools.”Robotics in STEM Education, vol. 21, no. 2, 2017, pp. 33-57.5○ 李剛、呂立杰：〈國外圍繞大概念進行課程設計模式探析及其啟示〉，《比較教育研究》（北京），第 9 期（2018），頁 35 － 43。
澳門綜合應用技能教育探索——以大觀念為核心的逆向 STEM課程整合路徑91圖 3 大觀念層級結構圖解釋的第二步是要將大觀念及其子概念進行進一步的解釋，轉化為便於理解記憶的具體句子。大觀念是超越具體的抽象，是知識發展的最高表現形式，是諸多抽象概念的集成。大觀念在表述上一般都較為凝練，表現為一個詞、一個短句或一個問題，代表的是一個事實、一個規律、一個原理，如模式、穩定和變化、能量守恆、物質的組成結構決定性質等。Lynn指出抽象概念如果沒有具體的案例支持，很有可能成為沒有被清晰理解的惰性知識，而支撐大觀念的具體案例越豐富、越多樣化，它的可遷移性就越強。1○因此，應基於核心學科和相關學科盡可能地將大觀念轉化為能夠闡述概念和概念之間的關係表達。例如“物理觀念”這樣一條高中物理大觀念，可以將其具體轉化為“物理觀念是關於物質、運動與相互作用、能量等的基本認識”，又例如該大觀念是體現在製作“橋樑模型及紙橋承重”STEM項目中，根據學科和項目具體情況又可以進一步解釋為“力是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物體結構影響物體的受力情況”（該項目來自《中小學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指導綱要》參考活動例子）。 2○（3）預期學習成果3.1明確學習內容和客觀標準此流程與逆向教學設計的第一個階段一致。逆向教學設計將課程作為達到既定學習目標的手段，將教學看成是將注意力集中於特定主題、使用特殊資源、選擇特殊的學習指導方法、以達到既定學習目標的過程。由此可見，逆向教學設計是以學生的預期學習成果（目標）作為起點來進行教學設計的。1○ Erickson, H. Lynn. Stirring the Head, Heart, and Soul: Redefining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Concept-based Learning. Corwin Press, 2007.2○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小學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指導綱要》，2017 年 9 月 25 日，頁 98。
澳 門 研 究922023年第 3期首先，在教學設計中需要時刻思考預期的“學習內容”是甚麼？包括：學生應該掌握的關鍵知識和技能目標是甚麼？學生將會理解甚麼？教師需要思考的驅動問題是甚麼？教師怎麼知道學生已經達到既定標準的要求或預期結果？其次，需要明確預期學習成果的“客觀標準”是甚麼？事實上，預期學習成果的標準，第一是要根據課程標準和基本學力要求，第二是要以學生�預期學習成果為目標，第三是要衡量學科核心素養的落實情況。這樣設計的好處是既能體現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證預期的學習成果與教學活動之間的一致性。3.2擬定教學目標逆向單元設計中的學習目標是在“掌握知能（知識與技能）”的基礎上，提出達成長期的學習目標要求，即“實現遷移”和“理解意義”。 1○“預期設計”前置的過程，會產生較多的評價維度和因素，但鑑於課堂教學和課時的限制，很難做到面面俱到，因此有必要參照課程標準，衡量教學內容的重要程度，刪繁去簡，從而確定課程應該將目標定在哪些知識和技能上。Wiggins和 McTighe在逆向教學設計理論中，提出教學目標可劃分為核心目標（學生完全理解並長期記憶）、二級目標（學生能夠理解並運用於實踐）與三級目標（學生能夠有所理解）。 2○Anderson等人對 Bloom的目標分類理論進行了修訂，將認知層次調整為記憶、理解、運用、分析、評價和創造，並增加了知識分類的維度，即把知識分為事實性知識、概念性知識、程式性知識和反省認知知識四大類。 3○Erickson和 Lanning指出概念性知識是對事實性知識的結構化和抽象化，它更高位，概念性知識才是學習的核心目標，並用“三維模式”將概念性知識（理解）把事實性知識（知識）和程式性知識（技能）有效地組織起來，三維模式用“KUD”來明確目標（know知道、understand理解、do做）。 4○以上學者對教學目標的擬定都從知道（事實性知識）、理解（概念性知識）、實踐（程序性知識）進行考慮，缺少對學生情意目標的要求。留意到加拿大學者 Drake提出KDB模式（know知識、do行為、be態度）對大觀念教學目標進行表達， 5○ 且我國在課程標準中有“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三維目標培養要求，故此筆者認為對於教學目標的分解可引入 KUDB目標模式來進行統一（know知道、1○ 倪勝軍、付紹武、艾進達：〈逆向、整體、可操作：UbD 理論視角下化學單元教學設計——以九年級“化學方程式”為例〉，《化學教學》（上海），第 12 期（2021），頁 48 － 51、64。2○ Dávila, Alejandro. “Book Review of Wiggins, G. & McTighe, J. (2005)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2nd ed.).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SCD.” Colombian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vol. 19, no. 1, 2017, pp. 140-155.3○ （美）安德森（L. W. Anderson），皮連生譯：《學習、教學和評估的分類學：布魯姆目標分類學修訂版（簡縮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99。4○ （美）林恩 • 埃里克森（H. Lynn Erickson）、（美）洛伊斯 • 蘭寧（Lois A. Lanning），魯效孔譯：《以概念為本的課程與教學：培養核心素養的絕佳實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134 －135。5○ Drake, Susan M. Creating Standards-based Integrated Curriculum: Aligning Curriculum, Content,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Corwin Press, 2007.
澳 門 研 究962023年第 3期效的支持活動，也難以使教學效果達到最大化，所以有必要引入合適的“活動支架”。蘇聯心理學家 Vygotsky提出最近發展區理論（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其中與最近發展區密不可分的是概念支架（conceptual framework）。 1○ 概念支架被定義為：按照學習者的最近發展區建立的，為學習者提供的通過見習獲得技能、概念和不同理解的臨時而不可缺少的幫助。 2○ 概念支架有六個基本的功能，即吸引注意力、簡化任務、維持目標、確定已完成任務和理想方案間的差距、控制解決問題時所產生的挫折和演示將執行的理性行動。 3○ 由此可見，教學活動支架對促進教學質量提升有重要作用， 4○ 搭建有效的教學支架可以幫助學生獲得隱含在支架中的科學知識。第二，利用基本問題作為培養學生形成大觀念的重要教學支架，激發學生自主思考，促使學生主動理解概念性問題。目前的教學設計多以課節知識、小概念為目標，留給學生思考和探索的空間有限，難以引發學生真正的疑問和討論，故此，採用甚麼樣的問題串聯大觀念教學活動顯得十分重要，而基本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與大觀念教學相匹配，可以作為“大觀念的指南針”。基本問題是重要的、處於事物核心的問題，能促進學科探究和跨內容教學。 5○ 基本問題不是廣泛意義上帶有疑問形式的問題，也不是以往被切割得很細碎的具有唯一答案的問題，而是圍繞着大觀念、指向概念關係的、能夠激發學生想法的具有一定深度的問題 6○。基本問題可分為概念性問題和激發性問題。概念性問題主要為學科內的核心概念和問題，如“力與運動的關係是甚麼”？激發性問題主要為開放性的、爭議性的問題，如“甚麼是時尚”？透過這些問題探索，學生在學習活動中對知識進行重新的思索和修正，加深對概念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大觀念的教學不僅是知識的學習，還是關於如何學習的學習。那在以大觀念為核心的教學設計中，教師應如何設計和提出基本問題呢？一則，教師要依據大觀念層級結構圖和教學目標進行基本問題的設計，引導學生關注概念的含義以及概念之間的關係。二則對於開放性的問題，師生可以嘗試頭腦風暴、辯論、分享等形式，吸引學生對課題的興趣，培養其科學質疑精神。�外，在基本問題的構成形式上，一般可以設置為“為甚麼……”和“如何……”這樣的疑問句式子。1○ Wertsch, James V.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Some Conceptual Issues.”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vol. 23, no. 3, 1984, pp. 7-18.2○ de Guerrero, María C. M. “Inner Speech as Mental Rehearsal: The Case of Advanced L2 Learners.”Issu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10, no. 1, 1999, pp. 27-55.3○ Antón, Marta. “The Discourse of a Learner-centered Classroom: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Teacher-learner Interaction in the Second-language Classroom.”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vol. 83, no. 3, 1999, pp. 303-318.4○ 何克抗：〈教學支架的含義、類型、設計及其在教學中的應用——美國《教育傳播與技術研究手冊（第四版）》讓我們深受啟發的亮點之一〉，《中國電化教育》（北京），第 4 期（2017），頁 1 － 9。5○ 盛慧曉：〈大觀念與基於大觀念的課程建構〉，《當代教育科學》（濟南），第 18 期（2015），頁 5 － 8。6○ 馮春艷、陳旭遠：〈以大觀念為中心的教學：基本內涵、價值向度及設計路徑〉，《教育學報》（北京），第 3 期（2021），頁 85 － 94。
澳 門 研 究982023年第 3期特別是問題解決和批判性思維等品質的形成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 1○ 科學探究教學設計是聯繫科學探究研究與科學探究教學的橋樑，對促進科學探究研究與教學、提升探究教學有效性具有重要意義。科學探究教學模式主要有三種：線性模式、探究環模式、探究輪模式。探究環模式由於其可操作性更強，在國內外教學實踐中有廣泛的應用。其中，Haury提出的探究環模式由四個相互關聯的部分組成：疑惑、收集數據、研究數據和作出聯繫。 2○ 胡衛平�人將科學探究分為以下過程：情境創設與問題提出、作出假設並制訂計劃、收集證據與信息處理、得出結論與表達交流、反思評價與應用遷移。 3○ 筆者參考了以上學者關於探究環的觀點，在 STEM課程中的科學探究環節採用以下科學探究流程作為教學實踐指導（圖 4）。圖 4 STEM 科學探究流程圖6.2 工程遷移《中小學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指導綱要》注重提高學生的實踐意識、工程思維、動手實驗能力，鼓勵學生靈活掌握、融會貫通各類知識和技巧，運用一定的實踐技能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將一定的想法或創意付諸實踐。 4○ 澳門《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1○ 裴新寧、劉新陽：〈初中課堂科學探究中究竟發生了甚麼——基於多案例的實證考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上海），第 4 期（2018），頁 107 － 121。2○ Haury, David L. “Teaching Science through Inquiry.”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The National Education Goals, vol. 1, no. 2, 1993, pp. 71-77.3○ 胡衛平、郭習佩、季鑫：〈思維型科學探究教學的理論建構〉，《課程 •教材 •教法》（北京），第6期（2021），頁 123 － 129。4○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小學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指導綱要》，2017 年 9 月 25 日，頁 76 － 78。
澳門綜合應用技能教育探索——以大觀念為核心的逆向 STEM課程整合路徑99要求》強調“注意學科聯繫，引導學生理解科學、技術、社會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1○同樣，美國《K-12科學教育框架：實踐、跨學科概念、學科核心理念》也強調利用工程設計促進 STEM的整合。 2○ 大量研究顯示，利用工程設計作為教學方法或工具能夠有效促進學生 STEM的整合學習。3○工程設計沒有固定的模式，一般包括的共同步驟，有：1）釐定需要解決的問題和達到的目標；2）研究和產生問題解決方案；3）製造模型或原型；4）權衡和最優化；5）如果沒有達到期望的目標，則可能需要回到最初的步驟，重新框定問題，重複設計步驟等。 4○ 美國 Huling和 Dwyer提出 StEMT理念：科學加上教學技術工具、工程、數學、以及技術組成 StEMT。其中，St是指融入了技術工具（tools，t）的科學，E是指工程設計過程，M是指數學實踐和思維習慣，T是指作為產品或問題解決方案的技術。 5○ 筆者參考了以上學者關於工程設計的觀點，在 STEM課程中採用基於StEMT故事背景的“工程遷移”流程作為教學實踐指導（圖 5）。圖 5 工程遷移流程圖 6.3 5E教學模式在 STEM課程教學中需重點關注科學探究和工程應用兩種教學手段。如何將科學探究與工程設計進行有機融合是實施 STEM課程整合中的關鍵性問題。5E教學模型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 56/2017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訂定初中教育階段的基本學力要求的具體內容》附件十《初中教育階段自然科學基本學力要求》。2○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 Framework for K-12 Science Education: Practices, Crosscutting Concepts, and Core Ideas.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2.3○ English, Lyn D., and Donna King, Joanna Smeed. “Advancing Integrated STEM Learning through Engineering Design: Sixth-grade Student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Earthquake Resistant Buildings.”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110, no. 3, 2017, pp. 255-271.4○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Engineering in K-12 Education: Understanding the Status and Improving the Prospects.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9.5○ （美）米爾頓 • 霍林（Milton Huling）、（美）杰姬 • 斯皮克 • 德懷爾（Jackie Speake Dwyer），劉恩山等譯：《STEM 課程如何設計：從 StEMT 理念到課例》，北京：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2020 年，頁 14。
澳 門 研 究1122023年第 3期 （三）澳門基礎科研產出的合作網絡大科學時代，團隊協作是前沿科學研究和高技術專利研發必要的組織形式。從學術論文和技術專利的合作網絡演化，也可窺見澳門基礎科研發展的基本趨勢變遷。學術論文方面（圖 4），在起步探索階段，點度中心度前五�是澳門大學、葡萄牙天主教大學（Universidade Católica Portuguesa）、愛丁堡皇家醫院（Royal Infirmary of Edinburgh）、里斯本大學（Universidade de Lisboa）、里斯本高等理工學院（Instituto Superior Técnico），分別為 0.385、0.231、0.179、0.179和 0.128，說明澳門回歸前的基礎科學研究的合作網絡是以澳門大學為核心，與以葡萄牙為代表的歐陸地區為協作主體的合作研究網絡結構；體制完善階段則形成了以澳門大學（1.469）、澳門科技大學（0.412）和澳門理工大學（0.182）為核心的本土高校協作網絡，此外，中國科學院（0.445）和香港地區高校的網絡參與權重進一步提升，主要變化是與內地高校的學術研究合作程度得到顯著加強；加速發展階段的基礎科學合作研究網絡總體不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0.171）和中國�灣部分高校的參與權重進入前列；疫情危機階段的點度中心度前五�為澳門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衛生計量與評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中國科學院、澳門科技大學和暨南大學，分別為 1.863、1.771、1.241、1.062和 0.385。技術專利方面（圖 5），澳門回歸前的技術專利並未形成協作網絡，僅有“陳偉基－譚建成－澳門大學”一條專利申請人連結，進入體制完善時期，澳門技術專利的研發網絡有了一定的規模化，但總體規模化程度仍然相對較低，點度中心度前五的分別為伍勁剛（6）、澳門科技大學（4）、譚國�（3）、禤偉旗（3）和李雲（3）；加速發展時期，澳門技術專利的研發網絡中的主體連結強度有所提升，點度中心度前四為楊逸（12）、許鋮鏗（4）、澳門科技大學（4）、澳門大學（4），另有 9位申請人中心度為 2，雖然澳門高校的網絡地位明顯增加，但網絡整體依然是以個體申請人為主；疫情危機時期，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開始成為網絡中的核心主體，點度中心度分別位列第 1（9）位和第 2（6）位，表明經過長期的部署和培育，澳大��科大“雙子星”在學術研究向專利成果的轉化能力已有了顯著提升，將在未來繼續領跑澳門技術專利的發展。
122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有鑑於此，第五屆特區政府銳意改革公務人員橫向流動機制，對《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作出修訂，將編制內人員調動制度整合為“調任”及“派駐”兩種制度，並擴展適用至全體公務人員，同時允許不同職程人員之間在滿足職務要件的條件下轉職；另一方面，亦加強了監督部門統籌調動的角色。此外，近年特區政府積極推動以能力為導向的公務人員管理改革，務求讓新入職或晉升人員都具備職務要求的能力素質，提升工作與能力的匹配度。因此，可以預期未來人員橫向流動來自部門的阻力將會有所減少，橫向流動亦會逐步由消極的方向（逃避不合適的工作）向積極的方向（配合組織安排的新任務）轉變。但是要提升橫向流動機制的成效，仍有兩個重點需要關注：一是人員挑選的準則，二是人員對橫向流動的意向。換言之，如何挑選合適且具參與意向的人員是有關機制發揮人才培養功能的關鍵。在能力導向的改革基礎上，要在現職公務人員當中挑選合適且具參與意向的人員，我們必需要瞭解工作合適的人員為何想調職、接受部門安排的新任務，當中組織因素發揮着甚麼作用。基於此，本文利用問卷調查數據，透過量化方法分析“工作－能力匹配”（demands-abilities fit）、“人－組織匹配”（person-organization fit）對公務人員橫向流動意向的影響，並找出當中的作用機制⸺“人－組織匹配”的中介作用，最後提出價值導向的管理建議。二、文獻回顧（一）橫向流動與工作輪調在澳門公務人員制度下，橫向流動是指在職程、職級、職階不變的情況下，公務人員在不同部門或單位之間的調職，從事不同部門或單位但能力要求相若的工作。其主要目標是改善部門人力閒置和人力不足同時存在的不合理狀況，其�是促進人員的職業生涯發展，培養多元能力的跨部門人才。學術上，橫向流動被稱為工作或職務輪調（job rotation），是指人員定期在組織中不同工作職位之間的轉換，以達到不同的人事管理目的。一般來說，工作輪調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部門內輪調（within function rotation），另一類是跨部門輪調（cross function rotation），前者是部門內部的職務調動，涉及的工作性質和責任與原工作相似，後者則是涉及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的調動，人員要接受一個不同職務內容的職位。 1○ 工作輪調一般不涉及晉升或降職，新職位與原職位的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地位基本相若。2○工作輪調是許多大型組織經常採取的一種人才培訓手段。工作輪調之所以被受重1○ Bennett, Ben. “Job Rotation: Its Role in Promoting Learning in Organizations.”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in Organizations, vol. 17, no. 4, 2003, pp. 7-9.2○ Casad, Scott. “Implications of Job Rotation Literature fo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ractitioners.”Performance Improvement Quarterly, vol. 25, no. 2, 2012, pp. 27-41.
工作合適為何想調職？──澳門公務人員橫向流動意向的實證研究123視，原因在於它能夠帶來以下幾點好處。首先是培訓人才：僱員可以透過定期的工作輪調累積多元化的工作經驗，同時亦可發展多元技能（multi-skills），成為組織中的通才，有效應對組織各種問題和挑戰。 1○ 的確，有研究發現擁有多項技能的通才比起精於單項技能的專才更容易成為企業家或管理者。 2○ 第二是激勵員工：不少資歷高的員工，由於在職業生涯上已到達了“高原”（plateau），容易產生職業生涯困頓和失落感，在再晉升的空間不大的情況下，工作輪調成為了激勵此類員工的其中一個方法。3○有研究指出，適當的工作輪調不單可以增加員工的工作滿意度，亦會提升他們對組織的歸屬感，使之更認同組織的價值和目標。 4○ 第三是有助管理者完善人力配置：其實不單只對員工，工作輪調亦可以為管理者提供下屬的能力信息，因為每次輪調都會讓管理者知悉下屬在相關職位上的表現，從而為優化部門內部人員分配提供重要的參考資訊。 5○儘管�上述好處，工作輪調的安排亦有其缺點。首先，工作輪調會不利員工累積專業的經驗和能力； 6○ 其次，有經驗的員工可能不願意去適應新工作，或花時間去學習新技能，輪調會對員工構成一定壓力；再次，部門若�缺多元化的工作職位，輪調的作用可能不大。 7○（二）工作－能力匹配、人－組織匹配“工作－能力匹配”、“人－組織匹配”是人員選拔中兩大常用的標準。兩者都是人與環境匹配（person-environment fit）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組織管理中，人與環境匹配是個人與組織環境之間的契合性，即個人和組織環境之間具有共同的基本特質或者兩者之間能夠滿足對方的需要。因此，這種契合性可以分為兩種，一種互補性匹配（complementary fit），另一種是相似性匹配（supplementary fit）。互補性匹配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工作－能力匹配”，即人員擁有工作職位要求的知識和能力； 8○ 另一個部分是“需要－供給匹配”（needs-supplies fit），即工作職位能夠提供人員的需要的1○ Campion, Michael A., and Lisa Cheraskin, Michael J. Stevens. “Career-related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Job Rotation.”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7, no. 6, 1994, pp. 1518-1542.2○ Lazear, Edward P. “Balanced Skills and Entrepreneurship.”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 no. 2, 2004, pp. 208-211.3○ Eriksson, Tor, and Jaime Ortega. “The Adoption of Job Rotation: Testing the Theories.”ILR Review, vol. 59, no. 4, 2006, pp. 653-666.4○ Ho, Wen-Hsien, et al. “Effects of Job Rotation and Role Stress among Nurses on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vol. 9, no. 1, 2009, pp. 8-15.5○ Ortega, Jaime. “Job Rotation as a Learning Mechanism.”Management Science, vol. 47, no. 10, 2001, pp. 1361-1370.6○ Coşgel, Metin M., and Thomas J. Miceli. “Job Rotation: Cost, Benefits, and Stylized fac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55, no. 2, 1999, pp. 301-320.7○ Schneider, Scott, and Kermit Davis, Michael Jorgensen. “Ergonomics - Pros and Cons of Job Rotation as a Means of Reducing Injury Costs.”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vol. 2, no. 1, 2005, pp. D1-D3.8○ Kristof-Brown, Amy L. “Perceived Applicant Fit: Distinguishing between Recruiters’Perceptions of Person-job and Person-organization Fit.”Personnel Psychology, vol. 53, no. 3, 2000, pp. 643-671.
124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東西（例如物質資源、心理支援、發展機會等）， 1○ 它們是“人崗匹配”（person-job fit）的兩大組成部分。近年，特區政府確立以能力導向為核心�理念，對公務人員招聘、培訓、晉升等管理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務求讓全體人員能具備職務所需的能力。其背後反映的正是“工作－能力匹配”的理念。的確，不少研究指出“工作－能力匹配”對激勵人員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減低離職率、增加工作滿意度、降低工作壓力等。 2○“人－組織匹配”是指個人的特徵（如價值觀、目標、信念等）與組織的特徵（如文化、價值觀、目標等）存在一致性。學者一般將“人－組織匹配”視為價值觀匹配， 3○如果一名員工十分認同組織的價值理念或文化特質，那麽我們可以說這名員工與組織很匹配。可見，與“人崗匹配”不同，“人－組織匹配”是一種相似性匹配（上述各種匹配的關係見圖 1）。 4○ 相對於“工作－能力匹配”，“人－組織匹配”在政府招聘的過程中，往往容易被忽略，因為它並非與工作職位直接相關，以及價值觀相對抽象和較難衡量，但事實上，很多時候人員投考組織的職位，想成為組織的一分子，並非單純看薪酬、福利等工作職位提供的物質條件，而是更重視組織本身的價值目標、文化理念等是否和自己相近。不少研究指出“人－組織匹配”對組織管理有重要的正面作用，包括提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減少離職傾向、促進組織公民行為和團隊合作、提升工作表現等。 5○1○ Sekiguchi, Tomoki.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Person-job Fit in Employee Selec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Osaka Keidai Ronshu, vol. 54, no. 6, 2004, pp. 179-196.2○ Sekiguchi, Tomoki.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Person-job Fit in Employee Selec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Osaka Keidai Ronshu, vol. 54, no. 6, 2004, pp. 179-196.3○ Kristof-Brown, Amy L.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Its Conceptualizations, Measurement, and Implications.”Personnel Psychology, vol. 49, no. 1, 1996, pp. 1-49.4○ Sekiguchi, Tomoki.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Person-job Fit in Employee Selec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Osaka Keidai Ronshu, vol. 54, no. 6, 2004, pp. 179-196.5○ Sekiguchi, Tomoki.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Person-job Fit in Employee Selec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Osaka Keidai Ronshu, vol. 54, no. 6, 2004, pp. 179-196.
工作合適為何想調職？──澳門公務人員橫向流動意向的實證研究125圖 1 人與工作、組織匹配的各種概念關係圖片來源：作者根據 Sekiguchi, Tomoki.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Person-job Fit in Employee Selec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saka Keidai Ronshu, vol. 54, no. 6, 2004, pp. 179-196 的內容製作。三、研究假設為了解答研究問題，我們需要分析“工作－能力匹配”、“人－組織匹配”對人員橫向流動意向之間的影響和作用機制。首先，針對“工作－能力匹配”與“人－組織匹配”的關係，雖然它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兩者是相互影響的。根據溢出理論（spillover theory），事物在一方面的發展會影響另一方面的發展，對人亦然，即一個人對某一領域的態度和經歷會影響他對另一個領域的態度和行為。 1○ 例如，當一個人與組織的理念相同，一方面他會嘗試提升自己的知識或能力，以滿足工作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亦會透過向組織溝通、反映自己的意見，使組織調整其工作安排，滿足其需要。 2○ 反過來，當組織安排的工作符合員工的能力和發展需要，亦可令員工感受到組織對自己能力的重視，從而增加員工對組織的認同。的確，有不少證實研究指出“工作－能力匹配”有助增加人員對組織的認同和投入，包括認同、接受組織的目標與價值。 3○ 基於上述理據，我們提出假設 1：H1：“工作－能力匹配”與“人－組織匹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第二，關於“工作－能力匹配”與橫向流動的關係，雖然目前沒有直接針對兩者關係的研究，但 Saufi等人針對“工作－能力匹配”與離職傾向的實證研究也有一定的啓1○ Jansen, Karen J., and Kristof-Brown, Amy. “Toward a Multidimensional Theory of Person-environment Fit.” 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 vol. 18, no. 2, 2006, pp. 193-212.2○ Saufi, Roselina Ahmad, et al.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son-job Fit between Person-organisation Fit and Intention to Leave the Job: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akistan.” Sustainability, vol. 12, no. 19, 2020, pp. 81-89.3○ Chhabra, Bindu. “Person-job Fit: Mediating Role of Job Satisfaction &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Indi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50, no. 4, 2015, pp. 638-652.
126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發性。 1○ 該研究指出人員會傾向尋找一些符合自己能力和偏好的工作，因此找到合適工作的人，其留職的意願會越大，相反，若人員不能發揮所長，則會傾向另謀高就。雖然本研究針對的是橫向流動的態度，並非離職態度，但兩者都是指人員離開現有工作崗位，涉及工作內容的轉變，故應具有相若的效果。基�此，我們認為“工作－能力匹配”對橫向流動意向的效果與其對離職意向的效果相似，並提出假設 2：H2：員工的“工作與能力匹配”度越大，其橫向流動意向會越低。第三，關於“人－組織匹配”與人員橫向流動意向的關係，我們認為“人－組織匹配”會增加人員橫向流動的意向。理由如下：首先，橫向流動作為組織培訓人才的重要機制，體現了組織重視內部人才的價值觀，以及致力實現組織發展目標，因此倘若員工對組織的價值理念越認同，那麽他們參與橫向流動的意願理應會越大。其次，橫向流動是讓員工加深對組織整體的認識，投入組織各方面運作的機制，對員工來說，既是機會亦是挑戰，倘若欠缺對組織工作的熱誠、拼搏精神，是很難完成的。有研究指出，員工與組織的匹配度越高，其工作的投入度和積極性會越大。 2○ 再次，在橫向流動機制下，員工要經常擔任不同的工作職位和接受新任務，因此對於擁有創新意識、願意接受新事物的員工來說，會較容易接受和適應有關安排。有研究發現員工與組織匹配會有助促進其創新行為。 3○ 綜上，我們提出假設 3：H3：員工與組織匹配度越大，其橫向流動的意向會越大。第四，對於“工作－能力匹配”、“人－組織匹配”對橫向流動意向的作用機制，基於“工作－能力匹配”和“人－組織匹配”互為影響，我們認為有關作用機制可能存在兩種不同的路徑，具有不同的意義。首先是“人－組織匹配”作為中介變量，即“工作－能力匹配”透過“人－組織匹配”來影響橫向流動意向，這一路徑的含意是，人員在從事合適工作的過程中會產生對組織理念的認同，從而令其對組織安排的新任務感興趣，產生參與調動的意願。另一條路徑是“工作－能力匹配”作為中介變量，即“人－組織匹配”透過“工作－能力匹配”來影響橫向流動意向，此路徑意味着，人員基於對組織理念的認同，會調整自己的能力或與組織協商工作安排，使之滿足工作的需要，在能力得到充份發揮的情況下，其調職的意願會相對降低。此路徑類似Saufi 等人針對離職傾向的研究結果。由此，我們提出假設 4 和 5，以驗證兩條路徑的有效性：1○ Saufi, Roselina Ahmad, et al.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son-job Fit between Person-organisation Fit and Intention to Leave the Job: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akistan.”Sustainability, vol. 12, no. 9, 2020, pp. 81-89.2○ Hamid, Siti Norasyikin Abdul, and Khulida Kirana Yahya.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job Fit and Person-organization Fit on Employees’Work Engagement: A Study among Engineers in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in Malays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Management, vol. 1, no. 3, 2011, pp. 184-199.3○ Afsar, Bilal, and Yuosre Badir, Muhammad Muddassar Khan. “Person-job Fit,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novation Trust.”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vol. 6, no.2, 2015, pp. 105-116.
128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N=1,187）組別 �例性別男性 43%�性 57%年�51歲或�上 18.5%41－ 50歲 28.8%31－ 40歲 41.4%18－ 30歲 11%學歷碩士或�上 23.7%學士 56.7%專科 4.7%高中 7%初中 4.8%小學 3%人員組別��主� 3.4%高�技�員 22.9%技�員 20.3%技�輔�員 42%勤�人員 4.5%技�工人 6.7%（二）變量測量本研究的問卷題目均參考相�學術文獻設計，所有量表均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計分：“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完全同意”。相關概念具體測量如下。“工作－能力匹配”、“人－組織匹配”的測量參考了 Cable and De Rue的研究， 1○各有三條測量題目。其中，“工作－能力匹配”的三條題目包括：“個人技能與我目前工作的要求十分匹配”；“我的能力和所接受的訓練與我目前工作的要求很脗合”；“我個人能力和學歷可以很好地滿足我目前工作的要求”。“人－組織匹配”的三條題目包括：“我在生活中重視的事情與部門所重視的事情非常相似”；“我覺得我個人的價值觀與部門的價值和文化是相符合的”；“我的部門的價值觀和文化與我生命中重視的東西非常一致”。至於橫向流動意向，我們參考了 Campion等人的研究， 2○ 設計了五條測量題目，包括：“對我來說，工作輪調是一種職業培訓”；“我現在願意接受工作輪調”；“對我來說，工作輪調是一個良好的制度”；“整體來說，我喜歡工作輪調”；“我願意接受1○ Cable, Daniel M., and D. S. DeRue. “The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Subjective Fit Percep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87, no. 5, 2002, pp. 875-884.2○ Campion, Michael A., and Lisa Cheraskin, Michael J. Stevens. “Career-Related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Job Rotation.”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7, no. 6, 1994, pp. 1518-1542.
澳 門 研 究1362023年第 3期目受中國朝廷陞賞，若寶船到彼，全憑二人為主買賣。王差頭目並哲地、米納幾即書算手、官牙人等，會領䑸大人議，擇某日打價。至日，先將帶去錦綺等貨，逐一議價已定，隨寫合同價數各收。其頭目、哲地即與內官大人眾手相掌，其牙人則言某年某月某吉日交易，於眾中手拍一掌已定，或貴或賤，再不悔改。後哲地富戶才將寶石、�珠、珊瑚等�來看議價，非一日能定，快則一月，緩則二三月。若價錢較已議定，如買一主珍珠等物，該價若干，是原經手頭目、納幾計算該還紵絲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貨交還，毫釐無改。” 1○ 之前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從事海上貿易時，可能也用過這種“打價”的模式。後來，葡萄牙人也採取了這種策略。15世紀末、16世紀初，隨着新航路的開闢和葡萄牙人的東來，拍賣交易方式也隨之風行東方。與此同時，表示它的葡萄牙文詞彙“leilão（夜冷／拍賣）”進入了東方幾十種語言和方言。 2○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門前，他們在中國沿海居無定所，四處經商。從粵至閩，入兩浙，再返粵海。當時明朝的海禁政策禁止朝貢貿易以外的任何商業活動。再加上在帆船時代，航行受制於季風，錯失風期便無法航行。在上述兩個政治和自然制約因素的影響下，葡萄牙人需要有一個有效的制度安排來一次性地將手中的大量貨物批發出去，同時大量購入準備再行販賣的商品。在實踐中，他們找到了一個行之有效的貿易形式⸺拍賣。有了此種安排，他們避開因無固定居留地而產生的諸多不便，應付中國嚴厲的海禁，保證可以掌控船期。澳門是一個因葡萄牙人的對日貿易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港市。“1542年發現日本後，其貿易對所有商人開放，但從 1550年起，王家財政壟斷對日貿易。這在當時所有的航行中最盈利……在中國海的航行和貿易權專屬中日航行甲必丹末（capitão-mor da viagem da China e do Japão）。這一職務每年由國王或代表他的葡印總督任命。任命幾乎總是落在一個貴族身上。他憑藉自己的以往的效勞，特別是戰績而被認為獲得這樣一個有利可圖的指派當之無愧。中選的貴族，如果不能去航行，允許他將把航行權賣給任何其他願意航行者。受讓者享有同樣特權。後來，此航行權以固定價格拍賣（leilão），最後以最高價完拍（arrematadas pelo maior preço）。” 3○葡萄牙人租居澳門後，便繼續了這種他們所熱衷的交易方式。19 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拍賣作為一種市場經濟的衍生物開始在中國各地逐步發展起來。這一時期拍賣業的發展呈現出從南向北擴展的態勢，上海的業態較為活躍。內陸的北京、武漢等其他工商業發達城市的拍賣業也蓬勃發展。不可否定的是，此時1○ 〔明〕馬歡原著；萬明校注：《明本〈瀛涯勝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 年，頁 61。2○ Dalgado, Sebastião Rodolfo. Influência do Vocabulário Português em Línguas Asiáticas (Abrangendo Cêrca de 50 Idiomas). Impr. da Univ., 1913, pp. 97-98.3○ Ferreira, G. Anjos. “Uma Viagem ao Japão Cedida à Cidade de Malaca em 1621.” Boletim do Instituto Vasco da Gama, n.º 67, 1951, p. 157.
葡萄牙語詞“leilão（夜冷／拍賣）”入華史話137已經有了通過香港的英國的影響。筆者看到，有關“leilão（夜冷／拍賣）”的研究未能從葡萄牙人早期在中國沿海貿易制度的視角加以探討，只是簡單的�明其葡萄牙語詞源。在亞洲範圍內傳播的視角加以考察“leilão（夜冷／拍賣）”的研究更是闕如，本文即屬首次嘗試。筆者擬發掘和爬梳中外一手史料，進行潛心考索與闡釋，以正方家。二、“leilão”之詞源“外來詞也叫作借詞或外來語，它是指漢族從國內外其他民族語言中吸收進來的詞語。主要包括指音譯詞、意譯詞（仿譯詞、外來概念詞）、半音譯半意譯詞，還有部分字母詞。吸收外來詞對豐富漢語言詞彙有積極作用”。 1○葡萄牙語的“leilão”源於阿拉伯的“al-I’lam”， 2○ 原意是“叫賣”。英文的“auction”來源於拉丁語的“auctio”，原意為“增加”，即拍賣的加價。關於其詞源，早在 1903 年，玉爾（Sir. Henry Yule）爵士引用 C. P. 布朗（C. P. Brown）的研究指出：“不過，這個詞來源東方，因為 C. P. 布朗先生（在手稿的注釋中）指出，葡萄牙語的這個詞來自阿拉伯語的 i’lām（al-i’lām），意思是叫賣，告白。” 3○在研究亞洲語言中葡萄牙源借詞方面成績卓著的印度裔葡萄牙東方學家德爾加多蒙席（Sebastião Rodolfo Dalgado，1855－ 1922）於 1913年便指出葡語“leilão”進入了華南各種方言。 4○著名的德裔美國人類學家及東方學家勞費爾（Berthold Laufer，1874－ 1934）很快便接受了上述觀點並於 1916年指出：藏語的“li-lam，拍賣。通過現代印度語言的媒介，來自葡萄牙語的 leilão。馬來語作 lelan、lelon、lelor，粵語作 yelon，廈門話作 lelan，汕頭話作 loilão。” 5○許雲樵言：“嚟隆館（閩 lei lung kuan）拍賣。嚟隆 lelang乃葡語轉成之巫語。……黎壟者，葡語 Lelong之對音，拍買也。” 6○中國學術界也知道它的來源，如《香港話普通話對照詞典》說：“【夜冷】-lang5／1○ 王興全、方忠編著：《現代出版物語言文字使用規範》，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113。2○ Dalgado, Sebastião Rodolfo. Influência do Vocabulário Português em Línguas Asiáticas (Abrangendo Cêrca de 50 Idiomas). Impr. da Univ., 1913, p. 97.3○ Yule, Henry, and A. C. Burnell.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New edition, edited by William Crooke, J. Murray, 1903, p. 621.4○ Dalgado, Sebastião Rodolfo. Influência do Vocabulário Português em Línguas Asiáticas (Abrangendo Cêrca de 50 Idiomas). Impr. da Univ., 1913, p. 97。主張來自葡萄牙語的學者還有：Teixeira, Manuel. “The Influence of Portuguese on the Malay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5, no. 1, 1962, p. 104; Bolácio, Ebal. “Inventário das Palavras de Origem Portuguesa no Malaio/Indonésio.” Cadernos de Letras da UFF, vol. 32, no. 62, Julho de 2021, p. 257 等。5○ Laufe, Berthold. “Loan-words in Tibetan.”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7, no. 4/5, 1916, p. 531.6○ 許雲樵編：《南洋華語俚俗辭典》，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61 年，頁 54、64。
葡萄牙語詞“leilão（夜冷／拍賣）”入華史話1391831年的《洋漢合字彙》收有：“LEILAÕ當街尥件。明投賣 △ 估賣。善價而沽。”1○1851年 1月 11日的《澳門、地捫及梭羅憲報》（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上刊登了一則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豬肉專賣招標的通告（圖1）：大西洋理事官唩嚟哆嗎 （O Procurador, Marques）奉公會命諭各人知悉：緣澳中豬蘭批期（prazo d’arrematação do contractos da Carne de Porco）將滿，預定本月十八日十一點鐘，在議事亭（Cartorio da Procuratura）從新出投夜冷（arremata-lo novamente）︒如有願承充此行買賣攬頭者（por em hasta publica o ditto arrendamento），到亭聲出若干批銀，以出高價並遵規條者，准令承充︒為此諭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三日諭︒ 2○圖 1 1851 年 1 月 11 日的豬肉專賣招標的通告圖片來源：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nova serie, vol. 6, no. 8, 11 de Janeiro de 1851, p. 6.除了這個告示之外，還有一份內容相同的牛肉招標通告。在第 5－ 6頁上有兩份很詳細的豬牛各個部位的銷售價格表。以往研究雖注意到了1○ Gonçalves, Joaquim Alfonso. Diccionario Portuguez-China no Estilo Vulgar Mandarim e Classico Geral（《洋漢合字彙》）. Real collegio de S. José, 1831, p.477. 對這個字，澳門學的學者如林廣志、胡根、趙利峰和徐莉莉都有過涉及和研究。2○ 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nova serie, vol. 6, no. 8, 11 de Janeiro de 1851, p. 6.
澳 門 研 究1402023年第 3期漢語文告譯文，但未能夠運用價格部分的資料。在拍賣豬牛肉專營權的同時，也規定了豬牛肉銷售的價格，主要是為了穩定價格，防止有讓商人擴大盈利的空間，只允許他們在此價格之內出售。實際上，這是非常重要的經濟資料。通過分析價格指數，我們可以看到 19世紀中葉澳門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豬牛肉的物價水平。1851年 7月 19日的第 35期《澳門、地捫及梭羅憲報》上刊登了一份公開招投白鴿票的公告：“奉公物會命：緣澳內白鴿票廠（Excluzivo o arrematação da Loteria Chineza）于七月二十四日滿期，是以預于六月十七日在議事亭從新出投夜冷（ excluzivo ir de novo á Praça）。如有願遵守規條及出批價最高者，准令承充其白鴿票，規條在亭與看。” 1○在上述三條資料中，葡語使用了表達拍賣的其他片語，但是漢譯所使用的是“leilão”的全音譯詞⸺“夜冷”。可見這個音譯詞已經深入漢語。1880 年 7 月 12 日《札諭第六十四號》規定：“二十二、找錢�之人及非常將物出投喊唎冷之人（as licenças dos cambistas avulsos, das casas de leilões extraordin-arios），......二十七、......各棧房及常有貨物投賣唎冷之鋪（todas as casas, de leilões permanentes），......” 2○ 這條資料用了“leilão（夜冷）”一詞。拍賣分兩種性質，如“自喊冷（個人拍賣 /私人拍賣）” 3○ 和“官喊冷（衙門拍賣／官方拍賣）”。 4○進行拍賣，需要報備。《澳門街坊公局章程》（Código de Posturas Municipais do Concelho de Macau）第四章第 137款規定：“凡有欲開設夜冷，或設夜冷館，亦須事先獲得許可，且保證在催繳時付訖費用。……附款 費用為拍賣收益之 2%。” 5○《氹仔、過路灣街坊公局章程》（Codigo de Posturas do Concelho da Taipa e Coloan）規定：“第廿五款、凡有開行店買賣交易之事，須要稟報街坊公局知道領牌。只有附款一條：凡欲開設夜冷，或設夜冷館，亦須如此款稟報。” 6○“開設夜冷（fazer leilões）”指設立臨時拍賣攤點，“設夜冷館（ou ter para este fim）”指開辦固定拍賣館。無論是“開設夜冷”，還是“設夜冷館”都必須申請“夜1○ 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nova serie, vol. 6, no. 35, 19 de Julho de 1851, p. 115.2○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XXVI no. 28, 12 de Julho de 1880, p.p.199-200 及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主編：《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匯編》上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387。3○ “《集股有限公司章程》……附款三、若投賣股份，無論自喊冷或由衙門拍賣，均屬公司內，股東有權先得。惟須照民律案卷例八百四十七款所定，出告白招人到投。”參見林廣志著：《澳門之魂》，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653 及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主編：《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匯編》上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94。4○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vol. V, no. 35, 2 de Setembro de 1905, p. 714.5○ Anuário de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27, p. 211.6○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o e Timor, vol. XXXIII, no. 14, 27 de Janeiro de 1887, p. 23 及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匯編》下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481。
葡萄牙語詞“leilão（夜冷／拍賣）”入華史話141冷牌照（licença de leilão）”，香港稱“投夜冷牌”。 1○澳門葡萄牙當局還規定了臨時拍賣的收費標準：“在私人住宅、待售建築、鋪屋、商店或銷售倉庫中拍賣（leilão）動產、不動產或禽畜的許可證：一天有效⸺3澳門元；連續五天有效⸺5澳門元。” 2○19世紀末，澳門有一個海外華人拍賣師。1886年的《澳門指南》（外文）記載（圖2）：南灣興記酒店興記酒店，南灣街 101 和 103 號白多祿 • 梁 興記，業主及拍賣師︒ 3○圖 2 1886 年的《澳門指南》一則記載圖片來源：Direct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 de 1886.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6, p. 39.1902年的《澳門憲報》（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上刊登了一則拍賣寶石的告示（圖 3）：啟者：現由英國︑美國附來實金各色首飾一大單，巧妙鑲配寶石︑鑽石︑紅寶石及新金山與堅士蘭最好真珠︒另有至好巴西國鑽石︑紅寶石及堅士蘭火鑽石︒此單寶石，初欲附往小呂宋各處發賣，但因小呂宋現今入口稅過重，故將就地原價沽出︒前月亦有許多在香港沽去，現今仍留許多在澳門發售︒諸君欲採藏珠寶者，誠大機會也︒各物現貯興記酒店，限賣八日︒價值列明，任人觀看︒辛丑年十一月三十日︒ 4○1○ 〔清〕陳鏸勳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51。2○ Anuário de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27, p. 45.3○ Direct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 de 1886.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6, p. 39.4○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vol. II, no. 2, 11 de Janeiro de 1902, p. 17.
澳 門 研 究1422023年第 3期圖 3 1902 年的《澳門憲報》上刊登的一則拍賣寶石的告示圖片來源：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vol. II, no. 2, 11 de Janeiro de 1902, p. 17.從這則廣告的內容來看，拍賣的場地設在當時西方人最喜歡寓居的興記酒店。其拍賣公司稱“興記夜冷館（HING KEE, P. L., Auctioneer, and Valuer）”（圖 4）。 1○圖 4 興記夜冷館圖片來源：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For the Year 1910,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0, p. 1189.1910年時，“興記夜冷館”的註冊地址為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 27號（27, Rua F. do Amaral）並已經擁有電話位址（Tel. Ad：Hing kee）。現澳門檔案館仍保留了一批1○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c. : For the Year 1910.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0, p. 1189.
葡萄牙語詞“leilão（夜冷／拍賣）”入華史話14320世紀 10年代“興記夜冷館”申請“夜冷牌照（licença para leilão）”的文件。 1○20世紀 30年代末、40年代初，澳門出現了另外一間比較著名的夜冷店。其東主名為莫艾阿（O. C. Mooea），所在地址是新馬路 1號G（Avenida Almeida Ribeiro, 1-G）。2○僅從其商業位�來判斷，是在澳門商業最繁華的城市心臟地區，因此，也可以判斷應該是一個很有實力的公司。當下澳門半島老區還有“夜冷店”，即位於果欄街 58號地下的“永順夜冷”（圖 5）。圖 5 永順夜冷圖片來源：陳思恩小姐攝影。（2）廣州清末，“夜冷”一詞也流行於廣州。1855年 1月 6日的《澳門、地捫及梭羅憲報》上刊登了的一則英、葡、中三語的廣告，拍賣一艘在廣州黃埔的西班牙輪船（圖 6）：1○ MO/AH/AC/SA/01/24585, Requerimentos de Diversas Entidades, 1914/03/02-1915/12/09 及 MO/AH/AC/SA/01/02717, Leilão de Mobília e Utensílios em 12 de Junho de 1910, 1910/06/09-1910/06/15. 此文獻承蒙澳門黃文輝先生見示，特此感謝！2○ Anuário de Macau. Repartição Central dos Serviços Económicos, 1939, p. XLV 及鄧開頌：《澳門歷史（1840 －1949）》，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年，頁 263。
澳 門 研 究1442023年第 3期未士痕（THOS. HUNTS & Co.）前者聲明：在此紙內，於十一月初四日，有呂宋船一只各加道路剌麥羅連（Gertrudes La Magna）船上各樣器具出投，現今改期定於本月廿五日十一鐘點再行出投（Public Auction/Leilão Publico），以價高者得，現銀交易︒此船現泊黃浦谷巴船澳（Cowper’s Dock）︒船上並有什物單一條︒以便投者觀悉︒咸豐四年十一月十壹日復啟 1○圖 6 1855 年 1 月 6 日在《澳門、地捫及梭羅憲報》上刊登的一則拍賣西班牙輪船的三語廣告圖片來源：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vol. I, no. 12, 6 de Janeiro de 1855, p. 48.1○ 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vol. I, no. 12, 6 de Janeiro de 1855, p. 48.
澳 門 研 究1462023年第 3期回省。” 1○大多認為“夜冷”是“Yelling”的音意兼譯形式。這個問題值得進行一番考辯。香港從 20世紀 60年代起便有這種說法：“拍賣，是商場買賣方式的一種，這種方式來自歐洲，又稱叫賣，此間俗稱之為‘夜冷’，即是英語叫賣（Yelling）的譯音。因此拍賣行，此間一般也習稱‘夜冷行’。……拍賣是把貨物當眾公開賣出，有意購置者可各自互相喊價，由喊價高者贏得，拍主持人持木槌或拍，以槌或拍擊下時算是成交，故稱拍賣。此間有些人也把拍賣稱之為‘喊冷’的，還是（Yelling）的音意兼譯。” 2○這一說法甚至影響到了專業學者， 3○ 就連專門研究香港粵語的本地學者也從其說：“Yelling賣二手貨 喊夜冷 （haam）yehlāang。” 4○此說可謂流傳甚廣，根深蒂固，儼若定論。2014年，張勵妍和張美靈提出了一種新看法：“‘夜冷’為英捂 yelling的音譯，一說源於葡萄牙語 leilão，意為‘拍賣’，後傳至潮汕及廣東地區，音譯為‘夜冷’。” 5○2015年，黃國聲從前說注釋曰：“（聲按：‘冷’讀粵語冷的陰平聲。‘夜冷’應為英語 yelling或葡萄牙語 leilão的音譯，意為叫賣、拍賣）。” 6○雖增加了一種可能，惜缺乏應有的論證。我們來看看 19世紀和 20世紀初澳港二地出版的字典。1828 年在澳門出版的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的《通商字匯》（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收入：“AUCTION，to sell by，明投賣 ming-tow-mae。” 7○1844年在澳門出版的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華韻府歷階》（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收 入：“AUCTION, 投 賣 táu-mái.” 8○上文提及的 1855 年 1 月 6 日的《澳門、地捫及梭羅憲報》刊登的拍賣一艘在廣州黃埔的西班牙輪船的英、葡、中三語廣告，其中英語版使用了“Public Auction”，相對應的葡語是“Leilão”。英語落款是“Auctioneers（拍賣師）”，葡語落款則是“Pregoeiros 1○ 〔清〕陳鏸勳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26。2○ 《香港商業手冊》，香港：經濟導報社，1960 年，頁 261。3○ 羅常培：《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 230；陳小雄編著：《地道廣州話用語》，廣州：羊城晚報出版社，2005 年，頁 314；吳禮權：《漢語外來詞音譯的四種特殊類型》，《詞匯學理論與應用》編委會編：《詞匯學理論與應用（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170；鄭佩瑗：《廣州話常用詞語釋例》，廣州：羊城晚報出版社，2008 年，頁 188。4○ 〈附錄：香港粵語裏的外來語詞匯〉，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年，頁 229。5○ 張勵妍、張美靈：《粵普快譯通》，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 年，頁 90。6○ 〈濡染洋風，廣州最早（下）〉，黃國聲：《羊城談舊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5。7○ 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編；葉農、金國平整理：《通商字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 7。8○ Williams, Samuel Well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英華韻府歷階》）.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p. 10.
葡萄牙語詞“leilão（夜冷／拍賣）”入華史話147de Leilão（拍賣喊價師）”。 1○ 這則三語廣告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夜冷”的英語名稱是“auction”，而非“yelling”。1866年在香港出版的羅存德（William Lobscheid）的《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收入：“Auction, ……投夜冷 tau yé lang，喊夜冷 hám yé lang，拍賣 pák，mái•……auction room，夜冷館 ye lang kún.”同一字典對“拍賣者”的解釋是：“Auctioneer夜冷 yé lang. Yé lang，掌投貨者 chéung tau fo ché.” 2○1909 年在香港出版的路易 • 奧巴札克的《晚清民初粵語法漢詞典》還見：“Adjudication投夜冷 t’ao1yé3 láng2；拍賣 pak0 mái3；投明賣 t’ao1 ming1mái3”。 3○可見，“夜冷”這個詞，從香港開埠後不久一直使用到 20世紀初。我們看到，在英文裏，“yelling”是“yell”的現在分詞。原型動詞是“yell”，意即“叫喊；大喊”。1844年的《英華韻府歷階》收入“YELL, 哼聲 hiáu shing.”，4○但沒有拍賣的意思。無論在英式英語，還是美式英語中，我們都沒有查到“yelling”代替“auction”的情況。在香港從 1850年開始連續出版的 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appines, & c. For the Year、The China Directory of Foreign Residents 和 The Hongkong Directory and Hong List for the Far East中收入了許多“夜冷館”的行名，卻沒有一個以“yelling”為名。1997年出版的《香港話普通話對照詞典》已有正確的說明：“【夜冷】-lang5 ／ yè lěng 叫賣舊貨，拍賣。按：這個音譯詞源於葡萄牙語 leilão，傳至馬來語就變為 lelang，然後再由閩南話進入粵語。” 5○這一按語值得商榷。從葡萄牙文借入馬來語後，應該是同時進入了閩南語和粵語。鑑於前述，我們有理由認為，簡稱“yelling”為“夜冷”的來源乃一穿鑿附會而來的偽詞源。四、�語“leilão（夜冷／拍賣）”在不同時期曾有過不同的內涵和外延。1○ 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vol. I, no. 12, 6 de Janeiro de 1855, p. 48.2○ Lobscheid, William.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英華字典》）. Part. I, Hongkong “Daily Press”, 1866, p. 114.3○ （法）路易 • 奧巴扎克編著：《晚清民初粵語法漢詞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年，頁 19。4○ Williams, Samuel Well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英華韻府歷階》）.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p. 334.5○ 朱永鍇編著：《香港話普通話對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 年，頁 139。
選擇連詞對澳門與內地中文立法文本可讀性的影響──以澳門《民法典》中“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或者”為例161或者說更多的是反映出翻譯者由於自身的中文語法問題而導致翻譯質量不盡如人意的問題。當然，由於澳門《民法典》的翻譯時間較短，翻譯部門難以在短時間內召集到法律、語言雙通人才參與到翻譯工作中，這也是導致翻譯質量不盡如人意的重要原因。（1）葡文原文的影響以下為因葡文原文而影響中文譯本可讀性的例子，具體來說是因葡文原文中“ou”（“或”）的語法特點本身就較為複雜而導致譯本可讀性降低的例子。1.1“ou”連接項的項數多有的中文條款句中“或”連接對象的項數多，是受到葡文原文條款句的影響所致，如例（5）中“或 3”連接的對象多達 13項是因為原句例（5b）便是如此：例（5b）：Os direitos de personalidade são reconhecidos a todas as pessoas e devem ser protegidos sem qualquer discriminação injustificada, nomeadamente por motivos de 【①nacionalidade】,【②local de residência】,【③ascendência】,【④raça】,【⑤etnia】, 【⑥cor】,【⑦sexo】,【⑧língua】,【⑨religião】,【⑩opinião ou1 convicção política ou2 ideológica】,【⑪instrução】e【⑫ situação económical ou3 【⑬condição social】. (Código Civil, Artigo 67.º, N.º 1)例（5b）中“ou3”對應例（5）中“或 3”，“ou3”本身連接的對象就長達 13項。受“ou3”影響，“或 3”也相應地連接 13項對象。1.2“ou”連接項的長度長從行文表達的形式看，漢語書寫不分詞，因此“或”連接項的長度直觀上以字數論；葡語書寫分詞，因此“ou”連接項的長度以詞數論。漢語同一句話的字數會往往多於詞數，因為一個漢字不一定能構成一個詞，但一個詞一定最少有一個漢字。由於葡語不存在“字”的概念，因此這裏我們對比“或”與“ou”連接項的長度時以詞數論。有的中文條款句中“或”連接項的長度較長是因為葡文原句與之對應的“ou”連接項的長度本身就長，如例（20）中“或 2”連接項的詞數為 27個，而葡文原句例（20b）中對應的“ou2”連接項的詞數也為 27個。例（20）：如因不可歸責於權利人之程序上原因而使對被告之起訴被駁回或 1 使仲裁協議作廢，且【時效期間在當時已屆滿】，或 2【將在有關裁判成為確定或 3 導致仲裁協議作廢之事實發生後兩個月內屆滿】，則視時效在該兩個月內不完成︒（《澳門》第三百一十九條第三款）例（20b）：Se, por motivo processual não imputável ao titular do direito, o réu for absolvido da instância ou1 ficar sem efeito o compromisso arbitral, 【e o prazo da prescrição tiver entretanto terminado】 ou2 【terminar nos 2 meses imediatos ao trânsito em julgado da decisão ou3 da verificação do facto que torna ineficaz o compromisso】,
澳 門 研 究1622023年第 3期não se considera completada a prescrição antes de findarem estes 2 meses. (Código Civil, Artigo 319.º, N.º 3)1.3“ou”連接項的內部結構層次複雜前文提到，有的“或”連接的對象存在兩種複雜現象：一是內嵌，如例（11）與例（13）；二是包含複句，如例（18）。這也是受葡文原文的影響所致，分別見例（11b）、例（13b）與例（18b）：例（11b）：【De exigir a substi tuição ou1 o reforço do penhor】 ou2 o cumprimento imediato da obrigação, se a coisa empenhada perecer ou3 se tornar insuficiente para segurança da dívida, nos termos fixados para a garantia hipotecária. (Código Civil, Artigo 666.º, Al. c)例（11b）中“ou1”、“ou2”、“ou3”依次對應例（11）中“或 2”、“或 3”、“或 1”，序號上沒整齊對應的原因是該假設複句的假設前提小句在例（11b）與例（11）中分別位於句末、句首的不同位置，二者前後倒置。不過，例（11b）中“ou1”仍本就前嵌於“ou2”的連接對象中。受葡文這種前嵌關係的影響，“或 2”也前嵌於“或 3”中。例（13b）：Se o credor usar da coisa empenhada contra o disposto na alínea b) do artigo 667.º, ou1 【proceder de forma que a coisa corra o risco de perder-se ou2 deteriorar-se】, tem o autor do penhor o direito de exigir que ele preste caução idónea ou3 que a coisa seja depositada em poder de terceiro. (Código Civil, Artigo 669.º)例（13b）中“ou1”、“ou2”、“ou3”依次對應例（13）中“或 1”、“或 2”、“或 3”，“ou2”本就後嵌於“ou1”的連接對象中。受葡文這種後嵌關係的影響，“或 2”也後嵌於“或 1”中。例（18b）：Se houverem decorrido 5 anos, não tendo a obrigação principal um termo, ou 【se, tendo-o, houver prorrogação legal imposta a qualquer das partes】. (Código Civil, Artigo 644.º, Al. e)例（18b）最後一小句“houver prorrogação legal imposta a qualquer das partes”與其前帶“ou”的成分“ou se, tendo-o”之間雖未用轉折關聯詞，但二者仍是轉折邏輯關係。 1○受葡文這種轉折關係的影響，“或”連接的後句當中也使用了關聯詞“但”來使整個條款句小句構成一個轉折複句。（2）翻譯質量的影響 中文譯本澳門《民法典》中“或”的用法複雜，有的是由於中文語法本身特點所致，如下文例（8b）中的“ineficácia”無論是譯為上文例（8）的“不產生效力”還是譯為1○ 雖然“se”對應英文的“if”，但據語境判斷，此時“se”的實際意義應該為“even if”，因此“ou se, tendo-o, houver prorrogação legal imposta a qualquer das partes.”非由“se”引導的假設複句。
選擇連詞對澳門與內地中文立法文本可讀性的影響──以澳門《民法典》中“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或者”為例163下文例（8c）的“不生效”，中文都至少需要 2個詞，而原文只需 1個詞。然而，“或”的用法複雜更多是因翻譯者自身的中文語法問題所致，從而使得譯本的翻譯質量不盡如人意。以下為因翻譯質量問題而影響中文譯本可讀性的例子，具體說是翻譯者對與“ou”相關的內容作出的繁瑣翻譯而導致譯本可讀性降低的例子。2.1“或”出現的次數多例（1）與例（2）中“或”出現的次數分別高達 7次和 8次，但葡文原文並非如此，分別見例（1b）與例（2b）：例（1b）：Se a declaração confessória, judicial ou1 extrajudicial, for acompanhada da narração de outros factos ou2 circunstâncias tendentes a infirmar a eficácia do facto confessado ou3 a modificar ou4 extinguir os seus efeitos, a parte que dela quiser aproveitar-se como prova plena tem de aceitar também como verdadeiros os outros factos ou5 circunstâncias, salvo se provar a sua inexactidão. (Código Civil, Artigo 353.º)例（1b）只有 5個“ou”，依次對應例（1）中“或 1”、“或 2”、“或 4”、“或 5”、“或 6”。例（1）“該等事實或 3情事”、“該等事實或 7情事”分別是對前文“其他事實或 2情事”、“其他事實或 6情事”的回指，因此“或 3”、“或 7”實際是對“或 2”、“或 6”的重複。而例（1b）中未重複出現對應“或 3”的“ou”，由“或 7”連接的項“事實”與“情事”也被代詞性表達“a sua”憑藉其所體現的“那些”�義代替，“或 7”也就無出現的必要，因此“ou”實際只出現 5次。例（2b）：A letra e a assinatura, ou1 só a assinatura, de um documento particular consideram-se verdadeiras, quando reconhecidas ou não impugnadas pela parte contra quem o documento é apresentado, ou quando esta declare não saber se lhe pertencem, apesar de lhe serem atribuídas, ou quando sejam havidas legal ou judicialmente como verdadeiras. (Código Civil, Artigo 368.º, N.º 1)例（2b）也只有 5個“ou”，依次對應例（2）中“或 1”、“或 2”、“或 3”、“或 5”、“或 7”。例（2）“筆跡及簽名或 6僅其簽名”、“筆跡及簽名或 8僅其簽名”均為對前文“筆跡及簽名或 1僅其簽名”的回指，因此“或 6”、“或 8”實際是對“或 1”的重複。而例（2b）中未重複出現對應“或 6”、“或 8”的“ou”，例（2）中由“或 4”連接的項“筆跡”與“簽名”也被複數式動詞“pertencem”憑藉其所體現的“它們”�義代替，因此“ou”實際也只出現 5次。中文的例（1）與例（2）在翻譯上採用的回指與重複，增加了句子的繁瑣度。2.2“或”連接項的長度長以“或 3”連接的字數多達 53個的例（8）為例，即使將連接項的長度計算方法由按字數計轉為按詞數計，“或 3”的連接項仍多達 36個詞，而葡文原文例（8b）中“ou3”
澳 門 研 究1642023年第 3期的連接項則只有 32個詞。這是因為翻譯的冗餘與繁瑣所致，具體體現在：第一，譯文重複了“狀況”1次，而原文借助語境的提示只使用了 1個“estado”；第二，譯文增加了 2個與“狀況”連用的相同的詞“身分”，這兩個詞在原文中並未出現；第三，譯文將原文“invalidade”與“ilegitimidade”以及“eficaz”與“ineficácia”分別譯為均由 2個詞組成的短語“非有效”與“不正當”以及由 2個與 3個詞組成的短語“產生效力”與“不產生效力”，這又共增加了 5個詞。例（8b）：Cessa o disposto no artigo anterior, quando da sua aplicação 【resulte a invalidade ou1 ineficácia de um negócio jurídico que seria válido ou2 eficaz segundo a regra fixada no artigo 15.º】, ou3 【a ilegitimidade de um estado que de outro modo seria legítimo. (Código Civil, Artigo 17.º, N.º 1)2.3“或”連接項的內部層次多例（9）中“或 2”連接項的內部層次多達 9層，但按照同樣方法對葡文原句例（9b）進行層次劃分後發現，與“或 2”對應的“ou”連接項的內部層次則只有 7層。例（9b）：A lei interpretativa integra-se na lei interpretada, ficando salvos, porém, 【os efeitos já produzidos pelo cumprimento da obrigação, por sentença transitada em julgado, por transacção, ainda que não homologada】, ou 【por actos de natureza análoga】. (Código Civil, Artigo 12.º, N.º 1)例（9b）中“ou”連接 24詞，而例（9）中“或”連接 28詞（如果以字論，更是多達42字）。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也是翻譯的繁瑣，例（9）將“por transacção, ainda que não homologada”直譯為“不論是否已認可之和解”，顯得冗餘啰嗦。2.4“或”連接的對象內部存在雙嵌套現象例（15）中“或 2”連接對象的前後項中分別嵌套了“或 1”和“或 3”，葡文原句雖也有內嵌，但只是前嵌式而非異常複雜的雙嵌式，見例（15b）：例（15b）：Restituição do preço ou1 pagamento da indemnização, no todo ou2 em parte, com aceitação do credor. (Código Civil, Artigo 887.º, N.º1,Al. b)例（15b）中“ou2”在語義上相當於“或 1”“或 3”的合成，原因是例（15b）行文採用的是葡文先行成分先出現、限制成分後出現的定語後置方式，“no todo ou2 em parte”在後面同時限定“preço”與“indemnização”，而中文卻是將“ou2”分化成限定“價金”的“或 1”與限定“賠償”的“或 3”。“ou1”在語義上相當於“或 2”，但由於其在句子中的位置與“或2”居於“或 1”與“或 3”之間不同，加之“ou”的總數比“或”少 1個，因此例（15b）無法出現例（15）的雙嵌套現象，只出現了“ou1”包含於“ou2”的前嵌式內嵌。（二）導致“或者”使用複雜的主要原因目前全球屬大陸法系的法律大多用印歐語寫成，印歐語在語法上具有長句多、句子
澳 門 研 究1662023年第 3期表任指關係的“任一”，其限定範圍是確定的，如例（22）小句內就已提示出“任一”的範圍是在澳門地區的正式語文“三文四語”內。內地則傾向於用“之一”來列舉，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 48個“之一”中有 46個（佔 95.8%）表分項選擇，如例（23）：例（23）：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關係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該自然人死亡：（一）下落不明滿四年；（二）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滿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四十六條第一款）然而，相比澳門《民法典》216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1260�的總條款數，澳門文本 77個“任一”、內地文本 46個“之一”用於表選擇的分項列舉，數量仍然偏少。因此，將更多的由“或”／“或者”連接的複雜選擇句改用“任一”或“之一”來表達，很有必要。例如，澳門方面，澳門《民法典》將葡文原句例（24）譯為例（24b），但如根據葡文原意，本文認為譯為例（24c）則更加妥當：例（24）：As disposições por morte, bem como a sua revogação ou1 modificação, são válidas, quanto à forma, se corresponderem às prescrições da lei do lugar onde o acto for celebrado, ou2 às da lei pessoal do autor da herança, quer no momento da declaração, quer no momento da morte, ou3 ainda às prescrições da lei para que remeta a norma de conflitos da lei local. (Código Civil, Artigo 62.º, N.º 1)例（24b）：死因處分以及其廢止或 1變更，如其方式符合訂立行為地法之規定，或 2 符合被繼承人作出意思表示時或死亡時之屬人法之規定，又或 3 符合訂立行為地法之衝突規範所援引法律之規定者，均為有效︒（《澳門》第六十二條第一款）例（24c）：死因處分以及其廢止或 1 變更，如其方式符合以下任一規定者，則均為有效：a）訂立行為地法之規定；b）被繼承人作出意思表示時或死亡時之屬人法之規定；c）訂立行為地法之衝突規範所援引法律之規定︒（本文譯）從葡文原意看，“prescrições da lei do lugar onde o acto for celebrado”、“da lei pessoal do autor da herança”、“ainda às prescrições da lei para que remeta a norma de conflitos da lei local”三者是處在同一平面上的並列選擇關係，因此用“任一”對其作分項表達後，句子的可讀性更高。內地方面，例（7）可換用“之一”而進行如下分項表達，見例（7b）：
澳 門 研 究1702023年第 3期例（26b）：Se as partes t iverem deixado pendente a negociação de determinados pontos secundários, mas tiverem revelado, por meio do começo de execução ou por outra qualquer forma, uma vontade inequívoca de se vincularem ao contrato nos termos negociados, este considera-se concluído, aplicando-se as regras de integração quanto aos pontos omissos. (Código Civil, Artigo 224.º, N.º 2)內地文本方面見例（27）：例（27）：依據本條第一款規定指定監護人前，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處於無人保護狀態的，由 {【 1○ 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 2○ 村民委員會】︑【 3○ 法律規定的有關組織或者④民政部門】} 擔任臨時監護人︒（《內地》第三十一條第三款）例（27）“或者”句規定了能擔任臨時監護人的四個主體① -④，其中“或者”連接的3○ ④主體界定清晰，即“法律規定的有關組織”與“民政部門”，因為“法律規定的民政部門”在語義上說不通。但是，句中 {}範圍內第一個頓號連接的 1 2○○ 的主體界定則存在問題：居民委員會是城鎮居民的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是農村村民的自治組織，但城鎮或農村都可能是被監護人的住所地。因此，“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可同時是“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的定語，如此該選擇句的四個主體應該為“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被監護人住所地的村民委員會”、“法律規定的有關組織”、“民政部門”。故結合呂先生觀點，例（27）可改為例（27b）：（27b）……由 {【 1○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或 2○村民委員會】︑【 3○法律規定的有關組織或者 4○ 民政部門】} 擔任臨時監護人︒（本文改寫）修改後，一來“或”不具有頓號的停頓特點，因此在語法和語義上拉進了“村民委員會”同“被監護人住所地的”的距離；二來“或”、頓號與“或者”三者混用也明示了各選擇項之間的關係：由“或”提示的�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與�監護人住所地的村民委員會之間的選擇關係，由頓號提示的二委員會同 3○ 組織及④部門之間形成的更大的選擇關係，以及由“或者”與“或”共同提示的連詞 A與連詞 B的關係。（四）提高翻譯質量前文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編纂在一些表達方式上如多層表達中的超長定語連用受到西方法律表達方式的影響。這種超長定語的產生是對西方語言進行翻譯的結果，中文文本的某些句子帶着印歐語語法特點的痕跡。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編纂中，固然可以對西方法律進行借鑑與翻譯，但需要做好法律語言的本土化，例如可用“之一”進行分項表達或用主謂短句表達等方式來翻譯超長定語。不過，本節“提高翻譯質量”主要是針對澳門《民法典》的中譯而言的，因為澳門《民法典》本就是譯本，其翻譯程度與受翻譯質量影響程度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高很多。
澳門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175接經濟損失 6.91億澳門元。2019年，澳門特區政府公佈了《澳門特別行政區防災減災十年規劃（2019－ 2028年）》， 1○ 旨在建設一個國際先進的宜居、宜業、宜行、宜遊、宜樂城市，有序推進防災減災九個重點領域工作，包括應急管理體系、風險管理與監測預警、應急隊伍救援和裝備。本文建立了澳門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指標體系，有助於提高對澳門洪澇災害風險的認識，優化城市規劃和應急管理，減少災害損失。二、風暴潮災害（一）風暴潮風暴潮通常是指由風或大氣壓強引起的海平面異常上升或下降。當風將大量水團推向或遠離海岸時，將產生顯著的湧浪高度。這種影響不應與波長較短、空間和時間尺度較小的波浪引起的海面高度變化相混淆。 2○ 風暴潮分為熱帶風暴潮和溫帶風暴潮。熱帶風暴潮通常也稱為颱風風暴潮，這是一種由熱帶氣旋引起的風暴潮，常發生在夏季和秋季。溫帶風暴潮是由冷暖空氣相交匯引起的風暴潮，常發生在春季和秋季。（二）風暴潮災害沿海城市容易受到由風暴潮影響所引起的水浸�害，造成人員的傷亡和公共設施的損壞。這一災害的嚴重程度除了與風暴潮自身強度有關，還取決於是否與天文大潮疊加、受災城市的地理位置、海岸線情況、社會文化和經濟現狀等。（三）風暴潮災害風險風險這一詞彙已被廣泛研究，但直至現在都還沒有一個公認的風險定義。在專著《風險》一書中，風險是指不利影響程度和災害發生可能性的綜合影響。 3○ 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Humanitarian Affairs，UNDHA）提出風險主要是指在一定的時間和地理區域內，由致災因子造成的死亡、傷害和經濟損失。 4○ 風險是指致災因子發生概率與災害損失的乘積， 5○ 是由致災因子、災害環境和承災體這三個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 6○ 是對危險性、暴露性和脆弱性的綜合評價。 7○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提出，風險是致災因子和人類脆弱性相結合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澳門特別行政區防災減災十年規劃（2019 － 2028 年）》，2019 年 10 月。2○ Weisse, Ralf, and Hans von Storch. Marine Climate and Climate Change Storms. Spring, 2010.3○ Adams, John. Risk.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5.4○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Internationally Agreed Glossary of Basic Terms Related to Disaster Management. UNDHA, 1992.5○ Smith, Keith. Environmental Hazards: Assessing Risk and Reducing Disaster. Routledge, 1996.6○ 史培軍：〈三論災害研究的理論與實踐〉，《自然災害學報》（哈爾濱），第 3 期（2002），頁 1 － 9。7○ Okada, Norio, et al. Integrated Research on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of Urban Diagnosis for Disaster Risk and its Applications. 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t Kyoto University, 2004.
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176的結果。 1○基於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認為致災因子和承災體相互作用構成了風暴潮災害風險機制，這導致了通常所說的風暴潮災害。在一個處於風暴潮區域內的城市，如果人類社會系統容易受到一定強度的風暴潮影響，且缺乏足夠的響應能力時，風暴潮災害風險就會存在。災害風險評估是研究風暴潮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主要通過分析和評估風暴潮的危險性和承災體的脆弱性來實現。（四）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災害風險評估是制定全面減災和應急管理政策的基礎。它能有效地將災害風險納入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和方案中。災害風險評估還可以指導發展投資，這能夠廣泛地提高受影響社區的承災能力。 2○ 國際減災戰略（ISDR）將危險性、脆弱性和災害風險評估確定為優先事項之一。 3○ 由於風暴潮災害在沿海城市發生頻率高，特別是由颱風風暴潮導致的災害。因此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是一個普遍關注的問題，這是一個涉及自然災害和社會屬性的多學科評估過程。當風暴潮的強度超過受影響城市的人類社會系統的脆弱性等級和應急能力時，災害就會發生。 4○ 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可以定義為對沿海城市的生物系統、生態環境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統稱為承災體）在風暴潮災害中遭受破壞或損失的可能性的定量描述，從而得出受影響城市的風暴潮災害風險等級。在本文中，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主要分為危險性分析和脆弱性分析。（1）危險性分析風暴潮實時預測主要內容是對即將出現的風暴潮進行預測。風暴潮數值模擬可以預測每次即將到來的風暴潮的最大風暴潮和風速，從而實現風暴潮危險性的實時預報和預警，但同時它也受預測模型的準確性和精確度的限制。它只能預測特定的風暴潮情況，並不能對風暴潮進行長期趨勢的預測。 5○ 近年來主要研發�非結構網格數值模型，如FVCOM、ADCIRC和 SELFE，其優點是能夠根據實際地形特徵設置網格。不僅可以在近岸設置精細網格以適應複雜的海岸線，也可以在近岸適當地降低網格分辨率以保證模擬精度並提高計算效率。 6○風暴潮災害長期分析主要關注的是風暴潮的重現期。風暴潮的重現期是分析風暴潮1○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Living with Risk: a Global Review of Disaster Reduction Initiative. United Nations, 2004.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for Project Preparation. ADB, 2017.3○ 史培軍：〈再論災害研究的理論與實踐〉，《自然災害學報》（哈爾濱），第 4 期（1996），頁 6 － 17。4○ 史培軍：〈四論災害研究系統的理論與實踐〉，《自然災害學報》（哈爾濱），第 6 期（2005），頁 1 － 7。5○ 李擴、李國勝：〈風暴潮風險研究進展〉，《自然災害學報》（哈爾濱），第 6 期（2011），頁 104 －111。6○ 侯一筠等：〈我國海洋動力災害研究進展與展望〉，《海洋與湖沼》（青島），第 4 期（2020），頁 759 －767。
澳門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177危險性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它可以對風暴潮的長期危險性趨勢進行預測分析。 1○ 這有助於沿海城市的防災減災規劃，但它並不能分析具體的風暴潮過程，因此它不能用來預測單個風暴潮案例的危險性。（2）脆弱性分析風暴潮災害風險不僅與風暴潮的強度和頻率有關，還與風暴潮災害承災體的脆弱性密切相關。根據 IPCC第五次工作報告，脆弱性是指自然和社會系統容易受到不利影響的趨勢，以及它們對環境的敏感性、響應力和適應性。 2○ 簡單來說，風暴潮災害的脆弱性客觀地反映了沿海城市對風暴潮的抵抗力。風暴潮災害脆弱性分析可以普遍分為兩類：一是基於指標體系，二是基於脆弱性曲線。指標體系法是一種半定量的計算方法，以某一研究領域為基礎，研究不同領域在當前社會的經濟、人文、地理、政策、法規等條件下對風暴潮災害的脆弱性。它是脆弱性分析中使用最為廣泛的方法。Gornitz在未來海平面上升對全球海岸災害影響研究中提出了海岸脆弱性指數和風險等級的概念。 3○Klein等人圍繞沿海城市脆弱性分析的概念提出一個有關敏感性、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這三方面的脆弱性分析框架。 4○構建脆弱性曲線是國外廣泛採用的一種研究脆弱性的定量方法。然而在國內目前還沒有一個標準的災害評估系統，這是因為災害數據的共享不足和數據信息的獲取困難，因此很難構建一個成熟且實用的脆弱性曲線。 5○ 此外，該方法不涉及沿海城市的社會、經濟和環境的脆弱性程度的分析，以及對災害的應急反應能力分析。三、澳門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一）澳門風暴潮災害風險指標體系（1）澳門風暴潮災害風險指標選取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的建立應遵循科學性、全面性、可操作性、因地制宜和靈敏性五項原則。1）科學性：指標體系應符合風暴潮災害的發生機制，以風暴潮災害形成的內因和外因為基礎。1○ 傅賜福等：〈濱海新區溫帶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研究〉，《海洋學報》（北京），第 1 期（2013），頁 55 －62。2○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AR5 Synthesis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14. IPCC, 2014.3○ Gornitz, Vivien. “Global Coastal Hazards from Future Sea Level Rise.”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vol. 89, no. 4, 1991, pp. 379-398.4○ Klein, Richard J. T., and Robert J. Nicholls. “Assessment of Coastal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Ambio, vol. 28, no. 2, 1999, pp. 182-187.5○ Zhang, Yuexia, et al. “Discussion on Evaluat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Storm Surge Hazard Bearing Bodie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Wenzhou.”Frontiers of Earth Science, vol. 9, no. 2, 2015, pp. 300-307.
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1782）全面性：風暴潮災害風險受多重因素影響。因此在選擇的過程中應同時考慮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以充分反映研究地區的風暴潮災害風險。3）可操作性：不僅要充分考慮指標的全面性，而且需要考慮所選指標在實際情況中的可用性和可操作性。4）因地制宜：不同地區在環境、社會、人文、經濟等方面存在差異，應根據所研究地區的具體條件選擇合適的指標。5）靈敏性：由於太多的指標會降低相對權重，不利於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因此所選指標的數量不宜過多。在研究地區中，選擇的指標應對風暴潮災害的風險有較大的影響，並對所研究地區的風暴潮災害風險更為敏感。澳門是一個小型的沿海城市，根據 2022年的資料，土地總面積約為 33 km2。由於其面積較小，難以對 23個統計區進行相關經濟數據的統計。因此在本研究中，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中的指標體系主要側重於水浸情況、社會因素和承災能力上。在構建澳門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指標體系時，考慮以下幾個方面：風暴潮災害的特徵現象、澳門海岸的特點以及所選指標基本上能夠反映風暴潮對澳門社會發展的影響。最後本文選取 4個指標（5個元素）構成危險性分析指標體系，選取 6個指標（13個元素）構成脆弱性分析指標體系（表 1、2）。表 1 風暴潮災害危險性指標��類別 �� 元素 �� ��來源�暴潮�� �大�� 評估��的�大��FVCOM ( L i e t a l . , 2021)水��度�大水��度 評估��的�大水��度（不�� 5 %的�大值）平�水��度 評估��的平�水��度水�面積 水�面積� 評估��的水�面積�評估單位�面積�水��長 �水��長 評估��的�水��長
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3期184場颱風中澳門城市風暴潮危險性分佈特點。基於澳門風暴潮災害風險指標體系，對“天鴿”和“海高斯”颱風作用下澳門 23個統計區的風暴潮危險性進行分析。研究區域的風暴潮災害危險等級根據五個具體的危險性指標元素（即最大流速、最大水浸深度、平均水浸深度、水浸面積比和總水浸時長）確定，其計算方法為：(1)其中，為研究區域的編號，本文研究澳門 23 個統計區的風暴潮災害危險性，故而=1,2,…,23; 代表危險性指標元素； iH 為風暴潮事件中第 個統計區的綜合危險等級；ijD 為第 個統計區由具體的危險性元素 誘發的危險等級； jW 為危險性元素 的權重。風暴潮危險性一共分為 5個等級，即安全、低危險性、中等危險性、高危險性和極高危險性（表 10、11）。風暴潮所造成的水浸現象也屬於洪水的一種，因此本文參考了澳洲以洪水深度與流速的組合曲線對洪水危險性進行的規範劃分、 1○ 菲律賓納加市二維水動力模型的洪水災害圖、 2○《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行業標準：洪水風險圖編制導則》，�有關洪水危險等級的確定的文獻， 3○ 並結合風暴潮對澳門影響的特徵，得出澳門風暴潮危險性指標在各危險等級的閥值（表 12）。表 10 風暴潮災害危險等級危險等級 0 I II III IV危險值 0 0 < H ≤ 1 1 < H ≤ 2 2 < H ≤ 3 3 < H ≤ 4表 11 風暴潮災害危險等級詳細描述危險�� 危險�度 ��0 �� 沒有危險，該區域在風暴潮期間不會水浸I � 危險性低，該區域在風暴潮期間可能會有小範圍水浸，不會造成洪水II 中 危險性中等，該區域在風暴潮期間可能會有水浸，並可能造成洪水III 高 危險性高，該區域在風暴潮期間容易會有水浸，並容易造成洪水IV �高 危險性極高，該區域在風暴潮期間極易會有水浸，並極易造成洪水1○ Agricultur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Council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Floodplain Management in Australia: Best Practice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CSIRO Publishing, 2000.2○ Tennakoon, K. Parameterization of 2D Hydrodynamic Models and Flood Hazard Mapping for Naga City,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eo-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arth Observation (ITC), 2004.3○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行業標準：洪水風險圖編制導則 SL483-2017》，2017年 2月。
ABSTRACTSNo. 3JOURNAL OF MACAU STUDIESNov 2023Quarterly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mong scholars regarding the chronological range of the upper cultural layer on the Hac Sa site in Coloane Island, Macao.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evious evidence for chronological judgements, comparativ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ttery assemblages unearthed from the upper cultural layer at the Hac Sa site and relate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comprehensively referring to the absolute chronological data, re-infer the upper and lower limits of the age of the cultural layer on the Hac Sa site are about 5900 to 5700 years ag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age is at least 1700 years earlier than the previous estimates, which provides a new basis for us to further study the prehistoric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Hac Sa site in the future.Keywords: Macao, Coloane, Hac Sa Site, Upper cultural layerA Re-assessment of the Chronological Range of the Upper Cultural Layer on the Hac Sa Site in Coloane, Macao CHAN Peng Fai · 6·Abstract: Johannes Lassar, an Armenian born and brought up in Macao, was hired by the Macao Portuguese government to handle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with Beijing because of his knowledge in Chinese. After being sent to Calcutta, he initially worked at Fort William College, where he was engaged in Bible translation and Chinese teaching, and later became a Chinese teacher of Joshua Marshman. He co-translated the Bible into Chinese with Joshua Marshman for 15 years, which became the first complet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in the world. It did not only spread widely among Chinese believers in Southeast Asia, but also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by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and Joannes/ Johannes Lassar was an inescapable figure in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ible.Keywords: Joannes/Johannes Lassar, Joshua Marshman, Bible translationJoannes/Johannes Lassar: Co-translator of the First Complet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TAN Shulin · 24·Abstract: The articl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toilets in Macao over 100 years. It examines the frequently criticized services which tortuous struggles and attempts in government policies, such as regulating municipal urinals, franchising for fecal matters, imposing public toilets fees, providing drainage and water supply, finding proper lands, advancing movable cesspits, urine replenishment system, “build, operate, transfer” management model, as well as merging cesspits and urinals, etc. Following WWII, the service gradually improved due to urban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in public health resources, leading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toilets throughout Macao.Keywords: Public toilet, Public latrine, Public health, Fecal matters, History of Macao, 19th to 20th centuryA Brief History of Public Toilets in MacaoCHAN Sok I, CHAN Pang Chi · 41·
Abstract: In 2015,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developed a learning framework and conducted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Curriculum Content Mapping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2030”.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mpetencies for 2030 and curriculum redesign. This study takes the two dimensions of “Content-Competencies” of CCM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construct and analyze the mapping of the natural science curriculum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in Macao.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natural science curriculum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in Macao is in consistent with the CCM’s analysis framework. In terms of content, the natural science curriculum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in Macao pays the most attention to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and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but ignores the contents of safety, ethics and interdiscipline. In terms of competencies, “Key Concepts” and “Foundational Literacies” have been fully cultivated, but “Skills, Attitudes and Values” and “Compound Competencies” have the lowest attention. This study also found out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tent theme and competencies training in the natural science curriculum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in Macao is low. In the future, the natural science curriculum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in Macao can consider closely linking the content and competencies, and developing the “content-competency integrated” model to integrate and embed.Keywords: Education 2030, Competencies for 2030, Natural science curriculum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in Macao, Curriculum content mappingAbstract: At present, high-level STEM talen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STEM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valued by countries worldwide.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has been keenly aware of this trend and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applied skills education courses. By analyzing the positioning of comprehensive applied skills education and STEM in Macao,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ea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STEM education, unit teaching design, and big idea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fea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backward teaching design, STEM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 and big idea teaching design”. This paper presents a backward STEM curriculum integration path with big ideas as the core, the STEM education, big idea, backward teaching design three advanced education idea,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skills education curriculum provides exploration path, help teachers from a higher perspective integrated teaching design,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big ideas, improve students' scientific inquiry and engineering design abilities.Keywords: Comprehensive applied skills education, Big idea, Backward teaching design, STEM, Integration pathExamining the Natural Science Curriculum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in Macao Based on OECD Education 2030Exploration of Comprehensive Applied Skills Education in Macao: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Backward STEM Curriculum Based on Big IdeasWANG Yunying, WEI BingLIN Yanlong, OON Pey Tee· 61·· 76·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measurement and text analysis, the paper visual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discipline category and cooperation network of academic papers and technical patents in the field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 Macao, realizes the whole picture description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 Macao in the past 40 years,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sustainable innovation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 Macao.Keywords: Bibliometrics, Text mining, Sci-tech innovation,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MacaoA Review,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 MacaoWANG Chen, WANG Zhong · 103·Abstract: After the Portuguese arrived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they introduced an efficient business mechanism known as “leilão” (auction). This term made its way into Chinese through transliteration and became known as “ 夜冷 ” (yè lěng). This business method became a crucial tool for them to rapidly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trade network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onsoons, they faced the urgent challenge of swiftly selling various goods brought from elsewhere.Keywords: Portuguese, Leilão, Coast of China, Business mechanismThe Acculturation History of “Leilão” from Portuguese to the Chinese LanguageJIN Guoping · 135·Abstract: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has improved the horizontal mobility (job rotation) mechanism for training cross-department talents on the basis of ability-oriented civil service reform. This study adopts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among demand-ability fit,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job rotation intention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igating the selection criteria of training cross-department talen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demand-ability fi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rson-organization fit (i.e. 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congruence) 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job rotation intention, which is fully mediated by person-organization fit. It implies that competent civil servants prefer job rotation based on their identification of organizational values formed during their work. As a resul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establishing a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based on both ability and value, using value assessment tools to select young staff with organizational values to participate in horizontal mobility, and deepening civil servants’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towards the public values government pursue.Keywords: Person-organization fit, Demand-ability fit, Job rotation intention, Job rotationWhy Want a Job Change if It is Already a Good Fit? - An Empirical Study on Macao Civil Servants’ Job Rotation IntentionAO Io Weng, O Lai Heong · 121·
Abstract: Coastal cities are increasingly exposed to storm surges due to the rising sea level caused by global warming. As a small-scale, highly urbanized, and densely populated coastal city, Macao is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typhoons and storm surges. In 2017, Typhoon Hato landed at Zhuhai, causing disastrous losses of 10 deaths, more than 200 injuries, and US$1.5 billion in Macao. In 2018, Typhoon Mangkhut again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Macao. Therefore, assessing the risk due to storm surges is crucial to Macao’s futur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no reports on risk assessment of storm surges for a small-scale, highly urbanized and densely populated historical city like Macao.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storm surge disastrous risk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for Macao, including indicators of storm surge hazard, social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The subjective, objective, and combined weights of each indicator are determined. The risks of storm surge hazard in Macao under Typhoon Hato and Higos, respectively taken as an example of extreme typhoons and typical typhoons, are assessed. The levels of hazard, vulner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risk of storm surge flooding in the 23 statistical areas of Macao are analyzed. This study aims to improve the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of coastal disasters,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future urban planning in Macao.Keywords: Macao, Storm surge, Risk assessmentAbstract: The usage of “Huò” in Código Civil (Macau Civil Code)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uòzhě” in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makes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wo Chinese legislative texts different. However, compared with daily language texts, the frequency of “Huò” in Código Civil and “Huòzhě” in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e both very high, they are internally divided into superior and subordinate members “HuòA” and “HuòB”/ “HuòzhěA” and “HuòzhěB” with different logical levels and text scopes, and the number of objects connected by “Huò” or “Huòzhě” is large, the length is long,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is complex and embedded, which all affect the readability of the Chinese legislative texts between Macao and Chinese Main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s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age of “Huò” are main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ortuguese Original Text and translation quality, whi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age of “Huòzhě” are main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Indo-European Gramm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readability of Chinese legislative texts in Macao and Chinese Mainland, w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on the usage of “Huò” or “Huòzhě”: using “Rènyī” or “Zhīyī” instead of “Huò” or “Huòzhě” to divide complex sentence patterns more, using “Huò” or “Huòzhě” both, handling the usage of the stop sign and “Huò” or “Huòzhě” well, and improving translation quality. These suggestions can also be used future legislative or amendment work between Macao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egal texts by improving the legislative language level, so a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rule of law in both Macao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Keywords: “Huò” or “Huòzhě”, Chinese legislative texts in Macao and the mainland, Readability, Reasons, SuggestionsRisk Assessment of Storm Surge Flooding in MacaoThe Influence of Alternative Conjunctions on the Readability of Chinese Legislative Texts in Macao and the Mainland: A Case Study of “Huò” in Código Civil and “Huòzhě” in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ZHENG Hui Min, SHI Huabin, LOK Man HoiWEN Aihua, SHAO Yi· 174·· 149·
